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民终74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国良，男，1953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法明，安徽人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有仙，男，194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春雨，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启伍，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国良因与被上诉人倪有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3民初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国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肥西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3民初19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判决显失公正。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2016.1.10，被告书写一份借条给原告，载明借到原告1400000元，不计利息，且注明此笔借款从徐州景凤溪绿化工程中扣除，见证人颜鸿飞”，与事实不符；2、一审判决认定“2016.1.11日，谢春国与原告签订了《债权转让协定》……颜鸿飞现场见证被告直接打借到原告140万元的借条”，不是事实；3、一审判决认定“原告自认已收到被告在景凤溪工程中的还款计615102.5元，其余欠款未还”，不是事实。二、对于本案相关事实的陈述。1、上诉人与谢春国存在的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徐州景凤溪绿化工程建设施工承发包关系；谢春国（代表安徽森海园林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是上诉人的债权人，而是上诉人承包的徐州景凤溪绿化工程的发包人、工程款的给付义务人、上诉人请求支付工程款的被请求人。因此，谢春国并非上诉人的债权人。2014年1月26日，上诉人在谢春国处出具的借条，反映的是徐州景凤溪绿化工程款的结算关系，并非借贷关系。2、上诉人作为徐州景凤溪绿化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于谢春国（代表安徽森海园林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享有约600万元（合同价款700万元，已付100万元）的应收工程款债权。该工程款完全被谢春国及安徽森海园林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森海公司）管控（从被上诉人提交给法庭的2014年9月18日森海公司与合肥市文景园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足资佐证）。3、被上诉人在明确掌握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从其直接自合肥市文景园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收受上诉人的工程款事实可以探知），与谢春国、合肥市文景园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下称文景公司）串通（被上诉人与谢春国、文景公司存在经济、亲属关联），利用森海公司管控上诉人工程款的优势，许以不要上诉人还款为条件（在上诉人签名的借条上有“此笔借款从徐州景凤溪工程中扣除”的承诺与认可），在明知森海公司已经将徐州景凤溪绿化工程款的债权早已转让给第三人文景公司、上诉人根本无权要求与文景公司结算的条件下，事先设计好《借条》、《债权转让协定》等圈套，要求上诉人对于结算关系认可为债权债务关系，进而在“债权”转让的借条上签名。《借条》因没有实际发生借贷关系而无效；《债权转让协定》因没有上诉人的认可，对上诉人不能发生约束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既不存在有效的债权转让关系，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4、上诉人因森海公司、谢春国拒绝结算，至今没有与森海公司对徐州景凤溪绿化工程款结算。所谓“还款”、“结算”纯属子虚乌有。5、上诉人是对被上诉人与谢春国事先设计好的《借条》上签了名字，整个借条的内容除上诉人的签名外，没有与上诉人协商。被上诉人与谢春国在要求上诉人签名时，仅要求从上诉人的工程款中扣划140万元，并明确承诺不要求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因此，这份借条实质反映的是当事人之间债权转让与再转让的三方意思。借条是事先写好的，不是签名当天写的。当天更没有发生撕毁2014年1月26日上诉人出具给谢春国的借条的事实。上述事实，证实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1、借条不是上诉人书写的；2、上诉人没有直接打借条给被上诉人，只是附条件同意从徐州景凤溪绿化工程款中扣除140万元，是上诉人对工程款债权的再转让。该约定的扣除义务人是森海公司、谢春国（其为工程款的管控人），被上诉人认可了该约定对于其受让“债权”的清偿约束（限于徐州景凤溪绿化工程款）；3、一审法院不准上诉人追加森海公司、谢春国、文景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认定“原告自认已收到被告在景凤溪工程中的还款计615102.5元，其余欠款未还”的判断是没有前提的。三、一审判决对于当事人双方争议焦点的归纳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的争点为：被告是否应该支付原告的下剩的借款”。而在一审审理中，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的《借条》，认为1、《借条》不能证明上诉人借被上诉人140万元，不能证明原、被告存在借贷关系；2、《借条》是被上诉人与谢春国事先准备好的所谓《债权转让协定》组成部分，只能反映上诉人同意谢春国从上诉人承包的徐州景凤溪工程款中扣除140万元给倪有仙；同时反映三方一致同意款项的给付是与工程款的结算相联系。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上诉人的承包工程款已经与森海公司、谢春国结清，即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谢春国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的受让“债权”因此而失去存在的基础；如果被上诉人不能提供上诉人已经与发包人结清工程款的证据，被上诉人就只能在徐州景凤溪绿化工程款的范围内对扣除义务人张“债权”，因为这是《借条》三方意思一致的约定，也是履行所谓债权转让的合同所附的条件。上诉人没有看到谢春国撕毁2014.1.26日上诉人出具给谢春国的借条，也没有在2016.1.11日谢春国与倪有仙达成的《债权转让协定》上签字，更没有借过倪有仙分文。因此，倪有仙主张“债权”，谢春国不参加本案诉讼，倪有仙不能提供证明上诉人与谢春国、森海公司已经结算的证据，本案的相关事实根本无法查明，更不能直接认定“其余欠款未还”。上诉人在承包徐州景凤溪绿化工程中，投入达300余万元，仅收回40万元，投资的回收、承包工程的盈利悉数被谢春国、森海公司所占有（该合同债权因颜鸿飞不配合难以主张）。被上诉人与谢春国对于上诉人设定的“债权转让”的圈套，如果被法院判决支持，不啻是对上诉人冻馁之躯雪上加霜。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显然是支持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借贷关系，依据借贷关系的裁判规范，作出裁判。但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根本就不存在借贷关系。如果按照借条反映的债权转让与再转让的事实关系判断，上诉人是没有履行被上诉人“债权”给付义务的。倪有仙二审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具有两层法律关系，谢春国与上诉人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答辩人与谢春国为债权转让法律关系。首先，上诉人欠谢春国本息140万元，有条据证明；在庭审中，上诉人也主动认可了欠谢春国本息为140万元。其次，《债权转让协定》事实清楚，谢春国将该140万元债权转让给答辩人。谢春国转让债权，上诉人不但同意，还重新向答辩人出具《借条》，标注从徐州锦凤溪绿化工程中扣除。表明了上诉人将该笔借款直接偿还给答辩人。2、原审法院对争议的焦点归纳正确。答辩人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只抵扣三笔计615102.5元，再无工程款可抵扣的情况下才提起诉讼。上诉人即使享有工程款债权，也应向安徽森海园林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张，与本案的两层法律关系不具有关联性。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倪有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784897.5元，并承担逾期付款损失费（以此为基数自2018年8月1日至款清日止，按银行贷款年利率6%计算，起诉时为15102.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26日，范国良书写一份借条给谢春国，载明借到谢春国1155000元，月息五分，“见证人”颜鸿飞。2016年1月10日，范国良书写一份借条给倪有仙，载明借到倪有仙1400000元，不计利息，且注明“此笔借款从徐州锦凤溪绿化工程中扣除”，“见证人”颜鸿飞。2016年1月11日，谢春国与倪有仙签订了《债权转让协定》，载明有如下内容：范国良于2014年1月26日从谢春国处的借款至2016年1月10日本息合计为140万元，转让给倪有仙，颜鸿飞现场见证范国良直接打借到倪有仙140万元的借条。倪有仙自认已收到范国良在锦凤溪工程中的还款计615102.5元，其余欠款未还，故提起前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范国良是否应该支付倪有仙下剩的借款。倪有仙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谢春国将其对范国良的债权本息合计140万元转让给其所有，且范国良也重新书写了借条给倪有仙，因此谢春国与倪有仙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能够成立。因双方在债权转让后，并未对还款的期限进行约定，故倪有仙依法可随时向范国良主张权利。虽双方确实约定“此笔借款从徐州锦凤溪绿化工程中扣除”，但在倪有仙主张范国良在该工程中已无工程款可以抵扣的情况下，范国良有义务举证证明其在该工程中尚有未领取的工程款可供倪有仙抵扣，但在本案中范国良并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故其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关于利息问题，因双方在借条中已约定不计利息，故对倪有仙主张自2018年8月1日起计算利息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但倪有仙自起诉之日2019年1月4日始，可按6%年利率主张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对于倪有仙自认已收到被告还款615102.5元，不损害范国良合法权益，依法予以认可。综上所述，对倪有仙主张范国良应支付其借款784897.5元及自起诉之日始按6%年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依法予以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国良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倪有仙784897.5元，并以784897.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9年1月4日始支付相应利息至款清时止；二、驳回原告倪有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倪有仙负担223元，范国良负担11577元。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倪有仙与案外人谢春国签订的《债权转让协定》，约定谢春国将对范国良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倪有仙所有，范国良认可并向倪有仙出具了140万元的借条，还在借条上注明此笔借款从徐州锦凤溪绿化工程中扣除，足以认定倪有仙、范国良及案外人谢春国三方之间就案涉债权债务达成了协议，该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范国良主张倪有仙与案外人谢春国恶意串通欺骗其向倪有仙出具借条，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倪有仙依法享有向范国良主张债权的权利，现倪有仙起诉范国良要求还款，案由应当与转让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案由一致，即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范国良上诉主张与谢春国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建设施工承包合同关系，但依据已查明的事实，范国良与案外人颜鸿飞共同与安徽森海园林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内部合作协议书》，承接徐州锦凤溪景观绿化工程，在施工过程中，范国良向安徽森海园林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谢春国借款，2014年1月26日，范国良与案外人颜鸿飞共同向谢春国出具了一张325.5万元借条，借条载明颜鸿飞210万元，范国良115.5万元（借条重新打），当日，范国良向谢春国出具了115.5万元的借条，借条载明月息五分。范国良对收到谢春国款项的事实不持异议，认为是谢春国支付的徐州锦凤溪景观绿化工程款，但依据《工程施工内部合作协议书》，范国良、案外人颜鸿飞是与安徽森海园林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谢春国个人并非工程发包人，且范国良向谢春国出具借条并约定利息，足以证明范国良与谢春国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至于范国良与安徽森海园林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可另行解决。范国良在借条上注明“此笔借款从徐州锦凤溪绿化工程中扣除”，仅是其承诺的还款方式，不足以认定其已将案涉债务转让给徐州锦凤溪绿化工程款给付义务人承担，不能据此免除范国良作为债务人的还款义务。综上，范国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范国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佘敦华审判员  刘松柏审判员  王政文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乔思齐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