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4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卫东，男，1969年1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纯建，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法定代表人：陈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宗辰，男，1990年3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福田区。系该医院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菁，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卫东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卫东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判决北大医院支付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鉴定费等共计722830.7元；三、判令北大医院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北大医院应对胡卫东长期留置双肾造痿管和膀胱造瘘管的医疗依赖（相当于九级伤残）的损害后果承担60%-90%的责任。本案起诉之前，胡卫东和北大医院已就双方医疗纠纷委托深圳市医学会（以下简称深圳医学会）进行了鉴定，深圳医学会作出深医会损鉴【2012】205-16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结论，认为胡卫东存在长期留置双肾造瘘管和膀胱造瘘管的医疗依赖，相当于九级伤残的损害后果，北大医院的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在影响胡卫东损害后果的原因力为主要因素，北大医院的医疗过错在胡卫东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中参与度的比例约为60%-90%。对于深圳医学会的的鉴定结论，胡卫东认为并不全面，未对胡卫东的主要损害后果肾功能衰竭进行鉴定。因此在一审时，胡卫东提出了鉴定申请，要求对北大医院的医疗行为与胡卫东肾功能衰竭的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胡卫东申请的是补充鉴定，不是重新鉴定，原鉴定结论仍然有效，应当认定北大医院应对胡卫东长期留置双肾造瘘管和膀胱造瘘管的医疗依赖，相当于九级伤残的损害后果承担60%-90%的责任。胡卫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北大医院支付胡卫东医疗费75255.1元、护理费31120.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100元、误工费160877.1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营养费20000元、交通费5000元、鉴定费3500元、残疾赔偿金359978.4元，以上共计722830.7元；二、判令北大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1年12月12日，胡卫东因尿急、尿频、双肾积水等问题到其他医院治疗，并在其他医院行双肾CT时，提示“双肾盂大量积水并近端输尿管扩张”，同年12月19日行尿道膀胱镜时，提示“尿道括约肌紧张，通过阻力大”“膀胱容量小”。2012年2月22日，胡卫东因尿急、尿频、发现双肾积水15年到北大医院住院治疗，自诉症状有尿频、尿急、排尿费力，半小时需排尿1次，排尿射程短，呈滴沥状，有尿不尽感，2月23日入院后行血肌酐检查提示429.8mmol/L明显上升，2月24日检查肾小球过滤率（GFR）为左肾22.3ml/min，右肾18.2ml/min，总肾40.6ml/min。结合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北大医院诊断胡卫东为神经源性膀胱、排尿功能障碍合并双肾积水、肾功能不全明确。根据胡卫东情况，北大医院与胡卫东沟通且胡卫东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后，于2012年3月5日为胡卫东行肠道膀胱扩大术。2012年4月8日，胡卫东出现发热，未诉腰痛，检查引流尿液较前浑浊；4月9日，北大医院对胡卫东行泌尿系彩超提示胡卫东双肾重度积水，双肾体积明显增大，肾实质菲薄；4月13日，胡卫东尿培养回报金黄色葡萄球菌阳性，北大医院根据胡卫东药敏结果选用抗生素，并继续对胡卫东采取膀胱冲洗等对症处理；4月16日，胡卫东查体见左肾区叩击痛可疑阳性，17日完善CT检查，见左肾积脓，医方同日即行左肾穿刺造瘘术。2012年7月16日，胡卫东因发热及右肾胀痛等症状再次到北大医院入院治疗，并于同年7月27日出院。2012年9月19日，胡卫东第三次到北大医院住院治疗，并于同年9月29日出院。另查明，胡卫东曾分别于1999年、2004年、2007年、2011年到多家医院对双肾进行检查治疗。在2012年2月22日以前，即到北大医院第一次入院治疗前，胡卫东曾因“排尿功能障碍，神经源性膀胱”在外院性“椎管减压手术”治疗，查体脸色晦暗，肾病面容，腹平软，无压痛反跳痛，未触及包块，双肾区平坦，无隆起、叩击痛，双侧输尿管走形区无压痛，双肾血管听诊区未闻杂音，耻骨上膀胱区未叩及浊音，无压痛。根据胡卫东既往诊疗史及入院时血肌酐的检查结果，明确胡卫东在到北大医院入院治疗前已确诊为慢性肾功能衰竭（失代偿期），胡卫东所患神经源性膀胱、排尿功能障碍为导致双肾重度积水的根本原因。根据该院委托，华生鉴定中心对北大医院对胡卫东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与胡卫东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对胡卫东损害后果的参与度等事项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分析认为：第一，北大医院根据胡卫东于2012年2月22日入院后的检查结果为其行肠道膀胱扩大术，该手术的主要目的为扩大胡卫东膀胱容量，解除肾积水，符合肾积水的治疗原则；且北大医院在术前已书面告知胡卫东该手术可能带来的并发症（术后感染、术后排尿症状缓解不明显可能等），胡卫东已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北大医院的诊疗行为并未违反诊疗常规，但北大医院在诊疗中存在未予解除肾积水、未尽可能恢复肾功能、在手术前5天使用庆大霉素注射液及甲硝唑片抗感染1次且未继续口服抗感染药物预防感染、未行尿培养、未行上尿路造影、未在行肠道膀胱扩大手术的同时解除北大医院左肾盂输尿管连接部狭窄的情况等过错行为。北大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的术前对手术风险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评估不足、术前准备不充分、未尽高度注意义务的过错行为，其过错行为导致未能降低胡卫东术后感染的几率，未能有效解除胡卫东左肾积水的症状，与胡卫东术后出现下尿路感染、双肾积脓、双肾造瘘的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第二，对于北大医院在2012年4月17日对胡卫东采取的左肾穿刺造瘘术，为北大医院在胡卫东查体见左肾区叩击痛可疑阳性、CT检查见胡卫东左肾积脓等情况后采取的诊疗行为，该行为符合诊疗常规，与胡卫东目前的膀胱造瘘不存在因果关系，胡卫东目前的膀胱造瘘是病情和手术方式决定的。综上，华生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认为北大医院对胡卫东的诊疗行为存在术前评估不足、术前准备不充分等诊疗过错行为；北大医院诊疗行为的过错行为与胡卫东尿路感染、双肾积脓、双肾造瘘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轻微因素（过错参与度1%-20%），建议过错参与度以20%为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基于胡卫东在北大医院诊疗活动中发生伤残后果而产生的赔偿纠纷，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应当按照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来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胡卫东在北大医院诊疗过程中，北大医院结合胡卫东提供的检查结果等实际情况，在书面告知胡卫东该手术可能带来的并发症（术后感染、术后排尿症状缓解不明显可能等）且胡卫东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后，为其行肠道膀胱扩大术，符合诊疗常规，但北大医院就此次手术存在术前对手术风险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评估不足、术前准备不充分等诊疗过错行为，该过错行为与胡卫东尿路感染、双肾积脓、双肾造瘘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北大医院为胡卫东采取的左肾穿刺造瘘术，符合诊疗行为，与胡卫东目前膀胱造瘘的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胡卫东膀胱造瘘的后果是其病情及手术方式决定的。胡卫东的伤残原因主要系其所患神经源性膀胱病情复杂、治疗难度大及现代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北大医院在回肠膀胱术前评估不足、准备不充分的诊疗过错行为对胡卫东伤残的损害后果的影响作用力轻微，满足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对胡卫东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关于胡卫东提出的北大医院对胡卫东的伤残后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应由胡卫东对北大医院的医疗行为与胡卫东伤残的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鉴于目前胡卫东需长期留置双肾造瘘管和膀胱造瘘管的医疗依赖已相当于玖级伤残，该院酌定北大医院承担伤残赔偿责任按玖级计算。除前述证据外，胡卫东未能举证证明北大医院与胡卫东的现实伤残后果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或严重影响作用力，该院确定北大医院应对胡卫东于2012年2月22日-2012年6月26日第一次在北大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发生的损害后果承担20%的损害赔偿责任。关于损失数额，该院计算如下：1、医疗费。胡卫东于2012年2月22日住院、6月26日出院，住院期间产生费用55483.61元，有北大医院出具的费用清单为证，该院予以确认；2、护理费。胡卫东未提供证据证明护理人员收入及雇佣护工等状况，其关于赔偿护理费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3、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125天，为12500元（100元/天*125天）；4、误工费。虽然胡卫东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但根据其提交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明胡卫东在住院期间前从事塑钢门窗销售（经营方式零售）的个体经营活动，参照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为20025元（58473元/365天*125天）,该院予以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胡卫东诉请的50000元超出规定，该院支持20000元；6、营养费。胡卫东未提供证据证明医疗或鉴定机构关于补给营养的意见，其关于赔偿营养费20000元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7、交通费。胡卫东没有提供证据，但支出交通费用属于必要，该院酌情确定为5000元。8、鉴定费。胡卫东提交的由南天鉴定所出具发票证明，胡卫东委托南天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产生3500元支出，鉴定系因北大医院的医疗行为引起，该项费用属必需支出，该院予以支持；9、残疾赔偿金。胡卫东长期在深圳从事个体经营，应按上一年度深圳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鉴于该院酌定北大医院对胡卫东伤残损害承担玖级赔偿责任,即承担20%赔偿责任,故残疾赔偿金计算为211752元（52938元/年*20年*20%），胡卫东主张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损失总额为328260.61元。根据过错责任划分，北大医院应当承担65652.12元（328260.61*20%）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北大医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胡卫东支付赔偿款65652.12元；二、驳回胡卫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北大医院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714元，胡卫东应负担部分，该院按规定准予其免交，北大医院负担257元；鉴定费16100元（已由胡卫东预交），由北大医院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期间，北大医院于2015年5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申请鉴定如下事项：1、北大医院针对胡卫东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2、如北大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胡卫东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存在，比例是多少？胡卫东于2017年4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申请鉴定如下事项：1、北大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如有过错与胡卫东损害后果的参与度是多少？2、北大医院的医疗行为与胡卫东双侧功能障碍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华生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委托事项为：1、北大医院对胡卫东的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2、如存在过错，则其过错与胡卫东的目前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3、若存在因果关系，则其过错对胡卫东目前后果的参与度为多少？2018年10月25日，华生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其中基本案情记载：胡卫东“尿急、尿频、发现双肾积水15年”；分析说明部分记载：……胡卫东明确存在肾小球滤过率下降，根据胡卫东既往及入院时血肌酐的检查结果，明确胡卫东入院前已确诊为慢性肾功能衰竭（失代偿期），而胡卫东所患神经源性膀胱、排尿功能障碍则为导致双肾重度积水的根本原因；……根据第二次住院病历，胡卫东在出现右肾脓肿后北大医院的诊疗行为未见违反诊疗常规之处；胡卫东目前膀胱造瘘是病情和手术方式决定，和北大医院的诊疗行为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第17页第9行至第14行分析说明记载：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肾功能中度下降为六级伤残，肾功能重度下降为四级伤残，胡卫东接受北大医院治疗前已符合六级伤残标准，而目前鉴定材料中，并无第三次住院后6-8月的GFR检验结果，故无法确定是否存在损害后果，如胡卫东可提供相关事件的GFR，我中心可出具补充意见。2019年8月14日，华生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复函，对其出具的鉴定意见作补充说明：1、“尿路感染、双肾积脓”有可能加重肾功能衰竭的程度。2、“双肾造瘘”有可能减少/缓解肾功能衰竭的进展，对肾功能衰竭起正面作用。3、司法鉴定意见书第17页第9行至第14行，就现有的鉴定材料，未见加重胡卫东肾功能衰竭的客观证据，故未将肾功能衰竭加重划为损害后果。4、胡卫东是否存在肾功能衰竭加重的损害后果，可另行委托鉴定，但前提必须先提供第三次住院后6-8月的GFR检验结果。二审中，本院询问胡卫东是否可以提供第三次住院后6-8月的GFR检验结果，胡卫东称其无法提供，应当由北大医院提供。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北大医院对于胡卫东目前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的比例是按深圳医学会的鉴定意见确定，还是按华生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确定，二是北大医院对胡卫东的诊疗行为是否造成加重肾功能衰竭的损害后果，三是一审法院对胡卫东损失金额的认定是否正确。对此，本院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北大医院对于胡卫东目前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的比例是按深圳医学会的鉴定意见确定，还是按华生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确定的问题。本案诉讼前，胡卫东和北大医院共同委托深圳医学会进行鉴定，深圳医学会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北大医院的诊疗行为造成胡卫东长期留置膀胱造瘘管和双肾造瘘管的医疗依赖的损害后果，北大医院的医疗过错在胡卫东上述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中参与度的比例约为60%-90%。本案一审中，胡卫东、北大医院均申请再次鉴定，申请鉴定事项均包括北大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如有过错与胡卫东损害后果的参与度是多少。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华生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华生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北大医院对胡卫东诊疗行为的过错行为与胡卫东尿路感染、双肾积脓、双肾造瘘的目前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为1%-20%。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双方共同委托法院选定的鉴定机构出具，且出具日期在后的鉴定意见，判定北大医院对损害后果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妥。二、关于北大医院对胡卫东的诊疗行为是否造成加重肾功能衰竭的损害后果的问题。根据华生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及书面回复意见，可以认定：华生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中胡卫东目前损害后果并不包括肾功能衰竭；胡卫东接受北大医院治疗前已经存在肾功能衰竭，因为没有胡卫东第三次住院后6-8月的GFR检验结果，故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北大医院的诊疗行为加重胡卫东肾功能衰竭的情形。二审中，本院询问胡卫东是否能够提供2012年9月19日至9月29日在北大医院第三次住院治疗后相关检验结果用于鉴定，胡卫东主张应由北大医院提交，没有依据，胡卫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胡卫东主张北大医院对胡卫东的诊疗行为造成加重肾功能衰竭的损害后果，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一审法院对胡卫东损失金额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首先，根据鉴定意见，北大医院仅因2012年2月22日至6月26日期间诊疗过错行为与胡卫东双肾积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承担相应责任。胡卫东在到北大医院就诊之前已经有多年病史，2012年6月26日之后胡卫东多次住院治疗，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后续治疗与北大医院的诊疗过错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的计算期间应为2012年2月22日至6月26日，即125日。一审法院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的计算是正确的，但是，未支持胡卫东关于住院护理费的请求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护理费应为18750元（150元/天×125日×1人）。一审法院未支持胡卫东关于营养费的请求欠妥，本院酌定营养费1000元。另外，一审法院根据胡卫东的伤残情况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残疾赔偿金，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因此，胡卫东的损失总额应为348010.61元（328260.61元+18750元+1000元），北大医院承担20%的责任即69602.12元。综上所述，胡卫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3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3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胡卫东支付赔偿款69602.12元；三、驳回上诉人胡卫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北大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114元，由胡卫东负担3718元（一审法院准予免交），由北大医院负担396元并迳付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3786元，由胡卫东负担3763元（本院准予免交），由北大医院负担23元并迳付本院。鉴定费16100元（已由胡卫东预交），由北大医院负担并迳付胡卫东。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李  小  丽审判员 黄  国  辉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冯建辉（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