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5民终13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开鲁县格林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开鲁县小街基镇范家窑村。法定代表人：任淑芬，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栋，内蒙古通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含，内蒙古通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格林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开鲁县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殷龙民，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刚，系内蒙古辉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开鲁县格林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贸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内蒙古格林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生物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2017）内0523民初2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栋、吴含，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开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内0523民初298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判决保险理赔款归属被上诉人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根据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可知是由上诉人对本案争议的700多吨红干椒在第三人处进行的出口保险。该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受益人皆为上诉人，而非被上诉人。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原审法院将保险权益判令给与保险合同无关的被上诉人，这明显是违反保险法规定的违法行为。关于保险利益的赔偿问题，经北京仲裁委员会审理作出了（2016）京仲裁字第0008号裁决书，该裁决书中明确裁决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向上诉人开鲁县格林贸易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赔款，而不是向被上诉人。开鲁县人民法院明知有北京仲裁委对保险利益归属的裁决，却仍作出与0008号裁决书相反的判决，致使现在出现了两份相互矛盾的判决。原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系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所提交的上诉人与韩国客商签订的销售合同原件及代理出口协议书存在以下几点问题，销售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10月8日。代理出口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3年9月13日。被上诉人在2013年9月13日就已经预知了2013年10月8日销售合同的产生，明显违背常理。代理出口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合同号为KLGL201309-19项下的货物的所有权(物权)归委托方所有。”而销售合同原件的合同号为KLGL201309-13。代理出口协议与销售合同上的合同编号明显不一致。代理出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该代理协议对于授权范围做出了明确的约定，但是没有代为办理保险的约定。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在原一审中作出的（2015）开商初字第60-1号、60-2号以及60-4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均为孟凡霞、于凤权、邢宝恒，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5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之规定，于凤权法官应当自行回避，但其却作为本案合议庭成员参加了所有审判程序，并作出判决，显然严重违反法律程序。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辩称，开鲁法院一审认定事实正确，程序不违法，上诉人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事实部分，原审法院没有判决保险理赔款归被上诉人，原审法院判决的是由上诉人转交17894号项下保险理赔款，判决内容可见，上诉人负有转交义务，因双方间属于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上诉人取得的保险理赔款，是根据双方进出口代理合同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根据合同法第404条规定，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原审判决与北京仲裁委裁决书是否冲突问题，原审判决与北京仲裁委裁决书不冲突，北京仲裁委是依照保险合同仲裁，原审法院是依照进出口代理合同判决，二者法律关系不一致，不产生冲突。关于对方认为的代理出口协议书问题，销售合同的签订时间和代理出口合同的签订时间均是2013年9月13日，被上诉人依据的代理出口协议书明确约定合同号KLGL201309-19，代理出口协议书第三条，虽没有约定上诉人代为投保事宜，但该协议书第6条其他约定中第五项明确约定涉及对外索赔理赔所得归委托方所有，上诉人代为出口的红干椒700吨，所有权是被上诉人的，依据该700吨红干椒索赔所得，上诉人应转交给被上诉人，原审程序不违法，于凤权在（2015）开商初字00060号民事案件中，仅参与了财产保全，对该案的实体审理没有参加，因而，不存在上诉人称的程序违法。一审原告格林生物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向开鲁县人民法院一审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开鲁县格林贸易有限公司与第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保单号SCH017894项下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理赔款权利归于原告，标的应为354732.00美元（47600-32585.00美元）×80%，折合人民币2202424.57元，2015年8月4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等于6.2087元人民币。原审认定事实，原告格林生物公司住所地为开鲁县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殷龙民，该公司股东为殷龙民、王玉发、徐日龙。现公司总经理（股东王玉发）因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罪于2014年11月11日被开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案件已公诉至该院。被告格林贸易公司住所地为开鲁县小街基镇，法定代表人任淑芬，股东为任淑芬、王玉侠。格林生物公司总经理王玉发与格林贸易公司董事任淑芬系夫妻关系。原告格林生物公司以收购、加工、出口红干椒为主要业务，但无进出口贸易资格；格林贸易公司也经营上述业务，并具有进出口资格。2013年以来，格林生物公司与格林贸易公司曾有进出口红干椒贸易代理关系。上述事实有庭审中原、被告的陈述及被告认可的王玉发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讯问笔录佐证，故予以认定。另查明，2013年10月17日被告格林贸易公司分六票共计将700吨冷冻红干椒出口至韩国，发往韩国ARAMULSANCO.公司，发票总金额476000.00美元，自2013年10月20日起货物已全部入韩国公司，韩国公司收购后，仅电汇给格林贸易公司23345.00美元，尚有452655.00美元形成拖欠。被告格林贸易公司就该笔货物向第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进行了投保，现经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第三人已赔偿保险金人民币2030000.00元。原告已就该笔保险赔偿金向该院提出了财产保全，该院已将该保险金扣划至开鲁县人民法院执行专用账户。本案的主要争议事实为被告格林贸易公司2013年10月17日分六票发往韩国ARAMULSANCO.公司的700吨冷冻红干椒所有权归属及原被告之间就此标的是否存在代理出口合同关系。针对该争议事实，原告举了下列证据：1.2013年8月21日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内容为格林生物公司委托格林贸易公司收购、内销红干椒，出口冷冻红干椒。出口的红干椒银行收汇、货款回收、出口退税等均由被告格林贸易公司办理，出口货款全部回收亦在被告格林贸易公司美元账户上；2.原告格林生物公司与被告格林贸易公司订立的代理出口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为原告格林生物公司委托被告格林贸易公司代理出口冷冻红干椒，总金额为USD476000.00美元。协议对商品包装、规格、数量、付款条件、交货期限、权利义务、合同有效期限进行了约定。该合同盖有两公司公章、法人印章；3.原告持有的被告向第三人交纳短期保险收据两枚，保费发票三枚；4.2013年10月14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续转批单一份、保单号为SCH017894；5.被告向第三人的索赔申请书一份；6.开鲁县公安局在中国银行开鲁支公司调取的被告单位美元账户明细表三页。该明细表显示被告利用代原告收取的货款支付了第三人的保费；7.2015年4月21日开鲁县公安局对王玉发的讯问笔录一份。王玉发该份笔录中承认被告公司系以其妻子任淑芬为股东注册，原告公司以被告公司名义出口货物，发往韩国客商的700吨红干椒所有权系原告的，该货已在第三人处投保，货款未能收回；8.2015年5月31日开鲁县人民检察院对王玉发的讯问笔录。该份笔录中王玉发的陈述与其在公安机关对本案争议的700吨红干椒发货的陈述内容基本一致；9.原告在麦新镇韩子龙处收购后入库红干椒库单12本（单据310张），总吨位为506吨；10.原告在开鲁县开鲁镇慧通冷库处收购后入库红干椒入库单1本（单据85张）；11.格林贸易公司进出口合同（KLGL201309-19号）原件一份。该合同为被告发往韩国ARAMULSANCO.公司700吨红干椒的英文版文书。被告对原告上述证据均不认可，质证意见为：1.委托书没有明确被告代理相关的保险业务，委托书不真实；2.代理出口协议系复印件，王玉发的认可并不代表被告的认可；3.向第三人投保的保费支付系从被告公司账户转出，该笔费用的来源并不能佐证原告的主张；4.批转单已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5.索赔申请书真实，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6.开鲁县公安局调取的被告单位美元账户明细表真实，但也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7.原告所举的开鲁县公安局对王玉发的讯问笔录及开鲁县检察院对王玉发的讯问笔录中王玉发陈述的事实尚需开鲁县人民法院确认，且王玉发陈述的原告进被告公司账款与银行单数额有差距；8.原告所举的收购红干椒入库单及单据不能证明与本案争议的700吨韩国客商的货物有关。针对争议的事实，被告举了如下证据：1.被告从第三人处复印的（1）编号SCH017894-111300续转批单及保险单续转明细18页、（2）保险单续转明细表19页、（3）1500-201300113信用限额申请表20页；2.王玉发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罪卷宗第3卷第24页及第159页、第5卷第20页中王玉发的陈述内容。王玉发陈述的内容与原告主张的发货的时间、吨数不相一致，签订代理协议、委托书不相一致；3.王玉发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罪的起诉书。证实王玉发职务侵占的时间为2014年1-3月的鲜椒款，而本案争议的标的是在2013年10-12月份发货。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质证认为，被告所举的复印于第三人处的保单续转明细及申请表具有客观性，能够证明本案事实，被告享有索赔请求权，原告请求的是保险权利所有权。被告所举的王玉发在公安机关的陈述非常明确的证明了原被告之间的代理关系。王玉发是在货款回来后进行的侵占，保费已经交纳。检察机关的起诉书说明的是王玉发挪用、侵占原告公司财产一事，王玉发所交纳的保费在刑事卷宗中并没有涉及。该院为查清本案事实，于2015年12月10日对王玉发进行了调查。王玉发陈述被告格林贸易公司系其以其妻子任淑芬的名义及王玉侠名义注册，公司实际掌控人为其本人。被告格林贸易公司具有出口权，自己与殷龙民、徐日龙成立格林生物公司后，被告格林贸易公司受原告格林生物公司的委托收购、内销、出口红干椒。2013年10月17日分六票发往韩国ARAMULSANCO.公司的700吨冷冻红干椒系原告格林生物公司的货物，由自己办理的代理出口手续，货物所有权确为原告格林生物公司，但收购资金自己曾经垫付。本院认为，原告所举的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充分证实本案争议的700吨冷冻红干椒货主为原告格林生物公司，这也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王玉发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上述证据证实原被告之间签订了委托书、代理协议及向第三人交纳保费、发往韩国公司的货物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事实，予以采信。被告所举的与第三人之间的保单批转单等证据具有客观性，亦能证实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王玉发与被告格林贸易公司股东任淑芬系夫妻关系，亦是格林贸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玉发在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的陈述也客观的佐证了本案的客观事实，故认定该院对王玉发的调查笔录有效。被告所举的王玉发在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的陈述笔录具有客观性，但上述证据内容不能完全证实其主张，故不予采信。结合庭审中的陈述及本案证据的认定，本案的争议事实清楚：被告格林贸易公司2013年10月17日分六票发往韩国ARAMULSANCO.公司的700吨冷冻红干椒所有权归原告格林生物公司所有，原告格林生物公司与被告格林贸易公司就此700吨红干椒标的存在委托代理出口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确认保险标的所有权及保险赔偿款权利人，请求确认的权利基于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故本案案由应认定为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被告抗辩案由应为保险合同纠纷，人民法院无权处分保险赔偿权利理由不能成立。原被告之间争议的2013年10月17日分六票发往韩国ARAMULSANCO.公司的700吨冷冻红干椒所有权归原告所有证据充分，事实清楚。被告受原告委托与第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事实清楚，在保险标的出现风险后，被告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合理，但该笔保险金的赔偿权利应归委托人原告格林生物公司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2015）开商初字第00060号民事判决：确认被告开鲁县格林贸易有限公司与第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保单号SCH017894项下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理赔款（现第三人最终赔偿款折合人民币2030000.00元）权利归原告格林生物公司所有。案件受理费24420.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被告开鲁县格林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一审原告格林贸易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3月26日作出(2016)内05民终1839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开鲁县人民法院（2015）开商初字第00060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开鲁县人民法院重审。一审重审中原告格林生物公司变更了诉讼请求并补充陈述了事实。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格林贸易公司转交给原告保单号SCH017894项下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理赔款203万元。2013年９月份，原告委托被告格林贸易公司代理进出口贸易。2013年10月至11月期间，格林贸易公司代理原告向ARAMULSANCO（韩国客商）分六次出口冷冻红干椒700吨，合计货款476000.00美元。被告格林贸易公司在办理出口红干椒事宜时，根据原告的指示，就货款及时回收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保单号为SCH017894，保险费均是用被告代理原告出口返回的货款支付。该笔货款韩国客商没有按时给付，故符合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条件。北京市仲裁委员会已经依法裁决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赔付被告保险金人民币203万元，且该款已经原告申请保全后划至开鲁县人民法院执行专用账户，被告拒不同意给付，所以提起诉讼。重审中被告格林贸易公司没有变更答辩意见，补充答辩意见如下：关于保险赔款的诉讼请求，因该保险理赔款系被告公司与中信保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而且该份保险理赔款已经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第８号裁决书裁决由被告所有，因此代理人认为原告主张保险理赔款无任何事实、法律依据。基于上述理由，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重审中原告复举了原审中的1-11号证据。重审中原告新举了以下两份证据：1.证据编号12开鲁县人民法院（2015）开刑初字第158号刑事判决书；2.证据编号13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内05刑终6号刑事裁定书。两份生效的法律文书均已认定了王玉发是被告格林贸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经营者，其使用被告公司的名义为原告进出口红干椒700吨，并就该700吨红干椒的货款回收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了保险。两份生效法律文书对本案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及委托书均进行了认证。被告对原告所举的1-11号证据质证意见没有变化，对原告在本次重审中所举的12号证据没有发表质证意见。对13号证据质证认为六笔索赔款并非交货日期项下的货款，格林贸易公司本身也有自己的出口业务，该裁定书中的内容不能证明原告诉请的700吨红干椒系格林贸易公司代理出口韩国的货物。重审中被告复举了原审中的1-5号证据，没有新的证据。原告对被告复举的1-5号证据质证意见没有变化。重审中该院依法出示了开鲁县人民法院（2015）开商初字第00060号卷宗中2015年11月25日、2015年11月26日的两次开庭笔录，原、被告对两次开庭笔录的客观真实性没有异议。重审认证如下：原审对双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进行了分析认定，重审对证据的认定及证据分析相一致。重审中原告所举的12、13号证据系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故予以采信。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原审认定的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事实及有争议事实既为本案的事实。一审法院重审认为，一、原、被告之间争议的法律关系是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事实清楚。无论原告原审的诉讼请求还是重审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均系要求被告给付代理出口韩国客商的700吨红干椒货款，原、被告之间争议的也是委托代理出口合同是否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赔付的203万元货款是否为原告委托被告出口产品所投保的保险收益。原审中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以第三人身份参加的诉讼，因它的理赔结果是原、被告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的诉讼。被告与原审第三人的法律关系是保险合同纠纷，并非是原、被告争议的法律关系。诉讼过程中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保险纠纷已经了结，原告撤回了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该院也已准予。二、原、被告之间进出口代理合同及关于本案争议的标的203万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理赔款）为被告代理原告出口货物所投保险利益的事实清楚。2013年8月21日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书，原、被告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书，原告持有的被告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缴纳短期保险费收据两枚、保费发票三枚；2013年10月14日被告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的续转批单、保单号SCH017894，被告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索赔的申请书，开鲁县公安局侦办王玉发案件时调取的被告美元账户明细表三份，王玉发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本院审理本案中对他所做的调查笔录，原告收购红干椒账单票据均能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佐证原、被告之间进出口代理合同的事实。原告持有的短期保险收据、保费收据及持有的被告进出口合同KLGL201309-19号原件能够充分佐证保单号SCH017894项下的保险金为原告出口产品的利益金。三、关于保险费的缴纳事实清楚。2013年10月17日被告分六票发往韩国ARAMULSANCO公司的700吨冷冻红干椒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保费均由被告支付，但被告缴纳的保费来源为原告回收的货款。王玉发为被告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实际经营人，且为原告公司总经理实际经营人的事实有生效的人民法院刑事裁判文书佐证。王玉发为出口原告公司的700吨红干椒所投保的保费来源于回收的原告货款的事实有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该院对其所做的调查笔录，公安机关查实的被告公司账户表及原告持有的投保费收益佐证。综上所述，本案原、被告之间进出口代理合同的事实清楚，本案争议标的为被告代理原告货物时所投保险利益的事实清楚，故原告请求被告给付已经得到赔付的保险金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原、被告之间争议的法律关系和被告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非同一事实，被告抗辩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保险金应归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2017）内0523民初2981号民事判决：被告开鲁县格林贸易有限公司转交原告内蒙古格林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保单号SCH017894项下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理赔款2030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案件受理费24420.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被告开鲁县格林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期间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复举了一审提交的证据、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提交的部分证据及原二审过程中提交的仲裁裁决书等证据，新提交了（2015）开商初字第60-1号、60-2号、60-3号、60-4号民事裁定书，（2015）开商初字第00060号立案登记表及民事判决。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复举了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认定与一审重审基本一致。对于原审认定的“韩国公司收购后，仅电汇给格林贸易公司23345.00美元，尚有452655.00美元形成拖欠。”的事实，根据北京市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0008号裁决书能够认定该部分事实有误，应纠正为“韩国公司收购后，仅电汇给格林贸易公司32585.08美元，尚有443414.92美元形成拖欠。”对于二审过程中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提交的仲裁裁决书、（2015）开商初字第60-1号、60-2号、60-3号、60-4号民事裁定书、（2015）开商初字第00060号立案登记表及民事判决，因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与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就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0008号裁决书所涉的出口货物是否存在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二、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是否应将保单号SCH017894项下的理赔款转交给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三、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一、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与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就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0008号裁决书所涉的出口货物是否存在出口代理合同关系问题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与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的《委托书》载明：内蒙古格林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出口辣椒业务委托格林贸易有限公司出口，包括银行收汇、贷款回收、出口退税等在开鲁县格林贸易有限公司办理。出口货款全部回收在开鲁县格林贸易有限公司的美元账户上。内蒙古格林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辣椒收购及内销业务也均由开鲁县格林贸易有限公司办理。2013年9月13日双方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书》载明商品名称：冻辣椒、规格：20KG，数量：35000BAG，总金额：USD476000.00元，该代理出口合同所载的内容与北京市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认定的货物数量、金额一致，出口时间相符。另有开鲁县人民法院（2015）开刑初字第158号刑事判决书、本院（2017）内05刑终6号刑事裁定书能够证实格林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为王玉发，格林生物公司成立后，王玉发于2013年9月30日将格林贸易公司美元账户清零。2013年10月15日，格林生物公司冷冻红辣椒通过格林贸易公司出口，格林贸易公司美元账户2013年10月17日进款23344.89美元，2013年10月9日进款32585.00美元。王玉发的讯问笔录及询问笔录能够证实其经手的700吨没有收回货款，但上保险了。这700吨辣椒是格林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格林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借用格林贸易公司出货了。通过以上证据能够认定，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与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就（2016）京仲裁字第0008号裁决书所涉货物存在代理出口合同关系。对于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提出的代理出口协议与销售合同及理赔合同不一致的上诉理由，因（2016）京仲裁字第0008号裁决书并未就裁决所涉及的合同号为KLGL201309-13或KLGL201309-19作出认定，故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应认定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与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就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0008号裁决书所涉的出口货物存在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二、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是否应将保单号SCH017894项下的理赔款转交给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问题被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的美元账户载明，2013年12月18日、12月23日各有3500.00美元支付给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另有开鲁县人民法院（2015）开刑初字第158号刑事判决书和本院（2017）内05刑终6号刑事裁定书能够证实格林生物成立后，王玉发于2013年9月30日将格林贸易公司美元账户清零。该两笔保险费并未认定系王玉发挪用款项，故应认定为该两笔保险费为格林生物缴纳。因货物系被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所有，保险费亦由格林贸易公司支付，故应认定为系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代理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与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故该保险收益应归被上诉人格林生物有限公司所有，上诉人格林公司应将保单号SCH017894理赔款转交给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三、一审程序是否违法问题系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与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故应由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作为理赔主体进行索赔，而理赔款是基于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的货物所产生，该货物损失也是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的损失，被上诉人格林生物公司向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主张转交保险理赔款并不属于同一个诉讼，不属于重复诉讼，二者并无矛盾。对于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提出的一审法官回避问题，系程序问题，鉴于主审法官原一审参与作出的保全裁定，中止诉讼裁定，均为程序性问题，其并未参与原一审的实体审理，且该问题未影响本案的实体结果，又因本案已经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一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的规定，本院应作出实体判决。综上，上诉人格林贸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重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虽有瑕疵，但适用法律和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该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20.00元，由上诉人开鲁县格林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晓明审判员  韩 洋审判员  白凤兰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隋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