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刑终513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练艳梅，化名“付梅”，女，197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深圳市港×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户籍地广东省兴宁市，现住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2017年6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秦红梅，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周柔蘅，广东解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练立权，男，1990年1月8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深圳市港×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员工，户籍地广东省兴宁市，暂住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7年6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练艳梅、练立权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一案，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8）粤03刑初7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练艳梅不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被告人练艳梅成立“深圳市兴×港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并雇请被告人练立权、颜某（另案处理）等人，开始在互联网上发布广告，宣扬可以代办“假结婚获取香港身份”的业务以及赴港生子的各种好处，招揽欲赴港产子的内地女子。练艳梅通过香港人何某（另案处理）寻找合适的香港籍男子与内地女子办理“假结婚”，从而骗取赴港探亲签注，安排内地女子使用该签注出入境在香港医院产检、分娩。练艳梅先与欲“假结婚”赴港产子的内地女子签订协议，并对内地女子进行应对过关检查的培训，然后由练立权引领内地女子与香港籍男子在内地或香港办理“结婚”手续，骗取赴港探亲签注。之后，练立权引领内地女子择时过境，在港产子。成功产子后，练艳梅等人再为内地女子到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新生小孩入籍、办理香港身份证和回乡证等事宜。2016年8月，被告人练艳梅将“深圳市兴×港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港×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改变了作案手法。练艳梅先与怀孕后欲赴港产子的内地女子以及欲获取香港居民身份的内地女子签订协议，再通过私刻假公章、伪造学历及工作证明等手段，联系香港人毛某（另案处理）虚构内地女子的就业或就学情况，以骗取香港入境事务处的逗留许可，最终骗取赴港就读、工作签注，随后，安排内地女子使用该签注出入境到香港医院产检、分娩。截止案发，被告人练艳梅、练立权先后组织6名内地女子以与香港男子假结婚方式骗取赴港探亲签注，出入境在香港产检分娩、组织2名内地女子以假读书方式骗取赴港就读签注，出入境在香港产检、分娩，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l71万元；组织4名内地女子以假工作方式骗取赴港工作签注未得逞，违法所得共计30.5万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原判认为，被告人练艳梅、练立权无视国家法律，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众多，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二被告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违法所得201.5万元，属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应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在共同犯罪中，练艳梅是起主要作用的主犯，应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练立权是起次要作用的从犯，且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行为，可从轻判处。本案中有组织4名内地女子以假工作方式骗取赴港工作签注未得逞的情形，可对二被告人从轻判处。根据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了如下判决：（一）被告人练艳梅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1.5万元。（二）被告人练立权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三）扣押在案的全部假公章、假证明均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上诉人练艳梅上诉提出：1.原判认定其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不当，以“读书”和“结婚”的方式为客户办理赴港产子业务，不应认定为“虚假事由”，中国刑法没有“假结婚”的相关规定，探亲签证的手续符合法律规定。2.原判对其在本案中的地位作用评判不准，其是在何某和毛某的指导和安排下完成赴港产子业务的，何某负责物色结婚男子以“结婚”方式赴港产子，毛某策划安排以“读书”方式赴港产子，何某、毛某是主犯，其是从犯。3.原判认定成功办理的人数不准确。赴港产子的8人中只有王某、孟某、徐某2、左某14人符合一审法院认定的编造“虚假事由”的人员。4.原判对其追缴的违法所得金额不合理。其从收到的服务费中支付给何某约70万元、毛某70万元、××××学院的学费约12万元、香港结婚男子约30万元，其个人实际所得仅约20万元，违法所得数额应按其实际所得计算。5.一审判决量刑过重。大陆和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其触犯了香港法律而被追究大陆刑事责任，原判有失公平。本案涉案4人，应参照何某、毛某的地位作用对其量刑，其是初犯、偶犯，家庭困难，恳请二审轻判。练艳梅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上诉人练艳梅系初犯，认罪认罚，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相对轻微，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一审判决量刑过重；2.上诉人在整个犯罪环节中作为“中介”，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一审判决遗漏另案处理的共同犯罪被告人在本案中的地位作用，属事实不清，应予改判；3.原判对上诉人犯罪违法所得的金额计算有误，应扣除支付给何某、毛某的费用和未办成功客户的费用；4.上诉人家中母亲病重需要赡养，小孩年幼需要抚养，恳请二审对其轻判。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上诉人练艳梅成立“深圳市兴×港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并雇请原审被告人练立权、颜某（另案处理）等人，开始在互联网上发布广告，宣称可以代办赴港生子的手续等业务。练艳梅通过香港人何某（另案处理）寻找合适的香港籍单身男子介绍给内地女子在内地婚姻登记部门和香港办理结婚手续，后内地女子以夫妻关系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并取得赴港探亲签注，使用该签注出入境到香港医院产检、分娩。练艳梅先与欲赴港产子的内地女子签订协议，并对内地女子进行应对过关检查的培训，然后由练立权协助内地女子与香港籍男子在内地和香港办理“结婚”手续，申请并取得赴港探亲签注。之后，在内地女子择时出境到香港产检、分娩产子时练立权随行协助。成功产子后，练艳梅等人再为内地女子到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新生小孩入籍、办理香港身份证和回乡证等事宜。2016年8月，上诉人练艳梅将“深圳市兴×港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港×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改变了方法。练艳梅先与怀孕后欲赴港产子的内地女子以及欲获取香港居民身份的内地女子签订协议，再通过私刻假公章、伪造学历及工作证明等手段，联系香港人毛某（另案处理）虚构内地女子的就业或就学情况，以骗取香港入境事务处的逗留许可，最终骗取赴港就读、工作签注，随后，安排内地女子使用该签注出入境在香港医院产检、分娩。截止案发，上诉人练艳梅、原审被告人练立权先后介绍并协助6名内地女子以与香港男子结婚方式取得赴港探亲签注，出入境在香港产检、分娩；组织2名内地女子以假读书方式骗取赴港就读签注，出入境在香港产检、分娩；组织4名内地女子以假工作方式骗取赴港工作签注未得逞，违法所得共计201.5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一）物证、书证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练艳梅、练立权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一案，由广东省公安厅通报线索至深圳市公安局，该局经审查，于2017年4月14日立案侦查。2．抓获经过，证实深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案件侦查大队于2017年6月6日在龙岗区南岭村××花园1栋××苑５Ｈ抓获练艳梅；在福田区××路××坊77号抓获练立权。3.练艳梅、练立权户籍资料。4.涉案银行开户资料及交易明细。5.徐某1、孟某婚姻登记资料。6.香港入境事务处提供的涉骗取探亲签注、逗留签注赴港人员相关证据资料。7.证人徐某1、武某、孟某、左某1、王某、徐某2提供的咨询服务协议书、付款凭证、银行交易明细、结婚证、公证书、香港籍男子个人信息等资料，证实与兴×港务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协议、转款以及与香港籍男子登记结婚和公证等情况。8.证人李某1、彭某、胡某、夏某提供的委托服务协议书、付款凭证、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等资料，证实与星×国际公司、港×公司、兴×港务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协议、转款以及商谈以赴港读书、工作为由申请签注在香港产子等情况。9.证人陆某1、翁某提供的顾问服务委托协议书、银行交易明细等资料，证实与兴×港务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申请香港工作签证以及转款等情况。10.证人陆某1的赴港工作同意书、硕士学位证书、学籍档案、社保证明、工作证明、劳动合同等资料经陆某1辨认，除社保证明、工作证明、劳动合同外，其余资料不是其提供给“付梅”的。11.证人夏某的高考分数证明、工作证明经夏某辨认，不是其提供给“付梅”的。12.证人翁某的留学人员回国报到证、国外学历认证书、×××××大学成绩单等资料经翁某辨认，不是其提供给“付梅”的。13.练立权手机提取的书证经练立权确认，包括江西省××县教育局出具的鲁某的高考分数证明，与“BABY”（练艳梅）、“曾某”微信聊天记录。14.从练艳梅家中搜查的招商银行转款回单、练艳梅使用的两部手机、欧阳某的香港身份证件、章某及“付梅”的身份证照片经傅某1确认。15.在港×公司查获的录取通知书、委托协议书、收款收据、银行交易凭证、客户个人资料、香港逗留许可复印件等资料经练立权辨认并予以确认。16.在练艳梅住所查获22枚公章印模照片经练艳梅辨认并予以确认。17.在练艳梅住所查获的“付梅”身份证、服务协议、制印草图、陆某1资料、翁某资料、彭某等个人资料经练艳梅辨认并予以确认。18.内地居民因私出境证件签发信息及出入境记录孟某（2次签注，出入境13次）、左某1（7次签注，出入境208次）、王某（3次签注，出入境17次）、武某（1次签注，出入境2次）、徐某2（3次签注，出入境50次）、徐某1（3次签注，出入境4次）获赴港探亲签注，出境到香港的记录。彭某（1次签注，出入境2次）、夏某（1次签注，出入境6次）获赴港就读逗留签注，出境到香港的记录。李某1、陆某1、胡某、翁某办理赴港工作逗留签注，未有签注记录。19.鄂尔多斯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等5家单位出具的印章情况说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等单位出具的证明，证实涉案部分印章系伪造，涉案部分学历证明系伪造。（二）证人证言1.证人徐某1的证言：“付梅”安排我和一名香港男子虚假结婚，结婚后我再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办理赴港探亲签注，拿到签注后可以去香港医院办理产检、产子手续，最后再安排我和香港男子离婚，办理完每一步都要交一笔费用。在杭州办理结婚登记那天，是付梅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带着李某2一起来的杭州，办完手续后他们就和我分开了。2016年6月在深圳我见过“付梅”，原本“付梅”叫我去香港之前和她联系，她会安排李某2从香港过来深圳和我一起去香港，“付梅”叫我不要轻易去香港，没有她们的安排不要去，不然出了什么事情她们不负责任。我到深圳后，那名我在杭州见过的工作人员接到我在福田去的一家维也纳酒店住下，等了两天后，“付梅”来见我说香港警察正在调查李某2，怀疑他假结婚，来不了深圳，“付梅”叫我先不要去香港，后来因为要及时产检，我就回杭州了。“付梅”说我入境香港时，入境处的警察会对我询问一些问题，包括李某2家里的详细情况（家里人员、家具的摆放、生活情况等）、李某2的工作情况等等，“付梅”有把李某2的情况列了一个清单发了微信给我，过关时叫我回答问题时自然一点，把这些情况都记住，别的不清楚的情况就不要回答。“付梅”还叮嘱我及时把微信记录删除，我手机里没有保留她发给我的有关李某2的情况。我向“付梅”支付过两笔钱，共计21万元。我记得申办过两次探亲签注，记得没有用探亲签注去过香港。2.证人钟某1的证言：我是徐某1的同事，我帮她与“付梅”签订的赴港产子协议，总费用是32万元，包括安排徐某1与一名香港男子虚假结婚、安排赴港产检、分娩及最后办理与香港男子的离婚手续。已经支付给对方练立权账户16万元和5万元的费用。“付梅”打过电话给我说那名香港男子已经放出来了，她可以安排徐某1和该男子离婚。“付梅”还电话交代我和徐某1，如果警察找到我们了解情况，叫我们不要说实话，更不要告诉警察是她们安排徐某1赴港产子的，不然警察会把我抓起来。3.证人孟某的证言：2016年4月，我与港×公司颜某签订咨询服务协议书，后颜某、“付梅”和练立权安排我与香港籍男子钟某2在山西朔州以假结婚方式，骗取赴港探亲签注，入境香港产子，支付费用共24万元。我申办过两次探亲签注，第一次是2016年5月27日，6月练立权带我去香港和钟某2进行婚姻宣誓，也带我去香港浸会医院办理预约产检、分娩手续；第二次是2016年8月份，在2016年8、9月各去了一次香港做检查，9月去香港后一直停留至分娩产子。后两次是从常平去香港，颜经理和一个叫“付梅”的女子说从常平去香港相对安全，因为是坐最后一班火车到香港时已经很晚了，入境处的工作人员相对会松懈很多，不会对我盘问太多的问题。第二次去香港前，颜经理和“付梅”把我安排到她们公司的一小旅馆见面，当面和我说要好好记牢有关钟某2的情况，包括他的个人基本情况和家里家具家电的摆设情况，颜经理和“付梅”告诉我，每次入境香港时，港方入境处的工作人员会对我进行盘问，主要也是问及钟某2及其家里的情况，如果我回答不上来，入境处会拒绝我入境香港，她们两个特意给我演习了一下，她们扮演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对我进行询问，让我一一作答，并针对我回答不力的问题进行指正。我在分娩前在香港住了有70多天，2016年10月15日，我生下孩子。出院后港×公司联系一名叫“娜娜”的女子协助我在香港办理了我儿子的出生证、身份证、回乡证等手续。后来我就回到深圳后回到山西。4.证人钟某2的证言：2016年5月，我通过中介与内地女子孟某在山西朔州假结婚，让孟某骗取赴港探亲签注，入境香港产子，获利9000元左右。我于2016年5月26日从香港来到深圳，一名男子接上我并带我一起飞到山西太原赶到朔州，27日上午该男子带我和孟某在朔州办理好结婚登记手续后，该男子带我和孟某到朔州公安局帮孟申办赴港探亲的签注以及公证。之后该男子告诉我孟某和其结婚是为了去香港医院产子，需要我陪同孟某至少三次从内地入境香港以及协助办理在香港医院产检、分娩手续。孟某拿到探亲签注后大概是2016年6月份去的香港，当时应该是她妈妈和她一起来的，我陪她们去产检。5.证人左某1的证言：2015年，我怀孕四五个月时和老公朱某商量到香港分娩。朱某在网上查到一家港×国际信息咨询公司，有打广告宣传赴港生子，我们前往了解并与一名叫“付梅”的女子签订协议，“付梅”帮我们组织安排我和一名叫黄某1的香港籍男子结婚，并最后成功在香港××医院顺利分娩。去香港之前，“付梅”都有把黄某1和我叫到一起，告诉我们过关时遇到香港入境处工作人员会被询问很多苛刻的问题，包括我和黄某1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黄某1家里的家具摆设等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统一的答案，要求我们一定要记住，否则会被发现是虚假结婚，到时就会被拒绝入境。“付梅”告诉我从东莞常平坐火车到香港，入境时检查没那么严格，而且是晚上10点多或是更晚时候到香港，入境时检查人员比较少，比较容易过关。我一共支付了27万元。我利用我的往来港澳通行证申办过七次探亲签注。6.证人朱某证言与左某1的证言一致。7.证人武某的证言：2015年，我在兴×港务公司与“付梅”签订咨询服务协议书，刷卡支付了3万元。过了一个月，练立权带我去香港，办理了与香港籍男子赵某的结婚登记手续，当日练立权带着我到香港××医院办理预约产检、分娩手续。办完结婚手续后，又向“付梅”支付了17万元。回到深圳后，我有回河南南阳市方城县公安局出入境部门申办了赴港探亲的签注，有使用过一次该探亲签注赴港。我按照“付梅”的安排，在她公司附近的一家宾馆与香港男子赵某见面，“付梅”也在场，她叫我和赵某写一下我们各自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成员及住房、家具情况并互相交换，交代我们要把对方的情况记清楚。“付梅”也递给我们一张纸，上面写着我和赵某如何相识、相爱的恋爱经历，这些完全是“付梅”编造好的，她叫我们记住，以便应对香港入境处的询问。“付梅”对我们进行了培训，并假装其是香港入境处的人员对我进行询问，并叫我如何应答。后来我去了香港，住了一晚就回深圳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香港，也放弃了去香港生小孩的打算。我和赵某就见过两次，我们是虚假的婚姻。8.证人王某的证言：2015年10月，我与兴×港务公司“付梅”签订咨询服务协议书，后“付梅”和一个男子安排我与香港籍男子黄某2在香港登记以假结婚方式，骗取赴港探亲签注，入境香港产子，共支付费用22万元。我从香港办好结婚登记回到深圳后，“付梅”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深圳市公安局预约办理探亲签注时告诉她，她会安排黄某2过来深圳配合我，后来办理探亲签注时，黄某2和我一起在办证窗口摄像申请了探亲签注。“付梅”让我记住黄某2的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她给我一张纸写有我和黄结婚的经历，要我记住，要应对香港入境事务处的询问。9.证人徐某2的证言：2015年9月，我与“付小姐”签订咨询服务协议书，后“付小姐”安排我与香港籍男子梁某在香港假结婚，骗取赴港探亲签注，入境香港产子，我支付费用21万元。10.证人夏某的证言：我与港×公司“付梅”签订委托服务协议书，委托“付梅”帮我办理香港留学签证，获取赴港留学签注后，入境香港产子，我一共支付30万元。2016年9月中旬我和“付梅”签有顾问服务委托协议、补充协议、客户须知，提交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存款证明、往来港澳通行证，加盖有深圳市卡××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公章、河南省××县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公章的这两份证明不是我提供的，我没有见过。签完协议后一个多月，“付梅”她们把办好的香港读书的逗留签证给我，我去罗湖公安分局申请了赴港逗留的签注。2017年4月6日我在香港沙田的×××××医院分娩。11.证人彭某的证言：我是持C4×××××18号港澳通行证以赴港多次往返有效的逗留签注去香港的，签注是以在香港读书取得香港W2××××6号入境许可在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的。我办的香港逗留签注是去香港读书的，其实我是去香港生小孩。我的香港就读逗留入境许可是通过一家中介公司办理的。这个公司叫“深圳市港×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我是从网上搜索到这家公司的，然后通过网上的联系电话跟这家公司取得联系的。我在2016年底与港×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一个叫“付梅”的女人取得了联系，我问她我想去香港生小孩怎么办，她说很容易只要帮我办去香港读书的逗留许可就行了，她们会帮我联系好香港的医院，整个流程下来花费为35万元，后来我减到30万元。我把我的身份证、户口本和港澳通行证通过微信发给她，他帮我办好入境许可后邮寄给我，我办好逗留签注后就坐火车来深圳去香港准备生小孩。2017年5月9日下午4点到深圳后，我与“付梅”取得联系，她让我去福田区××路一家旅店找她，在旅店她教我很多去香港生小孩的注意事项，特别是如何回答香港入境事务处的问话事项。“付梅”跟我说去香港不用太担心，让我去香港时穿宽松点入境事务处的人看不出我已经怀孕，如果入境事务处的人问我去香港做什么的，我一定要说是去香港读书的。“付梅”还叮嘱我去香港前要把之前她跟我的聊天记录都删掉，到香港后第一时间发信息给她。当天晚上去香港时，因为香港入境事务处怀疑我生小孩拒绝我入境。5月10日晚，我把在香港入境事务处的情况跟“付梅”说了，我要求她按照签订的协议书把钱退给我，她退了24万元给我，我实际支付6万元。12.证人李某1的证言：2017年5月8日，我与星×公司“张小姐”签订委托服务协议书，委托“张小姐”帮我办理香港留学签证，获取赴港留学签注后，入境香港产子，我支付费用共175000元，后联系不上“张小姐”。13.证人胡某的证言：2015年年底，我因为经常要去香港照顾我女儿，我因为肚子大没法经常去香港照顾我女儿，当时我就想着在网上搜索看能不能找到能帮我解决问题的公司。后来我在浏览网页的时候看到一家兴×港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打着“赴港产子”的广告，并留有联系人“付小姐”的字样。我当时也没想一定去香港生小孩，只要能帮我申办到赴港的出入境证件即可。我打电话过去咨询，“付小姐”简单询问了我的情况，“付小姐”说可以尝试一下申请香港工作签证，但她说目前名额有限，不能包帮我申请成功。我们就签订了一份委托协议，内容是他们公司为我赴港产子提供服务，服务费约定10万元，首期支付5万元，如不能顺利过境全额退还，我支付了5万元。2016年2月15日，我把小孩生下来，“付小姐”还没帮我把香港工作签证办好。14.证人陆某1的证言：2016年4月1日，我与兴×港务公司“付梅”签订顾问服务委托协议书，委托“付梅”帮我办理香港工作签证，最终办理香港身份证，我支付费用共135000元。此后，我多次催“付梅”，每次“付梅”都说香港审批比较严格，要耐心等待。直至2017年5月29日，我想要“付梅”退款给我，当时“付梅”说先发我一份终止服务协议书，签完协议书后一周退还我大部分费用，扣除2万元行政费用，但后来联系不上“付梅”了。15.证人翁某的证言：我在2016年5月与深圳市兴×港务咨询有限公司签订过关于去香港读书的协议书。我原来是想取得香港身份的，2016年5月下旬我在百度上搜索到了深圳市兴×港务咨询有限公司，网页上介绍该公司可以通过与香港人结婚、读书、工作等途径取得香港居民身份，我通过网页上的电话跟她们公司的业务员“颜小姐”取得联系，她说他们公司可以办到香港的工作签证，过了几天我和我朋友去了深圳市兴×港务咨询有限公司，在那里“颜小姐”接待了我，她跟我们介绍可以通过去香港办理香港工作签证的情况，但我们觉得她解释的不是很清楚，就找了个姓付的，说她是公司负责人，“付小姐”说她们跟香港公司合作的，且香港的老板原来是香港入境事务处工作的。过了几天，我和朋友再次到深圳市兴×港务咨询有限公司跟她签了一份顾问服务委托协议书，内容就是帮我办理工作签证取得香港身份的事情。6月和7月份别转款两笔，共计18万元，此后，“付小姐”发微信告诉我说按照学历提升申请香港读书签证比工作签证要快，我就同意她帮办读书签证，2016年8月，我要求终止协议要她退钱，“付小姐”退了我12万元。我实际花费了6万元。办理过程中，“付小姐”要求我提交我的××理工大学的毕业证书、学历认证、社保清单、户口本、身份证、银行存款证明、照片等，但退回我××理工大学的毕业证书、学历认证、户口本、身份证，其他没有给回我。我没有在×××××大学就读过金融研究生。16.证人巫某1的证言：兴×港务公司、港×国际信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是练艳梅，练艳梅将一批有意向去香港生小孩的客户资料给我，让我联系这些客户是否需要帮她们办理。公司通过帮内地人员在香港获取读书资格，然后以留学为名在香港生小孩，还有是帮内地人员办理台湾护照及斯威士兰护照，然后拿这些证件去香港生小孩，是练艳梅、练立权负责与客户的合同签订和业务办成。17.证人傅某1的证言：港×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主要办理留学、移民事宜，具体怎么操作我不清楚。公司的法人代表原来是练立权，后来因为我和我老婆都有公司，就把公司的法人代表改为我父亲的名字。公司由我老婆负责经营，练立权只是打工的。留学、移民对象主要是香港。号码为188××××****、183××××****的电话都是我老婆的。我没参与“深圳市兴×港务咨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港×国际咨询有限公司”的运营及业务工作。我只知道除了练立权和练艳梅外，公司还有两个员工，一个男的姓朱，一个女的姓巫，名字我都不知道。从我家搜出的22枚公章，我从来没见过这些公章，是从我小孩床底下搜出来的，公章是从哪里来的我不清楚，谁刻的我也不知道，我没见过练艳梅使用过这些公章。18.证人陈某的证言：我在2014年注册了一家名为深圳市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公司，但该公司一直没有真正运作，我只是在网上通过QQ发送了一些公司的广告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提供学历咨询服务，办理民办学校的毕业证和学历证书。我的学历证书是通过一个网名叫“海×××”的人办的。我是通过QQ跟他联系的，没有他的其他联系方式。每次办完学历证明后他都会给我不同的微信号并让我通过微信支付给他。他每办一个收费是350元人民币。我2016年4月，曾与“深圳市兴×港务咨询有限公司”的一个叫“付梅”的女子联系和接触，她是通过QQ里发的广告联系上我的。“付梅”说她有客户需要申请去香港和国外工作、学习、生子，为了申请签证成功率高一点，她让我按照她的要求给一些客户办民办学校的毕业证，这些学历证明在民教网上是可以查询到的。“付梅”让我办理了七八个人的学历，包括刘某1、陆某1、司某、董某，给翁某办理了英国×××××大学的金融学硕士学历证书，我只记得这几个。“付梅”每次都会提交一个电子档给我，内容是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毕业学校、专业、学制、入学时间、毕业时间，要求我按照这个内容办理。“付梅”支付给我办证费用是每个人2500元。我与“付梅”签过协议，协议在我家。“付梅”通过招商银行帐号付款给我。“付梅”的联系电话是183××******。我把伪造好的高等学历证明快递给“付梅”。（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1.上诉人练艳梅的供述：我没有帮人办理假结婚，骗取赴港探亲签注，带内地怀孕女子入境香港产子。我没有伪造学历、学位、学籍等资料，为内地怀孕女子骗取赴港留学的逗留签注和香港居民身份证。“深圳市兴×港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港×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都是我在实际运作，练立权是帮公司跑腿的。具体供述如下：兴×港务公司是2014年成立的，法人是我弟弟练立权，后来改成了港×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改成了我公公傅某2。我是公司实际运作的老板，练立权在公司里都是做跑腿的工作，我每个月给他大约5000元工资，没有提成。港×公司的地址是××路××广场2501Ｃ，房租及开销由我用练立权的银行账户来支付，练立权的招行账户一直是我控制。我主要联系客户业务、商定价格、签订合同，后续跟进。与客户签订婚姻介绍和去香港读书的协议，费用打进练立权和傅某2的账户，都是我在控制这两个账户。“付梅”这张身份证是我在淘宝网上办的，我只是用这个名字作为客户经理与客户打交道，避免客户知道兴×港务公司的法人代表练立权和我有亲戚关系，我和练立权是同母异父的姐弟关系。大概是2015年我开始做介绍内地人员到香港生小孩，我没有组织客户去，是客户让我们介绍香港对象结婚，香港有中介找到我们说可以介绍香港对象结婚后，他们在香港生小孩，后来是通过香港中介为内地客户办理香港就读签证。我们只是给客户介绍对象，手续都是合法的，没有假结婚意图，内地人提供身份证、户口本、港澳通行证，香港人的身份证和回乡证，香港的中介还会提供给我香港人的出入境记录，我们安排男女双方见面，没意见就办理结婚手续然后让他们了解双方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出入境情况等。介绍客户到香港生小孩的收费，是看客户的需要、服务内容不同，收费不同，每个客户收取的费用从十几万元到三十多万元不等，收取的费用是客户打入兴×港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人练立权的账户里，具体组织了多少人到香港产子和收取了多少费用，我不记得了。以就读方式获取香港逗留签注去香港产子，我们是按照学校的要求提交资料、手续也是合法的，没有骗取香港逗留签证，香港的学校没有什么条件的，初中毕业就可以了。2016年底，香港的中介毛某告诉我们可以帮我们办在香港读留学的逗留签证，这在香港是合法的，她让我把客户的相关资料给她，她帮我办好客户的读书逗留签证，她要求客户提供身份证、户口本、通行证、照片、存款证明、毕业证、工作证明。客户是真实去读书，不是假读书，客户是通过网上搜索找到我们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签订服务协议书，客户交定金后我们根据毛某的要求向客户收取相关资料并邮寄给她，她负责办理香港的逗留签，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的，香港入境事务处签好的香港逗留签证是由毛某邮寄到公司，然后我把签证交给客户，客户办好逗留签注去香港学校报到上课，她们在香港生小孩的事情我们没有参与。我们只负责申请读书的手续，生小孩的事情客户自己办理，与客户签完协议后先交一半的定金，客户拿到学生签证后再交另外一半。费用约25至26万元，其中要给毛某20万元（其中包括学费6万元）。客户去香港就读生小孩的费用大部分是转到我弟弟练立权的招行的账户里，少部分在2017年4月后转到我公公傅某2的招行账户里。去香港就读需要的身份证、户口本、通行证、照片、存款证明、毕业证、工作证明这些资料是客户交给我的。131××××****这个手机号我不记得我有无使用过，183××××****是我使用过的号码。我的手机微信昵称是宝贝，是英文的“ＢＡＢＹ”、还是中文的宝贝，我不记得了。我用“付梅”的名字和客户签订服务协议，跟她们说我是“付梅”，是为了避免客户跟我讲价钱。在我家里搜查到记录有双方个人情况的纸张材料，是用来了解双方情况的。在我家里搜查的“深圳市××公证处、深圳市××××××分局、深圳市×××××××委员会受理业务专用章”等二十多枚印章有几个是公司搬家的时候在新的办公室发现以前公司留下的，我把它们带回家里了，剩下的是香港中介毛某需要盖这些公章的文件，毛某叫别人做好公章快递过来的，她让我把她需要的资料盖上这些公章，然后再让我把盖了章的资料再寄给她。成绩单需要盖这些章。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不盖让我盖。在我家搜查到的其中一枚“江西省××县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的公章，在练立权的手机邮箱里发现一张鲁某的《证明》，该证明加盖单位的公章也是该“江西省××县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公章，这我无法解释。在我家搜查的公章中，有一枚是“郑州市×公证处”的公章，香港入境事务处转交给公安机关的资料里有一张赵某的《公证书》加盖单位的公章是该公章，我无法解释。在我办公室搜查到一个标有“ＣＬＥＡＲ”字样的蓝色文件夹，文件夹中有一张Ａ４纸，纸上盖有“郑州市×公证处”的公章，还有用笔画出来两枚假公章草图，这我无法解释。我组织大陆居民与香港居民假结婚是跟一个姓何的男子合作的，我叫他“何仔”，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不记得他的联系电话了。我不知道毛某是哪里人，我没见过她的身份证，应该是香港人。客户确定下来的，我就把客户的资料快递给毛某，再给她签个简单的“顾问服务协议书”，一般是我签名后通过微信发给毛某，她打印下来后在协议书上签名后又通过微信发回给我，她负责帮客户申请读书签证。2.原审被告人练立权的供述：2014至2016年下半年，我是兴×港务咨询公司的法人代表，2016年下半年至今我是港×国际信息公司的总经理。我知道自己是因为帮内地女子前往香港生小孩的事情被抓的。我们是以两种方式安排内地女子前往香港生小孩，一种是安排内地户籍女子与香港男子虚假结婚为由前往香港生小孩，二是安排内地户籍女子假借在香港××××学院读书为由在香港逗留生小孩。我们公司，当时名称是兴×港务公司先是在网上发布赴港产子广告信息招募内地客户，预留联系电话是我姐姐练艳梅在使用的135××××****。客户通过百度搜索找到我公司的广告信息，致电咨询情况，由我姐姐练艳梅或者颜某负责解答，客户有赴港产子意向的就会来我们公司现场与练艳梅或颜某谈具体服务事项，客户确认赴港产子需求后与我姐姐练艳梅、颜某签订咨询服务协议，所有客户都会将服务费用转入我招行的账户内。我姐姐练艳梅或者颜某把客户资料发给香港中介何某，由何某负责寻找单身的香港籍男子，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我到罗湖口岸与何某安排的香港男子会合，见面后我带着该香港男子一起乘坐飞机前往内地与客户见面，并在内地民政局办理虚假结婚登记手续，随后带该男子返回深圳，二是我带客户前往香港旺角找到何某及香港男子，在香港律师楼办理虚假结婚登记手续。之后，练艳梅通过电话帮助客户预约分娩医院，并安排客户从深圳的口岸或者东莞的常平入境香港，部分客户到了香港后和我会合，我再带客户到预约好的香港医院办理产检、产子手续，有些客户熟悉香港的环境就自行前往医院办理相关手续。等到客户产子后，为客户办理婴儿出生证明，为客户在香港入境处预约为小孩入籍，我也会带客户去香港入境处，最后再与香港男子办理离婚手续。我之前有过几次陪同客户从深圳湾口岸坐深港两地车前往香港，一般都是客户自行前往或客户随同与其虚假结婚的香港男子一同前往。客户每次去香港前都有和我或者练艳梅联系，有很多次练艳梅会约客户在××路××××宾馆见面谈去香港生小孩的事项。客户支付的费用大概是20多万元，一般是分四笔支付，先付订金5万元，所有费用都转入我的招行账户。2017年2月，公司不再安排客户以虚假结婚方式的赴港产子业务，所有的赴港产子业务都转向安排客户假借到香港××××学院读书为由在香港逗留产子。我主要在练艳梅的安排下负责前往香港给客户送入学通知书、到香港入境事务处协助客户申办香港身份证、到香港医院协助客户办理产检、产子手续等，或将入学通知书寄给客户，具体费用及签协议都是练艳梅负责。我公司现在就有三份入学通知书，客户刘某2、曹某、钟某3的香港××××学院的入学通知书，通知书是寄到我的住址、公司地址的，我不清楚练艳梅是通过什么途径协助客户申办到入学通知书的。刘某2她们三个都是我姐姐联系的客户，她们三人申请去香港都是逗留签证再去香港生小孩的，她们都是和我姐姐联系，我只是按照我姐姐的话去跑跑腿帮办这些人在香港生下小孩后的小孩的证件办理手续，我只知道刘某2她们三人都在香港生了小孩。颜某是我们公司客户经理已经离职，公司的负责人是练艳梅。我听我姐姐练艳梅说她与客户签订协议时用的是“付梅”而不是练艳梅，我也听客户叫我姐姐“付梅”，具体为什么我也没多问。我是2014年开始参与组织他人前往香港分娩的，我记得有20多名。我记得我姐姐练艳梅有两个手机号码，一个是用我身份证登记的是137××××****，另一个不记得了。我确认我手机里面的“baby”是她的微信昵称，我和她的聊天内容属实。香港中介何某帮我们在香港找与内地女子结婚的男子，这些都是我姐姐练艳梅事先和何某联系好的。何某帮忙物色香港男子，香港医院预约及前往香港入境事务处办理香港证件都是由我姐姐练艳梅负责，练艳梅会通过我的招商银行账户给何某转账，我不清楚利润是如何分的。我手机邮箱里面一张鲁某的加盖有江西省××县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的《证明》是我姐姐发给我的，可能是叫我打印。我手机里有“曾某”的微信，“曾某”是我姐姐联系的，是我姐安排打算让“曾某”和一名内地女子办理虚假结婚。我手机有与“曾某”联系的微信内容，我和我姐姐练艳梅微信内容中有提到练艳梅让我带“曾某”去做“曾某”出入境香港的记录。（四）鉴定意见1.深圳市人才服务中心验证证明，证实：涉案赵某等5人学历、学位证书系伪造，陆某1等7人学历、学位证书不属于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2.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证实：查获的“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公证处”印章所盖印文与送检单位提供的相应印文样本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五）勘验检查笔录及辨认笔录1.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公安机关对福田区×××路××××大厦2501Ｃ室港×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进行搜查，查获录取通知书、委托协议书、收款收据、客户个人资料、香港逗留许可复印件等资料，予以扣押。对练立权的住所福田区××路×××坊**602进行搜查，查获练立权使用的手机1部、SIM卡1张，予以扣押。。对练艳梅的住所××村××花园**5H进行搜查查获顾问服务委托协议书、学历证书、劳动合同、工作证明、社保证明等资料一批，查获22枚涉嫌伪造公章，查获“付梅”、“章某”身份证，以及练艳梅使用的手机、电脑，予以扣押。2.电子物证检查工作记录及随附电子数据清单、附件、光盘，证实：对涉案移动硬盘、电脑进行数据提取，提取了文件夹，并刻录于光盘。3.辨认笔录练立权辨认出练艳梅、颜某、在杭州假结婚香港男子（李某2）、在杭州假结婚女子（徐某1）、在朔州假结婚女子（孟某）、在朔州假结婚香港男子（钟某2）、在南京假结婚女子左某1、在南京假结婚香港男子黄某1。徐某1辨认出“付梅”（练艳梅）、李某2、中介公司工作人员（练立权）。钟某1辨认出“付梅”（练艳梅）。武某辨认出“付梅”（练艳梅）、带其到香港与赵某办理虚假结婚的男子（练立权）、赵某。孟某辨认出练立权、“付梅”（练艳梅）、颜某、钟某2。钟某2辨认出带其去山西与孟某假结婚及赴港探亲签注的男子（练立权）、孟某。左某1辨认出“付梅”（练艳梅）、多次陪同其前往香港的男子（练立权）、黄某1。朱某辨认出“付梅”（练艳梅）、多次陪同左某1前往香港的男子（练立权）、黄某1、左某1。李某1辨认出“张小姐”（练艳梅）。陆某1辨认出“付梅”（练艳梅）。王某辨认出黄某2、“付梅”（练艳梅）、带其去香港的男子（练立权）。彭某辨认出“付梅”（练艳梅）。胡某辨认出“付小姐”（练艳梅）。徐某2辨认出梁某、“付小姐”（练艳梅）。夏某辨认出“付梅”（练艳梅）。翁某辨认出“付梅”（练艳梅）、“颜小姐”（颜某）。巫某1辨认出练立权、练艳梅。陈某辨认出“付梅”（练艳梅）。对于上诉人练艳梅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意见，经查：1.关于练艳梅的行为定性问题。练艳梅、练立权二人明知内地怀孕女子没有在香港产子的资格，为获取高额报酬，介绍内地怀孕女子与香港男子办理结婚手续，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并取得探亲签注，前往香港产检、分娩，分娩后再与香港男子办理离婚手续。由此可见，内地怀孕女子与香港男子结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共同生活，而是为了到香港产子，是假结婚，以该婚姻为由向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并取得的探亲签注，属于使用虚假的出入境事由骗取的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12月12日《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应认定为偷越国（边）境行为。因此，练艳梅、练立权先后组织6名内地女子以与香港男子假结婚方式骗取赴港探亲签注，出入境在香港产检、分娩的行为、组织2名内地女子以假读书方式骗取赴港就读签注，出入境在香港产检、分娩的行为、组织4名内地女子以假工作方式骗取赴港工作签注未得逞的行为，均属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行为。原判认定练艳梅的行为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定性准确。2.关于练艳梅在本案中地位作用问题。练艳梅于2014年组织成立“深圳市兴×港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并雇请练立权、颜某等人在互联网上发布广告，宣称可以代办赴港生子的手续等业务；练艳梅通过香港人何某寻找合适的香港籍单身男子与内地女子以假结婚的方式取得赴港探亲签注后出入境在香港医院产检、分娩，成功产子后，练艳梅再为内地女子到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新生小孩入籍、办理香港身份证和回乡证等事宜。练艳梅于2016年8月将“深圳市兴×港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港×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改变作案方法，先与怀孕后欲赴港产子的内地女子以及欲获取香港居民身份的内地女子签订协议，再通过私刻假公章、伪造学历及工作证明等手段，联系香港人毛某虚构内地女子的就业或就学情况，以骗取香港入境事务处的逗留许可，最终骗取赴港就读、工作签注，然后安排内地女子使用该签注出入境在香港医院产检、分娩。练艳梅伙同他人在组织12名内地女子分别以假结婚、假读书、假就业等方式骗取赴港签注后出境产子、获香港身份的共同犯罪中，成立公司、建立网站、发布广告、招募客户、签订合同、洽谈收费、培训客户应对检查骗取签注等，是组织偷逃国（边）境犯罪的实际操盘人，在本案中起组织、策划、指挥的主要作用，系主犯。3.关于练艳梅的违法所得数额问题。练艳梅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共收取服务费201.5万元，原判认定非法所得201.5万元，并判决予以追缴并无不当。4.关于练艳梅的量刑问题。练艳梅共组织12人偷越国（边）境，属人数众多，违法所得201.5万元，属数额巨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一）、（六）项之规定，应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原判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已充分考虑其组织的偷越国（边）境人员中有4人未得逞等情节，量刑并无不当。本院认为，上诉人练艳梅、原审被告人练立权无视国家法律，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众多，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在共同犯罪中，练艳梅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练立权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鉴于练艳梅、练立权组织的偷越国（边）境人员中有4人未得逞，可对练艳梅、练立权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练艳梅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意见经查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 麟审判员 王 雪审判员 曾观发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单婉仪谢政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