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23民初2537号 原告：颜君飞，男，197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 委托代理人：程晶莹、付蓓静（特别授权），浙江时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东红，男，196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 委托代理人：俞冰（特别授权），浙江门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菊月，女，197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 原告颜君飞为与被告胡东红、胡菊月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国成独任审判，于2018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颜君飞的委托代理人付蓓静、被告胡东红的委托代理人俞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胡菊月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颜君飞起诉称：两被告系夫妻关系。2017年12月5日，原告代表保旺公司与被告胡东红签订《厂房转租协议》，被告将其承租的位于武义白洋深塘工业区的厂房转租给原告，并将机器设备转让给原告方办门厂使用，双方约定租赁期限为2年，即从2018年2月28日至2020年2月28日，租金为1500000元，保证金50000元，被告要求将上述款项转入胡菊月账户。合同签订后，原告方按约定支付了保证金和租金，并着手开始生产经营，后被告无故违约，提前收回厂房，导致原告流水线报废，以及搬厂给保旺公司的生产带来巨大经济损失。2019年4月8日，上海保旺工贸有限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颜君飞并负责通知各被告，该转让协议生效。2019年上海保旺工贸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武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723民初1518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主体不适格驳回起诉。请求判令：1、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保证金5万元；2、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79万元；3、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胡东红答辩称：一、本案租赁关系发生在原告与胡东红之间，与胡菊月无关；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所有合同已履行完毕，不存在债权债务纠纷；三、胡东红将厂房转租给原告的年租金为每年150万元，而非两年150万元；四、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也不存在提前收回厂房的事实，租赁合同的解除是原告自行与案外人即厂房新房东协商的结果，新房东已退回原告相应押金和房租，原告的搬离是其自愿行为，与被告无关；五、被告从未与案外人上海保旺工贸有限公司发生交易往来事实，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从未收到原告的债权转让通知。综上，原告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胡菊月未作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证据。 原告颜君飞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厂房转租协议、转账记录、武义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各一份（均为复印件），证明原告从被告处转租厂房的事实； 2、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证明厂房实际使用者是上海保旺工贸有限公司武义分公司、浙江保旺君高工贸有限公司，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提前收回厂房导致两家公司损失巨大，两家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原告，由原告向被告主张损害赔偿的事实； 3、搬迁协议、收条、李亚超的协议书、结算清单、汪巧林的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提前搬离厂房造成搬离损失394270元； 4、退房租协议一份，证明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无法继续承租厂房，签订了退还租金的协议的事实； 5、结婚登记申请书一份，证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 被告胡东红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债权转让协议三性均不予认可，被告与上海保旺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保旺君高工贸有限公司都不存在任何交易或者债权债务关系，而且原告向被告转租厂房时，也从未提及其是受该两家公司委托，被告一直都认为是与原告个人发生了转租以及转让的合同关系。另外，原告提供的裁定书中的原告仅为上海保旺工贸有限公司，本次诉讼又突然多出了另一家公司，显然原告明知转租与案外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证据3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搬迁是原告与新房东自愿协调一致的结果，是原告单方自愿的行为，与被告无关；被告从未参与或者要求原告搬迁。另外，搬迁费用仅有收条也无法证明已经实际支付了这么多钱；汪巧林的证明所提到的污水处理费用，在原被告的结算当中已进行结算；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违约行为，而且这份协议恰恰证明租赁合同是原告与新房东自行协商解除，并非被告要求其搬离。另外，315000元当中已包含了20000元的押金；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租金是根据胡东红的指示汇入胡菊月的账户，但本案合同关系发生在原告与胡东红之间，与胡菊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中被告无异议的证据1、4、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3，虽然被告有异议，但未提交反驳的证据，本院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胡东红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协议书、租金汇款凭证、浙江泰丰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各一份，证明被告向浙江泰丰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租赁厂房的事实； 2、设备转让协议、合作清偿协议、2018年10月30日的清算协议各一份，证明原、被告终结厂房转让协议、设备转让协议全部协议，在结算当中，被告已自愿放弃350000元的转让款作为终结双方所有协议的自愿让步，双方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合作清偿协议当中原告本来应该支付354000元，中间人林毅主动承担其中的50000元，这50000元就是押金的事实； 3、搬厂协议一份，证明解除租赁合同是原告与新房东自愿协商的结果，新房东除之前的50000元，另外又退还305000元租金的事实。 4、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明浙江毅百盛工贸有限公司就是新房东的事实。 原告颜君飞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协议书与原告代表上海保旺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中约定的租赁期限相互印证，租赁面积与被告之前陈述的转租协议的租赁面积跟其与原房东签订的租赁面积一致，也不相矛盾，被告提供的协议书中明确建筑面积为16000平方，靠大门左侧4号钢结构厂房和右侧1号厂房中的二层厂房不租，原告对实际租赁面积有无16000平方存在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设备转让协议是原被告签订的关于门业机器设备转让事项的补充协议，设备转让款250万元，远高于市场价格，原告考虑到150万的租金租两年，加上250万元的设备转让款总共550万元，与市场价格相当持平的，在这种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了设备转让协议，但由于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继续租赁厂房，反而以高于市场价格转让得到被告的机器设备，故被告提交的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结清，原告的实际损失远不止这些费用。合作清偿协议及结算协议是对后续设备款项的清算，并没有原告所诉厂房转租协议违约的清算，原告也认可在合作清偿协议当中提及的100万元已支付，尚欠704000元，确实是由中间人林毅承担50000元，但这50000元并不是被告所说的押金，中间人希望原、被告之间继续合作下去，所以作出了退让。事后，按照协议约定，原告已将款项354000元打入中间人林毅账户，其中50000元是被告支付在原告处的押金，也是由原告打入林毅账户；结算协议载明被告在中间人处的款项有454000元，扣除相应款项后，应当退回167208元，被告将厂房转租给原告之后，又向原告承租了2000平米的厂房，应当支付138000元租金，扣除已经支付的50000元，还应支付88000元。另外在转租时，部分厂房有部分油漆未处理，要求原告帮忙处理，为此支付了5000元，总共扣除了93000元，退还给被告74208元，至止，双方之间的设备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结清了相关债权债务。但是，厂房转租协议违约的行为没有作出约定，也没有协商过的；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承租了被告转租的厂房之后，被告又向原告回租了部分厂房，协议没有写过，但是在被告提交的2018年9月27日清算协议中有注明过，并且被告还向原告订购了门，双方多次发生纠纷、多次报案，原告公司因为环保问题受到了几十万元的处罚，原告不得不搬迁，如不搬迁还得承担5000余元每天的违约金。搬厂协议是在原告没有办法情况下才与许礼君签订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协议所涉及的租金及押金均与本案无关，原告与被告签订厂房租赁协议时支付了一年的租金，未满一年的租期，部分租金是要退还的，其他押金20000元是许礼君向原告讨要的安全押金，与本案50000元保证金无关联，本案因胡东红原因导致原告无法继续生产经营，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违约方应该赔偿，故原告认为该份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可以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上，本院经审理后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7年12月5日，原告颜君飞与被告胡东红签订《厂房转租协议》一份，约定胡东红将深塘工业区（望族门业经营地址）厂房租赁给原告使用，租赁面积约16000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8年2月28日至2020年2月28日，租金为每年1500000元，保证金5000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按协议约定支付1550000元至胡菊月账户。2017年12月6日、2018年1月30日，原告与胡东红签订《设备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由胡东红将机器设备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款为2500000元，款项在十二个月内付清。2018年9月27日，原告与胡东红及中间人林毅签订《合作清偿协议》。根据上述《设备转让协议》，原告欠胡东红设备款704000元。2018年10月30日，经结算，扣除其中93000元作为房租款与环保费用后，由原告颜君飞支付被告胡东红机器设备款74208元。2018年11月29日，原告颜君飞与案外人许礼君签订《搬厂协议》、《退房租协议》各一份，约定，颜君飞在2018年12月底前搬清，许礼君在原告搬清后一星期内一次性退回原告厂房租金315000元、其他押金20000元；如延迟搬清，颜君飞每天向许礼君支付违约金5250元。2018年12月1日，原告与武义金朝装卸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搬迁协议》后原告按约定搬迁了厂房。2019年5月，上海保旺工贸有限公司向本院起诉胡东红、胡菊月，请求判令胡东红、胡菊月共同返还保证金50000元；赔偿损失1390000元。本院审查后认为上海保旺工贸有限公司主张颜君飞系代表其与胡东红签订租赁合同，承租人是上海保旺工贸有限公司依据不足，从而驳回了上海保旺工贸有限公司的起诉。2019年8月28日，原告以两被告违约造成原告搬厂，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为由，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本案涉案厂房原系浙江泰丰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所有，被告胡东红自2017年2月15日从浙江泰丰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承租涉案厂房，租赁期限自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年租金1500000元。庭审中被告胡东红代理人陈述现涉案厂房新房东为浙江毅百盛工贸有限公司，许礼君系浙江毅百盛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胡东红、胡菊月系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胡东红是否违约，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颜君飞在承租了涉案厂房后，虽然该厂房所有权转让给浙江毅百盛工贸有限公司，但根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被告胡东红从原房东浙江泰丰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承租涉案厂房的租期并未到期，原告与胡东红签订的《厂房转租协议》所约定的转租期也未超过胡东红的承租期限内，故原告颜君飞仍可依据《厂房转租协议》的约定继续承租涉案厂房。现原告颜君飞与浙江毅百盛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礼君达成《搬厂协议》，自愿在2018年12月底前搬清厂房，而原告在搬离厂房后，胡东红也未对此提出异议，并进行了结算，且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因为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被迫搬离涉案厂房。根据原告颜君飞与许礼君签订的《搬厂协议》及《退房租协议》约定，双方已经就退房租金与押金进行了结算，且已经结算完毕。故原告颜君飞要求被告胡东红、胡菊月退还保证金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胡菊月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可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颜君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10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颜君飞负担（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国成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唐腾懿 代书记员 邹小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