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44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泰路112号。 法定代表人：杨能谷。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亦文，四川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敏，男，196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立勇，四川法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启章，男，196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学，四川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元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敏、陈启章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元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四川元泰公司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1.本案是四川元泰公司高管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审判决已确认曾敏、陈启章损害了四川元泰公司利益责任，也确认了因为曾敏、陈启章的擅自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四川元泰公司被判决承担担保责任，造成四川元泰公司全部流动资金3000000余元被冻结，四川元泰公司经营因此陷入停业瘫痪状态，曾敏、陈启章给四川元泰公司造成了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对公司高管违规担保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中实际损失的裁判认定标准为：公司资金被划扣，一直未偿还，即认定造成的损失客观存在。然而一审判决认为，虽然因曾敏、陈启章的违法擅自对外担保导致四川元泰公司全部资金被冻结、扣划，致使公司停业，但是不算对四川元泰公司造成实际损失，因为四川元泰公司还享有对成都申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喜公司）的追偿权。但是四川元泰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就已经告知一审法院，申喜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在另一案中，四川元泰公司也申请强制执行申喜公司2068813元，然而目前执行到位金额为0。2018年11月12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07执176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四川元泰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该执行裁定书载明“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成都申喜实业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标的2068813元，目前执行到位金额为0元，……本院已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该执行裁定书证明，起诉申喜公司无法得到补偿，损失也已实际发生。一审法院在明知无法向申喜公司追偿的情况下，仍认为四川元泰公司还可以在停业状态下行使追偿权是错误的。3.关于四川元泰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议机构，根据四川元泰公司《章程》第六章第二十八条规定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五条，一审判决所理解的未作约定不符合事实，公司不会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议机构为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均可的情形。4.关于利息损失，案涉执行案件就是一审法院执行，在2018年3月29日第一顺位1600000元及2018年4月26日1500000元第一顺位保全解除后，案涉执行案件就成为第一顺位冻结了四川元泰公司账上3000000余元全部资金，一审认定的没有利息损失不是事实。综上，请求支持四川元泰公司的上诉请求。 曾敏辩称：1.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认定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曾敏有证据、事实可以证明曾敏没有违反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公司董事会相关规定，其对外担保的行为不适用曾敏个人。2.关于四川元泰公司在上诉状中反复强调的其他法院的判决作为确定损害责任人赔偿的依据，该依据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只是其他法院的一个判决，对于该判决是否具有指导意义不能确定。另外，我国实行的不是判例法，四川元泰公司举出该判例是否正确也无法评判，且该案例中是对个人债务担保，本案是对公司担保的债务。所以四川元泰公司在没有追偿之前请求曾敏、陈启章承担损失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四川元泰公司的上诉请求。 陈启章辩称：1.申喜公司、四川中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自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主体，曾敏、陈启章自然人身份与法人主体是完全不同的法律人格。2.本案行为不属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未违反四川元泰公司章程。3.案涉借款实际进入四川元泰公司并为该公司使用，四川元泰公司不存在损失，且四川元泰公司未向申喜公司追偿，损失并不必然发生。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四川元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曾敏、陈启章连带向四川元泰公司赔偿因（2016）川01民终7107号案件给四川元泰公司造成的损失，暂计3103836.31元及四川元泰公司账户内资金被查封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6年10月起至2018年7月3日，暂计32602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四川元泰公司于2013年4月19日登记成立。2014年1月17日，四川元泰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公司取消执行董事，设立董事会，选举曾敏、陈启章等5位董事；设立监事会，选举任卡兰、汪浩为监事，与职工监事徐小净组成公司监事会。当天，召开董事会并形成决议：选举曾敏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选举陈启章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年；公司经理由董事长曾敏兼任；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共六章二十八条。 2014年3月13日，四川元泰公司通过了公司《章程》，载明：1.曾敏实缴出资5000000元，占股30.4878%；陈启章实缴出资2000000元，占股13.4146%；许伟实缴出资2000000元，占股12.1951%；2.第二十三条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第二十八条股东会授权董事会的投资决策权限为10000000元人民币（含本数）。 四川元泰公司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载明：第三条董事会组成及要求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本公司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等事项，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可以由过半数的董事表决同意；第七条董事会授权投资额在5000000元人民币（含本数）以下的由董事长授权总经理批准；5000000元人民币以上、10000000元人民币（含本数）以下的由董事会批准；10000000元人民币以上的由股东大会批准。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8月22日，中自公司作为甲方（出借人）与作为乙方（借款人）的申喜公司、丙方（保证人）的四川元泰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中自公司借给申喜公司3000000元作为流动资金，支付方式为转账支付，由中自公司将款项转账汇入申喜公司指定的收取借款账户（开户账号：28×××01）。中自公司则指定了开户名为“四川中自科技有限公司”，账号为“28×××01”的账户作为向乙方支付借款和收取还款的唯一指定账号；指定了开户名为“陈翠容”，账号为“43×××57”的账号为利息的唯一账号。合同还约定，借款利率按月利率2%、年利率24%计算，不足月的按照实际用款天数的日利率计算，按月支付利息。协议到期后申喜公司应一次性归还中自公司本金。合同还约定，四川元泰公司承诺自愿为申喜公司的前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签订后，中自公司于该借款合同签订当日（2014年8月22日）分两笔（一笔1000000元、另一笔2000000元）向申喜公司的指定的收取借款的账户转账给付了借款共3000000元。 2014年9月18日，中自公司作为甲方（出借人）与作为乙方（借款人）的申喜公司、丙方（保证人）的四川元泰公司再次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中自公司借给申喜公司3000000元作为流动资金，支付方式为转账支付，由中自公司将款项转账汇入申喜公司指定的收取借款账户（开户账号：28×××01）。中自公司则指定了开户名为“四川中自科技有限公司”，银行账号为“28×××01”的账户作为向乙方支付借款和收取还款的唯一指定账号；指定了开户名为“陈翠容”，银行账号为“43×××57”的账号为利息的唯一账号。合同还约定，借款利率按月利率2%、年利率24%计算，不足月的按照实际用款天数的日利率计算，按月支付利息。协议到期后申喜公司应一次性归还中自公司本金。合同还约定，四川元泰公司承诺自愿为申喜公司的前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签订后，中自公司于借款合同签订当日（2014年9月18日）向申喜公司的指定的收取借款的账户转账给付了借款3000000元。 申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敏系申喜公司的控股股东；在双方发生借款及担保关系期间，曾敏同时亦是四川元泰公司的股东，并在四川元泰公司担任董事长一职。中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启章在双方发生借款及担保关系期间，同时亦是四川元泰公司的股东，并在四川元泰公司担任副董事长一职。 申喜公司未按约还本付息，中自公司以申喜公司、四川元泰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借款合同纠纷之诉，该案庭审中，申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敏辩称：“申喜公司之所以要借款是因为当时四川元泰公司的财务总监向申喜公司提供说我个人与公司之间有钱款往来，四川元泰公司也欠了外面的人的款，外面的人要求四川元泰公司偿还，所以我就与原告商量，由中自公司拿一笔钱先把四川元泰公司的债务解决掉，后来没有落实，后来申喜公司借了原告6000000元，我将该款打给了元泰公司”。 一审法院作出（2015）高新民初字第6797号民事判决后，申喜公司、四川元泰公司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1月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01民终7107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高新民初字第67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成都申喜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四川中自科技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本金2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5年2月24日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高新民初字第679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成都申喜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成都申喜实业有限公司追偿”。 2017年1月19日，一审法院对四川元泰公司的账户资金2996585.66元实施冻结，已冻结0元，未冻结2996585.66元，原因为轮候冻结。 2018年7月3日，四川元泰公司的账户经一审法院扣划3102672.81元。四川元泰公司代偿后，尚未向申喜公司追偿。 一审法院还查明，2014年8月22日、2014年9月18日，中自公司分别向申喜公司出借3000000元，共计6000000元，申喜公司在收到上述两笔借款后于当日将款项转入曾敏账户，曾敏遂于当日将上述两笔款项转入金帆的账户。根据（2016）川01民终7273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事实，曾敏确认上述两笔转账给金帆的共计6000000元款项，系曾敏归还四川元泰公司的借款及理财款。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8年10月5日，股东许伟书面向监事任卡兰、王浩提出向曾敏、陈启章提起诉讼的请求，任卡兰、王浩予以同意。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本案中，曾敏时任四川元泰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启章任董事，股东许伟书面向监事任卡兰、王浩提出向曾敏、陈启章提起诉讼的请求，任卡兰、王浩予以同意，四川元泰公司以公司名义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2014年8月22日、2014年9月18日，中自公司分别向申喜公司出借3000000元，共计6000000元，申喜公司在收到上述两笔借款后于当日将款项转入曾敏账户，曾敏遂于当日将上述两笔款项转入金帆的账户。根据（2016）川01民终7273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事实，曾敏确认上述两笔转账给金帆的共计6000000元款项，系曾敏归还四川元泰公司的借款及理财款，故中自公司出借给申喜公司的上述两笔借款均用于曾敏归还其个人债务，该借款并未用于四川元泰公司，且（2016）川01民终7107号民事判决亦未认定四川元泰公司是中自公司出借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故曾敏、陈启章辩称案涉借款系由四川元泰公司实际使用，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四川元泰公司为申喜公司提供担保，申喜公司并不是元泰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元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虽然申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敏在双方发生借款及担保关系期间，同时亦是四川元泰公司的股东，并在四川元泰公司担任董事长一职，但是申喜公司作为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企业法人，不能与曾敏的自然人身份相混同，也不能简单将申喜公司的法律主体拟制为曾敏个人，因此本案四川元泰公司对申喜公司向中自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不属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同理，申喜公司不是四川元泰公司股东，申喜公司对中自公司所负债务也不能等同于曾敏的个人债务，元泰公司《公司章程》中“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也不适用于本案。 但公司章程对是否应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未作规定，应认定为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均可，《董事会议事规则》载明：第三条董事会组成及要求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本公司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等事项，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可以由过半数的董事表决同意。事实上，四川元泰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并未经过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经由过半数的股东、董事表决同意，曾敏作为董事长，未按章程规定召集董事会召开会议，违反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陈启章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四川元泰公司是否造成实际损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01民终7107号民事判决明确四川元泰公司对申喜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川元泰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申喜公司追偿，截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四川元泰公司未向申喜公司追偿，不能证明其支付的代偿款系实际损失，四川元泰公司以其他执行案件的执行结果为依据主张申喜公司不能清偿，与四川元泰公司是否向申喜公司追偿案涉款项，申喜公司是否履行与履行情况，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在此情况下，四川元泰公司向曾敏、陈启章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四川元泰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因案涉案件执行实际已冻结0元，未冻结2996585.66元，原因为轮候冻结，原告主张的损失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19元，由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曾敏向本院提交了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44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申喜公司在成都市同兴典当有限公司有2000000元投资，则申喜公司是有财产的，四川元泰公司应向申喜公司追偿。四川元泰公司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曾敏、陈启章违约担保已经导致四川元泰公司的全部流动资金被冻结，最后被全部执行扣划，给四川元泰公司造成了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至于申喜公司有无代偿能力，不影响曾敏、陈启章承担赔偿责任。且该判决书尚未生效，从判决书内容可以看出系四川元泰公司委托申喜公司代持，该案中的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可能为四川元泰公司。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该份民事判决书载明的事实，对于申喜公司支付给案外人成都市同兴典当有限公司的首期入股款1750000元，是来源于申喜公司，还是申喜公司以四川元泰公司的资金投入，该案查明事实部分并未涉及，同时，对于成都市同兴典当有限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该案亦未涉及。因此，曾敏举示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四川元泰公司、曾敏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另查明，四川元泰公司在一审法院2019年4月2日庭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中损失的金额为3102672.81元。 四川元泰公司作为原告与申喜公司作为被告、案外人成都市同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第三人的委托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申喜公司应向四川元泰公司返还投资款2000000元、投资收益21667元及支付利息。后四川元泰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川0107执176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该《执行裁定书》载明“进入执行程序后，本院已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的财产调查及执行措施：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被执行人申喜公司未向本院申报财产；……；通过网络查询系统和实地调查等方式对被执行人的存款、银行流水、车辆、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产情况进行查询，未查询到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已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终3862号民事判决的本次执行程序”。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曾敏、陈启章是否应连带向四川元泰公司赔偿损失；若应赔偿，损失金额如何确定。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同时，四川元泰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三条规定，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可以由过半数的董事表决同意。据此，四川元泰公司以公司资产对外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经过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 其次，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申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敏系申喜公司的控股股东；在申喜公司、中自公司、四川元泰公司发生借款及担保关系期间，曾敏同时亦是四川元泰公司的股东，并在四川元泰公司担任董事长一职。中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启章在前述借款及担保关系期间，同时亦是四川元泰公司的股东，并在四川元泰公司担任副董事长一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和《董事会议事规则》，四川元泰公司在本案中为申喜公司向中自公司借款提供担保，曾敏、陈启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系经过了董事会，亦或是股东会有效决议同意。因此，曾敏、陈启章分别作为四川元泰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股东，在其二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中，为四川元泰公司设立担保义务，其二人对此未按公司章程规定召集董事会，亦或是股东会，进行决议，违反了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第三，关于曾敏、陈启章前述违反法律、公司章程的行为是否造成了公司损失以及损失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四川元泰公司上诉认为，中自公司基于案涉借款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申喜公司、四川元泰公司主张权利，该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四川元泰公司应对申喜公司的借款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经一审法院强制执行，扣划了四川元泰公司3102672.81元，而从另案的执行情况来看，申喜公司并无财产可供执行，且申喜公司处于被吊销营业执照的状态，因此，人民法院扣划四川元泰公司前述款项即为公司损失，曾敏、陈启章应予赔偿。而曾敏辩称，其没有违反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公司董事会相关规定，四川元泰公司在没有追偿之前请求曾敏、陈启章承担损失没有法律依据。陈启章辩称，本案行为不属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案涉借款实际进入四川元泰公司并为该公司使用，四川元泰公司不存在损失，且四川元泰公司未向申喜公司追偿，损失并不必然发生。 本院认为，虽本院（2016）川01民终7107号民事判决，判决四川元泰公司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申喜公司追偿，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四川元泰公司就其与申喜公司及案外人成都市同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作出的（2018）川0107执176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明确载明“通过网络查询系统和实地调查等方式对被执行人的存款、银行流水、车辆、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产情况进行查询，未查询到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已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据此，前述执行裁定载明的内容能够反映出申喜公司的财产状况，即申喜公司并不具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虽曾敏举示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44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申喜公司在成都市同兴典当有限公司有2000000元投资，申喜公司是有财产，但如前所述，曾敏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申喜公司具有财产，且曾敏在二审中亦陈述申喜公司现并无经营。陈启章亦未举证证明申喜公司具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综上，人民法院通过采取执行措施，确认申喜公司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则四川元泰公司并无通过行使追偿权确认损失的必要。故四川元泰公司因承担保证责任而被人民法院扣划的3102672.81元应为其实际损失。 对于四川元泰公司主张的其账户内资金被查封期间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四川元泰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系其账户被查封期间的损失，而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在针对本院（2016）川01民终7107号案件的执行案件中，因轮候查封，实际已冻结0元，未冻结2996585.66元，则四川元泰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与前述案件并无因果关系。因此，其关于利息损失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前所述，曾敏、陈启章作为四川元泰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股东，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即为四川元泰公司设立担保义务，违反了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导致四川元泰公司被扣划了3102672.81元。因此，曾敏、陈启章上述行为造成了公司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曾敏、陈启章的上述行为，应为共同侵害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因此，曾敏、陈启章应连带向四川元泰公司赔偿损失3102672.81元。故四川元泰公司该项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 二、曾敏、陈启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连带赔偿损失3102672.81元； 三、驳回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119元，由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633元，由曾敏、陈启章负担154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239元，由四川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712元，由曾敏、陈启章负担3252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展 审判员 聂彪峰 审判员 罗晓都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姚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