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鲁13民终56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霍宪福，男，196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依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守顺，临沂兰山西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春杰，男，198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昊，临沂兰山沂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霍宪福因与被上诉人付春杰行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192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霍宪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守顺、被上诉人付春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霍宪福上诉请求：1.撤销兰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302民初1923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霍宪福与被上诉人付春杰之间形成行纪合同。在本案涉案瓜子委托销售前，霍宪福与案外人李国梁熟悉，而李国梁又与付春杰熟悉，霍宪福就找到李国梁打算将自有的瓜子委托给付春杰代为销售，李国梁答应帮忙并联系到付春杰，后李国梁帮助霍宪福将三车瓜子运至付春杰处，最后一车瓜子的送达时间为2017年11月2日，后霍宪福很快与付春杰正式见面，此后付春杰一直将货款给付霍宪福，才有付春杰于2017年11月24日与2018年2月15日向霍宪福共支付货款82500元的事实，真正行纪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霍宪福与付春杰，而作为案外人的李国梁只是本案行纪合同中的一个中间人，起到一个介绍人的作用，并非像一审法院所说的李国梁全程参与了涉案行纪合同。二.上诉人霍宪福有71862斤瓜子在被上诉人付春杰处代销，通过付春杰出具的账务存根可以看出付春杰仅代销71862斤，尚有25438斤仍在付春杰处，付春杰未对该事实作出合理解释，根据法律规定，付春杰应将未销瓜子返还或作价赔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作出公正裁决。付春杰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霍宪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及损失共计113,000元，并依法向原告支付利息；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差旅费5000元；3.本案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原告霍宪福从事瓜子种植，被告付春杰从事瓜子销售，2017年10月15日、2017年10月20日及2017年11月2日，案外人李国梁分三次将原告霍宪福的三车瓜子运至被告付春杰处，委托被告付春杰销售。三车瓜子共计3866件，装车时每件50斤，由被告付春杰垫付运费34,780元，后原告及案外人李国梁转走瓜子1920件。二、被告付春杰于2017年10月19日及2017年11月5日分两次向案外人李国梁支付货款共计210,000元，于2017年11月24日及2018年2月15日分两次向原告霍宪福支付货款共计82,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霍宪福从事瓜子种植，被告付春杰从事瓜子销售，案外人李国梁于2017年将货主为霍宪福的三车瓜子共计3866件交由被告付春杰代为销售，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及庭审举证予以证实，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霍宪福是否系本案合同的主体。庭审中查明，涉案瓜子由案外人李国梁分三次委托车辆运至被告付春杰处，三份运输协议均载明发货人为李国梁，收货人为付春杰，涉案货款的支付也是被告付春杰支付给案外人李国梁或者李国梁指示付春杰将货款支付给原告霍宪福，合同履行完毕后案外人李国梁在涉案瓜子销售明细上签字确认，通过上述合同的履行过程可以看出，案外人李国梁全程参与了涉案行纪合同，且在合同的履行中起到委托人的作用。同时，在一审法院对李国梁进行调查时，李国梁也承认涉案瓜子是以其名义和被告付春杰发生的业务，结合以上情形分析，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行纪合同的主体为李国梁和付春杰。原告霍宪福主张其系涉案合同当事人，但其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实其主张，在案外人李国梁于2019年1月20日为其出具的证明中虽载明涉案三车瓜子的货主是霍宪福，但在本案中货主并不必然就是行纪合同的主体，如原告其系涉案行纪合同相对人，其在瓜子市场期间不行使委托人的权利，对销售价格、销售数量均不知情，在2018年2月15日收到最后一笔货款后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对货款未提异议，上述种种表现明显不符合常情，故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上述分析，原告不是本案直接利害关系人，应驳回原告起诉。在涉案的瓜子销售中，霍宪福和李国梁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且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在李国梁和付春杰形成行纪合同时付春杰并不知道霍宪福和李国梁之间的委托关系，故若原告霍宪福在涉案瓜子销售中确实存在损失，其应收集证据向案外人李国梁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原告霍宪福的起诉。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已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焦点在于：如果上诉人是行纪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以委托人身份从事民事的活动，必然会涉及其认为与被上诉人形成的行纪合同关系中的以下内容：被上诉人（行纪人）从事贸易活动应当由上诉人（委托人）支付的相应报酬的计算标准；被上诉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的费用的负担主体；对买卖价格指示的约定等基本事项。但上诉人未能就上述内容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而本案查证的事实为：案外人李国梁以发货人的身份，与被上诉人签订三份运输（货运）协议，约定将案涉的三批货物汽车运输至被上诉人处。2017年10月19日及同年11月5日，李国梁两次支取货款共计210,000元。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诉后，2019年1月27日李国梁与被上诉人就案涉货物的件数、重量、单价、金额、晒货费、代办费、色选亏损的重量等事项进行核对，在被上诉人出具的“李国良销售明细（2017年10月15日、10月20日、11月2日入库三车）”表格中，签字确认“情况属实”。该表格最后一行载明：“2.15汇入62500结清”字样。上诉人陈述其与案外人李国梁系委托合同关系，在2017年10月20日后，因与被上诉人接触就直接发生了业务关系，李国梁的行为应视为委托行为，其行为后果上诉人认可。但上诉人未能就其主张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李国梁是以受托人的身份与被上诉人进行的交易活动，对此陈述被上诉人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对于上诉人诉称的与被上诉人已形成行纪合同关系，应系行纪合同关系一方当事人并享有相应权利的上诉请求，因其提交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事实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本案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分析，因案外人李国梁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诉讼后，仍然在2019年1月27日与被上诉人进行帐目核对，且对其与被上诉人发生的三笔业务已经结清的事实认可无异议，故即使上诉人与李国梁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但因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已告知被上诉人终止与李国梁委托合同关系的时间以及终止委托关系后的委托事务的范围，故对李国梁所产生的行为后果，按照法律规定，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本案不宜涉及审理。一审法院告知上诉人收集证据另行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霍宪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滨审判员张凤芝审判员蒋文静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杨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