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民再273号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包头市恒达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于立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升，内蒙古信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宝，内蒙古昂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文山，196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博宇，内蒙古天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龙，内蒙古天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志刚，男，1982年4月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山，男，196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系刘志刚叔叔。二审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曹永胜，男，1977年7月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申诉人包头市恒达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达置业）因与被申诉人刘文山、刘志刚及二审被上诉人曹永胜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2民终1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诉，本院作出（2018）内民监5号民事裁定，决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恒达置业的法定代表人于立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升、王进宝，被申诉人刘文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博宇、李兴龙，被申诉人刘志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山，二审被上诉人曹永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达置业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恒达置业不承担还款责任，诉讼费用由被申诉人承担。（一）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均没有审理，更谈不上有证据证明。首先，关于曹永胜与刘文山、刘志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一、二审法院没有查。其次，曹永胜与恒达置业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没有查。再次，按照《债权转让协议书》，关于恒达置业与刘文山、刘志刚债权债务应是800万元，但恒达置业写了836万元《借款单》，一、二审法院也没有查。（二）二审法院不开庭审理违法。恒达置业在二审提供了两份新的证据，二审法院不开庭审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另，二审法院对恒达置业提供的两份新证据没有让曹永胜质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三）转让的债权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债权。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时，恒达置业与曹永胜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即恒达置业欠付曹永胜挂靠包头四建给恒达公司建包头市咨询大厦综合楼部分工程的工程款。曹永胜承包的工程造价近两千万元，因此签了《债权转让协议书》，但是直到2016年7月17日即一审法院开庭后，《基本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最终结算值是7638789元，因曹永胜违约没有完成其承包的全部工程，对其没有施工部分的工程款应当予以扣除。截至2015年8月1日，恒达置业已付曹永胜650万元，曹永胜可转让的债权数额仅为1138789元，因此，恒达置业付了刘文山、刘志刚120万元，多付了61211元，恒达置业无需再承担还款责任。刘文山辩称，恒达置业的请求不能成立，请法院驳回其全部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恒达置业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依法不应受理，且已超过再审期间，应驳回恒达置业再审申请。恒达置业曾于2017年1月9日向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7日作出（2018）内02民再1号民事裁定，驳回恒达置业的再审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一）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其已无权向贵院申请再审，故应驳回其再审申请。另其再审申请已超过六个月的规定，也应驳回其再审申请。（二）《债权转让协议书》中恒达置业与曹永胜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款项之外的债权债务，曹永胜将其合法债权转让给刘文山。恒达置业认为其与曹永胜只存在建设工程款且已向曹永胜付清了工程款，再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恒达置业因资金短缺曾向曹永胜借款800多万元，系恒达置业法定代表人于立刚向曹永胜所借，且全部用于恒达置业经营中，该事实曹永胜于一审庭审中已充分表明。因此，恒达置业才同意将其13套房屋先向刘文山做了让与担保，继而同意向刘文山偿还800多万元，并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恒达置业和曹永胜之间并无工程承包关系，与恒达置业形成工程承包关系的是包头四建，曹永胜只是包头四建的内部承包人，其提交的工程造价报告等证据缺乏关联性，与曹永胜的内部承包工程范围不符，不能证明曹永胜与恒达置业存在工程款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证明恒达置业已经付清了工程款，更不能证明消灭了其与曹永胜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恒达置业不仅陆续向刘文山支付了120万元款项，还向包头四建支付了36.5万元工程款，该行为表明债权转让的款项并非恒达置业应支付曹永胜的工程款。再次，二审判决生效后，刘文山向法院申请执行，恒达置业多次与刘文山协商，完全认可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同意还款，陆续支付75万元并达成和解协议。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再审的听证程序，恒达置业的陈述反复变化、自相矛盾，反而说明了《债权转让协议书》是真实有效的。（三）刘文山与曹永胜之间存在借贷事实，曹永胜完全认可。（四）《债权转让协议书》经依法签订生效，且已经部分履行，应依法继续履行。恒达置业作为经营多年的房地产开发商，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时，面对800万元的高额款项，不可能不经内部审核盲目签订，也不可能不核对款项、不了解事实而随意认可债务，其应当对签订合同的行为承担履约责任。退一步讲，假设恒达置业与曹永胜之间不存在建设工程款之外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也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最终向曹永胜追偿，而不能否认三方《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拒绝支付剩余款项，侵害刘文山的利益。（五）二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合法。刘志刚辩称，同意刘文山的答辩意见。曹永胜述称，我与恒达置业之间的工程量预估一千多万，但复工以后我没有做。通过审计公司审计工程款是七百多万，实际上付了六百五十多万。我和于立刚本人有债务往来，和恒达公司之间没有债务往来，目前我欠于立刚钱。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前我和恒达置业没有债务往来。刘文山、刘志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恒达置业偿还刘文山、刘志刚欠款716万元；2、依法判决恒达置业向刘文山、刘志刚支付违约金143.2万元（716万元×20%）；以上费用共计859.2万元；3、曹永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由恒达置业负担。刘文山、刘志刚在一审庭审时当庭放弃要求曹永胜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日，曹永胜、恒达置业与刘文山、刘志刚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曹永胜拖欠刘文山、刘志刚款共计800万元，恒达置业拖欠曹永胜款共计800万元，经三方共同协商同意，曹永胜将其对恒达置业的债权全部转移至刘文山、刘志刚，作为对曹永胜拖欠刘文山、刘志刚欠款本息的偿还，约定于2015年10月20日前，将欠款全部付给刘文山、刘志刚，并约定如恒达置业与刘文山、刘志刚双方未按本协议履行相应义务，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借款金额20%的违约金；本协议签订后，曹永胜与刘文山、刘志刚双方债务抵销800万元，曹永胜不得再向恒达置业追偿债务，如曹永胜仍向恒达置业追偿债务，造成的损失全部由曹永胜承担，并向刘文山、刘志刚支付借款金额20%的违约金，恒达置业并给刘文山、刘志刚出具欠836万元的《借款单》一份，承诺36万元于10日内付清，800万元于同年10月20日前付清。后恒达置业从2015年8月3日至2016年5月30日陆续给付刘文山、刘志刚120万元，余款未付。一审法院判决：（一）包头市恒达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刘文山、刘志刚716万元；（二）包头市恒达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给付刘文山、刘志刚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6月6日起的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716万元为本金，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三）曹永胜不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四）驳回刘文山、刘志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944元，减半收取计35972元，由恒达置业负担。恒达置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文山、刘志刚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文山、刘志刚负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刘文山、刘志刚与曹永胜、恒达置业即开始协商债权转让事宜。2014年12月17日，恒达置业向刘文山、刘志刚出具了收到13套房屋房款的收据13份。刘文山、刘志刚未实际支付房款，恒达置业亦未实际交付房屋。恒达置业在一审时称该13套房屋已出售。2015年8月1日，曹永胜、恒达置业与刘文山、刘志刚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三方在该协议中约定的内容除一审判决认定内容外，还确认了2014年12月17日恒达置业出具房款收据的事实。曹永胜、恒达置业的法定代表人于立刚与刘文山、刘志刚在该协议上签名，恒达置业加盖公司印章。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当天，恒达置业给刘文山出具《借款单》一份，写明“今借刘文山现金836万元”，于立刚亦在该借款单上签名。同日，刘志刚与于立刚又口头约定，恒达置业在10日内先偿还36万元，其余800万元于2015年10月20日前付清。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二是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构成程序违法。一、关于《债权转让协议书》效力的问题。对于该协议的效力，恒达置业提出该协议是不成立和无效的主张，除在上诉状中提出的理由外，恒达置业在二审期间又提出法院应审查刘文山、刘志刚与曹永胜之间的债权债务的真实性以及曹永胜与恒达置业的债权效力，在此基础上确定债权转让协议效力的主张。对此，该院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一）恒达置业提出的两点主张是自相矛盾的，一是《债权转让协议书》是不成立和无效的主张自相矛盾；二是恒达置业对《债权转让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因此该协议无效的主张自相矛盾。理由是：第一，本案双方当事人已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该客观存在的协议就已构成合同成立，而合同效力是针对已成立的合同而言的，恒达置业既主张合同不成立又主张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的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不属于无效合同，而是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恒达置业提出的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协议因此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二）对于恒达置业就其与曹永胜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债权债务的几点上诉理由，二审法院认为，首先，恒达置业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中已明确其欠付曹永胜800万元的情况下，又提出的其与曹永胜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对此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恒达置业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其次，在交易过程中，明确知道“自己欠谁的钱、谁欠自己的钱”是一名正常理性的商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认知，属于常情常理，不属于法律专业问题，亦与商人的法律意识强弱无关。恒达置业提出其法定代表人于立刚由于法律意识淡薄、错误地将与包头四建的债权债务关系理解为与曹永胜的债权债务关系，由于重大误解而订立《债权转让协议书》并错误地向刘文山、刘志刚付款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第三，即使署名曹永胜的《情况说明》确实是曹永胜本人所写，这属于当事人的书面陈述，并非恒达置业所主张的证人证言。《情况说明》中否认曹永胜与恒达置业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的内容，与曹永胜本人在一审法院陈述其与恒达置业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的内容完全相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不足为信，该院对《情况说明》不予采信。第四，恒达置业作为一个取得房地产开发许可经营的企业，对于包头四建的建筑施工进度应有明确认知，不应有巨大偏差。如果恒达置业应向包头四建支付的736万余元工程款和恒达置业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确认的欠曹永胜80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那么，恒达置业在2015年8月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前已向包头四建支付了650万元，在该协议中却又承认欠付曹永胜800万元，而恒达置业在一审提供的工程款收据证明其分别于2015年8月6日、2016年6月27日共计支付包头四建36.3万元的行为，就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恒达置业提供的《工程造价报告》缺乏证据的关联性，该院不予采信。恒达置业以其与包头四建之间的施工量数额来证明其与曹永胜之间债权债务不真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五，恒达置业在二审审理期间提出应审查刘文山与曹永胜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规定，曹永胜有权将其对恒达置业的合法债权依法转让他人，而无须以曹永胜与他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为必要条件。所以，该院对恒达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恒达置业就该合同效力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债权转让协议书》是有效合同。二、关于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是否构成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的规定，恒达置业应在一审期间对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提出异议，但恒达置业并未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约束力。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的规定，恒达置业就一审审理程序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虽将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书面合同内容与当事人达成的口头合同内容没有分别说明，但不影响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故恒达置业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944元，由恒达置业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关于《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二是关于曹永胜与恒达置业债权债务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关于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具体分析如下：（一）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起即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刘文山、刘志刚与恒达置业、曹永胜协商债权转让事宜长达数月之久，对如此大额的债权债务转让，作为债务承担的恒达置业应是极其审慎的。2015年8月1日，恒达置业与另两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且有刘志刚和恒达置业法定代表人于立刚的电话录音予以佐证。足以认定《债权转让协议书》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二）再审中恒达置业主张该协议是效力待定、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合同。所谓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法律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其发生效力与否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或追认才能生效，主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必须经其法定代理人的承认才能生效；二是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被代理人追认，才能对被代理人产生法律拘束力；三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合同无效，即《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四十八条、五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本案三方《债权转让协议书》不属于以上情形，故不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合同的部分无效，是指合同的部分约定条款无效，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合同内容必须是可分的，即有效部分和无效部分是各自独立，互无依存关系。二是合同无效部分或被撤销部分必须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即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其余部分不含有导致合同部分内容无效或者撤销的因素。本案三方债权转让协议亦不属于以上情形，故不属于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合同。恒达置业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关于曹永胜与恒达置业债权债务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具体分析如下：（一）《债权转让协议书》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是三方对债权债务的确认，能够证实曹永胜与恒达置业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存在。恒达置业系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及咨询服务的专业公司，《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十分明确清楚，结合恒达置业的认知能力、从业经验及常情常理综合判断，恒达置业不可能在不清楚欠曹永胜多少钱的情况下，于2014年12月17日为刘文山、刘志刚出具13套房屋的收据作为抵押担保，继而于2015年8月1日与曹永胜、刘文山、刘志刚签订800万元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并于当天为刘文山、刘志刚出具836万元的《借款单》一枚，且在签订协议后的2015、2016年陆续偿还刘文山、刘志刚120万元以及执行程序中恒达置业多次与刘文山协商，陆续支付75万元并达成和解协议。恒达置业的上述行为进一步佐证了其与曹永胜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二）二审中恒达置业提交的署名曹永胜的《情况说明》的内容以及再审中曹永胜的陈述与其在一审中陈述的内容完全相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二审法院对《情况说明》不予采信正确，本院对曹永胜再审中的陈述亦不予采信。（三）恒达置业作为一个取得房地产开发许可并经营多年的企业，对于包头四建的建筑施工进度应有明确认知，不应有巨大偏差。如果恒达置业应向包头四建支付的736万余元工程款和《债权转让协议书》中恒达置业确认的欠曹永胜80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那么，恒达置业在2015年8月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前已向包头四建支付了650万元，在该协议中却又承认欠曹永胜800万元，明显与常理不符。恒达置业在一审中提供的工程款收据证明其分别于2015年、2016年共计支付包头四建36.3万元的行为，亦不符合常理。（四）三方《债权转让协议书》中亦未排除曹永胜与恒达置业之间存在工程款以外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且曹永胜在一审中陈述与恒达置业既有工程款又有借贷关系，进一步证明截止三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时曹永胜对恒达置业享有大于或等于836万元的债权，恒达置业主张其与曹永胜之间只有工程款1138789元而没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二审法院认为恒达置业提供的《工程造价报告》缺乏证据的关联性而不予采信正确。综上，恒达置业提交的证据及曹永胜的再审陈述不能够推翻三方签字确认并已部分履行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恒达置业与曹永胜之间债权转让协议中的债权债务数额真实存在。关于再审审理中恒达置业提出的以下主张：1.原审没有查明刘文山与曹永胜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曹永胜有权将其对恒达置业的合法债权依法转让他人，而无须以曹永胜与他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为必要条件，二审法院对恒达置业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2.债权转让协议中是800万元，恒达置业出具的《借款单》是836万元，原审也没有查明。一审中曹永胜陈述双方既有工程款又有借贷关系，原审已经查明。3.恒达置业有新证据提交，二审不开庭审理违法，且曹永胜未能质证。恒达置业提交的《工程造价报告》并不能影响《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二审法院不开庭审理已征得当事人同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恒达置业申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2民终169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志军审判员  任来权审判员  武丽英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秦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