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3民初258号原告：周宝利，男，198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村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北京市翔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北京市翔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宝通伟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795972128U。法定代表人：张树宝，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娟，女，198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宝通伟达物流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宝利诉被告北京宝通伟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通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周宝利在起诉之初同时起诉了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久公司）、被告北京安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后在诉讼中相继申请撤回了对长久公司、安达公司的起诉。本案审理中，原告周宝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李明，被告宝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娟、吴娟，长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威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安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2019年7月25日庭审，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宝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所购买的牵引车车牌号为×××（×××）的商品运输车2013年9月10日至2015年3月期间的运费（暂估10万元），并赔偿2015年3月至2017年10月的损失（暂定10万元）；车牌号为×××的商品运输车2014年8月至2015年6月期间的运费（暂估10万元）；车牌号为×××的商品运输车2014年8月2015年6月期间的运费（暂估10万元），以上共计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9月10日，原告与被告宝通公司签订《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约定原告购买宝通公司所有的牵引车车牌号为×××（×××）的商品车运输车，价款为58万元，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由宝通公司每月从原告购买的本车及原告在宝通公司处从事运输业务的×××、×××两辆车的运费中抵扣。合同要求原告所购买的车辆必须在宝通公司处从事运输业务。同时，宝通公司与原告口头约定，原告此车的运费先由用车单位支付给宝通公司，扣除分期款再转账付给原告。宝通公司交付车辆后，原告按约定在宝通公司处从事公路货物运输。宝通公司安排原告车辆给长久公司、安达公司运送商品车。但宝通公司不仅扣留了原告所有的×××、×××两车的全部运费，×××车的运费也全部被扣留。经过估算，×××、×××两车的运费已经足够支付×××的分期款。58万元的购车款早在2015年就已经扣齐。但宝通公司仍然以长久公司、安达公司没有结清运费为由拒绝给原告结算。不仅不结算，2015年3月宝通公司还扣留了×××车。2016年2月原告发现宝通公司使用此车从事运输，便将此车开回来。2017年8月，宝通公司将此车偷走。2014年8月，原告与宝通公司分别签订《分期售车协议书》，约定原告购买宝通公司所有的牵引车，车牌号分别为×××、×××的商品运输车，价款均为58万元，首付各为10万元，余款均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由宝通公司每月从原告购买的本车在宝通公司处从事运输业务的运费中抵扣。合同签订后，由宝通公司收存合同文本，原告支付了10万元首付款之后，宝通公司交付了车辆。原告按约定在宝通公司处从事公路货物运输。宝通公司安排原告车辆给长久公司、安达公司运送商品车。但宝通公司以长久公司、安达公司没有结清运费及抵扣分期款为由拒绝给原告结算。不仅不结算，2015年7月，宝通公司还扣留了此两辆车，并将此车擅自转让他人。综上，原告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多次主动与被告沟通，至今无法解决。被告宝通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1.我公司对原告所有的运费均已结清，不存在拖欠情形。2.原告主张的2013年9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6台车辆的损失及运费已过诉讼时效，且原告从未向我公司主张。对其6辆车超过诉讼时效部分的主张我方不予认可。3.关于×××和×××两辆车的所有权归我公司，我公司未将车辆卖给原告，故不存在拖欠运费的情形。4.原告主张宝通公司扣留其车辆不属实，事实上是原告自己的司机将车辆开至宝通公司，宝通公司通知过原告来取车。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自2013年9月10日起，周宝利与宝通公司建立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涉案6辆半挂牵引车（车牌号为×××、×××、×××、×××、×××、×××）系周宝利在宝通公司处从事商品车运输的车辆。就部分车辆双方签订《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诉讼中，周宝利未提交有关分期付款售车的协议，宝通公司仅向本院提交×××、×××两车的分期付款售车协议）。周宝利的运输货源由宝通公司向周宝利提供，运费由宝通公司向周宝利结算。周宝利承运商品车的主要货源为长久公司、安达公司向宝通公司提供，长久公司、安达公司直接向宝通公司结算运费，宝通公司再与周宝利进行运费结算。在商品车运输过程中，周宝利与宝通公司发生纠纷。诉讼中，针对宝通公司主张周宝利起诉已过诉讼时效这一争议焦点，周宝利提交2017年2月13日其与宝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树宝之间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其一直在向宝通公司催缴运费。本院注意到该份通话录音中的如下内容：张树宝问，“咱们这还有你多少钱呀？我这。”周宝利称，“十多万吧。”张树宝称，“十多万呢！那你可对不上账，你要是对不上账，你就等着哪天会计她来，给你拿账对喽。我给你打电话，你再来。刚才你说这十多万，我听会计说可能不到这多钱，有出入。等哪天会计完事，她完事儿，她上班，完了给你对这本账。这行吗？”周宝利问，“那她什么时候上班啊？”张树宝称：“那人家生孩子呢，她哪天生完孩子我就让她来不成啊？那要是差的少我就做主了，你差得多，那我就不能，等她来呗，你俩一对账。”周宝利称，“行，这账咱该对对。”诉讼中，宝通公司提交涉诉6辆车自2013年9月10日至2015年7月18日期间的结账明细表，拟证明整个运输期间，宝通公司应向周宝利支付的运费金额共计6553265元，宝通公司实际也支付了这些金额。庭审中，周宝利与宝通公司一致确认，涉诉6辆车均在宝通公司从事商品车运输业务，由宝通公司指派任务给周宝利，承运期间的运费由双方定期结算，结算运费产生的单据就是宝通公司向本院提交的上述结账明细表。诉讼中，周宝利申请撤回有关扣车期间停运损失的赔偿主张，并最终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要求宝通公司给付周宝利2013年9月10日至2015年7月2日期间的运费3308918元（双方解释为2015年7月2日为实际承运日期，而结账明细表做账的截至日期为2015年7月18日）。同时周宝利表示，自2015年8月21日至2016年5月14日期间车牌号为×××的运费宝通公司至今未给周宝利结算，该期间的结账明细表也未出具，故对于该段期间的运费结算问题，周宝利将另案主张。诉讼中，针对周宝利最终明确的诉讼请求，即运费3308918元，周宝利解释其统计运费总金额的来源有二：一是宝通公司提交的自2013年9月10日至2015年7月18日期间的结账明细表中列明的各车承运期间产生的总运费；二是调取的本院审理的（2016）京0113民初10110号刘长旭起诉宝通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中安达公司提交的车辆运费明细中包含的本案涉诉车辆所涉运费。根据上述两项来源统计出涉诉6辆车上述承运期间产生的总运费为6783875元，减去周宝利收到的油卡圈存款、预支款、宝通公司转账、各项扣款后，宝通公司仍有3308918元运费未予给付。庭审中，周宝利提交运费统计表，列明从（2016）京0113民初10110号案件中安达公司提交的车辆运费明细中统计的涉及周宝利车辆的12笔运费。宝通公司对上述12笔运费均持有异议，具体如下：1.针对周宝利统计的2014年4月10日×××产生的28880元。安达公司提交的运费明细显示，当日实际运费是28800元。宝通公司主张周宝利自2014年8月份开始租用×××号车，故在2014年4月10号不可能产生该笔运费。对此，周宝利认可×××号车是自2014年8月份开始租的，该笔运费系周宝利统计错误。2.针对周宝利统计的2014年4月21日×××号车产生运费27000元。安达公司提交的运费明细显示，当日司机为周宝成，承运车辆15辆，目的地成都，产生运费27000元。宝通公司提交的结账明细表自2014年4月16日至2014年5月15日账期中，在×××号车记账明细表中的序号3中，载明发车日期4月22日，合同号6777号，起运地北京，目的地成都，发车台数15台，总运费24000元，预支款16000元，余款8000元，该笔运费已经统计入该账期内，故宝通公司主张该笔运费系重复统计。3.针对周宝利统计的2014年5月1日×××号车产生运费30800元。宝通公司主张周宝利自2014年8月份才开始租赁该车，2014年5月1号产生的运费不应归周宝利。周宝利亦认可×××号车是自2014年8月份开始租的。4.针对周宝利统计的2014年5月14日×××号车产生的运费28800元。安达公司提交的运费明细显示，司机周宝成，2014年5月14日产生运费28800元，承运车辆16台，目的地重庆。宝通公司提交的结账明细表2014年5月16日至2014年6月15日的账期中，车牌号为×××的明细表中序号2一栏显示，发车日期5月13日，合同号7013号，起运地北京，目的地重庆，承运商品车16台，产生的运费为25600元，预支款16000元，余款9600元，周宝利在该结账明细表中签字确认。故宝通公司主张周宝利对该笔运费系重复计算。5.针对周宝利统计的2014年5月15日×××号车运费31000元。安达公司提交的运费明细显示，司机金立国，2014年月15日运输16台商品车，目的地重庆，产生运费31000元。宝通公司提交的结账明细表2014年5月16日至2014年6月15日账期中，发车日期5月14日，合同号7019号，起运地北京，目的地重庆，运送的商品车总台数16台，产生的运费25600元，预支款16000元，余款9600元，该明细表经周宝利签字确认。故宝通公司认为周宝利系重复计算。6.针对周宝利统计的2014年6月18日车牌号为×××号车产生运费30600元。宝通公司主张该时间段，周宝利还没有租赁该车，故产生的运费不应该归于周宝利。周宝利亦认可×××号车是自2014年8月份开始租的。7.针对周宝利统计的2014年6月23日×××号车产生运费25200元。安达公司提交运费明细显示，司机金立国，2014年6月23日承运车辆14台，目的地成都，产生运费25200元。宝通公司提交的结账明细表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8月15日账期中，在2014年8月15日的结账明细表序号3中，×××号车，发车日期为6月22日，合同号为2796，北京至成都，总运费24000元，预支款15000元，余款9000元，周宝利已在结账明细表中签字确认。故宝通公司主张周宝利系重复计算。8.针对周宝利统计的2014年7月26日×××号车产生运费28800元。宝通公司主张该时间点周宝利还没有租赁该台车，故产生的运费不应该归于周宝利。周宝利亦称其于2014年8月份购买×××号车，该笔运费系统计错误。9.针对周宝利统计的2014年8月6日×××号车产生运费30600元。安达公司提交的运费明细显示，2014年8月6日司机周宝成，承运17台车，其中成都16台，重庆1台，产生运费30600元。宝通公司提交的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8月15日账期中，2014年8月15日明细中的序号11显示，×××发车日期8月7日，合同号8202，北京至成都、重庆，运送商品车总台数17台，产生的总运费27200元，预支款16000元，余款11200元，周宝利在该结账明细表中签名确认。故宝通公司主张周宝利系重复统计。10.针对周宝利统计的2014年10月24日×××号车产生运费33600元。安达公司提交的运费明细显示，当日承运17台商品车，目的分别为新晃、遵义、重庆、贵阳，产生运费33600元。宝通公司提交的结账明细表2014年10月16日至2014年11月15日账期中，×××号车2014年11月21日结账明细表中的序号11一栏显示，发车日期10月24日，合同号9980，起运地北京，目的地贵阳、重庆，发车总台数17台，产生总运费30200元，预支款2万元，余款10200元。该明细表有周宝利签字确认。故宝通公司主张周宝利系重复统计运费。11.针对周宝利统计的2014年10月26日×××号车产生运费1800元。宝通公司的结账明细表2014年10月16日至2014年11月15日账期中，在×××号车2014年11月21日结账明细表的序号5一栏显示，发车日期10月25日，合同号9977，起运地北京，目的地重庆，承运商品车1台，产生运费1400元。周宝利已在该结账明细表中签字确认。故宝通公司主张周宝利系重复统计。12.针对周宝利统计的2014年11月8日×××号车产生的运费30000元。安达公司提交的运费明细显示，2014年11月8日×××号车，承运车辆17台，目的地分别为重庆、麻江、遵义、贵阳、三穗，产生运费33400元。宝通公司提交的结账明细表2014年10月16日至2014年11月15日账期内，×××号车2014年11月21日结账明细表的序号5显示，发车日期11月8日，合同号为10367号，起运地北京，目的地贵阳、重庆，发车总台数17台，产生的总运费3万元，预支款2万元，余款1万元。周宝利已在该结账明细表中签名确认。故宝通公司主张周宝利系重复统计。综合安达公司提交的运费明细、宝通公司提交的结账明细表及陈述意见，能够认定周宝利从安达公司提交的运费明细中提取的上述12项运费系重复统计或错误统计，不应纳入本案涉诉车辆承运期间的运费总额中。诉讼中，针对宝通公司提交的2013年9月10日至2015年7月18日结账明细表，周宝利对于明细表中带有周宝利、牛月的签名均表示认可，对于结账明细表中记载的承运行程、产生运费总额、预支金额表示认可，亦将结账明细表中记载的运费总额纳入其计算运费的基数中。但周宝利对结账明细表中的相关扣费项目不认可。经本院询问，周宝利表示其每期签名领款后，并未就相关扣费项目向宝通公司提出异议。诉讼中，针对结账明细表中所涉款项的给付问题，宝通公司提交支出凭证、银行转账凭证、张建伟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并主张2013年9月10日至2015年7月18日期间，涉诉6辆车共计产生运费6553265元，宝通公司已经全部给付完毕上述款项，其中给付周宝利一方的预支（付）款（含油卡圈存款）4477630元、倒板费49025元、其他杂费开支（含周宝利向宝通公司的借款、车辆维护费等）1834089元、尾款192521元。宝通公司主张，其给付给周宝利的款项主要有两种给付方式，一种是现金给付，凡现金给付均开具支出凭单，由领款人在支出凭单中签名确认，通过转账给付的款项则不再开具支出凭单。宝通公司主张，每趟行程发车前，宝通公司会向周宝利给付预支款用以支付行程中的加油费、桥路费、罚款等，预支款有现金给付，也有转账给付，有的是直接给付给周宝利，有的是给付给周宝利的配偶牛月或司机。周宝利主张每次发车前，会先从宝通公司拿一笔预支款作为加油费、桥路费等。本院注意到，宝通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涉诉车辆承运期间，宝通公司的王一平、张建伟陆续向潘宏伟、牛环转账。宝通公司提交的支出凭单显示，涉诉车辆承运期间，宝通公司陆续向周宝利、牛月、周宝成、金立国、张新、张金良、赵福刚、桑金雷、宋铁强、边俊峰给付现金，领款人处有上述人员签名并加盖现金付讫的印章。周宝利认可牛月为其配偶，牛环为周宝利的妻姐，周宝成系周宝利的哥哥，潘宏伟系周宝利的嫂子，该四人均替周宝利收过涉诉车辆运输期间的相关款项。但周宝利主张，其从未收到过宝通公司给付的现金，包括预支款全部由宝通公司通过转账方式给付周宝利，再由周宝利转钱给司机。本院释明周宝利7天之内向本院递交有关周宝利收到预支款转账并给付给司机的明细，但周宝利始终未向本院递交。针对支出凭单中有关金立国、张新、张金良、赵福刚、桑金雷、宋铁强、边俊峰领取现金一节，周宝利认可张金良、金立国是周宝利的司机，但对此二人代周宝利领取现金一节不认可。对于张新、张金良、赵福刚、桑金雷、宋铁强、边俊峰代周宝利领取现金一节，周宝利亦表示不认可。本院注意到，宝通公司提交的支出凭单中涉及金立国、张新、张金良、赵福刚、桑金雷、宋铁强、边俊峰签收的现金为15笔。针对该15笔款项有无实际给付，宝通公司作出如下解释：1.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张金良于2013年9月19日领取的×××号车北京至郑州预付款9000元。宝通公司解释称：在结账明细表中2013年9月10日至2013年10月25日账期中，×××的结账明细表中序号1一栏载明，发车日期9月19日，合同号4201，起运地北京，目的地郑州，承运商品车台数20台，总运费11000元，预支款9000元，余款2000元；虽然该结账明细表处没有周宝利签字，但是该账期经结算后运费余款为41845元，宝通公司提交的张建伟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在2013年11月6日张建伟向牛环转账41845元，虽然该交易明细没能反映出交易对手信息，但从转账日期、金额上是能够对应的上的，说明该账期内的款项双方已经结算并付清，进而能够推断出该支出凭单中的预支款已经实际给付周宝利。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2.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桑金雷于2013年10月12日领取的×××号车北京至长垣预付款1万元。宝通公司解释称：在结账明细表2013年9月10日至2013年10月25日账期，×××号车结账明细表中序号7一栏载明，合同号5638，起运地北京，目的地长垣，承运商品车21台，总运费12445元，预支款1万元，余款2445元；虽然周宝利未在该结账明细表中签名，但该账期的运费尾款是41845元，在宝通公司提交的张建伟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中，2013年11月6日张建伟向牛环账户中转账41845元，虽然该交易明细未能反映出交易对手信息，但转账日期、金额能够对应的上，说明该账期内的款项双方已经结算并付清，进而能够推断出该支出凭单中的预支款已经实际给付周宝利。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3.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桑金雷于2013年10月27日领取的×××号车北京至洛阳的预付款1万元。宝通公司解释称：在结账明细表2013年9月10日至2013年10月25日，×××号车结账明细表的序号9一栏显示，发车日期10月21日，北京至洛阳，承运商品车20台，总运费13400元，预支款1万元，余款3400元，虽然周宝利并未在该结账明细表中签名，但是该账期的运费余款41845元，宝通公司提交的张建伟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中显示，2013年11月6日张建伟向牛环的账户中转账41845元，虽然该交易流水中未显示交易对手信息，但从转账时间和金额上能够对应的上，说明该账期内的款项双方已经结算并付清，进而能够推断出该支出凭单中的预支款已经实际给付周宝利。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4.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桑金雷于2013年10月30日领取的×××号车北京至三门峡、灵宝预付款12000元。宝通公司解释称：在结账明细表2013年10月26日至2013年11月25日账期，×××号车记账日期为2013年12月6日的结账明细表序号2一栏载明，发车日期10月30日，合同号9001，起运地北京，目的地三门峡、灵宝，承运车辆20台，总运费14340元，预支款12000元，余款2340元；虽然周宝利未在该结账明细表中签名，但是该账期的结算下来运费尾款1218元，加上2013年11月26日至2014年1月15日账期的结算运费余款为25693元，上述2个账期的运费余款合计26911元，在宝通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14年1月18日宝通公司的张建伟向牛环转账26911元，说明该两个账期的运费余款宝通公司已经付清。可以推断该支出凭单中的12000元预支款已经实际给付周宝利一方。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5.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桑金雷于2013年11月3日领取的×××号车北京至洛阳的预付款9000元。宝通公司解释称：在结账明细表2013年10月26日至2013年11月25日账期，×××号车记账日期为2013年12月6日的结账明细表中序号4一栏载明，发车日期11月8日，北京至洛阳，承运20台车，总运费是13400元，预支款9000元，余款4400元，虽然周宝利未在该结账明细表中签名，但该账期运费余款1218元，加上2013年11月26日至2014年1月15日账期的运费余款25693元，2个账期的运费余款合计26911元，在宝通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14年1月18日宝通公司的张建伟向牛环转账26911元，说明该两个账期的余款宝通公司已经付清。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6.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张金良于2013年11月7日领取的×××号车北京至郑州预付款8000元。宝通公司解释称：根据结账明细表2013年10月26日至2013年11月25日账期，在×××号车记账日期为2013年12月6日的结账明细表中序号1一行载明，北京至郑州，总运费是11000元，预支款8000元，余款3000元，周宝利虽然没有在该结账明细表中签名，但是该账期结算的运费尾款为1218元，加上2013年11月26日至2014年1月15日账期的结算运费余款为25693元，上述2个账期的运费余款合计26911元，在宝通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14年1月18日宝通公司的张建伟向牛环转账26911元，说明该两个账期的余款宝通公司已经付清。故宝通公司主张，张金良于2013年11月7日领取的×××号车北京至郑州预付款8000元已经由周宝利一方实际领取。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7.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张金良于2013年11月17日领取的×××号车北京至鹤壁预付款9000元。宝通公司解释称：在结账明细表2013年10月26日至2013年11月25日账期，×××号车记账日期为2013年12月6日的结账明细表序号5一栏载明，合同号9187，起运地北京，目的地鹤壁，承运商品车21台，总运费10870元，预支9000元，余款1870元；虽然该结账明细表中并无周宝利签名，但该账期结算后的运费余款为1218元已经给付周宝利，该账期已经结算完毕，进而可以推断该支出凭单中的9000元已经实际给付周宝利一方。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8.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张金良于2013年11月22日领取的×××号车北京至郑州预付款6000元。宝通公司解释称：在结账明细表2013年10月26日至2013年11月25日的账期，×××号车记账日期为2013年12月6日的结账明细表中序号6一栏载明，合同号9215，北京至郑州，承运商品车21台，总运费11500元，预支款6000元，余款5500元，虽然周宝利未在该结账明细表中签名，但该账期结算的运费余款为1218元已经给付周宝利，该账期已经结算完毕，进而可以推断该支出凭单中的6000元已经实际给付周宝利一方。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9.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桑金雷于2013年11月24日领取的×××号车北京至新乡预付款6000元。宝通公司解释称：在结账明细表2013年11月26日至2014年1月25日账期，车牌号为×××的结账明细表中的序号1一栏显示，合同号9321，起运地北京，目的地新乡，承运商品车20台，总运费10600元，预支款6000元，余款4600元，虽然周宝利未在该结账明细表签字，但该账期的运费余款是25693元，加上上一账期运费余额1218元，2个账期的运费余款合计26911元；在宝通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14年1月18日宝通公司的张建伟向牛环转账26911元，说明该两个账期的余款宝通公司已经付清。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10.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宋铁强于2014年2月24日领取的×××号车预付款6000元。宝通公司解释称：在结账明细表2014年1月16日至2014年3月15日账期，×××号车记账日期为2014年3月18日的结账明细表中序号2一栏载明，发车日期2月24日，合同号6022，起运地北京，目的地新乡，商品车台数20台，总运费10600元，预支款6000元，余款4600元，该结账明细表虽无周宝利签字，但该账期结算后的运费余款为31276元；宝通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14年3月26日宝通公司的张建伟向牛环转账31276元，说明该账期的账目已经结清，能够进一步推断处支出凭单中的6000元，确实已由宋铁强代周宝利领取。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11.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宋铁强于2014年3月10日领取的×××号车预付款6000元。宝通公司解释称：在结账明细表2014年3月16日至2014年4月15日账期，×××号车记账日期为2014年4月15日的结账明细表中序号3一栏显示，发车日期3月10日，合同号6189，起运地北京，目的地郑州，承运商品车台数20台，总运费11000元，预支款6000元，余款5000元。虽然周宝利未在结账明细表中签名，但该账期最终结算运费余款为47434元，宝通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14年5月16日宝通公司的王一平向牛环转账47434元，说明该账期的款项已经结算并支付完毕。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12.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赵福刚于2014年3月24日领取的×××号车预付款4410元。宝通公司解释称：在结账明细表2014年3月16日至2014年4月15日账期，×××号车记账日期为2014年4月15日结账明细表的序号4一行载明，发车日期3月24号，合同编号6437，北京至张家口，承运商品车21台，总运费4410元，预支款4410元，余款为0元，该结账明细表处虽没有周宝利签字，但是该账期的余款47434元，已由宝通公司王一平于2014年5月16日转账给了牛环。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13.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号车2014年5月23日由张新签字代周宝利领取的16000元预支款。宝通公司解释称：在结账明细表中2014年5月16日至2014年6月15日账期，车牌号为×××，记账日期为2014年7月4日的结账明细表序号4一行载明，发车日期5月23日，合同号7175，起运地北京，目的地成都、重庆，商品车台数17台，总运费27200元，预支款16000元，余款11200元。该结账明细表中有周宝利签字确认，说明周宝利收到了该笔预付款。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14.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2014年6月22日金立国领取的×××号车预付款15000元。宝通公司主张：根据记账日期为2014年8月15日×××号车的结账明细表序号3一行记载，发车日期6月22日，合同号7496，起运地北京，目的地成都，台数15台，总运费24000元，预支款15000元，余款9000元。该结账明细表中有周宝利签字，能证明该笔款项周宝利确实收到了。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15.针对支出凭单中载明的边俊峰于2013年11月26日领取的×××号车北京至成都、泸州预付款16000元。宝通公司解释称：在结账明细表2013年10月26日至2013年11月25日账期，×××号车记账日期为2013年12月6日的结账明细表中序号3一栏载明，合同号9331，起运地北京，目的地成都、泸州，承运商品车20台，总运费28000元，预支款16000元，余款11300元；虽然周宝利未在该结账明细表中签名，但该账期结算后运费余款1218元已经付清，可以推断该支出凭单中的预支款已经实际给付周宝利一方。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庭审中，为核实2013年9月10日至2015年7月18日结账明细表的各账期运费有无付清，宝通公司对各账期付款情况逐一作出说明：1.2013年9月10日至2013年10月25日账期余款41845元、2013年10月26日至2013年11月25日账期余款1218元，两个账期合计余款为26911元，宝通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14年1月18日宝通公司的张建伟向牛环转账26911元，说明该两个账期的余款宝通公司已经付清。2.2013年11月26日至2014年1月15日账期余款25693元，宝通公司已于2014年1月18日向牛环账号为×××的银行账户转账25693元。3.2014年1月16日至2014年3月15日账期余款31276元，宝通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14年3月26日张建伟转账给牛环31276元。4.2014年3月16日至2014年4月15日账期的余款47434元，宝通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王一平于2014年5月16日向牛环账户转款47434元。5.2014年4月16日至2014年5月15日账期的余款44443元，宝通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14年6月23日王一平转账给牛环44443元。6.2014年5月16日至2014年6月15日账期的余款为612元，已经周宝利签字确认，宝通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14年7月18日王一平转账给牛环612元。7.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8月15日账期，经结算无余款，已经周宝利签字确认。8.2014年8月16日至2014年9月15日账期，经结算该期无余款，已经周宝利签字确认。9.2014年9月16日至2014年10月15日账期，该期经周宝利本人签字，该期无余款。10.2014年10月16日至2014年11月15日账期，经结算无余款，已经周宝利签字确认。11.2014年11月16日至2014年12月15日账期，经周宝利签字确认，该期无余款。12.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1月15日账期，经结算无余款，该账期结算单经牛月签字确认。13.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3月15日账期，经结算无余款，该账期结算单经牛月签字确认。14.2015年3月16日至2015年4月15日账期，经结算无余款，该账期结算单经周宝利签字确认。15.2015年4月16日至2015年5月15号账期，经结算无余款，该账期结算单经周宝利签字确认。16.2015年5月16日至2015年6月15日账期，经结算无余款，该账期结算单经周宝利签字确认。17.2015年6月16日至2015年7月18日账期，经结算无余款，该账期结算单经周宝利签字确认。对于上述各账期的余款结算及给付情况，本院经比对支出凭单、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记载内容，能够认定宝通公司所述属实。上述事实，有原告周宝利提交的结账明细表、银行明细、运费明细、通话录音及笔录、录像，被告宝通公司提交的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银行明细、支出凭单、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等，本院调取的运费明细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周宝利起诉要求宝通公司给付其2013年9月10日至2015年7月18日（记账截至日期为2015年7月18日，实际承运日期为2015年7月2日）期间的运费3308918元。宝通公司辩称周宝利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2013年9月19日至2015年7月18日期间，周宝利持续在宝通公司处从事商品车运营。周宝利提交的其与宝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树宝2017年2月13日的通话记录中，双方就运费结算问题进行过沟通，周宝利向张树宝催要运费，并称宝通公司还有十多万元未给付，张树宝对周宝利主张的金额予以否认，并称待公司会计休完产假后与周宝利对账。故周宝利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周宝利主张宝通公司对2013年9月10日至2015年7月18日期间的运费尚有3308918元未向周宝利给付。对于周宝利统计涉诉6辆车在上述期间承运商品车产生的总运费金额，周宝利统计的数据来源有二：一是根据宝通公司提交的上述期间结账明细表中各运程产生的总运费；二是根据本院（2016）京0113民初10110号刘长旭与宝通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中安达公司提交的运费明细，周宝利从中提取有关本案涉诉车辆产生的12笔运费。但综合安达公司提交的运费明细、宝通公司提交的结账明细表及陈述意见，能够认定周宝利从安达公司提交的运费明细中提取的上述12项运费系重复统计或错误统计，不应纳入本案涉诉车辆承运期间的运费总额中。因此，计算周宝利车辆2013年9月10日至2015年7月18日期间的运费总额应当回归到宝通公司提交的上述期间的结账明细表进行核算。周宝利既然以宝通公司提交的上述期间结账明细表中的数据作为统计依据，说明其认可结账明细表中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周宝利在诉讼中认可结账明细表中记载的运程、总运费、预支款金额，但对扣款项目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在整个2013年9月10日至2015年7月18日期间，有的账期有周宝利签字确认，说明其认可结账明细表中记载的扣费项目。有的账期虽然周宝利没有签字，但从宝通公司提交的有关付款的证据中能够认定，相应账期的余款已经实际给付周宝利，周宝利自领款至本案起诉前，包括后续双方结算时，周宝利均未对前期及当期有关扣款项目提出异议，故对于周宝利不认可有关扣款一节，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各账期的付款情况，宝通公司提交了支出凭单、转账凭证、银行交易明细等予以佐证。从上述有关付款的证据可以判断宝通公司付款主要通过现金给付、银行转账两种方式。周宝利亦认可牛月、牛环、周宝成、潘宏伟四人均替周宝利收过涉诉车辆运输期间的相关款项，本院对上述付款证据中有关周宝利、牛月、牛环、周宝成、潘宏伟5人结算、收款的结账明细表、支出凭单、转账凭证予以确认。对于支出凭单中涉及金立国、张新、张金良、赵福刚、桑金雷、宋铁强、边俊峰等人领取预付款现金一节，周宝利表示不认可，并主张其从未收取过宝通公司的现金，宝通公司一直都是通过转账向周宝利付款，周宝利再转账给司机。但周宝利始终未向本院递交有关其收到宝通公司转账的预支款并向司机给付的有关证据。本院认为，双方在庭审中均称所谓预支款是在每次发车前从公司领取的用于支付桥路费、加油费、罚款等费用的款项，且预支款在账目中均体现为小额款项，那么宝通公司以现金形式向司机支付预支款符合市场交易习惯。在周宝利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支出凭单证明内容的情况下，宝通公司亦结合结账明细表、转账凭证等证据对有关司机领取预支款的当期账目记载的运程、运费结算金额、账期余款给付等情况作出合理说明。故本院对宝通公司提交的有关付款的支出凭单、转账凭证、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诉讼中，针对各账期结算后余款的给付情况，宝通公司已逐项作出说明，结合宝通公司的陈述以及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2013年9月10日至2015年7月18日期间各账期的运费双方已经核对完毕，对于结算后的运费余款宝通公司已经付清。周宝利主张宝通公司尚有3308918元未予支付，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诉讼中，周宝利申请撤回有关要求宝通公司赔偿其车辆被扣押期间经济损失的诉求，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周宝利表示，对于2015年8月21日至2016年5月14日期间车牌号为×××的运费结算，周宝利将另案主张，本院亦不持异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宝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二万一千四百五十元、保全费五千元，均由原告周宝利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思思人民陪审员  殷月清人民陪审员  张红梅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法官 助理  余冬梅书 记 员  王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