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07刑终257号 原公诉机关盐亭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文波，男，197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四川省仁寿县人，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逃税罪，2017年3月16日被北京警方抓获归案，同日移交四川省盐亭县警方；2017年3月22日，被盐亭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6日，经盐亭县人民检察院批准，被盐亭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盐亭县看守所。 辩护人谢瑞兵，四川达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聂阳倩，女，198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四川省什邡市人，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2017年4月，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2017年6月16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盐亭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同年8月3日，经盐亭县人民检察院决定，由四川省什邡市公安局执行取保候审。2019年1月29日，经盐亭县人民法院决定，对被告人聂阳倩监视居住，由四川省什邡市公安局执行。2019年6月3日，经盐亭县人民法院决定，由盐亭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绵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周生福，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红梅，女，1986年7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四川省简阳市人，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2017年3月28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盐亭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同年8月3日，经盐亭县人民检察院决定，由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执行取保候审。2019年1月30日，经盐亭县人民法院决定监视居住，由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执行。2019年6月3日，经盐亭县人民法院决定，由盐亭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绵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何德永，四川川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盐亭县人民法院审理的盐亭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罗文波、聂阳倩、李红梅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19年6月3日作出（2018）川0723刑初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罗文波、聂阳倩、李红梅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2019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安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文波及其辩护人谢瑞兵律师、聂阳倩及其辩护人周生福律师、李红梅及其辩护人何德永律师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9月19日，绵阳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本案延期审理；2019年9月24日，本院决定延期审理。2019年10月12日，本院决定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经审理查明： ㈠2015年4—5月，被告人罗文波先后以其亲戚杜某、付某的名义，在盐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设立了四川省文×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公司”）、四川省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公司”），被告人罗文波实为二公司的控制人和经营者，二公司办公地址均设在盐亭县，二公司经营范围均为普通货物运输，二公司均经盐亭县国家税务局批准取得了一般纳税人资格。二公司设立后，入驻盐亭县××网物流电商基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向××网缴纳管理费用，委托××网代其开具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专用发票）、申报纳税等。但二公司均无实际的经营场地、经营货物运输的车辆以及相应的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的人员。 ㈡2015年9月，云南禄×××矿业有限公司（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禄×××”）、富×××科技有限公司（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富×××”）、昆×××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三家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某（另案处理），因公司需要取得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邓某安排公司业务员与中间人被告人聂阳倩取得联系，商量购买专用发票，双方约定购买专用发票的点子费为专用发票金额的6%左右。被告人聂阳倩找到中间人被告人李红梅，希望通过被告人李红梅帮忙购买专用发票。被告人李红梅在新都××物流基地找到被告人罗文波，希望被告人罗文波能够开具专用发票，并称购买专用发票方愿意支付专用发票金额5.5%左右的点子费，被告人李红梅要按专用发票金额0.1%提取手续费，被告人罗文波当即表示同意。从2015年10月起，将开票企业名称、数量等开票信息通过QQ发给被告人聂阳倩，被告人聂阳倩又将该信息通过QQ转发给被告人李红梅，被告人李红梅又通过QQ发送给被告人罗文波，被告人罗文波再发给“××网”。“××网”开好票后，通过快递邮寄给被告人罗文波，被告人罗文波再把开好的专用发票交给被告人李红梅，被告人李红梅又将专用发票交给被告人聂阳倩，被告人聂阳倩再通过快递将专用发票邮寄给。收到专用发票后，便拿到当地的国税局进行进项税认证抵扣。通过认证抵扣后，使用邓某的银行卡将点子费转给被告人聂阳倩，被告人聂阳倩在扣除了自己的点子费后通过银行卡将剩下的点子费转给被告人李红梅，被告人李红梅在扣除了自己的手续费后又通过银行卡将剩下的点子费转给被告人罗文波。 现将“文×公司”向云南三家公司开具的专用发票予以分述： 1.“文×公司”向“禄×××”虚开专用发票30份、金额2760452.97元（以下未特别标注均为人民币）、税额303649.78元、价税合计3064102.75元，“禄×××”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为303649.78元。案发后“禄×××”预缴稽查查补的税款为303649.78元； 2.“文×公司”向“富×××”虚开专用发票76份、金额7389913.97元、税额812890.54元、价税合计8202804.51元，“富×××”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为812890.44元。案发后“富×××”未补交税款； 3.“文×公司”向“昆×××”开具专用发票30份、金额2967187.06元、税额326390.54元、价税合计3293577.60元，“昆×××”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为326390.54元。案发后“昆×××”未补交税款。 现将“邦×公司”向云南三家公司开具的专用发票予以分述： 1.“邦×公司”向“禄×××”开具专用发票64份、金额6289153.22元、税额691806.78元、价税合计6980960.00元，“禄×××”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为691806.78元。案发后“禄×××”预缴稽查查补的税款为691806.78元； 2.“邦×公司”向“富×××”开具专用发票158份、金额15464062.14元、税额1701046.66元、价税合计17165108.80元，“富×××”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为1044873.38元。其余发票60份，金额5965211.92元，税额656173.28元，价税合计6621385.2元，未申报抵扣进项税。案发后“富×××”未补交税款； 3.“邦×公司”向“昆×××”开具专用发票59份、金额5878725.41元、税额646659.79元、价税合计6525385.20元，“昆×××”未申报抵扣进项税。 “文×公司”“邦×公司”共计向云南三公司开具专用发票417份、金额40749494.77元、税额4482444.09元、价税合计45231938.86元。三公司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为3179611.02元。案发后“禄×××公司”补缴税款995456.56元。 ㈢被告人罗文波在以“文×公司”“邦×公司”名义向“禄×××”“富×××”“昆×××”、×××玲矿产品经营部（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简称“×××玲”）等公司开具了大量专用发票后，为了抵扣进项税，又以“文×公司”“邦×公司”购买柴油的名义向陕西××石油集团四川销售有限公司、四川龙×石化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取得大量专用发票，向国税部门申报抵扣进项税，并将购买的柴油，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全部卖给了他人。2015年5月至2016年6月，被告人罗文波以“文×公司”的名义向陕西××石油集团四川销售有限公司、四川龙×石化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汇××石化有限公司、四川省泸州鑫×石化有限公司、中国航×集团四川石油有限公司新都区××加油站、中×化销售有限公司四川成都石油分公司、中×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四川金×石化有限公司购买柴油，取得专用发票254份、金额29636412.54元、税额5038189.91元、价税合计34674602.45元；以“邦×公司”名义向陕西××石油集团四川销售有限公司、四川汇××石化有限公司、四川省泸州鑫×石化有限公司、中×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购买柴油，取得专用发票72份、金额23751188.41元、税额4037701.99元、价税合计27788890.40元。“文×公司”取得专用发票254份后入公司会计账，向盐亭县国税局申报并实际抵扣进项税5038189.91元；“邦×公司”取得专用发票72份，向盐亭县国税局申报并实际抵扣进项税4037701.99元。以上326份专用发票已在盐亭县国税局抵扣进项税9075891.90元，造成了国家税收损失。 ㈣自2015年以来，被告人罗文波为了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被告人李红梅，在没有真实货物运输业务的情况下，先后多次以“文×公司”的名义向他人或其他公司开具专用发票，赚取开票费用。 1.2016年1月，在“文×公司”与绵竹市三×饲料公司（以下简称“三×饲料”）没有真实的货物运输的情况下，被告人罗文波伙同被告人李红梅向“三×饲料”虚开专用发票7份，金额653898.72元、税额71928.86元、价税合计725827.58元，“三×饲料”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为71928.86元。案发后“三×饲料”补交税款71928.86元； 2．2016年2月，在“文×公司”与绵竹市个体户龙某（实际控制人为青某、王某，均另案处理。以下简称“龙某”）没有真实的货物运输的情况下，被告人罗文波、李红梅向“龙某”虚开专用发票6份，金额568383.34元、税额62522.18元、价税合计630905.52元，“龙某”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62522.18元。案发后“龙某”补交税款62522.18元。 ㈤2015年6月，在“文×公司”与××粉体公司（以下简称“××粉体”）没有真实货物运输的情况下，被告人罗文波向“××粉体”虚开专用发票4份，金额360360.36元、应纳税额39639.64元、价税合计400000.00元，“××粉体”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39639.64元。案发后“××粉体”补缴税款39639.64元。 ㈥1.2016年4至6月，在文×公司与绵竹市××化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建”）没有真实货物运输的情况下，被告人罗文波向“××化建”虚开专用发票27份，金额2289326.49元、税额254932.69元、价税合计2544259.18元，“××化建”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254932.69元。案发后“××化建”补缴税款254932.69元； 2.在“文×公司”与河南省灵宝市灵宝××晨光有色矿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没有真实货物运输的情况下，被告人罗文波向“××晨光”虚开专用发票22份，金额2105863.84元、税额231644.96元、价税合计2337508.80元，“××晨光”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231644.96元。案发后“××化建”代“××晨光”补缴税款231644.96元。 ㈦四川省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医药”）法定代表人刘某（另案处理）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安排公司员工曾某（另案处理）于2015年至2016年间，先后向江苏东×医药有限公司等公司虚开专用发票398份、金额3780.7万元，税额642.7万元。刘某为了掩盖“浩×医药”对外虚开专用发票的事实，伪造虚假的货物运输记录，找到南充×化物流港负责招商的蒋某（另案处理），蒋某又通过成都×禹物流公司邓某2（另案处理）联系到成都意×物流公司（以下简称“意×物流”）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李红梅，以按票面金额6.5%给付开票费的条件，要求被告人李红梅以“意×物流”名义向“浩×医药”虚开专用发票8份、金额625856元、税额68844.16元、价税合计694700.16元。“浩×医药”向国税部门申报抵扣了进项税，抵扣税款68844.16元。案发后“浩×医药”未补缴税款。 同时查明，“××网”按照与盐亭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入驻企业缴纳税金奖补协议，“文×公司”自2015年2季度至2016年1季度向盐亭县国税局实际缴纳增值税3115794.09元，“××网”给“文×公司”奖补1712661.89元；“邦×公司”自2015年2季度至2016年1季度向盐亭县国税局实际缴纳增值税2594456.42元，“××网”给“邦×公司”奖补1392432.73元。二公司实际缴纳增值税5710250.51元，“××网”实际奖补3105094.62元。 “文×公司”“邦×公司”为“禄×××”“富×××”等公司开具票面金额为46864843.84元的专用发票，按照双方约定邓某应按票面金额6%左右向被告人聂阳倩支付2811890.63元左右的点子费，而邓某仅向被告人聂阳倩支付2843500元的点子费（其中还包括被告人聂阳倩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向邓某虚开的专用发票的点子费453000元），被告人聂阳倩从邓某处实得2390500元左右的点子费。被告人聂阳倩按照票面金额为46864843.84元的5.5%左右向被告人李红梅支付2577566.41元左右的点子费。因邓某未足额向被告人聂阳倩支付点子费，故被告人聂阳倩在本案中未实得点子费。被告人李红梅共计得到40000元的开票点子费。被告人李红梅向被告人罗文波支付点子费共计2284778元。 被告人李红梅在本案侦查期间，主动将自己的违法所得40000元退缴盐亭县公安局。盐亭县公安局在被告人罗文波处扣押现金10000元、合同及统计表6册。 另查明:2017年3月16日，被告人罗文波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派出所抓获归案，当庭自愿认罪。2016年11月7日被告人李红梅经南充市公安局电话传唤到案。2017年6月16日被告人聂阳倩经盐亭县公安局电话传唤到案。被告人李红梅、聂阳倩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2016年4月20日，被告人聂阳倩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眉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7日被执行逮捕，后因被告人聂阳倩被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2017年4月27日，被告人聂阳倩被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原判认为，被告人罗文波违反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税收管理规定，在明知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83份、金额46755570.71元，税额5142676.38元，价税合计51898247.09元。因其中11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实际抵扣税款1302833.07元，故实际造成国家税收损失3839843.31元；被告人聂阳倩在明知他人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仍然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17份、金额40749494.77元，应纳税额4482444.09元，价税合计45231938.86元。因其中11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实际抵扣税款1302833.07元，故实际造成国家税收损失3179611.02元；被告人李红梅在明知他人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仍然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38份、金额42597632.83元，税额4685739.29元，价税合计47283372.12元。因其中11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实际抵扣税款1302833.07元，故实际造成国家税收损失3382906.22元。三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均属数额巨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罗文波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二、撤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7）川1402刑初65号刑事判决书主文对被告人聂阳倩宣告的缓刑部分；三、被告人聂阳倩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与前罪所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七万元（其中七万元罚金已缴纳）；四、被告人李红梅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五、责令被告人罗文波、李红梅、聂阳倩在判决生效十日内共同补缴税款人民币二百一十八万四千一百五十四元四角六分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李红梅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单独补缴税款人民币六万八千八百四十四元一角六分元上缴国库；六、追缴在案的被告人李红梅违法所得人民币四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七、继续追缴被告人罗文波违法所得人民币五百三十八万九千八百七十二元六角二分元上缴国库；八、扣押在案的被告人罗文波合同及统计表6册依法予以没收。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文波以原判事实不清、量刑过重、罚金过高、补交税款金额不符、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不符为由提起上诉。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聂阳倩认为原判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以及部分判决不当。其理由，一是将受票人部分进行申报纳税直接认定为已经抵扣税款,从而造成国家税收损失，不符合客观情况。原判未查明“文×公司”“邦×公司”给“昆×××”“富×××”所开票据抵扣的真实情况(合法抵扣还是抵扣骗取,云南方未予追究的原因等)；二是上诉人不是在缓刑执行期间发现未判决的虚开增值税票的犯罪事实,而是在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判决前(眉山公安侦查过程中),自己就如实供述了本案(与东坡区人民法院判决案件均系虚开增值税专用票案),当时办案机关未进行处理,本案依法应撤销原判决重新判决,不应当数罪并罚；三是原判判决上诉人与其他二被告共同补交税款2184154.46元。上诉人没有抵扣过税款,更没有骗取国家税收。本案所发生的抵扣税款且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是受票人所为,应当依法追究受票人的责任,由受票人承担退还骗取的抵扣税款。原判要中介人和开票人承担补交受票人应当退交的税款显失公正；四是原判量刑明显过重,不符合罪刑相当的原则。请求撤销原判，重新判决。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红梅上诉称，原判认定上诉人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主动退缴违法所得。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上诉人系电话通知到案,系自首。原判对自己减轻处罚,却判处了有期徒刑5年；上诉人在本案中起中介、转交作用,获利微乎其微,并已全部退还。配合办案机关查清事实,减少了办案成本。各个阶段都认罪悔罪,认罪态度较好，应当在3—4年内量刑；上诉人李红梅无犯罪前科,是初犯,无再犯罪的危险。上诉人有两个年幼女孩,丈夫常年在外跑货运,无人照顾。去年8月上诉人家中失火,家当毁于一旦。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个案具体情形,既准确适用法律,又做到人文关怀,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李红梅处3年或3年以下,并适用缓刑；撤销原判第五项。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文波的辩护人认为，原判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其理由，一是罗文波控制的文×公司和邦×公司与邓某等人之间控制的公司不可能生产“增值额”，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对已经缴纳的增值税571万多元（或611万多元）应当作为不当得利返还给文×公司和邦×公司或者用于抵扣相应的罚金，才能彰显公平与正义。不能一方面认定没有真实货物运输或交易，就不能开具专用发票；另一方面又认定虚开的专用发票，也应当按照票面金额来缴纳增值税，这对罗文波是不公平的；二是罗文波的虚开行为是否给国家造成损失以及损失金额的多少问题。原审法院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罗文波虚开专用发票483张不假,但罗文波并没有给国家造成3839843.31元税收损失。因为原审查明,罗文波控制的文波、邦×公司在虚开专用发票后,已实际缴纳增值税5710205.51元(另外还有39万多元的税款是否补交尚未查明)。另外，云南邓某控制的禄×××补交税款995456.56元,所以罗文波实缴增值税2865818.76元,国家是没有任何损失的。原审法院只计算受票单位已经抵扣的税款,而忽略罗文波己经缴纳的税款和受票单位己补交的税款,并直接将已抵扣的税款作为国家的损失,这种认定方式是不正确的；三是罗文波是否存在违法所得以及多少的问题。原审查明,罗文波没有从事实际运输业务,是可以不需缴纳增值税的,却因为自己虚开专用发票而缴纳增值税5710205.51元(还有39万多元税款待查),虽然通过盐亭“××网”获得奖补3105094.62元,通过李红梅获得点子费2284778元,但获得的金额5389872.62元仍抵不上实际缴纳的金额5710205.51元。原审法院只计算罗文波获得的奖补和点子费,却忽略了罗文波不缴纳增值税就不可能获得奖补,忽略了罗文波付出的金额大于获得的金额,不将收入和支出品迭,而直接将收入5389872.62元认定为违法所得,这种认定方式也是不正确的；四是云南邓某所控制公司已经抵扣而尚未补交的是否有2184154.46元税款以及是否应当由本案三被告人共同补交的问题。本案最大的利益受益者是云南邓某及其控制公司,邓某通过本案三被告人购买专用发票后向税务机关抵扣税款3179611.02元,虽然事后补缴税款995456.56元,但仍然有2184154.46元税款没有补交,即原审判决判令三被告人需要共同补交的税款金额。涉案的最大受益者邓某逍遥法外,却让中间人来承担应当由邓某承担的补缴税款的全部责任。补缴税款的责任主要应当由邓某来承担，三被告人最多承担补充责任。至少还有“富×××”已经补缴的812890.44元的税款没有品迭；五是本案三被告人是否划分主从。原审认定罗文波系主犯是不恰当的,文×公司和邦×公司向云南邓某公司开具专用发票后,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远远高于从李红梅手中得到的5%左右的点子费,缴纳税款的比例有时甚至超过了8%,罗文波实际做的是亏本生意,原审认定“罗文波开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他人开具专用发票赚取点子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在整个开具、使用专用发票过程中,云南邓某公司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一定要分主从,云南邓某才是主犯,三被告人都应当认定为从犯。对于三被告人而言,罗文波虽然从李红梅手中得到点子费2284778元,但却向税务部门缴纳了税款5710250.51元,品迭从盐亭“××网”获得的奖补3105094.62元,罗文波还亏了320377.89元。邓某给聂阳倩的40多万点子费没有兑现,聂阳倩却至少不存在损失，李红梅获得的点子费虽然只有4万元,但是实打实的获利。所以,不应当只看到罗文波获得点子费这一个环节,还应当看到罗文波缴纳增值税税款这一事实进行全面地审查,三被告人之间不宜划分主从；六是罗文波是否还有39万多元税款未计入已缴纳的税款中存疑，请二审法院予以查实；七是罗文波被扣押并转入一审法院的10000元是否应纳入本案品迭的问题,亦请二审法院予以明确；八是本案给国家造成的实际损失是137万元，应当适用数额较大的量刑标准来量刑。综上，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后改判或发回重审。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聂阳倩的辩护人认为，本案一审判决将受票人申报纳税认定为已经抵扣税款并直接认定为虚开增值税票据的犯罪金额,不符合客观情况。该抵扣是合法抵扣还是抵扣骗取,为什么没有追究受票人邓某法律责任等,不应当未查明受票人是否骗取了国家税收而推定本案被告人构成了犯罪；一审认定云南“富×××”未补交虚开发票76份的税额812890.54元与客观事实不符；聂阳倩不是在缓刑执行期间发现未判决的虚开增值税票犯罪事实,而是在前案判决前(公安侦查过程中)就对本案事实如实供述,当时办案机关未进行处理,两案均是同种罪名（虚开增值税票犯罪），依法应撤销原判决重新做出判决,而不应当数罪并罚；本案判决聂阳倩与其他二被告共同补交税款2184154.46元不当。上诉人没有骗取过国家税收,且上诉人在整个案件中未获取有非法利益。本案发生抵扣税款且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的是受票人所为,应当依法追究受票人的责任,由受票人承担退还骗取的抵扣税款;本案对上诉人量刑明显过重,不符合罪刑相当的原则。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重新判决。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红梅的辩护人认为，原判第五项判决三被告在判决生效后缴纳税款,于法无据,应予撤销。《刑法》第205条只规定了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并未规定要补缴税款。如果适用《刑法》第64条,在判决书第六项己判决追缴其违法所得4万元；原判认定事实上有误。案发后,富×××补缴了抵扣的税款812890.43元未予认定；原判量刑标准适用不当,应予纠正。本案涉及绵竹的三×饲料公司、“龙某”虚开发票抵扣的税款,案发后已全部补交。涉及云南的三家公司，案发后,禄×××公司、富×××公司共补交税款1808346元,实际造成国家税收损失137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发票定罪量刑标准的5万元、50万元、250万元三个档次,应以“数额较大”作为量刑标准,在三至十年处刑。李红梅在本案中只起中介、转交作用,是从犯,具有自首,全部退缴违法所得,应当在三年左右处刑;鉴于李红梅有两个年幼女儿,其夫长期从事货运,是家中主要生活来源,若被判实刑便不能跑长途货运,全家没有了生活来源的实际情况,具有判处缓刑的法定条件,宜判处三年并处缓刑。综上，请予采信。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聂阳倩、李红梅的辩护人在二审庭审中还认为，聂阳倩、李红梅在监视居住期间被指定在家，应折抵刑期。 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建议维持。 经审理查明：2015年4、5月份，上诉人罗文波先后以其亲戚杜某、付某的名义，在盐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设立了“文×公司”“邦×公司”，上诉人罗文波为二公司的控制人和经营者。“文×公司”和“邦×公司”办公地址均设在盐亭县，经营范围均为普通货物运输，均经盐亭县国家税务局批准取得了一般纳税人资格。二公司设立后，入驻盐亭县“××网”，向“××网”缴纳管理费用，委托“××网”代其开具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纳税等。“文×公司”和“邦×公司”均无实际经营场地、经营货物运输车辆以及相应的从事货物运输业务人员。 2015年9月，“禄×××”“富×××”“昆×××”三家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某，其公司需要取得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邓某安排公司业务员与中间人（上诉人）聂阳倩取得联系，商量购买专用发票，双方约定购买专用发票的点子费为专用发票金额的6%左右。上诉人聂阳倩找到中间人（上诉人）李红梅，希望上诉人李红梅帮忙购买专用发票。上诉人李红梅在新都传化物流基地找到上诉人罗文波，希望上诉人罗文波能够开具专用发票，并称购买专用发票方愿意支付专用发票金额5.5%左右的点子费，上诉人李红梅要按专用发票金额0.1%提取手续费，上诉人罗文波当即表示同意。 从2015年10月起，将开票企业名称、数量等开票信息通过QQ发给上诉人聂阳倩，上诉人聂阳倩又将该信息通过QQ转发给上诉人李红梅，上诉人李红梅又通过QQ发送给上诉人罗文波，上诉人罗文波再发给“××网”。“××网”开好票后，通过快递邮寄给上诉人罗文波，上诉人罗文波再把开好的专用发票交给上诉人李红梅，上诉人李红梅又将专用发票交给上诉人聂阳倩，上诉人聂阳倩再通过快递将专用发票邮寄给。收到专用发票后，便拿到当地国税局进行进项税认证抵扣。通过认证抵扣后，使用邓某的银行卡将点子费转给上诉人聂阳倩，上诉人聂阳倩在扣除了自己的点子费后通过银行卡将剩下的点子费转给上诉人李红梅，上诉人李红梅在扣除了自己的手续费后又通过银行卡将剩下的点子费转给上诉人罗文波。 此外，上诉人罗文波为取得对外虚开专用发票销项税和进项税的平衡，以“文×公司”和“邦×公司”的名义购进柴油，取得大量专用发票，向国税部门申报抵扣进项税。 上诉人李红梅为取得“点子费”，还介绍他人在上诉人罗文波处或单独向他人虚开专用发票牟取非法利益。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书证 ⑴“文×公司”“邦×公司”工商注册登记资料，证实“文×公司”“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付某、杜某。二公司经营范围为普通货物运输，经盐亭县国家税务局批准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 ⑵盐亭××商业银行提供的“文×公司”“邦×公司”在绵阳市商业银行盐亭××支行办理开户的有关依据复印件，证实二公司在盐亭××商业银行开设了银行结算账户； ⑶成都市××财务咨询公司关于代理“文×公司”“邦×公司”账务的情况说明，证实该公司为“文×公司”“邦×公司”代理做账； ⑷“××网”提供的“文×公司”“邦×公司”入驻资料，证实“文×公司”“邦×公司”系“××网”入驻企业； ⑸“××网”入驻企业签到表、新注册公司台账、纳税人委托开票承诺书、物流电商基地入驻申请书、“文×公司”章程等复印件，证实“文×公司”“邦×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是罗文波； ⑹“××网”提供的“文×公司”“邦×公司”同“富×××”“禄×××”签订的公路运输合同复印件，证实上述四公司签订了自2015年9月—2017年12月的公路运输业务合同； ⑺“××网”提供的“文×公司”“邦×公司”申请开票的信息，证实“文×公司”“邦×公司”向“××网”申请给“富×××”“禄×××”“昆×××”开具专用发票的信息，但附件均是浙江省专用发票复印件，而非四川省专用发票； ⑻顺×快递公司提供的罗文波、聂阳倩等人快递业务交往情况明细表，证实2015年12月—2016年5月期间，罗文波、李红梅、聂阳倩、李华之间有快递往来情况。 2.证人证言 ⑴付某（“文×公司”法定代表人，住眉山市〈贫困精神残疾人托养机构〉，现年55岁，四级精神病）、张某（眉山市×医院退休医生）、毛某（眉山市××家园工作人员）、罗某1、罗某2（眉山市××村支部书记）、周某（个体空调安装）、叶某（成都市××体育中心退休人员）、杜某（“邦×公司”法定代表人，眉山市彭山区××村村民）、付某2（眉山市彭山区××村杜某丈夫）的证言，证实付某、杜某虽分别为“文×公司”“邦×公司”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但实际经营者和控制者为罗文波； ⑵刘某2（成都市××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会计师）、张某2（成都市××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会计）的证言，证实成都市××财务公司主要给“文×公司”“邦×公司”公司做账，从罗文波提供的销售发票上看两家公司向云南的公司开具过专用发票，但不知道双方之间的业务真实性，未看见有两家公司给汽车驾驶员支付运费的结算清单； ⑶杜某2（“××网”会计）、胥某（“××网”文员）的证言，证实罗文波是“文×公司”“邦×公司”的实际经营者，“××网”负责“文×公司”“邦×公司”等公司的专用发票代开代管，“××网”对罗文波提供的合同的真实性、发票的金额无法核对。盐亭县政府对入驻物流公司相应的财政奖补由“××网”按照盐亭县政府与企业签订的相关协议进行兑付； ⑷邓某（“富×××”“禄×××”实际经营人，“昆×××”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自己是“富×××”“禄×××”“昆×××”的出资人、实际经营人，这三家公司同四川盐亭的公司没有磷矿石销售业务。自己的三家公司在云南当地找车辆运输磷矿石，当地车辆又不能给自己公司出具专用发票，自己公司要到税务部门去申报进项税和反映真实成本，就通过聂阳倩找到盐亭的“文×公司”“邦×公司”给自己公司开专用发票了； ⑸（“禄×××”会计）的证言，证实自己是“禄×××”的会计。“文×公司”“邦×公司”给“富×××”“禄×××”“昆×××”开过专用发票，但都没有真实的运输业务发生。自己把需要开票的信息通过QQ发给聂阳倩。“文×公司”“邦×公司”把开给云南三家公司的专用发票开好后，聂阳倩通过快递发给我们，我们三家公司都要补过磅单，我们只给聂阳倩支付6.3—6.5%的点子费，并不支付运费。我们收到专用发票就拿到国税部门去验证、抵扣税款，通过验证后就由公司出纳陶某和自己通过银行给聂阳倩转点子费。自己还以 3.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⑴罗文波的供述，被告人罗文波在侦查阶段没有如实供述本案事实。在一审庭审中当庭供述证实，自己为“文×公司”“邦×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和控制者。二公司设立后，入驻“××网”，向“××网”缴纳管理费用，委托“××网”代其开具专用发票、申报纳税等。但二公司均无实际的经营场地、经营货物运输的车辆以及相应的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的人员。 “文×公司”“邦×公司”给“富×××”“禄×××”“昆×××”开过专用发票，但都没有真实的运输业务发生； ⑵李红梅的供述，证实2015年聂阳倩给自己打电话，说云南的单位需要拉货带票，并且愿意支付票面金额5.4%的费用，后来又提高到5.5%，于是自己将开票的事情给罗文波说了，罗文波同意支付0.1%的点子费给自己。聂阳倩通过QQ将开票信息发给自己，自己再通过QQ将开票信息发给罗文波。罗文波将开好的专用发票有时直接拿给自己，有时快递给自己。自己再将专用发票拿给聂阳倩。每月10号前聂阳倩就将点子费打到自己提供的账户内。因开票金额大，自己就用其表哥孙某等人的账号来接收点子费。自己收取0.1%的点子费后将剩下的点子费转给罗文波了。“文×公司”“邦×公司”与云南三公司无真实的货物运输业务；自己还介绍了其他人在罗文波处开过专用发票，也以“意×物流”名义向“浩×医药”虚开过专用发票； ⑶聂阳倩的供述，证实自己在成都康×物流公司当文员的时候，因虚开专用发票与云南一个姓李的有联系，后来自己的老板杨某因点子费的问题与云南那边公司没有达成协议，云南公司的老板杨某就让自己个人来做，自己就同意了。那个姓李的女的就将开票信息通过QQ或短信发给自己，自己再发给李红梅，李红梅在开好票后就通过顺×快递邮寄给自己。自己收到后再换个包装又通过顺×快递邮寄给云南姓李的那个女的，云南那个女的在收到发票的当月就会将点子费的40%或50%转到自己的银行账户，再到下一个月就会把剩下的点子费转到自己个人账户。而自己会在收到李红梅开的票的当月就会将点子费一次性打到李红梅提供给自己的银行账户。云南公司给自己支付票面金额6%的点子费，不支付运费，自己提取0.7%的点子费，自己将剩下的5.3%点子费支付给李红梅。李红梅收取多少点子费自己不清楚。云南的邓某给自己支付了200多万的点子费，其中还包括给眉山虚开的40万的点子费，自己印象中给李红梅转了200多万的点子费，云南那边还差自己50多万的点子费。盐亭两公司与云南三公司之间无真实的货物运输。 上诉人罗文波、聂阳倩、李红梅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㈠罗文波、聂阳倩、李红梅通过“文×公司”“邦×公司”向云南“禄×××”“富×××”“昆×××”三家公司开具专用发票的事实 1.“文×公司”向“禄×××”虚开专用发票30份、金额2760452.97元（以下未特别标注均为人民币）、税额303649.78元，价税合计3064102.75元。“禄×××”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为303649.78元。案发后“禄×××”预缴稽查查补的税款为303649.78元；向“富×××”虚开专用发票76份、金额7389913.97元、税额812890.44元，价税合计8202804.41元。“富×××”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为812890.44元。案发后“富×××”未补交税款；向“昆×××”开具专用发票30份、金额2967187.06元、税额326390.54元，价税合计3293577.60元。“昆×××”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为326390.54元。案发后“昆×××”未补交税款。 2.“邦×公司”向“禄×××”开具专用发票64份、金额6289153.22元、税额691806.78元，价税合计6980960.00元。“禄×××”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为691806.78元。案发后“禄×××”预缴稽查查补的税款为691806.78元；向“富×××”开具专用发票158份、金额15461062.1元、税额1701046.66元，价税合计17162108.76元。其中，“富×××”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98份，抵扣税款为1044873.38元。其余60份、金额5965211.92元、税额656173.28元，价税合计6621385.2元，未申报抵扣进项税。案发后“富×××”未补交税款；“邦×公司”向“昆×××”开具专用发票59份、金额5878725.41元、税额646659.79元，价税合计6525385.20元。“昆×××”未申报抵扣进项税。 “文×公司”“邦×公司”共计向云南三家公司开具专用发票417份、金额40749494.77元、税额4482444.09元，价税合计45231938.86元。三家公司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为3179611.02元。案发后“禄×××”补缴税款995456.56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绵阳市国税局稽查局就“文×公司”“邦×公司”与“禄×××”“富×××”“昆×××”间运输业务情况出具的说明以及绵阳市国税局稽查局向盐亭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移送的“文×公司”“邦×公司”向“禄×××”“富×××”“昆×××”虚开专用发票案件的情况分析、发票明细单、库存现金明细账、记账凭证、认证结果通知书、税收违法案件调查结果清单，证实“文×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2016年1月18日分两次向“富×××”开具专用发票76份、金额7389913.97元、税额812890.54元，价税合计8202804.51元；于2015年12月16日、2016年1月18日分两次向“禄×××”开具专用发票30份、金额2760452.97元、税额303649.78元，价税合计3064102.75元；于2016年1月21日向“昆×××”开具专用发票30份、金额2967187.06元、税额326390.54元，价税合计3293577.60元。“邦×公司”于2015年10月16日、2016年3月1日分两次向“富×××”开具专用发票158份、金额15461062.1元、税额1701046.66元，价税合计17162108.76元；于2015年10月21日、22日分两次向“禄×××”开具专用发票64份、金额6289153.22元、税额691806.78元，价税合计6980960.00元；于2016年2月22日向“昆×××”开具专用发票59份、金额5878725.41元、税额646659.79元，价税合计6525385.20元； 2.禄丰县国税局出具的抵扣税款证明复印件、货运发票认证结果通知书、货运发票认证清单、专用发票复印件，证实“禄×××”自2015年7月—12月，先后从“邦×公司”取得专用发票64份，金额6289153.22元、税额691806.78元，价税合计6980960.00元；从“文×公司”取得专用发票30份，金额2760452.97元、税额303649.78元，价税合计3064102.75元。“禄×××”从“文×公司”“邦×公司”共计取得专用发票94份，金额9049606.19元、税额995456.56元，价税合计10045062.75元，已抵扣进项税995456.56元； 3.云南省富民县国税局稽查局向绵阳市国税局稽查局提供的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回复函及相关书证复印件，证实“富×××”接受“邦×公司”开具的专用发票158份，金额15461062.1元、税额1701046.66元，价税合计17162108.76元。已向当地国税部门申报进项税抵扣专用发票98份，税额1044873.38元，其余60份专用发票、税额656173.28元没有进行认证，没有申报抵扣进项税； 4.云南省富民县国税局稽查局向绵阳市国税局稽查局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回复函及相关书证复印件，证实“富×××”接受“文×公司”开具的专用发票76份，已向当地国税部门申报进项税抵扣812890.44元； 5.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情况说明，证实“富×××”接受“邦×公司”开具的专用发票158份，金额15461062.1元、税额1701046.66元，价税合计17162108.76元。其中98份专用发票（金额：9498850.22元，税额1044873.38元）“富×××”于2015年12月份认证，并申报抵扣进项税1044873.38元。其余60份专用发票（金额5965211.92元，税额656173.28元）“富×××”取得专用发票后没有认证，没有申报抵扣进项税。“富×××”接受“文×公司”开具的专用发票76份（金额7389913.97元，税额812890.44元），“富×××”于2015年10月、11月，2016年1月认证，并申报抵扣进项税812890.44元。截止目前，所涉及案件税款未缴纳入库； 9.国家税务总局云南滇中新区税务局稽查局情况说明，证实“昆×××”于2016年1月，向原安宁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认证了取得“文×公司”30份专用发票。涉及票面金额2967187.06元、税额326390.54元。2016年2月16日申报所属2016年1月的增值税中抵扣了税额326390.54元。“昆×××”2016年1月至12月，没有向原安宁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认证过“邦×公司”开具的金额5878725.41元、税额646659.79元，价税合计6525385.20元的59份专用发票。截止目前，该公司涉案税款未缴纳入库； 10.辨认笔录，证明李红梅辨认出让其开票的是聂阳倩；刘晓明辨认出与自己单位（成都市××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代理做账业务，以及向自己公司提供“文×公司”“邦×公司”相关票据的人是罗文波；杜红舟辨认出向自己单位（××网）提供开票信息及收件联系人、地址电话等信息的就是罗文波；胥妮辨认出与自己单位（××网）签订入驻协议及开票承诺的是罗文波。 ㈡自2015年以来，罗文波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通过被告人李红梅，在没有真实货物运输业务的情况下，先后以“文×公司”的名义向他人或其他公司开具专用发票，赚取开票费用的事实 1.2016年1月，罗文波伙同被告人李红梅向“三×饲料”虚开专用发票7份，金额653898.72元、税额71928.86元，价税合计725827.58元。“三×饲料”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71928.86元。案发后“三×饲料”补交税款71928.86元； 2.2016年2月，罗文波、李红梅向“龙某”虚开专用发票6份，金额568383.34元、税额62522.18元，价税合计630905.52元。“龙某”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62522.18元。案发后“龙某”补交税款62522.18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书证： ⑴绵竹市国税局稽查局提供的认证发票查询结果及税款抵扣证明复印件，证实“文×公司”向“三×饲料”开具7份专用发票已向该局申报进项税抵扣并实际抵扣税款71928.86元，“文×公司”向“龙某”开具的6份专用发票已向该局申报进项税抵扣并实际抵扣税款62522.18元； ⑵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实“文×公司”向“三×饲料”虚开专用发票7份，金额653898.72元、应纳税额71928.86元，价税合计725827.58元。“三×饲料”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为71928.86元。案发后“三×饲料”补交税款71928.86元；向“龙某”虚开专用发票6份，金额568383.34元、应纳税额62522.18元，价税合计630905.52元。“龙某”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62522.18元。案发后“龙某”补交税款62522.18元。 2.证人证言： ⑴王某的证言，证实自己通过青某找“文×公司”向“三×饲料”开具了7份专用发票，向“龙某”开具了6份专用发票； ⑵青某的证言，证实自己受王某的委托，通过杨某2找“文×公司”向“三×饲料”开具了7份专用发票，向“龙某”开具了6份专用发票； ⑶王某的证言，证实自己为“三×饲料”财务部结算员，2016年她接受过“文×公司”开给“三×饲料”的7份专用发票，是王某给自己的，自己不知道“文×公司”与“三×饲料”是否有真实货物运输业务发生； ⑷廖某的证言，证实“三×饲料”与“文×公司”没有业务往来； ⑸龙某的证言，证实自己是德阳××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青某是自己的亲戚，在“三×饲料”上班，自己用本人身份证在绵竹的德阳银行（现华西长城银行）给青某开了张银行卡用，自己公司与“文×公司”无业务往来，没有收到过该公司给自己或公司开具的专用发票。 3.李红梅的供述，证实杨某2通过自己、自己再通过罗文波以“文×公司”的名义为“三×饲料”“龙某”等开具过专用发票。 ㈢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罗文波在与对方公司没有真实货物运输的情况下，虚开专用发票谋取利益的事实 1.罗文波向“××粉体”虚开专用发票4份，金额360360.36元、应纳税额39639.64元，价税合计400000.00元。“××粉体”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39639.64元。案发后“××粉体”补缴税款39639.64元； 2.罗文波向“××化建”虚开专用发票27份，金额2289326.49元、税额254932.69元，价税合计2544259.18元。“××化建”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254932.69元。案发后“××化建”补缴税款254932.69元； 3.罗文波向“××晨光”虚开专用发票22份，金额2105863.84元、税额231644.96元，价税合计2337508.80元。“××晨光”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231644.96元。案发后“××化建”代“××晨光”补缴税款231644.96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书证： ⑴汉源县质监局提供的“××粉体”登记信息复印件，证实该公司法人代表为董某，股东为江某、何某，经营范围为矿产品购销等； ⑵绵阳市国税局稽查局提供的专用发票清单情况说明等书证复印件，证实“文×公司”向“××粉体”虚开专用发票4份，金额360360.36元、应纳税额39639.64元，价税合计400000.00元； ⑶汉源县国税局稽查局向汉源县公安局提供的“××粉体”将从“文×公司”取得的4份专用发票向汉源县国税局进行进项税抵扣申报、并得到认证，以及案发后该公司于2017年8月11日向汉源县国税局补交以及抵扣了的进项税39639.64元的相关凭据复印件，证实“××粉体”取得“文×公司”虚开专用发票4份，价税合计400000元，已在案发前向汉源县国税局申请抵扣进项税39639.64元，造成了国家税收损失。案发后该公司向汉源县国税局补交了抵扣税款39639.64元； ⑷汉源县国税局稽查局提供的“××粉体”记账凭证复印件，证实该公司于2015年6月已将从“文×公司”取得的4份专用发票做了账务处理，并将应纳税额39639.64元从“应交税金”科目进行了进项税抵扣； ⑸四川省汉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实“××粉体”向国税部门申报纳税，抵扣税款39639.64元，案发后“××粉体”补缴税款39639.64元； ⑹“文×公司”记账凭证2016年4月第1号、5月第1号、6月第1号及其附件复印件，证实“文×公司”分别于2016年4月27日、5月27日、6月12日给“××化建”开具专用发票2份，金额169954.98元、税额21801.80元，价税合计191756.78元；开具专用发票19份，金额1545045.02元、税额169954.98元，价税合计1715000.00元；开具专用发票6份金额574326.49元、税额63175.91元，价税合计637502.40元。共计27份，金额2289326.49元、税额254932.69元，价税合计2544259.18元； ⑺绵竹市国税局稽查局给绵竹市公安局提供的“××化建”于2016年5—7月向税务部门申报进项税抵扣并通过认证的相关表册复印件及国税局税款抵扣证明复印件，证实“××化建”从“文×公司”取得27份专用发票，金额2289326.49元、税额254932.69元，价税合计2544259.18元。已向绵竹市国税局申报进项税抵扣，合计抵扣进项税额254932.69元； ⑻“××化建”与“××晨光”签订的磷矿石购销合同、“××化建”磷矿石业务明细、“××晨光”情况说明复印件，证实“××化建”与“××晨光”于2015年11月有1万吨磷矿石购销业务，含税金额553万余元，均价521.33元/吨，包括运费220元/吨，“文×公司”向其开具了22份专用发票，金额2337508.80元，应纳税额231644.96元； ⑼绵竹市人民法院（2018）川0683刑初48号判决书，证实2018年1月17日，“××化建”通过“××晨光”向河南省灵宝市国税局补缴了税款231644.96元。案发后“××化建”补缴税款254932.69元； ⑽“××晨光”提供的2015年—2017年3张材料入库单及“文×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开给该公司的22份专用发票，证实“××化建”在2015年—2017年间共计向该公司供应磷矿石2.2万余吨、“文×公司”向该公司收取了10780吨的磷矿石运费、从绵竹汉旺运至河南灵宝运费220元/吨； ⑾协查函、开票情况、协查回复函、信息表，证实“××晨光”从“文×公司”取得了专用发票22份，金额2105863.84元、税额231644.96元，价税合计2337508.80元。已向灵宝市国税局申报进项税抵扣，合计抵扣进项税额231644.96元。案发后“××化建”代“××晨光”补缴了税款231644.96元。 2.证人证言： ⑴陈某的证言，证实自己的公司与“文×公司”无实际的运输交易。让“文×公司”为自己的公司虚开专用发票4份，每张金额90090.09元，共计360360.36元。自己公司把4份专用发票拿到汉源县国税局抵了三、四万元的税款。给介绍人拿了26000元的点子费，其中于2015年7月2日转账支付16600元，还给对方存了9400元。自己公司于2017年11月已经向汉源县国税局补交了因“文×公司”虚开专用发票而抵扣的税款； ⑵江某的证言，证实“××粉体”同“文×公司”没有实际运输业务发生。“文×公司”开了4份专用发票，每张发票的金额未超过10万元，给中间人支付了26000元的点子费，是自己老婆支付的； ⑶李某的证言，证实自己是“××化建”法定代表人，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5月27日、6月12日共接受了“文×公司”开具的27份专用发票，金额有257万多元。还通过刘某3由“文×公司”向“××晨光”开具了22份专用发票，金额2337508.80元。自己通过刘某3共计从“文×公司”开出专用发票49份，金额490余万元； ⑷刘某3的证言，证实自己通过罗文波以“文×公司”的名义给李刚的“××化建”开具了27份257万余元的专用发票，给“××晨光”开具了22份233万余元的专用发票。 ㈣上诉人罗文波抵扣进项税的事实 罗文波在以“文×公司”“邦×公司”名义向“禄×××”“富×××”“昆×××”“×××玲”等公司开具了大量专用发票后，为了抵扣进项税，实现进项税与销项税的平衡，完成虚开专用发票犯罪行为全过程。罗文波又以“文×公司”“邦×公司”购买柴油的名义向陕西××石油集团四川销售有限公司、四川××石化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取得大量专用发票，向国税部门申报抵扣进项税，并将购买的柴油，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全部卖给他人。 2015年5月至2016年6月，罗文波以“文×公司”名义向陕西××石油集团四川销售有限公司、四川××石化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汇××石化有限公司、四川省泸州鑫×石化有限公司、中国××集团四川石油有限公司新都区××加油站、中×化销售有限公司四川成都石油分公司、中×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四川金×石化有限公司购买柴油，取得专用发票254份、金额29636412.54元、税额5038189.91元，价税合计34674602.45元；以“邦×公司”名义向陕西××石油集团四川销售有限公司、四川汇××石化有限公司、四川省泸州鑫×石化有限公司、中×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购买柴油，取得专用发票72份、金额23751188.41元、税额4037701.99元，价税合计27788890.40元。“文×公司”取得专用发票254份后入公司会计账，向盐亭县国税局申报并实际抵扣进项税5038189.91元；“邦×公司”取得专用发票72份，向盐亭县国税局申报并实际抵扣进项税4037701.99元。以上326份专用发票已在盐亭县国税局抵扣进项税9075891.90元，造成了国家税收损失。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书证： ⑴陕西××石油集团四川销售公司提供的“文×公司”“邦×公司”在该公司开展公路成品油业务、开户通知、变更委托人（庞某变更为景某）委托书、“文×公司”“邦×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银行信用代码证、一般纳税人资格证明、该公司销售柴油给“文×公司”“邦×公司”的清单及部分提货单复印件，证实“文×公司”“邦×公司”在陕西××石油集团四川销售公司有大额柴油购销业务发生； ⑵四川省金×石化有限公司、中×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四川成都石油分公司、四川汇××石化有限公司提供的开户证明、购销合同、销售明细、出库单等资料复印件，证实“文×公司”“邦×公司”同上述三公司有柴油购销业务发生； ⑶四川省泸州鑫×石化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复印件，证明“文×公司”“邦×公司”同该公司有柴油购销业务发生； ⑷中×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四川××石化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集团四川石油有限公司新都区××加油站提供的相关资料复印件，证实“文×公司”“邦×公司”同上述三公司有柴油购销业务发生； ⑸绵阳市国家稽查局提供的“文×公司”“邦×公司”分别向陕西××石油集团四川销售有限公司、四川××石化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汇××石化有限公司、四川省泸州鑫×石化有限公司、中国××集团四川石油有限公司新都区××加油站、中×化销售有限公司四川成都石油分公司、中×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四川金×石化有限公司取得购买柴油专用发票的取得油票汇总表、抵扣情况说明、认证通知书、纳税申报表、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支付凭证复印件，证实“文×公司”向上述八家公司购买柴油金额29636412.54元、税额5038189.91元，价税合计34674602.45元；“邦×公司”向陕西××石油集团四川销售有限公司、四川汇××石化有限公司、四川省泸州鑫×石化有限公司、中×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购买柴油金额23751188.41元、税额4037701.99元，价税合计27788962.40元；“文×公司”“邦×公司”共计取得油票金额53387600.95元、税额9075891.90，价税合计62463492.85元。向上述公司购买柴油并取得专用发票后，均已向盐亭县国税局申报了进项税抵扣，并通过各自财务会计入账实际抵扣了进项税9075891.90元（其中“文×公司”抵扣进项税5038189.91元，“邦×公司”抵扣进项税4037701.99元）。 2.证人证言 ⑴庞某的证言，证实自己经营一个油罐车，罗文波找自己借过钱。罗文波用买的用不完的油来还的借款，价格要比市场价低2—4%。罗文波借了自己500万元已经还了300万元左右，还差200万元左右未还； ⑵王某2的证言，证实自己经营一个油罐车，罗文波找自己借过钱。罗文波借的钱，用的是陕西延长、中×化或者中石油的提货单来抵的借款； 3.上诉人罗文波的供述，证实自己买柴油是事实，由于自己欠朋友的钱，就拿自己买的柴油抵欠款。自己拿买柴油的票去抵进项税不是避税行为，这是实际存在的交易。 ㈤上诉人李红梅以“意×物流”名义向“浩×医药”虚开专用发票谋取非法利益的事实 2015年至2016年间，“浩×医药”的法定代表人刘某，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安排公司员工曾某先后向江苏东×医药有限公司等公司虚开专用发票398份、金额3780.7万元，税额642.7万元。刘某为了掩盖“浩×医药”对外虚开专用发票的事实，伪造虚假的货物运输记录，找到南充转×物流港负责招商的蒋某，蒋某又通过成都燕禹物流公司邓某2联系到“意×物流”法定代表人（上诉人）李红梅，以按票面金额6.5%给付开票费的条件，要求李红梅以“意×物流”名义向“浩×医药”虚开专用发票8份、金额625856元、税额68844.16元，价税合计694700.16元。“浩×医药”向国税部门申报抵扣了进项税，抵扣税款68844.16元。案发后“浩×医药”未补缴税款。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书证 ⑴货运发票复印件及认证结果通知书,证实李红梅以“意×物流”名义向“浩×医药”虚开专用发票8份、金额625856元、税额68844.16元，价税合计694700.16元。“浩×医药”向国税部门申报抵扣进项税，抵扣税款68844.16元； ⑵“意×物流”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等，证实“意×物流”法定代表人为李红梅。 2.证人证言 ⑴邓某2的证言，证实蒋某找自己，通过“意×物流”向“浩×医药”开具专用发票8份； ⑵蒋某的证言，证实曾某找自己，自己找邓某2给“浩×医药”开具专用发票； ⑶曾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1月找蒋某通过“意×物流”向“浩×医药”开具了69余万元专用发票，“浩×医药”与“意×物流”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 3.被告人李红梅的供述，证实自己是“意×物流”的法定代表人，以“意×物流”名义向“浩×医药”虚开专用发票8份、金额625856元、税额68844.16元，价税合计694700.16元。 另查明，“××网”按照与盐亭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入驻企业缴纳税金奖补协议，“文×公司”自2015年2季度至2016年1季度向盐亭县国税局实际缴纳增值税3115794.09元，“××网”给“文×公司”奖补1712661.89元，“邦×公司”自2015年2季度至2016年1季度向盐亭县国税局实际缴纳增值税2594456.42元，“××网”给“邦×公司”奖补1392432.73元。二公司实际缴纳增值税5710250.51元，“××网”实际奖补3105094.62元。 “文×公司”“邦×公司”为“禄×××”“富×××”等公司开具票面金额为46864843.84元的专用发票，按照双方约定邓某应按票面金额6%左右向聂阳倩支付2811890.63元左右的点子费，而邓某实际向聂阳倩支付2843500元的点子费（其中还包括聂阳倩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向邓某虚开的专用发票的点子费453000元），聂阳倩从邓某处实得2390500元左右的点子费。聂阳倩按照票面金额为46864843.84元的5.5%左右向李红梅支付2577566.41元左右的点子费。因邓某未足额向聂阳倩支付点子费，故聂阳倩在本案中未实得点子费。李红梅共计得到40000元的开票点子费。李红梅向被告人罗文波支付点子费共计2284778元。 上诉人李红梅在本案侦查期间，主动将自己的违法所得40000元退缴盐亭县公安局。盐亭县公安局在被告人罗文波处扣押现金10000元、合同及统计表6册。 还查明:2017年3月16日，罗文波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抓获归案，当庭自愿认罪。2016年11月7日，李红梅经南充市公安局电话传唤到案。2017年6月16日，聂阳倩经盐亭县公安局电话传唤到案。李红梅、聂阳倩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2016年4月20日，聂阳倩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眉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7日被执行逮捕，后被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2017年4月27日，聂阳倩被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书证 ⑴“××网”提供的给“文×公司”“邦×公司”奖补明细表、物流企业奖补金额确认单、记账凭证、绵阳市商业银行通用业务凭证，证实“邦×公司”2015年2季度—2016年1季度应纳税额69871636.43元，实际缴纳增值税2594456.42元；“××网”自2015年2季度—2016年1季度给“邦×公司”应奖补1397432.73元，实际奖补1392432.73元，差5000.00元，疑是扣除邦×公司应付“××网”年度管理费5000元；“文×公司”2015年2季度—2016年1季度应纳税额66023726.59元、实际缴纳增值税3115794.09元。“××网”自2015年2季度—2016年1季度给“文×公司”应奖补1717661.89元，实际奖补1712661.89元，差5000.00元，疑是扣除“文×公司”应付“××网”年度管理费5000元。综上，二公司自2015年2季度—2016年1季度应纳税额共计135895363.02元、实际缴纳增值税5710250.51元，盐亭“××网”自2015年2季度—2016年1季度给二公司应奖补3115094.62元，实际奖补3105094.62元； ⑵“××网”情况说明、盐亭“××网”提供的盐亭电商基地入驻企业奖补明细表复印件，证实至2016年6月“文×公司”享受奖补171.77万元、“邦×公司”享受奖补139.74万元，二公司共计享受奖补311.51万元； ⑶“××网”提供的盐亭县人民政府与其签订的补充协议，证实盐亭县政府同意乙方及其入驻企业在10年内享受财政奖补政策；对入驻营改增企业，增值税税负实际超过3%部分，由甲方财政按地方可用财力等额安排资金予以奖补，每季度兑现一次； ⑷邓某、邓某3、罗文波、聂阳倩、李红梅、孙某等人相关银行交易记录单，证实邓某、邓某3给聂阳倩共计转款2843500元，聂阳倩给李红梅及其持有的孙某等人的银行卡转款3404323元，李红梅给罗文波转款2284778元； ⑸转款依据，证实李红梅退缴违法所得4万元、从罗文波处扣押的1万元已转入盐亭县人民法院； ⑹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及取保候审材料，证实2016年4月20日，聂阳倩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眉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7日被执行逮捕，后被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2017年4月27日，聂阳倩被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⑺被告人的到案经过，证明罗文波系抓获归案，聂阳倩、李红梅系电话通知到案； ⑻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公安机关从李红梅处扣押4万元违法所得，从罗文波处扣押人民币1万元、合同及统计表6册。 2．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⑴被告人聂阳倩的供述，证实云南公司给自己支付票面金额6%的点子费，不支付运费，自己提取0.7%的点子费，自己将剩下的5.3%点子费支付给李红梅。李红梅收取多少点子费自己不清楚。云南的邓某给自己支付了200多万的点子费，其中还包括给眉山的心××贸易和富×物流虚开的40万的点子费，自己印象中给李红梅转了200多万的点子费，云南那边还差自己50多万的点子费； ⑵被告人李红梅的供述，证实聂阳倩共计给自己转了200万元左右。自己将应该自己得的0.1%的点子费扣除后剩下的就全部转给了罗文波，自己共计得了4万元左右的点子费。 认定全案事实，还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综合性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立案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移送案件通知书、同意移送管辖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等侦查机关依法侦办案件、审判机关审理案件的程序性书证，证实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办案程序合法； 2.被告人户籍资料，证实罗文波、李红梅、聂阳倩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文波违反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税收管理规定，在明知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受票人可能将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的情况下，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伙同他人，向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83份，票面金额46724327.50元，税额5143112.42元，价税合计51867439.92元。受票人将其中364份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抵扣税款3840279.25元，给国家造成实际税收损失3840279.25元。案发后，受票人补缴税款1656124.89元，仍有2184154.36元税款未被追缴入库；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聂阳倩在明知他人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能抵扣税款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的情况下，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17份，抵扣的税款3179610.92元，给国家造成实际税收损失3179610.92元；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红梅在明知他人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能抵扣税款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的情况下，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仍然介绍他人或自己直接给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38份，抵扣的税款3382906.12元，给国家造成实际税收损失3382906.12元。三上诉人的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均属数额巨大，应依法惩处。上诉人罗文波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聂阳倩、李红梅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上诉人罗文波系抓获归案，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对其从宽处罚；上诉人李红梅系电话通知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聂阳倩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同种罪没有判决，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上诉人李红梅主动上缴违法所得，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本案中涉案的部分企业已补缴抵扣税款，避免了国家税收损失，亦可对三上诉人从轻处罚。 针对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文波、聂阳倩、李红梅及其辩护人所持辩解辩护意见以及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1.虚开专用发票犯罪金额的认定问题 三上诉人的辩护人认为，上诉人虚开专用发票被受票人抵扣税款，案发后受票人已经补缴抵扣的税款，补缴的税额应从上诉人的犯罪金额中扣减。因此原判对各上诉人的量刑均拔高了档次，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均构成本罪。行为人以谋利为目的，明知没有真实货物交易、他人取得虚开专用发票会抵扣税款给国家造成税款流失，仍然虚开专用发票的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本案中，上诉人罗文波伙同上诉人聂阳倩、李红梅或自己向他人开出专用发票483份，票面金额46724327.50元，税额5143112.42元，价税合计51870439.90元。其中，受票人将364份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抵扣税款3840279.25元，给国家造成实际税收损失3840279.25元。案发后，受票人补缴税款1656124.89元。仍有2184154.36元税款未被追缴入库。 上诉人聂阳倩应对上述虚开专用发票中的417份，抵扣的税款3179610.92元，给国家造成实际税收损失3179610.92元承担次要责任。 上诉人李红梅除对上述虚开专用发票中的417份，抵扣的税款3179610.92元，给国家造成实际税收损失3179610.92元承担次要责任外，还应对伙同上诉人罗文波给三×饲料、“龙某”开出的13份专用发票，票面金额1222282.06元，税额134451.04元，价税合计1356733.10元，受票人抵扣税款134451.04元，给国家造成实际税收损失134451.04元承担次要责任。并对自己给浩×医药开出的8份专用发票，票面金额625856元，税额68844.16元，受票人抵扣税款68844.16元，给国家造成实际税收损失68844.16元承担全部责任。 各上诉人的犯罪金额应以虚开并用于抵扣税款的数额认定，案发后受票人补缴税款的行为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2.非法利益的认定问题 上诉人罗文波及其辩护人认为原判对各上诉人获取的非法利益认定不清。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罗文波、聂阳倩、李红梅三人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中，涉及云南方面犯罪事实中，对“点子费”的分配计算方法是“以价税合计金额计算。其中，罗文波5.2%，聂阳倩0.7%，李红梅0.1%”及在案其他证据，上诉人罗文波在虚开专用发票行为中应获得开票“点子费”2378060.82元，上诉人聂阳倩应获得“点子费”316623.57元，上诉人李红梅应获得“点子费”90387.41元。 在案“李红梅银行账户资金流向资料”证实，2015年11月—2016年3月，上诉人李红梅通过自己控制的银行账户，向上诉人罗文波账户转入资金2284778元，而上诉人李红梅与罗文波除虚开专用发票行为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罗文波在虚开专用发票行为中，从上诉人李红梅处获取虚开专用发票“点子费”2284778元。原判认定上诉人罗文波控制的“文×公司”和“邦×公司”，从“××网”获取的盐亭县人民政府奖补3105094.62元为上诉人罗文波虚开专用发票获取的非法利益。经查，上诉人罗文波从盐亭县人民政府获取的奖补3105094.62元，该奖补政策来源于盐亭县人民政府与在盐亭县设立“××网”物流电商基地的杭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上诉人罗文波正是看中该奖补政策才将“文×公司”和“邦×公司”入驻“××网”。上诉人罗文波控制的“文×公司”和“邦×公司”除实施本案认定的犯罪行为外，没有其他经营活动。其获得的奖补为实施犯罪行为获得的非法利益。原判认定上诉人罗文波从上诉人李红梅处获取虚开专用发票“点子费”2284778元，上诉人罗文波控制的“文×公司”和“邦×公司”从“××网”获取的盐亭县人民政府奖补3105094.62元，共计5389872.62元，为上诉人罗文波虚开专用发票获取的非法利益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按上述方法计算，上诉人聂阳倩获取的非法利益应为316623.57元，但在案证据证实受票人未足额向被告人聂阳倩支付“点子费”，上诉人聂阳倩在本案虚开专用发票行为中尝未实际获得“点子费”，本案即案发；上诉人李红梅获取非法利益应为90387.41元，但在案证据能证实上诉人李红梅获取非法利益的数额是40000元。 3.案发后“富×××”是否补缴税款问题 上诉人罗文波的辩护人称，云南“富×××”在罗文波处取得76份专用发票申报抵扣进项税812890.44元。案发后，“富×××”已经补缴税款812890.44元，故应从上诉人罗文波的犯罪金额中予以扣除。支持其意见的证据是2017年5月27日云南省富民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税务稽查案件协查报告》。经查，2017年5月27日云南省富民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税务稽查案件协查报告》在协查结论部分，确有“补缴增值税共计612890.43元”内容。但该结论的完整表述是，“富×××”从“文×公司”取得的76份专用发票，对不同时段抵扣的进项税分别作进项税额转出，补缴增值税共计612890.43元。这里的“补缴”是进项税额转出后应补缴的税款，不是已经补缴的税款。根据一审质证的2019年4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富×××”从“文×公司”取得的76份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后，截止目前所涉及案件税款未缴纳入库。又查明，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法院（2018）云2331刑初52号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邓某联系他人为自己虚开专用发票141份（含本案罗文波等人为“禄×××”虚开的94份），抵扣税款1778379.22元（含本案罗文波等人为“禄×××”虚开专用发票抵扣的税款995456.56元）并全部补缴。另案被告人邓某案发后判决追缴与本案关联事实抵扣税款995456.56元为“禄×××”抵扣的税款，即本案认定的“禄×××”预缴税款数额。故原判对“富×××”案发后未补缴税款的认定正确，上诉人罗文波辩护人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4.上诉人罗文波案发前是否缴纳税款39万余元问题 上诉人罗文波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称罗文波在案发前还缴纳了39万余元税款。经查，原判认定罗文波控制的“文×公司”和“邦×公司”实际缴纳税款5710250.51元，包含2016年6月27日“文×公司”缴纳的130240元、“邦×公司”缴纳的180400元，共计310640元。在此之后，“文×公司”还缴纳了税款711.32元，“邦×公司”还缴纳了税款575304.66元，罗文波控制的“文×公司”和“邦×公司”再没有缴纳过税款。原判认定罗文波控制的“文×公司”和“邦×公司”实际缴纳税款数额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罗文波及其辩护人的辩解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其他辩解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或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出庭检察员意见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抗诉，维持原判”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桂 勇 审 判 员  孟 娟 审 判 员  王 超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王 欢 书 记 员  董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