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甘09民终10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1，甘肃省玉门市人，住甘肃省玉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甘肃耀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甘肃省玉门市人，住甘肃省玉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甘肃耀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2，甘肃省玉门市人，个体户，住甘肃省玉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甘肃长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甘肃省玉门市人，住甘肃省玉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某，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肃省张掖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臧某，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肃省张掖市。上诉人杜某1、陈某因与上诉人杜某2、被上诉人徐某、雷某、臧某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玉门市人民法院（2019）甘0981民初1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某1、陈某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上诉人杜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徐某、雷某、臧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某1、陈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杜某2、徐某、雷某、臧某共同承担杜韶绪死亡总损失70%的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二审诉讼费用由杜某2、徐某、雷某、臧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裁判思路有误。本案实质上是一起雇主要求雇员陪同客户吃饭饮酒，过量饮酒后雇员死亡的案件，并非一般的共饮者死亡引发的侵权赔偿案件，应当以雇员受害的裁判思路处理本案，雇主杜某2应当对其雇员杜韶绪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1.本案中，受害人杜韶绪系杜某2的雇员，双方在法律上成立雇佣关系。雷某、臧某系农产品收购商，是杜某2的客户。杜某2组织酒局的根本目的是生意所需，而非是其所述一般的朋友聚会，杜韶绪是被雇主杜某2叫去陪客户吃饭饮酒，因饮酒过量而死亡。受害人杜韶绪过量饮酒的起因是服从雇主杜某2的安排，带有明显的工作及履行职务的性质，是履行其工作职责的行为。2.受害人杜韶绪陪同客户吃饭饮酒的行为应当被视为雇佣活动。杜韶绪陪同客户吃饭饮酒的目的是为其雇主杜某2的生意提供便利条件，其雇主杜某2是最终的实际受益人。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杜某2、徐某、雷某、臧某的行为，对受害人杜韶绪酒后致死具有严重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是在饮酒过程中，杜某2作为酒局的组织者，提供的白酒量过大，其他人在饮酒过程中亦未对杜韶绪过量饮酒进行劝阻，致使受害人杜韶绪处于不安全的醉酒状态。二是作为同桌共饮人，杜某2、徐某、雷某、臧某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放任受害人醉酒后最终导致死亡的后果。具体理由：1.杜某2、徐某、雷某、臧某在饮酒过程中，并未对受害人杜韶绪进行劝阻。2.杜某2作为酒局的组织者，自己喝醉，无法看护其他共饮人；而徐某、雷某、臧某在明知杜某2、杜韶绪均已喝醉的情况下，还是选择提前离开，上述四人的行为均存在明显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四人应当对受害人醉酒致死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三、作为雇主的杜某2在杜韶绪死亡后的相应处置措施存在诸多错误之处。1.杜某2利用帮助二老办理丧事之便，于受害人死亡的第二天，就将受害人遗体运至嘉峪关进行火化，并未按照一般流程进行尸检、确定死因。杜某2的不当行为给二老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2.在后续对本案的调解处理过程中，杜某2始终大包大揽，不愿让杜某1、陈某追究雷某、臧某二人的责任，最终导致调解工作无法顺利进行，以至于赔偿问题近三年时间无法得到解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判思路有误，责任划分不当，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杜某2、徐某、雷某、臧某共同承担杜韶绪死亡总损失70%的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杜某2辩称，本案不是侵权案件，不存在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杜某1、陈某要求承担70%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徐某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雷某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臧某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杜某2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杜某1、陈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偏差，对当庭调查的结果未予确认，认定责任不公。1.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认定事实并不完全。在一审法庭调查中，杜某1、陈某明确表示，杜韶绪酒量是不错的，从来没有过此种情况，一审法院未认定此事实。2.赤金镇卫生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不符合医疗诊断程序，属于违法违规操作，该证明仅是推断，一审法院并未认定此事实。一审法院没有谨慎判断，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按照一份不符合诊疗规程出具的具有瑕疵的推断性证据认定死者死因系饮酒，继而产生所谓的侵害结果是否恰当？3.一审法院认为杜韶绪是饮酒过量死亡，作为杜某2没有尽到提醒义务，以此推断杜某2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这对杜某2来说是一种严格责任。同桌共饮者在饮酒过程中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是一般保障义务，否则这违背了权责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组织者的提醒义务应当是组织者面对的系本身酒量不好或者存有不能饮酒的疾病，又或者可能存在过量饮酒的情况下的一种一般提醒义务。按照一审逻辑，杜某2面对一个本身酒量不错的人，在组织聚餐时，还需要一次次的提醒他少喝酒，这不符合基本客观逻辑，是不是对杜某2义务的加重？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认定精神抚慰金是不恰当的，该解释第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本案不应当单独计算精神抚慰金。三、杜某2尽到了安全注意义务，没有侵权的必备要件，杜某2愿意承担10%的补偿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院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杜某1、陈某辩称，1.赤金镇卫生院出具的证明加盖公章，能够代表医院这个正规机构的意愿，没有尸检是因为杜某2在第二天就着急将死者尸体火化，所以才造成能够证明死因的只有死亡证明，该后果是杜某2造成的。2.杜某2认为尽到义务，没有过错不成立。杜某2作为雇主和酒局的组织者，要求杜韶绪去陪同饮酒，且杜某2提供了过量酒水，在饮酒中不加劝阻，这均造成杜韶绪死亡的原因，因此应当承担过错责任。3.杜某2上诉状中称精神抚慰金和死亡赔偿金不能一起主张的理由不成立，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两项都可以主张，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徐某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雷某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臧某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杜某1、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杜某2、徐某、雷某、臧某赔偿死亡赔偿金599140元、丧葬费3685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40501元、精神抚慰金16098元，共计79259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韶绪与杜某2系堂兄弟关系，杜某2在玉门市××镇从事农副产品购销生意，杜韶绪平日在杜某2处打零工。2017年12月1日下午17时左右，杜某2邀请同村村民徐某、杜韶绪以及韭菜收购商雷某、臧某在玉门市××镇的筋头巴脑餐厅吃饭，并准备了3斤白酒饮用。五人共同吃饭饮酒大约一小时后，雷某、臧某因要处理韭菜生意事务先行离开，之后杜某2、杜韶绪、徐某继续饮酒至当晚20时左右方才结束。杜某2结账后，徐某独自回家，杜某2和杜韶绪在赤金镇集镇街口等车，后被赤金镇西湖村村委会书记陈兴刚驾车送至××镇口，杜韶绪由其哥哥杜韶东接回家，杜某2自己回家。当晚23时左右，杜某2到杜韶绪家中看望，杜韶绪已入睡。次日凌晨4时许，杜韶绪的家人发现杜韶绪身体出现异常，遂将其送往赤金镇卫生院救治，经卫生院检查，杜韶绪在送往医院途中已经死亡，赤金镇卫生院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一份，证明杜韶绪死亡原因为酒后死亡。杜韶绪家人及杜某2为杜韶绪操办了丧事，杜某2支付丧葬费用1620元。后各方因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起诉来院。另查明，杜某1、陈某夫妇共生育二子，长子杜韶东，次子杜韶绪，杜某1、陈某、杜韶绪的户别系农业家庭户口。又查明，2019年度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8804.10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是9064.60元，职工年平均工资是73704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共同饮酒者死亡引发的侵权赔偿案件。共同饮酒系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也是人际交往的必要需求和重要手段，但喝酒过量会致人死亡，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要求聚餐饮酒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适度饮酒，避免人身损害的发生，共同饮酒人应负有相应的注意及安全保障之责，对过量饮酒的人应进行提醒和劝阻，并保护其免受各种意外伤害。杜韶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酒量、过量饮酒的后果以及自身的身体情况具有清醒的认识，其过量饮酒，应当对自身的死亡负主要责任。其他同饮者中，杜某2作为召集人，应当承担更重的注意义务；徐某、雷某、臧某作为同饮者，未完全尽到对杜韶绪提醒、劝阻的注意及安全保障义务，也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一审法院认定杜韶绪自行承担67%的责任，杜某2承担30%的责任，徐某、雷某、臧某各承担1%的责任。关于杜某1、陈某主张的杜韶绪死亡赔偿金，因杜韶绪户别系农业户口，故按2019年度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20年，核定为176082元（8804.10元/年×20年）。丧葬费36852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抚养人生活费，按2019年度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计算，经核定为135969元（杜某1：9064.60元/年×10年÷2＝45323元；陈某：9064.60元/年×20年÷2＝90646元）。精神抚慰金，考虑到杜韶绪死亡时正值青壮年，其突然离世势必使其家人精神遭受巨大创伤，但杜某1、陈某所主张的数额明显过高，根据本案案情，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地经济水平等综合考量，酌情支持10000元。以上各项损失依法核定为35890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杜某2赔偿杜某1、陈某因杜韶绪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58903元的30%，即107670.90元，扣除已支付的丧葬费1620元，下余106050.9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徐某、雷某、臧某各赔偿杜某1、陈某因杜韶绪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58903元的1%，即3589.0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杜某1、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931元，杜某1、陈某负担1961元，杜某2负担880元，徐某、雷某、臧某各负担30元。二审中，杜某1、陈某未提供新证据，杜某2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杜某2提供以下两组证据：证据1.玉门市赤金镇中心卫生院《死亡抢救记录》原件一份，拟证实一审判决认定“凌晨4时许”发现异常时间不对，杜韶绪是凌晨5点40分左右去的医院。经质证，杜某1、陈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据目的有异议，凌晨4时许发现杜韶绪异常，并不是4时送去医院抢救，一审判决认定与该记录并不矛盾。证据2.玉门市赤金镇金禧宴酒楼证明一份、点菜单两份及发票140张，拟证实杜韶绪死亡以后在酒店待客的费用7000元均由杜某2支付。经质证，杜某1、陈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同时证实杜某2办理丧事待客与杜韶绪死亡均是在2017年12月2日，这说明当时杜某2就全程接手办理丧葬事宜并火化，过程是杜某2掌控，没有进行尸检，也是杜某2负责。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将综合全案予以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杜韶绪的死亡原因与饮酒是否有因果关系。2.杜某2、徐某、雷某、臧某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承担，责任如何划分。3.杜某1、陈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单独计算。关于杜韶绪的死亡原因。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聚餐当晚杜韶绪饮酒较多，回家后即卧床休息，至次日凌晨4时许，杜某1、陈某发现其身体出现异常，遂将其送往赤金镇卫生院救治，经卫生院检查，杜韶绪在送往医院途中已经死亡。赤金镇卫生院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一份，证明杜韶绪死亡原因为酒后死亡。杜某2提出赤金镇卫生院的证明是在没有进行尸检的情况下作出的推断，经审查，其一，从双方一、二审陈述及杜某2提供的殡仪馆收据、发票、金禧宴酒楼的证明和点菜单反映，杜某2在杜韶绪死亡后全权处理其丧葬事宜，事发第二天即将杜韶绪尸体火化，杜某2对杜韶绪未进行尸检负有一定责任。其二，从杜韶绪酒后入睡至凌晨4时许家人发现其身体异常，期间并无证据反映有其他情况发生。其三，杜某2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杜韶绪有其他死亡原因的存在。结合杜某2二审提供的《死亡抢救记录》，可以认定杜韶绪的死亡与过量饮酒具有因果关系。关于杜某2、徐某、雷某、臧某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承担，责任应如何划分的问题。杜某1、陈某提出杜韶绪系杜某2的雇员，杜韶绪过量饮酒带有履行职务的性质，杜某2作为雇主应当对杜韶绪的死亡承担70%的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经查，双方一致认可，杜韶绪当时是帮杜某2送韭菜箱子，现有证据并未反映出当天杜韶绪参与聚餐是为了帮杜某2联系业务，杜某1、陈某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当天杜某2召集几人聚餐是为了帮其联系业务，故无证据证实杜韶绪过量饮酒的行为带有履行职务的性质，杜某1、陈某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健康权应尽最大的保护注意义务。杜韶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喝酒过程中，应对自己的酒量大小、身体状况有正确判断，杜韶绪应当知道醉酒会对身体造成损害，可能会危及健康、甚至生命，却不加注意导致醉酒情况发生，杜韶绪对自己死亡后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杜某2、徐某、雷某、臧某与杜韶绪共同的饮酒行为引发四人合理的注意义务，具体的责任比例应当按照各方安全注意义务的比例来分配。其中，杜某2作为聚餐的召集人和组织者，应当负有比其他共饮人更高的注意义务和责任，徐某、雷某、臧某作为同桌共饮人，对杜韶绪未完全尽到提醒、劝阻及安全保障义务，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本案的具体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规定，确定杜某2承担30%的赔偿责任，徐某、雷某、臧某各承担1%的赔偿责任适当。杜某1、陈某要求杜某2、徐某、雷某、臧某共同承担70%的赔偿责任以及杜某2提出不承担赔偿责任，只承担10%的补偿责任的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单独计算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九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上述规定已明确死亡赔偿金系物质损害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重复计算，故杜某2提出不应当单独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杜某1、陈某、杜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88元，由杜某1、陈某负担11726元，由杜某2负担586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莉娟审判员 苏小红审判员 赵建兵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