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0民终13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异议人）：邱全华，男，198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秀英，湖北思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邓斌，男，195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炎辉，湖北荆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荆州市思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紫云小区**。法定代表人：圣跃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卓君，湖北得伟君尚（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占顺达，湖北得伟君尚（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全华因与被上诉人邓斌、原审第三人荆州市思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7)鄂1002民初1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邱全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秀英，被上诉人邓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炎辉，原审第三人思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占顺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全华上诉请求：1.撤销（2017）鄂1002民初183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第三人思源公司之间是以物抵债的法律关系，由于上诉人未取得抵债房屋的产权，故该以物抵债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也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件，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上诉人认为这一判决对案件基本事实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思源公司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上诉人要求法院确认并履行也不能获得法院支持，不能排除人民法院查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所审非所诉。一审对“以物抵债”协议是否生效，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以物抵债协议是否应得到法院支持进行审理，而且引用的最高法院民一庭的相关指导意见与本案根本没有关联，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思源公司认可“以物抵债”协议，并且下了债权人涂同武的债，将房屋也交付给了买受人,“以物抵债”协议的主要内容已履行，未办过户，前期是因为思源公司没有钱交税，后期是因为房屋被查封。但未办过户登记并不影响“以物抵债”协议的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审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应重点审查案外人民事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而不是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进行审查。二、上诉人对执行标的拥有合法的真实所有权，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仅享有对思源公司的债权请求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请求排除执行行为的主要证据为：（1）上诉人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与思源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2）上诉人已通过充抵涂同武（上诉人的叔叔）债权的方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3）上诉人已实际占有并正在使用所购房屋，（4）上诉人在荆州市无其它居住房屋，（5）未办房屋产权证并非上诉人的原因，（6）涂同武对思源公司的债权属于已到期债权，第三人的股东会已形成决议，同意用房屋抵偿欠涂同武的款项。被上诉人仅仅认为购房合同有可能是在人民法院查封后补的，但未提出任何反驳证据。上述证据表明，上诉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查封的民事权益，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对执行异议应予支持的情形。上述证据同时表明，上诉人的叔叔涂同武对思源公司拥有到期债权，思源公司因无资金偿还，于2015年10月15日召开股东会（邓斌还到席了股东会），决定用房屋抵偿欠涂同武的债。2015年10月17日，上诉人与思源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同日办理了涂同武债权下账及房屋交接手续。思源公司因资金困难，仅开了收款收据，未开售房发票，导致上诉人无法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目前上诉人已入住所购房屋。该过程表明，上诉人与思源公司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主体适格，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虽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实际已充抵房款和交付房屋，该协议已产生法律效力，具有合法性。上诉人对执行标的拥有的是可以占有使用处分的物权，而非债权请求权。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还提交了涂同武借给思源公司资金的银行凭证及相对应的借款协议书，证明涂同武的债权是真实的。以房抵债后，涂同武债权消灭，这表明，“以物抵债”协议是真实的。综上，上诉人的诉请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三、一审法院执法明显不公，相同法律事实出现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思源公司同一批用于抵偿了其所欠的工程款或债务的7套房屋均被一审法院作为执行标的，7套房屋的所有权人以案外人身份提出了执行异议，而一审法院仅支持其中1套，其余6套均驳回了案外人异议。上诉人期待也坚信二审法院会秉公执法。被上诉人邓斌辩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即上诉人的执行异议符合该条之规定，才能排除执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才能得到支持，反之则应驳回。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该条之规定，故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首先，上诉人购买登记在被执行人房地产开发企业（思源公司）名下的商品房不符合该条司法解释第二项“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之规定，上诉人购买该房屋的目的为抵债，不是以居住为目的，且上诉人名下有其他可用于居住的房屋。其次，不符合该条司法解释第三项“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之规定。上诉人诉称其是以案外人涂同武在思源公司处的债权60万元冲抵的购房款，上诉人没有举证其实际因本次购房支付了购房款，因此其购房本质上系以房抵债，因抵债的房屋没有办理物权登记，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上诉人用以抵债的债权没有消灭，上诉人所享有的仍然是债权，从这方面看，不能认定上诉人已经支付了购房款。一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债务期限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但未实际履行，当事人请求确认并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判决书的说理上说明“以物抵债协议”具有实践性合同性质，物权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债权没有消灭。正如一审判决表述的“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权利的实质就是要求本院确认其债权人、债务人虽然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实际上并未实际履行后的协议效力”,也就是说债权人和债务人虽然对以物抵债协议不产生争议，但因为人民法院的执行导致该协议实际不能履行，如果人民法院判决排除执行，就实际变相支持了以物抵债协议的履行，这与最高院的意见是相悖的。因此上诉人所谓的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购买的房屋没有办理产权登记，仍然登记在思源公司名下，根据《物权法》之规定，不动产的设立未经登记不产生物权效力，因此其所有权仍属思源公司，上诉人不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享有合法真实的所有权是不能成立的。一审判决基于上诉人的以物抵债协议未能实际履行，债权没有消灭，因此认定上诉人仍然享有对思源公司的债权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法院审理同类案件支持了另外一个执行异议案件，而没有支持上诉人，上诉人就认为一审判决执法明显不公。被上诉人就同类案件的执行异议得到支持，对该裁定不作评价，被上诉人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是可以处分的，如果说不公也是对被上诉人的不公。原审第三人思源公司述称:1.思源公司作为第三人在本案中没有上诉，但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利。2.思源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债权人的支持和帮助，思源公司因股东之间的纠纷出现经营上的困难，思源公司本身也是受害者，恳请法院综合考虑该案的实际情况依法裁判。邱全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停止对位于荆州市沙市区塔桥路37号楚豪大厦2单元1002室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措施。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2日被告邓斌与第三人思源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被告邓斌于2015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思源公司价值人民币360万元的财产，本院于当日作出（2015）鄂沙市执保字第00033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思源公司价值人民币360万元的财产。同日，本院向荆州市房产管理局出具（2015）鄂沙市执保字第0003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停办位于荆州市沙市区长港路和塔桥路交汇处楚豪大厦2单元1002号房屋备案相关手续，查封期限三年，查封期间不得办理过户登记手续。2017年5月22日被告邓斌与第三人思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10民终11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第三人思源公司未履行该民事判决所确定的义务，被告邓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2017）鄂1002执267号执行裁定，立即划拨第三人思源公司银行账户存款，若银行账上无款或款额不足则冻结其银行存款至额满为止，或扣留、提取其相应收入，查封、扣押、拍卖、变卖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2017年5月25日荆州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根据本院（2017）鄂1002执267号执行裁定对该房屋进行查封，查封期限为3年，自2017年5月25日到2020年5月24日止。2017年6月20日，原告邱全华向本院提交书面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认为其在本院查封该不动产之前已与第三人思源公司于2015年10月17日签订了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以案外人对第三人思源公司所享有部分债权60万元作为购房款购买了第三人思源公司名下位于荆州市沙市区××路楚××大厦××单元××号房屋（面积110.3平方米）为由，请求解除对位于荆州市沙市区塔桥路37号楚豪大厦2单元1002室的查封并终结执行。2017年7月12日，本院经召开听证会后，作出（2017）鄂1002执异2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原告邱全华的执行异议申请。其后，邱全华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原告邱全华于2016年6月27日在武汉市购买一套位于阳光100大湖第五期2栋1单元11层1号房屋一套（面积187.51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邱全华是否对诉争房屋享有权利，该权利的是否合法真实是否能够排除执行。对于焦点问题，原告邱全华认为：一、涉案房屋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所规定的可以排除执行的四项条件。（一）庭审查明的相关事实1、涂同武对第三人思源公司的债权是真实合法的。涂同武对第三人债权的部分资金来源于向原告的借款。2、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签订、案涉房款支付、房屋产权交付、房屋占有交付，都是于2015年10月16日、17日两天内完成的。3、涂同武以自己的债权为原告邱全华支付购房款是合法有效的，且原告向第三人支付了全部购房款。4、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为2015年10月23日是在原告与第三人完成房屋买卖交易5日之后。5、原告对未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没有过错。6、童信案件与6个案件基本事实相同、性质完全相同，童信执行异议申请得到法院支持，原告的异议申请及异议之诉理由是成立的，但原告执行异议申请被法院驳回。相同案件作出相反裁定，显然驳回原告排除执行的请求错误。（二）关于支付方式问题。用真实合法的债权抵付房款，不为法律所禁止，符合意思自治原则，是合法有效的支付方式。（三）关于网签问题。网签只是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到房产管理部门的备案，目的是防止一房二卖，与物权登记无关。且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处理中，占有的公示效力高于合同备案（网签）。占有房屋的买房人取得房屋所有权顺位优先于网签购房人。（四）关于原告对没有办理房屋登记是否存在过错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日。《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现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销售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办理士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可见根据法律规定，购房人在90日内办理产权证都是合理的。但事实上，由于第三人原因及案涉房屋被查封的原因，原告无法办理产权登记，原告对未办理产权登记没有过错。综上，案涉房屋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所规定的可以排除执行的四项条件。二、本案是否应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排除对涉案房屋的执行问题。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二）前者与后者所依据的法理依据不同。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的规定》第十七条法理依据是物权法理论。买房人已经取得了事实物权、准物权，取得了所有权的绝大部分权能，足以排除执行。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间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法理依据是合同法、照顾首房购买人原则所规定。（三）前者与后者所适用的情形不同。1、前者适用于现房销售、已交房情形。而本案是现房销售、已经交付房屋。2、后者适用于预售房销售、购买首套房屋、未交房情形。而本案不是预售房销售、不是未交付房屋情形。（四）前者与后者排除执行条件组合不同。1、前者组合内容有以下几个：（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买房人支付了全部价款；（三）卖方已经将房屋交付给买房人；（四）买房人对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没有过错。2、后者组合内容为以下几个：（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己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除第一项内容雷同外，其他项条件存在本质区别。（五）后者不是特别条款，不存在后者优先前者适用的问题，应分别适用。1、后者相对于前者，不是特别规定。后者特指“被执行的房地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但前者包含了“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与非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2、前者取得的是事实物权、准物权，而后者还只能算取得合同权利，没有取得物权。相比之下，前者条件比后者要求更严苛，更难以达到。签订合同、支付全款与交付房屋，比签合同付半款难度大很多。3、从物权法优先于债权法角度来看，前者适用优先于后者，从外延角度分析，两者除第一项条件重合外，其他条件存在本质区别。从逻辑、集合角度分析，前者对应集合中的少量条件与后者对应集合中的少量条件存在雷同、大部分具有本质区别。两者对应集合不是包含关系，也不是排斥关系，两个集合是并列关系，应该同等适用。三、原告案涉房屋为居住用房，其他房屋不是居住用房。综上，原告购买房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所规定可以排除法院执行四项条件，应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排除法院执行，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对于焦点问题，被告邓斌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1条之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只有让人民法院认为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具有高度可能性时，才算完成了举证责任，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的诉讼请求才能得到支持。针对被执行的登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执行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专门作出了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对执行异议应予以支持的情形，必须是符合三种情形且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原告的举证显然不符合该三种情形。一、原告举证不能认定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合同。1、原告举证与第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收据等证据虽然显示签署的时间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但不能排除原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将签署时间提前到查封之前的可能，且该种可能通过被告的举证存在高度的可能。首先，被告举证证明第三人早在2013年就实行了打印签订网上备案合同，之后的2015年11月6日也是打印签订网上备案合同，2016年全年网签备案32套房屋，该种网签备案不需要到房产管理局，第三人自行操作即可，且节假日也能操作。但包含本案在内的执行标的物7套房屋，无一例外的避开而没有实行网签，原告与第三人至今都不存在争议，双方没有理由不签订网签备案合同。唯一的解释就是网签备案合同签订时间不能造假，是原告与第三人串通后刻意为之。其次，第三人收取房款应该开具《销售不动产统一网络发票》，办理不动产登记是需要该正式发票的，开具该发票，其开具时间是不能更改的，也是客观的。但原告举证的是普通收款收据，该收据时间可以随意填写，也更适合造假。其他如商品房移交证，物业收据等无一例外的均是时间可以随意填写的，不具有客观性和可信性。最后，被告举证证明第三人存在类似本案虚构债务而将公司财产转移的失信行为，其造假也存在高度可能。2、假定原告确实是2015年10月17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么第三人在2015年10月22日人民法院的保全查封后理应提出执行异议，但却没有提出。第三人与原告无任何争议，其也理应将保全查封的事实告知原告，但原告在2017年6月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下达后才提出执行异议，时间长达1年8个月，这也不符合常理，因此在2017年10月17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也不具有可信性。二、原告举证证明是以房抵债，而不是为了居住，被告举证证明其名下有其他可供居住的房屋，原告及第三人举证金长城公司与第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告购房是以房抵债的，其购房是以抵债为目的非常明确，同时被告举证不动产查询信息证明其名下位于沙市区××路御龙天下11栋有可居住的房屋。三、原告举证证明是以房抵债，而不是为了居住。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主张的权益不能排除对执行标的的执行，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系由房地产经营者第三人思源公司开发建设用于居住的商品房。原告邱全华提出的执行异议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全部情形,即可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原告邱全华与第三人思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从其提供的证据来看，其所主张的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是“挂靠”在案外人涂同武名下，其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合法、真实，本院不予评述。首先，原告与第三人思源公司之间为买卖关系，买卖关系应当支付相应的对价，而原告所提交的支付对价的证据为案外人涂同武与第三人思源公司之间达成的一份以物抵债的债权债务履行协议，而以物抵债协议具有实践性合同的性质,债权人取得债务人用于抵债的房屋产权时才发生以物抵债的效力,但涉案房屋并未过户给原告邱全华,以房抵债行为并未实际完成。基于审判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未实际履行，当事人诉请法院请求确认并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权利实质上就是要求本院确认其债权人、债务人虽然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实际上并未实际履行后的协议效力。其次，原告主张案外人涂同武的以物抵债协议所涉债权与被告邓斌对第三人所享有的债权均属于金钱债权。基于债权的平等性,抵债协议意图消灭的债权也不应优先于被告邓斌所享债权的实现。原告对未依法办理过户登记的涉案房屋所享有债权请求权不能排除人民法院的查封，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意图保护的消费者买受人。综上,原告邱全华的异议主张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排除执行的条件,其要求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查封并终止执行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㈡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邱全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邱全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邱全华的诉请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邱全华主张其诉请符合上述规定，因而不得对案涉房屋执行并解除查封措施应得到法院支持。对此，本院认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虽载明的时间为“2015年10月17日”，但因该合同没有在房产登记管理部门办理销售备案登记，仅以该合同载明的时间及移交证不足以认定该合同是在一审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前签订;上诉人提交的支付案涉房款的相关证据为《收据》等，并非销售不动产的发票，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上诉人邱全华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由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邱全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邱全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元亮审判员  陶齐学审判员  李 静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邱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