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25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显飞，男，197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守多，河南三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广得利橡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复兴村民营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黄国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孝忠，江苏恒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屠骥同，江苏恒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阳市昀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巍山镇巍山社区巍二小区。法定代表人：江显飞。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青，浙江金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伟添，男，1982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江显飞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广得利橡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得利公司）、东阳市昀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昀康公司）、罗伟添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9民初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显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江显飞不承担货款及利息责任；2、上诉费用由广得利公司、昀康公司、罗伟添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江显飞承担支付货款的证据不足。1、江显飞是自然人而非单位。购销合同第九条明确约定乙方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互为连带责任，那么法律意义上的单位为机关、团体、法人、企业等非自然人的实体或者下属部门。既然江显飞不是单位，那么其当然不符合该第九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江显飞承担责任明显不符合合同约定。2、志得利公司一审提供的对账单确定的货款金额与购销合同的金额不一致。江显飞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与广得利公司共签订7份购销合同，但对于乙方的表述存在不一致的情况。3、广得利公司一审提供的2017年7月31日对账单显示的欠款数额为480621元，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2月2日签订的，故最早的一份购销合同购销的货款不能等同于最晚的一份对账单确定的货款金额。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既然认定江显飞签订购销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而江显飞既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购销合同中又是经办人，那么依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江显飞依法不应承担付款义务。广得利公司辩称，江显飞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案所涉合同上写明了两个买受人，即江显飞和昀康公司，并在合同第九条明确约定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为连带清偿责任。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昀康公司、罗伟添未作辩称。广得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昀康公司、江显飞立即支付货款48062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6984元（利息自2017年8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6月6日，之后以480621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2、判令罗伟添为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昀康公司、江显飞、罗伟添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9日，罗伟添向广得利公司出具最高额保证承诺书一份，该份承诺书载明：本人罗伟添承诺为江显飞及昀康公司在2017年4月1日到2019年3月31日期间向贵公司采购事项所产生的货款在1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两年。2017年8月3日，广得利公司与昀康公司进行对账，广得利公司制作的对账单显示截至2017年7月31日，昀康公司结欠广得利公司货款480621元。昀康公司经办人李进在对账单上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同时备注应扣减二笔质量扣款共计31572.5元，现总应付449048.50元。此后，经广得利公司催讨未果，致诉争。一审审理中，广得利公司提供2017年4月29日广得利公司与江显飞签订的购销合同一份，该份合同上载明：甲方为广得利公司，乙方为昀康公司、江显飞；双方就长期采购事项条款协商一致，平时每批采购以乙方采购单及色卡单标明为准，传真件与原件同等效力；该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时，互为连带责任关系。广得利公司认为，其交易对象为昀康公司、江显飞，且根据合同约定同意承担互为连带责任关系。江显飞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未持异议，但认为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昀康公司承担。一审审理中，江显飞提供与广得利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复印件、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证明其自2017年4月21日至2017年10月23日期间担任昀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任职期间代表公司与广得利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因货物质量存在瑕疵现货款尚未结清，其于2017年10月底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被辞退离职。对此，昀康公司认为江显飞曾经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需要进行核实，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11日，公司成立后江显飞利用公司平台，私自承接业务，江显飞赚到了钱，而公司快破产了。公司发现后，江显飞辞了职，导致公司经营困难。购销合同及对账单上的合同专用章是江显飞利用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刻出来的，公司实际并未参与，故请求对合同专用章的真伪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广得利公司在本案中向昀康公司、江显飞主张货款，根据本案所涉证据，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明确交易对象应为昀康公司。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江显飞作为昀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的事实，亦应当予以认定。但根据2017年4月29日广得利公司与江显飞签订的购销合同可以看到，乙方主体为昀康公司、江显飞，该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时，互为连带责任关系。在该份合同中，江显飞既作为昀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亦代表个人对承担互为连带责任关系进行了签字确认，故广得利公司要求昀康公司、江显飞归还货款的主张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应予支持。昀康公司抗辩称购销合同及对账单上的合同专用章是江显飞利用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刻出来的，公司实际并未参与，故请求对合同专用章的真伪进行鉴定。首先，昀康公司对于江显飞曾为其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未持异议；其次，昀康公司并无相应证据证明其公司未启用过合同专用章，且江显飞利用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刻制合同专用章仅系昀康公司单方面的陈述，并无相应证据证明，且即便上述陈述的事实成立，亦系昀康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综上所述，昀康公司的上述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注意到对账单上，昀康公司单方备注扣减二笔质量扣款共计31572.5元，应付449048.50元，广得利公司对上述扣款行为不予认可，昀康公司亦未就货物质量存在瑕疵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故昀康公司结欠广得利公司的货款应确定为480621元。对于广得利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依法予以调整，即自广得利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2018年1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48062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罗伟添作为保证人，应当在涉案《最高额保证承诺书》约定的保证范围内对昀康公司、江显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罗伟添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以本金最高100万元为限。罗伟添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质证、抗辩等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相应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昀康公司、江显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广得利公司苏州市广得利橡塑有限公司货款480621元，并偿付逾期付款利息（以本金480621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二、罗伟添对昀康公司、江显飞的上述第一项债务在本金1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8510元，由昀康公司、江显飞、罗伟添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广得利公司一审提交的其与江显飞签订的购销合同抬头及落款处载明的乙方主体为昀康公司和江显飞，并非仅仅是昀康公司，因此，江显飞认为其并非合同当事人的主张不能成立。该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时，互为连带责任关系，该条款中的“单位”应理解为合同主体，不仅限于公司法人，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江显飞、昀康公司对案涉货款承担共同付款责任，该认定并无不当。其次，江显飞对于案涉对账单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主张应当扣除手写部分质量问题的扣款。对此，本院认为，该手写部分扣款内容由昀康公司工作人员单方书写于对账签字的下方，未经广得利公司的确认，诉讼中江显飞对于质量问题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故江显飞主张扣除该部分款项的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江显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10元，由江显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柏宏忠审 判 员 孙鲁江审 判 员 蒋毅颖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陆 庆书 记 员 严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