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6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嘉伦纸塑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华丰村。 法定代表人：叶兰珍，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平，男，1971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美芬，女，197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浙江五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安邦再生资源利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湖源乡新绿村下干。 法定代表人：何建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体育馆路**。 负责人：张华安，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念国、叶虹，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富阳阳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富春街**/div> 法定代表人：喻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泽琳，浙江浙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嘉伦纸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安邦再生资源利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公司）、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以下简称民泰银行）、杭州富阳阳光担保有限公司（原名称杭州富阳阳光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担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安邦公司、民泰银行和阳光担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的担保意思表示问题。首先，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提供反担保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安邦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吴成功提供虚假材料骗取银行贷款导致的，而且民泰银行审查失职违规放贷。1.安邦公司贷款目的是用于安邦公司的经营，因此民泰银行在审核中要求提供安邦公司经营情况的材料，安邦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与提供给税务部门的报表不一致，明显存在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的情况，这一点被一审法院认定。其次，2014年8月1日安邦公司、阳光公司和民泰银行签订贷款保证合同时，安邦公司提供的排污许可证系伪造，此点由杭州市富阳区环境保护局查实，安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成功也予以认可，当时招商银行要求安邦公司提供关于危废经营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安邦公司是特许行业，没有排污许可证是不能经营的，不具备经营主体资格。根据《贷款通则》第24条第2款第5项规定，生产经营项目未取得环保部门许可的不得发放贷款，因此安邦公司提供伪造的排污许可证和危废经营许可证构成欺诈。第三，招商银行在贷款审核中没有尽到审查责任，对不具备条件的安邦公司发放贷款，对安邦公司的材料没有尽到审查责任，经浙江省银监局的查实贷款存在违规，在安邦公司不具备经营条件下仍发放贷款。一审中，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提供了浙江省银监局的答复两份，这两份答复对民泰银行富阳支行的贷款情况出具了意见，认定民泰银行富阳支行贷款违规，审查失职，不应发放贷款，此事实一审判决未予评判。第四，阳光担保公司的担保存在严重问题。阳光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的担保机构，对担保的债务有能力审查，对排污许可证这样很容易查实的事实可以查证的，但是对安邦公司的贷款没有注意使得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等非专门人士相信了其专业能力做出错误反担保意思表示。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和阳光公司的担保完全是被移花接木，因为（2015）杭富场商初字第778号判决中确认的阳光公司和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的信用担保承诺书真实情况是：当时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自身需要阳光公司帮其贷款提供担保，应阳公司要求签订了空白的承诺书，和安邦公司的贷款及担保没有任何关系，此点通过鉴定文字形成时间节点即可证明。总之，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提供担保是因为安邦公司、何建立、吴和香提供虚假材料及招商银行审核不尽责情况下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即使安邦公司、何建立、吴和香和招商银行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犯罪，也是严重的民事欺诈，这种欺诈误导了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2.虽然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担保的贷款合同被富阳区人民法院生效的（2015）杭富场商初字第778号判决确认，但不能说明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就是有效的。正是因为有这个生效判决才使得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导致财产损失，而且反担保文件产生的过程上面已经叙述。3.富阳区公安局对伪造证件未予以刑事立案，不代表不存在骗取贷款事实，刑事犯罪和民事欺诈均是违法行为。 二、关于何平和安邦公司关系问题。何平和安邦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也不存在其他经济联系。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在一审中将富阳区人民法院的（2015）浙杭商终字第2217号判决书作为证据提供，目的是证明何平和安邦公司没有任何经济上往来，何平和何利清个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事实。 三、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的担保是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是其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基础。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了安邦公司、民泰银行和阳光担保公司在贷款和贷款审核中存在弄虚作假和审查失职，导致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从而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导致财产损失。安邦公司、民泰银行和阳光担保公司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贷款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不是认定担保意思真实性的条件也不是贷款合同效力的唯一条件。很多民事欺诈行为导致合同无效但并不构成犯罪，在此情况下合同仍然无效，因此安邦公司、民泰银行和阳光担保公司虽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严重民事欺诈事实是能被证据充分证明的。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的损失完全是安邦公司、民泰银行和阳光担保公司的欺诈和失职造成的，应该予以赔偿。 民泰银行辩称，第一，本案是合同纠纷，但是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与民泰银行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与其建立反担保合同关系的是阳光担保公司和安邦公司，嘉伦公司等人以合同纠纷起诉民泰银行，没有依据，属于滥用诉权，民泰银行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第二，生效判决已经对反担保是否成立作出了评价和认定。（2015）杭富场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认定本案所涉保证借款合同和反担保合同合法有效，也就是说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的反担保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需要承担反担保责任，早已为生效判决所确认，在这个生效判决没有被撤销的情况下，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主张赔偿责任缺乏基本的事实基础。第三，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一直认为是在被欺诈的情形下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提供反担保，这个情况是不属实的。根据（2015）杭富场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2014年7月25日，嘉伦公司等人其已经签订担保承诺书自愿为安邦公司提供反担保，当时保证借款合同还没有订立，贷款也没有发放，所谓的这个排污许可证还没有提供给民泰银行，反担保合同的成立时间在保证借款合同订立及安邦公司提供排污许可证之前。实际上安邦公司、何平以及吴成功等人有些是师生关系，有些是亲戚关系，他们名下企业长期存在互保关系。至于贷款通则24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属于商业银行加强风险控制的管理性规范，退一步讲，即使银行违反这个规定，也不会导致合同无效。第四，其余意见和一审意见相同。 阳光担保公司辩称，第一，嘉伦公司等人认为“是相信了阳光担保公司专业能力做出错误反担保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安邦公司贷款前，阳光担保公司按照惯例要求安邦公司提供反担保人，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等反担保人自愿主动向阳光担保公司作出信用担保承诺书后，阳光担保公司才为安邦公司向民泰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是主动提供了反担保，且反担保成立在安邦公司贷款资料提交及保证借款合同订立之前，嘉伦公司等人并非是因为相信阳光担保公司的债务审查能力后才做出反担保意思表示。此外，安邦公司的排污许可证、财务报表等资料是贷款时直接提供给民泰银行的，阳光担保公司对上述资料并不存在法定审查义务，未看过上述资料，也不清楚安邦公司的不合规行为。相反，一审判决已查明何平认可本案贷款由其牵线介绍，公安机关也查明该贷款最终是流入何平账户，为其所用，故阳光担保公司有理由认为嘉伦公司等人对安邦公司相关违规情况是清楚的，其所作出的反担保完全是为了获取阳光担保公司的担保，意思表示真实。第二，嘉伦公司等人称“是应阳光担保公司要求签订空白承诺书，和安邦公司的贷款及担保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虚构事实，嘉伦公司等人作出信用担保承诺书是知情且自愿的，同时嘉伦公司等人在上诉状中变更说法称反担保是移花接木，不清楚是为安邦公司的贷款提供反担保，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且与一审说法明显存在矛盾，显然不能成立。第三，案涉的保证借款合同、信用担保承诺书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是既定事实，故嘉伦公司等人的财产被法院强制执行是法院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此外，嘉伦公司的机器设备等财产是被另案处置，并非在阳光担保公司案件中进行处理，且阳光担保公司目前为止尚未收到过代偿款，故嘉伦公司等人主张损失赔偿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嘉伦公司等人的上诉请求。 安邦公司未作答辩。 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安邦公司、民泰银行、阳光担保公司共同赔偿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损失192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安邦公司、民泰银行、阳光担保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何平、朱美芬系夫妻，也系嘉伦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安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成功曾系何平的老师，安邦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建立系吴成功的姐夫。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与安邦公司、吴成功等人之间存在多次的资金往来，且两方因各自在多家银行及小额贷款公司借款而存在相互担保的关系。 2.2014年7月25日，阳光担保公司与安邦公司签订《富阳市阳光担保公司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一份，约定安邦公司在2014年7月30日至2015年7月29日期间向民泰银行借款人民币3000000元，阳光担保公司愿为该项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具体时间以借款合同为准）；安邦公司向阳光担保公司交纳保证金150000元，如安邦公司如约还贷，则阳光担保公司到期将该保证金归还安邦公司（不计利息），如安邦公司不能如期还贷，则该保证金归阳光担保公司所有；安邦公司承诺为免使阳光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受到损失，安邦公司愿向阳光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范围为阳光担保公司为安邦公司借款担保所承担的全部可能发生的损失，即借款本金、利息、罚款及其他费用，以及代偿本息之日起，按月利率20‰计付逾期利息。合同对其他权利义务亦做了约定。同日，杭州恒丰印刷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吴根校，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及安邦公司、何建立、吴和香、何利清（安邦公司财务人员）等分别向阳光担保公司出具信用担保承诺书，承诺阳光担保公司为安邦公司向民泰银行贷款3000000元，期限11个月，自2014年8月8日起至2015年7月8日止，所作的信用担保，本单位（本人）自愿为其提供承担连带责任的反担保；贷款到期，如借款人不能按时归还贷款本息，概由本单位（本人）负责代偿，并按担保合同约定，支付阳光担保公司在实现债权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费用：借款本金、利息、罚款、律师费用、差旅费及其他费用，以及代偿本息之日起，按月利率20‰计付逾期利息；担保期间从阳光担保公司代偿之日起贰年内。 2014年8月1日，安邦公司、阳光担保公司与民泰银行签订《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3000000元整，借款用途为购买油渣，借款期限为实际（首次）提款日起至2015年7月8日止；实际提款日和还款日以借、贷双方办理的借款借据上所记载的日期为准；借款利率为月利率5.88‰的固定利率；借款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贷款到期，利随本清，实行按季结息的，应在每季度末月的20日付清利息，否则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合同项下借款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等）；保证期间为自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合同对其他权利义务亦做了约定。贷款到期后，借款人安邦公司无力支付所欠利息及偿还本金，担保人阳光担保公司于2015年9月1日向民泰银行代偿了借款本息共计3113008.43元。借款人及反担保保证人对代偿款一直未归还。阳光担保公司遂于2015年10月19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6年1月作出（2015）杭富场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认定信用担保承诺书显示安邦公司、何建立、吴和香、恒丰公司、吴根校、何利清、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为诉争债务提供了连带责任的反担保，且意思表示真实，应认定合法有效。遂判决：一、安邦公司归还阳光担保公司代偿款3113008.43元；二、安邦公司就上述第一项款项支付阳光担保公司自2015年9月2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5年9月28日为56034.15元）；三、安邦公司支付阳光担保公司律师代理费5000元；上述一、二、三项款项，安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四、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等保证人对上述一、二、三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该判决已经生效，且已进入执行程序。 3.安邦公司原名富阳市湖源再生资源利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源公司，2014年2月更名为安邦公司），生产（经营）范围为生产脱模油、喷枪油，2006年12月经原富阳市环境审批同意建设10000吨/年废油回收加盖装置及配套设施技改项目，2013年4月25日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其最后一次取得的杭州市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之编号为330183430001-205号，许可证有效期为2013年6月4日至2014年6月3日。2013年6月24日，富阳市环境保护局曾发出监察意见书，要求湖源公司在未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前不得进行危废经营的意见。2014年8月5日，原富阳市环保局受理了安邦公司提出的办理排污许可证行政许可的申请，并决定予行政许可，同时出具的排污许可证正在办理中的证明。上述案涉贷款发生过程中，作为借款人的安邦公司向民泰银行提供的财务报表与其提供给税务部门的财务报表不一致；作为借款人的安邦公司向民泰银行提供富阳市环保局于2014年8月5日出具的排污许可证正在办理中的证明，贷款发放后，安邦公司向民泰银行提供了伪造的排污许可证，即将原湖源公司的有效期为2013年6月4日至2014年6月3日止的杭州市污染物排放许可证通过复印方式变造成安邦公司有效期为2014年6月4日至2015年6月3日止的但证件编号相同的杭州市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到目前为止，安邦公司于2014年8月5日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未获准办理。 4.2015年9月30日，何平向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以下简称富阳经侦大队）举报称：2012年7月24日、2014年7月、2014年10月，吴成功、何利清（安邦公司的财务人员）、何建立等人以安邦公司名义分别向招商银行贷款3000000元（该院已另行审理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以与本案同样的理由另案起诉安邦公司、何建立、吴和香、招商银行的赔偿案）、向民泰银行贷款3000000元、向浙江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贷款500000元（借款人吴成功事后已经偿还），并向银行提供伪造的杭州市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同时骗得何平等人的信任为贷款提供担保，骗取银行贷款6500000元。富阳经侦大队经过调查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而后，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也曾以同样的理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要求对该院（2015）杭富场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进行再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1日作出（2017）浙01民申31号民事裁定，驳回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的再审申请。 5.公安机关在调查过程中，查明安邦公司于2014年8月1日向民泰银行所贷的3000000元款项，先汇入浙江国裕再生资源利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裕公司）账上，国裕公司再将钱转入何利清个人卡上，何利清再将钱打入何平的招商银行卡上（用于归还何平的借款）。审理中，何平认可本案所涉安邦公司在民泰银行的贷款由其牵线介绍的事实，但否认安邦公司所称的案涉贷款由其具体操作的事实。 6.除本案所涉的（2015）杭富场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和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同时另案起诉的招商银行贷款分别进入执行程序外，该院还立案受理了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多起。 一审法院认为，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的诉讼理由是其认为安邦公司与民泰银行、阳光担保公司间保证借款合同，和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所签署的信用担保承诺书因安邦公司的欺诈而导致无效，基于上述无效合同导致其被法院判决承担保证责任，从而造成其财产损失。该院认为，安邦公司与民泰银行、阳光担保公司间保证借款合同，和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所签署的信用担保承诺书之效力已为该院生效的（2015）杭富场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现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主张借款合同因安邦公司涉嫌贷款诈骗犯罪而无效，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纳。其要求安邦公司、民泰银行、阳光担保公司对“无效合同”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安邦公司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自动放弃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判决：驳回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2080元，减半收取11040元，由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生效的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5）杭富场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安邦公司、阳光担保公司与民泰银行订立的保证借款合同，阳光担保公司和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订立的反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并据此判令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承担相应的反担保责任。嘉伦公司、何平和朱美芬因未履行生效判决，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财产，是其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现嘉伦公司、何平、朱美芬主张上述借款合同无效，并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其造成损失为由，向安邦公司、阳光担保公司和民泰银行主张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080元，由杭州嘉伦纸塑包装有限公司、何平和朱美芬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晓阳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