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集贤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521民初1746号原告:陈桂芹，女，1946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集贤县。原告:李洪君，男，196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上海赫润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工人，户籍地集贤县，住江苏省南京市。原告:李艳娟，女，1969年8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集贤县。原告:李红艳，女，197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双鸭山市开发区庆丰种子商店职员，住集贤县。原告:李红卫，男，197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集贤县。五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春叶，黑龙江学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聂金龙，男，1970年1月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集贤县。被告:聂云龙，男，1973年6月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集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蹇秀艳，黑龙江圣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守丰，男，1970年9月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集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立霞（系王守丰之妻），女，农民，住集贤县。第三人:张宝奎，男，1970年4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集贤县。第三人:王立国，男，1972年4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集贤县。原告陈桂芹、李洪君、李艳娟、李红艳、李红卫与被告聂金龙、聂云龙、第三人张宝奎、王守丰、王立国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艳娟、李红艳、李红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春叶、被告聂金龙、聂云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蹇秀艳、第三人张宝奎、王守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立霞、王立国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陈桂芹、李洪君、被告聂金龙第二次开庭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桂芹、李洪君、李艳娟、李红艳、李红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聂金龙、聂云龙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284945.00元。事实和理由：李某是原告陈桂芹之夫，是原告李洪君、李艳娟、李红艳、李红卫之父。2019年4月27日，二被告雇佣李某脱玉米，在脱玉米的工作中玉米篓子坍塌将李某砸伤，被告聂云龙驾车将李某送至双鸭山市人民医院抢救，该院确认伤情严重，要求转院治疗。原告接到转院通知后，立即租用120车去佳木斯市中心医院抢救，被诊断为:创伤性休克、主动脉夹层破裂、心包积液、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创伤性休克，建议转上级医院治疗。在转院过程中李某死亡。事件发生后原告报案于丰乐镇派出所，该所告知去集贤县安监局报案，处理中双方未能达成赔偿协议。为此，五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84945.00元（即医疗费5113.72元、死亡赔偿金124236.00元、丧葬费30390.00元、交通费20047.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983.80元、处理后事的费用39174.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并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以维护各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聂云龙辩称，一、原告起诉主体错误。事实上与李某形成劳务雇佣关系，接受李某劳务的人不是答辩人，而是本案第三人张宝奎。2019年4月23日，张宝奎到太城收粮，因为不认识村里人，故其主动联系答辩人，委托答辩人帮忙联系卖粮户，并以每吨30.00元的价格使用答辩人的机器脱粒。因脱粒需要雇佣人员拆玉米篓子，张宝奎自己没有人又雇不到人，这才委托答辩人帮其雇人。李某等四人虽然是答辩人找的，但是玉米是张宝奎购买的，四人拆玉米篓子是为了给张宝奎购买的玉米脱粒，该四人提供劳务的对象是张宝奎，而且劳务费每吨10.00元也是由张宝奎负责支付。答辩人只是帮张宝奎召集干活的人，答辩人只获得自己提供机器的脱粒费每吨30.00元，李某等人的劳务报酬每吨10元全都由出劳务人自己所得，答辩人没有从中获利。答辩人和拆玉米篓子的四人都是为张宝奎出劳务获得各自的报酬。故答辩人是找李某等四人为张宝奎出劳务，张宝奎才是接受李某劳务服务的雇主。张宝奎才是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定主体。原告起诉答辩人错误。原告应起诉实际接受劳务人张宝奎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第三人王守丰系造成李某死亡的直接责任人，其应该承担李某死亡后果的连带赔偿责任。王守丰与李某共同受雇佣为张宝奎拆玉米篓子。2019年4月27日下午一点，答辩人的脱粒机到场地调试完毕准备脱粒。李某、王守丰、刘某2、高德友四人去拆玉米篓子。玉米篓子共有四个口，李某站在第三个口拆解。王守丰在第二个口上面横杆位置。谁也没有预料到王守丰直接用钳子将玉米篓子的主梁也就是拉力梁铁丝剪断，导致玉米篓子向外膨出将李某推倒在地。王守丰是农村人，对玉米篓子的结构和原理有充分的了解，其从事玉米篓子拆解工作已有几年。按正常的操作程序，必须先拆四个口，让里面的玉米流出，从而减轻压力。王守丰在四个口没有拆解，玉米没有流出多少，篓子内压力极大的情况下，直接剪断主梁，势必导致玉米篓子因没有压力梁的制约向外膨胀，这才导致李某被膨出的玉米篓子推倒在地。上述事实证明，王守丰违反正常的拆解程序，具有重大过失，直接导致李某从玉米篓子上面摔下死亡。王守丰是李某死亡的直接致害人。故王守丰应承担李某死亡连带赔偿责任。三、王立国作为玉米篓子的建设人和所有权人在该事件中也有过错，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玉米篓子是王立国自建的，他最清楚玉米篓子的结构和拆解的方法。王立国当时在场，其有义务告知拆篓子人员如何操作，更有义务提醒和制止王守丰具有危险性的错误拆解行为。王立国是卖粮人，粮食是他的，他有义务协助李某等人将玉米从篓子里安全卸到地上。玉米篓子三米多高，李某等人属于高空危险作业，王立国和张宝奎作为粮食买卖双方均有义务向劳务人员提供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人员伤亡的后果。另外，王立国的玉米篓子是木质结构，材质不坚固，制约拉力的结构设计不够完善，玉米篓子本身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和暇疵。故王立国作为玉米篓子所有人对李某等人拆解玉米篓子行为未尽到告知和安全保障义务，故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四、李某作为出劳务人员，对于自己的损害后果也有一定的过错，自身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李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从事拆玉米篓子过程中具有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事发当天，李某干活所处的位置完全可以看到王守丰违规操作的行为，李某作为成年人和具有拆解玉米篓子工作经验的人完全可以意识到王守丰违规拆解行为的危险性。在此种情况下李某应该有避让的自我保护意识。另外，李某已经七十多岁了，其自身的年龄已经不适宜从事该项劳务，李某对于该项劳务没有拒绝主动参与自身负有过错。更重要的是李某在从事劳务之前具有饮酒行为。而且应该是达到了醉酒标准。从司法鉴定结论可见，李某从饮酒到死亡中间长达16个小时，酒精会随着呼吸、运动等代谢，代谢时间因酒量的多少而不同，李某代谢了16个小时后体内还能检测出24.29毫克的酒精，足以证明其出劳务时体内酒精含量极高达到醉酒状态。李某应该明知饮酒后从事该项劳务是极其危险的，因为酒后人的行为和判断能力及避让行为均会因喝酒而导致降低，喝酒势必增加劳务行为的危险性和不利后果。另外，李某生前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及心肌病，李某死亡后果是自身疾病和心脏受伤共同结合在造成的。故李某作为提供劳务人员对于自己的死亡后果具有过错，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五、答辩人对于李某的死亡后果不应承担责任。答辩人是受张宝奎委托，帮助张宝奎找人拆玉米篓子。答辩人从事的是脱玉米工作，答辩人也是为张宝奎提供劳务，他和李某等人均是由张宝奎支付劳务报酬。拆玉米篓子不是答辩人份内的工作，答辩人只是负责脱玉米，其获得的报酬也只是脱玉米的费用。雇人拆玉米篓子应该是卖粮人或收粮人负责和协商的事情。答辩人只是帮张宝奎雇人，雇佣人员在拆玉米篓子过程中发生任何后果与答辩人没有关系。被告聂金龙辩称，我只是受聂云龙的委托，帮助聂云龙和张宝奎沟通脱玉米的具体事宜。脱玉米的机器不是我的，是聂云龙的个人财产。脱玉米的活是聂云龙个人干的，与我无关。脱玉米所得的全部报酬也是聂云龙的，我不得任何利益。故从始至终我只是受聂云龙委托和指示参与了此事的沟通工作，真正脱玉米和获得报酬人是聂云龙。我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将我作为被告共同起诉没有事实根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讼。第三人王守丰述称，一、答辩人王守丰是受雇于聂金龙、聂云龙去王立国家进行玉米脱粒。聂金龙、聂云龙兄弟拥有玉米脱粒机和铲车，同时受雇的人还有高德友、刘某2、李某。我们几个负责拆玉米篓子，上玉米，清底。每吨给我们几个十元钱。在此之前我们也给聂氏兄弟提供过同样的劳务。二、答辩人等几名受雇的工人在现场均接受聂氏兄弟的指挥，之前干活是，此次依然是。发生事故的当时答辩人王守丰就是聂云龙指挥拆的玉米篓子。三、答辩人在现场听从聂氏兄弟的安排，按聂氏兄弟要求上的玉米篓子，拆玉米篓子的钢筋钳子也是聂氏兄弟的铲车里携带的，聂云龙当时在现场督促我们说，抓紧干，抓紧打，我还得去高铁干活。在聂云龙的督促下，我们干的活，结果发生了意外。综上所述，应当承担责任的是聂氏兄弟而不是答辨人等受雇的工人，答辩人等受雇的工人只是按聂氏兄弟的要求进行工作，并无过错。意外的发生完全是聂氏兄弟安全意识和安全保障不够以及指挥不当造成的。因此，答辩人不应承担此次意外事故任何责任。第三人张宝奎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是联系人，不是收粮人。我不是买方，也不是卖方，我也没有受益。把我列为第三人是错误的。我只是与买粮人认识，他让我去给联系。收粮人是刘某1，他与聂云龙见过面，他们两人之间谈的玉米合作的事情。价钱都是聂云龙与收粮人刘某1定的，定的上车价格。实际上脱粒机在脱粒的时候自带工人，没有另外雇人的情形。我没与聂云龙商讨过雇佣工人的事情。收粮人也没有与聂云龙商讨过雇佣工人的事情。收粮人不可能与脱粒车主达成雇人的协议，因为收粮人是外地人，不认识当地人。按照一般的交易习惯，收粮人是与卖粮人或者脱粒机主(有分别谈的，也有与两人一起)谈的粮食上车价以及脱粒费用，然后买粮人再把费用打到一个人的卡上，卖粮人和脱粒机主再分。开始是我与聂金龙打交道，第二次是聂云龙给我打电话，说他是聂金龙的弟弟，说粮要涨价，我说不用跟我说，跟哈尔滨的老板自己协商。他们讲好价格以后，收粮人给打了一部分定钱，钱打到谁的账户我不清楚。第三人王立国述称，我与本案无利害关系，聂云龙申请追加我为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是错误的。我将玉米卖给张宝奎，交易合法，双方对玉米脱粒、价格均作了明确约定，玉米由张宝奎自行组织脱粒，脱粒后按实际重量结算付款。张宝奎找聂金龙、聂云龙二人用玉米脱粒机为玉米脱粒，聂云龙二人雇佣李某参加玉米脱粒。在脱粒前需要将脱粒的玉米棒子从玉米篓上卸到地面上，在卸玉米时，聂云龙无安全防范意识，指导不力，操作不当，使玉米棒子从篓里滑落出来，将在场的李某拥倒，致其伤亡。我储存玉米的玉米篓子虽是木结构，但坚实牢固，无安全隐患。所以，本案的铸成及产生的不良后果与我无任何关联，聂云龙申请追加我为第三人是错误的。李某受雇于聂云龙、聂金龙，李与聂二人形成了劳务关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对因劳务关系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作了明确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陈桂芹等五人已经确认，死者李某生前与聂云龙、聂金龙形成劳务关系，陈桂芹等五人已对聂云龙、聂金龙提起民事诉讼，聂云龙、聂金龙二人难脱法律责任。李某的死与我无任何利害关系和因果关系，聂云龙申请追加我为本案第三人是企图转移视线、逃避法律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１．集贤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询问王守丰笔录，在该笔录中，王守丰称雇主为聂云龙。被告聂云龙和聂金龙对该笔录有异议，均称自己不是雇主。诸第三人无异议；2.集贤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询问高德友笔录，在该笔录中，高德友称是给聂云龙帮工，不是劳务关系。被告聂云龙有异议，认为高德友不是帮工，获得了劳务报酬，其他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3.集贤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询问王立国笔录，王立国称他和聂云龙、聂金龙是买卖交易关系。被告聂云龙有异议，认为二被告不是收粮人，只是帮助联系购买事宜。其他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4.集贤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询问聂云龙笔录，聂云龙称其不是李某的雇主，雇主为收粮人，他只是帮助收粮人召集工人，在现场负责安全监督，并且也告知了安全注意事项。被告聂金龙无异议，第三人王守丰有异议，认为雇主就是聂云龙。张宝奎有异议，认为是聂云龙当时催促工人抓紧时间干活。王立国无异议；5.被告聂云龙申请刘某2出庭作证，欲证明雇主为收粮人，而不是聂云龙。原告对该证言有异议，认为刘某2的证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不可信。被告聂金龙无异议。第三人王守丰认为不属实，其没有责任。第三人张宝奎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漏洞百出，前言不搭后语。第三人王立国对证人证言没有意见。6.在庭审时第三人王守丰申请高德友出庭作证，高德友在作证时称，本次劳务的雇主为聂云龙，在集贤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做询问笔录时，称聂云龙没有给开资，所以以为聂云龙打电话让其干活是帮工，后期聂云龙给工资后才知道是雇佣。7.第三人张宝奎申请证人刘某1出庭作证。刘某1称，他是该次收购玉米的买主，通过张宝奎与聂金龙联系，在第三人王立国处购买玉米，聂云龙和聂金龙负责脱粒事宜，包括拆解玉米架、脱粒、装卸玉米等，脱粒和装卸的机械和雇工均由聂云龙和聂金龙负责，刘某1将玉米款连同脱粒费用全部转给第三人王立国，王立国将脱粒费转交给聂云龙，同时提供了与第三人王立国收款时汇入相符的银行账号。原告和被告聂金龙、第三人王守丰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聂云龙有异议，认为证人支付的粮款中包含了脱粒费和雇佣工人的劳务费，支付劳务报酬的就是雇主，而证人现承认其为收粮人，不排除是第三人张宝奎与证人串通作伪证来逃避法律责任。8.原告提供录音证据：1）.2019年4月29日，原告李洪君、被告聂云龙及双方亲属在一起协商的过程。在录音中，被告聂云龙明确承认是由其雇佣了李某，愿意承担责任，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2）.2019年4月30日，原告李洪君与证人刘某2的电话录音，在通话中，刘某2承认雇主为被告聂云龙。3）.2019年5月11日，原告李洪君与被告聂云龙电话录音，通话中，聂云龙承认是其雇佣李某。4）.2019年10月11日，原告李红艳与李春胜电话录音，通话中，李春胜称雇佣工人的雇主为玉米脱粒主，其曾经被被告聂云龙雇佣进行玉米脱粒工作。对以上的证据，本院综合认定如下，高德友虽然在集贤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询问笔录中与本案庭审时的说法不一致，但是，在庭审中，其表述流利，对法庭和各方当事人的询问也能够予以充分的回答，所陈述的事实与其它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对高德友在庭审中出庭作证的证言予以采信。证人刘某2在庭审中的证言前后矛盾，表述不一，与原告李洪君通话中表述也不一致，故对刘某2的证言不予采信。证人刘某1在庭审作证时，能够清晰陈述粮食收购的经过，并提供了支付玉米款的的证据，故对刘某1的证言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四份录音证据，基本反映了客观事实，是在双方无所戒备的心态下所作的如实叙述，故对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予以采信。王守丰、王立国在集贤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询问笔录与本案庭审时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二人的询问笔录，予以采信。被告聂云龙在集贤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询问笔录与本案审理时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7日，被告聂云龙雇佣李某、王守丰、高德友、刘某2四人到第三人王立国家从事玉米脱粒工作，约定劳务费为10.00元/吨。下午两时许,李某和王守丰到玉米架顶上准备拆卸玉米架，被告聂云龙说可以拆了，高德友便将钳子递给王守丰，王守丰剪断铁丝后，玉米架坍塌，李某和王守丰随散落的玉米摔到地上，致李某受伤。李某受伤后，当即被被告聂云龙和李某家属送至双鸭山市人民医院救治，诊断为头部外伤、心包积液、主动脉夹层、T12胸椎压缩性骨折、骶骨骨折，给予吸氧、开通静脉通路方法治疗，并转入ICU重症监护检查治疗，支付医疗费3275.96元，病案复印费19.50元。医嘱建议转往上级医院心脏外科治疗。当日16时30分，雇佣个人救护车转院至佳木斯中心医院。当日17时56分，入佳木斯中心医院心脏血管外科救治。诊断为主动脉夹层破裂、心包积液、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创伤性休克。给予镇静、补液、抑酸等对症治疗。因李某“意识不清，烦躁状、颈静脉怒张、心音遥远、挠动脉脉动未触及”，家属决定转往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医嘱亦建议转往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支付医疗费1789.26元。当日23时30分,雇佣佳木斯市急救中心救护车前往哈尔滨市救治，行至途中，李某死亡。支付院前急救费等12435.00元。根据被告聂云龙的申请，本院通过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委托黑龙江新讼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李某进行了尸体病理检验，以确定李某饮酒、自身疾病、家属转移加重病情这些因素与其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在死亡后果中的参与度。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7月6日进行了尸体检验，并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了黑新讼司鉴中心〔2019〕病鉴字第4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在“分析说明”部分称：根据医院临床诊断，尸体表面检验，大体解剖及病理组织学镜下观察标明：1.依据李某血样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24.29mg/100ml，对死亡结果的影响难以认定；2.死者右心房在临近肺动脉处有一横行1.3cm破口，是心脏破裂发生心包填塞致死亡的重要原因……。死者右胸前壁多处皮肤软组织挫伤，胸椎压缩性骨折，骶骨骨折系顿性物体作用及高空坠落或跌落形成，上损伤与其死亡无明显作用之间关系。患者生前虽患有多种（脑、肺、肾脏）慢性疾病，但是上述疾病属于自身原有疾病，且与死亡缺少关联性，与死亡无明显因果关系。3.李某在外力作用后心脏破裂、心包填塞、处于休克状态，其心脏损伤严重，在当地医疗条件下难以救治。因此认为，无论是接诊医生建议或家属自行转院均是求医救治的正确选择，对患者最终死亡结果不产生影响；与李某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鉴定意见为：1.死者李某血样中乙醇含量为24.29mg/100ml；2.死者生前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及心肌病基础上，受到外力震荡作用，致心脏破裂，心包填塞而死亡；3.转院对患者最终死亡结果不产生影响；与其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聂云龙为该鉴定支付鉴定费13000.00元。死者李某的近亲属有：妻子陈桂芹，1946年5月26日出生，二级残疾；儿子：李洪君，（工作单位是上海赫润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工作地点在江苏省南京市，月工资5200.00元，为处理李某的后事误工69天）、李红卫；女儿：李艳娟、李红艳（工作单位是双鸭山开发区庆沣种子商店，月工资3000.00元，为处理李某后事的误工64天）。李某于1947年7月23日出生。2018年黑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804.00元/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417.00元/年。2018年黑龙江省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标准为60780.00元/年。本院认为，受害人或其亲属起诉雇主,要求雇主依据过错承担责任,是基于双方的雇佣关系而让雇主承担责任,而起诉第三人要求承担其赔偿责任,则是基于另一种类的侵权行为。因而同时起诉雇主和第三人是两个不同的诉,故而不能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处理,必须由原告方进行选择。本案诸原告在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中要求由雇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虽然本院准许了被告聂云龙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但在审理过程中，经过本院的明示，原告坚持要求由雇主承担责任，而不要求由被告申请追加的第三人与雇主共同承担责任,故本案的案由应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而不是生命权纠纷，本院不能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裁决。也就是说，在本案中二被告是否为雇主，如是雇主，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的焦点是聂金龙、聂云龙二人是否与死者李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雇佣一般是指根据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的期限内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行为。雇佣关系主要看双方是否有合同（包括口头合同），雇员是否获得报酬，雇员是否以提供劳务为内容，雇员是否受雇主的控制、指挥和监督，即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死者李某与其他提供劳务人员王守丰、高德友、李全胜等人是由被告聂云龙与其协商劳务事宜。李某及王守丰等人从事玉米脱粒，由被告聂云龙支付劳务费。在工作过程中，受聂云龙的控制、指挥和监督，且多年来，李某及王守丰等人也一直由被告聂云龙雇佣进行上述工作。在农村玉米脱粒时的习惯性做法是买、卖玉米者均不负责脱粒和雇佣工人，而是将上述工作包给脱粒机主，由其负责雇佣工人操作。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被告张宝奎为购买玉米者，也无证据证明张宝奎为死者李某的雇主。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聂金龙为脱粒机和装载机的所有者或本次劳务的雇主，被告聂云龙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他人为李某及王守丰等人的雇主,故本案可以认定被告聂云龙为李某的雇主。死者李某在从事雇佣活动中为被告提供劳务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聂云龙及李某应对李某死亡所产生的后果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聂云龙作为雇主，未对李某从事的工作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提供完善的安全保护措施，未能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指挥工人工作的过程中未能合理指挥,对危险性预判不足,其存在过错，应对李某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能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导致死亡的后果，其本人具有一定的过错，亦应承担部分责任。综合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本院酌定李某死亡所致损失，由被告聂云龙承担70%责任，李某自行承担30%责任。鉴定意见书中虽然检测出死者李某体内酒精含量为24.29mg/100ml，但其鉴定意见为”对死亡结果的影响难以认定”,故被告称李某饮酒对其死亡的后果应承担相应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某死亡的经济损失本院认定和计算如下：1.医疗费：5113.72元；2.死亡赔偿金：124236.00元[即13804.00元/年×（20-11年）]；3.丧葬费：30390.00元（即60780.00元/年/2）；4.交通费：虽然原告没有提交从双鸭山双矿医院去往佳木斯中心医院的120救护车费的正规票据，但确实发生了该笔费用，本院酌定为1000.00元；佳木斯急救中心救护车院前急救费用12435.00元，合计13435.00元。5.被扶养人生活费（陈桂芹）：被扶养人陈桂芹为二级残疾，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靠死者李某务工及四名子女抚养，故被扶养人陈桂芹要求给付生活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为15983.80元[即11417.00元/年×（20-13年）/5人]；6.李某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李洪君往返2791.50元，李阳135.50元，李明2290.00元；李红艳和李艳娟到哈尔滨市取回李某解剖脏器往返交通费512.50元。误工费：李洪君：被告聂云龙于2019年5月17日向本院申请对李某的尸体进行病理检验等鉴定，李洪君作为李某的长子，从外地赶回家中料理后事，因鉴定时间的不确定，致使出殡时间一再拖延，直至2019年6月末鉴定中心才对尸体进行病理解剖，李洪君在家等候解剖并在出殡后再返回工作单位，也是人之常情。李某未能在短期内火化，是因被告聂云龙申请尸体解剖引起的，并非李某家属方面造成，故对李洪君误工费可支持二个月，即10400.00元（5200.00元/月×2个月）；李红艳为办理丧葬事宜有一定的误工期，符合法律规定，但其工作单位及居住地均在集贤县福利镇，没有必要连续误工两个月，可支持其一个月误工费3000.00元。以上合计19129.5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李某的意外死亡给其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为35000.0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243288.02元。原告提交的丧葬费用票据，因本院已经支持了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丧葬费，且该数额超出了原告实际发生的数额，故本院对上述票据发生的费用不予支持。因黑龙江新讼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明确李某死亡原因为“死者生前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及心肌病基础上，受到外力震荡作用，致心脏破裂，心包填塞而死亡”，即其自身所患疾病并非是造成其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在雇佣活动中意外摔倒而造成了死亡的后果。聂云龙其它申请鉴定事项也排除了李某及家属自身原因与其死亡有因果关系，故被告聂云龙交纳的鉴定费13000.00元，由其自行负担。综上所述，原告陈桂芹、李洪君、李艳娟、李红艳、李红卫要求被告聂云龙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聂云龙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陈桂芹、李洪君、李艳娟、李红艳、李红卫经济损失人民币180801.61元[（即243288.02元-35000.00元）×70%+35000.00]；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74.00元，减半收取计2787.00由原告陈桂芹、李洪君、李艳娟、李红艳、李红卫负担829.00元，被告聂云龙负担195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峰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陈晓冬赵博附：本判决书适用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条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