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皖08行终1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太湖县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中心，住所地太湖县晋熙镇建设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8253585846534。法定代表人葛良生，主任。出庭负责人石庆丰，副主任。委托代理人王霞，该单位员工。委托代理人唐功彬，安徽唐功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通太，1958年3月6日出生，住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细梅，1963年8月17日出生，住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桂名，1985年12月16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2014年12月9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继名，1991年8月20日出生，住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以上五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程玉伟，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五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琦伟，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太湖县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中心（以下简称太湖县土地征收安置中心）因陈通太、刘细梅、陈桂名、罗某、陈继名诉其行政征收协议一案，不服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2019）皖0802行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太湖县土地征收安置中心出庭负责人石庆丰，委托代理人王霞、唐功彬，被上诉人陈桂名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琦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通太、刘细梅、陈桂名、罗某、陈继名一审诉称：陈通太、刘细梅系夫妻关系，陈桂名、陈继名系陈通太、刘细梅的女儿，罗某系陈桂名之子。2016年4月8日，被告依据《太湖县县城规划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与原告充分友好协商，双方自愿签订《太湖县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安置协议)，其中第四条拆迁安置面积及地点约定：被告按政策安置原告集体土地（4*18）*5）=360平方米（注：其中含出嫁女陈桂名2间），原告按11.32元/平方米向被告缴纳征地成本即4075.20元。安置具体位置按照组内统一调配，待后明确具体位置。第七条约定被告共需要向原告支付拆迁补偿款78718.54元。第八条约定过渡房租金补贴按5人，100元/人*月，另增补200元/户*月，自房屋拆除至交付安置地期间按实计算，交付安置地后按10个月计算。该协议一式五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上述协议签订生效后，被告部分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内容，在扣除原告应交纳政府成本即4075.20元后，实际支付原告房屋拆迁安置费用78718.54元，原告在《房屋拆迁安置费用结算表》上签字予以确认，双方均无异议。但是，在安置原告集体土地时，双方产生分歧，被告理应按照《太湖县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安置原告360平方米集体土地，但被告实际上仅安置原告集体土地288平方米，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拒绝为原告安置剩余的72平方米集体土地。2017年3月10日，原告向被告及太湖县人民政府对安置方案提出异议，请求全面履行拆迁安置协议，但被告及太湖县人民政府却置之不理。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4月8日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立即为原告安置一间72平方米的集体土地；2.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为稳步实施新一轮县城总体规划，加快新县城发展，被告（甲方）需要拆迁陈通太户（乙方）所有的房屋、构筑物，按照太政办发[2007]45号文件精神，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双方于2016年4月8日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约定了拆迁补偿明细、时间付款方式等，其中第四条明确约定拆迁安置面积及地点为：甲方按政策安置乙方集体土地：（4*18）*5=360㎡（注：其中含出嫁女陈桂名2间），乙方按11.32元/㎡向甲方交纳征地成本，即4075.20元。安置具体位置按照组内统一调配，待后明确具体位置。协议签订后，乙方积极搬离了房屋，且拿到了拆迁补偿安置费用。但是被告发现在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时，陈通太未说明其有三个女儿的事实，只是提交了户口本、身份证及结婚证等证据。被告在户口认证时，也未注意到陈通户有三个女儿，为陈通太户安置5间宅基地，分别为：陈通太夫妇1间、长女陈桂名1间、三女陈继名按照“招亲女”政策安置2间，加上陈桂名补充失地安置1间。协议签订后，陈通太户积极履行协议义务搬离了房屋，也及时拿到了拆迁补偿款。后接到群众投诉，被告发现陈通太有三个女儿，根据《太湖县征地拆迁工作指导手册》安置原则，其与陈通太户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为陈通太户多安置1间宅基地。2016年10月，被告口头通知陈通太到征收办公室，告知陈通太因隐瞒家庭子女实际情况，导致其为陈通太户多安置1间宅基地，并告知将拆迁安置协议中的5间宅基地变更为4间，同时通知了陈通太所在的村、组。但是陈通太不同意变更协议内容，于2017年1月5日向被告提交《关于陈通太户拆迁安置协议的落实事宜》，被告的工作人员予以回绝。2017年3月2日，陈通太向太湖县信访局提出信访，要求被告按照拆迁安置协议为其安置5间宅基地。太湖县信访局当日作出太信字[2017]060号《关于交办陈通太等来访事项的函》转太湖县征收办答复。2017年3月4日，陈凤组召开会议，按安置清单讨论和落实各户拆迁安置宅基地的具体位置及抓阄的方式进行了宅基地分配。陈通太参加了会议，但是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时，注明“陈通太拆迁安置协议规定（4×8）×5=360㎡，甲方违约今确认（4×8）×4=288㎡，尚有一间去向不明”。2017年4月19日，被告向陈通太户作出太征收信字[2017]008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告知多为其安置1间宅基地，对于其信访诉求不予支持。陈通太不服信访结果，诉至法院。另查，2016年4月8日，被告（甲方）与陈通太的二女陈桂华户（乙方）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约定了拆迁补偿明细、时间付款方式等，其中第四条约定：甲方按政策安置乙方集体土地：（4*18）*3=216㎡，乙方按11.32元/㎡向甲方交纳征地成本，即2445.12元。安置具体位置按照组内统一调配，待后明确具体位置。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均依约履行了协议义务。原审法院认为：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被告为稳步实施新一轮县城总体规划，加快新县城发展，与原告陈通太户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行政协议。在行政协议签订之后，行政机关只有在行政相对人存在欺诈、胁迫或者显失公平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下才可以行使变更协议内容的优益权。本案中，因被告在与陈通太户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时，未尽到注意审核义务，导致认证安置宅基地间数出现错误，并非原告陈通太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所致。被告只是口头向原告陈通太告知将协议中的“5间宅基地”变更为“4间宅基地”，但陈通太不同意也不接受变更协议内容。被告单方面变更协议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原告陈通太的二女陈桂华已单独分户，且被告按照“招亲女”政策对其进行了安置。本案陈通太户与被告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中为陈通太的三女陈继名按照“招亲女”政策安置2间，违反了“多女户型，考虑一女招亲，其余按照该户户型和相关规定安置”的原则。本案的拆迁安置协议属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但是被告未按照法律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不再具有撤销权。故本案的行政协议仍然是有效的行政协议，被告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履行协议。对原告陈通太要求被告按照拆迁安置协议履行协议内容，为其再安置4米*18米*1间同地段集体土地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为原告陈通太、刘细梅、陈桂名、罗某、陈继名安置72㎡（4米*18米*1间）同地段集体土地。上诉人太湖县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中心上诉称，一、陈通太户拆迁安置协议的签订及变更情况。2016年4月8日陈通太与上诉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陈通太户在安置时申报的家庭户型为夫妻及二女户型，并申报其小女陈继名在家招亲。根据《太湖县征地拆迁工作指导手册》第三章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第六条拆迁安置原则第（三）项具体户型安置的第4类型“夫妇及子女各一（或二女）户型”中的“子女均已婚或已婚已育，老夫妇及已婚子安置3间，出嫁女1间，共4间”的规定，按陈通太申报的家庭情况，陈通太夫妇及已婚小女陈继名（注：招亲女按已婚子对待）安置3间，出嫁女陈桂名1间，拆迁安置宅基地共4间，因其长女陈桂名补充失地（留地）安置一人份置换宅基地1间，故拆迁安置协议中安置4米×18米集体土地5间。后经群众举报，得知陈通太隐瞒了其共有三个女儿的事实。陈通太的二女儿陈桂华于2005年10月16日分立户口，且其二女婿朱乐飞户口于2009年8月11日婚入陈桂华户（招亲）。陈桂华户于2016年4月8日按标准自然户单独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安置了拆迁安置宅基地2间，失地安置置换宅基地1间。因其二女陈桂华已实际招亲按照“一个标准自然户2间”的规定安置了2间宅基地（注：陈桂华失地安置置换1间，故其协议中为3间宅基地），其三女陈继名则不应再享受招亲的拆迁安置待遇，三女陈继名和长女陈桂名均只能按照“出嫁女：已婚且户口未迁出的出嫁女安置一间”的原则各安置1间宅基地；陈通太、刘细梅夫妇则按“老人户：家庭户型构成三代以上，三代以上的老年夫妇一代1间”的原则安置1间，故除其二女陈桂华按招亲政策落实拆迁安置2间宅基地外，陈通太夫妇及长女陈桂名和三女陈继名只能享受拆迁安置宅基地3间，加上其长女陈桂名补充失地安置置换1间，共计4间宅基地。因而，陈通太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中多安置了1间宅基地，这是陈通太隐瞒有三个女儿且二女儿陈桂华招亲的事实造成的。上诉人本着有错必纠、确保拆迁安置公平公正和公共利益不受损失的原则，纠正错误的拆迁安置协议。上诉人于2016年10月口头通知陈通太将拆迁安置协议中的5间安置地变更为4间。2017年3月3日上诉人向其所在村、组送达了《观音村陈凤组各户拆迁安置间数》清单表，进一步以书面方式将陈通太户的安置地变更为4间，该4间宅基地也落实分配给了陈通太户，陈通太户已自建房屋居住。上诉人变更拆迁安置协议的行为，是纠正安置错误的合法行为。二、原审判决关于“安置宅基地间数出现错误”的事实认定正确，但关于“导致认证安置宅基地间数出现错误，并非原告陈通太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所致”“属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的认定与事实不符。陈通太隐瞒其有三个女儿且二女儿陈桂华已招亲的事实，属典型的欺诈行为，这是导致安置宅基地间数出现错误的根本原因，从而导致安置显失公平且损害了公共利益。原审判决关于行政优益权的理解存在偏差，上诉人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变更陈通太拆迁安置协议中安置地间数正是正确行使行政优益权的体现。三、原审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口头告知变更拆迁安置协议内容的时间是2016年10月，陈通太2017年1月5日向上诉人提交《关于陈通太户拆迁安置协议的落实事宜》，希望上诉人“考虑不单方面变更原协议条款”，以及2017年3月2日信访、2017年3月4日参加陈凤组分配安置宅基地会议并在会议记录上书写文字意见的事实，足以证明陈通太2016年10月即已知道上诉人变更拆迁安置协议中安置宅基地间数的事实。陈通太等2018年12月3日才以上诉人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一年起诉期限，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四、原审判决上诉人履行错误的拆迁安置协议，安置不应安置的1间宅基地，必将导致安置显失公平、且损害公共利益，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陈通太等五人辩称，一、双方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是双方经友好协商，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自愿签订，该协议无欺诈、胁迫的情形存在，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单方面变更协议内容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以“行政优益权”作为随意毁约的挡箭牌，显然违背基本的契约精神与诚信原则，必将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应当继续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义务。1.上诉人对签订协议的法律法规、政策依据、答辩人的家庭情况应当熟知与掌握。上诉人对于其签订的行政协议更应严格遵守，不得随意变更。2.双方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中已载明“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现就拆迁安置事项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同时，《拆迁补偿安置费用结算表》中有两名参与人员及一名太湖县县城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负责人审核签字确认，足以证明双方所达成的协议是经充分审慎情形下所订立。答辩人已向上诉人提交了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资料，其中户口本明确载明“长女”“三女”等字样，该证据由上诉人提供，恰巧证明答辩人并不存在欺诈、胁迫、隐瞒真相的情形。在上诉人签订合同的同日，二女（陈桂华）同上诉人也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显然上诉人对答辩人的家庭情况及案外人陈桂华的家庭情况应当十分清楚，上诉人现以存在欺诈为由不履行协议，明显违反了行政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如果确系工作失误，也应当在上诉人单位内部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由上诉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与该拆迁安置协议是否继续履行毫无关联。3.上诉人以“行政优益权”单方变更协议，需要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单方对协议予以变更，应当在保障相对人的陈述、申辩等基本权利的基础上，通过正当、合法的程序进行。4.行政协议订立后，只有出于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或者由于法律政策的重大调整，必须变更行政协议时，行政机关才能行使单方变更的“行政优益权”，并对由此造成的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失，依法予以补偿。本案显然不符合“行政优益权”的法定条件。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单方变更协议，其也没有依法对答辩人进行任何补偿的意思表示，公共利益优先并不意味着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上诉人真实意图是将“行政优益权”作为其随意毁约的挡箭牌，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二、答辩人所提起的行政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即使认定上诉人已经行使行政优益权，上诉人2017年4月17日之前也并未明确告知答辩人其单方变更行政协议，直到2017年4月17日向答辩人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才向答辩人明确其要单方变更协议。此种情形起诉期限应当于行政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诉权之日起算。本案应当适用旧的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答辩人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三、上诉人主张继续履行会损害公共利益，显失公平没有任何依据。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大部分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任何阻碍事由，理应继续履行。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第一组证据：陈通太、刘细梅、陈桂名、陈继名身份证复印件及陈通太、刘细梅结婚证、陈桂名、罗亚楠结婚证复印件、陈继名、程诗元结婚证复印件、五原告户口本复印件各1份。以上证据证明五原告诉讼主体适格。第二组证据：1、《太湖县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2、《太湖县晋熙镇观音村陈凤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用结算表》；3、太湖县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登记1（建构筑物部分）、拆迁登记2（装潢部分）；4、陈凤组拆迁安置区分户图；5、2017年3月10日，《受理通知书》。以上证据证明：（1）2016年4月8日，被告与原告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了安置集体土地、支付补偿款及过渡房租金补贴事项，但协议签订后，被告未完全履行协议内容，仅仅安置给原告集体土地288平方米，拒绝安置剩余的4*18=72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为此原告向被告及太湖县人民政府反映，要求被告全面履行协议内容，但被告及太湖县人民政府却置之不理。第三组证据：1、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8行初34号《行政裁定书》；2、安徽省太湖县人民法院（2018）皖0825民初2456号《民事裁定书》。以上证据证明2018年3月12日，原告以太湖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该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以太湖县土地征收安置办为被告，故作出驳回原告的起诉；2018年8月21日，原告以太湖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安徽省太湖县人民法院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但该院认为拆迁安置协议系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故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并告知原告可以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本案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第四组证据：光盘1份，证明原告在维权未果的情况下，向安徽卫视进行投诉，被告的主任葛良生承认是他们的失误，原告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原审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及法律依据：第一组证据：1、2016年4月8日,陈通太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2、陈通太户口本复印件；3、陈继名的结婚证复印件。以上证据证明：（1）2016年4月8日，陈通太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具体内容；（2）拆迁安置时陈通太户口本的人口情况；（3）陈继名与程诗元的结婚时间以及程诗元户口未因婚姻关系迁入陈通太户的事实。第二组证据：1、2016年4月8日陈桂华户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2、2015年12月30日安徽太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关于请求解决增补一间失地临街安置店面房的函》；3、陈桂华户口本复印件。以上证据证明：2016年4月8日，陈桂华户按标准自然户单独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安置了拆迁安置宅基地2间、失地安置置换宅基地1间的事实。第三组证据：1、2005年8月23日，陈桂华分户《申请》；2、常住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查询的人口信息；3、2005年10月16日，陈桂华单独立户的户口本首页和陈桂华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4、2009年8月5日《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5、陈桂华与朱乐飞的结婚证复印件；6、2009年8月6日，太湖县晋熙镇观音村委员会《接收证》；7、规划区居民户口迁入预审表。以上证据证明：（1）陈桂华系陈通太二女儿，其户口于2005年10月16日从陈通太户分立；（2）2009年8月5日，朱乐飞与陈桂华结婚登记，2009年8月11日，朱乐飞户口迁入陈挂华户的事实。第四组证据：1、2007年1月12日《太湖县工业园区失地安置协议》；2、陈凤组（失地安置）分户名单；3、2009年5月20日陈凤组《关于申办房屋土地使用证的报告》。以上证据证明：2007年1月12日，陈凤组34户每户给予失地安置1间经营性用地的事实。第五组证据：1、2017年1月5日，《关于陈通太户拆迁安置协议的落实事宜》；2、2017年3月2日，太湖县信访局太信字（[2017]060号）《关于交办陈通太等来访事项的函》；3、2017年3月2日，《太湖县群众来访联合接待中心接访登记表》；4、2017年4月19日，（太征收信字[2017]008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5、送达回证；6、送达照片。以上证据证明：（1）2016年10月，太湖县征收办告知陈通太将拆迁安置协议中的5间宅基地变更为4间的事实；（2）2017年1月5日，陈通太不服宅基地安置间数变更提出书面要求，希望征收办考虑不单方面变更原协议条款及2017年3月2日，进行书面信访的事实。第六组证据：1、2017年3月3日，太湖县征收办、征迁组下发给陈凤组的《观音村陈凤组各户拆迁安置间数》清单表；2、2017年3页4日，陈凤组会议记录。以上证据证明：（1）太湖县征收办、征迁组只核定了陈通太4间宅基地的事实；（2）2017年3月4日，陈通太参加了陈凤组拆迁安置宅基地的落实分配会议。第七组证据：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8行辖11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2018年12月3日，原告陈通太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第八组证据：1、征地拆迁工作指导手册；2、国土建设联席会议备忘录；3、《关于印发太湖县县城规划区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太政办发[2017]45号）。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作出安置的依据。上述证据均已随卷移送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因机构改革，2019年5月28日，太湖县委办公室发文【办〔1019〕76号】，太湖县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公室更名为太湖县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中心。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单方将拆迁安置协议中约定的为陈通太户安置5间宅基地变更为4间是否合法。本院认为，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下，行政机关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为解决行政机关不能起诉行政相对人的问题，在面对行政协议内容因某些正当理由，可能需要变更、终止甚至撤销时，法律允许行政机关享有一定的行政优益权，即当继续履行协议会影响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时，行政机关可以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不必经过双方的意思合致。本案中，根据《太湖县征地拆迁工作指导手册》第三章集体土地房屋征收中规定的“多女户型，考虑一女招亲，其余按照该户户型和相关规定安置”的安置原则，陈通太户只能有一个女儿享受招亲的安置政策。因上诉人已按照招亲安置政策为单独分户的陈通太二女陈桂华安置了2间宅基地，其三女陈继名则不应再享受招亲的安置政策。上诉人在与陈通太户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中对陈通太的三女陈继名又按照招亲政策安置了2间宅基地，违反了上述安置原则。涉案的拆迁安置协议如果继续履行，会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损失，上诉人为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拆迁安置公平公正，单方行使行政协议变更权，将拆迁安置协议中约定为陈通太户安置5间宅基地变更为4间，该变更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确认合法。一审认定上诉人应当继续履行拆迁安置协议约定安置5间宅基地义务，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2019）皖0802行初5号行政判决；二、驳回陈通太、刘细梅、陈桂名、罗某、陈继名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陈通太、刘细梅、陈桂名、罗某、陈继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李 明审判员 徐珂可审判员 刘 鑫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汪雨情书记员王岚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