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38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范立全，男，1983年9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潜逸，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方，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春玲，女，1964年1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淑莲，河北金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立全因与被上诉人李春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33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立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支持范立全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案件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1.李春玲对涉案设备无处分权。2.一审法院认定李春玲有权处分涉案设备证据不足。3.一审法院认定范立全与兰某、魏某签订设备买卖协议的证据不足。4.一审法院基于公司已注销，故公司实际股东对于元蓝圣洲公司的资产有权进行处置的事实认定错误。第二，范立全因签订合作协议产生的洗涤费用与本案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应予支持。第三，李春玲反诉主张的会计服务费已包含在调解书中，无需再次给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李春玲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范立全的上诉请求。范立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范立全与李春玲于2017年4月3日签订的《买卖协议》；2.李春玲返还范立全款项618930元；3.李春玲赔偿范立全损失3.9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李春玲承担。李春玲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范立全返还李春玲垫付的会计公司服务费和房产租赁税共计19640元；2.范立全给付李春玲拖欠设备款违约金10.35万元；3.本案反诉费用由范立全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3日，李春玲（甲方）与范立全（乙方）签订买卖协议，就甲方就乙方购买位于河北省×××号杨连春厂房院内甲方购买的洗涤配套设备及祁屯工贸小区赵春留厂房院内的供电设施达成如下协议：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甲方将配套洗涤设备（以清单为准），折价人民币115万元卖给乙方；李春玲将原有50%的股份即57.5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按分期付款方式付款给甲方李春玲，乙方首期付款金额20万元，剩余37.5万元范立全按每月15日前付款给甲方李春玲2万元直至付清李春玲剩余款项为止，第一次付款时间自本合同签订生效满一个月后开始付款。如乙方不能按时付清每月的设备买卖款，甲方有权每日按所欠款项5%收取违约金；如果乙方违约连续超过两个月不能付清每月所有买卖款，甲方有权无条件收回位于河北省×××号杨连春院内甲方的洗涤配套设备及祁屯工贸小区赵春留院内的供电设施，乙方退还甲方洗涤设备以合同签订时的买卖清单为准，并且甲方不予退还乙方的全部设备买卖款，乙方无条件复原厂区。乙方经营期间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责任，与甲方无关。乙方在没有还清甲方的全部洗涤设备买卖款时，乙方不能以任何方式转卖转让甲方的所有洗涤配套设备及电力设备。如果乙方违约导致甲方经济损失，甲方要求乙方无条件一次性付清后期的全部设备买卖欠款，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原股东特别权限：甲方两人友好协商在执行经营分红、动迁、借贷担保及重大关于决策权方面拥有同等50%的权益。关于车间现有欠伊丽莎系列设备尾款16万元由乙方负责付清尾款。此外，买卖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当天，李春玲与范立全签署设备清单，对于买卖协议约定的设备进行了清点，包括伊丽莎全自动工业洗衣机、烫平机、折叠机、全自动烘干机、变压器、空调、文件柜、办公桌、沙发、办公椅等。上述买卖协议签订后，范立全于2017年4月6日支付首付款20万元，支付方式为向兰某尾号为8501的账户转账11.5万元，另外8.5万元支付给李春玲。当天李春玲（甲方）与范立全（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把洗涤设备卖给乙方，乙方按照分期付款方式付款给甲方，甲方的洗涤客户一并由乙方洗涤服务，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合作协议：甲方的洗涤客户由乙方承担洗涤服务，乙方必须保证洗涤质量，做好客户洗涤物品的按时收发，保质保量完成客户服务的整个流程。正常情况客户的维护费用按10%甲方收取，特殊情况下双方协商，达成意见一致解决。乙方在服务客户之间，尽职尽责达到客户满意，正常情况下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拒绝客户的洗涤后续服务。甲方签订的洗涤合同将复印件给乙方，客户的洗涤费回款到账，甲方必须及时汇款给乙方，以保证乙方的一切权益。2017年5月28日，范立全通过微信支付李春玲货款2万元，李春玲向范立全出具收据一张。2017年5月份，范立全向李春玲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范立全与李春玲于2017年4月3日签订购买设备协议，设备交付时完好已正常使用，该协议约定款项已支付20000元（两万元）微信支付已打了收条，目前尚欠35.5万元（叁拾伍万伍仟元整）未支付，范立全承诺必须按时付款清账”。2017年5月份，范立全向李春玲出具保证书一份，内容为：“范立全承诺2017年4月份以后会计公司的服务费由范立全缴纳。范立全所购设备地点的电费也由范立全全部缴纳”。欠条出具后，范立全并未按照欠条和买卖协议的约定支付货款，李春玲将范立全诉至大厂法院，要求范立全给付李春玲尚欠货款35.5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及会计费、会计服务费税。在大厂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1.范立全欠李春玲设备及会计费、会计服务费税等共计35.4万元，分期给付，即：2017年9月30日前给付8.9万元，剩余26.5万元于2017年10月开始至2018年5月每月15日前给付，李春玲将对剩余全部款项申请强制执行，范立全需另行支付剩余款项20%的违约金；2.李春玲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31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8315元由范立全负担。大厂法院据此制作（2017）冀1028民初1704号民事调解书。上述调解书出具后，范立全向李春玲支付案款17.5万元，后未按照调解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李春玲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大厂法院执行部门向李春玲发放案款2万元。2017年12月27日，范立全向大厂法院交纳案款203930元。现范立全要求解除其与李春玲签订的买卖协议，要求李春玲返还已支付货款并赔偿损失，理由为李春玲无权处分设备清单中列明的设备。李春玲提交的证据显示，2017年3月26日，李春玲和兰某共同作为甲方与范立全作为乙方签订转让厂区设备定金，内容为：“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就购买（元蓝圣洲公司）地址河北省×××号租用杨连春厂房及设备经营（元蓝圣洲公司）。甲方两人（李春玲、兰某）、乙方范立全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转让协议。一、甲、乙双方协议达成后，乙方先付定金10万元，甲方李春玲收款5万元、兰某收款5万元；待甲、乙双方于2017年3月27日清点设备及场内一切交接事宜完成，乙方于2017年3月28日以现金方式给甲方付清首付款。二、甲、乙双方不得反悔，如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由违约方赔偿对方违约金20万元”。范立全称其欲经营洗涤业务，其朋友介绍表示大厂祁屯工贸小区有一个场地，并于2017年春节前带着范立全到现场考察，其朋友表示该场地属于兰某和李春玲；范立全当时只想租赁场地，并不想购买设备，但李春玲要求出售设备和场地；购买设备事宜系范立全与李春玲进行商议，因为李春玲为元蓝圣洲公司法定代表人，范立全认为李春玲有权出售诉争设备，2017年3月26日转让厂区设备定金签署时系兰某与李春玲共同作为甲方与范立全签署，因为李春玲告知范立全兰某与李春玲一起出售设备；2017年4月3日买卖协议签订时只有李春玲作为甲方，因为买卖协议中约定的是50%的股份和设备，范立全当时并未仔细阅读协议内容。一审法院询问，买卖协议约定洗涤设备折价115万元出售给范立全，但后面价款却变更为57.5万元，范立全是否对李春玲进行了询问，范立全称李春玲表示出售50%的股份和50%的设备。本案又询问，买卖协议通篇仅提到转让厂区设备和供电设施，并未提到公司名称，为什么范立全认为转让的内容包括公司股份。范立全称买卖协议上有一个地址即大厂祁屯工贸小区，该地址即为元蓝圣洲公司的经营地址，买卖协议并未约定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是因为范立全签订买卖协议的时候比较糊涂，在大厂法院调解时范立全提及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事宜，但范立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一审法院再次询问，设备已经作价115万元，那么范立全所述的50%的股份是否为随设备出售附送。范立全称股份并非附送，设备已经作价115万元，股份和设备范立全共需向李春玲支付57.5万元。一审法院询问范立全买卖协议约定出售50%设备，范立全凭什么认为其能够取得全部设备所有权。范立全称设备进行清点时其并不在场，但设备清单中范立全的签字是其本人书写。一审法院询问买卖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了设备清单中的设备折价115万元，范立全凭什么认为支付57.5万元就能够取得全部设备所有权。范立全对此没有回答法庭询问。范立全称其在处置设备清单中的设备时，邹某称诉争设备系其出资购买，不同意范立全进行处置，且在2016年10月24日元蓝圣洲公司股东李春玲、李某和吴某已经将元蓝圣洲公司股权、设备及配套水电全部转让给夏某，李春玲无权处分该设备。李春玲不同意范立全的诉讼请求，认为其与范立全签订的买卖协议合法有效，范立全已经实际控制诉争设备并开展洗涤业务，李春玲有权处分诉争设备。李春玲提交的证据显示，元蓝圣洲公司于2014年5月29日注册成立，住所地为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屯工贸小区，注册资金为300万元，股东（发起人）为李某、魏某和兰某；2015年12月23日，元蓝圣洲公司（甲方）与北京万佳朗月清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以下简称万佳朗月公司）签订元蓝圣洲公司新股东协议，约定：鉴于甲方公司经营不善，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于2015年8月13日双方签订合作意向书。2015年8月29日兰某、李春玲、吴某自愿达成合作协议，自2015年9月1日起元蓝圣洲公司注册资金300万元（李某出资90万元占股份30%、兰某出资60万元占股份20%、魏某出资150万元占股份50%），因公司经营困难处于亏损状态，股东（李某、兰某、魏某）三人自愿将各自名下比例的全部投资股份权，按照目前市场价折合70万元包括公司所有洗涤设备及兰某名下金杯车牌号×××，江淮车牌号×××和办公设备三人自愿决定用折合的70万合并为同一股份，作为兰某一人的股权，在2015年8月29日签订了合作协议。现原始股东（李某、兰某、魏某）自愿协商决定由兰某更改为魏某一人为新股东占元蓝圣洲公司股份33.3%的股东权；新股东李春玲以新投入设备资金及合作前期运营资金和客户资源、管理经验、生产技术等无形资产占元蓝圣洲公司新股东33.3%的股份全，新股东吴某以新投入设备资金及合作前期运营资金及客户资源、管理经验、生产技术等无形资产占元蓝圣洲公司新股东33.3%的股份权。新股东协议经过三人签字之后即时生效。元蓝圣洲公司新股东（魏某、李春玲、吴某）各占三分之一的公司股份权，三人在行使任何权利活动和经营运作之间产生的享有利益和履行责任等同。股东股权变更后原股东（兰某、李某）两人自愿无条件退出元蓝圣洲公司的所有股东权，两人之前在公司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与股东变更后无关。新股权利益及分红比例：魏某从元蓝圣洲公司累计领取150万元前，魏某占40%比例领取利润；李春玲、吴某每人各占30%比例领取公司利润；在魏某从公司累计领取150万元以后，魏某、李春玲、吴某每人各自按33.3%比例领取公司利润；李春玲、吴某进入后设备投资的机械设备及费用款项，从利润中分期回归给李春玲、吴某，所增加设备归元蓝圣洲公司所有。魏某、吴某和李春玲在新股东协议落款处分别签字确认。2015年12月18日元蓝圣洲公司股东变更为吴某、李春玲、魏某，法定代表人由李某变更为李春玲；2016年10月24日，元蓝圣洲公司（甲方）与夏某（乙方）签订元蓝圣洲公司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公司厂址位于河北省×××号，甲方公司配套水电及洗涤设备和公司证照一次性转让给乙方达成如下协议：甲方转卖公司共计款项126万元，李春玲已收定金5万元，双方不得违约，如果乙方违约订金不予退还，如果甲方违约甲方付给乙方双倍赔偿金。设备尾款和车贷尾款由乙方负责。甲乙双方即收到定金5万元以后，双方认真遵守。剩余121万元在2016年11月1日公司工商证件做变更后，乙方分别汇入原股东李春玲、魏某、吴某个人账户。2017年6月30日股东由吴某、魏某和李春玲变更为夏某，法定代表人由李春玲变更为夏某。2017年2月9日，夏某（甲方）与李春玲（乙方）签订元蓝圣洲公司转让协议，约定：本公司股东独立法人甲方，独资出资300万元购买了元蓝圣洲公司经营资质及全部配套洗涤设备及水、电经营设施。因为对本洗涤行业不是很了解，经营很吃力，自愿以同等价位把本公司及配套洗涤设备一次性全部转让给乙方，并配合乙方办理股权转让及后续证件的变更手续。2017年7月25日，元蓝圣洲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由夏某变更为李春玲。李春玲向一审法院提交视频光盘一份，内容为夏某表示当初兰某向其表示其与吴某、李春玲因经营问题产生争议，要求夏某帮忙受让三人在元蓝圣洲公司的股份；后夏某不会经营公司，就与李春玲协商将元蓝圣洲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李春玲，现元蓝圣洲公司与夏某无关。2017年4月3日，兰某与李春玲签订结算元蓝圣洲公司经营解散协议，内容为：“兰某与李春玲于2016年11月后合作，合作元蓝圣洲公司经营投资。兰某投入现金清单做附件（1），李春玲投入现金清单做附件（2），介于兰某比李春玲多投入人民币23万元，在对外转让时，李春玲需付清兰某多投入人民币11.5万元，李春玲付清兰某后，李春玲与兰某各占公司50%，元蓝圣洲公司后续的债权债务由双方共同承担，直到该公司注销为止”。结算元蓝圣洲公司经营解散协议签订当天，李春玲、兰某与邹某对于2016年10月份至2017年3月份的投资明细、支出明细、收款明细、支付工资明细进行了核算。李春玲称其于2015年9、10月份参与元蓝圣洲公司经营，2015年8月29日其与兰某、吴某签订合作协议，后来约定兰某的股份由魏某持有，所以又签订了2015年12月23日的新股东协议；因为各方合作不愉快，兰某找到夏某接收元蓝圣洲公司，吴某、魏某与李春玲将全部股权转让给夏某，故2017年6月30日元蓝圣洲公司股东变更为夏某；夏某接手后吴某闹事，导致元蓝圣洲公司没有办法继续经营，邹某表示将元蓝圣洲公司工商登记变更后进行注销；当时兰某不在北京，夏某着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将股权全部变更给李春玲，同时将元蓝圣洲公司的资产亦全部转回，实际上元蓝圣洲公司的股东为李春玲和兰某（兰某的50%股份中包括魏某25%的股份）；李春玲与兰某签订结算元蓝圣洲公司经营解散协议时邹某也在场，其与范立全签订买卖协议约定转让的是元蓝圣洲公司设备50%的份额，并不包括元蓝圣洲公司的股份，因为李春玲与兰某约定注销元蓝圣洲公司；元蓝圣洲公司的债务已经由李春玲个人偿还完毕，现元蓝圣洲公司对外没有负债。李春玲称因为李春玲需向兰某支付11.5万元后双方各自持有50%的股份，故其要求范立全在支付20万元首付款时直接将其中的11.5万元支付给兰某。李春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范立全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4月3日李春玲向范立全发送：“小范你好！在忙啥呢？魏某妈妈也就兰某大姐说，让我12点到兰某家签厂子转卖协议！你准备好资金12点到兰某家去把合同签了。别晚了”、“邹姐说给你约好了12点到”。2017年4月5日范立全向李春玲发送图片两张，内容与范立全与李春玲签订的买卖协议基本一致，约定甲方兰某、魏某将配套洗涤设备（以清单为准）折价115万元卖给乙方范立全，兰某、魏某将原占有50%的股份即57.5万元转让给范立全，兰某将原占有25%的股份即10万元转让给范立全，魏某将原占有25%的股份即10万元转让给范立全；范立全按分期付款方式付款给兰某、魏某，首期付款金额为20万元，剩余的37.5万元范立全按每月15日前付给兰某、魏某各1万元。因范立全拍摄照片的问题，导致两张图片无法看到协议抬头，落款处有人签字并捺印，但无法看出具体签字人。2017年4月7日李春玲向范立全发送：“把兰某姐俩的汇款凭证发给我”，后范立全向李春玲发送图片两张，显示2017年4月6日范立全向兰某尾号为8501的账户转账11.5万元，同日范立全向魏某5894的账户转账20万元，李春玲收到两张图片后发送：“不是魏某和兰某各10万吗？合同上”，范立全未回复。李春玲提交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范立全实际上已经与兰某和魏某也签订了买卖协议，约定兰某和魏某将元蓝圣洲公司设备另外50%的份额转让给范立全，范立全按照约定将应支付李春玲首付款中的11.5万元转账给兰某，并履行了向兰某和魏某支付首付款20万元的义务。范立全对于李春玲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且表示其手中没有与魏某、兰某签订的协议，也没有与魏某、兰某签订协议；2017年4月6日范立全支付给魏某的20万元是魏某向范立全借款用于偿还信用卡，魏某并未向其出具借据，且该笔款项魏某已经偿还范立全，在刷完POS机后便将20万元转给范立全。经一审法院询问，范立全称其与魏某于2017年元蓝圣洲公司厂房和设备转让时认识，因为魏某持有元蓝圣洲公司的股份，故其出借给魏某20万元；当时李春玲与魏某各自出售50%的份额，但范立全没有与魏某签订协议；2017年4月3日李春玲与范立全签订买卖协议时，兰某和邹某也在场，二人在核账，其并未看到魏某。范立全申请邹某出庭作证，邹某到庭陈述称：其与魏某系母子关系，兰某系其表妹，李某为兰某姐姐之子；元蓝圣洲公司的洗涤设备包括洗衣机、烫平机、烘干机系其出资购买，邹某同时出资购买锅炉和建设厂房，上述出资均作为其子魏某的出资投入到元蓝圣洲公司，设备的所有权属于元蓝圣洲公司；魏某、李春玲和吴某签订新股东协议后，邹某认识李春玲和吴某，当时约定首先保证魏某获得150万元之后，李春玲和吴某才拥有元蓝圣洲公司股份，但魏某一直未拿到150万元，后有人告知邹某范立全要将元蓝圣洲公司设备出售，邹某便告知范立全设备系邹某购买，范立全无权出售；邹某对于魏某、李春玲和吴某将元蓝圣洲公司股权和设备转让给夏某不知情，魏某表示新股东协议中约定的150万元并未给付魏某，故不能让他人出售设备，魏某并未针对新股东协议中的150万元进行起诉；邹某、兰某和李春玲对账并签订了相应的对账文件，因为李春玲和兰某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争议，要求邹某做中间人进行账目清点，邹某之前并不认识范立全，兰某和李春玲最后一天对账时将范立全叫过来，邹某才认识了范立全，邹某并不知道兰某和李春玲将设备转让给范立全。一审法院当庭拨打魏某的电话向其核实2017年4月6日范立全转账20元款项的性质，魏某表示该笔款项用途为借款用于偿还信用卡，且20万元已经偿还范立全。后一审法院询问邹某是否在作证结束后与魏某通过电话，邹某表示没有通过电话。在一审法院要求下邹某向法庭提交了手机通话记录，显示当天16:57邹某拨打过魏某的电话，邹某表示其系魏某的母亲，双方之间通电话很正常。一审法院询问为什么回答法庭说没有与魏某通过电话，邹某又陈述称其意思是没有和魏某说过借款的事情。范立全在本案第一次庭审时称其接收厂房后运营过一段时间，后来停止经营。在后来的谈话笔录中范立全又表示李春玲并未向其交付设备，双方没有对设备的交接制作确认清单。现范立全在要求解除协议、返还货款的同时要求李春玲赔偿损失3.9万元，并表示3.9万元系洗涤费，认为与本案有关系，且系李春玲与范立全之间产生的债权债务，故在本案中一并主张。李春玲对此不予认可，称洗涤费在大厂法院的调解书中已经进行了折抵，且不同意在本案中对于上述费用一并处理。李春玲称其反诉主张的会计服务费为2017年4月至2019年2月份，虽然（2017）冀1028民初1704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范立全给付李春玲的费用中包括会计服务费，但实际上李春玲放弃了2017年9月份之前的会计费和税费；李春玲主张的房产租赁税为2017年6月2日税收完税证明中的840元；其主张的违约金是以范立全拖欠的货款35.5万元为基数，按照30%的标准计算。经一审法院询问，李春玲表示其在大厂法院对于调解书中约定的20%的违约金也一并申请了强制执行。另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范立全向一审法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书，申请冻结范立全就（2017）冀1028民初1704号案件向大厂法院交纳的案款2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8）京0112财保203号民事裁定书，对于上述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范立全为此预先交纳保全费152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春玲对于诉争设备是否享有处分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诉争设备属于元蓝圣洲公司，元蓝圣洲公司原始股东为魏某、兰某和李某，后魏某、吴某和李春玲签订新股东协议，约定由魏某、吴某、李春玲作为元蓝圣洲公司的新股东参与元蓝圣洲公司的经营。后魏某、吴某、李春玲又将元蓝圣洲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夏某，后夏某与李春玲签订元蓝圣洲公司转让协议，约定将夏某持有的元蓝圣洲公司的股权和资产全部转让给李春玲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范立全质疑夏某与李春玲签署协议的真实性，李春玲提交了夏某的录像光盘以确认此次转让行为系夏某的真实意思表示。2017年4月3日，兰某与李春玲签订结算元蓝圣洲公司经营解散协议，就双方对于元蓝圣洲公司的投入资金进行清算后协商李春玲支付兰某11.5万元后双方各自持有元蓝圣洲公司50%的股份，并且约定对于元蓝圣洲公司进行注销。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李春玲与兰某为元蓝圣洲公司的实际股东，有权处置元蓝圣洲公司的资产。2017年3月26日，兰某与李春玲共同作为甲方与范立全签订转让厂区设备定金，约定李春玲、兰某将元蓝圣洲公司的设备转让给范立全，约定次日进行设备的清点和厂房的交接，同时约定任何一方违约应当支付赔偿金。在此基础上，2017年4月3日李春玲与范立全签订了买卖协议，约定李春玲向范立全出售诉争设备50%的份额。2017年4月5日，范立全通过微信向李春玲发送了其与兰某、魏某签订的协议，协议约定兰某、魏某共同向范立全出售诉争设备50%的份额。范立全否认与兰某、魏某签订设备买卖协议，但其对于上述微信内容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认为在2017年3月26日兰某、李春玲共同作为甲方与范立全签订转让厂区设备定金后，范立全分别与李春玲和魏某、兰某签订两份买卖协议，约定范立全受让元蓝圣洲公司的全部设备。从协议履行来看，2017年4月6日范立全按照李春玲的指示向兰某转账11.5万元，11.5万元与兰某和李春玲2017年4月3日签订的结算元蓝圣洲公司经营解散协议约定李春玲应给付兰某的数额一致；当天范立全亦向魏某转账20万元，可以看出范立全已经履行了两份买卖协议各自约定的首付款的支付义务。范立全称其向魏某转账的20万元并非设备的首付款，而是其出借给魏某的款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范立全与魏某在购买诉争设备之前并不认识，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的基础，魏某对于该笔款项并未向范立全出具任何借据，其所述的魏某已偿还借款亦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虽然魏某亦表示该笔款项系借款，但在一审法院庭审过程中范立全申请魏某的母亲邹某出庭作证，且在一审法院当庭询问魏某之前邹某曾拨打过魏某的电话，在范立全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不排除范立全、邹某与魏某之间存在串通的情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范立全开始表示在元蓝圣洲公司场地经营过一段时间，后来停业，后来又表示李春玲并未交付诉争设备。范立全前后陈述矛盾，且根据邹某的证人证言，邹某听他人说范立全欲将诉争设备进行出售，故邹某阻止了范立全出售设备的行为。根据邹某的陈述，若范立全并未接收设备，其不可能会有出售诉争设备的想法，故范立全关于设备并未交付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综上，元蓝圣洲公司已经注销，李春玲与兰某（魏某）作为元蓝圣洲公司的实际股东有权对于元蓝圣洲公司的资产进行处置，范立全分别与李春玲、兰某（魏某）签订了设备买卖协议并且实际履行，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李春玲无权处分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于范立全要求解除买卖协议、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邹某无权阻止范立全处理已接收的设备，邹某以魏某没有收到新股东协议约定的150万元为由否认设备买卖协议的效力不能成立，属于魏某和李春玲作为元蓝圣洲公司股东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与范立全无关。范立全称其主张的损失3.9万元系依据2017年4月6日范立全与李春玲签订的合作协议产生的洗涤费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范立全主张的洗涤费3.9万元并非因本案买卖协议产生的损失，与本案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李春玲亦表示洗涤费在（2017）冀1028民初1704号案件中已经予以折抵，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本案中一审法院对于范立全主张的该笔费用不予处理，范立全可以就该笔费用另行向李春玲主张。关于李春玲的反诉请求。首先关于违约金，（2017）冀1028民初1704号民事调解书对于设备款和违约金重新进行了约定，且李春玲在大厂法院已就该调解书约定的20%的违约金申请了强制执行，故李春玲在本案中不应重复主张违约金，对于李春玲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春玲主张的会计公司的服务费，根据2017年5月份范立全出具的保证书，范立全承诺2017年4月份以后会计公司的服务费由范立全负责缴纳。故李春玲代为缴纳的2017年4月份以后的会计公司服务费应由范立全返还。鉴于（2017）冀1028民初1704号案件调解笔录中已经抵扣了会计服务费及会计服务费税9000元，故李春玲已垫付的会计服务费应扣除该部分款项。经核算，范立全应给付李春玲会计服务费9000元。对于李春玲主张的房产租赁税，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并未就该笔费用作出约定，李春玲无权要求范立全支付该笔费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范立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李春玲会计服务费9000元；二、驳回范立全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李春玲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李春玲向本院提交了（2019）冀10民终148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范立全在购买涉案合同设备后重新与原公司原房东杨连春签订了厂房场地租赁协议且支付了租金，证明涉案合同标的物已经交付给范立全。范立全认为该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范立全上诉主张李春玲对涉案设备无处分权，故涉案买卖合同应予解除。就此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李春玲与兰某为元蓝圣洲公司的实际股东，有权处置元蓝圣洲公司的资产。2017年3月26日，兰某与李春玲共同作为甲方与范立全签订转让厂区设备定金，约定李春玲、兰某将元蓝圣洲公司的设备转让给范立全，约定次日进行设备的清点和厂房的交接，同时约定任何一方违约应当支付赔偿金。在此基础上，2017年4月3日李春玲与范立全签订了买卖协议，约定李春玲向范立全出售诉争设备50%的份额。2017年4月5日，范立全通过微信向李春玲发送了其与兰某、魏某签订的协议，协议约定兰某、魏某共同向范立全出售诉争设备50%的份额。从协议履行来看，2017年4月6日范立全按照李春玲的指示向兰某转账11.5万元，11.5万元与兰某和李春玲2017年4月3日签订的结算元蓝圣洲公司经营解散协议约定李春玲应给付兰某的数额一致；当天范立全亦向魏某转账20万元，可以看出范立全已经履行了两份买卖协议各自约定的首付款的支付义务。2017年5月份，范立全向李春玲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范立全与李春玲于2017年4月3日签订购买设备协议，设备交付时完好已正常使用，该协议约定款项已支付20000元（两万元）微信支付已打了收条，目前尚欠35.5万元（叁拾伍万伍仟元整）未支付”，亦可印证涉案设备已交付的事实。元蓝圣洲公司已经注销，李春玲与兰某（魏某）作为元蓝圣洲公司的实际股东有权对于元蓝圣洲公司的资产进行处置，范立全分别与李春玲、兰某（魏某）签订了设备买卖协议并且实际履行，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李春玲无权处分的情形，且范立全未举证证明涉案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情形，故一审法院对于范立全要求解除买卖协议、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范立全称其主张的损失3.9万元系依据2017年4月6日范立全与李春玲签订的合作协议产生的洗涤费用，范立全主张的洗涤费3.9万元并非因本案买卖协议产生的损失，与本案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李春玲亦表示洗涤费在（2017）冀1028民初1704号案件中已经予以折抵，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本案中一审法院对于范立全主张的该笔费用不予处理并无不当。关于李春玲主张的会计公司的服务费，根据2017年5月份范立全出具的保证书，范立全承诺2017年4月份以后会计公司的服务费由范立全负责缴纳。故李春玲代为缴纳的2017年4月份以后的会计公司服务费应由范立全返还。鉴于（2017）冀1028民初1704号案件调解笔录中已经抵扣了会计服务费及会计服务费税9000元，故李春玲已垫付的会计服务费应扣除该部分款项。经核算，一审判决范立全给付李春玲会计服务费9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范立全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79元，由范立全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龚勇超审 判 员 金妍熙审 判 员 蒙 瑞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程惠炳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刘 鸽书 记 员 朱芮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