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03民初3572号原告（反诉被告）：昆明风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新兴路中段霖岚国际广场**2702-2705。法定代表人：何亚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舒昂、张艳，云南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反诉原告）：云南淘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阳光A版**。法定代表人：龚世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军，云南三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娜，云南三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昆明风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和公司”）与被告云南淘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旅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2019年6月14日，被告淘旅公司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合并对两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舒昂、张艳，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世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军、杜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风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淘旅公司支付原告风和公司机票费共计655.2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11日，原告风和公司与昆明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公司”）达成协议，约定航空公司将昆明到泰国普吉的往返旅游机票交由原告风和公司进行承销。2018年6月2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航班包座协议》（以下简称“包座协议”），合同有效期自2018年7月18日起至2019年7月17日止。合同约定，由原告风和公司向被告淘旅公司提供航班号为KY8365、KY8366的机票，被告淘旅公司应包销座位，包销数量为每架次60人，该航班每周有三个架次（周一、周三、周五）。双方在包座协议第4.3条约定，被告淘旅公司无论在航班起飞前是否提供乘客信息，或是否提供足额的乘客，被告淘旅公司均应按时足额支付当期的包位固定票款（包括固定票款与票款税费）。合同成立后，双方按约履行，但被告淘旅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突然拒付票款，要求终止合同。原告风和公司拒绝并回函要求被告淘旅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但被告淘旅公司仍于2019年3月13日向原告风和公司正式发出了书面终止函。原告风和公司在被告淘旅公司重大违约的情况下，依然得按约定每周三次按时、足额向航空公司支付本应由被告淘旅公司负担的自2019年3月11日起至2019年7月17日止，共56个航班，每个航班60人的机票费及相关罚金,且原告风和公司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寻找他方合作来弥补损失。综上，被告淘旅公司的行为己明示其不会再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原告风和公司损失惨重，且该损失将一直持续到2019年7月17日。被告淘旅公司辩称，第一，原告风和公司违约，被告淘旅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根据包座协议第四条第十一款的约定，被告淘旅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已送达原告风和公司，双方的合同已经解除。第二，即使合同未解除，原告风和公司也只能按照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主张机票款。首先，原告风和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让被告淘旅公司误以为原告风和公司与航空公司之间存在包座合同关系，故被告淘旅公司才与原告风和公司签订包座协议。其次，包座协议第四条（违约责任4.10）约定，违约责任仅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间接损失。根据该约定，原告风和公司无权要求被告淘旅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机票款，应按被告淘旅公司应履行而未履行的且原告风和公司已经支付的包座费主张赔偿。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6月27日签订的包座协议及《领航包座协议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于2019年3月11日解除；2．反诉被告风和公司赔偿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损失195775元；3．反诉被告风和公司返还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履约保证金80万元；4．反诉被告风和公司返还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机票款3012750元。诉讼过程中，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将包座协议第一条变更为《关于营销委2018年国际系列团操作管理办法的函》（营销函-2018061401、营销函-2018061402）（以下分别简称“1401函”、“1402函”）第二条；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包座协议。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2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由反诉被告风和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亦即包座协议，合同订立前，反诉被告风和公司谎称向航空公司包销了160个座位，因其无能力独自包销，需要反诉原告淘旅公司为其包销60个座位。2018年7月18日开始，反诉原告淘旅公司还是履行合同，因各种因素影响，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包销的60个座位未能完全出票，直至2019年2月，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已经亏损700余万元，但是反诉原告淘旅公司仍按约履行合同，未有违约。2019年2月，临近春节，反诉被告风和公司于2019年2月1日下发通知，要求在2月2日12时前将2月4日至2月8日、2月6日至2月11日、2月8日至2月13日、2月11日至2月15日的往返机票全部出完，否则不予出票。由于反诉被告风和公司突然单方提出提前出票通知，违反双方的合同约定，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当即提出异议。接到通知后，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反复与旅客协商，但是因为时间短，变化仓促，导致很多订票旅客未能做好准备，无法按照反诉被告风和公司通知的时间出票。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多次与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协商，反诉被告风和公司以已经通知为由，拒不履行出票义务，最终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对旅客的损失进行了赔偿。违约事件发生后，反诉原告淘旅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电话通知反诉被告风和公司，解除双方的包座协议，并于2019年3月13日向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发出解除通知。反诉被告风和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且给反诉原告淘旅公司造成损失。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依法提交了包座协议、补充协议、《关于营销委2018年国际系列团操作管理办法的函》（营销函-2018061401、营销函-2018061402）（以下分别简称“1401函”、“1402函”）、《关于昆明-普吉〈航班包座协议〉违约告知函》《律师函》《关于普吉〈航班包座协议〉终止的函》《关于“普吉〈航班包座协议〉终止的函”回复函》《昆明=普吉岛往返出票时限通知》、微信记录、对账单、航班次数及金额统计表、证人吴某的证言。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提交了包座协议、补充协议、《付款回单》《委托代订书》《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微信记录、《昆明=普吉岛往返出票时限通知》、旅客投诉记录截屏、《一次性赔偿协议书》、退款电子回单、《出境旅游合同》、包位出票表、部分时间整理表、付款记录表、1401函、1402函、关于普吉航班包座协议终止的函等。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投诉记录截屏、《一次性赔偿协议书》、退款电子回单、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依法对其予以采信；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出境旅游合同》为空白合同，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特征，本院依法对其不予采信。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申请调取的KY8365、KY8366航班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实际乘客人数、客座率、票价结算等证据无调取之必要，故本院依法对其申请不予准许；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申请调取的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与航空公司之间的合同已由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予以提交，无调取之必要，故本院依法对其申请不予准许。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11日，案外人昆明航空有限公司营销委员会以（下简称“营销委”）向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作出1401函、1402函，上述函载明，航空公司于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7日期间存在“昆明=普吉国际系列团合作项目”，系列团由申请单位向昆航昆明营业部及销售管理室相关航线经理提出。营销委按月进行考核，要求成团率在80%（含）以上，成团率不足80%的，营销委将对申请方进行罚款，营销委计算出应罚款金额，并发下收款通知，申请方在收到通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系列团出票时限原则上预留至航班起飞前48小时，超过此时限，营销委有权对相应座位进行清票处理。2018年6月27日，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签订包座协议，约定由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包销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的航班座位，包销航班座位的往返地点为昆明-普吉-昆明，航班号为KY8365、KY8366，航班时间为：昆明-普吉13:40-15:50，普吉-昆明17:35-22:00（航班时刻以承运人实际执行的时刻为准），航班执行日期为2018年7月18日至2011年7月17日；每架次航班160人，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承销每架次的60人，每架次每座位为2200元（含税），如出票时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包销的座位为空座，则可每座位退税250元，即空位的每个座位费的包销费为1950元。航班按每周三班（周一、周三、周五）往返架次执行（班期以承运人实际执行批复为准）。合同期内，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需保证航班按照100%执行率执行航班，如未达到执行标准，则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包销座位不允许退票、签转和改签。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履约保证金为50万元，如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全面履行本协议，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在协议终止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返还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包座协议第二条第二项约定，每个班次的开票时间因承运人的要求而不同，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应在航班起飞前一个工作日的15时前将当期航班包位费支付给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包座协议第二条第四项约定，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应在航班起飞前两个工作日按照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要求的格式将所有乘客的有效信息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包座协议第四条第三项约定，无论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在航班起飞前是否提供乘客信息，或是否提供足额的乘客信息，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均应足额支付当期的包位固定票款。包座协议第四条第十项约定，双方均同意因履行协议产生的责任和义务仅限于赔偿另一方直接损失（不包括可获得的利润损失），其他间接的、偶然的、特殊的损失等间接损失均排除在外。包座协议第四条第十一项约定，合同当事人一方有以下行为的，一方有权终止协议：损害对方公司名誉与利益，损害对方会员的利益，以对方名义发生违法行为，因违规操作受到有关部门处罚或媒体披露，对对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包座协议第五条第一项约定，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拖欠包位票款的，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将履约保证金抵作的包位费。2018年6月2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履约保证金为80万元。包座协议第十一条第六项约定，合作期限为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7日，协议到期后，如需续签协议，需于合同到期日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上述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双方按约定进行了合作。2019年1月22日，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微信通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按照以下时间（2月4日-2月8日的团期出票时限为2月1日15时前，2月6日-2月11日的团期出票时限为2月1日15时前，2月8日-2月13日的团期出票时限为2月2日14时30分前，2月11日-2月15日的团期出票时限为2月2日14时30分前，）出票，不要将工作推至最后一天。2019年1月28日，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通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统计2月1日、2月4日、2月6日的出票人数，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告知2月1日60人，2月4日24人，2月6日42人，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告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支付春节期间的机票款，并告知能提前出票的尽早安排。2019年1月29日，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告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1月30日拟出2月1日、2月4日的机票，尽量于1月30日将名单及票款支付给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并告知，航空公司给予的出票截止时间为2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已将截止时间争取至2月2日上午，并告知提前安排春节期间的票款及名单。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表示收到上述信息。2019年1月30日，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告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提交2月1日的出票名单及人数。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告知人数为60人，并于11时28分将2月1日的出票名单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同时告知，公司财务人员告知将于1月31日付款。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告知，2月1日的14时50分为最晚出票时间，如果工作堆在一起，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无法保证能正常出票。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再次将1月22日的出票通知发送给了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另告知，需先付款方能出2月2日后的机票。2019年1月31日，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告知，2月1日的机票尚未预定，并告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支付票款。并再次告知出票时间为2月1日15时前（2月2日上午可少量出票）。2019年1月31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支付了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2019年2月1日的机票款11.70万元。2019年2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告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支付春节期间4个航班的票款，因财务将于2月2日下午放假，故可能导致无法出票。15时06分，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将2月4日、2月6日、2月8日收款确认的名单发送给了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并告知稍后发送预留未收款的名单。当日17时28分，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通过微信方式向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发送《昆明=普吉岛往返出票时限通知》，通知载明：“接航司通知由于春节放假原因，昆明=普吉2月4日-2月8日、2月6日-2月11日、2月8日-2月13日、2月11日至2月15日往返机票需要提前出票，已数次通知贵公司出票时限为2019年2月2日12:00以前出票，现再次郑重通知贵司，如因未付清机票款，导致我司无法正常出票，旅客无法正常出行，该责任由贵公司自行承担，望提前安排工作。”当日17时57分，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将2月4日、2月6日、2月8日、2月11日的最终名单发送给了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2019年2月1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支付了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2019年2月4日的机票款11.70万元。2019年2月2日10时多，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将新增的人员名单发送给了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2012年2月2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支付了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2019年2月6日的机票款11.70万元。2019年2月3日10时多，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告知2月8日增加二人。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告知，因航空公司无人，当日均无法出票。故对其增加的人数，未予出票。后旅客就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未订机票的行为向旅游主管部门进行了投诉。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退还了旅客11250元。2012年2月3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支付了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2019年2月8日的机票款11.70万元。2019年2月13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支付了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2019年2月4日、6日、8日、11日的机票款税款49430元。2019年3月11日起，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停止履行包座协议，并于2019年3月13日向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发送《关于普吉〈航班包座协议〉终止的函》，告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已将2月4日、2月6日、2月8日的机票款支付给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但是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以承运人放假为由，未履行出票义务。故作出从2019年3月11日终止继续履行包座协议的决定。后双方未再履行合作协议。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反诉被告风和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2．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果存在，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如果需要承担，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反诉原告淘旅公司自愿采取包座方式包销反诉被告风和公司的航班座位资源。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对其拥有航班座位资源的事实系如实陈述，并未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至于反诉被告风和公司采取何种方式获得航班座位资源并非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包座协议的前提，也不不影响包座协议的效力。综上，本院认为，反诉被告风和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包座协议系原被告双方自愿订立内容合法有效，对合同当事人有约束力，反诉原告淘旅公司要求变更包座协议，并返还已经支付的票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及双方在包座协议第十一条的约定，包座协议已于2019年7月17日失效。故反诉原告淘旅公司要求解除包座协议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反诉被告风和公司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19年2月4日至2019年2月7日放假调休（春节），2月2日、2月3日上班。另据双方在包座协议第二条第四项的约定，则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应于2019年2月2日、3日，亦即最晚应于2019年2月3日前将2019年2月4日、2月6日、2月8日春节期间的包座人员名单告知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根据本院已经查明的事实，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已于2019年2月3日前将春节期间的包座人员名单告知了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故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违约。对于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1月30日、1月31日、2月1日等期间通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应于2019年2月1日前（至迟至2019年2月2日上午）将2019年2月4日至2019年2月15日期间的包座人员名单告知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已在包座协议第二条第四项对名单报送的时间进行了约定，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1月30日、1月31日、2月1日等期间告知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报送名单的时间与上述约定不一致，故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于包座协议订立后发送给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的通知实为对包座协议的变更。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未经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同意，擅自变更合同，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另，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于2019年2月3日向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报送了春节期间的包座人员名单，但是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对部分人员的机票未予出票，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关于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认为订票的截止时间系航空公司所定的辩解，本院认为，即使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所称的事实属实，其与案外人之间的约定并不能对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产生约束力，不能改变其行为构成违约的性质，故其相应辩解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淘旅公司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本院认定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擅自变更订票时间的行为构成违约，但是考虑到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已经多次提前告知了被告（反诉原告）淘旅公司上述变更事宜，原告（反诉被告）风和公司的违约行为并不构成解除合同或拒不履行合同的法定或约定事由，且双方于纠纷发生之后继续按约定履行了包座协议，故被告淘旅公司于2019年3月13日向原告（反诉被告）发送《关于普吉〈航班包座协议〉终止的函》，并拒不履行包座协议的行为也构成违约。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也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或者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可以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可以请求予以适当减少。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当事人违约的，应依法承担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但是违约责任应以违约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参照。另据双方在包座协议第四条第十项的约定，因违约责任产生的赔偿责任仅限于另一方的直接损失。本案中，关于原告风和公司的损失问题。根据原告风和公司提交的证据，其与航空公司之间采取的为“系列团”合作方式，而非“包座”合作方式，另据原告风和公司提交的营销函，如果其销售的座位数未达到约定的数量，则其产生的责任为向航空公司支付罚款，故原告风和公司的直接损失应为原告风和公司向航空公司支付的罚款，且被告淘旅公司应赔偿的损失应限于其违约行为所导致的相应的原告风和公司实际支付的罚款部分，原告风和公司主张的票款655.20万元实为预期收入，为间接损失，而非直接损失（实际损失）。综上，由于原告风和公司未举证对其实际产生的直接损失予以证明，故原告风和公司要求被告淘旅公司支付剩余票款655.20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风和公司可在其损失实际产生后另行主张权利。关于反诉被告风和公司的违约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在包座协议第四条第二项的约定，如果反诉被告风和公司未按约定足额提供包销座位数，则其承担的责任为赔偿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因变更其他航班而遭受的差价损失。本案中，反诉原告淘旅公司主张其损失为195775元，但是其并未提交证据对其主张的直接损失予以证明，故本院依法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履约保证金是否应返还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在包座协议中的约定，反诉原告淘旅公司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实为反诉原告淘旅公司为履行合同而提供的担保，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反诉原告淘旅公司并不需承担赔偿责任、支付票款等付款义务或者责任，反诉被告风和公司继续占有该履约保证金的行为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故反诉被告风和公司应将其收取的履约保证金返还反诉原告淘旅公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昆明风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反诉被告昆明风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反诉原告云南淘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80万元；三、驳回反诉原告云南淘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7664元，由原告昆明风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8832元，由反诉被告昆明风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5754元，由反诉原告云南淘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2307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在法律规定的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王 臣人民陪审员  晏湘涛人民陪审员  肖跃玲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 记 员  孙海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