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22321号原告：天津市和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荣业大街与多伦道交口新文化花园新典居底商21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712859200U。法定代表人：齐志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三换，天津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岭，天津云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天津海港重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八路11号A-11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81877333K。法定代表人：刘昌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峰，天津中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吉建，男，天津海港重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员工。第三人：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333号9层01-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508417236。法定代表人：牛卫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亮，男，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职员。原告天津市和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禾公司）与被告天津海港重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港公司）、第三人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此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市和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齐志虎、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三换和蒋岭，被告天津海港重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峰和马吉建，第三人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市和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海港公司的编号为HG20181011的汽车买卖合同；2、被告海港公司返还原告购车预付款35万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其中10万元从2018年10月11日，25万元从2018年12月10日开始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3、被告海港公司返还原告剩余购车款847620元及利息（从2018年12月25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4、被告海港公司赔偿原告车辆运费30000元、购置税112068.72元、保险费156907.46元、车船税2696.8元、北斗GPS设备及安装调试费8800元、修理费36850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11日，原告与被告海港公司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原告从被告海港公司处购买豪瀚牌ZZ4255N3246E1牵引车5台及三轴气囊骨架车5台。双方约定的交货日期为合同签订后40个工作日即2018年12月6日交付车辆，但被告实际牵引车开票日期为2018年12月14日，三轴气囊骨架车开票日期为2019年1月10日，牵引车上牌日期为2019年1月28日，三轴气囊骨架车上牌日期为2019年1月30日。且该批车辆因不符合运管处办理营运证资质，至今也未能获准营运。从合同签订开始至今这段时期内，原告屡次强烈要求被告严格按合约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义务，被告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完全视合约为一纸空文，严重违反了合同的各项约定，亦严重侵害了原告的经济利益，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被告严重违约事实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交付车型与合同约定车型不符。原告于2018年10月11日与被告签署了合同编号为HG20181011的《汽车买卖合同》，合同中明确表明所购豪瀚牌牵引车的规格型号为豪瀚牌ZZ4255N3246E1，但被告实际交付的车辆为豪瀚牌ZZ4255N27C6E1。2、交付车型无法办理营运证，致使该车辆不符合上路标准，无法运营。原告去给实际交付的车型办理营运证时，被运管处告知该车型不在“道路运输车辆技术服务网”项下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达标车型及该网中所列示的道路运输车辆燃料达标车型及道路运输车辆安全达标车型中。由于上述网站达标车型中没有被告实际交付的这款车，在运管处指定的检测线上未取得“牵引车和总质量超过3.5吨以上的油车需燃料消耗达标单”，因此该车辆无法办理营运证。由于该车辆为单纯运营性质的车辆，上路需要车管所发放的牌照及运管处发放的营运证，持双证才可上路行驶。鉴于目前车辆情况，该车无法上路行驶，故该车辆不具备营运资质，车辆功能性丧失，无法使用。原告购车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经济损失。天津海港重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被告在签订合同是因为失误将车辆型号记载为ZZ4255N3246E1，但原、被告双方自始知晓双方交易车辆型号为ZZ4255N27C6E1，理由如下：1．涉诉车辆是原告自行至厂家订购的库存车辆，被告是按照原告的车型进行购买，为了解决原告购车资金问题，被告按照原告要求全款购买车辆，再由原告向相关机构办理分期付款手续。2．涉诉车辆是原告自行到厂家提到被告车库停放，两种车辆可以区分，原告的行为表明对选购车辆没有异议；3．涉诉车辆现已经登记上牌，出售发票、被告开具的车辆发票、车辆购置税发票、合格证等凭证均记载车辆型号为ZZ4255N27C6E1，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全程参与车辆登记上牌过程；4．在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售后回租赁合同中，涉及车辆型号的买卖合同、接受清单中也记载车辆型号为ZZ4255N27C6E1，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相关文件上均签字确认。综上，被告交付的车辆是原告真实意思选择的车辆，且该车辆符合天津市环保标准，经检验已经登记上牌，原告诉状中提到的车辆营运证办理并非被告合同义务。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汽车买卖合同是和禾公司与海港公司签订的，其中包含五台牵引车和五台挂车，法院应核实车辆是否已经交付。第三人与齐志虎个人的融资交易中，与齐志虎签订的是三头三挂的合同，双方应该以合同上载明的车辆为准。法院应查明涉案车辆是否实际履行；2．即便车辆买卖合同填写错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指向真实的标的物，由于各方已经通过后续的法律行为变更了之前的行为，再结合与齐志虎的售后回租赁合同，所有权已经归属于第三人，在此前提下，不存在解除合同的基础，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汽车买卖合同》、机动车注册登记信息、行驶证复印件，综合分析原、被告在签订涉诉《汽车买卖合同》的协商过程，原告法定代表人齐志虎与被告签订《车辆买卖合同》，以及齐志虎提车时签署的提车证明等材料，上述《汽车买卖合同》、机动车注册登记信息、行驶证复印件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天津市企业单位往来收据、转账记录截图、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收缴款书、税收完税证明两份、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截图、天津市西青区克瑞特汽车修理厂《情况说明》、天津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天津市企业单位往来收据（编号0013159）、第三人工作人员唐福振微信名片及微信朋友圈截图、原告工作人员李岩同第三人工作人员唐福振微信聊天记录、两份公证书、原告法定代表人齐志虎同第三人工作人员唐福振录音、齐志虎与海港公司工作人员马吉建的聊天记录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从百度文库打印的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准、告知函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汽车买卖合同》、齐志虎与销售员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达到其证明系用户自行订购的证明目的，对该部分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被告与张家口重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被告与山东飞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挂车定做合同、售后回租赁合同、涉诉车辆的购车发票、合格证、涉诉车辆环保达标审核单、ＺＺ4255Ｎ27Ｃ6Ｅ1与ＺＺ4255Ｎ3246Ｅ1车辆数据信息、协助收车函、律师函、特快专递邮寄信息、齐志虎与海港公司业务员的聊天记录、微信记录的网址链接、原告未提车辆的照片、提车证明、视频，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交付车辆已经办理营运证的复印件，因部分型号并非本案车辆型号，部分与本案车辆外廓尺寸不同，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被告证人张某证言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提交的售后回租赁合同、车辆买卖合同、委托付款协议、车辆所有权确认协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本院予以确认。法庭出示的2019年8月21日情况记载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1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汽车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5辆豪瀚牵引车，规格型号ZZ4255N3246E1，单价为21万元，购买5辆三轴气囊骨架车，单价为10万元，合计总货款155万元；交（提）货的时间为合同签订后40个工作日，主要配置包括发动机D10.38—50（国五排放）等；交（提）货方式、地点为出卖人（即被告）送车至天津港内卖方场地，运输方式为公路运输，费用由出卖人负担；检验标准及期限为按重汽产品出厂标准检验，于交（提）货之日起十日内提出异议；结算方式为买受人在签订本合同时支付预付款10万元，余款145万元提车前一次付清；在备注中标明，该批车为用户自行订购库存车，因该批车出现任何问题，与我公司（即海港公司）无关。庭审中，被告陈述，因被告工作人员失误，将规格型号应为ZZ4255N27C6E1，错填写为ZZ4255N3246E1。订约当日，原告给付被告订金10万元。此后，原告又给付被告25万元。2018年12月1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齐志虎与被告签订《车辆买卖合同》，约定齐志虎向被告购买上述车辆中的3辆牵引车、3辆挂车，金额为997200元，在该合同中牵引车规格型号为ZZ4255N27C6E1。2018年12月1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齐志虎与第三人签订《售后回租赁合同》，约定第三人为出租人（甲方），齐志虎为承租人（乙方），售后回租赁的性质和目的为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向乙方购买本合同记载的租赁物件，并回租给乙方使用，乙方向甲方承租、使用该租赁物件并向甲方支付租金；协议价款抵扣保证金、服务费，第三人实际向齐志虎支付847620元后，即完成支付协议价款的义务等内容。2018年12月15日第三人、齐志虎、被告签订《委托付款协议》，约定齐志虎委托第三人将上述847620元支付给被告。庭审中，原告陈述，上述合同均系同一天签订，上述合同中的手写内容部分，在签订合同时均为空白。2018年12月25日第三人将847620元给付被告。另外2辆牵引车、2辆挂车因原、被告双方产生纠纷，未能另行办理融资租赁合同。被告从张家口重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鸿公司）处购买的上述5辆豪瀚牵引车。2018年12月20日齐志虎从重鸿公司处将上述5辆豪瀚牵引车提走，在提车证明中载明车辆型号为ZZ4255N27C6E1，提车人已勘察确认车辆状态及公告信息，确认实车与车辆公告完全相符。2019年1月5台挂车运至天津。原告将上述10辆车交由天津市西青区克瑞特汽车修理厂进行装轮胎等维修。原告委托被告办理上述车辆的保险、牌照、营运证。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上述车辆的保险办理完毕。2019年1月下旬上述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办理完毕。庭审中，被告陈述，机动车登记证书中牵引车发动机型号应为D10.38—50，被车管所误登记为D10.28—50，被告发现后要求原告配合被告申请更正，原告不予配合。原告办理营运证时，因机动车登记证书中牵引车发动机型号为D10.28—50，故未能办理营运证。因此，原告诉至本院。庭审中，被告、第三人均表示愿意协助原告申请更正错误的机动车登记证书，然后办理营运证。另查，在涉诉牵引车制造企业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的车辆合格证上，以及2019年1月21日天津市滨海新区环境局出具的机动车环保达标审核单上均标明牵引车发动机型号为D10.38—50。本院认为，齐志虎作为原告法定代表人，代表原告从事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原告承受。通过综合分析原、被告在签订涉诉《汽车买卖合同》的协商过程，原告法定代表人齐志虎与被告签订《车辆买卖合同》，以及齐志虎提车时签署的提车证明等材料，原、被告双方买卖涉诉牵引车型号为ZZ4255N27C6E1，应属无误，因此原告的交付车辆不符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齐志虎为了向第三人融资所签订的合同，均系在空白合同上签字。齐志虎、原告，作为民事主体，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道其在空白合同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原告据此否认上述材料的效力，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机动车登记的有关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发现登记内容有错误的，可以要求车辆管理所更正。庭审中被告、第三人均表示愿意配合原告向车辆管理所申请更正，然后办理营运证。在尚存在办理营运证的可能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市和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704元，由天津市和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文胜审 判 员  田朝伟人民陪审员  毕 蕊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刘宠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