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62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幼松，男，194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林，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本楼，男，1949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彩玲，女，197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以上俩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玲，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俩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幼松因与被上诉人许本楼、许彩玲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8）闽0111民初2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幼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许本楼、许彩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案涉公章的鉴定程序合法、结论真实客观，一审法院应予以采纳。一审法院以“不排除该机构于1957年至1958年期间更换过公章”为由，对鉴定报告不予采信，否定政府公章的稳定性、公信力是错误的。《房产赠与书》上的公章系伪造的，《房产赠与书》不能成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一审法院认为，公章盖在《房产赠与书》四至上，只是对四至范围的认可，“批注”内容并非房产赠与书内容，不影响房产赠与书效力，认定错误。农村土地系集体所有制，转移权属必须经过基层组织同意、见证，同时为了减少权属纠纷，在赠与书中对四至范围的确认极其重要，在四至范围上的公章的真实性直接影响着赠与书中所赠房产的面积、范围。本案赠与书上福州市战坂乡人民委员会公章系虚假的，则许八婶与许亨振之间的赠与行为未经乡人民委员会确认、房产部门办理产权证，不符合房产赠与的法定程序。同时受赠人与赠与人双方皆已身故，房屋产权至今尚未转移，赠与手续尚未完成，赠与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三、一审法院认为许本楼提交的《房屋分居书》中所提“八姆”即是许八婶，认定错误。《房屋分居书》系许本楼、许彩玲单方制作，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不能作为本案的认定依据。四、一审法院对《房产赠与书》公章的鉴定意见、证人证言的采信不符合法律规定。《房产赠与书》从赠与书的主文到赠与人、受赠人、四个证明人和本村代表处的签字，以肉眼即可见实为同一人所写，故该份赠与书系虚假伪造。且房产赠与书中所涉及的人员皆已过世，对于捺印、签名是否真实无从查证，涉及的机构虽已撤销，但尚有留存盖章公文材料，仍可证实该份赠与书的真实性。六、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多年空置，并非由许亨振一家占有”，认定错误。何幼松当庭即陈述一开始许亨振一家系借住在该房屋中，后其一家也搬出该套房屋，该套房屋内则剩余一些杂物。因何幼松亦不需在涉案房屋中居住，故也未处理该套房屋，仅系放其在一旁搁置，同时许本楼、许彩玲在其搬离后也未对该房屋进行修缮、维护等行为，房屋从此空置。 许本楼、许彩玲辩称，一、《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无法证明《房产赠与书》上的印章的真实性，亦无法证明赠与书系虚假，一审判决未予采纳完全正确。1.《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样材来源为福州市档案馆并非原战坂乡机构，福州市档案馆仅作为保管单位其也无法确保其样材的真实性。且“战坂乡委会”的公章未经行政备案，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公章管理不规范等原因，样材与检材的落款时间也并非一致，因此无法保证样材的真实性。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也仅是“房产赠与书上的印章印文与样本印章印文不一致”，在样本印章无法确认真实的前提下，无法得出《房产赠与书》的印章印文为假印章，因此鉴定意见书不能否定《房产赠与书》印章的真实性。2.《房产赠与书》的当事人分别系赠与人许八婶及受赠与人许亨振，福州市战坂乡人民委员会并非是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其真实与否与是否形成真实有效的赠与关系无关。二、许亨振已实际占有、使用讼争房屋亦持有产权证书原件，足以印证《房产赠与书》的真实性。许亨振作为受赠人已实际占有、使用、管理修缮房屋，对此，汤斜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以及何幼松本人的陈述、两位证人的当庭陈述均可证明。而对于许亨振为何可长期使用管理房屋的原因，何幼松并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亦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何幼松及其母亲若为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其在长达60年的时间内，均未曾向许本楼及许亨振主张过权利，显然此也进一步印证何幼松与许本楼均认可案涉房屋已赠与许亨振的事实。证人的证言亦可印证房屋实际已归属许本楼的事实。综上，本案《房产赠与书》年代久远，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实际履行情况均无从考证，许亨振作为受赠人已实际占有、使用讼争房屋并持有产权证书，《房产赠与书》合法有效，请求驳回何幼松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何幼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许本楼所持《房产赠与书》无效，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产权证号：战字第××号）应依照法定继承为何幼松所有；2.许本楼、许彩玲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57年8月6日，许八婶委托他人出具《房产赠与书》，并在赠与书落款处摁印，由福州市战坂乡乡长赵恭夫、社长林碧如、村民许本铜做证明人盖章确认，其女儿许木兰、夫姐许双俤亦作为证明人摁印确认。1961年许八婶去世后，许亨振一家开始居住在案涉房屋中，并对房屋进行修缮。1993年9月25日，许亨振因年事已高，对家产进行分割，出具《房屋分居书》，确认“将祖先遗下大厝，一直计四堵、前照一间，共五堵。将大厝四堵划出厅仔，房里二堵并楼上分给长子本楼为业，……。注，亨振西旁尚有一直共四堵，原由八姆赠送的，现次子许辉自愿放弃权利，决定全部归长子本楼永远为业。”，《房屋分居书》另注明，房屋土地证及房屋平方使用证、贰证在长房本楼保存。此后由许亨振居住在案涉房屋中至2001年。许八婶所有的原坐落于福州市洪山区。现案涉房屋被汤斜烟草物流、汤斜新苑社会保障房项目征收，许彩玲就案涉房屋与福州市土地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另查明，许八婶系许亨振的堂婶，许八婶育有一女许木兰，何幼松系许木兰婚生子。许本楼系许亨振长子，许本楼与许彩玲系父女关系。房产赠与书中涉及的人员均已过世，涉及的机构亦已撤销。 一审法院认为，何幼松主张许亨振伪造《房产赠与书》，虽鉴定意见认为《房产赠与书》上的公章与样材的公章不是同一枚，但不足以证明“福州市战坂乡人民委员会”在1958年前更换过公章。何幼松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房产赠与书》系伪造。何幼松还主张许亨振偷取许八婶房产证，并早在1957年就知道此事，但在此后长达61年的时间内，何幼松却只向许本淮说过，不仅从未向他人谈起，也从未向村、乡或公安机关反映，甚至于未向许亨振及许本楼要求返还，何幼松的行为不符合常理。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许亨振窃取房产证，对该主张不予采信。因房产赠与书中涉及的人员均已过世，涉及的机构亦已撤销。对当年情况也无从查证。何幼松主张许亨振未照顾许八婶不予采信。结合许本楼持有房产赠与书、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及房屋分居书，可认定房产赠与书是许八婶真实意思表示，加之有公社、乡领导、本村村民、及许八婶亲戚，共五人作为共同见证人，许八婶将房产赠与许亨振的事实可予以认可。何幼松主张赠与合同无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其诉请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何幼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鉴定费3700元，由何幼松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何幼松主张案涉《房产赠与书》系伪造证据，是无效的，讼争房产应由其继承所有。对此，本院分析认为，首先，《房产赠与书》的出具时间为1957年8月，至今已60余年，其中所涉人员均已离世，但从《房产赠与书》的形式上看，赠与人许八婶在赠与书上捺手印，受赠人许亨振加盖私章，证明人赵恭夫、林碧如、许本铜加盖私章，许八婶女儿许木兰、夫姐许双俤亦作为证明人捺手印，这是符合当时的契约习惯的。其次，从实际情况来看，自许八婶去世后，许亨振一家即长期居住在案涉房屋内，《房产赠与书》和案涉房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现亦由许本楼持有。何幼松主张许亨振当年从许八婶处窃取了案涉房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但却从未就此向对方提起主张或是报案处理，与常理不符。再者，虽然鉴定意见认为《房产赠与书》上“福州市战坂乡人民委员会”公章与样材上的公章不是同一枚，但认定《房产赠与书》是否真实主要是审查是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福州市战坂乡人民委员会是否在《房产赠与书》加盖公章并不影响《房产赠与书》的效力；且，目前也无法证明样材上的公章即为“福州市战坂乡人民委员会”的原始或唯一的公章。综上，何幼松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房产赠与书》系伪造的，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对案涉房产的赠与事实予以认定，并驳回何幼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何幼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何幼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一萍 审判员  陈碧珍 审判员  马 青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江丽丽 书记员卞燕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