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4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福平，男，1980年5月24日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现于杭州市东郊监狱服刑。 委托代理人陈晓亮，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志文，男，1972年7月11日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繆渭川、曾成安，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福平因与被上诉人朱志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字第14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4月1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03民初3967号民事判决，认定：2013年4月22日，许生可通过中间人朱志文与杨福平、冯海飞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杨福平、冯海飞因资金周转向许生可借款2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4月25日起至2014年4月24日，利息按月息5%计算……同日，杨福平、冯海飞出具《借款借据》、《收条》确认收到许生可转账支付的2000000元。期间，杨福平不定期向许生可还款，还通过中间人朱志文向许生可还款。因双方钱款往来较多，且有通过朱志文还款的情况，账目混乱。2016年2月23日，杨福平、秦慧霞与许生可对账后向其出具了《承诺书》，承诺杨福平尚欠许生可600000元借款本金。……杨福平、冯海飞支付给朱志文的钱款部分作为介绍费被朱志文扣留，部分作为借款本金及利息支付给了许生可。判决：一、杨福平、秦慧霞、冯海飞、周虹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许生可借款600000元并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该款自2016年2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违约金（暂计算至2016年6月2日止的利息、违约金为39200元）；二、徐国忠、张卫、朱明财、杭州虫十娱乐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徐国忠、张卫、朱明财、杭州虫十娱乐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杨福平、冯海飞追偿。因杨福平、冯海飞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2月13日作出（2017）浙01民终621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判决中认定：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根据杨福平提交的其杭州联合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在2013年4月25日—2015年1月19日期间，其向朱志文银行账户汇款219万元。根据杨福平在本案中提交的其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在2014年7月21日，其向朱志文银行账户汇款30万元，在2015年3月16日，其向朱志文银行账户汇款10万元。杨福平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决朱志文向杨福平返还款项2690000元，支付利息508342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暂计至2018年12月10日，实际算至支付日止），两项合计3198342元；2、请求判决朱志文承担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和担保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者合同上的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发生规范，依据该规定，杨福平对于成立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四个构成要件事实，即朱志文取得利益、造成杨福平损失、朱志文取得利益无合法根据、因果关系均负有举证责任。杨福平是主动向朱志文银行账户汇款，按其主张其是一个有意识、主动实施的给付行为。因此杨福平作为使财产发生转移变动的民事主体，应对给付原因或目的进行举证，以同时证明自身给付原因的欠缺及对方取得利益的不当性。在预期目的不达及目的消灭类型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中，因朱志文取得利益时具有合法根据，但此后合法根据消失，杨福平也需就法律关系变更的基本事实进行举证。在杨福平提供证据对基本事实进行举证后，朱志文可行使抗辩权进行反驳或提供反证证明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事实。朱志文如提出抗辩主张，则同样需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即使朱志文提出的反驳性抗辩未能成立，依据法律的规定，也仅是导致其事实主张不被法院采信。不被采信的法律后果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杨福平提供的证据形成优势，法院依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杨福平主张的事实客观存在，其诉讼请求成立；二是朱志文的抗辩致杨福平诉请主张的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朱志文虽未证明自己的抗辩成立，但只要能够动摇杨福平主张的要件事实，致其真伪难辨，亦可达到让杨福平败诉的诉讼目的。“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当朱志文抗辩致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杨福平必须进一步举证，才有可能摆脱败诉的风险。不当得利不属于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因此如杨福平未能就请求权成立的要件事实完成举证义务，则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的（2016）浙0103民初3967号民事判决认定，“杨福平不定期向许生可还款，还通过中间人朱志文向许生可还款”，“杨福平、冯海飞支付给朱志文的钱款部分作为介绍费被朱志文扣留，部分作为借款本金及利息支付给了许生可”。该案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在该案一审庭审过程中，许生可方亦认可，“朱志文确实有将部分款项给许生可称是杨福平还款本金及利息”。在该案中，杨福平还认可，交给朱志文的款项中有6333元款项需扣除。杨福平在本案中主张朱志文所收取的269万元均构成不当得利，与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符，与其原陈述内容也不符。且杨福平在前案中主张，其不定期向许生可及朱志文打款300余万元用于偿还借款本息，其在本案中主张朱志文所收取的269万元均构成不当得利如能成立需要返还，则扣除后其支付的款项远不足以偿还借贷本息，与生效判决相悖，其陈述内容也明显违背诉讼诚信。综上，杨福平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付款事实，未完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成立的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福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19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1194元，由杨福平负担。 宣判后，杨福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裁判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如查实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存在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行为，恳请法院移送侦查部门。一、关于一审法院认定杨福平在本案中主张朱志文收取的269万元均不构成不当得利，与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符，与其原陈述内容也不符。在一审中，关于（2016）浙0103民初396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另查明……杨福平、冯海飞支付给朱志文的钱款部分作为介绍费被朱志文扣留，部分作为借款本金及利息支付给了许生可。”上诉人认为“查明的事实”与事实严重不符，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根本不认识，在许生可诉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案一审和二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始终没有出庭，甚至在本案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依然拒绝出庭，导致关于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性质问题无法查清。纵观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庭审笔录，上诉人从未确认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中有“介绍费”，结合被上诉人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中的缺席表现，该案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认定为“部分作为介绍费”和“部分作为借款本金和利息”，明显缺乏依据，事实上上诉人所有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全部用于向案外人许生可支付利息和本金，至于被上诉人究竟将其中的多少作为“杨福平的还款”支付给许生可，基于公平原则和举证的现实性，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上诉人，或直接责令被上诉人提供接收杨福平款项的银行账户明细，如被上诉人继续消极应诉，应因其无法举证，承担对其不利的责任，如被上诉人举证了“一部分用于杨福平对许生可的还款”，则应就其余部分认定为不当得利，判决返还给上诉人。另案外人许生可在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过程中当庭陈述“。对汇给朱志文的不认可，与本案无关，但是朱志文确实有将部分款项给原告称是被告还款本金及利息……”上诉人认为许生可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其欲达到将上诉人支付给其的款项用途模糊化的目的，给上诉人向许生可或被上诉人主张返还款项制造障碍。而民间借贷纠纷案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直接被二审法院确认，进而成为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诉请的主要理由，恳请二审法院查清基本事实。二、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恳请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予以核实，并移送公安侦查机关。本案的基本事实经历了民间借贷纠纷一审、二审以及不当得利一审三次庭审，依然难以查清，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是由于案外人许生可刻意混淆事实，被上诉人消极应诉，割裂上诉人还款证据链，达到收取“法外利息”目的，其实质是被上诉人等人通过虚假诉讼恶意侵占上诉人的财产，二审法院作为具有审判监督功能的法院，应纠正之前一系列的错误审判，揭露虚假诉讼外衣下的真相。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材料可以看出，案外人许生可常年从事资金生意，在多起作为出借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借款人支付给案外人也即本案被上诉人朱志文多笔款项，但在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许生可均对借款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不予认可，导致被上诉人的款项未被认定为还款，颇为蹊跷的是这几起案件与本案有多处雷同甚至是完全一样，比如借款人都提到许生可口头提出还款给被上诉人，但都无书面证据，比如许生可在庭审中均不承认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与其民间借贷诉讼案有关，再比如这几起案件与本案是由同一名律师代理。上诉人认为多起类似案件表明本案被上诉人、案外人许生可以及民间借贷纠纷案代理律师等人是有组织有策划地实施虚假诉讼，通过割断借款人的还款证据链，达到收取“法外利息”，但又无法以“利息超过法定标准”为由主张返还。如果许生可诉上诉人的民间借贷案件为个案，各级法院在审理中因无法查清事实，通过表面证据进行裁判，但不作为刑事案件移送尚情有可原，那么在多起案件均呈现内在联系，一系列虚假诉讼的行为模式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后，二审法院不能对虚假诉讼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听之任之，纵容姑息。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作为裁判所依据的“事实”并非事实，导致错误裁判，同时被上诉人等人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多名借款人的利益，社会影响恶劣。恳请贵院在查实后依法裁判，并将本案移送侦查机关处理。杨福平的二审诉讼请求为：1、撤销（2018）浙0105民初字第1449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朱志文向上诉人退还不当得利2583667元，支付利息508342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暂计至2018年12月10日，实际算至支付日止）；2、请求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以及诉讼保全费。 被上诉人朱志文答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第一部分陈述内容与事实不符，且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取得269万元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1、由于被上诉人不是（2016）浙0103民初3967号案件的诉讼主体，没有参与案件审理的必要，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因被上诉人没有出庭而无法确认款项性质进而查不清案件事实的情形。2、本案一审时被上诉人委托了代理人出庭，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也没有明确规定本案必须要被上诉人出庭，案件事实的查清主要是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出庭是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理由，显然是其主观臆测，与法律规定相悖。3、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取得269万元属于不当得利，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取得269万元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其不能提供有效证据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规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四个构成要件：一方取得利益、造成另一方损失、获得利益与损失直接存在因果关系、一方取得利益无法律上的原因等，该四要件应当由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5、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银行账户汇款，是其主动实施的给付行为，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没有任何缘由的情况下持续一年多分数十次向被上诉人银行账户汇入款项，其应当对给付原因或目的进行举证，以证明给付原因的欠缺及对方取得利益的不当性，显然本案中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6、在（2017）浙0103民初3967号案件及本案一审起诉状中上诉人自述通过被上诉人向案外人许生可还款，其陈述恰恰证明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账户中汇款是有相应法律根据的，并不属于法律上的不当得利。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上诉状第一部分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多次打到被上诉人银行账户的款项不属于不当得利。二、上诉人在上诉状第二部分陈述本案中可能存在虚假诉讼，请求移送公安没有事实依据。1、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由上诉人作为原告提起一审诉讼，如本案存在虚假诉讼，也是上诉人故意制造虚假诉讼，况且本案也不存在虚假诉讼的行为。2、如果上诉人认为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案件存在虚假诉讼，也应由上诉人另行向第三方依法行使权利，不应在本案中向被上诉人主张。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杨福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其名下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自2013年4月20日至2016年1月31日止的银行流水明细，用于证明杨福平通过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向朱志文打款219万元，向许生可打款15万元，从朱志文处收款6333元；2、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自2013年4月20日至2016年1月31日止的银行流水明细，用于证明其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朱志文打款40万元，向许生可打款84.5万元。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本院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2显示杨福平向朱志文转账共计258.3667万元，对此朱志文在二审调查中亦予以认可。关于杨福平向许生可转账共计99.5万元一节，经查因第三人许生可曾在（2016）浙0103民初3967号民间借贷纠纷庭审中，对于杨福平提交的证据1及证据2的复印件质证称，无银行盖章无法确认真实性，若有银行盖章对其真实性认可，对其中汇给许生可的款项认可，因杨福平在本案中提交有银行盖章的原件供核对，故本院对杨福平主张的其向许生可转账还款共计99.5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证据1、2予以采信。上诉人杨福平另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一份，要求调取被上诉人朱志文接收上诉人杨福平款项的银行账户在2013年4月至2016年2月之间的流水明细，用于证明被上诉人朱志文向第三人许生可的还款情况。对于该调查取证申请是否准许，本院将在论理部分结合案情一并阐述。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20日至2016年1月31日，杨福平通过其名下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及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许生可转账共计99.5万元，向朱志文转账258.3667万元。其余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依据取得利益，致使他人受有损失的，应当予以返还。本案杨福平、朱志文之间的不当得利纠纷与杨福平、许生可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直接关联。本案中，杨福平主张其打款给朱志文的258.3667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应由朱志文全部予以返还，朱志文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抗辩称上述款项中24万元由其作为介绍费收取，其余已作为借款本金及利息代杨福平归还了许生可。但根据民间借贷案一二审生效判决书的记载，许生可表示杨福平确有通过朱志文偿还部分款项，其余杨福平向朱志文所转款项与民间借贷案件无关。而杨福平确认其与朱志文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案之外的资金联系，朱志文也未辩称其与杨福平之间存在其他资金往来关系。因此，在杨福平已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向许生可还款向朱志文转账258.3667万元，以及民间借贷案件一二审生效判决所载事实指向朱志文未将杨福平所转款项全部用于还款的情况下，应由朱志文举证证明其已按照杨福平的给付目的将款项用于还款。但本案二审期间，朱志文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就其代为还款情况举证说明。杨福平为此向本院申请调取朱志文的银行账户流水以查明朱志文向许生可的还款情况，本院认为，该银行账户流水明细为朱志文所掌握，在其有能力提供相应证据却怠于举证的情况下，应由其直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杨福平的上述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关于朱志文应返还的不当得利数额。杨福平自行向许生可转账还款99.5万元，通过朱志文转账258.3667万元用于还款，共计357.8667万元。而根据上述民间借贷案件生效判决的认定，从借款起始日2013年4月25日至《承诺书》出具日2016年2月23日，杨福平应已自行及通过朱志文归还许生可本金140万元及相应利息。上述已还本金及利息总额与杨福平实际支出的总还款金额之间的差额即为朱志文应向杨福平返还的不当得利数额。鉴于杨福平与许生可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为月息5%明显过高、至承诺书出具日杨福平尚未还清全部借款的情况，本院确定上述利息计算标准为年利率24%，朱志文应返还的不当得利数额为139万元。朱志文还应向杨福平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按照年利率4.35%自民间借贷案判决生效之日暂计至2018年12月10日止为4.6万元，并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字第14495号民事判决； 二、朱志文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福平返还不当得利139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4.6万元（暂计算至2018年12月10日，并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三、驳回杨福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2386元，减半收取16193元，由朱志文负担7270元，杨福平负担892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朱志文负担2245元，杨福平负担275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31536元，由朱志文负担14646元，杨福平负担 168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东红 审判员  韦 薇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孔文超 书记员毛胜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