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3民终61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东林（曾用名李东营），男，1968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长市，临沂经济开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君顶，男，1955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自，临沂河东东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李东林因与被上诉人王君顶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8）鲁1312民初4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东林上诉请求：1.撤销（2018）鲁1312民初428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没有查清本案的主要事实，草率判决，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忽略了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13民初终3789号民事裁定书要求再审法院需要查清的主要事实。首先，原审法院没有查清郑士峰在本案中的身份问题。只是通知了郑士峰到庭做了一个询问笔录及社保单上的单位名称，但在没有银行出具的任何证明材料证实其身份的情况下，径行认定郑士峰系银行的工作人员，没有事实根据。在现实生活工作中很多人离职，但社保险没有转走，希望二审法院重新审查。上诉人在原审中提出郑士峰早己离职，己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原审法院应当依职权到临沂河东农村信用社调查郑士峰的真实身份，但原审法院在没有到临沂河东农村信用社人事管理部调查清楚，径行认定郑士峰系银行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事实依据。为此，请求二审依职权到临沂河东农村信用社调取郑士峰在本案中的身份情况。2.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实了债权人为姚文静，收款人也是姚文静，但在原审法院庭审中，没有查清在第一审中出现的姚文静的身份问题。其次，在原审中被上诉人又称该款42,000元是郑士峰收取的；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也当庭陈述了，被上诉人王君顶在三次庭审中陈述的事实不一样，希望法院结合一审案卷认定事实。但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在三次庭审中陈述的内容，没有进行审查，也没有在判决书阐明该观点。请求二审予以查实。3.本案中的收款存根、收款联现在哪里存档，银行是否已入账、为什么借款合同及收据没有银行加盖的公章或者书面的材料证明，上诉人认为该证据系本案基本事实，也是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13民初终3789号民事裁定书中所要查实的主要事实。但原审法院并没有在判决书中阐明该观点，请求二审法院重点审查。4.原审法院忽视了一审法院认定的河东农村合作银行太平支行在2014年3月21日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姚文静向法庭提供的证明一份，主张其为河东农村合作银行太平支行与上诉人不良贷款的新债权人的关系证明。原审法院对此没有认真结合一审卷宗审查，判决书中对该观点没有详细阐明。5.在一审中既然被上诉人提出姚文静是本案借款的债权受让人，但为什么债权转让后，现在河东法院网络信息及卷宗，申请执行人还是河东农村合作银行太平支行，而且向上诉人下达的传票、执行通知书等材料均显示债权人还是河东农村合作银行太平支行。被上诉人陈述前后存在矛盾，判决书中对该观点没有详细阐明，请求二审法院综合认定。6.对于河东法院执行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上诉人在庭审中己经提出，该证明没有承办法官的签字或说明，执行卷宗也没有相应的过付款等证据，也没有银行加盖的公章申请解除冻结的相关手续，上诉人认为作为债权人银行既然申请法院已经冻结了被告上诉人的银行账户，且冻结数额达9万元余元，为什么只收取42,000元，即使郑士峰作为银行的工作人员，在没有银行授权下，怎么能私自做主，放弃国家银行的资产，于情于理于法均不相符，对于该证据的出处有异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审查。7.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凭证、借款合同等证据，在原审中上诉人不再提交，且随便改变本案的事实陈述，故意回避本案的事实真相，在原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交并详细陈述的了借款凭证中的还款情况登记中的第十一行中的2014年4月29日还款42,000元，书写方式及结算本金、经办人处均有瑕疵，按照《银行法》的规定，每笔业务的办理，应明确加盖银行工作人员的私章，待以后能明确该笔是哪个业务人员办理的，在原告提供的借款凭证中，没有银行工作人员的私章，看不清是谁办理的该笔业务，且结算本金也计算错误，该笔业务的操作流程违反《银行法》的相关规定，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业务人员熟知操作流程，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但原审也未到银行调查落实，判决书中对该观点也没有详细阐明，请求二审予以审查。二、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所诉称的该款42,000元偿还给案外人姚文静，在原审中又提出了该款交给了郑士峰，但上诉人提供的复印件又显示该笔款已交付信用社银行，前后陈述存在矛盾，但案外人姚文静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不具有履行职务的行为权利，且经上诉人落实太平信用社也未收到姚文静或者郑士峰转来的该笔款项。对于被上诉人已交款陈述的事实均不一致，又相互矛盾，可以看出，被上诉人的主张属于无理之诉。对此，请求法官审查时予以重视。三、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款单据，基本属于空白单据，无法辨别书写的内容、日期及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原审法院在该证据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应当到银行调取原件或相关材料辨别其真伪。以待査清该案件事实的真相。四、按照《银行法》及银监会规定的还款规则，回收的银行款项要及时入账，并根据还款人的申请及时出具加盖公章的还款证明，以待以后备查。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应提供相应的原件法律文书、银行还款凭证、金额加盖公章予以证实其己向农村信用社偿还了主张的垫付款，才有权向答辩人主张权利。但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主张。依据《合同法》第45条之规定应为附生效合同债权、债务关系成就的条件，自条件成就时合同债权、债务关系方可生效。综上，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基于担保保证责任为答辩人垫付了42,000元。原审法院对此案件的事实真相认定不清，草率判决，应当依法予以纠正。王君顶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王君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银行替付贷款42,000元；2.诉讼费及因给被告担保速写为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4月21日，被告李东林在临沂市太平信用社（后更名为山东临沂河东农村合作银行太平支行，以下均称银行）借款100,000元，借款用途收陈贷新，由王君顶、刘春才担保。2001年7月20日，银行将三人起诉到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2001）河经初字第7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东林偿还借款100,000元及利息，王君顶、刘春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三人均未履行上述义务。银行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2014年3月28日冻结王君顶的银行账户存款，后王君顶与银行协商，由王君顶偿还借款利息42,000元，银行工作人员郑士峰向王君顶出具收到42,000元的收据，载明“现收李东营贷款担保人王君顶现金还款”，该款于2014年4月29日记载于银行的借款凭证，“还息金额42000.00”。银行申请对王君顶的银行账户解除冻结，2014年4月30日，一审法院对王君顶的银行账户予以解除保全措施。后王君顶就该笔款项向被告李东林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李东林对其借款及王君顶和刘春才担保的事实均无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一审法院调查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王君顶作为担保人替被告李东林偿还了银行贷款利息42,000元，王君顶向李东林追偿该部分款项及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郑士峰的调查内容，足以解释被告对于原一审中存在的疑问问题。被告李东林的“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即使主张利息也得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的答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判决：被告李东林向原告王君顶偿还垫付款42,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4月8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5元，由被告李东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结合王君顶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向案外人郑士峰调查情况，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王君顶作为担保人已经替李东林向债务人清偿贷款利息42000元，王君顶承担该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东林追偿。李东林上诉称郑士峰并非银行工作人员，该主张与郑士峰社保记录冲突，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李东林主张王君顶履行担保义务时存在银行未盖公章等手续瑕疵，但均非本案法定抗辩事由，其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东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5元，由上诉人李东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树东审判员  马凤霞审判员  邵 波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高同书记员徐丽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