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6民初1942号原告：刘燕，女，1982年7月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重庆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勋，重庆红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沙中路重庆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559011544P。法定代表人：唐文欣，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昌，四川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中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79674414F。法定代表人：唐文欣，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昌，四川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燕与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燕的诉讼代理人杨志勋，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共同的诉讼代理人李德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曾因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而中止。审理中，双方申请了庭外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签订的《亚洲城市大学MBA学习合同》；2.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学费52600元。诉讼过程中，原告撤回了第一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原告经销售人员推荐介绍与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教育中心签订《亚洲城市大学MBA学习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教育中心是亚洲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班的合作方，为原告提供专业教学，完成学习后原告可取得亚洲城市大学颁发的工商管理MBA学位证书；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教育中心为原告发放亚洲城市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和国际学生卡，保证原告的学籍证明、学习成绩、学位证书可通过亚洲城市大学官方网站核查。同时，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教育中心的销售人员和招生简章还承诺：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教育中心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内部机构，所有课程的授课教授均是由西南财经大学审核选派的资深教授和学者并公布了师资名单，必须参加入学考试才能入学，将向学员发放亚洲城市大学MBA班入学通知书、大学正式学生证和亚洲城市大学官网的账号和密码。2017年4月19日，原告一次性交纳了学费52600元。后被告未安排入学考试，直接通知原告到位于沙坪坝区的重庆大学教学楼或八一宾馆进行所谓亚洲城市大学MBA班的学习。原告逐渐发现被告安排的授课老师与承诺的师资名单严重不符，原告多次向被告工作人员索要发票、入学通知书、大学正式学位证、国际学生卡、亚洲城市大学官网的账号和密码等被告承诺提供的资料，被告一直拖延不予提供。2018年9月，由于被告组织所谓亚洲城市大学MBA班的高年级同学到马来西亚参加授予学位仪式，被爆出学员根本无法进入亚洲城市大学校园、没有拿到学位证书等情况。原告和同学进一步要求被告提供相关资料。后来，被告仅提供了入学通知书、大学正式学生证、亚洲城市大学官网的账号和密码等资料。而且，被告提供的发票显示，实际收款单位是“成都西财光华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与《亚洲城市大学MBA学习合同》上载明的签约主体不符，国际学生卡上载明的学生信息在亚洲城市大学官网上查询的结果也是查无此人。另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也查询不到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教育中心的相关登记信息。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共同辩称，第一，两被告不是案涉教学合同的主体，不是适格的被告。两被告没有与原告签订过教学协议，也不是案涉MBA班的教育主体，仅仅是亚洲城市大学MBA项目在中国区的招生代理人。原告向亚洲城市大学提交MBA学位班申请后，取得了该大学的录取资格，随后参加了该大学组织的学业教学活动。被告代收学费的行为是代理行为，学费的实际收取方是亚洲城市大学。第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原告形成教学合同关系的是亚洲城市大学，双方之间的这个教学合同并没有出现合同无效、被撤销、被解除的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19日，原告填写了《亚洲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班国际学生申请表》，并提交给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2017年4月21日，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向原告收取了教育培训费52600元。之后，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向原告发放了教材、录取通知书和学生卡，并安排原告参加了亚洲城市大学MBA班的上课学习。在亚洲城市大学中文官网的AMU学生信息查询系统中，输入原告的身份证号进行查询，结果是无相关信息。输入与原告同期学员王颖的身份证号和学生卡号分别进行查询，结果也均是无相关信息。审理中，原告还举示了以下证据：1.《亚洲城市大学MBA学习合同》和《亚洲城市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教育中心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班招生简章》。其中，学习合同的甲方是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教育中心，乙方是原告，合同落款的甲方处加盖的是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教育中心合同专用章。原告陈述，学习合同和招生简章都是当时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英才公司”）和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在重庆地区的负责人高芳提供的，合同上的章也是高芳加盖的。被告成都英才公司和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学习合同上的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教育中心与两公司均无关系，两公司均未与原告签订过学习合同，也没有合同上加盖的印章；招生简章也不是两公司印刷的，但是现在也没有案涉MBA班的招生材料了；案涉MBA班并没有与西南财经大学合办。原告在起诉时还将西南财经大学列为被告并要求其承担责任，原告称是因为一直认为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教育中心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内设机构。西南财经大学参加诉讼后，说明其从来没有光华教育中心这个内设机构，学校的资产经营公司即四川西南财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曾是成都英才公司的参股股东，但是已于2017年12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成都普迪文教育培训有限公司，退出了成都英才公司。原告称，在提起诉讼时原告认为签订合同的主体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教育中心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内设机构，故要求西南财经大学承担返还责任，成都英才公司和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作为收款人连带承担返还责任，现西南财经大学既已说明其未授权也不知晓成都英才公司和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以西南财经大学的名义办学收费，原告就不再要求其承担责任，遂撤回对西南财经大学的起诉。2.授课资料《2017年两会解读与宏观经济政策研判》和照片。其中，授课资料的封面最上方横排了三个机构名称：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教育中心、巴黎商学院、亚洲城市大学。照片中出现了“西南财经大学MBA国际学位班第十七班（重庆三班）”、“西财MBA三班”的字样。原告称这些照片是开学典礼和班委任命仪式上所照的，照片中出现了成都英才公司和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当时在重庆的负责人高芳以及员工夏科伟。被告成都英才公司和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表示高芳和夏科伟曾经是成都英才公司的员工，但是授课资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两公司没有印刷过这个资料，因为教授上课都是自己提供资料。照片的真实性也无法核实，也不能证明两公司举办了这些活动。被告成都英才公司和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还举示了以下证据：1.亚洲城市大学的《声明》（系电子打印版）和《授权信》。声明是2016年5月25日作出的，内容由一段中文和一段英文构成。中文内容是：成都西财光华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备注：即成都英才公司更名前的名称）和成都普迪文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由我校授权在成都、重庆、贵州、南昌招收我校MBA及DBA学员。落款处有一个英文签名和一个圆形的“ASIAMETEXECUTIVEEDUCATIONCENTERSON.BHD”的印章。授权信是2018年12月1日作出的，内容也由一段中文和一段英文构成。中文内容是：兹授权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为亚洲城市大学（AsiaMetropolitanUniversity）中国四川区MBA学分课程项目代理机构，承担中国四川区管理交付中心的招生咨询和教学管理工作。落款处有一个英文签名两个圆形的印章，一个是“ASIAMETEXECUTIVEEDUCATIONCENTERSON.BHD”，一个是“ASIAMETROPOLITANUNIVERSITY”。原告对声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只是打印件，声明上的印章也只是一个教育中心的名称。对授权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上面的印章显示是外国机构，但该证据没有经过中国驻外国当地大使馆的认证，作为来源于外国的证据不符合法定的形式，原告作为普通公民在没有国家机构认证的情况下也无法判断真实性。这两个证据不能证明成都英才公司和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得到了亚洲城市大学的招生授权或合作办学资格。2.与原告同期的重庆学员李鹏程、赖连鍫、林国干、王颖的入学申请表、学生卡、学位证书；与原告同期的重庆学员冉长有、袁金定、钟菲、张大友参加2019年7月20日在亚洲城市大学举示的授位典礼的照片、视频；成都英才公司工作人员孙潘在2019年7月18日、2019年7月21日往返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行程单和登记卡。原告对王颖等人资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王颖在取得学位后其信息也无法在亚洲城市大学中文官网上查询到。对参加授位典礼的照片、视频的真实性也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是在亚洲城市大学拍摄，不能证明参与的外籍人员是亚洲城市大学的相关负责人，也不能证明是经亚洲城市大学授权的活动。孙潘的行程单和登记卡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与本案无关。3.上海市现代人才评估鉴定服务中心在2019年5月22日出具的《国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鉴定报告》复印件。鉴定报告的内容是证明任彤于2018年10月获得的亚洲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证书编号MBA0001238，该硕士学位证书表明其具由相应学历，学位情况属实。原告因鉴定报告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该份报告不具有参照作用。庭审中，被告成都英才公司和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坚称，其只是亚洲城市大学MBA班的招生代理人，从事的是招生咨询、报名以及代理收费，会务组织、主讲老师接待的工作；授课老师是亚洲城市大学确定后，委托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负责与老师联系时间、地点、地点的报酬是成都英才公司、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代为支付，最后再与亚洲城市大学结算；成都英才公司要求各分支机构在招生咨询和报名时如实披露亚洲城市大学，明确告知最终取得的MBA学位证是亚洲城市大学颁发的，提供的入学申请表也是载明亚洲城市大学；学生卡是亚洲城市大学发给成都英才公司后，再转发到各分支机构送达学员本人；安排学员上课及签到是成都英才公司的各分支机构负责的；学员的作业和毕业论文是先提交给各分支机构，再由分支机构提交给成都英才公司，成都英才公司收到后再分批转交给亚洲城市大学；先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电子档案，如果亚洲城市大学需要再发送纸质文件；亚洲城市大学是在线审理和评价，然后将符合条件的学员名单、授予学位的时间和日程安排反馈给成都英才公司，由成都英才公司组织获得学位的学员前往亚洲城市大学参加学位授予典礼；与成都英才公司对接的是亚洲城市大学的业务联系人JaylesYeoh，接收论文的主要人员是AlexHooChekKuan；现在原告补交作业和毕业论文后就可以获得亚洲城市大学的MBA学位证书；亚洲城市大学中文官网也不是亚洲城市大学开设的，只是一个香港的招生代理公司开设的，被告正在联系亚洲城市大学尽快解决官网查询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向原告收取了学费52600元，并安排原告参加了MBA班的上课，双方对此事实均予认可。原告所上的MBA班与西南财经大学并无关联，也已得到证实。从原告填写的申请表以及学生卡来看，原告取得的是亚洲城市大学MBA入学资格，完成学业后可以取得的是亚洲城市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双方的争议就在于，原告认为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收取学费后并没有按其承诺提供相应的师资，也不能提供亚洲城市大学的真实学位，故应向其返还学费，而被告成都英才公司和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认为其只是亚洲城市大学的代理，向原告收取的学费和安排原告上课都是得到亚洲城市大学的授权后代理亚洲城市大学实施的行为，且亚洲城市大学可以提供学位，故不应返还学费，更不应由其向原告返还学费。因本案中实际收取学费的是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安排上课和代为申请学位的也是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和成都英才公司，故能与亚洲城市大学直接发生关联的只有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和成都英才公司。因此，证明具有亚洲城市大学的授权以及是由亚洲城市大学收取的学费并能最终获得真实的亚洲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举证责任就在于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和成都英才公司。本案中，对于代亚洲城市大学收取学费的问题，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和成都英才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已将从原告处收取的学费转交给了亚洲城市大学。对于具有亚洲城市大学的授权和能够取得亚洲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问题，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和成都英才公司举示了亚洲城市大学出具的声明和授权信，以及与原告同期学员的学位证书和参加授位典礼的照片、视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现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市分公司和成都英才公司称其举示的声明、授权信和学位证书都是亚洲城市大学出具的，但是作为域外机构形成的证据，两被告并未按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履行认证手续或证明手续，故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也就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和成都英才公司举示的照片和视频中，也无法核实其中的外籍人士就是亚洲城市大学的相关人员以及授位典礼是在亚洲城市大学举办并得到亚洲城市大学认可的。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和成都英才公司还举示了一份学历学位鉴定报告，但是该鉴定报告系复印件，真实性也无法确认，即使该份鉴定报告是真实的，因申请鉴定人的情况是否就是和原告相同的无法得到证实，故申请鉴定人学位的真实性也不能证明原告可以获得的学位就是真实的。相反，原告举示的亚洲城市大学中文官网查询记录显示，无论是原告还是已经取得所谓亚洲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同期学员，查询结果都是不存在相关信息。综上，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和成都英才公司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是得到亚洲城市大学的授权，代理亚洲城市大学向原告收取学费和安排原告上课，也不能证明原告完成学业后可以取得亚洲城市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因此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和成都英才公司就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对两被告所称的其只是亚洲城市大学代理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本案中，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没有亚洲城市大学的代理权，仍然以亚洲城市大学招生代理人的名义接收原告的报名、收取原告的学费并安排原告上课，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的行为没有得到亚洲城市大学的追认，故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实施的行为应当有其自行承担后果。现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不能为原告提供真实的亚洲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原告交纳学费的目的就不能得到实现，故原告有权要求实际收取学费的被告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返还学费52600元。因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系成都英才公司设立的分公司，故成都英才公司应当对成都英才重庆分公司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部分承担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返还原告刘燕学费52600元。二、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财产不足清偿上述债务的，由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刘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6元，减半收取计558元，由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负担，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财产不足清偿的，由被告成都英才光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辛灵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