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94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海帆，男，汉族，1970年2月1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委托代理人：周军富，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灼林，男，汉族，1953年4月20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委托代理人：陈妮诗，广东通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志业，广东通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冯得深，男，汉族，1969年9月2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委托代理人：梁嘉茵，北京市惠诚（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海帆因与被上诉人周灼林、原审第三人冯得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7）粤1973民初7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周灼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梁海帆清偿周灼林借款本金824000元；2.判令梁海帆支付利息（以本金824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计算，现被告拖欠原告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的利息，以及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的利息，暂合计人民币156560元）；3.判令梁海帆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限梁海帆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周灼林支付824000元转让款及利息（以824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自2015年6月1日计至2016年11月30日以及自2017年5月1日计至付清全部转让款之日止）。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60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8606元，由梁海帆负担。本案一审管辖权异议申请费100元，由梁海帆负担。梁海帆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除2012年8月17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及《借条》外，无其他证据证明何家仕已将案涉标的物交付给梁海帆，何家仕陈述案涉财产交接单仅有一份并已交给何家仕，但案涉标的物的标的额巨大，如有实际交接应当每人会有一份签名确认的交接清单，故何家仕的说辞明显不合理。何家仕及周灼林并未将案涉工厂的应收未收款和应付未付款交给梁海帆，《转让协议》明确两款项以附表明细列请为准，但并未附表予以确认。梁海帆已向何家仕及周灼林主张权利。但由于冯得深并不同意转让案涉标的物，仍由冯得深及邓云中、周灼林继续经营，各转让人以实际行为拒绝交付案涉标的物，故梁海帆并未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利。按一审法院的推理，何家仕自签订《转让协议》至起诉当天近五年时间，也未向梁海帆主张权利进行诉讼，也是不符常理的。二、股东冯得深未在《转让协议》上签字，根据其在一审的陈述，冯得深并不同意周灼林的转让行为，梁海帆也未开具《借条》给冯得深。邓云中在2012年8月17日的《转让协议》签名，但在2012年11月18日，邓云中将其股份转让给第三人冯得深，显然邓云中并未将案涉标的物移交给梁海帆。周灼林、冯得深在2017年9月28日就案涉工厂的财产进行分配，周灼林所分配到的财产包括散伙后的财产分配以及经营欠下房租水电，其财产价值不菲并非周灼林所述仅用于抵扣房租水电。何家仕于2017年6月7日起诉要求支付转让款，但2017年9月28日周灼林私自处理案涉标的物，故梁海帆始终未占有过案涉标的物。周灼林签名的《委托收款声明书》中可知，周灼林为长顺五金塑胶厂（以下简称长顺厂）的人员，周灼林并未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且2012年至2017年7月21日都一直沿用长顺厂的厂名，由此可知周灼林未移交标的物。三、从委托对外收款、财产分配、房租水电转让费以及周灼林出售梁海帆的汽车、机器设备等行为来看梁海帆并未参与案涉工厂经营。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梁海帆无须向周灼林支付824000元转让款及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周灼林承担。周灼林向本院答辩称：一、周灼林代表东莞市常平长顺塑胶五金厂与梁海帆签订《转让协议》，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转让协议》及有冯得深、邓云中作为见证人签名的《借条》可以证明。且梁海帆曾乡周灼林的儿子转账50000元用于支付转让款，周灼林收到梁海帆利息后均有开具收款收据给梁海帆。二、梁海帆与冯得深都主张《转让协议》未履行及东莞市常平长顺塑胶五金厂由周灼林与冯得深继续经营的，梁海帆与冯得深应举证证明其主张，但梁海帆与冯得深所提交的证据都无法直接证明其主张，反而错漏百出。四、工厂经营不善，后续处理自查等都是梁海帆、冯得深决定并实施的行为。本院二审期间，周灼林向本院提交租金及利息收据，主张该证据是证据补强，拟证明其中编号为057725的收据出具时间为2014年9月1日，有明确注明六月利息8240元，编号为057738的收据出局时间为2016年5月1日，注明2014年12月利息8240元，而该利息金额与《转让协议》中属于周灼林的转让款利息金额一致。梁海帆质证认为：该证据并非周灼林在一审期间无法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法律上的新证据，对其三性不予确认；该收据上并没有写明是收到梁海帆的租金、利息等，只是写到周灼林收到长顺厂相关租金及利息，该证据无法证明是收到梁海帆的利息，且该证据是周灼林单方出具，所指向的对象不明确，并非指向梁海帆，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冯得深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由法院依法认定。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仅对上诉人在上诉中提出的问题予以审查。周灼林与案外人邓云中作为甲方长顺厂的代表与梁海帆作为乙方于2012年8月17日签订了《转让协议》，该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自愿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梁海帆根据《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向周灼林出具《借条》确认周灼林的债权，故周灼林根据《借条》起诉是有事实依据的。梁海帆主张并未根据《转让协议》接收长顺厂机器设备等。但梁海帆于《转让协议》签订当日分别向何家仕、周灼林出具《借条》确认尚欠何家仕、周灼林款项，如梁海帆未能接收《转让协议》所约定的机器设备等，在从签订《转让协议》及出具《借条》的2012年8月17日至本案诉讼之间近五年的时间，梁海帆未向何家仕或周灼林主张权利与常理不符。而梁海帆提交的机械设备处理文件以及《委托收款声明书》，该两份材料中周灼林签名字迹与文件内容字迹明显不符，《委托收款声明书》周灼林签名前部的“东莞市常平长顺塑胶五金厂”的字迹以及字迹颜色明显与周灼林签名字迹不同，两份材料在形式上存在瑕疵；而周灼林明确其是以出租厂房的房东身份参与长顺厂的资产处理，该主张有其合理性。再次，周灼林提交《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以主张梁海帆于2015年2月12日向其儿子周锦涛转款50000元，并主张该款是用于支付其与梁海帆之间转让款的利息；梁海帆则主张该款是应冯得深要求向周锦涛所转的款项，冯得深亦主张该款是其向梁海帆所借的借款、用于向周灼林支付厂房的租金，而非周灼林所主张的利息；但如按照冯得深所述在2012年8月至2017年7月期间长顺厂仍由周灼林和冯得深合伙经营，那么冯得深于2015年2月12日向梁海帆借款用于向周灼林交纳工厂租金的行为明显与一般的合伙关系不符，且在周灼林与冯得深的电话录音中亦可以证实冯得深需向周灼林交纳租金及水电费，故原审法院对于冯得深的上述陈述不予采信是合理的。综上，梁海帆对其上述主张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对梁海帆该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综上，梁海帆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040元，由梁海帆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善华审判员  叶志超审判员  钟 雯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梁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