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民终113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军拥，男，195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丽云，女，1962年12月1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社清，广东星啸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思涵，广东星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元国，男，1972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茂林，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展鸿，男，1998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旭，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军拥、朱丽云、甘元国因与被上诉人甘展鸿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7）粤1973民初11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军拥、朱丽云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李军拥、朱丽云与甘元国于2016年5月29日签订的《合作办园协议》；2.甘元国、甘展鸿共同向李军拥、朱丽云返还投资款1150000元；3.甘元国、甘展鸿共同向李军拥、朱丽云支付利息（以1150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至实际还清投资款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由甘元国、甘展鸿共同负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关于合伙人员的组成的问题。甘元国表示案涉星光幼儿园的合伙人员及份额为李军拥、朱丽云共50%，甘元国30%，唐阳阳20%，并对此提交《合作办园协议者》证实。该份《合作办园协议者》载明：甲方（甘元国）因另有发展，自愿将黄江镇星光村筹办中的星光幼儿园股份权转让百分之二十给乙方（唐阳阳），前期投资甲方作价360万元，乙方承接百分之二十的股权应付投资方72万元，5月15日乙方正式进园参与管理，此后所产生的装修费、房租水电费等由甲乙双方分摊；星光幼儿园的举办者为甲方甘元国和乙方唐阳阳，甲方担任法人代表，乙方也担任法人代表，财务由甲方负责，后勤由乙方负责，幼儿园财务核算按学期进行，盈亏按双方股权比例分配；双方股权需变更或转让，必须协商同意方可进行，任何一方不可私自变更出让股份，同等条件下，对方享有优先购买权。李军拥、朱丽云则表示案涉星光幼儿园的合伙人员为李军拥、朱丽云共50%，甘元国50%，其表示甘元国与其签协议并未告知唐阳阳为合伙人及占有的份额。李军拥、朱丽云还主张甘展鸿也是星光幼儿园的投资人，并对此提交《有关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合作协议》、《关于依法变更二OO五年十月二十日由（甲方）东莞市黄江镇星光村民委员会与（乙方）东莞市连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主体和相关条款的合同》证实。甘元国对《有关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于依法变更二OO五年十月二十日由（甲方）东莞市黄江镇星光村民委员会与（乙方）东莞市连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主体和相关条款的合同》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其主张上述协议、合同约定的是星光幼儿园办园场地的土地使用权，与案涉合伙并无关联，《有关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合作协议》是其为合作方便借用甘展鸿的名义，甘展鸿对此并不知情。甘展鸿对《有关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合作协议》不予确认，表示其并不知情，对《关于依法变更二OO五年十月二十日由（甲方）东莞市黄江镇星光村民委员会与（乙方）东莞市连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主体和相关条款的合同》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主张该合同仅是租赁土地使用权，并非合作办园。《有关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合作协议》载明甲方（沈欢欢）与乙方（甘展鸿，代理人甘元国）就购买东莞市黄江镇星光村民委员会与东莞市建城实业有限公司（现东莞市盈茂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货合同）达成协议：双方于2016年7月12日前合计出资440万购其（土地使用权租货合同）由双方合占50%，其土地使用权仅供双方使用，其双方不可以在未经双方协商的前提下私自转让或出售抵押其占50%的（土地使用租货合同），否则赔偿对方500-1000万赔偿合作金；双方购其（土地使用租货合同）的土地内现原学校，一起投资幼儿园，因前期乙方存在投资纠纷问题，乙方保证在2016年7月12日起不存在任何股权债务上纠纷，由双方各占其50%股份，其占股份在未经双方许可均不可私自转让，其双方投资的幼儿园双方合资经营。协议落款处乙方有“甘元国”字样签名，签订时间为2016年7月14日。《关于依法变更二OO五年十月二十日由（甲方）东莞市黄江镇星光村民委员会与（乙方）东莞市连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主体和相关条款的合同》载明：甲方（东莞市黄江镇星光股份经济联合社）和乙方（东莞市盈茂实业有限公司）、丙方（沈欢欢、甘展鸿）约定了由2016年4月1日起，乙方与甲方所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全部概由丙方承担；2016年4月1日起上述《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所涉及的租金、管理费由丙方承担；在丙方报批开办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后二十年之内，甲方不得同意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东莞市××星光村××性质××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合同落款处丙方有“沈欢欢”、“甘展鸿”字样签名，签订时间为2016年7月23日。二、关于是否已取得办学批文的问题。甘元国提交东莞市黄江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星光村建设一所民办幼儿园的批复（黄府办复[2017]84号）、东莞市黄江镇规划管理所规划情况说明、房屋结构安全及抗震鉴定报告书、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东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先核准登记通知书（东社核[2016]681号）证实其已取得双方约定的办学批文。其中，关于在星光村建设一所民办幼儿园的批复载明：“为缓解星光村幼儿入园难问题，同意在相关选址不存在任何纠纷的前提下，在原星光小学校址开办一所民办幼儿园。要求各项手续齐备，特别是办学手续须由教育部门审批同意，不得出现无证办学等违法情况，具体事宜请按程序办理。2017年2月24日”；东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先核准登记通知书（东社核[2016]681号）载明：“你单位申请东莞市黄江育才星光幼儿园名称核准登记，经审查，准予登记。该名称自预先核准登记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在有效期内，不得用于从事筹备以外的活动，不得转让。2016年7月14日”。李军拥、朱丽云则主张星光幼儿园至今未能取得办学批文，其理解办学批文应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审批文件。甘元国主张李军拥、朱丽云所述的取得办学批文是领取办学许可证的第一步，此并非甘元国一人的责任。另查明，甘元国于2017年10月26日收到案涉的起诉状及证据副本等应诉材料。以上事实，有李军拥、朱丽云提交的《合作办园协议者》、《见证书》、转账凭证、《有关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合作协议》、《关于依法变更二OO五年十月二十日由（甲方）东莞市黄江镇星光村民委员会与（乙方）东莞市连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主体和相关条款的合同》，甘元国提交的东莞市黄江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星光村建设一所民办幼儿园的批复（黄府办复[2017]84号）、东莞市黄江镇规划管理所规划情况说明、房屋结构安全及抗震鉴定报告书、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东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先核准登记通知书（东社核[2016]681号）、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便民服务措施公告、《合作办园协议者》、身份证复印件、育才星光幼儿园园员工工资表、微信记录、民事裁定书[（2017）粤1973民初8078号]、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预交受理费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原审法院认为，朱丽云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合伙协议纠纷。当事人未约定处理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双方未事先约定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但于原审庭审辩论终结前均一致同意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因此，应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军拥、朱丽云和甘元国签订的《合作办园协议者》能否解除及款项返还问题；二、甘展鸿是否应当承担案涉责任。一、李军拥、朱丽云和甘元国签订的《合作办园协议者》能否解除及款项返还问题。李军拥、朱丽云和甘元国签订了《合作办园协议者》、《协议书》均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作办园协议者》、《协议书》全面履行自身的合同义务。李军拥、朱丽云按照双方2016年5月29日签订的《合作办园协议者》的约定于2016年6月1日、2016年7月27日，分别向甘元国转账了案涉投资款650000元、500000元。双方又于2016年7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如到2016年9月1日还没拿到批文，这两批款共人民币壹佰壹拾伍万元，从8月1日起星光幼儿园按月利率2分，开始计息支付给朱丽云，直到把投资款还清给朱丽云、李军拥两人止。”李军拥、朱丽云主张因甘元国未能按约取得办学批文，故要求按照《协议书》的约定返还已付投资款并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园协议者》。关于是否取得办学批文，甘元国主张东莞市黄江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星光村建设一所民办幼儿园的批复（黄府办复[2017]84号）、东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先核准登记通知书（东社核[2016]681号）即为双方约定的批文，李军拥、朱丽云对此不予确认，表示办学批文应当由当地相应级别的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出具。原审法院认为，甘元国提交的东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先核准登记通知书的时间在双方签订案涉《协议书》之前，若双方以已取得的相关文件作为是否继续合伙的条件，明显与常理不符，而甘元国提交的黄江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星光村建设一所民办幼儿园的批复的时间又在协议约定的取得批文的时间之后，故原审法院对甘元国上述主张不予采纳。至原审庭审辩论终结前，无证据显示星光幼儿园于2016年9月1日之前已取得能够符合双方约定的批文，故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书》对于该情况下约定的条款承担责任。关于还款主体，由于案涉星光幼儿园至原审庭审辩论终结前并未设立，根据李军拥、朱丽云与甘元国签订的《合作办园协议者》可见，双方是合伙关系，约定合伙人为李军拥、朱丽云、甘元国三人，且案涉投资款直接由合伙人甘元国收取，且甘元国又于《协议书》上签名，故案涉款项应当由甘元国承担返还义务。至于甘元国表示唐阳阳亦为案涉星光幼儿园的合伙人，原审法院认为，李军拥、朱丽云与甘元国签订的《合作办园协议者》中并未提及唐阳阳，协议明确载明了星光幼儿园的举办者为甲方甘元国与乙方李军拥等内容，且甘元国未能举证证实其已将唐阳阳为共同合伙人的信息透露给李军拥、朱丽云，且二人对此并无异议，故上述《合作办园协议者》及《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仅为李军拥、朱丽云与甘元国。因此，对李军拥、朱丽云要求甘元国返还投资款1150000元及利息（从2016年8月1日开始，按照月利率2%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合同解除，如上所述，甘元国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对李军拥、朱丽云承担返还投资款及支付利息的责任，双方已无继续合伙的事实基础，该《协议书》实际为双方约定了一方可解除合同的条件即至2016年9月1日没有拿到批文，现该条件已成就，故李军拥、朱丽云可依据《中华人民国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通知甘元国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园协议者》。因李军拥、朱丽云未能举证证实曾通知甘元国解除《合作办园协议者》，故《合作办园协议者》解除时间应为甘元国收到案涉起诉状及证据副本的时间为准，即2017年10月26日。二、甘展鸿是否应当承担案涉责任。李军拥、朱丽云主张甘展鸿为案涉星光幼儿园的实际投资人，并对此提交《有关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合作协议》证实，并且在《关于依法变更二OO五年十月二十日由（甲方）东莞市黄江镇星光村民委员会与（乙方）东莞市连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主体和相关条款的合同》证实，甘元国、甘展鸿对此均予以否认。原审法院认为，李军拥、朱丽云与甘元国签订的《合作办园协议者》中并未提及甘展鸿，《合作办园协议者》及《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仅为李军拥、朱丽云与甘元国，且案涉款项均由甘元国直接收取，故李军拥、朱丽云要求甘展鸿承担案涉还款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国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李军拥、朱丽云与甘元国2016年5月29日签订的《合作办园协议者》于2017年10月26日已解除；二、甘元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军拥、朱丽云返还投资款1150000元及利息（从2016年8月1日开始，按照月利率2%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李军拥、朱丽云对甘展鸿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李军拥、朱丽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7634元，由甘元国负担。上诉人李军拥、朱丽云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二、判令甘展鸿应与甘元国共同向李军拥、朱丽云返还投资款1150000元及利息（以1150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至实际还清投资款之日止）；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甘展鸿、甘元国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甘展鸿、甘元国系共同投资案涉幼儿园。《有关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合作协议》证明案涉幼儿园的前期投资者系甘展鸿，甘展鸿与沈欢欢各占50%股份共同经营案涉幼儿园，甘展鸿承认案涉幼儿园存在投资纠纷，并承诺将于2016年7月12日解决该纠纷。甘元国代理甘展鸿签订合同的行为，可以证明案涉幼儿园是由其两人共同投资的。一审判决在甘元国、甘展鸿未提出任何反证的情况下，仅以“甘元国、甘展鸿对此予以否认”就未采纳《有关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合作协议》，有失偏颇。二、现有新证据可以充分证明甘展鸿确实参与了案涉幼儿园的投资经营。《关于依法变更二00五年十月二十日由（甲方）东莞市黄江镇星光村民委员会与（乙方）东莞市连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主体和相关条款的合同》是由甘展鸿、沈欢欢与东莞市黄江镇星光股份经济联合社共同签订，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的纠纷（2017）粤1973民初13413号民事判决可以推断该合同的的真实性，甘展鸿实际参与了案涉幼儿园的投资经营。三、甘元国、甘展鸿具有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恶意。甘元国、甘展鸿系父子关系，甘展鸿在一审阶段故意不接收起诉材料，甘元国提管辖权异议以达到恶意拖延诉讼的目的。四、甘展鸿与甘元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为甘展鸿与甘元国是一起经营案涉幼儿园，甘展鸿是案涉幼儿园的名誉经营者，甘元国是案涉幼儿园的实际经营者。五、甘展鸿与甘元国存在欺诈行为，通过甘元国承担债务，甘展鸿享有收益的方式共同逃避债务。本案涉嫌合同诈骗，甘元国已经被检察机关批捕，而甘展鸿是共犯，建议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甘元国答辩称：一、案涉合作办园协议是甘元国与李军拥、朱丽云之间的合作关系，双方的交易款项也系甘元国收取，在签订本协议的过程中，并未提及甘展鸿，也不存在甘展鸿出具的书面材料，甘展鸿并非本案李军拥、朱丽云合作办园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无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要求甘展鸿承担还款或支付利息的责任。二、关于李军拥、朱丽云庭审补充的关于星光幼儿园举办地的土地租赁问题，在原审中已经明确是甘元国为了办学的便利，以其儿子的名义租赁案涉土地，并向村委支付款项，这均在另案中有体现。甘展鸿作为尚未毕业的学生，没有任何能力，对于案涉幼儿园作出投资，其仅仅是因为与甘元国的父子关系被挂名，且该租赁土地事宜与本案合作办园协议并无关系。甘展鸿向本院答辩称：一、李军拥、朱丽云提供的（2017）粤1973民初13413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合伙纠纷无关联，该判决作为一个补充证据，其很有可能是一个尚未生效的判决。二、合作办园协议是在甘展鸿与村委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之前签订的，可以排除甘展鸿与本案合作协议无关。三、甘元国签订的合作办园协议与甘展鸿与村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没有直接关系，故甘展鸿作为本案被告，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甘元国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驳回李军拥、朱丽云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李军拥、朱丽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甘元国与李军拥、朱丽云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该《协议书》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被认定为无效。该《协议书》实际上是一份退伙协议书，约定的是退伙的事宜。案涉幼儿园实际上市甘元国占股30%，李军拥、朱丽云占股50%，案外人唐阳阳占股20%，故未在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案外人唐阳阳未签订确认）的情况下，甘元国与李军拥、朱丽云签订的有关其退伙的协议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二、原审法院认定甘元国为还款主体存在认定事实错误。拥军、朱丽云与甘元国、唐阳阳三方合伙共同对星光幼儿园进行管理，共同承担盈亏。退一步讲，即使《协议书》有效，也应当依法由合伙人一致同意并清算星光幼儿园现有资产，由星光幼儿园向李军拥、朱丽云退款，而并非甘元国。三、原审法院认定《合作办园协议者》于2017年6月26日解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协议时甘元国、朱丽云、李军拥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可以解除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即使要求甘元国退款，但原审法院判决利息部分明显过高。因《协议书》所约定的利息并非借款利息，应认定为违约金，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违约金不得超过合同所欠金额的30%，本案李军拥、朱丽云并无任何损失，故本案违约金明显过高，请求法院将违约金认定为按照银行同期利率计算即可。五、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李军拥、朱丽云承担。李军拥、朱丽云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合作办园协议解除是正确的，判定甘元国返还款项是有法律依据的。二、甘元国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是没有依据的，请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甘展鸿答辩称：没有意见发表。二审期间，李军拥、朱丽云提交了（2017）粤1973民初13413号民事判决,拟证明甘展鸿是案涉星光幼儿园的经营者，应与甘元国一起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甘元国认为上述判决没有附生效证明，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该判决也与本案无关。案涉幼儿园一直由甘元国投资承办，与甘展鸿无关。从该判决可以看出，案涉幼儿园的经营、支付房租、谈判签约均是甘元国参与并实施，甘展鸿并不知情，其仅仅是作为挂名人。甘展鸿认为在该案件中其没有上诉，但不知道对方有无上诉，故不清楚案件是否生效。另外，甘元国因非法经营罪及合同诈骗罪被公诉，案件目前在审理阶段，案号为（2019）粤1973刑初2245号。经法庭调查与阅卷，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合伙协议纠纷。各方对一审法院行使管辖权及适用法律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投资款的还款主体问题。本院分析如下：首先，甘元国与李军拥于2016年5月29日签订的《合作办园协议者》以及甘元国与朱丽云于2016年7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是甘元国、朱丽云、李军拥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参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的规定，学前教育机构限于合作，中方主导，即指校长或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国国籍，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1/2。案涉星光幼儿园是由甘元国主导发起，中方成员包括甘元国、李军拥等，因此上述两份协议不属于限制外商投资准入类，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其次，2016年7月21日的《协议书》约定，如果到2016年9月1日还没取得星光幼儿园的办学批文，则星光幼儿园需要返还投资款给朱丽云、李军拥，并从2016年8月1日起按月利息2%支付利息。朱丽云也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第一笔投资款650000元和第二笔投资款500000元支付给甘元国。甘元国主张星光幼儿园原来的合伙人为甘元国和唐阳阳，后李军拥和朱丽云作为新的合伙人加入，但是在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李军拥和朱丽云在签订《合作办园协议者》时知晓唐阳阳与甘元国的合伙情况，且在2016年5月29日的《合作办园协议者》中明确约定双方股权变更或转让，须经对方协商同意后方可进行，任何一方不可私自变更股权。此外，双方签订《合作办园协议者》和《协议书》后，甘元国也未组织李军拥、朱丽云及唐阳阳签订新的合伙协议。最后，双方确认星光幼儿园未登记成立，而案涉投资款的签订协议方和收款方均为甘元国，因此甘元国主张应先清算星光幼儿园的现有资产后再按照约定办理退伙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甘元国作为《合作办园协议者》和《协议书》的签订者，未取得星光幼儿园的办学批文致使星光幼儿园未能登记成立，违反了《协议书》的约定，理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审法院判令甘元国向李军拥、朱丽云返还投资款1150000元及支付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甘展鸿既没有签订《合作办园协议者》、《协议书》，也没有证据显示其代为收取了案涉投资款。另外,案涉《有关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合作协议》上虽然显示乙方为甘展鸿，但该份协议是甘元国作为乙方签字捺印的，甘元国与甘展鸿均否认甘展鸿参与了该合同的签订。因此在李军拥、朱丽云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甘展鸿收取了案涉投资款并参与了投资及经营星光幼儿园的情况下，其上诉主张要求甘展鸿返还案涉投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他事实理由在原审判决中均有详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军拥、朱丽云、甘元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300元（其中李军拥、朱丽云预交15150元、甘元国预交15150元），由各预交方负担。为终审判决。审审判长  萧稚娟审判员  李丽莉审判员  廖志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子文附录相关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