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0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卓元。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锦川，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上才。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华贵，广东东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文卓元与被上诉人姚上才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1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文卓元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的起诉请求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借条及承诺书载明最后的还款时间为2016年4月15日，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26日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违反法定程序，超过举证期限后于一审审理期间当庭提交证据材料，依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给予上诉人举证期限和答辩的权利，但一审并未给予上诉人举证期限当庭继续审理，其程序违法。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反而是被上诉人至今还欠上诉人款项。1、被上诉人于《起诉状》中及一审时关于借款的主张与其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及一审时均主张于2016年1月19日给上诉人出借了款项48万元，上诉人当即向其出具借条。换句话说，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支付时间应当为2016年1月19日。然而，被上诉人向一审提交的转账凭证载明的转账时间为2013年12月22日至2014年6月期间，并以此转账凭证作为其前述48万元借款的依据。显然，被上诉人对于借款的主张前后存在矛盾的。2、本案中，一审判决前后存在矛盾。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借条载明的借款时间发生于2016年1月份，另一方面以发生于2013年底至2014年6月期间的转账和现金取款作为依据认定事实，同时，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忽略不计是错误的。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载明，被上诉人在2013年底至2014年6月期间，其账户内共发生的交易记录共计175次，其中电信扣款9次，ATM机取款10次，柜台取现1次，其余的155次均是通过零售汇款方式向不少于20人转账及部分个人转账汇款转入交易记录，转账金额从几百元至几万元不等。其中向上诉人账户转账共计14次，共计29.5万元。从其交易习惯来讲，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其他之间的资金往来，从几百元、一千余元、几千元至几万元，都是习惯通过零售汇款方式转账支付。如果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汇款是借贷性质，同样道理，被上诉人以相同方式支付给其他人的款项也是属于借款，被上诉人这种借贷行为是典型以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行为，由此所形成的借贷关系是属于无效的。而从被上诉人在该期间内通过ATM机取款共计为10次，从每次取款的数额由几百元至3000元不等的金额来看，该现金取款金额更符合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生活支出所需或是因支付给其他人所取。因此，一审将被上诉人的所有现金取款统统的认定为支付给上诉人的借款没有事实依据。从上诉人向一审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载明，上诉人自2014年6月10日至2014年8月21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4次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共计65万元。如果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支付的是借款，无论是29.5万元还是48万元，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最后一笔转账支付时间是2014年6月4日。而上诉人于2014年6月10日之后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总额就早就已经超过了被上诉人所主张的金额，不存在还需要再向其支付借款的问题了，因此，被上诉人关于借款的事实就更没有事实依据了。3、2014年8月29日，双方在对账过程中，被上诉人在《记录》中确认，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款项共计67万元，其中前述所说转账65万元，另外2万元分2次，每次1万元。其本人借给上诉人16万元，扣减代付款项后，被上诉人实际借到上诉人款项共计30.7万元。根据《记录》载明，截止至2014年8月29日，被上诉人仍然拖欠上诉人借款共计30.7万元，这也印证了上诉人不存在向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日常生活常理，被上诉人在借款未收回情况下会向上诉人催要还款而不是向上诉人借款。因此，被上诉人关于借款的主张是没有事实依据的。4、被上诉人关于本案的借款除提交与事实不相符的转账凭证之外，并没有提交任何支付凭证，包括收条和与借条相对应转账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所出具的《借条》和《承诺书》，实际上是被上诉人在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威胁到上诉人生命财产安全情况下，通过胁迫等方式迫使上诉人所写的，上诉人为此于当时还向公安机关报案，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了敲诈勒索罪。被上诉人更没有依据借条的载明向上诉人支付过任何款项，因此，双方也不存在借条载明的借款事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同时，被上诉人存在涉嫌犯罪。被上诉人姚上才答辩称，一、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主张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是三年。二、原审法院的程序完全是合法的，在一审开庭时，原告对证据的补充说明提供了证据，上诉人也在法庭上提供了证据，后来法庭考虑到案件复杂，由独任审判转为普通程序，又给予了举证期限，程序合法。三、上诉人所陈述的犯罪不存在，被上诉人既没有限制上诉人的人身自由，也没有强迫写借条和承诺书，因为双方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双方合作做了十多年的工程，不存在违背上诉人的意志而写的借条和承诺书。被上诉人姚上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文卓元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8万元人民币；2.文卓元支付利息326,400元（暂计到起诉之日止，续后另计至付清为止）；上述两项合计为806,400元人民币；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文卓元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姚上才与文卓元系朋友关系，姚上才、文卓元之间存在多次、多笔的民间借贷。2016年1月19日，文卓元出具一份《借条》给姚上才，内容为文卓元向姚上才借款48万元。同日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文卓元欠款48万元，承诺2016年1月30日前还款20万元，余款于2016年4月15日还清；如未按时付清，自愿按银行利息四倍计算支付姚上才。因文卓元未还款，姚上才因此诉至一审法院。又查，根据姚上才、文卓元提供的银行交易清单，姚上才自2013年12月22日至2014年8月21日期间，向文卓元账户转款14次合计29.5万元。姚上才陈述上述转款系文卓元借款的一部分，其曾因文卓元需要，自ATM机取自己名下账户内现金127,500元交付给文卓元；余款57,500元系双方估算利息，合计48万元。文卓元因此写了《借条》和《承诺书》。庭审中根据姚上才提交的证据，查明姚上才在上述期间自ATM机提取的现金为112,000元，而非127，500元，对于金额的不符，姚上才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关于57,500元利息，姚上才陈述系以本金30万元（29.5万元的约数）大略计算而来，姚上才、文卓元双方也没有实际约定具体利率，亦未明确计算的起始时间以及对应的借款本金，57,500元利息是一个大约的数额。关于《承诺书》中“银行利息四倍计算”的利率表述，姚上才陈述应是当时商业银行贷款年利率6.5%的四倍。一审法院认为，姚上才借款给文卓元，文卓元出具《借条》和《承诺书》，双方构成民间借贷关系。文卓元答辩称系在姚上才胁迫下写下《借条》和《承诺书》，因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的焦点在于姚上才借款金额的认定。姚上才、文卓元之间存在多年、多次、多笔的借贷，其中29.5万元的转账金额已为双方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现金借款，姚上才自ATM机提取的现金金额为112,000元而非127,500元，虽然《借条》中文卓元写明借款48万元，但结合姚上才陈述的双方并未细致结算，采取的是大约估算的情形，一审法院综合姚上才庭审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印证，以及文卓元不能对其写下的《借条》及《承诺书》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形，对姚上才自ATM机提取的款项以现金方式交付文卓元作为借款一事予以认定，金额为112,000元。关于《借条》所列借款中所包含的57,500元利息，出借人、借款人既已同达成合意，以文卓元此前未还利息计入借款本金，该约定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因此，文卓元所欠2016年1月19日之前的利息计入借款本金予以确认。综上，文卓元应偿还姚上才借款本金金额为467,500元（295,000元+112,000+57,500元=467,500元）。文卓元出具还款承诺书后，未按承诺的时间向姚上才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自2016年2月1日起借款利息的计算，姚上才未按照《承诺书》中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主张，而要求按年利率24%计付，因姚上才主张的该利率低于《承诺书》的约定，未违反法律规定，该项诉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文卓元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姚上才借款本金467,500元；二、文卓元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姚上才支付借款利息，该利息以467,5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6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至债务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1,864元，由姚上才负担364元，文卓元负担11,500元。姚上才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1，500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文卓元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11,500元，拒不缴纳的，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本院经二审查明，1、文卓元在二审中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和《现金记录》，以证明其向姚上才转账的款项为65万元，超过姚上才向其转账的款项，姚上才尚欠其30.7万元。上述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文卓元于2014年6月10日、6月16日、6月26日、8月21日分别向姚上才转账15万元、10万元、20万元、20万元，转账的摘要均备注为“材料款”；上述《现金记录》的抬头为“收到文总现金记录”，主文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1、15万（归还前期朋友借款），2、10万购材料款，3、20万购材料款，4、两次1万购材料款，5、20万购材料款，共来款67万；第二部分为：1、我本人借款给文总共16万，2、本人代文总付15万利息给朋友2万，3、本人借款给李大胜款购材料3.3万，共21.3万；第三部分为：实际借到文总30.7万元（叁拾万零柒千元），2014-8-29。姚上才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该《现金记录》是其与文卓元在石岩合作的一个装修工程项目的材料款清单，与本案的借款无关。2、文卓元确认，其与姚上才在石岩曾合作过一个装修工程项目，但主张该项目并无利润，姚上才认为该项目工程有利润，应当分配，因此限制了文卓元的人身自由，并强迫其写了借条和承诺书。另查，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文卓元的上诉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姚上才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2、一审程序是否违反了法定程序？3、姚上才书写的《现金记录》与本案借款有无关联？4、文卓元与姚上才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关于第一个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文卓元在承诺书中承诺，其将于2016年4月15日还请款项，该日期距离2017年10月1日尚不满2年，因此，姚上才提起诉讼的时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也即时效应当为3年，故姚上才于2019年1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二个焦点，文卓元主张，姚上才超过一审举证期限才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没有给予其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违反法律规定。经核对一审卷宗，本案在一审时有两次开庭笔录。虽然姚上才在第一次庭审时当庭提交了新证据，但一审法院已经对姚上才进行了训诫，并就此为双方重新指定了举证期限，且文卓元在第二次庭审时已经补充提交了新证据，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第三个焦点，姚上才和文卓元均确认，双方在石岩合作过装修工程，该《现金记录》涉及的款项与装修工程相关。姚上才主张，该《现金记录》中的款项是材料款，与本案的借款无关。因文卓元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现金记录》中的款项与本案借款存在直接关联，属于本案借款的一部分，故本院对该《现金记录》所涉及的款项不作处理。若文卓元和姚上才对该装修工程所涉及的款项存在争议，双方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第四个焦点，文卓元向姚上才出具借条和承诺书的时间是2016年1月，至本案二审已经经过三年多，且一审已经判决文卓元向姚上才偿还借款467500元并支付利息，但文卓元至今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书写借条时被限制人身自由以及被强迫，也没有提交报警回执等证据证明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故本院对文卓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因文卓元未能对其向姚上才出具借条和承诺书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结合姚上才向文卓元转账的款项，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判决文卓元向姚上才偿还借款467500元，及支付相应的利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文卓元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8313元，由上诉人文卓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邓  亚  玲审判员 张  士  光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陈静雯（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