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3民初1080号 原告：徐国江，男，1965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吉儿，浙江剡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林军，男，1976年11月24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被告：俞灿，男，197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炜军、张晶晶，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 被告：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嵊州市三江街道惠民街18号一楼。 法定代表人：竹永敏，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志南，浙江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嵊州大道281号—1号至281号—8号（二层）。 法定代表人：朱樟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成恺，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国江与被告郑林军、俞灿、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月3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朱干平独任审判，于2019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于2019年4月29日转为普通程序并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国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吉儿，被告俞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炜军、被告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志南、被告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成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林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国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劳务清包费109000元，并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5月28日，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将座落于嵊州市四海路嵊州市四海商务大楼工程发包给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同年5月29日，被告郑林军、俞灿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一份，四海商务工程的负责人为郑林军、俞灿。 2016年4月5日，由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长期拖欠工程款，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发出告知函。又在2016年6月3日，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一致同意终止总施工合同，但工程款仍未付清，随后郑林军、俞灿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对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均提起了诉讼，要求支付工程款以及相关损失。嵊州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了（2016）浙0683民初3925号民事判决，判决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支付郑林军、俞灿工程款以及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并认定郑林军、俞灿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属于借用资质的挂靠关系。 本案原告是四海商务大楼工程的木工班组组长，2015年6月12日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建筑施工劳务清包协议》。约定了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应收款以及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进场提供劳务，但如前所述，2016年6月3日，总施工合同终止，工程全部停工。 2016年8月11日，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项目负责人俞灿与原告签署《结算单》，明确至2016年8月11日，原告应得的劳务清包费包含建设方违约造成的误工与窝工损失补贴费，共计1762300元，其中误工与窝工损失补贴费为184600元，已支付劳务清包费1448300元，尚余320000元未支付。（庭审中补充：在结算单最后的结论中320000元是没有问题的，是正确的，对于前面的包括误工和窝工损失是错误的，当时这份结算单是被告俞灿要求原告签订的，实际原告方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误工和窝工损失费，而且原告也明确表示对误工费和窝工损失费均予以放弃，只要求工程款就可以了，实际上面的工程款总计1385592元（52元每平方×26646平方，误工和窝工损失是没有的），原告已领取了工程款1060000元，不是1448300元。1385592-1060000元=320000元未付是正确的）。 2018年8月18日，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又出具一份《承诺书》给原告，承诺在2016年8月28日前支付木工班组民工工资款（劳务清包费）160000元，余款（结算单尚欠总额320000减去160000元的余款）在2016年12月30日前结清。 2016年8月31日，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了《承诺书》前期应付的160000元，2017年1月26日又支付了51000元，余款109000元未付。 原告认为，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案《建筑施工劳务清包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与原告进行了结算。实际施工人郑林军、俞灿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属于借用资质的挂靠关系，故郑林军、俞灿应支付原告劳务清包费。而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属于债务的加入，亦应支付原告的劳务清包费用。 被告俞灿答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保留向原告追回多付工程款的权利。本案中原告系讼争工程的木工班组负责人，工程在2016年6月3日施工合同终止停工也是事实，但是在停工以后，双方已经进行了结算，当时的结算包含误工和窝工损失总计工程款1762300元，其中窝工和误工损失184600元，剩下320000元未付。结算以后，在被告俞灿和被告郑林军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工程款诉讼即（2016）浙0683民初3925号案件过程中，原告向法院明确提出，其出具联名承诺书并承诺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作为木工班组不存在窝工损失和误工损失，并放弃相应的所有费用，也就是说原来的结算数字上面不存在这个损失，放弃款项184600元，320000元只剩下135400元。在G20峰会召开前期，各班组向嵊州市劳动监察大队反映要求支付工程款，为了社会稳定，劳动监察大队分别对他们作了笔录，然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作出承诺，在2016年8月18日前再支付160000元，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作出承诺以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又先后支付了160000元、51000元，已经多付了75600元。至于刚才原告在庭审中的变更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原告在2016年8月30日向嵊州市劳动监察大队反映时曾经作过笔录，劳动监察大队问原告，一共做了多少工资，已经领取了多少，还可以领取多少，原告明确陈述1762300元，已经领取1442300元，还可以领取32000元，总的数字与原来结算是一致的，无非是里面包含了184600元的误工和窝工损失。被告方认为本案中被告已经全部支付了应付的工程款，而且因为缺少沟通，在G20峰会期间，由于劳动监察大队出面调解，多付了75600元，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答辩称，1、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与郑林军、俞灿曾经签订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事实，但是本案原告诉请的工资、劳务费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郑林军、俞灿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的诉请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没有相关的合同依据。2、原告以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债务加入向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提起诉讼，原告的这个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原告提供的证据副本中虽然有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的承诺，但这个承诺时间是2016年，但郑林军、俞灿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诉讼是2016年，是诉讼在后，案件判决时间是2017年10月20日，判决书中已经明确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与郑林军、俞灿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没有涉及到本案的原告。而且2016年的承诺书并不是向原告承诺，而是因劳动部门在处理相关工资纠纷时在劳动部门的协调下面，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向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所作出的承诺，同样与原告不存在法律关系，也没有因果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1、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本案的施工关系是郑林军、俞灿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郑林军、俞灿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挂靠关系，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挂靠关系下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仅承担一个转付责任，在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没有支付的情况下，没有义务向原告等承包人支付相应的工程款。2、本案中，涉案工程的已经有实际施工人对案涉工程量进行了起诉，现在再次起诉已经包含在上次诉讼中，构成了重复诉讼。3.虽然原告的诉状中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是合同的相对人，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结算单），与原告签字确认工程量款都是俞灿本人，虽然有项目部的盖章，但项目部并无相应的法律主体资格，且项目部下面载明了签订经济合同无效，实际上面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并不认可这种相关经济责任承担的文件的签署，并未进行授权签署相应的经济合同，不应该由此推断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应承担相应的工程款支付责任。 被告郑林军未应诉答辩，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的权利。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递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16）浙0683民初392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实郑林军、俞灿挂靠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施工的事实，并且在3925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最终判决由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支付郑林军、俞灿工程款，并因合同无效造成的部分损失，损失主要是包括停工造成的误工、窝工损失和赔偿费用； 证据2、原告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建筑施工劳务清包协议》一份，该协议中约定了工程名称、地点、承包方式、承包范围包含了地下室及裙楼等，包含建筑面积48800平方米，根据该合同约定的款项，是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人民币57元计算的； 证据3、《结算单》一份，证实2017年双方确认工程款的余额是320000元，相关的误工和窝工损失费原告方并没有实际收到的事实； 证据4、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证实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承诺在2016年8月28日支付民工工资160000元，并于2016年12月30前结清该班组全额承包款，从而证实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应当对本案的民工工资款承担付款责任的事实； 证据5、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单一份，证实2017年1月26日，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款项51000元的事实。承诺书的原件现在在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处。 上述证据经俞灿质证，对证据1即嵊州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3民初3925号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根据该判决书第8页可以证实不存在停工损失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被告将相应的木工这一块工程包给了原告这个事实；对证据3认为原告提供的是复印件，而且被告也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份结算单，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上面的数字当时是谈到过这么一个数字，这个结算单不是原件，也不是一个真实的结算单，但是对数字是没有异议，余下320000元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个结算单是不存在的，事实有，但这个结算单的形式不存在；对证据4不清楚，且是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陈述到出具的方式，本被告当时是不清楚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原告自己认为是付木工工资款的。 上述证据经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质证：对证据1即（2016）浙0683民初3925号民事判决书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原告提供该证据是证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但是该判决书的判决结果不能证实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有义务需要向原告支付工资或者劳务费，相反这个判决书确定了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欠郑林军、俞灿的是工程款，原告诉请的工资还是劳务费发生在原告与郑林军、俞灿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2016）浙0683民初3925号案件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证据2、证据3，是原告与郑林军、俞灿之间的关系，本被告不清楚。如果该《建筑施工劳务清包协议》是真实的话，本被告也认为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没有关联性，因为合同的相对方是原告和郑林军、俞灿；对证据4，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没有向原告作出过任何承诺，该承诺书本身与原告也没有关联性，即使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书落款的时间是2016年8月18日，随着（2016）浙0683民初3925号民事判决书的生效，对各方当事人及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包括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以及本案的原告的权利义务都应当受到生效判决的影响，但是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权利义务关系；证据5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 上述证据经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质证，对证据1即（2016）浙0683民初3925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可以证实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郑林军、俞灿之间是一种挂靠关系，根据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挂靠关系，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是一种转付责任，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原告要求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劳务清包费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对证据2，劳务清包协议虽然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盖了公章，但是本案中实际的转承包人是本案的另一被告俞灿和郑林军，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2016）浙0683民初3925号案件中认定是挂靠关系，与原告没有任何劳务合同关系；对证据3，原告提供的结算单中虽然有项目部的公章，但实际发生在郑林军、俞灿与原告之间，刚才俞灿也进行了答辩，具体的工程量款要通过他们的结算，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不是本案相对人；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承诺书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银行流水账号，51000元确实是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但是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是一种转付行为，在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没有收到建设单位的其他工程款的情况下，原告要求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其余工程款没有任何依据。 被告俞灿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6、2016年8月31日工地各班组组长包括本案原告出具的《联名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原件在（2016）浙0683民初3925号案卷中，证实原告在该承诺书中承诺所谓的结算单中所涉及的误工费和窝工损失费及机械设备闲置费等除掉工程款之外的其它费用，都是项目负责人俞灿单方面的意见，并且本班组也没有产生以上费用，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误工费和窝工损失实际上面是不存在的； 证据7、2016年8月30日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调查笔录一份，原件在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劳动监察大队的调查人向本案原告询问做了多少工程，领了多少，还有多少，原告在该笔录中明确陈述一共做了1762300元工程款，已经领取1442300元，还可以领取320000元，但这个所谓的320000元包含了所谓的误工和窝工损失184600元。 上述证据经原告质证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6、证据7是复印件，虽然其中一份盖了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但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本身是本案的被告，故要求核对相关的原件或者档案件。结算单是原告和俞灿挂靠于亿厦公司对工程款进行的结算，对结算单上面的最后一个数字320000元是正确的，到结算那天为止尚欠320000元，被告及其代理人都是确认的，双方惟一的争议就是被告认为对于所谓的误工和窝工费损失已经支付给我们，要求我们返还。事实上面原告确实放弃了误工和窝工损失费，包括今天的诉请中只要求劳务费而没有要求四被告支付原告任何的损失，原告要求的唯一损失是利息损失，《联名承诺书》中原告确实放弃了误工和窝工损失费，也都不需要四被告支付，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从头至尾原告都没有收到过工程款以外的任何误工损失。如果被告方认为已经支付给原告任何的误工和窝工损失费的话，应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 上述证据经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质证，对两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被告方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请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没有关联性。如果原告有劳动报酬的诉求，也是与郑林军、俞灿之间的关系。 上述证据经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质证，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因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参与，应由原告发表质证意见。 郑林军未到庭质证，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 结合原告、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审核认为，各被告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1-证据5无实质性的异议，原告以及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对俞灿提供的证据6、证据7亦无实质性的异议，故上述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2015年5月28日，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将座落于嵊州市四海路嵊州四海商务大楼工程发包给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同年5月29日，郑林军、俞灿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一份，约定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将上述涉案工程以内部承包方式交由郑林军、俞灿施工。 2016年4月5日，由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长期拖欠工程款，郑林军、俞灿以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名义向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发出《停工告知函》，通知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涉案工程于2016年4月8日起停工；2016年5月31日向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发出《关于解除施工合同的函》。2016年6月3日，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回复同意终止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工程款仍未付清，随后郑林军、俞灿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对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均提起了诉讼，要求支付工程款以及相关损失。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了（2016）浙0683民初3925号民事判决，判决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支付郑林军、俞灿工程款以及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并认定郑林军、俞灿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属于借用资质的挂靠关系。 本案原告是嵊州四海商务大楼工程的木工班组组长，2015年6月12日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建筑施工劳务清包协议》。约定了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应收款以及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进场提供劳务，但因2016年6月3日，总施工合同终止，工程全部停工。 2016年8月11日，俞灿与原告签署《结算单》，明确至2016年8月11日，原告应得的劳务清包费包含建设方违约造成的误工与窝工损失补贴费，共计1762300元，其中误工与窝工损失补贴费为184600元，已支付劳务清包费1442300元，尚余320000元未支付。 2018年8月18日，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在2016年8月28日前支付木工班组民工工资款160000元，并于2016年12月30日前结清该班组全额承包款。2016年8月31日，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支付了《承诺书》前期应付的160000元；2017年1月26日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了51000元。 另认定，郑林军、俞灿于2016年6月7日向本院起诉，要求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等。本院以（2016）浙0683民初3925号案件受理后，原告出具了一份《说明》。该《说明》显示：“2016年8月11日，在与项目负责人俞灿的工程结算中，…劳务清包费包含误工与窝工损失共计1762300元，其中误工与窝工损失补贴184600元，已经支付1442300元，剩余工程款320000元。本人对协议内容表示反对，根据木工班组施工的实际发生情况，在已完成工程中工程款结算总额为1385592元（完工面积26646平方米×每平方米52元），并没有产生误工与窝工损失，不存在误工与窝工损失补贴184600元”。同时，在2016年8月31日由原告等7人签名的《联名承诺书》中也反映出“所涉及到的误工费、窝工损失费及机械设备闲置费等除掉工程款之外的其它费用…各班组均未领到过，并且本班组也没有产生以上费用，本人全权代表班组所有民工承诺自愿放弃本班组在此项目中所产生的以上所有费用”。 再认定，原告2016年8月30日在《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中在回答“你们木工班组在该工地一共做了多少工资？已经领取了多少？还有多少可领取工资，有依据吗？”问题时，陈述“我们木工班组在该工地一共做了1762300元工程款，已经领取了1442300元，20位木工还可以领取320000元，有依据的”。 本院认为，因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反映其与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与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建筑施工劳务清包关系；且在郑林军、俞灿起诉要求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等一案中，本院已经依法作出判决，由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等义务；而原告在该工地的管理、结算，均与郑林军、俞灿发生关系。故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 原告在当庭陈述中变更了其在涉案工地的工程量以及已经领取的工程款，但其在《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中已经明确回答了其所在班组的工程量以及已经领取的工程款、尚未领取的工程款，但因其未提供变更陈述的依据，故对其当庭的变更陈述不予采信。在原告所陈述的320000元款项中，因原告所提供的《结算单》包括了184600元的误工与窝工损失补贴，而其在向本院（2016）浙0683民初3925号案件中所作的《说明》明确并没有产生误工与窝工损失，不存在误工与窝工损失补贴184600元，在2016年8月31日由原告等7人签名的《联名承诺书》中也反映出不存在误工费、窝工损失的事实，故该184600元的误工与窝工损失补贴应从原告可以领取的320000元中剔除，亦即原告所在班组可实际领取的工资为135400元。而根据本案已经收集的证据显示，嵊州市四海实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31日支付了160000元，浙江亿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26日支付了51000元，金额已超过了135400元。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劳务清包费109000元，并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与事实不符。因被告郑林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依法可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徐国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80元，由徐国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干平 人民陪审员  尉木根 人民陪审员  尹锡华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日 书 记 员  方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