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民终74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和生，男，197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宣艳萍，安徽润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伟，男，198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仇荣庆，安徽神州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永嵘，安徽神州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汪北平，男，1979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上诉人李和生因与被上诉人江伟、原审第三人汪北平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和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江伟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的二审诉讼费用由江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案涉房产已经被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为李和生所有。李和生曾于2013年就本案案涉房产及346、347号案件案涉房产向合肥高新法院就案涉房产提出物权保护纠纷诉讼,在该案中,本案的江伟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虽然在该案中,江伟亦向法庭辩称其系案涉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但是,合肥高新法院并未采纳,其中(2013)合高新民一初字第01528号民事判决书明确认定“江伟在未获得有权处分的状况下,将李和生的房屋出租他人经营使用,应属于无权处分”,同时该判决认定“李和生系合经区丹霞西路大学城商业中心4F1、4F2、4F23、4F43室房屋的权利所有人”。该案判决书下达后,江伟未提出上诉,并且就本案案涉房产,李和生与江伟及洪伟达成调解协议,合肥高新法院下达(2013)合高新民一初字第01527号《民事调解书》,江伟向李和生支付租金6万元,确认自2013年11月30日后案涉房屋出租人的权利与义务由李和生享有和承担,实际上是确认了案涉房产早在2013年11月起就已经实际由李和生进行管理和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免证事实,在该生效法律文书被依法撤销之前,其所认定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直接采用和支持。而在本案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在李和生已经举出生效法律文书作为证据使用时,却未对该证据的效力作出认定,亦未对该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内容进行确认,径行作出与已生效法律文书相反的判决,实属认定事实不当。如果一审法院认为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确有错误,应当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审该案,同时中止本案的审理,而不是在不对生效判决作任何评述的基础上直接作出相反判决,这不仅导致了判决不公,更有损司法的公信力！二、案涉房产系李和生购买,登记在李和生名下,李和生是案涉房产的合法所有权人。（一）一审法院仅根据购买案涉房产时的资金情况即确认案涉房产的实际出资人系江伟依据不足。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案涉房产购买时最初是从江伟帐户向第三人汪北平帐户转款360万元,汪北平将其中350万元转入其妻子凌静帐户,再由李和生从凌静帐户取现金340万元存入自己的帐户,从李和生帐户转帐支付340万元购房款至销售方李家海帐户。虽然该款项最初从江伟帐上支付,但是并不能说明江伟即是实际出资人,李和生及第三人汪北平在一审时均向法庭说明该笔款项是借款,李和生向汪北平借款购房,汪北平向江伟借款,而且李和生在一审庭审时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340万元的款项归还了汪北平,汪北平对此也予以认可,同时,汪北平亦向法庭说明其也已经将江伟的借款归还了江伟。至此,三人之间就案涉房产购房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江伟、汪北平与李和生之间仅仅是债权债务关系,而非物权，一审法院在未能排除江伟转款系借款可能性的情况下,确认江伟系购买房产的实际出资人,依据不足。而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买房而向外举债的比比皆是,如果都因为最初的款项是从他人帐上支出而否认产权登记者的购买行为的话,物权登记制度将形同虚设。(二)案涉房产实际控制人系李和生。根据合肥高新法院(2013)合高新民一初字第01528号民事判决书及(2013)合高新民一初字第01527号《民事调解书》内容可以确认,江伟在李和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案涉房产出租并获取收益,经法院审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确认案涉房产的收益自2013年11月30日之后由李和生收取,且案涉房产的权利义务亦由李和生享有和承担,并且江伟就之前的出租行为向李和生支付6万元租金。由此可见,江伟实际上也认可李和生对案涉房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而一审法院却仅依据李和生为江伟借款提供担保、为王某的案件在合肥市中院提供担保的事实即确认案涉房产系江伟实际控制,明显有悖事实。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李和生系第三人汪北平的姐夫,而汪北平与江伟系合作伙伴关系,那么,当江伟因经营需要向银行贷款时作为合作伙伴的汪北平要求其姐夫用房产提供担保是有事实依据的。该抵押担保行为是基于汪北平与李和生的亲戚关系,而并非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受江伟指令”。同样,李和生用案涉房产为王某在中院的案件提供担保,也是基于汪北平的关系,否则,李和生不认识王某是不可能为其提供担保的。因此，一审法院在未考虑李和生与汪北平、汪北平与江伟、王某的关系的情况下,认定李和生同意用案涉房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系受江伟指令,完全系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没有事实依据。（三)案涉房产登记在李和生名下,李和生系案涉房产的合法所有权根据《物权法》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物权应当以登记为准,本案中,案涉房产登记在李和生名下,已经发生物权效力,李和生系案涉房产的唯一合法的所有权人。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全面。本案系物权纠纷,应当适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而一审判决却仅引用了《民法总则》的规定,有意规避了《物权法》中关于物权登记的规定,一审法院选择性地适用法律,导致判决失当。综上,李和生系案步房产登记的所有权人,也是实际的所有权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失当,恳请二审法院能够依法查明事实,支持李和生的上诉请求。 江伟二审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李和生于2013年向合肥高新法院起诉的物权保护诉讼中，江伟认为自己是涉案房产的实际所有人的主张未得到支持的原因是江伟当时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无法从银行调取证据来证明自己系出资购买房产。而（2013）合高新民一初字第01528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江伟对出租房屋无权处分”、“李和生系房屋的所有人”正是基于这一情况作出的，当时的审理为的是解决租赁费的纠纷而非确认所有权。而且这一认定也不能证明李和生系涉案房产的所有人，因为依据《证据规则》第9条的规定，即使是这种情况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本案一审中江伟针对其主张已充分举证自己的出资、使用和抵押担保情况，李和生当初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也承认涉案房屋与他无关，这些都是第01528号民事案件中没有举证而现在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同时本案是确权之诉不需要在重审第（01528）号的基础上作出判决，因为两案件涉及到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是就不同的诉讼请求作出的判决，一审作出的并非是与第01528号民事案件相反的判决。第01528号民事判决书对某一事实的认定在本案中不能起到证明作用的情况并不能说明其判决错误，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200条审判监督程序所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更不存在重审的情况。2、案涉房产虽然登记在李和生名下，但其并不是真正的所有权人，该房产系江伟出资购买并且实际控制和使用，江伟应当是合法的所有权人。李和生虽然声称是其出资购买却不能举证有任何出资，李和生认为江伟的出资是其向江伟借的款却不能提交借款合同及约定和支付利息的证据，而且至本案发生时的这么多年李和生和汪北平也未向江伟归还任何款项，在01528号民事案件和另外几起案件中及在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时两人也从未提及向江伟借过款，购房资金的流动经过五个账户最终到达销售商账户是在同一天内完成，显然这不是借款关系。尽管李和生在上诉状中陈述向汪北平归还了340万的款项，汪北平陈述其也归还了江伟该笔款项，可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同时一审判决也查明李和生在第01528号民事案件及另外几起案件中陈述的购房资金来源与本案中的陈述相互矛盾，与最能客观真实反映资金往来的银行转账明细也不符。本案案涉房产自江伟2010年购买后一直是由其控制、使用并出租收取租金，三本房产证也在手中，这种情况长达三年之久，李和生不可能不知情。只是到了2013年江伟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李和生乘机起诉，江伟在不能正常应诉的情况下与李和生达成调解，这种情况并非认可李和生对案涉房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之后江伟通过代理人收集证据再起诉确权就是最好的说明。一审时江伟申请的证人林某出庭证明江伟曾将房产证抵押给林某借款（在公安机关也有相应的笔录印证），证人王某证明是李和生依据江伟的指令用案涉房产为其担保的事实，李和生也承认不认识王某，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李和生同意用案涉房产为王某在合肥中院的案件提供担保是受江伟指令并非无事实依据。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案涉房产虽然登记在李和生名下并不能说明其是合法所有权人，《物权法》第38条规定，因物权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江伟在一审中已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出资购买并控制和使用，系合法合法的所有权人。江伟正是依据此规定主张权利，而一审也是依此规定查明事实并作出判决，并非李和生所述没有适用物权法的规定，适用法律不全面。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李和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 汪北平二审辩称：案涉三套房屋的360万元，是我从江伟处借的，我已经归还了江伟，还款时间是2010年8、9月-2011年。 江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确认位于合经区丹霞西路大学城商业中心AB区2B9、2B10、2B11、2B12、2B13、28B15-1，产权证号：合产110049011的房产为李和生所有。 一审经审理查明：2010年，江伟系志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三人汪北平系志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李和生为省直机关普通职工，汪北平系李和生的小舅子。2010年4月14日，江伟从其徽商银行账户（尾号5171）转账360万元至汪北平徽商银行账户（尾号1776），当日汪北平在徽商银行另新开账户（尾号09×××88），汪北平的妻子凌静在徽商银行新开账户（尾号1107）。当日，汪北平从徽商银行账户（尾号1776）行内转帐360万元至（尾号09×××88）账户，汪北平从（尾号09×××88）账户转帐350万元至凌静账户（尾号1107）。当日李和生在徽商银行新开账户（尾号3690），李和生当日从凌静账户（尾号1107）取现金340万元并存入李和生账户（尾号3690）。李和生于当日将340万元转帐给李家海（涉案房产的销售商星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购买涉案大学城三处房产。345号案件涉案房屋面积为523.35平方米，购买价款1207000元；346号案件涉案房屋面积418.62平方米，购买价款857000元；347号案件涉案房屋面积为574平方米，购买价款1323000元;三处房屋购买总价为3387000元。李和生于2010年4月14日办理了345号、346号、347号案件房屋的三份初始产权登记手续（以下简称产权证一、二、三），记载：权利人：李和生，345号案件房屋建筑面积为523.35平方米，产权证号:合产110049011；346号案件房屋建筑面积418.62平方米，产权证号:合产110049010;347号案件房屋建筑面积574平方米，产权证号:合产110049012。三本房产证原件均由江伟一直保管。江伟用上述三份产权证的所有房产作为抵押，于2010年6月向交通银行合肥南七支行贷款1500万元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后江伟的资金出现问题无力归还贷款1500万元，江伟向林某借款1500万元用于归还交通银行的贷款，交通银行贷款清偿后，涉案房产的抵押权已经涤除，林某要求江伟将三份房产证原件存放在其手里以作抵押。江伟将三份房产证原件交与林某。一段时间后江伟告知林某，房产证上产权人是李和生，如李和生不配合办理抵押登记，原件放在林某处也无实际意义，林某将三本产权证原件还给江伟，现三本产权证原件仍在江伟处。2012年3月26日，安徽省兴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都公司）诉江伟、王某等人担保追偿权一案由合肥中院受理，诉讼标的1750万元，兴都公司是担保人，江伟是主债务人，王某等人是反担保人。兴都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查封了王某的房产，江伟提出他在大学城有三处房产，可以提供担保将王某的房产置换出来。但江伟提出涉案三本产权证原件抵押在林某处，需挂失补办新证。王某到房产局以李和生的名义办理了遗失挂失手续，汪北平、李和生均予以配合。王某重新办理了三本新的产权证（345号案件合产110049011号变更为合产110184814号；346号案件合产110049010号变更为合产110184815号；347号案件合产110049012号变更为合产110184816号）；王某将三本新产权证交至合肥中院作担保使用。汪北平于2014年2月11日、2月19日向合肥中院出具了二份情况说明：内容分别为：“本人于2010年4月出资购买的三处房产合产字第4814、4815、4816号，并将上述三处房产办理在李和生名下，2012.7月份，我本人及李和生夫妻，自愿将上述三处房产为王某在合肥中院的案件提供诉讼担保，若上述房产被法院执行拍卖，本人及李和生夫妻均放弃对王某的担保追索权”；“2010年4月，由汪北平出资购买的合产字第4814、4815、4816号大学城三处房产现登记在李和生名下，实际三处房屋的产权人为汪北平”。江伟因犯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于2013年1月9日被公安机关予以刑事拘留，合肥市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2月5日作出（2014）合刑初字第0001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江伟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公安机关在刑事调查中于2013年10月16日向李和生所作的问话笔录，李和生回答：“登记在其名下的有8处门面，8处门面分二块，一块是我内弟汪北平购买后放在我名下的，另一块是我内弟汪北平和江伟合伙购买后将属于他的一部分放在我名下的。关于汪北平与江伟合伙购买房产：在2010年初他们合伙购买了大学城门面和国际汽车城门面，江伟将属于他自己的门面过户到他名下，汪北平将属于他的门面过户至我名下。买卖房屋的钱款没从我账上走，汪北平应该知道。大学城门面共有4本证，其中产权证为合产110084512的房产证被江伟拿到交通银行贷款了，另外三本证被王某借到中院做反担保了，王某给我写了承诺”。当日，公安机关给汪北平亦作了询问笔录，“我总共有8处门面放在我姐夫李和生名下，8处门面分二块，一块是我放在我名下的，另一块是我和江伟合伙购买后将属于我的一部分放在我名下的。在2010年初合伙购买了大学城门面和国际汽车城门面，江伟将属于他自己的门面过户到他名下，我将属于我的门面过户至我姐夫名下。买卖房屋的钱款是个人支付个人的，大学城的门面花了400多万，大学城门面共有4本证，其中产权证为合产110084512的房产证被江伟拿到交通银行贷款了，另外三本证被王某借到中院做反担保了，王某给我写了承诺。”同日，公安机关向林某作了问话笔录，2011年12月下旬，江伟在交通银行南七支行有贷款到期，需要资金过桥，向我借款1500万元，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银行不再续贷给江伟了，江伟把交通银行南七支行的抵押物大学城的3个房产证抵押给我，我叫他去办理房产他项权证，江伟说办理但一直未办成。另2013年8月19日，公安机关对江伟作了询问笔录，江伟陈述2011年底，我在交通银行南七支行的1500万元的贷款要到期了，为了清偿旧贷继续续贷，我向林某借款1500万元用于银行过桥，但南七支行没有给我续贷，这笔借款我没有还给林某，我给林某打了一张1800万元的借条，包括本金1500万元及各种借款费用300万元，大学城的房产证是交通银行南七支行借款1500万元的抵押物，我将该处房产抵押给林某了，目的是让其放心，抵押给林某的房产证由于不是我的名字，就没有办理他项权登记。林某没有向我提出办理他项权证，但房产证一直抵押在他处，该处房产登记在李和生名下，实际是我出资购买的。我名下的房产有六、七处，分别是：……大学城有4000平方米的商铺，其中1000平方米登记在我名下，另外3000平方米登记在李和生名下，购买商铺都是我出资的，李和生只是挂个名字。江伟自2012年起将涉案三处房产分别出租给易建宇、季小强、合肥伍加贰商务宾馆、张俊、洪伟用于经营商业，并分别与和各承租人签订了租赁合同，各承租户分别向江伟支付租金，江伟出具租金收据。就上述房屋租赁合同，李和生向明珠法庭提起物权保护诉讼五件案件，立案时间均为2013年7月25日，江伟于2013年8月20日委托律师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五件案件均于2013年9月28日合并开庭，季小强、合肥五加二宾馆、洪伟、张俊四个案件经法院调解结案，易建宇一案判决结案。第三人江伟参与诉讼时，辩称自己系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亦是房屋的出资人，是挂名办在李和生名下。江伟向法院提供了交通银行南七支行的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证明江伟以涉案房产作抵押向交通银行贷款1500万元，李和生作为房产证登记的权利人在办理抵押登记时签字证明其认可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为江伟。江伟因涉嫌刑事案件于2013年4月19日被羁押，李和生即提起诉讼，丧失诚信。李和生向法庭陈述购房资金来源为：自筹，购房款的方式是部分现金支付，部分转帐，江伟和李和生一共买了4000多平方的房子，一半登记在江伟名下，一半登记在李和生名下，二人的产权是分开的，二人共支付了800多万，两人各占一半，钱是从江伟银行账户支付了800多万元。江伟陈述：办在江伟、李和生名下的房屋总共是3679平方米，李和生名下为2200平方米，江伟名下另有1400平方米，签订买卖合同不是一次签订的，不是一次付款的。2010年4月签过一批，7、8月也签过一批，合同是各签各的，购房款也是各自支付的。付款情况比较复杂，不是全部直接从江伟账上支付的，从汪北平账上也走过账。江伟和汪北平是志成公司的股东，李和生是汪北平的姐夫，因汪北平和江伟关系很好，为了贷款方便将涉案房产办在李和生名下。就上述明珠法庭已审结的五件物权保护案件，一审法院于庭审时向李和生发问，江伟自2012年起一直将涉案三处房产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而产权人李和生对此毫不知情，直至江伟被刑事羁押后才提起民事诉讼。李和生回答称：涉案房产距离市区较远不便于管理，我很少去涉案房屋查看，房屋日常均上锁，江伟将门锁撬开对外出租，我对此并不知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审理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二点：第一个争议焦点为：涉案三处房产的实际出资人是谁。一审法院查明的资金往来可以证明涉案房产的实际出资人系江伟。江伟出资360万元转至汪北平账户，汪北平将350万元再转至妻子凌静账户，李和生从凌静账户取现金340万元后存入自己账户，从李和生账户转帐支付340万元购房款至销售方李家海，上述资金往来均是在2010年4月14日同一天内完成。李和生庭审时陈述支付340万元购房款是其向汪北平借款，其已经还给汪北平340万元。李和生提供的还款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偿还汪北平340万元的事实。另李和生作为原告在明珠法庭起诉的五件案件，李和生陈述购房资金来源与本次诉讼陈述的购房资金来源相互矛盾，与本案查明的资金往来亦不符合。汪北平就王某在合肥中院审理的案件作的情况说明亦证实涉案三处房产实际所有权人并不是李和生。汪北平答辩认为江伟于2010年4月14日转帐360万元至自己账户，并不是江伟委托自己代为购房，而是自己向江伟借款360万元用于购房，自己向江伟所借的360万元已从双方其他资金往来中及自己亲属和江伟其他资金往来中予以抵扣。江伟诈骗刑事一案，涉及多位受害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时向多位受害人进行调查取证，包括本案证人林某、王某。另公安机关对汪北平、李和生亦作了调查笔录。汪北平在公安机关调查时并未提及自己曾向江伟借款360万元用于购房，亦未陈述自己及自己的亲属与江伟的资金往来抵扣360万元借款的事实，故对汪北平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第二个争议焦点为：涉案三处房产是由谁实际控制、管理。涉案三份产权证原件一直由江伟保管。江伟用三份产权证作为抵押物从交通银行贷款1500万元，后期江伟向林某借款1500万元，也是将三份房产证原件放在林某处作为抵押。兴都公司诉江伟、王某的案件在合肥中院审理期间，江伟指令王某在房产局将三份产权证挂失补办了三份新证，并交到合肥中院作为担保财产使用。此后林某将三份房产证原件（老证）归还给江伟。本次诉讼中，江伟提供了三份房产证原件（老证）作为证据。另江伟自2012年起将涉案三处房产出租给多位承租人经营并收取租金，直至李和生于2013年7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五件物权保护诉讼。故涉案三处房产一直由江伟控制管理。综上，涉案三处房产由江伟出资购买并控制、管理，三处涉案房产虽登记在李和生名下，因李和生并未出资且未实际控制、管理房产，故涉案三处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江伟。江伟诉请确认位于合经区丹霞西路大学城商业中心AB区2B9、2B10、2B11、2B12、2B13、28B15-1房产为江伟所有，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确认位于合肥市合经区丹霞西路大学城商业中心AB区2B9、2B10、2B11、2B12、2B13、28B15-1房产（原产权证号：合产110049011，变更后的产权证号为：合产110184814，建筑面积523.35平方米）为江伟所有。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李和生负担。 二审中第三人汪北平提交一组银行流水记录，证明2010年8月31日到2011年5月18日部分资金转给江伟。 江伟对第三人汪北平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2010年8月31日的三笔现金取款记录无法反映出是给江伟的，与本案无关。2010年9月1日的流水记录可以反映出江伟账户转出79万给凌静。2011年1月15日的两笔江伟和凌静之间的往来款。1、该证据一审时第三人汪北平没有依法举证。2、该证据不能证明李和生和江伟之间，汪北平和凌静之间关于买卖房产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3、该组证据关联性均不认可。4、江伟和汪北平之间的资金往来，及凌静与江伟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均无关联，如果江伟和汪北平、凌静之间的资金往来产生纠纷，应另案处理，与本案无关。 李和生对第三人汪北平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l、真实性无异议，从凭证可以看出江伟与汪北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江伟所称360万元用于购房陈述不实，双方确实存在借贷关系，款项是否归还完毕是他们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所有权确认无关。2、本案中李和生与江伟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李和生仅是向汪北平借款用于购房，李和生也已经将购房款项归还汪北平，至于汪北平与江伟之间是否归还与本案无关，不影响李和生对本案房屋的所有权。 一审就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案涉的位于合肥市合经区丹霞西路大学城商业中心AB区2B9、2B10、2B11、2B12、2B13、28B15-1房产（原产权证号：合产110049011，变更后的产权证号为：合产110184814，建筑面积523.35平方米），CDEF区2F20、2F40、2F55、3F36、F38、3F42、4F1、4F2、4F23、4F43房产（原产权证号：合产110049010，变更后的产权证号为：合产110184815，建筑面积418.62平方米），CDEF区2D13、2D15、2D16、2D17房产（原产权证号：合产110049012，变更后的产权证号为：合产110184816，建筑面积574平方米）三处房产属于李和生所有还是由江伟出资购买所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2010年4月14日，李和生从汪北平爱人凌静的账户中取出由江伟在同一天转入汪北平360万元中的340万元用于购买案涉的三处房屋。李和生在取得三本房产证后，该三本房产证一直由江伟保管，并由江伟对外出租给他人使用，截止到2013年7月25日李和生提起另案诉讼之前，房屋租金一直由江伟收取。第三人汪北平主张其向江伟借款360万元用于购买房屋，在2010年8月份已经将款项还给江伟了，江伟对其与第三人汪北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按照第三人汪北平所述，购房款360万元系其向江伟所借之事，但第三人汪北平并没有向江伟出具借条，双方之间并没有就形成借贷关系的证据予以佐证，江伟将案涉的三处房屋在对外出租长达三年之久，如果房屋产权人属于李和生，李和生不可能不知情房屋对外出租之事，不能以房屋离市区较远不便管理为由而放任，该理由显然与事实不符。而李和生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中“登记在其名下的有8处门面，8处门面分二块，一块是我内弟汪北平购买后放在我名下的，另一块是我内弟汪北平和江伟合伙购买后将属于他的一部分放在我名下的。关于汪北平与江伟合伙购买房产：在2010年初他们合伙购买了大学城门面和国际汽车城门面，江伟将属于他自己的门面过户到他名下，汪北平将属于他的门面过户至我名下。买卖房屋的钱款没从我账上走，汪北平应该知道”。第三人汪北平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中，也从未提出曾向江伟借过款购买房屋。第三人汪北平在二审中提供的银行取现、转账流水有多笔系第三人汪北平的爱人凌静与江伟发生的经济往来，该事实足以印证汪北平在一审中所陈述“2011年3、4月份江伟以我公司名义借款800万元，汪北平的爱人凌静以元一滨水城的房子贷款300万元款项给他的”，该陈述并不能就此认定系偿还江伟的360万元的借款。而李和生主张已经将340万元归还给第三人汪北平不是本案诉争的焦点。因此，涉案三处房产由江伟出资购买并控制、管理，虽然三处房产登记在李和生名下，但李和生并未出资且未实际控制、管理。故一审法院确认涉案三处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江伟，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李和生上诉主张案涉三处房产由其出资购买，产权归李和生所有的理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李和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佘敦华 审判员  王政文 审判员  刘松柏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席 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