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418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沈国海，男，1974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其良、黄志刚，浙江显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沈建华，男，196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春燕，浙江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国海为与被上诉人沈建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国海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并支持沈国海的一审诉讼请求；2、沈建华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沈建华自2015年2月起陆续向沈国海还款75300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沈建华在一审中提供《收条》一份，载明沈国海确认收到股权转让款753000元。沈建华称该款均以现金方式分五笔支付给沈国海，但未提供任何可以证明分五次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沈国海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其主张的理由是“被告在法庭的要求下对收条中载明的753000元的款项的交付进行了两次陈述，两次陈述内容基本一致，被告已对款项来源做出了解释”。一审法院仅以两次陈述基本一致即认定沈建华的主张，完全脱离事实。另外，对于沈建华款项来源，沈建华虽辩称自己是将其全部苗木出售用以偿还股权转让款，但一审已证实沈建华在2015年1月到10月的银行流水均为小额额度，与沈建华750000元股权转让款仍有极大差距，以上表明沈建华并无实际偿还753000元的偿还能力。因此，一审法院在事实不清，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支持沈建华自2015年2月起陆续向沈国海还款753000元的主张并裁判，该判决应予撤销。二、沈国海于2015年10月18日向沈建华出具753000元的收条包含次日沈建华转给沈国海的50万元，且沈国海已支付沈建华劳务报酬253000元，一审法院未查明该事实。一审中双方均认可沈建华为沈国海代持常山恒迪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股权，沈国海许诺给沈建华一定劳务报酬的事实。2015年10月18日，基于股权转让，沈国海与沈建华就股权转让款及劳务报酬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沈建华承诺支付沈国海股权转让款50万元，但要求沈国海先打收条，同时要求沈国海支付沈建华劳务报酬253000元，该报酬从沈建华应支付给沈国海的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沈建华因此先向沈建华出具753000元的收条，沈建华于次日即2018年10月19日以转账方式归还股权转让款50万元。2018年10月19日沈建华转账的50万元应属于沈建华出具753000元收条中的部分股权转让款。三、沈国海委托泮观锋向沈建华催款的时间是2016年2月份，并非2015年2月份。一审法院未查明该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泮观锋受沈国海委托于2015年2月18日向沈建华催债无事实依据。首先，因出警情况明确表示该出警是因为沈建华和泮观锋之间债务纠纷而报警，并无提起泮观锋受沈国海委托上门要债，且出警记录表明沈建华与泮观锋之间无肢体冲突，说明沈建华没有受到恶劣手段而主动报警，故沈建华不可能因为普通要债而穷尽办法去筹借巨额款项去还债，该出警记录无法证明是沈国海委托泮观锋向沈建华催款。其次，沈国海所说的“泮观锋于2015年2月份向沈建华要债”是沈国海听泮观锋说的，并非亲眼看到，沈国海当时并不在现场，无法判定是否确有此事，沈国海的此项陈述不应作为判定沈国海委托泮观锋于2015年2月份向沈建华催款的依据。再次，沈国海向泮观锋出具的收条显示时间为2016年2月7日，泮观锋该日向沈国海收取费用，该收条可作为沈国海于2016年2月7日才开始委托泮观锋的证据。最后，泮观锋是接受沈国海的委托向沈建华要债，且出警记录载明泮观锋与沈建华因债务纠纷产生较大争端，按常理和逻辑，泮观锋作为证人出庭时不可能偏向沈建华，但实际上泮观锋在作证中极大偏向了沈建华。因此，沈国海有理由怀疑泮观锋收取了沈建华的“好处费”而歪曲事实，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可信度非常低。以上事实均可说明沈国海委托泮观锋向沈建华催款的时间应为2016年2月份，因此一审法院在事实不清，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支持泮观锋受沈国海委托于2015年2月18日向沈建华催债的主张并裁判，该判决应予撤销。 沈建华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沈国海已收到收条中的753000元是正确的，应该予以维持。1、沈国海于2014年除夕委托泮观锋向沈建华催讨债务，而不是如沈国海所称的2015年除夕。在沈建华未收到徐荣平与王建刚的股权转让款前的2014年8月28日，沈国海就要求沈建华书写欠条确认沈建华欠沈国海股权转让款185万元，并要求沈建华于2014年12月底前付清（以沈国海提交的证据材料的日期为准）。2014年12月底届至，徐荣平与王建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2015年2月18日即（2014年除夕），沈国海花巨资委托泮观锋向沈建华催讨股权转让款。泮观锋的证人证言证实，泮观锋受沈国海的委托于2014年除夕向沈建华催讨债务，新塘派出所的出警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沈国海承认其委托泮观锋向沈建华催讨债务过一次，但否认系2014年除夕催讨，而认为系2015年除夕催讨，并欲以泮观锋的收条证明。但沈国海在庭审中也陈述于2015年除夕向泮观锋支付巨额款项，在法庭要求提供其向泮观锋支付款项的付款凭证时，沈国海持有该证据但拒绝向法庭提供。出警记录记载沈建华与泮观锋双方因债务问题引起冲突，是指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债务问题，而不是明确表示债务发生于双方之间。沈国海没有证据证明泮观锋与沈建华间有债务纠纷，且沈国海在庭审中也承认于除夕委托泮观锋向沈建华讨债，沈国海在没有证据证明沈建华与泮观锋存在其他债务纠纷并于除夕讨债外，该出警记录就是沈国海委托泮观锋的讨债。2、沈建华基于沈国海的催讨，才于2015年陆续交付现金753000元。沈国海自己承认花了巨额资金委托泮观锋向沈建华催讨债务，沈建华正是基于恐惧心理才于2015年的上半年陆续向沈国海支付现金753000元。沈建华在两次庭审中均详细陈述了753000元现金交付的情形，该陈述客观合理。沈建华向法庭出示的土地承包合同证明土地承包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故在2015年沈建华将土地上种植达10年的苗木全部卖掉用以支付沈国海的股权转让款。因沈国海欠下几个亿的债务，属于失信人员，被列入黑名单，故其要求沈建华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交易，而不是转账交易。且，沈建华做的苗木生意也均为现金交易。故沈建华支付给沈国海的753000元均为现金。后，沈国海得知在宁夏的账户法院不会被查询到，故要求沈建华将款项打入其宁夏的账户。所以，才有了沈建华转账给沈国海的款项。应法庭要求而提供的银行明细，因该银行账户是沈建华当时为方便公司支付工资等款项而开立的，故都为小额款项，与苗木款无关。二、沈国海在法院要求其本人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况下，仍未到庭，而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对其作出的主张应不予认定。在第一次庭审中，法院经庭审调查要求沈国海本人到庭陈述案件的情况，但其本人未到庭，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的规定，因沈国海在法院要求其本人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况下，仍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在庭后法院又与其联系要求其本人在规定时间内到法院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并明确告知未到庭将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但其仍未到庭，而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不应予以认定。三、沈国海在一审法院的庭审中的陈述存在多次不一的情况，且存在多处矛盾与不合理处，故其所作的陈述也不应予以采信。综上，请求法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工资、执行款等沈建华将另行起诉。 沈国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沈建华支付股权转让款592000元及该款自2015年10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国海曾系常山恒迪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沈建华为沈国海代持该公司股权，为公司显名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4年8月24日，沈国海以沈建华的名义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案外人徐荣平、王建刚，约定尾款1850000元于2014年12月31日前付清。同年8月28日，沈建华向沈国海出具欠条一份，载明“尚欠股权转让款（沈国海）人民币185万元（大写：壹佰捌拾伍万元正）。本年12月底前付清”。沈建华因未收到徐荣平、王建刚尾款故而未按上述约定向沈国海付款，泮观锋在沈国海的委托下于2015年2月18日向沈建华催讨案涉款项，沈建华向公安机关报警。因徐荣平、王建刚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沈建华和常山恒迪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另一显名股东方明俊向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5）衢常商初字第559号。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于2015年9月17日达成调解协议，“一、徐荣平、王建刚支付沈建华、方明俊股权款184.5万元（扣除五台空调折价款0.5万元），于2015年10月10日前支付84.5万元；余款100万元定于2015年12月底前汇入常山县人民法院账户……五、沈建华、方明俊完成三、四两项义务后，向常山县人民法院领取10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5年10月18日，沈国海向沈建华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沈建华的股权转让款753000元。2015年10月19日，沈建华通过转账方式向沈国海支付500000元。2016年4月12日，沈建华通过转账的方式向沈国海支付500000元。另：沈建华在庭审中自认已全额收到（2015）衢常商初字第559号民事调解书中约定的价款，实际收到时间为2015年10月16日845000元，2016年4月8日10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1、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沈建华已经向沈国海支付了1253000元还是1753000元，即沈国海于2015年10月18日出具给沈建华的收条中载明的753000元是否包括沈建华次日转给沈国海的500000元。对此，首先，沈建华在法庭的要求下对收条中载明的753000元款项的交付进行了两次陈述，两次陈述内容基本一致，沈建华亦对款项来源作出了解释；且沈建华对其为何在没有收到案外人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提前向沈国海支付代持的股权转让款作出了合理解释，并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沈国海在2015年2月已委托社会人员泮观锋向沈建华催债，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沈建华是基于害怕沈国海再次委托他人来闹事而提前还款。其次，沈国海在本案中存在多次陈述不一的情况。如沈国海在起诉时陈述沈建华总共欠股权转让款1850000元，在第一次庭审沈建华提交了（2015）衢常商初字第559号民事调解书后，沈国海改口当时沈建华应支付给沈国海的代持股权转让款为1845000元；沈国海在起诉时陈述，其仅收到沈建华股权转让款1000000元，在第一次庭审沈建华向法庭提交了沈国海于2015年10月18日出具的收条后，沈国海又予以改口。第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本案中，法庭根据本案第一次庭审情况，要求沈国海、沈建华本人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后沈建华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法院询问，但沈国海本人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审结束后，法庭再次联系沈国海，要求其本人在规定时间内到法院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并明确告知其未到庭将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但沈国海本人仍未出庭且未给予合理解释。同时，沈国海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沈国海于2015年10月18日出具的收条中载明的753000元包含了次日沈建华交付的500000元。故对沈建华关于其已向沈国海支付1753000元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沈建华关于沈国海尚欠其工资款192000元，要求予以抵扣的抗辩意见，鉴于沈国海不认可，且与本案系不同法律关系，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沈建华可另行进行主张。经一审法院核实，沈建华尚欠沈国海92000元。2、沈国海要求沈建华支付自2015年10月20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沈建华系受沈国海的委托代持常山恒迪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股权，后沈建华应沈国海要求将股份转让给案外人徐荣平、王建刚，沈建华在收到案外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应及时转交给沈国海。虽然沈建华曾承诺于2014年年底付清案涉款项，但沈建华作出该承诺的前提是徐荣平、王建刚承诺在2014年12月31日前付清股权转让款。但沈建华最后的尾款1000000元是2016年4月8日收到，沈建华于2016年4月12日向沈国海支付500000元，故一审法院认为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4月13日起算较为合理，予以调整。综上，对沈国海合理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沈建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沈国海92000元及该款自2016年4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的逾期利息；二、驳回沈国海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沈建华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34元，减半收取5317元，由沈国海负担4506元，由沈建华负担811元。 二审期间，沈国海向本院提交沈建华于2018年2月15日发给沈国海的短信记录4页，证明：2016年5、6月份，沈建华向泮观锋支付了50万元，并且认为是支付给沈国海的钱。沈建华发表质证意见认为：沈国海提交的证据超过举证期间，且其中所涉收条只有一张照片，还存在代笔的情况，说明不是泮观锋本人写的。庭后沈建华向本院出具说明内容如下：经询问其前妻，其前妻称因沈国海委托泮观锋向沈建华家讨债，导致其夫妻离婚，家庭破裂。在离婚后，沈国海经常到沈建华及其前妻处讨债，其前妻非常生气，就编造了收款人为泮观锋的50万元收条，并用沈建华的口吻发短信给沈国海说钱已给泮观锋，骂沈国海发泄等。本院认证为：沈建华对短信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本院将综合论述。 沈建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8年2月15日，“137××××4430”的手机号码向沈国海发送《收条》图片一张，并陈述“你委托他来讨债的，给他就是给你”等，该《收条》载明“今收到沈建华欠沈国海欠款伍拾万元正（￥500000.00）收款人为泮观锋（其为沈国海的委托人）收款人：泮观锋2016.5.12注：现有金立峰代签”。经当庭拨打该手机号码，确认接听人员为沈建华的前妻。 本院认为：双方均认可，沈建华应向沈国海返还的股权转让款共计为184.5万元。根据已查明的还款情况，沈国海于2015年10月18日向沈建华出具收条确认收到75.3万元；沈建华于次日即2015年10月19日向沈国海转账50万元。2016年4月12日，沈建华再次向沈国海转账50万元。现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沈国海出具收条确认收到的75.3万元中是否包含次日沈建华向其转账的50万元，也即沈建华于2016年4月12日向沈国海转账50万元后，其剩余欠款金额应为59.2（184.5-75.3-50）万元还是9.2（184.5-75.3-50-50）万元。根据沈国海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沈建华在短信中明确表示其曾于2016年5月12日向沈国海的委托人泮观锋归还了50万元。沈建华虽称该短信系其前妻以沈建华的口吻向沈国海发送，但无相关证据证明，且完全由其前妻杜撰事实并伪造收条、沈建华对此毫不知情的可能性较小，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短信内容，无论沈建华向泮观锋还款的情况是否属实，至少可以表明沈建华在2016年5月12日时明确认可其向沈国海的欠款余额至少在50万元以上。由此反推，沈建华于2016年4月12日向沈国海转账50万元后，其剩余欠款金额应为59.2万元。鉴于沈建华明确陈述其实际并未如收条所载，即于2016年5月12日向泮观锋归还50万元，故其目前向沈国海的欠款仍应为59.2万元。另外，一审法院确定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6年4月13日，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沈国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 二、沈建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沈国海592000元及该款自2016年4月1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的逾期利息； 三、驳回沈国海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720元，减半收取48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均由沈建华负担。沈国海已向本院预交9012元，双方可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诉讼费用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王杨沁如 审判员 袁 正 茂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