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14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东盛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戚墅堰区东方大道**。法定代表人：陈国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蕾娜，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住所地，住所地常州市博爱路**iv>负责人：丁义春，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盛,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文娟，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常州瑞泽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常，住所地常州市新**春江镇圩塘工业园区v>法定代表人：徐坤林，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刘亚东，男，1970年9月20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原审被告：徐秋华，女，1970年8月14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常州市。原审被告：常州逸恒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常，住所地常州市新**太湖东路******v>法定代表人：刘亚东，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常州市东盛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原审被告常州瑞泽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公司）、刘亚东、徐秋华、常州逸恒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恒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7）苏0402民初1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中信银行起诉或者裁定对本案中止审理，或者裁定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中信银行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案涉《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人民币最高额保证合同》、股东会决议的签署事实情况未查清，原审法院便认定合同有效是错误的。瑞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亚东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东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国贤被采取强制措施。案涉贷款实际的操作人被采取了刑事强制，在此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查清案件事实。刘亚东虽否认骗取贷款，但与现有证据显示情况相悖，同时还需陈国贤的证言及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的结果为审理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既未要求陈国贤出庭，向其核实情况，也未向公安机关、武进法院调取相关证据，根本无法查清本案事实；(二）中信银行至今仍未提供任何借款人贷款申请资料及证明其按约履行受托支付义务的证明资料，更印证了本案贷款与公安机关说明、相关刑事起诉书及判决书相一致，可能存在违规审核的情况，在前述事实未经调查核实及审理认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中信银行无需承担责任、本案不涉及刑事犯罪是错误的；(三）一审无法做到认定事实清楚的根本原因在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请求二审法院调取相关刑事案件资料便可知晓本案是否涉及刑事犯罪，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以查明案件事实；(四）中信银行主张的利息并无相应依据；(五)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证明律师费已经支付的情况下支持律师费是错误的。中信银行有健全的法务部，无需聘请律师。律师费也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二、一审法院对合同效力认定错误，《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应属无效。首先，担保合同无股东会决议；其次，刘亚东案件正在侦查过程中，是否存在中信银行与瑞泽纺织、刘亚东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第三人利益而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形，均需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最后，如刘亚东构成骗取贷款罪的，主合同无效、从合同无效；三、一审法院忽视了中信银行存在严重过错，其损失均因其过错导致，上诉人无需承担责任。(一）中信银行至今仍未提供任何借款人贷款申请资料，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贷款己用于合同约定的前期还贷。且2017年3月10日，瑞泽公司实际控制人己经出现资金链断裂、并且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但中信银行在明知该情况的情况下，仍然违规发放贷款。中信银行未提供授信合同，瑞泽公司当时己经完全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授信条件和其内部规定的授信条件，该种情形下，相应责任应由中信银行自行承担，无需由担保人承担；(二）一审法院认定中信银行享有撤销权，但中信银行未按照该条规定主张撤销，且依照合同履行了放款义务，认定了主合同有效的同时，也反映了中信银行存在严重过错，未行使撤销权导致了损失的发生，上诉人无需承担责任。但一审法院认定担保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前后矛盾；四、一审法院对案件性质认定错误，是导致判决错误的根本原因。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且同时符合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了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两种情形，无论是根据该规定第十一条还是根据该规定十二条,本案均应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1、经过审理可以明确，瑞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刘亚东，案涉贷款均由刘亚东实际操控。其法定代表人徐秋华系刘亚东妻子。刘亚东己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骗取贷款一案正在侦查中未做结案处理，刘亚东涉嫌利用其名下包括本案瑞泽公司在内的多个公司骗取贷款；2、同时，一审法院审理的瑞泽公司关联单位其他案件，证明了公安情况说明所述事实，本案案涉贷款涉嫌经济犯罪；3、与上诉人相关的其余11个案件所涉金融借款合同均发生了纠纷，另外与刘亚东相关的金融借款纠纷一审法院也受理了另外好几件，新北法院也受理了很多件，所涉借款均发生了纠纷。虽然，各案件中的借款人不完全相同，但是，所有贷款均是刘亚东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公司操作，涉及刑事犯罪。因此，不应孤立地看待每一个案件，而应当结合12个案件以及其他关于刘亚东的案件中的情况综合考察本案是否涉及刑事犯罪。这一点对应庭审中提供的与东盛公司相关的12个案件梳理表及部分其他刘亚东实际操作公司案件梳理表即可明确。在天宁法院审理的（2018)苏0402民初2558号、2559号、2560号、2561号等上诉人为被告的案件中，原审原告都提供了所谓的购销合同及发票，经查验相关发票均为伪造，购销合同同样存在伪造嫌疑。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应当根据《最高法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二）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本案贷款涉嫌骗取贷款及违规放贷，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中，并己函告一审法院，相关犯罪情况在刑事起诉书和判决书中也予以了体现。1、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于2018年2月6日对包含瑞泽公司在内的刘亚东所实际控制的公司涉嫌骗取贷款一案进行了立案侦查并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说明了本案案涉贷款涉及犯罪，正在进一步侦查过程中。情况说明明确刘亚东利用其关联公司即瑞泽纺织向中信银行申请贷款。2、刘亚东案、陈国贤案中的刑事起诉书均证明本案贷款涉嫌刑事犯罪。刘亚东起诉书载明刘亚东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和购销合同，并通过向银行工作人员行贿的方式，使得银行违规发放贷款；陈国贤起诉书载明，陈国贤曾收受了刘亚东的贿赂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况。3、根据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案件梳理表及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可知，本案与刑事犯罪所涉事实属于同一事实。公安机关已明确本案属于刘亚东操纵瑞泽公司向中信银行的贷款属于侦查范围，且庭审相关证据均说明本案存在犯罪嫌疑，显然属于同一事实。4、公安侦查案件的推进情况及武进区人民法院对于刘亚东案件、陈国贤案件、常州中院对于何豪骏案件的中止审理，均证明刑事案件情况较为复杂，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本案所涉赔偿责任或民事责任均应系合同无效下的责任,而具体责任如何承担则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方能确定，所以，为查清本案事实，确定具体责任，本案至少应当中止审理。六、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对案件性质认定不清，错误认定本案不属于刑事犯罪，属于经济纠纷。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函告一审法院，本案涉嫌经济犯罪.一审法院在不能确认本案案涉贷款是否涉嫌贷款，具体哪笔贷款为违规发放的情况下，并未向公安机关核实，同时，在本案进行继续审理时，也未将该情况函告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导致对本案的案件性质认定错误，错误认定本案不属于刑事犯罪，属于经济纠纷。七、本案案涉主合同、保合同的效力不因涉嫌或构成犯罪而当然无效。但同时明确了主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应当根据合同法、担保法的规定予以认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主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本案经过多次庭审已经发现，因本案贷款实际操作人均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庭审根本无法查明案件事实、无法查明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更不能查清主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因本案瑞泽纺织的实际控制人刘亚东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上诉人东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国贤被采取强制措施。案涉贷款实际的操作人都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在此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查清案件事实，借款合同的签署情况、担保合同的签署、股东会决议的出具情况等，均需以其二人的证言为审理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案涉贷款均由刘亚东实际操作，所涉贷款在其实际控制公司之间转，本案中存在刘亚东及其控制的公司与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第三人利益而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可能；存在被上诉人、瑞泽公司、刘亚东欺诈，损害国家利益而导致合同无效的可能；存在案涉贷款违规担保，违法国家法律法规导致合同无效的可能，均需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部分关于涉及民事案件处理问题的相关规定，该案应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对本案中止审理。被上诉人中信银行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本案中所涉借款合同及最高保证合同均属有效，对于合同效力应当是根据合同法进行认定，而上诉人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案涉合同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2、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属于管理形规定，该规定仅是约束公司内部管理层，对违反该规定法律并没有约束对外效力；3、贷款过程中是否存在伪造虚假报表的情况，被上诉人并不知情，即便是有，被上诉人也没有行使撤销权，而是根据合同约定履行了放款义务，合同条款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4、在贷款通则及银行内部关于贷款审核的相关规定，均属于根据银行加强风险控制的管理型规范，并非判断民事行为效力的依据，同保证人依照案涉保证合同约定而负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并无对应关系；5、本案中上诉人及原审被告瑞泽公司、逸恒公司均是独立企业法人，实际控制人说法也仅仅是企业内部管理问题，与本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无关。且本案中的借款人及担保人并未涉及任何的刑事案件。同时依据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所作的2018苏04**刑初197号刑事判决认定刘亚东犯行贿罪并不构成骗取贷款金融票证罪与本案不属于同一事实。被上诉人在贷款过程中也不存在违法发放贷款的事实，因为至目前为止未有任何侦查机关以涉嫌发放贷款罪对被上诉人或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根据最高院相关案例除非贷款人与借款人合谋骗取银行贷款否则刑事案件的处理并不影响民事纠纷的审判。中信银行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瑞泽公司立即归还借款6000万元及利息（其中截止至2017年3月22日的利息为104400元，自2017年3月2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年利率按7.83%计算）、律师费144万元，暂合计61544400元；2、刘亚东、徐秋华、东盛公司、逸恒公司对上述瑞泽公司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瑞泽公司、刘亚东、徐秋华、东盛公司、逸恒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贷款人中信银行与借款人瑞泽公司签订2017常流贷字第00053号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贷款本金6000万元；贷款期限2017年3月10日至2018年3月10日；贷款利率年息5.22%，逾期利率为上浮50%，对逾期利息计收复利。截止2017年3月22日瑞泽公司结欠利息为104400元。中信银行为实现债权的费用为律师费144万元。中信银行还与保证人刘亚东签订2015信常银最保字第个0045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2015年9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中信银行与保证人徐秋华签订2015信常银最保字第个0045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2015年9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中信银行与保证人东盛公司签订2015信常银最保字第002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2015年9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中信银行与保证人逸恒公司签订2017信常银最保字第0003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2017年3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另查明，2018年1月24日，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载明，该案由反贪污贿赂部门侦查终结，以刘亚东涉嫌行贿罪、挪用公款罪、骗取贷款罪、金融票证罪移送审查起诉。审查后，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以行贿罪、挪用公款罪提起公诉。审查查明中载明，2013年至2016年间，刘亚东以其实际控制的公司或以其朋友公司等名义，在中信银行办理了多笔贷款，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在企业财务报表等数据上进行造假，并向中信银行工作人员行贿。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苏0412刑初197号刑事判决，判决刘亚东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2018年2月6日，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对常州逸恒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翔友商贸有限公司等骗取贷款罪立案侦查。一审院认为：一、中信银行与瑞泽公司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中信银行与刘亚东、徐秋华、东盛公司、逸恒公司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各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中信银行于2017年3月10日向瑞泽公司的账户划入6000万元整。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未明确本案存在报表造假的内容。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逸恒公司骗取贷款一案，目前尚在侦查中，未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本案贷款中存在犯罪事实。判断合同是否有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判断，不能因合同当事人有可能涉嫌犯罪的行为，而认定合同无效。即便是今后公安机关侦查后，认为本案中存在虚假的财务报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的规定，中信银行应享有撤销权。而中信银行未按照该条规定主张撤销，且依照合同履行了放款义务，借款约定本身不存在无效事由，合同应当合法有效，合同条款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二、中信银行依约向瑞泽公司发放贷款后，瑞泽公司未能按约定归还借款本息，己构成违约；刘亚东、徐秋华、东盛公司、逸恒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担保义务，亦构成违约。据此，中信银行要求借款人瑞泽公司归还借款本息，要求保证人刘亚东、徐秋华、东盛公司、逸恒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份予以支持。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履行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瑞泽公司追偿。中信银行主张的律师费过高，按标准酌定调整为80万元。瑞泽公司、徐秋华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瑞泽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归还借款本金6000万元，以及至2017年3月22日的利息104400元。并自2017年3月22日起按合同约定支付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瑞泽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支付律师代理费80万元；三、刘亚东、徐秋华、东盛公司、逸恒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952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54522元，由瑞泽公司、刘亚东、徐秋华、东盛公司、逸恒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东盛公司请求法院向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调查收集瑞泽公司本笔贷款实际控制人刘亚东与本案相关的涉嫌骗取贷款罪的证据相关卷宗材料；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与本案相关的刘亚东行贿罪、陈国贤受贿罪卷宗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相关书证，陈国贤判决书等）；调查收集何豪骏受贿罪与本案相关证明材料。东盛公司二审中还提供刘亚东刑事判决书及新鸿联系列案件的部分判决书。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对上述质证意见为：1、调查取证申请由法院决定是否采纳；2、对于刑事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判决书中仅载明了刘亚东涉嫌行贿罪，对中信银行是否涉嫌违规操作等事实并没有进行查实，也无证据证明中信银行存在违法发放贷款的事实；3、对于三份再审裁定书，再审裁定书中在再审认为部分认定事实为借款事实与涉嫌骗取贷款属于同一事实，并且刑事案件处理结果将直接影响民事案件最终处理结果，因此而作出了相应的判决，但本案情况与新鸿联相关案件中的情况并不相同，本案中刘亚东所涉嫌的犯罪事实与本案的借款事实并非同一事实，也未涉及到相应的骗取贷款等证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原审被告瑞泽公司、刘亚东、徐秋华、东盛公司、逸恒公司二审均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中信银行与瑞泽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与东盛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的效力；东盛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到本案中，首先，本案是否存在各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情形的条件，一是实施了欺诈、胁迫行为；二是损害了国家利益。从本案来看，暂且不论一方是否实施了欺诈、胁迫行为，单就损害结果来看，主张损害了国家利益的证据明显不足，因为国有企业利益不能等同于国家利益，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一部分，理应受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制约。因此，不能证明本案有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其次，本案中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或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构成前述情形的条件，主要是看合同双方是否存在相同的动机，即存在相同的意思表示。如果仅是一方存在“恶意”或“非法”的意思表示，则尚不能构成上述情形。就本案来看，合同的一方是银行，另一方是借款人或担保人，从银行的贷款审批流程来看，决定银行最终意思表示的不是出面商谈的个别工作人员，而是银行的贷审委。因此，银行个别工作人员的行为不能等同银行的企业行为，由此不能认定合同各方存在共同的符合上述情形的意思表示，从而也不构成该条款的情形。至于本案是否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一是各方当事人未提及，二是经审查，并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故案涉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均有效。东盛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关于律师费部分，中信银行与借款人、担保人签订的合同中对律师费的承担均有约定，依法应予支持，且一审法院已经对中信银行主张的律师费过高部分酌情进行了调整。关于上诉人认为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严重的经济犯罪嫌疑，但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综上，上诉人东盛公司主张其不承担保证责任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东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9523元，由上诉人常州市东盛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梅审判员 赵德升审判员 邹玉星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朱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