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民终20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199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男，197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李某1之父。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某，女，196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李某1之母。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利华，山东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海霞，山东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男，199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瑞沛，山东莘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李某2、汤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3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2民初1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返还被上诉人彩礼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如下：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给付三上诉人彩礼128000元，明显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数额认定错误。1、在一审中，李某1对收了被上诉人三万元认可，但该款项是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用于购买三金、其他生活用品、改口费的礼兜，不能认定为彩礼；2、被上诉人所说又给李某2、汤某90000元，不予认可，李某2、汤某没有收取该彩礼，理由：只有一名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李某4证明了给李某2、汤某90000元，但该证人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当时也没有见钱，只是说把一兜放在上诉人家中缝纫机上了，且其书面证言和出庭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另一证人孙月先也只是听说此事。从法律上讲，一名证人属于孤证，不能直接印证自己的观点，证据不足，所以原审就此认定三上诉人收了128000元，明显违背事实，不能体现公平原则，侵犯上诉人权益。其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时，上诉人做了如下补充：李某3在一审立案时提交了证人李某4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该份说明上面的内容和下面的落款姓名及日期明显非一人所写，因李某4和李某3系同村村民，不能排除系李某3和李某4庭前串通试图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李某3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因与李某1订婚，2018年正月20日，答辩人将31800元交给了媒人，由媒人交给女方。2018年6月下旬，答辩人带媒人到李某1家，经媒人手交给李某2及汤某90000元，以上两次共计121800元。上述事实由媒人李某4及孙月先的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在一审庭审中，三上诉人均认可李某4及孙月先是媒人，而给付彩礼情况只有媒人最为了解、清楚，一审法院采信媒人的证人证言，认定答辩人给付彩礼121800元，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因答辩人与李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判决三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彩礼7万元，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李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彩礼1218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2017年7月认识，2018年农历正月20日订婚，2018年9月15日举办结婚仪式开始同居生活。2019年3月20日，原被告因琐事生气后分居至今。原被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8年农历正月20日原被告订婚时，原告通过媒人孙月先交付李某1彩礼31800元；2018年6月下旬，原告通过媒人李某4交付李某2、汤某彩礼90000元。被告李某1陪嫁物品在原告处的有：TCL-55液晶电视机一台、TG100-1431洗衣机一台、BCD-216冰箱一台、123沙发一套、电视柜一个、餐桌一个、椅子四把、茶几一件、立柜两件、梳妆台一件、挂衣架一个、红色皮箱一件、床单六床、夏凉被两个、四件套两个、枕头一对、羽绒服四件、鞋七双、毛呢褂两件、化妆品一套、工作记录本两本、上衣工装一件、女士包两个、毛衣四件、毛领外套一件、裤子八条。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原告按习俗给付被告彩礼款是以与被告李某1结婚共同生活为目的。本案中，原告给付被告彩礼款121800元，但原告与被告李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属于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婚约不受法律保护，原告要求返还彩礼符合上述规定。鉴于原告与被告李某1已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彩礼由三被告收取，故法院酌定由三被告返还原告彩礼70000元。被告陪嫁属被告婚前个人财产，原告应予返还。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某1、李某2、汤某返还原告李某3彩礼款70000元；二、原告李某3返还被告李某1陪嫁TCL-55液晶电视机一台、TG100-1431洗衣机一台、BCD-216冰箱一台、123沙发一套、电视柜一个、餐桌一个、椅子四把、茶几一件、立柜两件、梳妆台一件、挂衣架一个、红色皮箱一件、床单六床、夏凉被两个、四件套两个、枕头一对、羽绒服四件、鞋七双、毛呢褂两件、化妆品一套、工作记录本两本、上衣工装一件、女士包两个、毛衣四件、毛领外套一件、裤子八条。三、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以上一、二项待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2736元，减半收取计1368元，由原告李某3负担593元，被告李某1、李某2、汤某负担775元；财产保全费1129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查明：李某1、李某32017年7月认识，2018年农历正月20日订婚，2018年9月15日举办结婚仪式开始同居生活。2019年3月20日，双方因琐事生气后分居至今。李某1、李某3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8年农历正月20日双方订婚时，李某3通过媒人孙月先交付李某1现金31800元；李某1称此款项是用于购买三金、其他生活用品、改口费的费用，而非彩礼。在本案中，李某3未有按照习俗给付李某1“三金”实物、衣物的事实，并且李某1在一审中提交了购买“三金”花费21059元的证据，应认定李某1以该款项购买了“三金”及衣物等其他生活用品，属于李某3对李某1的赠与。2018年6月下旬，李某3通过媒人李某4交付李某2、汤某彩礼90000元。李某1陪嫁物品在李某3处的有：TCL-55液晶电视机一台、TG100-1431洗衣机一台、BCD-216冰箱一台、123沙发一套、电视柜一个、餐桌一个、椅子四把、茶几一件、立柜两件、梳妆台一件、挂衣架一个、红色皮箱一件、床单六床、夏凉被两个、四件套两个、枕头一对、羽绒服四件、鞋七双、毛呢褂两件、化妆品一套、工作记录本两本、上衣工装一件、女士包两个、毛衣四件、毛领外套一件、裤子八条。本院认为：根据婚约习俗，男方向女方给付彩礼一般均有媒人在场或经手，媒人系除男、女双方亲属之外知晓彩礼数额的关键人员。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关于彩礼数额一般均无直接的书证予以证明，除当事人陈述之外，仅有媒人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彩礼数额的事实。在本案中，李某4作为参与给付9万元彩礼的媒人，其证言即具备一定的客观性，结合目前当地彩礼数额的现状，一审认定李某3向李某1父母交付了9万元彩礼，并无不当。三上诉人称未收到该9万元彩礼，本院不予采信。关于2018年正月20日李某3向李某1给付的31800元款项，李某1以该款项购买了“三金”及衣物等其他生活用品，属于李某3对李某1的赠与，一审将该31800元认定为彩礼，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另外，根据婚约习俗，女方收取男方的彩礼后，一般用其中的一部分购买嫁妆，再送至男方处以用于婚后生活。在本案中，根据李某1一方提交的证据，其购买家具、家电作为嫁妆的花费即达42986元。该家具、家电连同床上用品、李某1的部分衣物等现均在李某3家中。其中，家具、家电及部分床上用品均对男女双方具有一定的特定意义，在双方婚约解除后，该部分财物价值便明显低于原来的购买价值。一审根据男方向女方返还陪嫁物品的相关规定判决李某3将上述嫁妆返还给李某1，虽无不当，但在确定李某1向李某3返还彩礼的数额时，应予以考量。另外，李某3与李某1已按农村风俗举行了婚礼，且共同生活了半年有余，对于婚约的解除，双方当事人均未证明对方存在过错。综合上述因素，本院确定李某1、李某2、汤某向李某3返还彩礼款40000元。综上所述，李某1、李某2、汤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2民初18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撤销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2民初18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李某1、李某2、汤某于收到本判决书次日起十日内给付李某3彩礼款40000元；驳回当事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36元，减半收取1368元，由李某3负担918元，李某1、李某2、汤某负担450元；财产保全费1129元，由李某3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36元，李某3负担1836元，李某1、李某2、汤某负担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久强审判员  石 鑫审判员  孔繁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马征书记员王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