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3民初16584号原告金永川，男,196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代理人蔡龙，重庆佳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欢，重庆佳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行,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7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9029409820。负责人赖涛，行长。委托代理人曾东春，该行员工。委托代理人刘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法律事务部员工。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观音桥支行，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一支路6号附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756209410F。负责人周锦。委托代理人何虹雨，该行员工。委托代理人刘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法律事务部员工。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忠县支行，住所地重庆市忠县忠州镇忠州大道巴王路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908151650Q。负责人李振宁，行长。委托代理人陈礼和，该行员工。委托代理人刘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法律事务部员工。原告金永川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渝中支行）、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观音桥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观音桥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忠县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忠县支行）银行卡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娟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骆漪担任法庭记录。原告金永川及其委托代理人蔡龙，被告工行渝中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曾东春、刘婷（同时系工行观音桥支行、工行忠县支行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被告工行观音桥支行的委托代理人何虹雨，工行忠县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陈礼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永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工行渝中支行、工行观音桥支行、工行忠县支行共同向原告金永川支付银行存款23812.42元及利息（以23812.42元为基数，自2001年9月22日起，按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计算至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等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1年5月30日，原告金永川在被告工行忠县支行处办理了银行存折一张，账号为52471001****，未办理与该存折相关联的银行卡。原告金永川一直以该存折作为存款和取款的凭证。2001年9月22日，原告金永川最后一次使用该存折取款后，余额为23812.42元。后该存折存放在保险箱内未再使用。2019年4月7日，原告金永川持该存折前往被告工行观音桥支行欲取回存款时，被告工行观音桥支行将该存折进行了更换，新存折载明账号为310001780100012****，余额为零。经查询，工作人员告知余额23812.42元于2001年10月24日在被告工行渝中支行所辖的上清寺储蓄所取出。经查询档案，工行渝中支行出具一张并非原告金永川签名的牡丹卡取款单。现原告金永川认为其并未办理过与该存折关联的工行牡丹卡，其存折内的存款被他人取出，工行渝中支行未尽到审查义务，故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工行渝中支行、工行观音桥支行、工行忠县支行共同辩称，2001年5月30日，原告金永川在被告工行忠县支行开立了活期存折一张，账号为52471001****，同时向其发放了一张关联的银行卡即工行牡丹灵通卡，卡号为310010001546****。原告金永川于当日在账户内存入324000元，后使用该存折和关联银行卡进行支取和消费。2001年10月24日，原告金永川使用银行卡在当时的中山三路储蓄所柜面上支取（现变更为上清寺支行）23812元。因根据相关规定，5万元以下现金取款系凭存折或银行卡和密码支取，银行没有核实取款人身份信息的义务，不需要出示卡主或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故持卡人签名处即使不是原告金永川本人所签，也应视为其将银行卡和密码交予他人进行取款的委托行为，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上述款项支取后，该存折账户内有发生结息、扣取利息税、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等资金变化，直至2019年4月7日，原告金永川持该存折到被告工行观音桥支行，显示的余额为零。因工商银行的系统于2004年左右进行升级，原存折账号52471001****已生成了新账号310001780100012****，故工行观音桥支行为原告金永川更换新存折后，存折载明的账号即为新账号310001780100012****。综上，原告金永川诉称的存款已经支取，银行方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金永川向本院举示以下证据：1、账号为52471001****的原存折内页复印件，证明在2001年9月22日之后该账号未发生过资金变动，且余额为23812.42元；2、被告工行观音桥支行更换的新存折，证明旧存折号52471001****与现存折号310001780100012****系同一账户且属于金永川所有，开户网点是工行忠县支行，换折之时余额为0元；3、旧存折的交易查询结果，显示新账号31000178010001299于2004年5月30日发生了一笔交易，摘要是扣的年费10元，余额显示为222.37元，该流水显示该卡并没有发生过支取23812元的交易记录。且新账号是在2019年4月7日换折时才产生的，在2004年就有消费记录与实际情况不符。被告工行渝中支行、工行观音桥支行、工行忠县支行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被告工行渝中支行举示以下证据：1、储蓄存款凭条、灵通卡申请表、灵通卡发卡凭证，证明被告工行忠县支行为原告金永川开立了账号为52471001****的存折账户，并发放了对应的灵通卡，原告金永川存款324000元；2、灵通牡丹卡取款凭证，证明原告金永川于2001年10月24号支取了存款23812元；3、活期交易一览表，证明原告金永川52471001****账户交易记录里有使用灵通卡进行取款、pos机消费的记录；4、未登折明细，证明原告金永川最后一次取款之后账户内发生的结息、扣税、年费等交易记录；5、规范性文件，证明一次性支取5万元以上才需要银行查验身份证，并审核后进行支付。原告金永川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5月30日，原告金永川在被告工行忠县支行处开立活期存折一张，账号为52471001****，并存入324000元。同日，被告工行忠县支行发放与上述存折账户关联的牡丹灵通卡一张。此后，该账户内发生多笔交易记录。根据账户交易明细中交易代码显示，有柜台存折支取、自动柜员机取款、pos机消费、柜台灵通卡取款等交易类型。其中自动柜员机取款、pos机消费、柜台灵通卡取款等交易类型的取款时间和金额亦记载于原存折的内页中。原存折显示2001年9月22日，柜台存折取款10000元后，余额为23812.42元。2001年10月24日，该账户发生柜台灵通卡取款，取款地点为工行渝中支行下辖的中山三路储蓄所（现更名为上清寺支行），取款金额23812元。取款凭证上显示余额0.42元，持卡人签名处有“金永川”字样签名。此后该账户陆续发生结息、扣取利息税、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等余额变动，2016年5月30日，该账户余额显示为零。2019年4月7日，原告金永川持原存折前往被告工行观音桥支行取款，被告工行观音桥支行将该旧存折更换为新存折，新存折上载明账号为310001780100012****，余额为零。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举示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工行忠县支行辩称原告金永川在开立活期存折账户的同时，发放了关联银行卡一张，并举示了相关业务凭证和账户交易明细表。该明细表中的交易代码反映出讼争账户曾发生多种交易类型，其中则有自动柜员机取款、pos机消费、柜台灵通卡取款等交易类型，且明细表中除最后一笔讼争的取款金额外，其余交易情况与原告金永川举示的原存折内页记录的摘要内容和支取金额相一致，原告金永川对其亦不持异议。因此足以说明讼争账户存在相关联的银行卡，且原告金永川有使用该银行卡的行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储户开立账户（包括存折、银行卡）时，必须设置个人密码，且从原告金永川使用银行卡进行柜员机取款、pos机消费等行为，可以推定该银行卡设置有密码。同时，根据讼争事实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通知规定，金融机构对存款人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内提取现金五万元（不含五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鉴于本案讼争的取款金额为五万元以下，且根据取款凭证显示为持银行卡人前往柜台取款，根据操作规则，取款时经输入银行卡密码后即可支取，并无强制性规定要求银行核对取款人的身份情况。银行卡和取款密码应由持卡人自行谨慎保管，如交予他人使用，视为其允许的行为，后果应由持卡人自行承担。原告金永川认为取款凭证上持卡人签名一栏并非其本人签名，即便其陈述属实，也应视为其将银行卡和取款密码交予他人，准允他人代为取款，那么款项被支取的后果亦由其自行承担。因银行柜面工作人员无需核实取款人身份，也就无需核实签名是否系持卡人本人所签，故本案亦无对凭证上签名是否系原告金永川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的必要。综上，原告金永川未能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三家银行对其存款的保管和支取存在过错，现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金永川的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受理费198元，由原告金永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娟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骆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