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晋1124行初6号原告：王某，男，汉族，山西省兴县人。委托代理人：陈某，男，兴县魏家滩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吕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法定代表人：李某1，局长。单位负责人：宋某1，男，系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张某，男，系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委托代理人：李某2，女，山西晋凯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某，男，汉族，福建省福清市江阴镇庄前村庄**。委托代理人：闫某，男，山西恒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诉被告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人黄某行政登记一案，于2019年1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1月11日向被告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某及委托代理人陈某，被告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单位负责人宋某1及委托代理人张某、李某2，第三人黄某委托代理人闫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11月2日作出行政变更登记行为，把吕梁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原告王某变更为第三人黄某。原告诉称：吕梁某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原告王某于2016年12月27日担任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全权股东。2018年9月原告在网上发现第三人黄某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吕梁某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捐款，查询后发现被告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11月2日变更吕梁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政行为。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吕梁市工商局将吕梁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行政行为无效，判令被告将吕梁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恢复给原告。被告辩称：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作出时间为2017年11月2日，原告作为吕梁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保管公司公章在内的全部印章和其他材料，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相关手续盖有公司印章，说明原告知情，而原告起诉时间为2019年1月，超过了法定六个月的诉讼时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对吕梁某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只作形式上的审查，无实质审查的义务。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法人变更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本案起诉时效已超过6个月，应驳回原告起诉，变更登记行为是经过原告同意后原告和第三人一起委托，原告是知情的。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在登记时只做形式审查，当时是第三人拿着原告和自己的身份证去办理的，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对变更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是知情的，而且原告也签字办理，第三人在2018年给吕梁某有限公司的实际控股人王金会的老婆康小凤打款23万元，因此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是正确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一、主体证据：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八条，证明被告主体适格。二、事实证据：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会决议，证明原告同意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第三人，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委托李世海进行办理变更相关事宜、股东资格证明、任免职文件、信用承诺书证明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均真实有效，证明被告依法对吕梁某有限公司股东进行变更登记的事实。三、规范性文件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一）项；《企业程序登记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五）项、第三十四条，《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登记改革方案》第三条第（三）项，证明被告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正确。四、程序证据：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会决议、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股东资格证明、任免职文件、信用承若书，申请人李世海将资料提交被告登记人员，登记人员根据规定进行审查，资料齐全后被告当场作出了法定代表人变更决定，收缴旧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换领了新的营业执照。综上，证明被告依法对吕梁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登记，程序合法。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主体证据无异议。在事实证据中，对证据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会决议、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任免职文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是伪造的，不是原告所填写的，变更事项申请书证据目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王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属于第一代身份证，不予认可，信用承诺书第三人的签名可能是真的，但合法性不予认可。对其它证据无异议。被告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已超过举证时效，被告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并没有原告签署的登记申请书，第三人提供的申请书属于伪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准许变更决定，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是错误的，应当依据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被告应当出具受理通知书、准许变更决定书，申请材料齐全的同时也要符合法律形式，被告没有核实第三人提供的变更材料是否真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准许变更登记才能进行变更，被告是根据虚假材料进行变更，被告适用法律片面，适用条款不予认可。不认可被告的程序证据，程序不合法，没有尽到核实真实信息的义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规定。第三人对被告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变更登记审核表、公司变更登记提交材料目录、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联络员信息、吕梁某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吕梁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王某）、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黄某身份证复印件、王某身份证复印件、吕梁某有限公司任（免）职文件、信用承诺书（编号：【2017】3367号）、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变更登记审核表、吕梁某有限公司章程。证明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提供了公司监事康改花的身份证及证人证言一份，证明康改花没参加股东会，股东会并未召开。通过该证据可以证明股东会决议是伪造的，进而得出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也是伪造的。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实被告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吕梁某有限公司章程是股权变更后的新章程，在法定代表人变更后修改的，不适用本案。公司监事康改花的证人证言应当庭作证，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变更法人中该公司是一人有限股东公司，作出股东决定无需监事参与并签字，因被告是对材料做的形式审查，只要材料齐全，就可办理变更登记，康改花的签字不是法定的要求，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一条，一人有限公司不设股东会，所以股东作出相关决议只要有股东签名即可。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李世海身份证复印件及情况说明一份，2019年6月19日黄某与王某协议书一份，王金会向黄某借条一张，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2份共一页。证明原告对吕梁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是知情的，原告完全同意变更，参与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过程。原告对第三人证据的质证意见：李世海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不认可，认为该说明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不符，王某并不知情；对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原告出面登记过法定代表人变更，只能证明第三人当初提交了虚假材料，否则第三人不会同意再将法定代表人变更回来。借条和交易清单与本案无关。被告对第三人证据无异议。经审理查明：吕梁某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原告王某于2016年12月27日担任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全权股东。原告称其于2018年9月在网上发现第三人黄某以吕梁某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捐款，查询后发现被告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11月2日变更吕梁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政行为。在被告单位复印相关变更法人的材料后，被告在作出该变更行政行为时原告不知情且被告未对相关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查，损害了其权利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本院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山西光大司法鉴定所对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据证据中涉及原告签名材料进行了司法鉴定，本院依鉴定程序提交样本和检材后，山西光大司法鉴定所作出了司法鉴定许可证号：140003038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与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吕梁某有限公司公章、原告身份证等材料有时由公司工队保管。另查明，吕梁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15日下发吕政发[2017]34号文件，将吕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吕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吕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监管职责和机构进行整合，组建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2月15日，中共吕梁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八条、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吕梁市市场管理监督局为本辖区内公司的登记机关，负责公司变更登记事项，被告主体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被告被诉行政行为于2017年11月2日作出，被告和第三人没有证据证实该行政行为对原告进行告知，故原告称其于2018年9月知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内容，于2019年1月7日提起行政诉讼未超出法定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之规定，原告作为吕梁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全权股东，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政行为直接关系其重大利益，属被诉行政许可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被告应当告知原告有陈述和申辩权而未告知，同时也没有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山西光大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可以证实第三人黄某向被告提供的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材料非原告所签，而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的李世海情况说明及视频资料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关于试听资料及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不应予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被告被诉行政行为对原告法人的变更行为重大且明显违法，应依法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11月2日对吕梁某有限公司作出的变更法定代表人行为无效；二、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晋彪审 判 员 薛利珍人民陪审员 武晓琴 二0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高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