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1005民初515号原告：杨淼，女，198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弓长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洋，辽宁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市弓长岭区支公司，住所地：辽阳市弓长岭区团山街育才委新开路。负责人：曾萍，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冰，辽宁德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淼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市弓长岭区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洋、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市弓长岭区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王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淼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市弓长岭区支公司赔偿原告交纳给于某的保险费经济损失29，230.00元；2、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市弓长岭区支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市弓长岭区支公司的保险销售业务员于某与原告相识多年，于某经常向原告推销被告的保险理财产品。2015年7月12日，于某再次向原告推销人寿保险的理财产品，原告当即给付人民币30，000.00元与于某购买了保险理财。2016年5月13日，于某诈骗案发，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认为于某利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市弓长岭区支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利用保险公司为其提供的办公室地点，以完成业绩、为被害人办理高额利息的保险理财产品为诱饵骗取含原告钱款在内的被害人钱财1,208,140.00元，作出（2107）辽1005刑初3号刑事判决，判决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二百万元；返还被害人的赃款共计1,208,140.00元。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10刑终198号刑事裁定维持前述判决。现于某无能力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原告认为，单位直接负责人员，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全部占为已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负责保险销售的业务员于某以被告名义销售人寿保险理财产品，订立保险理财合同，收受原告投保款项，于某将收受原告的款项占为已有构成刑事犯罪，致使原、被告的保险理财合同不能继续履行，造成原告经济损失29，230.00元，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9，230.00元。原告杨淼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2019年6月24日于某的询问笔录；2、2017年10月30日，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辽1005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市弓长岭区支公司辩称：一、原告起诉的主体错误。1、从本案程序方面看，根据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2017）辽1005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以及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0刑终198号刑事裁定书，原告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完全系由于某犯罪行为造成，已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已经确定由于某返还各个受害人财产，本案责任主体已经明确，原告起诉答辩人“赔偿交纳给于某的保险费经济损失”属于重复诉讼，法院不应受理此案，原告应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以达到其实现债权的目的。2、从本案事实方面看，本案答辩人与各个受害人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答辩人“赔偿交纳给于某的保险费经济损失”。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原告的财产是被于某利用诈骗行为非法占有，答辩人自始至终均不知情，更没有收取和占有过原告任何财产。又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答辩人并非本案的侵权人，答辩人与各个受害人间也不存在侵权关系。因此，原告起诉答辩人也缺乏法律和事实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错误，法院也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原告起诉答辩人“赔偿交纳给于某的保险费经济损失”，没有证据、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证据支持。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交给了于某30，000.00元，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交给于某的30，000.00元是用于交纳保险费。于某的刑事案件中在公安机关所作的供述笔录（第7次）及在开庭中的供述（第一、二次法庭审理笔录），均能够证明于某未拿过原告钱，也未为原告推销和办理过保险业务。（二）如果于某利用保险业务员身份以办理保险为由骗取原告的钱款属实的情况下，其诉讼请求也不成立。1、于某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从刑事上看，依刑法第271条，职务侵占罪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据此，构成职务侵占罪至少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犯罪主体在职务上具有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二是侵占对象是本单位财物。于某的犯罪行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依《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不包括“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于某是答辩人的保险代理人，主要工作是代理答辩人销售保险产品。不具有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不具有主管、管理、经手投保、退保等职权。因此于某非法侵吞他人财物的行为，没有利用其职务便利。于某非法占有的财物不属于单位财物。于某非法侵吞的钱款多为被害人的个人财物，而非本单位财物。多名被害人，将钱款直接交给于某占有，继而被其据为已有。该钱款始终在被害人和于某的控制下，从未进入到答辩人公司账户，不属于单位财物。所以弓长岭法院才没有将于某定为职务侵占罪，而定为诈骗罪。从民事上看，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职务行为侵权须侵权人与责任主体之间具有劳动关系。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和本案《银行保险销售人员保险代理合同》的约定，答辩人与于某之间明显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合同关系。本案于某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2、于某的行为不构成表现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答辩人认为：于某的行为不构成表现代理。表见代理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于某已构成刑事犯罪，其目的是骗取原告的财物，不是为了原告与答辩人签订保险合同，于某的行为是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从法理上来说，于某的行为不可能又构成民事上的有效行为又构成刑事上的犯罪行为，因此，于某的行为根本不构成表现代理；3、原告造成的损失完全由个人的过错造成的。原告将钱款交给于某的主观原因并不是仅仅因为于某是答辩人单位的保险代理人。于某之所以诈骗屡屡得手的关键因素是于某与包括原告在内的各个受害人都是亲属，是相当熟悉的熟人。根据每位受害人的笔录明显可以看出，没有一位受害人仔细核对过投保情况和钱款的最终去向，双方交纳款项也未在答辩人办公场所。绝大多数受害人根本没有签过字甚至没有看过任何保险凭证。每个受害人都陈述称与于某系熟人，信任于某。因此，原告之所以遭受损失绝不是基于对答辩人的信任，而是基于对于某个人的信任。原告造成的损失完全由个人的过错造成的。根据刑事卷宗原告在笔录中陈述：“我在鞍山家里通过互联网支付宝把30000元钱转到于某的支付宝上的。”。这可以证明原告交给于某的30000元并不是在答辩人场所，同时于某也未交给原告任何答辩人保险公司的凭证，用于证明是交纳的保险费。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答辩人与原告遭受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依照刑事判决书，于某个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信任和钱款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与其保险代理人身份，以及答辩人和答辩人的公司业务均没有任何关联，其诈骗所得款项并未交给答辩人。原告作为受害人，其损害后果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四、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1、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答辩人没有任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也没有任何与于某合意或授意从而造成原告经济损失的行为。事实上，答辩人本身也因于某的犯罪行为属于受害者。答辩人不是《侵权责任法》中的侵权人，不能承担侵权责任；2、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于某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其诱骗原告“投保”的行为不属于民事行为，答辩人更谈不上与原告有合同关系，答辩人也不能承担合同法上的责任；3、本案侵权人于某是答辩人签约的保险代理人，自于某成为答辩人的保险代理人起，答辩人对其已经尽了自己的监督责任。答辩人的行为符合《保险法》的规定，没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的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答辩人对销售人员有管理规定、培训、教育宣导，组织销售行为的排查、检查，已完全进到了对代理人员的监督义务。公司内部单证、印章制度明确、管理完善，符合公司管理规定，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保险公司存在明显过错。因此不应由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告起诉答辩人没有法律根据，答辩人与原告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市弓长岭区支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银行保险销售人员保险代理合同；2、辽阳市弓长岭区法院（2017）辽1005刑初字3号刑事判决书；3、原告在公安局所作的笔录；4、弓长岭法院于亚南诈骗刑事案件第一次庭审笔录；5、穆海威在公安局所作的笔录；6、《单证管理办法》和保监会保临发【2008】97号通知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08]374号文件；7、宣导材料（会议记录、签到簿）和风险排查方案等资料；8、原告曾投保过保险的资料和投保截屏。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19日，于某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分公司签订了银行保险销售人员保险代理合同，合同有效期为三年，合同特别约定，于某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分公司仅构成保险代理关系，不构成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于某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分公司保险销售人员的身份与客户接洽。原告杨淼与于某相互认识，原告杨淼知道于某从事保险行业。2015年7月12日，于某对原告杨淼称有保险理财产品，原告杨淼表示同意购买，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给于某30，000.00元，于某未给付原告杨淼出具任何相关手续。之后于某给付原告杨淼770.00元。于某于2016年5月13日，因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7年10月30日，本院作出了（2017）辽1005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同时判处于某返还骗取各被害人的赃款共计1，208，140.00元（含原告被骗取款项）。该判决生效后，于某没有返还原告任何款项。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被告提供的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本案中，原告杨淼虽然向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分公司的保险销售代理人员于某交纳了30，000.00元，但原告杨淼并未向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市弓长岭区支公司提交投保书，没有与被告签订保险合同，也没有取得投保确认单，且虽然于某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分公司是保险代理关系，但原告杨淼没有证据证明是在被告的经营场所交纳的钱款，并且没有取得被告的收款证明。因此原告认为于某以被告的名义与其签订了经济合同，被告应对于某签订的合同造成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应赔偿原告保险费损失29，23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淼要求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市弓长岭区支公司赔偿交给于某的保险费经济损失29，23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0.00元，由原告杨淼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录新审 判 员  李晓峰审 判 员  丁 一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杨瑶代理书记员  陈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