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民申294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董长春，男，196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玉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英杰，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村部。法定代表人：黄优春，社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村部。法定代表人：姚宗水，主任。原审第三人：董西吉，男，196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玉环市。原审第三人：董必鹏，男，199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玉环市。原审第三人：董金林，男，1957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玉环市。原审第三人：董服相，男，1960年5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玉环市。原审第三人：叶玉钗，女，196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玉环市。再审申请人董长春因与被申请人玉环市玉环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环城经合社）、被申请人玉环市玉环街道环城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环城村委会）、原审第三人董西吉、董必鹏、董金林、董服相、叶玉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0民终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董长春申请再审称，一、《部分村级用地委托土地局拍卖的净返还款分拆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书》《合作协议书》中案涉地基，均系环城村无权处分的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应认定无效。案涉地基自始不属于环城村，案涉地基最初作为征地置换土地安置给环城村，但该种安置在土地管理法上没有依据，其中所使用的“村级留用地”概念，在土地性质上有其特殊内涵，即本村土地在征收过程中，被征收的一定比例的土地作为村资产归村集体使用。本案中对案涉地基的性质用语使用混乱，但可以确定的是，环城村对案涉地基自始之终都不具有合法使用权。在环城村不具有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与董长春签订一系列协议，该处分行为应认定为无效。一、二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是对案涉土地权属的错误认定，是不当适用法律。案涉地基的使用权不属于环城村，其不具有土地转让人资格，土地性质也不属于划拨土地，一、二审法院适用最高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案涉协议有效不当。二、协议双方约定原审第三人董金林、董服相、叶玉钗三人代董长春挂牌竞拍13间案涉地基，在董长春出资建成后代持有关不动产，事实上13间地基的不动产也登记在了原审第三人名下。该约定属让与担保性质，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让与担保约定应为无效。让与担保的核心是将担保物的整体权利让受给债权人，意味着担保人对担保物所有权的丧失。本案协议完全符合让与担保特征。依据物权法定和司法实践，让与担保目前并未得到认可。一、二审判决在合同约定显为让与担保的情形下，牵强认为协议约定的是受偿权，并非所有权，是对事实的扭曲。案涉地基及房产的不动产权利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的事实，很清楚地表明不动产权让受给环城村。同时，一审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与本案情形并不相符。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仅针对通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不直接转移财产权利的情况，而本案明确约定案涉不动产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从实际操作到登记，均是原审第三人直接将本属于董长春的不动产权转变为原审第三人的不动产权。三、一、二审审判程序不当。董长春诉请要求确认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的房产归董长春所有，并由原审第三人协助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同时要求偿还董长春多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及利息。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董长春的诉讼请求应为返还财产要求，是在合同无效请求下要求对双方进行结算。原审法院未予释明即认为董长春要求确权并过户，有违合同处置和诚信原则，是对董长春诉请的片面理解。合同无效之诉与确权之诉为两个诉讼，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综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不当，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十一）项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环城村经合社、环城村委会，原审第三人董西吉、董必鹏、董金林、董服相、叶玉钗均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经审查，针对董长春的申请再审理由，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关于环城经合社、环城村委会是否系无权处分问题。根据2012年1月12日玉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案涉地基系经玉环县政府及县国土局同意确认为环城村村级留用地，并予以公开出让。村级留用地虽非法律概念，但无论从名称还是从实践看，村级留用地系村集体所有资产。且从本案事实看，净返还款分拆承包合同协议明确要求有关地基需统一委托村委会报土地局对该宗地进行整体公开拍卖，拍卖的返还款扣除相应政策费用外全额返还给竞得人。后续的土地使用权拍卖也确系环城村委托国土部门向原投标中标的环城村地基买受方进行定向挂牌出让，故董长春申请再审称，环城村委会或环城经合社签订案涉协议属无权处分，缺乏依据。况董长春实际取得土地使用权是通过出让手续、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而获得。在本案一审诉讼前，环城村已经就案涉地块取得相应的审批手续将村级留用地实际转化为国家土地使用权并依法进行挂牌出让，原审因此确认案涉相关协议效力，并无不当。第二，关于案涉合作协议书中有关条款的效力问题。董长春诉请确认合作协议书中第三、五、六、七条无效。案涉合作协议书系董长春与环城经合社自由协商达成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除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外，应确认有效。经查，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系关于地基款项金额及利息的约定，第五条是对合作协议书第三条和第四条款项的结算以及相应利息的约定，第七条是对房产销售款清偿方式的约定，上述三条款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至于协议第六条，该条约定：“17间房屋建造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对外出售房屋所得款，其中70%用于归还乙方欠甲方的欠款，30%给予乙方付其工程款及其他费用，若70%的比例未达到付清乙方欠甲方的欠款，则相应提高至付清所欠甲方的欠款的比例，在2018年12月31日前乙方未付清所欠甲方欠款，甲方有权将登记在甲方社员名下的房产对外出售来结清剩余欠款，乙方在付清甲方的欠款后甲方无条件负责将甲方登记在社员名下的13间产权全部过户到乙方名下，过户的费用由乙方负责，若违约应赔偿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该条款约定的是在董长春无力付清欠款时，环城村经合社有权就其出资建设的房产出售以进行清偿，并未约定在案涉债务届期无法偿还时，有关房产归环城村经合社所有，且有关不动产实际也未登记在债权人环城村经合社的名下，故不属于让与担保的规定。退一步讲，即使环城村经合社要求社员代持不动产有为其债权提供担保的意图，一审判决认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精神，可以确认当事人之间以签订买卖合同方式为民间借贷合同作担保，并不当然无效，并无不当。此外，即便本案情形构成让与担保，根据最高院指导案例第111号案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诉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案中的裁判理由，有关让与担保的约定因违反物权法定原则而不能发生物权效力，但有关约定仍具有合同效力，故董长春主张案涉合作协议书的有关条款构成让与担保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不能予以支持。第三，关于董长春对原审程序的异议。董长春认为其提出的确权及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请，是在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前提下的诉讼请求，但原审法院却在合同有效前提下对董长春的这一诉请进行了处分并予驳回，存在不当。因依据案涉合作协议书第6条约定，只有在董长春付清甲方欠款后，环城村经合社方无条件负责将登记在社员名下的13间产权全部过户到乙方名下，故原审未支持董长春的协助办理过户的诉请，但原审在处理该诉请时确未区分董长春所提诉请之事实基础主张。然一审中，原审第三人董金林、董服相、叶玉钗共同述称，他们以个人名义代董长春报名挂牌办理13间地基出让手续、办理建房审批、建设手续、不动产登记，系环城村经合社与董长春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的结果，是受村社指派的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环城经合社在答辩中也认可案涉13间地基系董长春竞得，但为担保债务履行，要求登记在其指定社员名下。董长春也支付了部分土地款并出资建设了地上房屋。即原审第三人董金林、董服相、叶玉钗以及环城村经合社对于原审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系代董长春持有，案涉不动产实际所有人系董长春并无异议。一审判决也认为“原告提供房产登记作为债权履行的担保，故不存在本案确权之诉”，即认为案涉房产登记只是担保形式，而非确认所有权，一审判决因此未单独判项确认案涉不动产归董长春所有。一审判决还认为“若原告意回复本案的物权登记，需按约定履行合同之债”，即只要董长春按约履行，即可办理案涉不动产的物权登记，在此基础上，原审驳回董长春诉请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综上，董长春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董长春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沈 妙审判员 夏祖银审判员 董 东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朱胤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