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10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盛建明，男，198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淑东，湖北法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寸满桂，男，1987年8月18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宁、陈晓燕，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松潘县藏韵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水晶乡安备村。法定代表人：盛建海，公司总经理。上诉人盛建明因与被上诉人寸满桂、原审被告松潘县藏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0日接待了上诉人盛建明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廖淑东，被上诉人寸满桂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张学宁，原审被告藏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盛建海核实了案件事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建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173号民事判决，改判盛建明不承担银器货款的给付民事责任；二、上诉费由寸满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盛建明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实错误。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寸满桂与藏韵公司之间。2018年4月28日，发货（银器）明细表中，盛建明确认签字栏中特别标注“法人代表人：盛建明”，顾名思义即公司的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3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0条均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即职务代理的法律责任均由公司承担。盛建明代表公司行为的真实意思表达明确、清楚。其次，同日《债权债务确认书》中乙方主体载明：松潘县藏韵投资有限公司或盛建明。“或”在汉语词典中的文义解释为“不确定”的选择关系；“和”在汉语词典中的文义解释为“连带”的并列关系。故合同中的乙方主体要么是藏韵公司，要么是盛建明，只能二选一。而结合发货（银器）对账表中“法人代表人”，很显然本案中买卖合同主体应为藏韵公司。其次，一审认定：“后原告一直向被告盛建明供货用于被告松潘县藏韵投资有限公司的产品销售”，纯属主观臆断，有失公平、公正。事实上，自双方合作以来，寸满桂均只与公司方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详见所供证据）。一审法院却认定盛建明和藏韵公司共同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明显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支持盛建明的上诉请求。寸满桂辩称，一、寸满桂的供货合同是与盛建明之间发生。在案的主要证据《发货（银器）明细表》上的签字为“法人代表盛建明”，在我国的民法中，并没有对“法人代表”进行明确的解释，“法人代表人”并非当然的指法定代表人，另外盛建明在《发货（银器）明细表》上所签的法人代表人也未具体明确是哪个自然人组团或法人主体的代表，故盛建明对《发货（银器）明细表》的签字，应认定为其个人行为。另假设《发货（银器）明细表》上的“法人代表人”表意为法定代表人，而根据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法定代表人为“盛建明”的法人主体有1602家之多，也不能主观臆断出现在《发货（银器）明细表》中“盛建明”字样的法人主体就一定是藏韵公司。二、2017年5月9日，藏韵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由盛建明变更为盛建海。而本案关键的证据《发货（银器）明细表》与《债权债务确认书》签订时间均是2018年4月28日，这说明盛建明与寸满桂对账核查债权债务金额时，盛建明已经不是藏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行为不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且盛建明未持有藏韵公司的授权委托手续，故不能认定盛建明代表藏韵公司进行对账，故盛建明签订《发货（银器）明细表》与《债权债务确认书》系个人行为。三、《发货（银器）明细表》与《债权债务确认书》对藏韵公司具有约束力，寸满桂长期向盛建明供货，所供产品可能用于藏韵公司，签订《发货（银器）明细表》与《债权债务确认书》时，藏韵公司法定代表人虽然发生变更，但不影响此前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债权债务确认书》是以藏韵公司或盛建明为乙方进行签订，故《债权债务确认书》对藏韵公司具有约束力，盛建明和藏韵公司均有货款支付义务。藏韵公司述称,买卖合同是藏韵公司与寸满桂签订的，债务应由藏韵公司承担，与盛建明没有关系。寸满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建明、藏韵公司共同向寸满桂支付银器货款570万元；2.判令盛建明、藏韵公司共同向寸满桂支付以570万元货款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并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2018年6月30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违约金103787.5元；3.判令盛建明、藏韵公司共同向寸满桂支付以570万元货款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并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2018年10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4.判令盛建明、藏韵公司共同承担律师费8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盛建明从事旅游产品经营，2015年起寸满桂向盛建明供应银器用于藏韵公司的产品销售，双方间的合作持续至2016年11月，合作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18年4月28日，寸满桂与盛建明就双方间的发货明细进行核对，盛建明在发货明细表上以“法人代表人”的名义签字捺印，确认其共支付给寸满桂货款10890000元，尚欠货款5706250.3元。当日，寸满桂与盛建明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确认书明确乙方（藏韵公司或盛建明）共欠甲方（寸满桂）570万元，乙方承诺于2018年6月30日前归还，盛建明在确认书乙方处签字捺印。债权债务确认书确定的支付期限到后，盛建明和藏韵公司未还款，2018年9月28日，寸满桂向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支付咨询服务及律师费80000元。寸满桂于2019年1月29日诉至法院。另查明，藏韵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中盛建明认缴出资255万元。2017年5月9日藏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盛建明变更为盛建海。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寸满桂与盛建明、藏韵公司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均认可自2015年起就有合作关系，双方于2018年4月28日签订的发货明细系对买卖关系的确认，故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寸满桂与盛建明、藏韵公司均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义务。关于货款数额的问题，寸满桂与盛建明于2018年4月28日签订的发货明细应视为双方对此前寸满桂货物货款的结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盛建明在发货明细上签字捺印表明其认可发货明细所确定的货款，盛建明、藏韵公司方关于货款数额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辩解无相关依据，不予采信，故本案的货款数额应为发货明细及债权债务确认书所确定的507万元。关于还款责任主体的问题，双方合作始于2015年，后寸满桂一直向盛建明供货用于藏韵公司的产品销售，签订发货明细时藏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发生变更，但不影响此前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盛建明以“法人代表人”名义签订的发货明细和以“松潘县藏韵投资有限公司或盛建明”为乙方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对藏韵公司有约束力，盛建明、藏韵公司均有支付货款的义务，故寸满桂要求盛建明、藏韵公司共同向寸满桂支付银器货款570万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盛建明、藏韵公司未按债权债务确认书确定的时间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寸满桂主张盛建明、藏韵公司共同支付以570万元货款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并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违约金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但双方约定的支付货款期限为2018年6月30日，故违约金的支付时间应调整为从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关于律师费的承担问题，因双方未约定律师费的承担方式，故寸满桂要求盛建明、藏韵公司承担律师费无相应依据，不予支持。盛建明、藏韵公司关于尚欠寸满桂货款2874402元的辩解，因其提供的转账记录为2016年8月至11月期间的转账记录，而双方签署债权债务确认书的时间为2018年4月28日，且双方之间的交易额达10890000元。故盛建明、藏韵公司的辩解与双方实际签署债权债务确认书的时间不符，也明显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盛建明、松潘县藏韵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支付给原告寸满桂银器货款5700000元，并支付此款从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违约金；二、驳回原告寸满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000元，由被告盛建明、藏韵公司承担51200元，由原告寸满桂承担18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盛建明提供了《供货协议》原件一份，证明本案诉争的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主体为藏韵公司和寸满桂，而不是盛建明和寸满桂，故盛建明不是本案的义务主体，对本案的货款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寸满桂、藏韵公司均未提供新证据。经质证，寸满桂对盛建明提供的《供货协议》不予认可，认为该份证据不是二审的新证据，且该《供货协议》载明的当事人双方为藏韵公司与大理皇廷工坊银制品商贸有限公司，该《供货协议》签字处载明的签字主体是“章学峰”“寸满桂”，寸满桂为大理皇廷工坊银制品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行为可以认定为履行职务的行为，而“章学峰”在无藏韵公司授权及无法定代理关系的前提下的签字行为只能代表个人，故该《供货协议》与本案无关联，不应作为证据采信。藏韵公司对该《供货协议》的三性予以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盛建明提供的《供货协议》内容真实，形式要件合法，但因该《供货协议》的主体是大理皇廷工坊银制品商贸有限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故本院不作为证据采信。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盛建明和藏韵公司提出以下五点异议：1.一审认定“盛建明从事旅游产品经营”错误，应该是藏韵公司从事旅游产品经营；2.一审认定“2015年寸满桂向盛建明供应银器”错误，供货时间应该是2016年；3.一审认定“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错误，事实上，双方于2016年2月24日签订了书面的《供货协议》；4.一审认定“2018年4月28日，寸满桂与盛建明就双方间的发货明细进行核对”错误，应该是寸满桂与藏韵公司进行核对；5.一审认定“寸满桂与盛建明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错误，应该是寸满桂与藏韵公司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寸满桂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经审查，盛建明及藏韵公司提出的上述异议除第一点之外均不成立。对一审认定的双方无争议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结合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及二审对案件事实的核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的570万元货款应由谁支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本案中，藏韵公司与寸满桂之间虽然未订立书面的合同，但双方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且双方间的供货均是盛建明与寸满桂进行联系，而盛建明在与寸满桂进行货物买卖时，是藏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购买的货物均用于公司经营，盛建明与寸满桂联系供货的行为应为履行职务的行为，故本案的买卖关系主体应为藏韵公司与寸满桂。盛建明向寸满桂购买银器的法律后果应由藏韵公司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本案中藏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于2017年5月9日，由盛建明变更为盛建海，而盛建明于2018年4月28日与寸满桂核对供货及货款后签订的《发货（银器）明细表》上盛建明的名字前冠以“法人代表人”的字样，因盛建明之前为藏韵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这一特殊关系，且藏韵公司在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前与寸满桂履行买卖合同的具体事宜均是盛建明出面联系，故本案中盛建明在《发货（银器）明细表》及《债权债务确认书》签字行为构成了特定关系中的表见代理，其签字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应该由藏韵公司承担。故本案尚欠寸满桂的570万元货款应由藏韵公司支付。因藏韵公司未按时支付给寸满桂货款，对尚欠的货款构成事实上的占有，为此产生了相应的资金占用费，因藏韵公司与寸满桂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故藏韵公司支付给寸满桂的资金占用费，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债权债务确认书》中约定支付货款期限为2018年6月30日，故违约金的支付时间应从2018年7月1日起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综上所述，上诉人盛建明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173号民事判决；二、由原审被告松潘县藏韵投资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被上诉人寸满桂支付银器货款570万元，并支付该款从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违约金；三、驳回被上诉人寸满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原审被告松潘县藏韵投资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000元，按原判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3000元，由被上诉人寸满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丹审判员  马克辉审判员  胡代勇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马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