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822民初1695号 原告：何其云，男，汉族，1960年10月25日出生，住浙江省常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明（系何其云儿子），男，汉族，1986年9月17日出生，住浙江省常山县。 被告：何忠贵，男，汉族，1962年8月8日出生，住浙江省常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细妹（系何忠贵妻子），女，汉族，1961年11月28日出生，住浙江省常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彬（系何忠贵儿子），男，汉族，1985年8月25日出生，住浙江省常山县。 原告何其云与被告何忠贵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26日、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蔡武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夏金俭、李美君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其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明，被告何忠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细妹、何华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其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11日，被告何忠贵在未通知原告何其云家人的情况下，在农田撒了拌着农药的谷种（被告何忠贵农田在原告何其云房屋后），致使原告何其云养在房屋后的18只老母鸡、5只小鸡和1只鸭在2019年6月11日5：20左右误食了被告何忠贵拌着农药的谷种后全部被毒死，当日早上5：27许原告何其云向常山县公安城郊派出所报警，经派出所民警及村干部调解后，被告不承认自己的过错，进行推脱，拒绝赔偿。综上，原告认为，被告拒绝赔偿，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7条及相关规定，诉至法院，望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被告何忠贵辩称，1.2019年6月9日下午4时左右，被告妻子在田里撒肥料时，已告知原告老婆自家要在田里面直接播种杂交谷种，等下要在田里放老鼠药，让原告家将鸡关好，不要放出来。一个多小时后，原告本人也到我家田里找到被告妻子询问是否要播种放老鼠药，被告妻子如实告知，原告也表示会关好鸡。2019年6月11日早上，被告到田里做事情时，原告到被告田里说：“你看看，我的鸡都死了，我要打电话到派出所。”2.2019年6月11日早上至傍晚，被告家里没有收到派出所任何方式的通知，直到被告下班后和妻子一起到地里种玉米时，过了几分钟，派出所民警和村干部何某以及原告突然一起出现在被告田边。在进行协调时，被告妻子说在2019年6月9日下午4时左右，已告知原告及原告老婆还有原告隔壁邻居何林行的母亲（三人）要在自家田里播种放老鼠药，并让民警去了解情况，村干部何某也说向原告了解过，原告是说被告事先向他说过要播种放老鼠药的。当时原告在场听到没有提出反驳。3.农户家进行农耕生产直接播种杂交谷种时要撒药谷防止老鼠破坏，是农民上百年来保护谷种的农业生产习惯。县里开展五水共治新农村建设，村规民约中要求家禽必须圈养。4.案发后原告没有承认自己的过错，还向被告漫天要价，没有吸取教训，还要故意把家禽放养到我田里，原告放养家禽导致我秧谷播种损失2000元。综上，原告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一、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何其云为证明自己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何家乡何家村民调解委员会证明、常山县城郊派出所证明复印件、常山县城郊派出所情况说明、拍照图片、何某的证明、以及何家村证明各一份，并申请证人何某出庭作证，用于证明被告在播种时放老鼠药毒死原告老母鸡18只、小鸡5只、鸭1只，价值6000元，村里只是口头上说过鸡鸭要圈养，并没有正式行文，被告何忠贵应当赔偿原告的鸡鸭损失6000元。被告何忠贵对原告的上述证据质证有异议，认为原告的鸡鸭不是吃被告放的老鼠药死亡，养鸡鸭的又不是原告一家，其他人的鸡鸭怎么没事，而且死亡的鸡鸭数量也有出入，就算原告说的数量没有问题，但鸡鸭大小重量不一，自然价格也不一样。被告在播种放老鼠药之前已经告知过原告，并且村里《村规民约》中明确规定家禽应当圈养，被告不应当赔偿原告的鸡鸭损失。被告据此提供何家村《村规民约》影印件一份，用于证明《村规民约》中约定“家禽家畜应圈养”。被告何忠贵在案件审理中向本院申请调取2019年6月11日和2019年2月27日城郊派出所的出警现场视频，本院依法调取了2019年6月11日的接警单详情及出警视频光盘一张，并组织双方当事人播放视频对调取的接警单详情及视频光盘进行了质证，双方对此均没有异议，但均认为不能证明对方所称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在原告房屋旁边的农田里播种放老鼠药，原告饲养的老母鸡18只、小鸡5只、鸭1只因误食老鼠药死亡的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村规民约》可以证明何家村的《村规民约》中确有约定“家禽家畜应圈养”的事实。结合证人何某的证言、庭审当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城郊派出所的出警视频可以证明被告何忠贵的妻子在播种放老鼠药之前已告知过原告及原告妻子被告要在田里播种放老鼠药的事实。二、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如下：2019年6月11日凌晨5时27分许，常山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接到何其云报警称：其养在自家后门胡柚地里的鸡被人毒死了。出警民警在现场清点出17只死鸡（其中有3只小鸡）、1只鸭。第二天，何其云儿子报警称6月11日当晚又发现死了6只鸡（其中2只小鸡）、1只鸭。城郊派出所民警调解不成功，原告何其云诉至本院。本院查明：原告何其云与被告何忠贵系何家村村民，两家之间在此次事故之前并无矛盾，被告家离原告家约1公里左右路程，被告家有一块农田在原告家旁，前几年没有种植水稻。2019年6月份初，被告准备在该块农田中种植水稻，被告何忠贵的妻子胡细妹在播种放老鼠药前通知过原告及原告妻子自己家里今年要在该块田里种植水稻，为防止老鼠吃谷种在种植时要放老鼠药。2019年6月9日，被告将2包老鼠药粉与2碗谷种搅拌后直接撒在播完种的农田土面上，未采取其他防护措施。2017年7月26日，原告何其云向本院申请对死亡鸡鸭损失金额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告鸡鸭的死亡与被告在农田投放老鼠药有无因果关系。2.原告死亡鸡鸭的数量及价值的确定。3.被告何忠贵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一、关于原告鸡鸭的死亡与被告在农田投放老鼠药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 被告于2019年6月9日在原告房屋旁边的田里播放谷种并投放老鼠药用于预防鼠害，原告家的鸡鸭一直是放在房屋后面养殖，在被告投放鼠药后即2019年6月11日，原告家的鸡鸭大量集中死亡，原告报警后，被告声称自己在投放鼠药前已告知原告让其关好自己的鸡鸭，被告稻田中投放的搅拌了老鼠药的谷种此时也所剩无几。显然，原告鸡鸭死亡的原因与被告稻田中搅拌了老鼠药的谷种减少有关，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根据生活经验可知，原告的鸡鸭死亡与被告投放老鼠的行为有因果关系。 二、关于原告死亡鸡鸭的数量、价值的确定的问题。 原告声称自己饲养的鸡鸭死亡老母鸡18只、小鸡5只、鸭1只，数量虽然与城郊派出所的情况说明有不一致之处，但不一致的地方仅是死亡的鸭由2只变成了1只，况且该不一致之处显然对被告有利，故本院确认原告鸡鸭死亡的数量为老母鸡18只、小鸡5只、鸭1只。 本院认为，原告何其云凭生活经验对死亡鸡鸭自行估价为6000元，鸡鸭大小有派出所的视频和情况说明等佐证，虽然未能提供鸡鸭具体大小的证据，估价可能与死亡鸡鸭的实际价格存在偏差，但其估价方式符合日常经验，价格也相对合乎情理。被告辩称死亡鸡鸭估价过高，原告提出对死亡鸡鸭进行价格鉴定，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无鉴定必要，酌定本案死亡鸡鸭的损失为6000元左右。 三、关于被告何忠贵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原告在自家屋后饲养鸡鸭，未采取圈养方式进行圈养，河家村的《村规民约》里面规定“家禽家畜应圈养”。被告何忠贵播种投放老鼠药前，已告知原告何其云，原告对此未提出异议。原告家禽的死亡是误食被告所投放的老鼠药所致，被告虽然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是在投放老鼠药时，将老鼠药粉与谷种搅拌后直接投放到稻田当中，未对老鼠药的放置采取合理的措施，对投放老鼠药可能产生的潜在危险过于自信，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因被告此前已履行了告知义务，原告未按规定将饲养的鸡鸭圈养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原告与被告双方为同村村民，出现邻里纠纷时，本应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因邻里小事诉至法院，实属不该，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被告何忠贵赔偿原告何其云损失500元。 综上所述，被告何忠贵赔偿原告何其云鸡鸭死亡损失5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何忠贵赔偿原告何其云鸡鸭死亡损失5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本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原告何其云承担300元，由被告何忠贵承担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 武 人民陪审员  夏金俭 人民陪审员  李美君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凌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