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30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飞曜，男，1975年10月14日出生，住泗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泗阳县南刘集乡河边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泗阳县南刘集乡河边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泗阳县南刘集乡河边村委会十三组，住所地泗阳县南刘集乡河边村十三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须先，男，1948年11月11日出生，住泗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伟民，泗阳县诚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须聪，男，1969年1月25日出生，住泗阳县。上诉人刘飞曜因与被上诉人泗阳县南刘集乡河边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河边村委会）、泗阳县南刘集乡河边村委会十三组（以下简称河边村十三组）、刘须先、刘须聪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18）苏1323民初9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飞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错误，应适用该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刘飞曜自2012年起就主张返还涉案土地及相关费用，刘须先、刘须聪自2012年底已不再耕种涉案土地，涉案土地分别于2013年、2015年被集体向第三人流转。涉案土地被流转时，与刘须先、刘须聪的代耕代种关系已经结束，故涉案土地的流转费应予返还。2、返还涉案土地的农业补贴，应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刘须先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刘飞曜主张的返还农业补贴是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责管理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2、刘飞曜自认双方之间是代耕代种的关系，那么土地收益应归刘须先所有，起止时间只能按照土地承包证上的时间计算。河边村委会、河边村十三组、刘须聪未作答辩。刘飞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河边村委会、河边村十三组、刘须先连带归还土地流转费（其中1.8亩自2013年至2017年，每年每亩800元；0.76亩自2015年至2017年，每年每亩800元）、农业补贴费（2006年至2012年，每年每亩70元）合计10278元；2、判令河边村委会、河边村十三组、刘须聪连带归还土地流转费（2013年至2017年，每年每亩800元）、农业补贴费（2006年至2012年，每年每亩70元）合计673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飞曜系刘须高（已故）之子。1992年期间，刘须高将其4.4亩和1.9亩两块承包地自行交由同组村民刘须先和刘须亮两户耕种，后刘须先又将4.4亩耕地分出2.2亩交由同组村民刘须聪户耕种。1998年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延包发证工作时，其所在村民委员会未履行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的法定程序，也未与刘须先等三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即经南刘集乡人民政府上报泗阳县人民政府，将原来涉案争议的6.3亩土地分别登记在刘须先、刘须亮、刘须聪三户名下，并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后在2012年开展承包地确权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工作时，河边村委会以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基础，仍将该6.3亩土地登记在刘须先、刘须亮、刘须聪三户名下，并上报泗阳县人民政府颁发了编号为（2012）SQ2150041013062、（2012）SQ2150041013008、（2012）SQ2150041013071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之后，涉案的6.3亩承包地由河边村委会以800元/亩统一对外流转。2016年4月7日，河边村委会向刘须先、刘须亮、刘须聪三户分别作出《解除承包土地合同的通知书》和《关于收回承包地的通知》并向三户送达。2016年4月8日，该村委会向南刘集乡人民政府报送《关于收回刘须先刘须亮刘须聪三户承包土地经营权证的报告》。2016年4月13日，南刘集乡人民政府对刘须先、刘须亮、刘须聪三户分别作出《关于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通知书》。2016年5月17日，泗阳县人民政府作出80号《注销决定》，注销编号分别为（2012）SQ2150041013062、（2012）SQ2150041013008、（2012）SQ2150041013071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18年3月21日，泗阳县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向刘飞曜颁发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共计12.03亩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刘飞曜主张的农业补贴问题，属于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故在本案中不予理涉。对于刘飞曜主张的土地流转费用问题，因刘飞曜自认与刘须先等人之间系“代耕代种”关系，且当初约定土地收益归刘须先等人所有、刘须先等人不需向刘飞曜支付费用，故在此期间的土地收益即流转费用理应归刘须先等人所有，刘飞曜主张返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2018年3月21日，相关部门重新向刘飞曜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也将案涉土地交还刘飞曜，刘须先等人不再领取相关流转费用，双方之间无偿的“代耕代种”关系已终止，故也不存继续履行导致显失公平的情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飞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6元，由刘飞曜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中，各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是涉案土地2017年之前的收益是否应予返还。根据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刘须高于1992年期间将其4.4亩的承包地自行交由同组村民刘须先耕种，后刘须先又分出2.2亩交由同组村民刘须聪耕种。1998年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延包发证工作时，以及2012年开展承包地确权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工作时，上述土地被分别登记在刘须先、刘须聪二户名下。对此，刘飞曜在一审庭审中解释“我父亲给刘须先种的，就是地给被告种，每年的三粮五钱由被告交，地的收入归被告刘须先，可以理解为代耕代种”。刘须先解释“当时原告的父亲说是免费给我种的，只要帮他交三粮五钱就行，我在1997、1998年左右，我生病了不能种了，想把地退给原告的父亲，原告的父亲说你要退就退给生产队，并说已经确权两次在你身上了，你退给我是不合理的。后来我实在不能种了，我又找刘须聪，把地给刘须聪种的，并经过确权的”。泗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泗政发[2016]80号《关于注销南刘集乡河边村刘须先等三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决定》中亦载明“刘须高因家中4个女儿出嫁，2个儿子外出打工，没有足够的劳力和经济耕种土地，遂将自己耕种的4.4亩和1.9亩承包地私下交由同组村民刘须先和刘须亮两户耕种”。上述事实表明，刘须高自1992年将涉案承包地交由刘须先“代耕代种”后，其未再耕种过涉案承包地，1998年该承包地被分别登记在刘须先、刘须聪二户名下时，刘须高当时对此亦未主张过权利。刘须高因缺乏劳动力而无力耕种涉案承包地，其行为符合“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情形，故对刘飞曜提出的应返还涉案土地2017年之前的农业补贴、土地流转费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飞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6元，由刘飞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覃卫东审判员  谢朝晖审判员  徐金鸽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汤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