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112民初4727号 原告：湖南金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乌山街道金树村枫树河组**。 法定代表人：易壮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俊，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南坤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浏阳市现代农业园/div> 法定代表人：孙胜贤。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毅，湖南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冯新良，男，1974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 原告湖南金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树公司）诉被告湖南坤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源公司）、冯新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17日、10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金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壮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俊、被告坤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毅、被告冯新良均到庭参加两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335856元；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8日，被告坤源公司的业务员郑席维与冯新良来到原告承包的鱼池发现鱼身上有红点，经两人诊断，鱼身上红点系寄生虫所致，提出需要在鱼池内进行消毒杀虫。随后，两人对鱼池水面、水质进行测量并配置了药剂。5月9日凌晨，原告发现鱼池内鱼浮至水面并往上起跳，于是电话告诉冯新良，冯新良建议原告撒氧粉、加水、开增氧机，原告照做。同日9时许，原告鱼池内开始出现死鱼。5月10日，鱼开始大面积死亡并发出恶臭，至21时许，经原、被告确认：死亡鱼数量大约2万斤。5月11日，鱼池内鱼全部死亡。原告认为，其饲养的鱼全部死亡系两被告导致，但两被告拒绝与原告协商并赔偿损失，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故诉至法院。 被告坤源公司辩称：1、郑席维系我公司的工作人员，“祛虫佳”也是公司生产，但是该产品跟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无任何瓜葛，也无任何损害因果关系；2、原告饲养的鱼死亡，并不是我方导致。我方业务员虽然到过现场，对鱼塘的氨、氮、亚盐PH进行了检测，对使用药剂提供了参考建议，但原告具体怎么进行配比、怎么投入使用到鱼塘，我方一概不知，也不知原告是否真实的投放到鱼塘里面；3、鱼塘的饲养、消毒、杀菌均是原告自行操作处理，我方所生产销售的“祛虫佳”产品在任何时候使用均不会导致鱼死亡，该产品经过了相关职能部门的批准才投入生产使用；4、鱼的死亡原因与当时的水质、气温、气候、供氧等各方面因素均有关，与原告的饲养技术也紧密相连，而这些自然因素和技术因素产生的不良后果均不应该归结于我方；5、鱼的死亡跟我方无关，且鱼死亡的数量我方也不知情。目前的统计数据系原告单方陈述，我方从来没有确认过死鱼的具体数量。综上，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冯新良辩称：1、经营兽药15年，从来都是销售正规合格的产品；2、到易壮波老板家送鱼药是按照通常的安全量配药，至于对方工作人员如何操作并不清楚；3、跟原告合作已两年，但是对于原告提出的死鱼数量并不清楚；4、鱼的死亡跟我出售鱼药及告知鱼药的使用方法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鱼的死亡可能是缺氧死亡，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死亡。 原告金树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1、冯新良、郑席维所写的情况说明、药箱药剂配比照片；2、现场死鱼照片；3、发票、欠条、长沙市望城区乌山镇绿康之星生态农庄营业执照、证明；4、原告向万某购买鱼数量统计、欠条；5、证人袁某及万某的证人证言。被告坤源公司及被告冯新良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坤源公司认为其工作人员郑席维仅仅是协助对水质及水面进行检测，对如何操作、如何使用药物均未参与，冯新良认可情况说明系其出具，内容均系其自身陈述，药箱上的药剂使用情况也是在对水质进行测量后书写的；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拍摄的时间、地、地点均不是很清楚显示死鱼数量并不是很多，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4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5认为证人证言均比较客观，但是与本案并无关联。 被告坤源公司向本院提交：1、兽药GMP证书、2、兽药生产许可证、3、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4、检验报告、5、祛虫佳产品的内外包装及药理作用、作用与用途、用法与用量说明。原告金树公司对被告坤源公司提交的5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坤源公司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有兽药生产经营的资质及“祛虫佳”产品为合格产品，原告并没有对该产品是否是合格产品提出质疑，而是对原告养殖的鱼池内是否需要使用该产品进行质疑。故被告坤源公司的证据只能证明药没有问题，而不能证明用药没有问题，不能达到被告坤源公司的证明目的。被告冯新良对被告坤源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冯新良向本院提交长沙市望城区旺牧兽药经营部营业执照、望城县个体兽医行医证、动物诊疗许可证及冯新良的尾数为6292的手机号码的语音详单，原告金树公司对语音详单无异议，认为其他证据仅能证明兽药店有售药资质，同时认为冯新良并不具备水生动物诊疗资质；被告坤源公司对冯新良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认为冯新良提交的相关证书符合《乡村兽医管理办法》的规定，具备乡村兽医资质。 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依职权向案外人周某制作谈话笔录一份，周某在该笔录中陈述“冯新良开药后，我从当天下午1点半就开始用药，不超过五点我就搞完了三个池子，第二天早上起来八点我就开始搞，搞了两个池子”；“没有特别交代，他（冯新良）以前说过上午下午都可以，只要是晴天就行”；“我跟冯新良认识，用他的药两年了，怎么兑水，兑多少水，我都是清楚的，都是按照他的要求做的”。原告金树公司对该笔录内容无异议；被告冯新良认为其已向周某进行详细交代，周某的陈述不属实；被告坤源公司认为周某隐瞒了部分情况。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金树公司提交的冯新良、郑席维所写的情况说明、药箱药剂配比照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结合案外人周桂友的谈话笔录能够证明涉案鱼塘在鱼大面积死亡前施用了冯新良配置并销售的祛虫佳药物的事实，予以认定；现场死鱼照片、发票、欠条、长沙市望城区乌山镇绿康之星生态农庄营业执照、证明、原告向万正良购买鱼数量统计、欠条，结合原告提交的两份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原告向案外人购买成鱼的事实及部分鱼死亡的事实，是否能够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被告坤源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冯新良提交的长沙市望城区旺牧兽药经营部营业执照及语音详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依法予以认定；被告冯新良提交的望城县个体兽医行医证、动物诊疗许可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至于其是否能够达到冯新良主张的其具有兽医资质的目的，将在案件处理部分作综合分析。 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结合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原告金树公司经营鱼种培育、养殖及垂钓服务、休闲农业项目开发经营等业务。被告冯新良与其妻子经营长沙市望城区旺牧兽药经营部，经营范围为：兽用药品、疫苗、兽用器械的销售；饲料零售；畜牧渔业饲料批发；养殖技术推广服务。该兽药经营部系被告坤源公司的区域经销商。自2017年起，原告在冯新良处经常购买鱼药，双方的合作模式为：原告在需要时电话联系冯新良，冯新良检测水质、了解情况后进行诊断，再进行鱼药配置和送药，双方不定期进行结算。在诊断和售药过程中，冯新良偶尔会与坤源公司的业务员郑席维一起前往客户处跑业务。 2019年5月8日中午，原告发现其饲养的鱼身上出现红色斑点，遂电话联系冯新良，冯新良与郑席维一齐来到原告处。冯新良根据原告法定代表人易壮波的描述，并对鱼塘水质进行检测后，认为属于寄生虫感染，需进行杀虫及消毒处理。冯新良开具商品销售卡，进行配药，共配置“祛虫佳”、“一泼停”和“富氧”三种药物（本案涉案药物为“祛虫佳”）。后，冯新良与原告员工进行对接，告知鱼药的用药量，并将药量及方法写在药箱上。 冯新良庭审中陈述其在配药后交代原告员工易某须对杀虫药进行稀释（一瓶药配200斤水全池泼洒）且需在晴天上午施药，但原告员工周某否认冯新良交代了该注意事项。冯新良配药后，易某在当日下午即对鱼塘进行施药。2019年5月9日0点29分，原告法定代表人易壮波电话联系冯新良，告知部分鱼出现上浮情况，冯新良回复鱼可能缺氧，建议增氧。5月10日傍晚，原告电话联系冯新良告知鱼塘出现鱼大面积死亡，冯新良与郑席维赶至原告处，发现鱼塘上漂浮死鱼，但冯新良陈述无法确定死鱼数量。原告当庭陈述：经营的鱼塘共6口，有2口池塘出现大面积死鱼情况，具体死了多少鱼没数，大池的鱼全死光了，另一口池塘内还存活一部分鱼。 另，涉案鱼塘使用的鱼药系坤源公司生产的“祛虫佳”，通用名称为“高效氯氰菊酯溶液（水产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为兽药字180209055。该药物系兽用处方药，外用药。 另查明，原告于2018年年底及2019年年初在案外人袁某处及万某处购买成鱼至其经营的鱼塘内，用于餐厅经营及供应客人垂钓等。原告当庭陈述在2019年上半年，涉案鱼塘出现过鱼死亡情况，同时也因客人垂钓钓走部分鱼，也出售了部分鱼，不清楚鱼塘具体鱼的进出情况。 再查明，死鱼现象出现后，原、被告均并未对现场进行水样、鱼类取样，亦未对现场进行封存，现死鱼已全部腐烂。双方当庭陈述无法提供样本对鱼死亡原因等进行司法鉴定，该案已不具备鉴定条件。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冯新良及被告坤源公司是否应对原告所养之鱼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坤源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其一、坤源公司已提供了详尽证据证明其公司生产的“祛虫佳”系经批准生产销售的合格产品，原告亦对该药品本身不持异议。其二、虽冯新良与坤源公司的业务员郑席维一同前往原告处对涉案鱼塘水质进行勘测，但与原告发生供应鱼药往来及开展合作的系冯新良，原告也当庭陈述与坤源公司从未发生过直接往来。同时，庭审中坤源公司与冯新良均一致陈述为涉案鱼塘中的鱼进行诊断及开药的均系冯新良。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坤源公司与本案原告所养的鱼死亡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原告要求被告坤源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无事实依据，对原告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冯新良应否承担相应责任。侵权责任的承担，需具备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要件。对此，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侵权行为，经审理查明，因原告所养之鱼生病，冯新良经诊断后配置鱼药并向原告销售鱼药，同时告知鱼药用量及具体使用方法。原告施药后，鱼出现大面积死亡情况。由此可确认冯新良经诊断后销售鱼药并由原告用在涉案鱼塘的行为客观存在。 关于损害结果，被告冯新良在庭审中认可原告所养之鱼大量死亡的事实，双方对此并无异议，但双方关于原告所受经济损失数额问题存在争议。原告提交欠条、发票及证人证言，拟证明在2019年年初自案外人处购买成鱼共花费335856元，以此作为其诉请被告赔偿的损失金额。但本院经审查认为：其一、原告经营6口鱼塘，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案外人处购买的成鱼花费的具体金额及所购成鱼是否均投入了涉案的2口鱼塘之中；其二、原告经营餐馆及休闲垂钓业务，无法获知在购鱼至鱼发生大面积死亡期间鱼塘内的鱼的流出情况；其三、原告与被告冯新良均陈述在2019年上半年鱼塘内的鱼出现过死亡情况，无法确定当时的死鱼数量；其四、原告未提交鱼死亡后进行捞捕的相关证据辅助证明发生死亡的鱼的种类、数量及价值等情况；其五、原告提交的冯新良的情况说明中提及“晚上9点左右，我和郑席维赶过来看见全塘有一部分漂浮的死鱼，按老板估计2万斤”，但庭审中冯新良陈述该2万斤系原告法定代表人易壮波所说，当时并未进行核实，且该记载的“2万斤”与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也不相符。综上，本院认为，虽原告陈述“鱼塘内原有部分沉塘鱼，也从周边购买了鱼，而在本案中仅主张从两个案外人处购买的鱼，但实际受到的损失更大”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因涉案鱼死亡遭受的具体损失，其主张的335856元不能作为本案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 关于被告冯新良向原告所养之鱼进行诊断并销售鱼药的行为与原告所养之鱼的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问题。鱼出现大面积死亡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取、留存样本以供鉴定，原告所养之鱼的具体死因已无法通过司法鉴定程序确定。冯新良向法庭提交动物诊疗许可证，但动物诊疗许可证上载明从业区域为星城镇（现大泽湖街道），而本案诊疗行为发生在乌山街道，冯新良存在跨区域诊疗行为。同时，根据《执业兽医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应当向注册机关申请兽医执业注册”及第二十二条“执业兽医师可以从事动物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开具处方、填写诊断书、出具有关证明文件等活动”的规定，具备执业兽医师资格系为动物开展诊疗活动及开具处方药物的前提。冯新良虽持有个体兽医证，但其并不具备执业兽医资质，同时亦未根据《乡村兽医管理办法》的规定登记成为从事水产动物疫病防治的乡村兽医。本院认为，冯新良虽有经营兽药资质，能够出售包含鱼药在内的兽药，但其在不具备兽医资质的情况下，为原告所养之鱼进行诊断并开具处方药物“祛虫佳”，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过错。施药后，鱼池即出现大面积死鱼情况，可以获知鱼大量死亡的结果与冯新良配置并销售药物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结合本案具体情况：首先，本案原告在鱼出现大量死亡时未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作相应处理，亦未提取水样且未对死鱼进行及时采集、固定保存，致使无法通过科学检测或客观鉴定确认鱼大量死亡的原因及是否与被告冯新良经诊断后销售并使用鱼药存在完全的因果关系。其次，在原告鱼池的鱼已经生病的情形下，原告对于“冯新良对鱼病的诊断是否准确、是否对症下药、用药是否过量”等关键情节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确认。最后，冯新良主张开具鱼药后向原告员工告知鱼药的使用方法，该方法是否正确及原告员工是否按正确使用方法进行施药，双方各执一词且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综合考虑上述情形，原告的部分行为造成本案证据瑕疵，且本案不能排除原告所养之鱼的原发疾病、原告对被告冯新良开具的药物的使用方法是否恰当、气候、温度等各种因素对鱼死亡的影响，故，原告也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本院经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结合已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各自的过错分析，对原告金树公司要求被告冯新良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酌情支持3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冯新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南金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赔偿30000元； 二、驳回原告湖南金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633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3169元，由原告湖南金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886元，由被告冯新良负担28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杨恋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代理书记员  肖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执业兽医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应当向注册机关申请兽医执业注册；取得执业助理兽医师资格证书，从事动物诊疗辅助活动的，应当向注册机关备案。 第二十二条执业兽医师可以从事动物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开具处方、填写诊断书、出具有关证明文件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