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民终42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礼宽，男，1988年7月12日出生，汉族，天津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天津市西青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新华支行，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负责人：戴素梅，副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北辰，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法律事务部科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晓宁，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新华支行西康路支行业务运营部主管。上诉人刘礼宽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新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天津新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1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礼宽，被上诉人工行天津新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北辰、殷晓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礼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50000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两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提交的明细表明，诉争50000元存款以话费的名义最终流向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依据的说法就认定该笔款项到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既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得到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的认可。二、被上诉人提交的《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委托扣款授权书》均为打印件，被上诉人也无法说明该材料来源。上述证据依法不应予以认可，而一审法院认可了上述证据，故上诉人申请二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中“刘礼宽”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同时，一审法院称向上述证据中的储户经理吕程打电话核实，其称确有融通汇信财富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一事，但对于吕程的身份并未进行核实。三、被上诉人提交的《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委托扣款授权书》的打印件与诉争的50000元存款不存在任何关联。四、一审判决写到“原告表示至今仍使用涉案银行卡，且对其主张的50000元的财产损害未进行报警”。这种说法莫名其妙。本案中，被上诉人违背了作为银行为储户合理保管存款的义务，未能提交任何有上诉人验证指示的证明，声称是受银联指示扣款，而银联也未能提供任何上诉人本人指示的证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银行应对储户负责。五、一审法院颠倒了证据规则，银行作为保管方，应当证明自己履行了作为保管人尽到了相关的义务。诉争存款被扣划走，银行应当证明其扣划行为受到上诉人的指示。被上诉人工行天津新华支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涉案款项经银联指示，最终去向为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储蓄卡的开户网点，在该笔交易中无过错。上诉人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诉人已经办理了短信提醒业务，其至今仍在使用涉案银行卡，没有停止使用，不符合常理，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刘礼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工行天津新华支行赔偿刘礼宽5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工行天津新华支行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礼宽在支行办理了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卡号为62×××23。2018年5月28日17时19分，该卡账户内发生款项减少50000元。另查，工行天津新华支行表示涉案银行卡账户内50000元交易的对方户名为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且工行天津新华支行提交一份刘礼宽与案外人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及融通汇信财富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签订的《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打印件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刘礼宽与案外人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发生交易且交易金额为50000元，并提交《委托扣款授权书》打印件证据，该授权书落款为书写有刘礼宽名字的签名（委托人），和案外人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名称及公章（受托人），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28日。还提交刘礼宽身份证原件及涉案银行卡原件放置在《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封面上拍摄的照片的打印件证据。刘礼宽对工行天津新华支行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表示书写有刘礼宽名字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在审理期间，一审法院拨打工行天津新华支行提交的《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申请表（出借人）》打印件证据中载明的客户经理吕程的联系电话，对方称其本人为吕程，为案外人融通汇信财富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其称确有融通汇信财富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与刘礼宽签订《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一事，《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是真实的，其是经办人，协议中刘礼宽的身份证及银行卡为其本人在签订合同时出示，合同金额为50000元，且表示由于怀孕身体不便无法到法院就工行天津新华支行提交的证据进行确认。再查，刘礼宽表示至今仍使用涉案银行卡，且对其主张的50000元的财产损害未进行报警。一审法院认为，刘礼宽在工行天津新华支行金融机构处办理了银行卡，双方形成储蓄存款服务合同关系，现刘礼宽银行卡账户中发生了50000元金额减少的变动，刘礼宽主张工行天津新华支行应承担对存款保管审核不善的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工行天津新华支行是否尽到了对刘礼宽存款的妥善保管义务。对此，工行天津新华支行举证证明涉案交易款项50000元已汇入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账户内，后又举证证明刘礼宽与案外人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和融通汇信财富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签订的具有金钱支付性质的《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以及刘礼宽作为出借人的申请表，协议中载明刘礼宽作为出借人出借金额50000元，同时提交刘礼宽身份证原件及涉案银行卡原件放置在该协议封面上拍摄的照片的打印件证据。刘礼宽虽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对其身份证原件及涉案银行卡原件放置在该协议封面上的照片的形成原因，作出合理解释，亦未主动要求刑事机关介入调查。综上，工行天津新华支行已就刘礼宽银行卡账户内涉案交易款项50000元的去向及交易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现刘礼宽主张工行天津新华支行对涉案款项未尽到妥善保管义务以及存在违约行为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不能成立。据此，对于刘礼宽要求工行天津新华支行赔偿其5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礼宽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计525元，由原告刘礼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工行天津新华支行是否应承担诉争50000元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上诉人对诉争50000元系通过网上无密码的方式交易之事实不持异议，其在二审中，亦认可涉案银行卡开卡时，其允许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支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涉案银行账户内减少50000元的事实发生于2018年5月28日，结合上诉人当庭陈述其已收到短信提示，但其基本不看短信，其发现诉争50000元的交易后，于2018年9月份左右到银行询问，并于2018年11月份正式拨打银行客服电话投诉，在此期间其未采取过其他措施。另，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以及“刘礼宽”作为出借人的《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申请表》以及身份证原件及涉案银行卡原件放置在《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封面上拍摄的照片等证据中的相关信息均为其本人的信息。其称从未与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过任何协议，且上述证据均为打印件，上述协议中的签名亦非其本人所签，并对此申请鉴定。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因上诉人未在一审中提出鉴定申请，其二审中亦当庭陈述其本人银行卡、身份证之前可能存放过他人处，故其二审申请鉴定，缺乏合理理由，本院不予准许。综合考量本案案情及相关事实，诉争50000元交易系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以网上无密码的方式进行支付，依据本案现有证据难以认定被上诉人在诉争款项的支付过程中存在过错。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刘礼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晓燕审判员  姚 鹏审判员  高彦军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苏盈盈书记员郝旭尧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