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民再2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星莱和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区。法定代表人：牟加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良涛，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赛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青平里****。法定代表人：陈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拥贤，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郁继明，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莱恩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西路**/div>诉讼代表人：骆忠红，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梅，该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诸葛知易，该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仲雄，男，196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颐丰，浙江丰畅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浙江星莱和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莱和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浙江赛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康公司）、二审上诉人莱恩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恩公司）、二审被上诉人杨仲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7民终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8）浙民申362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星莱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良涛、王海龙，被申请人赛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拥贤、郁继明，二审上诉人莱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梅、诸葛知易，二审被上诉人杨仲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颐丰，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疑难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审理期限延长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星莱和公司申请再审称：（一）赛康公司的股权受让主体仍应是原控股股东杨仲雄而非现控股股东星莱和公司，原审认为星莱和公司是赛康公司股权受让主体是错误的。1.星莱和公司与杨仲雄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明确约定有回购赛康公司股权的义务，星莱和公司从未有回购的意愿或行为。股权回购的“对赌约定”不在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义务当然范畴，不随股权转让而当然转让。2.股权回购系杨仲雄与赛康公司之间的对赌约定，星莱和公司并非合同主体，原审判决星莱和公司承担股权回购义务，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如莱恩公司没有控股股东则赛康公司将无法主张回购权利，也说明股权回购的义务主体只能是杨仲雄，而不是随股东变化而变化。3.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58号生效判例，认为股权回购是投资人与公司原股东之间在特定条件成就时的股权转让约定，新股东不应承担回购义务，除非受让股权时新股东曾明确同意。（二）回购条件已经于2013年12月31日前成就，赛康公司于2017年3月主张回购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莱恩公司已经破产清算，股权不得进行变更。企业主体资格将被注销，股权回购也无操作性。（四）原判将股权回购义务转嫁给从未有过回购意愿的星莱和公司，违背社会情理和法律公平正义。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赛康公司对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由被申请人承担所有的诉讼费用。赛康公司答辩称：（一）星莱和公司应承担回购义务。1.协议中约定的控股股东是个身份概念，可以发生变化，而非特指杨仲雄个人。2.在股权投资协议等条款里，通常把控股股东作为承担回购义务的一方是由其特殊地位决定的。3.股权转让是一种概括性转让，星莱和公司受让杨仲雄81%股权，成为控股股东后，其权利义务自然由其承继，双方的约定是明确的。4.星莱和公司对回购义务是明知的。（二）二审判决已对时效问题作了充分说理。（三）星莱和公司以申请破产为手段逃避回购义务。请求驳回星莱和公司的再审请求。莱恩公司答辩称：二审判决莱恩公司不承担回购义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予以维持。杨仲雄答辩称：（一）根据2016年5月16日杨仲雄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杨仲雄把其所享有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星莱和公司，协议上明确股权转让后杨仲雄在莱恩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义务由星莱和公司承继，杨仲雄不享有股东权益也不承担股东义务。杨仲雄把所有的股份都已经转让给星莱和公司，5月24日完成了股权的变更登记。（二）股权转让是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星莱和公司有股东权益，应承担义务，包括回购义务。（三）在案涉协议中控股股东是身份概念，杨仲雄占到50%以上是控股股东，股权转让之后星莱和公司占50%以上，星莱和公司就是控股股东，星莱和公司上诉没有把杨仲雄列为被上诉人，可见星莱和公司认可杨仲雄不用承担回购义务。协议中关于控股股东明确约定是占有公司50%以上股份的人。当事人之间的增资协议等都是真实意思表示，星莱和公司承继了控股股东权利义务，也应当承担回购义务。请求维持原审判决。赛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莱恩公司、星莱和公司、杨仲雄回购或受让赛康公司持有的莱恩公司3.33%股权、支付回购款或受让款1500万元；2.莱恩公司、星莱和公司、杨仲雄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11日，赛康公司和莱恩公司、杨仲雄和案外人上海玺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胡定某、胡晓某签订《莱恩农业装备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莱恩农业装备公司增资协议之特别协议》（以下简称《特别协议》），约定：莱恩公司及原股东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6000万元增加至6666.67万元，新增出资额为666.67万元，其中上海玺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现金2000万元出资认购444.45万元出资额，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的6.67%，赛康公司以1000万元认购222.22万元出资额，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的3.33%，公司将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分行帐号19×××38指定为认购款的收款帐户；杨仲雄在增资前后的持股比例分别为90%和81%，在公司合格上市前，杨仲雄的实际控制人地位不变，且单次和/或累计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其目前确定持有股权总数的30%等。同月28日，上述各方签订《莱恩农业装备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如莱恩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前，因公司自身原因仍未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协议各方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公司不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等原因，新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或控制股东（杨仲雄）回购或受让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回购权），如果届时控股股东不受让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公司有义务回购新股东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回购价款为该行使回购权的新股东支付的认购款按照10%的年利率计算的本利之和，自新股东提出要求之日起1年内按时间均等分三次等额支付给新股东，新股东在持股期间取得的现金红利，应当从回购或转让价款中扣除等。次月19日，赛康公司交付1000万元出资，并于当年10月15日办理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2016年5月12日，莱恩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形成了同意杨仲雄无偿转让81%股权给星莱和公司，赛康公司等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决议。16日，星莱和公司和杨仲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次日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杨仲雄在莱恩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星莱和公司承继等。24日，莱恩公司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星莱和公司成为莱恩公司实际控制人。2017年3月21日，星莱和公司出具回函，确认收到赛康公司提出行使回购请求权。另查明：金华中健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3份审计报告，反映莱恩公司2013年-2015年期间均亏损。莱恩公司现仍未依法上市。2017年9月6日，莱恩公司以严重资不抵债，缺乏清偿能力，资金流断裂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破产清算。11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增资协议》、《特别协议》和《补充协议》均系合同当事人自愿协商所签，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均应按约履行。莱恩公司未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合同约定的赛康公司可行使回购权的条件已经成就，赛康公司根据约定要求莱恩公司回购其股权，并按约定的计算方式支付回购款均无不当，予以支持。杨仲雄现已并非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且其与受让人即新控股股东星莱和公司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约定，其原有的债权债务均由新控股股东承继，故杨仲雄原先因控股股东身份所承担的责任现由星莱和公司承担，无需杨仲雄承担。赛康公司诉请杨仲雄承担共同责任不当，不予支持。莱恩公司虽自2013年起连年亏损，不符合上市条件，但2015年亏损的审计报告系2016年所出，且合同已约定了赛康公司行使回购权的条件和期限，即2015年12月31日，故抗辩诉讼时效起算日期应早于该日期的意见，不予采纳。股权回购并未影响注册资本的增减，关于主张双方回购的约定违反公司法强制规定的抗辩，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莱恩公司、星莱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以1500万元的价款回购赛康公司享有的莱恩公司3.33%的股权；二、驳回赛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800元，由莱恩公司、星莱和公司负担。莱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补充协议》中对赌条款即要求目标公司即莱恩公司回购股权的条款应认定无效。理由如下：第一，投资方赛康公司增资入莱恩公司，其作为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相对于公司之外债权人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在法律性质上存在不同。（二）投资方赛康公司依法应以其认缴的投资额为限对莱恩公司承担责任，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合法利益，该对赌约定已超出股东正当权利的行使范围。（三）该对赌约定造成莱恩公司责任资产的不当减少，使得投资方赛康公司可以脱离莱恩公司经营业绩获得固定投资收益，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目前，莱恩公司于2017年9月6日以严重资不抵债，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2017年9月11日法院裁定受理。现莱恩公司正处在严重的资不抵债的情形，正面临破产清算，赛康公司作为莱恩公司的股东，要求行使回购权的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各债权人的利益。《补充协议》中对赌协议约定严重地损害了各债权人的利益，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四）该对赌约定将投资风险转嫁给被投资企业莱恩公司，有悖通常的投资应当承担风险的原则。（五）投资方赛康公司与莱恩公司之间仅是投资与被投资关系，其持有的公司股权也只能依约在股东之间进行让渡，莱恩公司在此法律关系中显然不具备法定的主体资格，故其对投资方赛康公司所作的承诺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六）我国实行法定资本制，需遵循资本维持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在这个总原则下，只有在法律有明文规定允许回购的情况下才可进行回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七）项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确定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减少和抽回。《补充协议》中对赌协议约定莱恩公司回购股权虽然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但因违反《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的强制性规定而应认定为无效。因此，在私募股权投资中，目标公司作为被投资主体不应与股东（投资方）达成具有对赌性质的股权回购约定。一方面，投资方涉嫌滥用股东权利，将投资风险转嫁给公司；另一方面，公司涉嫌不当减少资产，损害债权人利益。二、一审判决“莱恩公司、星莱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以1500万的价款回购赛康公司享有的莱恩公司的3.33%的股权”是共同还是连带责任并不明确。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赛康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赛康公司、杨仲雄承担。星莱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认定杨仲雄的股权回购义务由其承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就是股东将其在公司中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给他人，属于特殊的权利与义务概括转让，而股东与公司之间权利与义务是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明确的。本案中，根据星莱和公司与杨仲雄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星莱和公司承继的是杨仲雄与莱恩公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包括杨仲雄在持有莱恩公司股权期间而承担的其他个人自身义务（例如公司向银行贷款，原股东作为保证人的义务；以及股东向第三人作出的个人承诺等均属于原股东的个人自身义务，均不属于股权转让时的股东权利和义务）。赛康公司提交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表明，杨仲雄作为协议的当事人，可以自行处置自身权利与义务，协议签订时杨仲雄恰好身为莱恩公司的控股股东（系一种身份）。但是，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权利与义务应随控股股东的变更而变更，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的，莱恩公司的“控股股东”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控股股东不是《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当事人。一审法院的认定属于把股东的个人自身义务与因股东持有公司股权而产生的股东权利义务相混淆。本案的股权回购义务属于原股东个人自身义务，若要转移相应的义务既需要星莱和公司同意，也需要债权人的同意。但是，在本案中无论是《股权转让合同》，还是之后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均未体现其与杨仲雄之间存在转移该项股权回购义务的合意。综上，依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股权回购义务人均为莱恩公司或杨仲雄，而不是星莱和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合同当事人之间，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上的义务，即星莱和公司无需承担本案中《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股权回购义务。（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在2015年12月31日，系适用法律错误。《补充协议》第1.1条约定“如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前，因公司自身原因仍未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者协议各方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公司不能在（2015）12月31日前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两个条件满足一个，回购权启动条件就成就。一审法院虽查明“反映莱恩公司2013年—2015年期间均亏损”、“莱恩公司虽自2013年起连年亏损，不符合上市条件”等事实，即赛康公司在2013年12月31日就有理由相信莱恩公司不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了，在2013年12月31日赛康公司的回购条件已经成就，但一审却错误地将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认定为2015年12月3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三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莱恩公司无法实现2013年、2014年、2015年连续三年的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基本要求，而且根据《增资协议》3.3.1条第（7）项，每季度15日前，赛康公司均可收到莱恩公司的季度财务信息，以此来监督莱恩公司，根据《补充协议》的回购条款1.1条及估值调整2.1条之约定，赛康公司可以对莱恩公司2013年的经营利润进行审计，从而得知莱恩公司在2013年就不能实现《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税后利润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或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税后利润不低于3600万元的目标。因莱恩公司2013年起就连年亏损，在2013年12月31日起协议各方就有合理理由相信莱恩公司不可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2013年12月31日属于赛康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回购条件成就之日，同时也是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日，故赛康公司2017年3月份发出书面要求行使回购权以及2017年7月21日起诉时，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仅以“但2015年亏损的审计报告系2016年所出，且合同己约定了赛康公司行使回购权的条件和期限，即2015年12月31日”，不予采纳星莱和公司的抗辩意见，系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其应履行回购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退一万步来讲，即便星莱和公司应遵守和承认赛康公司提交的合同效力，根据《补充协议》1.1条之约定，针对赛康公司的回购请求，星莱和公司也享有拒绝权；对于赛康公司在2017年3月的回购请求，星莱和公司已经明确拒绝过。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赛康公司要求星莱和公司受让其3.33%莱恩公司股权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赛康公司、杨仲雄承担。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增资协议》《特别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莱恩公司回购义务的条款效力问题。从公司法法理来看，公司作为法人主体，其从事经营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营利、取得利润。股东向公司投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获取公司从可分配利润中分配给股东的利润即股东红利，因此，股东与公司是利益共同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上述协议中约定在一定条件下莱恩公司有回购赛康公司的股权的义务，使得赛康公司作为公司股东获益，脱离了公司的经营业绩，悖离了公司法法理精神，最终使得赛康公司规避了交易风险，将公司可能存在的经营不善及业绩不佳的风险转嫁给公司及债权人，严重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原则上都不允许回购本公司的股份，股东要求公司回购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或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相应情形。上述协议所约定的回购条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可以回购公司股份的情形，因此，该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二、关于股权受让义务主体应当是杨仲雄还是星莱和公司的问题。根据《补充协议》回购条款的约定，股权受让义务主体为控制股东。《增资协议》中专门就控制股东的定义进行明确约定，即指在该企业中拥有50%以上股权、表决权或权益，或有权委派或指示该企业的经营管理层，或有权委派或选举该企业的多数董事，或有权决定该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股东。在星莱和公司与杨仲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受让其全部股份后，即成为了莱恩公司的控制股东。故，一审法院认为杨仲雄原先因控股股东身份所承担的责任由星莱和公司承担，并无不当。三、关于赛康公司于2017年3月行使回购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补充协议》约定了赛康公司行使回购权的条件为：莱恩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前，因公司自身原因仍未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协议各方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公司不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等原因。上述约定明确赛康公司可以选择在约定的期限即2015年12月31日行使回购权，或者在有理由相信莱恩公司不能上市的时间主张回购权。星莱和公司认为赛康公司主张回购权的起算点应当从2013年12月31日起算，依据不足，其关于赛康公司于2017年3月行使回购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二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莱恩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星莱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一条、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二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702民初10440号民事判决；二、星莱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以1500万元的价款受让赛康公司享有的莱恩公司3.33%的股权；三、驳回赛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均由星莱和公司负担。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星莱和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1.星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月集团）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等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5份，2.债权人星月集团对莱恩公司破产管理人债权申报的询问笔录两页，3.借款支付凭证116页，4.利息支付凭证，四组证据用以证明星莱和公司成为莱恩公司股东后负担了贷款担保等义务，不存在被申请人所说掏空莱恩公司资产的情况。赛康公司当庭质证认为，对证据2、证据3和证据4中有原件的部分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他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所有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星莱和公司成为莱恩公司控股股东之后，莱恩公司已经成为星月集团的关联公司，双方存在转移财产的情况。莱恩公司当庭质证认为，星月集团确实向其申报过债权，该债权正处于审核过程，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现无法确定；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面没有莱恩公司的公章。杨仲雄当庭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都有异议。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四组证据，均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新证据，且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依法不予认定。被申请人赛康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1.浙江星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皓公司）、莱恩公司、星莱和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各一份，用以证明星皓公司为星莱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定坤、胡晓波在《补充协议》签订时为星皓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且胡定坤为法定代表人；胡定坤、胡晓波同时为莱恩公司股东，胡定坤为公司董事高管，说明星莱和公司对回购义务是明知并认可的。2.（2018）浙07民终2584号民事判决和（2017）浙0702民初6979号民事判决，用以证明星月集团受让杨仲雄15%股权和玺望公司退股都是有高额对价的，以及证明2016年莱恩公司不管是估值还是业绩都正常，一年后星莱和公司就以资不抵债为由申请破产，证明星莱和公司恶意掏空莱恩公司，逃避回购义务。再审申请人当庭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足以证明星莱和公司对回购义务是明知并认可的；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莱恩公司当庭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莱恩公司没有关联性。杨仲雄当庭质证认为，两份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可以认定，至于其证明力在下文中阐述；证据2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难以认定。经再审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2015年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星莱和公司的股东为星皓公司（认缴出资额4000万元）和永康市合纵力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根据2016年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星莱和公司的股东为星皓公司（认缴出资额4000万元，2016年12月20日实缴1200万元）和永康市合纵力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根据2015年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星皓公司的股东为胡晓波（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2011年11月10日实缴1000万元）和胡定坤（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根据2016年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星皓公司的股东为胡定坤（认缴出资额1800万元，2016年12月9日实缴1800万元）、胡晓波（认缴出资额1800万元，2016年12月9日实缴1800万元）、胡济荣（认缴出资额800万元，2016年12月9日实缴800万元）、胡晓航（认缴出资额1800万元）、胡婷婷（认缴出资额1800万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星莱和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回购赛康公司股份之义务。关于莱恩公司原控股股东杨仲雄经合法程序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星莱和公司后，股权回购义务是否应由星莱和公司继受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据此，本院认为，综合本案事实，原审判决案涉股权回购义务由星莱和公司承担应属妥当。首先，星莱和公司控股股东星皓公司的股东胡晓波、胡定坤，本为莱恩公司的股东，全程参与《增资协议》《补充协议》《特别协议》等的签订和履行，以及杨仲雄与星莱和公司之间股权转让事宜的议定，星莱和公司对于股权回购约定应有充分了解，且再审申请人在再审审查期间的调查中，也自认对对赌协议等知情。其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2条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1.2条约定，星莱和公司在无偿受让杨仲雄81%莱恩公司股权后，应承继受让股权所对应的所有权益和所有义务。虽然《股权转让补充协议》3.4条约定，股权转让后，星莱和公司按双方认可的《财务会计报表》的范围承担甲方应分担的风险、亏损和享有权益。但控股股东回购义务在星莱和公司受让股权时属预期产生之债、无法在财务会计报表中体现出来，星莱和公司在明知莱恩公司控股股东负有回购义务的情况下也未在股权转让过程中作出将该项义务予以排除的意思表示，不足以认定杨仲雄和星莱和公司就股权回购义务在股权转让后仍由杨仲雄保留一节达成合意。最后，依据《补充协议》1.1条，当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触发时，新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或控制股东（指：杨仲雄）回购或受让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回购权）。星莱和公司主张依据该条款，负有回购义务的控股股东特指杨仲雄。但结合《增资协议》对控制股东的解释和案涉协议签订时莱恩公司的股权结构，设定控股股东股权回购义务的目的在于引入资金、激励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以公司上市为目标的资本运作等因素，《补充协议》1.1条所约定的负有回购义务的股东应为莱恩公司控股股东，而非绝对化的杨仲雄个人。虽然案涉《增资协议》9.3约定“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如果事先未经任何其他方一致书面同意，或在法律要求批准的情况下未经审批机关批准，任何一方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让本协议或者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但依据2016年5月12日莱恩公司股东会决议，杨仲雄将其拥有公司的81%股权转让给星莱和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签字、盖章确认，即实质上变更了前述约定，同意杨仲雄将包括股权回购义务在内的股东义务予以转让。根据杨仲雄与星莱和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2条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1.2条之约定，星莱和公司在无偿受让杨仲雄81%莱恩公司股权后，应承继受让股权所对应的所有权益和所有义务。赛康公司和杨仲雄主张星莱和公司在受让杨仲雄股权义务后继受了股权回购义务，符合日常常理和普通人对股权转让标的物的判断。星莱和公司主张杨仲雄将81%莱恩公司股权无偿转让后特意将股权回购义务予以保留，明显不符合常理。再结合再审庭审中各方陈述的星莱和公司受让杨仲雄股权系当地政府推动的结果、当地政府承诺给予星莱和公司政策优惠，杨仲雄将其股权无偿转让等因素，认定案涉股权回购义务由星莱和公司继受更为公平合理。故，综合星莱和公司在受让股权时对控股股东存在股权回购义务系明知、案涉控股股东回购义务属股东义务、杨仲雄在转让股权时并未明确保留股权回购义务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本院认定案涉股权回购义务应由星莱和公司继受。关于星莱和公司主张赛康公司行使股权回购权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从《补充协议》1.1条的约定看，股权回购的触发条件为莱恩公司2015年12月31日前因公司自身原因仍未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协议各方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公司不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等。星莱和公司虽主张赛康公司在2013年12月31日就应当知道当年度莱恩公司已经亏损、不再符合上市条件，但依据《补充协议》1.1条触发股权回购的条件有多个，赛康公司既有权利从中选择触发条件，也有权利选择在股权回购条件触发时或约定的期限即2015年12月31日行使回购权。赛康公司于2017年3月行使回购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星莱和公司该项主张本院难以支持。至于星莱和公司提出的莱恩公司现处于破产清算阶段、回购股权无法实现之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综上，星莱和公司应当承担回购赛康公司股份之义务。星莱和公司的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7民终19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潘勤荣审判员  郭杭铵审判员  张福军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徐 丹·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