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4民终10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文，男，1981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平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博，甘肃为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清峰，男，1957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平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生勇，男，1967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平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甘肃途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国文因与被上诉人刘清峰、万生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平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甘0403民初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国文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平川区人民法院（2019）甘0403民初4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内容，改判被上诉人万生勇对本案借款73万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借款担保的事实有2018年9月30日的借条为证，各方面的要素是齐全的，以此证明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形成借款担保关系，按照该借条二被上诉人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如果二被上诉人认为已经偿还，应当收回该借条，但该借条仍在上诉人手中，可见借贷担保的法律关系并没有消灭，二被上诉人认为其偿还了借款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与客观事实不符，应承担偿还借款的举证不能责任。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清峰之间因煤炭买卖产生的债务已经清算，不存在拖欠煤款的事实，原审法院以煤炭买卖产生的债权债务与该案民间借贷做以混同，以煤炭的利润来抵顶借贷款项，从而免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煤炭买卖与民间借贷本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相互不能混同，据此，请求二审确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清峰经本院传唤未到庭，但通过手机短信进行答辩，答辩内容如下：“关于万生勇给我担保73万元的事情是属实的，原因是2018年9月30日，因要借钱开工资，所以从李国文处借钱，因我矿出的煤由李国文一人拉走，当时开工资钱不够，我就找李国文，李国文提出这矿10月份要停，除非万生勇给你担保，我才给你借钱，因为这个矿是万生勇的。李国文说你是外地人跑了咋办，万生勇是本地人跑不了，所以就叫万生勇做了担保。关于用煤抵顶借款，10月份李国文拉走了90多万元的煤，有账可查，10月23日矿关了后，我和李国文算账，包括李国文6、7、8月交的钱，还欠李国文71.6万元，当时我说把借条给我，下剩的款我给李国文打个条子，李国文说不行，他说给你两万元现金，让去6000元，凑够万生勇担保的73万元的借据，我问万生勇要。就这样李国文硬把万生勇担保的73万元的借据扣下了。我在山东身体不适，到不了法庭，请法官理解”。万生勇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合法有效，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当维持，案涉借款已经全部归还，借款发生之后，按照三方约定的还款方式，自2018年10月1日起，债务人刘清峰将煤炭利润顶抵李国文，还清了该笔借款。因此，案涉担保人万生勇担保的债务为特定债务，李国文与刘清峰因2018年10月24日结算，导致特定债务与其他债务混同，据此因结算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为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并非原担保债权债务关系。一审判决中判决73万元，并非原担保73万元债务，而是刘清峰与李国文之间债务结算后所凑的73万元。上诉人提交的借条的性质已经改变，仅仅是刘清峰和李国文之间计算的单据。上诉人主张借条在其手中，则原担保就存在，这与客观事实是不符的。该条据的出具、保管、收回，万生勇是无法参与的，且万生勇对刘清峰与李国文之前是否存在债务并不知情。其余答辩内容详见代理词，综上，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针对刘清峰的辩称，上诉人李国文反驳：一、对刘清峰称述借款及担保事实没有异议；二、煤炭采购结束后对账行为也是存在的，但是对账结果与刘清峰陈述不一致，理由：2018年9月至10月李国文共计拉煤8459.40吨，双方约定每吨煤360元，产生的煤款是3045834元，自2018年9月30日至2018年10月24日，李国文共计打款2246065元，同时双方在2018年9月30日粗略对账过程中，刘清峰认可尚欠李国文100万元左右煤款，李国文合计向刘清峰实际支付的煤款为3246065元，李国文支付的煤款超出拉煤的实际价值，相差21万余元；2018年10月23日，李国文和刘清峰对剩余煤款进行了结算，用剩余的21万元煤款抵顶李国文应当交付坤恒矿的承包费211570元。2018年10月23日，只是对煤款的行为进行了结算，对于借款双方之间并未进行过结算。三、本案不存在刘清峰索要借条,李国文不给的事实，因为2018年10月23日，刘清峰当时以资金紧张确实又向李国文借了2万元现金，该2万元现金未打条，按照刘清峰陈述的事实，逻辑不通；四、刘清峰称述的以煤款利润偿还借款，李国文根本不知道，且刘清峰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李国文向原审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730000元；2.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国文与刘清峰系多年生意合作伙伴，双方之间互有债务往来。刘清峰在承包经营甘肃坤恒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下采矿作业期间，于2018年9月30日，因流动资金不足，导致工人工资拖欠，以万生勇为担保人向李国文借现金73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今借到李国文现金730000元，大写柒拾叁万元整”。该笔借款用于工人工资发放。后李国文多次向刘清峰、万生勇主张权利追偿借款未果。刘清峰于2018年9月30日借款后，在甘肃坤恒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继续生产经营煤矿。李国文向刘清峰购买煤炭，截至2018年10月23日，李国文共计购得煤炭8459.4吨，应付刘清峰煤款930600元。后李国文与刘清峰对双方之前的生意往来进行结算。经核算，刘清峰拖欠李国文716000元，但未出具结算单。李国文将刘清峰的部分条据返还刘清峰，将万生勇担保的73万元借款条据未返还刘清峰。当时李国文又借给刘清峰2万元，因此刘清峰共拖欠李国文736000元。李国文就将万生勇担保的73万元借条留下，作为2018年10月24日双方结算的手续。刘清峰在2019年4月12日庭审中承认：“万生勇担保的73万元还了，从万生勇担保时间开始起，李国文就到矿上拉煤，将73万元借款用煤款顶清了还长着呢。原煤每吨360元，拉了8459.4吨，其中每吨250元给坤恒公司交账，110元是刘清峰的利润，刘清峰将每吨110元给李国文顶账。这件事在借钱时就说好的尼。”现李国文放弃了6000元债权，只诉请判令刘清峰、万生勇偿还借款73万元。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李国文与被告刘清峰、万生勇签订了借款担保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系民间借贷关系。出借人李国文履行了提供借款义务，借款人刘清峰也拿到了全部借款，双方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刘清峰未足额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本案中，在2018年9月30日之前，原告李国文与被告刘清峰之间有多笔债务。2018年9月30日，由万生勇担保刘清峰向李国文借款73万元。庭审中刘清峰自认万生勇担保的73万元双方事先商量好用坤恒矿的煤款给付，并且李国文于2018年9月30日之后至2019年10月23日在坤恒煤矿拉煤8459.4吨，其中每吨110元是刘清峰的利润，刘清峰将每吨110元给李国文顶账，因此万生勇担保的73万元债务，刘清峰向李国文偿还完毕。万生勇对刘清峰的上述陈述无异议。2018年10月24日，李国文、刘清峰对双方之前发生的全部债务进行了结算，包括2018年9月30日万生勇担保的刘清峰借李国文的73万元，结算结果为刘清峰欠李国文716000元。在李国文与刘清峰双方之间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未告知担保人万生勇，未取得担保人的同意，因此担保人万生勇不再承担担保责任。本案第二次开庭时，被告刘清峰经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是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刘清峰偿还原告李国文借款本金73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被告万生勇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00元，由被告刘清峰负担。二审询问双方当事人时，上诉人提交第一组证据：2018年2月至2018年10月24日农行交易明细单1份，共计31页。证明事项：1、2018年9月30日之后，上诉人向刘清峰指定的人员李洋、张美清二人总计转购煤款2456375元，其中有一笔210310元，是在2018年9月29日转款的，上诉人在拉煤过程中，采取先付款再拉煤方式，不存在拖欠煤款用73万元借款抵顶煤款的事实；2、2018年2月至2018年9月30日，李国文均采取先付款后拉煤的方式，共向刘清峰指定的人员转煤款1900余万元，截止2018年9月30日，还拖欠李国文100余万元的煤未予拉运。上诉人提交第二组证据：2018年10月23日刘清峰出具证明1份。李国文欠坤恒煤矿承包费211570元（由刘清峰顶欠李国文煤款，公司从刘清峰帐中扣除211570元，证明李国文承包费已交清）。证明事项。1、2018年10月23日，该条据刘清峰签名前有“坤恒矿”与借条中刘清峰签名前有“坤恒矿”三字保持一致，说明坤恒矿只是表明刘清峰身份问题，而不具备其他任何含义；2、该证明出具于2018年10月23日，即在双方进行煤炭买卖结算的日期，既然刘清峰能出具该证明来说明煤炭买卖的结算，同样如果双方之间对借贷关系有统一结算，应当也有相应的结算证据；3、该证明与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相印证，能够证实刘清峰最后所欠的煤款已经抵顶了承包费，双方之间因煤炭买卖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予以消灭。被上诉人万生勇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李国文付款全部系支付每吨250元煤款，剩余110万元利润，实际没有向刘清峰支付，用来抵顶了73万元借款。且银行流水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刘清峰的名字。被上诉人万生勇对第二组证据认为其不知情，与担保借款73万元没有关联。且本案一审经过两次开庭，上述证据依法不应当作为新证据向二审提交。经审查，上诉人所提交农行交易明细单，证明李国文向李洋、张美清二人转款事实，结合过磅单、刘清峰与万生勇对供煤8459.4吨，李国文转购煤款2246065元的自认，可以认定李洋、张美清系刘清峰指定的收款人员。故该证据上诉人转款给刘清峰的真实性应予采信。对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10月23日刘清峰出具的证明，系李国文欠坤恒煤矿承包费211570元，刘清峰以李国文所付煤款顶账，坤恒煤矿再从刘清峰账中扣除。该证据无其他证据印证与借条担保款73万元未予清偿有关，只证明上诉人与刘清峰顶抵承包费的关系，但与本案民间借贷无关联性，故本案不予认定。综合原审证据及二审询问笔录。经查：其一，从借条（各方对借条及担保事实无争议）产生之日2018年9月30日至2018年10月24日，刘清峰向上诉人供煤8459.4吨，上诉人向刘清峰指定人员李洋、张美清二人总计转购煤款2246065元。至于从2018年2月至2018年9月30日之前到底是先付款后拉煤还是先拉煤后付款，单纯的农行交易明细单，无从证实刘志玉等人（除李洋、张美清有证据证明系刘清峰指定人员外）系刘清峰指定人员，更无拉煤的过磅单佐证。故该证据上诉人要证明的其他主张，本院难以采信。其二、2019年4月12日原审庭审笔录（5页至6页），上诉人认可从坤恒煤矿刘清峰处拉煤8459.4吨，每吨360元，“250元给坤恒煤矿交，110元是刘清峰的利润”，该陈述系李国文一审自认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本院予以认定上述事实。根据上述拉煤吨位和价格，如从2018年9月29日至2018年10月24日，上诉人向刘清峰指定人员李洋、张美清二人总计转购煤款2456375元;如从2018年9月30日借条产生之日至2018年10月24日，上诉人向刘清峰指定人员李洋、张美清二人总计转购煤款2246065元。按每吨360元计，货款为3045834元。应支付刘清峰的利润为799769元（未算2018年9月29日转款210310元），或者589459元（算2018年9月29日转款210310元）。综合全案证据，根结借条产生时间（2018年9月30日）以及2018年10月24日刘清峰与李国文清算账结果，应采信双方最终的清帐结果。其三、刘清峰与李国文2018年10月24日进行最终清帐。2019年4月12日原审庭审笔录（6页至7页）李国文陈述：“我跟刘清峰算账了，刘清峰欠我总账71.6万元，包括欠我的煤款及借款，10月24日给刘清峰又借了2万元，当时没有打条子，6000元我放弃了，有万生勇打得73万元条子就行了。”针对73万元借款，一审问：“李国文你认为73万元还了吗？”李国文答：“给我还了1.4万元，后面又借了2万元，起诉时把刘清峰还的1.4万元没有减。”上述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结合刘清峰一审陈述（2019年4月12日原审庭审笔录6页），应当认定自2018年10月24日至，刘清峰欠李国文71.6万元，其中包括刘清峰偿还的1.4万元、李国文放弃的6000元，刘清峰又借的2万元。实际欠款数额为71.6万元（即双方清算尾款71.6万-刘清峰偿还的1.4万-李国文放弃的0.6万+刘清峰再向李国文借2万），而非73万元。因此，实际欠款数额是扣除刘清峰应得利润后其欠上诉人的余额部分。至于该利润是顶抵清偿了李国文、万生勇的借贷担保款，还是刘清峰实欠李国文71.6万元拉煤超付款项，双方存在争议，系本判决说理部分应解决的事宜。本院认为，一、关于刘清峰与李国文2018年2月至2018年9月30日（以借条时间为限）之前债权债务。上诉人李国文主张均采取先付款后拉煤方式，共向刘清峰指定人员转煤款1900余万元，截止2018年9月30日，还拖欠李国文100余万元煤未予拉运。经审查，该主张系刘清峰与李国文之间煤炭买卖关系，与本案民间借贷没有关联性。但是与2018年10月24日双方清算欠款余额71.6万元，确实存在关联性。表明截止2018年10月24日，刘清峰欠李国文煤款71.6万元。这其中包含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23日，李国文从刘清峰处拉煤8459.4吨，货款3045834元（含刘应得利润），实际李国文付款2246065元（但李国文主张先付款后拉煤，付款数额从2018年9月29日算起至2018年10月24日为2456375元）。但实际李国文与刘清峰最终清算欠款余额为71.6万元，双方无争议（其中不含刘清峰另外借李国文2万元）。因此，2018年2月至2018年9月30日（以借条时间为限）之前债权债务，基于李国文与刘清峰2018年10月24日双方最终实施清算，应以最终清算为准，前期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上诉人该项主张本院不予认可。二、关于2018年9月30日刘清峰向李国文借现金73万元债务是否清偿。上诉人认为未清偿。经审查，其一、2019年4月12日原审庭审笔录（5页至6页），上诉人认可从坤恒煤矿刘清峰处拉煤8459.4吨，每吨360元，“250元给坤恒煤矿交，110元是刘清峰的利润”，该陈述系上诉人李国文自认。基于上述拉煤吨位和价格，从2018年9月30日借条产生之日至2018年10月24日，上诉人向刘清峰指定人员李洋、张美清二人总计转购煤款2246065元。这表明每吨110元的利润上诉人并未支付给刘清峰。其二、根据2019年4月12日原审庭审笔录（6页至7页）李国文陈述：“我跟刘清峰算账了，刘清峰欠我总账71.6万元，包括欠我的煤款及借款，10月24日给刘清峰又借了2万元，当时没有打条子，6000元我放弃了，有万生勇打得73万元条子就行了。”且针对73万元借款，李国文答：“给我还了1.4万元，后面又借了2万元，起诉时把刘清峰还的1.4万元没有减。”这表明实际欠煤款数额71.6万元，该数额不含8459.4吨、每吨110元的利润，只含上诉人向坤恒煤矿交付的每吨250元，计2246065元。结合以上两点分析，由此可见，该笔利润其用途就是顶抵借条所借款项。其三、2018年9月30日借条载明借款担保款项73万元，但根据2018年10月24日刘清峰与李国文清算实际欠款数额71.6万元，与借款担保数额不符。结合李国文与刘清峰2018年10月24日双方最终清算结果，表明两人就煤炭超付欠款以及借款进行了重新清算，得出刘清峰尚欠李国文71.6万元（2019年4月12日原审庭审笔录李国文陈述：“我跟刘清峰算账了，刘清峰欠我总账71.6万元，包括欠我的煤款及借款……）。其四、上诉人原审提供的短信记录、通话录音均是上诉人向刘清峰追偿，刘答应自己偿还70多万元。综上，刘清峰欠李国文71.6万元应予偿还，但原审判决刘清峰偿还李国文73万元，刘清峰服从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故刘清峰欠债数额因其服判，本院不再调整改动。三、关于万生勇是否承担本案担保责任。经审查，其一，李国文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23日从刘清峰处拉煤8459.4吨，每吨360元，250元给坤恒煤矿交，110元是刘清峰利润，2018年9月30日借条载明的担保款项73万元，已从刘清峰应得利润每吨110元用于抵偿。其二、2018年10月24日刘清峰与李国文清算实际欠上诉人款项数额71.6万元。该清算实际系借款与所欠煤款混合清算、整体清算，即利润顶抵借款，所欠超付煤款余额为71.6万元。基于该清算，担保人只负有对借款承担担保责任，而不负有对刘清峰所欠李国文超付的煤款要承担担保责任。其三、2018年10月24日刘清峰又向李国文借款2万元，本身不属于担保范围。故请求担保人连带清偿73万元，既与所欠71.6万元超付煤款不符，又与李国文承认已偿还了1.4万元借款不符（2019年4月12日原审庭审笔录6页至7页）。因此借条担保数额与刘清峰还款数额、欠超付煤款的数额、2018年10月24日刘清峰又向李国文借款2万元等等事实，存在明显冲突，缺乏起诉请求权相关证据的排疑基础。其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2018年10月24日，刘清峰与李国文清算后所负上诉人债务71.6万元。该清算实际是对2018年9月30日借条担保的变更，即债权变更。且当日所借2万元系刘清峰又向李国文借款，不属于万生勇担保的范围。上述清算结果及2万元借款依据该条法律规定，又未取得万生勇书面同意，更未另行签订担保合同。故万生勇不再本案中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有据。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国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00元，由李国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生国审 判 员 高登云审 判 员 魏 茹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 陈 岩书 记 员 蒙晓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