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477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鸿涛，男，1968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笑宇，河南鼎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韩华，男，1974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笑宇，河南鼎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安阳恒信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红旗路中段路**。 法定代表人:裴志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冰，河南鼎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裴志刚，男，1972年9月19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冰，河南鼎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李鸿涛、韩华因诉被申请人安阳恒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公司)、裴志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终163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李鸿涛、韩华申请再审称，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5民初31号之一民事裁定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终1638号民事裁定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主要证据未经质证，适用法律错误，并遗漏了当事人诉讼请求，现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四、六、十一款的规定，申请再审。事实和理由：1、现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一、二审裁定，不存在原一、二审认定的本案与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确权之诉案件有冲突的情形。原一审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先行受理李鸿涛、韩华与杨健、恒信公司及裴志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没有结案文书，与本案存在冲突为由，驳回了李鸿涛、韩华起诉。后李鸿涛、韩华找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官王磊、谢宝石在2019年3月5日对李鸿涛、韩华进行询问，并形成笔录一份，证明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的案件于2014年6月12日就已移送至安阳市公安机关，口头裁定驳回起诉，与本案不存在冲突。因安阳市公安机关在侦办河南恒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公司）杨健集资诈骗案时，于2012年4月误将李鸿涛、韩华的项目收购款冻结，李鸿涛、韩华随即多方维权，但因安阳市当地政府的地方保护而无果。为排除地方干扰，李鸿涛、韩华于2014年3月，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效力诉讼。安阳市高新区公安分局在杨健刑事案件一审已经结案的情况下，要求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由当地公安机关处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为查明李鸿涛、韩华是否涉及刑事案件，向河南同心会计师审计事务所发协查函，调取司法鉴定报告中的集资参与人员及金额的相关证据，审计事务所不予配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又多次向安阳市公安机关发函查询结果，均不予回复配合。后北京昌平区人民法院口头裁定驳回了李鸿涛、韩华的起诉。2、原裁定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为三份内部意见书，该三份证据未经质证。杨健因集资诈骗，被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安中刑一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死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涉案赃款赃物予以追缴。杨健上诉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2日作出（2014）豫法刑一终字第168号刑事裁定，维持原判。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豫05执字第405号执行裁定要求提取被执行人杨健在裴志刚处的个人财产4000万元。李鸿涛、韩华提出执行异议后，被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豫05执异2号裁定驳回。李鸿涛、韩华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8日作出（2017）豫05执复38号裁定明确指出：“查明裴志刚处4000万元财产是被执行人杨健涉案的违法犯罪所得、还是案外人的合法债权，是确认该财产能否执行的前提条件，而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查明该相关事实，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5执异2号裁定，发回重新审查。重新审查期间，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6日召开执行异议案件听证会，安阳市公安机关在2018年6月4日、安阳市检察院6月5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6月12日又分别出具侦办意见、审查意见和处理意见。以上未经质证的三份内部意见书是整个案件的拐点，代替了生效的刑事裁定书，三份内部意见书认定4000万元是杨健的集资款，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又作出（2018）豫05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李鸿涛、韩华的执行异议。李鸿涛、韩华再次提出复议后，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的（2018）豫执复323号裁定驳回。本案二审也因上述三份未经质证的内部意见书，驳回了李鸿涛、韩华的上诉。三份内部意见书内容、形式和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三份内部意见书均无承办人签字，形式不合法。也未经质证，不具有法定证据能力。法院执行依据只能是生效的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判项实施。以未经质证的三份意见书，代替生效裁判书作出裁定，违背法律规定。李鸿涛、韩华对上述执行裁定的重大错误，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目前正在审查中。同时，本案二审期间，李鸿涛、韩华调取到河南省同心会计师事务所同心会鉴字【2012】第001-1、001-2、001-3号司法审计鉴定报告的明细，该报告详细记载了杨健集资案全部涉案集资参与人名单和集资金额。该报告和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中均载明：杨健自2011年2月25起非法集资，至2011年9月30日实际吸收公众资金总金额200495210元，涉及2816人。李鸿涛、韩华的4000万元并未记录在司法鉴定报告中。司法鉴定报告可以证明李鸿涛、韩华不是集资参与人，本案的4000万元不属杨健违法犯罪所得和集资款。3、本案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原一审认为因2017年12月裴志刚已将4000万元交至高新区工作组账号，李鸿涛、韩华应向公安机关或工作组要求退还该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驳回李鸿涛、韩华的起诉错误。（1）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本案属于合同转让纠纷，合同主体是李鸿涛、韩华、恒信公司及裴志刚。因项目无法实现，李鸿涛、韩华才起诉恒信公司、裴志刚，本案民事责任与杨健刑事犯罪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刑事诉讼中对赃款赃物的认定是法院的权利，其他任何机关无权裁判。在没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该款是刑事案件的赃款的情况下，裴志刚接受其他机关或个人的指令将4000万元转入恒康工作组没有法律依据，应由其个人自行承担，与李鸿涛、韩华无关。原一审要求李鸿涛、韩华对合同以外的单位主张权利，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的民事诉讼的标的物在和刑事案件执行标的物发生冲突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中止执行的原因消除后，恢复执行：（一）执行标的物系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正在审理的案件争议标的物，需等待该案件审理完毕确定权属……”。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本应继续审理，但案件的进展与法律规定恰恰相反，执行案件没有中止，反而本案民事诉讼被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4、原审裁定对裴志刚应否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未予审理，遗漏了诉讼请求。本案原一审时李鸿涛、韩华有两项诉讼请求，其中有一项就是要求裴志刚承担项目收购款的担保责任。原一、二审均未审理该项诉讼请求。本案主要问题是项目收购款4000万元的性质，究竟是非法集资款还是正常的民事合同款。该4000万元是否是非法集资款，没有生效法律文书进行认定。该款项是否涉及杨健的刑事案件均不影响裴志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款项在公安机关未采取冻结措施前，裴志刚已依据《承诺函》偿还了150万元。原一、二审即使认为恒信公司合同款为涉案财产，也不能免除裴志刚的担保责任，原一、二审遗漏了当事人诉讼请求。 恒信公司、裴志刚提交意见称，案涉4000万元，已向李鸿涛、韩华给付了150万元，该事实李鸿涛、韩华也是没有异议的。恒信公司、裴志刚是按照执行裁定的要求，将案涉4000万元打到指定账户的。恒信公司、裴志刚已履行了4000万元的给付义务，还多给付了150万元，李鸿涛、韩华不能再就案涉4000万元向恒信公司、裴志刚主张权利。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4000万元是否属于杨健的非法集资款。本案中，从裴志刚取得案涉4000万元款项来源看，系基于恒信公司与河南健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翔公司）于2010年9月27日签订的《房地产项目股权收购协议》。该协议约定健翔公司收购恒信公司即将取得的安阳市安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安阳市安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安振集团老厂开发”项目。上述协议签订后，健翔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健按照协议约定在2010年9月27日和10月15日分四笔将共计4000万元款项汇至裴志刚账户，从原审查明的事实看，该4000万元中含有李鸿涛、韩华出资。2011年4月28日，健翔公司与李鸿涛、韩华签订《房地产项目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李鸿涛、韩华以5000万元的对价取得健翔公司在其与恒信公司签订的《房地产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全部权利义务。从2010年9月18日至2011年4月28日李鸿涛、韩华所汇杨健款项看，李鸿涛、韩华已完成5000万元的对价支付义务。从恒信公司、杨健、裴志刚2011年9月7日向李鸿涛、韩华出具的《承诺函》内容看，对杨健前期所汇裴志刚的4000万元款项的归属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该函中明确载明健翔公司前期出具的4000万元实际由李鸿涛、韩华出资。裴志刚就该4000万元已归还了150万元给李鸿涛、韩华。藉此，从上述过程看，案涉4000万元系因协议产生的合同之债。同时，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豫法刑一终字第168号案刑事裁定书认定2009年杨健成立健翔公司，该公司成立后曾面向社会公开融资。杨健系用恒康公司非法集资，自2011年2月25日起至2011年9月30日止实际吸收公众资金200495210元，涉及2816人次。从上述刑事裁定书认定事实看，并未认定健翔公司为非法集资主体，案涉4000万元汇款时间亦是发生在杨健利用恒康公司非法集资之前，且本案案涉协议主体仅涉及健翔公司，并未涉及恒康公司。据此，无法得出案涉4000万元属杨健的集资款。现在未直接查明案涉4000万元是属杨健集资款还是案外人合法债权的情形下，原审直接依据安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出具的《关于恒康案件涉案资产的侦办意见》、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关于恒康集资诈骗案有关资产问题审查意见》及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出具的《关于被告人杨健集资诈骗一案涉案资产的处理意见》认定案涉4000万元是杨健在健翔公司期间的集资款，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 另，李鸿涛、韩华在申请再审中还提及原审审理遗漏诉讼请求问题。经审查，李鸿涛、韩华原一审诉讼请求包括两项，其中一项诉讼请求为裴志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原审本院认为部分并未对该项诉讼请求进行分析认定，遗漏了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审理。 综上，李鸿涛、韩华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所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审判长  万会峰 审判员  张淑芳 审判员  谢 勇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贺 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