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403行初6号 原告：三明金牛水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旭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流田，福建金森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清，福建金森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三明市三元生态环境局。 法定代表人：朱敏，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福建枫桦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鹏，男，三明市三元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站长。 被告：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三明市三元区崇宁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4030037404691。 法定代表人：廖卫国，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群红，女，三明市三元区司法局副局长。 原告三明金牛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水泥）与被告三明市三元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三元环境局）、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元区政府）其他行政管理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同年4月3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金牛水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流田、被告三元环境局法定代表人朱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黄鹏，被告三元区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群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三元环境局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金牛水泥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构成环境违法行为，鉴于原告金牛水泥为初犯，决定对原告金牛水泥处罚人民币100000元。原告金牛水泥不服，向被告三元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三元区政府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元政行复[2019]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三元环境局作出的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金牛水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三元环境局作出的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撤销三元区政府作出的元政行复[2019]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13日，三元环境局执法、监测工作人员及厦门市华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华测）监测人员到其公司窑尾废气排放口进行监督性监测。2018年9月6日，三元环境局保护监测站出具监测报告，当日，其公司窑尾废气排放口所排废气中二噁英类毒性当量质量浓度为0.48ngTEQ/m3所排废气已超标。后三元环境局作出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不服，向三元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三元区政府作出了元政行复[2019]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三元环境局作出的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认为，两被告作出的决定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及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三元环境局执法、监测工作人员及厦门华测监测人员在同一时间、同一排气筒采样平台采样作业，三元区生态局监测站采样滤筒为无色且监测项目排放达标，而厦门华测的采样滤筒却为黄色。原告认为，在同一时间、同一排气筒采样平台采样作业，厦门华测的采样滤筒为黄色，二者采样存在巨大差别，不排除被告委托的鉴定机构所采集的样品并非原告所排放废气的可能。2.其公司员工郭兆团并没有在《采样检测委托单》和二噁英检测分包给广州市华测品标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华测）的《合同评审表》上签字，不足以证明鉴定机构所鉴定的样品是原告排放，存在采样不合规或后期在邮寄、实验室分析中出错的可能，同时，厦门华测在没有检测资质的情况下作出鉴定，三元环境局依此作出了元测字[2018]第51号《监测报告》，因此，三元环境局依据元测字[2018]第51号《监测报告》作出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不足。综上，二被告作出的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予以撤销。原告金牛水泥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原告诉讼主体情况；2、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三元环境局于2018年12月3日对原告作出了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元政行复[2019]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了原告不服三元环境局作出了行政处罚，向三元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三元区政府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了元政行复[2019]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三元环境局作出的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三元环境局辩称，1、答辩人作出的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答辩人于2018年8月13日对原告窑尾废气排放口进行监督性监测，经监测，当日原告窑尾所排废气中二噁英类毒性当量质量浓度为0.48ngTEQ/m3，超过标准，2018年9月14日答辩人依法对原告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并作出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事实有现场勘察笔录和现场检查照片、现场检查（勘察）附图、调查询问笔录、三元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报告，厦门华测的报告及广州华测的报告等证据予以证实，因此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答辩人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3、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恰当。原告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根据该法第九十九条的相关规定，鉴于原告是初犯，故决定对原告处以1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据此，答辩人对原告进行了罚款，适用法律是正确的；4、对原告提出的事实和理由的答辩：1）关于采样滤筒颜色及样品寄送的问题，原告对废气二噁英监测采样及样品寄送的怀疑缺乏事实依据，2）关于厦门华测是否有监测资质，答辩人对于监督性监测项目是依法进行招投标，由于厦门华测依法中标，因此检测委托人系答辩人，相应的采样检测委托单及合同评审表的告知对象系答辩人，与原告无关，至于在客户栏填写郭兆团是内部识别需要，故原告认为其员工没有在上面签字就认为涉案的采样品样不是原告排放毫无事实依据，答辩人依据三元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制作的元测字（2018）第51号监测报告作出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充分。综上，答辩人对原告的环境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裁量适当，适用法律正确，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元环境局提供以下证据：1、立案审批表；2、2018年8月13日现场勘察笔录和现场检查照片；3、2018年10月22日调查询问笔录（郭兆团）；4、执法证（郑昌森、鲍钰晳）；5、三元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报告（元测字（2018）第51号）；6、案件调查报告；7、集体审议记录；8、案件初审表；9、案件审查表；10、三元环境局元环罚字（2018）53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11、三元环境局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上述证据材料，证明三元环境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完全符合法定程序。12、金牛水泥委托函；13郭兆团身份证明；14、合同书、分包确认函；15、厦门华测采样检测委托单；16、合同评审表；17、委托书、厦门华测员工潘福才和肖伟强的岗位授权书和人员能力一览表；18、废气二噁英采样原始记录表；19、样品交接表、广州实验室样品交接表、样品寄送快递单、样品流转邮件说明；20、广州华测编号EDDIIK001909SI检测报告；21、广州华测资质认定书；22、厦门华测编号EDDIIK001909检测报告；23、厦门华测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相关材料；24、三元区环境保护监测报告元测字（2018）第51号；25、三元区环境保护监测站资质认定证书。上述证据证明原告金牛水泥窑尾废气排放口所排废气中二噁英类毒性当量超标。 被告三元区政府辩称，1、三元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有事实依据，2018年9月6日三元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出具监测报告，申请人三明金牛水泥有限公司窑尾废气排放口所排废气二噁英类毒性当量质量深度指标已超标。被告三元环境局作出的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程序的规定，因此，被告三元区政府维持处罚决定合理合法。2、无证据证明三元区环境保护监测站采样滤筒为无色，从现场彩色相片中看，滤筒颜色确实为黄色。滤筒颜色的问题，因原告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上有提出，答辩人专门就此问题对被告三元环境局进行了询问，被告三元环境局的质证意见是：被告三元环境局与厦门华测的检测内容不一样，二者之间没有进行颜色对比，不同的监测项目采用的监测设备、采样方法及采样时间均不同，二者之间不具可比性，并且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监测站的滤筒为无色。3、广州华测是厦门华测委托的有资质的监测公司，其作出的废气二噁英监测结果真实、准确。答辩人对原告在采样监测委托单、合同评审表也有签字同意认定有误，因为原告不是委托方，仅仅是客户，不存在签字同意的问题，因此，原告是否有签字并不重要，表格上注明客户方的资料就行。把废气二噁英检测委托有资质的广州华测，是为了监测的合法性、科学性、准确性。从诉状上看，原告用“不排除……的可能”、“存在……出错的可能”等措词，仅仅是怀疑，并没有证据证明出错。原告曾经委托广州华测做过监测，并向答辩人提交以前广州华测的鉴定结论。同一家监测公司，不能以监测的结果是合格的，就承认其鉴定程序是正确的，监测结果是不合格的，就认定监测程序存在出错的可能。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2条：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答辩人还向被告一进行了调查。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监测机构的鉴定结果有误，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元区政府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现场采样照片，证明现场采集的滤筒为黄色；2、询问笔录，证明三元区政府针对原告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3、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于2017年9月15日、2018年11月7日前后二次委托厦门华测进行检测，其中二噁英的检测都是分包给广州华测。 经过各方当事人庭审举证、质证和陈述,结合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8年8月13日，被告三元环境局的执法、监测工作人员及厦门华测监测人员潘福才和肖伟强到原告金牛水泥窑尾废气排放口进行监督性监测，其中潘福才和肖伟强还受广州华测的委托，对金牛水泥窑尾废气排放中的二噁英气体进行采集。并于2018年8月15日通过快递将采集的二噁英气体邮寄给广州华测，该公司根据采集送检的二噁英气体作出了编号为EDDIIK001909SI检测报告。2018年9月6日，三元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出具了元测字（2018）第51号监测报告，认定原告窑尾废气排放口所排废气中二噁英类毒性当量质量浓度为0.48ngTEQ/m3，超过排放限值0.48ngTEQ/m3，原告所排放的废气二噁英指标已超标。三元环境局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了元环罚字[2018]53号《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并于2018年11月23日送达给原告，明确告知原告有权要求陈述申辩和听证。原告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向被告三元环境局提出申辩和听证要求。2018年12月3日，被告三元环境局作出了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金牛水泥的违法行为罚款100000元，并于2018年12月5日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原告对被告三元环境局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19年2月1日向被告三元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三元区政府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了元政行复[2019]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三元环境局作出的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将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3月22日送达给原告。 另查明，2018年8月10日，被告三元环境局与厦门华测签订了一份《环境检测合同》，合同约定，三元环境局委托厦门华测对原告金牛水泥及三明市金利亚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业废气进行检测，因厦门华测无法完成工业废气中的二噁英的检测，双方同时签订了一份《分包确认函》，将工业废气中的二噁英委托广州华测进行检测。 再查明，三明市三元区环境保护局因机构改革，于2019年1月11日更名为三明市三元生态环境局，属三明市生态环境局的派出机构。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环境保护部第8号）第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环境行政处罚。被告三元环境局作为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对其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违法行为具有调查并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三元区政府作为原三明市三元区环境保护局本级人民政府,具有审查针对原三明市三元区环境保护局进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厦门华测监测人员潘福才、肖伟强，接受广州华测委托，采集工业废气中的二噁英的行为是否存在瑕疵，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的相关规定，所有从事监测活动的人员应具备与其承担工作相适应的能力，接受相应的教育和培训，并按照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持证上岗，持有合格证的人员，方能从事相应的监测工作。未取得合格证者，只能在持证人员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监测质量由持证人员某。潘福才、肖伟强并未取得国家颁发的合格上岗证，也未在持证人的指导下采集二噁英气体，且潘福才、肖伟强作为厦门华测的员工，同时又接受广州华测的委托，为其采集工业废气中的二噁英，其行为违反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颁布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二十六规定，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的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检验检测机构做作业。因此，潘福才、肖伟强采集的二噁英气体样品不具有合法性。而广州华测以此样品作出的检验报告不具有客观性及公正性。被告三元环境局以此为依据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存在的主要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被告三元区政府作为被告三元环境局的行政主管部门,在原告提出行政复议过程中未尽到充分的审查职责,其作出的复议决定亦应一并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三明市三元生态环境局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了闽明环罚[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撤销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了元政行复[2019]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三明市三元生态环境局、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政府共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秀娣 审 判 员  缪建林 人民陪审员  胡英杰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邓 娴 附本判决书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6－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