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陕01民终107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甲，女，198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莲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明倩，泰和泰（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妮，泰和泰（西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乙，女，197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上诉人赵某甲因与被上诉人赵某乙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8）陕0104民初7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甲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发回重审或改判遗产全部由赵某甲继承；3.一、二审诉讼费由赵某乙负担。事实和理由：赵某甲从小一直随父母生活，父亲赵随计2002年去世，为照顾母亲，赵某甲结婚后与配偶刘某某一起同母亲赵某丙生活，照顾母亲日常起居，赵某甲先后为父母养老送终，直至母亲2018年去世。母亲去世前两年，一直处于重病状态，瘫痪在床，且精神状态极不稳定，需要24小时看护，赵某甲给了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母亲重病期间，赵某甲需要每日帮母亲擦洗、翻身，母亲身上溃烂的伤口要清理、换药，赵某甲牺牲了外出打工的机会，全心全意照顾母亲，对母亲已尽到主要赡养义务。赵某乙自工作后一直在外地生活，对父母未尽赡养义务，其户口曾迁出周家围墙村，后因2005年周家围墙村股份制改革才将户口迁回，其本人也不在村内生活。离家期间赵某乙鲜少探望母亲，只在回家办理事务的同时，顺便住在家里，并未给予母亲关爱，特别是在母亲病重期间，赵某乙表现出对母亲伤口的嫌恶，不愿帮忙清理，甚至不愿为母亲翻身，赵某甲在情感上无法接受赵某乙的行为。一审认定赵某甲没有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与事实不符，并据此判决赵某甲与赵某乙等额继承遗产违反公平原则。被继承人赵某丙名下西安银行土门支行尾号0433账户对账单显示自2018年7月21日（赵某丙去世）至2019年3月12日发生额为135705.53元，系赵某丙、赵某甲、刘某某、赵某丁四人共同共有。根据《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住宅）》显示，被拆迁人系赵某丙、赵某甲、刘某某、赵某丁四人。拆迁安置补偿费与拆迁安置补助费的发放目的，系被拆迁人自搬离拆迁房屋后，暂时安置所用。虽计算方式以面积为准，但从拆迁房屋搬离，有安置需求的系被拆迁人四人，故其中只有四分之一属赵某丙，属继承范围。一审关于135705.53元拆迁安置补助费全部系被继承人遗留存款的认定与事实不符。赵某乙辩称，赵某乙作为婚生女从小一直随父母生活，2001年7月自西安石油大学毕业后，在西安工作，与父母共同居住生活。同年9月，父亲罹患肝癌晚期，当时父母依靠出租私房和经营杂货店供养家庭生活。赵某甲当时20岁，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父亲患病后家庭花费巨大，赵某乙全部工作收入补贴家庭开支，与母亲齐心协力救治父亲。无奈父亲于2002年2月5日去世。赵某乙协助母亲料理父亲后事，而后母亲出租私房并继续经营杂货店，赵某甲没有工作，由母亲供养。赵某乙继续与母亲共同生活，按约向母亲提供生活费，承担家庭开支。直至帮母亲改建完新房，为赵某甲成婚后数年，见母亲房租月入上万，杂货店经营稳定，日常照料赵某甲夫妻生活也算和睦，才搬出另住。此后，赵某乙与母亲关系一直良好，虽母亲收入丰厚，身体强健，但赵某乙仍频繁为母亲购买高档电器、衣饰、药品、补品等，用于提升母亲生活品质，并出资陪同母亲海内外旅游，丰富晚年生活。2011年，赵某乙到神木生活后，也未改变孝心孝行，依然来往探望，还常邮购快递礼品，转账汇款补贴母亲生活。2017年1月26日，母亲脑出血入院后，至2018年7月21日离世期间，赵某乙虽在神木居住，仍克服工作家庭困难，本人往返西安16车次，累计陪护母亲112天，丈夫陪护73天。母亲作为房主，房租收入、股权分红、退休工资等收入丰厚，自己支付个人及赵某甲一家生活费用外多有盈余。仅在2017年1月26日脑出血发作后失去对自己财产的控制，由赵某甲代为垫付了部分医疗费并领取社保、商某某的赔付。赵某乙积极承担赡养责任，为母亲支付医疗费累计40392元，占医疗费中去除统筹支付和商某某赔付部分，个人实际支付金额的63.13%。母亲葬礼前，赵某乙向账房支付丧葬费1万元，赵某甲预付8000元，葬礼后，账房盈余12800元由赵某甲全部取走。赵某甲由父母养育长大，职中毕业后没有工作，直至22岁家庭危机度过，房屋建成，由母亲提供住房、装修并举办婚礼。赵某甲夫妻婚后居住在母亲家，由母亲负担全家果菜餐食、生活用品、水电卫生等日常生活开支。母亲在共同生活期间照料赵某甲夫妻生活，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全面承担家务劳动，还要看护、接送、养育赵某甲一双儿女，辛勤付出近14年。2014年我村拆迁，母亲作为本户唯一被拆迁人，依法享有全部拆迁权益。赵某甲觊觎母亲财产，骗取母亲身份证，伪造授权委托书代领母亲拆迁补偿款，在母亲数次追讨后拒不归还。2016年9月赵某甲又为争夺母亲的拆迁过渡费与母亲激烈争吵，致使母亲发生脑梗独自就医治疗。母亲为捍卫财产，脑梗后被逼离家半月之久。吵闹逼迫下，母亲于2017年1月26日脑出血入院，经过手术治疗，恢复良好，语言障碍但思维清楚，生活仍然自理。赵某甲趁病时窃取母亲存折、存单、银行卡及身份证，母亲出院后拒不承认、归还。母亲不能捍卫自己的财产与权利，于6月10日含恨跳楼，重伤瘫痪一年后离世。赵某甲直至一审仍曾否认持有母亲存单、存折、银行卡，后在庭审中承认。母亲跳楼轻生前与赵某甲共同生活近14年，提供住房、承担全家日常生活开支和家务劳动，照料赵某甲夫妻及一双儿女，为赵某甲辛勤付出贡献巨大。母亲跳楼瘫痪后，因医疗条件限制，在赵某甲家中生存一年多，赵某乙出钱出力竭尽能力共同陪护赡养。根据编号0014750的《西安市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母亲赵某丙是唯一被拆迁人，属于其拆迁补偿面积与过渡补助费均以宅基地使用证证载面积计算。赵某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继承分割被继承人所遗留的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面积的一半（即：260平方米）及相关权益，相关权益所指拆迁安置协议附件2中的补偿（自行估值156万元）；2.依法分割被继承人所遗留的拆迁安置补偿款的一半（即：267147元）；3.依法继承被继承人遗留的银行存款；4.本案诉讼费由赵某甲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某乙提交证据一：1.赵某乙的《身份证》《户口本》，2.被继承人家庭的《户籍登记簿》及《常住人口登记表》，3.赵某乙的《城中村经济组织股权证书》复印件，赵某乙的《身份证》《户口本》。证明目的：赵某乙是被继承人的婚生女儿，具有合法的继承人主体身份。赵某乙具有城中村经济组织股民资格，与被拆迁人享有同等的股民待遇。赵某乙户籍至今仍在被拆迁人（被继承人）户内，属于被拆迁人的在册家庭人口。赵某甲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1.身份证真实性无异议，户口本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赵某乙不属于被继承人的户口上。2.户籍档案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其与被继承人在同一户口上，不能证明赵某乙享有该村分配的权利，不属于公安在户登记人口。3.股权证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仅仅是村名身份的象征，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赵某乙在被拆迁人的户籍内。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证明目的予以认可。证据二：编号0014750的《西安市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复印件（原件由赵某甲保存），2.西安土门地区XX村”连片综合改造工作《便民手册》复印件（含：《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及《西安土门地区XX村”连片综合改造项目搬迁安置补偿优惠方案》第二条共三项）。证明目的：1.被拆迁人的家庭人口中应当包括赵某乙在内，但在填表登记时被遗漏；2.被继承人遗产中包括被拆迁的宅基地面积和拆迁补偿款；3.拆迁改造的计户原则是以宅基地使用证面积为准，乘以2.5倍计算安置面积；4.被继承人宅基地最终安置面积为521.475㎡，并获得过渡费、补偿费等拆迁补偿款合计：534294元。赵某甲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二1.拆迁安置协议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存在填表中被遗漏，赵某乙已是嫁城姑娘，不属于被拆迁人，在本村没有宅基地，协议书恰巧证明了拆迁安置是赵某甲、刘某某、赵某丁、赵某丙的共同财产；2.便民手册真实性无异议，便民手册第三十八条，以转户前，登记在册户籍人口为依据，赵某乙不属于户籍登记在册人口，因此无权参与分配。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但证明目的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证明。证据三：双方为被继承人所花费的《医疗费用统计表》和《丧葬费用统计表》，以及支付明细凭证。证明目的：自2017年1月至2018年7月，被继承人赵某丙在有病治疗期间、以及办理丧葬事宜过程中，赵某乙给被继承人所支出的花费，远高于赵某甲的支出。赵某甲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三真实性不认可，是赵某乙自行制作的表，未见到票据原件，没有明确表明是为母亲支付医疗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欠缺证据形式要件，证明目的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证明。证据四：双方在被继承人生病期间的《陪护时间统计表》以及赵某乙因陪护被继承人所产生的往返飞机票、火车票等明细。证明目的：赵某乙虽因远嫁外地，但在自2017年1月至2018年7月期间，仍然经常往返回家，陪护在生病的母亲身边，最大限度的尽到了赡养尽孝的义务。赵某甲质证认为：关于证据四真实性不认可，都是赵某乙自行打印的，没有公章证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对被继承人的陪护及赡养。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欠缺证据形式要件，证明目的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证明。证据五：证人证言，1.二姨伯、二姨妈的《情况说明》和《生活概述》，2.母亲同学孙秀玲的《说明》，3.弟媳杨希婷《证明》，4.证人赵某丁、赵某戊、周某某出具的《证明》。证明目的：1.被继承人生前的生活状况；2.被继承人生前加盖房屋及借钱的情况；3.赵某乙在被继承人生前及加盖房屋过程中，乃至其去世时均尽到了赡养尽孝的法定义务。赵某甲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五到庭证人等证人质证时再说，未到庭证人不属于法庭质证形式，不予质证。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虽部分欠缺证据形式要件，证明目的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证明。证据六：书证被继承人生前保险单查询记录复印件（保单号：2002610002542000044318）。证明目的：被继承人生前投保，指定的受益人为赵某乙、赵某甲二人，收益份额为各人50%。赵某甲质证认为：关于证据六真实性不认可，没有保险公司盖章，看不出是保险公司的投保，证明目的也不认可，不能说明收益及继承份额，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欠缺证据形式要件，不予认可。证据七：被继承人赵某丙生前遗留的银行存款明细。证明目的：赵某乙因客观原因无法调取，已向人民法院申请依职权调取相关信息。赵某甲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七不予质证。一审法院已按职权调取该证据，经双方庭后质证均认可被继承人赵某丙生前遗留银行存款的真实性。赵某甲提交的证据有：证据一：《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火化证明》。证明目的：1.被继承人赵某丙于2018年7月21日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2.赵某甲系被继承人女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项，赵某甲是被继承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利。赵某乙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身份证》《户口本》《火化证明》真实性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也认可，《结婚证》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赵某甲夫妻关系，结婚证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证明目的予以认可。证据二：书证《协议书》。证明目的：1.《协议书》出于赵某丙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有村委会盖章及村民见证，具备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及第二十二条，该协议书为合法有效的附条件遗嘱。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继承纠纷存在有效遗嘱，应当按照遗嘱进行遗产的继承。赵某乙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二（一）证据形式：1.从形式上，该《协议书》为打印的，并非立遗嘱人手书的自书遗嘱；如是代书遗嘱，其打印的实际书写人并非代书人或立遗嘱人，无法证明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如是代书遗嘱，却没有注明代书人，更没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即现场没有见证人。3.村委会仅表示“同意三方意见”，并非“遗嘱”的见证人，更何况，村委会签署的时间并非立遗嘱日当天。即：立遗嘱日当天，村委会并未在现场见证。所以，从形式上讲，该《协议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属于无效。（二）证据内容：1.从该《协议书》第一行文字表述及协议第一条内容，可以看出达成该《协议书》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解决结婚事宜，是由双方家庭就男到女方家庭生活而达成的婚前协议，而并非立遗嘱人为解决继承问题所立的“遗嘱”。2.协议第二条内容，进一步明确财产的归属问题，这显然也是针对于男到女方家庭生活的男方所讲的。（但在表述中存在瑕疵）3.协议第三条内容，主要阐明的是男女双方对于老人的赡养义务，且男方不得继承财产。最后一句话，显然是针对在男方不得继承财产的前提下，由女方一人继承。而女方仅能继承“母亲所指明的财产”（其中并未涉及其他继承人，或者剥夺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由此可见，该《协议书》客观上是一份约定男女双方权利义务的婚前协议书，并非立遗嘱人为解决继承问题而特意所立的生前“代书遗嘱”。（三）从“三性”方面讲：由于该《协议书》是一份婚前协议书，并非立遗嘱人生前所立的代书遗嘱，所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从证据形式上讲，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所以不具有合法性；从证据形式和内容上讲，既没有见证人在现场，也无法证明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也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综上，该《协议书》显然是一份婚前协议书，虽有关于继承的描述，但明显是针对婚前男方来说的。其不具备遗嘱的基本要件，并非法律概念上的代书遗嘱，不能作为立遗嘱人生前处分财产的遗嘱对待。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故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三：被继承人赵某丙自2010年至死亡（2018年7月21日）期间入院及门诊看病产生的病历、医疗证明、费用票据及购买护理所用之物的淘宝购物清单。证明目的：赵某甲在被继承人生前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在被继承人生病期间，赵某甲与丈夫刘某某对被继承人照顾的无微不至。根据我国继承法第13条第三款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赵某乙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三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赵某丙生前是有医疗保险，看病所花的大部分费用都由国家承担，赵某甲只是承担一部分，赵某乙在证据中已证明赵某乙对被继承人的出资远远大于赵某甲的出资。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但证明目的需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加以证明。证据四：1.《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2.《拆迁安置补偿优惠方案》；3.《户口变动证明》；4.《入户申请书》；5、《宅基地平面示意图》；6、《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住宅）》。证明目的：1.现有的拆迁安置房与拆迁补偿款均以被拆迁人赵某丙、赵某甲、刘某某、赵某丁四人共同共有，其中哪部分属于遗产，应当另行计算。2.刘某某户口迁入西安市XX号，属于合法被拆迁人，享有拆迁份额。赵某乙质证认为：关于证据四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拆迁安置协议，赵某甲指协议第38条，在册人口，每人不少于65平方米，实际上赵某乙是在册人口，赵某乙已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因为当时分了三户，三户均在一个宅基地使用证上，加盖房屋四人共有财产，赵某甲没有证据证明，加盖房屋应属于家庭所有人员（补偿优惠方案第三条有注明）。入户申请书，是刘某某在入户时的申请，刘某某不是被拆迁人，刘某某只是共同生活人，被拆迁人应为赵某丙；同时，刘某某在婚前协议书上放弃了继承权。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但证明目的需要结合其它证据加以认定。证据五：书证1.《村委会证明》；2.《XX园XX居证明》。证明目的：1.证明赵某甲在被继承人生前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根据我国继承法第13条第三款，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2.证明赵某乙诉称中的被继承人遗产房屋，XX村XX号宅基地上房屋，因封住过道与天某某、第三层整层与第四层的两间房屋均为赵某甲与丈夫刘某某加盖，此部分应属于二人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6条规定，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因此，上述加盖部分应当剔除。赵某乙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五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为打印的，打印后让他人签字不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关于内容赵某甲和刘某某加盖房屋的事不符合事实；虽然村委会盖章，但村委会的盖章没有落实事实本身，只是当事人签完字盖的章，并不是事实的客观证明。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欠缺证据形式要件，故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六：《证人证言》七份。证明目的：1.佐证《协议书》遗嘱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继承纠纷存在有效遗嘱，应当按照遗嘱进行遗产的继承。2.证明赵某甲在被继承人生前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根据我国继承法第13条第三款，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3.证明赵某乙诉称中的被继承人遗产房屋，XX村XX号宅基地上房屋，因将过道与天某某封住，第三层整层与第四层的两间房屋为赵某甲与丈夫刘某某加盖，此部分应属于二人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6条规定，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因此，上述加盖部分应当剔除。赵某乙质证认为：关于证据六到庭证人等证人质证时再说，未到庭证人不属于法庭质证形式，不予质证。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欠缺证据形式要件，故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是2003年8月31日《协议书》是否产生遗嘱继承法律效力。该协议书虽有关于继承的描述，但不具备代书遗嘱的基本要件，并非法律概念上的代书遗嘱，不能作为立遗嘱人生前处分财产的遗嘱对待，故不发生遗嘱继承法律效力。二是赵某甲是否已履行主要赡养义务，是否可以多分遗产。双方从小一直随父母生活，父亲赵随计2002年过世，赵某甲结婚后与配偶刘某某一起同母亲赵某丙生活。而赵某乙工作以后在外地生活，离家期间赵某乙也经常探望在世的母亲，并居住在父母家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3条第三款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但本案中赵某甲所提供的证据不能有效证明其尽到主要赡养义务，故其要求多分遗产的答辩理由不予支持。三是赵某乙是否具有继承人身份。赵某乙的《身份证》《户口本》，被继承人家庭的《户籍登记簿》《常住人口登记表》能够证明：赵某乙是被继承人的婚生女儿，具有合法的继承人主体身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利。四是被继承人所遗留的银行存款，是否应当依法分割。庭审后，一审法院应赵某乙的申请，对于被继承人赵某丙自2018年7月21日去世之日起至2019年3月12日的银行存款及存取流水信息依法进行了调查。经过双方庭审质证，均对法院调取的银行存款及存取流水信息真实性无异议。其中赵某丙名下西安银行土门支行账号XXXXXXXXXXXXXX0433（卡号XXXXXXXXXXXXXX7992）账户对账单显示自2018年7月21日起至2019年3月12日发生额为135705.53元。另经庭审查明该账户对应收益钱款为拆迁安置逾期过渡补助费，根据《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过渡费以宅基地使用证或宅基地地调面积的2倍为依据，每月每平方米7元，一次性支付，过渡期限30个月。超过搬迁补偿安置协议规定过渡期的，从逾期之日起，由搬迁人按原过渡补偿费标准的二倍支付过渡补助费；逾期超过六个月的从第七个月起，每月按原过渡补偿费标准的三倍支付过渡补助费，故拆迁安置逾期过渡补助费属于赵某丙的银行存款对应部分为135705.53元。被继承人赵某丙其它账户显示发生额为15235.47元。庭审中赵某甲已自认上述款项均被其领取。对被继承人赵某丙所遗留的银行存款，应当依法分割。故赵某乙与赵某甲作为被继承人法定继承人，有权平均继承赵某丙所遗留的银行存款。故赵某乙应继承财产为75470.5元，赵某甲应当予以返还。五是关于本案遗产如何依法分割的问题。原西安市莲湖区XX号上房屋已因拆迁灭失，根据编号为0014750的《西安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住宅）》，对应拆迁安置房屋尚未建盖，且对应的户型面积均不详，赵某乙主张继承的拆迁安置房屋尚未现实存在，属于尚未发生或者目前尚不能明确处分的财产权益，经庭审告知当事人待相关条件成熟后依法享有另案再行起诉的权力。另关于拆迁安置补偿款部分：拆迁补偿款共计534294元，已于赵某丙在世期间以兴业银行存单形式发放至赵某丙名下，此时赵某丙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笔款项由赵某丙全部处分，至赵某丙过世，该笔款项已使用完毕，没有证据显示有余留，故赵某乙该项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综上，赵某乙与赵某甲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利，故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赵某甲返还原告赵某乙75470.5元；二、驳回原告赵某乙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244元，退还原告赵某乙15937元，由原告赵某乙自行负担3620元，由被告赵某甲负担168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被继承人赵某丙名下西安银行土门支行账号尾号0433账户对账单显示自2018年7月21日（赵某丙去世）起至2019年3月12日发生额为135705.53元。该款项系拆迁人给付被拆迁人拆迁安置逾期过渡补助费银行存款对应部分。根据《西安土门地区XX村”连片综合改造项目搬迁安置补偿优惠方案》规定，虽然过渡费支付依据为宅基地使用证或宅基地地调面积的2倍，但是该方案亦明确支付对象为被搬迁人。根据《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规定，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XX户XX城中村在册户籍人口为依据，人均建筑安置面积原则上不少于65平方米，并结合原房屋产权建筑面积进行安置。根据被拆迁人为赵某丙（赵随计已故）的《西安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户主为赵某丙的家庭人口共四人，包括赵某丙、赵某甲、刘某某、赵某丁。该四人为该户被拆迁人，即被搬迁人，过渡期间均应获得过渡补助。因此，上述拆迁安置逾期过渡补助费赵某丙银行存款对应部分只有四分之一即33926.38元属赵某丙的遗产，由赵某乙与赵某甲各继承二分之一。就赵某丙其他账户发生额15235.47元，系赵某丙的遗产，由赵某乙与赵某甲各继承二分之一。因上述款项均被赵某甲领取，故赵某甲应返还赵某乙应继承款项24580.93元。关于赵某甲上诉主张其对被继承人尽到主要赡养义务要求多分遗产一节，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无法认定赵某甲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一审法院对被继承人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予以均等分割，与法不悖。综上所述，赵某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8）陕0104民初75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8）陕0104民初75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赵某甲返还原告赵某乙75470.5元”为：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赵某甲返还赵某乙24580.93元；三、驳回赵某乙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244元，退还赵某乙15937元，由赵某乙负担4000元，由赵某甲负担13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87元，由赵某甲负担550元，由赵某乙负担113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莉莉审判员   马延环审判员   秦燕燕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