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2民初1185号原告：任高山，男，1976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红霞，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丰台区永外大红门久敬庄东马场88号永乐苑C座9号院。负责人：郑红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海燕，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渭阳西路西延段**。法定代表人：赵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静，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咸阳步长医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阳光大道中段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科技中心**/div>法定代表人：赵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静，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任高山与被告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步长北分公司）、第三人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步长公司）、咸阳步长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步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任高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红霞、李广、被告陕西步长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海燕、马晓钰、第三人陕西步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钰、曾静、咸阳步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钰、曾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任高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1、确认原、被告自2009年12月23日至2017年2月22日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1月、2月的工资收入合计116700元；3、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381919.31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65万元；5、被告支付原告安和康产品市场开发费178000元；6、被告支付2016年第四季度大区经理提成24000元；7、被告出具离职证明。事实和理由为：原告于2004年4月受聘到中外合资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步长制药公司）北京市场工作，销售岗位，工作地点在西城区万博苑3号楼1508室。2009年11月，咸阳步长制药公司以其整体医药净资产出资设立第三人陕西步长公司，于12月将其持有的100%股权转让给山东步长股份，并将全部员工转至第三人陕西步长公司，设立了被告陕西步长北分公司。在步长制药架构调整过程中，原告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场所均不变，只是人事关系变更至被告处。原北京市市场负责人郑红兵继续担任被告的负责人。原告所在部门为陕西步长北分公司市场八部，工作内容为销售脑心通、颗粒药、胶囊等药品。原告的工资由被告通过财务何海龙的个人卡支付。2011年1月，被告的人事要求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的主体为第三人咸阳步长公司的北京市场八部。虽然该合同签订，但是第三人咸阳步长公司并未实际用工，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原告提供的工作均是被告母公司经营范围内的业务，由被告发放工资，实施人事管理。在职期间，原告因工作业绩突出多次获得被告及其母公司第三人陕西步长公司颁发的员工忠诚奖、优秀员工奖等各种奖项。自2014年8月起，原告被提拔为被告的市场八部大区经理。2017年1月，第三人陕西步长公司和被告无故撤销原告八部大区经理职务，并停止支付奖金，不给原告安排工作，导致原告无法正常上班。2017年2月末，被告的负责人多次找原告谈话，提出给200万元的赔偿，第三人陕西步长公司也派代表与原告谈赔偿事宜，但终未解决。综上，原告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规定，向法院起诉。被告陕西步长北分公司辩称：一、被告不是原告的用人单位，原告诉讼主体错误。1、原、被告之间无劳动关系。（1）原、被告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2004年4月7日，原告入职第三人咸阳步长公司，从事医药销售岗位工作，工作地点为北京。2011年1月1日，原告与咸阳步长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同日起算。根据该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岗位及工作地点不变。被告于2009年12月23日工商登记注册成立，从被告成立至今，原、被告从未签订劳动合同。（2）原、被告之间无事实劳动关系。理由为：①原、被告之间无工资支付及社会保险缴纳关系。上述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每月薪酬由第三人咸阳步长公司委托第三人陕西步长公司支付，社会保险由第三人陕西步长公司委托北京团兴劳动与社会保险服务有限公司为原告缴纳。由此可见，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过劳动报酬，也没有为原告缴纳过社会保险。②原、被告之间无管理关系。在上述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接受“步长制药北京市场”管理，而非被告的管理。需要说明，“步长制药”是指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统称，“北京市场”是步长制药为加强所属企业在北京员工的统一管理，而在北京设置的区域管理总部。自2005年2月北京市场成立以来，包括第三人陕西步长公司、咸阳步长公司在内的步长制药多家关联企业均委托北京市场对各自公司的、劳动合同履行地在北京的员工进行统一管理。上述“步长制药”及“北京市场”均为步长制药所属企业在内部管理上的习惯称谓，均不是经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或分支机构。③原告的工作不是被告的业务组成部分。被告的经营范围为“从事公司经营范围内的联络、咨询业务”。被告自成立以来从未从事过任何销售及其他经营活动。由此可见，原告的工作内容（步长产品的销售工作）不是被告的业务组成部分。对于此项事实，原告起诉状中已经承认，即原告承认其提供的工作均是“被告母公司的经营范围内的业务”，而非被告的经营范围。④原告未向被告提供劳动。鉴于原告的工作内容不是被告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原告未向被告提供劳动。2、原告未就其主张举证。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2004年4月受聘到咸阳步长制药公司，之后，原告的人事关系变更至被告陕西步长北分公司。对于上述各项主张，原告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被告认为，一方面，原、被告之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另一方面，双方也不具备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因此，被告不是原告的用人单位，原告要求确认双方自2009年12月23日至2017年2月22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且原告起诉被告，诉讼主体存在错误。二、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1、被告无订立劳动合同的义务。如前所述，被告不是原告的用人单位，与原告之间无劳动关系。因此被告无义务与原告订立劳动合同。2、即使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也无义务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赔偿。即便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由于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双方应视为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此情况下，原告无权再要求被告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总之，被告认为，原告提出被告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同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三、原告劳动合同至今存续，原告无权获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北京市场合理的调整原告工作岗位。2016年1月10日，北京市场任命原告为“八部大区经理”，任期一年（2016年1月10日至2017年1月9日）。原告接受任命，并签署了《2016财政年度目标责任书》。2017年1月8日，由于原告作为八部大区经理的一年任期即将届满，加之，原告负责的八部于2016年度的绩效表现不佳，经相关领导与原告当面沟通并征得原告同意，原告负责的部门由北京市场销售八部调整为市场四部。基于此，2017年1月12日，北京市场制定了2017年度的聘任书，原告的职级及薪酬待遇均不变。另外，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可以合理地升降乙方职务，调整乙方的岗位等。根据步长制药及北京市场的管理，日常管理中不提倡销售人员在一个岗位任职超过一年，并且，对于大区经理的职位实行任期制，任期为一年。例如，在2015年至2017年，北京市场每年度发生工作调整的大区经理人数占大区经理总人数比例的62.5%、10%和66.7%。基于以上事实，被告认为，北京市场调整原告的工作岗位具有合同依据，符合管理惯例，且调整结果未损害原告的利益，上述工作调整合法、有效。2、原告无故旷工，其持续旷工890天（截止2019年6月6日）。对于上述工作调整，原告虽然向相关领导表示了接受，但心存不满，并坚持认为已经被开除。于是，自2017年1月9日起无故缺勤。在此期间，原告负责的部门无销售业绩，原告从未参加北京市场每周一次的大区经理会议，也未参加北京市场通知的其他培训或工作会议，且事先均未请假，事后也未就缺席会议给予说明。同时，原告未向北京市场提交每月业绩考核结果，也未向北京市场提交团队考勤记录。更有甚者，原告还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私自离京前往海南。2017年1月至5月期间，北京市场总经理郑红兵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及步长制药的相关领导多次以口头及书面方式通知或劝导原告返回工作岗位。然而，原告始终未返岗工作。不仅如此，原告在此期间非但没有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因岗位调整导致的分歧，相反，原告带领其他六名员工消极旷工，甚至以威胁、胁迫管理层成员的方式，向北京市场索赔667万元。由此可见，原告对其旷工行为存有明显过错乃至主观恶意。3、原告的劳动合同至今处于履行状态。（1）关于劳动关系至今存续的事实。如前所述，自2017年1月9日起至今，原告无故旷工时间已两年多。尽管如此，第三人咸阳步长公司至今未解除原告的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至今存续，具体表现是：咸阳步长公司至今未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任何口头或书面通知；原告的工资目前已发放至2019年5月；原告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目前已缴纳至2019年5月；2017年2月至今，北京市场先后十五次通知原告参加工作会议、告知原告返岗工作；2017年4月1日，咸阳步长公司委托律师向原告发函，明确告知原告双方劳动合同依然存续并劝导原告返岗工作；2017年7月，就员工代表选举、规章制度意见征集及公示等事宜，咸阳步长公司及北京市场一直向原告发送相关会议通知，要求原告按时参加，并告知相关选举及规章制度的内容。（2）原告未就劳动合同已解除举证。原告虽提出了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等诉求，但原告自始至终未就劳动合同或关系的解除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事实上，原告在其提交的起诉状中也没有任何有关劳动合同或关系已解除的表述。鉴于劳动合同至今存续，原告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不能成立，因此，原告不享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四、原告2017年1月及2月的工资已经足额支付。原告2017年度的工资构成为：年薪（包括基本工资、月度奖金、年终奖）+通讯费+交通费。原告2017年1月实际出勤仅为10个工作日，2017年2月无实际出勤。尽管如此，为了能够与原告协商解决分歧，创造和谐的工作关系，原告2017年1月的工资3362.07元（扣除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之后的实发金额为2526.39元）已于2017年2月26日支付。原告2017年2月的工资7500元（扣除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之后的实发金额为6474.49元）已于2017年7月25日支付。基于上述事实，被告认为原告2017年1月、2月的工资已经得到支付，不存在拖欠。原告提出支付2017年1月、2月工资收入合计11.67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五、原告不享有安和康产品的市场开发费。1、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市场开发费。原告主张市场开发费17.80万元，应当提交证据。截至目前，原告未就本项诉讼请求提交任何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证明市场开发费存在及来源的证据、证明市场开发费具体构成的证据、证明市场开发费系用于安和康产品销售的证据以及证明原告有权享受安和康产品市场开发费的证据。鉴于此，被告认为，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项诉讼请求不应成立。2、原告无权获得安和康产品的市场开发费。经被告核实，原告对安和康产品销售适用的是代理制而非预算制。换言之，原告销售安和康产品所应得的代理费系按照事先约定的提成比例计算并发放，且按照该比例计发的代理费中已经包含了原告为完成销售工作所可能产生的市场开发费、交通差旅费、通讯费等各项销售成本，原告无权再另行获得市场开发费。六、原告主张的24000元提成无依据。1、提成不是原告应享受的劳动报酬。原告的工资构成为年薪+通讯费+交通费，可见提成并非劳动合同或被告、原告的用人单位咸阳步长公司相关制度规定的，原告应享受的劳动报酬。原告主张提成无合同或制度依据。2、原告未就提成的存在提供证据。原告主张提成，原告不仅未说明该项提成的支付主体、支付理由以及计算依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或原告用人单位咸阳步长公司负有支付该款项的义务。总之，原告所主张的2016年第四季度提成，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被告认为，程序上，原告主张被告主体有误；实体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因此，希望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陕西步长公司述称：2004年4月7日，原告入职第三人咸阳步长公司，从事医药销售岗位工作，工作地点为北京。2011年1月1日，原告与咸阳步长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同日起算。根据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岗位及工作地点不变。上述合同履行期间，原告每月的薪酬由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奖金）、交通费、通讯费等项目组成，由咸阳步长公司委托陕西步长公司支付。原告的社会保险由陕西步长公司委托北京团兴劳动和社会保险服务有限公司缴纳。同时，原告接受咸阳步长公司及咸阳步长公司委托的步长制药北京市场管理，包括聘任、考勤管理、休假审批、绩效目标制、绩效考核等。需要说明的是，“步长制药”是指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统称，“北京市场”是步长制药为加强所属企业在北京员工的统一管理，而在北京设置的区域管理总部。上述“步长制药”及“北京市场”均为步长制药所属企业在内部管理上的习惯称谓，均不是经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或分支机构。自2005年2月北京市场成立以来，包括陕西步长公司、咸阳步长公司在内的步长制药多家关联企业均委托北京市场对各自公司的，劳动合同履行地在北京的员工进行统一管理。依据以上事实，陕西步长公司认为，劳动合同是认定劳动关系归属的首要标志。鉴于原告与咸阳步长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陕西步长北分公司和陕西步长公司均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原告的用人单位应当是咸阳步长公司。依据步长制药及关联公司对北京市场员工实行的“委托管理、集中管理”的管理模式，原告接受咸阳步长公司及委托的北京市场管理，并不接受陕西步长公司或陕西步长北分公司的管理，因此，原告不与陕西步长公司或陕西步长北分公司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由此，原告提出确认与被告陕西步长北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判令陕西步长北分公司支付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不论是陕西步长北分公司、陕西步长公司、咸阳步长公司或是北京市场，均未向原告做出过解除劳动合同的任何表示，原告未对其提出的劳动合同被解除的主张进行举证。原告与咸阳步长公司的劳动合同至今处于存续、履行的状态，且咸阳步长公司委托北京市场仍在履行对原告的正常管理职责。因此，原告提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出具离职证明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原告因工作分歧，自2017年1月9日起无故缺勤。经北京市场及步长制药的领导多次劝导，仍拒绝返岗。尽管如此，北京市场已按照原告的实际出勤情况支付了2017年1月工资，并比照2017年2月出勤情况，支付了2017年2月工资，同时，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支付了2017年3月之后的工资。在原告旷工，未提供任何劳动的情况下，原告不应当享有正常工作情况下享有的全额工资。原告对其主张的工资金额也未举证。故，原告提出支付2017年1月、2月工资收入合计11.67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原告主张的提成无劳动合同或制度依据，原告未就其主张的提成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因此，原告主张支付2016年第四季度提成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原告无权获得安和康产品的市场开发费。原告未就该项主张提供任何证据。安和康产品销售适用的是代理制而非预算制。原告销售安和康产品所得的全部报酬中，包含市场开发费、交通差旅费、通讯费等各项销售成本，原告无权再另行获得市场开发费。原告该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第三人陕西步长公司认为原告的各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希望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咸阳步长公司述称：一、原告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情况。2004年4月7日，原告入职我公司，从事医药销售岗位工作，工作地点为北京。2011年1月1日，原告与我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同日起算。根据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岗位及工作地点不变。自2005年2月起，我公司为了便于管理，对于包括原告在内的，劳动合同履行地在北京的员工，我公司委托“步长制药”的“北京市场”进行统一管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步长制药”是指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统称。上述“北京市场”（又称北京市场或步长制药北京公司）是步长制药为加强所属企业在北京员工的统一管理，而在北京设置的区域管理总部。上述“步长制药”及“北京市场”均为步长制药所属企业在内部管理上的习惯称谓，均不是经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或分支机构。依据上述事实，我公司认为，一方面，原告与我公司订立了劳动合同且该合同至今有效存续；另一方面，依据步长制药及其关联公司对北京市场的员工实行的“委托管理、集中管理”的管理模式，原告接受我公司及北京市场的管理（包括聘任、考勤管理、休假审批、绩效目标制、绩效考核等），并不接受本案被告的管理。因此，我公司认为，原告与我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至今有效存续，且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由此，原告提出确认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并提出被告支付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二、原告与我公司的劳动合同至今存续。一方面，不论是我公司、北京市场、陕西步长公司还是被告，均未向原告做出过任何形式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表示，且原告对其主张的“劳动合同已解除”也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原告与我公司的劳动合同仍然处于正常履行的状态中，且我公司委托的北京市场仍在履行对原告的正常管理职责。因此，原告提出的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出具离职证明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三、原告无故旷工，无权获得正常工作的全额工资。原告因工作分歧，自2017年1月9日起无故缺勤。截止2018年12月14日，旷工达705日。经北京市场及步长制药的领导多次劝导，仍拒绝返岗。尽管如此，北京市场已按照原告的实际出勤情况支付了2017年1月工资，并比照2017年2月出勤情况，支付了2017年2月工资，同时，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支付了2017年3月之后的工资。依据以上事实，在原告旷工，未提供任何劳动的情况下，原告不应当享有正常工作情况下享有的全额工资。原告对其主张的工资金额也未举证。故，原告提出支付2017年1月、2月工资收入合计11.67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四、原告主张2.4万元提成无依据。一方面，原告主张的提成无劳动合同或制度依据。另一方面，原告未就其主张的2.4万元提成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因此，原告主张支付2016年第四季度提成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五、原告无权获得安和康产品的市场开发费。一方面，原告未就该项主张提供任何证据。另一方面，安和康产品销售适用的是代理制而非预算制。原告销售安和康产品所得的全部报酬中，包含市场开发费、交通差旅费、通讯费等各项销售成本，原告无权再另行获得市场开发费。原告该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我公司认为原告的各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希望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月1日，任高山与咸阳步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记载：劳动者任高山的入司时间为2004年4月7日；本合同期限类型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11年1月1日起；任高山从事医药销售岗位工作；工作地点位于北京市等内容。任高山称在签订该《劳动合同》时，没有写明用人单位的信息，是空白合同，且咸阳步长公司在北京没有分支机构。任高山主张于2004年4月受聘到咸阳步长制药公司北京市场工作。2009年12月，随“步长制药”架构调整，用人单位主体变更为陕西步长北分公司，工作内容和工作场所均没有变化。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咸阳步长制药公司的股东为光明国际有限公司、西藏银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10年12月30日，咸阳步长制药公司更名为咸阳步长医药咨询有限公司，又于2014年4月14日更名为咸阳长涛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陕西步长北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从事公司经营范围内的联络、咨询业务等，公司成立日期为2009年12月23日。陕西步长公司的成立日期为2009年11月19日，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脑心通及中风健脑帽系列产品等，股东为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咸阳步长公司的成立日期为2003年4月21日，股东为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的批发、货物的进出口经营等。任高山称在职期间的工资由陕西步长北分公司的财务何海龙通过个人账户支付。陕西步长北分公司、陕西步长公司、咸阳步长公司则认为，任高山的工资是由名义上的“北京市场”工作人员何海龙支付，何海龙的劳动关系隶属于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因此不能证明任高山与陕西步长北分公司存在工资支付关系，对此提交何海龙与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记载何海龙的职务为出纳。任高山对《劳动合同书》不予认可，强调无法确认是否为何海龙签字，即便属实，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也与陕西步长北分公司等公司是关联公司，有可能是为本案刻意制作的。陕西步长北分公司、陕西步长公司、咸阳步长公司表示，包括三家公司在内均属“步长集团”，三家公司属关联公司。任高山负责销售集团内多家公司的药品，任高山与咸阳步长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05年，“步长集团”在北京设置区域管理总部，成立北京市场，对包括三家公司在内等多家关联企业，劳动合同履行地在北京的员工进行统一管理，但所谓的北京市场，并非经过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或分支机构，咸阳步长公司委托北京市场对任高山进行管理，任高山的工资是由北京市场制作工资表，由何海龙转发给任高山，但是，陕西步长北分公司从未向任高山支付过工资，陕西步长北分公司的营业范围也不包括销售工作，北京市场的所有员工都是统一由陕西步长公司出面委托北京团兴劳动与社会保险服务有限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对此，提交陕西步长公司与北京团兴劳动与社会保险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人事服务代理协议》、《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等，任高山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认可，但强调北京团兴劳动与社会保险服务有限公司只是代办机构，应当认定陕西步长北分公司、陕西步长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履行了为任高山缴纳社保的劳动合同义务，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发生工资等争议，任高山申请劳动仲裁，要求陕西步长北分公司支付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安和康市场开发费、2016年第四季度大区经理提成、确认2004年4月7日至2017年2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出具离职证明等。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追加陕西步长公司、咸阳步长公司为该案第三人。该案经审理，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7]第222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任高山的仲裁请求。现任高山不服该裁决，向本院起诉主张权利。上述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2011年1月1日，任高山与咸阳步长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中注明任高山的入职日期为2004年4月7日。任高山虽称签订时为空白合同，但对此没有证据提交，本院不予采信。咸阳步长公司认可与任高山建立劳动关系，并在实际中委托“步长集团”设立的北京市场对任高山进行管理。咸阳步长公司陈述任高山的工资由北京市场制作，通过北京市场员工何海龙（与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签有《劳动合同书》）的个人账户支付给任高山，陕西步长公司出面委托北京团兴劳动与社会保险服务有限公司，为包括任高山在内的北京市场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任高山认可何海龙个人账户支付其工资，认可北京团兴劳动与社会保险服务有限公司为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咸阳步长公司提交的《劳动人事服务代理协议》、《劳动合同书》、《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等证据，可以与咸阳步长公司陈述的北京市场管理员工的模式相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见，任高山未与陕西步长北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任高山称，自2004年4月起受聘到咸阳步长制药公司工作，但是，通过咸阳步长制药公司的工商登记可知，咸阳步长制药公司与咸阳步长公司不是同一法人主体，股东亦不相同。任高山另称，因2009年12月“步长制药”架构调整，用人单位主体变更为陕西步长北分公司，工作内容和工作场所均没有变化，但是任高山未对劳动合同主体变更一节，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从陕西步长北分公司工商登记的营业范围看，不存在任高山所从事的的医药销售工作，任高山提供的劳动并非是陕西步长北京分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进一步说明任高山与陕西步长北分公司未建立劳动关系。鉴于任高山与陕西步长北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任高山要求确认与陕西步长北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陕西步长北分公司支付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市场开发费、大区经理提成及出具离职证明的诉讼请求，均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任高山的相关权利可向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任高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任高山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晗审 判 员  邓 旋人民陪审员  武丕显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马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