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7民终13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国奎，男，197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前郭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洪兴，男，198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前郭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殿华，男，198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前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艳艳，吉林良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法定代表人：吕国志,经理。原审原告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郑国奎、张洪兴、郭殿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乾安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9）吉0723民初1063号民事判决。郑国奎、张洪兴、郭殿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审原告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国志、原审被告郑国奎、张洪兴、郭殿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艳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国奎、张洪兴、郭殿华二审上诉请求：1、撤销乾安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3民初1063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4月1日，二被告张洪兴、郑国奎在原告处购买同型号拖拉机两台，二被告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时给付货款130,000元，余款294,600元，出具欠据一枚，被告郭殿华作为担保人在买卖合同和欠条上签字并按手印。后二被告又还车款共计248,580元。此事实原、被告均予以确认。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每台车的总价款是多少，关于此事实，原告提供买卖合同和欠条一份，证明欠款数额已经扣除签合同时给付的13万元。三被告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是被告三人签订的合同,但对于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补贴款当时不知道是多少，原告说补贴款和我们没有关系，交够11.5万元就行，合同当时计算的补贴款两台车是194,600元并在欠条中标注。被告张洪兴、郑国奎提交收据两枚，发票两份，证明车辆价格。原告对两枚收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没有异议，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发票上开出的金额不包含服务费等相关费用。经审理查明，二被告提供的发票数额与二被告各自的还款数额不相符，无法根据发票推算车辆总价，虽提出补贴款是194,600元的计算方法，但此计算方法是在买车时依据2017年农机补贴款的计算方法计算出，而非实际2018年农机补贴款数额。通过三被告出具的欠据及签合同时给付的现金，可计算出合同签订时约定的每台车的总价款应为212300元。二、从2018年4月1日签订的《买卖合同》上看：1、欠款人是郭殿华和郑国奎，担保人是张洪兴，一审认定张洪兴是购车人，郭殿华是担保人是错误的；2、郭殿华和郑国奎购买的两台车不含补贴价款为230,000元，加补贴194,600元，合计为424,600元，一审认定，“二被告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时给付货款130,000元，余款294,600元，出具欠据一枚”，2018年12月6日，张洪兴又还款100,000元；一审认定，“通过三被告出具的欠据及签合同时给付的现金，可计算出合同签订时当事人双方约定的每台车的总价款应为212300元”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双方签订买卖合同时给付货款130,000元，余款294,600元，出具欠据，2018年12月6日，张洪兴又还款100,000元，余款194,600元是国家补贴款，此款在合同下用手写体已经注明，2018年10月补贴款148,580元打入上诉人帐户后，被吕国志支取，补贴款按照合同下注明的194,600元计算，国家少给补贴46,020元，此金额并不是双方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而是补贴款，上诉人对该国家少给的补贴款没有还款义务，所以，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二审答辩称：我们销售车的时候是全款价格销售，与补贴款是没有关系的，补贴款是补给农民的，不是给我们农机公司的。我们在合同上标注的我说一下，标注的内容是我们家业务员书写的。从2016年开始，农民提车是全款提车，比如说这个车是三十万，它就是三十万把车提走，至于补多少补不补，与经销商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东西今年我们又卖了1,000多台也是这种销售方式，这个销售方式是国家规定，就这么销售，补贴是补给农民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利息部分，利息部分我们下面备注标得很清楚，上面欠款如到期不还，利息从签字之日到给付之日，按月利二分计算，我们就已经有标注按二分利计算。当时一审判决按1.5分，当时我也没有反驳，如果按1.5分也可以。如到期不还利息从签字之日到给付之日，按月利二分计算，写得很清楚不是后添上的。先说2018年的车，比如说180马力的是补七万，我们跟农民直接去购车就说了，按去年补贴是七万，但是去年补贴是七万，2019年补6万，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能说你这车二十万卖给你，至于没有补贴了，与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公司只是提供一张发票，补贴只是推算。建议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向原审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给付拖欠拖拉机款46,0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签字之日起到给付之日止月利1.5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1日，三被告在原告处购买拖拉机一台，欠人民币46,020元，三被告给原告出具了欠据一枚，欠人民币294,600元整，中间还款三次共计人民币248,580元。剩余欠款46,020元及利息，利息从签字之日到给付之日按月利1.5分计算。此欠款经原告多次索要未果，无奈诉讼至人民法院。被告郭殿华、郑国奎、张洪兴辩称，买车事实存在，但欠款我们都已经还清，合同签订时没有约定利息，是原告后添上去的。原审认定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如下：2018年4月1日，二被告张洪兴、郑国奎在原告处购买同型号拖拉机两台，二被告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时给付货款130,000元，余款294600元，出具欠据一枚，被告郭殿华作为担保人在买卖合同和欠条上签字并按手印。后二被告又还车款共计248,580元。此事实原、被告均予以确认。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每台车的总价款是多少。关于此事实，原告提供买卖合同和欠条一份，证明欠款数额已经扣除签合同时给付的13万元。三被告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是被告三人签订的合同，但对于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补贴款当时不知道是多少，原告说补贴款和我们没关系，交够11.5万就行，合同当时计算的补贴款两台车是194,600元并在欠条中标注。被告张洪兴、郑国奎提交收据两枚，发票两份，证明车辆价格。原告对两枚收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没有异议，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发票上开出的金额不包含服务费等相关费用。经审理查明，二被告提供的发票数额与二被告各自的还款数额不相符，无法根据发票推算车辆总价，虽提出补贴款是194,600元的计算方法，但此计算方法是在买车时依据2017年农机补贴款的计算方法计算出，而非实际2018年农机补贴款数额。通过三被告出具的欠据及签合同时给付的现金，可计算出合同签订时约定的每台车的总价款应为212,300元。2.合同中是否约定利息。对此事实，原告提供买卖合同一份，证明利息约定事实存在，被告虽对此否认，认为当时没有约定利息，但没有提出证据予以反驳此主张，经庭审询问是否对此约定部分进行鉴定，被告方表示不申请。故对此利息约定予以认可。原审认为，原告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郭殿华、郑国奎、张洪兴之间的买卖合同有效，该合同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张洪兴、郑国奎应当按合同约定承担给付货款义务，被告郭殿华作为担保人依法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请求被告郭殿华、郑国奎、张洪兴给付剩余欠款46020元及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洪兴、郑国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拖拉机货款46,02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46,02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月利1.5分计算）；二、被告郭殿华对被告张洪兴、郑国奎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被告郭殿华承担上述第二项的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张洪兴、郑国奎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郭殿华、郑国奎、张洪兴负担。经本院审理查明：2018年4月1日，上诉人郑国奎、张洪兴在被上诉人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购买山东产巨明JM1854拖拉机两台，双方签订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此车以保留所有权的方式出售，没有还清欠款之前车所有权归公司，在本款未付清前此车转让转卖均无效。第一次交款处空白，剩余款处空白，付款日处空白，利息，从签订合同之日至给付车款之日止按月利1.5给付利息，如超期按购车款的每1,000元每月加50元作为违约金。产品名称空白，编号、发动机号空白。在买卖合同下半部分附有欠据，内容是，“欠据，人民币贰拾玖万肆仟陆佰元整，294,600元，欠款人：郭殿华、郑国奎，担保人：张洪兴，备注：上面欠款如果到期不还利息从签字之日到给付之日按月利2分计算。上面含壹拾玖万肆仟陆佰元整。2018年4月1日。”2017年该拖拉机国家补贴款数额是每台97,300元，2018年是每台74,290元。原审庭审中，郑国奎称，张洪兴和郑国奎是实际购买人，郭殿华是担保人。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买卖合同和欠据、收据等在卷为凭，足资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洪兴和郑国奎向被上诉人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购买拖拉机，三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各方均应当按照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被上诉人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交付了拖拉机，二上诉人张洪兴和郑国奎应当按照约定给付拖拉机款。经查，该拖拉机有国家补贴待遇，三方约定的价款中包含了97,300元农机补贴款，即约定补贴的97,300元予以赊欠无需交车当时给付，待补贴下来时以补贴款抵顶农机货款，虽二上诉人张洪兴和郑国奎出具了294,600的欠据，但买卖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欠付的294,600元中包含的194,600元，即每台车97,300元是补贴款且需补贴款下来后用于抵顶农机款，办理两台车194,600元农机补贴款是给付农机剩余价款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本案按照约定欠付的款项中有194,600元是国家给的农机补贴款，而实际情况是，2018年农机补贴款是每台74,290元而非97,300元，该每台74,290元已经发放并由被上诉人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领取抵顶了农机款，这每台74,290元属于补贴款范畴，给付条件已经具备，但差额部分每台23,010元，因2018年较2017年农机补贴标准减少，客观上已经不具备全额给付的条件，故约定以补贴款抵顶农机款价款中每台23,010元部分不能生效。就该两台46,020元差额部分，因三方在买卖合同、欠据等书面证据中没有进行具体的约定，三方亦没有在诉讼中提供证据证明就实际补贴与约定补贴款之间的差额部分特别是补贴较上年减少形成的差额损失部分进行过约定，故无法按照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确定该部分损失的分担。依照公平原则，综合考虑买卖双方约定、履行以及交易过失、市场盈亏等情况，本院酌定该46,020元补贴差额损失由买卖双方平均分摊，即各承担23,010元。关于利息的问题，买卖合同和欠据分别约定了月利1.5分和月利2分两个标准，被上诉人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诉讼请求是，按照合同约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1.5分计算，该主张符合约定和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欠款人郭殿华和郑国奎，担保人是张洪兴的问题，因原审庭审中郑国奎称，张洪兴和郑国奎是实际购买人，郭殿华是担保人，对此，张洪兴和郭殿华并没有提出异议，原审按此予以认定，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将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3民初10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张洪兴、郑国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拖拉机货款46,02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46,02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月利1.5分计算）”变更为：“一、被告张洪兴、郑国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拖拉机货款23,01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3,01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月利1.5分计算）”。二、维持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3民初106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二、被告郭殿华对被告张洪兴、郑国奎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被告郭殿华承担上述第二项的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张洪兴、郑国奎追偿”。如未按照上述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0元，合计1,425元，由三上诉人郑国奎、张洪兴、郭殿华负担712.50元，由被上诉人松原市吕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负担71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世雁审判员  翟会青审判员  徐 芳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马明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