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03民初7669号原告：刘伟英，女，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委托代理人：欧阳丰茂，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张衡东路****楼门面房。负责人：王建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华清，广东法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鄂世源，男，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原告刘伟英诉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南阳公司）、鄂世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伟英的委托代理人欧阳丰茂，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华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鄂世源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伟英诉称：2018年12月2日，被告鄂世源驾驶的豫Ｒ×××**小型轿车与原告驾驶的粤Ｔ×××**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经江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蓬江交通警察大队处理，认定被告鄂世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本次事故造成原告如下损失：1.医疗费17704元；2.医药费48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1900元；4.护理费4000元；5.误工费6120元；6.残疾赔偿金168264元；7.被扶养人生活费55564.13元；8.鉴定费3780元；9.营养费1000元；10.交通费570元；11.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273702.13元。豫Ｒ×××**小型轿车由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承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两被告对原告的上述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按责任比例赔偿l07591.49元，合共227591.49元。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据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损失227591.49元，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刘伟英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1.江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蓬江交通警察大队第2018B012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1份。2.入院记录、出院记录、疾病诊断证明书各1份，疾病证明书2份；3.医疗收费票据、病人住院结算清单各1份，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3份；4.收据2份；5.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各1份；6.蓬江区纤曼内衣厂证明、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六坊村民委员会证明各1份；7.桂平市白沙镇马坪村民委员会关系证明、刘超球身份证复印件、覃锡珍身份证复印件、刘超球户口簿、林能升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卡各1份，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中学就读证明2份。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辩称：一、豫Ｒ×××**小型轿车向我司购买了交强险和保险限额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二、肇事后逃逸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我司仅需对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作出提示，该免责条款即生效。豫Ｒ×××**小型轿车的驾驶人即被告鄂世源在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违反最基本的社会公德，被世界各国法律所明令禁止，对于此种行为，应当由行为人即被告鄂世源承担责任，而不是由我司替他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我司已在保险条款中以加黑加粗的方式对驾驶人不得醉酒驾驶、不得驾车或弃车逃离现场等免责情形作出了非常明确的提示，因此，该免责条款是生效的。三、被告鄂世源肇事后弃车逃逸的行为还违反了双方的合同约定。机动车辆保险单、投保单、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中商业保险事项说明书等是投保人即被告鄂世源与我司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同。被告鄂世源采用的是电子投保方式投保，其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上明确声明：“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贵公司己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我司对免责条款尽到的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生效，故各方均应依合同的约定来履行。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项“驾驶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而被告鄂世源在本次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是非常严重的过错，应当对其行为承担责任，我司在商业险免赔。四、原告诉请中的赔偿额部分计算有误，请求法院依法核实，具体如下：1.医疗费。(1)请求法院根据用药清单核实原告所用药品中非医保用药情况，对于非医保用药及治疗自身疾病的费用应予扣减；(2)院外购买的药品为非医保用药，不应由我司承担。2.营养费。原告没有提供任何医嘱证明需要加强营养，其请求营养费无依据。3.护理费。护理费应按150元／天计算，共计2850元。4.残疾赔偿金。应按其户籍性质以农村标准计算。原告为农村户口，所提供的村委会证明没有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签名，不符合相关法律对单位证明的要求，且原告没有提供租赁合同、缴纳房租、水电费等票据或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原告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工作证明只是单方制作的，没有社保记录、工资转账记录、纳税凭证、劳动合同等证据佐证，无法证明原告的工作及收入情况，因此不符合相关法律对农村户口人员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要求，故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原告的残疾赔偿金。5.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而且原告女儿已14岁，应计算4年。6.误工费。原告的工作证明为单方制作，没有工资转账记录或原始的工资签收等佐证，无法证实原告的工作收入情况，不能作为计算误工费的标准，应按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7.交通费。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交通费应依正式的车票等票据确定，并且要与就诊的时间、地、地点相符告未提供任何车票等票据，对该费用，不予认可。8.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并且也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原告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结合本地的收入消费水平及事故中的责任情况，在4200元以下较为公平、合理。9.诉讼费及鉴定费。不属于交强险的赔偿项目，且我司不是侵权人，依法应由责任方承担而不应由我司承担。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就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1.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机动车商业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投保人声明各1份；2.电子投保单客户签名操作演示稿1份。被告鄂世源没有答辩，在举证期限内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日14时30分，被告鄂世源驾驶豫Ｒ×××**小型轿车从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湘格格食店沿民兴四街往民兴路方向行驶至民兴四街苹果手机专营店前路口路段时，与从左往右行驶由原告刘伟英驾驶的粤Ｊ×××**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及双方车辆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鄂世源弃车逃逸。同年12月14日，江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蓬江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2018B012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鄂世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伟英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受伤后，次日到江门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头部外伤（1）双侧脑挫伤；（2）双侧颞叶血肿；（3）蛛网膜下出血；（4）蝶骨骨折；（5）右侧颞顶部硬膜下血肿；（6）头皮血肿。同年12月4日至12月16日，原告先后3次在江门市仁智大药房购买价款4800元的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辅助治疗。住院期间，原告聘请江门市蓬江区洁康家政服务部的护工陪护。同年12月22日出院，共住院19天，发生住院医疗费17704元、护理费4000元。出院记录及疾病诊断证明书医嘱原告住院期间因病情需要自购神经节苷脂40mg×26支，住院期间留陪人1名，出院后全休2周。2019年1月11日、2月18日，江门市中心医院分别向原告出具疾病证明书，医嘱原告各全休2周、休息1周。2019年6月12日，通过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平台，原告的丈夫林能升和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委托广东法信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的精神状况、精神病因果关系及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该所于同年7月10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刘伟英颅脑损伤与2018年12月2日交通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2.被鉴定人刘伟英目前患有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智能障碍轻度），目前主要表现为轻度智能减退，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中度受限；3.被鉴定人刘伟英的精神致残程度为九级伤残。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3780元。2019年9月25日，经本院主持调解，原告刘伟英与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1.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定于2019年10月31日前支付原告刘伟英保险金120000元。2.原告刘伟英自愿放弃对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履行上述赔偿义务后，原告与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对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互不追究责任。3.案件受理费2485元减半收取1242.5元，由原告刘伟英负担。该调解协议已经本院依法确认并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原告刘伟英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居住在江门市××区荷塘镇××前××号房屋。原告与其丈夫林能升生育儿子林飞良（2003年10月25日出生）、女儿林羡梅（2005年7月22日出生）。原告和林飞良、林羡梅均是农业家庭户口。豫Ｒ×××**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是被告鄂世源。被告鄂世源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通过网络方式向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分别购买了豫Ｒ×××**小型轿车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有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有责任医疗费赔偿限额10000元、有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商业保险约定投保的险种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00000元，保险期限均从2018年1月24日起至2019年1月23日止。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栏上载明：“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贵公司己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等内容。《投保人声明》中载明：“保险人已通过上述书面形式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作了书面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本人确认已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上述投保单中投保人签字（盖章）和投保人声明中投保人签章处上均有“鄂世源”字样的电子签名。《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中责任免除部分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上述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字体均进行了加黑处理。本院认为：本案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原告刘伟英的损失；2.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鄂世源的民事责任承担。关于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原告刘伟英的损失问题。因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日为2019年9月25日，所以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原告可获得的赔偿项目及赔偿金额。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医疗费。原告提供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入院记录、出院记录、疾病诊断证明书、医疗收费票据、病人住院结算清单主张权利，证据形式合法，与本次交通事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并据此确认原告在江门市中心医院治疗产生住院医疗费17704元。至于江门市仁智大药房出具的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费用发票，原告提交了江门市中心医院的出院记录、疾病诊断证明书证实其住院期间确因病情需要输注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辅助治疗，故本院依法予以确定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损伤购买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产生医药费4800元。上述医疗费用合计22504元。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认为应根据用药清单核实非医保用药，院外购买的药品为非医保用药，非医保用药及治疗自身疾病的费用应予扣减，不应由其承担。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应对医疗行为的合理性、必要性承担证明责任，但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住院费用中哪些用药不属于医保用药范围，也没有证据证实其在接受投保人即被告鄂世源投保时已就非医保费用不予赔偿作了明确说明，其辩解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2.对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治疗19天，按本地伙食补助费100元/每人每天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900元（100元/天×19天）。3.对于护理费。江门市中心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证实原告住院期间留陪人１名进行护理。原告在江门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因病情需要聘请江门市蓬江区洁康家政服务部的护理人员进行护理，与其提交的护理费收据能相互印证，实际发生护理费4000元，本院依法予以确认。4.对于误工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根据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结合原告举证的出院记录、疾病诊断证明书、疾病证明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其误工时间应计算住院时间和医嘱休息时间。经核定其误工时间应为54天（住院19天+医嘱出院后累计休息35天）。虽然原告提交了蓬江区纤曼内衣厂出具的原告从2018年3月起至事故前在该厂工作、每月工资收入3400元的证明，但并未能进一步提供相应的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工资收入原始凭证和营业执照等其他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充分、有效证实事故前其在蓬江区纤曼内衣厂工作以及工资收入和误工损失的真实情况，且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对此持有异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根据对原告举证的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六坊村民委员会证明以及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中学证明等证据的分析判断，可认定事故发生前原告确实是外来务工人员，其误工费依法可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的2018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8258元/年的标准计算。本案中，原告主张按3400元/月的标准计算误工损失，是依法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本院予以准许。原告的误工费应为6119.82元（3400元/月÷30天×54天）。5.对于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因交通事故损伤，通过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平台委托广东法信司法鉴定所对其精神状况及伤残程度进行司法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因该司法鉴定所和鉴定人员具备法医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明确，依据充足，且被告对此没有异议，故本院对原告举证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法予以采纳，并作为计算原告损失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在本案中，应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计算出“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两项结果相加才是侵权法意义上的残疾赔偿金。虽然原告是农业家庭户口，但本院已依法确认事故发生前原告是外来务工人员，依法可按《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的2018年全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75元/年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按30197.9元/年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定残日时39周岁，应按20年计算，原告伤残九级，伤残系数是20%，其残疾赔偿金为168264元（42066元/年×20%×20年）。由于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超球、覃锡珍是其父母及刘超球、覃锡珍生育多少个儿女，因此，原告主张刘超球、覃锡珍的生活费，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定残日时其儿子林飞良15周岁、女儿林羡梅14周岁，生活费依法应分别计3年、4年，由于婚生儿女依法由原告与其丈夫林能升共同抚养，故原告应承担二分之一的份额，原告应承担林飞良、林羡梅每年的生活费均为2887.5元（28875元/年×20%÷2人）。则原告应承担林飞良、林羡梅的生活费为：（1）（2887.5元/年×2人×3年=5775元/年×3年=17325元；（2）2887.5元/年×1人×1年=2887.5元，合共20212.5元。由于原告应承担的每年生活费总额累计均不超过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75元，故上述被扶养人生活费20212.5元应予以确认。侵权法意义上的残疾赔偿金应为188476.5元（168264元+20212.5元）。6.对于伤残鉴定费3780元，原告提交了广东法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收费发票佐证，该鉴定费是原告为确定其损伤的程度而支出的必要、合理性费用，具有关联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7.对于营养费。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损伤住院治疗，并经伤残评定达到九级伤残等级严重后果，原告提供医疗机构诊断证明证实其所受损伤确需营养食品辅助治疗，其主张营养费1000元，应予支持。8.对于交通费。虽然原告没有提供交通费的相关票据，但鉴于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后，其住院、伤残鉴定等实际情况，客观上存在交通费支出的事实，根据公平原则，可酌情确定交通费570元。9.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原告因交通事故致残九级，在身体和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是客观存在和终身痛苦的，必须给予一定物质的抚慰和赔偿。因原告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存在过错，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故综合考量各种因素，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综上，原告刘伟英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232350.32元。原告上述经济损失在交强险有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项目为：医疗费2250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900元、营养费1000元，合计25404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项目为：护理费4000元、误工费6119.82元、残疾赔偿金188476.5元、鉴定费3780元、交通费57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合计206946.32元。关于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鄂世源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交警部门根据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所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所作出的原告刘伟英承担次要责任，被告鄂世源承担主要责任的事故认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是正确、恰当的，本院予以采纳。原告刘伟英与被告鄂世源因其各自过错发生交通事故，应按照交警部门所作事故认定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本次事故发生在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本院酌定由被告鄂世源承担70%的赔偿责任，原告刘伟英自行承担30%的赔偿责任。又由于被告鄂世源驾驶的肇事车辆豫Ｒ×××**小型轿车向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且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故在民事赔偿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在交强险的各项赔偿限额内先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各项赔偿限额的部分,因被告鄂世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商业三者险的保险限额内承担70%的赔偿责任；仍有不足的，由被告鄂世源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在有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原告损失为206946.32元，由于原告请求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优先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故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应在交强险有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内优先赔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扣除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后，原告余下损失为202946.32元，已超过余下有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06000元，应由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在该分项限额内继续赔付104000元。在有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原告损失为25404元，已超过有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应在该分项限额内赔付原告10000元。据此，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0000元（4000元＋106000元＋10000元）。原告在交强险赔付以后的余下损失为112350.32元（232350.32元－120000元）。本案中，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抗辩认为被告鄂世源肇事后弃车逃逸属于商业险约定的免责事由，应免除其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首先，被告鄂世源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的行为是《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中责任免除部分第二十四条“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规定的情形，属于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的责任免除事由。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提交的案涉保险合同，作为投保人的被告鄂世源已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上电子签名，被告鄂世源的以上签名系在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管理的网页上完成并通过网络连接保存，对被告鄂世源签名行为的真实性应予确认。而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网页上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中责任免除部分第二十四条以加粗加黑的方式与其他条款进行了区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此种方式应当认定为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第二款“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被告鄂世源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上签名的行为表明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已经通过网页程序设置就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肇事后弃车逃逸责任免除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形式向被告鄂世源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产生法律效力，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无需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原告超出交强险各项赔偿限额的部分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故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上述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采信。该部分损失依法应由被告鄂世源按责任比例直接赔偿70%即78645.22元（112350.32元×70%）。诉讼中，原告与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已就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付120000元、原告自愿放弃对被告平安保险南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等达成调解协议，是依法自行处分其权利，应予确认，双方当事人应当按协议履行。综上所述，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赔偿款，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诉请超出本院核定上述损失范围的以及主张被告鄂世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不予采纳。被告鄂世源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予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九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鄂世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伟英赔偿款78645.22元。二、驳回原告刘伟英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28.87元减半收取1114.43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伟英负担299.825元，被告鄂世源负担814.6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不上诉，被告鄂世源拒不在判决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的，原告可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上述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判员  陈强英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郭桂花书记员张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