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雷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882民初1190号原告：周凡冲，男，汉族，1970年3月18日出生，住山东省金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能福，广东天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遂溪湘耘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023，住所地：广东省遂溪县遂城镇西溪坎上。法定代表人：苏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广东勤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政杰，广东勤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光向，男，汉族，1988年8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雷州市。原告周凡冲诉被告遂溪湘耘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耘公司)、黄光向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凡冲及其委托代理人梁能福，被告湘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保、王政杰，被告黄光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凡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判决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4000元；2、判决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在雷州市××村承包土地种植番薯，种植62亩，与收购方约定收购价不低于每亩2800元，为了确保产品质量，确保被定购的番薯不被虫蛀，2016年5-7月，原告在被告黄光向经办的农资店购买标示含量为5%二嗪磷农药用于此批番薯种植；至收成时，发现番薯全部严重虫蛀，不符合与收购商约定的产品质量，原告无奈以每亩2400元的价格低价处理，经济损失24000元。据多年的种植经验和相关科普确认，造成此批番薯全部严重虫蛀的唯一原因是此批农药无效。经此雷州市农业局工作人员调查，确认并委托广东省农药检验所检验，此批农药中没有检出二嗪磷成份，是假农药。被告黄光向确认其是从被告湘耘公司定购此批假农药的，其不知是假农药；被告湘耘公司也承认此事实，但被告湘耘公司却不肯告知其假农药的来源，也不同意赔偿假农药造成的损失。我国《产品质量法》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产品造成购买人和使用人损失的，有权向销售者和生产者索赔。据此，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及时作出公正公平的判决。被告湘耘公司辩称：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周凡冲要求答辩人赔偿经济损失及承担诉讼费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告周凡冲起诉所提供的《检验报告》（No:2016GDQ1294)所检验的“5%二嗪磷颗粒剂”农药样品，不是答辩人供货给黄光向的二嗪磷农药。该检验报告注明所检验的“5%二嗪磷颗粒剂”农药的规格为500克/包，大袋包装为50千克/包，即大袋中分小袋包装，但答辩人供货给黄光向二嗪磷农药没有这种包装，没有这个规格。答辩人所供货给黄光向的二嗪磷农药规格为18公斤/包，该包装中没有分小包装，有供货单为凭。该检验报告所检验的“5%二嗪磷颗粒剂”农药的规格、包装与答辩人供货给黄光向的农药的规格、包装不一致，不是相同的产品。被答辩人自身向法院所提供的“湘耘公司供货单”和《检验报告》也己经证明上述事实。由此可见，该《检验报告》所检验的农药样品不是属于答辩人供货给被告黄光向的二嗪磷农药。在本案中，雷州市农业局（抽样人）没有到答辩人的仓库抽取“5%二嗪磷颗粒剂”农药样品封存并送检作对照，不能确定该《检验报告》所检验的“5%二嗪磷颗粒剂”农药与答辩人供货给黄光向的二嗪磷农药是相同或有关联。二、雷州市农业局委托检验的5%二嗪磷农药样品，违背现场三方（即雷州市农业局、原告方和答辩人)在场同时抽样，三方在送检的样品中签名确认，多方职能部门见证的抽样原则，抽样程序违法。受检农药样品来源不明，答辩人对该受检农药样品不确认为答辩人供货给黄光向的二嗪磷农药，对该《检验报告》的检测数据、结果不予认可。该《检验报告》载明的抽样地点是雷州××××路镇高上村委会即黄光向经办的农资店，该取样地点不是农户种植番薯的现场地点，也不是农户农药存放的仓库地点，违反“现场实地取样原则”，取样时没法确认被检验的农药究竟是从何而来。被告二黄光向欠答辩人的农药款33400元，于2016年10月28日给答辩人立下欠据一张。答辩人向黄光向催收欠款，黄光向提出其使用答辩人供货的二嗪磷农药种植20亩番薯被全部严重虫蛀、番薯质量不良损失36000元，向答辩人要求赔偿，并提出将所谓赔偿款抵还欠款。黄光向在答辩人拒绝其无理要求后，遂向雷州市农业局投诉答辩人供给他的二嗪磷农药为假农药，并主动提供“5%二嗪磷颗粒剂”农药给雷州市农业局送检。鉴于黄光向在本案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与答辩人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不能排除其提供给雷州市农业局的“5%二嗪磷颗粒剂”农药,有弄虚作假的可能性，因此，由黄光向提供的“5%二嗪磷颗粒剂”农药样品的真实性是非常值得置疑的。三、农药样品送检程序存在重大缺陷。该《检验报告》中所载明的送样人黄宁、劳琪并没有亲自将农药样品送到广东省农药检定所，而是将农药样品通过快递公司寄到广东省农药鉴定所。黄宁在交寄农药样品时，被快递公司打开检查，样品的特征是处于没有封条状态，不能排除样品被人为掉包而导致检验造假或者样本己经因人为原因导致变性等的情形。四、《检验报告》在检验依据这一栏中，错误将检验方法填写为检验依据，实际上没有注明检验依据，违反国家认监委2015年8月1日施行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检验检测机构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时，应当注明检验检测依据”的规定，因检验报告内容出现严重错误，其检测数据，没有证据效力。本案原告提供的该份检验报告的检验依据一栏，注明检验依据为“气相色谱法、气-质联用法”是错误的，检验报告的检验依据只能是依据某法律、法规确定的标准，例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等和产品明示的质量指标，而“气相色谱法、气-质联用法”只是一种检验方法，不是检验依据。该检验报告实际上没有注明检验依据。五、被答辩人所提供的《检验报告》没有标注资质认定标志(即没有盖CMA章），不具有证明作用和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和定案的依据。1、《检验报告》没有盖CMA章，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可用于产品质量评价、成果及司法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计量检定、测试的能力和可靠性考核合格。”《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三条（一）项规定“检验检测机构为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决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应当取得资质认定”；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检验检测机构的资质认定标志，由CMA图案和资质认定证书编号组成”；第二十八条规定“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的，应当在其检验检测报告上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并标注资质认定标志（CMA)”。以上规定说明：为保证检验数据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所有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检验报告的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必须获得“计量认证”资质（CMA)，并在检验报告的封面上部适当位置上标注资质认定标志即使用CMA章，盖有CMA章的检验报告可用于产品质量评价、成果及司法鉴定，具有法律效力，而没有经过计量认证的检验检测机构，其发布的检验报告不允许使用CMA章，便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法律仲裁，产品/工程验收的依据。同时，获得“计量认证”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对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数据、结果时，只限资质认定证书确定的能力范围内，并标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标志CMA章。2、本案中，广东省农药检定所对5%二嗪磷颗粒剂这一检测项目，没有经上级计量行政部门资质认定，其没有检验检测5%二嗪磷颗粒剂这一项目的资质。该《检验报告》没有标注资质认定标志（没有盖资质认定标志章即CMA章），不具有证明作用和法律效力，其检测结果、数据不能作为司法机关作出裁决的依据，以及本案认定事实和定案的依据。六、本案没有依法委托相关机构进行农药药害检验，没有湛江市农业局农业专家组的意见，没办法确认被答辩人是否真实存在损害以及该损害与答辩人的供货给黄光向的二嗪磷农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答辩人的起诉缺乏因果关系的事实依据。依据《广东省农作物农药药害检验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使用农药后，农作物生长、产量和质量等如出现不良状况，应由当事人或有关机构提出申请，由事发地县级以上(含县级，以下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保护机构负责的农药药害检验，检验农作物生长、产量和质量等是否出现不良状况、该不良情况是否与使用农药存在关联性、减产的数量。但本案中，原告没有向相关机构提出申请，没有依法委托相关机构进行农药药害检验。现己没有现场，没办法确认原告是否真实存在损害以及该损害与答辩人供给黄光向的农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退一步来讲，即使存在番薯被虫蛀的情况，由于没有进行农药药害检验，没法核实原告种植番薯有没有使用过答辩人的二嗪磷农药是否正确使用二嗪磷农药？是哪类虫为害？所收获的番薯是一小部分虫蛀还是全部种植面积都存在虫蛀？是人为管理不当造成虫蛀还是农药药害导致虫蛀？减产的数量有多少？被答辩人在起诉书中所称“凭多年的种植经验和相关科普确认”，完全是没有任何的科学和事实依据的，何况被答辩人的检验报告只是对农药成分进行检验，并且该检验报告标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标志，没有证明作用。被答辩人的起诉缺乏因果关系的事实依据。七、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使用“5%二嗪磷颗粒剂”农药致番薯严重虫蛀。原告称使用了在被告黄光向经办的农资店购买的“5%二嗪磷颗粒剂”农药，至收成时，发现番薯全部严重虫蛀。种植番薯是否有虫蛀，与很多因素有关，如土壤虫源基数、虫害类别、农药种类、施用农药时间、施用农药浓度和方法、农药药效时长、农药施用时气温和土壤含水量等等都对防治虫害效果密切相关。其中：①、原告所称的虫害，没有明确是哪种、哪类虫为害。地下害虫的种类特别多，防治害虫需要根据防治对象选择农药。②、原告没有明确施用农药的时间和方法。什么时间用药？怎样用药？是农药药效能否发挥作用的最主要因素。③、原告没有明确番薯被虫蛀是什么生长时期。番薯全生育期约4个月，实际上番薯整个生育期都存在虫害的风险，使用农药需要考虑农药安全间隔期和作物生育期。原告没有提供上述有关材料证实其使用“5%二嗪磷颗粒剂”农药致番薯严重虫蛀。八、被答辩人诉讼请求主张经济损失201000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本案中，原告没有向法院提供土地承包合同、与收购方签订的购销等证据证实其承包种植番薯的事实，也没有提供台账、收款收据等证据证实其使用了答辩人的二嗪磷农药用于种植番薯，也没有证据证明农作物药害的因果关系。被答辩人称其在2016年7月5日种植番薯，同年10月底收获番薯，但其提出所谓假农药造成其损失是在2017年2月中旬，即其收获番薯后的5个多月，若果其收获、出售番薯时发现番薯全部被虫蛀，其当时会向农业部门投诉，农业部门会依法进行农药药害检验和对其收获的番薯进行验收。由于被答辩人当时收获、出售番薯时没有向农业部门投诉药害，农业部门没有进行药害检验，没有对药害番薯检查验收，只能说明被答辩人根本上没有发现番薯全部被虫蛀。原告提供的《黄光向5%二嗪磷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只是写了种番薯地点、面积，没有明确减收的原因，很多价格也只是写了一个口头价格，不正确，不严谨。农作物生产中，农产品销售价受很多因素影响，如食用品质、外观品质、商品品质、市场价格等等，如缺水会致番薯变小、多雨会降低食用品质等。答辩人认为，原告主张的种植番薯面积，应提供承包土地合同予以证实；番薯订货价、买卖价、番薯品质应由原告提供订货合同或销售合同、供货单、货款转帐凭证、农业部门对番薯的验收报告等予以证实；原告购买答辩人的二嗪磷农药的时间、数量应提供台账、送货单、发票、付款凭证等予以证实。《调查报告》不能代替土地承包合同、番薯订货合同、农业部门对番薯的验收报告、法院的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主张经济损失201000元完全是子虚乌有，答辩人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九、被答辩人的起诉己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据《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本案中，按照被答辩人在起诉书中的陈述，被答辩人在2016年10月底收获、出售番薯发现所谓番薯全部被虫蛀，其在2019年5月29日起诉答辩人己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答辩人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十、本案被告黄光向自身提出其使用了答辩人的农药种植了20亩的番薯，其也主张其是受害者一方。本案被告周凡冲以及其他和周凡冲一起起诉的原告赵晓芳、苏绍胜、张辉、庞进家、赵绍显等人的起诉书共六个案件[案号（2019)粤0882民初1183号、1190-1194号]、证据均是黄光向提供并统一制作后由赵晓芳、周凡冲、苏绍胜、张辉、庞进家、赵绍显等人签名起诉的，上述六人的起诉书、证据均是一模一样的，证据来源不合法。本案实际上，黄光向与上述六人是同伙，是黄光向与上述六人合谋，以上述六人为原告，黄光向为被告里应外合，企图通过虚假的证据、事实达到向答辩人索取不合法的赔偿的目的。十一、被答辩人周凡冲所提供的证据、照片和上述六人在另案中的提供的证据、照片均是一模一样的，证据来源不合法，一份证据多案件使用，不能证实被答辩人发生农药药害的事实。综上，被答辩人提供的《检验报告》没有标注资质认定标志，依法不具有证明作用，不能作为司法机关认定事实和裁判的依据。被答辩人起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全部的诉讼请求。被告黄光向辩称，其在被告湘耘公司处购买农药，被告湘耘公司说直接送货给我的客户，被告湘耘公司有专车送货。原告种地瓜（番薯）50多天的时候，地瓜就有问题，原告向其反映。被告湘耘公司开始与其调解，其对被告湘耘公司说应与用户调解，被告湘耘公司答复，如果农药有问题，你可以拿去检验，农业局检验出来有问题，曾经与其调解给其10万元解决此问题，但其不同意，其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希望法院给原告一个合理的判决。原告周凡冲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的证据如下：1、供货单，证明假农药来源于被告；2、农业部门调查报告，证明假农药和损失情况；3、信访告知书，证明行政机关建议诉讼解决；4、番薯被虫蛀照片，证明番薯被严重虫蛀事实；5、卫星测量图，证明种植面积。经质证，被告湘耘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一、证据1供货单，对供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不能证明其购买了被告湘耘公司（供货单）的二嗪磷农药，不能证明其使用了供货单上的二嗪磷农药种植番薯，不能证明供货单上的二嗪磷农药为假农药。二、证据2农业部门调查报告包括《黄光向5%二嗪磷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黄光向农药店二嗪磷使用情况调查表》（以下简称《调查表》）、《关于雷州市农业局客路农业生产资料专业合作社光向农资门市部经经营假农药产品5%二嗪磷颗粒剂案的说明》（以下简称《关于雷州市农业局的说明》、广东农药检定所的《检验报告》(No:2016GDQ1294)(以下简称《检验报告》）共5份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理由:1、对原告提供的《调查报告》《调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调查报告没有写明调查时间，调查地点，调查目的，调查方法，调查措施，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基本结论，不具有调查报告的特征，不符合调查报告的基本要求。其不具真实性和合法性。《调查报告》只是写了种番薯地点、面积，没有明确减收的原因，很多价格也只是写了一个口头价格，不正确，不严谨。农作物生产中，农产品销售价受很多因素影响，如食用品质、外观、品质、商品品质、市场价格等等，如缺水会致番薯变小、多雨会降低食用品质等。原告称其所种植的番薯在2016年10月底已收成出卖，梁小龙、程才等四人于2017年3月去调查时，已没有现场，已无依无据；《调查报告》、《调查表》中种植番薯的时间、地点、位置、范围、收获番薯时间，以及买农药时间，番薯订货价、实卖价、番薯品质等是由原告凭空向梁小龙、程才等四人讲的，梁小龙、程才等四人没有核实便填入该表中，不具真实性、合法性。2、对原告提供的《关于雷州市农业局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关于雷州市农业局说明》中写到"经调查，认定该农药产品为假期农药”，缺乏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雷州市农业局认定被告黄光向经营的5%二嗪磷颗粒剂农药为假农药主要依据是广东省农药检定所2017年1月25日出具的《检验报告》，但该《检验报告》没有标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标志，没有盖CMA章，不具有证明作用和法律效力。雷州市农业局没有依照2015年8月1日国家认监委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和国家认监委关于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审查该《检验报告》证据效力，而依据没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报告》认定该二嗪磷农药为假农药，是不当的。3、对原告提供的《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1)该《检验报告》没有标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标志，没有盖CMA章，对本案没有证明作用和法律效力。从2015年8月1日起，全中国的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的，都须要在其检验检测报告上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并标注资质认定标志（CMA)。没有标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标志的检验检测报告，依据依照2015年8月1日国家认监委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和国家认监委关于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没有证明作用和法律效力。（2)《检验报吿》在检验依据这一栏中，错误将检验方法填写为检验依据，实际上没有注明检验依据，违反《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检验检测机构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时，应当注明检验检测依据”的规定，因检验报告内容出现严重错误，其检测数据，没有证据效力。（3）、《检验报告》中所检验的“5%二嗪磷颗粒剂"，不是被告湘耘公司供货给被告黄光向的二嗪磷农药。检验报告中所检验的"5%二嗪磷颗粒剂”的规格为500克/包，但被告湘耘公司供货给黄光向二嗪磷农药没有这个规格。被告湘耘公司所供货给被告黄光向的二嗪磷农药规格为18公斤/包，检验的样品来源不真实；(4)、检验的样品来源违背现场三方(即雷州市农业局、原告和被告湘耘公司)在场同时抽样，三方在送检的样品中签名确认，多方职能部门见证的抽样原则，抽样程序违法。被告湘耘公司对检验的农药样品不予认可。（5）、农药样品送检程序存在重大缺陷。该检验报告中所载明的送样人黄宁、劳琪并没有亲自将农药样品送到广东省农药检定所，而是将农药样品通过快递公司寄到广东省农药检定所。黄宁在交寄农药样品时，被快递公司打开检查，样品的特征是处于没有封条状态，不能排除样品被人为掉包而导致检验造假或者样本已经因人为原因导致变性等的情形。三、证据3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信访告知书与原告有关联。这份信访告知书是发给被告黄光向的，并不是发给原告的。是被告黄光向雷州市公安局信访，不能证明被告黄光向向雷州市公安局信访所反映的信访事项客观真实。四、证据4番薯被虫蛀的照片。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异议，对证明事实有异议。不能证明照片中番薯是由原告种植的，也不能证明照片中番薯是使用被告湘耘公司的二嗪磷农药种植的。照片中番薯被虫蛀未经药害鉴定，番薯被虫蛀与被告湘耘公司销售的二嗪磷农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法确定。原告提供的三张照片与上述六原告起诉共六个案件[案号（2019)粤0823民初1183、1191-1194号）]所提供的证据4三张照片一模一样，原告所种植番薯的时间、面积、位置、施药方法、番薯收获时间等都不同，不可能六个案件原告种植番薯被虫蛀的照片都一样，证据来源不合法。原告种植番薯是否被虫蛀，番薯被虫蛀面积，应由法院组织双方进行现场勘验，以现场勘验结果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所证明事实有异议。不能证明卫星测量图中的土地是由原告种植番薯的，也不能证明卫星测量图中的土地使用了被告湘耘公司的二嗪磷农药种植番薯。该卫星测量图注明）“由于当茬番薯已收，故薯地由种植户指定位置及范围，面积由雷州市农业局专家测定，并载明时间2017年3月17日”，据此可说明该卫星测量图是2017年3月17日制作的，制作该卫星测量图没有现场，位置及范围是原告指定的。由原告单方指定位置及范围，不具有真实性。原告种植番薯位置及范围、面积应由法院组织双方进行现场勘验，以现场勘验结果作为定案依据。没有现场，导致不能进行现场勘验，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黄光向表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相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被告湘耘公司围绕其答辩提交了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证明被告湘耘公司的身份；2、农药经营许可证，证明：被告湘耘公司具备农药经营的资质；3、《检验检测机构资质管理办法》，证明：（1）、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的，应当在其检验检测报告上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并标注资质认定标志（CMA)。(2)、原告提供的《检验报告》没有标注资质认定标志（CMA)，该《检测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4、被告提供的《检验报告》范本，证明：（1）、该《检测报告》中标注资质认定标志（CMA)。(2)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的，应当在其检验检测报告上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并标注资质认定标志（CMA)b(3X原告提供的《检验报告》没有标注资质认定标志（CMA),原告提供的《检测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5、被告黄光向欠据，证明：被告黄光向拖欠被告湘耘公司货款，被告黄光向为达到不用向被告湘耘公司还款的目的才联合原告向被告提起本次的诉讼。6、送货单，证明：农药的来源合法。被告黄光向表示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营业执照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农药经营许可证，这个许可证有效时间是2018年7月至2023年7月，但本案涉及到的被告销售农药时间是2016年，这个许可证是后来才有的，不能证明原先被告经营农药的合法性；对证据3《检验检测机构资质管理办法》是有关部门的文件，不是证据，被告湘耘公司一直强调广东省农药研究所的检验报告没有CNA章，《检验检测机构资质管理办法》是行业里面推出的一项普通做法，这个文件的推广应用有个过程，不是国家权威部门的规定，广东省农药研究所以前的文件不是非有CNA章不可，以此来推测检验报告的合法性是不可行的；对证据4被告提供的《检验报告》范本，不属于证据，与本案无关，别的报告的样本不能否认本案报告的合法性，而且是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产品，没有可比性；对证据5被告黄光向欠据与本案无关，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关联；对证据6送货单，对三性都不予认可，送货单，原告在投诉，与被告黄光向一起向雷州市农业局投诉，雷州市农业局立案调查后，通知被告湘耘公司配合调查，但被告不配合，不举证，直到公安局立案，才冒出这个送货单，这个送货单是为了应付诉讼和调查才制造出来的，该送货单也不影响被告湘耘公司销售假农药给被告黄光向转卖给原告使用的事实。经调查，被告黄光向对被告湘耘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三性认可；对证据3、4、5、6不予认可。我是农村人，不懂这个；对证据4，送货单有不同规定，人家在18公斤里抽样检验的，送货单被告湘耘公司一直没有提供，我们一直要求他提供，被告湘耘公司应找农药的生产者出来，否则被告湘耘公司必须承担责任。本院经审查，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被告的证据4、证据5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至7月份，原告周凡冲等九户番薯种植户在雷州××××路镇黄光向农资店购买标示含量为5%二嗪磷农药毒杀地下虫用于种植番薯。番薯分别种植在雷州××××路镇田头村、三告村、车路村、六梅村、湛江麻章区太平镇山后村以及遂溪县北坡镇赖屋村和城月坡头桥村等地，并在此批番薯种植中进行了施药，后至2016年9月至11月之间，各种植户在收获番薯过程中，发现番薯全部严重虫蛀，番薯产量、质量严重下降。原告以番薯全部严重虫蛀系施用了被告湘耘公司销售给被告黄光向转卖给种植户的标示含量为5%二嗪磷农药所致为由，要求二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4000元，二被告未予赔偿，引起纠纷。另查明，纠纷发生后，原告等种植户及被告黄光向均向雷州市农业局、雷州市公安局投诉要求立案查处。雷州市农业局经过调查取证，并经向广东省农药检定所送检，该所于2017年1月25日作出的《检验报告》回复后，雷州市农业局于2019年1月8日向被告黄光向作出《关于关于雷州市客路农业生产资料专业合作社光向农资门市部经营假农药产品5%二嗪磷颗粒剂案的说明》：黄光向同志：你于2019年1月8日以当事人身份到我局咨询5%二嗪磷颗粒剂案情，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答复如下：2017年2月16日我局立案调查，经调查，认定该农药产品为假农药，假农药的销售金额超5万元。其行为涉嫌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五十三条和《广东省农业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之规定，2017年3月14日我们将此案移送雷州市公安局办理，2017年3月24日雷州市公安局同意立案，同日我们送达雷州市人民检察院。至此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关于此案有关程序已执行完毕，于2017年9月23日结案。2018年5月4日，雷州市公安局向被告黄光向作出雷公(信访)告字[2018]51号《办理信访情况告知书》，内容为：黄光向公民：你反映的信访事项，经我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调查，现告知如下：2017年3月22曰，雷州市农业局移交“雷州市客路农业生产资料专业合作社光向农资门市部经营假农药产品案”到我局，我局接收后将该案立为“2.16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进行侦办。目前该案仍在办理中。至于追回你及种植户经济损失的诉求，建议你们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民事诉讼追回经济损失。你反映的问题属涉法涉诉事项，应按法定途径解决，不属信访受理范围。如对本告知书不服，可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30天内向雷州市人民政府提出复议请求。在本院审理期间，原告当庭要求被告湘耘公司出示其销售的标示含量为5%二嗪磷农药的生产厂家详细情况，并要求就该农药对番薯全部严重虫蛀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因被告湘耘公司当庭表示其作为中间经销商，进货时没有注意到生产商家是哪里，也不知道生产厂家的具体情况，只称其供货商系来自茂名一家公司，并称供货给被告黄光向的供货单生产厂家产地是安徽的，但具体是什么农药厂不清楚，也不再有这方面的资料。又查明，被告湘耘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广东省农业厅备案的农药经营许可证，但对其经营销售给被告黄光向的标示含量为5%二嗪磷的农药未提供产品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生产许可证等，属于来源不明的农药产品。本院认为,本案系产品责任纠纷，被告湘耘公司是被告黄光向的上家销售者，被告黄光向是直接销售者，原告是该农药使用者，原告与湘耘公司、黄光向之间存在农药产品责任关系。原告主张种植的番薯为62亩，因购买使用被告销售的标示含量为5%二嗪磷农药，未达到防病效果，从而造成农作物减产，被告黄光向与原告对该事实均予以认可，并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雷州市农业局的调查报告及广东农药检定所的《检验报告》予以确认，虽然被告湘耘公司对这一事实予以否认，但并未能提出确凿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事实予以确认。被告湘耘公司拒绝提供供货生产者的信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湘耘公司虽向法庭举证提交了广东省农业厅备案的农药经营许可证、遂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经营范围为化肥、农药、农膜购销的《营业执照》，但对本案涉案的标示含量为5%二嗪磷的农药产品，却并未能提供产品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生产许可证等证据，经农业行政管理机关雷州市农业局2019年1月8日作出的《关于雷州市客路农业生产资料专业合作社光向农资门市部经营假农药产品5%二嗪磷颗粒剂案的说明》认定该农药产品属于来源“北宁市沟帮子农药厂”的农药产品，确认为假农药。被告湘耘公司销售假农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第五条：“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应当对其生产、经营的农药的安全性、有效性负责，自觉接受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应当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生产、经营行为。”以及第二十五条：“农药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农药经营者名称、住所、负责人、经营范围以及有效期等事项。”、“第二十七条：农药经营者应当建立销售台账，如实记录销售农药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企业、购买人、销售日期等内容。销售台账应当保存2年以上。农药经营者应当向购买人询问病虫害发生情况并科学推荐农药，必要时应当实地查看病虫害发生情况，并正确说明农药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不得误导购买人。”之规定，被告湘耘公司向被告黄光向以及原告销售了直到开庭庭审时被告湘耘公司都不能举证说明涉案农药产品的产地、商标名称、产品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生产许可证等应当建立的“销售台账”，作为销售者的湘耘公司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湘耘公司答辩认为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按照本案事实，原告主张其损失发生在2016年10月，随后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雷州市农业局报案，该局工作人员立案受理后进行调查，并向广东省农药检定所呈送了检材，广东省农药检定所于2017年1月25日作出了NO：2016GDQ1294号作出的《检验报告》，公安机关2018年5月4日，建议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追回经济损失。证明原告一直在主张赔偿权利，故被告湘耘公司主张本案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主张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4000元的请求，由于种植番薯出现减产的主要原因有土壤、耕作、水分、地下害虫、施用肥料等诸多因素所致，故不能完全归责于农药问题。虽与使用农药有关联，但关联性并不是全部，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使用假农药对番薯的减产为产生责任的60%，由于两被告系上下层经销商销售，因此对该损失，双方应承担连带责任，两被告应对原告经济损失14400元（24000元×60%）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诉求赔偿其损失24000元，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遂溪县湘耘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黄光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周凡冲经济损失14400元；二、驳回原告周凡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原告周凡冲负担160元，被告遂溪县湘耘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被告黄光向共同负担2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永南人民陪审员  张陈锋人民陪审员  李 川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李虹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十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