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11民申1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许适，女，196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棣，广西顺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邹敏，女，197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 一审第三人：朱军，男，1970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再审申请人许适因与被申请人邹敏、一审第三人朱军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桂11民终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许适申请再审称，一、程序上，一审的立案和审理过程充满诡异，着实难以令人信服。民诉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执行异议之诉，应在执行异议送达之日起15日内起诉，八步区人民法院的《送达回执》载明，被申请人邹敏收到裁定的时间为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其提交给人民法院的《民事起诉状》的落款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此时早己过了十五日之期，人民法院依法应当不予受理，更奇怪的是，二审法院查明的是被申请人邹敏于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向一审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七月五日立案，令人不解的是，诉状尚未形成，就可向法院提交？还有一个疑点是，既然邹敏六月二十日提交的诉状，一审法院为何不按民诉法第123条的规定在七日内立案，偏要在邹敏提交签署为七月五日的诉状当日才立案？这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在表明：此中有鬼!二、实体上，原判决在认判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原法院判定讼争房屋为邹敏个人所有的主要依据是《婚内财产协议书》、邹敏关于讼争房屋为“父母出资购买”的说辞和“朱军供述诈骗钱财没有给家庭使用”的供实，实际上，这些判决理据单薄无力,不堪一击。(一)、关于《婚内财产协议书》的效力问题。1、虽然《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可以约定婚内财产归属，但这种约定只对“夫妻双方有约束力”，因为本条文第三款同时规定“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才对第三人有约束力”，讼争房屋为朱军、邹敏婚姻存续期间所购，二人约定房屋归属时既未照知许适，也未向社会公示，所以依法不能对抗第三人许适的（申请执行）。2、《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失，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当事人处分不动产，其前提是取得完整的物权，即取得证书。邹敏与朱军订立《婚内财产协议书》时，并未取得产权证，甚至连购房合同都还没有签订，又怎么能够处分房屋归属的归属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关于“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整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归属”的规定，遵循的便是《物权法》第九条精神。毕竟司法手段只能是行政手段的补充和救济，人民法院在行政部门尚未作出确权的情况下,径行确定房屋归属，是“司法越位”。3、《婚内财产协议书》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婚内财产协议书》是朱军与邹敏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日签订的，该协议书中写明“现女方父母拟出资为女方购买住房”，请注意的是“拟出资”，这个“拟”字，是“准备、打算”的意思，但实际上，两人签订该协议时，房款早已交清，《婚内财产协议书》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法不应采信。(二)、讼争房屋为“邹敏父母出资购买”证据不足。原审法院认为讼争房屋为“邹敏父母出资购买”的主要理据是“邹敏主张、朱军认可，《婚内财产协议书》及邹敏父母、妹妹的证实且《购房合同》购买人只写邹敏一人名字”，且不说《婚内财产协议书》效力如何，难道一方当事人（含其亲属）的认可便可定案?至于《购房合同》购买人只写邹敏一人名字，我国民法理论早己明确婚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为另一方的法定（隐名）共有人，并不影响朱军对共有房屋的权属。(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如果说一审判决对被申请人的偏帮尚如犹抱琵琶，隐隐约约，二审法院判决则是赤裸裸的违背事实，毫不掩饰。且看：“朱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己明确犯罪所得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本案无证据证实朱军对涉案房产进行了投资”。朱军的询问笔录哪一份说有未用于家庭？实际上朱军的每份笔录都只是说主要用于还高利贷，这和被申请人的代理律师在二审庭上的陈述完全一致，朱军诈骗金额达千万之巨，非主要部分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至于“本案中无证据证实朱军对涉案房产进行了投资的问题，证实婚姻存续期间购置房屋为夫妻一方所有，举证责任应该由谁承担，法律自有规定，邹敏不能证实朱军没有出资，按理官司到此处，己无悬念。原审判决竟以无举证责任一方的举证决定案件胜负，本属一奇，更为奇怪的是购房款是在《婚内财产协议书》签订之前由邹敏支付的，《婚内财产协议书》无溯及力，此时邹敏的财产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难道在签订《婚内财产协议书》之前，还有约定？是邹敏父母的钱？那么是何时存入的？存入多少，案件中全无反映，既无说法，更无证据，显然，讼争房屋为邹敏父母出资购买及“无证据证实朱军对涉案房产进行了投资”的论断，是错误的。对尚未取得产权或者尚未取得完整产权的房屋，不宜判定房屋的归属，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夫妻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是法律的规定；莫让个别人的“证词”，盖过法律的效力，是申请人的希望。综上所述，请求撤销（2019）桂11民终23号民事判决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8）桂1102民初1562号民事判决。 被申请人邹敏答辩称，一、关于被申请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在程序上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本案中，被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的起诉并没有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被申请人于2018年6月8日签收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桂1102执异15号执行裁定书，并于2018年6月20日向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在收到诉状后经审査于2018年7月5日向答辩人发出了立案的受理通知书，上述事实，在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11民终23号民事判决中第7页“另查明”是事实中载明，因此，答辩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以及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在十五日内作出的立案决定，均没有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再审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是在2018年7月5日提交民事诉状没有客观事实，认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应是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没有法律依据。二、关于原审法院对该案认定的事实以及适用的法律是否错误问题。1、关于答辩人与朱军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根据上述的法律规定，被申请人与第三人朱军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权根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作出婚内财产约定，因此双方于2011年3月20日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该协议为虚假或恶意串通形成的前提下，该协议客观真实、合法、有效；2、关于被申请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书》是否可以对抗第三人问题。本案中，被申请人与第三人朱军是于2011年3月20日签订《婚内财产协议书》，被申请人是在2011年3月25日作为买受人与广西贺州市桂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贺州市汇豪国际城8栋1单元1006号房屋。朱军是于2016年8月29日因犯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被判处刑罚。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被申请人是在与朱军签订该协议书之后，才与广西贺州市桂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且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合同、备案登记，以实际行为履行了《婚内财产协议书》中的约定，因此，该行为能够对抗第三人，申请人认为该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关于原审法院判决案涉房产权属被申请人个人所有是否违反法律规定问题。在再审申请人许适申请执行朱军合同诈骗一案中，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是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7）桂1102执196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查封邹敏所有坐落于贺州市汇豪国际城8栋1单元1006号房，查封期限为三年。由此可见，再审申请人首先应承认案涉的房屋产权属于被申请人所有，否则无权要求人民法院查封和执行，也不会有被申请人就此提出的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显然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被申请人对涉案房产所享有的权利能否阻却法院的强制执行问题。在该案诉讼中，被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了证实案涉房屋所对应的合同权利属于被申请人个人所有的证据材料：《婚内财产协议书》、被申请人以个人名义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的备案登记材料、购房发票、付款凭证等，以上材料均足以证明了无论是案涉房屋所对应的合同权利或者是案涉房屋根据合同办理的不动产物权登记所对应的房屋权属人均是被申请人，属于被申请人个人所有，均不得执行，对于再审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连购房合同还没签订以及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案涉房屋权属属于被申请人个人所有存在司法越位没有任何客观事实依据。4、关于《婚内财产协议书》的内容与客观事实是否相符的问题。《婚内财产协议书》的前言“现女方父母拟出资为女方购买住房”的表述并不影响原审法院认定涉案的房产系被申请人父母出资为被申请人购买的事实。该协议书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如下：“女方父母出资为女方在贺州桂东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汇豪国际城购买第8栋1单元1006号住房一套，该房屋为女方父母单方出资为女方单独购买。现双方对该套房屋产权明确约定单独归女方所有，男方无任何所有权利。”，从上述内容中被申请人与第三方均共同确认了“该房屋为女方父母单方出资为女方单独购买。”的事实，也与被申请人提供的有关父母出资凭证事实相符，没有违背客观事实不符。5、案涉房产是否为被申请人父母出资购买的问题。首先，在被申请人父母为被申请人出资购买贺州市.汇豪国际城8栋1单元1006号房产之前，被申请人与第三人朱军的夫妻感情已经完全破裂，相互之间更无任何感情交流（第三人朱军在一审过程中亦陈述“我们两人都不讲话了”），更甚者第三人朱军在此之前已与多人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①第三人朱军因刑事犯罪于2014年4月10日所作《讯问笔录》（第4页）供述：“我与于海燕是情人关系，我与于海燕育有一女，现已4岁”。其该供述足以证实第三人朱军与于海燕在2009年之前已经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②第三人朱军因刑事犯罪于2014年7月2日所作《讯问笔录》（第2页）供述：“我和刘俏梅曾经是恋人关系，现在分开一年多了”。其该供述能够证实在第三人朱军与被申请人婚内，其与刘俏梅即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显然，在第三人朱军已严重违背夫妻忠诚义务的情形下,已毫无信任可言，双方更无可能共同购置房产。其次，第三人朱军因犯罪行为所得赃款的去向其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已明确是用于清偿其所欠高利贷债务以及为其情人刘俏梅在南宁市永凯现代城购买房产，而未用于与被申请人的家庭日常生活支出，况且客观上第三人朱军与被申请人自2009年后即不存在共同生活。第三，被申请人父亲邹富祯、母亲徐转馨对被申请人与第三人朱军的婚姻生活是有清楚了解的，为被申请人考虑，父母提出为被申请人单独购置涉案房产供被申请人居住，但要求被申请人必须与第三人朱军签订协议予以明确，且仅登记在被申请人邹敏个人名下；第四，被申请人父亲邹富祯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政府的退休干部、母亲徐转馨为市政管理局退休干部，均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具备该出资行为的经济条件。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规定，根据上述理由，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房产权属属于被申请人所有具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房产属被申请人个人所有，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为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再审申请人许适称原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当事人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由执行法院管辖。”及第三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是否立案。”规定，经查，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0日收到被申请人邹敏的起诉状，被申请人邹敏于2018年6月8日签收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桂1102执异15号执行裁定书，被申请人邹敏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同时一审法院在法律规定的十五日内审查被申请人邹敏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并予以立案受理，故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再审申请人许适提出的该理由不成立。对于再审申请人许适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已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一审第三人朱军的犯罪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一审第三人朱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已明确犯罪所得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一审第三人朱军应退给再审申请人许适的款项不属于一审第三人朱军和被申请人邹敏的夫妻共同债务，同时现无证据证实一审第三人朱军对案涉房产进行了出资，被申请人邹敏提供的购买案涉房产的付款凭证、发票、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离婚协议等证据形成证据链，充分证明离婚时对此房屋未做分割，且充分证实双方以实际行为履行了《婚内财产协议书》，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产为被申请人邹敏父母出资为其单独购买，房屋产权归被申请人邹敏个人所有并无不当，故该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许适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黄献年 审 判 员 王凯祥 审 判 员 黄灵峰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白 昕 书 记 员 刘滢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