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民再542号抗诉机关：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刘春玲，女，汉族，1968年2月22日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良中，河南致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邵姝秀，女，汉族，1970年10月6日生，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娟，河南中土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王海山，男，汉族，1968年8月1日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良中，河南致建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刘春玲因与被申诉人邵姝秀、王海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4年3月25日柘城县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4年5月22日作出（2014）柘民初字559-3号民事裁定，驳回刘春玲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刘春玲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8月13日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商管字第52号民事裁定，撤销柘城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将该案移送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处理，该院于2015年3月16日作出（2014）金民二初字第6150号民事判决书，邵姝秀不服，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5）郑民一终字第815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后，作出（2015）金民二初字5137号民事判决，邵姝秀不服，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豫01民终7676号民事判决，邵姝秀、刘春玲均不服，向该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2017）豫01民再88号民事判决。刘春玲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豫检民（行）监[2019]41000000054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9）豫民抗8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郭璞、张治亮出庭支持抗诉。申诉人刘春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良中，被申诉人邵姝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娟，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海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良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再8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1.关于双方当事人资金往来的问题。由于双方当事人对2011年对账单（2011年9月28日至2011年11月20日期间）记载的资金往来金额和性质有争议，一审法院在2015年11月组织双方形成了《原被告双方认可所有资金往来明细表》（以下简称《明细表》）。根据该《明细表》，在2011年3月14日至2013年8月27日期间，双方自认所有资金往来中，邵姝秀向刘春玲共计转款124.828万元，刘春玲向邵姝秀共计转款51.785万元，双方转账差额是73.043万元。该《明细表》是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自认形成，实质上是对2011年对账单的修正，其证明效力明显高于对账单。结合2011年对账单部分内容事后有添加等情况，2011年对账单不能作为认定资金往来金额的主要依据。而郑州中院原再审判决依据2011年对账单认定刘春玲应偿还邵姝秀本金106.7万元，属于认定事实有误。2.关于双方当事人资金往来的性质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邵姝秀与刘春玲未签订借款合同，其在一审、二审中向法院提交的对账单、银行流水、2011年3月19日欠条、短信照片等主要证据中，对账单和银行流水，仅能说明双方在2011年3月至2013年8月期间有多笔资金往来，但无法证明该资金往来的性质；2011年3月19日的欠条（本金11万），刘春玲称已还清该笔欠款，双方对此无异议，且欠条与借条性质有别，借条一般由借贷产生，而欠条产生的原因比较多，买卖、租赁、投资理财、业务往来等都有可能形成欠条，故无法凭此张欠条推断资金性质；关于短信照片，虽有“我欠你的我明白”、“我只想好好挣钱尽快还钱”等话语，但没有明确指出还的是哪笔钱，是什么性质的还钱。同时，在一审、二审中刘春玲提交了朱河荣、弯淑英、白长虹、刘晓华、李文甫证人证言、郑州市公安局打击处置非法集资指挥部华夏蓉坤专案组《河南华夏蓉坤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非法集资参与人报案材料》（其中显示邵姝秀、刘春玲投资信息）等证据材料，结合两人在两年多时间里有多达44笔资金往来，以及双方均为投资担保公司业务员等事实，判断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并不符合生活常理和交易习惯，而存在投资合作关系则具有高度盖然性。故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仅依据邵姝秀提交的证据，未考量刘春玲提交的证据，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刘春玲申诉称，（一）二审及原再审判决认定刘春玲与邵姝秀存在借贷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1.仅有对账单不能证明刘春玲与邵姝秀之间是借贷关系，邵姝秀提交的对账单不具有真实性，不应采信。2.一、二审中刘春玲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邵姝秀与刘春玲之间是投资理财关系，邵姝秀不仅有获取利益的权利，更有承担风险的义务，本案投资理财的风险应由邵姝秀承担。请求对本案的定性予以改判。（二）刘春玲在一、二审时提交的涉及非法集资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属于驳回起诉的范围，原再审对刘春玲的申请理由采取回避的态度，对本案是否属于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范围等均未查明阐述。请求：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7676号民事判决和（2017）豫01民再88号民事判决，驳回邵姝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邵姝秀承担。邵姝秀辩称，（一）邵姝秀与刘春玲同时提出抗诉申请，检察机关仅审查刘春玲一方的抗诉申请，无视邵姝秀的抗诉申请及理由，带有严重的倾向性，明显厚此薄彼，有失公允，系检察机关违反规定办理人情案、关系案。（二）原再审中邵姝秀主张借贷关系，提供了当事人双方确认的对账单、借据、银行流水、短信往来记录等充分的客观证据，而刘春玲虽然主张双方系委托理财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均是变造、伪造、假冒的，并没有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委托理财关系，原再审判决认定邵姝秀的主张成立，不存在任何问题。检察机关认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再8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是对民事证据规则的误解，也是对客观事实以偏概全的推断。1.邵姝秀提交的证据能证明邵姝秀与刘春玲之间系借贷关系。2.检察机关在抗诉中对证据的判断、运用上使用双重标准，认为资金往来系投资合作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是错误的，检察机关的推测过于武断且无任何证据支持。3.关于本案资金往来的金额问题，检方认为原再审认定事实有误没有根据。综上，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王海山辩称，王海山与刘春玲已经离婚的事实清楚，王海山不应承担连带责任。邵姝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春玲、王海山共同偿还邵姝秀借款106.7万元；诉讼费由刘春玲、王海山承担。一审法院重审认定，2011年邵姝秀书写清单一份，该清单载明，“⑴2011年9月28号：刘春玲应归还邵姝秀到期本金25万+4万（给春玲还信用卡）=29万（贰拾玖万元整）2011年10月1日刘春玲欠邵姝秀信用卡钱1万元。29+1=30万（叁拾万元整）。⑵2011年10月12号：刘春玲应归还邵姝秀到期本金31万元。（叁拾壹万元整）。⑶2011年10月14号：刘春玲应归还邵姝秀到期本金18万元（壹拾捌万元整）。⑷2011年11月19号：刘春玲应归还邵姝秀到期本金11万（壹拾壹万元整）。△2011年11月25号已归还10万元，还欠余款1万元整。⑸2011年12月19号：刘春玲应归还邵姝秀本金23.7万元（贰拾叁万柒仟元整）。⑹2011年12月20号：刘春玲应归还邵姝秀本金15万元（壹拾伍万元整）。以上6笔款项合计：30+31+18+1+23.7+15=118.7万元（壹佰壹拾捌万柒仟元整）”，刘春玲在该清单右下方书写，“以上属实刘春玲”。后，邵姝秀在该清单上添加“△2011年12月12号.刘春玲回款2万元”、“－2万元”、“=116.7万元”、“△以上欠款若有纠纷由原籍柘城县人民法院审理.”。邵姝秀通过使用其卡号为62×××34和62×××98的中国工商银行卡转款、银行柜台汇款、信用卡刷卡的方式，分别于2011年3月14日、3月18日、3月29日、4月19日、5月9日、6月13日、6月29日、7月12日、7月27日、8月12日、8月14日、8月15日、9月2日、9月20日、9月28日、10月1日、10月15日向被告付款9300元、80000元、100000元、218400元、360元、49000元、21000元、100000元、400元、140000元、40000元、66000元、380元、45000元、89740元、150000元、40000元、10000元、5000元，共计1248280元。另2011年8月12日,方某帮邵姝秀向刘春玲转账40000元。刘春玲、王海山通过使用卡号为62×××55和62×××60的中国工商银行卡转款、现金支付的方式，分别于2011年3月31日、4月2日、5月10日、5月13日、6月15日、6月29日、7月2日、7月14日、7月20日、7月27日、8月13日、8月16日、8月19日、9月21日、10月15日、10月15日、11月2日、11月25日、12月12日、12月14日，2012年2月14日、3月24日、5月28日、6月15日、11月7日,2013年8月23日、8月27日向原告付款16000元、2600元、3000元、500元、7650元、500元、80000元、14000元、17600元、720元、100000元、23880元、2400元、60000元、1000元、5000元、7000元、6000元、100000元、20000元、20000元、5000元、1000元、10000元、2000元、10000元、1000元、1000元，共计517850元。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3）管刑初字第633号卷宗材料中，司法案件鉴定意见书所载的华夏蓉坤POS机支付本金及利息明细表显示，被告人常彦兵通过兴业银行账号46×××71向邵姝秀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34转入115500元，河南华夏蓉坤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徐秀娟通过兴业银行账号46×××01向刘春玲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16转入20510元；华夏蓉坤POS机发放员工工资及提成明细表显示，常彦兵向刘春玲转款70276元、徐秀娟向刘春玲转款23937元；华夏蓉坤非法集资参与人报案人员汇总表显示，公司经办人常彦兵，投资人刘春玲，联系方式136××××****，实际投资金额一笔为350000元（其中本金345600元、利息4400元，交款时间2011.9.29）、一笔为550000元（其中本金540830元、利息9170元，交款时间2011.9.8）；投资人邵姝秀，联系方式133××××****，实际投资金额300000元，其中本金296250元、利息3750元，交款时间2011.9.27。邵姝秀曾为河南国孜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员，刘春玲曾为河南华夏蓉坤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邵姝秀应当对其与刘春玲、王海山之间产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即借贷事实的发生与否借款本金数额、利息数额及计算方式等多个方面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邵姝秀所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些基本要事实，应承担不利后果。故邵姝秀要求刘春玲、王海山偿还借款1067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若邵姝秀认为与刘春玲、王海山之间存在其他经济纠纷，可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5）金民二初字5137号民事判决：驳回邵姝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403元、保全费2020元，由邵姝秀负担。邵姝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春玲、王海山共同偿还邵姝秀借款本金106.7万元。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同一审重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邵姝秀提交的对账单、银行流水、欠条、短信照片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邵姝秀与刘春玲之间是借贷关系。双方经过对账后，刘春玲在邵姝秀书写的对账单上签字确认。邵姝秀主张刘春玲偿还其借款本金106.7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邵姝秀主张刘春玲、王海山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申请二审调取相关证据，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刘春玲称邵姝秀委托其做投资理财，双方是委托理财关系，但是刘春玲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邵姝秀委托其做投资理财的事实，不予支持。邵姝秀放弃主张利息，并无不当，予以支持。二审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豫01民终7676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法院（2015）金民二初字5137号民事判决；刘春玲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邵姝秀借款本金106.7万元；驳回邵姝秀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403元、保全费20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403元，均由刘春玲负担。邵姝秀、刘春玲均不服，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二审一致。该院再审认为，关于邵姝秀再审称原审法院未予调取刘春玲、王海山的婚姻登记档案等证据，影响案件实体处理的问题。原再审期间，刘春玲提供了其与王海山的离婚证原件，该证据与柘城县邵园乡民政所2014年11月11日出具的加盖柘城县民政局印章的证明可以证实，刘春玲与王海山1998年4月18日已经离婚，原二审判决由刘春玲偿还邵姝秀借款并无不当。关于刘春玲原再审称本案涉及的资金系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审认定刘春玲和邵姝秀之间是借贷关系错误的问题。本案中，刘春玲在邵姝秀本人书写的对账清单上签署“以上属实”,并签名确认，与刘春玲在一审答辩状中所称“其签字时只有6行数字及以上6笔款项合计118.7万”的意见一致，且与邵姝秀提交的对账单、银行流水、欠条、短信照片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邵姝秀与刘春玲之间系借贷法律关系。刘春玲原再审称系邵姝秀委托其做投资理财，双方是委托理财关系，但刘春玲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刘春玲原再审期间申请证人方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双方是委托理财关系，但证人方某在一审期间已作为邵姝秀的证人向法庭出具了书面证明，与方某原再审出庭作证的内容不一致，邵姝秀对该证言亦不予认可，故对方某的证言不予采信。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2017）豫01民再88号民事判决：维持二审法院（2016）豫01民终7676号民事判决。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及再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刘春玲与邵姝秀双方资金往来的差额是多少，双方资金往来差额的性质是否为民间借贷关系，王海山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刘春玲、邵姝秀双方资金往来的差额应认定为106.7万元。邵姝秀主张以双方对账单为依据，双方资金往来的差额为106.7万元，刘春玲主张对账单因邵姝秀有个人自行添加内容，不真实，应以双方在一审法院形成的《明细表》中转账差额73.043万元为依据。但本院再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明细表》仅反映部分转账方式的资金往来，双方还存在现金及通过让他人转账等情况未在《明细表》中列明。故该《明细表》中双方的资金差额不能作为认定双方资金往来的依据。关于双方对账单，刘春玲在自认其在对账单签字时“只有6行数字及以上6笔款项合计118.7万”，辩称邵姝秀拿出一张写好的单子，用一本杂志压着单子的左半部分，其只看到了单子的右半部分，当时其没有看到“刘春玲应归还到期本金”这些字样。刘春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在投资担保公司工作，应知晓签字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其该辩解理由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亦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邵姝秀自认：经双方对账，本金共计118.7万，刘春玲又于2011年12月12日还款2万元，其在对账单中将该2万元还款情况进行添加和计算，余款为116.7万元。邵姝秀关于对账单的六笔款项及总金额的陈述以及添加内容的陈述与刘春玲自认的对账单内容一致，与《明细表》记载的“被告付款”项下该笔付款一致。且邵姝秀在起诉时主张添加该2万元还款后，刘春玲、王海山又归还10万元，尚余106.7万元未还，与《明细表》记载的“被告付款”项下2011年12月14日至2013年8月27日的8笔共计5万元、以及双方自认有现金往来等相互印证，能够证明邵姝秀关于双方资金往来差额为106.7万元的主张。（二）刘春玲与邵姝秀双方资金往来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刘春玲主张双方资金往来系投资理财关系，但双方对账单中六笔款项均表述为“刘春玲应归还邵姝秀到期本金”，载明的还款义务主体为刘春玲；刘春玲于2011年3月19日出具欠条，载明：“欠邵姝秀现金壹拾壹万元整，用期四个月，利息已结，到期归还本金110000……又续4个月。”刘春玲对该欠条认可，但称不是借条。但该欠条的内容与对账清单上记载的2011年11月19日的刘春玲应归还的到期本金相印证，欠条及对账单的内容表述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刘春玲在一审重审时于2015年11月17日的询问笔录中自认：其给邵姝秀出具多笔欠条并认可其从中拿利息差，《明细单》中第三十一笔4万元是其还不了信用卡，邵姝秀主动出借的，第三十二笔1万元是其借邵姝秀的。可以看出刘春玲曾多次向邵姝秀借钱，双方事实上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双方对账单、《明细单》、欠条、短信照片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双方资金往来系民间借贷关系。刘春玲主张其与邵姝秀系委托理财关系，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王海山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本案中，邵姝秀请求王海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不属于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本院不予审理。综上，原二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刘春玲的申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再8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燕萍审判员  毛彦功审判员  李 杰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高继伟书记员张鑫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