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民终29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爱琴，女，198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拉萨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现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拉萨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江苏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5号总部经济基地大楼A栋5楼1501房。 法定代表人：周爱琴，董事兼总经理。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文，山东正大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清，北京市隆安（扬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幼玲，女，196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常清，山东格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徐春华，男，195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原审被告：江苏史蒂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宝应县西安丰镇工业集中区水晶大道7号。 法定代表人：蔡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审被告：江苏科乐欣生物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宝应县西安丰镇工业集中区安丰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蔡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周爱琴、拉萨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幼玲，原审被告徐春华、江苏史蒂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史蒂文公司”）、江苏科乐欣生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乐欣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18)鲁0306民初1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爱琴、宝莲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文、朱海清，被上诉人陈幼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常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徐春华、史蒂文公司、科乐欣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爱琴、宝莲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对原上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二条不再主张，即不再主张“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记录实际为上诉人与案外人陈丽之间的借款，且该借款上诉人已实际清偿完毕”。上诉理由及补充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不具出借巨额款项的能力，其对借款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并未向案外人山东千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千公司”）汇款，千千公司向宝莲公司的转款，实际来源于千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陈丽以及千千公司的国际汇款。被上诉人主张借款事实成立仅有借条，并无实际交付款项的证据。二、关于本案事实部分：1、被上诉人的证据链条存在明显缺失，被上诉人称涉案借款400万元是其先汇款到千千公司，然后再由千千公司汇款到宝莲公司。但一审三次庭审被上诉人均没有证据证明其将400万元汇入千千公司。按照被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第七页15到16行“这七八个人是我找的钱打给陈丽，陈丽给他们打的条子，我在条子上签了字”的陈述，被上诉人既没有提供陈丽打的条子，也没有提供七八个人的汇款凭证，更不能证明又将款项汇入千千公司。可见原审对于整个汇款流程中上述三个环节根本没有查清。2、原审认定518.26万元借条是根据以前三借条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但缺乏250万元的借条，不可以认定是对以前借条的确认。3、上诉人有新的证据证明400万元汇款是贸易而非借款。千千公司自2013年6月27日至2015年1月30日全部交易期间，共向公司汇款19次，总金额为24505800元，宝莲公司为千千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37张，总金额完全一致。千千公司与宝莲公司之间的账目是平账的，400万元借款不可能存在。三、关于适用法律方面，一审违反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规则。被上诉人对于400万元是借款而非贸易款负有举证责任，其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其不仅存在证据链条上的缺失，其证据也不能否定贸易款项的可能，其证明并未达到本证的证明标准。而上诉人作为反证方原审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了反证的证明标准，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原审违反推定规则，在对千千公司汇款400万元给宝莲公司究竟是借款还是贸易款这一问题上，原审推定的前提一是收据是真实的，周爱琴作为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相继出具借条，未作出合理说明。二是关于330万元说法前后矛盾，三四张发票与汇款时间不符。虽然推定是发现案件事实的重要方式，但应当根据经验和逻辑规则来推定。周爱琴主张只打借条而没有汇款，且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周爱琴只在第三次开庭时出庭，不存在前后矛盾，且代理人的说法与本人不一致的，应当以本人的说法为准。缺乏250万元的借据，被上诉人关于518.26万元是对于以前三张借条确认的说法也不能成立，而且数字也对不起来。双方均认可千千公司与宝莲公司存在大量交易，千千公司给宝莲公司的汇款存在借款与贸易款两种可能性，仅仅理解为借款显然不符合推定规则。关于谁是借款主体，周爱琴既是自然人，又是宝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用款人也是宝莲公司，借款人应当是宝莲公司，而不应该是周爱琴。四、关于本案程序方面，一审应当追加千千公司为本案第三人，被上诉人在一审曾经申请追加千千公司为第三人，如果本案认定千千公司汇款400万元借款，则宝莲公司有权要求千千公司再行支付400万元的贸易。本案的判决结果与千千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应当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同时有利于查清事实，防止出现矛盾。原审判决第二项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518.26万元的组成是400万元借款本金，117.333万元的利息，9267万元的索款费用三部分组成，从而依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判决518.26万元作为基础2019年5月25日起年息6%计算利息。实际给付额是错误的，因为29条并不构成9267元索款费用计算利息的法律依据，况且518.26万元的组成本身证据不足，被上诉人的陈述和判决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情形。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陈述的是1万元左右的索款费和年息24%的利息，并没有出现数字，但是判决书是按照计算给他。综上我们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予以纠正。 陈幼玲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时在本案的上诉中，上诉人提交的原上诉状中第二条提到过归还借款协议且相应的款项已经全部偿还完毕。但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与本次补充的事实与理由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此外，一审过程中案外人千千公司已经明确表明涉案款项均为陈幼玲所有，且上诉人并没有申请追加千千公司为第三人，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所述的贸易款均是为了公司业绩而伪造的，为便于节省司法资源，不应当追加千千公司为第三人。 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爱琴、宝莲公司返还借款本金400万元,支付利息1182600.00元，并对本金按月息2%支付自2015年9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2.判令史蒂文公司、科乐欣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徐春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要求周爱琴、宝莲公司、史蒂文公司、科乐欣公司承担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陈幼玲放弃第2项中要求徐春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千千公司与宝莲公司（原名为江苏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2月30日变更名称及地址）业务关系融洽。2014年7月宝莲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爱琴经千千公司财务人员陈丽介绍向陈幼玲借款，周爱琴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据二张，其中2014年7月20日借据载明：“今借到现金叁拾万元正（300000.00）于当日2014、7月20日打入资金使用人周爱琴账户.借款期限暂定一个月.月息6%到期2014年8月22日还本付息，或者如果周爱琴继续使用按月付息1.80万元”；2014年7月22日借据载明：“陈幼玲（身份证号：）借给周爱琴（借款人身份证：）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正（￥1200000.00），该款项于2014年7月22日由陈幼玲打入山东千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当日经山东千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打入江苏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账户。定于2014年7月31日前归还陈幼玲壹佰贰拾叁万陆仟元正（￥1236000.00）”，该二份借据借款人处皆加盖“江苏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其中7月22日借据在“借款人”签名盖章下方，载明“操作人：陈丽”。2014年7月18日、21日及22日千千公司通过其名下中国银行23×××*3账号向宝莲公司各转账250万元、30万元、120万元。2015年2月1日周爱琴向陈幼玲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陈幼玲现金518.26万元正（伍佰壹拾捌万贰仟陆佰元正）.借款日期：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9月31日钱还清.借款人：周爱琴。江苏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爱琴在其上述签名及“江苏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捺印。2015年7月21日徐春华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据中书写“以产品甜菊叶作抵押（压）合计伍佰壹拾捌万零贰仟陆佰吨作价。8月20日即有货”内容，并加盖“广水市康源功能蔬菜专业合作社”印章。2015年7月22日徐春华作为“还款担保和质押方”向陈幼玲出具加盖“广水市康源功能蔬菜专业合作社”印章的《还款担保和质押协议》，载明“鉴于江苏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当前财务状况，为了保障周爱琴所借陈幼玲款项5182600元（伍佰壹拾捌万贰仟陆佰元整）于2015年9月30日前及时还清，广水康源甜叶菊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徐春华先生承诺并自愿以该专业合作社2015年生产的甜菊干叶作为还款担保和质押。用于还款担保和质押的甜叶菊干叶共计518.26吨（伍佰壹拾捌点贰陆吨），质量标准为（现此处略）。届时，若不能及时还清欠款，徐春华先生将无条件并负担所有费用将上述甜叶菊干叶送货到陈幼玲指定的仓库（位于山东省淄博市），运费和仓储费由徐春华先生承担。”该协议后未履行。 另查明，史蒂文公司、科乐欣公司皆于2016年8月19日经登记核准设立，股东为宝莲公司，2018年4月18日法定代表人由周爱琴变更为蔡俊。2018年3月宝莲公司分别与史蒂文公司及科乐欣公司签订《房产无偿划转协议》《存量房买卖契约》，宝莲公司将其名下坐落于扬州市宝应西安丰镇水晶大道南侧建筑面积8334.21平方米建筑物（房权证西安丰字第××号）及面积21599.40平方米土地（土地证号宝国用2013第1010044号）无偿划转与史蒂文公司；宝莲公司将其名下坐落于扬州市宝应西安丰镇工业集中区安丰三路1、西安丰镇工业集中区安丰三路2、西安丰镇工业集中区安丰三路3建筑面积9753.45平方米建筑物（房权证西安丰字第××号）及面积31549.90平方米土地（土地证号宝国用2014第1010035号和宝国用2013第1010043号）无偿划转与科乐欣公司，后办理权属转移登记。 本案中，1.对于陈幼玲提供的2014年7月20日数额30万元的借据，在2018年10月17日庭审时，周爱琴主张该笔借款系其向千千公司陈丽个人的借款，已于2014年9月30日通过转账返还陈丽，对此提供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予以佐证；陈幼玲主张2014年9月30日周爱琴向陈丽的30万元转账，系返还此前周爱琴于2011年8月24日向陈丽的借款，与案涉借贷无关。在2019年5月24庭审时，周爱琴主张该借据所载借贷实际未发生。2.宝莲公司提供金额均为200万元、有“山东千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江苏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签订时间为2014年4月12日的《甜菊糖加工合同》及2014年6月3日的《加工合同》各一份；金额均为100万元、名称为“甜菊糖甙（加工费）”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四张，其中二张开票日期2014年9月29日、号码033××××1115及03321116，另二张日期2014年12月17日、号码033××××1142及03321143，拟证明宝莲公司与千千公司上述时间签订200万元的加工合同各一份，后宝莲公司提供产品，千千公司于2014年7月18日、20日、21日相继支付加工费250万元、30万元、120万元，宝莲公司开具四张增值税发票。对此，陈幼玲提出异议，主张2014年宝莲公司为上市虚报业绩，伪造千千公司印章制作虚假加工合同、开具增值税发票，对此不予认可。徐春华主张其创办宝莲公司，原与周爱琴保持婚外同居关系并育有一子，2015年结束同居关系，离开宝莲公司；在其主持宝莲公司经营时，因上市需要规范财务等手续，宝莲公司与千千公司的加工业务合同，必须有徐春华、周爱琴或徐春华长子的签名，因上述二份合同无三人签名，故不予认可。3.经当庭核实，宝莲公司提供的033××××1115、03321116增值税发票附于其2014年9月30日106号会计凭证，该凭证同时附签订日期为2014年8月1日的宝莲公司与千千公司金额200万元《加工合同》一份；033××××1142、03321143增值税发票附于宝莲公司2014年12月30日169号会计凭证，该凭证显示有03321139至03321145号号码相连的增值税发票七张，金额共计6440800.00元，其中033××××1142至03321145四张发票金额均为100万元，其余发票金额不等。原审法院要求宝莲公司说明其自上述会计凭证抽取金额各为100万元的发票以证明2014年4月12日及6月3日加工合同履行情况的原因，宝莲公司主张双方合同约定为加工费用，而千千公司要求开具销售发票，故延期到2014年9月和12月与其他业务一并开具。4.陈幼玲申请千千公司作为证人2019年5月24日出庭作证，周爱琴及宝莲公司以千千公司出庭人员董曰进（系千千公司法定代表人）及陈丽皆旁听本案2018年10月17日及2019年1月18日法庭审理为由提出异议，经审核后认为周爱琴、宝莲公司的异议理由成立，通知董曰进及陈丽不能出庭作证。陈幼玲即提出申请，主张因周爱琴、宝莲公司认为案涉款项属于千千公司所有，该案涉及千千公司利益，为查明案情，申请追加千千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千千公司同时向原审法院提交《声明》，内容为“陈幼玲与周爱琴、拉萨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涉借款虽然由本公司（山东千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账户打入宝莲公司账户，但借款本金400万元系陈幼玲所有。若贵院或被告周爱琴、拉萨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认为该涉案借款不属于陈幼玲所有，本公司再次声明，案涉借款的相关权利全部由陈幼玲享有。” 一审法院认为，千千公司对案涉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案件处理结果同他亦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陈幼玲申请追加千千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法无据，依法予以驳回。 综合全案案情及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陈幼玲主张周爱琴、宝莲公司返还借款400万元及支付利息是否具有事实依据。首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借款，应当证明两方面事实：一是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二是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综合判断本案全部证据，周爱琴对其向陈幼玲出具的案涉三张借据真实性无异议，作为曾上市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周爱琴对所主张的在2014年7月20日出具30万元借据未收到借款，陈幼玲也未归还借据的情况下，又相继出具120万元、518.26万元大额借据的原因，未作出合理说明，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其主张因陈幼玲未提供借款，该三份借据皆无效，于法无据；另周爱琴关于2014年7月20日借据的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有悖民事诉讼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予采信。宝莲公司未否认2014年7月20日、22日借据中其印章的真实性，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对宝莲公司为证明2014年7月千千公司名下账户向宝莲公司转账400万元的性质而提供的证据，四张增值税发票与两份合同时间间隔较长，名称皆为“加工费”，此与宝莲公司主张延期开票系为满足千千公司要求出具销售发票的原因不符；按照会计凭证记账要求，033××××1115、03321116增值税发票应是为履行2014年8月1日宝莲公司与千千公司所签订的200万元加工合同而开具；宝莲公司未能补强证据证明033××××1142、03321143增值税发票与2014年4月12日或同年6月3日的加工合同有关，即宝莲公司上述证据不足以支持其抗辩。另一方面，周爱琴认可经千千公司人员陈丽介绍于2014年7月及2015年2月向陈幼玲借款，案涉2014年7月22日120万元借据确认借款经千千公司账户打入宝莲公司账户。日常借贷中，出借人以通过他人账户转账向借款人提供借款的情形并不鲜见，此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2014年7月20日30万元、22日120万元的借据与千千公司7月21日、22日转账的时间及金额高度契合，视为陈幼玲完成该项证明责任。同时，周爱琴主张2015年2月1日借据518.26万元数额系借款本金500万元及按月息3分计算的一个月利息（15万元），与18.26万元相差较大，且与借据中载明的至同年9月31日还清借款的内容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缺乏说服力；陈幼玲主张该518.26万元系本金400万元按月息2%计算至2015年10月1日（按每年360天为1173333.00元）及另计入部分索款费用（9267.00元），数额极其相近，符合日常情理，依法予以采信。综上，陈幼玲提供的借据、银行交易明细与周爱琴之自认、徐春华2015年7月21、22日作为担保人承诺及徐春华当庭陈述相互印证，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在证明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形成证据链条，对陈幼玲提出的其2014年7月通过千千公司账户向周爱琴、宝莲公司提供借款400万元，2015年2月1日借据系陈幼玲与周爱琴、宝莲公司对前期借款本金400万元、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结算后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的主张，依法予以采信。陈幼玲现要求周爱琴、宝莲公司还本付息，应以2015年2月1日借据为凭。该518.26万元借款未证明约定利率，陈幼玲要求按照月息2分计息至实际给付之日，证据不足。按照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出借人应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即本金518.26万元自2015年10月2日至2019年5月24日的利息为1081105.00元，并判令周爱琴、宝莲公司持续付息至实际给付之日。其次，宝莲公司、史蒂文公司、科乐欣公司皆为独立法人。陈幼玲主张宝莲公司向史蒂文公司、科乐欣公司转让财产损害其权益，此与本案系争非同一法律关系，依法不予审查，陈幼玲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从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发，陈幼玲要求史蒂文公司、科乐欣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陈幼玲之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史蒂文公司、科乐欣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据已查明事实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周爱琴、拉萨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陈幼玲借款5182600.00元；二、周爱琴、拉萨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幼玲借款利息1081105.00元，并以51826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5日起计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陈幼玲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646.00元、申请费5000.00元，共计60646.000元，由周爱琴、拉萨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周爱琴、宝莲公司提交宝莲公司与千千公司所发生的所有贸易相关凭证一宗，包括发票、往来打款记录、合同复印件（2013年到2014年），其中打款一共19笔，发票一共37份。发票的金额和打款记录金额是吻合的，均视为24505800元。拟证明宝莲公司与千千公司之间存在着真实的贸易，双方之间所有的往来都是业务往来，而非一审认定的部分款项为出借款项，且涉案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款打款凭证所涉及的400万元系上诉人与千千公司之间的货款往来。被上诉人陈幼玲经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系上诉人伪造，在本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之所以提供合同复印件，是因为相应的公章均系伪造。在加工合同中约定，合同的生效需要签字且盖章才能生效。在原审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审被告徐春华也陈述其负责上诉人公司的相关业务，所有的合同需要其本人签字后才能履行，且合同中也没有千千公司相关人员的签字。同时，就上诉人所主张的加工贸易，其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交货单证明合同已经履行。上诉人提供的相应发票，在一审过程中虽然已经提交过，但是该发票系上诉人任意抽取的，目的是为了主张已经偿还借款或者400万元借款并不存在，但是上诉人并不能说明2014年12月30日第169号会计凭证以及2014年9月30日106号会计凭证增值税发票开具的具体原因。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原审认定上诉人周爱琴、宝莲公司向被上诉人陈幼玲偿还借款及利息是否正确的问题。上诉人周爱琴、宝莲公司在二审过程中提供宝莲公司与千千公司之间的贸易发票、往来打款记录、合同复印件一宗，拟证明宝莲公司与千千公司之间存在实际贸易关系，2014年7月千千公司向宝莲公司的转账400万元系双方的贸易款，而非上诉人周爱琴、宝莲公司与被上诉人陈幼玲之间的借款。但与上诉人周爱琴、宝莲公司提供发票相对应的宝莲公司与千千公司的销售合同、加工合同均系复印或打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按照销售合同、加工合同的约定，宝莲公司应将涉案货物以物流方式供货至千千公司指定地点，但宝莲公司并未提供其发货或千千公司收货的相关证据，证实涉案合同实际履行。且涉案借条中担保人徐春华亦陈述上诉人主张的贸易事实并不存在。故上诉人周爱琴、宝莲公司主张涉案款项系双方贸易款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于上诉人周爱琴、宝莲公司多次为被上诉人陈幼玲出具借条的原因，上诉人周爱琴、宝莲公司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上诉人周爱琴、宝莲公司虽撤回其在上诉状中陈述涉案借款是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借款的主张，但其在上诉状中的陈述应视为自认，即上诉人认可借款事实是存在的，只是出借款项的主体并非被上诉人。而关于出借款项的主体问题，因涉案款项系通过千千公司账户支付至宝莲公司账户，千千公司亦在原审过程中提交声明证实涉案借款系被上诉人所有，故原审认定被上诉人陈幼玲为出借款项的主体，并无不当。结合涉案借条的出具时间、千千公司的转款时间以及借条中担保人徐春华的陈述，原审认定上诉人周爱琴、宝莲公司向被上诉人陈幼玲偿还借款及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 关于应否追加千千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因被上诉人陈幼玲在原审过程中曾申请千千公司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以查明本案事实，但上诉人周爱琴、宝莲公司以千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曰进及财务人员陈丽旁听本案庭审为由提出异议。后被上诉人陈幼玲又提出申请追加千千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经原审法院审查，因千千公司对涉案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故未准予被上诉人陈幼玲的申请。现上诉人周爱琴、宝莲公司又提出追加千千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以查清本案事实，与其在原审中的主张不符。且千千公司已出具声明对涉案款项的归属作出说明，故原审未追加千千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周爱琴、宝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646元，由上诉人周爱琴、拉萨宝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燕萍 审判员  马清华 审判员  史华振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董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