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民终115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叶亚珍，女，196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委托代理人：刘创巍，浙江民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沈益康，浙江民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温岭市中龙船用辅机厂。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松门镇松寨村。代表人：金玲波，该厂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辉滨，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霓莹，浙江天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施永存，男，197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上诉人叶亚珍因与被上诉人温岭市中龙船用辅机厂（以下简称中龙厂）、一审被告施永存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同年10月18日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调查质证。上诉人叶亚珍及其委托代理人沈益康、刘创巍，被上诉人中龙厂的委托代理人李辉滨参加了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龙厂于2019年4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叶亚珍、施永存偿还捕捞设备欠款45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8年7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生效判决指定履行日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叶亚珍、施永存承担。在庭审中，中龙厂明确其诉请要求叶亚珍、施永存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偿还义务。事实和理由：叶亚珍、施永存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有十多年同居，平时对外都以夫妻相称，“浙鄞渔82777”船登记于叶亚珍名下，由叶亚珍、施永存一起经营。2018年7月10日禁渔期时，叶亚珍、施永存因为需要修理该渔船，向中龙厂购买捕捞设备，但至今拖欠购买款项合计45000元。叶亚珍、施永存一审中共同答辩称：1、叶亚珍并非本案适格被告，该船由施永存及案外人严夏道、吴庆顺三人承包，承包费50万元，从卖鱼货的收益中扣除，因为船舶要出海等原因，没有签订承包合同；船舶实际由吴庆顺负责经营管理，其雇用船员并发放工资，故施永存也并非适格被告。2、作为本案主要证据的销货清单是虚假的，证据上没有收货方盖章，签字人陈某是船上轮机长，由吴庆顺叫来船上工作，其在船不经手涉案货物的接收，也无船方授权。3、根据行业惯例，货款在船舶出海前应付清或仅剩小部分尾款，本案中龙厂起诉的货款已经全部由吴庆顺支付。综上，请求驳回中龙厂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浙鄞渔82777”船由叶亚珍所有，叶亚珍、施永存未办理结婚证登记，对外以夫妻相称。2018年6月1日左右，该船停靠至温岭箬山镇里箬码头开始修理，修理完毕后于8月6日开船。中龙厂于2018年7月10日向该船供应了吸鱼机等捕捞设备，合计金额45000元，由该船轮机长陈某在销货清单上签字确认。叶亚珍、施永存至今未付货款，各方纠纷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在于涉案合同相对人的识别。中龙厂主张叶亚珍、施永存对外以夫妻相称，系共同经营船舶。叶亚珍、施永存则辩称船舶由叶亚珍承包给施永存及案外人吴庆顺、严夏道三人合伙经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仅有船员签字的销货清单，船员代表船方，须根据船舶所有、经营等事实认定合同相对人。叶亚珍、施永存辩称三人合伙经营，吴庆顺、严夏道均否认合伙事实，缺少合伙协议及其他书面佐证，对于合伙的比例、盈利分配、亏损负担、财务及经营管理等细节也缺乏合意，叶亚珍、施永存未证明吴庆顺、严夏道在所谓的合伙期间存在实际入股、获取收益或参与船舶经营等行为，故对叶亚珍、施永存辩称的三人合伙意见不予采纳。叶亚珍系船舶所有人，中龙厂主张叶亚珍、施永存共同经营，但两人非夫妻关系，彼此财产独立，据叶亚珍、施永存在庭审中的陈述，多年来施永存参与该船经营事务系为叶亚珍帮忙，故施永存参与船舶事务、发放船员工资均有代叶亚珍行为的可能，同时也缺乏证明两人共同经营的实质性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船舶所有人即叶亚珍为合同相对人，其对于拖欠的货款应承担支付义务。对于中龙厂主张的利息，双方未明确约定支付期限，中龙厂以供货完毕的次日起算利息并无不当，符合通常惯例，且其利率主张合理，故予以支持。综上，中龙厂诉请合法有理的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保护，事实及理由不足的部分，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3日判决：一、叶亚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龙厂支付货款45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7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中龙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25元，减半收取462.50元，由叶亚珍负担。叶亚珍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叶亚珍不承担支付义务。事实和理由：一、叶亚珍与施永存没有登记结婚，彼此财产独立，一审认定的施永存发放工资等行为，与叶亚珍无关。二、中龙厂提供的销货清单，叶亚珍在一审中一再要求对上面的签字及签字形成时间做出鉴定，但均未获准。三、案外人吴庆顺实则为“浙鄞渔82777”船承包人之一，其证言不应被采纳。再者吴庆顺如若不是合伙人之一，其为该船的修理四处联系打听不符合常理。实际上，包括船员招募、船舶修理等皆由他一手包办。四、案外人严夏道亦是合伙人之一，严夏道及其妻亲口承认合伙的录音，一审以严夏道自行否认而未认定该录音的效力。五、关于本案主张的欠款未付清，有违行业惯例。渔船出海前是不拖欠任何费用的，据叶亚珍调查，该欠款实际早由吴庆顺付清。二审调查过程中，叶亚珍增加上诉理由和请求：本案及相关案件所涉销货清单均系伪造，证人陈某在一审庭审中证言与（2019）浙72民初901号案关于谁签字的事实相反。关于合伙，吴庆顺在后面案件中证词有改变，原来否认合伙，后来说其本人不是合伙人，但施永存与严夏道合伙。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应移送公安处理。中龙厂答辩称：一、一审认定施永存发放工资行为有客观依据，且符合客观事实。虽然中龙厂起诉时主张叶亚珍和施永存是合伙共同经营，但一审认定施永存代理叶亚珍，那么其只能是代理叶亚珍发放工资，叶亚珍上诉称施永存发放工资与其无关不符合基本事实。二、中龙厂一审时提供了销货清单及其他证据，和证人证言都相吻合，形成证据链，充分证明叶亚珍为修理其所属渔船由船员向航万里公司购买配件的事实。一审法院有两次开庭均对销货清单进行了审查，要求销货清单签字的船员出庭作证，这些证人都某出庭，而且均确认了销货清单上的签名是其本人签名，也确认了签字的时间，根本不存在叶亚珍所谓需对签字和签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必要性。三、吴庆顺在一审中也已经出庭作证，其并非涉案渔船的合伙人或承包人。吴庆顺在出庭时解释了其是当地人，也是村里书记，与其他供货商比较熟悉，部分供货商是其介绍的，个别船员也是其介绍的，但并非招募船员、船舶修理是其一手包办，这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因为吴庆顺是介绍人，看其面子，供货商给叶亚珍赊账也符合情理。四、严夏道不是合伙人，本案没有合伙协议书以及任何相应书面证据能够佐证所谓三人合伙的事实，而且也没有合伙期间投入、分工管理以及经营收入分配等最起码的约定。对于录音，严夏道在一审中也已向法院作了说明。五、叶亚珍所谓行业惯例，并不存在。本案及几个系列案费用不多，欠款是正常的。叶亚珍称吴庆顺已付清欠款，没有依据。叶亚珍所属船舶在休渔期间修理是事实，为修理采购配件，所有款项应由叶亚珍承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施永存二审中未陈述意见。二审期间，叶亚珍申请证人赵某、施某出庭作证，为查清案情，本院予以准许。证人赵某在二审中陈述称：其系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分局姜山派出所民警。今年某天下午，赵某在巡逻过程中来到叶亚珍的厂里，听到叶亚珍接了一个电话，约半小时后，过来一男二女，男的说手烫伤了要叶亚珍证明是在她的船上烫伤，叶亚珍说船是50万元承包给他们的，船上的事与叶亚珍无关，男的开始不承认承包，这个男的老婆也否认，后来一点点说下去，男的老婆承认了承包的事实，叶亚珍说把承包合同补一下，就可以出证明给他。证人施某在二审中陈述称：其系滴滴司机，施永存有一次打到施某的车，就留了施某电话号码，后来施永存多次乘坐施某的车，有两三次碰到老吴，听施永存说老吴是村书记。大约去年下半年一个晚上，施永存打车从奉化到温岭，在龙庭酒店里，施某听到施永存和老吴在谈与舟山人船舶合股的事情，谈到施永存出25万元，舟山人出25万元，老吴是中间人，后来他们两人出去，施某睡觉，之后事情不知道。叶亚珍以上述两位证人证言，拟证明经吴庆顺介绍，施永存、严夏道和吴庆顺三人碰到一起，确定合伙关系，原来是施永存和严夏道各承担25万元承包款，后来是和吴庆顺各承担25万元，因此本案还应当追加严夏道和吴庆顺为共同被告。中龙厂对叶亚珍提供的证人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赵某并非本案争议事实的亲历者，按其陈述时间是今年，这个时间双方矛盾已经很大，并且已经进入诉讼阶段，其听到叶亚珍讲承包人找她等等都是单方陈述，其证人身份不具备。从赵某证言内容看，其提到一个男的应该是严夏道，他和他老婆开始时否认承包，至于后来严夏道老婆承认了，不仅无法考证，而且也可能是他们要求叶亚珍出具一份证明，叶亚珍卡着这份证明要挟严夏道。赵某对整个事实经过的回忆并不清晰，完全是根据猜测，且提到的人具体指向不明确，缺乏关联性，也不能证明事实经过，因此其证言不具备法律效力。关于施某的证言，施某也不是整个事情的亲历者，证言讲到舟山人、老吴是否就是严夏道和吴庆顺无法核实，此外，其证言内容提到施永存与舟山人合伙承包50万元，吴庆顺是中间人，与叶亚珍主张吴庆顺是合伙人相互矛盾，也进一步印证吴庆顺并非这条船的合伙人。吴庆顺的证言也讲到严夏道是其介绍给施永存，当时确实谈过合伙的事，但后来没有履行。除此之外，施某的其他证言内容对本案没有证明力。施永存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参加质证，视为放弃质证权利。中龙厂、施永存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对叶亚珍两份证人证言经审核认证如下：两位证人陈述的内容均系转述他人谈话内容，而相关谈话人员指代不明，不足以证明本案“浙鄞渔82777”船存在合伙承包的事实。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龙厂主张其向“浙鄞渔82777”船供应捕捞设备而起诉要求船舶所有权人叶亚珍支付相应货款，故本案系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根据叶亚珍的上诉主张以及中龙厂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审判决叶亚珍承担支付货款责任是否正确。各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分析如下：叶亚珍上诉主张“浙鄞渔82777”船维修及购买案涉设备期间，该船由施永存、吴庆顺与严夏道三人合伙经营，相关货款与其无关。经查，叶亚珍在诉讼中确认其仅与施永存口头谈过承包事宜，并未与吴庆顺、严夏道有过协商或与该三人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叶亚珍也不能提供该三人存在合伙关系的书面证据。施永存一审中虽主张其与吴庆顺、严夏道合伙经营，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三人对合伙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以及入伙、退伙等达成合意，也未能证明三人参与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而吴庆顺、严夏道在一审中均出庭作证否认合伙事实，故一审判决未支持叶亚珍、施永存关于船舶合伙承包的主张，并无不妥。叶亚珍一审提供的录音证据材料以及二审提供的证人证言，尚不足以证明船舶由施永存、吴庆顺、严夏道承包经营以及该三人存在合伙的事实。叶亚珍主张其在一审中申请对销货清单上“陈某”签名以及签名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其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而且一审法院已对陈某本人进行了询问，陈某确认销货清单上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亦确认签名时船上已完成修理，清单上的货物都某安装到船上，故一审未启动鉴定程序并认定销货清单的真实性，有相应依据。至于叶亚珍上诉称案涉货款已由吴庆顺付清，并主张渔船修理费需付清才出海是惯例，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此外，叶亚珍提出本案及关联案件涉嫌虚假诉讼并称已向相关公安机关报案，但其未能向本院出示公安机关立案材料或相关讯问笔录等证据，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虚假诉讼相关事实，故其上诉提出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理由亦不能成立。叶亚珍系“浙鄞渔82777”船所有权人，该船舶在修理过程中向中龙厂购买吸鱼机等捕捞设备，并由该船轮机长陈某在销货清单上签字确认，在叶亚珍不能证明船舶修理期间存在其他实际经营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叶亚珍为本案合同相对人，并对本案货款承担支付义务，有相应法律依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叶亚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5元，由上诉人叶亚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向红审判员  王健芳审判员  孔繁鸿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