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4民初2390号原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潇湘南路一段**中盈广场******和**。法定代表人：董凯楠，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某，住长沙市雨花区，系公司的运营总管。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住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系公司法务。被告：李某，住长沙市岳麓区。被告：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住所地湖，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潇湘南路一段**中盈广场******v>负责人：郑则阚。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幸，女，汉族，1992年10月7日出生，住杭州市下城区，系公司职工。被告：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钱潮路****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倪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某，住杭州市雨湖区，系公司员工。原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优行公司）诉被告李某、被告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被告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外企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长沙优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某、常某，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幸，李某，浙江外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长沙优行公司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李某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无需支付被告李某工资及经济补偿金；2、请求法院判决原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李某平台使用费及电信服务费；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长沙优行公司与李某系平等民事主体的车辆借用关系，不成立劳动关系。1.2017年5月1日，长沙优行公司的母公司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外企公司签订了《劳务外包协议》，双方约定浙江外企公司向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司机劳务外包服务，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相应向浙江外企公司支付劳务费。在此模式下，平台司机与浙江外企公司建立劳务关系，按照多劳多得，奖励与激励相结合原则作为劳务费结算标准。同时该协议约定，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需配合浙江外企公司加强劳务人员的日常管理，使其熟悉服务标准，如业务流程，操作规程，监督机制和风险机制等。2018年3月1日，李某与浙江外企公司签订《劳务服务协议》，劳务服务内容为“提供专车司机驾驶服务”，约定由浙江外企公司向李某支付劳务报酬。2.2017年9月21日，李某与长沙优行公司签订了《车辆使用协议书》，开展网约车驾驶服务。长沙优行公司作为车辆的所有方和出借方，李某作为车辆的使用方与借用方，二者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车辆借用关系。3.根据《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8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维护和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开展有关法律法律、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因此，长沙优行公司对网约车开展的日常管理、执行的运营标准也是法律要求的合规做法。二、长沙优行公司依据《车辆使用协议》收取平台使用费及电信服务费，合理合法。长沙优行公司与李某在《车辆使用协议》中就服装费、信息服务费（含电话费）、车损事故违约金等收取问题进行了约定。三、754.58元系长沙优行公司应收收入，而非被告工资。该笔款项系曹操专车部分乘客未支付给长沙优行公司的订单费用，为公司应收收入。被告李某辩称，1.2018年2月6日，其通过应聘考核进入长沙优行公司工作，职位为专车司机。长沙优行公司提供劳动工具“湘Ａ×××**”车辆、“181××××****”手机号码、曹操专车司机端“手机平台等。通过3天入职培训，且培训地址为原告办公地址会议室，原告对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每月休息时间、工资发放时间等进行要求和管理，2018年2月28日入职后，长沙优行公司要求与其签署《车辆使用协议书4.2》并交付10000元押金。在岗期间，长沙优行公司要求每天在线工作服务时间为10小时，其中特别要求早晚高峰时间段工作服务满4个小时；每月长沙优行公司通过“知鸟”平台进行考核，以及要求不定时参加公司回炉培训。2018年6月，长沙优行公司多次要求李某进行提效约谈，并签署提效约谈记录表。2018年11月12日，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长沙优行公司与李某劳动争议进行裁决，案号：长劳人仲案（2018）第2303号，认为长沙优行公司与李某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期间李某不知道浙江外企与长沙优行公司签署的任何协议。2.在职期间，长沙优行公司每月收取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且工作期间收入应属长沙优行公司。长沙优行公司通过薪酬体系发放工资，李某无需对劳动工具的使用支付费用，故长沙优行公司应将非法扣除工资按实退还。被告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辩称，李某非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的员工，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不是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李某与长沙优行公司签订《车辆使用协议》，二者为车辆借用关系。李某与浙江外企公司签订《劳务服务协议》，二者为劳务关系。李某未在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工作，公司也未对其进行管理，李某与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之间既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又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李某无权要求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与浙江外企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浙江外企公司辩称，我方认可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李某在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曹操出行”软件上看到曹操专车司机招聘广告，遂前去应聘。长沙优行公司组织了面试考核，并告知李某，其工资由浙江外企公司发放。2018年3月1日，李某（乙方）与浙江外企公司（甲方）签订《劳务服务协议》,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代驾劳务服务。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劳务服务报酬的原则为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奖励与负激励相结合原则，服务期间不设最低劳务服务报酬标准及最高劳务服务报酬标准；劳务服务报酬金额的计算将根据乙方在当月服务期间的奖励与负激励执行情况得出，劳务服务报酬的发放方式、发放时间等具体内容以实际执行为准。双方还就服务规范、保密、违约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约定。2018年3月1日，李某（乙方）还与长沙优行公司（甲方）签订了《车辆使用协议书》，约定乙方使用甲方车辆1年，自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止，该车用于运营“曹操专车”。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李某担任“曹操出行”平台的专车司机。2018年2月26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浙江外企公司共计发放李某工资24711.96元，月均工资为6177.99元。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通过“曹操出行”平台制定了相关的司机劳务报酬、奖励政策、服务规范、违规负激励等规范。根据服务规范，曹操专车司机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应承担一定费用，包括：车辆保证金、充电费、平台信息服务管理费、物料费等。曹操专车司机完成订单后，乘客会将费用支付给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外企公司进行结算，由浙江外企公司再向李某支付报酬。2018年7月11日，李某将车辆退还给了长沙优行公司。李某在退还车辆时被扣除了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等费用共计1646.15元。李某以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长沙优行公司、浙江外企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决:1、确认与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从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的工资报酬23708.81元;3、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23708.81元;4、长沙优行公司退还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押金及不合理扣款1646.15元；5、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和长沙优行公司支付赔偿金5927.2元；6、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支付订单劳动报酬780.38元；7、浙江外企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作出长劳人仲案字（2018）第2303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李某与长沙优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长沙优行公司支付李某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押金及扣款1646.15元；三、长沙优行公司支付李某工资754.58元；四、长沙优行公司支付李某经济补偿2963.6元；五、驳回申请人李某的其他仲裁请求”。李某与长沙优行公司均不服起诉至本院。另查明，1.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外企公司签订《劳务外包服务协议》，主要内容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甲方)根据公司业务需要,接受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乙方)提供司机劳务外包服务,并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劳务服务费。劳务人员主要从事曹操专车驾驶服务。协议有效期限为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2.长沙优行公司系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负责对曹操专车司机使用车辆情况管理;3.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系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分公司,为长沙地域曹操专车互联网平台运营企业，负责对运营平台进行管理。以上事实，有车辆使用协议、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退车通知函、曹操出行软件截图、发票、劳务外包服务协议、曹操专车司机面试登记表、劳务服务协议、报酬发放明细表等证据证明，并经质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长沙优行公司与被告李某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原告与被告李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车辆使用协议书》，约定了车辆使用期限、用途、运营城市及车辆使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条款调整的劳动关系形式，被告李某也未充分举证证实原告存在对其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管理、指挥与监督、支付工资等劳动报酬并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组织体系中从事劳动而非从事独立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的行为，双方不具有从属关系，故原告主张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浙江外企公司与李某签订了虽名为《劳务服务协议》，但究其实质，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具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的基本条款。另浙江外企公司每周每月按时向李某支付工资，综合上述事实可认定李某为浙江外企公司提供了劳动，并接收浙江外企公司的管理，由浙江外企公司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及协议约定，双方形成劳动法上的人身隶属关系，故李某与浙江外企公司于2018年3月1日起建立了劳动关系。又因李某于2018年7月11日之后未再继续工作，故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至此终结。李某从事长沙地区曹操专车司机工作，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通过“曹操出行”平台管理李某的工作绩效，因此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是李某的用工单位。第二、关于平台信息服务费、电信服务费等费用退还问题。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在其制定的平台规范中明确需要收取平台信息服务费、车辆使用费等费用，李某的前述费用也是通过曹操出行平台由长沙优行公司扣除，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条“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不得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之规定，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不得向劳动者收取任何费用，因此李某在提供劳动过程中是无需支付与从事劳动相关的费用，故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应将李某为提供劳动过程中支付的由长沙优行公司扣除的平台信息服务费、车辆使用费退还给李某。长沙优行公司基于合同关系收取李某的前述费用具有合理性，故无须退还。鉴于李某对该部分损失已在另案主张，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某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无须支付被告李某工资、经济补偿金及平台信息服务费、电信服务费。案件受理费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李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谭雄建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成功书记员陈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条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劳务派遣单位不得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不得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