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5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逢春，女，1966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丛丛，浙江六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勇，男，1974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钰徕，女，汉族，1982年12月3日出生，住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蓓蕾、周鸿程，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逢春因与被上诉人郑勇、朱钰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7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逢春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徐逢春原审诉讼请求，即判令郑勇、朱钰徕向徐逢春归还剩余借款本金85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5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海公布的同期贷款年利率4.75%计算的逾期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郑勇、朱钰徕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不全，证据不足。原审判决未全面审查本案当事人间存在多种法律关系的事实，仅将郑勇、朱钰徕在借款发生前所有支付款项金额简单相加，轻率得出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支付，股权已顺利交割的结论，进而认定郑勇、朱钰徕2017年11月6日和2018年2月14日的二笔30万元转账均为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该认定与现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完全不符。1、郑勇2017年11月6日、2018年2月14日的二笔转账，郑勇本人明确排除用途为归还借款。(1)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之间大额款项往来都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银行转账凭证上的备注用途或交易留言，是转账方转出款项时真实意思的表示。郑勇2017年11月6日向徐逢春转账30万元，其在转账的交易用途中明确该笔款项为“股东转让款”；2018年2月14日向徐逢春转账30万元，交易摘要中明确该笔款项为“代付”。郑勇提交的银行账户流水仅能证明款项支付的事实，不能证明款项支付系归还借款。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是第三方出具的客观历史交易记录，对交易记载更加详尽明确，证明力更高。(2)款项支付用途具有惟一性和确定性，不可能一笔款项既作为股权转让款，又作为借款的还款，或者既作为“代别人支付的款项”，又作为“本人支付借款的还款”。2、徐逢春与郑勇、朱钰徕之间存在多个民事法律关系，居间服务、股权转让、代收代付、民间借贷，每个合同均有明确约定各笔款项支付的主体和支付时间。郑勇、朱钰徕款项支付时间节点亦与各合同相对应。借款发生时，股权交易未完成，股权转让款已支付两期共240万元，尚有两期共40万元未支付。(1)朱钰徕与徐逢春的代理人叶童2017年2月15日签订与股权转让事宜相关联的《居间服务协议》约定：分三期支付居间服务费用，工商变更材料递送进工商局时，支付40万元人民币，工商变更完成支付40万，备案完成，支付40万。(2)郑勇与徐逢春、二十一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十一世纪公司）原大股东潘以江2017年2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郑勇收购徐逢春所持二十一世纪公司20%股权，价格280万，合同签订后收购方支付预付款40万。(3)郑勇与徐逢春2017年3月22日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对股权转让款的分期支付条件和分期支付时间做了明确的安排：第一期，合同签订后支付预付款40万；第二期，工商变更登记提交工商局时支付200万；第三期，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完成1个工作日内支付20万，第四期，股权转让获保监会备案通过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支付20万。(4)《股权转让协议》在股权转让款第三期支付节点中，明确约定由收购方在潘以江股权转让应支付的价款中代为等额扣减目标公司应向徐逢春支付的50万应付款，公司交割后无息支付。(5)朱钰徕、郑勇于2017年5月3日向徐逢春借款185万，约定用该笔借款向法院缴纳保证金，解除对潘以江股权的冻结，使二十一世纪公司工商变更得以完成。工商变更完成后2个工作日内归还借款。结合以上合同及约定，可知郑勇、朱钰徕在多个法律关系中均负有支付款项的义务，支付款项时间上虽有交叉和重合，但款项金额及用途却不难加以区分，并一一对应。截至2017年4月28日二十一世纪公司工商登记材料递交工商局时，朱钰徕按约支付了第一期40万居间费用，郑勇、朱钰徕按约支付/代付了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第一、二期股权转让款240万。3、2017年5月3日借款之后，朱钰徕及郑勇在与徐逢春的微信聊天中，多次确认各笔款项的支付情况。(1)2017年8月1日，朱钰徕确认股权转让款(280万)没有支付完毕，会尽快支付余下的款项；10月30日，朱钰徕答应帮徐逢春催促郑勇支付股权转让余款；11月12日，朱钰徕对需要向徐逢春支付的款项列出明细，并明确她与郑勇一共已支付了240万股权转让款，特别单列了一笔40万元系支付与股权转让合同相关联居间合同的第一期居间费用。(2)2017年10月27日，郑勇对徐逢春催讨股权转让余款的回复为“我月底之前给你”。10月30日，郑勇对徐逢春的再次催讨回复为“我在想办法给你凑钱，我会尽力的”。两份聊天记录可以相互印证，2017年5月15日郑勇归还徐逢春借款100万元之后，其应支付徐逢春的280万股权转让款，已支付240万元，尚余40万未支付。4、2017年11月12日，徐逢春在与朱钰徕的微信聊天中对郑勇2017年11月6日一笔30万元转账款项用途的确认，系出于误解，仅依据手机短信提示款项到账，短信提示没有显示还款用途，误以为是郑勇归还借款。后在网上银行拉取郑勇支付各笔款项的电子回单时，才知道这笔30万的用途郑勇本人明确为“股东转让款”，款项用途应以付款人的意思表示为准。况且郑勇转账时，确实尚余40万股权转让款未支付，付款用途与实际情况相符。5、2018年2月14日郑勇30万元的转账，系代二十一世纪公司支付徐逢春应付款。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8年2月12日，二十一世纪公司股东变更备案，公司股权100%登记为收购方所有。《股权转让协议》支付安排中有明确约定：目标公司对徐逢春应付款共计50万元，由收购方在潘以江股权转让应支付的价款中予以等额扣减，目标公司在交割后无息支付。综合以上证据，运用简单的逻辑推理，也能推断出郑勇在公司交割后的第三天，向徐逢春“代付”的30万元，是代公司支付应付款。徐逢春认为，郑勇、朱钰徕没有履行完前述任何一个合同项下款项支付的义务。即便是按照原审判决不问款项支付真实用途，只简单相加拼凑总数的逻辑，那么综合考虑当事人所涉各种法律关系中各合同项下的支付情况，徐逢春应收代收的款项总额为120+280+50+185=635万，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郑勇、朱钰徕已支付代付的款项总额为40+140+100+100+30+30=440万，即使再加上郑勇、朱钰徕愿意继续承担归还借款25万，郑勇、朱钰徕也没有将合同的支付义务履行完毕。二、原审判决遗漏对徐逢春提交的重要证据的评析，未能全面客观地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导致对案件主要事实作出错误认定。徐逢春在庭审中当庭提交了与郑勇、朱钰徕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作为反驳证据，证明朱钰徕自认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完毕，并当场出示原始介质手机，郑勇、朱钰徕代理人对徐逢春手机亦进行认真核实。但原审判决完全忽略对该份重要证据的审查，错误认定郑勇、朱钰徕在借款前已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综上所述，郑勇、朱钰徕借款185万元后已还款100万元，之后两笔30万元的转账并非为归还借款，故郑勇、朱钰徕还应归还徐逢春剩余借款85万元，并支付逾期还款相应的利息。 被上诉人郑勇、朱钰徕辩称：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基于目标公司21世纪公司的股权转让，郑勇受让徐逢春持有的20%股权对价为280万元，该款委托朱钰徕以郑勇的名字已支付完毕，分别是2017年2月16日支付40万系朱钰徕支付，2017年4月26日支付140万系郑勇支付，2014年4月28日支付100万系朱玉来代郑勇支付。另一个法律关系是朱钰徕和郑勇共同向徐逢春借款185万，该款分别于2017年5月15日还款100万，2017年11月6日还款30万，2018年2月14日还款30万，共还款160万，尚余25万，另徐逢春所称的居间法律关系系朱钰徕和徐逢春女儿叶童之间发生，朱钰徕向叶童出具居间服务协议，后该居间服务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叶童向朱玉来起诉至缙云人民法院为居间款120万元，后经三次开庭，叶童当庭撤回起诉，故该法律关系与本案并无关联性，综上，徐逢春和郑勇、朱钰徕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楚，付款均能一一对应，徐逢春仅仅以60万元付款所备注的用途不是还款为由，搞混了两个法律关系的款项交付，与事实不符，更有恶意诉讼的嫌疑。 徐逢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勇、朱钰徕归还借款850000元；2、判令郑勇、朱钰徕支付利息总计73703元（自2017年5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75%计算至郑勇、朱钰徕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8日）；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郑勇、朱钰徕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徐逢春系二十一世纪公司原股东，持有公司20%股权，公司另外80%股权为时任法定代表人潘以江持有。2017年2月16日，郑勇与徐逢春及大股东潘以江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同日，朱钰徕代被告郑勇向徐逢春支付了400000元。2017年3月22日，徐逢春与郑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由郑勇购买徐逢春所持20%股权，价格为2800000元。2017年3月，郑勇、朱钰徕拟收购二十一世纪公司股权。徐逢春将其所持有公司的20%股权全部转让给郑勇。2017年4月28日，郑勇支付徐逢春1400000元；2017年4月28日，朱钰徕代郑勇支付徐逢春1000000元。2017年5月3日，因公司大股东潘以江因个人债务纠纷被他人申请仲裁，其所持有公司部分股权因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而被查封冻结，导致公司股权转让无法完成变更，郑勇提出向徐逢春借款1850000元，用于缴纳法院保证金，变更保全方式，以便完成股权转让公司变更，并承诺于公司工商变更顺利完成，同意借款并于同日向郑勇、朱钰徕提供的郑勇上海银行的账户转入1850000元。2017年5月8日，二十一世纪公司完成股权变更公司登记，郑勇、朱钰徕成为公司新股东。2017年5月15日，郑勇向徐逢春转账1000000元；2017年11月6日，郑勇向徐逢春转账300000元；2018年2月14日，郑勇向徐逢春转账300000元。徐逢春认为，郑勇、朱钰徕仅归还借款1000000元，后两笔300000元系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其他付款，并非归还借款，而郑勇、朱钰徕认为，已归还1600000元，仅剩余250000元未归还，双方遂起纠纷。为此，徐逢春诉至该法院，请求上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徐逢春与郑勇、朱钰徕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郑勇于2017年11月6日和2018年2月14日转账给徐逢春的二笔300000元是否系归还借款。徐逢春认为，前一笔300000元转账交易用途标注为“股权转让款”，而后一笔转账交易摘要为“代付”，故两笔转账不能被认定为归还借款。该法院认为，徐逢春与郑勇、朱钰徕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和民间借贷两个法律关系，应予以综合考虑；根据认定事实，郑勇已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后先后支付由朱钰徕代付款共计2800000元，总额恰好达到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且在此之后，股权已顺利完成交割；故徐逢春仅依据转账交易用途附言和交易摘要，认为二笔300000元并非用于归还借款而是支付股权转让款，理由不足，不予采信。郑勇、朱钰徕未归还借款总额，应认定为250000元。综上，徐逢春主张郑勇、朱钰徕归还借款850000元，证据不足，该法院仅对认定的250000元予以支持，其他部分不予支持。利息部分按照还款情况，依据银行贷款年利率4.75%分段计算。郑勇、朱钰徕的答辩意见，有其合理之处，酌情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郑勇、朱钰徕共同归还徐逢春借款25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郑勇、朱钰徕共同支付徐逢春借款利息27719.16元（其中：自2017年5月11日起至2017年5月15日止，共5天，以借款185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6日起至2017年11月6日止，共175天，以借款85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7日起至2018年2月14日止，共100天，以借款550000元为基数，以上均按照年利率4.75%计算），并支付自2018年2月15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未还借款25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计算，利随本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徐逢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3038元，减半收取6519元，由徐逢春负担3786元，由郑勇、朱钰徕共同负担2733元。徐逢春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该法院申请退费；郑勇、朱钰徕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该法院交纳应承担的诉讼费。 二审期间，上诉人徐逢春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二十一世纪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材料，证明2017年5月8日二十一世纪公司工商变更完成，郑勇、朱钰徕应该按照约定于5月11日归还185万元借款。2018年2月12日二十一世纪公司完成股权交割，向徐逢春支付应付款条件成就，郑勇向徐逢春转帐30万元系按约定代公司支付部分应付款。证据2、徐逢春与朱钰徕、郑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居间服务协议，证明至2017年11月12日郑勇、朱钰徕已支付股权转让款240万元，朱钰徕支付居间费用40万元。徐逢春多次向朱钰徕、郑勇催讨，至2018年10月26日股权转让款480万元仍未支付完毕。证据3、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股权转让交易期间徐逢春与朱钰徕、郑勇所有款项往来，其中只有100万元是郑勇用于归还借款的。被上诉人郑勇、朱钰徕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质证，郑勇、朱钰徕认为，所有证据不是二审新证据。证据1三性均无异议，股权转让协议郑勇、朱钰徕一审中也提交，系双方权利义务的真实约定，股权转让款280万元按约支付。证据2徐逢春与朱钰徕的聊天记录完整性有异议，其漏选了2017年11月2日徐逢春自认收到130万元的确认，该聊天记录郑勇、朱钰徕作为证据提交，徐逢春没有异议，其余三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徐逢春的待证目的，款项是否支付应以实际支付为准，朱钰徕聊天记录中从未认可280万元尚未付清。关于2017年10月郑勇在徐逢春催促支付股权转让款时没有反驳，郑勇回答说因为当时确实还欠徐逢春的钱，所以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但是这不视为其对支付款项作为其他用途的肯定。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一审徐逢春提交的汇款凭证和被告提交的汇款凭证已经如实反映了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交易全貌，一审事实部分也予以梳理，故二审中没有新的事实出现，也不能做其他的事实理解。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徐逢春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3，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徐逢春向本院提交的证据2中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居间服务协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徐逢春于2017年5月3日出借1850000元予郑勇、朱钰徕且郑勇、朱钰徕于2017年5月15日归还借款1000000的事实清楚。现双方争议的系郑勇分别于2017年11月6日和2018年2月14日向徐逢春转账支付各300000元是否归还案涉借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之间尚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但郑勇、朱钰徕已举证证明2800000元股权转让款已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后支付完毕且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已经完成，原审判决据此认定2017年11月6日300000元款项并非支付徐逢春的股权转让款并无不当；其次，徐逢春主张郑勇、朱钰徕向其支付的2800000元股权转让款中的400000元系居间服务费，但徐逢春提交的居间服务协议以及相应陈述表明主张居间服务费用的主体为案外人，故徐逢春在郑勇2017年4月28日向其支付的1400000元中区分出400000元并认为非股权转让款依据不足；再次，徐逢春主张2018年2月14日300000元款项系郑勇、朱钰徕的代付款缺乏协议依据；据此，原审判决认定郑勇分别于2017年11月6日和2018年2月14日向徐逢春支付的共计600000元款项系归还案涉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徐逢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60元，由徐逢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剑 审判员 崔 丽 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金佳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