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603民初2727号 原告：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二分公司，营业场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负责人：吴方轲，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楠，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荣龙，四川律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绵竹大地红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竹市。 法定代表人：曾维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金林，四川仁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营业场所四川省德阳市。 负责人：李建平，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四川维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二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储公司）与被告四川绵竹大地红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运公司）、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诉讼中，原告申请将被告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诉讼主体地位由被告变更为第三人，本院予以准许。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楠、唐荣龙、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金林、第三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储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截止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15日止尚欠的仓储保管（监管）费123.29万元，从起诉之日按贷款利率标准计息至实际付完为止；2.判令被告按每年30万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从2019年7月16日起至合同实际解除之日期间的仓储保管（监管）费；3.判令原告对现存放于红运公司（绵竹市什地镇场镇）19号罐、23号罐、25号罐、28号罐的原酒（合计约927吨）和存放于绵竹市观鱼镇范存村宣公酒厂的214坛原酒，依法享有留置权，且对该等原酒依法拍卖、变卖、变价后在上述尚欠仓储保管费本息额度范围内优先于第三人的质押担保债权受偿；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撤回请求渤海银行支付监管费的相关诉讼请求；将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保管（监管）费调整为1090126元并明确监管费的计算标准为2012年12月至2015年7月期间（共计32个月）按每年30万元的标准计算、2015年8月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共计47.5个月）按每年20万元的标准计算；将第2项诉讼请求中的计算标准调整为每年20万元；将第3项诉讼请求中存放于绵竹市观鱼镇范存村宣公酒厂的214坛原酒依法享有留置权并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撤回。事实和理由：被告在向第三人贷款过程中，将其所有的存放于绵竹市什地镇场镇的19号罐、23号罐、25号罐、28号罐等原酒（以下简称案涉原酒）作为动产质押担保物质押给第三人。第三人作为质权人，委托原告对上述质物提供仓储保管（监管）服务。三方于2014年2月13日签订了《动产质押与监管协议》，约定仓储保管和监管费用由被告支付给原告且约定仓储保管和监管费用标准为每年30万元，从2015年7月开始，三方将仓储保管和监管费用标准调整为每年20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义务，至今仍对上述质物提供仓储保管（监管）服务，但被告未按期足额向原告支付仓储保管（监管）费。截止2019年7月15日，被告尚拖欠原告仓储保管（监管）费1090126元。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遂诉讼来院。 红运公司辩称，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责任的事实不清，具体有两点：1.原被告双方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动产质押和监管协议是监管协议，不是保管协议，保管义务及责任风险是由被告自己承担，根据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原被告之间的监管法律关系于2015年1月27日终结，原告根据法院通知指定承担保管义务，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畴；2.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3.被告从2013年1月以来共向原告支付监管费1491540元，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辩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第三人认可原告的留置权优先于第三人的质权；根据协议约定，被告具有支付仓储保管费的义务，与第三人无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2月31日，中储公司（监管人）、红运公司（出质人）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质权人）签订《动产质押与监管协议》（渤成分动产监管（2012）第5号，以下简称监管协议一），约定：监管人同意接受质权人的委托，代理质权人对质物进行监管和管理；质物以附件2《质物清单》列明的为准，质物品种的变更由质权人和出质人决定，并通知监管人；4.监管人的监管义务，监管地点为：绵竹市新市镇范存村四组51号，监管期间从监管人发出确认后的《质物清单》之日开始，至质权人书面通知监管人全部质物解除质押时终止；7.费用及支付方式：7.1三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对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运杂费、装卸费、检验费、印花税等因质物仓储保管和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出质人承担；7.2三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质物的监管费用按照如下约定收取：收费标准：按授信敞口的1%每年收取，全年合计30万元整，支付时间：按年度预付，支付方式：转账；7.3出质人如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本条规定的相关费用，监管人应书面通知出质人付款，如出质人未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付清所欠款项，监管人应书面通知质权人；9.质权的实现9.3质权人依据本协议处分质物时，出质人和监管人不得设置任何障碍，或采取任何可能妨碍或延迟质权人根据本协议处分质物的任何行动（监管人依法行使留置权的行为除外）；10.违约责任：因出质人的原因对监管人造成损失的，出质人应对监管人承担全额赔偿责任；三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约定。三方分别在合同尾部加盖其单位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私章。附件2质物清单中载明：原酒157吨，质权人确认单价：7.85万元/吨；原酒484吨，质权人确认单价：6.65万元/吨；原酒313吨，质权人确认单价：3.45万元/吨。红运公司在出质人处加盖印章，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在质权人处加盖印章，中储公司在监管人处加盖公司质押监管部业务专用章。 2014年2月13日，中储公司（监管人）、红运公司（出质人）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质权人）签订《动产质押与监管协议》（渤成分动产监管（2013）第6号，以下简称监管协议二），约定：监管人同意在其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仓库或场地为质权人监管质物，监管地点：绵竹市什地镇场镇；监管费支付时间按季度预付，其他内容与监管协议一一致。同日，三方签订《补充协议》，对监管协议二16条其他约定条款进行变更。2014年2月14日，附件2质物清单载明：监管人确认已收到下述货物，知晓下述货物已被出质人质押给质权人，监管人将按照编号为渤成分动产监管（2013）第6号《动产质押与监管协议》的规定代理贵行履行占有、监管责任。名称：原酒（18#罐），重量：614吨，质权人确认单价：8.88万元/吨。三方分别在该《质物清单》尾部加盖印章。庭审中，三方一致认可签订协议后，中储公司对绵竹什地场镇的原酒履行监管保管义务至今，但红运公司认为双方的监管保管合同自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储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之日已终结，原告根据法院指定承担保管义务，被告不应当再支付监管费；原告自认三方从2015年8月起将监管费变更为20万元/年。 2014年7月18日，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向中储公司出具编号为渤成分质变通知（2014）第1号《质物变更通知书》，载明：按照我行、贵公司以及四川绵竹大地红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质人）三方签订的编号为渤成分动产监管（2013）第6号的《动产质押与监管协议》，现四川绵竹大地红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质人）拟对质物进行变更，我行已审核同意。请贵公司根据下列入库清单为其办理货物入库验收手续。此次质押货物变更的类型为增加质押货物，增加的质物以本清单列明的数量为准。货物入库质押清单：原酒23#，重量303吨；原酒28#，重量394吨。2014年11月28日，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向中储公司、红运公司出具编号为渤成分质变通知（2014）第3号《质物变更通知书》，载明质押清单：名称：18#罐原酒，重量：613吨，数量1罐；名称：19#罐原酒，重量：258吨，数量1罐；名称：23#罐原酒，重量：305吨，数量1罐；名称：28#罐原酒，重量：261吨，数量1罐。2015年7月10日，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向中储公司、红运公司出具编号为渤成分质变通知（2015）第1号《质物变更通知书》，载明货物入库质押清单：名称：25#罐原酒，重量：113吨，数量1罐；质物出库清单：名称：18#罐原酒，重量：113吨，数量1罐。同日，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出具渤成分质变通知（2015）第2号《质物变更通知书》，载明质物出库清单：18#罐原酒，重量：500吨，数量1罐。 2015年7月10日，中储公司（监管人，丙方）与红运公司（出质人，乙方）签订《监管服务合作协议》，约定：一、监管场所（一）租赁合作1、按照监管协议要求，乙方同意将位于绵竹市，仓位位于绵竹大地红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内，面积共计5000平方米的仓库／货场，租给丙方作为监管场所，用于存放乙方向质权人质押的货物；2、费用及期限乙方同意将其仓库／货场以壹元租金租赁给丙方，乙方向丙方出具收据；租赁期限与监管协议监管期一致，如到期后，双方仍有业务未处理完毕，本协议顺延至相关业务办理完毕时终止；六监管费用监管协议关于监管费用中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监管费用在（附件3）《费用约定书》中约定；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约定。附件3《费用约定书》中约定收费标准、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与监管协议二一致。 2013年3月29日，红运公司向中储公司转账支付150000元，备注：监管费；2013年9月2日，红运公司向中储公司转账支付150000元，备注：监管费；2014年1月26日，红运公司向中储公司转账支付200000元，备注：监管费；2014年4月29日，红运公司向中储公司转账支付200000元，备注：监管费；2014年12月18日，红运公司向中储公司转账支付200000元，备注：监管费；2015年4月3日，红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维华向中储公司转账支付375000元，备注：监管费；2016年5月24日，王飞通过工商银行向中储公司转账100000元；同日，红运公司出具《委托书》，载明：我公司四川绵竹大地红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王飞将此次所付购买我公司酒款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整（小写￥100000.00）划入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二分公司用于支付监管费，该委托书尾部注明：情况属实已收到!2016年5月24日我公司收到王飞付款壹拾万元正于账号81×××79并加盖中储公司财务专用章；2016年9月19日，中储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四川绵竹大地红运酒业（光大银行）货物冲抵监管费用￥81540.00；2017年2月9日，中国工商银行自助终端凭条载明：汇出卡号：62×××＊9，收款人账号：81×××81，收款人姓名：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二分公司；2019年2月21日，羊衣鸿向中储公司转账汇款20000元，附言：付渤海银行贷款监管费。中储公司从2013年1月4日至2016年4月23日期间共计向红运公司开具通用手工发票29张，金额共计1650000元，其中备注为“渤海”的发票金额为750000元。诉讼中，红运公司抗辩称已向中储公司支付监管费1491540元（含渤海银行和光大银行两个监管项目）并提供上述付款凭证予以证实；原告认可收到红运公司支付的1491540元，但其中950000元系光大银行监管项目监管费，应当予以扣除；2017年2月9日、2019年2月21日分别收到的20000元为红运公司支付宣公酒厂监管费，与本案无关，应当予以扣除；红运公司实际向中储公司支付什地场镇监管费501540元，红运公司还应向中储公司支付监管费1090126元。 另查明，2015年1月27日，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储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1、查封、冻结被申请人四川绵竹大地红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存放在公司内18号罐原酒（优级）613吨、19号罐原酒（二级）258吨、23号罐原酒（优级）305吨、28号罐原酒（优级）261吨以及存放在四川省绵竹宣公酒业有限公司251坛约200吨原酒；2、上述财产本院已查封、冻结，你公司需妥善保管，保证数量及质量，如有灭失，本院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2019年8月29日，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红运公司原酒927吨进行网络拍卖并以15000000元的价格成交。 还查明，2013年3月30日，中储公司（监管人）与红运公司（出质人、借款人）以及案外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蜀汉路支行（质权人）（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及合作协议》，约定红运公司向中储公司支付监管费，收费标准30万元/年。2016年6月17日，光大银行向中储公司出具《解除质押监管通知书》，通知中储公司的监管职责自接到通知之日解除。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动产质押与监管协议》（渤成分动产监管（2012）第5号）、《动产质押与监管协议》（渤成分动产监管（2013）第6号）、《监管服务合作协议》、《解除质押监管通知书》、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协助执行通知书》、《四川省成都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银行回单、收据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第三人分别签订监管协议一、二，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三方有约束力。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监管保管义务，被告红运公司应按协议约定履行支付监管费的义务。监管协议一约定监管费的支付时间为“按年度预付”，即被告红运公司应在签订协议当日预付2013年度的监管费，而该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应计算2012年12月的监管费，原告主张从2012年12月起计算监管费明显不当，本院予以调整，监管费应从2013年1月起开始计算；监管协议二中约定监管费的支付时间为“按季度预付”，即被告红运公司应从2014年起的每个季度最后一日前预付下一个季度的监管费，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3年1月至监管协议二终止或解除之日的监管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自愿将2015年8月起至监管协议二终止或解除之日的监管费调整为20万元／年系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即监管费的计算方式为2013年1月至2015年7月期间：31个月×（30万元／年÷12月）=775000元；2015年8月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47.5个月×（20万元／年÷12月）=791667元；2019年7月16日至监管协议二终止或解除之日止的监管费按20万元／年计算，故被告红运公司2013年1月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应向原告中储公司支付的监管费为1566667元，对超出部分不予以支持。根据被告红运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证实，红运公司从2013年1月以来共计向中储公司支付监管费1496540元，含渤海银行和光大银行两个监管项目，红运公司抗辩已支付1491540元属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中储公司认可收到红运公司所支付款项，并认为其中950000元系红运公司支付光大银行项目监管费，结合原告提供的与红运公司、案外人光大银行签订的监管协议及解除质押通知等证据及双方陈述，本院对原告认可其中950000元系红运公司支付光大项目监管费的事实予以确认，并从红运公司已支付的总金额中予以扣除；中储公司认为剩余款项中的40000元为红运公司支付宣公酒厂的监管费，因案外人羊衣鸿转账的20000元仅备注为渤海银行监管费并未备注宣公酒厂监管费，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该20000元为宣公酒厂监管费，故应认定为该20000元为红运公司向中储公司支付什地镇场镇监管费，不应当予以扣除；2017年2月9日转账的20000元并未备注用途，原告认可收到但未提供证据证实系宣公酒厂监管费，本院仍认定为红运公司向中储公司支付什地镇场镇监管费，亦不应当予以扣除。综上，红运公司已向中储公司支付2013年1月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监管费546540元，还应向中储公司支付上述期间的监管费1020127元并按20万元／年的标准支付2019年7月16日至监管协议二终止或解除之日止的监管费。关于红运公司抗辩法院的查封行为系司法行为，不属民事案件范畴，监管协议已于法院查封之日终止，红运公司不应当再支付监管费的意见，本院认为，法院的查封行为确系司法行为，但该行为仅为便于案件执行而采取的限制处分措施，并未引起监管协议的终止或解除，中储公司在法院查封案涉原酒后仍按监管协议履行保管监管义务，红运公司仍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不能将法院查封行为作为拒绝付款的正当理由，对红运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以采纳。 关于利息，红运公司迟延付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储公司主张红运公司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23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中储公司是否对存放于什地场镇19号罐、23号罐、25号罐、28号罐的原酒享有留置权并优先于第三人受偿，本院认为，红运公司将案涉原酒质押给第三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享有案涉原酒的质权，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又将案涉原酒交于中储公司保管、监管，中储公司根据监管协议合法占有质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款“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及第二百三十九条“同一动产上已设立抵押权或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之规定，红运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监管费，中储公司对案涉原酒享有留置权且优先于第三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质权受偿，且第三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此并无异议，本院予以支持。 中储公司撤回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并撤回请求红运公司支付宣公酒厂监管费的相关诉讼请求，均系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绵竹大地红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二分公司支付2013年1月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的监管费1020127元及资金利息（计算方式：以1020127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2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支付上述款项，则利息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四川绵竹大地红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应向原告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二分公司支付绵竹市什地镇场镇后续监管费（计算方式为：从2019年7月16日起至渤成分动产监管（2013）第6号《动产质押与监管协议》终止或解除之日止，按照20万元/年的标准计算）； 三、原告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二分公司对现存放于绵竹市什地镇场镇的19号罐、23号罐、25号罐、28号罐原酒依法享有留置权，并在本判决第一、二项债务限额范围内对上述原酒拍卖、变卖、作价的款项优先于第三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受偿； 四、驳回原告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二分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87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0870元，由被告四川绵竹大地红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英 人民陪审员 李 艳 人民陪审员 骆如健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法官 助理 张华敏 书 记 员 杨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