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75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丽德，男，195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春明，上海首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鸿达，上海首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71322205X4，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郑和西路171号。主要负责人：王生强，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江苏众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华，江苏众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仓市浮桥镇时思村村民委员会，组织机构代码K1224224-8，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时思村。法定代表人：纪秀琴，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冠岳，江苏德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明德，男，194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上诉人周丽德、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太仓市浮桥镇时思村村民委员会、陆明德高度危险活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苏0585民初6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丽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未查明相关事实。1.一审未查清鱼塘的发包人、所有人。一审仅描述了鱼塘的自然形状及承包人，但没有查明鱼塘的所有人及发包人。根据法律规定鱼塘的所有人及发包人应当是村委会，对鱼塘负有管理责任，违反该责任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2.一审未查明警示标识牌与事发地点角度。根据法律规定，警示标识牌不但要让人看到，而且要让人在足够短的时间内看清，从数量上讲一个警示牌不够，警示牌的角度也是让人能否看清内容的重要因素。3.一审未查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是否按规定检查警示标识牌。根据法律规定，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每半年要对警示牌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修缮，但其并未提供相应检查记录。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各方责任错误。1.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只有其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才能减轻责任，但其并未采取安全措施且未尽到警示义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并无减轻、免责的条件，应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现一审法院减轻其75%的责任，无法律依据。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违反的是法定义务，而一审法院认定周丽德违反的仅是一个成年人的常识，两者违反的义务不是同一等级，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违反的义务严重性及过错程度远高于周丽德。2.太仓市村民委员会是鱼塘的所有人及发包人，对该鱼塘负有管理责任，对经营垂钓的合法性和安全措施等应当进行依法管理，但其未履行该义务，对损害的发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3.陆明德作为鱼塘的经营者，违法在高压线下经营钓鱼，也未对危险区域采取安全措施和警示义务，故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一审认定的护理费金额过低。一审认为，周丽德聘请的是家政服务，其服务内容不限于护理，故家政服务价格并不等同于护理费价格，故而仅按60/天计算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家政服务合同》的约定，“因周丽德是病人，且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全方位的护理（早晚擦身、洗漱、洗澡、大小便清理等）”。上述内容均包含于《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GB/T31147-2014）》4.1.1条规定的护理项目中，周丽德聘请的护工护理的内容均符合相关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辩称：1.周丽德系具备十多年钓龄的钓鱼爱好者，高压危险禁止垂钓的警示标志牌系比较特殊的水泥警示标志，标志位置在高压线下鱼塘周围，基于上述三个事实，假设周丽德看不到警示标志的内容，也应该看到该警示牌的外形，也能做出对警示牌内容的判断。2.周丽德触电不远处即有警示标志，周丽德多次到涉案鱼塘钓鱼，且每次进入鱼塘路线不一致，不可能每次都看不到警示标志。并没有法律规定要求在鱼塘的各个出入口都安置警示标志。3.有关赔偿比例的答辩意见同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的上诉主张。太仓市村民委员会对周丽德的上诉辩称：服从一审判决。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费用由周丽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周丽德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根据庭审调查及现场照片，发生事故的鱼塘上方有高压线、下方有警示牌。周丽德多次在事发鱼塘钓鱼、对周围环境熟悉，明知有禁令、明知在高压线下垂钓会发生危险，但仍置生命、健康于不顾，坚持在危险区域内垂钓，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江苏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禁止在架空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垂钓。故周丽德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本次事故80%以上责任。二、一审判决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承担25%比例赔偿责任适用法律不当。1.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在涉案鱼塘架设的高压线高度符合国家标准，而且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在鱼塘高压线下方树立了高压危险、禁止钓鱼警示标志，符合《江苏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2.一审判决以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应当在有经营冲突的鱼塘周围采取更多的防护措施以避免损害发生为由，作为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承担25%责任的主要依据，该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江苏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及高压线架空线路的设计规范，架空线路对地距离必须符合规定、并在电力设立保护区及其周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可能造成电力设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应当设立警示标志。本案中，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已经按照规定架设了高压线，并设立了警示牌，已经尽到了安全管理职责。3.在经营冲突的鱼塘周围采取更多的防护措施的责任应当由开展鱼塘垂钓业务经营者承担。周丽德辩称：1.本案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在高压危险区发生了危险，有因果关系，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就应该承担责任。根据侵权法第76条的规定，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证明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才能减轻责任。本案中根据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和尽到警示义务，不能减轻其责任。2.指示牌设置应该设在安全醒目的地方，使大家能够在足够的时间内注意到它所表示的内容，安全标志牌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如果发现破损变形褪色的，应当及时休整和更换。根据一审查明的情况，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没有履行半年的检查义务，其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太仓市村民委员会对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的上诉辩称：服从一审判决。陆明德二审未答辩。周丽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周丽德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范围包括医疗费433488.95元、鉴定费9984元、误工费21150元、护理费1248400元、营养费7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700元、残疾赔偿金1142971.2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30000元、前臂硅胶套费用120000元、安装假肢住院训练的住宿费用1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7227.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2000元、交通费2489.61元、律师费40000元，合计3440411.42元；上述损失由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按照80%的比例赔偿周丽德2752329.14元，由太仓市村民委员会与陆明德按照20%的比例共同赔偿周丽德688082.28元（若法院认为周丽德主张的分担比例不当，可直接予以调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无争议的事实部分。2017年11月25日12时40分左右，周丽德在太仓市陆明德承包的鱼塘钓鱼时，因起竿时鱼竿碰到横跨鱼塘上方的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架设的高压线引起电火花燃烧，导致周丽德受伤。事发当天周丽德被送往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并于当日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住院治疗，医院予以植皮、截肢等对症治疗，周丽德于2018年1月24日出院；2018年1月24日至2018年3月8日，周丽德在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住院进行康复训练；2018年3月9日至2018年3月18日，周丽德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住院对残余创面予以手术治疗；2018年4月24日至2018年6月15日，周丽德在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住院进行康复训练；2018年12月11日至2018年12月27日，周丽德在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住院进行康复训练；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2月21日，周丽德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住院对残余创面予以手术治疗。除上述住院治疗外，周丽德出院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有过多次门诊治疗。3.受太仓市人民法院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2月20日对周丽德伤残程度、误工、营养、护理期及护理人数进行鉴定，并于2019年1月23日出具鉴定意见：周丽德因外伤致双上肢腕关节以上缺失构成三级残疾，皮肤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50%以上构成六级残疾，轻度容貌毁损构成九级残疾；周丽德的误工期为自受伤之日起至伤残评定前一日止，护理期为第一次住院期间二人护理，之后仍需一人护理至今，目前存在大部分护理依赖，营养期为六个月。江苏省伤残人康复中心于2019年1月18日对周丽德残疾辅助器具的配制进行鉴定，并于2019年1月22日出具鉴定意见：（1）根据患者的年龄、体重、活动量及伤情的特殊情况，假肢的安装必须确保伤者的安全，尽量弥补因截肢给患者生活带来的影响，恢复部分生活自理能力，双侧前臂建议配置普通适用型前臂假肢，价格为27500元/具，此假肢使用年限为四年，每年维修费为产品总造价的5%；（2）双侧前臂需配置前臂硅胶套，硅胶套价格为3000元/具，此硅胶套使用年限为一年，无维修费；（3）由于患者为初次安装假肢，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及穿戴、使用假肢，需住院康复训练30天，住宿费用为60元/天，住院康复期间需陪护一名；（4）患者配置假肢的使用年限建议为当地人均平均寿命。周丽德的母亲谭宝妹共生育三个子女，分别为周丽雅、周丽英和周丽德。二、双方存有争议的事实部分。1.周丽德提交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上记载的缴费单位名称（上海东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缴费起止时间（2016年9月至今）与周丽德提交的误工证明内容和月工资收入证明的出具主体（上海东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一致，周丽德又补充提交有2017年度工资发放表格予以印证，故一审法院对事发前周丽德在上海东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从事保安工作的事实予以认定。周丽德事发前的工资收入水平，因周丽德提交证据所载数据存在不完整和明显不一致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作认定；周丽德事发后的工资收入水平，因其他各方对周丽德之主张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据此按照2000元/月予以认定。2.周丽德所述护工护理和护工收费标准之事实有周丽德提交的3份护工服务申请单予以印证，该3份护工服务申请单所载信息与周丽德瑞金医院住院治疗时间吻合，一审法院采信周丽德在瑞金医院住院期间聘请护工进行护理的事实，但同一时间段内仅聘请1名护工，具体时间段为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月23日以及2018年3月9日至2018年3月17日。周丽德所述聘请家政服务人员提供护理的事实有周丽德提交的家政服务合同、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予以印证，家政服务合同签订于2018年3月26日，合同所载家政服务内容包括“一般家务，照顾甲方父亲周丽德”、“（早晚擦身擦药，洗漱洗澡大小便清理等）”，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反映2018年4月至2019年2月每月支付、多数月份的支付金额为5500元；一审法院采信周丽德于2018年4月起长期聘请家政服务人员（李华权）为其提供护理的事实，但每月正常费用应为5500元，且上述费用所包含的家政服务内容并不仅限于护理周丽德而是包括一般家务。3.周丽德向法庭提交的谭宝妹上海农商银行的交易明细清单可以体现谭宝妹每月有固定的养老金收入，2016年6月以前的标准为1824.80元/月，2018年6月以后的标准为1973.20元/月；一审法院对周丽德主张的该事实予以采信。4.周丽德提交的律师费发票、聘请律师合同、北京银行业务记账凭证可以相互印证，但周丽德所述订立合同与转账付款的时间有误，一审法院依前述证据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周丽德与上海首伦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并转账支付律师代理费40000元。三、与本案争议有关的其余事实。（一）与本案侵权行为相关的事实。1.事发地点鱼塘和高压电力设施特征以及相应经营者。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陆明德提交的白斗河的卫星图（图上标注高压线路位置）和现场照片、周丽德提交的现场照片，查明：事发地点为白斗河北侧岸边，陆明德承包白斗河经营鱼塘，鱼塘呈东西走向的狭长状，中段向南凸出，东西长度约200米，凸出部南北距离约65米；高压线路由西北向东南横跨鱼塘凸出部以东水域，高压线跨越鱼塘的两侧岸边各设置一个警示标识牌；事发地点东侧数十米远处立有文字朝北的警示标识牌，牌上刻有“高压危险禁止垂钓”大字，但原有的红色字迹已明显褪色；事发后陆明德在高压线跨越鱼塘的岸边布置了隔离网。横跨鱼塘上方的高压电力设施由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架设从事电能经营，2017年时有过改造，架设高度符合法律规定。2.鱼塘经营者经营垂钓和周丽德参与状况。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被询问人包括陆志坚、陆明德、陆伟江、周全发）查明：2015年起陆明德在涉案鱼塘养鱼，2017年起陆明德经营垂钓，按照每竿200元收费，至本案事发时收费约38000元；周丽德有多年钓龄，事发数月前周全发经渔具店经营者陆伟江介绍去涉案鱼塘垂钓，事发前周丽德随同周全发至涉案鱼塘垂钓至少有过4次，每次进入路线和垂钓地点不固定；事发当天周丽德与周全发、苏杰一同前往涉案鱼塘垂钓，支付费用500元（优惠价）；事发时鱼塘经营者不在场。3.与陆明德补充陈述（涉案鱼塘发包情况、陆明德提醒周丽德注意高压电）有关的事实。周丽德虽然主张白斗河系太仓市村民委员会发包给陆明德从事鱼塘经营，但并无任何证据予以印证；相反，陆明德所述发包事实与太仓市村民委员会所述事实基本一致，也得到了太仓市村民委员会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陆某和张某的证言的印证。因此，一审法院对周丽德主张的涉案鱼塘系太仓市村民委员会发包给陆明德从事鱼塘经营的事实不予采信。陆明德虽然强调其每次均提醒周丽德不要在高压线下方钓鱼，但该说法除了其本人表述外，并没有得到其他证据的有效印证，故一审法院对陆明德的该项事实主张难以采信。（二）与本案损害结果有关的事实。1.周丽德事发前的居住情况。周丽德向法庭提交了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大黄馨园居民委员会的居住证明，该证明载明周丽德从2009年6月入住水产西路489弄101号401室，周丽德同时向法庭提供了权利人为谭宝妹（周丽德母亲）的房产证（地址：水产西路489弄101号），该份房产证能够印证居住证明所载内容，在其他各方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周丽德事发前居住在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大黄馨园的事实依法予以采信。2.周丽德假肢安装情况。结合周丽德提交的i-limb智能仿生手认购协议、中国工商银行的个人业务凭证和汇款回单以及周丽德陈述，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7月周丽德向上海宜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认购i-limb智能仿生肌电手2具，认购协议总价450000元，包含康复训练指导费用；周丽德已配置i-limb智能仿生手1具（单价225000元），配置后可以握持普通物件、完成简单的进食动作。一审法院认为：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系涉案高压电能的经营者，周丽德垂钓时因不慎将鱼竿触碰上空高压线路引发电火花灼伤，本案具备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基础条件。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并未对涉及数人侵权时责任承担的具体方式作出特别规定，周丽德在其认为存在数人侵权时要求多个侵权人分别承担赔偿责任，符合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周丽德主张太仓市村民委员会与陆明德承担连带责任，但无法指明相应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周丽德在本案中主张的相关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围绕双方当事人就医疗费损失计算上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住院医疗费票据中伙食费和护理费项目。一审法院认为，伙食费项目系伤者饮食所产生的费用，因法定赔偿项目中已有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用以弥补伤者因健康受损而在日常饮食基础上增加的饮食或补充营养支出，故单纯的伙食费不应再计入周丽德损失，应当予以扣除；护理费项目系医院为达成医疗目标附带产生的护理类措施费用，但该类与医疗手段直接相关的护理并不能完全替代日常照料患者的陪护人员，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所定义的护理费与医院常规治疗所附带的护理费项目属于不同范畴，故不宜将护理费项目从住院医疗费金额中予以扣除。（2）关于患者向医院以外机构购买的缺乏医嘱的相关费用。双方当事人在认定原则上并无分歧，均认为缺乏医嘱时应当予以扣除（原告强调所有外购费用均有医嘱印证）。周丽德向法庭提交了瑞金医院医师（包括施燕、窦懿、王文奎）补开的医嘱17份和瑞金医院首次住院期间的出院小结、手术记录单、长期医嘱单和临时医嘱单、检查报告粘贴纸，但原告并未针对被告异议就其提交的医院以外机构所开票据与医嘱的对应关系予以准确说明，应当就其诉讼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仅就其所提交证据材料予以形式比对作出认定。经一审法院检索，周丽德提交的医院以外机构所开票据共有24份（其中9份为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标注时间的定额发票）；周丽德主动放弃2017年11月28日上海广慈医学高科技公司超声系统发票所对应的费用金额160元，故一审法院对该份票据不再审查，该160元应当在所有医疗费票面总金额中作相应扣除；除周丽德放弃的超声系统票据外，时间顺序靠前的其余12份票据与补开的医嘱能够一一对应，该部分补开的医嘱内容与瑞金医院的医疗记录能够相互印证（医疗记录显示的医师姓名与补开医嘱的医师姓名一致，检查报告粘贴纸粘贴有大量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敷料），故一审法院对该12份票据与事故治疗的关联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未见到医嘱的剩余11份票据与事故治疗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该部分票据的票面总金额为3674.20元，应从所有医疗费票面总金额中作相应扣除。（3）关于上海养志康复医院的5份收据。该5份收据分别为2018年1月24日、2018年2月8日、2018年4月24日的床单收据以及2018年1月29日的押金收据，除2018年2月8日床单收据2份外其余均是1份，每份收据金额均为20元，上述收据的表面记载无法体现与事故治疗的关联性，且押金性质的交费本就不应当计入损失金额，而周丽德对该5份收据也缺乏完整充分的说明，故一审法院对该5份收据不予认定，对应的总金额100元应当从所有医疗费票面总金额中作相应扣除。一审法院周丽德并未按照法庭要求列出其医疗费的详细计算清单而仅有赔偿金额的主张；一审法院针对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合周丽德提交的相应证据确定医疗费损失的合理金额，以此作为是否支持原告金额的标尺。一审法院对周丽德作为医疗费举证的证据一（49份凭据）和证据十八（2份发票）梳理后，剔除与医疗费明显无关的3份护工服务申请单，确定剩余48份票据的票面总金额为1043793.24元，扣除6份住院医疗费票据上的统筹支付和附加支付部分（601098.08元）后的金额为442695.16元；在442695.16元金额基础上，扣减6份住院医疗费票据上伙食费项目总额（4124.90元）、周丽德主动放弃费用（160元）、未见到医嘱的外购费用（3674.20元）、上海养志康复医院的5份收据金额（100元）后，医疗费的合理损失金额为434636.06元。周丽德主张金额小于上述金额，差额部分视为周丽德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按照周丽德主张金额认定本案医疗费为433488.95元。2.营养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其他各方对周丽德计算的该两项费用金额不持异议，一审法院按照周丽德主张金额分别予以认定。3.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周丽德居住于上海宝山杨行镇居民小区并长期在物业公司工作，周丽德要求按照上海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周丽德母亲谭宝妹虽每月领取养老金，但目前当地司法实践中仍大多认同按照年养老金总额与年人均消费支出额的差值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故一审法院对周丽德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仍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采纳周丽德计算时所适用的伤残赔偿系数（0.84）、赔偿年限（20年和5年）和扶养人数（3人扶养），但周丽德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没有附加伤残赔偿系数，系属计算错误，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一审法院据此确定残疾赔偿金为1142971.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1271.24元。侵权责任法中已取消了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项目的表述，但依目前司法实践周丽德仍可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定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项目金额计入残疾赔偿金总额予以主张，一审法院据此确定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74242.44元。4.残疾辅助器具费（含维修费和硅胶套费用）、初次安装假肢的住宿费用。周丽德按照鉴定机构给出的配制意见计算上述费用。针对其他各方提出的周丽德实际并未按照鉴定机构意见配制故应等待实际发生后再予以支持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计算方式的规定表明其允许当事人主张将来发生的费用；周丽德截肢后有权利配制假肢以恢复部分生活自理能力，周丽德已订购高档假肢的行为表明周丽德存在配制需求且今后配制假肢是大概率事件，周丽德根据鉴定机构意见确定本案残疾辅助器具费并无不当。周丽德在主张“初次安装假肢的住宿费用”的同时又表示“初次安装假肢的陪护费用”待实际发生后再主张，其行为表明周丽德已注意到费用的不确定性，而周丽德已有假肢使用经验，其适应期会相应缩短（鉴定机构所给出的第3点意见是假定患者初次安装假肢时的通常适应期）；鉴于本案情形下周丽德配制普通适用型前臂假肢的住院康复训练时间（适应时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故周丽德应根据实际发生费用状况予以主张，本案中对周丽德单独提出的“初次安装假肢的住宿费用”不作认定。根据鉴定机构的假肢配制意见并结合上海人均预期寿命，周丽德要求计算20年的假肢及所配硅胶套的购买和维修费用并无明显不当，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在20年的使用期内，前臂假肢产品总价为275000元（2具前臂假肢价格合计55000元，购买5次）、维修费总价为55000元（每年维修费为产品价格的5%，计算20年恰好为产品价格）、硅胶套总价为120000元（每年费用6000元，计算20年），合计450000元。综上，一审法院确定残疾辅助器具费（含维修费和硅胶套费用）为450000元。5.误工费。原告采用差值法确定误工损失并无不当，诉讼中其他各方对事发后2000元/月的收入水平不持异议。周丽德对其伤前收入的证据准备不足，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参照周丽德所提交工资表格上的数据，结合11月下旬这一周丽德受伤时间点，按比例测算周丽德2017年度正常收入水平为3140元/月；根据伤前伤后的收入水平差值确定日损失金额为38元，同时采纳其他各方提出的按照422天计算的意见，一审法院据此确定误工费为16036元。6.护理费。双方当事人的争议集中于护理费的每日标准和后续长期护理的计算方式上。周丽德部分生活自理能力的恢复是个渐进过程，与之相适应地，护理依赖程度也在渐进变化并由此引起与之对应的护理费用标准的渐进变化；为简化计算，一审法院参照周丽德分段计算的方式，以鉴定日期为界，确定前后不同的护理费日均标准。在确定具体的日均标准时，一审法院考虑的因素包括：（1）当地通常的护理服务报酬水平。本案查明事实表明，周丽德在瑞金医院住院期间聘请了1名护工，护工收费标准为90元/日；原告亲属虽在出院后还聘请家政服务人员，但家政服务的内容并不仅限于对周丽德的护理，故家政服务合同的价格并不等同于护理费价格。（2）护理依赖程度的具体变化。周丽德进行伤残鉴定时，鉴定机构是在周丽德未借助残疾辅助器具情形下给出的护理依赖程度判定，而周丽德实际已佩戴使用假肢且周丽德亦主张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佩戴使用假肢，故此种情形下的护理依赖程度与当初鉴定状态有所区别。一审法院向周丽德释明后，周丽德不愿就此作技术方面的进一步举证而将裁量权交由法院。为避免当事人诉累，在基于现有事实和经验可以得出基本判断时，一审法院不采纳其他各方提出的本案不支持周丽德后续长期护理费用而留待当事人佩戴使用双前臂普通适用型假肢并进行护理依赖程度鉴定后另行主张的意见。一审法院在听取周丽德假肢使用状况并听取鉴定机构意见后，考虑到双前臂假肢状态只能较为有限地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对护理依赖程度的影响较为有限，并结合大部分护理依赖时按照80%比例计算的一般规则，确定本案伤者佩戴双前臂普通适用型假肢后的护理费比例系数的可能区间在60%至70%。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一审法院确定鉴定日期前即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2月19日期间的护理费日均标准为90元，鉴定日期后即2018年12月20日起的护理费日均标准为60元；上述日均标准均针对单人护理。考虑到后续护理费的计算与周丽德佩戴使用假肢直接关联，在一审法院依鉴定意见支持残疾辅助器具费计算20年的同时，一审法院亦原则上认同周丽德计算20年护理费的意见。一审法院对护理费的具体核算方式如下：首次住院期间（住院天数为59.5天，计算至2018年1月24日）的护理费为10710元、首次住院出院后至鉴定前一日（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12月19日，计329天）的护理费为29610元，鉴定之日往后20年（2018年12月20日计算至2038年12月19日，计7305天）的护理费为438300元，合计478620元。7.交通费。周丽德向法庭提交了交通费相关票据，但票据形式主要是无法体现具体发生日期和金额的公交卡定额发票（100元/份的发票共5份）和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金额1474.61元），周丽德未能就相关票据的具体发生作出详细的说明，以致一审法院无法针对周丽德提交的交通费票据进行有效审查；周丽德应当就其诉讼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采纳其他各方相应意见，按照500元认定本案交通费。8.鉴定费。周丽德主张的鉴定费的大部分金额得到了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收费票据（3060元）和江苏省伤残人康复中心的咨询测量技术鉴定费票据（4000元）的印证，双方当事人的争议集中于缺乏票据部分的金额能否认定。周丽德虽然将2019年1月17日转账给支付宝用户“小明138××××**03”的5578元中的1578元解释为上门费和交通费，但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以致本院难以从现有证据作出判断，故一审法院仅能根据现有的鉴定费票据认定鉴定费为7060元。9.律师费。律师费并不在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定赔偿项目范围内，律师费属于双方当事人诉讼成本范畴，其发生与否及其金额高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家法律对此尚未制定系统性规范而双方当事人之间也无特别约定的情形下，法院支持某一方当事人律师费的依据不足且容易产生衍生成本，同时考虑到法院地司法实践状况，一审法院对周丽德主张的律师费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核定的周丽德物质损失包括医疗费433488.95元、营养费7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700元、残疾赔偿金1174242.44元、残疾辅助器具费（含维修费和硅胶套费用）450000元、误工费16036元、护理费478620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7060元，合计2570847.39元。周丽德在物质损失之外还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一审法院将在分析确定物质损失负担比例的基础上再确定其他各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关于本案承担侵权责任之主体的确定，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主张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免除其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该条虽有“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的规定，但免除责任需要具备苛刻的条件；按照通常理解，该区域的危险警示应当足够明显且采取了物理隔离等安全措施，以至于受害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可被理解为“间接故意”时才有可能依据该条免责。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周丽德在事故发生前虽然很可能进入了电力线路保护区，但地面上并无显见的区域边界设置更谈不上物理隔离，因此本案显然不具备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以免除供电公司责任的条件。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承担赔偿责任。2.陆明德主张其不是高压电经营者、原告系受高压电火花灼伤，试图排除其行为与周丽德受伤之间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丽德将因果关系仅局限于高压电火花灼伤，系对因果关系的孤立、片面的认识，不符合通常认知。本案中周丽德之所以会在高压电线下方垂钓，与鱼塘经营者一方面开展垂钓经营业务、另一方面却在明知鱼塘上方有高压线路经过的情况下疏于管理有着密切的关联。陆明德既未划出安全区域又缺乏对垂钓者陪同提醒，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其经营行为极大地增加了垂钓触电风险，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3.太仓市村民委员会是否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周丽德将村委会的过错归结于两点，一是将高压线下的鱼塘对外发包，二是日常属地管理不到位。对此，一审法院认为：（1）本案白斗河数十年前已用于鱼类养殖，高压线路架设时鱼塘早已存在，现行法律并不禁止高压线路下方的水域进行鱼类养殖，故鱼塘发包行为本身并不存在过错，况且本案现有证据亦未反映出村委会发包的事实；因此，周丽德所称第一点过错不能成立；（2）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一定的教育和管理职能。但就本案来看，鱼塘的经营者是陆明德而非村委会，而在不危及电力设施的地方垂钓也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因此垂钓风险主要由垂钓者本人和鱼塘经营者加以控制；村委会的教育管理职能的强弱应当与其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垂钓是散发的、垂钓行为本身不具备违法性、垂钓位置亦是在私人管领地域的情形下，强求村委会对所辖村域内实施普遍的、实时的全方位管理是不恰当的；因此，周丽德所称的第二点过错不能成立。综上，本案周丽德并未能提交足以证明村委会对损害后果发生存在过错的证据，也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故一审法院认为太仓市村民委员会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责任主体的物质损失负担比例，一审法院认为：1.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架设的高压线路高度符合法定规范，在线路下方立有较大的警示标识牌，客观上其采取了电力公司架设线路和设置警示标识的常规做法；因此，应当认定其不具有明显的过错。本案周丽德多次到涉案鱼塘钓鱼，且每次进入鱼塘的路线不一，应当认为其对鱼塘水域周边的地理环境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本案架空高压线路横跨鱼塘，从鱼塘水域岸边的大部分位置均能明显地看到高压线路，周丽德关于其不知道鱼塘上空有架空高压线路通过的辩称显然不足为一审法院采信。周丽德在知晓高压危险的情形下，其仍选择在该鱼塘垂钓，应当承担可能发生的触电损害等风险；周丽德在该鱼塘垂钓又未谨慎选择远离架空高压线路的垂钓地点，该行为直接导致钓鱼竿接触高压线路引发事故，其自身过错十分明显。鱼塘经营者陆明德自然十分清楚其鱼塘上方架空高压线路的分布位置，既然接受他人前来鱼塘垂钓就应当给予充分提醒，在其借此收费营利的情形下其还应当采取诸如划定安全垂钓区域等方式实施安全管理，避免垂钓者因沉迷垂钓误入可能遭受高压电击的区域。综上分析可知，本案鱼塘上空的高压线路是静态显见的，周丽德和陆明德基于各自不同动机对鱼塘上空的高压线路缺乏应有的重视，此二人的行为是导致本起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周丽德与陆明德应当负担本案的大部分损失。2.在周丽德与陆明德损失负担比重的确定上，本院考虑到：陆明德原本承包鱼塘从事鱼类养殖经营，收费垂钓并非其固有的经营业务，而是垂钓爱好者经人介绍主动找到陆明德而开展的零散经营（按照陆明德的陈述测算，平均每月收取的竿数不到20竿）；每竿200元的收费中包含了鱼的价值，意味着纯粹垂钓费用的金额不高，陆明德接受他人垂钓所得利润是有限的。周丽德作为有着多年钓龄的垂钓爱好者，既应当具备垂钓的安全常识，也应当清楚此类鱼塘并非专业垂钓场所、不可能配备专业安全防护措施；周丽德选择在此类地点垂钓，主要凭借自身的经验和审慎来保障自身安全；周丽德沉迷于垂钓而轻视自身安全以致事故发生。两相比较，周丽德对本案事故风险拥有更大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借助自身行为避免事故损害的发生；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周丽德的损失负担比重应当高于陆明德。3.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无过错责任下具体损失负担比例确定时的考虑因素。法律之所以确定高压电能经营者的无过错责任，从利益平衡角度而言，就在于经营者在垄断经营过程中的巨大经营利益与经营行为对周边环境产生的高度危险所导致的潜在经营者利益受损之反差所产生的利益再次分配之需要。本案中，在电能经营者建设高压线网前，白斗河即已被村民用于鱼类养殖，在鱼类养殖的基础上原本可以开展垂钓等衍生经营业务，但因高压线网的出现限制了原本可以开展的此类经营业务。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在建设和维护高压线网时应当充分注意到此种经营冲突，意识到鱼塘区域的高压线网因潜在的活动空间交叉和冲突所带来的更大的高压电损害风险。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在鱼塘区域建设和维护高压线网时应当采取更多的防护措施以避免损害发生，而本案中法院并未见到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对该地域有着更多的安全关注从而采取了不同于常规的特殊防护措施；相反，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和所提交证据表明，鱼塘上空的高压线路在事发一年前线路改造时，不但没有增设任何警示标识和防护设施，而且没有维护保持原有警示标识牌应有的清晰可见度。综合上述三个层次的分析，一审法院确定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陆明德、周丽德对原告损失的负担比例依次为25%、33%、42%。据此，针对一审法院认定的物质损失2570847.39元，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应当赔偿周丽德642711.85元，陆明德应当赔偿周丽德848379.64元。一审法院在参考上述物质损失负担比例的基础上，结合周丽德的残疾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赔偿周丽德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陆明德赔偿周丽德精神损害抚慰金13000元。综上所述，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共计应当赔偿周丽德652711.85元，陆明德共计应当赔偿周丽德861379.64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赔偿周丽德652711.85元，陆明德赔偿周丽德861379.64元，上述赔偿款由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陆明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周丽德的银行账户（户名：周丽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杨行支行，账号：62×××38）。案件受理费17602元，由周丽德负担9856元，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负担3339元，陆明德负担4407元。周丽德同意其预交案件受理费中的剩余部分7746元由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陆明德向其直接支付，一审法院不再退还，由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陆明德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丽德支付。二审中，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提供2017年9月至11月的相关巡视记录，证明目前对于太仓市高压线路的巡视（包含线路周边的安全隐患、警示标识）是每月一次，发现问题后制作表格或者电脑记录，并由相关巡视人员签字确认，若未发现问题，则无须记录。周丽德质证表示：1.对此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不予认可。在一审三次庭审交换证据中，周丽德多次要求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提供安全检查记录，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均未提供，在二审上诉期间与开庭时，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仍未提供。2.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在整个证据中没有一项是关于案发鱼塘禁止钓鱼警示牌的检查情况说明，该证据与争议的案件事实没有任何关系。太仓市村民委员会、陆明德未予质证。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本案中，涉案鱼塘上方的高压线由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架设，该高压线的高度符合法定规范。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已在涉案鱼塘所架设的高压线的下方立有较大的警示标识牌，客观上已就该区域所可能存在的危险信号通过警示标志牌的方式予以传递，其对涉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明显过错。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对高压电能享有支配管理和运行收益，在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应承当与其收益情况和专业能力相符合的安全维护义务。本案中，其在对涉案鱼塘上方的高压线路进行改造时，涉案鱼塘已经客观存在，作为专业的电力经营机构，其应充分意识到其所改造的高压线可能给进入涉案鱼塘区域内的人所带来的潜在损害风险，应保证其设立的警示标志字迹清晰完整、设立位置显眼、保存状况良好，采取更多的防护措施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害发生。但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在进行高压线改造后，并未增设警示标识或采取更多的防护设施，且未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持其所设立的警示标识牌应有的清晰度。虽然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二审中提交了相关巡视记录，但该巡视记录中均未涉及其对涉案鱼塘上设立的警示标志牌的相应维护措施，本院对其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涉案事故，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应对周丽德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周丽德在涉案事故中应承担的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周丽德在一审中陈述，其在受伤之前多次到涉案鱼塘钓鱼，事发时已经是其第五次来钓鱼，在之前与其同伴到涉案鱼塘钓鱼时，看到过有人在高压线下面钓鱼。而周丽德二审中也明确其在涉案鱼塘北岸钓鱼，鱼塘南岸种植了部分蔬菜，但没有树木遮挡，其一开始在水桥上钓鱼，后往东移动了四五米左右就发生了涉案事故。在涉案鱼塘上，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各在南北设立了一块警示标志牌。本院认为，作为一名具有多年钓龄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垂钓时应当尽到对周围垂钓环境的注意义务。周丽德已多次进入涉案鱼塘进行钓鱼，且每次进入该鱼塘的路线均不一致，在知道涉案鱼塘上方存在高压线的情况下，其应谨慎选择远离该高压线的垂钓地点。但在涉案事故发生前，周丽德仍放任自己往高压线一边移动继续进行钓鱼活动，其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对于太仓市村民委员会是否应当就涉案事故的发生对周丽德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现行法律并未禁止高压线路下方的水域进行鱼类养殖，鱼塘发包行为本身并不存在过错，现有证据亦未反映出村委会发包的事实。垂钓行为本身不具备违法性，且涉案事故的发生地位于陆明德私人管理的区域内，难以要求村委会对其所管辖村域进行全方位实时监管。而在陆明德管理的涉案鱼塘内，其经营涉案水域用于垂钓收取一定费用，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已为防范垂钓者在高压线下进行垂钓的潜在风险采取了相应保护措施，作为鱼塘经营者，陆明德应就由此产生的垂钓风险承当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和当事人的陈述，就周丽德因涉案事故所产生的损失认定由周丽德、陆明德和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予以分担并无不当。对于周丽德上诉主张的护理费部分，本院认为，一审中周丽德提供的《家政服务合同》上明确写明家政服务员向雇主提供的家政服务包括一般家务。因涉案事故的发生，周丽德存在长期护理依赖，但家政服务合同的价格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周丽德所需护理程度相应的费用支出。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报告的结论、周丽德的住院情况和周丽德此后长期佩戴假肢实际护理依赖程度的变化等情况依法认定相应的护理费金额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周丽德、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929元，由周丽德负担17602元，由上诉人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负担10327元。上诉人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多预交的上诉费7275元，本院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斌审 判 员  郭 锐审 判 员  孙楚楚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姚冰馨书 记 员  史学树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