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04民终26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阴同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江阴市临港街道西利路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MA1MEPLE1F。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缪舒炎）。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培明，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移，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燊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创业路南10幢第五层501室-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8BFKY4J。法定代表人：刘洋，系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佳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阴同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盛企管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嘉兴燊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燊鸿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381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盛企管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驳回燊鸿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事实和理由：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同盛企管中心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燊鸿公司并非《可转债投资协议》一方当事人，从未与同盛企管中心达成书面约定将本案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可转债投资协议》系由同盛企管中心与案外人孟君等五方签署，该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燊鸿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在本案起诉以前，同盛企管中心向《可转债投资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进行了咨询，仲裁机构明确答复提起仲裁必须有明示的书面仲裁协议，在燊鸿公司并非《可转债投资协议》一方当事人的情况下，仲裁机构不能受理本案。本案双方就3000万元借款事宜的合意，是通过同盛企管中心向燊鸿公司发出的《关于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函》以及燊鸿公司向同盛企管中心发出的《关于积极推进偿还本金及利息事宜的函》所达成。通过前述往来函，双方就借款事实以及借款本金及利息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因此上述往来函事实上构成双方就3000万元借款所达成的借款合同，同盛企管中心是基于该等往来函向燊鸿公司主张权利。而往来函中并未就争议解决方式作出约定，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虽然同盛企管中心提交了《可转债投资协议》作为证据，但证据目录已注明其证明目的是佐证汇款凭证和往来函的真实性以及3000万元系借款这一事实，本案严格意义上讲并非该《可转债投资协议》项下的纠纷。因此，一审法院裁定认定同盛企管中心是按照《可转债投资协议》为基础向燊鸿公司主张权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燊鸿公司不是《可转债投资协议》的缔约当事人，一审法院依据该协议中的仲裁条款认定同盛企管中心与燊鸿公司之间存在仲裁协议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根据上述约定，仲裁协议的效力发生于达成仲裁协议的双方。就本案而言，《可转债投资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仅能约束《可转债投资协议》的各方缔约当事人。由于燊鸿公司并非《可转债投资协议》的缔约当事人，该仲裁条款对燊鸿公司没有约束力，同盛企管中心与燊鸿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虽然签署《可转债投资协议》的案外人均是燊鸿公司的股东，但燊鸿公司与其股东分别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同盛企管中心与其股东在《可转债投资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仅能约束同盛企管中心与该等股东之间因《可转债投资协议》所产生的争议，并不能约束同盛企管中心与燊鸿公司之间的争议。同盛企管中心的上述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亦有大量案例予以支持。事实上，根据一审裁定，燊鸿公司提起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为“《可转债投资协议》。对争议解决的仲裁条款有明确约定。故对签约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即燊鸿公司亦认可《可转债投资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系约束缔约各方。但一审法院却在燊鸿公司根本不是《可转债投资协议》缔约当事人的前提下，依然认定同盛企管中心与燊鸿公司之间存在仲裁协议，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而言，即便认为同盛企管中心是以《可转债投资协议》为基础向燊鸿公司主张权利，因仲裁协议具有独立性，在同盛企管中心与燊鸿公司未一致表示受《可转债投资协议》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双方有约束力。《仲裁法》第十九条约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就本案而言，《可转债投资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独立于《可转债投资协议》本身而存在，认可《可转债投资协议》中的部分约定，并不必然意味着认可《可转债投资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因此退一步而言，即便认为燊鸿公司出具《关于积极推进偿还本金及利息事宜的函》的行为，表明其自愿加入到《可转债投资协议》项下的还款债务之中，因仲裁条款可独立存在，燊鸿公司的该等债务加入行为，也并不能视为燊鸿公司同时作出了因该等债务所产生的争议受《可转债投资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约束的意思表示。况且，根据《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仲裁应当双方自愿。因此即便燊鸿公司作出了其还款并愿意受《可转债投资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约束的意思表示，也还需要同盛企管中心作出同样的意思表示，才能在同盛企管中心与燊鸿公司之间达成仲裁协议。因此，即便认为同盛企管中心是以《可转债投资协议》为基础向燊鸿公司主张权利，也不能认定本案纠纷受《可转债投资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约束。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保护同盛企管中心合法权益，支持同盛企管中心的全部上诉请求。燊鸿公司辩称，对同盛企管中心打款300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该打款行为并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而是同盛企管中心与燊鸿公司的股东之间关于《可转债投资协议》向第三人履行的投资关系。燊鸿公司并非《可转债投资协议》的相对方，同盛企管中心应按《可转债投资协议》起诉燊鸿公司的股东或按不当得利起诉燊鸿公司。同盛企管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燊鸿公司立即向同盛企管中心偿还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2.判令燊鸿公司立即向同盛企管中心支付利息，以人民币300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8%计算，自2017年9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截止至2019年5月19日暂计人民币3984657.53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向燊鸿公司送达了应诉法律文书并确定于2019年8月29日开庭审理。2019年8月26日，一审法院收到燊鸿公司管辖异议书，燊鸿公司认为：涉案借款合同纠纷中，同盛企管中心提交的《可转债投资协议》第9.5条明确约定“如果就本协议的解释或执行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根据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提请仲裁解决，仲裁地点为上海”。该协议中对争议解决的仲裁条款有明确约定，且该仲裁约定不存在无效事由，故对签约各方均具有约束力。故请求法院驳回同盛企管中心的起诉。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同盛企管中心提交的《可转债投资协议》中第9.5条的规定，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发生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仲裁裁决。本案中，同盛企管中心也是按照《可转债投资协议》为基础向燊鸿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燊鸿公司管辖异议理由成立，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同盛企管中心应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一十六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同盛企管中心的起诉。本案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同盛企管中心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燊鸿公司二审中否认其系同盛企管中心提交的《可转债投资协议》合同相对方，其二审中亦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该协议中相关仲裁条款。本院认为：燊鸿公司依据同盛企管中心提交的《可转债投资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提出管辖异议，但又否认其与同盛企管中心签署过该《可转债投资协议》，且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该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故其就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没有依据，应予驳回，本案应由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同盛企管中心的起诉有误，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381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褚 翔审判员 汪先才审判员 王 浩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陈蓉书记员高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