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冀04民终57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敏玲，女，195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杰，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和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邯郸市经济开发区尚壁镇西孙庄村。 法定代表人：李子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斌，河北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敏玲因与被上诉人河北和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高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冀0491民初149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高敏玲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以李子奇涉嫌“职务侵占罪”而强行拖延判决“玩程序”，严重违法。1、首先股东之间转让行为合法，李子奇在获得全部股权后，按照约定履行了相关决议，无非在应该网签备案签订正式销售合同时因房价上涨而恶意违约，导致上诉人不得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李子奇是用房产抵顶，没有产生房价款，更谈不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抵顶的房价款补入公司”。2、对于公司而言，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和高公司完全依照章程和股东会决议进行了股权变更，双方自愿履行以事实完成了所有工商登记行为，并且和高公司在李子奇的经营下投资建设增资，土地房屋大幅升值，没有损害公司债权人或公司的利益，试问，十个股东，全部同意，并没有事后反悔或者控告，损害了那些“债权人”利益？公司规模扩大，第七次股东会议全票通过，又损害了“公司”什么具体利益？3、公司法二百一十五条仅仅是个泛泛规定，具体犯罪要依照具体细则进行评析论断，原审法院以上述三项借口是万万不可能得出涉案股权转让本身就有经济犯罪嫌疑的结论的！补充一下，上诉人2018年8月23日申请法院进行了诉前保全，被上诉人知悉送达后，在审理过程中于2018年9月11日恶意将股权变更他人，公然置上诉人合法请求于不顾挑衅法律，对抗法院，不能成为其承担判决不利后果的借口，原判竟然以此为由，实属荒唐。李子奇涉嫌职务侵占与本案诉求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民事案件应当判决。上诉人诉讼请求明确了被告是：河北和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由就是房屋买卖，督促被上诉人履约并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涉嫌犯罪的是个人李子奇本人，并非公司犯罪，职务侵占罪，指的是公司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2016年12月份的股权转让行为完成后，公司就成了李子奇一人独资公司，他根本不用利用职务便利，本身公司资产就是己有，何必再枉费周折？股权变更前他也不可能侵占公司财物的，如果原审法院非要认为李子奇2018年9月11日再次转让涉嫌职务侵占的话，与本案诉求的2016年事实已无关联，更何况是审理中恶意抗法。涉案的股权转让行为李子奇根本没有利用职务便利，是公司股东会和章程使然，法官作出涉及经济犯罪的推论是别有用心帮被告解脱债务，典型的利用刑事插手经济纠纷！三、引用最高院有关经济犯罪规定错误，违法扩大化解释。1、最高院关于经济犯罪若干规定总共十二条，针对的犯罪条款第二条至第七条，具体内容为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个人利用空白合同介绍信签订经济合同的、盗窃盗用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承包租赁到期后以原名义签订经济合同的、将单位走私犯罪所得以签订经济合同方法予以销售的。《若干规定》有个共性是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本案属于内部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房产抵顶，不存在骗取，没有隐瞒事实或故意捏造，全部是自愿行为。而且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就不是同一公民、法人、法律事实更不同，李子奇即便涉嫌职务侵占，但是股东变更已经三四年之久，公司对外销售或者其他民事行为不能一概停止或驳回，公司签订的合同必须履行，不因其公司员工个人犯罪而无效，这是两个概念，两个法律关系，原审混淆一起、颠倒黑白。2、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处理意见第一条第3款，适用的前提是：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不构成民事责任承担的，例如发现案外人涉嫌盗用、私刻单位公章从事诈骗的行为，作为民事被告的单位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即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法院应当全案移送。本案买卖合同纠纷，有《选房协议书》为证，存在民事法律关系，被告公司单位根据合同应当履约而不履行，违约有过错，原审在大前提要件不具备的条件下直接引用该项条款，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综上，本案2018年10月9号开庭完毕，双方对证据均无异议，真实性都认可，有公司的协议书和收据为铁证，当年上级法院考核结案率，应在2018年12月底出具判决，原审法院一拖再拖，二次违法开庭因上诉人据理力争无疾而终，延期审理理由空穴来风，最终在案件经过11个月后方才发现有“经济犯罪”，开庭时难道不懂法律？庭审后合议时也没有发现？延期半年无任何法律根据，快接近最后审限时出此借口拖延，原审裁定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经济权益，导致迟迟未能取得涉案房屋产权，上诉人将保留追究原审法院个别责任人员刑事枉法裁判、行政责任的权利。望贵院撤销此违法错误裁定，鉴于庭审结束，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异议，直接判决为上，以免讼累。 被上诉人河北和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是一审程序问题，和高房公司对一审程序是否违法请二审法院予以裁判。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李子奇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实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司的财产偿还了本人应该承担的股权转让金，这种行为对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如果本案涉及侵占罪，则侵占行为是由李子奇以及上诉人共同实施，均涉嫌刑事犯罪，应当一并予以追究其责任。 高敏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确认高敏玲对和高公司开发的紫东园小区二十套房产（商业四套总面积1817.49平方米；住宅**总面积2706.04平方米）的所有权（具体房号见选房协议书）；2、请求责令和高公司限期履行网签备案义务，无条件配合办理房产登记证书；3、请求依法判令和高公司赔偿高敏玲违约金，起止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网签备案止，按照购房款2355万元月息2%计算；4、由和高公司承担本案诉讼、保全等全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8日和高公司第六次股东会决议决定，股东高敏玲将全部股权800万元、高晓靓将全部股权80万元、高洪丽将全部股权120万元、杨忠信将全部股权120万元、常继文将全部股权40万元、郭绍智将全部股权40万元、黄书芬将全部股权400万元、于淼曦将全部股权240万元、于丽娜将全部股权240万元转出，由股东李子奇购买。2016年12月29日和高公司第七次股东大会决议决定，以和高公司房产抵顶李子奇承诺支付的股权转让金，抵顶方式为：股东高敏玲、杨忠信、高洪丽、常继文、郭绍智、于丽娜、于淼曦、高晓靓、黄书芬退出股份比例为52%；李子奇于2016年10月21日兑付52%股份的股东第一笔款900万元，第二笔1300万元，定于2017年1月31日前兑付，如果逾期从2017年2月1日起按月息2分计息。如果达到网签时仍然不能付清本息，则按照退股款抵房原则办理，即本金按每平方米4000元；补偿本金的30%按每平方米5500元。三、剩余款4560万元按照股东会决议，用和高公司在东城开发的紫东园第一期房屋抵顶，4560万元基础上增加延期付款的补偿30%，即4560万元+1368万元（30%）=5928万元，其中，1、4560万元执行每平方米4000元。2、1368万元执行团购价每平方米5500元。该决议明确，向工商局提供的2016年第六次股东决议与该决议不同条款以此股东会决议为准。股权受让方和高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子奇还向股权转让方出具承诺书承诺，以公司名下25亩商业土地抵押给退股股东作为担保。基于第七次股东会决议和承诺书，高敏玲、高晓靓、高洪丽、杨忠信、常继文、郭绍智、李子奇、黄书芬、于淼曦、于丽娜（乙方）与和高公司（甲方）分别签订若干份《选房协议书》，约定乙方购买甲方开发的紫东园小区的房屋，明确了单价、面积、总房款。协议签订后，和高公司为乙方出具房款收据，收款方式为抵顶股金。依据第六次股东会决议，各股东与李子奇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办理了相应的变更登记，2017年1月20日和高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李子奇一人。2018年7月和高公司取得紫东园项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8年9月11日，李子奇将90%股份转让他人，和高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李子奇、张志刚、张坤，出资比例分别为：10%、20%、70%。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故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应当是股东而不是公司。本案中，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是股东李子奇，股权转让金应当由李子奇支付。第七次股东会决议、选房协议书及相关证据证明，以和高公司房产抵顶李子奇个人承诺支付的股权转让金。李子奇在获得全部股权后，既未按约定履行相关决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抵顶的房价款补入公司，之后又将90%股权转让他人。其次，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公司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案件基本事实即涉案股权转让和以房抵债行为本身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第3款第1项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故本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并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高敏玲的起诉。 本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适用裁定”，一审法院裁定处理本案，二审法院也只能裁定作出处理，不能做出实体判决。故上诉人要求二审法院作出实体判决，无法律依据支持。 本案是基于股权转让、以公司房产抵顶股权转让金而产生的纠纷。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转让行为本身不为法律所禁止，一审法院以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可能涉嫌侵占公司财产的刑事犯罪为由，于2019年8月12日向邯郸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发出移送函，但截止二审开庭前公安机关并未立案侦查。本案事实满足犯罪构成四个要件目前证据不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冀0491民初1497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聂洪文 审判员  潘新丽 审判员  谢 珂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赵鹏 书记员张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