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4民初2543号原告：李某，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峰，湖南见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潇湘南路一段**中盈广场******。负责人：郑则阚。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某，女，汉族，1992年10月7日出生，住杭州市下城区，系公司职工。被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潇湘南路一段**中盈广场******和**iv>法定代表人：董凯楠，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某，男，汉族，1981年7月24日出生，住长沙市雨花区，系公司的运营总管。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男，汉族，1985年7月26日出生，住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系公司法务。被告：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钱潮路****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倪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某，男，汉族，1989年12月8日出生，住杭州市雨湖区，系公司员工。原告李某诉被告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优行公司）、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外企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峰，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某，长沙优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某、常某，浙江外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某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长沙优行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47215.04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长沙优行公司退还收取的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押金及不合理扣款合计1871.96元；3、请求法院判令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违法解除车辆使用协议，违法扣除劳动报酬10432.17元、违法解除应支付双倍赔偿金9443.1元；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支付未支付订单劳动报酬754.58元；5、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未交纳社保及公积金共计29683.43元；6、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加班费共计49859.62元；7、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1100元、公证费用2000元、律师费10000元、差旅费6000元在内的所有维权费用共计19100元。8、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与被告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18年2月26日起原告经应聘考核后在长沙优行公司工作，具体职位为专车司机（车牌：湘Ａ×××**）。经过3天的入职培训后，长沙优行公司对原告的工作、休息、工资等进行管理。入职后，长沙优行公司要求原告签署《车辆使用协议书4.2》并支付10000元押金，未签订劳动合同。在岗期间，长沙优行公司要求原告每天在线工作时间10个小时，特别要求早晚高峰时间必须满4个小时；每月长沙优行公司通过知鸟平台对原告进行考核及不定时要求原告参加公司回炉培训。2018年6月，长沙优行公司多次与原告约谈，并强行要求签署提效约谈记录表。综上，原告认为与长沙优行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违法解除合同。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100959.38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退还收取的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押金及不合理扣款合计2327.48元；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和被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违法解除车辆使用协议，违法扣除劳动报酬300元、违法解除应支付双倍赔偿金16826.56元（平均工资8413.28＊2）；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支付未支付订单劳动报酬780.38元；5、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5元、公证费用2000元、律师费10000元、差旅费6000元、资料费600元在内的所有维权费用共计18605元。6、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长沙优行公司与被告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撤回关于判令被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未交纳社保及公积金共计29683.43元及请求判令被告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加班费共计49859.62元的诉讼请求。被告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辩称，1、李某非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的员工，李某要求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和经济补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某与长沙优行公司签订《车辆使用协议》，二者为车辆借用关系。李某与浙江外企公司签订《劳务服务协议》，二者为劳务关系。原告未在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工作，公司也未对其进行管理，李某与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之间既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又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原告要求我公司退还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押金及扣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原告本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上述费用均由长沙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依据《车辆使用协议》的约定确定相应承担原则，我公司从未向原告收取上述费用，原告无权要求我公司予以退还。同理，原告无权主张我公司赔偿因解除《车辆使用协议》而主张的赔偿金。综上，我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我公司未对原告进行管理，原告主张退还的各项费用也并非我公司收取。被告长沙优行公司辩称，一、李某与长沙优行公司签订《车辆使用协议》，二者为车辆借用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1.2017年5月1日，长沙优行公司的母公司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外企公司签订了《劳务外包协议》，双方约定浙江外企公司向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司机劳务外包服务，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外企公司支付相应劳务费。在此模式下，平台司机与德科公司建立劳务关系，按照多劳多得，奖励与负激励结合原则结算劳务费。同时约定，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需配合浙江外企公司加强劳务人员的日常管理，使其熟悉服务标准，如业务流程，操作规程，监督机制和风险机制等。2018年3月1日，李某与浙江外企公司签订《劳务服务协议》，劳务服务内容为“提供专车司机驾驶服务”，约定由浙江外企公司向李某支付劳务报酬。2.2017年9月21日，李某与长沙优行公司签订了《车辆使用协议书》，开展网约车驾驶服务。长沙优行公司作为车辆的所有方和出借方，李某作为车辆的使用方与借入方，二者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车辆借用关系。3.根据《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8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维护和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因此，长沙优行公司对网约车开展的日常管理、执行的运营标准也是法律要求的合规做法。二、长沙优行公司依据《车辆使用协议》收取平台使用费及电信服务费，合理合法。长沙优行公司与李某在《车辆使用协议》中就服装费、信息服务费（含电话费）、车损事故违约金等收取问题进行了约定，长沙优行公司按约定执行，不存在克扣或退费问题。三、754.58元系长沙优行公司应收收入，而非被告工资。该笔款项系曹操专车部分乘客未支付给长沙优行公司的订单费用，为公司应收收入，而非李某的工资。被告浙江外企公司辩称：一、浙江外企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劳务服务协议》，双方成立劳务雇佣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原告主张向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经济赔偿金、加班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曹操平台的网约车驾驶服务外包给浙江外企公司，浙江外企公司自行招募司机在曹操出行平台上提供驾驶服务。浙江外企公司与原告就其在曹操出行平台上提供专车司机驾驶劳务服务签订《劳务服务协议》，劳务服务协议明确了双方的劳务服务性质、劳务服务内容、报酬计算标准等内容。协议期间，原告自行提供驾驶服务，无需遵守浙江外企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浙江外企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形成典型的劳务关系。二、原告主张非法扣除其劳务报酬、未支付订单报酬没有事实依据。劳务协议履行期间，浙江外企公司会根据原告提供劳务情况与其结算。浙江外企公司现已足额支付了所有劳务报酬。三、原告主张向其返回平台使用费等费用无事实依据。本案争议为原告与长沙优行公司之间关系，与我司无关。原告与长沙优行公司签订了《车辆使用协议》，该协议中对于车辆保证金的支付、返还等费用问题进行了约定，长沙优行公司有权向原告收取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四、即便原告与浙江外企公司成立劳动关系，浙江外企公司也不需向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经济赔偿金、加班费、未缴纳的社保和公积金费用。双方之间签订了《劳务服务协议》，已初步具备劳动合同的要素，原告要求支付二倍工资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向长沙优行公司退还了车辆，该行为表明原告已无继续提供驾驶服务的意愿，且原告在退还车辆之后也再未提供服务，原告要求支付经济赔偿金无事实依据。原告在提供服务期间为多劳多得，浙江外企公司并未要求原告进行加班，即使原告加班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五、本案中原告主张要求向其支付公证费、律师费等相关维权费用无法律依据，维权费用应由其自身承担。经审理查明，李某在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曹操出行”软件上看到曹操专车司机招聘广告，遂前去应聘。长沙优行公司组织了面试考核，并告知李某，其工资由浙江外企公司发放。2018年3月1日，李某（乙方）与浙江外企公司（甲方）签订《劳务服务协议》,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代驾劳务服务。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劳务服务报酬的原则为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奖励与负激励相结合原则，服务期间不设最低劳务服务报酬标准及最高劳务服务报酬标准；劳务服务报酬金额的计算将根据乙方在当月服务期间的奖励与负激励执行情况得出，劳务服务报酬的发放方式、发放时间等具体内容以实际执行为准。双方还就服务规范、保密、违约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约定。2018年3月1日，李某（乙方）还与长沙优行公司（甲方）签订了《车辆使用协议书》，约定乙方使用甲方车辆1年，自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止，该车用于运营“曹操专车”。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李某担任“曹操出行”平台的专车司机。2018年2月26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浙江外企公司共计发放李某工资24711.96元，月均工资为6177.99元。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通过“曹操出行”平台制定了相关的司机劳务报酬、奖励政策、服务规范、违规负激励等规范。根据服务规范，曹操专车司机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应承担一定费用，包括：车辆保证金、充电费、平台信息服务管理费、物料费等。曹操专车司机完成订单后，乘客会将费用支付给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外企公司进行结算，由浙江外企公司再向李某支付报酬。2018年7月11日，李某将车辆退还给了长沙优行公司。李某在退还车辆时被扣除了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等费用共计1646.15元。李某以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长沙优行公司、浙江外企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决:1、确认与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从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的工资报酬23708.81元;3、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23708.81元;4、长沙优行公司退还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押金及不合理扣款1646.15元；5、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和长沙优行公司支付赔偿金5927.2元；6、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支付订单劳动报酬780.38元；7、浙江外企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作出长劳人仲案字（2018）第2303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李某与长沙优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长沙优行公司支付李某平台使用费、电信服务费、押金及扣款1646.15元；三、长沙优行公司支付李某工资754.58元；四、长沙优行公司支付李某经济补偿2963.6元；五、驳回申请人李某的其他仲裁请求”。李某与长沙优行公司均不服起诉至本院。另查明，1.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外企公司签订《劳务外包服务协议》，主要内容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甲方)根据公司业务需要,接受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乙方)提供司机劳务外包服务,并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劳务服务费。劳务人员主要从事曹操专车驾驶服务。协议有效期限为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2.长沙优行公司系案外人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负责对曹操专车司机使用车辆情况管理;3.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系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分公司,为长沙地域曹操专车互联网平台运营企业，负责对运营平台进行管理。以上事实，有车辆使用协议、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退车通知函、曹操出行软件截图、发票、劳务外包服务协议、曹操专车司机面试登记表、劳务服务协议、报酬发放明细表等证据证明，并经质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浙江外企公司与李某签订了虽名为《劳务服务协议》，但究其实质，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具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的基本条款。另浙江外企公司每周每月按时向李某支付工资，综合上述事实可认定李某为浙江外企公司提供了劳动，并接受浙江外企公司的管理，由浙江外企公司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及协议约定，双方形成劳动法上的人身隶属关系，故李某与浙江外企公司于2018年3月1日起建立了劳动关系。又因李某于2018年7月11日之后未再继续工作，故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至此终结。李某从事长沙地区曹操专车司机工作，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通过“曹操出行”平台管理李某的工作绩效，因此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是李某的用工单位。李某与长沙优行公司之间签订《车辆使用协议书》，双方为平等的合同主体关系。关于李某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如何计算以及应由谁承担问题。第一、关于李某诉请的赔偿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问题。本案中，2018年3月1日,李某与浙江外企公司签订了《劳务服务协议》,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具备了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的基本条款，应视为双方以该协议形成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故对李某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李某诉请的平台信息服务费、电信服务费等费用退还问题。本案中，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在其制定的平台规范中明确需要收取平台信息服务费、车辆使用费等费用，李某的前述费用也是通过曹操出行平台由长沙优行公司扣除，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条“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不得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之规定，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不得向劳动者收取任何费用，因此李某在提供劳动过程中是无需支付与从事劳动相关的费用，故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应将李某为提供劳动过程中支付的由长沙优行公司扣除的平台信息服务费、车辆使用费共计1646.15元退还给李某。对于李某主张超出本院认定的部分，不予支持。第三、关于长沙优行公司是否违法解除车辆使用协议、违法扣除劳动报酬问题。本案中，李某与长沙优行公司签订的是《车辆使用协议书》,该协议双方约定了车辆使用期限、用途、运营城市及车辆使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李某与长沙优行公司之间为车辆租用合同关系，与本案非属同一法律，故原告可另行向长沙优行公司主张权利，本案不予一并处理。第四、关于李某诉请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浙江外企公司向本院提供李某违反规章制度及违纪事实的证据，均为优行公司长沙分公司出具,而李某对此不予认可,故浙江外企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浙江外企公司解除其与李某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月的平均工资。浙江外企公司应支付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李某的月均工资为6177.99元,结合李某在浙江外企公司处的工作年限,浙江外企德科公司应支付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89元。第五、关于李某诉请的未支付订单劳动报酬780.38元。根据李某提交的曹操专车已完成订单显示，确有754.58元费用待支付。而该费用应是乘客未向曹操专车平台支付的费用，而不是李某的直接劳动收入。浙江外企公司也是依据平台运营数据将李某的劳动所得给予支付。故本院对李某的该部分诉请，不予支持。至于李某主张的律师费、公正费等维权费用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六、关于被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李某在从事劳动过程中支付的相关费用应由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承担责任，杭州优行长沙分公司在用工过程中给李某造成损害，故用人单位浙江外企公司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外，长沙优行公司与李某之间是车辆租用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故对于李某主张长沙优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条、第八十二条、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11日原告李某与被告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某1646.15元，被告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对此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被告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某经济补偿金3089元;四、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谭雄建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成功书记员陈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六十条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劳务派遣单位不得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不得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第九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对劳务派遣单位，吊销其劳务派遣业务经营许可证。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