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8民终9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祥，男，汉族，1966年5月2日生，住普洱市宁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伦，宁洱县德安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世聪，男，汉族，1960年7月15日生，住普洱市宁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梓州，云南聚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强，云南聚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彬贵，男，汉族，1952年7月4日生，居民身份住址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上诉人张家祥因与被上诉陈世聪、陈彬贵退伙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821民初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家祥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宁洱县人民法院（2019）云0821民初290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进行改判或发回重审；二、张家祥依法不承担本案的任何费用；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世聪、陈彬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张家祥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有误，而且判决不公正，请求二审法院给予调查核实。第一，本案名义上是合作，但实际上是陈彬贵对张家祥和陈世聪设置的一种融资圈套，因为金平县金竹寨矿山也不是陈彬贵依法获得的矿山，该矿山因开采许可等手续问题，投资后就没有组织有效开采。张家祥与陈世聪先后投入的近700000元资金，都是由陈彬贵用于开支其之前因矿山欠下他人的费用，所以张家祥和陈世聪都是被陈彬贵诱骗去的投资者和受害者，根本不具有合伙的事实和条件。第二，2012年10月2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对张家祥的投入、股份等一句未提，协议内容仅限于陈彬贵单方与陈世聪之间的合作内容，该协议的内容是陈彬贵和陈世聪写好签字后让张家祥帮忙证实而写上去的，所以从协议内容上可以看出不属三人合作关系。陈彬贵安排陈世聪投入的资金，为了帮助证实而让张家祥帮出具收据，正式收款收条是2013年8月23日出具的，该收条落款签字是陈彬贵和陈世聪打印签字后，让张家祥在收条上证实一下签字。到一审时张家祥才知道该收条是陈世聪用作以收代退的退伙证据。张家祥与陈世聪在本案中均属受害者，一审判决张家祥承担陈世聪的退伙费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不公正。二、陈彬贵向陈世聪在2013年8月23日写下收条之后，陈彬贵单方又向陈世聪写下约定承诺，该承诺书上也只有陈彬贵本人签名。该证据进一步说明陈世聪退款是与陈彬贵个人所为，是两人之间的债务关系，与张家祥无关。在一审开庭审理中陈彬贵也当庭称，陈世聪投资是来看矿山后自愿投入的，陈世聪退伙陈彬贵是同意的，该款由陈彬贵个人承担，与张家祥无关。一审法院在无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判决张家祥承担退款责任，属事实不清、判决错误，张家祥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或改判，张家祥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三、本案已过时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陈世聪对张家祥的诉讼请求。陈彬贵2013年承诺在2014年底退还，如不还按国家利息计算承担，8年来陈世聪从未找过张家祥催讨，直到2019年4月向宁洱县法院提起诉讼，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已过时效。在一审中陈世聪称陈彬贵承诺退款后，2018年分别两次转给陈世聪，其中有2000元是陈彬贵找不到陈世聪而转让张家祥帮转交陈世聪的，一审法院就将此事认定是张家祥通过转账方式履行了义务，一审法院以推定方式，不分钱的来源或支付过程用途等，把张家祥代陈彬贵转交的2000元给陈世聪视为履行义务，该认定错误，而且是依法无据。陈世聪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理由如下：一、陈世聪和张家祥、陈彬贵合伙关系明确，三人共同签订的《合作开采矿山协议》、2013年8月23日三方签订的收条，以及陈世聪、张家祥分别入股170000元和450000元等均可以证明三人合伙关系存在。二、本案没有过诉讼时效，陈世聪从未停止向陈彬贵和张家祥索要退伙股金。在2018年的1月29日，张家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陈世聪2000元；2018年4月25日陈彬贵转入陈世聪7200元，张家祥和陈彬贵以实际行为履行了义务。所以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陈彬贵未提交书面答辩状。陈世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陈彬贵、张家祥退还陈世聪入伙本金160100元，2、判令陈彬贵、张家祥向陈世聪支付资金占用费直至本金清偿之日止（资金占用费自2014年11月1日起算，按年利率6%计算；3、判令由陈彬贵、张家祥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10日，陈世聪经陈彬贵、张家祥的邀约，合伙到红河州金平县投资开采矿山，张家祥、陈彬贵作为甲方与陈世聪签订了《合作开采矿山协议》。张家祥于2012年12月24日向陈世聪出具收据证实陈世聪支付挖机租金75000元，于2013年1月16日出具收据证实陈世聪交付80000元现金用于矿山业务用款，陈彬贵于2013年1月15日出具收据证实陈世聪交付现金15000元用于矿山业务费用，以上三项费用共计170000元。协议签订后，矿山一直未动工，陈世聪提出退伙，陈彬贵、张家祥于2013年8月23日作为甲方与陈世聪签订一份名为收条的退伙协议，收条中写明陈世聪因开采矿山需要交付股金170000元，后因矿山出现状况，陈世聪要求退股，陈彬贵、张家祥承诺于2013年11月前分两批退还股金。另，陈世聪在庭审中确认2018年1月29日收到张家祥转账2000元，2018年4月27日收到陈彬贵转账7900元。现陈彬贵、张家祥还应向原告退还入伙股金160100元，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陈彬贵、张家祥退还股金，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4年11月至退伙本金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本案中，陈世聪、张家祥、陈彬贵三人共同签订《合作开采矿山协议》，协议签订后，陈世聪出资170000元参与入伙，后因矿山出现状况，陈世聪提出退伙，陈彬贵、张家祥同意其退出合伙，并签订书面协议，承诺于2013年11月前分两次退清陈世聪的入伙股金，但至今只退还了9900元。因此，对于陈世聪主张由张家祥、陈彬贵退还入伙本金1601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陈世聪主张的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14年11月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相类似的规定”，本案中，陈世聪与陈彬贵、张家祥签订的收条是一个约定退伙事宜的无名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义务，且该收条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自该收条签订后，陈彬贵、张家祥一直未向陈世聪退还股金，其行为构成了对陈世聪资金的占用，另，陈彬贵在收条中明确承诺若逾期，则愿意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支付利息，因此，陈世聪主张由张家祥、陈彬贵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资金占用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张家祥在庭审中主张其在《合作开采矿山协议》、收条中的签名的行为仅仅是作为见证人，而并非陈世聪主张的合同相对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张家祥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仅仅是见证人的事实，对于其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其承担，因此，对于张家祥主张其签名行为是见证人的反驳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家祥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投资矿山投入450000元，故其作为涉案合作协议的合伙人之一是明确的，其应当按照约定向陈世聪支付退伙本金。另，张家祥在庭审中主张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涉诉张家祥的住所地为宁洱县，其住所地在本院辖区范围内，因此，对于张家祥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张家祥提出陈世聪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陈彬贵明确表示其未向陈世聪支付退伙本金，其于2018年4月27日向陈世聪转账7900元，并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愿意于2020年1月1日前向陈世聪支付退伙本金，且张家祥于2018年1月29日向陈世聪转账2000元，其已经通过向陈世聪转账的方式履行了义务，因此，对张家祥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庭审中，陈彬贵、张家祥主张向陈世聪转账的9900元为劳务费，而并非退还的股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陈彬贵、张家祥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对于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由张家祥、陈彬贵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退还陈世聪入伙本金160100元，并以1601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案件受理费3502元，减半收取1751元，由张家祥、陈彬贵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张家祥上诉的张家祥、陈世聪和陈彬贵之间不具有合伙的事实和条件，名为合伙，实际是陈彬贵对张家祥和陈世聪设置的一种融资圈套的意见。陈世聪在一审时提交的2012年12月20日的合作开采矿山协议，虽然该协议上未明确约定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但陈世聪、张家祥均认可投入了资金用于合伙开采矿山事务，且陈世聪本人到矿山进行过考察，虽然合伙开采矿山事务未实际进行，但不能否认合伙人之间合伙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家祥也认可其在合作开采矿山协议上的签字，虽然其上诉称其签字行为只是作为见证人，但张家祥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予以证明，由此，张家祥、陈世聪、陈彬贵之间因该合作开采矿山协议形成的法律关系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真实、合法，故本院予以确认，张家祥的上述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013年8月23日陈世聪、张家祥、陈彬贵签订一份收条，该收条的内容实质上是陈世聪退出合伙的协议，张家祥上诉称其在收条上签字的行为只是为了帮陈彬贵证实一下，该款应由陈彬贵承担，本院认为，2013年8月23日的收条上记载的内容并不涉及晦涩难懂的专业领域，该内容简单明了易懂，并不存在歧义和不可理解的地方，收条上明确记载“乙方要求退股，甲方同意退回本金”，且收条下方的签字也明确分为“甲方、乙方”，张家祥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有这个能力读懂理解收条上的内容，如果其只是作为一个见证人，其就不应该在甲方一栏签名捺印，由此，张家祥的上述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该退伙协议是合伙人的真实意识表示，真实、合法，故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据此，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8月23日签订的退伙协议明确了陈世聪退伙的原因，退伙时应分割的财产，陈彬贵、张家祥应于2013年11月前支付陈世聪退伙财产170000元，但陈彬贵、陈世聪一直未履行支付义务，直到2018年支付陈世聪退伙财产9900元，余款160100元一直未支付，一审法院据此确认由张家祥、陈彬贵退还陈世聪合伙财产160100元，并无不当，故本院予以维持。陈彬贵、张家祥未按照退伙协议的约定履行向陈世聪退还合伙财产的义务构成违约，由此造成陈世聪不能按约得到退伙财产，给陈世聪的经济造成了损失，故一审法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支持陈世聪主张的利息并无不当，故本院予以维持。对于张家祥上诉的其支付给陈世聪的2000元是应陈彬贵的委托，代陈彬贵支付给陈世聪的款项，不是张家祥的履行行为，陈世聪从未向张家祥主张过退伙款，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陈彬贵、张家祥在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在2018年自愿向陈世聪履行了部分义务，现张家祥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本院不予支持。虽然陈彬贵、张家祥辩称该款是支付给陈世聪的工资，不是退伙款，但陈彬贵、张家祥均未提交有效证据材料证明上述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张家祥支付给陈世聪的款项是否是来源于陈彬贵，这是张家祥和陈彬贵之间的内部关系，但是对于陈世聪而言，张家祥支付的2000元表示的是张家祥自愿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张家祥的上述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张家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2元，由张家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键审判员 付学华审判员 张劲松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杨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