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82民初9772号原告：王海松，男，197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原告：袁惠芳，女，197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月蓉，江苏熠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宇，江苏熠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人民东路**国泰东方广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建，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俊琴，该公司员工。原告王海松、袁惠芳与被告张家港市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盛房地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海松、袁惠芳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月蓉、彭宇，被告祥盛房地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建、范俊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海松、袁惠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按照合同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1106908.108108元、税额121759.891892元、税率11%，总价1228668元)；2.被告退还26543.92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7年8月30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Y2017029156，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房屋，合同约定房屋的单价10975.15元每平方米，总价款1228668元，皆为含增值税价，税率11%，后被告违约开具单价为10105.050189元、面积111.55平方米、金额1127218.35元、税率9%、税额101449.65元、总金额1228668.00元的发票给予原告。根据合同约定，原告购买时的房屋不含税单价为9887.5225225元，而在原告收房时，房屋不含税单价却被被告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变更为10105.050189元，据此，被告应返还原告多支付的房款26543.92元。审理中，原告自愿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被告祥盛房地产公司辩称，原告以增值税率下调要求被告退还购房款无任何事实、合同及法律依据。商品房销售后，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被告，并非原告，被告按国家最新税率政策依法纳税为其法定义务；国家下调增值税税率的本质目的就是要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被告是否纳税及纳税金额为多少，是被告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无关；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诚信履约，合同明确案涉商品房在不考虑面积差异的情况下为固定总价交易，并无“降税即降价”的约定，被告是否纳税及纳税金额对案涉商品房的总价并不产生任何影响，补充协议之所以拆分“含税总价、不含税总价”，主要是基于税务机关规定印花税是以不含税总价作为计征基数，合同才进一步明确不含税总价；被告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是按时交付验收合格商品房，该义务已履行完毕，被告并无违约行为发生；被告按时交付案涉商品房，不存在违约行为，本案诉累由原告引发，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诉讼费。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7年8月30日，王海松、袁惠芳（乙方、买受人）与祥盛房地产公司（甲方、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王海松、袁惠芳购买祥盛房地产公司开发的茗悦华庭26幢804室，建筑面积为111.95㎡。合同第五条计价方式与价款约定：出卖人与买受人按照下列方式计算该商品房价款，计价方式为建筑面积，单价为10975.15元/㎡，商品房总价为1228668元，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总房价款为含增值税价。双方又在补充协议第十四条约定：买卖双方明确知悉且同意，合同约定的该商品房总房价款为已包含增值税的价款，该商品房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1%。双方同时还对其他条款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王海松、袁惠芳向祥盛房地产公司支付了购房款1228668元。2019年7月6日，王海松签署了楼宇交接表，收取了约定房屋。因增值税税率下调，2019年7月6日祥盛房地产公司向王海松、袁惠芳开具了数量为111.55㎡，单价为10105.050189元/㎡，金额为1127218.35元，税率为9%，税额为101449.65元，价税合计为1228668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以上事实，由当事人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楼宇交接表、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在于：被告应否返还原告因增值税率下调而产生的税款差额？原告认为，买卖合同中关于价款的约定第5条和补充协议第14条第1点可以看出双方明确约定了原告交付给被告的总款项包括房子的销售价格和增值税款两部分，增值税是指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税，而价外税是指税金作为价格之外附加的税，税款不包含在商品价格之内，根据税制原理，价外税税收的变动不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和企业的利润，税收透明度高，税收负担转嫁明显。本案中，双方明确约定增值税转嫁给原告承担，造成了增值税纳税人和增值税承担人的分离，在新政的影响下，因税率的变动造成的法律后果应由原告承担，因此合同固定的是房子的销售价格，并不包括增值税，作为价外税的增值税的税率从11%降为9%，降税的法律后果也应由原告承担。被告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明确案涉商品房在不考虑面积差异的情况下为固定总价交易，案涉商品房的总房价款等于合同约定单价乘以建筑面积，双方并无降税即降价的约定，被告依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年4月1日生效）之规定开具税率为9%的发票，于法有据，符合最新税收及税率政策。按照相关规定，其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其并未将增值税缴纳义务转嫁给原告，即使税率调高，其也无合同或法律依据要求原告补交相应款项。除此之外，根据增值税的流转属性，税率下调并不意味着对应的款项自动转化为被告利润，即使其不在合同中写明增值税多少，在实际纳税过程中其也应当按照国家税收政策依法缴纳增值税。双方之所以在补充协议第十四条写明增值税率，主要是根据税务机关实际要求，印花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确定计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和增值税分开注明的，按不含增值税的合同金额确定印花税的计税依据，未分开注明的则按照合同所载金额为计税依据，该条约定与原告无关。商品房买卖合同交易为固定总房价款，总价款的约定是合同的重要内容，双方不得随意变更，假设依据原告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则计算结果将突破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总房价款，案涉房屋总价在没有法定或约定依据的前提下，不应随意调整，否则不利于交易的稳定性，也不符合商品房销售价格明码标价、一房一价的政策要求，故其不应退还税款差额。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案涉商品房的计价方式及影响案涉商品房总价的因素，首先，双方在主合同中明确案涉商品房总价的计价方式为房屋建筑面积×单价，并以此计算出案涉商品房总价，除此之外，双方在合同中并无其他有关房屋总价计价方式的约定。原告认为案涉商品房的计价方式为房屋不含税总价加增值税税款，与商品房买卖交易惯例不符，被告对补充协议第十四条的本意也作出了合理解释，且在未确定房屋总价的前提下，不含税总价及增值税税款也无从得出，原告的主张不符合常理；其次，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除在第六条及补充协议第四条中对面积存在差异时如何结算房屋价款外，并无有关房屋总价变动的其他约定，原告主张“降税即降价”无合同依据。故案涉商品房的计价方式为房屋建筑面积×单价，影响商品房总价的也即房屋建筑面积及单价两项因素，在该两项因素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下，双方约定的案涉商品房总价不应发生变更，增值税税款的减少亦不能导致案涉商品房总价的减少。关于原告认为被告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被告系增值税纳税人，缴纳增值税系被告与税务机关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与原、被告双方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没有关联，被告因增值税率下调而获益具有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依据，该获益也未造成原告的任何损失，故原告认为被告构成不当得利亦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海松、袁惠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32元由原告王海松、袁惠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判员  曾宪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钱雪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