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64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生孝，男，1963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法定代表人：黄文彬，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代霖，重庆渝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余生莉，女，197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审原告：余生华，男，196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审原告：余生权，男，1974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上诉人余生孝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原审原告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6民初7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生孝，被上诉人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生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未认定余生孝没有尽到监护责任，被上诉人未尽到注意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余生孝、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131930元（26386元/年×5年）、安葬费52772元（26386元/年×2年）、抢救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交通误工费10000元，合计236702元；2.要求延长加害人余修洋的强制医疗期限；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阮耀珍，女，汉族，1936年3月22日出生，与丈夫余异堂共生育余生孝、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余异堂于1994年死亡；死者阮耀珍父母早于阮耀珍死亡。余修洋系余生孝儿子。2019年2月24日，余修洋将其祖母阮耀珍砍杀并从二楼推下摔伤致死。经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鉴定，余修洋在作案时患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3日作出（2019）渝0116刑医1号强制医疗决定书，对余修洋进行强制医疗。余生孝、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认为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对余修洋加害阮耀珍的事件发生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向一审法院提起生命权纠纷的侵权之诉，请求赔偿阮耀珍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直接加害人余修洋，男，汉族，1992年4月28日出生，现在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治疗。余修洋曾于2006年被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诊断为“儿童性精神障碍”。2010年5月13日，由其父亲余生孝送至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就医，余生孝主诉：疑被害、冲动易激惹4年多，加重1天。该次诊断余修洋为精神分裂症，并于2010年9月21日出院，住院治疗经过：出院时病情好转，临床症状消失，一般情况可，生命征平稳，未诉特殊不适，于今日自动出院。出院带药。2012年7月10日，余修洋由其父亲送入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余生孝主诉：疑被害、冲动易激惹6年多，复发加重2个多月。该次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于2012年12月26日出院。住院治疗经过：用药后精神好转，现患者病情稳定，愿意接受治疗，生活能自理，回答问题切题，未见明显冲动、易激惹，未见明显自伤、自杀等语言和行为倾向，未引出幻觉、妄想症状，未见明显药物不良反映，一般情况可，生命征平稳，患者未诉特殊不适，今日在父亲陪同下出院。出院带药。出院注意事项：院外继续服药，巩固治疗；如有不适，门诊随访；注意保存药物。余生孝表示2012年余修洋住院治疗起因为余修洋将其打伤。余修洋从2012年出院后直至案涉刑事案件发生前均未住院，但有门诊治疗。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举示的门诊电子病历显示，余生孝从2015年12月28日至2019年2月3日期间的11次门诊中，两次带余修洋至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处拿药，其余是余生孝代诊拿药。门诊电子病历对余修洋病情记录为“稳定”“无不适”或“未诉特殊不适”。余生孝当庭表示，余修洋在2012年出院后至案涉刑事案件之前，并无伤人或自伤行为，表现平稳，还能帮助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2019年2月26日，余修洋因案涉刑事案件再次住院，并于次日出院，出院医嘱：到重庆精神卫生中心鉴定。另查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于2012年6月11日给余修洋颁发《残疾人证》，载明余修洋为精神残疾一级，监护人为余生孝。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系提供精神卫生医疗、预防和康复服务的事业单位法人，其与杜市中心卫生院牌匾同挂在一栋建筑大楼大门。一审法院认为，生命权是以公民的生命安全利益为客体的、独立的人格权。生命权纠纷是公民生命安全利益受到侵害而引起的纠纷，属于一般侵权责任纠纷。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本案余生孝、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以其母生命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了侵权诉讼，要求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故应从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其行为是否有过错或推定过错，余生孝、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母亲死亡的损害事实和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加以分析，并确定责任。上述构成要件侵权行为是基础。本案中，死者阮耀珍的死亡系余生孝儿子余修洋直接侵权所致。余修洋实施侵权行为之前已于2012年6月认定为精神残疾一级，同时确定由余生孝作为监护人实施日常监护之职。余修洋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并未在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医院住院治疗，事发前最近的一次门诊诊疗时（2019年2月3日）也由余生孝代诊拿药，并告知医生“患者目前在家服规则药，病情稳定无特殊”，足以说明余修洋在实施对阮耀珍加害行为时，并未在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的管控中，显然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并无作为之主动行为与不作为之被动行为，自然无错可谈。余生孝、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认为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于2012年允许余修洋出院是种错误评判，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进行随访、指导服药、开展康复训练、给予免费服务等是严重管控失职。余修洋之前虽在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但余修洋于2012年出院后至加害阮耀珍之前6年多时间均处于病情稳定状态，持续多年无《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之应当实施住院治疗情形，足以说明余修洋2012年住院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并未错误评判。而余生孝、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未举证证明余修洋出院后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未进管控，即使余修洋需要进行管控，法律并未规定应由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这种医疗机构实施管控。《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疗机构应为家居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精神科基本药物维持治疗，并为社区康复机构提供有关精神康复的技术指导和支持，而规定定期随访、指导患者康复训练的主体是社区卫生服务、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余生孝、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虽提出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与杜市中心卫生院同在一建筑上挂牌，但也认识到两家机构职责明显不同，而余生孝、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诉状内容明确本次诉讼指向的是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故对杜市中心卫生院与余修洋的加害行为是否有关联不在本案审理范围。由于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并未主动参与或被动促成余修洋的加害行为，故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对阮耀珍死亡欠缺“行为”之基础要件，亦无过错可谈，余生孝、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请求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赔偿损失因无事实依据，医生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余生孝、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要求延长对余修洋的强制医疗期问题，因该请求非民事案件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对当事人合法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没有事实或法律依据的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债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生孝、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4元，减半收取642元，由原告余生孝、余生华、余生权、余生莉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死者阮耀珍的死亡系余生孝儿子余修洋直接侵权所致，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并未直接对阮耀珍构成侵权。余修洋于2012年6月被认定为精神残疾一级，余生孝作为其监护人，应对余修洋尽到高度注意的日常监护之职。关于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对余修洋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的问题，一审法院予以了充分的评析。余修洋在实施本案侵权行为时并未在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事发前最近的一次门诊诊疗时（2019年2月3日）也由余生孝代诊拿药，并告知医生“患者目前在家服规则药，病情稳定无特殊”，足以说明余修洋在事发时并未在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的管控中。余修洋于2012年出院后至加害阮耀珍之前6年多时间均处于病情稳定状态，持续多年无《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之应当实施住院治疗情形，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对此并无过错。故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对阮耀珍的死亡后果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对余修洋的加害行为并无过错，余生孝起诉要求重庆市江津区精神病医院承担阮耀珍死亡的损害赔偿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余生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4元，由上诉人余生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智勇审 判 员 苏致礼审 判 员 陈 华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法官助理 康 佳书 记 员 张远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