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61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代艮，男，汉族，1979年11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开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鸣，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弼武，男，汉族，1963年3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厂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德启，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金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北路洪湖东岸家园裙楼120之一。负责人：靳朝洪。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宏臻，四川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商鼎建设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四川银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学府花园书香榭******。法定代表人：周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玲，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邦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凯旋豪庭**201。法定代表人：刘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小虹，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代艮、郑弼武因与被上诉人四川金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四川商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鼎公司）、深圳邦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兆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一初字第2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代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由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偿付租金11万元；2.由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赔偿胡代艮损失1551000元；3.由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偿付评估费17000元；4.由商鼎公司和邦兆公司对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前述第1-3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由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以上第1-3项合计金额为1678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严重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一、郑弼武系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一审法院将签订《炮机租赁协议》认定为郑弼武的个人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郑弼武在签订《炮机租赁协议》时出示了授权委托书。在签订《炮机租赁协议》（以下简称租赁协议）时，郑弼武明确告知胡代艮，郑弼武是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并出示了《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说租赁涉案机械设备是用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对布吉街道龙广街市商业楼的拆除。该《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明确载明郑弼武的授权范围为“就龙岗区布吉街道龙广街市商业楼拆除事宜为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经济合同及办理其他事务代理人”。显然，涉案租赁协议属于经济合同，签订租赁协议属于该授权范围。因为，拆迁显然是离不开相应的机械设备的。2.《拆迁合同》也显示郑弼武系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签订涉案租赁协议时，郑弼武不仅向胡代艮出示了《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而且，郑弼武还同时出示了《拆迁合同》，胡代艮才得以保留该两份文件的复印件。在该拆迁合同，郑弼武亦是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的，也正是这个签名，加之《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才使得胡代艮相信郑弼武是代表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而与之签订的涉案租赁协议。由以上文件可见，郑弼武在本案中的身份是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代理人。郑弼武签订《炮机租赁协议》的行为，显然符合《民法总则》第163条第二项、第165条，以及《民法通则》第63-65条各条第二款的规定。3.认定签订《炮机租赁协议》系郑弼武的个人行为不符合拆迁资质的要求。拆迁属于建设工程范畴，只有登记注册的建筑企业经许可方能经营的事项，自然人不是建设工程合同的适格主体。由此，虽然有关拆迁的法规失效了，但是拆迁资质并没有在广义法律上被取消，而是被吸收于建设工程的相关规定之中。如果认定签订《炮机租赁协议》系郑弼武的个人行为，显然是违反了前述对拆迁资质的要求。郑弼武不仅作为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代理人签订了涉案的租赁协议，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提交的“（2012)深龙法刑初字第2654号、2753号”案件(下称刑事案件）的询问笔录、庭审笔录和判决书均可见，郑弼武还实际代表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了涉案拆迁行为。无论郑弼武是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代理人，还是郑弼武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为挂靠关系，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无疑均是本案赔偿责任主体：如认为郑弼武是委托代理人，那么，郑弼武的所有行为产生的责任应由作为委托人的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来承担；如认为郑弼武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系挂靠关系，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也应该承担连带责任。4.作为分支机构，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法律责任应由商鼎公司承担。由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是商鼎公司的分支机构，根据《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责任应该由商鼎公司来承担。由上可见，一审法院认定签订涉案租赁协议系郑弼武的个人行为，从而认为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不承担责任，还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签订《炮机租赁协议》系郑弼武个人行为也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以“另，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深中法刑二终字第781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郑弼武在实施故意损害财物罪之时，系个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亦佐证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建立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系郑弼武，而非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为由，认为涉案租赁协议的签订主体系郑弼武，这不仅是事实认定错误，同时也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犯罪主体为自然人，不属于单位犯罪。因此，前述刑事判决当然没有、也无法认定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涉嫌此罪。但是，一审法院却以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未被认定为犯罪而认为涉案租赁协议的签订主体系郑弼武，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法院未认定邦兆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既是事实认定错误也是法律适用错误。事实上，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提交的（2012)深龙法刑初字第2654号、2753号和（2012)深中法刑二终字第781号刑事案件的询问笔录、庭审笔录和判决书均可见，邦兆公司的员工余思源和授权人员赖惠强，以及邦兆公司组织的人员自始至终都参与并实际实施了涉案拆迁行为，而且强拆时间和强拆部位都是“由邦兆公司”指定的，强拆现场的指挥人员就是余思源和赖惠强。可见，邦兆公司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虽签订有《拆迁合同》，但实际上为共同强拆人。也就是说，在签订涉案租赁协议时，郑弼武表面上是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代理人，实质上是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和邦兆公司的共同代理人。《拆迁合同》是一份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协议；而且，邦兆公司作为胡代艮机械设备的实际使用人(从这点上看，邦兆公司实际上也与胡代艮构成了事实上的租赁合同关系），也正是因为它的使用行为导致了胡代艮的机械设备被扣押。因此，《炮机租赁协议》的甲方不仅有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还有邦兆公司，即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和邦兆公司是该租赁协议的另一方，是涉案机械设备的共同承租人。邦兆公司也应该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共同承担涉案机械设备因被扣押所产生的损失。四、胡代艮损失金额应参照涉案租赁协议的约定和当时的市场价计算，一审法院在评估价上打八折是错误的。双方对涉案机械设备的日租金有约定（15万元）。由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和邦兆公司的违法强拆行为导致涉案机械设备被扣押，扣押期间应视为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涉案机械设备的占用。因此，胡代艮的损失完全应该依据该约定日租金标准作为损害赔偿的计算依据。而评估报告所得出的租金为保守性评估，是最低租金标准。双方约定的租金标准和评估报告所示的标准至少都应该是酌定的依据。由于个别权利人拒不提供其身份证复印件，评估机构对涉及他的几天台机械设备未评估，而仅评估了其中的8台机。该权利人放弃了在本案中主张权利，将另行主张。因此，本案请求第二项也只是针对该八台机械设备，以每天工作八小时来计算的损失。事实上，机械设备在实际施工中的使用时间通常每天都在十二小时左右。综上所述，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明显违约，且与邦兆公司在明知违法情况下还以隐瞒实情方式租用胡代艮的机械设备进行违法强拆，给胡代艮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一审法院却判令作为受托人的郑弼武来承担赔偿责任，其他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不承担任何赔付责任，显然纵容了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违法犯罪行为、漠视了胡代艮的合法权益，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为维护法律尊严、保护胡代艮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辩称：一、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与邦兆公司之间约定了不能以强迫的方式强拆，且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没有收到约定的启动资金100万元，因此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没有启动过拆迁，更没有授权郑弼武个人实施拆迁或让其租赁炮机等用于拆迁的机械设备，郑弼武个人与案外人商定拆迁的事情，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并不知情，也从未派人参与。二、郑弼武与胡代艮签订《炮机租赁协议》，租赁胡代艮提供的炮机，事前并没有告知金银深圳分公司，也没有经过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授权或追认，属于郑弼武个人行为，应由郑弼武个人承担其行为产生的后果。胡代艮关于郑弼武签订《炮机租赁协议》实施违法强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也不能成立。郑弼武与胡代艮签订并履行《炮机租赁协议》自始至终都是以其个人名义进行，不存在郑弼武系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说法，更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三、租赁协议不等同于《拆迁协议》租赁器械不需要相关的资质，一审认定签订《炮机租赁协议》是郑弼武个人行为并无不当。四、胡代艮主张的损失缺乏客观真实的证据，不能成立，不能证明损失已经实际产生，也不能提供客观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实际损失的数额，也没有提供法律依据以支持其主张损失的请求，一审判决理由中关于损失确认部分不予认可。五、一审判决认定郑弼武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存在挂靠关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即便存在挂靠关系，被挂靠人也不应该对挂靠人的个人行为产生的合同关系承担违约责任。最后，提请注意，胡代艮在一审中并没有提出评估费的请求，这项属于新的请求，应另行起诉。其提出的租金也已过诉讼时效，另外，对方一审中提到的损失金额与上诉中的金额相差巨大，不清楚对方是计算方式改变还是计算标准有变更。商鼎公司辩称：首先，商鼎公司完全赞同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答辩意见。在此基础上，商鼎公司补充如下几点：1.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授权给郑弼武与邦兆公司签订《拆迁合同》，授权只是出示给了邦兆公司，所以胡代艮所出示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来源无法证实。且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从未授权郑弼武实施合同的权利，《拆迁合同》签订之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没有收到过启动资金，故《拆迁合同》没有履行。另外，在胡代艮启动的龙岗法院的诉讼中，从庭审笔录及胡代艮的证据清单中也可以清楚的显示，胡代艮并没有取得过上述的授权委托书。也因此证明胡代艮在与郑弼武签订《炮机租赁协议》时，并没有合理的理由相信郑弼武是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代理人。2.根据胡代艮提供的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了拆迁是郑弼武个人所为，且是犯罪行为。租赁炮机是郑弼武为了从事拆迁所租赁的器械设备，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与商鼎公司没有任何关联。3.胡代艮在上诉请求中的第三项请求在本案的一审中是没有作为诉讼请求提出的，一审判决在陈述本案基本案情时有错误，因此本项请求属于上诉中的新请求，商鼎公司拒绝调解，故胡代艮应另行起诉。4.胡代艮所主张的11万元租金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5.一审法院采信的评估报告作为胡代艮的损失依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评估报告是胡代艮单方委托出具，且评估机构不具备司法鉴定资格，且按照评估机构所依据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规定，该评估报告应该有技术报告作为附件，而该评估报告缺少附件是一份不完整的报告，无法显示报告结论的具体计算方式和计算依据。6.商鼎公司也注意到胡代艮上诉请求中的第二项与在一审中的金额有巨大差异，故胡代艮应具体说明为何会有如此大差异。邦兆公司辩称：一审法院驳回胡代艮对于邦兆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正确。1.胡代艮与邦兆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双方没有侵权关系，在龙岗区人民法院(2014)深龙法民三初字第83号的判决中已驳回胡代艮对邦兆公司基于侵权关系提出的诉讼请求。2.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邦兆公司与胡代艮没有签订租赁合同，邦兆公司与胡代艮不具有租赁合同关系，胡代艮无权要求合同以外的第三方邦兆公司履行合同义务。3.涉案租赁合同当事人是胡代艮与郑弼武，邦兆公司不认识胡代艮及郑弼武，胡代艮关于郑弼武是邦兆公司的代理人以及邦兆公司是共同承租人的上诉理由不具有事实根据。4.连带赔偿责任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胡代艮依据租赁合同关系要求非合同相对方的邦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5.胡代艮在一审中并没有提出评估费的主张，一审法院支持评估费属于判决错误。6.胡代艮关于赔偿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其所依据的评估报告是其自行委托的评估，不具有参考标准。另，其所主张的损失高达上百万元，但评估报告损失的金额仅为58万左右。郑弼武辩称：郑弼武的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一致。上诉人郑弼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由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偿付胡代艮租金11万元；2.由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赔偿胡代艮损失471200元；3.由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偿付胡代艮评估费17000元；4.由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严重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郑弼武是代表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与胡代艮签订的涉案租赁协议，与该租赁协议有关的一切法律责任应该由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来承担。在签订前述租赁协议时，郑弼武向胡代艮出示了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给郑弼武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说明租赁涉案机构设备的用途是用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对布吉街道龙广街市商业楼的拆除。该委托证明书明确载明郑弼武的授权范围为“就龙岗区布吉街道龙广街市商业楼拆除事宜为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经济合同及办理其他事务代理人”。郑弼武不仅代理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了涉案租赁协议，而且还在此前作为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代理人，与邦兆公司签订了《拆迁合同》。一审法院认定邦兆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既是事实认定错误也是法律适用错误。事实上，邦兆公司的员工余思源、刘磊以及赖惠强，自始至终都参与并实际实施了涉案强拆行为，而且强拆时间和强拆部位都是邦兆公司指定的，强拆现场的指挥人员就是余思派和赖惠强。邦兆公司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为共同强拆人。邦兆公司也应该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共同承担涉案机械设备因被扣押所产生的损失。当然，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系商鼎公司的分支机构，它的法律责任应由商鼎公司来承担。因此，本案赔偿责任应该由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承担。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对本案予以改判。胡代艮辩称：一、郑弼武在与胡代艮签订涉案《炮机租赁协议》时，郑弼武出示了金银深圳分公司出具给郑弼武的授权委托书以及郑弼武代表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与邦兆公司签订的《拆迁合同》。这一方面构成了胡代艮对郑弼武是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合理信赖，且郑弼武作为个人而言，没有拆迁的资质，所以胡代艮相信郑弼武是代理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所签订的该租赁协议。二、从本案的《炮机租赁协议》的合同目的来看，该协议是为履行《拆迁合同》项下的工程拆迁而签订的，而《拆迁合同》又是郑弼武与邦兆公司签订的，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邦兆公司向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支付了相应的拆迁款。且该《拆迁合同》是一成立便生效的，没有约定合同履行的单独条件。三、涉案的拆迁工程的实际收益人是邦兆公司，因为涉案的地块是邦兆公司后来开发利用的，本案器械设备的实际使用人既包括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也包括邦兆公司。从民法总则、民法通则及合同法上的公平原则，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看，涉案的租赁协议项下的机械设备被扣押所产生的损失，邦兆公司当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起码也应该是补充赔偿责任。四、在涉案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和相应的法院均认可了郑弼武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构成挂靠关系，所以对涉案机械设备所产生损失，当然应该由郑弼武和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来共同赔偿，这也符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挂靠关系情形下应承担责任的规定。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辩称：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从来没有授权郑弼武签订《炮机租赁协议》，没有向其出具过书面的授权委托书。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曾经委托过郑弼武去签订《拆迁合同》，向邦兆公司出具过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该委托书载明了仅用于《拆迁合同》的签订。除此之外，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未授权过郑弼武作任何的事情，也没有让其实际实施《拆迁合同》。另提请注意，胡代艮出具的法人授权证明书复印件在其第一次向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的时候并没有提出，对其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不认可。第一次出具授权书是邦兆公司提供的，也印证了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说法的合理性。二、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与郑弼武没有挂靠关系，这既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三、郑弼武与胡代艮签订并履行《炮机租赁协议》自始至终都是以其个人名义进行的，在龙岗区人民法院（2012）刑初字第2654号案件档案复印资料中，郑弼武也多次讲述系其个人与胡代艮签订的《炮机租赁协议》，定金支付也是由其个人支付。郑弼武在刑事案卷询问笔录中也多次承认是与胡代艮签订的《炮机租赁协议》，是郑弼武支付给其定金。《炮机租赁协议》内容约定在大年初一凌晨在市场无人的时候实施强行拆除建筑物，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是违法行为。该《炮机租赁协议》应确认为无效。且胡代艮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他们的租金高达15万元，远远高于市场价格，按照其提供的评估鉴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是远高于他们约定的价格，这个价格说明胡代艮本人也是认识到这个行为是涉及违法的。因此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认为郑弼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应全部驳回。商鼎公司辩称：一、郑弼武上诉请求中的一、二、三项均是系替胡代艮在主张权益，其缺乏合法的依据，在本案的诉讼中，郑弼武是被告，其权益与胡代艮的权益是冲突的，但是郑弼武在表达上诉请求时，却替代胡代艮在进行权益主张。其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请求全部予以驳回。二、郑弼武在上诉中陈述的理由是其代表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与胡代艮签订了《炮机租赁协议》，缺少事实依据。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从来没有授权郑弼武签订《炮机租赁协议》，也没有授权郑弼武履行《拆迁合同》，且租赁合同的签订不需要任何资质，可以由个人所为，而且从刑事案件笔录及对胡代艮、郑弼武的询问笔录中均有两人陈述了如下内容：胡代艮与郑弼武之间彼此清楚自己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是谁，且租赁合同中的履行及定金支付均由郑弼武完成，且郑弼武从事强拆事先与胡代艮进行了协商和沟通，这在郑弼武的询问笔录中有清楚记载。所以胡代艮事先清楚本案是违法强拆，但还积极参与，与郑弼武签订租赁合同，提供强拆器械，带有明显的与郑弼武事先通谋，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特征。且该租赁协议上记载的租金一天高达15万元，而按照胡代艮一方提供的评估报告显示，当时的市场价八台机械也仅需要一天一万元的租金。这种租金明显不符合常理的，高出市场价格的情形也显然是胡代艮在追求高利润之下的一种以损害他人利益的违法行为，所以该租赁合同应否定其效力。三、郑弼武的上诉中陈述租赁协议时，郑弼武向胡代艮出示了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属于主观臆断行为，且该授权委托书的来源及目的，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已经陈述清楚，在此不再赘述。四、郑弼武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的挂靠关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挂靠关系承担责任只适用于建工合同纠纷，而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租赁本身不需要任何资质要求。郑弼武在上诉状中陈述的是基于侵权在主张，侵权的诉讼在龙岗区法院已经审结并且判决生效。其他意见同对胡代艮上诉状的答辩意见。邦兆公司辩称：邦兆公司的答辩意见同对胡代艮上诉状的答辩意见，另补充如下：一、赖惠强不是邦兆公司的工作人员。二、邦兆公司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的《拆迁合同》中明确要求必须合法拆迁，郑弼武关于邦兆公司指令强拆没有事实根据。三、郑弼武在上诉状中所依据的事实是基于侵权法律关系，而这个主张在(2014)深龙法民三初字第83号已经被法院驳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郑弼武的全部上诉请求。胡代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郑弼武支付剩余租赁费11万元；2.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郑弼武赔偿胡代艮损失3271800元、评估费17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1年12月20日，邦兆公司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拆迁合同》，约定邦兆公司以承包方式全权委托金银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处理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的“龙广街市商业楼”（又称布吉综合市场）各商户搬迁费用的补偿事宜及整栋楼体的拆除工程，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合同期限内必须妥善处理好各商户的搬迁事宜，不得用任何手段胁迫商户强行拆除楼体，必须投入6台2**功率以上的大炮机将整栋楼体三层全部拆除，工程期限为90天，即2011年12月20日至2012年3月20日止，邦兆公司支付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468万元全包，合同签订五日内应先支付1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拆除工程全部结束并经验收合格10天内付清余款。案外人余思源、上诉人郑弼武分别代表邦兆公司、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合同上签字，双方亦盖章确认。后郑弼武与案外人赖惠强等人商定在2012年1月23日凌晨2时开始拆迁。二、2011年12月30日，郑弼武（作为甲方）与胡代艮（作为乙方）签订《炮机租赁协议》，约定甲方租用乙方炮机200型4台、高炮2台、拖机6台，于2012年1月22日（农历年二十九）早上开始至2012年1月23日（农历大年初一）凌晨五时止，甲方合计支付乙方150000元，在签订协议时预付40000元，乙方必须保证所有机械于2012年1月22日早上拖至甲方指定地点，乙方机械进场后，甲方必须保证乙方机械不受外界因素的损坏和扣押，如出现外界因素损坏和扣押，甲方负责乙方的所有损失，进场后按甲方指定拆除物，乙方机械拆除后的一切责任由甲方负责，乙方机械进到甲方指定位置，甲方应将协议总款付给乙万。三、2012年1月22日晚，胡代艮按郑弼武的要求将12台机械驶至布吉综合市场，郑弼武通过案外人召集数百人对该市场进行强拆，部分商铺的经营者闻讯后到现场阻止拆除，与现场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部分经营者被打伤，市场的出入口等部位坍塌，市场内商铺的大量物品被毁坏，龙岗区布吉派出所接警后组织大批警力到迗现场阻止拆除，并将包括郑弼武在内等现场人员抓获，扣押了胡代艮提供的机械12台。2012年3月19日，布吉派出所将该十二台机械分别发还包括胡代艮在内的权利人。四、经两级法院审理，认定郑弼武、赖惠强、余思源等人在大年初一凌晨趁市场商铺无人实施强拆，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且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本院作出（2012)深中法刑二中字第78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郑弼武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赖惠强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蜀，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余思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五、胡代艮出租的十二台机械分别由七人购买，其中两台斗山牌挖掘机、一台卡特挖掘机属于胡代艮，一台拖车、一台挂车属于案外人梅书用，一台加藤挖掘机属于林锦棠，一台三一挖掘机属于王波，一台斗山牌挖掘机属于王德奎，一台拖车、一套挂车属于姜国清，一台拖车、一套挂车属于谢国强。上述七人出具《声明书》，表示涉案十二台机械是于2011年12月20日由胡代艮统一出租、管理，相关权利人于2012年3月19日到公安机关领回，十二台机械在该期间所产生的收益、损失等所有事项均由胡代艮代为主张。六、因本案纠纷，胡代艮曾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在该案诉讼中，胡代艮主张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计算涉案机械被扣押57天的停产停业损失，但当时胡代艮、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郑弼武均未提出评估申请。该院向深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查询是否编制挖掘机、拖车租赁指导价格标准，该管理站复函称2012年2、3月没有发布上述相关机械的租赁价格。经该院释明本案存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胡代艮坚持请求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郑弼武承担侵权责任。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龙法民三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该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即一般侵权之诉，胡代艮以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郑弼武实施强拆行为导致其机械被公安机关扣押发生停产停业损失为由提起诉请，理应对于讼争侵权责任的四项构成要件即侵害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承担举证责任。首先，胡代艮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郑弼武共同实施了强拆行为，即便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郑弼武共同实施了强拆行为，其损害的是被拆房屋使用人的财产，未直接损害胡代艮的机械，并非胡代艮主张的机械停产停业损失的直接侵害行为。其次，本案实际导致胡代艮机械无法使用的直接原因系公安机关的扣押行为，该行为系行政机关的正常执法行为，没有证据显示其违法。再次，胡代艮对其损失的具体数额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胡代艮要求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郑弼武连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侵权责任承担的构成要件，不予支持。胡代艮对其主张的损失赔偿，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据此，判决驳回胡代艮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之后，胡代艮、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郑弼武均未上诉，判决生效。七、2014年8月21日，胡代艮以租赁合同的法律关系性质对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因本案的审理结果与郑弼武有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依法追加郑弼武为本案被告。在诉讼期间，因郑弼武关押地址不详，导致诉讼活动无法进行，故本案中止诉讼。后因郑弼武刑满释放，一审法院根据胡代艮的申请恢复了本案的审理。在审理过程中，郑弼武经一审法院法传唤未到庭参与本案诉讼。八、在本案审理中，胡代艮提出了鉴定申请，要求对涉案被扣押的设备在扣压期间的损失进行物价评估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多方委托，无相关鉴定单位有条件对上述事项进行评估。2016年4月21日，胡代艮自行委托深圳市鹏建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结论为，评估基准日2012年3月19日，胡代艮委估的工程机械租赁费用损失价值的评估结果为589000元。其中，斗山215炮机三台的租金损失为228000元，加腾1450高炮一台租金损失为114000元，卡特200B炮机一台租金损失76000元，东风柳汽乘龙270拖车一台租金损失57000元，解放奥威320拖车一台租金损失57000元，华凌290拖车一台租金损失57000元。因该评估，胡代艮支出评估费用17000元。同时，对其中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郑弼武租赁的三一牌SY465C设备，因产权人对本案评估有异议，故在本案中胡代艮撤回相应的起诉，表示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鉴于胡代艮、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邦兆公司、郑弼武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存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的规定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当一个请求权达到目的后，另一个未经行使的请求权也随之消灭，但当事人任何一个请求权因超过诉讼时效或败诉等原因导致未能实现的，另一个请求权如果没有因为其他原因消灭的，则仍然存在，当事人仍可基于另一请求权提起诉讼。据此，胡代艮虽在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因本案纠纷以侵权的法律关系性质提起诉讼，并因举证不足被驳回诉讼请求，从而使侵权的请求权消灭，但并不因此导致胡代艮基于合同而要求合同相对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权消灭，故胡代艮以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依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在本案中，胡代艮与郑弼武签订的《炮机租赁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在合同履行中，胡代艮依约交付了租赁设备，故胡代艮要求郑弼武承担支付合同约定租金义务，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郑弼武将上列设备用于故意毁坏他人财物，导致设备被公安机关依法查扣，郑弼武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胡代艮损失。因设备的查扣，造成胡代艮设备无法投入使用，故可参考市场指导租金标准确定上列损失。对于设备的损失额，胡代艮自行委托深圳市鹏建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并对损失额进行了评估。该报告虽系胡代艮自行委托，但由于该评估单位有评估资质，评估方法得当，评估的内容也没有证据证明失实，故一审法院予以作为确定胡代艮损失的参考证据。鉴于胡代艮在实际出租设备之时，会导致设备折旧等其他额外支出，且是否存在出租机会具有偶然性，故一审法院依上列报告结论的80%确定胡代艮损失。胡代艮因评估支出评估费用17000元，胡代艮要求郑弼武赔偿，因该支出系查明本案事实所需支出，故一审法院亦予支持。同时，胡代艮要求按《炮机租赁协议》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损失，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本案系合同纠纷案件，邦兆公司非与胡代艮建立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故不承担本案合同责任。郑弼武在完成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的“龙广街市商业楼”（又称布吉综合市场）各商户搬迁费用的补偿事宜及整栋楼体的拆除工程之时，虽挂靠金锒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的《拆迁合同》，但在与胡代艮签订《炮机租赁协议》之时，并没有以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名义，而系以其个人名义与胡代艮签订合同，故与胡代艮建立合同关系的是郑弼武，而非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在该协议当中，通篇并无体现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字眼。同时，在签订《炮机租赁协议》之时，胡代艮虽审查了邦兆公司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拆迁合同》，但该审查仅能证明胡代艮为确保交易安全所为的行为，并不能改变郑弼武合同主体地位；胡代艮对该合同的审查，亦不足以证明郑弼武与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之间构成表见代理。另，在本院作出（2012)深中法刑二终字第781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郑弼武在实施故意损害财物罪之时，系个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亦佐证与胡代艮建立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系郑弼武，而非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综上，胡代艮对邦兆公司、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商鼎公司提出本案诉求，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郑弼武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胡代艮租金11万元。二、郑弼武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代艮损失471200元。三、郑弼武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胡代艮评估费17000元。四、驳回胡代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3854元，由胡代艮承担23854元，郑弼武承担100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所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及诉讼请求进行。本案中，胡代艮以相关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为由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本案系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之一是如何认定合同主体。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则之一，主要是指除另有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外，合同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胡代艮所主张的涉案合同系其与郑弼武于2011年12月30日签订的《炮机租赁协议》，该协议签订主体系胡代艮与郑弼武，并未涉及其他民事主体，而且从其内容上看，并未体现其他民事主体的合同权利和义务；胡代艮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声明书》载明“机械在2011年12月30日由胡代艮统一出租给郑弼武进行相应管理”，可以证明胡代艮作为合同主体之一理应明确知悉其合同相对方系郑弼武而非其他民事主体；胡代艮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合同实际履行中，有其他民事主体向其主张合同权利或履行合同义务；本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深中法刑二终字第781号刑事判决中亦认定郑弼武实施的故意损害财物罪的行为系个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述《炮机租赁协议》的合同主体系胡代艮与郑弼武并无不当。郑弼武和胡代艮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胡代艮还主张邦兆公司系事实共同租赁人，但这与上述合同文义所显合同主体不符，且拆迁等另一法律行为与租赁法律行为本身并不具有等同性，也不能指向同一法律后果，即使在拆迁工作中存在合作行为，也不能当然视为共同租赁涉案设备，胡代艮的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胡代艮还主张，郑弼武签订涉案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至少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金银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但是，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之一系合同主体认知合同相对方系被代理人，而从胡代艮签订的涉案协议书以及出具的上述《声明书》可知，其对于合同相对方系郑弼武是明知的，胡代艮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涉案租赁设备财产损失额的认定问题。胡代艮应就其实际损失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采信胡代艮自行委托相关评估机构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综合考虑实际出租之时的设备折旧以及商业行为的偶然性等实际经营中必然存在的诸多因素，酌定按上述《资产评估报告》所载资产价值的80%确定胡代艮的实际损失额，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本院不再予以调整。综上，胡代艮、郑弼武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8784元，由上诉人胡代艮负担19002元，由上诉人郑弼武负担978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程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东静（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