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41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章发，男，195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祥，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6号楼。 负责人：龚志坚，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芸，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四川谷太郎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镇白螺村一社。 法定代表人：李文和。 原审被告：徐月梅，女，196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 原审被告：杨义，男，198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柏松，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蕾娜，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章发因与被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及原审被告四川谷太郎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太郎公司）、徐月梅、杨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民初3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章发上诉请求：一、改判上诉人对谷太郎公司在原审判决第一项中的逾期利息、复利及罚息给付义务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都是预约合同，不是本约合同。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在与谷太郎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时及以后，都未与上诉人另行签订相应的保证合同，上诉人对《借款合同》本约合同项下的逾期罚息及复利的具体计收约定不知情，嗣后也未作出明确的承诺及追认，上诉人对《借款合同》项下逾期罚息、复利依法不应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原审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判决上诉人对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罚息、复利所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谷太郎公司、徐月梅、杨义未作答辩。 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谷太郎公司偿付借款本金人民币1295万元及全部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复利及罚息；二、判令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有权以杨章发所有的位于上饶市信州区（产权证号：上房权证上饶市字第××号）、上饶市信州区赣东北大道22号附8号（产权证号：上房权证上饶市字第××号）、上饶市信州区赣东北大道22号5—1、6—1（产权证号：上房权证上饶市字第××号）的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三、判令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有权以杨章发、徐月梅共同所有的位于新都区房屋（权证号：新房权证监证字第××号，面积233.82平方米）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四、判令杨章发、徐月梅、杨义对上述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五、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邮寄费、律师费等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由谷太郎公司、杨章发、徐月梅、杨义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9日，谷太郎公司（甲方）与原告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乙方）签订了公授信字第ZH1600000014631号《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申请的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1300万元，可一次或分次使用，用于贷款或汇票承兑；有效使用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1月29日至2017年1月28日；为保证合同项下形成的债权能得到清偿，保证人杨章发、徐月梅应与乙方签订个高保字第DB1600000011473号《最高额担保合同》，保证人杨义应与乙方签订个高保字第DB1600000011475号《最高额担保合同》，抵押人杨章发应与乙方签订个高抵字第DB1600000011471号《最高额担保合同》。 同日，杨章发作为担保人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签订了个高抵字第DB1600000011471号《最高额担保合同》，合同约定：杨章发以其所有的三处房产，房产权证号分别为上饶市字第××号（位于上饶市信州区的，为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与谷太郎公司从2016年1月29日至2019年1月28日期间签订的所有合同下的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全部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300万元，该最高债权额为尚未清偿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担保范围为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和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房产抵押人安置费用、保全费等）和其他应付合理费用。同日，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与杨章发就上述三处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取得了不动产登记证明：赣（2016）上饶市不动产证明第0000186号，其上载明最高额抵押。 同日，杨章发、徐月梅作为保证人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签订了个高保字第DB1600000011473号《最高额担保合同》，合同约定：杨章发、徐月梅为《综合授信合同》项下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16年1月29日至2017年1月28日，保证期间至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最高债权额与担保范围与DB1600000011471号《最高额担保合同》中的规定一致。 2016年2月1日，谷太郎公司（甲方）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乙方）根据《综合授信合同》签订公借贷字第ZH1600000018142号《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贷款13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于到期日一次偿还本金；贷款利率为年利率6.09%（即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适用的一年贷款基准利率4.35%上浮40%）；按日计息，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第20日。乙方对甲方到期未付的借款本金，自逾期之日起按贷款利率上浮50%的逾期利率计收逾期罚息；对甲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和逾期罚息，按逾期利率按月在结息日或结算日的对日计收复利，按实际逾期天数计算，逐月累算。（注：此处上浮比例应位于30%-50%之间）；合同基下的合同贷款利率不随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基准利率而随之调整。因甲方违约致使乙方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甲方应承担乙方为此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的费用。合同另约定，甲方支付的款项按下列顺序清偿债权：（1）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2）损害赔偿金；（3）违约金；（4）复利；（5）罚息；（6）利息；（7）本金。同日，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按约定向谷太郎公司出具放款通知书并履行了1300万元借款的出借义务。至2017年1月31日借款期限届满。2017年10月12日，谷太郎公司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偿还了5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6月28日，谷太郎公司（甲方）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乙方）签订了公授信字第ZH1600000014631-1号《综合授信合同变更协议》，于原《综合授信合同》担保部分增加：“抵押人杨章发、徐月梅与乙方签订编号为个高抵字第DB1600000011471-1号《最高额担保合同》；保证人李文和与乙方签订编号为个高保字第DB1600000011471-2号《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丙方认可上述《综合授信合同》的变更，仍对该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担保，继续按照担保合同的约定改造担保责任，并按照乙方的办理相应的抵质押登记变更手续。本协议作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的担保合同的补充协议，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其余条款仍适用上述合同的约定，三方仍应继续履行各有自的义务。同日，杨章发、徐月梅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签订个高抵字第DB1600000011471-1号《最高额担保合同》，合同约定：为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与谷太郎公司从2016年1月29日至2019年1月28日期间签订的所有合同下的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全部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最高债权额与担保范围与DB1600000011471号《最高额担保合同》中的规定一致，杨章发、徐月梅以其所有房产权证号为新房权证监证字第××号（位于新都区的房产。2017年7月，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与杨章发、徐月梅就上述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取得了不动产登记证明〔川（2017）新都区不动产证明第0026019号〕，其上载明最高额抵押。 又查明，杨义于审理过程中提出，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提交的个高保字第DB1600000011475号《最高额担保合同》上的“杨义”签名及签名处指纹系伪造，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川求实鉴［2018］痕鉴36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上述合同的“杨义”签名笔迹不是杨义书写；出具川求实鉴［2018］文鉴3239号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上述合同的“杨义”签名处指纹不是杨义捺印所留。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向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支付鉴定费3.2万元。 还查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为实现案涉债权委托律师提起本案诉讼，与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支付了先期律师基本代理费8万元。 一审法院查明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综合授信合同》《综合授信合同变更协议》《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个高抵字第DB1600000011471号《最高额担保合同》、个高抵字第DB1600000011473号《最高额担保合同》、公授信字第ZH1600000014631-1号《综合授信合同变更协议》、个高抵字第DB1600000011471-1号《最高额担保合同》、不动产登记证明、放款通知书、银行账户对账单、债权金额明细表、川求实鉴［2018］痕鉴36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川求实鉴［2018］文鉴3239号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诉讼、仲裁案件委托代理协议》、代理费发票等证据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公授信字第ZH1600000014631号《综合授信合同》、个高抵字第DB1600000011471号《最高额担保合同》、个高抵字第DB1600000011473号《最高额担保合同》为签订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合同签订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按约向谷太郎公司发放了1300万元贷款，谷太郎公司未按约偿还贷款本息，已构成违约，借款人谷太郎公司、担保人杨章发、徐月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自认谷太郎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已归还本金5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要求谷太郎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295万元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谷太郎公司主张的利息、罚息、复利，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自认谷太郎公司已经实际支付部分利息，尚欠利息为71728.26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与杨章发、徐月梅签订的三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均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设立，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要求对抵押财产行使抵押权并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章发、徐月梅作为保证人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谷太郎公司的债务在约定限额内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诉请杨章发、徐月梅在本案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杨章发提出，其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中约定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300万元，其不应对超出1300万元的贷款利息、罚息、复利承担担保责任，因上述合同明确约定“担保范围为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和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等”的约定，其该项答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问题，亦符合合同的约定，杨章发、徐月梅应当对律师费80000元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请求承担的邮寄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提交的个高抵字第DB1600000011475号《最高额担保合同》，经司法鉴定，其上的签名与指印并非来自于杨义，无法证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与杨义之间存在着真实的担保关系。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根据该份合同，诉请杨义对案涉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诉请产生的司法鉴定费用应当由原告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承担。 综上，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谷太郎公司、徐月梅在本案中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了对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主张事实及诉讼请求进行答辩的权利，因此放弃该权利导致的法律后果由谷太郎公司、徐月梅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谷太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借款本金1295万元及合同期内利息71728.26元、复利102.18元；逾期利息837882.5元、复利29095.4元（计算方式为：从2017年2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10月12日止，以本金13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逾期利息、复利标准计算）；2017年10月13日以后的逾期利息、复利（计算方式为：从2017年10月13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以本金1295万元中欠付部分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逾期利息、复利标准计算）；上述利息、罚息、复利总额不超过以欠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所得的数额；二、谷太郎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支付律师代理费80000元；三、如谷太郎公司未履行判决第一、二项规定之给付义务，则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有权对杨章发提供最高额抵押的登记于房产权证号上饶市字第××号（位于上饶市信州区的房产优先受偿。四、如谷太郎公司未履行本判决第一、二项规定之给付义务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有权对杨章发、徐月梅提供新房权证监证字第××号（位于新都区的房产优先受偿；五、杨章发、徐月梅对谷太郎公司在本判决第一、二项中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六、杨章发、徐月梅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谷太郎公司追偿；七、驳回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4549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共计109809元，由谷太郎公司、杨章发、徐月梅负担。鉴定费32000元，由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属于预约合同的问题。首先，预约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为将来订立确定性本合同而达成的合意。预约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是将来双方应当如何订立本约，预约合同的标的系订立合同的行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权利义务内容符合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法律关系特征，并非为将来订立合同的约定，合同中也无将来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不属于预约合同。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一款“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之规定，杨章发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自愿为债务人谷太郎公司在一定期间内欠付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与谷太郎公司根据《综合授信合同》签订的《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属于《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债务的范围，且对借款利率、罚息利率、复利等都进行明确约定，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的债权金额明确，亦有权依据两份担保合同主张杨章发承担担保责任。杨章发上诉主张《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系预约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有误的问题。一审法院在判项中以年利率24%作为利息、罚息、复利的上限，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有关“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的规定，上诉人关于法律适用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杨章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项的表述不明确，本院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470元，由杨章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爽 审判员 刘冠男 审判员 周寓先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曾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