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9民终27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泉，男，195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泰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市诺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环山路**普照小区**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张宪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涛，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元春，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永泉因与被上诉人泰安市诺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宇物业）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17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永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被上诉人补发上诉人工资252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诉讼请求超出时效适用法律错误。1、2006年10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关于仲裁时效的规定，不能适用本案，本案上诉人是与被上诉人2017鲁09**民初3211号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中才得知被上诉人补发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份工资，被上诉人补发工资的时间是在2016年3月和4月，2015年3月20日上诉人不会知道被上诉人补发工资事宜，所以不应以2015年3月20日作为仲裁时效起算时间。2、《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于2008年5月1日施行，本案应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上诉人在2017鲁09**民初3211号民事案件中要求被上诉人进行分红，被上诉人提供2013年1月份至2014年12月份补发工资明细主张上诉人要求的分红实际为补发工资，所以应当以2017鲁09**民初3211号生效判决之日作为仲裁时效起算时间。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应当受到法院支持。1、本案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认可2013年1月份至2014年12月份工资已经实际发放，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往的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中，已经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实际工作至2014年12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5年3月20日劳动关系解除以前，上诉人与其他股东因股东权益纠纷，存在新旧两组董事会、监事会人员主持公司工作，相关纠纷经一系列民事案件处理，可以说明上诉人当时存在实际工作。2、2013、2014年度被上诉人正常发放的工资表中均包括上诉人，可以证实上诉人从事实际工作，而且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当时法定代表人彭兵离任审计中，账务核算时间为2015年1月，并记载自2015年1月开始新一届董事会人员开始上任，实际上认可上诉人当时从事公司工作。3、被上诉人在劳动仲裁中的出庭作证人员以及在2019鲁09**民初1720号案件中的出庭作证人员，均证实被上诉人补发工资是由集体研究作出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规定，本案上诉人依据同工同酬要求被上诉人补发2013年至2014年度的工资理应受到支持。4、上诉人在2017鲁09**民初3211号民事案件中要求被上诉人进行分红，被上诉人提供2013年至2014年度工资表以此主张2016年3月、4月发放的款项不是分红，而是补发工资，若上诉人在本案的主张不能成立，对上诉人明显不公。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错误，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诺宇物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向泰安市泰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时已超过仲裁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3月20日劳动关系终止，上诉人如对工资有争议，应自当时之日起1年内申请劳动仲裁。被上诉人从来没有承诺向上诉人补发工资，上诉人更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向其做出过任何承诺。而上诉人曾起诉被上诉人的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件，其主张的是支付分红款，且被上诉人不认可其主张，同样也未向其作出过任何关于补发工资的承诺。因此上诉人曾起诉主张分红款一事与本案其主张补发工资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是本案争议问题的仲裁法时效法定中止中断事由，不能使其本案主张的仲裁时效中断。况且，一审中被上诉人已阐明，被上诉人在双方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件于2017年11月16日的第二次庭审举证中，已明确向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所发放的是补发的被上诉人在岗职工2013、2014年的部分计提工资，即使从此时间计算，上诉人于2019年2月申请劳动仲裁也已超过仲裁时效。综上，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自2012年12月28日后就未在被上诉人处工作，没有为被上诉人提供任何劳动，不应当享有自此以后的任何工资待遇。1、结合一审中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彭兵等人因未经全体股东同意擅自低价处置被上诉人位于青岛市云霄路58号的房屋使用权引发其他股东不满，进而自2012年12月28日公司董事会改选落选后，上诉人作为上一届董事就离任且一直未到被上诉人公司的任何合法办公地点上班，更未向被上诉人提供任何劳动。上诉人提交的工资发放记录，正是彭兵等人非法持有被上诉人公司印鉴、控制被上诉人公司账户期间所为。其中的资金流向均不是被上诉人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并保留追回相关资金、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权利。庭审中，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到被上诉人的任何办公地点上班，更无证据证明其为被上诉人提供任何劳动。而且，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仅享受工资待遇，却不向单位提供劳动的美差。且退一步讲，实践中发放工资与否，与是否实际提供了劳动也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比如“吃空饷”现象。因此，本案上诉人无权获得相应劳动报酬，更无权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其本案主张的所谓补发的工资。2、2012年12月28日被上诉人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经泰山区人民法院一审，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发回重审，之后又再次二审，最终认定该决议为有效决议。故该股东会决议自作出之日即是合法有效。彭兵等人此后非法持有被上诉人公司印章，支票、财务报表等资料的行为即是自始违法。一个公司不可能同时有两个高层管理机构，更不可能存在两个管理层共同管理公司的荒唐局面。只有由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表决权依法选举出的管理层才是合法的公司高层管理机构，并自始对公司拥有管理权和决策权。本案特殊性在于，彭兵等上一届管理层离职时私自带走相关材料未与新一届管理层办理交接，但这并不影响上一届管理层已经没有公司管理权的事实。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同时也提交了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两者之间劳动争议纠纷二审民事调解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应当制作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视为撤销。”因此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前述一审民事判决，已经因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民事调解书而被视为撤销，其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更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该一审民事判决作出两届董事会和监事分别领导一部分员工从事部分经营管理的认定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本身属于错误认定，二审法院如果做出判决，判决结果也会是撤销该判决。同时，解除劳动关系与是否提供劳动不具有同步性。以上判决不能证明上诉人离任后在被上诉人处上班。故上诉人就该一审民事判决书所提出的主张缺乏事实法律依据，不能成立。3、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2015年12月20日山东天元同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泰安分所出具的天元同泰专审字（2015）第3089号审计报告原件一份，该审计报告在“一、基本情况”中明确记载，2012年12月该公司进行了领导班子换届，彭兵同志不再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2015年11月11日，彭兵将其2012年12月28日离任后非法持有、未移交的公司印章，支票、财务报表等资料经共同确认与被上诉人进行交接，并共同委托山东天元同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泰安分所对彭兵在任和离任期间的财务进行专项审计。结合（2017）鲁0902民初3211号民事判决书，该份审计报告可证实彭兵等人自2012年12月28日就离任，不再担任公司职务，且其自己也认可离任的事实。如果彭兵离任后在被上诉人处上班，也就不会出现被上诉人依法向泰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诉讼，且在诉讼中申请法院裁定先予执行，而后被上诉人全体职工签字按手印要求执行以上裁定的一系列事实。因此，结合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上诉人等人离任后不再上班，未给被上诉人提供任何劳动的事实。至于上诉人在庭审中根据审计报告显示的2015年1月并账及新领导班子上任等表述所推导作出的被上诉人新一届管理层在2015年1月才上任，明显是断章取义。原文的表述在“一、基本情况”第二段最后一句，即“新领导班子上任后，另行建账对日常的业务进行了核算”，这一表述恰恰非常明确的表述清楚了彭兵离任后非法持有公司印鉴及财务资料，新一届领导层自始即2012年12月28日另行建账接管公司的事实。4、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主张诉讼请求是参照与其职位相同的人员计算得出的。这一主张不但经不起推敲，更是漏洞百出。首先，既然上诉人换届落选后已经不再担任原职务，那么，在其离职、被上诉人未给上诉人定职、定岗的情况下，参照新任相同职位的人员的补发工资标准有何依据，为何不参照其他岗位人员补发工资标准？其次，如果上诉人一直在被上诉人公司上班，为什么不是直接根据自己的在岗在职及贡献程度等情况提供确凿的证据证实自己补发工资的依据和数额，却要参照其他人员？再次，上诉人主张一直在被上诉人处上班，有何提供劳动、提供何种劳动、在哪提供劳动的证据？而且，既然上诉人参照他人的补发工资标准，恰恰证明了上诉人认可了自离职后一直没有上班的事实。综上，上诉人提出的本案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法律依据，无法得到支持。综上，从本案实体审理角度，上诉人自2012年12月28日换届选举后就离开公司，期间未到被上诉人的任一办公地点上班，更未向被上诉人提供任何劳动，上诉人也未提供其离任后在被上诉人处上班的任何证据。因此，上诉人无权获取未提供劳动的报酬，更无权主张其所谓的补发2013-2014年补发的工资。其诉讼请求同样应予驳回。三、被上诉人公司为在公司正常上班的在岗职工补发工资，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不符合补发条件，无权享受相应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被上诉人《公司章程》第十一条“公司劳动用工”条款第三款规定：“职工的工资待遇参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具体情况由董事会确定，并在劳动合同中具体规定。随着公司的发展，职工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适当提高职工的工资”。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多次陈述了被上诉人在岗职工自彭兵等人在任时待遇极低和生活难以维系的缘由，本案所涉及的补发工资正是由被上诉人公司董事会应全体在岗职工维系生活的紧迫要求，确定的补发方案。而且补发工资至今，在岗职工均未提出异议。以上足以证实被上诉人为在岗职工补发工资具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未上班、不在岗、不在职，未向被上诉人提供劳动，无权获取补发的工资待遇。其上诉理由中引用的法律条文依据错误，根本不适用本案的情况。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永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补发原告2013年至2014年工资252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系2003年5月14日核准成立的企业法人，成立时，原告王永泉为公司股东。2010年12月3日原告与诺宇物业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份，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自签订时生效。2015年7月29日，原告向泰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工资、经济赔偿金等。该仲裁裁决作出后，原、被告双方对该裁决均不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一审法院以（2015）泰山民初字第2077号、2087号民事判决作出判决后，被告诺宇物业对该判决不服向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09民终1417、1418号民事调解书，在调解书中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自2015年3月20日解除。原告及彭兵等人作为被告的股东，认为被告未向其分红，于2017年7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支付股东分红款本金总额1858072.89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1日以（2017）鲁0902民初3211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该判决中查明：被告据此主张被告公司2012年至2016年度一直处于经营亏损状态，2016年3月、4月两次发放的款项系补发公司在职职工2013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39个月的部分工资。其中，《关于2016年3月、4月补发在职证实职工工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自2003年改制之初，彭兵就担任公司董事长，长期以来在职正式职工月工资800元左右，2012年在股东提出公司管理层改选的要求后，才勉强为职工涨了400元工资，职工生活难以维系，在职职工涨工资资金一直未能落实，公司才处置了一套位于泰安市的资产，售房收益用来支付几年了拖欠的在职正式职工工资，于2016年3月和4月进行了二次集中补发。”原告认为在该起案件中原告主张是分红款项，被告主张补发工资，在判决未作出之前原、被告双方的主张是否成立需经法院确认，故原告于2019年2月12日申请劳动仲裁主张被告补发2013年至2014年工资252000元。泰安市泰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泰山劳人仲案字【2019】第71号仲裁裁决书，认为原告提起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故驳回了原告的仲裁申请。后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书不服向一审法院提出本案诉讼。对原告主张的252000元的数额，原告称被告为全体员工补发的2013年1月份至2014年12月份工资平均数为112354.6元。原告当时工作岗位是副总经理，是与张宪惠职位相同，张宪惠补发工资数是2013年每月补发8500元，2014年每月12500元，总计为252000元，参照《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规定“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规定；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实行同工同酬……”，所以原告按照张宪惠的岗位要求被告补发工资25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1年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三）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3月20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关系解除后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其劳动仲裁的起算日应为用人单位承诺支付工资的时间为具体日期，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承诺向其支付工资，因此本案的仲裁时效应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即2015年3月20日起算。原告于2017年7月18日向泰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分红，该行为并非本案争议问题的法定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原告于2019年2月12日向泰安市泰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已明显超出仲裁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永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王永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之日为2015年3月20日。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关于仲裁时效的规定，不能适用本案，本案应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审查认为，首先，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及裁判依据中均适用、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虽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该条第四款亦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劳动关系终止之日为2015年3月20日，故上诉人应自2015年3月20日起一年内申请仲裁，而上诉人于2019年2月12日提起仲裁，已然超出仲裁时效。再次，上诉人主张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但一审法院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且根据该规定，上诉人于2019年2月12日提起仲裁，亦已明显超出仲裁时效。 综上所述，王永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永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仉 磊 审判员 毕经纶 审判员 薛 茜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许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