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民申384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新勉，女，195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敏，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月，北京首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2段**川信红照壁大厦。 法定代表人：牟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江皋，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斌，该公司员工。 再审申请人刘新勉因与被申请人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信托）营业信托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7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新勉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对于四川信托的欺诈行为不予认定。1.案涉《信托合同》中以手写的方式突出显示信托收益为10%。一般委托人李相红承诺对此承担补足差额的无限连带责任。足以误导投资人认为该约定属于保本、保收益的约定。2.《信托合同》约定李相红可在信托终止前提取信托利益，导致再审申请人作为优先受益人的风险却高于作为劣后受益人的李相红。但四川信托未披露该风险。 （二）二审判决对于李相红是由四川信托所指定的事实不予认定。案涉信托合同载明：“全体委托人特此指定，一般委托人【李相红】作为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代表，委托人签署本合同即视为同意选定【李相红】为本信托计划项下的委托人指令权人。”且案涉7位B级委托人居住在北京、浙江、山西等地，均不认识李相红。2.李相红与四川信托在先签订的《认购风险申明书》载明，李相红同样申明:“推介人员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信托计划要点和投资本信托计划所面临的风险；本人对【李相红】已有充分了解……”。以上条款足以说明李相红是由四川信托所指定。 （三）四川信托存在以下违约、违规事实，但二审法院不予认定。1.四川信托将投资管理的权限全部直接交给李相红，违反《信托合同》“信托资金的运用采取委托人代表投资建议和受托人指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资管理”的约定。再审申请人提交的“《盈丰1号成交记录》的部分截图”显示：在2015年8月26日之前的操作员代码为8095,名称为李相红。2015年8月26日之后的操作员代码为6634,名称为止损账号1或5。2.按照《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的规定，李相红亦不得作为投资顾问发出投资建议。同时，四川信托亦未按该规范性文件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就李相红基本情况、从业记录和过往业绩等开展尽职调查。3.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核查发现：自2015年3月30日信托计划开始运作起，李相红就一直在进行融资炒股。截至2015年5月20日，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从第三方融资总额高达62319757元。这种加大杠杆的融资炒股方式，在股市行情好的时候，信托单位净值迅速上升。本案信托计划从2015年3月30日开始运作，至2015年4月10日，信托计划的单位净值即高于1.1元，达到了李相红的预期，李相红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在盈丰1号信托计划尚未终止与清算的情况下，提取2000万元信托利益。但在股市大跌的时候，四川信托又未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李相红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连带责任。故盈丰1号信托计划存在融资融券情形。4.《信托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第二项明确约定：不得投资*ST等类型的股票。但上述《盈丰1号成交记录》却有购买*ST新梅股票的记录。5.自2015年8月25日起，案涉信托财产单位净值就一直低于《信托合同》约定的平仓线。四川信托未按应于8月26日上午10︰30起采取平仓措施的约定进行平仓，直至2016年2月4日才实施平仓操作，致损失扩大。一审法院就其另案审理的四川信托诉李相红信托纠纷一案作出的（2016）川0104民初字2396号民事判决亦认定：2016年2月4日，四川信托应A类优先委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才实施平仓操作。6.四川信托未按《信托合同》约定，在信托财产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3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披露，并自披露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书面提出受托人采取的应对措施。7.二审法院对于刘新勉要求四川信托提供《法律意见书》的请求未予审查。信托计划于2015年8月25日跌破止损线,李相红拒绝履行补足义务，四川信托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向B类优先委托人寄送书面材料。 （四）案涉“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证券委托流水、成交记录以及融资融券情况，能够证明上述信托证券账户是否违反《信托合同》，由李相红实际操作等关键事实。刘新勉向二审法院书面申请，由二审法院调取上述证据，但二审法院未予回应。 (五)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四川信托隐瞒了其向李相红提供恒生资管系统的事实。中国证监会（2016）123号处罚决定书载明：恒生资管系统具有开设子账户功能，可以在主账户下开立若干数量子账户，使投资者无需在证券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即可开展证券交易。二审法院在未查明李相红是如何利用恒生资管系统进行融资融券的情况下，认定该处罚决定书与本案无关是错误的。2.二审法院认为刘新勉“并未举证证明信托证券账户脱离四川信托公司控制”，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3.二审法院故意回避恒生资管系统具有的融资功能，将盈丰1号结构化信托理解为“场外配资”，从而认为李相红不存在“场外配资”是错误的。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信托公司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除报酬之外的利益。因此一审判决驳回刘新勉请求确认“本信托计划在清算期间产生的利息归受托人所有”约定无效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二审也未纠正。5.本案中，刘新勉属于金融消费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规定：“……相关监管部门在部门规范性文件中对银行理财产品、保险投资产品、信托理财产品、券商集合理财计划、杠杆基金份额等高风险金融产品的销售作出的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等法律规范的规定不相抵触的，如果部门规范性文件是限制卖方机构权利或增加卖方机构义务，可以适用部门规范性文件……”因此，本案还应当适用上述《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不能仅依据《中华共和国合同法》处理。 综上，刘新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四川信托提交意见称，刘新勉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主要理由：本案盈丰1号信托计划的信托资金投资于A股股票，单票比例不超过20％。该信托计划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高新支行开立托管户，在中信证券武汉东风大道营业部开立证券账户，该证券账户的使用权及投资操作权仅限于四川信托所有，从未对其他任何人开放使用权限。《信托合同》虽约定指令信息传递存在电话、传真、电子等多种方式，但由于同一信托公司往往同时运行上百个证券类信托项目，加之证券交易信息传递存在时效性，客观上是不可能每笔指令均通过人工方式进行操作。因此，包括四川信托在内的信托公司，运行证券类信托项目的操作惯例均为通过资管系统，以电子方式传递投资建议。本案《信托合同》约定，四川信托与委托人代表之间可以通过受托人资产管理系统发出投资建议，录音电话或传真作为备选方式。其具体的操作模式为：四川信托通过以自主管理的资管系统对接到中信证券柜台系统，根据信托合同约定在资管系统中设置信托计划的投资范围及投资限制，给一般委托人李相红，用于一般委托人通过资管系统下达投资建议。当一般委托人通过资管系统下达投资建议后，首先需经过资管系统事先设置好的风控校验，校验通过后，即四川信托视为该笔投资建议满足信托计划投资要求，四川信托资管系统将自动生成委托指令传输到中信证券柜台系统，执行最终交易委托，完成投资交易。其中，四川信托将资管系统对接至券商的柜台系统，并在资管系统上设置信托计划要求的投资限制及范围，即风险控制参数，同时分配一个投资建议发送端口给一般委托人李相红，该端口仅有发送投资建议的操作功能。《信托合同》约定交易指令由受托人授权人员发出，此处交易指令是指对证券账户发出交易操作指令，而非对资管信息传递系统发出的投资建议操作指令。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四川信托从未将证券资金账户的交易权限直接授权给一般委托人李相红，李相红所有的投资建议都是需要通过风控检验后才由四川信托的资管系统形成投资指令，通过证券资金账户发送至券商柜台系统，并由证券公司的柜台系统完成委托交易操作。因此在对李相红的授权方面，四川信托并不存在违约行为。证券公司执行交易指令亦非人工操作，同样由交易系统自动识别完成交易。因此，本案信托合同投资人代表李相红仅为资管系统客户端账号投资建议发送操作权限人员，并非是证券资金账户的直接操作人员。此外，从本案盈丰1号信托计划成立之初至终止期间实际运行结果来看，四川信托所执行的委托人代表李相红投资建议，进行了严格风控检验，均未超出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和投资限制，也未出现买入ST股票的情况。四川信托未向中信证券申请融资融券功能，中信证券亦未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再审申请人提出股票交易中出现了名为*ST新梅的股票。真实情况是，该股股票在2015年4月27日买入时的名称为上海新梅，买入时并不存在退市预警情形，其后在持股期间的2015年4月29日才公告改名为“*ST新梅”。四川信托的操作程序从未违反合同约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一）四川信托是否存在欺诈；（二）李相红是否是由四川信托指定；（三）四川信托是否存在违约以及违规从事融资融券。具体分述如下： （一）关于四川信托是否存在欺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而本案中，案涉信托合同对于各方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具体，不存在四川信托故意要隐瞒事实或者告知虚假情况的情形。同时，本案信托计划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一条所规定无效信托的条件。原审法院认定《信托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刘新勉认为四川信托存在欺诈及“本信托计划在清算期间产生的利息归受托人所有”约定无效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李相红是否是由四川信托指定的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九条规定：“委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7年第3号）第五条第一项规定，“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应当符合以下要求：（一）委托人为合格投资者；”第六条规定：“前条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人：（一）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二）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三）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本案中，信托合同明确载明，本信托为自益信托。委托人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及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并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合格投资者。分为A类优先委托人、B类优先委托人和一般委托人。信托合同还明确载明，委托人代表/委托人指令权人是指：“全体委托人指定及授权为本信托投资提供投建议的委托人，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代表/委托人指令权人为一般委托人【李相红】。”同时，李相红作为一般委托人亦与四川信托就案涉盈丰1号信托计划签订了信托合同，并明确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结合二审法院另案审理四川信托诉李相红的（2017）川01民终4451号民事判决认定“李叔君、刘新勉、刘新勉、唐谧、王会荣、王晋惠、郑凌云等8位B类优先委托人合计认购信托金额为1000万元，李相红认购信托金额为2000万元”的事实可见，李相红亦属于上述法律及银监会文件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其作为包括本案6位B类委托人在内的全体委托人的代表亦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其次，刘新勉在《认购风险申明书》的尾部对于“推介人员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信托计划要点和投资本信托计划所面临的风险；本人对【李相红】已有充分了解，充分认可【李相红】的投资能力，认可并指定【李相红】作为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代表，负责为本信托计划行提供投资意见，并充分理解、完全接受委托人代表提供投资建议所可能产生的全部风险；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了所有的信托文件，已充分了解本信托计划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信托投资风险”的声明内容全文手抄于后并签字确认。因此，刘新勉作为信托合格投资者以及理性投资人，其主张李相红是由四川信托指定的主张亦不成立。 （三）关于案涉信托合同是否存在违约以及违规从事融资融券的问题。第一，案涉信托合同条款中明确载明受托人不保证B类优先受益人未来能获得的实际收益与预计的年化收益一致，同时，受托人不承诺最低收益，不保证初始投资的B类优先信托资金不受损失。故本案信托合同并不存在保本、保收益约定的问题。 第二，刘新勉主张四川信托违反合同约定，将投资管理的权限全部直接交给李相红，即由李相红实际进行投资操作，实际上是为李相红配资炒股。李相红在四川信托于2016年4月6日起诉李相红信托纠纷一案中的主要抗辩理由亦为：“四川信托提供的信托合同违反了行业管理规定，实质是以信托的合法形式掩盖违规借贷资金的非法目的”。但二审法院就该案在本案二审之前作出的（2017）川01民终4451号民事判决对此并未予认定。换言之，对于刘新勉的此项主张，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作出了相反的认定。其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的通知第二十一条规定：证券投资信托设立后，信托公司应当亲自处理信托业务，自主决策，并亲自履行向证券交易经纪机构下达交易指令的义务，不得将投资管理职责委托他人行使。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盈丰1号信托合同中明确约定“信托资金的运用采取委托人代表投资建议和受托人指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资管理。由委托人代表作出投资建议，委托人代表的资质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受托人根据委托人代表的投资建议进行信托资金的交易和运作，并具有投资决策权”的投资交易模式。四川信托对李相红的指令建议进行审查后再发出交易指令，始终对信托财产以及信托股票账户享有控制权，能够自主决定交易指令的发出以及执行风控措施。再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9月17日发布并实施的《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是要求清理、整顿相关的信托产品账户，并不是对信托计划本身是否违法作出认定。刘新勉亦无证据证明，四川信托因违规受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同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于2016年6月27日向案涉6位B类委托人之一唐谧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亦未认定该信托计划本身存在违法的情形。结合该意见书中载明“四川信托能够按照合同约定对产品进行风险控制”的调查结论，四川信托并未将投资管理的权限全部直接交给李相红。因此，本院对刘新勉关于四川信托将投资管理的权限全部直接交给李相红实际进行投资操作的主张不予支持。 第三，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融资融券是指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买入证券或者出借证券供其卖出，并收取担保物的经营活动。本案中，信托合同载明信托目的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自愿将其合法所有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并加入信托计划，指定受托人将本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计划资金投资于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A股股票等。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四川信托与全体B类委托人、四川信托与李相红签订的信托合同的文本基本相同，四川信托亦未向李相红出借资金或者证券，并且诉争的信托计划属于结构化信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结构化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根据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信托受益权进行分层配置，按照分层配置中的优先与劣后安排进行收益分配，使具有不同风险承担能力和意愿的投资者通过投资不同层级的受益权来获取不同的收益并承担相应风险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因此结构化信托所产生的融资功能，是其本身具有的附随效果，并不能因为其具有融资功能，就将其认定为融资法律关系，即认定为四川信托违法开展融资业务。原审法院认定诉争信托不属于非法融资融券，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第四，本案盈丰1号信托合同关于信托计划的预警、追加和止损明确约定：“如增强信托资金追加义务人未在T+1日上午10：30前足额追加信托资金使信托单位净值高于平仓线，则T+1日上午10:30起，受托人将拒绝任何投资建议，并对信托计划持有的全部证券资产按市价委托方式进行变现、对信托计划持有的开放式基金全部赎回，该平仓是不可逆的，直至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为止。”刘新勉认为“四川信托未按应于8月26日上午10︰30起采取平仓措施的约定进行平仓，直至2016年2月4日才实施平仓操作，致损失扩大”，该再审理由实际上就是，四川信托应当于第一时间，即在2015年8月26日委托卖出所有非停牌股票进行平仓，因四川信托在实施平仓时存在拖延，导致损失扩大。但该主张并不符合上述约定，亦即没有合同上的依据。同时也不具有操作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因为证券市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面对当时持续性下挫的证券市场，任何投资者均无法准确判断其市场行情走向，在李相红未按约定追加资金的情况下，结合盈丰1号信托计划存在分层配置信托收益权及收益分配存在先后顺序的特征，四川信托作为受托人有权基于公允的角度进行综合判断，根据市场及投资股票变化情况自主选择平仓的时机、价格、数量，灵活进行平仓操作，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全体委托人的利益。另，刘新勉依据四川信托诉李相红信托纠纷一案法院的相关认定，认为四川信托“直至2016年2月4日才实施平仓操作”。经查，二审法院（2017）川01民终4451号民事判决中法院认定的事实为：“……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于2016年2月4日终止本信托计划并退出优先A信托本金9000万元，请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根据信托合同关于“信托计划的终止和清算”的约定要求办理信托终止事宜。”可见原审法院在该案中并没有作出四川信托直至2016年2月4日才实施平仓操作的事实认定。因此，刘新勉认为四川信托未依约及时平仓的主张亦不成立。 此外，关于信息披露的问题，一、二审判决已经详细进行了分析，所作认定亦无不当。本案中亦不存在需由法院调取证据的问题。本院不再赘述。 综上，刘新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新勉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钟均成 审判员  吉家涛 审判员  刘丽君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何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