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71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新，男，汉族，住江苏省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松松，男，1986年11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忠升，丰县宋楼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振峰，男，1976年10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丰县。原审被告：丰县福仕途电动三轮车厂，住所地江苏省丰县孙楼街道办事处孙楼工业园区。经营者：刘新，男，1971年2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丰县。上诉人刘新、张松松与被上诉人杨振峰、原审被告丰县福仕途电动三轮车厂（以下简称福仕途厂）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8)苏0321民初30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负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复印件，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效力。福仕途厂也未收到其货物，被上诉人未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尚欠其货款。2、涉案货款早已付清，欠款事实根本不存在。3、被上诉人向法院做了虚假陈述，提供了虚假证据，构成虚假诉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张松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负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我和刘新之间是合伙不是事实，因为我和刘新之间没有合伙关系，我在厂内一开始就是拿月工资，没有合伙之实，自从2016年底我被刘新赶走后，该厂一直都是刘新独资经营，我走时刘新连办公室都没有让我进，他说他自己干，厂内的一切债权债务全由他负责，被上诉人刘月元对此也知道。2、本案判决的依据全是复印件，没有原件，在庭审质证时我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可一审法院却在没有原件的情况下作出判决。3、购买刘月元的配件时，我只是个干活的员工，有时我给刘月元打电话要货，也只是完全按刘新的要求传个话，对涉案的买卖情况我根本不知道，这些都是刘新自己一手抄办，我参与也是职务行为。平时刘新在厂内也经常对客户讲我是一个打工的，这事许多客户都知道。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请事实，依法改判。刘新对张松松的上诉意见辩称：我和张松松是合伙关系，合伙经营福仕途厂，我们从2015年开始合伙到2016年，合伙不到一年时间。张松松对刘新的上诉意见辩称：认可刘新的上诉意见，但本案债务如果存在，应由刘新和丰县福仕途电动三轮车厂承担，与我方无关。杨振峰对刘新、张松松的上诉意见共同辩称：二上诉人合伙经营电动车厂，我是从2015年一直送货到2016年年底，手中有张松松老婆开具的入库单。原审被告福仕途厂未提交答辩意见。杨振峰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刘新、张松松、福仕途厂支付货款9705元及利息（以970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4%从2018年5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负担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11月23日，福仕途厂依法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上所载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刘新。2015年12月25日，张松松、刘新签订《股份制合同书》，据此合伙经营福仕途厂。在经营过程中，该厂曾向杨振峰经营的仪表厂购买仪表。2017年2月2日，张松松、刘新曾就该厂经营中的账务共同对账并形成清单一份，清单上显示应付仪表款为0.9万元。另杨振峰举证的入库单及出库单原件显示仪表款共为9705元。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自然人之间以合伙协议为基础，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合伙方式。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为诉讼当事人；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福仕途厂登记经营者为刘新，实际经营者为刘新、张松松，故刘新、张松松作为被告主体适格，两人作为合伙人应对该厂所欠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关于杨振峰诉请支付货款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该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给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福仕途厂已进行工商登记，具有一定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其与杨振峰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现杨振峰已将货物交付给福仕途厂，张松松、刘新作为该电动车厂的实际经营者，对经营债务进行对账并形成清单一份，应视为对货物交付及所欠货款的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张松松、刘新应向杨振峰支付价款，并互负连带责任。关于应支付的价款数额，杨振峰提交的入库单、出库单上载价款总计9705元，但对账单上显示9000元，通过张松松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可知，“对账单”上的数额是根据底单及对供货商的询问得出。该院认为，“对账单”系福仕途厂两合伙人作出，杨振峰并未参与制作，故其客观性、证明力弱于入库单、出库单，该院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认定应支付的数额为9705元。就杨振峰的利息主张，张松松、刘新自杨振峰起诉起一直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应当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结合杨振峰的诉请，该院认定利息为：从2018年5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福仕途厂的实际经营者张松松、刘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振峰支付货款97050元及利息（以970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5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互负连带责任；二、驳回杨振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松松、刘新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新提交银行交易记录打印件一张及微信转账记录截屏打印件三张，拟证明其曾向杨振峰支付过货款。张松松、杨振峰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张松松认为该证据充分证明本案货款应由刘新和福仕途厂承担，杨振峰称上述证据中2016年一笔11300元款项是支付二人合伙期间的其他货款，2017年微信转账支付的款项是支付其继续向刘新个人送货形成的货款，不是支付本案六张入库单所涉货款。原审被告福仕途厂未提交新证据，亦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杨振峰本案中提供账单虽然系复印件，但刘新、张松松在一审法院对其询问时，认可该账单是2017年农历正月初六张松松口述、刘新书写并签字确认的，张松松系根据供货商提供的送货底单报出债务数额，刘新亦认可该账单原件由其持有，因此，该账单的法律效力应予确认。根据该对账单的记载，尚欠“仪表”货款9000元，张松松、刘新本案中均不明确该笔货款的债权人，结合杨振峰提供的由张松松妻子郝莹莹出具的入库单，可以确认债权人系杨振峰。但杨振峰本案中提供的6张出入库单中的一张金额为1260元的出库单无法明确具体签字人，张松松等人亦未予认可，故该笔单据所涉货款不能确认，本案未付货款数额应认定为上述账单记载的9000元。刘新二审期间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打印件显示款项支付时间是2016年6月12日，即系在上述账单形成之前，故该笔款项本案中不应再扣除，另外三笔微信转账的时间是2017年3月11日、6月29日和9月4日，但杨振峰主张2017年之后刘新单独向其购买货物，该三笔款项是支付的该部分货款，刘新认可2017年之后单独向杨振峰购买货物，但不能明确相应的货款数额，故本案中不予扣除上述三笔微信转账支付的款项。二、刘新本案中主张自2015年至2016年年底与张松松合伙经营福仕途厂，本案货款发生在刘新与张松松合伙经营期间，由双方签订的《股份制合同书》予以证明，且本案账单系刘新与张松松共同确认形成。张松松上诉否认与刘新之间的合伙关系，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判决张松松作为合伙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刘新、张松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8)苏0321民初30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丰县福仕途电动三轮车厂的实际经营者张松松、刘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振峰支付货款9705元及利息（以970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5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被告张松松、刘新负连带责任”为：张松松、刘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振峰支付货款9000元及利息（以9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5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维持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8)苏0321民初30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杨振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松松、刘新负担；刘新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其自行负担，张松松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佩建审判员  史善军审判员  秦国渠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牛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