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终11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应聪，男，196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云和县。委托代理人陶松生，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和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云和县城北路**。法定代表人上官国明，县长。委托代理人杨恒斌，该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远强，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和县交通运输局，住所地浙江省云和县红光路**。法定代表人邱发强，局长。应诉负责人叶永平，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梁维琛，云和县港航管理所所长。委托代理人邱剑凤，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应聪诉云和县人民政府、云和县交通运输局建设行政强制一案，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9）浙11行初30号行政裁定。林应聪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阅卷，询问上诉人林应聪及其委托代理人陶松生，被上诉人云和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杨恒斌、李远强，被上诉人云和县交通运输局应诉负责人叶永平、委托代理人梁维琛、邱剑凤，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二审期间，因当事人申请化解涉案纠纷等原因，协调期间一个月不计入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林应聪未经审批私自在云和县紧水滩镇龙门云和湖水域搭建用于停泊农家乐渔船的浮动设施。2018年2月7日，云和县人民政府发布云政办发（2018）13号《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和县水上安全联合执法工作制度的通知》，成立云和县水上安全联合执法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为牵头开展水上联合执法工作。同年12月14日，云和县人民政府发布（2018）11号《云和县人民政府通告》，在云和湖水域内禁止“三无”船舶（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航行、作业或停泊，禁止非法设置网箱（包括管理用房）和浮动设施。违反上述规定的，在本通告发布后未自行整改的将依法予以取缔；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2019年1月23日，原告自行拆除案涉浮动设施。原告不服，以云和县政府下设的云和县水上安全联合执法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人员对案涉泊船坞进行强制拆除违法，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强拆原告所有的泊船坞的行为违法。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原告主张被告强制拆除其未经审批擅自搭建的浮动设施的行为违法而提起的诉讼，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针对案涉浮动设施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故原告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应当提交初步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针对案涉浮动设施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但其提交的照片等证据无法达到该证明目的。照片拍摄地点并非案涉浮动设施所在水域，无法判断是否系针对案涉浮动设施；照片中现场人员身份据原告自认是民工，无法指向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系被告工作人员；照片中原告与民工交流并查看，无法证明拆除行为违背其意愿。被告提交了2019年1月23日的视频，在该视频中，原告在未受到胁迫的情形下自行在浮动设施顶棚上拆卸板材，结合案外人刘美英出具的承诺书，承诺于2019年1月21日前自行拆除案涉浮动设施，可以证明案涉浮动设施系原告自行拆除的事实。原告抗辩其与刘美英已离婚，刘美英不能代表其作出承诺，该观点在法律上能够成立。但在现实层面，刘美英出具该承诺书反而能够证明，一方面刘美英认为自己有权作出承诺，其与原告存在共同经营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刘美英与原告的婚姻关系足以使包括被告在内的公众产生误解，其与原告存在共同生活的客观事实。综上，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实施了被诉行政行为，尚不具备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林应聪的起诉。林应聪上诉提出，根据被上诉人云和县人民政府云政办发（2018）13号《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和县水上安全联合执法工作制度的通知》成立的云和县水上安全联合执法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为牵头开展水上联合执法工作，但该领导小组不具有法定行政职权，并以该土政策代替行政强制法等法律，以（2018）11号《云和县人民政府通告》代替强制执行决定、催告等程序，组织实施了被诉强制执行行为，直接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违法。其提交的现场执法照片、与承包拆除泊船坞顶棚的廖光伍通话记录等证据足以证明2019年1月22日至24日间，云和县人民政府、交通运输局组织6条执法船、百余人对其所有的龙门砻空农家乐浮动码头采取控制上诉人、封锁码头（泊船坞）、拆除浮动码头、将浮动码头强行拖走，以5000元价格承包给廖光伍等拆除。杨恒斌等执法组负责人乘坐执法船，现场指挥拆除泊船坞浮动码头。其所有的泊船坞不是三无船舶，而是浮动码头，不属于清理对象。并有上诉人跳水现场照片印证。原审认定系上诉人自行拆除无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在二审调查中对于县政府提出的拆除现场当地镇政府负责人答应泊船坞设施拆除后可以用来养鱼、其同意后才拆除泊船坞设施的说法不认可，认为其不同意拆除。其与刘美英早已离婚，刘美英的承诺与其无关。云和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上诉人所称之泊船坞系用于停靠农家乐渔船的浮动设施，原审裁定对此的认定正确。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视频反映的情况看，上诉人自行在浮动设施顶棚上拆卸板材，并未受到胁迫，且刘美英出具了一份自行拆除的承诺书，该两份证据均能够证实上诉人自愿拆除及自行拆除。县政府成立工作小组，水上联合执法属实，但并未实施拆除涉案浮动设施。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将多处照片进行拼接，并非涉案浮动设施拆除现场。跳水事件系工作小组检查上诉人有无在承诺期限内自行拆除时发生，与是否强拆无关。视频可以证实上诉人于2019年1月23日自行拆除涉案浮动设施，但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称拆除时间为2019年1月24日，在上诉状中又称拆除时间为1月22日至24日间，陈述不客观。廖光伍承包拆除的是“三无船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在二审调查中称，林应聪与刘美英仍然共同生活、经营；拆除现场林应聪跳水，主要是认为可以起到新闻效果，之后，当地镇政府领导出面和林应聪协调，最后达成默契，浮动设施下面一部分可以继续用作网箱养鱼，将该浮动设施拉到游客码头的整个过程很平和。一审法官也去现场查勘过。云和县交通运输局答辩称，上诉人所称之泊船坞系用于停靠农家乐渔船的浮动设施，原审裁定对此的认定正确。2018年2月7日成立的云和县水上安全联合执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县水上联合执法工作，督促相关部门切实履行水上安全行政执法工作职责。因此，答辩人不是适格被告。从县政府提交的视频反映的情况看，上诉人自行在浮动设施顶棚上拆卸板材，并未受到胁迫，且刘美英出具了一份自行拆除的承诺书，该两份证据均能够证实上诉人自愿拆除及自行拆除。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不存在答辩人参与拆除或组织拆除的事实。上诉状中的照片系上诉人拼接形成，并非涉案浮动设施拆除现场照片，跳水事件系工作小组检查上诉人有无在承诺期限内自行拆除时发生，与是否强拆无关。上诉人对强拆时间陈述不一，说明其陈述不客观。廖光伍承包拆除的是“三无船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根据上诉理由、答辩意见及一审裁判要点，二审围绕“上诉人林应聪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审裁定驳回起诉是否正确”进行了审理。二审期间，组织诉讼各方当事人踏勘了拆除现场，了解了林应聪、刘美英关系现状。并组织进行了协调，但未成。本院认为，本案讼争焦点关键在于上诉人林应聪有无同意拆除涉案用于停靠农家乐船只的泊船坞浮动设施。林应聪坚持认为，根据其提供的现场执法照片及其在联合执法队拆除其泊船坞设施时跳水的照片等可以证实存在强制拆除的行为，其并非自愿或者同意拆除泊船坞。而二被上诉人则坚持认为本案不存在强制拆除的行为，涉案浮动设施系林应聪同意拆除，有视频及林应聪前妻刘美英书写的承诺书可以证实，该刘美英当时仍与林应聪共同经营农家乐。且在林应聪跳水之后，镇政府负责人与其协商，在答应浮动设施拆除后可以用于养鱼之后，林应聪同意拆除，整个拆除过程顺利，也没有破坏性拆除情况。从现场云和县水上安全联合执法工作组人员、执法船只数量及林应聪提供的现场执法照片、视频等证据材料反映的情况看，云和县水上安全联合执法工作组是准备拆除涉案泊船坞设施的，二被上诉人称系去检查自拆情况的说法，与上述事实不符。但是，该被诉拆除行为能否认定系强制拆除，需要结合其他事实进行判定。刘美英在本次拆除行为实施前，曾书面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拆除泊船坞，逾期未拆除的由整治组拆除。而经二审现场调查核实，林应聪、刘美英仍共同生活、经营农家乐，故原审法院认定刘美英的承诺可以视为林应聪的意思表示并无不当。另一方面，诉讼各方对林应聪跳水后，紧水滩镇政府负责人与林应聪协商，以让林可以利用拆除后留下的部分泊船坞设施用于养鱼为条件，同意联合执法工作组拆除的事实过程均无异议。林应聪虽提出其不曾同意，但从之后顺利拆除，林应聪也利用拆除后的泊船坞设施用于养鱼的事实来看，可以印证云和县人民政府的主张。综合以上事实，原审认为林应聪起诉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实二被上诉人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并据此驳回林应聪的起诉并无不当。林应聪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葛宏伟审判员  黄 寒审判员  蒋旭东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许亚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