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72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保甫，男，197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凤姣，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东波，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自亮，男，1987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驰，广东金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晶，广东金词律师事务所律师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向阳皮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厦边社区禾成东一街8-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3249384927。法定代表人：李向阳。上诉人任保甫因与被上诉人代自亮、东莞市向阳皮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7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任保甫的诉讼请求。一审收取受理费为5764元，由任保甫负担。任保甫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由代自亮向任保甫支付货款718991.0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7年5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为标准付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3.改判东莞市向阳皮具有限公司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代自亮、东莞市向阳皮具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对任保甫与代自亮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双方一审递交的证据进行了剖析，认定了任保甫所递交的证据尚未达到证实与代自亮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高度盖然性，但同时认可了代自亮所主张的合作关系，并据此告知任保甫本案应当变更为合作法律关系继续审理。因任保甫实际上从未与代自亮之间建立过合作关系，故而坚持原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及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任保甫与代自亮之间的交易方式并不违背当下的交易习惯，任保甫所递交的证据能够达到交易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高度盖然性。任保甫的证据《送货单》显示了任保甫向代自亮交付了产品，与买卖合同中关于交付以转移所有权的特征相关联，而报价单、付款记录、微信记录截图等证据与买卖合同中的价格相关联。虽然任保甫所递交的《送货单》未列出单价，也未在双方交易初期的微信交谈记录中显示单价,但据此便推断出任保甫的交易未经过报价过程、先送货后确定价格的方式不符合一般买卖交易中交付前确定价格的交易过程的结论有些草率。其一，出于保密的目的在确定报价及产品编码后，在送货单不列明单价待结算时再依据约定的单价结算的做法在加工行业比较普遍。其二，2017年4月19日前后代自亮到任保甫的工厂洽谈，第一批货于2017年4月26日交付，期间由于代自亮急需供货，任保甫对代自亮所特别要求的新款产品的成本亦需要进一步核算，故而任保甫为了能实现长期与代自亮交易的目的，在相信代自亮在价格上不会让任保甫吃亏的情况下才先送货。直到2017年5月13日，代自亮才向任保甫发了一份《报价单》，同时也向任保甫发送了一份内容一致的《展辉宏达电子有限公司陀螺仪采购价格单》，这就使双方之间的交易具备了采购报价的要素。其三，任保甫生产完成后不直接从生产者任保甫的仓库直接送货给客户，却大费周章地先送货给代自亮，再从代自亮人处送货给客户，岂非徒增成本!其四，在2017年5月28日代自亮向任保甫支付的最后一笔款项中，附言写明为“陀螺部分款”，可以推断其在向任保甫支付的是货款。因此，任保甫与代自亮的交易符合常理，相关证据达到了证明双方之间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高度盖然性的程度。2.任保甫与代自亮之间并不存在合作关系。2017年4月17日双方经共同的老乡介绍认识，2017年4月19日左右二人在任保甫的工厂洽谈业务，代自亮主张二人达成合作关系，但对合作方式、成本分摊、利润分配等基本的合作关系的要素均未提供证据佐证。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后果，因此不存在合作关系的可能性。退一步讲，即使任保甫与代自亮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任保甫设计开模后向代自亮确认的特点，勉强也可认定为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但绝非代自亮所主张的合作关系。代自亮答辩称：代自亮认为任保甫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一、任保甫主张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其并未提交买卖合同。只有双方互相送货的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而送货单中双方的送货单均没有单价、付款时间等关键的合同要素。所以双方之间的关系只有凭微信记录可以看出，而微信记录中显示的一起开新模具、山东客户定了10000个，还要任保甫说“轴承搞不定”，代自亮说“我搞定”，代自亮叮嘱任保甫产品不要提前对外公布，以免市场抄袭等聊天内容，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只是一种合作关系。任保甫主张的买卖关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证据。二、任保甫所称的报价单。1.该报价单是代自亮向第三购买人所出具的产品报价，而且该报价单上面是没有数量等采购的意思。2.报价单上的型号等是整体的产品，是可以出售的产品，而不是指任保甫加工未完全可出售的产品。同时，该报价单上的产品型号与任保甫起诉的产品型号并不是一一对应，也就是说报价单的型号与加工型号并不是对应关系。3.正是因为代自亮与任保甫是合作关系，所以才把对外报价如实告诉任保甫。4.如果是按照任保甫主张的买卖关系，报价单应当是任保甫向代自亮报价，按照正常的交易习惯，代自亮向任保甫出示的应该是采购单，而非报价单。5.聊天记录中的报价单是代自亮和任保甫之间没有任何的协商价格的前后关系。不符合任保甫主张的产品加工的性质，三、任保甫在一审中主张买卖合同关系，二审主张加工承揽关系，自相矛盾。四、任保甫在诉状中陈述代自亮有支付426000元的货款，在双方送货单均没有单价的情况下，且双方没有对账，代自亮就支付了该款项，更加说明双方是合作关系。代自亮为解决合作生产成本预先支付的相关款项，而非任保甫主张的部分货款。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东莞市向阳皮具有限公司答辩称：东莞市向阳皮具有限公司与代自亮是合租关系，而非合作关系。而且代自亮的公司与其不是同一公司，代自亮并非东莞市向阳皮具有限公司的成员。二审期间，任保甫提交了新证据：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展辉宏达电子厂工商登记信息、微信聊天记录、展辉宏达电子有限公司陀螺仪采购价格单，拟证明任保甫一审时提交的双方价格结算的证据就是由代自亮制作并通过微信发送给任保甫的，是代自亮向任保甫确认所采购产品的价格。代自亮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根据代自亮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写的的“陀螺仪报价单”，而非任保甫所称的“陀螺仪采购报价单”，一审时任保甫提交的证据里面也是显示为“陀螺仪报价单”，并无“采购”二字。报价单上的是整体、可以出售的产品，而非任保甫加工未完全可以出售的产品，同时，该报价单上的产品型号与任保甫起诉的产品型号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正是因为代自亮与任保甫是合作关系，所以才把对外报价如实地告知任保甫。如果是按照任保甫主张的买卖关系，报价单应当是任保甫向代自亮报价，代自亮向任保甫出示的应该是采购单而非报价单。聊天记录中的报价单是代自亮和任保甫之间没有任何的协商价格的前后关系，不符合任保甫主张的产品加工的性质。另，代自亮当庭出示了其手机记载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表格名称是“展辉宏达电子有限公司陀螺仪报价单”，并无“采购”二字。二审期间，东莞市向阳皮具有限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任保甫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任保甫的上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任保甫与代自亮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任保甫主张与代自亮之间是买卖关系，但任保甫提供的向代自亮送货的送货单中并未显示产品的单价和总价，任保甫二审中主张代自亮向其发送了“展辉宏达电子有限公司陀螺仪采购价格单”，拟证明代自亮向任保甫确认所采购产品的价格。本院认为，根据买卖合同的交易惯例，应是由卖方向买方报价，任保甫主张由代自亮向其发送报价单，与交易惯例不符。且根据送货单显示，任保甫于2017年4月26日开始向代自亮送货，而任保甫提交的“展辉宏达电子有限公司陀螺仪报价单”显示的报价日期为2017年5月5日，先送货后确定价格的方式亦不符合买卖交易的惯例。另，根据代自亮当庭提交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代自亮发送的表格的名称为“展辉宏达电子有限公司陀螺仪报价单”，并无“采购”二字，而本院在庭审中要求任保甫提供原始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时，任保甫表示手机显示该文件已经过期，无法打开，故本院对任保甫二审提交的该证据不予采纳。其次，代自亮提交的向任保甫送货的产品为任保甫交付的产品中的配件，该送货单上亦未载明产品单价和总价。再次，在任保甫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里，亦多处表现出双方共同合作经营的信息。综合以上分析，原审法院认定代自亮与任保甫之间成立的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并向任保甫予以了释明，而任保甫仍坚持原法律关系及诉讼请求，故原审法院对任保甫的诉请予以了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任保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28.00元，由任保甫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天宇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陈美苑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 晨梁善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