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50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乐相辉，男，198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松溪县。 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伟、曾佳佳，福建冠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秀红，女，1977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演习，福建衡兴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乐相辉因与被上诉人黄秀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8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闽0203民初859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或者裁定驳回起诉。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讼争合同无效不当。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目的是为了办理其小孩进入高中就读(借读)。2、高中教育是参加高考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进入高中就读才是被上诉人缔结协议的主要目的。3、一审法院认定代为办理高中学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退一步，即便包含代为办理学籍，那么高考与学籍没有实际关联，福建省考试院编写的《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理工、文史类)中没有学校、专业对非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考生)作出限制性的报考规定。因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办理借读事宜，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认为借读办理学籍的行为违反学籍政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存在适用法律不当。1、借读行为是在原公办学校录取人数确定以后，个别班级增加学生人数，以满足个别学生就读高中的愿望，有别于所谓的“蚕食正常学生的资源”。2、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全体人员的利益，其核心是公共性，借读行为违背教育部规定，一定程度影响了教学秩序，但司法机关应严格适用社会公共利益。三、一审法院事实上是对被上诉人参与违规行为中双重获利的法律确认。1、被上诉人明知孩子没有被高中录取，却主动要求到高中就读。2、上诉人支付了相应的费用，被上诉人的孩子才顺利就读高中。被上诉人因违规行为获取利益，违反了民法公平、诚信原则。四、即使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违背公共秩序(教学)，违反了教育部的规定。作为民事纠纷，这种违法行为不属于民法及民事诉讼法保护范畴，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五、上诉人支付了办理被上诉人孩子挂靠三明华侨中学参加会考30000元、以及支付杏南中学费用具有相应的证据佐证。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中“就读”当然包含取得高中学籍，以应届生身份参加高考。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上诉人办理被上诉人孩子2016年9月份进入杏南中学就读。常理上“就读”应包括获得高中学籍以高中应届生身份参加高考。2、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承认2016年前可将学生学籍调出至外地高中，但2016年之后因中考学籍无法调出才导致学籍注册失败，故其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就认可就读事宜已包含高中学籍的办理。3、根据上诉人及办理人员林宝珠与被上诉人的短信往来也明确提示学籍办理的情况及“高中学籍”所需材料，而此处“学籍”应按常理理解，不应限缩解释为“会考考籍”。二、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并无不当。公共利益范畴的核心内容是公共性，本案中，高中学籍的办理是以政府为主导，实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需要，完全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内涵。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委托事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符合立法目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约定的事项会蚕食该地区学生受教育的机会，损害学生接受高中教育权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三、本案属于民法及民事诉讼法保护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条规定，讼争协议当事人均是平等主体，因委托合同产生的纠纷理所当然受民法及民事诉讼法调整和保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诉人立即返还被上诉人7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判令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黄秀红通过案外人康德亮了解到乐相辉能够协助未达高中分数线的学生在厦门本地高中学校寄读，并办理学籍，黄秀红遂通过康德亮委托乐相辉为其子杨圣彬办理高中就读事宜，并为此通过康德亮向乐相辉支付了70000元。 之后，乐相辉全权负责杨圣彬的入学事宜，期间其指派案外人林宝珠统一为学生办理学费缴纳、会考组织等事宜。 2016年6月24日乐相辉发送短信，指导“需要办理高中学籍”的考生填报志愿。7月13日，乐相辉发信息告知“16年借读收费标准”，其中厦门市杏南中学的收费标准为60000元。7月19日，乐相辉发信息称“所有的借读生费用往上涨10000元，因为今年学籍放在私立校内，学费就要交3万多”。7月28日，乐相辉发信息提示办理学籍所需要的材料。9月23日，林宝珠发信息提示学生家长准备并提交“高中学籍办理”需要的材料。 经乐相辉协调，杨圣彬于2016年9月进入厦门杏南中学借读，此后定期前往三明华侨中学参加会考，但至今未获得普通高中学籍。 以上事实，有黄秀红提交的短信、转账记录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为证。 本案审理过程中，乐相辉主张黄秀红所付的费用已实际用于为杨圣彬办理借读事项，乐相辉为此提供《情况说明》、林宝珠身份证复印件及转账记录支持其主张。黄秀红对转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情况说明》实为证人证言，林宝珠未到庭作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乐相辉提供的转让记录记载的系林宝珠与案外人陈万土的资金往来，未明确表明系支付杨圣彬的费用，且数额与乐相辉主张的费用金额无法相互印证，不足以证明乐相辉为完成委托事项支付了必要的费用及费用金额，故对乐相辉主张的该部分事实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乐相辉作为受托人接受黄秀红的委托，办理黄秀红之子杨圣彬高中就读事宜，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委托事项是否包含办理高中学籍存在争议，综合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的委托事项包含高中学籍的办理，理由如下：首先，从合同的目的来看，黄秀红作为学生家长委托乐相辉办理高中就读事宜的目的在于让其子获得普通高中学籍并进行高考，并非只是单纯进行寄读。其次，从交易习惯看，乐相辉确认其用收取到的费用用于办理寄读及学籍，并在庭审中确认2016年前可以将学生学籍调出至外地高中，但2016年之后因中考学籍无法调出才导致无法注册学籍，故乐相辉主观上认可就读事宜包含高中学籍的办理。最后，从具体沟通细节上看，乐相辉及其指派的人员即林宝珠均发信息明确提示办理“高中学籍”的事项及所需材料，此处的高中学籍应当按照通常之解释，不应仅解释为“会考考籍”。综上，对乐相辉主张其受托办理的学籍仅为会考考籍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乐相辉接受黄秀红的委托，协助安排杨圣彬到普通高中就读并办理高中学籍，该委托事项违反了我国教育政策中关于中小学生“籍随人走”的学籍管理规定，扰乱了正常的普通高中教学管理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案涉委托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委托合同无效，因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乐相辉抗辩其已支付相应委托费用，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完成委托事项支付必要的费用及费用金额，故不采纳其主张。本案中，各方对于委托合同无效均具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乐相辉应当返还黄秀红因委托事项而支付的费用70000元，委托期间资金占用的损失由黄秀红自行承担。综上所述，在前述认定的范围内支持黄秀红的诉讼请求，对于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乐相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黄秀红70000元；二、驳回黄秀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8元，减半收取计879元，由黄秀红负担93元，由乐相辉负担786元。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证明书》，拟证明上诉人帮助被上诉人办理挂靠三明市华侨学校，届时可参加会考并拿到毕业证书及支付费用30000元。证据2《林宝珠证词一》，拟证明上诉人为帮助挂靠三明市华侨学校支付了30000元费用。证据3《林宝珠证词二》，拟证明上诉人为办理到杏南中学借读支出费用12000元及讼争协议目的是进入高中教育参加高考。证据4《福建招生资讯—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理工类）》节选，拟证明高考考试是否有无学籍不影响高考录取。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据1、证据2、证据3不符合民事证据法定形式，不具有证明力。证据4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没有电子学籍将导致考生无法以普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有加盖陈万土个人印章，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该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拟证明对象，证据2、3属于证人证言，欠缺证人证言法定形式，亦不足以证明拟证明对象。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无法确认。 另查明，1、上诉人主张挂靠三明市华侨学校支付费用30000元，但一审中提交的林宝珠转账凭证265000元金额无法与其所主张的上述费用对应，且转账对象仅为陈万土，而非三明市华侨学校。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借读杏南中学支付费用12000元的事实。因此，其主张实际发生讼争费用不予支持。2、双方确认若没有学籍，则不能以普通高考生参加高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1、讼争协议的效力问题。从双方对讼争协议履行过程、上诉人一审庭审中陈述以及二审中双方确认若没有学籍，则不能以普通高考生参加高考等事实足以认定讼争协议的合同目的应包含学籍，且亦为上诉人履行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上诉人根据协议安排被上诉人之子到普通高中就读并办理高中学籍的委托事项违反我国教育政策中“籍随人走”，扰乱正常教育管理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为无效并无不当，应予维持。2、如前述，上诉人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实际发生的具体费用，因此一审法院未支持其主张发生的费用，判决返还被上诉人70000元正确，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处理规定，应予维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58元，由上诉人乐相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朝阳 审判员  王 池 审判员  苏 鑫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崔新建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