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0881民初1966号 原告：杨创胜，男，1965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永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德成，男，1945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永济市。 被告：杨酸杰，女，196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永济市。 原告杨创胜与被告杨酸杰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创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德成，被告杨酸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创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坏我红薯苗的经济损失20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一切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与原告系同村村民，被告于2019年4月22日把原告的冒娃地刚栽植的红薯1000多苗拔掉了。同年4月23日我向虞乡派出所报了案，虞乡派出所已经把事情处理完了，现在我要求被告赔偿我的经济损失，故诉至法院。 杨酸杰辩称：是我拔的红薯苗，有三四百苗，派出所录了口供。因为是原告种在我的地上，所以我拔了红薯苗。 原告为证明其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995年杨创胜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合同载明：地名为冒娃地西头原呆虎种东头代路，面积为1.03亩，四至为东西埝根边，南北埝根边；拟证明种植红薯苗的土地属于原告。 被告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属实，土地证上原呆虎种东头代路是后写的。同时其提交以下证据：1、航拍的杨锁成（系本案被告杨酸杰丈夫）户名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单户确认表一份，载明坐落地名为茂娃地，实测面积1.35亩，北以田垄为界，临李全有；2、李全有的土地证一份，我家的土地证没有下来，但我家相邻的李全有的土地证下来了，南至杨锁成的地；3、杨锁成名下的1995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 原告质证称：被告提交的证据不属实，土地更改确权时，土地员将土地四至登记错了，村里已经到土地部门更正了。 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1、永济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0881民初1367号案卷第23页现场勘验图一份及该案卷中杨锁成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合同载明：地名为冒娃地，面积为1.22亩，四至为东西地头，南埝北渠；2、永济市公安局虞乡派出所关于本次拔红薯苗事件的案卷材料13页，含杨酸杰涉嫌故意损毁财物案现场照片两张，虞乡派出所对杨酸杰、柴时榴、柴德成所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3、清华乡陶家窑村二组土地调整登记表一份，载明户主为杨锁成，地名冒娃地，面积1.22亩，北至路渠；4、永济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0881民初1367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上诉后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8民终814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 原告质证意见为：现场勘验图中所标注“路”的地方为本案所涉红薯苗栽种地方。对杨锁成的土地承包合同及清华乡陶家窑村二组土地调整表无异议；红薯苗的数量以柴时榴在派出所的陈述为准，两行红薯苗的价值大概是80多元。对永济市人民法院判决书上审理查明的部分关于给原告耕地留有水渠和通行用的路无异议，对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审理查明的部分第四页中间一段第一项所述有异议，原来没有看土地本，看了土地本之后，路和水渠是属于杨创胜的。 被告质证意见为：现场勘验图中所标注“路”的地方为本案所涉红薯苗栽种地方；对杨锁成的土地承包合同无异议；二组土地调整表没有问题，但北边靠路和渠写错了；照片是我当时拔红薯苗的地方，对我在派出所所述无异议，对柴德成及柴时榴所述有异议，其所述的渠和路是我家的地；对永济市人民法院判决书中所审理查明的部分有异议，路和渠原来是用于渠和路，航拍之后该块地应该是属于我家的。 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及被告提交的各自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即永济市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系永济市人民政府在1995年土地调整时向原告及被告家庭所颁发的土地使用权原始凭证，故对该证书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航拍的杨锁成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单户确认表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记载的冒娃地面积明显不符，且该表登记表不具备物权确认的效力,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李全有的土地证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调取的其他证据系本院及公安机关依职权所取得或制作，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系同村村民，且两家“冒娃地”土地东西相邻,原告土地居西，被告土地居东。杨创胜土地面积为1.03亩，四至为东西埝根边，南北埝根边。杨锁成土地面积为1.22亩，四至为东西地头，南埝北渠。被告所拔的红薯苗种植在通往原告土地的路上。该“路”向西通往原告的土地，东头通往大路，北边临埝，南临水渠，水渠南紧邻被告家的土地。被告于2019年4月22日将原告所栽植的红薯苗拔掉。同年4月23日原告向虞乡派出所报了案。 同时查明，杨创胜因2016年和2018年杨锁成（系杨酸杰配偶）在上述争议的“路”南侧的水渠上种植红薯及油葵影响到自己的收成为由，起诉杨锁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该案经本院审理后依法判决，该案审理查明：因原告的耕地四周不靠路，耕作不便，故在1994年分地时，村组在被告耕地北边避有水渠及路用地，用于原告进地耕作及浇灌。且对被告的土地进行实地丈量后，发现当时被告占地明显多于1.22亩。判决从杨锁成冒娃地南边地堰（东头，即南北水渠西侧南北丈量）至北14.2米处、从杨锁成冒娃地南边地堰至北12.9米处（中间，即从杨锁成南边第一行树东头第一棵树向西量至40米处）、从杨锁成冒娃地南边地堰至北（西头）15.2米处三点连线，该线以北为杨创胜的水渠及出行其西边地的用地。杨锁成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8民终81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杨锁成与杨创胜争议的小渠和小路均属村集体公用土地，该事实双方无争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主张的损失计算方式为：红薯苗费用为80多元；被告拔了800多苗，每苗0.15元；产量按2斤计算，每斤按1元计算；栽红薯苗两个人栽了一晌；塑料薄膜具体没有算过多少钱；地是用拖拉机打的，按行情一亩地是五六十元。被告则称：原告的红薯苗每苗是0.07元，拖拉机打一亩地是五十元；塑料薄膜我不知道多少钱；被拔的两行红薯苗，两个人用半晌就能栽完。 本院认为，相邻关系的各方应本着互谅互让，和睦相处、有利生产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拔掉的红薯苗涉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否由原被告享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和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判断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以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书为依据。本案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载明的土地名称为“冒娃地西头原呆虎种东头代路”，应以载明的土地四至界而非其名称来判断土地经营权范围，而载明的土地四至界限并未包含该地块，故其主张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其享有不能成立。同理，被告提交的航拍记录与其自己家中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四至界限不一致，也应以其提交的承包经营合同书为依据，该承包经营合同书中其冒娃地北临渠，而小路在渠北侧，故其主张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其享有也不能成立。原告及被告丈夫杨锁成在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中均认可该路和渠属于集体所有。故本案原被告双方均不能证明其对小路享有承包经营权。从争议土地的位置来看，本案原、被告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与争议土地互为相邻关系。该争议的小路系原告出入其承包土地的必经之路，同时该路南侧也与被告承包的土地相邻，被告在日常耕种使用土地时利用该路会更有利于耕作（如除草、施肥、打农药、收获等）。所以双方均应在不影响对方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利用该小路。而原告在该处栽植红薯苗的行为明显不当，对被告使用该小路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不便，妨碍了被告的相邻权益。综合以上理由，原告主张被告侵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本案原告的种植行为并未达到当即必须采取紧急必要自救措施的程度，从时间角度看，被告在完全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协调解决或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该矛盾的情况下，采取的自行拔红薯苗的行为也极易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该行为亦不可取，应予以否定，对此本院酌定被告适当补偿原告红薯苗种植成本费用较为妥当。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八十四条“不动产的相邻权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杨创胜要求被告杨酸杰赔偿其红薯苗经济损失2000元的诉讼请求； 二、被告杨酸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原告杨创胜红薯苗种植成本费用40元； 三、驳回原告杨创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创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杜继涛 人民陪审员  曹永民 人民陪审员  魏红学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叶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