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8民初1144号原告文世芬，女，生于1956年3月12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健，彝良县律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住所地：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老消防大队。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住所地：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129686196764D。法定代表人：刘佰银，大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镔，云南朱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波，男，汉族，生于1982年11月29日，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角奎镇车站路**，系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职工。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原告文世芬诉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原告申请追加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世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以下简称城管执法大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镔、吴文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文世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8960.00元（1580元×12=18960元）；2、被告自2019年3月1日起每月支付原告养老保险金1580.00元至原告死亡时止；3、被告自2019年3月1日起支付原告医疗保险待遇至原告死亡时止；4、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00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8日共135月）共213300.00元；5、被告支付原告节假日期间及星期六、星期天加班工资1580元÷30天×115天×30年=181700.00元；6、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自1989年1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至今，担任清洁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间被告未为原告缴纳任何社会保险。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星期六、星期日及节假日未安排原告休息。2019年3月8日，被告通知原告不用上班了，已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不再是他们的员工。原告走投无路之下于2019年4月11日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该院以原告年满55周岁不具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原告在被告处工作21年，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原告系被告的正式员工。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未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未安排原告休息休假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致使原告现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病无所靠，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前列诉请为盼！被告城管执法大队辩称，原告文世芬自2009年6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在原彝良县环卫站（现已并入城管执法大队）做非全日制保洁人员。并在2015年4月25日、2016年2月23日、2017年2月21日分别和原彝良县环卫站签订有《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城管执法大队的用工形式是非全日制用工。原告生于1956年3月12日，到城管执法大队处从事劳务时已是年满53周岁的老人，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敬请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文世芬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申请证人吕某和王某出庭证实：1、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原件各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已经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程序符合法律规定；3、2016年、2017年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原件2页和2018年劳务协议原件2页，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用工关系；4、中国农业银行存折复印件2页，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被告按月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1580元至2018年12月。5、证人吕某出庭证实，主要内容：文世芬是拉垃圾的，每天早上从5点半到11点半，下午从1点半到几点我不清楚。她到单位上班的时间久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可能做了有30多年了。我不清楚她是什么时候没有去上班的。我与文世芬不是同一个班，我是扫城里的，他们是用压缩车拉垃圾的，文世芬是跟车的。6、证人王某出庭证实，主要内容：文世芬主要是收垃圾的，工作时间从早上5点半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6点半。节假日没有休息。她什么时候去上班的我不清楚，我是1990年进去的。文世芬是最近才没有去上班的。我与文世芬以前是一个班的，但是现在我没有跟车了，我去扫地了。我们每个月上20天班，轮休5天左右，有时间相互帮忙抵一下班。我们上班时间是单位规定的。拉完垃圾就可以休息了。我与单位签订的合同是什么合同我不清楚，领导喊我签我就签了。我与文世芬的合同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跟车的。我与文世芬跟车的时间太长了，不记得了。文世芬是什么时候转来扫地的我记不清了。我主要负责打扫丁字口，文世芬主要负责打扫环城路。我们清扫是早上从5点半到11点半，下午从1点半到5点半就休息了。晚上从5点半到11点，属于三班倒，循环起走的。二被告对证据1、2、3没有异议，认为证据4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证据5、6两位证人从某上看与原告没有利害关系，但是实质上是有利害关系的，该案的处理可能会影响证人以后的工作等问题。都说到了每天要工作5-6个小时，但是和双方的合同约定以及上班时间是不一致的。故证据5、6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在具体上班时间和案件事实不吻合，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被告城管执法大队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7、城管大队环卫中队聘用临时用工补偿款花名册复印件2页，证明原告已和环境卫生监察站终止劳动合同，并领取了相应的经济补偿；8、2015年、2016年（001）、2017年（001）《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劳动协议》原件共9页，证明被告用工方式和双方就工作时间、工资、社保、合同解除、是否支付经济补偿的进行约定的事实；9、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共2页，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10、中共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彝纪转字〔2019〕73号的文件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申请的证人同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经质证，原告对证据7、9无异议，同时认为证据7能证明原、被告是全日制用工合同，而非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对证据8“三性”无异议，但是其内容是不公平的，是违背信用原则的合同和协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无论是原告或者证人再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都有依法向相关部门申请解决事情的权利，因此与本案无关联性。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要求被告城管执法大队提供下列证据：11.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彝机编［2009］5号“关于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的通知”；12.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彝机编［2018］6号“关于组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的通知”。本院认为，原、被告对证据1、2、7、9“三性”均没有异议，予以采信，证据1能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证据2能证明本案经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据7能证明原告与其他工人在环境卫生监察站撤销后，原告于2015年2月4日在原彝良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城市卫生管理中队领取了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的临时工经济补偿金4500.00元，予以采信；证据9能证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身份信息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证据3与证据8内容一致，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在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及2018年签订《劳务协议》的事实，双方对此事实无异议，予以采信；被告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能证明2017年1月至2018年10月原告每月工资1200.00元，2018年11月至2018年12月原告每月工资为1580.00元，最后一次工资上卡时间为2018年12月10日,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来源合法，予以采信；证据5、6与其他案件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采信，能证明原告每天上班的时间及工种。证据10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证明证人吕某、王某等于2019年5月4日向中国共产党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证据11、12能证明二被告之间的关系及被告单位性质、名称变迁、职能等，对此事实予以采信。综上，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文世芬出生于1956年3月12日，至2006年3月12日年满50周岁。2009年6月1日原告到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上班，担任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员。2015年2月4日，原告在原彝良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城市卫生管理中队领取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的临时工经济补偿金4500.00元。原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分别于2015年4月25日、2016年2月23日、2017年2月21日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2018年9月5日签订了《劳务协议》。2018年9月5日签订的《劳务协议》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均作为主管部门在上述合同及协议中加盖公章。2018年12月10日被告城管执法大队最后一次支付原告月工资1580.00元。2009年4月8日，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彝机编［2009］5号“关于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的通知”，撤销彝良县城管监察大队编制和人员，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将编制和人员划入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下设综合办……城市卫生管理中队（将财政拨款的角奎镇环卫站人员和编制上划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2018年4月27日，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彝机编［2018］6号“关于组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的通知”，将县城市监察、市政公用设施、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管理等机构进行整合，撤销彝良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和彝良县环卫站，组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确定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2019年4月11日原告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当日作出因原告已经超过55周岁，不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向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及时办理吕某等人的信访案件。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承担权利义务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本案中原告在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已工作多年，2018年4月27日经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故承担责任的主体为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关于原告文世芬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工作的时间问题。从被告提供的领取聘用临时工经济补偿花名册看出原告领取时间为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被告彝良县环卫站系2009年4月成立，故认定原告于2009年6月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工作。关于原告文世芬请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主张被告自2019年3月起每月支付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待遇至其死亡时止和请求被告支付未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问题。《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我国退休年龄是劳动者结束其劳动法律关系的终止年龄，返聘时签订劳动合同无效，只应签订劳务合同。原告文世芬2006年3月8日已年满50周岁，在其2009年6月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故2009年6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原告文世芬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因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因劳务关系所发生的纠纷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原告超过退休年龄后不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劳动主体资格，即不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双方不存在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律基础。故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文世芬主张被告支付其节假日及星期六、星期天加班工资的问题。原、被告签订《劳务协议》约定了劳务报酬，即每天40.00元，按月支付，被告对原告提供劳务期间实际发放报酬为每月1200.00元—1580.00元，原告对发放给其劳务报酬均没有异议，应视为被告已全部支付原告提供劳务期间所得的全部报酬。现原告主张提出支付加班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文世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文世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的，本判决自上诉期届满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邓 瑛审判员 袁述盈审判员 钟 娅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王孝琼书记员代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