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21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水奎，男，195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妹珍，女，1959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德才，浙江天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小林，男，198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沁梅、邱佳豪，浙江隆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建萍，女，198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上诉人姚水奎、于妹珍因与被上诉人张小林、倪建萍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8）浙0411民初2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水奎、于妹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有误，且与之前已生效的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7)浙0411民初3654号民事判决及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4民终2369号民事判决，均已认定上诉人方与被上诉人方家庭共同经营羊毛衫生意，这是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嘉兴中院判决书原文写明“张小林婚后入赘到倪建萍家，与倪建萍父母共同生活，各方并未分家析产，张小林亦属该家庭的成员之一”、“租赁期间姚水奎夫妻也进行了辅助性劳动，且商铺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占用了部分家庭房屋等共同资源”等，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家庭经营模式已做出认定。一审判决却仅认定上诉人方“帮助从事包装、送货等辅助性工作”，明显有误。其次，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房屋及车辆产权登记在被上诉人方名下，应属被上诉人方财产。上诉人认为，案涉房产及车辆虽登记在被上诉人方名下，但购买房产车辆的经济来源是家庭共同经营，这一点在前述事实部分己有阐述。根据《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被上诉人方用家庭经营所得购置的房产车辆，登记在家庭成员任何一个人名下，并不影响家庭共有财产的属性。张小林主张系夫妻共同财产或个人财产均系片面考虑其自身的利益，均抛开了家庭共同经营模式这一背景下的财产属性。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可向被上诉人方就应得部分家庭共同经营收益主张权利，而非直接将上述房屋车辆视为家庭共有财产。对此，案涉房产车辆作为家庭共同共有的财产，上诉人依据《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提出分割的要求于法有据。退一步来说，一审判决如认为上诉人无需通过分家析产来主张权益，而是应当直接主张被上诉人方给付应得的家庭共同经营收益，亦应在一审判决中予以释明。3、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方没有对房产车辆登记在被上诉人方名下提出异议,依法应视为赠予。对此，依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的成立需有双方的合意，本案从未有任何一方提出过有赠予行为，上诉人更是坚决不同意是赠予给被上诉人方，一审判决这一认定有误。上诉人之所以同意房产车辆登记在被上诉人方名下，是认为双方是一个家庭，登记在谁名下都一样，都是这个家庭的财产，这和赠与完全是两码事情。现张小林因为婚外情要离婚，就应把家庭财产分割清楚。4、一审判决以承租人为张小林且未有共同租赁行为为由，认为众创市场A47商铺租赁使用权属于被上诉人方。上诉人认为，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7)浙0411民初3654号民事判决及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4民终2369号民事判决中，都已对家庭共同经营的事实进行了认定。并且，上述商铺的租赁权是姚水奎通过几十年的朋友关系，多方奔走，从开发商的老板手中获得，出面签约的人是哪一个家庭成员，并不影响租赁权属于家庭共有的事实。5、嘉兴银行理财产品560000元及浙Ｆ×××××奔驰汽车拍卖款，用于本案所涉房产的按揭还款，这一点上诉人不持异议。但是，上诉人认为，余款应作为家庭共有财产纳入分割范围。再次，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未考虑到司法裁判对社会公序良俗、公平正义的引导作用，导致判决结果与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相冲突。张小林因家庭贫困无力娶妻，经人介绍，在2003年5月入赘到上诉人家里。张小林来时条件甚差，婚后，上诉人夫妇待张小林如亲生，全家利用村里宅基地房屋以及房前屋后搭建的生产用房等设施，在家里招录外地打工人员从事羊毛衫的生产、包装，因洪合当地产业分工配套齐全，部分工序可以发到专门的加工户加工，再染色、漂洗、熨烫等，最后再拉回自己家里整理、包装。于妹珍十多年为此劳作不息。姚水奎虽然中间有段时间出去其他企业中上班，但非工作时间均在家里帮助一起从事羊毛衫的生意。倪建萍在门市部负责销售，张小林负责联系进货、收款。全家通力合作，才在十几年里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从发现张小林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后，上诉人家庭曾多次试图补救挽回，但张小林不但没有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而且变本加厉，侵吞、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甚至是连上诉人的财产他都想要侵吞。上诉人认为张小林对家庭破裂应当承担全部过错，并且他已经转移了大量的资产（虽无直接证据，但是通过这几年毛衫经营计算，可大致算出张小林起码转移了400万元左右的钱款)。两上诉人年事已高，逐步丧失了劳动能力，特别是姚水奎已身患重病，日常开支大，还有小孩需要抚养（张小林至今不肯支付任何抚养费用），若不能依法分得几十年积累的家庭财富，上诉人将老无所养、老无所依，不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张小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首先，上诉人所谓本案一审判决与另案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有出入系错误解读，且张小林对另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有异议。即便按照另案判决书，所认定的商铺租赁权属于家庭共同财产，也不能据此推断二被上诉人名下所有财产都是家庭共同财产。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案涉财产均是二被上诉人名下的款项购买，尤其房屋还贷，也是二被上诉人名义贷款并还贷。房屋登记于二被上诉人名下多年，上诉人从未对财产登记产权提出过异议，甚至在倪建萍起诉张小林离婚并主张分割案涉财产时，上诉人在明知的情况下也从未提出该财产属于家庭共同财产。本案一审时上诉人也认可其所提供的证据来源于倪建萍，系倪建萍主动将证据材料交付给上诉人。这说明本案实际是上诉人与倪建萍恶意串通，其行为涉嫌虚假诉讼，意图通过本案影响之后二被上诉人的离婚财产分割，目的是为倪建萍分得四分之三的共同财产而张小林只能得四分之一。有关上诉人强调的张小林入赘，所得财产属于家庭共同财产的说法，张小林认为根据《婚姻法》男女平等的原则，无论是入赘还是嫁娶，都是婚姻的一种形式，并非卖身。上诉人认为张小林是入赘，故婚后所有的收入都归属于上诉人全家，系对资产归属的认知错误。上诉人提到羊毛衫生意是在二被上诉人结婚之后开始的，即使结婚时张小林物质条件不好，但上诉人家当时的物质条件也不好。二被上诉人现有的资产是在二人结婚后辛苦所得。二被上诉人婚后，上诉人继续抚养小女儿并为其婚事操劳，姚水奎去企业打工，并非是与二被上诉人共同经营羊毛衫。于妹珍则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即使于妹珍有帮忙打包羊毛衫，也不能认定为共同经营羊毛衫生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倪建萍辩称，其认同上诉人的上诉。姚水奎、于妹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对双方共同所有的家庭财产予以分割，由姚水奎、于妹珍享有其中50%的份额即价值2867700.04元的财产；2.本案诉讼费由张小林、倪建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水奎、于妹珍系夫妻关系，倪建萍系姚水奎、于妹珍之女，与张小林××××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张小林、倪建萍在嘉兴市秀洲区羊毛衫城三区5916号门市部从事羊毛衫销售至2017年3月，姚水奎、于妹珍帮助从事包装、送货等辅助性工作。期间，张小林、倪建萍分别购买了位于嘉兴市秀洲区国贸中心6幢917室（登记在张小林名下）、嘉兴市秀洲区320国道南侧4号楼706室（登记在张小林名下）、嘉兴市秀洲区320国道南侧1-4号楼61室（登记在张小林名下）、位于嘉兴市名仕花苑9幢1303室（登记在倪建萍名下）、嘉兴市多德福食品市场1幢1168号（登记在倪建萍名下）的房屋五间及号牌为浙Ｆ×××××的梅赛德斯-奔驰牌小型轿车（登记在张小林名下）、号牌为浙Ｆ×××××的丰田牌小型轿车（登记在张小林名下）。2016年5月13日，张小林与浙江汇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嘉兴毛衫城电商众创中心（基地）商铺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张小林向浙江汇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租赁位于嘉兴市毛衫城电商众创中心（基地）一层A47号商铺，租赁期限自正式交铺之日起三年。一审另查明，上述号牌为浙Ｆ×××××的梅赛德斯-奔驰牌小型轿车已由一审法院拍卖，所得款项中部分与张小林名下嘉兴银行理财产品560000元本息中部分已共同用于执行程序中偿还上述位于嘉兴市名仕花苑9幢1303室、位于嘉兴市房屋按揭贷款之相关欠款，张小林名下嘉兴银行理财产品560000元本息中剩余部分已由张小林支取。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争议财产中，就位于嘉兴市秀洲区间及号牌为浙Ｆ×××××的梅赛德斯-奔驰牌小型轿车、号牌为浙Ｆ×××××的丰田牌小型轿车，姚水奎、于妹珍认为虽由张小林、倪建萍购买，但张小林、倪建萍购买上述房屋、车辆的资金来源系家庭共同经营所得，故主张上述房屋、车辆系家庭共有财产。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房屋、车辆均办理了产权登记，登记在张小林或倪建萍名下，登记的所有权人均非姚水奎、于妹珍；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看，张小林、倪建萍在嘉兴市秀洲区羊毛衫城三区5916号门市部从事羊毛衫销售期间，姚水奎、于妹珍的确提供了一定的辅助性帮助，即使家庭共同经营成立，张小林、倪建萍将经营所得用于购置房屋、车辆，支付款项中含有姚水奎、于妹珍应得部分，现亦无证据显示姚水奎、于妹珍对上述财产的购买存在出资意向或共同购买意向，财产由张小林、倪建萍购买并登记在其名下，应属张小林、倪建萍之财产，姚水奎、于妹珍可向张小林、倪建萍就应得部分家庭共同经营收益主张权利，而非直接将上述房屋、车辆视为家庭共有财产；退一步讲，即使姚水奎、于妹珍在张小林、倪建萍购买上述财产过程中有明确的以家庭共同经营所得出资的意向，在知晓上述房产、车辆登记在张小林、倪建萍的情况下一直未提出异议，甚至倪建萍在本案受理之前起诉与张小林离婚时将上述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分割，姚水奎、于妹珍明确知悉，亦未提出异议，依法应视为姚水奎、于妹珍对女儿女婿予以赠予。综上，姚水奎、于妹珍主张上述房屋、车辆系家庭共有财产，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位于嘉兴市毛衫城电商众创中心（基地）一层A47号商铺的租赁使用权，《嘉兴毛衫城电商众创中心（基地）商铺租赁合同》中明确载明承租人为张小林，且未有证据证明姚水奎、于妹珍存在共同租赁行为，双方当事人亦未在该商铺共同经营，姚水奎、于妹珍主张该租赁使用权系家庭共有财产，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述房屋、车辆及租赁使用权均非姚水奎、于妹珍、张小林、倪建萍家庭共有财产，姚水奎、于妹珍据此主张分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姚水奎、于妹珍主张分割张小林名下嘉兴银行理财产品560000元的诉请，因该部分款项本息中大部分已在执行程序中用于归还上述房屋按揭贷款之相关欠款，剩余部分亦已由张小林支取，客观上已无法分割，故对姚水奎、于妹珍的该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姚水奎、于妹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74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姚水奎、于妹珍负担。二审中，两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姚水奎、于妹珍提交本院（2018）浙04民终236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上诉人夫妻与两被上诉人之间家庭共同经营羊毛衫生意，是家庭唯一经济收入来源。张小林婚后入赘到上诉人家，与上诉人共同生活，未进行过分家析产，上诉人夫妻也进行了辅助性劳动，且商铺的经营活动也占用了部分家庭房屋等共同资源等。这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家庭经营模式已由该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张小林质证称，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倪建萍质证称，对该证据及上诉人欲证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认证意见为，该证据系生效判决，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张小林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倪建萍与姚水奎签订的坐落于嘉兴市秀洲区商铺转让协议无效。经一、二审法院查明，2002年11月7日，姚水奎与嘉兴市洪合羊毛衫市场第三交易区市场管理办公室签订租赁协议，取得了案涉5916号商铺的承租经营权。后出租方先后改为嘉兴市秀洲区联销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华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案涉商铺租期到期时，姚水奎让倪建萍去办理续期手续。之后案涉商铺一直以“倪建萍”的名义签订续租合同。上述更名未征得姚水奎同意。2013年、2014年、2015年案涉商铺的租赁协议由张小林签署“倪建萍”之名与浙江华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2016年的租赁协议由倪建萍与浙江华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后又在租赁协议下方备注了“本人自愿将羊毛衫城三区5916号门市部租赁权转让给姚水奎”，并签署“转让人倪建萍”。自张小林与倪建萍结婚之后，该商铺主要由张小林与倪建萍经营，倪建萍的父母平时帮助包装和送货，直至2017年3月停止经营。此后，该商铺租赁给张菊妹经营。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商铺系姚水奎在张小林与倪建萍婚前出资承租。虽然婚后曾有张小林签署“倪建萍”之名与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也有倪建萍与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但在两人婚后，倪建萍父母一直帮助包装和送货，且张小林入赘到女方，张小林、倪建萍与倪建萍父母也未分家，故应属家庭共同经营。该商铺的租赁权属家庭共同财产，转租后的所得也属家庭共同财产。遂判决驳回张小林的诉讼请求。张小林、姚水奎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认为，案涉商铺的租赁经营权确由姚水奎初始取得。虽然自2004年底起所签订的租赁协议均署名倪建萍，且大多由张小林代办和交费，但并无证据证明姚水奎有转让给倪建萍夫妻的明确意思。张小林婚后入赘到倪建萍家，与倪建萍的父母共同生活，各方并未分家析产，张小林亦属该家庭成员之一。张小林与倪建萍婚后，姚水奎将商铺交由两人出面打理，事实上亦认可张小林与倪建萍参与共同经营。租赁期间姚水奎夫妻也进行了相应辅助性劳动，且商铺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占用了部分家庭房屋等共同资源。目前案涉商铺的租赁经营权虽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但该价值有赖于商铺承租权的初期取得、长期的经营投入和市场自身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复杂集合，包括在案当事人在内的家庭成员都有各自贡献。故一审判断该商铺为家庭共同经营，认为该商铺租赁经营权及转租后所得均属家庭共同财产，符合客观事实。遂判决驳回两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中，姚水奎、于妹珍陈述其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的理由是因为两被上诉人多次起诉离婚，共有基础已丧失。张小林陈述，其在与倪建萍结婚前没有开厂，也没有自己的门市部，是到倪建萍家后一起拿的门市部，出了一半的费用。倪建萍陈述，拿门市部的时候她还不认识张小林。张小林也没有出钱。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张小林与倪建萍结婚后，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位于羊毛衫城三区5916号商铺的经营收入。而该商铺的经营权系由姚水奎初始取得。张小林辩称该商铺经营权的取得其亦有一半资金的投入，与已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符，且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已生效判决的认定，该商铺系由姚水奎夫妻与张小林夫妻共同经营，为整个大家庭的共同财产，则相应收入亦应为家庭共同财产。同时，由该收入所积累起来的登记在张小林、倪建萍名下的房产和车辆亦应认定为家庭共同财产。一审以产权登记作为确定家庭财产归属的绝对依据，本院不予认同。家庭财产因其依附、从属于亲属人身关系，故对其权属的认定不能仅停留于权利的外观表现，而需结合财产来源、家庭成员对财产的贡献、对财产有无特别约定、有无分过家，以及当地风俗习惯等情况综合予以判断。本案在张小林入赘倪建萍家后，姚水奎、于妹珍夫妻将商铺的经营权交与其女儿和女婿打理，并在未分家的情况下，将共同经营所创造的财富登记于女儿、女婿名下，符合本地的民间习俗，是实现家庭财产代际传承的通常做法，不能视为是一种无条件的赠与。一审认定相关财产非为家庭共同财产不当，二审予以纠正。当然，家庭共同财产性质上属于共同共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共同共有人只有在共有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才可以请求分割。本案姚水奎、于妹珍二审中明确其请求分割的理由是认为张小林、倪建萍多次起诉离婚，共有基础已丧失。对此，起诉离婚仅表明共有基础有丧失的可能，而不能以此证明共有基础已丧失，姚水奎、于妹珍现以共有基础丧失为由请求分割共有财产，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姚水奎、于妹珍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742元，由上诉人姚水奎、于妹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坤审判员 徐连忠审判员 刘 春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苏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