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81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青，男，1969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国华，男，197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爱民，山东恒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孔晓彤，女，汉族，1990年4月22日出生，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莱芜市彤扬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孔晓彤，总经理。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小林，济南莱芜浩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侯功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海燕，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研安，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王青、吴国华因与被上诉人莱芜市彤扬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彤扬公司）、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座集团）、孔晓彤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6民初3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青、吴国华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鲁0116民初3458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王青、吴国华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孔晓彤、彤扬公司、银座集团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理解错误，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一、王青、吴国华、束传章、高勇签订《个人合作协议》，高勇退伙是均认可的事实。作为合作人即使为共同诉讼参与人，王青、吴国华向法院起诉，其他合作人未参与诉讼，仅属程序性规定，而非一审法院判决中涉及到共同诉讼参与人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规定并不适用实体性的规定，一审中王青、吴国华提供了孔晓彤、彤扬公司为银座集团送达的通知，认可现在使用租赁物经营的为莱芜经济开发区希莱雅母婴生活馆，足以证实王青、吴国华与束传章的合作已经终止，因此，王青、吴国华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二、王青、吴国华一审中提供的《个人合作协议》并未记载签订时间，事实是在2017年5月所签订，仅是载明合作期限自2017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而孔晓彤与银座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在2017年6月，租赁期限也从2017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一审法院认定《租赁合同》在《个人合作协议》之前，无任何的事实依据。在《个人合作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委托孔晓彤作为合作负责人，权限为：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等足以证实孔晓彤系受王青、吴国华等合作人的委托与银座集团签订《租赁合同》，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孔晓彤也当庭认可系受王青、吴国华及束传章的委托进行经营，由一审庭审笔录予以证实，足以证实委托孔晓彤的行为存在，一审法院对委托行为不予采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为维护王青、吴国华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孙晓彤、彤扬公司、银座集团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青、吴国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孔晓彤与银座集团在2017年8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2.判令解除彤扬公司与银座集团在2019年2月1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书》；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孔晓彤、彤扬公司、银座集团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日，王青、吴国华、束传章、高勇签订《个人合作协议》一份，合同约定，合作名称及主要经营地为莱芜市人民医院银座店，经营项目和范围为母婴用品、产后恢复，合作期限自2017年8月1日至起至2023年7月31日止。各合作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作终止后，各合作人的出资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合作各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债务。按实际投资比例分配。每个季度末进行一次结算及分红。合同条款第七条第（二）款约定，合作协议约定或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孔晓彤作为合作负责人，其权限为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上述四人合作未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没有字号。2017年6月，甲方（出租方）银座集团与乙方（孔晓彤）签订《租赁合同书》一份，约定甲方将其门店租赁给乙方。合同同时对租赁位置及面积、经营项目、品牌、租赁期限、计租日、租金支付及标准、会员卡、贵宾卡及银行卡使用规定、保证金标准及支付、能源费及其他费用、铺位的使用及管理及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9年2月15日，甲方银座集团与乙方彤扬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书》一份，约定乙方供应的商品由双方共同商定。经协商，甲方同意乙方供应细类丽婴房品牌的商品。合同同时对商品质量及知识产权、经营方式、付款商品数量、商品检验、商品交付、商品价格及价格变动、商品促销、有条件销售奖励、商品条码、新商品、商品退换货、商品防损、装修管理、物业管理、履约保证金等进行了约定。合同有效期限自2019年4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王青、吴国华委托山东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根据束宝母婴生活体验馆提供的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收入、购货成本、费用等财务资料对其经营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鲁大华会审字（2019）第2709号审计报告。孔晓彤及彤扬公司提供北京丽婴房婴童用品有限公司以及苏州丽婴房婴童用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自2014年11月至2019年12月31日给彤扬公司的《授权书》，以及丽婴房婴童用品有限公司与彤扬公司签订的《丽婴房加盟合同》，用以证明在束传章与王青、吴国华以及高勇合作经营之前，彤扬公司已经代理丽婴房的品牌，孔晓彤及彤扬公司与银座股份签订购销合同的行为不是接受委托的行为。孔晓彤及彤扬公司提供莱芜经济开发区束宝母婴用品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束宝品牌的商标注册证等，用以证明王青、吴国华与束传章、高勇合作时使用的是莱芜经济开发区束宝母婴用品馆营业执照进行经营，王青、吴国华陈述的与束传章已经终止了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一、王青、吴国华、束传章、高勇订立的《个人合作协议》，约定各自提供资金等，合作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债务，并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进行了书面约定，四人的合作符合法律规定的个人合伙特征，依法为个人合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规定：“在诉讼中，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个人合伙有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被推选的代表人，应由全体合伙人出具推选书。”依照以上法律规定，本案束传章、高勇应当作为合伙人共同参与诉讼，享有诉权并承担义务，既是程序性规定，也是实体性规定，本案王青、吴国华主张高勇经一致同意退伙，王青、吴国华与束传章的合作已终止，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孔晓彤及彤扬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银座集团签订的《租赁合同书》，其签订时间在签订《个人合作协议》之前，王青、吴国华主张孔晓彤及彤扬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书》及《购销合同书》系委托行为，证据不足，且王青、吴国华虽对孔晓彤、彤扬公司提供的反驳证据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王青、吴国华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王青、吴国华请求解除孔晓彤与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王青、吴国华请求解除莱芜市彤扬商贸有限公司与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1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王青、吴国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涉案《租赁合同书》双方主体是孔晓彤和银座集团，涉案《购销合同书》双方主体是彤扬公司和银座集团，王青、吴国华不是两份合同的主体，但其主张解除两份合同书的理由是：其与孔晓彤、束传章、高勇合作，委托孔晓彤作为合作负责人，受王青、吴国华委托孔晓彤与银座集团签订合同，彤扬公司也是受王青、吴国华委托与银座集团签订合同，因该两份合同书在履行过程中给其造成损失，请求解除合同。对于该主张，王青、吴国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孔晓彤、彤扬公司分别与银座集团签定的合同是受王青、吴国华等人委托，因此，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王青、吴国华主张的《个人合作协议》第七条约定：委托孔晓彤作为合作负责人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该约定没有明确订立合同以谁的名义、且该合作协议签订时间晚于孔晓彤与银座集团签订合同的时间，仅凭该条约定不能证实其主张。综上所述，王青、吴国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青、吴国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琴审判员 王立强审判员 孙 磊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范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