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51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新生，男，1970年2月2日生，汉族，住邯郸市丛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茂琦，河北新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坤，男，1989年12月14日生，汉族，住邯郸市丛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洲，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亚山，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新生与上诉人王坤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均不服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9)冀0403民初2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新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茂琦，上诉人王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新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王坤返还武新生现金38万元并支付利息或发回重审；3、本案上诉费由王坤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王坤因向案外人陈树兵和汲富魁合伙承包的融城东郡项目供应钢材，汲富魁于2014年1月30日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截止到2013年底钢材款共计：陆拾捌万捌仟陆佰元。利息从2014年元月1号每天770元整。”不是事实。①河北融鼎房地产开发公司邯郸分公司开发了位于邯郸市郡住宅小区。河北志诚建设有限公司承建了该工程，前期工程由陈树兵担任该项目的经理，后该项目更换武新生负责，陈树兵、武新生是河北志诚建设有限公司委派该工地的负责人，并不是合伙关系，汲富魁是陈树兵雇佣的人员，与武新生没有任何关系，更不是合伙关系。②陈树兵在交接账目时，陈树兵口头告知武新生，拖欠王坤的钢材款68万元，但是武新生没有见到相关的欠条和凭证，不知道是谁给其出具的欠条和欠条的内容，更不知道欠条上是否注明了利息，陈树兵也没有告知武新生支付利息。后王坤向武新生催要钢材款，武新生先后分三次给付王坤现金38万元，第一次是在2014年3月20日，给付王坤20万元；第二次是在2014年7月29日，给付王坤10万元；2014年8月15日给付王坤8万元。给付王坤现金时，王坤也没有告知武新生支付的是利息。而且武新生也没有见到欠条，也没有让王坤出具收条。王坤在磁县法院接受询问时，对武新生给付38万元现金的事没有陈述，也没有谈及到利息的事情。王坤在黄粱梦法庭接受讯问时讲：“收到的38万元可能是利息”。这就是说，王坤对该款是否属于利息也不清楚，对38万元的性质无法确定。因此，不能认定该款属于利息。③从武新生给付王坤38万元的数额来看，也不能认定是利息。汲富魁给王坤出具688600元欠条的时间是2014年1月30日，欠条上显示利息计算的时间是2014年1月1日，约定的利息每天770元。武新生第一次给付王坤现金的时间是2014年3月20日，给付的数额是20万元。如果从2014年1月1日计算利息，计算日期为80天，按照每天770元计算为61600元，那么，武新生不可能给付其20万元。随后在时隔四个月的时间又给付其10万元，时隔不足一个月又给付8万元，从给付的时间和数额上来看，武新生给付王坤的款额显然不是利息；2、退一步讲，如果约定了利息，一审认定给付利息的数额也是错误的。汲富魁出具欠条上显示，利息每日770元，该约定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不应当以此约定进行判决。另外，如果给付的现金认定为钢材款，那么，一审认定计算利息的时间和起点数额是错误的，第一阶段计算数额的起点是688600元，时间起点和终点为2014年1月ｌ日至2014年3月20日；第二阶段计算数额的起点是488600元，时间起点和终点为2014年3月21日至2014年7月29日；第三阶段计算数额的起点为388600元，时间起点和终点为2014年7月30日至2014年8月15日；第四个阶段计算数额的起点是308600元，时间起点和终点为2014年8月16日至2015年3月20日。据此可以看出，武新生给付王坤的款额和期限发生了变化，那么，计算利息的时间和计算数额的起点也应当随之变化。而一审直接依据数额688600元，时间从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5日计算，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审计算利息依据的数额和时间均是错误的；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该案件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审理判决。该案中，汲富魁给王坤出具的欠条上显示每天利息770元，显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应当视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不应当依据该约定判决。买卖合同纠纷的利息，实际上是逾期违约金，买受人如果违约，逾期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而一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来认定利息，显然，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王坤返还武新生38万元现金并支付利息或者发回重审。 王坤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判决王坤不予返还武新生77016元及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5月23日至偿付完毕日止的逾期利息；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武新生承担。事实和理由：1、王坤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两清。一审中武新生认可两个证人与王坤一起去给武新生要钱，两个证人都某现场。而证人证实，武新生向王坤承诺武新生支付给王坤的38万元作为下欠王坤钢材款的利息和王坤实现债权时产生费用等，并明确表示不再向王坤主张返还；2、王坤不仅没有因双方签订的《授权委托书》获利，相反的却支出了大量额外费用而受到了损失。一审法院认定王坤获利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武新生原先下欠王坤688600元钢材款和每天770元的利息，中间给了王坤38万元，之后又给王坤出具了688600元债权（不含利息），那么中间多出的38万元中扣除3分／月的利息部分就构成不当得利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武新生向王坤出具《授权委托书》时，双方在38万元中扣除下欠钢材款利息后仅仅剩余7万余元。这正如一审法院计算的金额38万元中扣除3分／月利息后，剩余仅有7余元。但该7万余元并非是王坤获得的利益，因为武新生让王坤去实现债权时，是明知会产生额外费用的。同时武新生为了避免今后不再向王坤支付钢材款利息，于是向王坤承诺，称支付给王坤的38万元刨除利息费用外的多余部分不再向王坤主张返还。本案中王坤在实现债权时确实也支出了近二十余万元的房屋更名费和过户费（向原房主杜新生支付10万元更名费）和请客送礼费；3、武新生不仅没有因双方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受到损失，相反的避免了下欠王坤钢材款的利息支出和向其债权人主张债权时的费用支出等。一审法院认定武新生受到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如上述第二点内容所述，武新生与王坤签订《授权委托书》后，避免了今后再向王坤支出剩余钢材款利息的承担，这变相的是其利息得到了保障。武新生不仅没有利益受损，相反的减少了损失；4、武新生转让债权时承诺对刨除钢材款利息后剩余的7万余元不向王坤主张，是其作为债权人对债权的处分行为，法院不应强制干涉，而判决王坤必须返还；5、本案最大的受害人是王坤，武新生向王坤出具《授权委托书》后，王坤支出了近二十万元的中间花销，但至今没有取得债权，手中现在也仅持有一张广悦公司不认可的《房屋认购协议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王坤的上诉请求。 王坤针对武新生上诉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武新生承接汲付魁下欠债务的内容是正确的。武新生在2015年1月6日与王坤签订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记载“我武新生承接河北融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鼎东郡项目下欠王坤……。”而融城东郡项目的原承包人就是汲付魁和陈树兵。因此武新生应向王坤支付钢材款和利息；2、武新生称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不适用民间借贷年利率36％利息约定的观点是错误的。双方之间对迟延支付货款违约金的约定，是意思自治范畴。在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予以保护。具体理由详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556号民事裁定书。 武新生针对王坤上诉辩称，1、武新生与王坤债权债务并未两清，王坤多占了38万元。武新生是河北志诚建设有限公司委派该工地的负责人，听前面负责人说欠王坤款项，但欠款手续在王坤手中。王坤由于要不回来款项，找到武新生，要求武新生出具委托书，由王坤去要款。双方口头约定王坤要回款项后，38万元退回武新生。武新生才出具了委托书。王坤持委托书要款并达成了协议，故王坤已要回688600元，王坤应退还武新生38万元。王坤未退还，给武新生造成损失，王坤在磁县法院和一审中均有陈述，故王坤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38万元。 武新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坤偿还武新生钢材款38万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自2015年1月6日起至还清本金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王坤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坤因向案外人陈树兵和汲富魁合伙承包的融城东郡项目供应钢材，汲富魁于2014年1月30日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截止到2013年底钢材款共计：陆拾捌万捌仟陆佰元。利息从2014年元月1号每天770元整。武新生与案外人陈树兵于2014年签订“授权委托书”一份，主要内容为武新生将陈树兵名下的融城东郡所有的工程费用（见详单）负责偿还，武新生继续履行原合同承担一切由此带来的所有责任。武新生于2014年3月20日通过农业银行向王坤转款20万元，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于2014年7月29日、2014年8月15日分别向王坤转款10万元和8万元，总计转款38万元。2015年1月6日武新生作为授权人，向作为委托人的王坤出具所谓“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我武新生承建河北融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融城东郡项目，欠王坤钢材款（陆拾捌万捌仟陆佰元）整，委托王坤前去河北融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结算。王坤与河北广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签订的两份《泰和阳光认购协议书》和收据。磁县人民法院2018年11月14日《询问笔录》一份，主要内容为：这个欠条是我给汲富魁（陈树兵和汲富魁）在马头融城东郡这个项目供应钢材，截止2013年底共计拖欠钢材款688600元，汲富魁给我打了这个欠条。我去找陈树兵要钱，陈树兵不接电话，我又找到汲富魁，他说陈树兵不干了，武新生接手继续干。2014年年底我就找到武新生要钱，武新生没钱就给我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让我自己找发包方河北融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要钱，我就去该公司找，该公司也没有钱，就从涉县他们所有的泰和阳光小区两套房顶给我，把账顶清了。授权委托书和欠条原件我都交给河北融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该公司也给我办理了更名手续。磁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冀0427民初94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9页认定，汲付奎于2014年1月30日书写的欠条，被告主张替原告志诚公司给付王坤钢材款688600元，经询问汲付奎和王坤，结合原、被告的质证的意见，对于被告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系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武新生在诉状中所述王坤在收到河北融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款项后就立即退还38万元的诉称，无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王坤关于该38万元在出具“授权委托书”后双方之间债务两清的辩称，亦无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王坤主张的10万元讨要以房抵债的费用，无法律支持，不予支持。武新生承接陈树兵和汲富魁合伙的融城东郡项目全部债权债务，汲富魁向王坤出具欠条，在武新生和王坤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武新生和王坤均对此一事实予以认可，故对此予以确认。武新生于2014年3月20日、2014年7月29日、2014年8月15日分三次向王坤转款38万元，结合武新生于2015年1月6日向王坤出具所谓“授权委托书”中所书写的688600元，诉争的38万元应为武新生支付的汲富魁所出具的欠条自2014年1月1日至拖欠王坤钢材款偿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因案外人河北广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3月20日通过以房抵债的形式将武新生所欠王坤的688600元偿付完毕，武新生支付给王坤38万元利息中多给付的利息，已经失去法律上存在的原因，同时造成了武新生的损失，王坤获得了额外的利益，且武新生与王坤的获益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不当得利，故对武新生要求王坤返还38万元中多支付的构成不当得利部分的利息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因汲富魁出具该欠条约定利息为每日770元，该约定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同时因武新生已按照每日770元给付，故对武新生给付的部分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的返还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债权转移需要转让人武新生对债务人履行通知义务，因武新生未证明其在向王坤出具所谓“授权委托书”后履行了对河北融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且其在诉状中自认在2017年与河北融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欠工程款诉讼中才得知王坤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将688600元债权得以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之规定，武新生与王坤于2015年1月6日签订所谓“授权委托书”时，尚未通知债务人河北融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故以王坤与河北融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广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泰和阳光小区认购协议的2015年3月20日作为利息支付完毕的截止日期。综上，武新生支付给王坤的利息计算如下：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0日，共计14个月另20天，按照月息3%计算，共计688600元×3%×14个月+688600元×3%÷30天×20天=289212元+13772元=302984元，380000元-302984元=77016元。王坤应返还武新生不当得利款共计77016元。因武新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王坤主张过多余不当得利款的返还日期，按照武新生起诉的2019年5月23日计算利息起算日期，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八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武新生不当得利款77016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19年5月23日起至77016元偿付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武新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0元，减半收取计3500元，由原告武新生负担2800元，被告王坤负担700元。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实质是钢材款是否超付及超付的返还问题，故本案应属不当得利纠纷。根据武新生的陈述及其与陈树兵签订的协议，武新生认可欠王坤钢材款的事实，并同意承担该债务。而根据生效判决及武新生向王坤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可以证实，欠款数额为688600元。故武新生应按此数额承担还款义务。现王坤认为双方债权债务已经结清，而武新生认为多支付了38万元。对于武新生已支付的38万元，王坤认可收到该款项，但认为双方约定该款项为欠款利息及其他费用。武新生对王坤该主张并不认可，王坤在一审中虽提供证人出庭作证证实其观点，但两证人与王坤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而王坤并未举出其他证据证明其观点，故对王坤以上主张不予采信。而武新生主张其支付的38万元系欠款本金，双方并未约定利息。但根据汲富奎向王坤出具的欠条显示，约定利息每天770元，而该欠条亦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故对于欠款存在利息约定的事实应予以确认。因武新生已承接该债务，故武新生应受该欠条的约束。武新生所提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应适用合同法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问题。因双方交易已经完毕，且书写有欠条，双方已形成实质上的欠款关系，且在欠条上明确约定了利息，故武新生该主张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武新生和王坤对给付38万元款项的性质并无约定，且双方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各自主张，故应按上述规定予以认定。对于欠款明确约定了利息，但该利率标准明显偏高，而一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予以调整并无不妥。但武新生还款系分次归还，一审未考虑该情况不妥，应予纠正。具体为：武新生2014年3月20日还款20万元，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20日，应支付的利息为54399元（688600元×3%÷30天×79天），实际支付20万元，多付145601元（20万元-54399元），多付款145601元应抵充本金，抵充后下欠本金数额为542999元（688600元-145601元）；自2014年3月21日至第二次还款的2014年8月15日，应支付的利息为71133元（542999元×3%÷30天×131天），实际支付10万元，多支付28867元（10万元-71133元），多付款28867元应抵充本金，抵充后下欠本金数额为514132元（542999元-28867元）；自2014年7月30日至第三次还款的2014年8月15日，应支付的利息为8740元（514132元×3%÷30天×17天），实际支付8万元，多付71260元（8万元-8740元），多付款71260元应抵充本金，抵充后下欠本金为442872元（514132元-71260元）；自2014年8月16日至达成认购协议的2015年3月20日，应支付的利息为96103元（442872元×3%÷30天×217天）。故截止2015年3月20日，武新生拖欠钢材款本息为538975元（442872元+96103元）。因王坤以以物抵债的方式实现了债权，应视为武新生已将668600元支付完毕，故王坤多得部分129625元（668600元-538975元）并无法律依据，应属不当得利，王坤应将该款项返还给武新生。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9)冀0403民初22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9)冀0403民初22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王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武新生不当得利款129625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129625元为计算基数，按照年利率6%标准，自2019年5月23日起计算至款项偿还完毕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7570元，由武新生负担3858元，由王坤负担371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建平 审判员  罗 琪 审判员  孙 佳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书记员  郭铜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