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00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勇，男，198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新进，女，197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兆佳，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雄伟，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冬明，男，197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上诉人杨勇因与被上诉人任新进、何冬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民初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由任新进、何冬明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任新进系执行程序的案外人，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且被执行房产登记在何冬明名下，不能认定任新进对案涉房屋享有民事权益，杨勇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于法有据；二、任新进与何冬明离婚多年，任新进提供的证据是以租养贷的合同及银行流水，不能证明其是该房产的共有权人，案涉房产虽然约定赠予子女，但实际登记人为何冬明，不能认定任新进有诉讼主体资格。任新进辩称，一、案涉房产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任新进有权主张权益，该房产已经通过离婚协议的方式赠予何芷乐，因银行按揭未办理过户登记，且任新进也在积极履行赠予的义务，直至起诉前均代为向银行履行还贷义务，履行赠予的附随义务，任新进均有主张权益的资格；二、同级法院并未作出不同的裁定，只是杨勇对法律的理解及程序性规定的误解，当事人或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有异议，人民法院可以对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异议作出裁定，当事人对异议不服的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三、任新进与何冬明离异多年，即使案涉房产被杨勇申请执行，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或通过赠予方式赠予子女的财产均有权主张权利，杨勇主张与事实不符；四、杨勇主张的借款发生在2014年之后，系何冬明的个人债务，且该债务产生期间与离婚协议财产处理相距五年，不存在转移、隐瞒财产的行为；五、案涉房屋系银行按揭，贷款未还清之前无法办理变更或转移登记，并非任新进的原因，房屋未过户不能认定赠予关系不成立；六、最高人民法院（2018）民终462号民事判决书针对同一类型的案件作出了判决，应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不能轻易撤销或改变赠予行为。请二审法院驳回杨勇的上诉。任新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中止对（2018）湘0112执274号执行裁定书的执行，解除对位于望城区房屋的查封、冻结措施；2、依法判决将位于归任新进所有；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勇、何冬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新进与何冬明于1998年3月15日登记结婚，婚后于1999年9月29日生育女孩何芷轩，2001年4月5日生育女孩何芷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任新进与何冬明于2008年以何冬明的名义通过银行按揭方式购买位于望城区房屋，并以何冬明的名义在湖南望城农村合作银行高塘岭支行办理了银行贷款。任新进与何冬明于2009年11月18日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位于长沙市望城区房屋以及房屋内所有家具电器全部归婚生女何芷乐所有，并约定婚生女何芷轩归何冬明抚养，婚生女何芷乐归任新进抚养。离婚后，任新进将案涉房屋出租，租金由任新进收取。任新进以何冬明的名义偿还银行按揭款，因银行按揭款未还清，且何芷乐未成年，案涉房屋一直未办理变更登记。杨勇与何冬明的民间借贷关系发生于2014年，2017年11月27日，杨勇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何冬明偿还借款7065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2017）湘0112民初3704号民事判决，判决何冬明偿还杨勇借款本金7065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11月27日至借款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按年利率5.6%计算）。2018年3月21日，因何冬明未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杨勇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2018）湘0112执27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何冬明银行存款738350元；或扣留、提取其数额相当的其他收入；或查封、扣押其价值相当的财产，并于2018年1月23日向望城区房产局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登记在被执行人何冬明名下的位于望城区房屋产权，冻结期限三年，自2018年1月23日起至2021年1月22日止。任新进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湘0112执异72号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任新进的异议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任新进是否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案涉房屋是否应当归任新进所有。关于任新进是否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任新进与何冬明离婚协议中关于案涉房屋赠予婚生女何芷乐的约定合法有效。案涉房屋购买的时间是2008年，系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任新进与何冬明签订的离婚协议落款日期为2009年11月18日，并盖有民政部门的印章，该协议真实有效。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关于将案涉房屋赠予婚生女何芷乐的约定，系双方合法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合法有效。何冬明与杨勇的债务属于何冬明的个人债务，债务发生时，案涉房屋不属于何冬明的财产。从时间上看，任新进与何冬明离婚的时间是2009年，而杨勇与何冬明的债务发生于2014年，其间相差5年，不存在何冬明为逃避杨勇的债务而在离婚协议中作出赠予的意思表示。从性质方面分析，杨勇与何冬明之间的债权系金钱债权，系何冬明与任新进的婚姻关系解除后发生的，属于何冬明的个人债务。基于以上情况，在该债权债务发生之时诉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何冬明与任新进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何冬明的个人财产，任新进对案涉房屋享有民事权益，有诉讼主体资格。离婚后，任新进以何冬明的名义偿还了案涉房屋的银行按揭贷款，任新进偿还的该部分贷款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后，案涉房屋实际由任新进管理、使用。任新进作为何芷乐的监护人，有权管理、使用案涉房屋。任新进与何冬明在离婚协议约定将案涉房产赠予何芷乐，并约定何芷乐由任新进抚养，实际上考虑了任新进作为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农村妇女，可将房屋出租所得的收入作为抚养费的重要来源的现实情况，包含了情感补偿、子女抚养及对一方生存能力等因素的考量，这类赠予协议为法律所允许，也为社会风俗所提倡。离婚协议中的赠予协议不能任意撤销。离婚协议中夫妻双方约定将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产赠予未成年子女，该赠予协议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等是一个整体，不得任意撤销。案涉房屋虽约定赠予婚生女何芷乐，但一直未变更登记至何芷乐名下。任新进作为离婚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有保护离婚协议中的赠予协议不被撤销的权利。如果案涉房屋因何冬明与杨勇之间的债务而被强制执行，任新进与何冬明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案涉房屋赠予婚生女何芷乐的约定将无法履行，实际将产生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赠予协议的后果。案涉房屋未变更登记至何芷乐名下任新进没有过错。案涉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至起诉时银行贷款尚未全部清偿，抵押无法解除，无法变更登记。综上，任新进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关于任新进是否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任新进与何冬明已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案涉房屋赠予婚生女何芷乐，如前所述，该赠予协议不得任意撤销。案涉房屋办理了银行抵押，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亦不得确认该房屋归任新进所有。综上，对任新进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停止对位于望城区房屋的执行；二、驳回任新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800元，由任新进负担9720元，何冬明、杨勇共同负担80元。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各方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审判决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是否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案涉房屋系任新进与何冬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任新进与何冬明于2009年11月18日离婚时约定案涉房屋归婚生女何芷乐所有，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合法有效，并有民政部门盖章确认，而杨勇与何冬明的债权债务关系产生于2014年，该债务属于何冬明的个人债务，任新进与何冬明在离婚时对案涉房屋进行处分亦不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故意。同时，任新进与何冬明离婚后，任新进以何冬明的名义偿还银行贷款，案涉房屋实际由任新进管理、使用，案涉房屋虽未进行变更登记，系因房屋进行了抵押登记，银行贷款尚未全部清偿，任新进主观并无过错，其作为何芷乐的监护人，有维护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的权利，亦有保护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处分不被撤销的权利，其在本案中已提交了有效证据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并无不当，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杨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豪杰审判员  李龙玺审判员  刘国清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叶慧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