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0215民初558号 原告：张某某1，男，汉族，1949年7月13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2，男，汉族，1944年9月27日生，系张某某1之兄。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栋东，大同县倍加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大同市云州区西坪镇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同市云州区西坪镇唐家堡村。 法定代表人：蔡和，该村村委会主任。 被告：于某某，男，汉族，1954年9月25日生。 原告张某某1诉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于某某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2、李栋东，被告于某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村委会于1995年3月5日签订的包括沟沿地5.6亩土地在内，编号为1306号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有效；2、依法确认被告村委会与被告于某某于1995年3月5日签订的编号为1473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沟沿地5.6亩内容无效。事实与理由：原告是本村村民，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原告就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了村集体包括沟沿地在内的产粮地21.69亩。另有两处黄花地和一块自留地未上承包合同（黄花地和自留地不上承包合同是当时的统一做法）。1995年二轮承包时原告继续承包该土地，并于同年3月5日签订了编号为1306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 2002年，原告身体不适，将沟沿地5.6亩土地暂时交由被告于某某耕种，后原告要求被告于某某归还沟沿地5.6亩承包地时，被告于某某拒绝，并称自己是从被告村委会承包的。 为此，原告于2017年5月向原大同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同年8月22日作出（2017）晋0227民初43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求。判后原告提起上诉，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7日作出（2017）晋02民终2035号民事裁定，裁定发还重审。 发还重审后原大同县人民法院又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2018）晋0227民初4号民事裁定，认为该案属于“政府处理的事项”，应由政府处理或提起行政诉讼，为此驳回原告的起诉。 诉求被驳回后，原告即以该裁定书为依据，提起了政府确权行为的行政诉讼。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晋06行初32号行政裁定，以该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并指示原告可“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民事诉讼确认原告与唐家堡村委会就涉案土地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在确定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可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继而认定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该案被驳回后又提起了上诉，山西省高院审理后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晋行终194号行政裁定，认定：“本案的核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属问题。”并指出：“这里的确权行为为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待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确定之后，再对涉诉土地行政登记行为以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故再次驳回了原告的上诉。 在本案中，原告是唐家堡村的永久村民，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村集体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承包合同，承包主体合法，签订承包合同的程序合法，期间从未有向被告村委会退地的行为。而被告于某某不是唐家堡村的村民，不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没有权利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唐家堡村的集体土地。所以，被告村委会与被告于某某于1995年3月签订的合同编号为1473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尤其是该承包合同中沟沿地5.6亩土地的承包内容是无效的。 被告于某某辩称，其是内蒙古察右后旗人，1993年到了唐家堡村，但是户口没有迁过来，当时家有五口人，即于某某及其母亲和妻子，还有两个儿子。1995年实行二轮土地承包时，因在内蒙古没有承包土地，随后与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承包了24亩地，其中沟沿地是其跟张某某1一起去村委会，张某某1退地后，其又承包的，当时是唐义给办的手续，同时也跟村支部书记说明了，沟沿地5.6亩一直耕种到现在。 被告唐家堡村民委员会未作答辩。 原告张某某1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告张某某1与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1306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承包了沟沿地，并没有将该地退回村委会。 2、被告于某某与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1473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于某某承包合同中的沟沿地是涂改添加的，同时其不具备以家庭承包的主体。 3、张德仁、杨贵、张存、丁世平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原告没有退回承包的沟沿地，只是2002年时张某某1叫于某某临时耕种。 4、大同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0227民初43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该院于2017年8月17日判决驳回了原告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 5、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02民终2035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大同市中院于2017年12月7日裁定该案发回重审。 6、大同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227民初4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用以证明大同县法院于2018年6月裁定认为该案系行政案件，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7、朔州市中院作出的（2018）晋06行初32号行政裁定书一份，用以证明朔州中院于2018年12月作出裁定，认为该案属于民事案件，应先进行民事承包合同效力的确认。 8、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行终194号行政裁定书一份，用以证明山西高院于2019年5月裁定认为该案属于民事案件，应当先进行民事承包合同效力的确认。 9、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6日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张某某1和被告于某某耕地纠纷一事，村委会干部不知情。 10、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原告没有写过退地申请，也没有签过退地的字，与于某某就沟沿地一事是私下商议的。 被告于某某围绕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02年12月，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用以证明诉争的沟沿地系其承包。 2、于某某于1995年3月5日与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第1473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用以证明诉争的沟沿地系其承包的。 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未提供证据。 对于原、被告双方所举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在庭审中进行了质证，对原、被告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均记录在卷予以佐证。对以上证据，本院分析如下： 对于原告所举的10份证据，被告于某某未发表具体的意见，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原告张某某1所举的其与唐家堡村村委会签订的合同，经本院与唐家堡村村委会保留的合同核对，合同上确实记载有承包本村沟沿二块5.6亩，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相关联，能够证实张某某1承包沟沿地二块5.6亩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所举的第2号证据，即于某某与唐家堡村签订的承包合同，经本院与唐家堡村委会保留的原始合同核对，记载内容完全一致，其上记载有“沟岩地二块”，并备注“张某某1过来”的字样，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但只能证明该份合同上记载有该诉争地块。对于原告所举的第4号至第8号证据，均系法院裁判文书，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所举的第9、10号证据，均系唐家堡村村委会所出具，因该村委会系本案被告，因此，本院将其视作为村委会的意见，不作为证据使用。对于原告所举的第3号证据，即四位证人的证言，本院认为，该四位证人未出庭作证，且该证言未有其它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四份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于某某所举的两份证据，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未发表质证意见，原告质证认为，该合同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本院认为，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但只能证明被告于某某耕种的沟沿地5.6亩在合同上进行了记载，并进行了土地登记。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张某某1，系云州区西坪镇唐家堡村村民，其于1995年与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第1306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了本村包括沟沿地5.6亩在内的21.69亩耕地。其后，其中沟沿地5.6亩由被告于某某耕种至今，并且于某某于2002年进行了登记，并在其与唐家堡村签订的第1473号土地承包合同书上也进行了记载，但在该栏后用兰色钢笔标注“张某某1过来”。 本案被告于某某系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合尔右翼后旗贲红镇古丰村人，于1993年全家五口搬迁至唐家堡村。 本案原、被告关于诉争的本村沟沿地5.6亩土地，原告张某某1于2017年向大同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大同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2日作出了（2017）晋0227民初43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提起了上诉，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了（2017）晋02民终2035号民事裁定，发回大同县人民法院重审。之后，大同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了（2018）晋0227民初4号民事裁定，认为应由政府处理，遂即驳回了原告张某某1的起诉。随后，原告张某某1向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州区人民政府提起了行政诉讼，朔州中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了（2018）晋06行初32号行政裁定，认为该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驳回了张某某1的起诉。张某某1不服向山西省高院提起了上诉，山西高院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晋行终194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张某某1与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于1995年3月5日签订的第1306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其所持的土地承包合同，本院就该合同与唐家堡村村委会保管的一份合同原件进行了核实，两份合同所载内容完全一致，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为有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故，本案原告张某某1与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于1995年3月5日签订第1306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包括沟沿地二块5.6亩耕地）为有效合同，其对合同所载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诉请的要求确认原告张某某1与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于1995年3月5日签订的包括沟沿地5.6亩土地在内，编号为1306号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2.被告于某某现经营的沟沿地5.6亩土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于某某提供了其从唐家堡村村委会复印的其与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编号为1473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经本院与唐家堡村委会保管的合同核实，内容完全一致，在该份合同上，又标有“沟岩地二块，5.6亩，张某某1过来”的内容，但在村委会保管的张某某1与唐家堡村委会签订的1306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也有用红笔标注的内容“沟岩地二块，5.6亩过于某某”。本院就唐家堡村委会保管的该两份合同所记载的另行标注的内容，对张某某1、于某某进行了询问核实，原告张某某1称：“2002年，原告身体不适随将沟沿地5.6亩土地暂交由被告于某某耕种，原告要求于某某归还沟沿地5.6亩承包地时，被告于某某拒不归还。”被告于某某称：“1995年，其跟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承包了24亩地，其中的沟沿地是其跟张某某1一起去村委会，原告张某某1将地退了，于某某又承包的，当时是唐义给办的手续，当时也跟村支部书记说了。”关于承包方退回承包地的情形，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可以获得合理补偿，但是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但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和两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张某某1存在退回承包地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本案被告于某某虽然非唐家堡村村民，但其可以通过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本案张某某1、于某某保管于唐家堡村的两份合同沟沿地二块5.6亩土地虽有变动登记，但均未有张某某1、于某某的签名确认，同时，张某某1予以否认转让行为，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对原、被告的土地是否存在转让行为也未作出真实意思表示，也未明确表示其与于某某是否已确立了新的承包关系。所以，就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转让关系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张某某1与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于1995年3月5日签订的包括沟沿地5.6亩土地在内的编号为1306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为有效合同。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唐家堡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康刚仁 人民陪审员  肖婧芳 人民陪审员  闫丽娟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葛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