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内0502民初7132号 原告：郭世勇，男，196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广斌，内蒙古天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通辽市。 法定代表人祁光明，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学，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桩，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世勇与被告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世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广斌、被告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学、孙福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世勇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未尽勤勉义务，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6026.00元；2、退还原告已交纳的律师代理费10000.00元；3、承担诉讼程序失误，发生的案件受理费1710.00元。事实与理由：一、2018年9月22日7时许，原告郭世勇同妻子刘桂春（殁年57岁）在家庭联产承包的玉米地内秋收。因参与雇佣活动的机动车驾驶员李德喜突然倒车，将刘桂春撞倒当即死亡。李德喜构成过失死亡罪，贵院以（2019）内0502刑初104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刑期为有期徒刑三年。二、案发后，原告于2018年12月初委托被告单位作为代理人，办理善后赔偿事宜。按承办律师黄杏的要求，原告于2018年12月20日缴纳律师代理费10000.00元并预收（代交）案件受理费3000.00元。并未签订委托合同，也未给原告开具任何票据。此期间，承办律师告知原告“如果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虽然时间快、成本低，但是赔偿范围窄。”所以，在其误导并陪同下，来科尔沁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办理放弃附带民事诉讼手续。原告在室内签字，黄律师在走廊等候。三、贵院在审理被告人李德喜过失致人死亡一案时，只审公诉机关对刑事部分的指控，并未审理附带民事的赔偿事宜。进入二审程序，通辽中院为给上诉人李德喜从轻处罚，建议同原告调解，李德喜主动赔偿16万元，并征得黄律师同意，获得原告出具谅解书。四、2016年4月，罪犯李德喜投入劳改后，此时被告单位才指派黄杏、吴美娟二名律师代理原告起诉进入民事诉讼程序。但事隔五个月（从2018年12月收取原告1万元代理费起）已事过境迁，最终于2019年6月6日被贵院以（2019）内0502民初4062号民事判决书，判处驳回原告郭世勇对李国辉、李德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0.00元，由原告承担。至此，原告的民事赔偿诉讼彻底败诉。五、原告认为被告单位指派的代理律师，未尽勤勉义务，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予赔偿的理由是：1、“误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比单纯民事诉讼窄”，放弃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适用的解释》，虽然在第一百三十八条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在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就此款规定而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能断言比纯民事诉讼范围窄、数额小。2、尤其是在黄杏律师承办本案前两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8年10月26日以第十号令公布实施《关于修改的决定》。决定第一项就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担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并随案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如果不是误导原告“放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李德喜能够在一审阶段认罪认赔，达成谅解协议，极有可能判处缓刑。因为通辽市中级法院早在十年之前就有因过失致人死亡，积极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而获得缓刑的案例--（2004）通刑初字第26号。二审法院主持调解被告人就赔偿16万元能减少两年。如果能够改判缓刑，则又满足全部诉讼31.6万元。3、被驳回诉讼请求的《民事起诉状》是被告单位承办律师撰写的，其中有两处错误：一、被告单位明知李德喜已经给付16万元赔偿金，并取得原告郭世勇谅解，不该再向其主张权利并承担连带责任。二、混淆了原告与李国辉、李德喜之前的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致使原告之妻刘桂春致死亡后的各项经济损失未获得合理赔偿，本来事发之后，被告曾主张以20万元“私了”，原告没有接受，才聘请律师，结果只获得16万元，还是通辽中级法院通过调解解决的，并非被告单位的作用。六、被告单位非但未尽勤勉义务，尚有违章违纪行为。1、未同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无法确认双方权利义务关系；2、超标准收费。科区法院2019年4月19日立案，诉讼请求数额为156026.00元，收取10000.00元代理费，已远远超过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收费标准》；3、被告单位未给当事人出具税务机关的增值税发票或者临时发票；4、原告回忆是2018年12月20日交款委托代理，直至2019年4月19日将近5个月，这1.3万元代理费和案件受理费都在何处存放，应属违反执业纪律，致使原告合法权益惨遭损害。 被告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辩称：一、本案为委托代理合同纠纷案件，被告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代理原告郭世勇相关案件，代理手续齐全，有正规发票。被告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严格履行了委托代理协议规定的相关义务，无违约或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因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代理郭世勇、郭长利死亡赔偿案件，并最终获得赔偿16万元。该赔偿金额高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判决中确认的原告自愿接受调解的数额，郭世勇、郭长利已经获得实际赔偿，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遗漏共同原告，请求法院驳回起诉。本案涉及的另几起相关诉讼，因刘桂春死亡，申请获得赔偿的主体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丈夫郭世勇和儿子郭长利。如被告在代理中存在过错，侵害了郭世勇及郭长利的合法权益，则本案中郭世勇仅以个人名义起诉，遗漏了共同原告郭长利。综上，原告郭世勇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予以驳回。 原告郭世勇为证实其主张成立，出示了：1、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2019）内0502刑初104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被告已经接受了原告的委托，担当民事诉讼代理人，但是误导原告不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实际上也没有出庭为原告担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人。2、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5刑终116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案件进入二审程序被告单位派出的委托代理人仍然没有出庭，根据最高法院诉讼法解释一审不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二审依然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被告只收了诉讼代理费，未尽到义务。3、科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于2019年1月8日17点同原告做了一份通话笔录询问原告，被告李德喜是否进行了赔偿，原告说没有，已经就民事赔偿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法官已经主动找上门来，询问是否已经赔偿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通话笔录上记载了我们两个字，也包括原告本人以及诉讼代理人。4、科区法院（2019）内0502民初406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判决书认定由于被告方派出的诉讼代理人错列了案由，错列了诉讼主体，所以被驳回诉讼请求导致案件败诉，这就更清楚被告单位未履行勤勉义务，所以应该承担原告诉讼请求的损失。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方针对诉讼方式有选择权，原告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也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方指派律师向原告方解释了两种诉讼方式的诉讼风险和有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代理律师尊重当事人的意见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构成违约也不构成过错。放弃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郭世勇、郭长利与李德喜谅解书均有郭世勇、郭长利本人签字确认，郭世勇、郭长利已经收到家属赔偿款。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在法院主持调解下达成协议并出具谅解书，是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处分，也是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代理律师只能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决策权是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律师提供的法律咨询服务最大利益考虑原告诉讼请求的实现，是根据司法实践及相关的法律规定提供的法律咨询服务，该行为也完全符合律师代理职业规则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对证据3和证据1的质证意见一样。证据4原告提起此诉讼时，被告指派的律师也对原告进行了充分的诉讼风险的告知，但原告执意提起诉讼，应由当事人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且本案败诉原因并非向原告方所述错列了案由和诉讼主体，其驳回诉讼请求的理由是一案不能两立，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得到赔偿，故此案的诉讼风险应由原告自己承担。 被告为证实其反驳主张成立，出示了：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一份，时间是2018年12月23日，拟证明约定了代理权限和范围以及代理费收据的数额，充分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被告是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进行委托代理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和诉讼，最大限额的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且已经实际取得并不违反代理合同的任何条款。2、被告出具的发票一枚，数额为10000.00元，拟证明被告收取了代理费依法缴纳了办案单位并非私自收费行为。3、（2016）内25号刑终4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3）乌刑初字第1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践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并不支持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当事人为了保护原告的更大的合法的经济利益向他释明了刑事附带民事的利弊关系，被告人在权衡利弊后自行选择了单独起诉民事赔偿责任。4、证人邵景云律师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原告的代理律师黄杏尽到了勤勉义务与邵景云律师多次沟通达成了二审的调解协议。 原告郭世勇质证认为：证据1的签订日期是2018年12月13日，这个时候正是在原告同科区法院刑事庭主审法官通话之前，案件正处在刑事附带民事的期间内，所以在案由确定上只笼统的说李德喜侵权责任赔偿，根本没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的字眼，这样就是说正向原告和刑事庭的主审法官通话所说的那样，我们放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已经单独提起了民事诉讼，从时间顺序上是及其不合理的，正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大好时机，被告方只接受委托收取了代理费而没有履行应尽的勤勉义务。证据2是一份合法的票据，发票上开票日期是2019年7月10日补发的，形式上合法，但与证明目的矛盾太大。对证据3证明与本案无关，但是作为被告的单位证明的目的是说从司法实践当中刑事附带民事不存在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但是最高法院对适用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155条有一个例外的规定，因机动车驾驶人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经济损失的不受第二款和第三款的限制，就是说机动车驾驶员造成人员伤亡的××路划定责任进行赔偿，所以原告方指控被告没尽到勤勉义务就是忽略了最高法院刑事诉讼法第三款和第四款的规定。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未向起诉状所表述的那样尽到勤勉义务。 根据原告、被告举证及当庭陈述情况，本院认证如下：原告出示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原告郭世勇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对其证明问题不予采信；被告出示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双方对代理的内容进行了明确，被告为原告提供了法律服务、代为提起诉讼等事宜尽到了勤勉的义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12月13日，原告郭世勇（甲方）与被告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内容为：甲方因与李德喜侵权责任赔偿纠纷一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聘请乙方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照履行。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委派黄杏律师为甲方一审阶段的代理人。二、乙方律师必须认真负责保护甲方合法权益及本次代理行为相关的业务秘密，并按时出庭。如乙方律师有合理的原因不能参加诉讼，乙方可另行指派律师参加诉讼，甲方应依照本协议另行签署委托书以便乙方指派律师履行代理义务。三、甲方必须真实地向律师提供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乙方接受委托后，发现甲方捏造事实、伪造证据，有权单方中止本协议，所收费用不予退还。四、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协议，代理费全部退回甲方；如甲方无正当理由终止本协议，代理费已交的乙方不予退回，代理费未交的甲方应依约照付。五、乙方律师遵循勤勉尽责原则认真地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代理律师除履行代理义务外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向第三方披露案情。乙方律师因过错使甲方权益受损害的，乙方在本协议约定的代理费的范围内对甲方予以补偿。六、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见《授权委托书》。七、经双方协商，本案律师代理费：案件代理费10000.00元，案件是否胜诉，代理费均不予退还。八、代理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如有发生下列工作费用，应由甲方承担：1、相关诉讼、仲裁、行政、司法、鉴定、公证等部门收取的法定费用；2、征得甲方同意后支出的其他费用（如交通费、差旅费、专家论证费等）。九、本协议有效期限，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本案本审终结（包括但不限于判决、调解、和解、撤诉等方式）止。十、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纠纷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另查明：原告郭世勇与刘桂香（已死亡）系夫妻关系。因刘桂香被李德喜车辆撞倒死亡一案，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检察院对李德喜提起公诉，本院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2019）内0502刑初10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8年9月22日7时许，在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玛林嘎查303国道路口西侧刘桂香承包的耕地内，被告人李德喜驾驶“金杯牌”小型货车倒车时，将被害人刘桂香撞倒，致被害人刘桂香当场死亡。经鉴定，被害人刘桂香系被钝性外力作用于头面部，造成重度颅脑损伤死亡。案发后，被告人李德喜在现场被公安机关查获。在该刑事案件处理期间，经本院询问，原告郭世勇提出被告人李德喜未进行赔偿且就民事赔偿部分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在原告郭世勇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后，在涉案刑事案件一审审理过程中，被告李德喜的辩护人邵景云律师与黄杏律师就受害人家属郭世勇的赔偿事宜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未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本院作出（2019）内0502刑初10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李德喜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2019）内0502刑初104号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李德喜不服提出上诉，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内05刑终11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期间，李德喜父亲李宝音吐代其向死者刘桂春家属积极赔偿16万元，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判决被告人李德喜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再查明：原告郭世勇及其子郭长利以被告李国辉、李德喜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立案受理。由原告郭世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杏代为立案，参加庭审及出庭举证、质证、答辩等，代收法律文书等。因原告郭世勇与李德喜、李国辉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无书面协议约定，根据原告郭世勇的陈述，其提交的起诉状的事实：2018年9月20日，原告郭世勇及妻子刘桂春找到被告李国辉帮忙收玉米，议价为70.00元/亩，包括收割及运送到家的全部工作。9月21日，双方约好次日6时到地里干活。2018年9月22日，李国辉及其找来的李德喜等人开始在原告家玉米地收割运输。工作到7时10分左右，车都停下来，郭世勇、刘桂春及被告李国辉等人查看收割质量，几人说话间，被告李德喜突然快速倒车，将车后四五米远的被害人刘桂春撞倒，刘桂春头部被车碾压，当场死亡。在刑事部分经过一审、二审开庭审理，现已做出生效的刑事判决。二审过程中，被告李德喜家属为获得原告谅解，赔偿原告160000.00元。在本案中，被告李德喜的行为是造成被害人刘桂春死亡的直接原因，李德喜存在重大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李德喜受李国辉指派、包括李德喜在内的三名运输司机都是李国辉找来的，原告仅将收割、运输工作交给李国辉负责，李国辉与李德喜实为雇佣关系。李国辉对于选人、管理、监督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在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李国辉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李德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在（2019）内0502民初4062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为：原告郭世勇与刘桂春系夫妻关系，原告郭长利与刘桂春系母子关系。刘桂春于2018年9月22日因脑出血，机动车碰撞死亡。被告李德喜于2018年9月22日在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玛林嘎查303国道路口西侧刘桂春承包的耕地内，驾驶“金杯牌”小型货车倒车时，将刘桂春撞倒，致刘桂春当场死亡。为此被告李德喜获刑。被告李德喜为原告赔偿160000.00元。原告郭世勇认可其与被告李国辉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本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虽主张被告李国辉与李德喜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原告郭世勇主张其雇佣被告李国辉收割玉米，原告郭世勇为雇主，被告李国辉为雇员，作为雇员的李国辉在没有作为雇主郭世勇授权的情形下，是无法再雇佣他人为其雇主即原告从事劳务。且在原告出示证据中即被告李国辉的（2019）内0502刑初104号卷宗中被告李国辉的相关陈述为“我三姨夫在电话里让我帮他找卸玉米的翻斗货车，并和我商定收割完后每亩地给我七十块钱工钱。”可见本案中原告郭世勇为雇主，被告李国辉为雇员，被告李国辉帮原告郭世勇找的被告李德喜运输玉米，被告李德喜应为原告郭世勇的雇员。同时在原告提交的（2019）内0502刑初104号卷宗中显示，被告李德喜取得了机动车驾驶证，李德喜在出事故前未饮酒、不吸毒。可见，被告李国辉在帮助原告郭世勇找李德喜从事玉米运输的行为中，未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世勇、郭长利对被告李国辉、李德喜的诉讼请求。 还查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交通肇事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范围问题的答复》内容：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未能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无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是否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均可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判决赔偿范围。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内05刑终116号刑事案件审理期间，李德喜父亲李宝音吐代其向死者刘桂春家属积极赔偿16万元，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经当庭核对该谅解书的出具系原告郭世勇真实意思表示。 根据《内蒙古律师收费标准》收取律师费：关于标的额收费标准1000.00元-1万以上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部分6%-5%，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部分5%-4%。就原告郭世勇提起民事诉讼，其诉讼请求数额为156026.00元，代理费计算的数额为8801.29元（99999.00×6%+56027.00×5%=5999.94+2801.35）。对于非标的额收费的标准（全部法律事务）为：100.00-2000.00元/小时。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被告是否尽到勤勉义务；其收取10000.00元的代理费用是否过高，应否予以返还；原告郭世勇主张的未能得到赔偿的损失及另行提起民事案件支付的案件受理费是否应由被告赔偿。根据本案庭审调查，原告郭世勇与被告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委托费用的约定及相关权利、义务内容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委托代理协议》内容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原告郭世勇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律师代理费。被告指派律师为原告郭世勇提供法律服务。被告方在履行《委托代理协议》的过程中，为原告郭世勇是否应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及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进行咨询的内容进行解答；并在有关一审刑事案件中就原告郭世勇作为受害人家属一方，与被告指派的律师与侵害者的辩护人进行协商，虽在原告郭世勇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下亦为其获得民事赔偿的诉求进行表达；在刑事案件二审审理过程中，原告郭世勇在侵害人家属的赔偿下取得了赔偿款160000.00元，并对其他请求予以放弃，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之后，被告指派的律师按照原告表述的起诉状的内容提出诉讼请求并向法院立案，该律师依法参加庭审诉讼及质证等，因原告郭世勇所陈述的民事法律关系与本案查明认定的事实不同，而判决驳回了原告郭世勇的诉讼请求。综合本案的事实，被告为原告提供了法律服务咨询、解答、风险提示、对调解内容促进、对民事诉讼进行立案、代为出庭参加诉讼等服务系对《委托代理协议》的全面履行。原告郭世勇提出主张认为，被告提供法律咨询后其提出有关撤回附带民事诉讼，系在被告误导下进行（即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比单独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窄）。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案原告郭世勇单独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应该包含：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范围与此略有不同。被告提供的法律解答并不存在明显错误。刑事案件在二审审理时，原告郭世勇接受了调解并出具谅解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该赔偿款系侵害人的家属交付，现原告郭世勇认为未达到其主张的赔偿金额，首先接受赔偿系其本人自愿行为；其次根据法律规定计算的赔偿金额与当事人实际能够取得的赔偿金额系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际能够获得的赔偿金额受侵害人的经济来源、履行能力、履行意愿等限制。因此，原告郭世勇以此主张被告未全面履行《委托代理协议》侵害其民事权利，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另原告郭世勇提起民事诉讼的诉讼风险为当事人自行承担，被告指派律师参与该民事诉讼的审理过程，被告出示证据证实其尽到了相关义务。因此，原告郭世勇的主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世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27.00元，由原告郭世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晓艳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