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07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广云，男，196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源，河北正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霞，女，1970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凯，河北中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燕，女，197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凯，河北中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印芳，男，1938年7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凯，河北中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魏聚梅，女，193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凯，河北中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广云因与被上诉人刘红燕、刘红霞、魏聚梅、刘印芳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4民初2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广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源，被上诉人刘红燕、刘红霞、刘印芳及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广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104民初2066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石家庄市桥西区长青路33号西里小区市场园59-1-301室房屋归上诉人所有并判令被上诉人配合上诉人办理该房屋的过户手续；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和刘印芳、魏聚梅对原中南街18号的房屋产权及相应置换的房屋应为共有关系。上诉人1980年参加工作且一直和父母、刘红霞、刘红燕共同生活在原中南街18号。1980年至1987年之间，上诉人的工资收入均交给刘印芳、魏聚梅，而刘红燕、刘红霞两人均在读书，也正是在80年至87年间，加盖了东屋、西屋、南屋，从这一点上讲上诉人对家庭是有贡献的。对于东屋双方没有另外的约定，但上诉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应当认定为共有人。因上诉人结婚房屋紧张，上诉人和刘印芳、魏聚梅约定分家，并把户口当时进行了分立，上诉人出资加盖了西屋、南屋，并归其所有。但基于互相信任，和父母之间没有书面协议。二、上诉人出资购买的130.55平米的房子应归上诉人所有。1.在庭审中，上诉人出具了当时交款的票据以及光明实业公司的证明等相关证据，上诉人从自己存折上支取部分款项，并向他人借款数万元用于交纳房款，足以证明上诉人是独自出资并交款的。上诉人已尽到了举证义务。对方称其中11.6万元是刘印芳、魏聚梅出资，剩下的约11万元是向上诉人所借，也就是说其主张上诉人与刘印芳、魏聚梅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我国民诉法解释第91条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方既没有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中11.6万元是刘印芳、魏聚梅出的，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上诉人独立出资购买的130.55平米房屋理应为上诉人所有。因为拆迁协议上是刘印芳、魏聚梅的名字，才登记在他们名下。也正因为上诉人享有房屋的产权，才有了后来的财产分割协议。2.上诉人筹措资金对四套房屋进行装修，也是基于自己对案涉房屋享有产权。置换的四套房屋交付后，为了自己以及父母居住，上诉人多方筹措资金请人对四套房屋进行了装修并购置了家具，对此事实被上诉人也明确认可。上诉人付出的辛勤和汗水是不能单纯用钱来衡量的。刘红霞，刘红燕对于诉争房屋没有任何付出，却仅因为父母一时高兴就获赠全部三套房屋于情于理均无法说通。三、刘印芳、魏聚梅与上诉人之间的“协议”性质属于财产分割协议。我国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上诉人对130.55平米的房屋独立进行了出资，属于有偿，即便按对方在庭审中自认的“事实”，上诉人仍出资了11万元，因此刘印芳、魏聚梅与上诉人的“协议”根本不是赠与协议，不符合赠与协议的构成要件。纵观本案，上诉人出资20多万元，补缴了房款，加上原有的共同份额，在共有份额中已经占了不小的一部分，这才是上诉人与刘印芳、魏聚梅之间达成此协议的基础。协议中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并约定了刘印芳、魏聚梅无条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并请了家族中长辈对此协议的签订进行了见证。根据双方合同内容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具体表述，我们认为协议的性质属于财产分割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长丰园54-1-302室及市场园59-1-301室两套房屋归上诉人所有，刘印芳、魏聚梅保证随时办理过户手续。四、关于刘印芳、魏聚梅和刘红霞、刘红燕之间的赠与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刘印芳、魏聚梅将属于上诉人的房产转让给他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赠与行为应属无效。本案中，赠与双方主体一方是刘印芳、魏聚梅，另一方是刘印芳、魏聚梅的女儿，即刘红霞、刘红燕。双方均为家庭成员，对家庭情况也比较了解，应当认识到上诉人是共有人的身份，双方也都了解财产分割协议的存在，更清楚的知道上诉人在其中出了钱，合同主体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3条规定，本案中赠与行为发生在家庭成员内部，赠与双方均对共有人的身份知情，双方对公证机关恶意隐瞒共有人存在，以此损害上诉人的利益，赠与合同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因此刘红霞、刘红燕并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法律基础。综上所述，案涉房屋应归上诉人所有，望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刘红燕、刘红霞、刘印芳、魏聚梅答辩称，一、将答辩人刘红霞列为本案被上诉人无事实依据。涉案房屋即石家庄市桥西区长青路33号西里小区市场园59号楼1单元301室的产权所有人为刘红燕，该房屋的原始取得人为刘印芳、魏聚梅。以上事实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均已查明。而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石家庄市桥西区长青路33号西里小区市场园59号楼1单元301号房屋归原告所有；依法判令二被告配合原告办理上述房屋的过户手续”。据以上事实可以明确证实答辩人刘红霞与涉案房产并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更无任何义务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上诉人在二审诉讼中将刘红霞列为被上诉人无事实依据。二、中南街18号的房屋产权及相应置换的房屋为答辩人刘印芳、魏聚梅的夫妻共同财产，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理由如下：第一，在原一审中已审理查明在70年代左右，答辩人刘印芳、魏聚梅在桥西区中南街18号盖北房四间。此时上诉人还未成年，一审法院将其确认为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符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第二，一审查明1983年在桥西区中南街18号加盖东房一间、门洞一个。答辩人认为该两处财产权仅属于刘印芳、魏聚梅夫妻二人的财产。上诉人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在1980年5月份在石家庄皮鞋厂工作，答辩人不予认可，1980年5月份上诉人还未满18周岁，属于未成年人，此时上诉人的生活还得依靠父母，其自身是否属于合法劳动者都无法确定，更不要说工资收入问题了。上诉人在1982年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劳教一年，直到1983年6月才出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其本身并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一直靠父母供养。而且，在建造东房和门洞时，上诉人本身还正在劳动教养，又怎么能出力建房。第三，关于西屋、南屋、厨房、厕所，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刘印芳、魏聚梅与上诉人共同出资建造，属于共同财产，答辩人是不予认可的。因为上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上述财产由其出资建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答辩人系本案的被告和第三人，同时也是物权所有人。通过1989年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和现在的房屋产权登记证书均可证实涉案房屋的权利归属人为答辩人刘红燕。一审法院以“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来对上述房产进行的处分，显然将应属于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了答辩人，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另外，答辩人认为本案系家庭纠纷引起的物权确认，是因为上诉人不赡养老人导致的诉讼。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共同居住生活”问题，不是答辩人刘印芳、魏聚梅跟着上诉人，而是上诉人为了沾老人的光。同时答辩人刘红霞、刘红燕也是在涉案房产上生活、长大，尤其是刘红霞从小很要强，在上诉人劳教期间勇于担起家庭重担，很早就参加了工作。据此若认定上述房产为家庭共有，那对此财产答辩人刘红霞、刘红燕均有付出，也应考虑其份额。第四，本案所涉房产并不属于家庭共有财产，在1989年的房屋产权证书上就已经明确了房屋的产权属性。上诉人所提到的所谓“口头协议”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答辩人刘印芳、魏聚梅夫妇也就上诉人一个儿子，何谈分家一说。结合以上理由，答辩人认为在1980年之前答辩人刘红霞、刘红燕、上诉人刘广云均未成年，其还得靠父母抚养。在1986年之前，上诉人虽年满18周岁，但按我国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在其成家之前主要还得靠父母，上诉人在1986年之前工作不稳定，何谈积攒工资建造房屋。1987年家里条件有所改观，刘印芳、魏聚梅两位老人将自己多年积蓄全部拿出进行建造南屋、西屋等房产，在一审庭审中答辩人申请的证人的出庭作证，均能证明中南街18号房屋产权及相应置换的房屋为刘印芳、魏聚梅的夫妻共同财产，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三、关于出资购买130.55平方米及小房一间的购房款，完全是由刘印芳、魏聚梅夫妇支付，上诉人未支付过一分钱。上诉人作为本案的“原告”，因无法证明21万余元系其出资，理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答辩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第三人共同出资购买”是不认可的。对于本案中上诉人反复提到过的210850.6元购房款的问题，是答辩人刘印芳、魏聚梅夫妇因为年龄大了，才让上诉人代为进行办理的。但是代为办理和物权权利归属是两回事。为了偿还上诉人出借的11万元和需要对剩余三套房屋的装修，答辩人夫妻以296000元的价款出售了一套房屋，售房款也全部给了上诉人。在支付11万元借款以后，装修房屋花费了13万元，对于上诉人来说卖一套房屋的售房款除弥补亏缺以外，其在当中是完全有富余的。时至今日上诉人也未将剩余的6万元归还答辩人。上诉人作为本案原告，其本身应当举证证明130.5平方米及小房一间系其出资购买，但其未能举证证明，责任在于上诉人，而上诉人却将举证责任加到答辩人头上，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四、本案所涉及的“2009年3月29日协议书”的性质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协议。但是该协议刘印芳、魏聚梅夫妇已于2011年10月以公证书形式将协议上所约定的内容进行了撤销。因上诉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致使答辩人刘红霞、刘红燕姐妹承担了其赡养父母的全部重担。故答辩人刘印芳、魏聚梅夫妇在全部亲属的见证下，明确表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给自己的女儿，并于2011年以公证书形式将涉案房产赠与给了刘红燕，同时将涉案房产过户给了刘红燕。答辩人刘印芳、魏聚梅夫妻作为涉案房产的原产权人，对于属于自己的房产具有相应的物权权益，虽然老人在2009年给上诉人出具过赠与协议，但是该协议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因为该协议的前提是上诉人赡养老人，老人将房产过户给上诉人协议才算生效。直到2011年老人并未将涉案房产过户给上诉人，而是以公证书形式和实际过户形式将协议书的内容进行了撤销。该撤销行为符合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上诉人为了达到霸占房产的目的，在上诉状的内容中将与协议无关的内容堆叠到其中，其所陈述内容前后矛盾。综上，四答辩人对一审判决的判决结果是服判的，对于上诉人所提出的上诉理由完全不认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的判决结果。 刘广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石家庄市桥西区房屋归原告所有；2、依法判令二被告配合原告办理上述房屋的过户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广云与被告刘红霞、刘红燕系兄妹关系，与第三人刘印芳系父子关系，与第三人魏聚梅系母子关系。第三人刘印芳与第三人魏聚梅系夫妻关系。第三人刘印芳与魏聚梅除原、被告外无其他子女。对以上事实，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在七十年代左右，第三人在本市桥西区中南街18号盖北房四间。1983年在该院落加盖东房一间、门洞一个；1986年原告结婚后与第三人均居住在上述房屋中。1987年在该院落加盖西房一间、南房一间，1997年又在院落内盖了厕所、风道。1990年上述房产办理了房产登记手续，产权登记在第三人刘印芳名下。对以上事实，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但原告主张，1987年所盖西房、南房及厕所、风道是自己出资盖的，并提交了证人证言。证人郑某1、郑某2系原告的大舅哥，证人王某、徐某系郑某1的同事。第三人主张西房、南房系自己出资建设，提交了证人证言。证人魏某1、魏某2、魏某3系第三人魏聚梅的弟弟和妹妹；证人魏某4系第三人魏聚梅的侄子。2005年上述房产进行拆迁，共置换房屋面积223.28平方米，由原告与石家庄光明实业总公司签订换房协议书。协议书中记载：“乙方刘印芳中南街18号。经甲方丈量核实，乙方原有房产面积223.28平方。总计可换223.28平方。乙方要求换4套，总面积为353.83平方，换房后乙方尚欠130.15平方米，应找清差价给甲方人民币210850.6元，小房款4000元”。2005年原告在同年4月23日、5月9日、11月1日交给原石家庄西里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购房款共计210850.60元。2005年5月石家庄光明实业总公司将坐落在本市桥西区房屋（建筑面积95.87平方米）一套、54号楼1单元302室房屋（建筑面积95.87平方米）一套、54号楼1单元402室房屋（建筑面积95.87平方米）一套及坐落在本市桥西区房屋（建筑面积94.78平方米）一套交付给第三人刘印芳。房屋交付后，经原告与第三人协商，将54号楼1单元402号房屋出售，房屋所售款由原告负责将剩余的三套房屋进行了装修。装修后，原告居住在桥西区，第三人居住在长丰园54号楼1单元102室，桥西区长青路33号西里小区市场园59号楼1单元301室房屋出租。2008年上述三套房屋登记在第三人刘印芳名下。对以上事实，原告及第三人均认可。但原告主张购房款210850.60元系自己从银行支取了74000元和自己手中的现金，借款120000元。对该事实，原告提交了存折、证明。对此第三人认为，购房款210850.60元是自己出资116000元，让原告借了110000元购买了130.15平方米（见答辩状）。2009年3月29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载明：“将房产长丰园54号楼1单元302室市场园59号1单元301室共两套自愿赠与其子刘广云并保证随时将房产证过户。刘印芳、魏聚梅、刘广云。证明人魏聚兵、魏聚海、魏某2”。对以上事实，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第三人刘印芳、魏聚梅与被告刘红霞、刘红燕于2011年10月18日签订赠与合同并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燕赵公证处公证。根据赠与合同，桥西区长青路8号西里小区长丰园54-1-102号房屋过户到被告刘红霞名下，桥西区房屋过户到被告刘红燕名下，桥西区长青路8号西里小区长丰园54-1-302号房屋由二被告刘红霞、刘红燕共有。对此事实，被告提交了房屋所有权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本市桥西区中南街18号第三人刘印芳名下的北房四间是在原、被告尚幼时由第三人建造的，应属于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加盖东房、西房、南房、门洞、厨房、厕所时原告已经参加工作并且与第三人共同居住生活，原告与第三人均主张加盖房系自己出资，但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自己的观点，故应认定为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出资建造的属共同财产。2005年房屋拆迁时，北房应换面积为104.28平方米，东房应换面积37.61平方米，南房应换面积21.21平方米，西房应换面积38.4平方米，厨房、厕所、门洞共置换了21.84平方米。除以上应换面积共计223.28平方米外，原告与第三人均称由其出资210850.6元购买了130.55平方米及小房一间。原告主张210850.6元购买款系自己出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应视为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出资购买。在取得四套房屋后，原告与第三人商定出售了一套95.87平方米的房屋，所得款项对其他三套房屋进行了装修，应予确认。考虑到宅基地使用原则是一户一宅，并且原告原所在此居住及所占拆迁份额，故确定坐落在本市桥西区房屋（建筑面积95.87平方米）归原告刘广云所有。坐落在本市桥西区房屋（建筑面积95.87平方米）一套、坐落在本市桥西区房屋（建筑面积94.78平方米）一套归第三人所有。第三人在2009年3月29日与原告达成协议，同意将坐落在本市桥西区房屋赠与给原告，原告同意接受赠与但未实际占有、使用和办理产权过户手续。2011年10月18日第三人与被告刘红燕签订赠与合同并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燕赵公证处公证。根据赠与合同，坐落在桥西区房屋过户到被告刘红燕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力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因此，第三人将坐落在桥西区房屋赠与给被告刘红燕没有侵犯原告的权益，原告刘广云要求确认该房产归自己所有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刘广云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470元减半收取5735元，由原告刘广云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证据一：涉案房屋现场照片十张，证明在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毁坏涉案房屋，对涉案房屋进行涂抹、喷写侮辱性词语、焊接门，其行为十分低下和恶劣，严重侵害了被上诉人刘红燕的物权权益。证据二：2009年签订协议时的见证人魏某1、魏某2于2019年9月16日出具的书面证言，证明2009年赠与协议签订的前提是刘广云必须孝敬父母，如不孝敬父母该协议无效。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纯属捏造事实，本案争议的本来就是物权所有权，究竟现在是谁的物权还不好说，照片跟本案的物权争议关联性不大。对证据二不予认可，当时协议内容里并没有和赡养有关的相关表述，证人称不孝敬父母协议无效，这属于事后再补充，上诉人也没有同意，不能作为证明当时情况的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同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刘广云与被上诉人刘印芳、魏聚梅均主张自己对原中南街18号1980年至1987年的房屋建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刘广云主张拆迁安置房屋一半面积应归自己所有；刘印芳、魏聚梅主张拆迁安置房屋面积全部归自己所有。双方亦主张原中南街18号房屋拆迁后增补的130.5平方米房屋差价款系自己单独出资，但双方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根据各方事人的家庭关系、建房时的行为能力等情况，结合各方当事人另案对桥西区房屋进行诉讼的事实，对涉案房屋作出的认定和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广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70元，由上诉人刘广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秀云 审判员  寻 亚 审判员  高瑞江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雪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