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98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联勇，男，1979年3月24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祝林，女，1979年11月26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慈利县。上列两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元胜，广东沿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长沙翡翠金轮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三段36号喜盈门商业广场2栋19楼19010号。法定代表人：王钦贤，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平，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霞，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联勇、祝林因与被上诉人长沙翡翠金轮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轮公司）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湘0111民初1578号民事判决后，李联勇、祝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2017）湘01民终9841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湘0111民初1578号民事判决，发回雨花区人民法院重审。雨花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2019）湘0111民初3874号民事判决。李联勇、祝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联勇、祝林上诉请求：1、撤销（2019）湘0111民初38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判决；2、判决确认李联勇、祝林与金轮公司开发的星光名座佳苑1栋2301房屋买卖无争议条款是双方合意，双方的合同关系已成立生效，权利义务已经履行；3、判令金轮公司起草的合同中的霸王和违法条款无效；4、本案诉讼费用（含一审和二审）由金轮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应认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不是预约性纠纷。首先，李联勇、祝林与金轮公司协商一致达成合意的条款及履行的义务完全符合买卖合同的全部构成要件，并在规定的时间向长沙市地税局直属局交纳了足额的房屋买卖契税、印花税共计8950.44元，向长沙市物业维修资金管理中心缴纳了足额的物业专项维修基金11371元，且双方已向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递交了双方签订的政府规范性文体合同并进行了网签备案；其次，本案只是由于李联勇、祝林对金轮公司要求签订的所谓正式合同（应视为补充合同）中的霸王无效条款有争议，而不是合同双方没有买卖合同和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有争议；再次，金轮公司在2016年5月23日就李联勇、祝林交纳的首付款开具了足额的商品房增值税普通发票交给李联勇、祝林，表明除银行按揭没有落实外的其它所有合同构成要素双方均履行，交易事实成立，金轮公司也认可。2、本案违背法理。法律应该维护合同的稳定性，促进公平交易，在本案中买卖双方均有买卖意愿，在双方达成合意后，双方付出了行动，已基本完成合同构成要素，而且双方按照政府的规范性文本签订了合同，并已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政府公开网页显示双方就商品房合同已签订，签订日期是2016年5月23日。在政府规范性合同文体中所有构成合同要素双方都达成了合意并已履行；2016年5月24日，李联勇、祝林依法缴纳了房屋买卖契税、印花税和物业专项维修基金，更加佐证了双方履行合同要素的完整性。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审理结果与长沙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局、长沙市物业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没有依法追加为当事人错误。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由于金轮公司主张本案的商品房所谓“正式合同”未签订，应当由金轮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没有适用相关法条规定；本案主要涉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商品房预售行为，应当适用相关法条规定，但一审未予适用。金轮公司辩称：1、涉案的购房合同没有签订且未备案；2、上诉人提出因缴纳了契税、维修基金要求追加税务局和维修资金管理中心作为当事人错误。因买房产生的相关费用，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而本案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即使上诉人与税务机关有纠纷，也应当是另案处理，而不是在本案中进行处理。金轮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其与李联勇、祝林签订的《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2、判令金轮公司无须返还李联勇、祝林已支付的定金2万元；3、判令李联勇、祝林配合履行解除网签退房手续；4、本案诉讼费用由李联勇、祝林承担。李联勇、祝林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确认其购买金轮公司开发的星光名座佳苑1栋2301房屋买卖关系成立并合法有效；2、判令金轮公司制作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中违法及霸王性条款无效或撤销，并判令金轮公司和李联勇、祝林依法就星光名座佳苑1栋2301号签订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3、金轮公司立即将标的房屋即星光名座佳苑1栋2301号房屋交付李联勇、祝林使用，并在2019年12月31日前办理好不动产权证给李联勇、祝林；4、金轮公司承担一审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8日，长沙翡翠金轮置业有限公司作为甲方，李联勇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其中约定：乙方定购甲方开发的金轮星光名座佳苑1栋2301号房屋；预测建筑面积为94.76平方米，房屋单价为7454元每平方米。该协议特别约定中载明：“……2、乙方向甲方缴纳定金的行为视为已清楚并同意接受所认购的商品房的相关情况，包括双方需签署的合约条款及办理合约程序等情况，确认在签订本定购协议时已阅读并清楚认知甲方在金轮星光名座销售中心公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的详细内容，对上述文件无异议并完全接受；乙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并按约定缴纳应付款；乙方逾期或其他原因未与甲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则视为乙方自动放弃认购权，甲方有权在不通知乙方的情况下将该商品房另行出售，乙方已付之定金及相关费用不予退回，乙方在本定购协议中的权利终止……4、甲方给与（给予）乙方的折扣价格是以乙方完全履行本认购书约定、按时支付所有款项、签署买卖合同、提供相应资料为条件，若乙方不符合该条件，甲方有权取消乙方所有折扣，按照认购该商品房的原价计算房屋价格并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协议“备注”一栏中注明：折后总价格为626531元，折后单价为6611.77元每平方米。同日，金轮公司出具《住宅签约收款确认单》对上述定购的房屋进行确认，客户姓名一栏填写为“李联勇、祝林”，其中还载明：付款方式为首付款126531元，贷款50万元，贷款年限20年；办理国土证手续费、产权登记费、抵押手续等各项办证费用共计为780元。上述协议签订后，李联勇向金轮公司缴纳定金2万元，金轮公司出具了收据，明确载明收到李联勇定金2万元。2016年5月23日，李联勇至金轮公司处另行支付了首付款106531元，金轮公司向李联勇交付了金额为126531元的商品房增值税普通发票。李联勇另向金轮公司支付了各项手续代办费780元，金轮公司出具了收据。金轮公司另代收了李联勇、祝林交纳的契税8950.44元、物业专项维修资金11371元，并代为向李联勇交付了收据和税收缴款书。金轮公司以李联勇和祝林为买受人向原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交了案涉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络签订手续，并打印了合同编号为201601262301《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文本交付李联勇。李联勇以合同文本中部分条款违法或显失公平为由要求修改合同拒绝签名确认，金轮公司未予同意，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8月2日，金轮公司向李联勇发出了一份《商榷函》，其中载明：“您提出异议拒签协议后，我司工作人员向总部汇报并多方沟通，将您的问题作为一个特例予以处理，同意不按《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的约定追究您的违约责任，您缴纳的首付款和定金全部退回，但您却又说必须购买我司该处楼房，商品房买卖合同必须按您的意思进行修改。您的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强迫交易行为，您我双方都是平等的主体，我司有权利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售楼，未达成一致，我司可以不卖，更何况您我双方的买卖系您违约在先……我司再次郑重去函与您商榷，请您尽快对房屋买卖事宜作出决策，如买，请在接到函件后10日内到我司售楼中心签约，如不购买，请在接函后10日内到我司售楼中心办理退费手续，或者您有更好的处理此问题的方式，也请您在接函后10日内与我司联系……”。李联勇收到上述函件后于2016年8月18日回函给金轮公司，其中载明：“再次希望你司拿出诚意来（而不是每次沟通到修改不平等及霸王性条款时，说这也不能改，那也不能改，只能签字或者退钱的说法），共同商议解决（修改或删减）合同中存在的问题”。2016年9月5日，金轮公司再次向李联勇发出了一份《告知函》，其中载明：“你于2016年8月18日的回复函我司已收悉，鉴于你不及时完善购房手续、完成签约事项，我司无法与你完成本次购房交易，现郑重告知你，请于接函后5日内向我司提供收款账户，配合我司办理相关手续，我司在你配合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将已收款项退还至你的账户，不追究你的违约责任，如你接函后5内内不予配合办理相关手续，我司将依法提起诉讼，届时，我司将追究你的违约责任和损失赔偿责任”。李联勇于2016年9月10日回复上述函件称，“本人李联勇于2016年9月9日收阅你司邮寄的《告知函》……本人与你司的商品房买卖交易已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包括你司在内，任何人无权单方解除或终止……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责任完全在你司……如你司不按自愿、公平及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对合同中违法或者显失公平的内容进行协商修改，导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如因此造成你司损失，本人概不负责；如因此造成本人损失的（如银行按揭方案变更，难以按揭等损失），你司将负全部责任，房屋所有权归本人所有……”。金轮公司于2017年3月15日诉至雨花区人民法院，李联勇、祝林于2017年4月11日收到金轮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在审理过程中，李联勇提交《要求依法修改或删减的长沙翡翠金轮置业有限公司的及其补充协议中违法及霸王性条款》材料一份，指出其要求修改或删减的条款主要有：合同解除后出卖人将已付款无息归还给买受人、合同约定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的按照多退少补进行处理、层高差异处理、不可抗力约定、房屋质量及维修补充约定等条款。李联勇还陈述称，其与祝林系夫妻关系；其在签订定购协议时不了解正式合同的内容，销售人员亦未向其进行告知。金轮公司对此陈述称，李联勇所述与客观情况不符，正式合同文本在售楼部一直有公示，李联勇对正式合同内容知晓。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湘0111民初1578号民事判决，判令：1．金轮公司与李联勇签订的《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于2017年4月11日解除；2．李联勇、祝林在该判决生效后30日内配合金轮公司解除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房屋的网签手续；3．驳回金轮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4．驳回李联勇、祝林的反诉请求。此后，李联勇、祝林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在本案发回重审过程中，李联勇于2019年5月30日向金轮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50万元。金轮公司于2019年6月5日向李联勇发出了一份《关于限期办理退款手续的说明》，其中载明：“我司于2019年5月31日收到您转账支付给我司的50万元款项（转账用途记载为201601262301号房余款）。在您缠讼我司的案件尚未终结，且我司已明确拒绝您强制要求修改《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强制要求购买我司房屋的情况下，不知您是基于何种考虑和何种理由向我司支付该50万元款项，但我现明确拒绝收取您任何款项……请您在2019年6月10日前来我司办理该50万元的退款手续，如您逾期办理，所有责任均由您自行承担，且我司不排除采取按原路返还的方式退还该50万元或将该50万元依法提存至提存机构……；未经我司提前书面同意，请您此后不要擅自再向我司支付任何款项……”。2019年6月11日，金轮公司向李联勇的银行账户支付了50万元，付款业务回单载明用途为“退款”。另在重审的庭审中：金轮公司明确，如解除《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的主张得到支持，同意向李联勇退还除定金外的首付款、代办费。李联勇、祝林明确，双方基于《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和《住宅签约收款确认单》构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金轮公司和李联勇签订的《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和《住宅签约收款确认单》能否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订立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商品房基本状况；（三）商品房的销售方式；（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五）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六）装饰、设备标准承诺；（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八）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九）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十）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十二）违约责任；（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和《住宅签约收款确认单》显然未对上列“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装饰、设备标准承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等多项内容进行约定，故李联勇、祝林关于上述《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和《住宅签约收款确认单》应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张并无理据，不予采纳，其提出的相应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上述《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的约定内容，该合同实质为商品房预约合同，相关争议应为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二、关于金轮公司能否解除《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未能就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达成一致意见，金轮公司对李联勇进行了多次催告，双方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签订《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目的在于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该目的显然无法实现。金轮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明确要求解除与李联勇签订的《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该主张并无不当。李联勇于2017年4月11日收到民事起诉状副本，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确认上述《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已于2017年4月11日解除。另外，金轮公司在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的网签手续仅为行政机关为防止房地产开发企业“一房二卖”而设立的商品房销售程序，该网签手续并不能认定为金轮公司和李联勇、祝林签订的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而金轮公司和李联勇签订的上述订购协议解除，金轮公司和李联勇、祝林又尚未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因此，金轮公司要求李联勇、祝林配合办理解除上述网签手续并无不当，应予以支持。三、关于金轮公司应否退还定金及其他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本案中，《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中虽载明李联勇“确认在签订本定购协议时已阅读并清楚认知甲方在金轮星光名座销售中心公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的详细内容”，但金轮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上述“在金轮星光名座销售中心公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即为其打印的合同文本，金轮公司对此应付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2017）湘0111民初1578号民事判决作出后，金轮公司亦未对此提出上诉。因此，一审法院确认金轮公司应向李联勇退还定金2万元。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为减轻当事人诉累，一审法院将该2万元款项的退还一并处理。另外，《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已解除，金轮公司又明确表示愿退还其他首付款及代办费，对此予以确认，并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四、关于李联勇、祝林的反诉请求。金轮公司打印的合同文本仅可认定为要约，但李联勇、祝林并未在合理期限内作出同意原告要约的承诺，双方并未成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李联勇、祝林要求确认金轮公司打印的合同文本的条款的效力，要求与金轮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并无理据。如上所述，金轮公司和李联勇、祝林之间就案涉房屋尚未成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李联勇主动向原告银行账户汇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履行约定的支付房款的义务，李联勇不能基于此要求金轮公司交付房屋及办理相关权属证书，李联勇、祝林提出的要求金轮公司交付房屋和办理权证的主张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长沙翡翠金轮置业有限公司与李联勇签订的《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于2017年4月11日解除；二、李联勇、祝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配合长沙翡翠金轮置业有限公司办理解除长沙翡翠金轮置业有限公司向李联勇、祝林销售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手续；三、长沙翡翠金轮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退还李联勇定金2万元、首付款106531元、代办费760元，合计为127291元；四、驳回长沙翡翠金轮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李联勇、祝林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反诉费5035.20元，合计5335.20元，由长沙翡翠金轮置业有限公司负担300元，李联勇、祝林负担5035.20元。二审审理过程中，李联勇、祝林提交了登录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查询房屋信息过程及结果的保全证据《公证书》，拟证明其已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金轮公司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的三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只能说明是金轮公司单方面将上诉人的房屋信息输入系统里，不能据此说明签了合同。经过双方举证、质证，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应予以认定，但与其证明的目的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一是定购协议是商品房预约合同还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二是本案是否符合合同解除条件；三是关于是否违背法理和程序；四是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一、关于定购协议是商品房预约合同还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判断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定购协议究竟是预约合同还是买卖合同，主要看该定购协议是否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即是否具备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商品房基本状况，商品房的销售方式；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装饰、设备标准承诺，水电气讯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解决争议的方法及违约责任。显然《金轮星光名座佳苑商品房定购协议（项目推广名金轮星光名座）》和《住宅签约收款确认单》未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进行约定，其形式上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同时根据双方签订定购协议的特别约定第2条“......乙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携带本认购书及有效身份证明到金轮.星光名座销售中心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并按约定缴付签约应付款。乙方逾期或其他原因未与甲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了了附件，则视为乙方自动放弃认购权，甲方有权在不通知乙方的情况下将该商品房另行出售.......”。根据该特别约定，说明上诉人在签订该定购协议时是以将来签订商品买卖销售合同为目的的预约合同是明确而不存在疑意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联勇与金轮公司签订定购协议是预约合同，并无不当。虽然李联勇于2018年5月23日根据定购协议交纳了首付款及相关契税、物业维修基金，同时金轮公司也根据李联勇的交易情况办理网签手续，并打印了合同编号为201601262301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但由于李联勇不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成立，行政机关的网签手续不能据此认定李联勇就与金轮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故本案应定性为《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二、关于本案是否符合合同解除条件。本案中，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未能就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达成一致意见，金轮公司也进行了多次催告，双方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及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金轮公司有权行使法定解除权；三、关于是否违背法理和程序。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对于合法的合同，法律是予以保障和维护的。具体到本案，由于李联勇、祝林对金轮公司出具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中的个别条款不予认可，从而拒签合同，其实际就是双方未达成合意。虽然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网站上能查询到李联勇、祝林的购房信息，但该信息只是金轮公司单方为配合政府的商品房限购政策而设立的商品房销售程序，并不必然就表明李联勇、祝林与金轮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李联勇、祝林作为购房人，当对合同产生分岐时，其有选择放弃或继续履行预约合同的权利，法律对平等主体的适用均是公平的，不存在违背法理之说；一审法院没有追加税务机关和维修基金管理中心作为当事人，是因为其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其依职权征缴税费的行为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不属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围；四、关于一审是否适用法律错误。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分析案件，作出评判，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联勇、祝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35元，由上诉人李联勇、祝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江华审判员  刘 刚审判员  徐 成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曾知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