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豫16行赔初17号原告淮阳县王店乡以马内利养殖场。经营者曹荣光，男，198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委托代理人谢瑞青，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淮阳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王毅，职务县长。委托代理人张华伟，河南锦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铮，淮阳县王店乡政府工作人员。原告淮阳县王店乡以马内利养殖场诉淮阳县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6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发送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淮阳县王店乡以马内利养殖场经营者曹荣光及其委托代理人谢瑞青，被告淮阳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张华伟、郑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是淮阳县王店乡高庄合法经营的一家养殖场。2018年6月12日，受被告委托，淮阳县王店乡人民政府在原告未签订补偿协议、未进行任何公告告知、不符合法定强制拆除条件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强行将原告的部分养殖场拆除，致使原告的养殖场遭到灭失性损毁，原告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无法开展，相关的附属物品及设施设备也损毁殆尽，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8年8月17日上午八点，在被告的授权下，淮阳县王店乡人民政府再次组织人员强行将原告的养殖场拆除，原告的养殖场全部被毁，房内物品、相关附属物品及设施设备也损毁殆尽。2019年2月20日，贵院作出(2019)豫16行初28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组织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该判决业已生效。2019年3月28日，原告向被告邮寄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请求被告依法对原告因违法强拆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被告收到原告的赔偿申请后，至今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已经超出了法定的期限。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特依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提起本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养鸡房、各类屋棚损失赔偿金51365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生产生活设施设备损失赔偿金681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附属物损失赔偿金176500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停产停业损失赔偿金100000元。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经营者的身份证。证据二，营业执照。证明原告依法取得养殖场的营业执照，对涉案养殖场的经营活动经过了许可，合法的经营财产依法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证据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原告的养殖场所使用的土地来源合法。证据四，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6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养殖场的行为已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原告有权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证据五，国家赔偿申请书、邮寄快递单以及快递查询单，证明原告于2019年的4月1日向被告邮寄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被告收到申请以后至今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证据六，赔偿清单，证明原告的损失情况。证据七，养殖场的视频，证明第一次强拆以后和第二次强拆前养殖场以及生产设施附属物的情况。被告淮阳县人民政府答辩称，第一，原告主体不适格。第二，原告申请国家赔偿时，没有尽到法定的证明责任。第三，本案被告已经足额并实际支付了全部补偿款，原告诉讼请求的金额与事实不符。第四，已生效的判决书确认的是政府拆迁程序错误，但对于拆迁对象以及对于拆除事实的认定未予以否认。为此，请依法驳回本案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淮阳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淮阳县人民政府淮政【2017】39号文件《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阳县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关闭搬迁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及《淮阳县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关闭搬迁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淮阳县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户关闭补偿办法》、《淮阳县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拆迁补偿办法》；2、淮阳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淮环攻坚办[2018]114号关于全面完成禁养区内养殖厂搬迁的紧急通知；3、淮阳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公室（2018）120号关于全面完成禁养区内养殖厂搬迁的紧急通知；4、河南华润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豫华润报字（2018）第084号《淮阳县王店乡人民政府拟拆迁补偿项目评估报告》。5、王店乡关闭搬迁养殖场补偿表及汇款凭证；6、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7、证人彭某出庭作证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证明目的：1、被告淮阳县人民政府是适格的行政拆迁主体；2、被告淮阳县人民政府授权委托王店乡人民政府对马内利养殖场进行关闭、拆迁工作；3、王店乡人民政府已经按照被告淮阳县人民政府指定的拆迁补偿方案，对以马内利养殖场进行了评估，达成了拆迁补偿协议（口头），拨付拆迁补偿款项和拆迁工作；4、以马内利养殖场在收到养殖场拆迁补偿款后，再次提起国家赔偿诉讼的行为不应当给与支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淮阳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二，对经营者的身份证和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在本案原告进行首次行政诉讼之前，该营业执照已经未予正常的年检，由此能够证明本案原告不能直接作为本案的原告提起赔偿诉讼。证据三，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于两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仅凭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因为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他的养殖场使用的是证上所载明的土地，所以我们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四，对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6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判决显示政府拆迁的程序错误，但并没有同时认定政府拆迁的事实错误或者对象错误，因此该行政判决书不是本案原告申请国家赔偿的必要证据。证据五，对于国家赔偿申请书、邮寄快递单、快递查询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我们认为申请人的主体因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不能以该国家赔偿申请书作为起诉政府的根据。证据六，对于原告单方制作的赔偿清单与现有的书证不相一致，依据证据认定的效力，是其单方计算，不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对于被告淮阳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于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文件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第一组证据都是被告自行单方制作的证据，按照被告的观点，这样的证据不应当作为法庭有效的审理依据，另外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将涉案区域也就是原告的养殖场纳入禁养区的有关文件。因此，无法证明第一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至于第一组证据中的有关补偿办法，因为涉及到被拆迁人的重大利益，按照程序正当的原则，在制作之前应当征求被拆迁人的意见，因为本案中没有征求被拆迁人的意见，因此这些补偿办法不具备合法性，不能够作为本案有效的审理依据，另外第一组证据中的养殖户关闭补偿办法，由被告直接规定了补偿标准，同时第19页，补偿程序部分又要求评估部门按照评估标准来进行评估，显然可以证明被告提交的证据四中的评估报告是不能够体现原告养殖场的实际价值，而是受被告单方制定的补偿标准的影响。对证据二和三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强拆行为已经确认违法，这两份证据只能够证明被告应当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对证据四的评估报告，三性均不认可。第一，乡政府单方委托评估机构，没有告知包括原告在内的被拆迁人协商选定评估机构明显违法。第二，评估过程中也没有事先告知原告所涉及的财物，也没有经过原告的签字确认，评估程序不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第三，评估报告是以2018年的6月12日为评估时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第四，评估报告明确载明评估报告的有效期限是一年，也就是从2018年的6月18日到2019年6月18日，那么到现在已经过了有效期，不能够作为本案有效的定案依据。此外，该评估报告根本没有依法送达给原告，剥夺了原告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的权利。另外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该评估报告第11页第11条第六项明确指出评估报告的特别说明事项，评估所有的资产以及机器设备补偿标准是参照淮阳县禁养区畜禽养殖拆迁补偿办法执行。也就是刚才原告提到的被告证据一中的附件三，并且提到本次委托的补偿价值只是该禁养区养殖场适当的补偿，那么很明显，这里面评估报告只是针对适当补偿而作出的评估，与行政赔偿中要求全面赔偿的要求是明显不符的。因此该评估报告在本案中不能够作为有效的定案依据。证据五，对于其中的3万块钱的蛋鸡补偿款，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另外对于427435元的补偿我们认为是明显违法，缺乏依据，其所依据的评估报告明显违法，这个数额并没有得到原告的同意，不能够反映原告真实的财产金额，那么该补偿款是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单方强行打入原告的账户，不能够代表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关的金额我们认为可以在行政赔偿金额确定以后进行抵扣。第六份证据，周口中院的行政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都没有异议。我们认为这是本案原告提起行政赔偿的基础，已经确认了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因此本案原告具有提起行政赔偿的主体资格和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被告应当承担行政赔偿的相应责任。关于证人证言，三性均不认可，首先正如刚才证人所言，很多情况已经记不清楚，那么在本案中相关的表述，无法作为有效的定案依据。其次，被告刚才在发问时也已经明确提到，证人是代表乡政府进行通知、进行宣传，从事一些工作，而乡政府是受本案的被告委托或者授权实施了强拆行为，显然该证人与本案被诉的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其证明效力极低，尤其在本案中，刚才证人提到其参与通知乡政府，本案原告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基于证人的违背事实的表述，加上乡政府的有关违法行为，从而导致了本案的强拆行为的发生，我们有理由认为，证人为了推脱自身的法律责任，从而在本案中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虚假证言。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中该证人证言明显不能够作为本案有效的定案依据。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综合认证，结合当事人陈述与答辩，本院查明事实如下：曹荣光经营的淮阳县王店乡以马内利养殖场位于淮阳县王店乡高庄，2016年领取营业执照，该养殖场建设所占用土地为曹清明、曹清连承包地。2017年7月30日，淮阳县人民政府印发《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阳县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关闭搬迁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淮政[2017]39号），要求“2017年10月底前全面完成县禁养区内已建成的畜禽养殖场、养殖专业户的关闭、搬迁工作，彻底解决县城规划区范围内的畜禽养殖污染问题。该通知附有《淮阳县禁养区畜禽养殖户关闭补偿办法》及《淮阳县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拆迁补偿办法》。2018年5月23日，淮阳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王店乡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全面完成禁养区养殖场搬迁的紧急通知》（淮环攻坚办[2018]114号），通知内容为：“经县农牧局调查，你辖区禁养区有8个养殖场未关闭（曹荣光养殖场……），请你单位高度重视，立即派专人前去调查核实，若属实，请立即派人将禁养区的养殖场彻底关闭或搬迁到位……”2018年8月1日，淮阳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王店乡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全面完成禁养区内养殖场搬迁的紧急通知》（淮环攻坚办[2018]120号），通知内容为：“经县农牧局调查，你辖区禁养区内曹荣光养殖场未搬迁到位，请你单位高度重视，立即派专人前去调查核实，若属实，请立即派人将禁养区的养殖场拆除，限七日拆除完毕，……”受淮阳县王店乡人民政府的委托，河南华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6月12日为评估基准日，于2018年6月18日作出《淮阳县王店乡人民政府拟拆迁补偿项目评估报告》，曹荣光所经营的淮阳县以马内利养殖场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评估价值为427435.00元。2018年6月12日、2018年8月17日，淮阳县王店乡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对原告养殖场及相关设施进行了强制拆除。曹荣光不服该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9）豫16行初28号行政判决，确认淮阳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淮阳县王店乡以马内利养殖场组织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该判决现已生效。另查明，2018年4月28日，被告向曹荣光账户汇款蛋鸡补偿款30000元；2018年8月16日，向曹荣光账户汇款427435元（建筑物、附属物补偿款）。2019年3月28日，原告向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决定。为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被告淮阳县人民政府根据《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阳县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关闭搬迁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规定，对在禁养区内的原告淮阳县王店乡以马内利养殖场实施了强制拆除，该强制拆除行为虽然已被本院判决确认违法，但是，在强制拆除原告养殖场前，被告依据《淮阳县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户关闭补偿办法》及《淮阳县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拆迁补偿办法》的规定，对原告养殖场建筑物、附属物进行了评估，并在强制拆除原告养殖场前已经将3万元蛋鸡补偿款和427435元建筑物、附属物补偿款补偿到位，故被告对原告养殖场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虽然对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但原告已经得到了相应的补偿。在原告已经得到补偿的情况下再请求对养鸡房、各类屋棚、生产生活设施设备及附属物损失予以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养殖场已经被实际拆除，失去了对养殖场相关附属物品及设备设施进行评估鉴定的条件。原告所提交的损失清单，与被告提交的评估报告差距较大，被告不予认可，且原告也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无法认定。对于原告请求的停产停业损失赔偿，经查，根据《淮阳县禁养区畜禽养殖户关闭补偿办法》及《淮阳县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拆迁补偿办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对主动清养并在限期内全部清养关闭的养殖场才给予一定的停产损失补偿，本案原告养殖场属于强制关闭、拆除，按照上述规定，对原告养殖场没有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如果支持原告的主张对其予以停产停业损失的赔偿，与相关政策相悖，也有违相关政策规定贯彻的连续性、一致性和公平性。事实上，在养殖场被拆除前，被告已经实际给付了原告3万元蛋鸡补偿款。综上，原告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淮阳县王店乡以马内利养殖场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香云审判员  董小厂审判员  郭金华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孙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