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3269号原告周征贵，男，199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周徵锋，男，1989年1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瑞昌市，公民身份号码×××。原告柯金青，女，196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瑞昌市，公民身份号码×××。原告陈兰织，女，193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瑞昌市，公民身份号码×××。四原告委托代理人裴海东,广东国晖（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存兵，男，196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刘佳，北京市狄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琳琳，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维特四季（北京）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顺义区，经营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柯焰南，男，198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田艳平，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美满，男，196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瑞昌市，现羁押于顺义区泥河看守所，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刘学永，北京华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征贵、周徵锋、柯金青、陈兰织与被告刘存兵、维特四季（北京）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特公司”）、余美满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征贵、周徵锋、柯金青、陈兰织诉称：2018年11月24日，余美满雇佣死者周瑞永到房主刘存兵家安装阳光房，口头约定日工资300元。当天，周瑞永在安装阳光房过程中从阳光房上摔落地上导致死亡。经查，房主刘存兵将自家安装阳光房、门窗工作承包给维特四季（北京）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又将安装阳光房工作分包给余美满。余美满又雇佣死者周瑞永安装阳光房。事发时，施工位置距离地面3米多高，但死者工作时周围没有提供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等相关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维特四季（北京）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又分包给无资质的个人余美满，房主刘存兵知情并未阻止，均应与余美满承担连带责任。因原、被告就赔偿费用未达成一致，故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原告诉请法院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045.56元，死亡赔偿金1688899.33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329099.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0000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住宿费9657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16298.64元，财产损失费7550元，共计1843450.53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被告刘存兵辩称：周瑞永在安装阳光房过程中存在过错，他是倒退干活，周瑞永从前往后走，他长期从事安装工作，应该知道安装步骤。不同意赔偿。我方是房东。我们要建造玻璃的大棚，因为维特公司之前为我家安装过正房的门窗，所以阳光房也是找该公司。公司业务经理吕宏伟（音）说可以，带我们看了公司安装的阳光房。我们和公司达成了3万元负责给我们安装阳光房，过了几天业务经理找我去公司和余美满见面，说现场由余美满负责。大体把活说了一下，之后余美满带着工人去我家干活，一天干了底下的架子，之后说要定玻璃，等了十几天，安装玻璃的过程中出的事故。当时我认为余美满是维特公司的员工，因为业务经理让我们将钱给付到公司。我方安装阳光房是跟维特公司之间的合同，和余美满之间没有法律关系。死者我们也不认识。至于死者是余美满雇佣还是维特公司的员工我不清楚。我方不同意对原告进行赔偿。原告起诉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的被告应当为周瑞永的实际雇佣人余美满。依据余美满刑事笔录，余美满承包了维特公司的该项目。如果余美满没有项目资质，维特公司应当就周瑞永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刘存兵不是被告的适格被告。另外周瑞永和妻子共同经营加工门窗的工作，也具有相应的资质，其对安装工作应有较强的安全意识，我们认为周瑞永就其死亡也存在相应的过错，依法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刘存兵与维特公司是承揽合同关系，且刘存兵是在吕宏伟的带领下参观了维特公司之前给其他人定做玻璃棚的现房，才决定将自家安装工作交给维特公司，刘存兵在本案中属于定作人。维特公司是具备相应资质，所以刘存兵对安装工作的定作、指示选任没有过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结合余美满的刑事笔录，余美满在询问过程中曾说，刘存兵不知道余美满与维特公司之间的关系，以为余美满是维特公司的员工，且余美满也没有告诉刘存兵他与维特公司之间的关系。所以刘存兵不存在指示和选任的过失。我方不清楚余美满和维特公司的关系，我方一直认为余美满是维特公司的员工。即使我方知道余美满与维特公司是承包关系，我方即使不阻止，也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要求我方知情未阻止的情况下承担连带责任。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所有赔偿均不同意。新增的医疗费真实性、数额以法院核实为准。死亡赔偿金不同意按照非农业户口结算，结合原告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要收入和消费均来源于城镇，实际居住地是在七连庄村。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的标准来计算。针对被扶养人生活费，我方仅仅认可陈兰织作为被扶养人，按照农业标准计算五年，并且除以5人，结合周瑞永的年收入。不认可柯金青作为被扶养人，她属于完全行为能力人，有劳动能力及收入，不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同意支付。在本案中，余美满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应当免除精神抚慰金。但是如果法院判令需要承担，我方认为数额过高，请求法庭充分考虑金额下，也要考虑周瑞永存在过错而相应酌减。对于原告主张处理丧葬产生的误工费和交通费，我方认为数额过高，我方仅认可两个人两天的误工费和交通费，因为该项属于合理的损失，请求法院酌定。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不认可，也不同意支付，没有法律依据。被告维特公司辩称：周瑞永的死亡与我方无关。我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我方曾于2018年5月24日承建业主刘存兵家断桥铝门窗安装工程，工程价款为15100元，2018年9月23日完工，2018年10月13日款项结清。我方完成门窗承建工程后，刘存兵欲搭建阳光房，邀约我方承建，我方认为利润太低，没有应允。公司法定代表人柯焰南念及与余美满的亲友关系，将此项目介绍给余美满。对于余美满与刘存兵如何协商，我方均不知情。涉诉阳光房工程的承建主体是余美满，不是我方。我方自营玻璃加工业务，所使用的门窗玻璃均由自家加工，而余美满承建阳光房所使用的玻璃并非出自我公司。余美满不是我方员工，涉案工程相关施工人员均是余美满自行雇佣，均与我方无关。我方没有从中抽过介绍费提成等任何费用。因业主屡次压价，涉诉工程利润极低，我方未予承接。余美满承接后，客观上已经没有从利润中提取介绍费、提成的空间。我方承建工程的流程是，与业主达成协议后，先去现场画出设计草图，然后列项目收费明细，总费用，同时收取定金。设计草图是用格式纸张绘制。如果工程较复杂或标的金额较大，我公司会签订正式的格式合同。如果我公司承建工程后转包，也是我公司与业主订立合同进行结算。余美满承建的涉诉阳光房工程没有我方的设计草图和格式合同，没有我方员工收取定金和后续工程款的证据。涉诉工程并非我方转包给余美满，我方不可能抽取任何费用。事故发生后，余美满被拘留，阳光房工程未完工。我方法定代表人柯焰南从老乡处获悉。刘存兵找余美满家属协商，最终由余美满之妻组织工人完成后续工程，并自行与刘存兵完成尾款结算。自始至终刘存兵没有请求我方承担继续施工的责任，也没有就死者赔偿问题与我方进行过协商。可见刘存兵明知涉案工程及死者均与我方无关。余美满因本次事故被判刑，现仍在服刑。如果涉案工程是我方承建，则我方犯重大责任事故罪。但我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均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查明，涉案工程与我方无关。被告余美满辩称：涉诉工程是维特公司的吕宏伟业务员找的。他找我看的活。开始价钱没有谈好，吕宏伟每平米提10元，维特公司提每平米提20元。吕宏伟说，总价是3万元，我听到后就不想干了，所以没有谈成。后来，刘存兵去维特公司。刘存兵当时应该认为我是维特公司的人。我没有明确跟刘存兵说过我不是维特公司的人。刘存兵说给我介绍别人家的活，并把邻居家的活介绍给我，就同意了3万元的价格。第一笔1.5万元是直接给我。在安装玻璃的前几天，吕宏伟到现场提出后续的1.5万元给维特公司，并出具维修卡，是刘存兵告诉我的。我也跟刘存兵说，让他跟维特公司结后续的账。我同意适当合理赔偿。剩余的施工款项应该是跟公司结算，我们不清楚是否结算清楚了。事发后刘存兵找过余美满的妻子，跟余美满没有关系了，剩下点余活，说是维特公司承包的活，余款是跟公司结算的。余款1.5万元也没有给余美满的妻子。本案涉案工程是由被告维特公司承揽，余美满仅是为公司代班施工，本案赔偿的责任应当由刘存兵和维特公司承担。本案中的受害人和妻子共同开有北京柯金青铝塑门窗加工部，并有营业执照，有合法资质和手续。我方虽然雇佣受害人来涉诉工程，但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受害人有资质。受害人是专业铝塑加工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多年从事安装门窗的人，对本次事故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受害人为农业户口，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户口来赔偿，不应当按照城镇户口赔偿。受害人妻子不应获得被扶养人生活费，具有劳动能力。没有见到受害人母亲是否有经济来源。受害人母亲生活在当地农村，如果法院查明受害人母亲确实没有来源，也应当按照农村的标准来计算。被告人余美满已经负了刑事责任，精神抚慰金和余美满没有关系，不应该再承担。余美满家属已经支付原告83504元，8万元是一次性赔偿金，8万元的赔偿性质没有明说，3504元是受害人家属在北京的住宿和吃饭。原告所说家属处理误工费、住所费、交通费没有法律依据，不同意支付。经审理查明：在刘存兵2018年5月通过维特公司业务员吕宏伟在维特公司定作安装过门窗后，经过刘存兵与维特公司业务员吕宏伟协商，维特公司承揽建造刘存兵家阳光房，并确定价格为3万元。之后由于维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柯焰南与余美满的亲属关系，维持公司私自将建造阳光房的工程转交由余美满施工。余美满陈述刘存兵曾表示给余美满介绍别的阳光房工程。后刘存兵实际介绍了邻居王桂荣家的雨棚工程。王桂荣出庭陈述：（1）认识刘存兵和余美满，不知道维特四季公司或柯尔盾公司，只知道有厂子，不知道厂子的名字，我见过厂子管业务的人，但是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不知道叫什么名字；（2）我家和刘存兵家是东西邻居，中间有一条道，刘存兵家在东边，刘存兵家先装的雨棚，都把金属框焊好了，我问余美满，问我家的是否能安装，余美满说可以，先把刘存兵家的弄完了，就拉点料放我们家了，放了一个礼拜；（3）然后厂子管业务的来了，在刘存兵家门口，刘存兵告诉我，说他家的活也是他们厂子干的，我就问管业务的我家的雨棚漏了怎么办，管业务的就说，交钱去厂子里交，漏了就去厂子找；（4）我家的雨棚的活都干完了，我们把钱给了余美满的妻子，因为余美满的妻子老是哭，而且厂子的人也不来人要钱，之前说过让我们把钱交到厂子里，但是余美满出事后，厂子就不来人了，也不知道厂子在哪；（5）我是先联系的余美满，后来是厂子的人去的，厂子的人去了也没去多长时间，厂子的人就是上我们家门道站会就出来，管事的说等活干完；（6）我不知道厂子的人和余美满什么关系；（7）刘存兵也说把钱给厂子，但是我就见过一次厂子的人，也不知道厂子在哪。关于涉诉阳光房工程的承接过程，在2018年11月27日刑侦支队的询问笔录中，刘存兵表示：（1）吕宏伟是张镇柯尔盾门窗厂业务员，我家门窗通过他安装的，后来我想安装阳光房，要找厂子来安，这样有保障；（2）吕宏伟先带着我到平谷看他们厂子安装好的阳光房。我觉得可以，想找他们做；（3）后来，吕宏伟带着余美满到我家量尺寸；（4）过几天，我们约在门窗厂见面谈这事，吕宏伟、余美满都在，而且拿出一张图纸，我同意按照图纸来做，后来我又找余美满一次，还是在厂子的接待室见的面，当时让余美满写份合同，他说没事，不用写。在2018年11月28日的派出所询问笔录中，余美满表示：（1）刘存兵家阳光房工程是通过吕宏伟介绍后承包的，大概110平米；（2）吕宏伟是顺义张镇柯尔盾门窗厂业务员，柯尔盾门窗厂老板柯焰南是我妹夫，所以吕宏伟将刘存兵家阳光房工程给我做；（3）2018年11月初，柯焰南、吕宏伟和我三个人在张镇柯尔盾门窗厂柯焰南办公室商量，吕宏伟说这活总价3万多元，里面包括他每平米10元提成，柯焰南也说这里面有他的每平米20元提成，没有最终定价，所以我没有说什么；（4）过了两三天，柯焰南、吕宏伟和我三个人还是在柯焰南办公室，吕宏伟直接和我说这活总价3万元，爱干不干。听这价格，我就说不干了；（5）过了几天，刘存兵打电话给我，问我什么时候干，我说价格低不干了，当天刘存兵找到我说我的活干得好，希望我给他干，干完后他给我介绍活，我就给刘存兵干活了；（6）吕宏伟带着我去刘存兵家看施工的地方，确定图纸和尺寸，确定总价是3万元，其中包括吕宏伟、柯焰南的提成，我觉得钱少，就不想干，刘存兵跟我说干完活后给我介绍活，我就给刘存兵家干这活了；（7）3万元的价格是刘存兵与吕宏伟商量好后告诉我的，我没有参与商量这个价格。柯焰南表示：（1）之前刘存兵的门窗确实是我公司做的；（2）在门窗做好两三个月后，刘存兵给吕宏伟打电话问能否做雨棚，吕宏伟是我们公司业务员，当时我们特别忙，我就跟吕宏伟说，我有个姐夫做这个，让吕宏伟把余美满介绍给房东，让他们自己去协商；（3）这个活我公司没有参与，都是余美满和房东协商的，余美满做了这个活之后，又在边上接了另外一个阳光棚，第二个阳光棚，我公司不知情。2018年11月8日，余美满出具收条，主要内容为：今收到刘存兵院子封玻璃顶现金壹万捌仟元。收款人：余美满。涉诉阳光房后续1.5万元施工款项，刘存兵表示尚未给付。关于后续1.5万元工程款情况，2018年11月27日，刘存兵在刑侦支队询问笔录中表示：（1）焊完钢架后，吕宏伟去过我家一次看活，还指出焊接不实的地方，跟我说回头让余美满重新弄一下；（2）我问吕宏伟阳光房保修怎么算，吕宏伟反问我“你给余美满结钱了？”我说余美满跟我要了15000元进玻璃的钱，吕宏伟说“剩下的钱去厂子结，到时给你出一张保修单”。在2018年11月28日的派出所询问笔录中，余美满表示：（1）2018年11月8日刘存兵给我15000元现金账款，当时我跟他说买玻璃需要钱，我没有钱；（2）后来刘存兵跟我说，大概二十一二号，吕宏伟跟他说过，剩下的钱必须和柯尔盾门窗厂结算，不能直接给我，而且和柯尔盾门窗厂结完后，会给他保修单，当时听到这话我很生气，我就说和谁结都一样，你就跟他结；（3）吕宏伟、柯焰南不负责刘存兵家阳光房工程的任何工作，活承包给我了，所有事务安全工作都是我负责，我和吕宏伟、柯焰南没谈过安全负责方面的事。2019年3月6日，在本案中对刘存兵方所做的单方询问中，刘存兵表示后续的1.5万元尾款应公司业务经理要求，要跟公司结账，不能把给余美满。在2019年3月7日，在对余美满的单方询问中，余美满表示：（1）在安装玻璃的前几天，吕宏伟到现场提出后续的1.5万元给维特公司，并出具维修卡，是刘存兵告诉我的；（2）我也跟刘存兵说，让他跟维特公司结后续的账。周瑞生、周瑞兵、周瑞永受余美满雇佣，按日工资300元为余美满提供涉诉阳光房施工劳务。2018年11月24日下午13时许，周瑞永在刘存兵家中阳光房顶为玻璃顶打胶过程中，从约3.5米高的玻璃顶预留的天窗通风口摔落到地上，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共花费医疗费1045.56元。2018年11月24日，周瑞永因颅脑损伤死亡。余美满认可周瑞永是为其提供劳务的人员，施工当时约定日工资标准300元，并认可在周瑞永施工时没有安全网、安全绳等安全措施。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乐园乡南庄村周瑞永的亲属人员有：母亲陈兰织，妻子柯金青，长子周徵锋，二子周征贵。陈兰织生育五名子女。北京柯金青铝塑门窗加工部登记投资人为柯金青。柯金青与丈夫周瑞永共同经营北京柯金青铝塑门窗加工部。事发当时的在场人员有周瑞生、周瑞兵、刘存兵、余美满，四人均表示。没有看到周瑞永摔下的具体过程，听到声音后看到周瑞永已经摔落在地上。周瑞生、周瑞兵表示玻璃顶坡度不大，在玻璃顶上行走不会滑。周瑞生、周瑞兵、余美满均表示事发当天上午安装阳光房玻璃时周瑞永共同参与了，玻璃顶棚预留了天窗通风口。关于刘存兵家阳光房施工主体，刘存兵表示：（1）我将阳光房安装工程交由维特公司施工，与维特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2）后期款项1.5万元维特公司业务经理吕宏伟让我交到公司。维特公司表示：（1）刘存兵家之前的门窗确实是我公司做的，阳光房是门窗做好后过了两三个月，刘存兵给我公司业务员吕宏伟打电话问是否能做阳光房，当时我公司特别忙，柯焰南让吕宏伟把余美满介绍给刘存兵，让他们自己去协商，这个活我公司没有参与过，都是余美满和刘存兵之间协商的，余美满做了这个活之后，又在边上接了另一个阳光房，第二个阳光房我公司不知情；（2）余美满的妻子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柯焰南妻子是堂姐妹关系，柯焰南将安装工程介绍给余美满。余美满表示：（1）因为张镇柯尔盾门窗厂的的老板柯焰南是我妹夫，柯焰南指派业务员吕宏伟将刘存兵家的阳光房工程给我做；（2）2018年11月初，我们三人商量过这个活，吕宏伟每平米提成是10元钱，柯尔盾门窗厂每平米提成20元，总价三万多元，我当时没说什么；（3）过了几天，吕宏伟直接跟我说总价是3万元，爱干不干，听这个价格后，我就说不干了；（4）过了几天，刘存兵给我打电话，我说价格低干不了，当天刘存兵找到我说希望我给干活，干完后他会给我介绍活，于是我就给刘存兵家干活了；（5）三万元的总价是刘存兵定的，他与吕宏伟商量好以后告诉我的，我没有参与协商价格；（6）我与吕宏伟之间没有签订合同，吕宏伟代表柯尔盾门窗厂，他挣业务员提成的钱；（7）我和柯尔盾门窗厂及柯焰南相互信任，没有签合同；（8）2018年11月8日，刘存兵给我1.5万元现金，当时我跟他说买玻璃需要钱，后来刘存兵跟我说大概二十一二号吕宏伟跟他说剩下的钱必须和柯尔盾门窗厂结算，不能直接给我，并且柯尔盾门窗厂会给他保修单，当时我很生气，但是我说跟谁结都一样，你跟他结吧；（9）剩下的1.5万元钱款没有结账，刘存兵想与吕宏伟，也就是柯尔盾门窗厂结账；（10）周瑞永不是柯尔盾门窗厂的员工，是我雇佣的。刘存兵出示有吕宏伟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柯乐顿铝业门窗订货单，主张刘存兵家案外门窗由维特公司制作安装。关于维特公司与柯尔盾门窗厂、柯乐盾铝业门窗的关系，维特公司认可：（1）柯尔盾实际是一个商标；（2）正确的是柯尔盾，柯乐盾是打印错误造成的，做广告的时候写错了，实际也是我公司以前使用。关于刘存兵与维特公司之间有无签订合同及款项给付情况，刘存兵表示：（1）没有书面合同，是口头达成的；（2）给了余美满1.5万定玻璃的钱，有收条，是余美满让我把钱给余美满的，之后业务经理说让我把剩下的1.5万元给公司，不能直接给余美满；（3）安玻璃当天出的事，所以后来的1.5万元没有给付。关于事发后的协商情况，刘存兵表示：（1）死者家属没有联系过我；（2）镇政府给我们进行过一次协商，当时维特公司的人、余美满的妻子、死者的家属和我方都去了，因为余美满的妻子表示因为余美满已经承担刑事责任，不同意承担民事责任，维特公司表示跟他们公司无关，不同意承担责任，并在中途就走了，协商没有成功。关于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9657元的组成，原告主张：（1）在北京长丰国际大酒店（星程酒店）花费住宿费3251元，其中包括2018年11月25日和26日均入住5间共11人（柯金青、周徵锋、周征贵、杨柳、周瑞其、周瑞刚、柯林兴、周征荣、周理开、柯海瑞、柯善强）花费住宿费1490元，2018年11月27日入住1间（周征贵）花费住宿费298元；（2）在北京嘉逸花园酒店有限公司（杨镇）花费住宿费6406元，包括2018年11月27日入住三间7人花费住宿费614元（柯金青、周徵锋、周瑞其、周瑞刚、柯林兴、周征荣、杨柳），2018年11月28日入住3间8人（柯金青、周徵锋、周瑞其、周瑞刚、柯林兴、周征荣、周征贵、杨柳）花费住宿费614元，2018年11月29日入住3间8人（柯金青、周徵锋、周瑞其、周瑞刚、柯林兴、周征荣、周征贵、杨柳）花费住宿费600元，2018年11月30日入住3间8人（柯金青、周徵锋、周瑞其、周瑞刚、柯林兴、周征荣、周征贵、杨柳）花费住宿费578元，2018年12月1日、2日、3日、4日、5日、6日、7日均入住2间6人（柯金青、周徵锋、周瑞其、周瑞刚、周征贵、杨柳）花费住宿费每日400元，2018年12月8日入住6间12人（柯金青、周徵锋、周瑞其、周瑞刚、周瑞生、周瑞兵、周征贵、杨柳、柯长生、柯英、周斌、周英婷）花费住宿费1200元。关于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原告主张自2018年11月24日至2018年12月10日共产生16298.64元，其中包括：柯金青（死者妻子）产生交通费940元，周徵锋（死者儿子）产生交通费1340元，周征荣（死者长侄）产生交通费1627元，周征贵（死者儿子）产生交通费699.64元，周瑞其（死者长兄）产生交通费163.5元，周瑞刚（死者之兄）产生交通费163.5元，柯林兴（死者妹夫）产生交通费477元，杨柳（死者儿媳）产生交通费373元。关于所主张的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2万元，原告表示：（1）2018年11月24日死亡，2018年12月9日在北京火化，2018年12月10日灵柩运到老家，据风俗在家停留4天，2018年12月14日下葬，共计20天，主张5人，误工费每人一天200元。关于柯金青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出示瑞昌市乐园乡南庄村村民委员会证明，用以证明柯金青无工作，无收入来源。原告另主张：（1）虽然北京柯金青铝塑门窗加工部营业执照是柯金青，但是其实际上不参与经营管理；（2）柯金青一辈子依靠周瑞永，主要是照顾周瑞永的起居，不参与经营；（3）柯金青在2018年12月在家做了手术，腺肌瘤摘除手术，且已经五十岁，不再适合劳动。关于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7550元，原告主张为受害人的搬抬费和尸体袋，并出示2018年12月7日北京顺义义源商贸公司出具的购买方名称为周瑞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生活服务*尸体袋、服装*西装、搬抬服务费的发票两张，总金额为7550元。在本院2019京01**行初186号刑事案件中，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8年11月24日13时许，在北京市顺义区×镇×村刘存兵家中，被告人余美满违反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安排周瑞永（男，殁年50岁，江西省人）等人进行高处作业，致周瑞永从阳光房房顶坠落至地面，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周瑞永符合颅脑损伤死亡。被告人余美满于案发后报警，后被查获。被告人余美满已部分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被告人余美满对指控事实没有异议。该案中，本院认为：被告人余美满的行为已构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应予惩处。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余美满犯有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被告人余美满犯罪后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鉴于被告人余美满具有自首情节，部分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并取得对方谅解，且自愿认罪认罚，辩护人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人余美满从宽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余美满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24日起至2019年7月23日止）。原告与被告余美满均认可：（1）余美满在2018年12月6日一次性给付原告方赔偿款8万元；（2）余美满为原告方支付了住宿费1192元。原告主张上述8万元的性质为丧葬费。被告不认可性质为丧葬费，并主张该8万元应当从余美满承担的赔偿责任中扣除。余美满另主张为原告及其亲属支付了餐费，并给了案外人周瑞生4000元以用于接待原告及其亲属，但不清楚周瑞生使用情况。原告反驳称其本案中未主张餐费，不认可余美满所主张的4000元。四原告表示本案中其全部诉讼请求在四原告之间不进行区分，由四原告共同作为裁判权利主体。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亲属关系证明、火某、营业执照、发票、门诊收费票据、车票、收据、行程单、证人证言、（2019）京0113刑初186号刑事案件卷宗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刘存兵为建造其涉诉阳光房，通过维特公司业务员吕宏伟向维特公司发出要约。维特公司未拒绝，并且将涉诉阳光房建造工程转交由余美满承建，确定工程款为3万元。余美满表示3万元工程款中有吕宏伟每平米10元、柯焰南每平米20元的提成。维特公司不认可其对于涉诉阳光房工程有提成。关于维特公司、吕宏伟、余美满之间的内部关系，刘存兵无从知晓。维特公司不经刘存兵同意，不具备为刘存兵介绍涉诉阳光房工程承揽方的资格。对于维特公司之介绍余美满为刘存兵建造涉诉阳光房的主张，本案不予采信。刘存兵在涉诉安全事故发生之前，与余美满协商达成一致，剩下的阳光房1.5万元钱款由刘存兵与维特公司结算。虽然余美满实际组织施工，但事实情况是在涉诉安全事故发生之前，余美满、刘存兵均不认为维特公司与涉诉阳光房建造工程脱离关系。本案中，不应当认为维特公司与涉诉阳光房建造工程脱离关系。不论维特公司是否从转交涉诉阳光房工程给余美满施工的做法中提成，均应当认为刘存兵的建造涉诉阳光房工程的要约已经得到维特公司的承诺，工程款金额为3万元，刘存兵与维特公司之间存在维特公司为刘存兵建造涉诉阳光房的承揽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维特公司在承揽涉诉阳光房工程后，将其交由余美满施工，应当知道余美满没有安全生产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应当与余美满承担连带责任。周瑞永与其妻柯金青共同经营有北京柯金青铝塑门窗加工部，对安全生产有较高的认识和防范能力。在明知缺乏安全设施和防护条件的情况下，周瑞永同意参加涉诉阳光房施工，对自身安全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周瑞永参与安装阳光房顶玻璃，明知阳光房玻璃顶预留天窗通风口，在阳光房顶玻璃上打胶过程中，由于疏忽大意从天窗通风口摔落致死，未尽到对自身安全的适当注意义务，对涉诉安全事故的发生有重大过失。本案酌定由周瑞永对涉诉安全事故造成的其各项经济损失自行承担30%的责任。因涉诉农村家用阳光房工程施工复杂程度低，工程量小，不宜施加施工资质要求。刘存兵作为定作方，选任作为经营商事主体维特公司承建阳光房并无过错。维特公司、余美满、周瑞永均尽到安全保障或安全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涉诉安全事故本可避免，也本应避免。刘存兵对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涉诉安全事故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原告要求刘存兵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支持。柯金青、周瑞永夫妻开设并经营北京柯金青铝塑门窗加工部，并实际从事相关非农业生产经营行为。原告要求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相关损失的诉讼请求，本案予以准许，并酌定因周瑞永在涉诉安全事故中死亡的经济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陈兰织被扶养人生活费42926元。柯金青为个体工商户，且与周瑞永多年共同经营，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属于应当索要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人员范围。对于柯金青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支持。结合原告出示证据和双方举证质证意见，并考虑实际需要，本案认定受害人摔伤致死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1045.56元，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11500元，住宿费5600元，误工损失9600元。误工损失中有因涉诉事件造成的周瑞其、周瑞刚作为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周瑞其、周瑞刚出面处理周瑞永的丧葬事宜，是出于作为周瑞永哥哥的亲情。本案认为误工损失应当由死者周瑞永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即本案原告，出面主张，之后再由本案原告与周瑞其、周瑞刚自行处理。原告所主张的财产损失费是为处理受害人周瑞永丧葬事宜而花费，属于丧葬费合理支出。本案确定原告所主张的财产损失费7550元为丧葬费用，并认定属于涉诉安全事故中周瑞永去世造成的经济损失。余美满所主张的所花餐费与本案无关。余美满所支付的一次性赔偿金8万元及住宿费1192元，应当从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中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告因涉诉事件已经受到刑事处罚。对于原告于本案中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美满、维特四季（北京）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周征贵、周徵锋、柯金青、陈兰织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共计九十二万五千四百二十三元一角（已经扣除余美满支付的八万一千一百九十二元赔偿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二、驳回原告周征贵、周徵锋、柯金青、陈兰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91元，由原告周征贵、周徵锋、柯金青、陈兰织共同负担8337元（已交纳），由被告余美满、维特四季（北京）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305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焦广涛人民陪审员  杨艳荣人民陪审员  田荣芹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马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