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2民终2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咸宁大道**。代表人：吴敬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向泽，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华强，男，1980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华锋，男，1976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桃兰，女，198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旗，湖北顺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定国，男，1969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崇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三普蜂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崇阳县天城镇沿河大道**法定代表人：徐福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再月，湖北立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险）因与被上诉人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张定国、湖北三普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普蜂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2019）鄂1223民初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天安财险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2019）鄂1223民初74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减少上诉人不应承担的商业保险赔偿金额479440.6元。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引用法律错误，判决上诉人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后仍有不足的，依照承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尽到了明确的提示及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发生法律效力，但仍判决上诉人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有误；2.一审法院混淆了交通事故的近因与保险责任事故的近因，近因原则适用错误。一审判决将交通事故与保险责任事故混为一谈，将交通事故责任的近因视同为保险责任的近因，且近因原则在新修订的保险法中并未被明确。故请求二审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辩称，1.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并明确说明是免责条款产生效力的前提。本案上诉人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责条款未进行明确的提示说明，故免责条款不应产生效力。2.根据保险近因原则，保险公司要想适用有效的免责条款仍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在保险合同纠纷法律关系中，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赔付，是由造成损失的原因决定的，它取决于在符合合同约定的后果的前提下，所要承担的风险和承保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免责条款规定的免责情形必须是已经发生的保险事故后果的近因，保险公司才能真正免责，否则保险公司就不应免责。3.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对保险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有错误。本案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同时也是双方订立合同的投保单盖章之处，该处盖章承担着确认双方之间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功能，因此投保人的盖章行为难以区别是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还是接收了免责条款并接受了保险人的明确说明的意思表示。同时，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本身是采用格式条款的方式制作，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该说明书虽有手写内容，但上诉人天安财险并未进一步证明该部分内容系何人所写，因此不能说明上诉人已经尽到了明确的提示说明义务，上诉人不能因此免责。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已经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及说明义务是错误的，二审应予纠正。4.本案肇事司机张定国的逃逸行为不是造成上诉人保险赔偿损失的原因。根据公安交警部门对事故造成原因的分析，本案事故的产生是因为张定国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张定国驾车逃逸是事故发生之后的行为，此时损害后果已经形成，即二受害人已经死亡。因此上诉人不能免除赔偿责任。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三普蜂业辩称，1.我国修订后的保险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保险理赔和免责的近因原则。保险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本条明确说明，只有损害与承保危险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保险人才承担责任，此即近因原则。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主张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证明被保险人的死亡、伤残结果与其实施的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这一司法解释确立了免责事由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保险人不能免责，该条为免责近因原则。因此本案的关键是上诉人用以抗辩的免责事由，即张定国的肇事逃逸行为，是否二受害人死亡的近因。2.本案相关的生效判决证明张定国的驾车逃逸不是造成二受害人死亡的近因。根据二审法院（2018）鄂12刑终127号刑事裁定对造成二受害人死亡的近因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认定，即二车相撞导致二受害人当场死亡，即排除了张定国驾车逃逸造成二受害人死亡的近因。3.我国审判实践也完全支持了保险近因原则。全国各级法院众多生效判决文书均支持了保险免责的近因原则。4.上诉人一方面在上诉状中详细明确地解释了近因原则，另一方面又否定我国法律对近因原则的规定，完全自相矛盾，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推卸责任。故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告的各项损失合计1214129元，先由被告天安财险咸宁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张定国和湖北三普公司赔偿；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0月28日晚，原告父亲龚新兵驾驶一辆二轮电动车从崇阳县天城镇凯鸿国际华城小区去青山吴城村二组老家办事，21时30分左右行驶到青山团头咀大桥路段时，被告张定国驾驶鄂Ｌ×××**号小型普通客车追尾碰撞到由原告父亲龚新兵驾驶，原告母亲赵伙意乘坐的电动车，造成原告父母当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2017年11月3日，崇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张定国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父母无责任。另外，被告张定国驾驶的鄂Ｌ×××**号小型普通客车属被告湖北三普公司所有，该车在被告天安财险咸宁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具状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准上述所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8日上午，被告张定国驾驶涉案鄂Ｌ×××**号小型普通客车附载其母王先梅、岳母刘宝云从武汉市青山区武汉火车站返回位于崇阳县××××组的老家，中午12时许到达，下午被告张定国在家门口的小卖部玩。晚19时许，被告张定国在隔壁张建国家吃完晚饭后，回家驾驶涉案客车前往崇阳县天城镇三角洲，而后返回。21时30分，车辆返回途中行驶到崇阳县××段，撞到前方龚新兵驾驶的雅迪牌二轮电动车（附载乘人：赵伙意）尾部，造成龚新兵、赵伙意当场死亡及双方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张定国驾车逃离事故现场。2017年11月3日，崇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崇公交认字第2017【36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定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应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龚新兵、赵伙意无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湖北三普公司预付了原告赔偿款10万元。受害人龚新兵生于1954年9月3日，其配偶赵伙意生于1954年5月16日，户籍登记住址为湖北省××××组。双方共生育三位子女（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涉案鄂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的登记车主为被告湖北三普公司，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4月。被告张定国为该公司聘请的驾驶员，具有准驾车型为B2的机动车驾驶证。被告湖北三普公司为鄂Ｌ×××**号小型普通客车向被告天安财险咸宁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责任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上述保险期间内。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投保人被告湖北三普公司收到《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并在该说明书尾页上盖章确认。2018年4月18日，本院以张定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酒后驾驶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二人死亡，负事故全部责任，且肇事后逃逸，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张定国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8年10月15日，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认定张定国酒后驾车证据不足，但根据张定国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判处刑罚并无不当，裁定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原告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损失数额的核定；二、被告张定国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并且逃逸，被告天安财险咸宁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能否免责；三、被告张定国驾驶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属于履行职务，被告湖北三普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原告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受害人龚新兵、赵伙意的经常居住地在城镇，故死亡赔偿金只能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原告主张为受害人运尸、整容、洗涤换衣产生的7000元费用应包含于丧葬费中，不应当重复计算，故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因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参照《2018年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核定受害人龚新兵的赔偿数额为：1.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2.丧葬费27951.5元（55903元/年÷12个月×6个月）；3.死亡赔偿金234804元（13812元/年×17年）。核定受害人赵伙意的赔偿数额为：1.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2.丧葬费27951.5元（55903元/年÷12个月×6个月）；3.死亡赔偿金234804元（13812元/年×17年）。因本案交通事故同时造成两位受害人夫妻当场死亡，按照农村习俗一并安葬，故本院酌定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为3929.6元（34150元/年÷365天×7天×6人）。以上两位受害人的赔偿数额合计589440.6元；关于焦点二，涉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被告天安财险咸宁支公司已就该免责条款向投保人湖北三普公司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亦发生法律效力。但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近因原则，该原则是指保险人只有在造成损失的最直接、最有效原因为承保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才承担保险责任，对承保范围外的原因引起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法的公平和诚信原则，在同一保险合同关系中，对免责条款的理解和适用，也应当遵循该原则，即免责事由必须是导致保险事故最直接、最有效的原因，否则保险公司不得以此拒赔。本案中，被告张定国的驾车追尾碰撞是造成受害人龚新兵、赵伙意死亡的决定性原因，是本案保险事故的近因。根据上述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张定国肇事后驾车逃逸的行为违法，但该违法行为与受害人的死亡后果之间无因果关系，即其逃逸与否并不影响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及损害事实的成立，且张定国驾车逃逸亦不影响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故被告天安财险咸宁支公司不得以此为由主张免赔。关于焦点三，被告张定国虽系被告湖北三普公司聘请的驾驶员，但其在晚饭后，无正当理由私自驾驶该涉案车辆导致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且不属于履行职务或与履行职务有关的行为，应由其个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被告湖北三普公司作为车辆管理者和车辆所有权人，对其工作人员及其所有的车辆疏于管理，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原告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的上述损失应先由被告天安财险咸宁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天安财险咸宁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赔偿；若仍有不足的，由被告张定国、湖北三普公司按责分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损失110000元；二、原告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479440.6元，由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替代赔偿；三、驳回原告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给付内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原告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在收到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上述赔偿款后，返还被告湖北三普蜂业有限公司已垫付的1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27元，由原告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承担6033元，由被告张定国承担9694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查明，2017年10月28日上午，被上诉人张定国驾驶涉案鄂Ｌ×××**号小型普通客车附载其母王先梅、岳母刘宝云从武汉市青山区武汉火车站返回位于崇阳县××××组的老家，中午12时许到达，下午被上诉人张定国在家门口的小卖部玩。晚19时许，被上诉人张定国在隔壁张建国家吃完晚饭后，回家驾驶涉案客车前往崇阳县天城镇三角洲，而后返回。21时30分，车辆返回途中行驶到崇阳县××段，撞到前方龚新兵驾驶的雅迪牌二轮电动车（附载乘人：赵伙意）尾部，造成龚新兵、赵伙意当场死亡及双方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张定国驾车逃离事故现场。2017年11月3日，崇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崇公交认字第2017【36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定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应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龚新兵、赵伙意无责任。2018年4月18日，一审法院以张定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酒后驾驶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二人死亡，负事故全部责任且肇事后逃逸，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6个月。张定国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8年10月15日，本院经二审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张定国酒后驾车证据不足，对张定国构成酒驾不予认定。但根据张定国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裁定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受害人龚新兵生于1954年9月3日，其配偶赵伙意生于1954年5月16日，户籍登记住址为湖北省××××组。双方共生育三位子女（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涉案鄂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的登记车主为被上诉人三普公司，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4月。被上诉人张定国为该公司聘请的驾驶员，具有准驾车型为B2的机动车驾驶证。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三普公司预付了被上诉人龚华强、龚华锋、龚桃兰赔偿款10万元。三普公司为鄂Ｌ×××**号小型普通客车向天安财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责任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上述保险期间内。被上诉人三普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在该说明书（共十五页）尾页空白处盖章，但其他页面均无三普公司的盖章且无骑缝章，尾页盖章处无公司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已说明免责条款内容的手写部分亦无手写人签名。该份《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盖章后一直由上诉人天安财险保存持有。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天安财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本案交通事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一、在公司投保时，保险人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说明义务时，由于公司本身不能理解和认知免责条款，能理解、认知和执行免责条款的含义及内容的只能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具体自然人，并且是能够代表公司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本案中的免责说明书后仅加盖了三普公司的印章，而无具体经办人员（法人或法人的委托代理人）签名，不能证明上诉人就免责条款向三普公司进行了充分有效的说明和提示，由于确定免责条款内容的手写部分无手写人签名，不能证明手写人是三普公司的工作人员，亦不能证明代表公司具体接受免责条款并作出承诺的经办人员有权代行承诺。如果仅加盖印章就视为履行了说明和提示义务，那么，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的说明和提示义务就可能流于形式。故投保单上无投保人三普公司法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签名是存在瑕疵的，不能视为上诉人履行了说明义务，原审认定上诉人履行了说明和提示义务依据不足。二、被上诉人张定国肇事后逃逸，但受害人龚新兵、赵伙意系当场死亡，该侵权结果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全部产生，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安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经济损失也同时确定，被上诉人张定国因逃逸未能及时救助受害人的行为与事故结果的危重程度并无关联，故其逃逸行为没有导致保险事故损失进一步扩大，未加重上诉人天安财险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张定国虽受刑事处罚，但并未被剥夺民事权利，原审判决天安财险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的认定亦符合公平原则。综上所述，原审主要事实认定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97元，由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洪斌审判员  侯欣芳审判员  陈继高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程鹏翔书记员李慧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