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泸水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3321民初1102号 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金牛大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31192632F。 负责人：杨云林，系公司总经理。 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六库镇穿城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343166616。 负责人：黄晓涛，系该公司副总经理。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潇，云南天弘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施永花，女，1981年3月28日生，云南省泸水市人，本科文化，傈僳族，云南保山誉朕网络科技有限公职工，住怒江州泸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华，泸水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诉被告施永花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0日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潇、被告施永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原告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安排被告回归云南省内的各联通公司，工作岗位由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安排；2.请求法院判决原告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按协议约定在判决生效后首个合作期内每半年组织一次人员接收。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的劳动争议案件已经由泸水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泸劳人仲案字（2019）17号裁决书：“由被申请人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前安排申请人施永花回归中国联通怒江分公司重新安排工作。”原告认为仲裁裁决书要求原告必须安排被告回归特定的中国联通怒江分公司，并限定于2019年12月31日前安排，既不符合原协议约定，也不具有可操作性，故提起诉讼。第一，《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的具体内容第三条：“三、自愿加入运营公司的联通原合同制员工享有以下三项保障政策：1.联通公司保留其在运营公司首个合作期内无条件回联通公司工作的权力，联通公司每半年组织实施一次人员接收，回联通公司重新工作者与联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岗位由联通公司安排。……”；第二，依据上述约定，被告回归联通公司应指云南省内的各中国联通，而非特指联通怒江分公司。1.签订《协议书》的双方，一方为被告，而另一方为联通云南分公司，故安排工作系由联通云南分公司统一组织、安排，并可在云南省内各分支机构安排；2.《协议书》约定“回中国联通工作”并未特指必须回联通怒江州分公司；3.签订《协议书》的背景是云南中国联通在全省内大范围改制，原中国联通的运营业务已分离交给运营公司操作，原中国联通主要负责管理，故中国联通的岗位设置大幅度减少，如果离开中国联通的职工选择回归，原联通怒江分公司在极力争取上级部门增设岗位的前提下，仍难满足需求。鉴于各地州的不同情况，如有的地州并无职工要求回归，而怒江却又众多职工要求回归，联通怒江分公司将面临无岗位的情形。面对这一实际问题，只有分流至各地州分公司及省公司，才能实际解决回归后有岗有工作。正是考虑到实际操作，合同才由省公司统一签订并约定回归的是“中国联通”，而非“联通怒江分公司”。仲裁书裁决“回归联通怒江分公司”与协议约定不符，也必将导致仲裁裁决将无法履行的后果。4.原告一直承诺，对被告不报复、不歧视，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即联通怒江分公司有岗位或能增设岗位时，原怒江公司回归职工优先安排在怒江工作。第三，原告愿意按照《协议书》在首个合作期内每半年组织实施一次人员接收，但并非必须于2019年12月31日前接收。仲裁裁决“原告应于2019年12月31日前接收被告并安排工作”，该裁决本身就不严谨，劳动仲裁并非一裁终局，任何一方不服均可提起诉讼，并因此导致仲裁裁决书不生效，本案很有可能诉讼尚未终结，而时间已超过了2019年12月31日，因此即使裁判机关要定时，也应表述为“生效后多长时间内”，而不应确定具体时间。并且《协议书》约定，半年组织实施一次人员接收，但若回归人员众多，岗位不足，或回归人员对岗位不满意、不能胜任，或对指定地点不满意时，则不能在半年内一次性就位，则要等下一次又处理。在处理回归时，实际上也存在双向选择以及正当合理性竞争，劳动关系涉及方方面面，不是一刀切，故原告能保证每半年组织一次人员回归，但不能保证众多回归人员都一次性解决，对第一批满员后落选人员，将在下一批处理，而落选人员仍可在运营公司就业并等待，原告承诺在首个合作期内能够解决全部问题，即是考虑了现实可操作性，也能保障职工在运营公司的收入，并非恶意刁难或不遵守协定。综上所述，原告愿意承诺遵守《协议书》，请法院充分尊重协议约定，并兼顾实际可操作性，依法支持原告的诉求。 被告施永花辩称，被告原系中国联通怒江分公司的合同制员工，从2003年2月至2017年一直在中国联通怒江分公司工作，在长达15年的工作时间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2017年12月22日，被告为适应和支持中国联通怒江分公司的体制机制改革与第一原告签订了格式的书面合同，该合同前言部分记载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为适应和支持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的体制机制改革，保障乙方的合法权益，乙方自愿提出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与运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及加入运营公司保障政策的有关事项达成以下几项条款，以供共同遵守，该前言中明确了为支持第二原告的体制机制改革，乙方自愿提出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但事实上被告从未与第一被告签订过劳动合同，只与第二原告签订过劳动合同。双方协议中约定的所谓解除劳动合同是指与用工主体第二原告的劳动合同。2019年2月14日被告在第二原告的宣传告知下，向原用工主体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填表登记回该公司工作，联通怒江分公司一直未给予答复。无奈，提起了劳动仲裁，裁决第二原告联通怒江分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前重新给被告安排工作。被告认为:第二原告为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第一原告为解除劳动合同主体，但是就本案来看从合同第二条l-3项的内容及工龄计算看，合同约定的回中国联通工作的约定指的是原用人单位联通怒江分公司而非联通云南分公司。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对被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针对以上争议，原告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一、《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用于证明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不符合法律规定。 二、《云南省劳动合同书》一份，用于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03年5月30日起签订劳动合同。 三、《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用于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1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并于6月8日办理登记手续。 四、《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用于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内容合法有效。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一的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二的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被告在原告怒江分公司工作期间一直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该证据是最后一次签订的；对证据三的三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对证据四的三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但认为在协议书中约定回中国联通工作指的是回被告原来所在的怒江州分公司。 被告施永花为证明自己的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居民身份证，用于证明被告的基本信息。 二、云南省劳动合同书（2003年6月13日）、云南省劳动合同书（2008年1月1日）、云南联通用人单位续订劳动合同协议书（2013年1月1日）、云南省劳动合同书（2018年2月1日），用于证明1.被告从2003年至2018年为原告联通公司怒江分公司合同制员工；2.2018年2月被告加入运营公司的事实。 三、中国联通云南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用于证明原被告双方按照第一原告拟定的格式合同签订了协议，该协议明确了为支持怒江分公司的改革，解除合同，事实上第一原告与被告从没有签订过劳务合同，只与第二原告签订过合同。 四、云南省分公司文件（2019）55号云南联通主体公司报名表，用于证明1.按协议约定回归主体公司应当是联通怒江分公司，而非云南分公司；2.2019年2月14日被告提出回怒江分公司上班的客观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予以认可，认为原告没有否认过被告曾经是联通公司职工的事实；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的最后一句不认可，认为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虽然诉讼主体分为两个，但是经营上属于同一公司，所以怒江州分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效力给予云南省分公司。被告对二原告之间的关系理解是错误的；对证据四的三性均不认可，因为这份证据被告没有提交给公司，这张表上也没有我们公司任何职工的签名，所以这份表尚未产生任何法律效力。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对原、被告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的证据一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2.对原告的证据二和四的三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予以采信；3.对被告证据二、三的三性及其证明观点均予以确认；4.对被告证据四三性及证明观点均不予确认，该证据是被告单方制作的，没有得到原告的确认。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被告原系原告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的合同制员工。为适应和支持云南联通怒江分公司的体制机制改革，2017年12月22日，被告与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签订了《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并于2018年6月8日被告在原告中国联通怒江分公司提供的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上签了字，其内容为：被告因个人原因，2018年1月31日解除（终止）与原告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之间于2013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的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2018年2月1日被告与云南保山誉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7年期的劳动合同，自2018年2月1日起至2025年1月31日止；2019年7月16日被告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被告在首个合作期内无条件回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的权利；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了泸劳人仲案字（2019）16号裁决书，裁决二原告于2019年12月31日前安排被告回归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二原告对裁决不服提起诉讼，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第三条：“1.联通公司保留其在运营公司首个合作期内无条件回联通公司工作的权力，联通公司每半年组织实施一次人员接收，回联通公司重新工作者与联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岗位由联通公司安排。……”的约定，原告按排被告回归联通公司工作指的是云南省内的联通公司，而不是特定的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且回归时间应当为判决生效后的首个合作期内。 另查明，首个合作期在本案中的期限为7年。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与被告签订的《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是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原、被告双方对上述协议书中第三条：“1.联通公司保留其在运营公司首个合作期内无条件回联通公司工作的权力，联通公司每半年组织实施一次人员接收，回联通公司重新工作者与联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岗位由联通公司安排。……”的理解发生争议，原告认为上述协议书是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其中约定“回联通公司工作”中的联通公司指的是中国联通云南省内的所有公司，而不是特定的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被告认为自己原来就是中国联通怒江分公司的员工，协议中约定“回联通公司工作”指的应当是被告原来所在的公司——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力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的规定，首先，原告没有对该格式合同中的条款对被告进行过说明，且协议中约定“回联通公司工作”，并没有明确具体是哪一家联通公司；其次，结合该协议书的其他内容，按照常理“回联通公司工作”应理解为被告原来所在的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较为公平合理；对于二原告应接收被告回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的时间，协议书中约定的是每半年组织实施一次人员接收，综合考虑本案判决的可操作性，本院认为接收的时间为本判决生效后半年内较为妥当，故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支持二原告安排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半年内回归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怒江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半年内安排被告施永花回归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和晓霞 审判员  田开荣 审判员  杨新全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杨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