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28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赵敏丽，女，197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晓华、兰伟，福建懿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马丽，女，197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李双飞，男，197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诉人赵敏丽因与上诉人马丽、李双飞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6民初2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敏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支持赵敏丽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赵敏丽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李双飞和马丽均为“厦门阅梨店”实际合伙人及应当共同承担责任无异议，但对合伙关系的终止时间及其应偿付给赵敏丽的金额有异议。李双飞和马丽应当支付的款项为合伙关系终止时，赵敏丽按照合伙份额所分割的合伙财产，包括库存、利润和其他剩余财产。一审判决对库存计算方式、合伙关系终止时间及责任承担的认定有误，应予纠正。 一、合伙关系终止时，剩余库存商品的认定应当以双方最后一次有效盘点（2017年1月19日经蔡丽钦、徐木言和胡某盘点确认的《厦门阅梨店库存清单》），扣减该盘点后销售量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以双方在诉讼中盘点的库存量及李双飞、马丽单方经营期间的销售额倒推合伙店铺的实际库存，导致库存减少。 1.案涉盘点库存清单分别为2017年1月19日《厦门阅梨店库存清单》，2017年2月5日库存及诉讼中于2018年11月12日所做盘点。其中，2017年1月19日《厦门阅梨店库存清单》有蔡丽钦、徐木言、胡某三人签名确认，蔡丽钦、徐木言在赵敏丽与马丽、李双飞合伙前，就一直在“厦门阅梨店”工作，合伙后也一直代表马丽、李双飞参与合伙店铺的经营或管理，胡某是赵敏丽派驻合伙店铺的管理人员，故该盘点经双方共同确认。2017年2月5日库存清单形成于马丽、李双飞独自经营期间，且签名的两人均非合伙店铺员工。2018年11月的盘点由李双飞和赵敏丽的代理人完成，此时已经距离马丽、李双飞单方运营店铺近2年时间，且库存商品经历搬迁。因此，2017年1月19日《厦门阅梨店库存清单》应当作为认定库存的初步证据。同时，证人胡某亦在庭审中对盘点及前因后果，包括盘点之后没有销售的事实进行了陈述，证人证言和书证互相印证，马丽、李双飞单方盘点不足以推翻其证明效力。 2.赵敏丽被迫撤离厦门阅梨店前，合伙双方均有派代表参与店铺经营管理，且合伙店铺的仓管徐木言虽由双方共同支付工资（合伙店铺支付1/3，马丽、李双飞的其他店铺支付2/3），但实际也是马丽、李双飞派驻到合伙店铺里的，商品销售后，由仓库发货。因此，赵敏丽不可能在马丽、李双飞不知情的情况下销售或转移货物，马丽、李双飞若认为盘点后至赵敏丽被迫撤离前，赵敏丽有销售或转移相关商品，则马丽、李双飞应举证证明。 3.自2017年1月23日至2017年12月13日期间，马丽、李双飞单方决定以低于市场价和进货价的价格销售部分库存商品，仅收入195338元，故低价销售差额应由其承担，这才与一审判决认定大部分单方经营期间的经营成本由其承担的逻辑相符合，而该期间商品价值应当以该商品的销售量和出厂价确定。 二、合伙关系终止于2017年1月22日，即双方合伙矛盾积累到马丽、李双飞将赵敏丽的店长赶走而由马丽、李双飞单方经营而终止。一审法院认为赵敏丽撤离未做出退伙或解除的意思表示，双方的合伙关系于店铺闭店时终止，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赵敏丽回复不同意马丽于2017年2月28日发出的合同解除通知书，系双方在合伙关系客观终止后，不同意其通知上陈述的解除理由，而非无退伙或解除意愿。 三、合伙关系终止后，马丽、李双飞单方经营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赵敏丽擅自撤离“厦门阅梨店”导致店铺无法经营，造成必要费用支出的损失和保存共有财产费用支付损失，赵敏丽应当按65%的比例承担，还应当赔偿本应由马丽、李双飞承担35%的部分，这超出了马丽、李双飞一审反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马丽、李双飞一审反诉请求为赵敏丽按合伙比例承担其经营期间的经营成本，其并未主张赔偿其合伙份额对应的成本，也未提出同类本诉抗辩。合伙终止的过错方在于马丽、李双飞，赵敏丽于2017年1月22日被马丽、李双飞安排相关人员威胁恐吓后离开了店铺，而不是主动撤离。胡某的到庭说明情况与店员廖清兰的谈话笔录互相印证，故马丽、李双飞经营期间的成本不应由赵敏丽承担，更无须赔偿。 四、马丽、李双飞代“厦门阅梨店”缴纳的保证金已符合退还条件，但是一审法院认定保证金属于尚未了结的合伙事务而未予处理，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无论2016年3月14日《物业管理合同》，还是马丽、李双擅自续约的2017年5月《物业管理合同》均约定，厦门吉家公司应该在租赁房实际退房一年后，无息退还相应保证金。前一份合同于2017年3月15日到期，根据合同约定，赵敏丽在一审起诉时就符合保证金退还条件。即便按后一份合同，马丽、李双飞办理完毕“厦门阅梨店”的撤店手续，截至一审判决之时，也完全符合相应保证金退还条件，但一审法院对该金额并未处理。 马丽辩称，合伙关系终止时间应以2017年12月13日“厦门阅梨店”被迫关闭，其挂靠公司申请退还该场地并得到厦门吉家公司批准，“厦门阅梨店”腾空场地交还厦门吉家公司为准。1.关于2017年1月19日的盘点，马丽并不知情。《厦门阅梨店库存清单》的签名人蔡丽钦、徐木言也非马丽代表，马丽从未授权二人与赵敏丽签署任何形式的文件，当然也包括此盘点表，该盘点不具备任何可信度和说服力。2.赵敏丽经营期间，货品下单、收货、送货等日常管理都由其指派的胡某负责。赵敏丽指使驻店代表利用管理之便转移部分货品，赵敏丽还利用职权把“厦门阅梨店”仅有的48万元转移。3.关于赵敏丽主张的2017年1月23日至2017年12月13日期间，马丽销售部分库存产品收入的195338元低于市场价和进货价，这纯粹是赵敏丽自己没有计算清楚。据赵敏丽一审提供的《2017年阅梨产品清单》及《阅梨停产产品价格表》计算，销售收入减进货价还有74590元的获利。2017年3月15日前的亏损是赵敏丽导致。 二、合伙关系终止时间应该是2017年12月13日“厦门阅梨店”被迫关闭。2016年12月21日，马丽约赵敏丽、胡某，李双飞一起到马丽家里喝茶，四人晚餐是马丽请客的。如果有矛盾，也是赵敏丽利用“矛盾”制造事件。 三、一审法院仅判决赵敏丽承担2017年3月14日前“厦门阅梨店”本该由马丽承担的35%亏损，是因为一审法院只看到赵敏丽撤走销售团队给“厦门阅梨店”带来损失。如果一审法院知道佛山市阅木居艺术家居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阅木居公司）停货是因为与赵敏丽达成共识，目的是帮助其达到独家经营“厦门阅梨店”的目的，则赵敏丽还要承担更多，甚至阅木居公司要承担连带责任。“厦门阅梨店”挂靠在厦门鑫高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高迪公司）名下经营，场地由鑫高迪公司向厦门吉家公司承租，租金水电费等由鑫高迪公司代缴。赵敏丽作为“厦门阅梨店”合伙人，理应先和鑫高迪公司结清相关费用，然后鑫高迪公司会退还押金。 李双飞辩称，同意马丽的意见。发生纠纷是因为不对账、不分红。合伙协议是赵敏丽和马丽签的，李双飞是鑫高迪公司的股东，由于“厦门阅梨店”没有申请营业执照，所以鑫高迪公司同意挂靠。“厦门阅梨店”当时在厦门没有开户，就用李双飞招行的账户。关于租金问题，场地是鑫高迪公司签的，“厦门阅梨店”挂靠在鑫高迪公司，后来通过起诉要回赵敏丽汇出去的40多万元，完全是为“厦门阅梨店”。 马丽、李双飞上诉请求：1.李双飞不是股东，不承担连带责任，其未将追回的408574.45元占为己有，而是填补“厦门阅梨店”账目；2.合伙清算后，赵敏丽应再付马丽430545.95元；3.驳回赵敏丽一审全部诉求。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李双飞在2016年7月2日之后是“厦门阅梨店”合伙股东，连带冻结其名下房产，并认定其将追回的408574.45元占为己有，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015年4月11号“厦门阅梨店”开业，同年6月底被工厂通知停止供货，原因是马丽没能按要求参加培训。后经三方协商，由李双飞接管“厦门阅梨店”，经考核后，阅木居公司和李双飞签订阅梨品牌授权及《阅梨品牌加盟合同书》。李双飞接管“厦门阅梨店”不到3个月把店又还给马丽，这才有赵敏丽入伙“厦门阅梨店”一事。如果李双飞也是“厦门阅梨店”股东，《合伙协议》签订时，赵敏丽肯定会让李双飞也签字。在赵敏丽和马丽合作期间，李双飞也仅代表马丽在一些账目的确认上签字，并没有行使一个股东所该表决的任何事情。“厦门阅梨店”挂靠在鑫高迪公司名下经营，场地由鑫高迪公司租赁，赵敏丽失踪后，租金及相关水电费等一直都由鑫高迪公司垫付。使用李双飞招行个人账户，是李双飞基于对马丽信任，也是应赵敏丽的要求。赵敏丽在使用李双飞个人账户时，李双飞没有利用其做有损赵敏丽或者是有益自己的任何事物。关于挂失，李双飞是在赵敏丽没有向工厂下订单，也没有和股东协商情况下，擅自转走公共账户仅有的48万元，这时李双飞已经不相信赵敏丽的诚信，担心赵敏丽会利用账户违法犯罪，所以挂失，挂失之前李双飞也是征得马丽的同意。即使不能使用李双飞招行账户也并不会导致“厦门阅梨店”开不下去。起诉阅木居公司实属无奈，2016年11月1日，赵敏丽把“厦门阅梨店”仅有的48万元转入阅木居公司，2017年1有18日，阅木居有限公司向赵敏丽出具即日起暂停对厦门市场供货“告知函”。从2017年1有18日阅木居公司停止供货到2017年12月13日厦门阅梨店被迫关闭，该期间赵敏丽和阅木居公司不配合，所以才迫不得已起诉阅木居公司追回该款。 二、一审法院认定马丽于2017年1月30日以后聘请人员并经营“厦门阅梨店”违反法律和《合伙协议》约定，2017年3月14日所租赁店铺到期后，又擅自与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签订相关合同存在明显过错，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赵敏丽转走资金、勾结工厂停止发货、不缴交租金、撤走管理团队就是要制造不平等的谈判条件，其真正的目的是要超低价得到“厦门阅梨店”独家经营权。其自称的2017年1月30管理团队被赶走，事实上销售团队是被其撤走，2017年3月14日后与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签订相关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商定的结果。依照当时的实际情况，续签合同才是对“厦门阅梨店”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鑫高迪公司没和厦门吉家公司续签合同之前，赵敏丽拿着阅木居公司的品牌授权书，到厦门吉家公司招商部无数次的要续签“厦门阅梨店”2017年3月14日以后的合同，被厦门吉家公司招商部拒绝。马丽在“厦门阅梨店”这块场地经营了很多年，从吉家家世界开业时起，直到更换阅木居品牌前，一直经营品牌“丹尼斯”。赵敏丽和阅木居公司关系非同一般，赵敏丽明知被停货还汇款，还能从工厂提货出来。可见，阅木居公司发函停止供货是要帮助赵敏丽制造与马丽不平等的谈判条件。 赵敏丽辩称，一、根据合伙协议，赵敏丽才是讼争店铺负责人，马丽及李双飞无权独自经营讼争店铺，续签合同。马丽、李双飞在赵敏丽被赶走之后单方经营，并在原租赁合同期满后单方续约，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损失不应由赵敏丽负担。赵敏丽未做过同意续租的表示，关于赵敏丽必须履行租赁合同的理由违背基本事实。1.一审判决载明“赵敏丽对吉家家世界Ａ2-18号商铺的月租金的标准由原来的31460元提高至32385.5元的事实予以确认”，马丽及李双飞就此认为赵敏丽知情并同意续租，没有事实依据。在核对续租租赁合同原件后，赵敏丽仅是对后一份租赁合同租金提高这一客观事实予以确认，并不能说明赵敏丽同意续租。2.彭键确为赵敏丽代理人，但短信记录属于电子证据，未经公证，不具有合法性，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且短信内容也不足以证明赵敏丽同意承担续签的租赁费用。3.店铺的租赁合同一直是由李双飞经营的鑫高迪公司签订，赵敏丽经营期间租金是支付给马丽的，其对相关合同内容不知情，马丽要求赵敏丽按照原合同履行通知义务显然强人所难，如没有按照约定提前40天通知不续租，就推定其同意续租缺乏依据。实际上，赵敏丽撤场的行为即表明其退出合伙关系，不再续租。4.鑫高迪公司成立于2006年，经营家居零售业务多年，即使赵敏丽加入后，二人也还是有参与管理店铺，且除讼争店铺外，李双飞和马丽在吉家还有2家店铺。相反，赵敏丽常年在深圳经商，投钱入伙店铺后也多是委托或聘请他人代理店铺事务。马丽主张赵敏丽目的是为了逼走马丽及李双飞，自己独家经营，显然是不可能的，恰恰是马丽和李双飞才有赶走赵敏丽的能力。 二、无论是一方违约或是双方违约，主张违约方可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不影响对本案讼争店铺资产的分配。即使赵敏丽存在违约情形，马丽、李双飞一审中未有此诉求，故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更何况，本案是马丽、李双飞违约在先，未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将合伙店铺的账户变更为赵敏丽账户，导致赵敏丽从一开始就不能掌控合伙店铺的执行事务。其后，李双飞又擅自挂失合伙账户，直接导致执行合伙人的权限名存实亡。最终，又利用当地势力将赵敏丽及管理人员赶跑，实际占有控制了讼争店铺。同时，马丽和李双飞关于赵敏丽违约的陈述也和事实不符。 赵敏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对“厦门阅梨店”进行合伙清算，马丽向赵敏丽分配65%的合伙财产（暂计1355617.048元）；2.判令马丽退还赵敏丽租赁店铺所分摊的保证金70790元；3.判令马丽承担本案律师费53000元；4.判令李双飞对前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判令马丽、李双飞共同承担本案保全费及诉讼费。一审审理过程中，赵敏丽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赵敏丽与马丽、李双飞的合伙关系于2017年1月30日终止，判令马丽向赵敏丽分配65%的合伙财产（暂计1355617.048元）；2.判令马丽退还赵敏丽租赁店铺所分摊的保证金70790元；3.判令马丽承担本案律师费61000元；4.判令李双飞对前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判令马丽、李双飞共同承担本案保全费5000元、保险费4730元及诉讼费。 马丽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赵敏丽承担“厦门阅梨店”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店面成本共计463322.59元；2.判令赵敏丽向马丽分配“厦门阅梨店”2016年7月-2017年12月未分配利润共计138469.34元；3.判令赵敏丽承担本案律师费100000元。2018年8月27日，马丽增加一项反诉请求：判令解除马丽与赵敏丽于2016年7月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庭审过程中，马丽将原反诉请求中的第一项、第二项合并后变更为：判令赵敏丽承担“厦门阅梨店”经营期间的全部亏损的相应比例即206165.64元（不含库存商品）。此后，马丽又出具书面说明称，最后变更的反诉请求中金额计算有误，最终赵敏丽应向马丽支付的亏损金额为191789.36元；“厦门阅梨店”库存商品可全部折价给赵敏丽并由赵敏丽按合伙份额分配给马丽，或者双方按照合伙份额直接分配，或者拍卖折价后按合伙份额分配。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4日，鑫高迪公司（乙方）与厦门吉家公司（甲方）签订一份编号为11603218的《商铺租赁合同》，与吉家物业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11603218的《物业管理合同》。《商铺租赁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承租“吉家家世界”A2-18号商铺（面积共计462.65平方米），用于经营“阅梨”品牌；租期自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4日，月租金31460.2元，按季度支付；乙方应缴纳履约保证金70000元，乙方按本合同约定办理完毕退场手续并将租赁场所退还甲方后，履约保证金余额转换为产品质量保证金，正常情况下，甲方于乙方正式退场之日起一年后将产品质量保证金无息退还乙方；租赁期满，乙方若需续约，须提前40个日历天主动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承租“吉家家世界”A2-18号商铺（面积共计462.65平方米），用于经营“阅梨”品牌；租期自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4日；乙方需向甲方支付日常管理及公共设施设备的维护、维修等费用，月管理费11566.25元；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商场品牌、营销等推广费，月推广费11566.25元；管理费及推广费按季度支付；水费按商场总租赁面积进行分摊，由甲方先行垫付后收取；电费按乙方租赁场地的独立电表计量，由甲方先行垫付后收取；公共照明、商场导购系统、电梯、空调、公用设施设备产生的电费，按商场总租赁面积进行分摊；乙方应向甲方缴纳“商户及销售人员管理保证金”2000元，若乙方在退场前按要求办理完毕退场相关手续并结清相关费用，则保证金余额自乙方正式退场之日起30个日历天内无息退还；本合同是《商铺租赁合同》的配套合同，本合同与《商铺租赁合同》中任何一份终止或解除直接导致另一份合同同时终止或解除。马丽作为鑫高迪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二份合同上签名。鑫高迪公司承租上述商铺后，交由“阅梨”品牌的实际经营者进行经营“厦门阅梨店”，并由实际经营者承担《商铺租赁合同》和《物业管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 上述《商铺租赁合同》和《物业管理合同》到期后，合同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5月31日再次分别签订一份编号为11705218的《商铺租赁合同》和一份编号为11705218的《物业管理合同》。《商铺租赁合同》约定，鑫高迪公司继续承租“吉家家世界”A2-18号商铺，租赁期限自2017年3月15日至2018年3月14日，月租金32385.5元，按季度支付；履约保证金70000元，由厦门吉家公司委托吉家物业公司收取并保管，鑫高迪公司办理完毕退场手续并退还租赁场所后，履约保证金自动转为产品质量保证金，并在实际退场一年后无遗留售后问题时，厦门吉家公司无息退还产品质量保证金。《物业管理合同》约定，继续由吉家物业公司为鑫高迪公司承租的“吉家家世界”A2-18号商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期限自2017年3月15日至2018年3月14日，月管理费11566.25元，月推广费11566.25元，管理费及推广费按季度支付；水费公摊、电费、电费公摊、管理保证金等约定与前一份《物业管理合同》相同。2017年5月31日，鑫高迪公司（乙方）与吉家物业公司（甲方）还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吉家家世界装修建材家居广场每年举行“五一、十一”两次大型营销活动，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上述大型营销活动奖品经费，按租赁面积及活动次数计收，标准为20元/平方米/年，租赁面积超过300平方米的，超出面积部分为10元/平方米/年；乙方应支付的活动奖品经费为7626.5元/年，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日历天内全额支付给甲方；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销售人员培训经费500元/年，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日历天内全额支付给甲方，甲方负责每年举办两次销售人员培训；本协议作为《物业管理合同》的补充协议。马丽作为鑫高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双飞作为鑫高迪公司的代理人在上述三份合同上签名。马丽、李双飞在庭审中称，鑫高迪公司是李双飞在经营，二人是鑫高迪公司的股东。赵敏丽对“吉家家世界”A2-18号商铺的月租金标准由原来的31460.2元提高至32385.5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2016年3月29日，李双飞与阅木居公司签订《“阅梨”品牌加盟合同书》，获得阅木居公司的“阅梨”品牌在厦门市区域内的特许经营权，约定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合同终止或解除后，李双飞不得继续使用“阅梨”商标。李双飞获得阅木居公司授权后，与马丽共同在“吉家家世界”Ａ2-18号商铺经营“厦门阅梨店”。2016年，阅木居公司向赵敏丽出具一份《经销商授权书》，授权赵敏丽为其“阅梨”品牌家具在福建省厦门市辖区经销商，负责“阅梨”品牌家具在厦门市场的销售、推广及售后服务，授权期限自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次日，马丽（甲方）与赵敏丽（乙方）签订一份《合伙协议》，约定：鉴于甲方现为阅木居公司授权经销商，负责厦门市场的“阅梨”品牌家具销售，并已在厦门市开设实体店经营该品牌家具，乙方与阅木居公司关系良好，下一年度将成为“阅梨”家具在厦门市场的授权经销商，双方有意合作经营该家具店，并就合伙经营厦门阅梨家具店（以下简称“厦门阅梨店”）达成协议；合伙经营项目为阅木居公司“阅梨”品牌家具在厦门市场的授权经销，经营场地即甲方开设的“阅梨”家具实体店，位于厦门市湖里区吉家家世界Ａ2-18；经双方盘点核算，甲方开设的实体店估值元，该估值包括了店面品牌价值、场地经营权、存货等可以形成利润的所有有形及无形资产；双方股权比例为3.5:6.5，即甲方占35%，乙方占65%，乙方作为现授权经销商，以现金入伙，应向甲方支付元作为取得上述份额的对价；乙方入伙时支付按比例65%分摊租赁保证金及2016年第三季度租金；乙方为合伙负责人，权限及责任为决定经营管理方针，对合伙事业进行日常管理，负责人事，决定员工聘用、辞退、入股、退股等，负责收取货款、支付货款及合伙债务，决定货物的订、配、调拨、退换等，与阅木居公司沟通协调，保证经销商地位、货源充足及双方友好关系；甲方权利及责任为参与合伙事业的管理，共同决定合伙重大事项，听取合伙负责人开展业务情况的报告，检查合伙账册及经营情况，与实体店所在商场沟通，保证家具店持续在该场地经营及双方友好关系；双方采取每月对账的方式统计相关数据及盈亏状况，每一财政年度统一核算一次；合伙期间所产生的利润，双方按3.5:6.5进行分配，每季度分配一次；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如租金、货款、运费、员工工资、培训费、宣传活动费等，双方按照3.5:6.5的比例进行分摊；合伙期间，双方按照3.5:6.5承担风险及亏损；支付货款及收取货款的账户变更为乙方账号；合伙期间重大事项相关决策必由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作出，任何一方不得在对方未知情或未征得对方意见的情况下擅自作出决定；合伙期间，店铺的承租人不予变更，仍以甲方名义承租场地，实际经营权归合伙经营的实体店，租金也由合伙人按比例负担；实体店仍按现有模式经营，即继续挂靠在鑫高迪公司名下经营，但自负盈亏；乙方正式入伙前，甲方负责理清与出租方的租赁关系，如有未付清的租金、水电费等，应负责妥善处理，所欠费用与乙方及合伙后的实体店无关；乙方入伙及接手经营该店铺及挂靠企业所欠一切债务由甲方负责偿还，与乙方及合伙后的实体店无关；乙方入伙及接手经营前，甲方与第三人签订的订单、合同等，尚未履行完毕的，由甲方继续履行完毕，售后服务、质量瑕疵担保责任及所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与乙方及合伙后的实体店无关；合伙期限暂定两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合伙期满后，如甲方退出且期间没有新的合伙人加入，则合伙解散，双方按法定程序清算并分配剩余财产，此种情形下，甲方应将乙方根据本协议支付的租赁保证金退还给乙方；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禁止任何合伙人私自以合伙名义进行业务活动，如其业务获得利益归全体合伙人，造成的损失由该合伙人个人全额赔偿；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不当解除本协议，否则视为违约，任何一方违约的，应承担赔偿给守约方所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任，包括守约方因主张权利而支付的调查处理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2016年7月3日，赵敏丽向马丽转账支付1000000元。同年8月3日，马丽向赵敏丽出具五张《收款收据》，分别载明：今收到赵敏丽入伙厦门阅梨店投资款516835元；今收到赵敏丽入伙厦门阅梨店投资款600000元；今收到赵敏丽分摊商场保证金70790元；今收到赵敏丽2016年“十月一日”活动费用分摊2480元；今收到赵敏丽2016年7月-9月租金（分摊）106456元。以上五张《收款收据》金额合计1296561元。赵敏丽称，其在加入“厦门阅梨店”前与马丽、李双飞对该店铺进行估值，大概2000000元，其支付的1300000元中除了保证金外，其余都是投资款，马丽、李双飞以店铺剩余的价值作价700000元左右作为投资款。马丽称，赵敏丽实际出资款为1116835元，保证金、活动费用分摊、租金分摊等费用均为经营性支出，不是出资款；其以原经营的店铺作价601372元作为出资。同年8月5日，赵敏丽向马丽转账支付300000元。 赵敏丽与马丽签订《合伙协议》共同经营“厦门阅梨店”后，以李双飞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作为该店铺的经营收支账户，该账户由赵敏丽管控直至2016年11月1日李双飞将账户办理了挂失手续。根据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7月2日至2016年11月1日期间，共计收入1473005.7元，共计支出1463835.2元；截至2016年10月28日，账户余额489180.49元；2016年11月1日，共计向案外人麦兴鉴支付480000元及支付账户挂失手续费10元后，账户余额为9170.49元。审理过程中，赵敏丽称之所以未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将李双飞的账户变更为其名下的账户，是因为与厦门吉家公司签订合同的主体是鑫高迪公司，厦门吉家公司需要监控数据，无法办理银行账户变更。马丽、李双飞称，未办理银行账户变更是赵敏丽当时说懒得办理。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李双飞的上述银行账户的收支结果为“厦门阅梨店”的经营收支（除了2016年11月1日支付给麦兴鉴的480000元后经顺德法院判决退还408574.45元）。2016年11月10日，赵敏丽与李双飞对“厦门阅梨店”账务进行清理，形成一份《厦门7.8.9.10月份收支平衡表》，双方确认“厦门阅梨店”截至当日（2016年10月28日）银行账面余额为489180.49元，实际账面余额为469656.24元。该平衡表显示，“厦门阅梨店”在该统计期间每月支出仓库租金为1666.7元、汽车费用1000元，9月份和10月份每月支出“徐/郑工资”3766.7元，双方当事人确认“徐/郑工资”即指负责“厦门阅梨店”家具送货安装的固定人工费用。2016年12月4日至5日，赵敏丽与李双飞对“厦门阅梨店”2016年11月份的经营情况进行核算，总收入129692元，总支出141787.1元，其中店面租金31460.3元、店面管理费11566.3元、店面推广费11566.3元、仓库租金支出1666.7元、汽车费用1000元、“徐/张”工资3766.7元。2017年1月5日，赵敏丽与李双飞对“厦门阅梨店”2016年12月份的经营情况进行核算，总收入2600元，总支出84058.7元，其中店面租金31460.3元、店面管理费11566.3元、店面推广费11566.3元、仓库租金支出1666.7元、汽车费用1000元、“徐/张”工资3766.7元。2016年12月8日，“厦门阅梨店”工作人员廖清兰向李双飞表示不想继续在该处上班。 李双飞曾于2015年12月1日与案外人薛扬成签订一份《租赁合同》，承租薛扬成址于“安兜1200号”的厂房用于存放“阅梨”等三个品牌的家具，约定租期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租金每月4500元，每季度前5日付清三个月租金。《租赁合同》下方注明“经双方友好协商，本合同于2017年12月30日提前结束，租金已付清，物品已搬清。”马丽、李双飞称，因上述厂房共计存放三个品牌的家具，“厦门阅梨店”承担三分之一的租金，由于李双飞出资对承租的厂房进行改扩建，租金成本每月增加500元，增加的费用由李双飞收取，并非支付给薛扬成，增加后“厦门阅梨店”每月承担租金为1666.7元。根据赵敏丽提交的并经其确认的《厦门7.8.9.10月份收支平衡表》显示，赵敏丽与马丽合作后，“厦门阅梨店”实际按1666.7元/月的标准承担厂房租金。2016年12月6日，李双飞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向薛扬成转账支付13500元。2017年3月7日、2017年6月7日，马丽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分别向薛扬成转账支付13500元、13500元。马丽、李双飞称，上述转账的共计40500元款项是用于支付向薛扬成承租的厂房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的租金，此外，其还通过现金向薛扬成支付了2017年第四季度的租金13500元，上述款项中的20000.4元属于“厦门阅梨店”应承担的租金。 因赵敏丽与马丽、李双飞在经营“厦门阅梨店”过程中产生纠纷，无法继续合作经营，阅木居公司于2017年1月18日向“厦门阅梨店”暨赵敏丽出具一份《告知函》称，由于“厦门阅梨店”发生合伙纠纷，将严重影响其声誉及“阅梨”品牌家具形象，即日起暂停对厦门市场的供货。胡某称赵敏丽投资“厦门阅梨店”前该店店主是马丽和李双飞，赵敏丽投资后，其受赵敏丽的委托到“厦门阅梨店”做现场管理；2017年1月20日，其在“厦门阅梨店”受到威胁并于当日被迫离开“厦门阅梨店”，离开时马丽和李双飞都在场，当时无法对“厦门阅梨店”的经营情况进行交接，此后不清楚实际经营管理者是谁。2017年1月30日，赵敏丽退出“厦门阅梨店”的经营管理，此后由马丽一方接管。马丽、李双飞称赵敏丽退出后仍保留有“厦门阅梨店”的钥匙，此后于2017年2月6日左右有打电话称“不玩了”。2017年3月22日，案外人厦门漆锴居家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一张《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吉家Ａ2阅梨家具修护费用200元。当月31日，厦门漆锴居家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一张《收款收据》，载明：商家名称吉家阅梨，服务费用100元，付款人阅梨，服务内容茶几面开裂。2017年2月18日至12月2日期间，“厦门阅梨店”以“优惠价”、“特惠价”等方式共售出商品43件，销售收入195338元（不含2017年2月25日销售单中的运费200元，包含2017年6月12日销售单中的退还600元）。 2017年12月10日，李双飞与案外人李晋来签订一份《租赁合同》，约定向李晋来承租自建房用于存放“阅梨”家具，租赁自2018年1月1日起一年，租金2500元/月，年租金30000元一年一付。同日，李晋来作为收款人，向李双飞出具一份《收款收据》，载明：阅梨家具，2018仓库租金30000元。次日，鑫高迪公司（乙方）与厦门吉家公司、吉家物业公司（合称甲方）签订一份《退场协议书》，约定：双方签订的11705218的“合同”于2017年12月13日提前解除；因乙方原因提前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违约金10000元，须在合同终止或解除前缴清违约金，否则甲方有权从乙方的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前须按照“退场流程”及甲方相关管理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乙方正式退场后，其履约保证金70000元自动转换为产品质量保证金，正常情况下自“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起一年后退还，若乙方对消费者承诺的产品质量保证期限超过一年的，则按乙方承诺的期限延长保证金退还期限；甲方应退还乙方“商户及销售人员管理保证金”2000元，正常情况下于乙方正式退场之日起30个日历天内无息退还，若乙方在“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前未按要求办理完成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的注销或变更及合同约定的其他相关手续的，甲方有权没收商户及销售人员管理保证金，不予退还；乙方退场其固定装修部分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拆卸及破坏。马丽、李双飞称《退场协议书》签订后，实际于2017年12月13日办理完毕“厦门阅梨店”撤店手续，并将剩余商品运至向李晋来承租的厂房处存放，店面（含装饰装修）退还厦门吉家公司。 2017年2月24日至2017年12月11日期间，马丽和李双飞分别通过各自名下银行账户向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7笔款项共计760164元，具体为：2017年2月24日支付137478元，2017年3月20日支付6361元，2017年4月4日支付8895元、50000元，2017年4月10日支付3763元，2017年4月24日支付107076.7元，2017年6月4日支付41879.3元，2017年6月20日支付4474元、6069元，2017年7月12日支付59160元，2017年8月14日支付110834元，2017年8月15日支付8069元，2017年9月11日支付4373元、55518元，2017年10月31日支付59489元，2017年11月30日支付59386元，2017年12月11日支付37339元；其中2017年6月4日、2017年12月11日的款项是从李双飞银行账户转出，其余款项是从马丽银行账户转出。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出具书面凭证，确认“吉家家世界”A2-18原签约品牌“阅梨”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13日产生的租金共计367995元、管理推广费共计264478元、违约金10000元、水电费47977元均已缴付。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还共同出具一份《2017年A2-18（阅梨）全年交款记录》对马丽、李双飞上述所付款项对应的具体项目及数额进行明确：2017年2月24日的137478元，分别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的租金77602元、管理费28530元、推广费28530元和2016年11月份的水电费2816元；2017年3月20日的6361元，其中2998元为2016年12月份、2017年1月份的水电费；2017年4月10日的3763元，其中1825元为2017年2月份的水电费；2017年4月4日的58895元、2017年4月24日的107076.7元、2017年6月4日的41879.3元，分别为2017年3月15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114429元、管理费40867元、推广费40867元和续约活动奖品经费7627元、培训经费500元；2017年6月20日的4474元、6069元，分别对应2017年3月份的水电费2153元、2017年4月份的水电费2918元；2017年7月12日的59160元，分别为2017年7月份的租金32386元、管理费11566元、推广费11566元和2017年5月份的水电费3642元；2017年8月14日的110834元、2017年8月15日的8069元，分别为2017年8月份的租金32386元、管理费11566元、推广费11566元和2017年6月份的水电费3972元；2017年9月11日的4373元、55518元，分别为2017年9月份的租金32386元、管理费11566元、推广费11566元和2017年7月份的水电费4406元；2017年10月31日的59489元，分别为2017年10月份的租金32386元、管理费11566元、推广费11566元和2017年8月份的水电费3971元；2017年11月30日的59386元，分别为2017年11月份的租金32386元、管理费11566元、推广费11566元和2017年9月份的水电费3868元；2017年12月11日的37339元及现金4000元，分别为2017年12月份的租金14034元、管理费5012元、推广费5012元、2017年10月份的水电费3069元、2017年11月份的水电费4212元以及违约金10000元。根据《2017年A2-18（阅梨）全年交款记录》确认的内容，马丽、李双飞支付的款项与“厦门阅梨店”有关的总计为690449元。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厦门阅梨店”至今未进行过分配，对外没有负担债务。 审理过程中，赵敏丽诉讼代理人王明志与李双飞共同于2018年11月12日对“厦门阅梨店”剩余商品进行清点，并形成一份“明细表”，共计剩余96件商品（详见附件1）。当事人就该剩余商品的处理无法达成协议，该剩余商品难以进行分割。 另查明：在诉讼过程中，赵敏丽原委托福建懿茂律师事务所指派陈书森、王明志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后变更诉讼代理人为吕晓华、王明志律师。赵敏丽因委托律师代理本案本反诉支出代理费共计61000元。赵敏丽在本案中申请对马丽、李双飞的财产进行保全，为此支出申请费5000元。赵敏丽因申请财产保全需提供相应担保，为此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投保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并实际支出保险费4730元。马丽、李双飞在诉讼过程中，因委托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本案本反诉，支出代理费共计100000元。 马丽、李双飞陈述，双方原是夫妻关系，后于2015年11月2日登记离婚；“厦门阅梨店”在赵敏丽加入前是马丽和李双飞共同经营，马丽是实际负责人，以李双飞名义获得品牌授权；赵敏丽加入后，李双飞并非《合伙协议》的当事人，之所以参与“厦门阅梨店”的经营，是因为与马丽存在内部关系，不清楚是雇佣还是合伙，对外不存在共同关系。2018年1月4日，顺德法院受理了李双飞以阅木居公司为被告、以马丽、赵敏丽为第三人的合同纠纷诉讼。李双飞在该案中主张其自2016年7月1日起共计向阅木居公司支付货款合计903497元，要求阅木居公司返还剩余货款408574.45元。该案经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3月29日，李双飞与阅木居公司签订《“阅梨”品牌加盟合同书》，约定阅木居公司授予李双飞“阅梨”品牌特许经营权，在厦门市区域内开设“阅梨”品牌专卖店，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合同终止或解除后，李双飞不得继续延用“阅梨”相关的品牌形象及加盟店授权书，不得继续使用“阅梨”商标；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履行至2016年7月6日，经对账确认阅木居公司已预收李双飞货款870.45元；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11月1日期间，李双飞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向阅木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转账支付货款844597元；此后，李双飞分别于2016年12月28日、2017年1月19日通过其客户共计向阅木居公司转账支付58900元；阅木居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至2017年1月15日期间共向李双飞交付货物总值495793元。顺德法院经审理认定，李双飞共计向阅木居公司支付904367.45元，阅木居公司向李双飞发送货物总值为495793元，故阅木居公司应返还李双飞货款408574.45元，遂判决阅木居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李双飞返还货款408574.45元。本案当事人一致确认，阅木居公司已向李双飞返还408574.45元。 再查明：马丽、李双飞提交李秋盆、甘燕玲的“社保缴费证明”及“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厦门阅梨店”为李秋盆、甘燕玲缴纳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的社保总计12390.18元并支付工资总计97698元。李秋盆的“社保缴费证明”及“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其工作单位为鑫高迪公司，共计缴纳社会保险费6182.34元，共计收到李双飞、马丽银行转账53149元，共计向李双飞转账38000元。甘燕玲的“社保缴费证明”及“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其工作单位分别为厦门高迪新材料有限公司、鑫高迪公司，共计缴纳社会保险费6182.34元，共计收到李双飞、马丽银行转账50349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点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案涉合伙关系的主体及各自出资情况问题；二、案涉合伙关系的终止问题；三、各合伙人在合伙经营期间的财产清算和分配及责任承担问题。 一、关于案涉合伙关系的主体及出资数额认定问题。 赵敏丽与马丽于2016年7月2日签订《合伙协议》，就双方合伙经营“厦门阅梨店”事宜作出约定，该《合伙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与形式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个人合伙关系。赵敏丽主张李双飞也是“厦门阅梨店”的合伙人，李双飞与马丽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持有“厦门阅梨店”35%的份额。虽然，李双飞并非《合伙协议》中的一方当事人，但是，根据在案证据及本案当事人的陈述，赵敏丽主张的上述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予以采信。具体理由如下：首先，马丽与李双飞自认双方存在共同关系，虽然，双方均表示已于2015年11月2日离婚，但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已就共同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财产关系进行分割，并维持分割后各自独立的财产关系。其次，“厦门阅梨店”作为案涉个人合伙关系的经营对象，并非成立自赵敏丽与马丽签订《合伙协议》之后，而是在《合伙协议》签订之前便已存在，赵敏丽仅是通过支付对价取得“厦门阅梨店”相应份额的方式加入“厦门阅梨店”的合伙经营中。而在赵敏丽加入“厦门阅梨店”之前，“厦门阅梨店”是由马丽和李双飞共同经营并以李双飞的名义获得阅木居公司的品牌授权，赵敏丽加入之后，李双飞不持异议，且未退出“厦门阅梨店”，也未就其所享有的份额进行过清理结算。第三，赵敏丽加入“厦门阅梨店”后，李双飞不仅提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作为该店铺经营使用，而且在整个经营过程中，始终作为马丽一方的代表对“厦门阅梨店”的收支结算、业务开展等进行操作。而且，李双飞除了提供给“厦门阅梨店”作为专户使用的银行账户外，还通过其名下其他银行账户进行转账、现金交付等形式，对“厦门阅梨店”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债务进行清偿，并无证据表明其此后与马丽之间就此进行过结算。因此，李双飞的行为并非简单的如马丽所述仅是偶尔帮忙处理其在“厦门阅梨店”的事务。第四，从“厦门阅梨店”内部而言，胡某证言表明李双飞作为“厦门阅梨店”原共同经营人，在赵敏丽加入该店铺后，李双飞仍经常负责该店铺的有关经营事务。马丽、李双飞提交的微信记录体现出廖清兰的辞职意愿也是向李双飞提出。可见，李双飞在“厦门阅梨店”中的地位绝非辅助人员。最后，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厦门阅梨店”应由赵敏丽和马丽共同经营，马丽、李双飞表示李双飞的银行账户作为“厦门阅梨店”经营使用，那么，李双飞所提供的银行账户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后果应当归属于赵敏丽和马丽。然而，事实上，在顺德法院审结的因李双飞所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发生争议的案件中，李双飞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最终的法律后果归属李双飞，马丽对此不持异议，这明显不符合李双飞作为马丽一方在“厦门阅梨店”的代理人或辅助人应当具有的规范要求。况且，阅木居公司根据顺德法院的生效判决向李双飞退还的款项，李双飞是否返还给赵敏丽或马丽，没有任何证据体现。由上分析，赵敏丽实际上是以入伙方式加入“厦门阅梨店”，故认定“厦门阅梨店”的实际合伙人为赵敏丽、马丽和李双飞，其中李双飞的合伙份额在其与马丽之间对外以马丽名义持有。马丽、李双飞所称“厦门阅梨店”合伙人仅为赵敏丽与马丽，不予采信。 “厦门阅梨店”在赵敏丽入伙前便已存在并具备相应价值。赵敏丽入伙“厦门阅梨店”的方式，并非投入资金增加“厦门阅梨店”财产并获得相应份额。根据《合伙协议》约定，赵敏丽以现金入伙，应向马丽支付“人民币元”作为取得上述份额的全部对价。《合伙协议》签订后，赵敏丽实际上向马丽共计转账支付1300000元，马丽亦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赵敏丽支付的投资款总计1116835元、保证金70790元及“十月一日”活动费用分摊2480元、2016年7月-9月租金（分摊）106456元。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对赵敏丽支付的除70790元保证金之外的其他款项提出分配主张。可见，赵敏丽与马丽签订《合伙协议》时是对“厦门阅梨店”进行了估价，赵敏丽支付给马丽的1116835元是受让马丽在“厦门阅梨店”中的65%的财产份额，“厦门阅梨店”剩余35%的财产份额由马丽和李双飞继续享有。《合伙协议》约定，赵敏丽入伙时应按65%的比例分摊租赁保证金及2016年第三季度租金。赵敏丽向马丽支付的款项中，马丽所出具的《收款收据》写明了赵敏丽应分摊的保证金、活动费用及租金，赵敏丽收到《收款收据》后并未提出异议，《收款收据》中列明的项目也与赵敏丽加入后的“厦门阅梨店”经营有关，应当认定该费用属于赵敏丽投入“厦门阅梨店”的财产。因此，自赵敏丽加入“厦门阅梨店”时，合伙财产的价值即为“厦门阅梨店”原有的全部资产及赵敏丽支付的保证金70790元、活动费用分摊2480元、月租金分摊106456元。双方当事人对赵敏丽出资的性质认识不一，且与《合伙协议》约定不相符，故不予采信。 二、关于案涉合伙关系的终止问题。 根据前述分析，“厦门阅梨店”是由赵敏丽、马丽、李双飞作为合伙人进行经营的合伙体，赵敏丽与马丽、李双飞之间存在个人合伙关系。个人合伙之间具有很强的人合性特征，因个人合伙成立的合伙合同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其中部分合伙人退出合伙关系不一定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解除合同的规定。在合伙合同中没有就合同解除、合伙人退伙等情形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合伙人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的规定主张退伙或者解除合伙关系。具体到本案而言，《合伙协议》并未就合同解除、合伙人退伙等作出约定，三个合伙人之间并无其他合伙协议，《合伙协议》的效力经由李双飞的默示和积极行为及于李双飞，即使赵敏丽单方不参与“厦门阅梨店”的经营活动，也不会导致马丽、李双飞二人的合伙关系终止，此时赵敏丽主张合伙关系终止，应当理解为赵敏丽要求退出合伙关系。赵敏丽虽于2017年1月30日撤离“厦门阅梨店”，但并未作出退伙或解除《合伙协议》的意思表示，且从其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不同意马丽于2017年2月28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意思表示，可以进一步印证其于2017年1月30日时并无退伙或解除《合伙协议》的意愿。因此，赵敏丽主张合伙关系于2017年1月30日终止，依据不足，不予采信。赵敏丽撤出“厦门阅梨店”后未再参与该店铺的经营管理，虽然其陈述马丽曾于2017年2月28日向其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但马丽在庭审中表示直至其提起本案反诉前均未通知赵敏丽解除合同，在2017年2月份之后经过多次协商未达成一致。因此，2017年2月28日亦未发生《合伙协议》解除的法律效果。马丽要求解除《合伙协议》并主张以其提起本案反诉之日为《合伙协议》解除之日。因马丽提起本案反诉之日并无解除《合伙协议》的诉讼主张，双方当事人在此之前并未达成解除《合伙协议》的一致意见，其于2018年8月27日变更诉讼请求时才主张解除《合伙协议》，彼时《合伙协议》已因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而终止，无需再诉请法院确认解除。因此，马丽关于解除《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虽然，《合伙协议》在约定的存续期限内，当事人并未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有效行使合同解除权。但是，马丽、李双飞在赵敏丽撤离“厦门阅梨店”后继续经营该店铺，且续行从厦门吉家公司处承租用于经营“厦门阅梨店”的商铺，直至2017年12月13日完全关闭“厦门阅梨店”并撤离所承租的商铺，此后未再经营。应当认定赵敏丽、马丽、李双飞合伙事项客观上已于2017年12月13日终止，合伙目的已经无法继续存续，合伙关系终止，全体合伙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对合伙财产进行处理。 三、关于各合伙人在合伙经营期间的财产清算和分配及责任承担问题。 合伙人应当对合伙经营期间所投入的财产、经营收入、经营支出等合伙体的全部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赵敏丽表示，其应获得“厦门阅梨店”1355617.048元分配款具体为：2016年11月10日银行账面余额489180.49元（含多支付给阅木居公司的408574.5元），扣除2016年11月、12月亏损合计93553.8元，加上2017年1月19日盘点库存商品出厂价值989938元，再加上“厦门阅梨店”投资时价值700000元，总计2085564.69元，按65%计算。马丽、李双飞共同表示，“厦门阅梨店”于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支出908941.98元，2016年留存现金417744.94元，2017年销售收入196138元，2016年11月、12月的亏损双方已承担，故赵敏丽按65%的比例应向马丽支付的金额为191789.36元。 根据查明的事实，赵敏丽和马丽、李双飞合伙经营“厦门阅梨店”的合伙关系成立于2016年7月2日。自2016年7月2日起截至2017年1月30日时，“厦门阅梨店”的全部财产状况如下：2016年10月28日时，作为“厦门阅梨店”收支专用的李双飞银行账户金额为489180.49元，该部分款项中，经赵敏丽转给阅木居公司后经顺德法院判决并实际退还李双飞408574.45元后，扣除账户挂失手续费10元，至今剩余417744.94元；2016年11月，总收入129692元，总支出141787.1元，亏损12095.1元；2016年12月，总收入2600元，总支出84058.7元，亏损81458.7元；2017年1月30日马丽、李双飞接管“厦门阅梨店”时，库存商品为总计139件（附件1中的96件现存商品+马丽、李双飞此后售出的43件商品）。自2017年1月31日起截至时，马丽、李双飞经营“厦门阅梨店”的收支及有关财产状况如下：2017年2月18日至12月2日，马丽、李双飞销售43件商品收入195338元；2017年3月22日支出维修费200元；2017年3月31日支出家具服务费100元；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产生并已支付的仓库租金20000.4元；2017年12月10日支出剩余商品存储仓库2018年度租金30000元；2017年2月24日至2017年12月11日，马丽和李双飞向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支付的690449元，其中77602元为2017年1月1日至3月14日期间的租金，28530元为2017年1月1日至3月14日期间的管理费，28530元为2017年1月1日至3月14日期间的推广费，2816元为2016年11月的水电费，2998元为2016年12月至2017年1的水电费，剩余549973元为2017年3月15日至2017年12月13日期间的租金、管理费、推广费、续约活动经费、培训经费以及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12月13日期间的水电费、违约金；96件现存商品（详见附件1）。马丽、李双飞共同确认2016年11月、12月期间亏损共计93553.8元与赵敏丽已按比例承担，这与双方当事人庭审时确认的“厦门阅梨店”对外不再负担债务的陈述一致，因此该部分债务负担无需再作为消极财产进行分配。 《合伙协议》约定，赵敏丽为“厦门阅梨店”的负责人，决定合伙店铺经营方针、货物的订配、调拨、退换等，负责日常管理、员工聘用与辞退，重大事项必须取得合伙人一致意见后作出。不论是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合伙财产的管理、使用的规定，抑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的共有财产管理、处分规则，马丽、李双飞作为共同持有“厦门阅梨店”仅35%财产份额的合伙人，在赵敏丽于2017年1月30日撤离“厦门阅梨店”后，便无权独自经营“厦门阅梨店”，应当暂停除合理管理共有财产之外的其他行为。至于赵敏丽对其撤离行为是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不会当然导致马丽、李双飞享有处分权。马丽、李双飞在赵敏丽撤离“厦门阅梨店”后销售43件商品获得的195338元收入，属于合伙财产价值形态的变化，应当纳入2017年1月30日以前的分配财产。赵敏丽称该销售收入明显低于商品的出厂价，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对于剩余96件商品，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处理意见，该商品又难以进行分割，依法应当就其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进行分割。据此，对于“厦门阅梨店”的财产清算和分配，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分阶段进行。即2017年1月30日以前，赵敏丽应分配的财产为398503.91元〔（417744.94元剩余现金＋195338元销售收入）×65%〕及剩余96件商品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的65%；马丽、李双飞应分配的财产为214579.03元〔（417744.94元剩余现金＋195338元销售收入）×35%〕及剩余96件商品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的35%。2017年1月份，从阅木居公司出具的《告知函》、赵敏丽的撤离行为、胡某的证言以及“厦门阅梨店”并无经营收入相应报表等事实，虽可以印证各合伙人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但并无证据证明哪一方存在过错。因此，“厦门阅梨店”在该月及之前的正常支出应当由各合伙人按比例分担。马丽、李双飞于2017年1月30日之后向厦门吉家公司、吉家物业公司和薛扬成支付的费用，按照《商铺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和《租赁合同》的约定，其中31460.2元属于2017年1月的商铺租金，11566.25元属于2017年1月的商铺管理费，11566.25元属于2017年1月的商铺推广费，2816元属于2016年11月的商铺水电费，2998元属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的商铺水电费，1666.7元属于2017年1月的仓库租金，以上费用总计62073.4元属于正常支出，赵敏丽应承担65%即40347.71元。2017年1月30日以后，马丽、李双飞擅自聘请人员并经营“厦门阅梨店”违反法律和《合伙协议》的约定，且在2017年3月14日所租赁的商铺到期后，又擅自续行与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签订相关合同，对此明显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由此支出的非“厦门阅梨店”必然发生费用和非保存共有财产费用的损失。对于厦门阅梨店”必然发生费用和保存共有财产费用的数额，认定如下：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基于与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原合同关系应当支付的租金46141.8元（77602元-31460.2元）、管理费16963.75（28530元-11566.25元）、16963.75（28530元-11566.25元），2017年2月至12月期间的仓库租金18333.7元，2018年度的仓库租金30000元，以上总计128403元。赵敏丽主张其撤离“厦门阅梨店”是被马丽、李双飞赶走，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信。赵敏丽擅自撤离“厦门阅梨店”，导致“厦门阅梨店”此后无法由马丽、李双飞进行经营，给“厦门阅梨店”造成必要费用支出的损失和保存共有财产费用支出的损失共计128403元，赵敏丽除应当按65%的比例承担本应由其支付的部分外，还应当赔偿本应由马丽、李双飞承担的35%的部分。即赵敏丽应向马丽、李双飞支付128403元。 由上所述，“厦门阅梨店”现有的现金由马丽、李双飞占有，马丽、李双飞应共同向赵敏丽分配398503.91元。赵敏丽应向马丽、李双飞支付“厦门阅梨店”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期间本应由其承担的费用40347.71元，以及此后的必要费用支出损失和保存共有财产费用支出损失128403元。二者相抵，马丽、李双飞还需向赵敏丽支付229753.2元。赵敏丽主张以989938元的价值对“厦门阅梨店”于2017年1月19日盘点的商品进行分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赵敏丽主张“厦门阅梨店”本身的价值应按700000元计算，并以此向其分配65%，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赵敏丽入伙“厦门阅梨店”时，缴纳70790元租赁保证金，实际上“厦门阅梨店”仍有72000元保证金在厦门吉家公司与吉家物业公司处，尚未清理结算，属于尚未了结的合伙事务，各合伙人应当待该事务了结后再行结算，故不予处理。马丽主张的其经营“厦门阅梨店”期间支出的费用中，除了前述已处理的费用外，其他费用不应当由赵敏丽承担。马丽与李双飞均未对其二人之间的财产分配事宜提出主张，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厦门阅梨店”自2016年7月2日起由赵敏丽、马丽、李双飞作为合伙人共同经营，赵敏丽享有“厦门阅梨店”65%的财产份额，马丽、李双飞共同享有“厦门阅梨店”35%的份额。“厦门阅梨店”作为双方当事人合伙经营的对象，于2017年12月13日因撤店行为而终局关闭，应当认定双方当事人的合伙关系于当日客观上已终止。在《合伙协议》约定的存续期限内，当事人并未有效解除该《合伙协议》，该《合伙协议》因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而终止。经对“厦门阅梨店”的清理，赵敏丽应分得剩余货币财产229753.2元，上述款项实际由马丽、李双飞占有，马丽、李双飞应当连带向赵敏丽支付。“厦门阅梨店”撤店时剩余的96件商品（详见附件1），应当就其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进行分割，其中赵敏丽占65%，马丽、李双飞共同占35%。因马丽与李双飞内部之间是以马丽名义享有该财产份额，双方在本案中未提出分割主张，李双飞对马丽的主张不持异议，依不诉不理之原则，应当分配给马丽、李双飞的“厦门阅梨店”剩余财产，在本案中先分配给马丽，李双飞与马丽内部之间可另行依法进行分配。赵敏丽因本案财产保全实际支出申请费5000元，依照其获得支持的诉讼主张金额确定其中的1669元由马丽、李双飞承担，其他超出部分应自行承担。马丽、李双飞应连带向赵敏丽支付申请费1669元。赵敏丽与马丽、李双飞各自委托律师代理本案诉讼，分别支出相应的律师费，该费用各自自行承担。赵敏丽在申请财产保全时应当提供相应担保，是其在本案诉讼当中经依法确定的义务。赵敏丽提供担保的形式多样，既可以其自身财产提供担保，也可通过相关单位出具保函提供担保，形式上不具有唯一性和强制性。在赵敏丽与马丽、李双飞未就诉讼财产保全担保费用负担作出明确安排的前提下，赵敏丽为了提供担保而向保险公司投保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并实际支出的保险费，应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马丽、李双飞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赵敏丽支付“厦门阅梨店”的剩余货币财产229753.2元；二、马丽、李双飞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与赵敏丽共同对“厦门阅梨店”的剩余96件商品（详见附件1）进行拍卖、变卖，并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其中赵敏丽占65%，马丽占35%；三、马丽、李双飞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赵敏丽支付财产保全申请费1669元；四、驳回赵敏丽的其他本诉请求；五、驳回马丽的其他反诉请求。 二审中，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马丽、李双飞提交10组证据，证据1.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私营公司基本信息和离婚协议书，拟证明马丽和李双飞只是股东关系，离婚时约定各自名下财产各自承担。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赵敏丽团队撤出，蔡丽钦春节后没上班，直到3月21日代表“厦门阅梨店”赵敏丽团队参加工厂培训，蔡丽钦和赵敏丽达成某种共识。证据3.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协议、代理合同和发票，拟证明因主张权利所产生的差旅费和律师费。证据4.赵敏丽及其全权委托代理人彭键、罗姝娜的短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赵敏丽要经营“厦门阅梨店”，但不对账，想低价拿这个店。证据5.李双飞和赵敏丽的短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赵敏丽撤走销售团队，欠客户的货不发，马丽、李双飞有要求赵敏丽发货。证据6.李双飞跟陈汝峰的聊天记录，拟证明吉家招商部帮赵敏丽当说客。证据7.胡某和李双飞聊天记录，拟证明收货发货都由胡某管理，后告知李双飞。证据8.海片37号仓库租赁合同，拟证明“厦门阅梨店”剩余货款还存放在海片37号仓库，费用已垫付。证据9.四张送货单，拟证明赵敏丽收取款项但没发货，阅木居工厂和赵敏丽串通。证据10.明细表，拟证明费用的分摊，收取赵敏丽130万元（店面估值200万的65%）的明细，赵敏丽不诚实，当时租金已经分配过，李双飞与赵敏丽对账时，赵敏丽把店面租金又算一次，当时马丽跟赵敏丽谈这些的时候，李双飞不知情。赵敏丽质证认为，所有证据都不是新证据，也不存在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情形，故这些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具体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私营公司基本信息体现的成立时间是2006年，即成立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离婚时没有对这家公司进行分割，故二人还是共同合伙人，且鑫高迪公司恰恰可以说明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的表述是不真实的，甚至有可能离婚的意思表示也是不真实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蔡丽钦在赵敏丽加入前就一直是合伙店铺的店长，一审法院要求马丽、李双飞通知蔡丽钦到庭，但蔡丽钦未到庭，证据中的内容无法考证。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委托代理协议与本案及合伙协议没有关系，支出费用与本案无关，其主张范围应以一审反诉请求为准。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马丽所称赵敏丽终极目标是为吞并“厦门阅梨店”是不真实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确认聊天对象的身份。对证据6的质证意见同证据4。证据7可以看出“厦门阅梨店”和“深圳阅梨店”会互相借货，不存在赵敏丽私自转移店铺货物的情况，聊天记录都发生在李双飞与他人之间，说明李双飞不仅提供账户，还代表马丽进行对账，故李双飞也是合伙店铺合伙人。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只有一张收款收据，不足以证明实际发生该笔费用，即使有，也应由马丽自行承担。对证据9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所有销售单都在马丽手上。对证据10，推广费等不包括在130万元中，赵敏丽也是在诉讼中才知道押金只有7万元，但马丽收取赵敏丽7万多元，且写着分摊，若是分摊，证明押金不只7万元,这几项费用合计170多万元,总金额是200万元。 二审另查明，厦门吉家公司已将履约保证金7万元退还给鑫高迪公司，但退场地时鑫高迪公司交了1万元违约金。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李双飞是否为“厦门阅梨店”实际合伙人；二、合伙关系终止时间；三、合伙财产清算和分配及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李双飞是否为“厦门阅梨店”实际合伙人。首先，在赵敏丽加入“厦门阅梨店”之前，“厦门阅梨店”就已存在，且由马丽和李双飞共同经营，并以李双飞名义获得阅木居公司品牌授权。虽然马丽和李双飞均表示已于2015年11月2日离婚，但并无证据表明其在赵敏丽加入“厦门阅梨店”之前已就“厦门阅梨店”的财产进行分割并明确归属。其次，在赵敏丽加入“厦门阅梨店”之时，并无证据表明李双飞提出异议并表示退出“厦门阅梨店”，亦无证据表明各方就李双飞所享有份额进行过清理结算。再次，赵敏丽加入“厦门阅梨店”之后，一方面，李双飞不仅提供自己银行账户作为该店铺经营使用，而且始终作为马丽一方代表对“厦门阅梨店”的收支结算、业务开展等进行操作，甚至还通过其名下其他银行账户以转账、现金交付等形式对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债务进行清偿。另一方面，在案证据表明李双飞仍经常负责该店铺有关经营事务。马丽和李双飞对此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最后，在顺德法院审结的因李双飞所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发生争议的案件中，李双飞以自己名义起诉，最终的法律后果归属李双飞，马丽对此不持异议，明显不符合李双飞作为马丽一方在“厦门阅梨店”的代理人或辅助人应当具有的规范要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李双飞是“厦门阅梨店”实际合伙人，其合伙份额对外以马丽名义持有，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合伙关系终止时间。《合伙协议》对合伙期限作出了“暂定两年”的约定，但未对合伙期限内散伙、退伙等问题作出约定。赵敏丽于2017年1月撤离“厦门阅梨店”，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当时有退伙或解除《合伙协议》的意愿,因此，赵敏丽主张合伙关系终止于2017年1月22日，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赵敏丽陈述马丽曾于2017年2月28日向其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但并无证据表明当时双方有就散伙达成一致意见并进行财产清算。马丽、李双飞在赵敏丽撤离“厦门阅梨店”后继续经营，直至2017年12月13日完全关闭并撤离所承租的商铺，此后未再经营，故一审判决认定此时合伙目的已无法存续，合伙事项客观终止，各方合伙关系于2017年12月13日终止，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合伙财产的清算和分配及责任承担问题。首先，截至2017年1月30日赵敏丽撤离“厦门阅梨店”时，“厦门阅梨店”全部财产状况如下：2016年10月28日时，作为“厦门阅梨店”收支专用的李双飞银行账户金额为489180.49元，该部分款项中，经赵敏丽转给阅木居公司后经顺德法院判决并实际退还李双飞408574.45元后，扣除账户挂失手续费10元，至今剩余417744.94元；2017年1月30日马丽、李双飞接管“厦门阅梨店”时，库存商品为总计139件（96件现存商品+马丽、李双飞此后售出43件商品）。 其次，在赵敏丽于2017年1月30日撤离“厦门阅梨店”后，马丽、李双飞销售43件商品获得的195338元收入，属于合伙财产价值形态的变化，应当纳入2017年1月30日以前的分配财产。赵敏丽称该销售收入明显低于商品的出厂价，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对于剩余96件商品，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处理意见，该商品又难以进行分割，应当就其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进行分割。据此，对于“厦门阅梨店”的财产清算和分配，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分阶段进行。即2017年1月30日以前，赵敏丽应分配的财产为398503.91元〔（417744.94元剩余现金+195338元销售收入）×65%〕及剩余96件商品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的65%；马丽、李双飞应分配的财产为214579.03元〔（417744.94元剩余现金+195338元销售收入）×35%〕及剩余96件商品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的35%。 再次，关于费用和损失。1.马丽、李双飞于2017年1月30日之后向厦门吉家公司、吉家物业公司和薛扬成支付在此之前的费用，按照《商铺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和《租赁合同》的约定，其中31460.2元属于2017年1月的商铺租金，11566.25元属于2017年1月的商铺管理费，11566.25元属于2017年1月的商铺推广费，2816元属于2016年11月的商铺水电费，2998元属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的商铺水电费，1666.7元属于2017年1月的仓库租金，以上费用总计62073.4元属于正常支出，赵敏丽应承担65%即40347.71元。2.2017年1月30日以后，马丽、李双飞擅自聘请人员并经营“厦门阅梨店”违反法律和《合伙协议》的约定，且在2017年3月14日所租赁的商铺到期后，又擅自续行与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签订相关合同，明显存在过错，一审判决其应当自行承担由此支出非“厦门阅梨店”必然发生的费用和非保存共有财产的费用，并无不当。3.赵敏丽擅自撤离“厦门阅梨店”，导致“厦门阅梨店”此后无法由马丽、李双飞进行经营，给“厦门阅梨店”造成必要费用的支出和保存共有财产费用的支出，具体如下：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基于与厦门吉家公司和吉家物业公司原合同关系应当支付的租金46141.8元（77602元-31460.2元）、管理费16963.75（28530元-11566.25元）、16963.75（28530元-11566.25元），2017年2月至12月期间的仓库租金18333.7元，2018年度的仓库租金30000元，以上总计128403元。赵敏丽主张其撤离“厦门阅梨店”是被马丽、李双飞赶走，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故不予采信。因此，赵敏丽除应当按65%的比例承担本应由其支付的部分外，还应当赔偿本应由马丽、李双飞承担的35%部分，即赵敏丽应向马丽、李双飞支付128403元，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4.关于李双飞起诉阅木居公司而支出的律师费和律师差旅费，由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双飞的起诉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履行合伙事务，故该项费用不予支持。 最后，厦门吉家公司退还7万元履约保证金，不属于出资款，马丽与李双飞应返还赵敏丽。鑫高迪公司退场地时支付的1万元违约金，属于合伙经营支出的损失，该损失由赵敏丽按照65%的比例承担6500元，由马丽、李双飞按照35%的比例承担3500元，因此，马丽、李双飞应当退还赵敏丽履约保证金63500元。 综上，“厦门阅梨店”现有的现金由马丽、李双飞占有，马丽、李双飞应共同向赵敏丽分配398503.91元，并返还厦门吉家公司退还的履约保证金63500元。赵敏丽应向马丽、李双飞支付“厦门阅梨店”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期间本应由其承担的费用40347.71元，以及此后的必要费用支出损失和保存共有财产费用支出损失128403元。二者相抵，马丽、李双飞还需向赵敏丽支付293253.2元。一审判决对其余问题的处理并无不当，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赵敏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马丽、李双飞的上述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6民初26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 二、撤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6民初261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三、变更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6民初26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马丽、李双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赵敏丽支付“厦门阅梨店”剩余货币财产293253.2元； 四、驳回赵敏丽的其他上诉请求； 五、驳回马丽、李双飞的上诉请求。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8274元，由赵敏丽负担14674元，由马丽、李双飞共同负担360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4136元，由马丽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191元，由赵敏丽负担11922元，由马丽、李双飞共同负担426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承 茂 审判员 许向毅） 审判员 刘国如）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庄维旸 书记员 阮 冬 梅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