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79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林根。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小林。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戴九兰。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末根，昆山市张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原告：陈得胜。原审第三人：昆山市浦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成，江苏丰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惠明，江苏丰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昆山瑞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爱，江苏海联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月婷，江苏海联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沈林根、朱小林因与被上诉人戴九兰、原审原告陈得胜、原审第三人昆山市浦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新公司）、原审第三人昆山瑞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3民初11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林根、朱小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确认沈林根、朱小林与戴九兰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依法驳回戴九兰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沈林根、朱小林承担。事实和理由：1.沈林根、朱小林与戴九兰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实质是一份以房以债协议。因沈林根、朱小林之子沈庆华欠案外人袁振的钱，沈林根与袁振签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以抵偿沈庆华结欠的40万元欠款。沈林根实质并没有收到40万元购房款。后因袁振急用钱，通过中介公司找到戴九兰，将房屋转卖给戴九兰，戴九兰代沈庆华偿还38万元的债务，房屋抵偿给戴九兰。涉案房款均由戴九兰交给中介后给袁振。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同时，袁振、沈林根、朱小林及中介签订了委托书，约定售房款直接归袁振所有。证明戴九兰明知房屋用来抵债，不是善意的。涉案房屋不是沈林根、朱小林直接出售给戴九兰的，是通过袁振出售来抵债的，沈林根、朱小林之间也是以房抵债的行为。2.沈林根、朱小林没有将房屋交付给戴九兰的行为。一审查明沈庆华和袁振将钥匙及交房手续交给戴九兰，可以证明对交房行为沈林根、朱小林是不明知的，没有将房屋以38万元的低价出售给戴九兰的意愿，加价也是沈庆华所为。3.涉案房屋2016年5月19日的市场价值近90万元，戴九兰与袁振、中介恶意串通，以低价出售房屋，损害了沈林根、朱小林的利益，合同应为无效。吴荣林作为中介收取了戴九兰、袁振的好处费，请求二审法院调取三人之间的交易记录。4.沈林根、朱小林年近70岁，因拆迁所得房屋均被沈庆华抵债出售，也无任何收入。沈林根、朱小林现寄住亲戚家，生活极其困难。戴九兰辩称：一、戴九兰决定购房时是去中介公司寻找合适房源，沈林根、朱小林的房屋当时挂在中介处等待出售，戴九兰经中介推荐和对房屋初步了解同意购买该房屋。当时该小区同楼层、同类型房屋中介挂牌价和出售成交价均在36万-40万之间。从购房付定金至付房款、拿钥匙均是按合同约定和中介公司的指示进行。戴九兰在第三次付房款时才见到袁振，之前并不认识。沈林根从拆迁办处拿到钥匙后委托儿子沈庆华交给戴九兰，戴九兰合法占用房屋。除定金由朱小林直接收取外，其他购房款中介公司收到了向谁支付戴九兰并不清楚，戴九兰不清楚其他几方的关系。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依法成立，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沈林根、朱小林应配合办理过户。三、陈得胜与沈林根、朱小林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且陈得胜也未上诉，房屋买受人只有戴九兰。浦新公司辩称，由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判决。瑞成公司辩称：愿意按照一审判决协助过户。陈得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陈得胜与沈林根、朱小林于2018年3月1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二、判令沈林根、朱小林协助将昆山市张浦镇大市花苑15-303室过户至陈得胜名下；三、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由沈林根、朱小林承担。戴九兰作为原审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认定陈得胜与沈林根、朱小林于2018年3月15日所签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对涉案的昆山市房屋解除财产保全措施；3、在戴九兰向沈林根、朱小林购买昆山市房屋，并按约支付全部购房款的前提下依法确认该涉案房屋归戴九兰所有，并继续履行合同义务；4、要求沈林根、朱小林及昆山瑞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助戴九兰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将登记在沈林根、朱小林名下的房屋变更过户至戴九兰名下；5、戴九兰同意按2016年5月19日与沈林根、朱小林所签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或在法院判决沈林根、朱小林或瑞成公司协助戴九兰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时将剩余伍万元购房款支付给沈林根、朱小林，或交由法院提存；6、本案的诉讼费由沈林根、朱小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5日，陈得胜与沈林根、朱小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沈林根、朱小林将其所有的位于昆山市房屋出售给陈得胜，房屋总价为80万元。付款方式约定：本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支付3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2日内支付首付款70万元，剩余房款7万元于房屋交付当日支付。合同最后补充约定：此房为甲方拆迁补偿房，待政府可以办理房屋权证时，甲方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该房屋产证并办理过户手续。该份合同落款处除陈得胜与沈林根、朱小林双方签字之外，沈林根、朱小林之子沈庆华在甲方代理人处签字。合同签订当日，陈得胜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6916的账户向朱小林的尾号为4218的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账户转账3万元。沈林根、朱小林于当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陈得胜支付的购房定金3万元。2018年3月16日，陈得胜再次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6916的账户向朱小林的尾号为4218的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账户转账70万元。沈林根、朱小林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陈得胜支付的房款70万元。庭审中，陈得胜陈述其在签订合同前后并未进入到房屋内部进行查看，当时有要求沈林根、朱小林交付房屋，但沈林根、朱小林称钥匙还在动迁办没拿过来，后其到涉案房屋现场查看时发现已有人居住，居住人说房屋是从沈林根、朱小林处购买。后经一审法院核实，涉案房屋为戴九兰实际占有使用。一审法院曾于2019年3月4日对沈林根、朱小林及其儿子沈庆华制作了调查笔录。沈林根、朱小林儿子沈庆华陈述：陈得胜的合同是真实的，陈得胜付了73万元，都是转账到其母亲朱小林的银行卡上。2011年的时候其因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向朋友袁振借了30万元，后来袁振要其还钱，其周转不开，就提出将其父母的一套小套拆迁房先抵给他，以后能还出钱了再把房子赎回来，他也同意了。其就和袁振签了一份以房抵债协议，其记得父母没有签字，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后来房子可以拿钥匙了，其就把钥匙给了袁振。再后来袁振找了个人来买这套房子，让其和父母去跟那个人签了份合同，钱是直接打给袁振的。后来买房子的人不同意加钱补偿，其就说房子不卖了，就把锁换掉了，买房子的人又换过一次，之后就再没去过房子里了。其父母后来知道了真相，就不同意其把房子抵给袁振，其也觉得以房抵债不是真实的房屋买卖，就向买房人提出房子不卖给他们了，毕竟当时才抵了30多万元，等房子再卖了拿到了钱还给他们，他们不同意，就把房子卖给陈得胜了。其也没和陈得胜说过之前把房子抵给袁振的事情，其也没有带陈得胜到房子里面去看过。陈得胜给的钱其还留着，准备还给袁振找的那个买房人。沈林根、朱小林陈述：之前沈庆华与袁振还有他找来的买房人之间的事情都是沈庆华瞒着其二人去做的，后来房子卖给陈得胜是同意的，也同意把房子给陈得胜，陈得胜给的73万元都在朱小林这边，没有动，打算拿出来还给袁振找的那个买房人，那个人其也不认识，当时是袁振带着其二人去签字，没有具体说什么事情，其也不懂的，后来才知道房子是沈庆华抵给别人的，才抵了30多万，就找到买房人要求加一些钱，他们不同意，其就把房子卖给陈得胜了。另查明：戴九兰参与诉讼后认为陈得胜与沈林根、朱小林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是双方恶意串通，银行走账也是虚假的，要求一审法院依法进行全面调查。一审法院在2019年4月26日的庭审中要求陈得胜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已付房款73万元的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其名下尾号为6916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但陈得胜并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一审法院依法至中国农业银行和昆山鹿城村镇银行分别调取了陈得胜名下尾号为6916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朱小林名下尾号为4218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其中，陈得胜名下尾号为6916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3月15日，案外人陆兵向陈得胜转账3万元。随后，陈得胜向朱小林转账3万元。2018年3月16日，案外人陆兵向陈得胜转账70万元。随后，陈得胜向朱小林转账70万元。朱小林名下尾号为4218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3月15日，朱小林收到陈得胜转账的3万元后，分四笔将该款取现。2018年3月16日，朱小林收到陈得胜转账的70万元后，当日，该笔70万元由案外人陆兵操作转账至陆兵自己在该行开立的尾号为2361的账户。在2019年4月26日的庭审中，一审法院将上述朱小林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当庭向朱小林出示后，询问朱小林将70万元款项转给陆兵的原因。朱小林回答不认识陆兵。一审法院再三询问其转账原因，朱小林支支吾吾、回答不清。为查明案情，一审法院传唤陈得胜与沈林根、朱小林本人于2019年6月3日到庭参与法庭调查。陈得胜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也未到庭，沈林根、朱小林亦未到庭。再查明：2016年3月19日，沈林根与案外人袁振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沈根林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袁振，房屋成交价格为40万元。当日，沈林根在一份证明上签字，证明内容如下：今沈林根收到袁振购买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大市街道桃园小区15号楼303室（拆迁房），面积为93.67平方米的房屋，共计金额400000元。2016年5月19日，戴九兰与与沈林根、朱小林在中介方昆山市盛杰不动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杰公司”）的居间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沈林根、朱小林将昆山市房屋及小车位一个出售给戴九兰，房屋总价38万元。付款方式约定：签订合同时支付购房定金2万元，除留购房尾款5万元在过户当天一次性支付外，其余款项33万元分二次付清。第一次约定于2016年5月底前支付含定金20万元，第二次约定甲方拿到该房钥匙交与乙方当日支付房款13万元，自甲方拿到钥匙交与乙方当日起，乙方可以自行装修居住，同时配合乙方办理开通水电等及过户手续，相关税费都由乙方承担。该合同甲方落款处有沈林根、朱小林签字并捺手印，中介方落款处加盖有盛杰公司公章并有经办人吴荣林签字。对此，朱小林认可合同上的签字为其所签，但其并不知道合同内容。2016年5月19日，戴九兰向盛杰公司代表吴荣林转账支付2万元。朱小林出具定金收条予以确认。2016年5月30日，戴九兰再次向吴荣林转账支付182000元。当日，吴荣林将175000元转账支付给了案外人袁振。同日，案外人袁振作为甲方、沈林根、朱小林作为乙方、中介方盛杰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委托书一份，内容如下：现甲方（袁振）与乙方（沈林根、朱小林）全权委托丙方（盛杰不动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将座落于昆山市张浦镇桃园小区15号楼303室及一小车位、以总价人民币叁拾捌万元整出售给第三方戴九兰（注：原房东乙方于2016年3月19日已将该房以总价肆拾万元整出售给甲方，乙方已收到房款肆拾万元整），甲方与乙方商量决定由乙方与第三方戴九兰签署房屋买卖合同，所得该房总房款叁拾捌万元整归甲方所得。甲方与乙方之间之前签署的该房屋买卖合同终止作废，另甲方自愿支付丙方中介费5000元整，甲、乙、丙三方无异议后签字生效。沈林根同日向戴九兰出具了一张18万元首付款收据。2017年6月5日，戴九兰向吴荣林转账支付132620元。当日，吴荣林将130820元转账支付给了案外人袁振。袁振同日向陈得胜出具了一张金额为13万元的收据。陈得胜称至此其已按合同约定分别通过支付定金及购房款的形式累计向沈林根、朱小林及中介方支付了33万元，5万元尾款应当在过户当天一次性予以支付。2017年6月5日，沈林根至浦新公司处办理了领取涉案房屋的手续。当日，沈林根、朱小林之子沈庆华与袁振共同至盛杰公司处将房屋钥匙及一些交房手续材料交给了戴九兰。此后，涉案房屋一直都戴九兰实际占有使用。戴九兰为证明其主张，申请盛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吴某到庭陈述：关于袁振和沈林根、朱小林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当时是袁振把房子挂在我这里出售，他说这套房子是和原房东已经签好合同，买卖合同及付款凭证都有，我说光有凭证不行，一定要原房东到场房子才能卖，在与戴九兰签订合同之前要先将原房东与袁振之间的合同解除才能签字，原房东同意我将这笔钱给袁振，到交房的时候，原房东也同意将房屋钥匙给戴九兰，包括物业管理费、交房确认书等手续都是齐全的，我们让戴九兰按合约的约定正常付钱，没有产生任何违约情况，袁振和沈林根、朱小林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是我经办的。当时见到了一张40万元的收据，有沈林根、朱小林的签字和手印。当时袁振把与沈林根、朱小林的房屋买卖合同、证明、委托书原件给了我，我再交给了戴九兰。戴九兰已付房款33万元都是戴九兰先刷卡刷到我账户上，我再转给袁振，在此说明一下33万元房款中有5000元是我和袁振约定好的由袁振支付给我的中介费，直接从房款中扣除，所以我转给他的是扣除了这5000元中介费的。由于沈林根、朱小林说他们不识字，在签订合同时说清楚了他们签订的是出售房屋的合同，袁振没有谈到过他和沈林根、朱小林儿子沈庆华之间的事情，袁振说房子是正常买过来的。戴九兰与沈林根、朱小林的房屋买卖合同落款日期是2016年5月19日，而委托书落款日期是2016年5月30日，时间不一致的原因是这是他们第二次来我这里，我要求他们签订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他们一房二卖。交房时应该是沈林根、朱小林的儿子与袁振一起来我这边，把房屋钥匙和一些手续交给了戴九兰。戴九兰成交的价格33万元是市场价，上下浮动不大，在35万到40万之间，袁振当时挂的是42万元，后来经过我们商谈，戴九兰还价，最终确定以38万元成交。据我所知，沈林根、朱小林的儿子找过戴九兰，写了个手机号码给戴九兰，说房屋过户的时候要加价10万元，沈林根、朱小林或者沈林根、朱小林的儿子也没有说过他将房屋再次出售给了陈得胜，我得知涉案房屋可以办理产证之后，一直督促沈林根、朱小林去办理产证，但是沈林根、朱小林留在合同上的号码已经停机了，我一直在督促袁振去办理。戴九兰支付了我3800元的佣金，袁振付了我5000元佣金。戴九兰在支付中介费时将物业管理费、垃圾清理费、水电费一起支付到我这边的，我把这些费用一起给了袁振。再查明：一审法院曾另案受理原告吴祥红诉被告沈林根、朱小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为此作出的（2017）苏0583民初12338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该案查明如下事实：2014年12月21日，沈林根、朱小林将大市桃园小区1号楼601室房屋出售给吴祥红，总价506800元。因沈林根、朱小林儿子沈庆华涉债务纠纷，朱小林、沈林根同意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沈庆华的债权人陶海波用于抵偿沈庆华欠付债务50万元。2014年10月24日，陶海波与沈林根、朱小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本案涉案房屋以50万元出售给陶海波。又查明：涉案房屋系沈林根户与浦新公司签订房屋动迁补偿协议书安置所得。至法庭辩论终结之日，沈林根、朱小林已与浦新公司结清了房屋置换差价，并已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2018年8月27日，涉案房屋的房屋初始登记权证已登记至瑞成公司名下。庭审中，戴九兰表明其同意继续支付剩余房款5万元，并将该笔款项提存至一审法院账户。现因陈得胜与戴九兰均要求继续履行各自与沈林根、朱小林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此，引起纠纷。以上事实有房屋买卖合同、房款收据、银行转账凭证、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委托书、水电费缴费凭证、房屋动迁补偿协议书、安置房交接确认书、交房结算明细、（2017）苏0583民初12338号民事判决书、调查笔录、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陈得胜、戴九兰分别与沈林根、朱小林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合法有效，能否继续履行。关于与沈林根、朱小林于2018年3月1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陈得胜在签订合同前后未至涉案房屋进行查看的情况下，即在合同签订后两日内支付了总房款80万元中的73万元房款，显然有悖常理。其次，在一审法院依法进行调查取证之前，一审法院曾要求陈得胜举证证明其已付房款73万元的资金来源，但陈得胜未能提交相关证据。根据一审法院后来依法调取的双方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实陈得胜支付给朱小林的73万元款项均是来自于当日案外人陆兵转来的款项。其中的70万元，在2018年3月16日由陆兵转至陈得胜账户后即由陈得胜转给了朱小林，随后陆兵作为朱小林的代理人将该笔款项转回至自己的账户。这显然与此前沈林根、朱小林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所陈述的已收的73万元房款未动自相矛盾。庭审中，朱小林表示不认识陆兵，对于转账原因也无法回答。而陈得胜也未按一审法院要求本人到庭对此进行质证。再次，沈林根、朱小林明知此前已先后与案外人袁振、戴九兰签订过两份合同，涉案房屋也早已交付给戴九兰，仍与陈得胜再次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主观恶意明显。据此，一审法院能够认定陈得胜与沈林根、朱小林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关于戴九兰与沈林根、朱小林于2016年5月1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份合同的买卖双方系戴九兰与沈林根、朱小林，沈林根、朱小林亦认可合同落款处签字捺印的真实性。其次，戴九兰按合同约定以及案外人袁振、沈林根、朱小林、中介方盛杰公司三方签订的委托书的约定通过中介方支付了33万元房款，沈林根、朱小林也出具了相应的定金和首付款收据。沈林根、朱小林虽辩称不识字、不知道合同内容，但从该份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沈林根、朱小林于2017年6月5日从浦新公司领取涉案房屋的钥匙后即将涉案房屋交付给戴九兰占有使用，且沈林根、朱小林也曾向戴九兰提出过加价补偿的要求，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经得到实际履行。故一审法院能够认定双方的合同依法成立有效。现沈林根、朱小林已与浦新公司结清了房屋置换价，涉案房屋的房屋初始登记权证也已登记至瑞成公司名下，涉案房屋已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和产权变更登记的条件。戴九兰已按合同约定将剩余房款5万元提存至一审法院账户。因此，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能够继续履行，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浦新公司、瑞成公司协助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办理至沈林根、朱小林名下，办理产权证产生的税、费由沈林根、朱小林自行承担。待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办理至沈林根、朱小林名下之日后，沈林根、朱小林应协助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变更登记至戴九兰名下，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时产生的税、费均由戴九兰承担。沈林根、朱小林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陈得胜与沈林根、朱小林于2018年3月15日签订的关于昆山市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昆山市浦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昆山瑞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将位于昆山市的不动产权证登记至沈林根、朱小林名下，产证登记时产生的费用由沈林根、朱小林承担；待上述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在沈林根、朱小林名下之日起十日内，沈林根、朱小林协助将该套房屋的不动产权变更登记至戴九兰名下，过户时产生的税、费由戴九兰承担。三、驳回陈得胜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戴九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公告费300元，三项合计16620元，由陈得胜承担。戴九兰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500元、财产保全费2420元，两项合计5920元，由陈得胜、沈林根、朱小林共同承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一致。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沈林根、朱小林与戴九兰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沈林根、朱小林主张其将房屋抵给袁振以归还沈庆华的欠款，房屋又通过袁振出售给戴九兰用于抵债，沈林根、朱小林与戴九兰之间也是以房抵债的行为。本院就此认为，首先，房屋买卖合同的双方是沈林根、朱小林与戴九兰，沈林根、朱小林亲自在合同上签字并捺手印。中介方经办人陈述签合同时沈林根、朱小林说不识字，经办人向其说清楚签订的是出售房屋的合同，现也没有证据证明签订合同时沈林根、朱小林对于合同的性质及主要内容存在误解，应认定其对房屋出售给戴九兰知情并认可。其次，虽然沈林根、朱小林与袁振签订过《房屋买卖合同》，但双方在与中介方共同签订的委托书中又约定之前签署的合同终止作废。戴九兰系从沈林根、朱小林而非袁振处购买房屋，沈林根、朱小林主张其与戴九兰之间的合同是以房抵债协议依据不足。再次，沈根林至浦新公司处办理领取涉案房屋的手续的当日，沈庆华与袁振共同将钥匙及交房手续材料交给戴九兰。综合双方签订合同在先、沈庆华与沈根林的亲属关系以及办理交房手续的连续性等情况，足以认定沈根林同意将钥匙交付给戴九兰有高度可能性。再其次，戴九兰通过中介公司寻找房源，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合同，按合同约定分期支付定金及房款、收取钥匙并实际占有使用房屋，交易过程符合正常房屋买卖流程。委托书系由袁振与沈林根、朱小林以及中介方签订，且签订时间在戴九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不足以证明戴九兰知道该房屋用于抵债并与袁振、沈庆华、中介串通欺骗沈林根、朱小林。最后，中介方经办人作证时陈述戴九兰的房屋系以市场价成交。沈林根、朱小林主张签订合同时涉案房屋市场价90万元没有提交相应证据，无法证明戴九兰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购买房屋。因此，本案中认定沈林根、朱小林与戴九兰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有充分依据，一审判决沈林根、朱小林协助戴九兰办理过户手续并无不当。综上，沈林根、朱小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沈林根、朱小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沈军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陆晓婷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