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50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耀光，男，196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北碚区，现住重庆市北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祖军，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本红，女，196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曦，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定玉，女，1966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碚区。上诉人郑耀光因与被上诉人刘本红、原审被告张定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8日作出的（2018）渝0109民初5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8日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郑耀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祖军、被上诉人刘本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曦到庭参加了调查询问，原审被告张定玉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调查询问。本案现己审理终结。上诉人郑耀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本红对其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本红承担。事实与理由：1.根据合同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相关当事人只能主张返还原物或者赔偿损失。而一审法院却在判决解除合同的同时又判令其履行合同，系适用法律错误。2.其与刘本红之间系合伙关系，刘本红明知其系樊长湾煤矿的股东，刘本红将250万元款项交给其的行为就是投资行为，其向刘本红开具的收据亦明确载明了款项性质就是煤矿投资款；且刘本红与其签订了《投资参股协议》，以便介入其在樊长湾煤矿的股权，并对投资的额度、标的、利润回报、风险承担、合伙事务的委托执行、共同管理和经营均作出了约定，符合合伙的特征。其并未向刘本红作出过任何保底承诺，协议第3条第3款并非保底承诺条款，即使前两年刘本红占尽了便宜，但从第三年起风险及盈利均是按比例承担的；第4条、第7条是对其出现单方过错时赔偿责任的约定，亦不属于保底条款。并且，其已按约将资金全部投入到约定的项目中，而双方共同投资的煤矿被政府关闭是不可抗拒的，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对案涉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双方之间并非系民间借贷关系，即使是，因双方之间并没有任何利息约定，刘本红的诉讼请求也不应当获得支持。3.若认定为借款，其自第一年起就违约了，到现在已时隔四年有余，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经过。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本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根据《投资参股协议》第3条第2款和第3款之规定，可以明确看出郑耀光与其就借款的利息进行了明确约定，第3条的第4款、第7款明确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其本金能够全部归还。因此，案涉《投资参股协议》的性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原审被告张定玉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刘本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其和郑耀光签订的《投资参股协议》；2.由郑耀光、张定玉立即返还其借款250万元；3.由郑耀光、张定玉以250万元借款为基数，从2013年3月6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利随本清；4.一审诉讼费用由郑耀光、张定玉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耀光和刘本红丈夫系战友。2013年1月25日，郑耀光（甲方）和刘本红、周世友、刘本红（乙方）签订了一份《投资参股协议》，载明“甲方系四川省华蓥山矾厂湾煤矿的股东，乙方自愿投资参股。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特签订本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经营项目及范围”为煤矿开采、销售。协议第二条约定“投资方式与流程（股权份额及股力分配）”：甲乙双方总投资1600万元，折合16股。其中甲方出资1300万元占13股，乙方投资300万元占3股（其中周世友30万元占0.3股，刘本红20万元占0.2股）。按工程进度比例进行分期投入。方式为现金投入。流程为乙方按进度比例将资金存入甲方账户上。协议第三条约定“合同期限、投资金额、分红比例、权利、义务、投资收益”。该条第1款约定合同期限8年，即2013年1月30日至2020年12月30日止。期满后，公司正常经营，双方自愿继续合作，则本协议期限自动延续。第2款约定乙方向甲方投资人民币300万元，此资金由甲方在生产经营上统筹安排，乙方不干涉甲方及甲方运营。第3款约定，在合同期限内甲方向乙方按投资比例每季度分红一次，甲方承诺前两年回报每年不得低于乙方总投资的50%。第4款约定，合同期内，甲方需转让其全部股权的，双方合作立即终止。甲方应按具股权转让所得的价款，按双方投资比例退还乙方投资，甲方自愿承诺所退还的投资不低于乙方投资金额本金即300万元。第5款约定，每个月召开股东大会一次。第6款约定，甲方需要乙方参与管理及相关事务，乙方应予以配合。第7款约定，甲方因涉及纠纷导致乙方持有的股权被强制处分的，甲方应当按被强制处分时股权的价值向乙方赔偿，且赔偿额不低于乙方所投资股权本金数额。第四条约定“撤资方式”。第1款约定“自然撤资”：合同期满后，甲方按投资折旧后的金额按比例分配给乙方。本合同终止。第2款约定“单方要求撤资”：在合同期限内，不足5年任何一方要求撤资，撤资方应向对方，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对方余下期限的利息损失。本合同终止。《投资参股协议》签订后，刘本红分别于2013年1月31日支付100万元、2013年3月6日支付150万元，将合计250万元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郑耀光，郑耀光于2013年3月1日向刘本红出具一份《收据》，载明收款事由为“煤矿投资款”。该《投资参股协议》签订至今，刘本红未获得任何分红，郑耀光亦未将该笔250万元款项返还给刘本红。一审另查明，王志铭（甲方）和郑耀光、蒋金发（乙方）于2013年1月19日签订了一份《四川省华蓥市矾厂湾煤矿关于煤矿融资（投资）股份后实行内部目标管理责任分片明细分解的实施协议书》（以下简称《实施协议书》），载明：“经2013年1月19日矿第一次股东会议研究决定，矿井从2013年1月30日起实行目标安全生产管理，做到责任到人，此办理均按照自愿、诚信、平等、双赢的原则，同时也是针对矿井开采K1煤层安全压力大，管理技术含量高，资金投入大，为使各项技改及下一步开采工作落到实处，确保煤矿安全生产长期稳步发展，调动股东的积极性，使资源有序合理开采，做到生产中发挥全能、全责作用，研究决定按以下协议执行”。协议第一条载明“企业性质”：1、矿井系属股份制，下设企业法人，业主代表，股东：（1）企业法人：王志铭购矿控股85%；（2）股东人：郑耀光为后期资金投入人控股12%；（3）股东兼业主代表人：蒋金发技术入股控股3%，全权负责全矿的采掘合理布置及新技术应用与防突细化的实际指导性全面工作（必须具备合法性）。2、股份说明：（1）股份的有效性是乙方在+200m+358m水平运作的全过程中的指定范围内的有效期生效……。第三条载明“经营人责任分解后的实施范围及权限”：……3、煤炭的销售权、人事权、领导班子聘和解属郑耀光，甲方有监督和管理权；4、矿井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伤、残、亡及国家政策性相关费用一律由郑耀光负责。第五条载明“分红办法”：1、采用此办法分红分别实行月底算账，次月10日付清款的办法。2、甲方按实际吨煤销售价的28%提取。……4、煤炭的销售权属股东经营人郑耀光执行……。第六条载明“乙方进场后技改项目投入责任”：……4、对矿井一线职工与后勤人员的工资发放、保险、安全费等；5、职工劳保福利待遇；6、职工的住宿及生活条件的提供；7、电、钳工、运输工及特殊工种的配备；8、管理人员及特殊工种人员的培训费；9、对煤炭销售工作负责，自产自销；10、地、国税的缴纳……。第十二条载明“特别约定”：……6、乙方在本矿井技改至验收（+200至+301水平）合格预计要投入资金为1100-1500万元（详见票据、工资双方签字为准），定为股份15%。……8、本协议有效期为八年……。该协议还对企业宗旨、企业法人的责任、股东兼业主代表人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华蓥市矾厂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3月11日至2012年11月7日股东为王志铭、桐梓县中煤能源开发有限公司，2012年11月8日至2017年5月17日股东为王志铭、徐赟，无郑耀光或刘本红、周世友、刘本红。另外，华蓥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华府发（2017）11号文件，决定将华蓥市矾厂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该市2017年度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关闭矿井实施关闭。一审庭审中，郑耀光表示，《实施协议书》所涉“四川省华蓥市矾厂湾煤矿”系华蓥市矾厂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下面一个矿井，故郑耀光的名字未出现在华蓥市矾厂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上。而本案争议《投资参股协议》所涉1600万投资款系针对该矿井进行的投资，指向的是属于郑耀光的12%股份。郑耀光为此提交了工资表、职工培训费和体检费票据、纳税证明、交纳电费收据、爆炸物品费票据等资料，拟证明其为本案争议《投资参股协议》所涉合伙事务支出约2600万元，已超出了《投资参股协议》约定的1600万元，刘本红等人还应继续追加投资。刘本红否认《实施协议书》与本案的关联性，认为从未委托郑耀光将刘本红支付款项对该煤矿进行投资或同意郑耀光对其他项目作为实际投资人进行投资，当初签订《投资参股协议》是为了让郑耀光到华蓥市矾厂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并办理工商登记，但郑耀光并未按照约定履行。另外，郑耀光表示该“四川省华蓥市矾厂湾煤矿”在主管机关进行了工商登记，但并未在本案中提交相关资料。一审还查明，郑耀光于2018年3月将华蓥市矾厂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列为被告向华蓥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实施协议书》，由华蓥市矾厂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赔偿郑耀光投资损失1523.7552万元及违约金50万元。郑耀光于2018年3月将徐赟、华蓥市矾厂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列为被告，向华蓥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借款214.8427万元并支付利息。郑耀光还于2018年3月将王志铭、华蓥市矾厂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列为被告，向华蓥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借款106.25万元并支付利息。郑耀光表示，上述民事案件皆系其因履行该《实施协议书》和相关被告产生了争议，故提起上述诉讼，说明本案争议《投资参股协议》签订后，郑耀光实际履行。另外，刘本红请求判决解除《投资参股协议》的意思表示，郑耀光、张定玉于2018年9月5日知晓。一审审理过程中，经刘本红申请，刘作武、王可富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刘作武主要陈述：1.刘作武和刘本红丈夫朱正林、郑耀光系战友；2.2014年至2016年，刘作武和朱正林、郑耀光等人每次聚餐时，朱正林或刘本红均曾要求郑耀光偿还本金利息。王可富主要陈述：1.王可富和刘本红丈夫朱正林、郑耀光系战友；2.2014年至2017年，每年临近春节王可富和朱正林、郑耀光等人聚餐时，刘本红或朱正林每次要求郑耀光还钱，郑耀光都说本金暂时不还，先还利息，等有钱再还本金。对于上述证人证言，刘本红认为均属实应予采信，郑耀光、张定玉则认为除第1项之外均不属实，不能说明争议款项系借款，不应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投资参股协议》的法律关系性质，即刘本红认为该协议名为投资，实为借贷，郑耀光认为该协议本身即合伙协议。对此，从《投资参股协议》约定内容、履行情况两个方面进行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故自然人之间合伙特征为合伙人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从《投资参股协议》约定来看，第三条第2款约定，乙方支付给甲方的投资款由甲方统筹安排，乙方不干涉甲方及甲方运营；第3款约定甲方承诺前两年回报每年不得低于乙方总投资的50%；第4款约定在甲方股权变动时，甲方自愿承诺所退还的投资不低于乙方投资金额本金；第7款亦约定，乙方持有股权被强制处分时，甲方向乙方的赔偿额不低于乙方所投资股权本金数额。上述条款明确约定所有投资款由甲方自行安排，且乙方在协议八年期限的前两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资款，而对于经营中出现的股权变动、强制处分等各类风险乙方均不承担，全由甲方自行承担。虽第四条第1款约定合同期满后甲方按投资折旧后的金额按比例分配给乙方，但这一约定系在充分保障乙方全部收回投资款并不承担协议期限内所有经营风险这一前提下作出的安排。另外，《投资参股协议》仅约定如何给乙方分红，并未约定如何给甲方分红，双方权利义务并不对等。故上述条款约定由乙方将款项交付甲方使用，不干涉甲方及甲方运营，并不符合自然人合伙“共同经营、共同劳动”的特征。约定甲方承诺给乙方保底所有投资款，将经营风险由甲方单独承担，乙方仅凭向甲方支付款项便可享有保本收益，亦不符合自然人合伙“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特征。综上，《投资参股协议》条款约定并不符合个人合伙法律特征。从《投资参股协议》履行情况来看，虽第三条第5款约定每月召开一次股东大会，第6款约定甲方需要乙方参与管理及相关事务，乙方应予以配合。但从实际履行来看，从缔约之日起至今未召开一次股东大会，郑耀光（甲方）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根据第6款约定通知刘本红等人（乙方）参与管理，双方实际皆按照《投资参股协议》第三条第2款的约定执行，即“乙方支付给甲方的投资款由甲方统筹安排，乙方不干涉甲方及甲方运营”。故从《投资参股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双方之间的行为也不符合上述个人合伙法律特征。对此，郑耀光认为其已按《投资参股协议》约定，将1600万元投资款通过履行《实施协议书》的形式全部投入到四川省华蓥市矾厂湾煤矿，而煤矿现因政策原因关闭，故不应也无法返还给刘本红250万元投资款。该《实施协议书》系郑耀光与案外人签订，但本案讼争《投资参股协议》并未约定郑耀光可通过和案外人签订经济合同的形式对刘本红支付款项进行处分。故《实施协议书》不能作为郑耀光认为本案讼争《投资参股协议》系合伙协议的抗辩理由。综上，无论从《投资参股协议》的约定内容还是履行情况来看，《投资参股协议》并不符合个人合伙法律特征。刘本红将款项交付给郑耀光，郑耀光自主使用相关款项从事商事营利活动，并对如何还款向刘本红作出承诺，符合民间借贷法律特征，故郑耀光与刘本红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投资参股协议》系郑耀光与刘本红真实意思表示，除第三条第3款“甲方承诺前两年回报每年不得低于乙方总投资的50%”这一约定超过年利率36%部分无效之外，其余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关于郑耀光是否应向刘本红偿还借款本金。刘本红将250万元款项交付给郑耀光使用，郑耀光至今未支付给刘本红任何利息，也明确表示不愿将本金返还给刘本红。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郑耀光长期不按照约定付息，致使刘本红明显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且郑耀光更在本案中明确表示不将刘本红支付的250万元借款返还给刘本红，明确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故对于刘本红请求判决解除其和郑耀光签订《投资参股协议》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投资参股协议》的解除仅涉及刘本红、郑耀光，不影响另外两个乙方周世友、刘本红和郑耀光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另外，讼争《投资参股协议》期限为8年，即2013年1月30日至2020年12月30日。刘本红提起一审诉讼时合同尚在期限内，故刘本红请求判决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鉴于刘本红和郑耀光之间的《投资参股协议》已解除，故郑耀光应将借款本金250万元及时偿还给刘本红。关于郑耀光是否应向刘本红支付借款利息。《投资参股协议》第三条第3款约定“在合同期限内甲方向乙方按投资比例每季度分红一次，甲方承诺前两年回报每年不得低于乙方总投资的50%”。该条款系有关郑耀光在收取了刘本红250万元款项之后，定期向刘本红支付收益的约定，支付收益的经济属性符合利息特征，故该条款内容实际系对借款利息的约定。协议约定前两年利息每年不低于50%这一标准过高，应按年利率24%计算。双方还约定两年之后仍继续支付利息，考虑到郑耀光持续利用借款从事商事营利活动，故应继续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综上，郑耀光应以250万元借款为基数，从收到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4%向刘本红支付借款利息直至《投资参股协议》解除。《投资参股协议》解除后，鉴于双方并未明确约定逾期利息，故刘本红有权要求郑耀光继续按年利率24%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直至借款付清为止。另外，关于借款利息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一审出庭作证证人有关刘本红或其丈夫朱正林近年来每年曾向郑耀光追索债务的相关陈述，符合生活常理，应予采信，故不应认定借款利息超过了诉讼时效。虽刘本红以张定玉系郑耀光妻子为由，要求张定玉和郑耀光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但考虑到郑耀光均以其个人名义从刘本红处借款，且讼争借款金额巨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畴，并无充分证据证明郑耀光将讼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而张定玉亦未予以追认，故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讼争借款本息应由郑耀光依法偿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本红和郑耀光于2013年1月25日签订的《投资参股协议》于2018年9月5日解除；二、由郑耀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本红借款250万元；三、由郑耀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本红借款利息（利息以250万元借款为基数，从2013年3月6日起以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利随本清）；四、驳回刘本红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减半收取计13400元，连同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8400元，由郑耀光负担。本院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投资参股协议书》法律性质的认定。郑耀光上诉称刘本红将案涉款项交予其的行为系投资行为，双方之间并非借款关系，一审法院围绕双方之间是否构成合伙关系进行论述存在逻辑错误。所谓投资指的是特定经济主体为了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获得收益或是资金增值，在一定时期内向一定领域投放一定数额的资金或实物的等价物的经济行为。投资行为在法律上来讲属于一种广泛的法律关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合伙的相关规定，除个别情形外，民事主体之间的借贷行为及合伙行为均是以获得收益或资金增值为目的。因此，无论是民间借贷还是个人合伙均属于投资的一种特定形式，只是对于民间借贷关系而言，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债，无论是有偿的民间借贷行为还是无偿的民间借贷行为，在借款到期时出借人均可全部收回借款本金，即使借款人未能按期偿还，出借人也可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要求借款人返还；且对于有偿的民间借贷，出借人可获得的收益也是确定的。而对于合伙关系而言，合伙人可能会获得较高的收益，但也可能会面临投资款减少、消灭甚至负债的投资风险。因此，合伙关系中投资人是否会获得收益是不确定的。至于案涉《投资参股协议书》法律性质具体为何种投资方式，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合伙最突出的法律特征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本案中，首先，根据在案《投资参股协议》的相关约定，刘本红仅在郑耀光需要其参与管理及相关事务时，才给予配合工作，刘本红并未直接参与案涉项目的生产经营管理；项目资金也由郑耀光在生产经营上统筹安排，刘本红不得干涉郑耀光的经营。其次，《投资参股协议》约定的郑耀光与刘本红的合作期间为八年，但根据该协议中“甲方承诺前两年回报每年不得低于乙方总投资的百分之五十”的约定，刘本红在双方合作的前两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资款项。虽然郑耀光诉称从合作的第三年起其与刘本红对合伙的经营风险及盈利是按比例承担的，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陈述，案涉《投资参股协议》中仅对刘本红的分红进行了约定，并未对刘本红经营风险的承担进行约定，且根据该协议中“甲方需转让其全部股权的……甲方自愿承诺所退还的投资不低于乙方投资金额本金”以及“甲方因设计纠纷导致乙方持有的股权被强制处分的……赔偿额不低于乙方所投资股权本金数额”的约定，刘本红不承担股权变更、被强制处分等经营风险。因此，从《投资参股协议》的整体条款约定来看，该种投资关系更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一审法院对《投资参股协议》法律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郑耀光上诉称其与刘本红之间并无利息约定，但根据案涉《投资参股协议》中“在合同期限内甲方向乙方按投资比例每季度分红一次，甲方承诺前两年回报每年不得低于乙方总投资的50%。”的约定，在刘本红将案涉款项交付给郑耀光后，郑耀光承诺每季度定期向刘本红分红，前两年的分红回报每年不得低于刘本红总投资的50%，该承诺可视为双方对借款利息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一审法院关于借款利息的认定并无不当。故，对郑耀光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郑耀光上诉称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经过，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投资参股协议》约定的期限为8年，即2013年1月30日至2020年12月30日，而刘本红提起本案诉讼时合同尚在期限内，刘本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郑耀光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郑耀光上诉称，一审在判决解除合同的同时又判令其履行合同，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解除合同系根据刘本红诉请，结合郑耀光在履行协议时的违约情形作出的判决；而判决支付利息，系参照刘本红诉请、双方协议约定，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刘本红利息损失的一种赔偿形式，并无不当。故郑耀光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郑耀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郑耀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春燕审 判 员 赵 一审 判 员 李 娅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法官助理 刘燕双书 记 员 徐成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