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永靖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甘2923行初33号 原告马某，女，生于1976年4月1日，回族，住甘肃省临夏市。 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某，男，甘肃和逸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夏市公安局，住所地甘肃省临夏市北滨河东路。 法定代表人惠某，男，职务：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男，临夏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某，女，临夏市公安局法制大队科员。 原告马某不服被告临夏市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临夏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某，被告临夏市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康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临夏市公安局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临市公（西关）行罚决字〔2019〕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8年6月18日18时55分许，在临夏市××街”马某将鱼某放在跳舞机旁边的一个绝地求生同款迷彩三级包盗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决定给予马某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马某诉称，2018年6月18日下午，原告携子女到临夏市××街游玩时，女儿发现跑步机旁放着一个迷彩双肩学生背包，无人看管。于是，原告与子女在一旁边玩边等候失主。大约18点50分左右，原告怕背包丢失，本着看管的心理，就将背包捡回暂且保管。回到家后，打开背包，发现包内有一张名为鱼某的中考准考证。原告当即按照准考证的号码拨打了电话，但因留存号码有误没拨通。原告就将背包送交到准考证上面的考点临夏中学，并联系门卫值班人员帮忙找寻失主，但值班人员称考试已经结束，让原告送交到信访部门。6月22日，临夏市公安局西关派出所民警与方某找到原告，原告就把背包交给失主方某，其查看背包内物品后并未提出异议。可过了一个月左右，临夏市公安局西关派出所民警突然打电话给原告，称方某诉说背包内有100多元现金，说原告的行为是盗窃，让原告到派出所接受调查。之后，派出所民警对原告进行了多次询问。最后派出所办案民警无视原告申诉，依然按盗窃定性，做出了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原告认为被告临夏市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明，证据不足，处罚失当，办理该案超过办案期限，处罚告知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撤销被告临夏市公安局作出的临市公（西关）行罚决字〔2019〕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重新作出公正裁决。 原告马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照片一张，证明物主包内准考证上记载的手机号不全，无法打通；2.芝麻街店照片一张，证明该店是公共场所，原告拿走书包时旁边没有其他人，属物主不明；3.存包处照片一张，证明该店有存包处，但鱼某没有存放，导致原告误以为该书包物主不明拿走，不应定性为盗窃。 被告临夏市公安局辩称，根据被侵害人的陈述以及调取监控视频证明，原告马某是趁被侵害人上厕所临时将背包放在跳舞机旁边之际，通过观察，伺机迅速拿走的，因此该背包不能构成遗失；虽然原告马某有过送还的行为，但并不代表有过送还行为就不构成盗窃。原告马某在盗走背包的当时已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之后的送还行为不影响对盗窃既遂的认定；被告作出的临市公（西关）行罚决字〔2019〕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并没有对书包内有100多元现金等内容的认定。原告马某盗窃行为被认定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调整的一般违法行为是适当的，与原告马某提出的100多元现金是否认定无直接关系。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临市公（西关）行罚决字〔2019〕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定性正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依据： 一、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1.马某询问笔录三份；2.鱼某询问笔录二份；3.绽某询问笔录一份；4.马某询问笔录一份；5.陶某询问笔录一份；6.视频资料一份。二、证明案件程序合法的证据和依据：1.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各一份；2.临市公（西关）证保决字［2018］5号证据保全决定书一份；3.临州公复决字[2019]2号临夏州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份；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一份；5.临市公（西关）行罚决字〔2019〕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三、作出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法规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以上证据用以证明被告临夏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原告马某对本人的询问笔录提出记录的内容和本人陈述的不一致，不予认可；对绽某、马某、陶某询问笔录及视频资料没有异议；对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证据提出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办案超过期限；对被告临夏市公安局作出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条款提出对其不应当认定为盗窃，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进行处罚，并且处罚告知适用法律错误。原告马某提交的证据，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原告马某拨打电话是事后行为，对其余证据提出与原告马某的盗包行为无关，不予认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原告马某提交的证据与其盗包的事实没有关联性，对其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可。被告临夏市公安局提交的事实证据，原告马某虽然对其盗包的事实不予认可，但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取得证据的程序和收集方式合法，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临夏市公安局提交的程序方面的依据和证据证明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办案超过法定期限，程序上存在瑕疵。被告临夏市公安局提交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原告马某予以处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认定。 通过庭审举证、质证和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本案以下事实:2018年6月18日下午，原告马某领其子女在临夏市××街”游玩，18时47分许，鱼某将一个绝地求生同款迷彩三级包放在跳舞机旁边去上厕所，原告马某就将鱼某放在跳舞机旁的绝地求生同款迷彩三级包拎起和其子女离开该店回家。2018年9月18日，被告临夏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作出临市公（西关）行罚决字〔2018〕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马某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马某不服，于2018年11月14日提起行政复议，临夏州公安局于2019年1月4日作出临州公复决字[2019]2号临夏州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该案办理超过法定期限，属程序违法，撤销被告临夏市公安局作出的临市公（西关）行罚决字〔2018〕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9年1月18日，被告临夏市公安局收到临夏州公安局的临州公复决字[2019]2号临夏州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2019年3月13日，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向原告马某进行处罚前的告知后，于2019年3月1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对原告马某行政拘留五日的临市公（西关）行罚决字〔2019〕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马某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对原告马某的拘留处罚暂缓执行。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的规定，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具有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根据以上规定，结合被告临夏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证实原告马某将鱼某放在跳舞机旁的包盗走的事实。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在履行受案、调查取证、询问、听取原告马某陈述申辩等法定程序的基础上，对原告马某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关于原告马某提出的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办理该案超过办案期限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临夏州公安局撤销原处罚决定，被告临夏市公安局于2019年1月18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的临市公（西关）行罚决字〔2019〕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仍超过30日的办案期限。被告临夏市公安局提交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办案期限为60日的依据，不适用该案的办案期限，故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办案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的程序规定。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来看，公安机关不能因为超过办案期限而放弃对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基于上述立法目的及公安机关的职责要求，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宜被撤销。如果该行政处罚被撤销，会导致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对于确定的案件事实进行重复调查，使得程序空转，有违行政执法的严肃性。虽然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办案超过法定期限，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马某的权利并不产生实际影响。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故对被告临夏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其程序违法，依法不予撤销。关于原告马某提出的被告临夏市公安局在处罚告知时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作出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告知的条款规定一致。对公安机关在处罚告知时是否必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故被告临夏市公安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对原告马某进行处罚前的告知与法不悖。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临夏市公安局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的临市公（西关）行罚决字〔2019〕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临夏市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魏宏燕 人民陪审员 芝永兰 人民陪审员 王立燕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魁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