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豫03民申4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爱娣，女，195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王桂林，男，1952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杜春生，男，1959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再审申请人刘爱娣、王桂林因与被申请人杜春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豫03民终3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爱娣、王桂林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3民终3859号民事判决及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4民初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依法改判驳回杜春生的全部请求；3.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杜春生承担。事实与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依法申请再审。一、本案的起因及基本情况。1.杜春生于2013年7月2日向王桂林（刘爱娣与王桂林是夫妻关系）借款人民币30万，借款期限至2013年10月2日，借款到期后，经王桂林多次催促，杜春生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还，直到2014年4月28日和5月5日仅偿还16万元，余款14万元又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还，无奈之下王桂林于2014年12月将杜春生起诉到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4)瀍民初字第1045号，以下简称（2014）初1045号案件或王桂林案件，法院判决支持了王桂林的诉讼请求]。该案庭审中，杜春生辩称：从2013年7月9日共计还王桂林33.75万元，其中有3笔17万元是转到其妻子刘爱娣银行卡上。对于杜春生的上述抗辩，王桂林向法庭说明，实际转入刘爱娣账上17.5万元是杜春生另外于2013年7月26日至11月16日先后4次向刘爱娣借现金共计17.5万元，并提供杜春生的借款时间、金额、地点，刘爱娣的资金来源，以及杜春生的借款理由。杜春生与刘爱娣的借贷关系系从2013年7月26日至2013年11月22日还完最后一笔，借了17.5万元，还了17.5万元而结束（杜春生每次转账还款后，就从刘爱娣手上拿走了其对应借款的借条），与2013年7月2日借王桂林的30万元没有关系。经法院审理查明，杜春生与刘爱娣另外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还给刘爱娣的17.5万元与本案无关。对王桂林的主张予以采信，判决杜春生偿还王桂林14万元及利息[详见（2014）瀍民初字第1045号判决书]。2.杜春生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案号（2015）洛民终字第1868号，以下简称（2015）终1868号]。二审庭审中，杜春生改变了一审时的抗辩主张，称只借了王桂林25.5万元，已还王桂林33.5万元（该主张与其一审主张相互矛盾），其中在2013年偿还的四笔计17.5万元是转到妻子刘爱娣银行账户上的，对杜春生的上述主张，王桂林向法庭提交了杜春生于2014年1月28日给妻子刘爱娣的短信。内容为“哥嫂好！春节办理贷款手续，两个月以后买我房的人，钱银行转我账上。现在我再去借钱，每人给了……过好春节，年后这事办了，儿子结婚用房卖了，这就决定还款（注：还给刘爱娣账户上的四笔借款共计17.5万元都发生在春节之前）。洛阳市没有第二个。……”。杜春生质证后认为，该短信内容属实。中院认为，从杜春生于2014年1月28日给王桂林妻子刘爱娣发的短信中可以看出，杜春生决定过完2014年春节后还钱。该短信内容与杜春生于2014年偿还16万元借款相互印证，且王桂林对于该16万元还款予以认可，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关于剩余的14万元，（二审认定借王桂林30万元有杜春生借条为证）杜春生上诉称已于2013年通过向刘爱娣的银行卡转账17.5万元及给予王桂林3万元现金的方式予以偿还，本院认为，其该项主张与杜春生和王桂林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杜春生对剩余的14万元借款偿还20.5万元，不符合常理；因杜春生提供的证据及其陈述自相矛盾，不能相互印证，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杜春生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内容详见（2015）终1868号判决，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正在执行中]。3.2016年1月27日，杜春生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再审申请中杜春生再一次改变了一审、二审时的抗辩主张，提出向王桂林借款本金25.5万元，连本带息已经还了30万元（其中利息是4.5万元），还给王桂林16万元，转给刘爱娣银行卡14万元，[杜春生主张30万元明细是29万元，转给刘爱娣14万元，明细是5笔10万元（见表格二）].中院对杜春生提出的再审申请对双方进行了调查询问，因杜春生自己本身的举证都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再审没有立案。二、本案中，杜春生就该17.5万元颠三倒四拼凑数字，另行提出与其之前主张自相矛盾的且不符合常理的主张和解释。时隔12个月，杜春生挖空心思，昧着良心把转到刘爱娣账户上的四笔17.5万元拆分成10万元（一笔）和7.5万元（三笔）两部分，另行在洛阳市瀍河区法院提起对刘爱娣不当得利7.5万元的诉讼[案号为（2017）豫0304民初38号]，主张其中三笔7.5万元是通过刘爱娣账户还王桂林的借款，另一笔10万元是还刘爱娣的借款，在与王桂林案件中，杜春生抗辩时说其中四笔共计17.5万元都是通过刘爱娣账上还王桂林的借款，本次起诉时只挑出7.5万元，因为如果说该17.5万元都是刘爱娣不当得利，必将与其在与王桂林案件中就该17.5万元的主张相互矛盾，当时杜春生主张借王桂林款共计25.5万元，己还款36.5万元，其中直接还王桂林为19万元，该17.5万元是通过刘爱娣账户还王桂林的。对于杜春生的前述主张，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借30万元还36.5万元，又无利息约定，不符合常理，故不予认定[详见（2015）终1868号判决书]。故本案中杜春生为了规避上述无法解释的矛盾，不得不从17.5万元中挑出7.5万元说刘爱娣不当得利，这样就能够解释借其主张的借王桂林25.5万元，己还19万元，再通过刘爱娣账上还7.5万元，合计还王26.5万元。并由此主张，刘爱娣答应该7.5万元转给王桂林而没有转给王桂林，据为己有是不当得利。但这样以来又无法解释除该7.5万元外，另10万元为何转到刘爱娣账上，只好承认另10万元是还刘爱娣的借款，显然，杜春生这样颠三倒四前后矛盾，从17.5万元中挑出7.5万元解释为刘爱娣不当得利完全是在做数字拼凑，根本不符合常理，其目的是为了混淆视听，企图推翻正在执行的其与王桂林案件中关于前述事实判决书的认定。再陈述理由如下：1.在本案诉讼中，并没有提供新的证据证明转到刘爱娣银行卡上的款是还王桂林的借款。为了符合他对7.5万元的举证，杜春生只承认借刘爱娣了10万元（在前诉中，杜春生主张17.5万元都是通过刘爱娣账户还王桂林的借款）。杜春生如果真是还了王桂林的借款，为什么不直接转到王桂林银行卡上，而是一次次转给刘爱娣？且杜春生不是一次性全额还款30万元，而是分三次将7.5万元转给刘爱娣，假定这7.5万元是通过刘爱娣账户偿还对王桂林的30万元借款的一部分，那么不论是王桂林还是刘爱娣都会给杜春生出具收据。杜春生应拿出收据或者其他证据来证明，而不是单凭银行流水。2.在（2017）豫0304民初38号判决书中，有意隐瞒了刘爱娣向法庭提供的在杜春生与王桂林案件[（2015）终1868号]判决书中认定的杜春生于2014年1月28日给刘爱娣发的短信，同时隐瞒了（2014）初1045号判决书中杜春生主张的转到刘爱娣银行卡上的17万元,及（2015）终1868号判决书中杜春生主张的转到刘爱娣银行卡上的17.5万元，都是通过刘爱娣账户还王桂林的。由前述可知，杜春生就该17.5万元在不同的案件中的主张和解释颠三倒四，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不符合常理。3.以下是杜春生就同一事实在不同案件、不同庭审时的主张及自相矛盾之处:（1）在王桂林诉杜春生民间借贷案件中：A、（2014）初1045号，杜春生主张连本带息还33.75万元，明细29.25万元，转给刘爱娣17万元。B、（2015）终1868号，杜春生主张连本带息还33.5万元，明细36.5万元，转给刘爱娣17.5万元。C、再审申请，杜春生主张连本带息还30万元，其中利息4.5万元，明细29万元，转给刘爱娣14万元，明细10万元。E、借王桂林30万元吋间是2013年7月2日，可在（2014）1045号庭审中和再审申请书中主张于2013年6月27日己还款1.5万元。（2）在杜春生对刘爱娣提起的不当得利案件中：A、（2017）豫0304民初38号，杜春生主张连本带息还王桂林26.5万元，其中利息1万元（杜春生与王桂林一案中，杜春生再审申请书称已还利息4.5万元），转给刘爱娣7.5万元。B、（2017）豫0304民初38号，主张2014年5月5日已经还清。从2014年5月6日计算利息[（2014）初1045号主张2014年6月14日和7月9日还在还款]。两个案件五次庭审中,杜春生都举证对王桂林的借款连本带息都已还清，可是五次均只字未提已经还清，为什么不要回借条？4.本案中，杜春生主张7.5万元是其通过刘爱娣账户还王桂林的借款，刘爱娣没有转给王桂林构成不当得利，而该7.5万元是分三次转让刘爱娣账户的，具体转账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3年7月30日转账3万元、2013年10月6日转账1.5万元、2013年11月16日转账3万元。由王桂林诉杜春生民间借贷案件生效判决可知，杜春生2013年7月2日向王桂林借款人民币30万，借款期限至2013年10月2日。而本案中杜春生第一笔向刘爱娣账户转款3万元的时间是2013年7月30日,此时杜春生对王桂林借款尚未到期，杜春生怎么可能对于未到期的借款就通过刘爱娣账户向王桂林还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原告仅以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提供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一）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三）根据法律的推定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效力的裁判所认定的事实。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4民初38号判决书中，对刘爱娣提交的除了答辩书及杜春生借刘爱娣钱的时间、金额、地点，刘爱娣的资金来源及杜春生的借款理由都是吻合的。另外提供（2014）初1045号和（2015）终1868号判决书,对杜春生转到刘爱娣银行卡上的17.5万元是其偿还王桂林的借款不予认定，杜春生和刘爱娣也存在着借贷关系也作了认定，与借王桂林的30万元无关。而（2017）豫0304民初38号判决书中认定，刘爱娣提供证据即取款明细，仅仅能够得出取款事实，不能证明此笔款项以现金形式出借给了原告，因此被告的抗辩缺乏有效证据，不予采信。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不是刘爱娣的证据不足，而是（2017）豫0304民初38号判决不合常理地采信杜春生颠三倒四前后矛盾胡编乱造的主张，偏听偏信，不顾己发生效力的前诉判决，就主观认定刘爱娣是不当得利7.5万元。刘爱娣不服（2017）豫0304民初38号号判决，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案号为：（2017）豫03民终3859号]。在二审庭审中，杜春生没有答辩书，在法庭辩论中，杜春生也只讲他是如何被别人骗了几十万，其他债权人是如何逼他要钱等与本案无关的言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二审法院未调查清楚本案事实，在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草率的维持了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刘爱娣、王桂林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故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依法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杜春生分别于2013年7月30日、2013年10月6日、2013年11月16日通过中国银行向刘爱娣转款共计7.5万元，刘爱娣辩称该款系杜春生向其偿还的借款，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据此认定刘爱娣构成不当得利并无不当。综上，刘爱娣、王桂林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爱娣、王桂林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苏 娜审判员 王鑫杰审判员 时志伟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孟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