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71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富民，男，1972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峰，江苏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太仓富阳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璜泾镇孟河村吴家湾。法定代表人：吴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嘉彬，江苏周瑞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太仓市合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新毛新民路88号。法定代表人：杨富民。原审第三人：太仓和悦金属制品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新毛管理区。法定代表人：杨正明。上诉人杨富民因与被上诉人太仓市富阳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阳公司）、原审被告太仓市合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悦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太仓和悦金属制品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悦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仓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5民初5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富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富阳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富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和悦公司与富阳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前已经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名下所有财产均被法院查封。二、和悦公司与杨富民签订的租赁协议，约定将排污证出租给杨富民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且和悦公司将排污证出租给杨富民后，和悦公司因排污不能达到国家排放标准被太仓市环保局开具了停产通知，导致杨富民无法继续生产，双方之间的租赁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三、即使和悦公司对杨富民享有债权，杨富民也主张用40万元的房租押金进行抵偿，和悦公司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后始终未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以及法院的质询，责任在和悦公司。四、富阳公司与和悦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涉嫌恶意串通。富阳公司辩称：一、杨富民与和悦公司在平等协商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了涉案的《协议书》，该《协议书》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无产生无效的情形。二、杨富民与和悦公司签订《协议书》时明确知悉和悦公司状况，且《协议书》中也详细明确了可能存在的风险及风险承担的问题，杨富民自愿承担相应风险，没有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理由。三、和悦公司未结欠杨富民主张的押金，故不应理涉杨富民提出的所谓抵销主张。富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富民支付租赁费900000元；2.判令杨富民支付滞纳金至付清之日止（其中450000元自2017年12月1日起算，另450000元自2018年3月16日起算，暂算至2018年8月20日为188550元）；3.判令合悦公司对杨富民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富民与合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4日，和悦公司（甲方）与杨富民（乙方）、担保人合悦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持有编号为太环字第91320585713218448C号排放污染许可证一份（以下简称排污许可证）及部分设施、设备、物品（包括污水处理设备及污水池、蒸汽设备、5T行车等），乙方自愿租用上述排污许可证并以甲方名义自行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协议第一条第2款约定，甲方目前因资不抵债，被众多债权人诉至法院，处于停业歇业状态，乙方知悉上述情形，并应自行注意在日后经营过程中款项往来资金安全，避免将资金汇入法院查封账户，若有发生后果由乙方自负，并不得将汇入冻结账户中的款项抵扣本协议项下的租赁费等费用。第二条约定，乙方租赁经营期限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第三条约定，排污许可证租赁费用共计900000元，先付后用，分两期交纳，每次交纳450000元，乙方需在2017年11月30日前支付第一期450000元租赁费，在第一期租赁费届满前15天支付第二期剩余450000元租赁费，每逾期一天按照应付款金额千分之一标准支付滞纳金。第四条约定，1.乙方形式上系借用甲方名义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但双方确认，乙方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由其自负盈亏。2.约定乙方确保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遵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各项环保规定，废水废气需达标排放，固废按规定处理，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到行政机关处罚、罚款等，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费用。……7.甲方自行负责将原有污泥、污油及其他未处理的固废、危险废弃物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逐步清理（现已清理约200吨），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处罚由甲方全权负责，乙方10月1日开始实际经营后新产生的污泥及其他需处理的危险废弃物由乙方自行清理。第六条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前，乙方尚结欠甲方40余万元的租赁费等款项，在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及时支付甲方。就乙方主张原先支付给甲方400000元租赁押金，若乙方提供有效依据的，甲方同意在第二期租赁费中予以扣除，但双方确认不在第一期租赁费中扣除。第八条约定，担保人自愿对本合同项下乙方应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的租赁费；乙方违约产生的违约责任；乙方在经营活动中形式上给甲方新增的且未按约处理完毕的对外债务及应付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2年。第十条约定，双方确认本协议于2017年11月24日签订，但双方已经于2017年10月1日即开始协议的履行，乙方已于2017年10月1日开始生产经营活动。后另附2017年9月10日污泥盘点证明。证明中载明“经盘点确认污泥数量1210袋”，和悦公司2017年11月24日盖章确认“已处理约200吨188袋”。2018年2月10日，富阳公司向合悦公司出具《催款函》一份，要求合悦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富阳公司提供快递凭证、照片，证明该《催款函》被退回，富阳公司将其张贴于杨富民所租赁的和悦公司的厂区门卫窗口。2018年2月23日，和悦公司与富阳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根据（2016）苏0585民初3045号民事调解书和（2016）苏0585执2099号执行裁定书，截止协议签署前，和悦公司结欠富阳公司借款本金及案件受理费合计1976243元，和悦公司愿意将2017年11月24日其与杨富民签订的租赁经营权所产生租赁费共计900000元，违约所产生的违约金、滞纳金等合计1200000元整转让给富阳公司，由富阳公司直接向杨富民收取，本协议生效后，富阳公司不得再向和悦公司主张本协议所转让的债权。2018年2月24日，和悦公司向杨富民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载明“本公司于2018年2月23日与太仓富阳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有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上述协议明确本公司已将2017年11月24日与你签订的协议书项下本公司有权向你主张的租赁费、你逾期支付租赁费的滞纳金等各项债权（包括保证权力）转让给了太仓富阳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现特将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告知你，请你将协议书项下应支付的租赁费等各项费用直接支付太仓富阳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富阳公司提供相关照片，证明上述《债权转让通知书》张贴于杨富民所租赁的和悦公司的厂区门卫窗口。一审法院认为，和悦公司与杨富民之间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除了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或者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之外，本案中并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情形，故和悦公司将协议书项下对杨富民租赁费等相关债权转让给富阳公司未违反法律规定。且现也并无相关证据证实有相关债权人对和悦公司的该债权转让行为主张撤销并获得生效判决支持，故该债权转让行为仍为有效。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富阳公司提供的照片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结合杨富民与和悦公司之间系租赁经营的事实，可以证明和悦公司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且杨富民对此应当知晓，故该债权转让对杨富民发生效力，富阳公司有权依据《协议书》向杨富民主张债权。虽然《协议书》约定由和悦公司负责将原有污泥等固废逐步进行清理，但协议也同时约定2017年10月1日杨富民开始实际经营后新产生的污泥等固废由其自行清理，杨富民提供的称重单即便能确认是对污泥的处理也无法区分其处理的是和悦公司原有的污泥还是其经营过程中新产生的污泥，故其主张该部分称重单中有200吨是处理的和悦公司原有的污泥，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但是，根据富阳公司提供的2017年12月4日杨富民与和悦公司相关人员之间的结算单，其中对污泥处理费进行了结算，并且备注的污泥费时间为2017年10月份，与案涉协议书所附的“污泥盘点证明”载明的污泥盘点时间一致，从双方此次结算的时间来看，发生在和悦公司盖章确认“已处理约200吨188袋”之后20天左右，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客观关联性，富阳公司主张此处结算的污泥费系针对“污泥盘点证明”中载明的188袋污泥费的结算，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杨富民与合悦公司对此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按此认定，结合该张结算单及实际履行情况，该188袋污泥的处理费应由和悦公司承担，但双方经结算用于抵消了杨富民与合悦公司此前结欠的债务，且已经实际履行，杨富民与合悦公司在案件中再次主张抵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根据双方各自清点后，富阳公司认可按杨富民与合悦公司清点的和悦公司处现有的污泥数量为980袋，可以认定《协议书》签订后应由和悦公司处理的污泥数量减少了42袋（1210-188-980），该减少部分的污泥，可以直接认定是由杨富民与合悦公司清理的，由此产生的污泥处理费，杨富民与合悦公司有权向和悦公司主张抵消。根据双方陈述的每袋污泥重量约为1吨，一审法院通过网络查询了该行业一般行情为近2000元/吨的情况下，结合2017年12月4日双方结算的污泥处理相关的费用的情况，酌情认定该部分污泥处理费为100000元，该部分费用杨富民与合悦公司主张与其应付的租赁费予以抵消，具有法律依据。《协议书》约定杨富民生产经营过程中因环保相关问题受到的行政处罚、罚款由其自行承担，根据太仓市环境保护局现场勘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罚款的事由为废滤芯未按规定申报，该问题发生在杨富民实际生产经营期间，且根据双方《协议书》约定，杨富民系借和悦公司名义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废滤芯的依法申报义务应由作为实际经营人的杨富民来承担，杨富民并未提供证明系和悦公司的原因导致其未能依法办理废滤芯的申报，故对其该项抵消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就乙方主张原先支付给甲方40万元租赁押金，若乙方能够提供有效依据的，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第二期租赁费中给予扣除……”，从该条约定来看，关于该部分押金的问题，和悦公司系要求杨富民提供有效的依据才同意在第二期租赁费中扣除。从杨富民的举证情况来看，其提供了罗春和与和悦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罗春和的情况说明以及记账凭证证明租赁费押金，提供了转账记录、记账凭证等证据证明电费押金。但是，首先，关于电费押金问题，杨富民提供的相关凭证均是复印件，现和悦公司明确否认收到过该笔电费押金，杨富民也未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来证实。其次，关于租赁押金，虽然厂房租赁协议中罗春和与和悦公司约定由罗春和向和悦公司支付押金30万元，但是，富阳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系其复印件，且并非和悦公司的记账凭证，杨富民与合悦公司并未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证明押金实际支付的依据。并且，既然该款为押金，在该份租赁协议项下是否应当退还押金以及应当退还的押金数额，现有证据无法作出认定。再次，结合杨富民陈述和罗春和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无论是租赁费押金还是电费押金均是杨富民、罗春和与相关案外人之间合伙共同体向和悦公司支付，其权利主张主体应为该合伙共同体，现杨富民主张该款直接用于抵扣其个人债务，缺乏进一步的依据。综合上述理由，杨富民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有权在第二期租赁费中扣除押金40万元，对杨富民该项抵消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杨富民与合悦公司或相关主体可待搜集证据后，另行主张。关于杨富民使用和悦公司银行账户被执行扣款的问题，根据《协议书》相关约定，其中对该种情形及其不利后果作出过约定，杨富民应当知晓并承担其不利后果，且杨富民并未就扣款的具体情况作出初步的举证，故对杨富民该项抵消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杨富民如有进一步的证据后可向和悦公司另行主张。综上，杨富民提出的抵消抗辩理由部分成立，现《协议书》约定的租赁费用约定的付款期限均已届满，杨富民作为承租方应当按约向和悦公司支付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富阳公司主张按每日千分之一的计算标准过高，一审法院调整为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计算）。关于杨富民与合悦公司提出的债务抵消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抵消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现杨富民与合悦公司并未提供证明其向和悦公司主张过抵消通知，故杨富民与合悦公司的抵销主张自其庭审中（2018年9月25日）提出时生效，杨富民与合悦公司有权自该日起将其主张抵消的款项与其需要支付的租赁费、违约金进行抵销，在此日期之前杨富民与合悦公司就其未付租赁费仍应计算违约金。根据上述认定，截至2018年9月25日，杨富民与合悦公司应承担的违约金数为51214元，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抵消后，杨富民与合悦公司应付租赁费851214元（此后的违约金，按前述认定的计算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合悦公司作为担保人自愿对杨富民《协议书》项下租赁费及相关违约责任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保证期间尚未届满，其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富阳公司作为和悦公司该笔债权的受让方，向主债务人杨富民及担保人合悦公司提出诉讼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对其相应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杨富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富阳公司租赁费851214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85121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自2018年9月26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合悦公司对杨富民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676元，由富阳公司负担2284元，由杨富民、合悦公司负担1739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富民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富阳公司与和悦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违法转让债权的情形；证据二、太仓市环境保护局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证明和悦公司在2018年5月10日被责令停业整改，导致杨富民无法继续经营，而责令整改是由于和悦公司租赁前留有的固体废物没有申报也没有处理。富阳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富阳公司与和悦公司都是独立的主体，该证据无法证明涉案债权转让存在恶意串通。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份整治决定书查出以及作出的时间均在杨富民租赁经营期间。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一、证据二，因富阳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均表示认可，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关于杨富民主张抵销40万元房租押金，杨富民一审提交一份2012年12月18日的请款单（复印件），载明电费押金10万元；2012年12月20日进账单（复印件），载明和悦公司通过转账支票获得10万元，该转账支票系“凭密码支付”，未载明付款主体的身份；2009年7月20日落款为和悦公司的收据（复印件）2份，载明的付款人均为某工贸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中，富阳公司系依据其与和悦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主张权利，故本案案由应为债权转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除了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或者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之外。涉案的债权转让并不存在上述的三种情形，且富阳公司对和悦公司享有的基础债权已经生效调解书确认，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并无不当。和悦公司与杨富民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约定，杨富民自愿租用和悦公司所有的排污许可证并以和悦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现杨富民并无证据证明该合同存在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双方均应按照《协议书》的内容进行履行。关于杨富民在本案中对和悦公司在租赁合同项下主张的抗辩是否成立。首先，杨富民称和悦公司将排污证出租给其后，因生产排污不能达到国家排放标准，被太仓市环境保护局多次通知整改并最终要求停产整治，导致双方合同未能实际履行。杨富民提供的太仓市环境保护局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中显示，环保局执法人员对和悦公司废水排放口水质进行采样检查，检测发现废水排放口六价铬超过了《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太仓市环境保护局责令和悦公司自2018年5月10日起停产整治。结合杨富民与和悦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该期间系杨富民实际经营期间，现杨富民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系和悦公司原因导致停产整治，故杨富民关于和悦公司原因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其次，杨富民抗辩享有对和悦公司40万元房租押金应抵销《协议书》项下租金的问题，根据协议的约定，应由杨富民先行举证证明存在该40万元押金，现杨富民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存在40万元应退押金的债权，亦无法证明其能够作为权利人主张该权利，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抵销主张，并无不当。第三，杨富民主张其经营期间被法院扣划款项用于清偿和悦公司的对外债务，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和悦公司享有该垫付款债权，故其在本案中主张抵销，依据亦不充分。第四，富阳公司与和悦公司的基础债权系经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且该生效法律文书未经法定程序撤销的情况下，杨富民在本案中主张该基础债权存在恶意串通而无效的问题，不属本院二审理涉范围。因此，现《协议书》约定的租赁费用付款期限均已届满的情况下，杨富民作为承租人应按约向和悦公司支付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富阳公司主张按每日千分之一的计算标准过高，一审法院将计算标准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确认。杨富民于2018年9月25日庭审中提出污泥处理费的抵销主张，且经一审法院认定和悦公司应付污泥处理费10万元，因杨富民截至2018年9月25日欠付租金90万元及违约金51214元，故一审法院认定该10万元应先抵偿违约金，亦无不当。综上所述，杨富民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92元，由杨富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小安审判员  冯月青审判员  李晓琼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 汐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