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56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贺炜，男，195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汉明，浙江和义观达（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强，重庆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南方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26号1201-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723604852H。法定代表人：宋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翔溢，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西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大足区龙水幸光社区政府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681490833B。法定代表人：宋荣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翔溢，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宋荣根，男，195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翔溢，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贺炜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南方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公司）、重庆西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宋荣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1民初8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4日进行了调查审理。上诉人贺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汉明、周永强，被上诉人南方公司、西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宋荣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翔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贺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从重庆高院（2013）渝高法民终字第00185号判决第十三页、十四页可以看出，其与宋荣根的股权转让价格是其对杨续胡的债务金额，一审判决对此事实未予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对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不仅程序违法，而且严重错误：首先，根据我国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合议庭认定的案件性质与立案案由不符时，应向当事人释明并征求当事人意见，询问是否变更诉请，一审未履行该程序属程序违法；其次，其系依据《合作开发协议》起诉，要求返还的是注册资本以外的投入款项，该款与其和宋荣根的股权转让无关，其也未起诉宋荣根，故本案系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错误；再次，其陈述的一直未参与经营管理等理由并不能否认本案系合资合作关系。3.一审判决认定的1050万元土地款已包含在股权转让款中是错误的：首先，重庆高院（2013）渝高法民终字第00185号判决明确认定其股权出让对价就是其对杨续胡的债务金额，故不论宋荣根支付给杨续胡多少款项，均不包含1050万元土地款；其次，其投入的1050万元是土地款而非西子公司的增资款，该款并未转化为公司资产，且《合作开发协议》也未约定不予返还，该款实系公司债务，现其主张归还的系公司债权而非分配公司财产，故该款应予返还。南方公司、西子公司辩称：1.其在一审中举示了相关的判决，其中市一中法院和高级法院的判决中载明，3500万元的组成为2450万和1050万，分别系股权转让款和土地出让金，而双方的协议中也约定由贺炜支付49%的土地款，其中这1050万载明为土地出让金，正由于贺炜支付了1050万的土地出让金使得公司49%的股权产生增值，因此宋荣根才会以3500万的价格购买该股权并且约定对价为公司股权及股权项下的一切权利；2.贺炜与宋荣根另外还有一个诉讼并已生效，宋荣根随后申请强制执行并于2018年因贺炜没钱而被终止执行，现贺炜仍尚欠宋荣根17万元，而本次贺炜起诉三被告并支付了诉讼费，应当视为贺炜故意逃避执行，应予追究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的法律责任。宋荣根述称，同意南方公司、西子公司答辩意见。贺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西子公司立即归还其投入的土地款1050万元；2.判令西子公司支付其利息（利息以105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1月19日起按照月息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南方公司对西子公司上述两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由南方公司、西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25日，南方公司、西子公司为甲方与贺炜为乙方签定《合作开发协议》，主要内容为：双方就龙水五金商贸城的合作达成协议，分三期进行开发，首期600亩左右分二批挂牌出让，暂定今年完成宗地1038-1、1038-2、1038-3，三宗地块计364亩，余下236亩明年4月完成挂牌出让。西子公司股权配置为：1.甲方占股权的51%即2550万元，2.乙方占股权的49%，即2450万元，根据确定的股权配资，甲方负责出具董事会股权出让决议依法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本协议签订后于本月22日办理土地摘牌后的相关土地出让手续，取得土地使用权，双方共同按股权配资及上述约定的比例支付土地款和公司变更的股本金。市场211.02亩*40.2万/亩=8484.21万，乙方占股49%土地款为4157.26万元。住宅153.14亩中调整53亩为市场用地，53亩×40.2万/亩=2130.6万元。乙方占股49%土地款为1043.994万元。上述4157.26万元+1043.994万元=5201.26万元的土地款总价，最后以土管部门确定的土地面积为准，土地款的支付时间以土管部门挂牌公告文件为准。甲方将根据双方另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出具《公司股权转让》决议，乙方应得公司股权的49%即2450万元汇入验资银行账号，银行出具验资证明文件后甲方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手续。2011年1月18日，西子公司向贺炜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贺炜投资款550万元。同日，西子公司向贺炜出具另一份《收据》，载明：收到贺炜投资款500万元。两笔款项合计1050万元。庭审中，贺炜认可该1050万元即其按照约定支付的土地款1050万元。2013年9月3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渝高法民终字第0018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载明一审判决查明：贺炜与南方公司于2008年12月26日共同出资成立西子公司，贺炜出资2450万元，占西子公司49%的股份。2011年1月14日，贺炜向杨续胡借款3500万元并将自己所持有的西子公司49%的股权予以质押且由西子公司提供担保，当日杨续胡将3500万元打入贺炜账户。2011年4月13日该笔借款到期，贺炜未能按期还款。2011年4月19日，贺炜、杨续胡及西子公司三方协商决定将借款期限延长至2011年5月14日，如届时贺炜仍无法偿还则贺炜同意将其持有的西子公司49%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西子公司或西子公司指定的受让人。2011年4月19日，宋荣根作为西子公司指定的贺炜股权受让人与贺炜签定《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一条对双方股权转让标的和价格作了明确约定：一、贺炜将所持有的西子公司49%的股份作价3500万元转让给宋荣根；二、附属于上述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转让而转让。三、本协议签订之日，宋荣根已向贺炜付清全部转让价款。2011年4月19日，西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一致同意贺炜将其持有的西子公司49％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宋荣根，并同意部分修改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条，将股东名称贺炜变更为宋荣根。2011年5月20日，杨续胡与宋荣根签订了《还款协议》，约定杨续胡同意将贺炜质押给自己的西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宋荣根，接受宋荣根作为西子公司指定的贺炜股权受让人代贺炜偿还杨续胡借款3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约定杨续胡在收到宋荣根支付的上述借款本息后，杨续胡与贺炜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消灭，届时杨续胡将放弃对贺炜股权的质押权，向重庆市大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解除对贺炜全部股权的质押的声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查明以下事实:1.2011年1月，南方公司转让所持有的西子公司49%的股权（即注册资本5000万元中南方公司2450万元的出资部分）给贺炜，贺炜成为了西子公司的股东。西子公司目前登记的股东，一个是南方公司，持股比例51%；另一个是贺炜，持股比例49%。2.2011年4月11日，杨续胡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兹委托赵邵阳先生就有关贺炜借款债务及担保方面西子置业公司，和宋荣根个人承担担保责任等事宜，全权代表本人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杨续胡在该授权委托书上签字。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2011年6月8日该院受理了杨续胡诉贺炜、西子公司、宋荣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沪高民二（商）终字第22号民事裁定书中记载，西子公司与杨续胡达成了和解协议并已全部履行，杨续胡申请撤回起诉，西子公司申请撤回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予以准许。4.2011年11月23日，杨续胡（赵邵阳代）签署《确认函》，载明宋荣根与贺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杨续胡2011年5月20日签署的还款协议约定，截至出具本确认函之日，宋荣根应该代贺炜支付给杨续胡本金3500万元，利息870万元，合计4370万元。上诉款项杨续胡已经在2011年10月（日为空白）全部收到，特此确认。2015年12月21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44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查明：2013年2月1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367号民事判决，判令贺炜、西子公司为宋荣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重庆市大足区工商局依据该判决于2013年为宋荣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审理中，贺炜认可其虽然在龙水五金商贸城项目投入1050万元土地款，但一直未参与经营管理，其后的所有投入及经营管理均是南方公司、西子公司及宋荣根在操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贺炜与南方公司、西子公司及宋荣根在本案中法律关系的性质；二、宋荣根代贺炜向杨续胡支付的借款3500万元及利息870万元是否包含了本案的1050万元土地款。关于贺炜与南方公司、西子公司及宋荣根在本案中法律关系的性质。该院认为，虽然贺炜与南方公司于2010年12月25日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开发龙水五金商贸城，贺炜根据《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约定于2011年1月18日交纳了1050万元土地款，但2011年4月贺炜即与宋荣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贺炜一直未参与龙水五金商贸城的经营管理，也未再向龙水五金商贸城项目投入款项，贺炜也没有要求南方公司、西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清算，双方均未举示相关证据证明龙水五金商贸城项目的盈亏情况，且自2011年4月贺炜与宋荣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贺炜未再就龙水五金商贸城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向南方公司、西子公司主张权利，结合贺炜与宋荣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该院认为贺炜与宋荣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双方不再有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的主观意愿，贺炜也没有资金投入，与南方公司、西子公司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因此，本案贺炜与南方公司、西子公司、宋荣根之间的关系应为股权转让纠纷。关于宋荣根代贺炜向杨续胡支付的借款3500万元及利息870万元是否包含了本案的1050万元土地款的问题。该院认为，首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是法律拟制的人，具备独立的财产权利，投资人对公司的投资经过法定注册登记手续之后即转为公司的财产，不再属于原投资人，投资人经过注册登记成为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本案中，贺炜投入西子公司的1050万元的土地款是依据《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股权比例投入的后续的注资款项，一经投入西子公司便已转化为西子公司的财产，其不再对此享有所有权，其投入的款项产生的权利均已内化为其所持有的西子公司的49%的股权之中。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公司财产在未依照前款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股东”，本案贺炜并未举示其与西子公司之间存在退还投资款等约定的证据，即使西子公司要将公司财产分配给股东，但贺炜已将其股权转让给宋荣根，重庆市大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据生效判决已于2013年为宋荣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故贺炜已丧失西子公司股东的身份。第三，从贺炜与宋荣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二项的约定“附属于上述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来看，贺炜基于《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约定投入1050万元土地款，该1050万元已经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已经成为公司的资产而非贺炜与南方公司、西子公司的共有财产，且贺炜投入1050万元土地款距其与宋荣根于2011年4月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到3个月，并没有产生收益，该1050万元与贺炜所持有的西子公司49%股份的出资款2450万元共同组成了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款3500万元，且宋荣根还代贺炜向杨续胡支付了利息870万元，该转让协议并未损害贺炜的利益，因此，应认定贺炜与宋荣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3500万元股价应包含了贺炜所持有的西子公司49%的股权及其收益（即1050万元土地款的收益）。综上，贺炜要求西子公司归还1050万元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最后，贺炜要求南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因西子公司尚且无需承担退还款项的责任，贺炜的该项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贺炜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贺炜提交了三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大足法院依据委托书确认的事实是错误的，宋荣根一直采用变造及伪造的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经质证，南方公司、西子公司、宋荣根均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在上海市二中法院的庭审中，杨续胡亲口承认委托及收款人是谁，因此不管贺炜提供的鉴定书上面是不是杨续胡的签字，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同时，杨续胡收到宋荣根的还款，其已经举示杨续胡的收款证明，杨续胡也予以认可，故即使杨续胡找他人代为签字，也是得到杨续胡事后追认的；至于贺炜签字是不是在同一天，因系贺炜自己签字，故不能由此认定合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因南方公司、西子公司、宋荣根均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鉴定书所载内容已经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即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据此，本院对其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的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还是合同纠纷；二、案涉1050万元款项是否已包含在股权转让的对价当中。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是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概括后的案件名称，由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等情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贺炜的起诉事由和审理情况后确定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属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并不涉及需要向当事人进行释明的问题。不过，由于案件具体情况的差异，不同法官在对类似案件进行概括并确定案由时可能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对案件法律关系的认定和实际处理的结果，即案由不会对法律关系和法律适用产生限制作用。本案贺炜依据《合作开发协议》起诉，具体事由中涉及合作开发和股权转让等事宜，一审法院将案由确定为股权转让，未能涵盖当事人诉由的全部，本院依法更正为合同纠纷。贺炜关于一审法院确定案由错误系程序违法的意见，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明确约定3500万元价款是否包含贺炜支付的1050万元土地款，双方对此也未达成补充协议，无法直接从文义上进行推断，因此，应当考察合同的签订背景、当事人作出该商业安排的目的、合同的实际履行等合同整体情况来确定。首先，从案件基本事实来看，贺炜以成为西子公司股东的方式与南方公司合作开发案涉土地项目，而贺炜也认可其并未参与西子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附属于上述股权的其他权利”应当是指作为西子公司股东而享有对涉案土地项目的相关权利，而该权利基于已出资1050万元而来，故应当包含了案涉1050万元土地款；其次，从公司实际资产状况来看，贺炜于2011年1月以2450万元受让西子公司49%股权，随后于2011年4月以3500万元将前述股权转让给宋荣根，而除案涉土地项目外，现并无证据表明西子公司资产在两次股权转让间隔的3个月内有大幅增加或其他重大利好等情形，相反，贺炜受让前述股权的价款2450万元与其支付的土地款1050万元之和恰好为其转让49%股权的价格3500万元；最后，从前后数份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来看，贺炜向杨续胡借款3500万元受让前述股权，而后宋荣根受让贺炜所持的前述股权，并通过与杨续胡达成《还款协议》，消灭了贺炜在杨续胡处的3500万元借款，因此，从数份合同尤其是《合作开发协议》的后续数份合同的签约目的来看，宋荣根与贺炜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价款3500万元自然应当包括了股权的对价和已付土地出让款的对价。贺炜关于前述3500万元价款不包括其支付的1050万元土地款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贺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189.5元，由上诉人贺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海波审 判 员 张 毅审 判 员 余彦龙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谢威利书 记 员 李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