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121民初1036号 原告：雷宁，男，汉族，1970年9月27日出生，住昭平县。 被告：昭平县富罗林场，住所地昭平县富罗镇文潭大桥头。 法定代表人：黄德诚，该林场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辉，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雷宁与被告昭平县富罗林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宁，被告昭平县富罗林场的法定代表人黄德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雷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安排原告上岗工作；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从2018年4月1日起继续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1998年1月经县林业局，县人才交流中心推荐，县政府主要领导签字同意安排到被告处工作，并从工作当月与被告签订了聘用合同，劳动合同存续至停发工资日(2018年3月31日)，原告已连续工作20年3个月，因县政府推进国有林场改革，被告于2018年4月起停发原告的工资，置国家法律及政策于不顾，单方解聘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原告己在被告处连续工作满20年，用人单位应当与原告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属零就业家庭，两小孩属未成年人，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家庭无其它就业人员，有需要供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的规定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有林场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发[2015]6号）第一条第一款“国有林场改革的总体要求：（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按照分类推进改革的要求，围绕保护生态、保障职工生活两大目标。”的要求，原告属“零就业家庭，生活无保障”的事实范围。《国有林场改革方案》第二条第六款“健全职工转移就业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内部消化为主，多渠道解决就业”和“以人为本，确保稳定”的原则妥善安置国有林场富余职工，不采取强制性买断方式，不搞一次性下岗分流，确保职工基本生活有保障。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安置：一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从事森林管护抚育；二是由林场提供林特色产业等工作岗位逐步过渡到退休；三是加强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和引导部分职工转岗就业。将全部富余职工按照规定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范畴，平稳过渡、合理衔接，确保职工退休后生活有保障。将符合低保条件的林场职工及家庭成员纳入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的范畴。综上所述，被告有法律和政策依据安排原告上岗工作，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昭平县富罗林场辩称，一、被告与原告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双方协商一致劳动关系自2018年4月1日解除。原告所诉称的“因县政府推进国有林场改革，富罗林场于2018年4月停发我的工资，置国家法律及政策于不顾，单方解聘了我的工作”事实不成立。根据双方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双方明确了如下事实：1.被告与原告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是基于昭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国营昭平县富罗林场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昭政发[2017]71号），对林场聘用非在编在职的临时工作人员不再继续聘用；2.被告与原告协商一致，自2018年4月1日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双方权利终止；3.被告与原告确定了基本养老保险的交付责任，确定了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为31392元；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被告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3月28日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约定的2018年4月1日起，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因此，原告诉称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不成立。二、被告与原告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切实履行。1.被告属于国营林场，2017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按中共中央相关精神实施国有林场改革，昭平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30日印发了昭政办发（2017)71号《昭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国营昭平县富罗林场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定性定编定经费”、“合理安置职工”等是改革的内容之一。其中“定性定编定经费”内容中，“定经费”是指“富罗林场职工工资、管护经费……科研等全额纳入昭平县同级财政预算予以全额保障”。同时，县政府对被告严格实施“收支两条”管理，因此改革定编后被告所属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由县下财政全额保障，被告已无自有资金，无法自主行使劳动用工权；“合理安置职工”内容中，对“在职不在编人员（含聘用工）处理办法”是“续聘或解聘”。在林场改革中，对于续聘或解聘原告，被告曾行文请示昭平县国有林场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相关领导指示“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在此情况下，被告与原告进行协商，并以“双方协商一致”，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原告也同意接受，并2018年3月28日签署了《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2.《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对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时，对原告的经济补偿金也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按原告的工作年限确认应支付给原告的经济补偿金31392元，并对应缴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期限作了约定，即由被告缴至2018年3月31日，个人部分由原告自行承担。协议签订后，被告已将该经济补偿金划至被告财务部门，但原告至今没有领取。因此，在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时，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并没有减损原告的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规定，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是在林场改革“定性定编定经费”内容的前提下，双方按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年限进行了经济补偿，确定了经济补偿金，且对社会保险费用的缴付分担依法作了约定，《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因此，原告与被告应切实履行。综上，被告认为，被告与原告已于2018年3月28日双方协商一致，签署了《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双方劳动合同己于2018年4月1日起终止，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1.昭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昭劳人仲案不字【2019】1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已经申请劳动仲裁的事实。 2.昭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关于富罗林场雷宁诉求问题的答复》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应该在林场改革之前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事实。 3.昭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的《关于雷宁续聘工作的申请报告的答复》原件一份，拟证明原告已通过昭平县人民政府的答复的事实。 4.《户口本》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及两个孩子的身份信息。 5.贺州市实验中学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之女雷珊系该校七年级18（18）班的在校学生的事实。 6.《广西壮族自治区管理人员聘用合同书》复印件一份、《劳动合同》复印件六份，拟证明原、被告自1998年1月26日至2018年3月31日止都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 7.《城职养老保险》原件九张，拟证明被告自1998年1月至2018年为原告缴纳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事实。 被告为其辩解提供证据有：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昭编（2017）29号文》各一份，拟证明昭平县富罗林场属于财政全额拨款性质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2.《中共中央文件中发（2015）6号》、《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件桂发（2016）12号》文件各一份，拟证明确定对安置富余职工中将对经协商一致解除人事劳动关系的，依法支付经济补偿，自谋职业作为安置富余职工方法。 3.《昭平县人民政府昭政报（2017）57号》、《昭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昭政办法（2017）71号》文件各一份，确定被告林场改革围绕“定性定编定经费”，拟证明确定林场经费来源同级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无自有资金，安置富余职工按续聘或解聘处理。 4.《昭平县财政局昭财农（2017）46号》文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林场收入实行开支两条线，林场除财政全额拨款后无自主资金。 5.《昭富林报（2017）60号》文件一份，拟证明被告对原告等8名聘用人员的处置，相关领导指示按相关规定办理。 6.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拟证明根据林场改革相关要求，双方协商一致自2018年4月1日起终止劳动合同及劳动关系，同时确定解除劳动合同后的相关经济补偿金31392元。 7.被告与黎永荣等人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及《拨付凭证》，拟证明黎永荣等7位聘用人员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领取了各自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款。 8.《仲裁申请书》、《昭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调解书》、《失业保险拨付凭证》，拟证明①2018年3月28日原、被告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后，因被告未为原告缴纳失业保险，致使原告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经仲裁委调解，赔偿原告失业保险待遇损失33864元；②原告在《仲裁书》中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自1999年1月至2018年3月31日，印证了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法律事实；③被告无自主资金，申请县财政拨付赔偿原告等人失业保险待遇损失资金。 9.《图片和签到表》，拟证明被告与原告解除合同是经过双方充分协商，签到表也有原告本人的签名。 经开庭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5、6、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4、5、6、7、8、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以上证据的关联性，本院结合本案证据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2日，根据中国共产党昭平县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关于昭平县县直事业单位调整设置的通知，将国营昭平县富罗林场更名为昭平县富罗林场。被告昭平县富罗林场是昭平县林业局管理的事业单位，机构规格为正科级，列为公益一类。 1998年1月，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成为被告的聘用制人员，从事的工作为营林技术或护林等与被告业务有关的工作，合同期限为固定期限一年。之后，从1999年1月起至2018年3月31日止，原告与被告共签订六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分别为一年、三年、三年、三年、五年、一年三个月，原告仍为被告单位聘用制人员。2017年8月30日，昭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国营昭平县富罗林场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决定由政府主导实施国营昭平县富罗林场改革。实施方案中关于对在职不在编人员（含聘用工）的处理办法明确：续聘或解聘，并按相关规定处理。2018年3月28日，根据国营昭平县富罗林场改革实施方案有关精神，被告与原告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约定自2018年4月1日起，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随之终止；被告为原告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至2018年3月31日止；被告同意向原告支付解聘经济补偿金，按原告在被告工作年限计经济补偿金31392元并约定该协议所约定事项是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所有安排和规定，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其他任何劳动争议。 因被告未为原告在劳动存续期间缴纳失业保险金，2019年1月15日，原告向昭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失业保险损失34272元，2019年2月21日，经仲裁委调解，被告同意赔偿原告失业保险待遇损失33864元。2019年7月8日，原告向昭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安排原告工作，昭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决定不予受理，2019年7月16日，原告向昭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及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规定，本案中，被告昭平县富罗林场作为事业单位，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广西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及昭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国营昭平县富罗林场改革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2018年3月28日，经双方协商一致，原告与被告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自2018年4月1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随之终止，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的规定，该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对该协议的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按照《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协议书》的约定自2018年4月1日起解除。 其次，原告认为其在被告昭平富罗林场连续工作满二十年，被告应当与原告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十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条件、程序，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十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的规定，用人单位出现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依然可以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且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包括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三种情形劳动合同。本案中，被告的改革是由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改革后的被告属于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定编后被告所属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由县下财政全额保障，被告已无自有资金。因此，被告与原告自1998年1月起至2018年3月31日止签订的劳动合同因出现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被告具有可以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再次，原告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抚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的”的规定，被告应当优先留用原告，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依法协商一致解除了该单位包括原告在内八名聘用制人员，并不存在留用问题。被告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条件、程序对原告的经济补偿金等进行补偿，且原告因被告未为其缴纳失业保险造成其失业保险待遇损失也依法申请了劳动仲裁，作为劳动者的原告合法权益依法得到了保障。综上，原告主张被告与原告从2018年4月1日起继续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十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雷宁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雷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叶昌谋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唐宗乐 书 记 员 李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