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29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康丰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白沙街道盛华村四社。 法定代表人：陈云康，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常青，成都天府新区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丹妮，女，1989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光军，男，1987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支林，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康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光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6民初6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康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朱光军的诉讼请求，裁定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主要事实和理由：1、陈月平私刻公司印章盗用单位名义骗取巨额财产占为己有，其行为涉及私刻公章和诈骗，因此应采取先刑后民的原则来处理本案；2、陈月平时刻印章出具收据，但是案涉款项是转到陈月平之妻薛桂兰的卡号为62×××16的农业银行卡上，与陈月平出具的金额也不相符，因此是朱光军与薛桂兰之间的债务，与康丰公司无关。朱光军将案涉货款支付给薛桂兰，未尽到善意审查的义务，货款应支付给康丰公司或陈月平银行卡，朱光军与陈月平、薛桂兰共谋诈骗。 朱光军答辩称：1、即便康丰公司主张的印章是伪造的，但案涉欠条是陈月平的签字，陈月平也向朱光军交付了货物90件，且之前双方也曾有交易，交易方式均是康丰公司发货，陈月平指定账户收款，因此康丰公司是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应由康丰公司承担相应的后果。2、案涉货款是由陈月平指定付给薛桂兰的农行卡，陈月平也出具欠条予以认可。陈月平是有康丰公司授权，每月底在外资金不超过30万元，朱光军是无法获知陈月平收取的货款是否超过30万元，己方是属于善意的。 朱光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1.解除朱光军与康丰食品公司间的买卖合同；2.康丰食品公司退还货款25300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1日，康丰公司与陈月平签订了销售人员雇佣合同，雇佣陈月平为该公司销售人员，负责该公司的“耳片”销售工作，同时保证必须将自己所经手的销售货款收回并交回公司，陈月平每月底在外占用资金不得超过人民币30万元，合同期为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016年3月28日，朱光军向陈月平购买其销售的耳片，陈月平向其出具加盖有伪造的康丰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一份。同天，朱光军向陈月平指定账户转账45000元，陈月平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朱光军大刀耳片110件（定货200件，2016年3月28日已送90件，还下欠110件）。此后，朱光军未收到剩余耳片。2018年1月17日，朱光军向康丰公司邮寄了催货单，康丰公司收到后明确拒绝朱光军的发货请求，致使本案纠纷产生。 另查明，成都市双流区（2017）川0116刑初497号刑事判决书载明，从2014年1月11日至2016年5月17日，陈月平先后向“冯氏海鲜”、“德才门市”等31家客户销售“耳片”共计105笔，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6月25日期间，在交回公司少部分货款后，将剩余货款全部归个人耗用。2017年5月16日，陈月平因在担任康丰公司销售人员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公司货物销售款人民币非法占为己有，被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判处构成职务侵占罪。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月平向朱光军收取货款的行为是否代表康丰公司。成都市双流区（2017）川0116刑初497号刑事判决书载明，康丰公司与陈月平签订了销售人员雇佣合同，时间为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陈月平的职权范围为负责康丰食品公司的“耳片”销售工作，陈月平每月底在外占用资金不得超过人民币30万元。据此，可以认定陈月平具有代表康丰公司对外销售耳片的权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2016年3月28日，陈月平向朱光军销售耳片，并收取了货款46000元，该行为发生在康丰公司的授权期限内。陈月平向朱光军出具的加盖有伪造的康丰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亦使得朱光军相信陈月平是代康丰公司收取货款。综上，陈月平向朱光军销售耳片及收取货款的行为效力应当及于康丰公司。故与朱光军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系康丰公司。康丰公司辩称未收到货款系其与代理人陈月平之间的委托代理纠纷。朱光军通过陈月平定购了康丰公司的耳片200件，现只收到90件，尚有110件未收到货物。在朱光军发出催货通知后，康丰公司亦明确表示拒绝发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故一审法院对朱光军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双方的买卖合同于2018年8月15日解除。康丰公司应当退还朱光军110件耳片的货款46000元÷200×110件=25300元。关于朱光军主张的资金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朱光军与成都康丰食品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于2018年8月15日解除；二、成都康丰食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朱光军货款253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从2018年8月16日起，以253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时止）。 在二审中，康丰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朱光军提交了如下证据：1、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6刑初497号刑事审判笔录，拟证明陈月平认可收到朱光军支付的货款以及其出具的欠条和收据。在陈月平犯职务侵占罪中朱光军证言及转款凭证和陈月平出具的收条和欠条均能作为该案证据。2、陈月平手机支付宝的照片，拟证明尾号0716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为陈月平本人所有。3、《陈月平收客户货款未交回公司的送货单明细表》，拟证明康丰公司认可陈月平在2016年2月21日、3月21日通过尾号0716农业银行卡收取货款的行为，因此也应认可陈月平在2018年3月28日通过前述农银卡收取货款的行为。4、公安机关对薛桂兰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薛桂兰将两张银行卡交由陈月平使用，陈月平通过薛桂兰的银行卡收取货款。其中两张银行卡尾号分别是：6775和4719。经质证，康丰公司对前述四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均有异议。康丰公司认为，证据1所查证刑事审判中并不应包括案涉货款。因康丰公司出具的货单、收款收据与朱光军提供收款收据、印章、卡号均不一致。证据2陈月平所绑定支付宝有农业银行，但选的是中国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其中与我们公司结算的是尾号为6775和4719的银行卡，并非朱光军所转款的薛桂兰银行卡。针对证据3，是朱光军列出的表交给司法鉴定所进行的鉴定，但也未包括这笔，可能是没有复印完所有的。针对证据4，包括本案收款的凭证和转款。所以刑事案件在审理时未包括该笔款项，若包括的话就要增加一个诈骗罪名，且针对该笔款项朱光军也未报案。经审查，本院认为，前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也与本案存在关联，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以确定双方拟证明的事实。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康丰公司主张就案涉货款其并未与朱光军建立买卖关系，其不应向朱光军返还案涉货款。朱光军对康丰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主张陈月平是代表的康丰公司，因此康丰公司应对陈月平的案涉行为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康丰公司和陈月平签订销售人员雇佣合同，确定康丰公司雇佣陈月平作为其销售人员负责销售康丰公司的货物，陈月平保证将经手货款收回并交回公司，且每月底在外占用资金不超过30万元；陈月平认可朱光军向其转款及其向朱光军出具案涉收据和欠条，而朱光军的前述行为均发生在康丰公司向陈月平的授权期限内，故陈月平收取朱光军案涉货款并出具案涉欠条的行为系代表康丰公司的职务行为，对康丰公司具有约束力。因此康丰公司所提其未与朱光军建立案涉买卖关系，不应向朱光军退还案涉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陈月平收取朱光军的货款后是否交回康丰公司以及交回的具体金额，是康丰公司对其销售人员的内部管理问题。综上所述，上诉人康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2元，由上诉人成都康丰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文飞 审判员  仇 静 审判员  董荣昌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