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民再152号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荣萍，女，196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廷荣，重庆巴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唐勇，男，1974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君，重庆山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陈力，男，1976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申诉人刘荣萍因与被申诉人唐勇、陈力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终0472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渝检民监（2018）10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2018)渝民抗5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谢光才、任志勇出庭。申诉人刘荣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廷荣、被申诉人唐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君到庭参加诉讼。陈力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判决结果确有不当。理由是：第一，从《集资建房协议》“...剩余面积归乙方...”的约定及本案争议房屋在2008年9月22日通过竣工验收后，一直由刘荣萍占有、使用、收益等事实看，本案争议房屋应当归刘荣萍一方所有。又从《合伙协议》约定内容看，刘荣萍与唐勇构成个人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规定，本案争议房屋应为刘荣萍和唐勇共同共有。因陈力对本案房屋并不享有所有权，故其卖房行为构成无权处分。第二，唐勇购买本案争议房屋的行为，可以视为其单方同意对共同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或处分行为，但这既不代表刘荣萍也同意对共同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或处分，也不代表陈力因此就取得了可售卖本案争议房屋的权利。在陈力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情况下，判断唐勇能否取得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必得考察唐勇在购房过程中是否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若干善意取得条件。很显然，认定唐勇和陈力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对本案的处理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买卖双方恶意串通情况下的无权处分行为，是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第三，陈力和唐勇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一是，陈力明知其不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却以自己名义将房屋卖给唐勇并从中收取3万元过户费。二是，唐勇明知刘荣萍系争议房屋权利人，却与不具处分权的陈力签订买卖合同，且未实际支付相应房款。综上所述，陈力系无权处分本案争议房屋;唐勇购买本案争议房屋既非善意无过失，又未实际支付相应房款，损害了共同共有人刘荣萍的合法权益，故本案亦无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之余地。原一审判决确认陈力与唐勇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正确，原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荣萍的诉讼请求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刘荣萍称，要求维持一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事实和理由：1.二审在没有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径直对唐勇和刘荣萍的合伙合同关系进行了审理，并在该“新增”法律关系审理范围内的事实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不符逻辑、事实结果不确定的推测结论作为依据，做出否定一审判决的终审判决，是确有错误；2.二审关于唐勇因合伙合同而可能分得该争议房产的认定本身无充分证据支持。从合伙民事行为法律关系讲，在三分之二以上的合伙人同意或全体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处分合伙财产。本案中，二审既然认定争议房产是合伙财产，唐勇可能分得，那么，在股份达三分之二以上的刘荣萍未同意情况下，唐勇的私自过户合伙财产并将其抵押贷款用于自己的行为无效。唐勇辩称，1.由于刘荣萍与唐勇是合伙关系，唐勇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是经过与刘荣萍协商一致才办理到唐勇名下，该房屋是唐勇按照股份应该分得的；2.在合伙协议纠纷中，唐勇已经胜诉；3.所有购房户都有签订协议，但刘荣萍一直不算账，所以其他购房户都去上访。购房户办证都是走的形式。二审时，已经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刘荣萍已经指定了人来进行签字确认，刘荣萍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所有的手续、委托代理人的手续都由刘荣萍出具了的；4.我和陈力不存在串供，我和陈力不认识，那三万元也不是我给他的，是刘荣萍的代表给的陈力，这也是政府协调的结果；5.我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证之后，刘荣萍就反悔了。陈力未到庭答辩。刘荣萍向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唐勇、陈力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的位于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35号136、137号门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唐勇、陈力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力一户为原璧山县璧城街道新塔片区征地拆迁安置人员，璧山县政府为其每人划拨15平方米的土地用于自建住房。陈力因无足够资金建房，于2005年5月4日与刘荣萍签订了集资建房协议，约定在政府为陈力划拨的自建住房土地上，由刘荣萍出资修建六楼一底的商住楼，待房屋竣工后，刘荣萍无偿提供给陈力住房，陈力从刘荣萍处回购门面，剩余面积归刘荣萍所有。2007年，刘荣萍、陈力双方因本案争议房屋集资建房协议的效力引起纠纷，经(2009)渝一中法民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该协议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刘荣萍与唐勇为合伙关系，双方于2007年2月27日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开发原璧山县璧城街道新塔片区农民安置房7幢2-5单元和8幢3单元的项目，刘荣萍负责策划、施工、销售及办证，唐勇出资12万元，项目结束后，所得利润按出资比例分配。2015年5月13日，以陈力为甲方，唐勇为乙方签订了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合同载明：“一、房屋基本情况(一)甲方所售房屋坐落为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35号附136、137号。(二)该房屋建筑面积为157.86平方米……（五）该房屋房地产权证号为212房地证2015字第08×75号……该房屋总成交金额为330000元……”合同尾页由陈力和唐勇签名并按捺手印。本案争议房屋位于重庆市璧山区双星大道35号7幢附136、137号，现为标示两个连续门牌号的一间临街商铺。2008年9月22日本案房屋通过竣工验收，2012年8月1日刘荣萍将该房出租给唐勇的前妻曾佑琴，2015年5月12日该房的房地产权证初始登记在陈力名下，2015年5月13日唐勇、陈力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房产转移登记。2015年6月12日，唐勇将该房抵押给重庆农商行璧山支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唐勇未向陈力支付房款。现刘荣萍认为其作为本案争议房屋的权利人，唐勇、陈力恶意串通，未经刘荣萍同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唐勇、陈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刘荣萍是否为本案争议房屋的利害关系人。二、唐勇、陈力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关于刘荣萍是否为本案争议房屋的利害关系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刘荣萍在新塔片区安置房的建设中，与7幢2-5单元包括陈力在内的被拆迁户分别签订了集资建房协议。协议签订后，刘荣萍出资建房，参与了本案安置房的审批、施工、验收、分配等环节，被拆迁人员也顺利入住，刘荣萍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义务。陈力一户按协议约定从刘荣萍处分的住房一套，回购门面一间，并将剩余一套房屋过户给刘荣萍指定的购房者本案争议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57.86平方米，上述房产面积总和已超出政府划拨给陈力一户的自建房用地面积，但刘荣萍与7幢4单元的所有被拆迁户签订了集资建房协议，协议中均有“……剩余面积归乙方……”的约定，本案争议房屋于2008年9月22日通过竣工验收后，刘荣萍一直占有、使用、并以其本人名义出租给唐勇的前妻曾某琴。庭审中陈力辩称其与唐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配合办理过户登记是经过刘荣萍授权和同意，唐勇辩称其基于与刘荣萍的合伙关系应取得该房所有权，唐勇、陈力表述也指明唐勇、陈力买卖本案房屋的行为与刘荣萍存在利害关系。2007年，刘荣萍与陈力也曾因集资建房协议的效力引发纠纷，经(2009)渝一中法民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双方所签集资建房协议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刘荣萍为本案争议房屋的利害关系人。关于唐勇、陈力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唐勇和陈力辩称，两人互不相识，且办理过户手续是经刘荣萍许可，故不存在恶意串通。一审法院认为，唐勇与刘荣萍为新塔片区7幢4单元安置房建设的合伙人，刘荣萍将该房出租给唐勇的前妻曾某琴，唐勇应当知道刘荣萍为本案房屋的建设方、出租人。陈力为集资建房协议的相对人，应当知道刘荣萍参与7幢4单元房屋的建设及分配的相关事实。尽管陈力明确表示自身不享有该房所有权且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登记是经过刘荣萍许可，但并未提供有关刘荣萍授权的书面证据。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明白所作出的民事行为的性质和法律后果，对价值几十万元房产的处分，在签订合同前未对房屋的实际状态和权属进行必要的了解，不符常理。从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来看，2015年5月12日陈力获得本案房屋初始登记，仅过一天，唐勇、陈力签订合同并办理过户登记房屋过户后，唐勇也未向陈力支付33万元的房款，该行为有悖正常交易习惯。陈力在庭审中辩称，其被案外人吴某弘告知，如不与唐勇签订合同则无法获取3万元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唐勇、陈力为获取各自利益，主观上存在损害刘荣萍利益的故意，构成恶意串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对于刘荣萍请求唐勇、陈力所签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和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2015)璧法民初字第05648号民事判决，确认被告陈力和被告唐勇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的转让位于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35号136、137号门面（房地产权证号为212房地证2015字第08×75号）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此款已由原告刘荣萍垫交，待本判决生效三日内由被告唐勇向原告支付。唐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上诉费由刘荣萍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中，唐勇举示合伙协议和股权转让收购协议书(各4份)，拟证明唐勇收购了其他合伙人的股权，出资总计达到58万元。刘荣萍认可真实性，称总计的投资额有220多万，唐勇收购到58万之后也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二审中，唐勇申请证人吴某弘出庭作证。吴某弘陈述，唐勇和陈力在房屋办证的时候，我告知过刘荣萍。我与刘荣萍是合作关系，合作建房和办证，我帮她跑建房和办证的手续，她付报酬给我。陈力说要收3万元才办房产证，是79个农民与刘荣萍协商的。79个人一人一万元就过户。陈力一家有3个人所以是3万。陈力是在79个农民代表人那里领取的钱，代表人是我和余某海、吴某友、蒋某良(出示合伙协议书)。我与刘荣萍是2003年认识的；在项目中开始我是给农民写协议，建设中我是负责现场的建设；补偿款是当时与农民协商的。不管买方还是刘荣萍出都好，反正每个农民都要求得到1万元，农民协商之后与政府商谈后定下来的。唐勇实际向我支付了23.7万元的转房款。刘荣萍与我签订了书面委托是2015年5月23日；因为签订协议之前是我们达成的口头协议，在5月23日之前他们也商定好了，刘荣萍出5000元，买房人也出5000元，所以在协商中他的补偿款是已经到位了，这个钱到位之后就必须在三天内转让给买房人，不转就要涉及农民违约，要给违约金，所以我在2015年5月13日就将本案涉案的房产过户给了唐勇。因为唐勇拿了曾某琴与刘荣萍的买卖合同，唐勇跟刘荣萍的合伙协议，还有唐勇收购其他人股份的合伙协议，还有唐勇将门面租赁给其他使用的协议，还有刘荣萍给了我一个分房名单，名单上的曾某琴是唐勇的妻子，所以我才配合唐勇去办理的过户。另外在2015年5月23日的时候刘荣萍还跟我签订了一个协议，我是办理房管证的牵头人。唐勇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明目的以及分房表、合作协议书、协议，拟证明涉案房屋是刘荣萍委托吴某弘全权办理买卖和过户的相关手续，涉案房屋是经过刘荣萍同意才过户的。刘荣萍认为，分房表是在2014年总证办下来之后，拆迁办要求要购房户的名单，就交给吴某弘的。我当时专门给吴某弘说了门面没有卖，只是其中最右边有个20平米左右的门面要作为卖给曾某琴的车库和上楼的通道，其他门面是没有卖的。2015年5月23日跟吴某弘签订协议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已经把陈力的房屋过户给唐勇了。79个农民之间内部的合作协议我不知情。二审中，唐勇举示2014年5月10日刘荣萍的亲笔授权委托书。刘荣萍称，是当时写的一个草稿，是协商过程中起草的，但是后来我并没有同意，所以没有在上面签字。二审中，唐勇举示了向31户农民的代表支付补偿款的收条和代表人吴某弘写的承诺书(复印件)。吴运弘称属实，是我写的。刘荣萍称不知情；认为该几份证据是证人吴某弘出具，同时证实吴某弘在陈力与唐勇之间进行的房屋买卖进行的过户存在恶意。二审中，唐勇举示刘荣萍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拟证明已经卖了的房屋大概有440万，当时股金只有200多万。刘荣萍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二审中，刘荣萍举示房屋租赁合同，拟证明刘荣萍于2012年8月1日将本案争议的门面租赁于曾某琴；举示(2015)渝一中法民终272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在陈力与唐勇将房屋过户的时候，本案涉案的门面尚在刘荣萍与曾某琴的租赁合同纠纷中，刘荣萍根本不可能将本案涉案门面卖与唐勇。（两份证据均为复印件）唐勇称，因为我们有很多个股东，刘荣萍成头，一直没有跟我们股东算账，所以只有跟她签订租赁协议。到2014年4月30日，我跟凌某签了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就只剩我跟刘荣萍两个股东了。经过刘荣萍同意就把该门面分给我，委托吴某弘去办理了过户。案涉房屋最多的时候是8个股东。我收购了4个，刘荣萍收购了两个，就只剩我们两个股东了。刘荣萍称有17、8个，唐勇收购了4个，我收购了我的亲戚朋友的，现在只有我和唐勇两个。刘荣萍和唐勇均称双方就合伙事宜没有形成结算。对于原判第五页第三段中唐勇举示了“不属于拆迁户的房屋明细清单”，刘荣萍认可清单本身是刘荣萍签字，但是清单的内容不完全属实，清单上面的房屋跟购房户签订了协议，但是门面没有签订协议，因为还没有卖。二审法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二审法院认为，刘荣萍以唐勇与陈力恶意串通损害刘荣萍利益为由，要求确认唐勇与陈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唐勇与陈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损害了刘荣萍的利益。二、唐勇、陈力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对于唐勇与陈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损害了刘荣萍的利益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荣萍在新塔片区安置房的建设中，与7幢2-5单元包括陈力在内的被拆迁户分别签订了集资建房协议。协议签订后，刘荣萍出资建房，参与了本案安置房的审批、施工、验收、分配等环节，被拆迁人员也顺利入住，刘荣萍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义务。陈力一户按协议约定从刘荣萍处分的住房一套，回购门面一间，并应将剩余一套房屋过户给刘荣萍指定的购房者。案涉房屋于2008年9月22日通过竣工验收后，刘荣萍一直占有、使用、并以其本人名义出租给唐勇的前妻曾佑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荣萍为案涉房屋的利害关系人是正确的。但是，刘荣萍与唐勇就案涉房屋是合伙关系，双方目前尚未就合伙事宜进行结算，不排除案涉房屋本就应当分配给唐勇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唐勇与陈力有恶意串通的行为，目前案涉房屋登记在合伙人唐勇名下，也不一定就损害了刘荣萍的利益。刘荣萍起诉要求确认唐勇与陈力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实际上是认为该房屋作为合伙所得的财产应分配给自己；而在刘荣萍与唐勇未进行合伙清算之前，二审法院无法判断该房屋的权利人是谁。因此，对刘荣萍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唐勇在二审中举示的新证据，对其中涉及合伙的部分，因刘荣萍认可真实性，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其中涉及是否恶意串通的部分，因刘荣萍未认可，且对办案的处理结果没有影响，二审法院不予确认。综上，唐勇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二审法院对唐勇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二审中出现了新的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纠正。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2016）渝01民终0472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5）璧法民初字第0564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荣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刘荣萍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刘荣萍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1.刘荣萍销售房屋委托吴某弘办证的情况。吴某弘二审出庭时陈述，我与刘荣萍是合作关系，合作建房和办证，我帮她跑建房和办证的手续，她付报酬给我。2005年5月8日，吴某弘(乙方)与刘荣萍（甲方）签订的《关于拆迁修建房屋协议》其中第七载明：余款等甲方的买受人办完房管证付清余款。2015年5月25日，刘荣萍签名认可的《不属于拆迁户的房屋明细清单》。其中载明商业部分有4单元第一层门面，牌号136、137号。还载明以上房屋由刘荣萍卖给购房户，并与购房户签订了购房协议。2015年10月15日，吴某弘出具的《承诺书》。其中载明：本人系新塔农民还建房的拆迁户，又系31户农民推选农民代表。本人多次参加政府组织关于新塔农民还建房的拆迁户和双星大道7号楼、8号楼购房人之间的房屋产权过户事宜；现拆迁户所属的住房、门市已全部过户完毕，所涉买房人的住房、门市等基本全部过户到买房人的名下。该《承诺书》上面签有“情况属实”并盖有“璧山县璧城新塔片区拆迁安置办公室”公章。本院再审开庭时，刘荣萍陈述，我和吴某弘有个协议，过户的时候他负责联系农户。我当时给了7万元给吴某弘。吴某弘是办证的牵头人。上述证据证明刘荣萍委托吴某弘办理拆迁房屋办证手续，并支付报酬给吴某弘。2.刘荣萍是否委托吴某弘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证。吴某弘二审出庭时陈述，唐勇和陈力在房屋办证的时候，我告知过刘荣萍。刘荣萍给了一个分房名单，名单上的曾某琴是唐勇的妻子，所以我才配合唐勇去办理的过户。本院再审开庭时，唐勇举示2005年5月8日，吴某弘与刘荣萍签订的《关于拆迁修建房屋协议》。拟证明吴某弘受刘荣萍委托，参与了办证的整个过程。刘荣萍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该协议是针对购房户，并不是针对合伙人。合伙人要取得产权须经刘荣萍同意。刘荣萍陈述，吴某弘给唐勇办理了三套房屋的手续，其中两套认可是其委托，但案涉房屋不认可。本院认为，由于刘荣萍对《关于拆迁修建房屋协议》的真实性认可，结合吴某弘在二审庭审时出庭的证言，本院对《关于拆迁修建房屋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据此，可以认定刘荣萍委托吴某弘办理案涉房屋过户。3.案涉房屋租金的分配问题。本院再审开庭时，刘荣萍陈述“二楼和地下车库是卖给唐勇的，门面是租给他的。当时是租给他家之后，他自己把租金(分红)扣下来了，剩下的（租金）就打给我。他租了这个房子之后，他只给了一年的租金。收的这个租金是股东要分红的”。唐勇陈述“当时我们涉及8个股东办证，刘荣萍一直没给我们算账，因为这是我们共同所有的东西，需要刘荣萍签字，所以才形成了一个租赁协议。租赁也缴纳了租金的，这个租金是我们几个股东分了钱的。收租金的时候把股金扣除来了的”。本院认为，刘荣萍与唐勇双方认可，出租房屋的租金作为分红，分给了股东。4.唐勇付款的情况。吴某弘二审开庭时陈述“唐勇实际给我支付了23.7万元转房款”。2015年5月2日，吴某弘出具的《承诺书》，其中载明：本人经农民的同意和唐勇及其他购房人的沟通，由唐勇(曾某琴)支付23.7万元给农民，农民将签字同意，将唐勇（曾某琴）应该取得的门市、车库等过户到二人名下。2015年5月7日，吴某弘出具《收条》，其中载明：今收到唐勇(曾某琴)支付给农民的住房、门市、车库等房屋和办证补偿金7万元。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唐勇为办理房屋产权证，支付了相关款项给吴运弘。另查明，刘荣萍与唐勇、曾某琴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刘荣萍一审诉讼请求：1.对刘荣萍与唐勇合伙参与新塔片区被拆迁安置的集资建房进行清算。2.对已为二被告占有的合伙财产：212房地证2015字第08×66号房屋、212房地证2015字第08×40号房屋、212房第证2015字第08×9×号房屋(三宗房屋预估2008年6月价值为130万元)进行分割。3.唐勇应退还超额领取的股金及利润834376.6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刘荣萍诉称，位于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35号7幢附136、137、138、139、140、142、143号门面，分别对应212房地证2015字第08×66号房屋、212房地证2015字第08×40号房屋、212房第证2015字第08×9×号房屋的房地产权证。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8日作出（2017）渝0120民初3029号民事判决，驳回刘荣萍的诉讼请求。刘荣萍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2018）渝01民终568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其中，二审判决认为关于刘荣萍的投资比例问题，在刘荣萍的投资占比无法确认的情况下，其主张利润分配欠缺基础性事实。关于合伙利润总额的问题，一方面刘荣萍对于房屋门面的处理去向、资金收入未作完整列举，收入难以确认，另一方面刘荣萍举示的支出金额中未能扣除合伙协议以外的7号楼1单元的修建费，成本难以确定。在刘荣萍未能举证证明合伙利润的情况下，刘荣萍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唐勇与陈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损害了刘荣萍的利益。刘荣萍与案涉房屋存在利害关系。由于案涉房屋是刘荣萍开发的拆迁房屋，其出资建房，参与了本案安置房的审批、施工、验收、分配等环节，故刘荣萍与案涉房屋存在利害关系。吴某弘是刘荣萍委托办理拆迁房屋的委托人。刘荣萍委托吴某弘办理拆迁房屋的产权证，并向吴某弘支付了报酬。吴某弘为刘荣萍办理其他购房户的产权证与办理唐勇的产权证在程序、手续上并无不同之处。吴某弘在二审开庭时陈述，案涉房屋办理产权证是受刘荣萍委托。吴某弘实际上为唐勇办理了三套房屋的产权证，现刘荣萍认可委托吴某弘办理其他两套房屋的产权证，不认可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其理由是认为吴某弘误解其意思表示，但其陈述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刘荣萍与唐勇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双方签订了合伙协议，但对盈亏及财产分配没有约定。双方对合伙期间的利润如何分配产生争议。为此，刘荣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双方进行清算并分配利润。经法院审理认为，由于刘荣萍举证不能，刘荣萍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故双方合伙期间的利润及财产分配仍存争议。刘荣萍所诉称的案涉房屋租赁给唐勇前妻并收取了租金，以此证明案涉房屋归其所有，但唐勇也陈述其缴纳租金时，先扣除其作为股东应分得的红利后，才给付剩余租金给刘荣萍。刘荣萍也认可租金还要分红的事实，此事实证明了租金还有给股东分红，说明租赁房屋并不属于刘荣萍个人。刘荣萍与唐勇目前对合伙事项未进行清算，案涉房屋的产权尚存多种可能性，不排除案涉房屋本就应当分配给唐勇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刘荣萍主张唐勇与陈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损害了其利益，缺乏事实依据，故刘荣萍要求主张案涉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荣萍申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终0472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四川审判员  李兴华审判员  刘战平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郑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