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16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其根，男，196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熙明，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伟国，男，196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恩来，男，1949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玉龙，浙江永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善忠，男，1968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原审第三人：陆伟，男，196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原审第三人：嘉兴加银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善县罗星街道人民大道1018号1117室。法定代表人：吴永良。上诉人贺其根因与被上诉人徐伟国、沈恩来、薛善忠及原审第三人陆伟、嘉兴加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银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嘉善县人民法院(2018)浙0421民初5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贺其根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减资应当通知债权人，并在报纸上公告。如未履行法定职责，公司股东应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一点在最高院公报案例及各级法院的判决中均有体现。二、陆伟借款及加银公司担保的时间为加银公司减资前，加银公司在减资过程中未通知上诉人。三、股东会决议并非是担保生效的法定要件，所以上诉人无需审查加银公司的担保是否经过了股东会决议，只要加银公司作出担保，即可推定其股东知晓该笔债务。上诉人于2013年5月2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陆伟与加银公司承担还款及担保责任，加银公司未作答辩，说明加银公司认可该笔担保债务，更加确定加银公司的股东知晓该笔债务。四、加银公司于2010年6月22日向贺其根借款，陆伟提供担保，借款打入了沈恩来账户。2012年12月24日，三方将借款和担保关系变更为借款人为陆伟，加银公司为担保人。因此，加银公司的股东知晓该笔借款，至于之后借款关系的调整，不能免除加银公司违法减资应承担的责任。被上诉人沈恩来答辩称，第一，担保债务在公司财务上不是明确载明的，也不是必然发生的，债务人有可能履行了主债务。因此贺其根不是已知债权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减资时不需要通知到。第二，沈恩来、薛善忠及徐伟国对陆伟擅自用加银公司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是不知情的。第三，上诉人在2012年起诉时提供了加银公司当时的工商登记材料，明确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所以上诉人对减资的情况是知晓的，而现在要减资股东承担责任已过诉讼时效。第四，加银公司对《还款协议》提供担保，是在减资之后与当事人建立了新的法律关系，原合同已无效。第五，陆伟称所借款项用在了加银公司不是事实，实际是陆伟在辽宁省投资了一个企业，他借的钱都投到那边去了。被上诉人徐伟国、薛善忠及原审第三人陆伟、加银公司均未提供答辩意见。贺其根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伟国在减资800万元范围内对加银公司在（2013）嘉善执民字第1037号执行案件中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判令沈恩来在减资370万元范围内对加银公司在（2013）嘉善执民字第1037号执行案件中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判令薛善忠在减资370万元范围内对加银投资公司在（2013）嘉善执民字第1037号执行案件中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追加徐伟国、沈恩来、薛善忠为（2013）嘉善执民字第1037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原审认定的事实：2012年12月24日，贺其根以陆伟及加银公司未归还2012年6月20日《还款协议》确认的借款，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2013年3月11日，原审法院作出(2013)嘉善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因陆伟及加银公司未主动履行还款义务，贺其根于2013年5月27日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3）嘉善执民字第1037号。执行过程中，除受偿被执行人陆伟名下房产拍卖后的分配款239737.56元外，案件因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于2013年7月26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加银公司于2009年11月5日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公司设立时章程载明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股东范剑锋认缴750万元、陆伟认缴1170万元、沈晓东认缴540万元、沈恩来认缴540万元。2009年11月4日，四股东履行了首期注册资本出资义务，其中范剑锋325万元、陆伟507万元、沈晓东234万元、沈恩来234万元，合计1300万元，承诺注册资本余额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交付完毕。加银公司经营期间几次经工商核准变更登记。2011年3月29日，加银公司股东变更为沈恩来、薛善忠、徐伟国及陆伟，各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分别为沈恩来555万元、薛善忠555万元、陆伟690万元、徐伟国1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陆伟。2011年11月3日，加银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进行决议，决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2000万元，减少实收资本1300万元，即公司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实收资本从2300万元减至1000万元，其中徐伟国减少注册资本800万元，减少实收资本520万元，陆伟减少注册资本460万元，减少实收资本299万元，沈恩来减少注册资本370万元，减少实收资本240.5万元，薛善忠减少注册资本370万元，减少实收资本240.5万元。2011年11月17日加银公司就公司减资事项在嘉兴日报嘉善版刊登了公告。2012年3月12日加银公司向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并经核准，股东沈恩来出资185万元、薛善忠185万元、陆伟230万元、徐伟国400万元，合计1000万元。根据嘉善嘉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嘉会验字[2012]第077号验资报告，四股东的上述出资额均已实际缴付，加银公司减资后的净资产为10106236.68元。2012年6月14日，加银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陆伟变更为吴永良。2018年9月3日，贺其根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徐伟国、沈恩来、薛善忠为（2013）嘉善执民字第1037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在各自减资范围内对加银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经审查后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浙0421执异26号执行裁定，驳回贺其根的申请。贺其根遂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加银公司存在减资行为属实，减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知了有关债权人并在报纸上发布了减资公告，经合法验资后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但目前尚无充分的证据证实减资曾直接通知了贺其根，贺其根据此提起诉讼，要求追加三股东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责任，其理由是三股东在减资时没有依法通知作为债权人的贺其根，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的规定视为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并依据第十四条规定的抽逃出资情形承担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并无公司减资程序存在瑕疵时股东应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相关规定，因此对于该情形可否视为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应结合具体案情严格审查。根据(2013)嘉善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法院认定加银公司对贺其根该笔借款的担保发生时间为2012年6月20日，晚于公司股东会决议减资的2011年11月3日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2012年3月12日，因此加银公司不可能先行通知贺其根。其次，加银公司对贺其根所负系担保之债。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笔借款担保发生时陆伟系加银公司股东，现沈恩来表示当时系陆伟擅自提供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贺其根在(2013)嘉善商初字第2号一案诉讼中也未提交该担保经加银公司股东会同意的决议等证据。虽然未经股东会决议提供担保未必影响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但其他股东并不知晓和同意该笔担保债务，因此没有义务在减资时通知该债权人，现贺其根提出本案诉请要求其他股东承担相应责任，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其三，根据通常的财务记账规则，债权人尚未提出主张的担保债务并不记载为应付款项，因而在减资过程中也不会作为普通的债权人进行通知。此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从其行文来看，担保之债的债权人亦不属于受通知的债权人范围。此外，贺其根在(2013)嘉善商初字第2号案件诉讼中提交的加银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明确记载了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对此应当知晓，当时诉请加银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亦应以1000万元为限。现其主张实际要求以减资前的3000万元承担责任，明显有违诚信原则。贺其根提供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并非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且案情与本案明显不同，不能作为本案审理的参照。综上，加银公司的减资符合法律规定，贺其根关于追加徐伟国、沈恩来、薛善忠为被执行人并在相应减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徐伟国、薛善忠经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依法缺席判决。第三人陆伟、加银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贺其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7800元由贺其根负担。被上诉人沈恩来在二审中提供了贺其根在（2013）嘉善商初字第2号案（即贺其根起诉陆伟、加银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中于2012年12月24日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加银公司工商登记基本情况材料一页，其中显示加银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证明贺其根至迟于2012年12月24日就已知晓加银公司减资的事实，至其提起本案诉讼时明显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沈恩来称该证据原先并不知晓，是诉讼代理人在二审中通过调阅原审卷宗时才发现的。上诉人贺其根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首先，该份材料在一审时已经存在，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才提供已超过了举证期限。其次，该材料是由贺其根的律师向工商管理部门调取并向法院提供的，并不能得出贺其根本人也知道加银公司减资的事实。第三，即使贺其根当时知道减资的事实，法律也没有规定何时应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应从债权人向各股东要求承担责任之日开始计算，何况本案对陆伟和加银公司一直在执行过程中，即上诉人一直在主张权利。向主债务人要求承担责任的，对于补充责任人的诉讼时效也自然中断。本院经对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因上诉人贺其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该证据是否属新证据，以及其证明力问题，将在理由部分综合阐述。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原审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1.原审法院在贺其根诉陆伟、加银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即（2013）嘉善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中认定，2010年6月22日由加银公司的经办人陆伟、沈恩来向贺其根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向贺其根借款200万元。加银公司在借款人一栏盖章，经手人处由陆伟、沈恩来签字。2012年6月20日，陆伟向贺其根出具《还款协议》一份，分别由贺其根、陆伟及加银公司在甲方、乙方和担保人一栏签字或盖章。2.在（2013）嘉善商初字第2号案中，贺其根于2012年12月24日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有加银公司的公司基本情况工商材料一份，其上载明了加银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沈恩来、薛善忠及徐伟国是否应对贺其根的本案债权在加银公司的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加银公司虽然在2010年6月22日借款发生时为借款人，但在2012年6月20日陆伟出具《还款协议》时，已由当事人协商变更为担保人。本案加银公司承担的责任为担保责任，而担保债务发生的初始时间为2012年6月20日，晚于加银公司减资行为的发生时间，即加银公司提供担保时的注册资本已为1000万元，故加银公司应以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及相应的财产对贺其根承担担保责任，加银公司此前的减资行为并未损害贺其根的合法权益，故贺其根主张沈恩来等人在减资范围内对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使加银公司的减资行为损害了贺其根的合法权益，贺其根就本案借款债权于2012年12月2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时，提供了加银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其中明确载明了加银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虽然该材料确有可能为其代理律师向工商管理部门调取，但贺其根作为该案的原告，对其向法院提供材料的内容应当知晓，故贺其根至少于2012年12月24日就应当知晓了加银公司减资的事实，理应在合理的期限内要求减资股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贺其根怠于行使权利，至其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显然已经过了法律规定的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另外，因被上诉人沈恩来之前并未参与贺其根与陆伟、加银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的诉讼，对贺其根提供的加银公司工商登记基本情况材料不知晓，其在本案二审中通过查阅关联案件的卷宗发现该证据存在，符合情理，故该工商登记材料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因此，被上诉人沈恩来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材料为新证据，能够证明贺其根要求减资股东承担责任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故沈恩来提出的时效抗辩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贺其根的上诉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贺其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锷青审判员  樊钢剑审判员  张 汐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靖怡-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