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81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柏恒，男，1966年9月1日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兆巍，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萍，女，1957年1月9日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相淑兰，女，1949年11月8日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爽，女，1981年5月2日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岚，女，1984年8月1日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扬，女，1987年3月9日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天斌，辽宁士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姜明月，女，1974年4月23日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刘柏恒因与被上诉人高爽、高岚、高扬、相淑兰、王萍、原审被告姜明月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1民初8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柏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兆巍、被上诉人王萍及被上诉人王萍、相淑兰、高爽、高岚、高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天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柏恒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予以发回重审或径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法庭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是“上诉人的签名系套摹”形成，即证明该签名不是真实的，因此该证据不应具有法律效力。2、原审在本院认为中对此份“套摹”收条的分析判断是错误的，上诉人作为当事人，在法庭辩论前均有变更自己观点和举出新证据的权利，原审用审理（2016）辽0291民初5241号案件中的庭审笔录对上诉人不利的“自认”内容运用到本案的法庭辩论观点中是错误的，（2016）辽0291民初5241号案件中并未庭审终结，该案中被上诉人方并未按法庭要求在庭后3日内提交此份“套摹”收条的原件，这就意味着该案庭审不能结束，上诉人当庭陈述只能是模糊的记忆而已，不能当做对事实的认可。3、本案不应单独成案，属于一事再审，案件中证据已经在（2012）开民初字第950号判决书审理及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仅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姜明月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中间介绍人，不是借款关系的当事人，因此，被上诉人理应按照（2016）辽0291民初5241号案件撤诉申请书申请的理由那样进行审判监督程序，即申请对（2012）开民初字第950号判决书的申请再审。4、法庭应核实该虚假收条的来源及形成过程。5、上诉人认可的3万元，也不应认定为不当得利予以返还。首先如是不当得利则诉讼时效应为一年，本案据2012年被上诉人知道款项没被认定为姜明月借款的利息至2016年第一次起诉早已过1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其次，上诉人就是中间人、经手人，没有任何收益，要求其返还收到的款项，显失公平。第三，本案3万元款项，被上诉人已经自认是2010年借款的利息，自2010年5月9日开始借款到2011年8月17日再次形成借款协议书期间，显然存在应给付利息的问题，但2011年新出具的协议书没有对此前利息进行约定，就显然可认定这期间借款人及出借人对利息的给付没有争议。另（2012）开民初字第950号判决书判决利息的给付时间是从2012年开始计算，则自2010年5月9日至此期间的利息是没有争议，没有争议的原因以及案外人姜明月没有对这期间的利息进行主张就证明了上诉人的收条是此两次借款协议期间的应收利息，因此，原审按不当得利判决返还显然错误。高爽、高岚、高扬、相淑兰、王萍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结论，对一审判决认定王萍等人是连带责任保证人有异议。该事实与本案判决没有直接关系，不影响本案判决，王萍没有上诉，需要通过950号案件再审程序解决。950号案件中刘柏恒作为第三人应出庭接受审理，上诉人拒绝出庭，导致案件事实审理不清，导致本案原告无法知道是谁侵害了自己权利，才有不当得利两次诉讼。第一次诉讼中原告只起诉上诉人个人，庭审中上诉人承认收到案涉8万元交给姜明月，原告撤诉并提出再审申请，再审法官认为不当得利案件应该追加姜明月为当事人查清谁构成不当得利侵权，故原告提出第二次不当得利诉讼，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情形，950号案件认定事实错误，应再审。被上诉人认为不当得利案件主要依据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相关利息时自认给姜明月，但没有拿出证据证明，本案与950号案件出借人是姜明月，上诉人收取案涉利息没有法律依据。高爽、高岚、高扬、相淑兰、王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8万元及利息（其中3万元自2010年9月13日起算，5万元自2010年12月12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萍与高家庆于1994年9月23日结婚，2011年3月11日离婚。2010年5月9日，姜明月与刘柏恒签订借款协议书，内容为高家庆与王萍向姜明月借款35万元，借款时间自2010年5月9日至2010年8月9日，借款期间姜明月不得出售高家庆与王萍所有的房屋，若到期未还，经协商不成，则刘柏恒同意姜明月出售高家庆与王萍所有的房屋。2010年9月12日，被告刘柏恒收到原告王萍给付利息3万元。2010年12月11日，原告王萍从银行取款5万元，当日被告刘柏恒向原告出具《收条》，内容：今收到高家庆与王萍夫妻付给的利息人民币伍万元整（到2010年12月9日之前还欠利息肆万贰仟伍佰元整，本金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未付给）；收款人：刘柏恒；付款人：王萍。2011年8月17日，被告姜明月（甲方）、王洪基（乙方）、王萍与高家庆（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被告姜明月通过被告刘柏恒将钱款借给王洪基，王萍与高家庆用自有房屋作为担保，因王洪基和王萍与高家庆未能按期还款，甲、乙、丙签订如下协议：被告姜明月将被告刘柏恒手中的欠条和相关手续返还给王洪基和王萍与高家庆，同时，王洪基和王萍与高家庆向被告姜明月出具43万元的欠条；王萍与高家庆同意将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抵押给被告姜明月，并用上述房屋进行贷款43万元付给被告姜明月，被告姜明月收到款项后向王洪基和王萍与高家庆出具收条并办理解除抵押手续。同日，王洪基作为借款人，王萍与高家庆作为担保人向被告姜明月出具《欠条》，载明：王洪基欠姜明月43万元，王萍与高家庆同意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011年11月10日，被告姜明月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洪基偿还欠款43万元、违约金2万元及欠款利息，要求原告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该案诉讼中，王洪基及原告主张已偿还姜明月利息127500元，并出示了包括本案原告主张的8万元利息所对应的两张收条，姜明月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传唤刘柏恒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刘柏恒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一审法院于2013年4月12日以（2012）开民初字第9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洪基偿还姜明月借款43万元及利息，高家庆与王萍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责任；王洪基给付姜明月违约金2万元。就本案争议的两张收条（原告证据四、证据五）分别载明的3万元、5万元利息，原告曾于2016年9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刘柏恒返还[案号：（2016）辽0291民初5241号]。该案在开庭审理中，被告刘柏恒辩称，2010年5月9日，原告和王洪基共同向我借款，在此情况下我找到姜明月，并从姜明月手中替王洪基及原告向姜明月借款35万元，我是作为他们之间的中间人，并由原告给我打的借款协议书并签字。因为当事人姜明月在市内办事，没有回来，钱实际上是姜明月提供的35万元，通过我借给原告及王洪基。之后原告用房子做抵押，约定月息5分，借款期限3个月，在借款期间内原告按月息5分偿还利息8万元，此款由我收取，并给原告打了收条并交付姜明月。2016年11月25日，原告以被告刘柏恒在开庭时称其从原告处收取的利息已经给付了姜明月，原告对上一个案件，即一审法院审理的（2012）开民初字第950号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异议，将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为由，申请撤回该案诉讼。当日，一审法院裁定准予原告撤回该案诉讼。本案原审中，被告刘柏恒承认其于2010年12月11日出具收到原告付给利息5万元收条的内容是其书写，但否认收款人处“刘柏恒”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并申请笔迹鉴定。一审法院提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辽宁明鉴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依法作出[2017]文鉴字第55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落款日期为2010年12月11日《收条》中的收款人：“刘柏恒”签名字迹系套摹形成，无法判断该字迹与样本上的“刘柏恒”字迹是否是同一人书写。被告刘柏恒为笔迹鉴定支出鉴定费4100元。本案原审原告高家庆于2018年8月15日死亡。其继承人为本案原告相淑兰、高爽、高岚、高扬。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两被告及王洪基之间的法律关系；二、被告刘柏恒是否收到原告主张的案涉8万元利息并交付被告姜明月，被告刘柏恒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应否向原告返还相关款项及利息；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焦点一，根据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及当事人质证意见，可确认，被告姜明月是案涉借款的出借人，王洪基是借款人，原告是连带责任保证人，被告刘柏恒是中间人，被告姜明月通过被告刘柏恒将款项借给王洪基。关于焦点二，被告刘柏恒承认于2010年9月12日收到原告王萍给付的借款利息3万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刘柏恒是否收到原告主张的2010年12月11日支付的利息5万元。因在一审法院审理（2016）辽0291民初5241号案件中，被告刘柏恒对该5万元所对应的收条的内容及签名均无异议，承认收到该5万元，而在本案中只承认该收条内容是其书写，否认签名的真实性，其申请的司法鉴定亦未得出该收条中收款人处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的结论，又鉴于该收条是被告刘柏恒出具的，其应对该收条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刘柏恒前后矛盾的陈述作不利于被告刘柏恒的评价。结合原告提供的于2010年12月11日从银行取款5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2010年12月11日，被告刘柏恒收到原告支付的利息5万元。以上，被告刘柏恒收到原告主张的利息合计8万元。关于被告刘柏恒收到案涉8万元利息是否已交付被告姜明月的事实认定。因被告姜明月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2）开民初字第950号案件及本案中均否认收到被告刘柏恒交付利息，亦否认委托被告刘柏恒代为向王洪基和原告收取利息，又因被告刘柏恒未能举证证明其有权代理且将收取的案涉8万元交付被告姜明月，故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刘柏恒无权代理被告姜明月向王洪基和原告收取借款利息，其收取的案涉8万元亦未交付被告姜明月。据此，被告刘柏恒收取原告案涉8万元利息，没有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造成原告经济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即案涉8万元及其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9月13日起计算；以5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12月12日起计算）返还原告。关于焦点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原告就案涉民事权利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就案涉8万元利息，原告曾于2016年9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刘柏恒返还。该案诉讼中被告刘柏恒承认收到案涉8万元并交付姜明月，因被告刘柏恒是案涉借款的中间人，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刘柏恒收取原告的8万元利息已交付被告姜明月，至此原告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刘柏恒侵害，故至2016年11月25日原告撤回起诉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开始计算。2017年3月21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故对被告刘柏恒辩称的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刘柏恒返还不当得利8万元及该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因无据证明被告姜明月收到原告支付的案涉8万元利息，故原告对被告姜明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刘柏恒向原告相淑兰、高爽、高岚、高扬及原告王萍返还不当得利8万元及该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9月13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5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12月12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相淑兰、高爽、高岚、高扬及原告王萍对被告姜明月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鉴定费4100元，合计5900元，由被告刘柏恒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上诉人刘柏恒现无据证明将案涉8万元款项给付姜明月，其占有案涉8万元款项已构成不当得利。现刘柏恒对其中的3万元款项确认收到，但抗辩自己未收到5万元款项，但因其在（2016）辽0291民初5241号案件中，对该5万元所对应的收条的内容并无异议，鉴于该收条是刘柏恒出具的，应对该收条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故一审判定其收到案涉5万元款项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被上诉人请求刘柏恒返还不当得利8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本院对上诉人刘柏恒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刘柏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虹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毛国强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 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