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1民终19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欢，女，1983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龙，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本黎，男，1984年11月22日出生，土家族，湖北省巴东县人，住巴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莉，女，197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杭州市江干区，委托代理人熊中华，湖北龙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守卫（又名梁建立），男，196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幸哲，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晟宏伟业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德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建清，湖北勇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欢因与被上诉人谭本黎、张莉、梁守卫、武汉晟宏伟业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2019）鄂1122民初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欢上诉请求：撤销红安县人民法院（2019）鄂1122民初419号民事判决。判令实际雇主张莉承担全部责任。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梁欢与谭本黎之间的关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只能证明鄂Ａ×××××的车主梁欢将该车挂靠于武汉晟宏伟业有限公司，而无证据证明梁欢曾招聘过谭本黎、给谭本黎发过工资，一审法院认定梁欢与谭本黎存有雇佣关系，仅仅是因为谭本黎驾驶的鄂Ａ×××××车主系梁欢。相反的证据显示，谭本黎本人认定其受雇于张莉，而且谭本黎的微信转帐记录显示，工资由张莉向其支付。二、一审判决未正确厘清本案的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的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却错误适用了相关道路交通法律规定，法律关系杂糅且错误认定。由于原审原告在起诉中未明确自己的请求权基础，庭审中一审法院也没有向原审原告示明其是主张雇主还是车主责任，在判决中既没有明晰这两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且在法律适用上明显有误，本案是一起单方机动车事故，而判决书中适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只规定了，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责任认定，却从未规定单方机动车事故的责任划分。（二）在无证据证明梁欢是谭本黎雇佣关系的情况下，应依据《侵权责任法》适用过错责任，而原审原告无证据证明梁欢存在过错，因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梁欢与谭本黎是何种民事关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案证据机动车行驶证显示，2017年案涉货车鄂Ａ×××××经过检验合格，车辆所有人尽到了注意和保护义务，无任何过错，因此无须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梁欢不应对谭本黎的人身损失承担责任。梁守卫辩称，原审原告示明其是主张雇主责任还是车主责任，在判决中既没有明晰这两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且在法律适用上明显有误。若合议庭将本案认定是一起单方机动车事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进行责任认定，单方机动车事故应责任自担，梁守卫当然不承担责任。梁守卫不是谭本黎的雇主也不是鄂Ａ×××××的车主梁守卫与谭本黎既相互不认识，梁守卫也没有向其支付过报酬，不存在所谓的谭本黎实际受雇于梁守卫的事实。相反，在案证据显示，张莉才是砂厂的老板，砂厂中有多台运输车辆，虽然这些车辆的所有权不是张莉所有而归不同的车主所有，但这些司机为砂厂跑运输，这并不影响张莉的雇主身份。根据谭本黎的陈述，2017年7月26日，谭本黎受雇于张莉从事货车劳务，从事货车劳务的3个月的时间里均是张莉支付工资。根据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规则，合议庭完全可以认定谭本黎的雇主就是张莉。此外，梁守卫也不是鄂Ａ×××××的车主，据其所述，该车是梁欢花钱购买，因其和张莉是亲戚关系，才把车放在砂厂给张莉使用。三、雇主在此次事故中并无过错，雇员谭本黎的伤残承担责任应由其自己承担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案证据机动车行驶证显示，2017年案涉货车鄂Ａ×××××经过检验合格，车辆所有人尽到了注意和保护义务，同时，在案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谭本黎系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应承担全部责任，并且据梁守卫称，谭本黎当时将车停下后，忘记拉手刹，车子在溜坡200余米的过程中，谭本黎一直在玩手机，没有丝毫察觉。因此，造成此次事故的责任完全在谭本黎，雇主并无过错。综上，梁守卫不应当对谭本黎承担任何责任。张莉辩称，一、本案涉案车辆实际车主及雇主的认定问题。根据《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第五条:"初次申领机动车号码、行驶证的，应当向机动所有人住所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应当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六）法律、行政法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和《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确认及机动车的所有人首先是以登记内容为依据，如实际车主与登记车主不一致时再依据转让合同或者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本案中，原被告各方对于被上诉人武汉市晟宏伟业物流有限公司为鄂Ａ×××××车辆的登记和该车实际出资人梁欢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故该车实际车主可以认定为梁欢。另根据《物权法》“第二条：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力，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规定对该车辆具有支配和排他的权利人当然为实际车主梁欢；其次，根椐庭审上诉人梁欢的答辩意见，多与其实际车主的法律地位作出了选择性的称述，且没有向法庭提供其与梁守卫关于车辆所有权约定的其他任何证据，第三被告张莉向法庭提交了与梁守卫关于车辆代管期间的结算明细，可以证实原告的雇主非张莉。基于此三点，法庭应当认定原告的雇主为实际车主梁欢。因此，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准确，应当维持。关于本案的责任主体问题辆的登记车主和实际车主均列为本案的被告，此举充分说明其选择适用的法律关系为机动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故登记和实际车主均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和责任主体。本案原本案原告受伤是其驾驶车辆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致其受伤，同时交警部门认定原告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即可以认定对损害的方式具有重大的过错，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6条的规定应当减轻责任人的赔偿责任。据《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登记车主晟宏伟业物流有限公司允许他人以挂靠的形式参与道路运输活动，应对受害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实际车主兼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晟宏伟业物流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结果符合法律规定，也应当维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二审应当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谭本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梁欢、张莉、梁守卫、武汉晟宏伟业物流有限公司承担其各项损失195712．5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本黎经人介绍在红安县军龙沙场从事开货车运输。先开货车鄂Ａ×××××号货车，一个月后此车出了交通事故后又被安排开鄂Ａ×××××号货车。2017年11月6日21时许，谭本黎驾驶装满泥沙的鄂Ａ×××××货车行驶至红安县××彭忠村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2017年11月17日，红安县交通警察大队于作出责任认定书，认为谭本黎在永佳河镇彭忠村路段停下车时，车辆后滑导致车辆侧翻路边水沟，造成谭本黎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谭本黎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谭本黎受伤后，于2017年11月6日至11月10日在红安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后谭本黎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61医院、武汉紫荆医院治疗，先后住院46天，花费医疗费用35834.57元。谭本黎伤情经诊断为：1.左跟骨粉碎性骨折；2.左距骨撕脱性骨折，并在必要时进行二次手术，约一年半左右还需取出内固定物。2018年1月17日，谭本黎的损伤程度经武汉福田爱民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其损伤构成十级伤残；建议给予后续治疗费15000元；自受伤之日起，误工评定为240日；护理期90日。2017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61医院建议：谭本黎全休3月，加强营养。鄂Ａ×××××和鄂Ａ×××××同属于梁欢所有，车辆在砂场承揽运输，均挂靠于武汉晟宏伟业物流公司。车辆加油及维修、司机生活费、工资均由张莉代付，由梁守卫以车主身份与张莉结算运输收入及代付款项。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谭本黎驾驶鄂Ａ×××××号货车的雇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鄂Ａ×××××号货车车主是梁欢，挂靠于武汉晟宏伟业物流有限公司。梁守卫在庭审中只认同是车辆代管关系，梁欢与梁守卫没有签订转让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梁欢在答辩状中称自己不是本案涉案车主，谭本黎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是该车车主。又认为自己若是适格被告，答辩人将对谭本黎行使反诉权利。反诉请求为谭本黎向答辩人赔偿因其过错行为而致使答辩人遭受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共计318000元。梁欢在答辩状中提及（该答辩状由梁守卫的代理人当庭提交，梁欢与梁守卫是叔侄女关系），若法院认定其是适格被告，就行使反诉权利，是否反诉并不明确，不予审理，可另行主张权利。结合本案客观实际可以认定鄂Ａ×××××号货车车主是梁欢，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属于谭本黎雇主。梁欢与梁守卫若就鄂Ａ×××××号货车存在其它协议，涉及争议，亦可另行主张权利。二、关于谭本黎伤残赔偿金是否应当按照城镇居民人口标准来计算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最高人民法院《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死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中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伤残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有湖北宏达安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作证明、谭本黎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结合谭本黎的职业和本案客观实际可以认定其可以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三、关于谭本黎损失认定的问题1．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诊断证明的诉讼请求等相关证据，确定谭本黎的医疗费为35834．57元；2．后期医疗费，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为减少诉累，可以确认谭本黎后期医疗费为150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在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数额时，是按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来计算。谭本黎住院伙食补助费按住院天数46天，每天50元计算，即2300元（46天×50元／天）；4．营养费，应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本案中，谭本黎因交通事故分别造成伤残，2017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61医院建议：谭本黎全休3月，加强营养。酌情认定营养费为2000元；5．护理费，应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本案中，谭本黎护理时间为90日，即谭本黎护理费为8683元（35214元／年÷365天×90天）；6．鉴定费，是司法鉴定机构提供司法鉴定意见书而根据有偿服务原则收取的劳动报酬。本案中，谭本黎为确定其因他人过失而造成的损失进行司法鉴定而支出的2300元，是必须的、合理的支出费用，依法予以认定；7．交通费，应根据受害人及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谭本黎因交通事故造成伤残，其自身及陪护人员发生交通费是必要的、合理的支出，结合本案具体案情，酌情认定交通费为2000元；8．精神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依据上述法律精神，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谭本黎的精神抚慰金为2000元；9．伤残赔偿金，应根据受害人伤残等级，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本案中，谭本黎可以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来计算，即谭本黎的伤残赔偿金为63778元（31889元／年×2年）；10．误工费，应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谭本黎的误工损失可以交通运输业标准，谭本黎于2017年11月6日受伤，2017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61医院建议：谭本黎全休3月，加强营养。误工时间为137天，误工费为24239元（64574元／年÷365天×137天）。谭本黎的损失包括：医疗费35834．57元、后期医疗费为1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2300元、营养费2000元、护理费为8683元、精神抚慰金2000元、伤残赔偿金63778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2300元、误工费24239元。合计158135元。四、关于梁欢、张莉、梁守卫、武汉晟宏伟业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2017年11月6日21时许，谭本黎驾驶装满泥沙的鄂Ａ×××××货车行驶至红安县××彭忠村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2017年11月17日，红安县交通警察大队于作出责任认定书，认为谭本黎在永佳河镇彭忠村路段停下车时，车辆后滑导致车辆侧翻路边水沟，造成谭本黎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谭本黎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谭本黎作为被雇请人，是在停下车时，车辆后滑导致车辆侧翻路边水沟，造成谭本黎受伤车辆受损，显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实是车辆突发故障，故可以减轻雇主梁欢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客观实际，酌情认定谭本黎承担30％的责任，梁欢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110695元（158135元×7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鄂Ａ×××××货车挂靠于武汉晟宏伟业物流有限公司，依法应对上述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张莉、梁守卫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遂判决：一、梁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向谭本黎赔偿款110695元，武汉晟宏伟业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谭本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案件受理费1510元，由梁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诉争焦点是：谭本黎由谁雇请的问题。根据己查明的事实可知，该运输车辆的所有人不是张莉，该运输车辆所产生的收益也不归张莉所享有，从张莉与梁守卫所进行车辆运营结算可以明确证实车辆的受益人不是张莉，且在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及由张莉先行垫付的费用也均得到梁守卫的书面认可，加之涉案车辆实际车主为梁欢，应认定梁欢系车辆最终受益人。一审结合全案证据认定梁欢系谭本黎雇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做出了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梁欢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梁欢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梁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0元，由梁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小成审判员  邱爱兵审判员  张 敏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黄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