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48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丽芬，女，198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临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娟，河北中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红敏，男，1979年9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临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光富，男，1981年6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丛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运涛，男，198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明明，男，1982年1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武安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龙龙，男，1989年6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付春，女，194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暴志强，河北熙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敏，女，1978年7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冰，女，196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暴志强，河北熙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男，2004年7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 法定代理人：张敏，女，1978年7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系赵某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暴志强，河北熙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丽芬、史红敏、李光富、范运涛、张明明、王龙龙与被上诉人张付春、张敏、赵某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491民初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邵丽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娟、上诉人史红敏、李光富、范运涛、张明明、王龙龙，被上诉人张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冰、暴志强，被上诉人赵某、张付春委托诉讼代理人暴志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邵丽芬上诉请求：一、依法将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19民初90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邵丽芬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2037.14元”改判为“邵丽芬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赵然并未过量饮酒。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赵然过量饮酒,实属错误。根据被上诉人张敏和一审被告范运涛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可知,赵然平时的酒量为一斤白酒,事发当晚其喝了半斤白酒,对于赵然来说,该数量并未达到醉酒的程度,同时根据赵然的酒后状态来看,其也并未表现出醉酒后应有的意识不清和行为失控。宴会结束后,赵然还主动与李光富找来的司机握手，并把车钥匙从裤子上解下来给了司机,在赵然上车时,还和范运涛谈论了工作上的事。以上赵然的行为,都不足以说明其过量饮酒。而一审法院不考虑该事实,仅以李光富扶赵然上车,抬其到房间就认定了赵然过量饮酒。之所以李光富扶赵然上车,完全是出于礼貌和亲近,同时,在李光富办好酒店入住手续后,赵然已经在酒精和深夜生物钟规律的共同作用下睡着了,还打着呼噜,为此才将赵然抬到酒店房间。因本案被上诉人并未对赵然死因作鉴定，无从知道赵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而根据赵然酒后的状态及行为来看其并未过量饮酒,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无论从证据角度还是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来看,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与喝酒行为均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喝酒行为是导致赵然死亡的诱因,实属不妥。被上诉人在经公安机关多次释明和告知不利后果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对赵然的死因进行鉴定,也没有提供赵然死亡是由于喝酒所致的其他证据,本案仅能知晓赵然是宴会结束三个多小时后死亡,至于什么原因所致,疾病亦或是自杀还是服用头孢等其他药物导致,至今仍是个谜。根据妨碍举证的推定规则,本案被上诉人拒绝对赵然死因做鉴定,妨碍举证,应当推定拒绝申请鉴定的一方所主张的待鉴定事实不成立,即本案赵然的死亡与喝酒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赵然死亡与喝酒行为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众所周知,正常的饮酒乃至醉酒都不会导致死亡后果,赵然平时酒量为一斤白酒,事发当晚其喝了半斤白酒，并未到达身体不能承受的酒量极限,也不会带来足以致命的危害,更不会导致死亡,本案赵然的死亡属于无法预料的意外事件,故其死亡与喝酒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不应对此承担责任。（三）在无人劝酒和赵然未过量饮酒的情况下,上诉人没有提醒、注意的义务,并且其已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护责任。上诉人并未喝酒,不是共同饮酒人,与赵然也不熟悉,宴会期间没有人劝酒,全程都是赵然自己控制饮酒。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并没有做出让赵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先行行为,故上诉人没有义务对喝酒的情谊行为进行阻止,这也符合社会的正常交往活动。况且,赵然也并未过量饮酒,没有表现出失控的状态,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无需也无权控制并且要求赵然不再饮酒,这也符合民法鼓励民事主体积极开展社会交往的价值取向和我国的民俗。同时,宴会结束后,上诉人作为组织者,已经对赵然尽到了妥善安置的义务。上诉人与李光富约定由李光富护送赵然,李光富与赵然协商一致,赵然住在邯郸的酒店。于是李光富才将赵然送至酒店房间内,确定其已睡着并无异常情况且安置好后离开。可见,李光富已经尽到了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将赵然送到了安全的地点安置睡觉,并且交代给酒店服务人员予以照看。之所以没有通知家属,因为与赵然不熟,不知道家属的联系方式。而一审法院则扩大了注意义务的范围,加重了注意的责任,这也有悖于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四）一审法院关于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有误,而且不应当支持被上诉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据被上诉人张敏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所述,赵然生前居住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为农村居民,而一审法院不顾该事实,仅以一份居委会出具的并且没有负责人签字的证明就认定赵然及被上诉人张敏、赵某经常居住地在城镇,为城镇居民,错误的将城镇居民等同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扩大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适用范围。退一步讲,假设赵然生前经常居住地在城镇,那么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按照农村还是城镇居民,还应该综合考虑其具体的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等综合因加以判断,而并不是单一的以经常居住地为唯一参考因素。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是由于赵然自身行为所致，故上诉人不应予以赔偿,而且该金额过高。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瑞程商务酒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款规定的程序违法情形。瑞程商务酒店作为本案真正的侵权人,其工作人员明知赵然属酒后入住,应给予更多帮助与照顾,但是却在赵然入住酒店3个多小时后才去巡视,导致赵然错失了抢救时间,发生了本案的损害后果，可见酒店完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责任。而一审法院并没有追加酒店参加诉讼,遗漏了重要的侵权人,也只认定了赵然、上诉人和同桌人应承担的责任,并未认定酒店应承担的责任大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上诉人不应对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望贵院予以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史红敏上诉请求：一、依法将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19民初90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史红敏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2037.14元”改判为“史红敏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不服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19民初90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其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赵然并未过量饮酒。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赵然过量饮酒,实属错误。根据被上诉人张敏和一审被告范运涛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可知,赵然平时的酒量为一斤白酒,事发当晚其喝了半斤白酒,对于赵然来说,该数量并未达到醉酒的程度,同时根据赵然的酒后状态来看,其也并未表现出醉酒后应有的意识不清和行为失控。宴会结束后,赵然还主动与一审被告李光富找来的司机握手，并把车钥匙从裤子上解下来给了司机,在赵然上车时,还与一审被告范运涛谈论了工作上的事。以上赵然的行为,都不足以说明其过量饮酒。而一审法院不考虑该事实,仅以李光富扶赵然上车,抬其到房间就认定了赵然过量饮酒。之所以李光富扶赵然上车,完全是出于礼貌和亲近,同时,在李光富办好酒店入住手续后,赵然已经在酒精和深夜生物钟规律的共同作用下睡着了,还打着呼噜,为此才将赵然抬到酒店房间。因本案被上诉人并未对赵然死因作鉴定，无从知道赵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而根据赵然酒后的状态及行为来看其并未过量饮酒,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无论从证据角度还是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来看,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与喝酒行为均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喝酒行为是导致赵然死亡的诱因,实属不妥。被上诉人在经公安机关多次释明和告知不利后果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对赵然的死因进行鉴定,也没有提供赵然死亡是由于喝酒所致的其他证据,本案仅能知晓赵然是宴会结束三个多小时后死亡,至于什么原因所致,疾病亦或是自杀还是服用头孢等其他药物导致,至今仍是个谜。根据妨碍举证的推定规则,本案被上诉人拒绝对赵然死因做鉴定,妨碍举证,应当推定拒绝申请鉴定的一方所主张的待鉴定事实不成立,即本案赵然的死亡与喝酒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赵然死亡与喝酒行为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众所周知,正常的饮酒乃至醉酒都不会导致死亡后果,赵然平时酒量为一斤白酒,事发当晚其喝了半斤白酒，并未到达身体不能承受的酒量极限,也不会带来足以致命的危害,更不会导致死亡,本案赵然的死亡属于无法预料的意外事件,故其死亡与喝酒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不应对此承担责任。（三）在无人劝酒和赵然未过量饮酒的情况下,上诉人没有提醒、注意的义务,并且其已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护责任。上诉人并未喝酒,不是共同饮酒人,与赵然也不熟悉,宴会期间没有人劝酒,全程都是赵然自己控制饮酒。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并没有做出让赵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先行行为,故上诉人没有义务对喝酒的情谊行为进行阻止,这也符合社会的正常交往活动。况且,赵然也并未过量饮酒,没有表现出失控的状态,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无需也无权控制并且要求赵然不再饮酒,这也符合民法鼓励民事主体积极开展社会交往的价值取向和我国的民俗。同时,宴会结束后,上诉人作为组织者,已经对赵然尽到了妥善安置的义务。上诉人与李光富约定由李光富护送赵然,李光富与赵然协商一致,赵然住在邯郸的酒店。于是李光富才将赵然送至酒店房间内,确定其已睡着并无异常情况且安置好后离开。可见,李光富已经尽到了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将赵然送到了安全的地点安置睡觉,并且交代给酒店服务人员予以照看。之所以没有通知家属,因为与赵然不熟,不知道家属的联系方式。而一审法院则扩大了注意义务的范围,加重了注意的责任,这也有悖于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四）一审法院关于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有误,而且不应当支持被上诉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据被上诉人张敏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所述,赵然生前居住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为农村居民,而一审法院不顾该事实,仅以一份居委会出具的并且没有负责人签字的证明就认定赵然及被上诉人张敏、赵某经常居住地在城镇,为城镇居民,错误的将城镇居民等同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扩大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适用范围。退一步讲,假设赵然生前经常居住地在城镇,那么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按照农村还是城镇居民,还应该综合考虑其具体的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等综合因加以判断,而并不是单一的以经常居住地为唯一参考因素。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是由于赵然自身行为所致，故上诉人不应予以赔偿,而且该金额过高。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瑞程商务酒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款规定的程序违法情形。瑞程商务酒店作为本案真正的侵权人,其工作人员明知赵然属酒后入住,应给予更多帮助与照顾,但是却在赵然入住酒店3个多小时后才去巡视,导致赵然错失了抢救时间,发生了本案的损害后果，可见酒店完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责任。而一审法院并没有追加酒店参加诉讼,遗漏了重要的侵权人,也只认定了赵然、上诉人和同桌人应承担的责任,并未认定酒店应承担的责任大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上诉人不应对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望贵院予以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李光富上诉请求：一、依法将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19民初90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李光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2037.14元”改判为“李光富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不服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19民初90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其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赵然并未过量饮酒。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赵然过量饮酒,实属错误。根据被上诉人张敏和一审被告范运涛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可知,赵然平时的酒量为一斤白酒,事发当晚其喝了半斤白酒,对于赵然来说,该数量并未达到醉酒的程度,同时根据赵然的酒后状态来看,其也并未表现出醉酒后应有的意识不清和行为失控。宴会结束后,赵然还主动与一审被告李光富找来的司机握手，并把车钥匙从裤子上解下来给了司机,在赵然上车时,还与一审被告范运涛谈论了工作上的事。以上赵然的行为,都不足以说明其过量饮酒。而一审法院不考虑该事实,仅以李光富扶赵然上车,抬其到房间就认定了赵然过量饮酒。之所以李光富扶赵然上车,完全是出于礼貌和亲近,同时,在李光富办好酒店入住手续后,赵然已经在酒精和深夜生物钟规律的共同作用下睡着了,还打着呼噜,为此才将赵然抬到酒店房间。因本案被上诉人并未对赵然死因作鉴定，无从知道赵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而根据赵然酒后的状态及行为来看其并未过量饮酒,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无论从证据角度还是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来看,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与喝酒行为均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喝酒行为是导致赵然死亡的诱因,实属不妥。被上诉人在经公安机关多次释明和告知不利后果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对赵然的死因进行鉴定,也没有提供赵然死亡是由于喝酒所致的其他证据,本案仅能知晓赵然是宴会结束三个多小时后死亡,至于什么原因所致,疾病亦或是自杀还是服用头孢等其他药物导致,至今仍是个谜。根据妨碍举证的推定规则,本案被上诉人拒绝对赵然死因做鉴定,妨碍举证,应当推定拒绝申请鉴定的一方所主张的待鉴定事实不成立,即本案赵然的死亡与喝酒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赵然死亡与喝酒行为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众所周知,正常的饮酒乃至醉酒都不会导致死亡后果,赵然平时酒量为一斤白酒,事发当晚其喝了半斤白酒，并未到达身体不能承受的酒量极限,也不会带来足以致命的危害,更不会导致死亡,本案赵然的死亡属于无法预料的意外事件,故其死亡与喝酒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不应对此承担责任。（三）在无人劝酒和赵然未过量饮酒的情况下,上诉人没有提醒、注意的义务,并且其已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护责任。上诉人并未喝酒,不是共同饮酒人,与赵然也不熟悉,宴会期间没有人劝酒,全程都是赵然自己控制饮酒。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并没有做出让赵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先行行为,故上诉人没有义务对喝酒的情谊行为进行阻止,这也符合社会的正常交往活动。况且,赵然也并未过量饮酒,没有表现出失控的状态,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无需也无权控制并且要求赵然不再饮酒,这也符合民法鼓励民事主体积极开展社会交往的价值取向和我国的民俗。同时,宴会结束后,邵丽芬作为组织者,已经对赵然尽到了妥善安置的义务。邵丽芬与李光富约定由李光富护送赵然,李光富与赵然协商一致,赵然住在邯郸的酒店。于是李光富才将赵然送至酒店房间内,确定其已睡着并无异常情况且安置好后离开。可见,李光富已经尽到了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将赵然送到了安全的地点安置睡觉,并且交代给酒店服务人员予以照看。之所以没有通知家属,因为与赵然不熟,不知道家属的联系方式。而一审法院则扩大了注意义务的范围,加重了注意的责任,这也有悖于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四）一审法院关于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有误,而且不应当支持被上诉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据被上诉人张敏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所述,赵然生前居住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为农村居民,而一审法院不顾该事实,仅以一份居委会出具的并且没有负责人签字的证明就认定赵然及被上诉人张敏、赵某经常居住地在城镇,为城镇居民,错误的将城镇居民等同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扩大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适用范围。退一步讲,假设赵然生前经常居住地在城镇,那么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按照农村还是城镇居民,还应该综合考虑其具体的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等综合因加以判断,而并不是单一的以经常居住地为唯一参考因素。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是由于赵然自身行为所致，故上诉人不应予以赔偿,而且该金额过高。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瑞程商务酒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款规定的程序违法情形。瑞程商务酒店作为本案真正的侵权人,其工作人员明知赵然属酒后入住,应给予更多帮助与照顾,但是却在赵然入住酒店3个多小时后才去巡视,导致赵然错失了抢救时间,发生了本案的损害后果，可见酒店完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责任。而一审法院并没有追加酒店参加诉讼,遗漏了重要的侵权人,也只认定了赵然、上诉人和同桌人应承担的责任,并未认定酒店应承担的责任大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上诉人不应对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望贵院予以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范运涛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不承担赔偿22037.14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21日,邵丽芬和赵然双方先后邀请我参加满月宴会的。赵然并打电话嘱咐我一定要去,带上司机。按照赵然的嘱咐带上司机王龙龙一块参加宴会,宴会大概在晚上8-9点共三桌约30人,我和赵然、邵丽芬、李光富等人共9人在一个桌,没有一人劝酒,我历来不喝酒,也没人劝我喝酒,在宴会过程中我出去接了几个电话时间比较长,再次回到桌上看到赵然端起酒杯要喝,我提示劝阻他明天还有事,不要喝了,并且还打他的手,不准端酒杯，一直到最后散场赵然也没有喝酒。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和一审开庭审理时都提出证实了这一点,李光富在一审当庭也证实了这一点事实。宴会结束时,赵然头脑清楚,精神很好,我和王龙龙送他回家他说不用管了,叫李光富送我到旅馆就行了,上车时他还跟我谈了明天工作问题,当时王龙龙也在场,以上事实清楚,我作为宴会邻人尽到了所能尽的义务责任,可一审法院判决中认为“被告范运涛作为与赵然同桌饮酒人,对醉酒的邻人员有邻人人身财产安全注意义务,其明知过量饮酒的危害性,未尽到提醒劝阻,安全保护的责任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的判决违背事实,应予纠正。二、一审原告认为赵然是在宴会上喝酒而死亡,我认为不符合事实，赵然的死亡原因与喝酒不具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中认为“赵然的过量饮酒行为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请问过量饮酒,谁能说清楚赵然喝了多少酒,如果没搞清楚喝多少酒,冒然判定过量饮酒死亡诱因,主因是什么,如没搞清楚是什么,冒然下结论是不对的,应搞清楚是什么。三、一审判决认为我们在一块吃饭对赵然死亡有责任,那么“爱饭”饭店更有责任,要求追加被告。宴会开始到结束8点多-10点约两个钟头,一审判决在一块吃饭的人负10%经济赔偿责任,那么赵然住在拉德芳斯东门的瑞程商务酒店,晚10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钟,3个多小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应有酒店负责任，除赵然负90%责任外,酒店应负5%责任。要求追加为被告。因李光富和司机开赵然的车把赵然送到瑞程商务酒店入住,并用李光富身份证为赵然登记入住的,并嘱咐酒店工作人员多关注赵然。时隔3个多小时,赵然死亡,酒店明显失职。四、赵然在9月22日凌晨死亡时,公安机关在场询问笔录时，明示一审原告赵然的妻子张敏明确表示不对赵然的死因进行鉴定，不追究任何责任。一切后果自负。赵然死亡半年之久,现告追究我们责任赔她的钱,毫无道理。五、1、赵然的赔偿额过高,应该按照他在邯郸居住5年当地农民年纯收入标准计算。2、原告与死者多年不在一块居住，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不应该赔。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或发回重审。 王龙龙上诉请求：1、撤销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所作(2019)冀0491初904号民事判决中第二项,并依法予以改判，我不承担赔偿11018.57元费用。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一、本案证据不足,在不能证明饮酒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饮酒行为对死亡结果原因力大小的情况下,就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显然错误。被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饮酒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既没有尸检报告,更没有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证实就做出判决,显然有违法律的要求。二、上诉人并非本案的共同饮酒人,不存在法律义务和特定义务,并且对本案结果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更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018年9月21日晚,上诉人受范云涛所托,为其参加该宴会而开车的,席间并无饮酒行为,并且对其他人都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流,席间一直在看手机,对于整个活动没有任何的参与,上诉人未饮酒,不是本案的共同饮酒人,并且对本案结果的发生也不存在任何过错,故不应当承担责任。三、一审法院基于人道精神,判决上诉人给予的适当补偿，明显不合理。上诉人与死者非情非故无任何交际并不认识,也没有参与饮酒只是做为司机去开车,不应负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明显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显失公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为此,据《民事诉讼法》第164条之规定,特向贵院提出上述上诉请求,望依法裁判。 张明明上诉请求：一、依法将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19民初90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二项“张明明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1018.57元”改判为“张明明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不服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19民初90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其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不是共同饮酒人,并且其提前离开时赵然处于清醒状态,不负有提醒、劝阻的义务。上诉人并未喝酒也未劝酒,不是共同饮酒人,与赵然也不认识，之所以坐在了赵然这桌是因为上诉人来的比较晚,只有这桌有空位。而且上诉人因要开车赶回武安的家,在宴会上只呆了十几分钟就离开了,离开时赵然还很清醒,并未醉酒,可见上诉人与赵然并未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还是处于正常社会交往的情谊行为之中。并且之后发生的事情上诉人并未参与,更不知情。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对赵然不负有提醒、劝阻的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1%的责任,实属不妥。二、一审法院关于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有误,而且不应当支持被上诉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据被上诉人张敏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所述,赵然生前居住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为农村居民,而一审法院不顾该事实,仅以一份居委会出具的并且没有负责人签字的证明就认定赵然及被上诉人张敏、赵某经常居住地在城镇,为城镇居民，错误的将城镇居民等同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扩大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的适用范围。退一步讲,假设赵然生前经常居住地在城镇,那么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按照农村还是城镇居民,还应该综合考虑其具体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等综合因素加以判断,而并不是单一的以经常居住地为唯一参考因素。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因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是由于赵然自身行为所致，故被上诉人的该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与赵然只是参与社会正常交往的情谊行为,不产生法律上的效果，上诉人不应对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望贵院予以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张付春、张敏、赵某答辩称：针对邵丽芬等被告的上诉,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各上诉人的各项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赵然处于醉酒状态无疑,各上诉人均不子认可是在推卸责任。一个人平时的酒量与醉酒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平时酒量大,也存在在心情不好时一喝就醉的情况。根据上诉人邵丽芬的陈述,酒宴期间,邵丽芬夫妇对赵然因工作原因压力大是十分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赵然是否达到醉酒的程度是不可能用平时的酒量来衡量的,喝了半斤在压力大的情况下同样可以达到醉酒的状态。而对于上诉状中所称的宴会结束后的细节,并非上诉人邵丽芬亲眼所见,邵丽芬当晚并未出宾馆送客人,也没有将赵然送到宾馆,其不可能对其后发生的事情知道的如此清楚、而且其描述也没有证据证实。通过各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认定,在酒宴结束时,赵然处于醉酒状态,这点应当是毫无疑问的。而各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均否认这个事实,恨不得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恨不得说自己是如何如何好。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在事发后很短时间内作出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应当是最接近真相的内容。因此,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是他们卸责任的理由。二、赵然的死亡与各上诉人的不作为行为均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不强调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遵循相当因果关系,未履行劝告注意义务的不作为行为,与喝酒引发的损害事实之间还是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的,按照侵权责任法理论,成立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要件。没有进行尸检，一审判决也并没有将全部责任认定由上诉人承担,让他们承担的比例很小,就是因为存在此种因果关系,如果进行了尸检,各上诉人可能承担的比例极有可能会更高。没有尸检,并不妨碍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只是比例大小的问题。根据上诉人李光富的陈述,其也喝了不少的酒,在这种情况下,邵丽芬将因醉酒的赵然托付给李光富,就是一种过失,作为事主,没有尽到事后的安全保护义务。三、一审判决认定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的赔偿权利人为各被上诉人,不可能是赵然。庭审中,上诉人提出本案的赔偿权利人应为赵然,这明显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近亲属赵然已经死亡,作为受害人的赵然肯定不能作为赔偿权利人参与诉讼,而上诉人作为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她们才是本案的适格赔偿权利人。按照江苏省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的规定,原告的经常居住地在江苏省城镇,江苏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按照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根据第二款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江苏省标准计算亦符合法律规定。四、是否追加瑞程商务酒店的问题。赵然在瑞程商务酒店住宿,与该酒店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服务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列其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于瑞程商务酒店是否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被上诉人是否向其主张权利,并非应由本案所处理。被上诉人有权利也会保留继续向该酒店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张付春、张敏、赵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六被告承担三原告死亡赔偿金944000元、丧葬费3236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8386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1124752元的70%赔偿责任为787326.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付春系赵然母亲，赵然的父亲已去世，原告张付春共生育了五个子女，现生活在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告张敏系赵然妻子，赵然生前与原告张敏生有一子原告赵某，原告张敏、赵某现居住在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井头社区。2018年9月21日，邵丽芬通过微信群发的方式邀请赵然、李光富、范运涛、张明明等朋友参加其与史红敏为女儿举办的满月宴，当晚赵然自己驾车前往邯郸市疾控中心旁“爱饭”饭店参加宴会，李光富、张明明、范运涛携带其司机王龙龙也前往饭店参加宴会。邵丽芬、史红敏、赵然、李光富、范运涛、张明明、王龙龙坐在一桌共同吃饭、饮酒。被告王龙龙为被告范运涛的司机，一直未饮酒。当晚被告张明明到达饭店的时间较晚，在该桌吃饭时间较短。晚上10点多酒席散后，李光富等人搀扶赵然下楼离开酒店，邵丽芬交代李光富护送饮酒的赵然离开。李光富找来司机开赵然的车，在场的几个人将赵然扶上车，李光富和司机送赵然到拉德芳斯东门的瑞程商务酒店。到达酒店后，李光富和司机二人搀扶赵然进入酒店，李光富用自己身份证为赵然办理入住手续后与司机一起将赵然抬入房间，李光富和司机离开酒店时嘱咐酒店工作人员称：“赵然喝多了，要多关注”。2018年9月22日凌晨1点多，酒店工作人员到赵然所在房间查看赵然时发现异常，于是拨打了120电话，后120于当日凌晨2点左右到达酒店确认赵然死亡。上述事实有本案各被告在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为证。赵然死亡造成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944000元（47200元×20年）、丧葬费323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5491元（16567元×5年÷5人＋29462元×4年÷2人），共计1101857元。赵然死亡后，在公安机关干警的明示下，原告张敏明确表示不对赵然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各被告的辩称意见与其在公安机关制作的笔录有相互矛盾之处，但原、被告均对公安机关的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公安机关的笔录系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形成的，比较客观真实，故本案的事实认定应采信各被告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内容。从公安机关的笔录内容可以证明，2018年9月21日赵然收到邵丽芬邀请后，自行驾车参加当晚邵丽芬与史红敏为其女儿举办的满月宴，在宴会上被告赵然饮用了白酒，致使宴会结束时，死者赵然不能独自行走，需要他人搀扶。被告李光富等人将酒后的赵然安排至酒店入住，并将其抬至房间后离开，交代酒店工作人员赵然醉酒需要照看，上述事实可以说明赵然在宴会期间确实饮酒过量。赵然饮酒后自行在酒店房间内，无人照看，时隔3小时后赵然死亡，虽原告张敏在赵然死亡后未申请对其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但综合上述情况，赵然的过量饮酒行为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赵然死亡造成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944000元、丧葬费323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5491元，共计1101857元。关于赵然死亡责任：一、赵然的责任，赵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饮酒的数量具有控制力，自身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的危险性，但仍过量饮酒，故应对自己的损害承担主要责任，即90%的责任。二、关于各被告的责任，被告邵丽芬、史红敏作为2018年9月21日宴会的组织者，应负有注意保证前来赴宴的客人在喝酒的过程中和醉酒后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被告邵丽芬、史红敏明知过量饮酒的危害性，未能对赵然尽到提醒、注意义务，并且在明知其醉酒的情况下，没有将其送至安全地点妥善安置或者通知其家属，未尽到安全保护的责任，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被告邵丽芬、史红敏各承担2%的责任；被告李光富作为与赵然同桌饮酒人，对醉酒的邻人负有邻人人身、财产安全注意义务，被告李光富于宴会结束后将赵然送至酒店，其明知过量饮酒的危害性，却在明知赵然醉酒且不能正常行走的情况下，依旧将赵然一人留置酒店房间内离开，在赵然发生异常情况时，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导致死亡，被告李光富没有尽到安全保护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2%的责任；被告范运涛作为与赵然同桌饮酒人，对醉酒的邻人负有邻人人身、财产安全注意义务，其明知过量饮酒的危害性，未尽到提醒、劝阻、安全保护的责任，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2%的责任；被告张明明、王龙龙与赵然一起同桌吃饭，其对醉酒的邻人同样负有邻人人身、财产安全注意义务，具有提醒、劝阻的义务，其没有尽到提醒、劝阻之责，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被告张明明、王龙龙各承担1%的责任。关于三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邵丽芬、史红敏、李光富、范运涛各赔偿三原告22037.14元（1101857元×2%）；被告张明明、王龙龙各赔偿三原告11018.57元（1101857元×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邵丽芬、史红敏、李光富、范运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各赔偿原告张付春、张敏、赵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2037.14元；二、被告张明明、王龙龙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各赔偿原告张付春、张敏、赵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1018.57元；三、驳回原告张付春、张敏、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73元，减半收取计5837元，由原告张付春、张敏、赵某负担5020元，被告邵丽芬、史红敏、李光富、范运涛各负担163.4元，被告张明明、王龙龙各负担81.7元。 二审期间，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六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赵然的死亡与饮酒行为有无因果关系，六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计算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是否正确；3、是否应追加瑞程商务酒店为共同被告。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赵然的死亡与饮酒行为有无因果关系，六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各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赵然在邵丽芬与史红敏为其女儿举办的满月宴上饮酒，酒宴结束后，赵然不能正常行走并且需要他人搀扶，并由李光富把赵然送到酒店并将其抬至房间，交待工作人员赵然醉酒需要照看后离开，由此可见赵然当时处于醉酒状态，之后在近三个小时后死亡，中间赵然独自在房间，无人照看。综合上述情况，可以推定赵然的死亡与饮酒行为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死者赵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的危害，但没有控制酒量，对醉酒后死亡的后果，其本人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邵丽芬、史红敏作为酒宴的组织者，应对参与酒宴的每个人的健康安全尽到较大的注意义务，并负有保证前来赴宴的客人在喝酒过程中和醉酒后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其二人未能对赵然的过量饮酒行为尽到提醒和注意义务，且在赵然醉酒后未尽到安全护送的责任；范运涛与李光富作为同桌饮酒人，未尽到提醒、劝阻的义务，且在赵然醉酒后且不能正常行走的状态下，未尽到妥善照顾义务，原判令其各承担2%的责任并无不当。张明明、王龙龙作为同桌邻人，同样负有提醒、劝阻义务，其二人未尽到相应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原判各承担1%亦并无不妥。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计算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是否正确。赵然虽为农村户籍，但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之规定，一审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支持的问题。因赵然的死亡给其近亲属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之规定，一审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并无不当。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是否应追加瑞程商务酒店为共同被告。本案中，被上诉人未起诉瑞程商务酒店，六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未申请追加瑞程商务酒店为共同被告，是否需要追加瑞程商务酒店与本案亦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故一审未追加瑞程商务酒店为共同被告程序正确。 综上所述，六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邵丽芬承担350元，史红敏承担350元，范运涛承担350元，李光富承担350元，王龙龙承担75元，张明明承担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保俊 审判员  田 莉 审判员  刘 勇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崔针针 书记员马馨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