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7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渚桥韵律师事务所，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创意路**凤凰创意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学峰，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浙江渚桥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盐城城润科技有限公司，住江苏省盐城市滨，住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通榆镇民营创业园**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周星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芳红、徐意，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渚桥韵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渚桥韵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盐城城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润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5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渚桥韵事务所、城润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8）浙渚民商字第29号），约定城润公司委托渚桥韵事务所代理城润公司与北京同仁堂产品纠纷一案，城润公司应如实向渚桥韵事务所叙述案情、提供证据、不得捏造事实进行虚假诉讼，渚桥韵事务所指派刘学峰担任案件代理人，律师须做好庭前应诉准备工作，开庭时按时出庭，做好答辩质证和辩论工作，维护城润公司合法权益。城润公司向渚桥韵事务所支付代理费100000元，在签订合同当日支付60000元，余款待结案支付。本合同有效期限自合同订立日至本案一审判决或调解书及其和解书送达之日。合同签订后，城润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支付渚桥韵事务所60000元，于2019年1月27日支付渚桥韵事务所43000元。渚桥韵事务所指派刘学峰于2019年1月16日参加滨海县市场监管局对城润公司行政处罚听证会（城润公司涉嫌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蜂蜜）。2019年2月28日，滨海县市场监管局在给渚桥韵事务所的答复中，表明渚桥韵事务所在接受城润公司委托，调查处理城润公司涉嫌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食品案时，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的代理权限为代为提交相关证据材料，代为行使或放弃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和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等三项。委托代理人刘学峰的“代为签收法律文书权限”因城润公司申请而终止。且该局已于2019年1月16日直接送达《撤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通知书》，至此该案结束。2019年1月27日，城润公司向渚桥韵事务所发出《解除委托合同通知书》。载明双方于2018年12月20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2018）浙渚民商字第29号），渚桥韵事务所指派刘学峰为城润公司代理人，现由于其他原因，自即日起城润公司决定解除与渚桥韵事务所的委托代理关系，并解除对刘学峰律师的所有授权。双方确认该解除通知渚桥韵事务所于2019年1月29日收到。盐城金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14日更名为盐城城润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周金林变更为周星峰。审理中，渚桥韵事务所陈述，因城润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解除双方《委托代理合同》但未通知渚桥韵事务所，致渚桥韵事务所于2019年1月27日前仍继续向城润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渚桥韵事务所要求城润公司支付37000元补偿费，并通过微信聊天向城润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金林之女周仙仙发送协议书，协议书经周仙仙修改后又发送给了刘学峰。渚桥韵事务所因未收到该37000元，遂诉至该院，要求判如所请。 渚桥韵事务所一审诉讼请求：城润公司支付法律服务费37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否解除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第一，渚桥韵事务所称合同于2019年1月16日解除，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第二，滨海县市场监管局在给渚桥韵事务所的答复中明确表明委托代理人刘学峰的“代为签收法律文书权限”因城润公司申请而终止。第三，根据在案证据，渚桥韵事务所于2019年1月29日收到城润公司寄送的解除合同通知。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委托合同的委托人享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本案的委托代理合同自渚桥韵事务所于2019年1月29日收到解除通知时解除。第四，合同解除后，渚桥韵事务所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城润公司的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第五，渚桥韵事务所出示的两份协议书既未成立，也并非双方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故不对城润公司产生法律效力。据此，因双方合同已解除，渚桥韵事务所并未举证证明其因合同解除遭受经济损失，双方也未达成新的协议，其主张城润公司支付37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浙江渚桥韵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渚桥韵事务所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判决所认定事实既不清晰，又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与证据及证明规则不符，多层次法律关系没有理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不公；同时审理中存在多处程序违法行为，不当地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一、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存在着重大错误。原审中，原审法院根本没有细致的研究本案情况，导致了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张冠李戴的错误。主要是：（一）原审法院错误认为，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中提供法律服务并参加听证会的行为，是上诉人履行（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义务。然而，从证据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上，二者存在明显差异性，绝不可混为一谈，该认定是极其荒谬的。事实上，上诉人既履行了（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义务，又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中提供了法律服务并参加了听证会。1、（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清晰明确。原审法院认定了被上诉人签订了（2018）浙渚民商字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并承认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代理其与北京同仁堂产品纠纷一案。同时认定“律师做好庭前应诉准备工作，开庭时按时出庭，做好答辩质证和辩论工作”等。从此认定的事实上看，已经明确了上诉人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主要内容，对委托事项等约定清晰明确，上诉人对此认定没有异议。2、（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中的提供法律服务并参加听证会的事项存在显著差异，是明显的两个案件，不存在任何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或交叉关系。（1）（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合同上面明确地记载了委托案件的性质或类别属于民商类，而并不是涉及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的行政非诉讼类案件。（2）（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合同委托案件涉及的双方当事人主体是被上诉人和北京同仁堂，被上诉人与北京同仁堂是平等民事主体，而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主体是行政机关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被上诉人，两者之间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非平等主体关系。（3）被上诉人与北京同仁堂产品纠纷是的民商事纠纷，属于民商事法律关系；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是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法律关系。（4）（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合同中“应诉”、“按时开庭”及其“本合同有效期限自合同订立之日至本案一审判决或调解书及其和解书送达之日。”等内容，明确了委托合同所指的到法院诉讼或与北京同仁堂和解等处理矛盾纠纷的方式，特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面明确记载着XX“法院”的字样，更证明了主要通过诉讼手段解决被上诉人和北京同仁堂之间的矛盾纠纷。而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是明显的行政行为，而不是诉讼行为。（5）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中，完全不涉及北京同仁堂及被上诉人与北京同仁堂产品纠纷，简单的说，该行政处罚及听证要处理的是“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要不要针对被上诉人的违法生产经营行为进行吊销证照或大额罚金的行政处罚”的问题；北京同仁堂既不是该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的行政相对人，又不是具有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与该行政行为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完全无法理解原审法院将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混为一谈、甚至认为其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或交叉关系。3、对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中提供法律服务并参加听证会的行为，并非（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变更或增加，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另行委托关系。原审法院错误地认定（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上诉人的代理工作就是或就包含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中提供法律服务、参加听证会。然而，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发生内容变更或增加，上诉人无法理解原审法院的主观臆断。事实是这样的：上诉人在履行（2018）浙渚民商字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义务同时，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书面告知被上诉人有针对行政处罚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被上诉人找到上诉人要求指派律师，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中提供法律服务，并称另行支付该部分法律服务费。上诉人同意后，被上诉人虽然没有与上诉人签订书面行政非诉讼类《委托代理合同》，但是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指派的律师另行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权限为代为提交相关证据，代为行使或放弃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和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等三项。此《授权委托书》使用的是当地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式样本，其的授权范围与（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及其委托书内容截然不同，明确体现是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门为涉嫌违法经营的听证所设计和制作。因此证明上诉人参加行政听证会是属于另行委托。4、上诉人实际履行了（2018）浙渚民商字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义务。（2018）浙渚民商字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指派律师到达案发现场，依照合同规定的内容和《授权委托书》约定的权限，做了如下主要工作：一是给北京同仁堂发去了《律师函》进行沟通，北京同仁堂所聘律师并对此进行沟通回复。二是对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调查出了北京同仁堂某个负责人在收购蜂蜜时收取回扣1000元/吨的事实（据了解当年收购蜂蜜为7万吨）；被上诉人为应付各个调查组的调查而开具10000000元虚假增值税发票的问题；被上诉人办理食品经营等许可证时向有关公职人员行贿200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套取国家扶持资金60余万元的问题；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周星峰被非法授予五一劳动奖章的问题；被上诉人多次与北京同仁堂蜂业公司负责人相关勾结串通，欺骗调查组并隐瞒犯罪数量的事实。三是上诉人指派律师参加了与北京同仁堂的多次谈判等工作。上诉人所做的这些实际工作，正是履行（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义务。原审法院对此应该予以确认，而不应该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5、原审法院并未全面认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内容及参加听证会的事实，原审法院仅确认了上诉人律师参加听证会的事实。上诉人接受被上诉人另行委托，同意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后，上诉人所指派的律师先与被上诉人充分沟通了解情况，向被上诉人提出了依法申请听证并如实向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陈述案情的法律意见。获得被上诉人认可后，展开相关调查取证工作，调取涉案场地租赁合同及其他多份证据。并在案发现场为被上诉人起草了《申诉书》，并向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了相关手续和证据等。听证会召开期间，上诉人律师为被上诉人做了辩解，会后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被上诉人送达了《撤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通知书》。2019年1月16日后，上诉人律师仍为被上诉人提供法律服务：包括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上诉人的询问（调查）笔录的审核，对行政执法证据蜂蜜商标的认定与审核等，以及其他内容法律咨询等。综上，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律师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中提供法律服务与参加听证会的时间段，虽然是在（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履行期间内，但两者在性质、委托代理文书和代理事项及其范围均截然不同，不存在任何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或交叉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合同内容变更与增加事实，而是存在另行委托的事实，（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义务上诉人也实际履行。因此，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中提供法律服务及参加听证会的行为，是在履行（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义务是极其荒谬和错误的，而应该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针对行政处罚及听证案件存在另行委托关系，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及参加听证会并不是履行（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义务，而是上诉人既履行了履行（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义务，又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中提供了法律服务并参加了听证会。（二）原审法院错误认为周仙仙并非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而事实上周仙仙与被上诉人存在代理关系。原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盐城金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14日更名为盐城城润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周金林变更为周星峰。上诉人对该事实并无异议。事实上，周仙仙为周金林的女儿，周星峰为周金林的儿子，周仙仙为周星峰的姐姐。周金林不识字，无法看微信、短信文字消息和文字材料，一直由其女儿周仙仙代其收文字信息与文字材料，并反馈周金林意见。周金林也多次告知上诉人及律师：“我不识字，给我发微信短信别打字，文件发给我女儿，她会代我回复意见的。”周仙仙也多次告诉上诉人及律师：“我爸不识字，他让有字的材料都发给我，意见我再反馈给你们。”此外，（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签订时周仙仙在场参与合同条款商谈，并为周金林阅读合同；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周金林进行询问中也要求上诉人律师或者周仙仙在场，以帮助周金林阅读笔录。周仙仙参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商谈签订过程，两笔合同价款分别由周仙仙丈夫肖长发支付和周仙仙本人代为支付；周仙仙全程参与被上诉人与北京同仁堂谈判，并多次作为委托代理人代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律师一同与北京同仁堂进行谈判；周仙仙全程参与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过程；周仙仙并多次向被上诉人表示：“我代表我爸，有事都要跟我说。”关于3.7万元两份协议的形成过程如下：上诉人先通过电话联系了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经过其本人同意，让上诉人律师与周仙仙联系，按照支付3.7万元的标准写一个协议书，所以上诉人起草了这个协议书；周仙仙也在本次沟通之初即表示“我是代表我爸来和你谈的”。周仙仙虽然没有出具被上诉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但依据客观事实，周仙仙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的代理关系，同时也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其代理行为及法律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三）原审法院错误认为，2019年1月29日被上诉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所解除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全部委托关系。然而事实是，（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于2019年1月29日因被上诉人行使任意解除权而解除，而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委托，是在2019年1月16日解除，且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依法告知。1、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委托，于2019年1月16日解除，被上诉人并未依法告知上诉人。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上诉人指派刘学峰于2019年1月16日参加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听证会。而事实上，听证会时间为2019年1月15日上午。事实上，2019年1月16日，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带来的解除委托合同上盖章，解除了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委托，被上诉人并未将该事实依法及时告知上诉人。原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视而不见，不仅是对客观事实的严重忽视，更是刻意回避了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行政行为干预律师执业的事实。2、（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在2019年1月29日解除，该解除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委托解除不存在任何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或交叉关系。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1月2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解除委托合同通知书》，载明双方于2018年12月20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2018）浙渚民商字第029号），上诉人指派刘学峰为被上诉人代理人，现由于其他原因，自即日起被上诉人决定解除与上诉人的委托代理关系，并解除对刘学峰律师的所有授权。双方确认该解除通知上诉人于2019年1月29日收到。上诉人对该事实认定并无异议。存在异议的在于《解除委托合同通知书》如此清晰表述是解除的（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解除委托事项是被上诉人与北京同仁堂的产品纠纷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委托，其内涵与外延清晰明确，而原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委托也在同时解除，这种认定是如此荒谬！对于（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中委托事项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委托事项之间的显著差异，在前文已经论证过，在此不再赘述。3、在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1月27日期间，被上诉人一直要求上诉人为其提供关于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的后续法律服务，上诉人也为被上诉人提供了对应法律服务，原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上诉人因被上诉人并未依法及时告知“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带来的解除委托合同上盖章，解除了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委托。”，上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被上诉人提供了11天，关于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的后续法律服务，主要包括：上诉人律师仍为被上诉人提供法律服务：包括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上诉人的询问（调查）笔录的审核，对行政执法证据蜂蜜商标的认定与审核等，以及其他内容法律咨询等。（四）原审法院的其他事实错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的是“法律服务费”而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补偿费”。原审法院对“法律服务费”与“补偿费”的错误认定，是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纠纷性质的错误理解。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请求的第一项为“被告支付法律服务费37000元”，没有变更诉讼请求，而在判决书中却这样记录“审理中，原告陈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37000元补偿费”。上诉人认为，法律服务费与补偿费的认定存在性质上的差异，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纠纷性质的错误理解，同时是对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的错误解读。正是由于原审法院没有详细调查和了解，对本案的实际情况没有掌握，所以导致了上述的严重的错误认识。二、原审法院的认定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和证据支撑。1、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行为，就是履行（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义务，严重缺乏证据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不能证明（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内容变更或增加，而上诉人一直主张存在另行委托。依据证据规则，谁主张合同内容变更或增加谁应该具有举证责任，同时也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在被上诉人并未举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未形成对发生合同内容变更或增加的一致认识，因此不能认为（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发生了合同内容变更或增加。2、原审法院认为周仙仙并非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与现有证据及原审庭审情况存在极大不符。被上诉人提供的（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签订现场录音，足以证明周仙仙参与合同商谈与签订并进行了现场录音；被上诉人提供律师费支付凭证说明，（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两笔合同款项分别为周仙仙丈夫肖长发、周仙仙本人代为支付；周仙仙也在关于3.7万元的两份协议沟通中表明：“我代表我爸来和你谈的”；原审庭审中，周仙仙以旁听人员出席，原审法院也予以核实，原审庭审中每当被上诉人律师对事实部分不确定时，均与周仙仙现场沟通，获得意见后向法庭陈述。原审法院认为周仙仙不是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是严重与证据不符，也与事实不符的。3、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委托合同并没有于2019年1月16日解除，缺少充分的证据，这也严重脱离原审中的证据及原审庭审情况。上诉人在原审中，已经向原审法院递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现法定代表人周星峰（案发时为被上诉人常务负责人）微信截图、与周仙仙沟通截图及两份协议文本、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答复意见。该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2019年1月16日，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带来的解除委托合同上盖章，解除了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委托。（1）与周仙仙沟通的两份协议中，均对2019年1月16日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带来的解除委托合同上盖章的事实予以确认。周仙仙的身份如前述论证为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退一步说周仙仙就算不是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也是该案件中的重要参与人，作为代理人可以代理委托人行使实体与程序权利，而作为案件参与人其对事实的表述可以作为证人证言使用，特别在周仙仙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近亲属关系下，其对事实描述的证据力是非常高的。周仙仙回复上诉人的协议是经过周仙仙修改的，特别是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发生的客观事实描述部分进行了修改，足以证明该协议中的描述是周仙仙认可的事实。因此，上诉人与被周仙仙所沟通的两份协议，特别是周仙仙回复上诉人的协议中对事实描述部分应该予以采信。原审判决中，被上诉人也对两份协议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审法院也对其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且均与本案存在关联，而原审法院却对两份协议内容视而不见、充耳不闻。（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现法定代表人周星峰（案发时为被上诉人常务负责人）微信截图，也证明了2019年1月16日被上诉人解除了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委托，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3）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答复意见中仅表明委托人刘学峰“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的权限”因被上诉人申请而终止，原审法院予以认定。但该表述并不能认定为“被上诉人仅申请终止了刘学峰的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的权限”，该事实与被上诉人解除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委托，并不存在冲突矛盾，而应该认为：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答复意见是针对上诉人索取听证文书而做的回复，其关键点在于上诉人及律师是否有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的权限。而解除委托可以产生终止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的权限的效果，因此该证据与其他证据，可以互相印证，而不是相互矛盾的。（4）上诉人认为，证据已经形成链条，足以证明2019年1月16日，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带来的解除委托合同上盖章，解除了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委托。4、2019年1月27日被上诉人发出的《解除委托合同通知书》中明确载明其解除的是（2018）浙渚民商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而原审法院以此证明该解除范围包括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委托，是完全没有证据支撑的，是对证据及证明规则的主观臆断！5、上诉人与周仙仙沟通的两份协议中，均可以证明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1月27日共11天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法律服务事实，且两份协议可以互相印证。6、原审法院认定了全部证据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且均有本案存在关联，而在证据采信、证明推理中并未全面审视证据，造成原审判决事实严重偏离客观情况。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如下几个问题和事实。一是被上诉人两次委托上诉人，其中一次是签订了（2018）浙渚民商字第02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民事诉讼案件；一次是通过口头协议委托的是为上诉人为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及参与听证会。而这两次委托的内容，处置的方式和涉及的当事人均不同且没有任何交叉或互相替代及其等同。二是2019年1月16日，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带来的解除委托合同上盖章，解除了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参加听证会的委托后，并未依法及时告知上诉人，仍要求上诉人为其提供11天关于行政处罚及听证后续法律服务，上诉人在不知情情况下提供了相应法律服务。三是上诉人依法向被上诉人收取提供11天法律服务费的诉求，依法有据。被上诉人没有法律依据和理由享受免费的法律服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沟通中的两份协议，已经对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即11天的法律服务与3.7万元的对价，被上诉人应依合同支付款项；退一步而言，就算协议没有达成，被上诉人仍应依据不当得利支付11天法律服务相应对价。同时，上诉人保留针对2019年1月16日之前为被上诉人在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及听证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及参加听证会的法律服务费的追偿权利。所以，原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应该认定上诉人的证据充分，而不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错误地认定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进而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四、原审程序违法。1、原审庭审开庭前，被上诉人才提交证据，原审法院并未要求被上诉人进行解释、也未进行任何处罚。所提交的证据并不符合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新证据的要件，且在原审法庭的诉讼告知书中也明确说明“超越举证期限提交证据应不予采信”。而在判决中，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当庭提交的全部证据认定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且均与本案存在关联。2、原审庭审中，上诉人认为城润公司提交的一份录音光盘需要时间核实并进行质证，原审法院要求当庭播放当庭质证，在上诉人抗议下才给24小时核实证据时间，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而该光盘至今没有向上诉人送达。3、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当庭递交了书面答辩意见，而原审法院至今未向上诉人送达。4、原审判决，严重无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0号）第四条之规定，对证据笼统全部认定为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且均与本案存在关联，严重缺乏证据采信和采纳理由，而在事实认定中又严重脱离证据与原审庭审情况。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原审判决根本没有考虑客观事实，其中许多叙述背离了事实和法律原则。请求二审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 城润公司辩称：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除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外，被上诉人未与上诉人形成其他任何法律服务关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仅在2018年12月19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代理被上诉人与北京同仁堂的产品纠纷一案，代理费为10万元。《委托代理合同》中“与北京同仁堂的产品纠纷一案”的表述。根据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表述并不仅限于上诉人代理被上诉人向北京同仁堂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而是在被上诉人因涉嫌生产标注虚假生产日期蜂蜜而面临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的背景下，包含委托参与行政处罚听证以及向北京同仁堂公司提起赔偿之诉等等法律服务在内的一揽子协议。在上述背景下，《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指派刘学峰律师实际也参与了行政处罚听证会以及与北京同仁堂公司的谈判等事宜。在此过程中，双方从未对《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的上诉人应当提供何种法律服务的内容发生任何争议。一方面，上诉人于一审中主张基于双方达成的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形成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关系，对于3.7万元款项的性质定性为补偿费，标准由其主观确定；另一方面，在原审判决不予支持的情况下，上诉人又于二审中重新主张在《委托代理合同》之外与被上诉人存在其他行政非诉讼类案件的委托合同关系，对于3.7万元款项又认为是该行政案件的法律服务费用，标准更毫无依据可言，故观点明显自相矛盾。上诉人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在未与委托人订立合同的前提下先行提供法律服务，显然有悖于专业素养和常理，也不符合律师事务所承接法律业务及律师接受指派的基本执业要求。至于《委托代理合同》中的表述瑕疵，如案号为“民商”、代理事项为“与北京同仁堂产品纠纷一案”、代理的阶段、何种情况下算结案上诉人应当支付余款等等，系上诉人对委托手续材料书写不规范的表现。为此，杭州市律师协会曾于2019年1月15日出具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明确其代理范围，避免被上诉人对代理范围产生误解。但上诉人始终未向被上诉人进行明确。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在《委托代理合同》之外，被上诉人从未与上诉人达成所谓行政案件委托的合意。上诉人关于本案存在两个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主张，不应当得到支持。2、《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指派的律师虽仅代理上诉人处理了部分法律事务，但上诉人却已实际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全部律师费。结合原审查明的事实以及上诉人提交的二审证据来看，上诉人指派的刘学峰律师事实上仅参与了行政处罚听证会以及与北京同仁堂公司的谈判事宜，并未实际提起与北京同仁堂公司的民事赔偿之诉。但即便是在上诉人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迫于刘学峰律师施加的压力，仍然向上诉人支付了全部的律师费10万元以及刘学峰律师在未提交任何凭证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支付的差旅费3000元。届此，上诉人已经完全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3、在参与行政处罚听证会过程中，被上诉人仅撤回了对上诉人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的权限。因被上诉人指派律师刘学峰以律所归档之名始终要求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其送达《撤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通知书》原件，且拒绝接收复印件。被上诉人考虑到此前已有相关媒体对此事进行详细报道且相关案件信息及证据材料遭到泄露，故最终决定撤回对上诉人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的权限。后2019年1月16日，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直接向被上诉人送达了《撤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通知书》。该事实可从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2月28日向上诉人做出的函复中得到证实，函复内容明确“委托代理人刘学峰的代为签收法律文书权限因当事人盐城金蜂申请而终止”。因此，被上诉人认为2019年1月16日被上诉人撤回了对上诉人的部分委托权限，而非解除《委托代理合同》。上诉人关于该时间点合同解除的主张，不应当得到支持。4、涉案《委托代理合同》解除时间为2019年1月29日。2019年1月2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解除委托合同通知书》，载明双方于2018年12月20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2018）浙渚民商字第29号），由于其他原因，自即日起被上诉人决定解除与上诉人的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已于一审中确认于2019年1月29日收到该解除通知。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委托代理合同》应于上诉人收到解除通知之日（即2019年1月29日）解除。上诉人关于合同自2019年1月16日解除且因被上诉人通知迟延导致其多提供11天法律服务的主张，不应当得到支持。5、被上诉人未与上诉人达成任何协议书，被上诉人的前法定代表人周金林之女周仙仙与刘学峰律师的沟通内容不对被上诉人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从《委托代理合同》的签字落款可看出，合同系被上诉人的前法定代表人周金林独立签署。且合同签订后，周金林也实际参与合同的具体履行。因此，上诉人主张周金林不识字以及周仙仙构成代理，与事实不符，不应当得到支持。合同解除后，刘学峰律师以被上诉人未及时告知合同解除为由要求被上诉人补偿（赔偿）3.7万元，并草拟了《协议书》一份，后将该份协议书发送给周仙仙。被上诉人认为，上述《协议书》既未成立，被上诉人也从未认可过该份《协议书》的内容，更加未就该份《协议书》有过任何签章，因此双方从未就该《协议书》达成合意，《协议书》内容不应对被上诉人产生法律效力。上诉人据此要求被上诉人支付3.7万元法律服务费的主张，不应当得到支持。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依法享有对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410条之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故被上诉人对《委托代理合同》享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再结合上诉人于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及双方认可的情况，《委托代理合同》应当自通知到达上诉人的时间（即2019年1月29日）解除。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2、被上诉人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未对上诉人造成实际损失。首先，在上诉人仅代理被上诉人参加一次听证会以及与北京同仁堂公司谈判的情况下，即要求被上诉人支付10万元代理费，显然有悖合同法的公平原则。被上诉人实际支付10万元代理费与上诉人提供的法律服务事实上也难以对应。第二，被上诉人虽解除了与上诉人的《委托代理合同》，但实际并未对上诉人造成经济损失，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因合同解除遭受经济损失，应当承当举证不利的后果。第三，上诉人于原审中出示的两份协议书不对被上诉人产生法律效力。本案更不存在被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的情形。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支付3.7万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认为，原审程序合法。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之规定，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决定是否采纳该证据。2、关于被上诉人于原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被上诉人已于当庭向上诉人播放，其内容与被上诉人整理的文字内容完全一致，故上诉人已经完全知晓录音内容。该份录音系对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过程的录音，结合双方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录音内容的真实性。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该份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经审查后予以确认，程序完全合法。3、被上诉人已于原审中当庭完整地陈述了答辩意见，上诉人已经完全知晓被上诉人的答辩内容。现行法律并未规定被上诉人必须向上诉人提交书面的答辩状。因此原审法院即便未向上诉人送达书面答辩状，程序也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要求支付法律服务费3.7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因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渚桥韵事务所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2018年12月19日签订了29号民商《委托代理合同》和委托书，表面了委托目的是处理与北京同仁堂之间的产品纠纷的民事案件，该授权委托书是向法院递交的文书；2、上诉人发给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发给上诉人律师函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上诉人依据双方签订的29号民商合同约定，向北京同仁堂发函及其对方复函的事实；3、委托协议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需要处理的是北京同仁堂的民事纠纷，即委托加工方面的内容；4、五一奖章及证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违法授予周星峰荣誉称号的事实；5、曹忠响、王桂兰、陈利丽证言材料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上诉人履行29号民商代理合同的义务，同时证明被上诉人参与了违法犯罪活动；6、周仙仙录音光盘一份，欲证明上诉人与北京同仁堂蜂业公司负责人勾结，隐瞒事实真相并讨价还价的事实，且证明调查针对被上诉人与北京同仁堂民事主体；7、录音光盘一份，欲证明上诉人参加了与北京同仁堂之间的谈判，并发现被上诉人向北京同仁堂蜂业公司负责人按每吨蜂蜜1000元的价格行贿事实；8、微信截图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承认原法定代表人周金林向张阔海行贿的事实；9、律师名片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北京同仁堂的律师与上诉人指派律师进行谈判的事实；10、催款通知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上诉人代为被上诉人起草的法律文书是针对北京同仁堂蜂业公司而不是当地行政部门；11、行政授权委托书及微信截图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上诉人2019年1月6日与被上诉人签订，与2018年12月19日签订的29号民商委托代理合同及其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和针对主体不同；12、申诉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上诉人代理被上诉人起草的申诉书，是针对行政机关组织的行政听证书而不是处理与北京同仁堂之间的问题。13、质证意见复印一份，欲证明上诉人提交的质证意见针对处罚主体与处罚事实等方面，不属于民商案件；14、微信截图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滨海县市场价管局法制负责人的答复及其证明被上诉人解除与上诉人交涉沟通等事实；15、微信截图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周金林不认识字的事实及其代理与上诉人交涉沟通的事实；16、微信截图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周仙仙代表其父亲参加案件与上诉人沟通等事实；17、微信截图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周仙仙受其父亲周金林委托参加协议修改等事实；18、微信截图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在2019年1月16日解除行政非诉听证委托后要求上诉人提供服务的事实及其证实的内容属于行政机关的询问和调查内容与北京同仁堂之间的民事案件没有任何关系。 城润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渚桥韵事务所提交的证据，城润公司质证认为：这些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证据一：民商部分1、授权委托书，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的委托事项实际包含了委托参与行政处罚听证以及向北京同仁堂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等法律服务在内。2、律师函2份，质证意见：对第一份律师函的三性均有异议。律师函落款处未加盖上诉人事务所公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第二份律师函以及EMS快递面单，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关联性有异议。被上诉人对复函内容不知情，且该份材料与本案无关。3、调查的证据材料1、委托协议，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该协议系被上诉人与北京同仁堂业务往来合同，与本案无关。4、五一奖章及证书，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以及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仅证明周星峰获得相关荣誉，无法证明“违法授予”，且与本案无关。5、账单，质证意见：三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中的表格系上诉人单方提供，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且与本案无关。6、证言材料，质证意见：三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7、微信截图，质证意见：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且与本案无关。8、录音，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且与本案无关。9、谈判情况1录音，质证意见：录音聊天过程的真实性异议，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且与本案无关。10、微信截图，质证意见：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且与本案无关。11、律师名片，质证意见：对名片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且与本案无关。12、催款通知，质证意见：三性均有异议。该催款通知书并非周金林本人所写，被上诉人对此也不知情。从内容上看，作为催款通知法律文书，竟未写明于2019年1月几日前打款，内容实属粗糙和不严谨。故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二：行政非诉部分1、行政授权委托书及微信，质证意见：微信聊天记录、授权委托书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授权委托书中的字迹并非被上诉人所写。且该授权委托书仅仅是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参加听证会所需相关手续，并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形成其他委托合同关系。2、申诉书，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该申诉书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12月19日签署委托代理合同后，上诉人提供的法律服务的内容，并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形成其他委托合同关系。3、质证意见，质证意见：三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对此不知情，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无关。4、微信截图，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该截图仅能证明被上诉人撤回了对上诉人“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的委托权限。证据三：周仙仙代理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3份微信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周金林不识字，且周仙仙不构成对上诉人或周金林的代理。证据四：2019年1月16日之后提供法律服务，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16日仅撤回了对上诉人“代为签收法律文书权限”的授权，并非解除与上诉人的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于2019年1月16日之后与被上诉人在微信中进行沟通属于正常履行《委托代理合同》项下义务。 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五一奖章及证书复印件一份、周仙仙录音光盘一份、录音光盘一份、微信截图复印件一份等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于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渚桥韵事务所在代理过程中履行了一定的工作事务，本院将结合本案争议综合评判。 本院认为：渚桥韵事务所上诉称，除（2018）浙渚民商字第29号《委托代理合同》双方所约定的代理事项外，城润公司另行委托其办理涉及城润公司的行政处罚纠纷，故要求城润公司另行支付37000元代理费。城润公司称案涉行政处罚纠纷事宜的处理包括在（2018）浙渚民商字第29号《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的代理事项内，双方并未另行达成委托代理合同。本案中，渚桥韵事务所提交了周仙仙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虽对本案相关事项的内容有所涉及，但难以视为周仙仙的行为即代表城润公司的意思表示，渚桥韵事务所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就案涉行政处罚纠纷存在新的委托代理合同，故其要求城润公司于（2018）浙渚民商字第29号《委托代理合同》之外另行支付代理费的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6元，由浙江渚桥韵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潘云斌 书记员楼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