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辽01行终10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波，男，196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沈阳市沈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连喜，男，1933年1月31日出生，汉族，沈阳市鼓风机厂退休职工，住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代理人：李洪波（系李连喜之子），男，196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沈阳市沈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房产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 法定代表人：陈杰，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继文，辽宁弘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洪波、李连喜与被上诉人沈阳市房产局拆迁公告违法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105行初29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李连喜、李洪波系父子关系。1999年7月11日沈阳市房产局作出沈房[99]年032号拆迁公告，拆迁人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沈河区城市房屋拆迁办公室对沈河区大南路（街）听雨里、星前里等实施拆迁。搬迁期限自1999年7月11日至1999年8月10止。1999年9月9日前货币安置完毕。1999年9月22日该地区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原告李连喜、李洪波的房屋在拆迁范围，李连喜于1999年7月30日与拆迁人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并于2004年1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书。李洪波爱人就李洪波在拆迁地居住房屋于1999年8月17日与拆迁人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后签订了补充协议书。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对李连喜、李洪波的被拆迁房屋进行了货币补偿安置。现原告以2016年11月得知拆迁公告及拆迁许可证，认为被告作出的拆迁公告（货币补偿）违法等理由，诉讼至本院。 原审认为，一、关于原告请求确认被告作出的拆迁公告（货币补偿）违法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18年2月8日施行）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因被诉拆迁公告于1999年7月11日作出，属于2018年2月8日前上述《解释》施行前的行政行为，故起诉期限适用2000年2月16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原告作为被拆迁人于1999年与拆迁人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原告最迟应当在签订协议时知道被诉的拆迁公告，既便如原告所述是2016年11月才得知拆迁公告及拆迁许可证，至迟应于2018年11月31日前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于2019年7月1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二、关于原告请求撤销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补充协议的主张，因与原告签订该协议的是拆迁人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沈河区城市房屋拆迁办公室作为被委托人虽也在该协议中署名，但系拆迁人的委托，该协议属于原告与拆迁人平等主体间的协议，该协议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三、关于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恢复原告居住房屋原物原貌并赔偿损失的主张，因原告与拆迁人沈阳恒基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已签订了协议，该协议已实际履行，且该协议不属行政案件审查范围，故原告的该项主张亦不符合行政案件受案条件。四、关于原告申请追加沈河区房产局、沈河区城市更新局为本案被告及增加确认沈阳市房产局作出的沈房（1999）032号拆迁公告违法；确认沈河区城市更新局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书违法诉讼请求问题，本院认为：（一）增加诉讼请求问题，因原告申请增加的确认沈阳市房产局作出的沈房（1999）032号拆迁公告违法与原告提起诉讼时的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作出东滨河路棚户区改造“货币安置”决定“越权”违法，系同一行政行为；原告申请增加的确认沈河区城市更新局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书违法与原告提起诉讼时的诉讼请求2.撤销沈阳市沈河区城市更新局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书，系同一请求。故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原诉讼请求相同，不存在增加。（二）追加被告问题，因沈河区房产局、沈河区城市更新局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故原告追加被告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及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洪波、李连喜的起诉。本案诉讼费五十元，退回原告李洪波、李连喜。 上诉人李洪波、李连喜上诉称，2019年7月11日上诉人向皇姑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被上诉人越权作出棚户区改造“货币安置”行政决定违法，原审法院受理并立案。2019年7月22日，原审法院让上诉人作审前笔录，上诉人向法庭递交追加被告申请、增加诉讼请求申请。2019年8月2日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答辩状。2019年8月23日上诉人收到原审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采用审前调查排除上诉人起诉权，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诉请基本事实错误，违反法定审理程序，适用法律错误，驳回上诉人起诉，涉嫌枉法裁判。1、原审法院接收上诉人起诉状，至今未出具书面凭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程序违法，事实清楚。2、原审法院以上诉人追加的被告不适格，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驳回上诉人起诉，违反[法释（2018）1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履行法定告知被告不适格之义务，上诉人并未不同意不能追加被告申请，更不存在[法释（2018）1号]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情形。请求中院调取2019年7月22日上午9点法庭监控录音、录像！3、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超越法律授权作出棚户区改造“货币安置”行政决定不服提起诉讼，而非针对拆迁公告提起诉讼，这是二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审法院故意混淆是非，认定案由及诉讼请求基本事实错误，况且上诉人请求确认拆迁公告违法，是在2019年7月22日审前笔录时增加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违反[法释（2018）1号]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驳回原告起诉，没有法律依据。4、即使上诉人针对拆迁公告提起诉讼，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起诉，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裁定原审法院受理起诉并开庭审理。 被上诉人沈阳市房产局答辩称，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二上诉人在1999年与拆迁人签订了协议，就应知道拆迁许可和拆迁公告这一行政行为，按照二上诉人自述，在2016年11月其也知道了该行为，因此，二上诉人的起诉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此外，二上诉人与拆迁人已达成拆迁协议，并实际履行，对于该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并非行政案件审理范围。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上述理由驳回二上诉人的起诉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其系针对涉案拆迁公告中被上诉人依据《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实行货币安置不服而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的上述诉求系以拆迁公告作为载体，拆迁公告是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故原审法院确定拆迁公告为本案审查客体并无不当。本案中，涉案拆迁公告于1999年7月11日作出，二上诉人于1999年即就涉案地块的补偿问题达成拆迁协议，二上诉人于此时即应当知道涉案拆迁公告，其于2019年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5年的最长起诉期限。即便按上诉人所述，其于2016年通过信息公开方式得知涉案拆迁公告的内容，其于2019年才向法院提起诉讼，亦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杜              娟 审 判 员 张       振       岭 审 判 员 杨              帅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马              乐 书 记 员 管力明本案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