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6民终15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宗俊玲，女，198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波，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学敏，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如红，女，197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鹏，山东常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宗俊玲因与被上诉人李如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602民初4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宗俊玲上诉请求：1.请依法撤销滨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602民初404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属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上诉人不否认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次银行转账的事实，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证言均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是通过上诉人账户将投资款项存入北京天泰永吉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彤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该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齐凯，并且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清楚记载了被上诉人在每一笔投资后均收到齐凯控制公司向其出具投资合同。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朋友关系，上诉人在齐凯的公司也有投资，所以，被上诉人就通过上诉人的账户将借款支付给了以上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齐凯。被上诉人与齐凯两公司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判决上诉人归还本金及利息明显是错误的。上诉人不属于本案民间借贷合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转账交付借款及利息的事实就认定两人之间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成立是错误的。本案借款实际发生在被上诉人与齐凯控制的两公司之间，被上诉人与两公司之间签订过借款合同，上诉人只是作为中间人提供账户帮助借贷双方转过账，没有从中获取任何利益。一审上诉人提交与被上诉人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得出被上诉人实际投资情况，同时证人窦某提交的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截图内容可以看出，在齐凯控制的上述两公司被查时，被上诉人向窦某了解过两公司的情况。不仅如此，被上诉人开始向齐凯公司投资时也向证人了解齐凯公司情况后才予以投资。被上诉人投资前咨询以及齐凯公司因非吸追究刑事责任后均是因为其在两公司有投资，被上诉人了解两公司的状况实际上是关心两公司被查是否对自己的投资有影响，被上诉人真正关心的是其自身利益，否则被上诉人没有理由了解两公司被查的情况。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李如红辩称，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答辩人将钱出借给上诉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答辩人自2018年6月6日至2018年9月27日前后八次通过银行转账出借给上诉人180万元，上诉人归还本金40万元，支付利息4.6万元，此由答辩人的青岛银行交易明细、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及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实。上诉人所说的没有向李如红借钱，李如红向其打款系通过上诉人账户将投资款项存入北京天泰永吉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彤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两公司以下分别简称永吉公司和彤基公司），此说法既无事实根据，又不符合常理；双方的银行流水显示的资金流向为李如红将钱转账到上诉人账户，上诉人将钱转到两公司使用的账户（谢某和齐凯账户），转账时间与李如红的转账时间不衔接，转账金额也不相符，涉案借款的利息都由上诉人根据李如红每次给其打款的时间按月准时以转账方式支付到李如红的账户，没有款项自两公司账户转入上诉人账户，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上诉人与李如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李如红与两公司之间无借款关系。按照常理，把钱借给谁就给谁打钱，否则就无法证明出借行为，结合涉案借款金额巨大，且系多次出借的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冒巨大风险将钱经第三方账户出借给借款人，故上诉人提出李如红通过其账户将钱出借给两公司之说，明显不符合常理，上诉人作为中间人提供账户帮助借贷双方转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主张其账户系永吉公司和彤基公司运营进账打款及支付客户利息的账户，所以由其账户接收了李如红出借的资金，并由该账户向李如红支付利息，该主张因上诉人否认属于两公司的人员，该理由不符合常情，且对自上诉人账户转款至谢某账户不能作出解释，所以同样不能成立。二、上诉人主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证人证言均不能证实李如红与永吉公司、彤基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的情况。上诉人与李如红之间的微信聊天的内容虽涉及到合同问题，但未明确指向李如红与永吉公司或者彤基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证人窦某与上诉人系同学加朋友关系，抛开证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不说，单从其在李如红与两公司之间是否有合同的证词前后矛盾来看，之前陈述有合同，之后又予以否认，就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的主张。相反，倒有两个情节说明李如红与该两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这一事实，一是永吉公司和彤基公司涉嫌非法集资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一审主审法官在公安办案部门并没有查询到李如红与两公司的合同；二是上诉人一审时提交一张两公司出具的收据，用以证明李如红向两公司投资的情况，因李如红多次出借资金，如果在李如红每次交付借款时，公司都出具合同和收据，那么在未收回先前债权凭证的情况下，作为债务人的公司不可能再行出具债权凭证，故，不存在李如红交付借款时公司出具收据和合同的事实。事实上双方微信所涉的合同问题，系因李如红要求与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以及达飞云贷的投股权的合同而提及，与两公司没有联系。上诉人主张没有从中获取任何利益的理由不能推翻其投资两公司、与两公司形成借款关系的事实，现实中向投资公司投资的几乎没有获利的，何况上诉人未等到获利两公司便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调查。李如红在两公司因非吸被查时向窦某了解情况，系因李如红清楚上诉人向两公司投资，两公司被查会影响上诉人偿还自己借款的能力，不是因为自己在公司有投资。总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公正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如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宗俊玲偿还李如红借款本金140万元及利息158×××元（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0月8日；此后的利息按月利率2%继续计算至借款偿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均由宗俊玲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李如红与宗俊玲之间的借款与还款情况。1.2018年6月6日，李如红通过其青岛银行账户转账至宗俊玲中国建设银行账户50000元。宗俊玲分别于2018年6月6日、2018年7月6日、2018年8月6日、2018年9月6日转账支付利息各1000元。此后再未支付利息，本金也未返还。2.2018年7月27日，李如红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分别转账至宗俊玲中国建设银行账户50000元、50000元、50000元，共计150000元。宗俊玲分别于2018年7月27日、2018年8月27日转账支付利息各3000元。此后再未支付利息，本金也未返还。3.2018年8月8日，李如红通过其青岛银行账户转账至宗俊玲中国建设银行账户100000元。宗俊玲分别于2018年8月8日、2018年9月8日转账支付利息各2000元。此后再未支付利息，本金也未返还。4.2018年8月10日，李如红通过其青岛银行账户转账至宗俊玲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00000元。宗俊玲分别于2018年8月10日、2018年9月10日转账支付利息各4000元。此后再未支付利息，本金也未返还。5.2018年8月×××日，李如红通过其青岛银行账户转账至宗俊玲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00000元。宗俊玲分别于2018年8月×××日、2018年9月×××日转账支付利息各4000元。此后再未支付利息，本金也未返还。6.2018年9月12日，李如红通过其青岛银行账户转账至宗俊玲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00000元、100000元，共计300000元。宗俊玲于2018年9月13日转账支付利息6000元。此后再未支付利息，本金也未返还。7.2018年9月17日，李如红通过其青岛银行账户转账至宗俊玲中国建设银行账户300000元、100000元，共计400000元。宗俊玲于2018年9月13日转账支付利息2000元，2018年9月24日返还本金400000元。该笔借款本息全部还清。8.2018年9月27日，李如红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至宗俊玲中国建设银行账户10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共计400000元。宗俊玲于2018年9月13日转账支付利息8000元。此后再未支付利息，本金也未返还。二、宗俊玲关于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的法庭陈述。2018年9月27日，宗俊玲要求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齐凯出具收据及书面证明各一份。其中，收据的主要内容为，交款单位为李如红，金额为140万元，收款事由为投资款，该收据由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分别加盖财务专用章和公章，齐凯签字并加盖其印章。书面证明的主要内容为，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用宗俊玲中国建设银行×××17002260012×××1264，谢某×××16914100250611账户，作为公司运营进账打款及支付客户利息账户，截止2018年9月27日，共计收到客户李如红140万元整。该两公司在证明上加盖其公章，窦某签字并签署“同意”。庭审中，宗俊玲陈述，涉案借款系发生于李如红与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之间，也就是说该两公司是借款人，宗俊玲只是中间人，李如红与该两公司之间签订过借款合同。同时，该两公司在经营时使用了宗俊玲的账户，并用该账户接受了李如红交付的款项，两公司也通过其账户向李如红支付利息。但宗俊玲已经将收到的李如红的借款转到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使用的谢某账户901370元，转到两公司实际控制人齐凯账户50万元。另外，宗俊玲称其与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没有关系，其仅是两公司的投资人。为此，宗俊玲提交了其银行账户、谢某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其与李如红的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李如红所诉借款均系转账至宗俊玲账户，由宗俊玲账户向李如红支付利息；宗俊玲账户与谢某、齐凯的账户之间发生多次交易往来。微信聊天内容显示，宗俊玲与李如红之间多次交流投资事项，也提到合同问题，但未明确指向李如红与天泰永吉公司或者彤基公司之间的投资（借贷）关系。三、关于窦某的证人证言。窦某陈述，其系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房地产投资项目的顾问，与宗俊玲系同学关系。窦某称李如红曾向上述两公司进行投资，并在公司的财务处见过李如红签订的合同，但在随后回答李如红的询问时又否认见过合同的事实。窦某提交了其与李如红的微信聊天截图，该宗聊天内容显示，李如红在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被查时，向窦某了解两公司的情况，但无明确内容显示李如红与该两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陈述并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李如红向宗俊玲转账交付了相应的借款，宗俊玲向李如红支付部分利息的事实，因此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宗俊玲应当依债权人李如红的要求返还借款。宗俊玲陈述实际向李如红支付了部分利息，根据每笔借款每次支付利息的数额，可以确认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年利率24%），该利率不违反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李如红主张按照该利率计算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在交付每笔借款的同时，宗俊玲当即支付一个月的利息，属于变相预扣利息的情形，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在每笔借款数额中予以扣除，并以此为基数计算利息。宗俊玲辩称，本案借款系发生于李如红与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之间，其仅为中间人，且其账户为该两公司使用，所以由其账户接收了李如红出借的资金，并由该账户向李如红支付利息，但其否认系该两公司的内部人员，故宗俊玲该项陈述，不符合常理。宗俊玲提交了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出借的收据、书面证明等，证明李如红向该两公司投资的事实。但据其陈述，该两份证据均系宗俊玲要求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齐凯出具的，且未交给李如红；而李如红系分多次出借资金，借款人应当于借款交付的同时出具借据或者收据，在未收回原债权凭证的情形下，债务人不可能再行出具相关的债权凭证。另外，根据宗俊玲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内容，也不能证实李如红与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借款合同的事实。至于窦某的证人证言，对于李如红与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同一事的陈述，前后矛盾；且根据窦某与李如红的聊天记录，也不能推断出李如红与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因此，宗俊玲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宗俊玲归还原告李如红借款本金49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6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49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总额扣减已支付的利息3000元）；二、被告宗俊玲归还原告李如红借款本金147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7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147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总额扣减已支付的利息3000元）；三、被告宗俊玲归还原告李如红借款本金98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8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98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总额扣减已支付的利息2000元）；四、被告宗俊玲归还原告李如红借款本金196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8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196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总额扣减已支付的利息4000元）；五、被告宗俊玲归还原告李如红借款本金196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8月×××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196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总额扣减已支付的利息4000元）；六、被告宗俊玲归还原告李如红借款本金294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9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294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七、被告宗俊玲归还原告李如红借款本金392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9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392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八、驳回原告李如红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第一、二、三、四、五、六、七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执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42.70元，由原告李如红负担350.85元，被告宗俊玲负担17191.8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宗俊玲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宗俊玲提交与被上诉人李如红自2018年5月16日至2018年10月6日微信聊天记录（67页）。并陈述，一、微信第1页上诉人在之前与被上诉人商定被上诉人向天泰投资后将天泰控制人齐凯账户发给被上诉人，这是投资开始。二、微信第2页被上诉人称有五万元到期欲投天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商定一起去天泰商议投资事宜。三、微信第3、4页还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商议去天泰约老总齐凯商议被上诉人投资事宜。四、微信第8、9、10页显示被上诉人投资一审判决书中第一款项5万元，该两页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将5万元投资款通过上诉人账户后转入天泰控制人齐凯账户，并且被上诉人投资天泰合同已经交付给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账户支付了利息，被上诉人与天泰建立投资合同关系。其中的微信聊天12页显示了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投资天泰合同送到被上诉人美容店由店员予以保管，并且被上诉人收到可投资5万元合同。五、微信聊天记录的第18页，显示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向天泰投资10万元，即一审判决第三项中的10万元，并给被上诉人也收到了投资合同。六、微信聊天记录的第19页显示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向天泰投资30万元，即一审判决第一项5万元、15万元和第三项10万元，截止到2018年8月8日被上诉人共投资30万元，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收到天泰支付给自己利息情况。七、微信聊天记录中的20、21、22页显示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向天泰投资20万元，打款两笔，并且上诉人已经将投资合同交付给被上诉人情况，被上诉人收到了天泰通过上诉人账户打来的利息。此二十万就是一审判决书中的第四项。八、微信聊天记录中的第24、25页显示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账户投资20万元（一审判决书中的第五项判决内容）,26页显示收到投资利息情况，微信×××页显示上诉人已经将被上诉人投资合同放在被上诉人店里，被上诉人收到该笔投资款的合同及利息情况。九、微信的第29页显示被上诉人将投资合同丢失问题，30页显示丢失合同怎么处理，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第34页显示被上诉人投资70万元，加上即将投资30万元被上诉人向天泰投资款达到100万元，并且在该份聊天记录中有被上诉人投资时间，数额明细，被上诉人也就早就认识天泰控制人齐凯。微信第35页显示收到被上诉人向天泰投资30万事实（一审判决的中第六项内容款项）。十、微信聊天记录第43页显示被上诉人询问上诉人天泰近况。十一、微信聊天记录第45页显示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投资40万元（一审判决中的第七项判决内容），微信第47页显示被上诉人收到投资40万元利息问题，并且被上诉人也收到投资40万元投资合同。十二、微信聊天记录中的50页到67页双方都在交流尽快将被上诉人投资款收回的问题，在53、54、55被上诉人均提到了窦振华，说明被上诉人早就通过投资认识了窦振华，窦振华是天泰公司经理。微信×××页证实了被上诉人手中不仅有投资天泰合同，还发现合同和收据不是一件公司印章问题，因为天泰和彤基公司均属于齐凯控制，微信×××页显示天泰出现问题后，被上诉人自己找天泰公司和通过上诉人找天泰公司，甚至签订后期协议书，这一些均是被上诉人与天泰之间借款投资发生的事宜。微信的65、66页显示被上诉人全部投资合同在自己家里事实，说明每一次被上诉人投资天泰后的投资合同均收到，均在店员收到后放在自己家里保管事实。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微信聊天记录清楚得出：一、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向天泰分七次投资140万元的事实；二、被上诉人投资款打到上诉人账户后，被直接转给天泰控制人齐凯的事实；三、被上诉人每次投资后均收到天泰向其出具投资合同；四、被上诉人投资前通过上诉人认识了天泰经理窦振华，在天泰出事后积极商定退款事宜；五、在全部微信聊天记录中被上诉人投资140万因为是向天泰投资，所以没有出现向上诉人主张借款任何语句出现，均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被上诉人的答辩中称是180万块钱，其实是属实的。因为其中的40万确实是上诉人曾经借过被上诉人的40万块钱，双方已经归还完毕了。所以在聊天记录中没有出现这40万的情况所以在聊天记录中只记载了140万的投资事实。李如红质证认为，首先声明一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因为双方的微信聊天是诉讼之前就存在。上诉人在一审时已经提交法庭上诉人认为对其最有利的微信记录，并不能证实上诉人欲证明的五方面的观点，相反却能证实李如红出借给上诉人款项的事实。按上诉人的说法，上诉人已经将天泰永吉的账户转发给了李如红，那么如果是李如红向天泰永吉投资就会将钱打到天泰永吉的账户，而不是打给上诉人。李如红将钱打给上诉人没有打给天泰永吉的账户说明李如红没有把款项借给天泰永吉公司，而是借给了上诉人。从打款时间来看，李如红给上诉人第一笔转账发生于2018年6月6日，而上诉人向公司转账的时间却是发生在2018年7月6日。这是第一笔款项的转账情况，其他的各笔转账时间和数额也都不相符，足以说明上诉人主张的与李如红没有借贷关系，李如红与两公司之间存在借贷不是事实。另外上诉人认可其中的40万元借款在双方的微信聊天中有记录并非是上诉人所说的未涉及，在两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时李如红关心公司的有关情况，目的是由于李如红知道上诉人在两公司有投资，这会影响到上诉人归还李如红的借款，这是李如红关心两公司情况的目的。上诉人宗俊玲申请证人谢某出庭作证，证实借款合同及其中有90万元是转给了谢某。另外提供与被上诉人员工饶伟和吴丹的通话录音。对证人证言和录音上诉人宗俊玲质证认为，证人谢某的证言能够证实其向被上诉人所送的合同和其自己的投资合同是一样的合同，该合同就是天泰出具的。同时证人谢某也认可自己的银行卡归公司使用，并且将收到通过宗俊玲转90万元均打给了公司这一事实。对电话录音，因为饶伟和吴丹系被上诉人员工，其没有看合同内容是符合实际的，但能证实确实收到了投资合同这一事实。从以上证人证言和电话录音能够证实被上诉人确实收到过投资合同这一事实。被上诉人李如红对证人证言和录音质证认为，对证人所说的给李如红送向天泰公司投资的合同有异议，李如红没有向天泰公司投资或者说把钱交给天泰公司，如果李如红与天泰公司签过合同，那么一审主审法官向公安机关调取卷宗的时候就会查到，没有查到就说明李如红没有向天泰公司投资，没有与天泰公司签订投资合同或者是借款合同。证人提到通过宗俊玲介绍向天泰公司投资，投资款是有证人直接转到的天泰公司账户，这一事实说明李如红把款项转账给上诉人，并不是将款项转到天泰公司账户，说明李如红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与天泰公司或者是彤基公司没有借款关系。因此证人证言不能证实李如红与天泰永吉公司或者是彤基公司之间有借贷关系，相反却能证实李如红和上诉人之间有借贷关系。对两份电话录音的质证意见是，首先无法确认录音的相对方是否是上诉人所说的吴丹和和饶伟。其次从内容上看，根本无法证实上诉人主张被录音的人员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啥合同，因此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通过被上诉人李如红与上诉人宗俊玲之间转账情况及支付利息的情形分析，一审法院认定诉讼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并无不当。上诉人宗俊玲陈述其仅作为中间人，其账户由天泰永吉公司、彤基公司使用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此已经进行分析评判，本院不再赘述。上诉人宗俊玲提供的其与被上诉人李如红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推断出被上诉人李如红与天泰永吉公司或彤基公司之间存在投资或借款的事实。二审中，证人谢某的证言也不能印证上诉人宗俊玲主张的出借账户和被上诉人李如红与天泰永吉公司或彤基公司之间存在投资或借款的事实。综上所述，宗俊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191.85元，由上诉人宗俊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景晨光审判员  李添珍审判员  刘 洋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