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京0101行初950号原告吴刚，男，195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天津市人，无业，住天津市河**。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新科道**。法定代表人董家禄，局长。委托代理人张蕊，天津市公安局干部。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法定代表人赵克志，部长。委托代理人李逸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法制局干部。委托代理人李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法制局干部。原告吴刚因要求撤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及撤销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于2019年7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刚诉称，2008年3月初，原告位于天津市河东区的住房被强拆。当年3月2日，原告报警，但公安部门没有做出处理结果。2010年2月，原告就房屋被强拆一事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原告又起诉天津市河东区住建委。在诉讼期间，2015年7月2日，原告被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6个月。原告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6月，在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看守所，有自称黄明的人说其受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委托向被监禁中的原告送达行政诉讼的裁定书。原告对该行政裁决书提出上诉，后被法院驳回。原告要求获取黄明的人民警察证复印件，遭到拒绝。2019年4月10日，原告继续索证于被告天津市公安局。鉴于被告天津市公安局违法搪塞，原告于2019年4月29日向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的托词，责令其限期按照原告所请给予。熟料，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推翻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的适用依据、改变处理结果，却于2019年6月16日违法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认为，首先，被告天津市公安局被复议行政行为应属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对原告所需政府信息申请公开与否未予处理明显不当。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等同维持的驳回复议申请决定缺乏事实依据。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内部信息说被否且无“不予公开”，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何以“维持”？其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适用法律法规错误。1、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证使用管理规定》免除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定义务，但这两项法规均无“人民警察证”属政府信息公开例外事项的规定，立法本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定的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契合；2、原告所请确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界定的、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在履行职责过程初始就应制作、人民警察据以执法、并由其保存的信息；3、基于依原告所请公开政府信息确属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法定职责的事实，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予以纠正，方为合法。综上，二被告违背政府信息公开和行政复议“便民”，“有错必纠”等原则，使原告行使知情权及获及时、正当行政救济不能，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应予撤销和纠正，故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撤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的津公信答［2019］第3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依法撤销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的公复驳字［2019］67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2、判决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责令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在15个工作日内按照原告申请公开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黄明警官的人民警察证内卡正面及背面1:1比例复印件的纸质文档并送达；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被告天津市公安局辩称，原告于2019年4月10日通过天津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天津市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向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获取：天津市公安局制作并向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黄明警官发放的人民警察证复印件。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津公信答［2019］第3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内容为：你申请内容系我局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并于同日通过EMS中国邮政速递向原告进行送达。原告不服，向公安部申请复议，2019年6月14日，公安部以公复驳字［2019］67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驳回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要求获取特定民警的人民警察证信息，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证使用管理规定》的特别规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不负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予以公开的职责。综上，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不予公开以上信息的答复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答复程序合法。另，受法院委托送达行政诉讼法律文书，公安机关只是协助法院的工作来送达相关文书的，黄明的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原告要求获取黄明警官证的信息是基于法院送达的文书，如果黄明没有出示警官证，应该通过行政案件的救济途径来保证，而不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形式来获取。该行政案件是经过二审终审的，原告在二审期间并没有提出送达程序的质疑。原告现借助政府信息渠道将不应该纳入诉讼范围的事由再次纳入诉讼程序，法院对此应予驳回。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辩称，2019年5月1日，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信答［2019］第3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违法并予以撤销，责令天津市公安局依法公开申请公开的信息。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受理后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有关材料发送给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了证据材料。6月14日，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作出公复驳字［2019］67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邮寄给原告。6月16日，该邮件妥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必须按照规定着装，佩带人民警察标志或者持有人民警察证。《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证使用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人民警察证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身份和依法执行职务的凭证和标志。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应当随身携带人民警察证，主动出示并表明人民警察身份。上述规定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的情形，即可以获取人民警察证信息的法定情形和途径。本案中，原告要求获取特定民警的人民警察证信息，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证使用管理规定》的特别规定，天津市公安局不负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予以公开的职责。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经审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原告，符合法定程序，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另，原告申请公开黄明的人民警察证实质是以政府信息公开形式提出对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委托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送达人民法院法律文书行为提出质疑。原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范围，天津市公安局不负有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予以答复的职责。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根据原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所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原《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原告吴刚申请公开的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黄明警官的人民警察证信息，因黄明系根据法院委托向原告吴刚代为送达法律文书，该行为不是其向吴刚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故原告申请获取的事项不属于原《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诉津公信答［2019］第3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对原告吴刚获取政府信息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法应当予以驳回。鉴于天津市公安局对原告吴刚作出的答复书对其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吴刚一并要求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作出的公复驳字［2019］67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的请求事项，本院依法一并予以驳回。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吴刚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钧强审 判 员  刘 晓人民陪审员  李 静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贺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