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1民再242号再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河北国信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平安北大街56号。法定代表人：李雪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云进，北京众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3号。负责人：冯新祥，该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华，该所律师。再审上诉人河北国信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与再审被上诉人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2014年9月10日由原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因行政区划调整，该案移送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审理。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西民初字第0181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后经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院长将本案提交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判决确有错误，遂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冀0104民监8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2018）冀0104民再5号民事判决。再审上诉人河北国信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上诉人河北国信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云进、再审被上诉人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信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2018）冀0104民再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计算错误，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1、对判决依据的协议文件和两份判决书理解错误。（1）上诉人和被执行人之间的执行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均约定：“若需划分两个案件的清偿金额时，依据两案欠款数额分别在欠款总额中所占比例进行划分”，而两案的欠款数额应按两案的判决书分别计算确认，其中：（2000）石法经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相关判决内容为：“被告河北中原企业集团公司偿还所欠原告石家庄信托股份公司3300万元，（截止2000年9月20日）利息7866996.25元，此后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直至本判决执行完毕时止”。签订执行协议书时，该案本金现已全部清偿，对应利息尚未支付。依据该判决内容，直至该判决执行完毕时止的债务利息均应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而不是一审法院所计算的2倍利息。按此计算，119号案对应的全部利息金额应为16370257.91元。（2）（2008）冀民二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相关判决内容为：“一、被告河北中原企业集团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河北国信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4603153.89元和利息16366623.43元（计至2007年9月20日），2007年9月2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顺延计付；…如果河北中原企业集园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依据该判决内容，在该判决生效指定期间未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此计算，3号案对应的本金及利息之和为52780686.46元。（3）119号案所欠金额占两案欠款总额的比例应为：16370257.91/（16370257.91+52780686.46）=23.67%，则在两案并案后实际收回的44921500元中，119号案对应收回的欠款应为：44921500×23.67%=10634367.29元。2、一审判决割裂了执行协议书的整体性，没有统一进行计算，显属错误。双方所签119号案的《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乙方律师应尽职维护甲方合法权益，甲方按实际收回利息额的30%向乙方支付报酬”。据此计算，119号案共收回欠款10634367.29元，按双方所签的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理论上甲方应支付乙方报酬总额为：10634367.29×30%=3190310.19元，扣去已付的130万元，理论上尚欠付乙方报酬金额为3190310.19-1300000=1890310.19元。一审法院扣去执行协议书签订后前期收回的1000万元，不考虑甲方已付乙方的130万元报酬，显属错误。二、根据案件解决过程中被上诉人的贡献，按风险代理最高限额支付其报酬，有违实体公平。119号案最终以执行和解方式予以解决，主要是上诉人努力的结果，是上诉人牺牲巨大经济利益才得以实现的。在整个过程中，被上诉人一直处于次要位置，起着辅助配合作用，除拟定财产查封申请外，被上诉人主要工作就是草拟执行协议书、执行和解补充协议及相关协议文件。根据其工作量和对该案执行最终结果，上诉人已支付其130万元报酬，与其劳动付出相匹配，也完全符合市场价位。请二审法院酌情予以考虑，减少应付的报酬金额。律师所辩称，上诉人割裂了119号民事判决，虽然该判决规定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但判决同时规定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完成。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在判决确定的时限内未履行判决的，利息按双倍计算。一审法院按双倍计算利息并无不当。并且一审法院在计算时未将当时产生的利息78.6万元计算在内，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判决书确定的和迟延履行的均应按双倍利息计算罚息。虽然一审法院未按上述方式计算，但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我方未提起上诉。另外，对于上诉人称统一计算问题，我方认为，本案系我方就对方收到的最后的债权实现款项3492万元提起的诉讼，并未对整个代理合同要求统一履行，因此并无统一计算的问题。并且在当时支付130万元代理费时，是因为对方实现债权1000万后，迟迟不向我方支付代理费，我方同样提起诉讼，在庭前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对方向我方支付130万代理费，我方撤诉。因此，130万代理费是对方收到1000万，与我方就该部分代理费达成合议而形成，当时我方起诉135万，最后支付130万，该数额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形成的，并无不当，上述事实有法院开庭的系列证据证明，同时该案也证明上诉人一直对比例为45%的计算方式是认可的，并且在省法院3号判决代理纠纷中，上诉人对于该案占总标的55%的比例并无异议。既然是两案合并处理，3号判决占55%，则119号就应该占45%。律师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国信公司立即支付律师费471.3万元；2、因诉讼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国信公司承担。一审法院一审认定事实：2008年6月23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就欠款清收事宜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约定，一、清收标的：债务人河北中原企业集团公司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石法经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所欠借款利息以及与诉讼相关的费用。三、清收报酬：乙方律师应尽职维护甲方合法权益，甲方按实际收回利息额的30%向乙方支付报酬。协议签订后，至2012年2月13日被告与被执行人石家庄市中原实业公司（原名河北中原企业集团公司）达成执行协议书，2014年3月，被告与河北圣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乐活时尚广场房屋预购协议书》，被执行人石家庄市中原实业公司以以房抵债的形式偿还被告债权3492.15万元，其中（2000）石法经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权为1571.47万元。对被告收回该判决项下债权数额，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一审认为，原、被告所签《委托代理协议》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原、被告约定清收欠款的报酬为实际回收额的30%，该约定未超过当地司法部门关于“办理案件采取风险收费的，风险收费的最高收费标准或总额，不得超过争议利益的30%”之上限。被告主张报酬比例过高以及被告在清收债务过程中所起作用较大，要求降低报酬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代理被告清收债务标的为1571万元，被告应支付原告代理费（清收报酬）471.3万元。一审法院一审判决：河北国信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代理费471.3万元。一审法院再审时，被告辩称执行和解时已放弃119号判决项下的逾期利息，原一审判决不能仅靠国信公司的代理人对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陈述的事实认可作为裁判依据，在本金已经偿还的前提下再计算利息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况且双方达成的《执行协议书》中并没有对判决之外的利息进行约定，并案和解的3号判决没有再计算判决之外的利息，同理，119号判决也不应该再计算判决之外的利息，由于国信公司工作人员与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指派给国信公司的代理人恶意串通，故意认可不存在的利息额，为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取得非法利益提供帮助，并且在开庭时认可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所谓的利息额的陈述，造成原审判决错误，给国信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故请求法院依法改判。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除原审查明事实外，另查明，119号判决项下的本金3300万元已经在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之前偿还完毕。在执行程序阶段，2012年元月19日、2月27日河北国信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家庄市中原实业公司（原名河北中原企业集团公司）达成《执行协议书》和《执行和解补充协议（二）》，根据该两份《执行协议书》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8日作出的（2008）冀民二初字第3号判决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6日作出的（2000）石经初字第119号判决合并清偿，两个案件的清偿金额依据两案欠款数额分别在欠款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划分。（2008）冀民二初字第3号判决书项下的债权金额本息合计4097万元；（2000）石经初字第119号判决书载明的利息金额为7866996.25元。诉讼中，被告没有向法院提供其工作人员与原告在原审中恶意串通的证据，被告称放弃逾期利息的主张也没有国信公司会议纪要等相关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原告主张代理费的依据是2008年6月23日的《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清收标的为“债务人中原企业集团在（2000）石法经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所欠借款利息以及与诉讼相关的费用”，该协议第三条约定“清收报酬：．．．甲方（国信公司）按实际收回利息额的30％向乙方（律师所）”。因此，119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所欠借款利息和实际收回利息额是计算原告应当获得律师费的两个基础数据。再审庭审中，被告称清收标额应为7866996.25元，因为在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之前中原公司已全部偿还3300万元本金。原告对被告说法不予认可，坚称清收标的额为1571万元，被告应当按照该金额给付30%的代理费。从双方的诉辩主张来看，显然各自对《委托代理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利息构成存在分歧。关于119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利息构成，根据该判决主文的表述应包含两部分，一部分为截止到2000年9月20日之前的确定利息7866996.25元（判决已经载明）；另一部分为2000年9月21日至本金3300万元偿还完毕时（原告再审时提交的利息表显示2005年7月19日本金还完）的利息，该部分利息的计付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判决已经明确）。原告主张按1年期利率标准计算并不违法，但原告计算的基数为4086万元（判决的本金3300万元和已确定利息786万元相加）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根据原告提供的其代理119案在执行中向法院提交的对方债务人承担利息的计算表可以看出，当时原告作为被告的代理人是认可只以3300万元本金为基数计算利息的。所以，119号案件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应当以3300万元为基数起算，并按照还款额分次递减，再根据原告主张的1年期银行利率计算得出8501732.89元。故此，119号案总的利息额为8501732.89元×2＋7860000元＝24863465.78元。3号案本金24603153.89元＋判决确定的利息金额为16366623.43元，同理3号案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2007年9月21日至执行和解协议达成之日2012年2月13日，以24603153.89元为基数根据央行1年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为13390600.2元（6695300.11元×2）。所以3号案总的数额为24603153.89元＋16366623.43元＋13390600.2元＝54360377.52元。据上，119号案件与3号案件债权总金额为24863465.78元＋54360377.52元＝79223843.3元。119号案件债权金额在两案中所占的比例为31.4％（24863465.78÷79223843.3元），按合并执行实现的债权额34921500元，结合《执行和解协议（二）》明确的债权划分的计算标准，119案债权实现额为10965351元（34921500元×31.4％），再按《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30％计算原告应得代理费为3289605.3元（10965351元×30％）。一审法院再审判决：一、撤销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西民初字第01815号民事判决；二、河北国信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代理费3289605.3元；三、驳回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再审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本院（2000）石法经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河北中原企业集团公司偿还所欠原告石家庄信托投资股份公司3300万元（截止2000年9月20日），利息7866996.25元，此后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直至本判决执行完毕时止。以上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在国信公司与石家庄市中原实业公司达成《执行协议书》和《执行和解补充协议（二）》后，律师所代理国信公司收回债务利息1000万元，国信公司向律师所支付代理费130万元。双方当事人对此事实均予认可。本院再审二审认为，再审上诉人国信公司对一审法院再审中119号案件利息额的计算提出异议，认为不应按双倍利息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因119号民事判决“以上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的判决内容明确确定了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期间，该案的被执行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再审上诉人国信公司认为不应按双倍计算利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再审判决对119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利息构成和债权额比例的计算方式正确，据此，119号案的债权额为：8501732.89元×2＋7866996.25元=24870462.03元。3号案的债权额为：24603153.89+16366623.43+6695300.11×2=54360377.54元。119号案件与3号案件债权总额为24870462.03元+54360377.54元=79230839.57元。119号案件债权额在两案中所占比例为：31.34%（24870462.03元÷79230839.57元）。根据再审上诉人国信公司所签订的《执行协议书》、《执行和解补充协议（二）》、《乐活时尚广场房屋预购协议书》的执行情况，国信公司实现的债权额包含国信公司前期收回的1000万元和通过以房抵债形式实现的债权3492.15万元，共计4492.15万元。按照《委代理协议》中关于清收标的和清收报酬的约定，代理费应按照119号案实际收回的全部利息额，包括前期收回的债权和以房抵债实现的债权，统一进行计算，不应分割。再审上诉人国信公司主张的一审法院割裂执行协议书的整体性，没有统一进行计算，显属错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国信公司实现的债权额为3492.15万元有误，应予纠正。因此，119号案件实现的债权额为14078398.1元（4492.15万元×31.34%）。按照《委代理协议》约定的支付标准计算，律师所应得代理费4223519.43元（14078398.1元×30%）。因国信公司已支付律师所代理费130万元，国信公司应再支付律师所代理费2923519.43元（4223519.43元-130万元）。再审上诉人国信公司与再审被上诉人律师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再审被上诉人律师所代理再审上诉人国信公司清收债务利息，国信公司应按协议约定支付代理费。关于清收报酬的约定，未超过当地司法部门关于收费标准的规定，再审上诉人国信公司关于按风险代理最高限额支付报酬，有违实体公平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01815号民事判决和（2018）冀0104民再5号民事判决；二、河北国信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代理费2923519.43元；三、驳回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504元，由河北国信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7606元，由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负担168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4元，由河北国信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7606元，由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负担168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俊贤审判员  王彦松审判员  高玉坡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袁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