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11民初385号 原告：郑某1，女，汉族，1961年5月16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健，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帆帆，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陈某，女，汉族，1937年11月17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告：郑某2，男，汉族，1966年3月5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被告：郑某3，男，汉族，1967年9月22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告：郑某4，男，汉族，1969年2月11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以上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其，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以上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冰剑，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郑某1与被告陈某、郑某2、郑某3、郑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6日、6月14日、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健、被告陈某、郑某2、郑某3、郑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审批延长三个月审限，现已审理终结。 郑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其享有座落于福州市郊区（房屋所有权证：榕晋Ｓ字第XX号，产权登记人：郑新波，产权面积219.04平方米）和（房屋所有权证：榕晋Ｓ字第XX号，产权登记人：郑新波，产权面积215.06平方米）二套房产的十分之一份额，并享有上述二套房产十分之一征收权益（两套房产遗产共计34728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某、郑某2、郑某3、郑某4承担。事实及理由：陈某和郑新波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四个子女，分别是长子郑某2、次子郑某3、三子郑某4、女儿郑某1。郑新波名下有二套房产，分别是座落于福州市郊区（房屋所有权证：榕晋Ｓ字第XX，产权登记人：郑新波）和（房屋所有权证：榕晋Ｓ字第XX，产权登记人：郑新波）。2011年11月1日，郑新波病故，其生前未立遗嘱，郑新波的父亲郑和义和母亲潘洋下妹均先于郑新波过世，故郑新波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由各继承人分别继承。其作为郑新波的女儿，依法享有继承权，应继承郑新波遗产的十分之一份额，现郑新波名下的二套房产划入征收范围，由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负责征收工作。因陈某、郑某2、郑某3、郑某4均不同意其继承父亲郑新波的遗产，故其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 陈某、郑某2、郑某3、郑某4辩称，一、双方已对祖遗及父辈的房产进行分割，并于1988年10月15日签订了私房旧屋协议书,约定郑某1分得旧祖上房（鼓山镇鼓四村洋下X号）约70平方米，祖上房屋他日被拆迁，分配的住房或地皮永属郑某1；新房有三间六堵，厨房有三个均由三个兄弟分得二堵及厨房各一间；建新屋郑某1出资一万元，同时郑某1免受新屋的分配产权。该协议本质上系分家析产协议，系各方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郑某1已明确放弃新屋（榕郊Ｓ字第XX号）的产权份额。 二、鼓四村洋下XX号旧屋拆迁，郑某1已取得货币补偿款。 三、新屋（榕郊Ｓ字第XX号）系郑新波与陈某于1982年自建的，新屋有三间六堵房，厨房有三间，均由三兄弟分得二堵及厨房各一间，当年，郑某2、郑某3、郑某4分别只有16岁、15岁、13岁，所以由父母申请并建造了第一层，后来，三兄弟各自集资在原有三间六堵房和三间厨房上各加盖两层。所以新屋应该是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人共有，每人各占三分之一份额。因新屋被鼓四村委会征地拆迁，而分给三块宅基地用于建房，则这三块宅基地应由三人享有，三人各自出资在宅基地上修建的房屋，分别是晋安区鼓山镇鼓四村仓埕新村X、X、X号，房屋所有权证分别登记在已故父亲郑新波名下（晋安区，所有权证号：榕晋Ｓ字第**，产权面积215.06平方米；晋安区鼓山镇鼓四村仓埕新村X号，所有权证号：：榕晋Ｓ字第**产权面积219.04平方米；）和登记在陈某的名下（晋安区鼓山镇鼓四村仓埕新村X号，所有权证号：榕：榕晋Ｓ字第**权面积209.58平方米）。由于建房用地由父母申请，鼓四村委会为村民统一办理产权证时，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郑新波和陈某名下，系当时政策原因，但不影响郑某2、郑某3、郑某4对各自房屋享有所有权。郑某1无权对讼争房主张继承份额。 四、郑新波和陈某没有积蓄，以种地为生，养育四个子女。长子郑某2是省体院的毕业生，从小学到大学读书花了不少钱，加上三姐弟的读书和其他费用，根本就没有积蓄，连治病都要大家一起出钱。郑某1出不少钱为父母治病，证明郑新波和陈某没有积蓄，根本无力建多处房产，且郑某2、郑某3、郑某4均有工作，收入稳定，完全有能力自建。此外，郑某1无证据证明有出资参与建新房。郑某2、郑某3、郑某4加盖二、三层时，郑某1已经出嫁，建立自己家庭，且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比较拮据，还经常回娘家麻烦父母。2017年11月，郑某1就本案讼争房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过。2008年4月8日，在开庭审理过程中，郑某1自知理亏，诉求无法获得法院支持，于2018年4月11日撤诉。请求法院驳回郑某1的所有诉求。 当事人围绕着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郑和义（别名郑和俤，，××××年××月××日因死亡注销户口）与潘兰下妹（别名潘兰香，××××年××月××日因死亡注销户口）生育二男二女：郑新波、郑波俤、郑依兰、郑细美。郑新波（1935年12月1日出生，2011年11月1日死亡，××××年××月××日注销户口）与陈某系夫妻共生育一女三男，分别为女儿郑某1,长子郑某2、次子郑某3、三子郑某4。郑新波生前未立遗嘱。 1988年10月15日，郑新波、陈某作为甲方，郑某2、郑某3、郑某4作为乙方，郑某1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一份私房旧厝协议书约定，1.甲乙丙的祖上厝土木结构屋座落在市郊区洋下XX号（半片）前落有三堵房（约70平方米）。2.甲乙方许愿将此旧祖上厝的居住权，一切房屋的产权所有交给丙方，永远属于丙方。3.该祖上屋，他日如被有关部门土地征用拆迁搬，所分配到的住房或者地皮永属丙方的，所有权与甲乙方无关。4.新屋有三间六堵房，厨房有三个，均由乙方三兄弟各分得二堵房及厨房各一个。5.建新屋，丙方付出资金人民币壹万元，同时丙方免受新屋的分配产权。6.甲方由乙方、丙方每月付出供养费。乙方三位兄弟日后成家，丙方予以支持。祖母病痛，乙方、丙方予以关照。甲方辛苦病痛，乙方、丙方应负责任。7.本协议书甲乙丙方共同遵守，不得违约，有法律依据，恐口无凭，特立此据。该协议经见证人舅父陈定祥签名见证。 1992年7月12日，福州市郊区福兴投资区与福州市郊区鼓山乡鼓四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鼓四村委员会）签订鼓四村洋下拆迁协议书约定，福兴投资区因开发建设需要使用鼓四村洋下片土地，委托鼓四村委会负责对鼓四村高厝、新厝、郑厝三墩所有民房包干拆迁和安置，拆迁期限从1992年7月开始，到1992年12月底前所有民房等建设物要清场结束，交付福兴投资区使用；拆迁包干金额121万元等内容。1992年9月10日，福州市郊区房地产管理局颁发一份房屋所有权证，确认座落于福州市郊区混合结构三层楼房，建筑面积296.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人为郑新波，所有权证号为：榕郊Ｓ字第××号。1993年8月30日，福州市酿造调味品公司与郑新波、陈某、郑某2签订协议书支付郑新波转让费2万元。该房屋于1993年11月被拆迁。此后，鼓四村委会根据郑新波生育三个儿子的家庭情况安排三块宅基地给郑新波一家人建房。1995年4月27日，鼓四村委会通知郑某3、郑某4、郑波俤等27个洋下片拆迁户在村委会召开会议，通知拆迁户，经镇土地部门建议，允许原洋下拆迁户补办建房执照、土地使用证，拆迁时采取先建后补的办法，现房子已盖好，经协调同意补办等。1997年12月3日，福州市晋安区房地产管理局颁发三本房屋所有权证，确认座落于福州市晋安区混合结构三层楼房，建筑面积分别为215.06平方米、219.04平方米，房屋所有权人均为郑新波，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榕晋Ｓ字第XX号、榕晋Ｓ字第XX号；确认座落于福州市郊区混合结构三层楼房，建筑面积为209.58平方米，房屋所有权人为陈某，所有权证号为：榕晋Ｓ字第XX号。 2011年8月15日，陈某、郑某2、郑某1共同出具一份证明书，内容为：2011年7月23日，郑新波前列腺增生发作住进福州市晋安区医院，7月26日病情加重脑出血，脑梗塞、高血压、肺部感染、尿失禁，转院到省立医院急诊，住院期间，陈某、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轮流照顾，伺候老人家，郑某1和郑某2、郑某3、郑某4三兄弟经济上同样一起出钱，治郑新波的病。现已交住院费1万元。2011年8月23日，陈某、郑某2、郑某1还共同出具一份证明书，内容同前面证明内容一样，但增加一句“如果房子拆迁，我郑某1也有一份。以上二份证明内容均由郑某1书写，由陈某、郑某2、郑某1三人签名。2011年10月31日，由郑某1书写，陈某签名共同出具一份证明书，内容为，2011年7月23日，我爸爸郑新波前列腺增生到脑出血、脑梗塞、高血压、肺部感染、尿失禁，住院二个月期间，我郑某1和三个弟弟郑某2、郑某3、郑某4在医院每天轮流照顾，伺候老人家。我爸出院回来，我天天和我妈在家照顾、伺候；我爸看病的钱，我郑某1和三个弟弟一样出钱，我爸过世后，我也同样一起出钱办丧事。我出嫁后每年都有给钱扶养父母亲，以前在洋下村盖房子，当时我弟弟还在读书，我也有出钱帮父母盖房子。现在我母亲跟我承诺不管以后建的房子或许房子拆迁，我郑某1都有一份。因为有2幢房子的房产证是我爸爸，还有1幢是我妈妈，妈妈许给我30平方米房子。 2017年11月27日，鼓四村委会出具关于鼓山镇鼓四村仓埕新村X号、X号、X号房屋情况的证明，内容为鼓四村仓埕新村X号村民郑某4、X号村民郑某2、X号村民郑某3，原房子在鼓四村洋下片，于1992年鼓四村洋下片土地被征用拆迁，村委会给每家每户一定的赔偿，其中，郑新波、陈某夫妇生育三男一女，村委按三个儿子的比例给郑新波、陈某及三个儿子能建三座房的空地。郑新波、陈某夫妇按风序良俗，分配其三个儿子建房，另外，女儿郑某1已出嫁，若要申请建房，村要求交3000元土地使用费，村后山处一块空地建房，郑某1主动放弃。三兄弟各自出资分别建完房后，于1996年村里统一办理房产证。因当时房产局要求房屋所有权人年龄要达到36周岁才能办，所以鼓四村仓埕新村**郑某4房屋的所有权人、X号郑某3房屋的所有权人只能办其父亲郑新波的名字，鼓四村仓埕新村X号郑某2房屋的所有权人只能办其母亲陈某的名字。 2017年12月25日，郑某1向本院提起法定继承诉讼，要求按法定继承方式，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各继承榕晋Ｓ字第XX号、榕晋Ｓ字第XX号、榕晋Ｓ字第XX号三处房产十分之一份额；陈某继承分得上述房产十分之六份额。2018年4月11日，本院作出（2017）闽0111民初5352号民事裁定，准予郑某1撤诉。 庭审中，双方确认：1.私房旧厝协议约定的二处房屋，一处是祖上厝即鼓四村洋下XX号，该房屋所有权人系郑和义与潘兰香；另一处是新屋即鼓四村洋下212号，房屋所有权人登记在郑新波名下的房屋（产权证号码：榕郊Ｓ字第××号）。2.私房旧厝协议约定的二处房屋在1992年至1993年均已被鼓四村委会征收拆迁。3.鼓四村委会支付了拆迁补偿款93801元（该款项由陈某领取），并重新安置三块宅基地给郑新波、陈某、郑某2、郑某3、郑某4建房，此后实际建成三座砖混结构房产（门牌号码分别为鼓四村仓埕新村X号、X号、X号），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其中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郑新波，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榕晋Ｓ字第XX号、榕晋Ｓ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陈某，所有权证号为：榕晋Ｓ字第XX号。4.郑某2、郑某3、郑某4共同确认三兄弟结婚后自然分家；郑某2确认其于××××年结婚；郑某3确认其于××××年结婚；郑某4确认其于××××年结婚。5.陈某陈述，三处房产均不是郑新波建的，均是三个儿子出资建的；郑某4分X号，郑某3分X号，二人的房产证办在郑新波的名下；郑某2分X号，房产证办在其名下。郑某4陈述X号房产是其自建的，其父亲当时已六十多岁，没有出资。郑某2陈述X号房产是其自建的，其父亲没有出资。郑某3陈述X号房产是其自建的，其父亲没有出资。郑某2、郑某3、郑某4共同陈述其三人自己请工人建房子，从挖地基开始，自己买材料，前后花了五年时间。6.因郑某1的小孩在鼓山中心小学读书，郑某1有出资装修在X号房屋其中一间卧室，并居住至小孩小学毕业，郑某1确认其没有出资建X号、X号房屋。7.2018年12月，鼓四村仓埕新村X号、X号、X号房产均被列入征收房屋，现已被征收拆除。8.双方确认郑某1对父母有尽赡养义务。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证据或事实有争议，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郑新波对私房旧厝协议约定的祖房（鼓四村洋下XX号房产）是否有处分权的问题。郑某1主张鼓四村洋下XX号祖上房产，是其祖父母郑和义与潘兰香的共有房产，祖父母共生育四个子女，郑新波不是所有权人，没有权利处分该房产，该私房旧厝协议协议属于无权约定。1992年，该房屋被鼓四村委会拆迁时，潘兰香还在，拆迁款是潘兰香和郑波俤领取，郑新波及其均没有领取。陈某、郑某2、郑某3、郑某4主张，洋下拆迁时，房屋折价款赔偿清单、洋下拆迁补偿款单，可以证明陈某替郑新波领取的93801元赔偿款由两部分组成，祖上厝半片70.5㎡×200元／㎡＝14100元（协议书载明祖上厝半片约70平方米），新屋先结算的265.67㎡×300元／㎡＝79701元。陈某已将半片祖房的补偿款14100元交给郑某1。拆迁建房金额及应交应付明细情况表，可以证明另半片祖房分给郑波俤，郑波俤获得补偿款16200元（81㎡×200元／㎡），由郑波俤的配偶赵嫩珠盖章确认。以上共同证明，郑新波分得半片祖房70.5㎡，郑波俤分得另半片祖房81㎡，两者相加151.5㎡与祖房实际面积吻合；祖房已由郑新波、郑波俤分割清楚，郑新波有权处分所分得的半片祖房。潘兰香对祖房的拆迁补偿款分别由郑新波和郑波俤领走不持异议，可以证明潘兰香认可将祖房已平分给郑新波和郑波俤的事实。本院认定，私房旧厝协议约定的祖上厝即鼓四村洋下XX号已于1992年底被鼓四村委会拆迁并已实际获得赔偿，虽然本院根据郑某1的申请发出调查令，但因历史原因，鼓四村委会管理不规范，没有移交档案资料，无法获得详实完整的拆迁补偿档案。根据庭审调查情况可以认定鼓四村洋下XX号房产系郑和义与潘兰香的夫妻共同财产，1992年该房屋拆迁时，潘兰香对其儿子郑新波、郑波俤各自领取该房屋拆迁赔偿款的行为没有异议，可以证实郑和义与潘兰香夫妻已将鼓四村洋下XX号房产分家析产给其二个儿子郑新波、郑波俤。如果郑某1对祖房的权属有异议，可以拒绝签订私房旧厝协议，但郑某1在签订协议二十九年多后提出异议，不符合常理。陈某、郑某2、郑某3、郑某4主张，拆迁时郑新波与郑波俤兄弟已经分家，其他姐妹没有异议，符合当时农村实际情况，比较客观，本院予以采信。故郑某1提出郑新波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没有权利处分该房产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1988年10月15日签订的私房旧厝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定，1988年10月，郑新波、陈某在郑某1出嫁后三年召集全家人签订的私房旧厝协议，其内容实质是家庭分房协议，或分家析产协议，并邀请其证人舅父在场见证，由此可见，郑新波、陈某是比较民主、开明的，签订协议时，三方当事人均已成年，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完整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协议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该协议在2017年12月25日之前，三方均未提出异议，故可以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郑某1提出1988年10月15日签订的私房旧厝协议书对祖房约定无效，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洋下XX号半片祖房的拆迁补偿款是否支付郑某1的问题。郑某1主张其没有实际获得祖房的拆迁补偿款。陈某、郑某2、郑某3、郑某4均主张郑某1已分得祖房的拆迁补偿款，郑某1在1993年还在鼓四村领取粮食补贴，应当知道村里发生拆迁事宜，如果郑新波和陈某未将拆迁祖房的补偿款14100元交给郑某1，则郑某1当时就应当向郑新波和陈某提出主张。庭审中，陈某陈述洋下拆迁时，拆迁款是其和郑新波一起去村里拿的，旧房一平方米就赔偿200元，当时郑新波一拿到钱就给郑某11.4万元。本院认定，陈某虽然年龄已高达82岁，但其思路清晰，意思表示到位，可信度高，本院予以采信。结合郑某1应当知道鼓四村发生的拆迁事宜，郑某1既没有向郑新波和陈某主张过，也没有与其父母及三个弟弟签订书面协议，确认其没有获得祖房拆迁赔偿款的事实；郑某1在1992年拆迁后至2017年11月提起继承诉讼前将近二十五年时间均未提出异议等实际情况，本院认定陈某已将祖房拆迁补偿款支付给郑某1。郑某1在祖房拆迁二十五年后主张未收到拆迁补偿款，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 四、关于讼争房（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郑新波，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榕晋Ｓ字第XX号、榕晋Ｓ字第XX号）能否认定属郑新波遗产的问题。本院认定，根据1988年10月15日签订的私房旧厝协议书约定内容可以认定自签订协议之日起，郑某1已与郑某2、郑某3、郑某4正式分家，郑某1分得祖房即鼓四村洋下XX号（半片，约70平方米），该房屋的拆迁权益均归郑某1所有；新屋鼓四村洋下XX号房屋由郑某2、郑某3、郑某4三兄弟平分；同时四个子女共同负责、照顾赡养父母；郑某1无权要求分配新屋产权。1992年鼓四村洋下XX号被拆迁时，郑某1已出嫁，没有要求鼓四村安置宅基地建新房，符合农村实际情况。1993年鼓四村洋下XX号房屋（产权证号码：榕郊Ｓ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亦登记在郑新波名下）拆迁时，该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包括重新安置的三块宅基地和拆迁补偿款应当归郑某2、郑某3、郑某4三兄弟所有，郑某1无权要求分割。郑某1没有对新屋的拆迁安置权益提出异议，应视为其认同新屋的拆迁安置权益归郑某4、郑某3、郑某2三人所有。郑某2、郑某3、郑某4三兄弟在父母的帮助下，利用洋下XX号房屋拆迁补偿款以及福州市酿造调味品公司支付的转让款，自食其力，各自在鼓四村委会批准安置的宅基地上，建起三座房屋即鼓四村仓埕新村X号、X号、X号（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榕晋Ｓ字第XX号、榕晋Ｓ字第XX号、榕晋Ｓ字第XX号）；其中，郑某4分X号，郑某2分X号，郑某3分X号，根据1993年后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人均已成年，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是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有能力在父母的帮忙下单独建房，无证据证明此三处房产系郑某2、郑某3、郑某4三人没有出资的情况下，仅靠郑新波、陈某夫妻的劳动收入所建造的，故本院认定鼓四村仓埕新村X号、X号、X号房屋分别系郑某4、郑某2、郑某3各自出资所建，房屋所有权应当归三人各自所有。郑某4和郑某3将各自房产所有权登记在其父亲郑新波名下，郑某2将其房产所有权登记在其母亲陈某名下，符合农村生活习惯及特点，尤其是在村里集中统一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情况下，原先登记在父母名下的房产已被拆迁，父母名下均无房产，基于部分子女未成家或虽已成家但未分家，以及部分子女户口已经迁移出等原因，而将其房屋所有权登记在父母名下。郑某4、郑某3、郑某2将各自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其父母名下的事实，不影响本院根据农村实际状况作出各自所建房屋归其各自所有的认定。因此，讼争房不能认定属郑新波的遗产。郑某1因小孩在鼓山中心小学读书，在鼓四村仓埕新村X号自行出资装修一间卧室，用于照顾小孩学习生活需要，且居住多年，不能视其为鼓四村仓埕新村X号建房出资，其不享有鼓四村仓埕新村X号房屋的部分所有权。郑某1以讼争房所有权登记在郑新波名下为由主张讼争房属郑新波的遗产，违反了1988年10月15日签订的私房旧厝协议书约定精神，也违背了其父母郑新波、陈某的真实意愿，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郑某1提供三份证明书的证明对象的问题。郑某1提供2011年8月15日、2011年8月23日、10月31日陈某和郑某2出具的证明书，证明其对父母尽了赡养义务。郑某1自认三份证明书内容都是由其书写，由陈某和郑某2签名的，都是其父亲住院期间，其有出资的证明，每一次拿钱就签一次证明，前面二份证明书是在晋安区医院签的，第三份证明书是是在省立医院签订的。陈某、郑某2、郑某3、郑某4对三份证明的证明对象均无异议。郑某2质证认为，2011年8月23日证明书是郑某1说2011年8月15日的证明丢了要求重新再签一份。当时的内容，只有前面直到治爸爸的病这里，其觉得没有问题就签下来。后面两句话“如果房子拆迁，我郑某1也有一份，现已交住院费1万元，特立字据。”是事后补上去的。2011年10月31日证明书的最后“妈妈许给我30平方米的房子”，这几个字，字体间距比上面的都要大可以看的出来这几个字是后面补进去的。本院认定，郑某1提供的三份证明书可以证明其对父母已尽到赡养照顾义务。但证明书系郑某1自行书写，陈某文盲，郑某2没有认真核实，证明书中添加与房屋拆迁权益有关的内容，未经过郑某4、郑某3共同认可，且陈某亦不认可郑某1对三处房产有继承权，故该三份证明书不能证明郑某1对房屋所有权登记于郑新波、陈某名下的讼争房享有继承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遗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虽然讼争房所有权登记在郑新波名下，但根据1988年10月15日签订的私房旧厝协议书约定，郑某1已与郑某4、郑某3、郑某2三个弟弟分家析产，郑某1分得鼓四村洋下XX号半片祖房，无权要求分新屋（鼓四村洋下XX号）。根据庭审调查，讼争房（鼓四村仓埕新村X号、X号）系郑某4、郑某3利用新屋于1993年被拆迁所分得的拆迁补偿款及转让款，自食其力，在父母的帮助下，各自出资在鼓四村委会批准安置的宅基地上建起的房产，故应认定讼争房的实际所有权人是郑某4、郑某3，讼争房不能认定属郑新波的遗产。郑某1无权主张要求继承分割讼争房。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明显无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郑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582元，由郑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阮文斌 人民陪审员  严日成 人民陪审员  林 玉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林颖                                                                                                  书记员  黄磊磊 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