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1民终22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民，男，汉族，1990年1月21日出生，住兰州市七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兴，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琴霞，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玲，女，汉族，1939年2月15日出生，住兰州市七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兴，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琴霞，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梦想之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想公司”），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皋兰路街道广场南路107号第2单元19层001室。法定代表人：张斌，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寒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嘉林，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红古区政府）”，住所地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平安路888号。法定代表人：薛蕾，红古区政府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明，甘肃中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曼丽，甘肃中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市红古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以下简称“红古区文体局”），住所地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红古路337号。法定代表人：张晗林，红古区文体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得峰，甘肃丁得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市红古区总工会（以下简称“红古区总工会”），住所地兰州市红古区政府办公大楼一楼。法定代表人：徐新红，红古区总工会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臣，红古区总工会主任科员。上诉人王晓民、张春玲因与上诉人梦想公司、被上诉人红古区政府、红古区文体局、红古区总工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法院（2018）甘0121民初2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晓民、张春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兴、贾琴霞，上诉人梦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嘉林、郑寒波，被上诉人红古区文体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得锋，被上诉人红古区总工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臣，被上诉人红古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明、裴曼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晓民、张春玲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法院为(2018)甘0121民初2808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判决被上诉人梦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明显错误，本案中四被上诉人应就受害人王宗超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首先，受害人王宗超系因参加“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30公里组比赛而摔伤致死。该活动系由被上诉人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政府主办、被上诉人甘肃梦想之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兰州市红古区文化和体育局、兰州市红古区总工会承办，四被上诉人同为活动的组织者。其次，受害人王宗超摔伤致死系因四被上诉人作为此次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按中国田径协会、中国登山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和本届竞赛的规程组织比赛及未尽作为此次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王宗超在参赛过程中从赛道上摔伤致死，四被上诉人构成共同侵权。再次，四被上诉人之间的内部约定系其内部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且该约定是合同法律关系，而本案系侵权纠纷，非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据此，一审法院仅判决被上诉人梦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明显错误，应判决四被上诉人就受害人王宗超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除一审法院己经认定四被上诉人的过错外，一审法院还遗漏了四被上诉人作为活动组织者的其他安全保障义务之过错。首先，四被上诉人作为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内容还包括：活动前对相关情况的说明及风险的告知义务、对参赛者是否参加活动作出评估的义务、提供适合于举行活动的场地、设施及设备的义务、制定相关安全制度、风险防范方案的义务、活动中根据实际情况谨慎地进行判断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之义务、救助义务。但四被上诉人作为组织者，赛前未对风险进行充分说明及告知，未让参赛选手（包括王宗超）赛前实地了解路线及赛道。赛中未提供适合于马拉松比赛的赛道，尤其是在赛道的二十公里左右处王宗超摔伤路段的比赛赛道山势险峻、道路陡峭（已为上诉人提供的比赛直播视频中男子季军和女子冠军的采访陈述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徐某证言所证实）。事发后，未及时将王宗超送到医院救治，导致失去最佳救治时间，医治无效后死亡。其次，因四被上诉人举办的马拉松比赛己由中国田径协会发布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而认定组织者责任，相比于一般的安全保障义务而言，还要就行为人是否违反客观行为标准或注意义务进行认定。因此四被上诉人应严格按照《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办法》、《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织标准》、《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及四被上诉人制定的竞赛规程来组织比赛，如有违反，则属于造反客观行为标准，应当认定为过错。但四被上诉人并未按《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办法》、《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织标准》、《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及四被上诉人制定的竞赛规程组织实施比赛。主要包括四被上诉人未获得赛事举办地相关部门的书面批准、未在中国田协进行年度赛事注册、未对赛道路线进行丈量、未在王宗超摔伤路段设置标识牌和提示牌、未购买人身意外伤亡保险和公众责任险、未在最短时间内将王宗超送到医疗机构、未经公安机关对比赛活动实行安全许可、未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等。据此，一审法院未就四被上诉人作为活动组织者的上述安全保障义务之过错进行认定，从而判决被上诉人仅承担30%赔偿责任，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以受害人王宗超患有糖尿病及自甘风险认定其自身承担主要过错，明显错误。首先，王宗超并未患有四被上诉人报名须知中所列不能参赛的疾病，王宗超在陆军总院的死亡诊断为“1.脓毒性休克；2.多脏器功能衰竭(2.1心力衰竭、2.2急性肾功能损伤、2.3急性肝功能损伤、2.4凝血功能障碍)；3.肺部感染；4.电解质紊乱；5.胸5、6、7椎体滑脱-爆裂性骨折伴截瘫；6.多发性肋骨骨折伴两侧血气胸术后；7.寰枢椎骨折；8.颈椎附件多处骨折；9.蛛网膜下腔出血；10.肺挫伤；11.张力性气的(右侧)；12.2型糖尿病”，“因患者住院时间长、肺部感染较重，近日感染加重不排除血流感染可能，大剂量血管活性药物泵注血压难以维持并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原因为“肺部感染、脓毒性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由此可以直观的看出，王宗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其重度摔伤，长时间住院而导致肺部感染、脓毒性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四被上诉人与王宗超死亡之间明显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次，王宗超并非自身身体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摔伤死亡，不适用自甘风险原则，且自甘风险仅适用于具有对抗性的比赛中，如:拳击比赛、篮球比赛等，而马拉松比赛并不具有对抗性。虽然山地马拉松比赛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危险性，但这种危险性完全可以通过组织者尽到相关保障义务而避免，本案中王宗超的摔伤致死也正是因为四被上诉人未尽到相关安全保障义务而引起。据此，受害人王宗超自身并无过错，一审法院以王宗超患有糖尿病及自甘风险认定其自身承担主要过错明显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判决四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遗漏四被上诉人作为活动组织者的其他安全保障义务之过错，认定王宗超自身承担主要过错均属明显错误，为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梦想公司针对王晓民、张春玲的上诉请求答辩认为，上诉人据以主张赔偿的依据《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办法》、《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织标准》已经被2018年1月份中国田径协会颁布的《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办法》、《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织标准》所代替，故原审原告据以主张赔偿的法规依据是不正确的。红古区政府针对王晓民、张春玲的上诉答辩认为，一、本案不存在适用连带责任的法定及约定情形。1.《民法总则》第178条第3款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侵权责任法》第37条，就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承担，没有连带责任的规定。2.一审查明，就此次赛事，王宗超与赛事组织者梦想公司之间亦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故上诉人王晓民、张春玲该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成立。二、红古区人民政府不是《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的“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不应当承担该法律规定项下的法定责任。《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5条规定:“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承办者对其承办活动的安全负责，承办者的主要负责人为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责任人”，故《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的“组织者”是指群众性活动的承办人，是该活动的具体实施人，是安全保障义务的指向者，是与参与活动的相对人产生互动、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一方。依据红古区文化和体育局在一审庭审提交的《体育赛事承办合同》，梦想公司是本次赛事的承办者，负责赛事的组织、推广工作，志愿者培训，运动员资格审查等事项。故答辩人红古区人民政府不是此次赛事“组织者”，不受《侵权责任法》第37条拘束。三、就此次赛事，赛事组织者已尽到《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王晓民、张春玲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1.《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的“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是无限的，而是应当限定在一定的合理范围法益的衡量，是立法、司法都必须坚持的原则。“组织者”已经尽到足够谨慎的注意义务仍无法避免损害的发生，仍要求其承担责任有失公允。该责任产生应当是因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产生损害结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非是产生损害结果，就推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进而承担赔偿责任。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而并非严格责任。2.上诉人王晓民、张春玲一审共举证5组，其中第五组是唯一举证证明“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证据。但第五组证据显示，发生意外事故后，组织者启动紧急救助方案，并在最短时间内将伤者送到医院，“组织者”采取了及时、合理、有效的救治措施。故就上诉人一审的举证，根本没有完成其举证责任，其一审诉请是没有事实依据支持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上诉人王晓民、张春玲一审未完成其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3.本次山地马拉松比赛赛道包括的田野小路、坡道、台地、沟壑等均未超出《田径竞赛规则》的要求。赛事本身的要求，是不能设置防护栏，赛事组织者已安排志愿者在坡道等路段提醒参赛者。且王宗超摔下山崖仅是个体事件，在本次赛事中未发生同类或群体性事件。说明“组织者”在赛事设计、组织、应急措施上均履行了应当履行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过错。故上诉人王晓民、张春玲仅以王宗超死亡这一损害结果，直接推定赛事“组织者”有过错，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求由赛事组织者承担责任，属于对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无限扩大，是对《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曲解。四、王宗超参加本次“山地马拉松比赛”即代表其自愿承受该体育运动所带来的风险。就体育赛事而言，很多项目非常注重对抗性和对身体的极限挑战，竞技行为本身也具有激烈性、致损性、不确定性的特点。如环法自行车赛运动员受伤、汽车拉力赛参赛者受伤死亡、足球运动员比赛中受伤、猝死事件等。故王宗超摔下山崖这一事件中，“摔下山崖”是“山地马拉松比赛”自身所蕴含的风险，其参赛，就是其自身愿承担赛事本身的风险。综上，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驳回其上诉，依法裁判。红古区文体局针对王晓民、张春玲的上诉答辩认为，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明确，依法应予维持。为推动红古山地马拉松项目体育运动的发展，答辩人同甘肃梦想之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签订赛事承办合同，本次赛事由答辩人主办，梦想公司拥有赛事独家承办权。赛事举办前，答辩人向当地主管部门报批并办理了相关手续，制定了紧急预案、赛事工作任务分工等方案。政府相关部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做好了安保、医疗救援等一系列措施，为赛事举办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尽到了承办方应尽的职责和审慎义务。本次马拉松比赛属群众性公益活动，由参赛人自愿参加，政府主管部门仅仅是提倡、倡导。答辩人在赛事比赛中已经尽到了充分注意义务，不存在过失，因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庭审中通过质证王宗超的病历，结合其出事时的时间节点，可以得出王宗超在本次赛事活动中违反参赛规则，故意隐瞒自身患有不宜参赛的疾病的重要事实。既然其自愿报名参加比赛就应对其自甘自担风险的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从王宗超病历来看，其在2009年11月就曾到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2型糖尿病、糖尿病酮症、玻璃体混浊、输尿管梗阻、肝囊肿5种病。在报名须知中对参赛选手的健康要求是:“参赛者应身体健康，经常参加跑步锻炼或有训练基础，组委会不建议有先天性心脏病、高血压、心肌炎、冠状动脉病患者或特殊情况及其他不适合长距离运动的患者报名”。王宗超在明知自身患有多种疾病不适宜参加高强度长距离运动的情况下，仍然参加比赛主观上本身存有过错。比赛从2018年4月22日早上9点开始到其出事摔下山崖时比赛已进行到2小时37分38秒，赛段已进行到18公里，接近总赛程的2/3。在如此高强度的运动过程中王宗超体力已严重透支，而糖尿病患者在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极易出现低血糖等症状，产生眩晕等不良反应，由此导致其摔下山崖受伤。在本次赛事中参赛选手有1000多名，而唯独王宗超一人出事，由此只能说明不是举办方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是本次事件只是偶然事件并非是必然事件。综上，恳请二审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依法公正裁决为盼。红古区总工会针对王晓民、张春玲的上诉请求答辩认为，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明确，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二、被答辩人将答辩人列为被告属主体不适格。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暨职工健步行活动是由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政府主办的一项群众性体育赛事，且具有一定公益性质。答辩人是赛事承办单位之一，但是答辩人作为赛事承办单位之一，承办的是6公里职工健步行赛事，并且面对的参赛选手为本区域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而王宗超是在参加30公里马拉松赛事时意外出事，其并没有参加答辩人承办的6公里职工健步行赛事，不在答辩人承办的赛事之内。综上所述，答辩人不应当对王宗超意外死亡承担侵权责任。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梦想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法院(2018)甘0121民初2808号《民事判决书》，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书认定:“第一，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王宗超参加的30公里马拉松比赛赛道设置中既有田野小路……梦想体育公司对各个路段的地形地貌以及各路段通行注意事项未进行相适应的宣传和告知，也没有在坡道路段设置必要的安全保障设施。”该认定与事实不符。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比赛前，组办方依据《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办法》规定，正式设立可在电脑端和手机端浏览的专门网站，设置专门栏目，发布《竞赛规程》和《赛事路线》，并发放纸质版《参赛手册》。三份文件资料均详细介绍了赛事路线情况并附有路线地形图和海拔图。上诉人对赛道的宣传符合田协规定和行业惯例，一审判决书认定“未进行相适应的宣传”是错误的。关于安全注意事项，组办方通过《竞赛规程》、《报名须知》、《参赛声明》、《参赛手册》进行了反复告知。赛道坡道路段台阶赛前专门进行过修整，比赛时有志愿者值守，引导路线并进行安全提示。在事发路段，坡顶徐某、坡中间杨子虎、副总指挥郑寒波均向王宗超进行过安全提示。由于本次赛事在国内山地赛跑中属于难度系数最低的比赛，赛道坡度没有超出中国田径协会《田径竞赛规则》要求，不需要设置保护装置。比赛中其他近三百名参赛选手均顺利通过，说明只要小心通过，完全可以避免摔伤事故。上诉人认为，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提示属于级别较高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当认定组办方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二、一审判决书认定:“第二，本院查明，王宗超2009年住院时诊断出患有2型糖尿病……属于严重的慢××，身体不健康，应不适合参加这类30公里的高强度的马拉松赛事。由于是网上报名，网上点击即可确认报名资格，所以参赛者有什么病组织者承办者并不知晓，为参赛人在比赛中发生各类意外事故埋下隐患，故梦想体育公司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及其资格审查等的必要的注意义务，应对参赛选手王宗超的意外死亡负有一定的侵权责任。”一审判决书依据2009年的病历，认定2018年王宗超不适合参赛，组办方有过错，不仅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马拉松行业实际。随着群众体育运动蓬勃发展，2018年全国共举办马拉松及相关赛事1584场。赛事均采取网上报名时告知风险、网签参赛声明，由参赛人员自行判断并承担风险。人数较多、级别较高的赛事（如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一般以抽签和查询类似比赛成绩方式进行资格审查。这种方式已形成标准模式，符合中国田径协会规定和大型赛事的操作实际，也符合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确定的原则。如果要求组办方在审核报名资格时排除疾病情况，只能以提交体检报告方式进行形式审查。这将改变整个马拉松行业的流程标准。根据近些年的比赛实践，北马、兰马等大型赛事数万人参赛，主办方没有能力鉴别体检报告的真伪，也没有足够的医生逐一诊断体检报告。由于王宗超在兰州跑团中属于教练级知名人物，2014年至2018年曾经参加过28次中国田协认证的马拉松赛事，上诉人认为王宗超应当有资格参加本次比赛。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未尽到资格审查注意义务是不公正的。三、赛前上诉人为全体运动员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本次事故属于保险理赔范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分公司2019年3月6日支付被上诉人全额保险金11万元。由于投保费用为上诉人缴纳，投保目的即为应对比赛意外伤亡情况，被上诉人获得的保险赔偿费用应当计入上诉人支付的费用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公正。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依法维护公平的群众运动赛事组织秩序。王晓民、张春玲针对梦想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同其上诉状。红古区政府针对梦想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认为，同意其上诉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319条第一款规定:“上诉仅对与对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分担有意见，不涉及其他共同诉讼人利益的，对方当事人为被上诉人，未上诉的同一方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依据梦想公司上诉状当事人的表述，其对一审判定答辩人不是“群众活动组织者”的认定无异议，故答辩人不是此次赛事的“组织者”。红古区文体局、红古区总工会对梦想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同前。王晓民、张春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１、判令四被告共同连带向原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919441.86元；２、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宗超系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职工，1961年4月23日出生，住兰州市七里河区。2018年４月22日，由红古区政府作为主办单位，红古区文体局、红古区总工会、甘肃梦想之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作为承办单位的“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简称红古山地马拉松）举行。红古山地马拉松是一项徒步与公益相结合的活动，全程长30公里，起点在青土坡村，终点在水车湾村。为了推动2018红古山地马拉松项目体育运动的发展，红古文体局与梦想体育公司签订了赛事承办合同，合同约定，本次赛事由红古文体局主办，梦想体育公司承办的比赛。梦想体育公司受红古文体局委托，拥有赛事独家承办权。红古文体局负责向当地主管部门报批并办理相关手续，负责安保和救护，向梦想体育公司支付赛事组织费199999元，梦想体育公司共有9项合同义务，其中有负责竞赛组织工作、赛事相关的推广活动、负责赛事网上报名及检录系统构架、负责赛事志愿者培训及工作物品、负责运动员的资格审查等。参赛手册提出所有运动员必须遵守：所有参加者必须在起点递交己签署的免责声明，以示同意赛会组织方无须对参加者死亡，受伤或财物损失等情况负责；遇有队员受伤或体力不支，应立即拨打紧急救援电话通知组委会，说明所在位置，等待救援人员到达。参加者声明及保证的内容：本人如果参加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期间和其后，……或者在训练期间，或者在往返途中，或者在其他场合，因意外或不幸事故，或者由此活动一起或与此活动相关的情况下死亡、受伤、财务损失、遗失，或遭受任何其他经济损失或任何随之发生的损失，本人将自行承担一切责任。此活动主办机构，赞助机构或任何对此活动提供医疗、膳食、物流、资讯科技或者其他志愿或服务机构和个人，毋须就此做出任何赔偿或负上述法律责任。安全守则规定：摔伤，山路湿滑，如果摔伤请小心查看受伤部位，如有可能伤及神经、血管、内脏，请立即拨打救援电话，不要擅自搬动，以免造成更多的伤害。在报名须知中提出了参赛选手的基本要求，健康要求是：参加者应身体健康，经常参加跑步锻炼或有训练基础，组委会不建议有先天性心脏病、高血压、心肌炎、冠状动脉病患者或特殊情况及其他不适合长距离运动的患者报名。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参赛声明中规定：３、我确认己认真阅读了组办方就选手参加本次山地马拉松赛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本次运动所可能产生的人身伤亡风险）的提示，我在此明确同意将自行承担参加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所可能存在的风险和责任。５、我参加此次比赛以及参赛全过程所发生的人身伤害、局部或永久性伤残、死亡、医疗或住院费用、财产损坏、任何形式的盗窃或财产损失等事项，由我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免除组办方责任，组办方对此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12、我同意组办方以我为被保险人投保了人身意外险，我确认己知悉并同意保险合同的相关内容。2018年３月29日，王宗超报名参加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30公里组赛事，并给其手机上发了报名成功的短信，同时通知了其他事宜。2018年４月22日上午９时，王宗超参加了比赛，号码牌为1140，项目为30公里。王宗超在比赛进行到18公里时，在02：37：28后，即上午的11：49：16时，从金沙台地段的赛道上摔下山崖，伤势严重，14：10分由红古乡卫生院送至窑街煤电总医院，于15：05分送至甘肃省人民医院红古分院，诊断为：胸５椎体滑脱，于20：00分入原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治疗，经医院抢救治疗37天后去世，主要诊断为：颈、胸椎骨折伴截瘫，其他诊断为２型糖尿病。期间甘肃梦想之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垫付医疗费94830元。2009年11月，王宗超曾到原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住院，主要诊断为2型糖尿病、糖尿病酮症、玻璃体混浊、输尿管梗阻、肝囊肿5种病。后双方就王宗超死亡的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10月19日，王宗超儿子王晓民、母亲张春玲以因四被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使王宗超在参赛过程中从赛道上摔下山崖，住院数日后因伤势过重死亡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案涉活动系马拉松比赛，属于群众性活动，该活动实际由红古文体局主办、委托甘肃梦想之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负责并具体承办，被告梦想体育公司系案涉马拉松群众性活动的赛事组织者承办者。关于被告梦想体育公司在组织实施马拉松30公里赛事过程中是否存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问题，第一，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王宗超参加的30公里马拉松比赛赛道设置中既有田野小路，又有坡道、台地和沟壑，王宗超事故发生的地点金沙台，从被告方提交的赛事路线图看，该路段地形复杂，蜿蜒曲折，海拔较高，梦想体育公司对各个路段的地形地貌以及各路段通行注意事项未进行相适应的宣传和告知，也没有在坡道路段设置必要的安全保障设施；第二、梦想体育公司也没有尽到详细审查王宗超的参赛资格的义务，如本院查明，王宗超2009年住院时诊断出患有2型糖尿病，糖尿病酮症、玻璃体混浊、输尿管梗阻、肝囊肿5种病，属于严重的慢××，身体不健康，应不适合参加这类30公里的高强度的马拉松赛事，由于是网上报名，网上点击即可确认报名资格，所以参赛者有什么病组织者承办者并不知晓，为参赛人在比赛中发生各类意外事故埋下隐患，故梦想体育公司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及其资格审查等的必要的注意义务，应对参赛选手王宗超的意外死亡负有一定的侵权责任。第三、参赛选手王宗超明知自己患有多种严重的慢××，应属身体不健康之列，按参赛健康要求应属限制参加的人员，由于过于自信，所以报名并参加强度比较高的30公里比赛，应判定与自己的身体状况极不适应，作为成人，有能力预见比赛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而被完全疏忽，既然报名参加马拉松比赛，便属于自愿自甘风险，个人应对摔伤最后导致死亡负有主要过错。本案中，结合王宗超的自身状况、过错程度及案涉马拉松比赛的开展情况，本院酌情认定活动组织者承办方梦想体育公司对王宗超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马拉松比赛属群众性公益活动，是由参赛人自愿参加的，政府的义务是倡导性的，非强制性的，被告红古区政府、红古文体局、红古总工会作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己经尽到了政府应尽的义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原告对以上三被告的诉请应予驳回。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及在卷证据，本院对王宗超死亡产生的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四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总医院253624.99元医疗住院收费票据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2.护理费：王晓民及张春玲主张按照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44342.00元/年的标准计算37日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护理费为4557.37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王晓民及张春玲主张按40元/日的标准计算37日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480元。4．死亡赔偿金：王晓民及张春玲主张按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20年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为555268元。5.丧葬费：王晓民及张春玲主张按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5726元/年的标准计算6个月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丧葬费为32863元。6.被扶养人生活费：王晓民及张春玲主张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付20659.4元/年的标准计算5年同时扣除其他扶养义务部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1648.5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王宗超死亡，考虑侵害具体情节、造成的后果等因素，本院对王晓民及张春玲20000元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宗超死亡产生的损失总额为919441.86元，甘肃梦想之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作为活动组织者承办者应承担其中30%的责任，应为275832.56元，扣除已经垫付的94830元，还需赔偿181002.5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甘肃梦想之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晓民、张春玲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81002.56元；二、驳回王晓民及张春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98元，王晓民、张春玲负担3000元，甘肃梦想之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负担1798元。二审中，上诉人王晓民、张春玲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梦想公司提交两组证据：证据一、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出具的两份理赔核定单，证明原审原告已经于2019年3月6日依法从保险公司获得保险金11万元；证据二、国内类似赛事的赛道照片三张，证明山地跑不同于公路跑，山地跑赛道的设置本身就不平坦，存在陡峭路段，只要减速能够通过的赛段不需要在赛道设置保护措施。王晓民、张春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保险公司理赔的金额不能抵扣梦想公司应赔偿的金额；对第二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首先，照片不能显示梦想公司所说的赛道实景，照片中的赛道即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的赛道不是同一赛道，因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红古区政府质证认为，对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二恰恰证明了山地赛是有风险性的，参赛者参加项目就认为其对风险的承担。红古区文体局、红古区工会质证认为，对梦想公司提交的二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梦想公司提交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出具的理赔核定单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该证据来源合法，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三张山地马拉松赛的照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直接证明本案的事实，但可以作为间接证据，与涉案其他证据结合，证明山地马拉松比赛的风险性。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梦想公司在赛前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分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为1974名参赛人员购买了国寿旅游意外伤害保险。王宗超去世后，张春玲、王晓民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分公司提出理赔申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分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向张春玲、王晓民支付保险金110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梦想公司、红古区政府、红古区文体局、红古区总工会对王宗超在比赛中摔伤并致死是否负有责任，负有何种责任？二、王晓民、张春玲主张四被告共同连带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919441.86元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关于梦想公司、红古区政府、红古区文体局、红古区总工会对王宗超在比赛中摔伤并致死是否负有责任，负有何种责任的问题。上诉人王晓民、张春玲起诉认为，红古区政府、红古区文体局、红古区总工会、梦想公司作为涉案山地马拉松赛的组织者，未尽到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王宗超在参赛过程中从赛道上摔伤致死，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指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群众性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应尽的合理限度内的使他人免受人身及财产损害的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物”之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体现为保管、维护及配备义务。即安全保障义务人对其所能控制的场所和建筑物、运输工具、配套设施、设备的安全性负有保障义务。第二，“人”之方面的保障义务，这种义务体现在应配备适当的人员为参与社会活动的他人提供予以预防外界及第三人侵害的保障，具体而言包括警告、指示说明、通知和保护义务。判断义务人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把握：第一，法定标准。如果法律对于安全保障的内容有直接规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作出判断。第二，特别标准。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采用特别标准。第三，善良管理人的标准。如果法律没有规定确定的标准，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要高于侵权行为法上的一般人的注意标准。第四，一般标准。这种标准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经营者或者社会活动组织者对于一般的被保护人，所承担的义务就是对隐蔽性危险负有告知义务；其二是经营者或者社会活动组织者对于受邀请者进入经营领域或者社会活动领域的一般保护事项。社会活动安全保障义务，对于义务人而言是应当承担的最基本的法定义务，是其应当达到的最低要求。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赛事为山地马拉松赛暨职工健步行活动，是红古区委、区政府为推进体育与旅游事业深度融合发展，充分体现红古区近年来的发展成绩，展现健康、美丽、进步的红古形象，为2018年兰州国际马拉松赛营造氛围而举办的群众性、公益性体育活动。依据国家体育总局2017年10月25日印发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马拉松赛事监督管理的意见》的规定，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对相应行政区域内的马拉松赛事实施监管。各级田径管理机构(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和田径协会)依照各自职责和章程，对马拉松赛事进行管理。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和田径管理机构，不得对商业性和群众性马拉松赛事进行审批。各级田径管理机构应当主动为马拉松赛事举办过程中的竞赛组织、参赛保障、安全管理等方面提供业务指导、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强化事中事后的监督管理。该意见中对赛事组织机构的要求是：马拉松赛事组织机构应当尊重和维护公共利益，依法保护赛事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履行竞赛组织、物资保障、医疗救护、安保交通、绿色环保等基本职能，合理安排、设计、协调赛事各个环节，对赛事举办中易发生危及公共安全和参赛者人身安全的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制定预案。承办者应按照《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要求，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马拉松赛事组织机构应当通过适当方式使参赛人员知晓竞赛规程，为参赛人员提供健康科学的提示及引导，提供线路图、饮用水、餐饮点、卫生间等必要设施，并根据参赛人员规模设置紧急医疗救助设施，配备急救医护人员，主动减少和科学应对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该意见对参赛人员的要求是：参赛者有在赛前获取赛事线路、时间地点等信息的权利，有在赛中获得充足的饮水、必要的医疗、紧急的救助等安全保护的权利。参加马拉松赛事，应当符合赛事组织机构公布的报名条件。参赛者应当在赛前认真了解参赛指南和竞赛规程，根据自身条件量力而行，诚信、科学、安全参赛。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参赛的，赛事组织机构应当要求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签署同意参赛声明。依据国务院颁布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每场预计参加人数达到1000人以上的体育比赛活动为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者应当制定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工作方案，并负责落实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工作方案和安全责任制度，明确安全措施、安全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开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宣传教育；落实医疗救护、灭火、应急疏散等应急救援措施并组织演练；为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等。案涉山地马拉松赛由红古区文体局主办、梦想公司独家承办，根据红古区文体局与梦想公司签订的《体育赛事承办合同》的约定，主办方红古区文体局的主要义务有：负责向当地主管部门报批，得到认可后向当地政府、公安、消防、税务等相关部门申请举办比赛的所有手续；负责整个赛事的安保及救护工作；协调有关单位办理境外人员入境签证所需的正式邀请函件，以及参赛人员、比赛设备的入、出境手续；负责邀请国内外主流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等单位记者对赛事进行全面报道并负责接待任务；对乙方(梦想公司)的商务开发及宣传工作进行协调和配合；根据赛事的组织和报名工作，负责线下招募参赛人员；向乙方支付赛事组织费。承办方梦想公司的主要义务有：负责竞赛组织工作、赛事相关的推广活动；负责该项赛事宣传品的制作和印刷工作，前期赛事图案设计由双方共同完成；负责竞赛组织工作、赛事整体框架组织修订工作；负责赛事网上报名及检录系统构架；负责赛事相关物料及奖品采购筹备工作；负责赛事志愿者培训及工作物品；为整个竞赛工作提供所需的裁判、仲裁和技术人员以及所需的裁判设备；负责运动员的资格审查；赛事奖金在比赛结束公示一周后发放。为了办好案涉赛事，红古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作出《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暨职工健步行活动总体方案》，主办方红古区文体局也制定了《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组织工作实施方案》、《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应急预案》，红古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制定了《红古区卫计系统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医疗救治预案》。比赛前，承办方梦想公司设立了专门的网站，公布赛事的名称、章程、报名须知、竞赛规程、比赛线路的地形地貌等信息。比赛当天，承办方梦想公司在马拉松比赛线路沿途设置了补给站、安全导引点，有赛事工作人员、志愿者、公安人员和医护人员为参赛人员提供服务和安全导引、提示。根据梦想公司在一审提交的对出事地点服务站志愿者的询问笔录，梦想公司在新建台路段设有安全导引点，有志愿者为运动员指路、提示安全注意事项，比赛中现场副总指挥郑寒波也在该路段向王宗超进行过安全提示。上述事实证实，不论是赛事主办方红古区文体局，还是承办方梦想公司，在案涉山地马拉松赛事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已在合理限度的范围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在王宗超摔伤后，承办方也积极协助医疗救护人员对王宗超进行了救援和初步的治疗（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王宗超在比赛中最后一次打卡时间是11：49分，受伤后由救护车先送往最近的红古乡卫生院救治，因伤势严重，14：10分由红古乡卫生院送往窑街煤电总医院，15：05分又被送往省人民医院红古分院，20：00又被送往兰州军区总医院），因此，案涉赛事的主办方红古区文体局、承办方梦想公司对王宗超在比赛中摔倒受伤并致死并不存在过错。作为参赛人员，王宗超通过网上报名的方式参加案涉赛事，主办方梦想公司已经在网站公示了参赛要求，并且特别提示了(1)参加者应身体健康，经常参加跑步锻炼或者有训练基础；(2)组委会不建议有以下疾病或者特殊情况的人员报名：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者；心肌炎和其他心脏病患者；冠状动脉病患者和严重心率不齐患者；其他不适合长距离运动的患者。王宗超在报名时阅看了相关竞赛规程和参赛守则，签署了参赛声明，该声明中有以下内容：1、我自愿参加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及一切赛事相关活动(以下统称“比赛”)，我确认本人具有参加本赛事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并且已获得监护人同意；2、我确认全面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及协办机构(以下统称“组办方”)所制定的各项规程、规则、规定、要求及采取的措施；3、我确认已认真阅读了组办方就选手参加本次山地马拉松赛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本次运动所可能产生的人身伤亡风险)的提示，我在此明确同意将自行承担参加“2018‘兰州农商银行杯’河湟之旅·红古山地马拉松赛”所可能存在的风险和责任；4、我承诺已通过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并结合检查报告进行自我评估，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适应于长跑运动，已为参赛做好准备，承诺愿意承担参赛可能带来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本次运动所可能产生的人身伤亡风险)；5、我参加此次比赛以及参赛过程所发生的人身伤害、局部或永久性伤残、死亡、医疗或者住院费用、财产损坏、任何形式的盗窃或财产损失等事项，由我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免除组办方责任，组办方对此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11、我同意接受组办方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我自理；12、我同意组办方以我为被保险人投保了人身意外险，我确认已知悉并同意保险合同的相关内容。同时，根据梦想公司提交的证据，王宗超作为兰州跑团知名的长跑运动的爱好者，2014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已在国内多个城市参加过28场马拉松比赛(包括2014年-2017年四次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上述事实表明，王宗超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参加案涉山地马拉松赛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否符合参赛要求以及参赛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是有预见的，并且也承诺愿意风险自担。因此，一审法院仅凭王宗超在2009年住院时诊断出的疾病，认为王宗超身体不健康，应不适合参加这类30公里的高强度马拉松赛事，并由此认定赛事组织者梦想公司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及其资格审查等的必要注意义务，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也加大了赛事承办方、组织者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关于王晓民、张春玲主张四被告共同连带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919441.86元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红古区政府作为涉案赛事举办地的人民政府，并未具体参与案涉赛事的组织活动，其在赛事活动中冠名，仅是为了提高赛事知名度和展现红古区形象的媒体宣传需要，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组织者”，红古区总工会承办的赛事为6公里职工健步行赛事，并不是王宗超参与的30公里山地马拉松赛，因此，红古区政府、红古区总工会不应对王宗超在比赛中摔伤致死承担民事责任；涉案赛事的组织者红古区文体局及赛事承办者梦想公司在山地马拉松赛事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已在合理限度的范围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且王宗超作为参赛人员，在赛前已签署了参赛声明，承诺“我参加此次比赛以及参赛过程所发生的人身伤害、局部或永久性伤残、死亡、医疗或者住院费用、财产损坏、任何形式的盗窃或财产损失等事项，由我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免除组办方责任，组办方对此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现王宗超家属要求赛事组织者、承办方共同对其连带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919441.86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因梦想公司对王宗超的死亡没有过错，一审判决梦想公司对王宗超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王晓民、张春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梦想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处理结果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法院(2018)甘0121民初280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晓民、张春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98元，由王晓民、张春玲负担；王晓民、张春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其自行承担，梦想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798元由其自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新宇审判员李志勇审判员邢定君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雷婧书记员魏凤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