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再214号抗诉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东莞市黄江育英小学。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田美村。法定代表人：廖天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鹏阳，广东惠天好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泽荣，男，196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国标，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家欣，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开立，男，196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君，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廖伍，女，196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国标，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家欣，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申诉人东莞市黄江育英小学（以下简称育英小学）、杨泽荣因与被申诉人刘开立、一审第三人廖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育英小学、杨泽荣不服本院（2013）粤高法民终字第77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9月7日作出高检民监[2016]96号民事抗诉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抗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蓉、朱广山出庭。申诉人育英小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鹏阳；申诉人杨泽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国标、胡家欣；被申诉人刘开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君；一审第三人廖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国标、胡家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终字第7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一、终审判决认定工程款没有结清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关于本案中工程款与《欠据》的关系，二审判决已经作了认定：刘开立虽然在本案中认为双方的借款纠纷与工程款纠纷之间并无任何关系，但其于2004年6月22日在178号案件的庭审中陈述称，杨泽荣和育英小学曾拖欠刘开立工程款500多万元，杨泽荣和育英小学还了150多万元，之后由廖伍出具两张欠条。杨泽荣、育英小学在2004年10月4日庭审中和本案诉讼中亦陈述称工程款纠纷就是两张欠条纠纷，欠条与工程款的数额是一致的。根据双方当事人上述较为一致的陈述可知，在廖伍出具欠据时涉案工程剩余未支付的工程款数额441.4万元，该笔工程款后转化为230万元和211.4万元两笔借款。该事实与刘开立在工程结算表中注明“所有款项结清”和廖伍曾经向刘开立出具一张211.4万元欠据和一张230万元欠据的情况可以相互印证，亦与证人陈某的证言一致，故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依据充分。刘开立认为两者并无任何关系的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采纳。由上可知，刘开立起诉的工程款，在2002年8月1日已经转化为230万元欠据和211.4万元欠据。该笔款项的借款关系的开始，就意味着工程款关系的结束。正因为如此，在554号案中，刘开立以杨泽荣借款为由起诉杨泽荣及其妻廖伍，要求偿还211.4万元的《欠据》款，并且在起诉中根本不提工程款一事。在一审庭审中，杨泽荣提出证据证明已归还该欠款中的200万元。一审庭审结束后，刘开立向法院提供了另一份230万元的《欠据》复印件，改称杨另欠其230万元，杨的200万元是归还后一欠据中的借款。二审法院以借款纠纷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认为：“刘开立作为一审原告，在原审起诉时，持被上诉人一廖伍于2002年8月1日立下的欠据起诉，主张两被上诉人向其借款211.4万元未还，并请求法院判令两被上诉人共同返还借款人民币258.188万元（本息）。因此，本案案由为借款纠纷，法院应通过对该欠据的审查，决定是否判令被上诉人还款。但是，上诉人于一审庭审结束后又自行否定借款的说法，改称该211.4万元是返还合作款。上诉人在诉讼中向法庭作出了虚假的陈述，是不诚实的。”。这一诉讼过程说明，刘开立在该案中的诉讼活动，已经确认其原有的工程款关系已经结束，正式转化为借款关系，并以借款关系主张权利，得到生效判决的确认。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办理本案的过程中，刘开立向检察机关陈述案情时，仍坚持借款与工程款没有关联关系。从事实角度讲，这说明刘开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公然罔顾事实，在不同的案件中分别作出不同的陈述，完全缺乏可信性；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则可以理解为刘开立在借款纠纷案中坚持认为工程款关系已经结束，双方现有的仅为借款关系。如果工程款之债未结，就不能开始借款之债，更不能启动借款之债的诉讼并得到法院判决认可。刘开立在5446号（应为5461号）案件中以借款关系起诉，法院在一、二审程序中均按借款关系进行审理，就足以证明本案工程款因转化为借款而清结。终审判决认为“本案所涉工程款之债有无履行完毕，应以借款有无清偿为判断依据”，就是错误的；据此认定“杨泽荣、育英小学以刘开立在《工程结算表》上已注明‘所有款项结清’为由认为本案所涉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同样是错误的。二、本案重复审理544号（应为554号）案已经判决生效的债务关系，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如上所述，刘开立起诉的工程款已经转化为2002年8月1日的230万元欠据和211.4万元欠据；从而，基于该欠据的借款纠纷，与本案的工程款纠纷实际上是同一笔债务纠纷。刘开立已经就工程款关系转化的借款关系提起诉讼并经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又以该工程款关系提起诉诉讼，属于重复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法院受理重复起诉的案件，并作出与前一生效判决相冲突的判决，同样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终审判决以解决本案的工程款纠纷需要审理相关的借款纠纷为由，重复审理544号（应为554号）案已经解决的借款纠纷，更是公然违反已经生效的判决效力，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即：“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544号（应为554号）案不但审理了刘开立起诉中提出的211.4万元《欠据》问题，也审理了诉讼中提出的230万元《欠据》问题。544号（应为554号）案的二审判决理由部分，专门对230万元《欠据》问题作出了认定，内容是：“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已向上诉人支付200万元后，上诉人认为该200万元并非归还2114000元欠据所指的款项，应当就双方之间另有债权债务关系，且2114000元债务仍未清偿举证。上诉人的举证是录音资料及2300000元的欠据复印件一份。本院认为，这两份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首先，上诉人提供的录音材料不清楚，在法庭播放时，法官及双方当事人均听不清录音内容，被上诉人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持异议，不认可该录音资料中是廖伍的讲话，上诉人亦未申请对该录音资料进行鉴定。而从上诉人提交的录音摘要的内容来看，录音中的叙述人陈述两张欠据的款项均已偿还。从内容上也不能反映上诉人‘2114000元债务仍未清偿’的主张。其次，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2300000元的欠据仅为复印件，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该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由上可知，在544号（应为554号）案中，刘开立自认230万元借款已还，法院不但对本案工程款转化的211.4万元借款关系作出了判决，对另230万元借款问题也作出了比较详细的审理。因此，本案终审判决认为，“在554号案中……该判决没有处理双方之间关于230万元欠据的纠纷”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这一认定的理由，即“在554号案中，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以刘开立不能提供230万元欠据的原件为由，不予采信刘开立提出廖伍开具2张欠据的主张，该判决认定双方只存在211.4万元的借款且廖伍、杨泽荣已还款200万元，该判决没有处理双方之间关于230万元欠据的纠纷”，更是自相矛盾：“在554号案中，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以刘开立不能提供230万元欠据的原件为由，不予采信刘开立提出廖伍开具2张欠据的主张”，就是对于230万元欠据问题进行了审理，怎么能说“该判决没有处理双方之间关于230万元欠据的纠纷”？三、终审判决认定230万元借款末还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终审判决认定230万元借款未还，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在出具了欠据的情况下，债务人在还款后通常都会收回原件，这是一个生活常识；债权人不能提交原件时通常足以证明欠款已还，这也是生活常识。在诉讼中，原告必须提供能够证明其诉讼主张的初步证据；刘开立作为原告不能提交其主张的230万元借款的欠据原件，则没有完成最基本的、初步的举证责任。被告甚至无需对此反驳，人民法院亦应直接驳回其诉讼请求。债务人主张已经还债并收回《欠据》原件，已经完成了对债权人主张的初步反驳；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人并非因为还款而收回《欠据》原件，人民法院只能驳回债权人的诉讼主张。总之，在刘开立未能证明合同债权存在的情况下，廖伍、杨泽荣无需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因此，终审判决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廖伍、杨泽荣没有举证证明已归还刘开立230万元的事实，故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适用法律亦确有错误。另外，在544号（应为554号）案中，刘开立的上诉状明确记载：“被上诉人（廖伍、杨泽荣）于2002年9月9日、9月12日及16日三次还款230万元，上诉人（刘开立）遂将230万元的欠据还与被上诉人，并开立了两份收据，其中的30万元没有付收据。至此，230万元的借款合同已履行完毕……”这直接证明了该230万元款已还的事实，并解释了刘开立要求偿还230万元欠款但无法提供欠据原件的原因。终审判决认定“杨泽荣、廖伍在本案再审期间提交了230万元欠据的原件，故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存在23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则是难以理喻的。综上所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终字第7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杨泽荣、育英小学和一审第三人廖伍在本院再审过程中，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并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驳回刘开立的全部诉讼请求。刘开立在本院再审过程中，不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并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支持刘开立要求杨泽荣、育英小学支付工程款4718678.01元和利息的诉讼请求。2005年6月2日，刘开立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杨泽荣、育英小学向其支付尚欠的工程款4718678.01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双倍计算）和工程鉴定费54863元，并由杨泽荣、育英小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11月3日,刘开立以挂靠单位东莞市黄江镇建筑工程公司的名义与杨泽荣签订一份《建筑工程承发包合同书》,由刘开立承建育英小学教学楼、综合楼、宿舍楼,按图纸面积10768平方米的主体结构和内外装饰、内部及天面排水工程。合同约定价格为每平方米450元,付款办法按工程进度付款,工程总工期要求在2002年2月1日完成,工程款在完工验收合格的十天内全部付清,留下的100万元保证金在完工验收合格后的一年内付清。该工程至今未经验收，但已经在2002年投入使用，杨泽荣、育英小学也没有提出工程质量问题。刘开立提交育英小学2002年春季招生简章证明案涉工程的投入使用情况，该招生简章注明于2002年春季即招收学生。而在一审法院（2003）东中法民二初字第178号案件中，杨泽荣提交了育英小学2002年9月10日的办学许可证。2001年12月28日、2002年2月6日、2002年3月5日，杨泽荣、育英小学依次支付刘开立930000元、500000元、120000元，合计1550000元。2002年8月1日，廖伍出具了两份欠据给刘开立，一张是230万元，一张是211.4万元。2002年8月3日，刘开立出具《工程结算表》给杨泽荣、育英小学，该结算表中载明了涉案工程款为5476514元、账单款172775元，总款为5649289元，刘开立在该表底部手写“所有款项结清”的内容并签名。2002年9月9日、9月12日，廖伍依次偿还了刘开立1500000元、500000元，合计200万元，刘开立开具了相应的收据给廖伍。2003年10月9日，刘开立以借款纠纷为由起诉廖伍和杨泽荣，该案一审案号为原东莞市人民法院（2003）东法民一初字第5461号（以下简称5461号案件）、二审案号为一审法院（200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554号（以下简称554号案件）。在5461号案件中，刘开立以借款纠纷为由起诉杨泽荣及廖伍，要求偿还211.4万元及相应利息，刘开立并提供了211.4万元欠据的原件和230万元欠据复印件；杨泽荣、廖伍答辩认为已归还211.4万元欠据中的200万元；在庭审中，刘开立、杨泽荣、廖伍均确认双方之间的款项是借款，刘开立主张廖伍的还款200万元偿还的是育英小学的工程款，不是借款，杨泽荣、廖伍则主张已还款200万元是支付211.4万元欠条中的还款。原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决廖伍偿还刘开立借款136676.58元、利息11549.17元及逾期还款利息。在554号案件中，刘开立在上诉状中陈述：该款为双方合办学校的款项，刘开立出资4414000元，后双方协商刘开立退出，廖伍、杨泽荣返还刘开立出资款，并由廖伍签了两份欠条给刘开立，一张是230万元，一张是211.4万元，其中230万元已经支付完毕，该欠条原件由廖伍、杨泽荣收回去；廖伍的借款全部用于学校的建设，已偿还的230万元用于支付工程款。在庭审中，刘开立曾作如下陈述：涉案款项部分是工程款，部分是现金形式的投资，共计400多万。廖伍、杨泽荣陈述：只有211.4万元借款，且该款是廖伍所借，与杨泽荣无关；廖伍已支付其中的200万元，现只欠11.4万元；所借款项不是用于支付工程款。在二审阶段，一审法院作出（200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554号民事判决，改判认定该借款为廖伍、杨泽荣的夫妻共同债务，由两人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对其它判项予以维持。现该判决确认的债务已经履行完毕。2003年11月17日，刘开立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杨泽荣和育英小学，该案一审案号为一审法院（2003）东中法民二初字第178号（以下简称178号案件）。刘开立请求杨泽荣与育英小学支付工程款约600万元。在2004年5月25日庭审中，证人陈某证实刘开立与杨泽荣在2003年8月3日就涉案工程结算，刘开立在庭审中确认在结算前杨泽荣支付了155万元。在2004年6月22日庭审中，刘开立陈述：涉案工程款与554号案件事实是杨泽荣和育英小学拖欠刘开立工程款500多万元，后来还了150多万元，之后由廖伍出具两张欠条，其中230万元的欠条已经还了，剩余210多万元的欠款至今没还，本案杨泽荣、育英小学实际只欠200多万元。2004年7月1日，刘开立提交真相陈述一份，刘开立认为：双方已核算工程量，并在证人陈某家中进行结算，确认工程款总额为5649289元，杨泽荣、廖伍已支付155万元，杨泽荣、廖伍同意另外支付30万元作为退伙补偿金，加上杨泽荣从刘开立妻子处借了15000元，杨泽荣、廖伍还欠刘开立工程款4414289元，就由廖伍出具2张欠据，一张为230万元，一张为211.4万元；在此之后，经杨泽荣、廖伍要求，刘开立在工程结算表中加注“所有款项结清”的内容；杨泽荣、廖伍后归还了230万元，刘开立出具了200万元的收据，杨泽荣、廖伍并收回230万元收据原件；经追讨，杨泽荣、廖伍不归还211.4万元款项，刘开立便持211.4万元的欠据起诉杨泽荣、廖伍，为简化诉讼请求，刘开立没有将欠据的形成过程说明，但杨泽荣、廖伍谎称已归还211.4万元中的200万元；为扭转被动局面，刘开立只好又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诉，目的是想迫使杨泽荣、廖伍说明欠据的形成过程与工程结算表之间的关系；杨泽荣、廖伍实欠刘开立工程款2114000元及利息。在2004年10月4日庭审中，杨泽荣、育英小学陈述：工程款纠纷就是两张欠条纠纷，欠条的数额与工程款的数额是一致的，工程款已结清。后刘开立申请撤回该案起诉，一审法院裁定准许刘开立撤回起诉。2005年5月31日，刘开立再次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杨泽荣和育英小学，该案一审案号为一审法院（2005）东中法民二初字第34号（以下简称34号案件）、二审案号为本院（2007）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0号（以下简称90号案件）。2005年12月14日，受一审法院委托，东莞市伟业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育英小学工程造价鉴定，该工程鉴定总造价为6095903.01元。2006年11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34号案件民事判决，判决杨泽荣和育英小学支付工程款4718678.01元及利息给刘开立。杨泽荣和育英小学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07年10月30日，本院作出（2007）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0号民事判决，判决杨泽荣与育英小学偿还工程款2304678.01元及利息给刘开立。宣判后，刘开立、杨泽荣和育英小学均申请再审。2009年4月9日，本院受理刘开立、杨泽荣、育英小学对（2007）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0号案件再审申请，并于2010年12月7日裁定撤销本院（2007）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0号民事判决和一审法院（2005）东中法民二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杨泽荣、育英小学在申请再审期间提交了230万元欠据的原件。关于工程造价问题。刘开立在34号案件中主张涉案工程款为7068569.83元，加上代垫的建筑监理费、城管费及材料款172775元，共7241344.83元。杨泽荣、育英小学主张该工程价款为《工程结算表》确认的5476514元，账单款172775元，总计5649289元。在34号案件中，一审法院以刘开立主张《工程结算表》出具时并未完工，杨泽荣、育英小学也主张工程至今未竣工验收为由，接受了刘开立提出的对工程实际造价予以鉴定的申请，委托东莞市伟业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工程进行了结算。东莞市伟业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书》中鉴定结果为：育英小学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工程（合同造价）4880083.50元，增加工程1144711.87元，减少工程造价98183.70元，工程造价合计为5926611.67元；参考工程造价为169291.34元，共计6095903.01元。后刘开立变更其诉讼请求为，工程造价以一审中所作出的鉴定结论6095903.01元为准，加上代垫的建筑监理费、城管费及材料款172775元，共6268678.01元。关于涉案工程款和两张欠据的关系。在178号案件中，刘开立在2004年6月22日庭审中陈述：涉案工程款是杨泽荣和育英小学拖欠刘开立工程款500多万元，后来还了150多万元，之后由廖伍出具两张欠条，其中230万元的欠条已经还了，剩余210多万元的欠款至今没还，本案杨泽荣、育英小学实际只欠200多万元；杨泽荣、育英小学在2004年10月4日庭审中陈述：工程款纠纷就是两张欠条纠纷，工程款已结清。在34号案件和在本案中，刘开立认为该案与178号案件没有关联，杨泽荣、育英小学则主张工程款已转换为欠据。关于已经支付工程价款问题。各方当事人确认杨泽荣、育英小学分别于2001年12月28日、2002年2月6日、2002年3月5日分别支付930000元、500000元、120000元，合计1550000元。2002月8月1日，在廖伍出具欠据后，各方当事人确认廖伍分别于2002年9月9日、9月12日偿还了1500000元、500000元，合计200万元。对此200万元，在554号案件中刘开立认为是用于偿还230万元欠据的，杨泽荣和廖伍认为是用于偿还211.4万元欠据的，原审法院认定该款是用于偿还211.4万元欠据的款项，一审法院并对211.4万元欠据的剩余款项和利息作了处理。除上述200万元外，刘开立自认在廖伍出具欠据后，杨泽荣、育英小学曾还款30万元。杨泽荣、育英小学则称还用现金还了230万元，但杨泽荣、育英小学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刘开立亦否认还收到230万元。证人陈某陈述没有见到杨泽荣、育英小学曾支付现金给刘开立。关于230万元欠据。（一）欠据上注明“一式两份”，刘开立主张该欠据是一式两份，杨泽荣、育英小学主张该欠据是一式一份。（二）在554号案件中，刘开立持230万元欠据的复印件主张杨泽荣、育英小学已还款的200万元是用于偿还230万元欠据的款项，杨泽荣、育英小学否认存在230万元借款和欠据，并主张已还款的200万元是用于偿还211.4万元欠据中的款项。（三）在34号案件中，杨泽荣、育英小学在申请再审时提交了230万元欠据的原件，但主张除了已还款200万元外，还用现金还款230万元，刘开立对此予以否认。（四）经对比，刘开立在554号案件中提交的欠据的复印件上公证人陈某的签名位置在“公证人签名”旁边，而杨泽荣、育英小学在34号案件中提交的原件上公证人陈某的签名位置在欠据日期旁边，杨泽荣、育英小学提交的原件底部加注“已还清借款”且排版有所不同，除此之外，其他内容一致。（五）杨泽荣、育英小学主张此复印件是套印211.1万元欠据上“陈某”的签名，刘开立则认为不是套印，是因为一式两份格式不一样。（六）刘开立和杨泽荣、育英小学都主张欠据是由对方打印好一起签名的。在本案重审时，一审法院已告知各方当事人，因本案与34号案件、554号案件、178号案件有关联，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将采用上述案件中的证据和笔录，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杨泽荣、育英小学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廖伍为本案第三人，刘开立没有请求廖伍与杨泽荣、育英小学共同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刘开立以挂靠单位东莞市黄江建筑工程公司的名义与杨泽荣签订《建筑工程承发包合同书》，刘开立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据此，依法认定《建筑工程承发包合同书》无效。被挂靠建筑企业东莞市黄江建筑工程公司书面表示不参加诉讼，实际施工人刘开立可以作为合同一方起诉，不必将被挂靠建筑施工企业列为共同原告。另，在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廖伍为第三人后，刘开立没有请求廖伍一并对本案债权债务承担责任，故在本案中对廖伍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不予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与5461号案件、554号案件、178号案件的关系；二、案涉工程总价款的数额；三、杨泽荣、廖伍、育英小学尚欠刘开立款项的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在178号案件中，刘开立在2004年6月22日庭审中陈述本案的工程款是杨泽荣和育英小学拖欠刘开立工程款500多万，后来杨泽荣和育英小学还了150多万，之后由廖伍出具两张欠条，其中230万的欠条已经还了，剩余210多万的欠款至今没还，因此本案杨泽荣和育英小学实际只欠200多万。杨泽荣、育英小学在2004年10月4日庭审中陈述工程款纠纷就是两张欠条纠纷，欠条与工程款的数额是一致的。可见双方在178号案件中一致确认以下事实：在廖伍出具欠据时涉案工程剩余未支付的工程款数额441.4万元；本案两张金额为230万元和211.4万元的欠据是从工程款转换而来。该事实与刘开立在工程结算表中注明“所有款项结清”和本案中存在211.4万元欠据和230万元欠据的情况相一致，也与证人陈某的证言一致，故对此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虽然双方在不同案件中曾作出与此不一致的陈述，但除了在178号案件中双方能确认一致的事实外，在其他案件中双方的意见都未达成一致，且双方都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以支持其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双方作出与此事实不一致的陈述均不予采信。554号民事判决以刘开立不能提供230万元欠据的原件为由，不予采信刘开立提出廖伍开具2张欠据的主张，该判决认定双方只存在211.4万元的借款且廖伍、杨泽荣已还款200万元，该判决没有处理双方之间关于230万元欠据的纠纷。现杨泽荣、育英小学和廖伍承认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已由廖伍出具230万元和211.4万元的借款予以确认，且杨泽荣、廖伍在本案再审期间提交了230万元欠据的原件，故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存在230万元欠据的事实，且此230万元可在本案中作为双方争议的款项处理。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工程总价款在本案中有两个价格，一是双方在《工程结算表》中确认的为工程款5476514元和账单款172775元，合计5649289元，二是东莞市伟业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书》确定的工程鉴定造价6095903.01元和账单款172775元,总计价款为6268678.01元。鉴于《工程结算表》是双方在平等的情况下对涉案工程进行的总的结算，是在加上杨泽荣、廖伍同意支付的30万元退伙补偿金、杨泽荣借款1.5万元和扣除已付工程款155万元的情况下，双方确认杨泽荣、廖伍未付的工程款为4414289元，由廖伍出具数额为230万元和211.4万元的欠据给刘开立，刘开立在《工程计算表》里加注所有款项已付清的内容，之后廖伍、杨泽荣履行了支付230万元给刘开立的义务，双方在178号案件中都曾作出一致的陈述，故一审法院认为《工程结算表》是双方关于涉案工程总价款的结算，确认涉案工程的工程款为5649289元。刘开立主张涉案工程款应以东莞市伟业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书》中的工程鉴定造价为准，此与刘开立在涉案工程移交后与其在《工程结算表》中签名确认的行为不一致，也与刘开立在178号案件中提交的真相陈述中的观点不一致，故对刘开立此主张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在廖伍出具金额为230万元、211.4万元的两份欠据后，现有三份收据证明廖伍、杨泽荣归还刘开立200万元，554号案民事判决书已认定此200万元是用于归还211.4万元欠据中的借款，且该判决就211.4万元欠据中未归还的款项已作判决，故本案只需处理230万元欠款的款项。双方在230万元欠据中约定廖伍须在2002年9月5日前还清该款，到期不还按月息30厘计算，故廖伍、杨泽荣应按约定时间归还刘开立剩余的230万元。230万元欠据注明一式两份，刘开立提供的欠据复印件与杨泽荣提供欠据原件的内容一样，但排版有所不同，且见证人陈某签名位置不同，应认为刘开立与杨泽荣、廖伍各持有一份欠据，不能认为杨泽荣、廖伍持有欠据原件就认定杨泽荣、廖伍支付该欠据所记载的金额，其必须提供相关的付款凭证。廖伍、杨泽荣认为已归还涉案工程的全部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作为付款方的廖伍、杨泽荣应举证证明已归还刘开立230万元，但廖伍、杨泽荣不能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因此廖伍、杨泽荣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刘开立自认廖伍、杨泽荣已归还30万元，故廖伍、杨泽荣尚欠刘开立款项230万元-30万元=200万元。廖伍、杨泽荣在2002年9月5日前没有还款，构成违约，依欠据的约定还应承担逾期还款的责任。现刘开立主张逾期还款利息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双倍计算，该利率低于双方约定的月息30厘，且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二款、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3年8月15日作出（2011）东中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一、限杨泽荣、东莞市黄江镇育英小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开立偿还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双倍为标准，从2002年9月5日计至本判决确定清偿之日止；如在本判决确定清偿之日前清偿完毕，则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刘开立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39331元，由刘开立负担22660.65元，由杨泽荣、东莞市黄江镇育英小学负担16670.35元。鉴定费用54863元由刘开立负担。刘开立、杨泽荣及育英小学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刘开立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书的第一项“限被告杨泽荣，东莞市黄江镇育英小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开立偿还200万元”的判决。将一审判决书的第一项利息方面（以2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双倍为标准），纠正回根据法律规定，双方有约定的按约定，约定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为标准。确认廖伍承担借款案的债务。2、改判杨泽荣、育英小学向其支付拖欠的工程款4718678.01元。3、由杨泽荣、育英小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其主要事实与理由是：（一）一审认定杨泽荣、育英小学尚欠其200万元借款未还，判决杨泽荣、育英小学偿还其200万及利息正确、合法。2002年8月1日，廖伍为建设育英小学的需要，向其借款4414000元分开2张写欠据：一张230万元，一张211.4万元。廖伍分别于2002年9月9日、9月12日偿还了150万元和50万元。其分别开了150万元和50万元的收据给廖伍。后来，廖伍又还了30万元，其不开收据给廖伍，廖伍共还借款230万元，尚欠211.4万元。由于廖伍不按时还211.4万元借款，其诉至法院。在554号案中，廖伍否认借其230万元借款，认为已还的200万元是还211.4万元借款，法院亦以此确认廖伍的陈述，杨泽荣也确认廖伍的陈述，并认为这是廖伍与刘开立之间的借款关系，与其工程款无关。在34号案中，杨泽荣、育英小学又生邪念夺取其工程款，所以认为工程款以廖伍的借款案有关，胡说工程款已转为借款，所以在再审时提交了230万元的欠据。廖伍上述否认借到230万元，证明廖伍未偿还230万元欠据的欠款，且廖伍也没法提供已尚还230万元的依据。故此，重审（一审）法院对借款案廖伍未偿还230万元借款的认定和判决正确合法。（二）一审对借款违约支付利息方面的认定和判决欠妥。因为双方在230万元欠据中约定到期不还按月息30厘计算。根据法律规定，双方有约定的按约定，约定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四倍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为标准。如其在工程款案中主张的工程款利息是2倍，但本借款案应当适用借款案有约定及法定的计息标准。（三）一审认为借款案与工程款案有关，将两案同审，所以追加廖伍为本案的第三人，但其不主张廖伍承担本案的债务责任，故对此不作审理欠当。因为廖伍是借款案的债务人，其本身具有偿还债务的法定义务，依法依理，其不需提出该主张，廖伍也应当依法偿还以上债务。（四）一审认定2002年8月1日的借款额与2002年8月3日的“工程结算表”的工程款额一致，并以双方在2002年8月3日工程款已结清为由，对其以东莞市伟业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工程结算，主张杨泽荣、育英小学尚欠工程款4718678.01元不予采纳是错误的。1、借款案与工程款案从日期方面两不相关。借款案是廖伍于2002年8月1日向刘开立借到现金441.4万元，刘开立对该工程的部分结算时间是在2002年8月3日，借款在前，部分工程结算在后。2、借款的主体与工程款的主体方面两不相关。借款主体是廖伍与刘开立之间，而工程款的主体是杨泽荣与刘开立之间。3、借款数额与工程款数额两不相同。借款数额是441.4万元，而部分工程结算出的工程款数额是4099289元，可见两款数额各不相同，相差了31.4711万元。4、2002年8月3日，其“工程结算表”是个人将完成的10项部分工程结算出工程款以向杨泽荣追付工程进度款的，不是总工程的结算，“工程结算表”只有10项工程，工程款加上账单款为5649289元，减去杨泽荣、育英小学已支付155万元外，杨泽荣、育英小学尚欠其4099289元，此10项工程也未经双方结算，而且还有工程在施工中，不能认定为总工程的结算。（五）2005年12月14日，经双方同意法院委托东莞市伟业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工程的总工程款的结算，即“工程结算表”的10项部分工程和38项增加工程的总工程结算。增加工程是在2002年8月3日的“工程结算表”之后还有工程在施工，并在2003年8月11日仍在作出加固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在34号案杨泽荣也认为：本工程尚未竣工验收，原告无权提出工程款。可见东莞市伟业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结算出（包括增加工程的工程款38项：619389.01元）总工程款为6268678.01元及利息，是分清双方对工程款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借款案中和工程款案中，杨泽荣、育英小学至今都未有提供出增加工程部分38项工程已结算的依据。由此可见，重审（一审）法院对其以东莞市伟业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结算出的工程款，向杨泽荣、育英小学主张工程款权利不予采纳是错误的。杨泽荣、育英小学二审答辩称：（一）刘开立与杨泽荣、育英小学杨泽荣已就本案工程款进行了结算，刘开立将结算后的工程余款4099289元先是作为合办育英小学的投资款，之后退出合作办学，工程余款4099289元又转变成杨泽荣、育英小学、杨泽荣的妻子即本案第三人廖伍的借款。1、2002年2月，育英小学建筑工程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主要证据有：一是双方于2001年11月3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第三条约定“本工程总工期要求在2002年2月1日完成”；二是刘开立于2003年11月17日向法院出具的《民事起诉状》即刘开立在178号案起诉时陈述“该工程至2002年2月8日才竣工，被告为抢占生源，不顾原告的警告，于2002年1月开始招生，并强行于2002年2月23日开学，实际使用了该建筑工程及设施”；三是刘开立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提交的第17份证据即“黄江镇育英学校2002年春季招生简章”；四是黄江镇教办出具的证明。2、工程完工后，为明确刘开立合作办学的出资额，刘开立与杨泽荣、育英小学对育英小学建筑工程进行了结算。双方确认，工程总造价为5476514元，账单款为172775元，共计人民币5649289元，扣除杨泽荣已付的工程款1550000元，剩余工程款4099289元作为刘开立合作办学的投资款，刘开立占育英小学的投资份额为1/3。主要证据有：一是刘开立于2002年8月3日写下“所有款项结清”字样的《工程结算表》；二是刘开立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提交的第17份证据即“黄江镇育英学校2002年春季招生简章”中联系人刘生就是刘开立；三是刘开立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提交的第18份证据即“育英学校开办支出明细表”；四是刘开立于2004年2月16日向本院出具的《民事上诉状》即刘开立在554号案上诉时陈述“本案的起因是上诉人（即刘开立）与被上诉人（即杨泽荣、廖伍）合作建学校，上诉人共出资4414000元”；五是证人陈某于2003年10月28日在本案一审庭审作证时陈述“双方（即刘开立与杨泽荣、廖伍）因开办学校发生纠纷”。3、由于育英学校2002年春季首届招生人数大约300人，亏损特别大，与当初刘开立要求合作办学时的愿望差别太大，故刘开立提出了退伙的要求。经双方协商一致，杨泽荣、廖伍同意刘开立退出育英小学合作办学，杨泽荣、廖伍则返还合作办学投资款4099289元、支付退伙补偿300000元、另再加上杨泽荣、育英小学向刘开立妻子借的15000元，共计4414289元给刘开立。由于当时离学校收学费时间还有20多天，因此刘开立同意将上述款项4414289元转为借款，且刘开立认为杨泽荣的妻子廖伍资信度优于杨泽荣，故要求欠据以廖伍的名义出具。2008年8月1日，刘开立、杨泽荣、廖伍一起在见证人陈某家里，由廖伍分别出具了数额为230万元和211.4万元的两张欠据给刘开立（尾款289元忽略不计）。2008年8月3日，在杨泽荣、廖伍的要求下，刘开立在《工程结算表》下方加注了“所有款项结清。刘开立8/3”的字样。主要证据有：一是刘开立于2004年2月16日向法院出具的《民事上诉状》即刘开立在554号案上诉时陈述“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决定终止合作关系，上诉人（即刘开立）退出合作，被上诉人（即杨泽荣、廖伍）还上诉人的出资款项4414000元。2002年8月1日，在证人陈某的监督下，双方立下一份2300000元、一份2114000的两份欠据”；二是廖伍于2002年8月1日出具的数额分别为230万元和211.4万元的《欠据》两张；三是刘开立加注了“所有款项结清。刘开立8/3”字样的《工程结算表》；四是刘开立在178号案庭审时亦承认杨泽荣之妻开具《欠据》两份就是当时拖欠的工程款。综上所述，刘开立与杨泽荣、育英小学就育英小学建筑工程进行了结算，工程余款最终转为欠款。这一事实，在刘开立于2004年7月1日向一审法院出具的《真相陈述》中也作了详尽的陈述。（二）廖伍已还清了全部欠款4414000元。2002年8月28日，第三人廖伍从自己开办的10所学校所收取的学费中拿出现金230万元，一次性归还给刘开立，并收回了刘开立手持的唯一一份数额为230万元的《欠据》。之后，由于刘开立的妻子无理取闹，要求提前归还211.4万元，于是，廖伍分别于2002年9月9日和2002年9月12日归还了欠款150万元和50万元，刘开立也分别出具了收据。尚欠的11.4万元因工程挂靠费10多万元由谁承担还没有明确而一直没有归还。正因如此，刘开立也没有将数额为211.4万元的《欠据》还给廖伍。直至2003年刘开立起诉廖伍及杨泽荣追讨欠款，即5461号案和554号案，廖伍还清了尚欠的余款11.4万元及利息合计159668.8元给刘开立。主要证据有：一是廖伍持有数额为230万元的《欠据》原件一份；二是刘开立持有的数额为211.4万元的《欠据》原件一份；三是5461号《民事判决书》；四是554号《民事判决书》；五是刘开立分别于2002年9月9日和9月12日出具的《收据》两张。（三）刘开立以第三人廖伍是借款案的债务人为由，请求二审确认廖伍承担借款案的债务没有法律依据。在本案重审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追加廖伍为本案第三人，刘开立并没有请求第三人廖伍与杨泽荣、育英小学共同承担责任。现刘开立在二审阶段请求第三人廖伍承担借款案的债务，该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尤其是刘开立在其通篇《民事上诉状》中，认为一审法院重审本案是将借款案与工程款案两案合并审理，第三人廖伍作为借款案的债务人，具有偿还债务的法定义务，因此，即使刘开立不主张第三人廖伍承担债务责任，一审法院也应当判决第三人廖伍承担债务责任，简直是荒谬至极！综上所述，刘开立在本案重审过程中和在本案的《民事上诉状》中，一再强调本案诉请的工程款与第三人廖伍借款分属不同性质的两案，借款的主体和工程款的主体两不相关，现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工程款转化为第三人廖伍的借款，法院理应驳回刘开立的全部诉讼请求。刘开立如果认为第三人廖伍的欠款仍未还清，应当另案起诉第三人廖伍。杨泽荣、育英小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刘开立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刘开立负担。其事实与理由：（一）第三人廖伍已还清了全部欠款4414000元，但一审法院却错误地认为廖伍、杨泽荣不能提供相应的已归还刘开立230万元的付款凭证，故廖伍、杨泽荣尚欠刘开立款项200万元。第三人廖伍先是于2002年8月28日前一次性归还了欠款230万元，并收回刘开立持有的数额为230万元的《欠据》。之后，第三人廖伍分别于2002年9月9日和2002年9月12日归还了欠款150万元和50万元，刘开立也分别出具了收据。尚欠的11.4万元因工程挂靠费10多万元由谁承担问题双方产生争议而一直没有归还。正因如此，刘开立也没有将数额为211.4万元的《欠据》还给第三人廖伍。直至2003年刘开立起诉廖伍及杨泽荣追讨欠款211.4万元，即5461号案和554号案，廖伍还清了尚欠的余款11.4万元及利息合计159668.8元给刘开立。还清欠款后收回《欠据》，这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做法，此举也能充分证明欠款人已履行了还款义务。但是，一审法院认为数额为230万元的《欠据》注明是一式两份，应认为刘开立与杨泽荣、廖伍各持有一份欠据，不能认为杨泽荣、廖伍持有欠据原件就认定杨泽荣、廖伍支付该欠据所记载的金额，其必须提供相关的付款凭证。因廖伍、杨泽荣不能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因此廖伍、杨泽荣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试问，廖伍在还清欠款后连《欠据》都已收回，还需要举什么证据？相反，刘开立如认为廖伍未还清欠款230万元，应向法院提供230万元的《欠据》原件。事实是，刘开立自己都承认，在廖伍还清了欠款230万元后，已将230万元的《欠据》原件还给了廖伍。综观刘开立与杨泽荣、廖伍之间在整个过程中的交易习惯和作风，无论是刚开始刘开立与杨泽荣之间的工程承发包，还是后来将结算后的工程余款转变成刘开立与廖伍之间的欠款，三方都不是空口凭说之人，而是实实在在的以书面形式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如果按照刘开立陈述的廖伍归还230万元的情况，即廖伍分别于2002年9月9日和2002年9月12日归还了欠款150万元和50万元后，刘开立均出具收据给廖伍，但在廖伍归还了欠款余额30万元后，刘开立没有出具收据给廖伍，也没有将之前出具给廖伍的两张收据收回来，而是直接将数额为230万元的《欠据》原件还给了廖伍，这明显与他在整个过程中的交易习惯及作风不同。而且，刘开立与廖伍之间当时还存在另一张数额为211.4万元的《欠据》。试问，一个如此精明的商人，会做出如他所述的愚蠢行为吗？很明显，这是刘开立在说谎。（二）判决杨泽荣、育英小学向刘开立偿还200万元及利息于法无据。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在查明工程余款转为借款后，应依法驳回刘开立的诉讼请求。1、工程余款转为借款后，两者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主体已发生了变化，即建设工程的主体是刘开立与杨泽荣、育英小学，而欠款的主体是刘开立与廖伍；2、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廖伍为本案第三人，但刘开立没有请求廖伍承担还款责任。因此，在工程余款转为借款后，还款义务人是廖伍，一审法院认定杨泽荣及育英小学为还款义务人是错误的。如果刘开立认为廖伍的欠款仍未清还，完全可以另案起诉廖伍清还欠款。刘开立二审答辩称：（一）廖伍尚未还清欠刘开立的现金欠款441.4万元，一审法院对廖伍和杨泽荣尚欠刘开立200万元的认定是正确的。根据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2002年8月1日廖伍出具了两份现金《欠据》给刘开立这一事实确实无疑，两份现金《欠据》涉及金额共计441.4万元（一份金额为230万元，另一份金额为211.4万元）。另外，双方都确认了廖伍在2002年9月9日、2002年9月12日分别归还了欠款现金150万元、50万元，事实上也只有这两笔还款有书面形式的证据。关于230万现金欠据，本案中杨泽荣与育英小学主张廖伍于2002年8月28日前一次性归还了欠款现金230万元，并收回刘开立持有的230万欠据。这一主张与杨泽荣和廖伍两人在554号案审理中有关230万欠据的主张和陈述相互矛盾，在该案中杨泽荣和廖伍否认230万借款。刘开立在554号案中没有将230万现金欠据提请诉讼的原因，是因其认为廖伍2002年9月9日、2002年9月12日归还的欠款是还230万欠据的。事实上，230万欠据上约定的还款时间是2002年9月5日前，廖伍2002年9月9日、2002年9月12日归还的欠款应当是归还230万欠据的，因为在时间上非常吻合。但是在554号案的审理中，法院认定廖伍2002年9月9日、2002年9月12日归还的欠款是归还211.4万欠据的，而且廖伍与杨泽荣在554号案中否认借到230万元，那么就表明了230万现金借款并未归还。杨泽荣在本案重审时提供230万欠据并主张工程款已转为欠据，其目的是为了既侵吞刘开立的200万元借款，又能侵吞刘开立的工程款。关于211.4万现金欠据。本案中杨泽荣与育英小学主张廖伍2002年9月9日和12日偿还的200万元是归还211.4万欠据的，同样在554号案中廖伍和杨泽荣也持相同主张并得到法庭的认定。但是根据211.4万欠据的约定，该款偿还日期是2003年3月1日，时间在230万欠据还款六个月后，且欠据上约定了部分固定的应支付利息款。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廖伍对211.4万欠据提前还款是不符合常理的，廖伍作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提前偿还本金以及提前支付未到期的固定利息，不符合经营资金运用惯常规律，也不符合常理。554号案生效判决把原本为偿还230万欠据的款项，认定为归还211.4万欠据，也就是说230万欠据除了刘开立认可已归还的30万外，廖伍欠刘开立200万元本金尚未归还，所以一审法院对廖伍尚欠刘开立200万元的认定是正确的。但一审法院对利息的判定是错误的，如果认为欠据由工程款转化而来，利息应以欠据中双方约定的月息30厘计算，所以在本案应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货款利率四倍为计算标准。（二）本案所涉工程款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已经转化成为廖伍的欠款，杨泽荣和育英小学应向刘开立偿还拖欠的工程款4718678.01元及延付利息。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涉及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简称“施工合同”）与借款合同两个法律关系，施工合同的主体是刘开立与杨泽荣、育英小学，借款合同的主体是刘开立与廖伍，两个合同分属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杨泽荣和育英小学在诉讼中主张本案施工合同剩余的工程款先转为合作办校的合作款，再转为刘开立退出办学由廖伍支付给刘开立退出办学款项，但是杨泽荣和育英小学在本案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首先，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工程款转为合作办学款；其次，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廖伍欠刘开立的款项是由合作办学款所转化；再次，更没有剩余工程款直接转化为两张《欠据》款项的证据。相应的，证明工程款与两张《欠据》之间没有关联的已查明事实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案涉工程款的结算时间在廖伍出具两张《欠据》之后：两张《欠据》出具时间为2002年8月1日，刘开立出具的《工程结算表》是在2002年8月3日，按常理结算应该在付款之前，不可能未经结算就付款。第二、两张《欠据》写明借款是现金，上面没有任何信息能证明欠据款项与工程款有关联，随后刘开立出具的收据上也没有任何与工程款项有关的信息。第三、在已发生法律效力的554号借款纠纷案中，廖伍和杨泽荣在该案两审诉讼中均明确自认两张《欠据》的欠款是廖伍与刘开立之间的纠纷，该案法院认定了这一事实。该案判决杨泽荣负共同清偿责任，只是基于杨泽荣与廖伍为夫妻关系且案涉债务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审法院委托的鉴定公司鉴定工程总造价为6095903.01元，包括两部分：2002年8月3日前刘开立已完成部分工程款为5476514元、2002年8月3日后刘开立完成的38项增加工程鉴定造价为619389.01元。杨泽荣和育英小学尚欠2002年8月3日前完成的工程款4099289元未支付（5476514-1550000+172775），增加部分工程款未支付。案涉工程育英小学已交付使用，杨泽荣与育英小学理应支付拖欠的工程款4718678.01元（4099289+619389.01）以及延期支付利息给刘开立。综上所述，杨泽荣与育英小学尚未支付刘开立工程款4718678.01元的事实清楚，请法庭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一审第三人廖伍二审述称：（一）现有充分证据证实下列事实：1、刘开立与杨泽荣就育英小学建设工程进行了结算，结算工程总造价为5476514元，加上账单款为172775元，共计人民币5649289元；2、扣除杨泽荣已付的工程款1550000元，剩余工程款4099289元作为刘开立合作办学的投资款；3、刘开立退出合作办学，杨泽荣返还合作办学投资款4099289元，支付退伙补偿款300000元，另再加上杨泽荣向刘开立妻子借的15000元，合计4414289元给刘开立；4、刘开立认为杨泽荣的妻子即廖伍资信度优于杨泽荣，故要求廖伍对上述退款出具欠据，为此廖伍分别出具了数额分别为230万元和211.4万元的两张欠据给刘开立（尾款289元忽略不计）。（二）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结合5461号案件、554号案件、178号案件、34号案件、90号案件和19号案件的笔录和证据，也查明确认了上述事实。故法院应依法驳回刘开立的诉讼请求。1、工程余款转为借款后，两者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主体已发生变化，即建设工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刘开立与杨泽荣、育英小学，而借款的双方当事人则是刘开立与廖伍，廖伍才是还款义务人，尤其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已依法追加廖伍为本案第三人，而刘开立明确表示不请求廖伍与杨泽荣、育英小学共同承担责任。2、刘开立就欠款211.4万元这一法律关系早于2003年10月9日通过5461号案件、554号案件起诉廖伍，该案判决已执行完毕。3、事实证明，廖伍已还清了全部欠款。廖伍先是于2002年8月28日前一次性归还了欠款230万元，并收回刘开立持有的数额为230万元的《欠据》。之后，廖伍分别于2002年9月9日和2002年9月12日归还了欠款150万元和50万元，刘开立也分别出具了收据。尚欠的11.4万元因工程挂靠费10多万元由谁承担问题双方产生争议而一直没有清还。正因如此，刘开立也没有将数额为211.4万元的《欠据》还给廖伍。直至2003年10月9日刘开立起诉廖伍及杨泽荣追讨欠款211.4万元，即5461号案件和554号案件，廖伍根据生效判决还清了尚欠的余款11.4万元及利息合计159668.8元给刘开立。综观刘开立与杨泽荣、廖伍之间在整个过程中的交易习惯和作风，无论是刚开始刘开立与杨泽荣之间的工程承发包，还是后来将结算后的工程余款转变成刘开立与廖伍之间的欠款，三方均以书面形式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如果按照刘开立陈述的廖伍归还230万元的情况，即廖伍分别于2002年9月9日和2002年9月12日归还了欠款150万元和50万元后，刘开立均出具收据给廖伍，但在廖伍归还了欠款余额30万元后，刘开立没有出具收据给廖伍，也没有将之前出具给廖伍的两张收据收回来，而是直接将数额为230万元的《欠据》原件还给了廖伍，这明显与他在整个过程中的交易习惯及作风不同。而且，刘开立与廖伍之间当时还存在另一张数额为211.4万元的《欠据》。试问，一个如此精明的商人，会做出如他所述的愚蠢行为吗？众所周知，还清欠款后收回《欠据》，这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做法，此举也能充分证明欠款人已履行了还款义务。但是，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认为数额为230万元的《欠据》注明是一式两份，应认为刘开立与杨泽荣、廖伍各持有一份欠据，不能认为杨泽荣、廖伍持有欠据原件就认定杨泽荣、廖伍支付该欠据所记载的金额，其必须提供相关的付款凭证。因廖伍、杨泽荣不能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因此廖伍、杨泽荣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试问，廖伍在还清欠款后连《欠据》都已收回，还需要举什么证据？既然法院认为230万《欠据》是一式两份，即刘开立与廖伍各持有一份，那法院应要求刘开立提供230万元的《欠据》原件。事实是，刘开立自己都承认廖伍已经清还230万元欠款，并将230万元的《欠据》原件还给了廖伍。综上所述，刘开立在本案重审过程中和在本案的《民事上诉状》中，一再强调本案诉请的工程款与廖伍的借款分属不同性质的两案，借款的主体与工程款的主体两不相关，既然一审法院查明工程款已转化为廖伍的借款，一审法院判决杨泽荣、育英小学承担还款责任显然是错误的，法院理应驳回刘开立的全部诉讼请求。刘开立如果认为廖伍的欠款仍未还清，完全可以另案起诉廖伍。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可确定本案现争议的焦点为杨泽荣、育英小学有无拖欠刘开立工程款及具体数额的问题。对此，本院二审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刘开立虽然在本案中认为双方的借款纠纷与工程款纠纷之间并无任何关系，但其于2004年6月22日在178号案件的庭审中陈述称，杨泽荣和育英小学曾拖欠刘开立工程款500多万元，杨泽荣和育英小学还了150多万元，之后由廖伍出具两张欠条。杨泽荣、育英小学在2004年10月4日庭审中和本案诉讼中亦陈述称工程款纠纷就是两张欠条纠纷，欠条与工程款的数额是一致的。根据双方当事人上述较为一致的陈述可知，在廖伍出具欠据时涉案工程剩余未支付的工程款数额441.4万元，该笔工程款后转化为230万元和211.4万元两笔借款。该事实与刘开立在工程结算表中注明“所有款项结清”和廖伍曾经向刘开立出具一张211.4万元欠据和一张230万元欠据的情况可以相互印证，亦与证人陈某的证言一致，故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依据充分。刘开立认为两者并无任何关系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双方在《工程结算表》中已经确认涉案工程款5476514元和账单款172775元，合计5649289元。该《工程结算表》是双方在平等的情况下对涉案工程进行的总的结算，依法应当作为确定涉案工程款的依据。刘开立主张涉案工程款应以东莞市伟业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书》中的工程鉴定造价为准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第三，由于双方争议的工程款已经转化为借款，故本案所涉工程款之债有无履行完毕，应以借款有无清偿为判断依据，故杨泽荣、育英小学以刘开立在《工程结算表》上已注明“所有款项结清”为由认为本案所涉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在554号案中，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以刘开立不能提供230万元欠据的原件为由，不予采信刘开立提出廖伍开具2张欠据的主张，该判决认定双方只存在211.4万元的借款且廖伍、杨泽荣已还款200万元，该判决没有处理双方之间关于230万元欠据的纠纷。现杨泽荣、育英小学和廖伍承认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已由廖伍出具230万元和211.4万元的借款予以确认，且杨泽荣、廖伍在本案再审期间提交了230万元欠据的原件，故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存在23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廖伍、杨泽荣没有举证证明已归还刘开立230万元的事实，故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由于刘开立自认廖伍、杨泽荣已归还30万元，故廖伍、杨泽荣尚欠刘开立的款项应为200万元。廖伍、杨泽荣在2002年9月5日前没有还款，构成违约，依欠据的约定还应承担逾期还款的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杨泽荣、育英小学对刘开立承担偿还200万元正确。由于刘开立起诉之时并未要求第三人廖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其现上诉要求改判廖伍亦承担向其支付工程款的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二审不予支持。由于刘开立起诉主张逾期还款利息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双倍计算，故一审法院根据其诉请确定利息支付标准并无不当。现刘开立上诉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开立、杨泽荣、育英小学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本院于2014年3月20日作出（2013）粤高法民终字第7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349.40元，由刘开立负担人民币44549.40元；由杨泽荣、东莞市黄江育英小学负担人民币22800元。双方当事人对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在本院再审过程中，育英小学提交了广东省惠来县公证处2014年12月3日（2014）粤揭惠来第000730号《公证书》，证明以廖娘圆、廖天生为甲方，杨泽荣、廖伍为乙方于2014年12月2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乙方将其持有的东莞市黄江育英小学及东莞市黄江育英初级中学两所学校的100%份额全部变更给甲方，甲方向乙方支付转让补偿款人民币4000万元；两所学校在本协议签订前所发生债务，由乙方承担，等。东莞市教育局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东教复[2015]429号《关于同意东莞市黄江育英小学变更举办者和法定代表人的批复》，同意东莞市黄江育英小学变更举办者和法定代表人，将举办者和法定代表人杨泽荣变更为廖天生。东莞市民政局于2016年11月4日颁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载明东莞市黄江育英小学的法定代表人为廖天生。本院认为，鉴于东莞市育英小学举办人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发生在本案纠纷后，且《协议书》也已明确约定，变更前所发生的债务由杨泽荣、廖伍承担，故该变更不导致本案诉讼主体的变化，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刘开立以挂靠单位东莞市黄江建筑工程公司的名义与杨泽荣签订《建筑工程承发包合同书》，刘开立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案涉《建筑工程承发包合同书》无效。双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并结合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可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为如何认定案涉工程款、工程款结算与欠据的关系以及工程款是否已经支付完毕。具体评析如下：一、关于工程款结算与欠据关系的问题。刘开立与廖伍、杨泽荣的诉讼，从最初的借款纠纷（5461号案件、554号案件）到刘开立与杨泽荣、育英小学、第三人廖伍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178号案，34号案件、90号件案，143号案件、19号案件以及重1号案件、77号案件和本案）都一直围绕着由廖伍出具的230万元和211.4万元两张《欠据》是否由案涉工程款结算转化而来的争议进行。双方当事人在不同案件和不同诉讼阶段都对此作出了不同的陈述和主张。对此，具体评析如下：（一）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看，双方当事人都曾主张过借款欠据的款项实际上就是工程款。1.在借款纠纷案（5461号案、554号案）中，刘开立虽仅以211.4万元的《欠据》为依据提起诉讼，但在主张该《欠据》是由工程款结算后转化为211.4万元、230万元两张《欠据》之一，廖伍、杨泽荣的抗辩已还款额是还了230万元《欠据》的款项。廖伍、杨泽荣则否认有230万元《欠据》，并称借款与工程款无关。2.刘开立在借款诉讼中的主张未得到法院支持后，提起的178号案（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中，主张案涉工程经双方当事人结算后，廖伍出具了211.4万元和230万元两张《欠据》，其中230万元《欠据》的款项已还，211.4万元《欠据》的款项未还，并提交了《真相陈述》对案涉工程款的结算和支付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杨泽荣、育英小学则称，欠条与工程款的数额是一致的，工程款纠纷就是两张欠条的纠纷，本案是重复诉讼。3.在34号案和90号案（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中，刘开立虽改称《欠据》是其在2000年8月1日借给廖伍400多万元现金，廖伍分别写为230万元和211.4万元两张《欠据》，并提交了《我原告的“真相陈述”词不具有真实性》，称廖伍与我的现金借款是一回事，我与杨泽荣的工程欠款又是一回事，工程款没有转化成借款，从而请求杨泽荣、育英小学支付案涉工程欠款。而杨泽荣、育英小学则称案涉工程在经双方结算，除已支付了155万元外，由廖伍写下211.4万元和230万元两张《欠据》后，刘开立签名称所有款项已结清。此后，在143号案和19号案以及本案一、二审诉讼中，刘开立主张《欠据》与工程款无关，而杨泽荣则主张工程款经双方结算后，经廖伍出具211.4万元和230万元两张《欠据》后已结清。可见，双方当事人在历次诉讼中，对两张《欠据》是否由工程款结算后转化而来的主张虽均有反复，但其一致主张的交集点是都曾主张两张《欠据》是双方对案涉工程款结算后转化而来的。（二）从证人陈某在历次诉讼出庭作证的证词来看，陈某证实，双方当事人在他家里对工程款结算后，由廖伍出具了两张《欠据》。（三）从《工程结算表》与两张《欠据》的数额上看，双方对涉案工程款项结算后，杨泽荣、育英小学剩余未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为441.4万元（尾款289元忽略不计），与廖伍出具的230万元和211.4万元两张《欠据》总额是一致的。综上可见，当事人双方在上述各案及本案中都有相反主张的陈述，但从双方较为一致的陈述并结合证人陈某的证言及案涉的《工程结算表》《欠据》等证据，本院认为，本案工程款纠纷与借款纠纷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案工程款经双方当事人结算后，涉案工程剩余未支付的工程款441.4万元，由廖伍出具了230万元和211.4万元两张《欠据》后转化为230万元和211.4万元两笔借款。二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再审予以维持。二、关于案涉工程款总额认定的问题。杨泽荣主张，案涉工程造价应是双方当事人在《工程结算表》中确认的工程款5476514元和账单款172775元，合计5649289元。刘开立则主张应按在34号案中委托东莞市伟业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书》的鉴定结果6095903.01元，加上双方当事人确认的账单款172775元，合计6268678.01元。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工程进行结算时，双方地位平等、意思表示真实，并不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并在证人陈某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工程结算表》，对剩余未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也由廖伍出具了案涉的两张《欠据》，刘开立在《工程结算表》上也注明“所有款项结清”。上述行为表明，双方对案涉工程进行了总结算，对工程款总额及剩余未支付的数额是认可的，并将未支付的工程款以《欠据》形式转化为借款作了清结。二审判决认定以《工程结算表》确定的数额作为涉案工程款的依据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三、关于本案所涉工程款之债的清结能否以借款之债有无清偿为判断依据的问题。一般而言，工程款之债，是基于双方当事人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未支付工程款所形成之债，一方当事人支付了工程款项后，债权债务即清结；借款之债，是基于双方当事人就借款合同纠纷所形成之债，一方当事人偿还了借款后，债权债务即清结，两者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但也不能因此而得出在工程款之债转为借款之债的情形下，断然分开两者债务清偿责任的结论，而应根据债务形成的原因、演变过程、债务清偿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遵循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从节省诉讼成本、有利于定纷止争的角度出发，将双方涉及同因同源、同以金钱为履行形式之债统筹解决。就本案而言，双方的诉争不论是开始的借款纠纷诉讼，还是随后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都是围绕着案涉工程款的是否清结进行，尽管两者债务的法律关系发生了转换变化，但两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和关联，且偿付形式实质上都是金钱形式的偿付。也就是说，案涉工程尚未支付的剩余工程款转化为借款后，对借款偿付义务的履行，实际上就是对案涉工程款尚未支付的剩余工程款偿付义务的履行。因此，二审判决认为“由于双方争议的工程款已经转化为借款，故本案所涉工程款之债有无履行，应以借款有无清偿为判断依据”，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工程进行结算后，签署了《工程结算表》，确认了杨泽荣、育英小学尚未支付的剩余工程款为441.4万元，后廖伍出具了230万元和211.4万元两张《欠据》。现有二份收据证明廖伍、杨泽荣已归还了刘开立200万元，刘开立自认廖伍、杨泽荣归还了30万元，杨泽荣、廖伍共偿付了230万元。在554号案中，刘开立主张该230万元是归还230万元《欠据》项下的款项，而211.4万元的《欠据》项下款项未予清偿。已经生效的554号案民事判决以刘开立不能提供230万元《欠据》原件为由，不予采信刘开立提出廖伍出具两张《欠据》的主张，认定双方只存在211.4万元《欠据》的借款，并以二份收据（总金额为200万元）为依据，认定廖伍、杨泽荣已还款200万元，故判决廖伍、杨泽荣清偿211.4万元《欠据》项下的余款及利息。本案中，杨泽荣、育英小学和廖伍主张涉案工程尚未支付的剩余工程款已由廖伍出具的230万元和211.4万元两张《欠据》结清，对该两张《欠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杨泽荣、廖伍在本院（2008）粤高法立民申字第143号案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提交了230万元《欠据》原件，故可以认定双方除554号案已处理的211.4万元款项外，还存在230万元款项未予处理的事实。该230万元《欠据》的款项是否已经清偿，直接关系到案涉工程款是否清结的认定，应属本案的审理范围。故本案一、二审判决认为，554号案判决没有处理双方之间关于230元《欠据》的纠纷，本案只需处理230万元《欠据》的款项，并无不当。由于刘开立自认廖伍、杨泽荣已归还30万元，故廖伍、杨泽荣尚欠刘开立的款项为200万元。一、二审判决杨泽荣、育英小学向刘开立偿还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至于本案是否存在重复审理554号案的问题。在554号案中，刘开立是以211.4万元的《欠据》为据提出诉讼请求的，在廖伍、杨泽荣以两张收据为据，主张已偿还200万元的情况下，才主张该200万元的款项，是归还涉案工程结算后由廖伍出具的另一张230万元《欠据》的款项。因杨泽荣、廖伍在该案诉讼中否认有230万元《欠据》的存在，刘开立又不能提供该《欠据》原件，故554号案生效判决不支持刘开立关于230万元《欠据》的主张。杨泽荣、育英小学在对34号案、90号案申请再审时为证明其清偿了工程款，提交了230万元《欠据》的原件。在本院原再审期间[（2009）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19号案]，双方确认《欠据》的真实性，证明了230万元《欠据》的债务是真实存在的。二审判决认为554号案只处理了211.4万元《欠据》，没有处理230万元《欠据》，符合本案的实际。如前所述，在确认案涉工程款已经转化为两张《欠据》的情况下，对两张《欠据》是否清偿的认定，直接关系到本案案涉工程款是否清结的认定，因此，对原属于案涉工程款欠款中的230万元是否清偿，应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并不是对554号案的重复审理。事实上，刘开立与杨泽荣、育英小学及第三人廖伍的纠纷，不管是借款纠纷（借款之债）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工程款之债），实质上都是案涉工程结算后尚未支付剩余工程款的纠纷，也即案涉工程双方结算后尚未支付剩余工程款411.4万元转化为211.4万元《欠据》和230万元《欠据》后是否已经清结的纠纷。554号案中的两张收据（总额200万元）无论是理应抵扣230万元《欠据》的款项，还是实际抵扣了211.4万元《欠据》的款项，案涉尚未支付剩余工程款的总额都是一致的。二审判决为准确认定案涉工程尚未支付剩余工程款的清偿情况，综合考量本案的实际情况，鉴于554号案已对211.4万元《欠据》的债务作了处理，本案只对230万元《欠据》的债务作出处理，符合案涉工程尚未支付剩余工程款的清偿情况，也符合双方当事人纠纷的实质，避免了当事人对230万元《欠据》债务的另诉负担，处理得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应予维持。申诉人的申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3）粤高法民终字第7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永明审判员  谭 甄审判员  何曲伟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法官助理慕丽静书记员苏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