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95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路红岗东村路桥大厦**。 法定代表人：姜树学，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熊志敏，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发心，男，汉族，1973年7月12日出生，住所地，住所地河北省元氏县iv> 委托代理人：高发强，河北北方国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红梅，女，汉族，1987年7月9日出生，住所地，住所地河北省定州市iv> 委托代理人：张建锁，河北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与被上诉人高发心、周红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元氏县人民法院（2018）冀0132民初1584号民事判决，本院于201９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路桥公司委托代理人熊志敏，被上诉人高发心委托代理人高发强、被上诉人周红梅委托代理人张建锁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路桥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8）冀0132民初1584号判决书；二、请求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二向被上诉人一偿还借款本金150000元及卢（以月利息2分计算，自2013年11月6日开始计算至付清本息之日止）；三、请求依法判决被上诉人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和鉴定报告鉴定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严重错误。1、一审判决本案查明事实部分中，认定“2013年11月新扎一标项目部的负责人为张占廷“，是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的，从本案上诉人提交的《开立临时存款帐户申请书附页》以及法庭自行调查取证的《月支付报表》中，项目部负责人均为谢宇辉，《开立临时存款帐户申请书附页》中由上诉人公司加盖公司公章予以确认。张占廷作为本案中被上诉人一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其在证言中明确表示其是项目部挂靠单位康路德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其也明确说明其并非路桥公司的员工。被上诉人一申班服出庭的另一证人王某也作证其自己为康路德公司的后期负责人之一，被上诉人二为康路德公司招聘过来的财务人员。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张占廷为项目部负责人，属于查明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本院查明事实部分中，认定”2013年11月经新扎一标项目部的负责人张占廷介绍，新扎一标项目部向高发心借款“，是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的。从本案的证据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项目部负责人谢宇辉自行或者委托了张占廷去向高发以划款，张占廷在证言也没有说明其是代表了新扎一标项目部向高发心借款。退一万步讲，作为康路德公司负责人的张占廷向高发心借款根本不能直接视为新扎一标项目部向高发心借款。3、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中，认定“新扎一标项目部为高发心出具编号为980715《收据》一份，……出纳：周红梅，经为：张占廷”，属于查明事实错误。首先，张占廷在证人证言中明确说明其是康路德公司的负责人，被上诉人二是其请来负责财务的人员，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二也是康路德公司的员工。既然张占廷与被上诉人二均非上诉人的员工，自然无极代表新亿一标项目部出具任何怍据。其次，被上诉人一、被上诉人二和张占廷均未说明收据上的项目部印章是谁加盖的。既然经办人是张占廷，他又无法证明是其加盖的公章，那么收据的真实性存疑。再次，在收据上加盖项目经理部印章而非公章或者财务部印章，显然不符合常理。作为财务人员的被上诉人二不可能不知道应该在收据上加盖财务印章或者收款专用章，且被上诉人二和两个人证人对于印章是谁加盖的是完全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认定属于新扎一标项目部出具收据，显然查明事实错误。4、一审法院不去查明被上诉人二收到被上诉人一支付的款项的流向，而是查了被上诉人二给新扎一标项目部的帐户转了几笔数额较大的款项，显然是认定事实不当。未查明借款用途不符合民间借贷案件审判要求，明显事实认定不清。根据一审法院调查的被上诉人二的银行流水记录，被上诉人在2013年11月6日收到被上诉人一所支付的150000元后，分别于2013年11月8日转出10000元到了尾号为0258的银行几点户，于2013年11月9日转出30000元到了尾号为4165的银行几点户，于2013年11月11日转出70000元到了尾号为5432的银行几点户，上述三个帐户均非新亿一标项目部所开立的尾号为5447的银行帐户。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二收到了被上诉人一的款项后根本没有转入上诉人的帐户，去向不明。5、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被上诉人二在向被上诉人一借款前，帐户内有充足的资金，完全没有借款的必要。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被上诉人二的银行流水记录，被上诉人二于2013年11月6日收到被上诉人一之前就有银行余107616.20元。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完全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二收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属于认琮事实错误。首先，被上诉人二的身份经过被上诉人一所申请出庭的证人证实，其为康路德公司的财务人员。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二为新亿一标项目部的财务人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没有证据证明新亿一标项目部委托了被上诉人二用私人几点户收取款面，而且从法院调取的这诉人二用私人帐户的流水记录上看，也无法判断哪些支出是与项目的实际经营有关。第三，法院已经查明，项目部有开始独立的帐户，也认定被上诉人二操作不符合财务制度的规定，既然没有证据证明是新亿一标项目部委托被上诉人二用私人几点户收款，那么被上诉人二收款的行为当然不能认定为上诉人员工的职务行为。第四，既然被上诉人一的两个证人都证实了被上诉人二属于康路德公司的人员，其向校招扎一标项目部的帐户转款的行为然属于康路德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经营往来，不能仅凭被上诉人二向新扎一标项目部的几点户转过款就视为被上诉人二为项目部的财务人员。被上掖二不是上诉人公司的员工，上诉人也从未委托被上诉人二进行收款，被上诉人二对外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行为，而只可能是无权代理行为。在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二的收款行为不予追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认为被上诉人二的收款行为属于表见代表，显然认定事实错误。第五，关于康路德公司挂靠上诉人的事实，已由被上诉人一提供的两个证人予以证实，该两个证人就是在收据上签名的两人。一审法院无视证人证言，认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康路德公司是挂靠上诉人，就不予认定康路德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在了在挂靠关系，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六，被上诉人一借出大额资金，应当尽到查明借款人的基本情况，比哪新扎一标项目部的具体负责人是谁。而且，收取借款的帐户属于个人崦大量公帐，收据上也不是公司公章或者财务章，而是项目经理部的印章，这些情况完全不符合一个公司对外借款的基本逻辑，一个正常的人都应当怀疑并非是公司借款，而要求进一步查明或者更加谨慎借出款项。而且一审法院不知从何认定被上诉人一对于上诉人的资格、信誉和社会地位有认同，如果被上诉人一在借款前认识上诉人的公司，也就会知道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怎么可能委托一个私人收款。何况，被上诉人一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有合理理由相信盖章之一确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事实。一审法院无视基本借款常识，直接认为被上诉人一有理由相信是上诉人的项目部向其借款，显然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只要加盖了印章邓代表收据有效，显然认定事实错误。康路德公司并非上诉人的下属公司或分公司，也就是说，与人个证人及被上诉人二在收据上签名，不可能让你定为上诉人的员工的职务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委托了其三人进行收款，即其三人根本不具有代理权。收据上没有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有权代理的签名确认，根据收据的内容根本无法证明加盖印章之人已经获得了上诉人的授权。如果不能证明该章是法定代表人或有代理权之人加盖，自然不能产生合同有效的预期效果。公章之于合同的效力，关键不在于公章的真假，而在于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一审法院无视盖章之人的授权情况，仅凭加盖了印章即视为是新亿一标项目部出具的，显然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一除了一份收据外，再无借款合同以及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即无借款合意，而且上诉人根本没有收到被上诉人一所支付的款项，亦没有委托被上诉人二进行收款或代为支付，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一与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不可能成立。一审法院无视双方是否有借款合同意的事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即然不予采信康路德公司与上诉人存在挂靠关系，却认为上诉人应当基于挂靠或合作经营关系，而对被上扩人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如果不是挂靠，或者仅是合作经营，根本不存在需要对对方所产生的单独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二向被上诉人一所借的款项，属于被上诉人二与其所在的康路备公司的单独债务，与上诉人毫无关联。被上诉人二所借的款项应由其自行偿还，上诉人没有偿被上诉人一借款的义务。因此，上诉人特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中级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高发心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因为：1、深圳路桥公司一直纠缠康路德公司、周红梅、及王某、张占廷的身份问题，却又明确认可共与康路德公司之间存在关靠关系（见：一审判决第5页倒数三行），两者明显自相矛盾。答辩人认为，无论其与康路德公司是否存在挂靠关系，王某、张占廷、周红梅确确实实是深圳跃桥公司中标施工的新扎一标的工作人员；否则，在加盖有深圳路桥公司印章的借款收据上也不可能有这三个人的签名。2、深圳路桥公司拒不承认答辩人高发心提交的借款收据的真实性，但一审中，经法院依法向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局调取了“新扎一标项目部编制的文件档案，其中：2013年10月的《月支付报双下肢》加盖有深圳路桥公司啊的印章，及春认可的谢宇辉的签名”，该《月支付报双下肢》中的印章与高发心提交的借款收据上的印章，经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同一印章所盖印形成。3、深圳路桥公司在一审及上诉状中，始终在强调王某、周红梅、张占廷并非其公司的工作人员，努力规避、否认收据上印章的效力。但司法鉴定结论，充分证实了借据上的印章为深圳路桥公司使用之印章，也就证明了深圳路桥公司与高发心之间借款关系的存在。4、一审法院向工商银行扎兰屯支行，调取了“新扎一标项目部帐号06×××47，显示，帐号申请人为深圳路桥公司”；调取了“击红梅幅号62×××64的往来明细”。周红梅帐户往来明细显示（1）、2013年11月6日高发心通过工行元氏支行向该帐户汇款15万元，这与借款收据上注明的“入周红梅工行卡尾数4464完全一致；”显示：（2）、2013年11月21日、11月28晶、12月2日该周红梅帐户分别向法院调取的深圳路桥公司尾号55447的帐户转出大额资金36万元、34万元、300万元，深圳路桥公司对此帐目往来作何解释？答辩人认为，这一事实，充分证实周红梅与深圳路桥公司之间存在工作关系；如果周红梅不是深圳路桥公司的工作人员，周红梅开具的借款收据上何以会加盖深圳路桥公司的印章？5、深圳路桥公司在上诉理由中称，高发心在借出款项时，就尽到查明借款方的基本情况、单位内部管理、分清印章的属性行装乖，这样的要求未免太高。高发主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向单位出借款项时，能六号以让借都江堰单位出具收据；并加盖单位的印章已经算是有风险意识了。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们认可的是单位盖章，至于有人签不签不名，也许并不太在意。况且，作为出借人，也不可能知道单位的内部事宜。二、一审使用法律正确，因为：1、收据上不仅有深圳路桥公司的印章；又有收到高发心15万地铁的记载；结合银行转帐凭证；一审认定深圳路桥公司与高发心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是完全正确的。深圳路桥公司以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存在借款合意，就认为借都江堰关系不成立，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2、一审判决中，所表述的“退一步讲，即使深圳路桥公司与康路德公司系挂靠关系，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五十四条支付宝，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结合新扎一标项目部对外均是以深圳路桥公司身份进行与承建工程相关的经营管理活动，会形成表见代理”。这样的表棕明显是一种假设表述。而一审判决最终以依据《收据》及《银行装张记录》作为证据，作出的深圳路桥公司与高发心这间存在借款关系，深圳路桥的分支机构所产生的债务应由深圳路桥公司承担，这样的判决没有错误。三、深圳路桥公司一审提交印模、及开立项目部临时帐户申请书及两份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并没有向公安部门备案，所以，不属于备案印章，不产生备案印章的效力。用不属于备案的印章，和其使用的另外的印章相比较: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 周红梅辩称：这是一种职务行为，这个款项用在工程上同，第二合同项目部与深圳路桥是一种隶属关系，深圳路桥对该笔借款应当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0元；2、请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利息（要求按照月利息2分计算，自2013年11月6日开始直到付清原告本息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日约108000元；3、因诉讼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其事实与理由：2013年11月6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50000元，原告将该笔借款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汇入被告深圳路桥公司的财务人员周红梅的银行账户，周红梅银行卡号为：62×××64，被告深圳路桥公司为原告出具了借款收据，双方约定利息为月息2分。因二被告拒不偿还原告该笔借款，故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判决，并支持原告的诉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1月，深圳路桥公司中标“国家高速新林北至扎兰屯段公路工程项目第一合同段项目”后，成立“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公司国家高速新林北至扎兰屯段公路工程项目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下称新扎一标项目部）。2013年11月，经时任新扎一标项目部负责人张占廷介绍，新扎一标项目部向高发心借款。2013年11月6日，高发心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元氏支行向时任新扎一标项目部财务人员周红梅名下62×××64账户汇款15万元。同日，新扎一标项目部为高发心出具编号为980715的《收据》一份，内容为“入账日期2013年11月6日，交款单位：高发心，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整，收款事由：新扎壹标借，月利息二分，入周红梅工行卡尾数4464，出纳：周红梅，经办：张占廷”。本院向中国工商银行扎兰屯支行调取的周红梅名下62×××64账户资金往来明细显示，“工作日期：2013-11-6，借贷标志：贷，发生额：150000.00，注释：汇款，交易网点号：石家庄元氏支行营业室，服务界面：柜面交易”。另，上述明细还显示，2013年11月21日、11月28日、12月2日该账户分别向06×××47的账户转出三笔大额资金36万元、34万元、300万元；本院调取的尾号为55447的账户信息显示，账户持有人为“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公司国家高速新林北至扎兰屯段公路工程项目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开户申请人为“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另查，本院调取的新扎一标项目部〔2013〕14号文件《关于新扎一标临时用电的申请报告》，所附文件有深圳路桥公司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深圳路桥公司出具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杨培业的身份证复印件。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的收据、银行转账记录、鉴定报告、本院调取的新扎一标项目部的报送资料、银行资料、原被告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所涉借款，有经庭审质证的高发心银行转账记录、新扎一标项目部出具的收据、周红梅尾号为4464的账户资金往来明细所证实，该借款是高发心与新扎一标项目部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本案责任主体及责任承担问题、《收据》上加盖的公章的真伪及效力问题和诉讼时效问题。（一）关于本案责任主体及责任承担问题。本案中，周红梅提交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法院（2017）冀0521民初140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诉请”部分，引述该案原告深圳路桥公司诉状：“2012年11月5日，原告中标了国家高速新林北至扎兰屯段公路工程第一合同段项目，并随即成立了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公司国家高速新林北至扎兰屯段公路工程项目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本院调取的新扎一标项目部尾号为55447的账户信息，开户申请人为深圳路桥公司并加盖“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本院调取的新扎一标项目部临时用电申请文件，所附文件有深圳路桥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及时任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新扎一标项目部系深圳路桥公司设立，对此本院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三条“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为当事人”之规定，新扎一标项目部所欠高发心的借款，应由设立该项目部的深圳路桥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周红梅作为新扎一标项目部的财务人员，其以个人账户接受高发心汇款再转入新扎一标项目部账户，虽然操作不符合财务制度的规定，但不能因此否定其系职务行为，对此周红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深圳路桥公司关于新扎一标项目系河北康路德公路工程公司（下称康路德公司）借用其资质中标、双方系合作、挂靠关系，周红梅的借款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等抗辩，因深圳路桥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与康路德公司系合作拟或挂靠的证据，对该抗辩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便深圳路桥公司与康路德公司系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新扎一标项目部对外均是以深圳路桥公司的身份进行与承建工程相关的经营管理活动，高发心不可能知晓深圳路桥公司与康路德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其有理由相信是深圳路桥公司的项目部向其借款，正是基于对深圳路桥公司资格、信誉和社会地位的认同，才会出借款项，因而此种情形下新扎一标项目部的借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深圳路桥公司也应当基于双方的挂靠或合作经营关系，对高发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待清偿义务实际履行后，可依据双方订立的挂靠协议，另行向康路德公司主张权利。故对深圳路桥公司不承担责任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收据》上加盖公章的真伪及效力问题。深圳路桥公司抗辩，原告所提交的《收据》其中所加盖的印章并非深圳路桥公司的真实印章，与本公司保存的印章不一致，属于伪造的印章，并提交《开立临时存款账户申请书附页》一份申请与《收据》加盖印章进行比对鉴定，主张路桥公司在银行留存的印章是唯一的项目部印章，坚持认为收据上的印章与路桥公司唯一认可的印章不一致足以证明深圳路桥公司未授权任何人在收据上加盖印章，因此不应承担还款责任。高发心、周红梅则主张，该印章为新扎一标项目部的真实印章，系平时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印章，高发心申请本院调取新扎一标项目部向相关部门报送材料上的印章与《收据》印章进行比对鉴定。本院认为，虽然149号《鉴定报告》鉴定结论支持了深圳路桥公司的抗辩，但150号《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也支持了高发心的主张。相比较而言，149号《鉴定报告》所依据的检材系深圳路桥公司自行提供的《开立临时存款账户申请书附页》，该证据并不能证明上面所签印章已在公安机关备案，也不能证明系新扎一标项目部对外使用的唯一印章；相反，150号《鉴定报告》所依据的两份检材，系本院依据高发心的申请，向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交通局调取的保存在监管站的新扎一标项目部月报表上所签印章。经鉴定，月报表上所签印章与《收据》所签印章一致，可以认定《收据》上加盖的印章为新扎一标项目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印章，故对深圳路桥公司关于《收据》上加盖的印章非深圳路桥公司保存的真实印章的观点不予采信。即便深圳路桥公司抗辩属实，新扎一标项目部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哪枚公章作为对外使用的印章，系其公司内部管理事务，外人无从知晓，但其对外使用印章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承受，故对深圳路桥公司关于收据上加盖印章为伪造印章，因此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深圳路桥公司辩称，高发心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2013年11月6日借出款项至起诉之日，向两被告主张过任何债权，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起诉的债权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者延长的法定事由，原告债权自转账之日起至今已经超过5年，债权的诉讼时效早已届满。本院认为，高发心与新扎一标项目部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深圳路桥公司不能举证证明高发心向其主张权利并且己方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故该案诉讼时效从高发心向本院起诉时计算，故高发心的起诉未超诉讼时效。综上，新扎一标项目部向高发心借款15万元，有其出具的《借据》、银行转款记录为证，该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予以认定。新扎一标项目部作为深圳路桥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所产生的债务应由深圳路桥公司承担。新扎一标项目部与高发心约定借款月息2分（利率2%），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对高发心要求深圳路桥公司给付借款15万元并按月利率2%给付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高发心借款人民币十五万元整（¥:150000.00）及自2013年11月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案件受理费5170元、150号鉴定报告鉴定费3100元，共计8270元由被告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149号鉴定报告鉴定费1800元，由被告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院二审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且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周红梅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本案借款是不是进的路桥公司、康德公司两个所控制的银行帐户。关于周红梅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的问题，首先，应明确案涉收据公章的真伪，上诉人承认国家高速新扎第一合同段项目部系本单位成立，收据上所加盖的项目部的公章也是真实的。其次，周红梅2013年11月6日的借款，是周红梅作为国家高速新扎第一合同段项目部财务人员，应项目部的指派办理银行卡，该卡用于办理项目部的资金业务往来，本案借款打到周红梅帐户后用于项目部的相关经营。以上证据都能佐证周红梅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因为项目部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其项目部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路桥公司承担。关于本案借款是不是进了路桥公司以及康德公司是否实际控制涉案银行帐户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予涉及。综上所述，上诉人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7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连续 审判员  王秀华 审判员  张国顺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武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