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辽02行赔初2号原告关利，男，1954年1月13日出生，满族，住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委托代理人张波，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陶朦朦，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199号。负责人丛克，区长。委托代理人刘文斌，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晓萍，辽宁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金普新区站前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五一路162号。负责人麦险峰，主任。委托代理人韩士江，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于传治，辽宁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关利因与被告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金州区政府”）、被告大连金普新区站前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金普新区街道办”）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9年5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19年5月16日、17日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相关材料，于6月6日向原告送达被告答辩状及证据材料，于6月27日通知各方当事人开庭时间。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关利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波、陶朦朦，被告金州区政府委托代理人韩士江、于传治，被告金普新区街道办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关利诉称，1.请求被告赔偿房屋及附属建筑物损失费131.8255万元；2.请求被告赔付原告因强制拆除房屋造成的物品损失的费用23.735万元，租房的费用6.9万元，误工费15万元，搬家费1000元，取暖费4800元，维权费用10万元（包括律师费、交通费），伤残损失10万元，精神损失费40万元，共计106.215万元；并请求被告赔付1、2项费用自2013年9月23日至今的利息62万元；3.请求按照政策解决关利、李荣娥的社会保障。主要理由是：原告坐落于大连市金州区的房屋遭到被告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政府、大连金普新区站前街道办事处的强制拆除。且上述违法强拆事实，已经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行初字第131号行政判决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行终1195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原告认为，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政府、大连金普新区站前街道办事处利用国家行政权力非法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破坏屋内财产设施，致使原告长期无家可归，给原告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此，原告曾于2019年2月14日分别向两被告提起了行政赔偿请求，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2月15日收到行政赔偿请求，被告大连金普新区站前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2月18日收到行政赔偿请求，但至今两被告未作出赔偿决定。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原告关利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2.（2015）大行初字第131号行政判决书；3.（2016）辽行终1195号行政判决；4.国家赔偿申请书及邮单、回执；5.房屋所有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被拆迁人房屋登记表》（2010年12月8日）；6.原告物品财产清单及明细；7.大连市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病志；8.大金管发〔2012〕31号、大金管发〔2011〕15号、李荣娥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9.供暖费票据；10.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被告金州区政府辩称，1.同意按照业已生效的大金政补〔2013〕19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确定的项目及金额对原告房屋及附属建筑物等进行补偿。人民法院对于原告诉金州区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所作的生效判决，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依据系金州区政府未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即未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强制拆除。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房屋及附属建筑物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确定的项目，均应按照业已生效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确定的标准予以补偿；2.原告主张的物品财产损失、租房费用、误工费、搬家费、取暖费、交通费、委托律师维权费用、伤残损失及精神损失费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自2013年9月至今居住在有关部门提供的房屋内，居住期间产生的取暖费等费用由有关部门支付；原告主张的物品损失、伤残损失客观上亦不存在，房屋拆除前，屋内的物品已存放到原告现居住的房屋楼下彩板房内；在拆除过程中，没有对原告造成人身损害；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故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搬家费、交通费、委托律师维权费及精神损失费等不属于法定的赔偿范围；3.原告主张的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系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不属于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金州区政府不具有相应的行政职权，起诉我方系错列被告，依法应予驳回。被告金州区政府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5）辽行终字第113号行政裁定书；2.（2014）大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3.（2016）辽行终1319号行政判决书；4.大金政补〔2013〕19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被告金普新区街道办辩称，1.对原告主张的房屋及附属建筑物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所载项目的相关损失，应由被告金州区人民政府按照业已生效的大金政补〔2013〕19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确定的金额进行补偿；2.原告主张的物品财产损失、租房费用、误工费、交通费及委托律师维权费用、精神损失费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我方不予认可。被告金普新区街道办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领取补偿款的通知；2.民和村村民委员会说明；3.房屋产权证；4.现场照片。经庭审质证，原告关利对被告金州区政府证据1-4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征收行为与本案国家赔偿并不等同，即使征收决定以及补偿决定合法也不代表被告强拆之后能够豁免国家赔偿义务，同时征收补偿决定不能适用本案国家赔偿，理由1.征收补偿与国家赔偿不等同；2.2013年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不能适用现实的赔偿；3.征收补偿决定项目没有包括原告被强拆的全部财产损失。对被告金普新区街道办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了此案不应当参考2013年的标准对原告进行赔偿，原告的房屋于2013年9月23日遭被告强拆，被告于2019年通知原告领取征收补偿款，恰恰能证明原告一直不能获赔是被告造成的，被告应当对2013-2019年相应的增值部分承担责任，现阶段通知原告进行赔偿就应当按现在的市场价值进行赔偿。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村委会只是单方的阐述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这样的单方阐述不能作为证据适用，且村委会从未向原告一家提供临时安置住房，同时原告在2013年9月强拆被打在家休息两个月之后，向村委会要求提供临时住房，遭到村委会以临时住房不够分配为由拒绝。对于村委会所阐述的原告原屋内物品已实际交还与事实不符，原告至今没有被归还原屋内物品，如果现实的物品能够返回原告，原告愿意在第三方的见证下列举物品清单、考察物品效用一一进行核对，对财产损失进行删减。对证据3-4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房产证和照片无法证明原告原屋内物品返还给原告的事实，同时也不能证明原告及家人已经全部被安置，不产生额外的租房费用。被告金州区政府对原告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具体的院内附属物情况应以征收补偿决定确认的为准；证据5中，对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于该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补偿已经有生效的判决所确认的征收补偿决定确认了其补偿价值，鉴于征收补偿决定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合法，对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补偿数额应以补偿决定确定的为准。对于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证，该证下的土地已经征收为国有，而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本身不包含土地部分的补偿，因此原告主张对土地部分的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且原告主张的基础是强制拆除行为，原告主张的该部分损失与强制拆除行为本身没有关联；证据6的财产清单，该清单仅系原告单方制作形成，在原告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该清单本身不具有任何证明力；对证据7的急诊病志和病例真实性我方无法确认，假设该证据真实，证据本身也不能证明关利就医的伤情系因被告的行为对其造成的伤害。且病志及病例中的病史均系原告自述并由医生记载形成，不具有原告所说的证明目的，被告也没有对原告人身实施伤害行为；对证据8该两份文件与原告所主张的诉请无关，与原告所主张的被告拆除行为没有关联性，原告所主张的社会保险的相关请求，不属于本案的行政赔偿范围，也不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的范围，因此不应通过行政赔偿诉讼解决；对证据9的票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假设票据真实，相关的费用缴费人为李某并非关利，因此该费用与本案没有关联系；对证据10的出让合同，原告未在法庭期限内提交该证据，因此不予质证。金普新区街道办同意金州区政府的质证意见，补充两点为：1.原告所主张的人身损害赔偿，其无据认定其人身损害系由二被告造成，没有事实依据，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不应支持；2.原告所主张的有关社会保障费用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审判实践国家赔偿针对的直接损失、赔偿范围不包括社会保障费用，所以其该项请求应属于对另一个行政行为的诉讼，且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而应予以驳回。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关利提交的证据1-6，被告金州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4，被告金普新区街道办提交的证据1-4，上述证据同本案有关，经庭审质证予以认定。原告证据7-9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关利在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拥有合法房产一处，建筑面积为51.60平米，国有土地以占地为151.8平方米。2011年5月15日，金州区政府作出大金政征决定（2001）1号决定书，对上述区域进行征收。2013年9月12日，金州区政府对原告关利作出大金政补（2013）19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2013年9月23日，原告的上述案涉房屋被拆除，当地村委会提供原告周转房暂住，并将拆除物品封存。原告未接收拆除物品。期间，原告不服拆除行为，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9月5日作出（2015）大行初字第131号行政判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1日作出（2016）辽行终1195号行政判决，终审判决二被告拆除行为违法。原告不服征收决定即（2001）1号决定书，提起诉讼，本院于2014年作出（2014）大行初字第7号行政裁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2015）辽行终113号行政裁定，终审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补偿决定即（2013）19号，提起诉讼，本院作出（2015）大行初字第136号行政判决，省法院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2016）辽行终1319号行政判决，终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本案中，原告申请赔偿的依据即为（2015）大行初字第131号行政判决和（2016）辽行终1195号行政判决所确认违法的被告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从原告请求赔偿的事项看，第一项为拆除房屋的赔偿，原告请求被告赔偿131.8255万元。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该房屋的拆除是依据征收决定进行的拆除，并作出了补偿决定。上述决定已经生效，并经两级法院审理，确认合法有效。原告拒绝按照补偿决定领取补偿款，不影响该补偿决定的效力。在案涉房屋已经有补偿决定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针对该房屋再给予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原告的第二项请求为被告赔付原告因强制拆除房屋造成的物品财产损失的费用23.735万元。该项请求仅有原告单方面制作的清单，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从原告提交的财产损失清单看，该清单物品损失为23.735万元，包括了金戒指、玉扳指、玉镯、项链等特殊类物品，和电视机、微波炉、三轮车等日常生活工作物品。对于特殊类物品，原告应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存在及价值；对于一般类物品，若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则可以以原告列出损失的清单为准进行合理估价及计算。但是，原告应对接受的拆除物品进行清点核对，提交扣除损坏遗失后的直接损失及价值。现原告称物品损失为23.735万元，但没有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也没有对留存物品进行扣除，对该诉求23.735万元，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该项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第二项请求中的其他项目，则不属于行政赔偿的直接损失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第三项请求即给予原告关利及妻子李荣娥社会养老保险等，与案涉强制拆除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对其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关利的赔偿请求缺乏证据支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关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免于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徐建海审判员  李 健审判员  刘 杰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阳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