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02行终2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381号。负责人曲寿巍，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惠民，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苗晓飞，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鑫嘉德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胜利广场28号B1F东街19-1号。法定代表人邹华春，经理。委托代理人丛林，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杨健，辽宁刘魏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鑫嘉德商贸有限公司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3行初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是：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9月8日作出大工商处字[2017]第79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鑫嘉德公司销售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手表115块行为违反《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并依据该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责令原告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处罚：1、没收115块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手表；2、罚款1779030元，上缴国库。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于2017年3月2日对原告位于大连市中山区胜利广场28号B1F东街19-1号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经营场所内摆放有各品牌进口手表。被告要求原告店铺工作人员当场提供进口手表的合法来源凭证，其现场工作人员无法当场提供，市工商局以原告涉嫌销售无合法来源的进口商品为由，当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决定对原告经营场所内的115块手表强制扣押，扣押期限自2017年3月2日至2017年4月1日。市工商局在下达强制措施决定书同时，制作《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场所、设施、财务）清单》，并向原告下达《限期提供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通知书》，要求其在2017年3月6日前提供其销售的进口手表的合法来源凭证，并列明凭证为以下三种：（1）进口货物报关单、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复印件和购货发票原件；（2）拍卖发票原件；（3）拍卖发票复印件和进货发票原件。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后，市工商局未在上述期限内收到原告提供上述凭证。2017年3月6日，被告向原告下达了《询问通知书》，要求其配合调查。3月16日，原告授权委托人邹志建到办案部门接受调查。市工商局于3月21日、3月31日两次向原告下达了《限期提供证据通知书》。这期间，被告收到自然人向其提供的手表当票等证据复印件，被告认为提供证据者身份不明，证据材料又为复印件，因此，未予继续调查。2017年3月31日，被告作出延长扣押期限决定，扣押期限延长至2017年5月1日。2017年4月12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技术鉴定期间告知书》。被告委托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对案涉手表进行检验，并向大连市价格认证中心发出《价格认定协助书》，对案涉手表价格作出认定，上述两个单位分别出具了检验证书及价格认定结论书，结果显示案涉115块手表均系真品，认定市场价格总计5930100元人民币。2017年9月8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并进行公告送达。另查，原告成立于2010年3月，注册资本人民币10万元，经营范围有箱包、日常百货、工艺美术品销售；手表、珠宝首饰收购及销售。原告与大兴安岭华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辽宁东祥典当有限公司、漠河县诚信典当有限公司，大连汇丰典当有限公司、大连建融典当有限公司、大连华信典当有限公司、大连万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均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市工商局从原告经营场所扣押的案涉手表，其中，7块手表来自于刘啸、姜崇龙两位个人寄卖者，有2块来自于大连华信典当有限公司、3块来自于大连万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3块来自于大连汇丰典当有限公司，9块来自于大兴安岭华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10块来自于漠河县诚信典当有限公司、11块来自于大连建融典当有限公司，8块来自于辽宁东祥典当有限公司，上述共计46块手表，部分典当行提供了当户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国内的销售票据等相关材料。其余的其中62块手表，原告可以说明有5块来自于上海虞时日用品调剂有限公司、57块从多名个人寄卖者处取得，并提供了上海虞时日用品调剂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收款凭证，以及个人寄卖者与原告签订的寄卖合同、身份证复印件，其中少数几块手表原告提供了发票、国内销售单据等材料。再查，被告在庭审中主张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之前已经履行了听证程序以及集体讨论程序，但未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又查，根据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8年12月29日向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转发的《大连市机构改革方案》，大连市人民政府组建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接原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全部职责。原审法院认为，《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工商管理部门，亦应按其职责，做好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该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未能在查获之日起三日内提供相关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的，由工商或者食品药品监督等有管辖权的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没收相关进口商品及其已经销售货款，并处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的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的职权依据。鉴于本案主要事实已经生效判决所确认，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以下两项：一、被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二、被告的行政程序是否合法。关于第一项焦点，被告认定原告行为违反了《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进口商品的经营者，应当具有进口货物报关单、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进货发票、拍卖发票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经营国家规定实施检验检疫进出境商品目录内商品的，还应当具有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入境检验检疫证明》等相关检验检疫证单。对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商品，不得购进和销售。”在此基础上，被告依据该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原告作出处罚。然而，原告销售案涉手表的行为能否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值得商榷。本案中，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手表系原告通过走私方式取得。我国法律亦未要求个人佩戴和使用进口手表需具有合法来源凭证，因此，进口手表进入到个人消费领域后，成为再度出售的“旧货”是否仍需提供上述规定的凭证，该条例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被告适用上述法律规定，要求原告提供相关凭证，等于变相要求消费者在购买或使用了进口手表后，仍须保留相关凭证，且再行交易时应一并交付凭证，这显然与现行交易习惯和市场规律不符，因此，被告机械地适用《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实际上为普通消费者交易二手闲置物品增设了法律之外的限制条件。另外，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相关答复，即辽人法工函[2018]1号文件中“进入我国境内后经初次和多次流转的进口货物、进境物品”的表述，亦未明确多次流转包括本案中所涉及的进入消费领域之后发生流转的情况，因此，被告对条例规定作出的不利于本案原告的理解和适用，系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扩大解释，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项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本案中，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不仅没收案涉手表，且处以较大数额罚款，作出时间在关联案件诉讼过程中，因此，案涉事项确属情节复杂并有较大数额罚款，应经集体讨论程序及听证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在举证期内未向本院提供上述两个程序的相关证据，原告亦在庭审中对此提出异议，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视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集体讨论及听证程序，因此，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不当，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原告大连鑫嘉德商贸有限公司作出的大工商处字[2017]第79号行政处罚决定。上诉人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为：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1、《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进口商品”没有排除进入国内消费领域之后复进入国内市场销售的进口商品，均应受到该第十二条的约束。原审法院认为案涉进口手表是“进入到个人消费领域”后“再度出售的旧货”，不属于进口商品，没有法律依据。2、《条例》的立法机关明确解释《条例》第十二条所称的进口商品包括进入我国境内后经初次和多次流转的进口货物、进境物品。其中，进境物品作为个人消费品，被明确包含在第十二条适用调整的范围之内。原审法院以案涉进口手表是“进入到个人消费领域后”“再度出售的旧货”为由认为案涉手表不是进口商品，与立法解释的规定相悖。3、省人大法工委（辽人法工函[2018]1号）立法解释中的“多次流转”，没有排除“进入消费领域之后发生的流转”。二、进口的个人消费品在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后即变成商品，归属上诉人的职能管辖范围；被上诉人销售这些商品，即应按法律规定接受上诉人对其经营行为的监管。原审法院认为经个人消费的旧货再次出售不属于市场监管对象，是混淆了消费品和商品的不同属性。三、上诉人查处被上诉人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手表，是依法履职的行为，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1、原审判决已经查明，被上诉人销售的案涉进口手表没有《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合法来源凭证。上诉人按照法律规定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可以证明案涉进口手表进口属性合法来源的凭证，均遭到被上诉人的拒绝。但是被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后，却向法庭提交了案涉进口手表的寄卖合同等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既不符合《条例》的规定，也不是上诉人要求其提供的进口属性合法来源凭证。且不论这些证据与本案争议有无关联，仅凭被上诉人拒不向上诉人提供，而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给法庭的做法，原审法院依法即不应当采纳这些证据。原审法院采纳这些证据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纠正。2、上诉人没有证明案涉进口手表是被上诉人通过走私方式取得的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只要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这些手表的进口属性来源凭证，被上诉人的经营行为即为违法，上诉人即可进行查处。3、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做出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原审法院以案涉行政行为未经集体讨论和听证程序为由予以撤销，与客观事实不符。四、原审法院认为二手闲置物品的现行交易习惯和市场规律不需要合法性来源凭证，这种认定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手闲置物品的交易习惯和市场规律应当是在确认二手闲置物品来源合法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判断二手闲置物品是否来源合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审查这些二手闲置物品是否有发票等交易凭证，而不是交付人的身份证明。五、被上诉人有必要提供案涉进口手表的合法来源凭证。经上诉人统计，案涉115块进口手表中，全新的手表共有23块，占总数的20%；九五成新的手表共有23块，占总数的20%；九成新的手表共有46块，占总数的40%；八成新的手表共有18块，占总数的16%；其余5块，分别是七成新的手表共有4块，4成新的手表共有一块。数据显示，九成新以上的手表占案涉进口手表总数的80%。同时，上诉人对这些案涉手表的评估价格和被上诉人的销售价格也做了对比：大连市价格认证中心对案涉进口手表的评估总值为人民币593.01万元；而被上诉人代表邹志建在调查笔录中则称该115块进口手表的对外售价总计为人民币108.85万元，被上诉人收购这些进口手表的价格仅有约60万元。上面的数据告诉我们，价值593.01万元的案涉进口手表以10%的市场价格被被上诉人收购，又被其以20%的市场价格对外销售；案涉手表中有80%以上是全新或九成新的手表，但被上诉人却没有这些新表的合法来源凭证。显然，案涉进口手表的来源不合常理。被上诉人大连鑫嘉德商贸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行政处罚行为，适用法律错误。主要理由如下：1、《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进口商品”没有明确规定进入国内消费领域之后复进入国内旧货市场流通的物品属于《条例》第十二条所规定的“进口商品”。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进入国内消费领域之后复进入国内旧货市场流通的物品属于《条例》第十二条所规定的“进口商品”，均不应受到该《条例》的约束。2、《条例》的立法机关所做的立法解释未规定进口商品包括进入国内消费领域后在国内再度出售的旧货。3、省人大法工委（辽人法工函[2018]1号）立法解释中“多次流转”没有规定“进入消费领域之后发生的流转”，上诉人以错误的逻辑，认为行政机关属于法无明文规定即可为的主体，混淆了行政主体需要依法行政，民事主体只需要遵守禁止性规定的基本法律原则。二、进口的个人消费品在未被消费者购买之前属于进口商品，被消费者购买以后属于个人物品，不再具备市场流通概念中的商品属性。被上诉人的案涉手表，如果在销售过程中其经营行为属于一般的市场监管对象，但不属于《条例》的调整范围。上诉人混淆了普通的市场监管行为和《条例》所赋予上诉人的权力范围。三、上诉人查处被上诉人的手表，没有法律依据，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一审法院依法撤销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被上诉人案涉手表的全部来源。被上诉人和消费者取得案涉手表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属于来源合法。四、上诉人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1、立案、调查程序违法。2、扣押超过法定期限。3、上诉人对涉案手表进行技术鉴定和价格认证，超过法定期限。4、上诉人行政处罚决定，超过法定期限。五、上诉人未提交行政处罚听证证据和集体讨论证据，应认定行政处罚未经听证程序和集体讨论程序，处罚结果应当撤销。六、本案审理的是上诉人依据《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对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而不是依据旧货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被上诉人经营二手旧货的处罚行为。七、被上诉人涉案的手表均能说明物品来源，上诉人认为物品来源仍不足以排除其他违法行为，上诉人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其他的行政机关，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认涉案115手表的全部来源，被上诉人所有的115块手表均符合我国法律规定，享有涉案物品的所有权和处置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8年7月16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有关条款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明确了，《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中所称的进口商品包括进入我国境内后经初次和多次流转的进口货物、进境物品；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是指能够证明商品合法进口属性来源的相关真实有效证明文件的统称，可能是一个证明文件，也可能是相互关联的多个证明文件。本院认为，根据《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的职权依据。上诉人认定被上诉人销售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手表115块，但被上诉人提供了其中的少数几块手表的发票、国内销售单据等材料。《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进口商品的经营者，应当具有进口货物报关单、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进货发票、拍卖发票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经营国家规定实施检验检疫进出境商品目录内商品的，还应当具有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入境检验检疫证明》等相关检验检疫证单。对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商品，不得购进和销售。”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有关条款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明确了进口商品包括进入我国境内后经初次和多次流转的进口货物、进境物品，故对进入个人消费领域后再次流转的进口商品，也应符合《条例》中“提供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的要求，对于不能提供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的，上诉人可以作出处罚。但是，上诉人对于能够提供发票、国内销售单据等材料的进口商品进行处罚，缺乏法律依据。关于相关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查封、扣押的期间不包括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应当明确，并书面告知当事人。…”第二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应当及时查清事实，在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对违法事实清楚，依法应当没收的非法财物予以没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销毁的，依法销毁;应当解除查封、扣押的，作出解除查封、扣押的决定。”本案中，上诉人于2017年3月2日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后，经其负责人批准延长了扣押期限，并委托相关机构对案涉手表进行了检验鉴定和价格认证。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在扣除自2017年4月12日（委托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辽宁有限公司进行检验鉴定之日）至2017年8月28日（大连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之日）这一期间后，上诉人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案涉115块手表的扣押期限应当至2017年9月16日届满（2017年3月2日至4月11日共计41日，2017年8月29日至2017年9月16日共计19日，合计60日）。现上诉人于2017年9月8日作出大工商处字[2017]第79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没收案涉115块进口手表，故本案不存在前述规定的扣押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认定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价格认定，是指经有关国家机关提出，价格认定机构对纪检监察、司法、行政工作中所涉及的，价格不明或者价格有争议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有形产品、无形资产和各类有偿服务进行价格确认的行为。”第三条规定，“对下列情形中涉及的作为定案依据或者关键证据的有形产品、无形资产和各类有偿服务价格不明或者价格有争议的，经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后，价格认定机构应当进行价格认定:…（三）行政诉讼、复议及处罚案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扣押追缴没收及收缴财物价格鉴定管理的补充通知》第一条规定，“各级政府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为国家机关指定的涉案财物价格鉴定的机构，名称统一为‘价格认证中心’。…”第二条规定，“…政府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办案机关的委托，对非刑事案件中涉案财物或标的进行价格鉴定。”根据上述规定可知，价格认定在性质上属于鉴定，故其所经历的期间依法不应计算在扣押期间之内。《价格认定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在接受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出价格认定事项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价格认定结论；另有约定的，在约定期限内作出。”本案中，从大连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关于腕表价格认定的工作进展函》可知，上诉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大连市价格认证中心就案涉115块手表的价格认定事宜进行了协商，对价格认定期间有相应约定。故案涉手表的价格认定期间不违反前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本案中，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不仅没收案涉手表，且处以较大数额罚款，因此，案涉事项确属情节复杂并有较大数额罚款，应经集体讨论程序及听证程序。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法院提供听证和集体讨论的相关证据，但在二审询问过程中，被上诉人认可针对本案处罚，上诉人组织了听证，故原审仅以上诉人未提交证据就否认其进行了听证的事实不当。上诉人未在正常举证期限内提供集体讨论的证据，而后续诉讼过程中出现的集体讨论的相关证据，无法被认定为是上诉人在处罚程序之前进行的集体讨论，故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案涉处罚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的问题，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后重新作出处罚决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原审判决撤销案涉处罚决定的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俊杰审判员  马小红审判员  徐建海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姜雪婷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