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28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祝胜，女，194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爱国，湖北松之盛（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襄樊内燃机车厂配件实业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张湾镇钢铁路**。法定代表人：王光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车襄阳机车产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钢铁路**。法定代表人：张祖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凯，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祝胜因与上诉人襄樊内燃机车厂配件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内燃机车实业公司）及被上诉人中车襄阳机车产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襄阳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0）鄂襄新民初字第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祝胜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爱国，上诉人内燃机车实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被上诉人中车襄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祝胜上诉请求：维持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0）鄂襄新民初字第6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撤销该判决第二项，改判中车襄阳公司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车襄阳公司、内燃机车实业公司承担曾祝胜支付的律师费用4万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中车襄阳公司不知道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与内燃机车实业公司签订的《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系新贷偿还旧贷的事实错误。案涉借款借据清晰显示借款用途为转贷，系落实债权转化风险保全资产，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及其法定代表人饶炎坤签章确认单位同意为此借款担保，愿承担代为偿还责任。前述事实表明中车襄阳公司知道新贷偿还旧贷的事实。2.律师费的单据系税务机关监制的正规发票，发票清楚显示曾祝胜支付，即使是没有委托合同也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且中车襄阳公司、内燃机车实业公司并未对前述费用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应当予以认定。中车襄阳公司辩称，1.中车襄阳公司系在空白的借款借据盖章；2.贷款的事实实际不存在，借款人内燃机车实业公司没有收到借款，因此中车襄阳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3.曾祝胜的主张已超过担保时效。内燃机车实业公司辩称，1.内燃机车实业公司借款的目的是周转，贷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均载明系周转借款，借据显示转贷，相互矛盾，应当以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约定为准，借据上的“转贷”是后来添加的，审核印章也是后来添加的，借据不能说明借款性质；2.为周转使用是内燃机车实业公司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内燃机车实业公司没有收到借款；3.转贷应当明示，但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没有明示；4.借款是2000年8月9日到期，2001年之后曾祝胜没有再向内燃机车实业公司主张还款。内燃机车实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0）鄂襄新民初字第63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曾祝胜的诉讼请求；判令曾祝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内燃机车实业公司虽然于1999年8月10日与襄阳工行签订借款合同，但并未收到襄阳工行支付的相应贷款，襄阳工行未履行该贷款合同。曾祝胜未能提供向内燃机车实业公司发放贷款的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无法证明工行襄阳县支行已经履行了1999年8月10日签订的《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二）曾祝胜提供的证据不足、自相矛盾，疑点重重。1.曾祝胜提供的开具日期均为1999年8月11日的五张转账借方传票：传票编号为137的转账借方传票收东风商场贷款37万元；传票编号为138的转账借方传票收电子物调部贷款18万元；传票编号为139的转账借方传票收电子厂贷款16.6万元；传票编号为140的转账借方传票收广告公司贷款12.4万元；传票编号为141的转账借方传票收铁道部红外电子厂贷款3.234708万元，总合计金额87.234708万元。与曾祝胜请求金额87.3万元不相符。工商银行信贷审查委员会流动资金贷款审批表中，银行负责人的最终同意放贷的审查意见是8月23日做出的，该五份转账借方传票的日期为8月11日，也证明了该五份转账借方传票与本案无关。2.曾祝胜提供的开具日期均为1999年8月11日的五张转账借方传票分别是五家单位，而工商银行信贷审查委员会流动资金贷款审批表中列举的转贷单位是四家。3.曾祝胜自始至终未提出有力的、明确的、有效的证明本案内燃机车实业公司债务承担的证据。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从未与工行襄阳县支行及上述四家或五家单位签署三方或两方的债务承担协议，从未就上述四家或五家单位将其债务转移至内燃机车实业公司达成合意；更未向工行襄阳县支行作出替代上述四家或五家单位承担贷款还款义务的单方明确的意思表示。4.曾祝胜提供的一张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利息单据，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系，不能排除内燃机车实业公司作为一家经营性公司支付其他利息。债务承担，是指在不改变债的内容的前提下，债权人、债务人通过与第三人订立转让债务的协议，将债务全部或部分移转给第三人承担的法律事实。本案曾祝胜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存在许多疑惑：上述四家或五家单位的贷款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不真实；工行襄阳县支行账面记载有上述债务，为什么不以明确的协议转给第三方；工商银行为什么签订发放贷款协议，本案内燃机车实业公司与其签订了《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而后未经内燃机车实业公司同意将应该支付给内燃机车实业公司的款项，擅自支付给上述四家或五家单位，用于处理坏账。（三）本案工商银行将债权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再转让给曾祝胜，而工商银行与内燃机车实业公司之间的债务不成立，87.3万元贷款不存在。债权人之间转让的是一个虚构的债权，转让的基础不存在。曾祝胜辩称，本案是金融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针对本案借款是否存在，曾祝胜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资产公司移交的证据，二是曾祝胜调取的证据，三是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从这些证据反映，有借据，新贷还旧贷等证据证明借款是真实存在的。内燃机车实业公司认为曾祝胜受让的债权不存在，实际是对债权转让主张无效，根据审理金融不良债权纠纷海南纪要规定，内燃机车实业公司应当提起无效之诉或撤销之诉，在一审法院多次释明的情况下，内燃机车实业公司没有提起无效之诉或撤销之诉，其无效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中车襄阳公司述称，内燃机车实业公司上诉理由成立。曾祝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内燃机车实业公司支付截至2008年4月20日的本息1237476元（其中2007年6月20日至2008年4月20日的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逾期利率计算为59376.2元）；2.判令中车襄阳公司、内燃机车实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律师费、差旅费40000元由中车襄阳公司、内燃机车实业公司承担；4.本案诉讼费由中车襄阳公司、内燃机车实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于1992年设立，组建单位为原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襄樊内燃机车工厂。2001年，原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襄樊内燃机车工厂更名为襄樊内燃机车厂，其后襄樊内燃机车厂又更名为中国南车集团襄樊机车厂、中国南车集团襄阳机车厂、中车集团襄阳机车厂。2017年12月18日，更名为中车襄阳机车产业管理有限公司。2001年，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更名为襄樊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后于2007年11月16日变更为襄樊内燃机车厂配件实业总公司。1999年8月10日，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贷款人）与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借款人）签订《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人因周转需要，向贷款人借款873000元，借款期限自1999年8月10日至2000年8月10日止，在本合同期限内，借款的实际放款日和还款日以借据为准，借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项下借款利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确定为月息4.875‰，自贷款方放款之日起按日计息，按季结息，借款到期还清本息。同日，原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襄樊内燃机车工厂（甲方）与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乙方）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确保乙方于1999年8月10日至2000年8月10日期间在873000元贷款限额内向借款人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发放的全部贷款债权的实现，甲方愿意向乙方提供保证担保，甲方保证范围为借款人根据上述期间和限额内向乙方借用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包括因借款人违约或逾期还款所计收的复利和加收的利息）、借款人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本保证对上述期间的每笔借款合同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自借款人不履行债务之日起计算；甲方承诺对借款人的偿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合同签订后，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于1999年8月10日向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账户发放贷款873000元，并制作借款借据凭证，借款用途：转贷。2001年4月9日，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向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发出贷款到（逾）期催收通知书，对借款人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873000元借款进行催收，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和原襄樊内燃机车厂在催收通知书上盖章确认。2003年8月25日，中国工商银行襄樊市襄阳支行向襄樊内燃机车厂、内燃机车厂多经公司发出公函，内容为“襄樊内燃机车工厂所属内燃机车工厂多经公司截止2003年8月21日欠我行贷款87.3万元，欠利息35156.53元。针对你单位提出的贷款本息实行部分减免后一次性还清的方案，我行请示了上级行，答复为：内燃机工厂多经公司有一定经济实力，并且该贷款内燃机工厂提供了担保，应全额收回。根据上级行答复，我行正式通知如下：请你单位迅速组织资金，偿还贷款本金87.3万元及积欠利息，否则，我行将通过司法程序向借款人及担保人依法追索。”2005年7月，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襄樊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所欠上述贷款本金873000元及利息128197.7元（截至2005年5月20日）的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双方于2005年8月24日共同在《湖北日报》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又以债权人身份于2007年8月17日在《湖北日报》刊登向襄樊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催收本案债权的公告。2007年11月，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就其对襄樊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享有的债权，委托湖北嘉正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转让。曾祝胜于2007年11月7日依法竞得上述标的债权，并于2007年12月11日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湖北嘉正拍卖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附债权转让清单），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对襄樊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享有的本协议附件债权转让清单所列明截止2007年6月20日计117.81万元的债权转让给曾祝胜，曾祝胜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支付转让价款38万元。2008年8月9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向襄樊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发出通知，告知其债权已转让，由襄樊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向曾祝胜履行合同项下全部义务。2010年8月9日，曾祝胜诉至法院，引起本次纠纷。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1999年8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信贷审查委员会流动资金贷款审批表》记载，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向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发放案涉贷款的原因及用途是“该笔贷款系落实原东风商场37万元；襄阳天翼广告公司12.4万元；红外电子物调部18万元；红外电子厂198347.08元，合计872347.08元贷款债权。以上四单位均已关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金融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其争议焦点在于：1.借贷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行为，保证人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2.本案两次转让债权的合法性。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与内燃机车实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行为以及保证人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与内燃机车实业公司签订的《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属有效合同。该借款借据凭证上用途为“转贷”，根据工商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信贷审查委员会流动资金贷款审批表》内容来看，本次贷款发放实为处理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下属单位之前债务。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通过“以新贷偿还旧贷”取得贷款，应当认定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已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内燃机车实业公司辩称其未实际取得贷款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车襄阳公司认为，贷款人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后，贷款人未履行发放贷款义务，双方在贷款性质发生变化情况下，未告知保证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相关规定，故中车襄阳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车襄阳公司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与内燃机车实业公司签订的《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的内容，为该债权设立担保，其有理由相信该贷款为周转需要，但该借款用途名为周转，实为以新贷偿还旧贷。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未告知保证人所担保的债权系以新贷偿还旧贷的事实，曾祝胜也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保证人中车襄阳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中车襄阳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关于本案转让债权的合法性问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二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指经国务院决定设立的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处置因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通知义务”。根据以上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作为由国务院组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按照国务院确定的范围和额度收购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联合中国工商银行在《湖北日报》联合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已履行了通知债务人的义务，故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从中国工商银行处收购案涉金融债权，合法有效。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资产公司可通过追偿服务、租赁、转让、重组、资产置换、委托处置、债权转股权、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处置资产”规定，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处置资产，将债权转让给曾祝胜，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禁止性规定，亦属合法有效。曾祝胜主张内燃机车实业公司支付截至2008年4月20日的本息1237476元（其中2007年6月20日至2008年4月20日的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逾期利率计算为59376.2元）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九点认为：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综合法律、行政法规和金融政策性规定，一审法院确定曾祝胜的债权数额以曾祝胜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于2007年12月1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1178100元（其中本金873000元，利息305100元）为准，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曾祝胜主张由内燃机车实业公司支付律师费400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曾祝胜仅向院提交了代理费发票两张，未提交委托代理合同，不能证明其支出的律师费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曾祝胜的该项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二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缺席判决：一、襄樊内燃机车厂配件实业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祝胜借款本息1178100元；二、驳回曾祝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00元，公告费260元，由襄樊内燃机车厂配件实业总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曾祝胜提交了原中国工商银行襄樊市襄阳支行对原襄樊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及原襄樊内燃机车工厂提起诉讼一案的民事诉状、送达回证、撤诉申请、按撤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书复印件；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鄂高法访介字104号接待群众来访介绍函。拟证明原中国工商银行襄樊市襄阳支行于2004年7月向原襄樊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及原襄樊内燃机车工厂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经质证，内燃机车实业公司称该组证据系复印件，说不清楚；中车襄阳公司称不清楚诉讼之事；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待群众来访介绍函，内燃机车实业公司认为该函中并未载明与本案有关联，中车襄阳公司称，结合曾祝胜2008年1月9日向原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催款的回执，说明曾祝胜受让债权后，并未向原襄樊内燃机车工厂主张权利，故即使因本案而起诉和信访，也不能证明曾祝胜起诉了原襄樊内燃机车工厂。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内燃机车实业公司及中车襄阳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欲依职权调取案涉借款转贷前，原东风商场、襄阳天翼广告公司、红外电子物调部、红外电子厂在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借款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资料，拟查清原襄樊内燃机车工厂是否于转贷前后均为案涉债务提供了担保。因时间久远，中国工商银行襄阳襄州支行相关借款档案已销毁，无法查询。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除“2008年8月9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向襄樊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发出通知，告知其债权已转让，由襄樊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向曾祝胜履行合同项下全部义务”，本院纠正为“2008年1月9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向襄樊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发出通知，告知其债权已转让，由襄樊内燃机车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向曾祝胜履行合同项下全部义务”外，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08年5月8日，曾祝胜向原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交纳诉讼费用15900元。曾祝胜以原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而未立案，上访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2日向本院发出（2010）鄂高法访介字第104号函，介绍由本院接待。本院认为，二审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贷款人）与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借款人）签订《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是否实际履行；2.中车襄阳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3.曾祝胜提起诉讼是否超过了担保期间和诉讼时效；4.曾祝胜一审关于律师代理费由内燃机车实业公司、中车襄阳公司的请求应否得到支持。本院结合相关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评判如下：关于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贷款人）与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借款人）签订《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虽然借款合同载明借款用途为周转，但该笔借款的贷款审批表对借款原因及用途进行了详细表述，借款实属借新还旧；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的记账凭证反映，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借款用于偿还的旧债均由本次借款偿还，旧债已经消灭；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给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催收通知书的回执中，并没有提出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的问题，反而是承诺迅速组织资金，履行还款义务。综合以上证据，可以认定案涉借款合同已经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实际履行。内燃机车实业公司上诉称借款并非属于借新还旧，与前述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其关于贷款审批表申报时间为1999年8月10日，而审批时间是8月23日，借新还旧不是其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申报时间在先，审批时间在后，符合审批的基本流程，并不能证明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没有借新还旧的意思表示，该证据也不是认定当事人之间借新还旧意思表示的唯一证据，本院系对证据综合分析予以认定，内燃机车实业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中车襄阳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问题。首先，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贷款人）与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借款人），于1999年8月10日签订《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第四条约定，“借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据中对借款用途明确载明为“转贷”。原内燃机车工厂在借据上加盖了印章，应当认定原内燃机车工厂明知案涉借款属于转贷的事实。其次，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向原内燃机车工厂发送《催收通知书》《公函》，原内燃机车工厂签收后，并未提出异议，且承诺迅速组织资金，履行还款义务，及提出减免部分本息实行一次性还清的方案。第三，基于原内燃机车工厂与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的关联关系，原内燃机车工厂应当知道转贷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作为保证人的原内燃机车工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以新贷偿还旧贷的事实，曾祝胜关于原襄樊内燃机车工厂为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借新还旧提供担保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担保期间和诉讼时效问题。因内燃机车实业公司一审中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故对内燃机车实业公司二审中辩称“到了2001年之后曾祝胜就没有再主张了”，本院不作诉讼时效审查。关于曾祝胜主张中车襄阳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期间和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两年，自借款人不履行债务之日起计算。《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间届满之日为2000年8月10日。2001年4月9日，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向原襄樊内燃机车厂送达了《催收通知书》，即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于抵押期间内已经向担保人主张了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即自2001年4月9日起，对案涉担保开始计算诉讼时效。2003年8月25日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再次向原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发出公函，催收欠款，虽然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但原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在该函上签字，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虽然中车襄阳公司称函是否张志刚签名不能确定，但是其并未否认张志刚系其单位办公司室人员的身份，中车襄阳公司的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2005年3月21日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对案涉借款提起诉讼，诉讼时效中断。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后，于2005年8月24日在湖北日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诉讼时效再次中断。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于2007年8月17日在湖北日报刊登清收债权公告，又中断了诉讼时效。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曾祝胜后，曾祝胜于2008年5月8日向原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原襄阳区人民法院收费后未立案受理，曾祝胜上访，至2010年6月12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尚在处理曾祝胜上访事宜，故诉讼时效自2008年5月8日中断后，一直持续至本案受理，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中车襄阳公司关于案涉纠纷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曾祝胜一审对律师代理费由内燃机车实业公司、中车襄阳公司的请求应否得到支持。虽然原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县支行（贷款人）与原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多种经营总公司（借款人）签订《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约定“实现债权的费用由担保人、保证人向贷款人提供保证的方式担保”，但保证人原襄樊内燃机车工厂并非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且《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对实现债权的费用如何提供担保也没有约定。曾祝胜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对律师代理费的负担存在约定，故曾祝胜主张内燃机车实业公司、中车襄阳公司负担其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曾祝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内燃机车实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二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0）襄新民初字第6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襄樊内燃机车厂配件实业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祝胜借款本息1178100元；二、撤销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0）襄新民初字第6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中车襄阳机车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对前述第一项中襄樊内燃机车厂配件实业总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车襄阳机车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襄樊内燃机车厂配件实业总公司追偿；四、驳回曾祝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900元，公告费260元，由襄樊内燃机车厂配件实业总公司、中车襄阳机车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5000元，曾祝胜负担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6元，由襄樊内燃机车厂配件实业总公司、中车襄阳机车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9000元，曾祝胜负担180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