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03民初3665号原告：李某某，男，196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雪滔，惠州市惠阳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郑某军，男，196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告：郑某江，男，1995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原告李某某诉被告郑某军、郑某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雪滔、被告郑某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某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1月29日起计至2019年7月28日共18个月，按月利率3%计，共计54000元，余下利息计至被告偿还全部借款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告郑某军与郑某江是父子关系。2017年12月29日，两被告因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10元，约定于2018年3月29日归还。原告在当天支付10万元给郑某江，同时被告支付5000元利息给原告，之后被告再无偿还过本金和利息。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拒不偿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原告对其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2.被告身份证；3.借款条；4.收款收据。被告郑某军辩称：一、我是在李某某及郑某江的胁迫下签署了该借款条，我与李某某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我未向李某某借款，本案涉及的借款并非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我签署该借款条并非真实意愿。原告称我与郑某江因经济周转，向原告借款10万元，不符合案件的事实。首先，我不认识本案的原告李某某，更不可能产生向李某某借款的意愿。其次，我没有经济周转困难的问题存在。从原告提供的借款条上看，借款人处写的是郑某军的姓名，但落款处却为郑某军与郑某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家门不幸，养出不孝子。2017年底，郑某江因为向他人借款，产生了多笔债务，在此情况下，李某某担心借款给郑某江会产生借款得不到偿还的风险，遂郑某江与李某某共同向我施加压力，逼迫我签署该借款条。郑某江为逼迫我签署该借款条，将家中的电视砸碎、大门破坏，现家中的门仍处于损害状态。并且多次发送威胁的信息给我，甚至不惜扬言要拿刀砍死我。为此我曾报警请求警察的帮助保护。在此期间李某某也曾多次派人上门骚扰我一家的生活，导致我和家人长期处于不安的状态。最后导致我迫于无奈签署了该借款条。上述的胁迫真实发生，实属我的家门不幸，因为李某某与郑某江的胁迫，为了避免他们的骚扰，我与家人在2018年年初搬离村里一个多月时间，另寻其他安全的地方居住，该事实村里多数村民均有所了解。综上，我与李某某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该借款条的产生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我与李某某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二、我从未与李某某发生经济往来，本案的借款未出借给我，我未收到过李某某给付的任何款项，故我与李某某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从李某某提交的证据《收款收据》上看，收款人为郑某江，并非郑某军，该事实更加印证了我是在李某某与郑某江的胁迫之下签署的借款条。李某某未提供转账流水证明涉案的借款真实出借。我未收到李某某的任何款项，本案的借款不符合一般的借款出借情况，我未向李某某借款，我与李某某不存在借款事实。三、即使涉案款项系李某某向郑某江出借的，本案借款并未约定利息，李某某要求我承担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获得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款期限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无论是借款条或者是借款借据中均没有对借款利息进行约定，涉案借款不存在借款利息。再者，李某某要求的利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故李某某要求我承担月息按3%计算的借款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我与李某某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没有借款出借事实，原告要求我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郑某军对其抗辩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家大门损坏的照片；2.永湖镇淡塘村委会证明；3.郑某军于2018年2月9日向永湖派出所报警的报警回执。被告郑某江未应诉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主张债权，向本院提供一份日期为2017年12月29日的《借款条》以及《收款收据》。《借款条》载明：郑某军于2017年12月29日向李某某借款10万元，定于2018年3月29日还款；借款事由及用途：经济周转。郑某军在《借款条》的借款人签章处签名，郑某军及郑某江还在借款条尾部“粘贴身份证复印件及借款人签名确认”处签名按指印。《收款收据》载明收到李某某现金10万元，郑某江在收款收据右下角“填票人”处签名按指印。签订借款条当天，原告委托黄永康转账95000元至郑某江账户，扣除5000元利息（原告称扣除的5000元中，其中3000元是第一个月的利息，另2000元是感谢费）。开庭时，被告郑某军称，是在转款95000元给其儿子郑某江之后，郑某江用汽车搭载郑某军去原告家，郑某军在借款条上签名的；而原告则称是在借款条上签名后，才转款给郑某江。开庭时，被告郑某军称其出具给原告的《借款条》的全部文字内容都是手写的，没有打印的，要求原告提供全部文字内容手写的借款条，但被告郑某军对其该陈述未能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则称被告仅出具一份借款条，也就是本案提交给法院的借款条。2018年2月9日，因郑某江逼郑某军去借款，郑某军遂向永湖派出所报警。另查明，被告郑某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答辩意见。庭审结束后，被告郑某军请求法庭安排时间通知其郑某江一起进行调解，本院根据郑某军的请求，安排在2019年9月20日15时进行调解，郑某江经本院电话通知，在电话中表示同意到庭调解，但其在9月20日下午拒不到庭，拒接电话。本院认为，被告郑某军、郑某江向原告李某某借款，有郑某军、郑某江出具给原告收执的《借款条》原件以及被告郑某江出具给原告收执的《收款收据》原件为证，郑某军当庭对借款的事实不持异议，并确认郑某江已收取95000元借款，借款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郑某军提出借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作如下分析：2017年12月29日，郑某军是应其儿子郑某江的要求，乘坐郑某江的汽车到原告李某某家中，郑某军到原告家中在借款条上签名的过程中，原告和郑某江并未逼迫郑某军签名；郑某军在2018年2月9日报警也不是因本次借款被逼迫而报警，根据郑某军在报警时的询问笔录，是因其儿子郑某江“不孝顺”又要求郑某军借款而报警，该报警行为与本次借款没有关联。因此，郑某军提出借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郑某军提出其未收取原告的借款，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的意见，本院认为，被告郑某军和郑某江均在《借款条》的借款人签名处签名，视为两被告的共同借款行为。原告出借的款项虽然转账给郑某江，这属于两债务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影响郑某军系共同债务人的性质。原告主张两被告共同偿还借款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借款金额应以实际出借金额95000元认定。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本案中，《借款条》以及《收款收据》均未载明利息，原告主张从2018年1月29日起按月利率3%计付利息的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本院按照年利率6%，自被告逾期还款之日即2018年3月30日起计至被告清偿借款之日止。对于郑某军提出，其出具给原告的借款条的全部文字内容都是手写没有打印的，要求原告提供全部文字内容都是手写的借款条。因原告对此不认可，被告郑某军对其该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郑某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郑某军的主张不予采信。如果原告确实对该同一笔借款持有被告出具的另一份借条，其亦不得重复向被告主张债权。被告郑某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某军、郑某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借款95000元给原告李某某；二、被告郑某军、郑某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利息（利息以9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3月30日起计至债务清偿之日止）给原告李某某；三、驳回原告李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9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李某某负担504元，被告郑某江、郑某军负担118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钟新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吴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