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刑终140号原公诉机关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霍辙，曾用名霍天泽，男，1988年11月15日出生，蒙古族，大学本科文化，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分局刑警大队一中队原民警，户籍地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2017年10月19日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4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8月30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南岸区看守所。辩护人高维俭，重庆中向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刁益敏，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骆硌，曾用名骆硌，男，1988年2月4日出生，满族，大学本科文化，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警察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乌海大队原民警，户籍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2017年4月17日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抓获，次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8月2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南岸区看守所。辩护人吕昭义，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程功，重庆金牧锦扬律师事务所律师。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审理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霍辙、高骆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2018）渝0108刑初83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霍辙、高骆硌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指派检察官范江华、检察官助理王应甲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霍辙及其辩护人高维俭、刁益敏，上诉人高骆硌及其辩护人吕昭义、程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检察机关书面建议，先后于2019年4月28日、7月22日延期审理，同年8月23日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被告人霍辙、高骆硌共谋出售车辆卡口信息牟利，霍辙通过网络联系罗恒及罗恒的表妹何欣（均已判决）加入。由何欣负责联系买家、收集需要查询的信息，霍辙、高骆硌利用高骆硌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警察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乌海大队民警的职权、查询权限，登录高骆硌的账号、密码在公安内网“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查询了大量的公民个人车辆的卡口信息，并利用微信或者互联网邮箱发送给罗恒、何欣，何欣将上述信息出售给王某等汽车贷款担保公司，追债人员使用该卡口信息确定欠债车辆位置、扣押车辆以迫使贷款人还债。罗恒使用张某1、胡某（均另案处理）的支付宝或微信账户收取赃款。霍辙与罗恒核对每日收发信息数量、收取赃款金额后，罗恒指使张某1、胡某将赃款转给霍辙，再由霍辙与高骆硌分赃。截至2017年3月17日，霍辙、高骆硌等人通过贩卖上述信息共获赃款数十万元。2017年3月17日，民警在云南省昆明市将罗恒、何欣抓获，当场提取何欣使用的ipadmini2平板电脑一部。经勘验，从该电脑登录的邮箱中发现包含85辆车2679条车辆卡口信息的邮件一封。经核实，该邮件系当日16时23分至20时40分使用高骆硌的账号、在霍辙办公室电脑上查询。2017年10月16日民警从王某使用的手机中查获其从何欣处购买的另外5辆车的卡口信息。经调查，上述其中85辆车的登记所有人为公民个人。2017年4月17日，经内蒙古交通管理局纪委电话通知，高骆硌到交通管理局纪委后被民警抓获，当场扣押了高骆硌使用的“华为”手机及“红米”note2手机各一部。经远程勘验，从“华为”手机登录使用的QQ邮箱已发送邮件中查获共计4112张车辆卡口信息；从“红米”note2手机登录使用的sina邮箱已发送邮件中查获共计7260张车辆卡口信息。2017年10月19日，被告人霍辙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证实，本案受案、立案及霍辙、高骆硌归案的情况。2.提取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指认照片证实，①民警依法扣押高骆硌持有的“红米”note2和“华为”P9手机；②提取、扣押何欣使用的ipadmini平板电脑一部、手机一部、银行卡4张；③提取、扣押王某使用的“三星”手机。3.远程勘验笔录、光盘证实，①民警对何欣使用的ipad平板电脑登录使用的QQ邮箱（2208996695@qq.com）数据进行远程勘验检查，发现收件箱内有1封18147386399@163.com发送的邮件，包含1个名为“85.zip”的附件（内含2679张截图）；登录微信账号（昵称“佛”），发现微信好友“007”为王某使用的微信账号。②民警对高骆硌使用的“华为”手机登录使用的QQ邮箱（309712328@qq.com）进行检查，发现发件箱内有20封发送给m18147386399@163.com的邮件（包含附件22个压缩包、3416张截图）；2封发送给532866508@qq.com（用户名霍辙）的邮件（包含316张截图）。③民警对高骆硌使用的“红米”note2手机登录使用的新浪邮箱（vrndrf@sina.com）进行检查，发现发件箱内有16封发送给keuyku@sina.com的邮件（包含附件16个压缩包、3197张截图）、22封发送给m18147386399@163.com的邮件（包含附件22个压缩包、4063张截图）。上述附件内容为车辆正面照片、车牌号码、过车时间、行政区划、卡口简称、街道名称、行驶方向的图片或列表。4.调取证据通知书、光盘证实，经网易公司查询，邮箱m18147386399@163.com（18147386399@163.com）注册地为内蒙古赤峰，IP:1.27.49.234，注册时间为2016年10月21日。5.电子证物检查笔录、获取、封存电子证据清单、原始证据使用记录、光盘证实，民警对王某使用的“三星”手机的涉案电子数据进行提取、刻录在光盘上。6.指认笔录及照片证实，王某指认手机微信内与“佛”的聊天记录，“佛”向王某发送微信支付二维码及车辆卡口图片、公民开房住宿记录等情况。7.调取证据通知书、查询日志、IP地址使用情况表、说明、复函证实，高骆硌的账号在“全国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平台查询、登陆IP地址等情况，其中大量信息在霍辙、周某2等人的电脑上查询；高骆硌的账号有权限对公安网IP地址进行修改、绑定并查询。8.短信截图、指认照片证实，霍辙与高骆硌的短信截图载明霍辙将办公室电脑的IP地址发给高骆硌，高骆硌将其账号、密码发给霍辙，在霍辙提出无法登陆时予以解决；霍辙与高骆硌就查询信息、回款等事宜进行商量。9.机动车详细信息查询证实，民警通过公安信息网查询85辆车辆的相关信息，均是个人车辆。10.支付宝流水证实，张某1、胡某通过支付宝向霍辙转款60余万元、霍辙向高骆硌转款21万余元。11．证人张某1（又名张某2）证实，2016年5月认识罗恒并成为男女朋友。2016年9月，罗恒让她提供微信收款二维码，她账户陆续收到入账转款，每天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万元，她提现到绑定的尾号8617的农业银行卡上（罗恒被抓后注销），再根据罗恒的指示通过支付宝将收入的70%至80%转出到他人账户。2017年2月，罗恒找来胡某收款并转账。长期接收转账的有180****4111“*辙”的账户，罗恒说这人是“老大”，叫“火车”（谐音）。罗恒出事后她联系“老大”，对方在电话里让她把支付宝转账记录都删除、账号注销。她经手的收入40至50万元，罗恒说是在卖车辆轨迹信息，她与罗恒共获利十余万元。12.证人胡某的证言，2016年六七月在网上认识QQ昵称“尘缘”的人。2017年2月，“尘缘”让她提供微信收款二维码帮其收款，提现到微信绑定的银行卡上，再用支付宝按照“尘缘”的要求转账给其他人，主要转给霍辙、丁某、“张某2”等人。“尘缘”被抓获后“张某2”让她删除转账记录，注销银行卡、支付宝账户。13.证人赵某1的证言、指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7年3月，罗恒、何欣通过“*辙”、“怡怡”的支付宝账户先后支付了14300元办理健身房私教业务。14.证人赵某2（张某1母亲）证实，以她身份证办理的尾号8617的农行卡交给张某1使用，2017年3月陪张某1将该卡注销。15.证人黄某（重庆丰亚致帮汽车销售公司员工）证实，公司主管周某1让他安排人去收渝DW39**车，他们找到这个车开到公司后又被车主偷开走了，2017年3月5日，他们在南岸区檀香山小区车库找到车，开车时硬闯出来把车挂坏了。微信聊天记录的车辆信息图片是王某提供的。16.证人王某（重庆首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员工）证实，他在公司负责汽车贷款违约的追债工作，他通过网上购买欠债车辆轨迹信息来判断汽车位置，以追回汽车。其中先后10次向“佛”购买过17条车辆轨迹信息和卡口信息，每条信息200元左右，花了2070元，他将信息提供给彭某和黄某去调查。17.证人包某（霍辙同事）证实，他办公室电脑IP地址是10.101.74.16，有设置密码的数字证书，霍辙长期住在办公室。他偶尔发现电脑被打开过。18.证人周某2（霍辙同事）证实，他办公室电脑IP地址是10.101.74.5，数字证书设置有密码。霍辙一般不回家，就住在办公室。19．同案人罗恒供述，2016年底，QQ群里有人帮他查询到了一个人信息，后此人通过网络游说他一起买卖车辆、住宿等信息，二人互加微信（对方昵称“龙猫”）。2017年1月，他将此事介绍给何欣，何欣与“老大”通话，“老大”给了他一个微信号，昵称“佛[有事请留言]”，他给何欣买了一台苹果mini平板电脑，“老大”通过邮箱将查询信息发给何欣，何欣收到后把相应的“车轨”（车辆卡口截图）、“16开”（16省公民开房信息）截图信息发给客户，然后发送他女朋友张某2的收款二维码给客户，他负责统计每天张某2收到的金额并打电话跟“老大”对账，再按照“老大”的要求让张某2转账给“老大”，张某2将钱提现到绑定的银行卡，再通过支付宝转给“老大”尾号4111的支付宝账户（“*辙”）。后他找来微信名“晓颖”的人帮忙收款，然后再指使“晓颖”将钱转给“老大”。每天查询信息量在10条至100条不等，一条“车轨”信息80至200元不等，“16开”20至40元不等，他和何欣每条提成10元至50元不等。“老大”教他如何防范公安机关的侦查，让他们挂国外的VPN。有次与“老大”通话，听到别人喊其“火车”（谐音），“老大”还说自己只能查询“16开”信息，车轨信息也是找其他人查好后统一打包通过邮箱或微信发送。20.同案人何欣供述，2017年2月，经表哥罗恒介绍帮“老大”（后来知道叫霍辙，支付宝昵称是*辙，号码180****4111）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她使用“老大”给的昵称为“佛[有事请留言]”的微信号联系客户，将客户发来的身份证号码及车牌号通过微信发给“老大”，“老大”将查到的“16开”信息截图通过微信（昵称“龙猫”）发给她，将车辆轨迹信息发到她的QQ邮箱里，她再分别转发给客户，并将“晓颖”和“怡怡”的收款二维码发给客户，在客户付款后删除所有信息。罗恒负责每天和“老大”核对分账，她一共卖了2000多条车辆信息。21.被告人霍辙供述，2016年9月下旬，高骆硌找到他称因缺钱想要贩卖车辆卡口信息牟利，让他帮忙联系下家并收钱。他与“佛”也就是罗恒经常联系转账、核账、收发支付二维码，他支付宝收到钱后转给高骆硌。为了不被查到，高骆硌经常到他办公室，给他办公室四五台电脑都授权可以查询“全国机动车查缉布控系统”绑定IP地址。22.被告人高骆硌供述、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6年10月，霍辙让他帮忙查询车辆卡口信息，并将需要查询的车牌号发送到他邮箱，他使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的登录账号001421、密码ll001421@对照车牌逐一查询车辆卡口信息，以截图的方式压缩、保存再用U盘拷贝，使用“红米”note2手机登录vrndrf@sina.com邮箱发送给霍辙。他平时使用乌海大队办公室的内网电脑查询，也在霍辙的刑警队电脑上查询过几次。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霍辙、高骆硌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伙同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数十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霍辙、高骆硌行为积极、作用较大，均系主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五条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霍辙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八万元。二、被告人高骆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七万元。三、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手机等物品予以没收。上诉人霍辙上诉称，其主观上不具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故意，客观上本案涉及的车辆卡口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车辆轨迹信息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不应以单一静态卡口数量进行认定，对一审认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有异议，一审判决认定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系法律适用错误；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次于高骆硌，系从犯；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霍辙的两名辩护人提出，涉案的车辆卡口信息不是公民个人信息，故霍辙的行为不宜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霍辙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一审认定车辆卡口信息属于“行踪轨迹信息”不当，且信息数量不能简单以车辆卡口信息计算；霍辙将罗恒转的钱全部转给了高骆硌，所留存的钱系霍辙向罗恒借款；霍辙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次于罗恒、高骆硌，综上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上诉人高骆硌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其与霍辙共谋出售车辆卡口信息牟利没有证据；其接到单位纪委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为霍辙查询信息的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一审判决认定其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错误，量刑过重。高骆硌的两名辩护人提出，车辆轨迹信息应当以车辆数量进行认定；高骆硌受霍辙欺骗、蒙蔽，违规提供车辆卡口信息给霍辙，霍辙长期向高骆硌借款，尚未还清，认定霍辙向高骆硌转款系分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高骆硌经单位纪委电话通知接受调查后主动到案配合调查，对提供信息给霍辙的行为供认不讳，应当认定具有自首情节，且受人蒙蔽，系从犯，犯罪情节轻微，建议对高骆硌免于刑事处罚。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应予维持；二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鉴于霍辙主动退赃、缴纳罚金，建议二审法院依法裁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相同，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期间，上诉人霍辙在亲属的帮助下主动退赃人民币30万元，并缴纳了罚金人民币8万元。该事实，有缴纳罚金、退赃的凭据予以证实，并经二审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霍辙、高骆硌违反国家规定,伙同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数十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同时，对犯罪工具依法予以没收，对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霍辙、高骆硌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霍辙在二审期间主动退赃30万元并缴纳罚金，可酌情从轻处罚。霍辙的辩护人据此建议对霍辙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关于霍辙的辩护人提出霍辙所留存的钱系霍辙向罗恒借款的辩护意见，经查，霍辙通过网络认识、邀约罗恒、何欣，由罗恒、何欣与购买人联系、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并收取赃款，罗恒按照约定留存一定比例的赃款后，通过何欣、张某1、胡某等人支付宝账号将70余万元赃款转账支付给霍辙，霍辙又将其中20余万元赃款转账支付给了高骆硌。上述支付宝流水显示，何欣、张某1、胡某等人的支付宝账号几乎每天向霍辙转账，金额从数百元到一万元不等，且存在尾数几元、零点几元的情形，与罗恒、张某1所供述的按比例留存后将剩余赃款转给霍辙的事实、情节能够相互印证。霍辙的上述辩解以及罗恒在侦查阶段后期翻供的内容，不符合常理，不足采信，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高骆硌提出一审判决认定其与霍辙共谋出售车辆卡口信息牟利证据不足，以及其辩护人提出高骆硌系受霍辙欺骗、蒙蔽，违规提供车辆卡口信息给霍辙，霍辙长期向高骆硌借款，尚未还清，认定霍辙向高骆硌转款系分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1.高骆硌所在内蒙古自治区交警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乌海大队与霍辙所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分局刑警大队分处不同地级市、相距里程550余公里，而高骆硌本人查询、提供的以及霍辙利用高骆硌权限查询的绝大多数涉案车辆包括车辆户籍、经过卡口、行驶线路等信息均不属于高骆硌所在的交警乌海大队管辖范围。高骆硌不仅本人查询、提供涉案车辆的相关信息，而且还将本人的账号、密码告诉霍辙，任由霍辙利用其提供的专有查询权限查询大量车辆卡口信息。2.对于庭审中质证的6张连号的盖有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分局骑缝章的介绍信，即使高骆硌所辩称系霍辙因正常工作需要查询而向其提供，其因知道霍辙身份而未按照正常程序要求霍辙填写介绍信的情况属实，但按照惯例，如因工作需要，应当一事或一案对应一张介绍信，且介绍信应当载明联系接洽单位、被介绍人姓名以及所要联系的工作、接洽事项等具体内容，高骆硌一次性收下并保管霍辙提供的6张连号空白介绍信显然不符合常情、常理。3.从高骆硌处查获的“华为”手机的短信记录经庭审质证，霍辙、高骆硌对短信的客观真实性并无异议。该证据不仅证实了高骆硌将2个账号、密码告知霍辙用于查询有关信息，而且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的交谈内容中，高骆硌说“能少点就少点，不能超30，等我的账号回来咱们批量大点”，霍辙问“40行不行”；霍辙说“存单还剩80个了，问能不能今天一次性出完，明天开始新的了”，高骆硌回答“出吧”，霍辙告知“账的事，他那里已经开始大规模回款，放心”；高骆硌问“查了多少了”，霍辙回答“34”“出了20个”。4.自2016年10月起，霍辙先后数十次向高骆硌转账，直至罗恒2017年3月17日被抓获，共计20余万元，每次金额从200元至数千元不等，还存在同一天两次转账的情形。上述事实、情节，以及霍辙的供述，能够证实高骆硌与霍辙存在犯意联络，共同利用高骆硌的权限查询车辆卡口信息并出售给他人牟利，故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霍辙及其辩护人提出霍辙主观上不具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故意，客观上本案涉及的车辆卡口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也不属于行踪轨迹信息，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王某等人为追讨债务、寻找债务人下落，通过罗恒、何欣提供特定公民个人所有车辆的号牌，霍辙、高骆硌据此在公安内部网络查询特定车辆包含号牌、颜色、通过卡口的时间、地点等内容的图片或列表信息，再通过罗恒、何欣出售给购买人。霍辙、高骆硌主观上应当明知购买人已经掌握了车辆所有人的基本身份情况而求购特定车辆的有关卡口信息，而所出售的特定车辆的信息，与购买人所掌握的车辆所有人的身份情况相结合，能够识别、掌握特定公民的行踪轨迹，上述信息不仅是我国刑法所规定公民个人信息，而且是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霍辙、高骆硌的行为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故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霍辙及其辩护人提出车辆轨迹信息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不应简单以车辆卡口信息数量计算，一审判决认定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系法律适用错误的辩解、辩护意见，以及高骆硌的辩护人提出车辆轨迹信息应当以车辆数量进行认定的辩护意见，经查，一审判决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认定霍辙、高骆硌将大量的公民个人所有车辆的卡口信息通过罗恒、何欣出售给他人，并未以车辆通过卡口的数量作为涉案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进行认定；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认定霍辙、高骆硌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达数十万元，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认定霍辙、高骆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故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霍辙、高骆硌及其辩护人均提出的二上诉人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霍辙、高骆硌共谋并利用高骆硌的权限查询公民个人信息，霍辙通过网络联系罗恒等人出售给他人，二上诉人分得大部分赃款，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并非从犯，故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霍辙及其辩护人提出霍辙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的辩解、辩护意见，以及高骆硌及其辩护人提出高骆硌经单位纪委电话通知接受调查后主动到案配合调查，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霍辙虽然主动投案，到案后也供认了其通过罗恒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部分犯罪事实，但并未如实供述其通过网络联系罗恒、何欣参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共同犯罪及其本人违法所得数十万元等主要犯罪事实；高骆硌到案后始终未如实供述与霍辙共同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牟利的主要犯罪事实，二上诉人均不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霍辙、高骆硌及其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高骆硌的辩护人建议对高骆硌免予刑事处罚的辩解、辩护意见，审理认为，霍辙、高骆硌身为人民警察，本应模范遵守法律、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却违反国家规定，利用职务便利查询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给他人，违法所得达数十万元，情节特别严重，且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审法院根据二上诉人的具体犯罪事实、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量刑并无不当，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鉴于二审期间出现霍辙主动退赃、缴纳罚金可酌定从轻处罚的新事实、新证据，本院依法予以改判。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官的出庭意见，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8刑初833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被告人霍辙的定罪部分以及第二项、第三项，即“被告人霍辙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高骆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七万元”“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手机等物品予以没收”；二、撤销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8刑初833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被告人霍辙的量刑部分，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霍辙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八万元；三、上诉人霍辙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罚金已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2022年1月23日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兰建恒审判员  谭 毅审判员  李重綦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