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民终32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楼**。负责人：梁晓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男，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环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住所地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官河路**>法定代表人：钱越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智，内蒙古双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秀原，内蒙古双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呼和浩特市天晴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兴安南路武警黄金支队院**楼**4038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s-text-autospace:;">法定代表人：斯琴塔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喜文，内蒙古蒙晟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布乃文，内蒙古蒙晟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环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影公司）及原审被告呼和浩特市天晴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晴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5民初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为驳回环影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环影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忽视了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与环影公司之间的工程价款结算方式,罔顾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提供的付款收据之间的关联性,武断认定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未支付环影公司179474.40元工程款错误。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与环影公司于2011年6月12日签署的《玻璃幕墙工程合同书》第十四条第6款约定“支付工程款时环影公司出具相应金额的收据”。2011年9月24日,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向环影公司支付工程款10万元,环影公司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出具了编号为0097008的收据;2011年11月1日,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向环影公司支付工程款15万元,环影公司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出具了编号为0097009的收据;2012年11月2日,双方签署了《分项工程(劳务)分包验收结算书》,确认工程结算金额为429474.4元;2013年7月3日,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向环影公司支付了剩余工程款179474.40元,同时环影公司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出具了编号为00777309的收据。至此,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共计向环影公司支付了工程款429474.40元,已向环影公司支完毕了所有工程款,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已全部履行了分包合同项下的义务,环影公司亦按照双方签署的《玻璃幕墙工程合同书》第十四条第6款约定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出具了相应金额的收据。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共计向环影公司支付了三次工程款,每次支付完毕之后,环影公司均依约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收据,双方均已按约定履行完毕各自的合同义务,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一审法院以”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收据对应的款项”为由,判令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向环影公司支付179474.40元的工程款有悖常理,与事实不符。本案中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提交给法庭的证据均为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向环影公司支付工程款时环影公司出具的收据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2011年9月24日环影公司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出具的编号为0097008的收据,可以证明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已向环影公司支付了10万元的工程款;2011年11月1日，环影公司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出具的编号为0097009的收据,可以证明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已向环影公司支付了15万元的工程款;2013年7月3日,环影公司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出具的编号为0077309的收据无法证明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已向环影公司支付了179474.40元的工程款,与常理不符,与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不符,与双方在《玻璃幕墙工程合同书》第十四条第6款中约定的结算方式不符。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证据确实、充分,且符合双方在《玻璃幕墙工程合同书》第十四条第6款约定的履行方式,应依法认定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已向环影公司支付完毕了所有工程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上已述及,环影公司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出具的三份收据之间具有关联性,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环影公司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出具相应收据的行为足以认定,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已向其履行了支付相应工程价款的义务。故一审法院以“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收据对应的款项”的认定,与一审庭审事实不符,显然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律关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认定环影公司起诉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经过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与环影公司办理工程结算的时间为2012年11月2日,双方在《玻璃幕墙工程合同书》第十四条第5款中约定“5%的质保金在保修期满两年后付清(质保金不付利息)”,第十二条第4款“本工程门窗及其配件附件保修期为工程竣工验收之口起两年,免费保修”,第5款“售后服务:免费保修两年,终身维修”,所以,保修期为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两年,5%的质保金在保修期满两年后付清,即质保金最迟应在2014年11月2日付清。即使如环影公司所述,2013年7月3日,环影公司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出具了编号为0077309的收据,但其尚未收到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给其支付的179474.40元的工程款,则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4年11月2日起算即在环影公司未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主张该款项的情况下,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为2014年11月2日至2017年11月1日。而一审法院在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仅以环影公司申请的证人李某的当庭陈述,认定证人李某的行为已经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显然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律关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和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仅凭证人李某的证言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中断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即法律有明文规定,要认定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环影公司必须向法庭提供其已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主张过权利的证据,而在一审庭审中,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李龙向证人李某询问其是否有相应证据来证明其当庭陈述的其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主张过相应工程款的事实时,证人李某当庭明确表示,其没有任何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岀裁判。第六十五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第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因证人李某为环影公司涉案项目负责人,其是证人的同时亦是环影公司的授权代表,其与环影公司是利益共同体,其与环影公司之间的利害关系不言自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第七十六条之规定证人李某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一审法院违反法律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证人李某一面之词,据以认定木案诉讼时效中断,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忽视了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与环影公司之间的工程价款结算方式,罔顾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提供的付款收据之间的关联性,武断认定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未支付环影公司179474.40元,且一审法院违反法律关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认定环影公司起诉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经过,更有甚者,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仅凭证人李某的证言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中断,严重侵害了法律赋予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的合法的诉讼时效利益。为维护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的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上诉至贵院,望贵院在公正、合法的基础上判如所请。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当庭将上诉状中“2012年11月2日”改为“2012年11月10日”，将“2014年11月2日至2017年11月1日”改为“2014年11月10日至2017年11月9日”。环影公司辩称，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欠付环影公司工程款,经环影公司催要后,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同意环影公司直接向案涉工程建设方天晴公司索要剩余的179474.40元工程款,并与环影公司交换了收据。因此,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称其已支付相应项款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一、2013年7月3日,环影公司开具收据(No.0077309)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索要剩余工程款,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同意环影公司向案涉工程建设公司直接索要剩余的179474.40元工程款。因此,双方交换了收据,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将开具的收据(No.0004957)交付给了环影公司,换取了环影公司所开具的收据(N0.0077309),因此环影公司不可能收到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支付的款项。环影公司拿到的收据(No.0004957)，系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2013年9月7日开具,收据上注明付款单位为天晴公司,付款金额为179474.40元,并且收据上由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施工队负责人张中子注明“先更换玻璃,后付玻璃幕墙款”。由此可以证明,至2013年9月7日该收据开具时,天晴公司尚未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支付玻璃幕墙工程款179474.40元,那么,依据日常交易习惯及常理分析,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作为总包方,在未收到建设方支付的工程款的情况下,不可能提前向分包方付款。2013年9月17日,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处的工程款(劳务费)收入内部结算通知单上又再次由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施工队负责人张中子注明“浙江环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玻璃幕墙工程款,由施工单位直接找建设单位支付”。由此证明了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并未向环影公司支付该笔工程款。综上,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称2013年7月3日就向环影公司支付了工程款179474.40元,却未能提供任何付款凭证,显然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的主张是依法不能成立的;一审法院正是在充分查明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明确了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与环影公司之间的工程款结算方式,并且充分确定了付款收据之间的关联性,最终作出正确的判决。二、2018年12月,环影公司才得知天晴公司已经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支付全部工程款,双方已经结算完毕,在天晴公司处,环影公司已经无款可要。至此,环影公司才得知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所以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12月。自2013年7月,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同意环影公司向天晴公司直接索要剩余工程款以后,环影公司不间断每年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及天晴公司索要工程欠款;至2018年12月,环影公司得知天晴公司已经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支付全部工程款,双方已经结算完毕。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在收到全部工程款后,却未向环影公司支付相应的工程欠款,直至此时,环影公司已经无处索要工程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当为2018年12月,并且至环影公司起诉之日,诉讼时效尚未经过。在一审中,环影公司申请的证人李某当庭作证,证明其自2013年7月至2018年12月不间断的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及天晴公司索要工程欠款,环影公司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而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主张诉讼时效届满之抗辩,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显然未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主张者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认者对被否认的事实不承担举证责任,而抗辩者则须对抗辩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免责,属于民法上为义务人提供的据以对抗权利人之请求的抗辩权利,应当由义务人就诉讼时效期间的开始和届满负举证责任,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抗辩理由,则应当由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对诉讼时效的开始及届满时间负举证责任。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不能提供任何证据对其抗辩所依据的事实予以证明,因此,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天晴公司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环影公司与天晴公司没有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斯琴塔娜艺术博物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签订主体为天晴公司与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三建公司”),天晴公司与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并没有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天晴公司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环影公司无权向天晴公司主张权利。二、天晴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向南通三建公司支付全部工程款,双方已经结算完毕,有发票与工程结算审定表予以佐证,环影公司向天晴公司主张权利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环影公司在诉状中称该工程已于2012年11月2日进行结算,因此环影公司向天晴公司以及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主张工程款的诉讼时效已过。环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天晴公司及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支付环影公司工程款179474.40元及利息63261.73元，合计242736.13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天晴公司及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12日，环影公司与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签订《玻璃幕墙工程合同书》，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斯琴博物馆；建设地点：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园二路；工程内容：玻璃幕墙、阳光棚及安置预埋件；付款方式：1、幕墙框安装完毕经验收合同，付至合同总价的25%；2、幕墙玻璃安装完毕，付至合同总价的70%；3、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总价的90%；4、结算书经双方确认后，付至合同总价的95%（预留质保金5%）；5、5%的质保金在保修期满两年后付清（质保金不付利息）；6、支付工程款时乙方出具相应金额的收据”。2012年11月2日，双方签署《分项工程（劳务）分包验收结算书》，确认工程结算金额为429474.4元。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已付环影公司工程款250000元，剩余179474.4元未付。环影公司在双方结算后陆续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催要工程款。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及《玻璃幕墙工程合同书》、《分项工程（劳务）分包验收结算书》、收据及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环影公司与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于2011年6月12日签订的《玻璃幕墙工程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订立，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玻璃幕墙工程合同书》约定“付款方式：1、幕墙框安装完毕经验收合同，付至合同总价的25%；2、幕墙玻璃安装完毕，付至合同总价的70%；3、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总价的90%；4、结算书经双方确认后，付至合同总价的95%（预留质保金5%）；5、5%的质保金在保修期满两年后付清（质保金不付利息）”。环影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将工程施工完毕，已如实履行了约定的义务。2012年11月2日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对环影公司完成的工程量进行了结算并经双方确认，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应按照约定支付至95%的工程款408000.68元，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仅支付250000元，应自2012年11月2日起以158000.68元（408000.68元-2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环影公司支付利息。2014年11月2日，合同约定的两年质保期满，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应支付5%质保金21473.72元，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未支付剩余质保金，应自2014年11月2日起以21473.7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环影公司支付利息。关于环影公司要求天晴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2011年6月12日《玻璃幕墙工程合同书》签订的相对方为环影公司与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环影公司主张天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辩称其已付清剩余工程款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收据对应的款项，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本院对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已付款的抗辩不予采信。关于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与天晴公司辩称的环影公司的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的主张，根据环影公司申请的证人李某的当庭陈述，可以得知李某作为环影公司涉案项目的负责人，从2013年其出具编号为0077309的收据开始至2018年12月份，每年不间断的向天晴公司及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索要欠款，此行为已经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故本院对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与天晴公司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不予采信。综上，环影公司主张的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及利息（以环影公司请求为限）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环影公司主张天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违反合同相对性，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浙江环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179474.40元及截止到2019年1月31日的利息63261.73元（2019年2月1日以后的利息以179474.4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直至付清为止）；二、驳回原告浙江环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71元（浙江环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负担。二审中，环影公司申请曹连忠出庭作证，并出示李某的短信截屏，拟证明总包方怠于行使权利，把追讨工程欠款的义务转嫁给分包方，分包方在索要工程款无门的情况下，无奈接受总包方提议，自2013年不断找发包方索要工程款，最后发包方与总包方结算后，总包方却不予支付工程欠款，环影公司诉讼时效尚未超过，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天晴公司应支付环影公司相应的工程欠款。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质证意见为，曹连忠作为证人出庭，陈述其没有授权，不是三方当事人的代理人，尤其不是环影公司的代理人，无权向斯琴塔娜主张工程款，曹连忠的行为无效。曹连忠陈述在2013年到2018年一直找天晴公司要钱，但恰巧2018年更换手机太过巧合，构成虚假诉讼。李某不是环影公司代理人，李某向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代理人江斌催要工程款的最早时间是2018年，已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应当从开具收据起算。天晴公司的质证意见为，既然天晴公司已经付过工程款，本案与天晴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经二审审理，除以上事实外，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环影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所提供证据是否能证明其已支付179474.40元工程款。通过本案证据可以看出，李某、曹连忠的证人证言与环影公司持有的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为天晴公司开具的编号为0004957、金额为179474.40元的收据可以相互佐证，环影公司持该收据向天晴公司索要工程款可以认定为积极主张权利，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正确。在此情况之下，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欲证明已向环影公司支付该部分工程款，需提供实际付款的相应证据，而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仅提供收据，并不能推翻环影公司所持有的收据及证人证言，故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无足够证据证明已支付179474.40元工程款，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42元，由上诉人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国民审判员 李婷婷审判员 张蒙江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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