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25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凤英，女，197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永波，邹城钢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瑾，女，198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原审被告：邢兴，男，196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振旺，邹城钢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唐德华，女，1968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瑾，女，1989年11月12日出生，系唐德华之女。 上诉人孙凤英因与被上诉人张瑾、原审被告邢兴、原审第三人唐德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4民初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凤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张瑾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及案件代理费、交通费由张瑾承担。事实及理由：1.张瑾主张案涉债权系从其母亲唐德华处受让得来，唐德华虽与邢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是邢兴单方面向唐德华出具的三张巨额债权凭证孙凤英并不知情，且孙凤英对此未进行事后追认，该借款亦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孙凤英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张瑾自始至终没有表达清楚本案债权的合法来源；3.邢兴使用孙凤英的银行卡给任何人支付款项的行为并不代表银行卡的相对方就与孙凤英存在必然的民间借贷关系；4.孙凤英去别人家的目的是替邢兴讨账，这种行为并不等于承认唐德华与孙凤英二者之间就必然存在债权债务往来；5.孙凤英从未参与邹城市运起经贸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与商业活动，仅作为监事身份进行了工商登记，其不应当为公司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且张瑾无证据证明孙凤英参与过民间借贷活动；6.孙凤英与邢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邢兴承包邹城市岗山宾馆，有稳定收入供家庭开支，张瑾所称孙凤英与邢兴以放贷为生不是事实；7.孙凤英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在临开庭前被驳回，孙凤英失去救济机会，一审法院程序不合法。 张瑾辩称：1.张瑾系合法受让唐德华对邢兴享有的债权，债务人邢兴、孙凤英知晓该债权转让，并由邢兴作为代表直接向张瑾出具借条；并且张瑾向邢兴、孙凤英提起诉讼，二人亦签收本案起诉状副本、出席庭审，已起到了债权转让通知的效果；2.孙凤英于2015年使用其自身银行卡向张瑾一方支付利息13万元、并在张瑾催告后带领其债权人等去往他处要债行为，已明确表示其知晓案涉借款的存在，并自愿偿还借款及利息，表明邢兴、孙凤英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应当认定案涉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3.邢兴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邹城市运起经贸有限公司，孙凤英系该公司监事，原经营范围包含“投资咨询及经济信息咨询”，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张瑾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认为该公司系其夫妻共同经营、经营的主要内容为吸收存款并放贷予他人；张瑾在一审中提交了包含出借人为孙凤英并带有该公司名称及字号的借据也证明了孙凤英实际参与了该公司经营；4.孙凤英所称邢兴经营宾馆以供应家庭开支，但孙凤英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5.本案首先由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充分保证了孙凤英及邢兴的诉讼权利，并且案件的实体审理并不影响孙凤英权利的行使，其未行使系孙凤英对自身权利的放弃、自主处分，不能因此归责于法院；6.本案中邢兴在与唐德华的通话录音中明确表示案涉借款用于放贷赚取利差，虽然孙凤英及邢兴多次辩称孙凤英系家庭妇女，但在孙凤英名下却有多处房屋、车辆及数额巨大的保险金，也足以证明她实际分享了案涉借款产生的收益，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案涉借款更应系其夫妻共同债务。 邢兴述称：1.邢兴与张瑾根本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更不认可案涉借条是债权转让，一审未查明借款的实际数额以及借款事实；2.本案中邢兴于2017年8月1日向张瑾之母书写欠条47万元，于2017年8月10日向张瑾之母书写欠条16万元，这二份欠条是在唐德华的要挟强迫之下写的，而邢兴与本案张瑾之间既不是债权转让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借贷关系；3.从2014年2月份至2018年8月份期间邢兴转账给张瑾的265500元，在唐德华诉邢兴、孙凤英民间借贷一案中，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在一审中认为是张瑾与邢兴之间存在金钱往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对邢兴给付张瑾的这265500元也没有进行认定，但是在一审审理中张瑾对该款项已认可，应依法返还，邢兴保留诉讼的权利；4.一审法院对不存在真实借贷的虚假诉讼判决邢兴偿还，并且判令邢兴前妻孙凤英承担夫妻共同债务，适用法律错误，邢兴在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业务包括借款，孙凤英从未参与，也从未在借据上签字，邢兴及前妻孙凤英一直共同经营邹城市钢山宾馆，该收入用于家庭生活开支。 唐德华的述称意见与张瑾的答辩意见一致，并述称孙凤英及邢兴的陈述都不属实。 张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邢兴、孙凤英偿还借款本金63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即自2018年8月21日起直至本金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2.判令邢兴、孙凤英承担张瑾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邢兴与孙凤英本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5年登记结婚但于2018年7月11日离婚。1998年，张瑾母亲唐德华因工作调动进入山东省邹城市钢山宾馆工作。邢兴、孙凤英二人当时在钢山宾馆开设洗衣店，双方据此认识，之后两家关系一直不错。2004年年底，邢兴承包了钢山宾馆的经营权，并聘用唐德华为宾馆的财务人员。2005年至2017年期间，邢兴先后多次从唐德华处借款并出具了多张借据，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率按月利率1.5%计算且每三个月结一次息。需说明的是，因邢兴并未按时足额支付利息，双方存在将未结清的利息计入后期本金的情况，邢兴据此也多次向唐德华更换借据。另说明的是，唐德华与邢兴于2015年左右协议将其中一笔借款16万元借款债权转给唐德华之女张瑾（注：张瑾当时并不在场），邢兴据此还向唐德华出具了载明有出借人为张瑾的借据。此后，该笔16万元借款的借据几经更换，并最终在2017年8月10日由邢兴向唐德华出具了案涉载明借款金额为16万元的借据。2017年8月，邢兴作为借款人还向唐德华出具了载明出借人为唐德华、借款金额为147万元的借据。就该借据所指向的借款债权，邢兴与唐德华于2018年6月一致同意将其中47万元的债权转让给张瑾（注：张瑾当时并不在场），并由唐德华继续对邢兴享有剩余100万元的借款债权。邢兴据此向唐德华出具了两张借据代替原147万元借据，其中一张借据载明的借款日期为2017年8月1日、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出借人为唐德华，另一张借据的则载明借款日期为2017年8月1日、借款金额为47万元、出借人为张瑾并约定于2017年11月1日归还。关于借款本金，唐德华称实际向邢兴交付的借款数额为100万元左右，交付方式包括现金和转账。邢兴自认只收到唐德华交付的822000元，包括案外人乔培栋于2012年10月代唐德华转入的26万元、案外人周长存于2016年5月23日代唐德华转入的37万元以及张志川先后多次的转款共计 192000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邢兴先后于2014年4月20日、2014年11月12日、2015年8月19日三次分别向唐德华之夫张志川转款1万元、23万元、5万元，三笔合计转款29万元。邢兴另于2014年2月16日向张瑾转款4000元、2014年5月4日向张瑾转款4500元、2014年8月12日向张瑾转款 3000元、2014年8月12日向张瑾转款13000元、2015年1月26日向张瑾转款2000元、2015年12月15日向张瑾转款1000元、2015年12月25日向张瑾转款2000元、2016年6月4日向张瑾转款6000元、2017年5月31日向张瑾转款20万元、2017年10月30日向张瑾转款5000元、2017年12月26日向张瑾转款5000元、2018年2月28日向张瑾转款5000元、2018年3月30日向张瑾转款5000元、2018年6月29日向张瑾转款5000元、2018年7月31日向张瑾转款转款5000元，以上转款共计265500元。2015年8月15日，孙凤英尾号为2011的银行账户向唐德华之夫张志川转款13万元。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1年7月4日，邢兴与孙凤英共同成立了邹城市运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邹城市运起经贸有限公司。该公司原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后变更为办公用品、工艺品等销售以及二手房买卖经纪服务等。自2011年起，邢兴一直从事小额放贷业务。张瑾提供的借款合同、借条等证据材料显示，邢兴放出去的贷款中既有以邢兴本人作为出借人放出去的，也有多笔以孙凤英作为出借人放出去的。其中一笔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0日的借款合同在首部载明“邹城市运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借字（2013）第10号”、尾部载明“出借人：孙凤英，借款人：侯光鹏，委托代理：邹城市运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2018年7月左右，孙凤英与唐德华、邢玉环（邢兴堂妹）等人共同到案外人（即邢兴的放贷对象）处索要债务用于清偿唐德华。一审法院还查明，2018年9月，唐德华以邢兴向其出具的前述载明借款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据起诉至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邢兴、孙凤英连带归还100万元借款，该案案号为（2018）鲁0883民初6100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1.案涉借据所指向的款项是否是基于借贷事实而发生；2.张瑾是否基于唐德华的债权转让行为而对邢兴享有债权；3.若债权转让成立，邢兴是否还应当向张瑾履行还本付息义务；4.若邢兴需要向张瑾继续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则该债务是否为邢兴与孙凤英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 一、关于案涉借据所指向的款项是否是基于借贷事实而发生。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张瑾作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一方，其当然负有举证证明借贷事实存在的责任。本案中，张瑾所提交的案涉借据清晰地载明有出借人为张瑾、借款人为邢兴，借据还载明有借款金额、借款日期、还款期限等与借款关系相关的内容并都由邢兴本人所写，同时张瑾还提交了向邢兴支付出借款以及归还借款的相关证据，唐德华作为本案的第三人也对案涉借据背后的借贷事实作了详尽说明，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借据是基于借贷事实产生。邢兴在本案抗辩称案涉借据并非基于借贷事实，而是唐德华与其本人合伙做生意时唐德华一方的投资凭证且出具案涉借据是基于唐德华的胁迫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邢兴本人应当对其主张的合伙、受胁迫等反驳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佐证上述反驳事实存在，故对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二、张瑾是否基于唐德华的债权转让行为而享有对邢兴的债权。债权转让是指债权人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因此，判断张瑾是否基于唐德华的债权转让行为而享有对邢兴的债权，首先需要查明的是张瑾所称受让的唐德华对邢兴的两笔合计63万元的借款债权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属于可转让的债权。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评述：1.关于唐德华欲转让的债权具体性质问题。邢兴向唐德华出具案涉两张借据是基于其本人对唐德华负有借款债务，这一事实在前文中已经作了论述，对此不再赘述。就该借款债权的具体性质而言，根据前述已查明事实，可以确认其中的16万元借据所指向的借款债权并不包含前期利息债权而仅仅是本金债权。就另外47万元借据所指向的借款债权而言，因该借据实际是从147万元借据分割而来，唐德华在本案中也自认该147万元债权既包括了本金也包含有前期利息且系双方多次结算累积所形成的，且双方在分割时并未特别说明分割出来的这47万元是否包含前期利息或只是前期利息，故该47万元债权应当认定为存在将前期利息计入后期本金的情形。考虑到本案中唐德华与邢兴之间的借贷往来由来已久且邢兴实际也先后多次向唐德华借款，双方约定的前期利率并没有超过年利率24%，同时借款人邢兴也未举证证明其最终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了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即使前述47万元包含有前期累计结欠的利息，也应都认定为新的借款本金。综上，唐德华意欲转让给张瑾的债权均属于本金债权。2.关于该债权是否属于可转让债权类型。如前所述，从唐德华转让的两笔债权都属于其本人对邢兴所享有的本金债权，因该债权不属于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所称不得转让的债权类型，故该债权应视为可以转让的债权。3.关于债权转让行为是否已经发生效力问题。通过前述已查明之事实，足以确定邢兴向唐德华出具载明出借人为张瑾的案涉两张借据最开始源于唐德华的提议并最终由邢兴本人同意，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邢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出具案涉两张借据之前完全有能力预见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尽管当时张瑾本人并不在场，但张瑾后续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即表明其对唐德华所作出的债权让与行为的认同。依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之规定，唐德华的上述行为应当认定为债权转让行为，邢兴向唐德华出具载明出借人为张瑾的借据的行为应视为其已经知晓债权让与事实并认可唐德华将其中的两笔借款债权合计63万元转让给张瑾。综上，张瑾自邢兴向唐德华出具载明出借人为张瑾借据的同时即取得了对邢兴的借款债权，即张瑾自邢兴第一次向唐德华出具载明有出借人为张瑾的16万元借据之时即自2015年年初起就对邢兴享有16万元的本金债权，张瑾自邢兴向唐德华第一次出具载明有出借人为张瑾的47万元借据之时也即自2018年6月就对邢兴享有47万元的本金债权，总计借款债权金额为63万元。 三、邢兴是否还应当向张瑾继续履行还本付息义务。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尽管在邢兴与唐德华之间存在口头约定借款利率的事实，但考虑在邢兴在最后一次出具的案涉两张借据内容中并没有载明邢兴需要向张瑾支付自2017年8月1日起的利息，故应视为邢兴对张瑾所负两笔借款债务不需支付利息，即案涉两笔借款属于既未约定借款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其次，尽管自2015年年初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邢兴有向张瑾多次转款且转款数额已超过16万元的事实，但考虑到邢兴于2017年8月1日再次向张瑾出具的借据仍载明欠付本金数额为16万元，若在此期间的还款存在归还该笔借款本金的话，邢兴再于2017年8月1日向张瑾出具本金数额未作变更的借据明显有悖常理，邢兴在2015年以前向张瑾转款的事实也能够说明邢兴在此期间对张瑾的转款应为归还张瑾的借款利息或归还唐德华的借款本息，因此，对邢兴在此期间向张瑾的转款均不应认定为对该笔16万元借款本金的清偿。就邢兴于2017年8月1日直至本案庭审之日向张瑾所转的合计3万元，因张瑾本人认可为还款，同时邢兴对张瑾的借款并未约定借款利息，故均应认定为对借款本金的清偿。因此，截至庭审之日，邢兴尚欠张瑾的借款本金为60万元（即16万元+47万元-3万元=60万元）。另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规定，在债务人邢兴未清偿剩余借款本金的情况下，债权人张瑾据此诉请邢兴归还剩余借款本金6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就超出部分之本金诉请，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因双方并未约定借款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在借款人邢兴未在约定还款期限内清偿借款本金的情况下，张瑾据此主张自起诉之日起即自2018年8月21日起（根据借据载明的还款期限，此时已经构成逾期）直至本金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以未付借款本金为基数）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 四、案涉债务是否为邢兴、孙凤英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首先，根据前述已查明之事实，可以确定邢兴对张瑾所负的前述债务实际产生于邢兴、孙凤英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次，尽管案涉借据并无孙凤英签字确认，但结合孙凤英于2015年8月15日通过其本人的银行账户还款13万元（注：尽管孙凤英、邢兴均否认是孙凤英本人所为，但二人均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孙凤英与唐德华、邢玉环（邢兴堂妹）等人于2018年7月左右共同到案外人（即邢兴的放贷对象）处索要债务用于清偿对唐德华家人的借款等事实，足以认定孙凤英通过事后追认的方式认可了邢兴对唐德华及其家人的借款债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规定，邢兴对张瑾所负的前述债务应当认定为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再者，从借款用途上看，尽管邢兴自认借款用于了其本人独自经营的小微贷款业务且这些小微贷款业务与其所经营的邹城市运起经贸有限公司无关，但张瑾所提交的邢兴对外放贷的借款合同、借款协议、借条等证据证实邢兴所称的小微贷款业务不仅有以其本人名义借出去的、也有以孙凤英名义借出去的（注：尽管孙凤英、邢兴均否认是孙凤英本人所为，但二人均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其中一份借款合同还出现了“邹城市运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借字（2013）第10号”、“委托代理：邹城市运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字样，且孙凤英本人也是邹城市运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之一，根据民事诉讼法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为孙凤英共同参与邢兴所称的小微贷款业务具有高度可能性。综上，案涉借款实际用于了邢兴、孙凤英二人的共同生产经营活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邢兴据此所负的案涉债务也应当认定为邢兴、孙凤英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孙凤英理应对该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对张瑾的诉讼请求给予部分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一、邢兴、孙凤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瑾归还借款本金60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8月21日起直至本金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未付借款本金为基数）；二、驳回张瑾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财产保全费1670元，两项合计6720元，由邢兴、孙凤英负担6570元、张瑾负担1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孙凤英提交以下证据：1.房屋租赁合同、租赁经营合同，拟证明邢兴在2005年至2018年期间一直经营钢山宾馆，邢兴与孙凤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钢山宾馆，其收入作为家庭生活来源，唐德华在此期间跟随邢兴做会计工作，张瑾诉称邢兴及孙凤英没有工作及收入不是事实；2.收款书两张，拟证明2015年5月21日、2016年3月14日邢兴分别向邹城市钢山宾馆的管理人邹城市亚圣实业公司缴纳2015年、2016年的房屋承包租赁费；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883民初6100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8民终126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2019年6月17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883民初6100号民事判决,判决孙凤英对邢兴单方向唐德华出具的三张借款条中的其中一笔借款不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交通费票据，拟证明孙凤英为张瑾的案件委托代理人代为参与诉讼而支出的交通费。张瑾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两份合同只能证明邢兴与邹城市亚圣实业公司存在租赁关系，不能以此证明获取收益，支持家庭开支；证据2仅仅证明邢兴向邹城市亚圣实业公司支付了租金，并不能证明其因经营宾馆获得足以支撑家庭支出的收入；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份文书存在违法的情况，张瑾已向纪检部门反应，唐德华已经向山东省检提出抗诉申请并要求高院再审，因此对其关联性不认可；证据4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邢兴经质证，对孙凤英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可。唐德华的质证意见与张瑾的质证意见一致。 张瑾提交以下证据：1.孙凤英与邢兴的离婚协议，拟证明邢兴与孙凤英在案涉借款发生期间购置的多处房产在双方离婚后均由孙凤英所有，孙凤英实际享受了案涉借款产生的收益；2.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883执保603-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孙凤英在案涉借款发生期间购买了大笔受益人为孙凤英的分红型保险，孙凤英实际享受了案涉借款产生收益；3.邢兴在一审时提交的转账记录，拟证明孙凤英夫妻在案涉借款发生期间，使用与张瑾一方有经济往来的银行卡互相转账，并将案涉借款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同时证明孙凤英夫妻在一审所称的2015年后夫妻不和分居、孙凤英对向张瑾支付利息的情况不知情的陈述系虚假陈述；4.照片及孙凤英女儿QQ空间截图，拟证明孙凤英向张瑾支付利息时，其夫妻家庭和睦，且截止2017年底均与张瑾一家关系融洽，故孙凤英应知晓并同意案涉借款的发生和利息的支付；5.郑体敏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孙凤英知晓案涉借款的存在并参与公司借贷业务。孙凤英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孙凤英名下财产和张瑾出借的款项有关，也不能说明以上财产就是利用张瑾的借款所购买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夫妻之间的经济往来并不能证明与本案中张瑾出借的款项有关联性；对证据4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张瑾的证明目的，不能仅凭QQ截图就认定孙凤英知晓案涉借款；对证据5不予认可，郑体敏与邢兴有经济利害关系，郑体敏和邢兴在邹城市有诉讼案件，其证人证言应认定为无效，且证人应当出庭作证，郑体敏未出庭，对其证人证言不予认可。邢兴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能证明邢兴的借款孙凤英实际享受了收益；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孙凤英购买的保险系其单独购买，不能证明是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邢兴用孙凤英的卡转账，孙凤英不知道，都是邢兴代孙凤英签字；对证据4、证据5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唐德华对张瑾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孙凤英、张瑾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孙凤英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首先，张瑾述称案涉债权系其受让唐德华对邢兴的债权而来，并由邢兴出具出借人为张瑾的借据。虽然邢兴、孙凤英主张案涉借据系邢兴受胁迫出具，但邢兴、孙凤英均未对此举证证明；而邢兴对一审查明的案涉借据由来的事实无异议，因此根据一审查明的案涉借据是基于唐德华与邢兴之间的借款而产生的事实，可表明张瑾系基于唐德华的债权转让而享有对邢兴的案涉债权。邢兴出具出借人为张瑾的借据表明邢兴已知晓并认可债权转让给张瑾，并且唐德华在起诉邢兴、孙凤英民间借贷纠纷的（2018）鲁0883民初6100号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已陈述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了张瑾，张瑾亦对邢兴、孙凤英提起本案诉讼，上述事实均可表明唐德华、张瑾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了邢兴、孙凤英，因此该债权转让对邢兴、孙凤英发生效力。 其次，张瑾基于唐德华的债权转让而享有对邢兴的案涉债权，而对于唐德华与邢兴之间的债权，张瑾、唐德华述称唐德华自2012年起通过转账和现金支付的方式向邢兴出借了借款，邢兴出具的借条系双方多次结算而来。本院认为，张瑾提交的银行流水等证据表明唐德华向邢兴实际出借了款项，邢兴亦认可收到借款822000元以及双方约定借款利息按照1分5计算，故张瑾、唐德华述称邢兴出具的借条系双方对借款本息结算而来具有合理性，在邢兴、孙凤英未举证证明其最终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了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情况下，结合邢兴自2014年起不断向唐德华、张瑾还款的事实，表明张瑾受让的唐德华对邢兴的债权真实合法。 最后，案涉借款发生在孙凤英与邢兴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孙凤英未在借据上签字，但从本案事实来看，邢兴陈述其借款用于经营小型微贷，而张瑾提交的多份案外人的借条中既有邢兴作为出借人的借条、又有孙凤英作为出借人的借条，表明孙凤英参与了邢兴的放贷行为，并且可以从该放贷行为中获取利益，因此邢兴的借款行为亦符合孙凤英的利益。结合孙凤英的银行账户还进行过还款的事实，表明孙凤英知晓并认可案涉借款。虽然孙凤英、邢兴辩称案外人的借条中出借人孙凤英的名字系邢兴所写，也是邢兴用孙凤英的银行卡进行转款，孙凤英对上述情况均不知情，但孙凤英、邢兴对其辩称意见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并且亦不能以此对抗债权人张瑾，故一审认定案涉债务属于孙凤英、邢兴的夫妻共同债务、孙凤英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孙凤英诉称的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因本案系本院指定管辖的案件，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并未不当，故一审审判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孙凤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孙凤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兰 审判员  莫雪 审判员  马雯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杨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