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5民初10425号原告：何珺，女，1966年4月23日出生，满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现住重庆沙坪坝区。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观音桥支行，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9号1-3、2-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9030190017。负责人：梅亮，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庆国，男，1970年9月28日出生，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蓉，女，1975年12月12日出生，公司员工。原告何珺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观音桥支行（下称：建行观音桥支行）储蓄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珺、被告建行观音桥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庆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存折项下存款余额21,133.56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存折项下余额21,133.56元自2002年7月1日起至今的存款利息1,257元。事实和理由：何珺于2001年8月13日在建行观音桥支行开设存储账户，同日存入人民币21,000元，账户在开户时确认仅有存折作为唯一存取方式。该账户截止2002年7月1日有人民币余额21,133.56元。何珺向建行观音桥支行主张该账户余额遭拒。现何珺起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建行观音桥支行辩称，何珺在建行观音桥支行开户后持卡在沙坪坝支行、渝中支行、杨家坪支行、高新区支行等银行进行了七笔取款和一笔存款，未在建行观音桥支行取款；取款凭证上取款人签字是“何珺”，与开户的名字不一样，开户名字是“何君”，这种情况只有原告本人或者其家里人才清楚。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8月13日，何珺以户名何君、身份证号码在建行观音桥支行现开凭证号21835689、账号的活期储蓄存折账户，存入21,000元，代理机构代码；何珺对存折上户名显示为“何君”解释如下：开户时身份证上是“珺”，但当时系统打不出“珺”字，所以存折上录入“君”字，存折上的身份证号码与何珺的身份证号码对应同一人，只是存折上的身份证号码是旧版15位，存折上的“何君”即为本案原告何珺。同日，户名为何君的银行账号储蓄存款凭条显示该日存入21,000元；储蓄存款凭条开办人处手写签名“何君”，但“君”字由“珺”字涂改而成，何珺称不是本人涂改，但知晓涂改原因，即办理存折时系统无法输出“珺”字，用“君”字替代“珺”字，何珺承认储蓄存款凭条客户确认处为手写签名“何君”是本人所为；该凭条摘要显示为“现开”，密印显示为“密”。何君的银行凭证号账户分别于2002年8月11日分两次支取500元和600元、2002年8月13日存入1500元、2002年8月18日支取988元、2002年8月20日支取500元、2002年8月27日支取500元、2002年8月31日支取920元、2002年9月8日支取18500元后余额98.85元，该八笔业务均发生于建行观音桥支行之外。后该账户因余额不足支付管理费，已经销户。建行观音桥支行提供复印件加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业成花园支行”业务专用章并注明“此笔业务系用卡办理取款业务”的日期为2002年8月13日、2002年8月20日、2002年9月8日的存取款业务凭条各一份，其中2002年8月13日的储蓄存款凭条显示户名何君存入1,500元，摘要为“通存”，客户确认签名处手写“何珺”，2002年8月20日的储蓄取款凭条显示户名何君取走500元，摘要为“通兑”，客户确认签名处手写“何君”，2002年9月8日的储蓄取款凭条显示户名何君取走18,500元，摘要为“通兑”，客户确认签名处手写“何君”。对该三笔存取款交易，何珺认可2002年8月13日储蓄存款凭条的真实性，认为该款是其存入；对2002年8月20日和2002年9月8日的取款，何珺认为两次取款凭条的账号与其存折账号一致，但认为取款人处签字非本人所签，钱不是其取走。建行观音桥支行对何珺提出存折开户时未开卡、取款非本人签字等问题，陈述如下：2001年8月13日的储蓄存款凭条中摘要“现开”指在银行新开账户存款，“存现”是指在开户行存款，“通存”是指在开户行之外的同一银行其他网点存款，“通兑”是指在开户行之外的同一银行其他网点取款。一般取款凭介质和密码取款，如果客户存折开通凭密码支付，则会开卡，可以通存通兑；如果没有开通凭密支付，则不会开卡，只能凭存折和身份证在开户行存取款。五万以下，凭卡或存折加密码取款，不需要身份证；五万以上的，凭客户本人身份证件、卡或存折加密码取款，如果由他人代取，则还需代理人的身份证。中国建设银行文件建总函（2008）113号《关于加强卡折并用业务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载明，中国建设银行于1998年推出储蓄卡与存折共同使用一个储蓄账户的业务模式（即卡折并用），从2008年4月1日起个人客户新发卡原则停止卡折并用业务，实现卡折分离。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997］363号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方的陈述、凭证号的存折、DCC前交易明细结果1份、储蓄存款凭条2份、储蓄取款凭条2份、《关于加强卡折并用业务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建总函（2008）113号文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997］363号文件等证据在卷作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合法的储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何珺申请案涉存折时是否开通对应银行卡，二是凭证号的储蓄账户上的活期存款被取走是否支取。本院逐一评析如下。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何珺申请案涉存折时开通了对应银行卡。理由如下：1.根据中国建设银行文件建总函（2008）113号《关于加强卡折并用业务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规定，中国建设银行于1998年推出储蓄卡与存折共同使用一个储蓄账户的业务模式（即卡折并用），建行观音桥支行关于何珺申请存折储蓄账户时办理了对应银行卡的陈述，与前述规定一致。2.建行观音桥支行提供2002年8月13日、2002年8月20日、2002年9月8日的存取款业务凭条复印件加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业成花园支行”业务专用章，并注明“此笔业务系用卡办理取款业务”，证实该三笔业务系银行卡办理。3.何珺认可2002年8月13日储蓄存款凭条的真实性，认为该款是其存入，而该笔业务已确定由银行卡办理。基于以上理由，本院认为何珺申请案涉存折时开通了对应银行卡。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凭证号的储蓄账户上的活期存款应当是被合法支取的。理由如下：1．根据《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997］363号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对单日支取5万元以下现金未作强制规定；建行观音桥支行陈述5万以下凭卡或存折加密码取款，不需要身份证，5万以上凭客户本人身份证件、卡或存折加密码取款，如由他人代取则还需代理人的身份证，该陈述与前述规定不冲突。2．凭证号储蓄账户上的取款交易单笔或单日总取款未超过5万元。3．2001年8月13日存折开户时储蓄存款凭条上开办人处手写签名“何君”，但“君”字由“珺”字涂改而成，何珺知晓并在签名处签下“何君”的字样；2002年8月13日的储蓄存款凭条客户确认签名处手写“何珺”，2002年8月20日、2002年9月8日的取款凭条上客户确认签名处手写“何君”；凭证号储蓄账户开设于建行观音桥支行，但其余存取款交易均发生于该行之外的建设银行，除何珺本人知晓开设银行账户时用“君”替代“珺”字，取款时能使用真实“何珺”名字签字、能获取案涉银行卡、知晓银行卡密码的人，推定为何珺本人或其授权的亲朋好友等人。基于此，本院有理由相信凭证号储蓄账户上活期存款应当是被合法取走的。该账户现已经销户。综上所述，何珺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9.88元，由原告何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樊 非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邓忠明书 记 员  石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