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04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松，男，1983年2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科杰，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张强，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宜昌市沿江大道**。法定代表人：文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春铁，男，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娟，女，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上诉人刘松与上诉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1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刘松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启迪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14日公告解除与中科×科技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后依照法律程序重新招标，多家企业竞标，经过刘松的努力，2017年11月14日成功签约《×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特许经营协议》），一审认定中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刘松未入职之前即与×市政府签订《框架协议》与刘松自称项目牵头人的主张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中科×科技有限公司解约在先，×市政府重新招标，刘松作为牵头人成功促成项目落地，中科×科技有限公司与启迪公司没有关联性，实属竞争关系。2.一审违反法定程序，证据不足。刘松当庭申请出具调查令，向启迪公司调取《特许经营协议》原件，未经法庭准许，一审偏认刘松未能提交确实有效的证据证实。启迪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王某录音鉴定，应认定启迪公司确认该录音内容真实性。启迪公司提交了×市人民政府网站打印件，未能当庭打开载体及有效公证予以证明，刘松对该网站打印页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启迪公司提交的×发电项目打印页和启迪公司2017年11月14日签约总投资4.5亿元900吨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非同一标段的同一项目，一审法院的认定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刘松入职启迪公司，任职商务主管，2017年签署任务书2.5亿元，按照《项目类别计提及红线要求》进行考核，2018年签署任务3亿元，按照《启迪桑德市场营销绩效考核及奖励补充办法细则》进行考核及奖金分配，刘松成功促成项目签约，直接上司曲某成立了×5号项目组，开会明确刘松为项目责任人暨牵头人，承诺项目奖金提成分配办法与前述文件一致，奖金发放及分配占比明确，有王某录音佐证。针对刘松的上诉请求，启迪公司辩称，刘松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刘松既不是×项目的负责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项目洽谈及特许经营协议的签署。刘松是商务主管，仅是一般协助性工作，劳动合同中没有奖金及项目提成的约定。2.刘松入职启迪公司前，2016年3月10日启迪公司与合作方中科×科技有限公司对涉案×项目订立了《×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战略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且与×市政府早已经订立《×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框架协议》，说明刘松入职前启迪公司已经同×市政府就×项目开展了合作。3.截至2018年6月19日，启迪公司最终没有取得×项目，该项目经公开招标由案外人中标并进行公告公示。刘松主张非同一项目没有事实依据。启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刘松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刘松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因刘松已经提起本案诉讼，驳回了启迪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刘松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中原有工资差额一项，后在开庭中撤销了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同意刘松撤诉后，没有向启迪公司出具裁定书，剥夺了启迪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权利。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不应对工资差额的请求作出判决。3.一审中，启迪公司提交了证据证明刘松的工资已全额发放，一审判决以启迪公司未举证证实仲裁裁决存在撤销法定情形是认定事实错误。针对启迪公司的上诉请求，刘松辩称，一审对于是否有差额进行过多次询问，已经实质性进行了处理。不同意启迪公司关于工资差额的意见。刘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启迪公司支付刘松项目奖金6750000元；2.诉讼费由启迪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2日，刘松入职启迪公司，担任商务主管。入职当日，双方即签订了期限自2016年9月12日起至2020年9月11日止的《劳动合同书》，其中约定试用期为2016年9月12日至2016年12月11日，试用期期间工资为转正后工资的80%。同时，刘松签署了《员工入职会知单》，其上载明刘松试用期薪酬标准为税前6720元/月(含岗位工资税前4704元、绩效工资税前2016元)、转正后为8400元/月(含岗位工资税前5880元、绩效工资税前2520元)。2018年7月5日始，启迪公司与刘松签订《员工异动审批表》，将刘松的薪资标准调整为税前6400元/月。后刘松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裁决启迪公司支付：1.×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奖金6750000元；2.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9月18日期间工资差额10264.17元。2018年12月7日，仲裁委作出京通劳人仲字[2018]第5965号裁决书，裁决：1.启迪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刘松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9月18日期间工资差额10264.17元；2.驳回刘松的其他仲裁请求。仲裁裁决作出后，刘松、启迪公司均不认可仲裁裁决结果，刘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启迪公司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2019年1月21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京03民特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启迪公司的申请。一审庭审中，刘松主张其在启迪公司处工作期间，作为×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牵头人，促成启迪公司与案外人×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现该项目已正式进场施工，启迪公司应依照《启迪桑德市场营销绩效考核及奖励补充办法》的规定支付其项目奖金6750000元，为证明其主张，刘松提交了《特许经营协议》（由启迪公司时任副总裁王某作为公司代表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签订，签订日期为2017年11月14日）、《启迪桑德市场营销绩效考核及奖励补充办法》、《×市关于解除与中科×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的公告》（载明2015年11月18日×市与案外人中科×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框架协议》，×市政府多次催告中科×科技有限公司履约未果，故于2017年8月14日发出公告，与中科×科技有限公司解除协议），启迪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否认证明目的，称×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系启迪公司与案外人中科×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后由中科×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出面与×市政府签订了《×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框架协议》，之后，×市政府因要求启迪公司与其签订《特许经营协议》，遂于2017年8月14日公告解除上述《框架协议》，该项目并非由刘松牵头洽谈取得。另，启迪公司虽于2017年11月14日签订了《特许经营协议》，但后因具体履约事宜产生分歧，×市政府最终于2018年6月19日与案外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特许经营协议》，×市政府与启迪公司之间的《特许经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为证明其主张同时反驳对方主张，启迪公司提交了×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网页打印件（显示×投资有限公司中标×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市政府信息公开网页打印件，刘松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但未能就其主张进一步举证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者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自己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虽刘松主张其作为×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牵头人，促成启迪公司签署《特许经营协议》且该项目已正式进场施工，启迪公司理应向其支付项目奖金，但启迪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刘松亦未能提交确实有效的证据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根据《×市关于解除与中科×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的公告》所载，中科×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1月18日即与×市政府签订《框架协议》，此时，刘松并未入职启迪公司，与其自称系项目牵头人的主张显然不符。综上，一审法院对刘松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其相关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启迪公司虽称仲裁委关于工资差额的裁决结果应予以撤销，但未能举证证实仲裁委出具的裁决存在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一审法院对其该项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刘松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9月18日期间工资差额10264.17元；二、驳回刘松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期间，刘松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刘松是涉案×项目牵头人，并促成了《特许经营协议》的签订。2.关于×市发电项目奖金计提办法执行方案，用以证明×项目适用《市场营销考核及奖励补充办法V1.0》，且应按照无外部代理人项目奖金规则进行奖金分配。3.关于×垃圾发电项目2018年刘松绩效考核占比申请，用以证明刘松至少应分得奖金总额度的25%。4.关于对×县PPP项目投资意向的函、关于×县已建和新建污水处理厂及乡镇水厂PPP项目整体打包的建议书，用以证明刘松作为其他案外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代表启迪公司向地方政府发文，佐证刘松是本案项目负责人、牵头人的合理性。5.关于瓮福生活垃圾进行焚烧发电处理的建议性方案书，用以证明刘松是案涉项目的负责人、牵头人，在《特许经营协议》签约后，仍以项目负责人身份推进相关事务。6.与李某微信对话截图两张，用以证明刘松是项目牵头人，李某确认×项目现在已经进场施工。7.贵州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用以证明李某的手机号码以及微信账号的真实性。8.李某微信转账界面截图，用以证明证据6中的微信账号确实由李某所有。9.与曲某微信对话截图，用以证明刘松是案涉项目牵头人，该项目一直由刘松负责，曲某对协议不了解，是刘松将协议发给了曲某。10.与王某微信对话截图，用以证明刘松是项目牵头人，在受到曲某排挤后直接向副总裁汇报工作。11.5号项目组微信群截图，用以证明曲某明确认可刘松是项目牵头人，让刘松以牵头人身份对辛某表示欢迎。12.王某、李某、张某、曲某、辛某微信转账界面截图，用以证明刘松提交的微信对话真实性。13.与×市李某1市长短信截图，用以证明刘松是案涉项目牵头人，曾与×市市长直接对接工作。启迪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2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无法核实是否系伪造；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4、5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6-13真实性有异议，且无法核实，也不能说明刘松是×项目的负责人或者牵头人。本案二审期间，启迪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框架协议、×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战略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股权合作协议，用以证明刘松入职前，启迪公司和合作方中科×科技有限公司就与×市人民政府开发并洽谈了×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系列合同事宜，对项目特许协议进行了谈判，订立了框架协议，组建了项目公司，并非刘松开发和促成项目协议订立。2.中国×创业控股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业绩公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布的×垃圾发电项目落户新闻、×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用以证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最终由×投资有限公司中标取得并组建公司负责项目建设。3.×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施工现场照片，用以证明该项目与启迪公司没有关系。刘松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3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不是一个项目。经查，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4日经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准予变更企业名称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另查，二审中，刘松称其一审主张675万元是团队的钱，现在团队其他人均已经离职，都没有主张这笔钱。刘松认为虽然这笔钱是团队奖，但是刘松是牵头人，且其他人都已经离职，所以这笔钱应该给刘松，再由刘松分给其他人。经刘松核算，其个人至少应获得135万元。另查，刘松主张项目奖金的依据是其一审提交的《启迪桑德市场营销绩效考核及奖励补充办法》附件1“一、垃圾发电新建项目奖励费用”，该部分内容载明：“1.计算方法：奖励计提金额=总投资额（指一期投资额，下同）*计提比例*x。其中x=n/25，n为特许经营年限；计提比例以补贴价格为依据按插值法计算。……3.支付节点（1）完成所有合同谈判、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或《PPP项目合同》且成功完成项目交接工作后，支付第一笔奖金：即奖金总额的40%；（2）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并进场施工后，支付第二笔奖金：即奖金总额的40%；……”刘松认为涉案项目适用“600＜保底量≤1500；40＜补贴价格≤60；2＜计提比例≤2.5”的标准，计提比例为2.5%。另查，《启迪桑德市场营销绩效考核及奖励补充办法》载明：生效时间：2018年2月1日。……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符合如下要求且无外部代理人的市场项目：生活垃圾焚烧；税后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7.5；保底量≥400吨/日。经询，刘松认为“保底量”指处理规模要求，即600吨/日。启迪公司认为“保底量”与政府补贴价格相对应，是政府部门保证每天交给公司处理的垃圾量，即300吨/日。另查，《×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载明：本项目暂定设计处理规模为900吨/日，总投资约4.5亿吨，其中一期处理规模600吨/日。……第11条垃圾处理量的约定11.1在特许经营期限内甲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所有的生活垃圾供应给乙方，不足300吨/日时，甲方同意按300吨/日向乙方支付垃圾处理服务费；超过300吨/日时，甲方按实际交付量向乙方支付垃圾处理服务费。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刘松是否符合获得项目奖金的条件。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者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自己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刘松主张启迪公司应向其支付大额项目奖金，应就其符合项目奖金的支付条件进行充分举证证明。对于涉案×项目，刘松认为其作为牵头人促成启迪公司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签订《特许经营协议》，且该项目已经进场施工，应获得项目奖金。对此本院认为，其一，刘松主张适用的《启迪桑德市场营销绩效考核及奖励补充办法》明确了适用范围，双方对其中“保底量”的要求存在争议，结合上述办法附件1中奖金计算方法，保底量与补贴价格是决定计提比例的依据。刘松主张的600吨/日为涉案项目一期处理规模，系对项目设施建设的规模要求，并不代表实际处理量，与补贴支付亦不相关。启迪公司主张的《特许经营协议》第11条，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垃圾实际交付量及其对应垃圾处理服务费的承诺，即以300吨/日作为支付垃圾处理费的最低标准，超过该数量则按照实际交付量支付费用。故本院认为在未有其他证据表明涉案项目“保底量”的情形下，启迪公司的主张更具有合理性。其二，刘松主张其已经完成谈判并签订《特许经营协议》，且该项目已经进场施工，应支付奖金总额的80%。但经查，启迪公司最终并未实施该项目。刘松上诉称×投资有限公司中标的×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非启迪公司签约的项目，二审庭审中称×市只有一个项目。故实际进场施工的为案外人公司，《特许经营协议》签订后未实际履行，刘松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系其完成了所有合同谈判及项目交接工作，已经达到奖金支付节点。此外，本案中刘松并未就其二审中所提交的证据为何在一审中未提交作出合理解释，其提交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亦存在字、章分离未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无法提交原件的情形。就现有证据材料，远不足以证明刘松主张的应当向其支付数百万大额项目奖金的条件。本院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刘松向本院申请鉴定其一审提交的与王某录音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录音中声音的同一性；启迪公司向本院申请鉴定刘松二审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公司印章的真伪及印章与其他文字形成的时间、先后顺序；本院均不予准许。刘松向法院申请调取张某、王某、辛某、曲某号码的机主信息以及启迪公司向其他项目递交的项目资格预审文件和投标文件，均不符合法院调取证据的情形，本院亦不予准许。刘松因本案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经仲裁裁决启迪公司向刘松支付工资差额，启迪公司亦不服该裁决申请撤销，但未能举证证明该仲裁裁决存在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一审法院对该项裁决予以确认，并无不当，本院对启迪公司的相关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信，但因本案中，启迪公司出现主体名称变更的情形，故本院依法对一审判决的相应判项的义务主体进行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126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12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松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9月18日期间工资差额10264.17元；三、驳回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松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元（已交纳），由刘松负担1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吉喆审 判 员 龚勇超审 判 员 胡新华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武 菁书 记 员 郑海兴书 记 员 陈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