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03民初6130号 原告：覃红英，女，1978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峨峰，四川蜀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四川蜀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天骄摩尔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052161412M，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 法定代表人：李桂珍。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金池，四川林志（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宇，四川林志（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73484355XU，住，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福星时代天骄**/div> 法定代表人：李绍锡，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浙川，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龙，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绍锡，男，195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 原告覃红英与被告绵阳天骄摩尔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骄摩尔公司）、被告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实业公司）、第三人李绍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覃红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峨峰、刘芳，被告天骄摩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金池、雷宇，被告福星实业公司张浙川、左龙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绍锡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覃红英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在被告福星实业公司购买的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131号福星·时代天骄5幢1层36号房屋项下第4年至第7年的资产收益额（投资回报金，以委托经营金额919452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回报率计算），即：第4年：61603元（2017年1月16日至2018年1月15日，919452元×6.7%）；第5年：63442元（2018年1月16日至2019年1月15日，919452元×6.9%）；第6年第1季度：16320元（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4月15日，919452元×7.1%÷4）；第6年第2-4季度：48961元（2019年4月16日至2020年1月15日，919452元×7.1%÷4×3）；第7年：67304元（2020年1月16日至2021年1月15日，919452元×7.32%）；2.判决二被告及第三人立即向原告连带支付第4年收益金61603元及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3.判决二被告及第三人立即向原告连带支付第5年的收益金63442元以及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6日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4.判决二被告及第三人立即向原告连带支付第6年第1季度的收益金16320元以及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5.判决二被告及第三人按《委托经营合同书》的约定在第6年第2-4季度和第7年的每季度届满前十日内向原告连带支付相应的资产收益金以及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6.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二被告及第三人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第四、五项诉讼请求为：4.判决二被告及第三人立即向原告连带支付第6年第1季度的收益金16320元以及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5.判决二被告及第三人支在第6年第2-4季度收益金48961元及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以及按《委托经营合同书》约定在第7年的每季度届满前十日内向原告连带支付相应的资产收益金以及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 被告天骄摩尔公司辩称：1.原告诉称被告之间相互串通与事实不符；2.天骄摩尔公司经过时代天骄业主投票2017年1月15日已经失去整个商场的运营管理权，从该日期起就未再收取商家的任何租金；3.与本案类似的案件，已经通过涪城区人民法院和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生效判决，本案的审理也应当尊重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和结果。 被告福星实业公司辩称：1.原告是与天骄摩尔公司达成有关商铺收益的约定，与福星实业公司无关，故原告的诉讼对象有误；2.本案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起诉时对法律关系予以混淆，跨越不同法律关系要求福星公司承担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3.原告确定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并非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原告却提出公司人格混同的事实和理由，超越了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李绍锡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辩称：李绍锡与原告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李绍锡作为福星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本案中仅有职务行为，并无个人行为。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被告福星实业公司在宣传福星.时代天骄项目发放的宣传资料的街铺投资须知中，对商铺投资回报载明：“街区铺面将统一采用委托经营模式：5号楼1层主力店1层铺面第一期委托经营期定为7年，前3年的年投资回报率定为6.5%，在签订委托经营合同时，一次性全额折让返还给投资人；从第4年起，逐年递增3%至委托经营期限结束。第4年的年投资回报率为6,7%，第5年的年投资回报率为6.9%，第6年的年投资回报率为7.1%，第7年的年投资回报率为7.32%。”2013年，原告与被告福星实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原告购买被告福星实业公司开发的位于绵阳市福星.时代天骄（一期：1-7，B块地下室）5幢1层36号商铺，建筑面积16.9平方米，总价款611724元。 上述合同签订时，原告（委托人、甲方）与被告天骄摩尔公司（受托人、乙方）签订《委托经营合同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其购买的福星.时代天骄5幢1层36号商铺（建筑面积16.9平方米，总价值919452元）进行经营管理。首期委托经营期限自2014年1月16日至2021年1月15日止。首期委托经营期限内，为培养商气，甲方同意乙方经营前三年免费使用本商铺，第四年为6.7%、第五年为6.9%、第六年为7.1%、第七年为7.32%的年回报率。”第五条约定：“收益金支付方式：1、第四年至第七年乙方按季度提前十天内支付甲方收益，节假日顺延。”第十一条约定：“首期委托经营期满前6个月内，若福星时代天骄（1-3F）2/3（面积）以上的产权人通过全体业主书面大会的形式不同意继续将天骄摩尔商业街（1-3F）资产整体委托乙方经营，即为福星时代天骄1-3F的大多数商铺业主不同意继续将天骄摩尔商业街资产整体委托乙方经营，暂还未签字同意的产权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拒绝执行全体业主书面大会通过的决议，否则，将承担由此给其他产权人和乙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前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在被告福星实业公司折让了前三年投资回报的基础上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及相应税费、手续费等。原告于2014年9月23日和2014年12月2日取得了案涉商铺的房屋产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前述合同签订后，被告福星实业公司将案涉商铺移交被告天骄摩尔公司进行管理，天骄摩尔公司对包括案涉商铺在内的福星.时代天骄商铺进行对外招租管理。案涉商铺至今仍未交还原告，原告也未收到商家支付的租金。 另查明，天骄摩尔公司于2012年7月30日成立，住所地，住所地为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为唐勇（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王军（监事）、聂双。2014年7月25日对股东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李桂珍、李涛、王浩义。2018年6月28日将联络员由洪梅变更为王燕。 福星实业公司于2001年12月17日成立，住所地为绵，住所地为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福星时代天骄**为李绍锡，股东为李绍锡、李巧玲、李刚、王军，王军自公司成立任监事，现任公司董事。洪梅自公司成立至今任公司联络员，且现任公司监事。 还查明，从社保管理部门调取的福星实业公司购买社保记录显示，该公司除为其公司员工购买社保外，还为王军、唐勇、聂双、李强、郝建、颜晓光、何坤芳、王燕、李涛、洪梅购买社保。庭审中，天骄摩尔公司称唐勇曾系其公司法人、郝建曾系其公司总经理、颜晓光是公司现任总经理。从税收征缴部门调取的信息显示，王燕系天骄摩尔公司办税人、财务负责人。 本院认为，原告与天骄摩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权利及义务。因合同对第四年至第七年收益金计算标准进行了明确约定，故原告要求确认该期间收益额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天骄摩尔公司应否向原告支付收益金的问题。被告天骄摩尔公司辩称因未得到超过2/3的业主投票委托公司继续经营管理商场，该公司实际从2017年1月便丧失整个商场的经营管理权。针对该辩称意见，本院认为，《委托经营合同书》仅针对首期委托经营期届满后是否继续委托，约定由全体业主投票决定，而并未约定首期委托期限内受托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需要由业主投票决定。合同对首期委托期限进行了明确约定，而双方并未解除合同，故在首期委托期限内，天骄摩尔公司均享有经营管理权，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同时，结合天骄摩尔公司至今未将商铺交还原告的客观情况，本院对被告天骄摩尔公司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被告天骄摩尔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收益金。至于收益金的支付金额问题，《委托经营合同书》第五条约定：“收益金支付方式：1、第四年至第七年乙方按季度提前十天内支付甲方收益，节假日顺延。……”现第四、五、六年的收益金支付期限已经届至，故被告天骄摩尔公司应按约向原告支付第四、五、六年的收益金。被告未按约支付收益金确给原告造成一定资金占用损失，原告有关各年收益金分别从当年10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资金利息的主张合法合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因第七年收益金支付期限尚未届满，双方合同履行亦存在不确定性，对原告有关支付第七年收益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天骄摩尔公司、福星实业公司及第三人李绍锡是否存在人格混同的问题。 关于被告天骄摩尔公司、福星实业公司是否构成人格混同的问题。本院认为，公司人格混同是指公司之间界限模糊,在业务、人员、财务等方面彼此混同,令外界无法分清交易对象。就本案而言，首先，福星实业公司在宣传案涉商铺发放的宣传资料中明确载明待售商铺将统一采用委托经营模式，且其宣传资料中载明的投资回报率与天骄摩尔公司与原告所签订《委托经营合同书》所约定的回报率完全一致，其反映出两公司在业务上存在一定的交叉。其次，两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均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虽福星实业公司登记的地址更具体，但两公司的经营场所在较大程度上易于使人产生混淆。再次，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两公司多名高管人员存在重合。王军作为福星实业公司高管人员，同时也是天骄摩尔公司发起人，并在2012年7月30日至2014年7月25日期间任天骄摩尔公司股东、监事。洪梅作为天骄摩尔公司设立时的指定代表人、福星实业公司现任监事及联络员，在2012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同时兼任两公司的联络人员。同时，结合在社保管理部门及税收征缴部门调取的证据及庭审中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福星实业公司为天骄摩尔多名高管人员购买社保的事实，但经法庭多次询问，两公司均不能就该购买社保的情况作出合理解释说明。最后，既然前三年的经营收益由福星实业公司在购房款中一次性折让给原告，则前三年的经营收益应归属于福星公司，若两公司在财务上彼此独立，则必定会就前三年的收益相关事项进行约定。但经法庭询问，两公司均不能就前三年经营收益的情况及去向作出合理解释说明，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虽原告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两公司在财务上存在混同，但从现有证据来看，原告已初步证明两公司存在高度关联，被告虽予抗辩，但未就抗辩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也不能就购买社保事宜及前三年经营收益去向作出合理解释，且未在法庭限定的期限内提交两公司自天骄摩尔公司成立之日起的财务相关资料，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证明责任，故对两公司关于相互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本院认定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和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故参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福星实业公司应与天骄摩尔公司向原告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至于第三人李绍锡是否构成人格混同的问题。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仅能反映李绍锡是福星公司及蓬溪县吉祥电杆厂的法定代表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李绍锡将应当属于公司的资产据为己有，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的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混同，故对原告要求第三人李绍锡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覃红英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131号福星.时代天骄5幢1层36号房屋的投资回报金额为：第4年61603元（919452元×6.7%）、第5年63442元（919452元×6.9%）、第6年65281元（919452元×7.1%）、第7年67304（919452元×7.32%）； 二、被告绵阳天骄摩尔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覃红英支付第4年收益金61603元（919452元×6.7%）、第5年收益金63442元（919452元×6.9%）、第6年收益金65281元（919452元×7.1%）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61603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6日起、以63442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6日起、以65281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收益金给付之日止，以年利率6%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收益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收益金付清之日止； 三、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前款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覃红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628元，由被告绵阳天骄摩尔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馨睿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何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