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58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韩从思，男，196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锡富，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戴兆平，男，198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矫爱庆，山东畅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韩从思与上诉人戴兆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3民初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韩从思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3民初171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不服一审判决数额为1317680.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戴兆平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在本案中，戴兆平认可其父亲戴正成代自己签署出租场地协议，在与上诉人实际出租场地过程中，从与戴兆平通话记录中也可看出其认可戴正成管理出租涉案场地的事实，因此，戴正成的行为与被上诉人具有一致性。一、原审审判程序违法，缺乏公平性、公正性。1、原审审理期限严重超期，且无正当理由，公正性存疑。上诉人于2018年1月5日在李沧区人民法院立案缴费，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日至6月13日组织了三次证据交换，在其后的九个多月未组织开庭，2019年3月18日再次正式开庭，2019年3月28日最后一次质证法院调取的证据，原审判决书的签署日期是2019年3月28日。一审时长达14个多月，严重超期。2、原审法院仅调取部分对被上诉人有利的证据，公平性存疑。2019年3月18日开庭时，上诉人依法申请原审法院到青岛市李沧区派出所调取上诉人报案证据及公安受理卷宗，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强行抢夺场地的过程，以及指示社会闲散人员用车辆堵路。但原审法院仅调取被上诉人父亲（戴正成）的几份辩解笔录，对于涉嫌犯罪的报案材料没有任何涉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调查取证过程缺乏公平性。原审法院轻易采信社会闲散人员宋吉军的《询问笔录》辩解，却不采信上诉人提交的现场录像。宋吉军在笔录中承认认识戴正成，说是在道路口停了一次。宋吉军在第3、4次的堵车行为过程中存在将车辆移至路边的行为，根据上诉人证据“于建英录音”，这是因为宋吉军的堵路行为影响了同为租赁场地的“于建英”的车辆进出。3、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不合法。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已经明确说明“刘天传”与戴兆平系姨家表兄弟关系，戴正成系刘天传的姨夫，刘天传受雇于戴正成（戴兆平），负责涉案场地的电工。从一般意义而言，在被上诉人不承认双方之间亲属关系和雇佣关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起码应当查明被上诉人与“刘天传”是否存在亲属关系，然后进一步要求被上诉人说明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但是，原审没有对被上诉人做任何审查，却以上诉人需要首先证明“刘天传、于建英与被上诉人之间雇佣关系”为由，将举证义务分配给上诉人，原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合理，也不合法。4、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存在伪造证据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被上诉人私自修改《租赁协议》。被上诉人伪造快递通知单、通知书照片。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主动将伪造的快递通知单撤回（但上诉人保留该复印件）。《场地租赁协议》与其他证据相矛盾，且仅提供复印件，伪造迹象明显。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场地租赁协议》复印件证据的真实性，却不采信上诉人在涉案场地的录像资料和通话记录，缺乏公正性。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场地归庄子集体所有，庄子建材厂从庄子社区承租了涉案土地。被告又从庄子建材厂处租赁了涉案土地并签订了租赁协议后转租给原告”，也就是说，原审法院在上诉人已经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然采信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18日开庭时提交的无原件的《场地租赁协议》，却对上诉人提交的租赁涉案场地过程中形成的通话记录、场地录像、配电室照片等却不予采信，缺乏公平性、公正性。上诉人在承租涉案场地时，戴正成一直声称涉案场地是他从庄子村承租的，戴正成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也是这么说的，这份《地租赁协议》明显系伪造的，被上诉人不提供原件，但原审法院却采信，让人不解。相反的，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与本案具有高度关联性的通话录音、配电室照片、黑社会堵路、场地录像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这让上诉人对原审的公平性产生怀疑。2、原审判决曲解上诉人诉讼请求，将上诉人诉请依据“违约责任”还是“损害赔偿（侵权）责任”计算的说明，以及暂不主张因被上诉人（暨戴正成）强行抢占场地过程中造成的破坏损失（已在上诉人控告戴正成涉黑刑事案中予以处理，目前尚公安受理阶段，暂没有定论）的说明，错误的认定为“明确表示暂不主张被告承担损失”。本案中，上诉人主张依据合同约定主张违约责任，为证明违约金的合理性，上诉人举证证明因戴兆平违约造成的损失与违约金大致相当。但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为上诉人“明确表示暂不主张被告承担损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原审判决割裂了多份证据之间的联系，忽视了多份录音证据之间的上下关联性，导致对事实的认定错误。涉案场地配电室照片的真实性在被上诉人自己也认可在配电室加装了限电装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甚至没有询问被上诉人涉案场地是否有配电室，是否在配电室加装了限电装置，就直接否认上诉人配电室照片的真实性。在被上诉人通话记录中多次涉及电工刘天传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割裂了多次通话录音之间的关联性，错误的做出不认可录音证据真实性的论断。在被上诉人一直没有提供政府征收涉案场地文件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就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通知义务。上诉人迫于被上诉人的强力阻挠抢夺场地而于2017年12月1日离开涉案场地，但原审法院忽视离开的原因，直接认定离开的结果，全然忽视在此之前被上诉人阻挠破坏生产经营并导致根本违约的行为。录像显示戴正成安排大车运砖石堵路……自2017年10月8日，被上诉人就将涉案场地采取断水、断电措施，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不应当继续计算租金，但原审法院没有查明案件事实，却将“暴力抢占”合法化，错误的持续计算至12月1日。4、原审法院没有主动调查“刘天传”、“毕姓工人”与被上诉人（及戴正成）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于建英”与被上诉人（及戴正成）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关系、委托关系。“刘天传”、“毕姓工人”的通话记录与本案具有高度关联性，且上诉人已经明确说明“刘天传”、“毕姓工人与被上诉人（及戴正成）存在亲属关系，但原审法院没有对被上诉人做进一步调查。上诉人举证的于建英录音证据，其中的陈述内容与本案具有高度关联性和盖然性，符合一般生活习惯，但原审法院却不采信。5、本案明显不属于协议“国家、村委征收”范畴，李沧教体局也不可能成为国家征收的主体，原审法院不能因为涉案场地现状是笼式足球场，就认定教体局文件与本案关联性，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要实现习主席所言让百姓在每一起司法判决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道路还很遥远，但上诉人相信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支持上诉请求。 上诉人戴兆平辩称，其父亲戴正成不是本案当事人，也不是租赁合同履行主体，戴正成行为在得到戴兆平的追认或者授权后才能代表戴兆平本人。否则只能属于戴正成个人行为，与戴兆平无关。韩从思的上诉无事实及证据证明，并且一审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韩从思的上诉。 上诉人戴兆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查清事实，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审判决对于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是韩从思提起诉讼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同时，上诉人对于韩从思欠付的租赁费提起反诉。对于韩从思在庭审中提出的，上诉人与韩从思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已经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同时，上诉人对于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自始至终也没有予以确认已经实际履行。因此，一审法院无权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无权认定上诉人与韩从思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成立并实际履行更无权认定上诉人应当偿还韩从思借款。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在上诉人对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未予确认已经实际履行，且本案案由又非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在没有依法确定上诉人与韩从思之间是否互负到期债务情况下，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判定予以债务抵销，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对于本案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超出审理范围。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上诉人韩从思辩称，戴兆平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韩从思在出借本金时，双方口头约定，应予抵扣后续租金，在租赁关系成立之前，韩从思与戴兆平素不相识，从常理而言，如果不抵用租金，韩从思也不会出借给戴兆平，在资金出借之后，戴兆平也未继续主张过租赁费，其行为以默示借款抵顶租金，且借款和租金都属于同类债务，韩从思有权主张抵销。 韩从思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戴兆平返还韩从思多支付的租金142659元，支付违约金1295550元并承担损失，暂计1438209元；2、诉讼费由戴兆平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10日，双方签订《租赁协议》，协议约定韩从思承租戴兆平位于李沧区东侧面积为9亩（5994平方）的房屋、场地，租赁期间自2015年9月1日至2021年9月1日，租赁费为每年每亩1.5万元，第二年提增6%租赁费，每年分两次付清租金。合同签订后，戴兆平交付场地，韩从思也一直按协议约定交付租金。2016年8月8日，戴兆平从韩从思处借款23万元，并口头商定后期租赁费从上述借款中扣减。从2017年9月份开始，戴兆平企图擅自解除合同收回土地未果，就开始采取断水、断电、封堵出入路口等各种措施阻挠妨害韩从思进行经营活动。至2017年10月8日，戴兆平彻底给韩从思租赁场地断水断电。10月8日后，韩从思为维持正常经营活动减少损失，从其他公司租赁发电设备，意图继续经营活动，戴兆平又雇佣推土机等破坏韩从思场地围挡墙，抢夺围挡用的钢管等财物，砸坏发电设备，打伤韩从思场地中两名工人。期间，韩从思无奈多次报警，也未阻挡戴兆平抢夺场地行为。在此期间，韩从思一直无法正常使用场地进行生产活动，蒙受巨大损失。2017年12月份，当戴兆平带领社会闲散人员强行占领场地，并在场地挖掘施工后，在公安机关的介入下，韩从思被迫雇佣运输车队，将存放在该场地的近6000多吨钢管装卸到其他场所，自此，戴兆平彻底抢占回上述场地，韩从思为此支付大量费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韩从思认为，《租赁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应严格按《租赁协议》履行义务。《租赁协议》第8条第2款约定：戴兆平无故终止合同，按双方已签订合同尚未履行的时间，按租赁费的双倍返还韩从思。自2017年10月8日开始，戴兆平将场地断水、断电，构成根本违约，应视为非法解除合同日期。剩余租期租金为647775元，戴兆平应承担违约金1295550元。另外，韩从思多缴纳租金142659元，戴兆平应予返还，故诉至法院。庭审中，韩从思明确表示暂不主张戴兆平承担损失。 戴兆平在一审中答辩并反诉称，1、韩从思所诉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2017年1月青岛市体育局口头通知戴兆平，要在戴兆平场地建设笼式足球场地，要求戴兆平做好场地准备工作。5月10日正式向戴兆平发出通知，故土地征用属于政府行为。2017年1月、6月戴兆平多次在场地张贴腾迁通知，韩从思置之不理，无奈，戴兆平于2017年11月20日再次通知韩从思缴纳之前欠缴的租金并通知终止合同。同年12月，韩从思腾出场地。2、不可抗力的政府行为可以作为法定解除合同的依据，戴兆平未违约，韩从思违约。双方约定涉案场地仅用于韩从思存放钢管，但韩从思不仅存放，还加工钢管、对钢管进行喷漆制作等；还私自在场地放置大量的集装箱并设置塔吊，违反合同约定。根据合同约定戴兆平供电量为20千瓦，照明足够，但韩从思加工钢管，用电量巨大，因超出用电量才会跳闸，故断电完全是韩从思自己造成。3、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韩从思就不按合同约定向戴兆平支付租金，欠付租金数额为109471.5元。戴兆平曾在2017年11月两次快递通知韩从思交纳欠付租金及解除合同并迁出事宜。双方从未约定以借款折抵租金，并且韩从思所主张的借款事实是否存在，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起诉。针对韩从思欠付租金事宜，戴兆平当庭提出反诉请求：1、韩从思支付戴兆平拖欠场地、房屋租赁费用109471.5元；2、反诉费用由韩从思承担。 韩从思针对戴兆平的反诉请求在一审中答辩称，戴兆平在2016年8月8日从韩从思处借款23万元，在借款时约定予以抵顶租赁费，并且在性质上租赁费与借款是同类金钱债务，韩从思也有权利主张抵销。后续韩从思举证中，可以证明自2017年9月6日开始的多次对话中韩从思均向戴兆平明确主张抵销，并且在韩从思应当支付第四个半年度租金时及以后，戴兆平从未主动向韩从思主张租金，这也证明戴兆平认可以借款抵顶租金的事实。因此戴兆平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涉案场地归庄子社区集体所有，庄子建材厂从庄子社区承租了涉案土地。戴兆平又从庄子建材厂处租赁了涉案土地并签订了租赁协议（租赁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后转租给韩从思。2015年8月10日，戴兆平作为甲方，韩从思作为乙方，签订《租赁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第一条，韩从思承租戴兆平位于青岛市李沧区东侧场地，面积9亩（5994平方米），用于存放钢管。第二条，承租时间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21年9月1日止。租赁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每年每亩1.5万元，第二年提增6%，租赁费每次提前两个月交费，租赁费合计13.5万，每年分两次交清。……第四条，水、电由甲方按现行线路供给，水、电费由乙方根据使用数自行交费（供电20千瓦）。……第七条，租赁期间若遇国家、村委征用等事宜时，甲方应提前三个月通知乙方，乙方应无条件服从，因此产生的补偿费归甲方享有，租赁费按租赁合同期尚未履行的部分按时间将租赁费退还给乙方；第八条，甲方无故终止合同，按双方已签订合同尚未履行的时间，按租赁费的双倍返还乙方，乙方无故终止合同租赁费不再退还。2015年8月10日，韩从思按约向戴兆平支付第一年度上半年租赁费67500元；2015年12月27日，韩从思按约向戴兆平支付第一年度下半年的租赁费67500元；2016年7月11日，韩从思按约向戴兆平支付第二年度上半年（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租赁费71550元。2016年8月8日，戴兆平从韩从思处借款现金23万元，并出具借条。2017年5月10日，青岛市体育局发布《青岛市体育局关于确定2017年市政府市办实事场地的通知》，内容显示：晟枫足球运动公园系李沧区2017年市办实事项目之一，场地类型为笼式足球，通知要求尽快落实好场地准备工作，保证2017年12月份完成市办实事任务。2017年9月，戴兆平父亲戴正成与韩从思通话，称因政府征用涉案场地建设笼式足球场，要求韩从思解除租赁协议、腾迁涉案场地，另行安排其他场地给韩从思使用，并向韩从思支付部分补偿款项，韩从思予以拒绝。2018年1月18日，青岛市市北区公证处出具（2018）青市北证民字第94号公证书一份，公证事项为保全证据，2017年11月1日，公证人员与韩从思共同对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以南、汉川路以东、衡水路以北的一片厂房区域（现场无路牌号码，挂有两块分别为盛源五金批发的红色牌子和晟枫运动公园的蓝色牌子）的进出口状况进行录像公证。但并无证据证明录像内容显示的情况系长时间持续存在，亦无证据证明该情况系戴兆平所为。2018年2月22日，青岛市财政局向本案韩从思代理人刘锡富出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内容显示：笼式足球等运动场地系市办实事项目，由市与区（市）共同组织实施，资金由市与区（市）财政按5:5比例分担。……体育部门是笼式足球等运动场地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的责任主体。具体建设项目由各区（市）教体局负责制定计划、审核上报并组织实施。庭审中，双方均确认韩从思系于2017年12月1日搬离涉案场地，且该场地现已建成笼式足球场，名称为晟枫足球运动公园。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遵守并履行各自义务。协议签订后，戴兆平依约交付涉案场地给韩从思使用，后因笼式足球运动场地的建设事宜，戴兆平欲将涉案土地收回。根据韩从思提交的青岛市财政局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笼式足球运动场地系市办实事项目，由市与区（市）共同组织实施，资金由市与区（市）财政按5:5比例分担。体育部门是笼式足球等运动场地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的责任主体。以及戴兆平提交的《青岛市体育局关于确定2017年市政府市办实事场地的通知》，涉案场地上建设的晟枫足球运动公园属于李沧区2017年市办实事项目之一，故对戴兆平所持的涉案场地拆迁建设笼式足球运动场地属于《租赁协议》第七条约定的国家、村委征用等事宜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韩从思要求戴兆平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韩从思于庭审中的自述内容，2017年9月，戴兆平就向韩从思表达了因政府征用涉案场地建设笼式足球场，欲收回涉案场地并解除合同一事，并与韩从思协商腾换其他场地给韩从思使用，及支付部分补偿款事宜，但双方就此事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后因笼式足球场建设任务期限将至，韩从思于2017年12月1日搬离涉案场地。故韩从思对戴兆平收回涉案土地的原因系明知，其自行搬离涉案场地应视为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同意解除合同，故涉案的租赁协议已经解除，解除日期为2017年12月1日。合同解除后，戴兆平应根据《租赁协议》第七条约定，按租赁合同期尚未履行的部分，将2017年12月1日之后的租赁费退还给韩从思。韩从思自认其依约交付租金至2017年3月1日。2017年3月1日之后的租金，韩从思主张已与戴兆平商定以出借款23万元抵顶，戴兆平对此持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到达对方时生效。本案中，韩从思欠付戴兆平的租金与戴兆平欠付韩从思的借款均系已经到期且均属于金钱类债务，故依照法律规定，韩从思可以将自己欠付的租金债务与戴兆平应付的借款债务相互抵顶。庭审中，韩从思亦多次陈述过其要求两项债务相互抵顶的主张，应视为已经通知戴兆平，故韩从思提出的以借给戴兆平的23万元现金抵顶2017年3月1日之后的租金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戴兆平所持的借款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不应一并审理，韩从思应另案起诉的抗辩意见，无疑会增加当事人讼累，浪费司法资源，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韩从思提交的2016年7月11日的租赁费收据，第二年度上半年（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租赁费为71550元，故第二年度下半年（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对应的租赁费为71550元。按合同约定的租赁费每年递增6%计算，第三年度（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对应的租赁费为151686元（71550×2×1.06），故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对应的租赁费为109471.5元（71550+151686÷12×3），戴兆平应将2017年12月1日之后的租赁费120528.5元（230000-109471.5）退还韩从思。对韩从思的其他诉讼请求，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戴兆平提出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戴兆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韩从思租赁费120528.5元。二、驳回韩从思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戴兆平的反诉请求。如果戴兆平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744元（韩从思已预交），由韩从思负担16257元，戴兆平负担1487元，戴兆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韩从思1487元。反诉费1245元（戴兆平已预交），由戴兆平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根据一审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二审查明，2017年9月6日韩从思与戴兆平之父戴正成通话显示，戴正成告诉韩从思涉案场地政府要征用，要求韩从思搬出涉案场地，并告知其可以搬到另一个地方，免一年租赁费。韩从思未同意，并提出借款23万元抵顶租金的话相当于交纳租金到2018年9月份了，并表示搬家成本太高。9月8日，就解除合同事宜韩从思与戴正成又进行了协商，韩从思要求戴正成拿出政府拆迁文件，戴正成告诉韩从思就是政府拆迁，否则不会提前终止合同，两人对话中再次提到了借款事宜。从2017年10月8日至10月15日，韩从思多次与刘天传、戴兆平通话，提及涉案场地停电事宜，刘天传在通话中提到签合同是20千瓦，63A就够了，韩从思在电话中多次提到戴正成安装了漏保，要求按照之前的用电履行合同，否则三天两头跳闸没法干活。在与戴兆平的谈话中，双方提到了借款23万元事宜，戴兆平未作否认。对于用电问题，戴兆平表示用电问题按照合同约定。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经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本案有两个焦点问题，一是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戴兆平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二是双方的借款能否与租金抵顶。 关于戴兆平是否存在违约行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涉案场地建设足球场地是否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国家、村委征用等事宜”，戴兆平是否已经履行了提前三个月通知的义务。关于合同第七条约定的“若遇国家、村委征用等事宜时，甲方应提前三个月通知乙方，乙方应无条件服从”，对该条款的理解应当从当事人最初订立合同意思表示予以理解。双方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涉案场地的性质为集体用地，因村委本身不是土地征用的主体，亦未征用的权限，故对该条款应当理解为国家征用、村委使用或者涉及旧存改造、拆迁以及有关公益项目建设等情形。《青岛市体育局关于确定2017年市政府市办实事场地的通知》中将涉案场地建设的晟枫足球运动公园确定为市办实事项目。青岛市财政局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记载，笼式足球等运动场地属市办事实项目，由市与区（市）共同组织实施，且通过了市人代会批准。根据上述两份文件记载的内容，涉案场地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符合双方第七条的约定，通过韩从思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看出，虽然戴兆平未提交相关文件，但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也多次与韩从思进行协商，故自2017年9月韩从思便知晓涉案场地要建设足球场地事宜，韩从思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搬离涉案场地，戴兆平一方应当给韩从思搬迁预留必要的时间。二是用电配备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双方合同约定涉案场地用途为存放钢管，用电为20千瓦，自2017年10月起，戴兆平一方采取了限电措施，虽然与之前的用电负荷有所区别，但不违反合同约定的20千瓦，韩从思不能以该20千瓦不能满足其正常使用为由主张戴兆平违反合同约定。三、戴兆平是否存在影响韩从思经营的行为。根据韩从思一审提交的证据，2017年10月、11月，涉案场地存在封堵的情况，韩从思认为系戴兆平一方所为，其中涉及的故意损坏财物、寻衅滋事等正由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调查处理，因公安机关未出具结论，且韩从思应当在接到通知后合理的时间内搬离涉案场地，故不宜认定韩兆平存在违约行为。韩从思如若认为有他人的侵权行为，可以就侵权事宜主张损害赔偿。综上，韩从思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借款与租金抵顶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条并结合本案中的录音证据，可以确认戴兆平与韩从思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并已经实际履行，一审法院以涉案租金与戴兆平欠付韩从思的借款均系已经到期且均属于金钱类债务为由，判令将韩从思欠付租金与戴兆平应付的借款相互抵顶并无不当。故对戴兆平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韩从思、戴兆平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660元，由上诉人韩从思负担；受理费4750元，由上诉人戴兆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颖颖 审判员  张晓华 审判员  于 梦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徐鹏 书记员冯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