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44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青，男，1963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俊，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夫民，男，196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新喜，湖南迈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青因与被上诉人孙夫民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0112民初2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青上诉请求：一、撤销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0112民初21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判决，依法驳回孙夫民的诉讼请求，判令孙夫民发还朱青担保费57.2元，并自2016年4月23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费；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夫民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2016.4.22《应付利息》表格中关于收取担保费的约定内容有效，并按年利率8%和担保期间计算担保费，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适用法律错误。孙夫民辩称：1、涉案《借款合同》有效，朱青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一审法院将年担保费率24%调整为8%，系法律适用错误，请求贵院予以纠正。孙夫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青支付2015年1月22日至付清之日的资金使用费（按照约定的月利率2%，暂计算至2018年5月22日为1553500元）；2、判令朱青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审理过程中，孙夫民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朱青支付自2015年1月22日起至抵押担保费用付清之日止的抵押担保费（2015年1月22日至2015年12月30日，以担保债权220万元为计算基数，月利率2%计算；2015年12月31日至抵押担保费用付清之日，以担保债权183.50万元为计算基数，月利率2%计算；抵押担保费用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18年7月10日约为162.69万元）。朱青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应付利息》表中关于收取担保费用的约定无效；2、判令孙夫民返还朱青57.2万元，并支付朱青资金占用费88660元（自2016年4月23日起，按照年利率6%暂计算至2018年11月22日止），自2018年11月23日起，以57.2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费至全额返还之日止；3、案件所有诉讼费用由孙夫民负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25日，孙夫民（甲方）与朱青、案外人金策公司（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其中，合同签订的背景为：因朱青在山东广饶县承包的工程建设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朱青以金策公司为主体向平安银行佛山分行申请贷款，请求孙夫民以广州的住房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因此订立该合同。合同第一条“借款及抵押物”约定，该笔借款并非实际借款，而是孙夫民以广州的住房为朱青向银行贷款提供的抵押担保，朱青向孙夫民支付资金使用费；抵押物确定为孙夫民登记在妻子曾陕湘名下的位于广州市的住房。第二条“借款额度、资金使用费收取及期限”约定，借款额度约200-250万元，以银行实际发放的贷款额度为准；资金使用费收取标准确定为以银行实际发放的贷款额度，按照月息2分或年息24%的标准收取；期限约定为两年，以银行实际放款日为起始日，借款到期，利随本清；如需续贷续借，朱青需提前两个月向孙夫民提出申请。第三条“借款用途”约定，用于朱青本人在山东广饶县承包的工程建设项目及南海千灯湖挂靠项目的经营周转，专款专用。第五条“担保”第四款约定，朱青个人对该笔银行贷款的及时归还、给甲方的资金使用费的及时支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第四条“还款来源”、第六条“违约责任”等还约定了具体的合同条款。《借款合同》达成后，孙夫民、曾陕湘等（抵押人）于2013年11月25日与平安银行佛山分行（抵押权人）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以其登记于曾陕湘名下的上述房产为金策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范围确定为债务人自2013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1日与抵押权人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债务本金的最高额（余额）为460万元。其中，孙夫民、曾陕湘确定的抵押担保额度为220万元。之后，金策公司向平安银行佛山分行申请了贷款，并以孙夫民、曾陕湘等抵押人所有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关于该笔贷款的发放及清偿情况，朱青称，第一笔贷款于2013年12月3日发放，于2014年12月3日到期，其于到期前清偿了贷款，后又重新申请贷款；重新申请的贷款于2014年11月28日发放，于2015年9月28日到期。因该笔贷款的偿还、再次申请均在《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的期限以内，故均由孙夫民在220万元的担保额度内提供抵押担保。该笔贷款清偿后，2015年12月30日，金策公司再次与平安银行佛山分行签订《贷款合同》，并由孙夫民、曾陕湘与贷款银行重新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确定抵押担保的债务本金为183.5万元，贷款期限为2015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29日。朱青称，该笔贷款的发放日为2016年1月25日，到期日为2019年1月25日。截至该案庭审日，该笔贷款尚未偿还。上述协议达成后，朱青、金策公司依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孙夫民支付了部分“借款利息”。因孙夫民、朱青之间仍有其他借贷往来，2016年4月22日，双方签署《协议书》，确定债权债务及还款期限、还款来源等事宜。同日，双方核算账目并签署《应付利息》表格，确定：2013年12月21日，朱青向孙夫民“借款”220万元，每月应付“利息”4.4万元，已实际支付“利息”57.2万元至2015年1月21日；截至2016年4月底，还欠“利息”63.6万元未付。上述协议达成后，朱青再未支付任何“利息”。2017年8月24日，孙夫民以朱青未偿还借款本息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原审法院一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确定朱青应当偿还孙夫民借款本息。该案中，双方均称该笔“利息”并非借款所致，是抵押担保所致，故而原审法院以该笔“利息”与该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为由，未予处理。因此，孙夫民另行起诉，主张由朱青继续支付抵押担保费用。审理过程中，朱青提起反诉。另查明，金策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24日，注册资本110万元。其中，朱青认缴出资额104.5万元，实际缴纳出资额为104.5万元，任职执行董事兼经理；田宗昊认缴出资额5.5万元，实际缴纳出资额5.5万元，任职监事。原审法院认为，孙夫民与朱青签署《借款合同》，但并未实际支付借款，双方没有形成民间借贷合同法律关系；从《借款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双方庭审陈述来看，孙夫民以其与妻子曾陕湘所有的房产为金策公司向平安银行佛山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朱青同意按照月利率2%或年利率24%的标准向孙夫民支付抵押担保费用，实际上形成了抵押担保关系。孙夫民以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并收取费用，应为有偿担保。该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孙夫民与朱青形成的有偿担保合同是否有效？2、如果有效，担保费用的标准如何确定？朱青是否为支付主体？3、如果无效，孙夫民是否负有退还担保费用并承担利息损失的义务？关于有偿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该案中，《借款合同》是孙夫民、朱青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约定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朱青以《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三款“未经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融资担保业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担保字样。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认为孙夫民不具备经营融资担保业务的主体资格，从而主张孙夫民提供有偿担保的行为无效。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朱青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针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应当参照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评判。《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虽属行政法规，但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本条例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孙夫民、朱青之间形成有偿抵押担保合同关系的时间为2013年10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不能作为确定孙夫民是否具备提供有偿担保主体资格的依据。而且，孙夫民以其房产为朱青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并收取费用，是基于二者之间存在多笔借贷往来以及朋友关系的身份考虑，朱青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孙夫民向其提供有偿抵押担保的行为具有持续性、普遍性，是在经营融资担保业务。因此，孙夫民、朱青以各自真实意思表示形成抵押担保合意，最终签署《借款合同》加以确定，双方形成的有偿抵押担保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对朱青请求确认《借款合同》及《应付利息》表中关于收取担保费用的约定无效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至于朱青所称民事行为、商事行为的区分、法律适用范围等观点，不影响对该本案合同效力的认定，原审法院不再评判。关于担保费用标准、期间及支付主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孙夫民、朱青约定按照月息2分或年息24%支付担保费用，结合朱青的实际支付、结算情况以及孙夫民向本院提起诉讼的主张来看，双方最终确定的计算标准为月利率2%（即月息2分）。朱青以金策公司名义向平安银行佛山分行贷款，本身即应承担贷款产生的利息，却仍要以2%/月的标准向孙夫民支付担保费用，所承担的利息及费用总和，甚至超过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中受法律保护的利息范畴，明显过高且显失公平，应当予以调整。结合双方约定、金策公司申请贷款的利率标准、抵押担保的风险大小以及担保费用实际支付情况等因素综合分析，本院酌定按照抵押担保贷款额度的8%/年作为确定未付部分担保费用的计算标准；已支付的担保费用，因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且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再调整。关于担保费用支付期间，《借款合同》明确约定，担保费用自银行实际发放贷款开始计算，直至贷款清偿并解除银行抵押为止。孙夫民以其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其主要义务是履行抵押担保合同确定的担保责任，其主要权利是收取一定数量的担保费用。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因贷款清偿抵押注销或贷款未受清偿、担保人承担了担保责任后，抵押担保均将消灭、抵押人的担保责任得以免除。因此，双方约定担保费用计算至贷款清偿并解除银行抵押为止，并无不妥，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支付主体，朱青认为，《借款合同》第五条第四款明确约定，朱青对贷款归还、资金使用费支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向平安银行佛山分行申请贷款的主体为金策公司，因此，朱青不是担保费用的支付主体。原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虽然明确约定朱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结合《借款合同》的签订情况、担保费用的支付、后续协议的签订以及朱青、金策公司的特殊关系综合分析，朱青在该案中的地位，并非单单为《借款合同》保证人，而是与金策公司共同作为《借款合同》当事人，享有合同权利并应承担合同义务。首先，《借款合同》抬头确定合同乙方为金策公司、朱青；签订背景载明，向平安银行佛山分行的目的是为了朱青在山东的项目建设，且由朱青以金策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最终落款虽注明为金策公司，但由朱青签字摁印，且并不区分朱青是以公司名义还是以个人名义达成协议，也没有特别注明朱青的身份为担保人；上述约定表明朱青不单单为《借款合同》担保人，更是《借款合同》直接相关的当事人及申请贷款的实际主体之一。其次，朱青、金策公司均向孙夫民支付过担保费用，也没有严格区分合同当事人与合同保证人的身份；而双方结算时，朱青以个人名义与孙夫民达成协议书，明确债务并作出偿还承诺，同时核算确定《应付利息》表格，也没有区分公司与个人行为。最后，结合朱青、孙夫民借贷纠纷中的情况来看，朱青作为金策公司控股股东，在担任金策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与孙夫民发生多笔经济往来，有以个人名义也有以公司名义，存在一定的混同行为。而对孙夫民而言，其无法严格区分朱青以何种身份与其达成协议以及在达成的协议中的具体地位。因而，结合上述事实分析，朱青在与孙夫民达成《借款合同》时，并非单纯依照第五条第四款确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实际身份应认定为《借款合同》及支付担保费用的主体之一，与金策公司共同享有合同权利，并履行合同义务。关于担保费用的具体金额确定问题。孙夫民、朱青达成抵押担保合意后，朱青仅支付孙夫民部分担保费用，仍有部分并未支付，应承担继续支付的合同义务。朱青已经实际支付担保费用至2015年1月21日，剩余担保费用应自2015年1月22日开始计算。经查，孙夫民提供抵押担保分为两种额度，自2013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1日的担保额度为220万元；2015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29日的担保额度为183.5万元。关于第一种额度，双方均无法确定该笔贷款还款时间及抵押担保责任的免除日期，参照《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的2015年11月1日，作为确定抵押担保责任免除、担保费用计算的截止日期，并无不妥，原审法院予以确定。关于第二种额度，朱青称贷款发放日期为2016年1月25日，孙夫民没有提交证据证实贷款实际发放日期，则原审法院以朱青自认的发放日期作为确定担保费用的起算日期。经核算，2015年1月22日至2015年11月1日，合计284天，产生的担保费用为136942元（220万元×8%/年÷365×284天，四舍五入取整）；2016年1月25日暂计算至2018年7月10日，合计898天，产生的担保费用为361168元（183.5万元×8%/年÷365×898天，四舍五入取整），两项合计498110元；2018年7月11日至付清之日的担保费用，仍以实际担保额度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计付。因此，原审法院对孙夫民请求由朱青支付抵押担保费用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超过部分，不予支持。至于朱青反诉请求由孙夫民退还已支付的抵押担保费用并承担利息损失，因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其主张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朱青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孙夫民截止2018年7月10日的抵押担保费用498110元，并自2018年7月11日起，以孙夫民实际提供抵押担保的贷款额度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计付抵押担保费用，直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孙夫民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朱青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一审本诉受理费19442元，由孙夫民负担13489元，朱青负担5953元；反诉一审受理费减半收取5204元，由朱青自行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朱青与被上诉人孙夫民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由孙夫民以其自有房产为金策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该约定更符合担保合同的性质，故双方虽签订的合同名为《借款合同》但实际属于抵押担保合同，原审法院对合同的性质认定并无不当。朱青上诉提出孙夫民提供有偿担保行为无效，要求孙夫民返还担保费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请求，经查，因《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的施行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本案担保发生在2013年10月，本案不适用《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本案合同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朱青应当向孙夫民支付抵押担保费用，朱青所提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57元，由上诉人朱青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祥伟审判员  刘朝晖审判员  熊 伟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钟宇卓书记员张依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