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内06民终18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奥世荣，男，197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个体户，现住陕西省神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二祥，鄂尔多斯市“148”指挥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富荣，男，195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妍，内蒙古漠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奥世荣因与被上诉人段富荣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人民法院（2017）内0624民初2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奥世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邬二祥，被上诉人段富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奥世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内蒙古鄂托克旗人民法院(2018)内0624民初2366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即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300万元及支付不当得利款所产生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962500元(300万元×8年4个月×3.85%年利率=962500),合计3962500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过,并以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此与客观事实相悖,属认定事实错误,以致判决结果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改判。具体理由如下: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问题,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煤矿经营承包期间,案外人张某1(已故,与上诉人奥世荣、案外人高某1系合伙承包经营煤矿关系)向被上诉人段富荣打款300万元,张某1认为该款为向煤矿承包经营的甲方李某、孙某支付的承包费,而被上诉人段富荣认为该款为向其支付的中介费。2010年7月5日案外人张某1向案外人李某出具255万元欠条时,方知道涉案款项300万元没有计算在承包费内的事实,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0年7月5日起计算。《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2011年12月6日,上诉人与案外人张某1以原告身份向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上诉人段富荣及案外人李某、孙某返还超付的承包费245万元,本案诉讼时效中断;2012年,案外人张某1作为合伙人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被上诉人段富荣为被告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9日作出(2012)鄂中法民初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诉讼时效中断;2013年6月24日,案外人张某1作为合伙人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被上诉人段富荣为被告向鄂托克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鄂托克旗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3)鄂托法民初字第905号民事判决书。后案外人张某1不服该判决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于2014年9月1日作出(2014)鄂民终字第4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鄂托克旗人民法院重新审理。2015年4月24日鄂托克旗人民法院因案外人张某1未按时交足诉讼费为由,作出(2014)鄂托法民初字第2324号民事裁定书该案按撤诉处理,案外人张某1于2015年4月26日签收了裁定书,被上诉人段富荣与2015年4月27日签收了裁定书,本案诉讼时效中断。2016年8月18日,上诉人及案外人刘某1到被上诉人家中向被上诉人段富荣催要过涉案款项300万元,应认定为本案诉讼时效又一次中断。2017年3月8日,上诉人同案外人张某2、刘某2去到被上诉人家中向被上诉人段富荣催要涉案款项300万元,因此,应依法认定为本案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自2017年3月8日至本案第一次一审提起诉讼之日即2017年11月29日止,《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尚未经过。故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经过,并以此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上诉人作为案外人张某1的委托代理人,认为鄂托克旗人民法院法官李继闻涉嫌徇私枉法,不依法按期办理案件,向内蒙古自治区巡视组提出检举。内蒙古自治区巡视组责令鄂托克旗检察院进行调查,鄂托克旗检察院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举报事实不存在的答复函,但该答复函于2017年11月8日才邮寄给上诉人。在上诉人提出检举至收到答复函期间,上诉人一直向内蒙古自治区巡视组及鄂托克旗检察院询问调查进展情况以及如何公平、公正的裁判本案,但得到答复均为耐心等待。综上所述,上诉人为维护自身权益及本案公平公正审理而提出检举,询问检举事项的调查情况,系寻求公力救济的一种途径,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 段富荣辩称，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上诉人主体不适格,无诉权;2、被上诉人取得300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3、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如上诉人曾在2017年3月8日向被上诉人主张过,为什么在一审期间只字未提这显然是因一审判决作出后上诉人看到因诉讼时效驳回其诉讼请求而故意寻找的假证据,因证人证言属于主观性证据,造假简便。上诉人声称对鄂旗法院法官进行投诉的问题,首先没有证据证明,其次该事实与本案无关。因其并未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无法证明要证明的问题 奥世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段富荣返还不当得利款300万元及不当得利款所生银行存款利息962500元（8年4个月×3.85%年利率=962500元），两项合计3962500元。2、由被告段富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7月7日，经民勤县青苔泉煤业有限公司同意，案外人李某、孙某作为甲方与原告奥世荣、案外人张某1（已故）、高某1三人作为乙方签订了《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将拥有合法开采权的青苔泉露天矿一采区转包给乙方，总承包价为3000万元。承包期间，2009年7月15日和2009年7月21日，案外人张某1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分别给被告段富荣转账汇款200万元和100万元。2010年7月5日案外人张某1以原告奥世荣及案外人高某2的名义向案外人李某出具了欠255万元承包款的欠条一张。 2011年12月6日原告奥世荣与案外人张某1以原告的身份向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威市中院）起诉，要求案外人李某、孙某、被告段富荣（该案第三人）等返还超付的承包费245万元。经武威市中院审理于2012年5月23日作出（2012）武中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在承包合同签订后，乙方（本案原告及案外人张某1、高某1）陆续共计向甲方（案外人李某、孙某）支付承包费2895万元，未超出其应付的承包费总额3000万元为由判决驳回原告奥世荣、案外人张某1的诉讼请求。关于原告奥世荣与案外人张某1在该案中主张，案外人张某1打给被告段富荣的300万元为承包费的诉求，因案外人李某、孙某否认该300万元为承包费，亦否认其二人与被告段富荣为合伙关系，据此武威市中院未认定涉案300万元为承包款，原告奥世荣与案外人张某1应以不当得利纠纷另案主张。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告奥世荣与案外人张某1不服判决启动再审程序，经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甘肃高院以申请人（奥世荣和张某1）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段富荣收取的款项就是自己所付的承包费，以及武威市中院的（2012）武中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未剥夺申请人另行寻求救济的权利为由，驳回原告奥世荣和案外人张某1的再审申请。 2012年6月28日案外人李某以原告的身份，持案外人张某1于2010年7月5日向案外人李某出具的欠条向武威市中院起诉，要求原告奥世荣、案外人张某1（已故）给付拖欠的承包款155万元。经武威市中院审理认定，2010年7月5日案外人张某1向案外人李某出具255万元欠条后，2011年8月份原告奥世荣已给付案外人李某100万元。（2012）武中民初字第4号不当得利纠纷案中，各方对支付承包费的条据均作为证据出示，经质证、认证，并经生效判决确认乙方（本案原告与案外人张某1）共支付承包费数额为2895万元。武威市中院于2012年12月4日作出（2012）武中民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原告奥世荣、案外人张某1支付案外人李某承包费105万元及利息。 2012年，案外人张某1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鄂尔多斯市中院）起诉，要求被告段富荣返还不当得利款300万元并赔偿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50万元。因开庭时案外人张某1未到庭参加诉讼，鄂尔多斯市中院于2012年10月9日作出（2012）鄂中法民初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按撤诉处理该案。 2013年6月24日，案外人张某1以原告的身份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段富荣返还不当得利款300万元及利息100万元。经一审法院审理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3）鄂托法民初字第9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案外人张某1证据不足，驳回其诉讼请求。后案外人张某1不服该判决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院，鄂尔多斯市中院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于2014年9月1日作出（2014）鄂民终字第4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鄂托克旗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一审法院立案后，2015年4月5日因案外人张某1未按时交足诉讼费，作出（2014）鄂托法民初字第2324号民事裁定书，按撤诉处理该案。 另查明，案外人高某2与案外人高某1系父子关系，在合同承包期间案外人高某2系案外人高某1的代理人。 又查明，经一审法院通过与案外人张某1的家属和其住所地神木市店塔镇红旗村村民委员会调查核实，案外人张某1已经于2017年10月19日因病去世。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奥世荣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被告段富荣取得涉案30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3、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原告奥世荣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根据2009年7月7日甲方（案外人李某、孙某）与乙方（原告奥世荣、案外人张某1、高某1）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可以确认，原告奥世荣与案外人张某1、高某1为合伙承包民勤县青苔泉露天矿一采区的合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2012）武中民初字第4号判决书中认定，本案涉案300万元并非承包款，而是合伙款，据此原告奥世荣、案外人张某1、高某1均有权向被告段富荣主张该30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案外人张某1于2017年10月19日因病去世。而其生前与原告奥世荣所写《协议》及与鄂尔多斯市中院和鄂托克旗人民法院所作三份谈话笔录中均表示放弃主张涉案300万元的诉权。合伙人高某1于2018年5月7日与一审法院所作的谈话笔录中亦表示放弃主张涉案300万元的诉权。因此原告奥世荣单独主张涉案300万元的诉讼主体适格。 关于被告段富荣是否具有合法根据取得涉案300万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据此，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1、一方获得利益；2、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3、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段富荣承认收到过案外人张某1通过银行汇款300万元的事实，段富荣获得利益双方均无异议；关于段富荣获益有无法律根据，双方当事人说法均不一致，原告认为是听信李某将款错打给了段富荣，段富荣获益无法律根据，而被告段富荣则提出此款是介绍原告、张某1、高某1等三人与李某承包煤矿的中介费，获益有法律根据。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和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对本案证据的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张某1分两次向段富荣打款300万元，对于数额巨大的款项往来，按照常理应该和打款人或者指示其打款的人进行核实，不能一次打错，第二次也打错，原告称此款为李某让张某1将此款打到段富荣账户，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事实；被告辩称的此款为介绍双方承包煤矿的中介费，有其合理性，但被告段富荣应该就争议的300万元为中介费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举证责任在被告段富荣方，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张某1给被告打款没有法律根据，即被告段富荣获利无法律依据。该案原告奥世荣与张某1、高某1系合伙关系，该300万元争议款项为三人共有，被告段富荣获利，原告奥世荣受到了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段富荣对自己的主张及举证没有有效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供，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段富荣获益300万元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构成不当得利。 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1.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是诉讼时效制度发挥功能的前提。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的目的在于督促行为人积极行使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进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但该制度的最终发挥作用有赖于合理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否则无所谓诉讼时效期间的长短、诉讼时效期间的经过及诉讼时效期间的法律效力。如果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设置不合理，则诉讼制度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如促使义务人滥用诉讼时效制度以达到逃避义务的目的，或违背依法依约履行义务的诚实信用原则。2.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直接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配。尽管各国法律对诉讼时效期间经过的法律效果规定有所不同，但均认可权利人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应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故诉讼时效期间何时起算，直接关系到诉讼时效期间是否经过，权利人的权利是否丧失或者遭到减损。我国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采取抗辩权发生说，因此，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关系到债务人抗辩权是否成立，权利人的权利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实施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案涉煤矿承包期间案外人张某1向段富荣打款300万元，张某1认为是打的承包费，而被告段富荣认为是打的中介费，2010年7月5日案外人张某1向案外人李某出具255万元欠条时，就已经知道争议的300万元没有按照承包费扣除的事实，案外人张某1就应该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应自2010年7月5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期间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2012年，案外人张某1作为合伙人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鄂尔多斯市中院）起诉被告段富荣，鄂尔多斯市中院于2012年10月9日作出（2012）鄂中法民初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诉讼时效期间中断。2013年6月24日，案外人张某1以合伙人的身份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被告段富荣，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3）鄂托法民初字第905号民事判决书。后案外人张某1不服该判决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院，鄂尔多斯市中院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于2014年9月1日作出（2014）鄂民终字第4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鄂托克旗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2015年4月24日鄂托克旗人民法院因案外人张某1未按时交足诉讼费为由，作出（2014）鄂托法民初字第2324号民事裁定书，该案按撤诉处理，张某1于2015年4月26日签收了裁定书，段富荣于2015年4月27日签收了裁定书。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再一次中断。自2015年4月28日至本案起诉之日即2017年11月29日止，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提供的鄂托克旗检察院的答复函及证人刘某1要证明原告的主张未过诉讼时效期间，但鄂托克旗人民检察院的答复函是2015年7月21日作出，且不能证明原告主张权利的事实，该证据与诉讼时效期间无关。证人刘某1因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故证人刘某1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再无其他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奥世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85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奥世荣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奥世荣提交新证据四份。证据一:李继文和鄂旗法院梁庭长的电话录音一份,拟证明:1.2015年4月15日,鄂旗法院给上诉人打电话要求上诉人撤诉,因为奥世荣是张某1的代理人,且奥世荣和张某1是合伙人。2.奥世荣2015年7月21日向鄂旗检察院举报鄂旗法院办案人员李继文和梁庭长后，鄂旗检察院2017年11月6日给奥世荣邮寄答复函。3.证明诉讼时效没有中断。 证据二:段富荣和奥世荣的电话录音一份。拟证明:2016年10月8日,奥世荣向段富荣追索不当得利。 证据三:2019年8月1日奥世荣与鄂旗法院张艳的电话录音。拟证明:上诉人向鄂旗法院提交的第八份证据,法院找不见了。 证据四:证人刘某2、张某2出庭作证。拟证明:2017年3月8日,张某2与奥世荣一起去段富荣家要求其偿还该300万不当得利。 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和证明问题不认可，该2人与本案无关,当事人自己选择撤诉。就算其向相关部门反映过办案法官纪律问题也不等于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不影响诉讼时效的中断与否。对证据二真实性和证明问题不认可。该录音不是段富荣的声音,录音中无法反映出该录音的形成时间。对证据三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不认可。两人证言系上诉人伪造的虚假证据。如果2017年3月8日上诉人曾找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为什么一审时只字未提,不符合常理。该证据是主观证据无其他客观证据予以佐证,另外两证人与奥世荣有利害关系且无法辨认具体住宅,证人对于是否听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全部对话也予以否认。对于是否知道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的哪笔债权,证人也不清楚,不能说明具体主张的债权事实,存在极大疑点。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对李继文和鄂托克旗法院梁庭长的录音，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直接反映其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上诉人提交的其与段富荣和张艳的通话录音，对方的身份无法核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人刘某2、张某2，是奥世荣的直接或间接债权人，且该债务未还清。两位证人与本案有一定利害关系，而且证人不能说清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具体时间和主要谈话内容，本院对二位证人所证明的问题无法确信。本案中，张某1于2009年分两次向段富荣转款300万元。即便当时不知道错误转款，那么在2010年7月5日向李某出具255万元欠条时，也应当知道权利受损害的事实。在张某1的起诉被一审法院于2015年4月26日按撤诉处理，张某1已去世后，上诉人奥世荣在张某1与段富荣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于2017年11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既存在着历史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也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故奥世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500元，由上诉人奥世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拴东 审 判 员  李顺和 代理审判员  樊 宁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法官 助理  张 媛 书 记 员  赵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