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82民初4569号 原告：杨里，男，199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涛，四川蜀君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红军，男，197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风云，四川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颖，四川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维川，男，196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被告：杨明飞，男，196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被告：饶发东，男，196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第三人：王巍，男，198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原告杨里诉被告沈红军、赵维川、杨明飞、饶发东及第三人王巍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沈红军申请追加饶发东为被告、王巍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并通知饶发东、王巍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杨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涛，被告沈红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庄颖，被告杨明飞、饶发东及第三人王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维川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杨里与沈红军之间签订的《砂石挖掘及转运协议》无效；2.判令沈红军偿还杨里工程劳务费1040000元及资金利息（计算方式：以104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4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时止）；3.赵维川、杨明飞及饶发东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20日，赵维川、杨明飞与彭州市佳欣蜀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欣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佳欣公司将彭州市湔江小鱼洞镇江桥村河段堤防工程发包给二人施工；12月29日，赵维川、杨明飞与沈红军、饶发东签订《土石方开挖、回填承包协议》，将其承包的前述工程的土石方开挖、回填、人工检底整平作业工程分包给沈红军、饶发东。其后沈红军将其承包的工程转包给杨里，双方于2014年12月2日签订《砂石挖掘及转运协议》，杨里于2015年12月底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挖掘及运输工作。经对工程验收结算，沈红军向杨里出具欠条，确认尚欠杨里工程款1390000元。2018年3月9日，为解决涉及该工程项目民工工资信访问题，在彭州市人民政府和彭州市人民政府协调下，将该工程的项目履约保证金用于支付民工工资，杨里实际分得350000元，至此，沈红军尚欠杨里工程款1040000元，杨里多次催要，均无果。沈红军、饶发东另案起诉赵维川、杨明飞支付工程劳务款2956213.24元，经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437号判决书确认，沈红军与赵维川、杨明飞之前签订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承包协议》无效，判令赵维川、杨明飞支付沈红军劳务工程款2956213.24元及利息。现杨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起诉来院，望判如所请。 沈红军辩称，第一，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是沈红军与饶发东，承包人是杨里和王巍，因此本案应追加饶发东为被告，王巍为第三人；第二，欠条是沈红军出具给杨里和王巍的，工程完工时间为2015年6月，欠条出具时间为2015年9月，而非杨里主张的2016年4月；第三，欠条出具后杨里与王巍就案涉工程已收到1080000元工程劳务费，超出杨里主张的1040000元工程劳务费，故沈红军无需再向杨里支付工程劳务费。 赵维川未作答辩。 杨明飞辩称，其与杨里之间不存在口头或书面的协议，无任何合作关系，其与赵维川和沈红军之间的债务已达成还款协议，杨里与沈红军之间的债务纠纷系内部纠纷，与其无关，请求驳回杨里对赵维川、杨明飞的诉讼请求。 饶发东辩称，全部款项已支付完毕，涉案合同系杨里与沈红军之间签订的，与其无关，其不应承担责任。 王巍述称，其与杨里是合伙关系，工程上很多款项是打到其账户上的，欠条是写在王巍的本子上，但因为合同是杨里与沈红军签订的，而其与杨里之间是口头协议，因此欠条是向杨里出具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杨里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砂石挖掘机转运协议，拟证明杨里与沈红军签订协议，协议对价款、支付方式及施工内容进行了约定； 2.欠条1张，拟证明工程完工后，沈红军向杨里出具欠条，确认欠款金额为1390000元； 3.（2018）川01民终1437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拟证明沈红军、赵维川及杨明飞应承担连带责任； 4.（2016）川0182民初3413号传票，拟证明邓某、杨里和王巍之间为借贷关系。 上述证据，经沈红军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但认为该份协议系杨里与其签订的，但是案涉工程是由其与饶发东共同合伙承包的，饶发东应追加为被告，杨里与王巍就该案是合伙关系，应追加王巍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杨里无证据证明欠条出具时间是2016年4月，沈红军出具的对象是杨里和王巍，且出具时间是2015年9月；对证据3由法院依法审查；证据4系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传票反映的案由不一定就是实际案由，案由应以判决为主。 经杨明飞质证认为，其对证据1不清楚，只知晓沈红军和饶发东将工程包给杨里和王巍；证据2系杨里与沈红军之间的结账，其不知晓；证据3的判决书只涉及其与沈红军，与杨里无关；对证据4无意见。 经王巍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欠条是其写的，沈红军进行签字确认的，欠条一直是其在保管，其与杨里系合伙关系；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无意见，确实存在该案件。 经饶发东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欠条与其无关，是杨里与沈红军之间的事情；证据3的三性均无异议，当时其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证据4与其无关。 经本院审查，因当事人对上述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实际欠款金额及承担责任的主体，还需结合其他在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对于证据4，虽系复印件，但来源于本院诉讼卷宗，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就双方之间的关系，需结合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关系及其他在案证据予以确定。就上述证据的证明力，需要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评判，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一并评述。 沈红军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2018）川0182民初2835号案件证据欠条、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王巍和杨里系合伙关系； 2.（2018）川01民终143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2015年9月欠条出具后，杨里共获得500000元工程款，其中2016年1月11日收取200000元，2016年2月5日收取300000元，前述内容判决书予以确认； 3.李琼辉银行交易明细、结婚证，拟李琼辉与沈红军系夫妻，欠条出具后，李琼辉分别于2015年9月22日、9月30日、12月8日分三次向王巍转账共计80000元； 4.收条3张，拟证明沈红军共向王巍支付工程款500000元； 5.2015年8月7日工程量清单，拟证明赵维川、杨明飞与曹衷铭在2015年8月7日已结算，沈红军知晓结算工程量，且与杨里和王巍于2015年9月出具欠条的事实是合理的，双方之间的工程款总额应该是200多万，沈红军已经全部付清； 6.李琼辉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杨里和王巍承包工程后，截止2015年8月底就案涉工程沈红军已支付1605000元； 7.时间表，拟证明沈红军就案涉工程实际已付款项2920000元，已超过合同约定的工程款，出具欠条时间为2015年9月份； 8.（2016）川0182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判决已明确杨里、王巍及邓某是合伙关系，该案庭审笔录，邓某代理人主张三人自2014年11月合伙，并在判决书中得到确认； 9.（2016）川0182民初3427号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拟证明杨里与王巍系合伙关系，杨里对于同一案件的同一事实在2016年和本次案件中的主张相矛盾，2016年起诉主张欠条是2015年8月出具的，本次诉讼主张欠条是2016年4月出具，且杨里主张的利息是从2015年8月起算的，在2015年至2016年4月期间，杨里共获得工程款765000元，在2016年诉讼中，杨里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变更标的为690000元，而不再是1390000元。 上述证据，经杨里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案中，其与王巍向易胜太出具的欠条，该欠条只涉及运费，其与王巍合伙买的车，不能说明其与王巍系案涉工程合伙人；证据2中的2016年2月5日的300000元予以认可，是小鱼洞镇政府直接代发给农民工的工资，1月11日的200000元其未收到过；证据3的转账暂时无法核实是否向其支付，若存在转款，沈红军应出示其出具的条子；证据4与其无关，王巍与其不是合伙关系，也不是代理人，沈红军向王巍支付的款项与其无关；证据5系复印件，真实性存疑，沈红军阐述与事实不符，法律文书确认的沈红军与赵维川的结算时间为2016年12月29日，不能推翻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沈红军与杨里已于2016年4月进行结算，结算前的账目不影响双方的结算，不能证明沈红军向杨里支付了结算后的款项；证据6的意见同证据5，交易明细中的款项已经在结算款中予以扣除；证据7不符合证据形式，不具备证据效力，三性均不予认可，应是沈红军的辩称，所诉内容不符合事实，沈红军称支付款项超过合同约定款项，不符合常理；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案二审杨里未出庭，因此法庭作出的事实性认定，不代表杨里认可，杨里回忆该案是以借款纠纷立案，判决书认定的合伙不能成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出庭质证的内容，不予认可，不应作为对合伙关系进行认定的依据；证据9所列证据超过举证期限，认可真实性，但王巍申请参加诉讼，并不是杨里认可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关于利息的主张是杨里根据双方之间的情况提出的自认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前次诉讼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需要法院认定，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不是杨里书写的，杨里也没有印象签字，不认可该份申请书的真实性，且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并不意味着变更诉讼请求的剩余款项沈红军不承担支付责任，综上，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沈红军已经支付了相应款项。 经杨明飞质证认为，证据1至4是杨里与沈红军之间发生的款项，其均不清楚，其知晓小鱼洞镇政府分两次支付杨里650000元，彭州市佳欣蜀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黄彦文向杨里支付过200000元；证据5的是其与总包方的曹衷铭做的结算清单；证据6无异议；证据7、8、9其不清楚，系杨里与沈红军之间的关系。 王巍质证认为，证据1至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中100000元收条为借款；其未见过证据5的清单，无法确认真实性；证据6转款是事实，欠条上的金额是将之前转款的钱全部扣除了的；对证据7，欠条应是2015年9月30日后出具的，出具欠条后没有任何形式的付款，其中有300000元是2016年2月在小鱼洞镇政府以现金支票支付给农民工，有200000元是其与杨里合伙钱，沈红军的上家支付的；证据8无异议；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变更诉讼请求与参加诉讼通知书的由来是其与杨里协商在1390000元中，其有700000元，杨里有690000元，而杨里未将其加入诉讼的原告，后来其与杨里发生分歧，就撤诉了。 饶发东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至8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于证据9，是杨里与沈红军之间的事情，双方的转款其未参与，也未拿过一分钱。 经本院审查，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当事人无异议，且待证事实可以与证据8、9以及证据4中的两份收条之间互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据2，系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3，是否应为支付欠条中载明的款项，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评判，在说理部分予以评述认定；对于证据4中100000元的收条，经庭审中核实，王巍与沈红军均认可为借款，故与本案涉案款项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5系复印件，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6，杨里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上述金额在结算时已经扣除了，对于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但对于是否在结算时已经支付的问题，本院在说理部分综合予以评述认定；对于证据7，系当事人的对于案件事实的陈述，需根据其他证据认定。 杨明飞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付款情况说明及转款凭证，拟证明王巍和杨里是合伙关系，杨里收款200000元是工程付款，不是曹衷铭给杨里的私人借款。 杨里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曹衷铭向其支付的200000元与1390000元无关，这付款200000元是欠条下面的备注款，即挖掘机计时费、损失费按市场价另算的款项。 沈红军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杨里与王巍是合伙关系，转款凭证在（2018）川01民终1437号民事判决书第六页倒数第二段中已确认，该200000元是属于支付给杨里的工程款，对于曹衷铭向杨里打款的200000元与案件无关。 王巍对杨明飞出示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杨里给其说过曹衷铭转款200000元。 饶发东质证认为不清楚相关情况。 本院经审查，因上述证据与在案的（2018）川01民终143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可以吻合，本院予以采信。 王巍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证人邓某的证言，拟证明王巍与杨里系合伙关系； 2.录音资料，拟证明王巍与杨里系合伙关系。 杨里质证认为，对于邓某的证人证言无法达到王巍的证明目的，杨里和王巍实际上是承包关系；对于证据2无法证明王巍的主张，录音中沈红军要求杨里出具授权才能付款，王巍只是在协调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了结，并未明确说明杨里和王巍之间是什么关系，法庭不应主动审理杨里和王巍的关系。 沈红军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可，王巍和杨里是合伙关系；对证据2予以认可，录音内容可以证明王巍和杨里是合伙关系。 杨明飞、饶发东对证据1、2均不清楚，不发表意见。 对于杨明飞和王巍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且能够与在案的沈红军提交的证据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到庭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12月20日，赵维川、杨明飞与案外人彭州市佳欣蜀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佳欣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佳欣公司将彭州市湔江小鱼洞镇江桥村河段堤防工程发包给赵维川、杨明飞。 2014年12月29日，赵维川、杨明飞作为甲方与乙方沈红军、饶发东签订《土石方开挖、回填承包协议》（以下简称《承包协议》），甲方将其承包的彭州市湔江小鱼洞镇江桥村河段提防工程中土石方开挖、回填、人工检底整平作业工作分包给沈红军、饶发东，双方对承包单价、付款方式等均进行了约定。2018年4月16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43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赵维川、杨明飞与沈红军、饶发东签订的《承包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并判令赵维川、杨明飞支付沈红军、饶发东工程款2956213.24元及利息，该判决现已生效。该判决书载明了查明的事实有：2016年1月11日，户名黄彦文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杨里转账200000元，备注为“蜀之源支付江桥村防洪堤人工机械费”；2016年2月5日，杨里签署承诺书，称收到彭州市佳欣蜀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工工资300000元。 2014年12月2日，沈红军与杨里签订《砂石挖掘及转运协议》，沈红军将其承包的前述工程的砂石挖掘及转运交给杨里完成。工程完工后，沈红军向杨里出具欠条，欠条载明“小鱼洞水上乐园工程共欠杨里（身份证号：5101821990××××××××）挖方工程机械费人工费合计：139万圆整（大写壹佰叁拾玖万元整），欠款人：沈红军，身份证号：5101211976××××××××。注‘挖机计时费和挖机损失费按市场价另算’”。 2018年3月19日，王巍向沈红军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蜀之源工程款120000元；8月11日，王巍向沈红军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工程款（蜀之源）280000元。 另查明，案外人即证人邓某因与杨里、王巍合伙纠纷一案起诉至本院，要求杨里、王巍连带支付其退伙款103800元，本院以（2016）川0182民初3413号案立案并进行了审理，经审理认定三人存在合伙关系并达成退伙协议，遂民事判决书判令杨里和王巍连带支付退伙款103800元；案外人易胜太因与杨里、王巍运输案涉项目的砂石和土方运费90000元的支付产生纠纷，于2018年7月3日起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8）川0182民初283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杨里、王巍支付易胜太上述诉争运费及利息。上述两案均生效。李琼辉与沈红军系夫妻。 庭审中，杨里、王巍、沈红军认可在欠条出具之前的部分款项是由沈红军支付给王巍收取的。 本院认为,杨里与沈红军签订的《砂石挖掘及转运协议》实际上属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性质，因双方均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资质，该协议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合同自始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沈红军是否已履行欠条所载明的付款义务；赵维川、杨明飞、饶发东是否应就未支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一、关于沈红军是否已履行完毕欠条所载明的付款义务 首先，关于欠条形成的时间。对于该事实，杨里主张欠条系2016年4月形成，而沈红军在庭审中前后提出为2015年9月或8月左右形成，第三人王巍陈述为2015年9月30日以后或者10月形成的，并在质证过程中认可沈红军通过其配偶李琼辉的转账是在欠款金额中扣除的。对于该待证事实，杨里就其主张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印证，从欠条形成来看，杨里、沈红军、王巍均认可计算上述账款时三人均在场，且欠条内容实际由王巍书写，就款项的形成，王巍在庭审中能作出更为详细合理地解释，从庭审中沈红军提交的李琼辉的转账来看，基本在2015年9月30日之前，此与第三人对于转款的质证意见及其对欠条的时间能够吻合，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全案证据，王巍、沈红军对于欠条的形成更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认为，王巍、沈红军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具有证据优势，欠条形成于2015年9月30日以后或10月份左右具有高度盖然性。 其次，关于沈红军支付给王巍的款项是否为支付给杨里款项及杨里、王巍的关系问题。根据本院（2016）川0182民初3413号、（2018）川0182民初2835号案件审理笔录、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及证人邓某的证言，可以印证二人对于涉案项目系合伙关系，且双方在庭审中一致确认欠条出具之前的部分款项实际也由王巍收取，故沈红军向王巍支付的款项应为支付欠付杨里与沈红军关于《砂石挖掘及转运协议》约定的工程费用，因而，王巍分别于2018年3月19日、8月11日，在沈红军处收取了涉案项目的工程费用120000元、280000元系涉案欠条中载明的尚欠款项。对于沈红军主张的通过其配偶李琼辉转款给王巍的80000元系支付涉案欠条中款项的主张，因其中两笔转款发生在2015年9月30日前，与本院认定的欠条结算形成时间不相吻合，本院不予采信；对于2015年12月8日的15000元，虽发生在欠条结算时间形成之后，但从在案证据及王巍对于1390000元的支付情况及欠款陈述来看，并不能足以认定上述款项是支付的涉案欠款。同时，根据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杨里已于2016年1月11日收取了200000元，于2016年2月5日收取了300000元。因杨里在庭审中自认其于2018年3月9日在彭州市小鱼洞镇政府收取了350000元，故本案中沈红军未支付的款项应为140000元。对于杨里自愿从2016年4月30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主张利息的请求，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赵维川、沈红军、杨明飞、饶发东是否应就未支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涉案《砂石挖掘及转运协议》的签订主体是甲方沈红军与乙方杨里，工程结束后，经双方结算，亦是沈红军向杨里出具的欠条，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杨里请求支付款项的主体应是沈红军，其要求赵维川、杨明飞及饶发东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赵维川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杨里与沈红军之间签订的《砂石挖掘及转运协议》无效； 二、沈红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杨里工程款140000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14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4月30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为止）； 三、驳回杨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196元，原告杨里负担13069元，被告沈红军负担2127元（沈红军负担部分已由杨里垫付，沈红军在支付杨里款项时一并给付杨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文兵 人民陪审员  禹小波 人民陪审员  张 越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法 官 助理  徐 霞 书 记 员  邱胤兹 彭州市人民法院 履行义务告知书 依照法律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有自动履行的义务。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若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将面临如下法律后果： 1.被限制出境。 2.被限制高消费。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1）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2）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3）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4）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5）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6）旅游、度假； （7）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8）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9）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上述消费行为。 3.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将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具体惩戒措施有： （1）公之于众。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以及通过当地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新闻发布会、法院公告栏或其他方式向社会予以公布。 （2）限制日常经营。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将对失信被执行人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予以限制。 （3）征信系统记录。在征信系统中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记录，限制贷款、办理个人信用卡等。 （4）任职资格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不得担任国企高管、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金融机构高管、社会组织负责人、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得招录（聘）为公务人员、入党、入伍；失信被执行为人为公职人员的，失信情况作为其评先、评优、晋职晋级的重要参考。 （5）荣誉或授信限制。 （6）特殊市场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不得从事不动产交易、国有资产交易；不得使用国有林地、草原及利用其他国有自然资源。 4.被强制执行并承担相关费用。 5.支付执行费。 6.被罚款、拘留或追究刑事责任。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系单位的，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承担上述责任。 为避免承担上述法律后果，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与对方当事人协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