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行申3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苏叶发,女,1956年10月19日生,汉族,农民,住广西桂林市七星区。 委托代理人于森，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史明杰，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局，住所地：桂林市七星区骖鸾路26号高新开发大厦普天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305327390346R。 法定代表人：卓志炳，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训迪，广西中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苏叶发因诉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局行政强制拆除违法纠纷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28日作出的（2018)桂03行终24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苏叶发主张被告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局拆除其房屋，被告予以坚决否认，原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本案中拆除房屋的行为系由被告实施，因此有关的拆除行为并非原告主张的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原告可以另寻其他合法途径解决相关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苏叶发的起诉。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是存在具体的行政行为。本案中，在被上诉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局否认实施过拆除上诉人房屋行为的情形下，至本案二审时，未见上诉人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上诉人的房屋是被上诉人拆除的。因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再审申请人苏叶发申请再审称：再审申请人申请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被申请人2017年11月5日强制拆除了文玉姣、秦水桥、陈素珍、苏叶发、成运观的房屋，涉案房屋均系从七星村委购得的集体房屋，申请人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提起的行政诉讼属于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管辖，提起的诉讼请求明确具体，有明确的被告即被申请人，并提供照片和视频资料、证人证言、报警记录，证实被申请人于2017年11月5日实施了强制拆除申请人房屋的行为。被申请人作为主管行政机关，负责该区域“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工作，其为了配合福隆园建设指挥部的拆迁，对该区域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是强拆的主体，应对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应当受理申请人的起诉。一、二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撤销。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责令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申请人的起诉并另行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 被申请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局答辩称：（一）再审申请人被拆除的房屋与答辩人无关。再审申请人诉称“被告于2017年11月5日组织约100余人采用破门进屋方式，非法强制拆除了原告的房屋，造成原告房屋被拆毁、房屋内物品全部毁损、丢失。”与事实不符，答辩人在当天并未组织强制拆除行为。（二）再审申请人提供拟证明系答辩人拆除其本案诉称房屋的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再审申请人提供的照片和视频资料并不能证明其行为系答辩人所为；提供的证人均系该村村民且系其他以答辩人为被告的案件当事人，其证言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提供的《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拆除违法建设的决定》与本案无关。（三）桂林市旭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法院递交的《关于拆除上关村历史沿袭房的情况说明》及《桂林市七星区福隆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拆除协议书》等均证实了其拆除行为主体并非答辩人。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查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被申请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局向法院提交了由桂林市旭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拆除上关村历史沿袭房的情况说明》及《桂林市七星区福隆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拆除协议书》等证据。上述《情况说明》及《房屋拆除协议》载明以下主要内容：上关村集体房于1958年由上关村集体统筹统建，为两栋二层联排砖木结构房屋，集体房建成后分给上关村68户村民使用，但未办理任何产权证件。上关村集体房因年久失修，曾经发生过两次火灾，安全隐患大。2017年7月10日广西兴进实业集团责任有限公司与桂林市旭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桂林市七星区福隆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拆除协议书，2017年11月4日，桂林市旭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拆除，因为房屋为联排结构，在拆除已签订补偿协议的部分房屋时，对苏叶发等5户的房屋承重梁造成损坏，考虑到安全隐患问题，桂林市旭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一并拆除。 在本院审查期间，被申请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局向本院递交了由广西兴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许字（2007）第0202号]、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桂林市兴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继福隆园项目的批复》（市政函[2014]130号）、桂林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七星区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桂林市七星区福隆园片区（上关、三联）棚户区改造项目（01-1、01-2地块）核准的批复》（新星发改字[2016]101号）、桂林市规划局《关于桂林市七星区福隆园片区（上关、三联）棚户区改造项目01-1、01-2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市规技[2016]30号），上述材料载明以下主要内容：桂林市七星区福隆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是桂林市重点项目，项目于2007年2月取得拆迁许可证，涉及上关村、阳家里及三联小村的房屋拆迁。项目最初业主为桂林市环城水系建设开发有限公司，2014年广西兴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继福隆园项目后，和桂林市环城水系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共同为项目业主。在拆迁工作中，经福隆园社区城中村改造工作指挥部与村集体协商，将上关村1958年建造的涉案房屋认定为历史沿袭用房，可按有证建筑予以补偿。参照有证面积1:1置换安置房的成本价1730元/㎡并奖励1000元/㎡，即按2730元/㎡给予货币补偿。其中61户村民已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并领取补偿款，未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秦水桥（2间）、成运观（2间）、陈素珍（1间）、文玉姣（1间）、苏叶发（1间）等5户村民集体房（共7间）拆迁补偿款共计856128元，已汇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七星村民委员会账户。另，秦水桥等5户村民除上述涉案房屋外，在上关村均有其他房屋，按照项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予以安置：苏叶发房屋有证面积225.56㎡，拟安置16栋8号一户一宅安置房，建筑占地100㎡，四层高，总建筑面积400㎡；苏叶发房屋有证面积339.64㎡，拟安置14栋14号一户一宅安置房，建筑占地100㎡，四层高，总建筑面积400㎡；成运观有证面积203.7㎡，拟安置12栋14号一户一宅安置房，建筑占地70㎡，四层高，总建筑面积280㎡；陈素珍房屋有证面积60㎡，已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拟安置27栋一单元8-2室公寓楼；文玉姣房屋有证面积177.4㎡，拟安置24栋4号一户一宅安置房，建筑占地70㎡，四层高，总建筑面积280㎡。上述安置房均已竣工达到交付条件，但秦水桥等5户拒绝签约领取安置房。在广西兴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递交的《情况说明》落款处，有七星区穿山街道七星村民委员会签署“暂接受该款项，具体事宜由兴进公司与拆迁户协商解决”；桂林市七星区漓江东片区福隆园社区城中村改造工作指挥部签署“情况属实”。上述材料表明涉案房屋属于上关村历史沿袭用房，在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中是按有证建筑予以补偿，不属违法建筑。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再审申请人苏叶发主张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局拆除其涉案房屋，并提供照片和视频资料、证人证言、报警记录作为证据。经查明，涉案房屋属于上关村历史沿袭用房，在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中是按有证建筑予以补偿，不属违法建筑。广西兴进实业集团责任有限公司自认是其依据《拆迁许可证》，作为拆迁人与桂林市旭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拆除协议，由桂林市旭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实施拆除行为。再审申请人苏叶发在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强拆涉案房屋的行为系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局所实施。苏叶发申请再审以“被申请人作为行政主管机关，负责该区域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工作”为由，认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局“为了配合福隆园建设指挥部的拆迁，对该区域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并以此主张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局强制拆除了其涉案房屋，没有事实依据。据此，苏叶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一、二审裁定驳回苏叶发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再审申请人苏叶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苏叶发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韦威助 审 判 员 宋玉杰 审 判 员 黄碧辉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法官助理 黄国艳 书 记 员 刘阳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