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926民初274号 原告;刘建东，男，1980年3月17日生，汉族，住肃宁县，电话：178××××2220 被告;朱景春，男，1961年3月12日生，汉族，住衡水市枣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池，河北新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宝礼，男，1984年4月20日生，汉族，住衡水市枣强县，系朱景春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河北新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建东与被告朱景春、朱宝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建东、被告朱景春及委托代理人王洪池、被告朱宝礼委托代理人王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建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请二被告支付货款350540元；二、依法判请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自2018年1月1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利息。二被告表示不再需要答辩及举证期限。事实及理由；被告朱景春与朱宝礼系父子关系，其父子二人同时合伙经营皮草生意，被告朱景春负责收购皮草及加工，被告朱宝礼负责销售，2017年被告朱景春多次在原告处取走蓝狐皮，至2017年12月底共拖欠货款440540元，经原告多次索要，被告朱景春于2018年2月份转账结款5万元，12月份转账结款4万元，至今尚欠货款350540元。2019年1月份原告到被告朱景春与朱宝礼加工皮草处要求偿还剩余货款，因被告朱宝礼未在家中亦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便只能向被告朱景春索要，在索要拖欠货款期间被告朱景春承认所欠货款，但表示目前无钱偿还，原告便要求被告书写欠条，被告朱景春担心被告到法院，拒绝书写欠条，为证实被告拖欠货款事实，原告便将索要拖欠货款过程录音一份，后又录制索要货款录像一份，以证明被告朱景春和朱宝礼拖欠货款的事实。根据以上事实，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朱景春辩称，第一，被告朱景春认可欠原告货款；第二，被告朱景春和被告朱宝礼虽系父子，但不存在合伙经营生意的事实；第三，原告要求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我买的原告的货因为是赊账购买，比正常购买价格高，根据交易习惯没有利息 被告朱宝礼辩称，原告要求朱宝礼支付货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朱景春与朱宝礼虽系父子，但在生意当中没有合伙，他们独自经营，各做各的生意，所以应当驳回原告对朱宝礼的起诉。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原告主张，被告朱景春自2017年起多次从我处取走蓝狐皮加工，他在皮毛大世界加工，加工地址是朱景春儿子朱宝礼注册的公司地址。至2017年底拖欠我欠款440540元，经我多次索要，被告朱景春于2018年2月转账结款5万元，2018年12月份转账结款4万元，至今尚欠货款350540元。被告答应欠我的帐在2017年年底结清，到年底没有给我结清。2018年经过我多次讨要才给了我9万元钱，这期间我多次跟他说我是贷的款，这期间我在沧州银行贷着款，我从2018年贷的款与被告的欠账有直接关系，是贷款还的帐。我在银行贷款的贷款利息被告应当承担。提交证据：一、录音、录像各一份；二、原告和朱景春的微信聊天记录，朱景春的微信名用的是朱宝礼经营的公司名称，用以证明朱景春在与外界买皮的过程中是用其儿子朱宝礼公司的名义。 被告朱景春质证称，对数额没有意见，我没有去原告处取过皮，是在大营集上买的。我并没有在朱宝礼经营的皮毛大世界加工。这个微信是我的，我是随意起的名字，我儿子有这么个公司我就用了他公司的名字做微信名，不代表什么，我用的也不是我儿子公司名字的全称，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朱景春与朱宝礼系合伙经营关系。录音录像是真实的，只是在聊天的过程中原告引导我这样说，我与朱宝礼是父子关系，所以说话中难免用到“我们、我俩”这种词，原告以此证明我们是合伙关系是不对的。在原告要账过程中，为了让原告放宽心我就顺着原告的话说的，他说是“我俩”我就说的“我俩”。对于录音中说的“样品、雇员”之类的我陈述一下，我是从2008年和我兄弟朱景峰合伙经营服装销往俄罗斯，到2012年发生亏损，合伙的贷款朱景峰就不管了，在俄罗斯的门市就分给了我，还是雇佣的原来的雇员，朱宝礼在俄罗斯有自己的门市，跟我在俄罗斯的门市不是一回事，但是为了方便门市是挨着的，朱宝礼的客户需要我的货就直接拿我的卖，再把钱给我，再对账。对于我与朱宝礼的经济来往是爷俩相互帮忙，因为我这是个烂摊子，借款货款多，我儿媳妇不让朱宝礼和我合伙。 被告朱宝礼质证称，朱宝礼与朱景春各自经营，互不干涉，朱景春有自己做货的工厂，朱宝礼对朱景春所欠货款并不知情。圣坊公司为独立法人，而朱景春与朱宝礼系父子关系，可能朱景春等家人为了扩大公司的影响使用了公司的头像也是为了对公司宣传，但我公司并未授权朱景春对外代表公司进行业务经营，该微信头像也不能证明朱景春在对外经营中使用了圣坊公司的名义。根据原告诉状中称是朱景春向刘建东购买皮草，另外根据2019年1月30日的录音显示，朱景春与朱宝礼经营的公司均有贷款损失，可以说明朱景春和朱宝礼也分别经营，独立核算。根据该录音中对账部分的录音内容“帐对起来了”也是朱景春与原告之间的对账核算，所以从朱景春向刘建东购买皮草到刘建东多次向朱景春催要欠款均为二人之间的交涉，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也不能证明有朱宝礼参与其中，因此原告不能向朱宝礼主张货款。合伙经营为合伙各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原告提交的微信、录音录像等证据均不能证明朱景春和朱宝礼的合伙关系。另外，原告刘建东根据与被告朱景春之间的催要货款的录音内容就为朱宝礼在法律上设定义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对朱宝礼的起诉。 被告朱景春认为，我是2017年从原告刘建东处拿的货，原告催要我货款的录音、录像是2018和2019年录的，至于2018年和2019年我和朱宝礼是什么关系与2017年拿刘建东的货没有关系，父子间相互帮忙是很正常的。朱宝礼不认识刘建东，与刘建东没有任何经济和通讯上的联系。 被告朱景春申证人朱某、赵某出庭作证，朱某证实2012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朱景春和他的兄弟朱景峰合伙做生意，生意不太好，欠了一部分债，2013年朱景春单干，朱景春的儿子和儿媳妇由于朱景春有一部分债务不愿意和朱景春合伙做生意，自己单做生意。赵某证实2017、2018年给朱景春加工做过衣服。 原告质证称，证人说的2012、2013年朱景春与他兄弟合伙、单干等与本案没有关系。朱景春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他与儿子朱宝礼是分开干的。赵某的证言只是证明给被告朱景春加工过服装，这不能证明与我的债务有关系。被告朱景春自2017年后就不再从我这拿皮了，他只是换了供应商了，跟我的债务没有关系。被告朱景春说在录音中是我引导的，我所有的录音录像有的是在被告家中有的是在电话中，所有的谈话内容都是被告的真实表现，通过谈话内容也能证明被告父子是共同经营。通过朱景春的微信头像、名称以及他的加工地方，都能证明被告父子是合伙关系。被告朱景春将债务揽到自己身上的行为明显是帮其儿子逃避债务，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我在朱景春、朱宝礼的工厂里见过朱宝礼两次，始终是他父亲朱景春在我这拿货。 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庭审查明和双方的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本案事实做如下认定：2017年被告朱景春多次在原告处取走蓝狐皮，货款计440540元，2018年2月1日、2018年12月5日被告朱景春分别向原告转帐50000元、40000元，尚欠货款350540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被告朱景春对拖欠原告货款350540元没有异议，故应承担偿还货款的民事责任。原告提交的录音、录像、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实朱景春与朱宝礼为合伙关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朱宝礼承担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原、被告虽未对货款利息进行约定，但原告对被告的违约行为主张货款利息，可视为对逾期付款损失的一种计算方法。对原告要求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本院采纳，但原告要求被告自2018年1月1日起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依据，被告应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履行清之日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朱景春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35054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2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558元，减半收取计3279元，由被告朱景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京华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闫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