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8民终11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绍宣，男，198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港市港**，现住贵港市港**。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系上诉人徐绍宣的配偶），女，1986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港市港**。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亮，广西君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为衡，男，196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港市港**。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晓辉，广西涌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嘉敏，广西涌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徐为宁，男，197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港市港**。 上诉人徐绍宣因与上诉人徐为衡及原审第三人徐为宁合伙纠纷一案，不服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803民初1310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绍宣及其委托代理人、上诉人徐为衡及其委托代理人、原审第三人徐为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绍宣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被上诉人徐为衡返还上诉人徐绍宣合伙投资本金600000元及支付合伙经营期间产生的利润624545.5元、机械设备变卖费用25000元，合计1249545.5元；二、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以2018年2月6日三方结算作为合伙财产分割依据完全错误。2012年6月至2017年9月期间，徐绍宣、徐为宁、徐为衡三人分别在桥圩及东北进行了两次独立的三人合伙经营羽绒加工生意，两次合伙分别进行单独核算，在两次合伙经营中三人在合伙中所占的股份分别不同。在散伙之后，三人分别对两次合伙经营进行了单独清算。(一）桥圩方面：2012年6月，徐为宁、徐绍宣、徐为衡三人约定在贵港市港南区合伙经营羽绒加工生意，同时约定徐为衡负责合伙期间货物的进货、销售及财务、资金的管理，徐绍宣负责货物的运送及加工，徐为宁负责根据徐为衡提供的进货、销售的数据，记录合伙经营的成本及销售收入。2017年11月25日，徐绍宣、徐为衡、徐为宁对三人在桥圩合伙期间的财务状况进行清算，该清算是以徐为衡提供的原始单据、徐为宁记录的账本及合伙期向使用的银行卡流水记录为依据，清算期间，三人认真核对了合伙经营以来三人的投资本金、各项开支及销售收入情况，还核对了几年来徐绍宣、徐为宁从徐为衡处借用资金情况。清算结果为：三人在桥圩经营销售总收入为27351421元，进货支出为22555476元，其他支出（包括水电、房租、人工、等各类费用）为1222926元+120625元（该120625元是筹备期间的支出）则三人在桥圩的合伙经营利润为27351421-22555476-1222926-120625=3452394元，即该3452394元是经营收入减去支出的纯利润，三人的投资本金仍然在徐为衡手里并没有计算在内。同时，清算时仓库仍有库存的鸭绒一批，并协商确定三人在桥圩合伙期间的生产机械设备折价为10万元，变卖给徐为衡使用，清算结束后三人在清算单上签字确认。后来，库存鸭绒卖给案外人莫仲礼获得货款404000元，该货款也为三人合伙期间的利润。此时，徐为衡实际保管三人合伙资金为：三人投资的本金180万元及经营所得利润3452394元、设备折价的10万元、卖库存货款404000元。(即3452394+404000=3856394元为三人在桥圩的经营所得的利润），徐绍宣、徐为宁分别占25%的股份，应分利润分别为3856394×25%=964098.5元，设备折价款分别为106000×25%=25000元。因此，在桥圩合伙经营合伙中，徐为衡应返还徐绍宣投资本金60万元，支付经营利润964098.5-180000=784098.5元，设备折价款25000万元，三项合计1409098.5元。(二）东北方面：2017年6月17日,三人约定利用在桥圩合伙的资金到东北进行合伙收购原料进行羽绒加工生意，并且约定三人所占股份比例为：徐为宁占30%，徐绍30%,徐为衡占40%。由于三人在桥圩经营期间的资金一直由徐为衡保管，该资金存放在徐为衡账户或经营使用的杨雪户名的公用账户，在东北经营期间经营所需资金也由徐为衡支付及保管。2018年2月6日，三人对在东北期间合伙经营的情况进行了清算，清算结果为：清算单第一部分是徐为衡与徐为宁在经营期间两人之间账目数目确认情况，该部分表明徐为衡支付给徐为宁或东北公司3576595元（该3576595元为三人在桥圩合伙期间的资金），徐为宁返还75万元给徐为衡及其他支出合计为2939195元，徐为宁实际保管资金637400元。第二部分结算表明，三人合伙在东北经营期间的实际支出为2399640元，销售货款收入为1867794元，亏损531846元。由此得出，徐绍宣、徐为宁、徐为衡分别亏损531846元×30%=159553元、531846元×30%=l59553元、531846元×40%=212738元，并确定徐为衡保管资金422400+949700+99054=1471154元，徐为宁保管资金637400+375270+21370-18342-6000=1009698元。(三）结合二次合伙经营结算，徐为衡应当支付徐绍宣投资本金、利润及设备折价款合计1249545.5元。根据以上两次合伙经经营情况可知，徐绍宣在桥圩合伙经营投入资金60万元，应分利润964098.5元，设备折价款25000元。在东北合伙经营亏损159553元，己向徐为衡借支了18万元，则徐为衡应向徐绍宣返还投入资金60万元，支付经营利润964098.5-159553-180000=624545.5元，设备折价款25000万元，三项合计1249545.5元。因此，从以上分析可知，徐为衡投入东北的经营资金仅是其保管三人在桥圩经营期间合伙资金的一部分，一审法院以三人于2018年2月6日对三人在东北合伙经营的结算为依据进行合伙资金分割，而对三人在桥圩经营期间的利润及投资本金不进行分割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判决以投资本金已经投入使用，从而认定徐为衡不需要返还投资本金给徐绍宣完全错误。实际情况为：在桥圩合伙经营期间，徐为衡收到三人合伙投资本金1800000元，收到销售总收入27351421元，徐为衡实际总支出为：22555476(进货支出）+1343551(其他支出）=23899027元，该支出己包括三人在桥圩合伙期间的所有开支。则徐为衡保管三人合伙资金为：投资本金1800000元+销售收入27351421元一总支出23899027元=5252394元，该5252394元即是三人合伙期间的投资本金1800000元+利润3452394元=5252394元。因此，一审判决以投资本金己经投入使用，从而认定徐为衡不需要返还投资本佘给徐绍宣完全错误。三、三人在桥圩合伙经营期间，经营的投资本金及经营所得利润一直由徐为衡保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三人合伙经营期间，投资资金交给徐为衡统一管理，经营的具体开支、进货、销售业务由徐为衡负责，具体经营情况也由徐为衡记录，原始账本及销售收入的经营资金由徐为衡保管。本案第三人徐为宁也在庭审中证实了徐为衡负责三人合伙经营期间的进货、销售财务及经营资金的保管。从徐为衡提供的账本P215-242中可知道，徐为衡在销售货中以个人账户或现金方式收取了客户货款6312704元（标注为衡收或衡手的为徐为衡收取，标注为宣卡的为杨雪名的公用卡收取）；从徐为衡提供的账本P359页中可知道，徐为衡又从杨雪名字的公用卡上转出3520600元到其个人账户；从P337页中的3261802元也是徐为衡用于支付自己个人经营的加工厂进货款，以上合计徐为衡以个人账户或现金方式收取（或使用）了三人合伙资金10159484元，而在经营期间，徐为衡一共开支了6684116元（从P147页可知道），从这可以知道，徐为衡还保管三人合伙资金：10159484-6684116=3475368元。以上数据是三人清算时共同核对，认可的准确数据，并且由徐为衡记录在账本上。从以下证据也可以证实经营资金一直由徐为衡保管的事实：1、自2012年起至2013年4月30日止，在这三人合伙经营期间，从第三人徐为宁提供的账本中可知道，该期间经营产生利润大约20万元，该利润至今一直由徐为衡保管使用。2、2013年4月26日，徐为衡以杨雪的身份证开设了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卡号：62×××66),用于三人合伙经营的收取及支付货款。该银行卡平时一直由徐为衡保管，银行卡的账户变动通知信息绑定在徐为衡的手机上，需要用到银行卡上的资金支付各项经营支出需经徐为衡同意,由徐为衡到银行办理或由徐为衡吩咐其他人办理。3、从徐为衡提供的证据1(P136页）中可知道，徐绍宣、徐为宁如果需要使用三人合伙经营的资金，必须要向保管资金的徐为衡借支，否则无法动用三人合伙经营的资金。三人在清算时也进行了详细的核对，徐绍宣借支了18万元，徐为宁借支了24万元。这也证明了合伙经营资金一直由徐为衡保管的事实。4、从徐为衡提供的证据6(第35,9页）中可知道，徐为衡在合伙经营期间，徐为衡从自己保管的杨雪的银行卡汇出3520600元到自己的银行卡、女儿徐春惠的账户（用于偿还徐为衡女儿徐春惠购房贷款）或用于支付自己经营的加工厂的购货款，该款现在仍一直由徐为衡占有使用，这也证明了合伙经营资金一直由徐为衡保管并自由支配使用的事实。该资金属于三人合伙经营的投资本金及利润，徐为衡应当返还给原告及第三人。5、徐绍宣提供的证据5货款证明，该证明证实了徐为衡在销售三人合伙经营的货物时，收取客户莫宁波的现金货款并由自己保管支配使用。这也证明了合伙经营资金一直由徐为衡保管并自由支配使用的事实。6、徐为衡提供的证据1(P216、217、218页）中可看到，在三人合伙经营期间，徐为衡将三人合伙经营的货物毛泥卖给自己独立经营的加工厂，货款合计134595元，该货款却没有汇入经营账户，一直由自己保管使用。同时，从徐为衡提供的账本中也看到，徐为衡将三人合伙经营的羽绒卖给自己独立经营的加工厂，只是在账本上记录交易记录，却没有将货款支付到公用银行卡上，也说明了合伙经营资金一直由徐为衡保管的事实。7、从徐为衡提供的证据8第366页及370页的货款证明中可知道，徐为衡将自己独立经营的桂京羽毛加工厂及星顺羽绒厂销售所得货款汇入三人合伙经营使用杨雪户名的银行卡,将自己的资金混同于三人合伙的资金，也说明了该卡一直由徐为衡保管并自由支配使用的事实。8、从徐为衡提供的原始账本上看到，账本上由徐为衡自己记录的各人投资数额，仅记载了徐绍宣及徐为宁的投资数额，并没有记载徐为衡的投资数额，也可看出三人合伙经营财务一直由徐为衡管理的事实。9、此外，由于徐为衡在庭审中陈述，2014年3月27日从杨雪名的公用卡上转出的20万元是杨雪使用。对该笔货款的使用问题，三人在清算时己进行核对，是徐为衡用于支付自己个人加工厂的货款。现杨雪也向港南区公安局经侦部门报案，经公安部门调查，2014年3月27日，徐为衡个人经营的加工厂向乔飞羽绒加工厂购买一批绒共257000元，徐为衡从三人合伙的杨雪名的公用卡汇出20万元到乔飞羽绒加工厂的管理人员郑亮的亲戚陆敏利的账户上，又从自己个人银行卡（尾号713)汇57000元到陆敏利账户上。由于公安机关调查清楚后，认为不属于刑事案件，没有立案，无法向杨雪出具证明材料，希望法院向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核实。从以上事实可知道，在三人合伙经营期间，由于合伙经营的进货及销售业务一直由徐为衡负责，徐为衡在没有开设三人合伙经营使用的银行卡之前销售所得货款至现在仍全部由自己保管并使用。在2013年4月开设经营使用杨雪的银行卡之后，徐为衡将合伙经营的货物销售给自己独立经营的加工厂，却没有支付货款到三人合伙经营的银行卡，有时销售货物收取客户现金之后，也没有将现金汇入经营专用的银行卡，徐为衡在经营期间将经营专用银行卡里的收到的货款3520600元汇到自己的账户上，又用经营专用银行卡里的收到的货款支付自己独立加工厂收购货物的货款。同时，徐为衡也用经营专用银行卡收取自己独立加工厂销售货物所得的货款，此外，徐绍宣、徐为宁等人如需要使用三人合伙经营的资金，必须向徐为衡借支。徐为衡将个人的资金完全混同于三人合伙的资金，充分证明了三人合伙资金由徐为衡保管的事实，第三人徐为宁在庭审中也确认了该事实。由此可证明，虽然用于经营而开设的银行卡是以杨雪的身份证开设，该银行卡实际上一直由徐为衡保管并支配使用。三人在清算过程中，已进行逐一核对，将三人合伙期间的各项开支及收入清算完毕，且三人都己经签字确认。 被上诉人徐为衡辩称，从对方上诉所陈述的数额与其实际数额并不一致，说明三方在诉讼前大家所结算的数额也并非真实的按照实际投资和实际支出来进行结算。当时的清算并不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当时三方的结算也仅仅是针对部分内容进行的初步估算，并非最终的结算，这个事实在一审时已经经过三方确认，当时仅仅是初步估计利润有多少、支出大概有多少、利润到底掌握在谁手上、支出通过什么渠道支出均没有记载。所以一审依据一份中途进行的计算来认定案件最后应当判决的结果是不公平的判决，在一审法庭审理过程中三方也曾说这个次结算后，三方又相约去银行打出过银行流水进一步核实，只是因为最终三方没有就核实的结果达成一致意见才诉讼至法庭。徐为衡一直掌管银行卡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而他所有理论均建立在徐为衡手上推断出来的。三方具体投资多少？盈利多少？最终掌握在谁手上？通过三方各自的银行卡流水及三方均已认可的徐为衡的记帐本可能得知，可以通过审计得到解决，但是上诉人徐绍宣将审计申请撤回才导致该案事实无法查明。徐绍宣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上诉人徐为衡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需向被上诉人支付合伙资金。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就东北项目的资产进行结算、分割，未对桥圩项目的资产进行结算、分割，分割数额、结果都与事实不符。虽然2017年11月25日的结算非最终结算，桥圩项目的利润也没有掌握在上诉人的手中，但仍应该对桥圩项目的资产进行结算与分割，因为两项目同为上诉人、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合伙投资，且两家公司的账目有着密切联系，直接关系到本案的事实认定与公正判决，应当对桥圩项目的资产进行结算、分割，因一审法院未同时将桥圩项目的资产一起进行结算、分割，导致结算结果错误，分割数额、结果都与事实不符，只要将桥圩项目的资产进行分割便能查清上诉人根本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合伙资金的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货款404400元仍在上诉人手中并应当作为合伙财产进行分割，没有事实与理由依据。一审法院以“该款系在2017年11月25日结算后获取，2018年2月6日结算中载明汇入东北项目的资金全部在2017年9月份前完成”推测该货款仍在上诉人手中并应作为合伙财产进行分割，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7已充分证明该笔货款己实际用于清偿桥圩项目拖欠的货款，分别偿还李伍贤47950元、刘炳伟189070元、杨燕芬112000元、莫水富42600元，共计偿还欠款391620元，仅剩余12780元由上诉人保管，无论购入该批鸭绒的成本是否己经结算在2017年11月25日的结算的成本中，2017年11月25日的结算并不是最终结算，不能因此而将己经实际用于清偿债务的货款作为合伙财产分割，更不能要求由上诉人按分红比例支付给被上诉人，一审法院无视事实，将己实际用于清偿公司债务的404400元作为合伙财产进行分割，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三、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在桥圩项目合伙期间分别向桥圩项目借支了24万元与18万元，该两笔借支款属于桥圩项目的应收账款，是桥圩项目的合法财产，属于联润公司应当分割的财产，即便属于联润公司的债权，也应当在结算、分割时计算在内，且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己经自行在将该笔借支款抵扣应分割的财产，因此上诉人的借支款应当结算在桥圩项目的财产内。 被上诉人徐绍宣辩称，1、2018年徐为衡所销售的404400元货款属于三方的合伙利润事实清楚，因为合伙三方已经于2017年11月对合伙期间的总资支出、总收入进行了清算。当时这批货还存在仓库中，但是购买这批货的成本已经计入总支出里面，但是总收入并没有计算这40多万元。所以徐为衡将该批货销售后所得的货款当然是三人的合伙利润。2、关于徐绍宣向徐为衡借资18万元合伙资金问题，在我们诉讼请求计算里面我们已经将这18万元在徐绍宣应得的利润里面减除，我们减除18万元后才要求徐为衡返还624055元。3、24万元是第三人的。我们认为三人合伙是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在桥圩合伙，一个是东北的合伙，这两个合伙经营情况三方已经进行详细的核算，在核算过程中依据的是徐为衡记录的帐本及第三人的帐本和经营过程中所用到的银行流水记录。在三方清算后，三方都是进行签字确认。所以计算的结果是客观真实准确的。三人的投资本金及总收入、总支出都是清楚的，不存在结算不清的情况。 原审第三人徐为宁针对上诉人徐绍宣、徐为衡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述称，1.一审判决仅对东北项目作出处理，没有对桥圩部分进行分割是错误的；2.404400元货款是库存货款应当予以分割；3.24万元债权债务在结算时已经减除，已经不存在了。 原审原告徐绍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徐为衡返还原告徐绍宣合伙投资本金600000元，并支付合伙经营期间产生的利润624545.5元及机械设备变卖费用25000元，合计1249545.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至2018年2月6日，原告、被告、第三人达成口头合伙协议，约定三人合伙经营羽绒厂，原告投资600000元，被告投资700000元，第三人投资500000元，三人按25%、50%、25%分配利润；合伙开始至2013年4月期间被告管理合伙的财务；2013年4月之后，三人协议用原告配偶杨雪的名字开设合伙的公用银行卡，卡号为62×××66，三人合伙过程中除了用该卡收支，还用到原、被告、第三人的银行卡收支。2012年9月27日，三人合伙以原告的名义成立贵港市港南区联润羽绒厂（微型企业），由原告担任投资人。在合伙期间原告向合伙借款180000元，第三人向合伙借款240000元。2017年11月25日，三人就合伙进行结算，并达成一致协议，内容为：2012年－2017年进货款及装卸费共支出22555476元、总费用为120625元、总收入为27351421元，应分成利润为3452394元。各人投资情况为：为宁5000**元、为衡700000元、绍宣600000元。此外，三方于2017年6月份另协议合伙到东北投资，投入的资金为三方合伙的部分资金。2018年2月6日，三方对东北投资进行核算，确认从2017年6月30日至2017年9月份共汇入资金为3576595元，支出为2399640元，收入为1867794元，确认亏损总额为531846元。三方约定按原告30%、被告40%、第三人30%的比例承担盈亏，故原告及第三人均承担亏损159553元、被告承担亏损212738元。三人还确认在东北项目中被告保管合伙资金1471154元、第三人保管合伙资金1009698元。2017年12月21日，被告将合伙库存的鸭绒出售，收取货款404000元，该库存鸭绒已计入支出，未计入收入中。三方在合伙过程中购置了一些机械设备，但是未列有书面清单，而三方对合伙中具体有哪些机械设备并未确认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原告、被告、第三人虽分别于2017年11月25日、2018年2月6日进行结算，但是2017年11月25日之后三方仍利用部分合伙资金在东北投资，故2017年11月25日结算并非合伙的最终结算，不应以此为基础对合伙财产进行分割。对2018年2月6日的结算，该次结算系三方利用部分合伙资金投资东北项目，并对东北项目进行的结算，结算后三方终止了合伙，因此，该次结算可作为合伙财产分割的依据。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合伙期间的利润624545.5元的诉讼请求，首先，可明确的合伙财产如下：一、2018年2月6日结算确认经营东北项目投入合伙资金为2399640元，亏损531846元，最终由被告掌管合伙资金1471154元、第三人掌管资金1009698元，两人共计掌管的合伙资金2480852元；二、被告在2017年11月25日结算后出售合伙库存鸭绒获取货款404000元，该款系在2017年11月25日后获取，2018年2月6日结算中载明汇入东北项目的资金全部在2017年9月份前完成，故该货款可认定仍在被告手中并且为合伙财产；对被告抗辩该批鸭绒的成本未列入2017年11月25日结算的成本中，基于该批库存鸭绒系2017年11月25日结算前已经购入并记录于三方都认可的账册中，虽三方对购入的时间是2017年4月还是7月有分歧，但不影响该批鸭绒系在结算前购入，故三方根据账册所做的结算应已把该批鸭绒的购入成本结算在内，因此被告应提交证据支持其抗辩意见，现被告无证据证实该意见，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此该笔货款亦应作为合伙财产进行分割。其次，三方在东北项目中约定的承担盈亏的比例为原告30%、被告40%、第三人30%，因此，在东北项目中确定的被告、第三人掌管的合伙资金2480852元，原告应分割获得的资金为744255.6元（2480852元×30%），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资金为478813.2元（1471154元-2480852元×40%）；库存鸭绒出售获得的货款404000元，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资金数额为101000元（404000元×25%）；综上，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的合伙资金数额为579813.2元。对原告要求分割被告支付机械变卖费用25000元，因三方对合伙机械种类及数量有分歧，而三方合伙时未对机械进行登记，现原告亦无法提供合伙的机械种类和数量，三方还对机械的价值未达成一致协议，故原告该诉讼请求无依据，不予支持。对原告认为应以2017年11月25日结算的利润作为分割基础，因该次结算不是最终结算，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全部利润均由被告掌管，故除上述两笔资金作为合伙财产分割外，原告要求分割的剩余部分的资金证据不足，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本金60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投资的本金最初已经投入使用，而三方在2017年11月25日结算时亦确认了进货款及装卸费为22555476元，原告无证据证实投入的本金未结算在进货款及装卸费中，故原告该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原告、第三人向合伙借支的借款，因该债权系属于合伙的，而被告否认合伙财产由其掌管，故三方应再行对剩余的合伙资产结算并确认掌管人后，再行处理，而不应在本案中与被告应支付的款项进行抵扣。对被告抗辩第三人投资额为200000元的意见，因三方均签字认可2017年11月25日的结算，而结算单上载明了第三人投资额为500000元，被告无其他证据证实其意见，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抗辩东北项目的投资其系用其个人资金投资的意见，首先，2018年2月6日的结算单上虽载明“衡卡”汇入资金，但是在三人合伙过程中，被告亦用其个人账户进行收支，故“衡卡”汇入并不能证明就是被告个人的资金；其次，原告、第三人均陈述东北项目的投资资金均来源于三人的合伙资金，而被告陈述其投资2217040元，原告投资18342元、第三人投资6000元，三方却调整承担盈亏比例为原告30%、被告40%、第三人30%，这显然不符合常理，且被告个人出资亦未在结算中明确说明；综上，被告该抗辩意见证据不足，依法不予采纳。判决：一、被告徐为衡支付原告徐绍宣579813.2元；二、驳回原告徐绍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46元（原告徐绍宣已预交），由原告徐绍宣负担8600元，被告徐为衡负担744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三人在2017年11月25日进行合伙结算没有将各人投资款：为宁5000**元、为衡700000元、绍宣600000元计入总收入27351421元中。还查明，在桥圩项目，徐为衡负责合伙期间货物的进货、销售及财务、资金的管理，徐绍宣负责货物的运送及加工，徐为宁负责根据徐为衡提供的进货、销售的数据、记录合伙经营的成本及销售收入。 本院认为，关于合伙利润如何分割的问题。首先，关于合伙财产分割的依据。一审判决以2017年11月25日桥圩项目结算并非最终结算为由，直接以2018年2月6日东北项目结算作为分割合伙财产的依据，各方当事人均不予认可并主张应当对桥圩项目的资产进行结算、分割，同时，根据查明事实，在桥圩项目合伙经营期间，三方当事人另行协议投资东北项目，并以桥圩项目合伙资金投入东北项目，2017年11月25日，三方对桥圩项目进行结算确认，2018年2月6日对东北项目进行结算确认，可见，桥圩项目和东北项目的合伙人一致、投入资金有关联，但各自约定有独立的盈亏分配比例、分别经过三方当事人独立结算，因此，本案合伙财产分割应当同时依据2017年11月25日桥圩项目结算和2018年2月6日东北项目结算。一审判决仅把东北项目结算作为合伙财产分割依据，未对桥圩项目进行处理，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 其次，关于合伙利润的分配。上诉人徐绍宣主张，徐绍宣应分得合伙利润包括：徐绍宣投入合伙本金600000元、设备折价款25000元、徐绍宣应分得桥圩项目利润624545.5元=（桥圩项目经营利润3452394元+库存鸭绒货款404000元）×25%，同时，扣除徐绍宣应负担的东北项目亏损份额159553元、个人借支债务180000元。上诉人徐为衡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合伙财产的构成，对于徐绍宣投入合伙本金600000元、桥圩项目经营利润3452394元、桥圩项目利润分配比例25%、徐绍宣应负担的东北项目亏损份额159553元，有三方当事人确认的结算单予以证实，本院予以认可，上诉人徐为衡虽否认该事实，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设备折价款25000元，因三方对合伙机械种类、数量、价值有分歧，上诉人徐绍宣主张对设备折价款25000元作为合伙财产分配，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库存货款404000元，三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系出售库存鸭绒取得，本院予以认可，上诉人徐绍宣认为该款项没有列入合伙收入予以分配，上诉人徐为衡抗辩称该货款已经用于清偿桥圩项目拖欠的货款，不能作为合伙利润进行分配，经查，桥圩项目结算时未确认有对外债务，且该批库存鸭绒于2017年11月25日结算之后出售并取得404000元货款，故上诉人徐为衡抗辩该货款用于清偿桥圩项目拖欠的货款，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故该404000元货款应作为合伙收入进行分配；对于徐绍宣个人借支债务180000元，三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第二，关于合伙利润分配的计算，上诉人徐绍宣主张应直接返还其投入的合伙本金600000元，由于本案系三方当事人散伙而不是徐绍宣个人退伙，故应把合伙投入本金总额1800000元（=徐为宁5000**元+徐为衡700000元+徐绍宣600000元）计入合伙总收入减去总支出后，剩余的利润按约定比例进行计算分配，故本院对上诉人徐绍宣请求直接返还合伙本金60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徐绍宣个人借支债务180000元，根据法律规定该债务应为合伙债权，合伙人可按比例分享，上诉人徐绍宣主张直接从其应分得合伙利润中扣除，属自行处分权利，亦没有损害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故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徐绍宣应分得合伙利润为1074545.5元=（合伙本金总额1800000元+桥圩项目经营利润3452394元+库存鸭绒货款404000元）×25%-徐绍宣应负担的东北项目亏损份额159553元-个人借支债务180000元。 最后，关于是否应当由上诉人徐为衡承担返还义务及具体返还数额的问题。上诉人徐绍宣主张应当由上诉人徐为衡返还其应得到的全部合伙利润。根据本院已查明的事实，徐为衡负责桥圩项目的财务、资金管理以及实际掌管东北项目合伙资金1471154元，第三人徐为宁保管东北项目合伙资金1009498元，可以认定上诉人徐绍宣请求返还的合伙本金、桥圩项目经营利润、库存鸭绒货款等款项仍然在上诉人徐为衡手中，故上诉人徐绍宣请求由上诉人徐为衡承担返还全部利润的义务，事实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徐为衡请求不承担返还义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综上，上诉人徐为衡应当支付1074545.5元给上诉人徐绍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803民初1310民事判决的第二项； 二、变更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803民初1310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上诉人徐为衡支付1074545.5元给上诉人徐绍宣。 一审案件受理费16046元，由上诉人徐绍宣负担2247元，上诉人徐为衡负担1379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95元（上诉人徐绍宣已预交10497元，上诉人徐为衡已预交9598），由上诉人徐绍宣负担2814元，上诉人徐为衡负担1728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历南 审 判 员 吴福汉 审 判 员 梁小宁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蒋沙伶 书 记 员 陈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