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民再13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文胜，男，197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靖东，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利，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吕湖江，男，1975年1月25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力，北京盈科（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文胜与吕湖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张文胜于2015年7月29日向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7年7月10日作出（2015）长法民初字第5600号民事判决。吕湖江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2017）渝01民终7124号民事判决。张文胜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渝民申2372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张文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靖东、孙建利，被申请人吕湖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文胜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张文胜在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吕湖江承担。事实和理由：1.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吕湖江应当在2013年8月30日前将剩余股权转让款以人民币现金方式支付给张文胜，未附其他条件。二审法院认定在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之后吕湖江才将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张文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同时，协议第五条第2款约定，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是案涉公司的义务，不是张文胜的义务。是否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不影响吕湖江取得案涉公司的股权所有权，不能作为吕湖江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2.吕湖江在二审上诉主张张文胜未履行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那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是否办理完毕的举证责任应当分配给吕湖江。张文胜已非案涉公司股东，无法查询到该信息，已穷尽其举证能力。二审法院将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张文胜并要求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吕湖江答辩称，1.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文胜没有履行股权变更义务，被申请人享有先履行抗辩权；2.按照举证规则，再审申请人应提交履行转让协议的证据，其并未向法院提交故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3.公司无权对股东的股权进行变更，只能变更股东名册。张文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吕湖江向张文胜支付股权转让款1526359.20元；2.判令吕湖江向张文胜支付自2013年8月30日起，以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的违约金；3.案件受理费由吕湖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15日，张文胜（乙方）与吕湖江（甲方）签订《合股协议书》，约定由吕湖江与张文胜合作经营彩钢板油漆项目，资金总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股权分配为：吕湖江占50%，张文胜占50%（出资250万元人民币），生产地暂定越南平阳省越香Ⅱ工业区，公司名称待定（以正式申请为准），合同期限为公司实际运作年限，合同期间按占股比例分配利润和承担亏损。……全部资金在合同签署日到位。2011年12月23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平阳省人民委员会平阳省各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认证通过《投资证书》，该文件由一审法院委托重庆川外翻译有限公司进行司法翻译，该中心翻译的投资证书的主要内容为：“1、吕湖江，生于1975年1月25日，中国国籍，于2010年3月23日中国外交部颁发护照，护照号为：G39309537；常住户籍登记地：中国江西省宜黄县大南关5号；现居住地：中国浙江省湖州市南得区小适园小区39单元402号。2、张文胜，生于1973年5月29日，中国国籍，于2008年3月13日中国外交部颁发护照，护照号为：G26542213,常住户籍登记地：中国重庆市长寿区松柏村8组53号，现居住地：中国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五路100号8-3户。注册成立企业和实施投资项目的内容如下：第一条注册营业：1.企业名称：DBO技艺有限责任公司交易名称：DBOTECHNOLOGYCO.LTD名称简写：DBO企业有法人资格，拥有单独的印章，要依据越南法律的规定在银行开户。2.企业类型：成员为两名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3.总办公处地址：平阳省槟吉县越香2工业区L7A单元……5.章程资本额：10500000000越南盾，相当于500000美元，其中：吕湖江的出资额为250000美元，比例为50%，张文胜的出资额为250000美元，比例为50%。6、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吕湖江。第二条.投资项目内容：……。4.总投资额：31500000000越南盾，相当于1500000美元；其中，出资情况如下：01吕湖江出资额为250000美元，出资形式为外汇，出资时间为2014年12月，02张文胜出资额为250000美元，出资形式为外汇，出资时间为2014年12月。5.项目实施进度：动工修建，安装机器设备12个月。2013年4月正式生产。2013年5月27日，张文胜（甲方）与吕湖江（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颁布之民事法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颁布之商业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股权转让协议，以资双方共同遵守。甲方将其持有的该公司50%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份，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526359.20元人民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即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乙方在本协议正式签订后2013年6月10日内将首款2000000元人民币以现金支付甲方，余款2526359.20元人民币在2013年8月30日前以现金支付甲方。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本协议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律。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通过诉讼解决。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在乙方支付首款后办理股权转让，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该公司存档一份，申请变更一份。吕湖江于2013年6月10日向张文胜支付股份转让款2000000元，于2013年8月8日支付股份转让款1000000元。2015年7月10日，张文胜向吕湖江邮寄送达律师函，告知吕湖江尚欠张文胜股权转让款1526359.20元未支付，要求其于2015年7月20日之前一次性付清。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本案的诉讼标的物为境外公司股权，且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故本案为涉外股权转让纠纷，系涉外案件。就本案适用的法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原、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律”，双方在诉讼中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即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就未经公证、认证程序的证据能否采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一审法院认为该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是否经过公证认证程序影响域外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并不因此决定证据是否被采信。同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三条、第五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看，以上条款将需经公证认证程序的范围限定为委托书，由此可见对于除委托书之外的未经公证认证程序的域外证据，不能因此否认其证据效力，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其效力。本案中，《投资证书》虽未经公证、认证，但吕湖江对该证据予以认可；且一审法院委托翻译的中文译本的内容亦能印证原、被告均认可的事实；而本案的关键证据《股权转让协议》系用中文签订，该协议的内容能印证原、被告共同在越南设立公司及股权份额的事实；另外，《合股协议书》的内容亦能印证当事人的陈述和《股权转让协议》，故一审法院对《投资证书》予以确认和采信。但张文胜提交的《投资证》（变更认证）未经过公证、认证程序，亦未取得吕湖江的认可，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不予采信。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在适用本条约时，缔约双方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制作或证明的文件和译文，如经正式签署并盖章，即无需任何形式的认证”，一审法院认为该条中的其他主管机关应指司法主管机关，不包括行政机关，即该条约不适用本案。就吕湖江应否向张文胜支付股权转让款1526359.20元的问题。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照该协议的内容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根据该协议，吕湖江共计应向张文胜支付股份转让4526359.20元，其已分次共计支付3000000元，故尚欠1526359.20元未支付，而《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2款约定的“在乙方支付首款后办理股权转让，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并非就吕湖江的付款义务附加的条件，且该转让也未约定其他付款条件，故即便涉案公司并未更改股东名册等，也不能因此成为吕湖江拒绝付款的理由，至于吕湖江的诸如张文胜出资不实或公司产品质量问题等，均不能成为其拒绝付款的理由，其可就所抗辩事项另案主张，也即吕湖江应当向张文胜支付股权转让款1526359.20元。就吕湖江应否支付违约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吕湖江未按约定在2013年8月30日前向张文胜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张文胜有权要求其支付违约金。但双方未就违约金的标准作出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张文胜有权要求吕湖江支付以1526359.2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础利率的1.5倍即上浮50%计算至付清时止的违约金，但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应为2013年8月31日。综上所述，张文胜要求吕湖江支付股权转让款1526359.20元及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五百二十四条、第五百二十七条规定，判决：一、由吕湖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张文胜支付股份转让款1526359.20元，并支付从2013年8月31日起以1526359.2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付清时止的违约金。二、驳回张文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000元，由吕湖江负担。一审宣判后，吕湖江不服，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吕湖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张文胜的所有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等费用由张文胜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更改股东名册等相关变更登记为双方约定的条款之一，变更时间为吕湖江支付首付款200万元之后，而吕湖江履行付款义务后，张文胜并未履行协议约定的变更登记义务，明显违反协议约定，吕湖江作为守约方当然享有暂不支付股权转让余款的抗辩权。2.《合股协议书》为《股权转让协议》的前提，张文胜未履行《合股协议书》的义务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造成吕湖江损失400万余元，公司股价下跌，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为避免诉累解决纠纷，法院应当将吕湖江的损失作为考量因素。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张文胜要求吕湖江支付第二笔款项的条件是否成就。双方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吕湖江是否应当支付剩余转让款及违约金的问题。首先，案涉合同关系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其构成对价关系的主给付义务为出卖人移转股权所有权和买受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2项约定，“在乙方支付首款后办理股权转让，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根据该约定，乙方吕湖江在支付首款后，双方应当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然后公司根据办理的股权转让再进行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以及申请相关变更登记等行为。本案中，吕湖江于2013年6月10日向张文胜支付股份转让款2000000元，于2013年8月8日支付股份转让款1000000元。吕湖江按照协议约定向张文胜支付首款2000000元，已完成首款支付义务，根据约定，双方应当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办理股权转让应当是张文胜履行移转股权所有权的合同义务。而张文胜辩称其合同义务在合同签订后即已履行完毕，股权自此时转让给了吕湖江。法院认为，在未办理完成股权转让手续前，吕湖江未取得股权所有权，张文胜移转股权所有权的合同义务并未完成，其应向吕湖江履行该义务。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2款约定并非就吕湖江的付款义务附加的条件，且该转让也未约定其他付款条件，故即便涉案公司并未更改股东名册等，也不能因此成为吕湖江拒绝付款的理由，该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本案中，张文胜在一审中提交的《投资证》（变更认证），由于该《投资证》未经公证、认证程序，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张文胜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协议约定的办理股权转让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张文胜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关后果，在其未履行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下无权要求吕湖江支付剩余转让款，故认定张文胜要求吕湖江支付第二笔款项的条件未能成就，一审法院判决吕湖江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1526359.20元及违约金不当，予以纠正，对吕湖江关于此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另，对于吕湖江以张文胜未履行《合股协议书》的义务，给其造成400余万元损失的上诉理由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其可另行起诉解决，该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吕湖江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5）长法民初字第560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文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103.54元，共计45103.54元，均由张文胜负担。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吕湖江是否应向张文胜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首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张文胜与吕湖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转让款的支付”约定：乙方（吕湖江）在本协议正式签订后2013年6月10日内将转让首款200万元人民币以现金方式支付甲方（张文胜），余款2526359.2元人民币在2013年8月30日前以现金支付甲方（张文胜）。该条约定吕湖江分两期向张文胜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未附加其他付款条件。协议第五条“协议的生效及其他”第2项约定：在乙方（吕湖江）支付首付款后办理股权转让，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该条内容已经表明张文胜通过本协议授权公司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在吕湖江支付首付款后，公司即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更改股东名册、换发股东出资证明以及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其次，本案中，吕湖江与张文胜作为案涉公司唯二的两名股东，在张文胜向吕湖江转让全部公司股权后，吕湖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无论是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还是最后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公司均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上述手续。故二审法院认为张文胜未完成移转股权所有权的合同义务，吕湖江并未取得股权转让所有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再次，如上所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未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附加任何条件，未约定张文胜应履行何种协助之义务，也未约定在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后吕湖江才向张文胜支付尾款。吕湖江认为自己未取得约定转让之股权，就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主张先履行抗辩权，但无证据表明吕湖江在协议签订后对于协议的履行情况提出过任何异议或涉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存在障碍的问题。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张文胜的再审理由和请求成立，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终7124号民事判决；二、维持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5）长法民初字第5600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24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103.54元，共计45103.54元，均由吕湖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渠波审 判 员 罗 序审 判 员 邹玉辉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浩骅书 记 员 黎 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