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6民终5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奎，男，196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朔州市人，现住朔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鹏，上海天尚（朔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朔州市。法定代表人：乔维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慧文，山西洪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泽，山西洪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东东，男，197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朔州市人，现住朔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朔州市金盛汽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朔州市。法定代表人：于东东。上诉人韩奎因与被上诉人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东东、朔州市金盛汽贸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602民初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鹏，被上诉人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慧文、罗晓泽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于东东、朔州市金盛汽贸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对本案借款不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或者将本案发还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被上诉人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内对上诉人请求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依法不需再承担保证责任。第二、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8月11日被上诉人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于东东签订的编号194(1)号贷款合同为双方的展期合同的事实错误。第三、被上诉人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于东东签订的编号194(1)号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真实性、关联性存在异议,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错误。第四、上诉人认为本案编号194(1)号贷款合同为新的借款合同,但本借款合同并未生效。第五、被上诉人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的两份贷款通知书真实性存在异议,且这两份通知书均未在保证期间内提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除斥期间已过,保证人免责。综上,上诉人只对原借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但被上诉人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上诉人主张保证责任,故上诉人依法不需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东东、朔州市金盛汽贸有限公司未答辩。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于东东偿还原告的借款本息合计1030万元（至起诉之日，其中本金500万元，利息从2014年8月28日至2019年1月3日共53个月，按法定月息2％计算，计530万元，实际计息至还款之日计算）。2.依法判令被告韩奎、朔州市金盛汽贸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2013年8月27日被告韩奎出具的《保证担保承诺书》一份，该证据中虽载明被告韩奎用朔州市东榆土石方剥离有限公司和朔州市银苑小区一号楼三单元1602室楼房作为该项贷款的财产担保，但是被告韩奎签署此承诺书后并未办理抵押登记,不发生抵押合同的效力，故本院对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2.原告提供的山西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委托(申请)书一份、中国银行网上银行回单打印页一份、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贷款结息专用凭证一份,该组证据载明2013年8月27日，原告向被告于东东支付的借款中扣除了12.5万元的利息,即原告实际向被告于东东支付的借款金额为487.5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本案中的本金应当认定为实际出借的金额即487.5万元;3.原告提供的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催收贷款通知书一份,被告韩奎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上述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的借款日期为2013年8月29日与实际借款日期2013年8月27日不符,且其当时签署的催收贷款通知书为空白页,被告韩奎提交了一份榆岭村第十一届村民小组换届推选结果报告单,为了证明被告韩奎不可能于2018年5月30日签署该催收贷款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的担保人签字捺印系被告韩奎本人的签字捺印,被告韩奎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签字捺印行为具有民事法律效力;其次,该催收贷款通知书上载明的借款日期与实际借款日期虽不一致,但该催收贷款通知书上所载的借款合同号194、贷款利率25‰、到期日期与2013年8月27日原告与被告于东东签订的由被告韩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借款合同相符;再者,被告韩奎提交的榆岭村第十一届村民小组换届推选结果报告单不能直接证明韩奎2018年5月30日未在该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该证据予以采信;4.原告提交的编号为194(1)的展期合同一份,被告韩奎认为该合同是一份新的借款合同,并对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该合同编号为194(1),系原告与被告于东东双方对2013年8月27日被告于东东签订的编号为194号借款合同的履行期限重新约定的新合同,编号为194（1)的合同中明确为展期，且在该合同中附有被告于东东的签名,视为对该合同的确认;194（1）号合同后附的保证合同中写明是为编号194(1)号的合同提供保证担保,且该保证合同中有保证人韩奎的签名,视为对保证合同的确认,且被告韩奎并未提出充分的证据支持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8月27日，被告于东东与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194号的《鑫信诚小额公司贷款合同》，向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5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贷款月利率为25‰，贷款期限从2013年8月27日至2014年8月21日止，贷款方式为担保，被告韩奎、被告朔州市金盛汽贸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分别签署了保证合同。该贷款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3年8月27日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于东东实际发放借款487.5万元，借款发放后，被告于东东向原告结息至2014年8月27日。此后，原告不断催要该借款，但各被告均未按照合同约定归还借款。2015年8月11日，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于东东签订了编号为194（1）的展期合同，为2013年8月27日签订的194号已到期的合同进行展期；2015年8月11日，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韩奎签署了保证合同，为194（1）号合同承担保证责任。2017年5月30日，被告韩奎在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17年5月30日签发的催收贷款通知书上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2017年6月1日，被告于东东在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催收贷款通知书上以借款人的身份签字，该催收贷款通知书中载明借款人为于东东，担保人为韩奎，借款合同号为194号。2018年5月29日，被告于东东在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18年5月29日签发的催收贷款通知书上以借款人的名义签字，被告韩奎在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催收贷款通知书上以担保人的名义签字，该催收贷款通知书中载明借款人为于东东，借款合同号为194号。被告于东东当庭表示朔州市金盛汽贸有限公司愿意对2013年8月27日由被告于东东与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的194号合同所发生的这笔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韩奎对2013年8月27日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于东东签订的194号《鑫信诚小额公司贷款合同》所承担的保证责任是否已经超过保证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债务履行期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于东东2013年8月27日签订的194号《鑫信诚小额公司贷款合同》中约定的贷款期限至2014年8月21日止，故被告韩奎、被告朔州市金盛汽贸有限公司对194号《鑫信诚小额公司贷款合同》的保证期间为从2014年8月22日起计算二年，即到2016年8月21日止。但是在2015年8月11日，被告于东东与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194（1）展期合同，为194号合同约定的债务进行展期，系对194号合同的履行期进行变更；被告韩奎也于2015年8月11日与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为194（1）号合同的履行提供保证，视为对194号合同变更履行期的书面同意，也就是要继续为2013年8月27日被告于东东和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的194号贷款合同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由于194（1）号展期合同中并未约定履行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二年。2017年5月30日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发了一份催收贷款通知书，该催收贷款通知书中被告于东东于2017年6月1日签字捺印，被告韩奎于2017年5月30日签字捺印；2018年5月29日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发了一份催收贷款通知书，该催收贷款通知书中被告于东东签字捺印，被告韩奎于2018年5月30日签字捺印；上述两份贷款催收通知书上都载明了借款合同号为194，因此，被告于东东与被告韩奎签字捺印的行为视为承认194号合同的债务。由于被告韩奎在2017年5月30日原告签发的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签字捺印，则2013年8月27日原告与被告于东东签订的194号合同的保证期间应当是从2017年5月31日开始计算二年即到2019年5月30日止，且被告韩奎于2018年5月30日签字确认了原告2018年5月29日签发的催收贷款通知书，对2013年8月27日原告与被告于东东签订的194号合同的债务表示承认，因此原告向被告韩奎主张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并未超过被告韩奎的保证期间。判决：一、被告于东东归还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87.5万元及按照法定年利率24％计算，从2014年8月28日至2019年1月3日共52个月产生的利息507万元，本息共计994.5万元，被告韩奎、被告朔州市金盛汽贸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被告于东东支付原告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从2019年1月3日起至487.5万元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以24％为年利率产生的利息，被告韩奎、被告朔州市金盛汽贸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给付内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一审法院账户名称：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账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朔州朔城支行；行号：103XXXXXXXX9）。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600元，减半收取4180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于东东、韩奎、朔州市金盛汽贸有限公司连带承担。本院对一审查明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韩奎应否对涉案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8月27日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于东东签订的编号为194号的《鑫信诚小额贷款合同》及之后韩奎、朔州市金盛汽贸有限公司为该笔贷款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在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基于上述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款项及其他内容，2015年8月11日，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于东东又签订了编号为194（1）的展期合同，韩奎亦与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194（1）号合同承担保证责任。2017年5月30日韩奎在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发的催收贷款通知书上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以上行为均为各方当事人对涉案借款及担保事项的重复确认，本院亦予以认定。由于194（1）号展期合同中并未约定履行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二年。2017年5月30日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发了一份催收贷款通知书,该催收贷款通知书中于东东于2017年6月1日签字捺印,韩奎于2017年5月30日签字捺印;2018年5月29日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发了一份催收贷款通知书,该催收贷款通知书中于东东签字捺印，韩奎于2018年5月30日签字捺印;上述两份贷款催收通知书上都载明了借款合同号为194。据此,原审认定于东东与韩奎签字捺印的行为视为承认194号合同的债务。且由于韩奎在2017年5月30日在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发的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签字捺印,则2013年8月27日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于东东签订的194号合同的保证期间应当是从2017年5月31日开始计算二年即到2019年5月30日止,且韩奎于2018年5月30日签字确认了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18年5月29日签发的催收贷款通知书,对2013年8月27日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于东东签订的194号合同的债务表示承认,朔州市鑫信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韩奎主张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并未超过韩奎的保证期间并无不当，上诉人韩奎主张不应承担涉案借款及利息之上诉请求，无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支持，本院不予考虑。综上所述，上诉人韩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415.0元，由上诉人韩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向阳审判员 郭洪福审判员 李 春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