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77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市玉山镇金满堂六和食品批发部，住所地昆山市玉山镇古城中路**199商铺。经营者：张媛，女，198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卫，江苏阜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苏州市工业园区宏业路**/div>法定代表人：孙玉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力，江苏名威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吴秀英，女，195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上诉人昆山市玉山镇金满堂六和食品批发部（以下简称金满堂批发部）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发公司）、吴秀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91民初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满堂批发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同发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合同订立方面，金满堂批发部依据同发公司工作人员的要求，向同发公司送货，同发公司也实际收取了货物，这证明货物是由同发公司购买，金满堂批发部与同发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二、金满堂批发部的供货单由李某、树旺等人签收，金满堂批发部提供证据证明在吴秀英承包之前，李某等人就是同发公司的员工，所以可以明确表明金满堂批发部的货物是送至同发公司的厨房或仓库。三、在货款结算方面，同发公司经过金满堂批发部催收分别向金满堂批发部以及金满堂批发部的上游公司转账10万元，这也是对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一种认可。同发公司辩称：一、金满堂批发部的交易对象是吴秀英，而不是同发公司。中央厨房的经营者是吴秀英以及吴秀英经营的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鑫博餐饮），鑫博餐饮依法设立有资质自行完成采购食材制作并配送中餐的业务，反而同发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制售中餐，所以鑫博餐饮不存在挂靠同发公司资质的行为。吴秀英在经营中央厨房的期间，独立承担员工工资，独立承担经营收取快餐款、支付货款，有自己的客户。二、金满堂批发部明确知道交易的对象是吴秀英以及鑫博餐饮。送货单上写明的：“同发”、“鑫博”、“汤老板”均反映了这一情况，金满堂批发部也是将货物送至了吴秀英控制的仓库。金满堂批发部所举称的欠条更直接证明了其催款结算的对象是吴秀英以及鑫博餐饮。从金满堂批发部与吴秀英之间的经营过程来看，吴秀英并没有改变经营模式只是更换了经营场所，没有任何理由把双方之间的往来牵扯到同发公司。吴秀英辩称：一、我在同发公司中央厨房负责生产，但是经营过程中的收发款都是由同发公司负责。二、同发公司和我解约到现在，从来没有和我主动对账，供应商的钱不应由我进行支付。金满堂批发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同发公司、吴秀英共同支付货款424601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18年1月10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止）；2.判令同发公司、吴秀英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博餐饮注册于2010年6月12日，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吴秀英，经营场所为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吴浦路**，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制售中餐（桶装饭外卖8000份并提供现场服务），鑫博餐饮名称于2016年11月17日由苏州工业园区鑫博餐饮服务中心变更为现名称。据吴秀英陈述，鑫博餐饮位于胜浦的生产基地因拆迁，故在2016年11月就不再营业，但未办理相应的工商注销手续，因同发公司知晓其无生产基地，让其至同发公司处继续经营。同发公司（甲方、发包方）与吴秀英（乙方、承包方）签订《餐饮项目承包协议》一份，约定：“一、协议项目（甲方客户方名称）：苏州工业园区员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中央厨房；经营地；经营地点业园区宏业路**。二、协议有效期限：自2017年3月18日起至2020年3月17日止，本协议有效期为3年。三、费用结算及支付方式：1、乙方应每月向甲方支付管理费（管理费为中央厨房营业额的7%）。乙方应每月向甲方支付税金（中央厨房营业额的3%作为合同税金）……3、每月15日前甲乙双方就核算由甲方代垫支付的水电、燃气、房租、人员社保及保险、车辆保险……经双方确认后从甲方需向乙方支付的款项中扣除。4、客户方货款到账10个工作日内，且甲方扣除乙方应付的上述费用后，向乙方支付经营费用。四、乙方的义务及责任：1、乙方以自负盈亏的模式自主经营，乙方若需要可以使用甲方中央厨房的全部设备……2、乙方自行采购原材料，所有与供应商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金钱关系等事宜均与甲方无关（乙方有义务书面告知供应商），乙方不得以甲方名义对外经营……3、乙方应当按时足额支付供应商货款、员工工资等款项……5、乙方员工由乙方自主招聘，乙方应负责承担其工资、福利待遇、社会保险、以外保险等，乙方所有员工均与甲方无任何隶属关系……10、乙方承诺在服务期限内与乙方员工、与任何第三方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等纠纷均与甲方无关。因乙方行为导致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全额追偿，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此外，该承包协议对卫生管理和环境保护、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金满堂批发部主张其通过吴秀英与同发公司之间成立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于2017年4月至9月期向间上述承包协议中的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宏业路128号的中央厨房送货，为此，金满堂批发部提交由其制作并经相关人员签收的送货单23份，送货单载明了送货日期、货物品名、规格、数量、金额，其中日期为2017年4月2日、编号为0002027、收货单位处为空白的送货单金额为24835元；日期为2017年4月13日、编号为0005710、收货单位处为空白的送货单金额为4850元；日期为2017年4月15日、编号为0002415、收货单位处为空白的送货单金额为46785元；日期为2017年4月15日、编号为0002417、收货单位为“鑫博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14255元；日期为2017年5月10日、编号为0001896、收货单位为“同发”的送货单金额为1670元；日期为2017年5月12日、编号为0005070、收货单位为“同发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33003元；日期为2017年5月12日、编号为0005***、收货单位为“同发餐饮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8535元；日期为2017年6月6日、编号为0001300、收货单位处为空白的送货单金额为7920元；日期为2017年6月6日、编号为0002676、收货单位为“同发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29200元；日期为2017年6月10日、编号为0002735、收货单位为“同发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6860元；日期为2017年6月10日、编号为0005076、收货单位为“同发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11030元；日期为2017年6月10日、编号为000***、收货单位为“同发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34320元；日期为2017年6月19日、编号为2525、收货单位为“同发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9177元；日期为2017年6月19日、编号为0002526、收货单位处为空白的送货单金额为1800元；日期为2017年4月22日、编号为0005707、收货单位为“同发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13440元；日期为2017年7月18日、编号为0001269、收货单位为“同发餐饮（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12180元；日期为2017年7月19日、编号为0001279、收货单位为“同发餐饮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7530元；日期为2017年7月22日、编号为0000015、收货单位为“同发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20875元；日期为2017年7月22日、编号为0000017、收货单位为“同发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12540元；日期为2017年9月23日、编号为0001116、收货单位为“同发未付、汤老板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38890元；日期为2017年9月23日、编号为0001121、收货单位为“同发未付、汤老板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20975元；日期为2017年9月30日、编号为0005084、收货单位为“**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23705元；日期为2017年9月30日、编号为0005087、收货单位为“同发未付”的送货单金额为20735元；以上送货单金额合计405110元。金满堂批发部主张送货单上签收的人员即李某、孔凡龙、蒋安华、树旺、刘广贞、吴秀英、王建中、孙鹰系同发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此，向本院向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基金和公积金管理中心调取同发公司的参保单位缴费明细，根据该明细同发公司于2017年3月至12月期间为树旺、李某缴纳社保，于2017年7月至12月期间为孔凡龙缴纳社保。同发公司陈述，上述人员并非同发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仅系代吴秀英缴纳社保。吴秀英确认，上述人员系其工作人员，工资由其支付，仅系以同发公司的名义缴纳社保，最终由吴秀英承担。金满堂批发部另提交其称送货时拍摄于同发公司调料间的公示照片，该照片显示“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调料卫生间，负责人（白班）姓名：树旺、职务：仓库管理……责任人：王建中……”同发公司对照片不予认可，吴秀英对照片无异议。关于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处载明的“同发餐饮”、“同发”、“汤老板”、“鑫博”的含义，金满堂批发部陈述，“同发餐饮”以及“同发”是指同发公司；汤老板帮吴秀英向金满堂批发部购买过一车货，相应货物送至同发公司处；“鑫博”是指鑫博餐饮，因送货初期不清楚同发公司的名称，故收货单位处注明鑫博；上述送货单载明的货物均送至同发公司处，其中大部分货物由金满堂批发部送货，数量少的货物由金满堂批发部通过货拉拉APP送货，就其通过货拉拉送货的情况，金满堂批发部提交货拉拉截屏一页，载明2017年7月18日至7月26日期间四次送货的起运地均为“苏州天环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目的地均为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满堂批发部当庭演示了上述证据的来源。同发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交货人并非金满堂批发部，且标记为同发公司的收货地址处至少还有五、六家企业，并不能证明金满堂批发部向同发公司送货。吴秀英质证认为，对证据无异议，货物确实是送到同发公司处。2017年7月22日，同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玉兵向金满堂批发部支付10万元，相应转账记录载明“4月金满堂冷冻品货款部分”。金满堂批发部主张因开票的原因，金满堂批发部的上游供应商即案外人上海澍树贸易有限公司向同发公司开具10万元的增值专用发票，由同发公司向上海澍树贸易有限公司支付10万元货款，为此，金满堂批发部向本院提交由“上海澍树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给同发公司金额为1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发公司于2017年8月31日向“上海澍树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加盖有“上海澍树贸易有限公司”印章的情况说明一份，情况说明载明：“本公司上海澍树贸易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食品。由于我公司客户昆山市玉山镇金满堂六和食品批发部购买冷冻鸡鸭产品一批，但无力支付的货款，特向本公司披露最终客户为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要求本公司向其客户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直接开具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31号账户转入货款人民币10万元整。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上海澍树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3月23日。”同发公司对将涉案10万元货款支付于上海澍树贸易有限公司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同发公司向金满堂批发部支付20万元货款的原因，同发公司陈述，由于吴秀英因资金问题无法支付供应商货款，同发公司根据吴秀英的申请向外支付货款，后从中央厨房客户的回款中予以扣除，但该支付模式仅系偶发情况。吴秀英陈述，每月底其将中央厨房的应收款以及应付款形成清单交付同发公司的财务人员，同发公司根据该清单向中央厨房的供应商支付货款，所以供应商的款项均由被同发公司支付，现金支付的除外。吴秀英于2017年6月25日向金满堂批发部经营者张媛支付1440元，于2017年6月26日向张媛支付3000元，于2017年6月26日向张媛支付50000元，于2017年9月30日向张媛支付50000元，于2017年11月8日向张媛支付32080元，于2017年11月16日向张媛支付22855元，于2017年11月28日向张媛支付42250元。鑫博餐饮于2017年5月27日向张媛支付50000元，于2017年10月17日向张媛支付54305元，于2017年11月23日向张媛支付30000元。以上金额合计335930元。金满堂批发部与吴秀英一致陈述，上述款项均系鑫博餐饮于2016年12月前结欠的货款，与本案所涉货款无关。金满堂批发部称，因货款已经清洁，相应的送货单已经销毁。2017年11月30日，吴秀英向金满堂批发部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本人吴秀英（系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采购）身份证……于2017年4月1日-2017年9月30日期间所欠昆山市玉山镇金满堂六和食品批发部（法定负责人：张媛）供货款人民币：424601元整（大写金额：肆拾贰万肆仟陆佰零壹）经双方协商，债务人必须于2017年12月30日前将所欠金额全部还清。如有变动双方协商而定。特此立据。债务人：吴秀英。2017年11月30日”在该欠条下方加盖有鑫博公司的发票专用章。关于欠条的形成过程，金满堂批发部陈述，金满堂批发部的送货工人及司机于2017年11月30日至同发公司位于宏业路128号的办公地点与该公司的不知名财务人员核对货款金额为424601元，金满堂批发部根据该金额制作欠条，金满堂批发部工作人员于次日持欠条至宏业路128号，由吴秀英在该欠条上签字并加盖印章，后金满堂批发部经营者发现欠条上加盖的印章并非同发公司印章，故派工作人员再次至同发公司处要求加盖同发公司的印章，但财务人员拒绝了相应要求。吴秀英认可金满堂批发部关于欠条形成过程的表述，并确认欠条上吴秀英的签字确实系其本人所欠签，但加盖印章的时候其并不在中央厨房，印章由中央厨房的财务人员汪思翠加盖。2017年12月28日，同发公司（甲方）与吴秀英（乙方）签订《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终止协议书，约定：“乙方合作人吴秀英于2017年3月18日于与甲方签订《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现因乙方吴秀英在履行承包协议过程中，自己经营不善，且多次违反《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第四条第3款、第10款等规定，将本项目款项用于其他债务清偿，导致本项目不能正常运营，同时债主不断向吴秀英催债严重影响甲方的正常工作和经营……现乙方同意乙方根据《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第七条第2款规定提前终止《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终止时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关于金满堂批发部与吴秀英之间的交易往来，金满堂批发部与吴秀英陈述，吴秀英工作人员于2015年开始在金满堂批发部摊位上以现金形式购买货物，2016年金满堂批发部向鑫博餐饮送货。金满堂批发部与吴秀英一致认为，金满堂批发部与同发公司成立涉案合同关系，由吴秀英以同发公司的名义向金满堂批发部购买货物。就金满堂批发部主张的同发公司向其购买货物的事实，金满堂批发部提交张媛与其称为同发公司厨师长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载明备注名为“同发采购厨师长刘”与金满堂批发部协商货物采购及付款事宜。金满堂批发部主张系与同发公司的财务核对涉案账目，并提交张媛与其称系徐小英（备注名为同发徐会计）及汪思翠（备注名为同发财务）的微信聊天记录，备注名为“同发财务”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为张媛与对方确认开票信息以及张媛与其核对账目并催讨货款。备注名为“同发徐会计”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为：对方告知“老板娘”已转账10万元货款。同发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否认汪思翠、徐小英系其公司员工。吴秀英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确认汪思翠系其会计，徐小英系同发公司的会计。同发公司否认其与金满堂批发部之间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向本院提交范某、李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汪思翠”出具证人证言，范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其于2010年至2017年12月期间在鑫博餐饮从事驾驶员工作，由吴秀英向其支付工资，2017年3月至12月期间华通电脑、云白烟囱等9家客户由鑫博餐饮经营。李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其于2017年3月起在吴秀英处工作，工资由吴秀英支付，吴秀英的单位叫“鑫博餐饮服务中心”，职务为厨师长，故也代表吴秀英与供应商接洽，但主要的订货由吴秀英的另一工作人员刘广贞负责，2017年3月至12月期间吴秀英负责配送的单位中一部分为同发公司的客户，一部分为鑫博餐饮的客户。“汪思翠”的证人证言载明其于2013年8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在吴秀英处工作，从事客户及财会类工作，2017年3月吴秀英带其至同发公司处，其听说吴秀英与同发公司之间为合作关系。金满堂批发部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吴秀英确认为上述人员系在中央厨房工作，而非鑫博餐饮。证人范某、李某到庭确认情况说明以及金满堂批发部提交的调料间照片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成立的当事人，应当对法律关系成立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金满堂批发部主张其与同发公司成立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应当对此承担证明责任，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一审法院无法认定金满堂批发部与同发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一、合同的订立方面。在本案所涉交易前金满堂批发部与吴秀英为经营者的鑫博餐饮已存在交易往来，且吴秀英与同发公司签订的《餐饮项目承包协议》明确约定吴秀英不得以同发公司的名义对外营业。金满堂批发部主张吴秀英以同发公司的名义向其购买涉案货物，但未举证证明吴秀英有权以同发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同发公司事后对此亦未予追认；二、合同的履行方面。对涉案送货单上签收的人员，同发公司否认系其工作人员；吴秀英确认上述人员系其工作人员，工资由其支付，与同发公司无关，即无证据表明涉案货物由同发公司的工作人员签收。另，对于同发公司向金满堂批发部支付20万元货款的事项，同发公司陈述其系根据吴秀英的申请代为支付，吴秀英陈述同发公司根据其申请对外支付货款，即同发公司向金满堂批发部支付20万并非履行买卖合同下买受人支付价款义务的行为；三、货款的结算方面。金满堂批发部主张其与同发公司的财务人员汪思翠、徐小英对账结算，并提交相应微信聊天记录，同发公司否认汪思翠、徐小英系其工作人员，吴秀英确认汪思翠系其财会人员，金满堂批发部未举证明证上述人员系同发公司工作人员或有权代表同发公司结算货款。另，由金满堂批发部制作并经被告吴秀英签字确认的欠条上载明的债务人系吴秀英而非同发公司，欠条上加盖的亦非同发公司印章，即同发公司未对欠条所涉债权债务关系予以确认。综上，负有举证责任的金满堂批发部未能证明其与同发公司之间存在涉案合同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基于合同关系要求同发公司支付涉案款项的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碍难支持。金满堂批发部提交的欠条上载明债务人应于2017年12月30日前付清结欠金满堂批发部的货款424601元，吴秀英在债务人处签字确认，且吴秀英对金满堂批发部主张的货款金额无异议，该款吴秀英至今未付，已构成违约，故原告要求吴秀英支付424601元以及自2018年1月10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至吴秀英实际付款之日止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一并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吴秀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满堂批发部货款42460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424601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0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驳回金满堂批发部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审中，金满堂批发部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三页，证明金满堂批发部一直和同发公司联系付款事宜并要求同发公司的会计开具抬头为同发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该微信聊天记录已由金满堂批发部在一审中提交，并经过一审法院举证质证，故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是金满堂批发部主张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系同发公司，依据是否充分。首先，金满堂批发部确认其自2015年起即与吴秀英个人及吴秀英经营的鑫博餐饮存在交易往来，故其对吴秀英的身份清楚明知。现其主张2017年4月吴秀英代表同发公司与其订立合同，则应由金满堂批发部提供证据证明吴秀英具有同发公司的授权或是吴秀英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其次，金满堂批发部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在2017年4月开始的交易中，吴秀英系以同发公司的名义与其订立合同，且从金满堂批发部提供的送货单来看，抬头包括“同发餐饮”、“同发”、“汤老板”、“鑫博”等名称，均未特定指向同发公司，故难以认定金满堂批发部明确其合同相对人为同发公司。第三，金满堂批发部为主张其与同发公司对账，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但该聊天记录中的相对方虽备注名称为“同发财务”或“同发徐会计”，但并无证据证明该二人系同发公司工作人员，亦无证据表明其代表同发公司对账。根据同发公司与吴秀英之间的内部合同，即便存在接收发票和代为支付款项的行为，亦具有一定合理性，在同发公司未明确接收发票和支付货款系履行买卖合同行为的情况下，难以认定该行为构成对合同关系的追认。因此，本案中，金满堂批发部并无证据证明吴秀英在订立合同时系以同发公司名义，亦无证据证明吴秀英有权代表同发公司或金满堂批发部有理由相信吴秀英有权代表同发公司订立合同，故金满堂批发部主张合同相对人系同发公司，依据并不充分。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金满堂批发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40元，由昆山市玉山镇金满堂六和食品批发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小安审判员  冯月青审判员  李晓琼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 汐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