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9民终13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男，汉族，1974年9月26日生，山西交控集团忻州南公司费收部（新广武站）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汉族，1997年9月5日生，住忻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2，女，汉族，1974年11月22日生，住忻州市。系杨某1母亲。上诉人董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902民初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某、被上诉人杨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董某上诉请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9)晋0902民初964号民事判决书在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三个方面存在严重错误,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原判决声称“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实际情况是此案根本就没有开庭,而且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都没有到庭,甚至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都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作为原审被告,从未收到过此案的开庭传票和通知,以及其他任何诉讼材料,没有出庭属于事出有因,因此原判决第一页倒数第二、三行的“董某辩称”部分,纯属子虚乌有。而且,上诉人也从未委托赵某作为诉讼代理人,直到领工资时发现忻府区人民法院已经冻结了名下所有银行账户,才知道忻府区人民法院的(2019)晋0902民初96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多次去忻府区人民法院,要求查阅、复制本案有关材料,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63条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卷宗中应当具备的以下材料,但是忻府区人民法院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四)委托他人代理诉讼的授权委托书或者口头委托笔录;(六)询问当事人笔录;(七)审理(包括调解)笔录;(九)送达和宣判笔录;(十一)诉讼费收据。该案卷宗中没有上诉人参与诉讼活动的签名或者手印。2、原判决将赵某作为原审被告的诉讼代理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而原判决写明赵某仅仅是上诉人即原审被告的同事,根本不符合以上规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而上诉人从未向法院提交过授权委托书,也从未提交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的相关材料。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律师应当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材料。原判决将李树强律师作为原审原告的诉讼代理人,是否符合以上规定，请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明查。二、原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此案根本就没有开庭,即便是按照规定开庭,在原审原告没有到庭的情况下,原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又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可见,此案本来应该按撤诉处理,忻府区人民法院却作出(2019)晋0902民初964号民事判决,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双重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此,即便是上诉人没有出庭答辩,但从被上诉人的起诉状、诉讼请求和原判决的“经审理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显而易见以下事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形成了委托关系,委托上诉人为其寻找工作,并预付了60000元作为报酬。但是被上诉人却在仅仅3天后即违约,要求解除合同。因为被上诉人违约在先,所以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等规定,要求被上诉人支付40000元报酬,也就是说只退还被上诉人20000元。而且,原判决“经审理查明”忻府区公安局已经协调处理了此纠纷。众所周知,忻府区公安局作为具有处理民间纠纷职能和权力的国家机关,其处理结果是有法律效力的,既然在上诉人退还被上诉人20000元后,并没有作出要求上诉人再退还的书面决定,而且被上诉人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同意再退还其40000元,那么,原判决将60000元认定为被上诉人“预付的费用”纯粹是于法无据,更何况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也并不能证明这60000元就是“预付的费用”。2、原判决在认定事实存在以上严重错误的同时,故意适用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的各种法律条文,而对应该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等以上法律条文却故意视而不见,甚至在双方从未约定利息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给付利息。杨某1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董某归还40000元及从2015年8月9日起至还清为止同期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利息；2.董某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9日，杨某1经人介绍认识董某，给付董某60000元，董某承诺为杨某1在大西高铁站安排工作。三天后，杨某1了解到高铁暂时不通车，打电话与董某沟通退款，董某说：以前有几个找工作的都是退一两万元了事，你的事以后再说。2018年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通过忻府区公安局民警协调董某退还了20000元，剩下的40000元答应在农历正月十五结清，但一直未履行承诺。为此，诉至法院，望判令所请。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某1经本村崔云峰介绍认识了崔云峰的亲戚董某，董某称60000元能给杨某1在大西高铁站安排工作。2015年8月9日杨某1在崔云峰家交给董某人民币60000元，董某书立收到杨某1人民币陆万元整的收据一支。三天后，杨某1了解到高铁暂时不通车遂打电话与董某沟通退款，董某未予退款。2018年2月13日通过忻府区公安局民警协调董某退还了杨某120000元，余款40000元一直未予退还。原审法院认为，杨某1委托董某为其寻找工作，并预付了60000元费用，双方形成了委托关系，受托人董某应当按照委托人杨某1的要求亲自处理委托事务，并及时向杨某1报告相关处理情况。同时委托合同无论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杨某1在付款三天后要求解除委托合同，董某未提供因处理委托事务产生费用的相关证据，故杨某1预付的费用60000元董某应当全部予以返还，现董某已返还了20000元，杨某1诉请的余款40000元以及相应的利息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为，董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日内返还杨某1人民币4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从2015年8月9日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如董某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元、诉讼保全费420元由董某负担。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开庭时，上诉人董某向法庭提供赵某证言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杨某1家人把钱给我，我把钱给了赵某，赵某又把钱给了办事的人，让被上诉人杨某1去上班，杨某1不去，所以我不应该退钱。被上诉人杨某1的代理人不认可该证言。本院认证意见为，结合本案在公安机关的询问及调解，上诉人董某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上诉人董某已给杨某1办理好上班事宜，且证人赵某与董某在本案中的特殊关系，也并未出庭作证，故对该份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审判决是否适当。经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董某在一审法院邮寄起诉状及开庭传票后退回，承办人电话联系董某，董某委托朋友赵某参加了一审庭审，一审程序正当。上诉人董某与被上诉人杨某1形成委托关系，委托其找工作，预付6万元作为报酬，因未完成委托，被上诉人杨某1要求上诉人董某退还6万元的委托费。上诉人董某与被上诉人杨某1在忻府区公安局协调处理了此事。上诉人董某退还被上诉人杨某12万元，忻府区公安局是作为处理刑事案件的单位，并未就该民事案件了结，被上诉人杨某1要求上诉人董某退费4万元及占用其利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适当，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董某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董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左长军审判员 刘 勇审判员 王晓华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