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43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管仁莹，女，1983年8月25日出生，无业，户籍所在地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广州车邦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凤和村凤和江牛路**。法定代表人：钟志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鹏剑，北京茂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田碧，男，1984年10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海南省琼海市。上诉人管仁莹因与被上诉人广州车邦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车邦公司）、黄田碧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58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仁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广州车邦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改判确认双方自2011年7月19日至2016年1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7938元；支付2011年7月19日至2016年1月4日期间加班费164781元；支付未休年假工资16183元；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6000元；3.广州车邦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及鉴定费690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双方确实存在劳动关系。2011年7月19日管仁莹至广州车邦公司工作，任销售代表一职，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广州车邦公司在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租有办公室，管仁莹按照规定上下班均打卡，且有打卡记录。管仁莹代表广州车邦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该合同上该有广州车邦公司的印章，多年来已经代表公司促成多笔交易，且已经实际履行。客户将款项汇入广州车邦公司在广州名下的银行账户。由于公司管理混乱，销售人员拿取公章没有手续，因此公章是否与公司真实公章一致，作为销售人员无法知晓。现在管仁莹代表公司签订合同，且合同履行的利益归属于公司，现否认管仁莹的劳动关系是错误的。根据管仁莹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可以证明，其代表公司促成合同建立并履行，否则管仁莹无法得到增值税发票。管仁莹的工资多年来均由广州车邦公司的财务杜××汇至个人账户，因此可以证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管仁莹在北京办事处上班的事实有多人可以见证，公司的工作流程、打卡制度等均可以被见证。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有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广州车邦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不同意管仁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黄田碧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发表答辩意见。管仁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自2011年7月19日至2016年1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7938元；3．支付2011年7月19日至2016年1月4日期间加班费164781元；4．支付未休年假工资16183元；5．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6000元。广州车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自2011年7月19日至2016年1月4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无需支付管仁莹2015年11月的基本工资差额630元、2015年11月提成3179元及2015年1月到6月的提成3151元；3.无需支付管仁莹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6000元；4.广州车邦公司无需支付管仁莹2015年未休年假工资3678.1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关于劳动关系，管仁莹主张其于2011年7月19日入职广州车邦公司，担任北京市场的销售，工作地点是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五方桥西南角五方天雅汽配城，与广州车邦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管仁莹就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爱义行商品购销合同》，该合同显示：甲方为“北京爱义行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为“广州车邦公司”，尾页乙方落款处（签约代表）有“管仁莹”字样的签字，并加盖有与广州车邦公司名称一致的印章；证据二、合作协议，显示：甲方为“北京美车堂汽车装饰有限公司”，乙方为“广州车邦公司”，尾页乙方落款处加盖有与广州车邦公司名称一致的印章；证据三、采购合同，显示：甲方为“北京达世行北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乙方为“广州车邦公司”，尾页乙方落款处有“管仁莹”字样的签字，并加盖有与广州车邦公司名称一致的印章；证据四、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有“工资”、“网银转账”的字样，管仁莹称工资是以杜××个人名义转账的，杜××是广州车邦公司派到北京工作的财务人员，其工作地点就是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五方桥西南角五方天雅汽配城）；证据五、购买方分别为北京爱义行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美车堂汽车装饰有限公司、北京达世行北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方为广州车邦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广州车邦公司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均不认可，称公司在实际业务中没有和上述合同上的客户有过合作，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签订了合作协议原件应交给公司保管，但现在原件在管仁莹处是不符合常理的；对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表示是杜××个人转账给管仁莹，不能证明与广州车邦公司有关联关系，且交易明细清单中亦未显示转账信息，杜××并非其公司员工，工资也并非其公司发放，杜××与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表示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原是广州车邦公司在北京、河北区域的代理商，该中心的部分客户结算货款，要求必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才能支付，而该中心尚未取得增值税一般规模纳税人资格，故该中心向其公司申请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客户，以便结算货款。广州车邦公司主张与管仁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管仁莹所属的用人单位是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该双方于2011年7月19日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广州车邦公司与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是各自独立核算的两个单位，双方之间仅是销售业务关系，由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销售广州车邦公司的产品。广州车邦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管仁莹于2011年7月19日与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显示：“甲方：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地址：朝阳区王四营乡五方天雅汽车用品城中心路**3080-308乙方：管仁莹，合同期限为5年5个月，从2011年7月19日起至2016年12月30日，乙方岗位与工作内容：销售代表，工作地点：北京。”落款处加盖有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公章及管仁莹签字；证据二、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显示经营者姓名为黄田碧，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证据三、广州车邦公司的《用印鑑、印章启用申报书》；证据四、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执行和解协议。其中民事调解书的原告方为广州车邦公司、被告为黄田碧，在该调解书中原告广州车邦公司要求被告黄田碧偿付货款38万元，理由为黄田碧经营的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多次向广州车邦公司购买汽车用品，但一直未足额支付货款，故诉至法院，后双方达成调解。对于劳动合同，管仁莹认可劳动合同落款处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但主张其于2011年7月19日入职，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是2011年9月2日才注册成立的，此份劳动合同是2014年广州车邦公司为了规避风险强迫其签订的；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其入职后一直以广州车邦公司的名义销售产品，与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没有关系；对广州车邦公司的《用印鑑、印章启用申报书》主张其使用的公章均是广州车邦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供的。对此广州车邦公司表示没有在北京设立过分公司；对于“调解书”及“执行和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其与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没有关系，案件是广州车邦公司与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案件审理过程中，广州车邦公司申请对管仁莹提交的《爱义行商品购销合同》尾页落款处其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出具京民司鉴［2017］文鉴字第2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检材上盖印的两枚‘广州车邦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盖印的广州车邦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管仁莹及广州车邦公司对鉴定结果无异议，但管仁莹表示公司交给其什么章，他们就盖的什么章，因此并不知道公章不是真实的。2．关于工资发放情况，管仁莹主张其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4500元加提成，月平均工资标准为8000元，其正常工作至2015年12月30日，广州车邦公司正常向其支付工资至2015年10月，11月基本工资仅按86％发放，差额630元，并在11月份基本工资中扣除了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保费用978元、11月份提成3179元及2015年1月至6月提成3151元也均未发放。广州车邦公司表示与管仁莹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不清楚其工资发放情况。3．关于加班，管仁莹主张入职时公司要求一个月休息4天，但真忙起来的时候每个月也就休息一、二天，公司未支付其加班费用。但就此管仁莹未提交相应证据。4．关于年假，管仁莹主张其每年应享有5天年假，自入职起没有休过年假。5．关于劳动关系解除，管仁莹主张广州车邦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安排其休年假，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及支付加班费，故其向广州车邦公司邮寄送达了“离职告知书”，自2016年1月4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管仁莹就此提交了“离职告知书”及快递单，广州车邦公司对此表示在2016年1月初，公司工作人员接到中国邮政速递派件，面单显示管仁莹离职告知书，经核查管仁莹非公司员工，公司职工花名册亦无此人，因此公司未签收上述派件，并原件退回。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于2016年1月5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办理注销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劳动关系，本案中，管仁莹主张与广州车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其提交的《爱义行商品购销合同》中加盖的“广州车邦公司”印章经鉴定与该公司备案公章不一致；其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工资”系个人转账，无法体现工资系广州车邦公司发放，且管仁莹亦未能举证证明向其转账“工资”的个人为广州车邦公司员工；管仁莹虽提交了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仅以此不足以证明其与广州车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广州车邦公司对开具增值税发票亦作出了相应解释。广州车邦公司主张与管仁莹不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管仁莹与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签订的劳动合同，管仁莹认可劳动合同中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其虽主张该合同系广州车邦公司为了规避风险强迫其签订的，但就此未提交相应证据。广州车邦公司就与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系销售业务关系亦提交了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及执行和解书。另，管仁莹庭审中表明其工作地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五方桥西南角五方天雅汽配城，经核实，该地点系原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注册地址。另，管仁莹庭审中自述的社保缴纳单位亦非广州车邦公司。综上，现管仁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广州车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广州车邦公司提交了管仁莹与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签订的劳动合同，故对于管仁莹要求确认与广州车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要求广州车邦公司支付工资、加班费、未休年休假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管仁莹与广州车邦公司自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至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广州车邦公司无需支付管仁莹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基本工资差额630元、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提成3179元及二〇一五年一月至六月的提成3151元；三、广州车邦公司无需支付管仁莹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6000元；四、广州车邦公司无需支付管仁莹二〇一五年未休年假工资3678.16元；五、驳回管仁莹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管仁莹与广州车邦公司是否建立劳动关系。本院认为，管仁莹主张与广州车邦公司成立劳动关系，并提交了其代表该公司签订的《爱义行商品购销合同》，但经过鉴定，该合同上加盖公章并非广州车邦公司的备案公章；且管仁莹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发放工资的主体系广州车邦公司或该公司的员工。另，因管仁莹与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于2011年7月19日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虽然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工商登记成立时间为2011年9月2日，但北京京广车邦商贸中心系合法的用工主体，且无证据表明该商贸中心与广州车邦公司存在法律主体上的重合，因此管仁莹主张自2011年7月19日系与广州车邦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基础，本院难以支持。故，管仁莹基于劳动关系而向广州车邦公司主张的各项金额，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管仁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管仁莹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青菁审 判 员 高 贵审 判 员 张清波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付 哲书 记 员 赵 宇书 记 员 张 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