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刑终457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耀钊，男，195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大学，原系广东省佛山监狱调研员，曾任广东省佛山监狱监狱长，户籍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因本案于2017年3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7日被逮捕，现押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刘敏，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李虹，广东顺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吴耀钊犯受贿罪一案，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粤01刑初12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吴耀钊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1998年至2014年，被告人吴耀钊在担任广东省佛山监狱监狱长、佛山监狱下属企业佛山市西江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江公司”）总经理期间，伙同同案人黎某雄、庄某生、张某辉等（均另案处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贿赂计人民币（下同）883.8万元，个人分得234.8万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书证、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原判认为，被告人吴耀钊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吴耀钊在案发前向行贿人退回部分赃款，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退出全部违法所得，认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吴耀钊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二）被告人吴耀钊退交的人民币200万元中（扣押于佛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174.8万元受贿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余款25.2万元列入本判决第一项的执行范围。上诉人吴耀钊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认为，吴耀钊在涉案共同受贿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从犯；吴耀钊有自首和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悔罪、退赃等法定和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其辩护人还辩护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吴耀钊伙同黎某雄等同案人共同收受贿赂的数额及个人分得的数额均证据不足。请求改判吴耀钊有期徒刑四年。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14年，上诉人吴耀钊先后担任广东省佛山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佛山市劳动教养管理所党委书记、所长，佛山监狱调研员兼佛山监狱下属企业佛山市西江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江公司”）总经理。在此期间，吴耀钊伙同同案人黎某雄、庄某生、张某辉（均另案处理）共同收受多家企业贿送的钱款计883.8万元，吴耀钊个人分得234.8万元。案发后，吴耀钊于2017年6月20日向佛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退缴受贿所得200万元。具体事实如下：一、1998年，佛山监狱开始与广州市南方家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家俱公司”）合作开展来料加工业务，吴耀钊（时任佛山监狱监狱长）伙同黎某雄（时任佛山监狱副监狱长）、庄某生（时任佛山监狱生产科科长）、张某辉（时任佛山监狱二监区监区长，上述同案人均另案处理）与南方家俱公司商定以“管理费”名义收受南方家俱公司按加工费5％计算支付的好处费。至2014年底，吴耀钊、黎某雄、庄某生、张某辉共同收受南方家俱公司给予的好处费计554.8万元，吴耀钊从中分得124.8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侦查机关调取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1）佛山市高明明通运输部成立于2003年2月12日，经营者吴某升，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服务，注销日期为2008年4月28日；后又于2008年5月23日成立，经营者黄某辉，经营范围普通货运、配载。（2）广州市南方家俱有限公司的注册日期为1993年4月10日，法定代表人为卢某昌。2．南方家俱公司出具的费用支付说明及提供的支付凭证，证明：（1）该司于1998年至2016年向西江企业公司支付的加工费计119620902.7元。（2）该司于1998年至2016年支付的管理费计5981045.15元，其中1998年至2014年支付的管理费计554.8万元。3.证人黄某桥的证言，证明：我是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民警。1999年7、8月，我向时任佛山监狱某监区长或生产科长的庄某生提出帮我妻舅吴某升联系工作，几天后庄某生提议跟我合伙购买一辆车跑运输，吴某升负责开车运输和车辆维护，他负责联系南方家具厂跟监狱的业务，我负责车辆管理和账务，利润我们两个平分，吴某升的工资按一个来回50元计算，我表示同意。一个多月后，我和庄某生以4万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二手五十铃货车。2000年初，该车开始正式运营，从佛山监狱运送藤制家具到南方家俱公司。2002年底某天中午，庄某生跟我说他们之前用于向南方家俱公司收取管理费的一家广州公司倒闭了，黎某雄让我和他合伙成立一间运输公司来做南方家俱厂和监狱之间的运输，帮佛山监狱收取管理费，运输公司开具包括运输费和管理费的发票给南方家俱公司，南方家俱公司将运输费和管理费一并转账到运输公司，运输公司再将管理费提现给他处理。庄某生还提出公司的运输利润他和我各占一半。2003年3、4月，我和庄某生以吴某升的名义成立了佛山市高明明通运输部，主要承接佛山监狱与南方家俱公司的运输业务，到2009年又承接了佛山市高明刘玲纺织染整有限公司的业务。2012年左右，我将我在明通运输部中承接刘玲公司运输生意的股份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我弟黄某林。明通运输部的实际经营者和控制人是我和庄某生，账目收支平时由我经手，开票、交税、银行转账等大部分由我老婆吴某红操作。管理费的标准应该是庄某生等监狱的人和南方家俱公司商定的，我就是根据他们双方提供的货运单价乘以运输数量计算运输费用，每次南方家具厂给我们的运输费用是高于实际运费的，我用南方家具厂给的运输费用减去我计算的实际运输费就是管理费。从2003年2、3月成立明通运输部到2015年底，庄某生提供给我一份列明监狱加工藤制品的运费单价清单（会有调整），南方家俱公司每月提供给我一份运输清单,列明每月运输的数量和运输单价，运输单价高于庄某生提供的单价，两个单价的差额乘以运输数量就是我要拿给庄某生的管理费。我按照运输费用开具发票，南方家俱公司转账给明通运输部，我从中将管理费部分提现金交给庄某生处理。监狱的管理费有时一年结算一次，有时半年结算一次。一般都是庄某生提出结算，我就结算清楚，由我妻子或我去银行提现，再由我将现金交给庄某生。管理费每年的金额变化较大，具体我记不清楚了。我估算了一下，2003年明通运输部成立至2016年，经我手处理的管理费大概有600万元，其中经我手给到庄某生的现金有585万元左右。2016年的管理费还没结算，还没给到庄某生手上，大概有20万元左右。历年我经手给庄某生的管理费数目，2003年有30万元左右，2004年55万元左右，2005年60万元左右，2006年60万元左右，2007年50万元左右，2008年50万元左右，2009年45万元左右，2010年45万元左右，2011年45万元左右，2012年35万元左右，2013年40万元左右，2014年40万元左右，2015年30万元左右，具体以调查为准。4.证人吴某红（黄某桥妻子）的证言，证明：2000年左右，黄某桥和庄某生合资购买了一辆货车，由我弟吴某升驾驶，做佛山监狱和南方家俱厂的拉货运输业务。2003年9月左右，佛山监狱和南方家俱厂全部家具的运输都由我弟负责，由于当时南方家俱厂要求出具发票才能付运输费，所以我们成立了明通运输部，由吴某升担任法人并负责开车运货，每月领工资，我管账和钱。明通运输部的实际运营者是我们夫妻和庄某生，成立后一直承接佛山监狱和南方家俱公司的运输业务。南方家俱公司在每月月底按拉货情况和我们结算运输费（实际包括运输费和管理费），他们会列张“加工产品结算清单”给我们，单上注明是“运费和管理费”，详细记录了当月我们运输货物的货号、规格、数量、单价等，其中“单价”包括该货品实际的运输单价和管理费，高于实际运费单价。明通运输部按清单上的金额开发票给南方家俱厂，南方家俱厂用支票付款给明通运输部。开始我不清楚管理费的性质是什么，但第一年年底黄某桥说我们收的运费不全是我们的，还要拿出部分给别人，同时他拿回一张清单，上面记着当年我们运输的货物和实际运费单价。我计算出当年管理费后，提取现金交给黄某桥处理。开始我不知黄某桥如何处理管理费，后来他说是交给庄某生，且我有一两次直接把钱交给庄某生，但我不知这些钱具体如何分配和处理。从2003年到2015年，我和黄某桥经手送给庄某生的钱大概有500多万元，2016年因黎某雄等人被调查，2016年的管理费还没给庄某生。我们夫妻和庄某生各占明通运输部一半的股份，我估算我们夫妻一共获利200万元左右。经我辨认，明通运输部在农业银行开立的活期对公账户是我开的户，49页流水中我打勾的部分就是南方家俱厂支付给明通运输部的运费和管理费，共1300多万元。5.证人卢某昌的证言，证明：我从2010年起任南方家俱公司总经理，之前任副总经理。我公司从1998年左右开始通过佛山监狱加工藤制品家俱，当时是佛山监狱副监狱长黎某雄、生产科长庄某生、监区长张某辉等四五人到我公司商谈的。我公司和佛山监狱之间的合作加工业务分三个阶段按照不同方式支付管理费：第一个阶段是1998年至1999年，当时由我公司找的梁某威负责运输，我们支付管理费和运费给梁某威，支付加工费给佛山监狱。我公司目前只找到1998年8月支付一笔3万多元的管理费和运费给梁某威的凭证，其他的找不到。第二阶段是由佛山监狱提供的洪志藤制品公司作为第三方向我公司收取管理费，期间是黎某雄和庄某生的弟弟做运输，后来还有一个叫阿升的人一起做运输。据我公司账目显示，洪志藤制品厂从1999年12月开始作为第三方。第三阶段是明通运输部负责运输并作为第三方帮忙收取“管理费”。根据账目显示，明通运输部从2003年8月开始帮忙收取管理费。三个阶段都按照加工费的5％来计算并支付“管理费”。1998年到2016年，我公司一共支付了5979492.72元“管理费”，这些“管理费”大部分经第三方公司如洪志公司和明通运输部支付出去，我不清楚这些钱到洪志公司和明通运输部后佛山监狱的人怎么分配。我公司在账目上没有记载“管理费”，都通过相关凭证入帐，凭证主要指发票和银行支付凭证。我们要求以“加工费”或“运费”的名义开票以方便入账，发票不可能写“管理费”，但在我司内部的“产品用料数量工资单价表”上会记录清楚每种产品的货号、加工单价、管理费单价、运费单价等。6.证人周某霞的证言，证明：我在2008年退休前任南方家俱公司总经理。1998年左右，我公司和佛山监狱商谈合作加工业务，我见过面的佛山监狱领导有黎监狱长和吴书记等。加工合作过程中我公司要向佛山监狱支付加工费和管理费，商定的管理费是加工费的5%，并且要求对方以加工费或运输费的名义向我公司开发票。开始时，加工费和管理费都通过和我们长期合作的台山新达厂转付给佛山监狱，后来通过佛山监狱联系的明通运输部向佛山监狱支付加工费和管理费。我不清楚佛山监狱和明通运输部之间怎样合作。我退休后卢某昌任总经理，之前我公司和佛山监狱一直按上述合作模式实施，之后我不清楚情况。7.证人黎某雄（原佛山监狱长）的证言，证明：大概1998年初，佛山监狱和南方家俱厂商谈，通过对方找的新会人“阿崇”作中间人对接我们两家单位，商谈时我们这边的人有我、庄某生、张某辉等，南方厂那边是周某霞、卢某昌。到了1999年底，我才知道有管理费或运输补贴费这么一笔钱，我认为这笔钱是南方家俱厂给中介的补贴费用。当时吴耀钊、庄某生、张某辉叫我去二监区办公室，说南方厂这一两年都有运输补贴给“阿崇”，现在“阿崇”不做了，问我怎么处理。因为我弟一直参与运输，我觉得给我弟很顺理成章，所以有点生气地说你们想怎样就怎样，最后我同意他们的提议，四个人一起把运输生意揽下来，通过自己当中介搞运输取得这笔钱。事情由庄某生负责协调。我叫我弟把车卖给我们四个人，我们成立一个公司搞运输，但我不太清楚怎么运输、开发票、拿钱。我的运输补贴费大多数是向庄某生收的。我们四人接手运输是2000年，补贴费一年结算一次，我第一次收到的时间是2001年初，收到2012或2013年南方家俱厂中止和佛山监狱合作，2015年南方家俱厂和佛山监狱恢复合作，我又收到一次补贴费，时间是2016年初，数额大概是10万元，由庄某生拿给我。我估计我收到南方家俱厂的补贴费共80-100万元。补贴费由我们四个人平分。南方家俱厂按在佛山监狱加工费5％的比例向我们支付运输补贴费。我知道是黄某桥的公司帮我们运作在运输过程中提取补贴费的事情。8.证人庄某生（原佛山监狱生产科长）的证言，证明：1998年初，佛山监狱副监狱长黎某雄为提高经济效益，打算引进南方藤厂的来料加工业务，他带我和张某辉两次找南方厂商谈后南方厂总经理周某霞同意合作，但运输方面指定梁某威负责对接我们双方，我们又向对方提出要给管理费，周某霞和卢某昌答应按加工费的百分之五给我们管理费。开始我们没有签订合同，过了一年多领导才让我起草一份合同后由领导和南方厂签订。和南方藤厂谈成加工业务后，黎某雄向监狱长吴耀钊汇报了这件事情，之后黎某雄对我和张某辉说吴耀钊同意我们跟南方藤厂合作并收取管理费的事情，而且定下来管理费由我与吴耀钊、黎某雄、张某辉四人平分，具体由我操作。1998年3月28日，佛山监狱开始为南方藤厂试产产品。运输开始时由梁某威负责，到1999年5月梁某威提出不想做，黎某雄向吴耀钊、我、张某辉提出凑钱买车做运输以解决问题，我们同意并凑钱买了一辆货车并由黎某雄的弟弟黎某韩开，过了几个月我和黎某雄又合伙出资买了另一辆车由我弟庄某明驾驶做运输。2000年，我和黄某桥又合伙购买了一辆货车并由黄某桥妻舅吴某升开，加入到佛山监狱和南方厂的运输业务中。吴某升做不久，黎某韩就不做了。2002年底，为了方便提取管理费，我和黄某桥商定接手全部运输业务并由吴某升出面做业务，黎某雄也同意了。2003年，我和黄某桥共同出资10万元，接手了之前黎某雄、吴耀钊、张某辉和我一起买的两辆车并以吴某升的名义成立了高明明通运输部。从2003年起，都是明通运输部负责运输，吴某升负责开车。运费的收取也分为几个阶段：一是1998年至1999年梁某威负责运输阶段，运费是南方藤厂直接支付，与我们无关；二是1999年至2002年黎某韩、庄某明负责运输阶段，运费由南方藤厂支付给洪志藤制品厂，我们从洪志厂提取现金出来后由我按照每个人投资运输车辆的情况算清楚每人应该分多少运费，然后交给黎某雄、张某辉及吴耀钊。因为运费是每月转账给洪志厂，所以我每隔一二个月从洪志厂提取一次并和管理费分给其他人。三是2002年后吴某升负责运输阶段，这个时期只有我和黄某桥分运费，我没有定期拿，而是让黄某桥放在明通账上，我需要用钱时再找他拿，这个时期的运费我赚了100万元左右。这个时期的管理费通过明通运输部转账提取，都由黄某桥单独拿给我。管理费的收取也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梁某威负责运输阶段，用黎某雄弟弟黎某韩的账户收取，由南方厂直接以加工费名义转账到佛山监狱下属西江企业公司，我们再想办法提取，当时黎某雄提出以奖励业务介绍人的名义在账上提钱出来，之后由我作经办人、黎某雄作分管领导签名、吴耀钊作为一把手签名同意提取。这个阶段的时间是1998年底到1999年8月左右。第二个阶段是用洪志厂账户收取管理费。因为我提取奖金次数多引起议论，且梁某威1999年8月左右后不做运输第三方，黎某雄通过他朋友成立洪志厂代替梁某威做第三方收管理费，这个阶段加工费由南方厂付给佛山监狱，运输费和管理费由南方厂转账给洪志厂后提现交给卢某昌，再由卢某昌交给我弟庄某明或吴某升，再交给我负责分配。第三个阶段是通过明通运输部账户收取管理费。南方厂从2003年开始将运输费和管理费打到明通运输部账上，黄某桥扣除税金后把钱提出来以现金形式交给我，2004年至2005年每年提取两到四次，2006年后一年提取一次，一般是年底或春节前。1998年至2006年，管理费由我、黎某雄、吴耀钊和张某辉四人平分。2006年，黎某雄告诉我还要分一份给介绍南方藤厂业务的那个朋友，所以从2006年至2014，我从明通运输部拿到管理费后分成五份，我和吴耀钊、张某辉各拿一份，黎某雄拿两份。2015年我从黄某桥那里拿到管理费共17万元，黎某雄提出不用再分给吴耀钊和张某辉，于是我拿了10万元给黎某雄，我自己拿了7万元。2016年7月黎某雄出事后，我对收受南方藤厂管理费的行为很担心，所以2016年后的管理费还在明通运输部账户，没有再分配。我估算我们共同收受南方厂的管理费有500万元左右，我领取了100万元左右。9.证人张某辉（原佛山监狱二监区长）的证言，证明：我从1997年起任佛山监狱二监区长，2001年后任副监狱长。1998年1月，副监狱长黎某雄带我、生产科长庄某生到南方藤厂商谈合作来料加工业务，但对方不愿意。当年3月，我们再去找对方谈，该厂总经理周某霞同意合作但提出要由他们指定的第三方负责运输费和加工费的结算，后来也同意黎某雄的要求按加工费的5％向我们支付管理费，她的意思明显是把这些管理费给我们几个人。之后，我们把和南方藤厂合作以及对方要给我们5％管理费的事情向监狱长吴耀钊作了汇报，吴耀钊没有反对，默认由我们四个人平分这些管理费。从1998年南方藤厂和佛山监狱合作开始，到2013年停止合作，南方藤厂支付给我、吴耀钊、黎某雄、庄某生的管理费有550万元左右，我个人大概分得120万元，最后一次收到管理费的时间是2014年初。2014年底佛山监狱恢复跟南方藤厂合作后，我再也没有收过管理费，不清楚南方藤厂还有没有继续送管理费给相关监狱领导。南方厂给我们的管理费实际上是给我们的回扣，因为我们在佛山监狱是管理者的身份，可以保证劳动力和产品质量等，可以保证南方厂的利益最大化。我们四人收受管理费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此期间职位有调整过。每次都是庄某生把南方藤厂的管理费交到我手上，有四五次他把吴耀钊那份让我转交，我每次都是把钱拿到吴耀钊办公室交给他。2006年之前，我是半年收一次管理费，2007年开始是一年收一次，每次收受少则1万元、2万元左右，多则9万元、10万元左右，2006年之前是3、4万元左右，2007年之后改为一年收一次，每次收得多一点。10.上诉人吴耀钊的供述，供认：1998年初，佛山监狱副监狱长黎某雄说想引进南方藤厂代加工，我表示同意。后来黎某雄带着生产科科长庄某生、二中队指导员张某辉去南方藤厂谈了三次左右，最终谈成了。谈成以后黎某雄和庄某生向我汇报了情况，还说南方滕厂答应依据佛山监狱收取加工费5％的比例送好处费给我、黎某雄、庄某生和张某辉。由于南方厂把好处费包含在加工费里一起支付给佛山监狱，黎某雄在1998年底对我说这5％的好处费没办法提出来。后来黎某雄又跟我说他安排庄某生给单位打申请，以给介绍人奖励的理由从单位把这笔好处费以应付款的名义提出来，但我们都认为这种方式不太安全。后来，黎某雄说他们三人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几个用先前收取的好处费买一辆货车去南方藤厂拉货，这样可以把这5％的回扣以运输费的名义收取，我也表示同意。1999年初买了一辆东风货车，由黎某雄的弟弟黎某韩开，后来把这辆车卖给了黄某桥，卖车的钱在年底时和回扣款一起分了。之后我听庄某生说黄某桥成立了一个运输部，这辆车是黄某桥的舅仔在开，之后南方藤厂送给我们5％的好处费就放在付给黄某桥运输部的运输费里面，每年年底时由运输部把这好处费提出来交给庄某生，再由我、黎某雄、庄某生、张某辉四个人平分。2009年左右，庄某生说黄某桥在2006年左右不愿意把这5%的运输费打到他运输部，黎某雄就让他一个朋友在番禺成立一个皮包公司用于收取南方藤厂送给我们的回扣，那段时间收的好处费要分给黎某雄的朋友一份。我分得好处费的时间是1999年到2013年，第一次收了几万元，张某辉拿给我的。2000年收了6万元，也是张某辉拿给我。2001年收了差不多6万元，2002年至2007年每年收7、8万元，2008年收大概15万元，2009年和2010年每年收5、6万元，2011收5万元，2012年收4、5万元，2013年收3万元，2014年最后一次收了3万元，总数大概80-90万元。二、2012年至2013年，佛山监狱以西江企业公司的名义与佛山市顺德区汇盛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盛达公司”)合作开展来料加工业务。合作期间，吴耀钊（时任佛山监狱调研员兼西江企业公司总经理）伙同黎某雄（时任佛山监狱监狱长兼西江企业公司董事长）、庄某生（时任佛山监狱副调研员兼西江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先后多次收受汇盛达公司实际控制人伍某徵（另案处理）给予的好处费计319万元，其中吴耀钊分得106万元。2014年7月，伍某徵因涉嫌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接受调查后要求吴耀钊、黎某雄、庄某生退回之前给予的好处费，吴耀钊、黎某雄、庄某生经商议后同意向伍某徵退还部分好处费，其中吴耀钊通过庄某生退还给伍某徵60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侦查机关调取的涉案加工合同、结算单等书证，证明：西江企业公司与汇盛达公司签订合同及结算加工费的情况。其中，双方于2012年11月3日签订承揽加工合同，约定前者为后者以来料加工方式生产五金产品，双方按结算清单结算加工费。证人伍某徵签名确认了相关书证。2.侦查机关调取的企业登记信息，证明：汇盛达公司的注册日期为2011年2月24日。3．证人伍某徵的证言，证明：2012年前后，我通过朋友温某文认识了佛山监狱监狱长黎某雄、科长庄某生，双方经商谈决定合作并签订了合同。为了这次合作，我成立了汇盛达公司，我和伍某勇各占一半股份。合作开始后，黎某雄提出要按每个犯人每个月200元的标准给他回扣，我答应了。2013年中至2014年底，我大概分10次拿给黎某雄约300万元，这个数字是我根据实际生产人数估算的。我和黎某雄每两个月结算一次，每次都是他开车到顺德找我，我从公司财务拿现金后交给他。这些钱在账上记得比较模糊。2015年不跟监狱合作后，我们把汇盛达公司注销了，账目也销毁了。2014年底，我因为顺德区原人大副主任袁某伦的案件接受了有关部门的调查，调查后我想到给了黎某雄这么多钱，觉得有很大风险和压力，于是对黎某雄说想把这些回扣要回来，开始黎某雄拒绝，但我说不行，后来黎某雄提出还给我180万元。不久庄某生找我说他拿了我这么多回扣，心里压力大，想把钱退回给我，我才知道他也有份拿回扣。2015年清明节前，黎某雄、庄某生约我见面，黎某雄退了60万元人民币和60万元港币给我，庄某生退了60万元人民币给我。除了黎某雄、庄某生以外，我感觉西江企业公司的吴经理也有份拿回扣。经辨认侦查机关出示的47份佛山监狱2012年12月至2014年9月报给我司的加工人员结算清单，我计算确认我于2013年3月至2014年4月送给佛山监狱管理层回扣计3191922元。4．证人温某文的证言，证明：2012年年中，佛山监狱的庄某生托我介绍业务，我就介绍伍某徵和他认识，后来庄某生告诉我说和伍某徵谈成了合作。几个月后我曾和伍志徽一起到佛山监狱找庄某生的领导黎某雄反映生产存在的问题。大概2014年，庄某生和黎某雄到我公司，不久后伍某徵过来并打电话让我叫庄某生和黎某雄下楼去找他，后来我们一起去吃晚饭，黎某雄和庄某生走后，伍某徵跟我说他们退了钱给他。我不清楚为什么黎某雄和庄某生要退钱给伍某徵，也不清楚黎某雄和庄某生退了多少钱给伍某徵。5．证人吴某源（吴耀钊侄子）的证言，证明：2014年某天，我三叔吴耀钊说单位车改，他自己准备购买一辆车，向我借钱。我拿给他10多万元现金并将我名下工商银行借记卡交给他去用，后来他从我卡里刷了20多万元，他一共向我借了40万元。过了半个月左右，吴耀钊以现金方式将40万元还给我。6.证人黎某雄的证言，证明：伍某徵公司于2012年初开始和佛山监狱合作。2012年底，吴耀钊和庄某生提出向伍某徵收点好处费并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同意。后来庄某生跟我说向伍某徵收取好处费的事情谈好了。我从2013年春节后至2013年底收取伍某徵的好处费。我去找伍某徵收过三次好处费，庄某生也去收过，收回来后都由我和庄某生、吴耀钊三人平分。我记得有两次收了30万元，一次收了20万元。我们每隔两个月找伍某徵收一次好处费。我个人分得约40万元。我已把我收取的好处费全部退回给伍某徵，退了80万元港币。当时我和庄某生、吴耀钊一起商量把钱退给伍某徵，但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退，估计有。7．证人庄某生的证言，证明：2012年5月左右（我时任佛山监狱副调研员、西江企业公司副总经理），佛山监狱下属西江企业公司与汇盛达公司开始合作来料加工业务。这笔业务是我通过朋友和伍某徵商谈确定的，谈妥后我向时任佛山监狱监狱长兼西江企业公司董事长黎某雄和时任佛山监狱调研员、西江企业公司总经理吴耀钊汇报并得到他们的赞同，双方的合作从2012年7月持续到2015年左右。在业务合作中，汇盛达公司按照每个人工每月300元的标准给我们回扣，向汇盛达公司收回扣是黎某雄在合作开始之后向我和吴耀钊提出来的，他还明确提出按监狱加工人员的人数收取回扣，我们都表示同意。之后黎某雄与伍某徵当面谈好按每个工人每月300元的标准收取回扣费，每两个月结算一次，由黎某雄和汇盛达公司办理结算。第一次分钱是2012年9月左右，当时黎某雄叫我和吴耀钊到他办公室分钱，他说是他去找伍某徵收的现金。开始我们分的钱较少，2个月才2万多元，后来工人数量多了，2个月有10多万元，黎某雄就叫我和吴耀钊到佛山监狱的车库里分钱。收取汇盛达公司回扣的事情从2012年9月持续到2013年12月，2013年12月黎某雄让我去找伍某徵收钱，我以我已调离佛山监狱为由拒绝，之后我没有再分到钱。2014年4月左右，顺德区人大副主任袁某伦出事，伍某徵被纪委调查过，随后他约我见面时说他很害怕，让我赶快退钱，还说他已跟黎某雄说过此事。之后我约黎某雄、吴耀钊见面商谈，我们商定每人退60万元给伍某徵。2014年7月某天，我带着120万元现金和黎某雄一起去顺德找伍某徵退钱，其中60万元现金是我退的，另外60万元现金是吴耀钊委托我退的。听黎某雄说他退给伍某徵的是港币。8.上诉人吴耀钊的供述，供认：2012年8月，西江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庄某生建议引进东泰五金厂和佛山监狱合作，之后和黎某雄先后找对方商谈并最终谈下来，东泰五金厂成立了汇盛达公司和佛山监狱签合同。2012年10月左右上了第一条生产线。2013年1月左右，黎某雄说伍某徵愿意给庄某生、我和他几个领导回扣，他与伍志徽谈好每季度给一次，按当月投入工作的犯人人数每人200元的标准给回扣，回扣费由他和我、庄某生三人平分。后来庄某生告诉我回扣费是黎某雄跟伍某徵谈好的。我第一次收回扣是2013年2月，收了10万元，是黎某雄在佛山监狱车库给我的。第二次是2013年4月，收了15至20万元，由黎某雄在佛山监狱的车库给我。第三次是2013年6、7月，收了20万元，由黎某雄在佛山监狱的车库给我。第四次是2013年10月，黎某雄叫我去他办公室，给了我20万元。第五次是2013年11、12月，收了15万元，由黎某雄在佛山监狱的车库给我。第六次是2014年2月，收了15万元，黎某雄在佛山监狱的车库给我。我先后收受了100万元左右。我见过伍某徵两三次。2014年某天，黎某雄说顺德区的领导出事了，伍某徵被纪委约谈，伍某徵怕出事，让我们退一部分钱。之后又说他和伍某徵谈好每人退60万元。几天后我把60万元现金交给庄某生，让他拿给黎某雄去退给伍某徵。我退给伍某徵的60万元中有20万元是我放在办公室的回扣，另外40万元是叫我侄子吴某源准备的。（三）2006年至2012年，佛山市友卓制衣有限公司和佛山市佰利伟服饰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郭某雄和郭某干，以下分别简称“友卓公司”和“佰利伟公司”）与佛山监狱（西江企业公司）合作开展来料加工业务。2010年12月23日，为了解决佰利伟公司拖欠佛山监狱（西江企业公司）保底加工费的问题，郭某干约请吴耀钊（时任佛山监狱调研员兼西江企业公司总经理）、黎某雄（时任佛山监狱监狱长）、庄某生（时任佛山监狱副调研员兼西江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吃饭并送给他们现金10万元，吴耀钊从中分得4万元。事后，吴耀钊、黎某雄、庄某生决定免除佰利伟公司拖欠佛山监狱（西江企业公司）的保底加工费。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侦查机关调取的企业登记资料，证明：（1）佰利伟公司的注册日期为2009年4月10日，法定代表人为郭某干。（2）友卓公司的注册日期为2004年10月11日，法定代表人为杨焕儿。2．侦查机关调取的银行流水清单，证明：证人郭某干名下建设银行账户的资金交易情况。其中，该账户于2010年12月23日提取现金10万元。3.证人郭某干的证言，证明：我和我哥郭某雄先后合作成立友卓公司和伯利伟公司，我是伯利伟公司法定代表人。2006年，友卓公司与佛山监狱开始合作加工生产服装，后来成立佰利伟公司并以佰利伟公司名义与佛山监狱合作到2010年。2009年，佛山监狱成立了西江企业公司（我们称为经营部），由于佰利伟公司有两个月的代加工量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保底量，经营部的钟部长要求我们补回保底加工费用的差额，否则不给我们出货。我哥郭某雄让我去找佛山监狱监狱长黎某雄帮忙解决问题。我打电话给黎某雄后几天，黎某雄打电话说他约西江企业公司老总吴耀钊和副老总庄某生一起出来吃饭，让我到时送10万元给他们两人。我告知郭某雄后郭某雄同意取钱送给上述人员。我和黎某雄、吴耀钊、庄某生吃饭当天到银行取了10万元现金，用黑色胶袋装好，到幸福楼饭店停车场后给黎某雄打电话，黎某雄带着庄某生来到停车场，庄某生把他的车门打开，我把用胶袋装好的10万元扔到后排座位上，然后一起到幸福楼和黎某雄、吴耀钊、庄某生吃饭。第二天，佛山监狱就帮我们把货出了，我们也不需补保底加工费的差额。4.证人黎某雄的证言，证明：郭某干在佛山监狱有服装加工业务，这个业务原来是他哥郭某雄的友卓公司和佛山监狱签订的。郭某干曾送给我10万元，我收后分给吴耀钊4万元，分给庄某生3万元，我留了4万元。2011、2012年左右，郭某干说他和庄某生、吴耀钊不熟，有些事情沟通不顺，当时好像西江企业公司追他制衣厂拖欠的加工费追得急，他想让我协调这个事。于是我介绍郭某干和吴耀钊、庄某生一起吃饭，饭后在饭店楼下郭某干把10万元放在我车上，我后来分给吴耀钊和庄某生。5.证人庄某生的证言，证明：2006年左右，佛山监狱开始与友卓公司合作来料加工业务，郭某干是代表友卓公司与佛山监狱对接的负责人。2010年我调任西江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开始管理佛山监狱对外生产经营业务。2012年左右，友卓公司终止了和佛山监狱的合作业务，郭某干要将之前安放在佛山监狱生产成衣的设备转让给佛山监狱，开会时监狱长黎某雄表态同意接收，我也表示同意，最终佛山监狱以100万元左右的价格向郭某干购买这批设备。大概2012年7、8月的某天晚上，郭某干请黎某雄和我几个人吃饭，饭后离开时黎某雄叫我等一下，后来他在停车场从他车尾箱拿了一个塑料袋递给我，说这些钱是友卓公司给的。我回去后发现里面是4万元。另外我记不清黎某雄是否让我把分给吴耀钊的那份钱（4万元）带回去给吴耀钊。在友卓公司和佛山监狱停止合作之前，友卓公司还拖欠佛山监狱因“停工待料”产生的30万元左右的费用，是根据合同约定产生的欠费。因为我们在合同中约定友卓公司每个月要支付保底的加工费，如果当月实际生产没有达到保底的加工费，郭某干要按照保底加工费支付“停工待料”费用。在免除友卓公司“停工待料”费用过程中，佛山监狱没有召开会议，是黎某雄向吴耀钊提出要免除这笔债务，吴耀钊同意后再转告我，我也同意。2012年前后的某一天，吴耀钊叫我去他办公室，我到后看见黎某雄也在，吴耀钊说友卓公司那笔欠款已经处理好了，友卓公司拿了10万元过来，我们三人把钱分了。由吴耀钊分钱，我和吴耀钊各分得3万元，黎某雄分得4万元。我两次共收了郭某干7万元现金，第一次是通过黎某雄给4万元，第二次是在吴耀钊办公室分得3万元。6.上诉人吴耀钊的供述，供认：2006年，友卓公司开始跟佛山监狱合作业务，当时我在劳教所任所长，2009年11月回到佛山监狱工作，2010年11月开始任西江企业公司总经理。2011年初，佛山监狱决定跟友卓公司清盘，当时友卓公司还欠西江企业公司200万元加工费，友卓公司提出用设备抵债。西江企业公司董事会和佛山监狱党委会经讨论同意接受。用设备抵债后友卓公司还欠我们60万元，后来西江企业公司董事会和佛山监狱党委会同意以零配件、物料损耗等理由再抵扣友卓公司30万元的债务，另30万元友卓公司汇款还给西江企业公司。2011年，全部债务结清后，郭某干请我、黎某雄、庄某生去高明区幸福楼吃饭，饭后在回佛山监狱的路上，庄某生在车上给了我一个黑色塑料袋，说是郭某干给我们的钱，当时黎某雄在开车。回去后我发现里面放了8万元，面值都是100元。我听庄某生说郭某干先把钱给黎某雄，黎某雄再分给庄某生，庄某生再分给我。当时我是西江企业公司总经理，庄某生是副总经理，黎某雄是监狱长。在处理友卓公司清盘的事情时我们支持以设备抵债，设备估价时黎某雄跟我说差不多就行了，所以我们同意以140万元的价格抵债，并且这几年我们合作不错，郭某干送钱给我们就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们公司的支持。认定上述事实的综合证据有：1．纪检机关和侦查机关提供的移送案件通知书、立案决定书等材料，证明：办案机关查办本案的经过情况。其中，佛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7年3月20日将吴耀钊涉嫌受贿的线索移交给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查处，佛山市人民检察院于同月21日对吴耀钊涉嫌受贿案立案侦查并于同月27日对吴耀钊刑事拘留。2.侦查机关调取的人口信息资料及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务员登记表、任免通知等任职资料，证明：上诉人吴耀钊及同案人黎某雄、庄某生、张某辉的个人身份信息及职务任免情况。3.侦查机关调取的企业登记资料，证明：西江企业公司成立于1990年8月2日，系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是广东省佛山监狱。4.侦查机关提供的广发银行进账单及佛山市纪委暂扣财物收据，证明：上诉人吴耀钊于2017年6月20日向佛山市纪委退缴200万元。关于上诉人吴耀钊是否是从犯的问题。经查，在吴耀钊伙同同案人黎某雄、庄某生、张某辉共同收受南方家俱公司、汇盛达公司和友卓公司（佰利伟公司）贿赂的三宗事实中，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吴耀钊均未直接参与联系、商谈、确定收受相关企业款项及为相关企业谋取利益的具体事宜，但从其当时任职的职务看，其对是否及如何实施相关受贿行为或者具有决定权或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否决权，事实上其与涉案同案人基本平分了相关企业给予的款项，也各自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企业谋取了相应的利益，反映其与涉案同案人在共同受贿犯罪中所起作用基本相当，原判认定其不是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从犯并无不当。因此，吴耀钊及其辩护人辩称吴耀钊是从犯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吴耀钊有否自首情节的问题。经查，吴耀钊系被办案机关带走接受调查而非自动投案，且办案机关在吴耀钊如实交代之前已掌握其涉案受贿事实。因此，吴耀钊及其辩护人辩称吴耀钊有自首情节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吴耀钊受贿数额的认定依据问题。经查，原判认定吴耀钊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和个人分得的受贿数额，不仅有吴耀钊及涉案同案人的供述予以证明，而且有行贿企业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材料、相关证人证言及书证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相关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彼此支持，在涉案人员对犯罪数额交代不一的情况下，原判亦已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就低作出认定。因此，吴耀钊的辩护人质疑原判认定的犯罪数额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吴耀钊是否具有坦白、认罪悔罪、退赃等从宽处罚情节的问题。经查，吴耀钊及其辩护人辩称吴耀钊具有坦白、认罪悔罪、退赃等从宽处罚情节依据充分，应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吴耀钊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又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吴耀钊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退缴违法所得，认罪、悔罪，可以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吴耀钊及其辩护人请求改判吴耀钊有期徒刑四年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晓文审判员  梁 美审判员  黄玉良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谢瑞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物品的处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第三百八十五条【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