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05民初2095号 原告：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桂林市漓江路26号甲天下广场国展楼1号楼1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50000061738244T。 负责人：蒋荣，该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蒋林艳，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艳红，女，1983年1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桂林市兴安县，现住桂林市灌阳县。 被告：唐春生，男，1979年3月11日生，汉族，住桂林市灌阳县。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莫金球，广西淳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诉被告杨艳红、唐春生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蒋林艳，被告杨艳红、唐春生及其委托代理人莫金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157316元、交通费3000元、违约金3146元，本次诉讼律师费10000元，以上共计173462元（违约金以15731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从2019年5月28日起暂时计算至起诉时止，之后的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两被告实际付清以上款项为止）；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12月，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由原告指派律师代理被告与临桂西城医院、桂林市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医疗纠纷一案。代理律师在被告对毛毛死因存疑时及时联系了两家左右的鉴定机构供被告选择、并核对好鉴定机构是否有相关资质，被告最终委托柳州市金鼎鉴定中心进行死亡原因鉴定，代理律师及时为被告将证据固定下来；指导被告对医院病例进行封存及时收集和保存好证据，为案件的胜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2018年4月16日，代理律师为被告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之后代表被告进行鉴定机构的抽签选择，首先代理律师以正华的法定代表人与桂林市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存在利害关系为由排除了对正华鉴定机构的选择，之后代理律师抽签抽到桂林市华源司法鉴定所对临桂西城医院、桂林市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鉴定。2018年6月8日下午3时30分，在桂林市华源司法鉴定所举行鉴定听证会，代理律师起草好案件事实陈述，在专家听证会上进行陈述并提问。并于听证会后与部分专家进行了交流，听取了部分专家的意见。鉴定机构作出了过错鉴定，参与度为65%-80%。2018年10月9日，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代理律师参与庭审，对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并发表代理意见提交代理词。2018年10月24日临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之后经过二审、执行，代理律师尽职尽责完成了代理任务，并最终取得了良好的诉讼效果。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按执行回款收取律师代理费用，逾期支付被告必须按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违约金。现经过一审、二审、执行，二被告已经收到赔偿款，二被告也同意支付157316元，但至今仍未支付律师费。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一直不予给付，原告故诉至法院。 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复印件、申请书、鉴定通知书、事实陈述、一审判决书、民事上诉状、传票、代理词、二审判决书、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强制执行申请书、授权委托书，证明自2018年2月12日，原告指派律师代理了被告与临桂西城医院医疗过错纠纷一案，之后经过一审、二审、执行，代理律师尽职尽责完成了代理任务，并最终取得了良好的诉讼效果。2.委托代理合同，证明2018年2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由原告指派律师代理被告与临桂西城医院、桂林市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医疗纠纷一案，约定按执行回款收取律师代理费用，逾期支付被告必须按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违约金。委托代理合同第一页第五项以及第二页第一二句话，两被告均加盖手印，证明两被告对风险代理费的收取是清楚的。3.申请书、执行和解协议、代理律师与临桂西城医院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唐春生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经过代理律师与临桂西城医院、与法院执行局的努力协调，唐春生、杨艳红与临桂西城医院达成执行和解，唐春生、杨艳红收到临桂西城医院的款项504930.95元，案件执行终结。4.杨艳红毛毛医疗纠纷的事情经过（接案记录），证明杨艳红对案件经过的陈述，代理律师在最初时所做的记录工作、及对医院过错的基本分析。该事情经过时间是2018年3月11日，两份证据记录的纸张都是律师事务所所用的信笺纸，在杨艳红签字时就应看到信笺纸是有原告名称及地址，二被告在案件开始初期都是知道与原告订立合同。 二被告共同辩称，一、本案遗漏了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在程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更为恰当，本案纠纷源起于二被告之女“毛毛”在诊疗活动中损害致死，二被告通过熟人介绍，委托刘值龙代为全权办理相关索赔事宜，经协商由刘值龙安排其与原告指派的蒋林艳律师共同为二被告提供法律服务，该项法律服务包括诉讼代理和其他非诉讼法律服务。如果本案认定为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则不能全面概括涉案主体之间因非诉讼法律服务关系产生的纠纷，应当认为本案为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其次，在处理二被告之女毛毛死亡后的相关索赔事务中，为二被告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不限于原告，还包括刘值龙，且刘值龙起主导作用。2018年2月12日二被告与刘值龙签订一份委托协议，根据该协议可知：联系医疗鉴定单位、商谈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确定法律服务方案、收取前期×××元费用等涉及法律服务合同中各重要事项均是刘值龙负责，而不是原告。换言之，二被告与原告之间的诉讼代理关系仅仅是整个法律服务合同关系项下的一个部分。为二被告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主要是刘值龙，收取法律服务费用的主体也应当包括刘值龙。所以，二被告认为刘值龙是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在本案中，刘值龙尚未向二被告明确表示要放弃实体权利，本案遗漏了必要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在程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二被告基于对刘值龙的信任而形成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委托刘值龙全权处理委托事项，如果刘值龙不是本案当事人，则委托代理合同不是二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第一、关于风险代理收费条款。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代理民事诉讼案件实行政府指导价。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所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前提有两个：其一，律师事务所明确告知了委托人存在一个政府指导价以及政府指导价的具体收费标准；其二，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然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四、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交通费3000元和承担本次诉讼律师费1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五、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违约金的理由不成立。有法院退费代理事务尚未完成，本案未完成支付法律费用的条件。 被告杨艳红、唐春生对其辩称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2018年2月12日委托协议，证明①二被告委托刘值龙全权代理因女儿“毛毛”在诊疗活动中损害致死而产生的索赔相关事宜，被告与刘值龙形成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在该法律服务合同项下，由刘值龙全权代为处理；②联系医疗鉴定单位、商谈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确定法律服务方案、收取前期×××元费用等各重要事项均是刘值龙负责；③刘值龙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应当追加刘值龙为本案当事人。2.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24小时入出院记录；3.临桂西城医院入院记录；4.被告与刘值龙微信记录，证据2-4共同证明①被告与刘值龙沟通案情，刘值龙根据约定为被告提供法律服务，刘值龙是本案当事人；②被告按照约定向刘值龙支付×××元费用，刘值龙是收取涉案法律服务费用的权利主体。5.证明，证明被告通过熟人即证人杨某介绍而全权委托刘值龙处理因女儿“毛毛”在诊疗活动中损害致死而产生的索赔事宜，有关代理费用和关系都由刘值龙出面处理。6.原告与刘值龙等人微信记录，证明在处理因女儿“毛毛”在诊疗活动中损害致死而产生的索赔相关事宜的过错中，被告刘值龙起主导作用；原、被告之间的诉讼代理关系仅仅是履行被告与刘值龙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项下的一个部分。7.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刘值龙、白凯、胡香凝共同出资经营了法律咨询服务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法律服务事项（详见经营范围），说明刘值龙确实有处理法律服务的资格与能力，本案中签订协议的办公室就是刘值龙在该公司的办公室，还可证明刘值龙参与了医疗纠纷的整个法律服务过程。 经过开庭质证，被告杨艳红、唐春生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中有原件的对真实性无异议，无原件的由人民法院认定真实性，但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无法证实涉案毛毛死亡索赔纠纷中所有法律事务均由原告独自完成，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诉讼委托代理关系仅仅是法律服务合同项下的一个部分，为被告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主要是刘值龙而不仅仅是原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首先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条款是无效条款，其次该份合同是格式合同，格式合同中关于收费的约定加重了被告的责任，原告未予以合理提示和说明，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最后该合同中未约定明确的收款账户，实际的收款人应当是刘值龙，在约定了×××元的前期费用基础上又约定了30%的收费比例，还约定开具发票产生的税费由委托人即被告承担，风险代理收费约定的比例超过了法律允许的最高限度，属于无效，该份委托代理合同不能作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依据。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不能证明所有的法律服务事项都是由原告独自完成的。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指派的律师代理了部分法律事务，并不能证明所有的法律事务均由原告独自完成，同时该份证据形成地点是在刘值龙的办公室，而非在原告的办公场所，证明了刘值龙也是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是涉案法律服务费用的主体。 原告对被告杨艳红、唐春生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可能是在原告起诉后伪造的，对该份证据合法性亦不予认可，根据法律规定公民代理是不允许收取任何费用的，若真有发生收取费用的情况，委托人可以要求受托人返还相关费用，对证明内容亦不予认可，是原告指派的律师确认的尸检医疗机构，之前联系的梧州两家鉴定机构，但因时间无法协调而选择柳州的鉴定机构，原告代理人可提供相应的通话记录，金鼎机构是否有做尸检的资质也是原告代理人核实的，故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刘值龙与本案无任何利害关系，不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证据2、3系复印件，故对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是真实的，×××元也未注明是何种费用，与本案无关。公民代理是不允许收费的，公民代理收取的任何费用都是违法的，对其合法性亦不予认可。证据5中证人称其与刘值龙系好朋友关系，且与杨艳红系兄妹关系，原告认为证人证言不可信，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所述的内容与案件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显示的是未知好友，无法确定是与谁的聊天记录，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证明刘值龙在案件中起主导作用，只有律师及法律工作者才有权收取法律服务费用，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合法，若被告与刘值龙存在代理关系，那也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仅能证明刘值龙、白凯、胡香凝共同经营了法律服务公司，不能证明委托代理合同是在除律所外其他场所签订的，也无法证明刘值龙参与了医疗纠纷的整个法律服务过程。 本院结合双方举证和质证，认证如下：对双方确认的书证予以采信；对双方提出异议的书证，因各自无相反证据予以否定，且该类书证与双方诉辩理由具有一定关联性，故本院亦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综合全案证据及庭审记录，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8年2月12日，被告唐春生、杨艳红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蒋林艳律师为承办甲方与临桂西城医院纠纷一案的委托代理人，甲方委托乙方所办理事项在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另行委托第三方办理。乙方律师应当充分运用法律知识，按照法律规定，认真完成甲方交办的代理事项，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甲乙双方约定本案的律师代理费收取方式为风险代理，并按以下步骤收取：在双方签订合同时由甲方先支付给乙方×××元作为前期费用；之后甲方在法院执行回款项后的5日内，按案件每笔执行回款项的30%支付给乙方。（若案件和解或调解，视为乙方完成风险代理事项，甲方应按案件和解或调解所获得款项的30%支付给乙方，逾期支付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违约金）。合同的有效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执行终结之日为止。合同签订后，原告指派的蒋林艳律师办理了两被告与临桂西城医院、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2018年10月24日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就前述案件作出（2018）桂0312民初608号民事判决，判决临桂西城医院赔偿杨艳红、唐春生损失498547.95元。临桂西城医院不服前述判决，于2018年11月5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2月25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03民终373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临桂西城医院的上诉，维持了原判。判决生效后，杨艳红、唐春生于2019年5月21日向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5月27日杨艳红、唐春生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临桂西城医院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由临桂西城医院给付杨艳红、唐春生赔偿款498547.95元、诉讼费3383元、利息6000元。2019年5月28日，唐春生收到赔偿款504930.95元。2019年6月5日，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0312执765号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确定申请执行人杨艳红、唐春生与被执行人临桂西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执行完毕。现原告认为其完成代理活动后，二被告未依约支付相应代理费用，故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庭审中，二被告陈述在选择风险代理时是要求按回款除去医疗费、尸检费用、诉讼费用后20%支付律师费，但最终与原告确定的收费比例是30%。 另查明，2018年2月12日，被告唐春生作为委托方与案外人刘值龙签订了一份委托协议，约定：委托方唐春生委托刘值龙全权代理我老婆杨艳红与桂医二附院的医疗纠纷案件有关事宜。全权委托刘值龙联系医疗鉴定单位，进行鉴定检查及事务办理。本人通过微信转账刘值龙微信×××元，委托刘值龙用于在办理本案中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律师费），本案所有费用开支由委托方刘值龙进行协商全权处理。同日，唐春生通过微信向案外人刘值龙转款×××元。 本院认为，本案被告杨艳红、唐春生委托原告处理其与临桂西城医院、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指派了蒋林艳律师具体负责被告杨艳红、唐春生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有双方签名盖章，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的合同。 本案原告起诉的依据是前述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合同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享有合同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是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合同相对方提出请求，而不能由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请求。前述委托代理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应由“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与“杨艳红、唐春生”享有，案外人刘值龙并非委托代理合同的当事人，其不应成为本案诉讼的当事人。虽然在2018年2月12日被告唐春生曾与案外人刘值龙签订委托协议，约定由唐春生全权委托刘值龙处理杨艳红与桂医二附院的医疗纠纷案件有关事宜，刘值龙还收取了唐春生×××元的费用，但这是唐春生与刘值龙之间的协议，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院对被告认为本案遗漏了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的观点不予采信。被告唐春生、杨艳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具有完全的辨别能力，能通过自己的主观认知判断决定是否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且在合同签订时并非是由案外人刘值龙代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故本院对被告辩称如案外人刘值龙不是本案当事人，则委托代理合同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观点亦不予采信。 庭审中被告陈述曾与原告就风险代理的收费比例进行过协商，被告意欲确定为执行回款除去医疗费、尸检费用、诉讼费用后的20%，但双方最终选择了30%的收费比例，这说明原、被告双方在律师费用问题上进行过协商。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属于格式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规定，虽然本案委托合同第五条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属于加重委托人责任的条款，但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收费方式约定中有二被告的多处捺印，这说明二被告对该条款已经了解，原告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告知义务，且根据《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一款“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一）代理民事诉讼案件（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第十一条“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婚姻、继承案件；（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的规定可知，“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未告知政府指导价并不必然导致该风险代理收费条款的无效或者合同无效，原告代理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也不属于风险代理的除外情形，该条款中约定的按执行回款30%收取费用亦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三款“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的规定，故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合法有效，对被告辩称该条款应认定为无效条款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在二被告执行回款后5日内，二被告应按每笔执行回款项的30%支付给原告，并非被告庭上所述的执行回款除去医疗费、尸检费用、诉讼费用后的20%。现二被告已经于2019年5月28日领到执行款项504930.95元，理应在2019年6月2日前支付相关律师服务费给原告，二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支付了×××元前期费用给原告，故二被告还应当支付给原告的律师服务费为144479.29元（504930.95元×30%-×××元）。双方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逾期支付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违约金的条款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现二被告逾期支付款项，根据双方约定二被告还应该支付自2019年6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给原告。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及本案律师费，因双方并无约定，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六十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艳红、唐春生支付原告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44479.29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144479.29元为本金，自2019年6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付清时止）； 二、驳回原告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770元、保全费1270元，共计5040元（原告已预付本院），由原告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负担608元，被告杨艳红、唐春生承担4432元。 上述给付义务，由义务人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770元『收款单位：应解汇款及临时存款（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王 军 人民陪审员  秦丽娟 人民陪审员  李 玲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文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