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73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豹，男，196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更新，广东一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渝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南路与留仙大道交汇处众冠西郡园1栋A-9D。法定代表人：朱泽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庹明生，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谭军，男，197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上诉人周豹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渝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东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谭军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16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豹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1972民初1656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渝东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周豹与渝东公司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李令铎是渝东公司的管理人员，其在渝东公司一审提交的《泥水平衡顶管机销售合同》及设备配置清单、《水泥管平行顶管工程专业承包合同》等多份证据中，均是作为渝东公司的代表签名。2.李令铎代表渝东公司与周豹在《班组工程量确认书》中签名，对已经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确认，足以证明周豹与渝东公司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明《班组工程量确认书》所记载的工程量的完成主体。1.渝东公司提供的证明不能证明其与谭军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周豹与谭军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关系，故未能确认案涉工程量的完成主体。2.渝东公司作为发包方，在是否与承包人签署合同、如何确认工程量、如何支付款项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而在该案件中，渝东公司没有提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量确认、工程款结算等关键证据，且在渝东公司提供的付款记录中，有多笔是支付给周豹的。三、周豹与渝东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多份证据都证明周豹与渝东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1.渝东公司提供的证据付款记录中，有四十多笔款是支付给周豹的。2.渝东公司一审提供的《泥水平衡顶管机买卖合同》是周豹签署的。2017年5月20日、27日，周豹妻子张春兰支付购买“四平600CM泥水平衡顶管机”货款共13万元。3.周豹为该工程支付工人工资527720元、其他设备和相关款项312813元。4.渝东公司直接支付给工人的工资都是经过周豹签名确认后发放的。5.渝东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周豹的电话录音内容不仅反映了渝东公司与周豹就周豹完成的工程结算方式达成了意思表示，同时还进一步确认了渝东公司与周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6.《机器设备移交验收记录》说明周豹已经完成渝东公司安排的工程内容，周豹在交接人员处签名，并在括号内附上渝东公司的简称深圳渝东，进一步证明周豹与渝东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渝东公司辩称：一、案涉工程的当事人为渝东公司和谭军，周豹只是谭军的管理人员，不是适格原告，渝东公司为该工程多支付了近200万元。2017年3月，渝东公司即与谭军开始洽谈相关合作事宜，谭军开始订购顶管机，其后因谭军经济困难，渝东公司于同年4、5、6三个月先后借给谭军29万元（含为开工购买的模板及其他设备）。后谭军在天津订购了一台顶管机未预付款，渝东公司于2017年7月13日向天津顶管机厂支付了现金10万元，于2017年8月16日支付完尾款22.5万元后，将设备运到工地。且渝东公司经与谭军协商，由渝东公司出钱向韶关顶管厂再订购四台顶管机，机器归谭军所有，款项从后续的工程款中扣除。为防止现金落到谭军处被挪用，约定以渝东公司的名义购买，并由谭军的代表周豹代表渝东公司签订购买合同，并督促合同履行，渝东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将订金175000元打入了韶关顶管厂指定的账户（收款人为于海滨），之后陆续从韶关顶管厂购买了三台顶管机。渝东公司为购买顶管机（含配件）共支付147.285万元，该四台顶管机均由谭军班组在该工地上支配使用。因谭军有多处工地，故工地的日常管理就交给周豹，所以出现渝东公司与谭军班组办理《班组工程量确认书》上有周豹的签字，部分工程款也支付给了周豹（包括借支、预支，据统计渝东公司支付给周豹85.75万元）。渝东公司支付给谭军工程款119.5万元，支付给班组工人工资、加班费等共122.6166万元，其他（柴油）费用59.5035万元，截至2018年3月5日，渝东公司共支付524.6551万元。谭军班组共完成顶管3319.2米，以850元/米单价计收入282.132万元，在此期间渝东公司委托谭军加工模板8套，计43万元（已支付5万元）。故渝东公司多支付给谭军班组1995231元，谭军将顶管机滞留在渝东公司处。二、一审适用法律准确，理由充分，依法应当维持。1.周豹不同意追加谭军为本案当事人，具有恶意诉讼的可能性。2.周豹与渝东公司不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一审适用法律准确，理由充分。周豹为证明其与渝东公司的关系及未完成工程的支付，提交的渝东公司与案外人的合同、设施移交证明、张春兰对外支付的银行对账单，未发现与渝东公司及工地的关联性。周豹提供的自己编制的投入费用清单无法核实，农行交易明细、支付宝交易明细、微信交易明细均未见任何与渝东公司或工地有关联。3.周豹不可能是本案的当事人。周豹诉请要求以950元/米计价，应提供其拥有顶管机的证明，但周豹没有提供顶管机证明，而是自己编制的投入费用清单记载其投入顶管机费用13万元，而由周豹代表渝东公司签署购买顶管机的合同中顶管机单价是35万元，由此可见，周豹根本不具备作为建设工程合同一方的条件。三、周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签署《班组工程量确认书》的可能是代理人，也可能是权利人，李令铎是渝东公司代理人，周豹是谭军代理人，若按周豹的逻辑，那么李令铎应当权利人，周豹应当起诉的是李令铎。2.《班组工程量确认书》只是证明已完成了的工程量，不能证明就是周豹完成的，已完成的工程量是由谭军班组完成的，渝东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3.周豹提供的证据除《班组工程量确认书》和渝东公司向周豹支付款项的银行记录与渝东公司有关联外，其他证据均无法核实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谭军二审到庭述称：渝东公司将工程顶管项目直接交给周豹承包，未通过其转包，其仅承接渝东公司的人工顶管、沉井项目和一米顶管项目。谭军承接人工顶管项目，周豹承接机器顶管项目。谭军未与渝东公司签订合同，都是口头承包，因谭军资金周转不足，渝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泽军将其他顶管项目交给周豹承包，也直接向周豹支付相关资金，第一笔款也是直接支付给周豹的。谭军没有参与周豹的工程项目，周豹的项目与谭军无关。周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渝东公司：1.向周豹支付工程款1327045元(计算方法：2938.2米×950元/米-807500元-工人工资656745元)；2.向周豹支付工程模板款478347元，两项共计1805392元；3.向周豹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支付之日止,以1805392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4.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豹主张，周豹与渝东公司之间成立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渝东公司予以否认，认为与渝东公司存在涉案工程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谭军，周豹只是谭军施工队的管理人员。周豹表示其与渝东公司或谭军均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与其聘请的工人签订书面合同。周豹提交的拟证明双方之间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主要包括：一、2018年6月11日的《班组工程量确认书（截止2018年6月11日）》（以下简称《确认书》）。该确认书显示从序号1至6，分别为不同长度的复合管、钢套管、水泥管，“甲方”处由渝东公司的管理人员签名确认，“乙方”处则由周豹签名确认。在《确认书》后面还附了一份《二工区顶管清单》及一份《宵边顶管数量》的统计表，这两份统计表上均无人签名，亦未备注施工方是谁，周豹主张施工人系周豹。渝东公司对《确认书》及两份统计表的真实性均确认，但认为谭军才是统计表所指向的工程施工方，周豹只是代谭军签名，其非合同的当事人。二、银行流水、支付宝转账记录等付款凭证。周豹主张其为“东莞茅洲河综合政治工程”投入了各项费用，其中包括设备600CM顶管机130000元、工人工资527720元、设备及相关312813元、沉井用模板345032元、加油21400.2元、工地设备和管材的运费35934元、其他现金未计入费用共200000元，合计1572889.2元。周豹主张其所做的是“顶管”工程，谭军做的是“沉井”工程；周豹还主张，蒙三、符忠正、蒙保江、蒙仲邱、符忠谋都是周豹所负责的工程项下带班的人，至于这些带班的人又带了哪些工人、这些工人的名称、数量等具体信息，周豹不清楚；但根据周豹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其所指向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款项，部分直接发放至曾建贵、陈大存、陈国师、李战峰、严军明等人名下；周豹解释称，曾建贵、陈大存是周豹聘请的吊车司机，李战峰是吊车老板，周豹向李占峰租吊车使用，但这三人是不同的吊车公司，陈国师是做沉井的，在现场指挥施工，周豹不清楚是谁聘请了陈国师，当时是周豹的法定代表人朱泽军支付了6000元给周豹并叫周豹将该款付给陈国师，严军明则是周豹聘请的打水钻的工人。周豹提交了数份主张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转账凭证，但未提交任何由带班人员或工人签名确认的结算工资的单据。周豹称其与带班的工头没有签订合同，每次工头带了工人是直接到渝东公司处备案及提交身份证，周豹未保存工人的身份证，因为做工地的管理比较简单，所以周豹一般只是直接找带班的人结算，且大部分工资都是直接发给了带班的人员，即蒙三、符忠正、蒙保江、蒙仲邱、符忠谋等五人。周豹提交的其他购买设备的合同、送货单、转账凭证等，渝东公司均不予确认真实性及关联性；在周豹提交的拟证明其采购用于施工的模板的证据中，部分发货清单记载“单位”为“周老板”，又有部分记载为“谭老板”。三、电话录音及相关文字资料。周豹提交了一份通话录音，主张该录音发生在周豹与渝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泽军之间，通话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10时10分。在该通话中，周豹问朱泽军“我们那个顶管嘛，顶管有五百、六百、四百的，按多少钱一米”，朱泽军表示“这个好像说过嘛，多少钱一米”；周豹又问“嗯，是多少钱一米嘛，他大概跟我说了一下，950元一米是吧”，朱泽军则表示不清楚；最后朱泽军表示“七百多到八百多，那按照九百多给你算嘛”“大概先算一下”，周豹表示同意大概先算一下。渝东公司对录音的真实性确认，但认为周豹是谭军的管理人员，其只是代表谭军与渝东公司就价格问题进行沟通。四、周豹还提交了《机械设备移交验收记录》复印件，拟证明周豹在没有做工程之后将设备交还给了水电七局。渝东公司以该验收记录无原件为由对其真实性未予确认。该验收记录显示，移出单位为“深圳渝东”，交接人员处有“周豹（深圳渝东）”字样签名，日期为2018年1月28日，但周豹未提交该验收记录的原件予以核对。渝东公司为反驳周豹的诉求，主要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备忘录一份。主要内容手写为“谭军顶管组承诺于2017年7月8日正式顶管，如不能实现承诺，自愿接受罚款拾万元正”，下方“承诺人”处有“谭军”字样内容，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4日；渝东公司出示了该备忘录的原件。周豹表示无法确认该承诺的真实性，但实际上谭军没有如期进行顶管施工，没有施工的能力，故才会有周豹承诺涉案工程这一事情发生。二、渝东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泥水平衡顶管机买卖合同》等，拟证明谭军班组使用的溺水平衡顶管机系渝东公司所购买的。三、2017年9月28日的《水泥管平行顶管工程专业承包合同》一份，拟证明900元/米水泥管平行顶管工程专业承包的内容包括顶管机。该合同显示系渝东公司与案外人杨泽建签订。周豹对该合同的真实性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周豹还认为，该工程中的“顶管”部分内容并非周豹一方完成，渝东公司还承包了给杨泽建。四、渝东公司提交了2017年6月-9月的《深圳市渝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顶管班组工人工资表》，该表格显示有7个人签名，其中包括蒙三、蒙仲邱，左下方“班组负责人”处有“蒙三”字样签名及捺印，右下方“施工队负责人确认”处有“周豹”字样签名及捺印。但除此之外，渝东公司又同时提交了《证明》《顶管班组（符忠正）工程计量书》《保证书》《顶管班组（蒙三）工程计量书》《承诺书》《顶管班组（蒙代宗等三小工）工程计量书》《顶管班组（蒙保江）工程计量书》等为据，上述文书主要表述的内容均为对某段期间内顶管工程的完成工程量、金额等进行结算并承诺已经结清、不再与中水七局、渝东公司有任何经济及劳务关系，还有部分文书中提及向周豹、渝东公司、朱泽军等人借支款项及予以扣除的情况。其中，2017年10月14日显示由蒙仲邱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兹证明蒙仲依为深圳市渝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顶管班组工人，本次收到发放工资14285.7元”，周豹在“证明人”处签名及捺印；在不同的工程计量书中，部分由谭军与渝东公司的工作人员共同在“甲方”处签名，部分又由周豹与渝东公司的工作人员共同在“甲方”处签名。周豹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但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说明施工费用即顶管工程施工难度的问题。五、朱泽军的个人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该交易明细显示：自2017年5月2日至2017年6月27日期间，朱泽军多次向谭军转账付款；2017年7月13日向案外人韩勇转账付款，备注内容为“借谭军付天津顶管机”；2017年8月15日向案外人邢跃辉转账付款，备注内容为“500顶管机（谭军）”；2017年8月16日向案外人韩勇转账付款，备注内容为“天津400顶管机尾款（谭军）”；2017年9月29日向蒙三两次转账付款，备注内容为“谭军顶管蒙三班组借支”；2017年10月14日向周豹两次转账付款，备注均为“顶管班组工人借支蒙三”；此后又产生多次借支款项，分别转账至周豹、案外人符颖、谭军等人名下，用途大部分直接备注为“借支”。周豹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不清楚朱泽军转账给谭军的那部分款项的具体用途是什么，且也与周豹无关。一审庭审中，周豹明确其诉求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0月9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第三人谭军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自愿放弃对周豹、渝东公司一审庭审的陈述发表意见及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的焦点：周豹与渝东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渝东公司是否尚欠周豹工程款未付。对于该焦点，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周豹主张其与渝东公司之间成立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周豹应对此举证予以证明。周豹据以证明合同关系成立的最主要凭证是2018年6月11日的《确认书》，但无论是甲方还是乙方处均无记载权利人名称，而是由双方径行签名确认；双方均确认在甲方处签名的人是渝东公司的管理人员，但该管理人员在签名时同样未注明是代表渝东公司，则径行在该《确认书》上签名的人并非一定是实际的权利人，也可能是代理人。周豹主张其在《确认书》上乙方处签名即意味着周豹为真正的权利人，但仅以《确认书》尚不足以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程度，周豹仍需进一步举证。其次，周豹提交了一段录音，周豹问朱泽军顶管的价格如何计算，朱泽军未给出准确的回复，而是表示“大概先算一下”；从录音内容来看，双方亦从未提及周豹的身份，该录音不足以认定周豹是顶管班组施工方的控制人。再次，周豹的陈述与本案现有的证据存在多处矛盾：1、周豹主张其为施工班组的实际控制人，与带班的工头蒙三、符忠正、蒙保江、蒙仲邱、符忠谋等人直接进行结算，但周豹与这些工头没有合同、施工结算资料、发放工资的签收凭证等任何能证明二者关系的资料，反而是渝东公司提交了与上述班组人员进行结算的凭证，如证明、承诺书、工程计量单等；2、周豹一方面自行统计得出具体发放了多少总额的工资，另一方面又称不清楚上述五名工头具体带了多少工人施工，也未保存任何工人的身份信息资料；3、在渝东公司未提交2017年9月28日的《水泥管平行顶管工程专业承包合同》之前，周豹称谭军做的是“沉井”、周豹做的是“顶管”；在渝东公司提交了上述承包合同之后，周豹又称“顶管”工程不止周豹在做，渝东公司还承包了部分顶管工程给案外人杨泽建做；4、更为关键的是，从朱泽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可见，无论是朱泽军汇给韩勇、邢跃辉还是蒙三的数笔款项，部分内容均备注为“顶管机（谭军）”、“谭军顶管蒙三班组借支”，尤其是朱泽军支付给蒙三的款项，明确备注了蒙三班组与谭军的关系，相反，在转给案外人的款项中从未提及该顶管班组是周豹的。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周豹未提交能够证明其与渝东公司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的直接证据，其提交的间接证据《确认书》及其他证据与周豹就关键问题的陈述又有多处无法合理解释的疑点，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周豹与渝东公司之间成立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周豹要求渝东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周豹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048元，由周豹负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16569号民事判决。本院二审期间，周豹提交以下新证据，均用于证明其是以独立主体承建工程，其与渝东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一、谭军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渝东公司将顶管项目承包给周豹做。谭军承包渝东公司的工程范围为沉井、1米顶管、人工顶管，其他与谭军无关，周豹承包的是机器作业的顶管项目。二、蒙保江签名字样的证明（微信），内容为蒙保江带领班组成员韦富晓、韦田芳、丁镜声等在周豹处承包顶管，按照360元/米与朱泽军公司李令铎结算，且扣除了与周豹借支的11700元，该借支款由周豹与渝东公司结算。三、手机短信，内容为：2017年10月18号，周豹通过短信告知朱泽军三台吊车总计13.3万元，渝东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十与周豹有关，累计支付款1022276元，向周豹转账857500元，朱泽军同意误工补贴符忠正78000元、蒙保江12150元、符忠谋22950元，合计113100元。四、微信记录显示周豹与符忠正、蒙三、蒙保江、蒙仲邱结算的情况，内容为符忠正班组、蒙三班组、蒙保江班组、通过微信向周豹借支，上述班组在与李令铎结算时需扣除向周豹借支的款项，蒙仲邱与周豹进行结算。五、手机照片，内容为：因四平600的顶管机到场不能工作，周豹于2017年7月24日承包该工程后，与蒙三前往韶关购机，机器问题不断，周豹天天在工地运材料、修设备。以上证据二-五均属于电子证据，保存在周豹的手机内，周豹的微信号码就是手机号码，对方的微信号也是其手机号。渝东公司质证称：一、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二、除证据一，其他证据均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三、该些证据无法证明周豹与谭军之间存在建设合同关系。谭军质证称：确认证据一由其出具，谭军确认渝东公司将工程顶管项目直接交给周豹承包，不是通过谭军转包，谭军只是做工程的人工顶管和沉井项目和一米顶管项目。谭军是做人工顶管，周豹是使用机器进行顶管项目。谭军没有和渝东公司签订合同，都是口头承包。谭军当时资金周转不足，渝东公司法人代表朱泽军就将其他顶管项目给周豹承包，也直接将相关资金打给周豹，第一笔款也是直接打给周豹。其他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一、《班组工程量确认书》载明，周豹施工的顶管管径包含DN400、DN500、DN600、DN790、DN1260，其中DN400复合管长53.5米、DN500复合管长874.8米、DN600复合管长1903.1米、DN790钢管套长106.8米、DN1260钢管套长81米。周豹二审陈述，《班组工程量确认书》载明了其完成的全部工程量，其中第5栏水泥管是由谭军完成的项目，予以扣减。周豹一审诉请金额不包含其为渝东公司垫付的13万元顶管机款。二、关于顶管单价。周豹二审陈述渝东公司本来口头承诺按950元/米计算，后在电话录音中确认按900块/米计算。渝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泽军在与周豹的电话录音中表示顶管工程“按照九百多给你算嘛”，周豹表示“按900块钱一米算”，朱泽军随后确认“是啊”。渝东公司辩称周豹主张900元/米包含了人工、顶管机械、吊车等所有设备设施，杨泽建的承包合同可予证明。三、关于模板供货。周豹二审陈述其向渝东公司送货时开始是由渝东公司仓库人员签字，后期仓库人员和工程师都不签字，故至今模板也没有对账，周豹提交的证据4-3、4-7两张送货单上有渝东公司仓库人员谢某某签字，庭后七天内核实谢某某名字，但庭审后未予回复。四、周豹二审确认其已收取渝东公司支付的857500元，渝东公司对此予以确认。此外，渝东公司陈述无法区分谭军和周豹对应的工作量，已直接支付谭军、周豹班组工人工资1226166元。周豹二审对一审诉讼请求中的工资数额656745元（工资总额769850元-误工补贴113100元）作出了书面情况说明，内容为渝东公司自2017年10月20日至2018年1月28日向付颖、蒙三、蒙保江、蒙代宗支付工资款共计764850元，扣除误工补贴113100元，渝东公司已向周豹支付了工人工资656745元。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周豹与渝东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二、如果是，渝东公司是否欠付周豹工程款及款项金额多少；三、周豹诉请工程模板款能否支持。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周豹主张其与渝东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一审提交了《班组工程量确认书》加以证明，在该确认书上，李令铎代表渝东公司与周豹签名对截至2018年6月11日的班组工程量进行确认。渝东公司对该确认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辩称周豹系谭军员工，不是适格原告。经查，谭军二审到庭明确陈述周豹自行承包了渝东公司的顶管项目，周豹承包的项目与谭军无关。周豹主张其以独立主体承包渝东公司顶管项目，该主张与多份顶管班组工程计量书相印证，在多份计量书上，渝东公司李令铎与顶管班组负责人、周豹均签名对工程量进行确认，且部分计量书载明顶管班组向周豹借支工资，渝东公司对借支款项予以扣减的内容，周豹二审也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其向符忠正、蒙三、蒙保江等人出借款项的事实。此外，在渝东公司一审提交的付款记录中，渝东公司直接向周豹支付了多笔工程款；渝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泽军与周豹的电话通话记录亦能证明周豹作为顶管工程承包方，直接与朱泽军商谈顶管价格的事实。上述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周豹承建了渝东公司顶管项目，是建设工程合同相对方和适格的诉讼主体，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二。关于工程款金额，《班组工程量确认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名确认工程量，载明复合管、钢套管和水泥管的工程总量为3319.2米，扣除经周豹确认的由谭军完成的381米水泥管项目，其他复合管、钢套管长度3019.2元，周豹诉请按照2938.2米计算工程量，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单价，周豹二审陈述按照900元/米计算顶管工程款，该单价与周豹和渝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泽军的电话录音内容相符，渝东公司一审对录音主体及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说明顶管工程款的支付标准已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故本院按照900元/米计算案涉工程款为2644380元（2938.2米×900元/米）。关于已付工程款，鉴于周豹、渝东公司均确认渝东公司已支付周豹857500元，本院从总工程款中予以扣减。关于渝东公司支付工人工资的数额，周豹主张渝东公司已支付工人工资款共计656745元，且提交了具体的书面说明，渝东公司二审虽陈述无法区分谭军和周豹对应的工作量，已直接支付谭军、周豹班组工人工资1226166元，但并未对周豹所主张的上述已支付工人工资款金额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周豹的该项主张予以确认。综上，渝东公司应支付周豹工程款共计1130135元（总工程款2644380元-已支付工程款857500元-工人工资款656745元）。渝东公司逾期付款，周豹诉请渝东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合法有据，鉴于双方当事人未约定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周豹诉请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符合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三。周豹一审提交的转账记录、对账单、微信交易记录仅能显示周豹购进模板及付费、运输等情况，并不能证明周豹因向渝东公司供应模板而购进模板的事实。周豹一审提交的送货单中仅有两份送货单经收货人签收，但收货人签字潦草，周豹未能核实具体签收人员，渝东公司对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综上，周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请渝东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模板费的请求，本院对此上诉主张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周豹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该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因二审期间出现新证据，导致认定事实与一审判决发生变化，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16569号民事判决；二、限深圳市渝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周豹支付工程款1130135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13013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8年9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周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048元，由周豹负担7872元，深圳市渝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31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048元（周豹已预交），由周豹负担7872元，深圳市渝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31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小美审判员  邓潮辉审判员  陈锦波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慧英许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