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26民初876号 原告韦彩英，女，壮族，1938年2月3日出生，住广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滨，广西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海，男，壮族，1980年12月10日出生，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系原告韦彩英之子。 被告新国线集团（河池）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富华路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00782140349Q。 法定代表人林格。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建冠，男，壮族，1975年10月1日出生，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系新国线公司员工。 被告卢继苏，男，壮族，1965年1月15日出生，住环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东明，广西永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南新西路149-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007297651479。 负责人韦景平，总经理。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萍，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琳，中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韦彩英与被告新国线集团河池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国线河池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的申请，依法追加了利害关系人卢继苏作为本案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河池支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韦彩英的委托代理人梁滨、覃海，证人宋某，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韦建冠，被告卢继苏及其委托代理人覃东明，第三人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柳萍、委托代理人韦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韦彩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两被告及第三人向原告赔偿149533.5元（死亡赔偿金12435*20=248700+丧葬费6129*6=36774+医疗费321.85+被扶养人生活费10617*5/4=13271.25，以上共计299067.1元*50%=149533.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7日，覃荣江与同村宋某上吉祥街买红薯藤回家种植，买得并一起抬了三袋红薯藤（其中一大袋是覃荣江的，两个小袋是宋某的），于9时许由宋某送覃荣江在吉祥街上搭乘上被告“明伦（雅京）至金城江”车牌号为“桂Ｍ×××××”的客运大巴车，并说明乘车至“果立坳”，而宋某没有上车，继续在街上采购。而覃荣江乘车并未到达“果立坳”，在途中“博洞”屯却被拉下车，客运大巴就自行离去了。后覃荣江被路人发现在路边昏迷不醒，经过打听找到其家属，其弟覃海赶来接回。覃荣江回到家后也是神志不清，不能说明当时乘车情况，家属感觉情况不对送去医院，却在医院抢救后被告知已无法医治，因风俗习惯，家属将覃荣江接回家，当天回到家就去世了。覃荣江无儿无女，原告作为其母亲是唯一继承人，而原告有三子一女。根据《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及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现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及第三人承担50%的责任。 原告韦彩英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环江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政府兜底90%“一站式”住院费用结算单，证明原告个人支付医药费321.85元； 2、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疾病证明书，证明覃荣江住院情况； 3、证明一份，证明覃荣江于2019年6月8日过世； 4、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原告系覃荣江母亲; 5、明伦派出所接处警记录一份，证明覃荣江在“博洞”屯晕倒的情况。 6、庭后补充提交的录音光盘1份，证明被告卢继苏在庭审中所说的话不真实，覃荣江确是上了卢继苏运营的车辆“桂Ｍ×××××”。 原告方证人宋某出庭作证称，2019年6月7日早上其与覃荣江一起到买红薯藤。红薯藤每斤一元，覃荣江买了32斤，宋某买了28斤，共两袋。宋某送覃荣江到吉祥候车室登上了卢继苏驾驶的客车，卢继苏还协助其把红薯藤放在客车底部的车箱里。其告知司机覃荣江到“果立坳”下车，随后便离开继续赶集。约过5分钟左右，其接到他人电话告知覃荣江昏倒在路口，其立即乘车前往，看到覃荣江与两袋红薯藤旁倒在路边。当时太阳很烈，很多人在场围观，但无人敢扶，围观群众说是车子“甩人”。当时覃荣江意识尚还清醒，自称昨晚喝了点酒，头有点晕，并告知了弟弟覃海的电话，但未主动说明为何出现在半路的原因。覃海约30分钟左右驾车赶到，将覃荣江接回家中，其便一同乘车到“果立坳”路口后下车回家。 证人宋某在接受质询时承认当日二人均未吃早饭，但在送覃荣江上车前未发现其有异常；覃荣江晕倒的路口位于吉祥街往“果立坳”方向的行车路线上，但覃荣江在并无亲人、朋友。 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答辩称，其公司与覃荣江之间不构成运输合同关系，覃荣江只乘坐了几分钟，之后不买票自行下车，而且无法证明是被拉下车。 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居民身份证》1份，证明追加共同被告卢继苏主体资格合法； 2、《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承包合同》1份，证明桂Ｍ×××××车的产权为卢继苏所有，挂靠在新国线河池公司环江分公司经营； 3、《道路旅客承运人责任保险（广西地区）附加条款》1份，证明被告与追加共同被告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约定，如被告依照人民法院调解或判决需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4、GPS监控截屏图像5张，证明覃荣江上车后没有购买车票，几分钟后即要求下车，没有乘坐被告的客车，双方没有构成运输合同； 5、光盘一张，证明内容与证据4证明内容一致。 被告卢继苏答辩称，1、覃荣江与卢继苏没有形成客运合同关系，覃荣江没有上车；2、覃荣江的死亡原因是脑出血，与运输行为没有任何关系；3、覃荣江没有搭乘卢继苏的车辆，卢继苏对死者的情况不知晓；4、如果死者搭乘的是新国线河池公司的车辆，应由新国线公司来承担相应责任；5、第三人太平洋保险河池支公司作为新国线河池公司的保险人，应由第三人承担保险责任。 被告卢继苏向法庭提交保险卡一张，证明投保事实。 第三人太平洋保险河池支公司述称，1、原告没有证据证实死者乘坐过被告的车辆，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在这辆车被拉下车，并且覃荣江已下车；该情形不符合其公司与新国线河池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五条的约定；2、原告起诉依据的是合同法第301、302条，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死者是在这辆车上发病，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死者是因自身疾病原因死亡的。根据合同法第302条规定，旅客因自身健康原因造成人身伤亡并非合同赔偿责任，也非保险责任；3、死者6月7日出事，6月8日才送医，可以说明因家属的原因导致死亡的。 第三人太平洋保险河池支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投保单1份，证明原告投保涉案车辆事实； 保单1份，证明被告承保涉案车辆事实； 保险条款1份，证明保险责任； 4、地图截屏1份，证明乘车路线。 经过法庭举证、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6份证据，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的证据1、2、3，被告卢继苏提交的1份证据，第三人太平洋保险河池支公司提交的4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客观事实的证据。对于覃荣江在事发当日是否乘坐了卢继苏驾驶的客车的争议，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先是自认覃荣江确实上车，但未买票并在几分钟后自行下车，后又否认覃荣江曾经上过车；而被告卢继苏则否认覃荣江曾经搭乘其车辆。本院认为，证人宋某作为现场见证人，在庭上直接指证覃荣江在事发当日搭乘了卢继苏驾驶的客车，并在5分钟后发现覃荣江与两袋重约60斤的红薯藤一起倒在半途路边；而原告在庭后补充提交的录音光盘1份，虽然为逾期提供，但属于可以反映案件事实的新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在该录音资料中，被告卢继苏及其妻子在回答原告亲属的询问时，自述事发当日9点45分左右，有一人送覃荣江上车，其还曾协助放置红薯藤；覃荣江身上有很大酒气，上车后没有说自己要去到哪里，也没有购买车票，在车子开出一公里约5分钟左右就自己要求下车了。该录音资料与证人宋某的证言均可以证明覃荣江事发当日确实搭乘了卢继苏驾驶的车辆，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提交的证据4、5为监控设备每隔15分钟抓拍的车内图片，不能全面、完整、连续地反映车内状况，不能推翻原告方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录音资料的证明力，反驳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案件事实： 2019年6月7日，原告韦彩英之子覃荣江与同村的宋某相约到环江县上赶集，二人各自出资分别购买了两袋重为32斤、28斤的红薯藤。约9时许，宋某将覃荣江送上被告卢继苏驾驶的“雅京至金城江”班线的桂Ｍ×××××号客车（挂靠于新国线河池公司），并协助司机卢继苏将两袋红薯藤放置于车厢底部，在告知司机到“果立坳”（地名）下车后便离开继续赶集。宋某离开约5分钟左右，便接到熟人电话告知，发现覃荣江倒在博洞路口。宋某即乘车赶到博洞路口，看到覃荣江连同两袋红薯藤一起倒在路边，边上众人围观却无人敢扶，并听到围观路人说是“车甩人下来”。宋某将其扶起后发现其神智尚还清醒，其自称昨晚喝了点酒，头有点晕，并告知了其弟覃海的电话号码。宋某当即通知了覃海，约半小时左右，覃海驾车赶到并将覃荣江接回家，宋某搭乘到“果立坳”自家路口便下车离开。覃海将覃荣江送至覃荣江位于的家中上床睡觉，未就医或服药，晚饭也不愿吃。第二日（即6月8日）早上，发现覃荣江发烧并讲不出话，其亲属方才拨打120电话并乘急救车将其送至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救治。但当日其亲属感觉救治无望而要求出院，医院的出院诊断为：1、脑出血；2、脑疝形成；3、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组；4、肺部感染；出院医嘱及建议：院外继续住院治疗。但覃荣江脱氧出院不久即死亡。 另查明，覃荣江住院医疗费用为3218.64元，由于其是环江县建档立卡贫因户，在享受政府兜底90%的医疗费用后，其家属实际支付321.85元。 再查明，覃荣江未婚未育，腿部高低脚，患有四级残疾，生前有高血压史。其母即原告韦彩英育有三子一女，与其共同生活，系覃荣江唯一财产继承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两被告与覃荣江是否构成公路运输旅客合同关系；2、覃荣江是自行下车还是被拒载，两被告对覃荣江的死亡后果是否有过错及责任比例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一、证人宋某出庭作证时称，吉祥街至“果立坳”车费5元，当地惯例多为先上车后补票。其证言符合农村当地实际情况，真实、可信，应予采纳。覃荣江生前患有四级残疾，腿脚不便，又携带两袋重达60斤的红薯藤，其既为赶集购买红薯藤，按照常理亦会留存车费返程，况且车费较低，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抗辩覃荣江无钱购买车票而半途下车，无说服力，不符常理，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卢继苏抗辩覃荣江未搭乘其车辆，与证人指证及之前自认的录音资料不符，又无其他有力证据反驳，本院对该抗辩不予采信。覃荣江搭乘桂Ｍ×××××客车，由司机卢继苏协助放置好其携带的物品，并载其离开前往目的地，从双方的行为中可以推定双方有订立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的合意，亦符合当地先上车后补票的交易习惯，是否购买车票并非合同成立的唯一要件，被告抗辩覃荣江未购票亦未形成合同关系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卢继苏作为桂Ｍ×××××营运客车的实际承运人，与覃荣江构成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负有将覃荣江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的合同义务。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作为桂Ｍ×××××客车的挂靠单位，对合同的履行亦负有连带责任。 二、关于覃荣江是自行下车还是被拒载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证人宋某的证言，覃荣江上车时未发现有异常，但在5分钟后却得知覃荣江已晕倒在路边。而覃荣江腿脚不便，又携带两袋重约60斤的货物，在车辆业已开出的情况下，覃荣江却在路口下车，结合司机卢继苏及其妻在录音资料中对覃荣江在车上状况的描述及覃荣江所患高血压疾病的基本表症、特点，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司机卢继苏因覃荣江在车上病发而拒载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对这一事实予以认可。被告卢继苏在录音资料中所称覃荣江为自行下车的说法不符常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的规定，卢继苏未对搭载的乘客尽力提供帮助甚至中途拒载，存在合同违约和一定的民事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覃荣江自身的身体状况、疾病因素是死亡的主因，其家属延误送医甚至怠于治疗是辅因，因此，被告卢继苏的民事责任应予减轻，据此，经综合上述因素及过错责任大小，本院酌情认定卢继苏所负责任比例为15%。被告及第三人均未对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49533.5元的数额提出异议，且该数额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故被告卢继苏应按15%的责任比例承担22430元（即149533.5元*15%）的经济赔偿。新国线河池公司作为卢继苏营运的桂Ｍ×××××号客车的挂靠单位，应与被告卢继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外，被告新国线河池公司虽向第三人投保道路运输承运人责任险，但该保险合同与本案诉争合同系另一法律关系，且是否应予理赔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而本案为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该诉争本院暂不予处理，可由双方协商或另诉解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九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新国线集团河池运输有限公司、卢继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赔偿原告韦彩英因覃荣江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22430元； 二、驳回原告韦彩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791元（原告免交），由被告卢继苏、新国线集团河池运输有限公司共同承担57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于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冬萍 人民陪审员  覃重耀 人民陪审员  罗海渊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蔡诚诚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二百八十九条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第二百九十条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第二百九十三条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第三百零一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