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37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交运金都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招远市天府路西、玲珑路南。法定代表人：刘世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全，山东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汉强，男，1968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鹏，山东浩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烟台交运金都运输有限公司（简称金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汉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初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烟台交运金都运输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虽系合作关系，但双方并无排除上诉人同其他第三方合作的约定，上诉人有权根据市场变化及经营需要调整运营模式，被上诉人实际上也已经受益于上诉人整合客源的联合经营模式。被上诉人的鲁Ｆ×××**、鲁Ｆ×××**车辆是于2015年7月参与到上诉人的北京线路联合经营，被上诉人携车与上诉人联营的目的就是借助上诉人的平台和客源优势实现盈利，而上诉人的客源优势也正是通过上诉人不断与第三方整合客源和运力来实现的，上诉人与莱州公司、北京长运公司合作也正是这种客源整合模式的延续，本次合作是为了实现对客运线路市场长久的把控，也是为了更好实现双方的合作目的，而被上诉人在合作过程中也始终跟车运营，双方至合作期满前无任何纠纷和分歧，被上诉人也没有就与莱州公司、北京长运公司合作的营运模式提出任何异议。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进道路客运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交运发〈2016>240号）及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鲁运（2017)65号文件的精神，道路运输企业须贯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优化道路客运资源配置方式，推进道路客运线网和结构调整，整合线路资源。上诉人之所以与莱州公司、北京长运公司合作，也是响应交通部此次深化改革转型部署的要求实施的经营模式转型，同时也是为了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近年来受高铁、飞机运输方式飞速发展的影响，烟台地区的道路客运竞争形势十分严峻，烟台市市区始发的烟台到北京的客运车辆由于客源枯竭早已停发，上诉人也处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境地，临近县市高铁、飞机近两年日新月异，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出行方式的选择机会，其中，蓬莱机场于2015年底转场后正式运营，潍坊至北京的高铁线路也于2016年7月正式开通、莱阳高铁站也于2015年开始运营，莱西于2016年底开通高铁，龙口高铁也于2017年10月开通，招远、莱州到北京方向的客源面临被瓜分殆尽的局面，经营利润出现断崖式下降，被上诉人多年从事客运经营，对于客运经营面临的困境也是感同身受的，不进行新旧经营模式转换必然将走入绝境，这也是被上诉人在合同期满后未选择继续经营而是选择变卖车辆的原因。同时，招远一莱州一北京线路本身也存在单打独斗的竞争乱象，招远的客运车辆根本无法在莱州进站，北京长运车站也不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合作车辆提供返程客源，仅仅依靠以往的自寻客源已根本无法支撑经营，为了增强竞争力，整合线路资源，借力政策东风，夹缝中求生存，上诉人只能选择与莱州、北京长运公司的合作，统一票价，合理配置运营车辆，实现客源、资源共享，上诉人的所有决策和经营行为都是为了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共同利益，努力实现双方之间的联营目的，没有任何过失。二、被上诉人对于与莱州、北京长运公司的合作是完全知情同意的。首先，依据原、被告之间的联合经营协议的约定，烟台交运金都运输有限公司有统一经营管理的权利，被上诉人也有监督权利，并且被上诉人实际参与车队运营，其本人每天在车队办公室上班，每天进出莱州、北京长运公司客运站，而相关费用单据都需要被上诉人签名认可，且，被上诉人孙汉强的鲁Ｆ×××**、鲁Ｆ×××**车辆也是根据联合车队的调配参与运营，且并不是每月都投入运营，而联营其他车辆也是每天进出招远站营运，作为联合车队人员的被上诉人是完全知情同意的；其次，根据《烟台交运金都运输有限公司招远北京线路联合经营2016利润分配决议》，既然被上诉人对于2016年的利润总额1413536.25元没有异议，那么显然对于莱州、北京长运参与2016年10-12月的利润分配也是认可的，况且，既然被上诉人在《决议》同意配合与北京长运公司的合作，也说明，被上诉人同意北京长运公司的合作，如果不同意何来的配合。三、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四个车辆的运营收入是在联合车队对十辆客运车辆统一调配客源、降低运营费用的前提下取得的，并非四个车辆单独营运的收入，合作期间，联合车队虽然是十辆车但每月的实际运营车辆为五至八辆不等，每辆车的个体收入是其他车辆停运降低费用、整合客源的结果，每辆车辆个体的运营费用需要其他车辆共担，所以，每辆车辆个体的利润也理应由联合车队所有车辆共享。本案中，被上诉人只主张本人车辆营运收入而不考虑应分担的其他车辆的营运费用和应分配的利润的诉讼请求毫无依据。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补充如下上诉理由：第一，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就招远、莱州、北京联合经营事宜在事实上是知情的并认可的，理由如下：被上诉人在联合经营的过程中对车辆的经营是参与经营的，并且也派人跟随车辆监督管理每天的营运。被上诉人本身也参与车辆的营运，每天到上诉人公司设置的车队的办公室上班。第二，双方在2016年签订的对2016年的利润分配协议中，被上诉人对于2016年11月份、12月份利润分配没有异议。也就是说对于莱州、北京车辆参与2016年11月份、12月份的利润分配是不持异议，是认可的。第三，被上诉人对在联营过程中车辆没有发车的时间内所产生的人员费用以及车辆的燃料费，过路过桥费也都是知情的。因为在联营过程中，被上诉人的车辆并不是每天都发车，因为联营由四辆车变成了十辆车，每天发车的数量是五辆到八辆车，被上诉人的车辆在不发车的时间不可能产生燃料费用和人员费用以及过路过桥费用。按照合同的约定，这些费用每月都需要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确认，所以在联合经营的一年多的时间内被上诉人对于费用的情况都是明知的，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被上诉人孙汉强辩称，本案焦点问题：被告是应该按照与原告在2015年7月6日签订的“招远一北京线路联合经营协议书”（原协议）的约定履行利润分配？还是应该按照被告后期与北京方签订的“联营协议”内容履行利润分配？答辩人认为：1、在原协议有效前提下，在合同履行有效期限内，双方应自觉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和认可，擅自决定将北京方及莱阳方加入，从而改变了早期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分配方式，减少了原告的实际应得利润，侵犯了原告的联合经营知情权和经济利益，违背了诚信、公平、自愿的契约精神，因此，被告与北京签订的协议应属无效。2、上诉人强调与北京公司的联合经营是为了更好的资源整合，增加市场竞争力，从而原告也从中受益，明显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单方之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道整合车辆资源就一定各方都会受益吗？做大难道就能在市场中胜出吗？未必！因为市场的风险无处不在。换言之，一句整合车辆资源，增强竞争力就可以忽略和牺牲原告的合同权益吗？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合同的形成必须具备一个关键前提，那就是合同各方当事人均有签订合同的共同合意，本案由于缺乏原告的合意，原告并非《招远、莱州-北京线路合作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因此，该合作协议并不能约束原告。3、况且，就事实上看，后来的合作协议内容以及分配方式也是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和经济利益。在《招远、莱州-北京线路合作协议》中，被告与北京公司约定，“合作严谨车辆承包人参与”。以致后来被告单方面变更原来协议约定的平均分配的原则，使原告在分配利润上蒙受损失，因此，在2017年1月17日的分配决议中，被告又对经营利润、分配比例进行了更正，按照原来的协议对原告补齐了38000元的利润差额。本案中，原告对于被告2016年9月份之前的分配方案并无异议，在10月份，被告裹挟原告私自加入北京公司进行合作经营后，原告对分配方式就表示了异议，继而出现了2017年1月17日的重新予以分配并对原告补齐差额的决议，这一点，充分说明原告对被告擅自和北京合作的做法是不同意的，并非被告上诉所称原告对此是同意的。综上，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孙汉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联合经营期间的利润276709元；2.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6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招远——北京线路联合经营协议书》,约定：甲方烟台交运金都运输有限公司，乙方孙汉强，经甲乙双方协商就招远——北京线路4部车联合经营事宜达成一致，1.联合经营方式：将甲方集约化经营的招远——北京线路鲁Ｆ×××**、北京——招远线路京Ａ×××**和乙方承包经营甲方的招远——北京线路鲁Ｆ×××**、鲁Ｆ×××**四部车辆联合经营，合理调整安排班次，统一经营管理，统一财务核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2.联合经营期限：自2015年7月7日起至2018年1月17日止；3.经营管理：上述招远——北京线路四部车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由甲方联营车队负责，乙方协助、监督；4.人员管理：经营管理人员设定3名，其中甲方安排2名，乙方安排1名，甲方人员负责日常管理和财务核算工作，乙方人员协助、监督联合经营工作；5.财务管理：联合经营实行单独核算，目标经营，绩效考核；实现的利润双方平均分配，出现的亏损双方共同承担；联合经营统一财务管理，甲方负责安排人员做好日常统计核算、月底结账、出具财务报表等工作，财务流程必须按照甲方客运业务、财务管理的相关制度执行；客运报单、快件行李、中途现金等收入统一上缴，统一结算，按甲方财务月度结账，次月分配利润；双方各出10万元作为联合经营流动资金；6.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有需要变更的事项，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等条款。协议签订后，到2016年9月，双方对利润分配没有争议。协议约定的经营期限届满后，被上诉人继续经营至2018年2月9日。2017年1月17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形成《烟台交运金都运输有限公司招远——北京线路联合经营2016年利润分配决议》，载明：北京线路2016年利润总额为1413536.25元，应分配1413536.25元。其中1——9月利润总额为1225409.21元，应分配1225409.21元，按照合作协议，金都公司应分配612704.61元，孙汉强应分612704.60元。10——12月利润总额为188127.04元，应分配188127.04元，按照合作协议，金都公司应分配94063.12元，孙汉强应分配94063.12元，为配合烟台交运集团与北京长运公司合作，经双方商议确定，金都公司应分配金额56063.52元，孙汉强分配金额132063.52元。上诉人按该决议付给了被上诉人2016年的利润。自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的经营期间，上诉人财务人员每月将鲁Ｆ×××**、鲁Ｆ×××**、鲁Ｆ×××**、京Ａ×××**的收入情况制表并通过QQ发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的“北京单车报单所属公司汇总统计表”、“实际收入合计表”载明：1月份客运报单结算收入129157.30元、行李托运报单收入9027元、现金收入33201元（合计171385.30元）；2月份客运报单结算收入340947.13元、行李托运报单收入5052元、现金收入44540元（合计390539.13元）；3月份客运报单结算收入226803.98元、行李托运报单收入2863元、现金收入54607元（合计284273.98元）；4月份客运报单结算收入253348.26元、行李托运报单收入2042元、现金收入59032元（合计314422.26元）；5月份客运报单结算收入312597.21元、行李托运报单收入4796元、现金收入30223元（合计347616.21元）；6月份客运报单结算收入283508.05元、行李托运报单收入12451元、现金收入27120元（合计323079.05元）；7月份客运报单结算收入302773.65元、行李托运报单收入6255元、现金收入20143元（合计329171.65元）；8月份客运报单结算收入366989.38元、行李托运报单收入6672元、现金收入25957元（合计399618.38元）；9月份客运报单结算收入282200.23元、行李托运报单收入8700元、现金收入22264元（合计313164.23元）；10月份客运报单结算收入280637.94元、行李托运报单收入6817元、现金收入12976元（合计300430.94元）；11月份客运报单结算收入171436.23元、行李托运报单收入6525元、现金收入15474元（合计193435.23元）；12月份客运报单结算收入162205.29元、行李托运报单收入3744元、现金收入14371元（合计180320.29元）。2018年1月份客运报单结算收入135689.40元、行李托运报单收入4229元、现金收入16186元（合计156104.4元）。以上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总计，双方当事人联营的四部车营运收入为3703561.05元。上诉人财务人员发给被上诉人“2018年2月北京线路分配情况表”载明：2月9日前鲁Ｆ×××**、鲁Ｆ×××**两车分配利润为13309.18元。2018年2月9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联营终止。2018年2月10日，上诉人付给被上诉人11万元。2018年3月1日，上诉人付给被上诉人142820元。1.上诉人提交了2016年10月15日烟台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招远、莱州——北京线路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烟台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乙方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1）合作事项：甲方与乙方将现运行招远——北京、莱州——北京线路共10部车实行联合经营，甲方6部车（包括鲁Ｆ×××**、京Ａ×××**、鲁Ｆ×××**、鲁Ｆ×××**四部车），乙方4部车，由甲方与乙方永定门分公司统一经营调度管理，合理调整安排班次，统一财务核算，收入共享，车辆自身费用各自承担，各方按约定比例分配毛收入；合作严禁车辆承包人参与；（2）收益比例：参照投入车辆数及前期收入情况，甲方占46%，乙方占54%；（3）经营管理：成立招远（莱州）——北京线路联合经营车队，负责联合经营中的管理、调度、统计结算及协调等各项工作；（5）收入分配：联合经营统一财务管理，车辆每天将当日收入情况上交车队财务，车队财务负责做好每日统计核算工作，每月月底结账，出具财务报表等，客运报单、快件行李、中途现金等收入统一上缴，统一结算，按月报账，次月分配，分配公式为：应分配收入=（月度联合经营待分配总收入-总工作车日×日运行成本）×比例系数+所属车工作车日×日运行成本；（7）合作期限：协议一年一签。上诉人主张，双方自2016年10月开始合作，被上诉人作为联合车队的人员对于该合作模式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上诉人公司也是对该合作模式寄予厚望，为了线路的长远经营着想，才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合作，在合作过程中根据约定对利润进行分配，在2016年10月-12月期间的利润分配，被上诉人签字认可，证实被上诉人认可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合作模式及利润分配。被上诉人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合作协议合同主体为烟台交运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以上合同主体均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况且该协议被上诉人没有作为合同主体进行确认，因此在未经被上诉人同意及授权的情况下，该协议中约定的权利及义务并不能约束被上诉人所经营的两辆车，其次未经被上诉人同意与他方签订合作协议，并约定利润中的收益比例进行稀释，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关于双方在2017年1月17日达成的分配决议，2016年10-12月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原来分配方案的基础上增加支付38000元，恰能说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谓的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合作经营模式及分配模式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提交了上诉人财务人员发给其的2016年12月份“北京单车报单所属公司汇总统计表”两张，其中一张载明鲁Ｆ×××**、京Ａ×××**、鲁Ｆ×××**、鲁Ｆ×××**四部车结算收入为211112.39元，另一张载明鲁Ｆ×××**、鲁Ｆ×××**两部车结算收入为134099.39元、合计147392元，两张表记载的结算收入差额为77013元。并主张上诉人在计算2016年12月的利润时没有计算这77013元，造成被上诉人应分利润缺少了38506.5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异议，上诉人就在2017年1月17日分配决议中补偿给被上诉人38000元。上诉人对这两张统计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2016年12月之所以出现了两份统计表，是因为2016年12月由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相关统计数字还没有向上诉人出示，上诉人财务人员当时只将被上诉人所属的两辆车的收入情况通报给了被上诉人，而没有将其他八辆车的经营情况通报，后上诉人又将双方当事人四辆车收入情况也通报给了被上诉人，由于莱州公司、北京公司缺少数据，没有通报。所以两次通报出现收入数字的差别也是正常的，但上述两次收入的数字不能作为最终分配利润的依据，本案中双方共同签字的应分配利润188127.04元，是在综合北京线路十辆车收入及利润情形下所计算得出的。至于上诉人多分配给被上诉人38000元，是考虑到费用的处理和对被上诉人作出的照顾，不存在少计、漏计的情况，因为双方在本协议中对利润的总额及双方应当分配的利润没有异议，无非是上诉人多给了被上诉人38000元的利润，是上诉人自己的权利处分。被上诉人提供了上诉人财务人员发给其的2016年12月客车损益表，其中记载客运报单收入为147392元。上诉人对该客车损益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并主张该损益表与上诉人的损益表是一致的，只是起算时间和截止时间有差异，双方损益表利润中的总数一致。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2016年利润分配决议中，多分配给被上诉人38000元是对被上诉人的照顾，无证据证明，且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的2016年12月份“北京单车报单所属公司汇总统计表”所记载的报单合计（147392元）和2016年12月客车损益表记载的客运报单收入（147392元）相一致，故可以认定这38000元并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照顾，而是被上诉人应分得的利润，即2016年12月份被上诉人仍按照与上诉人的合作协议分得利润，该分配决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认可了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方式和比例。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的两部车辆纳入其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联合经营范围并签订联合经营协议的行为，属于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的行为，在未经被上诉人追认的情况下，上诉人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对被上诉人不发生效力。2.上诉人提交了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文件【鲁运（2017）65号】、交通部《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进道路客运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用以证明上诉人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的合作是根据交通部和山东省交通厅的要求来实施的。被上诉人主张，上述指导意见及通知不属于法律法规，也不属于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此指导意见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联，且下发日期为2017年8月25日和2016年12月31日，时间上滞后于上诉人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联营协议，因此以上证据不能作为支持上诉人主张的依据。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不能否定其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7月6日签订的协议的效力。3.被上诉人提交了上诉人财务人员发给其的2017年客车损益表和2018年1月北京线路损益表，载明：2017年分配收入合计3098524元、营业成本合计2459355.48元、营运费用合计120557.67元、运输利润518610.85元；2018年1月金都公司分配收入123714.71元、营业成本75549.03元、营运费用15658.49元、运输利润32507.19元。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计算的分配收入错误，导致利润计算错误，对营业成本、营运费用数额没有异议。上诉人对以上两份损益表没有异议，并主张损益表中收入合计是在四部车的经营收益减去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的经营收益得出的数额，客车损益表中分配收入合计不包括分配给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的收入。因上诉人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对被上诉人没有约束力，故上诉人将双方当事人联营的四部车的收入扣除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按该协议分得的收入后再计算双方当事人双方的利润没有依据，应根据双方当事人联营的四部车的实际收入计算双方的利润。故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双方当事人联营的四部车的利润为1032440.38元（收入3703561.05元-营业成本2459355.48元-营运费用120557.67元-营业成本75549.03元-营运费用15658.49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招远——北京线路联合经营协议书》，对双方联营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双方之间形成松散型联营，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自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双方联营的四部车的经营利润为1032440.38元，依照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分得516220.19元，2012年2月份被上诉人应分得13309.18元，被上诉人共计应分得利润529529.37元，扣除被上诉人已经支取的252820元，上诉人还应付给被上诉人利润276709.37元。被上诉人是否与案外人合伙经营，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综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烟台交运金都运输有限公司付给孙汉强利润276709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51元，减半收取2726元，由烟台交运金都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同一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是否欠付被上诉人利润分配款。2015年7月6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招远——北京线路联合经营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该协议书约定了利润分配方法，双方均应按协议履行。上诉人主张2016年10月之后应按其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招远、莱州——北京线路合作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进行盈利分配。二审中上诉人认可其与北京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时，未经过被上诉人同意，因此，该协议并不能代表被上诉人的意志，对被上诉人不生效。上诉人上诉称2016年分配方案中已经按该协议执行，但被上诉人对此并不认可，且根据查明事实，2017年1月17日双方形成《招远——北京线路联合经营2016年利润分配决议》，对于2016年利润进行了分配，其中1月-9月的利润是按双方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分配，10月-12月的利润是按上诉人与北京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进行分配，但之后上诉人又针对10月-12月利润给上诉人补发了38000元，该事实也能说明被上诉人并不认可按照上诉人与北京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进行利润分配。因此被上诉人请求按双方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进行利润分配理由正当，原审法院据此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利润款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51元，由上诉人烟台交运金都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波审判员  张建庆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战 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