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97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春雨，男，汉族，1980年11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蒙一洋，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南下村深惠公路边厂方**201-2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1708872D。法定代表人：陈育务。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兆龙，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春雨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8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1、史春雨立即支付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下同）347124.8元、利息损失20000元及付清之日止的全部利息，合计367124.8元；2、史春雨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判决：被告史春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347124.8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347124.8元作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7年11月23日开始计付至被告史春雨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03元（原告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已预交），全部由被告史春雨负担。上诉人史春雨上诉请求：一、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上诉理由详见上诉状）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二审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即为买方，双方形成买卖合同的关系已通过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上诉人所称的案外人史某的实名微信证据并未经证据固化，且也无法排除由上诉人实际使用的事实，根本不能证明其主张。二、一审程序合法，一审已当庭查明上诉人伪造虚假的委托书的事实，故未予追加史某为被告，完全正确，上诉人此举实为妨害司法诉讼，以达到拖延和规避还款的不当目的。三、针对被上诉人主张的欠款金额，上诉人一审并未提出异议，仅辩称由史某委托其收取此批货物，表明其确认已收到的案涉货物。四、一审认定和判决利息计算方式正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补充答辩意见：一、答辩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自始至终都是史春雨。首先，微信名明确显示为史春雨，微信名称显示为史春雨。其次，有史春雨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再次，所有快递收货人均为史春雨，收货地址联系手机号码都是史春雨，特别是史春雨在深圳有具体的住所也是被上诉人同意与从未合作过的陌生人开展先货后款业务的关键因素。最后，付款人也是史春雨，综上，上诉人的哥哥史某即使确有证据证明曾参与过双方的业务往来，其地位也只能是史春雨的代理人，被上诉人有上述充分的理由相信史某有权代理该代理行为，也应依法认定有效。二、关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录音证据和主张依法不应采信。二审期间，上诉人史春雨提交了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育务与上诉人史春雨的哥哥史某谈话录音的储存光盘及文档，拟证明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史春雨的哥哥史某开展业务，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同意史某分期付款解决涉案欠款。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史春雨当庭出示该录音的原始载体进行了播放。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质证称，一、上诉人主张该份证据是其哥哥史某录制的，两人是亲兄弟存在利害关系，录音没有提前告知被录音者，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二、录音的原始载体播放的录音内容不完整，录音中没有前期双方交流，只是从中间才有录音，文字内容和录音载体的内容不完全一致。三、参与人的身份不明确，被上诉人并没有核实对话人身份，录音中的人是否是史某不清楚。四、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清单及内容中的显示，谈话目的是为了达成和解，本案一审判决后有一自称史某的人两次找过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没有作出任何事实认可及同意和解，本案二审期间收到法院送达的书面审理通知后，上诉人史春雨与其哥哥史某去找被上诉人进行录音，此时被上诉人因资金紧缺以继续经营资金才同意告诉律师和解，但并未告知代理人同意和解，因为这种达成和解协议作出的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依法不得在后续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特别是该证据上显示是录音证据2，说明之前至少还有一次录音，但上诉人没有提供，被上诉人认为该之前的录音可能对其不利，上诉人持有之前的录音但不提交，应当对其作出不利认定。二审庭审，上诉人史春雨申请证人史某出庭作证。证人史某陈述证言称：其系陈育务公司的业务员，拿陈育务的货物在外面销售赚取差价，在2016年年底至2017年10月期间，陈育务交付货物是通过快递至其居住的龙华大浪浪口村一楼修车铺，每次快递员送货是拨打其电话联系，其只签收了第一单货物，其委托弟弟史春雨签收了两次。快递单上的收货电话是其提供了弟弟史春雨的电话。与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的交易其曾委托弟弟史春雨支付了2万元。微信号×××是史某身份证实名认证的。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其与陈育务之间的聊天记录。涉案交易是其拿着弟弟史春雨的身份证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本案业务往来期间借住在弟弟史春雨的家，陈育务在一审起诉前称呼其小史，并不知情其系史某。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详见一审判决书）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交易的合同相对方是否系上诉人史春雨。上诉人史春雨主张其不是涉案货物的购买方，实际购买人是其哥哥史某，签收涉案货物、向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育务支付2万元均是受其哥哥史某的委托，二审期间提交了2019年8月12日陈育务与史某谈话录音的储存光盘及文档，并申请了证人史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涉案交易主体是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史春雨的哥哥史某。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主张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是交易时出具的是上诉人史春雨的身份证复印件，且送货单有上诉人史春雨的签名确认，快递单的收件人是上诉人史春雨，联系电话是上诉人史春雨的电话，邮寄地址是上诉人史春雨的住址，付款人也是上诉人史春雨，所以无论上诉人史春雨的哥哥史某是否有参与涉案交易，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有理由相信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上诉人史春雨。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交了送货单、对账单、快递单、银行交易清单等证据，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史春雨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史春雨提交的陈育务与史某谈话录音以及证人史某的证言，仅能证明史某代理上诉人史春雨参与涉案交易进行，并不足以推翻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史春雨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故上诉人史春雨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史春雨作为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金额支付价款。经核算，扣除上诉人史春雨已经支付的货款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史春雨尚欠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涉案货款347124.8元，金额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上诉人史春雨与史某之间的其他纠纷，可另循途径解决。关于逾期付款利息，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起诉请求上诉人史春雨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最后一次送货日即2017年11月22日起计算。上诉人史春雨则主张双方并没有约定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不应从最后一次送货日起算，应自本案起诉之日起算。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对货款支付时间进行了约定，上诉人史春雨仅向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一次性转账了20000元，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起诉请求上诉人史春雨自最后一次送货日即2017年11月22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自愿放弃之前货款逾期利息属于自由处分权利，一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的主张，认定上诉人史春雨应支付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务达电子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347124.8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的标准，从最后收到货物的次日即2017年11月23日起计付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史春雨关于逾期付款利息自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史春雨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806.87元，由上诉人史春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溯审判员 徐  雪  莹审判员 夏    静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李会英（兼）书记员 曾锦冰（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