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4民终20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静伟，女，1969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时玉庆，男，196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被告）：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滕州市大同路东侧南首。法定代表人：时玉庆，执行董事。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坤，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郗恩喜（曾用名郗恩玺），男，195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颜，山东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娜，山东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静伟、时玉庆、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郗恩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481民初6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所涉三笔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不存在任静伟下欠被上诉人借款本金200万元及截止2015年8月1日尚欠利息810000元的事实。1.本案所涉三笔借款，被上诉人仅提供了借据证明双方有借贷的合意，但并未提供任何有效的支付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一审法院认定借据“今借到”应理解为任静伟与被上诉人双方对之前存在的民间借贷行为进行了结算，无任何依据。3.关于2015年8月的结算单及2013年4月20日、4月22日、5月1日的利息欠条均无法证明本案所涉借款本金的实际交付情况，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已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的情形。首先，关于2015年8月的结算单，一方面，该结算单并未有关于借款本金交付情况的显示，且结算单上的内容均是被上诉人的单方书写，并没有任静伟对借款本金的确认，且由于借款人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任静伟的签名不能视为对结算单所载内容均无异议。其次，关于2013年4月20日、4月22日、5月1日的利息欠条：（1）根据欠条记载内容，该3张利息欠条均无法证明借款本金的实际交付情况；（2）2013年4月20日、4月22日的利息欠条并未标明借款本金数额，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3）如果按照被上诉人的主张，可以发现3张利息欠条的利息计算标准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高上限，对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也予以认定。因此，即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本案所涉借据是双方对之前存在的民间借贷进行的结算，那么上述结算明显存在支付高额利息的情形，是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的，被上诉人仍需提供其与任静伟之间民间借贷行为的具体结算依据，不能仅凭本案所涉借据、利息欠条来认定借款的具体金额。二、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关于2013年4月22日欠条所载利息的主张无任何依据。首先，根据欠条记载的内容无法核实是所欠本金80万元的利息，且被上诉人无法说清该利息的计算方式，不排除像其他笔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欠款一样，存在利息计算标准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上限的情形；其次，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80万元借款发生于2013年4月22日，不可能存在就该笔借款截至2013年4月22日尚欠利息402000元的情形；再次，被上诉人在原一审、二审中并未提出关于该欠条所涉利息的主张，关于该利息的主张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一审判决支持该402000元利息欠款的主张无任何依据。三、一审判决认定任静伟提交的还款凭证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明显与事实不符。任静伟在一审中提交的付款凭证均是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进行支付的，其中2013年5月25日的15万元支付凭证是向被上诉人本人账户进行的支付，一审法院对上述支付行为并未予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所涉借款不属于时玉庆与任静伟的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时玉庆不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1.(2014)枣民四商初字第8号判决书、任静伟对姬脉均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及刘某的证人证言均无法证明任静伟与时玉庆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被上诉人借款用于滕州市城市之光项目建设的事实。2.关于本案所涉借款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任静伟用到了城市之光项目的建设上，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所涉借款与丰达公司无关，丰达公司不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1.借款合同具有相对性，丰达公司既不是本案所涉借款的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借款与丰达公司有关，被上诉人要求丰达公司对本案所涉借款承担偿还责任无任何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时玉庆与丰达公司共同开发滕州市城市之光建设项目无任何依据。首先，2009年3月16日的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后山东宁建集团济宁中兴置业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与时玉庆、孙进让、韩承民重新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协议已实际履行，一审法院就按照上述协议的内容认定丰达公司系滕州市城市之光项目的实际投资人，明显无任何依据。其次，时玉庆虽是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与丰达公司是两个独立主体，时玉庆的行为并不等同于丰达公司的行为，一审判决由“城市之光房地产项目交由时玉庆独立经营”的事实，进而认定丰达公司与时玉庆共同开发滕州市城市之光建设项目无任何依据。3.如前所述，本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城市之光项目的建设，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属于任静伟与时玉庆的夫妻共同债务；不管丰达公司的企业法人性质是否变更，其需承担的仅是公司的债务，一审法院判决其需就涉案借款与任静伟、时玉庆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无任何依据。六、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以房等以物抵债行为，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应依法予以确认。第一，2015年2月11日，任静伟通过房子、车位等形式向被上诉人归还借款1031248.29元，任静伟也已将房屋、车位等向被上诉人收条中的指定人员交付完毕。其次，虽然上述抵债行为在2015年8月的结算单之前，但结算单上记载的内容只是对上诉人单方对借款情况进行的清算，其并未对还款和抵债情况进行认定，任静伟主张的抵债行为与2015年8月的结算单并不冲突，一审法院未确认上述抵债行为，明显事实认定错误。第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城市之光A-503室的房屋系抵账房屋，与本案属同一法律关系，应折抵任静伟所欠被上诉人的借款。首先，关于城市之光A-503室的房款及该房屋的装修款，郗春翔并未支付任何款项，对于上述房款及装修款，任静伟与被上诉人之间达成了抵债协议，任静伟已将房屋向被上诉人交付完毕，任静伟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视频录像也可以证明上述事实；虽然房屋买卖合同是由郗春翔与中兴公司签订的，但是该笔款项任静伟已替郗春翔向中兴公司进行了支付，中兴公司也向任静伟出具了收据，并标注了任静伟的名字，上述抵债协议已履行完毕。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回单无法证明城市之光A-503室的房屋系郗春翔全款购买。被上诉人提交的2011年9月6月、2012年7月18日存款、取款银行回单，一方面时间与郗春翔所签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不相符，郗春翔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3月28日；另一方面上述取款、存款的金额远远低于涉案城市之光A-503室房屋的房款，也无法显示上述款项系支付了涉案城市之光A-503室房屋的房款，因此，一审法院未认定上述抵债行为，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七、任静伟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系原件还是复印件的情况，一审法院的记载存在问题，具体如下：1.任静伟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一中的2012年3月3日、2013年1月9日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均系原件；2.任静伟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二中的2012年11月20日、2012年9月30日的农业银行业务回单、2012年3月3日的工行电子回单及2012年11月9日的收条均系原件；3.任静伟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三中的2015年2月11日的收条系原件；4.任静伟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四中的郗春翔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原件；5.任静伟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五中的银行回单及2张收条均系原件。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不当，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郗恩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本案所涉三笔借款均实际发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一审中，答辩人提供了任静伟于2013年4月20日、4月22日、5月1日书写的今借到数额分别为300000元、800000元、900000元的借据三份及2015年8月就以上借据按月息1.5%计算的结算单一份。在庭审中，任静伟对以上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是认可的，足以证明任静伟欠答辩人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2015年8月1日的利息810000元的事实。虽然任静伟辩称其并未实际收到上述借款，但答辩人提供了证人刘某，证实了刘某受到答辩人的指示，分别于2011年3月23日、5月31日以刘某名义往任静伟工商银行账户汇款260000元及625000元。任静伟在认可以上证据形式系真实的基础上，也应依据内容履行自己的义务，及时依据借据及结算单的记载履行偿还本息的义务。二、本案所涉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1.答辩人诉请的任静伟支付下欠的2012年3月17日至2013年4月20日的利息200000元，答辩人提交了任静伟于2013年4月20日出具的200000元的欠条。但一审法院对于答辩人要求的超过月利率2%的部分，由于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构成非法利益，并未支持。该利息欠条因任静伟于2015年8月在欠条上面签字“属实”，且并未约定履行期限，诉讼时效应自出借人履行付款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因而答辩人2016年10月11日向法院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答辩人诉求任静伟支付800000元借款至2013年4月22日的利息402000元，由于任静伟已于2015年8月在该欠条上签字“属实”，且并未约定履行期限，该欠条并未过诉讼时效。3.答辩人诉请任静伟支付900000元自2012年3月1日至2013年5月1日的利息441000元，虽然答辩人也提交了任静伟于2015年8月在2013年5月1日出具的欠条上面签字“属实”。一审法院认为该欠条约定的利率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应依法调整为月利率2%计算。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并未支持答辩人高于法律规定的利息的诉请，判决正确。三、涉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且系投资于丰达公司，时玉庆、丰达公司应依法承担偿还责任。滕州市公安局于2016年10月10日出具的户籍证明载明：任静伟与时玉庆系夫妻关系。2017年6月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民终48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时玉庆、任静伟系夫妻关系”。另外，丰达公司是由自然人时玉庆投资设立并于2006年3月2日经原滕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2月9日，丰达公司的股东由时玉庆变更为时玉庆和刘健中，企业类型由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3月16日，时玉庆以丰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中兴公司签订关于滕州市城市之光项目联合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甲方以自己的资质、技术、管理手段及措施参与本协议项目开发直至出售等全部工作，该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出售、交付、使用、综合验收、项目备案、物业服务管理等由乙方负责。”2010年12月22日，中兴公司作为开发商，时玉庆作为实际投资人、中兴公司作为总承包人、赵景宽作为实际承包人签订城市之光项目补充协议约定：“根据城市之光项目运作的实际情况，本项目由实际投资人时玉庆借用有开发资质的山东宁建集团济宁中兴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投资人时玉庆向公司缴纳开发费用，时玉庆为实际受益人。”2014年1月13日、1月14日，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枣执字第90号、第15号执行裁定载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枣民一终字第19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2)枣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时玉庆以宁建集团济宁公司的名义受让了滕国用(2009)第195、196号2宗土地，土地使用权均登记在宁建集团济宁公司名下，但宁建集团济宁公司对该出让地块没有投资。韩承民、时玉庆、孙进让三方签订合伙合同，约定三人共计出资3250万元与宁建集团济宁公司滕州分公司联合开发滕州市善南商贸城（城市之光）项目，韩承民、孙进让退出合伙后，城市之光房地产项目交由时玉庆独立经营。”2014年8月14日，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枣民四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载明：“任静伟系宁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建公司辩称任静伟是城市之光项目的实际投资人，相关账目从去年底才从宁建公司转让给任静伟。”另外，2014年4月l日，由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泉民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任静伟对姬脉均的证言质证为：姬脉均系城市之光项目的管理人，该工程是时玉庆与任静伟投资的，整个过程姬脉均是清楚的，不存在胁迫的情况。”因此，从以上调查查明的“任静伟与时玉庆系夫妻，涉案借款实际用于丰达公司的城市之光项目，该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和受益人为任静伟与时玉庆”等事实，依据法律规定，时玉庆与丰达公司应对涉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四、关于以房抵债的问题。2014年9月18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滕州日报》刊登了查封滕州市城市之光项目包括C-1607室在内的住宅房产及商业房产的执行裁定。滕州市人民法院也作出了(2014)滕法执字第520-1号执行裁定，继续查封了城市之光B座、C座包括1607室房屋在内的商品房。该房产已经被法院查封，顾克军并未实际入住．抵债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抵债并未完成。五、关于证据形式问题。判决书中记载的证据系原件还是复印件的问题，并未影响到案件事实的认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郗恩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2.判令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偿还2015年8月1日前的利息1853000元；3.判令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息1.5%计算向原告支付利息；4.判令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20日，被告任静伟给原告郗恩喜出具借据1份，内容为：今借到人民币现金（大写）叁拾万元（小写）300000元，借款月利率1.5%。同月22日，被告任静伟又给原告郗恩喜出具借据1份，内容为：今借到人民币现金（大写）捌拾万元（小写）800000元，借款月利率1.5%。同年5月1日被告任静伟将2011年9月1日给原告郗恩喜出具的借据改为2013年5月1日，内容为：今借到郗恩玺（大写）玖拾万元正（小写）900000元，借款利率由每月3.5%改为每月1.5%。被告任静伟并在该借据上特别标注：2011年9月1日至12月1日利息已付清，到12月1日付本金90万元。此款利息付至2013.5.1日。2013.4.24。2015年8月，被告任静伟与原告郗恩喜就上述3份借据的本金及利息进行了结算，并给原告郗恩喜出具结算单1份，载明：1.借款本金300000元从2013年4月20日至2015年7月20日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为121500元；2.借款本金800000元从2013年4月22日至2015年7月22日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为324000元；3.借款本金900000元从2013年5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为364500元。以上本金共计2000000元，产生利息合计810000元。庭审中，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对原告郗恩喜提交的上述由被告任静伟由2011年9月1日改为2013年5月1日的借据质证后辩称该借款并未实际发生、约定的利息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对原告郗恩喜提交的其他2份借据，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抗辩借款并未交付、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对于原告郗恩喜提交的被告任静伟于2015年8月出具的结算单，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抗辩与原告郗恩喜所主张的3笔借款无关联且原告郗恩喜并未实际交付借款。原告郗恩喜提交了被告任静伟于2013年5月1日出具的欠条1份，内容为：欠郗恩玺2012年3月1日本金玖拾万元至2013年5月1日的利息肆拾肆万壹仟元整（计441000.00元），被告任静伟于2015年8月在该欠条上签字“属实”，用以证明被告任静伟下欠900000元借款自2012年3月1日至2013年5月1日的利息441000元之主张。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质证认为借款900000元并未实际发生且月利率3.5%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不具有真实性。原告郗恩喜还提交了被告任静伟于2013年4月20日出具的欠条1份，内容为：欠郗恩玺2012年3月17日至2013年4月20利息款为贰拾万元正（计200000.00元），被告任静伟于2015年8月在该欠条上签字“属实”，用以证明被告任静伟下欠300000元借款自2012年3月17日至2013年4月20日的利息200000元主张。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质证后提出了该欠条未标明欠款本金及利息的计算方式，且自被告任静伟于2015年8月确认后至今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原告郗恩喜又提交了被告任静伟于2013年4月22日出具的欠条1份，内容为：欠以上利息大写肆拾万零贰仟元正，被告任静伟于2015年8月在该欠条上签字“属实”，用以证明被告任静伟下欠800000元借款截止到2013年4月22日的利息402000元之主张。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质证后辩称该欠条未注明欠款本金及利息的计算方式，不具有真实性，且自被告任静伟于2015年8月确认后至今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郗恩喜提交了刘某于2011年3月23日、5月31日分别往被告任静伟工商银行账户汇款260000元及625000元的凭证（该凭证标注投大嫂、郗大哥），并申请了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刘某受原告郗恩喜指示给被告任静伟汇款，其与被告任静伟存有民间借贷关系之主张。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质证认为原告郗恩喜未能提交指示刘某汇款的证据，汇款的时间及金额与原告郗恩喜主张的借款时间2011年9月1日不相符，刘某为2011年9月1日借款的保证人且刘某亦与被告任静伟有资金往来，因而提出了与本案无关联之抗辩主张。原告郗恩喜亦提交了被告任静伟于2011年8月13日出具的金额为1000000元的借据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与被告任静伟存在其他借贷关系之主张。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质证认为系复印件不具有证明效力。诉讼中，原告郗恩喜与被告任静伟均承认双方尚有其他资金往来。庭审中，被告任静伟提交了2011年5月31日与原告郗恩喜以枣庄市声隆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放款700000元居间服务合同复印件、2012年3月3日往闫吉苓工商银行账户转账汇款94500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及2013年1月9日往朱凯工商银行账户转账汇款200000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郗恩喜所主张的2011年9月1日出借给其的900000元是在该居间合同所涉700000元借款的基础上，原告郗恩喜预先按月息3.5%扣除3个月的利息73500元实际出借626500元，后由于其未及时支付利息其在原告郗恩喜的强迫下才出具的900000元的借据，且其已向原告郗恩喜归还了294500元之主张。原告郗恩喜质证认为即使按照被告任静伟所抗辩的以70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5月31日至9月1日按月息3.5%计算亦无法计算出900000元的结论，上述2张银行电子回单的收款人闫吉苓与朱凯均与其无关联。被告任静伟又提交了2011年9月17日给原告郗恩喜出具的600000元借据复印件、原告郗恩喜于2012年11月9日出具的100000元收条复印件、2012年9月30日通过农业银行往原告郗恩喜账户转账100000元的转账单复印件、2012年11月20日通过农业银行往原告郗恩喜账户转账100000元的转账单复印件、2012年3月3日通过工商银行往闫吉苓账户转账汇款63000元的转账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郗恩喜主张的其于2013年4月20日出具的数额为300000元的借据系从2011年9月17日的600000元借据演变而来，且原告郗恩喜已按月利率3.5%扣除了3个月的利息63000元，实际仅向其支付了537000元，其已偿还363000元，对于超出法律规定上限部分应冲抵借款本金之抗辩主张。原告郗恩喜质证后认为被告任静伟2013年4月20日出具的300000元借据确实系从2011年9月的借款转化而来，但并未预先扣除利息。被告任静伟还提交了2011年6月23日至2013年1月10日通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往闫吉苓、司品芹、张庚森账户转账汇款的银行电子回单8份，2012年9月28日、10月17日司品军及闫吉苓分别收到现金300000元的收条2份，用以证明又向原告郗恩喜支付了1895478元之抗辩主张。原告郗恩喜质证后则认为上述收条和银行电子回单的收款人均系他人，不能证明被告任静伟向其偿还借款；且均发生在被告任静伟于2015年8月1日出具结算单之前，即使被告任静伟向其偿还过借款，亦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另查：滕州市公安局2016年10月10日出具的户籍证明载明：被告任静伟与被告时玉庆系夫妻关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6月1日作出（2017）鲁民终485号民事判决书亦载明“再查明：时玉庆、任静伟系夫妻关系”。被告丰达公司系经原滕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于2006年3月2日成立的由自然人时玉庆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类型的企业法人。2017年2月9日，该企业的股东由被告时玉庆变更为被告时玉庆和刘建中，企业类型由1151（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1130（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庭审中，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辩称户籍证明出具时被告任静伟与被告时玉庆系夫妻关系，但并不能证明借款发生时二者系夫妻关系。再查：2009年3月16日，被告时玉庆以被告丰达公司（乙方）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山东宁建集团济宁中兴置业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中兴公司）签订关于滕州市城市之光项目联合合作开发协议书1份，约定：甲方以自己的资质、技术、管理手段及措施参与本协议项目开发直至出售等全部工作，该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出售、交付、使用、综合验收、项目备案、物业服务管理等由乙方负责。2010年12月22日，中兴公司作为开发商、被告时玉庆作为实际投资人、山东宁建建设有限公司作为总承包人、赵景宽作为实际承包人签订城市之光项目补充协议1份，约定：根据城市之光项目运作的实际情况，本项目由实际投资人时玉庆借用有开发资质的山东宁建集团济宁中兴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投资人时玉庆向公司缴纳开发费用，时玉庆为实际受益人。庭审中，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抗辩原告郗恩喜提交的上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系复印件，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特征，不应采信。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枣庄中院）于2014年1月13日、1月14日作出的（2013）枣执字第90号、第15号执行裁定载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枣民一终字第19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2）枣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时玉庆以宁建集团济宁公司的名义受让了滕国用（2009）第195、196号2宗土地，土地使用权均登记在宁建集团济宁公司名下，但宁建集团济宁公司对该出让地块没有投资。韩承民、时玉庆、孙进让三方签订合伙合同，约定三人共计出资3250万元与宁建集团济宁公司滕州分公司联合开发滕州市善南商贸城（城市之光）项目，韩承民、孙进让退出合伙后，城市之光房地产项目交由时玉庆独立经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枣庄中院就原告山东连云山混凝土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宁建集团济宁中兴置业有限公司滕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宁建滕州分公司）、山东宁建集团济宁中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8月14日作出的（2014）枣民四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载明：任静伟系宁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建公司辩称“任静伟是城市之光项目的实际投资人，相关账目从去年底才从宁建公司转让给任静伟”。经审理查明“宁建滕州分公司承建的城市之光项目实际负责人任静伟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中院）就原告邱丰收与被告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山东宁建集团济宁中兴置业有限公司、时玉庆、任静伟及第三人王明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4年4月1日作出的（2013）泉民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任静伟对姬脉均的证言质证如下：姬脉均系城市之光项目的管理人，该工程是时玉庆与任静伟投资的，整个过程姬脉均是清楚的，不存在胁迫的情况”。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庭审中提出了原告郗恩喜提交的上述执行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均系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且与案件不具有关联性的抗辩主张。又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8日在《滕州日报》刊登了查封包括滕州市城市之光项目C-1607室在内的住宅房产及商业房产的执行裁定，并强调查封期间不允许销售、转让、抵押、拍卖等处置。本院亦就申请执行人郭祥全与被执行人时玉庆、任静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了（2014）滕法执字第520-1号执行裁定：继续查封被执行人时玉庆在山东宁建集团济宁中兴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滕州市善国南路城市之光B座、C座包括1607室房屋在内的共计32套商品房。被告任静伟庭审中提交了原告郗恩喜于2015年2月11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1份及收款收据复印件6份，内容为“今收到任静伟还借款1031248.29元，此款项是顾克军用于购买城市之光C-1607号房屋款”，用以证明其已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向原告郗恩喜支付了1031248.29元之抗辩主张。原告郗恩喜质证认为该房产已被法院查封，顾克军并未实际入住，抵债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不应在被告任静伟所欠借款中予以扣除。被告任静伟亦举出了中兴公司与原告之子郗春翔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城市之光503家庭装修价格单复印件各1份、物业费收据复印件5份，用以证明其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已向原告郗恩喜支付了468161.45元之主张。原告郗恩喜质证后认为该房即滕州市城市之光A503房屋由其子郗春翔以支付全款的方式购买，并非抵债房，并提交了郗春翔及其分别于2011年9月6日、2012年7月18日取款100000元及存款100162.56元的银行回单相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本案原告郗恩喜与被告任静伟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系适格的民事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之规定，合同的形式是当事人合意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载体。除了法律、行政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有关合同的形式问题，可由当事人自由约定，这体现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自由选择合同的形式，即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三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及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该合同为实践合同或要物合同，并非诺成合同。实践合同的特点，决定了除借贷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之外，还需当事人实际交付标的物，或者完成其他现实给付，从而使得合同生效。因此，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借款时，应当证明的事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二是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如果出借人仅提供借款合同，则仅能证明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借款合意，但就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的事实，仍需出借人予以进一步证明，否则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就未生效。而如果出借人仅能提供钱款交付的证据，而不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合意，则亦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并据此主张借款人归还借款。因而发生在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法律并未要求必须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在出借人能够提供真实完整的借款凭证的情形下，一般应可以推定其与借款人之间达成了借款合同关系的合意，并且实际履行了款项的交付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作为出借人的原告郗恩喜应当对与被告任静伟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内容等事实进行举证。庭审中，原告郗恩喜举出了被告任静伟于2013年4月20日、4月22日、5月1日书写的今借到数额分别为300000元、800000元、9000000元的借据3份及2015年8月就以上借据按月息1.5%计算的结算单1份，用以证明被告任静伟下欠其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至2015年8月1日的利息810000元之主张；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质证后抗辩原告郗恩喜未能举出借款已实际交付的证据，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且900000元借款约定的3.5%的月利率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至原告郗恩喜2016年10月11日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因借据一般是由借款人书写并签字盖章的债权凭证，表明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内容一般记载借款人、出借人、借款数额、借期、利息、借款时间等。按照通常的交易习惯，借据是在出借人交付借款的同时出具的，在借款人实际归还借款后予以销毁或者以出借人出具收条的方式予以作废。但随着民间借贷市场供需双方力量对比的失衡，很多时候，借款人系在实际收到借款前就向出借人出具了借据，此种情况下的借据，则在内容上和性质上更接近借款合同。原告郗恩喜为证明其与被告任静伟在上述3份借据出具之前存有借贷关系，举出了分别于2011年3月23日、5月31日以刘某名义往被告任静伟工商银行账户汇款260000元及625000元的凭证、同年8月13日被告任静伟给其出具的今借到1000000元的借据复印件1份，并申请了证人刘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刘某受其指示往被告任静伟账户汇款之主张。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则予以否认，并提交了2011年5月31日与原告郗恩喜以枣庄市声隆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借款700000元月利率为3.5%的放款居间服务合同复印件1份、2012年3月3日其往闫吉苓工行账户汇款94500元的电子回单复印件1份、2013年1月9日其往朱凯工行账户转账汇款200000元的电子回单复印件1份，以证明上述2011年9月1日出具的900000元借据是在这700000元基础上利滚利所形成、且其已偿还294500元之主张。原告郗恩喜质证后认为与本案无关联且即使按照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此种计算方法也无法得出900000元之结论。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还提交了2011年9月17日给原告郗恩喜出具的数额为600000元月利率为3.5%的借据复印件1份、原告郗恩喜于2012年11月9日出具的收回现金100000元的收条复印件1份、同年9月30日其往原告郗恩喜农行账户转款100000元的凭证复印件1份、11月20日其又往原告郗恩喜农行账户转款100000元的凭证复印件1份、3月3日其往闫吉苓工行账户转款63000元的凭证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上述2013年4月20日给原告郗恩喜出具的今借到300000元的借据是由原告郗恩喜按上述600000元借款本金预先按月息3.5%扣除3个月的利息63000元后又支付了363000元的基础上重新出具借据所形成、对于超出法律规定利息上限的部分应冲抵借款本金之抗辩主张。原告郗恩喜质证认为被告任静伟于2013年4月20日出具的300000元借据确系从2011年9月借款演变而来，双方结算后被告任静伟又出具的借据。我国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为，在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下，以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为基础，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举证，如果原告举证证明了自己主张的事实，举证责任就转移给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也举证证明自己的反驳意见。如果每一方举出的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某一事实存在的证据的份量和证明力比反对该事实存在的证据更有说服力，或者比反对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可靠性更高，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即在民事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其最终所证明的结果，能达到一般具有普通常识的正常人认为具有某种必然的或合理的盖然性或确信程度就够了，并非要像刑事案件要求的那样，必须达到按情理无可置疑的证明标准。就本案而言，原告郗恩喜举出了与被告任静伟在出具上述3份借据之前存有借贷关系的证据，而且上述借据有“今借到”的意思表示。这就需要对该借据进行解释，依据相关规定，合同的解释应当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文义解释：依据合同条款语句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第二、整体解释：将词语或者条款放置于整个合同文本中进行解释，不应被割裂、孤立而断章取义；第三、目的解释：必须考虑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对合同进行解释，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应被认为是当事人真意的核心。如果目的解释效果与其他解释效果不一致，则应寻求目的解释而抛弃文义、整体、习惯解释方法；第四、交易习惯解释：当合同条款语句有疑义或者疏漏，并且当事人并未明示排斥交易习惯时，可依交易习惯进行解释；第五、诚实信用解释：依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合理地对合同进行解释，任何一方不能因合同而获得显失公平、不合理的利益。合同解释应首先探寻当事人的真意，在不能求得当事人真意或依据一般解释方法有失公允、不符合常理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时，才可以运用诚实信用、交易习惯等方法解释确定合同的含义。因而“今借到”就是出借人已将借款交付给借款人，借款人已收到借款的意思。对原告郗恩喜与被告任静伟而言应确切地理解为双方对之前存在的民间借贷进行了结算，这与原告郗恩喜提交的被告任静伟于2015年8月出具的本金及利息结算单相一致，亦与原告郗恩喜提交的被告任静伟分别于2013年4月20日、4月22日、5月1日出具且被告任静伟于2015年8月签字“属实”的数额分别为200000元、402000元、441000元的利息欠条相吻合。因而，原告郗恩喜提交的上述借据、欠条、本息结算单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故作为本案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辩称原告郗恩喜未交付借款、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即使按照上述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抗辩的2011年9月1日的900000元借据系从2011年5月31日的700000元借款演化而来，原告郗恩喜已按月息3.5%扣除了3个月利息73500元，且已偿还了294500元；2013年4月20日的300000元借据系从2011年9月17日600000元借据演化而来，原告郗恩喜已按月息3.5%扣除了3个月利息63000元，且已支付了363000元，也无法得出截止到2011年9月1日被告任静伟下欠原告郗恩喜借款900000元、至2013年4月20日被告任静伟下欠原告郗恩喜借款300000元的结论。因而对此辩称，法院不予采信。故本院对截止到2013年4月20日、4月22日、5月1日，经结算被告任静伟分别下欠原告郗恩喜借款本金300000元、800000元、900000元及截止到2015年8月1日被告任静伟下欠上述借款本金2000000元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810000元这一事实予以确认。被告任静伟的上述行为系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其应当受该行为的约束。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被告任静伟在给原告郗恩喜出具收到借款的借据、本息结算单后，就在双方之间产生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了债的法律关系。被告任静伟已将其置于债务人的地位，作为债权人的原告郗恩喜有权要求作为债务人的被告任静伟依据上述借据、本息结算单的约定，履行支付借款本息的义务。对于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关于原告郗恩喜于2016年10月11日向法院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之抗辩，虽然被告任静伟出具的上述3份借据的时间分别为2013年4月20日、4月22日、5月1日，且均未约定付款期限，但是2015年8月被告任静伟又给原告郗恩喜出具了下欠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截止到2015年8月1日利息810000元的结算单，因而诉讼时效已于2015年8月中断，应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显然原告郗恩喜于2016年10月11日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且由于被告任静伟在上述借据中并未约定付款期限，依照法律规定出借人可以随时要求借款人还款，诉讼时效应从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履行付款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是如果出借人在借款人出具借条后的20年内没有主张权利的，法院则不予保护。故基于上述理由，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的此项辩称，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郗恩喜诉求被告任静伟支付下欠的2012年3月17日至2013年4月20日的利息200000元一节，虽然庭审时原告郗恩喜提交了被告任静伟于2013年4月20日出具的200000元的欠条且其自认该利息为300000元借款自2012年3月17日至2013年4月20日的利息，故原告郗恩喜应受该自认的约束。但是对于超过月利率2%的部分，由于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构成非法利益，法院不予支持，因而该利息应为78000元（300000元×月息2%×13个月）。由于被告任静伟于2015年8月在该欠条签字“属实”，且由于该欠条并未约定履行期限，诉讼时效应自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履行付款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因而原告郗恩喜于2016年10月11日向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关于原告郗恩喜主张该利息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同理，对于原告郗恩喜诉求被告任静伟应支付的800000元借款至2013年4月22日的利息402000元，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虽然提出了该欠条未注明利息标准和期间且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但由于未能提交该欠条系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充分有效证据，况且被告任静伟已于2015年8在该欠条上签字“属实”，而且由于该欠条亦未约定履行期限，因而原告郗恩喜于2016年10月11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的该项辩称既与事实相悖，又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对原告郗恩喜的该项诉求，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郗恩喜诉求被告任静伟支付900000元自2012年3月1日至2013年5月1日的利息441000元一节，虽然庭审中原告郗恩喜提交了被告任静伟于2013年5月1日出具2015年8月又签字“属实”的欠条，但由于该欠条约定的利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故应依法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算，因而该笔利息应为252000元（900000元×月息2%×14个月）。故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关于该利息超过法律规定上限的抗辩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采信。对于其关于借款本金900000元并未实际发生之辩称，未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由于被告任静伟未提出原告郗恩喜应返还其已支付原告郗恩喜的900000元借款本金按月利率3.5%计算的自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3月1日超过月利率3%的利息部分之抗辩主张，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法院对于其自愿履行给付义务的不予干预，应视为其认可自愿给付超过月利率3%的部分。故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提交的自2011年6月23日至2013年1月10日共8次通过工行及农行向闫吉苓、司品芹、张庚森转款的银行回单8份；司品军、闫吉苓分别于2012年9月28日及10月17日的收到条2份与本案无关联，法院亦不予采信。滕州市公安局于2016年10月10日出具的被告任静伟与被告时玉庆系夫妻关系的户籍证明，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6月1日作出的（2017）鲁民终48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时玉庆、任静伟系夫妻关系”这一事实相一致，亦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枣民四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宁建滕州分公司（山东宁建集团济宁中兴置业有限公司滕州分公司）承建的城市之光项目实际负责人任静伟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及（2013）泉民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被告任静伟对姬脉均的证言质证如下：姬脉均系城市之光项目的管理人，该工程是时玉庆与任静伟投资的，整个过程姬脉均是清楚的，不存在胁迫的情况”的事实相吻合，更与证人刘某的证言“任静伟、时玉庆融资投资城市之光项目建设”相一致，因而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关于公安机关出具户籍证明时被告任静伟与被告时玉庆系夫妻关系，并不能证明与原告郗恩喜的借贷关系发生时系夫妻关系且民事判决书均系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的抗辩事由，显然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故法院对被告任静伟在与被告时玉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原告郗恩喜借款用于滕州市城市之光项目建设这一事实予以确认。根据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的表示除外”之规定，虽然原告郗恩喜与被告任静伟的民间借贷形成于被告任静伟与被告时玉庆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和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并不当然地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被告任静伟在上述民事判决书中已自认“滕州市城市之光项目是任静伟与时玉庆投资的”，且证人刘某亦证实“任静伟、时玉庆融资投资城市之光项目建设”，因而案涉民间借贷已用于被告任静伟与被告时玉庆投资兴建的滕州市城市之光项目。故法院对案涉原告郗恩喜与被告任静伟的民间借贷债务属于被告任静伟与被告时玉庆的夫妻共同债务这一事实予以确认。被告任静伟、时玉庆应共同偿还。中兴公司与被告丰达公司于2009年3月16日签订的关于滕州市城市之光项目联合合作开发协议书已确认“被告丰达公司系滕州市城市之光项目实际投资人”，中兴公司与被告时玉庆等人于2010年12月22日签订的城市之光项目补充协议也确认“被告时玉庆系该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和实际受益人，中兴公司只是开发资质的出借人”，这与枣庄中院（2013）枣执字第15号、第90号执行裁定书所确认的“城市之光房地产项目交由时玉庆独立经营”这一事实相一致，因而法院对被告时玉庆与被告丰达公司共同开发滕州市城市之光建设项目这一事实予以确认。由于与原告郗恩喜所涉民间借贷系被告任静伟与被告时玉庆的夫妻共同债务且该借款已用于该项目，即使被告丰达公司现已由被告时玉庆投资的自然人独资企业变更为由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但其企业法人的性质未变，故依然仍需对案涉原告郗恩喜的民间借贷与被告任静伟、时玉庆承担共同偿还的民事责任。故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辩称上述协议书、补充协议及执行裁定书系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显然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任静伟庭审中提交的原告郗恩喜于2015年2月11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1份及顾克军于同年2月9日交纳房款及其他费用的收据复印件6份，用以证明其已以城市之光C-1607号房产折抵借款1031248.29元之抗辩主张一节，由于该房产已被济宁中院、滕州法院先后查封，因而该抵债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这亦与被告任静伟2015年8月给原告郗恩喜出具的借款本金2000000元的本息结算单相一致。即如果该抵债协议已实际履行，上述利息结算单应扣减以房抵债的1031248.29元，实际情况恰恰是未予扣减，因而该以房抵债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故被告任静伟的该项辩称，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任静伟提交的中兴公司于2013年3月28日与原告之子郗春翔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1份、城市之光503家庭装修价格单复印件1份及物业费收据复印件5份，用以证明其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向原告郗恩喜支付了468161.45元之抗辩主张一节，原告郗恩喜予以否认并提交了2011年9月6日、2012年7月18日分别取款100000元及存款100162.56元的银行回单用以证明该房系郗春翔依合同约定全款购买并非抵账房之主张，且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法院不予审理。对被告任静伟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郗恩喜诉求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共同返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自2015年8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理由正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法院予以支持。原告郗恩喜诉求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共同支付2015年8月1日前下欠的利息1853000元，合法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其他诉求，未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辩称原告郗恩喜诉求的2000000元借款并未交付，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且已超过诉讼时效，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由于民间借贷的法定月利率为2%，因而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对被告任静伟于2013年4月20日、4月22日、5月1日出具的下欠利息分别为200000元、402000元、441000元欠条提出的不应超过法定利率的抗辩主张，法院予以采信。对于其提出的超过诉讼时效之辩称，未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提出的被告任静伟于2011年9月1日给原告郗恩喜出具的900000元借据是在2011年5月31日700000元放款居间服务合同的基础上按月息3.5%计算利滚利所形成及2013年4月20日给原告郗恩喜出具的300000元借据是在2011年9月17日600000元借款的基础上按月息3.5%计算付息还本后所形成之抗辩，即使按照此种计算方法也无法得出900000元及300000元之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被告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应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故法院对该抗辩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任静伟、时玉庆、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返还原告郗恩喜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自2015年8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共同向原告郗恩喜支付利息；二、被告任静伟、时玉庆、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原告郗恩喜300000元借款本金自2013年10月20日至2015年7月20日按月息1.5%计算的利息121500元；三、被告任静伟、时玉庆、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原告郗恩喜800000元借款本金自2013年4月22日至2015年7月22日按月息1.5%计算的利息324000元；四、被告任静伟、时玉庆、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原告郗恩喜900000元借款本金自2013年5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按月息1.5%计算的利息364500元；五、被告任静伟、时玉庆、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原告郗恩喜900000元借款本金自2012年3月1日至2013年5月1日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252000元；六、被告任静伟、时玉庆、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原告郗恩喜300000元借款本金自2012年3月17日至2013年4月20日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78000元；七、被告任静伟、时玉庆、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原告郗恩喜800000元借款本金截止到2013年4月22日的利息402000元；八、驳回原告郗恩喜的其他诉求。上列一至七项，限被告任静伟、时玉庆、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000元，由原告郗恩喜负担2304元，由被告任静伟、时玉庆、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569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任静伟、时玉庆、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上诉称，本案所涉三笔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不存在任静伟下欠被上诉人郗恩喜借款本金200万元及截止2015年8月1日尚欠利息810000元的事实，并且一审判决支持郗恩喜关于2013年4月22日欠条所载利息402000元的主张无任何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所涉三笔借款本金共计200万元及截止2015年8月1日的利息810000元，郗恩喜提交了任静伟分别于2013年4月20日、4月22日、5月1日书写的金额分别为300000元、800000元、9000000元的借据3份以及2015年8月就以上借据按月息1.5%计算的结算单1份。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上诉称上述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并在一审时称2013年4月20日的300000元借据系从2011年9月17日600000元借据演化而来，郗恩喜已按月息3.5%扣除了3个月利息63000元，且任静伟已支付了363000元；2011年9月1日的900000元借据系从2011年5月31日的700000元借款演化而来，郗恩喜按月息3.5%扣除了3个月利息73500元，且任静伟已偿还了294500元，但其上述解释意见并不具有合理性，根据其陈述的借款的演化过程，并不能得出截止到2011年9月1日任静伟下欠郗恩喜借款900000元、至2013年4月20日任静伟下欠郗恩喜借款300000元的结论，其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对于任静伟于2013年4月22日向郗恩喜出具的金额为402000元利息欠条，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上诉称该欠条未注明利息的计算标准，欠条所载金额402000元没有依据，但未能提供证据推翻该欠条的效力，且任静伟于2015年8月在该欠条上签字“属实”。任静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出具上述借据、欠条及结算单的法律后果，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任静伟提交的还款凭证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明显与事实不符。对此本院认为，任静伟提交的还款凭证均系其向案外人打款的凭证，并非向郗恩喜还款的凭证，郗恩喜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与本案借款的关联性，且还款日期均发生在2015年8月任静伟向郗恩喜出具结算单之前，不能证明系偿还的本案借款。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上诉称，本案所涉借款不属于时玉庆与任静伟的夫妻共同债务，时玉庆不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本案所涉借据、欠条及结算单均是任静伟向郗恩喜出具，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借款发生在任静伟与时玉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借款用于滕州市城市之光项目建设。而任静伟在（2013）泉民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书中亦自认“滕州市城市之光项目是任静伟与时玉庆投资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案借款系用于任静伟与时玉庆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一审判决认定为其二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上诉称，本案所涉借款与丰达公司无关，丰达公司不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借条系任静伟向郗恩喜出具，丰达公司并未加盖公章，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任静伟系借款合同的相对方，应承担相应偿还责任，郗恩喜要求丰达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丰达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上诉称，本案中以房等以物抵债行为，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应依法予以确认。对此本院认为，任静伟主张其已以城市之光C-1607号房产折抵借款1031248.29元，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房产已被济宁中院、滕州法院先后查封，抵债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任静伟2015年8月向郗恩喜出具的结算单中并未扣减该1031248.29元，因此，无法证明已以上述房屋折抵本案借款。对于任静伟主张中兴公司于2013年3月28日与郗恩喜之子郗春翔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向郗恩喜支付了468161.45元，郗恩喜不予认可，其主张该房系郗春翔依合同约定全款购买并非抵账房，并提供相应银行回单予以证明，任静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郗恩喜达成抵债合意，且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任静伟、时玉庆、丰达公司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判决结果部分有误，本院予以部分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481民初6236号民事判决；二、任静伟、时玉庆共同偿还郗恩喜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自2015年8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共同向原告郗恩喜支付利息；三、任静伟、时玉庆共同支付郗恩喜300000元借款本金自2013年10月20日至2015年7月20日按月息1.5%计算的利息121500元；四、任静伟、时玉庆共同支付郗恩喜800000元借款本金自2013年4月22日至2015年7月22日按月息1.5%计算的利息324000元；五、任静伟、时玉庆共同支付郗恩喜900000元借款本金自2013年5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按月息1.5%计算的利息364500元；六、任静伟、时玉庆共同支付郗恩喜900000元借款本金自2012年3月1日至2013年5月1日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252000元；七、任静伟、时玉庆共同支付郗恩喜300000元借款本金自2012年3月17日至2013年4月20日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78000元；八、任静伟、时玉庆共同支付郗恩喜800000元借款本金截止到2013年4月22日的利息402000元；九、驳回郗恩喜对滕州丰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十、驳回郗恩喜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二至八项，任静伟、时玉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000元，由郗恩喜负担2304元，由任静伟、时玉庆共同负担4569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任静伟、时玉庆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8000元，由任静伟、时玉庆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东徽审判员  金 颖审判员  单 伟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