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闽02行赔初35号 原告李天慨，男，195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代理人谢清海、刘建平，北京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溪美街道柳新路1号。 法定代表人林荣忠，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长城，南安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鸿纬，北京市京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天慨不服被告南安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向被告南安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天慨的委托代理人谢清海，被告南安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长城、陈鸿纬，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系南安市石井镇院前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户户主。被告以“泉州芯谷”项目工程建设为由，将原告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农田列入征地范围，违法将原告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及附着物强制毁坏。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7日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强制执行的行为违法。被告违法行为已经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原告于2018年7月26日向被告提出赔偿请求，2018年9月25日被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答复书。2018年11月8日，原告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该案经一、二审审理后判决撤销被告的不予行政赔偿答复书，要求被告在调查核实基础上，对原告因其违法强制平整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对原告财产损失申请作出行政赔偿决定。2019年6月14日，被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被告未按照法院生效判决要求对原告所遭受直接财产损失进行调查核实，亦未与原告确定其实际耕种的承包地面积及地上物情况，而是直接按照承包证记载的面积单方面按照其制定的补偿标准计算所谓的赔偿款，以行政补偿代替本案行政赔偿。而承包证所登记的面积也与村委会分配土地亩数统计表及原告实际承包耕地土地面积不符。原告认为，村委会擅自汇入原告账户的款项实际是村集体按照1982年时各家分配承包地人数确定每人按照1.2亩标准存入款项，属于村集体组织对集体财产的分配款项。该款项数额正好与村集体分配土地亩数统计表相互吻合，是集体经济组织根据集体财产状况制定的分配方案而分配给原告的款项。而本案原告的赔偿请求是要求被告赔偿其违法行为造成地上附着物及因无法耕种的经济损失，而非土地补偿。被告在没有进行充分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亦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仍以同样事实和理由，草率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为此，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依法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181200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身份证，证明原告身份情况及主体资格；2.（2018）闽02行初4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对原告家庭承包经营的集体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违法；3.（2019）闽行赔终150号行政赔偿判决书，证明一、二审判决撤销被告不予赔偿答复书，要求被告应在调查核实基础上对原告因其违法强制行为造成直接财产损失作出赔偿决定；4.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未按照法院判决作出赔偿决定，以所谓行政补偿代替行政赔偿，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5.村委会分配亩数统计表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原告所在村村民实际承包地亩数远多于承包证登记面积。 被告南安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国家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原告财产权益受直接影响的是其承包土地被征收而获得的征地补偿，而案涉原告被征土地可以获得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青苗补偿费）已委托村委会以存汇款形式支付给原告，不存在原告所诉的行政赔偿问题。二、原告主张相关赔偿项目、金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款收据、《代发“泉州芯谷”南安石井园区院前土地补偿款》表及代付流水单、证明暨情况说明，证明本案相关补偿款（含青苗补偿、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等款项）支付给原告所在村委会，村委会已以汇款形式支付给原告；2.南安市被征地农户基本信息申报表，证明原告已纳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对象；3.石井镇征收集体土地及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安置工作实施方案，证明案涉项目征收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4.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及EMS快递单，证明被告已向原告邮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的事实。 被告同时向本院提交以下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3.《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4.《福建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1收款收据、代发表及代付流水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明暨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村委会汇入原告账户款项系原告作为集体成员享有的集体财产分配款，并非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案涉项目征地补偿款，与本案行政赔偿没有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该申报表记载承包地亩数与村委会统计表记载亩数不一致，也没有原告签名确认，无法证明已将原告纳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对象。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部分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主张，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合法；对证据5中统计表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认为原告应以合法有效物权证明即承包证主张权利。 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4、证据5中承包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证据中5统计表来源不明，亦未取得村委会确认，对该份证据不予确认。被告提交证据均系案涉土地征收补偿过程中所制作、获取，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期间，福建省人民政府分别作出闽政文〔2017〕382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17年度第二十五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7〕819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17年度第十七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7〕829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17年度第十八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7〕857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17年度第三十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7〕867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17年度第十六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7〕872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17年度第三十一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8〕87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18年度第一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8〕92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18年度第六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8〕107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18年度第二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8〕90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18年度第四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8〕152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18年度第五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8〕116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18年度第七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8〕226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18年度第八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被告南安市人民政府根据上述批复自2017年11月开始，对南安市石井镇院前村、杨山村的部分集体土地组织实施征收。在组织实施征收过程中，南安市人民政府及南安市国土资源局发布上述十三个批次的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前述土地作为南安石井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项目用地，规划作为“泉州芯谷”园区南安园区产业起步区。 原告系南安市石井镇院前村村民，其家庭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在前述批次的征地红线范围内。原告于2018年4月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承包地被强制推平、地上青苗被毁坏，请求确认被告行政强制行为违法。2018年6月27日，本院作出（2018）闽02行初42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家庭承包经营的集体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生效后，2018年7月26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并赔偿原告财产损失。2018年9月25日，被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答复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2018年12月21日，本院作出（2018）闽02行赔初68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一、撤销南安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答复书；二、责令南安市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李天慨财产损失的赔偿请求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三、驳回李天慨要求南安市人民政府立即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的赔偿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3月2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行赔终150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2019年6月14日，南安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认定原告家庭户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土地登记为3.33亩，已被平整为2.18亩，参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标准，原告可得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为95048元[2.18亩×（41600元+2000元/亩）]。原告要求以地瓜36000元/亩、蔬菜60000元/亩的标准赔偿承包地种植农作物损失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赔偿。因已委托南安市石井镇院前村民委员会以存汇款形式支付给原告相关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人民币195420元，数额已超过原告可以获得的赔偿费用，因此不再另行支付赔偿款项。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 另查明，原告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原告家庭户在石井镇院前村有承包地3.33亩，包括“水尾宫田螺坟莲花潭”水田0.83亩、“新村”旱地0.36亩、“啟思坟公山埔”水田0.55亩、“后松柏埔峰古水库”旱地0.43亩、“文衷门口”旱地0.36亩、“过溪仔晋江坟口”旱地0.29亩、“新溪”旱地0.33亩及“院里脚水磨”旱地0.18亩。被告确认其于2018年3月对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记载的承包地共计2.18亩进行平整，包括：“水尾宫田螺坟莲花潭”水田0.83亩、“新村”旱地0.36亩、“啟思坟公山埔”水田0.3亩、“文衷门口”旱地0.36亩、“新溪”旱地0.33亩。 还查明，案涉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耕地62.40万元/公顷（41600元/亩）；青苗补偿标准为3.0万元/公顷（2000元/亩）。被告南安市人民政府将案涉项目征收石井镇院前村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拨付至南安市石井镇院前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院前村委会）。2018年4月19日，院前村委会将分配给原告家庭的案涉项目征地补偿款共计195420元汇入原告银行账户内。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被告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违法强制平整原告的承包地并清除地上农作物，依法应赔偿原告受到的直接损失。 本案因被告组织实施征收原告承包土地所引发，根据我国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征收集体土地的，应按照补偿安置方案给予被征收人补偿安置，原告因被告违法行为财产权益受到直接影响的是其承包土地被征收而获得的征地补偿安置利益，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原告家庭户登记有承包地3.33亩，双方确认原告承包证所记载的承包地2.18亩均已被平整。参照本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标准，原告因被告强制平整承包地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应为95048元[2.18亩×（41600元+2000元/亩）]。原告要求以地瓜36000元/亩、蔬菜60000元/亩的标准赔偿其承包地2017年秋季及2018年全年种植农作物损失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其被平整承包地面积大于承包证记载面积，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土地所有权人即集体经济组织对此予以确认或认可，故对于原告超出承包证记载面积及地类以外的相关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被告按补偿安置方案规定将案涉项目的征地补偿款（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青苗补偿费）拨付给院前村委会，由其负责发放，该征地补偿款中既包括被征地农民应得的补偿款项也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得的补偿款项。院前村委会已将分配给原告家庭的征地补偿款汇入原告账户。经调查，院前村委会系以第一次土地承包时确认各户承包人数，以人均1.2亩为基数，分配发放征地补偿款。因此，原告获得的征地补偿款中包含被征收承包地的征地补偿权益及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的集体财产。鉴于原告获得的征地补偿款项来自被告拨付的补偿款，其中已包含原告被征收承包地应获得的补偿安置权益，数额亦不少于原告因土地平整受到的损失，原告损失已得到弥补，被告据此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并无不当。原告主张村委会分配款项系集体财产，与案涉项目无关，被告应另行赔偿其土地平整的经济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因被告违法行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获得弥补，其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天慨的行政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琼弘 审 判 员 龙 辉 审 判 员 宋希凡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代书记员 陈 靓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