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01民终52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子报社。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院科研中试楼，现实际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66号赛迪大厦8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00015236R。 法定代表人：卢山，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条件保障处副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郁生，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敏敏，男，194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之钦，女，1951年9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伟政，浙江斯玛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电子报社因与被上诉人吕敏敏、余之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吕敏敏、余之钦系夫妻关系。中国电子报社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办的事业单位。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以下简称浙江记者站）成立于1985年10月，当时浙江记者站由兼职副站长吴文云（站长暂缺）、特约（兼职）记者吕敏敏及其他十一名人员组成。1989年10月，浙江记者站人员调整，吴文云任浙江记者站站长，吕敏敏任专职记者，属于聘任制员工，编制不在中国电子报社处。1997年12月，中国电子报社与浙江记者站签订《协议书》，中国电子报社聘任吕敏敏为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兼专职记者，聘任期间，吕敏敏列入报社编制；浙江记者站的办公用房及吕敏敏的个人住房已经解决，报社亦不再考虑。2011年9月13日，中国电子报社注销浙江记者站。1997年10月28日，吕敏敏作为浙江记者站代理人与浙江大东南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购得位于杭州市房屋，房屋面积131.98平方米，房屋总价55万元。2002年9月，该房屋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登记的产权人为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1997年11月26日，吕敏敏向中国电子报社以及中国电子报社通联部写信汇报工作，其中载明浙江记者站已正式拥有了自己的办公用房，今后永远不需要再为办公场地而奔走等。因现该房屋登记的产权人为中国电子报社，2018年1月3日，吕敏敏、余之钦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中国电子报社协助吕敏敏、余之钦将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办理至吕敏敏、余之钦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国电子报社承担。 原审法院另查明，中国电子报社原通联部主任刘淑恩（任职期1993年至2001年）出庭作证，称通联部负责各地记者站的管理工作，在其任职期间未向任何记者站拨付购房款；1996年因浙江省电子局改制，无法继续解决浙江记者站的办公用房，导致吕敏敏需在家办公。1997年，证人刘淑恩向社长请示吕敏敏打算自筹资金以记者站名义购买办公用房，社长表示同意，但未就此留下书面汇报材料。随后从浙江站站长吴文云处听说，吕敏敏自筹资金，以浙江记者站名义购买了伟星大厦房产，中国电子报社未就此下发文件或拨付购房款。原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站长吴文云（任职期1986年至1998年）出庭作证，陈述内容与吕敏敏、余之钦主述一致。中国电子报社在庭审中陈述，中国电子报社未因购买涉案房屋向浙江记者站拨款；浙江记者站承接的广告业务，均先由广告投放人将费用汇入中国电子报社账户后予以刊发，中国电子报社根据浙江记者站任务完成情况核发工作经费等。 原审法院认为：吕敏敏、余之钦主张在购买涉案房产时与中国电子报社达成借名买房的合意，即借用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名义与开发商签订销售合同，实际由吕敏敏、余之钦出资，房屋产权亦归吕敏敏、余之钦所有，故争议焦点即为吕敏敏、余之钦与中国电子报社是否就涉案房屋存在借名买房合意、涉案房屋的房款是否由吕敏敏、余之钦支付。吕敏敏、余之钦虽然未能提供直接书面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合意，但是提供了时任浙江记者站站长吴文云、中国电子报社通联部主任刘淑恩的证言。上述两位人员，在涉案房屋购买前后均在中国电子报社处担任一定领导职务，更是涉案房屋购置事宜的知情人和决策者，该两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存在吕敏敏、余之钦所主张的借名买房之事。中国电子报社辩称吕敏敏在向中国电子报社所写的情况汇报中未提及借名买房事宜，由此推及吕敏敏、余之钦所主张的事实不成立，但是考虑吕敏敏提交该份情况汇报的目的，吕敏敏如在内体现借名买房事宜反而极不合理，故对中国电子报社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在排除了中国电子报社拨款以及广告费收入这两种房款来源可能后，中国电子报社猜测浙江记者站以其他收入来源购买涉案房屋，但中国电子报社未能就该种可能性的存在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在中国电子报社无法证明其为购买涉案房屋出资的情况下，吕敏敏、余之钦主张其以自有资金购买了涉案房屋，予以采信。综上，对吕敏敏、余之钦主张的事实予以采信，吕敏敏、余之钦提出要求中国电子报社协助其办理涉案房产产权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于2019年4月15日判决：中国电子报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吕敏敏、余之钦将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房屋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办理至吕敏敏、余之钦名下。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中国电子报社负担。吕敏敏、余之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中国电子报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 宣判后，中国电子报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实体处理不当，也违反正常人的合理认知，是一份错误的判决。我国实行的是不动产登记制度，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的证明。因此当事人要在诉讼中推翻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证明效力，应该有充足合法的证据。但在本案中，原判决仅依据吕敏敏、余之钦提供的二份证人证言，在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就推翻了中国电子报社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中国电子报社对这样的原判决难于理解。第一、余之钦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不具有原告资格。余之钦与中国电子报社及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没有关系，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不可能与余之钦达成合意，同意余之钦借用浙江记者站名义买房。本案吕敏敏、余之钦提交的证据，也不涉及余之钦，不能证明余之钦是本案适格当事人，不能证明余之钦具有原告资格。第二、关于借名买房，吕敏敏、余之钦没有提供出书面证据证明借名买房。如果真的是吕敏敏出资购房，而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是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这对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及吕敏敏都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是一件大事。但对此事，从1997年10月买房到2011年11月吕敏敏退休，长达14年的时间里，不仅吕敏敏与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没有书面协议，甚至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在会议纪要、办公纪要等任何书面文件中对此事的没有任何记载或者说明。这完全有悖于常理常情。原判决认定中国电子报社与吕敏敏、余之钦存在借名买房合意的证据，是二个证人的证言。按照原判决这样的认定，在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只要有二个证人互相印证的证言，法院就可以采信，就可以判决案件，可以推翻不动产权属证书。吴文云和刘淑恩的证言，根本不能证明“存在两原告所主张的借名买房之事”。吴文云和刘淑恩都不是什么决策者。决策者应该是中国电子报社法定代表人，即社长。关于吴文云的证言，吴文云出庭作证并提交了二份书面证言，都只是吴文云的个人说法，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对于刘淑恩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依法不能采信。第三、关于吕敏敏对涉案房屋的购买是否出资的问题。吕敏敏没有能够提供出被原判决认可的，为购买涉案房屋出资的证据。在中国电子报社与李敏敏、余之钦都没有证据证明为购买该房屋出资，而中国电子报社持有房屋产权证书的情况下，原判却认定就是李敏敏、余之钦出的资，突破了人们正常的思维方式。第四、吕敏敏、余之钦提交的《几点情况汇报》是本案有关房屋的唯一书面证据。这是1997年11月26日吕敏敏代表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写给中国电子报社的情况汇报。吕敏敏在该情况汇报中说明浙江记者站购买了伟星大厦8层132平方米办公用房，但没有说该房屋是吕敏敏出资的。原审认为在情况汇报中提及买房事宜反而是极不合理的观点非常不可思议。而吕敏敏在购房后长达14年时间内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文字记载才是本案最大的不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2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吕敏敏、余之钦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中国电子报社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商品房销售合同书》、收据及发票复印件各一份，证明1997年11月3日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为购买文三路252号806、807室房屋交付66914元，收款方式：支；1997年11月3日中国电子报社浙江记者站为购买文三路252号806、807室房屋交付483086元，结算方式：支。上述交款方式与吕敏敏一审时向法院陈述的事实不一致，如果真的是吕敏敏个人交付购房款，不可能用支票的方式交付；2、对吕敏敏电话进行的记载复印件5页，证明吕敏敏自己在电话里说明文三路252号806、807室房屋是以浙江记者站的名义购买的，产权归记者站。购买该房屋的购房款大部分是企业集资或者赞助，少部分是吕敏敏及朋友出资，并对出资的企业和出资的个人的偿还方式进行了说明。 被上诉人吕敏敏、余之钦在二审中辩称：吕敏敏、余之钦一审中申请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吴文云、原联通部主任刘淑恩出庭作证，该些老同志是有一定社会地位，且系主动要求出庭作证，其陈述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国电子报社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吕敏敏、余之钦在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上诉人中国电子报社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经出示，被上诉人吕敏敏、余之钦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当时吕敏敏交给开发商是现金，但个人是不能购买写字楼的，故开发商就写成了支票；对证据2，被上诉人认为是不存在的，且文三路252号806、807室房屋从未出租过。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另查明，案涉房屋收据及发票上载明的收款方式（结算方式）均为“支”。 再查明，案涉房屋购买后，一部分用于浙江省记者站办公，另一部分作为余之钦的画室使用。现该房屋由吕敏敏、余之钦居住及使用。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案涉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房屋权属现登记在中国电子报社名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中国电子报社是该房屋的权利人。吕敏敏、余之钦在本案中诉请要求将该房屋不动产权证办理至其名下，一审中其据以主张权利的主要是吴文云、刘淑恩二位证人的证言，证言中关于吕敏敏借名买房，个人出资等事实缺乏相应证据证明。虽然吕敏敏手中持有案涉房屋的销售合同书、产权三证、发票等，但吕敏敏系购房经办人，后又成为浙江记者站副站长，手中持有这些原件亦在情理之中。吕敏敏、余之钦主张房屋权属，推翻权属登记，其应当承担借名买房、出资购买的举证责任，而对于购房款的来源、个人支付凭据等，吕敏敏、余之钦未能举证证明，在购买发票中载明的结算方式为“支”，这与吕敏敏、余之钦陈述的系用现金购买不符。且购房属于个人重大事项，即使存在当时不允许个人买房的政策规定，吕敏敏需借用浙江记者站的名义购买，其也应当有书面的请示汇报或与浙江记者站、中国电子报社签订协议，对出资购房及房屋权属作出约定，但本案中这些均没有，故不符合常理。再退一步，即使在购买案涉房屋时吕敏敏、余之钦确有出资，但资金来源与房屋权属无必然联系，也不能就此认定权属归吕敏敏、余之钦所有。综合以上，吕敏敏、余之钦举证的证据尚无法推翻中国电子报社的房屋权属证书，不能确认吕敏敏、余之钦是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因案涉房屋由吕敏敏、余之钦实际使用，现双方因房屋权属发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应驳回吕敏敏、余之钦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27号民事判决书； 二、驳回吕敏敏、余之钦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退还吕敏敏、余之钦；上诉人中国电子报社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予以退还中国电子报社（中国电子报社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本院办理退费手续）。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 艳 审判员 盛 峰 审判员 睢晓鹏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袁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