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53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必军，男，汉族，1995年7月4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商明云，贵州舸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苟青青，贵州舸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遵义市汇川区厦门路天安酒店第二楼整层房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174113804XT。负责人：张家骐，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雄刚，贵州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卢必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3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必军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取得新证据《交通事故责任书》，在该认定书称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报警，无其他目击证人，与上诉人无法取得联系。上诉人认为该《交通事故责任书》模棱两可。案发时，上诉人的手机因车辆侧翻而丢失，当时事故发生地处工人替上诉人报了警，上诉人等待十分钟后打车去医院就诊，并有相关的入院诊疗记录为证。上诉人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只是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之一，并不是唯一证据。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事实来进行综合认定。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未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上诉人在事发后24小时内，到医院就诊，且补办了手机卡，在双方签订的保险条款规定的时间内通知了保险公司，故上诉人尽到了及时告知义务。综上所诉，上诉人认为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平安财保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卢必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安财保公司赔付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88551.2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平安财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贵Ｃ×××**号小型轿车登记在卢必军名下。2018年11月27日，卢必军与平安财保公司签订《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该保险单上被保险人为卢必军，车辆信息为贵Ｃ-×××**号，保险期间：自2018年11月28日00时起至2019年11月27日24时止。承保险种有：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责任限额88551.2元……《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八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第十条：“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第十三条：“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方式处理交通事故的，应当立即通知保险人”。卢必军陈述其驾驶的贵Ｃ×××**号小型轿车于2019年3月7日凌晨一点左右行驶至新蒲高架桥下方路段时，发生车祸，车辆损毁严重，本人也因受伤直接去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治疗，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影像科于3月7日02:46:15作出CT报告单，急诊诊断为：颈椎损伤。卢必军陈述受惊吓过度没有住院治疗，于当天出院，回家休息。征对此次事故，卢必军陈述是让旁边的施工人员帮忙报警的，但交警部门未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庭审中，经原审法院明确要求，卢必军仍未在限期内提交。卢必军同时陈述已就本次事故拨打了平安保险公司官方电话9****，并提供了2019年3月7日15时55分平安财保公司勘察员通过微信与卢必军沟通并发送的信息：您的爱车勘察定损事宜主要由我负责…你的车险理赔还缺以下理赔材料：现场照片，行驶证，驾驶证，交通事故认定书，维修发票……，以此证明已就该事故告知了保险公司。庭审中，保险公司指出，该信息已经距离事故发生将近18个小时，勘察员并不知道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回复信息只是处理交通事故的正常流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卢必军不能提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等无从判断。事故发生后，卢必军亦未及时通知平安财保公司保险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卢必军与平安财保公司双方签订的保单、保险条款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由于卢必军的原因，保险公司未及时得到通知，未能在第一时间到现场了解查明相关情况，无法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等进行判断。而从卢必军提供的车辆受损照片看，即使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发生交通事故时的驾驶人是否有驾驶资格，驾驶人是否酒驾、醉驾，甚至是否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等原因无从查证，此次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而这些事实对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如何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承担保险责任是否享有追偿权等均有重大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因卢必军未举证证明本次事故的原因、性质及损失程度等，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卢必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0元（已依法减半收取），由卢必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卢必军向本院提交了四份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拟证明2019年3月7日上诉人驾驶案涉车辆发生事故，虽然交警部门认为无法确认上诉人是驾驶人的唯一性，但结合一审提交的证据及二审的证据来看，可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确认卢必军是驾驶员；2.卢必军询问笔录，拟证明卢必军驾驶车辆发生事故时因为车辆受损严重，无法熄火，因其害怕车辆爆炸并且其本人受伤严重，无法在凌晨一直等待交警、保险公司到达现场，并且其手机因为事故发生后丢失，从合理上来说，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后先到医院就医是合情合理的；3.两份证人笔录，拟证明事故发生后，车辆受损严重，连旁观群众都因害怕未敢近距离查看，并且叶某2拨打了报警电话，也就是说上诉人虽然离开现场，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因为受伤急需治疗不能等待；4.事故现场照片，拟证明事故发生导致的后果严重，车辆受损也严重，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在人经通知交警的情况下到医院治疗，不应属于被上诉人免责的情形。平安财保公司质证认为，1.对第一份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是这只是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不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而且该证明只是证明了当时上诉人自称发生的交通事故，不能排除是否存在醉驾或毒驾。2.对第二份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上诉人的陈述也不符合生活逻辑，首先其称手机掉了只是其单方面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次，上诉人明确其只是受了点轻微伤，在其打车前往医院的途中可以借用出租车司机的电话用来报警和向保险公司报案。再次，上诉人从医院处理伤情后直接回到家里面后依然未报警或报案。3.对第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言的客观性提出怀疑，首先交通事故发生在2019年3月7日，叶某2既然已经报警了，那么应该有相应的电话记录，做笔录和交通事故均发生在同一天，那么电话记录是可以查证的。其次，叶某2只是看到了车辆翻在道路之下，并没有看到具体的驾驶员，那么对驾驶员是谁以及是否醉驾、毒驾是不清楚的。对出租车司机叶某1的证言的质证意见与对叶某2的质证意见一致。4.对第四份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1.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交警部门并没有就案涉交通事故性质及责任进行认定，且载明无法确认卢必军系本次交通事故车辆驾驶员，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卢必军的证明目的。2.对于交警部门的三份询问笔录，卢必军及目击者被询问笔录内容均不能反映出当时交通事故发生的性质，不能证明卢必军是事故发生时车辆驾驶人员，亦不能排除平安财保公司提出的卢必军可能存在酒驾、毒驾等合理怀疑。因此该证据不能达到卢必军的证明目的。3.对于事故现场照片，该组照片是交警部门的出警记录照片，仅能反映出案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并不能反映出事故性质、原因及责任等，因此不能达到卢必军的证明目的。本院二审查明：遵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新蒲大队2019年5月23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分析结果：1.卢必军自称是该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车辆驾驶人，但在事故发生后，在肇事车辆无法移动的情况下卢必军并未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且现场无其他目击证人，根据卢必军提供的病历资料，卢必军并未达到无法报警的损伤程度，现场勘查结束后，勘查民警通过公安信息系统查询到肇事车辆卢必军的电话，但多次拨打卢必军的电话均处于无人接听状态。2.由于事故发生路段监控设施因故障未使用，未能记录事故发生过程。3.由于事故发生时正在下雨，导致车辆其他客观证据无法收集，且事故车辆未安装车载行车记录仪。所以在本次事故中无法确定卢必军是肇事车辆驾驶人的唯一性。”。另在遵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新蒲大队调查事故过程中询问了两名事故目击证人叶某1和叶某2，二人均陈述是在事故发生之后路过时看见的事故车辆，均未看见车内有驾驶人员，叶某2陈述其打电话报了警。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平安财保公司应否就本案交通事故履行赔付保险金义务。针对该焦点，本院认为，平安财保公司不应履行赔付义务，卢必军要求平安财保公司支付保险金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理由如下：第一，由于卢必军自身在内的多种原因，交警部门未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且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无法确认卢必军就是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车辆驾驶人，因而无法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卢必军并未就此提出行政复议，应视为认可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由于没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等无从判断，该责任应归责于卢必军，不应归责于平安财保公司。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事故发生后，虽然卢必军是在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的48小时内通知保险公司，但是在事故发生近20小时以后，且由于卢必军未及时告知保险公司，致使保险公司未能在第一时间到现场了解查明相关情况，无法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等进行判断。而从卢必军提供的车辆受损照片看，发生了交通事故是事实，但是发生交通事故时的驾驶人是否为卢必军本人，驾驶人是否有驾驶资格，驾驶人是否存在酒驾、醉驾、毒驾，甚至是否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等原因无从查证，此次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而这些事实对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如何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承担保险责任是否享有追偿权等均有重大影响。卢必军称其未及时报险是因为受伤治疗及受惊吓过度，但从卢必军提交的医院诊疗记录看，卢必军受伤情况并不严重且没有住院治疗，其有足够的时间通知保险公司查看现场，卢必军的该诉称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因卢必军未举证证明本次事故的原因、性质及损失程度等，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卢必军要求平安财保公司支付保险金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卢必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0元，由卢必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汝坤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张涛松书记员胡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