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12民终8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某，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卯利利,甘肃秦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某人民政府，住所地某某下坪村。法定代表人：苏某某，任镇长职务。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雅莉，甘肃恒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某人民政府，司法所长。上诉人杨某某因与被上诉人某某人民政府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县人民法院（2019）甘1226民初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某某某某人民法院(2019)甘1226民初132号民事判决书；2、裁定发回重审或者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土地是租用而不是一次性征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土地征用是具体行政行为，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征用了上诉人的案涉土地。土地征用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审批权限批准，并依法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补偿后，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收归国有的行政行为。“征用土地”是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来实施。1988年修订实施的《土地管理法》第23条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建设单位必须持国务院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第40条规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向县级人民政府土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批准权限，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第48条规定：“无权批准征用、使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对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单位主管人员或者个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收受贿赂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非法批准占用的土地按照非法占用土地处理。”从本案来看，首先，按照198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有权批准征用土地的单位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被上诉人系乡级人民政府，没有批准征用土地的权力及法律资格。其次，被上诉人某某镇政府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证明其按照法定程序实施了“征用土地”的行政行为。被上诉人提交的曾担任过某某乡乡长的杜某、贾某及担任过某某乡会计的王某某的证词均系证人证言，证人证言对行政行为的成立根本没有证明力。就算按照被上诉人某某乡政府所说的本案诉争土地是“征用”的，其征用土地的行为既没有按照法定的征地程序实施，也没有征用土地的权利资格，也会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二)被上诉人一审所举证据无法证明涉案土地被某某乡政府一次性征用。第一，证人证言对“征用土地”该行政行为没有证明力。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位证人杜某、贾某均担任过某某乡政府的乡长，均参与或处理过乡政府征用上诉人大桥坝土地一事，以上两位证人的当庭证言与原某某乡政府会计王某某内容、被上诉人出示的《某某村民委员会说明》的证明内容基本一致，能够证实本案争议土地系某某乡政府一次性征用的事实，三证人的证言及被上诉人出示的某某委会证明内容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效力大于上诉人出示的某某委会证明及杨新明证明内容”。首先，杜某、贾某及王某某当时均参与处理过租赁上诉人土地的相关事宜，证人本身与本案的处理具有利害关系。其次，杜某、贾某及王某某等人均系某某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其所作的证词均是对己方有利事实的证明，系对己方待证事实的自认，该自认行为在法律上不具有证明效力。第二，被上诉人虽然多次强调向上诉人一次性支付了4000元土地“赔产费”，但上诉人的土地有4亩，每亩土地500元的标准并不足以抵偿当时经济水平条件下的土地补偿费。第三，1996年，某某乡政府因办矿原因决定将崔某某等人搬迁至某某虎狼沟下坝地，并于1996年12月10日签发了洮政法(1996)第25号公文。既然某某乡政府当时能够对崔某某人的用地搬迁下发书面决定文件，为什么对征用上诉人的土地却没有任何文件?第四，上诉人直到2004午仍在向某某乡政府缴纳农业税。既然上诉人的土地自1996年被一次性征用了，那么在此之后，某某乡政府为什么还会一直向上诉人收取农业税?故，涉案土地并不存在被一次性征用的情况，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争议土地系某某乡政府一次性征用”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自1996年租用上诉人的土地，三年租期届满后，一直没有将土地返还给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然没有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但被上诉人自1996年始，占用土地18年系客观事实，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租赁关系。1996年某某乡政府在金山村乱石山组办矿，因金山村村民崔某某居住地地处矿区存在安全隐患，为了解决崔某某等人的居住问题，某某乡政府便的租用了上诉人的涉案土地，约定租期三年，租金每年2000元。之后，某某乡政府向上诉人支付了两年的租金4000元，两年后，矿山停办，被上诉人既没有支付第三年的租金，也没有将土地收回归还给上诉人。自此之后，上诉人便向某某乡政府及某某人民政府等单位反映，要求收回土地，均解决未果，直到2014年上诉人通过诉讼的方式，于2014年8月22日经某某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收回了自己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被上诉人于1996年承租了上诉人的涉案土地，用于搬迁用地，解决崔某某、崔某某等人的居住问题。三年租期届满后，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返还给土地，直至2014年上诉人才收回了土地，期间上诉人的土地一直由被上诉人占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了事实上的租赁关系。故对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占地租金的诉求，应当得到支持。三、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承租上诉人的涉案土地，三年租赁期限届满后，被上诉人没有将土地返还给上诉人，双方形成了不定期租赁关系。上诉人于2014年8月22日收回了土地。之后，上诉人找被上诉人某某乡政府要求解决租金问题，但某某乡政府对上诉人该诉求却置之不理。2014年9月11日，上诉人向某某信访局及某某人民政府提出请求解决“乡政府办矿租用的4亩土地未付16年租金问题”，某某信访局与某某人民政府将上诉人的信访事宜批示转办给了某某黄金管理局，某某黄金管理局于2014年11月24日作出了礼黄金函(2014)l号答复函，未支持上诉人的信访诉求。2016年1月14日上诉人再次向某某人民政府提出了“要求赔偿占地损失的请求”。某某人民政府于2016年3月14作出了“请信访局按照信访条例有关规定提出调查处理意见”的批示。此后，某某信访局并未给予解决。之后，上诉人又向某某人民政府进行反映，某某人民政府告知上诉人走司法程序，通过诉讼解决。2018年7月20日上诉人就该诉求向某某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本案上诉人自2014年8月22日收回土地后，就“16年土地租金及损失问题”向某某乡人民政府、某某人民政府及信访局、某某人民政府及信访局均提出过请求，诉讼时效存在中断的情形。并且，本案的诉讼时效不应从1999年10月10日起算，而应该从2014年8月22日上诉人收回土地后开始计算，并且期间存在多次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故，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四、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应当适用《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2017年10月1曰施行的《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全面取代了《民法通则》的相应规定。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为人民政府，在土地租赁期限届满后，不仅不归还上诉人土地，还拖欠租金，其行为违背诚信，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有损人民政府形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被上诉人某某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提出“涉案土地是租用而不是一次性征用”，其理由不能成立(一)其提出“土地征用是具体行政行为，乡政府没有征用权”，这不是本案解决的问题!如对此有异议，应提起行政诉讼。本案是民事案件，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支付土地租金32000元”，法院只审查土地租赁关系是否存在及租金能否支持!至于某某人民政府的土地征用主体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恰当?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行政诉讼解决的问题。木案的民事审判庭不审理和解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更不能在本案里审查和确认“征地行为是否合法”!如果上诉人认为1996年某某人民政府的征地行为不合法，应该提起行政诉讼来确认。(二)上诉人提出“答辩人提供一审证据不能证明土地是一次性征用”，其理由仍不能成立。第一，其提出“杜某、贾某、王某某”均参与处理过租赁上诉人土地的相关事宜，证人本身与本案的处理具有利害关系。且此三人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其证言是对本方待证事实的自认”，该观点明显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即所谓证人是指知道案件事实情况并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供证言的人。在我国，除因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而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以外，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法律没有规定曾在本单位工作的人员就不能作证!正因为该三人参与和实施了当时征地的行为，知道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才符合证人的特征，到庭陈述案件事实是其作为知情者的义务，怎么能说这是与其有利害关系?第二，上诉人仅4亩地，每亩地补偿500元，在1996的水平，当时工作人员的月工资是六七十元，一次性补偿2000元，按月工70元计算，也是二年多的工资，足以充当十几年的土地赔产费。所谓每亩地补偿500元不足以抵偿当时经济水平，有何法律依据?第三，上诉人提出为什么对“征用土地没有文件?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是这适用证据规则的错误，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是刑事案件适用的原则，民事案件适用证据的标准是概然性原则。第四，关于缴税的事，一审已查清，在2004年其主张以后，由乡政府处理由崔某某、崔某某缴纳，这不是主张租赁土地的理由。二、上诉人提出“双方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关系”，仍不能成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主张索要土地租金，应提供三个方面的证据：(1)原被告双方存在土地租金关系；(2)原告提出当初约定租期三年，欠一年租金未付的证据；(3)原告应提供要求支付16年租金的法律依据及事实的根据。一审期间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其证据未连成链条，证据不足，就应驳回!在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在上诉状中又推理，双方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关系”，一审期间上诉人提供的某某人民法院(2013)礼民初字第408号民事判决与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礼民三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将上地判归上诉人的理由有二点：(1)1999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将该地使用权继续承包给原告，被告并未提出异议更正。(2)某某乡政府虽2004年作出处理决定，但2011年处理决定中对杨某某要回土地的问题予以支持，应视为对该地争议问题重新作出了处理。以上两份判决中对土地是“租用”或“一次性征用”并未认定。上诉人收回土地并不是因为“租用”关系而收回，而是因为乡政府后对此又重新作了处理决定，其推理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断章取义，胡乱适用法律。(一)上诉人主张租金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上诉人在诉状陈述：“1996年被告某某乡政府租用原告位于大桥坝的4亩土地，约定租金每年2000元，租期三年，二年到期后如崔某某、崔某某建房再做协商，如不建房土地则交还给原告。之后某某乡政府分别在1996年、1997年支付2000元，共计4000元租金，两年后，因矿山停办再没有支付第三年的租金”。根据《民法通则》笫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其间为一年。就是说如果上诉人认为某某乡政府与其存在土地租赁关系而主张租金，应在第三年某某乡政府未付租金时主张。从上诉人提供的某某乡政府《关于金山村一组崔留得等三户搬迁的决定》看，时间是1996年10月10日起算租赁时间，应在1999年lO月10日期满。被告第三年的租金未付，应从期满1999年10月10日起算一年的诉讼时效，上诉人至少应在2000年10月11日前提出诉讼主张租金，而在此其间，上诉人从未主张过租金，更未有证据证明其在这期间主张索要过土地，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上诉人明知被告未付第三年租金，而在其权利被侵害之后的19年，即2018年8月才提出诉讼主张租金，明显己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应予驳回!(二)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1、某某乡政府两次处理结果证明，截止2011年11月在长达15年的时间内，上诉人未主张过土地或租金。(1)2004年6月某某乡政府《关于金山村崔某某与某某杨某上地纠纷处理决定》，是因2003年杨某抢种崔某某下坝3亩地而引起崔某某上访，乡政府处理杨某抢种是否合法，而非本案杨根权主张租金。(2)贾某证言反映：2001年12月至2005年10月他在某某乡政府任乡长。2003年11月因杨某抢种上地后乡政府的处理结果是：某某狼虎沟下坝杨某某、杨某的土地由政府征用，补给金山村崔某某、崔留得两户人，处理此事时杨某某在场，对处理结果没有任何意见，并在处理结果签了字，盖了手印。且在贾某担任乡长职务期问杨某某对此事从未提出任何异议。(3)2011年11月8日中共某某乡委员会《关于某某杨根权与金山村崔某某等四户土地纠纷一事的调查处理报告》反映：2004年乡政府处理结果“大桥坝地归金山村所有，由崔某某、崔某某使用，并从2004年起承担农业税务，抢种纯属无理取闹，某某杨根权、樊四六不同意乡政府的处理意见，但也从未过问过此事至今”，这就是说从2004年6月至2011年11月，经过7年时问，上诉人未主张任何权利，即从最初的1996年10月10日起算至2011年11月，15年期问原告未向乡政府主张过租金或土地。2、自2011年起原告两次主张权利，均要求崔某某返还大桥坝土地4亩，并赔偿原告土地损失280320元，而不是向某某乡政府主张租金。(1)中共某某乡委员会《关于某某杨根权与金山村崔某某等四户土地纠纷一事的调查处理报告》反映：2011年杨根权、樊四六提出“要回大桥坝耕地，并要求金山村崔某某、崔某某给予十几年来的赔偿金”。(2)2013年11月ll日某某人民法院作出(2013)礼民初字第408号民事判决及2014年5月26日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礼民三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均认定：原告杨根权以崔某某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崔某某返还大桥坝土地4亩，并赔偿原告土地损失280320元，法院仅以此两项请求进行了判决，而不涉及今天原告主张的乡政府是否支付租金的问题。(3)上诉人提交的3份信访《不予受理通知书》达不到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2016年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仅是告知他提出上诉，这说明原告是在“杨某某诉崔某某”侵权纠纷案，一审判决后上访，信访部门答复其提出上诉，与本案无关。2017年和2018年2份《不予受理通知书》，才是主张租金，但己过了诉讼时效。(三)《民法总则》施行前，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不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上诉人自2014年8月22日收回土地后，就收回租金的问题主张过，诉讼时效不应从1999年10月10日起算，而应该从2014年8月22日计算”。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民法总则》从2017年l0月l日实施，按上诉人要求的从2014年8月22收回土地日计算诉讼时效，即按2014年8月23日计算诉讼时效至2015年8月24日为一年，原告应在2015年8月24日前提出诉讼，在此其间原告并未主张租金，明显过了诉讼时效。从2014年8月23日计算二年的诉讼时效，至2016年8月24日已期满，也就是说在《民法总则》实施前，本案上诉人已过了诉讼时效，其主张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原告主张租金，都超过了诉讼时效，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提出涉案土地是租用关系，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推理双方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关系”，仍未提供证据证明，即其主张双方存在土地是租用关系，无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己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杨某某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租金32000元（占用16年，每年2000元）；二、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误工损失50000元，交通及住宿费5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某某系某某某某乡（现已撤乡建镇）某某三组村民。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对某某镇某某大桥坝4亩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1996年某某乡政府在金山村乱石山组办矿时需占用该村村民崔某某、崔某某土地，同时鉴于该两户村民房屋位置地处矿区边缘，存在安全隐患的实际情况，乡政府决定一次性征用原告位于大桥坝的4亩土地，将该两户村民搬至大桥坝居住，并按合法手续办理搬迁。乡政府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费4000元。当时，乡政府与原告签订了合同，但庭审中，原、被告均表示其所持有的合同已不存在。1996年开始，本案争议的大桥坝土地由崔某某耕种。1999年6月30日，在土地二轮承包中，某某村委会对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未进行调整，原告继续对大桥坝4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4页承包地块登记表载明，大桥坝土地东以河为界，西以坡为界，南以杨某土地为界，北以乔根心土地为界。2003年8月，因杨某（原告侄子，现已去世）抢种该地，双方发生纠纷，崔某某要求某某乡政府处理。2004年6月，某某乡政府作出处理决定，该决定中载明：某某狼虎沟下坝地已由政府征补给金山村崔某某及崔留得（崔某某弟）两户人，其所有权归金山村，使用权归崔某某、崔留得两人，因杨某属无理抢种他人耕地，必须无条件退还。此后，该土地由崔某某继续耕种。2011年，原告因与崔某某土地纠纷，上访至县信访局，某某乡政府接到信访局的批件后，对该纠纷进行了调查和处理，认为乡政府要求崔某某搬至大桥坝地修房居住，但至今未建房搬迁，并作为耕种土地，用途与当初所达成的共识相悖，且二轮土地承包时，争议土地权属还在某某，杨某某一直享受惠农政策，故对杨某某要回土地的问题予以支持，并认为，因原告已领到乡上的赔偿费4000元，在当时1996年的水平，足以充当十几年的土地赔产费，故对其土地赔偿金问题未支持。原告对处理结果无异议。此后，崔某某仍未将土地返还给原告。2013年起，原告为收回土地和请求赔偿，将崔某某以侵权纠纷诉至法院，经某某人民法院和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4年5月26日，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2013）礼民初字第40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崔某某停止对原告承包的位于某某乡某某大桥坝4亩土地的侵权行为。同年8月22日，强制执行后，崔某某将土地返还给原告。2017年、2018年，原告上访至某某信访局，反映其与原某某乡政府达成租地协议，但只收到4000元租金，要求乡政府支付被崔某某占用土地期间拖欠的租金。该局以不予受理告知书答复，其信访事项应当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原告遂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四点，第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土地租赁关系；第二，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第三，被告一次性征用土地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第四，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交通费、食宿费等损失是否支持。关于第一点，首先，原告应对其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土地租赁关系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原告主张其与某某乡政府达成的是土地租赁协议，且当时双方签订了书面的租赁协议，但庭审中，原告并未出示租赁协议证实双方存在租赁关系，原告陈述其协议由时任的某某乡乡长杜某收回，但对该事实，其亦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杜某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各方的质询，明确表示其并未收回过原告持有的合同，且证实当时某某乡政府是一次性征用原告经营的大桥坝土地，并不存在租赁的事实，该事实得到被告证人贾某当庭证言、王某某书面律师询问笔录的印证。其次，原告主张其收到的4000元是土地租赁费，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领到的4000元是基于租赁关系而产生。被告出示的《关于某某杨某某与金山村崔某某等四户土地纠纷一事的处理结果》及杜某、王某某、贾某证言，形成完整证据链，能够证实其辩称的本案争议土地是乡政府一次性征用，并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费4000元的事实。这4000元应认定为被告付给原告的一次性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结合以上两点，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和被告之间存在土地租赁关系及被告向其支付的4000元是租赁费的事实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按原告主张，租赁关系发生于1996年10月10日，租期三年，而被告在第三年即1999年10月10日就未付租金，原告应从1999年10月10日起一年内向被告主张权利，即如果没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2000年10月11日诉讼时效界满。在此期间内，原告出示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向被告主张过给付租金的请求，也未在此期间内提起诉讼或者与诉讼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原告出示的证据中，其向乡政府主张租金的最早的时间为2011年，原告该次主张权利的时间距诉讼时效界满已过19年，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故该案诉讼时效不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原告起诉时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且被告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对原告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无权征用土地，该行为不合法。对被告征用土地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应属行政诉讼审查调整的范围，在民事诉讼案件中不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在原告未通过行政诉讼对该行政行为进行撤销前，只能按既有的事实对本案民事争议纠纷作出处理。关于第四个问题，原告请求的各项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且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为向被告追索租金支出各项损失10万元，对此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意见成立，予以采纳。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40元，由原告杨某某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审理主审人认为，杨某某上诉主张案涉土地是租赁给某某人民政府的，但杨某某不能提供其与某某人民政府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也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佐证，其与某某人民政府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的事实。杨某某上诉主张其与某某人民政府形成事实的租赁关系，某某人民政府给其支付了2年的租赁费4000元，依据某某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关于某某杨某某与金山村崔思喜等四户土地纠纷一事的调查处理报告》，经审查该4000元属于杨某某领的土地赔偿费，在当时1996年的水平，足以充当十几年的土地赔产费，该4000元不是某某人民政府给杨某某支付的2年租赁费，杨某某与某某人民政府没有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关系。因此，杨某某无证据证明，其与某某人民政府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杨某某和某某人民政府不存在案涉土地的租赁关系。由于本案租赁关系，杨某某没有证据佐证，故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综上所述，杨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于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40元，由上诉人杨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庞红霞审 判 员 朱晓剑审 判 员 王 刚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赵泽荣书 记 员 韩 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