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11行初66号 原告何如秀，女，汉族，1933年7月7日生，住浙江省松阳县。 原告刘长霖，男，汉族，1950年9月10日生，住浙江省松阳县。 原告刘长富，男，汉族，1953年9月16日生，住浙江省松阳县。 原告刘菊莲，女，汉族，1957年9月10日生，住浙江省松阳县。 原告刘金亮，男，汉族，1962年3月24日生，住浙江省松阳县。 原告刘紫红，女，汉族，1964年8月11日生，住浙江省松阳县。 原告刘慧敏，女，汉族，1968年8月25日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原告刘芝玲，女，汉族，1971年7月21日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原告刘鑫亮，男，汉族，1976年4月4日生，住浙江省松阳县。 九原告委托代理人甘河亮，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松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松阳县府前街**。 法定代表人李汉勤，县长。 出庭负责人谢雅贞，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阙韶勇，松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汤柳明，松阳县司法局公职律师。 何如秀、刘长霖、刘长富、刘菊莲、刘金亮、刘紫红、刘慧敏、刘芝玲、刘鑫亮因与松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松阳县政府）土地行政管理（土地）行政征收一案，于2019年6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向被告松阳县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长霖、刘长富、刘金亮、刘紫红、刘慧敏、刘芝玲、刘鑫亮以及委托代理人甘河亮，被告松阳县政府出庭负责人谢雅贞、委托代理人阙韶勇、汤柳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如秀、刘长霖、刘长富、刘菊莲、刘金亮、刘紫红、刘慧敏、刘芝玲、刘鑫亮诉称：原告分别系刘永康(曾用名刘永根)的妻子及子女，2014年，刘永康因病去世，后被葬于松阳县西屏洞阳观山第三水库脚的一处公墓，安葬地系原告通过合法途径从乌形山村获得，该处公墓不仅安葬了刘永康，还有乌形山村村民的九十个坟墓也在该地址安墓。后松阳县人民政府西屏街道办事处以洞阳观旅游度假村项目建设需要征地，而刘永康的坟墓位于其征地范围为由，于2019年1月4日凌是，在没有征得原告等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强制迁移，导致刘永康骨灰、墓碑丢失，为此原告等己经就刘永康(曾用名刘永根)坟墓被强迁一案提起行政诉讼，后经原告了解到，刘永康(曾用名刘永根)坟墓被强迁的起因是被告要开发洞阳观旅游度假村项目，需要征收鸟形山村的部分集体所有土地，此前在2014年已经征收过一次，此次为2018年发起的第二次土地征收行为，此次的土地征收范围在上次征收的基础上扩大了很多，乌形山村的公墓所在的土地也在此次征收范国内，而此次的征地行为既未经过上级政府部门的审批，又无履行征地应当进行的公告等法定程序，但被告却违法违规设立了“松阳县统一征地事务所”，并以其名义违规、违法强行进行征地，2018年9月25日，“松阳县统一征地事务所”与乌形山村村民委员会违法签订了《土地征收补偿协议》，违法征收包括刘永康(曾用名刘永根)坟墓在内的集体土地，最终导致刘永康(曾用名刘永根)坟墓被强迁的后果。原告认为，被告此次土地征收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严重侵害了原告等刘永康家属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一、被告在2018年9月25日进行的乌形山村集体土地征收时未进行征用土地公告违法；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国有建设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结果公告、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2014])19），待证被告存在征地的具体行政行为；二、坟墓迁移公告，待证被告设立的松阳县统一征地事务所发布的公告里面提到2018年征地的范围；三、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待证被告下辖的西屏街道办2019年3月19日在答复原告的信访事项时也提到洞阳观旅游度假村项目需要征地迁坟；4、土地征收补偿协议(2014.8.28)土地征收协议(2018.9.25)及征地红线图，被告设立的松阳县统一征地事务所分别在2014年8月28日、2018年9月25日与乌形山村村民委员会非法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进行非法征地。 被告松阳县政府答辩称：一、原告不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何如秀及其子女8人虽将刘永康(何如秀丈夫，已过世)安葬在松阳县县西屏街道洞阳观第三水库脚的公墓但该公墓的所有权及所涉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属于西屏街道乌形山村集体，原告只拥有该墓的使用权。原告与被告征收地块并无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答辩人认为，原告与诉讼标的不具有利害关系；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诉讼被告征收行为包括2014年2019年第3号土地征收公告，其中2014年的土地征收行为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其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诉讼时效；三、被告征收的行为合法。每批次征收均依据浙土资发【2012】22号《关于开展征地拆迁阳光工程建设的通知》进行操作。如前所述:被告方对拟征收土地，均先行向乌形山村送达《征地告知书》、《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乌形山村村在村务公开栏进行张贴。告知听证权利。乌形山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形成会议纪要，再预先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在获得省政府审批后，再次予以公告，并公告批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载明了复议、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因此，征收的程序合法征收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认为，原告不具有适格的原告资格，起诉超过起诉期限，被告征收行为合法。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情况说明，待证诉讼所涉公墓权属情况；2、浙土字A(2018)-0325号土地征收材料，待证相关土地征收符合法律规定；3、松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建设乡村公益性墓地或骨灰存放的意见，待证松阳县公墓权属和管理情况；4、松阳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推进殡葬改革的决定，待证松阳县人大松阳县殡葬改革制度及公墓权属、管理情况；5、关于开展征地拆迁阳光工程建设的意见，待证浙江省集体土地征收程序；6、松阳县调整完善征地区片综合补偿标准暂行规定，待证土地征收补偿符合规定。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只能证明2014年被告进行征地，与2018年征地行为没有关联性；证据2，三性予以确认；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4，三性予以认可。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2，其中的《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没有明确征收范围，该手续违法，该组证据的听证告知书、送达回证等，均是事后补办的，不予认可，《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是在公告前签订的，而不是在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该协议违法签订；证据3、4、5、6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双方提供的证据认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只能证明被告在2014年曾经征收过土地，而不能证明2018年征收土地的情况，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3、4，可以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3、4、5、6，可以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可以证明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建设用地的范围以及面积，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4年，刘永康因病去世，被葬于原告通过合法途径从乌形山村获得的松阳县西屏洞阳观山第三水库脚的一处公墓，原告分别系死者刘永康的妻子及子女。松阳县人民政府西屏街道办事处以洞阳观旅游度假村项目建设需要征地，于2018年9月25日，松阳县统一征地事务所与松阳县西屏镇乌形山村签订《土地征收安置协议》，该征地范围包括乌形山村的集体公墓，征收集体所有土地1.569021公顷（23.54亩），并于当年10月10日发送给西屏街道乌形山村征地告知书、征地听证告知书，将公告进行了张贴。事后，被告将该地块的征用材料上报给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1日批准被告征用西屏镇乌形山村土地1.0591公顷（15.4365亩），该面积不包括案涉的公墓。被告在取得《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后，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将《征收土地方案公告》以及《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后）公告》进行送达及张贴。为此原告就被告征地未进行公告一案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浙江省人民政府2019年4月1日批准的《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该意见书批准被告征用西屏镇乌形山村土地1.0591公顷（15.4365亩），该面积不包括案涉的公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告在本案被诉征收范围内，没有合法的不动产物权及其他合法建筑物，与征收行为缺乏利害关系，依法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原告向法院提起公告之诉，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何如秀、刘长霖、刘长富、刘菊莲、刘金亮、刘紫红、刘慧敏、刘芝玲、刘鑫亮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月群 审 判 员  黄 维 人民陪审员  林 琳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代书 记员  吴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