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13民初12671号 原告：雷治友，男，1985年5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巴**，现住重庆市巴**。 被告：重庆市威通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鱼洞鱼轻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203447857J。 法定代表人：黎志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从容，重庆巴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雷治友与被告重庆市威通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治友，被告威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从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雷治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威通公司向原告雷治友退还违法收取的保证金2000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6月27日，原、被告签订合同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处从事客运车辆驾驶员工作（鱼洞-姜家线路），后被告违法向原告收取保证金2000元。2016年1月2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关于劳动合同到期的通知，载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已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原告于2016年1月29日签收该通知。2019年7月10日经劳动监察科拿到的劳动合同显示劳动合同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到期，与前述劳动合同到期时间相差一年，因此原、被告之间于2016年2月2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及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非全日制劳动合同是原告在被欺骗的情况下签订的，均属无效合同，自2016年2月2日至2016年3月9日期间，原告一直在被告处上班，因此，原、被告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应自2014年6月起至2019年1月止，且自2014年7月至2019年1月期间被告均向原告发放工资，未有间断，因此原告的仲裁请求未过仲裁时效，故诉请被告退还保证金2000元。 被告威通公司辩称：1、原、被告于2014年6月27日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于2016年2月主动提出并与被告协商一致后于2016年2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2014年6月27日至2016年2月1日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劳动争议已过仲裁时效。原告诉称退还的保证金系被告在该期间收取的，已过仲裁时效，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2、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向其出具关于劳动合同到期的通知，载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已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系被告误以为合同已到期，但后来发现合同没有到期，遂于2016年2月2日与原告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书，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离职手续，且在巴南区社保部门领取了失业保险金，后原、被告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不存在欺骗的情形。 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27日，原告雷治友与被告威通公司签订合同期限自2014年6月2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原告从事驾驶员工作。2014年6月2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据，该收据载明交款人为雷治友，收款项目为驾驶员安全风险金，金额为2000元。2016年2月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载明“雷治友……根据《劳动合同法》及有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现按下列第三条款规定依法解除或终止你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三、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提出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日期为2016年2月1日”。同日，原告签收了该通知书。原告在巴南区社保部门领取了失业保险金。2016年3月10日，原、被告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至2016年3月10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2019年5月5日，原告向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南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被告退还保证金2000元。仲裁审理中，被告抗辩原告的仲裁主张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2019年7月4日，巴南区仲裁委作出巴南劳人仲案字〔2019〕第723号仲裁裁决书，以原告的仲裁主张超过仲裁时效为由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对该裁决不服，遂诉至本院。审理中，因原、被告各执己见，本院调解未果。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及劳动合同、关于劳动合同到期的通知、对私客户账户明细、巴南劳人仲案字〔2019〕第723号仲裁裁决书、收据、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书等证据在卷为凭，且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向劳动者收取保证金。本案中，被告以安全风险金的名义向原告收取了2000元保证金，违反了前述规定。 其次，原、被告于2014年6月27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4年6月2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但原告于2016年2月2日签收了被告出具的载有解除劳动关系意思表示的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劳动合同的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劳动合同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而解除行为的合法与否均不影响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因该解除行为的到达而解除，因此，原告签收了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原、被告之间的首次劳动关系自2016年2月1日起解除。2016年3月10日，原、被告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书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对于原告主张其系在被欺骗的情况下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书及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原、被告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应自2014年6月起至2019年1月止，因此本案未超过仲裁时效，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订上述合同时存在受骗的情形，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与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书，该三份合同在时间上存在连续性，能够证明原、被告先后两次建立了劳动关系，且关于劳动合同到期的通知上载明的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已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之内容与原、被告于2014年6月27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载明的劳动合同到期时间相矛盾，因此本院认可被告辩称的关于劳动合同到期的通知系被告在误以为合同已到期的情况下作出的，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其在自2016年2月2日至2016年3月9日期间一直在被告处上班，原、被告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应自2014年6月起至2019年1月止，但一方面，2016年2月2日后原告领取了失业保险金，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一）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１年的；（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之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是以解除劳动关系为前提的；另一方面，原告未举示其在该期间继续在被告处上班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原、被告于2016年2月1日解除了劳动关系，原、被告之间的首次劳动关系中断，后原、被告于2016年3月10日重新建立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期限应重新起算。 最后，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首次劳动合同期间为自2014年6月27日至2016年2月1日止，在该期间被告违法向原告收取了保证金2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之规定，原告为保护其合法权益即要求被告退还保证金的主张应自原、被告之间的首次劳动关系解除之日即2016年2月1日起一年内提出，而其至2019年5月5日方向巴南区仲裁委申请仲裁主张前述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益，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被告在仲裁及诉讼阶段均提出了仲裁时效的抗辩，且原告未举示证据证明存在仲裁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因此本案已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综上，被告关于本案超过仲裁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保证金的诉求主张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雷治友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决定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雷治友负担，本院予以免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郑明洁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徐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