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终653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刘伟占，男，1975年3月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春雨，山东天地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郜淑卫，女，1967年4月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滨，男，196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市北方仓储公司法定代表人，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上诉人刘伟占因与郜淑卫郜淑卫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9）黑0102民初2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伟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春雨，被上诉人郜淑卫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伟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法律关系错误。一、诉讼双方当事人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涉案宾馆设备设施及物品所有权属于王利民。正确认定当事人法律关系及财产权利归属，才能正确判断当事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及请求权是否成立。（一）刘伟占与郜淑卫存在双重法律关系，即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及设备设施物品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租赁兑店协议书》建立法律关系。“兑店”的含义是“出卖”，并非“出租”。就是把自己的生意或者买卖转让给他人，让他人获利，出兑之后就和自己没任何关系了。北方称“出兑”，南方一般习惯叫“转让”。双方当事人通过《租赁兑店协议书》建立了两种法律关系，一是郜淑卫作为出租方，刘伟占作为承租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二是郜淑卫作为出卖人，刘伟占作为买受人的买卖合同关系，标的物是宾馆的设备设施和物品。《租赁兑店协议书》第九条约定，租期截止时，刘伟占对所有房间内的设备、设施和物品拥有完全的处分权，郜淑卫拥有优先选择权，双方协商作价有偿购回。《租赁兑店协议书》约定的2017年、2018年、2019年租金明显高于以后的租金，是因为这三年的租金里包含了兑店费，也就是宾馆设备设施和物品的转让费。在（2019）黑0102民初2426案件中，刘伟占在与王利民的《租赁兑店协议书》将兑店费单列了，在本案《租赁兑店协议书》中没有单列而已。（二）涉案宾馆设备设施及物品的所有权属于王利民。《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刘伟占与郜淑卫早已完成宾馆设备设施的交付，设备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刘伟占；后刘伟占又经郜淑卫同意转让给王利民并已交付，王利民已支付兑店费105万元，兑店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所有权属于王利民。二、郜淑卫及朱文滨、朱贺强行占有涉案宾馆设备设施及物品构成违约、侵权，涉嫌抢劫罪，应移送公安机关。通过上述分析，刘伟占与郜淑卫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租期至2027年10月21日，宾馆内设备设施及物品所有权属于王利民。郜淑卫及朱文滨、朱贺强行占用涉案宾馆行为的法律性质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违约。根据刘伟占与郜淑卫《租赁兑店协议书》约定，租期至2027年10月21日，每年9月22日刘伟占向郜淑卫交付房租。在租赁期未到，2020年交付房租期限未到的2019年4月14日，郜淑卫及朱文滨、朱贺以没有收到2020年的租金为由，强行将王利民清出出春江宾馆，构成违约。（二）侵权。宾馆内设备、设施及物品所有权属于王利民，郜淑卫及朱文滨、朱贺强行占有，构成侵权。（三）涉嫌抢劫罪。根据刘伟占与王利民《租赁兑店协议书》约定，兑店费为105万元，即宾馆内设备设施及物品价值105万元。郜淑卫及朱文滨、朱贺以暴力、胁迫的方式强行占为己有，且数额巨大，已涉嫌抢劫罪。三、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判决解除刘伟占与郜淑卫《租赁兑店协议书》，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因庭审中郜淑卫表示现在已实际占有使用涉案的春江宾馆，刘伟占对该宾馆已不再实际控制，双方的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客观条件，故郜淑卫要求解除双方于2017年10月22日签订的《租赁兑店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合理，予以支持”，并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判决解除《租赁兑店协议书》。该法律适用错误。1.助纣为虐，赋予违约方、侵权方甚至犯罪嫌疑人法定解除权。《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5种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情形，虽然一审判决没有明确适用哪一种情形，但根据“双方的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客观条件”的事实认定，应该是适用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即“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项规定是赋予守约方法定解除权，而不是违约方享有法定解除权。这是对守约方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对违约方的违约行为的制裁。具体到本案中，根据本案一审及一审法院（2019）黑0102民初2426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2019年4月14日，郜淑卫的配偶朱文滨、儿子朱贺强行将王利民清出春江宾馆，该行为不仅严重违约、侵权，而且涉嫌抢劫罪，严重侵犯了刘伟占和王利民的权利，应向刘伟占和王利民承担法律责任，在此情形下，郜淑卫不应享有法定解除权。但一审判决没有对郜淑卫、朱文滨、朱贺的行为做任何法律分析，是刻意规避该行为对裁判结果的影响；一审判决不仅没有让郜淑卫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还让郜淑卫可以正大光明的违约甚至违法犯罪，还可以享有法定解除权进而解除合同。2.欲治其罪，何患无辞，强行为郜淑卫解除合同寻找借口。郜淑卫无论是在起诉状中，还是在庭审中，从未以涉案房屋已被郜淑卫实际占有、合同无法履行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但一审判决为了解除合同，超越了当事人的主张，强行寻找了这个借口。“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本案中一审判决却超越了当事人的主张，强行为郜淑卫解除合同寻找借口。3.故意混淆法律关系，对《租赁兑店协议书》不做细致分析，一刀切的解除。《租赁兑店协议书》包含两种法律关系，退一步讲，即使租赁合同无法履行，但买卖合同出卖人交付义务已履行完毕，依然可以履行，岂能随便解除。四、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刘伟占对补缴的水费、燃气费真实性无异议。但导致该费用发生的原因是郜淑卫没有安装水表、气表，刘伟占对此毫不知情，该笔费用应由郜淑卫承担。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郜淑卫主张在房屋移交之前就安装了水表、气表，应提供相关的证据，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刘伟占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一审判决仅以交接单中“及时交费、办理用气”为由，认定刘伟占对于水表及燃气表的情况是明知的，显属主观臆断。五、郜淑卫不是其起诉所依据的《租赁兑店协议书》合同主体，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应依法驳回其起诉。理由：（一）2018年8月30日，朱贺作为甲方、刘伟占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有四点可以证明郜淑卫不是《租赁兑店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其一，该《协议书》明确“甲乙双方于2017年10月22日签订了《租赁兑店协议书》”，这里所称的《租赁兑店协议书》，正是郜淑卫起诉所依据的《租赁兑店协议书》，案外人朱贺在此确认自己才是该《租赁兑店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其二，该《协议书》约定，“现乙方因健康原因无法继续长期经营，特向甲方申请向第三人王利民另行转租、转兑”，刘伟占向案外人朱贺申请转租、转兑，朱贺同意，证明是否同意转租、转兑的权利属于朱贺，而不是郜淑卫。其三，案外人朱贺特意用手写内容约定了王利民承包的适用期及适用期届满后如何处理，对《租赁兑店协议书》的内容作出了变更。其四，郜淑卫在一审起诉状及庭审辩论中均主张，该转租、转兑没有经过其同意，证明郜淑卫不认可朱贺的上述行为构成代理。（二）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是朱贺，而不是郜淑卫；在2017年10月9日，春江宾馆的发票领用人已经变更为朱贺，春江宾馆的实际经营者已不是郜淑卫。郜淑卫在本案一审中也多次承认经常不在哈尔滨，没时间经营宾馆。（三）在本案以及刘伟占与王利民合同纠纷案件涉及的所有合同文件中，郜淑卫的签字只出现过一次。给王利民发出《解除通知》的不是郜淑卫，在王利民因同一房屋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也不是郜淑卫。上述三点事实可以概括为：朱贺作为春江宾馆的实际经营者，在不是代理郜淑卫的前提下，与刘伟占签订《协议书》，确认自己是《租赁兑店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对转租、转兑做出同意的意思表示，并对《租赁兑店协议书》的内容做出变更；2019年4月14日，朱贺以出租、出兑人的名义，向案外人王利民发出《解除通知》，王利民以朱贺、朱文滨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郜淑卫除了在《租赁兑店协议书》上签字之外，再没有在任何涉案合同文件上签字。前述事实足以证明，郜淑卫根本不是《租赁兑店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即使郜淑卫在《租赁兑店协议书》签订时是合同主体，也通过《协议书》及后期的系列行为，将合同主体变更为朱贺，郜淑卫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其起诉。郜淑卫辩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认定的事实清楚，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同时查清刘伟占的违法、违约的事实，追加判决。刘伟占与郜淑卫签订租赁合同，不到半年刘伟占就违约自动解除协议，见2017年12月31日和2018年1月4日解除书。刘伟占最终口头答应一年到期满后主动撤出，可在剩两个月一年期满时，刘伟占背着郜淑卫在2018年8月20日与王利民签订了租赁对账协议，刘伟占为达到获利的目的，欺骗房主，于2018年8月30日拿着自己早已准备好的三方协议骗房主签字。刘伟占签了十年的租赁合同，支付了一年的租费后，竟把郜淑卫的财产私自卖给了案外人王利民，收的105万元兑店费据为己有，属不当得利。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法律关系正确，只是对刘伟占的违约忽略。郜淑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郜淑卫、刘伟占于2017年10月22日签订的租赁兑店协议书；2.刘伟占支付拖欠的水电费3300元（其中包含矿泉水2000元及预付电费1300元）、税费存款9107元（刘伟占租赁期间郜淑卫预存的费用）；3.刘伟占赔偿租赁期间产生的水费54,172元、燃气费14,688元，合计68,860元（租赁期间额外使用产生的费用，即刘伟占租赁的9楼）；4.刘伟占单方违约退还郜淑卫地下室30,000元租金；5.刘伟占支付违约金415,000元（因2017年被告违约，故应支付2017年租金830,000元的二分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郜淑卫系个体工商户哈尔滨市道里区春江宾馆（以下简称春江宾馆）的经营者。春江宾馆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工部街18号8-9层。该址的房屋所有权人系朱贺。郜淑卫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滨系郜淑卫的配偶，郜淑卫与朱贺系母子关系。2017年10月，郜淑卫、刘伟占签订《租赁兑店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将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十道街22号的春江宾馆及所属半地下室，工部街20号，出租出兑给租用方，由乙方独立、自主进行经营。二、租期拾年（2017年10月22日——2027年10月21日）。三、租金2017年83万元；2018年93万元；2019年83万元；第2020年至2022年，每年54.6万元；第2023年至第2027年，每年56.2万元。交付时间为每年一次性交齐，每年的9月22日为交付时间。四、关于宾馆及其租用场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的责任分担，以签订协议时间为准，之前的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之后的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六、甲方在租期内，不得干涉乙方的自主经营。乙方需要甲方帮助时，甲方应给予协助。乙方在经营期内，如出现另行转租、转兑要经甲方同意。七、甲乙双方要认真履行协议，除不可抗力的原因外，任何一方不得随意解除此协议各条约定。单方违约须承担当年租金的二分之一金额，交付对方。”郜淑卫在甲方处签字，刘伟占在乙方处签字。朱文滨、朱贺、孟祥杰在见证人及担保人处签字。庭审中郜淑卫表示，在与刘伟占交接春江宾馆时委托其配偶朱文滨作为其代理人。在朱文滨与刘伟占交接过程中，因郜淑卫预存了电费及剩余价值2000元的矿泉水，刘伟占在交接时在接收单中对刘伟占欠郜淑卫1300元电费及2000元矿泉水费进行了签字确认。2017年10月28日的刘伟占签字的接收单载明：“1.矿泉水2000多元留给新主人和水电费一起结，锅炉手续转交，及时交气费办理用气。2.水电转交主动交费长期拖欠违约将终止租赁。”2017年11月15日收条载明：“存折号14×××37存款9107元，此存折是扣税存折，接收人孟祥丽。”孟祥丽系刘伟占经营宾馆的经理。2017年11月30日最后交转接项目单载明：“布草费、工人员工薪资、电话、网费，以上款项已全部交接完毕。另外承租人欠的电费、矿泉水费、水费及早算清，超时欠费按违约处理”，朱文滨、孟祥丽在落款处签字确认。2017年12月31日，朱文滨与刘伟占签订协议载明：“刘伟占自动解除地下室租赁协议，之前的一切事宜全部解除，解除协议人：刘伟占。宾馆部分租金叁万元地下室扣租金叁万。宾馆地下室每年付租金减去叁万元地下室租金，交宾馆租金时扣除”，落款处朱文滨签字确认。2018年1月4日，刘伟占出具收条载明：“刘伟占收到2017年至2018年春江宾馆地下室租金叁万元”。2018年9月22日，哈尔滨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水稽查大队给春江宾馆下达约谈通知书。2018年10月9日郜淑卫补缴水费54,172.8元，哈尔滨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发票（号码：00300892，金额：54,172.8元）一张。2019年2月15日，哈尔滨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水稽查大队出具补交水费说明，载明：“2018年9月3日上午，供水稽查大队稽查一中队对春江宾馆进行供水安全检查，经检查发现该宾馆9楼水箱进水管不走计量水表，涉嫌窃水，立即下达约谈通知书，约谈该宾馆负责人。春江宾馆房主郜淑卫委托其长子朱贺全权处理涉嫌窃水一事，经与朱贺协商确认后，按照360天计算补交了水费。出具的补交水费发票号码为00300892，收款金额为54,172.8元。”2018年10月22日，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稽查大队下达燃气用户通知单一份，载明：“春江宾馆请于2018年10月23日上午9时到燃气总公司稽查大队面谈。”2018年10月29日，郜淑卫补缴燃气费14,688元，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发票（号码：95860041，收款金额：146,88元）一张。2019年1月21日，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稽查大队出具补交燃气费说明一份，载明：“2018年10月22日上午，春江宾馆房主郜淑卫来我稽查大队举报，举报租房户刘伟占盗用燃气。我稽查大队辖区二中队随房主郜淑卫来到春江宾馆进行检查，确实存在盗用燃气行为。经过与房主郜淑卫协商后，按照180天计算补交了燃气费，出具的燃气费发票号码为95860041，收款金额为14,688元，由房主郜淑卫代为补缴了燃气费。”2018年8月20日，刘伟占与案外人王利民签订《租赁兑店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将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十道街22号的春江宾馆，出租出兑给租用方，由乙方独立自主进行经营。转让费人民币壹佰零五万元整。二、租期玖年（2018年10月22日—2027年10月21日）”2018年8月30日案外人朱贺与刘伟占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甲乙双方于2017年10月22日签订了《租赁兑店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十道街22号的春江宾馆出租、出兑给乙方，由乙方独立自主经营。租赁期自2017年10月22日—2027年10月21日止，租金每年9月22日向甲方一次性交齐。现乙方因健康原因无法继续长期经营，特向甲方申请向第三人王利民另行转租、转兑，并保证该接受转租、转兑的第三人王利民在剩余租赁期间继续承担《租赁兑店协议书》约定的各项义务，和享有的权利。第三人承包春江宾馆适用期壹年，如在适用期间未按宾馆管理要求经营，甲方将终止协议，由乙方继续经营，如合格重新签订拾年承包合同，按原合同执行，2018年8月30日正式交接”，朱贺在甲方处，刘伟占在乙方处，王利民在空白处均签字确认。2018年9月11日，哈尔滨市北方仓储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与案外人王利民签订《租赁兑店协议》，约定涉案的春江宾馆出租出兑给案外人王利民，朱文滨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朱贺作为代理人在落款处签字确认。2019年4月14日，朱文滨、朱贺出具《解除合同》，载明：“2019年4月14日王利民和张淑梅迁出春江宾馆，如给王利民和张淑梅造成损失由朱文滨、朱贺负全责，如王利民和张淑梅给春江宾馆造成损失二人负全责”，朱文滨、朱贺在执笔人处签字。另查明，春江宾馆在由郜淑卫交接给刘伟占时，只有8楼有水表，9楼没有安装水表。燃气管道有三根，只有一根有安装燃气表，另外两根没有安装。郜淑卫于2018年10月9日补缴的水费系由于9楼没有安装水表涉嫌窃水所导致的，按照360天标准计算的，即补缴的是2017年10月10日起至2018年10月9日的水费。郜淑卫于2018年10月29日补缴的燃气费也是由于盗用燃气而按照180天计算补缴的，即补缴的是自2018年5月3日起至2018年10月29日止的燃气费。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2019年4月14日是由案外人王利民经营春江宾馆。一审法院认为，郜淑卫、刘伟占签订的租赁兑店协议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郜淑卫对于刘伟占将春江宾馆转兑转租给案外人王利民是否知情。因郜淑卫与朱文滨、朱贺具有亲属关系，且本案中租赁兑店协议签订时，朱文滨、朱贺均在场。在郜淑卫与刘伟占交接宾馆时，也是由朱文滨作为其代理人进行签字等事宜。且2018年8月30日朱贺与刘伟占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约定由刘伟占将春江宾馆转租转兑给王利民，朱贺对此进行了签字确认。朱贺作为郜淑卫的儿子，与郜淑卫的关系甚是紧密，郜淑卫主张对刘伟占转租转兑一事不知情有违常理。2018年9月11日朱文滨、朱贺与王利民签订的《租赁兑店协议》的这一行为，明显表明其二人对转租事实是知情的，故对于郜淑卫主张对刘伟占转租转兑不知情的说法，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因庭审中郜淑卫表示现在已实际占有使用涉案的春江宾馆，刘伟占对该宾馆已经不再实际控制，双方的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客观条件，故郜淑卫要求解除双方于2017年10月22日签订的《租赁兑店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合理，予以支持。因郜淑卫、刘伟占交接宾馆时对于电费、矿泉水的价值及税费均有字据为证，刘伟占庭审中辩称上述费用已经给付完毕，给付对象是朱贺，但因刘伟占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其答辩主张，故对于郜淑卫要求刘伟占支付拖欠水电费3300元及税费存款9107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因郜淑卫、刘伟占庭审中陈述刘伟占经营宾馆期间所产生的水费、燃气费由刘伟占承担。刘伟占辩称一直按时缴纳水费、燃气费。但本案中郜淑卫要求刘伟占支付的水费及燃气费系经过哈尔滨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约谈后补缴的涉嫌窃水、盗气的费用。且郜淑卫、刘伟占于2017年10月28日交接单中，载明：“及时交气费、办理用气”，对此应认定刘伟占对于水表及燃气表的安装情况是知情的，刘伟占辩称自2018年8月20日后春江宾馆由案外人王利民经营，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郜淑卫只与刘伟占签订了租赁兑店协议，故郜淑卫根据协议约定要求刘伟占给付其经营期间产生的水费、燃气费的诉讼请求理由合理，予以支持。郜淑卫要求刘伟占退还地下室3万元租金的请求，因朱文滨作为郜淑卫的代理人在2017年12月31日及2018年1月4日与刘伟占签订的补充协议及确认单中已经对地下室部分解除了租兑关系，且涉及地下室部分的租金3万元也已经退还给刘伟占。郜淑卫、刘伟占对于地下室部分解除租兑关系已经履行完毕，且郜淑卫无证据证明签字及退还3万元租金系其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故对于郜淑卫要求刘伟占退还地下室租金3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郜淑卫主张因刘伟占转租转兑给案外人王利民的行为郜淑卫不知情，刘伟占构成单方违约，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郜淑卫对于刘伟占转租转兑的行为是知情的，且在郜淑卫知情后并未对刘伟占转租转兑表示不同意，而是默许了这种转租转兑行为，故郜淑卫要求刘伟占给付违约金的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一、解除郜淑卫与刘伟占于2017年10月22日签订的租赁兑店协议书；二、刘伟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郜淑卫拖欠的矿泉水费2000元、预付电费1300元及税费存款9107元；三、刘伟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郜淑卫因租赁期间产生的水费54,172元、燃气费14,688元，合计68,860元；四、驳回郜淑卫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刘伟占提交2017年10月9日春江宾馆变更税务登记表。拟证明：在涉案的租赁兑店协议书签订之前，春江宾馆的实际经营者不是郜淑卫，而是朱贺。郜淑卫质证意见：郜淑卫与刘伟占签订案涉合同后，为经营方便，将春江宾馆的印章及郜淑卫名章都交给了刘伟占。只能证明税务登记的变更，不能证明本案主体问题。本院认证意见：因企业发票领用人的变更，不能直接产生企业对外合同主体变更的法律效果，故该证据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郜淑卫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对郜淑卫、刘伟占间租赁兑店协议效力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基于郜淑卫与朱文滨、朱贺间的亲属关系，确认郜淑卫对案涉租赁物转租转兑知情正确，同时确认郜淑卫为本案诉讼主体并无不当。本案诉讼中，刘伟占明确其与王利民间就案涉租赁物是转租转兑法律关系，且该法律关系的确认与案涉合同约定的内容相符，故本院对上述当事人间的转租转兑法律关系予以确认。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刘伟占应当按照其与郜淑卫间的合同约定履行交纳租金的义务。虽然刘伟占主张王利民代其交纳了部分合同约定的租金，但郜淑卫对此不予认可，故刘伟占仍应承担其与郜淑卫间合同约定的给付租金义务。刘伟占未按该约定履行义务，郜淑卫以此为由请求解除案涉协议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对此确认正确，刘伟占的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关于水费、燃气费的承担问题。郜淑卫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相关部门收取的费用系在刘伟占经营期间发生的，依据双方协议约定，该费用应由刘伟占承担。刘伟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相关部门收取的费用不当，故其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综上所述，刘伟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2元，由上诉人刘伟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思东审判员  梁红玉审判员  宋 凯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法官助理白恩奇书记员于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