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2行终3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雷，男，196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 委托代理人冯绍刚、赵飞（特别授权代理），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江北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住所地宁波市江**正大路****。 法定代表人汪荣秋，主任。 委托代理人郑东雷（特别授权代理），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向荣（特别授权代理），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宁波市江北区孔浦街道拆迁办公室，住，住所地宁波市江**环城北路东段**/div> 法定代表人戴晓伟，主任。 委托代理人汪静（特别授权代理），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凌铮（特别授权代理），该单位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宁波丰群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宁波市江**大庆北路**iv> 法定代表人吕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翔（特别授权代理），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国雷因诉被上诉人宁波市江北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江北房屋中心）非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行政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205行初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1月14日，被上诉人原宁波市江北区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原江北征收办）、宁波市江北区孔浦街道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孔浦拆迁办）与宁波丰群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群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北区政房征决20171-0002的《非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对位于大庆北路131号的房屋进行征收，货币补偿合计56540837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14日，被告原江北征收办、第三人孔浦拆迁办与第三人丰群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北区政房征决20171-0002的《非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对第三人丰群公司位于大庆北路131号的房屋进行征收，货币补偿合计56540837元。原告王国雷认为，其作为第三人丰群公司自管公有住房的合法承租人，有权获得征收补偿。被告江北征收办、第三人孔浦拆迁办与第三人丰群公司签订征收协议，将原本应属于原告部分的补偿款发放给了丰群公司，侵犯其合法权益，故于2019年1月7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江北征收办、第三人孔浦拆迁办与第三人丰群公司签订的征收协议违法，并予以撤销；2.判令第三人丰群公司将征收补偿款返还给原告。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以下简称《补偿办法》）的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被征收人指房屋所有权人。故被告原江北征收办、第三人孔浦拆迁办根据产权证明与第三人丰群公司签订案涉征收补偿协议，并无不当。本案中，案涉房屋性质为非住宅房屋，而非原告诉称的公有住宅，原告既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亦非《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被征收房屋承租人。根据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对租住的位于大庆北路131号的房屋享有征收利益。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国雷的起诉。 上诉人上诉称，一、根据《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不管涉案房屋是住宅房屋还是非住宅房屋改作住宅房屋，上诉人王国雷最迟在1998年3月就已经在涉案房屋居住，此后20余年间，上诉人一直以单位自管公有住房承租人的身份居住于涉案房屋，应认定为《补偿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被征收房屋的承租人。被上诉人原江北征收办的相反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二、涉案房屋并非无证住房或违章建筑，被上诉人原江北征收办认定涉案房屋属于原国有企业的无证公有住房，丰群公司认为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所有所谓“26间开头”房屋均为原国有企业自行搭建的违章建筑，企业对其不享有合法产权，故不属于企业的自管公房，上述说法均与各自提供的证据矛盾。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所有26间房屋，分别座落于第3、第4和第104幢，被上诉人原江北征收办一审中提供的第8组证据中，甬房权证江北字第××、第××号等证实这三幢房屋并非没有产权证书，故两被上诉人关于涉案房屋为无证房屋或违章建筑的主张，并无根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江北房屋中心辩称，一、其提供的《房屋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和丰群公司提供的26间出租房表格等证据证实上诉人王国雷承租的平房系无证房屋，不是丰群公司的自管公房，不能作为自管公房的分配房源。根据浙江省水产加工贮运公司与王国雷签订的《临时租赁住房协议》，该公司系为了解决王国雷住房困难而出租涉案房屋，并且约定“另有分配或购买住房应归还”，同时，该公司在1999年国家取消福利分房政策前最后一次分房的房源是编号为7号楼的原集体宿舍，当时王国雷因妻儿户口均在奉化，且有自建住房，不符合条件而未分得职工住宅。故王国雷所称的以单位自管公有住房的承租人身份租住房屋，与事实不符。二、王国雷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原告主体资格。王国雷所在单位—由原国有企业浙江省水产加工贮运公司改制而成的浙江省远洋渔业集团宁波水产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在《07申购限价房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上年度收入和住房证明》中盖章确认“单位分配住房情况：承租公有住房”，其意是指王国雷依一般租赁关系承租了该平房，并非指其依自管公房福利分房原因承租了该平房。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孔浦拆迁办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江北房屋中心一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丰群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王国雷未提供相关产权登记材料证实涉案房屋为合法产权房屋，其租住的平房是转制前的浙江省水产加工贮运公司在厂区内未经土地、规划部门审批而自行搭建的违章建筑，并非该公司的自管公房。其提供的26间出租房表格结合被上诉人原江北征收办提供的《房屋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等证据证实这一点，故涉案房屋不能作为自管公房的分配房源。二、上诉人王国雷并非基于福利分房原因承租涉案房屋。根据浙江省水产加工贮运公司与王国雷签订的《临时租赁住房协议》，该公司系为了解决王国雷住房困难而向其出租涉案房屋，并且约定“另有分配或购买住房应归还”，同时，该公司在1999年国家取消福利分房政策前最后一次分房的房源编号为7号楼的原集体宿舍，王国雷因妻儿户口均在奉化，且有自建住房，不符合条件而未分得职工住宅。故王国雷所称的以单位自管公有住房的承租人身份租住房屋，与事实不符。三、王国雷作为一般承租人，对被诉协议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王国雷所在单位—原国有企业浙江省水产加工贮运公司改制而成的浙江省远洋渔业集团宁波水产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在《07申购限价房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上年度收入和住房证明》中盖章确认“单位分配住房情况：承租公有住房”，其意是指王国雷依一般租赁关系承租了该平房，并非指其依自管公房福利分房原因承租了该平房。同时，2009年6月3日，王国雷经审批购得位于江北区××春色××室限价商品房，依《临时租赁住房协议》约定，应当归还涉案房屋，上诉人认为其在2017年6月6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发布时，仍为房屋承租人，与事实不符。综上，认为一审法院裁定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审过程中，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根据原有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因机构改革，二审过程中，原江北征收办更名为江北房屋中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上诉人主张其承租的房屋系单位自管公有住房，但对于涉案房屋是否为公房，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该房屋的合法产权登记资料的证据。被上诉人原江北征收办提供的丰群公司的甬房权证江北字第××号、第××号、第××号、第××号、第××号、第××号、第××号等7本《房屋所有权证》、《房屋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及甬汇信估字BS20170012号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与被上诉人丰群公司提供的26间出租房表格相结合，能够证实上诉人王国雷承租的平房并未在上述房产证中登记、在征收补偿过程中是作为无证房屋认定的。上诉人主张甬房权证江北字第××、第××号等房产证的存在并不影响该事实的认定。上诉人虽然长期居住在涉案房屋内，因该房屋并非企业合法的自管公有住房，上诉人不能以公房承租人的身份对北区政房征决20171-0002的《非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提起诉讼。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陈碧儿 审判员  谭星光 审判员  秦 峰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