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0303行初7号 原告：唐楚才，194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桂林市叠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俭英，1950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桂林市叠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斌，197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桂林市叠彩区。 被告：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公安分局，地址桂林市叠彩区九华路扁山巷6号。 负责人：谢俊，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亢，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靖锋，该局法制大队大队长。 原告唐楚才诉被告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公安分局（以下简称叠彩公安分局）行政不作为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桂0303行初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唐楚才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日作出（2017）桂03行终4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不服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桂行再1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桂0303行初8号、（2017）桂03行终45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楚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俭英、唐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靖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楚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叠彩公安局对吕某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4日上午10点左右，唐楚才与吕某发生争吵，随即发生打斗。随后芦笛派出所于2015年1月7日至2月27日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传唤并制作笔录。吕某所提到的证人，芦笛派出所都进行了传唤并制作笔录，这些证人和唐楚才有过矛盾。唐楚才在笔录中提到的黄淑凤，派出所却没有进行传唤。芦笛派出所也未对双方进行调解。2015年2月10日，唐楚才收到叠彩法院的传票，吕某起诉唐楚才殴打致其受伤，要求赔偿，随传票一并附了一张派出所2015年1月28日开出的出警、处警证明。2015年3月3日，叠彩公安对唐楚才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经过三级法院审理，维持了处罚决定书。2015年5月15日，吕某起诉唐楚才健康权一案开庭，黄淑凤证明了吕某殴打了唐楚才。芦笛派出所只对原告下达了处罚决定书，却未对吕某下达处罚决定书，故原告诉至法院。 原告唐楚才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2015年11月6日控告申请书；证据2.2016年3月28日桂林市政法委的回复件；证据3.唐楚才的病历材料；证据4.2017年1月3日执法监督科的告知书；证据5.2016年6月24日桂林市公安局信访告知书；证据6.2017年1月19日桂林市政法委办公室的告知书；证据7.（2015）叠民初字第237号开庭笔录；证据8.（2015）叠民初字第237号调解笔录；证据9.2015年5月15日黄淑凤写的证词；证据10.同意调解的收条；证据11.（2016）桂行申352号高院裁定书；证据12.（2018）桂行再15号高院裁定书；证据13.（2011）叠民初字第117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4.（2017）桂0303行初7号行政裁定书；证据15.（2017）桂03行终240号；证据16.（2018）桂行申108号。 被告叠彩公安分局辩称，原告的起诉已经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原告提出的调查要求，已经依照程序进行了调查并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经过三级法院审理均得到了维持。因为无法核实黄淑凤的真实身份，故未对其进行传唤。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吕某没有殴打唐楚才，所以没有对吕某进行处罚，不存在原告所说的行政不作为。对于原告的控告，被告并未直接收到任何材料，而是由上级市公安局信访办将原告的控告材料转交给了被告信访室，被告已按信访程序向上级部门进行了回复，且通过信访的程序不是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 被告叠彩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证明被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吕某被殴打案卷卷宗，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1、2-11页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2、被害人吕某笔录第二页、证人朱某、谢某、刘某、周某笔录均证实原告有殴打被害人吕某的事实；3、被害人吕某的病例及诊断报告证实其被殴打致伤的事实；4、被害人吕某笔录第二页、证人朱某、谢某、刘某、周某笔录均证实唐楚才并未被吕某殴打的事实；5、举证人已对吕某是否构成违法也作出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证明被告受案环节的法律依据。 经庭审质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认为：证据1是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认可，且被告未收到过；证据2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认可，不是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程序；证据3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4-6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4-6加盖的是信访专用章，原告走的都是信访程序而非行政案件的程序；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9因为黄淑凤没有到庭，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10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1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行政裁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及吕某行政案件处理正确；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是程序性的裁定书，且该裁定书认可了一审认定的事实；对于证据13-16因过了举证期限不予质证。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所有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证人之间的证词有矛盾。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因与双方抗辩事由具有一定关联性，本院亦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4日，原告唐楚才与吕某发生争执引起肢体冲突。同日，吕某报案称被殴打，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芦笛派出所（以下简称芦笛派出所）受理案件。芦笛派出所于2015年1月7日至2月27日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传唤并制作笔录。2015年3月3日，被告作出叠公行罚决字【2015】001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认定“吕某被唐楚才打伤”，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行政拘留不予执行的治安处罚。原告被处罚后不服，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本院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2015）叠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唐楚才的诉讼请求。唐楚不服提出上诉，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2015）桂市行终字第20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楚才不服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2016）桂行申35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唐楚才的再审申请。2015年11月6日，原告向桂林市党委政法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政法委）提交控告申请书，请求叠彩公安分局对吕某进行治安行政处罚。市政法委于2016年3月28日对原告进行了答复，该答复载明：“唐楚才：你的来访材料，我们已转桂林市公安局办理，请直接与该局联系为荷。（已于2015年11月转桂林市公安局）”。桂林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于2015年11月27日将控告材料转交给了被告叠彩公安分局。被告叠彩公安分局于2016年4月25日向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上报了《关于唐楚才控告情况的报告》，该报告载明：“市局信访办：我分局接市局信访办转的控告材料后，与办案单位进行了解，并不存在控告材料中所诉的情况，唐楚才殴打吕某案件我分局已作出行政处罚，唐楚才不服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4月26日，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书面签收了该报告。2016年6月24日，市公安局向原告出具《告知书》，该告知书载明：“唐楚才：桂林市政法委2015年11月把唐楚才的控告申请证据等材料转给市公安局，市局2015年11月27日，已转给叠彩公安分局。特此告知”。2016年7月4日，原告认为被告行政不作为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桂0303行初8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原告在行政诉讼中应对其曾向被告提出要求对吕某进行治安行政处罚的控告申请的事实进行举证，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直接向被告递交过相关控诉材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同时原告提起的控告申请是通过信访程序进行处理，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遂裁定驳回原告唐楚才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日作出（2017）桂03行终45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唐楚才没有证据证明其直接向被告递交过相关控诉材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不服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桂行再15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唐楚才与吕某的肢体冲突叠彩公安分局已经知悉并对唐楚才作出了行政处罚，至于吕某是否构成行政违法，应否对吕某作出行政处罚，在性质上属于叠彩公安分局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事项，唐楚才不能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过申请的证据材料不影响叠彩公安分局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遂裁定撤销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16）桂0303行初8号、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3行终45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继续审理。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唐楚才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根据上述规定，行政不作为的案件，起诉期限应当自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告叠彩公安分局于2015年1月4日接到报警并于同日受理，叠彩公安分局履行职责期限至2015年3月4日届满。自2015年3月4日起计，唐楚才应当在2015年9月4日之前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唐楚才于2016年7月4日向本院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本案中，唐楚才无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唐楚才于2015年11月6日向市政法委提交信访材料，也超过了2015年9月4日，且信访也不是的扣除起诉期限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故本案应裁定驳回唐楚才的起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案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唐楚才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诸葛闯 人民陪审员  檀志超 人民陪审员  吴月娥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罗隽佶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