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3民终262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建东，男，汉族，1971年9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淑，广东法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凤妃，广东法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华珍，女，汉族，1971年6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Z2、Z3栋卧龙阁3F，委托诉讼代理人：楚文哲，广东商达（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建东因与被上诉人刘华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10802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建东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审理本案。事实及理由：一、双方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1.刘华珍向梁建东出具借条足以证明双方对借贷形成合意。2.刘华珍向梁建东支付的利息收益金额没有超出法律的规定，梁建东收取利息收益的行为合法。一审法院未对本案事实及性质进行认定有误。二、刘华珍对梁建东的诉讼请求提出的抗辩并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刘华珍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2.原审法院仅根据刘华珍提交的微信记录内容，认定双方为委托理财关系有误。梁建东在二审庭审时补充认为，刘华珍在微信聊天记录提到“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果，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当然你是认可我的为人才会投，但是当初我不应该签下这个欠条，但如果我不签这个欠条，你可能就不会考虑投了，已经成为事实，我也没有怪你，只怪我自己”，证明了刘华珍认可无论如何，均按照借条所写“一年到期，无条件偿还本金”。一审期间刘华珍自认梁建东认为基金风险太大，不会去投，所以刘华珍以借条的形式保证一年全额还款，梁建东才出借了100万元。故梁建东和刘华珍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当成立。刘华珍的答辩意见同其一审答辩意见。梁建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华珍返还梁建东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及利息暂计36250元（以借款本金1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12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现暂计至2019年5月18日）；2.本案的诉讼费由刘华珍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4日，刘华珍作为借款人出具一张《借条》，内容为：“兹有我本人刘华珍，身份证号：，因资金周转需要，现今同梁建东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元）已指定汇入我本人刘华珍中信银行账户，银行卡号为：62×××79，限定一年（2017年12月18日）期限全额还款，特写此借据证明属实！”刘华珍在该《借条》落款借款人处签名捺印。2017年12月18日，谭小冬作为付款人向刘华珍上述账户转入1000000元。同日，刘华珍向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安银行深圳后海支行转账1000000元。刘华珍作为合伙人签订《晟达优债18号资管计划合伙协议》，该协议第七条对“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进行了相关约定。该协议落款加盖了深圳晟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章、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章。2017年12月18日，刘华珍作为认缴人签订一份《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份额认缴书》，内容包括：“一、认缴金额：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整；二、合伙企业认缴账户信息：户名：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后海支行，账号：11×××01；三、认缴人联系及账户信息：个人姓名：刘华珍，身份证号码：；四、收益分配账户：户名：刘华珍，开户行：中信银行城市广场旗舰支行，账号：62×××79；五、投资期限：C类12个月”。2017年12月18日，《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确认书》写明：“尊敬的刘华珍女士：深圳晟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管理人，收到了贵方签署的合同编号为SDZC2017(YZ18号)HHXY-011的《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并于2017年12月18日收到贵方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出资资金。出资情况如下：有限合伙人姓名：刘华珍，合伙人证件名称及号码：，出资金额：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日期：2017年12月18日，投资期限：C类一年度，以上出资金额经基金管理人确认无误，且已实缴到位。贵方投资资金到达合伙企业账户之次日起，贵方预期年化收益率为贵方投资资金对应的预期投资收益率。基金成立后，本合伙企业将自基准投资日起按月向贵方支付预期投资收益；基金不成立时，本合伙企业将自发起结束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贵方退还投资本金，并按照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向贵方支付利息。”深圳晟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该出资确认书落款基金管理人处盖章，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该出资确认书落款合伙企业盖章处加盖公章。深圳晟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一份《委托支付告知书》，内容包括：“……为了支付简便，在向投资者支付投资收益的过程中，我们会采用委托支付的形式支付。特此告知。”刘华珍在该份告知书有限合伙人（签字确认）处签名。2019年7月10月，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证明人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兹证明，公司晟达优债18号基金：合同编号SDZC2017(YZ18)号HHXY-011的收益委托徐献伟个人帐号负责发放给投资合伙人。特此证明！”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该《证明》证明人处盖章。2018年1月18日，刘华珍收到徐献伟转账10191.78元，随即向谭小冬转账10192元；2018年2月22日，刘华珍收到徐献伟转账10191.78元，随即向谭小冬转账10192元；2018年3月19日，刘华珍收到徐献伟转账9205.48元，随即向谭小冬转账9206元；2018年4月18日，刘华珍收到徐献伟转账10191.78元，随即向谭小冬转账10192元；2018年5月18日，刘华珍收到徐献伟转账9863.01元，随即向谭小冬转账9863元；2018年6月19日，刘华珍收到徐献伟转账10191.78元，随即向谭小冬转账10192元；2018年7月18日，刘华珍收到徐献伟转账9863.01元，随即向谭小冬转账9863.01元；2018年8月20日，刘华珍收到徐献伟转账10191.78元，随即向谭小冬转账10192元；2018年9月18日，刘华珍收到徐献伟转账10191.76元，随即向谭小冬转账10192元；2018年10月18日，刘华珍收到徐献伟转账9863.01元，随即向谭小冬转账9863元；2018年11月20日，刘华珍收到徐献伟转账10191.78元，随即向谭小冬转账10192元。梁建东提交其与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2019年1月9日向该微信号使用人即梁建东告知公司情况。梁建东提交其与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1日该微信号使用人谭小冬向刘华珍发送微信内容“到期日是2018年12月18日，现在19年3月1日期了呢”、“收益才拿了11个月”。另查，梁建东与谭小冬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梁建东主张刘华珍向梁建东借款1000000元，提交了《借条》、交通银行深圳横岗支行交易单、结婚证，根据梁建东的举证，一审法院确认梁建东通过其妻子谭小冬向刘华珍转账1000000元。刘华珍提交的《晟达优债18号资管计划合伙协议》、《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份额认缴书》、《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确认书》、《委托支付告知书》、《证明》、银行交易明细及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其在收到谭小冬的转账1000000元后即转账给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账户，该1000000元系购买深圳中晟达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晟达优债18号基金，2018年1月至11月，刘华珍在收到基金收益后即向梁建东的妻子谭小冬进行了转账支付。刘华珍对梁建东主张本案涉案款项1000000元系民间借贷提出了有事实依据的抗辩。本案中，刘华珍虽向梁建东就本案涉案款项出具了《借条》，但从刘华珍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梁建东及其妻子谭小冬知晓刘华珍用涉案款项购买基金及存在收益分红的情况。同时，基金购买期间2018年1月至11月的收益款，刘华珍如数转账至谭小冬，该收益款的支付亦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案件的利息支付。刘华珍提交的上述涉案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使得本案待证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因此，本案梁建东和刘华珍应系委托投资理财，梁建东为刘华珍用涉案款项1000000元购买晟达优绩18号基金的隐名购买人，刘华珍抗辩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梁建东主张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诉请刘华珍偿还借款及支付借款利息，理据不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梁建东的起诉。案件受理费7063.13元、保全费5000元（梁建东均已预交），均由梁建东负担。本院经查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2011年4月1日实施）规定，适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各级人民法院要正确认识民事案件案由的性质与功能，不得将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不得以当事人的诉请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没有相应案由可以适用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一审法院认为梁建东和刘华珍系委托投资理财关系，而非梁建东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故裁定驳回梁建东的起诉，不符合上述解释的规定。本院认为，案由的确定是法院的职责，一审法院以梁建东起诉的案由与一审法院认定的案由不一致而驳回梁建东的起诉错误，应予纠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就本案而言，梁建东以借条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刘华珍则抗辩称双方为委托理财关系并提交相关聊天记录为证。一审法院应当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查清梁建东和刘华珍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还是有保本承诺的理财委托关系，明确梁建东和刘华珍之间的法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梁建东的诉请作出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梁建东起诉刘华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并审理。综上，梁建东的上诉理由依法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定有误，应予纠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10802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马   龙审判员 路 德 虎审判员 周   敏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林翘（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