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6民终39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主要负责人：蒋月胜，该分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胜光，男，1963年9月9日生，侗族，住湖南省会同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昌林，男，1988年5月10日生，侗族，住湖南省会同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围，女，1990年4月7日生，侗族，住安徽省涡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国青,男,1989年11月2日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原审被告:赵中兴,男,1972年12月13日生，汉族,住湖南省会同县。原审被告：廖立东，女，1991年10月2日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主要负责人：卢勇其，该分公司经理。上诉人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财保江苏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胜光、杨昌林、杨围（以上三人以下简称杨胜光等人）、唐国青及原审被告赵中兴、廖立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南通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4民初1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江财保江苏分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唐国青发生事故时存在饮酒、弃车逃逸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一条均对饮酒和逃逸行为作出了相关规定，此两种行为不仅仅只是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的免责行为，同时更是触犯法律的行为。饮酒后驾车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事故发生后逃逸增加了损伤扩大的风险，唐国青作为一个应当有基本法律常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什么当为，什么不当为，不能把对此类法律明文禁止行为的告知义务完全寄托于保险公司。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五条，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可适当减轻，上诉人保单上对于该免责条款均进行了加粗加黑，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就商业保险合同免责事由尽到提示义务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当。其他当事人未作答辩或陈述。杨胜光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人保财险南通市分公司、长江财保江苏分公司、唐国青、赵中兴、廖立东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104187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胜光、杨昌林、杨围分别系交通事故受害人唐桃香（1963年2月15日生）的丈夫、儿子、女儿。2019年1月27日0时09分左右，唐国青驾驶的苏Ｆ×××**小型轿车沿通海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海门市叠港公路交叉口东侧路段时，与赵中兴驾驶电动自行车后载唐桃香沿通海公路由东向西行驶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赵中兴受伤、唐桃香死亡及车辆损坏。事故发生后，唐国青弃车逃离现场，并于同日3时20分许向公安部门报案。同年2月1日，海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本起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唐国青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赵中兴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唐桃香不承担事故责任。另查明，苏Ｆ×××**小型轿车的登记所有人为廖立东。该车在人保财险南通市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在长江财保江苏分公司投保商业险（保险限额100万元，含不计免赔），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唐国青为杨胜光等人垫付了3万元。庭审中，杨胜光等人申请证人舒某,4就唐桃香到海门后的工作情况到庭作证。证人陈述，唐桃香最早于2003年左右在其管理的一家名叫米拉贝尔公司工作，大概到2012年左右退厂。2015年、2016年期间唐桃香到其开办的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2017年工厂倒闭。2018年唐桃香夫妻二人在其儿子经营的家庭作坊工作，工资计件发放，多劳多得，但保底一年4万元左右，工资结算形式为平时支取生活费，年底一次性结算，但没有任何工资发放记录、作坊记账凭证。另外，庭审中，杨胜光等人自愿放弃对赵中兴的赔偿主张，不要求赵中兴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因杨胜光等人无医疗费损失，交强险部分的医疗费限额1万元，杨胜光等人同意由人保财险南通市分公司全部理赔给赵中兴。审理中，杨胜光等人主张如下损失：丧葬费39870元、死亡赔偿金94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5000元。对杨胜光等人主张的上述损失，一审法院根据杨胜光等人举证、对方质证，依法认定如下：1.丧葬费39870元。杨胜光等人主张丧葬费按照上一年度江苏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9741元/年计算并无不当，予以认定。2.死亡赔偿金944000元（47200元/年×20年）。唐桃香死亡时55周岁，死亡赔偿金的年限应当计算20年。对于唐桃香的死亡赔偿金是否能够适用城镇标准，应当综合考虑其生前的居住、工作等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仅凭舒某,4的证人证言及案外人叶建祥出具证明的复印件，无法证实唐桃香已基本脱离农业生产，长期从事非农工作，以城镇打工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故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其户籍性质来计算，即按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845元/年计算20年，故认定死亡赔偿金为41690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因唐国青构成交通肇事罪，并已判刑，故对杨胜光等人该项损失，不予支持。4.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3000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以5人5天为宜，对误工费标准酌定为100元/天，据此，认定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2500元。5.交通费5000元。唐桃香因交通事故死亡，其家属因处理交通事故相关事宜必然产生交通费，但该项损失应当以合理、必要为限。考虑到杨胜光等人均非本地户籍，处理交通事故的事宜需其他亲属协助、且需要在户籍地及海门之间往来，故酌情认定交通费为1500元。综上，认定杨胜光等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丧葬费39870元、死亡赔偿金416900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2500元、交通费1500元，合计460770元。其中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损失为11万元，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为35077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受害人因本起交通事故死亡，杨胜光等人作为其近亲属有权主张权利。对杨胜光等人因交通事故所致的损失，因唐国青驾驶的机动车在人保财险南通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在长江财保江苏分公司投保了商业险，人保财险南通市分公司应首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由长江财保江苏分公司根据唐国青负事故主要责任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及商业险合同的约定，在商业险赔偿限额内直接赔偿给杨胜光等人。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因本起事故发生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唐国青作为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事故主要责任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为80%，故其余20%损失由在本起事故中负次要责任的赵中兴承担。又因杨胜光等人自愿放弃赵中兴的赔偿责任，故其余20%的损失由杨胜光等人自行承担。长江财保江苏分公司辩称唐国青发生事故时存在饮酒、弃车逃逸情形，交强险应当免赔，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长江财保江苏分公司提出唐国青发生事故时存在饮酒、弃车逃逸情形，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事由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不产生效力。长江财保江苏分公司举证的投保单中廖立东的签名为“瘳立东”，签名出现错字现象，且廖立东否认系本人所签，并陈述肇事车辆系其购置的二手车，车辆保险是出售方办理的。长江财保江苏分公司在一审法院释明下不申请笔迹鉴定，自愿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仅凭借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长江财保江苏分公司就商业险保险合同免责事由尽到提示义务，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因杨胜光等人的损失未超出交强险、商业险保险赔偿限额，故唐国青、廖立东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唐国青垫付的钱款3万元，为减少诉累，由人保财险南通市分公司从杨胜光等人赔偿款中直接支付给唐国青。对杨胜光等人的诉讼请求，除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外，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判决：一、人保财险南通市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杨胜光等人损失11万元。二、长江财险江苏分公司在商业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杨胜光等人损失280616元。三、杨胜光等人返还唐国青垫付款3万元。综合上述一、三项，由人保财险南通市分公司支付杨胜光等人8万元；支付唐国青3万元。上述钱款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杨胜光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09元、保全费420元（原告均已预交），合计6029元，由杨胜光等人负担3927元，由人保财险南通市分公司负担592元，由长江财险江苏分公司负担151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交警部门在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唐国青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长江财险江苏分公司一审中提供的《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以及驾驶人饮酒后驾车，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是长江财险江苏分公司提供的案涉投保单投保人的签名为“瘳立东”并非“廖立东”，廖立东否认为其本人签名，长江财险江苏分公司一审中明确表示不需要鉴定，故不能认定上述签名为廖立东本人签名，因此，长江财险江苏分公司不能证明在订立合同时附上格式条款，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说明义务，显然难以认定上述格式条款已经订入合同，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也更谈不上对格式条款上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提醒投保人注意该条款的存在，不能认定该公司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提示义务，故上述该免责条款也不产生效力。故长江财险江苏分公司以唐国青饮酒后驾车、弃车逃逸为由认为其公司不应当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不能成立。一审对此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长江财险江苏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09元，由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建勋审判员  吴 风审判员  谭松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