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17民初1903号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负责人：王季明，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梅，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闵韡豪，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维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路**中科开物大厦**。法定代表人：石英忠，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斌，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康，系该公司员工。被告：伍文，男，198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月丹，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维国，男，1984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被告：刘佳，女，198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月丹，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宇晟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辛冲镇辛冲街法定代表人：张进，系该公司总经理。被告：阮荣雄，男，195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咸宁市咸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江，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明峰，男，1972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长德，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万华刚，男，1978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长德，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戴剑芳，女，197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长德，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肖钊，男，198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被告：王继业，男，198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建阶，男，197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被告：张进，男，1984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月丹，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齐建阶，男，197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洲支行（以下简称新洲工行）与被告中维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维公司）、被告伍文、被告刘维国、被告刘佳、被告武汉宇晟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晟景公司）、被告阮荣雄、被告刘明峰、被告万华刚、被告戴剑芳、被告肖钊、被告王继业、被告张进、被告齐建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在审理期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湖北省分行）就包括本案中新洲工行对各被告享有的债权在内的信贷资产批量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信达公司），双方签订了《资产转让合同》；新洲工行就本案中对各被告享有的债权于2018年6月9日与湖北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工行湖北省分行、湖北信达公司联合于2018年8月22日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湖北信达公司向本院提出变更诉讼主体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鄂0117民初1903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湖北信达公司替代新洲工行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新洲工行退出诉讼。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湖北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梅、闵韡豪，被告中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斌，被告伍文、被告刘佳、被告张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月丹，被告刘维国，被告阮荣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江、被告王继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建阶，被告刘明峰、万华刚、戴剑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长德，被告齐建阶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宇晟景公司、被告肖钊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湖北信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中维公司立即偿还所欠原告贷款本金金额1248万元及下欠利息57.983362万元（截至2018年3月31日），以后的利息、罚息和复利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计付至还清全部货款本息之日止；2、请求判令被告伍文、刘维国、刘佳、宇晟景公司、阮荣雄、刘明峰、万华刚、戴剑芳、肖钊、王继业、张进、齐建阶对上述债务在各自最高额保证范围内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12月14日，被告中维公司与新洲工行办理贷款业务，自愿签订编号为0320200112-2016年（新洲）字00077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2016-77号借款合同》），期限12个月，金额1248万元，利率4.785%，期间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12月5日。当日，新洲工行与被告伍文、宇晟景公司、刘维国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A1号（以下简称《A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A2号（以下简称《A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A3号（以下简称《A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被告刘佳与被告刘维国共同自愿为被告中维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并承诺承担连带责任。2015年5月25日，被告阮荣雄、刘明峰、万华刚、戴剑芳、肖钊、王继业、张进、齐建阶与新洲工行分别签订编号为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005、007、010、003、009、006、002、00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述保证人均自愿为借款在各自保证额范围内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笔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中维公司违约，未还本付息，经催告后也未履行清偿义务，已构成严重违约事实，给原告带来较大损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新洲工行作为原告向法院对各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诉。审理中，新洲工行转让涉案资产给湖北信达公司并退出诉讼，由原告湖北信达公司继续本案诉讼。被告中维公司辩称，2015年5月，我公司向新洲工行申请4000万元贷款，担保期限是1年。新洲工行需要我公司抵押，寻求10个大股东进行担保，我公司不知道担保的具体内容，协议里面没有具体的担保金额和期限，属于空白的合同。公司和股东都有受骗的感觉。当时4000万元贷款还清之后，我方认为之前这个担保已经解除了。我们又向新洲工行贷款1亿元，新洲工行还要求我们提供股东担保，但股东没有同意，另外有几个股东重新签订了担保协议。公司是应该承担这个偿还责任的，新洲工行诉请的欠款本金是属实的。被告伍文、被告张进、被告刘佳共同辩称，伍文、张进、刘佳不应该对本案的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第一、通过庭前会议查明，在2015年，中维公司向新洲工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中维公司在后期以借新贷还旧贷，新洲工行明知中维公司的财务状况是不佳。调取的工商银行原始合同手写版第十一条载明很清楚，新洲工行审查中维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好，不但没有催收中维公司的贷款，反而让中维公司以新贷还旧贷。第二、伍文、张进在2016年12月14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新洲工行没有告知保证人保证合同的主要条款，风险点和关键词，伍文、张进均表示只是在最后一页签字，该保证合同是工商银行的格式合同。伍文、张进并不知道《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伍文、张进是没有偿还能力以及没有能力提供担保的，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字的。伍文、张进不应该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第三、关于刘佳，原告在庭审前提供核保书，该核保书只是工行的内部流程，原告不能提供新洲工行与刘佳签的保证合同。核保书签名是在2016年12月14日，此前，刘佳和刘维国已经离婚。原告没有向被告展示核保书的内容。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对被告伍文、张进、刘佳的诉讼请求。被告刘维国辩称，中维公司向新洲工行贷款的事实是，我当时是中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新洲工行要求我们签订保证合同。我有几点疑问，就和新洲工行沟通，我们这笔贷款应该是1年期的贷款，新洲工行给我们的是空白的保证合同，没有载明贷款金额和期限等，新洲工行回复说：工行湖北省分行没有确定授信的金额，该行肯定是按照1年期签订合同。我第一个签了字，后来发现年限和当时发生的情况不相符。合同内容是空白的我记得非常清楚。中维公司向新洲工行借钱是属实的。对原告的诉请我方认为中维公司还钱是应该的，对于借款的流程我个人认为是有点问题的。被告阮荣雄辩称，本案保证担保合同是受欺诈签订，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无效，我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具体理由是：一、我在完全不了解签字行为的性质与风险，不清楚借款和担保主要内容的情况下，按借贷双方的要求签名，我被欺诈而签字担保的事实成立。我当时临近退休年龄，占中维公司仅仅0.5%股份，何银东、刘维国、孙斌鼓吹、误导后，我仅在一张由新洲工行违规精心设计成未显示担保人或保证人等任何反映担保的信息标有“乙方（盖章）”处的签署页签名，开庭才知晓签字页成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尾页。新洲工行不履行说明提醒及真实告之担保风险及法律责任等法定义务，而是利用隐瞒捏造事实以及采取格式化合同等综合欺诈方式让我签字。我在签字的全过程中，无人告知要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内容，至今，我未收到《最高额保证合同》，完全是原告占有与控制，原告的行为充分证明了其在隐瞒事实真相，中维公司也是明知，从签字至今，新洲工行一直未向我办理保证担保的核保手续，我也未曾收到过有关担保的任何通知或催收信息。合同依法未成立。二、新洲工行及中维公司采取欺诈隐瞒等手段骗取我的担保，即使担保成立，原告隐瞒“借新还旧”骗取我担保，也应当不承担保证责任。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新还旧”。借款合同中变更了担保人，指向的担保合同不包括我签字的所谓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借款合同变为诉讼方式，作为合同主要条款的变更，依法视为借款合同主要内容变更，未告知本人，本人亦应免责。最高额保证的决算期未到，且无证据证明新洲工行向我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应当驳回其对我的诉讼请求。三、我被债务人与债权人欺诈，是在所谓《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的直接根本的原因。1、原告未告诉我“借新还旧”的真相。2、中维公司采取的欺诈隐瞒事实真相，众多的保证人均能证明。何银东、刘维国、孙斌均以我在公司持股0.5%做文章，误导欺骗我认为是以股权比例承担责任的担保模式为公司借款担保。3、债权人新洲工行采取隐瞒捏造事实以及提供格式化合同等方式让我签字。其贷款经办人也严重违反了职业操守与基本职业道德，涉嫌欺诈、欺骗甚至构成虚假诉讼违法犯罪。4、新洲工行、中维公司均负有向我真实披露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主要内容情况的先合同义务。四、即便我与新洲工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成立，因系欺诈隐瞒真相方式签字，非答辩人真实意思，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及其司法解释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及第四十条等相关规定，该保证无效，我依法不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新洲工行与中维公司采取隐瞒欺诈方式骗取我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字的证据充分，属于捏造保证担保，也严重妨碍了民事诉讼司法秩序，同时涉嫌构成虚假诉讼违法犯罪的问题，请求法院依法明察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总之，新洲工行起诉我所谓最高额保证责任完全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制裁并追究原告及中维公司捏造虚假保证事实，制作虚假保证合同并提出虚假保证诉讼的行为涉嫌犯罪的法律责任。被告刘明峰、被告万华刚、被告戴剑芳辩称，在被告阮荣雄答辩意见基础上，增加一些答辩意见：一、我们与新洲工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新洲工行单方变造的，属于恶意和虚假诉讼，我们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该保证合同不是我们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基于我们对中维公司的信任，是中维公司和新洲工行之间违规贷款的事后补救行为，《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金额均是4649万元，前期如果是授信的话金额应该是整数，4649万元如何计算出来的不得而知。2、我们认为原告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变造的，保证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明显的区别，贷款的金额和结算的期限，包括签字页落款的时间是同一个人手写的，不符合常规，而且还不是当事人手写的，合同是变造的。3、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来看，本案存在着重复保证、担保的情况。除了在借款人中维公司在2015年6月1日（到账时间，根据众多担保股东回忆，此时公司没有要求股东提供担保）发生第一笔借款，除上述保证人提供不同形式和金额的担保外，小股东肖钊、张进签订过2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且肖钊、张进于2016年1月20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变更为2800万元。倘若肖钊、张进以及其他最高额保证人与新洲工行于2015年5月25日订立过《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何其与新洲工行又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且所担保的最高额反而低于此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4649万元，这显然不符合逻辑。从这一点也可以侧面佐证新洲工行的工作人员存在事后变造《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情形。这是原告的一个疏忽，也是原告造假的有力证明，也就是说在签订借新还旧的三份借款合同的时候，原告已与相关的担保人签订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而我们是原告起诉前利用变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恶意拉进诉讼。二、我们与新洲工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必备条款未经保证人与货款银行协商一致达成合意，不符合合同成立的条件，因此，合同不成立。我方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系新洲工行单方变造，内容全部由其自行添加与拼接，我们并没有与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意思表示，我们与新洲工行之间没有达成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意。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25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新洲工行印制的格式合同。虽然在合同尾部我们的签名是真实的，但该签名的形成时间应晚于借款合同发生期间。中维公司迟延还款，新洲工行要求股东提供担保被多数拒绝时，新洲工行工作人员才利用掌握的股东空白签字页，变造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且未告知我们，我们毫不知情。我们均未与新洲工行就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达成合意，不符合合同成立的条件。三、涉案借款合同是“借新还旧”，在“借新还旧”的过程中，前面有列明的保证人，后面又增加了几个保证人，借款合同中保证人多次反复，担保的金额不一样，对于“借新还旧”我们不清楚，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四、本案中有最高额抵押人，原告放弃追究抵押人的最高额抵押责任的，保证人就新洲工行放弃抵押人责任的部分免除保证责任。新洲工行违规放贷后，有意转嫁风险。综上，因新洲工行的自身工作失误，在发放第一笔贷款时，存在瑕疵，经多次与中维公司幕后交易，由于没有取得公司股东同意，缺少股东担保手续，反而多次违规放贷，超过抵押物担保价值，为推卸责任，变造了与我们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从查明事实表明，我们与新洲工行未达成最高额保证合意，不符合合同成立、生效构成要件；涉案借款合同系“借新还旧”，旧的借款已还，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随之消灭，我们不是本案多笔借款的同一保证人，不知道新洲工行与中维公司的借贷行为是“借新还旧”，同样也不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们的诉讼请求。被告王继业辩称，同意被告阮荣雄、刘明峰、万华刚、戴剑芳的答辩意见，另外，2015年时，我没有什么家产，没有资格进行担保，对担保也不知情，请法院查明事实。被告齐建阶辩称，我当时是上班的，别人说有担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签字了，我不知道担保合同中的内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新洲工行与中维公司首次发生借贷往来及抵押担保情况。被告中维公司因经营需要缺少流动资金向新洲工行申请贷款，2015年起，新洲工行开始与中维公司建立金融借贷关系。新洲工行与中维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签订了编号为0320200112-2015年（新洲）字0045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2015-45号借款合同》），主要约定：中维公司向新洲工行借款4000万元；借款用途为购材料；期限为12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实际提款日以借据为准；借款利率以基准利率加浮动幅度确定，基准利率为5.35%上浮30%，按日计息，按月结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本合同项下借款为担保贷款的，担保方式为抵押，本合同项下借款担保为最高额担保的，对应的最高额担保合同是编号为0320200112-2015年新洲（抵）字0021号（以下简称《2015-2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新洲工行将担保条款中担保人栏目划掉；本合同项下争议解决方式为将争议提交武汉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等等。新洲工行及其负责人、中维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在前述合同加盖了单位印章及个人签名或盖印，在合同内容空白处和手写添加处加盖了中维公司的印章，并在合同边缘加盖双方印章作为骑缝印。2015年4月18日，中维公司召开董事大会，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内容为：同意公司以肖永学拥有的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建华路富昌花园广场二层房地产作抵押向新洲工行申请办理4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2015年5月25日，新洲工行与肖永学及抵押物共有人刘敏签订了《2015-2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以肖永学拥有的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建华路富昌花园广场二层房产作为新洲工行向中维公司发放贷款形成的主债权在4649万元最高余额内作抵押担保，承担担保责任，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5年5月25日到2020年5月24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争议发生后，协商不成的解决方式为将争议提交武汉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等等。合同附件的抵押物清单中载明对肖永学提供的抵押物评估价值为4649万元。2015年5月27日，对《2015-2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肖永学提供的抵押物在土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了他项权证，载明：他项权利范围为全部，债权数额为4649万元。新洲工行对中维公司提供的肖永学的抵押物按评估价值4649万元按七折核批贷款，审批可贷款3250万元。2015年5月28日，中维公司再次召开董事大会，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内容为：因公司业务拓展和经营需要，向新洲工行融资4000万元事宜，由于肖永学拥有的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建华路富昌花园广场二层房地产作抵押价值不足，公司同意提供750万元存单作质押。签订《2015-45号借款合同》及上述抵押担保手续办妥后，中维公司向新洲工行出具两份借据，约定借款金额均为2000万元，还款日期分别为2015年11月28日、2016年5月6日。新洲工行于2015年6月1日、6月3日分别向中维公司提供了各2000万元贷款，中维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2016年5月9日分别还清了各批次到期贷款2000万元，共计借款本金400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二、被告阮荣雄、刘明峰、万华刚、戴剑芳、王继业、齐建阶和被告伍文、刘维国、肖钊、张进为中维公司担保事由。新洲工行为证明被告阮荣雄、刘明峰、万华刚、戴剑芳、王继业、齐建阶（以下简称阮荣雄等六被告）为涉案借款提供4649万元最高额连带保证的事实，提供了相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应的合同编号分别为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005、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007、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010、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003、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006、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004。阮荣雄等六被告均称从未提供担保更未提供最高额保证，当时何银东、刘维国、孙斌都讲为了放款流程需要公司前十位股东签字，所以都仅在一张签字页上签名，没有见到也未收到《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保证合同是新洲工行变造的；且首次贷款后的每笔贷款办理，新洲工行再未通知他们。查明，六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为印制的格式文本，合同的第7页（合同尾页）为标注有“甲方（盖章）、有权签字人”、“乙方（签章）”、“签订日期”内容的空白签章页，合同封面至页码第1页、合同页码第6页至第7页均单独成页、其他每两个相邻页码即第2页-第3页、第4页-第5页均单独成页。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25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载明：保证人（保证合同中简称乙方）为阮荣雄等六被告个人、债权人（保证合同中简称甲方）为新洲工行；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15年5月25日至2020年5月24日期间，在4649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等。合同尾页备注的签订日期2015年5月25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担保的最高债权额数额和主债权发生期间、合同签订日期等均由何银东手工填写。签订日期统一填写为2015年5月25日。手写部分并无相对方即各保证人签名或捺印，合同均单独成页，合同边缘加盖了新洲工行和中维公司的印章作为骑缝印。阮荣雄等六被告在合同尾页“乙方（签章）”处各自签名并捺印。全部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一并由何银东带回新洲工行后在合同“甲方（盖章）、有权签字人”处加盖该行公章并由银行负责人签名后存档。除阮荣雄等六被告外，被告伍文、刘维国、肖钊、张进分别作为保证人与新洲工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应的合同编号分别为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008、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001、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0009（以下简称《201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320290001698246-新洲（保证）002合同内容、签订方式等与阮荣雄等六被告的一致。审理中，被告戴剑芳向本院申请调取涉案贷款相关资料，本院从新洲工行上级银行档案馆中调取了贷款的相关档案资料。其中标注为合同号为《2015-45号借款合同》、客户名称为中维公司的法人客户信贷客户档案显示阮荣雄、刘明峰、万华刚、戴剑芳、王继业、齐建阶、伍文、刘维国、肖钊、张进均在新洲工行的格式核保书上的保证人签字盖章处签名捺印，核保书中载明：保证期间自2015年（空白）月（空白）日至贷款本息结清；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0（万元）、其中已提供给工行的担保金额为空白、本次担保金额为4000（万元）；本人（何银东填写了各保证人姓名）自愿为借款人中维公司提供金额为肆仟万元（大写）的贷款担保，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银行核保意见为已签订保证合同或具结书，保证人愿为中维公司4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业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核保人何银东、江金阶，核保书右上方标注单位为万元；并备注“本核保书由保证人签章后作为保证合同附件留存，如保证人为分支机构，必须付授权书”，并由何银东在双方的落款日期统一填写为2015年5月25日。标注借款合同编号为0320200112-2015年（新洲）字00108号、客户名称为中维公司的法人客户信贷客户档案，保存有被告刘维国、刘明峰、齐建阶、戴剑芳、阮荣雄、肖钊、万华刚及前述七位被告的配偶和王继业作为保证人签名的核保书，核保书上载明的保证期间栏为自2015年11月27日至贷款本息结清；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其中已提供给工行的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1250（万元）；核保人何银东、孙少明；核保书右上角标注单位为万元；并备注“本核保书由保证人签章后作为保证合同附件留存，如保证人为分支机构，必须付授权书”，双方的落款日期由何银东统一填写为2015年11月27日。抵押合同的抵押人肖永学及其配偶在新洲工行的《中国工商银行抵押核保书》上签名。三、涉案借款及担保的情况。新洲工行与中维公司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了编号为0320200112-2015年（新洲）字00108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2015-108号借款合同》），主要约定：中维公司向新洲工行借款1250万元；借款用途为购材料；期限为12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实际提款日以借据为准；借款利率以基准利率加浮动幅度确定，其中基准利率为4.35%，浮动幅度为上浮10%，按日计息，按月结息，贷款到期，利随本清；本合同项下借款担保方式为房产抵押，对应的最高额担保合同是由肖永学提供《2015-2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本合同项下争议解决方式为将争议提交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等等。新洲工行及负责人、中维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在前述合同加盖了单位印章及个人签名或盖印，在合同内容空白处和手写添加处加盖了中维公司的印章，并在合同边缘加盖双方印章作为骑缝印。新洲工行于2015年12月3日向中维公司发放了1250万元的贷款。2016年12月14日，新洲工行与伍文、宇晟景公司、刘维国分别签订了《A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A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A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除《A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主债权为2016年6月24日到2021年6月23日期间外，另两个担保合同的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5年5月25日到2020年5月24日期间。三个担保合同担保最高余额均为1亿元，三个担保合同约定，为了保证甲方（即债权人新洲工行）债权的实现，乙方（保证人伍文、宇晟景公司、刘维国）自愿向甲方提供保证担保。第1.1条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依据与中维公司签订的各类借款合同（以下称主合同）而享有对债务人中维公司的债权，无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到期；第1.2条，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第6.1条主债权到期（包括提前到期）债务人未予清偿的,自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5各工作日内，乙方应无条件履行保证责任；第6.4条发生甲方将主债权转让第三人的情形，无需乙方同意，乙方继续履行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第10.1条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争议发生后，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解决方式未做选择，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A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A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A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尾页甲乙双方签名处的上端，标注“此页为新洲工行与伍文（宇晟景公司）（刘维国）最高额保证合同签署页”提示。至2016年12月3日，《2015-108号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中维公司出现资金困难，双方协商以借新还旧方式还贷。2016年12月14日，新洲工行与中维公司签订《2016-77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人中维公司、贷款人新洲工行经平等协商，就借贷事宜达成一致，第一条借款用途为本次贷款用于偿还《2015-108号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人所欠债务1248万元；第二条借款金额为1248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实际提款日以借据为准；第三条借款利率以基准利率加浮动幅度确定，其中基准利率为提款日的前一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年贷款基准利率，浮动幅度为上浮0.485%；按日计息，按月结息，贷款到期，利随本清；第四条借款人中维公司应在2017年3月6日前一次性提清借款；第五条还款方式为借款到期一次性还款；第七条本合同项下借款担保为提供最高额抵押的，对应的是由肖永学签订的《2015-2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的，对应的是伍文、宇晟景公司、刘维国分别签订的《A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A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A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九条在贷款人所在地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争议；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6年12月26日，中维公司向新洲工行出具借据，载明：借款单位为中维公司，借款金额1248万元，借款种类为流动资金，借款形式为再融资，约定还款日为2017年12月5日，利率4.785%。当日，新洲工行向中维公司在该行的存款户账户转账提供了贷款1248万元，随即，新洲工行当日又从中维公司在该行的存款户账户扣划了该笔1248万元及中维公司账户余额，偿还了《2015-77号借款合同》已到期的贷款1250万元。借款到期后，中维公司未偿还借款本金1248万元及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借款利息57.983362万元，抵押人、保证人亦未履行担保义务。新洲工行为此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新洲工行因另两笔向中维公司提供贷款，中维公司均未偿还（分别下欠借款本金1330万元、2750万元及相应利息等），同时已另案起诉，案号分别为（2018）鄂0117民初1901号、（2018）鄂0117民初1902号（均已同期审结）。审理中，工行湖北省分行就包括本案、（2018）鄂0117民初1901号、（2018）鄂0117民初1902号案件中新洲工行对各被告享有的债权在内的信贷资产批量转让给湖北信达公司，双方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2018年6月9日，新洲工行与湖北信达公司签订编号为湖北2018年JWJ002号-7《债权转让协议》，将新洲工行对各被告享有的债权的不良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转让给湖北信达公司。工行湖北省分行、湖北信达公司联合于2018年8月22日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湖北信达公司持相关债权转让资料向本院提出变更诉讼主体的申请，本院经审查，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鄂0117民初1903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湖北信达公司替代新洲工行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新洲工行退出诉讼。四、被告刘佳为中维公司担保的情况。新洲工行为证明被告刘佳为涉案借款提供连带保证的事实，提供了一份有刘佳签名的核保书。被告刘佳认为签订日期为2016年12月14日的该核保书不是担保合同，是银行的内部流程，其从未与新洲工行签订任何担保合同，刘维国举证证明刘佳在该核保书上签名时已与刘维国离婚。原告在庭审中对其他被告签字的核保书均提出是银行的内部审核程序，而对刘佳签名的核保书认为是担保。查明，该核保书下方明确注明本核保书作为保证合同附件留存。其保证合同对应为《A3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合同的保证人为刘维国、尾页的乙方即保证人签名亦为刘维国一个人签名，均无刘佳签名。刘维国、刘佳已于2016年12月8日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A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于2016年12月14日签订。五、关于阮荣雄等六被告、被告刘佳提出笔迹鉴定申请的情况。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质证中，阮荣雄等六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的《具结书》上有各自配偶签名、标注2015年11月27日核保书上本人及各自配偶的签名不予认可，要求对签名是否属实进行司法鉴定，刘佳亦对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的《具结书》和2015年11月27日的核保书上签署有自己名字的签名不认可，要求对签名是否属实进行司法鉴定。原告湖北信达公司提出法院不应准许阮荣雄等六被告、被告刘佳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的意见，经质证，原告认为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的具结书不是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组成部分，系各保证人的配偶同意保证人担保而作出，签署该具结书的目的系新洲工行为完成其内部审批流程，具结书并非《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组成部分，因此对此项鉴定申请应予驳回；而落款日期2015年11月27日的核保书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毫无关联，分属不同档案中，对应不同的借款合同，核保书的真实与否，不影响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有效，而且进行与本案实体没有联系的司法鉴定，会严重拖延诉讼进程，不应支持，请法院予以驳回。本合议庭审查后评议认为，该核保书、具结书与本案关联性不大，从查明的事实，足以对阮荣雄等六被告是否与新洲工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予以判断，因此，为了节约诉讼资源和防止当事人拖延诉讼期间，对阮荣雄等六被告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新洲工行与中维公司签订的《2016-77号借款合同》，新洲工行与刘维国、伍文、宇晟景公司、肖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新洲工行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中维公司发放了贷款，虽然该笔贷款系借新还旧，但中维公司同意以该种方式借款，法律上不禁止。中维公司未按《2016-77号借款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1248万元及相应利息，是违约行为，应偿还新洲工行借款本金1248万元和合同约定的利息，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关于变更本案原告诉讼主体的问题。新洲工行作为原告对被告中维公司及其他各被告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后，在案件审理期间，新洲工行与就本案中对各被告享有的债权于2018年6月9日与湖北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工行湖北省分行、湖北信达公司联合于2018年8月22日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六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的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规定，债权主体变更为湖北信达公司，而不再是新洲工行。涉案《债权转让协议》对本案各被告已发生法律效力，应予以确认。又根据《规定》第二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人民法院对于债权转让前原债权银行已经提起诉讼尚未审结的案件，可以根据原债权银行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申请将诉讼主体变更为受让债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规定，湖北信达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请求将新洲工行的原告诉讼主体变更为其公司，根据上述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变更本案原告为湖北信达公司。二、关于被告刘维国、伍文、宇晟景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根据该规定，最高额保证通常是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保证，即只要发生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内，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均应承担保证责任。被告中维公司在向新洲工行借款后，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刘维国、伍文、宇晟景公司、肖钊与新洲工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中刘维国、伍文、宇晟景公司担保的最高额保证限额均为1亿元，本案债务发生在约定的保证期间，刘维国、伍文、宇晟景公司限额足以覆盖本案及（2018）鄂0117民初1901号、（2018）鄂0117民初1903号案件中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数额。被告刘维国、伍文、宇晟景公司均应在对中维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的民事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关于被告阮荣雄、刘明峰、万华刚、戴剑芳、王继业、齐建阶、张进、肖钊是否承担责任，如需承担责任，责任大小的问题？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由新洲工行提供空白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均可单独成页，阮荣雄等六被告仅在尾页的“乙方（盖章）”处签名捺印，在该合同边缘加盖新洲工行和借款人中维公司印章作为骑缝印，而不是保证合同的双方即新洲工行和阮荣雄等六被告盖印或签名作为骑缝印；合同担保的最高余额、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合同签订日期等均是由新洲工行的何银东自行填写，且无各保证人签名或捺印，该填写部分都为《最高额担保合同》不可或缺的主要条款，若合同双方就上述条款未达成一致意见，合同显然不能成立。而新洲工行提供的证据，并不能推定出阮荣雄等六被告与新洲工行就该行自行填写的部分达成了合意，也不能证明阮荣雄等六被告应当明知新洲工行自行填写部分的内容，且事后，新洲工行未将填写好具体担保内容、加盖银行印章和签名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交阮荣雄等六被告留存。阮荣雄等六被告明确否认知道该合同内容，因此，不能推定出阮荣雄等六被告事后对合同进行了追认。庭审中，何银东作为证人陈述需将办理贷款的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相关资料带回新洲工行由负责人审批签名、盖章再交给借款人和保证人，新洲工行并未将该资料交还借款方和保证人，且阮荣雄等六被告和借款人中维公司均不认可阮荣雄等六被告与新洲工行签订有《最高额保证合同》，阮荣雄等六被告也未收到《最高额保证合同》。新洲工行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阮荣雄等六被告仅在签字页签名捺印，而该保证合同各页又可单独成页，签字页上仅标注有甲方、乙方、签订日期，并无“此页为新洲工行与某某某（指保证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签署页”内容提示，不符合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通常做法和要求。因此，阮荣雄等六被告提供相关手续的行为仅仅是在合同缔结过程中的准备行为，并非最终的意思表示。阮荣雄等六被告在可单独成页的尾页签名捺印的空白《最高额保证合同》也不能认定为是其对新洲工行的任意性授权。而且从新洲工行留存的连续两次的有阮荣雄等六被告签名的核保书来看，查明其中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的核保书载明保证期间自2015年（空白）月（空白）日至贷款本息结清；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0（万元）、其中已提供给工行的担保金额为空白、本次担保金额为4000（万元），按新洲工行存档对应的《2015-45号借款合同》，中维公司在2015年6月3日首次向新洲工行贷款4000万元，在2015年11月26日，中维公司向新洲工行还贷款2000万元及相应利息时，各担保人的保证责任相应减少2000万元；于是，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27日的核保书中载明保证期间栏为自2015年11月27日至贷款本息结清；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其中已提供给新洲工行的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1250（万元）。可证实阮荣雄等六被告即使有担保的意思表示，只是针对《2015-45号借款合同》，可能有担保主债务金额为4000万元的一般保证意思表示，而非4649万元最高额保证。被告伍文、刘维国、肖钊、张进作为保证人与新洲工行也分别签订了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载明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15年5月25日至2020年5月24日，在4649万元的最高余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后，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14日，被告伍文、刘维国再次与新洲工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载明所担保的在1亿元的最高余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债权期限仍为2015年5月25日至2020年5月24日，新洲工行并未对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的被告伍文、刘维国分别作为保证人签订的仍在保证期内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作出任何说明；新洲工行未将单方填写的合同内容交由阮荣雄等六被告确认，而是单方持有合同文本。因此，进一步证明阮荣雄等六被告签署空白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双方对合同主要内容未形成合意。另外，从调取的中维公司向新洲工行贷款档案资料中，中维公司两份《董事会决议》（2015年4月18日、5月28日分别作出），反映出，中维公司因向新洲工行首次贷款4000万元，因中维公司提供的抵押物由新洲工行评估价值为4649万元，按七折可贷款3250万元，中维公司另提供750万元存单作为质押。如果有多位股东提供各自4649万元的最高额保证，那么，即使中维公司不另提供750万元存单质押，也足以覆盖贷款。阮荣雄等六被告辩称其仅在2015年5月，新洲工行与中维公司间借贷业务的首次贷款中作为公司股东为完成贷款流程在签字页上签名，并未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理由成立。因此，阮荣雄等六被告签署空白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由张进签署空白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新洲工行与阮荣雄等六被告、张进对合同主要内容未形成合意，对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未成立。阮荣雄等六被告、张进不应承担连带偿还涉案款项的民事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借款合同是主合同，保证合同是从合同。新洲工行在与中维公司签订第一份借款合同时，约定争议解决的方式是提交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涉案借款合同系以后签订，并未约定仲裁条款，且系借新还旧的方式发生借贷关系，因此，对于主合同重大内容的变更应当告知但未告知保证人，阮荣雄等六被告同样不应承担连带偿还涉案款项的民事责任。同理，被告张进与新洲工行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未形成合意，保证合同未成立。被告张进不应承担连带偿还涉案款项的民事责任。被告肖钊作为保证人虽与新洲工行签订了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201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情形与阮荣雄等六被告可能相同，但其并未对此作出任何抗辩，且查明在（2018）鄂0117民初1902号案件的涉案借款中肖钊于2016年1月20日再次与新洲工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另案查明）。《201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载明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15年5月25日至2020年5月24日期间，在4649万元的最高余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被告肖钊应在4649万元最高额保证范围内对中维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肖钊在本案中承担了连带责任的数额，抵减（2018）鄂0117民初1901号案件中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应数额]。四、关于被告刘佳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刘佳称仅在新洲工行内部审批流程中的核保书上签名，不是担保。原告在庭审中对其他被告的核保书均提出是银行的内部审核流程，而对刘佳签名的核保书认为是担保，应和刘维国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签署核保书只是银行发放贷款过程中的内部审核流程，并非法律规定的贷款必要条件，且其对应的须有保证合同予以印证，涉案对应的保证合同为《A3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主页首页标注的保证人为刘维国、尾页的乙方即保证人签名亦为刘维国一个人签名，均无刘佳签名。且该保证合同的签订不是刘维国、刘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是刘维国、刘佳离婚后由刘维国个人签订。因此，核保书不是保证合同，被告刘佳未提供担保，不应对涉案款项承担民事责任。五、关于本案中设定的最高额抵押权的问题。本案中，《2016-77号借款合同》设定了肖永学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新洲工行并与肖永学签订了《2015-2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因该抵押合同约定争议发生后，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解决方式为将争议提交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原告湖北信达公司并已申请仲裁。因此，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不在本案审理之列；但原告湖北信达公司对肖永学申请仲裁已实现债权的数额应相应抵减本案各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应部分。依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维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借款本金12480000元，利息579833.62元（利息计算至2018年3月31日止），本息合计13059833.62元及自2018年4月1日至付清之日的利息[以12480000元为本金，按编号为0320200112-2016年（新洲）字00077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息]；二、被告刘维国、被告伍文、被告武汉宇晟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维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被告肖钊对第一项中维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肖钊承担责任的限额为46490000元，在本案中承担了连带责任的数额抵减在（2018）鄂0117民初1901号案件中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应数额]；四、被告刘维国、被告伍文、被告武汉宇晟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被告肖钊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中维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159元，申请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105159元，由被告中维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刘维国、伍文、武汉宇晟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肖钊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志涛人民陪审员  吴银花人民陪审员  张 莉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徐 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