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初645号原告：贵州黔聚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云上村。法定代表人：蒲世元，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贵荣，贵州天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昱辰，贵州天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州华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世贸广场******。法定代表人：罗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辉，男，1960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系该公司员工。原告贵州黔聚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聚源公司）与被告贵州华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辉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0日作出（2016）黔01民初144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黔聚源公司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民终41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贵荣、吴昱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黔聚源公司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应承担的职工住房存量补贴950万元，并支付从2015年8月1日起至付清时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起诉时暂按央行2015年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5.35%计算一年为5082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理由是：2009年8月4日，原贵阳矿灯厂因资不抵债，经贵州省经信委、财政厅批准破产，并将破产财产转让给了贵州水矿集团。转让的资产中包括原贵阳矿灯厂为解决职工居住用房于2007年12月26日经划拨取得面积为25906.65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花溪国用（2007）第12649号”的“康城·花溪”项目用地一块。在破产转让前，原贵阳矿灯厂与被告签订了《联合开发合同》，拟用“康城·花溪”项目解决职工存量补贴历史遗留问题，但因原贵阳矿灯厂破产而未能履行。后贵州水城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城矿业责任公司）收购原贵阳矿灯厂，依法成立了新的国有全资子公司“贵州水城矿业（集团）贵阳矿灯有限公司”（简称贵阳矿灯公司），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将“康城·花溪”项目的土地使用权主体依法变更为贵阳矿灯公司。为解决原贵阳矿灯厂的职工住房存量问题，贵阳矿灯公司与华辉公司于2010年3月5日签订了新的《开发联建合同》，约定由贵阳矿灯公司以前述划拨用地作为投入，由华辉公司负责整个项目全部资金投入，共同联合开发“康城·花溪”项目；并由被告解决原贵阳矿灯厂历史遗留的职工2019万元的住房存量补贴问题。联建合同签订后，双方即围绕职工住房存量补贴及完成开发建设进行了各方面的工作，但至“康城·花溪”项目完成房屋销售，被告也未按照《开发联建合同》的约定支付原贵阳矿灯厂的职工住房存量补贴。在“康城·花溪”项目开发期间，贵阳矿灯公司将企业名称变更为原告“贵州黔聚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催收拖欠的存量补贴，原告多方开展追收工作，在追收中与被告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付款协议书》，约定被告“应承担的补贴资金，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在具体金额未最终确定前，暂按1000万元支付，在具体金额确定后多退少补。自2015年7月份起，每月支付100万元至200万元，在2015年12月底前支付完毕。如因特殊原因不能在上述期限内付清时，被告应及时以书面通知形式告知原告，经原告书面同意后，被告在2016年2月底前付清”。但被告在断续支付50万元的补贴款后即再未付款，至起诉时止，尚欠950万元未付，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为维护权利，故诉至法院。被告华辉公司在（2016）黔01民初1449号案件中辩称，双方之间的联合开发合同是有效合同。双方《付款协议书》是在联建合同的基础上签订并暂定存量补贴1000万计算，以实际发生为准，《付款协议书》是有效的，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在经营过程中，因华辉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资金困难，只支付了50万，无法支付尾款，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华辉公司在本案中辩称，案涉合同系划拨土地的转让合同，但华辉公司只取得1056平方米出让土地，其余24000余平方米土地仍为划拨性质，即使按照《付款协议书》对原告补偿，也应当按照被告取得出让土地的面积进行补偿。另外，《付款协议书》约定的补偿金额不确定，原告至今未提交发生存量补贴的具体数据，故不具备支付条件。对于对方提出被告已经支付了50万元主张不予认可。原告除了（2016）黔01民初1449号案件中提交的：《破产财产转让协议》、政府批复及工商注册资料、《关于贵阳矿灯公司花溪区云上村职工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登记备案的通知》、《关于办理“康城·花溪”项目用地的申请报告》、《关于原贵阳矿灯厂职工经济适用房项目已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开发报建主体的报告》、《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开发联建合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付款协议书》、财务凭证等证据外，另提交了：1.华辉公司于2016年5月3日出具的《承诺书》，证明被告在《付款协议书》签订后没有及时履行，经催告后，其出具了《承诺书》，虽然仍然没有履行，但说明其对《付款协议书》是认可的；2．花溪区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改革改制领导小组花企该纪【2019】4号《会议纪要》，证明由于被告未及时支付原矿灯厂职工存量补贴，导致原告与花溪区人民政府仍然在处理该事宜；3.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588号生效判决，证明《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已经得到确认。被告对原告补充提交的第一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订单认为被告只取得了部分土地的出让手续，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第二份证据不能证明存量补贴的实际发生金额；第三份证据体现的是收益分配，与存量补贴没有关联性。就原告在（2016）黔01民初1449号案件中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来一致。针对《付款协议书》，被告补充质证意见为：虽然约定由被告支付1000万元的存量补贴，但同时约定以实际发生为准，原告未提交实际发生的具体数额，故不具备支付条件。被告提交了与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明其只受让了1056.72平方米土地。原告质证称，被告系伪造原告印章取得该证，案涉项目系经济适用房项目，不涉及土地出让，出让土地不是存量补贴的支付条件。本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0月29日，贵阳矿灯公司依法注册成立，系水城矿业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09年8月4日，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贵州省财政厅共同下达黔经信办（2009）67号文件，确定将贵阳矿灯厂破产财产以1555万元转让给水城矿业责任公司。2010年2月9日，贵州省贵阳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建设用的划拨决定书》，依法批准贵阳矿灯公司作为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贵阳市××××村建设经济适用房项目，划拨面积为25906.65平方米。2011年8月17日贵阳市人民政府下发筑地字（2011）147号《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贵州水城矿业（集团）贵阳矿灯有限公司、贵州华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用地的批复》，该批复中同意将涉案25906.65平方米土地划拨给贵阳矿灯公司和被告华辉公司作建经济适用住房用地，并标明该宗地系划拨土地使用权，未经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进行联建、转让、出租、抵押等经营性活动。后，上述25906.65平方米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变更为与贵阳矿灯公司和被告华辉公司。2013年9月11日，贵阳市国土资源局与被告华辉公司签订了一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将上述25906.65平方米土地中1065.72平方米的宗地面积出让给华辉公司，2013年10月23日，上述1065.7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被告华辉公司。2010年3月5日，贵阳矿灯公司（甲方）与被告华辉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康城?花溪”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开发联建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用位于贵阳市花溪区云上村原贵阳矿灯厂家属宿舍区旁的国有划拨用地26593平方米，乙方用整个项目的资金投入，共同联合开发“康城?花溪”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以优先解决矿灯公司部分住房困难职工的住房问题；乙方负责提供资金解决原贵阳矿灯厂历史遗留的职工住房存量补贴问题，最后以该工作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该项目属于公益性质的项目，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投资风险，自负盈亏，乙方在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任何纠纷和风险与甲方无关。2010年4月6日，贵阳矿灯公司（委托人）与被告华辉公司（代建人）签订一份《住房代建合同》，该合同在第一部分“合同基本事项“中载明：“为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双方协商该项目的相关合同条件均以本或者未来可能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同时鉴于所开发地块属于非经营性资产，过去与原贵阳矿灯厂所联合开发的方式是以职工经济适用房的方式进行的报建，不符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该项目实际开发的方式为经济适用房，故委托人同意按该项目的实际情况，按国家相关政策规定重新办理该项目经济适用房的相关手续，以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方式，进行本项目的开发建设”、“工程名称：贵州水城矿业（集团）贵阳矿灯有限公司‘康城?花溪’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以政府最后批准的名称为准）”、“工程地点：贵阳市花溪区云尚存原贵阳矿灯厂家属宿舍区旁”、“工程内容：本项目前期报批、报建工作代理和建设项目实施代建、销售等全过程”、“总投资：以最后实际发生的投资额为准”。该合同还约定：“项目建成验收合格后，经协商委托人允许代建人拥有一定的利润并对代建人的投资给予一定的补偿。同时代建人承诺无论项目盈亏，支付给委托人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因支付该部分费用而产生的税收的处理办法，双方另行协商解决。付款时间：项目全部验收合格后，代建人现支付柒佰伍拾万元整归委托人，余款代项目实施完毕后双方办理完所有手续后（包括审计）3个月内，代建人按实际投资额及所产生的利润一次性支付余款。”上述经济适用房项目依法办理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为贵阳灯矿公司和华辉公司。另，该项目已经建设完毕，且住房部分均已经销售。2011年9月14日，贵阳矿灯公司向贵州省工商局申请变更公司名称为贵州黔聚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即本院原告，随后，贵州省工商局予以核准。2015年4月29日，黔聚源公司（甲方）与华辉公司（乙方）签订一份《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一、职工存量补贴问题（一）乙方应承担的原贵阳矿灯厂职工存量补贴资金，按合同约定以该项工作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具体金额按贵阳市现行房改相关政策规定执行，以贵阳市房改办，花溪区房改办审核的金额为准。在具体金额未最终确定前，乙方暂按1000万元支付，双方约定在具体金额最终确定后多退少补。（二）、对职工存量补贴，乙方承诺：1、自2015年7月份起，每月支付100万元至200万元，在2015年12月底前支付完毕；2、如乙方因特殊原因不能在上述期限内付清时，乙方应及时以书面通知形式告知甲方，经甲方书面同意后，乙方在2016年2月底前付清。二、甲方应分配利益1500万元的问题为缓和乙方资金压力，甲方同意乙方在付清职工存量补贴款项之后一年内付清（从2016年3月1日起算，18个月付清）分配收益1500万元。具体支付办法双方另行签订协议明确具体分期支付金额”。上述《付款协议书》加盖了黔聚源公司和华辉公司印章，华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军签字，黔聚源公司委托代理人吕贵荣律师签字。该《付款协议书》签订后，华辉公司通过罗军之妹罗静账户，向黔聚源公司出纳陈越汇款50万元，在留言栏有罗军签名并备注为水矿存量补贴。华辉公司亦在（2016）黔01民初1449号案件中表示认可，但在本案中表示不认可支付了50万元。2016年5月3日，华辉公司向黔聚源公司出具《承诺书》：“因我公司未能按照双方在联建代建合同履行职工存量补贴支付义务和向贵公司支付应分配的收益，给贵公司带来极大不便。为此贵我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后又因我公司的资金原因未能完全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使贵公司在面对上级部门审查时受到批评，我公司深感歉意！为此，我公司向贵公司郑重承诺，对后期的支付按照如下计划进行：1.在2016年5月20日前支付不少于10万元；2.在2016年5月30日前支付不少于20万元；3.在2016年6月底前支付不少于50万元；4.在以后逐月增加支付金额，直至付清时止”。由于华辉公司未能支付《付款协议书》中的1500万元收益分配，黔聚源公司于2018年6月14日诉至本院，要求华辉公司支付收益款1500万元及利息。本院（2018）黔01民初588号民事判决判令华辉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本金1500万元及从2017年9月1日起按照4.74％的利息标准支付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黔聚源公司与华辉公司于2010年4月6日签订的《住房代建协议》、2010年4月12日签订的《住房代建合同补充协议》以及2015年4月29日签订《付款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未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属于有效协议。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的内容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但是，华辉公司在与黔聚源公司联建结束、房屋销售完毕后，对合同约定由其承担的付款义务拒不履行，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被告华辉公司提出“案涉合同系划拨土地的转让合同，但华辉公司只取得1056平方米出让土地，其余24000余平方米土地仍为划拨性质，即使按照《付款协议书》对原告补偿，也应当按照被告取得出让土地的面积进行补偿”的主张，本院认为，2011年8月17日，贵阳市人民政府作出《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贵州水城矿业（集团）贵阳矿灯有限公司、贵州华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用地的批复》【筑地字（2011）147号】，同意将案涉土地以划拨方式作为原、被告建设经济适用房用地，原、被告双方已经于2013年10月23日取得案涉项目土地使用证，成为案涉土地的共同使用权人，双方并没有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被告单独所有或将案涉土地性质由划拨性质变更为出让性质的约定，而且，案涉项目本身为经济适用房项目，所占土地性质为划拨而非出让，从而才产生使用职工存量补贴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问题，对于华辉公司如何取得1056.72平方米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本案不作评述，但黔聚源公司已经将《住房代建合同》中约定的26593平方米国有划拨用地交由华辉公司开发并销售完毕，黔聚源公司完成了其合同义务，华辉公司提出以取得出让土地的面积作为支付存量补贴标准的主张不能成立。对于华辉公司提出“《付款协议书》约定的补偿金额不确定，原告至今未提交发生存量补贴的具体数据，故不具备支付条件”的问题，虽然双方在《付款协议书》约定职工存量补贴以实际发生为准，但双方同时约定，“在具体金额未最终确定前，一方暂按1000万元支付，双方约定在具体金额最终确定后多退少补”，也就是说在具体金额确定之前，华辉公司负有先支付1000万元的义务，在职工使用的存量补贴金额确定后，双方视确定金额多退少补。该《付款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之后，华辉公司也通过其法定代表人罗辉之妹的账户向黔聚源公司转账50万元并由罗辉注明系支付存量补贴，虽然华辉公司在本次诉讼中否认支付了50万元，但是，在（2016）黔01民初1449号案件中，华辉公司是认可《付款协议书》的效力以及支付了50万元的事实，另外，华辉公司向黔聚源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亦再次印证了华辉公司接受《付款协议书》约束的意思表示，现华辉公司在本案中无正当理由否定之前向法庭作出的陈述，违反“禁止反言”的原则，且与《付款协议书》所载明的意思不符，故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未付款项利息的起算时间，双方《付款协议书》中虽然有“自2015年7月份起，每月支付100万元至200万元”的约定，但无每月应当支付的具体金额，故结合双方“在2015年12月31日前付清”的约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分段计算即：从2015年8月1日以100万元为基数；9月1日起以200万元为基数；10月1日起以300万元为基数；11月1日起以400万元为基数；12月1日起以500万元为基数；2016年1月1日起以950万元为基数计算至付清之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贵州华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黔聚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职工存量补贴款950万元及利息（从2015年8月1日起以100万元为基数；9月1日起以200万元为基数；10月1日起以300万元为基数；11月1日起以400万元为基数；12月1日起以500万元为基数；2016年1月1日起以950万元为基数计算至付清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849.5元，由被告贵州华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黄 新审判员 罗晓珊审判员 田 勇二０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唐正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