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85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益飞，男，198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雪，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涛，男，197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修江，山东鼎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樊胜枚，山东鼎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益飞因与被上诉人龙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3民初3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益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我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的理由过于主观臆断，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我的诉讼请求应得以支持。一审中我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济南嘉舜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舜公司）的股权的工商信息（显示龙涛仍然持有公司股权）以及我聘请律师的委托代理合同、支付凭证和发票，足以证实我与龙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龙涛违约的事实，且龙涛亦认可其违约的事实，而一审法院对此却不予认可。我于2018年4月24日到一审法院立案，因龙涛在济南当地，聘请代理人非常方便，其代理人在三天后领取立案材料实属正常，涉案股权被查封系龙涛的其他案件被法院错误查封导致，龙涛如因本案承担违约责任而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系其拥有的权利，与本案无关，更谈不上是否有违常理。双方当事人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案件当事人以及证据强加了过于苛刻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从我“有一个在工商工作的朋友”推导出即便法院尚未及时送达、通知龙涛冻结情况，龙涛也具备得知相关信息的能力，想象力过于强大。《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的，内容也不存在明显的霸王条款。在民商事活动中，为了促成交易有一方或双方在条款或者钱款方面做出一定让步实属正常。本案中的协议达成的一个重要基础即龙涛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我后付款。因我当时顾虑嘉舜公司在济南，系龙涛所在地，我对其不够熟悉，担心付款后股权变更手续出问题，而我的经济实力也足以使龙涛相信我不会拖欠股权转让款，故双方协议约定合同的具体履行内容并无不当，就协议的履行双方当事人有过多次沟通，通过电话及双方面谈方式，但并未留存书面证据。一审法院要求的所谓有效证据对于非法律专业的普通自然人而言未免过于严苛，至于法院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因我本人在重庆，有事无法如期到庭，本案并非身份关系的案件，我聘请了代理人并给予特别授权，本人没有必要必须到庭。综上，一审法院不看事实不看证据，而是在审判人员主观臆断的基础上得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真伪不明的结论，加重了我的举证责任，我对此不服，提起上诉，望判如诉请。龙涛辩称，我与杨益飞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属实，但是因为我并不知道股权被法院查封，责任不在于我，我认可一审判决。杨益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我与龙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龙涛向我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及本案律师费10000元，共计110000元；3.诉讼费由龙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嘉舜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8日，注册资本为50万元，登记股东为三人，其中龙涛持有嘉舜公司25%的股权。2016年5月12日，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向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2016）湘0181执保283号民事裁定书、（2016）湘0181执28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湘0181执保283号协助公示通知书、（2016）湘0181执保283号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冻结了龙涛持有的嘉舜公司25%的股权，冻结期限为三年，自2016年5月12日起至2019年5月11日止。后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解除上述股权冻结后，又于2017年8月22日以（2017）湘0181执保60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龙涛持有的嘉舜公司25%的股权，冻结期限为三年，自2017年8月22日起至2020年8月21日止。2018年4月27日，一审法院向龙涛送达了本案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材料。2018年5月4日，龙涛向浏阳市人民法院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浏阳市人民法院予以受理，案号为（2018）湘0181法赔1号。龙涛申请的国家赔偿数额为11万元，并认可是将杨益飞主张的诉讼请求数额作为依据，并在立案时提交了本案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关键证据系杨益飞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2016年5月13日，杨益飞（乙方、受让方）与龙涛（甲方、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鉴于在签订本股权转让协议前，甲方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嘉舜公司章程的规定，就转让事宜向其他股东履行了书面告知义务，且符合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条件。现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股权转让协议，以资双方共同遵守。一、甲方将其持有的嘉舜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甲方应在签署本协议后一个月内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转让手续及备案。二、甲方保证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并保证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否则视为甲方违约。三、甲乙双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壹拾贰万元；由乙方于2016年7月13日前支付给甲方，若乙方不及时支付该款项，视为乙方违约。四、本次股权转让后，乙方即成为该公司的股东，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五、甲方应对该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作与配合。六、任何一方违约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壹拾万元，并继续履行协议。杨益飞与龙涛在落款处签字，嘉舜公司加盖了公章。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虽然龙涛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也认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但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以证实双方主张的事实。具体原因分析如下：1.本案于2018年4月24日立案，2018年4月27日，龙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即持完整的授权手续及函件领取了本案应诉材料。2018年5月4日，在本案尚未开庭审理，龙涛所承担责任未确定即“未审未判”的情形下，龙涛即以杨益飞主张的请求数额作为其主张依据，向有关法院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实在有违常理。2.《股权转让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13日，而浏阳市人民法院首次冻结龙涛的股权是2016年5月12日，两者仅一日之差。即便落款时间为真，也不排除双方是在明知争议股权被冻结后而签订的合同。龙涛曾书面向一审法院陈述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时曾“找了一个在工商工作的朋友”，因此即便法院尚未及时送达、通知龙涛冻结情况，龙涛也具备得知相关信息的能力。3.双方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龙涛在订立合同后一个月内办完，而杨益飞支付股权转让款却在两个月内完成，即龙涛具有先履行的义务，在龙涛未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前提下，杨益飞有权行使抗辩权拒绝付款。该约定虽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在该协议中，龙涛作为先履行一方，其承担的商业风险明显高于杨益飞。因为如果龙涛未履行合同义务，杨益飞可以选择继续履行（支付12万元转让款）或解除合同（无须支付转让款），并同时主张违约金10万元，其实现债权难度相对较小。如果龙涛履行在先而杨益飞未履行付款义务，龙涛无论选择履行合同（主张转让款12万元、违约金10万元）还是解除合同（主张违约金10万元、股权收回），其权利实现难度均相对较大。因此，该种商业风险明显失衡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常见，在双方均未补充说明协议约定内容合理性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亦认为该协议有违常理。4.根据一般社会常识，如《股权转让协议》未能履行，双方会就协议的履行问题进行磋商沟通，并留下一定形式的证据，诉讼往往是最后手段。但本案双方当事人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实双方就该问题进行过沟通协商或主张过任何权利。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未能进行沟通、协商，直接通过诉讼主张解除合同并提出违约金主张，也有违常理。5.针对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细节，一审法院曾当庭询问双方当事人。双方以诉讼代理人代为出庭需要向当事人本人核实为由，对上述问题均未能当庭回答。经一审法院限期，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答复。其中，杨益飞称时间过长，本人对济南地理位置不熟悉，只是在龙涛的带领下办理，其他细节已无法记清。龙涛称，2016年5月底6月初，碰巧杨益飞路过济南，双方带着股权转让协议去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政务中心办理。当时龙涛找了一个在工商工作的朋友帮忙，经朋友查询发现股权被冻结无法办理。当时就带着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其他材料。一审法院认为，杨益飞在一审法院询问的关键问题上以记不清为由并未明确答复，而龙涛在“找了一个在工商工作的朋友”、协议中明确记载“甲方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嘉舜公司章程的规定，就转让事宜向其他股东履行了书面告知义务”的前提下，仅仅携带股权转让协议前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显然不符合常理，因为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还需要股东会决议、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的声明、新通过的公司章程等材料。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陈述并不明确，需要进一步向当事人本人核实相关内容，经书面通知，当事人本人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接受询问。一审法院认为，证据的证明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可信程度。一般而言，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依法直接采信，但是本案中存在多个有违常理的事实，虽然上述事实单独不能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证明力，但对多个有违常理的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后一审法院认为，杨益飞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存在较大疑点，不能排除对该证据真实性的合理怀疑，且当事人本人并未到庭接受询问并对相关疑点作出合理解释，故《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杨益飞应承担进一步举证的责任。在其未提交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其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而提出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杨益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杨益飞负担。二审期间，龙涛向本院提交了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181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和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9）湘01委赔7号国家赔偿决定书，杨益飞对上述国家赔偿决定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13日，龙涛与杨益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龙涛将持有的嘉舜公司的25%的股权转让给杨益飞，杨益飞同意受让，龙涛应在签署本协议后一个月内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转让手续及备案，龙涛保证向杨益飞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并保证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否则视为龙涛违约；双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10万元，由杨益飞于2016年7月13日前支付给龙涛，若杨益飞不及时支付该款项，视为杨益飞违约。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10万元，并继续履行协议。2018年5月4日，龙涛以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湘0181民初2477号合同纠纷案件违法保全为由向该院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经查，（2016）湘0181民初2477号案件系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诉嘉舜公司、山东省飞龙中大药业有限公司、吴静、李振华合同纠纷案件，龙涛系嘉舜公司股东但并非该案当事人，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进行财产保全时，以（2016）湘0181执保28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嘉舜公司全部股权，其中包括龙涛持有的25%股权。2018年6月19日，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181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以冻结属于嘉舜公司的股权并无不当及龙涛的举证不能证明其主张110000元损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为由，驳回龙涛关于赔偿110000元损失的国家赔偿请求。上述国家赔偿决定作出后，龙涛对该决定不服，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国家赔偿。2019年6月25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9）湘01委赔7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该决定书认为龙涛拥有的嘉舜公司的股权属龙涛个人财产，不属嘉舜公司的财产，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将龙涛拥有的嘉舜公司的股权作为嘉舜公司的财产予以保全，无法律依据，龙涛主张属违法保全，理由成立；龙涛请求赔偿因股权被冻结无法转让而造成的损失，但其并未提交相关损失确实存在的证据，其赔偿请求无事实根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8）湘0181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即驳回龙涛主张的赔偿110000元损失的国家赔偿请求。二审中，龙涛亦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其与杨益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杨益飞与龙涛均认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未予支付。一审认定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益飞与龙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合法有效。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龙涛持有的嘉舜公司25%的股权于2016年5月12日被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因另案查封，导致其与杨益飞于2016年5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实际履行，现杨益飞主张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龙涛亦同意解除，故对杨益飞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益飞与龙涛互负履行义务，但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涉案股权已被法院查封，导致双方均无法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龙涛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知晓其股权已被法院查封的事实，且龙涛名下25%股权被法院查封并非因龙涛涉诉导致，（2019）湘01委赔7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亦认定龙涛主张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违法保全理由成立，故不能将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归责于系因龙涛的违约行为而导致，对杨益飞主张龙涛因违约应向其支付10万元违约金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杨益飞主张的律师费，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双方因纠纷导致诉讼产生实现债权费用的承担，杨益飞主张由龙涛承担律师费损失缺乏合同依据，且委托律师代为参加诉讼所产生的费用并非是杨益飞主张权利必须支出的费用，故本院对杨益飞主张的10000元律师费损失，不予支持。综上，杨益飞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上诉请求成立，主张赔偿110000元损失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依据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3民初3658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杨益飞与被上诉人龙涛于2016年5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三、驳回上诉人杨益飞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上诉人杨益飞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被上诉人龙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培森审 判 员 李平公审 判 员 赵永先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 婷书 记 员 王玉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