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2民终20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龙，住吉林省永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军，住长春市二道区，系永吉县万昌镇万昌村村民委员会推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辉，吉林盛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吉县万昌镇农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杨勇，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会，吉林丁凤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吉林市宇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雨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雨林。上诉人唐龙因与被上诉人永吉县万昌镇农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农发合作社）、吉林市宇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宇丰米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2019）吉0221民初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唐龙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也不应当和其他六个案件合并审理。另外，唐龙在起诉时将农发合作社和宇丰米业均列为被告，但在立案时被一审法院强行要求将宇丰米业列为第三人，导致案件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由于发生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唐龙不应对产量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承担责任。此外，农发合作社和宇丰米业违约也是造成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可抗力免责属于强制性条款，当事人不能约定转移，即使约定也是无效的。农发合作社辩称，第一，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无不当。本案与其他几个案件的被告相同，事实和理由相似，一审法院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进行合并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唐龙与农发合作社签订合同，宇丰米业只是由农发合作社指定的收粮单位，唐龙和宇丰米业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故宇丰米业不应成为本案被告。第二，合同条款公平合理，既约定了赔偿减产损失的方法，也约定了增收奖励方法，充分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唐龙作为具有丰富种植经验的职业经理人，认为完全能够实现合同约定的产量，否则不会在2018年再次与农发合作社签订同样内容的合同。农发合作社在结算时考虑到天气原因，将两种水稻每公顷的产量均下调了1000斤。在退还2017年保证金时，双方对2017年的托管费进行了结算，并在收据上注明“款项全部结清”，唐龙本人在收据上签字确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农发合作社给付托管费328,57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0日唐巨伟、唐龙、郑金三人分别与农发合作社签订《水稻种植职业经理人托管经营协议书》各一份，约定托管面积分别为：20公顷、20公顷、19.9361公顷，合计59.9361公顷。协议签订后，唐巨伟、郑金退出托管，由唐龙接管该两份协议，农发合作社对唐龙接管该两份协议予以认可。唐龙种植的水稻品种中稻花香（长粒香）31公顷，吉宏6号（小粒香）28.9361公顷。托管期限：自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产量标准：稻花香每公顷14500斤，吉宏6号每公顷17000斤。由农发合作社提供土地，负责全部生产费用，生产资料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发放，且在每个农活项目5天前统一组织发放（化肥除外）。由唐龙负责水稻从育苗到收割的全过程种植及管理，包括但不限于水稻育苗、翻耙地、插秧、施肥、打药、除草、看水、打稻埂、田间看管、收割、烧地、封地、捞稻毛、粮食运输、防盗工作等。种植费用：稻花香每公顷管理费13,600元，吉宏6号每公顷14,000元，包括翻耙地、打埂子、种子、化肥、底肥、袋子、封闭药等生产资料费用及生产资料费用、农业保险费用、水稻灌溉费用、水稻育苗、插秧、收割、运输等所有种植环节的作业费用。费用支付方式：由农发合作社按照不高于当地同等生产资料的价格同唐龙结算，农发合作社提前垫付的生产资料费用、水费、育苗棚使用费，在唐龙领取当月种植管理费用中提前扣除，且其中70%种植管理费用采取按农活生产季节作业阶段分批支付，剩余的30%种植管理费用作为年度管理绩效的考核费用，在当年12月31日前按种植要求及产量要求核算后发放。如唐龙产量指标未完成，农发合作社用唐龙年度绩效管理费用弥补减产损失，不足部分需唐龙以现金方式补偿给农发合作社。超出要求产量标准时，农发合作社按销售收入的50%与年度管理绩效一同发给唐龙。需唐龙在签订合同前3日向农发合作社交付保证金每公顷1000元，合计应交保证金60,000元。农发合作社农机具有偿使用，翻、耙地配置大型拖拉机每公顷600元、插秧机插秧每公顷500元、收割机收割每公顷600元、打梗机打梗每公顷200元、水稻入库拖拉机运输费用每公顷300元。农机使用期间加油、司机工资、维修保养费用由唐龙负责。协议签订后，唐龙根据托管协议组织人力、物力对其托管的土地进行种植管理，并向农发合作社交付保证金60,000元。农发合作社按约定向唐龙支付相关生产资料及相关费用，其中，种子27,200元，秧盘4750元，化肥71,250元，现金240,000元，租赁农机具费用29,480元（31,722元-1462元-780元），水费46,750.16元，合计419,430.16元；2018年10月31日农发合作社返还唐龙保证金60,000元，2019年2月2日农发合作社给付唐龙结算余额71,659元，唐龙给农发合作社出具“款项全部结清”的收据一份。2017年3月28日唐龙与永吉县宇丰供销农业超市有限公司签订2017年水稻委托种植协议一份，双方约定种植面积2.2公顷，唐龙将该种植的吉宏6号水稻出售给宇丰米业8759公斤，宇丰米业付给唐龙价款28,285元。2018年3月29日唐龙与农发合作社及宇丰米业签订托管协议一份，双方约定了相关权利义务。2017年2月10日案外人李某1、李某2与农发合作社签订托管协议各一份。2017年9月26日唐龙开始收割水稻至10月19日收割结束。唐龙将收割的水稻出售给宇丰米业，其中，长粒香171,778公斤，吉宏6号175,670公斤，核长粒香每公顷产量为11,082斤，吉宏6号每公顷产量为12,141斤。由于2017年遭遇水灾，致水稻减产，农发合作社与唐龙约定稻花香按照每公顷13,500斤、吉宏6号按照每公顷16,000斤进行结算。唐龙托管的土地稻花香每公顷与约定产量标准差量2418斤，吉宏6号每公顷差量3859斤，总差量款328,579.06元。农发合作社按合同约定的费用标准与唐龙进行了结算。经结算，农发合作社应付唐龙全部托管费826,705.40元（13,600元/每公顷×31公顷+14,000元/公顷×28.9361公顷）、保证金60,000元，合计886,705.40元，扣除唐龙先期生产费用、借款及农机具、水费等419,430.16元，扣除减产损失328,579.06元，再扣除2018年10月31日农发合作社返还给唐龙的保证金60,000元，2019年2月2日农发合作社付给唐龙的结算余额71,659元，农发合作社应付唐龙托管费7,037.18元。另查明，2017年8月份平均高温26℃,平均低温18℃，极端高温32℃，极端低温8℃（发生在8月28日）。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唐龙与宇丰米业所签订的《水稻种植职业经理人托管经营协议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唐龙与农发合作社所签订的《水稻种植职业经理人托管经营协议书》不涉及人身伤害或者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唐龙财产损失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虽然唐龙与农发合作社所签订的《水稻种植职业经理人托管经营协议书》是格式合同，但在签订该协议时，唐龙对相关指标是清楚和明知的，不存在农发合作社隐瞒事实的情形，唐龙也自认如果不遭受灾害，产量能达到约定的标准，故该协议也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不存在该条规定的情形。第一，双方签订的合同是托管经营协议，是由农发合作社支付全部费用，由唐龙负责水稻种植经营管理，从风险程度来讲，农发合作社要承担主要风险，并无加重唐龙责任的故意。第二，如果农发合作社不想承担风险的话，其可以将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唐龙，这样农发合作社就可以不承担风险了。第三，唐龙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对种植水稻是具备成熟经验的，其对可能遭遇自然灾害的风险是明知的、有预判的和有心理准备的，否则就不会签订该协议，其只是自信能够完成产量标准，才与农发合作社签订了该协议，故唐龙应当对自己的过于自信承担责任，而不应当将该责任归责给农发合作社。第四，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是各自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而签订的，该协议属于商业经营活动范畴。既然是经营活动，对双方都存在经营风险，各自应当承担自己的风险，不存在加重唐龙责任，排除唐龙权利的情形。综上，唐龙与农发合作社所签订的《水稻种植职业经理人托管经营协议书》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该托管协议合法有效。唐龙关于遭遇低温冷害天气，致水稻减产，该低温冷害属于不可抗力，应当免除其责任的主张，虽然唐龙向提交了2017年8月份吉林历史天气记录，当月最低温度是8℃，但在此温度下能否造成水稻低温冷害？如果确实造成水稻减产，其减产幅度是多少？唐龙均没有证据证明，导致无法确定是否免责以及免责的幅度因唐龙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其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唐龙关于其因遭遇水灾，造成水稻减产，属于遭遇不可抗力，应当免除其责任的主张，因2017年永吉县遭遇特大水灾属于客观事实和不可抗力，应当免除唐龙的责任。但由于农发合作社根据受水灾情况，将合同约定的每公顷产量主动下调1000斤，唐龙也已经按该产量标准同农发合作社进行了结算，并签订了2018年托管合同，证明唐龙同意稻花香水稻按每公顷产量13,500斤，吉宏6号水稻按每公顷16,000斤与农发合作社进行结算。农发合作社也按该产量标准足额同唐龙结算了全部托管费用，唐龙在给农发合作社出具最后一张收据时，在该收据上明确注明“款项全部结清”，证明农发合作社与唐龙之间的托管费已经结算完毕，农发合作社不再欠唐龙托管费用，双方已无债权债务，故对唐龙判令农发合作社给付托管费328,576元的请求不予支持。但农发合作社多算的水费、农机具租赁费应当重新结算，其多算的费用，应当返还给唐龙。唐龙关于宇丰米业与农发合作社共同承担给付责任的请求，因托管合同是唐龙与农发合作社之间签订的，宇丰米业并不是案涉合同的相对人，无法确定宇丰米业的责任。另外，除杨雨峰通过个人银行卡转给唐龙部分生产费用外，其他各项物资、费用、农机具等均由农发合作社提供，而杨雨峰通过个人银行卡转给唐龙的部分生产费用，并不能证明是宇丰米业的行为。综上，唐龙的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撑，对唐龙该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唐龙与农发合作社签订的《水稻种植职业经理人托管经营协议书》合法有效，农发合作社多算的托管费用7,037.18元，应当返还给唐龙。唐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因没有证据证明，故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第七十四条规定作出判决。一审判决：一、农发合作社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给唐龙多算的托管费7,037.18元；二、驳回唐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案涉合同相关条款效力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案涉合同虽然是由农发合作社预先拟定，针对不同职业经理人反复使用的格式合同，但是合同中并不存在具有上述法定无效情形的条款。关于唐龙提及的不可抗力免责条款问题，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如果因气候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产量没有达标，则可以按照排名前70%种植户的平均产量重新制定考核标准，并未约定由职业经理人单方承担不可抗力产生的风险，故唐龙主张案涉合同存在无效格式条款的观点不能成立。第二，关于粮食减产损失分担问题。本案确实存在因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的客观情况，但双方当事人经协商已经重新核定了考核标准，并根据新的标准进行了结算。经唐龙签字确认的结算收据上明确记载“款项全部结清”内容，说明唐龙对新的考核标准、减产损失分担以及结算数额均没有异议，故唐龙主张农发合作社承担全部减产损失的观点不能成立。第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合法问题。本案与其他几个相关案件的当事人、诉请、事实和理由基本一致，一审法院为了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审理效率，选择简易程序进行合并审理并无不当。宇丰米业并非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其诉讼地位由唐龙自行决定，唐龙主张一审法院在立案阶段强迫其将宇丰米业由被告变更为第三人没有证据证明。综上所述，唐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29元，由上诉人唐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浩审判员 郭立坤审判员 赵翠霞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一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