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78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永明，男，195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国彬，北京市炜衡（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建德，男，196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上诉人朱永明因与被上诉人姚建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5民初17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永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上诉费由姚建德承担。事实与理由：我方常年从事苗木生意，姚建德多次向我方购买苗木，但未能支付苗木款，遂向我方出具欠条，载明欠付苗木款及具体金额。姚建德在一审中陈述其己结清所有苗木款项，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同时，为何在结清所有苗木款项的情况下，欠条仍在我方处，姚建德无法自圆其说。本案与一审法院（2019）苏0505民初1775号案件系两个无关联的单独案件，两案的处理结果让我方及家人损失很大。苗木交易惯例与通常的设备买卖在书面证据留存及交易习惯上有很大差异。一、苗木交易多数为熟人或朋友介绍等进行；二、苗木交易的次数、数量及金额不固定，且非常零散；三、苗木交易多数为滚动记账，阶段性对账进行，欠款金额系一段时间滚动形成，对完账后确认当前欠款即可，而对于欠款周期内的零散金额、数量、次数是无法准确陈述的。这种交易习惯导致苗木出售者在法律证据举证及交易细节陈述上会较为不利。但姚建德作为苗木购买者，在不拖欠苗木款的情况下仍然出具欠条，应当知道相应法律后果。如果如姚建德所言仅欠我方及配偶20万元，为何要出具超过9倍左右金额的借据及欠条且多次出具凭证，明显不符合常理。姚建德对此没有合理说明。姚建德辩称，我在2015年8月13日的时候曾经向朱永明的妻子借款20万元，未能及时归还，到2017年11月时，连本带息已经计算到了114.8万元，当时朱永明的妻子要求写一张54.8万元的借条和一张60万元的借条。这114.8万元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未能归还，朱永明要求在2018年3月底一定要还，如果到期不能还的话，要加利息10万块钱，如果到2018年4月份还不能还的话，再加利息55万元，所以又让我分别写了两张树苗款的欠条，如果在2018年3月底114.8万元能够还上的话，10万元的欠条作废；如果2018年4月份能够还上的话，则归还125万元，55万元的欠条作废；如果过了2018年4月底还不能还款的话，就要一并还款180万元，同时还每月加收利息10万元。两张树苗款的欠条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因为在出具欠条的时候该欠条还没生效，所以朱永明又向我出具了一份凭证，对欠条的形成进行说明。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朱永明的上诉请求。朱永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姚建德归还欠款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姚建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0日，姚建德向朱永明出具《欠条》一份，其上载明“今欠望亭苗场苗木款共计壹拾万元正(￥100000元)”。一审又查明，姚建德另向朱永明出具了一张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26日的《欠条》，其上载明“今欠朱永明2017年在丹阳购苗木款共计伍拾伍万元正(￥550000元)”。一审再查明，朱永明向姚建德出具了一张落款日期为2018年2月14日的《凭证》，其上载明“兹有姚建德，借欠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元正，在30天内还减拾万元正，到期2018年3月14日全部付清。在60天内还到期2018年4月14日付壹佰贰拾伍万元正全部付清，后面欠2017年丹阳苗木款不用付伍拾伍万元整。如果到期2018年4月14日内付不清以上壹佰贰拾伍万元正全款，后面欠2017年丹阳苗木款一起付清，共计壹佰捌拾万元正(￥1800000)。如果在60天内到期2018年4月14日付不清，每月按壹拾万元整计算到付清为止”。一审另查明，苏州市香古花木园于2002年10月23日注册成立，朱永明系该花木园的投资人，该花木园已于2018年9月19日注销；另，丹阳市香古苗木专业合作社于2017年12月6日登记设立，朱永明系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以上事实，有欠条、凭证、工商登记信息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姚建德是否结欠朱永明苗木款，对此，应结合双方认证的证据、当事人的交易往来、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庭审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朱永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姚建德结欠其苗木款，理由如下：一、朱永明陈述姚建德多次向其购买苗木，但除了本案欠条，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且按朱永明所述，姚建德还拖欠朱永明妻子巨额借款未还，在此基础上，朱永明仍屡次同意姚建德赊欠苗木款，缺乏合理性。二、朱永明对本案交易经过、付款情况的陈述前后矛盾，首先，朱永明在第一次庭审中表示“姚建德在望亭苗木基地拿过10万苗木，分好多次拿的，是13年到15年这三年间拿的，苗木款一分钱都没付过。我们本地人的习惯一般都是当时拿苗木，等工程款下来再支付”；而第二次庭审中，朱永明却称10万元苗木款是“2016年期间姚建德在望亭基地拿的”，其后又再次变更为“2015年期间拿的，2016年写了欠条”，且表示，“姚建德指派人员到苗木基地拉苗木，拉好苗木现场清点，一般都是现金结账，没有钱结账就打欠条，原则上是后面拿钱过来就清前账欠后账……姚建德付过苗木款的，结清了13年和14年的帐”，一审法院认为，朱永明作为专业的苗木销售方，对基本的交易经过、付款情况无法给出一致的陈述，对其中前后矛盾之处也未能给出合理解释，对此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三、虽然朱永明在庭审中陈述姚建德曾于2016年出具过欠条，但并未进行相应举证，姚建德亦予以否认，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可，根据现有证据，对姚建德几年前拖欠的苗木款，直至2018年2月10日才由双方确认并由姚建德出具欠条，显然不合常理，且朱永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诉讼前向姚建德催讨过案涉款项。四、结合本案审理过程中朱永明提供的另一张55万元欠条以及姚建德提供的由朱永明出具的凭证，一审法院认为，朱永明对姚建德结欠的另外55万元未在本案中一并主张以及凭证中视姚建德归还借款的时间对所谓苗木款进行相应免除的行为均增加了本案欠款的存疑度。综上，本案中，朱永明对买卖关系最基本的交易经过和付款情况的前后陈述存在明显矛盾，且未能给出合理解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以及一般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判断，一审法院认为，朱永明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永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朱永明负担。二审中，朱永明向本院提交：1.朱永明妻子秦建英与姚建德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秦建英多次向姚建德催款的事实。其中，2017年10月18日秦建英让姚建德先付100万元，姚建德回复称快了，等公司下来就给你；姚建德为了证明自己有资金实力，将其与吴金昌之间的对账协议文本发给秦建英，让秦建英放心。2.（2018）苏0507民初488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以证明朱永明从2002年开始承租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项路村经济合作社土地，并开设苏州市香古花木园进行苗木交易，案涉款项即姚建德在望亭基地购买苗木对应的苗木款。3.2011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书、2014年12月2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2013年12月5日及2011年12月31日签订的合同、2011年12月31日签订的转包合同，以证明朱永明自2011年开始在丹阳承包土地种植花卉苗木。姚建德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中两个微信号确实是我和秦建英的，秦建英确实向我催过款项，我也提出过等公司款项下来就付给她，但是具体聊天内容因为我的微信聊天记录已经删除无法核对。确实有通过微信向秦建英发送过我和吴金昌之间的对账材料。对证据2、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二审中，朱永明认为从2013年开始，姚建德与案外人吴金昌开始合作多个建设工程项目，姚建德多次向朱永明的苗木基地购买苗木。姚建德对此没有异议，认可与朱永明之间有苗木买卖关系，但认为双方之间买卖款项已经结清。对于凭证的形成经过，朱永明陈述：2017年12月26日丹阳苗木款55万元以及2018年2月10日望亭苗木款10万元，系从不同基地采购的苗木款，发生的时间在2013年到2016年，即吴金昌跟姚建德两人合作期间，姚建德对于苗木款一直拖欠不付，我分别在2017年12月份和2018年2月份向姚建德催款，形成两张欠条，当时姚建德承诺2018年春节前工程项目款项到款后就会付款，但是仍然未付。我再次向姚建德催要，姚建德提出算一下账再写个条子，我们之间总共涉及三笔款项，分别是114.8万元借款（确定为115万元）、望亭苗木款10万元和丹阳苗木款55万元。凭证中的借欠125万元就是借款115万元和望亭苗木款10万元，如果姚建德能在2018年3月14日把款项付清，可以减10万元，如果在2018年4月14日付清的话，姚建德要付125万元，丹阳苗木款55万就不用再支付，如果到期还是无法付款，姚建德要全部归还180万。这样约定是因为据了解姚建德在外面负债很多，为了使姚建德能够及时还款，我作出很大的减免。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朱永明夫妻与姚建德之间既有借贷关系，又有苗木买卖关系。朱永明现依据姚建德2018年2月10日出具的欠条主张苗木款10万元，姚建德对该款项的性质提出异议，认为是无法按期归还借款要加收的利息，并提供了朱永明出具的《凭证》佐证其陈述的欠条形成背景。在姚建德欠款的情况下，由朱永明对姚建德的还款进度出具《凭证》进行说明与一般由欠款人出具还款凭证的情况不同；朱永明将苗木款作为归还借款的附带、根据还款进度进行相应免除；本案中对姚建德结欠的另外一笔苗木款55万元没有一并主张；朱永明陈述两张欠条所在苗木款形成于2013年到2016年期间，与2017年12月26日《欠条》载明的“今欠朱永明2017年在丹阳购苗木款共计伍拾伍万元正”内容不符。以上情况足以令人对欠条所涉10万元款项的性质产生合理怀疑。对此，朱永明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苗木买卖情况。朱永明对此举证不足，一审中关于结算的陈述又前后不一，一审法院未支持朱永明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朱永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朱永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斌审判员 顾 平审判员 郭 锐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袁丽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