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民初63号原告：鼎成电力设备销售（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电子商务产业园综合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查超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红琼，上海天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仇英德，上海天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贝立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浙江省玉环市清港镇工业产业集聚区div>法定代表人：管苏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定球，男，该公司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义苍，浙江思尔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鼎成电力设备销售（天津）有限公司因与被告浙江贝立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鼎成电力设备销售（天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查超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红琼、仇英德，被告浙江贝立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定球、陈义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鼎成电力设备销售（天津）有限公司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2008.8万元款项及相应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向原告开具金额总计3229250元的发票;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10月15日，原告与被告在天津市武清区签署了《光伏组件采购合同》，其中约定由原告向被告采购总量20MW、总金额9882万元的光伏组件。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金额为9882万元的款项，同时被告也向原告提供了64800片的光伏组件。2016年10月，因光伏组件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原告与被告在原合同的基础上协商一致变更了原合同的部分内容，并就此变更签署了补充协议。在该补充协议中约定原合同总金额由9882万元调为7873.2万元，且在补充协议中双方确认原告向被告已付款金额为9882万元，收到入账金额为75502750元的发票，被告需向原告补开金额为3229250元的发票。同时，在此补充协议中，双方确认该补充协议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且明确除补充协议修改的条款外，原合同其余部分完全继续有效。鉴于原合同与补充协议均依法成立并生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原告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义务，但被告一直未向原告履行相应的价款返还及补充开具发票的义务。2019年1月9日，原告向被告寄送催告函，要求被告于收到催告函3个工作日内向原告返还2008.8万元，并向原告开具金额为3229250元的发票。但截至起诉，被告仍未向原告返还2008.8万元，也未向原告补充开具金额3229250元的发票。故原告依据原合同中第19.1条“凡与本合同有关而引起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一致时，任何一方可以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约定,提起本案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浙江贝立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辩称，本案性质并非买卖合同，而是加工合同。2015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了《光伏组件采购合同》，半个月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写明原告为被告加工光伏组件，加工费用560万元，相应配件材料原告指定由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供货。原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倪允吉，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的经办人亦系倪允吉，原告与被告的光伏组件采购合同涉及的配件材料均由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价格亦由原告与倪允吉确定。在原告与被告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仅赚取了560万元加工费，原告给付的全部款项101060000元被告均按照原告指示全部付给了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用于支付配件材料款，被告没有分文截留，二者只是通过被告账户过桥，实际上就是原告管理层以此手段套取钱款，二者存在违规违法或者犯罪嫌疑。对原告主张的2015年12月-2016年5月光伏组件配件价格市场浮动大的理由不认可，当时市场价格并未发生很大的波动，在合同履行一个月后被告与原告签订降价补充协议不符合常理。当时原告公司为审计需要，要求被告配合签订所谓的降价补充协议，当时被告意识到这份补充协议的危险性，当时原告以签订一个标的额为1.4亿元的光伏组件采购合同为诱饵和保证，以防止被告产生损失，承诺以第二份合同将降价补充协议的价款涨回去。但是原告在签订第二份采购合同后，原告只支付了500万元定金，且被告按照原告要求将其中的280余万元转账支付给原告四川公司的董事蒋茜，现原告表示不再履行第二份采购合同并发函要求不承担任何责任而解除第二份采购合同，原告同时又以第一份采购合同和所谓的降价补充协议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是极不公平的。本案的降价补充协议实际上就是虚假的意思表示，是无效的。被告仅获得了560万元加工费收入，却降价2000多万元，扣除工资、水电费及其他财务成本，显然还亏损约1800余万元，没有任何道理。关于补开发票问题，该问题不是人民法院审理范围，原告诉请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为四川鼎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的一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倪允吉，现变更为查超麟。四川鼎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亦为倪允吉，现亦变更为查超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蒋茜原为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10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光伏组件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一》），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合计功率20MW、数量64800片、合计金额9882万元的光伏组件，卖方分批工厂交付，原则上80%货物2015年11月1日前交货完毕，另外20%的货物在2015年11月10日前交货完毕，买方需提前2个工作日通知卖方各批次的提货时间，合同签订后3日内，买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0%作为预付款，尾款提货前付清。该合同同时约定，卖方应缴纳与本合同有关的应由卖方缴纳的所有税费。原告于2016年5月至6月向被告付款9882万元，被告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向原告交付全部64800片光伏组件，被告已经为原告开具75502750元发票。上述合同交付货物、支付货款等主要内容双方已经履行完毕。2016年10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由于光伏组件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依据实际情况，在原合同基础上变更合同条款部分内容。1、原合同总金额98820000元，数量为64800片，单价1525元/片，现调整为合同总金额78732000元，数量为64800片，单价为1215元/片。2、截止2016年9月30日已付款金额为98820000元，货已经全部提完，收到入账发票金额75502750元，需补开发票3229250元。同日，原告与被告另行签订一份《光伏组件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合计功率40.015MW、数量151000片、合计金额140052500元的光伏组件。双方当事人均表示《采购合同二》与《补充协议书》在同日同一地点签订。被告提供《光伏组件采购补充协议》一份，载明签订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被告主张该协议为2015年12月1日原告与其签订，协议内容：1、双方确认《采购合同一》实际为一份委托加工合同，系由甲方（原告）委托乙方（被告）加工生产“多晶310-72P型”光伏组件，加工总金额560万元。标的产品的原材料全部由甲方指定供应商即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乙方自收到各项原材料后开始组织加工生产，生产时间为30天，中途如原材料供应不上则交货期相应顺延。3、双方确认甲方委托乙方对标的产品投保质量和责任保险，投保期限为10年，保险费由甲方承担。第一年保险费为30万元，以后每年度按保险费率实际金额计算。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要求核对原件；被告表示上述协议系原告盖章后邮件发送给被告，被告电脑中保存了文件原件。审理中，双方共同核对电脑原件，显示该文件修改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17时27分。原告对文件形成时间不认可，认为电子数据可以随时修改，并表示无法确认原告印章是否真实，但是并未提供有力反证或者通过其他有效方式推翻。被告主张原告当时法定代表人倪允吉代表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了数份销售合同，货款总金额101661581.6元。被告同时主张原告通过承兑汇票或者银行转账给被告后，被告于当日或者几日后均全部转账给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未有任何截留：原告2016年5月24日付2000万元、被告6月2日转给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原告5月25日付1000万元、被告6月15日转给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原告6月21日付3000万元、被告当日全部转给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原告6月22日付1500万元、被告当日全部转给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原告6月23日付13792789.38元、被告当日全部转给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原告6月27日付10027210.62元、原告唯一股东四川鼎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原董事蒋茜于2016年6月27日转账2841581.6元（与9982万元差额），当日被告将上述两笔款项一起全部转给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被告为此提供了倪允吉签字的销售合同以及银行流水、财务会计账簿、用款申请书等证据。原告主张其2016年10月25日已经向被告支付《采购合同二》约定的定金500万元，被告表示确实收到该定金500万元，但是其按照原告指示将其中的2841581.6元转给蒋茜，以代原告支付2016年6月27日蒋茜转来的款项，同时将30万元转给原告经办人王金乾。原告对被告该陈述意见不予认可。原告主张2016年10月23日《补充协议书》与《采购合同二》之间无任何关联性且已经解除，其向被告发送的解除函中同时要求被告返还定金500万元。被告表示当时市场价格并未发生很大的波动，在合同履行一个月后被告与原告签订降价补充协议不符合常理。当时原告公司为审计需要，要求被告配合签订所谓的降价补充协议，当时被告意识到这份补充协议的危险性，原告以签订一个标的额为1.4亿元的光伏组件采购合同为诱饵和保证，以防止被告产生损失，承诺以第二份合同将降价补充协议的价款涨回去。但是原告在签订《采购合同二》后，原告只支付了500万元定金，且被告按照原告要求将其中的280余万元转账支付给原告四川公司的董事，即不再履行《采购合同二》并发函要求不承担任何责任而解除该合同，现在又以《采购合同一》和所谓的降价《补充协议书》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极不公平。对《采购合同二》被告同意解除并返还定金，但是具体数额有待双方清算。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对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采购合同一》均无异议，且已经基本履行完毕，对此本院予以确认。现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原告已经支付的货款2008.8万元，并提供2016年10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一份；被告不同意返还并抗辩在原告与被告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仅赚取了560万元加工费，原告给付的全部款项被告均按照原告指示全部付给了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用于支付配件材料款，被告没有分文截留，材料商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是原告指定，材料价格由原告与倪允吉确定，原告、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只是通过被告账户进行资金过桥，而被告仅获得了560万元加工费收入，却降价2000多万元，扣除工资、水电费及其他财务成本，亏损约1800余万元，没有任何道理。根据本案证据情况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涉案《补充协议书》系在《采购合同一》付款及供货等主要合同内容履行完毕后签订，被告提供的其与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的销售合同中显示的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签字人倪允吉与原告原法定代表人倪允吉姓名相同，往来银行流水亦显示原告给付被告的货款，被告均在当日或者较短时间内全部转入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账户。对于该份《补充协议书》的形成原因，原告原主张系由于光伏组件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但是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而该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与付款及供货时间间隔不久。后原告又主张系由于被告供货延迟给原告造成损失，但是被告亦抗辩原告付款延迟，被告是按照原告付款及指示发货，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以及各自证据所显示付款及发货时间，原告该项主张明显不成立。原告对双方在《采购合同一》已经基本履行完毕即被告已经获得全部货款、原告亦已经实际接收被告全部货物后，被告却降低如此多合同金额的合理性未作出合理解释。在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同日、同一地点双方又签订了《采购合同二》，该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数量为151000片、合计金额140052500元。原告主张该合同已经解除，并发函要求被告返还定金500万元。被告抗辩《补充协议书》系原告要求被告配合签订，当时被告意识到《补充协议书》的危险性，原告以签订一个标的额为1.4亿元的光伏组件采购合同即《采购合同二》为诱饵和保证，承诺以《采购合同二》将降价《补充协议书》的价款涨回去，且被告已经按照原告要求将其中的280余万元转账支付给蒋茜，30万元支付给原告经办人王金乾，原告既不履行《采购合同二》并要求被告返还全部定金，又以《采购合同一》和所谓的降价《补充协议书》要求被告返还货款极不公平。根据《补充协议书》和《采购合同二》签订的时间、地点、地点及内容等因素两份协议具有一定的对冲或者互为保证的意义，现双方均一致同意解除《采购合同二》不再履行，原告再行要求被告履行本案《补充协议书》有失公平。至于《采购合同二》定金返还问题，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被告亦表示同意，鉴于双方在返还数额上还存在一定争议，双方可另行对账或者诉讼解决。对原告主张的税票问题，原告该请求系基于《补充协议书》而提出，主张数额与本案认定的实际未开发票金额亦不相同，原告对于具体的税率、税种、税区等信息并不明确，其可待本案争议解决后与被告另行解决。本案系原告与被告之间买卖合同争议，原告主张双方之间争议与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无关，被告亦撤回追加浙江兴港新能源有限公司之申请，本院亦无再追加必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鼎成电力设备销售（天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240元，由原告鼎成电力设备销售（天津）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吉堂审 判 员  豆 艳人民陪审员  郑和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孔娇阳书记员田惠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