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5民初4157号原告：张雄，男，198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宝潮，天津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环环，天津云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刘爱民，女，1970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天津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天津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庙永红，女，1974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现租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三凯，天津三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娟，天津三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雄与被告刘爱民及第三人庙永红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宝潮、王环环，被告刘爱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李阳，第三人庙永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三凯、张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与第三人庙永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刘爱民与原告父亲张国胜系再婚夫妻关系。原告的爷爷张祖武2001年4月份因病死亡并于4月25日办理了注销户口登记。奶奶吴淑琴2011年5月份因病死亡并于5月17日办理注销户口登记，父亲张国胜于2012年9月21日去世。原告的爷爷张祖武生前遗有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长项胡同2号房产一套，在2009年通过拆迁获得3套房屋，分别为河北区贵贤里7号楼1704号房屋一套登记在张国胜名下、河北区贵贤里6号楼1904号房屋登记在张雄名下、河北区房屋登记在吴淑琴名下。现吴淑琴已经去世。生前遗有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房屋一套，2019年1月份原告发现河北区房屋通过公证书（（2013）津河北证字第141号）变更到张国胜名下，又在2013年3月份通过公证书（（2013）津河北证字第2004号）以配偶之间变更房地权利人的方式将该房屋变更到被告刘爱民名下，被告刘爱民在2013年8月份将该套房屋出售给了第三人庙永红。由于张国胜已于2012年9月21日去世、现（2013）津河北证字第141号、（2013）津河北证字第2004号公证书以公证书内容与事实不符为由被天津市河北区公证处撤销。原告认为被告刘爱民和第三人庙永红的买卖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为规避限购政策提供虚假户籍信息，并不属于善意，双方存在恶意串通，且涉案房屋属于经济适用房，被告和第三人的房屋买卖行为违反国家关于经济适用房的管理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被告刘爱民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1.本案诉争房屋是2013年8月14日由被告出售给第三人，当时原告父亲张国胜已经过世，刘爱民是在处分自己的房产，原告要求诉请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原告主体不适格，如果原告认为其对本案诉争房屋享有权利，应另行通过其他诉讼解决；2.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及物权法司法解释第十五条，本案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具备合同无效的情形，被告与第三人是签订了正式的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且第三人支付了房屋的正常市场价值，所以原告要求确认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没有充分法律依据。第三人庙永红述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是2013年通过房产中介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也在房管部门完成了房产交易手续，并交付了78.5万元房款。第三人是正常买房，不知道原、被告之间的纠纷，第三人属于善意取得，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涉案房屋坐落于河北区，该房屋系天津市河北区环金安居建设有限公司建设的经济适用房。房管部门档案显示，2011年4月20日，原告祖母吴淑琴与天津市河北区环金安居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天津市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1-0035362），购买该房屋（但合同上并无吴淑琴签字或签章）。吴淑琴于2011年5月17日因病死亡。至吴淑琴死亡时，该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房屋所有权仍登记于环金公司名下。2012年9月18日，原告之父（吴淑琴之子）张国胜申请办理继承公证，经天津市河北公证处（2012）津河北证字第3680号公证书公证，张国胜作为吴淑琴唯一继承人继承了上述河北区房屋。同日，经天津市河北公证处（2012）津河北证字第3681号公证书公证，张国胜委托案外人佟丽欣办理上述房屋继承、过户、领取产权证相关手续。2012年9月21日，张国胜因病死亡。2013年1月9日，天津市河北公证处作出（2013）津河北证字第141号公证书，该公证书内容为：“申请人：张国胜，男，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一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201051959********，住址：天津市河**长项胡同**。公证事项：委托。兹证明张国胜于二〇一三年一月九日在天津市河北区，在本公证员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盖章、捺指印，并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张国胜的委托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公证书所附委托书内容为：张国胜委托佟丽欣代为办理吴淑琴名下天津市河北区房产产权登记的相关手续，并领取产权证。此后，案外人佟丽欣持上述公证书及委托书，先后办理了环金公司与吴淑琴之间就涉案房屋的买卖转移登记，及吴淑琴与张国胜之间就涉案房屋的继承转移登记，涉案房屋所有权2013年3月1日登记于张国胜名下。2013年3月20日，天津市河北公证处作出（2013）津河北证字第2004号公证书，该公证书内容为：“申请人：张国胜，男，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一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201051959********，住址：天津市河**长项胡同**。公证事项：委托。兹证明张国胜于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在天津市河北区，在本公证员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盖章、捺指印，并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张国胜的委托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公证书所附委托书内容为：张国胜委托佟丽欣代为办理张国胜名下天津市河北区房产产权证更名到妻子刘爱民名下的夫妻更名事项及产权变更的相关手续并领取产权证。此后，佟丽欣以张国胜代理人的身份与刘爱民办理了夫妻间产权变更登记，涉案房屋所有权于2013年3月29日变更登记至被告刘爱民名下。2013年8月10日，经天津市靓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被告刘爱民与第三人庙永红签订《房产交易合同》，约定庙永红以78.5万元的价格购买刘爱民名下河北区房屋。同日，庙永红向刘爱民支付定金1万元。2013年8月14日，刘爱民与庙永红在房管部门就上述房屋签订《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该协议约定房款为77万元，同日庙永红将77万元房款交入资金监管账户。2013年8月30日，庙永红取得河北区房屋所有权证。2013年9月10日，刘爱民与庙永红在居间方见证下进行了房屋交接，庙永红并称，在房屋交接时将剩余5000元房款支付给刘爱民。另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期间，天津市对非天津市户籍居民实施限购政策（该限购政策自2011年2月执行，于2014年10月取消），庙永红在房管部门办理购买涉案房屋交易手续填报户籍信息时，将其户籍申报为本市（天津）户籍，房管部门档案中留存的购房人户口页复印件亦显示其为本市户籍。庭审中，原告对庙永红在购房时申报户籍的真伪提出质疑。庙永红称其户籍始终在老家安徽，并未迁入天津，房产交易手续是中介公司办理的，其本人不清楚。经本院向公安部门核实，公安部门答复庙永红现户口在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至今未发现其户口迁入天津市的记录。另查明，天津市河北公证处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2019）津河北撤字第1号撤销公证书决定，以公证书基本内容与事实不符为由，决定撤销（2013）津河北证字第141号、（2013）津河北证字第142号、（2013）津河北证字第2004号、（2013）津河北证字第5946号公证书。又查明，被告刘爱民与原告之父张国胜于2008年12月24日办理结婚登记。庭审中，原告对刘爱民的身份及其与张国胜婚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认为，涉案房屋原为原告祖母吴淑琴所留遗产，吴淑琴去世后，该房屋由原告之父张国胜继承，张国胜去世后，该房屋应由张国胜继承人继承。无论刘爱民是否为张国胜合法妻子，原告作为张国胜的儿子，对涉案房屋均有合法继承权，因此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被告刘爱民对涉案房屋没有独立的、完全的处分权。被告依据与事实不符且已被撤销的公证书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又未经原告同意将涉案房屋卖给第三人庙永红，该行为已经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故原告起诉要求确认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无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适格主体。关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被告与第三人均系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主体，双方关于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真实，需要分析的是合同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原告主张该合同无效的理由是认为被告刘爱民和第三人庙永红的买卖行为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第三人为规避限购政策提供虚假户籍信息，不属于善意，双方存在恶意串通，且涉案房屋属于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违反国家关于经济适用房的管理规定，从而认为该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对此评判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时，涉案房屋已经登记在被告刘爱民名下，没有证据证明庙永红在购房时知悉刘爱民对该房屋没有处分权或知悉涉案房屋上存在其他人的权利，尽管刘爱民可能存在损害原告权益的故意，但无证据证明庙永红存在损害原告权益的故意，也没有证据证明二人存在通谋（串通）。虽然庙永红在购买涉案房屋时申报的户籍信息不真实，但其目的在于规避当时的限购政策，而不是为了损害原告利益。故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情形。关于庙永红购房违反限购政策的问题，房屋限购政策是随房地产市场情况动态调整的。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时（2013年8月），本市对非本市户籍居民实施限购，但2014年10月该限购政策被取消。即便认为庙永红在购房当时违反限购政策，使合同效力存在缺陷，该缺陷也因事后限购政策的取消而获得补正，故违反限购政策不能成为否定涉案合同效力的依据。且限购政策在效力层级上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即便有所违反，也不导致合同无效。至于庙永红申报不实户籍信息一节，应追究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不因之导致合同无效。另，涉案房屋虽系经济适用房，但根据本市房管政策，购买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的，在取得房地产权证后即可转让，且对转让对象没有限制，故该情节亦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本案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同时，经本院审查，涉案合同亦不具备其他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综上，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不具备法定无效情形，应属有效，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如认为其合法权益被侵害，可另行寻求救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张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治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华茜书记员李思铭附：本裁判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