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民申179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程智超，男，汉族，1985年2月17日出生，原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市阔时路**，现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住所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负责人：张俊华，支队党委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晓秋，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程智超因与被申请人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7民终3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程智超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程智超申请再审中提交的2018年7月6日现场录音录像光盘和文字记录、2014年9月14日、17日录音光盘及文字记录、2017年8月法大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能证明，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在2018年7月6日绵阳市民政局的“交流会议”上陈述以及提及的当日程智超还是××患者，并因××丧失工作能力，其母亲仍是程智超的法定监护人的言论已侵犯了程智超的名誉权，原审法院没有证据证明其言论具有合法性。2.程智超母亲程小蓉于2014年写给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的《德宏支队瑞丽大队干部程智超病退申请书》是系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强迫所填写的。无论程智超在2014年及以前的病情如何，且是否真实，后经过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委托于2017年8月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能证明，程智超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016年6月和2017年11月,程智超分别起诉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云南省××医院的案件中，虽现两案并未审结，但两案的数次开庭和质证、询问等法律程序均是由程智超独自参与和完成，其参与诉讼事项符合法律规定，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二）程智超请求人民法院调取《军人因病丧失工作能力医学鉴定表》《军人申请评残病退医学鉴定审查表》两项证据，但二审法院不予调取，且采用独任制审理本案，二审法院程序违法。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提交意见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程智超的再审申请。1.程智超对2018年7月6日在绵阳市民政局“交流会”上，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提及的程智超患××及其母为其法定监护人的内容存在错误的理解。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在会上是对以前有效文书的内容而因工作需要进行的再次描述，并不是对程智超当天精神状况的描述或者评价，且当天的工作目的是为了程智超的安置工作问题，必然会需要对安置所涉及的文件以及安置的原因按填写要求进行描述和填写，其事实上并不涉及程智超当天的精神状况问题。2.程智超认为法大(2017)医学鉴定字第10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后，就不能提及以前有效文书所载明的程智超曾患有××的状况，其认识错误，且没有依据。因该鉴定文书并没有否定之前文书的有效性,况且之前有程智超自已提供的病情诊断文书。2018年7月6日的“交流会”上，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描述的是之前程智超安置文件所需要签字而填写事项的内容，是对之前文件要求所进行的口头再陈述，且对文件记载内容没有任何主观添加的内容，其主观上并没有过错，德宏边境管理支队至今对2018年7月6日的“交流会”当天的情况并没有作任何评述。3.二审法院认定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不构成名誉侵权的事实具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首先，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是为了维护程智超的利益，依据政策、法律的规定落实其病退的安置工作，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的干部曾多次到四川省民政厅、绵阳市民政局协商交流程智超的安置工作，多次与程智超交流和听取其个人意见，案涉的“交流会”也是如此。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所有言论和行为都是围绕其安置工作，其言论和行为完全符合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具有任何违法性。其次，程智超至今没有落实安置，作为服役的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本着对程智超的关心和保护，积极地和民政部门以及程智超本人进行沟通协商，主观上并无过错。最后，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仅为了落实程智超的安置工作而在民政部门的办公室或者会议室，其参会人员也只是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及程智超本人，其交流的内容也仅限于军人安置政策、法规、文件等，并没有在社会的公众场所，也没有社会无关的人员参加，故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无侮辱诽谤的行为，不构成名誉侵权。4.程智超申请二审法院调取的《军人因病丧失工作能力医学鉴定表》《军人申请评残病退医学鉴定审查表》两项证据,并不是证明其名誉侵权所需要的证据,与侵权责任不具有关联性,且该两份证据已生效,且无证据证明被撤销。其中军人申请评残病退医学鉴定的申请还是程智超的母亲申请的，而后由其本人向支队党委申请病退的，其具有真实的合法性和时间上的程序性，二审法院不予调取并不违法，其审理程序合法。 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在2018年7月6日的“交流会”上所发表的言论和行为是否是对程智超的名誉实施侵害以及二审法院的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 关于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在2018年7月6日的“交流会”上所发表的言论和行为是否是对程智超的名誉实施了侵害的问题。本院认为，名誉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对其品德、声望、才能、信用、作风等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要求给予公正的社会评价的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从上述名誉权的涵义以及法律规定，对于是否构成名誉侵权除了对被侵害对象应当是特定的人进行判定外，还应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综合判定：第一，从行为人客观上存在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并被第三人知悉。首先是侵权人是否实施了侮辱诽谤等行为。所谓侮辱是指以语言或行为公然损害他人人格，毁坏他人名誉的行为。侮辱既可以口头方式，也可用行为方式进行。其表现形式是将现有的缺陷或者其他有损于的社会评价的事实扩散、传播出去，以诋毁他人名誉，让其蒙受耻辱，可以称之为“以事生非”。所谓诽谤是指捏造和散布些虚假事实、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诽谤的方式也有口头方式和文字两种方式，其内容包括捏造和散布一切的损他人名誉的虚假事实，其特征可以称之为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只有在行为人实施的侮辱诽谤等行为影响到社会公众对受害人的评价时，才能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作为认定毁损名誉的依据，若行为人仅仅只针对受害人，而未传播给第三人，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公开，行为人只有公开进行，向第三人散布，才能表明侵权人的行为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被侵权人的名誉才能受到损害。第二，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从主观过错方面主要是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实际恶意为标准，该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是指明知自已的行为会造成他人名誉的损害，仍然积极的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已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名誉的损害，但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等而使损害结果发生。无论故意或过失，只要侵权人在主观上有过错，并在客观上造成他人的社会评价降低，才属于侵犯了他人名誉权。第三，在后果上，行为人的行为对受害人的名誉造成了较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结果是使受害人感觉到一种不公正的社会压力或心理负担，精神上受到折磨，心理上遭受创伤，但这种损害结果必须是客观实在的，而不是受害人主观上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某人名誉仅仅指公众对其的社会评价，而不是对其内在价值的自我评价，只有行为人的行为造成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则才构成对名誉的侵权。据此，在本案中，根据原审以及本院审查的事实，程智超在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服役期间，从2013年12月14日程智超经四川省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后诊断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和2014年9月18日在云南省××医院住院后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以及云南省××院出具的《医疗机构意见》中载明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上述专门医院的诊断结果以及2014年9月25日经部队医学鉴定专家组评定程智超符合因病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评定结果进行判断，并结合2013年12月13日，程智超母亲程小蓉代程智超向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提出让其留在绵阳就医的申请和2014年9月15日，程智超的母亲程小蓉填写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军人申请评残病退医学鉴定申请表所载明程智超因压力较大及其他原因患上精神疾病的内容和2014年12月23日，程智超向德宏支队党委出具的，由其母亲程小蓉在该申请书监护人处签名的《德宏支队瑞丽大队干部程智超病退申请书》中恳请批准病退，并在四川省绵阳市安置的内容，其上述事实和证据均足以认定程智超有既往的精神分裂症病史，并非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系捏造该事实。程智超申称本人因与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的领导有矛盾受其迫害，其母亲程小蓉提交的申请是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强迫填写的，但在原审以及申请再审中均无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程智超虽在原审及申请再审中主张无论程智超在2014年及以前的病情如何，是否真实，经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出的法大（2017）医学鉴字第10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已能证明程智超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载明的内容可以看出，该鉴定所是受人民法院委托对程智超2017年6月22日时即目前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作出的司法鉴定。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载明的资料摘要、鉴定过程、分析说明以及载明的“被鉴定人程智超既往诊断精神分裂症，目前精神状态正常，评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均能证明，其鉴定结论并没有否定程智超既往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病史，而只是对委托受理目前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对此，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不足以推翻以往医院的诊断结果和部队医学鉴定专家组所评定的结果。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根据程智超个人病退即在绵阳市安置的申请以及考虑到程智超的既往的病史，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为了保护程智超的利益，依据政策和法律的规定落实其病退的安置工作，也曾多次到四川省民政厅、绵阳市民政局等部门进行协商交流安置工作，并与程智超交流并听取其个人意见，而案涉的2018年7月6日“交流会”也是落实程智超病退的安置工作。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为围绕妥善安置程智超的工作，在绵阳市民政局的安排下，在绵阳市民政局的会议室，且只有绵阳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与之协商安置工作的人员以及程智超本人参加的“交流会”上，作为程智超服役的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为了陈述程智超病退需由绵阳民政局予以安置的原因时，虽提及到了程智超曾是××患者并因××丧失工作能力，其母亲是程智超的法定监护人的言论，但该言论是对程智超为何病退以及由绵阳市民政局安置的原因而作出的如实陈述，该言论并非构成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以不当的言词评价、贬低和毁损程智超的人格，也没有构成其实施披露、散布虚假事实的行为。而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在该“交流会”上发表的言论和行为均是在安置工作所必需的场所及必需参加人员根据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应当发表的言论以及安置工作必经程序所要求实施的必要的行 为，故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在该“交流会”上的言论和行为完全符合安置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具有违法性。因程智超至今没有落实其安置工作，作为所服役的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多次与绵阳市民政局进行沟通和协调，这不仅是履行其职责，更重要是出于对程智超的关心和保护，故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在主观上并无过错。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为了落实程智超的安置工作所发表的言论和行为均限定在安置工作的主管机关绵阳市民政局的办公室或者会议室，其参会人员也只是绵阳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及程智超本人，其交流的内容也仅限于军人安置政策、法规、文件等以及向绵阳市民政局陈述程智超病退的原因，并没有第三人即在社会公众场所及社会无关的公众人员的参加下进行，其言论和行为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公开。故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围绕程智超安置工作所发表的言论和行为并无侮辱诽谤的言论和行为，且没有影响到社会公众对程智超的评价，也没有对程智超的名誉造成客观实在损害的法律后果。对此，原审判决认定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在案涉“交流会”上发表的言论和行为不构成对程智超名誉权的侵害并无不当。程智超仅凭个人主观上的感受而主张德宏边境管理支队对其名誉权实施了侵害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二审法院的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程智超申请二审法院调取的《军人因病丧失工作能力医学鉴定表》《军人申请评残病退医学鉴定审查表》两项证据,无非是对该两项证据不予认可。但该两项证据是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为其证明程智超曾因患有既往精神分裂症病史而自已申请病退的依据。该《军人因病丧失工作能力医学鉴定表》和《军人申请评残病退医学鉴定审查表》也是根据程智超的母亲程小蓉的申请由部队的相关部门而作出的程智超退出兵役由地方安置不可缺少的依据。一审法院已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和该院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的言论和行为并不对程智超的名誉构成侵权，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的结果。在二审中，程智超虽请求调取该两项证据，但该两项证据并不是能证明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的言论和行为已构成了对程智超的名誉权的侵权事实的认定，也不是能推翻该事实认定的相关证据，故而二审法院不予调取该两项证据并不违法。同时，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对本案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也并无不当。故一、二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程智超对此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智超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所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程智超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碧芳 审判员  陈 红 审判员  何 雪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书记员  刘士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