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1民终19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漯河牧隆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板桥村**。法定代表人：任克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营超，河南强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钦宝，河南强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漯河市郾城区黄河路**负责人：韩明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翟佳佳，河南平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漯河牧隆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漯河牧隆公司）因与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源汇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2民初1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漯河牧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克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营超、李钦宝，上诉人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佳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漯河牧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1102民初107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共计1447800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第一、二审诉讼费等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约定每头猪的保险金额，结合政府强制扑杀生猪的数量，确认上诉人实际损失共计1447800元，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政府出具的补偿协议以及投保保险凭证等证据，证明因上诉人发生猪蓝耳疫情，为确保疫情不扩散，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政府决定对上诉人所有生猪扑杀处理，其中扑杀能繁母猪共计163头，育肥猪共计1606头，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为能繁母猪每头投保金额为1000元，育肥猪每头投保金额为800元，被上诉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应当向上诉人支付保险理赔款共计14478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未约定保险标的保险价值，因此在猪被政府强制扑杀时，应以政府强制扑杀时猪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确认上诉人的实际损失，而不应当按照猪的投保保险金额来确认赔偿计算标准。因此原审法院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约定每头猪的保险金额，结合猪死亡数量，确认上诉人实际损失共计1447800元，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损失的前提下，扣除大刘镇人民政府向上诉人支付补偿款1160000元，最终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损失共计287800元，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保险合同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根据被政府强制扑杀猪的数量，结合每头猪的保险金额，被上诉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应当向上诉人支付保险理赔款共计1447800元，该款项与大刘镇人民政府为确保疫情不扩散，采取强制扑杀猪的必要措施后向上诉人补偿1160000元，并不冲突。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财产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就其所受损失从第三者取得赔偿后的不足部分提起诉讼，请求保险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依法受理。”认定上诉人的损失共计1447800元，并扣除大刘镇政府补偿的1160000元，最终确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损失共计287800元，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提交的补偿协议显示，大刘镇政府为了确保疫情不扩散，对上诉人饲养生猪采取强制扑杀措施，并对上诉人补偿损失1160000元，这与保险法规定的第三者侵权赔偿有本质区别，大刘镇政府补偿行为与被上诉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支付的保险理赔款并不冲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扣除从第三者取得赔偿是在上诉人发生保险事故时的实际损失基础上予以扣除，而不能在被上诉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应当赔付保险金额中予以扣除。因此原审法院最终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损失共计287800元，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由于上诉人饲养生猪发生猪蓝耳疫情，大刘镇政府为确保疫情不扩散，采取强制扑杀措施，上诉人根据当时市场价格计算其实际损失高达三百多万元，即使被上诉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的保险理赔款，加上大刘镇政府对上诉人的补偿，也不能全部弥补上诉人的实际损失。而上诉人作为投保人来讲，其投保意义在于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及时按照保险合同理赔，以此降低自己的经营风险。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未查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前提下，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确认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并在扣除大刘镇政府补偿款项后，来确认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赔偿损失数额，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关于扑杀猪的数量认定事实清楚，在判决中扣除政府已补偿漯河牧隆公司部分，适用法律正确。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不服金额287400元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损失有误。根据被上诉人漯河牧隆公司与大刘镇政府签订补偿协议的核算总体损失金额为1160400元，一审法院认可该赔偿协议，但最终判决以育肥猪均按每头800元赔付计算不符合保险合同育肥猪赔付计算标准约定。保险金赔付计算方式为：育肥猪死亡每头赔偿金额=8×死亡保险育肥猪尸重（公斤），育肥猪尸重超过100公斤的，按照100公斤计算，总赔偿金额=每头赔偿之和。能繁猪死亡每头保险金额为1000元，保险金额=每头保险金额×保险数量。因被上诉人与大刘镇政府第一时间已清点的损失最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对扑杀头数予以认可，且各单项损失金额同样按照被上诉人与大刘镇政府协议金额计算。被上诉人损失能繁猪163头，每头1000元，计算损失合计163000元，育肥猪100公斤以上的912头按800元/头，计算损失合计729600元；此部分损失依据保险合同赔偿标准无争议。40-100公斤的298头以及40公斤以下的396头育肥猪按保险合同约定需称重才能计算赔付金额，且体重在10公斤以下的不属于保险标的，对于此不服损失因标的已销毁，且在销毁前未通知上诉人清点核算尸重，无法核实实际损失。根据被上诉人与大刘镇政府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计算：40-100公斤的298头/500元损失计算合计149000元；40公斤以下的396头/300元合计118800元，能繁猪和育肥猪总损失共计1160400元。被上诉人已得到政府补贴1160000元，按照保险合同第二十八条约定，扣除政府补偿1160000元，上诉人实际赔付金额为400元。一审法院认定育肥猪所有损失均按照800元/头计算不合理，与保险合同以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补偿协议相违背。漯河牧隆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应以每头育肥猪按800元标准赔付答辩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8年4月28日，双方签订关于育肥猪、能繁母猪养殖保险合同，签订合同当天，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仅向我公司提供二份生猪养殖保险（中央政策性）保险单，其中关于育肥猪养殖保险中，明确写明保险金额为每头800元。关于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称关于保险标的范围、其单独附加的保险育肥猪死亡赔付计算方式等内容，均未向答辩人提示以及明确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第十九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现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主张对于育肥猪体重在10公斤以下不属于保险标的、每头育肥猪赔偿保险金额计算方式（未按照每头800元标准计算）等免除保险人责任或排除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等内容应属无效，对于我公司不产生法律拘束力。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单约定，每头育肥猪赔偿保险金额按照800元标准进行赔付。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被答辩人主张我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未及时通知保险公司、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免除其保险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主张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漯河牧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在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损失14478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3日，原告饲养的生猪发生猪蓝儿疫情。为确保疫情不扩散，在未做检测报告的情况下，漯河市大刘镇人民政府就决定对原告所有的生猪全部强制扑杀处理。经双方协商，原告仅得到补偿款116万元。当日，漯河市大刘镇人民政府对原告的所有工作人员采取了强制隔离措施，截止到11月5日上午9点左右，才予以解除。经查，原告饲养的能繁母猪、育肥猪在被告处投保了河南省能繁母猪养殖保险、育肥猪养殖保险，不计免赔，未超过保险期限。本次猪蓝耳疫情的发生，致使原告损失惨重，负债累累，无能力再继续经营。漯河市大刘镇人民政府采取强制扑杀措施后给付的补偿款远不足以弥补原告的重大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支持原告诉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漯河牧隆养殖有限公司系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为生猪、家禽、家畜养殖及销售。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克新以个人名义于2018年4月28日为能繁母猪240头，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按每头保险金额1000元投保河南省能繁母猪养殖保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4月29日至2019年4月28日；同日任克新又为育肥猪3840头，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按每头保险金额800元投保育肥猪养殖保险（河南地区），保险期间为2018年4月29日至2019年4月28日。2018年11月3日，漯河牧隆公司发生猪蓝耳疫情，为确保疫情不扩散，有关单位对漯河牧隆公司存栏所有生猪予以扑杀处理，经大刘镇人民政府与漯河牧隆公司协商，对扑杀的能繁母猪163头按1000元/头、育肥猪100公斤以上的912头按800元/头、育肥猪40-100公斤的298头按500元/头、40公斤以下的396头按300元/头予以了补偿，补偿总金额1160000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育肥猪养殖保险（河南地区）条款第九条规定保险育肥猪的每头保险金额为500元；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育肥猪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每头赔偿金额=5×死亡保险育肥猪尸重（公斤），育肥猪尸重超过100公斤的按100公斤计算。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营业执照、保险单、补偿协议、育肥猪养殖保险（河南地区）条款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任克新作为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并以任克新作为被保险人，经保险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原告漯河牧隆公司系自然人独资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克新虽然以其个人名义投保并以任克新作为被保险人，实为漯河牧隆养殖有限公司投保并作为被保险人。被告虽然不予认可，但按照保险条款内容可以认为被告在与任克新签订保险合同前已经核实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投保标的的基本情况，且被告未能提供该保险系任克新为他人、他物投保的证据，故法院对被告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原告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按每头保险金额800元投保育肥猪养殖保险（河南地区），应为原被告双方对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育肥猪养殖保险（河南地区）条款的部分变更，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采信。因被告未能提供对育肥猪养殖保险（河南地区）条款变更后双方另行约定的计算赔偿方式的相关证据，法院认为应以每头育肥猪投保金额计算损失为宜。经法院计算，原告漯河牧隆公司实际损失为能繁母猪163头，每头1000元，计算损失为163000元；育肥猪1606头（912+298+396），每头800元，计算损失为1284800元，合计损失为1447800元。因大刘镇人民政府已经赔偿原告损失1160000元，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只能就其所受损失从第三者取得赔偿后的不足部分提起诉讼，故法院认为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为287800元。原告诉请其已经从大刘镇人民政府获得的1160000元补偿款仍然由被告向原告予以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漯河牧隆养殖有限公司损失287800元。二、驳回原告漯河牧隆养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7830元，由原告漯河牧隆养殖有限公司承担14280元，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承担3550元。二审中，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提供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畜牧局、中国保监会河南监管文件，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育肥猪养殖保险（河南地区）条款、漯河牧隆公司以往的理赔材料，综合用以证明：本案涉及的育肥猪保险金额理赔标准为8×死亡保险育肥猪尸重（公斤），超过100公斤的按100公斤计算，漯河牧隆公司对该赔偿标准知情。漯河牧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政府补偿的金额不应从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所赔付的保险金额中予以扣除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保单，每头育肥猪的保险金额均应按800元/每头计算。本院对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畜牧局、中国保监会河南监管文件系指导性文件，而太平洋保险公司与漯河牧隆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提供的漯河牧隆公司以往的理赔材料，不能证明漯河牧隆公司按每头保险金额800元投保并交纳保险费后，在出现保险事故时应按以往的赔偿标准进行赔偿。综上，本院对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赔偿漯河牧隆公司损失287800元是否正确。2018年4月28日，漯河牧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克新为能繁母猪240头，在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按每头保险金额1000元投保河南省能繁母猪养殖保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4月29日至2019年4月28日；同日任克新又为育肥猪3840头，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按每头保险金额800元投保育肥猪养殖保险（河南地区），保险期间为2018年4月29日至2019年4月28日。2018年11月3日，漯河牧隆公司发生猪蓝耳疫情，为确保疫情不扩散，有关单位对漯河牧隆公司存栏所有生猪予以扑杀处理，经大刘镇人民政府与漯河牧隆公司协商，对扑杀的能繁母猪163头按1000元/头、育肥猪100公斤以上的912头按800元/头、育肥猪40-100公斤的298头按500元/头、40公斤以下的396头按300元/头予以了补偿，补偿总金额1160000元。漯河牧隆公司按能繁母猪每头1000元、育肥猪每头800元进行投保并交纳保险费，太平洋保险公司称应按每头800元进行赔付的主张与保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漯河牧隆公司称其损失高达三百多万元，除大刘镇人民政府补偿的1160000元外，保险公司应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向其支付保险理赔款共计1447800元的理由，因漯河牧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其他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对漯河牧隆公司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漯河牧隆公司的实际损失为：能繁母猪163头，每头1000元，计算损失为163000元；育肥猪1606头（912+298+396），每头800元，计算损失为1284800元，合计损失为1447800元。扣减大刘镇人民政府已经补偿的1160000元，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应当赔偿漯河牧隆公司的损失为287800元。综上，上诉人漯河牧隆公司、太平洋保险漯河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漯河牧隆养殖有限公司负担7620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负担561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素丽审判员  刘冬凯审判员  翟朝飞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曹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