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49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建明，男，196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岑杏群，女，1979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荣邦，男，197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夏建明因与被上诉人岑杏群、杜荣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建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岑杏群、杜荣邦偿还借款本金30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杜荣邦于2014年9月2日向夏建明借款100000元（其中22700元为转账方式出借），于2014年12月9日借款100000元，于2015年4月3日借款50000元，于2015年5月13日借款50000元，合计300000元，并立下借据并约定月息3%。后岑杏群、杜荣邦支付利息至2015年12月30日就再也没有偿还本金及利息。涉案款项发生在岑杏群、杜荣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岑杏群的信用卡也交由杜荣邦支配使用，并交由其直接偿还岑杏群信用卡欠款，故岑杏群应负连带清偿责任。二、一审认定事实有误。1.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其陈述明确表示不记得出借的具体细节，一审法官明确要回答，其当时只好回答100000元银行转账，200000元现金交付。而第二次开庭时，查到有2014年9月2日22700元的转账记录，与第一笔出借时间一致，故作出不同回答；2.从出借款资金来源看，银行交易记录证明了其具有出借能力；3.四份借据有三份都载明“借到”，足以证明杜荣邦已收到该款项。根据一般交易习惯，借据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没必要另行书写收据；4.其虽然习惯使用招行、中行的网银，但不代表一定要用此方式交易，因其经营批发电话卡生意，故手上持有足够的现金，能直接交付给杜荣邦；5.其与岑杏群、杜荣邦除了本案借款还存在其他交易往来，其转给杜荣邦的60654元、10000元、7600元，是发生在2015年杜荣邦正常付息期间，否则其会将该款项抵扣利息或债务。而杜荣邦转给其的500元、1000元发生在2016年，是其帮杜荣邦、岑杏群还信用卡账单的费用，不是用于偿还本案借款；6.其用现金方式替岑杏群还信用卡，与转账给杜荣邦的几笔交易并不矛盾，岑杏群的用现金还，杜荣邦的有些现金、有些转账；7.杜荣邦用房产抵扣本案债务，证明了欠其钱，且金额不是小数目；8.第一次开庭结束后，其在一审法官的见证下打电话给杜荣邦，杜荣邦在电话中也承认欠其300000元，并愿意用房产抵债。岑杏群、杜荣邦未到庭应诉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及相应的证据。夏建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岑杏群、杜荣邦立即归还借款300000元及利息（从2019年1月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每月9000元计算至岑杏群、杜荣邦清偿之日止）给夏建明。诉讼过程中，夏建明变更其诉讼请求为：岑杏群、杜荣邦立即归还借款300000元及利息（从2016年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即每月6000元计算至岑杏群、杜荣邦清偿之日止）给夏建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日，杜荣邦向夏建明借款，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兹有本人杜荣邦因生意周转需要，现向夏建明借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圆整（小写100000元）。约定利息3%。”杜荣邦在借据上借款人处签名捺印确认，并附上其身份证编号及手机号码。2014年12月9日，杜荣邦向夏建明借款，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兹借到夏建明先生现金人民币：壹拾万圆整（￥100000元）。每月利息为：叁仟元整（￥3000元）。借款日期为2014年12月9日；还款日期为2018年12月9日。”杜荣邦在借据上借款人处签名捺印确认，并附上其身份证编号及手机号码。2015年4月3日，杜荣邦向夏建明借款，出具借据一份载明“本人杜荣邦先生，身份证：，借到夏建明先生现金人民币（大写）：￥伍万圆整（￥50000元）。每月利息为：￥壹仟伍佰元整（￥1500元）”。杜荣邦在借据上借款人处签名捺印确认，并附上其身份证编号及手机号码。2015年5月13日，杜荣邦向夏建明借款，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兹借到夏建明先生现金人民币：50000元整（￥50000元）。每月利息为：1500元整（￥1500元）。借款日期为2015年5月13日。”杜荣邦在借据上借款人处签名捺印确认，并附上其身份证编号及手机号码。因杜荣邦逾期未还款，夏建明遂提起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另查，杜荣邦与岑杏群于1999年6月23日在中山市东升镇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诉讼过程中，夏建明在第一次庭审阐述交付款项过程时表示，2014年9月2日的100000元借款系当天交付50000元现金、转账50000元，从夏建明的农业银行账号转款到杜荣邦的农业银行账号。2014年12月9日的100000元借款系交付现金50000元，转账50000元，从夏建明的农业银行账户转款到杜荣邦的农业银行账号，剩余两笔借款均系现金交付，现金来源于银行取款和自己的货款，银行取款约3到4万元，另有家中存放的现金。杜荣邦没有偿还借款本金，但偿还过利息，给了一年左右，总计金额约6到7万元。利息偿还有转账方式也有现金交付，刚开始是整数支付，按月利率3%支付。2019年3月6日，夏建明在一审法院询问时表示，案涉借款交付过程为2014年9月2日转账22700元，其余借款均系现金交付。陈述改变的原因为夏建明本人记忆不清楚，只记得借款总数，记不清细节。对于利息交付，夏建明同时表示，杜荣邦并未全部还清案涉四笔借款截至2015年12月30日的利息，大概有几千元未付，夏建明自愿放弃相关利息诉求，仅主张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杜荣邦支付的利息以现金交付为主，转账很少。夏建明陈述除本案借款及用现金替岑杏群偿还20000多元信用卡外，与岑杏群、杜荣邦没有其他经济来往。对于双方关系，夏建明表示自己与杜荣邦系关系密切的朋友，夏建明经营手机店，年收入约20多万元，杜荣邦则开设有多家担保公司，杜荣邦曾表示愿意用房屋抵偿债务，但均未兑现。夏建明另主张曾替岑杏群偿还过信用卡欠款。夏建明陈述除本案诉讼外，另有起诉案外人民间借贷诉讼约20多宗，总金额约1000000元，夏建明经营批发电话卡业务，资金需求量大。夏建明主张就案涉借款向杜荣邦追索，夏建明提供的微信聊天语音可反映双方谈及交易房产情况，夏建明提供的自称与杜荣邦于2017年9月6日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有“你利息也一年多未付，也要解决的”内容，对方则回复“你好明不好意思同板在外面回来给电话你谢谢你”。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杜荣邦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山湖中支行开设的银行账号62×××15流水明细清单，清单显示，夏建明与杜荣邦之间有多笔款项往来，其中，夏建明在2015年3月17日转存60654元，2015年3月18日转存8000元，2015年11月26日转账10000元，2015年11月30日转账7600元给杜荣邦。杜荣邦在2016年10月25日转账500元、2016年11月28日转账1000元给夏建明。夏建明质证认为，夏建明在2015年3月17日转账60654元给杜荣邦，夏建明个人保存的债务记账本上没有这笔数，不记得为何转此笔款给杜荣邦；对于2015年3月18日转账8000元、2015年11月26日转账10000元，2015年11月30日转账7600元给杜荣邦，夏建明表示是替杜荣邦偿还信用卡欠款。对于杜荣邦在2016年10月25日转账500元、2016年11月28日转账1000元给夏建明，则认为系杜荣邦偿还自己刷信用卡的手续费。一审法院认为，杜荣邦、岑杏群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并未到庭答辩，亦无提交证据，应当自行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民间借贷应受法律保护。因民间借贷关系实际为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属实践性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合同双方在达成借款合意后，债权人尚需实际支付借款本金，借款合同才生效。当事人对其自身的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夏建明对于杜荣邦向其借款300000元的事实，夏建明虽提供了借据与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为凭，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款项实际出借给杜荣邦，理由为，一则夏建明在对借款经过陈述时第一次主张为银行转账100000元，其余为现金交付，在一审法院第二次询问过程中则改称为银行转账22700元，其余为现金交付，且转账银行陈述亦不相同，银行转账22700元与夏建明在起诉状中所称第一笔借款为现金交付存在冲突，夏建明虽解释为记忆不清，但其上述陈述明显不一致，存在疑点。其次，从借款交付的资金来源来看，夏建明主张以其家中存放的现金、收取的货款出借，但其所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无法反映夏建明在此期间有相应的大额出借能力和款项提取记录。夏建明亦未提交杜荣邦、岑杏群收取案涉借款现金的收据，根据夏建明与杜荣邦双方银行交易往来情况，可见双方均熟练使用网上支付、银行转账等支付方式，但夏建明对于案涉四笔大额出借款项绝大部分采用现金支付方式，其对此并无合理解释。夏建明陈述自己年收入约20多万元，亦承认多次出借给他人约百万元资金，对夏建明拥有大量现金的来源及案涉借款的支付能力，存在疑点。再次，根据夏建明陈述，杜荣邦、岑杏群已偿还2015年12月30日前的大部分利息，约6到7万元，加上自动放弃的利息几千元。根据双方约定月利率3%，案涉第一笔借款100000元，从2014年9月计算至2015年12月，共产生利息100000元×3%×16个月＝48000元。第二笔借款100000元，从2014年12月计算至2015年12月，共产生利息100000元×3%×13个月＝39000元。第三笔借款50000元，从2015年4月计算至2015年12月，共产生利息50000元×3%×9个月＝13500元。第四笔借款50000元，从2015年5月计算至2015年12月，共产生利息50000元×3%×8个月＝12000元。上述利息合计为48000元＋39000元＋13500元＋12000元＝112500元。与夏建明陈述的已收取70000多元利息相差较远，明显不符。另外，夏建明陈述除本案借款外，与杜荣邦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但不能合理解释为何在第一、第二笔借款后，又在2015年3月17日转存60654元给杜荣邦之原因，对于夏建明与杜荣邦其他往来款项，夏建明虽解释为替杜荣邦偿还信用卡借款，但与其陈述以现金方式替岑杏群偿还完信用卡欠款相矛盾。夏建明在2015年11月26日转账10000元，2015年11月30日转账7600元给杜荣邦，显系双方在本案四笔借款后发生的经济往来，与夏建明陈述与杜荣邦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相矛盾。对于杜荣邦在2016年10月2日转账500元、2016年11月28日转账1000元给夏建明，亦与夏建明陈述杜荣邦未偿还2016年1月后的借款相矛盾。夏建明主张就案涉借款向杜荣邦追索，但其提供的微信聊天仅反映双方谈及交易房产情况，且夏建明在聊天时表示“你利息也一年多未付，也要解决的”，并未谈及具体的借款金额及笔数，杜荣邦亦未对此进行确认。综合以上情况，鉴于夏建明述称以现金方式交付案涉借款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符常理的疑点，并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认定夏建明未举证证明案涉借款已现实交付，应由夏建明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驳回夏建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夏建明负担（该款夏建明已预交）。本院二审期间，夏建明提交了以下证据：1.录音光盘一张，拟证明杜荣邦承认欠其300000元；2.银行流水原件一份，在2014年12月1日至9日其有20万多元的取款记录，拟证明其有足够的资金出借本案借款。岑杏群、杜荣邦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查明：夏建明在二审时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明在2014年12月1日至2014年12月9日期间，夏建明取款20万多元。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焦点是夏建明主张的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夏建明在二审时提交了电话录音、银行流水，其在二审时称除了22700元转账外，本案的其余借款均为现金交付。对此，夏建明提交的通话录音的电话号码为180××******，但夏建明提交的该电话号码无法证明为杜荣邦个人使用，故本院对该录音证据不予采信。至于夏建明提交的银行流水，虽然夏建明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明在2014年12月1日至2014年12月9日期间，夏建明取款20万多元，但结合夏建明存在多次出借累计百万元给他人的事实，上述取款流水不能证明夏建明已将本案借款交付给杜荣邦。且夏建明与杜荣邦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及其他款项的往来，因此，夏建明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实际交付了本案借款，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夏建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上诉人夏建明已预交），由上诉人夏建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雪燕审判员  卢俊廷审判员  张 荣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洪朗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