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民终3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黑龙江事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定代表人：孙占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光，黑龙江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丽华，女，1957年1月7日出生，满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卫睿博，北京市京师（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黑龙江事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事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付丽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01民初1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事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光、被上诉人付丽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卫睿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事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付丽华的诉讼请求；3.由付丽华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益公司与付丽华属于民间借贷而非投资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事益公司与付丽华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双方确认了事益公司负债情况（也就是事益公司银行贷款1900万元），事益公司前期的实际投资额6200万元，事益公司项目总体投资额为1亿元，付丽华投资1300万元占事益公司股权的15%，公司转让时付丽华按转让收入的13%计算收益，公司上市时，付丽华按13%占有公司股权。从协议具体内容看该投资协议属于增资性质的股权投资协议。事益公司在收到付丽华1300万元投资款后，将注册资本金从1600万元变更到3600万元，增资125%，新增付丽华为事益公司新股东，持股比例13%。工商部门对注册资本和股东信息同时作了变更登记。付丽华在股东名册上签字确认，并在事益公司的经营中行使股东权利。以上事实可见付丽华与事益公司是股权投资关系，并不是借贷关系。二、事益公司与付丽华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是公司增资协议，该协议不但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约束，同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规制。协议约定付丽华的收益是固定回报的方式，年收益不足3000万元时按3000万元计算分红，超过3000万元按实际收益计算回报。该约定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规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审法院以协议中约定了固定回报方式投资收益，认定双方为借款关系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付丽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案涉《投资合作协议》的性质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1.案涉《投资合作协议》中关于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内容的约定表现为债务融资的实质。该协议第二条约定，付丽华的收益是采用固定回报方式，而且有保底条款。具体内容为借款一年后，按照3000万元收益计算回报，超过3000万元按实际收益计算回报，事益公司承诺4年内支付给付丽华的收益达到投资数额。由上述约定可知，事益公司承诺在借款第二年开始按照年25%支付付丽华固定回报，而且保证在4年借款期限内，付丽华在保本的前提下收益达到1300万元。这种刚性兑付的约定明确案涉1300万元的性质为借款而非投资；2.付丽华不参与事益公司经营，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收益。该协议第四条约定，事益公司公司经营损失由其自行承担，付丽华不承担损失，但不论盈亏都要按照约定标准计算收益。该协议书排除了双方共担合作风险的情形,其实质在于付丽华所得的回报与合作结果无关。故事益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本意是融资，事益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借款；3.付丽华不享有股东权利，不承担股东义务。该协议第一条约定，事益公司增加投资，追加部分由事益公司负责，付丽华无须追加投资。该协议第四条对付丽华权利义务约定中没有要求付丽华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的条款。由上述约定可知，事益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目的不是转让股权，而是以投资的名义，通过股权份额作为担保，向付丽华借款，按合同约定取得固定回报。由于事益公司行为不具备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特征，应当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认定为本案的实质法律关系；4.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付丽华作为贷款人为确保借款安全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具有检查、监督的权利。故《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付丽华在事益公司派驻财务副总，目的是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并不能因此证明付丽华享有股东权利；5.付丽华持股比例是为事益公司提供借款的担保。首先，案涉《投资合作协议》如果是股权转让，应当是付丽华与事益公司股东签订，但《投资合作协议》是付丽华与事益公司签订，表明此份协议并非股权转让协议；其次，付丽华实际支付事益公司借款数额为1300万元，而事益公司工商登记显示事益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付丽华认缴260万元，持股比例13%。由此可见，双方并没有将案涉借款作为股权转让的对价，付丽华所持有的股权份额只是事益公司作为借款的一种担保方式。二、案涉《投资合作协议》应当依法解除。案涉《投资合作协议》为2015年签订，付丽华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300万元借款后，至今为止，事益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过任何回报，其间，付丽华多次催告事益公司按照《投资合作协议》支付固定收益，但是事益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付丽华主张依法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付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付丽华、事益公司之间的《投资合作协议》；2.事益公司向付丽华偿还1300万元借款；3.事益公司支付付丽华624万元利息（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4.事益公司支付付丽华本案的律师代理费19万元；5.由事益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事益公司（甲方）与付丽华（乙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第一条“协议签订的前置条件”第6项约定：甲方融资后，该项目总体投资额1亿元。项目投资和建设期间的经营费用超过1亿元时，追加部分由甲方负责，乙方不追加投资。第二条“乙方投资及收益计算”第1项约定：乙方投资1300万元，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时间（合同签订后3日内汇款300万元，2015年4月22日前余款全部到位）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甲方为乙方开具收据；第3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建设期间内（1年）按实际收益的15%计算分红；建设期满后，年净收益不足3000万元时，按3000万元计算分红，超过3000万元时，按实际净收益计算分红，甲方承诺四年内支付给乙方的收益达到乙方投资额度，实际收益未达到的，用甲方收益弥补并支付给乙方；第5项约定：分红每年一次，12月30日结账，次年1月15日前分红。第四条“违约责任”第4项约定：因甲方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亏损，乙方不承担经济损失，并按约定标准计算投资收益。第五条“争议解决”第2项约定：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由付丽华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诉讼费用（含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协议签订后，付丽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于2015年4月14日向事益公司转款300万元、2015年4月28日向事益公司转款250万元、4月29日向事益公司转款150万元、5月8日向事益公司转款300万元、5月21日向事益公司转款200万元、6月2日向事益公司转款100万元，共计向事益公司转款1300万元。协议履行过程中，付丽华多次向事益公司监事林众要求支付其固定收益，但是事益公司均未履行。双方发生纠纷，多次协商未果。现付丽华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对事益公司提起诉讼，并于2018年10月23日委托北京市京师（哈尔滨）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农垦分行交付代理费19万元，北京市京师（哈尔滨）律师事务所为其开具黑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审法院认为，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看，付丽华的收益是采用固定回报的方式，并且有保底条款，具体的内容是借款一年后，按照3000万元的收益计算回报，超过3000万元，按照实际收益计算回报，并且事益公司承诺4年内支付给付丽华的收益达到投资的数额，明确了案涉1300万元的性质是借款，而非投资；事益公司经营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付丽华不承担损失，但无论盈亏都要按照约定标准计算收益，由上述约定可知，付丽华不参与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投入的资金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所以不难看出事益公司的真实意思是借款；协议的目的是以投资为名，通过股权的份额作为担保，向付丽华借款。故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实质是民间借贷，而非投资。现按照双方协议约定，事益公司一直迟延履行支付利息的主要债务，付丽华多次催要，并给予合理期限，但是在合理期限内，事益公司仍然没有履行，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付丽华依此主张依法解除双方签订协议的诉讼请求有理，予以支持。关于案涉款项及利息给付的问题。事益公司收到付丽华支付的1300万元后，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按期给付利息，致使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法履行，应依法解除，事益公司应当将案涉借款偿还给付丽华，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因双方当事人在《投资合作协议》中对诉讼费用（含律师费）的承担做了明确约定，按照约定应由败诉方事益公司承担。判决：一、解除付丽华与事益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二、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付丽华本金1300万元；三、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丽华利息624万元利息（以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四、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丽华律师代理费19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380元，由事益公司负担。本案一审期间，事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缺席审理。本院二审期间，事益公司举示以下证据：证据一、《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付丽华投资1300万元，占事益公司股权15%，建设期间按实际收益的15%计算分红，建设期满后年收益超3000万元的按实际收益计算分红，不超3000万元的按照3000万元计算分红，公司转让时，按照转让收入的13%计算付丽华应得收益，公司上市时，付丽华按照13%占公司股权。意在证明：双方签订的是股权投资协议。证据二、事益公司股东会决议（2015年5月24日）。事益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新增付丽华为股东，林海将持有公司96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付丽华，付丽华新增注册资本372万元，付丽华占事益公司13%的股份，付丽华在股东名册上签字确认。意在证明：事益公司召开股东会增加注册资本吸收付丽华为新股东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证据三、事益公司股东会决议（2016年8月4日）。事益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深圳公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事益公司的战略资产投资，并签订战略投资协议，若预期收益无法实现，全体股东将以公司股权作为担保，付丽华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意在证明：付丽华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并行使股东权利。证据四、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意在证明：2015年6月9日，事益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增加付丽华为新股东，占公司股份的13%。2015年6月15日，付丽华将468万股权质押给中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付丽华现在仍是事益公司股东，事益公司与付丽华完全按照股权投资的模式在履行《投资合作协议》。证据五、事益公司股东会决议（2017年11月3日）及股东会成员名单及签字样本一份。意在证明：事益公司为在佳木斯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社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签字确认，后附股东会成员名单签字样本，付丽华在两份文件中均签字确认。付丽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协议内容并不是固定投资回报方式，只是设有保底条款。证据二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使该证据真实存在，事益公司股权结构和注册资本发生多次变化，仅一份股东名册不能体现股东结构何时形成。股东名册体现付丽华在事益公司出资额是468万元，持有股权比例是13%，而付丽华出借金额是1300万元，证明付丽华不是以1300万元作为投资入股事益公司，而是以事益公司部分股权让渡行为作为付丽华借款的担保。证据三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使该证据真实存在，付丽华作为出借人，事益公司用其公司的部分股权对付丽华的贷款作担保，付丽华需要对公司相关重大事项有知情权，并不是对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证据体现事益公司先后进行过减资和增资，但付丽华持股的比例始终是13%，并没有因减资和增资的行为增加或稀释其股权比例，可以证明付丽华持有事益公司13%的股权实质是对其向事益公司出借的1300万元的借款担保。证据五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使该证据真实存在，也不能证明事益公司所要证明的问题。付丽华作为事益公司形式上的股东，是按照相关金融机构贷款要求，配合公司的贷款行为。付丽华在股东会决议签字的行为，是为了保证事益公司能够正常经营有所收益，使其借款本金和利息按期收回能够得到保障。庭后，事益公司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了证据二和证据五的原件，付丽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付丽华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三为复印件，付丽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投资合作协议》第四条违约责任：1.本协议签订后，乙方未按规定时间、额度将投资汇入甲方指定账户时，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协议，并向甲方支付2万元违约金。2.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擅自将本项目的投资用于其他用途时，一经发现，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协议，甲方应在协议解除后3日内退还乙方投资。同时，乙方有权向甲方索要乙方投资额50%的赔偿金。3.甲方无正当理由未完成建设期的施工任务、有线电视的覆盖面未达到约定的标准，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按约定的标准计算投资收益。同时查明：2015年6月9日，事益公司注册资金由1600万元变更为3600万元，付丽华成为事益公司股东之一；2016年3月15日，事益公司注册资金由3600万元变更为1600万元；2016年3月29日，事益公司注册资金由160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至本案诉前。付丽华占事益公司股权比例一直是13%。再查明，事益公司股东名册记载付丽华出资额为468万元；股东会成员名单记载付丽华出资额为260万元。另查明：付丽华与事益公司均确认，付丽华并未向事益公司派驻财务副总。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上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付丽华支付事益公司的1300万元款项性质系投资款还是借款。付丽华主张案涉《投资合作协议》的性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从协议约定的内容看，并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而是约定付丽华出资后，享有固定收益，即事益公司四年内支付付丽华收益达到其投资额度，且约定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付丽华均按标准计算投资收益。因此，该投资合作协议更具有借款特征。事益公司工商登记虽变更付丽华为公司股东，但付丽华主张该行为系为了对其借款债权提供担保。事益公司主张是股权转让，但案涉协议系付丽华与事益公司签订，款项亦支付事益公司，事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付丽华与事益公司原股东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故不具有规范的股权转让特征。事益公司主张系公司增资扩股，但付丽华向事益公司支付款项为1300万元，公司增资金额与付丽华付款金额及付丽华所持有的事益公司股权数额、出资额等均不对应，而且，事益公司发生增资减资变动，付丽华的股权比例亦始终不变，故不具有规范的公司增资扩股特征。付丽华否认其参与事益公司经营，称其在事益公司对外贷款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系银行贷款需要全体股东签字的形式要求，事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付丽华参与事益公司实质性经营活动。因此，付丽华抗辩其成为事益公司股东并持有事益公司股权，系股权让与担保行为，理由成立。事益公司股权办理至付丽华名下，系作为付丽华债权的担保，而非真正的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至于事益公司主张双方协议中未约定本金偿还期限故不属于借款的理由，因合同法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形，均有相关规定，故并不能以此否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付丽华与事益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当然，如果事益公司将付丽华的借款全部清偿，付丽华应将股权返还事益公司。综上所述，事益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元，由黑龙江事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铁军审判员  黄世斌审判员  樊 琦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孙希书记员袁露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