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04民初12013号原告：李德源，男，汉族，1956年5月6日出生，住址：沈阳市沈河区。被告：祝妍，女，汉族，1986年3月2日出生，住址：沈阳市沈河区。委托代理人：祝可立，男，汉族，1958年2月14日出生，住址：沈阳市沈河区，系被告父亲。原告李德源与被告祝妍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雷凯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德源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祝可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5年3月6日兑下高志刚便利店被告房屋当时三人在场交通手续，说房屋租赁合同2年一签，我说2年后不租我，我也挣不回来兑店款。被告说如果他家中街不动迁就一直租给你，高志刚在场。2017年5月20日取房租后，被告就开始卖房，我只有使用权，没办法只好买房的来不让看房。2018年5月24日合同到期和被告续签合同时问被告卖房一事，她说按每平7000元房91平米约64万元，你能多卖归你。她让我到中介登记，看房一切事务由我代理，她负责签合同，她净得64万元外加6万元作为便利店损失，其他损失一律不管。当我兑店时有约，他家中街房不动迁，她一直租我，所以她才和我续签合同。被告2017年卖房，现在更急于卖房，他可以不签合同，但怕我让他赔偿便利店120000元损失，当兑店三人在场有口头约定，这她才给60000元，我交着房租给她卖房，看房上中介登记，她什么不管，她想得到的，原被告真心实意共同想法到中介登记卖房，卖出两次，房东反悔不卖，造成我便利店损失，我从老板便成了城市居民生活最低保障户，是我给被告卖房，不是他自己卖房跟（买卖不破租赁）不是一回事，我们口头协议答应我60000元补偿便利店损失，现房不卖造成便利店损失，我有他爱人录音，有中介证明和邻居证明。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要求被告答应原告便利店损失60000元；2、搬家和在租房中介费房屋大白费由被告承担6000元；3、诉讼费、证人出庭交通费、误工费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1、原告并不是合格的诉讼主体，不应当为本案的原告，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主要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基于向合同关系的另一方提出要求，本案中与答辩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是李玉华，因此，根据上述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外第三人李德源作为本案原告不当，其并不是适格的主体。2、原告所述事实，与客观情况不符。原告说答辩人答应“如他家中街不动迁就一直租给你”并不是答辩人的原话，答辩与原告的房屋租赁协议中甲方责任第4条：“遇见特殊情况，如不能租给乙方必须提前30天通知乙方”，答辩人的原意是遇见特殊情况，比如位于中街的房产动迁，就不能租给原告，这只是对于特殊情况的举例，原告在此问题上断章取义。况且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第一条与本案并无关联，答辩人是因其长期恶意拖欠房租，违约在先，才请求法院判决与其解除合同。2、原告起诉状“事实与理由”第二条，说答辩人2017年就开始卖房，原告阻止买房人来看房。事实是当时答辩人同意卖房屋的第一条件则是要求买房人继续与原告签订租赁协议，继续让其经营食杂店，即原告所提的“买卖不破租赁”。3、答辩人自始至终都没有答应过给原告6万元作为赔偿，原告提供的录音中也没有答辩人的声音表示同意给其6万元赔偿，原告所说“怕我让他赔偿便利店12万元损失”更是无稽之谈，所以一切都是原告的单方面说辞。4、答辩人当初已经提前通知了原告要出售房屋，原告知晓后最初也愿意购买，答辩人也同意了优先卖给原告，根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损害赔偿是无事实依据的。原告的食杂店于2018年初起就一直经营不善，2018年6月答辩人与李玉华签订的第一期《房屋租赁合同》到期，2018年5月李玉华与答辩人续签《房屋租赁协议》时，原告询问答辩人是否想将合同所涉房屋出售，答辩人当时答复说可以按照每平米7000元的单价卖给原告，总价约人民币64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未征得答辩人的同意，私自将协议所涉房屋登记至房屋买卖中介机构出售，中介机构通过电话方式联系到答辩人，告知有人有以总房款人民币72万元购买合同所涉房屋的意向，中介机构也明知原告不是房屋实际所有人，需与房屋所有人签订《售房委托协议》，此时答辩人才知道自己的房屋已被原告登记至房屋买卖中介机构。答辩人找到原告了解情况，原告称其行为系为了帮助答辩人卖房，还是按照人民币64万元的价格出售，如出售实际价格高于64万元，则中间差价归原告所有。因答辩人平时没有时间打理协议所涉房屋，房屋一直委托给父母照看、管理，原告提出帮忙出售房屋，虽有赚取中间差价的嫌疑，但答辩人考虑一次性取得房屋收益再去投资其他项目比较省时省力，就同意了原告的要求，遂与房屋中介机构签订了房屋底价净得70万元的悬赏《售房委托协议》。答辩人与中介机构签订《售房委托协议》前，中介机构是否基于原告的登记带人看房，答辩人不得而知。房屋委托中介机构出售期间，中介机构曾带人去看房，但均征得了原告的同意，且帮助答辩人卖房的要求系原告自己主动提出，房屋也系由原告私自登记至房屋买卖中介机构出售，带人看房的行为并亦未影响到原告正常的生活与经营，后期中介机构告知答辩人由于目前房价回落，以70万元的总价出售比较困难，现有购房意向者提出购买此房屋，刨除各项购房费用及中介费后净得人民币68万元。答辩人将此情况告知了原告，原告认为中介差价没达到其预期，不同意出售。此时答辩人恍然大悟，房屋系答辩人所有，答辩人有对房屋处分收益的权利，原告三番五次对答辩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给答辩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且答辩人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房屋地处一楼方便家属照顾老人的生活，想将房屋留着以后供老人居住，故答辩人提出暂时不想再出售此房屋的想法。原告因未赚到出售房屋的中间差价，新生不满便开始拒绝向答辩人支付房租，更以此恶意起诉答辩人，提出让答辩人赔偿其食杂店经营损失的无理要求。综上，原告的食杂店系因其自身原因经营不善，并非答辩人所致，其经营不善的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与答辩人无关。原告在本案之前起诉答辩人赔偿10万元损失，被大东区人民法院驳回，其心有不甘，这次又无中生有，原告恶意诉讼的行为侵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故答辩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20日，祝妍及其父亲祝可立与李德源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李德源承租祝妍名下位于沈阳市大东区房屋，租期为2016年6月20日至2018年6月20日，月租金为2000元。到期后，祝妍的父亲祝可立与李德源的妻子李玉华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租期为2018年6月20日至2020年6月20日，月租金为2000元。李德源现居住在案涉房屋内。另查明，2019年，原告起诉被告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食杂店投资损失10万元，本院经审理于2019年5月19日作出（2019）辽0104民初365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在庭审中，原告自述本案中主张的6万元损失与该案主张的10万元系同一损失。且原告在庭审中明确了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原告从案涉房屋内搬出后会产生搬家费用、中介费用和收拾房屋的费用。上述事实，有房屋租赁协议、录音、转让协议、（2019）辽0104民初365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经开庭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理由如下，虽然本案中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赔偿原告食杂店损失6万元与（2019）辽0104民初3656号案件中所主张的赔偿食杂店损失10万元数额不同，但是原告均基于同一事实且在庭审中也自认属于同一损失，因此本院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审理。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搬家费、租房中介费、大白费6000元主张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无法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于原告在庭审中自述该项损失系原告搬离案涉房屋之后产生的，原告起诉时并未实际发生，故本院对于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证人出庭交通费误工费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德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李德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雷 凯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高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