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12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土生，男，196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世煌，云南星震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光良，男，197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宋彪，云南漾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李土生因与被上诉人彭光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2民初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会见了上诉人李土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世煌，被上诉人彭光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宋彪，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土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2民初18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所提交“银行转账收支明细、卡交易对账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互印证”予以确认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实属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而在本案的审理当中被上诉人仅仅以“银行转账收支明细、卡交易对账单”作为其与上诉人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起诉讼，实属与本案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相违背。银行流水及交易明细仅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关系（该流水系被上诉人偿还给上诉人的借款），但并不能以此就能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次，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若上诉人向被上诉借款，那么对于大额的“借贷关系”的产生最起码会存有“借据、收据、欠条等”借款凭证的存在，才符合常理。而且在本案当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非沾亲带故的关系，存在借贷关系的产生而无任何借贷法律关系的凭证都不立据，很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最后，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本案的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仅凭“银行转账收支明细、卡交易对账单”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实属妄断定义。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实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一审的诉讼主张方既然认为系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那么上诉人就应当提供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所产生的相关法律凭证，但被上诉人并没有任何借款凭证等予以证实系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然而，上诉人在一审当中也明确对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汇的款项系被上诉人偿还给上诉人先前的借款，上诉人在一审当中已经明确提出其抗辩主张，那么被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实属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造成判决结果错误。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其他资金往来问题，“被上诉人存在欠上诉人借款”，很显然被上诉人都欠上诉人借款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怎么可能还会将款项出借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被上诉人根本不具有任何的经济实力能够达到对外出具款项的条件，为此被上诉人将偿还给上诉人借款的情况下，又将其虚假地认为系出借给上诉人的“借贷关系”，很明显本案存在严重的虚假诉讼。综上所述，本案双方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借过任何借款，被上诉人将向偿还给上诉借款的款项作为借贷关系恶意制造虚假诉讼，致使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然而一审法院却未严格审查本案的案件事实，致使案件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彭光良辩称，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第197条第一款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第17条的规定可见，书面形式并非为民间借贷的唯一形式。一审中，上诉人李土生恶意掩盖了其于2018年6月7日在收到彭光良打入的借款后，提前归还了其在信用社贷款本息300130.5元的事实（此事实系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获悉）。相反，彭光良在其证据二、三中证明李土生于2018年6月5日向信用社贷款30万元，2018年6月7日存款余额123178.65元，对2018年6月7日归还贷款的事实进行恶意规避。在案证据能与彭光良的起诉和陈述相印证，证明以下事实：2018年6月7日，李土生在苍山西镇信用社大厅向彭光良借款25万元，彭光良通过转账，把25万元打入李土生账户内，李土生随即归还了其在该社2018年6月5日的贷款本金30万元，支付利息130.5元。二、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清晰明了。在一审中，李土生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彭光良存在其他借款或债务，且在其证据二中还证明于2018年6月13日退还彭光良2万元的事实，与彭光良的起诉、陈述相符合。李土生的举证与其答辩逻辑混乱，无法提交证据证实彭光良转账的25万元是用于偿还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彭光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土生归还彭光良借款本金230000.00元，承担资金占用费13800元（2018年6月8日至2019年4月7日），合计243800.00元。2、判令由李土生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7日,彭光良向漾濞彝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苍山西信用社（以下简称苍山西信用社）贷款400000.00元，苍山西信用社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将贷款400000.00元发放转入到借款人彭光良名下账号尾四位数为7991的账户内。当日，彭光良又将其账户内的存款250000.00元通过转账方式汇入李土生名下账号尾四位数为5702的账户内，彭光良持有转账凭证，李土生未向彭光良出具其他债权凭证。随后，李土生又将其账户内的存款300130.50元归还苍山西信用社贷款本息。2018年6月13日，李土生向彭光良返还转账款（现金）20000.00元。尔后，彭光良与李土生因剩余转账款230000.00元（250000.00元-20000.00元）是彭光良出借给李土生的借款还是彭光良归还之前欠李土生的借款而发生争议。2019年4月26日，彭光良以该转账款250000.00元系李土生为归还其信用社贷款而向彭光良借款为由，起诉要求李土生归还剩余转账款230000.00元并承担资金占用费13800.00元，两项共计2438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剩余转账款230000.00元是彭光良出借给李土生的借款还是彭光良归还之前欠李土生的借款问题。2018年6月7日彭光良以银行转账方式转入李土生账户内资金250000.00元及2018年6月13日李土生以现金支付方式返还彭光良20000.00元的事实，有银行转账收支明细、卡交易对账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互印证，予以确认。一、剩余转账款230000.00元是彭光良出借给李土生的借款还是彭光良归还之前欠李土生的借款问题。彭光良主张该款系彭光良出借给李土生的借款，由银行转账收支明细、卡交易对账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互印证，证明彭光良转账转入李土生银行账户内250000.00元，李土生以现金支付方式返还彭光良20000.00元，剩余转账款230000.00元未归还的事实。李土生抗辩剩余转账款230000.00元系彭光良归还之前欠李土生的借款，李土生口头陈述彭光良之前向其借款两次，分别为10万元的一次和13万元的一次，每次都是现金支付，李土生提供的其他证据有李土生名下金碧惠农卡交易对账单、李土生向信用社贷款的借款凭证、彭光良夫妻向田某借款的借款协议，李土生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彭光良之前尚欠李土生借款230000.00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李土生有责任提供对其抗辩事实所依据的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李土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李土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彭光良要求李土生归还借款23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二、关于利息问题。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在案有效证据不能证明李土生承担利息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之规定，彭光良、李土生之间既没有约定承担利息，也没有约定付款期限，故彭光良要求李土生支付资金占用费1380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三、关于彭光良、李土生之间的其他资金来往问题。彭光良在庭审中自认2018年6月7日前，彭光良、李土生之间曾发生过一笔8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彭光良已向李土生归还借款2万元，尚欠李土生借款6万元，要求在本案中一并抵扣处理，但李土生在庭审中辩称除本案争议的10万元和13万元的两笔借款外之前发生的借款彭光良已经还了，李土生不认可彭光良的该项主张，故彭光良、李土生之间之前发生的其他资金往来，本案中不予处理，彭光良、李土生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李土生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彭光良借款本金230000.00元。二、驳回彭光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79.00元（已减半），由彭光良负担479.00元，由李土生负担2000.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土生向本院申请证人沈某、杨某、梅某出庭作证。沈某到庭陈述，其学历为小学未毕业，其不认识彭光良，大概2018年6月份其到信用社取钱后去喝茶，看到李土生还给彭光良两张借条，金额是十万元的一张，十三万元的一张，彭光良拿着单子就出去了。杨某到庭陈述，2018年6月，其看到彭光良来李土生的寄售行里拿借条，借条总共两张，一张是十万元，一张是十三万元。当时在场的有四五个人，认识的只有李土生，其他有些什么人，说过什么话记不太清楚了。梅某到庭陈述，其与李土生合租一套房子做生意，其经营饭馆，李土生经营寄售行，两个铺子是紧挨着的，两间房之间有隔墙，隔墙上有一道门连通。梅某去寄售行帮忙泡茶的时候见过彭光良，还看见两张单子，只看见金额，一张十万元，一张十三万元，别的没看清。经质证，上诉人李土生对沈某、杨某、梅某的证言三性均无异议，认为三证人的证言证实了彭光良偿还给李土生的23万元是还款，并不是其主张的借款关系。彭光良对沈某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并非二审新证据，且其证言自相矛盾，沈某声称看到的寄售行单据内容与其文化水平不相匹配。彭光良不认识沈某，且按照沈某的陈述，其只是偶遇李土生，去看别人的借款单子也与常理不符。对梅某、杨某的证言三性均不予认可。彭光良二审中无新证据提交。本院认为，三证人的证言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从三证人陈述看，三人对其他情况均表示记不清楚，唯独清楚记得借条金额，与常理不相符合，故对三证人的证言均不作有效证据采信。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李土生认为一审遗漏认定涉案23万元是彭光良归还其向李土生的借款，彭光良对一审认定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李土生对其异议不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其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转账款25万元是彭光良出借给李土生的借款还是彭光良归还之前欠李土生的借款。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中，彭光良持25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李土生主张该25万元中的23万元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但是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彭光良曾向其借款23万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李土生向彭光良借款25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彭光良自认李土生已向其归还2万元，李土生还应向彭光良归还借款23万元。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土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9元，由上诉人李土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代勇审判员  马克辉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杨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