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民终24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宗琼，女，197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友刚，广东卓建（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君林，男，1972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祖军，重庆市巫山县维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系特别授权。上诉人周宗琼因与被上诉人刘君林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巫山县人民法院(2018)渝0237民初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宗琼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刘君林持有的虚假“土地转让协议”无效。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刘君林出示的土地转让协议是虚假的。1.同一事件出现两个不同版本的“土地转让协议”，正文和附注的内容明显不一样，违背常理，应系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凭记忆书写，协议上的签字系同一人完成。证人梁佑习也当庭证实没有签署过协议，该两份协议均不是在协议上载明的时间形成，是刘君林为了达到占有周朝术承包土地的目的，事后串通他人制作的虚假协议。2.刘君林持有的协议上周宗琼父亲周朝术的签章是虚假的。周朝术从未使用过“周朝树”这个名字，也未使用过正方形“周朝树”这个印章，曾经使用过“周朝术”长方形印章。周朝术有签字的能力，刘君林持有的协议上其他人均签字，周朝术完全可以签字，没有必要单独盖章。3.协议上“周朝树”与1998年承包地登记簿上户主名字“周朝树”相符，与周宗琼父亲周朝术实际使用的真实姓名不符。由于1998年承包地登记簿是村会计代书，而刘君林持有的协议亦是村会计执笔，故该协议系刘君林与村会计串通后凭记忆制作出来的。4.土地转让没有对价，反而给出让人约定了很多义务，农税提留一直是我们自己在给。5.土地转让协议对其他权利人周宗艳、周宗琼的权利进行了处分。综上，刘君林持有的土地转让协议是为了达到占用周宗琼承包经营的土地目的所伪造的，依法应该确认无效。刘君林辩称，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今天将当年书写协议的村会计请来出庭对当时的相关情况予以说明。刘君林向巫山县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君林持有的虚假“土地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由刘君林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月24日，周宗琼的父亲周朝术与刘君林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情因原脉山六组周朝树全家迁到原南坪村居住，周朝树原有的承包田土经村民和本社法人代表同意将承包水旱田转让给刘君林耕种使用，政策不变，刘君林永远承包使用，周朝树从签字之日起再无理由回承包地，恐日后无据，特立此据为证。注：周朝树原有自留地属周朝树本人使用。注：周朝树原有的自留山生前使用，死后由刘君林管理使用”。“周朝术在该协议签章，承包方刘君林、法定代理人梁佑保、在场证人李柏林、梁佑席在协议上签字。另查明，周朝术于2016年去世。2018年刘君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与周宗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因该协议上所涉及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向巫山县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巫山县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8）巫山农裁字第00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该案4块争议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或林权）归申请人刘君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所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君林所出示的，周宗琼的父亲周朝术与刘君林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否真实？对此，该院认为，周宗琼虽也提交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的复印件，以此推定刘君林提交的协议是假证据。但两份协议记载的正文内容与结尾处的签字、签章、日期相同，只是“注”的内容略有差异，两份土地转让协议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故周宗琼所主张的“在同一事件当中出现了两份不同的转让协议书，而且内容不一致，说明两份协议书都是假的”，不符合证据推理规则。周宗琼提交了周朝术在不同时期的身份证、户口信息、私章印模以及领取养老保险金的签字凭证，但均不能证明签订协议中所使用的“周朝树”正方形印章为假章，且该协议中“周朝树”与1998年承包土地登记簿上户主名字“周朝树”相符。故周宗琼认为刘君林所持有的土地转让协议为虚假协议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周宗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交纳40元，由周宗琼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周宗琼向本院提交如下书证：1.林权登记表申请表，复印件，登记时间是2009年9月13日，其中涉及到周朝术签章是“术”，该份证据拟证明周朝术从来没有使用过“树”的印章，对方向法院提交的转让协议中周朝树的签章是假的，不是周朝术使用的印章。2.2019年9月9日重庆市巫山县铜鼓村青松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原件，拟证明、周宗艳、周宗琼没有在青松村承包经营土地，不会把原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出去，只是转包关系。被上诉人刘君林质证意见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章上的字看不清楚,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2在一审未提交，不真实，不属于新证据，证据形式不合法，有村委会盖章但无具体证明人。农委仲裁时另一被申请人即所在社社长出庭证实周朝术一家到青松村购买了房屋并承包了4个人的土地。被上诉人刘君林提交了单据4张,原件，拟证明2005年以前刘君林对该宗转让土地交了提留税。上诉人周宗琼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土地已转让给了刘君林，印证了土地是转包，刘君林是代交农税提留。上诉人周宗琼申请证人梁吉翠及被上诉人刘君林申请证人田务政、梁佑保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梁吉翠到庭陈述，我在1997年和1998年种了周朝术的田。证人田务政到庭陈述，我在2001年至2004年任竹园村主任，2004年至2016年任村会计，2005年正在土地确权换证，如果有转让、转包、互换、分家等情况的必须要有手续才能换证，当时社长是梁佑宝，土地承包发包人是社长，当时梁佑保给我打电话说周朝术家要把土地转让给刘君林家，让我去写手续，到场的有前社长李柏林、梁佑习，我执笔，刘君林当时没有在场，是他老婆在场，协议是在刘君林家写的，周朝术在场。我当时写了2份协议，是一起写的，两份协议的内容一致，但有一份缺少一个括号，其余的记不清楚了。协议写好后，在场人在协议上签了字，是他们自己签的。当时周朝术说他年纪大了，眼睛视力不好，盖章方便些，那时候签字、盖章没有特别的要求。梁佑习的签字是否是他本人当场所签我记不清楚了。刘君林持有的土地转让协议（一审卷33页），是我写的。另一份土地转让协议也是我写的。协议签订后，当时我说的是给社长一份，刘君林一份，但具体由谁保管的我不清楚。2005年之后，周朝术本人对土地确权没有向村里提出过异议，2015年的时候周宗琼提出过意见，周宗琼当时就是问他父亲为何要把土地转让给刘君林以及转让协议如何产生的。当时没有要给周朝术转让费或者用其他东西调换。当时只是让我写协议，周朝术把土地进行转让是否有问其他权利人的意见我没有过问这些。证人梁佑保到庭陈述，我从16岁开始在村里任各种职务直到5年前。写转让协议的时候我、周朝术、大队会计、梁佑习、李柏林在场，一共5个人一起办的手续，大队会计写的手续，内容就是土地转让，周朝术转让到刘君林头上。转让多久没有写，是种了7年后才写的转让手续，因为周朝术已经搬走了，田要交上交款，就把土地转让了。签转让协议的时候是否让刘君林给钱或用其他东西换我不清楚。当时协议写了2份，协议上的字是我自己签的，李柏林和梁佑习是初中生，当时的5个人都动了笔的。周朝术章是他自己带着的，就盖的章，我们没有带章就签的字。协议上梁佑习的字是本人签的。协议我手里没有，周朝术一份，刘君林一份。当时上交提留农税重，每年一人有一百多元。对证人梁吉翠、田务政、梁佑保的证言，上诉人周宗琼发表质证意见为，梁吉翠证言客观真实的反映在1998年以前她曾经耕种过周朝术承包地的事实，与刘君林陈述的1998年前他在耕种周朝术土地和一审认定的这一事实相矛盾，因此一审认定事实不。田务政的证言大部分不是事实，两份土地转让协议是刘君林方为了达到占有周宗琼土地目的与证人串通制作的，按照田务政的陈述，同一时间的两份协议应该是一样的，但事实上两份协议内容不一致，田务政陈述在场人是自己签的字，而李柏林和梁佑席根本就没有在协议上签字，梁佑习在一审的时候证实了这一事实，而且协议上梁佑习的名字是错的，李柏林的名字也是错的，协议上写的是“伯”；周朝术自己能签字，在签协议大家签字他来盖章不可能，而且他没有用过这个章；农村在2005年转让、转包土地是有对价的，协议中没有提任何对价，证言是虚假的。梁佑保的证言证实自己在协议上签字不是事实，协议上梁佑保、李柏林、梁佑席的签字是一个人的笔迹，要么是梁佑保签的，要么是另外的人签的，一审刘君林方陈述在场人的签字是田务政签的，梁佑保的证言不真实。我们申请对协议中这三人的笔迹是否是本人书写的进行鉴定。刘君林质证意见为，三人的证言基本真实可信，能证明当时基本事实，梁吉翠在1997、1998年在种周朝术的田是事实，被上诉人种周朝术的田从1997年下半年接了部分，1998年接了部分；田务政、梁佑保证言真实可信，我们陈述的是该合同是田务政写的，并没有说签字；梁佑习一审出庭作证签字不是他本人签的，当时一审法官告知是否对签字进行鉴定，周宗琼是放弃了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周宗琼提交的书证，证据1，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没有经办人签名，证据形式不合法，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刘君林提交的书证，周宗琼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人梁吉翠的证言周宗琼、刘君林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人田务政、梁佑保的证言，周宗琼认为不真实，但田务政作为案涉土地转让协议的执笔人，梁佑保作为当时的社长，两位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了2005年1月24日两份土地转让协议真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并无不当，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2005年1月24日土地转让协议是否真实。综合评述如下：本案中出现了两份2005年1月24日土地转让协议，内容的表述上略有差异，但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不能以内容不完全相同就推定出两份协议均是虚假的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刘君林作为其中一份土地转让协议的持有人，主张协议真实，对此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除刘君林提供了协议的原件外，协议的执笔人田务政以及当时的社长梁佑保出庭作证，均证实了2005年1月24日两份土地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以及协议上“周朝树”的印章是其本人所盖，协议上载明的在场人梁佑习一审出庭作证虽否认了在协议上签字，但同时亦证实了当时其在场的事实，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且2005年协议达成后至2016年周朝术去世，长达十多年期间周朝术本人并未主张协议虚假，根据民事诉讼证明的盖然性规则，能够认定2005年1月24日土地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上诉人周宗琼主张协议不真实，虽提供了周朝术的户口簿、周朝术私章印模、领取养老保险金的签字凭证等证据，均不能反证协议是虚假的。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转让协议没有对价的问题，对价不是协议成立的要件，本案系先有耕种再有转让，且根据田务政证言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换证，刘君林亦提交了交农税提留的证据，因此，不能以协议中未约定对价否定协议本身的真实性，上诉人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周宗琼提交的对刘君林提交的土地转让协议上的“梁佑保、梁佑席、李伯林”的签字是否系本人书写进行鉴定的申请，应当于一审中提出，且梁佑保、梁佑习均已出庭作证，“李伯林”虽系协议载明的在场人但已经去世，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鉴定事项是否准许并不影响本案的认定结论，故对上诉人周宗琼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周宗琼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80元，由上诉人周宗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超审 判 员  冯 波审 判 员  朱晓丽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何玉华书 记 员  蹇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