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4612号 原告：沈海红（曾用名沈海虹），女，1969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柳桂花，女，194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朱家君（曾用名朱顺炎），男，199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丽楠，浙江威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街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002515366J，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花城社区。 负责人：袁勇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玥，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海红、柳桂花、朱家君与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街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丽楠、被告新街街道办事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玥均到庭参加诉讼。双方当事人曾申请庭外协商，本院予以准许，故本案依法扣除审限二个月。本案曾委托杭州市萧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新街街道办事处分配给三原告拆迁安置房50平方米（多层）及农具存放间一间（共计价值37586元），并返还三原告多收房款41500元。诉讼过程中，三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新街街道办事处分配给三原告拆迁安置房50平方米（多层）及农具存放间一间（共计价值37586元）。事实和理由：三原告系同一户内家庭成员，柳桂花系沈海红的母亲，朱家君系沈海红与案外人朱发雨之子。朱发雨系非农业户口，已于2000年4月4日死亡。后沈海红于2004年1月13日与案外人丁永民再婚。丁永民系非农业户口。2007年11月14日，因03省道东复线北伸道路工程（以下简称“03省道工程”）建设需要，新街街道办事处与三原告签订《03省道东复线北伸道路工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一份，约定三原告拆除位于原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村（以下简称“××村”）×组×号的房屋，新街街道办事处给予安置补助：沈海红户安置人数为3人，安置面积为200平方米，自行选择5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安置房各一套，安置房价格平均价确定为670元/平方米，分配给底层架空层（自行车库）和农具存放间各一间等。《安置协议》签订后，三原告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新街街道办事处已于2012年1月分配给三原告安置房150平方米。2018年12月底，三原告得知本次拆迁最后一期安置房开始分配，遂与新街街道办事处交涉交付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事宜，但新街街道办事处答复三原告称该户不再有安置房可分配。三原告认为，一、新街街道办事处应当继续履行分配剩余安置房和汽车库的义务。首先，2007年双方签订的《安置协议》不存在变更的情形。其一，案涉《安置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权利义务内容非常明确，三原告享有获得200平方米安置房和汽车库的权利，该协议不存在法定或约定变更的情形，也不存在协议双方同意由其他主体进行审批后予以变更的约定。沈海红的婚姻关系与安置房分配无关，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已明确沈海红户安置面积为200平方米，并未约定在实际安置时将根据实际情况对安置面积进行变更或须由其他部门进行审核。其二，2012年的《03省道、建设四路安置点（××小区）安置房结算清单》（以下简称“《结算清单》”）和《新街镇××小区多层住宅安置户名单公示》（以下简称“《名单公示》”）不能作为三原告与新街街道办事处已就案涉《安置协议》内容协商进行变更的依据，三原告也从未明确表示过放弃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和汽车库的相关权利。《结算清单》明确载明三原告享有150平方米按照优惠价结算购房款和50平方米按照成本价结算购房款合计200平方米安置房的权利，故沈海红在前述《结算清单》上签名，仅系确认当次取得安置房和结算房款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其与新街街道办事处就《安置协议》内容进行了变更。《名单公示》仅能证明沈海红户实际分得的安置面积为150平方米，不能证明经过审核后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将安置面积变更为150平方米。新街街道办事处从未告知沈海红户该户被扣减50平方米安置面积的原因，沈海红户对剩余50平方米安置面积的相应权利也未明确表示放弃，故三原告不认可案涉《安置协议》已于2012年履行完毕。其三，《××小区车库租赁合同》（以下简称“《车库租赁合同》”）并非原、被告双方就《安置协议》项下有关汽车库条款进行重新协商后达成的约定。该《车库租赁合同》未涉及双方对《安置协议》项下汽车库分配事宜的处理，既未提到三原告放弃汽车库分配权利，也未提到新街街道办事处以租赁代替分配的方式履行义务。该《车库租赁合同》纯粹系三原告因尚未分配汽车库，为解决日常使用问题而向新街街道办事处暂时租赁车库所签订，并非双方对《安置协议》项下汽车库分配条款进行变更的约定。该《车库租赁合同》反而能够证明直至2018年12月，三原告才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并决定先行租赁车库。其次，新街街道办事处尚未将《安置协议》项下的义务履行完毕。其一，2012年，03省道工程的其他被拆迁人因房源、户型等原因未能一次性安置完毕，新街街道办事处遂于2018年进行了第二次分配，为这些被拆迁人分配了剩余安置房，可见2012年时安置并未结束。此外，因出生、婚嫁等增加的新增人口，亦可按规定计算安置人口、分配安置房。故03省道工程拆迁安置至今尚未完全结束，新街街道办事处尚未履行完毕安置房分配义务。其二，2012年时，三原告尚未安置完毕，《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三原告享有200平方米安置房和汽车库的相关权利，《结算清单》上亦明确载明三原告享有以优惠价购买150平方米安置房和以成本价购买50平方米安置房即总面积为200平方米的安置房的权利，并已预留汽车库款40000元。前述事实表明，当时新街街道办事处尚未履行完毕《安置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其仍将为三原告分配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和汽车库。事实上，2012年时，新街街道办事处仅告知沈海红户该户剩余的50平方米安置房和汽车库须延后分配，沈海红户并不清楚尚有待分配面积的被拆迁人必须签订《期房协议》。且是否签订《期房协议》不是认定该户是否安置完毕的标准，并非所有尚有未分配面积的被拆迁人均与新街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期房协议》。故沈海红户当时未与新街街道办事处签订《期房协议》，不能证明该户的安置面积已经分配完毕；新街街道办事处提交的陈钊根户《期房协议》及《结算清单》、《新街镇××小区安置户情况一览表（抽房用）》等，亦不能证明沈海红户当时未签订《期房协议》即代表该户的安置面积已经分配完毕。其三，2018年，三原告得知与沈海红户同批拆迁的其他被拆迁人已于同年7月进行了第二次分配，但其户未获得分配，故三原告向新街街道办事处要求分配。新街街道办事处告知三原告，其户不再有安置房和汽车库可分配，要求三原告先签订《车库租赁合同》，再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分配问题。由此可知，新街街道办事处亦认可其尚未按照《安置协议》约定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其只是拒绝履行剩余合同义务。综上，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安置协议》未发生变更，03省道工程被拆迁人尚未安置完毕，现三原告仅分配到150平方米安置房，尚有50平方米安置房和汽车库未分配，新街街道办事处应继续履行为三原告分配剩余安置房和汽车库的义务。二、三原告要求新街街道办事处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未超过诉讼时效。新街街道办事处仅于2012年履行了案涉《安置协议》项下的部分义务，尚有50平方米安置房和汽车库未予分配。由于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安置协议》时未就安置房分配和交付时间进行明确约定，故新街街道办事处履行义务的期限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之规定，三原告要求新街街道办事处继续履行分配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应为2018年，故三原告在本案中要求新街街道办事处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尚未超过诉讼时效。首先，2012年沈海红户分得150平方米安置房时，安置并未结束。因为2012年至2018年期间，仍有因为房源问题及其他原因尚在分配安置房的被拆迁人。新街街道办事处提交的《结算清单》载明沈海红户总安置面积为200平方米，且扣留了汽车库款40000元。可见，新街街道办事处亦认可其尚须为沈海红户分配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和汽车库一间，《结算清单》与《名单公示》不能证明新街街道办事处已明确拒绝履行剩余安置房和汽车库的分配义务。其次，2012年沈海红户分得150平方米安置房后，新街街道办事处告知沈海红户以后会为其分配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和汽车库，沈海红户同意延期分配。正是因为新街街道办事处承诺履行，沈海红户才给予新街街道办事处足够的宽限期，一直等待新街街道办事处的下一次分配。2018年12月，沈海红户得知新街街道办事处正在进行最后一期安置，并向新街街道办事处要求安置时，新街街道办事处才明确告知沈海红户该户不再有剩余安置房和汽车库可分配，让沈海红户先行签订《车库租赁合同》，再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分配问题。可见，新街街道办事处明确表示不履行分配义务，且三原告知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点，应当为双方签订《车库租赁合同》之时。因为新街街道办事处一直未明确拒绝履行合同义务，而三原告从新街街道办事处的答复中也无从知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故直至2018年底新街街道办事处明确拒绝分配剩余安置房，且表示只能将汽车库出租给沈海红户时，三原告才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并诉至法院。最后，结合2012年至今××小区安置房分配情况来看，其一，从客观上说，2012年至2018年期间新街街道办事处确实无法履行分配义务，因为2012年时××小区安置房除部分分配给03省道工程被拆迁人外，其余安置房一次性留给了××集团和××村的被拆迁人，故存在房源不够、户型不够等问题，且汽车库也未造好，导致03省道工程被拆迁人的部分安置房和汽车库未能按照协议约定一次性分配完毕。除沈海红户外，自2012年起至2018年的五年间，03省道工程其他被拆迁人也一直未分配过安置房。即使部分被拆迁人与新街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期房协议》，约定2年后再予分配安置房，亦均系到2018年才实际获得分配。因此，在2018年新街街道办事处以实际行动表明不履行分配义务之前，其从未明确告知沈海红户其户无权分配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及相应的理由。故新街街道办事处对沈海红户剩余安置房和汽车库分配义务的履行期限应从2018年开始计算。综上，依据案涉《安置协议》不能确定新街街道办事处履行安置房分配义务的时间，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满足履行条件之日即新街街道办事处能够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该期限应当排除客观因素影响，从新街街道办事处客观上具备履行条件的时间点开始计算。其二，从主观上说，新街街道办事处从未明确告知过三原告该户无权获得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汽车库及相应的法律依据。2012年，部分被拆迁人因150平方米安置房房源不够而选择延期分配，部分被拆迁人则选择了其他户型。沈海红户考虑到朱家君已成年，其与沈海红母子二人同住50平方米安置房不方便的因素，选择先分配100平方米和50平方米安置房各一套，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待以后单独分配或等朱家君结婚生子后再合并分配。其后，三原告曾向新街街道办事处询问何时能够分配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和汽车库，新街街道办事处均告知三原告将延后分配，但未告知三原告其无权分配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和汽车库，也未告知不予分配的原因及依据。2018年12月，原、被告双方签订《车库租赁合同》时，新街街道办事处也未告知三原告系以租赁替代解决车库分配问题，而是让三原告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分配问题。因此，新街街道办事处未完全按照《安置协议》约定履行的原因，并非如其庭审中辩称的2012年因沈海红系“农嫁居”身份，其户只能分配150平方米安置房，而是直至2018年新街街道办事处才具备履行条件。然而，其在能够为三原告分配且应当分配剩余安置房和汽车库的情况下，却拒绝为三原告履行分配义务。综上，虽然新街街道办事处于2012年后未为三原告分配剩余安置房，至今已超过2年，但三原告从新街街道办事处的履行能力和履行意愿均无从得知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直到2018年底新街街道办事处明确拒绝分配，三原告才知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并诉至法院，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8年开始计算。三、关于案涉《安置协议》是否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的问题。首先，关于新街街道办事处提出其无法提供××小区5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的问题。鉴于目前××小区已无房源可供分配，而新街街道办事处自认如法院判决支持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其可以××小区的5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进行替代安置，三原告愿意接受前述替代安置方案。其次，据三原告所知，农具存放间（即汽车库）的分配标准是一户至少分配一个汽车库。虽然《安置协议》未明确约定农具存放间的分配数量，但已明确约定农具存放间的预留款为40000元及农具存放间的价格计算标准等内容；在2012年分配150平方米安置房时，新街街道办事处预留了汽车库款；2018年原、被告双方签订《车库租赁合同》时，双方亦未就汽车库分配问题进行处理，且新街街道办事处一直预留着前述汽车库款，故沈海红户有权分得汽车库一间。从双方签订《车库租赁合同》的情况来看，新街街道办事处也具备履行为三原告分配××小区汽车库一间的能力。综上所述，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合法依据，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三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新街街道办事处辩称，一、关于本案的事实情况。2007年11月14日，三原告与新街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案涉《安置协议》，约定沈海红户可安置人口为3人，安置面积为多层200平方米（因朱家君系独生子女，该户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故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为200平方米）。对该协议的效力，新街街道办事处予以认可。协议签订前，新街街道办事处对沈海红户的安置资格及安置标准曾进行初步审查，但对何时明确知晓沈海红属于“农嫁居”人员无法确定。其后，经审核，新街街道办事处发现沈海红属于“农嫁居”人员（沈海红的两任配偶朱发雨与丁永民均系非农业户口，根据沈海红的配偶丁永民向新街街道办事处提交的《非农业户口方情况说明书》显示，丁永民已享受房改面积30平方米），其子女不享有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的安置政策，故沈海红户符合政策的安置面积仅为150平方米。新街街道办事处已通过公示的方式对前述《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安置面积为150平方米，且已告知沈海红户，该户亦未提出异议。嗣后，沈海红户于2012年1月13日经公证抽取安置房二套，具体为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小区（以下简称“××小区”）×幢×室户型为50平方米的安置房及××小区×幢×室户型为100平方米的安置房各一套。同日，经沈海红户与新街街道办事处结算，该户房屋已全部安置完毕，其原预缴的安置房款扣除预留汽车库款40000元后，余款12187元已退还给沈海红户。之所以扣除预留汽车库款40000元，系因结算时尚不确定沈海红户是否可分配汽车库，故先将已分配的150平方米安置房对应的购房款结算完毕，预留了汽车库款。三原告提交的《结算清单》不能证明该户尚有50平方米安置面积及汽车库未分配的事实，因为该《结算清单》载明的“协议安置面积”为150平方米，实际安置面积亦为150平方米，沈海红既已于2012年1月13日在该《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即表明该户已经安置完毕。而三原告提交的钱柏根户、徐传奎户、柳文龙户、沈荣昌户、徐建明户《公证书》亦不足以证明三原告所主张的安置房并非于2012年分配完毕、直至2018年还在分配的事实。因为前述五户被拆迁人在2012年未能一次性安置完毕，新街街道办事处在相关的安置表格中均进行了特别备注，有的被拆迁人还与新街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期房协议》，这在前述被拆迁人的《结算清单》上亦均有所体现。事实上，03省道工程拆迁安置房根据多层、高层安置房和户型的不同，分别有多层安置小区一个（即××小区）和高层安置小区一个（即××小区），其中××小区安置区块只有一期安置房，且系一次性安置完毕，不存在分批安置的情况。少部分未能在2012年1月13日××小区安置区块一次性安置完毕，而与新街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期房协议》的被拆迁人，直至2018年安置房房源确定后才在其他安置小区进行了安置。至于汽车库，在2012年1月进行安置时尚未造好，全体被拆迁人均未进行分配。待汽车库造好后，符合分配政策的被拆迁人均已分配了汽车库，不符合分配政策的被拆迁人，则统一给予长期租赁车库。综上，案涉《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2012年，在经审核确认沈海红户安置面积仅为150平方米后，新街街道办事处即已告知沈海红户其户符合政策的安置面积为150平方米。同年1月13日进行分房及结算时，沈海红户对此表示认可，《结算清单》上亦无沈海红户尚有未分配面积的相关内容。《结算清单》中载明的安置人数3人、安置面积150平方米系沈海红户符合政策的全部安置面积，至于“安置价格”部分载明优惠价150平方米、成本价50平方米，系工作人员录入时的失误所致，当时使用的《结算清单》模板主要是为了标注“成本价50平方米”的内容，不能据此认为《结算清单》所载明的沈海红户安置面积合计为200平方米。陈钊根户的《结算清单》与前述沈海红户的《结算清单》情况类似，该户安置面积仅为330平方米，于2012年分配了合计180平方米安置房，尚余150平方米安置房未分配。至2018年进行第二次分配时，因多层安置房已变成高层安置房，而多层安置房与高层安置房的换算比例为1：1.4，故陈钊根户第二次分配的安置面积为高层210平方米，实际分得高层安置房210平方米。2012年，新街街道办事处在将预缴安置房款进行抵扣后，余款已全部退还给沈海红户。该行为亦表明沈海红户的安置面积已一次性分配完毕，不再有可分配面积。事实上，沈海红户所在拆迁安置区域的确存在部分被拆迁人因房源问题未一次性安置完毕的情况，即在分房时签订《期房协议》，领取“期房”，这在新街街道办事处的安置表格中均有注明。除此之外，其他被拆迁人均系一次性安置完毕。沈海红户也系在2012年1月13日一次性安置完毕。当时，沈海红户认可该安置方案，其后数年均未提出过异议，现其起诉要求增加安置面积，已超过诉讼时效。三、关于三原告要求新街街道办事处为其分配汽车库的相关诉请，已由原、被告双方协商后获得解决。根据新街街道办事处的相关政策，作为正常安置户，每户可分配车位一个，而与沈海红存在类似情况的“农嫁居”人员等被拆迁人，因不符合安置政策，故不予配备车位。但为被拆迁人生活便利之考虑，经新街街道办事处决定，针对前述被拆迁人，统一以一次性租赁十年或二十年的形式，解决车库使用问题。具体方式为象征性地一次性收取5000元租赁费，由被拆迁人租赁汽车库一个，租赁期限为十年。因沈海红系“农嫁居”人员，根据安置政策，该户不享有汽车库分配权利。故经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2018年12月21日，新街街道办事处与沈海红户签订《车库租赁合同》一份，出租给沈海红户××小区×幢×号车库一间。该《车库租赁合同》约定的车库与三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农具存放间其实是一回事。四、目前，××小区回迁安置小区5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及农具存放间（实即汽车库）均无房源。综上所述，三原告要求新街街道办事处为其分配多层安置房50平方米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要求新街街道办事处为其分配农具存放间（即汽车库）一间的诉讼请求亦已由双方协商解决，不存在诉争，故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三原告的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三原告提交的《居民户口簿》一本、《03省道东复线北伸道路工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沈海红户《公证书》一份、沈海红户《03省道、建设四路安置点（××小区）安置房结算清单》一份及钱柏根户、徐传奎户、柳文龙户、沈荣昌户、徐建明户《公证书》各一份，新街街道办事处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三份、《结婚证》一份、《户籍证明》一份、《新街镇××小区多层住宅安置户名单公示》一份、《××小区车库租赁合同》一份、陈钊根户《期房协议》及《03省道、建设四路安置点（××小区）安置房结算清单》各一份、《新街镇××小区安置户情况一览表（抽房用）》一份、《延期安置补充协议书》三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新街街道办事处提交的2012年1月新街镇××小区安置工作指挥部编制的《新街镇××小区安置分房工作资料汇编》（以下简称“《资料汇编》”）一份，其中钱柏根户在《新街镇××小区安置户情况一览表（抽房用）》（第70页，编号7-5）中载明的备注内容为“延期安置”，徐传奎户（第67页，编号5-3）的备注内容为“延期安置”，柳文龙户（第66页，编号4-6）的备注内容为“150平方期房”，沈荣昌户（第71页，编号7-23）的备注内容为“余110平方”，而沈海红户（第70页，编号6-16）的安置面积为150平方米、备注内容为空白；在《××小区安置户安置人员名单》中，徐传奎户（第82页，编号5-3）的备注内容为“延期安置”，钱柏根户（第86页，编号4-6）的备注内容为“150平方期房”，沈荣昌户（第87页，编号7-23）的备注内容为“余110平方米”，柳文龙户（第81页，编号4-6）的备注内容为“150平方期房”，沈海红户（第86页，编号6-16）的备注内容为空白；该证据欲证明凡是在2012年安置分房时尚有未分配面积的被拆迁人，均在《新街镇××小区安置户情况一览表（抽房用）》中备注了相应内容，若备注内容为空白，即意味着该户已经安置完毕，故沈海红户已经安置完毕的事实。经质证，三原告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资料汇编》系新街街道办事处单方制作，三原告并不知情；沈海红户的备注内容为空白，并不代表新街街道办事处已经告知沈海红户该户未予分配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的原因，也不代表新街街道办事处已明确拒绝继续为沈海红户分配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且该《资料汇编》中载明的部分内容与相应被拆迁人的实际安置情况并不相符，部分于2018年获得安置的被拆迁人并未签订《期房协议》，且备注栏中载明的安置面积与该被拆迁人后来实际分配的安置面积并不完全相同。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系新街街道办事处单方制作，其中所载明的内容尤其是备注内容，未经沈海红户签字确认，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新街街道办事处已将沈海红户通过审核公示实际可安置面积仅为150平方米、后续无剩余安置面积可予分配的情况告知沈海红户，故该证据仅能证明新街街道办事处单方认为沈海红户已安置完毕，无法直接证明原、被告双方已就《安置协议》项下的全部安置面积是否分配完毕达成合意，以及沈海红户认可其户已经全部安置完毕的事实。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柳桂花与沈海红系母女关系，朱家君系沈海红与案外人朱发雨的儿子。朱发雨系非农业户口，于2000年4月4日死亡。2004年1月13日，沈海红与案外人丁永民在原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人民政府登记结婚。2007年11月14日，原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人民政府（现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街街道办事处，上下文统称“新街街道办事处”）03省道东复线北伸道路工程征迁工作指挥部（甲方）与沈海红户（乙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根据萧土资拆许字（2007）第11号《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许可证》和《03省道东复线北伸道路工程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对03省道工程建设实施拆迁，双方就沈海红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事宜协商一致，签订该协议，并对拆迁补偿及奖励费、腾房要求、过渡方式、安置用房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根据该《安置协议》约定，沈海红户安置房在××区块安置点，安置人数为“4-1人”，其中农业户口3人（即本案三原告）、独生子女1人（即朱家君）；安置面积为200平方米，自行选择约50平方米安置房一套、150平方米安置房一套；安置房价格平均价确定为每平方米670元，实际到户价按有关规定公布的楼层差价系数确定；农具存放间价格原则上按成本价计算，最高不超过每平方米2000元。《安置协议》第七条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协议签订后，新街街道办事处按约支付了除预留购房款以外的拆迁补偿及奖励费，沈海红户按约腾房并将房屋交由新街街道办事处拆除。新街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新街镇××小区多层住宅安置户名单公示》显示，沈海红户安置人口为3人、安置面积为150平方米。2012年1月13日，新街街道办事处为沈海红户分配位于××小区×幢×室户型为50平方米、实际建筑面积为52.2平方米的多层安置房一套及建筑面积为6.55平方米的杂物间一间，以及××小区×幢×室户型为100平方米、实际建筑面积为101.87平方米的多层安置房一套及建筑面积为7.07平方米的杂物间一间。当日，沈海红代表其户家庭成员在新街街道办事处制作的《结算清单》上签名确认。该《结算清单》“协议安置面积”部分载明沈海红户安置人数为3人，安置面积为150平方米，安置户型为50平方米和100平方米各一套，安置价格为优惠价150平方米、成本价50平方米；该《结算清单》“实际安置情况”部分载明安置房款为优惠价（670元/平方米）104.07平方米、金额为69726.90元，成本价（1500元/平方米）50平方米、金额为75000元，杂物间价（300元/平方米）13.62平方米、金额为4086元，合计面积为167.69平方米，合计金额为148812.90元，预留房款为134000元，扣除预留汽车库款40000元，安置房应缴款为25187.10元，按时抽房奖、按时结算奖、综合性补贴等各种奖励合计27000元，该户实际应支付结算款为12187.10元。2018年12月21日，新街街道办事处（甲方）与沈海红（乙方）签订《车库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新街街道办事处将其位于××小区×幢×号车库出租给沈海红使用，租赁期限为自2018年12月21日起至2028年12月21日止，租金总额为5000元。另查明，2012年1月12日，案外人陈钊根户曾与原萧山区新街镇征迁工作指挥部签订《期房协议》，约定因××小区缺少15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经2012年1月11日抽签决定，陈钊根户拿取期房，待房屋建好后再抽取150平方米户型，期房交付期限为2年，期房补助金额为每套每月1800元，补助金额在交房后停止支付。新街街道办事处于2012年8月2日制作的该户《结算清单》“协议安置面积”部分载明陈钊根户安置人数为6人、安置面积为330平方米，安置户型为80平方米、10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各一套；“实际安置情况”部分载明该户已分配实际建筑面积为83.79平方米和101.87平方米的安置房各一套及相应的杂物间二间。2018年7月22日，案外人钱柏根户、徐传奎户、柳文龙户、沈荣昌户、徐建明户在新街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安置分房抽号活动中，分别抽取了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小区的安置房或地下车位。案经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首先，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前述查明事实可知，案涉《安置协议》系沈海红户与新街街道办事处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所签订，乃签约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该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其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案涉《安置协议》是否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即案涉《安置协议》是否已经发生变更并已实际履行完毕。其一，案涉《安置协议》系原、被告双方作为平等民事主体，针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事宜所达成的民事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之规定，未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不得擅自变更协议内容。新街街道办事处在本案中提交《名单公示》和《结算清单》各一份，用以证明双方已对案涉《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面积进行变更。但该《名单公示》系由新街街道办事处或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城乡一体办”）单方制作，未经沈海红户确认，而案涉《安置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未附加其他生效条件，故新街街道办事处与城乡一体办均无权通过事后审核公示的方式对《安置协议》明确约定的安置面积进行单方变更。因此，即便沈海红如新街街道办事处所称，确属“农嫁居”人员，且根据相关安置政策规定，“农嫁居”人员的独生子女不能享受凭证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的安置待遇，关于沈海红户内家庭成员的安置资格与安置标准应属新街街道办事处的前置审查义务，不应在协议明确约定该户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之后，再通过事后审核公示的方式进行单方变更，变相免除新街街道办事处在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其二，虽然沈海红代表其户家庭成员于2012年1月13日签署了《结算清单》，该《结算清单》在“协议安置面积”部分亦载明沈海红户安置人数为3人、安置面积为150平方米。但该《结算清单》仅能作为沈海红户已申领合计150平方米安置房的结算凭证，不能视为双方变更原《安置协议》的补充协议。该《结算清单》也无关于沈海红户自愿放弃《安置协议》项下其余安置面积及该户承诺其户已安置完毕的相关内容。安置房分配系涉及被拆迁人重大利益的事项，被拆迁人无故放弃的可能性较低，新街街道办事处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沈海红户在签署《结算清单》时有明示放弃剩余权利的意思表示，而沈海红户在通过《名单公示》和《结算清单》等途径获知其协议项下的50平方米安置房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不寻求权利救济的可能性极低，故不能据此认定沈海红户放弃了协议项下剩余安置面积，新街街道办事处仍应按照多层200平方米履行安置义务。新街街道办事处在本案中提交了案外人陈钊根户的《结算清单》，用以证明尚有剩余安置面积待分配的被拆迁人，其《结算清单》载明的内容与沈海红户不一致，主要体现在“协议安置面积”部分载明的安置面积、安置户型与“实际安置情况”载明的安置房号等存在差额。即使新街街道办事处所提交的沈海红户与陈钊根户《结算清单》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其主张的前述事实，但该《结算清单》系新街街道办事处单方制作，仅能作为其单方意志的体现。如前所述，案涉《安置协议》系平等主体签订的民事协议，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变更均应建立在双方平等协商且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不能将其中一方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当事人之上。综上，案涉《安置协议》在沈海红户于2012年分得合计150平方米安置房后，并未进行变更，且未实际履行完毕。二、三原告要求新街街道办事处继续履行案涉《安置协议》，为其分配多层安置房50平方米和农具存放间（即汽车库）一间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可知，案涉《安置协议》并无关于安置用房分配期限的约定，而安置房建设须经历较长周期，故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规定，案涉《安置协议》属于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合同，新街街道办事处作为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沈海红户作为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无证据显示沈海红户曾在2012年仅获得15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时，对新街街道办事处未完全履行协议项下全部安置义务提出过异议，以及沈海红户在2018年12月21日前曾要求新街街道办事处继续履行剩余5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和农具存放间（即汽车库）的分配义务，而新街街道办事处亦无证据证明其在沈海红户首次向其主张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的相关权利时，曾明确表示不履行分配义务，其在本案中提交的《车库租赁合同》仅能证明其在2018年12月左右曾表示不履行农具存放间（即汽车库）分配义务，故根据《诉讼时效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沈海红户要求新街街道办事处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再次，关于沈海红户主张的剩余5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新街街道办事处辩称××小区已无相应安置房房源，仅××小区尚余三套5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房源可供分配，三原告表示愿意接受新街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前述替代安置方案。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现三原告同意接受其他安置小区的安置房，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新街街道办事处应确保三原告享有与其他经城乡一体办审核公示、完全符合安置政策的被拆迁人同等的参与新盛名苑小区安置房分房报名、摇号、抽房等的权利。关于沈海红户主张的农具存放间（即汽车库），虽然案涉《安置协议》未明确约定沈海红户可分配的农具存放间数量，但《安置协议》与《结算清单》均载明沈海红户在新街街道办事处尚预留了汽车库款40000元，且《安置协议》约定农具存放间价格原则上按成本价计算，最高不超过每平方米2000元。可见，沈海红户与新街街道办事处就农具存放间的分配已达成合意，沈海红户依据《安置协议》约定可享有分配农具存放间的权利。结合新街街道办事处自认的事实，汽车库的分配标准为每个正常安置户可分配汽车库一个，现沈海红户要求分配农具存放间（即汽车库）一间，具有合同及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新街街道办事处关于类似“农嫁居”人员不符合安置政策、不予配备车位的相关辩称，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沈海红因与新街街道办事处签订《车库租赁合同》所享有的以5000元的价格长期租赁××小区×幢×号车库的相关权利，是否因本案关于农具存放间（即汽车库）的权利主张获得支持而应予以收回，新街街道办事处可与沈海红自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可另案处理。与此同时，新街街道办事处辩称的目前已无汽车库可分配的问题，可在处理前述租赁车库过程中一并解决。综上，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新街街道办事处拒绝按约履行为三原告分配剩余50平方米安置房和农具存放间（即汽车库）的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三原告要求新街街道办事处为其分配多层安置房50平方米及农具存放间（即汽车库）一间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对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街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履行为沈海红、柳桂花、朱家君分配多层安置房50平方米及农具存放间（即汽车库）一间的义务。 案件受理费740元，减半收取计370元，由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街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宋晓敏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代理书记员  孙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