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9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 诉讼代表人杜明，清算小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炳洪、沈汇丰，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改革月报》杂志社，，住所地杭州市省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章荣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司马渡巷****iv> 法定代表人黄仲平。 原审第三人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管理中心，住所地杭，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平海路**v> 法定代表人盛夏，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琦、陈妍，员工。 原审第三人浙江省对外服务公司，住所地杭州，住所地杭州市中河中路**《改革月报》大楼**> 法定代表人戚燕，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传涵、何晓勇，员工。 上诉人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之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改革月报》杂志社（以下简称杂志社）、杭州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2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993年，经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批准，同意由杂志社等多家单位联建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1994年，经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意，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整体改组成立之江公司，并由之江公司组建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1996年，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将大楼地下防空层自行测量划分了14个停车位。1997年，经杂志社申请，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意，将案涉大楼的部分产权进行分配并办理了相应的所有权登记。之江公司起诉要求确认编号为2、5、7、8、9、13、14号车位的使用、收益等所有权益由其享有，上述车位目前分别由第三人产权登记管理中心、对外服务公司使用。具体事实如下：一、案涉大楼情况。1993年10月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浙经体改[1993]99号文件《关于同意建立“浙江交易大楼”筹备处的批复》“你社（杂志社）关于建立‘浙江交易大楼’筹备处的来文收悉。经研究，同意由《改革月报》杂志社、浙江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浙江高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航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组建‘浙江交易大楼’（暂定名）筹备处……由杜明同志任筹备处组长。”1993年12月31日，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浙计经建[1993]1482号《关于建设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的批复》“浙江体改（1993）115号文收悉。同意浙江省经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改革月报》杂志社等单位联建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所需资金由联建单位自筹解决。……”1993年12月至1996年“浙江交易大楼筹备处”（甲方）与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等十余家单位签订联建“浙江交易大楼”合同书，约定甲方提供建房用地、办理乙方房产手续等，乙方按约定单价及所得建筑面积投资；1997年2月之江公司、“浙江交易大楼筹备处”（甲方）与杭州市商业局（乙方）就大楼一层裙楼签订联建协议。1994年11月杭州市土地管理局向建设单位杂志社核发用途为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的杭土（94）402号建设用地许可证。1995年7月杭州市规划管理局向杂志社核发建设项目名称为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的（95）浙规建010029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995年9月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向建设单位杂志社核发（95）杭建施证0436号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1997年8月杭州市规划管理局就浙江省经济文化发展大楼向杂志社核发杭规验（97）第56号规划验收合格证。上述浙江交易大楼、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改革月报大楼均系案涉大楼。1997年5月杂志社向杭州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提交改革月报[1997]第11号《关于申请办理〈改革月报〉大楼部分楼层产权的报告》“经省体改委同意，我社《改革月报》大楼部分楼层产权分配我社下属单位：1、浙江华盟股份有限公司为一、二层全部及三层的主房。2、浙江省中兴实业有限公司为十四层西北面。3、其余楼层的产权证暂时全部作为《改革月报》杂志社的。”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上述报告上载明“情况属实”并盖章。1997年7月经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杂志社作为产权人申请了房产所有权登记。二、案涉车位情况。1996年6月6日，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向各联建单位发送《关于大楼地下室车库车位订购通知》“……大楼物业管理处受建设产权单位委托对地下室车位进行订购。……联建单位可优先安排一个车位，不前来办理手续单位，视作放弃，我处将另行安排。每个车位价为28万元人民币，使用期70年。……”并将大楼地下防空室自行测量划分了14个停车位。1997年6月10日，案涉7、8、9、13、14号车位出售给了案涉大楼的联建单位浙江华盟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月6日，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甲方）与杭州市房地产产权监理处（乙方）签订联建“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地下车库”合同，约定乙方同意每只车位250000元向甲方投资，甲方提供5号车位给乙方，该款项以联建款名义于1999年2月支付给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管处。2号车位一直未予出售。2003年8月31日，因浙江华盟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做出（2002）杭法执字第222号民事裁定，准予被执行人浙江华盟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本市改革月报大楼内的地下车库5个（车位号为：7号、8号、9号、13号、14号）及服装一批以人民币（评估价）2969780元的价格抵偿给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2004年4月30日，第三人对外服务公司拍得案涉7号、8号、9号、13号、14号车位使用权，并于同年5月12日支付了相应价款。后因14号车位的位置处于下坡拐角处，对车辆进出造成一定影响，经物业公司协调，将2号车位替代14号车位给其临时使用。三、之江公司情况。1994年3月杂志社和案外人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向“省体改委《改革月报》杂志社并章主任”提交《关于〈改革月报〉杂志社、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联建、经营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的报告》“……建议由一家负责联建大楼的经营管理活动，具体负责者为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获取利润和经营风险将按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中的股权分配而承担。”1994年4月20日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浙经体改[1994]72号《关于同意组建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组建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在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整体改组基础上，吸收自然人……公司……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施加勇等21名员工参股组建。”1994年4月23日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申请注销企业法人登记，同日之江公司申请开业登记，杂志社作为股东委派杜明等人为董事，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任命杜明为公司董事长。1994年10月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浙经体改[1994]153号《关于同意由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的批复》“……同意由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一家作为企业法人组建《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并履行有关权益。杂志社的利益和风险将以在公司的股权中体现。”1995年1月“浙江交易大楼筹备处”（甲方）与之江公司（乙方）签订联建“浙江交易大楼”合同书，约定二、三层乙方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4450元向甲方投资，计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为本大楼二、三层，投资额为8900000元（未实际出资）。2002年4月26日，案外人浙江省《改革月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清算组（甲方）与案外人浙江宝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原以4000000元出资享有的之江公司40%的股份作价500000元转让给乙方。2013年2月之江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决议解散公司，成立清算小组，推荐杜明担任组长。四、杂志社情况。2001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浙体改办发[2001]45号《关于撤销〈改革月报〉杂志社的决定》“撤销《改革月报》杂志社……对原属《改革月报》杂志社所有的房屋、汽车等资产全部划拨给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管理、使用、所有。”杂志社至今未有注销信息，各方对此均无异议。五、物业公司情况。1996年5月，《改革月报》杂志社、之江公司共同发文，成立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负责大楼物业管理工作。1997年5月19日，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筹备处（作为甲方）与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的物业管理工作由乙方负责展开；要尽快组建成立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在新的物业管理公司正式成立前，乙方全面负责大楼正常运转，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在新的物业管理公司成立后，乙方责任、权益，均由新的物业公司顺延。1998年1月，《改革月报》杂志社与浙江省中兴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华盟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筹划组建杭州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同年1月25日，《改革月报》杂志社发文任命黄仲平担任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文中、姜梦象担任改革月报大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3月25日，物业公司成立。六、第三人产权登记管理中心情况。杭州市房地产产权监理处通过投资方式参与联建“浙江交易大楼”。2002年1月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杭编[2002]2号《关于同意杭州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和杭州市房地产产权监理处合并的批复》“……同意杭州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和杭州市房地产产权监理处合并，合并后单位名称为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管理中心……”案涉5号车位一直由第三人产权登记管理中心使用。 之江公司一审诉讼请求：确认改革月报大楼地下室车库14个车位中编号为2、5、7、8、9、13、14共7个车位属于原告所有。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之江公司主张改革月报大楼地下一层编号为2、5、7、8、9、13、14号7个车位的使用、收益等所有权益由其享有，但其提交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其对案涉车位享有上述权益。同时，从案涉车位的实际状况而言，第三人产权登记管理中心、对外服务公司均通过合法的途径分别取得了改革月报大楼地下室车库编号为5、7、8、9、13、14号车位的使用权。之江公司主张上述车位的使用、收益等所有权益已不具可能性，故之江公司相应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诉讼请求。预收案件受理费6760元，实际收取80元，由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原审法院申请退费。 宣判后，之江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改革月报大楼地下一层编号为2、5、7、8、9、13、14号7个车位的使用、收益等所有权益由其享有，但其提交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其对案涉车位享有上述权益”存在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在查明上诉人对大楼享有权益的事实情况下，认为上诉人对大楼案涉车位（含已售车位和未售车位）不享有权益，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诉人对改革月报大楼享有权益是取得了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称“体改委”）的批准、也取得了杂志社同意。因此，根据物权法规定，在上诉人对改革月报大楼享有权益的情况下，上诉人理应对大楼的车位享有权益。案涉车位中既存在已售车位（车位编号5、7、8、9、13、14），又存在未售车位（车位编号2）。一审法院在查明大楼由上诉人组建，上诉人对大楼享有权益的事实情况下，认为上诉人对大楼案涉车位（含已售车位和未售车位）不享有权益，显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审理中对大楼筹备处与大楼物业处均隶属上诉人，其经济活动应纳入上诉人的财务账项中存在较大争议，但一审法院未对此进行判断，导致无法确定大楼（含车位）的权益归属，错误地认为上诉人对大楼（含车位）不享有权益，从而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开庭审理中，法庭聚焦争议的是“大楼筹备处、大楼物业处是隶属杂志社还是隶属之江公司”，这两个机构所属关系厘清，大楼车位权益归谁则厘清。但杂志社未出庭抗辩，物业公司抗辩称这两个机构是杂志社下属机构。对此，上诉人举示了大量具有较强证明力的证据以证明大楼筹备处、大楼物业处隶属于上诉人，但一审法院均未在判决书中对是否采信该等证据进行说理，也未对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定。首先，关于大楼筹备处，上诉人提交了（2000）杭刑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书、（1999）上房初字第××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该两份判决书中确认，大楼筹备处不是法人单位，不能独立承担责任，其以上诉人名义对外行使权利，承担义务。且该刑事判决中认为，凡涉大楼资产处置必须经之江公司董事会同意违者违法：该民事判决及庭审笔录中载明，被上诉人杂志社承认“我单位与原告（即大楼债权人）并无经济上往来”，认为对大楼筹备处的债务“应由第三被告（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对此未在判决书中予以认定。其次，关于大楼物业管理处，大楼全部车位系由大楼物业处代为销售，大楼物业处经浙江省审计厅审计确认应纳入上诉人的财务账项，且认为大楼隶属于上诉人，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大楼案涉车位不享有权益，推翻了浙江省审计厅已做出的审计意见书，显属认定事实错误。因浙江省人民政府认为改革月报集团存在严重问题，遂指示浙江省审计厅对杂志社及改革月报集团公司下属单位依法进行全面审计，因此，浙江省审计厅对上诉人进行了审计，并做出浙审行意（2001）39号审计意见书。意见书中明确载明“浙江交易大楼，又称浙江经济文化大楼，隶属于之江公司”，“浙江交易大楼物业管理处，主要从事代交易大楼办理联建单位的房产证款及建设通讯费等经济业务，应纳入之江公司财务账项”，“对以上账外账，你公司应抓紧进行浙江交易大楼工程竣工决算工作，并尽快进行清理，清理过程中应注意避免资产流失”。但在一审中，对上诉人提交的浙江省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浙审行意（2001）39号审计意见书等证据材料证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均未在判决书中对是否采信进行说理，也未予以认定。实际上，该份审计意见书的效力自作出起从未被任何一方提出异议。因此，其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未对该份证据中已确认的内容（大楼隶属于上诉人、上诉人对大楼享有权益、大楼物业处要纳入上诉人财务账项）予以认定，反而在该份审计意见书已做出的情况下，无视审计意见书的存在，推翻了审计意见书确定的内容，显属认定事实错误。（3）上诉人为证明对案涉车位享有权益，提交了大量证据，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不仅未确认该等证据证明的事实是否存在、未说明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未说明不采信证据的理由，更未对判决结论的形成进行说理，仅以一句结论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对案涉车位享有权益，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上诉人取得案涉大楼权益（含车位）系经体改委批准，被上诉人杂志社同意，对此上诉人提交了体改委做出的“关于同意由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的批复”、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杂志社向体改委提交的“关于《改革月报》杂志社、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联建、经营省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的报告”。该两份证据一份为被上诉人杂志社的主管部门的批复、一份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杂志社共同做出，应当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其次，案涉大楼事实上也由上诉人进行组建，对此，上诉人提交了经济合同鉴证书、工程结算发票、付款清单、银行借款清单，提交了（1999）上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及（2001）杭上法执字第1186号执行通知书。上述证据证明了上诉人履行了组建大楼的义务，且经生效判决书确认，上诉人为组建大楼承担并履行了相应的债务。再次，大楼物业处是代上诉人销售车位，且之前销售7个车位的款项也实际付给上诉人，对此，上诉人提交了时任大楼物业处主任吴鼎兴出具的“关于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代售车位证明”、且吴鼎兴就该内容经法院传唤也于2018年6月20日开庭时作证，并接受了法庭询问。故，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享有案涉车位的使用、收益等所有权益。2、一审法院认为“从案涉车位的实际状况而言，第三人产权登记管理中心、对外服务公司均通过合法的途径分别取得了改革月报大楼地下室车库编号为5、7、8、9、13、14号车位的使用权。上诉人主张上述车位的使用、收益等所有权益已不具可能性”存在事实错误。（1）案涉2号车位并未销售，上诉人主张2号车位的使用、收益等所有权益具有可能性，一审法院漏判了2号车位，显属事实认定错误。案涉车位共计7个，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案涉7、8、9、13、14号车位系由第三人浙江省对外服务公司取得，5号车位由第三人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管理中心取得，而2号车位一直未予出售。一审漏判了2号车位，2号车位并无第三人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情况。因此，上诉人主张2号车位的使用、收益等所有权益完全可以实现，一审漏判2号车位的情况，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其他六个车位即使已经销售，但上诉人主张已售车位的收益归上诉人所有是可以实现的，一审法院认为不具可能性，显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起诉杂志社和物业公司，所请求确认的是杂志社和杭物业公司在出售车位时，案涉车位的使用、收益等所有权益的 归属。一审法院以第三人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案涉车位为由，认为上诉人的主张不具可能性，属于对上诉人请求的误解。上诉人所主张权益的对象一直指向两被上诉人，而非两第三人。故，案涉其他六个车位虽已经销售，但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物业公司移交代理的资产和账目均遭拒。根据浙审行意[2001]39号审计意见书，被上诉人物业公司是代上诉人销售车位，其只是受托人，不是权利人，其应当在收到销售车位的款项后付至上诉人处。且实际上大楼车位共计14个，前7个车位销售后，大楼物业管理处也确与上诉人结清了款项。换言之，如上诉人对大楼车位不享有权益，那么被上诉人杂志社或被上诉人物业公司，应当向上诉人主张前期已售7个车位的销售款项，且被上诉人杂志社属事业单位，如其认为上诉人取得已售7个车位的销售款项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也必须要求上诉人返还，否则存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但正因为两被上诉人明确知道上诉人对大楼享有权益，所以两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前期已售7个车位的销售款项。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物业公司主张案涉已售车位的收益等所有权益完全可以实现，一审法院认为不具可能性，显属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判决中未按规定说明事实认定的结果、认定的理由及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造成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裁判文书正文的事实部分中规定“10.认定的事实，应当重点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展开。按照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根据审查认定的证据有无证明力、证明力大小，对待证事实存在与否进行认定。要说明事实认定的结果、认定的理由以及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四条规定“裁判文书中对证据的认定，应当结合诉讼各方举证质证以及法庭调查核实证据等情况，……阐明证据采纳和采信的理由。”对此，一审判决书中并未就证据证明力、证据的采信情况等进行说明。上诉人认为，这一情况也是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原因之一。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双方当事人均应对自己的主张加以举证，但仅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证据不足的不利后果。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我国采取的是法律要件分类说中规范说的理论，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具有法定性，法官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在对民事实体法规范进行类别分析的基础上，识别权利发生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权利限制规范和妨碍规范，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举证责任的负担。回到本案中，上诉人作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根据第九十一条规定仅需对享有案涉车位使用、收益等所有权益存在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的核心焦点，应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杂志社间对大楼（含车位）权益是否存在及存在何种约定。上诉人现已就与被上诉人杂志社之间就大楼（含车位）的权益存在约定的事实进行了充分举证（上诉人取得大楼的权益取得了被上诉人杂志社的同意，双方明确大楼由上诉人组建，并履行有关权益。杂志社的利益和风险在上诉人的股权中体现，且上诉人事实履行了组建大楼的义务），且由浙江省审计厅出具的审计意见、已生效的判决等上诉人提交的多份证据予以确定。如被上诉人杂志社认为该等法律关系已变更、消灭的，其应就变更、消灭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其不能举证或举证不足的，则应承担不能证明的不利后果。但杂志社从未提交答辩意见，也未出庭举证、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官应就上诉人所陈述的双方间存在对大楼（含车位）约定的事实，在向被上诉人杂志社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做出判断，如被上诉人杂志社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应视为对上诉人所述事实的承认。被上诉人杂志社如认为上诉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应当履行自己的权利，且其作为事业单位更应当积极履行权利，维护国有资产。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当事人，现被上诉人杂志社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未对法律关系是否变更、消灭提出主张，也未对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基本事实进行举证。故，被上诉人杂志社应当根据法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承担未能证明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不利后果。上诉人已经承担法定的应承担的举证证明责任，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杂志社就大楼（含车位）的权益存在约定。因此，一审法院未按法定的举证证明责任分配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地将本应由被上诉人杂志社承担的证明责任，违法分配给上诉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综上，请求二审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物业公司辩称：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杂志社是改革月报大楼投资建设的主体。改革月报大楼是由杂志社提供建设用地作为投入，并牵头召集13家联建单位出资4011万元建造的联建大楼。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是一家由改革月报杂志社投资50万元的从事贸易经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杜明因担任改革月报杂志社分管经营的副社长，而被浙江省体改委和改革月报杂志社委派到改革月报大楼经营管理平台公司一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和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筹备处担任负责人，属于组织上的职务委派行为。1993年12月，在省体改委的召集下，大楼筹备处联建资金筹措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分管大楼筹建工作的杜明见有利可图，开始私心膨胀，于1994年4月打着增资扩股的名义采取隐瞒和欺骗手段，骗取了省体改委和改革 月报杂志社个别主要领导的同意（见杜明刑事案卷、章荣高询问笔录），组建了由杜明丈母娘担任法人的私营企业，香港利益关联人蔡天护担任法人的香港玉龙置业公司等没有实际投资的白手套作为股东，组成的了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先拥有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公司100%股份的改革月报杂志社，在新公司被稀释到只有40%股份，并且还对新公司负有400万元债务。而之江公司由杜明实际控制。该行为事后被省体改委和杂志社领导察觉，于1997年5月6日召开了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上公司主管部门省体改委党组成员、纪检书记王余照通报了之江公司董事长杜明涉嫌经济犯罪，被有关部门查处：公司在杜明实际控制期间，公司股权变动混乱；对未经工商登记的公司股权变动不予承认的态度。这等于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靠虚假股东，虚假增资，骗取省体改委下发的浙经体改（1994）72号和浙经体改（1994）153号文件。因为执行153号文件的前提是所有股东必须身份真实，切实履行了出资义务。而杜明用虚假出资白手套股东，套取国有资产的企图，理所当然要遭到省体改委的拒绝。上诉人既未提供建设用地，也没有支付过联建款项，却想主张其根本没有资格主张的房产和车位，其必然会被法院驳回。2、大楼筹备处是杂志社的下属机构。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从主管部门发文，杂志社提供其经营票据；税务部门税费交纳等三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大楼筹备处是杂志社下属部门的事实。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3-7证据：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也自证了大楼筹备不是上诉人的下属机构。该合同在签字盖章处清楚明白地标明，上诉人只是委托代理方。而非其自称的是大楼筹备处的上级主管部门。另外，1995年1月大楼筹备处与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一份联建合同，也从侧面证明了大楼筹备处不是上诉人的下属机构。除了合同中表明的甲、乙方关系外，合同书约定：甲方提供建设用地，负责项目的立项、审批，交纳各种规费，办理乙方房产手续。上述约定，上诉人一项也没有履行。而最终完成上述约定的恰恰是大楼筹备处的上级主管部门杂志社。还有大楼筹备处组长杜明，大楼筹备处总工程师陈文中等主要骨干的人事、组织关系，档案材料等均存放在杂志社人事部，而不是之江公司。尽管事实已经十分清楚，但上诉人还是不停地狡辩称大楼筹备处是其下属机构。其实质原因，就是上诉人十分清楚之江公司是个没有钱的空壳公司。杜明就是利用又担任之江公司董事长，又担任大楼筹备处组长的职务便利，挪用大楼筹备处的联建款，通过之江公司这个资金中转平台，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孙公司，异地买房，占用和挥霍联建款，造成大楼筹备处无钱支付基建尾款和工程设备款，而被迫陷入以房产抵债的困境。而之江公司则更是以累计亏损1267.74万元成为资不抵债的负资产公司。3、第三人取得车位手续合理合法。本案中上诉人要求确权的车位处置，发生在杜明涉案被拘期间。处理给华盟公司5个车位事项，也是由杂志社领导协调的结果。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没有一个公司会花这么多钱去买几个车位闲置着，而当时华盟公司车子全部加起来也没有五辆。但大楼设备拖欠款却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改革月报大楼的正常经营。所以，杂志社领导才出面协调让华盟买下。车位款也主要用于处理应急的改革月报大楼工程设备款的支付和之江公司员工工资的发放。虽然在操作上由物业管理处出面，但资金的安排和调度权限，均由之江公司总经理掌控（实质上是之江公司自己处置的）。99年1月6日处置给杭州市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车位，也是经之江公司整顿领导小组沈善钦同意，并报杂志社章荣高主任批准，所得款项用于处理消防设备款支付和消防工程验收。也就是说这些车位的处置，本身就是当时之江公司自己处置的，处置的费用也用于处理之江公司遗留下来的烂尾事宜。现在时隔20年，杜明却拿出来说事，于情于理都必然遭到法院的驳回。4、上诉人根本就不具备诉讼和上诉的主体资格。根据杭州市工商登记在册的信息表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为傅训泽。上诉人在其法定代表人傅训泽未能出庭，且未授权的情况下，杜明不能代表上诉人发表意见。杜明所取得的上诉人清算小组组长的身份是非法的。既没有经过合法的股东大会投票表决，也没有在企业的主管部门或工商管理局登记备案。其在2013年3月22日召开所谓的股东代表大会已被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是由已经不存在的主体注销股东和虚假股东组成，其组成的清算组不但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上诉人诉讼的请求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上诉人的主体身份也不符合法律法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产权登记管理中心辩称：一、上诉人主张其对案涉车位的所有权依据不足。经查房产登记系统，改革月报大楼坐落于，房屋初始登记的权利人为杂志社，《浙江省建设用地使用许可证》、《杭州市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验收合格证》上的建设单位均为《改革月报》杂志社，上述材料表明杂志社系改革月报大楼的合法建造者。上诉人仅凭浙经体改[1994]153号等文件主张其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明显不符合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上诉人要求主张对案涉车位的所有权没有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二、产权登记管理中心系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地下车库的所有权人。1998年1月6日，杭州市房地产产权监理处与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物业管理处签订了购买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5#地下车库，并支付了车位的对价款25万元。2002年1月7日杭州市房地产产权监理处与杭州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合并成立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管理中心，也即本案第三人。产权登记管理中心通过合法方式购买并支付对价，且自购买以来一直占有使用案涉车位，因此系案涉车位的所有权人。综上，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对外服务公司辩称：对外服务公司通过投资方式参与联建“浙江交易大楼”，后又于2004年4月30日，以竞价拍卖方式于浙江中财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得改革月报大楼地下室车库第7.8.9.13.14号等五个车位的使用权，并于同年5月12日支付相应对价26万元及拍卖佣金15000元。对外服务公司通过合法拍卖方式获取上述五个车位的使用权，至今为止一直在正常使用，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杂志社未作答辩。 二审中，之江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0]浙法刑终字第222号，欲证明生效判决书、裁定书均认定动用大楼资金须“经之江公司董事会同意”违者违法；大楼筹备处隶属上诉人；刑事裁定书中对动用大楼资产的认定事实与本案审查大楼资产包括7个车位使用收益，归属事实一致。2、联建“浙江经济文化发展大楼地下车库”合同1998.1.6，欲证明被上诉人以物业处（上诉人名义）售出5号车位，物业处代收款25万，并未与上诉人结账的事实。这也直接证实了7个车位的使用、收益归属上诉人。3、《关于改革月报集团公司等单位清理整顿情况及遗留问题的汇报》，欲证明改革月报杂志社撤销未注销是因为大楼存在遗留问题，为了解决大楼的债权债务和遗留问题而未注销，保留了处置大楼遗留问题的责任和权利，这与驳回传唤被告改革月报杂志社并让章荣高到庭参加法庭调查的申请相悖。改革月报杂志社未到庭，无法查清事实。正如被上诉人物业公司所发表的辩解，没有一个证据证明改革月报杂志社是建造大楼的经营主体，是权利所有者。因此，传唤杂志社是本案程序中的关键。 杂志社、物业公司、产权登记管理中心、对外服务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之江公司提交的证据，物业公司、产权登记管理中心、对外服务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是省高院的刑事裁定书一审中，杜明还提交了市中院（2000）杭刑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书，这两份证据除了证明杜明在担任浙江公司董事长和大楼筹备组组长等履行工作期间，贪污、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外，还证明了杜明在取保候审期间，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惩罚，与他人串供、教唆他人，伪造证据，企图用虚假证据来掩盖其犯罪的犯罪事实。对司法机关做出的公文含义的解释权应该由作出该公文的司法机关或上级司法机关做出才能显示公正和本意，而不得由犯罪当事人的断章取义，未经之江公司董事会同意，挪用公款本意是指杜明根本不把旁人放在眼里的独断专行性格。但是在杜明断章取义的解释下，却变成了大楼筹备处之间，公司的下设机构完全无视大楼筹备处，但负责人和主要骨干人事关系组织关系档案材料等，均在杂志社、人事部门大楼筹备处，是杂志社下属机构的最好证明的事实。证据2三性无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一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该车位的处置是经杂志社领导同意，且也经过了资金公司整顿领导小组组长同意，处置所得费用也都是用在改革月报大楼筹建遗留下来的善后事宜作为改革月报大楼建设主体。杂志社有权处置自己的资产。而由虚假股东组成的，没有实际投入的空壳代理公司，之江公司根本无权处置大楼的房产和车位。证据3，这份证据过了举证期限，改革月报杂志社撤销这里都是有文件的。省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体改委办公室文件2001415号就撤销了，2004年把遗留的问题一并处理，包括把借条也全部处理光了。实际上改革月报杂志社的状态的话，是名存实亡。本院认证意见：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之江公司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上诉请求确认其对改革月报大楼地下一层编号为2、5、7、8、9、13、14的车位权益，故之江公司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本案一、二审之江公司提交的证据，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尚不足以证明之江公司对案涉车位享有使用、收益等所有权益，故本院难以支持其上诉请求，原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潘云斌 书记员王贞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