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602民初323号原告：黄炳发，男，1951年8月14日出生，苗族，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原铜仁地区财政学校校医（已退休），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元勋，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巧，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被告：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金滩批发城。法定代表人：尹志万。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贵州乾锦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第三人：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新华北路75号。法定代表人：田宏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宁宁，贵州乾锦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第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新华路102号富中商务大厦20-23号。负责人：何斌，该公司副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男，198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授权范围为一般授权。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分行，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环西路7号。负责人：董明，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天赐，贵州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原告黄炳发与被告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长城管理公司）、第三人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长城房开）、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于2019年4月12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炳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元勋、被告南长城管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被告南长城房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宁宁、华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第三人中国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天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炳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房屋租金费合计176,566元（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２．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4月15日签订的《委托协议书》；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半岛豪苑A栋一层门面、二层商业用房，系原告通过退还房方式，从第三人（被告的关联企业）处取得，面积和四至界限见原告与第三人2011年3月15日签认图纸所确认。2011年4月15日，原、被告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一、原告（甲方）将自己所有的位于半岛豪苑A栋一层门面，建筑面积220.8平方米，二层商用，建筑面积220.8平方米全权委托给被告（乙方）出租；二、原告委托被告代收租金，被告按约定的标准按季度向原告交纳租金；三、被告向原告交纳租金的标准，一层：委托租赁时间第1-3年（2013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58元/月/㎡，月租金额12,806.40元；第4-6年（2016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63元/月/㎡，月租金额13,910.40元；第7-10年（2019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68元/月/㎡，月租金额15,014.40元；四、二层被告向原告交纳租金的标准，委托租赁时间第1-3年（2013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20元/月/㎡，月租金额4,416元；第4-6年（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5元/月/㎡，月租金额5,520元；第7-10年（2019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30元/月/㎡，月租金额6,624元。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将前述自有的房屋委托给被告进行出租，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从2016年第四季度起开始拖欠租金，原告多次催收后，被告陆陆续续支付部分租金。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告已支付原告的租金1,142,884元，尚欠租金176,566元未予支付。2018年原告联系3号门面的承租人中国银行，打算收回委托出租门面，才被中国银行告知，该门面早于2011年9月13日就由被告出卖给中国银行。2018年11月13日经原告委托律师到铜仁房地产交易管理处查询，发现1号、2号门面及二层商业用房被被告用于在案外人贵阳银行处办理了在建工程抵押。原告认为，被告拿建设用地与第三人所开发的商品房置换，是以物易物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实际履约过程中，被告不仅长期拖欠原告租金，其母公司还将原告委托经营的3号门面私自出售，并将1、2号门面及二层商用房用于在建工程抵押，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委托经营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被告应承担支付租金的违约责任，双方所签订的《委托协议书》应予解除。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黄炳发特诉至人民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被告南长城管理公司辩称，1．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3月15日签订的《委托协议书》无效，被告不应当按照该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租金。2011年3月15日，原告以与本案第三人南长城房开公司签订的《退地置换房协议书》为由，与被告签订了《委托协议书》，约定：原告自愿将其所购买的的金滩半岛豪苑A栋一层建筑面积为220.8平方米的门面和二层建筑面积为220.8平方米的商用房委托给被告招商出租及管理，原告委托被告代收租金，欠收租金或门面空置由被告赔偿自负，及交纳租金标准和其他权利义务。从原告提供的《退地置换房协议书》的内容看，该合同系在案涉地段房屋开发前签订，且协议约定的标的物、交付时间均不明确，原告又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应认定为购房意向书，即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委托协议书》时未取得协议中所涉房屋的处分权，原告与被告签订《委托协议书》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关于“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该《委托协议书》应经案涉门面和商用房的权利所有人即本案第三人南长城房开的追认或在双方签订该协议后，原告取得了案涉门面和商用房的处分权，双方所签订的《委托协议书》才能生效。但事实上，本案第三人南长城房开至今未追认，原告亦未在事后取得案涉门面和商用房的处分权，该《委托协议书》应属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既然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书》无效，对被告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被告不应当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向原告支付租金；2．原告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书》的约定从2013年1月1日起向被告收取的租金，应当全部返还给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委托协议书》后，按照约定向被告收取的租金应予返还；3．被告按照《委托协议书》的约定从2013年开始向原告支付的租金（未计算具体金额），被告保留向原告追回的权利。第三人南长城房开述称，1．南长城房开与原告签订的退地换房协议书尚未生效，从未与原告划定任何的红线图，原告对案涉房屋并不具备有任何的物权性权利，亦无权出租，南长城房开将自己的财产出售或抵押都是处分自己的财产，与原告无关；2．本案原告与被告南长城管理公司之间的合同订立及履行情况，南长城房开不清楚，与南长城房开无关。第三人华融公司述称，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房屋租金以及解除《委托协议书》，华融公司不是《委托协议书》的当事人，不受上述协议约束，故，华融公司对本案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三人中国银行述称，中国银行以合理对价向南长城房开购买房屋，房屋已经交付，且实际装修使用，并进行了备案登记，买卖行为合法有效，中国银行系房屋的唯一合法产权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委托出租的3号门面在中国银行购买的房屋之内，理由如下：1、《委托协议书》中并未对具体门面编号位置进行说明；2、所谓《退地置换房协议书》也没有说明具体位置。3、原告方依赖的图纸来源不明，指向不明，且没有南长城房开的签章。4、原告诉状内容来看，其诉称是打算收回房屋才得知房屋已被第三人南长城房开出卖给中国银行，但是本案并不存在租赁在前，买卖在后的情形。同时，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原告诉请是要求被告支付租金及解除协议，但本案实质上是租赁合同的解除，中国银行既不是出租人也不是承租人，同时除原告自述外，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出租的房屋包含中国银行向南长城房开购买的房屋的一部分，无论从诉讼请求还是客观事实，中国银行不是本案适格第三人，况且针对房屋产权问题原告已经另行起诉。综上所述，中国银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是适格当事人。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8月28日，原告黄炳发与第三人南长城房开（原贵州南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供地合同》，第三人南长城房开将其出让取得的浅滩B区-11地块转让300㎡建设用地给原告用于建房，作价24万元，原告按约付清转让款。合同签订后，原告黄炳发付清了转让款24万元。2004年2月12日，原告与第三人南长城房开签订《补充协议书》，将原告的建设用地300㎡调整到浅滩F（9）位置。同年11月12日，原告与南长城房开签订《退地置换房协议书》，约定：一、原告自愿将南长城房开按双方2004年2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提供原告在浅滩F（9）位置的建房用地300㎡退给南长城房开；二、原告退地后，南长城房开将自己即将开发的浅滩（金滩）豪苑置换还房给原告（还房的位置以双方具体确定位置图为准）。原告用所购地置换还房面积为：一层面积临街面积约16米，进深约13.8米（保证面积为220.8㎡），二层面积为长约16㎡，进深约13.8米以上；三、南长城房开还给原告房屋一、二层均为框架结构（水、电安装到门口）中间不隔墙，一层临街面有铝卷闸门，原告保证的二层按照南长城房开的要求进行统一经营；四、南长城房开还给原告的一层房屋如总面积不能保证220.8㎡，南长城房开就从还给原告方一层房屋相邻一层临街面房屋中划补足给原告；五、南长城房开负责为原告办理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原告不支付任何办证费用。同日，原告黄炳发（甲方）与被告南长城管理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委托协议书》，约定：甲方将自己购买的位于金滩半岛豪苑A栋的一层门面（建筑面积220.8平方米）、二层商业用房（建筑面积220.8平方米），全权委托给乙方招商出租及管理，期限十年，甲方委托乙方代收租金，乙方向甲方交纳的租金标准如下：1．一层：第1-3年（2013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58元/月/㎡，月租金额12,806.40元；第4-6年（2016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63元/月/㎡，月租金额13,910.40元；第7-10年（2019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68元/月/㎡，月租金额15,014.40元；2．二层：第1-3年（2013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20元/月/㎡，月租金额4,416元；第4-6年（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5元/月/㎡，月租金额5,520元；第7-10年（2019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30元/月/㎡，月租金额6,624元。租金由乙方每季次月10号前按季向甲方交付代收租金。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委托代收的包干租金，租赁税甲方不承担。甲方全权委托乙方出租上述门面、签订租赁合同、收取租金及有关费用。在委托期内，甲方不得中途收回门面和加收租金，乙方也不得中途退回门面和减少租金，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终止或解除本协议，否则由悔约方按本协议累计总额的3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其违约给门面租用户造成的一切损失，由违约方另行承担。原告认可被告已支付租金1,142,884元。针对上述《委托协议书》，原告另提供了一层门面和二层商业用房平面图纸各一份，一层门面平面图纸上注明：此图中半岛豪苑A栋一层门面红线内位置建筑面积为220.8㎡，系贵州南长城房产公司按2004年11月12日与黄炳发签订的《退地置换房协议书》还房给黄炳发的一层门面，该门面交房时间为2012年12月31日。其下有原告黄炳发的签字捺印，另一方签字人因字迹潦草无法辨认。二层门面图纸上注明：此图中半岛豪苑A栋二层商用房红线内位置建筑面积为220.8㎡，系贵州南长城房产公司按2004年11月12日与黄炳发签订的《退地置换房协议书》还房给黄炳发的二层商用房，该商用房交房时间为2012年12月31日。其下也有原告黄炳发的签字捺印，另一方签字人因字迹潦草亦无法辨认。上述一、二层平面图纸上的签字双方均在签字下方注明时间为2011年3月15日。庭审中，原告称一、二层平面图纸上注明内容下方的另一方的签字均系张金文所签。2011年9月13日，南长城房开（出卖人）与中国银行（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浅滩新区内的土地使用权。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预售商品房，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项目中的第金滩半岛豪苑高层A幢1层3-13号房。该商铺房建筑面积为561.23平方米，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22,543元，总金额为10,551,251元。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购房合同签订后，甲方（南长城房开）在铜仁地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完成乙方（中国银行）购置房产的备案登记，乙方在收到甲方提供的备案登记资料的十个工作日内支付总房款的60%，并约定了余款的付款条件，合同另对违约责任、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产权登记、保修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1年9月15日，南长城房开与中国银行就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原铜仁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合同备案号为201104465。2000年6月18日，贵州南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章程载明：贵州南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总额为500万元，股东田宏顺出资480万元，股东董世江、程祖栋分别出资10万元。后贵州南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总额变更为2,000万元，股东田宏顺出资1,990元，董世江出资10万元。2005年11月25日，贵州南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南长城房开（即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10月30日南长城房开的章程载明：南长城房开的股东出资总额为1亿元，股东为田宏顺和田宏保，田宏顺认缴出资额9,95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99.5%，田宏保认缴出资额为5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0.5%。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建材、钢材、房屋租赁等。2005年9月19日，铜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铜仁金滩综合批发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贵州南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295万元，占98.34%，史黔红投资4万元，占1.33%，田俊投资1万元，占0.33%。2005年11月22日，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铜仁金滩商业批发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金滩商业批发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4月22日，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金滩商业批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公司原章程中的公司名称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金滩商业批发有限责任公司修正为南长城管理公司（即：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第三章第七条经营范围修正为：针织、百货建材、家具批发、零售、市场管理服务等。2007年12月28日，铜仁规划事业局向南长城房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单位为南长城房开，用地项目名称为金滩三期工程，用地位置为铜仁金滩新城，用地面积为10万平方米，并备注：其中金滩三期半岛豪苑A区用地33333㎡。同日，铜仁规划事业局向南长城房开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南长城房开，用地项目名称为金滩三期工程，用地位置为铜仁金滩新城，建设规模为373385平方米。2010年5月6日，贵州省铜仁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南长城房开颁发商品房屋预售许可证，载明：南长城房开开发建设的铜仁南长城路19号金滩三期工程（半岛豪苑）A，B，C1，C2，经审查具备商品房屋预售条件，准予预售。建设项目的开工日期为2009年5月15日，竣工日期为2011年6月30日，交付使用日期为2011年9月30日。2017年10月27日，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甲方）与南长城房开（乙方）签订《抵押合同》，约定：本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甲方与主合同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华能信托［2017］信托字第622-2号的《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以及对该合同的全部有效修订和补充，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依据主合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收取回购本金、回购溢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主合同债务人应当向甲方支付的其他费用等。本合同项下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12,500万元。2017年12月25日，铜仁国土资源局向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颁发黔（2017）铜仁不动产证明第0013550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载明：证明权利或事项为抵押登记，权利人为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义务人为南长城房开，坐落：铜仁南长城路19号（A、B、C、K、L、M栋），债务人为南长城房开、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抵押方式为一般抵押，担保债权总数额为12,500万元，债权起止时间：2017年10月26日至2019年10月25日，抵押房屋面积为65837.22平方米。2018年9月27日，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向华融公司出具转让通知书，载明：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将包括其在编号为华能信托［2017］信托字第622-3号的《抵押合同》项下对南长城房开享有的担保权利及其他担保人享有的担保权利分配并转让给华融公司。2019年3月6日，铜仁国土资源局向华融公司颁发了黔（2019）铜仁不动产证明第0005683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载明：证明权利或事项为抵押登记，权利人为华融公司，义务人为南长城房开，坐落：铜仁南长城路19号（A、B、C、K、L、M栋），债务人为南长城房开、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抵押方式为一般抵押，担保债权总数额为12,500万元，债权起止时间：2017年10月26日至2019年10月25日，抵押房屋面积为78634.61平方米。2018年11月13日，铜仁房地产交易管理处出具《查询结果》一份，载明：“经查询，至2018年11月13日止，我单位交易管理系统中，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半岛豪苑A栋一层三号房已备案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分行名下，一层一号房与二号房以及二层已办理在建工程抵押，没有销售信息。”。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以及相应的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关于案涉的《退地置换房协议书》是否成立并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退地置换房协议书》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对当事人名称、退地置换房屋的面积，以及大致位置（所在层数及框架）、房地产证的办理均有约定，南长城房开亦早已收取房屋的价款（即原告黄炳发交付的购地款24万元），该《退地置换房协议书》成立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协议。关于案涉《退地置换房协议书》是商品房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订立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商品房基本状况；（三）商品房的销售方式；（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五）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六）装饰、设备标准承诺；（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八）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九）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十）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十二）违约责任；（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但法律并未明确当事人订立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时在不完全具备上述《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规定的十三项内容的情形下，双方就不成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本约）。本院认为，区分当事人订立的协议是商品房买卖的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要结合当事人立约时的真实意思以及法律、司法解释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形式要求的要求进行综合判定，关键在于区分合同是否还存在法律或事实上的障碍，导致合同部分条款缺失或不确定情形。如果存在这类情形，一般应认定为预约合同，反之，则应视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即本约合同）。案涉《退地置换房协议书》签订时（2004年11月12日），案涉半岛豪苑A栋房屋尚未开工，无法明确置换房屋的具体房号、面积（包括套内面积和建筑面积）、面积差异的处理、交付期限等均无法确定，属于因存在事实障碍导致合同部分主要条款缺失或不确定。同时，从案涉《退地置换房协议》中关于“甲方还给乙方的一层房屋如总面积不能保证220.8㎡，甲方就从还给乙方一层房屋相邻一层临街面房屋中划补足给乙方”的约定看，黄炳发与南长城房开约定的还房位置并未明确，需要结合未来还房面积的实际情况作补充协商，故，案涉《退地置换房协议》属于商品房预约合同。关于案涉原告黄炳发提供的半岛豪苑A栋一、二层平面图纸对南长城房开有无约束力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半岛豪苑A栋一、二层平面图纸既未注明与案涉《委托协议书》的关系，案涉《委托协议书》中也未约定附有该两张图纸，且该两张图纸的另一方的签字因字迹潦草，无法辨认，原告称另一方的签字系张金文所签，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原告黄炳发应当承担对此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述原告黄炳发提供的半岛豪苑A栋一、二层平面图纸对南长城房开不具有约束力。南长城房开与南长城市场管理公司在法律上虽系各自独立的法人，但南长城房开却是南长城市场管理公司的控股股东，且南长城房开的经营范围中载明了房屋租赁业务，南长城市场管理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并未载明有房屋租赁业务，再结合《退房置换协议书》中关于保证面积220.8平方米的约定以及所附还房的位置草图与案涉《委托协议书》中约定委托出租的房屋即半岛豪苑A栋一、二层面积各220.8平方米的一致性，能够印证南长城房开对案涉《委托协议书》的内容知晓。但鉴于原告黄炳发提供的半岛豪苑A栋一、二层平面图纸对南长城房开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原、被告所签订案涉《委托协议书》并未改变案涉《退地置换房协议书》为商品房预约合同的性质。关于案涉《委托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案涉《退地置换房协议书》系商品房预约合同，但基于该协议的约定，原告享有要求南长城房开与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本约的请求权，在预约位置的商品房未办理抵押登记或已销售登记备案的情况下，原告可通过主张上述签订本约的请求权，进而实现《商品房买卖合同》本约所确定的商品房的期待物权以及租金收益权。被告与原告签订案涉《委托协议书》是对原告基于《退地置换房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实现后的租金收益权的先行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故，对被告认为案涉《委托协议书》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的规定，被告系第三人南长城房开的控股公司，第三人南长城房开系案涉《委托协议书》所约定的租赁房屋的建设单位，被告基于与第三人南长城房开的受控股关系，对案涉租赁房屋的占有、使用及收益并不存在事实障碍，其理应按照《委托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租金。至于案涉《委托协议书》签订后，第三人南长城房开将部分涉案商品房销售给第三人中国银行及抵押给第三人华融公司系第三人南长城房开的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不能成为第三人南长城房开所控股的被告可以拒绝支付原告租金的正当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告应支付原告的租金为1,319,500.80元，被告已支付1,742,884元，尚欠原告176,616.80元未予支付。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尚欠租金176,566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庭审中，原告自愿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即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4年4月15日签订的《委托协议书》。本院认为，此系原告对己方诉讼权利的处分，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炳发租金176,566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32元，由被告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永新人民陪审员  代 睿人民陪审员  向茂红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龙仲夏代理书记员  龙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