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58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利，女，198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柏洁，重庆邦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清明，重庆邦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冷剑，男，1986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成渝，重庆泰洪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利因与被上诉人冷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3民初20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汪利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以享有的债权支付案涉房屋价款500万元与事实不符，原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一、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房款支付情况的事实。1、一审法院错误的将另案法律关系中的经济往来款项认定为本案的部分房款。首先，被上诉人举示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均没有签订的时间，无法确定借款合同已实际履行，且《借款及担保合同》上要么没有上诉人的签字捺印，要么不是上诉人本人的签字捺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及担保合同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借款及担保合同》。其次，被上诉人举示的银行流水凭证，仅有一笔是向上诉人支付案涉房屋的解押款，除此之外均是与第三人余洪国之间的资金往来流水记录，且从被上诉人与余洪国之间的转账金额来看，均不符合正常借贷关系的转账金额，转账金额不管是几万还是几十万，都精确到角分的零头，说明被上诉人与余洪国之间不是单纯的借贷关系，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与余洪国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尚存其他经济往来，上诉人举示的其二人之间的转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属于另案法律关系。再次，被上诉人举示的微信截图，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向余洪国转账的流水中并不全是借款，还存在出租车辆的租金及卖车的车款，被上诉人与余洪国之间的另案法律关系没有结算并不明确，也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用另案法律关系中不明确的债权来冲抵本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的房款进行债权债务的抵消。2、一审法院未依职权查明案涉房屋剩余房款的支付情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6月19日签订《买卖补充协议》，并于2018年6月21日将案涉房屋过户到被上诉人名下，若按照被上诉人所称:陆续借给上诉人500余万元借款用以冲抵房屋价款，为什么过户后被上诉人还要向上诉人转账10万，被上诉人的转账显然不符合常情常理。一审法院有义务依职权对本案的房款支付情况进行审查，但本案一审法院却怠于审查案涉房屋房款的支付情况，并错误的将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另案法律关系中的经济往来款项认定为向上诉人支付房款。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有误，不符合民诉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分配原则。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未支付绝大部分房款，但被上诉人支付房款应当由被上诉人予以举证证明，而一审法院认为应由上诉人举证显然违反了民诉法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支付了部分房款用于案涉房屋的解押款，而对剩余房款是否支付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三、一审法院不准许上诉人对《借款及担保合同》上的签名予以鉴定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举示的《借款及担保合同》中“汪利”的签名及捺印，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汪利本人陈述不是其本人所签名及捺印，被上诉人当庭要求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当庭同意鉴定并让上诉人签名捺印留存比对样本，嗣后，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撤回鉴定申请。上诉人认为《借款及担保合同》中上诉人的签名关系到被上诉人所举示的《借款及担保合同》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也影响本案中对借款金额500万元事实的认定，以及是否应由上诉人承担相应责任，因被上诉人撤回鉴定申请，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中当庭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借款及担保合同》上抬头及落款处“汪利”的签名及捺印进行鉴定。只有通过鉴定才能查明上诉人是否知晓借款事实以及借款金额等重要事实。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的签字不影响主要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中同意被上诉人的鉴定申请，被上诉人撤回申请后，对于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违反了民诉法相关规定。四、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支付剩余房款，上诉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上诉人可依法要求解除合同。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支付了部分房款用于案涉房屋解押，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被上诉人并未按《房屋买卖合同》第六条约定，将剩余房款支付给上诉人，庭审中，被上诉人举示的银行流水充分说明是与第三人余洪国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款项，上述款项与本案无关，系另案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上诉人支付剩余房款。故，上诉人卖房获得房屋价款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上诉人有权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依法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剩余房款的支付情况，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其已向上诉人支付全部房款，上诉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上诉人可依法要求解除合同并将房屋过户到上诉人名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恳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冷剑辩称，一、上诉人述提出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房款支付情况的事实。事实是在一审庭审中，涉案的所有《借款及担保合同》都有上诉人的签名及捺印，只是上诉人说记不清是不是她签的字，捺印。法庭当即主张她提出鉴定笔迹，她也曾申请了鉴定，但又未缴纳费用，法庭在第二次庭审中依然提出是否申请鉴定笔迹，她依然未果。法院给予了法定期限，她拒绝鉴定笔迹，这些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均有记录。二、上诉人述一审错误的将另案法律关系中的经济往来款项认定为本案的部分房款，也不是事实，无法律依据。事实是我方提供的支付购房款的银行流水凭证足以说明我方当事人足额支付了购房款。付款方式为支付给上诉人一部分，其余支付给上诉人的丈夫余洪国的，是按上诉人口头要求支付的。如果上诉人不认可收到我方支付的全部款项，她不可能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签名，将房子交付给我方占有。三、上诉人述一审法院未依职权查明案涉房屋剩余房款的支付情况。主要是我方在用500万元冲抵完购房款后，上诉人哭诉自己很恼火，希望再给付她10万元，否则不予交房。我方出于无奈，多付她10万元。四、上诉人述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有误，这也不是事实，上诉人应该自己举证，她认为有部分款项未直接打入她的户头，打入的是她丈夫的户头，她自己应该让其丈夫提出该款项的证明，同时上诉人并未向法庭申请调取证据。五、上诉人再述，一审法院不准许上诉人对《借款及担保合同》上的签名予以鉴定，更不是事实，在一审庭审中有上诉人的申请鉴定书，并且该案是超时间结案，都是上诉人提出鉴定又不缴费，反复拖延造成。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审判决。汪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及2018年6月19日签订的《买卖补充协议》；2.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将重庆市江北区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办回至原告名下；3.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重庆市江北区房屋；4.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10日，冷剑（合同中称甲方）与汪利、余洪国（合同中称乙方）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乙方因生产经营资金短缺，向甲方借款3500000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7年10月10日起至2018年10月10日止；乙方就上述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甲方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提供抵押担保，并提供重庆市江北区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双方确认的抵押物价值为800万元整。同月17日，汪利与冷剑签订《重庆市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汪利以重庆市江北区房屋设定抵押权作为汪利、余洪国向冷剑履行债务的担保。随后，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2018年6月，汪利（合同中称甲方）与冷剑（合同中称乙方）签订《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出售重庆市江北区，建筑面积201.91平方米，总成交金额为500000元整；乙方按一次性付款方式按期付款，但未约定付款时间或条件；双方约定由乙方一并承担该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相关税费。除此之外，双方在合同中对成交方式、权属转移登记、房屋交付、违约责任等事项均没有进行约定。汪利自行在其持有的合同落款“签约时间”处填写2017年10月17日，但认可上述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为2018年6月。2018年6月19日，汪利（协议中称乙方）签订《买卖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冷剑购买乙方汪利达成房屋（江北区）买卖协议。如甲方出售该房屋售价超过人民币5000000（大写：伍佰万）多余部分归乙方所有。”冷剑虽否认《买卖补充协议》中“冷剑”的签名系本人所签，但确认协议内容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意见。2018年6月21日，重庆市江北区房屋的不动产权转移登记至冷剑名下。前述房屋现由冷剑占有使用。2018年7月20日，汪利以本案诉讼请求诉至法院。另查明，汪利与余洪国于2007年8月27日登记结婚。再查明，冷剑委托罗西于2017年10月9日向汪利转账1122612元；委托陈轶于2018年6月19日向汪利转账100000元。冷剑多次向余洪国转账，其中于2017年8月26日分别转账200000元、32100元、200000元、90400元，于2017年9月7日转账154600元，于2017年11月6日转账140364元，于2017年11月9日转账51097元，于2018年2月10日转账55214元，于2018年2月18日转账55132元，于2018年2月22日转账83307元，于2018年5月31日转账154992.46元，以上合计金额为1217206.46元。冷剑委托罗西多次向余洪国转账，其中于2017年11月8日转账80000元，于2017年11月13日分别转账11223元、101000元，于2017年12月20日转账232000元，于2018年2月9日转账22600元，于2018年3月26日转账125931元，于2018年5月25日分别转账40000元、27740元，以上合计金额为640494元。冷剑委托陈轶多次向余洪国转账，其中于2017年9月8日转账130000元，于2017年9月18日转账387400元，于2017年9月26日转账88600元，于2017年9月27日转账50000元，于2017年9月30日转账160000元，于2017年10月2日转账222500元，于2017年10月16日转账200000元，于2017年10月26日转账295800元，于2017年10月26日转账370000元，于2017年11月8日转账140505.31元，于2017年11月15日转账48863.6元，于2017年12月19日转账40000元，于2018年2月9日分别转账343550元、49200元（均备注“借款”），于2018年2月12日转账108494元，以上合计金额为2634912.91元。余洪国多次向陈轶转账，其中于2017年9月15日转账540000元，于2017年9月29日转账134500元，于2017年10月6日转账5400元，于2017年10月19日转账71612元，于2017年10月31日转账4800元，于2017年11月20日转账17500元，以上合计金额为773812元。一审庭审中，冷剑还举示了以下证据：1.《借款及担保合同》两份，均未载明合同签订时间。其中一份合同载明的出借人为冷剑，借款人为余洪国，借款金额为4400000元，借款人提供重庆市江北区房屋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另一份合同载明的出借人为冷剑，借款人为汪利、余洪国，借款金额为5000000万元，借款人提供重庆市江北区红原路138号19幢1单元1-2房屋作为抵押担保。拟证明2017年7、8月份，余洪国、汪利预计向冷剑借款440万元，双方签订了借款金额为440万元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后因冷剑资金不足，与汪利、余洪国协议后，于2017年10月10日以实际能够借款的金额350万元再次签订了《借款及担保合同》，之后汪利、余洪国又陆续借款达到500万元，所以于2017年12月左右再次签订了借款金额为500万元的《借款及担保合同》。2.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聊天记录，其中微信用户绑定的电话号码和短信号码都是,主要内容为冷剑在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期间多次催促余洪国支付利息、款项，期间冷剑向余洪国发送微信“余哥，这个月底440万利息13200，处理捷豹车费用2500，奔驰车20万利息，3分6006600，合计141100，你看一下”；于2018年5月19日发送微信“收到15000，3月利息还剩10000，4月利息132000，卖车亏损5万，合计192000元”等。汪利经质证，对借款金额为440万元的《借款及担保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汪利没有签字，无法确定该份合同是否已经履行；对借款金额为500万元的《借款及担保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合同载明的“汪利”的签名不是汪利本人所签，捺印也不是汪利本人所捺，并申请对该份《借款及担保合同》中“汪利”的签名和捺印的真伪进行鉴定；确认余洪国使用的手机号码是，但现已联系不到余洪国，该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查，假设该聊天记录是真实的，则证明冷剑与余洪国有其它经济往来。一审庭审中，汪利本人补充陈述：冷剑与汪利的丈夫余洪国系合作伙伴关系，因余洪国差资金，冷剑愿意提供资金但需汪利提供房屋作抵押，故双方在2017年6月约定由冷剑提供借款350万元，由汪利提供房屋作抵押担保，但冷剑并没有支付350万元，只是在2017年10月9日支付112万余元用于结清案涉房屋的按揭贷款，并进行了抵押登记，但之后冷剑没有再支付其他的借款。冷剑支付给余洪国的款项系二者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款项，余洪国经营担保公司和二手车交易公司，会将二手车卖给冷剑或有其它业务，汪利不清楚具体情况。2018年6月18日左右，余洪国的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冷剑找到汪利说余洪国欠钱，但没有告知汪利具体金额，要求原告将案涉房屋过户给冷剑，经与冷剑协商，案涉房屋作价500万元，冷剑承诺在抵扣已支付的112万元后将剩余房款在办理过户时支付给汪利，之后最终冷剑只支付了10万元。之所以签订《买卖补充协议》，是因为冷剑称余洪国欠500万元，用房屋来抵，但汪利本来不想卖房屋且不清楚余洪国所欠款项的具体金额，而冷剑也告知不会实际居住房屋，在2年后肯定会再次出售，因此双方才约定再次出售房屋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归汪利所有。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根据已查明事实和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原告及其丈夫余洪国在2017年6月起开始和被告协商向其借款并以涉案房屋提供抵押担保的事宜，原告、余洪国与被告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借款金额为350万元的《借款和担保合同》，原告还与被告签订《重庆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且被告及其委托人在此期间多次向余洪国、汪利转账,且部分转账亦备注为借款，故原告主张该《借款和担保合同》没有履行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之后，原告在被告明确向其提出用案涉房屋抵余洪国的借款的情况下，于2018年6月与被告签订《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房屋价款为500万元。该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却未约定支付时间和条件，亦未约定权属转移登记、房屋交付、违约责任等主要事项，原告主张被告已支付的房款1122612元的支付时间为2017年10月9日，亦远远早于双方签订《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时间，且双方还另外补充约定若被告另行出售房屋，售价超出500万元的部分归原告所有，上述情况均与一般意义上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关系不同，且原告已经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转移登记至被告名下，并将案涉房屋实际交付被告使用，足以证明原告在签订《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时知道其或其丈夫余洪国尚欠被告债务，并同意被告以享有的债权支付房屋价款500万元的事实。现原告以被告经多次催要未支付剩余房款为由，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解除双方之间的《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但根据上文，原告所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未支付绝大部分房款的行为，且即使尚有房款未支付，双方之间所签订的《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原告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向被告催收过房款，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进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房屋并协助将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办理至原告名下的诉讼请求亦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否认借款金额为500万元的《借款和担保合同》上的“汪利”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并申请鉴定签名的真伪，根据前述论证，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陈述，足以证实原告在签订《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时知道其或其丈夫余洪国尚欠被告债务，并同意被告以享有的债权支付房屋价款500万元的事实，原告是否在借款金额为500万元的《借款和担保合同》上签字并不影响一审法院主要事实的认定，故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其鉴定申请。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汪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减半收取计23400元，由原告汪利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汪利上诉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及《买卖补充协议》，请求冷剑返还涉案房屋，并将不动产权证书办回至汪利名下。汪利上诉认为本案的部分房款涉及的金额系另案法律关系中的经济往来款项，经本院审理后认为，一审中冷剑举示的银行流水凭证，载明冷剑及其委托人多次向余洪国、汪利转账,部分转账备注为借款，且汪利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冷剑支付给余洪国的款项系二人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款项，因此本院认为汪利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汪利以冷剑未支付剩余房款为由上诉请求解除合同，本院认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冷剑支付给余洪国的款项系二人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款项，结合冷剑举示的银行流水凭证，足以证明《借款及担保合同》已履行，且涉案房屋已实际交付冷剑使用，不动产权转移也已登记至冷剑名下，因此汪利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冷剑返还房屋并协助将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办理至汪利名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汪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汪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杰审 判 员  于 利审 判 员  钱昳心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琳妍书 记 员  高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