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4民终10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春，男，1981年9月1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永仙，红塔区州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塔区怡豪装饰服务部。住所地：玉溪市红塔区龙马路延长线南侧（玉房翡翠园）。经营者：杨坤颖，男，1981年10月25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上诉人高春因与被上诉人红塔区怡豪装饰服务部（以下简称怡豪服务部）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19）云0402民初2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春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一项，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拖欠的工资5250元（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31日的工资）。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所属的峨山宜居苑处工作，工作岗位是电工，截止2018年12月25日，被上诉人拖欠的工资共计5250元，并有被上诉人公司出具的欠款证明作为证据。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记录为证，但由于该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将相应款项转给了罗睿，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直接把工资发放到上诉人的手里，争执的焦点为工资尾款已经转给罗睿，是否发放到农民工手里？根据《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企业应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施工队的队长及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所拖欠的工资已发放到农民工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被上诉人所欠上诉人的工资已支付完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罗睿作为经营部的施工队长，带领农民工施工，农民工也是接受施工队长的管理，那么农民工有理由相信罗睿是能代表经营部的，其次农民工属于弱势群体文化程度偏低，其无法区别项目合同章与经营部的印章有什么区别，在施工队长向他们出具工资欠条的时候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应该得到支持。综上，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和法律的规定，在被上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或反驳上诉人主张的情况下，驳回诉讼请求，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人请求，以维权益！怡豪服务部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高春、怡豪服务部自2016年9月12日至2018年12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怡豪服务部向高春支付拖欠的工资5250元（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31日的工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6日，作为乙方的高春与作为甲方的尹建晶签订《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承包坐落于峨山壹居苑D5幢1楼1单元D5号房屋的装饰装修施工。2016年10月，高春经怡豪服务部管理人员罗睿招聘，到怡豪服务部承包的峨山壹居苑D5幢装修项目工地做电工工作，双方口头约定高春的工资按完成的工作量乘以约定的单价计付。怡豪服务部于2016年10月31日、2016年11月16日分别支付高春“水电工程预支款”5000元、3000元。2016年12月，高春离开怡豪服务部。2016年12月2日，怡豪服务部承包的峨山壹居苑D5幢1楼1单元D5号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完工。2017年3月，怡豪服务部因涉民事诉讼案件委托罗睿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遂将红塔区怡豪装饰服务部的合同专用章交由罗睿保管。2018年3月20日，罗睿自行开具《欠款证明》，主要内容为“我公司承建的峨山壹居苑D5栋处工作，施工单位为红塔区怡豪装饰服务部，本工程于2016年9月2日开工装修，2016年12月2日竣工验收，在施工过程中拖欠农民工工资，项目管理工罗睿欠款人民币为14400元”。开具《欠款证明》后，罗睿自行在该《欠款证明》上盖上红塔区怡豪装饰服务部的合同专用章。同时，罗睿还给高春开具《欠款证明》，主要内容为“我公司承建的峨山壹居苑D5栋处工作，施工单位为红塔区怡豪装饰服务部，本工程于2016年9月2日开工装修，2016年12月2日竣工验收，在施工过程中拖欠农民工工资，电工高春身份证号码：5321281981××××××××电话138××××8717，欠款人民币为5250元，大写伍仟贰佰伍拾元整。特此证明”。开具《欠款证明》后，由罗睿签盖印章。2019年3月13日，高春以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等为由向玉溪市红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玉溪市红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玉红劳人仲案字（2019）99-1号、99-2号仲裁裁决书，其中玉红劳人仲案字（2019）99-1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高春要求被申请人红塔区怡豪装饰服务部支付拖欠工资的请求事项”。高春均不服上述裁决，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高春、怡豪服务部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怡豪服务部对高春进行工作安排和管理，高春从事的工作是怡豪服务部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应认定高春、怡豪服务部存在劳动关系。高春提供的《欠款证明》系罗睿自行开具并签盖印章，结合2016年10月6日作为乙方的怡豪服务部与作为甲方的尹建晶签订《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高春于2016年10月到怡豪服务部工作、怡豪服务部于2016年10月31日、2016年11月16日分别支付高春“水电工程预支款”5000元、3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高春提供的《欠款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定，因此，高春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有效地证明怡豪服务部尚拖欠其工资5250元，对该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高春与被告红塔区怡豪装饰服务部自2016年10月起至2016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高春的其它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向涉诉工程的发包方尹建晶进行了调查，形成调查笔录一份。尹建晶陈述涉诉工程是2016年10月开工的，双方于2016年10月6日签订了合同，其依约支付12万元后怡豪服务部就进场施工。装修过程中没有变更过设计，没有增加过工程量，而是经双方协商一致减少过工程量，结算清单是杨坤颖拿给其的，双方对工程款存在争议而未达成结算一致意见。经质证，上诉人对尹建晶关于未增加过工程量的陈述不予认可，主张装修过程中增加过工程量，只是没有尹建晶的签字，对尹建晶的其余陈述未提出异议。被上诉人主张结算清单不是杨坤颖拿给尹建晶，而是罗睿拿给尹建晶的，对尹建晶的其余陈述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对尹建晶的陈述，双方无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提出异议的部分，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中不作审查。经二审审理，上诉人对一审认定“2018年3月20日，罗睿自行开具《欠款证明》”有异议，其认为罗睿是被上诉人的管理人员，罗睿的行为属于怡豪服务部的授权，代表被上诉人的行为，所以不是自行开具。对此问题，本院在说理部分一并进行阐述。双方对一审认定的其余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双方诉辩意见，双方对一审认定双方自2016年10月起至2016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均无异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是否尚欠上诉人的工资。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尚欠其工资，对此提交了一份《欠款证明》予以证实。经审查：首先，上诉方陈述《欠款证明》是罗睿出具并盖章，当时仅领取各自《欠款证明》的几名劳动者在场，罗睿系几名劳动者之一，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罗睿开具《欠款证明》得到怡豪服务部的授权或认可，故一审认定《欠款证明》系罗睿自行开具并无不当。其次，《欠款证明》载明涉诉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于2019年9月2日开工，但涉案合同的内容及发包人的陈述相印证，证实涉案房屋是2016年10月才开始装修，与《欠款证明》的内容相矛盾。最后，上诉人主张尚欠的工资是2016年9月的，但上诉人对一审认定双方自2016年10月起形成劳动关系并无异议，上诉人的主张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时间相矛盾。因此，一审对《欠款证明》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尚欠其工资依据不足，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高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高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伟审判员 方明慧审判员 吴晓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薛志婷书记员简昱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