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民申482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倩，女，198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康，攀枝花市东区攀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四川福瑞德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静居寺南路********。 法定代表人：杨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其盛，上海申浩（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蒲兵，男，1970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再审申请人刘倩、四川福瑞德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瑞德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蒲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4民终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倩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以刘倩未提交费用票据为由，对12万元律师代理费不予支持错误。《借款担保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因借款人逾期还款，出借人以诉讼方式、合法途径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等合理费用由借款人承担。刘倩为本案诉讼与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按争议标的4%收取，争议标的为本金加利息为300万元，虽然庭审中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未及时开具发票，但刘倩向该所交纳了12万元律师代理费的事实确实存在。2019年7月3日，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给刘倩开具了12万元发票，该发票是新证据，足以证明原审法院不支持12万元律师费用错误。（二）二审判决未支持刘倩出借115万元现金的事实，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15万元现金不是一次性出借，而是多次出借的累计金额。2013年7月25日刘倩取出81万元出借给福瑞德公司，在第一次结算时，福瑞德公司出具了256万元借条并对借款予以认可。2015年6月24日刘倩取现17万元，又从家中日常储备的现金中拿了17万元共计34万元，出借给福瑞德公司，在第二次结算时，福瑞德公司也予以了认可。而刘倩的丈夫是钢材老板、西昌市皓升工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在农业银行有4张银行卡，每张卡里均有巨额现金存款，有足够出借115万元现金的能力。而且，按常理，如果福瑞德公司在第一次结算时没有收到81万元现金，就不可能在第二次结算时出具收到115万元现金的条子。现仅因为福瑞德公司和蒲兵在庭审中对现金部分予以否认，二审法院就对刘倩出示的所有证据予以否定，违反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规则。（三）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明显系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福瑞德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承诺书》《借款担保合同》《借条》《收条》是刘倩和蒲兵串通、伪造的证据。蒲兵在历次庭审中都陈述所有借款与福瑞德公司无关，是他个人的行为，是受吴光凌安排加盖的福瑞德公司攀枝花分公司的印章，且福瑞德公司攀枝花分公司的印章由蒲兵控制。案涉《借条》《收条》《借款担保合同》等落款时间都系倒签，不是落款的2012年12月，而是2015年10月30日。刘倩对签订时间多次陈述自相矛盾，不符合常理。刘倩主张的290万元借款，是多次在原借款本金的基础上加上利息，让蒲兵更新借款金额、约定高额利息的结果。刘倩在发现蒲兵不能还款的情况下串通蒲兵将福瑞德公司列为债务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第3条第4项“恶意垒高贷款金额”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二）原审判决中均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分公司的民事行为，要经公司的授权。只有在分公司拥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分公司的民事责任才由公司承担。福瑞德公司攀枝花分公司签订的合同除非经福瑞德公司追认，否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而福瑞德公司一直否认案涉借贷合同的效力，且刘倩明知合同中加盖的系福瑞德分公司的印章，却不加审查，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因此，福瑞德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福瑞德公司不应对案涉借贷合同承担法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刘倩申请再审的理由能否成立问题。1.刘倩主张案涉290万元借款中，其用现金交付了115万元，虽然刘倩提供了《收条》、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但福瑞德公司攀枝花分公司、蒲兵均予以否认，而刘倩提供的银行取款凭证，仅能证明取款的情况，不能证明款项取出后已实际交付蒲兵或福瑞德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且刘倩对出借现金115万元的交付方式、交付时间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证人陈述的款项来源与刘倩陈述亦有出入，不能与《借款担保合同》《授权委托书》《借条》《收条》《担保函》的内容相互印证。因此，刘倩提出115万元借款已以现金方式进行交付的主张，证据不充分，刘倩对其主张未能完成举证证明责任，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判决刘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刘倩主张的该115万元系现金出借的事实不予支持，并无不当。2.关于刘倩主张其提供的律师事务所的发票系新证据问题。刘倩从一审中即与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了律师费用，其如果实际支付了律师费用，其应在一、二审中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应票据，但其提供的票据系二审判决生效后才由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开具。因刘倩并未在一、二审中提供费用票据，该票据并未影响原审法院以刘倩未提供费用票据为由对其主张的12万元律师费用不予支持的正确性。故，刘倩以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福瑞德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能否成立问题。福瑞德公司主张本案涉及的《借条》《收条》《借款担保合同》《授权委托书》等材料系伪造，蒲兵为福瑞德公司攀枝花分公司负责人，掌管该分公司印章，故不排除蒲兵有盗用分公司印章，将属于自己个人的债务转移给福瑞德公司攀枝花分公司的行为，应认定该债务为蒲兵的个人债务。但因福瑞德公司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能直接证明其主张，且经一审法院释法后，福瑞德公司也一直未向有关机关报案，故即使存在上述事实，亦属福瑞德公司内部管理不善、消极放纵的结果，福瑞德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福瑞德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倩及其丈夫与蒲兵恶意串通，故，对福瑞德公司的该项申请理由，不予支持。瑞德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作为福瑞德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福瑞德公司应对瑞德公司攀枝花分公司向刘倩的借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福瑞德公司认为其攀枝花分公司没有其合法授权，与刘倩发生的借贷关系无法律效力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因此，福瑞德公司主张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刘倩与福瑞德公司的再审申请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倩和四川福瑞德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 洁 审 判 员  向森辉 审 判 员  黄 丹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杜坤瑾 书 记 员  毛苑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