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陕01民终94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甲，男，196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彦，陕西兆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女，1969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长安区XX街XX号，系王某甲之妻。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乙，女，196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灞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彦，陕西兆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丙，男，197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文戈，陕西玄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甲、王某乙因与被上诉人王某丙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6民初5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甲、王某乙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依法改判王某甲、王某乙与王某丙按照法定继承确定的份额对涉案房屋予以继承；3．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某丙负担。事实和理由：涉案《遗嘱》没有代书人及两名以上见证人签名，不符合《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形式要件要求，应认定无效。立遗嘱人郭桂芳没怎么上过学，认识的字少，虽王某丙提交了视听资料，但该视听资料无法展现订立《遗嘱》的全过程。对于《遗嘱》由律师代书完成后，是否向立遗嘱人宣读，立遗嘱人是否理解《遗嘱》的内容，均无法从视听资料中得到证实。立遗嘱人签字时也未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王某丙虽提供了立遗嘱人在《遗嘱》上签字的照片，但该照片上呈现的遗嘱并不是涉案《遗嘱》，且该照片上所拍摄到的遗嘱与郭桂芳手持遗嘱照片中的不是同一份遗嘱。王某丙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难以确定涉案《遗嘱》为立遗嘱人郭桂芳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某丙曾多次逼迫其父母订立遗嘱，其父王某丁未按其要求订立遗嘱。父亲去世后，王某丙又多次逼迫母亲郭桂芳订立遗嘱，目的是立遗嘱人死后其可独自继承涉案房屋。王某丁曾多次叮嘱郭桂芳不能订立遗嘱，遗产三个子女都某某。因王某丙多次因遗产分配问题挑起事端，引发家庭矛盾，故关于遗产继承问题，一家人曾多次开家庭会议协商，最终达成的意见是对于二老遗产兄妹三人平均分配，按照法定继承，不给任何一个子女写遗嘱。郭桂芳一直不愿订立遗嘱，王某丙与其妻张文娟多次与郭桂芳发生争执，甚至将郭桂芳赶出家门，禁止与孙子相见。由于郭桂芳的房屋已被王某丙出租他人，无奈之下郭桂芳只能到女儿王某乙家暂住。在王某乙家居住期间，虽生活上已有人照顾，但因郭桂芳年事已高，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希望多见见孙子，最终只能答应王某丙之妻张文娟提出的订立遗嘱的要求，张文娟带着郭桂芳去陕西长华律师事务所找律师代书了《遗嘱》并作了见证后，才同意郭桂芳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王某丙及其妻以不订立遗嘱就不承担赡养义务为由逼迫郭桂芳订立《遗嘱》，该《遗嘱》不是郭桂芳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人及见证人在代书遗嘱上签字是代书遗嘱有效的法定形式要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涉案《遗嘱》是在《继承法》实施多年后订立的，应严格按照《继承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确定遗嘱的效力。涉案《遗嘱》无论从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都不符合法律规定，无法认定其为合法有效的遗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作为见证律师，是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本就应知晓法律对于遗嘱的订立及见证过程有明确且严格的形式要求，陕西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违反《继承法》，未在代书遗嘱上签名属重大过失，且律师见证过程存在瑕疵，操作不规范，一审判决认定涉案《遗嘱》有效，无疑肯定了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过失行为。王某丙辩称，涉案遗嘱符合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应为有效。立遗嘱人郭桂芳先到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律师遗嘱见证的委托合同，律师接受委托见证遗嘱具有合法依据。委托律师与郭桂芳就所立遗嘱内容等进行了详细交谈，且还有郭桂芳签字的笔录，足以证明郭桂芳所立遗嘱是其自愿真实的。见证律师在与郭桂芳详谈后，按郭桂芳的意愿制作了遗嘱，郭桂芳签字后还与见证律师进行了合影留证，足以证明是郭桂芳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律并未规定，也未要求立遗嘱时必须要有同步录音录像。郭桂芳立遗嘱的过程均有两名律师全程见证，并在见证书上签名，加盖了律师事务所印章，程序合法。据了解，当时律师做见证的时候，王某乙也一直在场。在此之前，与王某乙的电话录音，王某乙也一直承认郭桂芳所立遗嘱的真实性。王某甲、王某乙认为程序违法，郭桂芳立遗嘱时受到胁迫，认为郭桂芳没有完全行为能力，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请求驳回上诉。王某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王某丙继承郭桂芳和王某丁位于西安市长安区XX街道XX村XX组XX层房屋中的三间（占房屋总面积的75%）归王某丙所有；2．判令王某甲、王某乙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郭桂芳和王某丁系夫妻关系，生育有两子一女，长子王某甲，次子王某丙，一女王某乙。2015年1月27日王某丁病故，王某丁生前未立遗嘱。2017年11月7日，立遗嘱人郭桂芳在陕西长华律师事务所四楼律师办公室（2）订立书面《遗嘱》一份，该遗嘱约定由王某丙承担郭桂芳的生养死葬义务，将其所有的份额由王某丙继承，并有两名指定律师就立《遗嘱》进行见证。郭桂芳于2018年9月27日去世。现王某丙诉至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涉案房屋。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依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依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2017年11月7日，立遗嘱人郭桂芳自愿在陕西长华律师事务所四楼律师办公室（2）订立《遗嘱》一份，该遗嘱将其所有的财产份额由王某丙继承，其立遗嘱时郭桂芳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并有两名指定律师就立《遗嘱》进行见证，该见证行为真实合法，依法予以认定。对于王某甲、王某乙辩称的立遗嘱人郭桂芳在立遗嘱时无民事行为能力一节，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对王某甲、王某乙该辩称意见依法不予采信。对于王某甲、王某乙辩称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问题，虽法律规定要求应当有两人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但本案中立遗嘱人郭桂芳在陕西长华律师事务所所立的遗嘱，有谈话笔录、律师见证书、委托代理合同、视听资料等，相互印证，依法应予认定，故对王某甲、王某乙该辩称意见依法不予采信。根据民事活动当事人应当遵守的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律师见证书》的全部立遗嘱过程和内容，应当认定立遗嘱人郭桂芳的遗嘱有效。现王某丙要求继承郭桂芳和王某丁位于西安市长安区XX街道XX村XX组XX层房屋中的三间（争议房产的75%份额）归其所有，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判决：位于西安市长安区XX街道XX村XX组XX层房屋中的三间（占房屋总面积的75%）归原告王某丙所有。本案受理费130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650元，由二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继承人郭桂芳生前于2017年11月7日在陕西长华律师事务所所立《遗嘱》落款处只有郭桂芳签名并注明日期，无代书人及其他见证人签名。一审判决认定其余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规定：“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被继承人郭桂芳立《遗嘱》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早已施行。郭桂芳所立《遗嘱》是否有效，首先应从形式上审查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有关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郭桂芳所立《遗嘱》为代书遗嘱，虽有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但代书人未在该《遗嘱》上签名并注明具体日期，其他见证人亦未在该《遗嘱》上签名。因此，该《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依法应认定为无效。被继承人王某丁生前未立遗嘱。王某丁与郭桂芳的遗产依法应按法定继承办理。王某甲、王某乙、王某丙系王某丁与郭桂芳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均有权继承王某丁与郭桂芳的遗产。位于西安市长安区XX街道XX村XX组XX层房屋系王某丁与郭桂芳的遗产，王某甲、王某乙、王某丙各应继承三分之一所有权。综上所述，王某甲、王某乙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变更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6民初5402号民事判决即“位于西安市长安区XX街道XX村XX组XX层房屋中的三间（占房屋总面积的75%）归原告王某丙所有”为：位于西安市长安区XX街道XX村XX组XX层房屋由王某丙、王某甲、王某乙各继承三分之一所有权。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王某丙已预交，减半收取650元，由王某丙负担210元，由王某甲负担220元，由王某乙负担2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王某甲、王某乙已预交，由王某丙负担440元，由王某甲负担430元，由王某乙负担4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莉莉审判员   马延环审判员   秦燕燕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