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9）晋01刑终1059号原公诉机关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世超，男，199×××年4月11日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汉族，大专文化，个体，户籍住址：昔阳县东冶头镇静阳村南街**，现住太原市。2018年4月28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滑龙龙，男，1988年8月×××日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汉族，初中文化，富士康公司员工，住洪洞县。2018年5月8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郭振宇、赵龙，山西天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石锋，男，1991年6月2×××日出生于山西省石楼县，汉族，本科文化，富士康公司员工，户户籍住址：石楼县裴沟乡乔子头村**，住太原市。2018年5月18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贾一凡，男，1995年2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汉族，初中文化，富士康公司员工，户籍户籍住址：昔阳县东冶头镇静阳村南街**，太原市。2018年4月28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侯文斌，男，1991年8月2×××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口县，汉族，初中文化，富士康公司员工，户籍住户籍住址：交口县温泉乡花寨村**，原市。2018年10月11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5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张旭东，男，1995年7月20日出生于山西省原平市，汉族，大专文化，富士康公司员工，户籍住址：原户籍住址：原平市文化南路27×××号，2018年5月18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雷海山，男，1989年4月2×××日出生于山西省中阳县，汉族，高中文化，富士康公司员工，户籍住址：中户籍住址：中阳县枝柯镇武家山村**，2018年5月18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原审被告人聂晓位，男，1995年4月1日出生于山西省娄烦县，汉族，中专文化，富士康公司员工，住娄烦县。2018年4月28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姚仲凯，男，1994年×××月22日出生于山西省左权县，汉族，中专文化，富士康公司员工，户籍住址：左权户籍住址：左权县桐峪镇桐滩村滩里村组东街****，018年4月28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原审被告人田世宏，男，1997年10月×××0日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市，汉族，高中文化，富士康公司员工，住孝义市。2018年5月×××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原审被告人李旭，男，1989年4月11日出生于山西省闻喜县，汉族，高中文化，富士康公司员工，户籍住址：闻喜县礼户籍住址：闻喜县礼元镇东赵村**，8年5月18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审理小店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原审被告人贾一凡、张世超、聂晓位、姚仲凯、田世宏、滑龙龙、刘石锋、李旭、张旭东、雷海山、侯文斌犯盗窃罪一案，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晋0105刑初57号刑事判决。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张世超、滑龙龙、刘石锋、贾一凡、侯文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证据材料，依法讯问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7年×××月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为获取非法利益，被告人张世超、贾一凡、滑龙龙、侯文斌等人多次密谋共同盗窃富士康公司内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被告人滑龙龙、侯文斌、聂晓位、姚仲凯、李旭、田世宏负责在富士康公司A5车间2楼趁人不备盗窃手机摄像头，被告人贾一凡、滑龙龙再将赃物交给张世超，张世超按每个摄像头90-140元不等的价格收购。被告人贾一凡通过单独盗窃或伙同滑龙龙、侯文斌、聂晓位、姚仲凯等人共同盗窃的方式多次在富士康A5车间盗窃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盗窃总数约2×××0个，非法获利2×××000余元。被告人贾一凡另伙同滑龙龙盗窃该公司测试线4条（价值无法鉴定）。2018年4月26日，被告人贾一凡伙同被告人李旭盗窃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80个、苹果X手机一部（价值无法鉴定），出厂门时被该公司安保人员现场查获，现赃物已追回。被告人滑龙龙多次伙同被告人张世超盗窃该公司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总数约170个。2018年4月初至同年4月26日，被告人张世超、滑龙龙与被告人刘石锋、张旭东、雷海山共同密谋以不良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调换该公司良品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被告人张世超先后将4×××6个不良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交给被告人滑龙龙，由其交给刘石锋、张旭东、雷海山等人具体实施，后被告人滑龙龙、刘石锋、张旭东、雷海山将490个良品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其中有54个为直接盗窃良品）交给被告人张世超。在上述犯罪活动中，被告人刘石锋非法获利8000余元、被告人张旭东非法获利17×××5元、被告人雷海山非法获利27×××5元。被告人滑龙龙共计非法获利约50000元。2018年×××月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被告人侯文斌伙同被告人张世超、贾一凡、滑龙龙等人多次盗窃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约2×××个。被告人侯文斌伙同滑龙龙、张世超盗窃苹果7PLUS手机后盖1个（经鉴定价值256元）、苹果7PLUS手机屏8块（经鉴定价值×××560元）。在上述犯罪活动中，被告人侯文斌非法获利5900元。2018年×××月至同年4月27日，被告人聂晓位采取单独盗窃或伙同被告人姚仲凯、田世宏等人共同盗窃的方式，多次盗窃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约2×××个，后出售给被告人张世超、贾一凡，被告人姚仲凯、田世宏各非法获利500元，被告人聂晓位非法获利×××50元。被告人张世超伙同他人盗窃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约790个。在上述犯罪活动中，其非法获利×××8000余元。经鉴定，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单个价值214元。另查明，2018年4月27日18时许，被告人张世超到公安机关投案，但到案后未能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5月×××日被告人滑龙龙被太原铁路公安局临汾公安处洪洞车站派出所民警抓获，于2018年5月5日至同年5月8日临时羁押于临汾市尧都区看守所。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鸿富晋精密工业（太原）有限公司的报案材料、说明证实，该公司经盘点发现约丢失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878个、苹果X手机一部、测试线4条、苹果7PLUS手机屏8个、后盖1个。2、被害单位员工赵文权的报案材料及陈述笔录证实，其在太原富士康公司安全处工作，2018年4月26日17时左右，其工作时发现该公司员工贾一凡盗窃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和一部返厂维修的64G黑色苹果X手机。×××、到案经过、抓获经过、羁押证明、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贾一凡、张世超、聂晓位、姚仲凯、田世宏、刘石锋、李旭、张旭东、雷海山系被传唤到案；2018年4月27日18时左右，被告人张世超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未能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5月×××日被告人滑龙龙被太原铁路公安局临汾公安处洪洞车站派出所民警抓获，于2018年5月5日至同年5月8日临时羁押于临汾市尧都区看守所。4、证人王某、杨某的证言笔录证实，王某在富士康IDPBG测试工程部任组长职务，杨某任课长职务。贾一凡等人在A05车间2楼盗窃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的新旧不确定，因为该车间是拆机车间，理论上是没有新摄像头的。产线员工将旧手机拆解后，将拆卸的零部件分类，然后由检测员工先目测零部件的外观是否损坏，初步分出好坏后，再由测试设备进行测试，分出良品和不良品。良品摄像头和新摄像头都可以使用在返修的手机内，全新的手机只能使用新的摄像头。在维修苹果手机中，分拣出的良品摄像头数量不够时会使用新的摄像头补充。良品摄像头也会像新的摄像头一样使用。外观非良品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功能良品的概率很小。产线会将非良品的摄像头搜集放到不良品仓库统一退用。贾一凡、聂晓位、滑龙龙、姚仲凯、田世宏、刘石锋、李旭、侯文斌他们几个人在富士康A05车间是负责AP设备的维修和校检，他们是不能直接从手机上拆下摄像头的。5、搜查笔录证实，公安机关依法对被告人贾一凡暂住地搜查，现场发现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1个。6、现场指认照片证实，被告人贾一凡指认其藏匿赃物的鞋柜。7、扣押物品清单及赃物照片、情况说明证实，公安机关依法从被告人贾一凡处扣押了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81个、64G黑色苹果X手机一部。上述摄像头均为外观良品、功能良品、无报废品。8、微信交易记录证实，被告人田世宏微信交易记录显示，2017年12月×××1日被告人聂晓位向其转账500元，2018年×××月16日被告人贾一凡向其转账500元。9、视听资料、微信转账记录证实，各被告人之间因本案互相微信转账情况。10、鸿富晋精密工业（太原）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证实，被告人贾一凡、聂晓位、姚仲凯、刘石锋、张旭东、滑龙龙、田世宏、李旭、雷海山不具有将手机摄像头带出车间的权力。11、鸿富晋精密工业（太原）有限公司出具的物料价格证明、说明证实，涉案被盗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后盖、手机屏及苹果X64G手机、测试线的采购单价。另该公司确认苹果7PLUS手机后置摄像头良品、不良品、新品价格一致。12、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证实，鉴定机构对涉案测试线、苹果X64G手机无法鉴定。1×××、价格认定结论书证实，经依法鉴定1个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价值214元，1个苹果7PLUS手机后盖价值256元，8块苹果7PLUS手机屏价值×××560元。14、被告人张世超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从2017年4月份开始直至案发，我与贾一凡、滑龙龙、侯文斌、聂晓位等人一同商量盗窃富士康公司苹果手机摄像头等配件，贾一凡、滑龙龙、侯文斌、聂晓位等人负责从富士康公司偷出，我负责销售了然后给他们钱，我们前后商量过五次。我和贾一凡、滑龙龙、侯文斌、聂晓位合作盗卖摄像头、手机测试线。贾一凡的数量：交易8次，分别为1+×××+1×××+17+6+2×××+50+26=1×××9个（约）摄像头；滑龙龙的数量：交易5次，分别为：10+20+50+40+50=170个（约）摄像头；侯文斌的数量：××××××个摄像头；聂晓位的数量：2×××个摄像头。上述四人，我共计向他们拿了1×××9+170+××××××+2×××=×××65个（约）摄像头，按每个摄像头平均100元，我一共支付了他们约×××65×100=×××6500元，再加上×××根测试线5600元（贾一凡1根、滑龙龙2根），我犯罪期间支付给他们×××6500+5600=42100元（约）。我于四月中旬一天晚上给了滑龙龙250个不好的苹果7PLUS摄像头，让他到A5车间去换好的摄像头，六七天后他打电话说给我换了250个摄像头，我们见面后他拿出250个摄像头，又拿出另外偷上的40个摄像头。250个我按90元/个，250×90=22500元，40个按140元/个计算，40×140=5600元，合计将28100元左右用支付宝转给他。第二次我又给了滑龙龙186个坏的苹果7PLUS摄像头，让他去富士康换好的，过了四五天他说已经换好了，他给了我200个换好的摄像头，其中186个是换好的，另外14个是他偷来卖我的，我看了看有12个是报废不能用的，我按（186-12）×90元/个=15660元，14个按照140×14=1960元，合计微信转给他17620元。四月十六、七号晚上，滑龙龙说他弄了10个苹果7PLUS手机屏，见面后他给了我9个手机屏，其中4个黑的、5个白的、1个金色苹果7PLUS手机壳，他说这些手机屏是他和侯文斌一块偷的，本次我一共给了侯文斌4400元。自2017年5月左右至2018年4月左右我伙同贾一凡等人盗窃富士康公司苹果7PLUS摄像头和测试线共获利×××7000元到×××8000元左右。15、被告人滑龙龙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我和贾一凡、李旭、张世超，还有一个张世超带过来的男子（张世超说是给他看店的）密谋盗窃来。2018年×××月中旬一天下班后，在李旭南畔村租住的房子里，张世超告诉我、贾一凡和李旭，给他从太原富士康公司往外盗窃上一些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我参与盗窃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和数据线。我盗窃过三次数据线。第一次是2017年7月份帮贾一凡调出去一根数据线，第二天贾一凡给我微信转账900元；第二次是2017年8月份贾一凡说他拿到两根线需要拿出去，到了星期天我把数据线给了张世超，张世超说有一根线脱皮按1700元，好的那一根数据线按2000元，最后张世超给我微信转账1400元，剩下的他转给贾一凡；第三次是2017年10月或是11月份贾一凡说他又找到一根线需要拿出去，我把数据线当面给的张世超，过了一两天张世超微信转账给我1000元。从2017年7月份至今年×××月份，我一共盗窃了大约526个手机摄像头，其中86个是贾一凡于2018年×××月份分三次给我的，另外梁飞给了一部分。今年四月中旬，我、张世超、贾一凡在贾一凡家商量用坏的手机摄像头也就是不良品手机摄像头替换A5车间好的摄像头，张世超提议的，我和贾一凡都同意用此方法盗窃。过了一周，张世超给了我约200多个不良摄像头，第三天我将不良品摄像头约250个给了刘石锋，过了两三天他告我说他换出250个良品摄像头来，另外还偷了40个良品摄像头，一共290个良品摄像头，我将这290个摄像头带出后给了张世超。又过了三四天，张世超拿出186个不良摄像头让我去A5车间换成好的良品摄像头，我又和上次一样告诉刘石锋，过了三四天他换成186个良品摄像头，另外还偷了14个左右的良品摄像头（其中有12个摄像头张世超说是坏的），一共200个左右的良品摄像头，我拿上200个好的摄像头后给了张世超。我和侯文斌一块盗窃过，四月中旬侯文斌偷了10个苹果7PLUS手机屏、1个苹果7PLUS手机框，我拿上后联系张世超把东西给了他，张世超说过几天把钱转给侯文斌，由侯文斌给我分一部分。我盗窃一共非法获利50000元左右。16、被告人刘石锋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我在A05-1.5楼联合办公室，负责A05-2楼单体回收车间和A7-1楼苹果6S组装车间的重大异常处理。2018年4月中旬，滑龙龙在办公室跟我说他将不良的摄像头带进A05-2楼车间，让我在车间内换成功能正常但因外观原因公司要报废的苹果7PLUS摄像头（功能良品），换好后他负责带出车间，他给我一定的报酬。我就找到车间的张旭东，他说他能做，但具体操作要D11制造的线长雷海山来做。张旭东告我雷海山说可以，但不能换的太多，我就告滑龙龙。滑龙龙说一星期50个，他出手一个×××0元，他让给雷海山一个5元，我俩平分25元，但他要多拿一点，事后每次分钱他也就比我多拿一二百。第一次是按这个价，之后两次他说价钱跌了，按每个25元分钱，给雷海山一个5元不变。第一次给雷海山的钱他先垫给我，我再全给张旭东，告他先给雷海山，他的等滑龙龙给我后我再给他；后两次是滑龙龙处理摄像头后分给我，我再连张旭东和雷海山的钱一起给张旭东，由张旭东给雷海山。我和滑龙龙分完后，我再从我分的钱里拿出1/×××或2/5给他，一般给他个整数，微信支付宝给的4次。我们换了三次，第一次换了50个，第二次大概换了200个左右，第三次换了180个左右，总共大概换了4×××0个左右。滑龙龙给过4次钱，微信×××次、支付宝1次。除去我分给张旭东和雷海山的，我分了8千多左右，这些钱现在在我微信账户里。我怕滑龙龙也会出事牵扯出我来，出于侥幸和害怕我就把微信和支付宝记录删除了。17、被告人张旭东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2018年4月刘石锋找我说想用假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换取车间真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让我联系雷海山一起偷。我找雷海山说：“老雷，有人要用假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换取车间真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卖钱，你干不干，你换100个按5元一个就可以赚500元钱。”雷海山当时就同意了。第一次：2018年4月中旬，刘石锋打电话说“货”（假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放在备品室货架的黑色周转箱了，共计50个，我把假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拿上给了产线的雷海山，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雷海山换好后到备品室给了我，我把换好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放在了备品室的货架，打电话给刘石锋，最后由刘石锋拿走，刘石锋用微信分两笔给了我750元，我用微信给了雷海山500元整，剩下的250元我自己拿了。第二次：三四天后刘石锋打电话说又来了200个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我拿上给了雷海山，大约过了两天多左右雷海山换好后给了我240个摄像头，我通知刘石锋把盗窃的摄像头拿走，这次刘石锋给我用支付宝转了2500元，我用微信转给雷海山1550元，我自己拿了950元。第三次：2018年4月20日左右的夜班，刘石锋打电话说放了186个假摄像头，我拿上给了雷海山，过了一天左右雷海山连换带偷了200个摄像头放在备品室，我打电话通知刘石锋拿走，这次刘石锋用微信转给我1500元，我用微信转给雷海山965元，我自己留了5×××5元。刘石锋提供假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并送进A5车间备品室，我拿上后交给雷海山，雷海山用假的摄像头和车间好的摄像头调换并直接盗窃一部分，然后把盗窃的摄像头交给我，我把雷海山给我的摄像头再放回备品室，由刘石锋想办法带出车间。18、被告人雷海山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我在太原富士康公司A5车间2楼8MP摄像头房，工作内容是线长（管理人员），有时候也工作更换摄像头。2018年4月10日至4月底左右，我在8MP摄像头房进行盗窃。2018年4月10日左右，张旭东找我要用旧摄像头换富士康公司内的新摄像头，每个摄像头给我16元。第一次：2018年4月14日凌晨2时左右，在A5车间2楼备品室给了我50个坏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我随后就去8MP摄像头房换了50个新的给了张旭东，第二天张旭东用微信转给我200元。第二次：在2018年4月20日左右晚上21时，张旭东在8MP摄像头房旁边（附房）现场给了我196个坏的，我直接拿上就去8MP摄像头房换了196个新的，之前我多出了的44个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我一起给了张旭东240个新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他用微信转账共给了我1550元（其中196个给了750元，44个给了800元）。第三次：2018年4月底晚上21时左右，张旭东现场给了我194个坏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我直接拿上就去8MP摄像头房换了194个新的，我多给了张旭东6个新的，一共给了张旭东200个新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张旭东用微信总共给了我965元。我获得赃款27×××5元，我伙同张旭东共计盗窃了490个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我就是负责用坏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换富士康公司里面新的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之后给了张旭东。19、被告人贾一凡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我和滑龙龙、张世超预谋了八次左右，当时每一次张世超都是明确告诉我和滑龙龙实施盗窃，张世超负责销售。我和侯文斌、张世超密谋盗窃共计二次，一次是我和侯文斌负责盗窃，张世超负责销售；另一次是我和滑龙龙、侯文斌、张世超四个人商量的，我和滑龙龙、侯文斌负责盗窃，张世超负责销售。据我所知张世超通过快递的方式往上海、深圳那边卖过摄像头。第一次是2018年×××月2日左右，盗窃了25个苹果7PULS手机上的摄像头，获利×××000元；第二次是2018年×××月6日左右，盗窃了52个苹果7PULS手机上的摄像头，获利5000元；第三次是2018年×××月24日左右，盗窃了18个苹果7PULS手机上的摄像头，获利2200元；第四次是2018年4月×××日左右，盗窃了2×××个苹果7PULS手机上的摄像头，获利2800元；第五次是2018年4月12日左右，盗窃了52个苹果7PULS手机上的摄像头，获利4780元；第六次是2018年4月26日，盗窃了80个苹果7PULS手机上的摄像头（其中有5个是同事“大个”盗窃的）和一部黑色苹果X64G手机（2018年4月26日中午与张俊鹏商量以2000元帮他带出一部返厂维修的苹果X手机），出厂门时被安管抓住未获利。前五次盗窃是我独立盗窃的，没有同伙。我和张世超一共交易了170多个苹果7PULS手机摄像头，一直都是微信转账，大约17780元。我盗窃的六次中，我和滑龙龙合作盗窃过二次：一次是偷上第二天晚上19点×××0分左右，在南畔村我暂住处我们三个人都在，我拿出50个摄像头，滑龙龙也拿出50个摄像头，张世超说第二天以每个90元的价格给我俩付款，次日晚上张世超给我微信转了4780元；第二次是一周左右，当天下班后在南畔村暂住处，我和滑龙龙各给了张世超50个摄像头，第二天下午张世超用微信给我转了5000元，给了滑龙龙多少钱我不清楚。滑龙龙单独盗窃大概有三四次。2018年4月1×××日下班后我给张世超打电话，张世超说滑龙龙偷了100个；2018年4月20日左右中午，我给张世超打电话，张世超告诉我滑龙龙又给了他两次，一次是100个、一次是40个。2018年4月初的一天夜班，我和滑龙龙预谋盗窃FDR测试线，我偷了1根，滑龙龙偷了2根，由滑龙龙在凌晨带出车间，早上下班后我微信告诉张世超让他到我的住处取。当天下午四五点左右，滑龙龙当场拿出×××根测试线给了张世超，当时张世超说给我1500元，给滑龙龙×××000元。侯文斌和张世超事先联系过盗窃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的事情。2018年4月10日左右，侯文斌盗窃了18个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给了我，我下班后给张世超打电话让他过来取，张世超直接把这18个摄像头的钱给了侯文斌；2018年4月20日左右，侯文斌盗窃了6-8个摄像头给了我，当天晚上8点左右张世超到我住的地方取，张世超把钱直接给了侯文斌。2018年×××月份左右，我和聂晓位说苹果7PLUS手机的摄像头值100元钱，你可以偷上卖给张世超，聂晓位当时同意了。2018年×××月初一天上午10点×××0分左右，聂晓位当场拿出20个苹果7PLUS手机的摄像头给了张世超，张世超说等卖了以后给聂晓位钱。过了一周左右的上午，聂晓位给了我5、6个摄像头，我去张世超手机店给了张世超，张世超微信转账500元，我用微信转账给了聂晓位。2018年×××月初我告诉姚仲凯苹果7PLUS手机摄像头我可以按照每个100元的价格收，当时姚仲凯就答应偷。2018年×××月底一天夜班凌晨1点左右，姚仲凯给了我8个摄像头，张世超到我住处把8个摄像头拿走，第二天上午张世超用微信转账给我780元左右，我用微信转给姚仲凯540元。过了一周左右，姚仲凯给了我5个摄像头，我通知张世超到我的住处取，第二天上午张世超用微信转账给我520元左右，我把这520元用微信转账给姚仲凯。其另供述，从2017年×××月份开始到案发，前后我共盗窃了十五六次，大概盗窃了有2×××0个左右摄像头，是我自己偷的，另外还有别人偷上给我，我又给了张世超的一共有140个左右。其中，滑龙龙让我给张世超转交过两次，一次是50个，另一次也是50个；聂晓位给了我2×××个；姚仲凯给了我1×××或14个；侯文斌给了我2×××或24个。我一共非法所得2×××000元左右。20、被告人侯文斌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2018年×××月中旬贾一凡对我说他们几个商量打算捣腾手机配件，滑龙龙是调货的。2018年4月初第一次我试着拿了1个苹果7PLUS摄像头放在鞋里带出来放在家里，第二次我又用同样的办法拿出2个摄像头，第三次拿出2个摄像头，第四次拿出2个摄像头，第五次拿出2个摄像头。一天上午我就把从富士康盗窃的8个苹果7PULS手机摄像头给了张世超，过了几天张世超微信给我转了1100元。2018年4月的一天中午张世超给我打电话说他要苹果7PULS手机屏和手机壳，让我准备好放富士康A8-2F车间的库房桌子上，滑龙龙会拿走，我准备好8个手机屏和1个手机壳放在库房桌子上，然后滑龙龙就拿走了，过了两天左右张世超微信转给我4200元，又过了几天我微信转给滑龙龙1800元。2018年4月的一天我又用同样的办法，拿了几次不记得了，一共攒了12个苹果7PULS手机摄像头，然后我把12个摄像头都在富士康A8-2F楼下A区吸烟区给了贾一凡，告诉贾一凡给了张世超，过了三四天张世超微信给了我2400元。我总共获利5900元左右。21、被告人聂晓位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2018年×××月贾一凡在车间备品室跟我还有姚仲凯、田世宏、马振川、程伟说苹果7PLUS的后置摄像头偷出来可以卖钱，卖给他表哥张世超，100元一个。后来没钱花，我就跟姚仲凯商量偷车间苹果7PLUS的后置摄像头卖钱，姚仲凯同意。之后姚仲凯偷了2个摄像头，在A05二楼楼下给了我，我放到我在小店村租的房间里。之后田世宏也参与进来，他们两个人陆续又偷了十几次，他们每次偷上东西后一起过来交给我，我存放在出租屋里。我攒到2×××个，我就把摄像头在真武路昌盛街交叉口西南角交给贾一凡和张世超。当天晚上贾一凡约我还有姚仲凯、田世宏唱歌，中间贾一凡说2×××个摄像头有坏的，就给我微信转账1×××50元，我当时就给姚仲凯、田世宏微信各转了500元，给贾一凡转了200元，因为我欠他钱就把我的150元也转给了贾一凡。后来我们三个人商量2×××个摄像头贾一凡才给1×××50元，挣不下钱，我们就不干了，贾一凡还在做。后来有一天，姚仲凯打电话跟我说有人拿了几个摄像头卖了在一起吃烧烤叫我去，我去了之后见有贾一凡、姚仲凯、田世宏，还有车间产线上的一个大哥，具体谁拿的摄像头我不清楚。22、被告人姚仲凯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2018年2月份左右，我和田世宏每人从BMP房带出来20多个摄像头（我带出来8、9个，田世宏带出来10多个，具体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共不超过25个），然后给了聂晓位，聂晓位出售给了贾一凡，贾一凡一共给了1×××00，卖了之后贾一凡给了我500元，用微信转账的我，给了田世宏500元，用微信转账的我，×××00元给了聂晓位。还有一次，田世宏带了8个摄像头出来给了我，让我先放在我的出租屋里，然后田世宏跟贾一凡联系，贾一凡就到我的出租屋里拿走，我也没有要他的钱，就是帮田世宏拿了一下。2018年4月18号（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楚了）下午5点左右在富士康（太原）公司A5车间备品室，我在BMP房，贾一凡过来找我让我拿上2个BMP（摄像头）给他，我就从BMP房拿了2个摄像头给了贾一凡，贾一凡没有给我钱，但请我、田世宏、聂晓位、“大个”还有宋瑞军吃了一顿烧烤，后面我就没有参与了。2×××、被告人田世宏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2017年9月中旬我在车间发现贾一凡经常夹带苹果7PULS手机上的摄像头配件出车间。10月中旬贾一凡在A区05车间备品室跟我和姚仲凯、聂晓位、马振川、程伟等人说，把苹果7PULS手机摄像头配件从车间里带出去给他，他以100元一个摄像头的价格收。从贾一凡跟我和姚仲凯说了之后，我和姚仲凯就经常一人从车间里带一两个出去，攒到20个左右姚仲凯把摄像头给了聂晓位，聂晓位把摄像头给了贾一凡。我和姚仲凯总共盗窃了1×××次，共盗窃28个摄像头，我总共收了1000元。我把这些摄像头给了姚中凯，姚中凯后来分两次，第一次给了聂晓位2×××个，第二次给了贾一凡5个，后来聂晓位把偷来的摄像头给了贾一凡和张世超。2017年12月×××1日晚上21时46分（微信交易记录显示）聂晓位通过微信分别转账给我和姚仲凯每人500元；2018年×××月16日晚上2×××时×××0分（微信交易记录显示）贾一凡通过微信给我转账500元，说让我和姚仲凯平分500元。我还听聂晓位说在2018年×××月份左右，有一次张俊鹏把一台苹果7PULS牌手机在A区05车间2层给了贾一凡帮忙带出车间，还有贾一凡和滑龙龙盗窃过车间里面的FDR线，贾一凡把线拿到，让滑龙龙以调设备的方式把线调出车间，然后把FDR线卖给张世超。24、被告人李旭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我是太原富士康公司IDPBG事业群维修人员，负责A8、A7、A5、A10几个车间的设备维修工作，可以自由出入以上几个车间，因工作需要可以将损坏的设备部件从车间拿出来。2018年×××月中旬一天晚上21点左右，贾一凡、滑龙龙、张世超、张海军和我在南畔村我的住处，张世超对我们说想赚钱从富士康公司里往出带东西。2018年4月26日下午15时左右，我在富士康公司A5车间2楼备品室正常工作，贾一凡让我帮他带两包东西出去，我当时就同意了，和贾一凡商量好出去后把东西放在A5车间1.5楼的楼道墙角处，贾一凡自己去拿。我把贾一凡给的两包东西放在车间设备治具内偷偷带出了A5车间放在约定的地方，后来贾一凡把东西拿走了，具体他拿上干了些什么我不清楚。我听侯文斌和我说过，他自己帮张世超从车间偷带过东西。25、户籍证明证实了各被告户籍证明证实了各被告人的身份情况。  style="line-height: 25pt; -ms-text-autospace:;">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予以采信。原审认为，被告人张世超、滑龙龙、刘石锋、张旭东、雷海山、贾一凡、侯文斌、聂晓位、姚仲凯、田世宏、李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其中被告人张世超盗窃数额达172876元，数额巨大；被告人滑龙龙盗窃数额达l45056元，数额巨大；被告人刘石锋盗窃数额达104860元，数额巨大；被告人张旭东盗窃数额达104860元，数额巨大；被告人雷海山盗窃数额达104860元，数额巨大；被告人贾一凡盗窃数额达66×××40元，数额巨大；被告人侯文斌盗窃数额达87×××8元，数额较大；被告人聂晓位盗窃数额达4922元，数额较大；被告人姚仲凯盗窃数额达4922元，数额较大；被告人田世宏盗窃数额达4922元，数额较大；被告人李旭盗窃数额达1712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均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关于本案定性，被害单位出具证明材料及各被告人供述均能证实，各被告人无权力将摄像头带出车间，其并非利用职务之便，而是利用工作便利条件盗窃了被害单位财物，其行为构成盗窃罪而非职务侵占罪，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相关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犯罪数额，根据各被告人供述，结合其微信支付记录等在案证据，对犯罪数额作出上述认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相关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张世超是否构成自首，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时虽然没有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但在公安机关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之前主动交代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本案中被告人张世超虽具有自动投案情节，但在公安机关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之前未能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依法不能认定自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相关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刘石锋、张旭东、李旭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经查，该三人并无自动投案情节，依法不能认定自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相关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刘石锋等人是否具有从犯情节，经查，本案中各被告人分工合作、均积极参与犯罪活动，不宜区分主从，相关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贾一凡、李旭盗窃数额17120元，其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各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世超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二、被告人滑龙龙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三、被告人刘石锋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四、被告人张旭东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五、被告人雷海山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六、被告人贾一凡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七、被告人侯文斌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八、被告人聂晓位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九、被告人姚仲凯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十、被告人田世宏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十一、被告人李旭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十二、各被告人犯罪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返还被害单位。上诉人张世超的上诉意见：上诉人张世超不构成盗窃罪，应以职务侵占罪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量刑；上诉人张世超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投案，在公安机关未了解案情前全部坦白交代事实，构成自首；对上诉人张世超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处罚。上诉人滑龙龙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辩护意见：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盗窃数额有误；上诉人实际获利与盗窃数额相差较大；上诉人能够如实供述犯罪行为，无前科，属于初犯、偶犯，原审判决对上诉人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处罚。上诉人刘石锋的上诉意见：摄像头鉴定价格不合理；摄像头数量有误；本案中上诉人刘石锋是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而实施的盗窃行为，并非利用了工作上的便利，应属于职务侵占的犯罪行为；上诉人有初犯、偶犯等从轻、减轻量刑情节。请二审从轻处罚。上诉人贾一凡的上诉意见：上诉人盗窃既遂数量认定有误；将盗窃既遂数额与未遂数额合计确定盗窃数额巨大不符合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处罚。上诉人侯文斌上诉意见：上诉人侯文斌应属于职务侵占的犯罪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犯罪数额，证据不足；上诉人始终能够认罪悔罪、认罪认罚，并多次表示自愿退缴赃款，且本次犯罪属于初犯，一审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处罚。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张世超、滑龙龙、刘石锋、贾一凡、侯文斌，及原审被告人张旭东、雷海山、聂晓位、姚仲凯、田世宏、李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其行为均构成盗窃罪。原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其中被告人张世超盗窃数额达172876元，数额巨大；被告人滑龙龙盗窃数额达l45056元，数额巨大；被告人刘石锋盗窃数额达104860元，数额巨大；被告人张旭东盗窃数额达104860元，数额巨大；被告人雷海山盗窃数额达104860元，数额巨大；被告人贾一凡盗窃数额达66×××40元，数额巨大；被告人侯文斌盗窃数额达87×××8元，数额较大；被告人聂晓位盗窃数额达4922元，数额较大；被告人姚仲凯盗窃数额达4922元，数额较大；被告人田世宏盗窃数额达4922元，数额较大；被告人李旭盗窃数额达17120元，数额较大。关于各上诉人的上诉及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本案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经查，被害单位出具证明材料及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均能证实，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利用工作便利条件，将无权带出车间的摄像头带出工作场所进行变卖获取利益，其行为侵害了被害单位财产权益，其行为均构成盗窃罪。二、本案犯罪数额的认定。原审判决依据各被告人的微信支付记录并结合各被告人的供述认定其犯罪数额，并无不当，应当予以认定。三、上诉人张世超是否构成自首。经查，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及说明，结合上诉人张世超的供述情况，能够认定其虽具有自动投案情节，但在公安机关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之前未能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不能认定其构成自首。四、原审已在判决中对上诉人贾一凡构成犯罪未遂以及各上诉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情节予以认定，并在量刑时予以体现，不再重复评价。原判依据各上诉人犯罪的事实、性质，造成的危害，以及多次盗窃的从重情节，对各上诉人予以量刑，并无不当。故对各上诉人所提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宏审判员 朱万君审判员 陆智维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赵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