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11民终16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王某，男，汉族，山西省方山县人，山西省方山县人。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山县大武镇大武四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任某任某，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杜某，山西轩明（吕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王某因与上诉人方山县大武镇大武四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武四村村委）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方山县人民法院（2019）晋1128民初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公开询问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王某上诉请求：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改判大武四村村委赔偿王某王某因迟延履行调解协议中的付款义务给王某王某造成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仅支持王某王某主张的耕地补偿款627200元、对迟延支付的利息损失129516.8元不予支持是错误的。王某王某一审诉讼请求共两项，第一项为请求支付耕地补偿款627200元，第二项为对大武四村村委迟延支付补偿款给王某王某造成的违约损失129516.8元(按月利率1.5%计箅，从2017年12月5日-2019年1月22日)。一审判决认定调解协议合法有效，但以调解协议中未约定利息为由驳回王某王某的利息损失请求。王某王某认为，调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性质，大武四村村委未按约定支付耕地补偿款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违约责任既是对造成损失的弥补，同时也是对违约行为的惩罚。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有约定按照约定，没有约定，应按照法律规定，比如按照逐日逾期部分的日万分之四或者参考银行贷款利率标准酌情确定，在其标准高低上，法律规定法官可以进行调整，但不能剥夺当事人的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支持王某王某的上诉请求。大武四村村委辩称，双方之间没有约定利息，故王某王某主张的利息不应支持。大武四村村委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方山县人民法院（2019）晋1128民初14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王某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王某王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大武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7年签订的编号为018号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不应作为认定本案重要事实的依据，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调解协议书可知，该协议书约束的双方当事人为王吉成与大武四村村委，而非王某王某与大武四村村委。其次，根据该调解协议书可知王吉成与王某王某并非同一人，王某王某作为原审原告，在一审中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与王吉成的关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调解协议书与王某王某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与本案无关。2.一审判决仅通过形式审查便认定调解协议书真实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之规定，案涉调解协议书中第三条严重损害大武四村村委及该村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且大武四村村委在此协议中并未享受与支付巨额款项同等的权利，明显权利义务不对等，该协议不属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认定为无效协议。①王吉成和王某王某对案涉5.6亩土地无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本案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王吉成或王某王某承包土地之事并未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且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土地承包经营协议，结合原审中王某王某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王吉成或王某王某对5.6亩的土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一审仅依据王某王某单方陈述便认定大武四村村委与王某王某签订了口头承包协议，并以此为由认定王某王某对5.6亩土地享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②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案涉调解协议书第三项内容写明由大武四村村委支付王某王某627200元土地补偿款，涉及全体村民的利益，属于对集体经济的财产或收益进行处分的情形，应当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后才可进行调解或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盖章。而大武镇调解委员会以及王吉成在未对村委会主任薛丑孩签订调解协议时是否已经过民主议定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在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的情形下，便促成调解协议书，存在明显过错。故该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③即使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支付土地补偿款的条款有效，但王某王某请求支付补偿款的前提是大武四村村委已收回其合法有效经营的5.6亩土地。而本案中，王某王某无任何证据证明，大武四村村委已收回其5.6亩土地，也无任何证据证明被收回的5.6亩土地属合法承包，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④即使王某王某有证据证明大武四村村委收回了其合法承包的5.6亩土地，但王某王某也完全可以通过要求大武四村村委退回被收回土地来处理此事，而不是直接要求赔偿土地补偿款。同时，调解协议书中的赔偿数额明显高于土地原本的使用价值，该巨额补偿造成了从根本上履行不能的经济负担，显失公平，且调解协议书中的双方当事人村民明显通过恶意串通。二审公开询问时，上诉人大武四村村委对事实和理由部分补充称，1.只要承包土地的村民与村委都有承包合同；2.大武四村土地总面积大约是15.16亩；3.王某王某口粮地的地址在盛地壕外0.21亩，而非郭家坪的5.6亩，祠堂门1.157亩，杨家坪0.299亩，共计1.656亩，这些口粮地已经被村委占用，且王某王某已经领取了土地补偿款。综上，请求二审支持大武四村村委的上诉请求。王某王某辩称，王某王某家庭成员六口人（王某王某、王某王某爱人、儿子、媳妇、两个孙子），两个劳力（王某王某与儿子），按照对方陈述的话连口粮地也不够。村委的地如果有15.16亩，王某王某的地就不要了，如果没有，王某王某要加倍要，需要丈量。村民与村委没有承包合同。王某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大武四村村委一次性支付原告5.6亩劳力地与口粮地补偿款627200元及从2017年12月5日至实际支付补偿款之日前的违约损失（按补偿款金额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截止至2019年1月22日违约损失为129516.8元，合计756716.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武四村村委与村民进行承包耕地时均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系口头协议。原告系该村村民，1999年大武四村村委以原告在木瓜沟地名多占1.68亩耕地为由收回原告在郭家坪地名的劳力地与口粮地共5.6亩，为此原告一直要求赔偿或者补偿耕地，终未得到解决。2017年11月20日在大武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原告王某王某与时任被告大武四村村委主任薛丑孩、支部书记刘建军协商签订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双方商定：一、原告将木瓜沟多占耕地1.68亩缴回大武四村村委集体所有。二、大武四村村委按照大武镇新城征地补偿标准，每亩112000元一次性给付原告5.6亩劳力地与口粮地补偿款627200元。双方均在协议书上签字捺印，履行期限为十五日，大武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被告大武四村村委加盖公章。被告至今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武四村村委一次性支付原告5.6亩劳力地与口粮地补偿款627200元及从2017年12月5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违约损失至实际支付补偿款之日至。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17年11月20日在大武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双方约定大武四村村委一次性给付原告5.6亩劳力地与口粮地补偿款627200元，并将原告在木瓜沟多占的耕地1.68亩缴回大武四村村委集体所有，履行期限为十五日。此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由大武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确认，合法有效，原审予以确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耕地补偿款627200元，依法应当支持。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并未约定违约赔偿损失，因此原告的此项请求与法无据，不予支持。被告的答辩意见无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纳。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方山县大武镇大武四村村民委员会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王某王某耕地补偿款627200元；（二）驳回原告王某王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67元，减半收取5684元，由原告王某王某承担973元、由被告方山县大武镇大武四村村民委员会承担4711元。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大武四村村委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大武派出所出具的王某王某的户籍证明，拟证明王某王某无曾用名，王某王某与王吉成不是同一人。证据2.大武村民李六三、张月生、王儿则等人的农业生产承包合同书和张月生、王儿则的农村社员户勤劳致富计划书，拟证明大武村民于1984年合法承包土地时，与村委签订了书面的农业生产承包合同和农村社员户勤劳致富计划书，同时，该村村民人均口粮地为0.3亩到0.5亩不等，并非每一个村民都有劳力地。证据3.大武四村占地补偿款领款表2页，拟证明王某王某已经领取了土地补偿款，不存在村委非法侵占其土地的行为。证据4.会议记录，拟证明土地属于村集体合法所有，未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发包，签订调解协议系个人行为，与村委无关。证据5.大武四村木瓜沟填地实量平面图，拟证明垫地总面积为10108.3平方米（约15.16亩），王某王某非法侵占至今未还。上诉人王某王某质证意见为，证据1村里年龄大的都知道王某王某的曾用名。王某王某有村委给其出具的证明，证明其曾用名王吉成。证据2对承包合同认可，但王儿则已经去世，李六三、张月生两人不能代表村里的所有人，反正王某王某是没有承包合同。对证据3认可，确实领取了补偿款，但侵占是说5.6亩，是郭家塋。对证据4不认可，王某王某一审提供了薛龙贵和肖秀珍的证明。对证据5不认可，图画的不对。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证据1，大武派出所出具的王某王某的户籍证明，真实性应予确认，但王某王某一审提交的大武四村村委出具的证明可知王某王某与王吉成为同一人，故对该户籍证明的拟证目的不予认定。证据2，李六三、张月生、王儿则等人的农业生产承包合同书和张月生、王儿则的农村社员户勤劳致富计划书，真实性应予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并无直接关联，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3.大武四村占地补偿款领款表，真实性应予确认，但该补偿表所载王某王某的承包地与本案所涉土地纠纷是否具有关联性则无证据证实，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4.会议记录，真实性应予确认，但会议记录形成时间（2019年8月6日）在双方当事人案涉争议发生之后，王某王某不予认可，且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故对该证据的拟证明目的不予认定。5.大武四村木瓜沟填地实量平面图，系大武四村村委单方制作，王某王某不予认可，也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故不予认定。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某王某一审提供的由大武四村村委出具的证明可知王某王某与王吉成为同一人，王某王某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原告主体适格。上诉人王某王某（王吉成）与上诉人大武四村村委于2017年11月20日在大武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第四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调解协议有效：（一）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经审查，上述《人民调解协议书》落款处有王吉成的签字捺印、大武四村村委的盖章以及时任村委主任薛丑孩等村支两委负责人的签字捺印，并盖有大武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以及相关人民调解员、记录人的签字，故从形式上看，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非大武四村村委有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无效情形。上诉人大武四村村委以上述《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订未经大武四村村民会议讨论、损害大武四村全体村民利益、大武四村并未收回王某王某的案涉5.6亩土地、协议约定的土地未被征收等理由，主张该协议无效。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是影响村民利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方案和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而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仅涉及王某王某的承包地和补偿款，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协议影响到全体村民或者大多数村民的利益，故不属于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范围。其次，大武四村是否实际收回王某王某的5.6亩土地已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详细载明并予以确认。第三，《人民调解协议书》并未约定补偿款的支付以案涉土地被征收为前提条件。综上，上诉人大武四村村委无充分证据证明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存在无效的情形，一审认定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判决由大武四村村委支付王某王某耕地补偿款627200元并无不妥，应予维持。关于上诉人王某王某主张的利息损失，双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协议书》并未约定逾期付款的利息，王某王某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妥，应予维持。综上所述，王某王某、大武四村村委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均应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王某王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890元，上诉人方山县大武镇大武四村村民委员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72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红珍审判员 王晓瑜审判员 李高峰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