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82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弘铭涂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昆山市花桥镇国际华城东门商铺77号。法定代表人：沈铭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周钦逢，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康辉化工材料经营部，住所地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占上村。负责人：周亚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田辉,男,苏州市相城区黄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昆山弘铭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康辉化工材料经营部（以下简称康辉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1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弘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康辉经营部支付弘铭公司货款144364.22元及延迟给付货款期间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康辉经营部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已查明，双方自2003年至2017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弘铭公司供货给康辉经营部，康辉经营部应履行货款支付义务。双方同时也确认，每年度都有结余的款项累积至下年度滚动计算。2013年12月26日周伟兴签字确认收康辉经营部汇票50728.28元，付三笔货款41194元后，多付9534.28元。2015年12月16日周伟兴签字确认收汇票2万元，余3865元，周伟兴一审到庭陈述表示，2013年及2015年的书写内容仅指该笔汇票所牵涉的前几笔款项的付款结余情况，并非就双方交易往来的全部货款予以结算。周伟兴职位为业务专员，仅负责出货及收款，并无全部货款结算权。2、康辉经营部于2013年更换实际负责人，由周健康改为周亚萍(周健康为周亚萍父亲)，双方累积滚动积欠的货款于2003年就已结余66432元，直到2017年底累计144364.22元未结清。弘铭公司认可2013年由周亚萍担任实际负责人后双方未结清的货款金额并无大幅度的升降，故2013年之前的货款已结清。双方一直存在稳定的交货、付款关系，双方亦未形成全部结算的正式文本。3、一审中，弘铭公司要求康辉经营部提供2013年之前的账目,证实双方未结清货款，但康辉经营部以搬家为由，表示2013年前的账簿佚失，导致双方无法在一审中就付款情况进行核实。弘铭公司于二审中提供2003年以来的所有交易记录，该纪录表明康辉经营部从未结清所有货款，每年度未结清的余额自2005年以来每年都余12到20万不等且持续滚动计算。一审法院仅凭弘铭公司业务专员的记载就认定双方已结清货款，实属不当。康辉经营部辩称，一、2013年12月26日弘铭公司业务员周伟兴签字确认收到康辉经营部汇票50728.28元，多付9534.28元，可以证明康辉经营部截至该时间点多付了9534.28元，不存在拖欠其货款的事实。二、康辉经营部提供的2014年账目表，起始处记载“上年度结转票清，款多付9534.28元”，此后至2015年12月16日前双方又发生多笔货款往来，康辉经营部账目中记载的每笔往来款与弘铭公司往来明细能够相互对应。根据账目表，2015年12月26日周伟兴签字确认：“收汇票2万元，余3865元“，该结余的3865元系根据2013年12月26日其确认的多付9534.28元金额与此后又发生的货款往来累计结算后而得出。因此康辉经营部提供的证据前后相互吻合，足以证明所有款项均已付清。三、弘铭公司认为2015年12月16日周伟兴确认的结余3856元系当年度结余金额，但根据弘铭公司提供的2015年往来明细，当年度结余金额并非3865元，因此弘铭公司的陈述与其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弘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辉经营部支付弘铭公司货款144364.22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判令诉讼费由康辉经营部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弘铭公司与康辉经营部自2003年至2017年期间存在业务往来,康辉经营部向弘铭公司采购涂料等货物。弘铭公司提供了双方2003年发生业务关系以来的送货单、发票及其自行制作的2003年至2017年期间每年往来明细账。弘铭公司称双方货款累计滚动，2018年7月份其公司对账款核算后发现康辉经营部结欠弘铭公司货款金额144364.22元。弘铭公司于2018年7月14日向康辉经营部发送了律师函，将结欠款项情况告知康辉经营部，并要求康辉经营部及时付款。一审另查明，康辉经营部不认可弘铭公司的诉讼请求。康辉经营部称因交易时间过长未能提供全部付款凭证。但为抗辩弘铭公司的主张，康辉经营部提供了2013年12月26日的一份对账说明、2014年以来的账目表及相应的付款凭证。2013年12月26日的对账说明中载明“苏州康辉化工转弘铭涂料货款银行汇票一张金额50728.28元，付以下三笔货款。合计41194元，多付9534.28元”，该对账说明由周伟兴签字确认。一审中，弘铭公司与康辉经营部确认周伟兴系弘铭公司负责与康辉经营部对接的业务专员，弘铭公司对周伟兴签字予以认可。康辉经营部提供的2014年账目表中，2014年度账目起始处记载“上年结转票清，款多付9534.28元”，随后康辉经营部账目自2014年1月开始对于收货、发票、付款情况均进行了记载，该记载内容与弘铭公司提供的往来明细账中均能够相对应。2015年12月16日，周伟兴在康辉经营部账目中签字确认“收汇票2万元，余3865元”。2016年4月29日周伟兴又签字确认一份收条，内容为：收康辉经营部汇票10000元，现金4031元，合计14031元，付清货款3865元。一审中，弘铭公司称2015年12月16日周伟兴签字确认的“余3865元”系对于2015年当年度账目余款的结算确认，并非对于双方总货款金额的结算。但根据弘铭公司2015年往来明细账中的当年度货款发生及支付情况，当年度结余金额并非3865元。一审中，弘铭公司与康辉经营部双方确认2015年12月16日之后又发生的货款均已结清。一审法院认为，弘铭公司与康辉经营部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弘铭公司供货给康辉经营部，康辉经营部应履行货款支付义务。本案中，弘铭公司提供了双方发生业务往来的所有送货单及发票，可以证明双方发生的货款总额。康辉经营部抗辩主张货款均已支付完毕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虽然康辉经营部称因时间较长而未能提交所有付款凭证，但康辉经营部提供了由弘铭公司方人员签字确认的对账说明及财务账目。根据康辉经营部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2013年12月26日弘铭公司业务专员周伟兴签字确认收康辉经营部汇票50728.28元，付三笔货款41194元后，多付9534.28元。康辉经营部账目表中在2014年账目起始处明确记载“上年结转票清，款多付9534.28元”。此后至2015年12月16日期间双方又发生多笔货款往来，康辉经营部账目中记载的每笔往来与弘铭公司往来账明细能够相互对应。根据账目表，2015年12月16日周伟兴签字确认“收汇票2万元，余3865元”，该结余的3865元系根据2013年12月26日其确认的多付9534.28元金额与此后又发生的货款往来累计结算后而得出。弘铭公司认为2015年12月16日周伟兴确认的结余3865元系当年度结余金额，但根据其2015年往来明细当年度结余金额并非3865元，弘铭公司主张3865元系当年度结余并无依据。鉴于双方往来货款本身系滚动结算，一审法院认定弘铭公司业务专员周伟兴2015年12月16日签字确认的“余3865元”系对于此前双方货款金额的结算确认。弘铭公司与康辉经营部认可该笔结余金额及此后发生的货款已付清，故一审法院认定康辉经营部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弘铭公司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弘铭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88元，减半收取1594元，由弘铭公司承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弘铭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其单方制作的2003年至2017年弘铭公司与康辉经营部全部的单位往来明细、现金解款单、收据及进账单复印件，证明双方2003年至2017年每年款项往来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康辉经营部从未结清货款的事实。康辉经营部质证意见：一、对各年度往来明细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弘铭公司单方制作的，并不完整。二、对现金解款单、收据、进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并不能完整反映康辉经营部的实际支付情况，康辉经营部曾向周伟兴支付过多笔现金或微信转账。因双方交易多，时间跨度长，且滚动结算，故双方于2015年12月16日进行了对账，弘铭公司业务经办人周伟兴在滚动结算财务账目表上签名确认截止该日期，康辉经营部尚欠3865元，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弘铭公司的证明目的。三、上述证据弘铭公司于一审中已提交，并非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因康辉经营部对上述现金解款单、收据、进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弘铭公司于一审中已将2013年至2017年的单位往来明细作为证据提交，本院对该证据不作为新证据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弘铭公司于二审中确认，弘铭公司与康辉经营部2013年至2017年间产生的货款基本已结清。本院于二审中询问弘铭公司：“你方主张2003年就已结余了66432元，有无证据佐证？”弘铭公司陈述：“2002年我们从上海搬到昆山，整个工厂之前留下的明细账显示还结余6万多块，但是具体的单据可能找不到了。这个数字应该是明确的。”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弘铭公司主张康辉经营部支付货款144364.22元的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弘铭公司与康辉经营部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弘铭公司确认双方自2013年至2017年的货款基本已结清，即其主张的货款主要发生于2013年之前。弘铭公司虽主张周伟兴不具有全部货款对账的权限，但确认双方存在滚动结算的交易习惯，而周伟兴于2013年后多次记载双方货款往来及结余情况时，使用“上年结转票清”、“多付”等表述,均未提及2013年之前的欠款情况。弘铭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提交的全部单方制作的往来明细载明的欠款数额已得到康辉经营部确认，亦未能提供康辉经营部于2003年即已结欠66432元的相关证据。在双方存在滚动结算交易习惯的情况下，弘铭公司在2013年至2017年从未向康辉经营部主张2013年之前的欠款，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康辉经营部在2013年之前仍存在欠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康辉经营部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并无不当。综上，弘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88元，由昆山弘铭涂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小安审 判 员 冯月青审 判 员 李晓琼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蒋 超书 记 员 郭聪敏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