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6民终16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港市孤山镇孤山菜农委员会，住所地东港市孤山镇南街**。 负责人：王新宇，该委党总支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景波，男，1962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东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川，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庄天明，男，1963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壮飞，辽宁鑫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丹东市孤山建筑工程公司，住，住所地东港市孤山镇/div> 法定代表人：王庆新，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东港市孤山镇孤山菜农委员会（以下简称菜农委）与被上诉人庄天明、原审第三人丹东市孤山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孤山建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东港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7）辽0681民初622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6日作出（2018）辽06民终81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东港市人民法院（2017）辽0681民初6223号民事判决，发回东港市人民法院重审。东港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2018）辽0681民初806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菜农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景波、王大川，庄天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壮飞以及孤山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庆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菜农委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关系链条完整，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成立。一、本案关键证据3万元三联据存在重大瑕疵，不应采信。该三联据开具时间为2002年2月5日，与三联据号0164823的正常开具时间不符。重审一审时，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被迫当庭自认开具时间不是2002年2月5日而是2002年7、8月份，称用白条换收据，但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其陈述。二、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原审第三人已经将被上诉人的3万元款项交给上诉人了。正常情况下，作为工程承包方，结算工程款及收到的购楼款必然会存在相应财务记载，但原审第三人在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的情况下却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其收到购楼款并将该笔款项交给上诉人。甚至本次庭审时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拿出一份上诉人原主任王传荣签字的“菜农委综合楼工程决算及往来结算书”，但在上诉人要求做笔迹鉴定时，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又将该证据撤回。这已经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敢于采取不正当的非法手段来获取非法利益。本案房屋并未实际交付，庭审时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均认可，涉案房屋尚未建成时，第三人将该房屋交付给被上诉人做仓库用，但通过数次庭审已经可以明确，上诉人从来没有给过第三人房屋交付权。综上，本案中由于没有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若要证明双方买卖关系成立，被上诉人应当拿出足够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但经过历次庭审，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除了向法院提交了3万元购楼款的收款收据外（该证据也是第三人自制），其他证据基本都是第三人自制，并无上诉人的签章确认，不符合常理的。如果买卖关系真实存在，三方之间必然会存在财务收支账目，房屋交付凭证、款项流转手续、工程结算凭证等等，但这些理应存在的证据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都没有向法院提供，仅凭借一份存在重大疑点的三联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成立。 庄天明辩称,一、被上诉人也认为房屋买卖、建设工程施工以及委托代理三个法律关系是否能理清是本案的关键。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上诉人出具的二号文件可以证明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和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涉案房屋由上诉人开发，原审第三人的处分权只能来源于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收取了我方3万元购房款，有收款收据为证。 孤山建筑公司陈述，关于销售权问题，我方和菜农委签订的合同有明确的约定，我方都是按照合同及2号文件规定履行的，我方有结算单可以证明，还有施工图纸。除了办公楼都是原审第三人投资的，当时菜农委经济困难没有钱投资。当时庄天明交钱买门市房，他是单位雇佣做水暖的，当时他想着买一间房在施工中当库房用，所以庄天明于2002年2月5日将30000元款项交给我方，当时因会计放假，所以就直接开具便条代收，等到庄天明进场的时候我方就重新补了一个正式收据，所以没有作假的事实。 庄天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被告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房屋产权证。庭审过程中，原告撤回请求被告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证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10月20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告将其综合楼建设工程发包给第三人，双方约定的承包范围为：办公楼包工包料，住宅部分不含；合同价款1600000元，为预算价格，实际以决算为准；在补充条款中双方约定，住宅部分不含本协议内容，执行2号文件。2001年12月1日，被告作出2号文件，主要内容为“鉴于菜农委没有具体的办公地点，根据文明村的需要，镇政府多次催建，经研究于2002年建办公楼一座（代住宅）。一、办公楼承包给一建公司建（即第三人）。二、办公楼部分，菜农委按国家预算和一建公司结账。三、住宅部分由一建公司处理和菜农委无关。”第三人在施工过程中，于2002年2月5日收取原告给付的购楼款30000元并为原告出具白条。后在当年7月8日至20日之间，用白条换开了编号为0164823的《专用收款收据》1份。2003年1月，第三人将综合楼的一楼102号房屋（建筑面积61.92平方米）交付原告，由原告管理使用。2016年4月21日，被告取得涉案综合楼房屋所有权登记，所有权证号为丹东房权证孤山字第××号，规划用途为办公楼。2017年3月4日、3月14日，被告两次向原告发出《通知》，通知原告于2017年3月18日前清理完毕，倒出房屋，双方为此发生争议。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与第三人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根据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被告作出的2号文件内容可见，关于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价款的给付，双方存在用综合楼中住宅房屋出售价款抵顶工程款的合意，即由第三人对外出售房屋，收取价款，以实现工程价款的给付。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认定第三人依据该约定取得对住宅房屋的处分权。庭审中，针对第三人关于案外人张传生（已故）通过第三人购买该楼一层房屋后，又因患病找第三人退回两处房屋，但至今未退还购房款的陈述，被告辩称：“张传生是通过第三人购买的房屋，房款是交给第三人，按第三人陈述，房屋也是退给第三人的，不应由被告退款”。如此，被告的抗辩意见亦可印证第三人对该综合楼两边房屋享有处分权，故被告关于第三人对涉案房屋无处分权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提供的第三人出具的《专用收款收据》，记载的开具时间是2002年2月5日，与第三人的陈述相印证，能够证实在涉案综合楼建设过程中，原告给付第三人30000元，用于购买综合楼中的涉案房屋的事实。虽该收款收据编号顺序与收据中记载的形成时间有差异，但第三人和原告对此进行了一致性的解释，即先交钱，后形成正式收据。交易实践中，先打白条后开具正式收据的情形经常发生，符合交易习惯，被告以此否定原告向第三人交纳购房款、通过第三人购买涉案房屋事实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因第三人依据与被告的约定有权处分综合楼两侧的房屋，故第三人收取原告购房款的行为直接成就原告成为涉案房屋买受人。被告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第三人依据与被告的约定处分涉案房屋，仅为实现工程价款，故涉案房屋的出卖人实际为被告，原告主张与被告成立房屋买卖关系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原告请求确认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予以支持。被告虽于2002年3月20日召开党支部委员会议，决定村干部及公司集团人员可优先购买综合楼中的住宅房屋，但不能否定此前原告与第三人已经发生房屋买卖行为的效力。且庭审中，被告还自认另有3户住宅房屋系第三人对外出售。被告辩称与第三人的建设工程价款已用现金结算，但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且第三人并不认可其与被告间的工程款已结算，故被告关于已现金结算工程款，第三人无依据对外出售住宅房屋的抗辩意见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纳。第三人在为原告出具购房款收据时虽未标明所售房屋具体位置，但双方已通过交付将买卖合同标的确定为102号房屋，故被告关于原告所购房屋位置不确定，买卖合同不能成立的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亦不予采纳。被告虽主张原告应返还涉案房屋，但未提起反诉，故本案不予一并调整。关于被告抗辩涉案房屋用途系商业网点房，而不是住宅，即使第三人有权处分住宅房屋，也无权处分商业网点房屋的抗辩意见，结合本案全案事实分析，被告在2号文件中相关表述是：“二、办公部分，菜农委按国家预算和一建结帐。三、住宅部分由一建公司处理和菜农委无关”，而未提及有商业网点房，且在原东港市城乡建设局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东港市审计局的“建设项目开工前审计意见书”、丹东房权证孤山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中均载明涉案总体工程系办公楼，而未载明有商业网点房。故在未经行政机关登记确认的情况下，被告主张涉案房屋系商业网点房并以此抗辩第三人对涉案房屋无处分权的意见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原告庄天明与被告东港市孤山镇孤山菜农委员会就涉案综合楼102号房屋成立的买卖合同有效。案件受理费740元，由被告承担，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王传荣的公安询问笔录，证明：原审第三人没有垫付资金，上诉人负责出资建设，原有协定作废，说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委托售房关系发生过变化。庄天明从未向上诉人交纳过购房款，也从未出示过任何购买凭证。上诉人在与原审第三人结算时，也没有向上诉人出示过庄天明的3万元收据，也没有抵顶过工程款。 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言内容有异议。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无法与其他书证相比，王传荣所陈述的内容与其任职期间和原审第三人签订的结算书内容完全相反，结算书内容体现这个工程由原审第三人施工，没有他讲到的收回来之后菜农委自己施工的过程。庄天明的3万元款项没有交给菜农委是事实，因为庄天明交给了原审第三人，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缴纳购房款。 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同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收据存根底联（来源于原审第三人），证明庄天明给付建筑公司三万块钱的收据是客观真实的。 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不是复写纸填写形成的，该三联据上没有收款人及会计等相关人员签字，也并不能证明是当时的收据。 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没有异议。 证据二、农委综合楼工程决算及往来结算书，证明2018年5月20日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结算时，庄天明交付的3万元款项在结算中抵顶了工程款。 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均有异议。我方对王传荣的签字有异议，申请司法鉴定。另外，附录一、二中没有王传荣的签字及上诉人的公章，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 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没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及合议庭评议，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认定意见如下： 上诉人提供的公安询问笔录属于书面证言，因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本院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佐证其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且被上诉人不同意对证据中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故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对于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与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一致。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作为主张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被上诉人应提供相关证据。 首先，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2001）2号文件，结合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出售部分住宅事实的自认以及上诉人对曾回购其他门市房事实的认可，可以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2001）2号文件已实际履行，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上诉人授权原审第三人销售除办公部分以外的房屋。虽然上诉人提供2002年3月20日会议纪要意欲证明（2001）2号文件中的授权已被撤销，但该会议纪要内容没有取消授权的表述且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会议纪要内容何时传达给原审第三人。 其次，上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虽然存在瑕疵，但原审第三人作出的先形成便条后更换正式收据的解释，符合交易习惯。另外，被上诉人仅为房屋买受人，无法就工程款结算的事实提供相关证据。上诉人虽主张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无法提供结算中抵顶涉案3万元购房款项的证据，但上诉人作为工程的发包方亦未提供工程款如何结算的证据。因此，在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及原审第三人的陈述可以证明原审第三人收取购房款3万元。 最后，对于2003年至今被上诉人不间断的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事实，各方均无异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长期在同一办公楼内工作，直至2017年3月4日上诉人才向被上诉人发出要求腾退房屋的通知，上诉人的做法与其主张的事实相矛盾。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东港市孤山镇孤山菜农委员会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淑晶 审判员  孔亮亮 审判员  张峻峰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宋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