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81民初4267号原告：刘昌富，男，1969年7月2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清镇市威清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贵州新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解放西路南冲北巷1号新恒基花园F幢负1夹层1号。法定代表人：陈国财，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毅、安辉（实习），贵州挈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罗理斌，男，1974年7月6日生，彝族，住贵州省。原告刘昌富诉被告贵州新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基公司）、第三人罗理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昌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被告新恒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毅、安辉，第三人罗理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昌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580000元，并从2017年5月起每月按2%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为止；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4年11月19日，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购买新恒基公司开发的安顺开发区西航路西城印象第6332栋门面四间，约定购房款6000000元，原告一次性支付购房款，但被告一直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到原告名下，原告于2018年8月23日向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协议，办理产权登记到原告名下。西秀区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作出（2018）黔0402民初391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裁定，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对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部分进行纠正，作出（2019）黔04民终7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现该裁定书已经生效。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双方为民间借贷纠纷，现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被告新恒基公司辩称：1、对于原告诉请的本金5580000元无意见，但原告诉请要求支付利息没有相关的事实依据，而且双方未约定利息，不同意支付利息。2、被告已支付原告5110000元，受刘昌富的口头委托将5110000元转给罗理斌，被告将5110000元转到罗理斌的账户上用于偿还原告借款，现只欠原告470000元。第三人罗理斌述称：被告向其转账5110000元属实，已将5110000元转给刘昌富，其中部分是银行转账，部分是现金支付。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19日，刘昌富与新恒基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合同约定总价款为6000000元。2014年11月19日，新恒基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刘昌富交来购房款6000000元，备注为：其中420000元是现金、5580000元是转账。2014年11月20日，刘昌富向新恒基公司转账支付了5580000元。2014年12月18日，新恒基公司通过案外人陈成平向罗理斌转账420000元，工行转账凭证载明用途为：“付刘昌福利息”。刘昌富确认收到该款项。2015年1月19日，新恒基公司通过案外人安顺森瑞祥贸易有限公司向罗理斌转账共计1250000元、通过案外人周楷向罗理斌转账250000元。同月21日，新恒基公司通过案外人陈成平向罗理斌分别转账560000元、20000元。同月21日，新恒基公司通过案外人陈强向罗理斌转账280000元。2015年1月上述转账合计2360000元，刘昌富确认收到上述款项。2015年2月17日，新恒基公司通过案外人陈成平向罗理斌转账75000元、160000元，2015年2月合计235000元。刘昌富确认收到上述款项。2015年3月17日，新恒基公司通过案外人陈成平向罗理斌转账75000元；同年3月20日，新恒基公司通过案外人安顺森瑞祥贸易有限公司向罗理斌转账440000元。2015年3月合计515000元。刘昌富确认收到上述款项。2015年4月16日，新恒基公司通过森瑞祥贸易有限公司向罗理斌转账500000元。刘昌富确认收到上述款项。2015年5月6日，新恒基公司通过案外人陈成平向罗理斌转账280000元；同年5月21日，新恒基公司通过案外人陈成平向罗理斌3次转账共计600000元。2015年5月合计880000元。刘昌富确认收到上述款项。2015年7月30日，新恒基公司通过案外人陈成平向罗理斌转账100000元。刘昌富确认收到上述款项。2015年10月17日，新恒基公司通过案外人陈成平向罗理斌转账100000元。刘昌富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上述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10月17日款项共计5110000元。2015年4月21日，案外人陈成平偿还罗理斌借款500000元，刘昌富、新恒基公司、罗理斌在庭审中均陈述该款项与本案无关。2018年10月17日《情况说明》载明：2014年12月28日至2015年10月17日期间，在新恒基公司的安排及委托下，陈成平、陈强、周楷、安顺森瑞祥贸易有限公司等，代新恒基公司向刘昌富偿还借款利息及本金，还款方式为通过各自账户向刘昌富指定的账户即罗理斌账户转账，转账金额共计5610000元。说明人：新恒基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国财签字、安顺森瑞祥贸易有限公司盖章、陈成平签字、陈强签字。另查明：2018年8月23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原告刘昌富诉被告新恒基公司、第三人罗理斌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2月15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402民初391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载明“三方对原、被告于2014年11月19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转款5580000元、被告与第三人无债权债务、第三人收到被告款项561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有争议的部份，经审理查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位于的安顺市开发区××航路西城印象第6332幢1-19、1-17、1跃2-11、1跃2-12号门面四间，原、被告在合同中未明确每个房号的面积，且在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被告于2011年12月16日申请取得四个门面的预售，后经被告申请，上述四个门面于2013年1月7日、2014年8月18日两次变更后仅有1跃2-12号房（已预售给郑竹萍、卢剑平）存在，其他三个房号的门面被合并到相邻的房号。从2014年11月22日至2015年10月17日期间，被告通过陈成平、周楷、森瑞祥贸易公司向第三人转款共5610000元，其中，在2014年12月18日汇款420000元的汇款回单上，注明用途为‘付刘昌福利息’。2016年，原告、第三人、胡贤良到被告工地上非法讨债，原告用非正常方式占有原告的两个商铺。”同时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认为：“通过查明的事实可知，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进行备案登记也未对涉案商铺进行预告登记，四个门面面积在合同中不具体，且四个房号仅存一个，显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名为买卖，但实为被告向原告借款提供担保，属无效合同。另，从被告向第三人转款注明的内容，可知原、被告之间有借款关系，被告通过第三人向原告偿还借款、支付利息，原告有向被告暴力讨债的行为。综上，原、被告之间的争议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诉讼中，原告经本院释明，其拒绝变更诉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依法予以驳回。”遂裁定驳回原告刘昌富的起诉。原告刘昌富不服裁定提起上诉，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4民终700号《民事裁定书》，载明：“二审经审理，除2016年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及胡贤良到被上诉人工地上非法讨债外，确认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同时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所购买的栋编号为6332，房号为1-19、1-17、1跃2-11、1跃2-12，其中1-19、1-17、1跃2-11三房号于2013年1月7日及2014年8月18日两次变更后已被合并到相邻房号中，仅留下1跃2-12号商铺房号存在，但该房号的商铺在2013年已售卖给他人并进行了房屋备案，该商铺也在银行办理了抵押。若双方之间是商品房买卖，被上诉人作为出售人，在双方签订合同时房屋房号已经变动是事实，购买人随时可对此进行查询，为了避免产生纠纷，其更应提供正确的房号或者其他房号的商铺。同时，合同中约定的商铺单价每平米仅6000多元，上诉人解释系因被上诉人资金紧张而低价出售，但该价格与同时期相同地段的其他商铺价款相比明显过低。双方之间合同约定金额为6000000元，上诉人于2014年11月19日仅向被上诉人转账5580000元，其陈述剩余的420000元以现金直接交付，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420000元的差额与被上诉人陈述上诉人与其约定借款及每月利息以7分计算，并在借款时在本金中扣除第一个月利息420000元相吻合，且2014年12月18日，被上诉人向第三人罗理斌转账420000元进行还款并备注“付刘昌福利息”，该时间距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刚好一个月，也符合以6000000元为本金，每月以7分利计算的利息金额。第三人虽主张是被上诉人偿还案外人胡贤良的借款，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其提供的胡贤良与陈国财之间的借据及收据日期均系2015年9月30日。故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胡贤良应否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的问题，因本案的处理结果与胡贤良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属于本案的第三人。故一审程序并无不当。”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后，原告刘昌富遂以民间借贷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如前所述。诉讼中，原告主张双方按照月息七分的标准约定了利息，被告主张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第三人的陈述，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收款收据复印件、中国工商银行凭证复印件、(2018)黔0402民初391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复印件、（2019）黔04民终700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情况说明复印件；有被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刘昌富与被告新恒基公司虽然签订的是名为商品房买卖的合同，但实质是双方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由被告新恒基公司向原告刘昌富借款，该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新恒基公司应当承担向原告刘昌富偿还尚欠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双方对借款利息没有直接约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双方是否对利息进行了约定以及尚欠借款本息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关于双方有无约定借款利息的问题。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标的为6000000元，与刘昌富向新恒基公司支付的5580000元差额为420000元，为6000000元的7％；同时，2014年12月18日被告新恒基公司通过案外人陈成平向第三人罗理斌转账的凭证明确载明用途为“付刘昌福利息”，转账金额420000元亦恰好为6000000元的7％。且结合借款发生后2014年12月，2015年1月、2月、3月等数月款项均是在合同签订日期数“19日”前后支付客观事实，足以说明双方按照月利率7％的标准对支付利息进行了口头约定。关于尚欠借款本息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原、被告按照月利率7％的标准对支付利息进行了约定，但是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还款期限进行了约定，而在借款发生后的2014年12月，2015年1月、2月、3月等数月中，被告均通过第三人、案外人向原告支付了款项，双方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后续支付款项属于清偿借款本金还是利息。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被告新恒基公司在借款发生后的数月支付的款项应当首先抵充应予支付的利息，剩余部分则视为偿还借款本金。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对于已支付的利息，仅能顶格按照月利率3％（年利率36％）予以支持，对于双方按照月利率7％的标准计算超出年利率36％的部分，应当予以直接抵充借款本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之规定，本案仅确认借款本金为5580000元。具体尚欠借款本金及应付利息计算过程如下：2014年12月，被告支付原告420000元，借款5580000元本金的利息从2014年11月20日起至2015年12月19日期间仅支持167400元（5580000×3％），余252600元（420000元-167400元）应予抵充本金，故尚欠本金5327400元（5580000元-252600元）；根据前述计算方法类推为：2015年1月，被告支付原告2360000元，利息仅支持159822元（5327400×3％），余2200178元应予抵充本金，故尚欠本金3127222元；2015年2月，被告支付原告235000元，利息仅支持93816.66元（3127222×3％），余141183.34元应予抵充本金，故尚欠本金2986038.66元；2015年3月，被告支付原告515000元，利息仅支持89581.16元（2986038.66×3％），余425418.84元应予抵充本金，故尚欠本金2560619.82元；2015年4月，被告支付原告500000元，利息仅支持76818.59元（2560619.82×3％），余423181.41元应予抵充本金，故尚欠本金2137438.41元；2015年5月，被告支付原告880000元，利息仅支持64123.15元（2137438.41×3％），余815876.85元应予抵充本金，故尚欠本金1321561.56元；2015年7月，被告支付原告100000元，利息仅支持79293.69元（1321561.56×3％×2即6月、7月两月利息），余20706.31元应予抵充本金，故尚欠本金1300855.25元。2015年10月，被告支付原告100000元，2015年8月、9月、10月三月能予抵充利息限额为117076.97元（1300855.25×3％×3），被告10月支付款项小于该限额，故不存在能够予以抵充的本金。尚欠本金仍为1300855.25元。综上，被告新恒基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为1300855.25元。对于原告刘昌富要求被告新恒基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300855.25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仅主张2017年5月起算的利息，本院从其自愿。故利息仅支持以尚欠借款本金1300855.25元为基数从2017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尚欠本金清偿之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州新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刘昌富尚欠借款本金1300855.25元及利息（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1300855.25元为基数，从2017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尚欠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昌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860元，由被告贵州新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2127元，由原告刘昌富负担2873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可在二年内向本院或者向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陈 军人民陪审员  刘翠琴人民陪审员  李志龙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粟李书记员杨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