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3）川民再终字第10号之一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台湾地区高雄市新兴区荣治里自立二路一之五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庆，四川法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媛，四川法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山阳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雅安市汉碑路（工业开发区）80号。 法定代表人：李成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慧英，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资公司）因与四川山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阳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5日作出的（2009）成民再初字第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2014年12月24日，本院作出（2013）川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裁定，以本案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故中止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资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判令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借款987274.68元。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山阳公司的股东为上诉人而非王先进个人。王先进在上诉人指派其担任山阳公司董事期间涉及的987274.68元借款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该笔借款理应由山阳公司归还给上诉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山阳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10月，经四川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山阳公司。该公司《章程》载明：公司董事长为日本山阳木材株式会社的法定代表人村上嘉幸，总经理为王资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先进；投资总额为200万美元，注册资金为150万美元，出资比例为：日本山阳木材株式会社村上嘉幸占60%，日本山阳木材株式会社的村上正占20%，王资公司王先进占20%。2000年9月20日，山阳公司出具一份由其签章并由王先进签名的《村上嘉幸与王先进投资情况》，载明：“一、注册资本为1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2497550元，其中：村上嘉幸占80%股份（9998040元人民币），王先进占20%股份（2499510元人民币）；二、追加资产投资款：村上嘉幸出资额465611.86美元，折合人民币3854940.27元，王先进出资987274.68元人民币，共计4842214.95元人民币。经公司董事会期初研究决定，追加投资款属公司向股东借款，双方均不计利息”。2001年2月，王先进去世，后王资公司要求山阳公司归还借款987274.68元未果，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王资公司系在台湾地区成立的公司，故本案属涉台借款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于双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作为处理争议纠纷的准据法，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进行审理。（二）关于王资公司是否系山阳公司出资者并出借987274.68元问题。山阳公司系外商投资企业，其公司的设立及出资者的确认等应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1990年）的相关规定。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照本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1990年）第十六条规定：“外资企业的章程经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修改时同”。根据该规定，山阳公司各股东制定的《章程》于1995年9月25日经四川省雅安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局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而该《章程》中明确载明外资公司的出资比例是：日本山阳木材株式会社的村上嘉幸占60%，日本山阳木材株式会社的村上正占20%，王资公司王先进占20%。并且，该批准机关2003年2月19日出具的《回复》亦再次明确山阳公司的实际出资者应是村上嘉幸、村上正和王先进。因此，应当认定《章程》确认的王先进为出资者之一具有法律效力。王资公司主张其系山阳公司的出资者与《章程》的记载不符，不能成立。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六条规定：“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该法第七条规定：“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经批准后，外国出资者应当在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外资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该企业成立日期”。根据前述规定，外资企业的设立实行的是行政审批制度，即由行政批准机关对外资企业的设立申请实行实质性审查，在该设立申请获得批准后，外资企业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就批准的事项申请登记。本案中，四川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批准证书载明，山阳公司的出资额为村上嘉幸60%、村上正20%、王资公司王先进20%，进一步证明了山阳公司的出资者是王先进而非王资公司。再者，王资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了王资公司为山阳公司的出资者这一事项。因此，王资公司主张其系山阳公司出资者亦与该事实不符。第三、从出资事实分析，由王先进签字并由山阳公司签章的《村上嘉幸与王先进投资情况》中明确载明，注册资本中王先进占20%的股份，追加投资款987274.68元亦是王先进出资并作为借款出借给山阳公司。王资公司主张其系山阳公司的出资者并出借987274.68元，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山阳公司实际注入任何资金，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前述王先进的出资及出借987274.68元系代表王资公司的行为，故其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山阳公司《章程》、批复、批准证书和《村上嘉幸与王先进投资情况》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证明了王先进为山阳公司的出资者并出借987274.68元，王资公司出示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系山阳公司的出资者并出借987274.68元。因此，王资公司主张归还987274.68元借款，但其与该借款无直接利害关系，加之其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本次诉讼中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关于“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王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雅安市工商局查阅的山阳公司的工商档案记载，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企业名称注册登记核准通知书》及《涉外企业登记注册审批表》均载明申请企业名称为日本山阳木材株式会社。 2014年12月30日本院作出（2015）川民监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以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1）雅经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错误为由，指令其再审。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6）川18民再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1995年9月15日的四川山阳公司《章程》、2000年8月13日四川山阳公司和王先进签名认可的《村上嘉幸投资清单》、2000年9月20日四川山阳公司与王先进签名认可的《村上嘉幸与王先进投资情况》能认定山阳公司的出资人为村上嘉幸与王先进，而非日本山阳株式会社和王资公司。虽然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外商投资企业申请登记表》中明确注明投资外方为日本山阳株式会社和王资公司，但该登记表不足以推翻山阳公司《章程》。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王资公司是否是被上诉人山阳公司的股东，即王资公司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 首先，山阳公司系外商投资企业，其公司的设立及出资者的确认等应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并适用公司注册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照本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1990年）第十七条规定：“外资企业的章程经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修改时同”。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山阳公司各股东于1995年9月15日制定公司《章程》，并于同年9月25日经四川省雅安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局批准成立。公司的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和出资比例在《章程》第三章第十一条中明确载明：日本山阳木材株式会社的村上嘉幸占60%，日本山阳木材株式会社的村上正占20%，王资公司王先进占20%。且在批准机关2003年2月19日的《回复》中亦再次明确山阳公司的实际出资者是村上嘉幸、村上正和王先进。王先进为出资者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1986年）第六条规定：“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第七条规定：“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经批准后，外国出资者应当在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外资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该企业成立日期”。根据前述规定，外资企业的设立实行的是行政审批制度，即由行政批准机关对外资企业的设立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在该设立申请获得批准后，外资企业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就批准的事项申请登记。本案中，四川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10月6日作出的《批准证书》载明：山阳公司的出资额为村上嘉幸60%、村上正20%、王资公司王先进20%。该《批准证书》与《章程》、《回复》中关于投资人及出资比例的记载一致，证明山阳公司的出资者系王先进而非王资公司。王资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未提供能够证明其为山阳公司的出资者，或与日本山阳木材株式会社共同投资设立山阳公司的相关证据；且王先进在世时，王资公司对王先进在山阳公司中的股东身份从未提出过异议。故王资公司主张其系山阳公司出资者的上诉意见缺乏证据支持。其次，虽然王先进是王资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但其以个人名义投资山阳公司的行为原则上应当视为其个人行为，若王资公司主张该行为系职务行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依据。从现有证据来看，王资公司提供的《关于王先进先生任山阳公司董事的委派书》，但该委派书未加盖王资公司印章，仅有王先进签字，在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据此判断王先进向山阳公司的出资行为是代表公司行为；且王资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山阳公司实际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关于王资公司提出公司章程中“王先进”前面冠有“王资公司”字样，应当认定“王先进”代表王资公司的主张。经查，山阳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出资比例表述为“日本山阳木材株式会社的村上嘉幸占60%，日本山阳木材株式会社的村上正占20%”，王资公司王先进占20%”，但在除此之外的其余部分关于村上嘉幸、村上正和王先进的表述中并未冠有“日本山阳木材株式会社”和“王资公司”字样，在相关批准文件中对山阳公司股东也直接表述为村上嘉幸、村上正和王先进个人。故不能仅以王先进前冠有“王资公司”而认定王先进代表王资公司投资的事实。从字义上分析，此处的“王资公司”仅是对“王先进”身份的特别说明。王资公司关于王先进代表其公司投资山阳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王资公司关于其系山阳公司出资者的主张不能成立，即王资公司不是山阳公司的股东，并非其主张诉争议标的实际权利人，与主张的款项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王资公司以本案原告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本体。王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向杜梅 审判员  肖黔蜀 审判员  邓长玉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