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705民初4446号 原告（反诉被告）：安徽创元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爱国路**。 负责人：陈悦彪。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扬杨，该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梅菊翠，女，197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中林，安徽祥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徽创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创元所）与被告梅菊翠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8月29日，被告梅菊翠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受理。原告创元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扬杨，被告梅菊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中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创元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梅菊翠支付律师代理费损失1147874.93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梅菊翠因与代玉光离婚后财产纠纷事宜，委托创元所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创元所同意代理，并指派汪扬扬律师作为该案的代理律师。2018年6月25日，双方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就委托代理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因代玉光是否隐藏夫妻共同财产以及隐藏财产的具体数额是多少，梅菊翠当时无法确定，需创元所调查后才能确定，故暂无法确定诉讼请求数额，律师代理费不好计算。梅菊翠也担心如查询不到隐藏财产仍要支付律师代理费，为此，双方以风险代理的形式计算和收取律师代理费，约定：由委托人先行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元，待该案法律文书生效后，依据法律文书支持委托人的数额，该数额的20%为律师代理费；如查询到对方隐藏的夫妻共同财产并确定诉讼请求数额后，梅菊翠与对方当事人私下达成和解协议或撤诉导致本案按撤诉处理造成委托人代理费损失的，应按确定请求数额的20%赔偿受托方律师代理费损失。合同签订后，创元所立即开始整理梅菊翠与代玉光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的诉讼材料。2018年7月3日，创元所将案件材料提交至法院申请立案，法院出具案件受理通知书。2018年7月5日，创元所向法院申请调查令，以调取代玉光隐藏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开具调查令后，创元所律师持令前往各大银行进行查询，发现代玉光主要隐藏的财产是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于2013年10月份购买的债券500万元及债券利息和其他部分存款，共计5739374.68元，离婚时未进行分割。后创元所将该情况告知了梅菊翠，并将证据财产递交至法院。2018年7月18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将案件诉讼请求中的存款部分，确定委托人向法院请求的数额为5739374.68元，并严格执行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律师代理费约定的条款。补充协议签订后，梅菊翠又提供各种查询要求，创元所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予以满足。2018年8月28日，创元所指派律师汪扬扬、梁志民和梅菊翠一同参与庭审，充分维护了梅菊翠的合法权益。庭审后判决前，梅菊翠数次找到代理律师，以各种理由提出律师代理费约定过高，同意只支付几千元，并通过他人与创元所进行协商，创元所提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但可以在判决书下达后协商。庭审结束后，创元所接到通知，称梅菊翠已经撤诉。后创元所了解到，梅菊翠撤诉后又通过他人寻找了律师重新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而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证据来源于创元所为其调取的证据和进行的诉讼。因此，梅菊翠恶意撤诉，损害了创元所的合法权益，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赔偿创元所的律师代理费损失，并予以处罚。 梅菊翠辩称：1.创元所与梅菊翠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按照计件方式收取律师费用的，不属于风险代理委托合同约定收取律师代理费的。理由为：创元所与梅菊翠于2018年6月25日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其中第五条约定：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合同时，梅菊翠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元，这是创元所在与梅菊翠在签订合同前已经在微信中约定好的收费方式，如果按照创元所在诉状中陈述的风险代理，则不应当收取这3000元的律师代理费。2.创元所与梅菊翠在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理由为：梅菊翠不懂法律属于文盲，对于创元所确定的收费方式及如何确定收费比例等均不清楚，创元所最初按照计件方式收费，后又按照风险代理方式收费，梅菊翠并不知情，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与补充协议均是创元所打印好由梅菊翠签字，梅菊翠不清楚合同的具体内容。创元所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不应有时采取计件收费有时又采取风险代理的方式收费。同时，在法院出具调查令查询出梅菊翠夫妻共同存款500多万元后，出于利益驱动，要求梅菊翠签字，其行为存在欺诈行为。3.创元所提供的是格式条款合同，未对梅菊翠履行明确告知义务。理由为：本案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法律服务机构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主要条款是创元所事先拟定的，创元所并未逐项告知梅菊翠。且在签订两份合同时，创元所至今未将合同交付给梅菊翠，只是创元所在本案提起诉讼时，梅菊翠才看到合同。在梅菊翠索要合同原件时，创元所更称原件已经丢失。4.创元所要求按照风险代理合同支付律师代理费不符合《安徽省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理由为：根据《安徽省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风险代理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双方预先约定，二是在合同中应当载明已告知委托人政府指导价，三是达到约定条件支付律师代理费，未达到条件不支付代理费。就本案而言，首先，创元所与梅菊翠双方预先没有约定风险代理，而是计件收取律师代理费。其次，创元所自始至终没有告知梅菊翠政府指导价。第三，梅菊翠未按照创元所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向法院进行诉讼，没有达到风险代理约定的条件。请求判令驳回创元所的诉讼请求。 梅菊翠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撤销创元所与梅菊翠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和补充协议。事实与理由：梅菊翠与创元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和补充协议，是创元所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相关事项创元所并未进行明确告知，两份合同均是创元所打印好后，梅菊翠出于信任而签字的，根本不知道合同的详细内容，创元所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 创元所辩称：创元所与梅菊翠签订的两份合同合理合法，是梅菊翠的恶意行为损害了创元所的合法权益，其撤销合同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撤销的相关规定。请求判令驳回梅菊翠的反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25日，创元所与梅菊翠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梅菊翠、委托方）因与代玉光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聘请乙方（创元所、受托方）的律师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形式为全权代理，乙方指派汪扬扬律师作为上述案件甲方的委托代理人；该合同第五条约定：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时乙方先行支付甲方律师费3000元，待本案相关法律文书生效后，依据法律文书支持委托人的数额，该数额的20%为律师费，在执行款中优先支付。因本案请求数额须乙方先行调查取证后才能确定，故在乙方取得证据并确定请求数额后，若甲方与对方当事人私下达成和解协议或撤诉、导致本案按撤诉处理、造成乙方代理费损失的，应按确定请求数额的20%赔偿受托方代理费（律师费）损失。2018年6月27日，创元所制作了民事起诉状，梅菊翠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铜陵市铜官区解放东村1号、2号楼地下停车库63号停车位使用权归代玉光，由代玉光补偿梅菊翠4万元；2.依法分割夫妻共同存款（以实际查询到的数额为准）。2018年7月3日，法院正式立案受理。2018年7月5日，代理人汪扬扬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要求查询代玉广名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的存款情况。法院出具调查令后，汪扬扬持调查令进行了调查。2018年7月31日，汪扬扬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要求查询代玉广名下徽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的存款情况。法院出具调查令后，汪扬扬持调查令进行了调查。后汪扬扬又在铜陵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了代玉光位于国际华城29栋201号商铺，铜陵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了查询结果证明。2018年7月18日，创元所与梅菊翠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因本案请求数额须乙方先行调查取证后才能确定，故在乙方取得证据并确定请求数额后，若甲方与对方当事人私下达成和解协议或撤诉、导致本案按撤诉处理、造成乙方代理费损失的，应按确定请求数额的20%赔偿受托方代理费（律师费）损失”。现甲乙双方确定就存款部分，甲方的请求数额为5739374.68元，并严格执行以上关于律师代理费约定条款。2018年8月28日，该案在法院开庭，创元所指派汪扬扬、梁志民出庭，庭审中，梅菊翠增加诉讼请求，以已经查明代玉光隐藏夫妻共同财产5742446.57元为由，要求法院判决其中的70%即4019712元分割给梅菊翠。就财产部分，梅菊翠在庭审中除提供了地下车库的产权信息外，又提供了通过法院调查令查询到的银行流水单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单等证据。2018年10月12日，在未与创元所协商的情况下，梅菊翠就该案向法院申请撤诉，法院裁定予以准许。撤诉后，梅菊翠与创元所就该案代理费如何支付进行协商，但双方始终未能协商一致，创元所遂诉至本院。 关于梅菊翠与代玉光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后续情况，庭审中，梅菊翠称其撤诉后又重新起诉，法院判决代玉光支付财产300多万元，案件正在执行中。 关于撤诉原因，庭审中，梅菊翠称其小孩生病，为防止其病情加重，根据小孩的要求，其与代玉光协商撤诉了。 关于创元所是否完全履行了代理义务，庭审中，梅菊翠称其重新起诉后，除提供了原案件通过调查令查询的存款、国债及房产信息外，又查询到了股票几万元及其他房产信息。创元所称梅菊翠要求查询的股票及其他信息查询不到。 关于律师代理费用标准情况，梅菊翠已经支付了创元所3000元，双方均无异议。庭审中，梅菊翠也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创元所要求梅菊翠交纳律师代理费3000元，后告知梅菊翠“存款如果查询分到了，也是要另外收费的”，梅菊翠表示“那肯定会给创元所相关费用的”。 另查明，安徽省司法厅、安徽省物价局于2013年联合发布过《安徽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载明：计件收费的收费方式为：1.不涉及财产关系或争议标的在10万元以下的，每件收取基本代理费1000-8000元；2.涉及10万元以上财产关系的，除收取基本代理费外，另按争议标的大小、分段累计收费，其中，10万元以上-50万元部分（含50万元）4-6%，50万元以上-100万元部分（含100万元）3-5%，100万元以上-500万元部分（含500万元）2-4%，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部分（含1000万元）1-3%，1000万元以上1-2%。风险代理收费：是指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约定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专门的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时限、收费数额或比例。合同中应当载明已告知委托人政府指导价。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本院认为，梅菊翠因与代玉光离婚后财产纠纷，委托创元所代理其进行诉讼，双方签订了相关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和补充协议，双方系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梅菊翠系委托人，创元所系受托人。创元所作为受托人，依据合同约定为梅菊翠办理了委托事宜后，梅菊翠作为委托人，至今未能向创元所付清律师代理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继续履行付款义务。 关于梅菊翠是否应按起诉标的20%向创元所交纳律师代理费的问题。首先，从创元所与梅菊翠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内容来看，双方约定的代理形式实际属于风险代理。从风险代理行为的本质来看，风险代理收费能否实现与委托人的合法利益能否切实得到实现密切相关，因梅菊翠在创元所代理的该案中申请了撤诉，梅菊翠并未因该案取得支持或部分支持其诉讼请求的相关民事判决书或调解书，也没有因该案取得相应的实际利益，创元所更未举证证明梅菊翠存在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形，其要求梅菊翠继续支付风险代理费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其次，从创元所陈述的内容来看，其主张20%的律师代理费损失，主要是依据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于“因本案请求数额须乙方先行调查取证后才能确定，故在乙方取得证据并确定请求数额后，若甲方与对方当事人私下达成和解协议或撤诉、导致本案按撤诉处理、造成乙方代理费损失的，应按确定请求数额的20%赔偿受托方代理费（律师费）损失”的约定，该约定虽有梅菊翠的签字确认，但“若甲方与对方当事人私下达成和解协议或撤诉、导致本案按撤诉处理、造成乙方代理费损失的，应按确定请求数额的20%赔偿受托方代理费（律师费）损失”的约定，该约定创设了委托人梅菊翠的诉讼风险，除非该种约定确实是创元所与梅菊翠事先多次磋商的结果，但就本案实际情况而言，创元所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种约定满足了上述情形，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就上述内容而言，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是法律赋予委托人与受托人的一种权利，当事人均有合同解除权，但解除合同方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向对方进行赔偿，而这种赔偿应当以相对方的实际损失为基础。从创元所与梅菊翠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来看，双方约定的也是赔偿代理费损失，只不过约定的损失标准是请求数额标的的20%。鉴于创元所代理的梅菊翠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系撤诉处理，创元所再依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收取20%的风险代理费不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也违反了公平合理的原则。 关于该案律师代理费的标准问题。创元所与梅菊翠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乙方取得证据并确定请求数额后，若甲方与对方当事人私下达成和解协议或撤诉、导致本案按撤诉处理、造成乙方代理费损失的，应按确定请求数额的20%赔偿受托方代理费（律师费）损失。就其内容来看，如委托人主动撤诉，应当赔偿受托人的相关损失，鉴于创元所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代理梅菊翠案件产生的其他损失，本院认定该案的损失仅仅只是双方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损失，而律师代理费损失应当依据《价格法》及当地的相关标准执行，本院参照2013年《安徽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认定，创元所在代理梅菊翠案件中产生的律师代理费损失最高数额为239181.24元。鉴于创元所为梅菊翠代理的案件以撤诉方式结案且梅菊翠此后又委托他人就该案进行了诉讼并经法院判决，创元所在代理梅菊翠案件时未查询代玉光的其他少量财产，结合创元所后续少量工作未再进行等实际情况，本院按照律师代理费最高标准239181.24元的80%予以确定，梅菊翠在该案中应赔偿创元所律师代理费损失的数额为191344.99元，梅菊翠尚欠创元所律师代理费损失的数额为188344.99元。 关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与补充协议书能否撤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就本案实际情况而言，在梅菊翠主动撤诉的情况下，创元所仍按20%的标准收取风险代理费违反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但合同是否予以撤销，则应当以签订合同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而本案尚无证据表明创元所与梅菊翠在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书时存在合同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 综上所述，创元所要求梅菊翠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但其主张的数额与本院认定的数额不符，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梅菊翠关于其不应按20%的标准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其关于创元所存在欺诈等行为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梅菊翠要求撤销《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的反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创元所关于反诉部分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七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梅菊翠赔偿原告安徽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损失188344.9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安徽创元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梅菊翠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5131元，减半收取计7565.50元，由原告安徽创元律师事务所负担6324.50元，被告梅菊翠负担124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由被告梅菊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国兵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方 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五十七条——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