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92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郝玉雷，男，198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炜衡，上海旭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蓓蓓，女，197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银笛，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洵，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郝玉雷因与被上诉人杨蓓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7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郝玉雷上诉请求：1.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本案借款的本金数额认定不清。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2016年3月6日，上诉人出具借条一份，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借款金额为20万元，借款期限为4个月，每月利息6000元，每月5日前支付当期利息，四个月借款期限到期归还本金。次日，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向上诉人支付借款20万元。2016年8月10日，因上诉人未能如期还款，由被上诉人书写借款协议一份，写明利息还至2016年8月5日，本金20万元仍未归还，经双方协商上诉人同意于2016年8月15日前归还本金，上诉人在该借款协议上签字确认。2017年12月1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针对还款情况进行对账，上诉人又出具欠条一份，写明截至2017年12月16日，上诉人欠被上诉人13万元，若再从银行转账查出此次对账外的转给被上诉人的转账则扣除，并承诺于2018年1月15日之前付清欠款。由此，针对同一笔借款，上诉人前后出具或确认了三份借据，且双方最后一次对账后上诉人在欠条上写明的13万元并不是最终上诉人应承担的借款本金，因该欠条明确写明了后续如再查出转账明细则应予以扣除，后续不仅包括欠条出具之后的还款，也应涵盖欠条出具之前而上诉人还未及查实的还款，另结合上诉人提交证据中的32笔还款明细，还款时限自2016年5月3日一直延续到2018年11月12日，每次还款金额不等，还款方式包括了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与现金交付，完全可以佐证上诉人在出具上述2017年12月16日的欠条时其本人对还款金额并未进行详细核算，才可能做出如后续再査找出有还款则扣除的表述。一审判决之所以认定借款剩余本金为13万元，一方面是依据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还款明细不予认可，另一方面未审查上诉人所提交还款明细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一审判决第六页第四行:“但被告并未对其在2017年12月16日对账前支付给原告的款项中，明确对账之外转给原告应予扣除的款项并作出合理说明，原告亦不确认该对账日前有另需扣除的款项”，该表述令上诉人十分不解，上诉人既然提交了有具体还款时间、付款方式与金额的还款明细，还苛求上诉人明确对账之外被上诉人应予扣除的款项并做出合理说明，实不知所指为何。实际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庭中断庭审两次，要求被上诉人代理人与被上诉人本人沟通了解还款情况，被上诉人代理人称被上诉人手机换了，无法确认被上诉人是否收到上诉人所举证的还款。既然被上诉人代理人无法确认上诉人的还款情况，仅出于其对上诉人的还款明细的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就做出剩余借款本金为13万元的认定，明显是错误的。针对上诉人所提交还款转账记录的质证，被上诉人称无法核实真实性，且相关转账说明中未写明是还款，所以不予认可，然而上诉人所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中恰好有被上诉人诉状中所称的2018年3月21日与2018年11月12日的两笔各支付10000元的还款，在这两笔还款中，转账说明仍然未写明是还款，且其中一笔的收款微信名、头像与前面21笔微信转账的收款微信名、头像完全一致，如此被上诉人完全不承认还款记录的真实性，是不是意味着承认自己在诉状中的表述是错误的，未收到过上诉人2018年3月与11月的两笔还款。但一审判决照样认可被上诉人的自认，针对上述两笔还款做出了认定，完全无视上诉人在辩论中对被上诉人质证的回应。另外，上诉人在2016年8月15日与8月16日曾分两笔付给被上诉人现金合计37500元并提交了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作为证据，针对该收条被上诉人代理人仍然声称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奇怪的是针对本证据所证实的还款情况一审判决只字未提。因此，上诉人针对借款已经还款188180元是不争的事实，一审判决针对本案的借款本金数额认定不清。二、一审判决对本案借款利息的起算点及适用利率认定错误。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已经表明，2016年8月10日由被上诉人书写上诉人签字的借款协议，将借款期限延长至2016年8月15日，明确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至2016年8月5日，并未约定逾期还款利息;2017年12月16日双方经初步估算后由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无任何利息约定，说明双方针对剩余借款本金不再计算利息达成一致。一审判决仅以2016年8月10的借款协议中一句“利息还至2016年8月5日”的表述，即认定上诉人在逾期后按原借条约定向原告支付利息并不正确。自2016年5月3日至2016年7月12日，上诉人分五笔已经向被上诉人足额支付了五期利息，即2016年4月至8月的五期。诚然除最初的2016年3月6日的借条之外的后续两份借据不是成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但经双方协商一致，完全可以变更最初的利息约定。逾期还款依据何种利率，要综合看待证据情况。本案中2016年8月10日的借款协议只写明利息还至2016年8月5日，并不能必然推断出后续逾期还款利息仍然依照最初的约定，也可推断出双方一致同意利息还至2016年8月5日且后续不再计算利息的结论；2017年12月16日的欠条中完全无任何利息约定，说明双方针对该笔借款不再计算利息已经达成一致。因此，一审判决针对本案借款的利息起算点与适用的逾期还款利息利率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针对30000元借款的事实认定错误,该款项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合伙开办公司的出资款，不应作为借款处理。本案一审答辩中上诉人已经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曾与上诉人及案外人何某新共同经营某公司，在公司筹备阶段，被上诉人出资租赁办公场地、购买办公用品与办公设备等，该情况也可由被上诉人提交的一份所谓垫资记录说明。个人合伙如欲退伙并抽回出资，需经过合伙清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方可。被上诉人别出心裁，在2016年8月10日由其本人书写的借款协议经上诉人签字之后私自添加相关文字，书写时小心翼翼，试图使笔迹尽力不触碰到上诉人的签字，如此弄巧成拙更使人一眼看出该借款协议最后两行字体为后续添加，因该两行字体与前文在字间距、行距与字体大小上有明显差异；由被上诉人于2016年8月6日自己书写的证明上，最后八个字“借款叁万，国庆归还”，一审庭审中法官已发现字体颜色与前文不一致，被上诉人代理人却无法做出合理说明。由此，被上诉人为抽回合伙的出资3万元，可谓费尽心机，不惜造假在上诉人已经签字的文书内容上私自添加相关内容。然而，一审法院既然对该笔3万元的所谓借款存在怀疑，却仍判决由上诉人承担并计算利息，上诉人认为已经不仅仅是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的问题了。综合以上三点，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杨蓓蓓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蓓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指人民币）160000元，利息24800元（利息以16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7年12月16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暂计至2019年2月16日），共计1848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于今天借杨蓓蓓(身份证号码4107XXXX2122)人民币贰十万元整（200000元），借期为肆个月，利息每月陆千元整。每月伍号前必须归还，肆个月到期后（即2016年7月5日）归还本金”。2016年3月7日，原告分四笔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共计200000元。2016年8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地址位于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别墅路的XX大厦1503A的深圳XX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之一的杨蓓蓓早已退出公司，杨蓓蓓未参与该公司任何实际经营、管理等活动，特此证明该公司的一切债务及法律责任等均与杨蓓蓓无关。借款叁万，国庆归还”。2016年8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借款协议》，载明：“本人郝玉雷(身份证号：4103XXXX1854)于2016年3月6日向杨蓓蓓(身份证号：4107XXXX2122)借款人民币贰十万元整，截至今日已超过还款期限。利息还至2016年8月5日，本金贰十万元整仍未归还。经双方协商本人同意于2016年8月15日前归还本金贰拾万元整(￥20万整)，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于2016年3月12日借杨蓓蓓叁万元用于购买XX公司（XX大厦1503A）办公室办公用品等，于国庆节前归还”。2017年12月1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截至2017年12月16日，我本人郝玉雷欠杨蓓蓓人民帀13万元（壹拾叁万元整）。若再从银行转账查出此次对账外的转给杨蓓蓓的转账则扣除。本人保证于2018年1月15日之前将欠款付清，否则本人自愿承担叁万元”。被告分别于2018年3月21日及2018年11月12日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各支付了10000元，原告主张该两笔款项系被告向其支付的利息。被告辩称从2016年5月3日至2018年11月12日共计向原告还款188180元，扣除已支付的3万元借期内利息，剩余158180元应抵扣本金，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还款清单、还款明细及收条等证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还款清单、还款明细等证据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借条》、《证明》、《借款协议》、《欠条》、原告名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还款清单、还款明细、收条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为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及原、被告双方的确认，原、被告双方借贷关系清楚，原告已向被告履行款项出借义务，被告应依约履行还款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焦点为：一、剩余借款本金数额是多少，原告主张的涉案借款中的3万元是否为被告的个人债务；二、原告主张的利息是否成立。针对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原告主张被告偿还的借款本金包括2016年3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款200000元未归还的部分130000元和原告为XX公司出资购买办公用品等产生的经双方协商确定为被告个人借款的30000元。关于130000元借款部分，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双方于2017年12月16日对涉案借款进行对账，同日被告出具《欠条》确认截至2017年12月16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3万元，同时约定“若再从银行转账查出此次对账之外的转给杨蓓蓓的转账则扣除”。被告辩称其从2016年5月3日至2018年11月12日共计向原告还款188180元，扣除已支付的3万元借期内利息，剩余158180元应抵扣本金，但被告并未对其在2017年12月16日对账前支付给原告的款项中，明确对账之外转给原告应予扣除的款项并作出合理说明，原告亦不确认该对账日前有另需扣除的款项，故一审法院以被告出具的《欠条》中对账确认的剩余未还本金金额为准，确认截至2017年12月16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30000元。关于该部分130000元款项的利息问题。原、被告在2016年3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约定了至2016年7月5日四个月的借期利息，每月利息6000元即月息3%，双方于2016年8月1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并非成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同时载明“利息还至2016年8月5日”，可知被告在逾期后按原《借条》约定向原告支付利息。2017年12月16日，原、被告经对账后，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约定剩余130000元借款于2018年1月15日之前归还，原告主张该款项自逾期日即2018年1月16日起的利息合法有据，原告参照借期内利率并将主张的利率调整为不超过法定上限的月息2%，亦符合法律规定，对原告超过上述主张的诉求部分，一审法院则不予支持。被告分别于2018年3月21日及2018年11月12日向原告各支付了10000元，原告亦予以确认，双方并未约定涉案借款还款时的扣款顺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按先息后本的顺序予以抵扣，即截至2018年3月21日该部分剩余未还本金为130000元-（10000元-130000元×24%÷365天×64天）＝125471元（2018年1月16日至2018年3月20日的计息天数为64天）；2018年11月1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的10000元不足以支付2018年3月22日至2018年11月12日期间的利息，故一审法院确认，该部分剩余未还本金仍为125471元，逾期利息以12547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8年3月21日起计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2018年11月12日已支付的10000元应予抵扣利息。二、关于原告提交《借款协议》、《证明》等证据并据此主张被告应向其偿还其为XX公司出资购买办公用品等产生的借款3万元，被告确认《欠条》、《借款协议》和《证明》中所载明的叁万元均为该款项，2017年12月16日双方对账日前被告也未偿还该款项，原告与被告在2016年8月1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该款项为被告的个人借款并约定于国庆节前归还，未有证据证明其后双方对该款项进行协商变更，故对被告提出的该款项为股东出资等非个人借款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原告提出被告偿还该30000元借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故被告应向原告偿还的总借款本金数额为125471元＋30000元＝155471元。关于该部分30000元款项的利息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按月息2%自2017年12月16日起支付该30000元的利息，但并未有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就该款的利息进行了约定，故一审法院依法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原、被告2017年12月16日对账后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约定130000元借款的借款逾期之日即2018年1月16日起计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郝玉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蓓蓓偿还剩余未还借款本金155471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其中，借款125471元的逾期利息以12547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8年3月21日起计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被告2018年11月12日已支付的10000元应予抵扣利息；借款30000元的逾期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8年1月16日起计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蓓蓓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98元，由原告杨蓓蓓负担269元，由被告郝玉雷负担1729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郝玉雷主张其已实际还款188180元，并称原审认定截至2017年12月16日其尚欠杨蓓蓓借款本金数额有误。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在本案借款过程中先后出具了《借条》、《证明》、《借款协议》、《欠条》，其中2017年12月16日郝玉雷向杨蓓蓓出具的《欠条》是双方对一定时期以来债权债务进行结算后所形成的协议，郝玉雷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辩称其在此次对账之后发现的还款，无论是否在《欠条》出具之前均应予以扣减。然而二审中郝玉雷表示当时是“根据自己模糊的记忆估算”《欠条》记载的金额，其无法区分提交的还款明细中哪些计入对账金额和对账后才查出的还款，就此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经审查《欠条》并无重大瑕疵或可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借贷金额的依据。现郝玉雷主张从尚欠借款本金数额中扣减其自行制作的还款明细中所列全部还款共计188180元，理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关于郝玉雷质疑的借款利息起算时间以及逾期还款利率，经查上述借款凭证的内容，《借款协议》、《欠条》均为之前《借条》内容的延续和调整，在《借款协议》中双方确认“利息还至2016年8月5日”，应理解为双方对截止出具《借款协议》之日郝玉雷已偿还利息的确认，并无免除其后续还息责任的明确意思表示，对此，杨蓓蓓也不予认可，郝玉雷以《借款协议》、《欠条》中无利息约定为由主张2016年8月5日之后不再计算利息，显然不符合上述借款凭证体现出的双方本意，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借条》中双方约定利息为每月6000元，原审按照月息2%计算逾期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3万元为出资款还是个人借款的问题，由《欠条》中约定“本人保证于2018年1月15日之前将欠款付清，否则本人自愿承担叁万元”内容可知，因郝玉雷未依约还款，上述约定中由其自行偿还3万元的条件已成就，再结合原审针对郝玉雷的诉辩主张作出的评判理由，其称该3万元为出资款不应由其清偿，理由不成立，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98元，由上诉人郝玉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