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72民初1175号 原告：舟山市新城科思科软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临城新区。 法定代表人：刘承，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杨学军，男，196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代理人：张隽，上海瀛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舟山市定海中远船舶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 法定代表人：傅通祥。 委托代理人：刘承，男，系该公司股东。 原告舟山市新城科思科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思科公司）与被告杨学军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本院查明舟山市定海中远船舶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海中远公司）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于2019年9月25日依法追加定海中远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并通知其参加诉讼。本院于同日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院分别于2019年8月23日、10月21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科思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承（第三人定海中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被告杨学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科思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杨学军支付科思科公司145000元（不含税）；2.本案诉讼相关费用由杨学军承担。事实与理由：科思科公司与杨学军签订合同编号为20110325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杨学军向科思科公司购买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VDR）安装设备本体，调试设备软件，设备运输款及设备硬件和软件款共计人民币145000元。原安装VDR船名为“兴翔7”，现船名为“兴阳7”。科思科公司按照合同条款完成其应该承担的义务，并且安装在杨学军船舶上的设备已安全运行了7年多，但杨学军迟迟未将合同总价汇入科思科公司账户，经多次催讨无果，故科思科公司诉至法院。 被告杨学军答辩称，1.科思科公司并非案涉“兴翔7”船舶上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VDR）设备的出卖方，科思科公司起诉所依据的编号20110325产品购销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科思科公司法人刘承出于个人目的要求杨学军配合签订的形式合同，根本没有实际履行，也不可能履行；2.案涉编号20110225的产品购销合同系杨学军与定海中远公司签订，科思科公司法人刘承作为定海中远公司的授权代表签字确认，案涉设备的合同相对方和实际履行方是定海中远公司，而非科思科公司，因此科思科公司无权向杨学军主张合同权利；3.定海中远公司迟迟未将设备证书按合同约定交付给杨学军，进而影响到杨学军所有的“兴翔7”船舶的正常运行，基于定海中远公司的违约行为，杨学军合法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直至定海中远公司履行义务后，杨学军支付了剩余合同款项，合同履行完毕，杨学军不存在任何欠款；4.科思科公司依据编号为20110325产品购销合同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科思科公司无权向杨学军提出主张，杨学军不存在任何欠款，故请求驳回科思科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定海中远公司述称，编号为20110225的产品购销合同是由刘承代表定海中远公司签订的，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定海中远公司已向杨学军交付了设备，杨学军也已经支付了125000元货款。 原告科思科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合同编号为20110325的产品购销合同； 2.定海中远公司出具的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工程签收单； 3.三方协议书； 4.银行存款对账单。 上述证据均用以证明杨学军向科思科公司购买涉案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科思科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杨学军未支付145000元货款的事实。 被告杨学军为支持其抗辩，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企业信用报告，用以证明刘承为科思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同时也是定海中远公司股东的事实； 2.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用以证明杨学军所有的“兴翔7”船于2011年12月6日取得船检证的事实； 3.编号20110225产品购销合同，用以证明杨学军与定海中远公司签订合同，科思科公司的法人刘承作为授权代表签字的事实； 4.技术协议，用以证明涉案标的物的供应商为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兰信公司）的事实； 5.三方协议书，用以证明刘承用定海中远公司名义与杨学军签订案涉设备的购销合同后，又以科思科公司的名义与海兰信公司签订销售合同，采购的是案涉同一套设备，刘承根据合同可获利10000元，但是科思科公司欠付海兰信公司103500元，导致设备证书一直被海兰信公司扣押，影响杨学军所有的“兴翔7”船的正常运营。科思科公司、杨学军及海兰信公司三方约定海兰信公司将设备证书交付给杨学军，杨学军将尾款直接支付给海兰信公司，替刘承抵扣债务的事实； 6.补充协议，用以证明海兰信公司确认交付设备证书的时间以及杨学军支付的尾款为50000元的事实； 7.付款凭证，用以证明杨学军分别于2011年3月4日、6月22日向刘承支付货款共计75000元的事实； 8.业务凭证/客户回单，用以证明2016年11月4日，杨学军向海兰信公司汇款50000元的事实； 9.收款证明，用以证明海兰信公司于2016年11月4日收到了杨学军50000元汇款的事实。 第三人定海中远公司未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科思科公司提供的证据，杨学军质证认为，证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系科思科公司提供的形式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与杨学军提供的合同所涉的产品规格型号均是一致，合同中相关条款的约定不符合客观事实；证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工程签收单系定海中远公司出具，明确了供货商为海兰信公司，科思科公司并未履行设备交付义务；证3的真实性无异议；证4的三性均有异议，银行对账单没有原件，打印时间为2017年4月14日，所涉时间段为2011年7月底到2015年3月，没有明确对应科思科公司的主张，故存在虚假伪造的可能。 对杨学军提供的证据，科思科公司、定海中远公司质证认为，证1-5、证7-9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证7付款凭证中所涉金额并非本案设备款，而是另外的软件费用，证6的补充协议，未实际参与过，故对该证据无法确认。 本院经审查认为，科思科公司的证1、证2虽均为复印件，但杨学军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证3与杨学军的证5一致，本院予以认定，证4为复印件，杨学军有异议，本院不予认定；杨学军的证2-9均有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定，证7的关联性本院将在下文中综合论述，证1为复印件，但科思科公司和定海中远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认定证据，结合庭审调查，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刘承系科思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在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同时也是定海中远公司的股东，担任监事一职。2011年2月25日，定海中远公司与杨学军签订合同编号为20110225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杨学军向定海中远公司采购一套型号为HLD-B2的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VDR），软件价格为120000元，硬件价格为5000元，合同总价为125000元（不含税）。定海中远公司以汽运方式将设备运至杨学军处（或指定地点），运费由定海中远公司负担；定海中远公司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报验等技术性工作至报验完毕（若发生初检的第三方检验费由定海中远公司负担）。合同签订生效后一周内，杨学军向定海中远公司支付合同金额的30%作为预付款，货到后一星期内支付30%货款，调试检验完毕交船后三天内付清尾款。双方在合同中还对交货日期、产品保修期、售后服务、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落款处有定海中远公司的盖章和杨学军的签名，刘承作为定海中远公司的授权代表在合同上签名。 合同签订后，定海中远公司依约交付了设备并于2012年2月18日完成了设备的安装调试，杨学军在定海中远公司出具的工程签收单上签字确认，签收单上明确该设备安装于杨学军所有的“兴翔7”轮上，设备供应商为海兰信公司。杨学军按照约定分别于2011年3月4日、6月22日向刘承汇款共计75000元。2016年7月25日，科思科公司、杨学军及海兰信公司签订一份三方协议书，三方基于科思科公司、海兰信公司于2011年5月26日签署了销售合同（合同号为HLX-B2-CTZS20110526），合同总价款为115000元，海兰信公司已依约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科思科公司目前尚欠海兰信公司103500元货款；科思科公司享有对杨学军的债权；三方同意，杨学军愿意将所欠科思科公司的款项60000元整直接向海兰信公司支付。三方约定：一、三方同意，杨学军将其所欠科思科公司款项中的60000元（杨学军实际欠科思科公司的款额由科思科公司、杨学军双方另行对账）直接支付给海兰信公司，用于抵扣科思科公司所欠海兰信公司的部分债务，科思科公司欠海兰信公司的剩余款项43500元仍由科思科公司向海兰信公司支付；二、杨学军应于本协议签订后的90日内将60000元付至海兰信公司账户，若杨学军未按约定付款，则科思科公司仍应向海兰信承担全额103500元的还款义务；三、科思科公司的43500元一年内按月平均支付；海兰信公司提供设备证书的同时，杨学军同时付款60000元。2016年10月15日，杨学军与海兰信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将2016年7月25日签订的三方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变更为：本协议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海兰信公司应向杨学军交付设备证书，在杨学军收到该设备证书（CCS产品证书）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50000元汇入海兰信公司指定的银行账号。上述协议签订后，海兰信公司依约交付了设备证书，杨学军也于2016年11月4日向海兰信公司支付了50000元的设备货款。海兰信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出具收款证明，确认其在2016年11月4日收到了杨学军的50000元货款。 另查明，2011年6月1日，科思科公司与杨学军签订合同编号为20110325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杨学军向科思科公司采购一套型号为HLD-B2的船载航行数据记录仪（VDR）（该设备的型号与名称均与20110225产品购销合同中所涉的设备完全相同），软件价格为80000元，硬件价格为65000元，合同总价为145000元（不含税）。双方在合同中还对设备运输方式、设备安装、交货日期、产品保修期、售后服务、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并约定发货前一周内支付全款，合同落款处有科思科公司的盖章和刘承、杨学军的签名。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科思科公司依据编号为20110325的产品购销合同要求杨学军支付设备款145000元，杨学军抗辩该合同系刘承出于个人目的要求其配合签订的形式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实际履行，故科思科公司的诉请没有依据。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编号分别为20110225和20110325的两份合同，其中20110225合同系定海中远公司与杨学军签订，该合同双方均确认合同项下的设备交付安装义务和125000元货款的支付义务均已履行完毕，故本院认定20110225号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关于20110325号合同的履行情况，首先，该合同系科思科公司与杨学军签订，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发货前一周内支付合同全款，但双方均确认杨学军至今未支付该合同项下的任何款项，在杨学军未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科思科公司就向其交付安装调试设备，既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普遍的市场交易习惯；其次，刘承确认只向杨学军供应了一套硬件设备，但案涉两份合同均约定了硬件设备的套数和金额，且同艘船舶就同一硬件设备提供两套不同的软件系统不符合常理，科思科公司也无法提供20110325合同项下设备安装调试、杨学军接收设备等履约的凭据，刘承关于该合同履约情况的陈述逻辑混乱，故杨学军关于该合同系形式合同的说法更为可信，据此本院认为20110325号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科思科公司依据该合同向杨学军主张付款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即使如科思科公司所称，科思科公司已按照20110325号合同于2012年2月履行了设备交付安装义务，而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为发货前一周内，科思科公司请求杨学军给付货款的请求权自产生之日起至起诉日也已超过诉讼时效，科思科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故科思科公司丧失了胜诉权。综上，科思科公司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舟山市新城科思科软件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原告舟山市新城科思科软件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建新 审 判 员  王凌云 人民陪审员  董洪仓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陈 燕 【附页】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