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75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光龙，男，汉族，1974年1月10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四川省荣县，现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程裕淋，女，汉族，1997年2月13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男，汉族，2003年12月2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法定代理人：程光龙，系程某之父。以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菲，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以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红帅，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旅游索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海埂旅游度假区。法定代表人：永树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培肇，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程光龙、程裕淋、程某因与被上诉人昆明旅游索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明索道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民初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程光龙、程裕淋、程某上诉请求：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民初60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立即赔偿给上诉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等费用350000元；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形成了错误的判决，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死者宋某在上缆车后车厢门即将自动关闭前，伸出右脚抵挡对向一侧厢门，致使厢门留有缝隙不能完全锁闭。而此事实，在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的材料证据根本无法显示。原因是宋某上车后的情形刚好处于被上诉人的监控盲点，根本无法看到。但一审法院却依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就认定了该重要事实。二、本案中被上诉人明显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理应对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作为滇池索道的管理人，对宋某的人身安全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在乘坐缆车处或缆车内有明显的安全标示。而被上诉人的缆车内图片的位置极不显眼也无中文标识，根本无法引起广大乘客的注意和防范意识。除此外，在乘坐缆车处没有任何安全提示，既无语音提示也无图标提示，而在宋某出事后被上诉人才意识到此错误，因此在相关显眼的部位补贴了标识。并且假设宋某在乘坐时用右脚抵了车厢门，作为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明知有安全隐患却没有任何提醒，此事实再次说明被上诉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如此明显的错误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三、本案中上诉人并不否认宋某死亡时情绪不好，但每个人都有情绪差的时候，如果没有被上诉人的过错宋某可能不会死亡。上诉人考虑到宋某有一定错误，但被上诉人的过错也不容忽视，因此并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仅仅是要求被上诉人承担50%的责任。此赔偿责任比例符合本案的基本事实，理应得到法院的支持，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昆明索道公司答辩称：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根据昆明市公安局水上治安分局《关于“10.18”宋某溺水死亡事件初步调查情况报告》显示，导致宋某死亡的根本原因是宋某“用脚抵挡厢门——强行掰开厢门——挤出厢门——跳入水中——溺水身亡”所致。二、被上诉人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且宋某的行为属于自杀行为，与被上诉人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无任何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四、如果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对宋某的“轻生”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就会引起他人“效仿”，将会产生不好的社会效果。五、此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内，各种对被上诉人不利的新闻报道充斥在各大媒体，对上诉人造成了不利影响，造成被上诉人损失，被上诉人还将保留另案起诉的权利。原审原告程光友、程裕淋、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等费用3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程光龙系宋某的丈夫。原告程裕淋系宋晓蓉与原告程光龙的女儿，原告程某系原告程光龙与宋晓蓉的儿子。2018年10月18日13时许，宋某独自前往被告昆明索道公司经营的索道站购买索道票并单人乘坐缆车。在索道运行中，宋某从缆车上跳入滇池溺水死亡。昆明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对本起事件进行尸体检查勘验、现场勘验、走访调查、调取监控视频、现场模拟后，于2018年10月22日对本起事件作出《关于“10﹒18”宋某溺水死亡事件初步调查情况报告》，调查结论为：“综上所述，结合公安机关对死者遗体的尸表检查勘验，走访多名目击证人，向死者家属调查了解，相关员工调查了解，事发缆车车厢的现场勘验，以及对同等车厢的现场模拟实验，索道站区域内相关部位视频监控资料的调取等证据材料，我们认为：死者宋某生前因家庭内部矛盾，夫妻经常吵架，思想压力大，10月18日早晨与丈夫再起争执，导致情绪失控，流露轻生念头，于是前往滇池索道站独自购票并要求单人乘坐缆车，宋某在上缆车后车厢门即将自动关闭前，伸出右脚抵挡对向一侧厢门，致使厢门留有缝隙不能完全闭锁。当缆车从下往上运行至西山方向第三号塔架与第四号塔架之间区域时，宋某用手强行掰开缆车车厢门，跨出厢车从高空跳入滇池水中，导致溺水死亡。”宋某死亡后，原告程光龙、程裕淋、程某以被告昆明索道公司经营的77号索道缆车轿厢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直接导致宋某的溺水死亡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昆明索道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619920元、丧葬费3173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9340元、交通费及住宿费、餐费19010元，共计750000元的50%，计350000元。庭审中，原告程光龙、程裕淋、程某主张被告昆明索道公司在索道入口处未设置安全警示牌，宋某乘坐的77号缆车轿厢在运行过程中轿厢门能够被手动开启，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且被告昆明索道公司的工作人员未提示或阻止宋某用脚抵挡轿厢门，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宋某跌进滇池，溺水死亡，被告昆明索道公司应对宋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昆明索道公司主张根据昆明市公安局水上治安分局作出的《关于“10·18”宋某溺水死亡事件初步调查情况报告》，宋某是用手强行掰开缆车轿厢门，跨出厢门跳入滇池水中，溺水死亡，明显属于故意的自杀行为，与被告昆明索道公司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无任何因果关系，且被告昆明索道公司经营的索道经检验合格，轿厢门锁紧力符合国家标准，同时轿厢内张贴有不得用脚阻挡关门、不得用手掰门、不得倚靠箱门等多项安全警示图标，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针对提出的主张，被告昆明索道公司提交了《客运索道定期检验报告》、《安全检验合格卡片》、《下站日检记录及运行日志》、《塔架及线路巡线记录表》、《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佐证。另，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缆车轿厢门玻璃窗下方张贴有不得用脚阻挡轿厢门关闭、不得用手掰开轿厢门等安全警示图标。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在于被告是否应对宋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公安机关作出的《关于“10﹒18”宋某溺水死亡事件初步调查情况报告》，宋某死亡当天流露轻生念头，前往滇池索道站独自购票并要求单人乘坐缆车，在上缆车后车厢门即将自动关闭前，伸出右脚抵挡对向一侧厢门，致厢门留有缝隙不能完全闭锁。当缆车从下往上运行至西山方向第三号塔架与第四号塔架之间区域时，用手强行掰开缆车车厢门，跨出厢车从高空跳入滇池水中，导致溺水死亡。可见，死者宋某是自身存在轻生意念，故意跳入滇池溺水死亡，其死亡是自己主动追求的后果，其死亡的后果是宋某故意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之规定，受害人故意是行为人免责的情形之一，故被告不应对宋某溺水死亡承担侵权责任。至于原告庭审中提出的宋某死亡当天乘坐的77号缆车轿箱能手动开启，存在明显安全隐患，且被告未提示、阻止宋某用脚步抵挡缆车轿厢门，被告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主张，首先，因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宋某死亡当天乘坐的77号缆车轿厢存在安全隐患，故对原告提出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被告作为索道的经营者，提供服务虽应同时承担保障服务对象的人身、财产不受侵害的附随义务，但被告所承担的附随义务应当在合理限度内，不能苛求被告提前预见、提前防范在其经营的区域内执意轻生者的求死途径，而死者宋某强行掰开缆车车厢门，跨出厢车跳入滇池的行为，已超出被告作为索道经营者应尽的合理限度保障范围。同时，被告在缆车轿厢内张贴有禁止用手掰厢门、禁止用脚抵挡厢门等警示图标，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故对原告提出的被告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程光龙、程裕淋、程某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确认以下案件事实：1.《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2352-2007）8.8.2条规定，自动操作门的要求如下：门的锁紧力不得大于150N，当自动操作机构失灵时，门应能手动开启；8.8.3条规定，在无乘务员的车厢内，车厢门不允许乘客自行打开。2.昆明市公安局水上治安分局作出的《关于“10·18”宋某溺水死亡事件初步调查情况报告》载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接到其他乘客反映宋某跳水的消息后，立即联系昆明格兰特营运公司展开了救助。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所负有的在合理限度范围内保护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案涉缆车的管理人即本案被上诉人应属上述所指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其对乘客宋某的人身或财产安全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就被上诉人而言，其安全保障义务包括危险预防义务、危险消除义务和发生损害后的救助义务。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宋某的死亡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对宋某亲属即上诉人的各项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从被上诉人是否履行了上述三项安全保障义务以及若其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与宋某死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角度分析如下：首先，针对危险预防义务，被上诉人应做到其所经营的索道缆车不存在安全隐患，符合国家标准，并在显著位置设置通俗易懂的安全警示标识。一、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客运索道定期检验报告》、《安全检验合格卡片》、《下站日检记录及运行日志》、《塔架及线路巡线记录表》来看，案涉缆车2018年度年检合格，定期日检并未发现安全隐患，案涉缆车并不存在安全隐患。另外，关于厢门能手动打开是否为安全隐患的问题，《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规定了索道缆车厢门锁紧力的国家标准为不得大于150N，当自动操作机构失灵时，门应能手动开启。即案涉缆车厢门能够手动打开并非不符合国家标准。二、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缆车照片以及一审法院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案涉缆车内侧玻璃窗下方张贴有出厂时即设置的安全标识，包括了不得用脚阻挡轿厢门关闭、不得用手掰开轿厢门等安全警示图标，该图标虽附的是英文释义，但图标的寓意清楚明了，正常成年人即便没有中文释义也不难理解其寓意，且其所在位置如果乘客正常坐立能够看到。其次，针对危险消除义务，即被上诉人对乘客的危险行为应进行提醒并加以制止。从昆明市公安局水上治安分局作出的《关于“10·18”宋某溺水死亡事件初步调查情况报告》确认的事实来看，宋某死亡当天因家庭矛盾流露轻生念头，独自前往滇池索道，在上缆车后车厢门即将自动关闭前伸出右脚抵挡厢门，致厢门留有缝隙不能完全闭锁。在索道运行过程中，强行将索道缆车厢门掰开，跨出厢门从高空跳入滇池水中溺亡。即宋某之死系其产生轻生念头后主动追求死亡之后果，且上诉人对宋某强行掰开缆车厢门跳入滇池的行为系自杀行为并无异议，仅认为若被上诉人尽到了完全的安全保障义务，可避免宋某自杀的行为发生。本院认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所负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是没有界限、无限扩大的，应在合理限度范围内。被上诉人作为索道缆车的经营者其不可能预见宋某存在轻生念头，而对宋某格外关注，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安排宋某安全进入案涉缆车后，还需继续安排后续乘客安全进入缆车，不可能一直将目光继续聚焦宋某，从而发现其有轻生表象而加以提醒和制止，将宋某用脚抵住缆车厢门，其后强行掰开厢门跳水自杀的责任强加于被上诉人，认为与其未尽关注和提醒义务有直接关联显然有失公平，故导致宋某死亡的原因为其轻生的念头以及自杀的行为，并非被上诉人未履行危险消除义务所致。最后，针对发生损害后的救助义务，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接到其他乘客反映宋某跳水的消息后，立即联系昆明格兰特营运公司展开了救助，但救援人员到达时其已死亡，被上诉人获知消息后立即展开救助，并不存在救助不及时的情况，已尽到损害发生后的救助义务。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宋某死亡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不应对宋某的死亡给亲属造成的各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另，《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宋某的自杀死亡系其故意为之，被上诉人作为索道缆车的管理人不应对其死亡后果承担责任。综上所述，程光龙、程裕淋、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程光龙、程裕淋、程某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立红审判员  贾 音审判员  刘 涛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何永伦书记员秦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