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22民初5671号 原告：崔伟，男，199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原告：陈顺芝，女，196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崔效珍，男，194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丰升、项松（实习律师），安徽李丰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红梅，女，197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晓邨，安徽正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凤兰，女，1956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原告崔伟、陈顺芝、崔效珍与被告邵红梅、周凤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伟、陈顺芝及崔伟、陈顺芝、崔效珍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丰升和项松、被告邵红梅的委托代理人陆晓邨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周凤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伟、陈顺芝、崔效珍诉称：三原告亲属受害人崔某与被告邵红梅原是同学关系。2019年7月17日，被告邵红梅以同学聚会请吃饭为名，私自将崔某约至肥东县包公镇小包居委会邵七组其婶子被告周凤兰家。当崔某赶到约定地点时，只有被告邵红梅一人在被告周凤兰家。中午被告邵红梅安排崔某在被告周凤兰家吃饭，喝的是被告提供的自制牛栏山浸泡桑葚高度白酒。席间被告邵红梅和被告周凤兰想尽各种办法轮番相劝，喝了两个多小时将崔某灌醉。为了使崔某在酒后吐真言，被告邵红梅在崔某酒后处于半醉半醒时打电话给原告陈顺芝进行语言羞辱和炫耀，同时刺激崔某。崔某醉酒后，被告邵红梅和被告周凤兰将崔某弃置一边，不管不问。此间，原告多次打崔某电话，被告邵红梅嫌烦，将崔某的手机掼坏，失去通话功能。原告又多次打被告邵红梅电话，被告邵红梅均拒接。当两被告赶到现场，发现崔某己不醒人事时，便打120求救。当120救护车将崔某送至肥东县人民医院，医生诊断崔某早己死亡。原告认为，被告邵红梅作为有夫之妇，长期私约纠缠原告亲属崔某，于情于理于法不容，时值三伏季节，天气异常炎热，被告邵红梅再次将崔某私约至其指定的场所，明知崔某不胜酒力且血压偏高，仍用自制的高度白酒将其灌醉，并在崔某醉酒后当面打电话羞辱挑衅原告，刺激崔某，尤其崔某醉酒后，两被告将其弃置一边不管不问，延误抢救时机，直接导致其死亡，两被告对此均具有明显的过错。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亲属崔某被约酒过量致死而遭受的各种经济损失人民币854034.05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邵红梅辩称：一、我与三原告已故亲人崔某仅仅是初中同学关系，多少年后的同学聚会时才有联系，但一直交往很少，原告诉称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全部是侵犯我名誉权的言辞，没有一句是真实的，都是推测，我暂时保留起诉三原告侵犯名誉权的诉权！二、我与原告陈顺芝各自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三原告诉称多处文字提及“私约”，完全是在污蔑我，是对我名誉权的严重侵害，是找不到起诉理由的托词，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三、案发当天是已故崔某先联系我，我才应邀前去石塘镇接他，席间，没有任何人劝酒，双方也不是第一次在一起喝酒，其酒量在同学、朋友中人人皆知，半斤八两根本没有问题，而且，答辩人婶子提供的也是瓶装酒，不是有毒有害的三无酒，三原告拒绝公安机关对崔某尸体进行胃容物解剖鉴定，就足以证明其家人也是知道其真实的酒量，知道答辩人不会下毒，因此，三原告对我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证据支持和法律支撑。四、石塘镇派出所在第一时间接到我的报警，同时组织将崔某送至肥东县人民医院抢救，我已经尽到及时救助的义务，而不是三原告诉称的所谓“酒后吐真言”、“半醉半醒”、“灌醉”、“语言羞辱”、“炫耀”、“嫌烦”、“弃置一边，不管不问”、“手机掼坏，失去通话功能”等等严厉措辞，我认为：诉状通篇都是空穴来潮，都是原告的一种推测和假设，我最简单的抗辩理由就是三原告当时根本不在现场，何来这种想象？所以，其一切诉称都是想当然的，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法律是尊重事实，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而且，诉称前后自相矛盾，既然三原告污蔑我与逝者是所谓多次私约关系，证明他（她）们之间关系不错，岂有不救之理？我没有追求或者放任崔某死亡结果发生故意，也不存在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导致崔某死亡，因此，在法律上既无故意，也无过失，也就是不存在任何过错可言，无过错不担责！五、从三原告提交法庭的证据反映，是呼吸心跳停止半小时余，证明死亡时间发生在救护车上，因为，从包公镇小包居委会邵七组到肥东县人民医院，半个小时是到不了的，证明我一直在积极组织抢救，没有耽搁抢救时间，更不是三原告诉称的“早已死亡”。 六、案发现场的关键人物是我婶子周凤兰，其是在家带两个孙子，滴酒不沾的纯农村妇女，其完全可以证明当时喝酒的过程，不存在像三原告所言的诉称情况。石塘镇派出所第一时间对我和同为被告的周凤兰及其孙子的问话，这三份问话笔录就足以支持答辩人的主张，难道我们免费提供酒菜供崔某享用还有过错可言？果真如此，以后好事太难做了，人与人之间就不能进行正常交往了，更何况喝酒整个过程有被告周凤兰及其两个孙子在场，这难道属于“私会”吗？原告又是自相矛盾的诉称。七、至今，公安机关没有对我进行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立案，足以证明答辩人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本案的发生纯属意外，是人力不能预测、不可抗拒和无法避免的。八、崔某生前并不是不胜酒力之人，主要是因为其疏于对自己体态肥胖身材的健康的关注，近年来，五十岁左右的人猝死大有人在。九、三原告诉状地址均自认在包公镇农村，因此，其适用的标准只能是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96元／年和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12748元／年。总之，崔某饮酒导致死亡的结果与我等提供酒菜的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我不承担三原告诉请各项赔偿款，但可以看在同学一场及同情逝者家人的角度，在法庭的主持下进行适当、零星的补偿，因为我也不是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微薄，即将面临退休，膝下一子至今尚未成家，家境不好，需要量力而行。 被告周凤兰未予应诉和答辩。 经审理查明：原告崔伟是死者崔某的儿子、陈顺芝是崔某妻子、崔效珍是崔某父亲。崔某与被告邵红梅是同学关系，被告周凤兰是被告邵红梅的婶子。2019年7月17日，被告邵红梅与受害人崔某约定到邵红梅的婶子被告周凤兰家吃饭，中午十一点许，被告邵红梅到肥东县石塘镇将崔某接至周凤兰家，周凤兰烧好饭菜，吃饭时有崔某、邵红梅、周凤兰及周凤兰的孙子。周凤兰用自己泡制的白酒（牛栏山白酒加桑葚）招待他们，两人边喝边聊，直到下午2时许结束，期间周凤兰吃完后带孩子出去玩了，大约喝了一斤白酒。饭后，两人仍在饭桌边聊天，过一会崔某想休息一下，邵红梅就拿来凉席铺在地上让崔某休息，邵红梅仍坐在旁边和崔某聊天，到四点左右，邵红梅看到崔某已经睡着并打呼，邵红梅也到房间去休息。大约五点左右，在外带孙子的周凤兰叫邵红梅处理看看崔某怎么不打呼了，邵红梅出来看到崔某嘴唇和手指发乌，随给崔某进行人工呼吸、按压胸腔等措施，并打电话叫120急救车来。大约十分钟左右，120急救车来将崔某送至肥东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之后被告知死亡。 2019年7月23日，原告方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要求不对崔某的尸体进行解剖，也没有对崔某的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 审理期间，原告提供了户口本及肥东县包公镇板桥社居委证明，证明崔某有父亲崔效珍，1941年10月25日出生，崔效珍生育四个子女，崔伟是崔某的儿子，陈顺芝是崔某的妻子；同时提供了合肥瑶海区马岗社区物业服务中心及裕存堂花园物业服务处出具的证明，证明崔某生前一直居住在裕存堂花园小区27栋2401室。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肥东县人民医院病历及死亡证明、医药费发票、公安机关问话和调查笔录、户口本及肥东县包公镇板桥社居委证明、合肥瑶海区马岗社区物业服务中心及裕存堂花园物业服务处出具的证明及庭审笔录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崔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过量饮酒的后果以及自身对酒精的耐受程度应有充分的认识。尤其在炎热中午的情况下，更应充分预见到喝酒过量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理应进行自我约束和控制，但其在席间饮酒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发生了突发死亡（不排除其饮酒为诱发因素）的后果，故其本人应对其死亡的后果负有责任。亲朋好友之间聚会、吃饭、喝酒是社会交往、建立正常人际关系的常态。判断共同饮酒者是否承担责任的关键在于其行为有无过错，具体表现行为如：是否强迫性劝酒、明知对方不能喝酒而劝其喝酒、未将醉酒者安全送达或者酒后驾车未劝阻导致发生车祸等。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有强迫劝酒行为，崔某死亡后没有进行尸检，因而没有证据证明崔某的死亡是因饮酒过量导致的，且崔某在睡觉中发生了不正常的现象之后，被告采取了急救和拨打120急救车等积极的救助措施，可见被告对崔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且崔某的死亡原因也不明确，现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因崔某的死亡所造成的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鉴于崔某与被告邵红梅是同学关系，其死亡是在双方相约一起吃饭饮酒之后发生的，依据公平原则，邵红梅应当对崔某的死亡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被告周凤兰在本起事故中只是提供了饭菜和场所，没有参与饮酒，对崔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周凤兰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可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邵红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原告崔伟、陈顺芝、崔效珍人民币30000元。 二、驳回原告崔伟、陈顺芝、崔效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570元，减半收取为2285元，由原告崔伟、陈顺芝、崔效珍负担1285元，由被告邵红梅负担1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恩才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