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303民初284号 原告：蒋汉勇，男，汉族，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 原告：蒋玲玲，女，汉族，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 以上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广西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寿宇，男，住广西宾阳县，系原告蒋玲玲的丈夫。 被告：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住所地：广西桂林市叠彩路。 法定代表人：颜丽萍，系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东，广西象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桂林市人民医院，住所地：广西桂林市文明路。 法定代表人：王昌明，系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扬，广西钛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迪光，男，桂林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 原告蒋汉勇、蒋玲玲与被告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二医院”）、桂林市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立案后，由审判员龚扬婷与人民陪审员江荣华、邹锦钦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原告要求变更诉请，而被告要求举证期而休庭。后因案件审理需要，依法变更合议庭，由审判员文华、审判员黄石慧、人民陪审员粟喜发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汉勇、蒋玲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蒙寿宇，被告二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东，被告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扬、潘迪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蒋汉勇、蒋玲玲向本院提出如下的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丧葬费10000元（具体赔偿项目及金额待司法鉴定后确定）；2、由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7月10日，李世翠因“胸痛半年”症状到被告桂林市人民医院就诊，经该院诊断为冠心病，随即入院治疗。2014年7月13日，李世翠在被告桂林市人民医院进行手术，但在手术前才被院方告知手术室无法使用，后送至被告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实施PCI经皮冠状动脉球嚢扩张及支架术。手术进行并不顺利，随即终止了手术，李世翠被送返被告桂林市人民医院，后又因该院设备存在故障不能实施抢救措施，李世翠于当天下午再次送至被告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实施抢救。手术后李世翠被送入被告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的ICU,期间由于护理和诊断的诸多过错，其病情逐渐恶化，于2014年7月21日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原告认为，两被告在告知、手术实施及后续的护理诊断等诸多方面，存在严重的医疗过错行为，最终导致了李世翠的死亡。故，两被告应当承担医疗侵权损害共同赔偿责任。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之规定，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的第1项变更为：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方医疗费213783.47元，死亡赔偿金408693.6元，丧葬费25741.8元，护理费16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40元，必要营养费420元，交通费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共计691858.87元。原告认为，两被告在医生职业、手术告知、实施及后续的护理诊断等诸多方面，均存在严重的医疗过错，最终导致了李世翠的死亡，故两被告应当承担本案医疗侵权损害共同赔偿责任。 被告二医院辩称，1、本院只是对ICU诊疗行为承担责任，手术的实施是人民医院做的，是借用我院的医疗设施设备进行手术，手术后才转到二医院急救室ICU进行抢救，因此，二医院仅对ICU的诊疗行为承担责任；2、二医院在对患者李世翠诊疗过程中，诊疗行为符合规范，没有过错，因此二医院对于李世翠的死亡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人民医院辩称，1、原告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应当予以驳回。医院的诊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措施得当。医院也尽到了知情义务和告知义务，医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患者死亡是其自身疾病发展所致，与医院的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对患者的去世拒绝尸检，导致患者确切死因不明，多家医疗专门鉴定机构均不能确定确切死亡原因，而退回鉴定，因此导致本案鉴定无法完成。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患者李世翠（原告蒋汉勇的妻子、原告蒋玲玲的母亲）于2014年7月10日到人民医院就诊，门诊拟“冠心病”收入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并于当日入院住院治疗,初步诊断为：（1）冠心病，陈旧性心肌梗死，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Ⅱ级。原告蒋汉勇、患者李世翠的女婿蒙寿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医院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同意书》上签字，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13日。2014年7月13日，在拟进行动手术当天，人民医院告知患者家属，人民医院手术设备存在故障将转往二医院进行手术。后患者李世翠在二医院手术期间未顺利完成，将患者李世翠从二医院带回人民医院。李世翠回到人民医院后指标恶化,人民医院诊断认为患者病情严重,再次将患者李世翠送往二医院,利用二医院心导管室行冠状动脉造影提示右冠状动脉急性闭塞，右冠状动脉开口内膜撕裂夹层，诊断为：1、急性下壁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2、心率失常-阵发室颤；3、泵功能4级；4、心源性休克；5心肺复苏术后。二医院于当日向患者家属下大了病危（重）通知书。人民医院在二医院完成造影后，患者李世翠进入二医院重症监护室，由二医院进行治疗照顾，2014年7月21日，患者李世翠于二医院被宣布临床死亡。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8年1月向本院提出医疗司法过错鉴定申请，请求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被告二医院、人民医院两家医院在诊治李世翠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该医疗过错与李世翠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于2018年3月9日、3月13日组织原被告双方对拟提交司法鉴定材料进行质证，2018年4月4日本院审管办出具《终结鉴定函》【（2018）叠法鉴委第25号】，载明“我室依法启动鉴定程序，但因患者未做尸体解剖检验，无法对委托鉴定事项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7月24日本院委托武汉大学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武汉大学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审查需补充明确医院双方是否认同鉴定材料中关于李世翠的死亡原因诊断，另需补充医患双方陈述材料、乙方答辩材料，否则无法鉴定。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通知双方补充鉴定材料函，2019年1月22日，武汉大学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载明“……因送鉴材料不充分，缺少医患双方陈述、答辩材料，以被鉴定机构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无法顺利完成委托的鉴定事项……”。2019年4月30日，原告再次向本院提出医疗司法过错鉴定申请，请求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二被告医院、人民医院两家医院在诊治死者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该医疗过错与李世翠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再次组织原被告双方对拟进行司法鉴定材料进行质证。2019年6月28日，原告向本院书面申请延期开庭，延期开庭申请书载明“……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已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为备案鉴定机构。现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7月4日开庭，鉴定不可能在这个时间之前作出鉴定结果，故本案无法从专业角度明确两医院存在的过错和过错比例，导致申请人也无法没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2019年6月28日，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关于“李世翠一案”的回函》【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临床）退字第MTJ61号】，载明“……经我中心组织相关专家讨论后，作出以下说明：因被鉴定人李世翠死后未行尸体解剖，确切死因不明。根据目前材料，我中心无法就委托事项得出明确鉴定意见……”；2019年7月9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不予受理告知书》（西政司法鉴定中心T20190274号），载明“……现因‘病情复杂，未行尸体解剖’，具体死亡原因不明，已超出本中心的鉴定技术能力范围……”。 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综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二被告的诊疗行为与患者李世翠的死亡行为之间是否有关系以及两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诊疗规范，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患者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2、原告的诉请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医疗服务专业性、科学性强，非本领域的专业人士很难理解，由于其高度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的行业特点，加上医疗行为存在诸多未知风险和不可控因素，除少数纠纷可以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认定或人民法院根据生活常识和经验迳行判断外，大多数医疗纠纷案件需要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患者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等问题进行鉴定。原告2019年6月28日向本院书面申请延期开庭，在申请书中亦表示“……现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7月4日开庭，鉴定不可能在这个时间之前作出鉴定结果，故本案无法从专业角度明确两医院存在的过错和过错比例，导致申请人也无法没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即原告方亦认可司法鉴定对于本案确定二被告是否存在过错、过错比例意义重大。本院在审理过程中的司法鉴定，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复函“……因被鉴定人李世翠死后未行尸体解剖，确切死因不明。根据目前材料，我中心无法就委托事项得出明确鉴定意见……”，另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亦函复“……现因‘病情复杂，未行尸体解剖’，具体死亡原因不明……”，均退回鉴定。现因患者没有尸检，导致鉴定机构认为缺乏鉴定基础而不予受理鉴定委托，故原告主张的二被告的种种过错是否存在，本院难以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因原告不能举证证明二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另，患者在接受医疗行为前，必须得到医生对该项医疗行为有关信息的充分告知。患者只有在被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其自主决定权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因为随着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医疗科技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如果没有医生对该医疗行为的详细解释，一般患者很难了解，也无法就医疗行为的实施与否作出充分而有效的考虑。知情权是患方行使同意权的前提，只有充分告知才能保证正确选择。在诊疗过程中，尤其是出现重大变化、重大事项，医方更宜采取书面告知的方式与患方进行沟通。患者只有清楚了各种治疗方案的治疗效果和风险之后才能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在人民医院拟定手术的7月13日当天该医院相关仪器设备存在故障，庭审中，针对当然发现手术设备存在故障手术是否可以延后的问题，被告人民医院表示“可以延后”，人民医院作为一家三甲医院，并未采取在本院延期手术的方式，而是在未书面告知患者手术方案、风险等的前提下，将患者李世翠带往另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显然有失妥当；退而言之，按照被告人民医院所称“根据患者的状态，尽快做（手术）。如果不尽快做会加快患者病情”，被告人民医院将患者带到二医院进行手术未顺利完成而终止手术，被告人民医院在庭审中表示“二医院只有手术室没有监护室，又回到人民医院”，即被告人民医院在本院相关设备存在故障时，对于当天的手术准备显然存在不足，人民医院没有告知患者家属替代医疗方案，如确实需更换手术实施医院，可以考虑就近的其他三甲医院，诸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24医院（原解放军181医院）、桂林市中医医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学院，并结合患者病状、家属意愿等确定手术实施医院。如果患者及其家属被充分告知手术及保守治疗的全面信息，患者及其家属将会理性地作出不同的选择。本案中手术是否成功，手术地点、设备、医生、时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民医院对此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故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在本案中被告人民医院的行为并不符合诊疗规范。而二医院是提供手术室给人民医院进行手术，在被告人民医院手术未完成终止返回人民医院后患者体征异常，人民医院将患者再次带回二医院抢救后，方才由二医院ICU接手，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二医院在本案中存在医疗过错或者是不符合诊疗规范。 关于争议焦点二。一、诉讼请求的具体各项损失：1、关于二原告主张的医疗费213783.59元，有正规医院票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支持；2、关于二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408693.6元，当事人系城市户口，本院予以支持；3、关于二原告主张的丧葬费25741.8元，参照《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本院予以支持；4、关于二原告主张的护理费，原告虽没有陪护证等证据证明，本院结合患者的病情，认定患者需一人陪护，参照《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酌情以“2019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58594元/年”的标准计算护理费，即58594元/年÷365天×12天×1人＝1926.38元予以支持；5、关于二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840元，患者住院12天，对此本院酌情予以支持；6、关于二原告主张的营养费420元，因无相应的证据证实，对此本院不予支持；7、关于二原告主张的交通费700元，原告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予以支持300元；二、二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4000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本院酌情予以支持10000元。 综上，本院确认二原告的经济损失为医疗费213783.59元、死亡赔偿金408693.6元、丧葬费25741.8元、护理费1926.3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40元、交通费300元共计651285.37元。按照赔偿与责任相适应原则，由于被告人民医院未确实履行告知义务以及术后风险评估，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本院酌情确认桂林市人民医院对患者李世翠损失承担10%赔偿责任，被告应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651285.37元×10%＝65128.53元以及精神抚慰金10000元。原告提出的其他超过以上部分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桂林市人民医院赔偿原告蒋汉勇、蒋玲玲损失65128.53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75128.53元; 二、驳回原告蒋汉勇、蒋玲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566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蒋汉勇、蒋玲玲负担14102元，被告桂林市人民医院负担1567元承担。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利息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15669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文 华 审 判 员  黄石慧 人民陪审员  粟喜发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法官 助理  李明权 书 记 员  张慧林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