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湘行终14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燕，女，198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开福区人民政府机关大院。法定代表人：刘拥兵，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曾强，湖南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勇盈，开福区人民政府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法定代表人：胡忠雄，市长。委托代理人：伍益东，长沙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上诉人李燕因与被上诉人开福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开福区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沙市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行初2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燕起诉称：2018年7月31日，被告开福区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开政征字（2018)第2号]，原告房屋正位于该征收决定公告确定的征收范围内，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认为被告开福区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行政行为严重违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不具有合法性。原告认为，《开福区陡岭路两厢地块棚改项目》是征收个人房屋的政府工程项目，是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风险评估应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未经风险评估的，一律不得作出决策。然而经调查发现，区征收办提供的《关于开福区陡岭路两厢地块棚改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是2018年6月8日作出的;且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上没有加盖市、县级人民政府公章。而长沙市发改委作出的《关于开福区陡岭路两厢地块棚改项目立项的批复》是2014年2月13日作出的，也就是说长沙市发改委是在没有取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情况就作出了批复，这显然是违反相关条例与意见的规定。同时该棚改项目也未通过环保局进行环境风险评估。二、被告开福区政府直接违反《长沙市政府购买棚户区改造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长政办发(2015)64号]。根据《长沙市政府购买棚户区改造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长政办发〔2015〕64号]，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市人民政府授权市住房保障局作为政府购买棚户区改造服务的购买主体，由其依法开展政府购买棚户区改造服务活动。而从开福区陡岭路两厢地块棚改项目（西片区）一期棚改项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相关证明及回复函等各种文件之中可以看出，该项目的购买主体并非市住房保障局。因此该征收决定的前置程序中存在明显的违法行为。综上，被告开福区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开政征字(2018)2号]以及被告长沙市政府作出的长府复决字[2018]第3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均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请求：一、撤销被告开福区政府作出的开政征字[2018]第2号《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二、撤销被告长沙市政府作出的长府复决字[2018]第3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陡岭4栋202房屋登记在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该房屋系直管公房，由原告父亲李国平承租并供家庭成员居住。2018年7月31日，开福区政府作出开政征[2018]2号《开福区陡岭路两厢地块棚改项目（西片区）一期房屋征收决定公告》。涉案房屋在被征收范围内。李国平就涉案房屋征收决定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已立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据此，李燕应承担证明其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举证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李燕并非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亦非房屋的承租人，虽然其居住在涉案房屋内，但李燕与涉案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并不具备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综上，李燕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驳回起诉。本案中，李燕针对原行政行为及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据此，对李燕对行政复议决定的起诉，一并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燕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李燕不服上述裁定，提出上诉称：1.一审审判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本案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而一审合议庭只有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2.庭审过程中，被告提供的涉案证据未经当庭质证认证，被告一审庭审中承认并未携带能证明陡岭4栋202房屋登记在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证据原件。不知一审法院如何得出陡岭4栋202房屋登记在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征收决定不具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明显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答辩称：答辩人于2018年7月31日作出开政征【2018】2号《开福区陡岭路两厢地块棚改项目（西片区）一期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上诉人在该项目征收范围内没有房屋，不是被征收人，其诉称案涉的陡岭4栋202房屋登记在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系直管公房，由上诉人父亲李国平承租并供家庭成员居住，李因平已另案就案涉房屋征收决定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因此上诉人与本案房屋征收决定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维持原裁定。原一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均随卷移送本院。原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李燕不服开福区政府开政征字【2018】2号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于2018年9月27日向长沙市政府申请复议。2018年12月18日，长沙市政府作出长府复决字【2018】第310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开福区政府开政征字【2018】2号房屋征收决定公告。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二十五条则进一步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符合该法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必须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李燕并非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亦非房屋的承租人，虽然其居住在涉案房屋内，但李燕与涉案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并不具备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故李燕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李燕针对原行政行为及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故一审一并裁定驳回李燕的起诉并无不当。李燕上诉提出一审由法官和陪审员组成三人合议庭程序违法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对合议庭组成有二种形式，一种为三人合议庭，一种为七人合议庭。该法第十六条进一步规定，涉及征地拆迁、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影响重大的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该条款明确了适用七人合议庭的案件既要符合属于涉及征地拆迁、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同时要求是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二项条件缺一不可。本案显然不属于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故李燕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调查中，李燕称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5民初760号民事判决足以证明陡岭路4栋202房系李国平（系李燕的父亲）的私房。要求二审对该新证据开庭质证。经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5民初760号案件系租赁合同纠纷，与本案无关联，且该案判决亦未认定陡岭路4栋202房系李国平的私房，与本案一审认定的事实并无冲突。故李燕称一审认定“陡岭4栋202房屋登记在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系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并无相关证据证明。该上诉理由亦不成立。综上，李燕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山宁审判员  戴远志审判员  何建湘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