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62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某1，女，1954年8月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斌，重庆正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丹丹，重庆正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1，男，1958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邦建，重庆市南岸区迎龙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2，男，1937年3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邦建，重庆市南岸区迎龙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陶某1因与被上诉人蔡某1、蔡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8民初6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询问审理。上诉人陶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斌、赵丹丹，被上诉人蔡某1、蔡某2及其二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邦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蔡某1、蔡某2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对罗某的询问笔录未经过庭审质证，亦未向陶某1说明。一审法院将该份询问笔录作为定案依据，程序错误。2.陶某1与陈某1的收养关系从未解除，陶某1依法享有继承权。3.一审法院依据一份制作时间为2017年且由所谓的街坊邻居签字的《证明》，就认定陶某1与陈某1的收养关系已经解除，是错误的。（1）出庭作证的证人陈某2在1974年时正读初三，对所谓的家庭关系与行政处罚并无甄别能力，其对事实的了解均是听其母亲所述，属于传来证据，人民法院对此应不予采信。（2）另一位出庭作证的证人张某的陈述前后矛盾，其自述是1980年后才租赁涉案房屋，却在证明陶某1与陈某1于1974年断绝母女关系的《证明》上签字，且其本人还不识字，不清楚《证明》上所写内容，人民法院对此应同样不予采信。（3）一审法院对罗丛淑的询问笔录，未经过庭审质证，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4）关于陈某1的死亡原因、死亡时间、治疗过程、埋葬地点，陶某1均对一审法院的询问做了回答。2002年，因为蔡某1、蔡某2的阻挠，陶某1未能参加陈某1的葬礼。4.蔡某1、蔡某2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中陶某2一栏填写“独子”，从广义上解释，“独子”表示父母有且只有一个儿子，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独生子女”。本案中，陈某1在五十年代收养了一女陶某1及一子陶某2，确实只有陶某2（蔡某1）一个儿子，所以在《常住人口登记表》上才会有“独子”一词，但这并不能证明陶某1与陈某1的收养关系已经解除。陶某1与蔡某1一样享有继承权，应当继承陈某1三分之一的遗产份额。蔡某1、蔡某2共同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整个一审程序的论述及证据材料均明确证明陈某1和陶某1已经解除收养关系。陶某1提出应当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的手续，但《收养法》是1991年才颁布，之前的收养关系不能以《收养法》的规定为准。2.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陶某1并示尽到赡养义务，至今不知道陈某1的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死亡地点、丧事办理地点、安葬地点，其陈述尽到了赡养义务的说辞有违诚信原则。3.陶某1在上诉状中一再强调靠她挣钱来养活全家人，这不符合实情。陶某1当时只有十四五岁，没有能力去挣钱，也没有能力去养活父母，其提交的修建房屋的物证、人证均不符合逻辑。4.一审判决是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的情况下作出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陶某1的上诉请求。蔡某1、蔡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由蔡某1、蔡某2继承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大佛段某某坡40号即南岸区某某街24号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陈某1与前夫陶某3收养了一女陶某1。1956年1月17日，陶某3购买了大佛段某某街24号房屋，1957年4月4日，陈某1与陶某3在弹子石法庭调解离婚，协议陶某1由陈某1抚养，大佛段某某街24号房屋卖后陶某3得卖房费三分之一。在与陶某3离婚后，陈某1收养了一子蔡某1（曾用名陶某2）。陈某1于1973年与蔡某2结婚，于2002年3月4日死亡。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蔡某1、蔡某2提交了一份《证明》，内容为陈某1与蔡某2系夫妻关系，七十年代双方自愿解除与断绝养母养女，继父继女关系。解除断绝关系时有社区（四段）居委会委员陆昌廉、李邦禄、杜金华、许学书、任玉娥等。解除断绝关系后，四十多年来陶某1从未尽过赡养责任，养母长期多病，食道癌病故，陶某1没有看望和探视。该《证明》上有陈某2、张某等人的签名。证人陈某2和张某出庭作证，陈某2证实：自己从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便在某某坡居住，与蔡某1、蔡某2系十几年的邻居，其母亲杜金华为居委会调解员，大概在1972年时候，因为陶某1偷东西，但是中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陈某1被批斗了，当时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在整个弹子石地区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陈某1和陶某1之间的关系就不好了，经常吵架，当时我的母亲是段上的调解委员，也经常参与她们母女两人的调解，大约在1973年时，我妈妈回来给我说陶某1和她母亲陈某1断绝了关系，她不要她的妈妈了，离开了家后来就没有看到陶某1回到某某坡的家了。蔡某1、蔡某2在某某坡的房子大约在60年代末的时候修建过。张某证明：我曾经是蔡某1、蔡某2某某坡40号房屋的租户，从1982年开始就在那里租房子，租了大约8、9年，我在那里租房子住是做小菜生意，该房屋中住有陈某1、蔡某2、蔡某1，我没看到其他人来过，也不认识陶某1。我从82年到90年代初一直住在某某坡，我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忙，只是听陈某1说有一个女儿叫陶某1，已经断绝了关系，至于为什么断绝了关系我不知道，没时间问她具体原因。没有租蔡某1、蔡某2家房子以后，由于要起早贪黑的去打菌来卖，有些时候买多了很重，背不动就在陈某1家放着，还是时常要进出。我从他们家出来后，又在上新街租了一段时间房子，大约在90年代买了某某坡94号房屋，与蔡某1、蔡某2又是邻居了，我在街上经常碰到陈某1，她没有工作又生病，看起来很可怜，一直都没有看到过她女儿。一审法院询问了在前述《证明》上签字的罗某，罗某回答：我与陈某1是老邻居，我家的后门正对陈某1的前门，我从60年代初期便在这里居住，一直住到今年的上个月才搬走，我见过陶某1，看到她的时候大概十岁的样子，最开始时她和陈某1的关系还可以，长大后就不好了，和陈某1断绝了母女关系，当时居委会的干部陆昌廉、杜金华、许学书都在场，现在这些人都死了，断绝母女关系是在70年代，具体时间想不起了，主要原因是陶某1当时在外面混，引起陈某1不满，我几十年了都没有看到过她，现在分房子就跑回来了。陶某1几十年了都没有回来，直到她妈妈去世了都没有回来过，陈某1的葬礼我有参加，就办在陈某1的家里，在葬礼上我也没有看到过陶某1。自从断绝了母女关系以后，陈某1也没有再在我面前说起过陶某1。一审法院另查明，陶某1于1974年4月15日将户口从陈某1的户头迁出，在该户口页上载明陶某2为（独子）。一审法院再查明，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新凤街某某街24号房屋（即大佛段某某坡40号）登记在陈某1名下，该房屋的建筑面积为65平方米，套内面积为65平方米。该房屋在1956年陶某3购买时为木捆绑结构，面积为41平方米，在1964年的《房地产权登记封套（代申请书）》上的“附记”中载明：1957年4月4日弹子石人民法庭调解，民字第1170号，协议如下：大佛段某某街24号房屋卖后陶某3得卖房费三分之一。现房未卖，男方陶某3不要了，因他有工作，全部由陈某1管理。在1970年《房地产权登记封套（代申请书）》上已载明结构为土墙，面积为66平方米，在1981年的《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上载明结构为土墙，修建年代为60年代，面积为66平方米。在1992年的《重庆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上载明，房屋结构为土墙，面积为65平方米，取得方式为改建，取得时间为68年。陶某1陈述涉案房屋60年代改建的时候，是陶某1出的钱修的房子，后陶某1结婚搬出去后，经济困难，但还是表示该房子出租的租金全部用于陈某1的生活费。在本案的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询问陶某1，陶某1对陈某1的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治疗过程、丧事办理地点、埋葬地点均不能准确回答。一审法院对本案所涉及的问题，分别评述如下：一、对陶某1是否为具有继承人身份的问题。关于陶某1是否为陈某1第一顺位继承人，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1年颁布，在本案中陶某1与陈某1的收养关系及蔡某1、蔡某2所陈述的解除收养关系均发生该时间之前，故本案不适用于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关于陶某1与陈某1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陶某1所提交的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人民法庭民字第1170号调解书，已经载明“陶正萍由陈某1抚养”，结合在常住人口登记表，可以看出陶某1与陈某1系母女关系，故双方的收养关系成立。关于陈某1与陶某1之间的收养关系是否已经解除，结合本案的审理情况，证人陈某2、张某均出庭作证，该院另对罗某进行了询问，三人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陈某2与罗某均与陈某1系几十年的邻居，张某作为承租户也在陈某1家居住长达近十年，后又在某某坡购房，与陈某1成为邻居，三人均表示几十年未见过陶某1回家探望陈某1，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陶某1对陈某1的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治疗过程、丧事办理地点、埋葬地点均不能准确回答，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对陈某1尽到任何赡养义务。陶某1陈述涉案房屋60年代改建的时候，是陶某1出的钱修的房子，后陶某1结婚搬出去后，经济困难，但还是表示该房子出租的租金全部用于陈某1的生活费。根据1992年的《重庆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上载明，房屋结构为土墙，面积为65平方米，取得方式为改建，取得时间为68年，说明该房屋的改建时间最迟为1968年，陶某1时年不超过14岁，系未成年人，陶某1既未对其出资修建房屋提交物证、人证，也不符合生活逻辑。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无论是亲生子女还是养子女，均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蔡某1、蔡某2申请的证人及一审法院的询问，均能证明陶某1与陈某1于1974年左右解除了母女关系，且常住人口登记表上也载明蔡某1为“独子”，而陶某1却不能举示证据证明其在1974年以后至陈某12002年去世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有探望、赡养母亲的证据，故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该院确认陶某1与陈某1之间的收养关系已经解除。陈某1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仅有其配偶蔡某2和其儿子蔡某1。二、关于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大佛段某某坡40号即南岸区某某街24号房屋系陈某1的个人财产还是陈某1与蔡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该院认为，重庆市南岸区大佛段某某坡40号即南岸区某某街24号房屋登记在陈某1名下，该房屋最初记载的结构为木捆绑，为陈某1与陶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二人离婚后，陶某3表示不要该房屋了，故该房屋成为陈某1的个人财产。在1970年《房地产权登记封套（代申请书）》上已载明结构为土墙，面积为66平方米，在1981年的《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上载明结构为土墙，修建年代为60年代，面积为66平方米，在1992年的《重庆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上再次载明，房屋结构为土墙，面积为65平方米，取得方式为改建，取得时间为68年。该组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在1968年就已经改建，结构由木捆绑改建为土墙，而陈某1与蔡某2于1973年结婚，婚后的换证均载明系土墙，面积也基本无变化，证明在二人婚后，涉案房屋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建行为，故涉案房屋应认定为陈某1的婚前个人财产，故由蔡某2和蔡某1各继承50%的产权份额。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大佛段某某坡40号即南岸区新凤街某某街24号房屋由蔡某2和蔡某1各继承50%的产权份额。案件受理费2525元，由被告陶某1（此款原告已缴纳，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支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陶某1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冯某1、王某1、冯某2、王某2于2019年7月12日联名出具的《证明》；2.王某3于2019年8月8日出具的《证明》；3.陶某1、王某4（陶某1女儿）与贺某的谈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4.王某4与罗某儿子的谈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同时，陶某1申请证人冯某1、王某1出庭作证。陶某1拟通过以上证据证明其上诉请求成立。蔡某1、蔡某2质证后认为：证据1中的两名证人冯某1、王某1虽在二审中出庭作了证，但两名证人的陈述并不真实，且证人王某1系陶某1前夫，冯某1、王某1均陈述其不识字，故对证人证言和证据1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亦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王某3并不知道当年的情况，证据2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证据3系陶某1私自录制，并未征得贺某的同意，录音中没有时间及地点，其中还有威胁贺某的对话，甚至敲桌子不让贺某继续陈述下去，因此证据3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中，不清楚王某4与谁在通话，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来源不明，缺乏真实性，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二审中，本院依职权分别向罗某、贺某、王某3进行询问。罗某陈述：罗某与陈某1原系邻居，两家隔得很近；陶某1与陈某1早已断绝母女关系，二人断绝关系时有居委会的多名干部在场见证；除了罗某以外，当时在场见证的居委会其他干部均已去世；陶某1与陈某1断绝关系后，从来没有看到陶某1回来看望陈某1，就连陈某1的葬礼也没有看到陶某1回来参加，也没有听陈某1提过陶某1。贺某陈述：贺某与陈某1一家原系邻居；听贺某母亲讲陶某1与陈某1解除了收养关系，当时他们解除收养关系的时候，贺某还在家里，就听说了这件事，但贺某母亲现已去世；陶某1与陈某1断绝关系后，从来没有看到陶茂茂回来看望陈某1，也没有看到陶某1参加陈某1的葬礼；陈某1的房子不是陶某1出钱修的，当时陶某1自己都还只是一个孩子；之前陶某1与其女儿确实曾到贺某家里，但他们未征得贺某同意就私自录了音，因为陶某1女儿把手机翻过来放在桌子上，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录音，也不知道他们如何整理的录音。王某3陈述：王某3与陈某1一家原系邻居；陶某1是陈某1养女，但不清楚他们是否解除收养关系，因为王某3本人未参与他们解除收养关系这个会议，当时是居委会的几个同志参与的，对于这件事情可以去问离陈某1家很近的罗某，罗某的证词最能证实当时的情况；当王某3搬到大佛段时，陈某1已经修了那个房子，当时陶某1只有十来岁，不可能是陶某1去挣钱养家和修房子，而陈某1本人是一个比较勤劳的人，是陈某1打工维持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另外当时陈某1已经与蔡某2住在一起了，蔡某2有工作；之前陶某1也曾想找王某3出面证明是陶某1挣钱修的房子，王某3答复其对这些情况不清楚。陶某1质证后认为：对罗某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罗某陈述的几位居委会干部都不是当时七十年代的居委会成员，对罗某陈述的几位居委会干部的身份无法核实，也没有证据证明罗某是当时的居委会干部，陶某1与陈某1没有参加过所谓的解除收养关系或者脱离母女关系的会议；对贺某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贺某是从其母亲处听来的，她本人并不清楚是否开了这个会以及陶某1与陈某1是否脱离了母女关系，贺某的证言对解除收养关系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说辞；对王某3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为王某3并不清楚陶某1与陈某1是否解除了收养关系，事实上二人的收养关系也并未解除。蔡某2、蔡某1质证后认为：罗某真实地叙述了陶某1与陈安解除收养关系的事实，这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贺某同样真实地叙述了听贺某母亲讲述陶某1与陈某1解除收养关系的事实，这与贺某在一审中签字的证明内容是一致的，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同时也证实了陶某1未经贺某同意，私自录音的事实；王某3叙述的事实始终是与陶某1提供的证明内容一致，但他不知道陶某1与陈某1解除收养关系这件事，并不等于二人没有解除收养关系，同时王某3也陈述陶某1当时没有能力出钱修房子。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陶某1与陈某1是否解除了收养关系，以此确定陶某1在本案中是否有权继承陈某1的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1年颁布，而在本案中陶某1与陈某1形成收养关系以及双方所争议的陶某1与陈某1的收养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之前，故本案并不适用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对于陶某1与陈某1的收养关系是否已经解除的事实，蔡某2、蔡某1在一审中举示了《证明》、《常住人口登记表》等证据，并申请证人陈某2、张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陶某1与陈某1的收养关系早已解除；但陶某1对此不予认可，在二审中举示了《证明》、对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同时申请证人冯某1、王某1出庭作证，拟证明陶某1与陈某1的收养关系从未解除。鉴于双方争议的陶某1与陈某1的收养关系是否已经解除这一事实直接影响本案判决结果，双方各自找到若干证人以出庭作证或形成书面证言的方式证明己方观点成立，而陶某1与陈某1的收养关系是否已经解除的行为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距今已有四十多年，在当时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以及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亦没有形成书面材料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走访现仍在世的知情人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并据此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因此，本院走访了罗某、贺某、王某3并分别对三人制作了询问笔录。根据本院二审的走访情况，罗某作为当时陶某1与陈某1解除收养关系的且现唯一在世的现场见证人，对陶某1与陈某1解除收养关系的事实作了一个明确、清晰的陈述；贺某的陈述亦能佐证陶某1与陈某1的收养关系已经解除这一事实；王某3虽陈述其对陶某1与陈某1是否解除收养关系一事不清楚，但强调其不清楚该事实的原因是因为其本人未参与当时他们解除收养关系的会议，是当时居委会的几个同志参与的，同时建议走访罗某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这与罗某陈述陶某1与陈某1解除收养关系时有居委会的同志参与等内容亦能相互印证。综上，本院对陶某1与陈某1的收养关系早已解除这一事实予以确认。同时，陶某1在本案中所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某1的房屋系其打工挣钱出资修建。至于《常住人口登记表》上记载蔡某1为“独子”，“独子”二字所表达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儿子”还是“独生子女”，都只能作为人民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后作出裁判的依据之一，并非仅凭该证据即作出了本案判决。结合本案情况，本院认为，“独子”二字不管理解为“只有一个儿子”还是理解为“独生子女”，都能印证当时陈某1只有蔡某1一个子女的事实。因陶某1与陈某1解除了收养关系，陈某1去世后，其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只有蔡某2和蔡某1，鉴于陈某1名下的房屋系陈某1的婚前个人财产，故由蔡某2和蔡某1各继承50%的产权份额。综上所述，陶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陶某1在二审中举示的新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陶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秦 敏审 判 员  周海燕审 判 员  倪洪杰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茜希书 记 员  李云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