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09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路红岗东村路桥大厦**。法定代表人：姜树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景志，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益，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国初，男，1959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波，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湖南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荷花街道办事处西环村长浏路**iv>法定代表人：陈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检检，北京市鑫诺(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路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国初、原审被告湖南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浏高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湘0181民初3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深圳路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何国初对深圳路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深圳路桥公司长浏高速公路第三合同段项目部（以下简称三标项目部）向何国初出具《对账单》，没有事实依据，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何国初借款给三标项目部，没有事实依据，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认定黄平波系深圳路桥公司聘请的三标项目部的副总经理，是错误的。黄平波是副经理，不是副总经理，且该项目部在2013年已解散。4、一审判决认定是以三标项目部的名义向何国初借款，是错误的。首先，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何国初将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黄平波的。黄平波并没有以项目部的名义借款，何国初也清楚借款的是黄平波个人。其次，按证人证言,《对账单》是黄平波出具的，即《对账单》是黄平波的个人行为。5、一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是错误的。首先，按照何国初的自述，对账单于2015年2月15日签署，但何国初没有证据证明其向深圳路桥公司主张过债权，因此，对深圳路桥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次，何国初称黄平波于2017年1月在对账单上的确认，中断了诉讼时效，但是，根据已经生效的（2018）湘01民终5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黄平波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或者表见代表。更加重要的是，黄平波在对账单上的确认，是以他自己的名义确认的，根本就没有以深圳路桥公司的代理人或代表人的名义进行确认。最后，一审判决认定何国初向长浏高速公司主张债权导致其对深圳路桥公司的诉讼时效中断，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遗漏本案关键事实。1、本案的交易当事人是何国初和长浏高速公司，不是深圳路桥公司。（1）长浏高速公司是项目发包人，项目部是工程承包人。融资并支付工程款是发包人的义务；长浏高速公司不能按约定支付工程款的，项目部只需停工即可，事实上也已停工。一审判决认定三标项目部融资，不合常理，且与停工的事实自相矛盾。（2）一审庭审中，借款的金额、时间、还款金额和时间等关键事实，长浏高速公司均一清二楚，且何国初对其主张均予以承认，二者高度默契。这一事实说明本案的交易是他们之间的交易。（3）对账单由长浏高速公司确认“数据核对无误”、“该本金核对属实”，说明长浏高速公司是融资主体，否则，长浏高速公司无法核对数据，也没有核对的理由。（4）何国初与长浏高速公司核对债务，说明何国初认可的融资主体是长浏高速公司。（5）对账单约定由长浏高速公司承担债务，以及长浏高速公司已经实际偿还44.50万元债务的事实，说明长浏高速公司是融资主体，以及何国初认可的融资主体是长浏高速公司。2、对账单明确约定本案债务由长浏高速公司承担，而没有约定由深圳路桥公司承担。本案唯一牵连到深圳路桥公司的证据是对账单。审查对账单的内容可知，对账单约定了三方当事人、债务本金、利息、责任主体、履行期限，依照合同法第十二条以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对账单的法律性质是三方协议。对账单对债务的承担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即“由长浏高速公司负全责偿还”，而没有约定由深圳路桥公司承担责任。对账单由何国初提交，何国初应当受其约束。3、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用于涉案工程。涉案款项并没有用于涉案工程，故与深圳路桥公司无关。三、一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1、一审判决采信《对账单》，是错误的。《对账单》上加盖的印章不是三标项目部使用的印章。深圳路桥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018）湘01民终516号《民事判决书》表明，三标项目部印章的名称是“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浏高速第三合同段项目部”，而《对账单》上加盖的印章名称是“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公司长浏高速第三合同段项目部”。按照证据规则，何国初应当证明其提供的对账单上的印章确实是三标项目部保管使用的印章，但何国初没有证据。2、一审判决采信证人证言，是错误的。（1）证人与本案事实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证人在作证时承认也是该项目借款当事人，且已发生诉讼。（2）证人证言只是泛泛陈述案件背景，没有陈述本案具体事实。四、黄平波的行为对深圳路桥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1、何国初将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黄平波，但并没有以项目部名义借款，何国初也清楚借款的是黄平波个人。2、证人陈述，《对账单》是黄平波的行为。3、根据已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黄平波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或者表见代表。被上诉人何国初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三标项目部有融资的行为是事实。《对账单》的印章是真实有效的，深圳路桥公司称印章是虚假的，但又未申请鉴定，其主张不成立。2、本案的交易当事人就是何国初和深圳路桥公司，也就是说本案的主债务人是深圳路桥公司，长浏高速公司是承担担保责任。3、何国初的诉讼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账单》出具后，长浏高速公司加入了本案债权债务关系，分别向何伍定、何国初、肖建成、黎茂峰支付了利息，可见，自《对账单》出具之日起就在主张权利。4、（2018）湘01民终516号民事判决书，虽认定黄平波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或者表见代表，但该认定与本案无关，因为《对账单》直接盖了三标项目部的章。5、何国初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对借款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与长浏高速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深圳路桥公司未能提供证据或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被告长浏高速公司述称：1、长浏高速公司与何国初没有借款合同关系，不是债权债务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2、长浏高速公司即便在《对账单》上签署了意见，也是长浏高速公司作为第三人代深圳路桥公司偿还债务，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第三人不偿还债务的，应由债务人自行承担。3、长浏高速公司与深圳路桥公司是建筑工程之间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关系，发包人长浏高速公司仅对承包方深圳路桥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而本案并非工程款，一审判决要求长浏高速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改判。何国初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深圳路桥公司、长浏高速公司立即偿付融资款本金499800元及自2015年2月15日起按月利率2.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深圳路桥公司、长浏高速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的融资款本息偿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深圳路桥公司、长浏高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深圳路桥公司（原名称为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公司，2013年11月8日，其名称经工商登记变更为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了长浏高速公司发包的长浏高速公路第三合同段道路建筑工程，成立了“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公司长浏高速公路第三合同段项目部”（即三标项目部），并由深圳路桥公司雕刻启用“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公司长浏高速公路第三合同段项目部”印章。2015年2月15日，三标项目部向何国初出具《对账单》。《对账单》的具体内容为：“深圳路桥长浏高速三标项目部对账单对方单位：何国初截止至2015年2月17日，我项目部欠你项目部融资款人民币肆拾玖万玖仟捌佰元（￥499800.00元）复核：从2015年2月15日按月息2.5%计息深圳路桥长浏高速三标项目部2015年2月15日”。其中“复核：从2015年2月17日按月息2.5%计息”的内容以及“深圳路桥长浏高速三标项目部2015年2月15日”的内容上均加盖了“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公司长浏高速公路第三合同段项目部”的印章。长浏高速公司协调部的负责人周成钢在该《对账单》上备注“该本金核对属实，即日（2015.2.15）起所产生的利息及本金由长浏公司负全责偿还”，并在上述内容上加盖了长浏高速公司的印章。长浏高速公司的财务副总监胡毅于2015年2月15日在该《对账单》上载明“数据正确无误胡毅2015.2.15”并加盖长浏高速公司的印章。黄平波于2017年1月16日在该《对账单》下方载明“截至2017年元（月）15（日）已发生利息287385元，787185元（大写柒拾捌万柒仟壹佰捌拾伍元）本金499800元黄平波2017年元.16.”另认定：1、何国初最初借款给三标项目部是在2013年6月20日，最初借款本金为300000元，系由何国初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黄平波及三标项目部的出纳，约定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2015年2月15日《对账单》中的499800元中包含了最初的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其自2013年6月20日起按月利率3%计算至2015年2月15日止的利息199800元。2、何国初另借款500000元给湖南省郴州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下设的长浏高速公路第四合同段项目部。3、出具《对账单》后长浏高速公司就本案借款于2015年10月16日向何国初偿还50000元，于2016年2月6日偿还120000元，于2017年2月7日偿还70000元，于2018年2月14日偿还175000元，于2019年2月3日偿还30000元，共计向何国初偿还445000元。长浏高速公司陈述另代湖南省郴州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下设的长浏高速公路第四合同段项目部向何国初偿还借款70000元。何国初对上述付款均无异议，但表示因其就长浏高速公路的第三合同段、第四合同段均存在借款关系，故无法确认上述款项系支付哪一部分欠款。4、黄平波系深圳路桥公司聘请的长浏高速三标项目部的副总经理。5、深圳路桥公司与长浏高速公司之间就长浏高速第三合同段道路建筑工程欠付的工程款纠纷尚在仲裁中。深圳路桥公司陈述：《对账单》上加盖的“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公司长浏高速公路第三合同段项目部”系虚假的，因该印章在长浏高速公路通车后就已收回。但深圳路桥公司并未对印章的收回进行公示，亦未在本案中对该印章申请鉴定。长浏高速公司陈述：2015年2月，长浏高速公路所涉的债权人进行维权，封堵了长浏高速公路，浏阳市人民政府出面协调，要求长浏高速各项目部对各债权人的债权数额予以核对，并要求长浏高速公司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长浏高速公司基于欠付深圳路桥公司工程款才在《对账单》上签字盖章。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何国初出借款项给借款人虽仅提供了《对账单》为证，但借款300000元不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以现金方式交付并不违反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且长浏高速公司在《对账单》出具后履行了偿还义务，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借款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何国初与借款人之间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借款人应当按约及时向何国初偿还借款本息。关于本案借款人的认定及深圳路桥公司是否应承担借款偿还责任的问题。首先，根据何国初交付借款的相对人以及2014年6月20日进行结算时由何国初出具的《借（领）款单》上载明的单位“长浏三标项目部”可知，系以三标项目部的名义向何国初借款。其次，结合何国初、证人卢某以及长浏高速公司陈述的借款背景及经过可知，何国初是基于对长浏高速公路的施工现状及黄平波的身份才出借款项，故何国初完全有理由相信黄平波是以项目部的名义筹借资金并将资金用于了项目建设，且何国初出借款项在主观上是善意的，是为了帮助项目部尽快解决长浏高速公路施工中遇到的资金难题。第三，三标项目部于2015年2月15日与何国初就借款进行对账结算并出具《对账单》意味着其对该笔借款的认可。虽然深圳路桥公司提出《对账单》上加盖的“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公司长浏高速公路第三合同段项目部”系虚假的，但其并未对印章的收回进行公示，故不能证明其收回了项目部的印章，亦未在本案中对该印章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账单》中明确载明所欠款项的性质为“项目部融资款”，长浏高速公司若非基于三标项目部对该笔借款的认可以及长浏高速公司对该笔借款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的前提下不可能在该《对账单》上签字盖章。故深圳路桥公司应当承受该项目部印章所形成的表见代表的法律后果。最后，虽然深圳路桥公司提出黄平波无权代表其出具《对账单》，亦无权于2017年1月16日向何国初作出承诺，但深圳路桥公司向黄平波下发了聘书，明确其为三标项目的副总经理，且黄平波又具体负责了项目的施工管理，并直接经手与何国初协商借款、与之进行对账结算，故何国初基于对黄平波身份的信任，完全有理由相信黄平波有权代表三标项目部向其借款。因此，应当认定三标项目部系本案的借款人。因三标项目部系深圳路桥公司临时组建的内设机构，并非独立的法人，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故三标项目部应向何国初承担的还款责任应由深圳路桥公司承担。深圳路桥公司关于其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还款责任的抗辩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长浏高速公司是否应对借款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2015年2月15日，长浏高速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胡毅在何国初与三标项目部进行结算的《对账单》上签署“数据正确无误”并加盖长浏高速公司的印章，同时，长浏高速公司的工作人员周成钢在《对账单》上载明“该本金核对属实即日（2015.2.15）起所产生的利息及本金由长浏公司负全责偿还”，上述行为系对欠付何国初债权本金及利息的认可，亦即表明长浏高速公司已接受《对账单》中确定的债务，愿意成为该债务的合同约定的义务人。长浏高速公司在此之后还向何国初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以行为表明其在实际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长浏高速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何国初与长浏高速公司、深圳路桥公司约定由长浏高速公司作为第三人代为向何国初履行债务，故不能认定其行为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代为履行债务的行为。在长浏高速公司尚未向深圳路桥公司支付完全部工程款的情形下，长浏高速公司代为向何国初偿还款项并不会对其权利造成损害，而何国初相对长浏高速公司而言属于弱势一方，且本案中的债务也是基于长浏高速三标项目的建设产生，故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角度以及利益平衡原则、公平原则考虑，应当认定长浏高速公司对本案中的借款负有偿还责任。长浏高速公司辩称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本案借款偿还责任的抗辩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何国初要求长浏高速公司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认定问题。三标项目部于2015年2月15日与何国初进行对账结算时将前期利息199800元计入了后期借款本金，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人民法院有条件地保护借贷双方将利息计入本金，但因该部分利息的计算标准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故一审法院对将199800元利息转为本金的行为不予认定，仅认定借款本金为300000元。何国初对长浏高速公司在《对账单》出具后支付的款项无异议，只是对是否系偿还本案中的借款本息不确定，因何国初就长浏高速第四合同段的借款本息所涉的纠纷尚未审结，故一审法院根据长浏高速公司提交的证据及陈述，认定长浏高速公司已就本案中的借款偿还445000元。因双方未约定还款顺序，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长浏高速公司在《对账单》出具后向何国初偿还的445000元，应根据先息后本的原则予以认定。虽然何国初最初借款给黄平波时约定月利率为3%，但直至2015年2月15日出具《对账单》时一直未支付利息，故不能以出具《对账单》后的还款认定债务人已超过年利率24%支付了利息，自2013年6月20日起至2015年2月14日止的利息只能按年利率24%予以计算。以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15年2月14日的利息为121000元（300000×24%÷360×605天），故出具《对账单》后支付的445000元应优先折抵该部分利息，剩余款项324000（445000-121000）元为支付2015年2月15日起的利息。出具《对账单》时约定自2015年2月15日起按月利率2.5%计息，虽月利率2.5%超出了年利率24%，但未超出年利率36%，故对于出具《对账单》后已付的利息可以按该利率计算。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5日起按月利率2.5%计算至2018年2月14日止的利息为270000元（300000×2.5%×36个月），即2018年2月14日前，长浏高速公司应付的利息共计为391000元（121000＋270000），现长浏高速公司实际共计偿还415000元，故超出部分的24000元应折抵借款本金。偿还的剩余款项30000元，以276000（300000-24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5%计算，已付利息130天［30000÷（276000×2.5%÷30天）≈130天］，即已支付至2018年6月24日，之后的利息因尚未支付，故应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关于何国初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虽然何国初在《对账单》出具后未直接向深圳路桥公司主张过权利，但结合长浏高速公司在《对账单》出具后的付款行为可知，何国初自《对账单》出具之日起并未放弃过就本案债权主张相应的权利，而何国初基于本案债权向任一负有偿付义务的主体主张权利均应视为就本案债权主张权利，并可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现长浏高速公司最后一次向何国初偿还款项的时间为2019年2月3日，故本案的诉讼时效自该日起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自2019年2月3日起至何国初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8日止，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3年。同时，黄平波作为三标项目部的副总经理及本案借款的经手人，于2017年1月16日在何国初持有的《对账单》上对截至2017年1月15日的借款本息进行了载明，亦可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自该日起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自2017年1月16日起至何国初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8日止，亦未超过3年。因此，何国初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深圳路桥公司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观点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深圳路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何国初借款本金276000元及自2018年6月25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长浏高速公司对上述判决确定的深圳路桥公司之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何国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20元，减半收取计7460元，由何国初负担2197元，深圳路桥公司、长浏高速公司共同负担5263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论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深圳路桥公司是否应当向何国初偿还借款及相应的利息。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经审查，第一、何国初于2013年6月20日借款给三标项目部30万元，由何国初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黄平波。2015年2月15日双方对账后，三标项目部向何国初出具了一份《对账单》，其认可截止至2015年2月15日欠何国初项目部融资款人民币499800元。该《对账单》上不仅加盖了三标项目部的印章，且长浏高速公司协调部的负责人周成钢、财务副总监胡毅以及三标项目部的黄平波均签字认可。第二、《对账单》上加盖的是深圳路桥公司名称变更之前的三标项目部的印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枚印章是虚假的。第三、何国初出借的款项是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黄平波，黄平波系深圳路桥公司聘用的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涉案项目的施工管理，且直接经手与何国初协商借款、与之进行对账结算。《对账单》上还加盖了三标项目部的印章。根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的借款主体系三标项目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三标项目部系深圳路桥公司临时组建的内设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故一审法院判决三标项目部向何国初归还借款本息的责任应由深圳路桥公司承担正确。上诉人深圳路桥公司提出的其不应向何国初承担归还借款本息责任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经审查，第一、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深圳路桥公司和长浏高速公司对何国初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何国初作为债权人向承担连带责任的债务人任何一方主张权利，其效力应及于其他承担连带责任的债务人。现何国初自《对账单》出具之日起，就涉案债权一直在向长浏高速公司主张权利。长浏高速公司最后一次向何国初偿还款项的时间为2019年2月3日，何国初于2019年5月8日就本案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第二、现有证据证明何国初于2017年1月16日向三标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及本案借款的经手人黄平波主张过权利，亦可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自该日起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自2017年1月16日起至何国初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8日止，亦未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因此，上诉人深圳路桥公司提出的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意见，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上诉人深圳路桥公司提出的其他上诉意见，经查，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深圳路桥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46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祖湖审判员  唐亚飞审判员  王 鹏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佳林附本案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