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7民终17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省驻天津百货采购供应站，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31号。法定代表人：秦仲宝，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力圣，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旭峰，河北震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口市鸣山物资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辛庄子乡方家庄村。法定代表人：陈海斌，系统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国，北京市金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北省驻天津百货采购供应站（以下简称驻津百货站）因与被上诉人张家口市鸣山物资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鸣山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人民法院（2019）冀0706民初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驻津百货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力圣、田旭峰，被上诉人鸣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驻津百货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2、鸣山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12年12月1日、2013年4月22日驻津百货站、鸣山公司先后签订两次《煤炭买卖合同》，双方建立煤炭购销合同关系。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驻津百货站分七笔向鸣山公司江款，共计预付货款524910元。2012年12月至2013年9月、鸣山公司先后七次向驻津百货站开具发票，涉及煤炭13112.81吨，费用总计3987493元，预付款额与发票总额差1237416元。鸣山公司主张该1237416元资金已由驻津百货站业务员段力圣安排已转出，已经不欠驻津百货站预付贷款；根据其所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和庭审调查情况、鸣山公司主张明显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鸣山公司所提供的直接证据为三份转账记录，该组证据仅为单位内部制作，没有银行等第三方转账凭证予以证实、仅依据其他间接证据不能确定是否存在资金转出的事实真相。2、三次向白某转账150余万元，与欠款数额不符，也无法确定该转出资金与1237416元欠款的关联性。3、鸣山公司没有任何段力圣申请或参与经办资金转出的直接证据，资金转出后也没有段力圣的收据等正常财务对应资料，无法证明转出资金是驻津百货站业务员段力圣安排的。4、鸣山公司写好后让段力圣签字的证明材料，是在白某和鸣山公司会计刘某逼迫情况下段力圣不得已签字的，证明内容并非事实存在。5、白某是驻津百货站和鸣山公司双方煤炭供销业务的中间人及操作人。刘某是鸣山公司工作人员，都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有效直接证据情况下，仅依据上述二人证言和内容虚假的证明材料认定本案主要事实，并以此判决双方债权债务消失，存在明显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鸣山公司资金转出的行为，没有有效证据证明是驻津百货站业务员段力圣安排的。在资金转出上段力圣既然根本没有任何意思表示，何谈代理行为，也超出业务员的代理范围。一审法院却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认定段力圣构成表见代理，不仅违背基本事实，更属于使用法律错误。鸣山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驻津百货站提起的一审诉讼，完全是在利用民营企业财务账目、发票存在的部分缺陷，企图取得非法利益。一、鸣山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进账单，记载鸣山公司三次向白某转账150余万元。该进账单是资金往来时，银行留给单位的转账凭证，也是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资金往来的正式凭证，单据经过银行盖章确认，是证明鸣山公司与白某资金往来的有效凭证，并非驻津百货站所称“该组证据仅为单位内部制作”。二、关于转账金额150余万元与1237416元不符的问题，白某已经在一审法院作为证人，在法庭调查中做了详细的说明。150余万元是当时鸣山公司转给白某购买配比煤货款支付各项费用的真实数额；1237416元是鸣山公司与驻津百货站未开票的数字，当时履行煤炭购销合同时，该两组数字双方业务人员均不会去关注，鸣山公司发运给驻津百货站的全部煤炭，没有划分是鸣山公司直接发运的还是白某组织发运的，只是当双方认可合同全部履行终结后，1237416元是驻津百货站收到煤炭但是仍未开票的数字，这样从驻津百货站账面上显示，鸣山公司仍欠货款的结果。这样才有了2014年11月26日鸣山公司一行人到驻津百货站找到当时的副总经理段力圣，为了解决遗留问题，当日段力圣出具《证明》。鸣山公司拿到证明后，认为该煤炭购销合同已经全部办理完结。至于《证明》中的补充部分，当时段力圣的借口是为了向公司交差，所以出现了签字部分只在驻津百货站留存的《证明》中出现，当时鸣山公司并未太在意。而驻津百货站称“段力圣签字的证明材料，是在白某和刘某逼迫情况下不得已签字的，证明内容并非事实存在”。该陈述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证明》产生于驻津百货站副总段力圣办公室，当时购销合同段力圣一手经办的，本人最了解合同履行的全部情况。所以，段力圣证明的内容最直接、真实的反映了煤炭购销合同履行已经全部终结。三、白某虽然前期曾介绍双方煤炭购销业务，但双方合同签订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段力圣与白某共同成为驻津百货站的代理人。其具体分工为，段力圣驻津百货站负责全面工作，白某负责具体的煤炭购销业务。并非驻津百货站所叙述“白某是驻津百货站与鸣山公司双方煤炭购销业务的中间人及操作人”。所以，其证言真实可信。四、《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有两种可能：1、合同履行终结；2、《证明》形成的时间。退一步讲，如果认定《证明》添加部分事实成立，鸣山公司应当退还驻津百货站货款，那么该《证明》形成的时间是2014年11月26日，此时驻津百货站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鸣山公司应当退还部分货款，诉讼时效应当从此时间开始计算。而驻津百货站起诉的时间是2019年1月2日，就是说，驻津百货站的诉讼请求已经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当一审庭审结束后，驻津百货站向法院提交了段力圣的证言，其证明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驻津百货站工作人员数次向鸣山公司主张权利；此内容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纯属驻津百货站肆意编造；第二、驻津百货站纪检部门曾经到鸣山公司核查段力圣有关财务账目。该过程确有此事，但是，当时纪检部门目的是核查段力圣因受到举报的违纪问题，并未向鸣山公司主张其他任何权利，从对方来访部门也可以看出其中的意图和目的。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综上所述，双方履行煤炭采购合同期间短短几个月，双方2012年底签订《购销合同》，至2013年初双方煤炭采购合同已经全部完成。至今已经过去六年，自2013年至本案诉讼前，双方对于财务结算没有任何争议，如果鸣山公司真的欠驻津百货站1237416元，驻津百货站不可能在长达6年的时间，从未提及此问题。只是当时从鸣山公司账面看，本公司另外支出的配比煤部分款项并未直接体现在与驻津百货站来往的账面中，为了解决合同遗留问题，2014年11月鸣山公司一行数人直接到天津百货采购供应站找到段力圣，解决账面遗留问题，这样就产生了2014年11月26日的《证明》。鸣山公司承认在民营企业经济往来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账目、票据往来不规范的问题，鸣山公司也会在今后工作中认真总结并吸取教训。但是鸣山公司与驻津百货站的煤炭购销合同的的确确已经全部清结，驻津百货站只是因为账面存在的遗留问题，要求鸣山公司另行付款1237416元，鸣山公司绝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满足驻津百货站的非法要求。驻津百货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鸣山公司偿还欠款1237416元；2、判今鸣山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驻津百货站、鸣山公司经白某介绍于2012年12月1日由段力圣代理驻津百货站签订《煤炭买卖合同》、2013年4月22日由李斌代理驻津百货站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由鸣山公司向驻津百货站销售煤炭，并以此成为驻津百货站经销电煤的基础用煤。驻津百货站从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分七笔向鸣山公司汇款，共计预付货款5224910元。2012年12月至2013年9月，鸣山公司持续向驻津百货站供货，共计13112.81吨，货款及运费等费用总计3987493元。之后未再供货。合同履行期间，驻津百货站业务负责人段力圣要求鸣山公司分三次从驻津百货站的预付款中转账给白某，转账金额合计1517410元。转款后，驻津百货站、段力圣、白某均未出具收据。2014年11月26日，陈海斌、白某、刘某等人到驻津百货站经营场所找到段力圣处理账目平衡问题，段力圣签署了打印的《证明》并签字，段力圣与鸣山公司各持一份。《证明》的主要内容是：结余煤款1237414.62元已由段力圣安排转出。自此本公司与驻津百货站的煤炭结余款已经全部结清，今后因此业务产生的各种经济纠纷与鸣山公司无关。段力圣称因内部资金申请需要，要求鸣山公司会计刘某在其持有的证明书上，手写了“此证明该转出购煤款，应尽快筹集资金退回我公司，然后我公司以银行方式退还河北省驻天津百货采购供应站”并由陈海斌签名。2017年1月，驻津百货站监察人员到鸣山公司查核账款。2019年1月14日，驻津百货站以鸣山公司不能履约供货且不返还煤炭结余款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驻津百货站、鸣山公司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已经依约履行。双方发生纠纷的焦点有两个：一是驻津百货站的业务负责人段力圣是否能够代理驻津百货站安排转出购煤预付款；二是诉讼时效争议。对于第一个纠纷焦点，购煤合同履行过程中鸣山公司已经依照驻津百货站业务负责人段力圣的安排分三次转出部分预付款，转出时鸣山公司认为段力圣是其接触驻津百货站的唯一业务代表，能够代表驻津百货站履约预付款，而且之后段力圣在《证明》上的签字再次确认了其对安排转账的代理权。驻津百货站以陈海斌签字的《证明》来主张段力圣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结合驻津百货站经销电煤的事实，判断段力圣安排转出购煤预付款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要考察其在每一笔款转出进时是否具有代理权。购煤合同履行中没有出现驻津百货站委托授权段力圣安排转出购煤预付款的书面文书，但段力圣代表公司签订了双方在2012年12月1日的购煤合同，该款转出是为了购进与鸣山公司所供煤炭进行配比的煤，与驻津百货站购进鸣山公司煤炭及其经销电煤的用途一致，是因驻津百货站购煤而转款，尤其是2013年4月27日驻津百货站转入鸣山公司424910元款额的同一日段力圣便安排转出了424910元，其行为与证人白某陈述的因现金需求而转款的事实相符，使鸣山公司有理由认为段力圣是为实现驻津百货站的经销目的而对该预付款具有使用权，即，段力圣安排转出购煤预付款的行为能够形成对驻津百货站的表见代理。而有陈海斌签字《证明》中的手写内容不是转款发生时鸣山公司的认知，且手写内容与《证明》本身的意思表示不一致，其内容对鸣山公司来说具有债权性质，手写内容中的债权单方面交由段力圣一方持有而权利人不持有的作法与常理不符。由此，该手写内容的形成与证人刘某的陈述相符，该手写内容是应段力圣的要求而书写与转款时当事人的认知无关。据此，该院认为鸣山公司以因转款而清偿的反驳具有事实依据，驻津百货站、鸣山公司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对驻津百货站要求鸣山公司返还预付购煤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诉讼时效争议，结合刘某的证言，即2017年1月驻津百货站工作人员就驻津百货站认知的债权进行过处理，应当认定其有时效中断事由。但因本案认定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故对诉讼时效的抗辩无需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河北省驻天津百货采购供应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968元，由驻津百货站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驻津百货站与鸣山公司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在合同履行中，驻津百货站向鸣山公司总计预付款5224910元，鸣山公司向驻津百货站供货的货款及运费等费用总计3987493元。驻津百货站向鸣山公司主张返还其多支付的预付款1237416元，鸣山公司主张其依照驻津百货站业务负责人段力圣的安排分三次转出部分预付款，且段力圣签字的证明能够证明该结余款已全部结清。对于驻津百货站上诉中对鸣山公司提供的提交的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进账单认为系鸣山公司内部制作，不予认可的问题。经庭审询问，驻津百货站认可上述进账单，并非鸣山公司内部制作。对于鸣山公司向白某转账150余万元与1237416元不符的问题，白某在一审庭审中出庭对此进行了陈述，该150余万元是当时白某购买配比煤货款转给白某支付各项费用的真实数额。经查，本案中驻津百货站主张的1237416元系其向鸣山公司转账的金额与鸣山公司已向驻津百货站开具发票的差额。对于段力圣签字的《证明》文件，驻津百货站虽主张段力圣系受胁迫而签字，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驻津百货站的该主张不成立。该《证明》的内容中有“……结余煤款壹佰贰拾叁万柒仟肆佰壹拾肆元陆角贰分。但结余煤款已由段力圣安排转出。”结合一审中证人白某、刘某的证言及双方签订的合同、转账过程，能够证明该款系由段力圣安排转出，段力圣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证明》的内容能够印证双方的购销合同已清算完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驻津百货站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36元，由河北省驻天津百货采购供应站负担。审 判 长 范新宇审 判 员 成 进审 判 员 姜建龙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 王向东书 记 员 李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