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5民终9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泸县勇顺供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县云龙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21744665136E。 法定代表人：张海清。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永，四川神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泸州加利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镇肖湾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045752903605。 法定代表人：罗勇。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章文，男，汉族，生于1956年9月25日，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系法定代表人罗勇的父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凡，四川五月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泸县勇顺供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顺供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泸州加利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利印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2019）川0504民初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听证。上诉人勇顺供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永，被上诉人加利印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章文、吴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勇顺供销公司上诉称，一、勇顺供销公司向加利印务公司付款，加利印务公司向勇顺公司出具收条，加利印务公司以勇顺供销公司为买方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相应票据也纳入勇顺供销公司。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中，勇顺供销公司也都是权利义务受让人而非代理人。勇顺供销公司是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虽然货物入库其他厂家，但均系勇顺供销公司指定的交货地点，符合酒类包装行业的交易习惯。勇顺供销公司与加利义务公司之间构成买卖关系；二、加利印务公司虽然受灾停产，但还可修复后继续生产，上诉人并不当然知道加利印务公司无法履行合同义务。且加利印务公司2015年10月还在交货，双方也并未进行结算，不能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三、加利印务公司以勇顺供销公司为买方开具了1500万元增值税发票，但有46份发票已经作废，另有2份已作废退回并未交付上诉人，故加利印务公司并未实际交付1500万元的货物，加利印务公司应将剩余的预付款退还勇顺供销公司。因此，上诉人勇顺供销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加利印务公司返还勇顺供销公司预付货款1877222.15元。 被上诉人加利印务公司辩称，一、加利印务公司2015年10月受灾停产，生效判决中也确认了此次水灾的事实，勇顺供销公司2018年提起本案诉讼已过法定诉讼时效；二、加利印务公司在税务部门查询的增值税发票开具明细，已经剔除了废票；三、仅凭转账依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上千万的买卖关系，勇顺供销公司实际代其他公司支付货款，且加利印务公司均系先货后款，因为货物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损耗不能确定实际成交数量，待确定实际成交数量后才会付款，不存在退还预付款的问题。因此，被上诉人加利印务公司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勇顺供销公司于一审起诉时请求判令：一、加利印务公司退还预付款187万元；二、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加利印务公司承担。 原判认定，在2015年2月至9月30日期间，勇顺供销公司共向加利印务公司付款13578869.12（含债权债务转让），勇顺供销公司认可加利印务公司交付的2015年货物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11701646.97元。经税务部门查询，加利印务公司于2015年向勇顺供销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为15085024元。 加利印务公司与大鹏、酒业、中科公司自2012年起至2015年9月，有多年加工烤花纸业务关系。2015年，加利印务公司继续向上述三公司及其加工厂供货，三公司使用产品后，根据使用的合格数量向加利印务公司出具产品入库单，加利印务公司根据入库单分别向三公司财务挂账，并根据挂账金额向按安排出具增值税发票，发票载明货品名称、单价、数量、金额等内容，再由勇顺供销公司向加利印务公司付款。2015年9月，加利印务公司因遭受水灾停产后，终止了与各公司的业务关系。 原判认为，双方有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双方当事人是否系买卖关系，是否存在应返还预付款的问题以及诉讼时效问题。原审法院作如下评述： 一、本案的法律关系认定，即双方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 勇顺供销公司主张与加利印务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未提交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加利印务公司不认可双方有口头约定的买卖合同关系或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勇顺供销公司主张以加利印务公司向其出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作为其收到加利印务公司交货的金额，无其他与加利印务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此外，勇顺供销公司诉称加利印务公司按勇顺供销公司指令将货物送至指定三公司（大鹏、酒业、中科），勇顺供销公司也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事实存在。故，原审法院认为勇顺供销公司主张与加利印务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 加利印务公司陈述其与勇顺供销公司的关联公司大鹏、酒业、中科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供货验收完成后，由勇顺供销公司代三公司向加利印务公司付款。根据勇顺供销公司提交的公司财务凭证，在增值税发票上，勇顺供销公司财务人员有标注产品的交货地，并陈述：在发票后所附的入库单，并非加利公司与其的交货凭证，而是为了应付检查，由勇顺供销公司自行填写的。该情况与加利印务公司的陈述相印证。 故，原审法院采信加利印务公司辩称的事实：勇顺供销公司是代（大鹏、酒业、中科）三公司履行收票及付款的义务，双方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 二、关于预付款问题。 首先，勇顺供销公司以收到加利印务公司出具发票就表明其已经收到加利印务公司交货。双方对交货、结算的程序的陈述一致，再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2015年，加利印务公司向勇顺供销公司出具的第一份发票日期是2月5日，勇顺供销公司向加利印务公司支付第一笔货款时间是2月14日，印证了先货后款是加利印务公司与合作单位的交易习惯。 其次，勇顺供销公司称在2015年前与加利印务公司无业务关系。根据加利印务公司在税务部门查询的2015年2-9月加利印务公司向勇顺供销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15085024元，其金额已超过勇顺供销公司主张的所有付款金额（含债权债务转让）。据此，勇顺供销公司主张预付款退还，与查明的事实不符。 再有，对同一笔款项，勇顺供销公司于立案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与加利印务公司的往来账页中，向加利印务公司付款的摘要注明是“付加利公司货款”，审理中提交的2份账页摘要全部更改为“预付加利公司货款”，勇顺供销公司的证据自相矛盾，且不能说明理由。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勇顺供销公司系代关联公司支付货款、接收票据，且交易习惯为先货后款。勇顺供销公司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诉请加利印务公司退还预付款的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能获得支持。 三、诉讼时效问题。 勇顺供销公司主张双方在2015年2月-9月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向加利印务公司支付预付货款采购烤花纸。勇顺供销公司知晓2015年7月加利印务公司遭受水灾后，于9月全面停产，双方业务关系终止，客观上加利印务公司已缺乏继续履行合同能力。勇顺供销公司若有权利要主张，应当从此时起知道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起算。根据勇顺供销公司登记的双方的往来账，勇顺供销公司最后一笔付款是2015年9月19日，加利印务公司最后一笔应付款登记日期是2015年10月27日。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其请求权的事实状态经过法定的期间而届满时，义务人取得时效抗辩权，因义务人的时效抗辩而使得权利人失去胜诉权，即权利人不能得到法律强制保护的制度。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但该法自2017年10月1日生效施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生效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为2年。本案中，勇顺供销公司应当在加利印务公司受灾停产时知晓权利受侵害，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勇顺供销公司应当在2017年9月19日诉讼时效届满之前向法院或其他机构主张权利。即使以加利印务公司的最后一笔应付款上账时间2015年10月27日起算诉讼时效3年，勇顺供销公司的起诉也同样超过法律保护的期限。勇顺供销公司称其在一直向加利印务公司催收，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未向法庭举证证明具有诉讼时效中断、延长的法定事由，故勇顺供销公司的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因此，原审法院对加利印务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主张，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泸县勇顺供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630元，由原告泸县勇顺供销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勇顺供销公司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一、2015年10月11日加利印务公司财务人员签字确认的《财务移交清单》一份，拟证明加利印务公司向勇顺供销公司开具的发票中有46份是作废发票，有2份被退回，加利印务公司只供货11427050.07元；二、2015年、2016年泸县勇顺供销有限公司缴费花名册各一份，拟证明刘俊是勇顺供销公司员工，其社保由勇顺供销公司缴纳，加利印务公司均是与刘俊电话联系进行交易；三、《预付货款申请》一份，拟证明加利印务公司基于双方买卖关系书面向勇顺供销公司申请预付货款，并承诺在以后的货款中进行抵扣，说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也有预付货款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加利印务公司经质证认为，财务移交清单上的签字不能确定为加利印务公司的工作人员所签，且税务机关出具的统计表已经剔除了废票退票，应以税务机关的统计表为准。且认为，勇顺供销公司为刘俊缴纳社保不能否定刘俊代表其他公司与加利印务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行为。预付货款申请上的签章也并非加利印务公司的公章，且没有罗章文签字，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财务移交清单，并未加盖加利印务公司印章，且清单上的签名是否系加利印务公司财务人员所签无法确认，故该份证据的来源及形成时间无法确定，以致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勇顺供销公司的保险缴费花名册，因系勇顺供销公司自行制作，并非社保机构出具，不能确定其内容真实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加利印务出具的预付货款申请，不能证明勇顺供销公司向加利印务公司实际支付了预付货款的事实，且仅凭一份预付货款申请不足以证明双方长期存在先款后货的交易习惯。故该份证据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加利印务公司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一、陈玉林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加利印务公司与勇顺供销公司之间无任何货品交易，刘俊是作为金泸集团公司的花纸采购员为大棚玻璃公司、酒业玻璃公司、中科玻璃公司进行采购；二、2014年、2015年期间加利印务公司向大棚玻璃公司、酒业玻璃公司、中科玻璃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拟证明加利印务公司与三家公司之间均有业务往来。上诉人勇顺供销公司经质证认为，陈玉林是加利印务公司员工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且陈玉林未出庭作证，不能确认其证言真实性，上诉人对其情况说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且认为加利印务公司向其他三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与本案无关。经审查，陈玉林系加利印务公司员工，且未出庭接受法庭质询，不能确认该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至于加利印务公司向其他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只能证明加利印务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存在交易的事实，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勇顺供销公司与加利印务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勇顺供销公司要求加利印务公司返还预付款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三、勇顺供销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法定诉讼时效。 第一，关于勇顺供销公司与加利印务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经审查，勇顺供销公司与加利印务公司之间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勇顺供销公司也未曾向加利印务公司提交过生产计划通知单，加利印务公司也未曾向勇顺供销公司送货，仅凭勇顺供销公司向加利印务公司付款，加利印务公司向勇顺供销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的意思表示。勇顺供销公司虽然辩称加利印务公司是向勇顺供销公司指定厂家送货，但勇顺供销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勇顺供销公司主张其与加利印务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勇顺供销公司要求加利印务公司返还预付款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加利印务公司以勇顺供销公司为买方开具了1500万元增值税发票，但有46份发票已经作废，另有2份已作废退回并未交付上诉人，故加利印务公司并未实际交付1500万元的货物，加利印务公司应将剩余的预付款退还勇顺供销公司。经审查，加利印务公司一审时提交了税务部门出具的2015年2-9月加利印务公司向勇顺供销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明细表，据该明细表载明加利印务公司向勇顺供销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15085024元。上诉人主张该金额未剔除46份作废票据和2份退回票据，其出示的证据为加利印务公司财务人员签字确认的《财务移交清单》，但因该份证据不能确定其形成时间及来源于加利印务公司，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除此之外，勇顺供销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且勇顺供销公司主张双方长期履行先款后货的交易习惯，却仅提供了加利印务公司的《预付货款申请》一份拟证明其主张，但仅凭该一份申请不足以证明长期先款后货的交易习惯。故勇顺供销公司要求加利印务公司返还剩余预付货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勇顺供销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经审查，加利印务公司自2015年7月遭受水灾后，已于2015年9月全面停产，勇顺供销公司知晓该事实，应当知道加利印务公司不能继续供货。勇顺供销公司若与加利印务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且预付了货款，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故勇顺供销公司应于2017年9月前主张权利，而勇顺供销公司于2018年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上诉人泸县勇顺供销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630元，由泸县勇顺供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平 审判员 曹天全 审判员 钟 洁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书记员 罗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