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04民初3621号原告：常州市嘉盛装饰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3722807180L，住所地常州市金坛区洮西镇新河村五里庙。法定代表人：万建梅，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建华，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红兵，江苏金天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钟楼区五星伟辰箱包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20404MA1W548239，住所地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新新村委工业路南。经营者：张晔，该公司负责人。被告：张晔，女，1976年11月9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银，江苏常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州市嘉盛装饰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钟楼区五星伟辰箱包厂（以下简称伟辰箱包厂）、张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红兵、万建华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两被告支付工具包货款2286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6075元，合计234675元，并按年息6%支付自2019年6月1日至还清货款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向原告购买工具包，单价为7.2元，2018年7月，原告陆续向被告交付工具包18750只，合计货款135000元。2018年8月25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收到发票后，承诺2018年8月底结清全部货款。2018年9月12日，被告又向原告购买工具包13000只，单价7.2元，合计货款93600元。原告催要未果，现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两被告辩称，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关于工具包的交易，2018年4月，伟辰箱包厂由小额纳税人升级为一般纳税人，即被告升级为一般纳税人后只能开具税率17%的增值税发票，不能再开具小额纳税人税率3%的定额票，故被告伟辰箱包厂在2018年8月接到其客户常州合力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电器）向其发出的定购箱包的采购单后，因没有进项税票进行抵扣，故找到了原告股东万建华，万建华表示可以帮其开具17%的进项税发票抵扣税款。在被告拿到发票进行抵扣后，原告却恶意提起本案诉讼，刘正平与张晔2017年9月已经离婚，原告提交的刘正平签收的货物真实性无法确认，与两被告无关联。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1日，常州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向伟辰箱包厂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内容为：你单位于2018年3月1日提出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申请收悉，予以登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自2018年3月起生效。2018年8月25日，原告向伟辰箱包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均载明货物名称为*纺织产品*工具包，单位只，数量9375，单价6.2068965571，税率16%，价税合计67500元，上述发票已抵扣。原告经营范围原为塑料装饰制品、服装的制造、加工；旅游用品加工；丝网印刷。2019年7月1日在前述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箱包的制造、加工和销售。另查明，2017年9月，张晔与刘正平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对以下事实及证据存在争议：一、关于原告是否向伟辰箱包厂供货问题，原告提供了送货单三张，其中编号为2018070001送货单载明货品名称为大工具包，单位片，数量6000、3000，送货日期为2018年7月7日，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张晔签字；编号为2018070002送货单载明货品名称为大工具包，单位片，数量4800、1000、1500，送货日期为2018年7月11日，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张晔签字，该份送货单第二栏数量1000后面手写“+500”，备注栏载明“小圆角”；编号为2018080001送货单载明货品名称为大工具包，单位片，数量1950，送货日期为2018年7月15日，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未有签字，该送货单全部内容均为打印，且上述三份送货单客户名称处均注明“西新桥刘总”。原告称上述三份送货单对应的货物即为2018年8月25日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货物；送货单上注明数量为片，系原告笔误；原告与被告的箱包往来没有签定书面合同，被告需要箱包，或者需要送货就跟万建华讲，万建华送货过去，上述内容均是刘正平在操作，原告与被告箱包往来只有一种规格，被告均是供给合力电器的，原告送货单均会找人签字，或者张晔或者刘正平。两被告对两份有张晔签字的送货单质证意见为：该两份送货单系原告为被告加工印花所对应的供货，因原告未向被告开具发票，故被告尚未付款，印花单位为片，双方约定的印花片单价为0.25元，被告在签字时看到单位为片，就签字了；对编号为2018080001的送货单真实性不予认可，该送货单显示的编号与送货日期7月不一致，被告认为该送货单系原告为了凑足两份发票载明的数量而刻意伪造。被告另称原告为被告开具的两份增值税发票并不存在真实的箱包交易，因为2018年3月被告依据税务部门要求升级为一般纳税人，不能再开具小额纳税人3%税率的发票，故被告在2018年8月接到客户合力电器发出的采购单后，因没有进项税票进项抵扣，故找到万建华帮忙，原告负责人万建华表示可以帮被告开具17%的进项税发票抵扣税款。被告提供了伟辰箱包厂与合力电器2018年箱包往来记账凭证、发票、检验入库单等证据，其中2018年8月6日及21日发票均载明税率为16%，数量为13544及6376只，含税单价为7.2。证明2018年伟辰箱包厂向合力电器销售的箱包价格低于原告发票上载明的价格，故被告不可能以高于自身销售价格对外进行采购。原告对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原告提供万建华与刘正平微信聊天记录一组，显示如下内容：2018年7月24日，万建华：上黄83包*60只+20只=5000只；导士36包*60=2160只。刘正平：好的。万建华：已全装车，我走了。万建华对刘正平微信名称备注为“（常州戚墅堰刘）”；原告另提供万建华与张晔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显示如下内容：2018年6月8日，万建华：名字，什么厂呢？张晔：伟辰箱包厂。万建华：收件人。张晔：刘正平。2018年7月10日下午，万建华向张晔转账5000元。张晔：谢谢及时帮忙，我在配料给你。万建华对张晔微信名称备注为“箱包（西新桥.张晔）”。关于上述聊天内容，原告称7月24日聊天内容所涉的箱包即为本案原告向被告交付的工具包；被告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聊天记录所显示的发货时间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不一致，恰好证明原告起诉不实；被告对万建华与张晔聊天记载真实性无异议，并称聊天内容“我在配料给你”指的是双方印花加工业务，被告需要为原告配送印花片以供原告为被告加工印花，当时张晔经刘正平介绍刚刚认识万建华，所以为了方便就称收件人为刘正平；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对刘正平及张晔的备注为不同地点，反映了原告对于张晔与刘正平代表的并非同一主体是明知的。二、关于双方之间印花片往来，原告代理人称原告与伟辰箱包厂之间2018年亦存在关于印花片的往来，也有送货单，送货单上被告有的签字，有的没签字。原告负责人万建华称：从2018年8月被告的印花片都是在原告处做的，具体数量记不清，关于价格，双方口头约定大的工具包是0.27元，小布袋是0.1元多，都没结账，总价款也不清楚；小圆角、大圆角是包的形状，大弧度小弧度的区别，印花形状大小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针对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印花片往来，本院要求原告提供相关送货单，原告提供了编号为2018090002的送货单一份，载明货品名称为大工具包印花，724片，备注小圆角，小布袋印花，6000片，备注2500+3500，客户名称为西新桥（刘总），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未显示签字。该送货下方手写注明“已送，刘总签收”，该部分内容系万建华书写。被告对上述送货单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代理人向万建华询问原告何时开始从事箱包生产业务及原告送货单是从系统里面打印出来的还是从外面采购的纸质的载明了编号和抬头的送货单，万建华拒绝回答。原告与被告均认可双方印花片往来即为被告提供印花片，原告为其印制印花。审理中，本院向刘正平进行调查，刘正平称：“2018年9月12日送货单上的签名不是我签的。我与万建华认识七八年了，去年我有个客户要做印花片，万建华就要求给他做，他给我做了大约13000片左右，约定每片0.25元，后来调高到每片0.27元，这笔款项我还没付，因为我们之间还有车子的纠纷，他还欠我钱，我与张晔离婚后，没有住在一起，我偶尔去看一下孩子，离婚之后伟辰箱包厂归张晔，离婚后我与张晔基本上没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介绍过张晔向万建华购买印花片；离婚后箱包厂虽然归张晔，但她不太懂经营，有些事情会问我，考虑到孩子，我也尽量帮她，箱包厂升级为一般纳税人后，需要进项说抵扣，否则要承受高额税率，我就介绍了万建华给张晔”。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与伟辰箱包厂是否存在真实的工具包往来？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主张被告结欠原告箱包货款228600元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原告提交的编号为2018070001、2018070002的送货单虽然有张晔签字，但该两份送货单上单位注明了“片”，且送货单均未注明单价及总价，原告仅依据该两份送货单上注明了大工具包而主张所涉货物系工具包依据不足；2、依据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数份送货单中载明的编号及送货日期分析，送货单载明的编号系按照年、月来进行编号，且第六位数字应为送货月份，而原告提供的2018080001送货单上注明了送货日期为7月，原告负责人万建华拒绝回答其送货单来源，故本院认为被告主张上述送货单系原告为了补足发票载明的货物数量而制作，该主张具有合理性。3、原告与被告均认可2018年双方存在印花加工的交易，万建华称双方往来送货单都会有人签字，无论刘正平或者张晔，但原告并未能提供经张晔或者刘正平签字的关于印花片的送货单，原告另表示对于双方之间印花片往来数量不清楚，亦缺乏合理性；且原告若与被告之间既存在箱包往来又存在印花片往来，且货款均未支付，则原告理应在本案中一并向被告进行主张，但原告仅就箱包提起诉讼，不具有合理性。故被告主张张晔签字的两份送货单所涉交易为印花片应与事实相符。4、万建华称其向被告供应的箱包仅有一种规格，且被告都是出售给合力电器的，但依据伟辰箱包厂向合力电器开具的发票分析，被告向合力电器出售的箱包价格并不高于原告发票载明的价格，故原告主张被告采购原告箱包后向合力电器出售有悖常理。5、原告于2019年7月方具有箱包生产资产，在此之前原告经营范围为饰品制作，印花属于箱包饰品，故被告主张2018年7月两份送货单所涉交易为印花片往来符合原告经营范围。6、原告提供的2018年7月24日与刘正平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发货7000多只，原告认为该微信聊天记录所涉货物即为本案原告向被告供应的工具包，但原告提供的案涉工具包三份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时候均非7月24日，原告关于案涉工具包所对应的送货时间在本案中陈述自相矛盾。另原告提供的2018年9月12日送货单，未显示有张晔签字，虽显示有刘正平签字，但刘正平与张晔已于2017年9月离婚，且刘正平对上述签名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反映原告对刘正平及张晔备注的微信名称地点不一致，故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该送货单所涉的箱包交易缺乏依据。因原告明确其坚持主张与被告之间的工具包交易所产生的货款，本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常州市嘉盛装饰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821元，保全费1770元，合计659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刘金霞人民陪审员  庄 洋人民陪审员  庄 怡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蒋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