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26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赞,男,1969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敏，女,197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斌，厦门市唯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哈水,男,1945年2月12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腰,女,194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秀珍,女,197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国栋,男,199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林、陈金埕，福建知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赞、朱敏因与被上诉人蔡哈水、沈腰、李秀珍、蔡国栋（以下称蔡哈水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3民初3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赞、朱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蔡哈水等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对蔡金界的死亡原因没有查明，而仅是简单地认定蔡金界在蔬菜大棚劳作的过程中，突发重度昏迷，被送医抢救无效后于2018年1月4日死亡，故认定陈赞、朱敏作为蔡金界的雇主，未尽到劳动保护的职责义务，致使蔡金界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是导致蔡金界死亡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判决陈赞、朱敏承担蔡金界死亡的80%责任。 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蔡金界是在蔬菜大棚劳作过程中突发重度昏迷而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即蔡金界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而导致的直接死亡。从蔡金界全部的病历资料，仅可以看出蔡金界的病情诊断为重症日射病、多脏器损伤等，但是其抢救或治疗的医院并没有对于蔡金界的死亡的真正原因作出说明或出具死亡的任何证明材料，也没有任何医生关于蔡金界已经抢救无效的证明，而从第一医院的出院记录可以看出，出院医嘱是“当地医院继续治疗”，因此从一审中蔡哈水等所提供的全部病历资料根本就无法确定蔡金界死亡的真正原因。一审庭审中蔡哈水等提供了一份由厦门市翔安区新圩中心卫生院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以证明蔡金界的死亡原因，但是根据该证明的备注可以看出还应当经过民警签字及派出所的盖章才有效，而该份证明书没有相关民警签字及派出所盖章，故该份死亡医学证明实际上是一份无效的证明。其次从该份唯一可以体现蔡金界已经死亡的证据材料中记载的内容，蔡金界的死亡原因竟然为“昏迷”，死亡时间为2018年1月4日18时18分，死亡地点为家中，那么蔡金界到底是昏迷导致的死亡，还是其他原因死亡，因此，该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根本就无法证明蔡金界的真正死亡原因。 其次，从一审中蔡哈水等所提供的相关病历材料，可以看出蔡金界在死亡之前本身就患有精神分裂症、心肌炎症等病症，对于精神分裂症的事实还可以从陈赞与蔡哈水等的亲属的交谈中确定，且蔡金界在平时均有服用镇定的药物，在厦门第五医院检查的报告单也可以看出其有心肌炎症，因此蔡金界在本案中的死亡完全有可能是其自身疾病发作造成，但是因为蔡哈水等在蔡金界死亡后很快就将尸体火化，且未同意进行尸检，一审中也未见蔡金界的火化证明书，故造成目前蔡金界的死亡原因不明，对于上述事实在一审庭审中陈赞、朱敏多次向法庭提出，希望一审法院能够实事求是进行调查，且对于各方面原因进行综合判断，并查明蔡金界死亡的真正原因，从而依据相关事实对于案件作出公正判决，但是一审法院对于陈赞、朱敏的主张不予理会，显然有失公平公正，也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从而导致了判决的不公。 最后，一审法院认定陈赞、朱敏在蔡金界提供劳务过程中未尽到的劳动保护的职责义务，致使蔡金界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这一认定也是缺乏事实依据。首先本案中蔡金界系突发疾病而昏迷，并非受到其他人的伤害，其次本案事故发生当天，在大棚中劳作的一共有两个人，即蔡金界与一审的证人林某，在大棚内劳作前陈赞已与工人提前将大棚四周的薄膜掀起来通风透气，属正常的劳动天气，且林某与蔡金界一起在大棚内劳作，两人系同等的劳作条件，当天进行的也是比较简单地盖地膜的工作，根本就不属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完全不必再作其他什么安全保护或是防护。一审法院认定陈赞、朱敏未尽到劳动保护的职责义务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二、即使认定蔡金界系因为在从事佣活动的过程中得重症日射病而导致最终的死亡，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应查明蔡金界与陈赞、朱敏的各自过错情况，从而对于事故责任作出认定，但是一审法院对于该事实却未有丝毫查明与认定，显然是错误的。本起事故发生时间是在2018年1月3日，可以说是在冬春季交接期间，按正常情况根本就不具备发生日射病的气候条件，即使事发当天气温确实偏高，且大棚内的温度会比室外高，但是因为当天在进行劳作前，陈赞、朱敏已经早就与其工人将大棚四周的薄膜掀起通风散热，因此从气候来看根本就不具备发生日射病的条件。然而蔡金界却经过医院诊断为重症日射病，而同在大棚内劳作的林某却没有任何问题，显然另有原因，对于陈赞、朱敏在一审中所提及的该疑问，一审法院完全不予理会，在判决中也没有任何的记载与认定，显然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如果蔡金界的日射病是当天在大棚中劳作时发病，那么原因就是蔡金界在劳作时是全副武装的，身穿雨衣雨裤，脚穿雨鞋，该事实从蔡金界遗留在现场的一副雨衣雨裤雨鞋，以及同一天同时在大棚中劳作的工友林某处均可以得到印证（一审庭审中林某陈述蔡金界在事发时脚上穿着雨鞋，但是有没有穿雨衣雨裤不记得了），陈赞、朱敏认为正是蔡金界在劳作时穿着无法通风透气的雨衣雨裤雨鞋，造成身体无法及时散热，从而导致了日射病的发作，自身存在过错，故蔡金界应对于其自身的发病承担相应责任。 三、蔡哈水等主动放弃对于蔡金界的治疗，放任蔡金界的死亡，应承担导致蔡金界直接死亡的主要责任。根据蔡哈水等所提供的病历资料，蔡金界经过厦门市第五医院急救，之后转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抢救治疗，虽然病情没有好转，但是医生并没有放弃对于蔡金界的治疗，也没有任何关于蔡金界已经无法再治疗的诊断意见，而蔡哈水等作为家属非但没有积极地给予治疗，反而要求自动出院，且在出院医嘱为当地医院继续治疗的情况下，其家属擅自将蔡金界接回家中，放任蔡金界最终直接死亡，因此蔡哈水等应对于蔡金界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仅认定蔡金界放弃治疗自动出院，故自行承担20%责任，但是对于蔡哈水等的行为却没有丝毫认定，也未判决其承担责任，也是错误的。 四、一审法院还存在适用法律的错误。本案是蔡金界自身发病造成自身的损害，而不是其行为造成了他人的损害，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前半款之规定，却认定陈赞、朱敏未尽到劳动保护的职责义务，显然存在法律适用的严重错误。 五、一审法院对于蔡金界的损失认定也存在错误。1.死亡赔偿金，从户籍信息可以看出蔡金界均系农村居民，故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却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显然是错误的。2.被抚养人生活费，本案中蔡哈水、沈腰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另据了解，其所在村遇征地，蔡哈水及沈腰均有失地保险，系有生活来源的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两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依据不足，且赔偿的标准也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计算。3.一审法院单独认定并判决陈赞、朱敏承担蔡金界死亡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是错误的。首先蔡哈水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蔡金界系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直接死亡，从相关的证据来看蔡金界是自身突发疾病而死亡，是其自身原因造成自身的人身损害，不存在任何的侵权人，陈赞、朱敏没有任何的侵权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陈赞、朱敏承担蔡金界死亡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有失公平。 蔡哈水等辩称，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赞、朱敏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一、蔡金界受雇于陈赞、朱敏，系在为陈赞、朱敏提供劳务的过程当中引发重症日射病最终导致死亡，陈赞、朱敏作为蔡金界的雇主，未尽到劳动保护的职责义务，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认定陈赞、朱敏依法应当对蔡金界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80%赔偿责任是正确的。在一审庭审中，不管是陈赞、朱敏还是陈赞、朱敏申请的证人林某均证实死者蔡金界是陈赞、朱敏雇佣从事蔬菜大棚农务劳作的工人，双方约定工资为70元／日。事发当日，是证人林某发现蔡金界晕倒在蔬菜大棚内，并通知陈赞到现场送蔡金界就医的，发现蔡金界时，蔡金界没有穿雨衣雨裤，陈赞、朱敏主张蔡金界当时穿雨衣雨裤没有依据。就医后经医院诊断为重症日射病并由此引发多脏器损伤、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缺氧缺血性脑病、急性呼吸衰竭、急性肝衰、急性肾衰竭、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电解质代谢紊乱（低钾血症）、低血容量性休克等，最终导致蔡金界死亡。蔡金界的重症日射病是因其受陈赞、朱敏指示，在蔬菜大棚里为农作物铺盖地膜，因中午时分蔬菜大棚内温度高达45摄氏度，棚内挂着水珠，温度过高、空气不流通、极度闷热缺氧等原因才引发的。上述事实，有厦门市公安局新圩派出所出具的调查视频资料、厦门市第五医院及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相关病历资料以及证人林某等人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锁链，印证蔡哈水等主张的上述事实。且厦门市公安局新圩派出所出具的调查视频资料也显示（视频00:50-3:00）：陈赞对蔡金界系其雇工、工资为70元／日，蔡金界在蔬菜大棚内提供劳务时死亡及死亡原因，事发当天蔬菜大棚内温度比较高等事实均无异议。蔡哈水等提交的照片及天气预报等证据显示，案发当天即2018年1月3日当日最高气温为25摄氏度，棚内温度高达45摄氏度，棚内挂着水珠，可见湿度非常的大。蔡哈水等认为，陈赞、朱敏作为蔡金界的雇主，未提供安全工作环境以及适于服务的劳动条件，蔡金界大中午的时候在棚内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劳作，致使蔡金界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重症日射病死亡，依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安全监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组织发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2017》第六条第1项规定，重症日射病属于物理因素所致的职业病，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陈赞、朱敏作为蔡金界的雇主，应当对蔡金界的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雇主的赔偿责任。 对陈赞、朱敏当庭补充的朱敏不是雇主的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显然与事实不符。朱敏跟陈赞是共同承包，共同经营，共同劳作，并不存在只有陈赞承包的问题，而陈赞、朱敏一审提供的承包合同是事后补充制作的，是为了规避朱敏的责任。从证人证言及其他人了解的事实也可以证实，当时承包大棚的是陈赞，陈赞跟朱敏共同劳作经营，属于家庭承包经营方式。 二、通过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相关病历资料，蔡金界的死亡原因已经非常明确，就是重症日射病引起其他多发症状。陈赞、朱敏关于蔡金界死亡之前患有精神分裂症、心肌炎病症、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蔡金界明知该情况仍到陈赞、朱敏处工作、蔡金界及蔡哈水等有过错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蔡金界并没有患精神分裂症和心肌炎病症。至于厦门市第五医院主述部分关于蔡金界患有精神分裂症，是事故发生后陈赞送蔡金界就医时单方向医院所作的陈述，并非蔡哈水等向医院反馈的。心肌炎并非原有疾病，而是日射病引发的并发症。案发之前，蔡金界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应当以专业医疗机构的相关病历资料为准，举证责任在于陈赞、朱敏。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陈赞、朱敏自始至终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者，所谓的“精神分裂症”，也与“重症日射病”没有任何关联性。 三、蔡哈水等为蔡金界办理出院是因为医院医生明确告知蔡哈水等蔡金界已经无法医治及挽回，继续住院只是延缓几天死亡而已，建议家属做好后事准备。该事实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2018年1月12日出具的《证明书》内容“患者蔡金界病情持续恶化，多脏器功能衰竭，循环难以维持”也可以得到证明。蔡哈水等考虑到闽南风俗，要让死者魂归故里，才办理的出院，但蔡金界在出院后，救护车送回家的途中就已经死亡，故蔡哈水等对此是无过错的，但一审法院借此认定蔡哈水等自行承担20%的责任，已经是减轻陈赞、朱敏的责任了，但蔡哈水等因为经济原因没有上诉，在此就不再进一步展开。 四、关于赔偿标准及项目问题，一审认定是正确的，应当给予维持，适用城镇标准也是正确的，蔡哈水及沈腰是农民身份，没有缴够社保医保等，两人现在已年满60岁，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从事劳务，所以一审支持抚养费的主张也是正确的。 蔡哈水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陈赞、朱敏立即连带赔偿蔡哈水等因蔡金界死亡所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437557.63元。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陈赞与朱敏系夫妻关系，从事大棚蔬菜经营，雇佣蔡金界从事大棚蔬菜农务劳作。2018年1月3日下午,蔡金界在蔬菜大棚劳作的过程当中,突发重度昏迷，被送到厦门市第五医院进行抢救，后因病情严重，转送至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抢救治疗。经诊断为:重症日射病、多脏器损伤、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缺氧缺血性脑病、急性呼吸衰竭、急性肝衰、急性肾衰竭、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电解质代谢紊乱(低钾血症)、低血容量性休克等。2018年1月4日自动出院，因病情恶化，于2018年1月4日死亡。 另查明，蔡哈水、沈腰系蔡金界的父母,李秀珍系蔡金界之妻,蔡国栋系蔡金界之子，蔡哈水、沈腰共育有三子。 再查明，陈赞、朱敏分四次支付蔡哈水、沈腰、李秀珍、蔡国栋合计18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参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厦门市上一年度的统计公报，一审法院对蔡哈水、沈腰、李秀珍、蔡国栋因蔡金界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认定如下： 1、死亡赔偿金。蔡哈水等主张死亡赔偿金为1088026元（54401.3元/年×20年=1088026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死亡赔偿金应为2017年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019元/年×20年=1000380元。 2、被抚养人生活费，蔡哈水等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21217元[蔡哈水:（34929元×8年÷3人）+沈腰:（34929元×11年÷3人）]，计算有误，超出法定标准，不予采纳。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蔡哈水：（32009元×7.10年÷3人=75754.63元）+沈腰：（32009元×10.36年÷3人=110537.75）=186292.38元。 3、丧葬费。蔡哈水等主张丧葬费为37728元，没有超过法定标准（2017年厦门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288元×6个月=37728元），可以照准。 4、误工费。蔡哈水等主张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4336.6元（6288元/月÷21.75天×3人×5天=4336.6元），该项诉求未超出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5、交通费。蔡哈水等主张因蔡金界死亡及处理后续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蔡哈水等虽未提供相应票据，一审法院认为，该项诉求为合理性支出，予以确认。 6、医疗费。蔡哈水等主张因蔡金界本次事故支出医疗费22250.03元，因有相应的医疗费票据，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因蔡金界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0003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86292.38元+丧葬费37728元+误工费4336.6元+交通费2000元+医疗费22250.03元=1252987.01元。 一审法院认为，蔡金界受雇于陈赞、朱敏在其承包经营的大棚蔬菜从事农务劳作并获取报酬，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蔡金界与陈赞、朱敏构成雇佣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陈赞、朱敏未尽到劳动保护的职责义务，致使蔡金界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是导致蔡金界死亡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蔡金界放弃治疗，自动出院，最终导致死亡，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酌定陈赞、朱敏承担80%的赔偿责任，蔡金界自负20%的责任。根据前述分析认定，因蔡金界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为1252987.01元，陈赞、朱敏应承担其中80%赔偿责任，即1252987.01元×80%=1002389.61元，扣减已支付18000元，陈赞、朱敏还应赔偿经济损失984389.61元。此外，蔡哈水等因蔡金界的死亡必然会造成一定的精神痛苦，但蔡哈水等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明显偏高，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酌定为50000元。综上，陈赞、朱敏应向蔡哈水等赔偿经济损失984389.61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陈赞、朱敏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蔡哈水、沈腰、李秀珍、蔡国栋赔偿经济损失984389.61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034389.61元；二、驳回蔡哈水、沈腰、李秀珍、蔡国栋的其余诉讼请求。 二审中，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蔡哈水等没有异议，陈赞、朱敏除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蔡金界受雇于朱敏外，没有其他异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朱敏是否为蔡金界雇主的问题。陈赞与朱敏系夫妻关系，仅凭陈赞提供的《田园转租合同书》不足以证明陈赞与朱敏非家庭共同经营大棚蔬菜，故一审认定陈赞与朱敏夫妻共同经营大棚蔬菜，雇佣蔡金界从事相关劳务，并无不当。 经查，蔡金界的《24小时内入出院记录单》、《证明书》记载：患者蔡金界病情持续进行恶化，多脏器衰竭，循环难以持续。反复与患者家属沟通相关病情，治疗及预后，家属签字，要求自动出院。 二审中，陈赞申请本院调取蔡金界在厦门市第一医院就诊及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相关病历资料。 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关于蔡金界的死亡原因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蔡金界在陈赞、朱敏共同经营的案涉蔬菜大棚从事劳务的过程中，发生重度昏迷，被送医治疗并最终死亡，蔡金界经医院诊断为重症日射病，并多脏器损伤及多脏器功能衰竭等，结合蔡金界的劳作环境、发病过程及诊断结果，一审法院认定蔡金界在为陈赞、朱敏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因雇佣方未尽到劳动保护义务而致蔡金界发生重症日射病而死亡，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内容，陈赞、朱敏作为雇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陈赞、朱敏主张蔡金界患有精神疾病、心肌炎等，但其既未对此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亦未证明上述疾病与蔡金界的死亡之间存在充分的因果关系，故其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对其二审要求调取相关病历资料的申请亦不予准许。陈赞、朱敏辩称，蔡金界劳作时穿着雨衣雨裤导致日射病的发生，存在过错，但其对此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故其辩解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陈赞、朱敏还主张，蔡哈水等主动放弃对于蔡金界的治疗，放任蔡金界的死亡，应承担导致蔡金界直接死亡的主要责任。对此，根据上述病历资料，经医院诊断，当时蔡金界病情持续恶化，多脏器衰竭，循环难以持续，已无继续治疗的必要性，且一审已对此作了过错考量，故陈赞、朱敏的该辩解，亦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至于一审认定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项目，均无不当，陈赞、朱敏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赞、朱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522元，由陈赞、朱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  承  茂   审 判 员 许向毅 审判员刘国如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庄维旸 书记员 郑   媛   妮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