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725民初2262号 原告（反诉被告）：四川贝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725MA64E4X253。 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苏春芳，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磊，四川和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滁州市荣达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0MA2MQJLR9J(1-1)。 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上海北路**（滁州国际商城**）**商业**。 法定代表人：朱其荣，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反诉原告）：王吉光，男，1985年9月24日出生。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开臣，安徽丰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贝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高公司）与被告滁州市荣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达公司）运输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受理,2019年9月2日受理了被告荣达公司对贝高公司提出的反诉。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诉原告（反诉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苏春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磊，本诉二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司开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诉原告贝高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委托其承运的机器设备、电缆等货物；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停工损失、租金损失、机器设备折旧等损失20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因原告有一批机器设备需从攀枝花运送至渠县，2019年3月14日原告通过“车夫回程车”网站客服询问租赁货车拉货事宜，随后该网站客服帮助原告在该网站发布信息，同日，被告通过该网站预留电话与原告取得联系，说自己运营的货车符合原告要求，可以代为承运，后双方商定由被告提供4辆货车拉货，其中车长为17.5米的货车3辆，运费为9500元一辆；车长为13米的货车1辆，运费为8000元，货到付款。达成协议后，被告通过微信将4辆货车的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信息发送给原告，四名司机分别为雍文军、雍万能、王吉光、淳国才。2019年3月16日，雍万能和雍文军驾驶的车辆先行装车运输，2019年3月17日，王吉光和淳国才驾驶的车辆装车运输。2019年3月18日，雍万能和雍文军驾驶的车辆达到原告指定的地点渠县工业园区，两车卸货时，原告向被告指定的账号支付两车运费19000元，但雍万能和雍文军表示未收到货款，拒绝卸下剩余货物，导致该车辆上留有部分电缆、两台油泵未卸下；2019年3月19日淳国才驾驶的车辆先行到达渠县工业园区，卸货完毕后，原告向司机淳国才直接支付运费9600元（因2019年3月18日的争端，原告未再直接向收款人为耿某的账号付款），随后被告王吉光驾驶的车辆到达渠县工业园区，原告承诺向王吉光直接支付运费，但王吉光拒绝驶入原告厂区，拒绝卸货，要求原告支付雍文军、雍万能、王吉光的运费共33000元后再卸货，因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王吉光携带整车货物驶离厂区，未卸货部分价值200余万元，截止起诉之日，被告未向原告交付委托其承运的货物。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运输合同成立并生效，在原告承诺向被告付款的情况下，被告却径携带货物行驾车驶离原告指定的地点，并拒绝向原告交付承运的货物，已经构成了违约，对原告造成了厂房租金损失、停工损失、机器设备折旧损失等损害后果。为了维护原告的利益，请求支付其诉讼请求。 本诉被告荣达公司辩称，1、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有根本性的改变，在原诉状中原告称，与我方被告物流公司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现在又说是案外人耿某与我们建立的运输合同关系，意思即是我方物流公司与原告方并没有建立运输合同关系；2、本案导致目前的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原告法定代表人在网上加了一个名为“嘿”的网友，经沟通后，发生了后面的事情；而我公司是通过成都杰卓公司收到的这个信息，且我们也向成都杰卓公司支付了信息费，当时约定的是货到付款，但货物到后，原告称货款已经支付给了耿某，但耿某究竟是谁我们不清楚；3、原告诉状刚刚也说的是货到付款，但我们货物运输到后，他们却没有将货款支付给雍万能、雍文军，而原告称其已经将部分运输费用支付给了耿某，而我公司并没有委托任何人收取运输费，原告应当将运输费直接支付给我方指派的驾驶员。综上，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荣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运输费33000元、暂时计算保管费7500元（2019年3月19日到案件反诉被告运走货物之日每月1500元）、留置转运费10000元，过桥过路费3390元，共计53890元；2、反诉的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首先：由反诉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可知，苏春芳主动加微信网名为“嘿”的好友，并委托该网友托运一批货物，后向名字为耿某的账户付了货款19000元整运输费。反诉原告作为承运人不认识上述网友也不知道耿某是谁。反诉原告是通过成都杰卓物流有限公司相关人员通过（货车帮APP）平台联系到反诉原告公司的驾驶员并委托运送一批货物，反诉原告与成都杰作物流有限公司经过商议并且反诉原告按照成都杰卓物流有限公司要求提供相应的车辆及司机信息符合运输条件后，反诉人公司驾驶员承接了该笔运输订单并支付了相应的信息费用，反诉人收到的信息是货到付款。当反诉原告遵守约定将货物运到指定地点，反诉被告拒绝支付运费，后反诉原被告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反诉原告报警至当地派出所，经派出所初步调查系经济纠纷犯罪，由代号为“耿某”的人诈骗了反诉被告的运费，该诈骗行为与反诉原告无关，是由于反诉被告法定负责人自身原因导致被骗。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之间构成实际承运关系，反诉被告应该向反诉原告直接支付运输费或者支付给实际承运车辆的驾驶员王吉光。反诉被告拒绝支付运费款的情况下，反诉原告依法将货物运回滁州定远县妥善保存至今，期间不断与反诉被告沟通。其次，反诉原告拥有合法留置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七章第三节关于货运合同之规定：货运合同由托运人与承运人双方订立，托运人与承运人为合同当事人，但托运人既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托运货物，也可以为第三人的利益托运货物。托运人既可自己为收货人，也可以是第三人为收货人；在第三人为收货人的情况下，收货人虽不是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但却是合同的利害关系人，在此情况下的货运合同即属于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在承运人全部、正确履行运输义务的情况下，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有按照规定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义务，这是托运人因负担的主合同义务。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灭失，未收取运费的，承运人不得要求支付运费；已收取运费的，托运人可以要求返还。综上所述，在该案件中，承运人已经将货物运抵反诉被告所在地点、反诉被告迟迟不愿意支付运费，过错方不在反诉承运人，请求保障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 反诉被告贝高公司辩称，1、反诉原告主张的运输费33000元，无法律依据；2、我方未支付王吉光运输费9500元属实，但我方当时是同意支付的，是王吉光本人不收取且拒绝卸货，要求我方连同雍文军、雍万能的运输费共计33000元一起支付才卸货，此种情形下，我方才没有支付其运输费。 本诉原告（反诉被告）贝高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和抗辩本诉被告（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设备买卖合同及发货清单，拟证明原告货物价值6232240元； 2、驾驶员王吉光运输清单，拟证明王吉光车上货物价值2560830元； 3、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苏春芳与耿某联系运输货物以及向耿某支付了部分运输费的事实； 4、光盘一张，拟证明王吉光车上所载货物的详细情况； 另外要说明的是，除王吉光的整车货物外，还有另外一辆车有未卸完的电缆和两个油泵。 本诉被告荣达公司质证认为： 1、原告的第一、二组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不符合举证的要求；2、原告的发货清单及其价值我方不予认可；3、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和光盘，其运输费没有支付给我方，原告没有与我方建立合法有效的运输合同关系；光盘是开庭时提供的新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在诉状中明确说了是与我公司建立的运输合同关系，那就应当向我公司支付运输费。 本诉被告（反诉原告）荣达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和抗辩本诉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贝高公司与耿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截图，拟证明反诉被告直接联系人为耿某，其19000元转给了耿某的卡号； 2、微信名为“嘿”与微信名为“ZZ”实际为成都杰卓公司的李圣的聊天记录，拟证明“嘿”将反诉被告的运输需求信息转给了四川杰卓； 3、微信名为“ZZ”与王吉光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四川杰卓运输公司的李圣与王吉光聊天约定货到付运输费，且王吉光支付了李圣信息费1500元，反诉原告未收到反诉被告的任何运输费； 4、过路过桥费支付截图、保管费收据，拟证明王吉光支付过路过桥费3390元，支付保管费7500元； 5、视频和录音各一组，拟证明反诉原告已经将货物运抵目的地，反诉被告拒绝支付运输费，过错方为反诉被告。 本诉原告（反诉被告）贝高公司质证认为： 1、我方怀疑被告与耿某有合谋关系，我方向耿某支付运输费是合法的，如果被告与耿某没有关系，如何取得“嘿”的聊天记录； 2、被告提供的证据反映不出成都杰卓公司的李圣与微信名“ZZ”是同一人，其身份无法确认，且未提供原始载体，故对其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 3、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微信聊天人的身份，且无聊天载体予以核对； 4、第四组证据不是原件，且电子版的也未加盖公章，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5、第五组证据没有看到具体内容，不予质证。 本院对本诉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证据中，经双方质证无异议的，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于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有一批机器设备需从攀枝花运送至渠县工业园区，2019年3月14日原告法定代表人苏春芳通过“车夫回程车”网站客服询问租赁货车拉货事宜，随后该网站客服帮助其在该网站发布信息，同日，原告法定代表人苏春芳通过该网站与微信名为“嘿”联系，后双方商定由“嘿”提供4辆货车拉货，其中车长为17.5米的货车3辆，运费为9500元一辆；车长为13米的货车一辆，运费为8000元，约定运费“货到付款”。被告荣达公司通过成都杰卓物流公司获取原告有货物需要运输的信息，该信息系成都杰卓物流公司李圣（微信名“ZZ”）通过微信名为“嘿”的网友得知，后将该货运信息通过成都杰卓物流公司出售给被告荣达公司，所获信息也是“货到付款”。同年3月15日，“嘿”通过微信将4辆货车的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信息发送给原告，四名司机分别为雍文军、雍万能、王吉光、淳国才；除淳国才外，雍文军、雍万能、王吉光均为被告荣达公司驾驶员。2019年3月18日，雍万能和雍文军驾驶的车辆达到原告指定的地点渠县工业园区，两车卸货时，原告法定代表人苏春芳向“嘿”指定的案外人耿某的账号支付两车运费19000元。但两车驾驶员雍万能和雍文军表示未收到运费，拒绝卸下剩余的电缆及两台油泵。2019年3月19日淳国才驾驶的车辆到达渠县工业园区，卸货完毕后，原告向司机淳国才支付运费9600元。随后被告荣达公司驾驶员王吉光驾驶的车辆到达渠县工业园区，虽然原告承诺向王吉光支付运费，但王吉光认为应当将包括雍万能和雍文军的运费共计33000元一并支付才卸货，因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荣达公司驾驶员王吉光携带整车货物驶离厂区。故原告认为，在原告承诺向被告荣达公司驾驶员王吉光付款的情况下，被告王吉光却径携带货物驾车驶离原告指定的地点，并拒绝向原告交付承运的货物，给原告造成了厂房租金损失、停工损失、机器设备折旧损失等损害后果，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贝高公司未按照约定货到付款，仅仅同意支付王吉光的运费，未能支付包括雍万能和雍文军在内的运费33000元，其行为违反“货到付款”的约定，有权对货物进行留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支付反诉原告的运费（过路过桥费）和保管费。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原告贝高公司与被告荣达公司是否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谁存在违约行为，谁该承担违约责任。 原告贝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春芳为联系货运，在“车夫回程车”网上发布货运信息，并与网名为“嘿”的人在微信上添加为好友，双方就货运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约定“货到付款”。被告荣达公司所获得的货运信息虽都是同一约定“货到付款”，但实际信息并非在同一平台同一人处获取，故原、被告并未建立起真实的运输合同关系，只存在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原告按照微信好友“嘿”的要求将运费19000元转款至案外人耿某的卡上，但被告声称并没有收到该笔运费，原告怀疑被告与“嘿”系合谋，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此，被告荣达公司按照约定“货到付款”要求原告支付运费的请求并无不当。反观原告在向耿某支付运费时，事先在没有确认“嘿”的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误认为将运费支付给耿某，就是支付给了被告，因而拒绝向被告支付运费，直接导致被告荣达公司驾驶员王吉光拒绝卸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的规定，被告荣达公司给原告贝高公司提供了运输服务，但贝高公司仅愿意向被告王吉光支付货运费，拒绝被告荣达公司要求支付全部货运费的请求，未能履行被告荣达公司“货到付款”的义务，属原告贝高公司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原告贝高公司要求被告荣达公司返还设备的诉讼请求合法，但应当向被告支付货运费为前提，并承担该笔费用的主要责任，即单次货运费11000元的70%，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贝高公司客观上存在损失，但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停工损失、租金损失、机器设备折旧损失的具体证据，属于举证不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处。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其委托其承运的机器设备、电缆等货物，并赔偿停工损失、租金损失、机器设备折旧等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合法，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反诉被告与微信好友“嘿”谈成的运费每车95000元（两车19000元），并不是与反诉原告荣达公司所达成的价格。反诉被告在实际支付运费时也认可了并向淳国才直接支付运费9600元，也不是其与微信好友“嘿”谈成的8000元；在被告王吉光将货物运输至渠县工业园区时，原告同意按其要求支付11000元的运费，因被告王吉光坚持要三车运费一并支付，双方因此未能达成付款协议。因此，反诉原告荣达公司要求反诉被告支付的每车运费11000元符合市场价的范围，其反诉的该项诉讼请求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在反诉被告同意支付反诉原告荣达公司驾驶员王吉光该车运费，仅仅拒绝支付雍万能和雍文军两车的货运费时，王吉光却将整车货物予以留置，同时留置的还有雍万能和雍文军拒绝卸下剩余货物（部分电缆、两台油泵），该留置的货物价值远远超过了应当支付的货运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虽然反诉原告依法享有留置权，但扩大了包括保管费在内的损失，其扩大部分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因此，反诉原告荣达公司对返还反诉被告贝高公司货物时，也应承担返还货物运费的次要责任，即单次货运费11000元的30%。反诉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保管费损失的证据，属于举证不能，故其要求贝高公司支付保管费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诉原告请求被告返还货物的诉讼请求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反诉原告要求对方支付货运费3300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本院予以支持。本诉原告、反诉原告请求对方赔偿损失均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本案双方都有过错，本诉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货物的运费11000元（过路过桥费），应当承担返还货物运费的7700元，反诉原告应当承担33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被告滁州市荣达物流有限公司将其留置的货物返还原告四川贝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反诉被告四川贝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向反诉原告滁州市荣达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货运费33000元； 三、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反诉被告四川贝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向反诉原告滁州市荣达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货运费损失7700元； 四、驳回原告四川贝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五、驳回反诉原告滁州市荣达物流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的案件受理费4300元，保全费1520元，由四川贝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负担；反诉的案件受理费1148元，由滁州市荣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 实 审 判 员  杨 芳 人民陪审员  王雪辉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杨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