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民终78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怀宁路1639号平安大厦十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849023631G。负责人：程航，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浩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继祠，男，1986年1月19日出生，住安徽省长丰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有祥，男，1925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系受害人杜国兵父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宗群，女，196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系受害人杜国兵妻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磊，男，198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系受害人杜国兵之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健，男，198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系受害人杜国兵之子。以上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贵娥，安徽正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太和，男，196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上诉人赵继祠与被上诉人杜有祥、葛宗群、杜磊、杜健（以下简称杜有祥等四人）及严太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3日作出（2017）皖0121民初2939号民事判决，赵继祠、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皖01民终37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8）皖0121民初385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赵继祠、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仍不服并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1民初385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不服金额为149560.65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有错误。一、一审法院关于死亡赔偿金的适用标准有误，应该按照安徽省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计算。通过上诉人举证及法院核实确认受害人杜国兵偶尔在合肥市庐阳区荣成花园南苑7#1004室居住，一审法院也认定其并不居住在城镇；一审原告在原审时一直主张受害人在城镇工作、居住，并非以受害人在长丰县下塘镇汪店村（农村）从事烟酒零售为由主张城镇标准，对在农村办理个体工商户的事实予以隐瞒，其原因是个体工商户经营地点在农村，其主张的居住和工作点在城镇，两者之间相矛盾；赵继祠在原审时向法院提供了受害人在农村办理过个体户的营业执照，证明受害人杜国兵并非在城镇工作和居住，其提供的居住证明内容不真实。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了一审原告所举居住证据不属实不予采信，另一方面按照一审原告未主张的从事个体户的理由裁判城镇标准不符合规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不应支持城镇居民标准杜国兵的死亡赔偿金，还应该对一审原告提供虚假证据予以处罚并追究有关人员提供虚假证据的法律责任。故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安徽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受害人杜国兵的死亡赔偿金。二、一审法院判决精神抚慰金80000元过高，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核减至不超过40000元。一审法院判决交强险内优先赔付精神抚慰金、死亡赔偿金75000元，超出部分在第三者责任险内承担，而根据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26条第十项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负责赔偿，所以超出交强险的精神抚慰金保险公司不承担，一审判决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与保险合同约定不符，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上诉人认为一审原告的各项损失应按照原一审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标准计算，不应该按照重审辩论终结前的上一年度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只规定了按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计算，针对发回重审仍适用一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如何适用无明确规定，但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时的赔偿项目主要是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这些损失都是受害人将来损失的赔偿，是一种先前的“估算”，并非受害人实际损失，既然是一种估算，距离案件越近，越能反映受害人当时及以后可能获得的收入，民事责任的赔偿原则是损失填补，侵权行为发生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是确定的，赔偿也是确定的，也只有以这个时间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为依据，给受害人一个损失填补才是公平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赔偿义务人对受害人的赔偿是一种民事赔偿，是赔偿义务人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一种填补性赔偿，或者是对死者家属或被抚养、赡养人因死者死亡而造成的未来经济损失的一种补偿，并不是一种惩罚性赔偿。既然是一种补偿性赔偿，对赔偿义务人来说，就不能因案件审理中出现延迟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的因素，而加大赔偿义务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否则，对赔偿义务人来说，就是显失公平。例如本案的受害人杜国兵在2017年已经办理丧葬事宜，当时花费的丧葬费是确定的，也不可能随着案件的延迟而增加，故本案重审时仍应按照29551元计算丧葬费。故上诉人认为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1720元／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10287元／年计算，丧葬费应按照29551元进行计算。经计算为医疗费6321.59元、丧葬费29551元，死亡赔偿金234400元(11720元／年×20年)、精神抚慰金40000元、被抚养费人生活费8572.5元(10287元／年×5年÷6人)、交通费600元，合计319445.09元，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75000元（预留另两伤者份额），余款244445.09元，按照30%比例计算为73333.53元，合计148333.33元(75000元+73333.53元)，故不服金额为149560.65元（297893.98元-148333.33元）。针对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的上诉，杜有祥等四人答辩称：一、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赔偿进行计算。受害人杜国兵生前在下塘镇合水路边开设商店，2007年作为个体户注册登记，登记的经营者为杜国兵，组织形式为家庭经营，商店经营范围包括烟酒、日用百货等，杜国兵负责进货、采购，配偶葛宗群和儿子杜建负责站店销售，杜国兵自己进货采购之余，还挤出时间到建筑工地工作。杜国兵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其生前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商业经营和工地打工，其生产、生活和日常生活开支与城镇户口的居民相比已无过多区别，根据公平原则，其人身损害的赔偿应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赔偿额。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一条规定，农村居民能提供在城镇的合法暂住证明，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的人身损害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二、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精神抚慰金80000元未超出法律规定。依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五条规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确定精神抚慰金的数额时，可以参考下列标准：（三）公民身体权、健康权遭受的伤害已经构成伤残等级，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可以结合受害人的伤残等级确定，一般不低于5000元，但不能高于80000元；原告亲属杜国兵身体受到被告的伤害而亡故，原告失去亲人身心受到极大创伤，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80000元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三、应以重新审理的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作为赔偿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原一审判决宣判后，被上诉人并不存在故意拖延时间，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形。相反，是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赵继祠均提起上诉，以及本案发回重审后，又因被告赵继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一案未审理终结而中止诉讼等多种法定情形，是上诉人赵继祠、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提起上诉，导致案件发回重审，长丰县人民法院重新进行立案登记、送达、确定举证期限、开庭、作出判决后，现赵继祠、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再次提起上诉，启动第二次二审程序，拖延诉讼，赔偿义务人赔偿的时间大幅度延后，降低事故处理效率，增加事故处理成本，浪费司法资源，使赔偿请求权人陷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又增加了诉讼成本。根据公平原则，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标准，应当以重新审理的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的上一年度统计数据作为赔偿标准。赵继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完全违背事实和法律的错误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四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本案性质是雇佣关系起因的殡葬服务合同纠纷，不是上诉人单独直接发生交通事故，上诉人与本案死者杜国兵之间是在履行殡葬服务过程中，由杜国兵指挥和安排下又意外发生交通事故。上诉人是雇员，杜国兵是雇主的受益人，上诉人没有超越服务范围，对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既没有服务过错，也没有事故过错。这两个事实，有另案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开庭笔录》和《司法鉴定书》等证据共同证实。一审法院当庭归纳焦点均已确认为殡葬服务，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是，一审法院仍然不顾事实任意歪曲，单以交通事故判决，完全错误。第二、本案唯一所谓有效证据的《事故认定书》，已经被两审法院另案的《庭审笔录》、《谈话笔录》及长丰县公安机关委托的《司法鉴定书》等大量直接有效证据共同印证性推翻。一审法院在判决书前面对上诉人举证的这些证据已经确认，后面又全部无端否定，仍然以单一错误的《事故认定书》判决上诉人承担事故主责。尤其是，一审法院又以上诉人另案刑事申诉中，与本案同样错误认定的《事故认定书》所作出生效刑事裁定书为证，错上加错的作为本案判决理由，其行为直接违反“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最根本原则，完全错误。第三、对上诉人停车及车辆行驶方向，是从造甲路与合水路交叉口的丁字路口从东向西行驶；对杜国兵以雇主安排、支配、调度下进行的一系列殡葬服务过程；对杜国兵同时安排为其帮工的第三人杜学宏、杜学江三人一并乘坐在上诉人装尸体的后车厢。这三个事实同样都有上述两审法院当庭查明的《笔录》和《司法鉴定》等直接证据共同证实。被上诉人一方在本案原二审法院均当庭陈述“按农村风俗扶棺”。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这些事实，仍然无视事实。作出颠倒是非判决，完全错误。第四、本案死者杜国兵生前是长期居住农村的农民个体户，不是长年居住城镇的农民个体户，此事实一审法院均已查明。一审法院以城镇标准判决赔偿数额，明显违背事实。特别是，依据法定授权的安徽省公安厅每年公布专门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具体规定，本案应当按照2017年7月事故发生地的上一年度的2016年农村赔偿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不顾事实判决明显违法。还有，本案中，二审法院同时适用2018年、2017年不同年度赔偿标准，明显违背事实。再有，本案二审法院第一次辩途终结前是2017年9月22日，该院却把其再审第二次2019年5月21日辩论终结前作为所谓的“上一年度”赔偿标准，根本就是主观臆断认定，完全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本案首先应当适用最具体、明确条文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有一审法院当庭查明的《庭审笔录》、《谈话笔录》和《司法鉴定书》及《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足以推翻公安交通部门的《事故认定书》。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6条规定：受雇人驾驶机动车造成他人损害的，雇佣人承担替代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雇员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起因殡葬服务中又引起的交通事故损害后果，应由雇主杜国兵承担。上诉人在履行服务中及交通事故中都无过错。本案交通事故责任应由违反交通事故的严太和父子承担。一审法院规避这些专法定条文判决，完全错误。第三、一审法院歪曲引用多个与本案无直接关连的法律条文判决，完全错误。第四、一审法院对本案再审已经审结，却对上诉人依法再次申请复议的财产保全部分不作审理，完全错误。针对赵继祠的上诉，杜有祥等四人答辩称：一、被上诉人通过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上诉人主张权益，依据的是生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诉人赵继祠至今并无证据推翻事故认定书确认事实。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曾因殡葬服务合同纠纷起诉杜国民、葛宗群，法院判决杜国民支付赵继祠殡葬服务费，殡葬服务合同纠纷己得到解决。现上诉人赵继祠又提出雇佣关系，将其应当承担的交通事故责任推到死者头上，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是极不道德的行为。三、关于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适用城镇居民标准、重新审理的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作为赔偿标准问题，在上述对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的答辩中已经做出阐述。杜有祥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严太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277469.53元（在被告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承保的交强险中优先赔付精神抚慰金、抢救费合计85000元），判令被告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在保险第三者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被告赵继祠赔偿原告方各项经济损失449095.56元；3、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重审庭审时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严太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10413.97元（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精神抚慰金、抢救费85000元），判令被告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替代赔偿责任；2.判令被告赵继祠赔偿原告各项损失525965.93元；以上合计836379.9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1日14时40分左右，被告赵继祠驾驶皖Ａ×××××号小型普通客车，从长丰县境内合水路与陶湖至造甲公路交口南侧即被害人杜国兵家门口合水路路段起步由南向北行驶，在起步向左变更车道过程中，与其车后同向行驶的由严太和驾驶的皖Ａ×××××号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二车碰撞后，皖Ａ×××××号小型普通客车又碰撞到杨远武驾驶的停放在路边的皖Ａ×××××号轻型普通货车，造成严太和及皖Ａ×××××号小型普通客车乘坐人杜国兵、杜学江、杜学宏受伤，三车受损，杜国兵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杜国兵系道路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伴胸部损伤死亡;杜学宏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左股骨颈粉碎性骨折，构成轻伤一级;杜学江因道路交通事故致L2椎体骨折等损伤，构成轻伤二级。经长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赵继祠负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严太和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方共花费抢救费用6321.59元，被告严太和另行垫付受害人的接尸、运尸等费用800元。同年7月22日，长丰县公安局对赵继祠涉嫌交通肇事案予以立案侦查，并于同日对其刑事拘留。后经长丰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原审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的（2018）皖0121刑初21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赵继祠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宣判后，被告人赵继祠不服，提起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8）皖01刑终70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裁定为终审裁定。另查明：受害人杜国兵于1966年4月5日出生，农村居民，生前于2014年1月1日取得长丰县烟草专卖局颁发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字号：杜国兵商店，经营者：杜国兵，经营场所：下塘镇陶湖街道南侧。2017年6月9日，经营者杜国兵又取得长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就颁发的营业执照，成为以家庭经营为组成形式的个体工商户，从事烟酒、日用百货、化肥、种子等多种经营活动。杜国兵生前还有从合肥市市区银行汇入其户籍所在地银行的相对稳定的工资收入。原告杜有祥系受害人杜国兵的父亲，于1925年8月8日出生，在长丰县下塘镇陶湖社区杜户组居住生活，共生育杜国兵等六个子女。同时查明：被告严太和驾驶皖Ａ×××××号小型普通客车在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500000元且不计免赔），保险期间自2016年9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止，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被告赵继祠驾驶的事故车辆皖Ａ×××××号小型普通客车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本起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重审期间查明，被告赵继祠于2017年1月1日向长丰县新风殡仪馆出具承诺书一份，就殡仪专用车驾驶员在接运遗体义务中作出以下承诺：1.未经批准，不得从事殡葬接运业务。2.遗体运输车辆必须人、尸分立，证件齐全，符合公安、交通、卫生等相关部门的有关规定。严禁报废车辆、无牌照车辆、擅自改装和年审不合格车辆从事遗体营运，严禁无驾驶证人事遗体运输业务。3.殡仪专用车辆驾驶员必须执行殡葬管理的法律法规，积极宣传殡葬改革工作，对不文明行为应予以劝告和制止。驾驶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丧户索要钱、物，要合理收费，服从管理。等等。长丰县新风殡仪馆在该份承诺书上加盖了印鉴。2017年7月20日，受害人杜国兵和胞兄杜国民因母亲去世，电话联系被告赵继祠，邀请其为家中殡葬事宜提供服务。按照约定，被告赵继祠替杜家购买了白布、红布、花圈等物品，并于2017年7月20日至21日一直为受害人家提供殡葬服务，直至本起交通事故发生。2017年9月27日，被告赵继祠和父亲赵本全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杜国民、葛宗群支付殡葬服务费用4883元。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皖0121民初34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杜国民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继祠、赵本全服务费4883元，并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至本清为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此款利息。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案由确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被告赵继祠以其与受害人杜国兵等人存在殡葬服务合同关系，系自己受雇于受害人一方而发生交通事故，故不应承担事故赔偿责任，其抗辩主张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告方诉请的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如何确定？3.被告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提出本起交通事故中另一辆事故车辆即皖Ａ×××××号轻型普通货车是否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无责险范围内承担责任？4.被告赵继祠所投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问题?关于争议焦点1，本案中，被告赵继祠坚持认为自己在为受害人一方提供殡葬服务合同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自己与受害人一方是被雇佣和雇佣的劳务关系，该院认为，殡葬服务合同关系是指殡葬服务机构与客户之间签订的对死者尸体进行处理的服务协议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属于合同法所规范的范畴。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告赵继祠提供的承诺书已证实其所有并驾驶的车辆具有为长丰县新风殡仪馆运送尸体的殡仪专用车辆的性质，其提供的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亦认定，被告赵继祠及其父亲赵本全为受害人杜国兵及其胞兄杜国民提供了殡葬服务，但未支付服务费用4883元，原审法院已依法判令由杜国民限期支付，足以证明被告赵继祠父子与受害人一方的殡葬服务合同纠纷已经得到解决。被告赵继祠主张其系受害人一方雇佣、指挥，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但法律规定，劳务合同关系是指劳务提供人与劳务接受人依照法律规定签订协议，劳务提供人向接受人提供劳动，接受人向提供人支付劳动报酬的合同关系。在劳务关系中，虽然当事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形式上平等，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雇主处于支配地位，雇员则处于被支配地位，雇主与雇员的主体身份是不平等的。就本案而言，被告赵继祠自认在为受害人一方提供殡葬服务过程中自己与所驾驶的车辆都是免费提供服务，只收取殡葬用品货物款，双方没有劳动报酬的约定，其又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停放车辆、驾驶事故车辆的行车方向，以及允许受害人杜国兵及其他人员乘坐在该车辆装运尸体的后车厢等一系列行为，是在受害人杜国兵的安排、支配、调度下进行的，且被告赵继祠提供的承诺书第一项也明确规定“遗体运输车辆必须人、尸分立，……”，但其却并未遵照执行，显然存在重大过错责任。被告赵继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持有合法的驾驶证照，应当具备一定的驾驶技术和安全驾驶常识，却严重违反道路交通运输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上乘坐人员杜国兵死亡，杜学江、杜学宏受伤，经长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其负事故主要责任，故被告赵继祠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则应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故关于被告赵继祠认为其与受害人一方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劳务关系而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此外，原审法院（2018）皖0121刑初213号刑事判决书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8）皖01刑终701号刑事裁定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被告赵继祠虽持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足以反驳上述裁判文书所确认的案件事实和证据，其对此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2，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经调查核实，已确认受害人杜国兵在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前，偶尔在其子杜磊购买的合肥市庐阳区林店街道菱湖社居委辖区居住的事实，并经法庭调查，否定了原告方提出的杜国兵从2016年年初即外出务工，至今不在其户籍所在地居住的情形，但原告方提供的受害人杜国兵本人的营业执照、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银行客户活期储蓄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既证明杜国兵系个体工商户且从业满一年以上，又证明其确有部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于城镇的案件事实，故对本案中，原告方要求按照安徽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诉请，予以采纳。对被告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及其他两被告关于此节的抗辩主张，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关于本案中原告方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按照2018年度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问题，被告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辩称应当按照原一审庭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的上一年度所对应的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原审法院认为，发回重审的民事案件依法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原一审判决宣判后，存在被告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赵继祠均提起上诉，以及本案发回重审后，又因被告赵继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一案未审理终结而中止诉讼等多种法定情形，并不存在原告方故意拖延时间，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形，故原告方请求变更该诉请的理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被告方的相关辩解，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3，该院认为，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款》关于保险责任的规定，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约定，区分有责和无责进行赔偿。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确定侵权责任是进行保险理赔的基础，而侵权责任的认定应当按照各机动车的加害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和各自的过错程度分担，不能仅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的责任划分，随意认定无责车辆所承担的无责险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赵继祠驾驶的皖Ａ×××××号小型普通客车，与严太和驾驶的皖Ａ×××××号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后，皖Ａ×××××号小型普通客车又碰撞到杨远武驾驶的停放在路边的皖Ａ×××××号轻型普通货车。由于事故发生时，皖Ａ×××××号轻型普通货车处于停放在路边的状态而非使用中，该车并不存在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无因果关系，不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承担保险责任的规定，故不应承担机动车交通事故交强险无责限额内的赔偿责任。对被告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认为皖Ａ×××××号轻型普通货车的使用人、车主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无责险范围内承担10%赔偿责任的观点，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4，被告赵继祠驾驶的事故车辆皖Ａ×××××号小型普通客车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原审法院正在审理的（2018）皖0121民初1031、1197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本起交通事故中的另两名伤者杜学江、杜学宏均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列为被告之一，要求承担相应的保险赔付责任。为此，本案庭审中，经当庭释明，当事人均不愿申请追加该保险公司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该院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投保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当事人，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的车上人员、被保险人。被告赵继祠所提交的保险单仅证明其驾驶的事故车辆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而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认定了本起交通事故造成其驾驶的事故车辆乘坐人杜国兵、杜学江、杜学宏受伤，三车受损，杜国兵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的案件事实，鉴此，不宜主动追加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中心支公司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综上所述，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亡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严太和违规驾驶车辆与被告赵继祠违规驾驶的皖Ａ×××××号小型普通客车相撞，致使杜国兵抢救无效死亡，经长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认定严太和负本次交通事故次要责任，赵继祠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该事实已经长丰县人民法院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予以确认，故确定严太和与赵继词所承担民事侵权过错责任的比例分别为30%和70%。被告严太和系该肇事皖Ａ×××××号车辆车主兼驾驶员，依法应对四原告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被告严太和驾驶的皖Ａ×××××号车辆在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限内，故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四原告的损失，由被告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交强险限额内给予赔付，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由被告平安保险安徽分公司按照30%的比例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给予赔偿，由被告赵继祠按照70%的比例承担其余赔偿责任。四原告作为受害人杜国兵的亲属，因杜国兵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心理和精神上必然遭受很大的痛苦，四原告请求的精神抚慰金80000元，予以支持，此款应当由被告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四原告请求死亡赔偿金按安徽省统计局公布的上一年度（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93元/年计算20年，即687860元（34393元/年×20年）。原告方诉请丧葬费按照2017年度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5150元计算，即32575元（65150元/年÷2），系自己对民事权利的处分，予以认可。原告方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其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12748元/年计算，即10623.33元（12748元/年×5年÷6人），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四原告请求的交通费用，酌情核定600元。关于原告方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由于其未提供办理丧葬事宜的具体人员及其误工费收入减少的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对四原告符合法律规定且有证据证实的赔偿请求，依法核定如下：1、医药费6321.59元、2、丧葬费32575元、3、死亡赔偿金68786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10623.33元、5、精神抚慰金80000元、6、交通费600元，以上第1-6项合计金额817979.92元。由于本起交通事故中，除杜国兵死亡之外，杜学江、杜学宏也不同程度受伤，且亦已提起诉讼，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为该二人预留必要的赔偿份额，故被告严太和驾驶的皖Ａ×××××号小型普通客车在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投保的交强险赔偿数额中，确定75000元（其中含精神抚慰金、死亡赔偿金74000元和医药费1000元）用于本案的赔偿；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742979.92元（817979.92元-75000元），由被告严太和赔偿四原告各项损失222893.98元（742979.92元×30％），该款由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被告赵继祠赔偿四原告各项损失520085.94元（742979.92元×70％）。被告严太和虽提交证据证明自己曾垫付拉运受害人遗体的费用800元，但并没有主张实体权利，可由其自行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赔付，本案中不予处理。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一次性赔付原告杜有祥、葛宗群、杜磊、杜健各项损失75000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内一次性赔付原告杜有祥、葛宗群、杜磊、杜健各项损失222893.98元；三、被告赵继祠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杜有祥、葛宗群、杜磊、杜健各项损失520085.94元；上述款项汇至本院账户（注明案号）：户名：长丰县人民法院代管款；账号：20000011287110300000018；开户行：安徽长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驳回原告杜有祥、葛宗群、杜磊、杜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164元、申请保全费2720元，合计14884元，由杜有祥、葛宗群、杜磊、杜健负担328元，由严太和负担3966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负担1335元，由赵继祠负担9255元。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赵继祠的上诉，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受害人杜国兵的死亡赔偿金能否按照城镇标准予以赔偿？2、一审判决认定的精神抚慰金数额是否合理？3、本案应当适用的年度赔偿标准？4、如何界定受害人杜国兵与赵继祠之间法律关系？受害人杜国兵对其自身死亡后果应否承担一定民事责任？5、本起交通事故责任如何划分，赵继祠应否承担主要责任？关于受害人杜国兵的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问题。受害人杜国兵虽为农村户籍，但生前在下塘镇合水路边开设商店，2007年办理了个体户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载明经营者为杜国兵，组织形式为家庭经营，商店经营范围包括烟酒、日用百货等，同时，杜国兵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其生前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以上足以证明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商业经营和外出务工，并不以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产、生活和日常生活开支与城镇居民相比基本相同，根据相关规定，农村居民能提供在城镇的合法暂住证明，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的人身损害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故一审判决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受害人死亡赔偿金符合立法精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一审判决确定的精神抚慰金数额问题。本案杜国兵因交通事故死亡，虽然在事故中不负责任，但其自身乘坐并指挥“灵车”也存在过错，且本案的交强险赔偿数额有限，商业三者险不负责赔偿精神抚慰金，超过部分应由侵权人赔偿，考虑侵权人的赔偿能力等因素，一审判决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偏高，本院酌情认定为50000元较为合理，且全部应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关于本案应当适用的年度赔偿标准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原一审判决宣判后，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赵继祠均提起上诉，因事实不清导致本案被发回重审，因此重新启动了一审程序，在发回重审时，由于没有具体规定“一审”的含义，对此问题存在较大争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界定的“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并非指第一次审理的上一年度。从司法解释规定的目的看，应当理解为“最后做出判决时的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上一统计年度”。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时的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应作为计算本案适用赔偿依据时的上一年度标准，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受害人利益和其今后生活的保障。故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关于应当以第一次审理的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为赔偿基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赵继祠及其父亲赵本全接受杜国兵、杜国民的委托，替杜国兵、杜国民母亲死亡提供“殡葬一条龙”服务，双方之间形成殡葬服务合同关系，赵继祠系为受害人杜国兵提供殡葬服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杜国兵因交通事故死亡，虽然在事故中不负责任，但交通事故责任不能等同于民事责任，杜国兵自身乘坐并指挥“灵车”也存在过错，其对自身死亡后果亦应承担一定民事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本院酌定杜国兵对自身的死亡后果自行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关于本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问题。交警部门是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部门，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在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时，应作为重要的民事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审查使用。本起事故已经长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继祠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严太和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杜国兵等无责任。赵继祠上诉认为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认定事故责任的依据，但其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该事故认定书程序合法、定责恰当，应予采纳。且经长丰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1刑初213号刑事判决书和本院（2018）皖01刑终701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赵继祠驾驶机动车辆，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道路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二人受伤，应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故赵继祠上诉主张本次事故应由严太和承担全部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杜有祥等四人因杜国兵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为：医药费6321.59元、丧葬费32575元、死亡赔偿金6878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623.33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600元，以上合计金额787979.92元。由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75000元（其中优先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0元）；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712979.92元（787979.92元-75000元），由严太和赔偿杜有祥等四人213893.98元（712979.92元×30％），该款由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由赵继祠赔偿杜有祥等四人各项损失399268.76元（712979.92元×70％×80％）。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1民初3851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一次性赔付原告杜有祥、葛宗群、杜磊、杜健各项损失75000元；四、驳回原告杜有祥、葛宗群、杜磊、杜健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1民初38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内赔偿杜有祥、葛宗群、杜磊、杜健各项损失213893.98元；三、变更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1民初385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赵继祠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杜有祥、葛宗群、杜磊、杜健各项损失399268.76。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承担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6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承担3851元，由赵继祠承担92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佘敦华审判员  王政文审判员  刘松柏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乔思齐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