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26263号原告：刘蕾，女，1984年2月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堂（原告刘蕾之父），1951年7月15日出生，无职业。被告：北京上汽安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草寺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92136204J。法定代表人：马西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女，1987年8月1日出生，北京上汽安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行政副经理。原告刘蕾（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上汽安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堂，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回三份劳动合同书；2、被告支付我劳动补偿金（6个月的标准）36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3年3月到被告公司工作，已经六年多，先后签订三次劳动合同（第一次两年、第二次两年、第三次三年，2020年到期），现在该公司领导全换，公司也从原来的海淀区闵庄路迁到朝阳区来广营西路，又从来广营西路迁到通州草寺村。我住在丰台区梅市口路，从我家到公司68公里，路上换四次车，大约三个小时路程，加上路上堵车严重，路上的时间自己掌控不了，单位领导要我每天早上提前到公司，说是开早会，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于5月23日发生争吵，下午我给分管人事的领导打招呼说安排辞职，领导说5月27日周一给答复。周一早晨我和父亲去被告公司，见到公司一把手杨大军经理，杨经理很和蔼地劝我们，不要辞职，继续工作，我觉得杨经理说的诚恳、很热情，我们很感动就同意了杨经理的建议，我决定不离职，我父亲和杨经理商量把家搬到通州。之后我们下楼又找了分管销售工作的领导，就是刘蕾的直接领导王胜广经理说明事情的经过，并向王经理说明以后没有问题了，已同意继续上班，中午在食堂吃了饭，问题解决了。可到了下午快下班的时间，分管人事的王珊通州我们换工作，去卖车销售代表任职，我们当然不同意，劳动合同上写着劳动内容、劳动时间、地点、地点么换工作，再一次请示杨大军经理，杨经理说考虑一下，我们想给领导一点考虑时间，5月28日没去，5月29日早上又去了公司，请示杨大军经理，杨经理说让我正常离职，作为领导，出尔反尔，我接受不了，我无可奈何去了仲裁。仲裁期间，公司出示了劳动合同书，说是作为证据，我认为合同书上签名的地方没有改动，前后有改动的部分，不予承认，劳动合同签订时应当一式两份，甲乙方各执一份，几年了，该公司没有给我劳动合同书的文本。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辩称：第一，我公司只有2017年最后签订的一份合同，而且是我公司自己留存的一份。原告说的没有之前两个合同我公司不知道。第二，是原告自己主动提出的离职，2019年5月29日给我公司寄来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我公司劳动地点变更了，但是我们合同约定的就是北京市，因为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原因，不是我公司主观原因，我们有补助措施，一日一餐改为三餐，有班车，有租房补助。如果都不可以，还可以协助员工去兄弟单位上班。原告的工资待遇我们也没有降低，我公司并没有对原告造成损失，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7月25日，原告入职被告公司。双方签订有期限为2017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原告担任网销专员岗位（工种）工作；工作地点为北京市；原告工作应达到被告的工作要求标准，如果达不到被告的工作要求，被告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原告的岗位，并按新的岗位进行工资核定；月工资2000元，津贴、绩效工资按公司相应考核办法、出勤等规定执行。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被告应得工资情况为：2018年6月，5800元；2018年7月，6800元；2018年8月，5800元；2018年9月，5800元；2018年10月，5710元；2018年11月，5800元；2018年12月，7740元；2019年1月，6000元；2019年2月，6000元；2019年3月，6000元；2019年4月，5790元；2019年5月，6050元。被告已向原告发放上述工资。2019年5月23日，因原告没有按时参加早会，原告与其主管领导发生激烈争吵，原告想离职，被告进行劝说挽留。2019年5月27日，原告再次来到公司，经与被告沟通，原告表示留下来不再辞职，但其原岗位已有他人接替。后续调岗事宜，双方陈述不一，原告表示被告给其调岗至销售岗位（卖车），原告不同意，2019年5月29日，公司通知其正常离职；被告表示系找原告谈，中意哪些岗位要协调，是否考虑销售，后来没有谈拢，原告表示要离职，被告表示按正常程序走离职。2019年5月29日，原告向被告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内容为：“本人刘蕾自2013年7月25日入职贵司工作至今，在本人工作期间，因贵司单方变更工作地址，致使我客观上不能履行劳动合同，现本人提出与贵司解除劳动关系，望贵司收到本通知书后尽快向本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被告收到上述通知书。原告2019年5月与被告发生争议后，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双方于2013年7月25日至2019年5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8280元。被告辩称认可2013年7月25日至2019年5月29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同年7月26日，仲裁委做出京通劳人仲字[2019]第4304号书裁决书，裁决：1、确认双方于2013年7月25日至2019年5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驳回原告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表示其因公司地址变迁、路途遥远未能准时参加2019年5月23日的早会而与部门经理发生言语冲突，被告认可系因“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客观原因，公司，公司地址进行搬迁至通州员工提供了班车、餐补、租房补助等，并提交该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公司内部的《会议纪要》，载明“考虑到公司经营场地在通州区的实际情况，从2019年5月1日起，凡在职员工均可享受公司提供的房补400元/人”，原告对《会议纪要》不予认可，认为没有执行。经核实被告的工商登记档案，被告原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2019年3月14日，，被告住所变更为北京市通州区草寺村******本院认为，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依照上述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本案中，被告认可因“疏解整治促提升”政策变化的原因导致了该单位的迁移，应当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原地址海淀区与变更后的地址通州区虽均属北京市，但地理位置并不毗邻，相差40余公里，工作地点的变更程度对原告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大大增加了原告履行劳动合同的成本。从2019年5月23日双方发生矛盾，到2019年5月29日双方的沟通协商过程来看，双方并未就劳动合同的继续履行及履行方式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双方同意正常离职，双方可以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关于被告所述原告主动提出离职的答辩意见，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发生在双方就劳动合同是否继续履行及履行方式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最终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遂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被告表示同意，正常走离职手续，整个过程应为双方进行协商的一部分，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合同。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数额，本院根据原告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和劳动关系终止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进行核算，原告主张的月工资标准不超过本院核算的数额，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回三份劳动合同书的诉讼请求，与本案争议并不具有不可分性，应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因原告在仲裁阶段未提出该项诉请，该项诉请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北京上汽安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刘蕾于2013年7月25日至2019年5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上汽安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蕾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6000元；三、驳回刘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北京上汽安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姚玮东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苑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