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6民终5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红财，男，1965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江西省贵溪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飞林，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江西省贵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福生，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红财因与上诉人何飞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溪市人民法院（2019）赣0681民初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丁红财、上诉人何飞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福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红财上诉请求：1、改判何飞林返还租金定金共计37800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何飞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丁红财与贵溪市航源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源公司）是合作关系，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在征地过程中出现的纠纷，由丁红财行使主张的权利。二、航源公司支付了128万元是包含给何飞林的37.8万元的，丁红财还要继续交付相等价值的土地。三、即使暂停光伏发电，不等于何飞林就可以不履行义务。四、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没有约定交付日期是错误的，因为双方后来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2016年前把所租的山林清理完毕。五、何飞林主张支付了88990元是虚假的，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做出合法的判定，何飞林返还给航源公司的60000元与丁红财无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根据事实审理本案，依法维护丁红财的合法权益。何飞林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何飞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丁红财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丁红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航源公司。2015年11月1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承租方为航源公司，丁红财不是土地租赁合同主体。2015年10月10日，丁红财与航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说明了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378000元”均系航源公司支付。2018年1月23日，丁红财与航源公司达成《关于西洋丁家租赁土地合作终止协议书》之后，2018年4月1日，航源公司的股东张国强在《土地转让协议》注明“合同中止，属实”。充分证实《土地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是何飞林与航源公司。二、何飞林依约履行了协议，不存在过错。何飞林在签订该《土地出让协议》前后，从何家村小组村民处将相应的山林租赁过来，并与村民签订了相应的协议并向村民们共支付了88990元租金，剩余的租金依然要向村民支付。村民们将出租的山林进行砍伐完毕，一审判决认定了丁红财对转让的山林进行了丈量，将交付土地面积进行了确认。一审判决认为何飞林存在迟延履行义务的情形，依然要退还部分租金与客观事实不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丁红财要求解除双方的协议，直接给何飞林造成严重的损失。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何飞林的上诉请求。丁红财辩称，何飞林上诉意见是错误的，其与航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丁红财负责征租山地，只有征租到土地才能拿到35%的股权；双方在2015年签订协议后还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约定所租山地必须在2016年春节前砍伐完毕，到目前为止，何飞林没有租到地；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所租土地不少于300亩，到现在也没有交付一分地。丁红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11月1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由被告向原告返还定金以及租金计378000元，并承担违约金756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0日，原告丁红财为兴建光伏发电用地需要，与被告何飞林在贵溪市泗沥镇何家村民委员会、何家村小组的见证下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约定：1、被告何飞林将泗沥镇何家村小组承包的林地使权转包给原告用于光伏发电，承包期限为26年，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2041年10月31日止，租金为每年每亩120元整；2、签订合同的当日付30000元定金。在确认山界、丈量实际面积后，一次性付清26年租金；3、承包期间，如遇国家征地，青苗费给原告，征地费归被告；4、被告向农户承包的土地，必须有村民签字按手印，并把所有和农户订的协议作为附件交给原告，被告承包面积转让给原告的面积不得少于300亩，多出不限；5、违约责任。签字生效后，被告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阻挠原告合法经营活动，造成损失由被告承担，如有违约，违约金为50000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5年12月8日向被告支付定金48000元；2016年2月2日，原告又向被告支付租金30000元；2016年4月1日，被告收到原告通过航源公司以转账支付的租金300000元，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上述向被告支付的378000元租（定）金均是由航源公司提供资金。此后，双方对欲转让的林地进行初步丈量，确认可转让林地使用权的亩数约为216亩，亦将16.94公顷林木的林种由“防护林”变更为“用材林”，并办理采伐手续，由各农户自行予以采伐。另查明，2015年10月10日，原告丁红财与航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原告将位于滨江镇西洋村委会丁家村小组的多处山地出租给航源公司，再由航源公司将山地转租给光伏企业用于光伏发电。2018年1月23日，原告与航源公司签订《关于西洋丁家租赁土地合作终止协议书》，约定航源公司支付的租赁用地费用1280000元（该金额包括本案所涉租金378000元）作为原告的前期工作费用及相关成本。被告何飞林在得知原告与航源公司签订终止协议书后，退还给航源公司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因此该合同成立并合法有效。关于本案的诉讼主体问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约束的是订立合同的双方，故原告符合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被告辩称，被告曾与航源公司订立租赁合同在先，款项的支付亦是由航源公司提供的，原告是受航源公司的委托而与被告订立的协议，原、被告间合同性质实为委托合同。截止至庭审调查结束止，被告未能提交其与航源公司订立过租赁合同的相关证据；现今社会发展迅速，筹资方式花样百出，判断合同主体的相对方不能单纯以资金的来源作为衡量标准，其资金来源方式并不能当然决定原、被告之间所订立的合同主体及性质。《合作协议》约定双方是以分工合作、按份共享利润、按份共担风险作为合作模式，并不符合委托合同成立之要素，而且在两者商定终止合作时签订的终止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航源公司支付的378000元的租金款项作为原告丁红财的前期工作费用及相关成本，故对被告的此项辩称不予认可。关于《土地转让协议》是否符合解除条件，需要审查原告是否享有解除权。其一，本案所涉《土地转让协议》并未对合同解除条件作出明确约定，故原告不享有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其二，本案中，从原、被告订立协议至今为止，已长达近四年之久，被告何飞林仍未提交已受让林地使用权的相关权属之证据，其明显存在迟延履行义务的情形，但由于双方未约定合同履行期限，加之原告与被告签订转让协议目的是用于光伏发电项目，而原告与航源公司签订的《关于西洋丁家租赁土地合作终止协议书》中已明确涉案林地的光伏项目因政策因素投资协商终止合作，原告取得相关土地使用权后欲达成的目的暂无法实现，客观上应是由于原、被告两者的各自过错共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该《土地转让协议》已无继续履行之必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情形。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行为及相关诉讼文书的送达，可视为已将解除双方协议的通知送达给被告。因此，对于原告诉请解除原、被告2015年11月1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应返还原告财产数额。原、被告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后，被告何飞林共计收到原告丁红财租金（含定金）378000元。在审慎考量合同履行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后，应认为被告过错大于原告，双方均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后果。在估量被告为履行双方协议时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合同履行程度、已赔付金额等情形，本院酌定对原告要求被告何飞林返还租金（含定金）的数额以226800元为上限予以支持为妥，超过该数额的租金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违约金75600元的诉请，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依法解除原告丁红财与被告何飞林于2015年11月1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二、由被告何飞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丁红财返还土地租金226800元；三、驳回原告丁红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04元，减半收取计4052元，由原告丁红财负担2026元，被告何飞林负担2026元。本院二审期间，丁红财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土地转让协议》，在该协议下方有协议的补充条款。证明：双方约定所租山地何飞林要在2016年春节前砍伐完毕。证据二、办砍伐证的材料即《承诺》一份。证明：砍伐证的办理事项是丁红财负责处理的。何飞林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补充条款是丁红财后期单方添加，也不能证明何飞林没有清理山林；对证据二的关联性有异议，砍伐证是何家村小组组长和航源公司共同去办的，和丁红财是没有任何关系，该证据却能证明何飞林积极履行了对山林进行处理和交付的义务。何飞林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45份《土地流转协议》及租金付款凭据。证明：何飞林从村民那租山并与村民签订协议，何飞林支付了部分租金款项。证据二：照片。证明：何飞林已将山林地表清理，并将山林交付给丁红财。证据三：39份村民签字的《证明》。证明：何飞林还应支付的款项金额。庭审过程中，何飞林申请证人何某1、何某2出庭作证。证明目的：何飞林从何家村民那租赁山林，并与村民签订了相关协议。山里地表已经清理并交付给何飞林，何飞林也交付给了丁红财。本院认为，结合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与全部证据，对于履行期限，双方未明确约定，也无法明确补充协议的真伪，而丁红财租赁的涉案林地的光伏项目因政策因素终止合作，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行性；对于履行情况，何飞林履行了向部分村民租赁山地的义务，同时向部分村民支付了部分租金定金，也履行了清理部分山林的义务，但是并未全部履行相应义务，且无法证明实施清理的时间，也未提交已受让林地使用权的相关权属之证据。因此，除《土地流转协议》及租金付款凭据之外，对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及证人证言，均不能完全达到双方各自想要证明的全部内容，故本院均不予认定。二审查明，何飞林因租赁山地向村民支付了88990元。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双方是否存在过错导致合同解除；二、损失双方如何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一、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解除合同。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综合本案的事实与证据，丁红财与何飞林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的解除的根源在于涉案林地的光伏项目因政策因素投资不利而终止，有丁红财与航源公司签订的《关于西洋丁家租赁土地合作终止协议书》为证，而丁红财与何飞林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明确约定租赁山地是用于兴建光伏发电，由此可见，因光伏项目的终止导致租赁土地的目的不能实现，这是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因此丁红财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丁红财提出解除合同的理由是何飞林没有按时履行交付山地的义务而没有提及是因光伏项目的终止才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这是不诚实信用的体现。况且，对于履行期限，双方在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对于履行情况，何飞林履行了向部分村民租赁山地和清理部分山林的义务，并非完全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但是何飞林也确实存在着迟延履行以及没有完全履行租赁山地及清理山林的义务的行为，何飞林提交不出已受让林地使用权的相关权属之证据，因此丁红财主张解除的理由不完全成立，但仍是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一个外在因素。由此可见，在本案中，丁红财、何飞林双方均存在过错。关于争议焦点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对于本案中双方的损失问题，丁红财在合同订立后先后支付给何飞林租金（含定金）378000元，对于该部分损失，何飞林履行了部分义务但是并未全部履行完毕，在合同解除后，何飞林负有返还的义务，不能据为己有。但是何飞林因租赁山地向村民支付了88990元，而且在丁红财与航源公司签订终止合作的有关协议书后退还给航源公司60000元，何飞林的这两部分损失应从378000元中予以扣除。由于租赁山地的目的已经不能实现，何飞林主张还存在剩余的租金依然要向村民支付的损失，缺乏有效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合合同解除的原因、双方的过错、合同履行实际情况、金额收支等情形，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何飞林向丁红财返还土地租金226800元，合法合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丁红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何飞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44元，由丁红财负担3342元，由何飞林负担470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 静审判员 汪险峰审判员 程志军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