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36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锦泰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双楠段********。 法定代表人：朱俊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彬，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卓英，女，196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荣，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琳媛，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敏，女，197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叙永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奎，男，1976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上诉人四川锦泰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泰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卓英、许敏、范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2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锦泰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锦泰达公司不承担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卓英、许敏、范奎承担。事实和理由：1.锦泰达公司与卓英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借款为锦泰达公司与范奎的共同借款，与事实不符。2.锦泰达公司未收到过卓英的借款，一审法院也未查清所谓出借款项的去向及实际用途，因此，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裁判结果错误。3.本案系虚假诉讼，是范奎与卓英共同虚构、伪造借款的事实及凭证。4.卓英为职业放贷人，法院应查清卓英、范奎及涉案账户款项由来及去向后进行判决，但一审法院并未向本案的借款转出人查实，是否接受卓英的委托向借款协议中收款人转款，其转款性质是否为借款并未查清。5.卓英在出借款项时明知范奎不能代表公司对外借款，卓英与范奎共同串通将范奎个人借款伪造为锦泰达公司与范奎共同借款。 卓英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锦泰达公司与卓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锦泰达公司与范奎为共同借款人，借款由卓英及其委托人转入锦泰达公司指定账户，借款协议加盖有锦泰达公司印章和范奎签字捺印，且一审中范奎对此事实并无异议，故锦泰达公司与范奎系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卓英借款。2.案涉协议签订时范奎系锦泰达公司泸州分公司负责人，故卓英有理由相信范奎能够代表锦泰达公司借款并加盖公章，且该枚印章是锦泰达公司在四川省泸州片区长期用于承包工程、招投标文件及相关施工合同中均使用的印章，故各方就案涉款项已达成借贷合意。3.卓英已经按约履行完毕出借义务且范奎对此事实并无异议，至于收到款项后如何使用与卓英无关，故案涉借款的去向及实际用途与本案是否成立借贷关系并无关联。二、一审判决对锦泰达公司主张本案构成虚假诉讼的抗辩意见未予采纳，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许敏、范奎均未发表答辩意见。 卓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锦泰达公司、许敏、范奎偿还卓英借款本金2478504.64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2478504.64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24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卓英的起诉，锦泰达公司、范奎与许敏的答辩，以及各方当事人于庭前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当庭概述了以下事实：1.范奎与许敏原系夫妻关系，于2012年11月16日结婚、2018年1月29日离婚。2.本案之借款协议出具后，实际支付的款项为260万元，范奎支付了部分借期内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的证据有结婚证（字号：J510504-2012-002580）、离婚证（字号：L510504-2018-000114）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并经征询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无异议后当庭予以了确认。 根据卓英的起诉，锦泰达公司、范奎与许敏的答辩，以及各方当事人于庭前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概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卓英与锦泰达公司是否建立有民间借贷关系；2.案涉借款协议的履行情况；3.许敏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责任；4.本案之诉讼是否是虚假诉讼，卓英与范奎之间有无恶意串通的行为。该概述经征询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均无异议和补充。 一、关于卓英与锦泰达公司是否建立有民间借贷关系 卓英为证明与锦泰达公司之间建立有民间借贷关系，举示了以下证据： 证据1.出具于2017年11月10日的《借款协议》。以证明：协议约定了借款利息、期限与用途，有锦泰达公司的签章与范奎的签字，是用于锦泰达公司在泸州的项目使用等事实，进而主张卓英与锦泰达公司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 证据2.锦泰达公司与范奎于2016年8月1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以证明：范奎是锦泰达公司在泸州片区的负责人之事实，并依据协议第3页的约定主张锦泰达公司派出了监管人员对印章进行管理，知情印章的情况； 证据3.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8月10日出具的川求实鉴[2018]文鉴34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证明：《借款协议》上加盖的锦泰达公司的印章与该公司在泸州项目工程的文件中所盖印章一致之事实，进而主张《借款协议》上的签章是锦泰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具有约束力。 锦泰达公司对上述三组证据质证陈述，证据1《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其一,协议上加盖的印章不是锦泰达公司的印章；其二,协议约定的借款用途是锦泰达公司因业务需要（招投标及工程周转资金），但当时锦泰达公司并没有前述资金的需求；其三,协议约定的借款时间是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但签字时间却在2017年11月10日，与协议的签订时间要么是在借款之初、要么是对账之后的常理不符；其四,约定的借款形式是分期借款，但对方举证的银行流水却是在2017年11月10日一次性转出；其五,协议约定的转款形式是从5个转款人转账至6个收款人，且没有一个账户是锦泰达公司的银行账户；为此，该协议是由卓英恶意串通各方，基于银行流水，捏造虚假的借款事实。证据2《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合作协议明确要求范奎不准私刻公司印章。证据3《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鉴定结论刚好证明印章是私刻的、没有公司的认可，是范奎个人使用，对锦泰达公司没有约束力。 范奎、许敏对上述三组证据质证陈述，三组证据均无异议，《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范奎提交的五份样材都是在泸州的项目，印章是范奎刻制，锦泰达公司对范奎承包这些项目刻制印章是知晓的。许敏知道有承包工程，但没有参与。 针对锦泰达公司、范奎、许敏的质证意见，卓英陈述，锦泰达公司为了业务方便，知晓范奎刻制了该公司的印章。 针对卓英的上述陈述，锦泰达公司陈述，没有证据证明公司授意了范奎私刻印章，公司也没有根据合作协议派出监管人员。 针对卓英的上述陈述，范奎陈述，所持有的锦泰达公司的印章是其刻制，但不是私刻，印模是锦泰达公司提供的。在合作协议履行中，锦泰达公司没有派监管人员，投标及开标都有锦泰达公司派出的工程师参与，卓英提交的5份司法鉴定样材的3个项目都是邀标项目，不需要公司派人开标，委托代理人开标就可以了。公开招标的泸州叙永县项目是锦泰达公司派人到场开标，投标书是盖的范奎持有的印章。到目前为止，锦泰达公司对于合作协议中刻制印章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针对范奎的上述陈述，锦泰达公司陈述，公司没有提供印模。投标、开标都是公司员工与范奎联系，法定代表人对具体情况不清楚，泸州叙永县项目投标书所盖印章不知是哪里的，对于范奎的上述陈述不认可。其他法院的6个案件都是公司与个人共同参加的诉讼，是范奎刻制印章之后签订的借款协议。 锦泰达公司为证明卓英举示证据1（《借款协议》）的印章是范奎私自刻制，举示了如下反证： 反证（1）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8月10日出具的川求实鉴[2018]文鉴34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证明：《借款协议》上加盖的锦泰达公司的印章与其使用的工商登记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之事实； 反证（2）范奎于2018年2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范奎明确自认所持有的锦泰达公司的印章是私刻印章，与锦泰达公司没有雇佣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等事实。 卓英对上述二组反证质证陈述，反证（1）的质证意见就是举证陈述；反证（2）是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是范奎本人陈述需要核实，且与范奎的庭审陈述不一致。 范奎、许敏对该二组反证质证陈述，反证（1）的质证意见同证据3；反证（2）是范奎本人签署的，与庭审陈述不矛盾，与锦泰达公司是工程承包关系，说明的第3项指的是没有书面授权刻制及使用印章，但范奎承包项目需要印章，公司是知晓的，不存在私刻印章。许敏对二组反证所述事实不清楚。 针对卓英、范奎与许敏的质证意见，锦泰达公司陈述，不认可该质证陈述，以范奎的书面陈述为准。本案的借款协议是范奎私刻印章与卓英所签订，锦泰达公司对此不知情，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范奎、许敏于本节未举示证据。 根据卓英、锦泰达公司的上述举证与各方当事人的质证等意见及庭审陈述，一审法院经查证认为，各方当事人在陈述与辩论中主张的约束力、是否承担责任等问题，均属全案的责任认定与划分之问题，不属认证环节的认定范畴，故针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据对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之证明力认证如下： （一）关于锦泰达公司举示的反证（1）、卓英举示的证据3。反证（1）与证据3是同一份证据，只是双方的举证目的不同，该证据是一审法院依据锦泰达公司的申请，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卓英据以提起诉讼的《借款协议》上所盖“四川锦泰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印文进行司法鉴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环节中，锦泰达公司申请司法鉴定时，提交了公司现用印章的印文、工商登记档案中留存的用以登记公司住所地而与案外人于2011年12月2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与范奎签订于2016年8月19日的《合作协议》等3份样材，卓英经质证不持异议，同意作为鉴定样材，一审法院经审查予以采信后依法移交至委托的专业鉴定机构。卓英提交了持一审法院依其申请发出的调查令向承包工程发包方收集的5份材料，即均以锦泰达公司的名义，分别于2016年5月10日出具给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村委会的《介绍信》、于2017年6月27日投标四川省烟草公司泸州市公司维修项目施工四标段的《投标文件》首页、于2017年7月8日与四川省烟草公司泸州市公司签订的《合同》、于2017年12月编制的承包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2015年市级水资源费建设项目天仙镇场镇供水水源地保护工程的《第（一）次进度支付月报表》首页、于2017年12月29日提请的《天仙镇2015年市级水资源费供水水源地保护建设项目工程资金拨付申请审批表》，并以锦泰达公司存在使用多枚印章的情形为由，申请作为锦泰达公司申请司法鉴定的样材。锦泰达公司经质证陈述，5份材料所涉项目确实是本公司项目，但上面的印章不是公司的备案印章，也未授权他人盖章。之后，锦泰达公司向一审法院呈交书面鉴定意见，除再次确认前文质证时陈述的事实外，以提交的鉴定样材已经足够，且卓英也持有鉴定样材之《合作协议》，再增加鉴定样材会增加鉴定成本为由，不同意将卓英提交的5份材料作为鉴定样材。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卓英是以锦泰达公司存在使用多枚印章的情形为由申请将所提交的5份材料作为鉴定样材，而锦泰达公司未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反驳卓英的申请理由，且在确认该5份材料所涉项目是本公司项目、相关印章并非本公司备案章等事实之前提下，仅以鉴定样材已经足够、会增加鉴定成本为由不同意将卓英提交的5份材料作为鉴定样材，该不同意的理由不够充分，也不足以抗衡卓英的申请理由，本着司法鉴定的公平公正、真实客观原则，一审法院对锦泰达公司不同意将卓英提交的5份材料作为鉴定样材的意见不予采纳，为此，一审法院依法将卓英提交的5份材料作为鉴定样材移送至委托的专业鉴定机构，并对锦泰达公司在鉴定质证及书面意见中关于该5份材料所涉项目是本公司项目的陈述予以采纳。 庭审中，锦泰达公司的代理人陈述，卓英提交5份鉴定样材所涉工程的挂名是锦泰达公司，实际为范奎的工程。范奎陈述，泸州片区的项目交于其自负盈亏，招投标需要印章，卓英提交的5份鉴定样材中所盖锦泰达公司印章是范奎刻制，但锦泰达公司是知晓的，只是无证据证明；该5份鉴定样材的3个工程项目，款项是过户锦泰达公司的账户。许敏陈述，承包的工程不清楚，知道有承包工程，但没有参与。锦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述，该5份鉴定样材的3个工程项目的工程款是转给公司的，之后直接转给了范奎，公司管理中，一般盖章是下面的人员在做，本人对具体的项目不清楚。针对以上陈述，一审法院认为，锦泰达公司代理人的陈述与一审法院已采信的、锦泰达公司在鉴定时的质证陈述及之后提交的书面意见中的陈述不一致，许敏的陈述不是讼争事实的实质性陈述，故一审法院对该二人的陈述均不予采信；范奎在质证环节有关泸州叙永县项目的投标书签章与开标的陈述，因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锦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关公司印章的管理、使用与不清楚具体工程项目的陈述，是其在公司内部管理中的事项与职责，对外的效力性上不具有对公司责任认定的抗衡力与证明力，一审法院对该陈述不予采纳；范奎有关自持的锦泰达公司印章之来源与使用的陈述，是其亲身经历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范奎有关承包工程的工程款流转方式的陈述与锦泰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述，在卓英提交的5份鉴定样材所涉及的3个工程上具有一致性，且二人都是直接参与主体，一审法院对二人有关该5份鉴定样材所涉工程款之流转方式的陈述予以采信。 综上，虽然卓英与锦泰达公司举示《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举证目的不同，但证据印证了双方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且双方及范奎、许敏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从证据载明的内容来看，该证据还包含有卓英提交的5份鉴定样材，且与本案的审理相关联，结合前文的鉴定与庭审环节的认证意见，一审法院对该5份鉴定样材亦予以采信。 （二）关于锦泰达公司举示的反证（2）。该反证载明是范奎出具的《情况说明》，范奎经质证确认是其本人出具，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该反证虽然载明有“四川锦泰达公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从未授权本人使用该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也未授权本人雕刻该公司任何印章”，但与范奎于庭审中关于卓英提交的5份鉴定样材所盖锦泰达公司的印章是其刻制、锦泰达公司知晓该印章的刻制等陈述并不矛盾，前者是指权利取得与否，后者是指所使用印章的来源与客观存在的现状，故卓英对该反证的质证异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虽然范奎、许敏未提出实质性的质证意见，范奎亦陈述没有证据证明锦泰达公司知晓印章的刻制，但该反证印证了范奎关于持有并使用的锦泰达公司印章为其自行刻制的陈述，故一审法院对该反证予以采信。 （三）关于卓英举示的证据2。该证据是锦泰达公司与范奎关于四川省泸州片区相关工程之承包签订的《合作协议》，范奎、许敏经质证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锦泰达公司经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均不持异议，仅对证据的关联性以协议明确要求范奎不准私刻公司印章为由提出异议，而根据卓英的举证目的，该证据的举示是针对讼争借款协议签盖锦泰达公司印章而为，也是协议签订的原因所在，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锦泰达公司的质证异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虽然锦泰达公司未根据卓英的举证目的对证据的证明力发表质证意见，卓英举证时亦未主张表见代理来印证举证目的，但基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一审法院对证据2予以采信。 （四）关于卓英举示的证据1。该证据是范奎代表借款人向卓英出具的《借款协议》，范奎、许敏经质证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锦泰达公司经质证，从协议签章所使用的印章、约定的借款用途、协议的签字时间、借款支付方式的约定与履行、约定的转款形式与账户等五个方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提出异议，进而主张该证据是由卓英恶意串通各方，基于银行流水，捏造虚假的借款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关于印章。虽然已采信的证据3证明，借款协议上签盖的锦泰达公司印章的印文，经鉴定与锦泰达公司提交的作为鉴定样材的公司印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范奎于庭审中也确认借款协议上签盖的印章为其刻制，但该印章的使用是否能否决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该鉴定结论与范奎的陈述，还取决于锦泰达公司对该印章在借款协议签盖之前的使用有无认可行为;已采信的证据3还证明，借款协议上签盖的锦泰达公司印章的印文，经鉴定与卓英提交的5份鉴定样材的印章印文出自同一枚印章，即范奎在该5份鉴定样材所涉3个工程项目使用的印章也是该印章，且依据该5份鉴定样材形成的时间与讼争借款协议的签字时间，该5份鉴定样材所涉3个工程项目中，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与四川省烟草公司泸州市公司两个项目的承包在本案讼争借款协议签字之前，而锦泰达公司于鉴定与庭审质证中均确认该3个工程项目是公司的项目、庭审中亦确认3个工程项目的工程款是支付到公司账户后再转支给范奎，也就是说锦泰达公司在借款协议签字前后对借款协议上签盖的印章有认可的行为。由此可见，锦泰达公司对借款协议上签盖的印章之认可是选择性确认，该行为有违民事活动应遵循的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其二,关于借款用途。依据借款协议的约定，借款用途是锦泰达公司因业务需要（招投标及工程周转资金）；依据范奎于庭审中的陈述，其系借款协议中借方的实际执行者，借款协议的出具是其基于与锦泰达公司的《合作协议》、以锦泰达公司的名义在泸州片区承包工程所需而为，所借款项均系用于在泸州片区承包的工程。锦泰达公司于质证中，一方面对范奎陈述的合作关系与在泸州片区承包工程的方式不持异议，另一方面以公司没有前述资金的需求为由对借款用途提出异议，二者之间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其三,关于借款协议的签字时间。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借贷双方合约在某一时间内借款的情形不足为奇，特别是涉及到工程承包中的借款，借方根据工程进度所需向贷方预约借款达成合约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至于借款协议的签订是在合约达成之时、还是在合约开始履行之时、或是在合约履行之中、或是在借款后对账之时，取决于借贷双方的意愿，无论是在哪个节点签订，只要是双方达成合意的真实意思表示，都是符合常理的正常现象。本案中，依据借款协议的约定，借贷双方合约的借款时间是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依据锦泰达公司的陈述，借款协议的签字时间是开始出借借款的2017年11月10日，即合约开始履行之时。诉讼中，身为借款协议之借方签字代表的范奎与协议载明为贷方的卓英对该签字时间节点的真实意思表示均不持异议，则借款协议的签字时间符合常理。锦泰达公司以签字时间不是借款之初或对账之后为由，主张与常理不符，属对“常理”的狭隘理解；其四,关于借款形式。锦泰达公司以卓英主张的借款是在2017年11月10日一次性转出、不符合约定为由，对借款协议的三性提出异议，该异议的提出属结果论，但协议实际履行的结果并不是认定约定的本身是否真实、合法、关联的论据，而是认定协议的履行是否符合约定、有无违约事实的论据。另一方面，依据卓英诉请的事实理由，2017年11月10日转出的借款是260万元，该履行的结果亦不违反协议有关分期借款300万元的约定；其五、关于转款形式。锦泰达公司以协议约定的转款账户与收款账户均不是其账户为由，对借款协议的三性提出异议，但借款由何账户转入至何账户是由协议主体意思自治下的商定，账户归属与协议主体是否关联并不必然影响协议的真实和合法与否，只要协议主体之间的意思表示真实，而诉讼中，身为借款协议之借方签字代表的范奎与协议载明为贷方的卓英对转款账户与收款账户约定的真实意思均不持异议。基于以上分析与理由，锦泰达公司对卓英举示的证据1（即《借款协议》）提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基于案件的事实，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二、关于《借款协议》的履行情况 卓英为证明已依约履行出借借款的义务，举示了如下证据： 证据4.交易日期为2017年11月10日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2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2份、网上银行转账凭证1份及相关查询回证。以证明：在借款协议签字后，于2017年11月10日分5笔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自己或委托第三方将出借的借款转入至指定收款账户，每笔金额为65万元，共计325万元等事实。并陈述，因需要先交纳借款保证金以验证还款实力，范奎于2017年11月9日转了65万元给柴某敏。 锦泰达公司质证陈述，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卓英举示的该组证据证明力不足，证据上的5个收款账户后来又转回了285万元，加上范奎支付的保证金65万元，合计350万元，且转款凭证金额和借款协议及起诉金额不一致。 范奎、许敏质证陈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当时说的是借260万元，卓英要求范奎先转65万元保证金及前两个月利息，证据载明的5笔转款中的其中1笔是退还先行支付的保证金，合同约定分段的月息是2.4%与2.8%。许敏对于转款情况不清楚。 针对锦泰达公司、范奎、许敏的质证意见，卓英陈述，范奎的质证陈述属实。 锦泰达公司为证明案涉借款已经返还，举示了如下反证： 反证（3）持一审法院调查令向相关银行调取的借款协议中出借人付款账户与指定收款账户的银行流水、及根据银行流水进行汇总所形成的4张表格。以证明：卓英与范奎及收款账户之间款项往来均备注为“往来款”，所有往来账户都与锦泰达公司没有关系，锦泰达公司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且从表二中可见大量款项已经转回至转款人账户，案涉债务已经清偿等事实。 卓英质证陈述，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锦泰达公司只是抽取了每个账户的一部分银行流水汇总，实际是有多笔资金账户往来。双方协议只是约定这几个账户收款，没有约定还款至其他账户，且借款时约定的是等额、原路还款，而锦泰达公司主张还款的汇总表二不符合此约定。如果是已经归还借款，那范奎之后就不会仍归还利息。事实上，按等额、原路还款的约定，锦泰达公司在汇总表二中主张的5笔还款，均可从还款账户与收款账户上找到对应的去路。如：通过王某娜于2017年11月10日转入至张某刚账户的本案借款65万元，锦泰达公司于汇总表二中主张张某刚于2017年11月27日转入还款55万元至卓英账户，而依据锦泰达公司提交的张某刚与卓英账户的流水，此笔还款实际上是张某刚归还卓英于2017年10月23日转入至其账户上的借款55万元；通过沈某勇于2017年11月10日转入至徐某琴账户的本案借款65万元，锦泰达公司于汇总表二中主张徐某琴于2017年11月15日转入还款60万元至沈某勇账户，而依据锦泰达公司提交的徐某琴与沈某勇账户的流水，此笔还款实际上是徐某琴归还沈某勇于2017年9月18日转入至其账户上的借款60万元；通过先某蓉于2017年11月10日转入至刘某梅账户的本案借款65万元，锦泰达公司于汇总表二中主张刘某梅分别于2017年11月15日、27日转入还款60万元、55万元至李某琼、沈某勇账户，而依据锦泰达公司提交的刘某梅与李某琼、沈某勇账户的流水，此两笔还款实际上是刘某梅分别归还李某琼、沈某勇于2017年9月18日、10月23日转入至其账户上的借款60万元、55万元；锦泰达公司于汇总表二中主张范奎于2017年11月27日转入还款55万元至李某琼账户，而依据锦泰达公司提交的范奎与李某琼账户的流水，此笔还款实际上是范奎代案外人陈某退还李某琼于2017年10月23日转入至陈某账户上的款项55万元。故汇总的4张表格是锦泰达公司自己做的证据整理，与本案无关。 范奎、许敏质证陈述，银行流水真实、合法，但没有归还借款。当时约定借款是原路返回，返回金额一样，利息单独收取，即借款都是原路原额归还，利息由范奎另行支付。4张表格是否准确不清楚。 针对卓英及范奎、许敏的质证意见，锦泰达公司陈述，本案借款的放款人与卓英之间的一直有账款往来，仅调取两个放款人的账户，即与卓英一年半的时间就已经有超过3亿元的账款往来，说明他们是同一专业放贷组织，无论款项转到谁的账户，均属于原路返还。 针对范奎、许敏的质证意见，卓英陈述，范奎陈述的约定借款是原路原额归还的质证意见无异议。 范奎为了证明其对证据4质证时的主张，举示了以下反证： 反证①交易日期为2017年11月9日的银行转款电子回单1张。以证明：在案涉借款支付前一日，范奎按卓英的指令向柴某敏的账户转款722800元，其中65万元是支付借款保证金，剩余72800元为提前支付借款利息等事实； 反证②交易日期为2017年11月24日的银行转款电子回单1张。以证明：按卓英的指令向柴某敏的账户转款77000元以支付借款利息之事实。 卓英对范奎举示的上述两组反证质证陈述，证据的三性与证明力均无异议，范奎的举证陈述属实，予以认可，实际借款本金是260万元，是借款协议指定账户转的款项。 锦泰达公司、许敏对上述两组反证未发表质证意见。 许敏于本节未举示反证。 根据卓英、锦泰达公司、范奎的上述举证与各方当事人的质证等意见及庭审陈述，一审法院经查证认证如下： （一）关于范奎举示的反证①、②。虽然锦泰达公司与许敏均未对该二组反证发表实质性质证意见，但卓英作为债权人，对该二组反证及范奎的举证目的和陈述均不持异议，而范奎的举证目的是为了证明其向卓英就借款保证金与利息的履约情况，且该二组反证能够印证范奎的举证陈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范奎主张的待证事实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对该二组反证均予以采信。 （二）关于锦泰达公司举示的反证（3）。该组反证系锦泰达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后，依据一审法院发出的调查令调取的借款协议中所涉出借账户和收款账户在案涉借款协议签订前后的银行流水，及对该银行流水进行梳理汇总形成的4张表格，以证明各方款项往来，并以汇总的表二主张还款的事实。质证中，身为借款协议之借方签订代表的范奎与协议载明为贷方的卓英均陈述对于还款的约定是原路、原额或等额。一审法院认为，所谓原路、原额或等额还款，顾名思义是借款以一定数额由甲方的账户转入至乙方的账户后，还款时应是以相等的数额由乙方的账户转回至甲方的账户，而不是以另一数额转回至丙方的账户，不能因为甲方与丙方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就认定是“原路”；若是现实意义上的还款，法律上也应是经授权代为收取，而不应是词义上的“原路”；为此，在锦泰达公司未举示有代为收取还款的授权委托等证据之情形下，一审法院对其陈述无论回款至哪一方都是原路还款的主张不予采纳，且其主张的5笔还款在数额上均与本案的任何一笔借款都不等额。另一方面，经审查锦泰达公司举示的案涉借款协议约定的付款账户与指定收款账户之银行流水，卓英针对锦泰达公司于汇总表二中主张的前四笔还款质证陈述的借款去路均属实，且不能找到锦泰达公司举示的汇总表二中之外的回路；虽然卓英针对锦泰达公司于汇总表二中主张的第5笔还款质证陈述的借款去路涉及他人，表面看似乎不是卓英陈述的去路，但依据锦泰达公司举示的范奎与李某琼的建设银行和宜宾商行两个账户的流水，查到锦泰达公司主张的此笔还款（即第5笔），是由范奎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至李某琼的宜宾商行账户，流水中特别注明是“代陈某退”，再查李某琼的建设银行账户流水，显示该代退款的去路是李某琼于2017年10月23日转入至陈某工商银行账户的款项，三处账户流水的数额相等，且该去路亦不能找到锦泰达公司举示的汇总表二中之外的回路；故卓英针对锦泰达公司举示的汇总表二的质证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同理，基于上述分析，锦泰达公司举示的4张汇总表均是其依据借款协议约定的付款账户与指定收款账户的银行流水中之一部分整理而成，不具有客观性，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综上，卓英对反证（3）提出的质证异议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并对反证（3）不予采信。 （三）关于卓英举示的证据4。该证据由卓英在收到借款协议后支付借款的5张凭证组成，各方当事人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仅锦泰达公司对关联性提出异议，因一审法院对其举示的据以支撑该异议的反证（3）未予采信，故一审法院对其提出的异议亦不予采纳。虽然证据4的5张付款凭证的总计金额是325万元，与借款协议中约定分期借款300万元、卓英第一次庭审诉请的借款本金260万元在金额上不一致，但金额上的不一致并不能否定卓英已履行了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出借义务，且卓英在举证时亦陈述，主张的借款本金260万元是将5张付款凭证的总计325万元扣除范奎此前支付的65万元保证金之后的余额，故一审法院对锦泰达公司质证时主张范奎支付的保证金65万元亦是还款的陈述、及以前述金额上的不一致针对证据4提出的异议均不予采纳，并对证据4予以采信。 三、关于许敏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责任 卓英为证明许敏应当对其诉请金额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举示了如下证据： 证据5.范奎与许敏于2017年11月10日出具的《还款协议》。以证明：许敏以共同借款人的身份，出具了还款协议，承诺对范奎所负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签名捺印等事实。 锦泰达公司质证陈述，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关联性。第二次庭审后，锦泰达公司又出具书面认证意见，对庭审意见予以补充详述，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均不予认可。综合第三次庭审的质证意见与书面补充，锦泰达公司质证认为，该还款协议没有锦泰达公司的盖章确认，与锦泰达公司无关，仅有范奎作为借款人、许敏作为共同借款人的签字，与借款协议的签字主体不一致；还款协议记述的借款人是范奎、共同借款人是许敏，而借款协议记述的借款人是锦泰达公司、共同借款人是范奎，二者的借款主体不一致；还款协议明确是2017年11月10日的一次性借款，而借款协议约定的是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的多笔分期借款，二者的借款形式不一致；还款协议明确还款时间是2018年2月15日还200万元，2018年6月30日前还清，而借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时间是借款后两个月内，二者的还款时间不一致；还款协议与借款协议系同一天签订，两份借款凭证的签字主体、借款主体、借款形式和还款时间都不一致，存在巨大矛盾，再次印证了借款协议是卓英恶意串通各方，基于银行流水进行的捏造。 范奎、许敏质证陈述，对证据本身不持异议，还款协议是卓英要求范奎签字的，当时范奎与许敏是夫妻关系，许敏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许敏、范奎已离婚，并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该债务由范奎承担，故许敏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针对锦泰达公司、范奎、许敏的上述质证意见，卓英陈述，还款协议上的签字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先签订了借款协议，后签订的还款协议。 许敏为支持其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提交了如下反证： 反证③2018年1月29日范奎与许敏的《离婚协议书》。以证明：双方在离婚时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由范奎承担之事实。 卓英质证陈述，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许敏的主张。 锦泰达公司质证陈述，该反证与其无关。 范奎未发表质证意见。 锦泰达公司、范奎于本节未举示证据。 根据卓英、许敏的上述举证与各方当事人的质证等意见及庭审陈述，一审法院经查证认证如下： （一）关于许敏举示的反证③。该反证是许敏与范奎离婚时，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如何承担所达成的分割协议，虽然卓英、锦泰达公司与范奎均未发表实质性的质证意见，或是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虽然证据载明的内容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于双方离婚后由范奎负担，但从证据的来源、形成时间、产生缘由、表现形式及内容本质来看，该证据是建立在夫妻双方之间、明确离婚后如何清偿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之规定，反证③对解除婚姻关系之外的债的关系不具有公信力，仅对解除婚姻关系的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双方就夫妻共同债务所达成的分割协议对协议主体之外的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故反证③对许敏主张的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卓英举示的证据5。该证据是范奎与许敏向卓英作出的共同还款的承诺，从载明的内容来看，是许敏在与范奎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范奎在外所负债务作出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的作出是范奎向卓英出具《借款协议》之后，尽管二者的签字时间是在同一天。由于该《还款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与权利是建立在范奎、许敏与卓英之间，不涉及其他主体，就许敏而言，该《还款协议书》不是《借款协议》的法律意义上的从合同，且范奎与许敏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不持异议，故锦泰达公司以该还款协议在主体、时间、形式上与借款协议不一致为由提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对证据5予以采信。 四、关于本案是否存在虚假诉讼或恶意串通的情形 本节的争议焦点是锦泰达公司提出的抗辩意见。庭审中，锦泰达公司明确表示，关于卓英与范奎恶意串通借款的事实主张没有证据出示，只是根据前三节的举证、质证情况，陈述从借款协议的签字主体、借款主体、借款形式、借款时间来看，存在巨大矛盾，主张借款协议是卓英恶意串通相关各方基于银行流水捏造的；关于本案是虚假诉讼的主张，锦泰达公司举示了以下反证： 反证（4）、（2018）川0106民初1771号案件的起诉状、借款协议书及9份转款凭据；（2018）川1502民初296号案件的调解笔录。以证明：两案诉讼主体不同，可收款人全部重合、出借人部分重合，且证据亦有重合，属重复主张权利；与本案同样的一批收款人，在1771号案说借款是另一公司的，在本案又说借款是锦泰达公司的，且这些转款均是前后十余天之内发生，进而主张本案系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等事实。 反证（5）（2013）青羊民初字第2027号、（2016）川0106民初8589号、（2016）川0106民初8603号、（2016）川0116民初8028号、（2016）川0122民初1457号、（2016）川0603民初5910号、（2017）川0106民初1671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七份，（2013）双流民初字第2078号生效民事裁定书一份；案外人四川海世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成都州建水电工程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案外人柴某锋与柴某敏的人口信息证明。以证明：本案不是一个孤案，与反证（4）的2宗案件及本组反证的8宗案件均是民间借贷纠纷，均有建筑公司为被告，实际转款人均与柴某敏、柴某锋姐弟或柴某敏夫妻控制的四川海世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大部分案件的代理人是本案的两名律师，即本案是由柴某敏夫妻为实际控制人的专业放贷组织发起的一场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等事实。 卓英对上述两组反证质证陈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 范奎对上述两组反证质证陈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锦泰达公司主张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范奎与卓英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 许敏对上述两组反证质证陈述，不清楚证据反映的情况。 卓英与范奎、许敏于本节未举示证据。 根据锦泰达公司的上述举证与各方当事人的质证等意见及庭审陈述，一审法院经查证认证如下： （一）关于锦泰达公司举示的反证（4）。该组反证是其他两个法院审理的案件材料或证据，虽然许敏未发表实质性的质证意见，但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对证据的审查结果而进行认证。从举证目的来看，锦泰达公司是为证明该2宗案件的收款人全部重合、出借人部分重合，证据亦有重合，属重复主张权利等事实，但对于该2宗案件之证据的审查与认证、锦泰达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之认定，均应由该2宗案件所在法院予以审查和认定，不属一审法院于本案的审理范畴。经审查，该2宗案件的诉讼主体或收款人或出借人虽与本案有部分重合，但不能据此否定一个主体可以依法分别与多个主体设立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且该2宗案件的借款凭证与本案卓英所举示的借款凭证没有交叉或重叠，即不存在证据上的交叉与重合，故反证（4）与本案的审理不具有关联性，卓英与范奎的质证异议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并对反证（4）不予采信。 （二）关于锦泰达公司举示的反证（5）。该组反证是由8份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与案外人的工商信息或人口信息所组成，虽然许敏未发表实质性的质证意见，但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对证据的审查结果而进行认证。从举证目的来看，锦泰达公司是基于案外人的工商信息或人口信息与裁判文书所列的诉讼参与人而举示，以证明本案不是一个孤案，是与该8宗案件及反证（4）中的2宗案件相关的系列案件，进而主张本案之诉讼是一场虚假的民间借贷诉讼。虽然锦泰达公司不是基于同类案件的检索举示该组反证，但从该8份生效的裁判文书中载明的事实与裁判结果来看，各个法院在各自的案件审理中，均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对各自案件的法律关系作出了独立的认定，并依法作出了裁判，且没有简单地单凭法人组织的印章是否属伪造或印文是否不真实而否定法人组织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与后果；经审查，该8宗案件的证据和事实部分，与本案的审理不存在交叉或重复。为此，基于锦泰达公司的举证目的，所举示的该8份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与本案的审理不具有关联性；同理，所举示的案外人的工商信息或人口信息与本案的审理亦不具有关联性；故卓英与范奎的质证异议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并对反证（5）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根据以上认证意见，结合前文认定的事实，本案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1.2017年11月10日，范奎以锦泰达公司的名义作为借款人、自己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卓英出具《借款协议》一份，约定：锦泰达公司因业务需要（招投标及工程周转资金）向卓英分期借款300万元，时间由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止，此款由卓英及委托人李某琼、沈某勇、王某娜、先某蓉等人转入至范奎及刘某梅、张某刚、郭某正、徐某琴、毕某文等人的账户，以上账户由卓英或其委托人转入的资金，所有借款人承诺按1-20天内2.4%的利息支付、21-30天内2.8%的利息支付给出借人，并承诺每个借款人都承担单独全额偿还所有借款的责任，每笔借款在二个月内归还。协议还约定了每个收款账户的户名、账号和开户银行。该《借款协议》的借款人处加盖有锦泰达公司的印章，范奎在共同借款人处签名并捺手印。随即，范奎以借款人、许敏以共同借款人的身份于同日向卓英出具《还款协议书》一份，承诺：范奎于2017年11月10日向卓英借款（大写叁佰万元），本人承诺在2018年2月15日前还款（大写：贰佰万元），剩余款项于2018年6月30日前付清。二人均在该《还款协议书》上签名并捺手印。《借款协议》出具前，范奎按卓英的指示于2017年11月9日转款722800元至案外人柴某敏的尾号为6239的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双楠支行账户。《借款协议》出具后的当日，卓英依约通过自己及委托人李某琼、沈某勇、王某娜、先某蓉的账户分别转款65万元，至《借款协议》约定的郭某正、毕某文、徐某琴、张某刚、刘某梅的收款账户，共计转款325万元。2017年11月24日，范奎按卓英的指示转款77000元至案外人柴某敏的尾号为6239的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双楠支行账户，用于支付借款利息。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借款协议》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截止2017年11月23日，按约定的月利率2.4%计算，已实际产生的借款利息为28304.64元，并均同意多支付的部分用于冲抵借款本金。 2.上述《借款协议》上签盖的锦泰达公司印章，经司法鉴定，与锦泰达公司使用的经工商登记备案的印章及其提交的与范奎签订的《合作协议》等鉴定样材上的印章，在印文上不是同一枚印章；与卓英提交的范奎以锦泰达公司名义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四川省烟草公司泸州市公司、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承包的3个工程中，于2016年5月10日向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村委会出具的《介绍信》、于2017年6月27日向四川省烟草公司泸州市公司投标该公司维修项目施工四标段出具的《投标文件》及同年7月8日与该公司签订的《合同》、于2017年12月编制的向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出具的《第（一）次进度支付月报表》及同月29日提请的《天仙镇2015年市级水资源费供水水源地保护建设项目工程资金拨付申请审批表》等5份鉴定样材上的印章，在印文上一致。 3.范奎确认，上述《借款协议》上签盖的锦泰达公司印章，是其为以该公司名义在四川省泸州片区承包工程所需而自行刻制。锦泰达公司确认，范奎以该印章及其公司名义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四川省烟草公司泸州市公司、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承包的3个工程均是其公司的工程，所有工程款均是支付到其公司账户后再转支给了范奎。 4.2016年8月19日，锦泰达公司与范奎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范奎以锦泰达公司的相关资质、人员、业绩等，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合法经营泸州市行政区域内的公开招投标业务，自负盈亏，税费自负、责任自担；承包期限自2016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锦泰达公司提供企业投标资料副本原件一套（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并派出一名监管人员对印章、证件、资料的使用情况和中标工程进行有效监管；范奎不准以锦泰达公司名义对内外融资、抵押、借款、担保、签合同、私刻公司印章等一切违法行为，由此产生的后果自负。该协议还约定了承包费、协议解除的条件和违约责任。 5.范奎与许敏原系夫妻关系，于2012年11月16日结婚、2018年1月29日离婚。 6.2018年2月26日，范奎出具《情况说明》一份，明确其与锦泰达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及委托代理关系，锦泰达公司从未授权其使用该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和雕刻该公司任何印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卓英依据借款协议与出借借款的银行转账凭证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的诉讼，锦泰达公司在抗辩中进行质证与举示反证的同时，还以本案系虚假诉讼予以抗辩。所谓虚假诉讼，是指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合谋编制虚假事实和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利用法院的审判权、执行权非法侵占或损害国家、集体、公民财产或权益的诉讼行为。本案中，锦泰达公司于一审庭审时明确表示，关于卓英与范奎恶意串通借款的事实主张没有证据出示，只是根据卓英的举证、范奎的质证情况，陈述从借款协议的签字主体、借款主体、借款形式、借款时间来看存在巨大矛盾，主张借款协议是卓英恶意串通相关各方基于银行流水所捏造；但依据本案经审理的认证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卓英举示的借款协议、转款凭证等证据客观真实存在，证据合法且关联，案涉借款协议的出借义务已经实际履行，并能以此为基础确认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虽然锦泰达公司于一审庭审中举示了反证（4）、（5），以证明本案不是一个孤案，而是与其他法院已审结的案件相关的系列案件，是一场虚假的民间借贷诉讼；但其举示的两组反证经庭审质证与认证，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与本案的审理也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未予采信；之后，锦泰达公司未再举示反证以证明本案是虚假诉讼的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为此，锦泰达公司主张的本案是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及合谋编造虚假事实的虚假诉讼的抗辩意见，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借款协议》的签订主体与效力。公司公章是企业法人组织的印章，是该企业法人组织对外表现法人人格、作出意思表示的载体之一，故企业法人组织应当对印章加强管理，任何人不得擅自私刻企业法人组织的印章；同理，在印章的使用与管理中，基于民事活动的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平原则，企业法人组织也不得对同一枚印章的效力在不同的交易或诉讼中作出不同意思表示的选择，只要企业法人组织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某一文件中使用过或承认过某印章的效力，则该枚印章在之后的其他交易与诉讼中的使用亦对该企业法人组织产生法律约束力。本案中，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范奎在向卓英出具《借款协议》时，于借款人处所签印的锦泰达公司的印章，虽然是范奎为以该公司名义在四川省泸州片区承包工程所需而自行刻制并持有，且经司法鉴定与锦泰达公司使用的经工商登记备案的印章、及其提交的与范奎签订的《合作协议》等鉴定样材上所签印的印章在印文上不是同一枚印章，但与范奎以该公司名义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四川省烟草公司泸州市公司、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三处承包工程所使用的锦泰达公司的印章在印文上是同一枚印章。就该枚印章而言，首先，范奎在以锦泰达公司的名义承包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的工程时，于2016年5月10日向该村村委会出具的《介绍信》即是使用的该枚印章，说明该枚印章至迟于2016年5月即已刻制并由范奎持有；诉讼中，锦泰达公司亦确认该工程是其公司的工程，所有工程款是支付到公司账户后再转支给范奎的，而锦泰达公司作为专业的建筑工程公司，对招投标工程需要提交的文件上或相关施工合同上均需使用公司印章这一常识应当清楚；据此，可认定，锦泰达公司此时即已知晓范奎自行刻制并持有本案借款协议上所签印的其公司印章，且在范奎以其名义承包的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的工程中认可了该枚印章的效力。其次，虽然锦泰达公司之后于2016年8月19日与范奎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有范奎不得私刻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由此产生的后果自负并承担违约责任等内容，但该约定是基于协议的双方，是依约构成协议提前解除的条件，而对于案外人来说，若锦泰达公司对印章的刻制与使用是知情的，且事后认可了使用的效力，则不受此约定的制衡；事实上，范奎在随后以锦泰达公司的名义承包的四川省烟草公司泸州市公司维修项目施工四标段工程中于2017年6月27日出具的《投标文件》与同年7月8日签订的《合同》、及承包的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场镇供水水源地保护工程中于2017年12月编制出具的《第（一）次进度支付月报表》与同月29日提请的《工程资金拨付申请审批表》，仍是使用所持有的本案《借款协议》上签印的那枚印章；诉讼中，锦泰达公司仍确认该两个工程是其公司的工程，所有工程款都是支付到公司账户后再转支给范奎的；由此可见，锦泰达公司在与范奎签订了《合作协议》后，并未依该协议的约定收回范奎持有的那枚印章，而是任由范奎对外签订合同时使用，且认可该枚印章使用后的效力；据此，可认定，在范奎又以持有的那枚印章、以锦泰达公司为借款人的名义于2017年11月10向卓英出具《借款协议》后，锦泰达公司于诉讼中以《借款协议》上的印章经司法经鉴定与其使用的经工商登记备案的印章在印文上不一致为由，对使用该枚印章的效力所提出的异议具有选择性，有违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与公平原则，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对其以范奎私刻公司印章为由、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其三，虽然范奎之后出具《情况说明》，陈述与锦泰达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及委托代理关联、锦泰达公司从未授权其使用该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和雕刻该公司任何印章等，但基于前文有关锦泰达公司明知范奎自行刻制有公司印章而任由其对外签订合同时使用、且对使用的效力选择性认可的认定，范奎的陈述不足以排除锦泰达公司于本案应承担的责任，故认定该枚印章在《借款协议》上的使用，对锦泰达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即锦泰达公司与范奎均是《借款协议》的签订主体，分别为借款人与共同借款人。另一方面，虽然卓英未在《借款协议》上签名捺印，但其以《借款协议》为依据提起本案之诉讼，该行为是对《借款协议》的默认，故卓英亦是《借款协议》的签订主体，依协议载明的内容来看，其合同地位是借款人。综上，本案之《借款协议》是卓英与锦泰达公司、范奎所签订，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从约定内容来看，除借款利率约定超过了法律规定应予保护的年利率24%外，约定的其余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关于效力性的强制规定，该约定合法有效，对卓英及锦泰达公司、范奎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故一审法院对锦泰达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借款协议》实际履行的借款本金。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在借款协议签订之初，范奎已支付722800元至卓英指定的账户，其中65万元为借款保证金，剩余72800元为先行支付的利息；卓英于诉讼中亦确认，依借款协议的约定向锦泰达公司与范奎指定的收款账户转账支付的325万元借款中，包含有退还范奎支付的65万元借款保证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据此，《借款协议》实际履行的借款本金，应是卓英依约支付的借款，扣除保证金与先行支付的利息之后的余额，即实际履行的借款本金为2527200元（325万元-65万元-72800元=2527200元）。 关于《借款协议》履行中的已付利息与尚欠借款本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之《借款协议》履行中，范奎于2017年11月24日向卓英指令的账户转款77000元，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截止2017年11月23日，按约定的月利率2.4%计算，已实际产生的借款利息为28304.64元，并均同意多支付的部分用于冲抵借款本金。本案之借款出借于2017年11月10日，至2017年11月23日，共计计息14天；《借款协议》约定所有借款“按1-20天内2.4%的利息支付”，各方当事人于一审庭审中均确认该约定利率为月利率，故各方当事人确认的已实际产生借款利息的计算符合约定。虽然该约定利率换算成年利率为28.8%，超过了法律予以保护的24%的年利率，但没有超过年利率36%的上限，且该已实际产生的借款利息之支付与多付部分冲抵本金的确认行为是各方当事人的自愿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范奎于2017年11月24日支付的77000元中，除清偿了以实际借款本金25272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4%计算至2017年11月23日的借款利息28304.64元外，多支付了48695.36元，冲抵借款本金后，截止2017年11月23日，锦泰达公司、范奎尚欠借款本金2478504.64元。锦泰达公司主张案涉借款已经归还，因其举示的证据经庭审质证与认证未被采信，之后未再举示证据予以佐证而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借款协议》主体的责任划分与承担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依《借款协议》约定，锦泰达公司、范奎为共同债务人；协议履行中，卓英依约履行了出借义务，锦泰达公司、范奎未依约于借款期限届满时清偿尚欠借款本金2478504.64元，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且该借款本金至今亦未予清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之规定，锦泰达公司、范奎应共同承担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借期利息及逾期利息的民事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期利率为“按1-20天内2.4%的利息支付、21-30天内2.8%的利息支付”，未约定逾期利率；各方当事人于一审庭审中均确认协议约定的借期利率为月利率，换算成年利率分别为28.8%、33.6%，均超过了法律予以保护的24%的年利率；现卓英自愿以年利率24%、以截止2017年11月23日尚欠的借款本金2478504.64元为基数、将借期利息与逾期利息拉通计算，诉请判令锦泰达公司、范奎共同归还借款本金2478504.64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该款自2017年11月24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该诉请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许敏应承担的责任。本案中，许敏在与范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范奎共同出具《还款协议书》，承诺对范奎所负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虽然有一笔借款承诺的还款期限为2018年6月30日，于本案立案受理之日尚未到期，但在本案第二次开庭时业已届满，为减少当事人的讼累，一审法院将该承诺在本案中一并审理裁决。至本案判决之日，许敏未依承诺对范奎于本案所负债务履行共同清偿的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之规定，范奎于本案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故一审法院对卓英请求判令许敏对范奎于本案所负债务承担共同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虽然许敏辩称其与范奎于2018年1月离婚时，协议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由范奎承担，主张其于本案不应承担责任，但其举示的证据经一审庭审质证与认证未被采信，且前文已论证范奎于本案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之规定，一审法院对许敏的辩称意见及主张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卓英于本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锦泰达公司、范奎、许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卓英借款本金2478504.64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该款自2017年11月24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随本清。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5800元，由锦泰达公司、范奎、许敏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系虚假诉讼的问题，卓英为主张债权，提交了《借款协议》，且该协议约定的实际转款人，向借款人指定的收款人履行了出借义务，从借款合意和款项出借的情况来看，能够印证本案借款的实际发生，锦泰达公司主张本案为虚假诉讼，其既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亦无法对卓英提交的《借款协议》和转款凭证给予合理的说明，故对锦泰达公司关于本案系虚假诉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锦泰达公司与卓英是否建立了借款关系，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借款协议》上加盖了锦泰达公司的印章，现有证据显示，该印章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四川省烟草公司泸州市公司、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承包的三个工程中的多份文件上加盖并使用，以上工程系以锦泰达公司名义承建的工程，且该印章在上述工程中的使用亦得到了锦泰达公司的确认。锦泰达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对其公章负有管理责任，不能选择性的认可或不认可印章的效力，基于保护交易安全和诚信信用原则的考虑，公司对于其印章效力的主张应当前后一致。据此，即使该印章并非锦泰达公司的备案印章，案涉《借款协议》上的印章亦应对锦泰达公司具有约束力，锦泰达公司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印章的行为，即应认定其为借款人。而卓英出借的款项亦是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转给了锦泰达公司、范奎指定的收款人，卓英按约履行了出借义务，锦泰达公司即应承担还款责任。锦泰达公司关于其与卓英不存在借款关系，且未收到卓英款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卓英是否系职业放贷人的问题以及卓英与范奎是否存在串通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锦泰达公司应当为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锦泰达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锦泰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四川锦泰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寅 审判员 陈正霞 审判员 李婧杰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书记员 谢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