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58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惠州市河南岸南岸路133号A2栋601、603房。负责人：黄学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绍业，该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丽娇，女，汉族，1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查隆海，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富德财保惠州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彭丽娇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4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富德财保惠州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绍业，被上诉人彭丽娇委托诉讼代理人查隆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富德财保惠州支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03民初490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二、本案一、二审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发生事故的车辆与投保的车辆并非是同一车辆，即事故车辆并非是保险标的，因此上诉人不负有赔偿义务。经鉴定，事故车辆车架号码有明显的改动痕迹，鉴定的结果间接证明发生事故的车辆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投保的车辆车架号不一致。2018年1月13日，上诉人委托广东XX司法鉴定中心对事故车辆车架号码是否凿改进行检验鉴定。2018年1月17日，广东XX司法鉴定中心向上诉人出具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事故车辆车架号码有明显的改动痕迹，未检出原始号码。从现场照取的检材相片来看，车架号码承痕平台四周边缘有明显不规则的铣、铲痕迹，车架号具有明显修改的痕迹。上述鉴定结果间接证明了车辆铭牌上的车架号LFXX和保单上的车架号LFXX并非是事故车辆车架号的原始号码。但原审法院对上述鉴定结果进行了错误的解读，认为“未检出原始号码”就等同于“不能证明事故车辆车架号的原始号码并不是LFXX”，从而认为事故车辆是保险标的，进而要求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赔偿。这样认定事实的逻辑难免有失偏颇。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4年第66号公告及附件《车辆识别代号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五条及GB《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号（VIN）》第4.4.2条关于车辆识别代号（VIN）编制规则的规定，事故车辆上铭牌上的车架号第十位字母为G，那么对应的生产制造年份应当为2016年；但是事故车辆铭牌上载明的制造日期为2015年，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事故车辆上的铭牌系造假的。从被上诉人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单》来看，被保险车辆的车架号为LFXX，那么国家对于车辆识别码的编制规则，事故车辆对应的生产制造年份应当为2016年。但是，事故车辆铭牌上载明的制造日期为2015年，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事故车辆铭牌上载明的信息与国家制定的编制规则相违背。上述证据有力证明了事故车辆铭牌造假的事实，也是人为贴在事故车辆上的；也有力证明了被上诉人发生事故的车辆与投保的车辆并非是同一车辆。但是原审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于国家制定的编制规则没有加以重视，没有查明事故车辆铭牌造假的事实，更没有查明事故车辆并非是保险标的车辆。经勘查，事故车辆前档玻璃下的生产制造日期为：2014年10月19日，但事故车辆车身铭牌上的数据显示事故车辆的生产制造日期为：2015年7月18日，此现象明显不符合常理，车辆铭牌存在后期拼贴的嫌疑。经过对事故车辆现场的勘查，上诉人发现事故车辆前档玻璃下的生产制造日期为：2014年10月19日，但是事故车辆车身铭牌上的数据显示事故车辆的生产制造日期为：2015年7月18日，两个时间相差如此之远，这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按照正常的情形来讲，车辆的生产制造日期应当和车身零件的生产制造日期相一致或者相差不远，因此上诉人具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事故车辆铭牌存在后期拼贴的嫌疑，即车辆铭牌上的车架号LFXX6并非是事故车辆车架号的原始号码，从而得出被上诉人发生事故的车辆与投保的车辆并非是同一车辆。但是原审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于违反常理的事实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导致最后得出错误的事实认定。鉴于被上诉人发生事故的车辆与投保的车辆并非是同一车辆，即事故车辆并非是保险标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免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即保险标的车辆和发生事故的车辆相一致时，上诉人才需要进行赔付，但实际上保险标的车辆和发生事故的车辆并非是同一车辆，因此保险公司没有义务对被保险人进行赔付。综上，被上诉人发生事故的车辆与投保车辆并非是同一车辆，即事故车辆并非保险标的，因此，上诉人不负有赔偿义务。恳请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彭丽娇答辩称：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理，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依法予以驳回。被答辩人主张“保险事故车辆”并非“保险投保标的车辆”，与本案客观证据不符。案涉车辆赣Ｅ×××**号车的车辆信息及行驶证登记信息均与保险单记载的信息一致。依据案涉赣Ｅ×××**号车的车辆信息、机动车行驶证及机动车保险单记载，号牌号码、登记车主、车架号、发动机号、厂牌型号等车辆信息均为一致，并不存在有任何信息不符之情形。涉案事故车辆信息同该车原车主（即郭X）办理机动车登记时的查验信息一致。经原审法院同意，答辩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涉案车辆登记机关即上饶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调取涉赣Ｅ×××**号车《机动车查验记录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等验车资料，通过上述证据证实案涉事故车辆的号牌号码、登记车主、车架号、发动机号、厂牌型号等车辆信息同该车申请机动车登记时的查验信息完全一致。涉案保险事故是经公安交警部门依法处理，并未查证或者认定赣Ｅ×××**号车存在有套牌或者其它违法行为。如涉案“事故车辆”并非“保险标的车辆”，则应属于“套牌车辆”。但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后，答辩人依法报警，公安交警部门在经调查后并未有作出涉案事故车辆存在有套牌、或者行驶证与机动车号牌存在有伪假的认定，如果存在有套牌之情形，则公安机关会依法扣押，客观上不会按照正常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涉案保险事故。综上，被答辩人称“发生事故的车辆与投保的车辆并非是同一车辆”与上述客观事实不符。被答辩人仅凭“车架号码有改动痕迹”的鉴定意见，断定“保险事故车辆”并非“保险投保标的车辆”，依据不足。主张保险责任免除，更是缺失有效依据。鉴定机构明确“被鉴定车辆”（即事故车辆）同保险投保标的车辆的车型完全相符。按照《鉴定意见书》首页三条（二）项“检验所见”的“被鉴定车辆车架号码LFXX打印在发动动舱右侧车架上，与该车的车型相符,……间距基本一致”内容证实，车架号“LFXX”所反映的车辆信息同被鉴定的事故车辆的车型完全一致，即该鉴定机构排除“保险事故车辆”的车型同涉案“投保的保险标的车辆”的车型存在不一致的情形。鉴定意见不足以否定被鉴定车辆非涉案保险投保标的车辆。被答辩人依据鉴定意见的“车架号码四周的油漆不相符”内容，断定事故车辆车架号被改动，缺少客观依据。鉴定机构称“用粗砂纸对车架号四周油漆进行打磨，发现油漆与原厂油漆不相符”，但所涉鉴定程序中，鉴定人员并未就相关的油漆成份进行相关的化学检验或者相关的技术鉴定，答辩人未曾看到有上述任何检验过程，被答辩人所提交的《痕迹鉴定意见书》也无记述就上述油漆检验的分析过程与方法，无法判断“油漆不相符”是喷涂的“油漆成分不同”造成的不符？还是“油漆成分相同但喷涂的时间不同”导致的不相符？又或者是“油漆成分不同且喷涂时间不同”而导致的不相符？又或者上述各种情形的不相符，是否能够排除掉是由汽车制造厂的原因导致？而汽车制造厂在生产汽车过程中，亦会存在错号或者重号，从而重新对车架上的号码进行打印，且通过网上查询，证实上述情形发生概率之大。即按照本案目前的证据，不能排除“车架号码承痕平台”系由汽车制造厂改动之情形，从而也就无法确切地认定“事故车辆”非“保险投保的标的车辆”。被答辩人因缺少或者有意歪曲对“车辆识别代码”的认知，而错误地认为“保险事故车辆”的车型同涉案“投保的保险标的车辆”的车型不一致。依据《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号（VIN）》第3.11条及第3.12条相关规定，车辆的“年份”既包括“制造车辆的年份”，又包括“车辆制造厂决定的车型年份”，而“车型年份”由车辆制造厂为某个单独车型指定，可以不考虑车辆实际制造的年份，即“车型年份”完全可能与“制造年份”不一致，这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常见之态。由此，“2014年”或者“2015年”生产与制造的却是“2016年车型”的汽车，属于汽车生产的常识与常态。这也与《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号（VIN）》第3.12条“只要实际周期不超过两个历法年，可以和历法年份不一致”的规定相符。车辆识别码对应的是车型年份，而非车辆的生产制造年份，车辆铭牌上载明的制造日期才是制造车辆的年份。两者不同，纯粹为客观与正常。本案事故车辆赣Ｅ×××**号车的车型年份与制造年份不一致并非是“车辆铭牌造假”或者“车架号码改动”，是被答辩人对相关规定及客观事实的曲解。被答辩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保险标的车辆在投保后存在有车架号码改动的痕迹。按照保险投保常规，被答辩人业务员会对保险标的车辆进行验车并对车辆信息进行核查，在投保时，被答辩人作为保险专业机构并未对涉案保险标的车辆提出任何异议，即被答辩人在事实上是认可并接受答辩人的所投保的赣X号车之状况。即便投保前该车确实存在有“车架号码承痕平台四周有铣或者铲的痕迹”之情形，保险合同成立后，亦不影响被答辩人按照合同之约定履行其保险理赔义务。涉案保险合同订立于2017年12月04日，如被答辩人无有效证据证明“车架号码的改动”（客观上来说，平台四周油漆不相符并不等同于车架号码有改动）系由答辩人在保险投保后擅自所为，其主张“事故车辆”非“保险投保标的车辆”，就是无本之木，毫无依据。保险事故发生于合同订立后10日，常理上来说，答辩人也不可能完成对保险车辆车架号码的“改动”，客观上也无改动之必要。综上，依鉴定人员分析的鉴定过程来看，并未否定被鉴定的事故车辆与涉案投保的保险标的车辆非同一辆机动车。反倒是，肯定了保险单投保的“LFXX”车架号码所反映的车型同被鉴定的事故车辆的车型为一致。因此，原审法院作出的“未检出原始号码，从这司法鉴定书意见并非能得出确定结论就是涉案事故车辆车架号码不是LFXX”的认定，完全正确。被答辩人主张保险责任免除，同保险合同的约定及保险法的规定相悖。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在有效的保险期限内，答辩人主张被答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理赔责任，依法有据。被答辩人原审所提交的责任免除格式条款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审中，被答辩人虽提交有《保险条款》，但并未提交有投保单及相关证据，佐证被答辩人有就责任免除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提示或者解释说明义务，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未作提示或者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被答辩人的格式条款依法不具有效力。涉案保险事故不存有“责任免除”之情形。即便上述条款具有法律效力，但：答辩人所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具有驾驶保险事故车辆（或者是保险标的车辆）的合法资格，不存在有准驾不符之情形，保险标的车辆年检期限至2019年8月，发生事故时亦处于有效的检验期限内；被答辩人亦无证据证明涉案保险标的车辆存有“转让、改装、加装或者改变使用性质，且因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之情形……综上，涉案保险事故不存在有任何合同所约定的免除之情形，被答辩人主张保险责任免除，缺失有效依据。答辩人系保险标的赣Ｅ×××**号车的所有权人，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当然的保险利益。涉案保险标的车辆系答辩人于2017年8月22日向案外人郭X购买所得，因该车尚办理有抵押登记而暂时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但该车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原所有权人已交付给答辩人使用，答辩人已属于所有权人，依据《保险法》第十二条四款“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六款“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之规定，答辩人对赣Ｅ×××**号车具有当然的保险利益。综上所述，答辩人在被答辩人处就所有的赣Ｅ×××**号车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本案所涉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被答辩人应当依法向答辩人承担保险责任。被答辩人提出保险责任免除，属于提出答辩人的保险理赔权之权利受到防害的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九十一条二款“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防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防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被答辩人依法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依前述，本案被答辩人并未举证证明“事故发生时的赣Ｅ×××**号车”非“保险投保时的赣Ｅ×××**号车”，仅依据鉴定意见书的“车架号码承痕平台四周有改动痕迹”就主张事故车辆非保险标的车辆，并不符合上述证明责任之规定。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上述事实，并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被上诉人彭丽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车辆损失保险理赔金计入民币158313.00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评估费计人民币7500.00元、事故拯救费计人民币300.00元；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暂计5400元（以本金166313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1月15日起计算至全额支付保险理赔金时止）；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请金额合计人民币164013.7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车辆赣Ｅ×××**号小型轿车（车架号为LFXX）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限额为300295.6元（含不计免赔）的车辆损失险，保险期限为2017年12月5日至2018年12月4日。2017年12月14日20吋40分，彭丽娇驾驶赣Ｅ×××**号小型轿车行驶至惠阳区淡水××东XX停车场因碰撞墙壁，造成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为此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交警大队作出编号为XX号事故认定书，认定彭丽娇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广东XX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原告委托对原告的涉案车辆损失进行评估，评估原告的涉案车辆损失总价为158313元，原告为此评估支付评估费7500元。另原告为此涉案车辆花费拯救费300元，原被告因赔偿协商未果，遂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起诉。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向江西省上饶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调取赣Ｅ×××**号小型轿车机动车查验记录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本案经一审法院调解未果。另查明，广东XX司法鉴定中心受被告保险公司委托于2018年1月17日对涉案车辆作出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赣Ｅ×××**号小型轿车车架号码有改动痕迹，未检出原始号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事故车辆是否是投保保险车辆？被告保险公司抗辩称发生事故的车辆与原告在其处投保的车辆并非是同一车辆并为此提交广东XX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电脑对事故车辆的读取信息、事故车辆前挡玻璃下的生产制造日期照片作为证据，但是司法鉴定书鉴定意见为赣Ｅ×××**号小型轿车车架号码有改动痕迹、未检出原始号码，从这司法鉴定书意见并非能得出确定结论就是涉案事故车辆车架号码不是LFXX，上述证据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被告的主张，被告亦未补充其他证据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的抗辩理由。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保险单显示原告涉案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已成立，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对涉案车辆损失已委托有资质的广东XX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评估原告的涉案车辆损失总价为158313元，该评估程序合法、结论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现原告依据双方的机动车损失保险合同之约定诉请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金158313元及评估费7500元、拯救费300元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利息损失未提供充足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该诉请。综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付原告彭丽娇车辆损失理赔金158313元及评估费7500元、拯救费300元；二、驳回原告彭丽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865元（已减半），由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负担（原告已预交诉讼费1865元）。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彭丽娇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车辆买卖合同机动车业务委托书，证明涉案赣Ｅ×××**号车系由被上诉人向案外人郭X购买，取得所有权的事实；证据二、保险验车照片，证明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4日就赣Ｅ×××**号车在上诉人处投保保险时，上诉人业务员有对该车进行验车并核实车辆信息的事实。投保时，经查验，车架号码承痕平台所打印的车架号、车辆铭牌信息同行驶证及事故车辆信息完全一致的事实；证据三、道路车辆识别代号（GBXX）,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规定，车辆“实际制造年份”同车辆“型号年份”往往存在不同的事实。上诉人富德财保惠州支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证据二的三性有异议。证据三的三性无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本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2017年12月4日，上诉人富德财保惠州支公司出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各一份，约定对登记车主郭X名下的赣Ｅ×××**号奥迪轿车承保，载明被保险车辆发动机号：XX、车架号：LFXX。2017年12月14日，被保险人彭丽娇驾驶车辆发生单方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事故车辆车牌号码赣Ｅ×××**号，经现场勘查事故车辆车架、铭牌的车架号：LFXX。上诉人富德财保惠州支公司一审抗辩、二审上诉主张理由一是事故车辆车架号与登记车架号不一致；二是前档玻璃生产日期为2014年10月19日，与车辆制造日期2015年7月18日，三是根据《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号（VIN）》的规定，事故车辆铭牌载明的日期应为2015年。对于第一个理由，上诉人富德财保惠州支公司提交的电脑机读资料，显示车辆识别码为：LFXX，发动机代码：XX，没有其他参数显示与被保险车辆有关，广东XX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并非能得出确定结论，本案被上诉人彭丽娇发生事故的车辆车架号码不是LFX，而是LFXX。车辆制造过程中，包括前档玻璃在内的零部件制造时间不等同于车辆的制造时间。故上诉人富德财保惠州支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不予采纳其抗辩理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上诉人富德财保惠州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三，因在二审庭审中其认可了被上诉人彭丽娇提交的证据三的三性，本院不再评析。综上所述，上诉人富德财保惠州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22元，由上诉人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巍审判员 邓耀辉审判员 刘艳妹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李嘉伊书记员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