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36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郭林，男，1944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克愚、李姝静，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晟昀，男，1944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现住址汕头市龙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丽芳，福建厦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郭林因与被上诉人李晟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2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郭林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晟昀一审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李晟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释明的法律关系错误，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而非合同纠纷。1、本案讼争的《董事会决议》由苏郭林、李晟昀、苏波、秦桂珍、苏慧真签名。2002年8月18日的《章程》第十三条规定，本公司设立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授权公司成立董事会，但不设董事长和监事会，只设执行董事和监事。董事会由甲方四人（苏郭林，苏高铭，苏波，苏闽）；乙方三人（李晟昀、秦桂珍、李岚）组成，董事会是股东会授权的公司最高权力执行机构，并向股东会负责。《董事会决议》中签名的苏慧真既非桂闽公司董事会成员也非股东，也未见任何委托手续，其并非桂闽公司成员却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决议存在瑕疵。2、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讼争的《董事会决议》形式上虽系公司的内部决议，但李晟昀、苏郭林均在决议上签字，故该决议亦是双方之间达成的协议”。如上所述，《董事会决议》内容一共由五个人签字，只是对决议内容进行确认，《董事会决议》仅仅是股权转让的前置程序，不具有协议性质。一审法院认定决议是双方之间达成的协议，无事实与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认定：“李晟昀未与苏郭林办理桂闽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股权变更系仅是《董事会决议》项下的附随义务”。董事会决议内容中并未对股权何时办理变更，如何变更进行明确约定，一审法院断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合同主义务、办理股权变更是附随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合同具有相对性。根据合同纠纷的性质，协议签订主体应是双方，合同内容应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董事会决议中的多个人签订，也不是只有一方行使权利。因此本案并非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变更案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而非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仅有股权转让意向，尚未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一审判决认定为合同纠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非合同纠纷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作出判决，显属法律适用错误。三、讼争款项已过诉讼时效，李晟昀主张诉讼时效中断，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1、《董事会决议》中约定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期限是2008年6月30日，距离李晟昀起诉之日2018年7月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早已过了诉讼时效。2、苏郭林与李晟昀之间的债权债务应有明确约定，李晟昀主张讼争款项系苏郭林未支付，应由其举证证明其就讼争款项向李晟昀催讨过，并且确实起到了中断时效的法律作用。苏郭林向李晟昀支付另一笔借款的时间是2010年12月29日，之后李晟昀向苏郭林追讨股权转让款的短信或者信件最早是2016年下半年的，中间并无时效中断的证据。 李晟昀答辩称：一、一审法院释明的法律关系正确，本案系合同纠纷。本案讼争的合同就是苏郭林与李晟昀于2008年5月1日所签订的《董事会决议》，该决议约定：1、股东方李晟昀退出，由股东苏郭林独立经营。2、股东苏郭林退还给股东李晟昀的资本金于2008年6月30日前还清（资本金的构成详见本决议第5款）；如未按期还清资本金，则秦桂珍女士照样拿薪资直到还清资本金为止，且从2008年7月份开始，未还清之资本金转为借款按1.5%月利率计算利息。……5、李晟昀资本金人民币贰拾贰万伍仟元正（225000），其构成为原投资225000元减2006年4月30日前亏损48532元加2006年5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计两年承包金40000元加补差李晟昀8532元。李晟昀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就是依据上述约定而起诉的。从上述约定特别是第5款可以看出，上述条款所约定的核心内容就是苏郭林向李晟昀履行款项支付义务，且苏郭林应向李晟昀支付的225000元，其实际内容不仅仅包括李晟昀的原投资款225000元，还包括了李晟昀作为股东而承担的公司亏损48532元，以及苏郭林承包期间应当付给李晟昀的承包金40000元和补差给李晟昀的8532元，而苏郭林与李晟昀均在该决议上签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该董事会决议的内容完全符合这一法律规定，其名虽为董事会决议实际则为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决议是双方之间达成的协议，是完全正确的；而苏郭林所称该决议“仅仅是股权转让的前置程序，不具有协议性质”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认定股权变更系《董事会决议》项下的附随义务是正确的。当事人在2002年8月18日所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第十三条就明确约定了合作终止后股权如何变更做出了明确约定“合作期满后，如公司存续，则继续经营的一方应在一个月内另行找到合作方，并在终止合作决议签订后两个月内办理相关结算，支付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而无需在《董事会决议》中再赘述。合同具有相对性与签字人多少无关，只要当事人权利义务约定清楚即可。本案《董事会决议》对李晟昀和苏郭林的权利义务约定是清楚的，至于其他签字人，均为双方亲属，则更进一步证明了该协议签订是双方自愿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更体现了该协议内容是客观真实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是合同纠纷，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做出判决，适用法律完全正确。三、本案仍在诉讼时效内，未超过诉讼时效。虽然本案是在2018年7月起诉，时隔十年，但本案仍然在诉讼时效内，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李晟昀在一审时就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予以了证明。一审认定李晟昀多次向苏郭林催讨的债务包括了本案讼争债务，李晟昀的多次催讨构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既符合常理，也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首先，苏郭林在一审开庭时当庭承认李晟昀自2008年以来一直向其追讨9万元的欠款，与此同时，苏郭林竟然否认李晟昀一直向其追讨这22.5万元，这显然不符合情理，实则就是确认李晟昀一直在向其催讨本案讼争款项，诉讼时效中断。根据双方签订2002年8月18日《合作经营协议书》和章程，桂闽公司实际是由苏郭林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李晟昀以225000万元现金入股的而进行运作的，运营过程中流动资金不足时是由李晟昀将现金90000元借给公司并以房产贷款来保障的，也就是在桂闽公司运营中是以李晟昀的现金维持公司运作的，至2008年5月1日合作期限届满，双方终止合作而签订了《董事会决议》，无论是90000元的借款还是225000元资本金以及房产贷款的偿还支付事项，都在讼争的《董事会决议》中进行了明确约定，李晟昀不可能在向苏郭林追讨90000元时而不追讨这笔高达225000元的款项，苏郭林的辩解不符合常理。其次，李晟昀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自签订《董事会决议》以来，李晟昀一直以来都是通过电话、短信、登门拜访、约见面谈、书信等多种方式向苏郭林催讨讼争款项的，虽然证据中的短信、信件出现在2016年，但诉讼时效早已经中断。1.李晟昀一直以来多次书面催讨讼争款项：李晟昀一审提交的证据第37页载明“我方根据决议的规定，每年都多次向你询问债务之事，并多次送上欠款明细表”。2．李晟昀多次打电话或直接找苏郭林催讨：李晟昀一审提交的证据第38页载明“我们非常顾及你是多年的朋友，每次谈债务之事都是非常温和的，客气的，而且每次都是我们打电话或直接找你”。3．苏郭林在2017年1月3日给李晟昀的书信也承认李晟昀多次催讨款项，曾表明想付给李晟昀讼争款项：李晟昀提交的证据第41页载有“这一点我已在2016年10月9日作出了明确答复”；第42页载明“在你（李晟昀）多次催逼下，出于无奈，我于2010年10月26日卖掉产权属于我个人的莲花二村和光里6号一套3居室住房……卖掉这套住房我亏大了，若能等到现在才卖就可以卖到300多万元，多得200多万元，我们之间就会少些困难和分歧……没有钱，即使我想满足一些非分要求也做不到了”。4．双方短信往来的证据则证明，因李晟昀一直催讨款项，苏郭林不接电话，甚至故意回避，企图赖账，李晟昀只好发短信、写信与其联系催讨，直到2018年5月份还在发短信催讨，甚至帮苏郭林想办法找塔吊买家等，希望苏郭林尽快能将讼争款项等付清给李晟昀。李晟昀自《董事会决议》签订以来，一直多次向苏郭林催讨讼争款项。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本案仍在诉讼时效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6、本案涉及的董事会决议实际上涉及了另外的协议，包括了2002年8月18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2006年6月3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苏郭林一审证据也证明了，李晟昀成为桂闽公司股东工商登记手续均由苏郭林一人完成。签字都是其他人代签的。李晟昀有理由相信苏郭林全部掌控公司情况下完全可以独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苏郭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苏郭林支付李晟昀款项225000元；2．判令苏郭林支付李晟昀逾期付款利息（以225000元为基数，从2008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5月31日为401625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苏郭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7月22日，苏郭林与案外人苏光投资设立桂闽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苏郭林。 2002年8月18日，李晟昀与苏郭林签订一份《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苏郭林同意李晟昀参股其经营中的企业，并将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苏郭林出资275000元，占投资总额55%；李晟昀出资225000元，占投资总额的45%；双方合作期限为五年，合作期满，如需继续合作，则另行签订协议，如果终止合作，则依法进行终止结算，所有债权、债务及公司财产均按照所占股份比例享有和承担。合作期满后，如公司存续，则继续经营的一方应在一个月内另行找到合作方，并在终止合作协议签订后两个月内办理相关结算，支付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同日，李晟昀与苏郭林签订《厦门市桂闽贸易有限公司章程》，明确桂闽公司成立事项及组织机构，其中约定：苏郭林出资275000元，占投资总额55%；李晟昀出资225000元，占投资总额的45%；公司设立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授权公司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由甲方四人（苏郭林、苏高铭、苏波、苏闽），乙方三人（李晟昀、秦桂珍、李岚）组成，董事会是股东会授权的公司最高权力执行机构，并向股东会负责。 2003年1月12日，苏光与李晟昀签订《厦门市桂闽贸易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李晟昀以225000元的价格受让苏光持有的桂闽公司45%的股权。协议签订后，李晟昀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桂闽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接收李晟昀为公司新股东，担任公司监事，并修改公司章程。桂闽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东变更为苏郭林及李晟昀。 2006年6月3日，李晟昀委托其配偶秦桂珍与苏郭林签订一份《承包经营协议》，约定：李晟昀将其享有的桂闽公司经营管理权发包给苏郭林，苏郭林享有桂闽公司全面经营管理权；承包期限为1年，自2006年5月1日起至2007年4月30日止，承包期满后苏郭林向李晟昀支付年承包金2万元，同时支付秦桂珍每月工资1860元。该协议附件列明桂闽公司2006年4月30日前的亏损合计123033.27元，2006年1月至4月洽洽返利返回后应冲亏损。协议另一附件为苏郭林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其承诺对于承包前桂闽公司向秦桂珍的借款，在承包期间由其支付利息，并视资金情况逐步归还借款，承包期满仍未还清的，届时由桂闽公司接续还清等。同日，秦桂珍将桂闽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和公章移交给苏郭林。 2008年5月1日，李晟昀、苏郭林与案外人苏波（苏郭林之子）、秦桂珍（李晟昀配偶）、苏惠真（苏波配偶）五人共同签订一份《董事会决议》，载明桂闽公司合作期满，经过董事会研究讨论，达成以下协议：股东李晟昀退出，由苏郭林独立经营桂闽公司；苏郭林退还给李晟昀的资本金225000元于2008年6月30日前还清，如未按期还清资本金，则秦桂珍应照样拿薪资直到还清资本金为止，且从2008年7月开始未还清之资本金转为借款按1.5%月利率计算利息；李晟昀的资本金225000元，其构成为原投资225000元减去2006年4月30日前亏损48532元，加上2006年5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两年承包金4万元，再加上补差8532元；桂闽公司向李晟昀、秦桂珍借款9万元计划到2009年春节前还清等内容。 前述《董事会决议》签订后，李晟昀退出桂闽公司的经营管理，但桂闽公司并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苏郭林向李晟昀归还了借款，但未支付本案讼争的“资本金”225000元。2008年6月4日，李晟昀曾向苏郭林出具一份《授权书》，授权苏郭林处理桂闽公司向银行贷款事宜。 2016年底至2017年初，李晟昀与苏郭林通过往来信件，就讼争债权债务进行协商。（1）2016年12月29日，李晟昀写信给苏郭林，称其根据《董事会决议》的规定，每年都多次向苏郭林询问债务之事，但未得到明确的答复等。该函件中，李晟昀提出减少部分款项的协商方案，并要求苏郭林作出明确、切实可行的兑现计划和承诺。（2）2017年1月3日，苏郭林回信称桂闽公司只有股东会，没有董事会，故《董事会决议》不是合法文件，并认为2008年6～7月，桂闽公司面临各种困难而终止经营，客观上也没有由苏郭林单独经营的条件。其承包桂闽公司时，桂闽公司已经亏损，资不抵债，桂闽公司的借款不应由其个人承担。苏郭林信中称，在李晟昀多次催逼下，其已变卖房产，于2009年12月29日归还了桂闽公司向李晟昀借的9万元。（3）2017年2月27日，李晟昀在写给苏郭林的信中再次要求苏郭林对李晟昀于2016年12月29日的信件中提出的协商方案作出反馈。（4）2017年3月5日，苏郭林回信给李晟昀，认为案涉的《董事会决议》是李晟昀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仓促形成的，违反股东会议的召开程序，并认为股权转让是虚假的，《董事会决议》形成后不到一个月，桂闽公司就停止了经营。信中还称，其只承包过桂闽公司一年。 此外，2016年9月至2018年5月期间，李晟昀也多次通过手机短信向苏郭林催讨讼争债务，但双方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李晟昀遂于2018年7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截止2014年12月29日，桂闽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的股东为李晟昀及苏郭林，其中李晟昀实缴出资额为225000元，出资比例为45%。2018年8月9日，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显示桂闽公司的主体状态为“名称剔除未办理注销”。 以上事实，有李晟昀提供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厦门市桂闽贸易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承包经营协议》《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验资报告、股东会纪要、股东名册、还款协议、收条、往来信件、邮寄单、资产负债表、民事裁定书、短信记录，苏郭林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信件往来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佐证，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苏郭林曾向一审法院递交过反诉状，要求李晟昀返还其代为垫付清偿的公司债务并支付资金占用费，一审法院已告知其上述请求与本案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并要求其另行主张权利。李晟昀亦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苏波和苏惠真作为本案第三人，因本案审理结果与该二人并无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未予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讼争的《董事会决议》形式上虽系公司的内部决议，但李晟昀、苏郭林均在决议上签字，故该决议亦是双方之间达成的协议。苏郭林抗辩其系被胁迫签订该协议，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协议确定的付款义务人是苏郭林，不涉及桂闽公司资本金的减少，故苏郭林关于该协议无效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该《董事会决议》的约定，苏郭林应于2008年6月30日前支付给李晟昀225000元，现付款期限已届满，苏郭林未依约支付款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该协议签订后，双方虽未办理桂闽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但股权变更系仅是协议项下的附随义务，并非苏郭林付款的前提，故股权至今未变更，不影响苏郭林的付款义务的履行。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讼争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苏郭林认为，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是2008年6月30日，故本案的讼争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李晟昀则认为，其多次向苏郭林催讨债务，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讼争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在案证据显示，李晟昀确实多次向苏郭林催讨债务，苏郭林在回复李晟昀的信函中表示李晟昀多次向其催逼债务，苏郭林认为李晟昀所催讨的债务仅为借款，不包含本案讼争债权，李晟昀则认为既包括借款，也包括本案的讼争债权。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桂闽公司向李晟昀及秦桂珍借款的9万元债务问题与本案讼争债权均体现在《董事会决议》当中，之后李晟昀向苏郭林的追讨应属于概括追讨，苏郭林主张仅催讨借款显然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认为李晟昀向苏郭林多次催讨的债务包括本案讼争债务，李晟昀的多次催讨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李晟昀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苏郭林在付款期限届满后，未依约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现李晟昀要求苏郭林支付225000元，并按月利率1.5%支付自2008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苏郭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晟昀偿还款项225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225000元为基数，自2008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1.5%的标准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二审期间，除苏郭林主张到目前为止桂闽公司股东仍然是李晟昀和苏郭林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苏郭林与李晟昀于2002年8月18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第十三条约定，“合作期满后，如公司存续，则继续经营一方应在一个月内另行找到合作方，并在终止合作决议签订后两个月内办理相关结算，支付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李晟昀、苏郭林与案外人苏波、秦桂珍、苏惠真于2008年5月1日共同签署的《桂闽公司董事会决议》载明，由于合作期满，经过董事会研究讨论达成决议：股东李晟昀退出，由苏郭林独立经营桂闽公司；苏郭林于2008年6月30日前退还给李晟昀资本金225000元，如未按期还清资本金，则秦桂珍应照样拿薪资直到还清资本金为止，且从2008年7月开始未还清之资本金转为借款按1.5%月利率计算利息。案涉《合作经营协议书》、《桂闽公司董事会决议》具有整体性，苏郭林与李晟昀已就终止合作、结算、资本金支付及工商变更登记等做出明确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李晟昀基于《桂闽公司董事会决议》就股权转让款提起诉讼，后明确将“股权转让款”变更为“资本金”。鉴于《桂闽公司董事会决议》中约定的“资本金”并不单纯指向“股权转让款”，还对涉及逾期未清偿的资本金转化为借款，秦桂珍照样拿薪资直至资本金清偿等其他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做出了约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合同关系，并向双方当事人依法释明，并无不妥。 李晟昀于2016年12月29日给苏郭林的信函中提及“我方根据决议的规定，每年都多次向你询问债务之事，并多次送上欠债明细表，结果没有得到过一次明确的答复……”，“说老实话，我们非常顾及你是多年的朋友，每次谈债务之事都是非常温和的、客气的，而且每次都是我们打电话，或直接去找你，你从来都没有为此事主动打过一次电话……”。苏郭林于2017年1月3日给李晟昀的回信中对此没有提出异议，且回复“在你多次催逼下，出于无奈……”，足以证明李晟昀多次催讨的事实。因《桂闽公司董事会决议》对90000元借款及本案讼争款项均做出了约定，苏郭林主张李晟昀催讨的债务仅为90000元借款，不包括本案讼争款项的抗辩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认定李晟昀向苏郭林的债务追讨构成概括追讨有理。李晟昀通过电话、短信、书信等方式多次催讨债务已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法院据此综合判断李晟昀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综上，苏郭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66元，由上诉人苏郭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朝阳 审判员  孙 仲 审判员  苏 鑫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科研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