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赣行申22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利斌，男，汉族，1986年10月26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委托代理人罗嗣弘，江西弘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九江市水利局，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八里湖新区市民服务中心主楼**楼**。法定代表人叶树国，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汤雷，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利斌因其与九江市水利局水利行政赔偿一案，不服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赣04行终5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10月20日，九江市水利局执法人员在朱袍山水域巡查时，发现一艘无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无船舶检验证书、无船舶国籍证书的船舶在该水域滞留，经对船上人员陈齐善询问，该船舶系“三无”船只，且无法确定船舶所有人，故根据《九江市鄱阳湖区采砂船舶（机具）管理暂行规定》，对该船进行集中停放，并将该船舶拖至星子县南门口码头附近水域的集中停放点。次日，经九江市水利局执法人员对船上人员刘爱党、侯绪柱进行询问，仍无法确定船舶所有人，后船上人员全部离开，无船上人员对该船进行管理。至2015年4月5日，该船舶遭遇大风浪冲击导致沉没期间，亦无任何人员对该船舶主张权利。2016年6月13日，利斌向九江市水利局主张该沉没船舶系其所有并要求被告予以赔偿未果，故诉至法院。该案在审理期间，2017年5月21日，经相关部门采取打捞措施，2015年4月5日沉没的船舶现已打捞出水，并停放在星子县南门口码头集中停放点附近水域。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利斌提供的买卖合同，其虽为买卖合同的甲方购买人之一，但其提供的付款凭证未载明付款人为利斌，且收款人与买卖合同上的乙方出卖人不符，付款金额与合同约定的预付款也不相符，故不能证明利斌付款的事实，亦无法证明该船舶买卖行为实际发生。同时，利斌无法提供船舶的所有权证书，且根据九江市水利局执法人员对星子县南门口码头附近水域集中停放点的沉船船上人员的调查，船上人员亦证实利斌并非沉船的所有人。虽然其提供都昌县周溪镇人民政府及黄湖村委会的证明来证实其是主机型号为Y6M295C，生产许可证号为XK06-002-00103的16寸钻井吸沙船的船主，但该证明并不能证实2015年4月5日星子县南门口码头附近水域集中停放点沉没的船舶即为利斌提供的买卖合同上购买的船舶，该证据不能证实利斌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综上，利斌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2015年4月5日在星子县南门口码头附近水域集中停放点沉没的船舶系其所有，其与该案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利斌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驳回利斌的起诉。二审法院认为，涉案采砂船系一艘无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无船舶检验证书、无船舶国籍证书的“三无”船舶。利斌在无合法证照证明其属该船舶所有权人的情况下，为证明其为船主，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有关证明材料，因相关材料多处存疑，不能有效证明其为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人，一审法院依法对此未予认定。因此，在本案中，确实存在利斌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一审法院以此裁定驳回利斌作为原告的起诉并无不当；其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再则，涉案采砂船于2014年10月20日被执法人员指令拖离原停泊地点之行为发生时，利斌当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而利斌却在时隔两年三个多月后的2017年1月23日以船主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且无起诉期限被耽误的法定理由。在此情况下，利斌即使有合法证照能够证明其为适格的原告时，也改变不了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得当，依法应予维持。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利斌申请再审称：第一，申请人是涉案船舶的船主。1.2013年其与案外人陈强签订买卖合同，以96万元的价格从陈强处购买了一艘16寸的钻井采沙船，陈强向申请人交付了涉案的采沙船，申请人依照合同约定陆续主要以现金方式，部分以申请人亲属名义支付给陈强制定的账户，支付了全部购房款。申请人与陈强签订的合同，主体适格，双会公共利益，是合法有效的，且已全部履行。2．申请人提供的陈齐善等调查笔录中，陈齐善回答船主是利意民，而利意民系申请人的胞兄，购买涉案船舶占有小股份，可以算船主之一。陈齐善的书面证明记载“2014年10月20日由958号公安大艇抓来的16存钻井泵，主机型号Y6M295C、生产许可证号为XK06-002-00103泵主是利斌，当时我在泵上打工。”申请人提供的都昌县周溪镇人民政府及黄湖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都有涉案船舶主机型号为Y6M295C，生产许可证型号，这是不锈钢牌固定在船舶主机上的，本案涉案船舶已经打捞出水，而沉船上的钢牌信息与申请人提供的合同及其他证据中的型号及生产许可证号等信息完全吻合。3.2015年4月6日，申请人接到星子县执法点沉船的电话通知，及事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国家或者社后申请人多次找执法机关协商处理沉船问题，充分印证了申请人是船主的事实。第二，本案未超过起诉期限。申请人是2015年4月6日接到星子县执法点工作人员电话通知才知道涉案船舶在因被申请人扣押期间未尽妥善保管之责致使船舶沉没，二审裁定认定从2014年10月20日申请人船舶被拖至星子执法点时起算诉讼期限，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申请人在得知涉案船舶沉没后，即向星子执法点的执法人员协商处理，但先后找了都昌水利局、九江市河道采沙管理局等部门，其均说不是其职责范围，后申请人得知同时被扣船的杨国尾，有关部门已对其进行罚款处理，申请人即按罚款决定书上显示处罚机关是被申请人，这才知道本案行政主体是被申请人。综上，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二审裁定维持错误，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再审。九江市水利局答辩称，第一，申请人不是适格主体。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五条、十三条之规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是依法确定船舶所有人的法定凭证，本案中，涉案采砂船未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提供取得船舶所有权的证明材料，未经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登记，因此，申请人不能确定为船舶的合法所有人，申请人以船舶所有人来主张涉案采砂船的权利于法无据。2．申请人提供的买卖合同及付款凭证不能证明利斌为买受人。该合同收款人与买卖合同上的乙方出卖人不相符，付款金额与合同约定的付款也不相符，更没有银行流水佐证数额巨大的交易金额，故不能证明申请人付款的事实。申请人提供的周溪镇政府、黄湖村委会、陈齐善等所为证明，来作为认定其是涉案船舶所有人的依据，不能成立，但上述证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要求，且执法机关在对陈齐善等人的询问时，陈齐善回答船主是利意民，显然在船上员工都不知道船主是谁，那么没有在买卖合同签订现场见证的村委会是何以能盖章证明泵主是利斌的？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是主机型号为Y6M295C，生产许可证号为Xk06-002-00103的16村钻井吸砂船的船主，但根据其提供的其他材料，证实申请人为16村钻井泵的泵主，Y6WM295C为钻井泵编号，并非采砂船船体编号。可见申请人所主张其所有权的采砂船根本就是一艘无编号、无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的船只，通过非法手段运至江西境内拼接，即使申请人主张船舶的所有权成立，涉案船舶也属于用于非法采砂的违法工具，不具备财产价值。第二，申请人的行为涉嫌犯罪。其使用非法船舶非法采砂行为理应受到法律制裁。第三，被申请人执法符合法律规定。采砂船集中停放时船舶安全及管护由申请人负责。第四，申请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申请人2014年10月21日就已经知道其采砂船集中停放的事实，其2017年1月23日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起诉期限。综上，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一致。另查明，江西省庐山市地方海事处向利斌（利彬）送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其作为沉船所有权人于4月27日前到庐山市地方海事处接受沉船打捞处理相关事宜，于5月5日前清除沉船。本院认为，申请人利斌一审期间提交了涉案船只的买卖合同，相关证人证言，二审期间又提交了庐山市地方海事处以利斌为沉船所有人身份，向其送达的责令整改通知书，已经可以证明其是涉案船只所有权人的事实，九江市水利局主张利斌不是所有权人，但并未提供相关的反证。因此，一、二审法院认定利斌不能证明其是涉案船只所有权人错误，应予纠正。但《江西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采砂船舶（机具）在禁采期内，以及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采砂船舶（机具）在可采期内，均应当停放在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集中停放地点，并由采砂船舶（机具）所有者负责管护。无正当理由，不得擅自离开指定的集中停放地点。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九江市水利局认为涉案船舶在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形下采砂，故将其拖至集中停放点的行为并不不当。涉案船舶在集中停放点停放期间，应当由船舶所有者即利斌负责管护，该船舶在集中停放点放置期间沉没，亦应由利斌承担责任。涉案船只的沉没与九江水利局的集中停放行为并无关联，因此，利斌起诉要求确认九江市水利局未尽妥善保管行为违法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妥。综上，利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利斌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江怀玉审判员  陈雯雯审判员  章 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丁雪书记员张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