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吉24行终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安，男，1970年9月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明（系张立安的哥哥），男，1967年11月出生，汉族，吉林省住延吉市。被上诉人延吉市公安局（原审被告），住所地为吉林省延吉市长白西路**。法定代表人崔昌铉，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庆春，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吉福，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立安与被上诉人延吉市公安局撤销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延吉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1行初12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经原审查明：张立安分别于2012年6月28日、2014年6月6日、2019年1月28日，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驻京来访接谈组登记信访。其中，2019年1月28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驻京来访接谈组对张立安的信访处理意见是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接待处理。2018年9月25日，张立安到北京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国家信访局对张立安的信访事项处理结果是不予受理。2019年3月7日，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对张立安进行训诫，告知其非正常信访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张立安在训诫书上签字确认。此后，张立安分别于2019年5月30日、2019年5月31日、2019年6月3日、2019年6月17日、2019年6月18日五次到北京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国家信访局对张立安的信访事项处理结果均为不予受理。2019年6月25日14时46分至15时22分，延吉市公安局对张立安进行询问，张立安陈述：其因对与杨秀华之间的房屋纠纷判决和其父亲与延边医院之间的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判决不服，于2018年8、9月份到延吉市信访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信访局、吉林省信访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登记信访各一次；于2019年5月25日至2019年6月18日期间，到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五次，但未收到国家信访局的任何答复。2019年6月25日，延吉市公安局申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至24小时。同日22时35分，延吉市公安局向张立安进行处罚前告知，张立安虽表示提出书面形式的陈述和申辩，但并未提出陈述和申辩。2019年6月25日，延吉市公安局以张立安五次越级到国家信访局登记上访，严重扰乱国家信访局的工作秩序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向张立安作出行政拘留八日的延公（北）行罚决字﹝2019﹞5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张立安的居住地为延吉市，延吉市公安局依法对张立安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故张立安提出此案应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不应由延吉市公安局管辖的主张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信访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信访人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并遵守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本案中，张立安的信访原因是对法院判决不服，根据其提供的2019年1月28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驻京来访接谈组登记信访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对其涉诉信访申请予以受理并转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接待和处理。在此情况下，张立安应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反映情况，但张立安却在延吉市公安局向其送达非正常上访训诫书，告知其非正常上访是违法行为之后，于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6月18日期间，五次到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因张立安于2018年9月25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时，国家信访局已对其信访事项作出不予受理的处理结果，故张立安系在明知其信访请求不属于国家信访局受理范围的情况下，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越级到国家信访局重复或恶意登记，严重扰乱了国家信访局的正常工作秩序，违反了《信访条例》第二十条第六项规定。延吉市公安局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决定前，已向张立安告知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张立安未提出陈述和申辩，且张立安未提供被诉行政处罚行为须经听证程序的法律依据，故延吉市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延公（北）行罚决字﹝2019﹞5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张立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并无不当。张立安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要求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张立安的诉讼请求。张立安不服，向本院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正当诉求。主要的事实与理由：张立安到国家信访局信访，国家信访局在未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给予信访人移交办信访事项的情形下，张立安多次向国家信访局提出投诉请求，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然而，延吉市公安局以信访人扰乱单位秩序、越级上访为由对上诉人进行行政拘留9天。对此，张立安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理由如下：一、关于上诉人到国家信访局提出的投诉请求的行为是否合法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国家信访条例》第41条、第42条、第46条的规定，张立安的信访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二、延吉市公安局在一审庭审时明确承认张立安曾先后到市、州、省信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原审法院庭审笔录中已经记载，张立安是逐级按照信访程序进行的，原审法院认定越级上访事实不成立。三、2019年5月31日，张立安到国家信访局递交投诉请求完全按照信访程序进行的，信访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并未认定张立安在北京市有违法事实，原审当中被上诉人也未向法院提交北京警方的报案记录。四、2018年3月7日，北山派出所对张立安非法训诫与非法软禁9天，因此延吉市公安局因此事赔偿张立安2000元误工费。五、延吉市公安局对张立安的信访行为无管辖权，延吉市公安局行使的行政行为程序缺失，延吉市公安局的行政行为违法。张立安在北京的违法事实未经北京公安机关的认定与转交移送程序，延吉市公安局无管辖权。六、根据法律规定，公民向国家信访局递交投诉请求没有强制性的规定次数，次数应当根据信访人的诉求解决程度而定，上诉人的递交次数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规定，投诉请求未得到解决之前反复递交投诉请求是合法。七、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第2条规定“认定违法上访都要听证”，显然，被上诉人违反规定，未组织听证是程序错误，延吉市公安局侵犯了张立安的正当合法权益。八、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延吉市公安局应当给予上诉人相应赔偿。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正当诉求。延吉市公安局辩称，一、公安机关对张立安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2019年6月25日，公安机关发现张立安多次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越级登记信访，扰乱国家信访局工作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受理案件，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决定拟给予张立安行政处罚前，根据法定程序向张立安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履行法定告知义务。张立安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注明“我提出书面形式的陈述和申辩，”办案人询问其如何提出书面形式的陈述和申辩，张立安表示行政处罚期满后向人民法院提起书面形式的诉讼，没有当场向公安机关提出书面的陈述和申辩材料。公安机关在充分听取上诉人的陈述及申辩后，依法作出延公（北）行罚决字﹝2019﹞5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故答辩人给予张立安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二、公安机关对张立安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公安机关查明，张立安对其父亲与延边医院之间的医疗事故赔偿判决及张立安与杨秀华之间的房屋纠纷判决不服，于2018年9月5日越级到北京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2019年3月7日，公安机关对张立安进行书面训诫，告知其非法信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6月18日，张立安又先后五次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越级登记信访。根据延吉市信访局提供的国家信访局信访登记表显示，国家信访局对张立安的信访事项处理结果均为不予受理。张立安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信访局的正常工作秩序。上述事实有张立安的询问笔录、公安机关训诫书、国家信访局信访登记表等证据予以证实。因张立安的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延吉市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给予其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三、公安机关对张立安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裁量适当，不存在违法性，故张立安要求公安机关削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支付侵犯人身自由的误工费、精神抚慰金以及承担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延吉市公安局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公安机关对上诉人张立安扰乱单位秩序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裁量适当。延吉市人民法院的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延吉市公安局是否具备对上诉人管辖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张立安的居住地为延吉市，延吉市公安局依法对张立安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故对张立安的管辖权异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延吉市公安局对上诉人的行政处罚是否存在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信访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信访人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并遵守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信访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本案中，张立安因对法院的两次判决不服多次信访。且在2019年1月28日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驻京来访接谈组也对张立安的信访接受并指出处理意见。在此情况下，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6月18日期间，张立安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五次到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越级到国家信访局重复或恶意登记，可以认定上诉人的非正常信访严重扰乱了国家信访局的正常工作秩序，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给予上诉人行政拘留八日，事实清楚、证据从发、程序合法。三、对于张立安的其他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立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红广审判员  李丽英审判员  李彩莲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朴美英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信访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信访人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并遵守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