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16303号原告：李建国，男，汉族，1970年2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明，广东东方星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玉芬，女，汉族，1958年7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原告李建国与被告王玉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明、被告王玉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建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支付货款69000元（截止2019年4月27日计算485天，应以69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12月28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在广州市越秀区大德路富名国际眼镜城1楼157档开设名为帝德眼镜包装的档口，2016年至2018年之间，被告通过电话、微信向原告采购眼镜盒，原告通过快递发货，被告收货后，一直拖欠货款。2017年12月27日，被告丈夫陆荣兴写下欠条：“2017年12月27号结算对账，总计欠89000元，捌万玖仟元正。12月27日”，但被告丈夫陆荣兴拒绝签名，称其本人写的有效就可以了。之后被告在2018年1月8日、2月6日各偿还1万元，剩余款项一直以各种理由拖欠不还。利息计算：截止2019年4月27日计算485天，应以69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12月28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玉芬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其根本没有欠原告的货款，所有货款都已经结清。经审理查明，据原告称，原、被告双方之间已经有多年的业务往来，交易模式为原告向被告供应眼镜盒，被告通过微信或者电话向原告下单后，原告通过物流形式向被告发货，被告收货之后才付钱。双方一直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或者协议。根据原告提交的货物运单及发货清单显示，原告在2015年至2018年均有陆续向被告发货，其中，2015年原告向被告发货32350元，原告认可被告付款18875元，并确认被告欠货款13415元。2016年原告向被告发货111168元，原告认可被告付款85000元，被告欠货款37339元。2017年原告向被告发货130974元，被告付款75000元，被告欠货款73313元。由于被告提到有质量问题，原告同意扣减部分费用，故原告认为被告最终共欠原告货款69000元。2017年12月27日，原告称被告丈夫陆荣兴出具欠条以确认欠款，但原告出具的欠条上并无原告、被告或者被告丈夫任何一方的签名。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提交了自己制作的笔记本，其中记载了被告的收货情况，被告确认确实收到原告的部分货物。根据被告的笔记本记载，2015年8月至11月，被告收到原告发出的7批货物共计18900元，被告笔记本记载2015年9月6日付现金5000元，2015年9月29日付现金5000元，2015年12月13日付现金5000元，故被告记载“2015年结共是欠3900元正”，“2015年欠账3900元”。原告在自行提供的证据中也认可被告已经以现金支付上述15000元货款。根据被告的笔记本记载，2015年7月至11月期间被告还收到原告发出的8批货物，2016年1月被告收到原告发出的3批货物，上述11批货物共计31165元。被告自行记载“2016年1月19号结账，货款31165，汇款17750，欠13415元-250”，另备注“纠正下面：欠13165-100”，同时，被告在另一页上记载“去年年底欠13065元”，但没有被告转账17750元的银行转账记录。根据被告的笔记本记载，2016年3月被告收到原告发出的3批货物共计2110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被告于2016年3月11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元，2016年4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5000元，2016年4月13日向原告支付5000元，2016年5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元，2016年5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5000元，2016年7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元，2016年9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元，2016年10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5000元，2016年11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元，2016年12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5000元，故被告于2016年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75000元。同时被告的笔记本记载，2017年被告收到原告发出的21批货物共计115886元。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被告于2017年1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元，2017年3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元，2017年5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元，2017年6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元，2017年7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元，2017年9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元，2017年10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元，2017年11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元，故被告于2017年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80000元。2017年12月27日后，原、被告双方仍有继续合作，故双方仍有账目往来，原告称被告于2018年1月8日和2018年2月6日分别支付的10000元共计20000元是抵扣以前所欠的货款，但被告称2017年12月27日以前的所有货款已经结清，2018年1月8日和2018年2月6日所支付的货款是支付2018年的交易。因双方协商不成，故原告于2019年5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报警回执、调解协议书、欠条、货物运单、发货清单、笔记、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统计表、原告的出仓单、聊天记录，被告提交的营业执照、笔记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虽然原告并未与被告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是依据原告提交的货物运单、笔记以及被告提交的笔记等证据，可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中，虽然原告提交了大量的笔记以及货物运单等证明其向被告发出了相应价值的货物，但是绝大部分货物运单上并无被告的签名，原告提交的笔记本也是自行制作，没有经过被告签名确认，故除了被告自己制作的笔记能够证明被告确实收取了原告的部分货物以外，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自行记载的发货记录上的所有货物均已由被告收取，原告也无提供其他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原、被告双方并无书面对账确认货款的材料，故只能结合原、被告双方自己制作的笔记上记载的发货、收货情况予以认定，因被告笔记记载确实收取了原告的部分货物，根据被告的笔记显示，被告在2015年至2017年共收到原告发出货物187051元，结合原告的银行转账记录和原告的统计表显示，被告于2015年至2017年期间已经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形式向原告支付170000元，该付款情况原告也予以认可，故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仅能认定被告仍欠原告17051元货款未支付。因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从写下欠条之次日即2017年12月28日起开始计算利息，但该欠条并无被告签名，无法认定系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故从写下欠条之次日即2017年12月28日起开始计算利息不妥，本院依法调整支付利息的起算时间为原告提起诉讼之日即2019年4月22日起开始计算，以被告所欠货款1705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玉芬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建国支付所欠货款17051元及其利息（利息以所欠货款17051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22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李建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7元，由原告李建国负担1316元，被告王玉芬负担38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声铃人民陪审员  何国梅人民陪审员  黄健宽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马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