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07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玲，女，汉族，1977年10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颖，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禹苏华，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明，男，汉族，1976年5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游海蓉，女，汉族，1976年10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傅国荪，广东雄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玲因与被上诉人张伟明、游海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4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错误。1、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向上诉人借款86万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签订的欠款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根据欠款协议履行了部分付息义务。2、被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向上诉人的转账为本案还款；未能证明与易某之间存在欠款关系；未能证明欠款协议是被骗签署；未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叶某存在“明某公司”的合作关系。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已就本案借款关系以及履行出借义务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且被上诉人也予以认可。虽然被上人主张其偿还了借款，但上诉人也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流水的性质和用途做出了明确说明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在本案中，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如被上诉人所称其已经偿还了上诉人的欠款，为何其还款金额与借款金额短短数十日相差40余万元，为何上诉人当日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被上诉人当日即偿还借款，这明显与客观逻辑不符。既然被上诉人已经偿还了欠款，为何在2016年3月同意与上诉人签订还款协议，并根据协议履行还款义务。一审法院在无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否认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采信被上诉人无证据的辩称，主观否定借款协议的效力，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并以此作出无法律依据的错误判决。张伟明、游海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已经还清了上诉人的款项，作为本案关键证据的《借据》本身就有问题，是被欺骗而签订的。从《借据》的本身就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在一审时已经进行过阐述。王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所欠借款86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以上款项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6年8月3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0日，被告张伟明（借款方）与原告（贷款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书》，载明：“借款金额为86万元。2016年8月30日前还12.9万，2016年12月30日前还8.6万，2017年3月30日前还8.6万，2017年6月30日前还8.6万，2017年9月30日前还21.5万，2017年12月31日前还25.8万。另外还需按王玲贷款总额230万由叶某与张伟明两人各承担50%的金额即115万按月计息，利息为1.2%，具体计算方式为：115万*1.2%=13800元，即每月在25日前支付13800元利息（直至该笔总款230万还清为止，如230万有提前还款则按实际剩余贷款金额计息并由两人平摊50%的金额）”。原告提交了其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主张，该借款协议书第一条中的借款86万元实际发生时间和出借情况是原告于2014年9月3日至9月5日期间共分15笔总计转账875014元给被告游海蓉，具体明细如下：2014年9月3日转账10万元、2014年9月4日转账（三笔10万元）共30万元、2014年9月5日分别转账48955元、49889元、49956元、49998元、49892元、49889元、38596元、12825元、49888元、48558元、26568元，合计875014元。原告称，原告夫妇与两被告夫妇均是大学同学，关系很好，2014年9月借款当时没有签署协议书，后来因一直未归还，双方才于2016年3月10日补签了涉案《借款协议书》。被告对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可，被告称，原告、被告张伟明及案外人叶某3人在2014年7月1日约定成立深圳明某公司，在公司处于筹划阶段时以原告的个人账户作为接收公司投资款账户使用，本案原告主张的从原告账户转入被告游海蓉的款项实际上是被告向明某公司的借款，且两被告从2014年9月5日到2014年11月24日陆续向原告的账户归还上述借款合计885433元，已经对借款进行了清偿；本案的《借款协议书》是公司清算时，被告为了配合原告骗叶某承担公司亏损和偿还其向公司借用的款项而签订的。被告为证明其已还清本案借款，提交了2014年9月5日至2014年11月24日期间两被告与原告夫妇的资金往来银行流水凭证，其中两被告向原告夫妇的转账具体如下：2014年9月5日被告游海蓉转账给原告86725元，2014年9月5日被告张伟明分别转账给原告186026元、134936元、2014年9月9日被告张伟明转账给原告124936元，2014年9月9日被告张伟明转账给原告丈夫易某3209元，2014年9月11日被告张伟明转账给原告86206元，2014年9月12日被告张伟明分别转账给原告80215元、186785元，2014年9月19日被告张伟明转账给原告186785元，2014年9月22日被告张伟明转账给原告82118元、25000元，2014年9月23日被告张伟明转账给原告80215元，2014年9月27日被告游海蓉分别转账给原告2000元、2000元，2014年11月24日被告张伟明转账给原告17258元，以上合计1284594元。在此期间，原告丈夫易某转账给被告张伟明的具体明细如下：2014年9月12日转账147108元，2014年9月19日转账125782元，2014年9月23日转账126271元，合计399161元。被告称，上述易某转给被告张伟明的三笔款项共399161元是易某又出借给被告张伟明的借款，但两被告共计向原告夫妇还款合计1284594元，扣除后续易某出借的款项后，剩余885433元已还清本案原告主张的借款。原告对被告主张的还款不予确认，原告主张，被告转给原告夫妇的所有款项系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钟某、陈某、曹某、林某等人之间为了增加各方征信信用而发生的走账关系。原告为证明其该主张，提交了曹某、林某的书面说明及原告向钟某、陈某、曹某、林某等人的部分转账记录。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原告在指定期间内对被告主张的每笔还款逐一说明具体用途。庭审后，原告仅针对部分款项作出资金去向说明，称原告收到款项后将款项转入对应的走账人（钟某、陈某、曹某、林某）账户。但是，原告主张的具体去向与被告的转款数额不一致。庭审后，原告提交了一份说明称，原告与被告并无其他投资合作的经济往来，原告与被告、叶某之间不存在投资“明某”公司的合作。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本案借款是实际发生于2014年9月3日至9月5日期间原告转账给被告游海蓉的875014元，被告提交了此后两被告向原告夫妇的资金往来流水主张已还清款项，如果原告对被告主张的还款不予认可，原告应该举证证明被告主张的转款的实际用途，原告主张被告转给原告的款项系原告、被告及案外人钟某、陈某、曹某、林某等人之间为了增加各方征信信用而发生的走账关系，但原告作出的具体资金去向说明与被告转给原告的款项数额均不一致，而且如果是走账关系，最后应该有其他走账人又转回给被告的资金往来，且最终金额应该一致，但原告未能提交资金最后转回给被告的相应证据，且原告提交的曹某、林某的书面说明系证人证言，原告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予采纳，故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被告转款的用途，对被告主张的还款予以认可，根据原告夫妇与两被告夫妇在2014年9月3日至2014年11月24日期间的资金往来看，两被告夫妇向原告夫妇的转账总额已超过原告夫妇转给两被告的款项总额，因此被告主张已还清本案借款，予以支持。另外，原告关于《借款协议书》对应的本案借款的实际出借情况的主张也存在多处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法院无法采信，具体体现在：1、《借款协议书》中的借款金额与原告主张的实际转款金额不符；2、按常理，在双方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的情况下，如果涉案《借款协议书》是对双方之前已发生的借款进行结算确认，双方应该在协议中确认借款的时间和明细；3、原告称，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无其他投资合作的经济往来，但从《借款协议书》的第三条明显可见，原告、被告与叶某之间存在其他投资或合作经济往来，而原告并未对此作出合理说明；4、按原告主张，本案借款发生于2014年9月，但原告在借款发生后以及签署《借款协议书》后均未向两被告催要还款，尤其在被告未按《借款协议书》的约定还款的情况下，原告仍然没有向被告催要还款，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55元、保全费5000元（均已由原告预交），均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出借人除了应当证明与借款人达成借款合意之外，还需要证明款项已实际支付。本案中，借款协议签署时间为2016年3月10日，但上诉人主张的款项支付时间发生在2014年9月3日至9月5日，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2014年9月3日至9月5日向被上诉人的转款系支付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汇出的款项共计875014元，与借款协议约定的86万元不符。其次，如借款协议确系对之前借款的确认的话，正常情况下应加以注明，但借款协议未对借款支付情况做任何记载，与常理不符。再次，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汇款在三天内分多笔支付，特别是2014年9月5日一天之内发生多笔转账，每一笔转账都非通常意义上的整数，而是“889”“892”等尾数，与支付借款的通常模式不符。最后，2014年9月5日至11月24日期间，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及其丈夫有多笔转账，合计1284594元，而在此期间，上诉人丈夫又向被上诉人张伟明转账399161元，也就是说，2014年9月3日至11月24日期间，上诉人及其丈夫向被上诉人夫妇转账的数额与被上诉人夫妇向上诉人及其丈夫转账的数额基本上是相等的。在双方款项往来频繁的情况下，上诉人将其在签订借款协议前向被上诉人的汇款主张系支付借款而对被上诉人汇入的款项却称系“走账关系”，无疑缺乏说服力。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未满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能证明其已实际支付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55元，由上诉人王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付璐奇审判员 李卫峰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何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