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民终22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1，女，198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聊城市第二实验幼儿园教师，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聊城市东昌安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某，男，1981年4月25日出生，汉族，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住山东省聊城市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宁，山东慎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某1因与被上诉人董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2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周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为：一、关于双方依照本地风俗结婚并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上诉人怀孕的事实。不能以“确已短暂共同生活”概括。2017年2月2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认识，2017年6月份确定恋爱关系，经过分分合合，双方于2018年10月1日订婚，并在2018年11月13日举行了结婚典礼，进而搬到一起共同生活，上诉人也为被上诉人怀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完成了本地风俗习惯，包括“见面”、“提亲”、“迎娶”、“典礼”等，经过双方家长、亲朋好友的见证，后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至一审开庭审理前，上诉人已经怀孕数个月。应对本地风俗、夫妻名义同居的知晓度、怀孕数个月的事实等都进行认定。二、关于被上诉人给付的6.6万元彩礼，实际上已经用于日常消费或生活支出。上诉人平时为家庭支出或生活支出较多，两个人成家生活，很多品质生活所需均是上诉人所添置，为此支出较多。事实上，上诉人没有将6.6万元的彩礼据为己有，全部是为了生活支出。三、本案情形不应完全适用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上诉人已经与被上诉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经过了亲朋好友和家长的见证，且已经怀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是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对于未办理登记，但已举行婚礼，确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后怀孕的，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的客观情况，本着照顾妇女的基本原则掌握裁判尺度。综上，虽然一审法院对彩礼金额6.6万元的数额认定正确，对同居生活的事实认定正确，但未考虑本案的特殊之处。被上诉人董某辩称：一、答辩人虽与被答辩人举行结婚仪式，但是并未登记结婚，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返还彩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的规定，本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虽然举行结婚仪式，但是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被答辩人应当返还答辩人彩礼。二、被答辩人虽然搬至答辩人处居住，但是时间较短且双方并未共同生活，故被答辩人应返还答辩人彩礼。1.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于2018年11月13日举行结婚仪式后，即搬入答辩人家中居住，于2019年2月5日从答辩人家中搬离，在此期间被答辩人一直以各种借口与答辩人分房居住。被答辩人在答辩人家中居住期间，经常以各种理由说回娘家居住，但是根据答辩人行车记录仪显示被答辩人多次出入各种酒店，并没有在娘家居住。2.被答辩人虽然已经怀孕，但是并不能以此证明双方已同居生活。2018年11月13日，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后，双方一直未同房生活直至2018年12月15日，被答辩人口称只有把精液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才与答辩人去领结婚证。答辩人为领结婚证共同生活即将精液交给被答辩人。但是根据被答辩人的B超单显示被答辩人在2018年11月19日左右已怀孕，而且这几天晚上正是被答辩人不在答辩人家中日期，再者答辩人从未见过被答辩人来例假使用过的卫生巾和腹痛症状，这足以说明被答辩人在与答辩人结婚前就怀孕并且腹中孩子并非答辩人的。三、被答辩人在与答辩人确定恋爱关系及举行结婚仪式生活期间，以各种理由向答辩人索要财物，其主张6.6万元已消费不属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恋爱及生活期间，答辩人多次应被答辩人要求向被答辩人转账，用于购买结婚用品及生活所需，但被答辩人并没有因生活需要而支出费用，庭审中可以提交转账记录用以证实。另外，在结婚前被答辩人以答辩人眼光差为由，向答辩人索要1万余元购买家用沙发、茶几、电视柜、窗帘，但是被答辩人仅仅网购价格较低、质量较差的沙发、茶几、电视柜、窗帘。因答辩人一审立案及庭审期间，上述家具在答辩人处，故一审中答辩人没有主张，但是在一审庭审后判决作出前，被答辩人趁答辩人上班期间，撬锁进入答辩人家中将上述沙发、茶几、电视柜、窗帘偷走，此事答辩人居住小区的监控能够证明，答辩人也已报案，对此答辩人保留向被答辩人主张的权利。四、答辩人虽然对一审判决未提起上诉，但是答辩人支付被答辩人催娶钱和三金钱是事实。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已举行完了“订婚”、“举行典礼”等仪式，根据本地风俗习惯，答辩人支付订婚及催娶钱和三金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一审中，答辩人提交的证明及证人有冲突的地方，但是均在合理的解释范围内，双方订婚、催娶本身只有双方的亲属参加，证人周某2虽然与答辩人有利害关系，但同时也说明其参加了双方的催娶仪式，其当庭陈述送催娶钱时是包在红包中的且上述催娶钱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前商量好的，证人在该场合不可能在现场清点催娶钱数，并且事后被答辩人也未对催娶钱提出异议，其陈述也是符合风俗习惯的。另外答辩人转账给被答辩人三金钱一万元，被答辩人并未提出异议，在一审时被答辩人并未提供消费证据，并且在婚礼举行前，答辩人被迫购买结婚交换戒指用于进行婚礼。答辩人本身也为了促进纠纷的解决就未提起上诉，但是并不代表答辩人认可被答辩人未收到上述财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董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彩礼1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23日，原告董某与被告周某1相识，后确定恋爱关系。2018年9月21日，原告分三次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转给被告共计1万元。原告称该款系给被告用于购买“三金”。被告则称系原告让其添置新衣服的。原告对其主张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两人订婚时，原告向被告支付彩礼6.6万元。原告主张给被告催娶钱2万元，提供其表兄周某2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载明其在2018年10月21号晚上陪同董某去周某1家送催娶现金1.9万元。周某2当庭作证时则称，2018年农历9月下旬的一天，其与原告及原告父亲到被告家，去送催娶钱，具体数额不清楚，只是跟着去送钱，其也没数。对证言质证时，原告又称，证人跟随原告及其父亲去送催娶钱，对于具体数额是双方事先商量好并包在红包中送去的，证人只是听说是1.9万元，事实是催娶时支付了1.7万元现金，另支付2000元衣服钱，被告嫌少，又微信转账1000元。被告称，证人证言与其出具的书面证明在时间及金额上均存在多处矛盾，且其当庭陈述对数额并不清楚，其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经查，原告于2018年10月21日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1000元。2018年11月13日，两人举行结婚仪式后，在开发区英才小区居住。后双方发生矛盾，被告于2019年2月5日，搬离出去。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为索要彩礼，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原告称于2018年9月21日支付被告的1万元系“三金”钱，但被告称系原告给其添置新衣服的钱，不属彩礼，系原告个人的赠与行为。对此，法院认为，无论是“三金”钱，还是添置新衣服的钱，均属赠与，不应予以返还。原告主张向被告支付催娶钱2万元，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证人周某2系其表兄弟，双方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出具的书面证言与当庭陈述不一致，证人也未见到具体钱数，原告对该款的组成也与其之前陈述不一致。因此，原告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依法不予认定。原告诉求返还该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收到原告彩礼6.6万元，被告予以认可，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已解除同居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上述彩礼，依法予以支持；但考虑到双方确已短暂共同生活等客观情况，应酌情予以返还，以返还90%为宜，计59400元。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周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董某59400元；二、驳回原告董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董某负担467元，被告周某1负担683元。二审中，上诉人周某1提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居生活期间所买的婚宴服装等物品的单据及医疗费单据总共44张，共计30143.42元，拟证明这些费用都是上诉人自己拿的钱，这些钱都是彩礼的6.6万元中的钱。被上诉人董某质证意见是：上诉人提交的所有收据不是正式发票，显示的购买时间不具有客观性，其中蚕丝被被罩四件套、电视机并未用于双方共同生活，被上诉人也未见到，其中关于窗帘的销售清单，该窗帘为上诉人购买但是钱是被上诉人另外转给上诉人，不包含在6.6万元的范围内。洗衣机的发票购买时间显示时间为2011年11月27日，说明该项支出也不在6.6万元的范围内。对于其他生活用品和衣服，被上诉人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除6.6万元、“三金”1万元、催娶2万元外，还转给上诉人其他财务9000元左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不到3个月，期间上诉人的工资从未交给过被上诉人，故我方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6.6万元已经消费。对医疗费单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被上诉人认为双方已不再共同生活，对于后期支出的费用应自行承担。5000元是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购买窗帘的费用，因双方吵架，上诉人又将5000元转给被上诉人，但后来被上诉人又将3000元转给上诉人，上诉人购买沙发、窗帘等物品的钱，都是被上诉人另外支出的费用，不含在彩礼范围内，并且上述物品已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后自行撬门拉走了，同居期间车的油钱都是被上诉人支出的。二审中，被上诉人董某提交：1.2018年10月2、3、4、27日的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购买窗帘沙发等物品的钱，都是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2.2018年12月22日转账记录3份，拟证明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生活费用6900元；3.上诉人的B超单一份，拟证明上诉人怀孕时间并非与被上诉人同居期间。除了以上转账记录外，还支付了上诉人2000元现金。上诉人周某1质证意见为：“10月2、3、4日微信转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购买沙发窗帘等物品，其中一部分钱也被用于被上诉人购买衣服，被上诉人没有支付2000元现金，我提供的B超单子是2019年1月底刚查出的怀孕，对方说我在婚前怀孕不属实，我们已经共同生活。”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案涉6.6万元彩礼款上诉人周某1应否退还被上诉人董某，如应返还，返还多少为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已解除同居关系，被上诉人董某要求上诉人周某1返还彩礼，应予支持；但双方确已短暂共同生活，彩礼应酌情予以返还，一审法院综合本案案情，判决周某1返还彩礼款的90%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周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 鑫审判员 孔繁奎审判员 孙久强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刘豪书记员吴晨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