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53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前锋（曾用名吕文权），男，197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阳市小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昌华，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正勇，男，1974年8月3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播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友福，播州区尚嵇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文福，男，195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播州区。上诉人吕前锋因与被上诉人杨正勇、吕文福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民初3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前锋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确认吕前锋与吕文福于2017年11月8日签订的《调解意见》有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正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杨正勇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调解意见》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吕文福之间签订的，所涉及的内容与杨正勇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调解意见》是上诉人与其妻子袁琴、妹妹吕文琴与被上诉人吕文福在村委会的主持下经平等协商一致后自愿签订，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村委会全程见证并盖章确认，应属于有效协议。三、本案遗漏必要的诉讼参与人，程序有误，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或直接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改判驳回杨正勇的一审诉讼请求。四、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土地承包协议系上诉人将家庭承包户内的山林和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吕文福的事实依法不能成立，土地严禁买卖和转让。在未征得妹妹吕文琴等其他家庭成员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是属于无权处分的。杨正勇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吕文福在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杨正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确认吕前锋、吕文福于2017年11月8日在播州××茅栗镇复兴村民委员会主持下做出的《调解意见》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前锋由于工作原因，不在播州××茅栗镇复兴村长征组居住。又因吕文福女婿，即杨正勇居住在偏远地区。吕文福为了女儿能过上美好的生活，于2004年4月16日与吕前锋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书》及《清单》，约定由吕文福向吕前锋支付一定转让费后，由吕前锋将其户（原为吕登榜户）下的房屋、土地和山林等转包给吕文福。此后，吕文福和吕前锋各自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播州××茅栗镇复兴村委确认吕前锋、吕文福的转包事实后，于2005年6月12日，在当地27名村民的见证下，与吕文福签订了《山林、田、土地转包协议》，约定将原吕登榜户下的山林、土地等转包给吕文福。此后，吕文福遂将上述财产权利交给杨正勇。经茅栗镇复兴村委核实，并经有关部门核准，播州区林业绿化局于2008年12月31日向杨正勇颁发了林权证[证书编号：遵县府林证字（2008）第1706000090002200037]。2009年2月23日，茅栗镇复兴村委出具证明，吕前锋户下的山林、土地已转包给杨正勇，并由杨正勇领取吕前锋户的“粮补款”。2017年，吕文福与吕前锋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属问题发生纠纷，2017年11月8日，该纠纷经播州××茅栗镇复兴村村民委员会组织调解后，播州××茅栗镇复兴村村民委员会出具了《调解意见》。该《调解意见》重新对吕登榜户下的承包地等进行确权，并约定了承包地等被国家征用后双方对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方案。该意见至今未经杨正勇的签名或捺印确认。吕前锋依据该《调解意见》于2017年2月8日获得了播州区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编号：黔（2017）播州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61383号]。杨正勇遂以《调解意见》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调解意见》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吕文福与吕前锋于2004年4月1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及《清单》系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合法有效，且二人对此均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之规定，对双方的转包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此后，吕文福自愿将其转包所得的土地、山林等交给杨正勇耕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之规定，吕文福作为新的承包方，有权对转包所得进行处分。吕文福交给杨正勇耕管的山林、土地，在经过村委等相关部门核实后颁发了权属证书，杨正勇因此获得了相应的承包经营权。吕前锋、吕文福以及组织调解的茅栗镇复兴村民委员会明知这一事实，还在未经杨正勇许可情况下，于2017年11月8日达成《调解意见》，明确对登记在杨正勇名下的山林对其下的土地、山林等做了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杨正勇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该《调解意见》无效，因此，一审法院对杨正勇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吕前锋依据《调解意见》获得的权属证书，杨正勇可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对于吕前锋关于杨正勇非适格原告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吕前锋辩称《调解意见》系对《土地承包协议书》的补充，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承包协议书》已经吕文福和吕前锋签字确认，并已履行完毕，吕文福已将转包所得处分给了杨正勇，杨正勇就山林部分取得的权属证书具有公示效力，并具有推定杨正勇即为权利人的法律效果，吕前锋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权属证书登记有误，故该证书载明事实均为属实，且从签订时间上看，时隔9年多才签订补充协议不合常理，因此一审法院对吕前锋的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此外，若吕前锋认为杨正勇改变了承包土地、山林的用途，违反了法律规定，因不属于法院的主管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不作认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吕前锋与被告吕文福于2017年11月8日达成的调解意见无效。案件受理费30元（已减半收取），由吕前锋、吕文福共同承担。本院二审查明，根据一审庭审笔录，2004年4月16日《土地承包协议书》中的甲方“吕文权”系本案上诉人吕前锋的曾用名。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院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杨正勇是否本案一审适格原告；2.吕前锋与吕文福于2017年11月8日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无效。关于杨正勇是否本案一审适格原告的问题。吕文福与吕前锋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后，作为新的承包方，吕文福自愿将其转包所得的土地、山林等交给其女婿杨正勇耕管，杨正勇取得上述权利，在经过当地村委核实和相关部门的核准后，杨正勇于2008年12月31日获取了林权证，由此获得了相应的承包经营权。而吕前锋、吕文福于2017年11月8日达成的《调解意见》，对登记在杨正勇名下的土地、山林等作了处分，杨正勇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该《调解意见》无效，故杨正勇作为一审原告适格，本院对杨正勇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予以驳回。关于吕前锋与吕文福于2017年11月8日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吕前锋、吕文福于2017年11月8日达成的《调解意见》，吕前锋、吕文福以及组织调解的茅栗镇复兴村民委员会明知上述事实，但在未经杨正勇许可情况下对其名下的土地、山林等作出了处分，损害了杨正勇的利益，该《调解意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情形，故本院认定该《调解意见》无效。至于吕前锋上诉称涉案《土地承包协议书》在未征得其他家庭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属于无权处分的的上诉意见，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对此不予置评。综上所述，吕前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吕前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一雷审判员  付甫金审判员  罗小龙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陶晓梅书记员黎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