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再24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旭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33号10楼B座（10楼B部分）自编E53。法定代表人：何德赞，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彪，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宇，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州市建筑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净慧路2号二层商场。法定代表人：赵秋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伟，广东民生康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市东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11-115号1112房之三。法定代表人：范志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容，广东百高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广州旭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城公司）因与被申诉人广州市建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以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市东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晨公司）房屋拆迁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终9363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监[2018]44000000223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粤民抗13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王栋、魏嫣君出庭。申诉人旭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彪、杨晓宇，被申诉人置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伟，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东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认为，终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在申请检察监督阶段，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旭城公司是否应对东晨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民事责任的基本法理，连带责任加重了责任人的负担，必须以法律的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的明确约定作为依据。本案中，旭城公司通过司法拍卖的方式取得涉案地块，旭城公司承担的责任范围也应当以拍卖公告确定的责任负担为限。就本案具体案情来看，旭城公司不应对东晨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首先，置业公司要求支付节余面积的义务不属于拍卖公告附加条件第三项约定的义务。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于2009年7月11日发布的《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拍卖公告》载明：“……二、转让附加条件：（三）该宗地房屋拆迁安置面积约12819平方米，具体的拆迁补偿以实际情况为准。原拆迁合同仍然有效，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承担拍卖标的上被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包括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已将补偿方式变更为货币补偿的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并按原签订的合同内容执行负担拍卖成交后的合同义务。此外，拍卖成交后，拍卖标的范围内因拆迁、回迁安置协议所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买受人与相关的被拆迁人共同解决等。”该条款是对买受人承接涉案地块项目上被拆迁户回迁安置义务的约定，“因拆迁、回迁安置协议所产生的一切纠纷”的主体明确为买受人与相关被拆迁人，而置业公司不属于被拆迁人，其要求支付拆迁节余面积的义务也并非回迁安置义务。终审判决不顾该条约定的前后逻辑，片面扩大解释“一切纠纷”，并据此认定旭城公司应对东晨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其次，东晨公司原应向置业公司交付节余面积的责任，源于双方签订的《拆迁承包合同》，其性质是东晨公司的债务。拍卖公告未披露东晨公司需向置业公司支付节余面积的协议约定，也未公告买受人需承担该义务，东晨公司的债务不因涉案地块物的转让而发生转移。旭城公司并非《拆迁承包合同》的当事人，也未受让东晨公司债务，旭城公司既没有法定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对东晨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再次，旭城公司通过竞拍取得涉案地块已支付相应对价，不存在因置业公司完成拆迁工作而获益的情形。经查明，涉案地块于2002年12月9日、17日办理拆迁结案手续，2009年7月11日发布拍卖公告，即拍卖标的是已完成拆迁结案手续的地块项目，旭城公司通过竞拍已支付相应对价，不存在因置业公司的拆迁工作获利而未支付对价的情形，终审判决认定旭城公司因置业公司完成拆迁结案手续而获益进而要求旭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综上，终审判决认定旭城公司应对东晨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抗诉。旭城公司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补充意见：（一）《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转让成交确认书》第三项中需回迁安置的被拆迁户有明确户数和被拆迁人，因为拍卖当时涉案地块的拆迁工作已在房管局作拆迁结案报告，有相关登记表和统计表，而在房管局的结案报告中，被拆迁户不包括置业公司。原审判决将“共同解决”等同于承担责任，属扩大解释。（二）旭城公司没有获益，即使获益也不能作为认定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连带责任属于特殊责任，需有法律明确规定为前提，且是否获益的标准具有连续性，无法分割责任主体的范围。（三）拍卖时涉案地块已完成拆迁结案手续并公示，已完成的拆迁工作已固化为土地本身权利状态，即使有利益，旭城公司也已支付相应的对价。拆迁报告和结案登记表是对外公示的，旭城公司具有合理信赖利益。（四）置业公司与东晨公司间是普通合同关系，不能对第三方产生约束力。（五）二审判决确认旭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超出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置业公司明确其诉请是确认其享有节余面积权利、旭城公司支付节余面积对应的评估市场价格、东晨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二审判决变更为东晨公司承担直接责任、旭城公司连带责任。本案主债权尚未成就，二审要求对尚不存在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本末倒置。综上，旭城公司再审请求依法纠正二审判决“法院认为”部分旭城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置业公司辩称，（一）旭城公司在原审中为胜诉方，对原审判决或其中分析不服而申请再审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东晨公司对置业公司负有支付拆迁劳务费和交付约定安置拆迁户的多余房产的义务，有合法协议约定。（三）旭城公司承接东晨公司所开发地块的权利，理应承接相应义务，如果旭城公司认为拍卖公告表述不清晰，应向拍卖人要求赔偿，与置业公司无关。综上，请求驳回旭城公司的再审诉讼请求。东晨公司述称，（一）东晨公司与置业公司之间的《拆迁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已经履行和结算完毕，权利义务终结。《结算协议》明确约定双方确认安置面积10017.50平方米，计算得出的面积差152.50平方米，该差额面积由东晨公司以结算价支付838750元给置业公司，据此计算出回迁安置面积9865平方米与《拆迁承包合同》初步统计的9850平方米基本相符。因此，应按照《结算协议》的约定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终结，置业公司起诉要求东晨公司履行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涉案项目不存在节余面积，东晨公司无需向置业公司履行交付节余面积的义务。双方签订《拆迁承包合同》前已对涉案项目的拆迁面积进行摸查统计，并按照当时的统计数据约定合同数额，如按正常拆迁情况，项目本身不应存在节余面积。根据房管局备案的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结合使用面积、居住面积、建筑面积的计算方式进行估算，预测涉案项目将来不存在任何节余，且依据拍卖时的统计，需安置的面积已超出约定的包干面积，根本不存在节余面积。（三）置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涉案项目有节余面积，也没有证据证明东晨公司存在因节余面积获得利益，因此东晨公司无需向置业公司交付节余面积，也无需支付任何价款。（四）关于本案再审，东晨公司认同抗诉意见，旭城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2009年12月18日，置业公司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东晨公司立即向其交付广州市××路以南、××地段（第二期）相同地段的住宅1831.595平方米、商铺815.336平方米的房屋；2.东晨公司无法交付上述房屋，则要求旭城公司在上述地段回迁房建成后向其交付房屋；3.东晨公司、旭城公司无法交付上述面积的房屋，则请求东晨公司、旭城公司按结算协议的标准向其支付相应的拆迁工程款项24749820.5元；4.置业公司就上述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于2011年2月25日作出（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驳回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于2012年3月27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804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置业公司重审一审称：置业公司于2000年3月19日与东晨公司签订“××路、三角市、永安东街、东濠涌商住楼地块”的《拆迁承包合同》，约定东晨公司经批准征用××路三角市、永安东街、永安西街、永胜西约等地段建设商住楼，置业公司以回迁面积和费用总包干形式承包该地块的拆迁安置补偿任务，置业公司与东晨公司实际发生的拆迁补偿安置面积和费用如超过合同所订承包数，由置业公司自行承担，东晨公司不再追补；实际发生低于所订承包数，所节约的房屋面积和费用均属于置业公司所有。2002年2月9日，置业公司（乙方）与东晨公司（甲方）双方签订《结算协议》，确认乙方已按期完成拆迁任务，其中约定甲方提供17267.5平方米建筑面积总包给乙方安置回迁户，除已安置及回购共7250平方米外，余下10017.5平方米安置了具体楼层…；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回迁面积如有不足，则商铺以18000元/平方米均价、住宅以5500元/平方米均价与乙方结算等。上述合同与结算协议业经生效的判决确认有效。而东晨公司在另案确认经统计该地块的回迁面积为7370.545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6792.905平方米，商铺面积577.664平方米，故用结算协议确定的10017.5平方米减去东晨公司确认的面积，东晨公司应给予置业公司2646.931平方米的房屋。因东晨公司无法交付房屋，应按结算协议约定的标准支付相应的款项。由于上述地块经拍卖被旭城公司竞得，旭城公司竞买后应负担成交后的合同义务。请求：1.东晨公司立即向置业公司交付广州市××路以南、××地段（第二期）相同地段的住宅1831.595平方米、商铺815.336平方米的房屋；2.东晨公司无法向置业公司交付上述房屋，则要求旭城公司在上述地段回迁房建成后向置业公司交付房屋；3.东晨公司、旭城公司无法交付上述面积的房屋，请求东晨公司、旭城公司按结算协议的标准向置业公司支付相应的拆迁工程款项24749820.5元；4.置业公司就上述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置业公司在2012年7月23日发回重审第一次庭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1.判决确认置业公司在广州市越秀区××路以南、××地段（第二期）综合商住楼项目（《建设用地批准书》穗国土建用字[2003]第5号拆迁补偿安置面积中享有节余面积的权益，节余面积为2011.78平方米[住宅部分在A塔标准层由下至上共十二层中确定为1196.64米，非住宅（商铺）在首层及二层中确定为815.14平方米]；2.判令东晨公司、旭城公司以诉请1中的节余面积在2004年12月30日的市场评估价值向置业公司支付现金；3.判令东晨公司、旭城公司向置业公司赔偿损失，以诉请1中节余面积自2005年1月1日至支付之日止，暂计至诉请2支付完毕止的租金，暂计至2012年6月31日的租金合计21874413.6元，其中住宅部分按每平方米月租金30元计算为2800137.6元，非住宅（商铺）按每平方米月租金300元计算为19074276元；4.东晨公司、旭城公司就置业公司诉请2、3、4项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费用由东晨公司、旭城公司承担。并明确原诉请中提出的优先权问题本案中不再主张。庭审中，一审合议庭告知置业公司当庭提出的赔偿损失的第三项诉请已超过法定期限，一审法院不予接纳。2012年12月31日，第二次庭审时，置业公司再次变更并明确其诉讼请求为：1.判决确认置业公司在越秀区××路以南、××地段（第二期）综合商住楼项目拆迁补偿安置预留面积中享有节余面积2011.78平方米（住宅部分为1196.64平方米，非住宅部分为815.14平方米）的权益；2.旭城公司向置业公司支付第一项诉请节余面积同等价值的价款，具体价值以法院对商铺及住宅组织评估时市场交易价值的最终评估结果为准；3.东晨公司对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东晨公司、旭城公司向置业公司赔偿因无法交付面积给置业公司造成的损失，以法院评估结果为最终计算标准。庭审中，一审合议庭再次告知置业公司提出的第四项诉请已在第一次庭审中告知其不予接纳。对于置业公司变更重新提出的第一至三项诉请，一审合议庭要求置业公司明确是否即原诉请第一、二项，要求东晨公司、旭城公司按节余面积2011.78平方米以现行市场价值支付补偿款项。置业公司坚持其提出变更的诉讼请求，并进一步明确“现在的市场价值”即是指评估当日的市场价值。东晨公司重审一审辩称：不同意置业公司的全部诉请，且由于本案是发回重审案件，置业公司的诉请应与原审的诉请一致，现置业公司在重审期间变更诉请，我方不同意，仅应以置业公司第二项诉请支付相应补偿款项为准。旭城公司重审一审辩称：不同意置业公司的诉请。我方与置业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也没有承接东晨公司的义务，只是买受了涉案地块，故不应当承担置业公司诉请的责任。一审法院经重审查明：1992年11月5日，原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核发编号为92穗城规地29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单位为东山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用地项目名称为综合商住楼，用地位置为东华西以南、××等，用地面积为8907平方米等。2001年4月4日，东山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经广州市东山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批准更名为广州市东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本案东晨公司现名。2000年3月19日，置业公司（乙方）与东晨公司（甲方）签订××路、三角市、永安东街、东濠涌商住楼地块的《拆迁承包合同》，甲方经（92）穗城规地字第39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广州市国土局（1993）征（拨）通字第40号《（划拨）土地通知书》、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穗房拆字（93）022号《房屋拆迁公告》批准，征用××路三角市、永安东街、永安西街、永胜西约等地段房屋，用于建设商住楼，占地面积约5902平方米，房屋总建筑面积约9850平方米，现委托乙方以回迁面积和费用总包干的形式承包该地段拆迁安置补偿。订明承包范围以甲方提供的附图红线所示为准，承包方式为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以回迁面积总包干和拆迁费用总包干的形式，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总承包费用包括附图红线内所有房屋的全部拆迁补偿、安置回迁等费用；安置面积和拆迁费用：双方确认由甲方提供给乙方总承包的住宅回迁面积（含侨租面积）安置总建筑面积为13820平方米（包括公共走廊、楼梯面积分摊、不可分割面积、楼层增幅面积和征审面积），不含电梯间的分摊面积，非住宅回迁总面积为1180平方米（含公共走廊分摊等面积），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总承包拆迁费用为1838万元；拆迁时限为乙方自收到甲方首期拆迁承包款并从延期公告发出之日起计算拆迁时限，拆迁期限共9个月；合同第九条“其他有关商定或说明”其中订明乙方实际发生的拆迁补偿安置面积和拆迁费如超过承包合同所订之包干面积和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再追补；实际发生低于合同所订承包数，所节约的房屋面积和费用均属乙方所有，但必须在甲方确认上述原址房屋住户的全部补偿和安置后，乙方才能处理，乙方节约的面积在扣除有关费用和税费后由甲方给予办理产权等。同年4月26日、12月20日，置业公司（乙方）与东晨公司（甲方）分别签订《补充协议》（一）和《补充协议》（四），其中订明承包费增加3150895元；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总面积数为非住宅面积1643平方米，住宅面积15624.5平方米（减除已回购的面积6000平方米，实为9624.5平方米），乙方总包面积除回迁外，尚余住宅1000平方米，甲方同意以每平方米5500元的价格向乙方回购等。签订合同后，置业公司在上述地段按合同约定履行拆迁安置工作，并以东晨公司的名义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同年6月9日，原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向东晨公司核发编号为延拆许字（2000）第14号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载明：你单位因综合商住楼项目建设，需拆迁东山区东华西以南、××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占地面积6027平方米，拆迁实施单位为置业公司，拆迁期限自1995年2月28日至2001年4月29日等。并于同日刊发了《广州市房屋拆迁公告》。2002年2月9日，置业公司（乙方）与东晨公司（甲方）签订《××路、三角市、永安东街、东濠涌商住楼地块拆迁承包合同结算协议》，订明乙方已按规定完成该地块的拆迁任务；结算面积：甲方提供17267.5平方米建筑面积总包给乙方安置回迁户（该面积包括公共走廊、楼梯面积分摊、不可分割面积、楼层增幅面积），除已安置及回购共7250平方米外，余下10017.5平方米安置在首、二层商铺，及A塔由下至上共12层住宅；2.结算金额……：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回迁面积如有不足，则商铺以18000元/平方米、住宅以5500元/平方米均价与乙方结算，现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回迁图住宅部分安置总面积为8472平方米（以房管局实测面积为准），与甲方给乙方总包面积8624.5平方米相差152.5平方米，该差额面积在本协议生效后7天内由甲方以结算价支付838750元给乙方……；本结算协议经双方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就前述协议的效力，一审法院曾于2009年9月1日作出（2009）越法民三初字第1362号民事判决：置业公司、东晨公司于2000年3月19日就××路、三角市、永安东街、东濠涌商住楼地块签订的《拆迁承包合同》及于2002年2月9日签订的《××路、三角市、东安东街、东濠涌商住楼地块拆迁承包合同结算协议》有效。该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该案审理过程中，东晨公司辩称，根据其统计的面积为：住宅面积6792.905平方米，非住宅面积577.664平方米。2002年12月17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东晨公司发出编号为穗房拆结字[2002]121号《关于批准拆迁结案的函》（以下简称121号函），写明：你司申请东山区××路以南、××地块（第二期）拆迁结案的函收悉。经核实，上述地块经市国土局《建设用地通知书》及《关于更改办理用地手续单位名称的复函》文批准由你司使用，用地面积为6027平方米，用地性质为综合商住楼。2000年6月9日市房管局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拆迁。经核实，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面积为7074.09平方米，非住宅安置面积为460.03平方米。经审查，除三角市××号、××号正在办理房屋确权手续，永胜西约××号正在法院诉讼中，3间房屋未办理产权补偿备案手续外，其余房屋所有人已与你司签订了产权补偿协议，并安置完毕，同意先行拆迁结案等。并于该函中要求应在三个月内完成上述3间房屋的产权补偿备案手续，应先建回迁房并于2006年12月30日前安排被拆迁人回迁。该函件中附有《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情况登记表》及《城市房屋拆迁结案统计表》，在《城市房屋拆迁结案统计表》中写明：房屋拆除面积住宅为8469.93平方米，非住宅为457.15平方米，房屋产权调换面积住宅为7074.09平方米，非住宅为460.03平方米，房屋作价补偿情况住宅为1604.21平方米，作价合计5592005.35元等。同月23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出《关于建议核发的函》，称涉案地块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已完成，并以121号函办理结案手续，现已具备建设商品住宅条件，建议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对于上述121号函件中涉及尚未办理产权补偿备案手续的3间房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1.2001年2月15日，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就东晨公司与陈礼仪关于××路××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纠纷作出穗房拆裁字[2000]673号房屋拆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申请人应于2005年4月29日前在原广州市东山区××路三××号房屋地段兴建的商住回迁楼首层向南方位划出有建筑面积58.95平方米的铺位（门面宽不少于4.2米，含按规定分摊楼梯、走廊面积），作为拆除被申请人拥有的广州市东山区××路××号（现编门牌××）房屋的产权调换补偿，并供被申请人回迁使用；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会同前来本局办理拆迁广州市东山区××路××号（旧门牌××）房屋的产权调换补偿手续等。2003年1月1日，东晨公司与陈礼仪就拆除座落在东山区××路××号房屋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约定东晨公司在2005年4月29日前将自有的座落在东山区三角市回迁新建楼商铺综合商住偻首层、位置南向的自有房屋63.95平方米用作拆除陈礼仪原址房屋后的产权调换（补偿）；回迁首层商铺，南向建筑面积63.95平方米铺位，门面宽不小于4.2米，不包墙，63.95平方米为长方形等。同年12月26日，该合同办理了拆迁备案手续。2.2004年10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张少媚等人与东晨公司关于××路三角市45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纠纷作出编号为（2003）穗中法民四终字第1205号民事判决：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原、被告和第三人等一同到房管部门办理本市××路三角市45号房屋（建筑面积111.8384平方米）的产权调换手续；其中建筑面积23.88平方米（含按规定的公用面积分摊）在该屋地段新建楼首层东向商铺，余下建筑面积87.96平方米（含按规定的公用面积分摊）在该屋地段新建楼第四层西向套间作为对该屋的合法产权人的产权调换。3.2000年12月21日，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就东晨公司与陈秋韵、张彩凤、广州市东山区光彩首饰工艺服务部关于××路永胜西约37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纠纷作出穗房拆裁字[2000]717号房屋拆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申请人于2005年4月29日前在原拆迁地段兴建的回迁楼首层西向方位划出有建筑面积30平方米的商场铺面（铺面宽度不少于4米）和在第八层西向方位划出有建筑面积113.31平方米的套间，合共建筑面积143.31平方米（含按规定分摊梯间、走廊面积）的房屋被申请人作为拆除被申请人原有的广州市××路永胜西约37号房屋的产权调换补偿并供第三人广州市东山区光彩首饰工艺服务部、张彩凤回迁使用；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会同前来本局办理拆迁广州市××路永胜西约37号房屋的产权调换补偿手续。同时，申请人应一次性给付被申请人天井补偿费13173.75元等。2001年6月5日，原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就陈秋韵、张彩凤、广州市东山区光彩首饰工艺服务部就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作出的前述行政裁决提起的行政诉讼作出（2001）东法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维持了前述行政裁决中第一、二项等内容。2008年3月24日，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以穗房拆函（2008）118号“关于××路以南地块拆迁情况函”致函一审法院，内容为东晨公司委托置业公司负责上述地块的拆迁安置工作于2002年12月9日、17日在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分别办理了拆迁结案手续（穗房拆结字[2002]119号、[2002]121号《关于批准拆迁结案的函》），该地块自拆平后停顿至今，经查该地块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面积约12819平方米。2007年10月5日，一审法院发出了（2007）越法执字第638号拍卖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2009年7月11日，一审法院和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刊登了拍卖本市越秀区××路以南、××地段（第二期用地）“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拍卖公告”，其中内容为“…二、转让附加条件：（三）该宗地房屋拆迁安置面积约12819平方米，具体的拆迁补偿以实际情况为准。原拆迁合同仍然有效，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承担拍卖标的上被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包括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已将补偿方式变更为货币补偿的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并按原签订的合同内容执行负担拍卖成交后的合同义务。此外，拍卖成交后，拍卖标的范围内因拆迁、回迁安置协议所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买受人与相关的被拆迁人共同解决等”。同年8月12日，旭城公司通过竞投成为上述地块买受人，并于同日与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签订编号为穗国土交易[2009]第××号的《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转让成交确认书》。置业公司遂于2009年12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1.2012年1月17日，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向置业公司出具编号为穗房拆函[2012]13号《关于××路以南地块拆迁补偿安置情况的复函》，写明：广州市东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你司拆迁的××路以南、××以东等地块（第二期）已拆迁结案（穗房拆结字[2002]121号）。根据拆迁档案及相关资料反映，上述地块总拆迁补偿安置面积为7853.22平方米（含拆迁补偿面积及膨胀租户安置面积），其中住宅面积7275.36平方米，非住宅面积577.86平方米。该函作出后，东晨公司不服该函内容，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经一审法院审理，于2012年4月6日作出（2012）穗越法行初字第65号行政判决：撤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2年1月17日作出的穗房拆函[2012]13号的《关于××路以南地块拆迁补偿安置情况的复函》。案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013年12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穗越法行重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维持原判决结果。2015年9月2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285号行政判决：一、维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行重字第4号行政判决；二、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广州市建筑置业有限公司2012年1月10日的《请予明确拆迁补偿安置面积的申请书》重新作出答复。2015年10月22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向置业公司出具穗房征函[2015]100号的《关于××路以南地块拆迁补偿安置情况的复函》，写明：经查，广州市东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你司拆迁的××路以南、××以东等地块（第二期）已拆迁结案（穗房拆结字[2002]121号）。该地块实体档案已全部移交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具体情况可向市房地产档案馆申请调阅和复印。2.东晨公司为证明置业公司在实施拆迁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伪造拆迁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00年6月20日，东晨公司与名为黄竞威者签订的《征用房屋补偿协议书》，其中约定双方就业权人黄竞威永胜西约1号房屋的补偿商定为弃产补偿，总额为330435元。（2）置业公司于2000年向东晨公司发出的《请款报告》《工程征地发款收据》及《费用报销单》，内容为支付上述永胜西约1号房屋的补偿款。（3）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出具的《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该查册表显示永胜西约1号房屋的产权人为杨石维，所有权来历为2001年4月向黄竞威购买。（4）2001年6月25日，东晨公司与杨石维分别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及《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由东晨公司拆除杨石维所有永胜西约1号房屋，并约定了具体的补偿及安置办法。（5）《广州市居民常住户口登记表》，其中记载的内容显示永胜西约1号的户下迁来谭绮娟等人，并无杨石维的户籍资料。（6）（2006）越法民三初字第2877、2878号民事判决书，两案查明事实显示：涉案地段的××路××号房屋及××号房屋曾以郑燕妮的名义与东晨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东晨公司经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04）东法民三初字第2122、212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该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系以伪造承租人身份订立，故该两份协议无效。据此，两案判决由郑燕妮退还已领取的临迁补助费用等。此后，二审法院以（2005）穗中法民四终字第655、656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本院以（2007）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116、11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二审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3.本案诉讼过程中，经一审法院摇珠委托广东高迪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的地块节余面积2011.798平方米[住宅部分A塔标准层由下至上共十二层中确定为1196.64平方米，非住宅（商铺）在首层及二层中确定为815.14平方米]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2014年10月9日，该公司作出高迪评估[2013]003号《价格评估结论书》，写明：经市场调查，在2013年4月10日时，1.与委托标的相类综合商住楼中的现有住宅二手市场销售中准价格为25000元/㎡，标的住宅部分A塔标准层由下至上共十二层中面积为1196.64平方米的市场价值为29916000元；2.由于申请人无法确定非住宅[商铺]分别在首层及二层的具体面积和方位，现按同地段首层商铺和二层商铺的单价进行评估，经市场调查，同地段首层临街商铺的市场销售均价为81167元/㎡，二层商铺的市场中准价格为40584元/㎡。价格评估结论为住宅部分A塔标准层由下至上共十二层中面积为1196.64平方米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29916000元；非住宅[商铺]在首层及二层的商铺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市场单价为每平方米81167元/㎡及40584元/㎡等。对于上述评估报告，东晨公司坚持认为不存在节余面积，故根本不应进行任何的评估。而置业公司则坚持以2014年4月10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勘查涉案场地现场当日作为评估基准日，经一审法院多次告知诉讼风险，置业公司仍坚持以该时点作为评估基准日，并拒绝支付其它时点的评估费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置业公司与东晨公司就该涉案地块自愿签订的《拆迁承包合同》及《××路、三角市、永安东街、东濠涌商住楼地块拆迁承包合同结算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虽然置业公司按拆迁承包合同的约定履行前期动迁、拆除等义务，并已在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办理了上述地块拆迁结案手续，但是根据上述《承包合同》的约定“乙方实际发生的拆迁补偿安置面积和拆迁费如超过承包合同所订之包干面积和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再追补；实际发生低于合同所订承包数，所节约的房屋面积和费用均属乙方所有，但必须在甲方确认上述原址房屋住户的全部补偿和安置后，乙方才能处理，乙方节约的面积在扣除有关费用和税费后由甲方给予办理产权。”即置业公司负担的合同义务尚包含有协助办理回迁安置，置业公司获取节余面积的前提是其在办理拆迁补偿安置工作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费用和面积低于其总包干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质言之，置业公司获取节余面积附有相应的条件，该条件在实际补偿回迁安置工作完成时方成就，现因涉案地块烂尾，实际回迁工作并未开展，故置业公司据以主张诉求的条件并未成就。因此，置业公司诉请确认节余面积数额及按评估价格支付补偿款项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而且涉案地块上的商住楼尚未建成，实际回迁补偿安置的面积数并未最终确定，置业公司主张的节余面积数仅是依据现有的拆迁结案统计数据进行的理论推算，与实际完成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后可能存在的节余面积显然并不能视为同一数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2012）穗越法民三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驳回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243869元（其中案件受理费165549元、评估费78320元），由置业公司负担。置业公司不服，向二审法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2.东晨公司、旭城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为我方负有协助回迁的义务还未完成，该义务是我方取得应得节余面积的前提条件，该条件还未成就。是认定事实的严重错误：1.一审认为《拆迁承包合同》第九条第4项约定了我方协助完成回迁义务是取得应得节余面积的前提条件，该认为是对该条款的错误理解。该条款真实含义是约定我方对应得节余面积的自由处置和要求办证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取得应得节余面积的前提条件。《拆迁承包合同》第九条第4项明确约定：“必须甲方确认上述原址房屋住户的全部补偿和安置后，乙方才能处理及甲方才给予乙方办理产权证的。”该项约定的事项是要求我方必须协助东晨公司完成全部补偿和回迁安置后，我方才可以自由处置其取得的节余面积，才可以要求东晨公司给予办证，并未将该条件作为我方取得节余面积的前提条件。2.《结算协议》第三条第3、4项的约定，改变了《拆迁承包合同》第九条第4项关于协助完成回迁义务是自由处置应得节余面积和办证的前提条件。结算协议第三条第3项约定：“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办理归属乙方产权回迁楼的转名手续。在具备办理产权条件情况下，甲方收到乙方书面报告，购房人名单及必要资料后六个月办妥转名手续，转名手续费每宗一千五百元由乙方支付给甲方。当回迁楼未取得产权证前，甲方负责协助乙方以甲方名义代收取租户租金并开具收款凭证，每年收取一次。代收取的租金扣除税费及5％给甲方作为手续费外，余额即转付乙方”。第三条第4项约定：“本地块回迁工作完成前，乙方仍需协助甲方办理临迁费发放及回迁工作。”《结算协议》第三条第3、4项，实际已经不再将完成协助回迁义务作为我方处置应得节余面积和办证的前提条件。《拆迁承包合同》第九条第4项和《结算协议》第三条第3、4项对同一内容做出不同的约定，应以签订在后的《结算协议》为准，《拆迁承包合同》第九条第4项的内容已经失效。3.我方协助完成后续回迁义务已经被解除，我方取得应得节余面积的权益已经不再负有任何前提条件。因为东晨公司已经丧失对该项目回迁事务的控制权，该回迁事宜完全由旭城公司控制，而旭城公司在庭审中一直明确拒绝我方履行后续协助回迁义务，事实上我方的协助回迁义务已经无须履行，也无法履行，该义务事实上已经被解除。因此，一审判决还认为协助回迁义务是我方获取节余面积的前提条件，且该条件还未成就，是明显认定事实的严重错误。二、一审以我方主张的应得节余面积与实际回迁后剩余面积不一致为由驳回我方所诉的应得节余面积的请求，是明显的逻辑错误，判非所诉。一审已经查明和认可我方应得节余面积为2011.78平方米，也认可置业公司所诉请的也是应得的节余面积。如果旭城公司还同意让我方继续履行协助回迁义务，旭城公司应将9865平方米总包面积交与我方进行回迁安置。回迁完成后，回迁户实际回迁的面积一般会大于应回迁面积7349.96平方米1％左右。该1％左右的面积，回迁户要支付对价购买的。届时，我方应将应得节余面积中的部分面积卖与回迁户，该款是我方所有，与东晨公司和旭城公司无关。那么，协助完成回迁后，我方应得节余面积2011.78平方米的总的权益还是固定不变的，仅仅是该面积一部分卖与了回迁户变现为现金，一部分是应得节余面积的剩余面积，该剩余面积应是小于应得节余面积，但该剩余面积并不丝毫影响我方应得节余面积的权益的确定，并不会减少应得节余面积的总的权益。但一审判决却以我方所主张的应得节余面积与实际完成回迁后的剩余面积不一致为由，驳回我方所主张的确认应得节余面积的主张，明显是判非所诉，逻辑错误。东晨公司辩称：一、东晨公司与置业公司之间的拆迁承包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双方已经结算，权利义务终结，之后置业公司又主张节余面积，并提起诉讼，本身就是出尔反尔的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早于2002年2月9日，东晨公司与置业公司就《拆迁承包合同》及四份《补充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进行结算，并签订了《结算协议》，双方依据回迁图确认了安置面积10017.50平方米，并计算出152.50平方米的差额面积，及差额面积款838750元；减去差额后《结算协议》最终确认面积为9865平方米。至此，双方之间的拆迁承包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权利义务终结。之所以能够达成结算协议，是基于双方均认可拆迁已完成，而在短期内无法实际安置完成的前提下，依据拆迁协议等计算面积，及回迁图纸结合相关计算方式，计算将来可能安置的建筑面积而得出的。故，之后置业公司又要主张节余面积，并提起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涉案项目正常拆迁的情况下，本身就不该有节余面积。需要拆迁的面积双方在签订《拆迁承包合同》时就已经摸查统计过，并依据该数据签订《拆迁承包合同》。双方之所以约定“增加面积由置业公司承担，节余面积由置业公司享有”是为了约束置业公司在原测绘的面积上不要再擅自增加安置补偿面积。正常拆迁的情况下，本身就不该有节余面积。三、东晨公司已支付的安置补偿费用远远超出《结算协议》确认的总包面积。因涉案地块转让，客观上回迁安置工作由旭城公司完成。现在置业公司既没有证据证明有节余面积，也没有证据证明东晨公司因节余面积获利。涉案地块在进行拍卖的时候，已经依据置业公司提供的数据（穗房拆[2008]118号）剔除了比《结算协议》确认面积更多的安置面积（“118号”函12819㎡减去“119号”函1298.04㎡=11520.96㎡（该数据为东晨公司实际承担的安置补偿面积）；减去“结算协议确认”9865㎡=东晨公司多支付的面积1655.96㎡）。因剔除安置面积直接导致土地拍卖价款的减少，这也就是东晨公司实际承担的安置补偿面积及费用。现在置业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节余面积，或东晨公司因节余面积而获利；客观上也没有实际安置，最终的安置面积无法确定。置业公司的主张显然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四、置业公司提供的核心证据121号函的数据不完整，且与双方《拆迁承包协议》所约定的“建筑面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该证据不能做为置业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拆迁过程中，所有的有关拆迁的文件资料都是由置业公司制作的，如：1.与被拆迁人签订的《拆迁协议》；2.向房管局备案的《拆迁协议》（拆迁协议备案不完整）；3.向房管局备案的《房屋拆迁住户安置情况备案表》（《房屋拆迁住户安置情况备案表》数据统计错误，如：将居住面积、使用面积及建筑面积混同相加；将数十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显示“.00”；遗漏近千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遗漏弃产补偿面积等（详见第六条，及正三卷29-89页）；4.涉案土地在越秀区法院拍卖过程中的评估所需的安置面积的（穗房拆函[2008]118号）《附表一二》（《附表一二》显示安置补偿面积为12819平方米）。以上的文件及相关数据都是由置业公司办理和出具。可以明显看出房管局备案数据有误，且与涉案土地在越秀区法院拍卖过程中的评估所需的安置面积（穗房拆函[2008]118号）《附表一二》不同。121号函是为了项目进行下一步房地产开发，房管局依据置业公司提供的《房屋拆迁住户安置情况备案表》作出的，该函数据不完整不准确；依据121号函作出的穗房拆函[2012]13号《关于××路以南地块拆迁补偿安置情况的复函》已经被法院撤销就是最好的证明。东晨公司与置业公司签订《拆迁承包协议》第三条第1款中明确约定提供给置业公司总承包的回迁补偿安置面积为“建筑面积（包括公共走廊、楼梯面积分摊、不可分割面积等）”与121号函的数据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该函数据当然不能作为东晨公司和置业公司双方之间的实际拆迁数据，《结算协议》确认的数据才是双方认可，且用于确认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数据。五、即便置业公司否认双方之间结算完毕的事实，提出存在“节余面积”的主张。东晨公司认为，涉案项目至今未实际补偿安置完毕，只要没有实际安置完，补偿安置面积就无法确定。六、经查阅房管局备案的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结合使用面积、居住面积等与建筑面积的计算方式进行估算，本案将来要补偿安置面积并不存在任何节余，甚至可能会超出拆迁合同所约定的数额。一审法官的观点是现在没有实际安置，置业公司提到的协助完成回迁义务属理解错误，事实上现在没有安置，该观点是对一审认定的误解。旭城公司辩称：1.本案是合同之诉，实际上是置业公司与东晨公司关于拆迁安置合同的纠纷，我方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受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约束，因此我方与本案没有关联。2.我方已了解到该地块拆迁安置的情况，公司的回复是该房屋正在建设中，安置回迁预计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3.回迁安置的面积需要根据拆迁房屋的面积以及房屋的使用情况（结构、租户等）结合相关的拆迁安置政策来最后确定；4.回迁安置面积计算结果出来后，需经过我方与回迁户、拆迁安置办三方确认，初步估计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幅度不能确定。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二审庭审中，置业公司提交4份证据：证据1.（2013）穗中法民五终字第81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证明杨石维为本案拆迁户，其拆迁回迁合同合法有效已经经过该生效判决确认，反证了在一审中东晨公司称该回迁户是置业公司制造的虚假材料是不符合事实的，东晨公司的该行为是对置业公司的诬告陷害，是企图扰乱法庭对本案的正常审查；证据2.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搜索到的原告许铭锦诉被告旭城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的公告，证明旭城公司与东晨公司实际上是由同一控制人控制，该司由于严重缺乏诚信，为了己方利益严重损害涉案地块拆迁户的合法利益，旭城公司故意不去法院领取传票造成下落不明的假象，逃避责任。证据3.涉案地块销售宣传资料4张，证明本案的涉案地块已经开放建成封顶，开始销售，该涉案地块已经可以回迁安置；证据4.涉案地块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证明旭城公司2015年将该地块抵押于工商银行，融资了4.3亿元，证明该地块至2009年旭城公司进场至今，该地块增值10倍以上，达到了旭城公司不按照规定按期开发不惜损害置业公司以及回迁户的合法利益以达到价值最大化的非法目的。东晨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需要核实，不属于新证据，我方认为该证据的判决内容与置业公司所主张的诉求没有关联性，本案是对重5字的二审案件，重5字过程中对杨石维的安置情况，一审中没有提到过；证据2，真实性需要核实，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3，真实性需要核实，不属于新证据，据我方了解，涉案地块将进入预售阶段，距竣工尚有距离，其证明的问题不成立；证据4，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这属于经营问题，银行的数额不能证明土地价值，土地的价值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旭城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无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无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证明内容我方不认可，公告送达不等于我方恶意损害回迁户的利益；证据3，原件中没有照片，宣传资料与楼盘竣工验收可以交付是两回事，照片的最后一页显示楼盘没有竣工还在建设当中；证据4，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开发经营与本案无关联。2.在二审中，置业公司向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法院调查涉案地块项目建设工程报建资料，包括建设工程施工图纸、预留回迁面积情况等以及涉案地块项目申请办理预售证资料。旭城公司在二审庭询后提交了书面情况说明，称截止至2016年8月11日，回迁房屋（荣庆二期A栋）±0.00以下地下室主体结构完成，±0.00以上部分主体结构完成至5层楼面（总高31层）；所建商品房目前没有办理预售许可证，由于没有达到预售条件，因此没有对外销售，仅对外进行宣传。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请求的，不予审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利益的除外”的规定，二审仅对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置业公司与东晨公司就该涉案地块于2000年3月19日签订的《拆迁承包合同》以及于2002年2月9日签订的《××路、三角市、永安东街、东濠涌商住楼地块项目拆迁承包合同结算协议》，双方形成的是房屋拆迁承包关系，因此本案的案由应为房屋拆迁承包合同纠纷，一审定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有误，二审予以纠正。上述合同、协议已由发生法律效力的（2009）越法民三初字第1362号民事判决认定为有效，本案不再论述，予以确认。关于置业公司在本案中请求确认节余面积数额及按评估价格支付补偿款项的诉请问题。虽然置业公司已按上述《拆迁承包合同》的约定完成了前期动迁、拆除等义务，涉案地块项目也已在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办理了拆迁结案手续（穗房拆结字[2002]121号）。但是根据上述《拆迁承包合同》第九条“其他有关商定或说明”中的约定：“乙方（即置业公司）实际发生的拆迁补偿安置面积和拆迁费如超过承包合同所订之包干面积和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即东晨公司）不再追补；实际发生低于合同所订承包数，所节约的房屋面积和费用均属乙方所有，但必须在甲方确认上述原址房屋住户的全部补偿和安置后，乙方才能处理，乙方节约的面积在扣除有关费用和税费后由甲方给予办理产权。”按照该约定，置业公司还负有协助东晨公司办理回迁安置的义务，置业公司获取节余面积的前提是其在办理拆迁补偿安置工作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费用和面积低于其总包干数，而且该节余面积必须在东晨公司确认上述原址房屋住户的全部补偿和安置后，置业公司才能获取。因此，置业公司获取节余面积附有相应的条件，该条件在实际补偿回迁安置工作完成时方能成就。此外，尽管已办理拆迁结案手续的拆迁档案及相关资料反映，涉案地块项目总拆迁补偿安置面积为7853.22平方米（含拆迁补偿面积及膨胀租户安置面积），其中住宅面积7275.36平方米，非住宅面积577.86平方米。但是按照拆迁回迁安置、补偿的行业惯例，在办理拆迁结案手续后东晨公司实际完成上述原址房屋住户的全部补偿和安置时，用于拆迁回迁安置、补偿的面积仍有可能存在变化，这样会导致置业公司获取节余面积的多少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现因涉案地块项目仍由受让人旭城公司建设中，实际回迁安置工作仍未开始，故置业公司在本案中据以主张其诉请的条件尚未成就。关于置业公司与东晨公司于2002年2月9日签订的《××路、三角市、永安东街、东濠涌商住楼地块拆迁承包合同结算协议》，该协议约定：东晨公司提供17267.5平方米建筑面积总包给置业公司安置回迁户（该面积包括公共走廊、楼梯面积分摊、不可分割面积、楼层增幅面积），除已安置及回购共7250平方米外，余下10017.5平方米安置在首、二层商铺，及A塔由下至上共12层住宅；如东晨公司提供给置业公司的回迁面积如有不足，则商铺以18000元/平方米、住宅以5500元/平方米均价与乙方结算。从该协议的约定可以看出，双方是对东晨公司提供给置业公司用于动迁中解决回迁安置、补偿的面积数以及如果提供的面积数不足如何处理进行约定，并无提及置业公司用于动迁的已完成回迁安置、补偿的面积数，也无对置业公司的动迁完成后的节余面积数为多少进行约定，也无对原《拆迁承包合同》第九条“其他有关商定或说明”中的上述约定进行变更，该协议并非双方最终的对节余面积的结算处理。因此，置业公司在二审中主张该结算协议的约定改变了《拆迁承包合同》关于协助完成回迁义务是处置应得节余面积和办证的前提条件以及其协助完成后续回迁义务已经被解除，其应取得的节余面积不再有任何前提条件，理据不成立，二审不予支持。如上所述，涉案地块项目的楼宇尚未建成，实际发生的回迁补偿安置的面积数并未最终确定，置业公司有否节余面积以及如有节余面积其数额尚未最后确定。置业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节余面积数仅是依据现有的拆迁结案统计数据进行的理论推算，与实际完成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后可能存在的节余面积数显然并不能视为同一数据。因此，置业公司在本案中请求确认节余面积数额及按评估价格支付补偿款项的诉请，理据不充分，二审不予支持。据此，置业公司在二审中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理由不成立，二审不予采纳。置业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二审不予审查。关于置业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旭城公司对东晨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一审法院于2009年7月11日就涉案地块项目刊登的“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拍卖公告”的内容“…二、转让附加条件：（三）该宗地房屋拆迁安置面积约12819平方米，具体的拆迁补偿以实际情况为准。原拆迁合同仍然有效，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承担拍卖标的上被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包括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已将补偿方式变更为货币补偿的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并按原签订的合同内容执行负担拍卖成交后的合同义务。此外，拍卖成交后，拍卖标的范围内因拆迁、回迁安置协议所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买受人与相关的被拆迁人共同解决等。”旭城公司作为涉案地块项目的受让人，应受该转让附加条件的约束，即其应负担涉案地块项目的回迁安置以及因拆迁、回迁安置协议所产生的一切纠纷，而置业公司为涉案地块项目的拆迁承包人并已完成了前期动迁、拆除等工作，涉案地块项目已办理了拆迁结案手续，旭城公司显然会因置业公司的该项工作的完成获得利益，东晨公司原应向置业公司支付拆迁节余面积的义务应由旭城公司承担，因此，置业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旭城公司对东晨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成立，二审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此不作审查认定，显属不妥，二审予以纠正。旭城公司在涉案地块项目的回迁安置补偿最终完成后有节余面积且确定节余面积数额时应对东晨公司支付给置业公司拆迁节余面积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除对旭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作审查认定欠妥应予纠正外其他认定并无不妥，处理也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置业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二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二审法院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2016）粤01民终93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165549元，由置业公司负担。本院再审对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在再审庭审中，旭城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临迁费发放表及流水，拟证明旭城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向被拆迁户支付临迁费；（2）（2017）粤0104民初439号民事裁定、（2017）粤0104民初13384号民事起诉状，拟证明置业公司和其关联方韩健群利用终审判决“法院认为”部分对连带责任的认定，以同一诉讼请求、事实理由再次起诉旭城公司；（3）（2017）粤0104民初13384号之一民事裁定、财产保全通知书，拟证明韩健群申请查封旭城公司财产，导致回迁工作无法开展，旭城公司无法销售，遭受重大损失；（4）（2017）粤0104民初19005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置业公司多次起诉查封案涉土地项目，导致回迁工作未实际开展，旭城公司按临迁费200%的标准支付逾期临迁费。对于上述证据，置业公司质证称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其他案件的诉讼是当事人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合法正当行为，由此导致的损失不应由其承担。东晨公司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2.在本院再审审理过程中，案外人韩健群以其是案涉地块项目工程的实施人和实际权益人，具有独立请求权为由，向本院提交申请，请求参加本案再审诉讼。韩健群还向本院提交了编号为（2019）粤广广州第054249号、第054250号、第054251号的三份公证书，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对韩健群在“天眼查”、“企查查”网站查询工商信息的操作过程予以公证，拟证明旭城公司、东晨公司、置业公司三方是利益共同体，存在以虚假诉讼侵害韩健群利益的情形。本院经审查，案外人韩健群并非涉案《拆迁承包合同》及《××路、三角市、永安东街、东濠涌商住楼地块拆迁承包合同结算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且韩健群在一、二审阶段均未提出参加诉讼的请求，其请求在再审阶段参加诉讼，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房屋拆迁承包合同纠纷。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旭城公司应否对东晨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置业公司是否享有节余面积及相关权益的问题。置业公司与东晨公司于2000年3月19日签订的《拆迁承包合同》及于2002年2月9日签订的《××路、三角市、永安东街、东濠涌商住楼地块拆迁承包合同结算协议》已由发生法律效力的（2009）越法民三初字第1362号民事判决认定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受到上述合同的约束。关于置业公司是否享有节余面积及相关权益的问题，双方签订的《拆迁承包合同》第九条“其他有关商定或说明”设定了一定条件：“4.乙方（置业公司）实际发生的拆迁补偿安置面积和拆迁费……低于合同所订承包数，所节约的房屋面积和费用均属乙方所有。但必须在甲方（东晨公司）确认上述原址房屋住户的全部补偿和安置后，乙方才能处理。”按照上述约定内容，置业公司获取节余面积的前提是其在办理拆迁补偿安置工作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费用和面积低于其总包干数，且该节余面积必须在东晨公司确认上述原址房屋住户的全部补偿和安置后，置业公司才能获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述约定的法律性质属于附条件的合同条款，合同条款所附条件只有在实际回迁安置工作完成时方成就。置业公司主张其诉请的节余面积是根据《××路、三角市、永安东街、东濠涌商住楼地块拆迁承包合同结算协议》计算得来，即其主张的节余面积数是依据现有的拆迁结案统计数据进行的理论推算。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由于涉案项目至今尚未完成对原址房屋全部住户的安置，实际发生的回迁安置补偿面积仍未最终确定，且按照行业惯例，在办理拆迁结案手续后东晨公司实际完成上述原址房屋住户的全部补偿和安置时，用于拆迁回迁安置、补偿的面积仍有可能存在变化，因此，置业公司是否享有节余面积尚不能最终确定，故置业公司在本案中据以主张其诉请的条件尚未成就。一、二审判决认为置业公司在本案中请求确认节余面积数额及按评估价格支付补偿款项的诉请理据不充分，依法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二）关于旭城公司应否对东晨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民法的基本法理，连带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共同产生的不履行民事义务的民事责任承担全部责任，并因此引起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连带责任对责任人苛以较为严格的共同责任，使得责任人处于较为不利地位，因此必须以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作为适用连带责任的前提基础，不能通过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任意将多人责任关系认定为连带责任。本案中，如前所述，置业公司对于节余面积及其相应权益所可能享有的权利的条件尚未成就，故东晨公司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尚处于不确定状态，在此情形下，二审判决径行审查认定旭城公司应对东晨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显属不妥。综上，二审判决实体处理虽驳回了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但在论述中认定旭城公司在涉案地块项目的回迁安置补偿最终完成后有节余面积且确定节余面积数额时应对东晨公司支付给置业公司拆迁节余面积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该认定存在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置业公司的相关诉求可在合同约定的条件成就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二审判决除审查认定旭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存在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外，其余部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终936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虹审判员 赖尚斌审判员 王 凯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钟蕾书记员苏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