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终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燕辉，女，1963年12月1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北京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磊铭，北京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书林，女，1980年1月27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菲，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后海大道**怡化金融科技大厦**。法定代表人：王永彬，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林波，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超，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燕辉因与被上诉人徐书林、原审第三人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键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郑燕辉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熊磊铭与徐书林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菲及键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林波、纪超到庭参加了二审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燕辉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徐书林的诉讼请求；2.徐书林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否认徐书林代表键桥公司与郑燕辉进行交易、否定键桥公司与郑燕辉之间形成2900万元借贷关系”的认定显属错误。首先，根据郑燕辉、徐书林及键桥公司的举证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可知，徐书林在涉案2900万元业务发生时担任键桥公司的资金部经理职务，键桥公司和郑燕辉之间并不是只有本案2900万元这一笔借款。涉案2900万元款项是双方发生资金拆借的最后一笔，徐书林代表键桥公司并亲自经手与郑燕辉在之前的数年里进行了多达几十次、数额高达几亿元的资金拆借，在徐书林与郑燕辉之间早已经形成一套双方都熟知且遵照执行的交易模式。郑燕辉、徐书林在一审庭审中均陈述了这种交易模式：每次键桥公司与郑燕辉之间发生资金往来，徐书林代表键桥公司与郑燕辉签订相应的借款合同，款项打入键桥公司指定的账户，在键桥公司结清拆借资金后，郑燕辉会将所有借款合同、借据原件交还给徐书林。凡是键桥公司与郑燕辉之间已经结清的资金拆借，所有的合同及借据原件都在键桥公司处保存或者做账，没有结清的借款合同及借据原件才会在郑燕辉处。键桥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都是椭圆形印章，大小、形状基本一样，徐书林在代表键桥公司与郑燕辉签订借款合同时有时盖公司公章，有时盖财务专用章，本案拆借的2900万元资金所签借款合同中盖的是财务专用章。徐书林及键桥公司主张凡是公司与郑燕辉签订借款合同盖的都是公司公章而不可能盖财务专用章，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一审法院应当要求徐书林及键桥公司举证之前已经完成的与郑燕辉之间资金拆借与本案诉争2900万元借款的不同，包括原来的借款合同都是盖公司公章而不是财务专用章的事实。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郑燕辉，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另外，键桥公司虽然是上市公司，但其财务管理并不规范，存在大量违规操作事实，其中一审法庭调查过程中键桥公司及徐书林已确认键桥公司存在通过徐书林个人账户进行提现、走账以及巨额资金拆借未经董事会决议等违规操作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在查明键桥公司财务管理存在大量不规范操作、且因此已遭到证监会处罚的情况下，仍以“键桥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其对外借款合同上不盖公章却盖财务专用章，这显然不符合公司正常操作规范”为由推定“键桥公司不是借款合同当事人”显系自相矛盾的错误判断。其次，基于郑燕辉与徐书林、键桥公司之间存在长期、多次的资金拆借事实，徐书林在郑燕辉心目中已经完全固化为键桥公司的资金操盘者和当然的代表者。因此，本案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考虑各方当事人这种交往背景和双方多年来实际形成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不能仅仅把郑燕辉、徐书林、键桥公司看作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据郑燕辉在一审法庭中的陈述可知，郑燕辉通过他人介绍与键桥公司建立资金拆借关系的数年时间里，都是徐书林代表键桥公司和郑燕辉办理业务，郑燕辉在这数年和数十笔交易中稳定地获取了经济利益。郑燕辉珍惜与键桥公司的资金拆借关系，不敢得罪代表键桥公司的徐书林。在徐书林代表键桥公司与郑燕辉之间进行的交易存在不规范操作情况，比如先进行资金操作后补借款手续时或由徐书林代表键桥公司临时出具借条事后由键桥公司出具借款合同予以追认时，郑燕辉也是按照徐书林的要求办理。第三，一审法院将财务专用章的性质认定为公司内部印章，只能在公司内部使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企业的财务专用章是企业进行财务处理和资金收支的法定印章，企业对外使用和出具的票据加盖财务专用章才具有法律效力。键桥公司在出具给郑燕辉的借据和借款合同上加盖财务专用章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第四，一审法院在查明涉案借款合同中借款人处既有徐书林签名又有键桥公司签章确认的情况下，仅依据徐书林签名推断徐书林不可以自己给自己授权而否定授权的效力不符合客观事实。涉案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主体是键桥公司，键桥公司在借款人签名盖章处予以签章确认就是对合同中键桥公司权利义务的确认，其中第三条的3.3款约定：“甲方全权授权徐书林（身份证号码：）以其个人名义向乙方出具‘借款借据’及‘收款确认书’，甲方对徐书林签署的‘借款借据’及‘收款确认书’中所确定的借款向乙方承担还款责任”中的甲方系键桥公司，不存在任何理解上的差异。（二）郑燕辉与键桥公司之间关于2900万元的借款有完备的借款手续，交易的过程符合双方多年来已形成的交易惯例，双方签署的借款合同理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徐书林与键桥公司否认与郑燕辉建立2900万元借款关系的所有辩解均不成立。首先，徐书林以其本人于2013年5月29日、2013年6月5日曾经分别为郑燕辉出具400万元、1500万元借条为据证明2900万元系其本人向郑燕辉借款不成立。徐书林作为键桥公司的资金部经理代表键桥公司向郑燕辉提出的借款请求是2900万元，虽然前两笔资金共计1900万元到账后的借条是徐书林出具但键桥公司在收到第三笔1000万元款项后重新为郑燕辉出具了共计2900万元的借据，确认借到郑燕辉共计2900万元款项，这意味着徐书林出具的前两张共计1900万元的借据已经作废，在由徐书林收回后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这种签订新的借据、重新确认借款事实的做法在民间借贷中非常常见，并不能否定键桥公司与郑燕辉形成借贷关系的事实，而且键桥公司还与郑燕辉签署《借款合同》，对之前徐书林代表键桥公司签署借款借据的行为再次予以追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这种事后追认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其次，徐书林偷盖公司财务专用章与郑燕辉签订合同不能成立。涉案《借款合同》《借据》是按照键桥公司对外公开的传真号码传真给键桥公司，而不是直接交给徐书林。不管键桥公司如何管理其对外公开接收文件的传真机、其是否对每一份传真到他们公司的文件均予以登记或知悉，郑燕辉向键桥公司对外宣称的接收工具送达文件，如键桥公司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均应视为键桥公司已经收悉。在键桥公司已经知悉借款合同及借据内容的情况下，如果该借款合同、借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完全可不签章确认。至于徐书林声称系受郑燕辉威胁才偷盖键桥公司财务专用章一说仅是徐书林的一面之词，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也不是客观事实，纯属徐书林与键桥公司恶意串通帮助键桥公司逃避还款责任。纵观本案，徐书林、键桥公司对以往双方已形成习惯的交易模式下的所有交易都认可。具体到本案，交易模式、交易人员没有改变，交易合同也没有实质变化，付款账户、收款账户也均在以往交易中多次使用。（三）徐书林在一审提交证足以说明键桥公司有很多资金汇入其个人账户，还有大量的资金通过徐书林的个人账户用以提现。键桥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并提供财务账册予以佐证。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从徐书林账户汇给郑燕辉2167.7万元，也不能印证徐书林与郑燕辉之间存在2900万元的借款事实。郑燕辉在一审最后一次庭审中主张从徐书林个人账户中转账给郑燕辉的2167.7万元有一部分是支付2900万元的利息、有一部分是徐书林自己对郑燕辉的借款，并举证曾经转款15,161,254.74元到徐书林个人账户的事实。徐书林对郑燕辉的主张不予确认，为了抗辩郑燕辉的主张，徐书林、键桥公司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键桥公司通过徐书林的个人账户进行了大量的资金流转并通过徐书林账户进行资金提现。一审法院采信了徐书林及键桥公司的上述说法。根据该说法，可以清晰地得出键桥公司的款项与徐书林个人账户中的款项存在混同，即徐书林支付给郑燕辉2167.7万元的款项完全有可能来源于键桥公司。（四）一审法院以郑燕辉与徐书林在2014年1月份短信记录中提到向实际用款人深圳市华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翰公司）追索借款为依据来推断出郑燕辉借款给徐书林2900万元的事实错误。短信记录显示的时间是2014年1月，而不是在出借款项时的2013年7月。郑燕辉之所以在2014年1月时才知道实际借款人为华翰公司，是因为2013年年底郑燕辉没有再收到键桥公司按期支付的利息，在反复追问徐书林后，徐书林才告知实际借款人不是键桥公司。而且，徐书林当时还担任键桥公司的资金部经理，她反复央求郑燕辉不要把她挪用款项用于高额放贷的事实告诉键桥公司，否则其工作就可能丢掉，以后再没有办法为郑燕辉办理与键桥公司的业务并承诺会加大对华翰公司的追债力度，完全有把握在键桥公司没有发现该笔款项被挪用前将款项追回还给郑燕辉。郑燕辉正是出于要和键桥公司继续保持合作关系、相信了徐书林可以迅速把款项追回的反复承诺才答应帮助徐书林，根本不存在郑燕辉一开始就知道实际借款人是华翰公司、不敢直接向键桥公司追索借款的事实。而且，当得知徐书林已无可能限期将华翰公司的款项追回的情况下，果断对键桥公司提出了仲裁申请。上述事实既客观又符合逻辑。徐书林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2900万元借款系徐书林向郑燕辉所借，双方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正确。1.涉案借款发生时，徐书林时任键桥公司资金部经理，但是作为“资金部经理”的职务与认定涉案借款的当事人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法律关系。无论涉案借款发生时，徐书林是否时任键桥公司资金部经理，不影响徐书林向郑燕辉借款的事实。正因徐书林时任键桥公司资金部经理，郑燕辉才会在涉案借款发生后，胁迫徐书林用键桥公司的传真机接收其草拟的借款人为键桥公司的借款合同，并偷盖键桥公司的财务章，伪造合同和借据，企图将涉案借款转嫁给键桥公司。2.徐书林在担任键桥公司资金部经理期间，确实参与了键桥公司与深圳市华智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智圣公司）、深圳市安骏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骏通公司，郑燕辉关联公司，实际资金拆借方）之间的资金拆借。但是徐书林只是键桥公司的普通员工，当键桥公司需要资金拆借时由徐书林将盖有键桥公司公章的合同交给资金拆借方（原来是陈某，后为郑燕辉），全部资金拆借的流转账户都由键桥公司指定，其中借款部分均由键桥公司使用并由键桥公司归还，流转部分均与键桥公司关联。3.正如郑燕辉所述，徐书林清楚键桥公司与郑燕辉之间的交易模式，故一方面可以如实地向法庭陈述，另一方面也可以清晰区分此种模式与涉案借款模式的区别。（1）键桥公司与资金拆借方的交易模式。徐书林的陈述：“本案键桥公司与华智圣公司交易过程中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在空白合同上加盖键桥公司公章，整个过程装入信封，信封上有键桥公司公章，当借款还清之后，华智圣公司会把装有借款合同的信封退还给键桥公司。”郑燕辉歪曲了一审庭审中徐书林对交易模式的陈述，徐书林从未代表键桥公司与郑燕辉签订相应的借款合同，所有借款均由键桥公司直接以加盖公章的形式签订借款合同，从来没有加盖过财务章。此外，一审庭审笔录亦可以证实郑燕辉上诉状中所述不符合事实。（2）键桥公司与资金拆借方的交易模式（前者）和涉案借款模式（后者）的区别。首先，前者在借款时徐书林会明确告诉郑燕辉是公司借款，后者在借款时徐书林会明确告诉郑燕辉是个人借款。公司借款由键桥公司盖公章，个人借款由徐书林签字。其次，前者借款时键桥公司只签订借款合同，不出具借据；后者借款时徐书林签署了两张借据（2013年7月10日借款未出具借据）。再次，前者借款人会把盖公章的借款合同放入信封，信封上也有键桥公司公章以密封；后者郑燕辉将借条退回徐书林时，将借条直接装入信封，信封上有郑燕辉的签名但未密封。4.徐书林只是键桥公司的资金部经理，既非法定代表人也非领导，徐书林对于键桥公司与郑燕辉关联方进行资金拆借行为及具体路径没有决定权。在与键桥公司的资金拆借过程中，郑燕辉所得利益与徐书林无关，郑燕辉也从未就此感谢过徐书林。2016年10月27日郑燕辉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关于徐书林还款人民币21,677,000元的情况说明》中称徐书林还款21,677,000元是归还徐书林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向其借款15,161,254.74元的本息，为了编造出应还利息6,515,777元，据此与还款额存在31.74元的差额，竟称“鉴于本人与徐书林系朋友关系，故对31.74元的部分本人予以放弃”。可见，徐书林与郑燕辉的交情就是其放弃了31.74元的差额，但徐书林不可能代表键桥公司出具借条，而且借据上写的借款人并非键桥公司而是徐书林。（二）郑燕辉反驳涉案借款非键桥公司与郑燕辉之间的借款关系的理由不成立。1.民间借贷中，确实存在借款人和出借人就借款进行重新结算，之后重新出具借据，原借据作废的做法。但是该做法与涉案借款的争议存在本质区别：（1）借款人改变。2013年5月29日、2013年6月5日，徐书林出具的借据明确载明借款人是徐书林，借据上并无任何借款与键桥公司关联性的表述，徐书林自认借据的借款人是徐书林，键桥公司并未给徐书林签署上述借据的授权。而2013年7月12日的借款合同及借据却将借款人改为键桥公司。（2）本案中，2013年7月12日的借款合同及借据是徐书林受郑燕辉胁迫盗盖财务章形成。郑燕辉主张是追认，但并不能证明此追认依法有效成立。（3）如果新的借款合同及借据依法有效成立，则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新的借款合同及借据执行，但如果新的借款合同及借据无效，则除非有证据证明原借据作废，否则还应该按照原借据确定借款法律关系。2.郑燕辉否定借款合同和借据上所盖财务章为偷盖，其理由是借款合同和借据是通过键桥公司的传真号码传真给键桥公司，传真后即视为键桥公司收悉，收悉后加盖财务章即应视为键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1）认定盖财务章是键桥公司的行为还是徐书林在郑燕辉胁迫下的盗盖行为，不应只看传真行为，更应结合本案的整体事实进行分析认定。从2013年5月29日、2013年6月5日徐书林作为借款人签署借据、涉案借款的实际发生日期、2013年7月12日借款合同及借据的签订日期及借款期限、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用途及资金走向、还款及还款资金来源等，均可证明涉案借款为徐书林向郑燕辉所借，而非键桥公司借款。键桥公司不是借款人，不可能出具借款凭证。（2）单就传真问题而言，以传真方式发送借款合同和借据的文本本身是一个疑点，在键桥公司与郑燕辉关联方的资金拆借过程中从未出现过以传真传递合同文本的交易惯例。而且，传真所传递的仅为合同文本，事实上是郑燕辉在发传真前告诉徐书林去收件，也就是说整个传真行为，是徐书林与郑燕辉之间传递了合同文本，只是利用了键桥公司的传真机和传真号码。在整个传真过程中，徐书林害怕被键桥公司知道，一直守在传真机边收完传真并拿走了传真件，整个传真过程键桥公司并不知悉。3.本案一审庭审过程对于郑燕辉与键桥公司之间资金拆借的交易模式（前者）已经查明，而涉案借款的交易模式（后者）显然与之不同。（1）缔约模式不同（见前述）；（2）交易人员改变：前者交易方是键桥公司和郑燕辉，借款的决定权在键桥公司，徐书林仅为键桥公司的办事人员；后者交易方是徐书林和郑燕辉，借款的决定权在于徐书林。（3）收款账户问题，涉案借款徐书林指定的收款账户是深圳市天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泉公司）的账户（实际控制人郭鹏），虽然在前者走帐过程中，天泉公司账户也被使用过，但是前者走帐过程中所使用的关联账户很多，天泉公司仅是其中的一个，并非所有资金都通过天泉公司的账户流转；其次，徐书林将涉案借款用于出借给华翰公司，该资金拆借是郭鹏介绍的，郭鹏当时也是华翰公司的业务部经理，该事实在键桥公司刑事报案的卷宗笔录中有详细说明。故虽然后者的收款账户在前者也被使用过，但不能据此混淆这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三）关于徐书林还款2167.7万元能印证徐书林与郑燕辉之间存在2900万元的借款事实。1.关于2167.7万元的还款。在本案前两次庭审中，郑燕辉编造了徐书林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向其借款15,161,254.74元的事实，称2167.7万元的还款是徐书林归还该借款本息，与本案无关。据此郑燕辉还提交代付款证明、银行流水等证据，并申请代付款的付款人陈某、杨某出庭作证。当徐书林、键桥公司提交证据向法庭充分陈述该借款不成立，相关资金流水都属于键桥公司与郑燕辉关联公司资金拆借，且资金拆借已经全部结清，且证人当庭陈述完全推翻了郑燕辉提交的《待付款证明》中的陈述。在此情形下，郑燕辉在第三次庭审中提交了《徐书林代键桥通讯公司支付借款利息及部分本金对照表》，承认2167.7万元与涉案借款有关，但称徐书林是代替键桥公司支付借款利息及部分本金。郑燕辉实质构成虚假陈述及提交虚假证据，涉嫌虚假诉讼。2.在键桥公司资金拆借过程中确实使用过徐书林的账户，徐书林仅是提供了账户作为资金流转的渠道，但资金并未归属于提供走帐账户的第三方（含徐书林），徐书林已根据键桥公司指示将进入徐书林账户的键桥公司拆借资金用于键桥公司的指定用途。3.2167.7万元的资金来源与用途应尊重客观事实。徐书林提交了与华翰公司的借款合同、银行流水等证据，并制作了《徐书林还款及还款资金来源一览表》。徐书林的还款来源为华翰公司清偿的借款利息及徐书林的其它借款，徐书林通过银行转账记录可以清楚核对每次还款的资金来源。银行转账记录可以证明在还款期间，徐书林与键桥公司之间并无资金往来，键桥公司并未为徐书林还款提供过资金。4.本案的证据表明，键桥公司与郑燕辉关联方的资金拆借发生在2012年9月至12月间，最后一笔与资金拆借相关的走账流水发生在2013年1月4日。而涉案借款发生在2013年5月29日至2013年7月10日间，两者之间存在6个月的时间差。（四）郑燕辉关于其在2014年1月曾与徐书林共同向华翰公司追索借款的事实与本案借款关系认定关联性的上诉事由不成立。1.在涉案借款发生时郑燕辉已经清楚知道涉案借款的借款人是徐书林，相关的事实依据不仅仅是2014年1月短信记录中所提到的向华翰公司追索借款的事实，还包括2013年5月29日、2013年6月5日徐书林作为借款人出具的借据，2013年7月12日郑燕辉胁迫徐书林以传真方式接收借款合同和借据的文本并盗盖键桥公司财务章，2013年5月29日第一笔借款的借款日起至2014年1月10日徐书林陆续用自己的账户向郑燕辉还款2167.7万元，在借款发生至仲裁案件立案前郑燕辉从未向键桥公司追索债权等事实。2.按照键桥公司与郑燕辉关联公司原资金拆借的交易惯例，资金拆借的时间都很短，而且所有资金都在较短的期限内结清。3.郑燕辉在上诉状中的陈述事实上认可了实际用款人是华翰公司，认可是徐书林将钱出借给华翰公司。正是基于此，郑燕辉才会协助徐书林向华翰公司追索债权。一审判决据此认为印证了涉案借款是郑燕辉借款给徐书林的事实并不违背各方的陈述。4.郑燕辉上诉称徐书林是挪用了键桥公司向其所借的款项出借给华翰公司。也就是说，郑燕辉认可键桥公司并未借款给华翰公司。（五）涉案借款为徐书林向郑燕辉借款。1.涉案借款是由徐书林向郑燕辉所借，郑燕辉对此清楚知悉。在借款发生的时候，徐书林就明确告知郑燕辉是个人借款，郑燕辉填写借款人为徐书林的借条并交由徐书林签字。徐书林借款后指定郑燕辉将借款汇入华翰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涉案借款发生后，郑燕辉明知非键桥公司借款，却胁迫徐书林在其起草的通过传真发送的借款合同上加盖键桥公司公章。在确实没有办法盖到公章的情况下，徐书林利用盖其它文件的机会，偷盖了键桥公司的财务章交给郑燕辉，郑燕辉将徐书林签署的借条退回给徐书林。徐书林一直有还款，郑燕辉也未拿借款合同向键桥公司主张债权，后因华翰公司停止清偿借款，徐书林无力向郑燕辉继续还款，郑燕辉协助徐书林向华翰公司追债不成的情况下，郑燕辉申请仲裁，企图将徐书林的个人借款转嫁给键桥公司。2.郑燕辉的唯一证据是2013年7月12日加盖有键桥公司财务章的借款合同和借据。一审已经查明该合同和借据是借款实际发生后郑燕辉担心徐书林的还款能力，胁迫徐书林加盖财务专用章形成的。该借款合同存在虚假、不符合事实和常理的地方，包括加盖的是财务章而不是公章，借款期限在实际付款日之后，把传真号码和传真时间留在合同文本上，徐书林不是键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却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按手印，对徐书林的授权直接作为了合同的条款等等。该借款合同11.1款约定该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但事实上只盖了财务专用章且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据此该合同并未生效。在对外缔约过程中，财务专用章不具有单独代表公司缔约的效力，必须结合其它证据比如授权委托书等。并且，从双方的交易习惯看，既往签订的所有合同加盖的都是公章，加盖财务章与交易惯例明显不符。根据该借款合同记载的借款期限和借款时间，要证明借款关系成立，郑燕辉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在2013年7月10日后其向键桥公司提供过2900万元借款的事实，涉案借款前两笔1900万元发生在此之前，依法不能视为该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借款。3.除了2013年7月12日加盖有键桥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借款合同外，郑燕辉并无证据证明键桥公司授权徐书林借款。而该借款合同虚假、无效，上面所载键桥公司对徐书林的授权亦不成立。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书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双方的借款合同关系中未约定利息；2.依法确认双方借款合同未履行欠款金额为7,323,000元；3.郑燕辉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之后，徐书林申请变更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双方的借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2.依法确认徐书林向郑燕辉已偿还欠款金额为21,677,000元；3.郑燕辉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徐书林进一步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2013年5月29日400万元，2013年6月5日1500万元，2013年7月10日1000万元，构成徐书林与郑燕辉之间的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借款情况徐书林提交两份借据和转账凭证来证明其与郑燕辉之间存在涉案2900万元的借款关系。2013年5月29日的借据内容为：借款人徐书林向出借人郑燕辉借款金额人民币400万元，借款期限6天，借款日期从2013年5月29日至2013年6月3日，用途为周转。借款人委托收款账户：户名深圳市天泉商贸有限公司；收款账号11×××01；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福星支行。同一天，黄裕楚交通银行账户向天泉公司平安银行账户分别转账50万元、350万元。徐书林在该借据上签名。2013年6月5日的借据，内容为：借款人徐书林向出借人郑燕辉借款金额人民币1500万元，借款期限6天，借款日期2013年6月5日，用途为周转。借款人委托收款账户：户名深圳市天泉商贸有限公司；收款账号11×××01；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福星支行。同日，安骏通公司交通银行账户向天泉公司平安银行账户分别转款500万元、600万元和400万元。徐书林在该借据上签名。2013年7月10日安骏通公司交通银行账户向天泉公司平安银行账户转款1000万元。郑燕辉对上述借据和转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徐书林作为键桥公司的资金部经理，由键桥公司授权向郑燕辉出具借据，两份借据的金额为1900万元，后在键桥公司的要求下郑燕辉又支付了1000万元之后，键桥公司向郑燕辉出具了借款合同，两份借据也由徐书林收回。因此上述2900万元款项是键桥公司向郑燕辉所借，与徐书林无关。徐书林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了两个信封，一个信封上有郑燕辉签字，一个信封上盖有椭圆形印章（一审法院注：印章模糊不清晰，隐约可看到LTD.SHENZHEN等内容）。徐书林称如果是徐书林个人借款，信封上不会盖键桥公司印章，与第一个信封一致，如果是键桥公司借款应该会盖公司印章，与第二个信封一致。郑燕辉对信封上郑燕辉本人签字没有异议，但以第二个信封上印章模糊不清、信封中无内容为由否定徐书林的说法。郑燕辉提交了2013年7月12日借款合同以证明涉案借款系其与键桥公司之间的借款。该合同载明：借款人为键桥公司（甲方），法定代表人徐书林，出借人郑燕辉（乙方）。（第一条）借款金额人民币2900万元，借款月利率9%，本合同项下借款用于甲方正当业务的资金周转。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10日至2013年8月5日。（第三条）收款账户：户名深圳市天泉商贸有限公司，账号11×××01，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福星支行。甲方全权授权徐书林以其个人名义向乙方出具借款借据及收款确认书，甲方对徐书林签署的借款借据及收款确认书中所确定的借款向乙方承担还款责任。第十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该合同为一份传真件，其上显示的传真号码键桥公司确认系本公司传真号码。合同上盖有键桥公司财务专用章，有徐书林和郑燕辉的签字及徐书林的手印。签署日为2013年7月12日。徐书林认为：1.借款合同系非法证据，并非徐书林的真实意思表示。郑燕辉向徐书林实际出借2900万元后，担心徐书林无力清偿，胁迫徐书林以传真方式接收郑燕辉提供的借款合同及借据版本，徐书林私自加盖了键桥公司财务印章，并交给郑燕辉，郑燕辉清楚知悉涉案的2900万元借款与键桥公司无关。借款合同、借据均显示了传真号码、传真时间，这不符合常理，而且三笔借款的打款时间分别是2013年5月29日、6月5日及7月10日，但借款合同的时间却是2013年7月12日，实际借款发生在借款合同、借据形成之前，印证了徐书林所称的是郑燕辉事后胁迫徐书林私自加盖财务章的事实。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期限是郑燕辉填写的，借款期限是从2013年7月10日至2013年8月5日，这与本案诉争的借款时间也是不相符的。2.该合同是未生效的合同。按照合同11.1条约定“合同应经双方盖章后成立且生效”，可以看到在合同中加盖的是键桥公司的财务印章而不是公章，徐书林并不是键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郑燕辉却要求徐书林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徐书林是没有权利代表键桥公司。郑燕辉所称的键桥公司授权徐书林以自己的名义向其出具借款借据及收款确认书，郑燕辉所谓的授权依据的是借款合同第3.3款的表述，但借款合同本身就是伪造的，所以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按照郑燕辉的说法，其与键桥公司在2013年7月12日签订了借款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举证，郑燕辉就应当举证证明2013年7月12日之后其支付了2900万元。键桥公司认为：借款合同是徐书林和郑燕辉共同伪造的。1.借款合同中的传真号码确实为键桥公司的传真号码，即借款合同确实是通过了键桥公司的传真机。2.借款人处盖键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同时还有徐书林的手印，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系徐书林本人的签字。郑燕辉提供证据的传真号码及在公司的借款合同中有个人的手印都是极不符合常理的。3.借款合同及借据签署的时间与本案借款客观发生的时间不符，而徐书林提交的借据，从时间及资金的各个环节看，证明与借款客观发生的时间是相符的，同一个借款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的两个借贷关系，郑燕辉仲裁中主张的与键桥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违背，系虚假的，完全违背客观事实。二、关于21,677,000元还款2013年5月29日至2014年1月13日徐书林招商银行账户向郑燕辉交通银行账户、黄裕楚账户（两笔转款付至黄裕楚账户）转款合计21,677,000元。各方对转款事实予以确认，但徐书林认为这是用于偿还涉案借款2900万元，而郑燕辉称21,677,000元是用来偿还2012年至2013年期间徐书林向郑燕辉所借款项15,161,254.74元的本息,与涉案2900万元没有关系。郑燕辉主张的其出借给徐书林的1,516,254.74元借款具体包括：2012年12月24日郑燕辉付徐书林招商银行账户2,376,000元，63,000元；2012年9月26日、2012年9月29日陈某付徐书林招商银行账户2,600,000元、944,654.74元，2012年10月8日陈某付徐立琴（徐书林姑母）账户2,900,000元。2012年12月24日、2012年12月27日、2013年1月4日杨某付给徐书林招商银行账户2,750,000元、998,000元、2,529,600元。对于15,161,254.74元的利息，郑燕辉详细列举了本息计算清单，具体如下：260万元从2012年9月26日计至2013年7月1日实际借款275天，944,654.74元从2012年9月29日计至2013年7月12日实际借款284天，290万元从2012年10月8日计至2013年9月24日实际借款348天，2,376,000元从2012年12月24日至2013年9月18日实际借款265天，63,000元从2012年12月24日至2013年9月25日实际借款270天，2,750,000元从2012年12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实际借款270天，998,000元从2012年12月27日至2013年12月26日实际借款331天，2,529,600元从2013年1月4日至2013年9月24日实际借款260天，按照月利率4.8%，利息合计6,515,777元。郑燕辉称2012年至2013年徐书林借款本息合计21,677,031.74元，因为与徐书林是朋友关系，对31.74元的部分予以放弃，其与徐书林之间的借款15,161,254.74元的本息已经结清。另，郑燕辉确认15,161,254.74元借款实际是郑燕辉、杨某、陈某代表华智圣公司借给徐书林。针对郑燕辉的上述说法，徐书林称15,161,254.74元是徐书林作为键桥公司的资金部经理，通过本人账户，用于键桥公司与华智圣公司的走帐款。对于这些走账的具体过程，徐书林陈述如下：1.2012年12月24日郑燕辉付款给徐书林的2,376,000元、郑燕辉付款给徐书林的63,000元、杨某付款给徐书林的2,750,000元的资金来源与走向。2012年12月24日，键桥公司取得兴业银行发放的贷款2000万元，以贷款名义汇入华智圣公司账户。这2000万元用于以下用途：（1）700万元。2012年12月24日由华智圣公司汇入其关联账户深圳市益诚信贸易有限公司，换成现金后汇入徐书林的个人账户，包括：2012年12月24日郑燕辉汇给徐书林237.6万元，杨某汇给徐书林275万元，深圳市益诚信贸易有限公司汇给徐书林186万元。上述合计698.60万元，其余14,000元作为换现手续费。（2）4,609,515.02元。2012年12月24日华智圣公司向键桥公司转帐3,578,589.02元，华智圣公司向键桥公司转账1,030,926元。（3）8,350,291元。键桥公司委托华智圣公司向指定第三方付款。2012年12月24日，华智圣公司向键桥公司指定收款方深圳市鹏隆贸易有限公司转账236.3万元；2012年12月24日，华智圣公司向键桥公司指定收款方北京声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转账2,185,091元；2012年12月24日华智圣公司向键桥公司指定收款方华大天元（北京）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转账478,000元；2012年12月25日华智圣公司向键桥公司指定收款方深圳市建中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转账100,000元；2012年12月26日华智圣公司向键桥公司指定收款方深圳市鹏隆贸易有限公司转账3,224,200元；余款40,193.98元，郑燕辉于2012年12月24日转款63,000元给徐书林，多转部分22,806.02元，于2012年12月31日由徐书林转给陈某142,806.02元中包含该差额。2.2012年9月26日，陈某付款给徐书林2,600,000元的资金来源与走向。2012年9月26日键桥公司向华智圣公司分两次转款500万元、200万元。同日，华智圣公司根据键桥公司要求将其中440万元转给天泉公司，260万元换成现金，通过陈某账户付至徐书林个人账户，徐书林于次日将其中254万元转给键桥公司。3.2012年9月29日陈某付款给徐书林的944,654.74元的资金来源与走向。2012年9月21日键桥公司向华智圣公司借款1800万元，华智圣公司分三笔向键桥公司转款600万元、700万元和500万元。2012年9月28日键桥公司转账4,714,100.51元至深圳市喜之堡贸易有限公司，并指定深圳市喜之堡贸易有限公司向华智圣公司转款2,661,954.74元，另一笔2,052,145.77元转至天中亿公司。2,661,954.74元扣除借款1800万元的利息，留存80万元，与2012年9月29日键桥公司指定深圳市普晟源科技有限公司向华智圣公司转款3920万元，合计4000万元，于2012年9月29日分两笔各2000万元，转回键桥公司。944,654.74元由华智圣公司换成现金，通过陈某账户转付至徐书林的个人账户，用于键桥公司冲账。4.2012年10月8日陈某付款给徐立琴的2,900,000元的资金来源与走向。2012年9月21日键桥公司向华智圣公司借款1800万元，华智圣公司分三笔向键桥公司转款600万元、700万元、500万元。2012年10月8日键桥公司委托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德威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向华智圣公司分四笔转款10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和60万元，合计转款3060万元，其中1800万元用于归还借款，290万元要求华智圣公司转给徐立琴，用于归还键桥公司对徐立琴的借款，500万元要求华智圣公司转给湖南花明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470万元用于归还键桥公司对郑燕辉470万元的借款（该借款由郑燕辉付至键桥公司员工陈姗姗和李丹账户）。5.2012年12月27日杨某付给徐书林998,000元的资金由来与走向。2012年12月27日键桥公司通过深圳市智维邦实业有限公司向华智圣公司转款160万元，其中99.8万元换现后由杨某付至徐书林帐户，2000元为换现手续费，60万元留存，与2012年12月28日借款3000万元一起支付给深圳市德威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6.2013年1月4日杨某付给徐书林2,529,600元的资金由来与走向。2013年1月4日键桥公司向华智圣公司转款4030万元，用于偿还2012年12月28日借款3000万元的本金，借款3000万元对应62万元利息中的50万元，820万元换现（其中手续费16,400元，换现包括杨某转给徐书林2,529,600元），160万元转回给深圳市智维邦实业有限公司。对于徐书林的上述说法键桥公司予以同意，并提供了公司财务账目予以核对，郑燕辉对上述走账情况及键桥公司的账目记录并无异议。在本案第三次开庭时郑燕辉又以财务核实有误为由变更了其之前“21,677,000元是用来偿还2012年至2013年期间徐书林向郑燕辉借款15,161,254.74元本息”的说法，称21,677,000元系归还其借给键桥公司涉案2900万元中的本金900万元及利息10,605,000元。具体如下：21,677,000元中扣除单独200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072,000元，2900万元本金在2013年9月18日按照月息9%计息，2013年9月18日归还本金500万元，2500万元在2013年9月22日之前按照月息9%计息，2013年9月22日归还本金500万元，2000万元在2013年9月23日到2014年1月13日共计112天按照月息9%应支付利息为672万元。合计徐书林代键桥公司支付21,677,000元。徐书林和键桥公司对郑燕辉变更的上述说法不予确认。三、涉案借款2900万元的用途徐书林提交了其与案外人唐菊娣、华翰公司、深圳市华翰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翰管道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借据、转账凭证、股东会决议等证据，以证明其将包括涉案2900万元在内的6450万元借给了案外人，并且其还给郑燕辉的部分款项也是来自借款人的利息及徐书林向他人的借款，与键桥公司无关。郑燕辉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为由不予确认。徐书林提交了一份其与郑燕辉的短信记录，以证明郑燕辉知道涉案借款是借给案外人的。短信记录时间为2014年1月17日至2014年1月20日。郑：徐书林，你该办你的，我们办我们的，然后大家综合一下，今天大家必须确认还款时间。徐：我在他这。郑：紧贴他们，今天不松懈，今天拿到确认还款时间表，回来我们商量组织一个团队，一步一步进行，现在情况还没十分了解。把郑能欢名片拿上几张。徐：在谈，稍晚点回你。郑：深圳市罗湖区百仕达第五期喜荟城，到了通电话。徐：好。郑：福华一路8号中心商务大厦10楼。郑：你现在在与时间赛跑，别再让骗子在耍弄你，清醒过来。这个数目你根本扛不起，清醒吧！郑燕辉对该短信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徐书林在2015年2月16日高新技术派出所笔录中称“到了2013年底，郑燕辉公司的款没有还上，郑燕辉来催我还款，我就和郑燕辉说了款是华翰公司借款的”，这个时候才知道款项是徐书林借给了华翰公司，郑燕辉是出于救济才用短信的方式敦促其还款，要求徐书林想办法把华翰公司的款项追回，这也是郑燕辉所希望的，但与郑燕辉将款项借给键桥公司并不矛盾。徐书林另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为郑燕辉、陈某、徐书林委托广东深金牛律师事务所就借款人唐菊娣、华翰公司、华翰管道公司借款未还一事进行追偿。该委托代理合同无签字盖章，郑燕辉对该委托代理合同不予确认。四、关于杨某和陈某的证人证言郑燕辉提交了陈某签名的代付款证明。内容如下：本人是广发银行深圳华富支行62×××51号账户的所有权人，本人在2012年9月26日、9月29日支付到徐书林招商银行深圳福华支行62×××58账号内的两笔款项共计人民币3,544,654.74元（一笔人民币2,600,000元、一笔人民币944,654.74元，详见银行流水），是本人按照郑燕辉女士的指示，以郑燕辉名义出借给徐书林的款项。上述借款到期后，本人指示徐书林将上述款项直接归还至郑燕辉女士指定账号。本人确认：上述款项系由本人替郑燕辉女士支付，该笔款项出借所形成的权利均由郑燕辉女士对徐书林依法享有，徐书林归还上述款项时径付郑燕辉女士指定账号即可。证人陈某（男，汉族，1968年3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2-310，身份证号码：，曾为华智圣公司业务人员，现已辞职）出庭作证称：代付款证明系打印好的内容由其本人签字。该证明中所提到的260万元、944,654.74万元，还有一笔转给徐立琴的290万元是从其个人账户付给徐书林的，但钱是华智圣公司的，具体有无偿还并不清楚。对于代付款证明中所提到的转款是给键桥公司还是给徐书林个人，陈某回答：“在我心目中个人和公司是一样的，目的是借钱。”对于公司有无借钱给徐书林，陈某回答：“我本人没有，公司不清楚。”对于其与徐书林之间另外的2400万元债权债务，陈某确认该债权并称徐书林已将该笔债务转给了华翰公司，并称：“我当时想键桥公司偿还，后来发现没有依据，因为键桥公司没有出具任何的借款合同给我。之前的键桥公司资金拆借都有借款合同。”郑燕辉提交了杨某的收付款证明，内容如下：本人是中国民生银行深圳黄金珠宝支行62×××98账户的所有权人。本人于2012年12月24日、12月27日、2013年1月4日支付到徐书林招商银行深圳福华支行60×××58账号内的三笔款项共计人民币6,277,600元（第一笔人民币2,750,000元、第二笔人民币998,000元、第三笔人民币2,529,600元）是本人按照郑燕辉女士的指示，以郑燕辉女士名义出借给徐书林的款项。上述款项到期后，本人指示徐书林将上述款项直接归还至郑燕辉女士的银行账户。本人确认：上述款项系由本人替郑燕辉女士支付，该三笔款项出借所形成的权利均由郑燕辉女士对徐书林依法享有，徐书林归还上述款项时径付郑燕辉女士的银行账户内即可。证人杨某（男，35岁，1980年6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区××花园××号，身份证号码：，曾为华智圣公司业务人员，现已离职）出庭作证称：收付款证明系本人签名。证明中所涉及到的款项是由本人账户转给徐书林的，钱是华智圣公司的，是按照郑燕辉的指示转的。钱是否偿还不清楚。对该款项转出去的用途性质不是很清楚。代付款证明上不一致的内容以本人证言为准。五、各方当事人关于相互债权债务的陈述徐书林称：徐书林曾向郑燕辉借过200万元已还清，现尚有涉案2900万元借款未还清。郑燕辉称：郑燕辉与徐书林之间债权债务已经全部结清。郑燕辉与键桥公司之间存在走账等资金往来，尚有涉案2900万元借款未还。键桥公司称：郑燕辉与键桥公司之间存在走账等资金往来，均已结清，涉案2900万元借款与本公司无关。六、相关仲裁案件情况2014年11月6日郑燕辉就其与键桥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受案号深仲涉外受字【2014】第107号。仲裁请求为：1.键桥公司向郑燕辉偿还借款2900万元；2.键桥公司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郑燕辉支付自2013年7月10日至还清上述借款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4年10月30日为9,342,608.2元，之后的利息另行计算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以上共计38,342,608.2元；3.键桥公司支付律师费30万元。4.键桥公司承担全部仲裁费用。在仲裁审理过程中，仲裁庭认为本案中徐书林的诉求、事实与理由及证据材料与其所审理的仲裁案件存在交叉，本案的审理结果对仲裁案件的事实查明及认定有重大影响，因此，仲裁庭经合议决定中止审理仲裁案件。待本案作出生效审理结果后，再行恢复仲裁程序。一审法院认为，郑燕辉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合同，因各方当事人都同意选择内地法律处理纠纷，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予以支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涉案2900万元借款是否系徐书林向郑燕辉所借。对此，分析如下：1.关于借据和借款合同。徐书林提交了两份借据用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郑燕辉提交了一份借款合同用以证明其与键桥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金额400万元的借据时间为2013年5月29日，同一天郑燕辉就将该款项付给了徐书林指定的收款账户天泉公司。金额为1500万元的借据时间为2013年6月5日，同一天郑燕辉就将该款项付给了徐书林指定的收款账户天泉公司。2013年7月10日郑燕辉向徐书林指定的收款账户天泉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而金额为2900万元的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7月12日。对于上述借据和借款合同的关系，徐书林称因郑燕辉担心其还不了钱，因此重新签了一份借款合同，并要求加盖键桥公司印章，郑燕辉则称借据和借款合同均是徐书林受键桥公司委托向郑燕辉借款。对于双方的诉辩，评析如下：（1）郑燕辉主张借款合同上盖有键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借款人应是键桥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公章在公司对外经营活动中代表公司，而财务专用章仅是公司内部印章，键桥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其对外借款合同上不盖公章却盖财务专用章，这显然不符合公司正常的操作规范。郑燕辉与键桥公司之间长期存在资金往来，郑燕辉并无证据证明在以往的交易中存在键桥公司对外使用财务专用章代替公司公章的情形，因此仅凭财务专用章不能视为是键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键桥公司不是借款合同当事人。（2）郑燕辉主张借款合同上有对徐书林的授权条款，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处是徐书林签字，合同中的授权条款实质就是徐书林自己授权自己代表键桥公司，该授权应为无效，不能视为徐书林已取得了键桥公司的授权。（3）借据上明确记载借款人是徐书林，在正常的商业活动中，谁借钱就由谁出具借条。本案键桥公司与郑燕辉存在长期资金往来，且笔笔清结，如果郑燕辉确实是借款给键桥公司，从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来讲，直接由键桥公司出具借据或签订借款合同更为便捷，而郑燕辉却要求徐书林个人先出具借据，再通过公司授权方式确认徐书林的个人行为是代表键桥公司，且在还没有得到公司授权之前，郑燕辉实际已出借2900万元。郑燕辉故意避开简单规范的签约模式，却以承担巨大商业风险为代价来选择这种复杂且不规范的签约模式，显然违背常理。基于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既不是键桥公司所签，也不是徐书林受键桥公司委托所签。徐书林出具借据、签署借款合同并接受郑燕辉2900万元借款的行为仅系其个人意思表示，徐书林是2900万元的借款人。2.徐书林主张其已偿还了2900万元借款中21,677,000元，郑燕辉对此予以否认，且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从仲裁审理至本案第三次开庭前，郑燕辉一直认为21,677,000元是徐书林偿还之前的个人借款15,161,254.74元的本息，并列出了本息计算清单，但从该清单来看，4.8%月利率和每笔款项不同的利息截止日均缺乏依据。而且，郑燕辉申请的证人陈某和杨某虽然在证人证言中陈述其账户所转款项（注：属于15,161,254.74元中的部分）系受郑燕辉指示由郑燕辉出借给徐书林的借款，但在到庭作证时，两证人又变更其说法，只承认自己名下账户是受郑燕辉委托用于公司转账，至于款项具体用途并不知情。因此，郑燕辉的上述主张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徐书林为证明15,161,254.74元实际系郑燕辉与键桥公司之间的走账款项，详细列举了每一笔的资金由来及走向，且与键桥公司提交的账目能够对应。综合双方诉辩，徐书林的主张证据充分，予以采信，郑燕辉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郑燕辉在一审第三次庭审变更上述主张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郑燕辉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一直主张21,677,000元是徐书林偿还之前的个人借款15,161,254.74元的本息，且努力提供证据，却在一审第三次开庭时又以财务计算错误为由否定原来的主张，其行为缺乏合理解释，也违背了诚信原则，不予接受。郑燕辉否定其与徐书林之间的借款关系，却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收取徐书林还款21,677,000元的合理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采纳徐书林还款21,677,000元是为了偿还其借款2900万元的说法。该还款行为印证了与郑燕辉之间存在2900万元借款的事实。3.徐书林称涉案借款被用于借给唐菊娣、华翰公司，并称郑燕辉对此是清楚的，郑燕辉予以否认，称直到2013年底才知道该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如果涉案借款确是郑燕辉借给键桥公司，那么无论该款项有无被键桥公司实际使用，郑燕辉作为出借人对键桥公司的债权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且从键桥公司经营状况来看，郑燕辉实现债权也没有任何困难和障碍。然而，郑燕辉并未向键桥公司主张该债权，而是帮助徐书林向案外人索要欠款，2014年1月17日至2014年1月20日徐书林和郑燕辉的短信记录内容说明了郑燕辉帮助徐书林应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郑燕辉对涉案款项的借款人并非键桥公司应该是清楚的，这进一步印证了郑燕辉借款给徐书林2900万元的事实。综上所述，郑燕辉向徐书林提供2900万元借款，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徐书林要求确认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徐书林要求确认其已偿还金额为21,677,000元，该请求并不属于当事人应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的内容，不作判定，徐书林可依据还款金额自行向郑燕辉清偿剩余款项或在郑燕辉追偿借款的诉讼中提出抗辩。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徐书林与郑燕辉之间的人民币2900万元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二、驳回徐书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键桥公司于2018年6月1日更名为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联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当事人对本案适用我国内地法律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徐书林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具有诉的利益；二、徐书林与郑燕辉之间是否存在2900万元借款合同关系。关于焦点一，徐书林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具有诉的利益的问题。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保护其民事权益的权利，当事人行使诉权需要具备当事人之间存在现实争议和诉的利益两个要件。徐书林于本案中提出两项诉讼请求，一是确认其与郑燕辉之间存在2900万元借款合同关系；二是确认徐书林已向郑燕辉偿还欠款21,677,000元。依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徐书林与郑燕辉之间长期存在多笔款项的往来，两者对款项的性质存在着争议。徐书林通过诉讼方式请求法院确认其基于具体款项与郑燕辉构成2900万元借款合同关系及需偿还的欠款数额，由此避免因争议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意在保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徐书林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具有诉的利益，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徐书林与郑燕辉之间是否存在2900万元借款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徐书林提交了两份借据及六份转账凭证，以证明郑燕辉向其出借了2900万元。郑燕辉对上述借据和转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上述借据和转账涉及的款项为其向亚联公司出借的款项，并提交了借款合同。徐书林提交的两份借据和相应的五份转账凭证明确记载，徐书林为借款人，郑燕辉为出借人，郑燕辉向徐书林出借了1900万元。上述借据和转账凭证项下借款发生的时间均早于郑燕辉提交的借款合同签署时间及合同中载明的出借给亚联公司款项的时间。徐书林还提交了其与案外人唐菊娣、华翰公司、华翰管道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借据、转账凭证、股东会决议等证据显示，其收到郑燕辉的款项后又出借给案外人。根据上述举证及庭审陈述内容，徐书林主张的郑燕辉出借的1900万元，既有借据又有转账凭证。上述款项未进入亚联公司的银行账户，亦未被亚联公司实际使用。故徐书林与郑燕辉之间就上述两份借据和转账凭证于款项实际交付时即2013年5月29日、2013年6月5日成立金额为190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系。该借款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成立之时应为合法有效。一审判决对此部分款项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涉案争议借款合同关系成立生效后，其是否因郑燕辉提交的借款合同而发生变更，因该借款合同有仲裁条款，而借款合同是否是亚联公司的意思表示、是否成立、借款合同与本案争议的合同之间有无关联，其是否构成借据、转账凭证的合同基础等，属仲裁审查范围，本院不作处理。徐书林提交的另一份转账凭证，显示安骏通公司向天泉公司支付1000万元。徐书林主张，该款项亦为其向郑燕辉所借的款项，但郑燕辉对此予以否认。该款项的付款人和收款人并非徐书林和郑燕辉，徐书林亦无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就此款项其与郑燕辉形成借款合意。因此，仅凭该转账凭证及徐书林的单方陈述尚不足以证明上述1000万元为徐书林向郑燕辉所借款项。一审判决对此部分款项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徐书林主张其已向郑燕辉偿还了借款21,677,000元，如一审判决所述，该请求不属于确认之诉的审理范围，故本院亦不予判定。综上所述，郑燕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徐书林与郑燕辉之间的1900万元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三、驳回徐书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6,800元，由徐书林负担64,414元，郑燕辉负担122,3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6,800元，由徐书林负担64,414元，郑燕辉负担122,386元。郑燕辉已向本院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86,800元，由本院向其清退64,414元。徐书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补交二审案件受理费64,4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饶 清审判员 莫 菲审判员 李民韬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周瑾书记员刘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