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民终25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伟，男，198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伟成，广西明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雅玲，女，199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忠，广西独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美伶，广西独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唐伟因与被上诉人张雅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4民初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伟成，被上诉人张雅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伟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4民初688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一审法院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对数额较大的借款一般会持有较为谨慎的态度，对借款的事实以借条、欠条等形式予以确认，即便借款当时未能及时出具借条，事后亦会进行追认或补充出具债权凭证；而转账当事人之前的关系或为借款、或为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形，仅有转账凭证，并不能直接认定发生于转账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必然为借款关系。”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银行转账凭证证实借款的事实，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转账系其他用途，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双方原系男女朋友关系，同居期间生育一子，可见关系亲密，不能以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的一般做法论之，由于双方关系特殊，未写借条也是在情理之中。二、一审法院认为“《分手协议》虽为被告书写，但未经双方签字确认，不产生债权凭证的效力，且协议内容所载明的资金金额与原告所诉借款金额亦不相符，故本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这一认定也是错误的。《分手协议》的内容与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证实了双方同居期间，被上诉人借上诉人款项的事实，与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转账凭证上注明转款用途为借款的事实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的事实。 张雅玲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唐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683000元及利息183949元（利息计算：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从2013年7月5日起算，暂计算至起诉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原系男女朋友关系，两人于2007年相识、恋爱，并于2009年3月6日生育一子唐璋元。原告与被告及其父母因经营生意时有资金往来。原告桂林银行账户（账号：62×××65）由原告开立，开立后该账户的银行卡由被告管理。原告诉称的借贷关系未出具借据证实，其提供原告桂林银行账户（账号：62×××65）汇入被告账户（账号：62×××40）的四笔款项银行凭证证实其借款事实：2013年6月16日转款130000元，2013年6月18日转款450000元，2013年6月24日转款50000元，2013年7月5日转款53000元，共计683000元；上述四笔款项在汇款用途处备注为“借款”。据被告提交的其桂林银行账户（账号：62×××40）分户账页明细显示：2013年至2014年期间，原告与被告的账户资金往来频繁。其中，2013年7月5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向原告账户汇入四十余笔款项，其中备注为“还款”的款项，合计金额超出683000元；其余款项备注为“借款”、“汇款”、“其他”等。原告称除涉案的四笔款项为原告出借给被告的借款外，其余账户交易往来均为双方经营生意的货款往来。被告则认为双方账户间所有的往来皆为双方共同经营生意往来，双方之间并未形成借贷关系。 另查明，原告提交其与被告之间的《分手协议》一份，内容为（节录）：双方同居期间个人及之前财产不做任何划分，归各自所有；女方期间所向男方借款65万，在8月15日前需还20万元，剩余欠款分两年还清。该协议未经原、被告署名，亦未注明书写日期。被告认可《分手协议》系其书写，但该协议是为了处理两人的感情问题，与原告所诉借贷关系并无关联，且协议未经双方签名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汇入被告账户的涉案683000元款项（其中包括2013年6月16日转款130000元，6月18日转款450000元，6月24日转款50000元，7月5日转款53000元）是否为借款，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 首先，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生效有两个要件，一是当事人之间要达成借贷的合意，二是款项必须实际交付。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主张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提出的事实主张均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合同纠纷中，主张合同成立并已履行的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证明合同成立和履行的证据的义务。故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贷双方达成借款合意及款项已实际交付的事实应由贷款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为证实其与被告间存在借贷关系，提供了转账凭证这一证据。该院认为，转账凭证虽可证实原告已将款项交付被告，但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仅有转账凭证是否能直接确定双方已达成借贷合意，形成借贷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对数额较大的借款一般会持有较为谨慎的态度，对借款的事实以借条、欠条等形式予以确认，即便借款当时未能及时出具借条，事后亦会进行追认或补充出具债权凭证；而转账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或为借款、或为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形，仅有转账凭证，并不能直接认定发生于转账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必然为借款关系。本案中，原、被告原为男女朋友关系，且共同育有一子，双方关系密切且有经营生意，原、被告之间资金往来频繁属正常现象。该院认为，被告向原告账户的转款备注中出现“借款”、“还款”、“汇款”等不同字样。原告仅认为转款中备注为“借款”字样的涉案款项实际用途是借款，却称其他转款的实际用途为货款，说明涉案的款项实际用途亦存在其他可能性。故原告仅以备注字样为“借款”主张涉案款项为借款依据不足。原告另提交《分手协议》欲证实原、被告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此，该院认为，《分手协议》虽为被告书写，但未经双方签字确认，不产生债权凭证的效力，且协议内容所载明的资金金额与原告所诉借款金额亦不相符，故该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综上，原告在未取得被告追认资金性质及出具债权凭证的情况下，仅以转账凭证佐证双方间的借贷关系，不符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法律构成要件，该院无法据此直接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 其次，从被告的抗辩来看。被告否认涉案款项为借款，而是被告及其父母与原告做生意的资金往来。被告的抗辩意见亦使原告主张“该款为原告出借给被告的借款”这一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原告需进一步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综上，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借贷事实的情况下，该院结合全案证据，依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原告的举证不足以证实其与被告间形成借贷关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70元，减半收取计623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自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唐伟所提交的桂林市公安局叠彩派出所治安案件现场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并不能证明唐伟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另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唐伟与被上诉人张雅玲之间是否形成了683000元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张雅玲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从张雅玲一审期间提供的银行流水看，双方之间的转账金额达数百万元，其转款备注中包括了“借款”、“还款”、“汇款”、“其他”等，而其中备注为“还款”的也并不是真实的还款，是为了财务做账，且双方及其父母因经营生意需要存在资金往来，在此期间，双方又共同生活并生育一子，综合上述事实，在张雅玲没有出具借条的情况下，唐伟仅凭大量转款中出现的四笔备注为“借款”的转账事实，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683000元的借贷关系。唐伟在一审期间提供的分手协议，双方均未签字，也没有按照协议内容履行，因此，唐伟以此协议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理由亦不成立。 综上所述，唐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470元，由上诉人唐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秀文 审 判 员 唐 勇 审 判 员 蒋子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龙艳祥 书 记 员 廖鑫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