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05民终29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从高，男，195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秭归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士培，男，196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秭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大海，男，195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秭归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秭归县郭家坝镇文化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秭归县郭家坝镇文化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205277308626221。法定代表人：屈万俊，系该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军，秭归县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邓从高因与被上诉人孙士培、秭归县郭家坝镇文化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化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2019）鄂0527民初100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从高上诉请求：撤销（2019）鄂0527民初1006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为：1.邓从高于2017年2月6日经文化村委会流转本组鲁佳才1059号土地约2亩，柑橘树约115棵，每棵单价280元，合计人民币32200元。2017年4月，经政府实地仪器调查该土地面积1.78亩，并于2017年9月13日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地块坐标示意图。坐落四界清楚，邓从高与孙士培的界培长50米左右，高约2.5米左右，孙士培的槽里田块在邓从高的南边大坎上，孙士培的护培于2017年3月垮塌长约5米的一个切口，东西面的护培依然存在，垮塌在邓从高的承包地内，孙士培并不恢复原状，上滩下坐，左右开挖，并于2018年3月21日移栽三棵柑橘树在邓从高承包地内，因农忙，先礼后兵，邓从高于2018年4月7日到孙士培家和谈，约定滩坎上的两棵树及过界120公分的一棵树由邓从高管理，邓从高当面付孙士培苗木费及栽树工资100元。孙士培在2018年4月9日上午八时在孙大海的煽动下反悔和谈方案，反而向西面侵占邓从高原有柑橘树3棵，于2018年5月21日继续向下侵占邓从高柑橘树5棵，共侵占8棵，剥皮7棵，没有按技术操作，致使每棵减少收入30元，合计造成损失210元，纯属侵权行为。2018年9月12日晚，孙士培电话威胁邓从高，要邓从高将孙士培侵占的8棵柑橘树及地块妥协让出，邓从高不让，当日晚邓从高的柑橘果被剪落在地上500斤以上，造成经济损失1200元。2019年3月14日，孙士培将邓从高的8棵柑橘树的挂果母枝剪掉60%以上，造成经济损失600元以上，邓从高为寻求法律保护，造成误工、交通、打印费用3149元。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159元。2.仲裁委办案人员查看现场调查工作细致，庭审程序合法，一事同仁，审判长问话不搞单挑。在要下达裁决书之前，遭受孙士培保护伞的干扰，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全文中断章取义，单挑对邓从高的不利言词，孙士培的证人屈某出庭证言的真实性没有记录在案，请详查庭审录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轻信口供，不重证据，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应付形式，走过场，对当事人态度不同，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轻信口供，凭空虚构，认定本案纠纷不属于民事纠纷，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邓从高维修护培，恢复原状，退出侵占邓从高的合法承包地，并赔偿邓从高的直接经济损失5159元。孙士培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诉求。本案上诉人邓从高与被上诉人孙士培的涉及小地名“生田”的土地经营权的确权纠纷，邓从高先后两次诉诸秭归县人民法院受理后开庭审理，均下达了“驳回原告（本案上诉人）诉求”的裁决书。2018年7月2日，法院第一次就本案事实审理后驳回了邓从高的诉请。随后，邓从高遂向秭归县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局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后仍然否决了邓从高的不合理诉请，下达了裁决书。但邓从高不顾案件基本事实，不尊重法律，再次就本案同一事实向秭归县人民法院起诉，法庭开庭审理后再次驳回其诉请。上述三次裁定均属同一案件的裁决，事实清楚，佐证材料充分且合法有效，适用法律与程序均正确。二、此案属农村土地确权纠纷，属人民政府的管辖范围，请二审人民法院支持人民政府及所属村委会依法履职。主要事实与理由：案涉争议地是孙士培经营多年的一块柑橘园，在本次农村土地确权以前其权属清楚，属于孙士培。现在邓从高故意隐瞒实情，并自作聪明的想假以事实忽弄法庭，通过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本次农村土地确权时，邓从高趁孙士培在外务工、不能到达土地确权现场指界之机，故意错误的把孙士培的这块柑橘园指界为自己名下，误导没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外籍测绘公司工作人员，错误的把孙士培经营多年的小地名“生田”这块土地填上了邓从高的证件。孙士培回家发现这一错误后就向文化村委会、郭家坝人民政府农村土地确权办公室提出纠错申请，郭家坝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确权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文化村委会派人到现场勘察，向知情的群众调查取证，查阅相关的历史档案，现查明这块争议地是“属于文化村委会的闲散卯头地，土地附着物柑橘树属于孙士培所有”，这是铁的事实，与邓从高没有丝毫关系，目前所有工作正在进行中，即将重新核发证件结案。然邓从高自知理亏，有意回避郭家坝镇政府和文化村委会的纠错程序，趁纠错勘误期间另辟途径，自作聪明的掩盖事实真相，虚拟事实的三番五次向法院起诉、上诉，扰乱视听，自以为法院和县土地经营管理局仲裁委员会对情况不清，可以浑水摸鱼,以达到其侵占他人柑橘园的非法目的。村委会经查明，邓从高争议的这块土地自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就是孙士培一方在经营（农民自家责任田边上的卯头荒地是谁开发谁经营，当时是农村土地包干到户时的农村政策和当地村委会对类似卯头土地处理的通常惯例），这块卯头地与同组村民鲁佳尧的责任田（生田）共界，期间，村民孙大海及以前三个人共计四人先后都租种经营过鲁佳尧这块与孙士培共边界的土地，但从无争议。鲁佳尧死后，2016年，其弟鲁佳才将这块共边界的田转让给邓从高（实际上是货币化非法买卖），从此发生争界纠纷。综上有证人证实，相关证据链提供在卷佐证，与事实相符，请法庭审理时查阅并采信。文化村委会答辩称：1.文化村委会不是本案适格的第三人，因为邓从高的诉请与文化村委会无关，文化村委会在本案中没有权利义务关系。2.本案诉争的土地系本村二组村民鲁佳才于2017年2月6日转让给邓从高承包经营，并经村委会同意。3.邓从高的土地南边与孙士培土地的北面发生界址争议，该界址应以2017年全县土地确权实测面积和四界坐标图为准，如果实测面积及四界超过了鲁佳才原土地承包经营范围，侵犯了孙士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话，孙士培应以文化村委会与邓从高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部分无效为由，请求撤销邓从高与文化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及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由文化村委会再据实发包。如果实测面积及四界没有超出鲁佳才原土地承包经营范围，则孙士培应当停止侵害，排除邓从高对案涉土地的耕种妨碍。邓从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邓从高持有的鄂（2017）秭归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046号证有效，其中地块代码为4205271062140201059号的土地归邓从高经营管理，并判令孙士培维修护培，恢复原状，退出侵占邓从高的承包地，赔偿邓从高经济损失4559元；2.由孙士培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孙士培在其承包经营的“槽里”地块北面培坎坍塌下来的地上移栽3棵柑桔树，邓从高为此提出异议，孙士培认为栽种3株柑桔树的土地及另外上下8株树的土地已经确权登记在其承包经营权证的地块“生田”中，而孙士培认为邓从高经营权证“生田”地块中部分土地及柑桔树系孙士培长期耕种经营，双方发生争议，经文化村委会调解无果，邓从高于2018年6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孙士培撤出侵占的承包地，退还协商时邓从高付给孙士培的100元现金，并赔偿经济损失210元。该院（2018）鄂0527民初8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邓从高的起诉，理由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民事案件。邓从高从2017年2月起受让鲁佳才“生田”地块至今，孙士培对邓从高受让的土地范围即11棵柑桔树及相应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界址及其权属发生争议，应向负责实施政策的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此类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邓从高在起诉被驳回后向秭归县财政局郭家坝农村经营管理站申请解决，未得结果时，又向秭归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裁决，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裁决书，认为：文化村委会在2017年2月6日审核批准邓从高与鲁佳才《承包土地转让登记协议书》时，没有对照1998年二轮延包合同和2005年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合同审查土地权属来源，把承包地“生田”四至包含争议地块当作鲁佳才的承包地进行了转让，在土地确权外业测绘时，没有认真组织当时划田的老代表和相邻地块权利人等共同下田指界确认，导致把非承包地“卯头”错误地确权登记在邓从高名下，理应予以纠正，遂裁决：驳回邓从高的仲裁请求；文化村委会应按照秭归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收回已颁发给邓从高、孙士培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纠正地块错误信息后，与邓从高、孙士培重新签订承包合同，重新颁证。把双方争议田块确权登记为集体机动地，作为村组集体资源性资产进行管理。邓从高对该仲裁裁决书不服，遂于2019年6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处。一审同时认定：邓从高受让的村民鲁佳才的“生田”地块来源于鲁佳才的胞兄鲁佳尧，其南面与孙士培承包经营的“槽里”地块的北面呈上下坡度相邻。1998年鲁佳尧与文化村委会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中“生田地”面积0.65亩，四至中南至“培坎”，1998年孙士培与文化村委会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中“槽地”面积4.43亩，四至中北至“孙士河田”。2005年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合同时鲁佳尧与文化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生田”地块面积1.3亩，四至中南至“培坎”，2005年孙士培与文化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槽里”面积2.28亩，四至中北至“培”。2016年3月3日，鲁佳尧与鲁佳才签订土地转让登记协议，将其中“生田”地块转让给鲁佳才。2017年2月6日，鲁佳才与邓从高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约定鲁佳才将小地名“生田”的土地及附属物转让给邓从高，土地面积约2亩，柑桔树115棵，转让价格30000元，土地四界由鲁佳才组织相关人员现场确认，双方当日共同到文化村委会进行书面申请转让登记，明确转让地块名称“生田”，面积1.3亩，四至为：东山林边、南孙士培田培坎、西孙大海田边、北培坎，并明确“在这次确权颁证中，申请以转让后的地块进行登记确权，不行反悔”。2017年6月11日，邓从高与文化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其中承包地块“生田”的四至记载为：东至田坎、南至孙士培田界、西至孙大元田界、北至田坎，原合同面积1.3亩，确权实测面积1.78亩，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随后邓从高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7年6月10日，孙士培与文化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其中承包的“槽里”地块四至中北至“邓从高田界”。孙大海系孙士培的叔父，曾于2005年左右耕种鲁佳才三兄弟的承包地并在地上种植柑桔树。2015年鲁佳才从外地回来要求收回土地。2016年5月4日，孙大海与鲁佳才签订《协议书》，约定孙大海种植鲁佳才“生田”的柑桔园由孙大海付给鲁佳才5000元，孙大海定植、培管的180株柑桔树折算后给孙大海76棵柑桔树及其所占范围内的土地等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邓从高、孙士培于2017年与文化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邓从高“生田”地块南面与孙士培“槽里”地块北面交界。但自1998年来“生田”南面界址先后表述为“田坎”、“田坎”、“孙士培田培坎”、“孙士培田界”，而“槽里”北面界址先后表述为“孙士河田”、“培”、“邓从高田界”。孙士培自2017年2月邓从高受让鲁佳才的“生田”地块后即与邓从高就“生田”地块内11株柑桔树及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界址及权属发生争议。邓从高认为其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生田”南面所接“孙士培田界”即为2.5米高的培坎根，孙士培认为其经营的“槽里”田与邓从高“生田”之间共有大、小三道培坎，双方土地实际不接界，中间系孙士培父辈开集体荒地“卯头”耕种、后种上柑桔树经营至今，双方因使用权发生争议后邓从高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院（2018）鄂0527民初899号民事裁定认为邓从高因未实际取得承包经营权与孙士培发生的纠纷不属于民事案件，应向负责实施政策的相关行政机关提出，从而裁定驳回了邓从高的起诉。邓从高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过程中又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该院起诉。该院认为，秭归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是独立的仲裁机构，其仲裁结论不能视为相关行政机关的处理意见，在邓从高起诉后，仲裁裁决即不发生法律效力。孙士培虽然已经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并非取决于政府是否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登记行为，而是取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案涉土地从1998年、2005年、2017年的承包合同中可看出关于邓从高“生田”地块的南面界址与孙士培“槽里”地块的北面界址记载有一定的变化，而秭归县开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以现有承包台账、合同、登记簿、证书为依据确认承包地归属，解决好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是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进一步完善而非推倒重来、重新发包。本案邓从高、孙士培几次承包合同有关案涉争议之地的四至的界线表述不完全一致，邓从高、孙士培对相邻的界址位置及涉案土地经营权有争议，该争议应属权属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双方应借本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之际，先由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另关于邓从高请求中涉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确认问题，应由原发证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综上，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邓从高的起诉。邓从高已预交受理费40元，予以退回。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根据案涉双方陈述及在案证据显示，1998年、2005年、2017年的承包合同中对于诉争土地中邓从高“生田”地块南面界址与孙士培“槽里”地块北面界址的记载均存在着一定的变化，诉争土地的权属双方亦存在争议，诉争土地发包方文化村委会也表示界址要以实测面积及四界坐标图为准。权属的明确是认定是否构成侵权的前提和基础，现在涉案双方对诉争土地的界址及权属均存在争议，故，邓从高所提侵权之诉，实为土地使用权属争议，双方可待权属明确后再提侵权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因此，邓从高与孙士培应就诉争土地的权属提请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闫玲玲审判员  张 灿审判员  胡建华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郑宇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