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59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轮渡路****。 法定代表人：钟睒睒，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方唯，女，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亮，女，197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生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亮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11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养生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余亮与原大区出纳吕X错付款项后又数次故意拆分支付其他款项、虚假入账以掩盖先前工作失误。2015年1月16日，余亮与养生堂公司原大区出纳吕X（已离职）将本应支付给四川宜宾福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星公司）的合作费用25660元错付给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二人未向公司上报其工作过失的情况下，数次挪用其他款项并制作虚假财务凭证妄图诿过掩饰。首先，上述错付款项给XX公司的事实发生在1月16日，但余亮与吕X却故意将此款项虚假记入在6月29日的记账凭证中（编号3XX），时间间隔5个月，足以说明其主观故意性。其次，余亮与吕X又私自挪借公司其他款项于2015年2月9日向福星公司支付本应在1月19日就应当支付的25660元合作费用。为掩饰错付款项的过失，二人又将该笔款项提前虚假记入在1月30日的记账凭证中（凭证编号：3XXX）。最后，因错付给XX公司25660元的账面漏洞一直存在，余亮与吕X再次将于2015年2月16日因“操作失败”而被退回的四川立XX公司（以下简称立XX公司）广告制作费用32870元拆分成7210元及25560元两笔，分别于2月28日及7月8日支付给立XX公司。但二人却将以上两笔打款统一记入2月的记账凭证中（凭证编号：3XX），记账凭证制作时间与完成打款时间间隔5月之久；另外，二人在2月16日打款被退回的当日或者是制作此记账凭证时就应知道打款被退回的事实，但在制作记账凭证时仍提交2月16日付款成功的银行付款回单（未一同提交付款被退回的银行流水）。其二人故意拆借其他款项临时填补账面漏洞，且因此制作虚假会计凭证的事实确凿，主观故意明显。二、余亮作为大区主管会计对款项错付以及后续虚假入账、诿过掩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劳动合同第八条第三款第二项约定，“乙方严重违反工作纪律或甲方各项规章制度的，甲方可以随时通知乙方解除劳动合同，并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职位说明书中明确了余亮的岗位职责包括：根据各项制度审核各项报销单据；需审核系统内凭证；需根据预算控制大区日常费用、终端费用，结合管理细则进行日常经费、终端费管理等。余亮已签阅并知晓的《2012管理手册》中财务管理条例第8.2条规定，大区财务应根据日常实际发生业务，每日编制记账凭证，及时、准确反映各项经济业务。终端费用管理制度第四十二条规定，大区财务部根据总部批复的《04-终端费用计划实施表》，核对计划明细的金额、付款内容、付款单位等相关内容无误后支付终端费；当月支付的终端费须在当月全额上报实施；在总部提供的计划明细中未列出的费用，大区财务不予支付和核销。附则《员工奖惩条例》6.3.15规定，“工作严重失职或不按公司政策规定执行的构成不可容忍的行为”及6.3.18规定，“伪造或篡改公司资料文件，或各类单据、报表等，以达到不正当的目的构成不可容忍的行为”及9.2.3规定，“不可容忍的行为对应的行政处分是解除劳动合同”。故根据前述规定，养生堂公司有权与余亮解除劳动合同。2．养生堂公司在川渝大区分别设置了会计与出纳两个岗位，两者之间应存在互相监督的关系，其实质是为了保证付款与记账分离，最终账实相符。从职位上来说，余亮系川渝大区财务部门负责人，对前述拆分款项、虚假入账以诿过掩饰的行为应负有直接、主要责任；从岗位上来说，余亮与原大区出纳吕X也是职责分工明确，其负责记账，吕X负责打款。根据以上事实，余亮直接参与了拆分款项、制作假账，否则不可能存在拆分、挪借其他款项与制作虚假会计凭证两行为同时存在，且多次发生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余亮与此无关显然系错误的，无法成立的。3．《电脑会计凭证装订封面》显示，所有的会计凭证均为主管会计余亮，即本案余亮进行制作，由原大区出纳吕X负责装订。4．《终端费支付申请单》页及《会计凭证》终端费用报销单上均有余亮本人签字，证明其知晓前述事实并故意操作。三、一审法院以其他案件中判决余亮的失职行为未实际给养生堂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为由，判定余亮不构成严重违纪属适用法律不当。余亮系因错付款项后虚假入账、诿过掩饰，根据会计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相关管理规章，公司对其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罚决定，与其是否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没有关联关系。养生堂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及劳动合同之约定解除劳动关系，与余亮是否因其行为给养生堂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既无法定关联性，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养生堂公司有权根据会计法律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解除劳动合同。 余亮辩称，因公司财务和人事综合后，余亮已经不负责财务，上级领导是综合部经理，在出纳发现此事后已经上报了其直属领导。养生堂公司称因此事给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并不属实。 养生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养生堂公司无需向余亮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55728.28元；2.判令养生堂公司无需向余亮支付2016年4月1日至5月13日期间的工资4516.0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余亮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亮于1996年6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专科，并于1998年5月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助理会计师资格证。 养生堂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17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 2011年5月10日，养生堂公司与余亮签订《劳动合同书》，主要约定：1.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11年6月1日起。2.余亮按养生堂公司工作需要，在养生堂公司财务部门担任财务经理岗位，养生堂公司以岗位说明书为依据对余亮进行考核。合同中约定的岗位说明书即《大区财务经理职位说明书》，该书约定了余亮在任职期间须按养生堂公司的制度审批报销单据、审核系统内财务凭证等职责，该书经余亮签字确认。 2015年1月16日，一笔经养生堂公司员工申请支付的25660元费用经审批，应支付给福星公司；但当天，该款项被支付给了XX公司。2015年2月9日，养生堂公司重新将应付给福星公司的25660元向其完成了支付。 对于前述款项支付失误，养生堂公司认为存在余亮未严格遵守公司财务规章进行审核的责任，并在其后未上报养生堂公司，而是采取诿过掩饰的方式处理，遂向公司工会申请解除与余亮的劳动关系。2016年5月10日，养生堂公司工会委员会作出《对于的复函》，表示同意养生堂公司解除与余亮的劳动合同并根据公司规章制度给予相应处罚。2016年5月13日，养生堂公司做出《关于对川渝大区余亮等人的处罚决定》，决定解除与余亮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要求余亮承担损失金额中的12830元，并给予余亮2000元经济处罚。 前述复函与处罚决定均经余亮签收，余亮不认可养生堂公司定义其工作失职，2016年10月16日，余亮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养生堂公司为被申请人，余亮主张养生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62276元、休病假期间工资22350元。2017年12月11日，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成劳人仲委裁字（2017）第247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养生堂公司向余亮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55728.28元、2016年4月1至5月13日期间工资4516.07元，驳回余亮其余仲裁请求。之后，养生堂公司不服裁决，向一审法院起诉。 另查明，1.养生堂公司制定《2012管理手册》作为员工管理制度，该手册对本案争议的员工病假期间工资计算、奖惩条例、费用支付制度等作了约定，余亮在其签阅记录上签字认可知晓该手册约定内容。 2.2016年9月21日，养生堂公司起诉余亮的劳动争议案件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该案中，养生堂公司主张余亮赔偿前述处罚决定中的12830元损失，并支付罚金2000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认为现行法律对劳动者因过失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无明确规定，只有在劳动者过错行为严重，且给用人单位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情形下，劳动者才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该案中养生堂公司主张的余亮违反财务制度即使成立，也仅仅是违反规章制度，不能排除该笔款项本应支付给XX公司的可能性；养生堂公司作为该笔款项的权利人，有能力举证证明该笔款项不应当支付而被误支付，却并未举证证明；养生堂公司亦可采取相应法律救济手段追回该笔款项，在其未能采取救济手段追回款项的情况下，不能确定是否已经客观上造成养生堂公司严重程度的损失。因此，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06民初84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养生堂公司的诉讼请求。养生堂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民终822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余亮在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的12个月里，月平均应发工资为7306.67元，月平均实发工资为6583.97元；月工资中包括其司龄工资450元。 4.2016年4月13日，余亮向养生堂公司申请病假45天，因请病假原因，养生堂公司确认2016年4月余亮的应发工资为3323.54元，2016年5月余亮的应发工资为1050.08元；该款项实际并未发放。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余亮的毕业证、助理会计师资格证、养生堂公司的《营业执照》《劳动合同书》及《大区财务经理职位说明书》、终端费支付申请单、招商银行支付回单及其对应财务凭证（33368号和33068号两份）、《关于对川渝大区余亮等人的处罚决定》《对于的复函》、成劳人仲委裁字（2017）第2472号《仲裁裁决书》《2012管理手册》、（2016）浙0106民初8449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01民终8222号《民事判决书》、工资明细表、请假申请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审理中，（一）养生堂公司提交了立XX公司的制作费凭证记录，拟证明养生堂公司须于2015年2月16日一次性支付立XX公司32870元制作费，该笔制作费经银行转款失败被退回；之后，余亮为掩盖前述将福星公司的应付款误支付给XX公司的事实，违规擅自将应一次性支付给立XX公司的款项拆分为7210元和25660元，分别于2015年2月28日和2015年7月8日支付。余亮认为向立XX公司支付的款项与其无关，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养生堂公司应追究吕X的工作失职。（二）余亮提交了养生堂公司与XX公司的对账单和XX公司发出的《关于25660元不当得利返还的回复函》，拟证明XX公司回复养生堂公司表示，XX公司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养生堂公司尚欠XX公司货款29577.65元，因此拒绝退还案涉的25660元。养生堂公司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养生堂公司曾就因余亮的工作失误导致的错付款项，尝试努力向XX公司追讨；至于XX公司与养生堂公司之间的款项争议，与本案涉及的余亮工作失误及失误后诿过掩饰的严重违规行为无关。（三）余亮提交了社保代缴证明和社保明细，拟证明余亮自1999年8月进入养生堂公司工作，最初没有购买社保，2001年2月起由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成都销售分公司为其购买社保；至于为什么购买社保的主体并非本案的养生堂公司，系因养生堂公司内部管理，余亮只能接受安排与其关联公司签订合同和由其购买社保；余亮的工作年限应自1999年8月起算，且从工资构成来看，2015年4月显示的司龄工资为450元，而每年司龄工资30元逐年增加，以15年为限，因此，到2015年计算为15年，说明余亮至少工作满15年。养生堂公司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为应按照社保明细体现的2001年2月起算余亮的工作年限，从2001年至2015年也是15年的工龄。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第一项争议焦点在于，余亮是否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获得违法解除合同的双倍赔偿金。养生堂公司主张余亮未尽职审批后又采取诿过掩饰的方式处理，严重违反《2012管理手册》等规章制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合同双倍向劳动者赔偿的情形。余亮不认可养生堂公司主张余亮工作失职，认为工作失职的责任人系吕X，因此养生堂公司系违法解除与余亮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就该项争议焦点，养生堂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养生堂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余亮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亦未得到支持。故养生堂公司违法解除合同，应当向余亮支付双倍赔偿金。 至于赔偿金的计算年限应自1999年8月起算或2001年2月起算。余亮提交了社保明细，证明其最晚于2001年2月已进入养生堂公司工作，而余亮陈述其实际于1999年8月进入养生堂公司工作，而养生堂公司认为余亮2001年2月进入公司。如果按照其陈述的到2015年4月就按照15年工龄发放司龄工资，但实际至2015年4月的工龄应当为14年，因此养生堂公司所主张的从2001年2月入职与证据不符。而司龄工资是从第二年开始增加的，因此余亮至少是在1999年入职，才会在2000年开始计算司龄工资，并至2015年累计15年工龄，因此，一审法院对余亮所陈述的1999年的下半年入职时间予以采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之规定，养生堂公司未举证证明余亮的陈述不属实，对其抗辩应从2001年2月起算余亮工作年限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一审庭审中，双方对于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余亮的工资发放金额无争议，结合已确认养生堂公司应当向余亮双倍赔偿经济补偿，且余亮工作年限应当从1999年8月起算，因此，一审法院认可仲裁裁决养生堂公司向余亮支付赔偿金255728.28元，对养生堂公司主张无需支付该款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养生堂公司主张无需向余亮支付4516.07元工资的诉讼请求。首先，前述已确认养生堂公司无证据证明余亮未尽职审批后又采取诿过掩饰的方式处理，因此无权根据《2012管理手册》等规定扣除应支付余亮的工资。其次，养生堂公司不认可4516.07元的工资金额，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养生堂公司提交证据载明的4373.62元（3323.54元+1050.08元），一审法院对此亦予以确认，养生堂公司应向余亮支付的工资应为4373.62元。 综上，对养生堂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七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亮支付赔偿金255728.28元；二、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亮支付2016年4月1日至5月13日期间的工资4373.62元。如果养生堂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养生堂公司负担。 二审中，养生堂公司提交了《2012管理手册》中关于会计核算和预算管理的部分内容，拟证明依照管理手册有关大区财务日常费用核算之规定，大区财务应根据日常实际发生的业务，每日编制会计凭证。经质证，余亮对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中一并阐述。余亮提交了一份大区2015年1月至3月经营费用核销清单复印件，拟证明转款给XX公司后，吕X以及终端销售经理、终端主管前往XX公司处理此事，余亮并未推诿隐瞒错付款行为。经质证，养生堂公司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核销清单系余亮自行制作，清单仅显示费用明细为差旅费，并未显示用途，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与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养生堂公司是否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养生堂公司主张余亮未严格遵守公司财务规章进行审核，将应当支付给福星公司的款项错付给XX公司，并在其后未上报养生堂公司，而是采取诿过掩饰的方式处理，给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遂根据《养生堂管理手册》中《员工奖惩条例》第6.3.15条“工作严重失职或不按公司政策规定执行，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之规定，结合不可容忍行为第九条的界定，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关于对川渝大区余亮等人的处罚决定》，决定解除与余亮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余亮不认可，并主张养生堂公司与XX公司之间存在对账的情况。本院认为，首先，养生堂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是认为余亮违反员工奖惩条例第6.3.15条，故养生堂公司是否合法解除合同，应当从“工作严重失职或不按公司政策规定执行”和“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两个方面进行审查，只有同时符合前述两个条件的情形下，养生堂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才是有依据的。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来看，养生堂公司虽发出催讨函要求XX公司返还不当得利25660元，但XX公司回函称其从2014年至2015年期间陆续将40438.45元的临期商品发回，认为2015年1月16日养生堂公司汇入该司账户的25660元系退货货款。故在打款行为发生时，养生堂公司与XX公司之间本就存在退货款的争议，且双方之间的争议并未解决。且该笔损失并非不可挽回，养生堂公司可在与XX公司就退货款进行结算时主张抵扣。即使余亮的行为违反了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但截止本案二审审理终结，养生堂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此次错误打款行为造成了经济损失。故养生堂公司主张的错误打款行为是否最终造成其经济损失尚未确定，亦无法确定损失的严重程度。故对养生堂公司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主张，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养生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邱 寒 审 判 员  陈丽华 审 判 员  宋怀兵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黄 霞 书 记 员  石于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