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93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耿博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菲，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康，山东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伟超，男，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艳，山东恒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毕伟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2018）鲁1202民初5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维京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2018）鲁1202民初5785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公告费用、鉴定费用全部由毕伟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应当追加陈建福、莱芜百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盛公司）为被告，以查清事实。毕伟超当庭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维京公司当庭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于两个不同的版本，是否编排页码、最后一页排版、最后一页反面是否有毕伟超收条均是两份书证的不同之处。如果毕伟超没有证据证明维京公司提交的合同最后一页毕伟超签字不属实，维京公司提交合同的证明力要强于毕伟超提交合同的证明力，应当把维京公司提交的合同作为定案依据。根据维京公司提交的合同可以证明，本合同中施工内容是在维京公司厂区，但是发包人是陈建福与百盛公司，该合同中并未有维京公司任何人的签字与盖章，因此该工程系陈建福与百盛公司发包给毕伟超的，这个事实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推翻。因此维京公司有没有支付、如何支付陈建福、百盛公司工程款，陈建福、百盛公司有没有支付、如何支付毕伟超工程款，该事实对于正确审理本案就有关键性作用，而且本案的种种疑点如果没有陈建福当庭说明很难查清，法庭应当依法追加陈建福、百盛公司为原审被告。2、毕伟超与维京公司之间非直接的工程承包关系。毕伟超庭审中诉称，陈建福是维京公司员工，代表维京公司与毕伟超签订了工程承包协议，工程承包合同也是在维京公司内签订的，这与事实不符。首先，维京公司与陈建福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既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其缴纳社保，很明显陈建福不是维京公司员工。其次，就本案涉诉工程，维京公司与陈建福之间没有书面授权手续，也没有口头委托，陈建福无权代表维京公司进行工程转包。再次，维京公司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百盛公司、陈建福与毕伟超之间签订的，不可能在维京公司内签订。最后，该合同由百盛公司、陈建福与毕伟超签字盖章的背面，毕伟超签写了2016年9月15日收到百盛公司、陈建福预付的10万元工程款的收据，这属于不可更改的证据。维京公司当庭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实，涉诉工程是由百盛公司、陈建福承包给毕伟超以及毕伟超于2016年9月15日收到莱芜百盛实业有限公司、陈建福支付的10万元工程预付款的事实，也印证了毕伟超与维京公司没有直接承包关系。因此，毕伟超的单方面陈述与事实不符，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3、维京公司与百盛公司之间不存在拖欠工程款问题。维京公司将涉诉工程承包给百盛公司后，大部分工程款已支付。由维京公司股东（时任维京公司负责人）郭磊通过个人账户分批转账给了百盛公司执行董事陈建福，共计金额为77万元。维京公司与毕伟超之间既不存在直接的工程承包关系，维京公司也没有拖欠陈建福、百盛公司的工程款。因此，本案涉诉工程款项应由毕伟超与陈建福、百盛公司之间另案处理，跟维京公司没有直接关联，维京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4、关于“竣工验收情况说明”书证的证明力。首先，维京公司从来没有给毕伟超出具任何书面证明材料。维京公司作为一家法人单位，公章的保管、使用都有固定的审批流程，具体经办人更是不可或缺。毕伟超提交的这份“竣工验收情况说明”加盖了维京公司公章，但毕伟超无法说明维京公司方出具这份材料的经办人，因此，该证据来源缺乏合理性。其次，工程验收无维京公司经办人参与，不符合基本常理。工程验收必须要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参与，对施工情况必须要出具书面的验收意见，由经办人签字确认，这是建筑工程施工基本管理规定。但毕伟超提供的该份证据中，虽然以维京公司的名义出具，但没有维京公司方经办人的签字，毕伟超无法说明维京公司方参与验收的具体经办人，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工程验收不可能是单方的，因此，该证据的内容缺乏合理性。再次，工程验收与结算应分属不同的两个环节。按照建筑工程行业惯例，先对工程的施工范围、实际施工量、施工质量进行验收，然后出具书面验收报告，再根据验收报告的结论再进行工程款项的计算和结算。毕伟超提供的证据中，没有维京公司方经办人的意见或者验收报告作为依据，验收同时跨越结算一步到位，这不符合工程施工的常规程序。因此，该证据内容的程序缺乏合理性。最后，毕伟超证据中的公章已挂失声明作废。毕伟超提供的该份证据，加盖了维京公司公章（备案号码：XXXX），该公章于2016年11月21日由维京公司在莱芜日报登报挂失声明作废。如果毕伟超提供的该份证明的印章形成时间在2016年11月21日之后，那么维京公司有理由怀疑毕伟超涉嫌伪造虚假证据，故意恶意诉讼。因此，维京公司当庭提出申请，请求法庭对该份证据的文字、公章形成时间、毕伟超签字时间进行司法鉴定，请法庭依法予以支持。5、毕伟超提交的两份证据内容互相矛盾。根据毕伟超提交的证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证据中最后一页发包人为陈建福、百盛公司，承包人为毕伟超，没有维京公司方任何人的签字或盖章。如果法庭采信该证据，那么说明本案涉诉工程确实是陈建福、百盛公司承包给毕伟超。但是毕伟超提交的证据“竣工验收结算情况证明”中，却出现了“毕伟超承包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地面工程施工”，目的是要证明本案涉诉工程是由维京公司承包给毕伟超。上述两份证据均由毕伟超提供，但证据内容和证明目的却互相矛盾，缺乏合理性和可信度。综上所述，维京公司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毕伟超给陈建福、百盛公司出具的工程预付款收条、维京公司股东郭磊支付百盛公司法人陈建福的工程款付款凭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基本还原了本案涉诉工程承包的基本事实，足以推翻毕伟超提交的“竣工验收情况说明”。一审法院未考虑种种疑点，特别是未考虑维京公司提交的合同中的印章加盖主体，而是片面的认为毕伟超提交的合同中未加盖印章所以维京公司的印章是后来加盖的，亦未考虑印章形成时间，也没有任何证据推翻郭磊和陈建福之间的转账，径行认定毕伟超与维京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首先，维京公司申请郭磊出庭作证，法庭并没有要求郭磊出庭作证，这对于查清事实尤为不利，特别是原告已经提交了郭磊的书面证言且提交了转账记录，一审法院仍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属于程序违法。其次，维京公司申请追加陈建福、百盛公司作为本案被告，这对于查清本案事实意义重大，虽然一审法院未能联系到陈建福，但是如果一审法院在报纸或媒体上公告送达亦能起到相应的法律后果，但一审法院并未送达，这不仅仅侵犯了维京公司权益，亦侵犯了陈建福、百盛公司的权益。最后，一审法院在委托鉴定机构对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机构未得出形成时间先后的结论，维京公司随即联系了另外两家鉴定机构，且鉴定机构均回复可以做，维京公司于是将联系方式提交一审法院，但是一审法院未对外委托径行作出判决，严重侵犯了维京公司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如果客观事实是“说明”中印章加盖时间在印章挂失之后，且鉴定机构能够得出结论，径行作出判决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放纵。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敬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撤销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2018）鲁1202民初5785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维京公司不承担责任。毕伟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认充分，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维京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维京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人，其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一审中，维京公司与毕伟超提交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内容完全一致，第一页抬头发包人处明确写明发包人是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工程名称：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地面，施工范围：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地面，工程师一栏载明发包人现场代表是陈建福，从以上合同主要条款看该工程的发包人即为本案维京公司，陈建福作为发包人的现场代表签署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因此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应由维京公司承担，维京公司要求追加陈建福为被告，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维京公司无证据证实其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了百盛公司。1、虽然一审维京公司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发包人落款处加盖了莱芜百盛实业有限公司的（以下简称“百盛公司”）合同专用章，但是并不能因此证实维京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了百盛公司，更不能证实百盛公司与毕伟超之间的承包关系，况且毕伟超持有的合同中并未加盖百盛公司印章，无法确认百盛公司公章的真伪，即使公章是真实的，基于维京公司与陈建福之间的关系，毕伟超有合理理由怀疑，维京公司是为了逃避此债务或将债务转嫁给没有履行能力的百盛公司而后期加盖的。2、毕伟超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在反面书写“收到预付款”时，涉案合同落款处只有陈建福的签字，毕伟超也非常明确的写明是收到莱芜维京公司（即本案维京公司）预付款，而并非书写的“收到百盛公司、陈建福预付款”。从该点也可以看出，毕伟超认可且只认可维京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人。3、退一步讲，即使维京公司将涉案工程承包给百盛公司，维京公司作为建设方，无证据证实向百盛公司支付过涉案工程款，其也应在欠付工程款数额内承担支付责任。维京公司在一审提交公司股东郭磊与陈建福的转账明细，三笔汇款的形成时间与双方合同约定的支付工程款的时间不一致，且有60万元形成于合同签订之前，众所周知，现在的建筑行业，一般都是承包人先行垫资施工，发包方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款，因此维京公司辩称是支付的涉案工程款，不符合常理。且维京公司作为法人单位，支付工程款时应通过公司的公户，而不能用股东或者个人的账户，即使用个人账户支付工程款，那么也应让收款人出具收到条或者开具正规发票，因此维京公司仅以郭磊与陈建福之间的转账记录，不足以证实是支付的涉案工程款，更无法证实郭磊与陈建福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是否存在其他形式的经济往来。三、毕伟超提交的《车间地面混凝土施工竣工验收情况说明》合法有效，应作为定案依据。1、一审时，毕伟超提交的加盖维京公司公章的《车间地面混凝土施工竣工验收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足以证实毕伟超的施工情况，维京公司欠付毕伟超工程款的数额。一审法院按照司法鉴定程序对公章的真实性和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司法鉴定部门也对此作出鉴定报告认定：所盖印章是真实的，打印字迹及印文的形成时间因技术所限无法确定。这足以说明该“情况说明”是维京公司出具，是维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维京公司要求重新鉴定形成时间，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该鉴定机构是全国比较权威的鉴定机构，他们都无法作出，试问维京公司联系的其他两家鉴定机构又是依据什么技术手段做出？作出的结果又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是否是维京公司事先与鉴定机构恶意串通后，准备做出虚假的形成时间？上述种种可能性毕伟超都有理由合理怀疑。2、维京公司自称自己是一家法人单位，公章的保管、使用都有固定的审批流程，那么该公章就不可能随便丢失，也不可能落入毕伟超手中，这就足以证实“情况说明”中的公章是由维京公司加盖。维京公司无证据证实该公章是形成于其挂失公章之后，且公章挂失并不等同于丢失，并不能因其公章挂失过，就否认毕伟超提交的情况说明的客观真实性。维京公司挂失公章的目的也不排除是为了规避债务或者其他目的。3、维京公司参与验收的整个过程，在验收合格后一并出具验收情况、工程量及工程款的说明，合情合理合法。况且毕伟超作为施工主体，也是法律地位上的的弱势群体，在验收时，只要建设方无任何意见，能给出具验收合格的情况说明，毕伟超不会过多的去考虑出具说明的形式，且对于一个不太懂建设工程法律条文的自然人来说，让毕伟超做到处处符合建设工程规范或者条例，实属强人所难。至于维京公司的经办人为何没有签字，与毕伟超无关，维京公司也不能因其盖章行为不符合其公司内部管理，便否定公章的效力以及出具的情况说明的效力。综上，维京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维京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毕伟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维京公司支付毕伟超工程款9072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维京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4日，维京公司（发包人）与毕伟超（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毕伟超为被告施工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地面工程，发包人现场代表为陈建福，承包人现场代表为毕伟超，合同工期为30天，工程量约为12960㎡，平方单价为70元，合计907200元，实际工程价款以竣工验收为准。结算方式为按实结算，价格一次性包死不再调整，双方约定按实际测量的平方米造价进行核算。发包人按工程进度拨款，承包人完成总工程量10%时，发包人支付10万元工程款，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三个月后付至总工程款的95%，余5%作为质量保证金，一年后无任何质量问题，无息退还。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在合同落款处，发包人处由陈建福签字捺印，承包人处由毕伟超签字捺印。2016年11月10日，维京公司为毕伟超出具车间地面混凝土施工竣工验收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地面硬化工程由毕伟超承包施工完毕，施工过程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工程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质量达到合格标准。发包方已将车间投入使用。现双方现场实际测量，承包人共计硬化车间地面12960平方米，按照合同约定单价70元/㎡计算，工程款共计907200.00元，特此说明”。发包人维京公司盖章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情况说明有异议，申请对该说明内容打印时间、印章盖章时间及印章真伪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2019年6月13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16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不能确定标称日期为“2016年11月10日”、发包人为“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承包人为“毕伟超”的《车间地面混凝土施工竣工验收情况说明》原件上打印字迹的形成时间。2、不能确定标称日期为“2016年11月10日”的《车间地面混凝土施工竣工验收情况说明》原件上发包人处“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红色印文的形成时间。3、标称日期为“2016年11月10日”的《车间地面混凝土施工竣工验收情况说明》原件上发包人处“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红色印文与共检的编号为“XXXX”的《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第三联原件上同名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另查明，被告也提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一份，该合同内容与原告提交的合同内容一致，只是在合同落款处发包人处除陈建福签字外，另加盖了莱芜百盛实业有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该合同背面，毕伟超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工程预付款100000元（莱芜维京地面工程）大写（拾万元整）。毕伟超2016年9月15日”案外人郭磊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陈建福支付款项770000元。2016年11月21日，被告在莱芜日报中缝刊登声明，内容为“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公章（防伪号：XXXX）丢失，声明作废。”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原告与被告提交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来看，两份合同内容一致，抬头发包人处均列明发包人为维京公司，工程师一栏载明发包人现场代表为陈建福，原告有理由相信涉案工程是由被告发包给原告进行施工。被告辩称其公司与陈建福之间是承包关系，但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虽然被告提交的合同中发包人落款处加盖了莱芜百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但原告持有的合同中并未加盖该公司用章，一审法院无法确认盖章是否是事后另行加盖，因此对被告主张涉案工程是由莱芜百盛实业有限公司转包给原告施工这一观点不予认可。陈建福作为发包人现场代表签署合同的行为可认定为职务行为，涉案工程的相对方应为原告毕伟超与被告维京公司，因此被告维京公司要求追加陈建福为被告，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准许。退一步讲，即使被告维京公司与陈建福之间系承包关系，但被告维京公司作为建设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向陈建福支付过涉案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发包方应在欠付数额内承担支付责任。因本案所涉工程款数额明确，因此被告维京公司也应在本案所确认的工程款欠付数额内承担支付责任。另外，被告虽然提交了案外人郭磊与陈建福的银行转账记录，但该转账记录不足以证实郭磊向陈建福所转款项就是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更无法证实郭磊与陈建福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及是否存在其他形式的经济往来，被告在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后并未让证人郭磊按时出庭接受质询，因此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毕伟超作为实际施工人没有相应的建筑资质，涉案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于2016年11月10日出具的竣工验收情况说明可以认定涉案工程工程造价共计907200元。被告虽对该说明有异议，但经鉴定可以确认说明中被告所盖公章与被告提交的《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中所盖公章一致，可以认定该说明系被告出具，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被告登报声明公章丢失的时间与该说明出具的时间相隔11天，同时经依法委托，鉴定机构无法对打印字迹的形成时间及印文的形成时间进行确定，因此被告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说明是在公司公章丢失后所出具，对被告的该项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时该鉴定报告系一审法院委托有鉴定资质的机构所作，打印字迹的形成时间及印文的形成时间无法确定是技术所限，被告要求重新鉴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因此对被告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关于毕伟超是否收到过10万工程款的问题，原告认可被告提交的收到条是其本人书写，但否认已收到该款项，在此情况下，原告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举证不能，则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因此一审法院对原告已收到10万元工程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要求的工程款中应扣除该10万元。关于原告要求的利息，因原被告双方未对利息进行约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可按照中国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以761840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0日（根据合同约定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三个月后付至总工程款的9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4536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1日（根据合同约定余5%质保金一年后无质量问题付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判决：一、被告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毕伟超工程款80720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以761840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0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4536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1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436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9956元，由原告毕伟超负担148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应当追加陈建福、百盛公司参加诉讼；维京公司与毕伟超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毕伟超向维京公司主张工程款有无合同依据；二、涉案的2016年11月10日的竣工验收说明能否作为毕伟超施工工程的结算依据；三、一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关于焦点问题一，本案是否应当追加陈建福、百盛公司参加诉讼。本案一审中，毕伟超、维京公司就涉案工程分别提交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两份合同的打印格式略有不同，但合同抬头、内容完全一致，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明确载明发包方现场代表为陈建福。毕伟超提交的合同中甲方仅有陈建福签字，维京公司提供的合同中甲方由陈建福签字并加盖了百盛公司公章。维京公司提供的合同抬头中甲方为维京公司，但是在最后落款中加盖却是百盛公司的公章，两处存在矛盾之处。此外，维京公司主张其将涉案工程承包给了百盛公司，后由百盛公司与毕伟超签订施工合同，但维京公司一直未予提交其与百盛公司或陈建福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故维京公司主张将涉案工程转包给了百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维京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将涉案工程转包给了百盛公司或陈建福，且在本案中涉及的两份维京公司与毕伟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均明确载明陈建福为发包人现场代表，故其要求追加百盛公司及陈建福，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维京公司与毕伟超于2016年11月10日签订了《车间地面混凝土施工竣工验收情况说明》一份，该份说明中加盖的维京公司的公章经鉴定系与维京公司提交的《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中所加盖公章一致。维京公司主张该其单位公章已经丢失，并已登报，但维京公司登报丢失其公章的日期为2016年11月21日，晚于涉案竣工验收情况说明出具时间，且经过鉴定无法对打印字迹的形成时间及印文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故维京公司主张涉案竣工验收情况说明系公章丢失后形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间地面混凝土施工竣工验收情况说明》系维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予以采信并无不当。该竣工验收情况说明中明确载明涉案工程的发包人为维京公司，承包人为毕伟超，与毕伟超提供的合同记载能够相互呼应，故一审法院以此认定维京公司将涉案工程交付毕伟超施工，维京公司与毕伟超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通过上述焦点一的分析，《车间地面混凝土施工竣工验收情况说明》中维京公司公章系维京公司的真实公章，该情况说明系维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情况说明系维京公司与毕伟超就毕伟超施工工程施工完毕后工程价款的结算，维京公司应按该情况说明向毕伟超支付工程款。关于焦点三，一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1、关于维京公司主张的申请追加陈建福、百盛公司参与本案诉讼的问题。本院在上述焦点问题一中已经论述，维京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与陈建福、百盛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未予追加陈建福、百盛公司并无不当。2、关于证人郭磊的问题。一审庭审中，维京公司仅提交了郭磊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转账记录等，并未申请证人郭磊出庭作证。3、关于对《车间地面混凝土施工竣工验收情况说明》中维京公司公章形成时间的重新鉴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本案中，一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16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报告系一审法院委托有鉴定资质的机构所作，打印字迹的形成时间及印文的形成时间无法确定是技术所限，维京公司虽提出重新鉴定意见，但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重新鉴定的情形，故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综上，经审查，一审法院程序并无违法之处。综上所述，维京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72元，由上诉人莱芜维京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静审判员 李莎莎审判员 焦玉兴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赵雪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