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11行初130号 原告镇江市润州区辰光畜牧良种场。住所地：镇江市润州区官塘桥变电所东。 经营者卞国兰，性别：××，汉族，住镇江市。 委托代理人谭登才，江苏力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闫钧，江苏力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镇江市润州路**。 法定代表人徐心田，区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冷静，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丁一舟，该区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施加平，该区政府法制事务所所长。 被告镇江市润州区官塘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镇江市润州区南郊官塘桥路。 法定代表人张轶，主任。 委托代理人窦健，江苏南昆仑（镇江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镇江市润州茶叶良种场。住所地：镇江市润州区官塘桥变电所东。 法定代表人窦宏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谢仁海，江苏路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颜开，江苏路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镇江市润州区辰光畜牧良种场（以下简称辰光良种场）诉被告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润州区政府）、镇江市润州区官塘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官塘桥街办）、第三人镇江市润州茶叶良种场（以下简称润州茶场）行政补偿一案，于2018年9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次日向两被告及第三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辰光良种场的负责人卞国兰及其委托代理人谭登才、闫钧，被告润州区政府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冷静副区长，委托代理人丁一舟、施加平，被告官塘桥街办的委托代理人窦健，第三人润州茶场的委托代理人谢仁海、颜开到庭参加诉讼。因各方当事人自愿协调，经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报批，延长、暂停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7年5月30日，原告积极响应被告润州区政府作出的镇润政办[2017]7号关于印发《润州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通知，顾全大局痛心疾首，按时主动配合被告及第三人关闭了苦心经营十二年的畜牧良种场，导致自己遭受重大损失。虽然经过数次协调，原告于2018年6月25日向被告润州区政府寄送书面行政补偿申请书，但被告及第三人至今未给予任何补偿。2004年9月16日原告注册成立，2005年4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润州茶场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租用第三人的废弃砖瓦场和鳝鱼池等部分闲置土地，约定租期自2005年5月1日至2055年4月30日计50年。2005年8月5日第三人润州茶场为贯彻落实镇江市人民政府[2000]92号《关于加快发展三元杂交商品瘦肉猪生产的意见》文件精神，向润州区农业经济局申请批复同意立项，故原告的该项目是经镇润农（2005）55号批复引进的农业投资项目。根据上述文件及国土资发[2010]155号文件足以证明原告申办手续完备、经营主体合法、投资建筑合法，不动产及其他财产均合法，理应依法获赔。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关闭原告良种场的行政行为是由被告润州区政府签发文件作出的，故润州区政府系赔偿责任主体。该行政行为实施者是被告官塘桥街办，显然两被告共同关闭了原告良种场。第三人润州茶场同上述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应作为第三人与两被告对原告因被关闭遭受的客观上的巨额经济损失共同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对两被告及第三人关闭其良种场的行政行为无异议，但应依法获得补偿。请求：1、两被告及第三人补偿原告人民币84359967.5元（详见补偿费明细表）。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及第三人负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镇润政办[2017]7号关于印发《润州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通知及附件1养殖场名单、附件2关闭进度表；证明本案关闭养殖场的行政行为是由被告润州区政府作出的，该行政行为实施者是被告官塘桥街办及第三人。 2、本案法条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明确了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及第二十九条规定。 3、行政补偿申请书及顺丰快递存根；证明2018年6月25日原告受托人向被告润州区政府寄送书面行政补偿申请书，至今已过60日未予答复。原告依法要求润州区政府给予行政补偿，但是润州区政府在一定期限内未予答复。故原告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 4、营业执照；证明2004年9月16日原告注册成立，性质个体工商户，经营种猪养殖。补充工商局的基础档案，证明原告原名是镇江市润州区辰光种猪场，变更后名称为镇江市润州区辰光畜牧良种场。 5、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及《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证明2005年4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租用第三人的废弃瓦砖场和鳝鱼池等部分闲置土地，约定租期自2005年5月1日至2055年4月30日计50年，但至2017年6月30日关闭，剩余经营期限仍有38年，相应可得利益损失应予补偿。 6、申请报告、镇润农（2005）55号批复、镇润农（2007）44号、镇润发改经贸（2007）74号、镇润政办（2009）16号、荣誉证书及镇江市人民政府[2000]92号文一组；证明2005年8月5日第三人为贯彻落实镇江市人民政府[2000]92号《关于加快发展三元杂交商品瘦肉猪生产的意见》文件精神，向润州区农业经济局申请，后该局批复同意立项，故原告的该项目是经镇润农（2005）55号批复引进的合法农业投资项目。润州区政府及镇江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高度认可，原告据此投资的绿化隔离带、猪舍及相关用房合法，关闭后依法应予补偿。 7、国土资源部及农业部联合下发的国土资发[2010]155号文件；证明原告使用的土地不是建设用地，而是农业项目区域内生产设施用地及附属设施用地。故原告投资猪舍及管理和生活用房用地不是建设用地，竣工完成的建筑设施合法，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益合法，理应依法获赔。 8、良种场关闭后照片11张、拆迁补偿款汇总及明细表、账目U盘；证明两被告及第三人应对原告补偿84359967.5元。U盘内容是2005年-2017年之间原告经营所有的账目形成的电脑记账数据。原告剩余38年可得利益损失在对方不认可的情况下，可以参照该账目进行评估。另补充相应的书面记账凭证。 9、镇发改农经发[2008]268号关于2007年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项目检查情况的通报； 10、江苏省农林厅颁发江苏省畜牧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及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颁发的教学科研基地牌匾； 证据9、10证明原告项目是合法经营的生态农业投资项目，镇江市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高度认可，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颁发的教学科研基地，江苏省农林厅将其定性为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基地，而不是超标污染企业。因此，原告据此投资的绿化隔离带、猪舍及相关用房合法，关闭后依法应予补偿。 原告庭审中提交以下证据： 11、镇江正诚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某录像光盘；证明原告提交的评估报告中的物品数量系第三人委托该公司在原告处清点的数量。三方对被清点物品、被拆迁房屋的总建筑面积7349.3平方米、以及评估表7中的猪的品种规格和数量均无异议，只有部分价格有异议。表1-6中具体分项中的数量三方也无异议。 12、告知书；证明是官塘桥街办关闭了原告良种场，实施了行政行为，应当共同承担补偿责任。 13、基本建设项目申请表；证明原告的项目是依法经过主管部门农林局审批的，建筑面积为8200平方米是分年实施的。 庭审结束后，原告又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14、江苏力挽律师事务所委托江苏环球嘉惠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作出的场地环境调查报告及公司资质；证明原告养殖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年本）》中鼓励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原址建设可行，选择合理。项目施工期及运行期均采取了污染防治措施，猪尿和猪粪经发酵后用于茶树种植，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满足国家相关规定要求。生产期间未改变周边的环境质量功能区划，因此环评达标合格。 15、“告知书、禁养区严禁饲养畜禽”照片；该组证据证明被告官塘桥街办与被告润州区政府共同实施了关闭原告良种场的行政行为。“禁养区严禁饲养畜禽”牌子钉挂在原告良种场及周边，上面举报电话8451×××9为官塘桥街办所有，与证据镇润办[2017]7号关于印发《润州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通知也相印证，故能证明原告该主张。 1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动物防疫合格证及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示牌一组；证明原告经营猪场证照齐全、手续完备、合法。在“三证合一”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前已具有合法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另还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动物防疫合格证及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示牌。 原告在案件审理中又向本院提交镇润政[2019]43号官塘城中村（镇江市润州茶叶良种场）棚户区改造项目搬迁公告。 被告润州区政府答辩称：一、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原告在诉状中声称两被告对其良种场实施关闭，但是并未提供相应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由于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该条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本案第三人润州茶场作为出租方要求原告停止畜禽养殖，双方针对补偿问题商定了解决方案，原告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约定主张权利，不应当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11月24日，镇江市人民政府下发《镇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镇江市畜禽养殖禁限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镇政发[2016]46号），将镇江市城市建成区划定为畜禽禁养区，润州茶场在畜禽禁养区范围内。2017年2月27日，润州区政府办公室根据市政府文件要求印发了《润州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镇润政办[2017]7号），但并没有行政机关对原告具体实施关闭行为。据了解，是养殖场地的出租方润州茶场要求原告停止了畜禽养殖，而且双方约定了补偿问题解决方案，即等到征收拆迁时双方再一并解决畜禽补偿、有关建筑设施等补偿问题。为此，双方还共同做了清点、初步评估等征收拆迁准备工作。因此，原告应当按照约定，等到征收拆迁时再主张畜禽补偿、有关建筑设施等补偿。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润州区政府没有对原告实施关闭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润州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镇润政办[2017]7号关于印发《润州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证明文件是根据镇江市人民政府镇政发[2016]46号文作出的，其中确定了各街道是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行动的实施主体，并且明确所在街道负责对关闭养殖场进行现场勘查，签订书面协议，组织关闭等工作。 2、镇政发[2016]46号镇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镇江市畜禽养殖禁限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附表镇江城区；证明镇江市人民政府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并且要求关闭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所。 被告官塘桥街办答辩称：原告诉状中声称官塘桥街办关闭了其养殖场，但是并未提供相应事实依据，因此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原告良种场在润州茶场范围内，在《润州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镇润政办[2017]7号）附件1中，原告被列入官塘桥街办应关闭的规模养殖场（户）名单中。但是，官塘桥街办从未对原告实施关闭行为。事实上，因为原告租用了润州茶场的场地进行畜禽养殖，是润州茶场根据《镇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镇江市畜禽养殖禁限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要求停止了原告畜禽养殖行为。综上所述，官塘桥街办没有对原告实施关闭行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另外，原告起诉的行政补偿不具备可诉性，不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范围内。原告提供的诉状及证据不能证明官塘桥街办实施了关闭原告良种场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即使存在行政补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补偿主体应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我办并不符合行政补偿的主体条件。在整个事情过程中，不存在行政行为，原告应当针对润州区政府不对其提出的补偿申请进行答复的不作为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并非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官塘桥街办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润州茶场辩称：1、润州茶场不是本案适格第三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第三人的诉请，原告直接将润州茶场列为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润州茶场作为案涉土地的出租方与原告仅仅是租赁关系，双方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本案系行政诉讼，润州茶场与被诉行政行为以及案件处理结果并没有利害关系，故润州茶场并非本案第三人。2、原告要求润州茶场承担行政补偿责任并无法律依据。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案由为行政补偿，根据原告所依据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原告请求补偿的主体应为行政机关。润州茶场作为民事主体，并非行政机关，故原告要求润州茶场与两被告共同承担行政补偿责任无法律依据。3、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镇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镇江市畜禽养殖禁限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和《润州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润州茶场通知原告，要求原告停止养殖，清除畜禽。后原告经营者卞国兰的丈夫侍某某在《畜禽禁养承诺书》上签字，承诺保证完成所有畜禽处理，是原告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原告主动完成畜禽处理后，因为该地块即将被征收，所以润州茶场与原告约定等到征收拆迁时，一并协助其解决畜禽补偿、有关建筑设施等补偿问题。此后，双方还曾委托第三方做了清点、初步评估等征收拆迁准备工作。但由于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征收程序，原告就起诉要求按照拆迁补偿标准一并给予种猪补偿、搬迁补偿及有关建筑设施补偿等等。原告显然违反了诚实守信原则，而且原告诉讼请求主张的补偿项目及数额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润州茶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畜禽禁养承诺书》；证明该承诺书系原告经营者卞国兰的丈夫侍某某所签，是原告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能够证明原告作出书面承诺，保证自行完成所有畜禽处理。 经庭审质证，被告润州区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文件不能证明润州区政府对原告实施了关闭行为。证据2该条例规定了禁养区内合法经营的企业在关闭时应给予补偿，对此无异议。国务院印发的文件以及润州区政府印发的7号文都明确了关闭实施主体是乡镇街道，由乡镇街道签订补偿协议并支付补偿款。证据3对补偿申请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润州区政府不是协议的当事方，对其真实性不予评价。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该材料是原告经营项目立项过程中的材料。证据7该文件规范的是实施农用地管理的问题，并不能证明原告建筑设施的合法性，建筑设施是否合法应当适用城乡规划法及有关规定。证据8照片的真实性不能确定，现在房子没有拆，应该以房屋的现状为准。拆迁补偿明细是原告自己计算的，且是按照拆迁补偿来自行测算的，没有证据效力。举证的这组证据中原告认为三方对他的房屋面积予以认可，润州区政府完全不认同原告的说法，在原告与第三人清点过程中，润州区政府并未参与，所以谈不上原告所说的润州区政府认可其建筑面积。证据9只能证明其养殖的标准及规模，并不能证明其他经营用房等的合法性。证据10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认定是否超标污染属于环保部门的职责范围，认定用房是否合法属于城乡规划部门的职责范围。证据12对告知书不做评价。证据13与证据6是相似的，只能证明原告项目的审批情况，8200平方米建筑面积项目审批表不能证明项目的合法性。证据14不认可。证据15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2。证据16的质证意见同证据4、6。证据17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 被告官塘桥街办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表明存在行政行为，它下发的主体是针对润州区下辖的各街道乡镇和直属单位，并非针对本案原告或具体被禁养的业主。该证据将原告所在项目划归为官塘桥街办进行处理，不能证明官塘桥街办最终实施了该关闭行为，只能证明官塘桥街办接到了润州区政府的行政指令，不能证明该关闭行为是由官塘桥街办实施的。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条例明确补偿主体是县级人民政府，即便是应当承担行政补偿责任也应当由官塘桥街办的上级部门来履行补偿义务。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润州区政府意见一致。补充：整个事件中只有润州区政府对原告的补偿申请没有回复才是具体行政行为，是本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4的质证意见同润州区政府意见一致。证据5租赁期限不符合法律规定，超出部分应当认定为无效，租赁期限应当认定为20年。证据6-7的质证意见同润州区政府意见一致。证据8的照片因现场仍在，不能证明目前现场状况。明细表是原告单方计算的损失，既然是征地拆迁，应当适用征地拆迁的相关政策，对原告的计算方式不予认可。证据9-10的质证意见同润州区政府意见一致。证据12告知书出具的主体是润州区官塘桥街道秀山村委会，秀山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不是行政主体，与官塘桥街办没有隶属关系，这份告知书与本案无关联，且这份告知书看不出是针对原告所作出的通知。另外，这份告知书没有确定任何权利义务，也没有限制剥夺原告的权利，从作出的主体和内容上看都不属于行政行为。因此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润州区政府意见一致。 第三人润州茶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人并非行政机关，不存在实施的行政行为。该文件只是对专项行动的安排，具有内部性和过程性，包括第三人、润州区政府在内的各个主体均未作出关闭行为。证据2只是法律依据，不属于事实证据。即使第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和案件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也只是可以参加诉讼，并不需要共同承担补偿责任。证据3-4的质证意见同润州区政府意见一致。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明确规定租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20年，超过部分无效。原告以50年租赁期限要求补偿没有法律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可得利益适用前提是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该前提条件不成立。可得利益应当是合法利益，原告应当举证其主张的利益合法。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只是原告经营的部分体现，与本案无实际关联性，相关批复虽然同意立项，但同意立项不等于确认原告用地和相关建设的合法性。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文件只是规定生产设施用地包括规模养殖畜禽舍，并不代表所有的规模化养殖畜禽舍一定就是生产设施用地，原告的建筑设施等是否合法应当提供相关部门审批手续等证据。证据8中的照片原件并未看到，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明细表均是其单方制作，且原告是按照拆迁补偿标准进行主张，但案涉土地并未进入征收程序，原告主张无依据。原告提及的年均利润*等数据应当提供其纳税记录等证据。原告在举证时所述的三方对清点的物品、房屋面积、猪的品种规格和数量等均予以认可，第三人不予认可。原告所称的评估报告是第三人为征收做准备时委托第三方评估公司进行的测量与统计，但正式评估报告还未出具，具体面积等数据目前不能确定，不存在三方认可。证据9、10、13的质证意见同润州区政府意见一致。证据11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告未提供该录像原始载体，且该录像并未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证据取得方式不合法。另外，该录像不能反映谈话人员真实身份，其言行也不能代表镇江正诚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通过该录像也不能确定谈话中提及的评估表的具体内容，并且光盘中的两段视频不具有连贯性。同时，原告所称的评估报告是第三人为征收做准备时委托第三方评估公司进行的测量与统计，正式的评估报告还未出具，具体的面积、数量等还未确定，原告也从未与第三人在面积、数量等达成过一致。证据12第三人不是证据中的主体，不予质证。证据14调查报告的委托单位为“江苏力挽律师事务所”，并非本案原告，证据形式不符合规定。同时，对于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该调查报告是原告单方委托制作而成，真实性、客观性不予认可；其次，该调查报告的编制时间为“二零一九年二月”，该报告只能反映在种猪养殖停止后的环境状况，并不能够反映原告养殖项目进行时的环境状况；最后，该证据并非法定的证明项目环评达标的要件与材料，即原告通过该调查报告不能达到其项目环评达标合格的证明目的。证据15告知书和禁养区严禁饲养畜禽照片均与第三人无关，不予质证。证据16对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无异议，但上述几份证明只是原告在企业设立时应当进行办理的许可与证明，是其作为经营者应当履行的最基本的义务，并不能证明其经营行为的合法。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已经超过有效期，通过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目前仍有生产经营种畜禽的资格。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示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该证据上的名称为“卞国兰猪场”，并非本案原告。综上，通过该组证据，原告行为是否一直合法无法得到有效证明，比如上述质证提及原告建筑实际上已经被国土和住建部门认定为违法建筑，就是原告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对被告润州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从7号文及46号文均能证明润州区政府对关闭原告养猪场的行政行为制定了实施方案，明确了职责和关闭进度、期限，附件中也明确了对原告作为被告润州区政府及官塘桥街办下属的秀山村经营的猪场进行关闭。被告润州区政府在答辩及质证过程中，仍然否认未对原告实施关闭行为，是不合情理的。对第三人润州茶场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不是证据原件，即使与原件比对一致，恰能证明原告的主张，从承诺书内容看，2017年3月7日原告接到润州茶场的通知，原告经营者卞国兰的丈夫积极配合协助关闭行为，因此并不能用该承诺来否定两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实施了关闭的行政行为，承诺仅表示原告积极配合。 被告润州区政府、被告官塘桥街办、第三人润州茶场对相互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4、5、6、7、9、10、13、16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系法律法规，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证据8系原告单方制作，两被告及第三人均不予认可，本院对其合法性亦不予确认；证据11、14、不予确认；证据12、15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予确认。 案件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评估申请书，申请本院委托评估机构，对原告所有的农业项目养殖场区域内生产设施用地上猪舍、附属设施用地上生活用房、绿化隔离带上树木等不动产及动产按照现有市场价进行评估并作出价格评估报告。申请本院委托评估机构对原告养殖场剩余38年经营可得利益损失进行评估并作出价格评估报告。本院认为，原告的上述两份评估申请与本案审理结果无关，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第三人润州茶场系全民所有制企业。2004年9月16日原告辰光良种场注册登记，组成形式为家庭经营，经营范围是种猪养殖。2005年4月1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约定原告租用第三人原砖瓦厂地块20.5亩，用于建立种猪场，租期50年。协议第七条约定，在租赁期间，如因国家建设，原告必须服从，第三人有义务为原告争取有关补偿政策，除土地补偿归第三人所有外，房产及其他补偿归原告所有。2005年8月5日，第三人向润州区农业经济局提交《关于扩大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申请报告》，2005年8月25日，润州区农业经济局作出批复，同意第三人发展养殖业生产的申请。2005年7月，原告填写镇江市基本建设项目申请表，申请建设办公用房、厂房等8200平方米，润州区农业经济局、镇江市规划局在该表格上盖章，环保部门及金融部门均未在该申请表的预审意见上签字或盖章。2009年6月，镇江市农林局向原告发放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日期自2009年6月29日至2012年6月28日。2010年原告领取动物防疫合格证。 2016年11月24日，镇江市人民政府发布《镇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镇江市畜禽养殖禁限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镇政发[2016]46号），划定畜禽养殖禁、限养区。2017年2月27日，润州区政府根据国务院、江苏省人民政府、镇江市人民政府相关文件精神，制定并印发《润州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镇润政办[2017]7号），成立润州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街道（园区）是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行动的实施主体。所在地街道（润州工业园区）负责对关闭的养殖场进行现场勘查，签订书面协议或不再养殖承诺书，组织关闭等工作。在润州区政府7号文附件1《润州区各街道（园区）禁养区规模畜禽养殖场（户）名单》中明确将原告经营者卞国兰列入官塘桥街办应关闭规模养殖场（户）名单中。2017年3月9日，原告经营者卞国兰丈夫侍某某在《畜禽禁养承诺书》上签字，该承诺书载明“2017年3月7日接到茶场关于畜禽禁养的通知，本人将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茶场工作……本养殖场现有畜禽数量523，其中种猪293只，肉猪230只……确保在五月底前完成所有畜禽的清理工作，保证零养殖数量。本人承诺逾期不能处理结束而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2017年5月30日，原告经营者关闭该良种场。原告当庭表示对良种场关闭行为的合法性无异议，但应当给予补偿。 原告良种场关闭后，因该地块将要被征收，原告经营者与第三人口头约定对原告关闭行为的补偿与政府对该地块征收补偿一并予以处理。2018年5月，双方委托镇江正诚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原告的房屋装饰及附属设施、花木进行清点和初评。双方经协商，最终未能对补偿数额达成一致意见。镇江正诚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未出具正式的评估报告。 2018年6月22日，原告向被告润州区政府邮寄《行政补偿申请书》，申请事项：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请求润州区政府因关闭辰光良种场畜禽养殖场依法对其予以补偿人民币84359967.5元。被告润州区政府收到原告的上述行政补偿申请书后，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未作出任何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9年6月1日，润州区政府、镇江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官塘城中村（润州茶叶良种场）棚户区改造项目搬迁公告》镇润政[2019]43号，决定对官塘城中村（润州茶叶良种场）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实施搬迁，原告位于该搬迁范围内。该搬迁公告发布后，本院组织原告、两被告、第三人进行协商，未能就包括原告良种场关闭在内的搬迁补偿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本案中，润州区政府制定《润州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将原告列为应关闭规模养殖场（户）名单中。原告良种场关闭后，依据上述规定向被告润州区政府申请补偿，润州区政府具有依法予以补偿的行政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被告润州区政府收到原告的行政补偿申请书后，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任何处理，违反上述规定。被告润州区政府应依法对原告的行政补偿申请作出相应处理。 另，本案系原告自行关停良种场，虽然润州区政府7号文规定了实施单位是官塘桥街办，但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官塘桥街办具体实施了关停原告良种场行为的事实，且原告要求官塘桥街办承担行政补偿责任亦无法律依据。故对原告要求官塘桥街办对其进行补偿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关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因租赁协议产生的纠纷，原告可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原告的行政补偿申请作出处理。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传军 审 判 员 曹 英 审 判 员 陈小娟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汤 鸿 书 记 员 肖梦婕 附：上诉须知 上诉须知 （2018）苏11行初130号 一、案件双方当事人对本字号判决（裁定）书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判决（裁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除提交书面上诉状外，必须在上诉期限内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户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市分行山西路支行 账号：10×××75 三、上诉人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后，必须在三日内将交费凭证复印件提交第一审法院审判庭。 四、上诉人或受其委托代为交费的人向第一审法院审判庭提交交费凭证复印件时，应当在交费凭证复印件上注明所交费用是上诉案件受理费，并注明一审案件具体案号和上诉人姓名或名称。 五、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送达至当事人在一审起诉和答辩时填写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确定的地址，即为送达。 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导致法律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六、上诉人未按规定期限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有关规定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2019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