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2民终22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锦洪，男，198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白曙洪，男，196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中华，广东网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市鼎湖区桂城街道办事处水坑一社区居民委员会爱国居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桂城街道办事处水坑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邓海峰。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宇，广东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锦洪、白曙洪因与上诉人肇庆市鼎湖区桂城街道办事处水坑一社区居民委员会爱国居民小组（以下简称爱国小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1203民初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锦洪、白曙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中华、上诉人爱国小组负责人邓海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宇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锦洪、白曙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陈锦洪、白曙洪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所有诉讼费由爱国小组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本案的征地行为发生在陈锦洪、白曙洪承包期届满之后，导致判决错误，一审判决认为，虽然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于2015年8月6日与爱国小组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但双方又于2016年1月27日就征收上述土地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结合两份协议和2017年11月22日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就双方因上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489449.1元归属发生争议等问题召开会议形成会议纪要及爱国小组确认2016年2月4目收到土地补偿款的事实，可确认本案的征地行为发生在陈锦洪、白曙洪承包期满之后。一审法院的该认定是缺乏事实根据的。首先，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于2015年8月6日与爱国小组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从来没有被撤销，且该协议签订的时间在陈锦洪、白曙洪的承包期内，因此陈锦洪、白曙洪有权取得相应征地补偿；其次，2016年1月27日，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与爱国小组仅仅签订一份《征地补偿协议补充协议》，根据该补充协议第六条可知，该补充协议是与双方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共同使用生效，并非取代之前的《征地补偿协议》；再者，鼎湖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会议纪要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变更《征地补偿协议》生效的依据。爱国小组与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于2015年8月6日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合同。而行政合同的签订、变更或者解除均应按照法定的行政程序来操作。该份《征地补偿协议》的签订主体双方从来未撤销或者解除过该份合同，虽然鼎湖区人民政府为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的主管部门，但是它也不能简单地用一个的内部的会议纪要就否定或者变更了《征地补偿协议》的生效时间。因此，一审法院引用政府内部的会议纪要去认定本案的征地行为发生在陈锦洪、白曙洪承包期满之后的做法显然属于适用证据不当，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希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维护陈锦洪、白曙洪的合法权益。爱国小组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征地行为发生在承包期满后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陈锦洪、白曙洪的上诉请求。1.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主体基于国家行政管理及公共利益的需要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且我国法律关于解除行政合同应当遵循何种程序缺乏规定；2.就本案2015年8月5日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后，该协议双方的行为均证实已经解除了该份协议，鼎湖区人民政府出具的《区政府会谈纪要》及爱国小组于2016年1月26日召开达标大会表决将涉案土地对外另行发包；3.2016年1月27日涉案的《征地补偿补充协议》是一份全新的合同，并非对2015年8月5日案涉的《征地补偿协议》的补充。其中两个主要的指标征地面积两份合同不相同，补偿款也不相同；4.爱国小组与陈锦洪、白曙洪所签订的《承包爱国队塘仔水田合同》承包期至2015年12月31日止，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续约，因此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同时，本案涉征地补偿发生在2016年1月27日。一审认定征地行为发生在期满之后事实清楚。爱国小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判项，依法改判驳回陈锦洪、白曙洪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陈锦洪、白曙洪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中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给予改判。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二审法院应予查清事实，重新作出认定。1.涉案（本案和（2019）粤1203民初534号案）诉请只有369641.1元，并非489449.1元。并且，陈锦洪、白曙洪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一审陈锦洪、白曙洪起诉的请求为140000元，另案（2019）粤1203民初534号案起诉的请求为229641.1元，同一次征收两案合共起诉请求为369641.1元。虽然本次征收涉及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总共为489449.1元，但黄花梨、推塘费、塘窦补偿款显然不属于陈锦洪、白曙洪，该部分补偿款涉及的金额为119808元。一审法院按照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489449.1元以及以陈锦洪、白曙洪请求的140000元基础进行处理案件，明显属于事实不清。2.涉案土地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已经收归爱国小组，已经与陈锦洪、白曙洪无关。爱国小组与陈锦洪、白曙洪于2007年12月15日所签订的《承包爱国队塘仔水田合同》第一条约定：承包期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并且，合同第四条第3款约定：合同期满时，乙方不能将用水、用地的设施拆走，属无偿归甲方所有。因此，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期满爱国小组与陈锦洪、白曙洪之间的承包关系已经终止。承包期满后，陈锦洪、白曙洪没有依法将地上物清迁，并将土地恢复原貌交回给爱国小组，爱国小组依约有权将涉案土地及地上附着物一并收回。爱国小组已经于2016年1月26日通过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同意将涉案土地对外发包（该次对外发包己经包含全部地上物），即事实上爱国小组已经以实际行动将涉案土地及地上物收回，否则爱国小组怎可能再对外进行发包。因此，涉案土地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已经收归爱国小组，已经与陈锦洪、白曙洪无关。二、一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本案陈锦洪、白曙洪起诉的请求为140000元，其中该起诉请求的基础是369641.1元（另案（2019）粤1203民初534号案起诉标的为229641.1元）。一审法院判决却以489449.1元为基础进行处分明显违反民诉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2.陈锦洪、白曙洪起诉请求140000元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陈锦洪、白曙洪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陈锦洪、白曙洪所主张青苗和地上附着物属其所有，并应该获得补偿款140000元，陈锦洪、白曙洪没有提供证据其请求的140000元包括哪些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爱国小组对其主张也予以否认。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依法应该全部驳回陈锦洪、白曙洪的诉讼请求。3.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本次征收发生在爱国小组与陈锦洪、白曙洪合同期满之后。并且，爱国小组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征土地的地上物归爱国小组，因此，涉案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应属爱国小组。一审法院判决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4.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交易习惯，合同届满前合理的期限过后，承租人没有搬离的物品的，相关的留置物应属于出租人。就本案而言，合同届满于至2015年12月31日止，合同期满后27天才征收，按照涉案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情况，在征收前陈锦洪、白曙洪有非常充分的时间进行处理（据爱国小组了解处理地上物最多一、二天可以全部完成），但陈锦洪、白曙洪没有处理。因此，依法本案涉案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应该视为爱国小组所有。即相应的补偿款依法也应属爱国小组。综上，一审判决存在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予以改判，并改判驳回陈锦洪、白曙洪一审全部诉讼请求。陈锦洪、白曙洪答辩称,爱国小组的上诉理由均建立在征地行为发生于承包期届满之后，而陈锦洪、白曙洪的上诉意见认为征地行为发生在承包期之内。所以，陈锦洪、白曙洪不认可爱国小组的上诉意见。答辩观点以陈锦洪、白曙洪的上诉状为准。另补充：陈锦洪、白曙洪认为本案的征地行为发生在承包期之内，根据《征地补偿协议》可以证实本案征地的范围、面积，而陈锦洪、白曙洪租赁的面积正是在本协议范围之内，《征地补充协议》的内容第一点可知主要针对按照拆一补一的原则对征地尚未补足的9.071亩的补偿事项作出的补充约定。由此可见，《补充协议》主要解决征地协议征地后拆一补一的问题，没有《征地协议》的征地行为也就不会存在需要解决《补充协议》中拆一补一的问题。两份协议必须基于《征地协议》的征地行为才会有补充协议中的针对《征地协议》中未能解决的拆一补一问题，所以爱国小组的上诉认为《补充协议》是一份全新的协议没有事实依据。陈锦洪、白曙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爱国小组立即向陈锦洪、白曙洪返还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合计共14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爱国小组占用上述款项开始，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爱国小组全部返还给陈锦洪、白曙洪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爱国小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签订了一份《承包爱国队塘仔水田合同》，主要约定：爱国小组将属其的塘仔口农田共25亩发包给陈锦洪、白曙洪，承包期由2008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保证金为5000元，前五年租金25000元/年，从第六年至承包期满为32500元/年；承包期内，如遇国家或集体征用该鱼塘，双方均须服从，不作违约论处，青苗及地上物补偿归陈锦洪、白曙洪所有，其余一切补偿归爱国小组，同时将保证金退还陈锦洪、白曙洪，陈锦洪、白曙洪已交租金不予退还。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了义务和行使了权利。受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委托，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与爱国小组就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征收爱国小组面积23.63亩的土地（包括陈锦洪、白曙洪承包的部分农田）及有关征地补偿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并于2015年8月6日签订了一份《征地补偿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土地补偿费为1013727元，青苗补偿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与农民确认后另行签订补偿协议，土地补偿款一次性支付到爱国小组的账户，青苗补偿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应如数支付到土地承包者或附着物所有者手上，收到补偿款之日起30日清场并交予使用。2016年1月27日，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与爱国小组再次就征收上述土地的相关问题签订了一份《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主要约定由该局在协议签订并审核确认后，1个月内将补偿款389145.9元一次性支付到爱国小组的账户，并约定该协议与上述《征地补偿协议》共同使用生效。2017年3月8日，爱国小组与肇庆市鼎湖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就上述被征收的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即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承包爱国队塘仔水田合同》及陈锦洪与爱国小组《承包鱼塘合同》约定的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签订了协议，约定上述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共为489449.1元，该款项在签订协议并经审核后，由办事处在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到爱国小组的账户。2017年11月22日，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就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因上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489449.1元归属发生争议等问题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认为本案的征地行为发生在2016年1月即陈锦洪、白曙洪承包期外，决定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支付给爱国小组，由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自行处理补偿款归属问题。会议并形成了工作会议纪要。庭审中，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均确认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489449.1元是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的《承包爱国队塘仔水田合同》及陈锦洪与爱国小组的《承包鱼塘合同》约定的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陈锦洪、白曙洪确认其在本案中主张140000元。爱国小组并确认已于2016年2月4日收到土地补偿款，于2017年12月29日收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489449.1元。案经该院调解，调解不成。陈锦洪就与爱国小组的《承包鱼塘合同》约定的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也发生纠纷，并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院正在审理中，案号为（2019）粤1203民初534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土地被征收取得的补偿费归属及分配而产生纠纷，因此，本案案由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集体土地被依法征收，应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签订的《承包爱国队塘仔水田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至2015年12月31日止，双方并行使了权利履行了义务。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虽然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于2015年8月6日与爱国小组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约定征收含涉案土地在内的23.63亩的土地，但双方又于2016年1月27日就征收上述土地签订了《征地补偿补充协议》，结合上述两份协议和2017年11月22日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就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因上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489449.1元归属发生争议等问题召开会议形成了工作会议纪要及爱国小组确认于2016年2月4日收到土地补偿款的事实，可确认本案的征地行为发生在陈锦洪、白曙洪承包期满之后。庭审中，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均确认涉案款项是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陈锦洪与爱国小组的两份承包合同中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因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没有约定合同期满后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归属，且在合同期满不久后即发生征地行为，结合上述事实，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虽然发生征地行为在合同期满后，但涉案款项是基于陈锦洪、白曙洪在合同期种植的青苗和建设的地上附着物产生的，因此，陈锦洪、白曙洪对涉案补偿款的产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根据公平合理原则，该院酌情确定由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双方均等分配涉案款项，即由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各占244724.55元。又因陈锦洪、白曙洪确认其在本案中主张140000元，故该院酌情确定陈锦洪、白曙洪在本案的应得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为90000元。双方对涉案款项分配有争议，且征地部门是将涉案款项划至爱国小组账户，爱国小组对此不存在过错，故陈锦洪、白曙洪要求爱国小组支付占用资金利息，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爱国小组应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退还陈锦洪、白曙洪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90000元；二、驳回陈锦洪、白曙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陈锦洪、白曙洪负担553.57元，爱国小组负担996.43元。本院二审期间，陈锦洪、白曙洪提供如下新证据：《征收土地预公告》，拟证明案涉土地征地时间为2015年9月6日。经质证，爱国小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爱国小组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答辩和陈述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一审法院的实体处理是否超出陈锦洪、白曙洪的诉讼请求；2.案涉土地征收行为发生在陈锦洪、白曙洪承包期满之前还是之后；3.案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应如何分配。关于焦点一，陈锦洪、白曙洪起诉请求爱国小组返还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140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爱国小组向陈锦洪、白曙洪退还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90000元的判决，一审法院的实体处理未超过陈锦洪、白曙洪的诉讼请求。爱国小组主张一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签订的《承包爱国队塘仔水田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期为由2008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虽然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于2015年8月6日与爱国小组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但双方并未按照该协议实际履行，此后双方又于2016年1月27日就征收案涉土地签订了《征地补偿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签订后，双方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予以实际履行，2016年2月4日，爱国小组收到案涉土地补偿款。由此可见，对案涉土地征收达成最终协议并实际履行均发生在陈锦洪、白曙洪承包期满之后，一审法院结合上述两份协议和2017年11月22日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就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因上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489449.1元归属发生争议等问题召开会议形成了工作会议纪要及爱国小组确认于2016年2月4日收到土地补偿款的事实，认定本案的征地行为发生在陈锦洪、白曙洪承包期满之后，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三，因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签订的《承包爱国队塘仔水田合同》中没有约定合同期满后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归属，且在合同期满不久后即发生征地行为，虽然发生征地行为在合同期满后，但涉案补偿款项是基于陈锦洪、白曙洪在合同期种植的青苗和建设的地上附着物产生的，陈锦洪、白曙洪对涉案补偿款的产生提供了事实基础，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合理原则，确定由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双方均等分配涉案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项489449.1元，酌情确定陈锦洪、白曙洪在本案的应得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为9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陈锦洪、白曙洪上诉主张取得140000元补偿款，爱国小组上诉不予返还补偿款，均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此外，诉讼中，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均确认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489449.1元是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的《承包爱国队塘仔水田合同》及陈锦洪与爱国小组的《承包鱼塘合同》约定的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爱国小组上诉主张案涉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489449.1元中的黄花梨、推塘费、塘窦补偿款不属于陈锦洪、白曙洪应得的补偿款，但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和请求的其他问题，本院不作审查和处理。综上所述，陈锦洪、白曙洪与爱国小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上诉人陈锦洪、白曙洪负担1050元，上诉人爱国小组负担20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桑审判员 任喜跃审判员 梁达明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肖荣健书记员魏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