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13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利军，男，1961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超，河北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花，河北厚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利霞，女，1968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高彦芳，女，1958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原审被告：高利敏，女，1963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上诉人高利军因与被上诉人高利霞，原审被告高彦芳、高利敏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4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利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超、李梦花，被上诉人高利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原审被告高彦芳、高利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利军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的（2019）冀0102民初490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诉争房屋登记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父亲高级昇名下，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房屋所有人为高级昇，被上诉人提供证据明显不足，无法认定诉争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1.上诉人在石家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了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存根、石家庄市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证据，显示诉争房屋登记在高级昇名下，且房屋共有情况也不显示被上诉人，非被上诉人的房产。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住房协议书、维修基金缴交约定书、石家庄市出售公有住房价格凭证、售房发票、收据等证据，以上证据也恰好证明实际购房人为高级昇而非被上诉人。2.一审法院认定诉争房产归被上诉人所有的证据并不充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该诉争房产的归属。首先，买房证明并非是高级昇亲自书写，系高级昇之弟高某2书写，其真实性本就存疑，即使存在一份买房证明，该证明的内容也仅是说到诉争房屋由被上诉人出资，被上诉人夫妇居住在此，装饰费、水电费、暖气费由被上诉人缴纳，并不存在任何关于房屋归属的言词，居住并不能改变房屋产权的归属，这本就是房屋实际使用者应当负担的各项费用，不能因此就认为房屋实际使用者即为房屋所有人；其次，高某1、高某2的证人证言可以为他人所左右，受他人控制，证人证言应当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否则其证明力较低，且在一审开庭过程中，二证人说辞存在多处不一致，例如出具买房证明时在场人数描述不一致，分得两套房的时间不符合实际情况等，基于此，对证人证言应当不予采信；再者，96年集资建房分调房花名册也仅是说明被上诉人具有购房的资格，但是否实际购房应当以相关购房合同、房屋的登记情况为准，诉争房屋若真是被上诉人自己购买的房屋，那为什么在其具有购房资格的条件下不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去购买房屋并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呢？且在2003年第一次办理房屋产权证书时，被上诉人也未要求将诉争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待父母去世后才起诉确权，明显是想要将父母的房屋恶意占为己有。在办理房屋产权证书后至高级昇死亡的三年多时间内，被上诉人也从未向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更正登记。在购房时、办理房屋产权证书时以及办理房产证书后至高级昇死亡之前，被上诉人均有机会将房屋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但被上诉人均没有，可见该房屋本就不是被上诉人所有；最后，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物业管理处、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出具的证明，也仅说明根据当年的相关政策，可以分给被上诉人房屋一套，但该房屋实际分给了高级昇。另外，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住房协议书以及各项缴费凭证，可知购房人为高级昇，房屋销售单位为国营石家庄第五棉纺织厂（现常山北明公司第五分公司），现常山北明第五分公司又出具与住房协议书上载明的购房人相反的证明，本身前后矛盾，若购房人为被上诉人，为何刚一开始不直接与被上诉人签署住房协议，可见北明常山第五分公司及物业管理处罔顾事实，出具虚假证明，该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并且应当追究其作伪证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作出房屋归属所依据的证据存疑，且分调房花名册和证明虽然具有应然性，但不具有必然性，根据相关政策，虽有资格但并不一定实际购买，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应当以不动产登记情况来确定产权的归属。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均存在缺陷，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诉争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应当依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以不动产登记制度来确定房屋产权的归属，判决诉争房屋为高级昇所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调取的房屋登记信息显示诉争房屋登记在高级昇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第十条的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我国实行的是房屋登记制度，现诉争房屋登记在高级昇名下，房屋实际为高级昇所有。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并且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依据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并没有直接证明权属归属的证据，且许多证据本身就存在疑问，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依据的证据更是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一审法院据此规定作出判决，并不符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前提，已经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诉争房屋归属的事实，作出判决所依据的证据更是存在诸多缺陷，并不存在直接的证据证明诉争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望贵院依法查明事实，作出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高利霞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没有任何依据。首先，上诉人称诉争房屋登记在父亲高级昇名下，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不足，无法认定诉争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交的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相互印证诉争房屋虽然登记在高级昇名下，但并不表示其为真正的所有人，答辩人才系诉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其次，上诉人称买房证明并非高级昇亲自书写，高某1、高某2的证人证言为他人所左右，更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强词夺理；再次，本案最原始、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分调房花名册和常山北明第五分公司出具的证明，也是因为住房协议书与花名册等记载的不一致，才产生了本次的诉讼。上诉人以住房协议书与花名册等记载的不一致为理由，就认定答辩人方的证据系伪证，才真是罔顾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对法条的适用进行了掐头去尾的片面应用，是故意歪曲立法本意的曲解行为。一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全面整体的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完全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 高彦芳、高利敏答辩称，诉争的房子是高利霞自己掏钱买的，虽然是写的是父亲高级昇的名字，但是当时父亲问我们，我们都不要，最后是高利霞自己掏钱买的房子，而且一直住着。高利军没有掏钱，现在他说房子是父亲高级昇的说法是不对的。 高利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53号33栋1单元602号房屋归原告所有；二、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高利霞与被告高彦芳、高利军、高利敏系兄弟姐妹关系，原、被告父母高级昇、张秀文分别于2006年5月31日、2003年6月15日去世。位于桥东区（房产证号石房权证东字第××号）房屋登记在高级昇名下，取得房产证的时间为2003年1月6日。关于该房产的由来，高级昇、张秀文及原告高利霞原为石家庄市棉纺织厂（现名称为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高级昇之前租住的石家庄市棉纺织厂的公房拆迁，陆续分得两套房产，第一套房产于1994年分配，涉案第二套房产于1996年分配，由原告高利霞及其配偶、子女共同居住至今。石家庄市棉纺织厂96年集资建房分调房花名册显示“姓名高利霞，人口核对（按条件填写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2间已安排31＃（扣高级昇94拆迁）一间按子女排，应分（调）房1间，房号33-1-602，备注搬迁分套”。2000年5月10日，高级昇与国营石家庄第五棉纺织厂签订《石家庄市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该协议书显示高级昇付清涉案房屋全部购房款后对该房产拥有全部产权，该协议书落款购房人签字一栏显示为原告高利霞配偶史春来代签，相关维修基金缴交约定书、出售公有住房价格凭证均显示为史春来签字。 原告提交《买房证明》，该证明载明“我们家在棉五红房拆迁时分得两套单元房，其中一套（33栋1单元602）在94年集资买房时，我在征得全家成员同意，让次女高利霞买下，钱都是他们夫妇所出，前后共交清房钱1万3仟4佰另4元整，另交房产证钱120元以及后来他们房子的装饰费，平时单位每月扣的水电、煤气、暖气等费用一直都是高利霞、史春来夫妇自己的钱所交。我们从没给过他们任何的资金帮助。特此证明。高级昇2001年6月22日，证明人：妹高某1，我哥高级昇因右膀偏瘫不能写字，特嘱托当面代笔其弟高某2”，该买房证明显示高级昇、高某1、高某2签名处均按有手印。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高某1、高某2出庭作证，高某1称高级昇是其哥哥，棉五房改时按照当时的政策，三个人在棉五上班可分得两套房，当时高级昇、张秀文和原告在棉五上班就分得了两套房子，一套由高级昇、张秀文和高利军居住，另一套房子高级昇问其子女四人谁买，说谁买房子就是谁的，三被告都没有买，原告当时在棉五上班，就购买了该房产，买房证明上的文字均是其二哥书写，手印是各自按的，当时高级昇半身不遂，扶着能走，但头脑清楚；高某2称2001年5月左右，其到哥哥高级昇家吃饭，说起了涉案房产的事情，高级昇说当时谁出钱，房子就给谁，当时原告出的钱，高级昇也明确说涉案房产给原告，当时高级昇半身不遂，不能写字，于是他口述，高某2书写，其代高级昇签的名，高级昇本人按的手印。 2019年6月12日，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物业管理处出具证明载明“1996年我单位集资购房时，根据相关政策，分给整理车间乙班职工高利霞住房一套，房屋坐落和平东路53号棉五宿舍33楼1单元602室”，该证明显示另加盖有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印章。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尽管涉案房产登记在原、被告之父高级昇名下，但96年集资建房分调房花名册、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出具的证明、买房证明及高某1、高某2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涉案房产系原告购买，原告系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故原告关于确认涉案房产归其所有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判决：位于桥东区（房产证号石房权证东字第××号）房产归原告高利霞所有。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高利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石家庄市公证处2001年5月18日作出的（2001）石证民字第9257号公证遗嘱一份,用以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上诉人的父母高级昇、张秀文所有，买房时高利霞的出资只是垫付，因为高利霞婆婆家离高利霞上班的地方比较远，所以高利霞暂住在涉案房屋内，用以证明高级昇、张秀文夫妇已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将涉案房屋交由上诉人继承。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该公证遗嘱不认可。首先，该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其次，对该证据中高级昇、张秀文的亲笔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在立遗嘱时高级昇、张秀文均已瘫痪在床无法写字；最后，涉案房屋所有权不属于高级昇、张秀文所有，其无权处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原审被告高彦芳、高利敏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上边的字不是高级昇、张秀文亲笔写的，上边的见证人也不知道是谁。买房时高级昇、张秀文都有钱，不可能找高利霞垫资。 被上诉人为证明自己答辩意见，提供高利霞与上诉人高利军手机微信聊天截图一份，用以证明在一审开庭之前高利军就已经向被上诉人出示过该公证遗嘱的照片，但其一审开庭未作为证据提交，依法该公证书在二审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于高利军是否发过照片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需庭下核实，对此暂不予质证。二原审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同原审法院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涉案房产虽登记在案外人高级昇名下，但根据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可以认定涉案房产系被上诉人高利霞出资购买并一直在此居住的事实。结合原审被告高彦芳、高利敏的当庭陈述、被上诉人提供的书面证据及证人高某1、高某2出庭作证的证言，原审认定涉案房产虽登记在高级昇名下，但被上诉人才是房产实际所有权人的事实，并无不当。上诉人高利军认可被上诉人出资购买涉案房产的事实，但主张涉案房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记载应系高级昇所有，并在二审提供了一份公证遗嘱予以证明，但该公证遗嘱经质证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且该遗嘱内容也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高利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高利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秀云 审判员  寻 亚 审判员  高瑞江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雪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