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4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莉萍，女，197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谦，江苏申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启良停车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阴市锡澄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693306044H。法定代表人：王国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军，江阴市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丁莉萍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启良停车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良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8）苏0281民初11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莉萍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启良公司归还借款本金4916926元及利息、律师费230000元以及丁莉萍就启良公司提供质押的对西安龙湖原著二期应收款1878259.73元本金及利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丁莉萍主张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提供的证据形式完整，内容真实，完全符合法定的证据基本要件，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1）2017年10月1日300万元的借条，2017年8月9日150万元的借条均有启良公司的公章，且有王国明的签名，王国明对该两份借条上的签名也予以认可。（2）每笔对应的银行转账凭证、承兑汇票复印件、微信转账截屏、启良公司出纳签字并加盖账务专用章的收据等支付凭证与收据也能对应一致，说明借款的真实性。（3）启良公司的主办会计顾亚萍、出纳张某签名确认的其他应收款辅助明细账，是双方最终对账结算的凭证。（4）启良公司委托江苏瑞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成公司）对启良公司其他应收款-丁莉萍科目专项审核的咨询报告，该咨询报告载明的审计结果与主办会计顾亚萍出纳张某在辅助明细账核对的金额、丁莉萍诉讼请求的金额也完全一致，足以说明涉案借款金额的准确性。（5）丁莉萍与启良公司签订的结算协议加盖了启良公司有编码的公章，启良公司自始至终从未认可有编码的公章由丁莉萍保管，该结算协议是真实有效的。2.本案的主要事实没有查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丁莉萍并未担任启良公司的财务总监，也未履行财务负责人的职责，仅是出于对启良公司的感情而帮助。（2）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并非为丁莉萍保管，原审判决认为丁莉萍私自加盖印章具有高度可能性属未查清事实。印章移交清单系启良公司员工张某、顾亚萍单方制作，丁莉萍未认可；印章使用登记表载明丁莉萍使用有编码的公章的事由、日期与结算协议、应收款质押合同签订的日期均不一致；证人张某作为启良公司员工及启良公司法定代表人亲戚，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3）丁莉萍名下的银行卡并未用于启良公司使用，原审判决认定丁莉萍名下的银行卡中部分款项用于启良公司业务具有高度可能性认定不当。证人张某在庭审中关于个人信用卡用于启良公司的情况前后矛盾，不应采信；启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明在庭审中陈述原来用丁莉萍的卡，后来丁莉萍提出需要一个与公司没有关系的人的银行卡，就用了邬红英的卡，证明公司用了邬红英的银行卡后，就未再用丁莉萍的银行卡;丁莉萍正是因为帮启良公司向外借款，故与启良公司以及众多案外第三方个人间存在往来，涉案借款多为丁莉萍向外借款且多为短期借款，银行流水显示为启良公司汇给丁莉萍，丁莉萍在当天或邻近日期汇第三方。（4）原审以“丁莉萍在收据上私自加盖印章、财务章的高度可能性”、“启良公司的陈述更接近客观事实”认定上诉人主张的4916926元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错误认为丁莉萍实际行使财务负责人的职权，并指令其他财务人员后补收据，与事实不符，2017年10月1日、2017年8月9日借条均有王国明签字，启良公司解释为借条对应的款项并未实际出借，但原审仅因为借条与实际转账日期相差一年多时间以及双方之间存在众多款项往来就否定借款的事实不当。（5）启成公司委托瑞成公司咨询报告中的数额是客观真实的，仅是启成公司财务不规范，不影响丁莉萍主张的欠款数额的客观性。咨询报告载明丁莉萍与启明公司之间有9000余万元往来，无依据的借入金额仅为500余万元，其中的300余万元为现金往来，因此咨询报告载明的欠款数额具有客观性；咨询报告中载明的无依据的500余万元系启良公司财务制度不规范造成，丁莉萍非启良公司的财务总监，其不利后果不应由丁莉萍承担。启良公司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丁莉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启良公司归还借款本金4916926元及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2月13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以416926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律师费230000元；2.判令丁莉萍就启良公司提供质押的对西安龙湖众鑫置业有限公司龙湖原著一期的应收账款1058719.83元本金及利息范围内和龙湖原著二期应收款1878259.73元本金及利息范围内、对西安龙湖兴城置业有限公司龙湖香堤国际四期的应收款1927709.21元本金及利息范围内、对滁州大唐新潮置业有限公司应收款3588680元本金及利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启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丁莉萍和启良公司的关系）双方均确认，丁莉萍系启良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2018年8月10日，启良公司发出人事任免通知书，免去丁莉萍常务副总经理职务，降职为公司材料会计，主要负责协助外来审计人员审计工作，全力配合、准确、快速理清公司财务账目。启良公司称，丁莉萍还为启良公司的财务总监，负责资金调动，启良公司提供2013年6月26日发出任职决定一份，主要载明任命丁莉萍为公司副总兼财务总监，负责公司日常运营管理。丁莉萍称，其不是财务总监，只是启良公司的常务副总，帮助启良公司调动资金，但不是分管财务工作的，启良公司没有专门负责财务的副总，在一些财务报表和财务会计凭证上丁莉萍有时候签过字，王国明不在家都是丁莉萍签的；关于公司正常业务往来，财务方面的资料有时候也是丁莉萍签字，丁莉萍在加入启良公司之前就是负责财务的，担任启良公司副总之后不负责财务，财务方面的资料有时候王国明让丁莉萍审核签字。（丁莉萍提供的借条及款项支付凭证情况）丁莉萍提供了以下借条及款项支付凭证：（一）1.2016年1月7日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载明丁莉萍8976的银行卡申请开具100万元银行本票，收款人为启良公司。2.2016年1月19日江阴农村商业银行结算业务委托书，载明丁莉萍9003的银行卡申请开具200万元银行本票，收款人为启良公司。3.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日、有王国明签字、启良公司盖章（没有编码）的借条一份，主要载明“今借到丁莉萍现款叁佰万元，借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日，到期日为出借人主张还款之日（出借人可随时要求还款）。借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同时借款人还应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等……”。该借条除了主文部分“丁莉萍、叁佰、2017.10.1出借人处丁莉萍王国明”及落款日期为手写外，其他均为机打，王国明签字为蓝色，其他手写内容均为黑色。该借条背面有王国明书写的“此前借条作废”的蓝色字体内容。丁莉萍称：上述借条对应的300万元就是银行本票载明的300万元，具体经过为：2016年1月7日丁莉萍8976银行卡向朱丽芬借款100万元，朱丽芬是丁莉萍的朋友，是王国明前妻，当时启良公司要还银行贷款、交税金，王国明让丁莉萍到外面调点钱，不然银行贷款要停掉，丁莉萍帮助启良公司调动资金，就向朱莉芬借款100万元，然后丁莉萍出借给启良公司；2016年1月19日丁莉萍向陈丽德借款200万汇入丁莉萍9003农商行账户，陈丽德是丁莉萍朋友，和启良公司没有关系，然后丁莉萍将款项出借给启良公司；上述合计300万元启良公司答应10天左右就还，但是一直没还，朱丽芬、陈丽德就逼着丁莉萍催要，丁莉萍无奈之下，向其他6、7个案外人借了300万元，还了朱丽芬和陈丽德（关于归还朱莉芬的100万元，丁莉萍称，在2016年8月2日9003银行卡归还2笔各5万元、3914银行卡归还一笔90万元，90万元中的50万元是江阴市国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日转入、20万元是启良公司于2016年8月1日转入丁莉萍银行卡中，该70万元是启良公司向丁莉萍归还的以前的借款）；后其他6、7个人向丁莉萍主张款项，丁莉萍就在2017年10月1日向吴炯出具了300万元借条，吴炯帮丁莉萍直接向案外人归还了债务，吴炯是做资金生意的，300万元款项是丁莉萍个人借的；丁莉萍在2016年1月向启良公司出借100万元和200万元时就有借条，后来撕掉了，于是在2017年10月1日重新出具了借条，该日重新出具借条是因为利息结算到2017年10月1日，背面王国明也书写了“此前借条作废”的内容；借条上的章是2018年2月份王国明签字后由王国明自己加盖的。启良公司先称：丁莉萍提供的两张结算业务申请书是真实的，但与借条载明的300万元无关，其中100万元本票是由启良公司向王国明的前妻朱莉芬借入，200万元本票由陈丽德借入，该两笔款项均由启良公司在后期陆续归还，故2017年10月1日借条载明的300万元款项没有实际出借。启良公司后称：调动资金和对外借款都是丁莉萍负责，向朱丽芬借款100万元怎么还的王国明不清楚，王国明不认识陈丽德和吴炯，借款还款情况都不清楚；有王国明签字的借条是真实的，借条背面的“此前借条作废”也是王国明写的，当时的情况是：启良公司对外借款都是丁莉萍负责的，丁莉萍先让王国明写借条，王国明基于对丁莉萍的信任，在出借人处为空白的借条上签写了名字，之所以写了借条背面的内容，是因为以前王国明写的借条丁莉萍从来没有还给王国明，所以王国明就写了以前的借条作废的内容；具体向谁借款王国明不清楚，都是丁莉萍操作的；借条上的没有编码的公章是丁莉萍保管，丁莉萍自己加盖。（二）1.2017年5月16日丁莉萍6211银行卡向启良公司转账20万元的汇款明细复印件。2.2017年8月9日丁莉萍6211的银行卡向启良公司转账112万元的汇款明细复印件。3.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9日、有王国明签字、启良公司盖章（没有编码）的借条一份，主要载明“今借到丁莉萍现款壹佰伍拾万元，借款日期为2017年8月9日，到期日为出借人主张还款之日（出借人可随时要求还款）。借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同时借款人还应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等……”。该借条除了主文部分“丁莉萍、壹佰伍拾、2017.8.9出借人处丁莉萍王国明”及落款日期为手写外，其他均为机打，王国明签字为蓝色，其他手写内容均为黑色。该借条背面有王国明书写的“此前的借条作废”的蓝色字体内容。4.落款日期为2018年2月8日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丁莉萍，收款方式为汇款，金额为150万元，收款事由为2017.8.9借入，并加盖了启良公司财务专用章，出纳处书写了“周”字。丁莉萍称：2017年5月16日出借20万元时没有借条或借款协议，另外18万元是2017年8月9日在启良公司锡澄路886号出纳周燕的办公室现金交付给周燕的，是王国明让交付给周燕的，18万元当时没有借条或者借款协议；关于该150万元的资金来源，2017年8月9日丁莉萍个人向吴炯借款150万元，汇入丁莉萍7896银行账户，并在当天，丁莉萍向吴炯出具了借条；借条上的章是2018年2月份王国明签字后由王国明自己加盖的；2018年2月8日启良公司出具150万元收据是因为在当时启良公司经营状况恶化，丁莉萍担心要不回借款所以找启良公司出具了收据，出具人是周燕，财务专用章是周燕还是其他人盖的不清楚。启良公司称：合计汇款的132万元与本案无关，18万元没有交付给启良公司，借条上的公章是丁莉萍私自加盖的，王国明确实签字和在背面书写了“此前的借条作废”的内容，意见和对2017年10月1日借条意见一致；收据是因为丁莉萍是财务总监，丁莉萍让会计开具的。关于借条，启良公司另称：2018年春节前启良公司回收资金，大概回收了400多万，王国明在外面办事，出纳和王国明说丁莉萍不太正常，丁莉萍要求将400多万元打到个人账户，因为年底要付工资，所以出纳没有执行丁莉萍的指令，王国明回来后，丁莉萍说启良公司欠她钱，王国明通过南闸派出所出面处理，还了丁莉萍100万元；在此之前，丁莉萍拿出借条让王国明签字，王国明就签了，章是丁莉萍自己盖的，启良公司明确知道结欠丁莉萍款项，但具体款项不清楚。（三）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0日、有启良公司印章（有编码）、丁莉萍签字的结算协议，主要内容为：“鉴于启良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于2017年8月9日向丁莉萍借款150万元，2017年10月1日借款300万元，共计借款450万元，现将以上借款本金和利息清偿事宜结算如下：经结算，截止2017年12月31日，借款本金部分启良公司结欠450万元，利息部分已全部结清。自2018年1月1日起，丁莉萍将该450万元借给启良公司，启良公司同意继续按原借条约定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支付利息。”丁莉萍称：上述有编码的公章和无编码的公章都是启良公司的公章，该结算协议是2018年1月10日在王国明办公室形成的，章是王国明盖的，当时丁莉萍要求王国明签字，但王国明说不需要签字就没有签；结算协议载明的启良公司已经归还了2018年1月1日前的全部利息，具体归还方式和数额记不清了。启良公司称：有编码的公章是公司其他人保管的，但丁莉萍在上述日期用过公章，并私自加盖的，启良公司从不知道该份结算协议。（四）1.2018年2月14日丁莉萍6211银行卡向启良公司转账15万元汇款明细复印件。2.2018年1月11日、金额为6万元、出票人为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阴泰富兴澄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3.2018年1月21日、金额为6万元、出票人为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阴泰富兴澄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4.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4日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丁莉萍，收款方式为汇款，金额为27万元，收款事由为2018.2.14借入，并加盖了启良公司财务专用章，经办处书写了“张”字。丁莉萍称：丁莉萍向启良公司出借27万元，实际出借的时候没有借款协议，收据在后是因为当时启良公司财务状况已经恶化，收据是2018年6月4日启良公司出纳张某书写并盖章的，该人是王国明的外甥媳妇；两张承兑汇票具体给了启良公司什么人不清楚，下面写的“原件已收”与本案没关系，两张承兑汇票启良公司已经入账。启良公司称：转账凭证是真实的，承兑汇票是启良公司自己的，与丁莉萍无关，收据都是丁莉萍让会计出具的。（五）1.2018年3月16日丁莉萍6211银行卡向启良公司汇款50万元的汇款明细复印件。2.落款日期为2018年3月16日、有王国明签字、启良公司盖章（没有编码）的借条一份，主要载明“今借到丁莉萍现款伍拾万元，用途还贷款，借款日期为2018年3月16日，到期日为出借人主张还款之日（出借人可随时要求还款）。借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同时借款人还应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等……”。该借条除了主文部分“丁莉萍、伍拾、还贷款、2018.3.16出借人处丁莉萍此款由启良公司借用，用于还无锡金投借款、王国明”及落款日期为手写外，其他均为机打，所有手写内容均为黑色。3.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4日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丁莉萍，收款方式为汇款，金额为50万元，收款事由为2018.3.16借入，并加盖了启良公司财务专用章，经办处书写了“张”字。丁莉萍称：当时丁莉萍向启良公司出借50万元，借条上的手写内容是2018年3月16日当天王国明书写并签名的，章是王国明后来加盖，王国明盖章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启良公司称：借条是真是的，公章也是真实的，确实向丁莉萍借款50万元，手写内容也是王国明书写，收据是丁莉萍让会计后补的。对于该笔款项，启良公司认可需要归还。（六）1.2018年3月15日丁莉萍6211银行卡向启良公司转账5万元的汇款明细复印件。2.王丽萍与“A王振君”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显示4月6日丁莉萍向聊天对象转账3000元。3.2018年4月16日丁莉萍6211银行卡向邬红英转账2万元的汇款明细复印件。4.2018年5月29日丁莉萍6211银行卡向启良公司转账3500元的汇款明细复印件。5.2018年6月20日丁莉萍6211银行卡向启良公司转账23000元的汇款明细复印件。6.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20日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丁莉萍，收款方式为汇款，金额为99500元，收款事由为个人借款（3.15借入5万，4.8借入3000,4.20借入20000,5.29借入3500,6.20借入23000），并加盖了启良公司财务专用章，经办处书写了“张”字。丁莉萍称：王振君是启良公司安装部的，也是启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明的侄儿，借款用途是王振君出差，启良公司没钱，所以王国明让丁莉萍借款；邬红英是王国明小舅子的老婆，因当时启良公司被起诉，公司账户被冻结，因此当时王国明要求转账至邬红英的账户；实际出借时因为金额较小，所以没有借款协议和借条，收据是2018年6月20日启良公司财务恶化后，启良公司出纳张某后补并加盖财务专用章的。启良公司称：收据是丁莉萍让会计后补的，汇款给启良公司是真实的，汇给王振君与邬红英也是启良公司给王振君与邬红英的钱，王振君与邬红英的身份丁莉萍陈述属实。（七）1.2018年6月21日丁莉萍6211银行卡向启良公司转账29000元的汇款明细复印件。2.2018年6月29日6211银行卡向史晓科转账28426元的汇款明细复印件。3.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13日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丁莉萍，收款方式为汇款，金额为47426元，收款事由为6.22借入29000、6.25还10000、6029借入29426，并加盖了启良公司财务专用章，经办处书写了“张”字。丁莉萍称：丁莉萍出借57426元，在2018年6月25日启良公司归还10000元，后补的收据上载明是47426元，收据也是2018年7月13日张丽君书写盖章的。启良公司称：收据是丁莉萍让会计后补的，汇给启良公司的钱是真是的，汇给史晓科的钱不清楚，史晓科是谁启良公司也不清楚。关于以上所有借条和汇款凭证，丁莉萍称：1.借条上手写部分除了王国明签字外，都是丁莉萍写的，机打部分谁打的不清楚；2.在2018年4月份左右启良公司财务已经恶化，在此之后丁莉萍还出借款项，是因为王国明一直坚称公司的经营状况会好转，并且丁莉萍已经将400多万元出借给启良公司，2018年4月份以后出借的金额较少，但也已经是身不由己了。启良公司称：以上丁莉萍提供的汇款凭证，除了50万元借款，其他的丁莉萍汇给启良公司的钱都是真实的，但都是启良公司的钱，只不过通过丁莉萍的银行卡进行往来而已。（八）盖有启良公司公章（没有编码）的其他应收款辅助明细账2页，主要载明：“日期从2018.1.1至2018.7.12，个人303丁莉萍，期初余额为450万元，并列明了从2018年1月3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几十笔启良公司与丁莉萍、陈莉、成元标借入、归还款项情况，本年累计贷5044500”，该明细表第2页上加盖有启良公司财务专用章，并在第2页下方有黑色笔书写了“与账目核对一致金额4916926元，张某2018.7.13；与账目核对一致，金额4916926，顾亚萍2018.7.13”，有蓝色笔书写了“2018年6月29日借入28426交外经税金；2018年7月11日还款156000；截止2018年7月13日结欠丁莉萍借款4916926。”丁莉萍称：该辅助明细账是2018年7月13日启良公司出纳张某、主办会计顾亚萍签字确认的，当时双方对丁莉萍的出借金额进行了确认，公章是王国明盖的，财务专用章是王国明指示盖的，具体谁盖的不清楚。启良公司称：应收款明细是丁莉萍自己做的，并让会计签字，章是丁莉萍自己盖的。（应收款质押合同情况）丁莉萍提供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23日，有启良公司盖章（有编码）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出质人为启良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国明，乙方质权人为丁莉萍。鉴于启良公司结欠丁莉萍借款本金4916926元及利息507318元（暂计至2018年7月22日），共计金额5424244元。现到期后甲方向乙方借入上述金额款项，为保障乙方上述债权的实现，甲方愿意以其有处分权的应收账款提供质押。第一，出质标的及登记。1.出质标的为甲方对西安龙湖众鑫置业有限公司龙湖原著1期工程的应收款中的1058719.83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对西安龙湖众鑫置业有限公司龙湖原著2期工程的应收款中的1878259.73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对西安龙湖兴城置业有限公司龙湖香堤国际4期工程的应收款中的1927709.21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对滁州大唐新潮置业有限公司的应收款中的3588680元本金及相应利息（以下简称应收账款）。2.质权人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机构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出质人应予以协助。第二，担保的主债权及担保范围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实现债权及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乙方确认，本条约定的担保范围即为甲方主合同债权的范围。……”。丁莉萍提供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同意登记—初始登记网页打印件3张，显示填表人为江苏申越律师事务所，出质人为启良公司，质权人身份证号码为。2018年8月3日丁莉萍分别向西安龙湖众鑫置业有限公司、西安龙湖兴城置业有限公司、滁州大唐新潮置业有限公司邮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丁莉萍称：质押合同是2018年7月23日在启良公司锡澄路886号王国明办公室签订的，王国明、丁莉萍在场，有无其他人在场不清楚，当时王国明自己加盖的公章；2018年7月23日在江苏申越律师事务所，丁莉萍在场，由申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尹琳登录网站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了登记，王国明不在场；签订质押合同和登记时，启良公司对第三人的基础合同也给了丁莉萍，基础合同没有在征信中心进行登记；签订质押合同时没有联系应收款债务人，也没有要求应收款债务人确认债务数额。丁莉萍后来于2018年8月3日邮寄通知应收款债务人，告知质押情况，应收款债务人没有任何反馈信息。启良公司称：从未知道过这件事情，启良公司章是真实的，但是是丁莉萍自己偷盖的；启良公司对案外人享有应收账款，具体金额不清楚，丁莉萍是启良公司财务总监，只有丁莉萍清楚，工程还没结束，但案外人曾经向启良公司反馈过应收账款已经质押的情况，说工程还没结束款项没有结算所以不理会丁莉萍。（一审法院调查取证情况）启良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丁莉萍名下尾号8976的农行卡、尾号为6211的工行卡、尾号为9003的江阴农商行卡2014年至2018年10月12日的往来明细，一审法院进行了调取。8976银行卡明细显示：2014年10月20日启良公司向丁莉萍转存1.1万元；2016年1月7日朱莉芬向丁莉萍转存100万元；在2015年至2018年，丁莉萍自己银行卡之间也存在款项转存往来。6211银行卡明细显示：1.1103027609200547776的账户属于启良公司所有，该卡与丁莉萍银行卡之间存在200笔左右款项往来，除了向丁莉萍支付工资外，还向丁莉萍账户拨款、网转大批款项，大额举例有：2014年1月24日注释内容为文博向丁莉萍卡转账15万元，2015年6月12日拨款19万元，2016年1月4日拨款45万元，2016年6月27日拨款12万元和26.7万元，2016年8月9日拨款10万元，2016年9月30日拨款100万元，2016年10月10日拨款30万元，2016年10月14日拨款100万元，2016年11月2日拨款104万元，2016年11月17日拨款30万元、42975元，2016年12月5日拨款20万元，2016年12月22日拨款11万元，2017年1月21日拨款40万元，2017年3月9日拨款10万元、2017年3月15日拨款20万元，2017年5月12日拨款33万元，2017年5月15日拨款13万元，2017年8月18日拨款21万元，2017年9月20日拨款30万元，2017年10月18日拨款35万元和144627元，2018年2月13日拨款50万元，2018年4月23日拨款22万元……。在上述期间，丁莉萍也向启良公司的银行卡支付款项。2.2017年12月22日启良公司尾号为0209的银行卡向丁莉萍拨款87.5万元；2018年1月24日启良公司安装分公司尾号为7615的银行卡向丁莉萍拨款50万元，2018年2月3日向丁莉萍拨款20万元，2018年2月6日向丁莉萍汇款737元，向丁莉萍拨款236862元。3.丁莉萍该卡与张新发、王振君、邬国忠、陈丽德、朱莉芬、吴炯、王国明、邬红英、张某等人有众多款项往来，与江阴益源化工有限公司、江苏丰烨驻车系统有限公司、江阴市文博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江阴市国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江阴市乐飞贸易有限公司、江阴市骏达针织厂等公司有众多款项往来。在2017年7月份至2018年10月12日，丁莉萍该卡还与上述部分公司产生款项往来。4.上述丁莉萍与启良公司及其他第三方个人、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有众多笔均为启良公司汇给丁莉萍，丁莉萍在当日或邻近日期汇给第三方，或者第三方汇给丁莉萍，丁莉萍在当日或者邻近日期汇给启良公司。5.丁莉萍该卡还和自己的其他银行卡发生众多款项往来。9006银行卡明细显示：2014年至2018年6月期间，丁莉萍与启良公司、江阴市国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张新发、陈丽德、江阴市骏达针织厂、王国明之间存在众多笔款项往来；丁莉萍该卡还和自己的其他银行卡发生众多款项往来。丁莉萍称：张新发是丁莉萍的丈夫，上述丁莉萍与第三方公司及陈丽德、朱莉芬、吴炯等个人的款项往来，都是丁莉萍个人和第三方的往来，启良公司与上述第三方公司和个人没有关系；丁莉萍个人名下的银行卡从来没有为公司业务使用过，也就是说，公司的钱没有在丁莉萍名下的银行卡周转过。启良公司称：上述银行卡流水明细中的启良公司与丁莉萍款项往来，可以证明丁莉萍的银行卡是为启良公司业务使用，其中用于业务往来高达上千万；并且丁莉萍自己和自己的银行卡产生往来，侵占启良公司200多万元资产；江阴市国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王国明名下的另外一个公司，邬红英是王国明的一个亲戚，原来是用丁莉萍的卡用于启良公司业务往来，后来丁莉萍提出需要一个与启良公司没有关系的人的银行卡，就用了邬红英的卡；其他公司与启良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关系。关于本案丁莉萍主张的款项，丁莉萍称：其起诉、举证的都是启良公司结欠丁莉萍没有归还的款项，双方当时款项往来有几百笔，启良公司已经归还的，丁莉萍就没有纳入本案，比如2018年7月11日启良公司还款15.6万元，但在此之前丁莉萍还出借了15.6万元，所以就没有将该笔款项往来纳入诉讼请求并举证。（关于公章情况）启良公司提供接收人张某2018年8月3日签字的印章移交清单一份，并手写了以下内容：“大概2018年8月3日下午14:00左右，丁总拿着档案袋过来已交给我（档案袋里装有启良公司公章和财务印鉴章）对我说她有事要出去，章先放在我这儿，防止有人过来敲章，当时顾会计也在位置上，也听见了丁总讲的话”。顾亚萍在该移交清单上签字，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7日。上述移交清单上的启良公司公章为没有编码的印章。启良公司提供印章使用登记表一份，欲证明丁莉萍在2018年1月4日、2018年1月11日、2018年1月24日、2018年7月23日使用过印章。启良公司称，该登记表载明有编码的印章系专人保管，证明丁莉萍使用过有编码的印章，因此其出具的2018年1月10日结算协议、2018年7月23日质押协议上印章均为丁莉萍擅自偷盖形成。丁莉萍称：启良公司的财务章和公章从来不是丁莉萍保管，2017年起启良公司涉及案件较多，公章和财务章保管更为严格，印章使用登记表上2018年7月23日系启良公司更改而来，原来的日期是2018年7月24日，并且印章也只使用了不超过2分钟，是启良公司为了和质押合同签订时间一致而更改。启良公司称：2018年7月23日系从7月24日更改而来，为什么更改不清楚，确实是2018年7月23日使用公章。（证人证言情况）启良公司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陈述：1.王国明是张某丈夫的亲舅舅，张某是在启良公司做出纳的，丁莉萍在的时候，张某的上级领导是丁莉萍，丁莉萍是启良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启良公司用款申请单上，丁莉萍先签字，然后王国明签字，对外调动资金和借款都是由丁莉萍负责安排。2.丁莉萍提供的相关收据中载明“周”字的都是张某的前任出纳周艳出具的，张某是2018年2月底入职，此后有“张”字的收据都是张某出具的，收据上收款事由中凡是载明日期在2018年3月之前的都是丁莉萍让张某补的，其他的是张某入职之后做的。2018年6月4日收据借款27万元是张某在做账系统中看到的，所以补了收据，后面的收据都是真实的，当时启良公司账上没有钱，丁莉萍个人代启良公司垫付3笔款。3.应收款辅助明细账是根据公司财务软件中导出来的，导出来是50445000元，财务软件中2018年3月之后的内容是张某和顾亚萍做的，顾亚萍也是公司的会计，之前不清楚是谁做的；是不是借款张某不知道，但是数额是从软件中导出来的，数额本身是真实的，应收款辅助明细账载明的“与账目核对一致金额4916926元张某”是张某书写的，“2018年7月11日还款156000元”等圆珠笔写的内容是丁莉萍本人写的，丁莉萍先用圆珠笔写，然后张某才书写。4.当时没有编码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是在丁莉萍那边保管的，如果张某要用就要到丁莉萍那边拿，有时候张某用的时候，丁莉萍从自己的包里将公章拿出来。5.当时公司账上是没钱的，有一部分是丁莉萍从个人卡上打到启良公司账上，有一部分是丁莉萍微信支付给公司员工的，有时候启良公司账上没钱，丁莉萍会说先借给公司，所以张某认为2018年3月份之后的款项是丁莉萍借给启良公司的。6.丁莉萍负责财务期间，将邬红英的一张银行卡用于启良公司现金往来，张某的银行卡也有部分业务用于启良公司往来，丁莉萍7896银行卡2018年5月17日向张某卡上转账119337元，是当时利用丁莉萍银行卡绑定的pos机套现，将王国明的卡刷pos机后，款项会转入丁莉萍卡上，丁莉萍再转给张某，因为当时王国明的银行卡被冻结了。7.不清楚应收款质押的情况。（委托咨询情况）2018年8月启良公司委托瑞成公司对2014年1月至2018年7月其他应收款—丁莉萍科目进行专项审核，核实实际借款人员、借款手续的完整性。2018年8月29日，事务所出具咨询报告，主要载明：“截止2018年7月，反映应付丁莉萍金额为4916926元，其中：1.款项借入金额41816757元，归还金额23626477.14元，账面记录在其他应收款—丁莉萍科目下，凭证后面的附件显示借款人是丁莉萍”；2.款项借入金额4664万元，归还金额5219万元，账面记录在其他应收款—丁莉萍科目下，但凭证后面的附件显示实际借款人不是丁莉萍，而是其他人（其他单位）；3.款项借入金额5527121.14元，归还金额13250475元，账目记录在其他应收款—丁莉萍科目下，但凭证后面无附件，即无具体借款人……没有找到相关依据佐证，不符合财务核算相关规定，如确认为现金交易需要提供进一步资料佐证。”附表1为2014年1月至2018年7月丁莉萍往来款汇总表，借入款项合计93983878.14元，归还合计89066952.14元，欠款余额4916926元，上述借入款项、归还款项为启良公司与丁莉萍以及十几家其他第三方往来总数额。附表2为2014年1月至2018年7月丁莉萍往来中现金进出无依据的明细表，归还2711500元，借入3125926元。附表3为2014年1月至2018年7月丁莉萍往来中银行进出无依据的明细表，归还1052万元，借入4.1万元。附表4为2014年1月至2018年7月丁莉萍往来中承兑进出无依据的明细表，归还0元，借入2341220.14元。附表1载明的数额是双方账面往来之间的总数额，包括附表2、3、4的数额。2018年8月29日，瑞成公司出具咨询报告，对其他应收款—丁莉萍科目2014年1月至2018年7月发生的借款对应的利息进行统计并核对，显示支付丁莉萍名下利息总计6736158.31元，有收款人收款凭据为492472.5元，无收款人收款凭据6243685.81元……。启良公司称：当时委托瑞成公司进行审计，委托审计的材料是根据丁莉萍自己做的账册，中间可以看出所做账册不符合财务规定，没有任何相关依据支持丁莉萍所做账册的具体内容，审计报告也载明实际借款人不是丁莉萍个人，而是第三方，并且向第三方归还款项；与第三方的款项往来，是启良公司向第三方借款，只不过由丁莉萍作为财务总监进行操作而已，丁莉萍的银行卡为公司业务使用，并非启良公司向丁莉萍借款。丁莉萍称：账不是丁莉萍做的，是财务主管顾亚萍做的，做账款项往来都是做在丁莉萍名下，都是丁莉萍借的钱，但是丁莉萍个人和启良公司之间每个月银行款项往来有额度限制，所以有时候就让出借单位和启良公司之间进行款项往来。（委托律师情况）2018年7月20日，丁莉萍与江苏申越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所指派律师参加诉讼，并约定律师费为23万元，在签订合同后5日内汇入该所账户。后该所指派律师参与本案诉讼。丁莉萍6211银行卡于2018年7月24日向律师事务所汇款3万元。丁莉萍及其代理人称：支付律师费3万元，剩余款项尚未支付，律师事务所尚未开具发票。以上事实，有借条、汇款凭证、结算协议、收据、委托代理合同、任职决定、印章移交清单、印章使用登记表、银行往来明细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在卷佐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丁莉萍是否担任启良公司财务总监、是否存在借款事实及数额、借条的形成过程、公章如何加盖等内容存在众多分歧，在丁莉萍、王国明经一审法院要求本人到庭的情况下，双方经当面对质后，各自仍坚持自己的陈述，故一审法院依据证据规则对本案作出认定。本案中，丁莉萍作为原审原告主张权利，故应当由丁莉萍举证证明其主张成立，分析如下：一、关于丁莉萍主张启良公司结欠4916926元借款本金。丁莉萍认为，启良公司结欠其4916926元借款本金，具体构成为：2018年1月10日结算协议载明的450万元（包括2016年1月7日100万、2016年1月19日200万、2017年5月16日20万元、2017年8月9日112万元、现金18万元），扣除2018年2月13日启良公司归还50万元本金，加上2018年3月16日丁莉萍再次出借50万元，加上截止2018年6月29日期间丁莉萍又多次零散出借给启良公司416926元。启良公司认为，除了2018年3月16日丁莉萍向启良公司出借50万元是真实的以外，其他丁莉萍汇给公司的款项，都是启良公司的钱，只不过当时启良公司违反财务制度，用丁莉萍个人名下的银行卡办理涉及公司的借贷关系和货款往来。一审法院认为：丁莉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理由为：第一，从丁莉萍与启良公司的关系看，丁莉萍系启良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启良公司称丁莉萍还担任财务总监，但丁莉萍予以否认。丁莉萍陈述“启良公司没有专门负责财务的副总，丁莉萍帮助启良公司调动资金……在一些财务报表和财务会计凭证上丁莉萍有时候签过字……关于公司正常业务往来，财务方面的资料有时候也是丁莉萍签字，丁莉萍在加入启良公司之前就是负责财务的，担任启良公司副总之后不负责财务，财务方面的资料有时候王国明让丁莉萍审核签字”，张某陈述“张某的上级领导是丁莉萍，丁莉萍是启良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从以上内容看，丁莉萍即使没有担任财务总监，但确实担任并履行了财务负责人的职责，帮助启良公司调动资金。第二，从公章情况看，启良公司使用一个有编码的印章和一个无编码的印章，从丁莉萍提供的证据看，2017年10月1日借条、2017年8月9日借条、2018年3月16日借条、应收款辅助明细账均为没有编码的印章，2018年1月10日结算协议为有编码的印章，对此，启良公司称无编码的印章为丁莉萍保管，有编码的印章为专人保管，并提供了张丽英、顾亚萍签字的印章移交清单（载明2018年8月3日丁莉萍将无编码的印章及财务印鉴章移交给张丽英）、印章使用登记表一份（载明丁莉萍在2018年1月4日签字使用有编码的印章），并申请张某出庭作证，张某也陈述“如果张某要用就要到丁莉萍那边拿，有时候张某用的时候，丁莉萍从自己的包里将公章拿出来”，启良公司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也与丁莉萍提供的证据上印章使用情况可以相互印证，同时结合丁莉萍实际履行启良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职责情况，也可以说明丁莉萍保管无编码的印章及财务专用章，故一审法院认定丁莉萍曾保管无编码的印章和财务专用章。丁莉萍对此否认，在此情况下，应当由丁莉萍承担对己不利的后果，启良公司陈述的“丁莉萍在借条、收据、应收款辅助明细账上私自加盖无编码的印章、财务章，在结算协议上私自加盖有编码的印章”具有高度可能性。第三，从丁莉萍主张4916926元的依据看，包括2018年1月10日结算协议、应收款辅助明细账和两张借条。关于结算协议和应收款辅助明细账，其一，该两份材料上均无王国明签字确认，且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丁莉萍在该两份材料上私自加盖印章具有高度可能性，故两份材料不足以证明系启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其二，结算协议载明启良公司已经归还了2018年1月1日前的全部利息，但丁莉萍称具体归还方式和数额已经记不清了，丁莉萍作为结算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对结算协议载明的内容如何产生及具体事项清楚知悉，但其却无法明确，故结算协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该结算；其三，应收款辅助明细账是从财务系统中导出，但丁莉萍实际担任财务负责人，故上述明细账也不足以证明款项数额客观真实。关于两张借条，丁莉萍称2017年10月1日借条对应的款项为2016年1月7日100万元、2016年1月19日200万元，2017年8月9日借条对应的款项为2017年5月16日20万元、2017年8月9日112万元，但2017年10月1日借条对应的款项均在2016年1月份，两者相差1年多的时间，其在此期间丁莉萍与启良公司之间也存在众多款项往来，故仅凭王国明签字并书写的“此前借条作废”的内容，不足以证明借条对应的款项就是丁莉萍陈述的款项；此外，丁莉萍陈述“借条上手写部分除了王国明签字外，都是丁莉萍写的，机打部分谁打的不清楚”，丁莉萍应当对借条如何形成明确知悉，但却不能陈述。第四，从丁莉萍主张4916926元的构成看，其一，关于2017年8月9日借条载明的150万元，丁莉萍仅提供了2017年5月16日20万元转账凭证、2017年8月9日112万元转账凭证，但不能证明其中18万元交付给启良公司，启良公司也否认收到18万元。其二，丁莉萍提供了盖有启良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载明相关款项系向丁莉萍借款，但丁莉萍自己持有财务专用章，并且上述收据均为在启良公司财务恶化后后补形成，在此情况下，丁莉萍仅凭收据就将上述转账纳入借款，依据不足。其三，丁莉萍主张的4916926元包括2016年1月7日朱莉芬向丁莉萍8976银行卡汇款的100万元，丁莉萍称其自己全部归还，但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8月1日江阴市国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向丁莉萍转入50万元，2016年8月1日启良公司向丁莉萍转入20万元，2016年8月2日丁莉萍向朱莉芬转账90万元，从流水看，丁莉萍归还的70万元来源为江阴市国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启良公司，丁莉萍称70万元系启良公司归还以前结欠的丁莉萍债务，但没有提供证据；启良公司称该70万元为启良公司向朱莉芬归还，从银行流水看，启良公司的陈述更接近客观事实。故丁莉萍自身主张的4916926元本金与上述内容存在矛盾。第五，从瑞成公司的咨询报告看，附表1载明启良公司与丁莉萍、第三方款项往来借入合计93983878.14元，归还合计89066952.14元，欠款余额4916926元，即使按照丁莉萍陈述的“所有款项均为启良公司与丁莉萍之间的借贷关系”的内容来判断，附表1的内容包含了附表2、3、4的内容，而附表2、3、4的为现金进出无依据、银行进出无依据、承兑进出无依据的明细表，故说明附表2、3、4的借入、归还数额均没有相应依据，进而说明附表1中的数额也不是客观真实的数额，故丁莉萍主张的欠款4916926元数额也不具有客观性。第六，张某到庭称“丁莉萍负责财务期间，将邬红英的一张银行卡用于启良公司现金往来，张某的银行卡也有部分业务用于启良公司往来”，银行流水显示丁莉萍的银行卡与邬红英、张某也存在款项往来，对此，丁莉萍没有做出合理解释；同时，丁莉萍与众多案外第三方个人、第三方公司之间存在众多款项往来，并且众多笔款项均为“启良公司汇给丁莉萍，丁莉萍在当日或邻近日期汇给第三方，或者第三方汇给丁莉萍，丁莉萍在当日或邻近日期汇给启良公司”，故一审法院认定，丁莉萍个人名下的银行卡中部分款项往来系用于启良公司业务具有高度可能性。第七，丁莉萍作为财务负责人，应当按照国家财务制度规范记账，瑞成公司的咨询报告载明“凭证后面的附件显示实际借款人不是丁莉萍而是其他人……凭证后面无附件、没有具体借款人……不符合财务核算相关规定”的内容，因丁莉萍没有规范记账，应当由丁莉萍承担不利后果。第八，丁莉萍称2018年4月份左右启良公司财务已经恶化，但其后仍然向启良公司出借款项，也违背常理。综上，在丁莉萍实际履行财务负责人职责、帮助启良公司调动资金、保管无编码的印章及财务专用章、收据均为在启良公司财务状况恶化后后补形成的情况下，其提供的结算协议、应收款辅助明细账、收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在丁莉萍个人名下的银行卡部分款项往来系用于启良公司业务具有高度可能性、主张的4916926元依据和构成存在瑕疵、没有规范记账的情况下，丁莉萍主张其向启良公司出借4916926元依据不足，故一审法院对丁莉萍的主张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关于2017年10月1日借条、2017年8月9日借条，均有王国明签字并在背面书写了“此前借条作废”的内容，对此，启良公司先解释为借条对应的款项并未实际出借，后解释为“基于信任丁莉萍，在空白的借条上签字……以前王国明写的借条丁莉萍从来没有还给王国明，所以王国明就写了以前的借条作废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王国明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在借条上签字并书写内容的后果应当清楚知悉，但其解释的上述理由，不足以令人信服，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尽管一审法院对启良公司的上述解释不予采信，但并不意味着对丁莉萍的主张予以支持，丁莉萍作为本案原审原告，仍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因丁莉萍的陈述和证据存在上述分析的问题，故一审法院对丁莉萍的主张不予支持。启良公司自认2018年3月16日丁莉萍汇款的50万元属于借款，并且2018年3月16日有王国明签字的借条上载明了相应利息和违约责任，故启良公司应当归还该50万元及该款自实际出借之次日至归还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丁莉萍提供的2018年7月23日质押协议。丁莉萍认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启良公司称其从来不知道该质押协议，公章系丁莉萍私自加盖。一审法院对丁莉萍的主张不予支持，理由为：借款协议属于主合同，质押协议属于从合同，质押协议载明“鉴于启良公司结欠丁莉萍借款本金4916926元及利息507318元（暂计至2018年7月22日），共计金额5424244元”进而进行质押，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丁莉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出借4916926元，对借款主协议不予支持，故对丁莉萍依据质押协议主张优先权的主张，也无法支持。此外，质押协议系针对丁莉萍主张的4916926元及利息507318元进而质押，并非针对50万元及利息做出质押，在一审法院已经否认丁莉萍出借4916926元的情况下，对于启良公司需要归还的50万元及利息，丁莉萍无权依据质押协议主张优先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启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丁莉萍借款本金50万元，并承担该款自2018年3月17日至实际归还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驳回丁莉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82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2828元（丁莉萍已预交），由丁莉萍负担47448元，由启良公司负担5380元，启良公司负担部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丁莉萍支付。本案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丁莉萍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1、丁莉萍与启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明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复印件，证明丁莉萍多次催要借款，王国明也认可启良公司向丁莉萍借款，但一直推脱。启良公司认为是其直接向案外第三人借款，丁莉萍仅为经手人的观点，显然与微信聊天记录相矛盾。第三方根本不认可也不认识启良公司，只能由丁莉萍作为借款人向第三方借款，因此所借的款项是由丁莉萍借的，归还应当由启良公司归还。启良公司质证认为：发的信息是真实的，但具体欠款金额并没有明确。丁莉萍是公司外调资金的负责人，对于其向公司调多少资金，尚欠第三方多少资金，王国明都不清楚，只知道还欠第三方资金，2016年9月14日的聊天记录中那时候还欠450万元，一审判决第16页上从9月30日就向丁莉萍的银行卡拨款100万元，11月10日30万元，到后面就陆续划拨给丁莉萍好几百万，这些钱都是由丁莉萍向第三方借款后由丁莉萍统一归还，这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因此不能说明启良公司向丁莉萍个人借款的事实。说明丁莉萍作为公司常务副总、兼财务总监，负责对外调动及归还资金，一审法院依法进行调查取证的丁莉萍的银行卡上就出现了几千万的往来，而与启良公司的往来也有一千多万，且在一审中丁莉萍也自认有很多资金是由公司直接归还给第三方的，因此该份证据的真实意思是丁莉萍在第三方催债的情况下向王国明汇报基本情况。证据2、江阴市骏达针织厂、江阴市文博文化用品有限公司、顾建刚出具的情况说明原件三份，及多份承兑汇票复印件，证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启良公司其他应收款的丁莉萍科目专项审核的咨询报告中无依据的承兑，进出均是丁莉萍向案外第三人借入后出借给启良公司的。三份情况说明是用来证明承兑汇票复印件的来源，承兑汇票的日期、金额均与咨询报告中承兑进出无依据的明细表（附表四）对应一致，足以证明上述承兑汇票为丁莉萍向第三方借入，而非启良公司向第三方借入。情况说明上的经办人只是笔误，主文部分已经明确是丁莉萍向第三方借款，且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注明丁莉萍向第三方借款，因此承兑汇票的借入方应当是丁莉萍，而不是启良公司。启良公司质证认为：审计报告中明确说明了承兑汇票无收据是违反财务制度和财务纪律的，丁莉萍作为常务副总及财务总监向外调取资金，并非丁莉萍个人向外借款，丁莉萍在提供的情况说明中也明确自己是公司的经办人。上述单位的借款是启良公司直接支付给第三方，是公司与第三方发生的借款。另外，一审也明确了启良公司将很多款项划给丁莉萍卡上，丁莉萍再还给第三方，借条上的数额与上诉人向一审提供的借款凭证无法一一对应，丁莉萍仅是拿出了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7月13日七笔转账情况，但是启良公司与丁莉萍之间有很多的往来没有在该时间段内反映出来，丁莉萍只是挑了这七个数额把账目做成了四百多万的欠款。证据3、丁莉萍出具的23份情况说明及现金日报表、借款合同、用款申请单、收条、支付凭证等，证明出借给启良公司的借款的具体情形，且咨询报告审计出来的金额和诉请完全一致。启良公司质证认为：情况说明应对应相关凭证，丁莉萍以情况说明作依据，不符合财务做账规则的，且23份情况说明没有包含全部所有往来明细。其中第6项中卡号7776的卡是启良公司的，有很多往来，没有全面说明。一审中丁莉萍陈述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卡作为公司卡使用，现自认自己的卡被公司使用，存在虚假陈述。丁莉萍是财务总监，账目是自己做的，即使不是自己做的，也是指挥者。证据4、江阴天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公司）出具的启良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证明江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委托天成公司对启良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审计结果财务报表附注第七页底部载明“其他应付款丁莉萍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金额为450万元”，与丁莉萍主张一致，与一审过程中提供的其他应收款辅助明细账丁莉萍科目2018年期初余额450万元一致；天成公司审计意见载明“启良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范编制公允反映了启良公司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7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2018年初审计时并没有凭证不齐全的情况。启良公司质证认为：天成公司的审计报告是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财务报表附注载明财务负责人丁莉萍，其控制启良公司所有的相关资金往来及流动资金动向等。瑞成事务所出具的相关咨询报告是针对丁莉萍与启良公司的财务往来的账册的专项审核，并未对所有账册进行审核。证据5、江阴市长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启良公司记账凭证36张，证明启良公司其他应收款丁莉萍科目的记账凭证、制单人、记账人均不是丁莉萍，而是启良公司的出纳以及主办会计，且天成公司审计时并没有凭证缺失的情况，但瑞成公司审计时却有很多借款往来没有依据，认为是启良公司故意隐匿、销毁会计凭证造成。启良公司质证认为：账目本来都是丁莉萍自己负责做的，没有必要从其他地方调取。即使不是丁莉萍本人亲自做，因为是财务总监，理应承担责任。正因为财务做账要依据原始凭证，而丁莉萍提供的所有账套都没有相应凭证，与瑞成公司的审计报告相符。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2、3、4、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启良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1、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电子税务局网上公开的信息，上面启良公司纳税信息中注明启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明，财务负责人丁莉萍，办税人丁莉萍，有居民身份等基本信息；中国银行开具的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复印件，证明丁莉萍就是启良公司的财务总监，与一审中提供的2014年任命书相互印证。丁莉萍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丁莉萍在一审中提交的人事任免通知书，2018年8月18日启良公司免去丁莉萍常务副总经理职务，也并未提到丁莉萍为财务总监，另外即使丁莉萍是财务总监，也不可能由财务总监去做账，即使是财务总监借款给公司，公司也还是要还款的，并不能因为是财务总监就不用还款。证据2、用款申请单（编号为0002605、0005285），申请部门为财务部，单位名称为吴炯，付款方式为汇款，分管副总审核为丁莉萍，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复印件，证明2016年10月8日与2017年4月5日由财务部申请支付吴炯36万元还款，丁莉萍所称吴炯只与丁莉萍个人有来往，没有与启良公司来往不是事实，证明了吴炯和启良公司早在2016年就有来往了。丁莉萍质证认为：签字是因为老板不在家，口头指示我代签。吴炯是我个人向其借款用于启良的资金周转，因为借款数目较多，为记账方便记在启良公司名下，不代表吴炯和启良公司有往来。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将综合全案其他证据及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丁莉萍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丁莉萍在启良公司的任职情况。双方均确认丁莉萍系启良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根据启良公司对外公示的相关信息，其职务是财务负责人，在启良公司对外业务中，丁莉萍为启良公司调动资金。在对内履行职务时，丁莉萍在财务部门用款申请单上分管副总栏签名审核。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丁莉萍即使没有担任财务总监，也承担并履行了财务负责人的职责，帮助启良公司调动资金，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其次，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丁莉萍作为启良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理应以专业学识为公司事务勤勉尽职，对违反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事项，有权拒绝办理或者按照职权予以纠正。一审法院根据丁莉萍提供的证据，综合评析丁莉萍主张借款的依据、借款的构成、丁莉萍个人银行流水、瑞成公司的咨询报告等诸多因素，本院不再赘述，并结合丁莉萍没有规范记账的事实，认定应当由丁莉萍承担不利后果，并无不当。再次，丁莉萍二审提供的相关情况说明、承兑汇票、现金日报表等，仅针对瑞成公司专项咨询报告“凭证后面的附件显示实际借款人不是丁莉萍而是其他人……凭证后面无附件、没有具体借款人……不符合财务核算相关规定”等作出的说明，并没有相应证据证明丁莉萍本人为启良公司或与启良公司借款、还款的完整事实。二审提供的证据，不能对瑞成公司专项咨询报告中“附表1的内容包含了附表2、3、4的内容”、“附表2、3、4现金进出无依据、银行进出无依据、承兑进出无依据”等情况作出合理解释。据此，丁莉萍主张其向启良公司出借4916926元，除启良公司自认部分，其余诉请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丁莉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828元，由丁莉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芸审判员 缪 星审判员 张圣斌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汪灵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