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17民初2986号原告：余红刚，男，汉族，1976年10月28日出生，武汉市新洲区人，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涛，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程奇烽，男，汉族，1989年8月27日出生，武汉市新洲区人，住武汉市新洲区，原告余红刚与被告程奇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红刚、被告程奇烽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红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涛、王瑞，被告程奇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红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程奇烽返还不当得利89.5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起至2017年7月间，原告余红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其雇请的财务人员操作失误，向被告程奇烽银行账户转账七次共计895000元，直到2018年5月财务核账时才发现。原告余红刚并不认识被告程奇烽，只认识刘集人谢正雄并与其有经济往来，被告的银行卡账号是由谢正雄提供，原告余红刚与谢正雄在法院打官司，但谢正雄不认这笔账。被告程奇烽与原告余红刚没有其他任何经济往来的情况下，通过银行账户取得原告余红刚的895000元资金，属于不当得利，被告应当予以返还。为此，特依法诉诸法院，请求依法判决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余红刚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程奇烽返还原告不当得利92.5万元，并依据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程奇烽辩称，原告起诉我不当得利无法律依据，我不认识原告，案外人谢正雄于2016年3月11日出借150万元给原告余红刚，因谢正雄当时资金不足，就找到我借了部分款项，根据我的银行流水显示，谢正雄出借给原告余红刚的150万元中大约有110万元本金是我及其他人放在我这里以我的名义出借的，该110万元由我直接打给谢正雄，再由谢正雄出借给原告，我与原告之间没有直接经济往来，除了本案借款，我与原告也没有生意往来。当时谢正雄与原告余红刚约定借款月息2%，因为担心谢正雄将我们的钱挪作他用，我就告知谢正雄，当原告余红刚还款时直接打入我的银行卡账户。后来谢正雄与原告余红刚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我也多次参与了庭审旁听。原告余红刚通过谢正雄分七次向我银行卡打款属实，因为谢正雄承诺一个月向我还款，还款期届满谢正雄仍没有向我还款，我就要求谢正雄让原告余红刚将925000元直接还给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证如下：对原告余红刚提交的2018年1月30日的《庭审笔录》、《调解笔录》复印件，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谢正雄与原告之间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本案的895000元与谢正雄有关；对原告提交的《还款明细表》、《还款计算明细组成》、《银行汇款流水》，被告不置可否，因被告程奇烽与原告余红刚没有直接往来，原告余红刚与谢正雄之间发生债权债务的具体数额和笔数均不知情，但原告余红刚与谢正雄之间的借款肯定大于原告余红刚要证明的数字，同时谢正雄老婆不叫张翠萍，叫黄梦莲；对原告余红刚提交的《银行汇款流水明细》（8张）、《汇款明细表》，被告程奇烽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程奇烽均已收到款项，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王银喜汇款30000元的附言清楚表明：“系还款谢正有”，其余金额895000元亦均是原告余红刚受到谢正雄（谢正有）委托转账给被告程奇烽，用以冲抵原告余红刚向谢正雄的借款；本院认为原告余红刚所提交的《调解笔录》、《银行汇款流水》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本案主要事实，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为有效证据。对原告余红刚提交的谢正雄的证人证言，因被告程奇烽与谢正雄系亲戚，与被告程奇烽存在一定利害关系，且其证言内容与其之前在与原告余红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庭审过程中自认的事实相悖，故对谢正雄证人证言中与本案原、被告陈述相印证的部分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其它部分，因仅有证人证言，无其它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根据对上述证据的审查及当事人的陈述，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余红刚与被告程奇烽此前互相不认识，并无经济往来。原告余红刚及相关人员于2016年4月11日、2016年5月10日、2016年9月7日、2016年9月8日、2016年9月11日、2016年9月19日、2017年7月18日、2017年7月31日分8次共计向被告程奇烽转账925000元。原告余红刚与谢正雄系朋友关系，被告程奇烽与谢正雄系远房亲戚关系。2016年3月11日，原告余红刚向谢正雄借款1500000元（该款项中有部分资金系由被告程奇烽提供），余红刚与谢正雄约定月息2%，余红刚向谢正雄出具了借条。后因原告余红刚未按时清偿全部债务，谢正雄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原告余红刚诉至本院案号为（2018）鄂0117民初314号，该案于2018年1月30日首次开庭，在该案庭审过程中谢正雄陈述原告余红刚转账给被告程奇烽的所有款项均与谢正雄无关，被告程奇烽并非其指定的收款人。后该案在谢正雄确认原告余红刚向被告程奇烽转款925000元的行为与其无关的前提下，于2018年5月7日调解结案，因原告余红刚未按时履行调解协议，现谢正雄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本案中原告余红刚向被告程奇烽转账的925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首先，原、被告均表示原告余红刚当时转账给被告程奇烽涉案款项的目的是支付给谢正雄作为偿还借款本息，故当时原告余红刚是信赖被告程奇烽为谢正雄的收款代理人而自愿进行的给付，被告程奇烽予以领受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在2018年1月30日谢正雄与余红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庭审过程中，谢正雄陈述余红刚转账给报告程奇烽的所有款项均与其无关，明确否认了被告程奇烽的收款代理人身份，至此，被告程奇烽即应知晓其领受涉案款项的合法依据已因其代理身份未被追认而丧失，故被告程奇烽与原告余红刚间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在确认原告余红刚向被告程奇烽转款925000元的行为与谢正雄无关的前提下，谢正雄与余红刚仍就前案达成调解协议，案号为（2018）鄂0117民初314号的民事调解书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系谢正雄与原告余红刚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均已就该借款纠纷对各自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处分。因被告程奇烽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谢正雄在与原告余红刚的民间借贷纠纷中自认的事实系受胁迫和重大误解下所作出，而本案中谢正雄作为证人作证时否认其先前自认的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被告程奇烽辩称原告余红刚本人或委托他人转账给其的925000元系用于偿还谢正雄借款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原告余红刚提供了其向谢正雄转账的银行流水，称其已向谢正雄还款2592500元，已经远超其与谢正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约定的全部借款本息，被告程奇烽辩称本案所涉925000元款项系用于清偿该笔债务，明显不符常理，本院不予认可。最后，原告余红刚与被告程奇烽此前并不相识，亦不存在其他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经济往来，被告程奇烽在庭审中亦未否认，原告余红刚的主张更符合事实，被告程奇烽收取诉争款项并无合法依据。被告程奇烽辩称谢正雄出借给原告余红刚的1500000元中的1100000元款项系由其提供，因原告余红刚并未与被告程奇烽直接发生借款关系，该辩称意见与原告余红刚无关，被告程奇烽与案外人谢正雄的权益纠纷，被告程奇烽可另行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被告程奇烽返还不当得利的范围。对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考量应基于不当得利的领受人为善意还是恶意的前提判断。如领受人为善意不知情时，仅负返还现存利益的责任，如领受人获得不当得利时知情或者后来知情的，应将领受时所得利益或知情时现存利益及嗣后产生的孳息一并返还。因此，被告程奇烽应当返还的利益为领受的925000元及2018年1月30日后产生的利息。综上所述，原告余红刚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程奇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余红刚不当得利本金92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925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8年1月30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余红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50元，由被告程奇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 劲审 判 员  詹鑫钢人民陪审员  陈文萍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王柯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