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8刑终218号 原公诉机关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程堂生，男，汉族，1951年11月29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市，文盲，无业，住桐城市。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3月30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4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 辩护人程林，安徽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余丽云，女，汉族，1963年4月4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市，文盲，无业，住桐城市。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4月2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4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安庆市看守所。 辩护人刘少根，安徽正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程金胜，男，汉族，1952年9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市，文盲，无业，住桐城市。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4月18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4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 辩护人朱杰，安徽振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杜军，安徽振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程堂顺，男，汉族，1948年10月14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市，文盲，无业，住桐城市。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3月30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4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同月8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6月13日经桐城市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年6月21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因不符合收押条件，同日被桐城市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方超，安徽益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政林，男，汉族，1961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市，文盲，无业，住桐城市。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3月30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6日被该局取保候审。2019年6月13日经桐城市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年6月21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因不符合收押条件，同日被桐城市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涛，安徽豪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程中荣，男，汉族，1949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市，文盲，无业，住桐城市。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3月30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6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6月13日经桐城市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年6月21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 辩护人郑立胜，安徽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章玲，女，汉族，1969年5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市，文盲，无业，住桐城市。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6月20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6月13日经桐城市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年6月21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安庆市看守所。 辩护人刘婷婷，安徽国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刘建明，男，汉族，1945年8月24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市，文盲，无业，住桐城市。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3月30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不符合收押条件，同日被该局取保候审。2019年6月13日经桐城市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年6月21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因不符合收押条件，同日被桐城市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审理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程堂生犯敲诈勒索罪、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原审被告人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犯敲诈勒索罪一案，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8）皖0881刑初232号刑事判决。程堂生、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政林、程中荣、章玲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秦芳出庭履行职务，程堂生及其辩护人程林，余丽云及其辩护人刘少根，程金胜及其辩护人朱杰、杜军，程堂顺及其辩护人方超，刘政林及其辩护人刘涛，程中荣及其辩护人郑立胜，章玲及其辩护人刘婷婷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9月16日安庆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本院延期审理，后本院决定对本案延期审理。2019年10月15日本案恢复审理，审理期限重新计算。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一、敲诈勒索事实 被告人程堂生等人以聚众围堵、阻碍施工相威胁，强行向范嘴村民组地皮上的建筑承建商、钢构提供商索要“下货费”，实际并未提供任何“下货”劳务服务。具体事实如下： 1.2014年5、6月份，被害人童某在承建新渡镇德隆路吴某自强塑料厂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强行索要“土建下货费”，被害人童某被迫叫吴某给了1000元“下货费”。 2.2014年10月，被害人童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路西边程某1的五户安置房动工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程堂顺、程根培等人前往工地索要“下货费”，程某1被迫给了500元“下货费”。 2016年该工地完工前，被告人程堂生又召集余丽云、程堂顺等到该工地以围堵、阻碍施工相威胁强行索要“下货费”，被害人童某被迫给了2100元“下货费”。 3.2015年，被害人童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凯盛塑料机械厂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在该工地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被害人童某被迫给了2700元“下货费”。 4.2015年，被害人江某1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宏艺达包装厂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因惧怕被告人程堂生等人再次涨价，被害人江某1遂当场给了2500元“下货费”。 5.2015年，被害人姚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新大陆包装厂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堂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被害人姚某迫于无奈给了2500元“下货费”。 6.2015年下半年，范嘴村民组五保户李某死后有两间房子在范嘴路东侧。被害人童某欲按照先前与凤凰村及村民组达成的协议拆房自建，被告人程堂生不同意拆。被害人童某将被告人程堂生喊到被告人程堂顺家中协商，被告人程堂生提出需支付5000元拆迁费，一段时间后被害人童某被迫支付了5000元。 7.2015年下半年，被害人聂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润东塑业厂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等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承建商聂某索要“土建下货费”，被害人聂某被迫给了2500元“下货费”。 8.2015年年底，被害人江某1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光耀塑业厂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章玲等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被害人江某1被迫给了5000元“下货费”。 9.2016年4月，被害人聂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杰达瓶盖厂一期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等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被害人聂某被迫给了3500元“下货费”。 10.2016年3月份，被害人包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程某7厂房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程堂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被害人包某被迫给了2500元“下货费”。 2016年6月份左右，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等人又到该工地以同样的方式胁迫被害人包某给了1000元“钢构下货费”。 11.2016年8月份，被害人胡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雷某家自建房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被害人胡某被迫给了600元“下货费”。 12.2017年8月，被害人聂某在承建杰达瓶盖厂二期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再次以同样的方式胁迫被害人聂某给了3000元“下货费”。 13.2016年，被害人童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七户自建房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被害人童某被迫承诺给3000元“下货费”。2017年8月份，因童某也承建了被告人程堂生家房子，后少收了被告人程堂生3000元工程款，并叫其出了一张收条。 14.2017年初，被害人江某1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坤达塑业公司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下货费”，被害人江某1被迫给了2000元“下货费”。 15.2014年4月份，被害人童某在承建新渡镇德隆路与新杨路交口处的龙翔装饰有限公司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先后两次召集被告人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建明、程中荣、刘政林、章玲等二十余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向其强行索要“土建下货费”，被害人童某被迫先后两次分别给了被告人程堂生5000元“下货费”，共计10000元。 16.2014年10月份，在新渡镇德隆路吴某自强塑料厂工地上，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堂顺及其他村民组成员，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从被害人吴某处强行索要“钢构下货费”200元。 17.2015年初，桐城市金阳钢构公司在新渡镇范嘴村凯盛塑料机械厂安装钢构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及其他村民组成员，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强行索要“钢构下货费”，金阳钢构公司被迫委托程某3到被告人程堂生家中说情并代为垫付1500元“下货费”。 18.2015年9月，在新渡镇范嘴村新大陆包装厂工地上，被害人赵某在该工地上卸载钢构，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及其他村民组成员在该工地上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向其索要“钢构下货费”并造成工地停工半日，被害人赵某被迫给了1500元“下货费”。 19.2015年10月，被害人严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双发塑业厂工地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及其他村民组成员在该工地上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向其索要2800元“土建下货费”，后被害人严某被迫给了2500元“下货费”。 20.2015年下半年，在新渡镇范嘴村润东塑业厂工地上运来钢构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及其他村民在该工地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索要“钢构下货费”，该厂厂长金某被迫给了1500元“下货费”。 21.2016年1月，新大陆包装厂工地安装钢构时，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及其他村民组成员在该工地上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向其索要“钢构下货费”并造成工地停工半日，工人及吊车无法施工。 22.2016年5、6月份，在新渡镇范嘴村宏艺达包装厂工地上，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及其他村民组成员在该工地上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向该工厂老板汪某1索要“钢构下货费”1500元，被害人汪某1被迫给了1200元“下货费”。 23.2016年底，在新渡镇范嘴村永日塑料厂工地上，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章玲及其他村民组成员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向承建商童某、钢材供应商赵某索要“土建下货费”及“钢构下货费”，迫于无奈，被害人赵某于次日将2000元“钢构下货费”送到了被告人程堂生家中，后不久被害人童某亦将3000元“土建下货费”给了被告人程堂生。 24.2018年年初，被害人汪某2在范嘴路上经营一家建材店，为方便进出，准备自费将一条宽2.5米，长36米的土路浇筑水泥，施工过程中，被告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以阻碍施工的方式强迫被害人汪某2以5万元价格购买该条道路使用权，并威胁如不购买将不得使用该路进出，后经协商被害人汪某2无奈支付1万元购买该路所在地皮的使用权。 二、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事实 2015年至2016年期间，程某1、程某6等人欲在范嘴路边购置地皮建房。在经过被告人程堂生以范嘴村民组组长的名义与程某1等就购买地皮的大小、价格等达成初步一致意见后，再由被告人程堂生召集村民组成员在其家中开会，最后以每户5万元至10万元不等的价格将范嘴路边的地块划分成14户分别出售，占地面积共计3707.2平方米，总价款共计112万元。2016年至2017年期间，该14户共计获批用地面积为1574.42平方米，被告人程堂生将超出获批面积之外的2132.7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非法转让他人，截至案发时，共计收取土地转让费107万元，尚有程某5户5万元未付清，其中，非法获利61.3577万元。已支付的土地转让费已全部按照村民组人口平均分配。 程堂生等人自2014年以来，先后数十次向桐城市新渡镇范嘴村民组的建筑承建商强行索要“下货费”，如果承建商不愿给付，则召集村民围堵工地，阻碍施工，具有“软暴力”的特征，扰乱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了以程堂生为首要分子，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为重要成员，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为其他成员的恶势力犯罪组织，应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对程堂生应按照该犯罪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对余丽云等人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原判认为：以被告人程堂生为首，被告人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为重要成员，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为其他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以聚众阻扰施工、生产等方式向他人索要“下货费”，其行为均已构成了敲诈勒索罪且属共同犯罪。其中程堂生作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与他人共同实施敲诈勒索行为24起，敲诈数额为72800元，余丽云与他人共同实施敲诈行为22起，敲诈数额为62300元，程堂顺与他人共同实施敲诈行为18起，敲诈数额为57300元；以上三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属巨大。程金胜与他人共同实施敲诈行为16起，敲诈数额为498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属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上述四被告人均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刘建明、刘政林与他人共同实施敲诈行为均为9起，敲诈数额均为33200元，程中荣与他人共同实施敲诈行为8起，敲诈数额为28200元，章玲与他人共同实施敲诈行为7起，敲诈数额为33000元。以上四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属较大，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程堂生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非法获利数额达到60余万元，其行为构成了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案发后，程金胜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了其索要“下货费”的基本事实，属自首；其余七名被告人系被动归案，不符合自首条件，但均能对索要“下货费”的事实予以承认，属坦白。故在对各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量刑时依照上述自首、坦白情节分别予以考虑。案发后程中荣取得了被害人金某、汪某1、严某、童某、江某1、聂某、程某1、赵某的谅解，可酌定对其从轻处罚。程堂生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程堂生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六千元；二、被告人余丽云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三、被告人程金胜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四、被告人程堂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五、被告人刘建明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六、被告人刘政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七、被告人程中荣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八、被告人章玲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九、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返还给相关被害人。 宣判后程堂生不服提出上诉称：1.其与其他同案被告人均是年迈的普通村民，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并非恶势力犯罪集团；2.原判认定的第6起、第24起敲诈勒索均不能成立，童某在凤凰村范嘴村民组五保户李某死后强行拆除其房屋重建对外出售牟取暴利，汪某2为自己出行方便占用凤凰村范嘴村民组土地修路，并自愿向范嘴村民组支付补偿款，以上两起事实均不构成敲诈勒索；3.原判认定程堂生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土地系在同村不同组的村民内部流转，不构成该罪。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其辩护人还提出：1.程堂生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2.原审宣判后程堂生与同案被告人均对违法所得进行了退缴，被害人均表示谅解，请求二审法院对程堂生减轻处罚。 余丽云上诉称：对原判认定其犯敲诈勒索罪无异议，但其本人在犯罪中获利较少，原审宣判后其已向全部被害人全额退赃，并获得各被害人谅解，请求二审法院考虑上述情节对其从轻处罚。 其辩护人还提出：1.原判认定余丽云等人系恶势力犯罪集团错误；2.原判对余丽云敲诈勒索犯罪数额认定错误，其犯罪数额仅为1万余元；3.余丽云经电话通知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对余丽云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程金胜上诉称：1.原判认定其和其他同案被告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错误；2.其仅是被动的参与敲诈勒索，未组织、策划相关犯罪行为，并非该集团的重要成员；3.原判认定其犯敲诈勒索罪具有“其他严重情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原判在量刑时未充分考虑其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量刑畸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其辩护人还提出：1.原判认定程金胜参与16次敲诈勒索，其中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原判认定的第24起事实系汪某2自愿给付程金胜等人1万元，并非敲诈勒索；3.原审宣判后程金胜积极退赃，并取得被害人谅解，请求二审法院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程堂顺上诉称：其和其他同案被告人并非恶势力犯罪集团，且其亦非该集团的成员，未实施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行为，原判对此认定错误，其在一审宣判后积极退赃，取得被害人谅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其辩护人还提出：程堂顺在敲诈勒索共同犯罪中仅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其身体患有多种疾病，不适合羁押，请求二审法院对其决定暂予监外执行。 刘政林、章玲上诉称：原判认定其与其他同案被告人构成犯罪集团错误，且量刑畸重，原审宣判后其已向全部被害人全额退赃，并获得各被害人谅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刘政林、章玲的辩护人均提出：本案不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刘政林、章玲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其在原审宣判积极退赃，取得被害人谅解，请求二审法院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程中荣上诉称：1.原判认定其与其他同案被告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错误；2.原判认定其参加的8起敲诈勒索事实，部分证据不足，不应认定；3.原判认定的第24起事实不是敲诈勒索；4.原判量刑过重，且其在原审宣判后已向全部被害人全额退赃，并获得各被害人谅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其辩护人还提出程中荣在共同犯罪中仅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请求二审法院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安庆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建议二审法院根据原审宣判后各上诉人的退赃及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情况，依法判决。 经审理查明：一、敲诈勒索事实 2014年至2018年，上诉人程堂生等人先后数十次以聚众围堵、阻碍施工相威胁，强行向在桐城市新渡镇凤凰村范嘴村民组土地范围内从事工程建设的数十家企业及个人强行索要“下货费”，实际并未提供任何下货劳务服务，程堂生等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了以村民组长程堂生为首要分子，村民代表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为骨干成员，当地村民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为其他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具体事实如下： 1.2014年5、6月份，被害人童某在承建新渡镇德隆路吴某自强塑料厂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强行索要“土建下货费”，童某被迫叫吴某给了1000元“下货费”。 2.2014年10月，童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路西边程某1的五户安置房动工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程堂顺等人前往工地索要“下货费”，程某1被迫给了500元“下货费”。 2016年该工地完工前，上诉人程堂生又召集余丽云、程堂顺等到该工地以围堵、阻碍施工相威胁强行索要“下货费”，被害人童某被迫给了2100元“下货费”。 3.2015年，被害人童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民组凯盛塑料机械厂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在该工地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童某被迫给了2700元“下货费”。 4.2015年，被害人江某1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民组宏艺达包装厂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因惧怕上诉人程堂生等人再次涨价，江某1遂当场给了2500元“下货费”。 5.2015年，被害人姚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民组新大陆包装厂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堂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姚某迫于无奈给了2500元“下货费”。 6.2015年下半年，范嘴村民组五保户李某死后有两间房子在范嘴路东侧。被害人童某欲按照先前与凤凰村及范嘴村民组达成的协议拆房自建，上诉人程堂生、程堂顺阻止童某拆房。后童某将程堂生喊到程堂顺家中协商，程堂生提出需支付5000元拆迁费，后童某被迫支付了该款。 7.2015年下半年，被害人聂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民组润东塑业厂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等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承建商聂某索要“土建下货费”，聂某被迫给了2500元“下货费”。 8.2015年年底，被害人江某1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民组光耀塑业厂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章玲等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江某1被迫给了5000元“下货费”。 9.2016年4月，被害人聂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民组杰达瓶盖厂一期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等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聂某被迫给了3500元“下货费”。 10.2016年3月份，被害人包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民组程某7厂房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程堂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包某被迫给了2500元“下货费”。 2016年6月份左右，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等人又到该工地以同样的方式胁迫包某给了1000元“钢构下货费”。 11.2016年8月份，被害人胡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民组雷某家自建房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被害人胡某被迫给了600元“下货费”。 12.2017年8月，被害人聂某在承建杰达瓶盖厂二期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再次以同样的方式胁迫聂某给了3000元“下货费”。 13.2016年，被害人童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民组七户自建房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土建下货费”，童某被迫承诺给3000元“下货费”。2017年8月份，因童某也承建了上诉人程堂生家房子，童某后少收了程堂生3000元工程款，并叫其出具了一张收条。 14.2017年初，被害人江某1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民组坤达塑业公司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索要“下货费”，江某1被迫给了2000元“下货费”。 15.2014年4月份，被害人童某在承建新渡镇德隆路与新杨路交口处的龙翔装饰有限公司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先后两次召集上诉人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建明、程中荣、刘政林、章玲等二十余人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向其强行索要“土建下货费”，童某被迫先后两次分别给了程堂生5000元“下货费”，共计10000元。 16.2014年10月份，在新渡镇德隆路吴某自强塑料厂工地上，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堂顺及其他村民组成员，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从被害人吴某处强行索要“钢构下货费”200元。 17.2015年初，桐城市金阳钢构公司在新渡镇范嘴村民组凯盛塑料机械厂安装钢构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及其他村民组成员，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强行索要“钢构下货费”，金阳钢构公司被迫委托程某3到程堂生家中说情并代为垫付1500元“下货费”。 18.2015年9月，在新渡镇范嘴村民组新大陆包装厂工地上，被害人赵某在该工地上卸载钢构，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及其他村民组成员在该工地上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向其索要“钢构下货费”并造成工地停工半日，赵某被迫给了1500元“下货费”。 19.2015年10月，被害人严某在承建新渡镇范嘴村民组双发塑业厂工地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及其他村民组成员在该工地上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向其索要2800元“土建下货费”，后严某被迫给了2500元“下货费”。 20.2015年下半年，在新渡镇范嘴村民组润东塑业厂工地上运来钢构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及其他村民在该工地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索要“钢构下货费”，该厂厂长金某被迫给了1500元“下货费”。 21.2016年1月，新大陆包装厂工地安装钢构时，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及其他村民组成员在该工地上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向其索要“钢构下货费”并造成工地停工半日，工人及吊车无法施工。 22.2016年5、6月份，在新渡镇范嘴村民组宏艺达包装厂工地上，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及其他村民组成员在该工地上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向该工厂老板汪某1索要“钢构下货费”1500元，被害人汪某1被迫给了1200元“下货费”。 23.2016年底，在新渡镇范嘴村民组永日塑料厂工地上，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章玲及其他村民组成员以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的方式向承建商童某、钢材供应商赵某索要“土建下货费”及“钢构下货费”，迫于无奈，被害人赵某于次日将2000元“钢构下货费”送到了程堂生家中，后不久童某亦将3000元“土建下货费”给了程堂生。 24.2018年年初，被害人汪某2在范嘴路上经营一家建材店，为方便进出，准备自费将一条宽2.5米，长36米的土路浇筑水泥，施工过程中，上诉人程堂生召集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以阻碍施工的方式强迫汪某2以5万元价格购买该条道路使用权，并威胁如不购买将不得使用该路进出，后经协商汪某2无奈向程堂生等人支付1万元。 综上，程堂生与他人共同敲诈勒索24起，犯罪数额72800元；余丽云与他人共同敲诈勒索22起，犯罪数额62300元；程堂顺与他人共同敲诈勒索18起，犯罪数额57300元；程金胜与他人共同敲诈勒索16起，犯罪数额49800元；刘建明、刘政林与他人共同敲诈勒索9起，犯罪数额33200元；程中荣与他人共同敲诈勒索8起，犯罪数额为28200元，章玲与他人共同敲诈勒索7起，犯罪数额为33000元。 上述事实，有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由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 1.户籍资料，证实各上诉人的身份信息情况。 2.归案经过，证实上诉人程堂生、程堂顺、刘建明、程中荣、刘政林系抓获归案，章玲系传唤到案，余丽云系电话通知到案，程金胜系主动归案。 3.下货费分钱记录表，证实各上诉人从被害人处非法获得“下货费”数额及分赃情况。 4.《证明》几份，证实所得“下货费”款去向，部分用于交中稻承包费、新农合参保费等。其中将汪某2房屋南边一条路卖给汪某2，作价1万元，有程堂生、刘政林、程中荣、程堂顺、张根（章玲丈夫）、满花（程金胜妻子）、程长生（余丽云丈夫）等人签名。 5.严某提供的收条，证实程堂生出具的2800元钱的收条情况。 6.谅解书5份，证实案发后被害人金某、汪某1、严某、童某、江某1、聂某、程某1、赵某表示对上诉人程中荣的行为予以谅解，请求司法机关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证人证言 刘某、程某2、汪某3、程某3、汪某4、江某2等人的证言，证实范嘴村民组村民在程堂生的带领下，存在以“下货”为名，强行索要“下货费”的事实。 （三）被害人的陈述 1.童某陈述，其承建程某1五户农建房被迫给了2100元；凯盛塑料厂土建工程被迫给了2700元；范嘴路七户自建房被迫给了3000元；承建德隆路新杨路交口处龙翔装饰公司工程，先后两次被迫给了5000元，共计1万元；永日塑料厂土建工程被迫给了3000元。 2.吴某（自强塑料厂老板）陈述，其被索要土建及钢构下货费1000元和被索要钢构下货费200元各一次。 3.江某1陈述，其承建宏艺达包装厂被索要2500元，姚国耀的光耀塑料厂被索要5000元，坤达塑业厂索要2000元。 4.姚某陈述，其承建新大陆包装厂土建期间，被索要2500元下货费。 5.聂某陈述，其承建润东塑业被索要2000元左右的下货费；杰达瓶盖厂一期、二期工程分别被索要3500元、3000元下货费。 6.包某陈述，其承建程某7厂房被索要2500元土建下货费和1000元钢构下货费。 7.胡某陈述，其承建雷某2家自建房时，被索要600元下货费。 8.许礼标陈述，凯盛塑料厂下钢构被索要1500元下货费，由金阳钢构公司委托塑料厂老板程某3代为垫付。 9.汪某1陈述，宏艺达包装厂下钢构时被索要1500元下货费，后找人说情只给了1200元。 10.赵某陈述，新大陆包装厂卸钢构时被索要1500元下货费，后再次索要坚决拒绝再给钱，对方作罢；永日塑料厂卸钢构时，被索要2000元，由其本人送到程堂生家中。 11.严某陈述，承建双发塑业被索要2800元，而且出具了收条。 12.金某陈述，润东塑业厂房建设期间，其被索要2000元“下货费”。 13.汪某2陈述，其被程堂生等人以不让走路为由，强行将一块长36米，宽2.5米的土路以1万元的价格卖给其。 （四）上诉人的供述与辩解 1.程堂生供述，其以下货为名，向范嘴村地皮上的建设工程老板、运输钢构老板索要“下货费”，每次少则1000元，多则5000元，如果对方同意给钱，就召集余丽云、程堂顺、程金胜等村民代表前往要钱，如果对方不同意给钱，则发动全村民组村民以围堵工地、阻拦施工的方式强行要钱，而实际并未给对方下货，这种情况从2014年3月一直持续到案发前，被其强行索要下货费共计5、6万元，有工程承包人童某、运输钢构老板赵某等十余人。索要的钱按照是否发动了全村村民围堵工地进行不同的分配，如对方痛快给钱，则扣除到场人员20元工资外，余下年底按村民组人口平均分配；如发动了全村村民，则就按到场人头现场平均分配，未到场的人员不参与分配。该分钱规则也是由其规定的。汪某2将一条原本是土路的路块翻修成水泥路，得知情况后其和村里人都去现场了，因为这条路就他一家走，所以一开始让他出5万元买下来，汪某2当时不愿意就说大不了不翻修了，其和村里人说不出钱以后就不让他家走这条路，汪某2没有办法，最后讨价还价汪某2被迫出1万元购买原本就属于土路的地块，还立了字据签了字。 2.余丽云供述的内容与程堂生所述内容基本一致。另证实程堂生规定，全村任何一人看到范嘴村土地上有施工或拉钢构的车来，都要向其报告，由其前去索要“下货费”，如果对方不同意给钱，程堂生则安排其等人挨家挨户通知在家的村民前往工地。其系村民代表程长生的爱人，程长生的村民代表角色由其代理了。 3.程堂顺、程金胜、程中荣、刘政林、章玲、刘建明供述中关于敲诈勒索的事实与程堂生、余丽云的供述相符，且相互印证。并供述汪某2那次程堂生让我们互相喊人来，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到了。本案八名上诉人都到现场了，最后汪某2和程堂生队长讲好了，给了1万元。 （五）辨认、搜查笔录 1.童某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向其索要钱款的人即上诉人程堂生、余丽云。 2.吴某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向其索要钱款的人即上诉人程堂生、程堂顺。 3.包某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出向其索要钱款的人即上诉人程堂生。 4.上诉人程堂生、程堂顺、刘政林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辨认索要下货费地点情况。 5.搜查笔录及扣押物品清单，证实公安机关依法对上诉人程堂生家进行搜查，查获分钱记录本并予以扣押。 二、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事实 2015年至2017年，雷某1、程某6等14户桐城市新渡镇凤凰村范嘴村民组以外的村民获批使用范嘴村民组的土地建房。该14户共计获批用地面积为1574.42平方米，上诉人程堂生将获批用地面积之外的2132.78平方米该村民组土地的使用权非法转让给雷某1、程堂生等建房户，非法获利61.3577万元。后程堂生将该款按照范嘴村民组人数予以平均分配。 上述事实，有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由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 1.桐城市国土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上诉人程堂生超出获批面积以外转让土地系“非法转让”。 2.桐城市国土局出具的《新渡镇凤凰村范嘴村民组14户自建房有关情况一览表》及14户用地范围测量图，证实非法转让面积为2132.78平方米，非法转让金额为61.3577万元。 3.银行交易流水查询，证实土地使用权买受人将土地款汇到各户农补折子上的银行流水记录，土地使用权转让款已按全村人口平均分配。 （二）证人证言 1.程某4的证言，证实因范嘴村民组村民不愿意按国家补偿标准转卖土地使用权，其只好先到程堂生家与其商谈，商议好后程堂生组织村民开会，最后决定由其和弟弟程红云按2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两户地皮做安置房，钱通过银行汇到每户农补折子上。 2.张某的证言，证实以20万元购买了张学农、程小平两户地皮，钱通过银行汇到每户农补折子上。 3.雷某1的证言，证实以20万元购买了雷某1、雷承龙两户地皮，钱通过银行汇到每户农补折子上。 4.程某1的证言，证实以刘江明、刘德明等五名符合在范嘴村落户安置的村民名义购买了五户地皮，每户价格5万元，共计25万元，钱通过银行汇到每户农补折子上。 5.程某5的证言，证实以10万元购买一户地皮，5万元已经通过银行汇到每户农补折子上。 6.程某6的证言，证实以7万元购买了一户地皮，钱通过银行汇到每户农补折子上。 7.陈某的证言，证实以10万元购买了一户地皮，后来转给雷某2建房了，钱也是雷某2通过银行汇到每户农补折子上。 8.雷某2的证言，证实以10万元购买一户地皮，钱已经通过银行汇到每户农补折子上。 （三）上诉人供述 1.程堂生供述，因政府征地补偿太低拒绝征收，其召集村民组开会决定以生产队名义对外转让地皮，以5万元一户的价格转让。卖的钱按照全村人口平均分配。一共卖了14户，每户5至10万元不等的价格，这14户都是先与其商谈，谈好之后再由其召集村民组成员开会、签字，遇到不愿意签字的，其带着协议挨家挨户做工作。并且明确和买地皮的人说只管卖地，手续的事情他不管。 2.余丽云、程堂顺、程金胜、程中荣、刘政林、章玲、刘建明的供述内容与程堂生供述相互印证。 （四）辨认笔录 程某4、张某、程某5、雷某1的辨认笔录，证实辨认出与其签字转卖土地使用权的人即上诉人程堂生。 二审另查明，一审宣判后程堂生等人及其亲属向22位被害人退赔违法所得共计57800元，上述被害人均对程堂生等人表示谅解。 上述事实，有胡某、姚某等22位被害人出具收条及谅解书予以证实。 针对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综合评述如下： 程堂生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其系恶势力犯罪集团错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程堂生等人自2014年至2018年，先后数十次以聚众围堵、阻碍施工相威胁，强行向在桐城市新渡镇凤凰村范嘴村民组土地范围内从事工程建设的数十家企业及个人强行索要“下货费”，实际并未提供任何下货劳务服务，程堂生等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了以村民组长程堂生为首要分子，村民代表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为骨干成员，村民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为其他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原判对此认定正确，程堂生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程堂生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对第6起、第24起事实定性为敲诈勒索错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实，程堂生等人利用被害人童某建房、被害人汪某2修路之机，以阻碍施工相威胁向其二人强行索要钱财，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判对此认定正确，程堂生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程堂生提出原判认定其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在案证据证实，雷某1、程某6等范嘴村民组以外的村民获批使用范嘴村民组土地建房，程堂生趁此机会，将获批土地面积之外的该组土地共计2132.78平方米向上述建房户非法转让，获利60余万元，后将上述违法所得平均分配给该村民组村民，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原判对此认定正确，程堂生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程堂生的辩护人提出程堂生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实，程堂生系在被民警抓获后归案，其并未自动投案，所交代犯罪事实的线索亦为公安机关所掌握，依法不构成自首，原判对此认定正确，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余丽云的辩护人提出原判对余丽云敲诈勒索的犯罪数额认定错误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实，余丽云与他人共同敲诈勒索22起，犯罪数额62300元，原判对此认定正确，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余丽云的辩护人提出余丽云经电话通知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实，桐城市公安局民警让余丽云丈夫程长生电话通知余丽云到案，余丽云接程长生电话后，主动到桐城市公安局新渡派出所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行为依法构成自首。原判对此认定错误，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成立，依法予以支持。 程金胜、程堂顺提出原判认定其系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程金胜、程堂顺二人作为凤凰村范嘴村民组的村民代表，多次按照程堂生的要求积极参与该犯罪组织实施的敲诈勒索犯罪，且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为突出，原判认定其二人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成员正确，其二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程金胜提出原判认定其犯敲诈勒索罪具有“其他严重情节”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程金胜以黑恶势力名义实施敲诈勒索犯罪，且犯罪数额达到敲诈勒索“数额巨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原判对此认定正确，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程金胜、程中荣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其二人参加的部分敲诈勒索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对程金胜、程中荣参加的所有敲诈勒索犯罪，均有其本人供述、同案人供述及证人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予以证明，原判对此认定正确，其该项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程金胜、刘政林等人提出原判量刑畸重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判在量刑时对其二人所具有各项从轻情节依法予以了考虑，量刑适当，其二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程堂顺、刘政林、程中荣、章玲的辩护人提出上述上诉人在敲诈勒索共同犯罪中仅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实，程堂生作为村民组长，在本案所有敲诈勒索犯罪中均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系主犯；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等村民代表在程堂生的带领下，共同实施索要钱财、召集村民围堵工地、阻碍施工等行为，在敲诈勒索共同犯罪中亦起主要作用，亦应认定为主犯，但与程堂生相比作用相对较小，可酌情从轻处罚；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等其他村民应程堂生等人的召集，参与围堵工地、阻碍施工，在敲诈勒索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从轻处罚。原判未将刘政林、程中荣、章玲、刘建明认定为敲诈勒索犯罪的从犯不当，本院在二审中对此予以纠正。 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宣判后，各上诉人均积极退赃，取得各被害人谅解，可以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经查，对于上述事实，有各上诉人及辩护人在二审中提交的各被害人出具的收条和谅解书予以证实，本院将在二审量刑时依法予以考虑。 本院认为：上诉人程堂生、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政林、程中荣、章玲、原审被告人刘建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聚众围堵、阻碍施工相威胁，强行向在桐城市新渡镇凤凰村范嘴村民组土地范围内从事工程建设的数十家企业或个人强行索要“下货费”，其行为均已构成了敲诈勒索罪，且系共同犯罪。其中程堂生、余丽云、程堂顺犯罪数额巨大；程金胜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且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标准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认定其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刘政林、程中荣、章玲、刘建明犯罪数额较大。程堂生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程堂生等人为实施敲诈勒索犯罪形成了以程堂生为首要分子，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为骨干成员，刘政林、程中荣、章玲、刘建明为一般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对程堂生以该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从重处罚，对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刘政林、程中荣、章玲、刘建明以其所参与的犯罪从重处罚；程堂生在敲诈勒索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余丽云、程金胜、程堂顺在敲诈勒索共同犯罪中亦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但与程堂生相比作用相对较小，可酌情从轻处罚；刘建明、刘政林、程中荣、章玲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从轻处罚。余丽云、程金胜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余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程堂生一人犯数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原判未认定余丽云具有自首情节不当，且未将刘政林、程中荣、章玲、刘建明认定为敲诈勒索犯罪的从犯不当，本院在二审中对此予以纠正。原审宣判后，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对大部分敲诈勒索违法所得予以退缴，各被害人对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均表示谅解，对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可在原判基础上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2018）皖0881刑初232号刑事判决第九项； 二、撤销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2018）皖0881刑初232号刑事判决第一项至第八项； 三、上诉人程堂生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三千元；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四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2023年5月29日止；罚金限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四、上诉人余丽云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五百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日起至2021年12月1日止；罚金限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五、上诉人程金胜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8日起至2021年10月17日止；罚金限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六、上诉人程堂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具体刑期起止时间由原审法院另行裁定；罚金限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七、上诉人刘政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具体刑期起止时间由原审法院另行裁定；罚金限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八、上诉人程中荣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扣除判决前羁押时间二十八日，即自2019年6月21日起至2021年2月20日止；罚金限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九、上诉人章玲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21日起至2021年6月20日止；罚金限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十、原审被告人刘建明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具体刑期起止时间由原审法院另行裁定；罚金限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方热烈 审判员  王 涛 审判员  张 跃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刘琳璘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二十八条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