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粤执复410号复议申请人（异议人、被执行人）：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东经路3号31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671703612A。法定代表人：邱士杰。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增宝，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婷，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3号兴业银行大道1楼、11楼至16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92418256W。负责人：郭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光，广东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倚墨，广东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的（2018）粤03执异60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已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与被执行人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慧伟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深圳中院(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执行案号为(2016)粤03执374号]过程中，冻结了被执行人合慧伟业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11，以下简称上市公司）4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并拟进行处分。被执行人合慧伟业公司不服，提出异议称，2013年5月9日，委托人陈某民与兴业银行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同日，合慧伟业公司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及陈某民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根据上述合同，陈某民委托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向合慧伟业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人民币1.2亿元。为担保合同的履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受陈某民之委托与合慧伟业公司又签订了《质押合同》，约定合慧伟业公司以其持有的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名称为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4000万股股份为该笔委托贷款主债权提供质押担保。后因合慧伟业公司未能按约定偿还借款，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向深圳中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合慧伟业公司应于2014年3月10日前将借款本金及利息等相关费用支付给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民事调解书生效后，2014年3月9日，委托人陈某民与合慧伟业公司及第三人沈某民签订三方《委托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某民作为委托贷款的委托人及委托贷款的实际权利人，将其在《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质押合同》及《民事调解书》项下享有的全部主债权、担保权利、委托人权利以及与主债权相关的其他权益全部转让给沈某民，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27092459.83元。2014年3月10日，第三人沈某民将上述款项转账到委托人陈某民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所开立的银行账户内。而第三人沈某民之所以受让上述债权，缘由是2013年12月3日，沈某民任法定代表人的河北省久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泰公司）与合慧伟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久泰公司向合慧伟业公司提供借款3亿元，并承担上市公司资产置出义务后，合慧伟业公司将上市公司4000万股股份过户给久泰公司。《合作协议》签订后，久泰公司陆续向合慧伟业公司或该司指定的第三方支付相关款项，这其中即包括了本案委托人陈某民所获得的1.27亿余元委托贷款债权转让价款在内。后因合慧伟业公司与久泰公司就《合作协议》的履行产生纠纷，久泰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将包括本案债权转让款在内的共计支付的300592459.83元款项作为履行《合作协议》付款义务的证据提交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2015)冀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上述付款事实，并认为双方之间是股权转让纠纷，久泰公司支付的款项为股权转让款，判决合慧伟业公司将上市公司4000万股股份限期变更登记至久泰公司名下，并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合慧伟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该案后于2017年3月3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双方调解，达成(2016)最高法民终字797号民事调解书，双方确认久泰公司不再主张股权权利，双方之间的债权总额为人民币3.5亿元，由合慧伟业公司于调解书生效后四年内向久泰公司的债权方邯郸市邦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文公司）支付。从上述一系列过程可见，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并非本案借款的实际权利人，实际权利人为委托人陈某民，调解书生效后，委托人陈某民经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其全部债权已获得清偿。而沈某民所受让的债权之后亦转化为久泰公司根据双方《合作协议》所支付的部分股权转让款，双方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最终久泰公司同意合慧伟业公司向久泰公司的债权人邦文公司支付，久泰公司亦不再享有该笔债权。在此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再基于《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确定的三方委托贷款关系主张合慧伟业公司继续履行调解书的义务，势必导致合慧伟业公司要承担双倍责任，违反了公平原则，也背离了本案各方的实质法律关系。综上，请求裁定终结对(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并解除对异议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4000万股股票的冻结措施。异议人合慧伟业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一、《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质押合同》；二、《委托贷款债权转让协议》及兴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回单；三、《合作协议》及已支付款项确认书；四、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民初26号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字797号民事调解书等证据材料，以证明其异议主张。就异议人合慧伟业公司所提异议，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答辩称，一、根据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本案的执行标的为人民币1.2亿元及相应利息等费用，合慧伟业公司并未向兴业银行偿还；二、对合慧伟业公司、陈某民与沈某民之间的债权转让事实及付款性质予以确认，但债权转让并非债权清偿，两者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该债权转让并不影响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根据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三、陈某民将委托贷款的权利转让给沈某民，对该债权转让可能产生的权利义务，相应主体如有争议，应另循法律途径经实体裁判处理。综上，请求驳回异议人合慧伟业公司的异议请求。就异议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质证称，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证据三、四属于异议人与案外人之间的材料，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5月9日，陈某民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陈某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与合慧伟业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与合慧伟业公司签订《质押合同》，约定委托人陈某民委托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向合慧伟业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人民币1.2亿元，合慧伟业公司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4000万股股权为该笔委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后因合慧伟业公司未能按约定还款，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向深圳中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4年1月27日作出(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合慧伟业公司应于2014年3月10日前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相关费用。2014年3月9日，陈某民、合慧伟业公司与第三人沈某民签订《委托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某民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沈某民，深圳分行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27092459.83元。2014年3月10日，沈某民将上述款项转账到委托人陈某民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开立的账户内。2016年1月21日，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以合慧伟业公司未履行生效民事调解书为由申请强制执行，深圳中院立案受理，执行案号为(2016)粤03执374号。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负责执行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生效法律文书作为申请执行人中请强制执行的依据，亦是法院执行机构据以执行的依据，执行机构应严格按照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内容执行。本案中，根据生效民事调解书，被执行人合慧伟业公司应限期向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偿还相应款项，其在期限内未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履行执行依据所确定的付款义务，则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即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要求按照执行依据的内容处分相应的质押财产。至于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被执行人合慧伟业公司与委托人陈某民、第三人沈某民等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本执行案件的处理范围，各方当事人应当另循法律程序解决。综上所述，就异议人合慧伟业公司的异议主张，原审法院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异议人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的异议请求。合慧伟业公司不服深圳中院作出的上述异议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深圳中院(2018)粤03执异605号《民事裁定书》；改判并裁定终结对(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并解除对申请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4000万股股票的冻结措施。事实与理由：一、被申请人并非争议债权的实际权利人，而只是实际权利人陈某民的受托人。依据本案的有效证据加上各方均认可的案件事实，可以确认本案的实际情况：2013年5月9日，陈某民与被申请人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约定陈某民做为委托人，将其自有资金1.2亿元委托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做为受托人，将陈某民的1.2亿元借贷给申请人；同日，申请人、被申请人与陈某民签订三方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了由陈某民做为委托人，被申请人做为受托人，将陈某民自有资金1.2亿元借贷给申请人的内容；同时，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又签订《质押合同》，约定委托人陈某民委托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放委托贷款1.2亿元，申请人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4000万股股票为该笔委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而依据《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委托贷款，是指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协助收回的贷款，不包括现金管理项下委托贷款和住房公积金项下委托贷款。再依据该《管理办法》第四条委托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业务。商业银行依据本办法规定，与委托贷款业务相关主体通过合同约定各方权利义务，履行相应职责，收取代理手续费，不承担信用风险。第十二条商业银行应按照“谁委托谁付费”的原则向委托人收取代理手续费。第十七条商业银行应按照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协助收回委托贷款本息，并及时划付到委托人账户。对于本息未能及时到账的，应及时告知委托人。第十八条委托贷款到期后，商业银行应根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或委托人的书面通知，终止履行受托人的责任和义务，并进行相应账务处理：委托贷款到期后未还款的，商业银行应根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为委托人依法维权提供协助。通过本案实际经过和内容并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确定以下几点事实：1、本案的实际权利人是陈某民；2、本案的全部1.2亿元借贷资金来源是实际权利人陈某民；3、被申请人只是委托贷款过程中的受托人；4、被申请人只是协助发放贷款，而根本不会承担任何信用风险；5、被申请人只是向实际权利人陈某民收取代理手续费，除此不能擅自获取任何额外利益；6、贷款合同到期后，被申请人只能是协助实际权利人收回本息，并对本息未及时到账的情况，按约定通知委托人（暨实际权利人陈某民）；7、到期未还款的，被申请人所能履行的义务也只是为委托人也就是实际权利人陈某民依法维权提供协助。因此，在本案中，虽然做为本案执行依据的《民事调解书》中的原告是被申请人，但被申请人所以参与本案并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完全是为了委托人也就是实际权利人陈某民依法维权提供协助，“协助”的定义就已经确定被申请人只是代实际权利人提起诉讼，但被申请人根本不享有《民事调解书》项下1.2亿元贷款本息的债权，该债权的实际权利人是而且也只能是委托贷款关系中的委托人陈某民。所以被申请人在委托贷款借款协议中，完全是从属地位，只是受托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并按约定收取一定的代理手续费，然后协助委托人收回本息或为委托人依法维权提供协助，被申请人除了向委托人收取一定数额的代理手续费之外，没有权利越过实际权利人陈某民擅自或独自向申请人主张《民事调解书》项下的款项支付。二、委托人（暨实际权利人）陈某民案涉款项已经全部还清，被申请人无权再向申请人主张任何权利：通过本案一审查明并且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无争议的事实，委托人也就是实际权利人陈忠民就本案的债权已经全部获得清偿。一审查明，因贷款到期申请人未能及时还款，被申请人依法协助委托人陈某民维权，通过深圳中院提起诉讼，后该案调解，并由深圳中院做出(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申请人应于2014年3月10日前向被申请人（受托人）支付借款本息及其他全部费用；为了按时清偿该笔债务，申请人积极协调，于2013年3月9日由申请人、陈某民与第三人沈某民签订《委托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实际权利人陈某民将本案案涉债权全部转让给申请人联络和协调的第三人沈某民，该《委托贷款债权转让协议》鉴于部分第4条约定：甲方（陈某民）作为委托贷款的委托人及委托贷款的实际权利人，拟将其在《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质押合同》及《民事调解书》项下享有的全部主债权、担保权利、委托人权利以及主债权相关的其他权益转让予乙方（沈某民）；同时，该协议鉴于部分第3条约定的转让债权范围包括：本金1.2亿元，2013年12月5日止的利息1057696.6元，2013年12月6日至实际付款期间的利息以1.2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4%计算至实际支付止，复利以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8.4%在每月二十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支付止，支付律师费115万元，支付案件受理费321590.41元。至实际支付款项的2014年3月10日，各方均认可的上述款项总额为127092459.83元。2014年3月10日，沈某民依据申请人的要求将127092459.83元款项一次性支付，并且该笔款项全部存入了委托贷款协议中明确约定的实际权利人陈某民在被申请人处开立的账户，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账户在本案中是案涉款项出款和收款的同一个账户，并且受被申请人监管。对于上述事实，被申请人是明知的，并在本案一审听证时再次明确认可。那么，在作为委托人并且是实际权利人的陈某民已经做出实质处分并已经获得本案案涉全部债权清偿后，作为只是起协助委托人也就是实际权利人维权的被申请人，在明知委托人的债权及相关权利已经获得全部清偿和维护后，却仍然孜孜以求、揣着明白装糊涂、堂而皇之的就同一笔委托贷款要求申请人再次支付1.2亿元本息及其他费用，没有任何法律或约定的依据。三、一审裁定违反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导致裁决显示公平，严重不公。本案中，一审既然已经查明实际权利人陈某民全部委托贷款出借给申请人的款项已经全部还清，被申请人身份只是委托贷款过程中的受托人，而且申请人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偿还了1.27亿多元款项的情况下，却仍然支持被申请人继续要求申请人再行支付天文数字的款项，这样的裁决结果将导致申请人在已经向委托人暨实际权利人陈某民偿还了全部债权后，还要就同一笔委托贷款再向受托人支付一次，这种裁决明显违反了民法通则所确立的公平原则，导致裁决明显不公。更为甚者，申请人是上市公司大股东，所持有的4000万股股票是保证申请人上市公司大股东地位的保障，如果按照一审裁定的逻辑，将会导致申请人就本案案涉款项支付两次1.2亿多元，将达到近3亿元，这会造成上市公司直接性破产，造成上市公司股价的巨大波动，将会严重的彻底的损害几万股民的切身利益，这会造成极大的社会不稳定，后果将绝对是难以估量的。而做为受托人的被申请人，在明知委托人已经获得全额清偿的情况下，却恶意申请执行，并超越权利范围擅自要求申请人再次向其支付巨额款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一审竟然连这样的要求也会支持，明显违法。申请人不仅要问：做为受托人的被申请人，在自己的委托人都已经获得债权全额清偿后，仍然意图获得巨大的非法利益，其是在为谁协助追讨？是为谁维权？如果真要拿到这些款项，又要支付给谁呢？四、一审违反法律程序，侵害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申请人向原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要求调取实际权利人陈忠民在被申请人处开立的账号为62×××18的银行账户2014年3月10日至今的交易明细，以查明：申请人不得偿还了1.2亿元本金，还支付了相关的利息、诉讼法、保全费、律师费等，更为重要的是，本应由委托人陈某民向被申请人支付的代理手续费，也是由申请人支付的，被申请人早在2014年3月份就已经明知委托人债权已获得清偿并且已经收取了代理手续费。但是一审法院却置之不理，导致被申请人恶意申请执行并意图谋取非法利益的事实未能查明，严重的损害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并刻意导致被申请人的非法目的获得支持。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并非实际权利人，在实际权利人委托贷款的债权已经全部获得清偿后，其已经丧失了协助的权利和必要，被申请人的执行申请理应彻底终结，并应依法及时为申请人解除查封或冻结措施。申请人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利，维护法律的尊严。复议申请人合慧伟业公司向本院提交补充意见称：一、陈某民与兴业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委托代理关系，陈某民与合慧伟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民间借贷关系。首先，在(2016)最高法民终124号北京长富投资基金与武汉中森华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详见附件1），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长富基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三方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由长富基金提供资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根据长富基金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并收回贷款，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收取代理委托贷款手续费，并不承担信用风险，实质是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委托贷款合同的效力和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之间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均应受相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制。”其次，本案涉及的委托贷款形式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贷款形式基本一致，委托人陈某民与借款人合慧伟业公司应属于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2013年5月9日，陈某民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编号为兴银深营委托字(2013)第022号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陈某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与合慧公司三方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根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陈某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合慧公司三方约定：委托人陈某民提供资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根据陈某民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代为发放并协助收回贷款，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贷款风险。《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借款金额为1.2亿人民币，借款人为合慧公司，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3年5月10日至2013年11月10日止，借款利率为年利率5.6%。有鉴于上，陈某民作为委托人，委托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代为发放并协助收回贷款，陈某民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是委托代理关系。而陈某民作为资金提供者与委托人，其与合慧公司之间存在的是民间借贷关系，贷款人为陈某民，借款人为合慧公司。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陈某民作为委托人与实际贷款人，有权直接向合慧伟业公司主张还款，合慧伟业公司可以向陈某民代理人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还款，也可以直接向实际贷款人陈某民还款。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委托贷款中，借款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委托人与借款人直接受《委托贷款合同》约束，可以自己名义直接向借款人主张权利。在上述(2016)最高法民终12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在2013年9月27日与长富基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中森华投资公司、郑巨云、陈少夏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以及与长富基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的行为及合同内容，表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在签订《委托贷款合同》时明知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与长富基金之间的代理关系，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委托贷款合同》只约束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和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因此，《委托贷款合同》直接约束长富基金和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原审判决认定长富基金可以自己名义直接向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主张权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中三方约定陈某民有权收回贷款本息。如上文所述，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系委托人陈某民、受托人（贷款人）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借款人合慧公司三方签订的，实际上是陈某民与合慧伟业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第十条约定，委托人陈某民的权利包括负责委托贷款的催收，陈某民有权依法或根据本合同约定采取诉讼或仲裁等相应措施收回贷款本息，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应给予必要的协助，委托人委托贷款人代为诉讼或仲裁时，应向贷款人预付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有鉴于上，陈某民作为委托人，是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的实际贷款人，有权直接收回该笔借款的本息。合慧公司作为借款人，在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时知道陈某民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的代理关系，因此陈某民实际贷款人的身份是受三方认可的，合慧伟业公司可以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还款，也可以直接向陈某民还款。三、(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以及其他所有应付款项，已由合慧公司委托久泰公司沈某民直接付给陈某民，(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应付款项已经付清给陈某民。首先，本案中，深圳中院执行的(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权即为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2013年12月4日，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作为委托贷款的受托人，根据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与《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诉至深圳中院，要求合慧伟业公司归还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本息。后双方达成调解，深圳中院(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合慧公司应在2014年3月10日前支付兴业银行借款本金1.2亿元及相应的利息、律师费、受理费共计127，092，459.83元人民币。其次，(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应付款项合慧公司已经委托河北省久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久秦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某民代为支付给陈某民。2014年3月10日，沈某民受合慧公司委托，代合慧公司向陈某民转账人民币127，092，459.83元，该笔转账系代合慧公司支付(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合慧公司应支付的款项。该事实有《兴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回单》为证。最后，沈某民代合慧公司还款的事实已经得到合慧公司、久泰公司及沈某民的确认。2014年3月22日，河北省久泰实业有限公司向合慧公司出具《已支付款项确认书》，确认合慧公司欠陈某民的借款及其他应付款项127，092，459.83元，己由沈某民通过兴业银行向陈某民代付。该《己支付款项确认书》由合慧公司签章、久泰公司盖章以及沈某民的签字确认。有鉴于上，合慧公司可以直接向陈某民还款，久泰公司沈某民代合慧公司直接向陈某民支付人民币127，092，459.83元后，合慧公司已经履行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所有还款义务，(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应付款项也己全部付清。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797号民事调解书，久泰公司沈某民代合慧公司归还陈某民127，092，459.83元后，久泰公司已另案向合慧公司主张并获得法院支持。久泰公司沈某民代合慧公司还款给陈某民后，久泰公司作为合慧公司债权人向法院起诉合慧公司，该案一审案号为(2016)冀民初26号（见附件2），二审案号为(2016)最高法民终797号。久泰公司曾通过沈某民银行账户代合慧公司向陈某民归还127，092，459.83元在该案的争讼金额300592459.83元内【见附件2，(2016)冀民初26号民事判决书第5页第4行与第8、9行，第8、9页】。也就是说，久泰公司已在该案中对其代合慧公司支付陈某民127，092，459.83元后产生的债权向合慧公司主张了权利。2017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终797号民事调解书，久泰公司主张的300592459.83元获得确认，该调解书确认久泰公司、合慧公司之间的债权总额（本金加利息）共计人民币3.5亿元整【见附件3，(2016)最高法民终797号民事调解书第2页】。由此可见，久泰公司沈某民代合慧公司向陈某民支付委托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的贷款及相关款项，因实际贷款人陈某民的债权己获得清偿，而久泰公司沈某民因代付而获得的债权也由久泰公司另案向合慧伟业公司主张并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的确认。合慧伟业公司直接依照(2016)最高法民终797号民事调解书向久泰公司还款即可，无需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还款。否则，将出现同一笔债务要归还两次的情况。五、申请法院进一步调查核实本案相关情况。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现合慧公司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详细如下：1、申请法院传唤陈某民出庭作证，核实其收取久泰公司代合慧公司支付的127，092，459.83元的相关情况。陈某民身份证号，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百合星城A-1804。2、申请法院向兴业银行调取沈某民2014年3月10日向陈某民兴业银行账号62×××18转账127，092，459.83元的入账情况的相关流水记录。3、申请法院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民初26号案卷宗，向最高人民法院调取(2016)最高法民终797号案卷宗，了解久泰公司己向合慧公司主张其代合慧公司支付陈某民127，092，459.83元后取得债权并获得支持的情况。综上所述，鉴于陈某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合慧公司三方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陈某民与合慧公司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仅是陈某民的代理人。在合慧公司签订合同时已知晓陈某民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的代理关系，且三方己明确约定陈某2作为委托人有权收回贷款本息的情况下，合慧伟业公司可以向陈某民还款。沈某民代合慧公司支付(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款项给陈某民后，合慧公司即已履行完该民事调解书所确认义务。兴业银行深圳公司作为代理人，受托的贷款已由借款入直接还给委托人，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无权再申请强制执行。而且，久泰公司沈某民代合慧伟业公司归还陈某民127，092，459.83元后获得的债权，久泰公司己另案向合慧伟业公司主张并获得法院支持。因此，恳请贵院支持合慧公司的复议请求。附件有：1、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124号北京长富投资基金与武汉中森华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1期（总第241期）；2、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民初26号民事判决书；3、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终797号民事调解书；4、沈某民2014年3月10日向陈某民转账127，092，459.83元的兴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回单。本院经审查，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此外，本院另查明，深圳中院（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被告合慧伟业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深圳中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合慧伟业公司确认尚欠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1.2亿元。二、合慧伟业公司确认截至2013年12月5日尚欠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利息1057696.6元，2013年12月6日至合慧伟业公司实际偿还借款期间的利息以1.2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4%计算至合慧伟业公司实际完全支付全部欠款为止。复利以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8.4%在每月二十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支付止。三、合慧伟业公司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支付律师费115万元。四、该案受理费643180.82元（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已预交），因调解减半收取为321590.41元，由合慧伟业公司径付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案件受理费321590.41元。五、合慧伟业公司于2014年3月10日前将上述一、二、三、四确定的借款本金1.2亿元及相应利息、律师费、受理费全部支付给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六、若合慧伟业公司按上述条款及时足额履行义务，则双方就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再向对方主张其他任何权益；若合慧伟业公司不能按上述条款及时足额支付款项，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有权按照本调解协议内容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七、若合慧伟业公司未按期足额支付上述款项，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有权对合慧伟业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000万股（证券代码000611）股份进行折价、拍卖、变卖等处分，并对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八、本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合慧伟业公司是否已履行完毕生效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本案中，执行依据为已生效的深圳中院作出的（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原告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被告为“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而陈某民、沈某民并非本案的当事人。其次，调解书确认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为：合慧伟业公司应偿还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借款1.2亿元人民币及相应利息、费用；如合慧伟业公司不能及时、足额支付款项，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有权对合慧伟业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000万股（证券代码000611）股份进行折价、拍卖、变卖等处分，并对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合慧伟业公司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向深圳中院申请执行（2013）深中法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深圳中院立案受理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执行申请并予以强制执行并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再次，在本案执行过程中，提供质押的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000万股（证券代码000611）股份的持有人仍然为合慧伟业公司，在被执行人未履行完毕调解书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强制执行上述质押股份，于法有据。复议申请人请求终结对上述生效调解书的执行并解除对合慧伟业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000万股（证券代码000611）股份的冻结措施，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本案调解协议并未确定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被执行人合慧伟业公司与委托人陈某民、第三人沈某民等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故复议申请人合慧伟业公司主张的陈某民与兴业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陈某民与合慧伟业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并非本案审查处理的范畴，复议申请人关于改判本案执行依据的请求应当另循法律程序解决。综上所述，复议申请人合慧伟业公司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深圳中院（2018）粤03执异605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处理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执异605号执行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蒋先华审判员  李昙静审判员  庄绪义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麦 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