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28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居某1，男，1961年11月6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某（系居某1妻子），女，1964年10月3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文达，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居某2，女，1982年2月10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锋（系居某2丈夫），男，1981年10月28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文达，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居某3，男，1952年5月14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喆，江苏欣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昌俊，江苏欣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居某4，男，1955年5月17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原审第三人：居某5，女，1950年7月13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原审第三人：居某6，男，1983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上诉人居某1、居某2因与被上诉人居某3、原审第三人居某4、居某5、居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苏0492民初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居某1、居某2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苏0492民初46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进行改判；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出具的《关于家庭资产情况及安排意见》，实质上应是本案继承中的代书遗嘱，该遗嘱应当认定无效，理由如下：首先，从形式要件来看，该安排意见并没有两个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个见证人代书，并且在安排意见上签字确认。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从内容上来看，第一，被继承人居某7以及继承人的签字不是同一日期在现场签字，并且代位继承人居某2、居某6和被继承人王某没有签字确认，所以除居某3之外继承人以及被继承人王某无法见证立遗嘱时的真实情况。从被继承人签字的日期来看，当时被继承人已经病重处于昏迷状态无法完成签字，其中签字的子女都无法相信被继承人的签字是真实的，更不能确认该安排意见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关于遥观东村386号位于居某1房屋西侧楼房和厨房楼梯间地产的分配，安排意见上陈述“该房屋领产权时博华在部队。楼房和厨房楼梯间为博华所有”，但据了解该房屋领产权证时是1997年，1997年被上诉人居某3早己转业多年回到家中。可见安排意见中的陈述与事实矛盾，不可采信。本案中的安排意见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重大的瑕疵，依法应当认定无效，一审法院不仅没有确认无效，并且还多次采用其中陈述的内容作为判决的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中认定居某1、居某3、居某4、居某5在居某7和王某生活、生病期间，确实尽了较多的抚养照顾义务，该四人适当多分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并没有相关证据证实该四人尽了较多的抚养照顾义务，不知一审法院从何得出该结论。事实上被继承人在生活和生病期间是请保姆来照顾的，保姆的工资是除代位继承居某6之外的其他几位继承人和代位继承人居某2共同承担的，继承人和代位继承人都尽到了该尽的抚养照顾义务。三、一审法院对被继承人居某7和王某遗产调查不足。一审中，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对被继承人居某7、王某名下的银行存款进行了调取，并且调取了继承人居某8的名下遗产。1、根据一审法院调查银行存款显示，农业银行遥观支行在2018年6月11日出具了一份关于王某、居某8的通知书，两人在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无存款，但农业银行又出具了居某8银行卡存款显示名下存款为790元，从此可以理解农行2018年6月11日出具的上述无存款通知书，说明的是无存单存款，并不是无银行卡存款。但一审法院只对居某7在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存款进行了查询，并未对居某7是否有存单存款进行调取。2、继承人居某7病重时己经昏迷，其他继承人存在故意隐匿、侵吞被继承人财产的可能性，被隐匿和侵吞的财产也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因上诉人无法自行取得该被继承人银行存款的证据，希望二审法院依职权再次进行调查，补足该证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及存在取证不足的瑕疵。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进行改判。居某3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1、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正确。上诉人认为《关于家庭资产情况及安排意见》是代某,4遗嘱，应认定为无效。事实上，一审判决并未认定本案为遗嘱继承，而是认定应适用法定继承办理。安排意见中有部分内容对将来可能涉及的继承情况做了表述，但其主要目的应是居某7作为父亲就其夫妻二人的养老、赡养问题对子女所作的相关交待与要求，并就家庭重大财产情况向子女作书面交代，以免子女产生矛盾。特别是居某7的配偶王某因身患老年疾呆，无法就将来的生活及继承问题单独对子女作出准确的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居某7作出上述安排意见并无不妥。同时，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对于居某7去世后留下的相关财产，需待王某去世后扣除其身前开销，方能进行分割。所以在居某7去世后，王某去世前，并不能将其遗留的财产直接进行分割。由此不难看出，一审法院的判决法律适用是非常正确的。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首先，上诉人否认居某1、居某3、居某4、居某5在居某7和王某生活、生病期间，尽到了较多的抚养照顾义务，并认为上述四人不应适当多分得遗产，该观点不应予以支持。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就居某7和王某生前的赡养情况作了详细的表述，不难看出，上诉人居某2的父亲居某8生前对父母的照顾相对较少，本案第三人居某6虽然对外公外婆照顾较少，但能经常探望外公外婆，所以在分割遗产时适当对居某2、居某6少分遗产并无不妥，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另外，上诉人居某1否认其对父母尽到了较多的抚养照顾义务，但在实际分割财产时却多分得了部分财产，明显自相矛盾。其次，关于本案居某7和王某的遗产范围，被上诉人认为：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的合法财产总和。本案中，居某7签署安排意见时，确认现金款项为32万元，居某1、居某3、居某4、居某5均先后在安排意见上签字确认，且居某6对此并无异议。各方当事人在王某去世后对上述剩余钱款进行了分割，上诉人居某1参与了遗产分配的整个协商过程，居某6对分配方案也无异议，居某2虽未参与协商过程，但按照居某7的身前安排，对其适当少分遗产，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再有，关于案涉房产的权属问题，居某7在安排意见中，对该房产的由来及归属，已予以明确说明，本案居某4、居某5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也可以证明，该房产为被上诉人出资建造，关依法实际拥有该房屋的产权。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居某4、居某5述称，认可一审判决。居某6未发表书面陈述意见。居某1、居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分割原被告之父母死亡后所遗留的遗产：（1）存款进行分配（暂估37万元，以最后对账查明的为准）；（2）位于武进区房屋西北面后排的房屋（房屋面积约80平方米，暂估价约5万元左右）。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居某7与王某生前系夫妻，二人共育有四子二女，分别为居某5、居琴仙、居某3、居某4、居某8、居某1。居琴仙于1986年死亡，居某8于2015年11月7日死亡。原告居某2系居某8的独女、第三人居某6系居琴仙独子。居某8生前曾在一段时期内，因与父母存在矛盾未与往来。王某生前因患病，多年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无劳动能力和足够生活来源。居某7于2015年12月29日死亡，王某于2017年6月1日死亡。2015年12月3日，居某7在一张名为《关于家庭资产情况及安排意见》（以下简称《安排意见》）的文字打印材料上签名。后，居某3、居某1、居某5、居某4亦在该材料上签名。2017年7月17日，原告居某1又在该材料上注明“只针对余款分配（不代表房产权）”。该《安排意见》载明：“……父母均已高龄八十有余，年事甚高，且身患多种疾病，幸得子女孝顺照顾，尚能安度晚年。因父母节俭持家，尚有部分积蓄及家产，考虑父母赡养及百年之后资产处置，现提出家庭资产情况及安排意见如下：一、资产基本情况：分为现金、房屋、家具三部分。1、现金存款：父母节俭持家，尚有部分现金积蓄，共32万元。分别以定期存款存于农业银行遥观支行和江南农村商业银行。2、房屋：房屋基本情况是子女分居时分配博平、博勇、博洪每人平房和楼房各一间，各自均有产权；父母居住遥观东村386号，位于博洪房屋西侧平房、楼房和厨房楼梯间。子女分居时分配给博华的平房，因领产权时博华在部队，所以位于博洪房屋西侧平房地产在博洪的同一地产证上；楼房和厨房楼梯间为博华所建，所有权为博华所有。……二、资产等安排意见：1、现金资产：共32万元现金存款列为父母就医与生活保障金，由父母全权支配使用。父母百年后如有剩余，一女三男可平摊继承，并适当考虑博勇、琴仙后辈；如有缺额，由一女三男平摊负担。父亲的退休金与母亲的社保金为父母生活费用，目前照顾父母的保姆护理工资由三男各自每年承担4000元，不足部分由父母生活费承担，如父亲百年后母亲健在，父母就医与生活保障金和母亲社保金不足以支付母亲就医与生活、护理费用时，不足部分由一女三男平摊负担。父母丧事费用也由一女三男平摊负担。2、房屋：子女分居时已分配博平、博勇、博洪各自平房和楼房各一间，并都有产权，除位于博洪房屋西侧楼房和厨房楼梯间为博华所建，所有权为博华所有外，位于博洪房屋西侧的平房房地产权应划归博华所有。博华的房屋仍暂由父母居住转动……”。2017年7月，原告居某2的母亲居某9、居某6、居某5、居某1、居某4均在一张名为《2017年父母赡养金收支情况及继承分配建议》（以下简称《分配建议》）的文字打印材料上签名，载明：“赡养金结余23.92万元，按4.5份均分，每份约5.3万元。一女三男琴风、博华、博平、博宏各得一份5.3万，共21.2万元，余2.72万元，博华让0.28万，博勇、琴仙的子女共得0.5份，2.72+0.28=3万元，凌娜得2万元，立波得1万元”。后居某9确认收到20000元，居某6确认收到10000元，原告居某1和第三人居某4、居某5各确认收到53000元。原告居某2对于其母亲收到的20000元，予以认可。现两原告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系继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本案中，虽然被告提交了由被继承人之一的居某7及原告居某1、被告居某3及第三人居某4、居某5等人签字确认的《安排意见》，但是一方面纵观整个《安排意见》的内容，其中虽列明了居某7、王某夫妻财产情况，但无论是现金存款还是家具家电，均为父母就医及生活所用，需在父母均去世后如有剩余的情况下，子女方能继承，并特别强调，“如父亲百年后母亲健在，父母就医与生活保障金和母亲社保金不足以支付母亲就医与生活、护理费用时，不足部分由一女三男平摊负担”，故尽管该份《安排意见》其中部分内容对将来可能涉及的继承情况作了表述，但其主要目的应是居某7作为父亲就其夫妻二人的养老、赡养问题，对子女所作的相关交待与要求，并就家庭的重大财产情况向子女作书面交代，以免子女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安排意见》中所列财产中应涉有居某7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未进行分割的情况下，即便如其子女所言，王某患有老年痴呆症，意识不清，但仅有居某7一人签名，并无王某签字，仍不能当然认定居某7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即是代表了王某的意思表示。而对于本案遗产的分割，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对于居某7去世后留下的相关财产，需待王某去世后扣除王某生前所花费相应的生活费、医疗费等费用后，才能进行分割，故不宜在居某7去世时将其个人遗留的财产进行区分后，由其继承人先行继承分割。因此，本案中不能直接以《安排意见》中确认的财产范围作为遗产范围进行分割，亦不能将《安排意见》作为办理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继承分割被继承人居某7和王某的遗产所应依据的遗嘱。又因各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被继承人居某7和王某生前立有其它遗嘱，故本案继承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但是，对于两原告在庭审过程中认为该《安排意见》中居某7的签字不是其亲笔签名的意见，因两原告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居某1等人均于居某7死亡前,先后在《安排意见》上签名，亦有相关见证人员签字，签名时均未提出此异议，故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不予支持。对于本案中居某7和王某的遗产范围，两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对居某7和王某死亡后遗留的存款进行分割，并暂估为37万元，一方面，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房屋、储蓄等,遗产的范围是以公民死亡时为时间节点进行确认，两原告并未能举证证明居某7和王某死亡时，特别是在王某死亡后，该二人遗留的存款数额为37万元，或存款高于该数额。另一方面，虽然原告居某2未在《安排意见》中签名，但对于《安排意见》中所列明的32万元存款，不仅居某7本人在生前予以了签字确认，原告居某1、被告及第三人居某5、居某4亦在《安排意见》中签名，而原告居某1明确表示“签字的时候上面有32万元的字样”，且第三人居某6亦表示对此无异议，可以说明居某7与王某的绝大多数继承人对该存款数额予以了确认。对于两原告在诉讼过程中，认为居某7死亡时所遗留的实际储蓄存款金额应超过《安排意见》中所列明的32万元，被告居某3作为遗产管理人可能存在侵吞遗产的行为，但两原告同样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实际侵吞了两被继承人的遗产及所侵吞遗产的具体数额是多少，故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不予认定。对于2017年7月期间，原、被告及第三人在王某去世后对上述32万元中剩余的钱款所进行的分割，虽然原告居某2和第三人居某6作为代位继承人并未参与协商，但就原告居某1与被告及其余两位第三人协商分配遗产的方案，即原告居某1继承53000元、被告居某3继承50200元、第三人居某4和居某5各继承53000元、原告居某2继承20000元、第三人居某6继承10000元，第三人居某6已表示认同，原告居某1与被告及其余两位第三人实际参与了遗产的分配协商经过，应无异议。从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的法律角度考虑，原告居某1、被告居某3、第三人居某4、居某5在居某7和王某生活、生病期间，确实尽了较多的扶养照顾义务，故该四人适当多分居某7和王某的遗产，符合《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居某2作为代位继承人可以继承她的父亲有权继承的份额。而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考虑其父亲居某8生前与父母的关系情况及对父母所尽的赡养义务的情况，以及《继承法》上关于继承人应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处理继承问题，由居某2代位继承20000元，虽少于上述四人的继承份额，但多于第三人居某6所继承的份额，并未显失公平，符合法定继承的规定。因此，对上述遗产分割方案应予维持，对两原告要求分割居某7和王某死亡后遗留的存款37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两原告要求分割位于武进区遥观镇东村村委东村386号房屋西北面后排的房屋（房屋面积约80平方米，暂估价约5万元左右）的诉讼请求，一方面，虽然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了部分他人书写的材料，用以证明该房产由居某7所建，但并不能作为该房产的产权证明材料，不足以证明该房产为居某7和王某所有。另一方面，在《安排意见》中对于该房产的来由及归属，已进行了明确说明，并未表述为居某7和王某的夫妻财产。如前文所言，原告居某1及被告等人均未提异议。虽然原告居某1在2017年7月17日又在该《安排意见》上补写了“只针对余款分配（不代表房产权）”的字样，但是各方当事人在2015年12月期间，在《安排意见》上签名时，对其载明的内容和法律后果应是清楚明了的，现并无证据证明原告等人在签署该《安排意见》时存在误解，也无证据显示原告居某1在签名时存在被欺诈、胁迫等情形，各方当事人应是在真实意思表示下在《安排意见》上签名。因此，对于《安排意见》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意思，在无充分有效的证据材料证明该房产所有权人为居某7和王某的情况下，本案中不能认定上述房产系居某7与王某的遗产，对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居某1、居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原告居某1、居某2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居某1、居某2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了如下异议：1、对“居某1、居某3、居某4、居某5在居某7和王某生活、生病期间，确实尽了较多的扶养照顾义务”有异议，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谁照顾得多、谁照顾得少；2、对一审采纳《安排意见》中关于房产归属的说法有异议，《安排意见》不属于遗嘱，是无效的，不能以其作为判决依据；3、一审认定了《安排意见》中的32万元，但没有查清32万元的构成，居某3也没有陈述清楚，我们认为32万元的总额是错误的。居某3、居某4、居某5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过程中，本院依居某1、居某2的申请，向中国农业银行常州遥观支行和江南农村商业银行依法调取了居某7名下自2015年6月29日至今的存取款记录。其中，居某7在中国农业银行常州遥观支行有5笔存单取款记录，分别是：2015年9月8日取了一张本金3万元的存单，取款人签名为“居某7”；2015年9月21日取了一张本金2万元的存单，取款人签名为“居某7”；2015年12月23日取了两张本金5万元和一张本金2万元的存单，取款人签名为“龚玉芳”。居某7在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有7笔部提及销户的取款记录，分别是：2015年11月13日提取2万元，销户；2015年12月30日，部分提取1万元，2016年3月5日提取该账号下剩余的20669.17元后，销户；2016年1月22日，分别提取两个账号下的各42721.43元，销户；2016年2月5日，提取85442.87元，销户；2016年2月26日，提取20669.17元，销户。居某1、居某2、居某3对本院调取的居某7名下的存取款记录无异议。居某4、居某5对本院调取的中国农业银行常州遥观支行的取款记录无异议，对江南农村商业银行的记录未发表质证意见。居某6未发表质证意见。居某3认可中国农业银行常州遥观支行中龚玉芳签字的3笔共计12万元的存单、江南农村商业银行2015年12月30日的1万元以及同一账号下2016年3月5日的20669元均系由居某3的妻子龚玉芳提取，并陈述上述款项包含在《安排意见》的32万元中；对于中国农业银行常州遥观支行另2笔共计5万元存单，居某3认为系居某7生前自行支取，居某3从未占用过，扣除该两笔后，法院调查下来的存款数额，剔除利息因素，与《安排意见》中的32万元相差无几，更加证明了《安排意见》的真实性。在本院将调取的存取款记录交各方质证后，居某3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要求至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查询该行7笔取款的取款手续材料，以明确取款人。后居某3又自行撤回该调查令申请；居某1、居某2则在存取款记录质证后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材料：1、鉴定申请书，要求就《安排意见》中“居某7”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进行鉴定；2、调查证据申请书，要求对江南农村商业银行的所有存取款记录对应的取款人、取款时间进行调查，认为法院调取的记录仍有遗漏；并要求居某3就其代理人所说的认为有人可能私下多分的情况以及龚玉芳如何取得居某7的存单和现金的情况各自亲自进行说明；3、居某3的转业军人证明书和“居伯洪”的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各一份。本院认为，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本案中，对于居某7去世后留下的相关财产，各方均认为需待王某去世后扣除王某生前所花费的生活费、医疗费等费用后，才能进行分割；而从2015年12月的《安排意见》、2015及2016年的《父母赡养金收支汇总》、《2017年父母赡养金收支情况及继承分配建议》以及最终由居某9代居某2分得20000元、居某6分得10000元、居某1和居某4、居某5各分得53000元等情况综合来看，恰能反映各方秉持上述态度，协商确定遗产分割办法和份额的相应过程。遗产在协商分割完毕后，若非有证据证明继承人中有转移、隐匿相关遗产的行为，或其他受欺诈、胁迫等导致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否则法院对于重新分割的请求将不予支持。本案中，2015年12月的《安排意见》由居某7本人签名，该意见中所明确的定期存款32万元的数额与本院二审调查所得2015年12月后居某7在相应银行尚余存款本金33万元这一结果亦较为接近，其后的相关费用开支又有赡养收支情况加以记载，故两上诉人主张其他继承人存在故意隐匿、侵吞被继承人财产可能性的上诉意见，因其未提交相应证据且该主张与本院调查结果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居某1、居某2申请对《安排意见》中居某7的签名进行鉴定，但由于该申请事项应在一审中提出且二审提出时亦已超过举证期限，故本院不予准许。居某1、居某2申请调查存取款具体信息，因各方均已根据分配方案取得相关款项，故该调查在总额不因转移、隐匿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下，实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居某1、居某2提交的居某3的转业军人证明书和“居伯洪”的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均不属于新证据，也超过了二审的举证期限，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所提“《安排意见》应属无效的代书遗嘱”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一审已就该《安排意见》的性质做出了准确的认定，其不是遗嘱，更遑论遗嘱的效力问题。故本院对该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所提“没有证据证明居某1、居某3、居某4、居某5四人尽了较多抚养照顾义务，所以该四人多分没有依据”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本案并非法院依据法定继承的原则在各继承人间分配遗产，本案中的遗产分配方案是法定继承人间协商的结果，只是该方案同时也恰好体现了对《安排意见》的尊重以及对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考虑。本案中，各方在一审庭审中均对赡养问题进行过阐述，从中可以得出“四子女较居某2、居某6尽了较多照顾义务”的结论。居某2本人虽未在《2017年父母赡养金收支情况及继承分配建议》上签名，但其上有居某2母亲居某9的签名，且居某2也确认居某9根据该《分配建议》收到居某2名下2万元的事实，故一审考虑母女间在家庭事务处理上的紧密度，在居某2未举证证明该分配方案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对居某2要求重新分割遗产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本案所涉房屋，因各方在一审中明确该房屋没有产权凭证，且居某7签名的《安排意见》中明确提出上述房屋应归居某3所有，故一审法院未将其作为“居某7死亡时的合法财产”来加以处分，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居某1、居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居某1、居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耿华东审 判 员 王 佳审 判 员 龙孝云法官助理 李梅琼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夏 怡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