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再47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住所地四川省德阳市天山南路二段****。 负责人：李建平，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红，四川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东，四川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唐鸿军，男，196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顺武，四川公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钟华，男，196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少卿，四川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秀峰，男，196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汉市。 再审申请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因与被申请人唐鸿军、钟华、李秀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6民终1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8）川民申575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红、李振东，被申请人唐鸿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兰顺武，被申请人钟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少卿，被申请人李秀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九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唐鸿军对再审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二审判决认定“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并不知晓钟华、李秀峰对外为贷款客户寻找民间借贷资金的事实，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不可能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既为借款人又为保证人，案涉借款也不是为了再审申请人利益而产生，唐鸿军作为专业民间放贷主体，不是善意相对人，其资金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营业性。2.案涉《三方协议》是伪造的。该《三方协议》中关于丙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内容系通过倒签盗盖再审申请人个人信贷业务章虚构，再审申请人并不知情。3.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唐鸿军出借资金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关于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案涉《三方协议》《借款协议》应属无效，且协议中均未约定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原审认定年利率24%的利息没有依据，李秀峰和钟华的行为是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唐鸿军辩称，本案审理的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与唐鸿军的外部关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内部关系无法对抗善意相对人，唐鸿军有理由认为与其建立和履行借贷合同的相对方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所有员工都在使用邓丽琼、谢涛账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德阳监管分局的调查可以证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在控制案涉账户的资金，本案所涉业务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账下业务。2015年的交接清单，二审中各方均认可该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业务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业务。 钟华辩称，二审对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操作民间借贷行为的认定是正确的。钟华在协议上补签字是碍于情面，签字章不是本人所盖，还款200万元是对自己财产的自由处分，也是基于各方压力作出，不能认定钟华为直接借款人。李秀峰离职时提交的类似于本案业务的五份《三方协议》，时间都是在钟华调离银行之后，且协议上加盖的都是管理非常严格的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行政公章，故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行为具有一贯性。 李秀峰辩称，其与唐鸿军的所有关系人均不相识，一直是魏芳芳在联系业务。“过桥贷款”这一违规业务，在2011年就已经开始，二审判决李秀峰、钟华承担偿还责任是错误的，邓丽琼、谢涛的账户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账下业务使用的专用账号，所有工作人员均知晓该账户和其功能。案涉业务发生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办公区，协议上的章是正常走程序所盖，不是盗盖。银行的行政公章管理非常严格，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不可能不知晓案涉借款。 唐鸿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李秀峰、钟华归还唐鸿军借款800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4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资金利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李秀峰、钟华互负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0日，李秀峰将事先签好“邓丽琼”字样的《借款协议》交付给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工作人员魏芳芳，后由魏芳芳交给唐鸿军，载明邓丽琼向唐鸿军所借周转资金伍佰万元期限为1个月，从2015年1月20日至2015年2月19日。《借款协议》上邓丽琼的签名及捺印为李秀峰所为。同日，李秀峰以其岳母邓丽琼（乙方）的名义在《三方协议》上签名捺印，并将《三方协议》交由唐鸿军（甲方），该《三方协议》上载明：甲方与乙方于2015年1月2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甲方向乙方提供伍佰万元借款，甲方将伍佰万元借款汇入乙方在丙方（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开立的邓丽琼账户（账号：62×××50）。在乙方未还清甲方借款本息前，丙方应保证甲方的借款资金安全，若乙方不能按期归还甲方借款本息，丙方应承担该笔借款的连带清偿责任。乙方在丙方取得该笔借款（收回再贷款）后，须按照《产品购销合同》的交易对象（甲方指定的交易对象）办理转款。乙方“邓丽琼”的签名及捺印亦系李秀峰所为，李秀峰以经办人的身份在《三方协议》上签名。亦在同日，唐鸿军通过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网上银行向邓丽琼62×××50账号转款5000000元，随后，邓丽琼账户分别向旌阳区广信陶瓷经营部、李柱刚转款2100000元、2900000元。2015年3月18日，邓丽琼向唐鸿军转款6500000元。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认为是邓丽琼归还的5000000元借款，而唐鸿军、李秀峰则认为归还的借款与本案无关。 2015年4月14日，李秀峰再次向唐鸿军交付《借款协议》《三方协议》一份，其上载明的内容与前述《借款协议》《三方协议》内容基本一致，仅将借款期限变更为2015年4月14日至2015年5月13日。同日，唐鸿军通过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网上银行向邓丽琼62×××50账号转款5000000元，随后，邓丽琼账户分别向曹居树、谭静转款2000000元、3000000元。 2015年4月18日，钟华在前述两份《三方协议》及2015年4月14日的《借款协议》上补签名字。之后一周左右，李秀峰指示魏芳芳在《三方协议》的丙方处加盖了该行的业务专用章。2015年6月30日钟华向唐鸿军还款200万元。 一审另查明，钟华原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行长，于2014年5月13日调离该岗位。钟华在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行长期间，为工作方便刻有一枚签字章，该签字章由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工作人员魏芳芳保管，魏芳芳于2014年8月休产假时将钟华的签字章交由李秀峰保管。李秀峰原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批发银行部经理，其岗位职责为向支行行长、分管行长负责，牵头组织批发银行市场拓展与客户营销，组织落实分行和支行下达的各项营销任务和工作任务，组织开展贷后管理，贯彻落实各项政策、制度、规定，负责支行批发银行部团队建设，开展业务培训，有效提升本部门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李秀峰于2015年12月4日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解除劳动关系。 李秀峰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解除劳动关系后，由于其认为包括案涉两笔借款在内的有关民间借贷系为完成银行的工作任务，即以“存款回报”对外借款操作，但由于尚有部分借款未妥善处理，债权人要求其偿还债务，为此，其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德阳监管分局就相关问题进行举报。2016年9月1日，该分局作出处理意见书，主要答复意见如下：“一、关于举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违规开展‘存款回报’业务等问题。经调查，从2013年起，你和钟华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任职期间，为做大本行存款规模，要求借款客户要按照贷款比例组织一定存款存入德阳支行。借款客户自身无资金又无法找到存款来源的，则由你和钟华帮助协调联系组织存款，但借款客户要承担组织存款所需费用。在此种操作模式下，根据你和钟华是否参与了支付给存款出资人的费用分配，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你和钟华联系适合的存款出资人后，组织存款的费用全部支付给存款出资人，未参与费用分配。另一种是如未找到适合的存款出资人，你和钟华则以个人名义从民间资金出借人处借入民间资金作为存款来源，并按照约定比例参与民间资金出借人收益的分配，归集到你所控制的谢涛或邓丽琼账户。从2014年6月起，你和钟华以个人名义分6次从10余名自然人处反复、滚动借入民间资金偿还存款回报费用的前手欠款，最终形成较大资金缺口。截至2015年9月，该笔回报费用本金累积至1292.6万元。你和钟华多次从民间资金出借人处借入资金作为‘存款回报’来源，并参与民间资金出借人收益分配的行为，违反了监管部门关于严禁银行员工参与民间借贷，不得充当资金掮客的规定。二、关于举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违规借入民间资金周转本行到期贷款的问题。经调查，德阳信达农产品有限公司和德阳市宏霸饲料有限公司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借款客户，曾先后在该支行贷款400万元和2450万元，分别于2012年10月和2014年4月到期。上述两笔贷款到期后，两户企业均无法正常偿还贷款。你和钟华为掩盖两笔贷款的信贷风险，并个人获取介绍融资费用，主动协调和联系民间资金出借人，帮助为贷款提供担保的融资担保公司负责人及借款企业借入民间资金，并用该资金偿还了渤海银行贷款，同时你和钟华在其中获取了介绍融资费。此后，或因借款企业法定代表人入狱服刑丧失还款能力，或因续授信后上级行对贷款额度进行了削减等原因，为归还民间资金，你和钟华通过帮助协调联系或直接以个人名义参与等方式，从民间出借人处多次反复借入民间资金偿还前手借款，并继续获取介绍融资费，结果造成借入民间资金越累越高，最终形成较大资金缺口。三、关于民间借贷资金缺口应由银行承担偿还义务的问题。经调查，由于谢涛、邓丽琼账户上的资金，主要包括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客户经理获得上级行绩效奖励留存等两个部分，且两个账户资金进出频繁，形成事实上的资金池，在无有效证据情况下难以对每笔进出资金进行逐一匹配。为此，我分局调查组将上述两账户中来自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客户经理获得上级行绩效奖励留存部分的资金，与你提供的银行及员工使用了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的相关证据进行总额比较。通过比较，绩效奖励留存部分额度能够覆盖你提供的银行及员工使用了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相关证据的金额总额，不足以证明渤海银行及其员工（你和钟华除外）从中获取了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收益。在此次调查中，一是我分局获取的民间资金《借款协议》复印件，仅能看到‘借款人’一栏有你和钟华个人签名，但无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单位公章，你也未有效提供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签章的《借款协议》。二是我分局未发现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以单位名义组织、操作上述形成资金缺口的民间借贷交易的决策、管理资料。三是我分局获取的有关信访人提供的证据资料，不足以证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及其员工（你和钟华除外）参与分配了因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形成的收益。综上，我分局经调查，未发现你信访反映的关于形成民间资金借贷关系系渤海银行单位在业务经营中组织实施，并由银行及其员工获取收益的问题。如你对本处理意见不服，可以自收到之日起30日内向中国银监会四川监管局书面提出复查”。 唐鸿军认为，与其形成借贷关系的相对人就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钟华、李秀峰作为该行的工作人员明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开展的所谓“回报”业务违规，却还要具体实施，导致唐鸿军的损失，其二人系履行职务行为，故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此，唐鸿军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判决：一、李秀峰、钟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唐鸿军借款本金8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1.以本金5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5年5月13日止；2.以本金8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唐鸿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唐鸿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被上诉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李秀峰、钟华立即归还上诉人借款800万元，并从2015年4月14日起按月息2%承担资金利息至付清为止，三被上诉人互负连带责任”；2.上诉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23日，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下文（渤银成任免[2009]3号），决定任钟华同志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行长，聘期三年。 从2013年1月开始，李秀峰多次以邓丽琼、谢涛的名义向包含唐鸿军在内的多人借款，并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名义签订《三方协议》，为这些借款提供担保。签订的《三方协议》格式统一，均约定“在乙方未还清甲方借款本息前，丙方应保证甲方的借款资金安全。若乙方不能按期归还甲方借款本息，丙方应承担该笔借款的连带清偿责任。”一部分《三方协议》加盖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行政公章，一部分《三方协议》中加盖了钟华的签字章。本案所涉的《三方协议》与这些《三方协议》格式内容一致，仅在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借款主体上留作空白，在使用时再手工填写，但本案所涉的《三方协议》加盖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个人信贷业务章。 2014年5月13日，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下文（渤银川报[2014]68号），免去钟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行长职务。 2015年11月7日，李秀峰在离职前制作了交接清单，载明“2012年12月29日支行买存款3000万订金叁万元收条壹张，2012年12月30日支行买存款3000万订金贰万元收条壹张，信达农产品与罗林借款合同壹份（复印件）信达农产品与罗林抵押协议壹份（复印件）信达农产品与罗林《借款协议》壹份（复印件）动产抵押登记书壹份，个人名章李秀峰四枚，罗林壹枚，柜子钥匙一把”。 二审另查明，邓丽琼、谢涛账户中包含以下几种资金：一是贷款回报费用（即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要求其贷款客户存入一定金额的存款，如果客户未存入存款，则需加收6%的利率，该部分费用用于“买”其他存款）、二是统筹费用（从员工完成吸储任务的提成中抽取部分费用由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统筹使用）、三是上级行奖励、四是民间借贷利息收取30%的回扣。支出情况包括转给李秀峰垫支的还款费用、报销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员工垫支的客户营销费用等。 另据李秀峰陈述，证实在与唐鸿军的案涉款项的交易过程中，双方口头约定案涉借款的利息为日息2‰，其中利息回报的70%由出借人唐鸿军收取，30%转入“邓丽琼”账户。 二审还查明，2018年邓丽琼已死亡，其对案涉账户的资金往来均不清楚，均由李秀峰操作完成。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和证据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应当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二审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案涉借款利息如何确定；二、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是否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争议焦点一：关于案涉借款利息的确定问题。 本案中，虽然《借款协议》中并未约定利息，但唐鸿军与李秀峰一致陈述双方口头约定日息为2‰，结合银行监督部门的调查和李秀峰的陈述，案涉借款除出借人收取利息外，谢涛、邓丽琼账户还要按一定比例留存回报，再结合唐鸿军此前类似业务的还款情况分析，2014年12月15日，以邓丽琼名义借的500万元，2015年1月19日罗小俊归还5245000元，利率明显高于月息2%（即年息24%）；邓丽琼20**年12月25日借款230万，2015年1月13日还款2361180元，利率明显高于月息2%，由于借款的操作模式相同，均为一份《借款协议》，一份《三方协议》，且《借款协议》和《三方协议》的内容格式一致，仅有借款人、借款金额和借款期限不同，因此，出借人、经手人、担保人三方在一定时期用相同的操作模式拆借资金、分享利息回报等均已形成了稳定的交易习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本院认定双方约定了利息,现唐鸿军请求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本院对唐鸿军请求按月息2%计付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 争议焦点二：关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是否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 关于案涉借款的用途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为了单位利益还是李秀峰、钟华为了个人利益问题。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德阳监管分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调查意见及二审查明的事实，为扩大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存款规模，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要求借款客户要按照贷款比例组织一定存款存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李秀峰和钟华为存款客户寻找民间资金，此后，由于反复滚动借入民间资金偿还存款回报费用的前手欠款，最终形成较大资金缺口。案涉借款正是为了弥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贷款客户资金缺口产生，其实质是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利益产生的借款。 关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是否占有并使用贷款回报费用及民间借贷利息回扣的问题。虽然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一直辩称邓丽琼、谢涛账户与其无关，但邓丽琼、谢涛账户中包含贷款回报费用、统筹费用、上级行奖励、民间借贷利息的回扣，且员工报销垫支费用亦从该卡中转出。虽然每笔进出资金难以逐一匹配，但存入银行账户的资金属种类物，并非特定物，因此，不能依据员工报销垫支费用小于上级行绩效奖励留存就当然得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使用的是自有资金的结论。虽然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称统筹费用系银行内部“土”政策，仅能放置于私人账户中，但该理由无法解释为何上级行发放的绩效奖励也通过案涉的私人账户发放，故本院认定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占有并使用了案涉借款的资金回报费用。 关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是否知晓李秀峰、钟华对外为贷款客户寻找民间借贷资金以存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行为问题。钟华原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负责人，其在任期间，从2014年开始便在多笔类似业务中的《三方协议》上签字并加盖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行政公章；钟华离职后，案涉纠纷的《三方协议》亦加盖有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个人信贷业务章；此后，李秀峰在离职时，亦将买存款的定金收条、借款合同等资料交接给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副行长马建川，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称其对该类业务不知情的辩解理由与查证的事实不符，本院对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知晓李秀峰、钟华对外为贷款客户寻找民间借贷资金以存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以上事实，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借款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为了单位壮大存款规模，通过揽储，并要求贷款人存入资金、增加贷款利息等方式以解决存贷资金问题。在此过程中，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安排或授意银行工作人员为不能存入资金的贷款客户协调民间资金，并向客户收取利息并按比例与民间资金出借人分成利息，用以解决部分营销费用。该操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十四条“商业银行应当依照法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本行的财务、会计制度”、第五十五条“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真实记录并全面反映其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时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财政部门报送。商业银行不得在法定的会计账册外另立会计账册。”之规定，在钟华离职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违规操作不及时制止，致使最终形成较大资金缺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应对钟华、李秀峰经手的借款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以及担保方式问题。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主张，钟华在案涉借款发生时已调离银行，李秀峰岗位职责中不包含代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外借款或担保，《三方协议》丙方处加盖的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个人信贷业务章不具有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李秀峰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具体的岗位职责分工与个人信贷业务章的具体功能仅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内部管理规定，不具有对外对抗善意相对人的效力，故，丙方处加盖的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个人信贷业务章具有担保的法律效力，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应承担保证责任。 根据《三方协议》约定：“在乙方（邓丽琼）未还清甲方（唐鸿军）借款本息前，丙方（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应保证甲方（唐鸿军）的借款资金安全。若乙方不能按期归还甲方借款本息，丙方应承担该笔借款的连带清偿责任”，协议既约定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承担责任的前提是“乙方不能按期归还甲方借款本息”，又约定“丙方承担该笔借款的连带清偿责任”，故双方对保证方式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约定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保证是否已过保证期间。二审法院认为，《三方协议》明确了在乙方归还唐鸿军借款本息前，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应保障甲方的资金安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故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中，双方2015年1月2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5年2月19日，2015年4月14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5年5月13日，唐鸿军于2016年5月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渤海银行德阳支行、钟华、李秀峰承担还款责任，未过保证期间，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认为已过保证期限的主张，二审法院不予支持。故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应当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唐鸿军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 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2017）川0603民初2871号民事判决；二、李秀峰、钟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唐鸿军借款本金800万元及资金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本金8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4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本判决第二项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唐鸿军其他诉讼请求。 再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二审庭审中审判员询问本案借款有无约定利息，李秀峰回答有口头约定，分为日息千分之二和日息千分之一点五两种情况，实际经办人是魏芳芳，唐鸿军回答约定的利息是日息千分之二，钟华回答对约定利息的情况不清楚。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借款发生时，唐鸿军、李秀峰、钟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于借用私人资金通过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放贷进行违规操作均系明知。本案争议焦点为：1.李秀峰或魏芳芳借用邓丽琼账户向唐鸿军借款的行为是否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即唐鸿军的借款相对方是谁；2.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是否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什么责任；3.本案的利息如何认定？ 一、关于李秀峰或魏芳芳借用邓丽琼账户向唐鸿军借款的行为是否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即唐鸿军的借款相对方是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申请再审案件，应当围绕申请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申请再审人未主张的事由不予审查。”本案中，一审认定李秀峰和钟华是本案借款的借款人并判决李秀峰和钟华归还唐鸿军借款本息，李秀峰和钟华并未对此提起上诉，二审后也未申请再审，应视为对一审判决认定相关事实的认可，故对李秀峰和钟华在再审中辩称其不是本案借款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二审认定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认定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是本案借款人。因唐鸿军未对本案提出再审申请，故对唐鸿军在再审中关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与其签订《借款协议》《三方协议》、唐鸿军的借款相对方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在案涉《借款协议》签字盖章的是唐鸿军、邓丽琼、钟华，在《三方协议》签字盖章的是唐鸿军、邓丽琼、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是保证人，故李秀峰和钟华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本案唐鸿军的借款相对方是李秀峰和钟华，原审对借款人的认定正确。 二、关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是否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唐鸿军、邓丽琼、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签订的《三方协议》约定：“在乙方（邓丽琼）未还清甲方（唐鸿军）借款本息前，丙方（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应保证甲方（唐鸿军）的借款资金安全。若乙方不能按期归还甲方借款本息，丙方应承担该笔借款的连带清偿责任”，丙方处加盖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业务专用章，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是本案借款的保证人。2015年1月20日和2015年4月14日唐鸿军按约分别向邓丽琼账户转款500万元，共计1000万元，后钟华向唐鸿军还款200万元，尚有800万元本金及利息没有偿还。因唐鸿军提起本案诉讼时未过保证期间，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审对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责任认定正确。 三、关于本案利息如何认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借款协议》《三方协议》中并未约定借款利息。二审认为唐鸿军与李秀峰一致陈述双方口头约定日息为2‰，因唐鸿军诉请2%的月息（即年利率24%）符合法律规定，故二审判决本案的借款利息为年利率24%。再审查明，借款人李秀峰在二审庭审中称利息有两种情况，实际经办人是魏芳芳，借款人钟华在二审庭审中称对利息情况不清楚，李秀峰和钟华的说法不一，且本案未偿还过借款利息，无法推断借款利率，故本案借款应属于对利率约定不明的情形，二审对利息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对本案借款的借期内利息不予支持，对逾期利息确定为年利率6%。 综上所述，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条第十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6民终1009号民事判决和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2017）川0603民初2871号民事判决； 二、李秀峰、钟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唐鸿军借款本金800万元及资金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本金8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对本判决第二项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唐鸿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李秀峰、钟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宁 审 判 员  胡东蓉 审 判 员  朱圣镖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张 蕾 书 记 员  罗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