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17民终8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四美，女，1982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华生，安徽安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达琦，男，199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松，安徽振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四美因与被上诉人杨达琦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2019）皖1702民初3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四美及其诉讼代理人唐华生，被上诉人杨达琦及其诉讼代理人吴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四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杨达琦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杨达琦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错误。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基础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银行账户转账了150001元，上诉人分别返还了被上诉人12000元和8900元，剩余129101元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占有的合法依据，故认定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被上诉人剩余款项。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明显错误，首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账户转账事出有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发生本案涉及的争议之前并不熟悉，被上诉人在知道上诉人有机会参与红雷之星车辆销售返利活动后，主动联系并讨好上诉人，希望上诉人能够带他参与红雷之星车辆销售返利活动，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多次要求下同意，于是被上诉人主动将150001元转账给上诉人。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投资获利后，根据被上诉人的投资获利主动将返利款12000元转给被上诉人，并不是一审法院陈述的上诉人返还12000元给被上诉人，返还和返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本案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款项事出有因，被上诉人出于投资行为，将款项转给上诉人，上诉人也确实将被上诉人投资的款项投入红雷之星车辆销售返利活动，并且支付了返利款，并未有损于他人而取得利益。后红雷之星车辆销售返利活动因涉及犯罪被取缔，主要经营者也因诈骗行为被判处了重刑。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被上诉人不能因为自身的投资失败将全部风险转嫁给上诉人，因此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对上诉人而言明显是极不公平的，且上诉人也因为红雷之星车辆销售返利活动损失惨重。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违反一事不再审原则，理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结合本案，被上诉人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事不再审的原则，被上诉人无论在之前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还是本案中一再确认其与上诉人之间就是民间借贷纠纷，被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阐述的内容与之前民间借贷阐述的内容几近一致，因此，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依法理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三、退一步说即使界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委托关系，上诉人也不应当承担被上诉人的损失。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结合本案来看，上诉人自始至终并无过错，首先被上诉人主动找到上诉人要求参与红雷之星车辆销售返利活动，并非上诉人介绍和推荐，其次，上诉人自身也深陷红雷之星车辆销售返利活动，大量资金血本无归。最后，虽然犯罪行为并没有被成文法界定为不可抗力，但在学理界也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抗力，基于不可抗力免责，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投资款显然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达琦辩称，一、关于案件事实。双方当事人系通过网络认识的，继而发展到恋爱关系。这个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陈述。2016年11月份双方在聊天的过程中，上诉人以经营生意需要投资并承诺给予回报为由向被上诉人表示出了借款周转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之所以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向上诉人借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恋爱期间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后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30日通过手机银行向上诉人指定的账户转入150001元。如果双方之间在并不熟悉、在被上诉人支付该款前也没有取得上诉人的任何借款凭证、付款曾诺、甚至说投资协议的情况下即支付15万元，是不符合一般生活经验法则的。上诉人称双方之间在案涉前并不熟悉显然隐瞒了付款的基础事实。上诉人称该款项系受托代为被上诉人参与销售返利的事，但至今未见到有关以被上诉人名义向“红雷之星”投资的相关证据，上诉人也未向被上诉人提供该借款系被上诉人用于参与销售的任何凭证。在上诉人所述的“红雷之星”案件案发后，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称“你的钱我会负责的”、“你的钱估计要等一段时间了”等表述，这些事实也客观地表明了双方之间不存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参与销售返利”的事实，所以上诉人上诉状中陈述的借款过程、用途不属实。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自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合作的法律关系，生效的法律文书也确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由于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占有该款项的合法依据，也否认了合法占有该款项的基础法律关系，上诉人基于无权占有的行为导致了被上诉人的损害，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在扣除上诉人已经返还的部分后，判决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29101元正确。二、本案不存在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民事诉讼法律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判决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诉讼……”被上诉人的本次诉讼仅仅符合“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相同”这一个条件，其他条件并不符合。被上诉人的前诉的标的是“民间借贷”，后诉的标的是“返还不当得利”，两案的诉讼标的并不相同，且被上诉人的后诉请求并未否认前诉的案件结果。前诉中由于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而被驳回诉讼请求，本诉中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判决上诉人返还款项没有否认前诉的结果，不构成重复诉讼。三、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委托的含义是“把事情托付给别人或别的机构”，根据民事诉讼的一般举证规则，上诉人有责任对其主张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上诉人在一审中亦未提供任何的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结合本案的客观事实来看，双方之间确实也不存在“委托关系”，所以上诉人的此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达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汪四美返还不当得利款138001元；2.汪四美自2019年1月11日起以138001元为基数参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款项实际清偿日止；3.汪四美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四美与杨达琦是朋友关系。2016年11月30日，杨达琦通过手机银行向汪四美指定的账户转入150001元，并经汪四美微信确认收款成功。2016年12月23日，汪四美向杨达琦返还12000元，后又通过微信转账返还89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庭审调查，可以确认杨达琦于2016年11月30日通过手机银行向汪四美指定的账户转入150001元。2016年12月23日，汪四美向杨达琦返还12000元，后又通过微信转账返还8900元。另查明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合作或合伙关系，且汪四美也未举证证明其占有杨达琦129101元具有合法依据，故对杨达琦要求汪四美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达琦要求汪四美以138001元为基数参照年利率6%向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全部支持。汪四美认为，杨达琦曾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汪四美，被一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现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驳回杨达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杨达琦曾以民间借贷起诉汪四美，被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杨达琦诉讼请求，现杨达琦另案诉讼汪四美要求返还不当得利，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故对汪四美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杨达琦的部分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汪四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达琦129101元和利息（以129101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达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60元，减半收取1530元，由被告汪四美负担。二审中，汪四美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7行初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1.本案发生的背景是李雷生谎称消费者在汽车4S店购买汽车，通过其能返还保证金及部分购车款，编造“购车返利”的骗局；2.李雷生因犯合同诈骗罪及诈骗罪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是该骗局的受害者。证据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上诉人明知其投资款用于“购车返利”，而非不当得利。证据三、上诉人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及汪超建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明：1.被上诉人将款项转给上诉人，上诉人将此款转给汪超，再由汪超转给包文武，由此一直往上转直至转给李雷生；2.上诉人并非占用被上诉人涉案款，此款最终是支付给李雷生，并由李雷生进行返利，故此案不能被认定为不当得利。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据一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是本院生效裁判文书，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不能明确反映李雷生案与本案纠纷具有关联性。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在证据种类上属于“电子数据”，因其极易被篡改的特性，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但根据杨达琦本人一审提交的微信记录内容以及证据的证明目的，可以认定案涉款项是投资款。证据三真实性被上诉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不能反映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二审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二、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无法律上的根据”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虽然杨达琦前诉的主张被人民法院驳回，但其主张的是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产生的债权请求权，本案其主张的是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产生的债权请求权，两案诉讼标的不同，不属于重复起诉，因此本案不属于一事不再理。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因其原因的不同可以区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因请求权人的给付行为而产生，即请求人实施了有意识的、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财产的行为；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则是基于给付行为之外的事由产生，如事实行为(误拿他人东西)、事件（果实落入邻家）、法律规定（添附）等。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应当由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理由如下：1.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无法律上的根据。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者，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该原则为分配举证责任的基础性原则。除非请求人确实存在不能证明的情形，否则应由请求人对其主张权利的基础，即对“无法律上的根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2.“无法律上的根据”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能够被证明。“无法律上的根据”虽从文意上属于消极事实，但因为请求人的给付行为是基于特定目的、有意识的，亦即存在给付的法律原因。这些原因可以是债务消灭、取得债权或赠予等，而缺乏这些法律原因给付利益的即可构成不当得利。因此请求人可以通过证明实施给付存在法律原因以及之后该原因关系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的事实来实现对“无法律上的根据”的证明。3.根据民事诉讼举证的衡平原则，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的当事人。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请求人对证据的保留、控制能力相比被请求人更有利，也就是说请求人与证据的距离更近。在很多情况下，一方的给付、另一方的受领行为仅表明一个常规法律关系的终结，而不是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开始。作为受领的一方，难以预知对方会主张不当得利，因此一般不会、也无必要保留相关证据。而作为给付方，在给付目的未完成的情况下，更有意识也更有能力掌握相关事实证据。4.请求人应承担风险。在整体上，民商事法律首先应关注对交易安全、稳定性的保护。当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视现状为“无过错”，所以应由主张“错误”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而且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请求者是财产的最初控制者，是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其有必要的谨慎义务确保给付行为合乎特定目的。若因自己的过失未保留证据，导致给付行为得不到法律确认，应自行承担风险。根据上述分析，本案应由杨达琦对其主张的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无法律上的根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汪四美错误。现杨达琦不仅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无法律上的根据”的事实，而且其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三的证明目的中自认案涉款项是投资款，因此，杨达琦基于不当得利向汪四美主张返还案涉款项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汪四美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2019）皖1702民初394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达琦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60元，减半收取1530元，由杨达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60元，由杨达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进审判员 田 蓓审判员 杨似友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陈金玲书记员喻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