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65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爱英，女，1956年11月9日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慈，山西双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变英，女，1970年2月16日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卫，山西弘韬（阳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赵智全,男，1978年12月8日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上诉人张爱英因与被上诉人王变英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4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爱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慈，被上诉人王变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卫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赵智全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爱英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4168号民事判决书,并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认王变英与第三人赵智全2006年元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具体有以下5个方面:1,上诉人与前夫赵玉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1978年家庭承包土地,1995年与丈子头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领取了北郊集农用(1995)GJ31508189号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该合同及土地使用证至今在上诉人手里,并且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而一审法院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3行另查明“……2002年1月1日,原告代表案外人赵玉柱与丈子头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土地统调改造协议书》，交回了原承包合同和土地使用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2002年上诉人与赵玉柱离婚,家庭承包土地没有分割,同年上诉人张爱英代表家庭成员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土地统调改造协议书》,家庭成员自始至终都没有异议。2006年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协议书时,第三人的母亲张爱英一直在耕种经营承包地,当然还是家庭成员的代表,村委会完全能够征询张爱英的意见。判决书第5页第1行本院认为“根据交易习惯,第三人经丈子头村委会认可,作为家庭代表参加土地经营权纠纷的调解并无不当”,丈子头村委会有什么权利认可别人的家庭谁是代表?即便认可也应该默认原来家庭成员没有异议的张爱英是家庭代表。一审法院再次认定事实错误!3,判决书第4页第3段经审理查明全部是错误的:“案外人郭来照系丈子头村民,被告主张的5.67亩地原系郭来照的口粮地,丈子头村委会对该事实认定。”事实是被告提交的证据表明郭来照给被上诉人的土地是“拐牙弯”5.7亩,而不是争议的“下郭家围5.67亩”。并且郭来照给被上诉人土地是发生在1995年上诉人家庭承包之前,签订土地承包合同、领取土地使用证已经确认了上诉人家庭承包土地的合法性,如果任何人有异议,应当早在1995年发放土地使用证时就提出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截止目前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确认上诉人家庭承包合同及土地使用证错误。一审法院却罔顾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与土地使用证,认为“下郭家围”5.67亩地就是郭来照给被上诉人的“拐牙弯”5.7亩,又一处认定事实错误。4,2002年村委会与家庭代表张爱英签订了“承包土地统调改造协议书”,约定承包土地中的“伍亩陆分柒”由村委会统调使用。直到2006年元月20号,第三人赵智全与被上诉人王变英签订“协议书”,擅自改变了2002年已经实施多年的“承包土地统调改造协议书”,才产生纠纷。判决书第4页第3段经审理查明“1995年1月1日……案外人赵玉柱与被告由此产生了纠纷。”根本与事实相去甚远,一审法院认定错误。并且,赵玉柱2005年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刑两年,2006年身陷囹圄,2007年7月3日才被释放。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村委会马银锁2006年调解时当场撕了赵玉柱的字据的证据,显然是不可信的。5,一审法院判决书第5页第1段“且该协议书已履行多年”也是错误的。因为自2006年签订协议书后纠纷不断,矛盾没有化解,村委会关于该“伍亩陆分柒”土地的补偿一直没有发放,暂存于村委会。多年来上诉人一直找村委会,但一直没能给予解决。被上诉人王变英也曾于2017年起诉于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后王变英撤回诉讼。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张爱英与赵玉柱离婚,但是家庭承包土地没有做出分割,还属于原家庭成员共同拥有承包经营权,其中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无权单独处分,任何家庭成员提出异议,单独处分便属于无权无效处分!这是民事法律行为中的代理权问题,一审法院却认为第三人没有授权就可以作为家庭代表签订协议,显然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并且,2002年村委会与张爱英签订的“承包土地统调改造协议书”并没有撤销、终止和解除,2006年就同一块土地再次签订《协议书》,一审法院却以该协议书无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而认定有效,那么2002年的协议书如何认定?是两份协议书同时有效?另外,2002年村委会与张爱英签订的“承包土地统调改造协议书”,是将承包土地中的5.67亩交第三方使用,换取补偿每亩地三袋面粉,这属于土地的有偿流转,并不是这5.67亩就不是张爱英家的承包地了。村委会2006年就同一块土地再次签订《协议书》，将其中部分土地划归王变英,显然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剥夺和限制了除第三人外的其他家庭成员的权利。根据法释(2005〕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发包方强迫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承包方请求确认其与第三人签订的流转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书通篇认定事实错误,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主观臆断,又错误的适用法律,造成了错误的判决结果!上诉人原以为起诉到法院会查明事实,却得到了错误到离谱的一审判决,上诉人不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改判确认王变英与第三人赵智全2006年元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被上诉人王变英辩称，事实比较清楚。上诉人的前夫赵玉柱从被上诉人这里就借了这块土地后，在1995年土地承包时候，就没有通知被上诉人，而是自行办理，这就是纠纷的起因，后来在村委会调解之下，第三人代表上诉人这个家庭签了调解协议。因此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是清楚的，适用法律是正确。上诉人提到的纠纷，并不是达成调解协议才有的纠纷，而是先报了土地使用证，就产生了纠纷，纠纷产生了以后才有了2006年的调解。所以上诉人认为这个事实是在调解书产生之后才有纠纷，与事实相去甚远。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问题，上诉人提出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首先上诉人没有提供受到强迫的证据，其次这也不是发包方强行收回，而是在发包方村委会主持下的民间调解行为，是双方基于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所以在适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原审第三人赵智全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发表意见。上诉人张爱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王变英与第三人赵智全2006年元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前夫赵玉柱1978年2月2日登记结婚,共同生育赵智全、赵智俊两个儿子,1989年又共同收养女儿赵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1978年3月家庭承包土地,并于1995年以赵玉柱为家庭代表与丈子头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领取了北郊集农用（1995）字第GJ131508189号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合同范围内土地十七点零三亩,承包期从签字之日起到2024年12月31日止,30年不变,并附“土地承包合同清单”一份,载明了包括“下郭家围伍亩陆分柒”在内的5个地段土地。2001年原告丈夫赵玉柱离家出走,2002年与原告离婚,但是家庭承包土地没有进行任何分割处分。自此原告独自承担起土地的耕种及养育两个子女成家立业的重任。2002年1月1日,村委会与原告签订了“承包土地统调改造协议书”,约定承包土地中的五点六七亩土地由村委会统调使用,每年每亩提供三袋面粉。2006年元月20号,原告长子赵智全与被告王变英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五点六七亩土地中,三亩地归赵智全,二点六七亩地归王变英。自此,各方矛盾纠纷不断。原告认为,虽然原告与前夫赵玉柱离婚,但是家庭承包土地没有做出分割,还属于原家庭成员共同拥有承包经营权,其中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无权单独处分。多年来原告一直找村委会,但一直没能给予解决。无奈,原告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被告王变英与赵智全2006年元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保护一个兢兢业业独自养育子女成家立业的农村老年妇女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郭来照系丈子头村民,被告主张涉案的五点六七亩地原系案外人郭来照的口粮地,丈子头村民委员会对该事实予以认可。1988年11月18日,被告通过与案外人郭来照签订《土地转给协议》,取得了涉案五点六七亩地的权利。1995年1月1日,案外人赵玉柱与丈子头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案外人赵玉柱承包丈子头村的十七点零三亩地,因该承包范围包括了涉案的五点六七亩地,案外人赵玉柱与被告由此产生了纠纷。2006年1月20日,丈子头村民委员会对此纠纷组织调解,第三人赵智全参加调解,并与被告签订了《协议书》,确定了被告对涉案土地中的二点六七亩地享有使用权,丈子头村民委员会在《协议书》上盖章确认。另查明,原告与案外人赵玉柱于1978年2月2日登记结婚,双方婚后育有婚生子赵智全、赵智俊、养女赵婷,原告于2002年6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作出(2002)杏民初字第91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双方离婚。2002年1月1日,原告代表案外人赵玉柱与丈子头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承包土地同调改造协议书》,交回了原承包合同和土地使用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户的家庭成员依法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但根据交易习惯,第三人经丈子头村民委员会认可,作为家庭代表参加土地经营权纠纷的调解并无不当,其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经丈子头村民委员会同意并盖章确认,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有效合同,且该《协议书》已实际履行多年,原告主张该《协议书》无效的诉请,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爱英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张爱英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康日华（村里会计）于2019年9月18日的证明材料，兹证明我村民张爱英于1995年承包我村土地17.03亩，政府收农业土地税时，村委会每年收张爱英17.03亩土地税。证据二，2018年5月4日丈子头村委会盖章的证明，康日华、马银锁等人所书写，证明家庭成员一共有五个，土地的权利人还有别人，包括张爱英。证据三，拘留通知和释放证明，证明赵玉柱曾经在2005年的时候被追究刑事责任，直到2007年7月份才释放，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称2006年赵玉柱书写协议，这是不真实的，因为当时他在监狱里。证据四，赵玉柱于2007年2月14号所写的申请书，在2019年10月20日注明不同意把土地给王变英，证明赵玉柱至今不同意这块土地给王变英。证据五，杏花岭区人民法院的（2017）晋0107民初142号民事裁定书，被上诉人王变英曾经在2017年起诉到法院要求土地主张权利，事后又撤回，证明法院的判决书上说的2006年的协议一直履行的事实是错误的。被上诉人王变英质证意见：证据一没有截止时间，不确定税收情况，不能证明这块土地是一直为上诉人拥有，也不能证明协议没有得到履行。证据二和本案无关。证据三2004年赵玉柱写的协议，村委会在2016年予以确认。证据四、五和本案无关。原审第三人赵智全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有以下几种：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张爱英起诉要求确认2006年1月20日其长子赵智全与被上诉人王变英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其理由主要是称该协议中涉及的5.67亩土地是属于原家庭成员共同所有，赵智全无权单独处分。本院认为，无权处分引起的法律后果只是效力待定，并不必然导致民事行为无效。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行流转，本案中第三人赵智全与被上诉人王变英同属该村村民，其在村委会调解下所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第三人赵智全与王变英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家庭成员利益的故意。综上所述，上诉人要求确认2006年1月20日赵智全与王变英签订的《协议书》无效，缺乏足够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中查明的事实部分称“2002年1月1日,张爱英代表案外人赵玉柱与丈子头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承包土地同调改造协议书》,交回了原承包合同和土地使用证”的事实应予纠正，经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核实，原承包合同和土地使用证仍由上诉人张爱英持有。综上所述，张爱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爱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薇审判员 孙广金审判员 雷 晨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诗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