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57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营业场所：云南省昆明市万达广场南塔写字楼19、20、21楼。负责人：曹志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勇，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舒某，男，201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舒余磊，男，199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住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诚，云南云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益松，男，1978年2月28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柏天文，云南泰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启田，男，1980年3月13日，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舒某、张益松、杨启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9民初1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承担交强险连带赔偿责任，无需赔付商业险；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舒某、张益松、杨启田承担。事实和理由：1.张益松是在事故发生时间2018年10月15日离开现场，于当日22时30分到交警队接受调查，时间间隔7小时有余，已经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且不排除驾驶员酒驾的可能；2.张益松明知已发生交通事故并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逃离现场，该行为具有明显的故意犯罪性质，虽然舒某及张益松、杨启田均称事故发生后驾驶员因伤需前往医院治疗，已通知家属前往事故现场配合处理，但仅为口述，并无事实依据，且事故认定书未载明张益松受伤情况；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此处拒赔依据并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而是有明显的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肇事逃逸作为法律明文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保险人对该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作出提示后，无须尽到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即生效；4.本案应追加事故中两辆无责车辆的交强险承保公司，即云Ｌ×××**号车的交强险承保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云Ａ×××**号车的交强险承保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舒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益松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启田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舒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医疗费13450.6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3.交通费400元；4.营养费3000元；5.后期治疗费4000元；6.护理费9000元；7.鉴定费1600元；8.精神抚慰金5000元，总计37450.6元，该费用先由平安财保云南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舒某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经济损失17450.6元，不足部分由张益松、杨启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由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张益松、杨启田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5日13时许，张益松驾驶车牌为云Ａ×××**号小型客车沿轿子山旅游专线公路由北向南从倘甸镇驶往昆明方向。14时9分许，当该车行经至轿子山旅游专线寻甸县，在设有中心单实线的弯道超越同向行驶的崔国全驾驶的云南Ａ×××××号大中型盘式拖拉机过程中，所驾驶车辆左侧与对向车道黄金平驾驶的云Ｌ×××**号小型客车左后侧发生碰撞后又与对向车道舒余磊驾驶的云Ａ×××**号小型轿车（该车搭载邓某、陈某、张某、舒某四人）发生正面碰撞，云Ａ×××**号小型轿车位移到对面车道后，车辆左后侧又与崔国全驾驶的云南Ａ×××××号大中型盘式拖拉机左前部发生碰撞，致邓某、陈某、张某、舒某受伤，四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张益松于2018年10月15日22时30分到达倘甸交警中队接受调查。2018年12月24日，寻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此做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益松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邓某、陈某、张某、舒某无责任。舒某受伤后被送到昆明市儿童医院检查住院治疗9天（以昆明市儿童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及出院证明记载：2018年10月16日入院，2018年10月25日出院，计9天。）诊断的伤情为：右额叶脑挫裂伤并血肿；创作型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顶骨骨折；头皮血肿。其出院医嘱为：如有不适，随时就诊。舒某的伤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信评定为需后期治疗费4000元。护理期评定为60天，营养期为60天，休息期为90天。舒某在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为13450.6元，该费用完全由张益松先行垫付，且包含在舒某的诉讼请求当中。另查明，云Ａ×××**号车的登记车主及实际车主均为杨启田，事故发生时张益松向杨启田借用该车，该车在借用时车辆未脱检，其性能不存在安全隐患，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该车在平安财险云南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100万元，并附不计免赔特约险），发生事故时在保险有效期内。在杨启田与平安财保云南公司订立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合同时，杨启田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向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的保险业务员提出订立合同要约，经报价后，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派遣保险业务员将保险单交付给杨启田，杨启田在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交付保单的同时向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支付保险费。至事故发生时杨启田只持有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制作的格式保险单，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并未向其交付商业险保险条款。庭审中，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亦未向一审法院出示并提交该保险条款。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交警作出事故认定结论的证据效力问题。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并对各方应承担的责任作出划分，这是交警部门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后作出的认定，该证据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在庭审质证中，除非对此提出异议的当事人举出足够充分的证据予以推翻，一般应当作为据以定案的证据。庭审中，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张益松、杨启田均未提出相反的证据或理由推翻其认定结论，故寻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结论应作为确定本案民事责任的基本依据。第二、本案中肇事逃逸行为的认定问题。交通事故事实的认定不等同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交警部门未对关键事实做出认定或者对关键事实认定有误的，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现场勘验笔录，结合日常经验，逻辑和其他证据，对案涉关键事实亦可综合判定。具体到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依据的证据明显不足以认定逃逸行为的情况下，应结合生活常理及当庭查明的事实等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是否属于逃逸。要认定逃逸应当具备主客观两方面条件：主观方面肇事者应明知自己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交通事故，如果其本人并不知情，也就不存在有逃跑的故意。其次肇事者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这种故意应当是直接故意，即肇事者作出的行为是在积极追求逃避法律追究。客观方面，肇事者的逃离行为包括驾车逃离或弃车逃离。逃离场所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事故现场。根据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张益松在事发后确有弃车离开现场的行为，但是构成交通肇事逃逸须主观上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客观上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结合上述部分分析，张益松在事故发生后找其亲属留守查看现场及照顾救助伤者的行为以及本人及时到医院进行救助看护的行为，并不能说明其行为是在积极追求逃避法律的追究。在庭审中舒某对张益松未构成肇事逃逸的行为不持异议，且作为专业认定职能部门的交警部门在对事故调查后亦未得出张益松逃逸的结论。故对平安财险云南公司提出的张益松构成肇事逃逸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平安财保云南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本案中，应由平安财保云南公司在交强险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该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仍有不足部分，由张益松承担。第四、赔偿主体问题。庭审中查明云Ａ×××**号车的登记车主及实际车主均为杨启田，杨启田与张益松为朋友关系，事故发生时杨启田将该车出借给张益松驾驶。张益松在借用该车时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出借车辆经过年检不存在影响安全运行方面的质量瑕疵。本案中，杨启田作为事故车辆的所有人及管理人对其实施的出借行为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一条规定之情形，故在本案中不具有过错，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五、对于舒某做出的“三期”鉴定结论（即营养期、误工期、护理期），一审法院是否采纳的问题。“三期”鉴定结论，其适用范围只限于上海市，效力未及于全国，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项诉请。第六、舒某诉请的赔偿范围及数额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1）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本案中，舒某的伤情结果系昆明市儿童医院通过科学的诊疗方法确诊得出，一审法院审查舒某提交的医疗费发票及单据，其产生的有效医疗费为13450.6元，该费用完全由张益松先行垫付，且包含在舒某的诉讼请求当中。鉴定机构评定的后期治疗费4000元客观公正，两项共计17450.6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结合本案舒某受伤结果及住院状况，舒某在住院期间需专人护理属客观事实，一审法院根据2017年度云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3460元，每天173.8元，原告住院9天，即9天×173.8元=1564.2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3）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舒某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应按每天100元计算，即舒某住院9天×100元=90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4）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之规定，该费用应由医院出具意见或者在受害人的《出院证明》上予以说明，舒某出示的昆明市儿童医院诊断证明及出院证明中均未建议舒某需加强营养，故一审法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5）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之规定，舒某因本次事故为医疗及鉴定支出一定的交通费属客观事实，一审法院酌情认定400元。（6）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1款的规定，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1款确定的参考因素，在本案中，此次交通事故并未给舒某的身体造成伤残，该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7）鉴定费1600元予以认定。舒某诉讼请求中超出上述认定范围的部分依法不予支持。以上（1）－（7）项费用合计人民币21914.8元，先扣除鉴定费1600元（该项费用保险公司不予承担），剩余20314.8元，此次事故造成邓某、陈某、张某、舒某的损害后果，除了本案的舒某之外，陈某、张某、邓某也向本院提起诉讼，在交强险保险限额之内，各个案件的伤残项目保险分配比例如下：邓某案的伤残部分为83488.8元（包含：残疾赔偿金61992元、护理费2780.8元、交通费800元、误工费14916元、精神抚慰金3000元），舒某案的伤残部分为1964.2元（包含：护理费1564.2元、交通费400元），张某案的伤残部分为3951.8元（包含：护理费1911.8元、交通费500元、误工费1540元），陈某案的伤残部分为3436元（包含：护理费1650元、交通费400元、误工费1386元），四案总数（83488.8元+1964.2元+3951.8元+3436元=92840.8元）未超出限额110000元，故每人应获得完全赔付。在交强险保险限额之内，各个案件的医疗项目保险分配比例如下：邓某案的医疗部分为54477.96元（包含：医疗费37397.9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后期治疗费15000元、营养费4800元），舒某案的医疗部分为18350.6元（包含：医疗费13450.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后期治疗费4000元），张某案的医疗部分为15079.39元（包含：医疗费10149.3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后期治疗费3500元、营养费330元），陈某案的医疗部分为4993.94元（包含：医疗费1893.9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后期治疗费2000元），四案总数（54477.96元+18350.6元+4993.94元+15079.39元=92901.89元）已超出限额10000元，故应按比例进行计算，计算方法为：故应按比例进行计算，计算方法为：邓某案54477.96元÷92901.89元=0.586；舒某案18350.6元÷92901.89元=0.197；张某案15079.39元÷92901.89元=0.162；陈某案4993.94元÷92901.89元=0.055；医疗部分各人的分配数额为：邓某案10000元×0.586=5860元，舒某案10000元×0.197=1970元，张某案10000元×0.162=1620元，陈某为550元。四案剩余的部分为：邓某案54477.96元-5860元=48617.96元，舒某案18350.6元-1970元=16380.6元，张某案15079.39元-1620元=13459.39元。陈某案4993.94元-550元=4443.94元。本次事故张益松承担完全民事责任。因云Ａ×××**号车在平安财保云南公司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100万元，并附不计免赔特约险），故上述每人剩余的份额应由该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鉴定费2600元由张益松承担。对于张益松在本案中先行垫付的医疗费及其它费用20000元，因舒某合并起诉了医疗费，保险公司赔付数额已在本案中做了确认，故对该费用的返还问题不属本案的审理范畴，可由张益松向舒某另行主张权利予以解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舒某伤残项目下的费用1964.2元，医疗项目下的费用1970元，合计3934.2元。二、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舒某各项经济损失16380.6元。三、由被告张益松赔偿原告舒某鉴定费1600元。四、被告杨启田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义务。五、驳回原告舒某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元，减半收取115元，由被告张益松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法律事实一致，且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应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是否遗漏了当事人。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应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主张张益松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并于事发当日22时33分才到交警部门接受调查，已经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其一，交警部门就案涉事故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系有权机关对案涉交通事故所做权威、明确的定性及结论，该事故认定书确定由张益松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未作出张益松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明确定论；其二，尽管该事故认定书载明张益松的行为违反了《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但本院必须指出的是，根据本案查明的法律事实，并结合事故伤者舒某与张益松的一致陈述，张益松系因事故导致自身受伤需要就医治疗，在事故发生后通知其弟弟到现场处理，并在其弟弟到达现场后其才离开现场。此后，张益松亦积极到医院协助处理伤者的就医治疗事宜，垫付了医疗费用。由此可见，张益松在事故发生后，并不存在逃避法律责任的主观故意，故其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的行为并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至于在事发当晚22时30分到交警部门接受调查，亦不能推断出其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其三，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未就其关于张益松构成肇事逃逸的主张承担法定举证证明责任，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关于张益松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不存在免除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进而，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关于“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之规定，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关于本案是否遗漏了当事人的问题。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主张本案遗漏了事故中两辆无责车辆的交强险承保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舒某未起诉事故中无责方交强险承保公司，系舒某对自己诉权的行使，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一审对此亦未提出异议，同时，因涉及各交强险承保公司之间在各自交强险理赔范围内就涉案损失予以分担的问题可另行处理。故本院对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二审关于追加当事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平安财保云南分公司的上诉诉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两年。审判长  起俊审判员  汪佳审判员  张霞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寸杨杰书记员何政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