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民终22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邦文，男，汉族，1968年10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骆世和，重庆凯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运全，男，汉族，1968年3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雄，重庆融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任运财，男，汉族，1963年9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上诉人杨邦文因与被上诉人任运全、原审第三人任运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1民初3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邦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渝0101民初3615号民事判决，驳回任运全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任运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任运全与杨邦文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认定错误。杨邦文在2013年期间向任运全借款属实，任运全分别通过本人及任运友、孙兴平向杨邦文借款680万元，杨邦文向任运财出具相应借款凭据。2014年1月30日，任运财为达到虚增借贷金额形成虚假债权债务的目的，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将只有680万元的借款增加到838.86万元，并虚列其关联人员的任运全为出借人，规避法律制裁，并借助虚假诉讼手段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原审未查明案件事实，仅凭第三人陈述，在无任何证据证明任运全为实际债权人，涉案借款均为任运全提供的条件下，认定任运全与杨邦文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于法无据。同时，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审查明杨邦文均是向任运财归还的借款本息，任运全从未向杨邦文主张过任何归还借款本息。杨邦文与任运全从不认识，亦无任何经济往来，即使原审认定2017年12月10日的彩信，亦是任运财发出，也不是任运全。任运全在借贷行为中，除2014年1月30日借条中载明为出借人外，无任何任运全履行出借义务的证据，亦无任何向杨邦文主张债权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任运全未能提供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前述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型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据此足以认定2014年1月30日出具的借款凭据为虚假证据，原审认定错误。二、原审认定截止2015年4月10日，任运全请求杨邦文偿还借款本金708680.50元符合法律规定错误。杨邦文与任运财实际借款金额680万元，在2014年1月30日重新出具借款凭据，借款金额838.86万元，该借据属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的情形。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在2014年1月30日重新出具借款凭据时利息依法可以认定的借款后期本金的利息额为1086698元，可以计入后期本金。故，截止2014年1月30日合法有效的重新出具的借款本金（含前期利息1086698元）应为7886698元，不是8388600元，超过部分应依法认定无效，原审未认定，属违法判令。同时，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截止2015年4月10日按最初借款本金680万元计算，依法可以支持的借款本息之和为680万元+利息3058333元，合计9858333元。杨邦文实际归还1050万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限。而原审认定截止2015年4月10日尚欠本金708680.50元，该认定违反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错误。三、杨邦文与任运财在2014年1月30日重新出具借据的行为，可以认定双方约定借款期限在该日前届满，从2014年2月1日属逾期借款期间，根据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按照司法解释从2014年2月1日起逾期借款利率应以不超过年利率24%计算其支付逾期资金占用利息，原审按年利率36%计算应支付利息，违反法律规定。四、根据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将借款利率划定为两线三区：一是司法保护区，未超过年利率24%受法律保护；二是无效区，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三是自然债务区，超过24%但不超过36%的区间为自然债务区，出借人提起诉讼的请求支付的，法院不支持，但如果借款人已经偿还了这部分利息，法院同样不支持。从本案支付中，原审查明实际履行情况为：约定按月支付利息，按月支付利息均未实际履行，故，上述未实际支付利息之日起的约定利息均未实际履行，原审将该期间至2015年4月10日的应支付利息额均按年利率3%进行计算，于法无据。同时，即使应先冲抵利息后冲抵本金，该利息应是法律规定支持的月利率不超过2%的利息额，而不是月利率3%的利息额。因该利息支付双方未实际履行，对超过年利率24%-36%间的利息，任运全无权主张，原审判令支持无法无据。四、任运全或者任运财主张借款债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原审认定2017年12月10日的彩信往来推定为同意偿还的意思表示，于法无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式作出意思表示。杨邦文于2017年12月10日回复任运财的彩信中，未明示同意履行债务，只是载明截止2015年4月10日本息计算清单，仅表明杨邦文确定债务额，而不能表明杨邦文同意履行已过诉讼时效的债务，故不应认定杨邦文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放弃诉讼时效是以当事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为前提，只有明示同意履行或者实际履行债务的行为，才产生放弃诉讼时效抗辩的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杨邦文在2015年4月10日付清借款本息后，任运全及任运财均未向杨邦文主张归还借款本息，在2017年4月9日该诉讼时效届满。任运全在2019年才提起诉讼，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任运全的诉讼请求。任运全辩称，杨邦文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任运财在一审中已陈述其系受任运全委托，代任运全向杨邦文支付借款，以及代为处理借款过程中的相关事宜。在任运财向杨邦文披露真正债权人为任运全后，杨邦文才于2014年1月30日出具838.86万元的借条。本案实际债权人应为任运全，而非任运财。任运全是按实际出借金额680万元进行扣减后进行的主张，而非是按借条载明的800余万元进行主张。杨邦文认为任运全为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名义，虚列相关人员作为出借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任运全的一审诉请并没有按照借条计算复利，对于举示借条也作出了相应说明，为了证实双方在2014年1月30日对之前借款本金680万元，从每笔款项出借之日，按月息3%计算至2014年1月30日止的借款本息之和为838.86万元。一审法院根据杨邦文主张以680万元本金为基数，扣减折抵利息和本金后作出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杨邦文认为应适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需以计算复利为前提，任运全在本案中并未请求计算复利。因此本案不适用前述条款规定。杨邦文在2014年1月30日出具的借条中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在此后任运财受任运全委托向杨邦文主张权利，杨邦文在此期间并未明确拒绝偿还该笔债务，根据法律规定本笔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年。同时杨邦文在一审提交的6张借条中，也没有对涉案借款约定归还期限，杨邦文上诉主张在2014年1月30日借款期限届满，缺乏相应事实依据。杨邦文在2017年12月10日回复任运财的涉案借款清单中，认可尚欠借款本金119万余元，此是杨邦文对债务认可，并同意归还，只是对归还金额有异议。杨邦文就借款向任运财回复后，再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驳回上诉。任运财二审表示无意见陈述。任运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邦文偿还借款本金70.86805万元并支付以70.86805万元为计息基数，从2015年4月1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时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杨邦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16日，杨邦文向任运财出具载明“今借到任运财现金150万元，月息3%”的借条，并在借款人处签字。同日，任运财向杨邦文转账150万元。2013年6月4日，杨邦文向任运财出具载明“今借到任运财现金1500000元，月息3%”的借条，并在借款人处签字。同日，任运友向杨邦文转账150万元。2013年7月8日，杨邦文向任运财出具载明“今借到任运财人民币陆拾万元，月息按3%计算”的借条，并在借款人处签字。同日，任运财向重庆泰旺投资有限公司转账60万元。2013年7月29日，杨邦文向任运财出具载明“今借到任运财现金肆拾万元，月息按3%计算”的借条，并在借款人处签字。同日，任运财向杨邦文转账40万元。2013年7月31日，杨邦文向任运财出具载明“今借到任运财现金2000000元，月息按3%计算”的借条，并在借款人处签字。同日，任运财向杨邦文转账200万元。2013年8月30日，杨邦文向任运财出具载明“今借到任运财现金80万元，月息按3%计算”的借条，并在借款人处签字。同日，孙兴平向杨邦文转账80万元。杨邦文当庭认可收到上述共计680万元转账。2014年1月30日，借贷双方协商后达成合意，将前期利息计入后期本金，杨邦文向任运全出具载明“今借到任运全人民币8388600.00元，利息按月息3%计算”的借条，并在借款人处签字。同时，在前述六份借条上备注“作废”。2015年2月17日、3月6日，杨邦文分别向任运财转账150万元、450万元，2015年3月6日，任运财认可收到该两笔款项，并向杨邦文出具600万元的收条。2015年3月19日、4月10日，杨邦文分别向任运财转账300万元、150万元，任运财认可收到该两笔款项，分别于转账当日向杨邦文出具300万元、150万元的收条。2017年11月8日，任运财通过彩信方式向杨邦文发送由其计算的借款本息结算清单照片，载明截至2015年4月10日，杨邦文尚欠本金1429983元。2017年12月10日，杨邦文亦回复任运财其计算的借款本息结算清单照片，载明截至2015年4月10日，杨邦文尚欠本金1199259元。上述事实，有借条七份、银行转账业务回单六份、收条三张、彩信照片予以证明，当事人陈述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任运全与杨邦文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杨邦文已向任运全偿还1050万元，是否已经清偿本案所涉全部借款本息？三、如未全部清偿，剩余债权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过？针对以上争议焦点，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评析：一、任运全与杨邦文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3年，借贷双方达成合意，由任运财、任运友、孙兴平向杨邦文及杨邦文认可的收款人转账共计680万元以交付借款，杨邦文认可收到该680万元借款并向任运财出具借条。任运财当庭认可其系受任运全的委托接受杨邦文出具的借条、向杨邦文转款以交付借款、接受杨邦文还款，任运全为借款实际债权人。任运全举示杨邦文于2014年1月30日向其出具的借条，该借条内容系经借贷双方协商后达成将上述借款前期利息计入后期本金的协议，杨邦文在借款人处签字予以认可。综合以上证据，能够认定任运全与杨邦文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杨邦文已向任运全偿还1050万元，是否已经清偿本案所涉全部借款本息？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出借时，借贷双方已约定借款月利率为3%。杨邦文还款未明确偿还利息还是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故杨邦文已支付按月利率3%计算冲抵利息，其余部分冲抵本金。按照上述规则冲抵后，截至2015年4月10日，任运全请求杨邦文偿还借款本金70.8680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述债权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过？杨邦文辩称其于2015年4月10日最后一次还款，此后任运全和任运财均未向杨邦文主张还款，故截至2017年4月9日该债务诉讼时效已经过。任运全举示证据，证明：2017年11月8日，任运财通过彩信方式向杨邦文发送由其计算的借款本息结算清单照片，载明截至2015年4月10日，杨邦文尚欠本金1429983元；2017年12月10日，杨邦文亦回复任运财其计算的借款本息结算清单照片，载明截至2015年4月10日，杨邦文尚欠本金1199259元。依据该证据能够推定2017年12月10日杨邦文有同意偿还尚欠借款本息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杨邦文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认定其应向任运全偿还借款本金70.86805万元，借贷双方未约定逾期利率，任运全主张杨邦文支付以70.86805万元为计息基数，从2015年4月1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时的利息，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杨邦文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任运全借款本金708680.5元，并支付以708680.5元为计息基数，从2015年4月1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时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172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受理费8586元，由杨邦文负担。二审中，任运全提交由任运友、孙兴平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二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任运友、孙兴平受任运全委托，各自于2013年6月4日、2013年8月30日向杨邦文分别转账支付150万元、80万元。杨邦文质证意见：前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询，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任运友、孙兴平支付给杨邦文的款项，杨邦文向任运财出具了借款凭据，实际是任运财借款而发生的转账行为，并非是与任运全发生的借款行为，这是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任运全在二审提出相反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任运财对任运全提交的前述证据材料无异议。本院审核认为：依据任运全在一审提交的银行交易凭据，杨邦文于2013年6月4日、8月30日分别收到的150万元、80万元，所涉款项的支付人分别为任运友、孙兴平；任运全在二审中提交任运友、孙兴平二人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旨在证明前述150万元、80万元支付给杨邦文，是受任运全委托支付，且杨邦文亦认可前述两笔款项是银行交易发生当日，杨邦文出具给任运财的借条所涉借款。因此，任运友、孙兴平出具的《情况说明》应当采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讼争焦点是：1.任运全就涉案借款与杨邦文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任运全主张尚欠借款本金数额是否成立；3.案涉债权请求权是否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关于第一个讼争焦点。根据查明事实，涉案借款680万元发生之时，杨邦文以任运财为出借人向任运财分别出具借条，共计6张。2014年1月30日，杨邦文以任运全为出借人向任运全出具借款金额为838.86万元的借条1张。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2014年1月30日的借条与此前6张借条相关联，同时任运财也陈述杨邦文出具给其的6张借条所涉借款，均是任运财受任运全委托而出借，且任运财还受任运全委托接收了杨邦文的还款。因此，在涉案借款发生之时，任运财虽是以出借人的名义与杨邦文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任运财在诉讼中明确前述借款是任运财受任运全委托，而与杨邦文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在2014年1月30日杨邦文向任运全出具的借条的行为，表明杨邦文已经知晓任运财系受任运财委托而与杨邦文建立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任运全主张其与杨邦文就案涉借款建立民间法律关系的事实成立。关于第二个讼争焦点。根据查明事实，杨邦文在2014年1月30日向任运全出具借条之前，未就此前发生的6笔借款进行偿还，而该日出具的借条所载借款数额是双方结算，由此前6笔借款本金及按年利率36%计算的未付利息组成。由于双方此前借款约定的利率本身就是年利率36%，在2014年1月30日结算后将按年利率36%计算的未付利息计入本金，加上未清偿的本金，再按年利率36%计算支付利息，有违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按照借款发生的初始时间，按双方前后约定的年利率36%的标准，采用先息后本的方式，对杨邦文在2014年1月30日出具借条后归还款项逐一扣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确定的杨邦文尚欠借款本金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个讼争焦点。依据查明事实，杨邦文此前出具给任运财的6张借条，以及出具给任运全的借条中均未载明借款期限，各当事人也未举证证明双方就案涉借款约定了具体的归还期限。故，本案借款应视为未约定履行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为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借款合同，诉讼中也无法确定履行期限。杨邦文最后一次还款时间虽为2015年4月10日，但并无证据表明任运全在提起本案诉讼前，任运全已向杨邦文主张了权利，或者杨邦文明确表示不履行还款义务。因此，任运全于2019年3月5日通过诉讼方式向杨邦文主张权利，尚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范围内。综上所述，杨邦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01元，由杨邦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洪武审 判 员 龙江莉审 判 员 刘 健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法官助理 杨尚海书 记 员 朱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