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01民终52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子报社。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院科研中试楼，现实际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66号赛迪大厦8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00015236R。 法定代表人：卢山，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条件保障处副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郁生，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敏敏，男，194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之钦，女，1951年9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伟政，浙江斯玛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电子报社因与被上诉人吕敏敏、余之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吕敏敏、余之钦系夫妻关系。中国电子报社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办的事业单位。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以下简称浙江记者站）成立于1985年10月，当时浙江记者站由兼职副站长吴某（站长暂缺）、特约（兼职）记者吕敏敏及其他十一名人员组成。1989年10月，浙江记者站人员调整，吴某任浙江记者站站长，吕敏敏任专职记者，属于聘任制员工，编制不在中国电子报社处。1997年12月，中国电子报社与浙江记者站签订《协议书》，中国电子报社聘任吕敏敏为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兼专职记者，聘任期间，吕敏敏列入报社编制；浙江记者站的办公用房及吕敏敏的个人住房已经解决，报社亦不再考虑。2011年9月13日，中国电子报社注销浙江记者站。1989年7月10日，浙江记者站向中国电子报社递交《关于浙江记者站购买一套商品房的请示》，其中载明为解决吕敏敏的实际困难，浙江记者站反复与房屋开发公司协商，房屋开发公司同意出售一套文二新村房屋给浙江记者站，故而要求中国电子报社买下该文二新村住宅，产权归中国电子报社，分配给吕敏敏居住使用。中国电子报社记者部在该请示中回复同意浙江记者站购买一套商品房，产权归报社。同日，吕敏敏作为浙江记者站授权代表与浙信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订购合同书》，购得位于杭州市房屋，房屋面积72.95平方米，房屋总价79118.8元。1991年3月，浙信房地产公司就该房屋收款开具发票。2002年12月，该房屋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登记的产权人为浙江记者站，现该房屋登记的产权人为中国电子报社。2018年1月3日，吕敏敏、余之钦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中国电子报社协助吕敏敏、余之钦将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办理至吕敏敏、余之钦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国电子报社承担。 原审法院另查明，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吴某（任职期1986年至1998年）出庭作证称，当时为稳定记者站工作，急需解决吕敏敏住房问题。浙江记者站争取到文二新村房屋购买机会后，先由吕敏敏与房开商签订购房合同，并由吕敏敏支付了一部分定金，恰逢吴某在中国电子报社处开会，便就此事当面向中国电子报社领导汇报并递交了前文所述的《关于浙江记者站购买一套商品房的请示》，中国电子报社领导批示同意。但是之后中国电子报社始终没有拨付购房款，遂浙江记者站与吕敏敏协商一致，以浙江记者站名义，由吕敏敏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中国电子报社原通联部主任李树明出庭作证，称涉案房屋系吕敏敏个人出资购买，中国电子报社不可能在杭州买房。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向原中国电子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彭树廉（任职期至1988年6月）制作询问笔录一份，彭树廉陈述浙江记者站站长吴某曾向其请示要求中国电子报社出资为吕敏敏解决住房问题。中国电子报社经研究认为，吕敏敏非中国电子报社正式职工，且中国电子报社本部办公和职工住房均未解决，不可能为解决吕敏敏的住房问题出资。但中国电子报社同意浙江记者站的意见，即由浙江记者站名义出面，吕敏敏个人出资购买房屋，房屋产权归吕敏敏所有，且若吕敏敏日后编制调入中国电子报社，则不再享受中国电子报社福利分房待遇；通联部当时负责管理各地记者站，负责人为李树明。中国电子报社在原审庭审中陈述，中国电子报社未因购买涉案房屋向浙江记者站拨款；浙江记者站承接的广告业务，均先由广告投放人将费用汇入中国电子报社账户后予以刊发，中国电子报社根据浙江记者站任务完成情况核发工作经费等。 原审法院认为：吕敏敏、余之钦主张在购买涉案文二新村房屋时与中国电子报社达成借名买房的合意，即借用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名义与开发商签订销售合同，实际由吕敏敏、余之钦出资，房屋产权亦归吕敏敏、余之钦所有，故该案的争议焦点即为吕敏敏、余之钦与中国电子报社是否就涉案房屋存在借名买房合意、涉案房屋的房款是否由吕敏敏、余之钦支付。本案中，吕敏敏、余之钦虽然未能提供直接书面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合意，但是提供了时任浙江记者站站长吴某、中国电子报社通联部主任李树明以及中国电子报社原社长彭树廉的证言。上述三位人员，在涉案房屋购买前后均在中国电子报社处担任一定领导职务，更是涉案房屋购置事宜的知情人和决策者，该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存在吕敏敏、余之钦所主张的借名买房之事。而且吕敏敏编制调入中国电子报社后，在中国电子报社未向吕敏敏提供公房居住的情况下，双方均认可吕敏敏的个人住房已经得到解决，也能从侧面证实借名买房之事。至于中国电子报社提供的《关于浙江记者站购买一套商品房的请示》，也与时任浙江记者站站长吴某关于初期请示中国电子报社拨款购房无果后无奈转为由吕敏敏、余之钦借名买房的陈述并不矛盾。在排除了中国电子报社拨款以及广告费收入这两种房款来源可能后，中国电子报社猜测浙江记者站以其他收入来源购买涉案房屋，但中国电子报社未能就该种可能性的存在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在中国电子报社无法证明其为购买涉案房屋出资的情况下，吕敏敏、余之钦主张其以自有资金购买了涉案房屋，予以采信。综上，对吕敏敏、余之钦主张的事实予以采信，吕敏敏、余之钦提出要求中国电子报社协助其办理涉案房产产权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于2019年4月15日判决：中国电子报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吕敏敏、余之钦将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办理至吕敏敏、余之钦名下。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中国电子报社负担。吕敏敏、余之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中国电子报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 宣判后，中国电子报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实体处理不当，也违反正常人的合理认知，是一份错误的判决。我国实行的是不动产登记制度，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的证明。因此当事人要在诉讼中推翻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证明效力，应该有充足合法的证据。但在本案中，原判决仅依据吕敏敏、余之钦提供的三份散乱的，甚至不合法的证人证言，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就推翻了中国电子报社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中国电子报社对这样的原判决难于理解。第一、余之钦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不具有原告资格。余之钦与中国电子报社及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没有关系，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不可能与余之钦达成合意，同意余之钦借用浙江记者站名义买房。本案吕敏敏、余之钦提交的证据，也不涉及余之钦，不能证明余之钦是本案适格当事人，不能证明余之钦具有原告资格。第二、关于借名买房，吕敏敏、余之钦没有提供出书面证据证明借名买房。如果真的是吕敏敏出资购房，而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是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这对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及吕敏敏都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是一件大事。但对此事，从1987年10月买房到2011年11月吕敏敏退休，长达24年的时间里，不仅吕敏敏与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没有书面协议，甚至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在会议纪要、办公纪要等任何书面文件中对此事的没有任何记载或者说明。这完全有悖于常理常情。原判决认定中国电子报社与吕敏敏、余之钦存在借名买房合意的证据，是三个证人的证言。按照原判决这样的认定，在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只要有三个证人互相印证的证言，法院就可以采信，就可以判决案件，可以推翻不动产权属证书。吴某、李树明和彭树廉的证言，根本不能证明“存在两原告所主张的借名买房之事”。李树明和彭树廉根本就不是什么决策者。决策者应该是中国电子报社法定代表人，即社长。关于吴某的证言，吴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一份书面证言，吴某所称的请示当时报社领导及报社意见等，都只是吴某的个人说法，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在吴某提交这一证据后，中国电子报社出示证据六，即浙江记者站写给中国电子报社的请示函件（文字为吴某所书写），该函件中的报社买下这套住宅房，产权归报社，分配给吕敏敏居住使用的内容，与吴某的书面证言相矛盾，其书面证言说的是“报社的意见是，吕敏敏同志编制不在报社，不是报社的正式职工，报社不可能出资为其购房”。却又出现“被告领导批示同意，但是之后被告始终没有拨付购房款。”吴某的书面证言和判决书认定的当庭陈述的证言，都没有书面证据支持。关于李树明的证言。李树明，1939年6月出生，1999年6月退休，出庭作证时79岁。中国电子报社在出现与吕敏敏房产纠纷后，曾派人找李树明了解情况，李树明的答复是不清楚这件事。所以在看到李树明出庭作证，中国电子报社感到意外。李树明作证时，语言表达存在问题，连其住在什么地方都回答不出来。但没有想到原判决还是采信了李树明的证言。李树明已经存在记忆力丧失问题，对其证言不应采信。证人证言应该是对案件情况的陈述，李树明的证言不是在陈述案情，而是对案件下结论，这不属于证言。李树明的证言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依法不能采信。关于彭树廉的证言。在本案2018年3月20日开庭时，彭树廉不是证人。这次开庭后，案件长期停滞，至12月5日再次开庭，吕敏敏、余之钦提交了彭树廉的书面证言，中国电子报社质证意见是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对彭树廉的证据不予认可。2019年3月底，原审给中国电子报社寄来了一份询问笔录，是3月14日原审法院对彭树廉询问而形成的。在彭树廉为本案出具了一份书面证言，经开庭被中国电子报社不予认可后，原审法院又主动为彭树廉去做询问笔录。这种做法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了法定程序。对这份询问笔录，中国电子报社不予认可。在询问笔录中，彭树廉陈述其在1985年至1988年担任中国电子报社领导，1988年6月离开中国电子报社。但浙江记者站购涉案房屋的事情是发生在1989年7月，这时彭树廉已经离开中国电子报社一年多了。彭树廉不应该还了解其离开领导职位一年多后，中国电子报社下属的一个记者站购买房屋的事情，不可能作为领导还对此事发表意见，更不可能看到1989年7月10日浙江记者站为购买该房屋给中国电子报社写的请示函件。所以彭树廉关于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购买涉案房屋一事所做的陈述是虚假陈述，只是其个人说法，没有任何其他书面证据能够证实。而其中买房是谁出资的问题、所买房屋产权归属问题的陈述，与中国电子报社提交的证据六，浙江记者站给中国电子报社的请示函件相矛盾。吴某、李树明、彭树廉没有书面证据佐证的证言，应不予采信。第三、关于吕敏敏对涉案房屋的购买是否出资的问题。吕敏敏没有能够提供出被原判决认可的，为购买涉案房屋出资的证据。在中国电子报社与李敏敏、余之钦都没有证据证明为购买该房屋出资，而中国电子报社持有房屋产权证书的情况下，原判却认定就是李敏敏、余之钦出的资，突破了人们正常的思维方式。民诉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为借名购买的房屋出资，依法就应该是吕敏敏的举证责任，在吕敏敏不能举证的情况下，原判决依靠倒着推定的方式认定吕敏敏购房出资，是违法民诉法规定的举证责任的。第四、原判其他认定事实的错误。1、“而且原告吕敏敏编制调入被告后，在被告未向原告吕敏敏提供公房居住的情况下，双方均认可原告吕敏敏的个人住房已经得到解决，也能从侧面证实借名买房之事”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从吕敏敏个人住房已经得到解决这一前提，可以推断出许多结果。吕敏敏的个人住房已经得到解决的原因在于浙江记者站已经依靠自有收入为吕敏敏购买了该住房。“至于被告提供的《关于浙江记者站购买一套商品房的请示》，也与时任浙江记者站站长吴某关于初期请示被告拨购房款无果，后无奈转为由两原告借名买房的陈述并不矛盾”这一认定是错误的。在《关于浙江记者站购买一套商品房的请示》中明确写道，“我站要求报社买下这套住宅房，产权归报社，分配给专职记者吕敏敏居住使用。”这是书面证据。吴某所说的“请示被告拨购房款无果，后无奈转为由两原告借名买房的陈述”只是吴某的虚假证言。在《关于浙江记者站购买一套商品房的请示》中，根本就没有请示要求中国电子报社拨购房款的内容。吴某的书面证言和原判决认定当庭陈述的证言及上述请示函件之间存在众多的矛盾。综上，本案的实质是，在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三个有问题的证人证言与国家颁发的不动产权属证书之间的对抗，但结果是，这三个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有问题的证人证言推翻了国家颁发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该判决结果是违法不公正的。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吕敏敏、余之钦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中国电子报社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吕敏敏、余之钦在二审中辩称：吕敏敏、余之钦一审中申请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吴某、原联通部主任李树明出庭作证，该些老同志是有一定社会地位，且系主动要求出庭作证，其陈述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国电子报社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吕敏敏、余之钦在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予以确认。 另查明，案涉房屋购买后，由吕敏敏、余之钦实际居住使用。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案涉位于杭州市房屋权属现登记在中国电子报社名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中国电子报社是该房屋的权利人。吕敏敏、余之钦在本案中诉请要求将该房屋不动产权证办理至其名下，一审中其据以主张权利的主要是吴某、李树明、彭树廉三位证人的证言，其中彭树廉在案涉房屋签订买卖合同时即已不在中国电子报社任职，其对不在任职期间的事实缺乏证明力，且其在证言中陈述房屋产权归吕敏敏与《关于浙江记者站购买一套商品房的请示》中载明的产权归报社不一致。而吴某、李树明的证言中关于吕敏敏借名买房，个人出资等事实亦缺乏相应证据证明。虽然吕敏敏手中持有案涉房屋的订购合同书、产权三证、发票等，但吕敏敏系购房经办人，后又成为浙江记者站副站长，手中持有这些原件亦在情理之中。吕敏敏、余之钦主张房屋权属，推翻权属登记，其应当承担借名买房、出资购买的举证责任，而对于购房款的来源、个人支付凭据等，吕敏敏、余之钦未能举证证明，且购房属于个人重大事项，即使存在当时不允许个人买房的政策规定，吕敏敏需借用浙江记者站的名义购买，其也应当有书面的请示汇报或与浙江记者站、中国电子报社签订协议，对出资购房及房屋权属作出约定，但本案中这些均没有，故不符合常理。再退一步，即使在购买案涉房屋时吕敏敏、余之钦确有出资，但资金来源与房屋权属无必然联系，也不能就此认定权属归吕敏敏、余之钦。中国电子报社在一审中提交了《关于浙江记者站购买一套商品房的请示》，吕敏敏、余之钦虽对真实性等提出了异议，但吕敏敏、余之钦申请的证人吴某则表示该请示是其书写，该证据上有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及中国电子报社记者部的印章，故该书证具有证据效力，请示明确载明产权归报社。因此，综合以上，吕敏敏、余之钦举证的证据尚无法推翻中国电子报社的房屋权属证书，不能确认吕敏敏、余之钦是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基于上述请示中“我站要求报社买下这套住宅房，产权归报社，分配给专职记者吕敏敏居住使用，有关手续由我站负责办理”及事实上，案涉房屋也一直是吕敏敏居住使用的情况，现双方因房屋权属发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应驳回吕敏敏、余之钦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26号民事判决书； 二、驳回吕敏敏、余之钦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退还吕敏敏、余之钦；上诉人中国电子报社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予以退还中国电子报社（中国电子报社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本院办理退费手续）。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 艳 审判员 盛 峰 审判员 睢晓鹏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袁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