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4民终20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霞，女，汉族，1969年12月26日出生，住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冬子，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淑卿，男，汉族，1978年8月7日出生，住仙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芳，浙江秀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春霞因与被上诉人沈淑卿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8）浙0483民初9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协商15日，该期间不计入本案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春霞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沈淑卿向张春霞赔偿丢失的2142件衣服，按56元/件计算，共计119952元；二、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沈淑卿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期间，张春霞交给沈淑卿需要加工的服装数量为87919件，交付途径有二，由沈淑卿接收上一道平车工序施春霞直接交付的4万余件衣服（施春霞开具送货单，由沈淑卿的员工签收），以及由沈淑卿到张春霞门市部提取其余4万余件衣服。沈淑卿收到衣服一两天后与张春霞核对，张春霞开具出库单后由沈淑卿的员工签名并拿走提货联。因此，出库单记载的是张春霞门市部及通过施春霞交给沈淑卿需要加工的服装数量的总和，是沈淑卿收到衣服的凭证。一审法院没有核对沈淑卿计算的出库单记载的“施春霞交付给沈淑卿衣服数量”是否正确，也没有通知张春霞进行核对，而是单方面采信沈淑卿的错误计算结果，把门市部交付的衣服计算在施春霞交付的衣服内，认定出库单不能作为张春霞交付衣服数量的凭证，显然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将未经张春霞质证的沈淑卿的送货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明显程序违法。一审判决书第12页第17行有“分析被告整理的2016年2月23日至4月30日出库单与被告送货单数量对比表”的表述，但沈淑卿并未提交送货单，判决书中也没有该份证据，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沈淑卿辩称，关于其接收上一道工序施春霞交付衣服的数量，相应数据均在表格中，自动求和后数量是76000余件，张春霞可自行核对。沈淑卿只是将其提交的送货单与出库单、施春霞的送货单逐一对比，一审的数据是一审法院计算的，并非单方面采纳沈淑卿计算的数据。至于张春霞提及的沈淑卿的送货单，沈淑卿申请出示了此前两个案件的卷宗，本案多次开庭，沈淑卿认为送货单和出库单内容一致，不可能存在送货及提取衣服的数量一致但有时间差的情形。沈淑卿的送货单在之前的案件中已被认定采纳，不需要法院再次认定。一审法院对沈淑卿整理的表格作了核对，并非张春霞陈述的情形。张春霞不断推翻之前的陈述，其有义务举证证明存在沈淑卿少返还衣服的事实，但其未能举证证明。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春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沈淑卿赔偿张春霞丢失的2142件服装，价格合计11995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年初，沈淑卿为张春霞作服装镶钻（压钻）加工，未订立书面合同，2015年度加工费已结清（结算期间为2015年1月起至2016年1月底）。2016年2月23日开始，沈淑卿为张春霞作压钻加工，未订立书面合同。张春霞同时委托刘晶、施春霞二人分别作平车加工，张春霞委托沈淑卿、金厚二人分别作压钻加工，张春霞委托李强强作套口加工、张衬新作整烫加工。张春霞让施春霞加工的大部分服装需先缩绒（缩绒服装都要作压钻加工），施春霞将缩绒服装平车后，按张春霞要求将其中大部分送至沈淑卿处作压钻加工，缪文军在施春霞送货单上签名（有时因忙未签名），送货单两联由施春霞带回，施春霞再找张春霞在施春霞送货单上签名，并将送货单第二联交给张春霞，张春霞当天或次日依送货单第二联所载数量与沈淑卿核对。张春霞后来忙就让小缪代签名。施春霞平车后的少部分缩绒服装送至张春霞门市部，张春霞在施春霞送货单上签名。如施春霞送货时，金厚在张春霞门市部，由金厚在施春霞送货单签名后取走服装。另外，张春霞的不需缩绒服装经施春霞踩花后送至张春霞门市部（不缩绒服装不作压钻加工），张春霞在施春霞送货单签名。张春霞结清施春霞2016年度、2017年度加工费后，取走施春霞所有送货单。 另外，刘晶平车后服装送至张春霞门市部，张春霞将其中大部分送至金厚处作压钻加工，少部分送至沈淑卿处作压钻加工。沈淑卿收到张春霞门市部送来服装或者施春霞送来服装后，完成压钻后将半成品服装按需要分别送至李强强套口处、张衬新整烫处或张春霞门市部。张春霞、沈淑卿加工合作至2017年8月结束。 2018年3月23日，张春霞以沈淑卿缺失加工衣服1518件、要求赔偿损失为由诉至法院，案号为（2018）浙0483民初2119号（以下称2119号案件）。同年5月23日，张春霞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2018年5月23日，沈淑卿以张春霞拖欠加工费为由，诉至法院，案号为（2018）浙0483民初3996号（以下称3996号案件），一审判决张春霞支付沈淑卿加工费94636.15元。张春霞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1月27日，张春霞以沈淑卿缺失加工衣服2142件、要求赔偿损失119952元为由，提起本次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张春霞主张“2016年2月23日起至2017年8月，张春霞委托沈淑卿镶钻加工服装109823件，沈淑卿归还加工好服装107681件，缺失2142件，服装价格56元/件，沈淑卿应赔偿损失119952元”缺乏有效证据证实，依据证明责任原则，应由主张该法律关系存在的张春霞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张春霞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规定，判决：驳回张春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元，财产保全费1120元，合计3820元，由张春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张春霞补充提交2017年结账明细复印件对应的原件。 沈淑卿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调取沈淑卿在2119号案件中提交的2016年2月至4月和9月、10月的送货单，以及张春霞在（2018）浙04民终1958号案件（以下称1958号案件）中提交的自己制作的收到沈淑卿加工好的衣服数量清单。 张春霞质证认为，对送货单的真实性有异议，送货单是沈淑卿抄写出库单而形成，且8月28日之后的送货单是冒名签字，送货单不是张春霞收到沈淑卿加工好的衣服的凭证；沈淑卿通过缪文军送还衣服，收货人员在缪文军开具的送货单上签名，缪文军开具的送货单才是送还衣服的凭证，沈淑卿未能提供缪文军开具的送货单，应承担不利后果。上述清单是张春霞在1958号案件中提交的材料，但沈淑卿拒不提供2016年度缪文军的送货单，张春霞只能根据沈淑卿手写的送货数量计算，对比后发现少了1399件，张春霞并未看到沈淑卿提交的送货单，加上2016年2月27日及4月18日两份无人签名的送货单中的数量，沈淑卿少返还衣服的数量超过2142件。 沈淑卿质证认为，对2017年结账明细的质证意见同一审意见，该份证据是张春霞手写的清单，沈淑卿仅认可其中记载的加工费金额，对缺少衣服的情况不予认可。对2119号案件的送货单没有异议，确为沈淑卿提交的送货单。张春霞手写的对账清单有不实之处，沈淑卿没有少返还衣服；但从对账清单可知，对于3996号案件中一审法院未计算加工费的两张送货单中记载的衣服，张春霞此前认可收到了衣服，其在本案中又否认收到衣服的事实，有违诚信原则。 本院认证认为，2017年结账明细的内容包括张春霞对2017年加工衣服数量和加工费所作自认，以及关于缺少衣服的主张，沈淑卿是根据张春霞的自认主张2017年的加工费，张春霞并未举证证明沈淑卿认可缺少衣服102件的事实，故本院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2016年2月至4月和9月、10月的送货单，沈淑卿在2119号案件和3996号案件中均作为证据提交，除2016年2月27日及4月18日两张无人签名的送货单外，其余送货单已由生效判决予以认定，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上述清单是张春霞对收到衣服数量的自认，其收到的衣服数量应结合在案证据综合认定。但是，张春霞是根据沈淑卿在3996号案件中提交的送货单制作2016年2月至7月的清单，结合沈淑卿的送货单及张春霞制作的清单可知，张春霞自认收到的衣服包括2016年2月27日及4月18日的送货单中的衣服。 本院经审理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张春霞在一审中确认缺少衣服数量的计算方式为，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期间缺少2040件（其中包括2016年2月27日及4月18日两张送货单中的数量）、2017年2月至8月缺少102件。 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的加工业务，张春霞提交出库单以证明此期间沈淑卿取走衣服87919件，并主张此期间沈淑卿加工好的衣服数量，2016年2月至4月按照张春霞二审中提交的沈淑卿制作的清单计算，2016年5月至7月按照缪文军手写的记账清单计算，此后按照缪文军送至下一道工序的送货单计算，数量与手写记账清单基本对应。沈淑卿辩称，出库单不是其领取衣服的凭证，而是其将加工好的衣服交付张春霞后，由张春霞出具的结算凭证，并认为2月至4月的清单中右上角用圆珠笔书写的内容不是其所写，且当时有个款式的数量没有计入，记账清单不能确定月份和数量且不是全部数量。上述出库单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联，其中编号为0124118的出库单只写有“刘坤”的姓名，编号为0151209的出库单亦写有“刘坤”的姓名，缪文军是在“刘坤”二字的上方签名，“刘坤”二字均为张春霞所写；编号0115401、0121981、0151213、0151214、0124166、0151246、0151251、0124168、0151255等出库单，其中注明了返工、次品、没压、退回门市部或送门市部的数量；编号0151210、0124164、0124167、0124172、0124176、0151251等出库单，有部分衣服数量是张春霞自行添加，沈淑卿持有的出库单中并未记载。 对于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期间沈淑卿加工好的衣服数量，张春霞在1958号案件中提交了按月份制作的清单，总数为86511件。本案中，张春霞亦根据清单及缪文军手写的记账清单按月份计算此期间收到衣服的数量，总数为86568件；张春霞认为其中9月、10月记载的部分衣服实际并未返还，数量为659件，扣除后总数为85909件。经与沈淑卿提供的2016年9月、10月的送货单核对，此期间缪文军手写记账清单中并未如张春霞所称多记载衣服数量。 2017年2月至8月的加工业务，张春霞在本案二审中确认根据施春霞的送货单计算沈淑卿取走的衣服数量，全部数量是21904件，施春霞给沈淑卿的衣服由缪文军签字，不是缪文军签字的衣服没有送给沈淑卿，此期间沈淑卿加工好返还的衣服数量是21770件。沈淑卿二审中亦确认此期间的衣服是施春霞送来的，由缪文军签收。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张春霞有关2016年2月至2017年8月期间其委托沈淑卿加工衣服109823件、沈淑卿仅返还107681件，剩余2142件未还，要求沈淑卿按照56元/件予以赔偿的主张是否成立。 张春霞主张沈淑卿尚有2142件衣服未返还，沈淑卿对此不予认可，张春霞对其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张春霞主张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应按照出库单计算沈淑卿取走的衣服数量。沈淑卿辩称，出库单不是其领取衣服的凭证，而是其将加工好的衣服交付张春霞后，由张春霞出具的结算凭证。从出库单记载的内容看，多份出库单中注明了返工、没压、退回门市部或送门市部的数量，说明双方对出库单中的衣服数量作过核对，沈淑卿关于出库单是双方之间结算凭证的陈述更为可信。如出库单是沈淑卿取走衣服的单据，则其中不会有两份出库单签有“刘坤”的姓名，也无需注明上述内容。2017年2月至8月期间，根据张春霞在2119号案件中提交的施春霞的送货单计算，其中签有“缪”、“小缪”、“缪文军”字样的送货单总数量仅为16720件，远少于张春霞认可的沈淑卿加工好的21770件。张春霞计算此期间沈淑卿取走衣服的数量时，将部分无人签字的送货单、签有“刘坤”姓名的送货单及其未作为证据提交的送货单、出库单（无人签名）计算在内，该计算方式与其二审中的陈述不符，不予采纳。张春霞在2119号案件及本案一、二审中关于缺少衣服数量的陈述均不一致，本案中张春霞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张春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张春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页无正文） 审判长  宁建龙 审判员  赵 超 审判员  汪先才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石明洁 书记员杨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