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麻城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1181行初48号原告袁三红，女，1981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籍贯，住武汉市黄陂区。被告红安县民政局。住所地红安县城关镇园艺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112011268686Y。法定代表人李耀前，男，任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张志祥，男，任该局工会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男，湖北龙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阮祥红，男，197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籍贯，住红安县。原告袁三红诉被告红安县民政局、第三人阮祥红婚姻行政登记一案，于2019年7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次日分别向被告红安县民政局、第三人阮祥红依法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袁三红，被告红安县民政局的出庭负责人张志祥、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第三人阮祥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三红诉称:我于2001年元月与丈夫徐得华举办婚礼开始共同生活，2012年我们黄陂区民政局补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共生育有五子女。第三人阮祥红于2004年10月29日用欺骗手段从我母亲手中借用我的户口本与章娟在红安县民政局申请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第三人冒用我的身份信息，被告在没有认真审核实际到场人员，没有原告本人到场签名的情况下，办理了阮祥红与原告袁三红的结婚登记手续，2017年7月原告意外发现阮祥红冒用自己身份信息办理假结婚登记的情况后，多次找被告反映，要求撤销错误的婚姻登记，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改正错误撤销婚姻登记。我于2019年1月28日在红安县觅儿镇派出所报案，控告“阮祥红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红安县公安局的受案登记表文号为红公（觅）受案字[2019]519号）。后多次与派出所交涉，他们回复是无权处理此案，建议我找红安县民政局，而民政局也继续多次推诿。我与丈夫徐得华为此事误会多次发生争吵，最后不得不离婚。此事已对我造成严重伤害，也严重影响到我的工作和生活，我多方奔走维权，给我的物质和精神名誉方面造成严重损失。综上，我个人认为，被告在履行法定职责时因工作疏忽大意，造成错误的婚姻登记，且拒不改正错误，已经严重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失，造成原告合法婚姻破裂，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依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贵院起诉，恳请依法查明事实，支持我的诉讼请求如下：1.依法判决立即撤销阮祥红冒用原告身份信息在被告处办理的婚姻登记证书；2.判令被告公开向我赔礼道歉并赔偿因被告错误的婚姻登记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包括精神损失费）；3.判令第三人阮祥红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万元（包括精神损失费）；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袁三红向法庭提交以下六份证据(均系复印件)：1.袁三红的身份证及户口本，拟证明原告真实的基本情况及本案主体资格；2.阮祥红、袁三红的鄂冈红结字030403114号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阮祥红、袁三红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拟证明第三人阮祥红拿我的身份证跟章娟登记结婚，提供结婚证照片不是我本人，声明书上面的签名也不是我本人签的，还有手印也不是我本人按的；3.阮祥红、袁三红的临时身份证，拟证明我没有办理临时身份证，袁三红的临时身份证存在虚假登记，证件照片也不是我本人；4.袁春喜、袁三红、阮东生、阮祥红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第三人阮祥红没有经过我同意，冒用我的户口薄登记；5.红安县公安局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受案回执，拟证明之前我在公安局为第三人阮祥红与章娟娟结婚冒我的身份证报案受案的情况；6.民事调解书，拟证明我与徐得华离婚是因为阮祥红冒用了我的身份信息。被告红安县民政局辩称：1.答辩人在办理结婚登记中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依据从红安县档案馆调取的证据和登记人员回忆的登记过程，申请结婚的双方当事人袁三红、阮祥红申请结婚登记时，向答辩人提交了本人的户口簿、临时居民身份证、相片，经登记人员现场审查、户口簿、临时居民身份证是公安机关颁发的原件，申请人的相貌与临时居民身份证的相片是同一人。经答辩人的登记人员询问，当事人袁三红、阮祥红自愿登记结婚，并在婚姻登记现场填写了《申请结婚登记声明》，登记人员按登记程序规定填写了《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和《结婚证》，在核实袁三红、阮祥红姓名、出生日期、结婚意愿后，告知领取结婚证后的法律关系及夫妻权利义务，袁三红、阮祥红作为领证人在《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签字、按指纹后，将《结婚证》颁发给袁三红、阮祥红。因此，答辩人的登记行为符合《婚姻登记条例》第5条、第7条，《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22条、第23条、第29条、第30条、第31条、第32条、第34条，答辩人结婚登记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2.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要求答辩人向其公开赔偿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是按法律规定和申请结婚的当事人提交合法有效的户口簿、身份证、相片办理结婚登记，且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履行了其行政职责。故答辩人在办理婚姻登记时没有过错，原告要求答辩人向其公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果原告提交的临时身份证有错误的话，原告应该先撤销临时身份证再申请撤销结婚登记。综上，答辩人在进行结婚登记时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任何过错，故原告诉请撤销登记，要求答辩人向其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红安县民政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以下三组证据和一组法律、法规(均系复印件)：1.阮祥红与袁三红的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拟证明登记结婚是双方当事人由双方申请，且经核对登记的当事人的相貌与相片一致；2.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二份，拟证明双方当事人系自愿登记结婚，且不符合禁止结婚的条件；3.阮祥红和袁三红的临时身份证和阮东生、阮祥红、袁春喜、袁三红的常住人口户口登记卡，拟证明双方当事人提交了户籍信息和身份信息，且经我局工作人员目测户籍信息和身份信息与申请结婚的双方相关情况一致；4.办理婚姻登记时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即《婚姻登记条例》、《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三人阮祥红述称：1.我同意撤销我与章娟借用袁三红的户口和身份信息在红安县民政局办理的婚姻登记。原告袁三红在起诉状所述部门事实不属实，答辩人与原告袁三红系姑表关系，2004年10月答辩人父亲阮冬生找到原告袁三红父母告知我需结婚，我的配偶章娟未达到法定婚姻年龄，需要借用原告袁三红的户口本用作答辩人及其配偶章娟登记结婚使用，因两家亲属关系经协商原告袁三红父母答应提供原告户口本给我及其配偶章娟登记结婚使用，我当时觉得不妥，但是碍于父亲的催促，遂将原告袁三红的户口本用于我的配偶章娟结婚使用。2.时隔多年后，我找到原告要求和红安县民政局办理一下离婚手续，便于我再与配偶章娟重新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袁三红便以重婚罪为要挟要求我支付8万元款项给她，我未答应其要求，才产生此次诉讼。3.我愿意就借用原告袁三红的户口本和身份信息登记结婚给原告生活带来的痛苦赔礼道歉。第三人阮祥红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结婚证原件，拟证明其与章娟（未达到法定婚龄）冒用袁三红的姓名、身份信息办理结婚登记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照片不是其本人、签名也不是我本人；对证据2中的签名不是我本人所签；对证据3中袁三红的临时身份证的身份信息出生年月是我的，但照片不是我本人的；对户口簿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阮祥红均对被告红安县民政局提交的证据和适用的法律、法规均无异议。被告红安县民政局对原告袁三红提交的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身份证与结婚登记的身份证号码是一致的，但住址不一致，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拟证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其拟证目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公安机关中止案件调查，没有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也没有证明袁三红的临时身份证是错误的，在临时身份证没有撤销的情况下不能证明不是袁三红本人进行的婚姻登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人阮祥红均对原告袁三红提交的对证据1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的拟证目的有异议，需要说明不是我去拿的户口簿和身份证，是我的父亲找袁三红的父母亲拿到她的户口本，由于章娟当时未达到法定婚龄，所以不存在我冒用；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公安的中止决定冒用身份证的事实不成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袁三红对第三人阮祥红提交的结婚证原件发表质证意见，该结婚证上的照片是章娟，而不是我，恰好说明这个结婚登记的信息不真实。被告红安县民政局对第三人阮祥红提交的结婚证原件，因该证上的信息和照片与我局存档的信息一致，对该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袁三红提交的证据1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2、3、4系与红安县民政局提交的婚姻登记档案一致，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由于庭审中原告袁三红、第三人阮祥红均说明该档案里面袁三红的身份信息是袁三红本人的，涉及袁三红签名、照片、手印均是阮祥红的事实妻子章娟本人的，对该三组证据的合法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5、6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但该两组证据均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其拟证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红安县民政局提交的证据1、2、3结婚登记申请系列档案材料中，除了袁三红的身份信息是原告袁三红本人的，涉及袁三红的照片、签名、手印，通过庭审中查明的事实，以及原告袁三红、第三人阮祥红发表的质证意见，均证实档案里面的照片、签名、手印是第三人阮祥红的事实妻子章娟的，且原告袁三红未与第三人阮祥红一起到红安县民政局申请办理结婚登记，对该三组婚姻登记档案材料的合法性及拟证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4系法律、法规，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袁三红的母亲是第三人阮祥红的父亲的亲妹妹，袁三红与阮祥红系姑舅老表关系。第三人阮祥红的女友章娟因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其父亲遂找到原告袁三红的父母亲，借用袁三红的户口本上的身份信息和章娟本人的照片2004年10月29日在红安县公安局申请办理了一张“袁三红”的临时身份证。当日，第三人阮祥红、章娟持袁三红的户口本和章娟的照片办理“袁三红”的临时身份证前往红安县民政局申请办理结婚登记。在办理结婚登记过程中，阮祥红与章娟填写了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且在上述审查处理表和声明书、结婚登记告知单上的女方签名处均签上“袁三红”的姓名，并捺手印。被告红安县民政局在审查了上述材料后，经目测比对双方提交的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上的信息、照片与到场的男、女双方一致后，遂作出了符合结婚条件，准予登记的审查意见，并为其颁发了结婚证字号为鄂冈红结字第030403114号结婚证。原告袁三红因与丈夫徐得华生育五个小孩，想要办理低保，2016年在武汉黄陂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告知其只有与丈夫办理离婚后才可以申请办理低保。于是，原告袁三红与丈夫徐得华在黄陂区人民法院诉讼离婚过程中，大约2017年才发现红安县婚姻登记中心存在袁三红与阮祥红于2004年10月29日的婚姻登记行为。故诉至麻城市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被告红安县民政局于2004年10月29日颁发的鄂冈红结字第030403114号结婚证并确认该婚姻登记行为无效；并依法判令被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因被告错误的婚姻登记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包括精神名誉损失费）；判令第三人阮祥红公开向原告赔偿道歉并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包括精神名誉损失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国务院《婚姻登记条例》第4条“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和第5条“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①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②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的规定，当事人申请结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本案中，第三人阮祥红的女友章娟因当时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阮祥红以其表妹袁三红的户口本和身份信息带着女友章娟一起到红安县公安局申请办理了一张“章娟的相片、袁三红的身份信息资料”的“袁三红”的临时身份证。同日，双方又持上述袁三红的户口本及“袁三红”的临时身份证一起到红安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申请办理结婚登记。其在结婚登记时提供的户口本、身份证件和填写的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等证明材料符合上述《婚姻登记条例》第5条第一款规定的形式要件。被告红安县民政局在为第三人阮祥红、“袁三红”办理结婚登记过程中收集的证明材料齐全，并对当事人进行了相关的询问，且有双方的结婚登记声明书，程序上符合《婚姻登记条例》的要求，应视为其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查义务。由于第三人阮祥红、章娟持虚假“袁三红”的临时身份证，红安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无法识别红安县公安局为其办理的该临时身份证件的真伪，以致被骗取婚姻登记。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2004年10月29日，被告在第三人阮祥红的女友章娟冒用原告袁三红的名义并持袁三红的户口信息和临时身份证件，且在原告袁三红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为阮祥红、“袁三红”办理了结婚登记并颁发了结婚证，显然不是原告袁三红的真实意愿，其过错在于本案第三人阮祥红、章娟提供虚假的身份信息资料，骗取婚姻登记，导致错误的登记事实。我国婚姻制度目前还没有赋予婚姻登记机构自行纠错的机制，基于明显的错误事实，被告红安县民政局为阮祥红和袁三红办理结婚登记的行为，属于无效行政行为，该行为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依法应予确认无效。被告红安县民政局向第三人阮祥红、袁三红颁发的结婚证，应予收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确认被告红安县民政局颁发的鄂冈红结字第030403114号结婚证无效，并应由红安县民政局依法收缴。2.驳回原告袁三红的其他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袁三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上诉费50元，款汇至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占 云审 判 员 张 涛人民陪审员 王 刚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张雅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