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27民初1819号 原告：孙祖根，男，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童英贵，浙江世纪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董慧芳，女，汉族，住金华市磐安县。 委托代理人：罗龙江、周志亮，浙江匡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祖根与被告董慧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双方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变更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的（2017）浙0110民初20400号案件裁判结果将影响本案审理，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依法裁定本案中止审理。被告董慧芳于2019年6月向本院申请对韦有富出具的承诺书落款签名真伪予以司法鉴定，经本院向韦有富本人核查，该签名其自认基本为本人所签，本院未予同意启动司法鉴定程序。2019年7月双方申请要求予以三个月庭外和解时间。本案于2018年11月6日和2019年5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祖根的委托代理人童英贵、被告董慧芳及其委托代理人罗龙江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祖根诉称：原告投资合伙经营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明皇家具厂，2015年6月5日实际散伙。经结算，原告可分得库存家具价值37万元（按出厂价打折计算），因该家具实际由被告控制在闲林街道明皇家具厂内，散伙后被告继续经营红木家具厂，并有能力将原告分得的家具出售变现，故在分配家具时将原告可以分得家具直接分配给被告，由原告委托被告将该家具销售，销售所得归原告所有。为此原告和被告签订《抵债协议书》一份，约定由被告代为销售上述红木家具，所得款项归原告所有，暂定一年后结算；同日原告给被告出具委托书一份，授权被告代为原告销售红木家具折价37万元整，所得货款归原告所有。协议签订后，被告一直没有向原告报告上述红木家具的销售情况，也没有向原告交付上述红木家具的销售货款。现诉至法院要求：1、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红木家具销售款37万元或返还委托销售的红木家具；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董慧芳辩称：1、原告和被告前夫韦有富合伙经营明皇家具厂，经营散伙后原告要求被告对其投资进行赔偿15万元，因被告没有偿还能力，以厂里被告所有的作价37万元的红木家具作为抵债，并委托被告出售，出售款归原告所有，出售时间暂定为一年，因委托销售的家具尚在库房内，故不存在向原告支付销售款的依据。2、被告做出的《抵债协议书》等材料系基于《承诺书》的所载意思，而承诺书上“韦有富”的签名系不是本人所签，故承诺书应为无效，抵债协议书也应该无效。3、原告分得的部分家具已于2016年2-3月期间拿回，不存在返还家具的依据。 原告孙祖根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抵债协议书》一份，拟证明2015年6月5日原告委托被告销售价值37万元的红木家具，所得款项归原告所有，委托销售期限为一年的事实。 证据2、《委托书》一份（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委托被告销售价值37万元的红木家具，所得款项归原告所有的事实。 证据3、《承诺书》一份，拟证明2014年1月20日经核算原告投资明皇家具厂亏损情况的事实。 被告董慧芳对原告孙祖根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意见，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一方面该证据所载内容系被告基于承诺书所写，而承诺书不是韦有富所签名确认的，故抵债协议书也应该无效；另一方面，抵债协议书中所写抵债是将韦有富分得的家具用作抵偿原告投资损失的意思，而不是将原告孙祖根分得的家具用于抵偿其投资损失的意思。 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意见。 对证据3、承诺书中“韦有富”的签名据韦有富本人陈述不是其所签，故该承诺书应该是假的、无效的。 被告董慧芳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案号为（2017）浙0110民初20400号，拟证明因合伙终止，被告向原告出具15万元欠条的事实。 证据2、《抵债协议书》（复印件）、《委托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出具欠条当天，被告又出具抵债协议书约定以37万元红木家具抵债的事实；同时，原告出具委托书委托被告代为销售的事实。 证据3、家具照片一份，拟证明本案纠纷家具至今未销售，委托事项未达成的事实。 证据4、清单一份，拟证明孙祖根分得的家具已被其本人于2016年2-3月份期间领回的事实。 原告孙祖根对被告董慧芳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该15万元和本案家具37万元并不冲突，都是用作弥补原告投资损失的，因为损失有60多万元再加上利息，除了被告需要负担外的债务外，还有十多万元损失是由原告向另外一个合伙人主张。 对证据2、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了原告委托被告委托销售的事实。 对证据3、该证据证明原告的家具在被告处，尚未取回。 对证据4、清单上的签名系本人所签，但该签名不是代表了原告已从被告处拿回所分得的家具的意思，而是当时因拆迁搬移、法院查封扣押等原因被告找到原告让其签字确认其在散伙时分得的家具具体样件。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对双方当事人均提及的《抵债协议书》、《委托书》、《清单》符合证据三性要求，可证明原告曾将分得的家具委托被告代为销售的事实；对于其他证据的证据形式本院予以认可，但证明目的尚不足以证明。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11月23日，原告孙祖根和韦有富、潘水铭签订《关于杭州余杭明皇家具厂股份变更的决定》一份，原告以现金90万元投资入伙占股33.33%。2013年底原告提出退伙，2014年1月20日，经原告核算书写了《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经韦有富签名确认并加盖明皇家具厂公章，该承诺书载明“兹有杭州余杭区闲林街道明皇家具厂孙祖根于2014年元月份退股，当时股东孙祖根在我厂股本投资为90万元，经双方协商，退股时我厂先支付孙祖根现金295000元，尚欠孙祖根余款605000元，于2014年12月底前归还，过时按1%月利息支付，计每月支付6000元整”等内容。2015年2月16日，被告向原告支付6.5万元，余款一直未能获得解决。2015年3月10日，韦有富外出广东并将明皇家具厂的所有事宜委托给被告董慧芳处理。2015年4月21日，原告找到被告协商未付款的问题，并要求被告在其草拟的《关于韦有富、孙祖根、潘某共同投资合伙股份的事实说明》、《关于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明皇家具厂合伙经营的情况说明》两份材料上签名确认。2015年4月29日，原告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起诉韦有富、潘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要求两被告支付未付款及利息60余万元，案号为（2015）杭余余商初字第00447号，2015年6月2日原告申请撤回该案起诉。 2015年6月5日，原告孙祖根和被告董慧芳就原告投资亏损款事宜进行协商，并签订《抵债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孙祖根因投资明皇家具厂蒙受经济损失，为此乙方（董慧芳）将现分得折价款37万元的全部家具抵偿给甲方孙祖根。上述家具销售的全部货款均归甲方所有。时间暂定一年后结清”等内容。原告向被告出具《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兹有孙祖根从明皇家具厂分得红木家具协商价为37万元整，现委托董慧芳代为销售，所得货款归孙祖根所有”等内容。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该欠条载明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损失15万元。 2016年6月8日，因另案纠纷，堆积于原明皇家具厂厂房内的家具被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原告随即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中止对该家具的执行，并解除查封返还给原告。2016年11月30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以（2016）浙0110执异8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异议请求。2016年6月份，因城区改造需要，原明皇家具厂所在厂房已被征用拆迁。 因委托家具事宜和赔偿款事宜，在双方协商后未能得到解决，原告孙祖根于2017年11月27日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董慧芳要求其支付赔偿款15万元，2018年7月23日该法院作出（2017）浙0110民初2040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2015年6月5日双方散伙时，被告除了代卖原告分得的家具外，尚应赔偿原告投资损失15万元”的事实，据以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15万元。2018年10月10日，被告不服（2017）浙0110民初20400号民事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12月25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1民终931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9月25日，原告孙祖根向本院提出诉讼要求被告董慧芳返还家具或赔偿损失。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抵债协议书》所载内容双方理解不同，原告认为抵债协议书只是为了证明其散伙时所分得的家具委托给被告让其代为销售，而被告的理解则为明皇家具厂散伙时将韦有富分得的家具用以抵偿原告的投资损失。因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纠纷，是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委托销售的家具，而不是是否用韦有富分得的家具用作抵偿原告投资损失。结合本案庭审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作为投资人在投资明皇家具厂后，确实产生了亏损，而对亏损的金额在承诺书、情况说明等证据中证明原告亏损额达到605000元，虽然在2015年2月16日，原告获得了6.5万元的款项，但尚有54万元的亏损。原告退伙时，三名合伙人将明皇家具厂的家具一分为三，内部折价为37万元，分配后，原告未将分配所得家具搬走而是堆放在厂房内委托被告所卖。故本案无论是何种理解，原告在散伙时所分得的家具未搬走而是委托被告代为销售。 第二、原告所分得的家具是否返还的问题。据被告辩称，由于对承诺书、抵债协议书的理解存在有误，故在第一次庭审中表示“家具尚在东阳堆放”，在第二次庭审中表示“分给原告的那批家具已于2016年2、3月由原告本人自行拉回”。因被告陈述“分给原告的家具已由原告拉回”，其基础事实即被告承认分给原告的家具存放在被告处，故该家具是否已由原告拉回的证明责任在被告处。被告为证明其第二次庭审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清单》，因为该出具于2015年10月2日的清单下有原告于2016年7月26日的签名。原告陈述“该签名具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签的想不起来了，但签这个名字是在仓库要拆迁搬空家具的时候，被告让其签的，并不是原告去搬家具才让签的”。因原告不认可清单签名系搬回家具的签名，客观上也存在存放家具的仓库因拆迁需要腾空的需求，考虑到本案纠纷家具数量过百件，搬空需要一定数量的车辆、人力和时间，而对该些情节在本院多次询问之下，被告未能作出详细描述。并且在所有家具搬空前，因其他债务纠纷，仓库内的家具被余杭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查封，原告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返还家具，但被余杭区人民法院以“异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查封家具系其所有”为由驳回。综合上述情节，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原告已将分得的家具搬回的事实，被告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三、被告应履行的义务问题。本案纠纷系委托合同纠纷，对于合同违约之债，其第一责任形式为继续履行，因本案委托期限已届满，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已自行终止，故被告负有向原告返还委托物的义务。对于本案的委托物，系双方均认可的清单载明的家具。被告有义务向原告披露委托物的销售情况及剩余情况，但被告未履行该项义务，故在被告不能返还清单内的家具情形下，原告有权按事先约定价37万元向被告主张权利。因本案抵债协议书、委托书形成时间为2015年6月，故2015年2月被告向原告支付的6.5万元并不能在本案中予以抵扣。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应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董慧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孙祖根返还家具（清单如下：圈椅8只、扶手椅5只、平几3只、椅子40只、六斗柜3个、如意大床3套、太师椅4条、龙头沙发1套、神台3件2套、方凳2只、八仙桌1只、1.8米电视柜2只、2.2米电视柜2只、圆桌5个、博古柜7只、书柜7个、弯背床1套、罗汉床1只、神台1个、博古1只、圆桌1个）； 二、若被告董慧芳未按第一项判决内容履行返还义务，则被告董慧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孙祖根支付赔偿折价款37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被告董慧芳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伟卫 人民陪审员  陈正洪 人民陪审员  陈旭中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代书 记员  吴帅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