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垣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423民初1107号原告王振海，男，×××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现住×××，系死者王勇的父亲。委托代理人王娜，女， ×××出生， 汉族，身份证号码×××，现住×××，系原告的女儿，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宣言，山西沁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李占文，男，×××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现住×××。被告张红标，男，×××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山西省××县人，现住×××。原告王振海诉李占文、张红标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秦丽斌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振海的委托代理人王娜、宣言，被告李占文、张红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振海诉称，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33834.5元，死亡赔偿金620700元，检查费1206.56元，交通费1000元，停户费5000元，共计661741.06元。事实与理由：本案因被害人王勇非正常死亡案件引发。原告王振海系被害人王勇父亲。2018年6月17日晚上，被害人王勇在家中招待了被告张红标，两人喝酒不少。王勇在送张红标的时候，又被张红标约至襄垣县步鑫广场后面的饭店继续“喝酒”。张红标这又通知李占文到饭店。很快，李占文用啤酒打击王勇头部致王勇严重受伤。王勇受伤后血流如注，在行走到“终点”约500多米路程的过程中，几处地上可见血迹斑斑，王勇几乎成了个“血人”，最终，王勇从一户人家的二楼楼顶坠亡。原告认为，被告李占文和张红标应对王勇的非正常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李占文和张红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被害人王勇发生意外的后果。表现在：1、王勇已经醉酒状态（与被告张红标两个人喝了一斤半左右白酒还喝了四瓶啤酒）从王勇索要“打火机”而出口不逊也可以发现王勇醉酒状态；2、用未启封的酒瓶将醉酒状态的王勇头部猛力击打导致王勇血流如注（血衣、血迹见证）；3、即使没有实施其他加害行为，单纯一起饮酒后也负有安全护送责任，何况李占文具有恶劣的加害行为；4、王勇处于醉酒状态，且头部被李占文严重致伤，意识已经不清醒（倘若清醒，就不会鬼使神差地走到那个露天的二层楼顶去）；5、在意识不清醒的状态下，完全可能发生意外，最大的可能性是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失血过多导致休克死亡，或者走失、坠亡（事实证明是这一种）；6、李占文作为一个没参与第一场饮酒意识清醒的正常人，应当想到前述这些情况；7、李占文疏忽了，应当预见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而因为其忽大意而没有预见；8、张红标作为共同饮酒的人又将王勇带至另一个饭店饮酒，在王勇受伤后不积极进行护送，放任王勇危险升级，最终导致意外身亡，同样负有责任。原告的亲人王勇死得不明不白，但本案是由于行为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后出现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我们无法放弃对加害人民事赔偿责任的追究。被告李占文辩称，我无法理解“加害”的意思，我与王勇不认识，我和他们一口酒也没有喝，王勇当时先骂铁锅柴鸡饭店老板，我进行劝架，后来王勇对我进行辱骂并打我耳光，当时王勇手里拿了空瓶，我拿了实瓶，王勇拿酒瓶又要打我，我才打了他一酒瓶，我打他属于正当防卫。后来饭店老板把我们拉开，我从后门就回去了，我当时和张红标说让他带王勇去包扎一下，第二天下午张红标给我打电话说是王勇坠楼死亡。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我也没有害死王勇，我不承担责任。被告张红标辩称，1、原告起诉不符合实际，是王勇约我去他家喝酒后送我回家过程中叫我去吃饭，是王勇招待我的，不是我约他的，王勇作为完全民事能力人，应该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喝酒的过程是王勇给我倒酒的，王勇当时没有喝醉，他是清醒的，是王勇步行从六楼扶着我下楼的，带我到布鑫广场吃饭的，王勇妻子在都市110里面说过王勇当时喝的酒没有喝醉。我没有对王勇进行强迫和劝酒，我当时已经醉酒，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我平时给王勇揽活，他才请我喝酒，我们从饭店出来后我们就分开了，并且给王勇打电话打到晚上12点都打不通，也没有找到他。我回去的时候找不到回去的路，在政府前面维修的地方转悠了2个小时找不到出口，还是看门的大爷告诉我出口才走出来，我回去已经12点了。具体打的过程我没有看见，我当时喝多了，趴在桌子上。我给李占文打过电话知道他回家睡觉了。我和王勇喝的是高度汾酒，喝了一瓶半，我喝的多点，后来王勇妻子拿出六罐易拉罐啤酒，喝完了，在饭店要的酒没有喝就发生纠纷了。我没有责任，我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二被告对原告儿子王勇的死亡后果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何赔偿；2、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及法律依据是什么。原告为证实其诉讼主张成立，提供了以下证据：一、身份部分1、原告身份证与户口本，证明原告身份信息。2、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意见告知书送达笔录，证明原告和王勇系父子关系。二、程序部分不予立案决定书，证明原告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三、行为部分1、桑国青（铁锅柴鸡饭店老板）的询问笔录，证明是李占文认识饭店老板，饭店老板并不认识王勇，是张红标带王勇去的饭店，双方进饭店时已经发生矛盾，在发生纠纷后，张红标不让报警放任导致王勇死亡。三人都喝了酒。2、佘之九的询问笔录，证明王勇当时走路晃悠。3、张红标的询问笔录，证明王勇当时喝了8两左右白酒，4瓶啤酒，王勇已经醉酒，下楼时晕晕乎乎。4、李占文的询问笔录2份，第一份询问笔录证明王勇已经醉酒，王勇没有打李占文。第二份询问笔录证明是张红标带着王勇去找李占文的，李占文带着他们去的饭店。王勇头部及面部损伤为轻微伤。四、后果部分现场勘验笔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死亡原因鉴定书，证明最终导致王勇死亡。五、索赔部分1、襄垣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关于王勇死亡一案调查报告、襄垣县公安局情况说明，证明王勇居住县城。2、检查费单据6支共计1206.56元。3、交通费单据13支共计792.5元。六、原告陈述丧葬费33834.5元，死亡赔偿金620700元，检查费1206.56元，交通费1000元，停户费5000元，共计661741.06元。被告李占文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综合质证意见为：事实上是王勇打了我一耳光并拿了酒瓶站起来，我才拿酒瓶进行正当防卫的，我下楼后张红标和王勇已经在楼下面等着，我没有喝酒。王勇不是城镇职工，不能以城镇居民计算。被告张红标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综合质证意见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裁判。王勇不是城镇职工，不能以城镇居民计算，停尸费以票据为准。被告李占文、张红标未向法庭提交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原告所举第一、二、四、五组证据均为书证，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三组证据襄垣县公安局对桑国青、佘之九、张红标、李占文所作询问笔录内容的真实性需要结合庭审陈述等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原告所举第六组证据系原告陈述，结合其他证据，依法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 2018年6月17日晚7点多，原告儿子王勇与朋友张红标在该家中喝酒，当时两个人基本是平分喝了一斤半高度汾酒、6罐啤酒，晚上10点左右两人又来到襄垣县布鑫广场3号楼下的铁锅柴鸡饭店，张红标将住在布鑫广场2号楼的战友李占文叫到饭店内继续喝酒，三人共要了四瓶啤酒。这时王勇向饭店老板桑国青要打火机，饭店老板称没有打火机，王勇便辱骂饭店老板，李占文见状后便劝说王勇不要骂人，王勇便起身朝李占文的左脸打了一巴掌，李占文便拿起一瓶啤酒朝王勇的头上砸去，张红标和饭店老板桑国青上前拉架，饭店老板娘要报警，张红标不让老板娘报警称他们自己处理，便叫上王勇、李占文从饭店离开了。10点30分左右，王勇一人先来到襄垣县育才巷张先新家院内，租户佘之九见到该头上身上都有血就问怎么回事，王勇称没事、没事,就离开了，又来到后面一排的张先林家院内，顺着西面的楼梯上去，后从张先林西房的二楼楼顶坠下，房东张先林听见声音后从家中出来发现王勇脸部朝上倒在西房后面的巷子里，张便打电话报了警并拨打120急救，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将王勇送往襄垣县人民医院治疗，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襄垣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遂即处理了本起事件。襄垣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7月3日作出（襄）公（司）鉴（尸）字[2018]26鉴定书，载明，（一）死亡原因。死者（王勇）头左枕顶部较大裂创形成。双侧多处肋骨粉碎性骨折形成。据襄垣县人民医院CT诊断报告单记载：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组织肿胀；左顶部头皮下血肿；左枕、顶部颅骨骨折。结合案情病历资料及尸体检验情况综合分析死者符合高坠死亡的特征。（二）损伤方式及致伤工具的推断。死者右眉外侧挫裂创，该裂创创缘齐，创壁光滑，周围可见挫伤带，根据该裂创特征，推断应为外表光滑的钝器打击形成。右颞顶部散在小裂创，该裂创创缘齐，创壁光滑，符合锐器打伤的损伤特征，分析致伤工具应为锐器。头左顶枕部裂创、肩背部拴伤及左臂部挫伤根据其损伤特征应为高坠时一次形成。鉴定意见为王勇系高坠死亡。襄垣县公安局于2018年8月8日作出行鉴通字〔2018〕000018号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意见为王勇头部及面部损伤均属轻微伤。该鉴定意见通知书于2018年8月9日送达原告王振海，其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襄垣县公安局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不立字〔2019〕9000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王勇为高空坠落死亡。另查明，死者王勇生前为电焊工，与马敏同居生活，住襄垣县迎宾东街迎宾小区**楼****。原告支出检查费1206.56元，交通费792.5元。停户费5000元由马敏支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张红标作为共同饮酒人，在王勇饮高度汾白酒8两、3罐易拉罐啤酒，一起到布鑫广场被告张红标又约被告李占文一起到一饭店再次饮酒，在王勇被李占文用未开启的啤酒瓶砸，致头破血流后至王勇坠楼死亡前，张红标不仅未及时报警，反而阻止饭店老板报警，也未报120，未及时通知王勇家属，张红标未尽到合理的注意、提醒、劝阻、通知等相应的保护王勇人身安全的义务，任其发展，张红标对王勇酒后加之被人加害受伤后坠楼死亡，主观上预见到王勇会发生人身危险，但轻信能够避免，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主观上具有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被告李占文明知王勇饮酒，在王勇与其发生言语肢体冲突后，在王勇打了其一巴掌后，未能合理克制自己的行为，拿起一瓶未开启的啤酒朝王勇的头上砸去，行为明显过当，且在王勇头部受伤情况下未报警及120，未通知其家属，未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王勇的人身安全，终王勇不幸坠楼死亡，李占文对王勇的死亡后果主观上预见到王勇会发生人身危险，但轻信能够避免，也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主观上具有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难以确定责任大小，应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依法不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王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饮酒时，应当控制自己的酒量，明知过度饮酒会导致自身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但其在饮酒时不加节制，过量饮酒，轻信能够避免，且其酒后在饭店对饭店老板出言不逊，并先动手扇被告李占文耳光，招致李占文拿未开启的啤酒瓶砸其头部破裂，不一会儿其从张先林西房的二楼楼顶坠下死亡，王勇对自身死亡结果主观上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存在重大过错，王勇应承担主要责任，二被告应承担次要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王勇自身承担70%责任，被告张红标、李占文各承担15%责任为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的检查费1206.56元，该费用系原告住院期间发生并支付的实际损失，应予支持；主张的交通费1000元，原告提供交通费单据13支共计792.5元，本院认定为792.5元；主张的停户费5000元，该笔费用实际支付者为王勇的同居者马敏，原告亦未向法庭提供该项票据，该笔费用原告因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主张的丧葬费33834.5元，丧葬费按照2018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7669元，计算六个月为33834.5元；主张的死亡赔偿金620700元，王勇为集体户，且长经常居住地在城镇，故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按山西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035元计算20年，为620700元。综上，原告以上损失共计656533.56元。被告李占文承担15%的赔偿责任即98480元，被告张红标承担15%的赔偿责任即98480元，剩余损失由王勇自行承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达不成一致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占文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振海检查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98480元； 二、被告张红标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振海检查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98480元；三、驳回原告王振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209元，原告王振海负担3658.6元，被告李占文负担775.2元，被告张红标负担775.2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秦丽斌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法 官 助 理   甄君君书  记  员   王艳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