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5民终49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院红，男，1971年12月12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内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晖，河南广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海莉，河南广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升飞，男，1992年7月15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河南瑾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院红因与被上诉人李升飞产品质量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2019）豫0527民初3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院红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所购买红薯种块货款10450元、培育种苗所花费的有关费用12000元、不合格红薯种块所造成预期种苗产量损失暂定30000元（最后以鉴定结论为准）；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和判决结果显示公平，依法应予纠正。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2条的相关规定，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即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属于种子产品质量纠纷，举证责任及侵权责任认定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规定。原审判决在审理中并没有适用《产品质量法》和《种子法》的相关规定。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产品质量纠纷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应当由生产销售者对产品质量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判决认定：“原告主张从被告处购买的红薯有质量问题，对此，未提交证据。”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提供现场照片、录像、录音等证据证明原告购买被上诉人的种薯与正常的种薯差别很大，质量有问题，并向被上诉人反映过该问题，被上诉人并未否认；2、根据《产品质量法》和《种子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对产品质量严格监督管理，产品应检验合格，对经营销售种子实行准入许可制度，销售者对种子产品质量合格负责，被上诉人作为种子销售经营者负有证明其具有销售种子的资格和证明所销售的种子质量检验合格的义务。上诉人已经提交种薯有质量问题的相关证据，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其具有经销种子的合法资格和证明产品质量合格的证明，未尽到《产品质量法》和《种子法》所规定的法定义务，并非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而是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三、举证责任分配和判决结果均显失公平。1、上诉人通过购买、栽种种薯的品种、时间可以确定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五家种薯栽种的准确位置，并且提供了相关证据，该位置也是被上诉人送货地点。上诉人证明了栽种被上诉人种薯土地上的红薯苗出现质量问题，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不能证明有质量问题的红薯苗是被上诉人的种薯培育的，根据自然规律，该地块上红薯苗就是种植在该位置的种薯培育的，红薯苗有质量问题是种薯有质量问题的外在表现。根据《种子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和保存包括种子来源、产地、数量、质量、销售去向、销售日期和有关责任人员等内容的生产经营档案，保证可追溯。”被上诉人既未提供反驳上诉人主张的证据也未提供法定的保证可追溯的经营档案，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种薯种植后并不影响鉴定，大多种子质量问题都是种苗长出来后才能发现，并不影响鉴定。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有质量问题的种薯苗不能确定是从被上诉人处购买种薯培育的，且已经栽种无法鉴定，不准许上诉人鉴定申请，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客观事实。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自己主张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具有法定举证责任且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一审以“被告不予认可”就免除了被上诉人所有举证责任和否定上诉人的证明效力，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举证责任分配及判决结果显失公平，也违背《产品质量法》加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立法精神，上诉人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纠正原审不当和错误之处。李升飞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本案虽系产品质量纠纷，但不存在普通法和特别法适用的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明确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红薯质量存在问题，其应当对其主张的“存在质量问题”的红薯系在被上诉人处购买的相关事实进行举证。但一审中，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内黄县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求请求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而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均系其单方的主观陈述，并不是认定事实的客观证据。其购买红薯后将红薯何时种植、在何处种植、种植多少被上诉人均未参与，也不知情，被上诉人不认可其提交材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被上诉人作为出卖人与上诉人订立红薯买卖合同，且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未有任何违约行为。上诉人购买红薯后处分其所有的红薯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系，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培育种苗所花费的费用没有事实依据，也于法无据。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出售的红薯不合格并造成了产量损失的相关事实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证明责任，因其无法证明，内黄县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出售的红薯有质量问题且给其造成了预期产量损失，其应当承担上述主张的证明责任，需要证明其种植的红薯苗是由被上诉人出售的，上诉人在种植过程中，任何方面的差别均能造成产量下降或长势不好的情况。现上诉人主张结果系被上诉人出售的红薯导致，但其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所谓的质量存在问题的红薯系在被上诉人处购买，更不能证明损害结果的存在、损害结果和被上诉人出售的红薯有因果关系，不能证明其种植在田间的红薯苗系由被上诉人出售的红薯培育出来的。其对于无法证明的事实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内黄县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要求进行对其田间的红薯苗的质量进行鉴定缺乏鉴定的基础。因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红薯后，不知上诉人将红薯用于何处，存在食用、转卖、用于其他产品的原料等多种处理方式，对此被上诉人并不知情，上诉人不能证明其主张存在产品质量的红薯苗系由被上诉人出售的红薯育苗而成。且红薯生长的限制条件有很多种，故对于无法证明基本事实的鉴定是无必要的。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人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院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所购买红薯种块货款10450元；二、赔偿原告培育种苗所花费的有关费用12000元；三、不合格红薯种块所造成预期产量损失暂定30000元（最后以鉴定结论为准）；四、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4日、3月7日原告陈院红分两次向被告李升飞购买红薯种块，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货款10450元，被告将原告购买的红薯分两次送到原告田地。原告主张用被告提供的红薯育出的红薯苗有质量问题，对此提交照片、录音光盘及笔录、录像光盘，庭后原告又提交其购买的其他五家红薯种及被告共六家的红薯购买情况、原告种地示意图。原告在庭审中提出对从被告处购买的红薯种块的质量和造成的产量损失进行鉴定。原告主张从被告处购买的红薯有质量问题，对此，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购买被告的红薯种块，原告支付价款，被告将红薯送到原告指定田地。原告诉请主张其用被告提供的红薯培育的红薯苗有质量问题，对此提供照片、录音、录像及其绘制的示意图等，对此，被告均不予认可。从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有问题的红薯苗是从被告处购买的红薯种块所培育出来的。原告在其田地中栽种的红薯苗是其购买的包括被告在内的六家的红薯培育出来的，原告不能证明其主张本案有质量问题的红薯苗是从被告处购买的红薯培育出来的薯苗，且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庭审中，原告提出对从被告处购买的红薯种块的质量和造成的产量损失进行鉴定，因原告已将红薯种块栽种并且无法证明其主张有质量问题的红薯苗是被告所销售的红薯培育出来的红薯苗，故对原告的申请，不予准许。原告主张从被告处购买的红薯有质量问题，对此，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且被告不予认可，故对该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被告李升飞赔偿红薯货款、培育种苗花费费用及产量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院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6元，由原告陈院红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娄某、张某出庭。娄某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认识，是通过其介绍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处购买的红薯种。张某称，那天是其负责卸车的。被上诉人对证言质证称，娄某出庭超过举证期限，其证言只能证明红薯栽种后出现的长势情况，无法证明该问题的原因是被上诉人或是其红薯本身造成的，可能存在天气、栽种的土壤，损害的结果和被上诉人不存在因果关系。对张某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作为销售红薯种块者负有证明其具有销售种子的合法资格和证明产品质量合格的责任，产品质量纠纷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理由，《种子法》第三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主要农作物是指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的，可以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就本案，上诉人主张的红薯种块，并非主要农作物，目前法律法规未规定出售红薯种块需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出售红薯种块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和证明所销售的种子质量检验合格证，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认定被上诉人出售给上诉人的红薯种块有质量问题的理由，不能成立。基于上述理由，一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要求上诉人对其主张的红薯种块存在质量问题承担举证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被诉人红薯种块存在质量问题的理由，因上诉人在其田地中栽种的红薯苗是其购买的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六家红薯种块培育出来的，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有质量问题的红薯苗是从被上诉人处够买的红薯种块培育出来的薯苗。二审中，上诉人申请出庭证人证言也只能证明上诉人购买过被上诉人的红薯种块，但不能直接证明有质量问题的红薯苗是从被上诉人处购买的红薯种块培育出来的薯苗。另，二审中，上诉人称其也出卖红薯苗，但未提交其他人购买被上诉人红薯苗存在质量问题的相关证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6元，由上诉人陈院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文联审判员  杨 晓审判员  苗 飞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亚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