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柳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524民初659号 原告（反诉被告）：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扶余市。 法定代表人：金宝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雪，女，1994年1月3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宾县宾州镇，代理权限为代为立案、参加诉讼、参加和解、代收法律文书。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俊峰，男，吉林夫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代为立案、参加诉讼、参加和解、代收法律文书。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女，吉林良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调解，代收文书。 被告（反诉原告）：管延仁，男，1970年11月3日出生，住吉林省柳河县柳南乡。 被告（反诉原告）：刘敏全，男，1979年2月28日出生，住吉林省柳河县柳南乡。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龙，男，吉林阳光博舟（通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代为出庭、代收法律文书。 原告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余正邦公司）与被告管延仁、刘敏全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立案后，因被告管延仁、刘敏全于2019年5月20日提出反诉，经审查后决定合并审理，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5月28日、6月19日、9月26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扶余正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雪、韩俊峰第一次庭审参加诉讼，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第二、三次庭审参加诉讼，被告（反诉原告）管延仁、刘敏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龙三次庭审均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扶余正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就未按合同约定交付部分（1219头生猪）金额的2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44161.60元；2.判令二被告支付赔偿金（私自出卖生猪696头×3000元）2088000.00元；3.判令二被告赔偿损失1351574.72元；4.判令二被告阻挠销售罚款5000元，以上合计3988736.32元；5.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29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同一份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原告提供仔猪、饲料、药物等，由被告代养肉猪3000头，合同约定仔猪、长成的肉猪、饲料等均属于原告财产，二被告对于上述财产只有管理权。肉猪出栏后按照养殖效果计算支付代养费。二被告应当按照原告通知的时间地点交付肉猪，如拒不交付按照未交付部分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如私自出售按照每头3000元赔偿原告。合同第八条约定发生纠纷由猪场所在地柳河县人民法院管辖。2019年4月，原告通知二被告交付，二被告交付部分生猪，但以要求原告先支付巨额代养费为由，扣留1219头生猪，二被告私自出售其中696头价款150万元据为己有，剩余523头经多次协商后方交付。原告认为，依据合同约定，案涉生猪系原告合法财产，二被告应当先履行交付义务，交付之后结算代养费。二被告未按通知时间及时交付1219头生猪，并私自出售其中696头，依据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据此原告诉至法院，请依法裁判。 被告（反诉原告）管延仁、刘敏全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1.双方签订的合同属于阴阳合同。本案合同双方应为管延仁与原告，因管延仁与案外人存在诉讼，原告担心生猪因诉讼被保全，因此针对同一批生猪的养殖签订了两份《委托养殖合同》，第一份合同是原告与管延仁的司机刘敏全签订的，但该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该合同签订后，原告与管延仁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了第二份《委托养殖合同》、结算方案、担保协议、意向合作协议等，因此，本案两份《委托养殖合同》属于阴阳合同，刘敏全与原告签订的合同非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无效；2.本案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为《委托养殖合同书》，其他文件也均表示双方是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3.《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无效。原告依据《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之规定向管延仁主张权利，按照《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该第七条属于格式条款，且原告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管延仁注意，故应为无效条款；4.原告违约在先，管延仁不存在任何违约责任。（1）依据双方结算方案，生猪在管延仁处养殖时间为5个月（150天，2018年9月1日-2019年1月31日），仔猪在原告处抚育35天，出栏总天数为185天，管延仁喂养生猪达到5个月时即已达到了肉猪回收价的正品标准，管延仁向原告负责人刘东伟多次请求回收生猪，但此时正值非洲猪瘟爆发，生猪价格极低（4元／斤左右），刘东伟每次回答管延仁说已报到销售部门，均答复两三天回收生猪，但原告违反合同约定迟迟不予回收，其目的就是期待生猪涨价，一直拖至4月下旬才回收，此时猪价已达7元／斤左右，原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2）原告2019年4月下旬回收生猪，此时已超期养殖，肉料比过高，导致无法按肉料比结算，管延仁养殖赔钱，原告构成违约，所以春节后饲料由原告自行配送，无需管延仁支付运费，原告回收生猪后，至今未进行结算，其行为构成违约。（3）该批生猪回收时已9个月，超期喂养导致生猪体重过大，性情不稳，母猪发情，进而导致管延仁的圈舍遭受大面积损坏，截止目前，原告一直未支付管延仁工人工资、水、电、煤、油、饲料运费、饲料卸车费、仔猪运费、卸猪费，圈舍改造等费用一直未结算，管延仁应得利润未结算，押金未返还，超期养殖至4月份，此时正值备耕期间，原告违约行为导致管延仁无法对其1000多亩耕地进行备耕准备，给管延仁造成巨大经济损失。（4）因超期养殖肉料比过高，依据肉料比计算，管延仁此次养殖赔钱，管延仁要求原告结算，原告负责人付玉、刘东伟来养殖场，说公司不可能先给你结算，公司也不会让养殖户赔钱，不行你先留700-800头生猪，公司不结算，你就自行处理；5.原告起诉管延仁出售生猪数量错误。原告运送给管延仁仔猪3000头，其中300头是3头顶1头（即100头），原告实际委托管延仁喂养生猪数量为2800头，原告起诉管延仁出售696头生猪数量错误，管延仁实际出售400头，是经原告负责人允许的，不构成违约；6.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够证明其违约。原告在变更诉讼请求第三项当中存在肉料比扣罚，依据管延仁与原告签订的结算方案，养殖期限为185天，超期养殖进行肉料比扣罚，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当中列明每头生猪出售时重310斤，之所以生猪出售时每头重310斤，完全是原告不回收生猪导致超期养殖所致，进而原告在变更诉讼请求第三项明确列出了料肉比扣罚，证明原告超过养殖期限不回收的违约事实，超期养殖期间正值全国范围内非洲猪瘟爆发之时，猪肉大幅降价，原告因此不按时回收生猪，导致生猪超期养殖体重达310斤，早已超过了正品标准，其诉讼请求中料肉比扣罚证明其违约，管延仁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7.原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向管延仁赔偿经济损失2927545.48元、返还押金30万元。因原告违约，导致生猪超期喂养，体重过大，性情不稳，母猪发情，进而导致管延仁的圈舍遭受大面积损坏，截止目前，原告一直未支付管延仁工人工资、水、电、煤、油、饲料运费、饲料卸车费、仔猪运费、卸猪费，圈舍改造等费用一直未结算，管延仁应得利润未结算，其无法喂养下一批生猪，也无法在仔猪低价时购进仔猪，逾期利润受损，另押金30万元未返还，以上合计2927545.48元。 被告（反诉原告）管延仁、刘敏全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扶余正邦公司给付管延仁猪舍维修费用暂定12万元（具体数额以鉴定为准）；2.请求依法判令扶余正邦公司给付管延仁各项费用808345.48元；3.请求依法判令扶余正邦公司给付管延仁应得净利润499200.00元；4.请求依法判令扶余正邦公司给付管延仁无法喂养到期时购买仔猪遭受的损失120万元；5.请求依法判令扶余正邦公司返还管延仁押金30万元，以上合计2927545.48元。事实和理由：依据管延仁与扶余正邦公司德惠分公司签订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生猪在管延仁处养殖时间为5个月（150天，2018年9月1日-2019年1月31日），仔猪在扶余正邦公司处抚育35天，出栏总天数为185天，管延仁喂养生猪达到5个月时即已达到了肉猪回收价的正品标准，管延仁向扶余正邦公司负责人刘东伟多次请求回收生猪，但此时正值非洲猪瘟爆发，生猪价格极低，回收价格为4元／斤左右，刘东伟每次回答管延仁说已报到销售部门，均答复两三天回收生猪，但扶余正邦公司违反合同约定迟迟不予回收，其目的就是拖延，期待生猪涨价，一直拖至4月下旬才回收，此时猪价已经7元／斤左右，扶余正邦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扶余正邦公司2019年4月下旬回收生猪，此时已超期养殖，肉料比过高，导致无法按肉料比结算，管延仁养殖赔钱，扶余正邦公司构成违约，所以春节后饲料由公司自行配送，无需管延仁支付运费，扶余正邦公司回收生猪后，至今未进行结算，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因扶余正邦公司违约，导致生猪超期喂养，生猪体重过大，性情不稳，母猪发情，进而导致管延仁的圈舍遭受大面积损坏，维修费用大概需要12万元；截止目前，扶余正邦公司对于管延仁支出的相关费用：司机工资36000元、工人工资216000元、兽医工资40000元、工人工资（做饭）16000元、伙食费72000元、电费34365.48元、取暖煤105400元、饲料运费94710元、饲料卸车费7892.50元、饲料卸车费（超期）2000元、油费（拉粪水）15000元、仔猪运费18000元、仔猪卸车费1500元、安装通风管（公司要求）8000元、吊棚（公司要求，12栋）48000元、换锅炉、安装管道（公司要求改造）85000元、猪得链球菌病7600元，小计807467.98元；本期饲养应得利润499200元未给付；因扶余正邦公司超期限不回收生猪，导致管延仁无法喂养第二批生猪，也无法在仔猪价格低时购进仔猪，给管延仁造成经济损失120万元；以上损失共计2627545.48元，系扶余正邦公司违约行为所致，应由其赔偿，同时，管延仁缴纳的押金30万元，扶余正邦公司应予返还。管延仁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反诉，请依法裁判。 原告（反诉被告）扶余正邦公司针对管延仁、刘敏全的六项反诉请求，作出如下答辩意见：1.猪舍损坏及维修费用与公司无因果关系，不同意给付，不能随意启动鉴定程序；2.诉求的相关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有几项费用是合同项下的法定义务，公司无需支付；3.管延仁没有证据证明应得利润499200元，不同意给付；4.如公司违约也只承担直接损失，不应承担间接损失，并且管延仁是否购买仔猪遭受120万元的损失是不确定的，不同意赔偿；5.公司已经返还押金18万元；6.没有违反合同约定，不应承担相应费用。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管延仁、刘敏全对扶余正邦公司提供的两份委托养殖合同书及委托养猪承诺书、不使用违禁药物保证书、养户告知书、意向合作协议、结算方案等附件存有部分异议，认为管延仁与扶余正邦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刘东伟的签字是假的，合同上没有盖章，申请笔迹鉴定。对刘敏全与扶余正邦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中刘东伟的签字认可，对结算方案签字不认可，养户告知书没有公司盖章，养户养殖委托书没有委托人签字和盖章，对其他承诺书没有异议，并认为虽然刘敏全与扶余正邦公司签订了合同，但刘敏全并不是合同当事人，而管延仁与公司签订的合同虽然有瑕疵，但管延仁是实际合同履行的当事人，因此，这两份合同是阴阳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本院认为，扶余正邦公司先后与刘敏全、管延仁签订两份内容、编号一致的“委托养殖合同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管延仁涉及其他诉讼案件有可能执行公司财产，而刘敏全与扶余正邦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属于显名代理，且扶余正邦公司是按照单份合同约定的数量交付3000头仔猪，后刘敏全将该3000头仔猪交付给管延仁实际喂养，双方实际履行合同期间饲养人为管延仁，扶余正邦公司与管延仁均知道刘敏全与管延仁之间系代理关系，故本案两份合同并非“阴阳合同”，对管延仁与扶余正邦公司补签的合同确定为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对刘敏全与扶余正邦公司签订的合同确定为委托代理合同。另，刘敏全、管延仁对刘东伟的字迹已申请鉴定，但在长春鉴定期间因刘东伟对其笔迹认可且表示公司安排其出庭接受质询，便在鉴定机构撤回了对其笔迹鉴定的申请，但在本院依法通知证人刘东伟到庭接受质询后，刘东伟无故未到庭接受质询，故本院对其笔迹无法认定真伪；2.管延仁、刘敏全对扶余正邦公司提供的13张销售清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刘敏全的签名是虚假的，并依法申请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2019年4月12日《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德惠销货清单》中养户处签名不是刘敏全所写，因鉴定费过高未对其他12张销货清单进行鉴定，故本院认为2019年4月12日《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德惠销货清单》养户处签名非刘敏全所签，不予采纳，对其他12张销货清单因存在非刘敏全签名的可能，暂不予采纳；3.刘敏全、管延仁对扶余正邦公司提供的38张养户饲料领用单当中的编号YPLP1809200850、YPLP1809030315两张单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其他单据不予认可，并依法申请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2018年8月30日《养户饲料领用单》养户处签名不是刘敏全所写，因鉴定费过高未对其他35张单据进行鉴定，故本院认为2018年8月30日《养户饲料领用单》养户处签名非刘敏全所签，不予采纳，对其他35张领用单因存在非刘敏全签名的可能也暂不予采纳；4.刘敏全、管延仁对扶余正邦公司提供的21张领药单当中的编号SLLY1901020244、SLLY1901080553、SLLY1809190010三张单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其他18张单据不予认可，并依法申请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2018年9月30日《养户领药单》养户处签名不是刘敏全所签，因鉴定费过高未对其他18张领药单进行鉴定，故本院认为2018年9月30日《养户领药单》养户处签名非刘敏全所签，不予采纳，对其他18张领药单因存在非刘敏全签名的可能亦暂不予采纳；5.刘敏全、管延仁对扶余正邦公司提供的71张肉猪死亡确认单确定死亡数额为683头没有异议，但认为少报了37头，公司交付3000头仔猪，应该按2800头进行计算，因为其中有残次猪是3头抵1头的。本院认为，双方对肉猪死亡数量并无异议，只是对计算方式存在分歧，对此，本院将在评判时进行阐述，在此不予赘述，故对71张肉猪死亡确认单予以确认；6.扶余正邦公司对刘敏全、管延仁提供的委托养殖合同、结算方案、担保协议、意向合作协议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认为养殖合同和合作协议均不是阴阳合同，合作协议中明确提到了养殖合同，并且对保证金和利息明确约定，也就证明不存在阴阳合同一说。本院认为，刘敏全、管延仁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扶余正邦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相一致，只是双方在证明目的上存有争议，本院已经在认定扶余正邦公司第一组证据时进行了阐述，在此不予赘述，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7.扶余正邦公司对管延仁提供的其与公司服务部主任刘东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11段电话录音及由刘东伟签名管延仁饲养仔猪2800头的确认单均有异议，对微信记载生猪上市时间为2019年2月1日不认可，因合同明确约定推迟上市和上市时间由公司决定，并没有约定养殖期限。对电话录音不认可，因是否刘东伟本人说话代理人不清楚，不能证明其反诉请求，只能说明生猪150天符合上市条件，不能证明饲养周期为150天，而合同及意向协议明确约定公司有推迟上市的权利。对刘东伟签名仔猪数量为2800头的确认单不认可，因意向协议上明确写明仔猪数量为3000头。因该组证据均与扶余正邦公司德惠分公司服务部主任刘东伟有关，本院已依法向刘东伟下发了证人出庭通知书，第三次开庭前也电话通知其到庭接受质询，但其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后我院办案人员驱车到扶余正邦公司德惠分公司调取其笔录，其对管延仁提供的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均予认可，但认为当时管延仁在电话当中允许公司出售成品猪，后期又不让拉猪了，并承认其与公司相关人员到过管延仁养殖场，也了解管延仁超期养殖的事实，其承认交付管延仁仔猪数量为3000头，其中有300头属于二级猪，有过按照正品猪苗100头计算的意向，但并未承诺以2800头计算，只是答应向公司汇报，具体如何计算以公司正式文件为准。另因管延仁超期养殖，存在亏损，因管延仁要求公司先结算再拉猪，其同意管延仁可以扣留700-800头成品猪，待其向公司上报后研究处理，但并未答应管延仁可以私自出售。本院认为，刘东伟在调查笔录中叙述的事实与管延仁提供的上述证据本身反映的事实基本相吻合，只是双方就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分歧，对此，本院将在评判时进行阐述，在此不予赘述，但对该组证据及本院调取刘东伟的笔录予以采纳；8.扶余正邦公司对管延仁提供的8张电费收据（34365.48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只能说明用电数量，不能证明用于饲养猪只的费用，即使是饲养产生的费用，也是合同约定的由被告提供适合的场地，用电是必须的，不是约定的给付内容。本院认为，管延仁提供该收据的目的是欲证明扶余正邦公司未与其结算电费，而关于电费由谁承担双方并未明确约定，按照双方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及附件的约定，可推定电费应包含在委托养殖费用当中，故对票据本身予以确认，但对管延仁的主张不予支持；9.扶余正邦公司对管延仁提供的其与公司副总林培勋聊天记录、与堰丽聊天记录、与石磊聊天记录及杨术山自书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具体微信号是谁不清楚，按照合同约定安装通风管道是被告应尽的义务，对证明不认可，证明时间不确定。本院认为，管延仁提供该组证据的目的是欲证明其在改建猪舍期间联系公司相关人员和他人购买猪舍通风管道原材料及安装费用公司未与其结算，而关于该项费用由谁承担双方并未明确约定，按照双方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及附件的约定，可推定该项费用应包含在委托养殖费用当中，故对管延仁的主张不予支持；10.扶余正邦公司对管延仁提供的锅炉收据及安装费用证明、吊棚材料收据及安装费用证明有异议，认为安装锅炉、吊棚等是合同项下被告应当提供适当场地的义务，公司不需要支付费用。本院认为，管延仁提供该组证据欲证明其在改建猪舍期间购买锅炉及安装费用、吊棚及安装费用公司未与其结算，而关于猪舍改造、安装锅炉、吊棚等费用双方并未签订相关合同进行约定，故对管延仁的该项主张无法支持；11.扶余正邦公司对管延仁提供的养户结算单不予认可，认为该清单是2017年的与本案2018年的合同无关联，且对建栏补贴不清楚。本院认为，管延仁提供该清单是证明公司2017年结算时建栏补贴68475.00元，但双方就2018年饲养仔猪回收后一直未予结算，公司是否继续给付该项补贴未有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12.扶余正邦公司对管延仁提供的猪价格网截图6张不予认可，认为合同约定违约只承担直接损失，不承担间接损失，且该损失不确定。本院认为，管延仁提供该证据是想证明公司违约致使其超期养殖而影响其下一批仔猪饲养，按照网上行情主张120万元的预期利益损失，对此，本院认为，管延仁的该项主张不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关于预期利益损失的规定，故无法保护；13.扶余正邦公司对管延仁提供的猪舍损坏照片4张有异议，认为不具有因果关系，对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就该项损失，管延仁已经申请进行相关司法鉴定，但因本院委托相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鉴定机构以资产评估人员有变动不能受理为由，将相关材料退回本院，案件退回后，管延仁并未申请本院继续委托鉴定，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14.扶余正邦公司对管延仁提供的工人工资（297800元）收据八张有异议，因为按照合同约定乙方需提供饲养猪只的场地、设施及劳动力，是合同项下应尽的义务，公司不需要承担。本院认为，管延仁提供该组证据欲证明其付出了工人工资但公司未与其结算，而关于工人工资的给付双方并未签订相关合同进行约定，故对管延仁的该主张，本院无法支持，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15.扶余正邦公司对管延仁提供的兽药调拨单2张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上无药店公章。本院认为，该两张商品调拨单并非国家规定的纳税商品销售发票，且未加盖公章，故本院不予保护；16.扶余正邦公司对管延仁提供的取暖煤收据一张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用于猪舍取暖，本院认为，管延仁提供该证据欲证明其付出了118430元取暖煤款但公司未与其结算，而关于取暖费用的承担双方并未签订相关合同进行约定，故对管延仁的该主张，本院无法支持，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17.抚养正邦公司对管延仁提供的猪苗运费一张有异议，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认为，管延仁提供该证据欲证明其付出了猪苗运输费用18000元但公司未与其结算，而关于猪苗运输费用双方合同当中未进行约定，而按照刘东伟的证实，猪苗费用应由养户负担，故对管延仁的该主张，本院无法支持，而该证据也并非国家规定的正规纳税发票，故不予采纳；18.扶余正邦公司对证人井旭、于淑萍二人的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不能做为定案依据，因为证人没有看到原、被告双方的合同，且证人做为养猪户也具有利害关系。对二证人提供的委托养殖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合同上没有养殖期限，与证人陈述不符。本院认为，二位证人的陈述能够反映其与公司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后，按照公司规定进行养殖，但是公司对养户要求过于严苛，有时因猪只重量超重还要罚款，另二人证实猪只养殖期限为150天，但二人提供的合同并无该约定，故本院对二证人与公司存在养殖关系并按公司要求及合同约定进行养殖的事实部分予以采信，对养殖期限为150天的叙述因与合同约定相悖，不予采信，对二人提供的合同予以采纳；19.管延仁、刘敏全对扶余正邦公司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二张无异议，但认为该款当时没有说是什么钱，按照公司陈述该18万元保证金已归还，则证明管延仁、刘敏全不存在任何违约，如违约该保证金不会退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返还保证金18万元的事实无争议，只是对各自的证明目的存在分歧，对此，本院将在评判时进行阐述，在此不予赘述，对该证据予以采纳；20.管延仁、刘敏全对证人韩大海的证言有异议，认为向公司申请饲料应当由公司派驻的技术员联系，养户无权向公司申请饲料，故证人证言是虚假的。本院认为，双方委托养殖合同及附件对饲料的领取并未明确约定，如何申请及配送也未进行约定，而在双方实际履行当中，的确存在养户与公司管理员联系饲料的事实，该证人证言的陈述与实际发生的事实基本相符，故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7年间，管延仁与扶余正邦公司德惠分公司达成委托养殖生猪关系，双方合作较好。2018年8月29日，管延仁继续与扶余正邦公司德惠分公司合作饲养该公司猪只，但因其涉诉执行案件，扶余正邦公司德惠分公司为防止公司财产被人民法院采取相应执行措施，便与管延仁的司机刘敏全签订了《委托养殖合同》及附件，后因该批生猪的实际饲养者为管延仁，公司又与管延仁后补签了上述合同及附件，两份合同编号均为YZHTNJ2018041。合同约定“甲方（正邦）以记账方式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乙方（养户）提供适合饲养猪只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劳动力；甲方负责猪只销售，在该批猪只全部销售完毕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约定的结算款。生猪养殖合作过程中，甲方提供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以及经饲养而成长的肉猪，均属于甲方财产，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无权处分该财产。猪苗及物料定价标准以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结算方案》为准。猪只回收标准及回收价格按《委托养殖结算方案》执行。委托养殖费用按《委托养殖结算方案》执行，结算款应在结算单签字后7个工作日内转帐完毕。当委托饲养的猪只达到上市条件后，甲方将开始安排销售，甲方根据市场行情有权决定提前或者推后上市，上市时，甲方应提前7小时通知乙方，乙方必须配合甲方按时销售。乙方未按甲方通知卖猪时间及约定质量交付猪只的，如借故阻挠、拖延甲方销售，应承担违约金5000元；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对未交付的猪只，乙方除应向甲方交付未交付猪只的总价值外（以猪只正品回收价计），还需向甲方支付该未交付猪只20%的违约金。乙方私自变卖甲方委托养殖的猪只、提供的物资，乙方必须赔偿，每私自变卖一头，赔偿3000元，变卖饲料每40公斤，赔偿500元，私卖疫苗、药物的，按价双倍赔偿。”等内容，双方签订合同后，扶余正邦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向管延仁、刘敏全交付猪苗3000头，其中二级猪苗300头。管延仁接收猪苗后，开始进行饲养，实际饲养期限为自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4月6日-26日止，饲养时长8个月，期间因病死亡683头（双方签字确认）。2019年2月间，管延仁因该批猪只超期养殖等问题多次与德惠分公司负责人刘东伟电话联系，要求公司尽快销售生猪，但公司迟迟未能销售，后在扶余正邦公司准备销售该批猪只时，因管延仁认为该批猪只超期饲养，成本过高，如按合同及结算方案结算，必定赔钱，便要求公司先行结算公司有关领导口头承诺给其的相关费用后再销售该批猪只，否则不让拉猪，德惠分公司负责人刘东伟为防止猪只拖延销售，便答应管延仁可留700-800头正品猪只，待其与公司相关领导研究后再做处理，故管延仁于2019年4月6日至4月26日间向扶余正邦公司交付正品猪1621头，扣留部分正品猪只被其私自出售{公司认为其扣留696头（猪苗3000头-死亡683头-销货清单记载1621头）}，双方就已交付猪只及扣留猪只如何结算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遂引发纠纷，扶余正邦公司将刘敏全、管延仁诉至本院，提出前述本诉请求。在本院受理本案本诉后，刘敏全、管延仁以扶余正邦公司违约在先，致使其超期饲养该批猪只，造成各项饲养成本过高，且公司负责人承诺向其交付猪苗按2800头计算，并答应其可扣留700-800头正品猪自行处理为由，针对本诉提起反诉，请求本院判令扶余正邦公司给付其猪舍损失、原材料费用、工人工资、应得净利润、预期损失及返还保证金等合计2927545.48元。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针对本诉的争议一是管延仁、刘敏全是否违反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二是管延仁、刘敏全应否向扶余正邦公司支付违约金、赔偿金、损失及阻挠销售罚款等合计3988736.32元，三是本案是否存在阴阳合同，四是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是否属于格式条款；针对反诉的争议一是扶余正邦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二是管延仁猪舍损失与扶余正邦公司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否给予赔偿，三是扶余正邦公司应否给付管延仁各项费用808345.48元、应得净利润499200元、预期损失120万元及意向押金30万元。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判： 一、关于本案案由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第112条规定：“种植、养殖回收合同是指一方提供技术指导、技术或者种苗产品（种子、动物家禽幼苗），甚至种植、养殖饲料，保证成品达到一定标准，另一方负责喂养、种植，成品由提供技术方保价回收的合同。”本案案涉《委托养殖合同》及附件是双方当事人就其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回收方式、结算方案、解决纠纷等方面签订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合同并不违法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且符合《民事案由规定》的规定，故本案案由应为养殖回收合同纠纷。 二、关于双方是否存在违约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及附件存在先后履行顺序的情形，按照合同约定，扶余正邦公司应先向管延仁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管延仁作为养户应提供适合公司规定饲养猪只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劳动力，在其接收猪苗、饲料等物料后，应按公司规定的饲养标准及合同约定喂养猪只，在仔猪成品后向公司交付正品猪只，待公司按照结算方案进行结算后，向其支付饲养费用。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间，扶余正邦公司已经履行了其应承担的义务，并未存在违约情形，而管延仁在公司要求其交付正品猪只销售时，以该批猪只超期养殖、成本过高为由拒绝交付，要求公司先行结算其付出的相关费用再交付猪只，后在公司负责人允许其扣留部分猪只等待公司研究决定期间私自将扣留的猪只出售，其行为构成违约，虽其抗辩按照合同约定，该批猪只扣除仔猪日龄35天饲养期限为150天，其饲养期间长达8个月，公司存在违约情形，但双方在《委托养殖合同》当中并无明确约定，只是约定“乙方按上市通知时间将回收猪只押运到甲方指定地点过磅”，另在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结算方案》当中约定“累计领料超出6.575包／苗或批次日龄超过185天，继续领料须经公司批准。”并无饲养期限150天的约定，故管延仁抗辩扶余正邦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因无证据证明，本院无法支持。 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阴阳合同问题 所谓“阴阳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就同一事项订立两份以上内容不相同的合同，一份对内，一份对外，其中对外的一份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以逃避国家税收等为目的，对内的一份则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是书面或者口头。本案扶余正邦公司先后与刘敏全、管延仁签订两份内容一致的“委托养殖合同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管延仁涉及其他诉讼案件有可能执行公司财产，故本案两份合同并非“阴阳合同”，而刘敏全与扶余正邦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属于显名代理，且扶余正邦公司是按照单份合同约定的数量交付3000头仔猪，后刘敏全将该3000头仔猪交付给管延仁实际喂养，双方实际履行合同期间饲养人为管延仁，扶余正邦公司与管延仁均知道刘敏全与管延仁之间系显名代理关系，故本案不存在阴阳合同。 四、关于本案《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是否属于格式条款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合同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是双方当事人针对养户出现违约情形订立的违约责任，在签订本合同时，双方均系自愿签订，且管延仁在2017年也是按照该格式合同签订并履行，故本案《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不属于格式条款。管延仁抗辩《委托养殖合同》第七条相关约定属于格式条款的目的是其认为该批猪只超期养殖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推迟上市所造成，并认为公司违约在先，但按双方合同约定并无证据显示公司存在违约情形，而该批猪只确实存在养殖情形较长的事实，只是双方未能妥善处理，直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前，双方也未能进行友好协商，故本院对管延仁抗辩合同第七条属于格式条款及扶余正邦公司违约在先的主张无法支持。 五、关于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及具体责任数额问题 本院在前述评判双方是否违约问题时，已经认定扶余正邦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管延仁、刘敏全存在违约情形，按照双方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及附件的约定，管延仁、刘敏全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针对扶余正邦公司的具体诉求，本院从以下几方面阐述评判理由： （一）对于扶余正邦公司要求管延仁、刘敏全承担未交付部分违约金544161.60元的诉求，因其是按照刘敏全未全部承认其签名的销货清单并按1219头正品猪只、平均重量310斤、单价7.2元的20%计算所得，但其并未提供公司通知管延仁、刘敏全交付猪只的具体时间及是否存在拖延交付的相关证据，而管延仁、刘敏全实际交付猪只总数为1621头（公司提供结算说明记载），每头猪只重量并不均等，且刘敏全、管延仁对公司提供的销货清单未全部认可，而本院庭审时经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委托审计事务所对该批猪只进行清算，双方当事人均申请进行清算，庭后刘敏全、管延仁未提交申请，扶余正邦公司提交了申请，但在委托清算期间，扶余正邦公司于2019年7月6日以合同明确约定结算方案，帐目清楚，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为由撤回申请。本院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对销货清单存在争议较大、具体交付时间不明、是否存在违约交付及具体违约交付多少不清等情况下，冒然按照扶余正邦公司提供的计算依据确定刘敏全、管延仁承担该项违约金，显然对刘敏全、管延仁不公平。本院认为，对该项违约金的具体数额，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按照具体交付时间、头数、猪只重量等参数明晰的情况下进行清算，待清算完毕后协商解决或另案主张权利。 （二）对于扶余正邦公司要求管延仁、刘敏全赔偿其损失1351574.72元的诉求，因其是按照公司统计销货清单1621头、管延仁扣留696头、猪苗领用金额、兽药领用金额、饲料领用金额、料肉比扣罚等数据计算所得，但因刘敏全、管延仁对销货清单、兽药领用单、饲料领用单等部分票据不予认可，且经鉴定机构鉴定，销货清单、兽药领用单、饲料领用单各一张均非刘敏全所签，故扶余正邦公司的计算依据不足，如按该标准确定具体赔偿数额对管延仁、刘敏全显失公平，本院认为，对该项赔偿损失，双方也应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按照双方均核实认可的数据进行清算，待清算完毕后协商解决或另案主张权利。 （三）对于扶余正邦公司要求管延仁、刘敏全赔偿私自出售696头猪只损失2088000元的诉求，因该计算标准是扶余正邦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计算所得，虽管延仁抗辩公司交付猪苗不是3000头，应当按照公司承诺的2800头计算，但其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其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再因刘敏全、管延仁对销货清单部分票据不予认可，且经鉴定机构鉴定，销货清单其中一张并非刘敏全所签，故扶余正邦公司按照696头计算该项损失证据不足，本院认为，对该项赔偿损失，双方亦应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按照双方均核实认可的数据进行清算，待清算完毕后协商解决或另案主张权利。 （四）对于扶余正邦公司要求管延仁、刘敏全给付阻挠销售罚款（违约金）5000元的诉求，虽然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当中对此有明确约定，但因扶余正邦公司并未提供公司通知管延仁交付猪只的具体时间及是否存在拖延交付的相关证据，故本院无法支持。 六、关于管延仁、刘敏全反诉请求应否予以支持问题 对于管延仁、刘敏全反诉请求扶余正邦公司赔偿其猪舍损失12万元、原材料及工人工资等各项费用808345.48元、应得净利润499200元、预期损失120万元及意向押金30万元合计2927545.48元的诉求，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猪舍损失与扶余正邦公司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且其与扶余正邦公司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当中对上述相关费用并未明确约定，本院无法支持；对其主张公司返还意向押金30万元，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公司交付押金的具体数额，而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已返还押金18万元，对是否尚有12万元押金应予返还不明，其应与公司进行清算时进行核对，待清算结束后协商解决或另案告诉。 综上所述，依照上述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敏全、管延仁的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44866.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原告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自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0220.00元，由被告刘敏全、管延仁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连伟 人民陪审员  何忠山 人民陪审员  闫淑娟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