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88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愉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振华路579号康庭园一期7栋4楼403室。法定代表人：杨扬。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欢喜，湖南俊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明银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振华路579号康庭园一期7栋4楼403室。法定代表人：杨扬。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欢喜，湖南俊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振文，男，199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家幸，湖南同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湖南同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愉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愉达公司）、湖南明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振文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8）湘0111民初8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愉达公司、明银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驳回吴振文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吴振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并未主张合同变更，一审法院主动适用合同变更，系超出诉讼请求处理，违背“不诉不理”的审判原则，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合同订立时显失公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合同变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在错误的法律前提下，对事实证据予以分析，带有极大的偏向性，从而认定“合同订立时显失公平”，该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并非处于弱势地位，上诉人也不存在诱使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并未失衡，一审法院认定合同订立时显失公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也认定学员已经就业，也可证实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履行完义务。综上，从签订的主体、内容的约定和履行情况可知，本案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并非处于弱势地位，上诉人也不存在诱使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并未失衡，且合同已经完全履行完毕。三、一审法院以合同数额为培训费基数，并以40%计算培训成本，认定事实有误，明显显失公平！一审法院对合同变更，以合同数额为培训费基数，且以40%计算培训成本，计算基数有误，且比例明显不公平。上诉人在培训期间，每个月发放补助、提供食堂餐卡、提供住宿、并替还贷款（具体到被上诉人吴振文，提供住宿成本200元/月*4个月=800元，合计800元），这些都是实际现金返还给被上诉人的资金成本，且该成本不包括上诉人的招生成本、培训场地及人力成本、宣传等基础成本（市场最基础的4个月培训成本为1.2-1.4万元左右，如真如一审法院认定的利润达70%，上诉人不会出现经营不善）。一审法院直接以合同金额作为培训费的基数，明显事实认定错误，且以40%计算培训成本，明显低于基础的支出成本，不仅低于低档的市场标准，也使得上诉人的培训比公益还要公益，一审法院这样的酌情认定，明显有失偏颇。吴振文辩称：1、以签订涉案合同诱使涉世未深的学生到无任何资质的被答辩人处进行高额培训，以求获得高薪岗位，明显是违背法律规定的。这种招转培的模式已被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认定为诈骗，其行为明显是非法行为。2、涉案合同实际是一份无效合同，其违反的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详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民终10203号民事判决书，愉达公司未取得主管部门核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不具备开展职业培训活动的经营资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3、涉案合同既符合合同无效的情形，也符合合同可撤销情形，一审法院认定的显失公平、欺诈招生事实认定清楚，判决正确，并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言认定的事实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4、本案并未违反不告不理之原则。一审法院有权依职权确认合同效力状态。起诉时，吴振文当庭变更了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若不能确认合同无效，请求因涉案合同涉嫌欺诈招聘、导致显失公平为由对合同予以撤销。从民事诉讼角度来说，本案为合同效力的确认之诉。根据吴振文的主张及提交的证据，本案应定性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确认合同的效力状态。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有效，但存在可撤销情形应视为对合同效力的确认，不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且吴振文无论从变更的诉讼请求以及答辩意见、代理意见都一直认为，合同是无效的，即使合同效力能够得到确认，该合同也是一份可撤销的合同，一审法院根据认定的欺诈招生、合同的显失公平认定合同可撤销，并不违反法律规定。5、从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说，一审判决符合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本案吴振文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在遭受欺诈后无辨别能力，最终背负巨额债务。且该培训费均为通过愉达公司介绍的网络平台贷款支付培训费，在无力还款时遭受网贷平台人员的骚扰恐吓，严重影响到吴振文及家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且吴振文面向社会“招转培”以使得很多大学生受骗，在此维权的仅仅是极少部分，其行为不仅侵害了吴振文的合法权益，更恶劣的影响是对社会风气，导致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愉达公司因欺诈、无资质经营的行为，应返还其培训费用的行为，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若一审法院由此判决愉达公司已经被法律负面评价、涉嫌犯罪的经营模式合理合法，则明显有违社会最基本、人们心中最朴素的公平正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吴振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吴振文与愉达公司签订的《人才服务协议》合同无效，判令愉达公司、明银公司连带返还吴振文培训费148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愉达公司、明银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愉达公司从吴振文在网络等渠道所投求职简历，了解到吴振文需要找工作，于是通知吴振文面试，在测试吴振文不合格后，愉达公司表示可以对吴振文进行培训，并推荐工作。随后，吴振文（乙方）与愉达公司（甲方）签订《人才服务协议——实训保障就业》，约定：甲方对乙方进行培训，乙方遵守甲方制度并按照甲方要求完成实训期全部实训内容的，甲方保障相应的正式岗位工作和薪资，实训时间两个月及以上的其转正薪资3000元以上，实训期间四个月及以上的其转正薪资4000以上；此外，协议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保密条款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因吴振文无力支付培训费，愉达公司便告知吴振文在网络上下载APP贷款平台，通过贷款来支付培训费，后吴振文在网络平台贷款14800元，该借款直接支付给湖南明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银公司）。上述协议签订后，愉达公司组织吴振文等相关参与培训学员进行培训，培训大约4个月左右，内容是UI岗位培训。学员反映学的东西少，老师讲得也一般，且愉达公司没有提交培训老师的资格证。培训完毕后，愉达公司未给吴振文颁发任何培训合格证书，但为吴振文向一些公司投了简历，吴振文现已自主就业。另认定，在长沙市2017年4月对市属民办置业培训机构2016年度办学情况检测评估的72家合格民办置业培训机构中没有愉达公司，且愉达公司、明银公司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获得办学许可，愉达公司经营范围中没有教育培训项目。愉达公司、明银公司系关联公司，愉达公司、明银公司双方均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为：第一，涉案合同的效力问题。第二，关于愉达公司、明银公司是否应当返还培训费问题。关于涉案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对举办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行政许可制度，民办职业培训机构须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后才能开展职业培训活动，愉达公司未取得主管部门核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不具备开展职业培训活动的经营资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所涉合同违反了前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但违反的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故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因此，吴振文主张双方签订的《人才服务协议——实训保障就业》无效，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愉达公司是否应当返还培训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系12件批案之一，在系列案件中，愉达公司系通过线上、线下招聘的方式，吸引人员到其公司培训的法人单位，同时其与相关网络平台及其他相关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并提供了格式化的培训合同、借款合同等，具有丰富的经验并处于优势地位，而吴振文系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涉世不深，缺乏相关社会经验及通过网络平台借款等的相关经验。愉达公司正是利用其经验和优势地位，诱使吴振文参与培训签订《人才服务协议——实训保障就业》，并通过网络平台贷款，且愉达公司没有获得教育培训许可，培训的时间4个月，但收费数额偏高，对其培训的课时数及内容并无明确证据证明已经按约完成，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参与培训的教师是否具有相关资质及业务技能，对学员的培训效果也无合法且行之有效的测评制度，培训后也没有给包括吴振文在内的学员合格证书。因此，吴振文缺乏经验并处于弱势地位，愉达公司诱使吴振文签订《人才服务协议——实训保障就业》等，对愉达公司、明银公司的权利义务约定严重失衡，显失公平，应予变更。吴振文请求愉达公司退还全部培训费用14800元，因愉达公司毕竟对吴振文进行了培训，支出了一定的费用，该费用吴振文应当承担；但愉达公司未提交有力的证据证明其培训期间支出费用的具体数额。一审法院从统一系列案件的裁判尺度出发，为促进矛盾化解、案结事了，以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为原则，综合考量，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依法酌情将培训费14800元变更为14800元×40%=5920元，则被告应退还14800元-5920元=888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愉达公司、明银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连带退还吴振文培训费用8880元；二、驳回吴振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85元，由愉达公司、明银公司连带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和当事人发表的辩诉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愉达公司与吴振文所签培训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2、愉达公司应当向吴振文退还多少培训费用。关于焦点一。经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依照教育法和其他有关教育法律执行。”该法第十八条规定:“审批机关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发给办学许可证。”该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民办学校包括依法举办的其他民办教育机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国对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社会组织或个人施行办学许可证制度，因此，上述法律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国家实行教育行业准入行政许可制度，其目的是保障教育活动有序进行，保护教育活动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愉达公司利用自有资金面向社会不特定人员招生从事培训活动，应当具备法定的办学条件并取得办学许可证。本案中，愉达公司与吴振文在双方签订的培训协议中约定，愉达公司对吴振文进行岗位培训，吴振文支付培训费，吴振文系愉达公司面向社会不特定人员招生的对象之一。现一审法院查明，愉达公司与吴振文签订培训协议时并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其经营范围中没有教育培训项目。愉达公司在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教育培训活动，违反了上述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愉达公司与吴振文签订的培训协议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法律规定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二。经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根据焦点一的分析，愉达公司与吴振文签订的培训协议为无效合同。因此，愉达公司应当向吴振文返还收取的培训费。考虑到愉达公司毕竟对吴振文进行培训支出了一定的费用，该费用吴振文应当承担，但愉达公司未提交有力的证据证明其培训期间支出费用的具体数额，故一审法院酌情由愉达公司向吴振文退还888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愉达公司、明银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有误，但判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5元，由湖南愉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明银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祖湖审判员  唐亚飞审判员  王 鹏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刘佳林附本案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