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10刑终260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永光，曾用名黎永光，男，1968年1月10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田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2018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田阳县看守所。 辩护人梁彬，广西齐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旭强，男，1965年5月16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田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2018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田阳县看守所。 辩护人黄荣高，广西齐川（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少强，男，1956年4月12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广西田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2018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田阳县看守所。 辩护人曾薪羽，广西齐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金毫，男，1949年5月22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广西田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2018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田阳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朝勇，男，1972年1月2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田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2018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田阳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朝权，男，1964年2月19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田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2018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田阳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金红，男，1968年5月24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广西田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2018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田阳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学海，男，1949年8月20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广西田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2018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田阳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学成，男，1963年7月30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广西田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2018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田阳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民强，曾用名唐朝强，男，1964年12月5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田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2018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田阳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黎明海，男，1968年10月5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广西田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2018年10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田阳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金干，男，1967年8月15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田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2018年10月29日被速捕。现羁押于田阳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有林，男，1976年4月19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广西田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2018年10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田阳县看守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百色市田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唐金毫、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李有林犯敲诈勒索罪一案，于二○一九年六月六日作出（2019）桂1021刑初4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唐金毫、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李有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2019年9月4日将案卷移送百色市人民检察院阅卷，该院于同年10月21日提交书面建议书，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定罪正确，量刑适当，不需要不开庭审理，建议本院采用书面形式审理。合议庭经审阅本案卷宗材料，审查了全部上诉人的上诉状及辩护人黄荣高、梁彬、曾薪羽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合议庭依法讯问了全部上诉人，听取了辩护人意见，核实了全案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1970年右江林场与那满镇露美大队就山界、林某问题订立协定书，约定流水向右江这边的荒山划归右江林场进行造林，山某、林某归林场所有。1986年，经田阳县人民政府发放山界林权证，将该片山林确权给国营三雷林场，但那满镇露美村叫眼屯的群众对该片山林确权有异议，多次向政府提出解决林地纠纷，未取得令其满意的结果。为此，叫眼屯群众便以木材老板开路进林区有石头、泥巴滚落到田地或运输木材车辆压坏屯道路为由，多次采取堵路、威胁司机等方法阻碍木材运输，敲诈承包经营该片林区老板的钱财，逐渐形成了以被告人李旭强(原任组长)、李永光(现任组长)、李少强为纠集者的恶势力团伙。从2016年5、6月至2018年7月，该团伙使用上述手段向被害人韦某1、黄某1、黄某2等人进行敲诈勒索，索取钱财共37.2万元，其中得逞28.2万元，未得逞9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6年4月28日，田阳北林林木业有限公司(即三雷林场)与韦某1签订林木转让合同，将三雷林场第20林班15、16、17、18、19、20、23和第21林班12小班的林木采伐权转让给韦某1，采伐期限2016年4月28日至10月27日。后韦某1开始砍运木头，时任露美村叫眼屯组长的被告人李旭强发现后，即于2016年5、6月开始，组织被告人李永光、李少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李有林等村民，以林场与叫眼屯有土地纠纷未解决及运输车辆压坏路面等为由，前往车辆必经的路口“岩石磨”(地名)处拦车，还在该处道路上挖了一道深坑阻拦运输木材的车辆通行，迫使韦某1支付所谓的“通行费”、“赔偿费”。车辆被拦后，韦某1反映给政府和派出所，政府及派出所人员到场劝说并召集双方开会调处，但村民不接受继续拦车，韦某1见运木车辆无法进出拉运木头，被迫将9万元转入被告人黎明海的银行账上，由被告人李永光保管。 2、2017年8月9日，黄某1与田阳北林林木业有限公司签订林木转让合同书，取得了田阳县北林林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三雷林场第20、21林班20-10、12、13、14、19、20小班和第21-4、5、12、14小班共670亩的林木采伐权，采伐期限2017年8月9日至12月31日。此后，黄某1雇请挖掘机沿着林地山坡开挖一条经过“绿令下”(地名)通往田阳县田州镇东旺村方向的道路，用于往外运输木材。2017年10月下旬，时任露美村叫眼屯组长的被告人李永光发现黄某1雇请的车辆运输木头，即组织被告人李旭强、何学海、李少强、唐某2、唐某3、李有林、唐金红、唐朝勇、唐朝权、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等人，前往“绿令下”(地名)处拦车，以黄某1挖路造成泥块滚下坡底填埋了叫眼屯民众的田地为由，强迫黄某1支付所谓“赔偿款”。车辆被拦后，黄某1向政府及派出所反映并请求解决。但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何学海、李少强、唐某2、唐金干、李有林、唐金红、唐朝勇、唐朝权、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等人不接受政府工作人员及派出所民警教育和劝阻，继续阻拦车辆正常通行。为使木材尽快运出减少损失，黄某1被迫将18万元转到被告人黎明海的账户上，后木材才得以顺利运出。此后，被告人李永光将两次索某的27万元部分用于修建屯内鱼塘、水池等设施，部分支付给拦车人员出工费，余下的平分到户。 3、2018年4月16日，黄某2与田阳北林林木业有限公司签订林木转让合同书，取得了田阳县北林林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三雷林场第10、11林班10-15、16；11-1、2、3、8、9小班和21林班21-5、6、14、15、16、18、22小班的桉树林木采伐权。同年6月份，黄某2雇请货车经“岩石磨”(地名)运输砍下的木材。同年7月5日，被告人李永光、李少强得知有四辆运输木材的车辆通过后即组织李旭强、唐金豪、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等村民前往“岩石磨”处进行拦截，以过路的车辆压坏路面为由，向司机索要所谓“维修费”、“过路费”。为使木头尽快运出，减少损失，宋某(黄某2的合伙人)被迫通过司机将2000元转给被告人李永光、李少强等人。收到钱后，被告人李永光等人才让上述四辆车通行，同时扬言只有老板前来商谈过路费，才继续给车辆通行，2018年7月12日，被告人李永光再次组织群众到“岩石磨”处阻拦运木车辆通行。次日，宋某与黄某2赶到现场，被告人李永光、李少强即要求对方支付10万元，否则车辆不能通行。因担心木材不及时运出受损，黄某2被迫答应给10万元，并当场凑足1万元交给被告人李永光，余下的9万元答应在7天内付清。此后，为迫使黄某2交钱，被告人李永光、李少强又组织群众多次到“岩石磨”处拦截运木车辆，还联系两辆农用车运来石头倒在路中间，阻拦车辆通行。 另查明，案发后，被害人黄某2、黄某1、韦某1分别于2018年7月14日、7月19日、7月23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分别于同年7月20日、7月23日到那满镇露美村叫眼屯向被告人李少强、唐朝勇、唐金红、李永光、唐金毫、唐朝权调查询问，上述被告人陈述了拦车的相关事实。后公安机关分别于同年8月21日、9月1日立为刑事案件，并于同年9月5日统一采取行动，将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唐金毫、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拘传到案，次日予以刑事拘留。此后公安机关于同年10月17日抓获被告人李有林，24日抓获被告人黎明海，29日抓获被告人唐金干。另外，公安机关于同年9月30日扣押被告人李永光1.13万元；于10月17日扣押被告人李有林7010元，后于11月17日决定扣押其中的3200元，发还了3810元给被告人李有林家属何英花，后被告人李有林家属于2019年6月4日将3810元交到本院。庭审中，被告人李永光的辩护人申请对现场进行勘验并对损失进行评估。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林木转让合同书收据、林木采伐许可证、协议书、照片、捐款收条和转账业务凭证、关于那满镇露美村唐某4被泥土掩埋的芒果树产量损失评估意见、调解会议、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及照片辨认现场笔录及照片、被害人韦某1、黄某1、黄某2、宋某等陈述、证人韦某2、李某1、胡某、黄某3等证言，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唐金毫、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李有林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 对各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原判评判如下： 关于恶势力团伙的问题。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本案中，从2016年5、6月开始至2018年7月间，只要有木材老板的车运输木材，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李有林等13人就会纠集在一起，在组长李永光、李旭强以及李少强的组织、指挥下，采取口头威胁司机、人员拦路、搭棚拦路、设置障碍物拦路、挖坑拦路等手段，倚仗其等人是本地人，欺压承包山林的多名外地老板，在林区范围内多次要挟这些老板并索取现金，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活动，致使露美村范围内从事木材生产的经营活动受到干扰和破坏，经营者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害，13个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扰乱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李永光等13个被告人在敲诈勒索犯罪活动中形成的团伙符合恶势力所具备的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特征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恶势力团伙。从2000年底开始，国家就开展了打黑除恶的行动，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扫黑除恶行动。这十几年来，国家司法机关一直按照法律的规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进行打击，追究这些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此后，为依法及时、准确、有力地惩治此类犯罪，在2009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中，对恶势力团伙的认定和处理作出了规定，达成了运用刑法的规定及时严惩恶势力团伙犯罪的共识。而2018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及2019年4月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是为了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准确认定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防止人为拔高或者降低认定标准作出的具体规定，并不能认为是从上述两个意见施行后才能认定恶势力犯罪而予以追究。因此本案不存在适用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问题，辩护人在此方面的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李永光等被告人在2016年和2017年实施堵路拦车行为的认定。经查，本案被害人与田阳北林林木业有限公司签订林木转让合同书，取得了该公司林木的经营权，他们购买、砍伐、运输木材的行为正当合法，应不受他人的非法干涉。虽然他们在开路和运输木材过程中造成泥石滚落到田地里，但叫眼屯应当通过协商或者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可是13个被告人却以损坏赔偿为由，与村民一起采用口头威胁司机、堵路拦车不给通行等手段，要挟被害人支付维修费、赔偿费。在被害人不同意支付的情况下，堵路拦车几天或者十几天，虽经双方多次协商及派出所等政府部门多次调处，13个被告人仍坚持其无理要求，致使被害人已砍伐的林木可能出现腐烂等状况，而遭受更大经济损失的严重后果，从而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被逼无奈接受13个被告人提出的条件并与之达成所谓的书面付款协议且实际付了所谓的“维修费”、“赔偿费”。因此，13个被告人无合法依据却要求他人支付合法财产的行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在客观上采用了长时间拦路不给通行、迫使被害人因害怕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从而产生恐惧心理而同意支付所谓的“维修费”、“赔偿费”，在行为上具有采用非法手段强行侵占他人财产且已实际占有该财产的表现；在主客观方面均违反了民事活动当中自愿、合法的基本原则。因此13个被告人的行为已超越了民事法律所规范的范畴，而符合了刑法关于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综上，2016年和2017年实施堵路拦车的行为不是民事纠纷行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点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被告人李旭强的辩护人提出李旭强有犯罪中止情节和起诉书没有指控其参与2018年犯罪，以及被告人黎明海的辩护人提出的起诉书没有指控黎明海参与2017年犯罪的问题。刑法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经查，2016年6月初左右，组长李旭强向被害人韦某1索要赔偿费5万元并确定下来时，因唐朝勇、李有林、黎明海、何学成等人认为太少而没有成功，但该次敲诈勒索行为并没有结束，李旭强把韦某1的电话给唐朝勇、李有林、黎明海、何学成等人，让他们去找韦某1索取，后来唐朝勇、李有林、黎明海、何学成等人索某了韦某19万元赔偿费。因此在此次敲诈勒索犯罪行为过程中，被告人李旭强并没有放弃向某桂某索取赔偿费，而是让其他人继续去索取，并且最后发生了韦某1被索取9万元的结果；同时在共同犯罪中，并不要求每一个成员都要参与犯罪行为中的每一个环节。综上，被告人李旭强的行为不符合犯罪中止的法律规定，其辩护人的意见不能成立。被告人李旭强参与2018年的堵路拦车，这有出警经过，证人农某、黎某1、黎某2的证言，被告人李永光、唐金毫、何学海、何学成的供述以及其本人的供述证实；被告人黎明海参与2017年的堵路拦车，有证人唐某1、农某、李某2、何某1的证言，被害人黄某1陈述，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唐金毫、唐朝勇、唐朝权、唐民强的供述以及其本人的供述证实；均足以认定。起诉书只是在涉及的犯罪事实中没有列全该2个被告人的名字而已，并非表示不指控被告人李旭强和黎明海。而且被告人李旭强和黎明海确实参与了涉及的犯罪，存在于共同的犯罪事实中，故予以追究并无不当。 关于被告人李少强提出其没有参与2016年和2017年的堵路拦车，以及被告人唐民强的辩护人提出唐民强没有参与2016年的堵路拦车的问题。经查，被告人李少强参与2016年和2017年的堵路拦车，有证人黄某4、农某、李某2、黎某1、黎某2、何某2、唐某1、李某3的证言，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唐金毫、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的供述以及其本人的供述证实；被告人唐民强参与2016年的堵路拦车，有证人李某2、黎某1、黎某2的证言，被告人唐金毫、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黎明海的供述以及其本人的供述证实；均足以认定。因此被告人李少强、辩护人提出的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李有林参与2018年犯罪的指控，只有被告人李永光和唐朝权的供述提及，并无其他证据佐证，被告人李有林亦否认参与。因此指控被告人李有林参与此次犯罪证据不够充分，指控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的犯罪数额问题。本案的证据证实，被告人在2016年的敲诈勒索行为中，索某了被害人9万元现金；在2017年的敲诈勒索行为中，索某了被害人18万元现金；在2018年的敲诈勒索行为中，向被害人索取10.2万元现金，索某了1.2万元；故本案的犯罪数额为37.2万元，其中敲诈勒索某款既遂28.2万元，未遂9万元。对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按37.2万元的犯罪数额量刑，对被告人李有林按27万元的犯罪数额量刑。 关于对田阳县水果生产办公室出具的《那满镇露美村唐某4被泥土掩埋的芒果树产量损失评估意见》的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可以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田阳县水果生产办公室的人员是具有这方面专门知识的人员，其到现场查检后作出的芒果树被冲积土掩埋的程度对芒果来年的产量没有影响的结论客观真实，可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本案的其他证据亦证实现场的田地已丢荒多年，没有种植农作物。故辩护人提出进行勘察评估的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具有自首情节的问题。经查，被害人黄某2、黄某1、韦某1分别于2018年7月14日、19日、23日报案，公安机关到叫眼屯去找相关人员调查，分别于7月20日、23日向被告人唐朝勇、唐金红、唐金毫、唐朝权调查了解情况，并制作询问笔录，4个被告人陈述了拦车的相关事实。后公安机关分别于2018年8月21日、9月1日立为刑事案件，并于2018年9月5日统一采取行动，将被告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拘传到案，次日予以刑事拘留。根据法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本案证据证实，被害人报案后，公安机关按行政案件调查，去到叫眼屯找4个被告人了解情况，并非是4个被告人主动到公安机关陈述案情。在公安机关立为刑事案件后即被拘传到案。因此被告人唐朝勇、唐金红、唐金毫、唐朝权不具有自首中所规定的自动投案的条件，不能认定有自首情节。 关于本案主犯、从犯的认定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经查，在堵路拦车前，是组长李永光、李旭强召集村民开会商量决定，然后组织安排其他被告人去实施堵路拦车行为，期间以其为首去跟司机和被害人谈某索要现金，最后组织分赃；而被告人李少强不仅积极参与商量和组织，而且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积极拦车，出面与司机和被害人谈某及向司机和被害人索要钱财，作用积极。因此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在共同犯罪中是纠集者、组织者、指挥者，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本案的主犯；被告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李有林实施堵路拦车，作为代表参与谈某索要钱财及为拦车人员运送物品等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本案的从犯。 原判认为，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李有林纠集在一起形成恶势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胁迫的手段，多次勒索他人现金，数额巨大。其中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参与勒索他人现金数额为37.2万元，既遂28.2万元，未遂9万元；被告人李有林参与勒索他人现金数额为27万元。13个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13个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应予支持。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李有林均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在2018年的敲诈勒索过程中，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全部得逞，是犯罪未遂，对其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发后，13个被告人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是坦白，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鉴于被害人对引发本案存在一定的过错，亦可对13个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根据13个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决定对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李有林减轻处罚。为严肃国法，打击恶势力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严惩犯罪分子。根据13个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人李永光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被告人李旭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三、被告人李少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四、被告人唐金毫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五、被告人唐朝勇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六、被告人唐朝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七、被告人唐金红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八、被告人何学海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九、被告人何学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被告人唐民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一、被告人黎明海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二、被告人唐金干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三、被告人李有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十四、扣押被告人李永光的11300元，由暂扣机关退给被害人黄某2。十五、扣押被告人李有林的7010元（其中公安机关扣押3200元，被告人李有林交到本院3810元），由暂扣机关退给被害人黄某1。十六、责令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李有林共同退给被害人韦某190000元，被害人黄某1172990元。十七、责令被告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共同退给被害人黄某2700元。 上诉人李永光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对上诉人减轻处罚。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没有查清以下事实：（一）木材老板黄某1、黄某2因运输木材是否毁坏了叫眼屯的田地及损失多少；（二）被害人是在哪个政府部门及哪个调解员主持调解下与叫眼屯达成和解协议的，没有说明三位木材老板具体的过错及造成了什么损失。以上相关事实涉及木材老板是否存在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如果存在，群众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采取的自助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以及是否达到违法犯罪的程度。二、本案不应定性为恶势力犯罪。因为，（一）上诉人作为组长，对有损集体利益的行为，有召集村民讨论表决处理的义务，属于履行组长职责的行为，不应以犯罪行为论处。（二）拦路的目的是为了受损的集体财产得到合理的赔偿，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且2016年4月、2017年9月两次是在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属于民事纠纷范畴。（三）拦路行为仅针对损害集体财产的木材老板实施，属事出有因，并非是为非作恶、欺凌乡里。三、对2016年4月、2017年9月关于韦某1、黄某1赔偿的款项属于民事纠纷范畴，不应计入涉案金额。四、一审辩护人已在庭审中提出了现场勘验及损失评估申请，庭后也提交了书面申请，但一审没有任何说明，程序违法。 上诉人李旭强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对上诉人减轻处罚。事实和理由：一、2017年黄某1雇请挖掘机非法占有露美村责任田，是违法行为，上诉人等人要求黄某1赔偿是合法的，赔偿过程有派出所工作人员、村民及黄某1协定，协议书是派出所领导所写，在公权利的介入下，被害人没有受到威胁，自愿签订协议。2016年和2017年的两份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合法有效。敲诈勒索的行为只有2018年这次，犯罪数额限于这次。即使将2016年和2017年都计算在内，也应减去村民合理损失部分。只是村民损失未依法评估确定，有可能超出合理损失进行索要的行为，一审未同意鉴定，程序不当。二、2016年，上诉人没有向某桂某索要赔偿费，其只是作为中间人协调双方，其没有参与该起事实。即使认定李旭强参与该起敲诈勒索行为，也有犯罪中止的情节。因为部分村民以“未参加小组会议，钱太少”不同意李旭强组织召开的村民会议的决议，李旭强也当面跟韦某1说让他跟那几个村民协商。李旭强的言行表明，其已退出，不再进行后面的索要赔偿款的行为，自动放弃向某桂某索要9万元，属于犯罪中止。三、本案所得的赔偿款按户均分，上诉人愿意退给被害人，请求给予免除处罚。四、2017年到2018年，上诉人和其他群众在现场看着，没有参与索要赔偿费。五、上诉人认识到，其于2016年参与挖沟拦路是犯罪的，其承认错误。在2017年、2018年，虽然李旭强也到现场，但已不是组长，只是听从时任组长的安排去现场值班，没有与黄某1协商赔偿事宜，没有碰到运输木头的司机，更没有采取暴力手段，其情节轻微，可不予刑事处罚。即使处罚，也应认定为从犯。不能因其是前任组长就认定其是后面两次犯罪的主犯，应当以其实际参与的程度及所起的作用来认定。六、李旭强的家属愿意代为退出部分款项，以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综上，一审对李旭强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四个月，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处罚。 上诉人李少强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对上诉人减轻处罚，并降低罚金。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将本案定性为“恶势力”，降低了恶势力团伙的认定标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叫眼村民是集体组织成员，集体组织本来就存在，不是为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才纠集在一起，且因木材老板侵犯了集体的共同利益才由集体决议如何要求赔偿损失。本案被告人并非为了“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并获取不正当利益，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因法律意识淡薄，手段及行为超出法律规定的必要限度才造成的违法犯罪。因此，本案不符合恶势力的条件。二、上诉人在本案中应认定为从犯。2016年到2017年，上诉人没有参与村民堵路拦车。2018年，上诉人承认参与村民堵路拦车，但其不是主犯和组织者，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老实交代犯罪事实，认识到了自己的不法行为而后悔。即使在2018年这一起共同犯罪中认定为主犯，与同案犯李永光、李旭强也应有所区别。一审对上诉人的量刑违反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三、上诉人的涉案金额不应认定为37.2万元。本案的数额应当扣减被害人给被告人造成损失的部分，该损失应经过合法评估，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专业评估。但本案没有就损失部分进行鉴定的相关证据。四、叫眼屯的群众不是因山林确权未果而心生不满，而是木材老板损害农田及道路。2016年、2017年公安局、林业局等相关部门出面使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如果没有损害事实，相关部门不会出面，而是直接对违法行为依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五、一审判决认定了木材老板在开路拉木材过程中损坏了农田及道路的事实，故就不该认定在三起中犯罪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被告人出于维权的目的，采用的手段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必要限度而构成犯罪。六、李少强构成犯罪事出有因，与为恶意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敲诈勒索罪有所区别，其属于从犯、初犯、主观恶性小、有坦白认罪情节，且已年迈和家庭原因。一审对李少强量刑过重，应当予以改判。 唐金毫提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参与索赔的大部分金额，不应属于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数额。上诉人等向老板索赔，是一种行使民事赔偿请求权的合法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向老板索赔的2016年和2017年共计27万元有协议根据，这两份协议经协商达成，并非漫天要价，并已履行完毕，不存在胁迫的情形，不应作为犯罪数额。二、老板因修路损坏农田侵害了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一审只根据证人证言，就错误的作出上诉人农田没有农作物、没有减少农田收入、没有发生损害后果的认定。三、本案不应认定为涉恶案件。因为不符合恶势力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四、上诉人的辩护人已对损坏农田进行勘察评估提出了意见，但一审没有采纳意见、展开调查取证就径直作出判决，造成了本案事实不清，实体判决可能因此而错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 唐朝勇提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构成恶势力组织成员，对上诉人减轻处罚。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在本案中不是组织者和领导者，只是受人指使参与拦路以求赔偿损失，不是长期参与稳定组织的恶势力团伙成员。二、上诉人没有主观故意，参与本次事件没有对被害人采取暴力、胁迫等恶劣手段，仅在一旁围观，在本案中起到的作用非常小，所以一审对上诉人量刑过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作出公正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唐朝权提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罪。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因伐木老板开路导致土石冲积覆盖毁坏农田引起。2016年农村道路捐款，是出于自愿。2017年所拟订的农田损坏赔偿协议书，是双方同意并签字，并由派出所所长在双方调解中帮拟稿的，符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胁迫情形。此时，被害人韦某1和黄某1没有提出异议，没有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撤销协议。因此，他们在2018年7月19日的举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把损坏赔偿和道路捐资说成是上诉人敲诈勒索，没有充分的理由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集体是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论是组织特征还是行为特征都是合法的，不具备恶势力特征，不构成恶势力的行为要件。老板危害行为在先，上诉人集体维权在后，不是危害特征。一审认定上诉人集体是恶势力团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出于维护本集体的合法财产不受侵害而维权，是正当维权，即使存在过错，也是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无罪。 唐金红提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七、第十六、第十七项，并对上诉人减轻处罚。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等人的行为没有给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带来较为恶劣的影响，村民参与收取修路费和农田损害补偿费的行为事出有因，且案发地在叫眼屯，属于相对封闭的区域，没有形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因此，本案不属于两高两部《意见》关于“涉恶”性质的刑事案件，一审定性错误。二、一审认定2016年9万元、2017年18万元属于犯罪金额是缺乏依据的。（一）上诉人于2016年和2017年分别获得9万元、18万元的前提是被害人确实实施了损害道路、农田的侵权行为，在政府调解无果的情形下，村里与韦某1再次协商达成了赔偿协议，并签订了《捐款收条》；与黄某1签订赔偿协议书，两份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且已履行完毕。两位老板支付款项后未报警或诉讼解决，却以被害人自居，通过刑事手段否认民事纠纷。（二）那满派出所在2016年、2017年仅仅是参与双方的民事纠纷调解工作，并非两老板受到敲诈勒索而报警。关于韦某1的笔录是在2018年制作的。因此，对所指控的事实和内容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更不能排除其他合理的怀疑。（三）村民索取的数额即过高或不合理，被害人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不应以刑事手段否定民事纠纷。三、一审遗漏认定唐金红有自首情节。在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之前以及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公安机关已上诉人要了多份行政案件询问笔录，上诉人已完全交代了犯罪事实，符合自动投案的情形；上诉人无论在立案前还是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且前后一致，属于如实供述。因此，上诉人符合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的规定，应认定为自首。四、上诉人具有从犯、初犯、偶犯、当庭自愿认罪，社会危害性较小等法定情节。综上，请求二审采纳上诉人的上诉理由。 何学海提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减轻处罚。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等参与勒索他人现金数额为37.2万元（既遂28.2万元、未遂9万元）的证据不足。首先，在没有对叫眼屯村道、农田损失评估的情况下，直接将村民索要的赔偿款作为敲诈勒索的金额，证据不足。其次，政府部门及公安机关也认可村民确实事出有因，且不构成犯罪。时隔两年后才取证并不客观，仅凭被害人等的片面陈述不能认定上诉人等人有罪。第三，《果树产量损失评估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为田阳县水果生产办公室不具备评估资质。基于以上事实，2016年、2017年，上诉人等人索要赔偿款属于民事纠纷，不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二、本案不应定性为涉恶案件。因为本案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李永光、李旭强作为组长组织拦路索赔的行为是在履行组长的职责，不是恶势力集团的纠集者；木材老板在赔偿损失后没有报案，也没有采取其他民事救济，本案没有形成严重社会影响。三、上诉人已有70岁，患有多种疾病，且是家庭生产的重要支柱，希望二审法院考虑上诉人的特殊情况，对上诉人减轻处罚。 何学成提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判决部分，对上诉人减轻处罚。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在本案受人指使参与敲诈勒索，不是长期参与稳定组织的恶势力团伙成员。（二）上诉人参与敲诈勒索不是故意为之，在敲诈勒索过程中，没有对被害人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只在一旁围观起到充人数的作用，所起的作用非常小。一审对其量刑过重。 唐民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对其从轻、减轻处罚。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李某5等人形成恶势力，属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十三名涉案人员都是一般村民，没有形成团伙组织，上诉人参加村民会议的目的是商量索取修路费和损坏农田赔偿、维护村集体利益问题，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二）本案事出有因，被害人的行为与十三名涉案人员所在的村集体受到损害有因果关系。上诉人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但各人员并不以此为业。（三）本案各涉案人员的行为没有给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带来较为恶劣的影响。二、一审认定上诉人犯敲诈勒索罪数额为37.2万元（既遂28.2万元、未遂9万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2016年到2018年，叫眼屯确实存在多次农田永久损毁及道路严重毁坏的情形，且与老板运输木材经过这些路段存在因果关系，一审以田阳县水果办出具的《那满镇露美村唐朝周被泥土掩埋的芒果树产量损失评估意见》认定村民向老板主张赔偿没有事实依据。该意见书的出具单位田阳县水果办不具备评估资质。一审没有采纳李永光辩护人提出对叫眼屯损坏现场进行勘察评估的申请，径直作出判决，属于证据不足。（二）上诉人等人向老板索赔的2016年9万元和2017年18万元，有叫眼屯分别与韦某1、黄某1协商后签订的《捐款收条》及《协议书》为依据，双方签订协议时有派出所、镇政府等各方负责人在现场协调和指导，且已履行完毕，双方应属于民事纠纷。如果这两份协议是遭受胁迫订立，被害人应当及时报警并在知道受胁迫之日起一年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三、如果认定上诉人犯罪，其具备缓刑或免刑条件。因为本案人数众多，上诉人没有起到决定作用，认罪悔罪，又是从犯、初犯，其愿退出其分得的赃款3200元，加上被害人存在过错，所以即使对上诉人不能免除处罚，也可以判处缓刑，或者和其他群众一样免除处罚或单处罚金。 黎明海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十一项，并依法改判，对上诉人适用缓刑。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没有将上诉人具有的当庭自愿认罪，悔罪及初犯、偶犯的情节予以考虑。二、上诉人愿意退赃及缴纳罚金。三、被害人过错在先，上诉人在维权中因行为不当，涉嫌违法犯罪，这是一时失足，主观恶性不大，尚达不到涉恶标准。 唐金干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事实和理由：一、在13名涉案人员中，他们分别是村民小组组长、组员，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李永光、李旭强组织拦路的行为是履行组长职责，不是恶势力集团的纠集者；上诉人等人因农田、道路受损而向老板收取修路费和农田损害补偿费，事出在因，且2016年、2017年均有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主持民事调解，老板在赔偿损失后没有报案，也没有采取其他民事救济，因此，没有形成严重社会影响。本案不符合恶势力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行为特征。二、一审认定上诉人等十三人犯敲诈勒索罪数额为37.2万元（既遂28.2万元、未遂9万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2016年、2017年索赔所得的27万元，有经过政府部门及公安机关介入并组织协调时达成达成民事赔偿协议为依据，不应认定为敲诈勒索。（二）一审仅认定被害人有过错，但没有对损坏现场进行勘查、对价格作出评估的前提下，直接将村民索要的赔偿款作为敲诈勒索的金额，属于证据不足。田阳县水果办出具的《果树产量损失评估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意见书的出具单位田阳县水果办不具备评估资质。三、上诉人是初犯、偶犯、从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观恶性不深，有悔改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应对上诉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李有林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十三项，改判上诉人较轻刑罚。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只参加了2016年和2017年两起敲诈勒索，都是组长叫其跟老板协商，其只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上诉人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能认罪，是初犯、偶犯，已经退赃，愿意缴纳一审判决所判处的罚金。二、本案事出有因，2016年、2017年两起敲诈勒索案的被害人有过错责任。被害人在修路时将泥土堆放在叫眼屯群众的农田边或直接填埋在田地里，或直接开路毁坏了农田，这样才让老板付款赔偿损失。三、对敲诈勒索的数额，一审没有考虑道路及农田损失数额，直接认定本村与老板商定的赔偿数额为敲诈数额不当。四、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具有恶势力性质不当。本案是由民事纠纷引起，在协商补偿费时有司法机关及政府部门参与调解。李永光、李旭强作为组长带头维护屯里的合法权益，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的纠集者。上诉人及同案人平时没有为非作恶，欺负当地百姓，谋取非法利益。五、2016年、2017年，上诉人等人都是和老板协商，有手续，老板签名打手印和去银行打印入账的，不属于敲诈勒索。综上，一审量刑过重。 百色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审案件没有新证据，证据无变化。上诉人多次采取堵路、威胁司法等方法阻碍木材运输，敲诈承包经营该片林区老板钱财，逐渐形成以上诉人李旭强、李永光、李少强为纠集者的恶势力团伙。该团伙从2016年5月、6月至2018年7月，以上述手段向被害人韦某1、黄某1、黄某2等人进行敲诈勒索钱财共计37.2万元（其中既遂28.2万元、未遂9万元），该事实有林木转让合同、协议书等书证、韦某1等被害人陈述、韦某2等证人证言、上诉人李永光等供述和辩解予以证实。二、对上诉人提出本案不应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的理由。证据显示，上诉人多次纠集在一起实施敲诈木材老板的犯罪，无视村委及政府的调处，致使三雷林场无人敢去投资，在本地区秩序造成严重扰乱，应属恶势力犯罪。三、对上诉人李永光提出2016、2017年堵路系民事自助行为的理由。在2016、2017年两起犯罪中，上诉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没有证据证实老板开路造成路面损坏和农田受损，客观上，上诉人采用的方法是胁迫的，木材老板如果不及时运出木材出售，将导致木材自然烂损或超过协议时间无法履行协议而受损，从而被迫交出钱财，且数额达28.2万元。四、上诉人提出存在山林纠纷、被害人存在农田损失的理由。那满政府的说明及相关书证证实该地没有出现林某纠纷，该屯的村民的诉求已经政府调处，但上诉人仍辩解农田及农作物受损，水果办出具的调查说明证明涉案的农作物并未受到影响。五、对各上诉人提出从犯、认罪、悔罪、初犯、偶犯等量刑情节，一审已进行了充分考虑，并根据上诉人犯罪的事实、性质和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序，依法作出判决，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与一审一致。 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及辩护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恶势力案件的问题，经查，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等人从2016年5月起，经常纠集在一起，由李永光、李旭强负责召集李少强等涉案的上诉人及多位村民以威胁等手段对途经该村屯的木材经营者韦某1、黄某1黄某2等被害人多次实施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了当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李永光等十三名上诉人的行为符合恶势力的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特征，应认定为恶势力。各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各上诉人是否参与了一审判决认定的全部敲诈勒索犯罪事实、对各上诉人的定罪量刑是否适当的问题，经查，一、李旭强等十三名上诉人参与实施一审判决认定的敲诈勒索犯罪、除了李有林的犯罪数额为27万元外，其他人的犯罪数额达37.2万元（其中既遂28.2万元，未遂9万元）的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的出警经过，收据、协议书、捐款收条等书证，被害人韦某1、黄某1、黄某2的陈述，证人农某、李某3、黎某1、黎某2等证言，李旭强、李有林等十三名上诉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二、2016年、2017年期间，被害人韦某1、黄某1因村民阻拦其拉运木材，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后相关人员到场进行劝说并调处，但各上诉人不理会，继续拦车，迫使韦某1、黄某1交付总额为27万元的“赔偿款”，才将车辆放行，因此，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捐款协议”并不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所达成的，而是被害人在受要挟的情况下被迫签订并交付钱款的。三、《关于那满镇露美村叫眼屯群众与田阳县敢壮山林场产生矛盾纠纷的情况汇报》、《那满镇露美村唐某4被泥土掩埋的芒果树产量损失评估意见》，证人李某3、黎某2、李某4、黎某3、潘某、罗某、何某3、兰某等证言等证据证实，木材老板为运木头所挖的道路，会有泥巴掉到下面的田地，但该田地没有被泥土填充，且自2010年后就没有再种农作物。对唐某4的芒果树虽被泥土掩埋，但不影响来年的产量，相关部门建议其找相关人员协商赔偿1人3天的放肥料挖坑费。四、根据一审认证的《关于要求三雷林场支持叫眼屯维修机耕道路的报告》、《承包维修林区公路合同书》、《建筑业统一发票和现金支出凭单》等证据证实，李旭强于2016年1月25日已收到田阳县三雷林场给付的1万元，作为叫眼屯维修机耕道路维修费。另外，李永光等人索某被害人的钱款，并没有用于其主张的道路维修、恢复农田生产等，而是用于修建屯内鱼塘、水池、拦车人员出工费及分给其他农户。因此，各上诉人提出的该屯道路和部分农田被运输木材的车辆压坏和泥土填埋、需要木材老板支付该部分经济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五、唐金红在案发后没有主动到公安机关或其他机关说明情况，而是在公安机关找到唐金红本人，其才配合调查的，不符合自首的法定要件。六、李旭强组织其他村民于2016年向被害人韦某1索要“赔偿款”的犯罪行为，虽然索要5万元的前一行为因其他人的反对而未得逞，但对后续发生的勒索行为，其没有积极采取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措施，反而提供被害人的联系方法给其他村民，对该次勒索某9万元的犯罪结果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李旭强在该次犯罪中不具有犯罪中止的情形。七、一审根据各上诉人在实施犯罪过程所分别起到的组织、指挥、积极参与、帮助、协助等作用，认定李永光、李少强、李旭强为本案主犯，其他上诉人为本案从犯；同时结合各上诉人在本案中涉及的犯罪数额、犯罪形态、认罪态度、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等各种情节，作出了量刑适当的判决。各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一审对上诉人李旭强的辩护人提出的现场勘验及损失评估申请，是否作出了回应，程序是否合法、《那满镇露美村唐某4被泥土掩埋的芒果树产量损失评估意见》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经查，一、一审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各上诉人提出的田地、道路遭受经济损失的主张并没有事实依据，故不采纳辩护人请求对现场进行勘验、评估损失的申请，程序上并无不当。二、田阳县水果生产办公室根据侦查机关的委托，经现场实地调查，结合本部门的职能、专业水平，出具了《那满镇露美村唐某4被泥土掩埋的芒果树产量损失评估意见》，该意见材料能与一审认证的《关于那满镇露美村叫眼屯群众与田阳县敢壮山林场产生矛盾纠纷的情况汇报》、证人李某3、黎某2、李某4、黎某3、潘某、罗某、何某3、兰某等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了涉案的农田已丢荒多年，各上诉人主张的农田因泥土填埋受到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因此，《那满镇露美村唐某4被泥土掩埋的芒果树产量损失评估意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程序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各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永光、李旭强、李少强、唐某2、唐朝勇、唐朝权、唐金红、何学海、何学成、唐民强、黎明海、唐金干、李有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胁迫手段，分别勒索被害人韦某1、黄某1、黄某2的财物，数额巨大，上述各上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潘 洪 审 判 员  陈眺东 审 判 员  梁志红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卢荣旗 书 记 员  黄冬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