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刑终1139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瑞玲，女，1978年1月8日出生，广东省珠海市人，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及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因本案于2015年11月5日被刑事拘留，次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6月6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史一鸣，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严，男，1979年8月18日出生，广西柳州市人，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因本案于2015年11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1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11月13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范阳，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陈康华，男，1986年2月28日出生，广西柳州市人，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因本案于2015年11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1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11月13日被逮捕，同月22日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徐小东，男，1974年3月13日出生，湖北省广水市人，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湖北省广水市。因本案于2016年5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日被取保候审。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郭瑞玲、张严、陈康华、徐小东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7年11月18日作出（2017）粤04刑初81号刑事判决。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作出（2018）粤刑终272号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8）粤04刑初8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郭瑞玲、张严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郭瑞玲、张严及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被告人郭瑞玲与张严共同成立汇某澳商行，主要经营进口食品、日用品等销售业务。2015年4月，为了牟取非法利益，被告人郭瑞玲与张严开始向澳门供货商陶某英（另案处理）或向拱北口岸市场XX号铺被告人徐小东订购走私入境的奶粉。为了方便收货，被告人郭瑞玲、张严委托拱北口岸市场XX号铺被告人徐小东、X号铺郑某标（另案处理）等人收集和打包水客走私入境的奶粉，并雇请了被告人陈康华等人前往拱北某某花园单车棚、拱北口岸市场等地点接货，然后再通过物流等方式将奶粉发往境内客户。为了便于联系，被告人郭瑞玲、张严、陈康华、徐小东等人通过手机微信组建“三人行”、“操作群”微信群，用于相互交流奶粉报价、收发货物、货款收支等信息。根据案发时从被告人郭瑞玲、张严、陈康华手机提取的“三人行”、“操作群”微信群记录，自2015年8月18日至11月4日，被告人郭瑞玲、张严、陈康华走私奶粉一批，经重新计核，上述三人涉嫌偷逃税款人民币1,259,110.93元；被告人徐小东共计走私奶粉4891罐，经计核涉嫌偷逃税款130,497.18元。2015年11月5日，被告人郭瑞玲、张严、陈康华分别被抓获归案；2016年5月25日，被告人徐小东主动投案自首。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搜查、扣押笔录、收货记录、微信群聊天记录、鉴定依据、陶某英等人的证言、郭瑞玲和张严等人的供述等。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郭瑞玲、张严、陈康华走私普通货物入境、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货物，合计偷逃应缴税额1,259,110.93元，数额巨大；被告人徐小东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额130,497.18元，数额较大。各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陈康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徐小东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陈康华、徐小东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以对其二人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款、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郭瑞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二、被告人张严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三、被告人陈康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四、被告人徐小东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五、扣押在案并已先行变卖走私奶粉1186罐所得款项、在案被告人各自所有的手机六部、笔记本电脑一台、IPAD一台、粤Ｃ×××××长安之星、粤Ｃ×××××铃木小汽车各一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郭瑞玲和张严均上诉提出：1、其所购买的涉案奶粉绝大多数来源于徐小东，少量购买自拱北口岸市场X号铺和XX号铺，徐小东在交易过程中提供给张严或陈康华、写明奶粉名称、数量、金额的单据能证实其与徐小东是买卖关系，而非委托徐小东在拱北口岸帮忙收集、打包水客走私入境的奶粉。其与陶某英没有现金往来或银行转账记录，并未向陶某英订货。其所购的奶粉一部分在港货店销售，另一部分转卖给吴某玲，其与吴某玲的转账记录证实其倒卖涉案走私奶粉货值仅60万余元。2、原判认定徐小东偷逃税款为13万余元，却认定其偷逃税款125万余元，统计、核算的依据仅有“三人行”微信群的聊天记录，但没有相应证据证实其多于徐小东的112万偷逃税款对应的45000多罐奶粉的卖家、运输、卖出记录以及近千万元货款的收款、转账情况。3、张严与陈康华都曾到梁某伟位于某某花园的仓库接运梁某伟拍卖得来的奶粉并存放在某某花园的单车棚内，海关人员亦在郭瑞玲住处查扣三张奶粉拍卖单，故单车棚内既有从徐小东处购买的走私奶粉，也有合法拍卖得来的奶粉，微信群里关于运输奶粉的记录亦包含拍卖得来的奶粉。郭瑞玲还上诉提出：1、在案发期间，其并未向陶某英订购澳门奶粉，只是向陶某英询价，侦查人员并未如实记录其供述内容，讯问笔录关于其向陶某英订购奶粉的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三人行”微信群的相关记录有部分只是其与张严等人在拱北口岸市场看到铺头出售奶粉的情况，但其等人并没有购买，有部分奶粉的记录只有数量但没有单位，海关一律以箱予以计算有误，口岸市场铺头不可能一次性向其出售大量奶粉，徐小东与其也不是每天都有奶粉交易，另外，奶粉从口岸市场拉到单车棚及从单车棚拉到中山坦洲都会在微信群里报数，海关将同一批奶粉重复计算。3、对于其向梁某伟订购拍卖所得的奶粉数量，海关只以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计算不当，其向梁某伟购买奶粉的数量大于梁某伟陈述的数量；对于其卖出的奶粉数量未采用银行转账记录而以估算方式进行计算，对其不公。4、在共同犯罪中，其作用小于张严，原判对其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考虑其个人及家庭困境，对其公正判决。张严还上诉提出：其在各门店零售的奶粉的利润是30至70元不等，向梁某伟订购的拍卖奶粉进价低，利润更大，原判认为每车仅运输数罐奶粉的成本高于所赚利润，从而认定没有标注数量单位的奶粉为“件”是没有客观依据的误判。郭瑞玲和张严的辩护人均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原判认定郭瑞玲向陶某英及徐小东订购的奶粉均在XX号铺提货，但认定郭瑞玲走私奶粉的数量远超过徐小东走私奶粉的数量，原判对此未作合理解释。2、“三人行”微信群不仅有张严等人提货的数量，还包括寻货、要货、装货、收货、运货、发货等数量，海关将同一批次奶粉重复计算，而且在案发期间76天内走私54657罐奶粉亦与水客零散带货走私的客观事实不符。3、徐小东供应奶粉给郭瑞玲与郭瑞玲出售奶粉给吴某玲的数量相当，只有5000余罐，同时原判认为X号铺郑某标及陶某英向郭瑞玲供货的数量很少，而对于原判所认定的其余涉案奶粉侦查机关并未查明其来源、去向及货款收支等情况。4、原审法院重审期间并未查明徐小东在案发期间收货的数量、郭瑞玲雇请的货车司机运货的数量、郭瑞玲向徐小东支付货款等可以间接证明涉案走私奶粉数量的相关事实，同时郭瑞玲出售给吴某玲和“三人行”微信群所涉及的奶粉均有部分来源于郭瑞玲向梁某伟购买的拍卖奶粉，该部分应予扣除。郭瑞玲的辩护人还提出：原判并未对郭瑞玲走私奶粉的数量作出认定。张严的辩护人还提出：1、海关将“三人行”微信群中所有涉及量词不明或未附带量词的数据均认定为“件”数有误。2、“三人行”微信群显示张严等人从早上6、7点至凌晨1、2点都有“拉货”与水客夹带奶粉过关的高峰期不对应。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自2015年4月起，上诉人郭瑞玲与张严为牟取非法利益，向澳门供货商陶某英及珠海拱北口岸市场XX号铺原审被告人徐小东订购走私入境的奶粉，并委托徐小东、郑某标等人收集和打包水客走私入境的奶粉后，由其二人雇请的原审被告人陈康华等人前往珠海拱北某某花园单车棚、拱北口岸市场等地接货，然后通过物流等方式将奶粉发往境内客户，其中，自2015年8月18日至11月4日，郭瑞玲、张严、陈康华三人走私奶粉偷逃税款人民币1,259,110.93元，徐小东走私奶粉偷逃税款人民币130,497.18元的事实清楚，并有证明郭瑞玲、张严向陶某英、徐小东订购走私奶粉的郭瑞玲、张严、徐小东的供述、陶某英的证言及“操作群”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郭瑞玲、张严委托拱北口岸市场铺头收集、打包水客走私入境奶粉的徐小东的供述、郑某标、林某、罗某梅等人的证言，证明郭瑞玲、张严雇请陈康华、吴某康、郭某良、陈某等人从拱北口岸市场或某某花园单车棚接运走私奶粉等货物的陈康华的供述及吴某康等人的证言，证明郭瑞玲、张严通过发物流或雇请货运司机向客户送货的刘某胜、邹某胜、吴某玲的证言等，证明郭瑞玲、张严等人走私奶粉的品类、规格、数量的“三人行”微信群聊天记录、“三人行”微信群统计表、奶粉品名对照表、扣押清单等，证明涉案走私奶粉国内市场批发价的涉案财产价格鉴定结论书，证明郭瑞玲等人走私偷逃应缴税额的海关核定证明书、计税说明，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郭瑞玲、张严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所提意见，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综合评判如下：1、关于郭瑞玲与张严有否向陶某英订购走私入境的奶粉并委托徐小东收货的问题。郭瑞玲在侦查阶段多次稳定供述其与张严在2015年8月至案发前通过微信、短信或者电话向陶某英下单订购奶粉，陶某英在澳门派货时水客支付奶粉的全款，水客再把奶粉带到陶某英指定的口岸市XX号铺等店铺，XX号铺档主徐小东付款给水客收货，张严等人再向徐小东付款、提货。郭瑞玲在侦查阶段的讯问笔录均经其本人阅读，对记录不完整或有误之处作出补正、修改后签名并捺印确认，相关供述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徐小东供述其接受郭瑞玲委托，接收郭瑞玲在澳门订购并由水客夹带走私入境的奶粉，并打包送到郭瑞玲的仓库。徐小东签认的“操作群”微信群聊天记录亦反映郭瑞玲向澳门方面订购奶粉的情况。陶某英证称其国内客户主要是郭瑞玲、张严，郭瑞玲等二人在口岸市场62号铺收集水客带入境的奶粉等货物。侦查机关在陶某英住处查扣陶某英从郭瑞玲处拿到的对账记录纸，其中反映了郭瑞玲向陶某英方面拿货并支付货款的情况。证人刘某兰、陈某英证实其二人将从陶某英处接收的奶粉走私入境后交给口岸市场XX号铺等店铺。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郭瑞玲、张严向陶某英订购澳门奶粉，并委托徐小东接收水客走私入境的涉案奶粉。郭瑞玲、张严关于其二人并未向陶某英等境外人员订购奶粉、未委托徐小东接收走私奶粉的意见与查证事实不符，不予采纳。2、关于原判认定郭瑞玲、张严走私奶粉偷逃税额是否准确的问题。（1）第一，郭瑞玲供述“三人行”微信群成员每天从某某花园单车棚和口岸市场铺头接运的货都会报到该群里，并供述之所以让陈某在中山坦洲接陈康华送来的奶粉后再送到某某奥林园车库或给货主派来接货的人，是因为奶粉的来源不合法，怕被执法人员查获，而采取换车的方式减少被查的风险。张严供述从口岸市场XX号铺和某某花园单车棚运货的数量都通过“三人行”微信群报给郭瑞玲，并供述单车棚是其租的，专门供其与徐小东交接货物。陈康华则供述其按张严和郭瑞玲指示到某某花园单车棚和口岸市场附近路边接运奶粉等货物回中山坦洲，其会在清点完数量、品名、型号后通过“三人行”微信群报给郭瑞玲和张严，郭瑞玲还告知其奶粉是从澳门通过水客带进来的，并强调每车不能运超过六件奶粉，原因是怕执法机关查到没收奶粉。“三人行”微信群成员吴某康、郭某良的证言称其二人从某某花园单车棚运货的情况都会在该群里向郭瑞玲报数。第二，拱北口岸市场XX号铺经营者徐小东供述其接收水客走私入境的奶粉后，将奶粉装箱并送至某某花园单车棚存放等待张严、陈康华取货。X号铺经营者郑某标的证言称郭瑞玲委托其在澳门收取奶粉、分发给水客走私入境后送到X号铺，再交给郭瑞玲。XX号铺经营者罗某梅证称其收购水客走私入境的奶粉后转卖给郭瑞玲。XX号铺经营者林某的证言及“2323自己人”微信群聊天记录证实林某受郭瑞玲委托接收水客走私入境的奶粉。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实侦查机关据以统计郭瑞玲、张严走私奶粉数量的“三人行”微信群聊天记录所涉及的奶粉均为来源不合法的走私奶粉。正因为张严、陈康华等人是在口岸市场的铺头经营者徐小东等人收集了水客走私入境的奶粉并装箱打包后才前往某某花园单车棚或口岸市场附近路边取货，所以微信群所反映的张严、陈康华等人取货的时间与水客过关的高峰期不对应的情形合乎案件的客观事实。（2）梁某伟证言称其在2015年7月至案发前向张严出售拍卖得来的奶粉主要是在7月份，货款通过银行转账收取，在9月份仅零散卖给张严3罐美素佳儿3段奶粉，而且货物均是送到张严在珠海香洲新村的港货店。虽然郭瑞玲、张严提出涉案奶粉包含郭瑞玲向梁某伟等人订购的通过拍卖得来的合法奶粉，但郭瑞玲与张严对于向梁某伟订购奶粉的时间、付款和送货的方式并不能与梁某伟的证言相印证。郭瑞玲供述其曾于2015年2月份向钱某毅买过一批竞拍得来的美素佳儿奶粉，但该批奶粉显然与涉案奶粉无关联。更关键的是，张严、陈康华的供述与吴某康、郭某良的证言均证实其等人在“三人行”微信群通报的均是从某某花园单车棚或口岸市场接运奶粉的情况，不存在到梁某伟的仓库等别处提货的情形。据此，郭瑞玲等人提出涉案奶粉包含其合法购买的拍卖奶粉而应予剔除的意见与查证事实不符，不予采纳。（3）前述“三人行”微信群成员郭瑞玲、张严、陈康华的供述及吴某康、郭某良的证言证实其等人在“三人行”微信群内通报的均是从某某花园单车棚及口岸市场指定铺头运出奶粉等货物的情况，张严和陈康华还供述其均据实通报运送奶粉的品种、数量与车次，以便郭瑞玲进行统计，且没有证据证实郭瑞玲所提张严、陈康华等人从口岸市场指定铺头装运的奶粉会先运回侨光花园单车棚中转后再统一运往中山坦洲奥林园停车场等地的情形，结合“三人行”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足以判定不存在郭瑞玲等人上诉所提的只是询价而未下单或因多次转运而重复计算奶粉数量以及张严、陈康华等人虚报数量的情况。（4）对于“三人行”微信群成员所报运输奶粉涉及数量单位不明如何认定的问题。第一，根据郭瑞玲在2015年8月31日21时许所发微信“我刚才放271的，我车美3x5，过车给我的美3x5，惠3x1。共11件，华有空发上来”可判断，该条微信中没有数量单位的奶粉是“件”（箱），故可推定郭瑞玲等人在群里发送的其余表达方式一致的微信，如9月11日19时许所发“我五车：惠1x4,惠3x2”等所涉及的奶粉数量亦应是“件”。根据张严在9月14日21时前后所发的两条微信“这一车美素1，5件，美素2，1件，2号3号仓全部清完了”、“刚才那车M15M21”可判断，依其习惯，张严在群里所发的其余微信如9月15日16时许“M36”、20时许“M23M33”等所涉及的奶粉数量亦应是“件”。第二，根据微信群内有明确数量单位的聊天记录显示，郭瑞玲、张严、陈康华等人每车次运送的奶粉以整件（箱）居多，且数量通常为数件，这与张严、徐小东、陈康华的供述及郭某良的证言所反映的某某花园单车棚内的奶粉均是用中性纸箱按12罐或6罐一箱包装好的情形吻合，亦与陈某关于其按张严的指示每次运送奶粉的数量大概是3-5件，每件6罐或12罐的证言相符，即郭瑞玲等人每车次运送奶粉通常为数十罐，倘若前述郭瑞玲、张严等所发的“惠1x4,惠3x2”、“M36”、“M23M33”等微信中涉及奶粉数量单位是罐的话，则每车次运送的奶粉只有寥寥数罐，还不足一件（箱），与其通常做法相背，不合常理。而且，如原审法院所评述，每车次仅运送数罐奶粉，其运输成本显然远高于每车次所获利润。张严上诉提出其与郭瑞玲共同经营四家港货店，并有四家加盟店，且从梁某伟处进货的拍卖奶粉价格低，故即便每车次仅运送数罐奶粉仍有利润空间。但如前所述，“三人行”微信群所涉及的奶粉并不包含张严等人从梁某伟处订购的奶粉，而郭瑞玲则供述在案发期间其与张严仅经营汇某澳商行一家店铺，不存在向加盟店供货的情况。综合以上两点，侦查机关认定“三人行”微信群内没有明确数量单位的奶粉为“件”，并在剔除重复计算及每车次运送的奶粉明显超过六件的基础上，对郭瑞玲等人走私涉案奶粉的数量重新作出的统计结果准确无误，核税部门据此作出的偷逃税款核定证明书合法有效，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另外，虽然原审判决并未明确郭瑞玲、张严、陈康华三人走私奶粉的数量，但侦查机关在补充侦查阶段出具的《计税说明》及核税部门出具的拱香核字（2019）A0040号核定证明书均证实郭瑞玲等三人走私涉案奶粉的数量为47941罐。（5）水客袁某娇称其帮人带货，一般一天在澳门和珠海拱北之间往返四次，上午两次，下午两次，如果比较顺利没有被海关查到就多走一两趟。证人刘某兰、陈某英证言称其从陶某英处取奶粉等货物并走私入境交给拱北口岸市场的铺头，且证称每天都有很多水客像她们一样从澳门带货到珠海。证人王某证称其与父母经营的口岸市场XX号铺每天收到、中转的奶粉少的有10件左右，多的有50件，一般20件，每件装6罐或12罐奶粉。徐小东供述其经营的62号铺每天帮郭瑞玲收货多的时候有40多箱。上述证据证实每天有大量水客多次往返澳门与珠海两地，走私奶粉等货物入境并交货给拱北口岸市场的铺头。因此，郭瑞玲上诉提出拱北口岸市场铺头不可能一次性向其出售大量奶粉及辩护人提出郭瑞玲等人在案发期间走私大量奶粉与水客零散带货走私的客观事实不符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6）尽管侦查机关未能查明郭瑞玲、张严向陶某英、徐小东等人支付货款以及向除吴某玲以外的客户出售走私奶粉并收取货款的具体情况，但首先，证人刘某胜的证言证实其受张严雇请，与邹某胜轮流一人一天往返珠海与广州两地为张严等人送货，张严的货物主要是奶粉，在广州的客户有代号为“C”的蔡某芬，基本上每天都有货，还有代号为“L”的客户。证人邹某胜的证言与刘某胜的证言相印证，并证实张严与陶某英在广州有多名接收奶粉的客户。其次，证人陈某的证言称其按张严的指示在中山坦洲接收张严派人送来的奶粉等货物后再到坦洲的路边将货交给前来接货的货车司机，陈康华则供述其从侨光花园单车棚或口岸市场接货并送到坦洲奥林园车库，还有按照郭瑞玲指示送到坦洲虹发物流发货，或在珠海前山建材市场路边、中山三乡高速路口等地过货给前来接货的货车。再次，郭瑞玲在“三人行”微信群内发送如“今晚8点物流送深圳吴生10件惠3，1件雅3”、“快去关口拉一趟，回来中山有货要上，请联系中山车”、“今天起客人H的代码改为R，以免同惠某H的代码搞错”、“A和S上迪迪，送东线，其他放面包送西线”等等的微信，安排张严、陈康华等人发货。最后，郭瑞玲、张严供述其购买了四台运货车，用于前往某某花园单车棚接货及在坦洲奥林园地下停车场存放货物，而侦查机关于2015年11月5日案发当天在奥林园地下停车场停放的粤Ｃ×××××铃木、粤Ｃ×××××长安之星小汽车内共查获995罐涉案走私奶粉。综合以上证据，足以证实郭瑞玲、张严等人每天从侨光花园单车棚及拱北口岸市场接运走私奶粉的数量大，并通过雇请货运司机或发物流的方式向珠三角等地多名客户发货。据此，郭瑞玲等人上诉所提其只向吴某玲出售走私奶粉、货值仅六十余万元的意见与查证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另外，尽管在案证据证实郭瑞玲、张严等人每天接运的奶粉大部分源于徐小东，但“三人行”微信群只有部分聊天记录能准确反映郭瑞玲等人从徐小东处取货的数量，除此以外，在案其他证据并不能证实徐小东向郭瑞玲等人倒卖奶粉及受郭瑞玲委托收集、打包走私奶粉的确切数量。原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徐小东走私奶粉的数量及偷逃税额并不会对准确认定郭瑞玲、张严、陈康华三人接运涉案奶粉的数量产生影响。3、郭瑞玲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量刑郭瑞玲与张严均供述其二人共同经营汇某澳商行及倒卖走私奶粉等货物的生意，运营资金包括购买接运奶粉等货物所用的四台车辆的款项均由郭瑞玲提供，郭瑞玲还供称其负责记账，张严则供称郭瑞玲对运营资金进行监管，并分取除其基本开销以外的所有利润，抵偿前期投入的资金。郭瑞玲、张严、陈康华、徐小东的供述及陶某英、吴某康等人的证言与“操作群”、“三人行”微信群聊天记录相互印证，证实郭瑞玲在走私奶粉的过程中还负责下单订货、指挥他人或亲自运货、安排发货等工作。据此，在案证据足以证实郭瑞玲在走私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其作用稍大于张严。原审法院根据其走私偷逃税额、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认罪态度等量刑因素对其所处刑罚适当。郭瑞玲上诉所提其作用小于张严、原判量刑过重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郭瑞玲、张严、原审被告人陈康华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及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原审被告人徐小东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在共同犯罪中，郭瑞玲、张严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陈康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徐小东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陈康华、徐小东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对其二人宣告缓刑。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郭瑞玲、张严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及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款、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铁城审判员  邓敏波审判员  石春燕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叶松森书记员宋文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第一百五十五条下列行为，以走私罪论处，依照本节的有关规定处罚：（一）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国家禁止进口物品的，或者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其他货物、物品，数额较大的；（二）在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运输、收购、贩卖国家禁止进出口物品的，或者运输、收购、贩卖国家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数额较大，没有合法证明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偷逃应缴税额在三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一）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二）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的；（三）为实施走私犯罪，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的；（四）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走私的；（五）聚众阻挠缉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