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民终22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学庆，男，1978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朝瑞，男，198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启林，男，196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利华，湖北龙禧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元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6155777117，住所地宜昌市夷陵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李桂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铭，湖北君任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张学庆、刘朝瑞、胡启林因与被上诉人湖北元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升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6民初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学庆、刘朝瑞、胡启林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6民初602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李桂蓉具有股东身份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公司法》第139、140条的规定，只有无记名股票才适用交付受让人后发生转让效力。对于记名股票，要先背书转让，然后由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背书转让只在转让人之间发生内部效力，股东名册的变更才能对外发生效力。李桂蓉虽与彭元林、严贞芳、彭良宜、杨传雄、石方楷之间就公司股权证进行了背书转让，但李桂蓉取得股票背书后，最多就是隐名股东。如要取得显名股东的权利，必须由原显名股东通过单独召开股东会表决的程序予以表决，形成决议，然后元升公司根据该决议，将李桂蓉记载于股东名册，成为显名股东。但李桂蓉没有记载于股东名册，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股东会召集和表决权，明显损害其他不同意其成为股东的人的股东权益。一审以《公司章程》第16条的规定与《公司法》第139条规定不符，不予支持，系适用法律错误。在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经董事长张学庆签发股票只是元升公司对记名股票转让后，公司其他股东同意隐名股东转为显名股东的一个程序环节，股东最终是否成为显名股东，则在于是否记载于股东名册。2019年1月3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前，并未对李桂蓉是否成为显名股东进行过表决，股东名册也未修改。故无论《公司章程》第16条与《公司法》第139条是否相符，都不是本案的焦点，本案的焦点在于是否对李桂蓉记载于股东名册事项进行过表决和形成决议，应适用《公司法》第130条，审查元升公司股东名册中是否有李桂蓉的姓名及股东名册的变更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被上诉人元升公司辩称：1.一审认定李桂蓉具有公司股东身份正确。《公司法》第139条规定，记名股票转让的法定方式之一就是股东的背书转让，转让后，公司应该将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是公司必须要履行的义务，该义务是否履行，并不是股份转让的生效要件。转让股份的股东，通过背书方式转让股份给李桂蓉之后，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元升公司及时任董事长张学庆发送了《股份转让通知》，但张学庆拒绝将李桂蓉记载于股东名册，过错在于公司和张学庆，并不能产生阻却股份转让的效果。2019年1月3日的股东大会，是公司内部行为，不涉及外部第三人的利益。股份公司是资合公司，股东转让股份不需要其他股东的同意，更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进行表决。上诉人主张股东转让股份须通过股东大会表决才能“显名”，没有法律依据。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当时仍持有公司股份的杨传雄、彭良宜、石方楷，而不是李桂蓉。2.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公司法》第130条只是规定公司要履行置备股东名册的义务，并不是判断股东身份的依据。张学庆、刘朝瑞、胡启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元升公司2019年1月3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董事会会议、临时监事会会议表决结果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2018年8月13日，合计持有元升公司67%股份的股东彭元林、彭良宜、严贞芳、杨传雄、石方楷向该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要求召开股东会的申请函》，元升公司董事会收到该函后一直未作回复和反应。二、2018年10月24日，元升公司股东彭元林、严贞芳、彭良宜、杨传雄、石方楷分别与李桂蓉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书》约定，彭元林将其所持元升公司22%股份、严贞芳将其所持元升公司11%股份、彭良宜将其所持元升公司12%股份、杨传雄将其所持元升公司11%股份、杨传雄将其所持元升公司11%股份，合计67%的股份，分别通过在各自的《湖北元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书》上背书的方式转让给李桂蓉，但因彭良宜、杨传雄、石方楷是该公司高管人员，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关于公司高管人员任职期间转让股份比例不得超过其所持股份的25%和离职半年内不得转让股份的规定，彭良宜本次实际暂转让3%，杨传雄、石方楷本次实际分别暂转让2.75%，彭良宜的另9%、杨传雄、石方楷各自的另2.75%，均按《股份转让合同书》约定自本次转让完成之日起210日内（即彭良宜、杨传雄、石方楷辞职满半年后）再转让给李桂蓉。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书》当天，彭元林、严贞芳、彭良宜、杨传雄、石方楷分别向向元升公司发出了《股份转让通知》，告知股权转让的事实，并要求元升公司将受让人李桂蓉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由李桂蓉按持股比例行使股东权利；同时，杨传雄、彭良宜辞去了元升公司董事职务，石方楷辞去了元升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同年10月30日，李桂蓉与彭元林、严贞芳、彭良宜、杨传雄、石方楷在宜昌市夷陵区公证处对《股份转让合同书》办理了公证。该次转让完成后，元升公司全部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情况为：李桂蓉41.5%、彭良宜9%、杨传雄8.25%、石方楷8.25%、张学庆11%、刘朝瑞11%、胡启林11%。三、2018年11月13日，李桂蓉向元升公司董事会递交了《元升公司股东李桂蓉要求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函》，董事会收到该函后未按规定履行召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职责。四、2018年12月12日，李桂蓉、杨传雄、彭良宜向元升公司监事会递交了《关于要求公司监事会召集和主持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的函》，元升公司监事会当日书面回复表示监事会因各种原因无法履行召集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职责。五、2018年12月13日，杨传雄、彭良宜、石方楷向元升公司全体股东李桂蓉、张学庆、刘朝瑞、胡启林分别发送了《关于召开湖北元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通知定于2019年1月3日在元升公司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在通知中列明了会议议题和需审议表决的事项。六、2019年1月3日，杨传雄、彭良宜、石方楷、李桂蓉四位股东在元升公司会议室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到会股东合计持股比例67%，张学庆、刘朝瑞、胡启林三位股东未到会，未到会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33%；到会股东通过审议讨论会议提案、填写书面表决票等方式表决形成了临时股东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董事5名、监事3名；当天，新选举产生的董事、监事分别召开了临时董事会会议和临时监事会会议，应到会5名董事全部到会，应到会3名监事全部到会，经书面表决和投票，形成了临时董事会决议和临时监事会决议，并选举产生了新的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等职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司决议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李桂蓉是否具有元升公司股东身份；二、元升公司2019年1月3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董事会会议、临时监事会会议表决结果是否具有无效或者不成立的法定情形。针对上述焦点问题，评述如下：一、李桂蓉与彭元林、严贞芳、彭良宜、杨传雄、石方楷等5人分别于2019年10月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采取在记名股权证上背书转让的方式履行了股份转让合同，同时向公司发送了《股份转让通知》，告知了股份转让事实和要求公司将受让人李桂蓉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该股份转让行为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关于记名股票转让的规定，合法有效，通过该次转让，李桂蓉已成为持有元升公司41.5%股份的股东，且工商登记也非股东身份认定的唯一依据，原告关于李桂蓉受让股份应根据公司章程第十六条之规定到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并经董事长张学庆签发股票才有效的主张，因与《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不符，不予支持。二、元升公司股东彭元林、严贞芳、彭良宜、杨传雄、石方楷、李桂蓉等人分别于2018年8月13日、11月13日向公司董事会书面要求召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符合《公司法》第一百条之规定，在公司董事会不按规定履行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集职责的情况下，公司股东彭良宜、杨传雄、李桂蓉于2018年12月12日要求公司监事会履行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集职责，符合《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在监事会书面表明无法履行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集职责时，连续九十日以上合计持有元升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彭良宜、杨传雄、石方楷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书面通知自行召集和主持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亦符合《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会议审议事项范围符合《公司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原告方关于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违法、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理由不成立、审议事项范围违法的诉讼主张，因与法院查明的事实及《公司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九十九的规定不符，不予支持。参加该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李桂蓉、彭良宜、杨传雄、石方楷合计持有公司67%的表决权比例，全部董事、全部监事分别参加了该次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原告方关于到会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到会人数不符合法律和章程规定的诉讼主张，与法院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张学庆、刘朝瑞、胡启林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同时查明，元升公司章程第16条规定，公司发行的股票可以继承、赠予、转让、抵押、买卖。股票持有人的变更必须经公司或国家指定的代理机构登记、办理过户手续后方能生效。本院认为，双方的争议在于李桂蓉是否具有元升公司的股东资格。李桂蓉受让元升公司股东的记名股票后，没有记载于公司的股东名册，是否具备股东资格。首先，《公司法》第139条规定：“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该规定只是对记名股票的转让方式进行规定及后续公司的登记程序，并未明确规定没有登记在股东名册上就不具有股东的地位。其次，元升公司章程第16条也只是对股票的转让方式及效力作出规定，并非是对股东名册的登记效力作出规定。最后，李桂蓉受让股票的方式合乎法律规定，其也要求元升公司将其登记在股东名册上，虽然由于其他原因，元升公司未将李桂蓉登记在股东名册上。但公司的股东对于股票的转让是明知的，且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也是涉及公司的内部事务。因此，李桂蓉受让股票后，其与其他股东作出的会议决议成立。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依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学庆、刘朝瑞、胡启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焕春审判员  苗劲松审判员  周铁金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张端书记员冀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