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1民终11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娴伏，男，197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原玮，河北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豪，男，197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杨村园工业区前一幢。法定代表人：廖百谷，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东方大厦12楼。法定代表人：付高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轶，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水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衡水市桃城区和平西路15号1幢1层4号。法定代表人：陈和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安琪，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杨娴伏因与被上诉人付豪、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东涵公司）、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博高公司）、衡水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水恒丰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8）冀1102民初1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娴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原玮、被上诉人宜昌博高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轶及被上诉人衡水恒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安琪、王颖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付豪、广州东涵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娴伏上诉请求：1、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庭审过程中，杨娴伏明确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改判付豪和广州东涵公司对杨娴伏的劳务款128751.25元承担责任，宜昌博高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衡水恒丰公司在欠付工程款内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事实为被上诉人宜昌博高公司承包衡水恒丰公司的衡水恒丰理想城楼建设项目工程，后将该项目转包给了被上诉人广州东涵公司，楼房全部工程（包括涉及的木工、钢筋工、混凝土工、外架工、砌墙抹灰工）的人员均由广州东涵公司招入。本案被上诉人付豪作为发包方将二次结构工程分包给了上诉人，更加证实该楼建设，涉及违法分包情形，宜昌博高公司无一人参与楼项目建设，明显存在违法分包甚至转包的违法行为，且期间的工人劳务款均由宜昌博高公司进行发放，从未将任何劳务款拨款至广州东涵公司，而且广州东涵公司不具有劳务分包的资质，一审法院实际已经查明本案存在违法分包以及转包的情况，但未对其进行任何认定，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劳务合同纠纷，但其中涉及了工程建设、发包、分包等情形，一审法院应适用相关法律规定对其中涉及的转包、分包、欠缺资质问题予以说明，但一审法院并未适用其中的任何法律条款，适用法律错误。宜昌博高公司辩称，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第一，就本案而言，上诉人诉请的是合同纠纷，诉讼的对象只能是合同相对人，不能超越合同相对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广州东涵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劳务派遣、室内装饰设计、室内水电安装。与上诉人签订劳务合同，并没有超出经营范围，也没有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第二，宜昌博高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转包、违法发包，上诉人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况且宜昌博高公司与广州东涵公司双方当事人之间均不认可存在工程转包行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自认：期间的工人的劳务款均由宜昌博高公司进行发放，从未将任何劳务款拨款至广州东涵公司。由此说明该工程不存在转包问题，对于劳务款拨款的控制，是保证对农民工工资的发放，防止劳务公司挪用农民工工资。2、本案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明显混淆了民法和行政法调整的范围，上诉人诉请的是劳务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予以调整，审查合同的效力和合同相对人存在的纠纷，而上诉人主张超越合同相对性进行审查与合同无关的事实，必须基于法律规定“打破合同相对性”才可以审查，上诉人没有提供“打破合同相对性”的法律依据，就本案的情形而言，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上诉人想当然地找些荒谬的上诉理由。同时，转包、违法发包属于行政法调整的范围，不属于民法调整。故本案基于合同民事法律关系，适用合同民事法律规范调整本案，适用法律正确。衡水恒丰公司辩称，就上诉人的上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相关依据，依据上诉人杨娴伏与被上诉人付豪签订的二次结构承包合同及合同相对性，应由付豪承担对杨娴伏的付款义务。我方作为工程建设方，仅与宜昌博高公司具有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劳务款的支付与我方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付豪、广州东涵公司未到庭亦未进行答辩。杨娴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支付劳务款128751.25元以及逾期付款损失（自2016年9月9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至法院确定给付之日止）；2、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3日，原告杨娴伏与被告付豪签订二次结构承包合同，工程名称为衡水市恒丰理想城东区，施工地点为衡水市大庆路与育才街西南角。合同第一条约定了承包范围为恒丰理想城4、6楼工程主体二次结构的砌体抹灰分项。合同第四条约定的工费的结算支付程序为：施工过程中没有预付款，待砌体完成后支付完成工程量的85%，装修结束后支付总工程量的95%，其余款待分户验收工程机构验收后15日内付清。2016年9月8日，被告付豪与原告杨娴伏签署工程量结算清单，载明工程款结存为：总产值2621274元-扣款46249元=2575025元×95%=2446274-已支付2308000元=138274元。2016年9月4日原告杨娴伏向被告宜昌博高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表明宜昌博高公司欠原告方农民工工资13万元，先期支付5万元，剩余8万元于2017年1月10日付款。2017年1月17日，原告杨娴伏出具承诺书表明杨娴伏在恒××理想××＃楼××＃、××＃砌砖工作，宜昌博高公司欠付的劳务款已经全部结清，不再欠一分钱。今后与宜昌博高公司以及衡水恒丰公司没有任何经济纠纷。另查明，2013年12月1日被告宜昌博高公司与被告衡水恒丰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将恒丰理想城1#-6#楼及地下车库工程（含桩基）承包给宜昌博高公司；后宜昌博高公司将劳务分包给被告广州东涵公司。2016年8月31日恒丰理想城东区1-6号楼以及地下车库已全部通过竣工验收，工程质量合格。2017年6月1日，被告衡水恒丰公司与被告宜昌博高公司进行了工程计算，1-6楼工程结算价款为261396419.6元（水电费已扣除）。自2016年4月12日至2017年8月21日，被告宜昌博高公司共向被告衡水恒丰公司出具了28张建筑业统一发票，票面金额合计为261396419.6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已按照其与被告付豪签订的合同完成相应的劳务，经双方核对工程量出具了工程量结算清单，该结算清单载明的欠付金额为应付款的95%，且在2017年1月17日之前宜昌博高公司已将结算清单上载明的欠款金额付清，被告付豪应对应付工程款剩余5%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被告付豪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但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广州东涵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原告系与被告付豪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其主张的剩余劳务款应当由被告付豪承担。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宜昌博高公司以及被告衡水恒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其于2017年1月17日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表示，欠付的劳务款已经全部结清，且今后与二被告再无其他经济纠纷，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原告与被告付豪签订的协议中并未约定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标准，故其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自2016年9月9日起以128751.2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判决：一、被告付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娴伏劳务款128751.25元以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128751.25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娴伏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杨娴伏提交的广州东涵公司证明，宜昌博高公司与衡水恒丰公司对该证明均不认可。因该证明的出具人为本案的被上诉人广州东涵公司，该证明应为当事人陈述，不具有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二、宜昌博高公司一审庭审后提交未质证的其与广州东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百谷签订的《劳务承包协议》，杨娴伏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衡水恒丰公司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劳务承包协议》虽系廖百谷与宜昌博高公司签订，但廖百谷作为广州东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履行职务的行为，且宜昌博高公司亦认可其将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给广州东涵公司。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付豪为广州东涵公司的代表，杨娴伏二审自认付豪与其签订合同系代表广州东涵公司的职务行为。其他涉及案涉工程的劳务合同，均以广州东涵公司的名义签订，付豪作为广州东涵公司的代表在相关劳务合同上签字。2016年9月8日形成的《工程量结算清单》上，付豪作为审核签证人签字，另有施工员张力、会计张全均、项目经理吴裕林以及技术施工杨娴伏的签字。宜昌博高公司与广州东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百谷签订的《劳务承包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付豪为现场负责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付豪、广州东涵公司应否对杨娴伏的劳务款承担还款责任；宜昌博高公司应否对杨娴伏的劳务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衡水恒丰公司应否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对杨娴伏的劳务款承担责任。关于付豪、广州东涵公司应否对杨娴伏的劳务款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付豪作为广州东涵公司的代表，与杨娴伏签订《二次结构承包合同》，应视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且杨娴伏亦认可付豪与其签订合同系代表广州东涵公司签订。因此，付豪与杨娴伏签订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广州东涵公司承担。杨娴伏按照合同约定完成相应的劳务，案涉工程已于2016年8月31日全部通过竣工验收，工程质量合格。在合同履行过程中，2016年9月8日形成了《工程量结算清单》，广州东涵公司的代表付豪在结算清单上审核确认。该结算清单载明的欠付金额为应付款的95%，现杨娴伏主张给付剩余5%的劳务款128751.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应予支持。因此，杨娴伏要求广州东涵公司对欠付的劳务款承担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付豪作为合同相对人承担付款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宜昌博高公司应否对杨娴伏的劳务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宜昌博高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将其中的劳务分包给广州东涵公司，之后广州东涵公司与杨娴伏与签订合同，其与宜昌博高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杨娴伏主张宜昌博高公司对欠付的劳务款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衡水恒丰公司应否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对杨娴伏的劳务款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现有的在卷证据,2017年6月1日，衡水恒丰公司与宜昌博高公司进行了工程结算，案涉工程结算价款为261396419.6元（水电费已扣除），自2016年4月12日至2017年8月21日，宜昌博高公司共向衡水恒丰公司出具了28张建筑业统一发票，票面金额合计为261396419.6元。衡水恒丰公司作为发包人，已经与宜昌博高公司结清了案涉工程款，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付豪作为合同相对人，对杨娴伏的劳务款承担还款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8）冀1102民初16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杨娴伏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8）冀1102民初16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杨娴伏劳务款128751.25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128751.25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杨娴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60元，均由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倪庆华审判员  杜占奇审判员  李春蕾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王聪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