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7民终46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春和，男，1979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晓丽，女，198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菁，浙江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童希，男，198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宏，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毛春和、汪晓丽因与被上诉人黄童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民初24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毛春和、汪晓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黄童希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毛春和在微信中认可欠款数额并在对账单上签字，且事后未提出重新对账”错误。首先，对账单并非毛春和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结算依据。从汪晓丽两次报警记录及毛春和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即便黄童希强行要求毛春和签字的行为也不能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至少也是在限制了毛春和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逼迫毛春和签字，显然不是正常对账行为。其次，即便不考虑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况，对账单也不能作为最终的结算依据。对账单备注如果发现账目有误，则需重新对账。表明毛春和就对账单中黄童希单方提供的金额存在异议，并清楚地向黄童希表明该异议。而且，毛春和、汪晓丽提供的短信证据证明毛春和在签字次日就向黄童希提出异议，并要求重新对账，黄童希不愿重新对账。第三，毛春和从未在微信中认可欠款数额。2018年10月22日毛春和向黄童希发送的微信语音可以证实，毛春和要求黄童希发一张“码单”，是为确认黄童希即将送来多少米货物，以便估算出相应数量的其他材料进行生产。虽然黄童希在2018年10月22日、26日均发送销售明细单（码单），毛春和也仅对明细单上货物的米数进行确认，并非表明已收到这些货物，更未对明细单上欠款的金额表示确认。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欠款金额均为黄童希的单方面陈述，没有得到毛春和认可。退一步讲，微信聊天在前，对账单在后，对账单都不能作为最终结算的依据，更何况是发生在前的微信聊天。最后，毛春和并未将车辆抵押给黄童希，而是黄童希强行开走了毛春和的汽车至今未返还。2018年12月13日毛春和在东阳市手车交易市场下车后即被黄童希强行带走，车钥匙也被黄童希拿走。此后，黄童希未经毛春和同意就自行开走毛春和的车辆。假设真是抵押，毛春和不可能在事发第二天就向公安机关述称车辆是由黄童希强行开走，并请求公安机关追回车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毛春和、汪晓丽的上诉请求。黄童希辩称，公安询问笔录中毛春和明确表示其与黄童希在义乌市福田派出所附近张悦轩酒店，由毛春和在对账单上签字并在欠款金额处按捺手印，证明毛春和对对账单上所记载的内容清楚且明确。结合双方聊天记录，显示毛春和在2018年10月26日、11月27日、12月13日均确认过欠款数额，在长达两个月期间内毛春和从未对欠款数额有过任何异议，并且表达尽快安排货款的意思。2018年12月13日的录音显示在毛春和与黄童希签结算单时，其能随时联系律师，证明人身自由及精神状态均系正常。结算单最后的备注，若有误，双方需重新核实再确认的理解应是小数额的货款差误。且对账单写明“超过对账日期7天，本布行将确认以上欠款”，毛春和在“当前结欠584139.66元”处按手印确认。2018年12月14日黄童希通过微信明确要求毛春和到黄童希店中详细确认，然而毛春和始终未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童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毛春和、汪晓丽立即支付货款564139.66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毛春和、汪晓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毛春和、汪晓丽系夫妻关系，共同经营生意。“卓越（翱翔）纺织”系黄童希经营店铺的名称，该字号未办理工商登记。2018年6月，毛春和、汪晓丽因经营所需向黄童希购买布料。黄童希自2018年6月18日开始向毛春和、汪晓丽供应布料，至2018年10月26日为止，共计货款814139.66元。毛春和、汪晓丽于2018年9月11日支付货款5万元，于2018年10月5日支付货款8万元，于2018年10月21日支付货款10万元。共计支付给黄童希货款23万元，尚欠货款584139.66元未付。双方多次在微信中对帐。2018年12月13日，毛春和在黄童希提供的对帐单上签名并备注：“如果上面对帐有误，双方需重新对核实再确认”。当日，毛春和又通过微信支付给黄童希货款2万元，并将本田车一辆抵押在黄童希处。后，毛春和、汪晓丽至今未支付所欠货款564139.66元。一审法院认为，毛春和、汪晓丽共同经营并向黄童希购买布料事实清楚。毛春和在微信中认可欠款数额并在黄童希提供的对帐单上签名，且事后未提出重新对帐并支付了部分欠款。黄童希的陈述真实可信。毛春和、汪晓丽的辩解主张依据不足。毛春和、汪晓丽长期拖欠货款，应承担违约责任。黄童希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毛春和、汪晓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黄童希货款计人民币564139.6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8年12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本息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21元，由毛春和、汪晓丽共同负担。二审中，毛春和、汪晓丽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黄童希提供以下证据：一、黄童希与毛春和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签署对账单后黄童希邀请毛春和再次到店里对账，毛春和一直未到。二、销售明细单、退货单及收款单22份，证明2018年6月18日至同年10月21日期间双方交易明细、支付情况及每次交易均有记载当次欠款数额、上次欠款数额、累计欠款数额。毛春和、汪晓丽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恰能证明毛春和在2018年12月13日签订对账单系受到胁迫，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对账单明细的金额不能作为结算依据。对证据二中部分单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其中对2018年6月18日-同年7月7日的5张单子予以确认；对2018年9月11日收款单无异议；对2018年9月20日的两份明细单均无异议，单据中的货物虽由邓浩平签收，但经过核对，毛春和确实收到过该两单货物；对2018年10月5日的收款单无异议；对2018年10月9日的两份明细单均无异议，杨洋是毛春和的工作人员；对2018年10月21日的收款单无异议；对2018年10月14日三份明细单中最后一份由邓浩平签字的金额42843.15元单据没有异议，确实收到该货物，对当日其余两张单据有异议，货物均未收到，也非毛春和本人签名；对2018年9月11日的明细单有异议，货物没有收到，邓浩平是兴国复合厂的管理人员，经兴国复合厂或邓浩平签收的货物并非只有毛春和一家的货物，他人送到兴国复合厂的货物也由邓浩平签收；对2018年9月17日的两份明细单、2018年9月28日的明细单、2018年9月29日的两份明细单以及2018年10月13日明细单均有异议，没有收到货物。以上没有异议的货款总额减去已支付的货款，尚欠货款41051.15元，与对账单签订次日毛春和核对账目后所得的金额一致，并已告知黄童希。本院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二，毛春和、汪晓丽虽对部分单据提出异议，但所有单据均能与双方对账单明细的时间、金额相对应，且单据之间的欠款金额累计具有连续性，亦与毛春和、汪晓丽认可部分单据的数据相符，本院对证据证明目的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之间发生货物交易的事实清楚，毛春和、汪晓丽亦确认尚欠黄童希货款，仅对黄童希主张的欠款数额不予认可。根据毛春和2018年12月13日签字的对账单，其与黄童希对账后确认尚欠黄童希货款584139.66元。虽然当日汪晓丽报警称毛春和因生意纠纷被对方控制，但经公安机关处警后反馈系经济纠纷，且双方已在福田派出所协商解决，故对账当日报警情况并不能直接认定对账单中的欠款数额不真实。结合黄童希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销售明细单等应认定黄童希所主张欠款数额的真实性。毛春和、汪晓丽虽提出欠款仅有41051.15元，但未得到黄童希的确认，并非双方重新核实一致确认的金额，对其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毛春和、汪晓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42元，由毛春和、汪晓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红彦审 判 员 杜月婷审 判 员 周楚臣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代书记员 钟李钰-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