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35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岘山路**-1。法定代表人：郭建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其国，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荣军，男，1960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群丽，女，196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俊，男，198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悠，女，198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大汉光武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张湾镇武坡村**/div>法定代表人：赵乐成，该公司董事长。五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合林，湖北檀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郭胖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荣军、李群丽、刘俊、吴悠、襄阳大汉光武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汉光武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2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胖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建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其国，被上诉人李群丽及其与被上诉人刘荣军、刘俊、吴悠、大汉光武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合林均接受本院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胖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245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郭胖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荣军、李群丽、刘俊、吴悠、大汉光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约定的200万元违约金，下调为100万元错误。1.由于刘荣军、刘俊、大汉光武公司逾期还款，引起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对郭胖子公司提起诉讼。该案判决书和执行法律文书均已上网，给郭胖子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名誉和信誉损失。现在各银行都不给郭胖子公司贷款，一些企业也不和郭胖子公司做生意。造成郭胖子公司经营困难、步履维艰，大量客户丢失，致使郭胖子公司企业濒临破产，损失无法估量。2.只有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才能下调违约金。刘荣军、刘俊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3.法律规定下调违约金，只是“予以适当减少”，而不是大幅度减少。4.借款本金为1600万元，违约金为200万元，占比12.5%，比例并不高，不应进行减少。二、大汉光武公司支付郭胖子公司40万元财务费用，实际上是为取得贷款，以及将贷款办到刘荣军、刘俊处，大汉光武公司所付的支出费用，该费用包干使用，一审判决在违约金中扣减错误。三、从李群丽和吴悠在《借款合同》签订的第二天，就为郭胖子公司与汉口银行襄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协议》提供抵押担保和连带责任，可知李群丽和吴悠对《借款合同》的签订是知道和同意的，应作为他们夫妻的共同借款行为。刘荣军、李群丽、刘俊、吴悠、大汉光武公司辩称，1.大汉光武公司、郭胖子公司与汉口银行三方相互串通，大汉光武公司借郭胖子公司之名向汉口银行借款，有以欺诈手段套取银行贷款之嫌，郭胖子公司因此获得40万元好处费，大汉光武公司、刘荣军、刘俊与郭胖子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合法性存在争议，因此，合同约定的200万元违约金涉嫌系非法债务。2.刘荣军、李群丽、刘俊、吴悠、大汉光武公司一审中提出合同约定的200万元信誉损失违约金过高，郭胖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数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损失依法予以酌定是正确的。3.造成汉口银行贷款逾期未还的主要原因，是汉口银行未按约定的3亿元授信额发放贷款的违约行为所致，并非大汉光武公司的过错，应由汉口银行承担相应责任。大汉光武公司以郭胖子公司的名义借款，刘荣军、李群丽、刘俊、吴悠、大汉光武公司提供了充足的担保资产，郭胖子公司不会承担多大的还款风险。汉口银行与郭胖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大汉光武公司已与资产管理公司协商，法院不会执行郭胖子公司任何财产，无论名誉上还是财产上均不会造成损失，即使造成损失，郭胖子公司明知违法仍借名给他人贷款，应当按照过错比例分担损失。4.当事人双方约定的40万元财务费用，本意是借名贷款的好处费，一审法院依据损益相抵原则予以抵扣违约金是正确的。5.李群丽、吴悠并未在借名借款合同上签字，案涉借款用于大汉光武公司建设，并未用于家庭和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李群丽、吴悠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郭胖子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郭胖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刘荣军、李群丽、刘俊、吴悠、大汉光武公司共同向郭胖子公司支付赔偿款（违约金）2000000元；诉讼费由刘荣军、李群丽、刘俊、吴悠、大汉光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8日，以郭胖子公司作为甲方，刘荣军、刘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合同内容是：“一、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16000000元，借款时间为一年，从2014年9月24日至2015年9月23日止。借款利息乙方于每月日之前付到甲方指定账户。（襄阳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开设在汉口银行襄阳支行的账号为61×××61的账户）借款利率按甲方向汉口银行襄阳支行贷款利率执行，合同签订之日，乙方一次性支付财务费用肆拾万元人民币给甲方。其款项从甲方向乙方借款中扣除。二、违约责任的执行：（一）借款到期，乙方若未按期还款或履行期间未按月支付借款利息造成银行贷款违约，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费用均由乙方承担。除还清所欠借款之外，另赔偿人民币2000000元给甲方，作为企业信用失信之补偿。（二）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处置乙方向甲方担保借款的抵押物。乙方应无条件的同意将其抵押物资产直接交予银行处理，并配合办理资产产权的移交手续，财产处置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三、借款时间：以甲方将资金汇入乙方账户日期为准，若此次借款不成立，甲方随时退还所收款项400000元人民币给乙方。”合同还约定其他事项。合同尾部落款处由甲方加盖“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印章，乙方由刘荣军和刘俊签字，“乙方担保人盖章处”加盖“襄阳大汉光武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双方合同中叙写的“汉口银行襄阳支行”系误写，应为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的简称“汉口银行襄阳分行”。上述《借款合同》签订后，2014年9月19日，汉口银行襄阳分行与郭胖子公司签订编号为BB00021400BP《最高额融资协议》，约定：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向郭胖子公司提供最高17600000元的融资额度，融资期间从2014年9月19日至2016年9月18日；融资种类包括贷款、汇票承兑及/或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同日，汉口银行襄阳分行与吴强、张春月、刘俊、吴悠、刘荣军、李群丽签订《最高额房地产抵押合同》，合同约定：从2014年9月19日至2016年9月18日止的期间内，在人民币39600000元的最高融资余额限度内，依照汉口银行襄阳分行与债务人已经或将要签订的多个具体融资合同的约定，连续向债务人融资而形成的债权，由吴强、张春月以其名下位于襄城区环城路1号古襄阳商都1幢1层101号商业房地产（房屋面积：705.32平方米，证号：襄樊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土地面积：129.01平方米，证号：襄樊国用〈2009〉第**）；刘俊、吴悠以其名下位于襄城区环城路1号古襄阳商都1幢1层102号商业房地产（房屋面积：675.49平方米，证号：襄樊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襄樊市房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平米，证号：襄樊国用〈2009〉第：襄樊国用〈2009〉第**下位于襄城区环城路1号古襄阳商都1幢1层103号商业房地产（房屋面积：744.99平方米，证号：襄樊市房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地；地面积36：襄樊市房权房房权证襄城区字第**4〉第310468001-3-：襄阳国用〈2014〉第310468001-3-1补发号有的抵押权独立于为主合同项下债权已经或将会设置的其他担保权利，汉口银行襄阳分行有权独立决定各担保权利的实现顺序，且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实现抵押权不以实现其他担保权利为前提；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汉口银行襄阳分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资信调查、检查、保险、评估、登记、鉴定、保管、提存、公证、税款等而产生的费用，以及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差旅费、财产保全费、过户费、拍卖费等所有费用）。2014年9月22日，双方分别到有权机关办理了抵押登记，权证号分别为襄阳市房他证襄城区字第××号、00××86号、00××87号和襄阳-XC他项（2014）第138号。2014年9月19日，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分别与郭建民及张永祥、郭伏新、吴强及张春月、刘俊及吴悠、刘荣军及李群丽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述五份合同分别约定由郭建民、张永祥、郭伏新、吴强、张春月、刘俊、吴悠、刘荣军、李群丽为郭胖子公司依照与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已经签订的编号为BB00021400BP的《最高额融资协议》及郭胖子公司已经或将要签订的多个具体融资合同的约定，在2014年9月19日至2016年9月18日的期间内，在17600000元的最高融资余额限度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及其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汉口银行襄阳分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资信调查、检查、保险、评估、登记、鉴定、保管、提存、公证、税款等而产生的费用，以及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差旅费、财产保全费、过户费、拍卖费等所有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2014年，汉口银行襄阳分行与郭胖子公司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同意向郭胖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本金为人民币16000000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利率为贷款发放日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30%，如贷款逾期后，对未按以上合同约定还清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按逾期利率计收罚息和复利，逾期利率为在本合同逾期时执行的利率上加收50%，并按此利率对未按以上合同的约定还清的利息计收复利。贷款的偿还方式为定期结息、一次还本，贷款的结息方式为按月结息，每月第21日为结息日。合同签订后，汉口银行襄阳分行依约向郭胖子公司贷款人民币16000000元，贷款期限为2014年9月24日至2015年9月23日，期限内月利率为6.5‰，逾期执行月利率为9.75‰。2015年9月23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所约定的贷款到期后，郭胖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截至2017年6月15日，郭胖子公司欠汉口银行襄阳分行贷款本金16000000元、利息849281.72元、罚息3286400元、复利204083.32元，合计金额为人民币20339765.04元。2017年6月8日，大汉光武公司向郭胖子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函》称：“2014年9月24日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在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贷款1600万元，现已逾期，我公司自愿承担该笔贷款的本金、利息及罚息等相关的费用的偿还，由此所产生的费用均由刘荣军和襄阳大汉光武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汉口银行襄阳分行于2017年8月3日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诉请作为被告的郭胖子公司、郭建民、张永祥、郭伏新、吴强、张春月、刘俊、吴悠、刘荣军、李群丽还本付息和承担担保责任。2017年12月22日，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6民初262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具体如下：“一、被告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6000000元、借款利息849281.72元、逾期罚息（以160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4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9.75‰计付）、复利（对2015年9月23日借款到期前的未能按约支付的利息逐月从每月21日结息日次日起按月利率6.5‰计付复利，对2015年9月24日贷款逾期后未能支付的利息849281.72元按月利率9.75‰计付复利至清偿之日止）；二、若被告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未能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上述判决主文第一项清偿义务，原告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对其享有抵押权的被告吴强、张春月抵押的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襄樊市房权房权证襄城区字第**；使用权证号：：襄樊市房权证房权房权证襄城区字第**-3-：襄樊国用〈2009〉第**市房权证房权证襄城区字第**；用权证号：襄樊国用〈2009〉第3：襄樊市房权证襄房权证房权证襄城区字第**抵：襄樊国用〈2009〉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襄阳国用〈2014〉第310468001-3-1：襄樊市房权证襄房权证襄房权证襄城区字第**：襄阳国用〈2014〉第310468001-3-1补发号务优先受偿；三、被告郭建民、张永祥、郭伏新、吴强、张春月、刘俊、吴悠、刘荣军、李群丽对本判决主文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在约定的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郭建民、张永祥、郭伏新、吴强、张春月、刘俊、吴悠、刘荣军、李群丽履行上述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确定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814元，由被告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郭建民、张永祥、郭伏新、吴强、张春月、刘俊、吴悠、刘荣军、李群丽负担。公告费260元，由原告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负担。”上述判决现已生效，2018年11月29日，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6执他294号执行裁定书，将（2017）鄂06民初262号民事判决指定由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2019年3月20日，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向包括郭胖子公司在内的被执行人（其他被执行人为郭建民、张永祥、郭伏新、吴强、张春月、刘俊、吴悠、刘荣军、李群丽）下达（2019）鄂0606执1604号执行通知书，开始对（2017）鄂06民初262号民事判决的执行。一审法院同时查明，合同签订之前，即2014年8月4日，郭胖子公司以订立案涉《借款合同》需财务费用为名，从大汉光武公司获取400000元，从此前郭胖子公司所欠650000元借款中直接抵扣。一审诉讼中，大汉光武公司提交两份由郭胖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建民签字的借据、收据和案外人郭付才的一份借据，意在证实，2015年12月15日，郭胖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建民向大汉光武公司借款300000元；2017年1月27日，郭胖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建民收取大汉光武公司款项50000元；2017年7月19日，案外人郭付才向大汉光武公司借款100000元。一审另查明，刘荣军与李群丽系夫妻关系；刘俊与吴悠系夫妻关系；刘荣军与刘俊系父子关系。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9月24日，郭胖子公司与刘荣军、刘俊签订《借款合同》，从合同约定内容和合同履行情况看，该合同实际上是郭胖子公司自愿为刘荣军、刘俊向汉口银行襄阳分行融资贷款提供帮助，其中因郭胖子公司本身并非金融机构，案涉《借款合同》中的16000000元借贷资金不是来源于其自身，而是来源于2014年9月19日郭胖子公司与汉口银行襄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协议》及同年9月24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项下的同等数额的资金借贷，故案涉借贷客观上属于借名贷款。通过案涉《借款合同》，刘荣军、刘俊获得来源于汉口银行襄阳分行的贷款，郭胖子公司从汉口银行襄阳分行贷款，又直接转给刘荣军、刘俊这种提供融资信贷帮助的方式，获取一定利益。从本质上来说，双方借名借贷行为仍属于市场交易行为，是郭胖子公司、刘荣军、刘俊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其行为并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权益，亦未被我国法律所禁止，《借款合同》中除2000000元企业信用失信之补偿金（实际系违约金）的约定内容在数额上过高，应予以调整之外，其他内容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2017年6月8日，大汉光武公司向郭胖子公司出具《承诺函》，自愿承诺承担案涉《借款合同》之逾期还本付息责任，且诉讼中大汉光武公司也自认，案涉《借款合同》中16000000元之借贷实际上是为大汉光武公司经营而融资，故大汉光武公司应与刘荣军、刘俊共同承担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二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等有关规定，系金融管理机构对贷款审批进行监管的管理性规定，并非判断借贷行为或合同效力的依据，故刘荣军、刘俊提出的以当事人之间订立《借款合同》违反《贷款通则》之有关规定因而无效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大汉光武公司、刘荣军、刘俊因未偿还汉口银行襄阳分行金融借贷之债，造成借名贷款人郭胖子公司被汉口银行襄阳分行起诉，并与其他当事人一起，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其中郭胖子公司作为汉口银行襄阳分行被诉的主债务人，承担的责任是主债务责任，很显然应归责于大汉光武公司、刘荣军、刘俊等《借款合同》当事人。故郭胖子公司诉请由大汉光武公司、刘荣军、刘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之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借款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执行：（一）借款到期，乙方若未按期还款或履行期间未按月支付借款利息造成银行贷款违约，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费用均由乙方承担。除还清所欠借款之外，另赔偿人民币2000000元给甲方，作为企业信用失信之补偿”中的2000000元，前已述及，该2000000元实际上是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刘荣军、刘俊在抗辩中提出该约定数额过高，应该核减。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本案中，因郭胖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数额以及预期利益等情况，一审法院酌情将违约金数额调整为1000000元，又因郭胖子公司已经实际因案涉《借款合同》的订立而获取了400000元“财务费用”，客观上取得收益，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损益相抵原则，该费用应该从上述1000000元中扣减。因此郭胖子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在扣减此400000元后，确定为600000元。对于大汉光武公司、刘荣军、刘俊等抗辩称，郭胖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建民以及案外人郭付才共计借取或收取450000元有关款项的问题，因大汉光武公司、刘荣军、刘俊等未提出反诉，借据或收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尚不确定，不宜在本案中解决，大汉光武公司、刘荣军、刘俊等可与郭胖子公司协商处理，或另循它途加以解决。因李群丽、吴悠既不是案涉《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李群丽、吴悠享有案涉《借款合同》中的有关权利，郭胖子公司提出的违约责任诉讼主张也与夫妻共同债务无涉，故郭胖子公司提出由李群丽、吴悠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主张，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襄阳大汉光武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刘荣军、刘俊自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共同支付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违约金600000元；二、驳回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对李群丽、吴悠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襄阳大汉光武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刘荣军、刘俊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刘荣军、李群丽、刘俊、吴悠、大汉光武公司提交了本院（2017）鄂06民初93号民事判决，拟证明大汉光武公司在汉口银行有3亿元授信额度。经审查，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直接引用，生效法律文书不属于民事证据。郭胖子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2年1月7日，汉口银行襄阳分行与大汉光武公司签订《授信协议》，约定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向大汉光武公司提供3亿元的授信额度。2014年3月27日，汉口银行襄阳分行与襄阳市天际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最高额融资协议》，由大汉光武公司最高额房地产抵押。2014年4月8日，汉口银行襄阳分行与襄阳广荣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融资协议》，由大汉光武公司最高额房地产抵押，刘荣军、李群丽等提供最高额保证。应汉口银行的要求，2014年3月31日、2014年4月11日，大汉光武公司提供担保，以襄阳市博利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襄阳市胜男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分别在汉口银行襄阳分行贷款2000万元、30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中郭胖子公司与汉口银行襄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汉口银行襄阳分行与刘荣军、李群丽、刘俊、吴悠等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最高额房地产抵押合同》，均为履行刘荣军、刘俊与郭胖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案涉借款用于大汉光武公司建设。上述事实，各当事人均予认可。结合汉口银行襄阳分行给大汉光武公司的授信，大汉光武公司同时期以多家公司名义向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借款的事实，以及大汉光武公司为数家公司向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同时期的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可以认定大汉光武公司向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借款并不存在障碍的情况下，存在以多家公司的名义向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借款的情形。根据本案借款与前述大汉光武公司以其他公司名义向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借款的处于同一时间且情形相同；郭胖子公司与刘荣军、刘俊签订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约定，借款利率按郭胖子公司向汉口银行襄阳支行（分行）贷款利率执行，郭胖子公司向汉口银行襄阳支行（分行）贷款，由刘荣军、刘俊提供担保；郭胖子公司与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借款中《最高额融资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房地产抵押合同》与本案《借款合同》的关联性；以及刘荣军、刘俊向郭胖子公司借款，实为大汉光武公司用款，可知郭胖子公司在案涉借款中的主要义务即借名。因此，可以认定本案郭胖子公司与刘荣军、刘俊签订的《借款合同》，名为借款，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借名贷款，系有偿借名贷款的法律关系。因大汉光武公司（刘荣军、刘俊）在汉口银行襄阳分行贷款享有授信额，对借名贷款无法律禁止性规定，且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不存在借名贷款规避法律规定的情形，故郭胖子公司与刘荣军、刘俊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郭胖子公司主张双方属于转贷的法律关系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郭胖子公司依据《借款合同》约定，主张因刘荣军、刘俊未按期还款应赔偿其200万元作为企业信用失信之补偿的请求应否支持和调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上述规定确定了违约金制度系以赔偿非违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而不是旨在严厉惩罚违约方，须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为依据，人民法院可以对不合理的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以维护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违约方提出调整的主张必须要有举证的责任，但考虑到违约方不可能举出守约方损失全部证据的因素，因此，分配给其举出对违约金约定公平性产生怀疑的证据即可。此时可以将证明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守约方承担。本案《借款合同》明确约定，200万元是作为郭胖子公司企业信用失信的补偿，本案纠纷发生时，并没有证据反映郭胖子公司因其与汉口银行襄阳分行的本案借款纠纷，其征信问题已被载入征信系统，即不能认定郭胖子公司的征信已经受实际损失。一审法院在现有证据足以反映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的情况下，将证明实际损失的举证责任分配给郭胖子公司并无不当。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即虽然刘荣军、刘俊未依约还款，已经构成了违约，但郭胖子公司的信用并未因此而直接载入征信系统，或及时导致其失信。郭胖子公司依法负有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在郭胖子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数额及其是否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刘荣军、刘俊的请求，将违约金数额调整为100万元，并无不当。关于郭胖子公司依据《借款合同》收取40万元的性质及应否抵扣违约金的问题。《借款合同》约定，刘荣军、刘俊一次性向郭胖子公司支付财务费用40万元；同时还约定，若此次借款不成立，郭胖子公司随时退还所收费用款项40万元。郭胖子公司称该40万元是其帮刘荣军、刘俊贷款，刘荣军、刘俊向其支付的包干花销费用。若为花销费用，无论借款是否成立，只要借款行为着手实施，该费用即会实际产生，在郭胖子公司借名给刘荣军、刘俊贷款约定中，刘荣军、刘俊承担的还款义务仅限于郭胖子公司对汉口银行襄阳分行的还款义务，刘荣军、刘俊并未从中获取利益，若借款不成，郭胖子公司还要担负借款花费，显然不合常理。结合双方关于借款不成退还40万元的约定，可以认定该40万元名为财务费用，实为郭胖子公司借名的报酬。一审法院对该40万元根据损益相抵的原则，抵扣刘荣军、刘俊应当承担的违约金是否适当的问题。首先，损益相抵，即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一方面给守约方造成损失，同时又使守约方获得利益，违约方仅赔偿守约方所得利益的差额部分。导致守约方损失的违约行为必须同时也是守约方获得利益的原因，即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与守约方获得利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是适用损益相抵的必要构成要件。本案郭胖子公司收取40万元系其借名报酬，是刘荣军、刘俊对郭胖子公司借名行为支付的合同对价，系履约行为，与刘荣军、刘俊的违约行为无因果关系。其次，郭胖子公司主张的违约金，系刘荣军、刘俊违约行为导致其信用失信损失的补偿；郭胖子公司收取刘荣军、刘俊40万元，系其借名的报酬，二笔款项并非针对同一事实，且不属于互负债务的抵销。故一审法院以该40万元抵扣案涉违约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郭胖子公司关于该40万元不得抵扣违约金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案涉债务是否刘荣军与李群丽、刘俊与吴悠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根据李群丽、吴悠为郭胖子公司向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而李群丽、吴悠提供担保的原因，是郭胖子公司向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借款，实为刘荣军、刘俊借郭胖子公司之名向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借款，因此可以认定，刘荣军、刘俊借郭胖子公司之名向汉口银行襄阳分行借款，亦是李群丽、吴悠的意思表示，即刘荣军、刘俊与郭胖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刘荣军与李群丽、刘俊与吴悠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即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郭胖子公司关于案涉债务系刘荣军与李群丽、刘俊与吴悠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郭胖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2455号民事判决；二、襄阳大汉光武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刘荣军、李群丽、刘俊、吴悠自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共同向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三、驳回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襄阳大汉光武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刘荣军、李群丽、刘俊、吴悠共同负担5700元，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负担5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襄阳大汉光武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刘荣军、李群丽、刘俊、吴悠负担8700元，襄阳市郭胖子泰味食品有限公司负担87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潘海珍书记员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