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初456号 原告：谢亚芬，女，196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陈俭，女，197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原告：盛云妹，女，195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原告：单雷恩，女，196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原告：任翠萍，女，196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潘国平，男，1971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泾县。 原告：郑世芬，女，197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 原告：凤维刚，男，196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泾县。 原告：李翠娥，女，196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原告：金浩，男，197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王幼凤，女，196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原告：文运胜，男，196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龙山县。 原告：陆云，男，198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余飞，女，198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原告：吴时明，男，196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 原告：蒲慧英，女，195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原告：林娅，女，195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原告：张育剡，男，196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王尧凡，男，195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 原告：周慧忠，男，196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唐波英，女，1976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前述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辉滨，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前述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秦小芬，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舒雯，女，197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原告：陈琼，女，197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钱乐珍，女，196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陈明波，女，197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袁盛波，男，197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原告：陶剑忠，男，1974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前述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辉滨，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前述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史洁，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国良，男，195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子民，浙江金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胜根，浙江金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黎明，男，196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谢亚芬、陈俭、盛云妹、单雷恩、任翠萍、潘国平、郑世芬、凤维刚、李翠娥、金浩、王幼凤、文运胜、陆云、余飞、吴时明、蒲慧英、林娅、张育剡、王尧凡、周慧忠、唐波英、陈舒雯、陈琼、钱乐珍、陈明波、袁盛波、陶剑忠与被告胡国良、第三人周黎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各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辉滨、胡国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子民、第三人周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亚芬等27名原告向本院诉请判令：胡国良立即停止侵害，并为谢亚芬等27人办理其在志达纺织品（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志达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向各原告赔偿股权逾期分红利息损失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事实与理由：谢亚芬等系香港志达公司的实际股东。胡国良曾任香港志达公司的董事长，其利用董事长身份，在办理香港志达公司股权登记手续时，未经各原告许可，擅自将香港志达公司90%的股权登记在自己名下。2016年8月21日，胡国良向包括各原告在内的众多实际股东出具《关于“8月10日股东会”后续事宜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该声明中确认了各原告的股权比例及股权对应金额，并承诺在（2016）浙0206民初5236号案件司法程序结束后办理变更登记，但在该案司法程序结束后，经各原告一再催告，胡国良拒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各原告无法获得股权分红款，故诉至本院。 胡国良答辩称：一、关于本案的案由，本案立案案由系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由各原告分别起诉，现将27名原告诉求在同一件案件中进行审理不合法。从各原告的诉讼请求及诉讼目的来看，其实际是想确认其在香港志达公司及宁波志达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志达公司）的股东身份及股权数量，根据公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当以公司作为被告，胡国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二、香港志达公司由胡国良出资100万元港币于2002年1月9日注册成立，因香港法律规定公司登记需要两名以上股东，故其中10%的股份委托戴建国持有，后于2007年12月28日改为委托谢亚芬代为持有。香港志达公司出资500万美元注册成立宁波志达公司，系宁波志达公司唯一股东。各原告称其系香港志达公司的实际股东及胡国良利用法定代表人身份在办理香港志达公司登记手续时擅自将90%的股权登记在其个人名下与事实不符。香港志达公司2002年1月9日成立时，胡国良对于起诉状中列明的部分原告根本不认识，委托登记更无从谈起，香港志达公司也从未向各原告进行过分红。至于《声明》中的意见，系胡国良对创办公司的设想，其法律性质应认定为要约邀请。 周黎明述称：本案应首先确定案由系合同纠纷或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如果涉及到股东身份的确认，对所有持有内部股权证的人员应适应同一标准对待。 各原告为证明其诉称事实，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A1.香港志达公司年检登记材料1组（复印件），拟证明胡国良利用其当时担任香港志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便利在办理公司股权事宜时，未通知也未经包括各原告在内的众多实际股东的许可，擅自将香港志达公司90%的股权登记在其个人名下，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A2.2015年11月21日董事会决议1份，拟证明按照董事会决议，应当在2016年2月7日之前向各原告进行分红，但因胡国良拒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各原告至今未取得分红款； A3.《声明》及附件1份，拟证明2016年8月21日，胡国良向谢亚芬等人出具声明，其中表二所列明的系各原名实际享有的股权比例，且胡国良承诺在司法程序结束后办理变更登记； A4.（2016）浙02民辖终814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814号裁定）1份、照片1组，拟证明司法程序结束后，经各原告一再催告，胡国良违反承诺，拒不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侵害各原告合法权益； A5.《关于召开志达纺织品（香港）有限公司暨宁波志达纺织品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临时股东会议签到表、《志达纺织品（香港）有限公司暨宁波志达纺织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股东会决议）各1份，拟证明各原告实际享有香港志达公司69.3547%的股权已经过了股东会决议通过； A6.委派书、香港志达公司移交清单、《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简要事项变更审批表》、司法鉴定意见书各1份，拟证明2016年8月10日的股东大会已经免去了胡国良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职务，胡国良也按照股东会决议将公司公章、印鉴、证书、股东分红本等移交给谢亚芬，主管部门也确认谢亚芬系香港志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同意香港志达公司委派谢亚芬为宁波志达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A7.内部股权证、股权确认函、股东分红本、（2017）浙0212民初441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4415号裁定）、（2018）浙02民终538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538号裁定）、（2018）浙民申3659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3659号裁定）、上诉状各1份，拟证明各原告均系香港志达公司及宁波志达公司的真实股东，且两家公司系两套牌子同一套班子，胡国良的实际股权仅为26.1424%；香港志达公司与谢亚芬返还公司证照纠纷一案中，生效裁判确认了各原告系香港志达公司的实际股东，确认了2016年8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的法律效力； A8.《所涉事项的委托说明》及附件1组，拟证明胡国良在收到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后，委托律师提交说明1份，确认各原告的股东身份，并承诺在香港办理股权实名登记，但实际却一直拒不办理； A9.《居民身份登记书申请》1份，拟证明香港志达公司的实际经营主体系宁波志达公司，故香港志达公司不被视为是香港居民； A10.《2007年方案》、会议备忘录、QQ聊天记录1组，拟证明周黎明名下股份虽然形式上是187万股，但其实际股份只有39万股，该39万股系宁波志兴工贸有限公司转入，其余148万股中，陈琼有4万股，陈舒雯有1万股，胡赛燕有3万股，龚红卫有3万股，因违反公司关于股份必须实名登记的规定，故股东会决议必须实名登记；周黎明在2007年已经擅自转入了扩股后的100万股，袁亚红受让取得1万股，闻誉受让取得3万股，均违反了公司股份不得转让的规定，故股东会决议对前述股份收回；郑蕾原有4万股、寿某原有5万股，邬宽海原有5万股、许碧玲原有8万股，周黎明在其离职后将前述股份占为己有，及华禧公司原有的15万股也被周黎明占为己有，周黎明行为违反了公司关于人走股清的规定，股东会因此决议对其股份予以收回；因资金困难，周黎明以其股份作为抵押向公司借款； A11.对账单、财务凭证、QQ记录1组，拟证明周黎明以其股份作为抵押向公司借款合计38.60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未作特别说明，均系人民币）、40万元，经多次催讨一直未还款，故股东会决议以抵押股份抵债；为进行实名登记，虽各原告一再催告周黎明申报其名下股东姓名及股份数量，但其拒不提供； A12.收条1组、公证书1份，拟证明周黎明名下股份虽然形式上为187万股，但实际只有39万股份； A13.宁波保税区志成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一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复印件），拟证明2002年初，为了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稳定业务人员，决定设立宁波志达公司，并以宁波保税区志成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原股东为基础，引入业务人员等作为股东，即以周黎明、张育剡、谢亚芬、胡国良为主再加上其他业务员的投资； A14.证人寿某证言：其原系宁波志达公司的员工，其在志达公司曾有投资，有股东出资凭证。《2007年方案》中的“寿”即代表其本人，该表格可以反映部分员工原持股比例。其与周黎明原属于上下级关系，周黎明系其领导。后寿某又陈述其系香港志达公司员工。 胡国良为证明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B1.宁波志达公司设立时的工商档案资料、宁波志达公司章程1组，拟证明宁波志达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情况； B2.香港志达公司设立时的章程1份，拟证明香港志达公司于2002年1月9日成立及成立时的股东情况； B3.宁波志达公司2002年股权变更档案材料1组，拟证明宁波志达公司2002年股权变更情况； B4.香港志达公司2007年周年申报表1份，拟证明谢亚芬于2007年受让戴建国在香港志达公司10%的股份及继任董事的事实。 案件审理过程中，胡国良向本院申请调取宁波志达公司自成立以来的相关财务报表。 周黎明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C1.内部股权证书1份，拟证明其持有香港志达公司187万股的股份，所有股份系其个人出资； C2.2015年11月21日宁波志达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决议，拟证明2015年11月21日宁波志达公司董事会决议已经通过了分红方案，其他董事均同意按照决议进行分红，因谢亚芬反对而未实际分红，故未分红的原因并非胡国良造成。 对各原告提交的证据，胡国良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A1、A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A3，真实性无异议，香港志达公司从未召开过股东会，只有董事会，声明中提到的股权属于内部股权，与外部股权的性质完全不同，内部股权实名登记要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表一中的1842万总股数执行，实名登记也只是胡国良所发出的附条件的要约邀请，但声明发出后无人对声明进行回应；A4中，照片与本案无关，对814号裁定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裁定中确认内部股权证既不能证明是宁波志达公司的股东，也不能证明是香港志达公司的股东；A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会决议的合法性有异议，股东会的通知程序及议题设置均不合法，股东会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剥夺内部股权也不合法，根据814号裁定，持有内部股权证的人既不是宁波志达公司的股东，也非香港志达公司的股东，故由持有内部股权证人员通过的股东会决议也不能成立。A6中，移交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司法鉴定意见书与本案无关；根据香港志达公司章程，委派书中的相关事项必须由香港志达公司董事会决议，但香港志达公司从未就此召开过董事会，委派书产生的时间为2016年8月11日，而移交清单中注明香港志达公司公章移交给谢亚芬的时间为2016年8月25日，故8月11日不可能产生委派书，因而对委派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关于审批表中变更事项的申请，也并非香港志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谢亚芬的个人行为；A7，真实性均无异议，内部股权证书明确载明股权性质为内部股权，对外无效，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也不得转让，且内部股权也是对宁波志达公司的内部股权，内部股权证书中载明的股份比例、数量与原告诉状中所表达的也不一致，与股权确认函及原告所提交的其他证据中所载明的股权持有人的人数、比例也不一致，内部股权持有人及持股比例是变动的，也可以说明内部股权并非完整股权，是由董事会确定的股权，属于公司的股权激励措施。原告所谓的分红在股东分红本中记载为“回报”，且从2002年至2015年每年获得“分红”的人数也不同，股东分红本中除2007年、2008年、2013年、2014年没有标注是按照何种比例分红外，2015年是按照35%分红，其他年份均是按照10%的股东回报分红，前述特征表明了所谓的股权只是公司内部的激励措施。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在441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并未对香港志达公司股东是谁进行审查，也未对原告是否具有股东身份进行审查，此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及再审过程均被一审误导；A8，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说明是当时周黎明向法院起诉后，胡国良就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所作出的说明，法律性质应为要约邀请，并非权利义务的直接承诺；A9，真实性有异议；A10，对会议备忘录真实性无异议，《2007年方案》真实性有异议，QQ往来记录与本案无关；A11，对真实性有异议，均系单方制作，对账单实际系谢亚芬签字的内部做账凭证，款项性质标注为往来款，主体记载的也是“胜莱”公司，并非周黎明，无法证明是周黎明欠款；A12、A13，真实性均有异议；A12与胡国良无关；A14，证人对案件所涉事实并不清楚，其证言无任何证明力，证人持有的两份收条中所记载的资金性质也是风险金，收条所反映的也是寿某与周黎明个人之间的关系。 对各原告提交的证据，周黎明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A1-A9，真实性均无异议，但A1只能证明香港志达公司至2016年1月9日在香港注册处登记，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A3法律性质上是要约，《声明》中表一、表二同时存在，只是表明了股权的可能性，不能具体认定表一正确或表二正确；A4,814号裁定明确香港志达公司系宁波志达公司的唯一股东，内部股权证不能作为香港志达公司或宁波志达公司的股东证明，故所谓的“8.10股东会”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合法，照片与本案无关；对A5的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所谓的股东会参加人员主体资格、议程、表决程序均不合法，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也不合法；对A6的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委派书并非公司真实意思，实际系谢亚芬个人企图，委派书的产生也不符合香港志达公司章程规定，与公司历史做法及行业惯例均不符，也无香港注册处登记的董事会决议；A7，内部股权证、股权确认函、股东分红本可以证明周黎明的内部股权真实存在。4415号裁定、538号裁定、3659号裁定针对的是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依法不应对公司股东进行认定，裁定中也未明确股东名单及股权比例，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认定香港志达公司的股东身份应适用香港法律，香港公司条例中有“成员（member）”的定义，但并没有“股东（shareholder）”的定义。“成员”指公司的创办人员，即在公司章程中签字的首次认购公司股份的人士，或同意成为公司成员的且以成员身份记入该公司成员登记册的人士。“股东”根据香港公司条例条文理解，指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的股票证明的人士。“成员”及“股东”均是指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份持有人，也即公司股份的法定拥有人，一般不包括股份的实益拥有人。3659号裁定的认定与香港公司条例不符，该裁定不具有合法性，谢亚芬的行为因违背香港公司条例，故香港注册登记处也拒绝为其登记；A8、A9，与本案无关；A10，对《2007年方案》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会议备忘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2013年召开会议时宁波志达服饰有限公司已经不存在。QQ聊天记录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与合法性有异议，宁波胜莱制衣有限公司、宁波胜莱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宁波志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或货款纠纷，具体金额多少，各原告均未提供证据，就其主张的抵押也未提供抵押合同，即使宁波志达公司与宁波胜莱制衣有限公司、宁波胜莱进出口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经济纠纷，与周黎明个人无关。QQ聊天的内容即使是真实的，但也只是磋商的过程，对无周黎明本人签名的任何文件资料，均不予认可；A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A1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收条中记载的资金性质为风险金，志达公司具有完整的风险金管理制度，对内部人员均采用风险金制度。公证书中的表格并无公司盖章及签字，即使在聊天过程中，发送了该表格，对其关联性及合法性也有异议，只能证明公司存在风险金方案；A13，宁波志达公司及香港志达公司的成立过程及变更过程，与该份证据记载内容完全不同，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A14，寿某称其是香港志达公司的员工有误，寿某从“胜莱公司”成立之后一直是“胜莱公司”员工，“胜莱公司”为其发放工资、缴纳养老保险金，并对其进行业务考核，后也是宁波志达服饰有限公司员工，公司对业务员是采用风险金形式进行控制，如果业务员辞职风险金会进行退还。 对胡国良提交的证据，原告及周黎明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提出香港志达公司投资成立宁波志达公司，香港志达公司本身只是空壳公司，在香港没有经营场所和工作人员，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使宁波志达公司获得外商投资企业身份，从而享受国家政策优惠，香港志达公司的真正股东是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人员。 对周黎明提交的证据C1，原、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提出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内部股权证中记载的周黎明持有221万股，但其中187万股实际是周黎明牵头的宁波志达服饰有限公司团队的股份，2013年变更为187万股，该证据可以与会议备忘录及香港志达公司历年来的股东分红本相印证，股东分红本中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中均无周黎明的名字，所记载的是宁波志达服饰有限公司，2013年2月6日会议备忘录作出后，即是按照187万股进行分红；对周黎明提交的C2，胡国良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有异议，2015年11月23日上午宁波志达公司只召开过一次董事会，形成了一份有效的董事会决议，即原告提交的证据A2，周黎明提交的该份董事会决议是为向银行贷款其在会后要求其他董事补签的，因当时分红金额巨大，而香港志达公司的股东身份尚未确认，因此分红存在巨大风险，故未进行分红。 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对A1、A2、A3、A4中的814号裁定书、A5、A6、A7、A8、A10中的会议备忘录、QQ聊天记录、A11中的财务凭证、QQ聊天记录、A12、B1、B2、B3、B4、C1、C2的表面真实性均予以确认；A9虽然在香港形成，且未经公证认证，但周黎明经质证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胡国良也确认香港志达公司自成立以后仅投资了宁波志达公司，而本案所涉的2016年8月10日股东会也是在宁波召开，各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关于决定香港志达公司内部事务的相关董事会也均在宁波召开，与该证据中所记载的相关内容可以互相印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A10中的《2007年方案》，因未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表格中关于公司名称、人员名称亦未作清晰记载，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A13系复印件，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A14，寿某对其曾经是宁波志达公司员工或香港志达公司员工不能确定，其持有的两张收条虽然周黎明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两份收条中所记载的资金性质为风险金，且该收条记载的金额与《2007年方案》中所记载的“寿”名下的相关金额也无法对应，故对寿某的证言本院不予确认。至于胡国良提出的调取宁波志达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财务报表的申请，因相关证据材料并不影响本案事实查明，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根据各方的诉辩主张及本院对证据的认定，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香港志达公司于2002年1月9日在香港注册成立，由胡国良持股90%，戴建国持股10%。2004年至2013年期间，香港志达公司曾向陆云、余飞、谢亚芬、陈俭等人发放内部股权证书，证书中载明“在此证明＊＊（先生/女士）是有关宁波志达纺织品有限公司已注册自至全部已付股本的有效持股人。每股人民币1元，……”，证书中同时载明“此证书为内部股权证书，对外无效。股份数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不得随意转让。”2007年12月28日，香港志达公司股东变更为胡国良（持股90%）、谢亚芬（持股10%）。2017年1月12日，股东变更为胡国良（持股75%）、周黎明（持股15%）、谢亚芬（持股10%）。 宁波志达公司于2001年12月28日注册成立，成立之初投资方为香港金祥实业有限公司，后股东变更为香港志达公司。2017年6月27日，宁波志达公司股东变更为谢亚芬（57.15%）、王尧凡（10.82%）、林娅（10.82%）、周慧忠（4.33%）、张育剡（4.21%）、陈俭（1.66%）、钱乐珍（1.15%）、盛云妹（1.08%）、单雷恩（1.08%）、潘国平（1.01%）、蒲慧英（0.72%）、郑世芬（0.72%）、李翠娥（0.72%）、凤维刚（0.72%）、陈琼（0.47%）、任翠萍（0.36%）、王幼凤（0.36%）、唐波英（0.36%）、金浩（0.36%）、余飞（0.36%）、文运胜（0.36%）、袁盛波（0.29%）、吴时明（0.29%）、陈舒雯（0.22%）、陆云（0.18%）、陶剑忠（0.11%）、陈明波（0.07%）。 2004年4月5日，香港志达公司向李恺华、陈舒雯、陈琼、寿某出具收条各1份，收条中记载收到前述人员缴入香港志达公司的风险金＊＊元，并由周黎明在落款处签字。2005年2月5日，周黎明向寿某出具收条1份，载明收到寿某缴入香港志达公司风险金34000元整。2007年5月11日，香港志达公司向陈舒雯再次出具收条1份，载明收到陈舒雯缴入香港志达公司的风险金5000元，周黎明签字确认。 2013年1月份，周黎明与谢亚芬曾通过QQ就借款事宜进行沟通。 2013年2月6日，胡国良、周黎明、张育剡、谢亚芬、冯晓、李波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备忘录1份，该备忘录记载：作为最初发起公司的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志成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确认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志成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全机制移交张育剡先生，与其他股东无涉。鉴于原各股东均通过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志成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宁波志达公司、宁波志兴工贸有限公司二外贸公司，各股东间接投资宁波志达公司的股份，由各股东直接持有宁波志达公司股份，并由宁波志达公司出具相关的股权证明。具体股份情况如下，胡国良持有宁波志达公司股份12万股，宁波志达服饰有限公司持有宁波志达公司股份187万股，宁波志兴工贸有限公司持有宁波志达公司股份92万股，谢亚芬持有宁波志达公司股份12万股，冯晓持有宁波志达公司股份9万股，李波持有宁波志达公司股份9万股。 2015年11月21日，宁波志达公司召开董事会，时任董事胡国良、谢亚芬、周黎明、王尧凡、张育剡参加会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按出资每股2元对全体股东进行2015年度分红；同意对香港志达公司股东及股份比例进行调整变更，调整后的股东及股份比例与宁波志达公司的实际股东及实际股份比例一致。 2016年7月20日，香港志达公司暨宁波志达公司发出临时股东大会通知1份，载明于2016年8月10日下午在宁波志达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议程包括股权回购、宁波胜莱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宁波胜莱制衣有限公司借款的处理、香港志达公司章程的修改等。 胡国良在收到会议通知后，出具《所涉事项的委托说明》1份，该说明附件中载明：各股东持有宁波志达公司股权的唯一凭证是香港志达公司开具的宁波志达公司内部股权证，截止目前总持股数为1842万股；各股东持有的香港志达公司出具的内部股权证，胡国良董事长完全认可其法律效力，坚决赞同依香港当地法律实名实股登记。该说明同时对胡国良2009年增持的150万股、谢亚芬2010年增持的113万股、张育剡及周黎明的法人持股事宜进行了说明，对8月10日股东会会议的召集程序，临时股东会议程中关于借款等事宜，胡国良在该说明中提出了异议。 股东会召开之前，胡国良曾对香港志达公司包括本案部分原告在内的人员的股权比例等进行确认，该表格中所确认的各原告持有的股权比例，除胡国良本人及张育剡二人之外，与2016年8月21日胡国良出具的《声明》中表一中所确认的股权比例基本一致。胡国良同时注明：上述股权比例与原实际投资比例一致，且与香港志达公司投资宁波志达公司的比例一致。 2016年8月10日，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人员形成股东会决议1份，决议内容包括：1.对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私自转让的股权作回购处理，公司股权必须实名登记（胡国良150万股、谢亚芬113万股、张育剡及志兴工贸9.5万股、周黎明及胜莱公司139万股）；2.宁波胜莱进出口有限公司和宁波胜莱制衣有限公司的386431.07美元和40万元的借款作股权1:1抵押处理；3.宁波志达公司经营期限延长；4.宁波志达公司2015年度分红意见；5.香港志达公司章程第3、5、11、20、21、22、23、24条的修改意见；6.香港志达公司及宁波志达公司董事、董事会选举及总经理聘用的相关处理意见。选举产生5位董事，分别为谢亚芬、张育剡、王尧凡、周慧忠、余飞；7.董事长及总经理要分设，便于相互监督。对前述决议事项的表决情况，均是按照＊＊股权赞成，占出席会议并享有表决权总数的＊＊%予以记载，第4-7项的表决情况按照两种情形进行记载，即包含胡国良股权投票数的表决情况和未包含胡国良股权投票数的表决情况。 股东会召开之后，香港志达公司出具委派书1份，委派谢亚芬、张育剡、王尧凡、周慧忠、余飞担任宁波志达公司董事，并由谢亚芬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免去胡国良原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职务。该委派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11日。2016年8月25日胡国良向谢亚芬移交香港志达公司注册证书、公司章程、公章、股东分红本等八件物品，双方办理了移交手续。2016年9月1日，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审批同意宁波志达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及变更公司章程、经营期限。 2016年8月19日，周黎明向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起诉宁志达公司及香港志达公司，要求撤销2016年8月10日股东会决议中将1842万股缩减为1385万股，并按1385万股进行公司实名持股登记的内容；撤销股东会决议中将周黎明187万股直接按1:1抵押没收的内容；撤销股东会决议其他不合法内容。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香港志达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206民初5263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香港志达公司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后香港志达公司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2月25日作出814号裁定，认为根据营业执照及工商公示信息显示，宁波志达公司系港澳台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仅有香港志达公司一人，周黎明在起诉时既非宁波志达公司股东亦非香港志达公司股东，故其不具备撤销8月10日股东会决议的原告主体资格，并据此撤销了（2016）浙0206民初5263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了周黎明的起诉。 2016年8月21日，胡国良向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人员出具《声明》1份，称为保证全体小股东利益，尽快明确股权，提供表一、表二两种方案，供大家选择，表一中列明总股数为1842万股，其中胡国良5120000股，占27.7959%；谢亚芬5120000股，占27.7959%；周黎明1870000股，占10.1520%；林娅1500000股，占8.1433%；张育剡310000股，占1.6830%；志兴工贸500000股，占2.7144%；王尧凡1500000股，占8.1433%；周慧忠600000股，占3.2573%；冯晓110000股，占0.5972%；陈俭230000股、占1.2486%；盛云妹150000股，占0.8143%；单雷恩150000股，占0.8143%；任翠萍50000股，占0.2714%；潘国平140000股，占0.76%；郑世芬100000股，占0.5429%；凤维刚100000股，占0.5429%；李翠娥100000股，占0.5429%；金浩50000股，占0.2714%；王幼凤50000股，占0.2714%；文运胜50000股，占0.2714%；陆云250**股，占0.1357%；袁盛波40000股，占0.2172%；余飞50000股，占0.2714%；吴时明40000股，占0.2172%；蒲慧英100000股，占0.5429%；陶建忠10000股，占0.0543%；钱乐珍140000股，占0.76%；李波120000股，占0.6516%；邬宽海50000股，占0.2714%；陈琼250**股，0.1357%；陈舒雯20000股，占0.1086%。选择表一的，立即办理股权实名登记。如果有股东提出按照8月10日股东会决议的结果选择表二的，因周黎明起诉要求撤销公司决议纠纷一案司法程序尚未结束，该决议登记被法院裁定禁止，如仍有股东坚持操作，必须在签署责任自负保证书后，胡国良同意签字办理登记手续。表二列明总股数为1386万股，其中胡国良3623333股，占26.1424%；谢亚芬3993333股，占28.8119%；林娅1500000股，占10.8225%；张育剡584167股，占4.2148%；王尧凡1500000股，占10.8225%；周慧忠600000股，占4.329%；冯晓114167股，占0.8237%；陈俭230000股、占1.6595%；盛云妹150000股，占1.0823%；单雷恩150000股，占1.0823%；任翠萍50000股，占0.3608%；潘国平140000股，占1.0101%；郑世芬100000股，占0.7215%；凤维刚100000股，占0.7215%；李翠娥100000股，占0.7215%；金浩50000股，占0.3608%；王幼凤50000股，占0.3608%；文运胜50000股，占0.3608%；陆云250**股，占0.1804%；袁盛波40000股，占0.2886%；余飞50000股，占0.3608%；吴时明40000股，占0.2886%；蒲慧英100000股，占0.7215%；陶建忠15000股，占0.1082%；钱乐珍160000股，占1.1544%；李波150000股，占1.0823%；陈琼650**股，0.469%；陈舒雯30000股，占0.2165%；胡赛燕30000股，占0.2165%；龚红卫10000股,0.0722%；唐波英50000股,0.3608%；陈明波10000股，占0.0722%。 2017年4月24日，香港志达公司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起诉谢亚芬，要求谢亚芬向香港志达公司返还所有的注册证书、公司章程、支票、签字章、公章（已作废）、更改章、钢印及股东分红本。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4415号裁定，认定胡国良在办理香港志达公司注册登记时，将公司股东登记为胡国良和戴建国，但公司实际股东为20多人，并由董事长胡国良签发内部股权证书。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同时认为，2016年8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对公司章程做了修改，对印章、支票等保管作出了明确规定，应尊重公司自治行为，按照2016年8月10日股东会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处理。虽然香港志达公司董事长仍登记为胡国良，董事登记为胡国良、周黎明、冯晓，但公司于2016年8月10日召开的股东会对公司董事重新进行了选举，法定代表人也由胡国良变更为谢亚芬，香港志达公司的起诉并非代表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故裁定驳回了香港志达公司的起诉。该裁定作出后，香港志达公司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作出538号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香港志达公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3659号裁定，裁定驳回了香港志达公司的再审申请。 另查明，2002至2015年期间，香港志达公司曾向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人员进行分红，每年参与分红人数均有变化。分红是按照个人实际投入资金的10%、35%等固定比例回报分配给各股东。 2016年2月24日，香港税务局曾针对香港志达公司提出的居民身份登记申请进行回复，根据该回复内容，香港志达公司所有收入均来源于香港以外的地方、在香港没有任何雇员、公司董事胡国良及谢亚芬均在中国内地居住，未在香港执行职务、董事会议也未在香港召开、香港无固定资产、在中国宁波行使其管理控制，因此认定香港志达公司在香港并没有实际业务运作，管理或控制亦非在香港行使。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争议内容，本案属于产生、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商事案件，故属于涉港商事纠纷。 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原告主张要求胡国良承担侵权责任，双方就本案纠纷的法律适用未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经常居住于内地，故可以适用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因胡国良侵权行为是否成立，涉及到对各原告股东资格及股权比例确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本案中，各方均确认香港志达公司在成立以后，仅投资宁波志达公司一家企业，不管是登记的股东胡国良、谢亚芬，还是主张具有股东资格的本案各原告，均居住于内地，有关香港志达公司的决策也均是在内地做出。香港税务局针对香港志达公司提出的居民身份登记申请所作出的回复也印证了该事实。故本院认定香港志达公司的主营业地为内地，有关各原告股东资格确认及股东权利义务认定的问题亦可适用内地法律。 关于胡国良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各原告所主张的胡国良的侵权行为主要体现为胡国良在办理香港志达公司登记时擅自将股权登记在其个人名下，香港志达公司提起的返还公司证照纠纷一案被驳回后，三级法院已经确认了股东会决议效力的情况下，胡国良仍拒绝办理股权登记，故而构成侵权，因胡国良的侵权导致各原告至今未取得分红。按照各原告在案件审理中所陈述的事实及理由，其实际主张的系胡国良侵犯了其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故股东行使股权主要体现为参与分红、参与公司决策以及《公司法》中规定的其他作为股东应当享有的权利等。而侵权责任的成立，除了具有加害行为外，还应当具备主观过错、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三个要素。 本案中，首先，各原告主张胡国良擅自将股权登记在其个人名下构成侵权，但香港志达公司2002年成立时，股东之间对股权登记如何安排，胡国良与各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办理股权登记的合意，以及香港登记部门在程序操作上是否允许胡国良代原告方登记股权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本案部分原告如唐波英、陈明波等人根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在2002年公司设立时与香港志达公司存在任何关系，故本院难以认定香港志达公司设立时，登记胡国良持股90%是否系胡国良恶意为之。 其次，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胡国良多次通过《声明》等形式，确认包括本案部分原告在内人员的股东身份。2015年11月21日召开董事会时，胡国良亦同意对香港志达公司的股权比例进行调整，即对股东进行实名登记，同时决议进行分红。2002至2015年期间，香港志达公司每年均向股东进行分红。此外，案件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也均确认，香港志达公司成立以后，仅于2016年8月10日召开过一次股东会，公司成立以后的决策事项并非通过股东会的形式作出。因此，本院也难以认定胡国良在香港志达公司成立以后，有侵占原告股权的故意或有侵犯股东行使公司决策权、管理权等其他公司股东可能享有的相关权益的行为。即使如原告所言，胡国良未对各原告进行股权实名登记构成侵权，但其除了提出登记未变更导致2015年之后未进行分红外，并未提出其他损害后果。而2015年前后，香港志达公司的分红条件并未发生改变，因此本院也难以认定2015年之后香港志达公司未进行分红与公司登记变更存在因果关系，或系胡国良个人原因造成。 再次，进行股东的实名登记，除了需要对具备股东身份的人员进行确定外，同时还需要确定各股东的持股份额和持股比例。虽然胡国良多次确认本案部分原告的股东身份，但至本案诉讼之前，各方对哪些人具备股东身份，具体持股的比例仍存在争议。返还公司证照纠纷一案中，虽然三级法院在裁判文书说理部分间接确认了8月10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但股东会决议中对于各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并未进行细化。因此现香港志达公司登记股东一直未予以变更，也不能仅归责于胡国良一人。 综上，各原告主张胡国良存在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至于各原告股东资格及股权比例的确认，应当以香港志达公司为被告主张权利，也难以在本案中予以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谢亚芬、陈俭、盛云妹、单雷恩、任翠萍、潘国平、郑世芬、凤维刚、李翠娥、金浩、王幼凤、文运胜、陆云、余飞、吴时明、蒲慧英、林娅、张育剡、王尧凡、周慧忠、唐波英、陈舒雯、陈琼、钱乐珍、陈明波、袁盛波、陶剑忠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6310元，由原告谢亚芬、陈俭、盛云妹、单雷恩、任翠萍、潘国平、郑世芬、凤维刚、李翠娥、金浩、王幼凤、文运胜、陆云、余飞、吴时明、蒲慧英、林娅、张育剡、王尧凡、周慧忠、唐波英、陈舒雯、陈琼、钱乐珍、陈明波、袁盛波、陶剑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双方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一式三十份，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86310元（具体金额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款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户名：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19000101040006575401001，开户银行：农业银行杭州市西湖支行。上诉期满七日后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毛坚儿 审 判 员  刘晓丽 人民陪审员  周珍亦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王沂丞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条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第六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四条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十四条 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 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 第四十四条 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