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终654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红艳，女，1978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斌，男，198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道里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道里区建国街30号。法定代表人:孔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黑龙江久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海红，黑龙江久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红艳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民居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8）黑0102民初11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红艳，被上诉人好民居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蒋海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红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黑0102民初1139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好民居公司赔偿逾期进户违约金15517.12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因2013年9月24日市解困小组会议要求的事由而中断，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对于诉讼时效中断后的重新计算问题。《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对法定情形的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依据这一法条重新计算时效期间,必须是在中断事由终结消除之时。就本案，只有市解困小组会议要求的事由结束消除，中断后的时效期间才可重新计算。但是这一事由一直没有改变，在这期间，上诉人为减少法院的诉累，没有到法院起诉，依法维权的行动一直在持续。2017年9月4日300多名代表签名书面向省市信访部门主张权利，9月29日按省、市信访部门要求，好民居公司以群力家园项目指挥部名义出具了《不予受理告知书》，正式告知上访代表，索赔违约金主张应向人民法院提出。此“告知书”是省、市信访部门交办并认可的，告知上诉人依法起诉主张权利。至此，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即市解困小组会议要求）消除，中断有关程序结束。依据法律，此时诉讼时效期间应开始重新计算，三年诉讼时效期从2017年9月29日起2020年9月28日届满。这是有法可依的基本事实。上诉人的起诉是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从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原因理由是一审法院认为，从2013年9月24日市解困小组会议至2015年5月8日一审法院开始受理同类案件，时效中断时间“已逾一年半有余，时效中断持续时间应以结束。”如果只是时效中断“持续一年半有余”，并不会使中断事由消除。认为“中断持续时间应已结束”，也没有法律依据，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定。第二点理由，2015年5月，全国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一审法院在同年5月8日这一天开始受理同类案件，（仅仅是开始受理，并不是审理和判决）这对社会不具有任何公示作用。况且一审法院也不是在这一天就受理了3000多起同类案件，就主观认为上诉人应当知道应该到法院起诉维权，一审法院开始受理同类案件的起诉，也不会使之前的中断事由由此消除。因此，以2015年5月8日这一天认定为实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起始时间，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没有客观事实作根据，是不能成立的。这是第三条理由。一审法院的判决故意曲解相关法律，适用法律错误，造成错误判决。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最后判决结论的表述是：“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本院受理该类案件三千余件，原告当事人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却未及时主张权利，故起诉超时效期间，驳回诉讼请求。表面看，这一判决结论清楚又明白，合理又合法。但只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判决结论既不合情合理，又违背法律规定。《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不但规定了三年为诉讼时效期间，而且很明确规定了时效期间从何时开始计算，即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开始计算。依据此法条，从知道或这应当知道之日起才应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如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条的条件不成立，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也就自然不能成立。也就是说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起始的第一天必须是依法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条件成立，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才能成立。一审法院为掩盖其判决结论的依法无据。在最后的判决中竟使用了故意曲解法律的手法来认定原告当事人起诉超过时效期间判决原当事人败诉，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及司法解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一种规范的法律术语，是指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具体日期，这不是一个期间。只有确定在具体日期，权利人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才能确认说以此日期开始的三年诉讼时效期的成立，从而，才能认定起诉是否超过时效期间。一审的判决结论却故意不提具体日期的哪一天，权利人应当知道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应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而是提出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原告当事人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却未及时主张权利。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内的哪一天，原告当事人应该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小区有的人他是怎么知道诉讼时效可以起诉的？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谁通知他们了吗？他们什么渠道？我们为什么没有渠道？为什么同一小区就不公平透露消息了。A区的居民，他在17年判决生效。他就能得到赔偿。我们三月份我们几百人来上诉，告诉我们说过时效了？为什么他们没过时效？他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我们都是一样的群力家园群体都是一样的，几乎时间我们都不太明白。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内的哪一天原告当事人应当知道一审法院没有提，也提不出，因为没有基本事实根据，也没有法条依据，一审法院主观认定在2015年5月8-2018年5月8日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原告当事人应当知道，但是如果三年时效期间的起算之日2015年5月8日，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当事人应当知道，那么这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就不能成立，这是起码的法律常识，也是我们正常人理解问题的，一个正确的认识。用三年期间的概念，偷换三年期间第一天的概念，这完全是偷换概念，故意曲解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这一违背法律常识的严重错误，是一审判决对法律的亵渎，对原告当事人的愚弄。事实证明到2017年9月29日之前，没有任何文件和通知告诉我们这些业主可以通过诉讼渠道来解决我们群力家园几千户居民逾期入户的赔偿问题，我们这些听话的孩子一直在等组织给我们解决，我们一直处在一个诉讼时效中断期间。2013年我们就一直在找到现在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然后中间我们向省政府市政府和群力家园项目建设指挥部写信上访，一次次地四处奔波，找各级组织反映我们的合理要求，但是给我们的答复都是你们是群力家园的居民，你们是公务员，要等政府部门给予解决，不要走诉讼程序，要严格执行市政府会议纪要的指示，作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员，我们听党的话，我们一直在期待组织上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有人就以我们过了诉讼时效为理由来侵犯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是不答应的，事实上我的手里有我们的小区居民，17年秋天判决还得到赔偿的，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我们17年3月份几百人上诉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过了诉讼时效，为什么有的人极少数人就能拿到判决书就能得到赔偿，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吗？不都是合法的居民不都是群力家园的公务员吗，不都是也是人民公仆的一部分吗？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很多，诉讼时效依法应该是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为三年，直到2017年的9月29日群力家园项目建设指挥部才按照市信访办的要求出示了不予受理告知书，让我们向道里区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我们这才知道可以走法律途径了，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的。我们是2017年9月份才被告知的。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还规定了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期为三年，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其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才不予保护。那么我们的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应得到法院支持。好民居公司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红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好民居公司向王红艳支付逾期进户违约金15517.1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红艳与好民居公司签订哈尔滨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王红艳购买好民居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道里区××路、××、××地段××单元××号房屋，房屋总价款为571584元。此外，合同第八条约定，出卖人应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给王红艳。第九条约定，除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出卖人如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2）逾期超过180日后，……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王红艳按约定向好民居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好民居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将房屋交付给王红艳。一审法院认为：在案件审理中，好民居公司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本案涉及两个问题：一、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问题。因本案合同约定的进户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按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二年的规定，其诉讼时效截止时间应为2014年12月31日。但因2015年5月8日起，法院开始受理起诉好民居公司请求给付逾期进户违约金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因好民居公司未在合同约定期限交付房屋，引起部分购房人信访。2013年9月24日，哈尔滨市解困领导小组对此召开会议，要求各单位做好解释、宣传工作。该情况表明许多房屋购买人因未如期进户，始终向本单位、收取其购房款的机关事务管理局或国家机关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故本案符合上述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诉讼时效因此中断。二、关于诉讼时效中断后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间的问题。因诉讼时效期间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根据2013年9月24日，哈尔滨市解困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参会负责同志向本单位团购职工传达会议精神，做好宣传工作，一是宣传市委市政府对职工的关心，二是宣传房屋性质，三是宣传没有如期进户原因，并做到三个到位，宣传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要求主要领导重视，分管领导负责，落实到具体科室”的要求，各单位落实该会议要求的工作需要一定时间，因此该工作过程不应计入诉讼时效期间内，应留出一定的宣传工作时间，即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到2015年5月8日，法院开始受理因相同诉求起诉好民居公司案件时，距解困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的时间已逾一年半有余，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时间应已结束。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于2018年5月8日届满。在上述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内，王红艳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却未及时主张权利，其于2018年10月16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王红艳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王红艳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房屋买卖具有特殊性，团购的组织单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各购房人均为政府公务员。逾期进户的事实发生后，市解困领导小组于2013年9月24日召开市直机关职工解困住房工作会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协调，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在此时中断正确。2015年5月8日起，一审法院陆续受理的数千件同类案件，并均已审理完毕，故一审判决认定中断后的诉讼时效自2015年5月8日重新开始计算正确。一审法院审理并判决的同类案件对社会具有公示作用；王红艳与其它案件的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缴纳购房款、办理房屋入住的过程一致，并居住在同一小区，且已有数千同类情况的业户就相同问题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故应视为王红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2015年5月8日起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本案纠纷，王红艳于2018年10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一审对此认定正确。王红艳与2015年5月8日开始提起诉讼的购房人之间并不存在连带关系，各购房人对好民居公司不存在连带债权，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其上诉请求依据不足。综上所述，王红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8元，由上诉人王红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长滨审判员  柳 波审判员  万 迎（）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于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