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民终18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昭阳民众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30600080423256L，住所地昭通市昭阳区牛洒路**金土大厦（水果批发市场大门口）。法定代表人刘浩，该院主要负责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泽兰，女，199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住昭通市昭阳区。委托代理人段玉凡，云南乌蒙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群远，男，汉族，1981年8月10日生,福建省莆田市人，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上诉人昭阳民众医院被上诉人余泽兰、温群远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602民初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原告余泽兰系被告昭阳民众医院（原昭通民众医院）工人，平时的工资是由被告温群远签字，原昭通民众医院财务按时发放。截止至2018年5月31日，原昭通民众医院共欠原告工资8064.00元未发放，经多次催要未果，原告于2019年1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原昭通民众医院系郭文高于2014年7月出资依法注册成立，郭文高占股100%，法定代表人为陈春林。2016年3月12日，郭文高与郑建、戴志汉、温群远签订了托管协议约定，将民众医院交由郑建、戴志汉、温群远托管，托管期间为2016年3月20日至2023年4月20日，郑建、戴志汉、温群远每年向医院支付75万元的托管费和5万元的装修费。2016年11月28日，郭文高与陈伟签订了《昭通民众医院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书》，约定郭文高以470万元的价格将昭通民众医院的全部资产及经营权转让给陈伟，协议同时对价款支付、债权债务的承担、医院托管、违约事项等进行了约定。协议履行过程中，因双方发生争议，2017年3月21日，双方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转让合同纠纷的诉讼。2017年10月12日，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06民初2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双方对本案争议账务关系可在进行对账后另行解决，判决：一、郭文高、陈伟继续履行2016年11月28日签订的《昭通民众医院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书》；二、郭文高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昭通民众医院的经营证照原件及公章实际交付于陈伟；三、郭文高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配合陈伟将昭通民众医院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浩，逾期则由陈伟持生效判决自行到工商部门进行办理；四、驳回郭文高的诉讼请求；五、驳回陈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郭文高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5月7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民终2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6月1日，陈伟接手昭通民众医院，并于2018年11月16日在昭通市昭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作了变更登记，单位名称由昭通民众医院变更为昭阳民众医院，法定代表人由陈春林变更为刘浩，主要负责人由陈春林变更为陈伟。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本案中，原告余泽兰在被告昭阳民众医院（原昭通民众医院）上班，与被告昭阳民众医院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昭通民众医院变更为昭阳民众医院后，原告与昭通民众医院的劳动关系继续有效，应由昭阳民众医院继续履行，故本案支付原告工资的主体责任人应为被告昭阳民众医院，被告昭阳民众医院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被告昭阳民众医院支付原告工资后，可根据其与郭文高签订《昭通民众医院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向郭文高及其托管人郑建、戴志汉、温群远协商解决或另案主张权利。对原告诉求支付其工资欠款8064.00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昭阳民众医院主张其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和赔偿主体，本案的赔偿主体是昭通民众医院法人陈春林及老板温群远，与昭阳民众医院及法人刘浩无关，被告的该抗辩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昭阳民众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余泽兰工资8064.00元；二、驳回原告余泽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昭阳民众医院负担。宣判后，昭阳民众医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1、一审自作主张将被告昭通民众医院替换成昭阳民众医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本案未经劳动仲裁的必经程序。3、欠条是孤证，真实性待查，事实不清；一审其他法官承办的该批案件，其中有两个案件因没有盖托管方自己的公章，被驳回诉讼请求，那么对于其余未盖章的欠条，也应该同样驳回。4、昭通民众医院是郭文高独资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6年3月12日郭文高与温群远签订了托管协议，托管后医院的实际经营人的温群远。2016年11月28日，郭文高与温群远签订了《昭通民众医院转让协议》，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最终经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24号判决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南民终230号判决确认，2018年6月1日前昭通民众医院的债权债务属于郭文高、陈春林、温群远等人。2018年6月1日在接收医院的同时，就终止了与托管方温群远的托管协议，昭通民众医院的产权人、法人、经营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与温群远无任何法律关系。2018年6月1日前，温群远对外签的欠条，加盖在欠条上的公章不是郭文高移交给托管方的那枚公章。是他们托管医院后自己雕刻的公章。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明确被告的昭通民众医院，法人陈春林，老板温群远。5、温群远在前八个系列案件中，已经提交了追加被告申请书，自己承认所有欠债都是他们托管方的责任，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并向法院提交股东内部协议，追加股东为共同被告，按照股份比例偿还经营期间的全部债务。被上诉人余泽兰、温群远未作二审答辩。在二审中，各方除对是否差欠余泽兰工资8064元及昭阳民众医院是否应对2018年6月1日前差欠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有异议外，对其余事实无异议，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2、原审认定事实是否清楚？3、原审判决由昭阳民众医院承担支付劳动报酬的责任是否正确？针对本案争议焦点，结合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原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原审中，余泽兰起诉状明确被告是昭通民众医院、陈春林、温群远，原审法院违法通知“昭阳民众医院”及现任法定代表人作为被告出庭不当。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和承包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本案中，原用人单位“昭通民众医院”因转让而于2018年11月16日经昭通市昭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批准变更为“昭阳民众医院”，原“昭通民众医院”的财产及证照等均由现“昭阳民众医院”承接，“昭通民众医院”虽未进行注销登记，但“昭阳民众医院”经昭通市昭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批准执业，因此原审法院通知现“昭阳民众医院”作为本案被告主体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劳动争议案件仲裁程序是必经程序，本案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原审法院不应当受理。经审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本案中，余泽兰等提起诉讼，是依据昭通民众医院出具的工资条，数额确定，并不涉及其他劳动关系争议，不必须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原审法院以普通民事案件受理并无不当。故原审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昭阳民众医院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事实是否清楚的问题。本院认为，关于余泽兰工资，虽然没有聘用合同，但余泽兰向法庭提交的《昭通民众医院工资发放表》中载明余泽兰为2017年6月28日到职的中医科医助，经2018年5月30日该医院财务部门结算，差欠余泽兰工资为2018年1月至2018年5月共计8064元，并加盖了“昭通民众医院财务专用章”，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三）关于原审判决由昭阳民众医院承担支付劳动报酬的责任是否正确的问题。上诉人认为，余泽兰等依据的工资条系温群远出具并加盖昭通民众医院印章，且本案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温群远才是本案唯一的被告；原审庭审时自作主张修改原告诉求，判决由昭阳民众医院作为赔偿主体不当，应以2018年6月1日为界限：2018年6月1日前债权债务由温群远等享有和承担，2018年6月1日后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现在的经营人刘浩享有和承担。本院经审理确认，昭通民众医院系郭文高于2014年7月出资依法登记成立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开办资金为300万元，郭文高持股100%，法定代表人为陈春林。2016年3月12日，郭文高与郑建、戴志汉、温群远签订了托管协议约定，将民众医院交由郑建、戴志汉、温群远托管，托管期间为2016年3月20日至2023年4月20日，2016年11月28日，郭文高与陈伟签订了《昭通民众医院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书》，约定郭文高以470万元的价格将昭通民众医院的全部资产及经营权转让给陈伟，协议履行过程中，因双方发生争议，2017年3月21日，双方向本院提起转让合同纠纷的诉讼。本院作出（2017）云06民初2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双方对本案争议账务关系可在进行对账后另行解决，并判决：郭文高、陈伟继续履行2016年11月28日签订的《昭通民众医院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书》；郭文高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昭通民众医院的经营证照原件及公章实际交付于陈伟等事项。判决后，郭文高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判决生效后，郭文高与郑建、戴志汉、温群远之间也未对托管事项进行结算，郭文高与陈伟之间也未对双方争议的账务关系进行对账。2018年5月25日起，陈伟从托管经营人温群远处接手昭通民众医院的公章、药品及固定财产等，对托管期间的债权债务约定2018年6月1日前债权债务由温群远为代表的托管经营方享有和承担，2018年6月1日后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现在的经营人刘浩为代表的一方享有和承担。2018年11月16日昭通市昭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作了变更登记，单位名称由“昭通民众医院”变更为“昭阳民众医院”，法定代表人为刘浩。余泽兰等劳动者仍然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因温群远为代表的托管经营方未按约定支付其经营期间余泽兰等劳动者的工资，而产生诉讼。二审中，经审查，昭通民众医院尚未办理民政注销登记，但昭通市昭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已按机构改革的政策核准了“昭阳民众医院”的医疗机构名称，医疗机构类别为“一级综合医院”，所有制形式为“私营”，经营性质为“非营利性”，注册资金2000万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本案中，托管经营实际上是承包经营的方式，昭通民众医院委托由温群远等经营并未改变昭通民众医院对外的权利义务，因温群远等不具有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因此，昭通民众医院内部的托管协议不能成为对劳动者不承担责任的理由。而昭通民众医院因转让而变更了单位名称为昭阳民众医院，法定代表人也作了变更，但不影响韩代兴等劳动合同的履行。因此原审法院判决由变更后的“昭阳民众医院”承担支付劳动报酬的责任并无不当。“昭阳民众医院”在履行劳动报酬的给付义务后，可以根据本院及省高院的判决以及该医院与温群远的交接约定进行追偿。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昭阳民众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严惠审判员  陈 丹审判员  余 帅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张艺书记员刘明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