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4民初288号原告：常州东昊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汉江路**金城大厦**。法定代表人：张文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洪保，江苏金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苏尔寿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飞舟路**div>法定代表人：SuessPhilipp，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向阳，高朋（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宏祥，高朋（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州东昊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昊公司）诉被告上海苏尔寿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尔寿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5年5月20日做出民事判决，后苏尔寿公司、东昊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6年8月1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苏商终字第004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一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8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7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东昊公司委托代理人唐洪保、苏尔寿公司委托代理人谢向阳、文宏祥到庭参加诉讼。此后，合议庭组成人员进行了变更，本院又分别于2017年12月7日、2018年3月8日、2019年5月8日进行了三次证据交换，并于2019年9月16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东昊公司委托代理人唐洪保、苏尔寿公司委托代理人文宏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东昊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火灾损失28646518.74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10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T—401苯乙烯蒸馏塔352Y填料及塔内件计850㎡，总价832万元，由卖方负责汽运至原告工厂交货。合同对交货时间、货款结算及管辖作了约定。购销合同签订后，为了将被告交付的填料及内件进行塔内安装，原告与被告双方又签订了安装协议（双方表述为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被告负责将双方购销合同约定的T—401苯乙烯分离塔填料及内件安装就位。被告安装人员进场日期为2012年2月10日，工期为25个工作日，安装费用为81万元。双方并明确约定被告需派本专业项目经理进行每天2*12小时全方位项目管理，人员配备必须具有本业资质的熟练工，通风设备PPE安全配备和塔内照明，常用工具及个人防护品均有被告自备，食宿自理。补充协议对验收标准、安装费结算等事项也作了约定。2012年2月12日，原告停产将T—401苯乙烯装置交被告进行填料及内件更换安装施工。2012年2月16日，被告组织施工人员开始进行施工作业，2月20日晚19时左右，被告施工人员在施工使用风焊割孔作业时发生火灾。原告所在地消防部门接警后于20时15分进入现场组织施救，直至凌晨2时左右明火扑灭，但事故造成T—401粗苯乙烯塔烧毁倒塌，厂区部分设备损坏。由于T—401苯乙烯装置系原告唯一生产装置，整个工厂因此全部停产。2012年6月15日修复完成，扣除双方合同约定安装工期，实际停产3个月加10天。原告厂区全部固定资产向中华联合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投保《财产一切险》，保险金额362795768元。保险期限为2012年1月3日至2013年1月2日至。火灾事故发生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和原告共同委托泛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对原告火灾直接财产损失进行了公估理赔。公估报告认定出事原因：火灾，保单责任成立，净损金额9805303.04元，实际理赔损失9800303.04元，该款已于2012年12月5日支付给原告。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28条规定，对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受害人实际损失,包括对现有财产造成的损害以及侵权行为发生时预见或者可以预见的可得利益。保险公估理赔的损失仅为原告部分财产损失。原告的实际损失还包括:超出保险范围的财产损失1066634元，停产3个月为保证原料、其他设备有效可使用而产生的电力、蒸汽、氮气等能源费用2893289.27元；在审理中经法院委托南京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维持工厂正常运转不解散而产生人工工资、利息财务支出、管理费用、折旧费用计、停产利润进行审计，审计结论为停产期间工人工资2178135.87元、停产三个月的贷款利息支出4871820.6元、停产三个月设备折旧费用6320126.06元、停产期间的管理费支出1033375.56元、停产期间可得生产利润10283137.82元,原告火灾损失合计28646518.74元。原告认为，被告履行双方安装协议时，因违章作业重大过失发生火灾事故，造成原告巨大损失，被告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当赔偿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失。现根据上述事实,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火灾各项损失28646518.74元。2017年11月25日，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自本案起诉之日起（2013年3月19日）至付清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以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2019年9月16日的庭审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的具体组成明确为：1、超出保险范围的财产损失1066334元；2、停产三个月，为保证原料、其他设备有效可使用而产生的电力、蒸汽等能源费用收原来主张2893289.27元，基于保险当中已经理赔了635319.65元，现在主张的是2257969.62元；3、人工工资保险理赔中已经理赔30万元，扣除该30万元，还剩余1878135.87元；4、利息财务支出4871820.16元；5、管理费1033375.56元；6、折旧费6320126.06元；7、合理利润是10283137.82元（司法鉴定扣除了所得税2570784.46元，我们认为所得税不应扣除）。被告苏尔寿公司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1、原告诉请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补充协议是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并非原告所称的安装协议，被告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重大过失，也没有实施侵害原告财产的侵权行为，火灾事故造成损害是因为上海宛龙工程公司侵权行为导致，原告对损害的发生和损失的扩大具有明显的过错，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损失。2、本案在案证据可以证明的客观事实是，在停产之前的三个月，原告苯乙烯生产是持续巨额亏损，同时在2012年上半年国内苯乙烯生产的成本与市场价格处于倒挂状态，国内非一体化生产企业持续亏损，无论从东昊公司的个体还是从国内市场环境来看，2012年3-5月亏损是必然的，因此原告主张的生产利润损失不存在。3、客观上停产三个月原告大幅度增加贸易而获得额外收益，基于损益相抵规则，原告因增加贸易而增加的收益应当在本案中扣除。4、本案在案证据可以证明2012年3-5月因为生产停产，原告没有从财务中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同时因为生产停产，人员工资、资金成本、管理费用必然会大幅度减少，因此除了人员基本的生活费（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的80%）其他的费用都不应当发生，应当减损，原告现在主张的人员工资、资金成本和管理费用即便合理也应当是原告扩大损失所致。因为生产停产，原告自认大幅度增加贸易，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主张的人员工资、资金成本和管理费用和原告增加贸易有关，那么这些费用应当纳入贸易部分的成本，不应在本案中主张。5、双方合同总额是913万元，合同的正常履行最高的获益不高于913万元，本案原告主张3400多万元，另案也主张1000多万元的损失，远远超过被告可预见范围，同时违反了补充协议和购销合同的约定，补充协议和购销合同对赔偿责任的上限有明确约定，因此原告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在诉讼中向法院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材料，因证据材料较多，故本院将相应的证据材料分开予以表述：一、第一次证据交换中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内容及质证意见。原告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提供第一组证据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购买苯乙烯蒸馏塔填料及塔内件，原告购买的填料和塔内件由被告为原告安装，原被告之间有合同法律关系并且约定了权利和义务。2、提供第二组证据工程施工安全环保协议及安全告知确认各一份，证明被告到原告处施工进场，原告向被告履行了安全告知义务。3、提供第三组证据火灾事故调查报告一份及化学品安全生产备案通知一份，证明火灾事故的原因和责任在于被告，火灾停产之后直到6月15日才开始试生产。4、提供第四组证据保险公估报告一份。证明被告发生火灾事故保险公司公估原告的保险理赔的金额。5、提供第五组证据超保险标的损失证据五份，证明除了保险公司理赔的损失之外，原告还有直接的损失没有纳入保险理赔范围，其中包括塔拆除损失298214元，梯形板制作费40800元，清洗车修理费17320元，维修期间脚手架受损费5万元，事故区混凝土等费用合计66万元。6、提供第六组证据停产期间蒸汽、氮气、电力费用，证明停产后为了维持设备不报废原告产生的费用合计2893289.27元。7、提供第七组证据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一份，证明对原告停产期间工人的员工工资、贷款利息支出、设备折旧、管理费支出及停产可得利润损失情况作了司法鉴定，损失是22115811.01元，分2012年3-5月净利润7712353.36元及固定维持费14403457.6元两部分。8、提供第八组证据省高院（2015）苏商终字第00473号判决书一份，民事判决书的第22页第六行和最后的本院认为部分确定火灾事故中被告是侵权主体，并且被告要承担90%的责任。9、提供第九组证据司法审计鉴定费发票一组，证明司法审计鉴定费是28万元，原告已预交该部分费用。被告苏尔寿公司质证称：我们认为原审鉴定程序违法，因此苏尔寿公司要求看证据原件。主要是看司法审计鉴定报告相应证据的原件。对原告所举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双方之间有合同法律关系，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是有效的，但是原告提交的补充协议不完整，原告在原审二审中也承认有附件未提交，附件中有关于赔偿责任上限的条款，对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是确认的，原告的第一组证据恰恰证明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双方的赔偿责任有明确约定，直接损失不超过合同总价，原告认为是侵权之债，双方的合同约定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购销合同第15条和补充协议的赔偿责任上限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2、对于第二组证据的工程施工安全环保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这份协议既没有被告盖章，也没有被告授权代表的签署，是原告单方制作的格式条款，因此对该份协议被告不认可三性，不具有证明效力。对于第二组的安全确认告知，签字和人员并非被告的人员，对证据的三性不认可，原告单方制作的文件不具有证明效力。3、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但是火灾事故调查报告非但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故原因和责任在被告，相反被告认为火灾事故报告证明了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上海宛龙工程公司，也证明原告对事故的发生和损失的扩大具有明显过错，对于本案原告应当承担的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充分证明本案火灾事故发生是多因一果，本案的责任划分应当是按份责任，而不是雇主责任，对于备案通知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审中双方也确认因为火灾事故停产时间是三个月，但是被告认为备案通知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事实。4、对第四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证明效力也不认可，这份公估报告是原告和案外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单方委托，被告并没有被邀请参与，这份报告提交不完整，从复印件来看是有13个附件的，但是被告没有看到附件所以被告要求看证据原件，火灾事故导致损失的塔已经使用了近七年，但是公估报告是按照新塔需要的费用进行评估的，原告使用的塔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折旧，按照崭新的塔进行评估会导致不当得利，因此被告要求原告出示原件及13个附件。5、对第五组证据要求原告出示原件，在出示原件之前对三性和证明效力不认可，按照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来看公估报告说原告是足额投保，因此除了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额5000元之外所有损失是980多万元，所以直接损失不超过公估报告核定的980万元，980万元是按照全新的装置评估的费用，扣除折旧费是达不到这个价格的，因此该份证据和第四组证据冲突，除了980万元外没有其他直接损失，并且该份证据中所谓的收据和发票并不是付款凭证，依据最高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付款凭证，因此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实际有这些直接财产损失。6、质证意见和第五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样，三性和证明效力不认可，这些费用在公估报告中有体现，既然保险公估报告是足额定损，就不存在还有其他费用，被告认为在保险公估报告足额定损之外原告又主张289多万元的费用和公估报告冲突，从证据的复印件来看都是发票，这些发票并不是付款凭证，不能证明原告还另外发生了289万余元的费用。7、仅仅认可形式上的真实性，但是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也不认可，也不认可证据的证明效力，原审鉴定报告依据的资料是原告单方提供，也没有经过当事人相互质证，原审的鉴定程序违法，原审鉴定的假设和鉴定条件都是不成立的，原审过程中原告承认因为停产原告大幅度增加了贸易，因为增加贸易原告获益，原审中被告再三提出如果要鉴定不能仅仅鉴定损失还要鉴定收益，因为原告因增加贸易获得的收益和增加贸易有关的成本也应当纳入鉴定范围，鉴定报告和在案其他证据存在矛盾，和原告自己提交的苯乙烯的价格相差很大，因此鉴定报告不具有证明效力，8、对判决书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被告认为这份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认定上海宛龙公司的施工人员的施工行为苏尔寿公司应当承担雇主责任）是不成立的，对这份判决书的证明效力不认可，该份判决书在适用法律上有错误，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这份判决，保险公估报告的13个附件原告有义务提交，保险公估报告的13个附件可以证明判决书认定事实和客观事实不符。9、形式上真实性认可，不需要看原件，但是原审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报告不具有客观性和中立性，鉴定意见和原告提供的证据存在矛盾，所以不具有证明效力，鉴定费不应当纳入本案的赔偿范围。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及附件及（2013）沪徐证经字第4678号公证书各一份，证明双方之间就赔偿责任有明确约定。2、提供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各一份，证明原审鉴定报告参照使用的数据不客观、不科学，与原告在工商局备案的数据不一致，因此原审的鉴定意见不成立。3、提供银行支付凭证一组，证明被告与案外人上海宛龙工程公司是分包关系，被告与上海宛龙公司的员工不存在雇佣关系。4、提供（2015）沪徐证经字第8869号、8870号公证书及苯乙烯价格列表一份，证明2012年3-5月即原告停产期间苯乙烯江苏市场的平均价格为10558元每吨，其中销售额为9023.93元，原告生产苯乙烯的销售单价不可能达到原审鉴定报告计算出来的9353.59元，苯乙烯单位生产利润不可能达到原审鉴定出来的234.26元每吨，苯乙烯生产利润不可能达到原审鉴定报告中的数额。5、提供公估公司出具的比对报告一份，证明比对报告针对的是原审鉴定报告，原审鉴定报告存在很多计算错误，人为提高了原告停产期间的生产净利润、固定维持费用，原审鉴定报告在汇总计算出的苯乙烯单位生产成本是8945.82元每吨，但是在计算苯乙烯单位生产利润时错误使用的是8927.66元每吨，人为提高了苯乙烯生产利润805832元，原审鉴定报告在计算出的甲苯的单位生产成本是8929.15元，但是计算甲苯单位生产利润时错误使用了8925.34元，人为提高甲苯生产利润4012.54元，原审鉴定机构基于原告单方提供的销售发票汇总计算出19个月苯乙烯的单位销售价格为9353.59元，并以该价格作为参照计算2012年3-5月苯乙烯的单位生产利润以及生产利润缺乏依据，也严重背离客观存在的同期江苏市场销售价格和市场行情，不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2012年3-5月江苏市场苯乙烯的平均售价为9023.93元每吨，根本不可能达到原审鉴定报告使用的平均售价9353.59元，参照客观存在的同期江苏市场苯乙烯售价，停产三个月苯乙烯单位生产利润为-113.56元，三个月苯乙烯生产利润为-5039955.26元，在人员工资与管理费用两项费用的汇总计算上，原审鉴定报告重复计算管理人员的工资233321.81元，重复计算五险一金25543.65元，而且原审鉴定报告没有扣除停产期间不应发生的加班费、津贴、奖金，也没有扣除与生产无关的业务招待费、印花税等变动费用，原审鉴定汇总计算出的管理费1559138.52元与原告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十一中停产费用清单统计的1300273.06元存在矛盾，就原审鉴定报告汇总计算出的贷款利息4871820.16元，原审鉴定报告根本未在生产和贸易之间分摊，全部计入维持生产所需成本，明显违背东昊公司停产期间扩大贸易必然会占用大量贷款资金这一客观事实，原审鉴定报告在汇总计算贷款利息时存在明显错误，贷款期限届满后还在支付贷款利息，违背常理，在计算贷款利息时原审鉴定报告没有扣除同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与恒信2013第2097号、2012第2083号审计报告利润表之间存在重大矛盾，原审鉴定汇总计算出2012年3-5月的财务费用19758239.13元，较之正常生产期间增加了一倍，基于鉴定报告汇总计算出的19个月的财务费用总额69105540.08元存在矛盾，同时与鉴定报告汇总计算出的2012年1月、7-12月的财务费用26218311.49元存在重大矛盾，这与恒信2013第2097号审计报告存在重大矛盾，恒信2013第2097号报告是原告提交，报告反映2012年全年原告的财务费用是48991546.41元，同样是非正常生产时期，2012年2月、6月的财务费用合计3014995.75元，停产三个月的财务费用增加了4.4倍是违背常理的，既然2012年1月份财务费用可以减少到51万元，2012年3-5月停产的财务费用没有理由比2012年1月份增加了12.7倍，除非原告大幅度增加贸易产生这个财务费用，原审鉴定人员在2015年1月27日原审庭审过程中所称贷款利息487万元没有在生产和贸易之间进行分摊的原因是因为这三个月财务费用多，所以不再分摊，被告认为这个观点不存在也不真实，原审鉴定报告自相矛盾，一方面说查证下来原告没有计提2012年3-5月的固定资产折旧成本，另一方面凭空汇总计算出固定资产折旧成本6462923.49元，这样的计算与恒信2013第2097号审计报告及2012第2083号审计报告所付资产负债表存在重大矛盾。6、提供行业协会报告一份，证明2012年上半年，苯乙烯生产成本与市场价格多处于倒挂状态，生产企业处于亏损状态。7、提供（2016）沪徐证经字第848号公证书一份，证明自2012年2月开始直至2012年6月上旬，国内苯乙烯市场价格处于低位，但苯乙烯生产所需的上游原料---纯苯及乙烯价格始终高挂，国内非一体化生产企业苯乙烯生产持续亏损。2012年6月中旬以后，华东市场SM（苯乙烯）小幅反弹，且中石化纯苯价格下调，成本降低，国内非一体化生产企业苯乙烯的生产情况才有所好转，8、提供苯乙烯价格一份（2011年3月至5月以及2012年3月至5月），证明苯乙烯价格是原告在原审中自认并且提交的证据，这些价格比较接近与同期市场价格，而且与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的同期市场价格接近，这些价格远远低于原审鉴定报告所汇总计算并使用的苯乙烯的销售价格，苯乙烯的价格列表因为是原告自认并且提交的所以比较符合客观事实，可以作证原审鉴定报告使用的苯乙烯的单位生产成本和售价是错误的。9、提供比对列表一份，证明原审鉴定报告鉴定苯乙烯的生产利润根本不存在，停产期间原告的人员工资不会超过1598590.89元。10、提供贷款利息支出比对表一份，证明原审鉴定对原告所谓的资金成本的损失的鉴定是错误的，原审中双方确认停产是2012年3-5月，但是原告提交的贷款利息支出有2012年2月份、5月份。贷款期限届满后的利息支出，比对列表中指出了计算错误。原告东昊公司质证称：1、真实性没有异议，补充协议中的附件原告并没有在附件上签字盖章，所以附件对原告没有约束力，就购销合同而言，虽然有违约责任的上限，但是本案是涉及的补充协议安装，安装过程中原告选择的是侵权责任，不适用被告所称的违约责任上限，就被告提出的补充协议的附件规定了赔偿责任上限，但是该条款是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排除了原告的权利，免除了被告的责任，根据合同法第53条该条款是无效条款，本案的赔偿责任不受合同总价限制。2、审计报告和司法鉴定报告不矛盾，是被告自己的解读。3、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本案事实，被告称是宛龙公司造成的火灾事故，对该事实省高院00473号判决已经明确苏尔寿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苏尔寿公司存在过错是侵权主体，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审判决宛龙公司与苏尔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4、公证书涉及的苯乙烯价格仅仅是企业网站收集的大众化信息并非官方权威机构统计数据，也不是价格认证机构，该信息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特别是本案被告提供的这些证据与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并不矛盾，司法鉴定是按照原告2011和2012年两年扣除5个月的非正常生产月份得出每个月的平均利润，并不是对2012年3-5月份实际销售进行审计，因为3-5月份没有发生生产和销售，所以司法鉴定是一个评估这个价格信息不能推翻司法鉴定的结论。5、报告不具有证据效力，因为该报告并非本案中有法院委托评估，该报告没有真正的委托方，是按照被告自己的意愿出具的报告，这个报告采用的数据都是对被告有利的数据，因此该报告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6、协会报告是因被告要求单方出具，不是2012年各个苯乙烯生产企业的实际数据汇总，只是作为案外人因被告的要求提出的单方意见，分析的数据不具有真实性、权威性和可靠性，更不能推翻司法鉴定的最终结论，该协会的意见没有证明效力。7、公证书和证据四同类，也仅仅是作为企业采集的数据，与本案的评估方法不矛盾，也不能推翻本案司法鉴定的结论。8、对比列表是被告根据自己的单方意见判断做的分析，并没有客观依据，是属于被告的单方意见，不具有证据效力。9、该表格在原告后续的举证中证明司法鉴定的结论就利息的支出是正确的，有依据作证，被告的对比表违背客观事实，不能证明本案的事实。二、第一次庭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内容及质证意见。原告东昊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1、提供停产期间贷款利息计算明细一份，证明东昊公司停产期间支付的贷款利息与司法审计结完全相符。2、提供建设银行常州新北支行贷款利息计算明细一份，证明东昊公司在建行新北支行贷款500万元、1920万元、520万元美金、停产期间银行扣收的贷款利息与司法鉴定结论相符。3、提供建设银行常州新北支行借款借据两份，证明东昊公司在建行新北支行贷款500万元、1920万元、520万元美金。4、提供交通银行常州分行借款凭证及扣收利息凭证两份，证明司法鉴定报告关于交行常州分行的贷款利息计算是正确的。5、提供招商银行常州分行借款凭证两份，证明东昊公司在招商银行的贷款真实。6、提供农业银行天宁支行利息单两份，证明司法鉴定报告计算的农行天宁支行的利息正确。7、提供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借款凭证和利息单一份，证明江南银行贷款有合法凭证，司法鉴定报告的利息计算正确。8、提供渤海银行放款通知书一份，证明渤海银行1000万元放贷客观真实。9、提供公证书一份，证明东昊公司设备修理期间需提折旧费，宁波国税局在网上的答复。10、提供常州金瑞税务事务所说明一份，证明设备大修期间相关法律规定需提固定资产折旧。11、提供产品购销合同17份，证明东昊公司苯乙烯使用的原料是加氢苯，而不是石油苯。12、提供销售合同13份，证明东昊公司销售苯乙烯的价格是按照国内苯乙烯的月平均价占比50%加上进口月平均价占比50%的计算方法。13、提供安讯思网苯乙烯国内平均价与进口平均价对比两份，证明东昊公司销售定价人民币与进口价各粘壁50%明显高于国内人民币平均售价。上述证据均证明审计中对贷款利息计算是正确的。被告苏尔寿公司质证称：1、这是原告单方面制作的材料，不具有证据资格和证明效力，和待证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恰恰证明了原审鉴定报告的错误所在，原审鉴定报告第43页表21，原审中双方均确认停产期间是3月1号-5月31号，原告的证据一中反映贷款利息的时间是2012年2月21日-2月29日发生的利息，原审鉴定报告没有客观性，同时这份证据还包含了一系列贷款、包括2012.5.4/2012.5.10新发生的贷款500万元和1900万元，因此原告这份证据非但不能证明原审鉴定报告成立，恰恰证明原审鉴定报告汇总计算的利息不具有客观性。2、不认可证据三性和证明效力，原告仅仅提交了贷款利息收入及计算明细，原告并没有提供必不可少的贷款合同和利息支付凭证，而且该证据与被告在原审二审复印的贷款合同中的贷款期限也有矛盾，500万元的贷款是2012.4.26到期，既然到期就不存在2012.4.26以及之后的利息支出，不应当产生5月4日到5月21日的利息，这份证据中也存在2012.2.21-2.29发生的利息支出，与停产三个月没有关系，既然审计审的是期间利息，应该扣除期间以外的利息，原审鉴定报告没有严格按比例扣除。3、原告没有提供贷款合同和利息支付凭证，对三性和证明效力不认可。4、原告仅提供复印件，没有提供2500万贷款的借款复印件和贷款合同，对三性和证明效力不认可。5、仅看到复印件，没有提供贷款合同和利息支付凭证，对三性和证明效力不认可。6、原告仅提供复印件，没有提供借款凭证和贷款合同，对三性不认可，不具有客观性。7、原告没有提供贷款利息和支付凭证，也没有向原审鉴定机构提供贷款凭证，对三性不认可。8、仅看到复印件，该复印件显示金额是2000万元，贷款期限是2012.6.6-12.5，对三性和证明效力不认可。9、是相关人员个人主观意见，并非司法机关作出的解释，和本案无关，对三性和证明效力不认可，也无法改变本案客观存在的事实，即2012.3-5没有实际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成本。10、该证据无论从来源和形式上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反映本案的客观情况，对三性和证明效力不认可。11、证据十一是复印件，这些产品购销合同是2011年的，期限和本案无关联性，对三性和证明效力不认可，苯乙烯属于期货产品，价格市场波动很大。12、对三性和证明效力不认可，销售合同不能证明苯乙烯产品在市场上的售价可以按照原告所说的价格，本案鉴定的是原告是否有逾期利润损失，和本案事实无关，不能反映本案的真实情况。13、真实性不认可，本案要审的是停产损失，与进出口无关，原告所说的国内价格和进口价格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对三性和证明效力不认可。在原审一审中原告也提供了同期苯乙烯价格，实际加工原告有提供，但是远远低于原审鉴定报告使用的数据，原审鉴定报告中的价格比国内价格高300元，与客观事实不符。三、针对被告苏尔寿公司提出的本案原审中鉴定报告中所依据的证据材料未经其质证的问题。本院在重审期间，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原告东昊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补充提交了10大箱（因上述证据材料非常多，而且均为复印件，双方均同意仅以光盘的形式归档，本院不再保留上述纸制材料）、1小箱及部分散装证据材料。被告苏尔寿公司针对上述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原告提交的上述材料缺少会计账簿（账册）、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报表）等必不可少的必要会计资料，非常不全面、不完整、不充分，而会计资料等鉴定材料是否全面、完整严重影响并直接决定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中立性、公正性、准确性和科学性。2017年12月7日，法庭已经明确要求原告在30日内提供审计（鉴定）所需要的所有的证据材料。同时，原告持有完整的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鉴定所必需的会计资料（证据材料），但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2011年、2012年完整的会计账簿等必不可少的必要会计资料，致使对本案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原告应当对该等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10大箱材料中固定资产折旧计提、生产成本结转、产成品结转等会计凭证后未附有具体计算过程、成本计算表，会计凭证所列示的金额无法验证，无法判断其是否真实、完整。被告依法有理由主张原告持有但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之完整的会计账簿等鉴定所必需的会计资料的内容足以否定原告在2018年3月8日提供的10大箱材料（19个月的部分凭证）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力，足以否定原审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力。从形式上看，原告在2018年3月8日提供的10大箱材料（19个月的部分凭证）仅为部分会计凭证，非常不全面、不完整、不充分。而原告持有完整、全面的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也负有义务提供鉴定所必需的完整会计账簿等证据材料。但，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完整、全面的会计账簿等必不可少的会计资料，导致被告无法借助真实、完整的会计账簿等会计资料来判断原告在2018年3月8日提供的10大箱材料（19个月的部分凭证）是否真实、完整。因此，被告有理由不认可原告在2018年3月8日提供的10大箱材料（19个月的部分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换言之，原告在2018年3月8日提供的10大箱材料（19个月的部分凭证）不具有完整性，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鉴定材料使用，不得作为原审鉴定的依据。也因此，原审鉴定程序严重违法，原审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原审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鉴定报告和原审鉴定结论无效。因此，原告不存在生产利润损失。二、关于原告在2018年3月8日提供的1小箱和部分散装材料（2012年3-5月工薪单、2012年3-5月管理费用凭证四册和管理费用明细分类账、2012年3-5月财务费用凭证一册、贷款合同18份、2011年12月原告固定资产科目明细表、原告生产工艺流程图以及2011年1-12月、2012年1月、2012年7-12月产量抄表单）的质证意见。如前所述，原告在2018年3月8日提供的上述1小箱和部分散装材料中根本没有2012年3月至5月完整的会计账簿（账册）、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报表）等必不可少的必要会计资料，且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2012年3月至5月完整的会计账簿（账册）、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报表）等会计资料，导致被告无法借助真实、完整的会计账簿等会计资料判断原告在2018年3月8日提供的1小箱和部分散装材料是否真实、完整。原告在2018年3月8日提供的上述1小箱和部分散装材料中既缺少必要的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凭证、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贷款发放凭证，也缺少与原告所主张的2012年3月至5月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实际计提、实际发生有关的必要会计资料，也没有与2012年3月至5月贸易即其他业务、利息收入、存货销售有关的任何会计资料，非常不全面、不完整、不充分，致使对本案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原告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被告已举证证明原告持有并控制与“停产期间增加贸易即其他业务而获得收益、销售存货获得收益、利息收入”有关的会计资料等证据材料。1、被告依法调取并补充提交的证据12——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充分证明原告2018年3月8日提供的材料缺少2012年3月至5月销售、采购及贸易即其他业务等相关会计资料，非常不完整、不充分、不全面、不真实。同时，被告该组证据还充分证明原告因停产而增加销售、采购等其他业务获取巨额利益。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12——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第29页、第31页、第33页表格第1行第三列）反映2012年3月、4月、5月原告销售额分别高达326，184，902.5、275，309，952.1、235，282，273.8，合计836777128.4元。而2011年3月至5月（以下简称“2011年同期”）原告的销售额合计536289716.4元。2011年全年累计销售额2573613697元。2011年平均每季度的销售额为643403424.25元。较之2011年同期，原告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的销售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300487412元。较之2011年全年平均销售额，原告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的销售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193373704.15元。显然，原告因停产扩大原材料贸易而获益，原告根本不存在停产损失。被告证据12——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还反映2012年3月、4月、5月原告进项税额分别高达54147586.73元、45146023.08元、35537871.51元，依据2012年时适用的增值税率17%，可以计算出2012年3月、4月、5月分别采购318515216.1元、265564841.6元、209046303元，停产期间原告合计采购793126360.7元。而2011年同期原告进项税额分别为23596366.82元、34241475.61元、28320438.91元，依据2011年时适用的增值税率17%，可以计算出2011年3月、4月、5月分别采购138802157.8元、201420444.8元、166590817.1元，2011年同期合计采购506813419.7元），2011年全年平均每月进项税额34381983.17元，充分证明原告2012年3月至5月因停产大幅增加了原材料采购，较之2011年同期原材料采购增加了286312941元，较之2011年平均每季度采购额增加了186385481.29元。因此，被告证据12——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充分证明原告持有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销售、采购及贸易即其他业务部分的会计资料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而停产三个月高达793126360.7元的采购，原告必然会使用贷款资金。因此，停产期间的即便发生贷款利息等资金成本，也理应列入采购等其他业务的成本，不属于停产造成的原告损失。原审一审、二审以及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一直自认停产期间大幅度增加原材料贸易因此其同期利润是增加的。原告持有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销售、采购及贸易即其他业务部分的会计资料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2、而被告提供的证据3——工商年检材料[恒信（2012）第2083号、恒信（2013）第2097号两份审计报告之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中的利润表（见《利润表》表格倒数第3行第三列）等证据材料充分证明，原告2012年的利息收入达9132427.87元，原告2012年利息收入比2011年增加4728537.34元，2012年利息收入超过以往２年累加。因此，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原告有巨额利息收入，但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停产期间利息收入相关会计资料。因此，被告已经举证证明原告持有并控制与“停产期间增加贸易即其他业务而获得收益、销售存货获得收益、利息收入”有关的会计资料等证据材料，被告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已先后于2018年3月22日、5月9日、6月6日和2019年1月25日四次书面申请法院责令原告补充提供2012年3月至5月贸易部分、销售存货、利息收入等有关的完整会计资料。但，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2012年3月至5月贸易部分、销售存货、利息收入等有关的完整会计资料。（二）原告2018年3月8日提供的1小箱和部分散装材料非常不完整、不全面、不充分，因而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效力。1、关于人员工资。原告仅提供其单方面制作的2012年3月至5月工薪单。原告拒不提供劳动合同，也不提供银行付款凭证和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更拒不提供相关会计账簿和财务会计报告。因此，被告有理由不认可原告单方面制作的2012年3月至5月工薪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效力。如原告否认停产期间实际上将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转到采购等贸易即其他业务，鉴于停产期间原告负有法定的减损义务，原告应采取提前安排休假、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2条、《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31条等法律规定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发放基本生活费等合理减损措施。如果原告没有采取合理减损措施导致损失扩大，则原告主张的人员工资尤其是其中的巨额奖金损失应不予支持。泛华公估江苏分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原告证据四）已就停产期间的人员工资损失作出足额认定，除保险公估定损的30万元之外，原告依法负有减损义务，不应发生其他工资、津贴、加班费、奖金等费用，原告主张的人员工资中665，390.82元的加班费、夜班费、值班津贴等因停产可节省，该665，390.82元的加班费、夜班费、值班津贴即便实际发生，也属于原告故意扩大的损失。2、关于财务费用（资金成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审鉴定报告第42页表20汇总计算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的利息收入1384873.57元、利息支出20058159.16元、汇兑损益70173.48元、金融手续费1014780.06元，原审鉴定报告汇总计算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财务费用19758239.13元，被告不认可原审鉴定机构基于原告私自提供的鉴定材料作出的上述汇总计算。但，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暂且假定原告在2018年3月8日提供的1小箱和部分散装材料中2012年3-5月财务费用凭证一册内容真实、完整，该等财务费用凭证反应的全部财务费用合计也不过6，235，483.68元（更何况其中2012年2月、6月发生的贷款利息支出明显与本案无关，如渤海银行2102年6月贷款利息342，955.56元、招商银行新北支行2012年6月贷款利息578,373.33元、民生银行常州支行营业部2012年2月贷款利息63,033.33元），远远达不到原审鉴定报告第42页表20汇总计算的利息支出20058159.16元，也无法达到原审鉴定报告第42页表20汇总计算的财务费用19758239.13元。原告在2018年3月8日提供的1小箱和部分散装材料中根本没有与2012年3月至5月利息收入、汇兑损益、金融手续费相关的会计资料。显然，原告提供的财务费用凭证和18份贷款合同非常不完整、不全面、不充分（其中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只见1000万元授信合同，未见贷款合同；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只见3500万元授信合同，未见贷款合同），因而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原审鉴定报告汇总计算的资金成本4871820.16元属于停产期间的实际损失（原审鉴定报告关于资金成本汇总计算存在明显错误。值得强调的是，即便18份贷款合同形式上真实，从18份贷款合同的贷款期限和用途来看，贷款均为短期流动资金借款，如原告否认停产期间实际上将贷款资金用于采购等贸易即其他业务，停产期间原告负有法定的减损义务，原告应采取提前还贷或者定期存款、理财等合理减损措施。但，原告并没有采取合理减损措施导致损失扩大，原告主张的贷款利息损失应不予支持。3、关于固定资产折旧。原告仅提供其单方面制作的固定资产明细表，并没有提供2012年3月至5月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实际发生、实际计提有关的必要会计资料。根据相关会计规定，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必须具备原值金额、预计残值率、开始使用日期、预计使用年限等信息，仅根据原告单方面制作的固定资产明细表无法对折旧金额进行测算和调整。2012年2月原告已经停产，依据《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等法律规定（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应当自停止使用月份的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2012年3月至5月应当停止计算固定资产折旧。同时，依据《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0〕25号）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房屋、建筑物以外的未使用、不需用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因此，被告有理由不认可原告单方面制作的固定资产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效力。4、关于管理费用。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假定原告2018年3月8日提供的2012年3-5月管理费用凭证四册和管理费用明细分类账内容真实，原告主张的管理费用损失也缺乏依据。（1）管理费用存在大量的跨期情况，其中的管理费用383131.09元的发生时间在火灾事故引起停产之前（2012年3月之前），明显不属于停产损失。鉴于原告拒不提供2012年3月至5月的完整会计账簿，被告有理由不认可原告2018年3月8日提供的2012年3-5月管理费用凭证四册和管理费用明细分类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该等管理费用凭证四册和管理费用明细分类账不具有证明效力。就管理费用支出，停产期间原告负有法定的减损义务，原告应采取提前安排休假、依据法律规定发放基本生活费等合理减损措施。但，原告并没有采取合理减损措施导致损失扩大，原告主张的管理费用损失应不予支持。咨询费、审计费、印花税、业务招待费、办公费、交通费用，即便发生，也明显仅仅与原告2012年3月至5月的其他业务即贸易活动或2012年3月之前的生产经营有关。生产停产期间，企业不可能、也不必要发生咨询费、审计费、印花税、业务招待费、办公费、交通费用。5、关于产量抄表单。原告仅提供其单方面制作的原告生产工艺流程图以及2011年1-12月、2012年1月、2012年7-12月产量抄表单，既没有提供完整的会计账簿，也没有提供2011年、2012年每月仓库收发存报表和2011年、2012年每月原材料、产成品的入库单、出库单以及2011年度、2012年度销售收入的台帐、销售合同、采购合同等必要的会计资料和证据材料。因此，被告无法判断原告单方面制作的产量抄表单是否真实、完整，被告有理由不认可原告单方面制作的生产工艺流程图以及2011年1-12月、2012年1月、2012年7-12月产量抄表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效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3年8月8日原审一审庭审时，原告公司自认其2012年3-5月的利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增加的。原告公司自认其同期利润是增加的，虽然停产期间我们的生产是停止了，但我们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做的是原材料的贸易（见2013年8月8日原审谈话笔录第4页第8行以下）。2013年11月12日原审一审组织谈话时，原告公司再次自认印花税是维持公司正常运转购买原材料所发生的费用（见2013年11月12日原审谈话笔录第4页倒数第5行）。但，在原告提供的上述1小箱和部分散装材料中，既没有2012年3月至5月原告贸易部分的任何会计资料，也没有该期间原告销售存货、银行利息收入（理财收入）部分的任何会计资料。显然，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2012年3月至5月贸易即其他业务部分、销售存货、利息收入（理财收入）部分的会计资料，原告提供的上述1小箱和部分散装材料非常不全面、不完整、不充分。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2012年3月至5月完整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导致被告无法借助真实、完整的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必要会计资料来判断原告提供的上述1小箱和部分散装材料是否真实、完整。基于以上，被告有理由不认可原告提供的上述1小箱和部分散装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原告提供的上述1小箱和部分散装材料明显不具有完整性，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鉴定材料使用。因此，原告不存在人员工资、资金成本、管理费用成本、固定资产折旧成本等所谓的固定维持费用损失。三、关于原告在2018年4月补充提供的恒信（2012）第2083号、恒信（2013）第2097号审计报告的质证意见。被告仅认可该两份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但该两份审计报告并不能证明原审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还恰恰证明原审鉴定报告根本不具有中立性、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合法性，充分反证原审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充分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8日提交的原审鉴定材料以及此后补充提交的原审鉴定材料非常不全面、不完整、不充分、不具有证明力。1、恒信（2012）第2083号审计报告反映原告2011年全年12个月主营业务利润为10671258.35元、2011年全年12个月主营业务净利润也不过8003443.76元，充分反证“（原告2012年）3月至5月生产利润10283137.82元、生产净利润7712353.36元”等原审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依据恒信（2012）第2083号审计报告——原告会计报表附注，用其中第三部分——财务报表项目注释第24（营业收入）至第28（财务费用）反应的数据可以计算出2011年全年的主营业务利润（生产利润）和主营业务净利润（生产净利润），2011年全年的生产利润为10671258.35元。而原审鉴定报告居然汇总计算出停产三个月生产利润高达10283137.82元，相当于恒信（2012）第2083号审计报告所反应2011年全年12个月的主营业务利润（生产利润）。依2011年全年主营业务（生产）净利润为8003443.76。原审鉴定报告居然汇总计算出原告停产三个月生产净利润7712353.36元，与恒信（2012）第2083号审计报告所反映原告2011年全年12个月的主营业务净利润相当，明显违背常理和同期市场行情，更何况被告已经充分举证证明国内2012年上半年的苯乙烯生产普遍亏损、市场行情远远达不到2011年的盈利水平。2012年6月中旬，华东市场SM（苯乙烯）小幅反弹，且中石化纯苯价格下调，成本降低，国内非一体化生产企业生产亏损情况才开始好转。原审鉴定所采用的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且所采用的鉴定方法明显不合理、缺乏法律依据，原审鉴定程序严重违法，导致原审鉴定意见（鉴定结论）不具有中立性、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准确性。因此，原审鉴定程序严重违法，原审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原审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鉴定报告和原审鉴定结论无效，原告主张的所谓生产利润损失根本不存在。2、该两份审计报告充分证明，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原告没有固定资产折旧成本损失，房屋、建筑物以外的未使用、不需用固定资产依法不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值得注意的是，恒信（2013）第2097号审计报告所附的原告会计报表附注第2页第7行以及恒信（2012）第2083号审计报告所附的原告会计报表附注第1页倒数第2行均反映，原告在2011年、2012年执行的会计制度都是《企业会计制度》。同时，《企业会计制度》也是原审鉴定报告的法律法规依据之一。依据《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0〕25号）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房屋、建筑物以外的未使用、不需用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而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房屋、建筑物以外的与生产相关的电子设备、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等固定资产属于未使用、不需用固定资产，依据《企业会计制度》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等法律规定应不计提折旧。同时，原审鉴定报告第46页第4行以下，原审鉴定机构也确认“3月至5月未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这一客观事实。原审二审2016年3月8日组织质证时，原告也认可上述恒信（2012）第2083号之资产负债表、恒信（2013）第2097号审计报告之资产负债表的数据，并自认没有列支（2012年3月至5月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见原审二审2016年3月8日质证笔录第7页第1行至第3行）。因此，“2012年3月至5月原告没有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费用”是依法可以认定的客观事实。也因此，2012年3月至5月原告没有实际发生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依法也不应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原告不存在固定资产折旧费用损失。原审鉴定报告汇总计算“机器设备部分的固定资产折旧损失6，320，126.06元”不具有客观性，势必造成原告获得法外利益，与《侵权责任法》填补损害的功能不符。就如同有些受害人身体受到损害后，其供职单位并没有停发其工资收入。对这些受害人而言，并不存在误工损失。如同样对其进行“误工费”赔偿，势必会造成其获得法外利益，与侵权责任法填补损害的功能不符。3、该两份审计报告充分证明，2012年3月至5月原告利息收入因停产而大幅增加了4728537.34元，原告不存在资金成本损失。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三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即分别于2011年2月9日、2011年4月6日、2011年7月7日三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先后三次上调各0.25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由此，可以合理解释原告2011年利息收入为何比2010年增加788963.33元。而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即分别于2012年6月8日、2012年7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先后两次下调各0.25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因此，原告所辩称的2012年金融机构普遍的利息水平较2011年有所提高，明显罔顾事实。显然，在2012年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较之2011年明显降低的情况下，原告2012的利息收入反倒比2011年增加4728537.34元，增加了一倍还多，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资金使用数量大幅下降致利息收入大幅增加，即2012年原告公司存入银行的定期存款或理财资金数额在3月至5月大幅增加（贷款资金实际使用量因生产停产而大幅下降甚至为零）。鉴于原告持有证据但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其2012年3月至5月完整的会计资料[包括与利息收入、理财收入有关的所有合同、凭证、单据（交易单、对账单等资料）]，可以推定“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原告资金使用数量大幅下降致其利息收入大幅增加4728537.34元”这一主张成立。基于损益相抵原则，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原告不存在资金成本损失。原审鉴定报告第42页表20汇总计算停产期间的利息收入1384873.57元，大大低于原告公司2012年利息收入的平均值(2283106.97元/季度)，明显不合理。即便参照2012年全年利息收入9132427.87元的平均值（761035.6558元/月），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的利息收入也不会低于2283106.97元。而常理告诉我们，生产停产期间如不大规模增加贸易，原告公司的贷款资金使用量必然大幅下降，相应地，如贷款没有提前归还给了银行停产期间的存款利息收入必然较之正常生产期间平均值要大。即便原审鉴定报告第42页表20汇总计算停产期间的利息收入仅1384873.57元，原审鉴定报告也没有将该1384873.57元利息收入从所谓的487万余元贷款利息支出中扣减，更未将487万余元贷款利息在生产和贸易之间进行区分，忽视了相关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在停产期间实际用途只能是投入贸易部门（除非提前还贷或存入银行），缺乏合理的理由，明显错误。4、恒信（2013）第2097号审计报告——利润表、恒信（2012）第2083号审计报告——利润表充分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8日提交的原审鉴定材料非常不全面、不完整、不充分。恒信（2013）第2097号审计报告——利润表、恒信（2012）第2083号审计报告——利润表充分证明，原告2012年利息收入9132427.87元比2011年增加4728537.34元，2011年利息收入比2010年增加788963.33元。显然，2012年3月至5月停产期间原告有利息收入。但，原告于2018年3月8日提交的原审鉴定材料中根本没有与其2012年3月至5月利息收入相关的任何会计资料。四、关于原告在2018年4月补充提供的损益表的质证意见。如上所述，退一万步，即便原告在2018年3月8日提供的2012年3月至5月财务费用凭证真实、完整，其反映的全部财务费用合计也不过6235483.68元，远远达不到原审鉴定报告第42页表20汇总计算的利息支出20058159.16元，也无法达到原审鉴定报告第42页表20汇总计算的财务费用19758239.13元。而原告在2018年4月补充提供的损益表中，2012年3月、4月、5月财务费用分别为6426105.31元、6862944.5元、6469189.32元，既与原审鉴定报告第42页表20汇总计算的2012年3月、5月财务费用数额不一致，也远远高于原告在2018年3月8日提供的2012年3月至5月财务费用凭证反映的全部财务费用（合计6235483.68元）。显然，原告在2018年4月补充提供的损益表中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管理费用等数据不具有真实性。因此，被告不认可原告在2018年4月补充提供的损益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原告在2018年4月补充提供的损益表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证明力，不能作为鉴定材料使用。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暂且假定原告2018年4月补充提供的损益表中的业务收入数据真实、完整，从原告提供的损益表可以分别计算出原告2012年3-5月和2011年3-5月的营业收入、2011年季度平均营业收入。依据原告2018年4月补充提供的损益表中的业务收入数据，2012年3-5月生产停产非但没有造成原告营业收入减少，2012年3-5月的营业收入反倒较之2011年同期、2011年平均水平都大幅度增加。因此，“原告2012年3月至5月贷款利息支出4871820.16元”即便属实，也是扩大贸易、增加营业收入的融资成本，与生产部分无关，也与生产停产与否无关，不属于停产损失或者维持生产所需的必要费用开支。原告因2012年3-5月生产停产将资金全部投入其他业务即贸易部分而大幅增加营业收入获得的其他业务利润11654470.51元应从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总额中扣除。另外，原告提供的2011年12月31日损益表反应，2011年全年原告主营业务利润（生产利润）为10671258.35元。而原审鉴定报告居然汇总计算出停产三个月生产利润高达10283137.82元，相当于2011年全年12个月的主营业务利润（生产利润）总额，明显违背常理和同期市场行情。由此可见，原审鉴定所采用的裁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且鉴定方法明显不合理、缺乏法律依据，且原审鉴定程序严重违法，导致原审鉴定意见（鉴定结论）不具有中立性、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准确性。因此，原审鉴定程序严重违法，原审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原审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鉴定报告和原审鉴定结论无效。最后，从原告提供的《损益表》可以看出，自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其主营业务利润连续四个月都是巨额亏损，2012年7月即恢复生产后第一个月其主营业务利润为-541372.03元，仍然是巨额亏损。显然，停产之前四个月（2011年10月、11月和12月、2012年1月）和恢复生产后一个月（2012年7月），原告主营业务（生产）利润均为巨额亏损。而被告提供的证据7（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出具的报告）、证据8[（2016）沪徐证经字第848号公证书]充分证明，2012年上半年，苯乙烯生产成本与市场价格多处于倒挂状态，生产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自2012年2月开始直至2012年6月上旬，国内苯乙烯市场价格处于低位，但苯乙烯生产所需的上游原料——纯苯及乙烯价格始终高挂，国内非一体化生产企业苯乙烯生产持续亏损。被告苏尔寿公司补充提交如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是我们申请法院调查令前往常州国税局及稽查分局调取的原告2011年全年以及2011年1至5月份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这是一组补充证据，这是我们的证据12。第二组补充证据是我们证据13，就是我们在原审过程中我们拿到的原告的一份编制日期为2011年12月31日的损益表，该两组证据要证明的对象、证明内容，我们已经庭前向法庭提交了书面内容。原告东昊公司质证称：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盖章，真实性是没有异议。但是来源我们认为应该是国家税务局，而不应该是稽查局获取材料。第二个就是这上面的数据，我现在也无法发表意见，要回去核实。本院经审理查明：（一）签订合同的情况2011年10月15日，东昊公司（买方）与苏尔寿公司（卖方）签订一份《购销合同》，约定东昊公司向苏尔寿公司购买T-401苯乙烯粗馏塔填料及塔内件1套，总台套价832万元；供货范围按附件《东昊公司苯乙烯装置改造项目T-401乙苯/苯乙烯分离塔-塔内件更换技术协议书》（以下简称《技术协议书》）提供；交货期和交货方式：2012年2月15日前交至买方工厂，由卖方负责汽运至买方工厂交货；违约责任：按《合同法》有关条款执行。卖方违约给买方造成损失的，买方将追究卖方相应责任，索赔相应损失；经买卖双方签字确认的技术协议书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冲突，以本合同为准；在任何情况下，买卖双方都无权就其间接损失（生产损失、工期损失、预期利润损失等）索赔，双方最大的责任不超过合同总价。2011年12月2日，东昊公司（甲方）与苏尔寿公司（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内容为苯乙烯装置改造项目T-401乙苯/苯乙烯分离塔由苏尔寿公司提供的填料及塔内件更换就位；乙方人员进场日期：暂定2012年2月10日，如有变化，甲方提前15天书面通知乙方，工期为25个工作日（含双休日，双方一致认可的极端天气顺延），安装费用为81万元；质量标准：在确保安全、质量及工期前提下一次性通过甲方综合验收；乙方除提供填料及塔内件外，还需派专业项目经理进行每天2×12小时全方位项目管理，人员配备必须具有本业资质的熟练工，通风设备、PPE安全配备和塔内照明、常用工具及个人防护品均有乙方自备；违约责任：乙方无正当理由或管理不力及其他因违反安全操作规范引起的工期延误，甲方有权选择继续履行合同或中止合同，自延误之日起开始计算每天向甲方支付合同违约金5000元每天，由甲方在应付款中直接扣除；经双方签字确认的相关文书作为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冲突，以本协议为准。苏尔寿公司提供一份《补充协议》附件——《现场报备和施工设备的提供》及苏尔寿公司田方、东昊公司蒋国鑫相关电子邮件往来情况公证书，证明双方在合同附件中约定了责任上限条款。该附件《现场报备和施工设备的提供》关于“全面责任限额”载明，“除了依此报价而定的合同中有任何相反规定，包括所有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有相反规定、或者是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有相反规定，在任何情况下，SULZER都不向买方承担任何间接的、惩戒性的、特殊的、后续的、与合同有关的损失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损失、生产中断损失、商业机会损失、以及买方的客户的此类损失，无论此损失是依据合同责任、侵权责任（包括过失）、法律法规或其他形式的法律责任。买方的救济途径是唯一的，苏尔寿公司的合同责任、赔偿责任、侵权责任（包括过失）、无论是任何的保证或严格责任之和，将不超过报价或合同总价总额。”苏尔寿公司田方在电子邮件中要求签订的《补充协议》附上该附件，东昊公司蒋国鑫答复时未作明确拒绝。原告对该附件的真实性及效力均不予认可。该文件未有双方签字。苏尔寿公司在另案中提供的《补充协议》及附件盖有双方的骑缝章。（二）合同履行情况2012年2月12日，东昊公司苯乙烯装置停产检修。2月14日，东昊公司对苏尔寿公司进场施工作人员进行了安全告知确认，苏尔寿公司48人（包括宛龙公司施工人员）在告知书上签字确认。2月16日，苏尔寿公司组织施工人员开始对粗苯乙烯塔内的填料及塔内件进行更换。2012年2月20日晚，苏尔寿公司施工人员在对东昊公司苯乙烯装置改造项目T-401乙苯/苯乙烯分离塔塔内填料及塔内件更换作业时（当时仅完成部分拆卸工作）引起火灾，造成T-401乙苯/苯乙烯分离塔烧毁，厂区管廊部分损坏。据东昊公司陈述，发生火灾的时候填料及塔内件还未安装，东昊公司拆除倒塌的苯乙烯塔后，对T-401粗苯乙烯精馏塔进行了重建。重建时仍由苏尔寿公司对填料和塔内件进行了安装。关于填料和塔内件的货款和安装款合计913万元，被告苏尔寿公司称还没有付清。前期的832万元东昊公司只支付一部分。81万元安装款东昊公司尚未支付，苏尔寿公司已在本案受理之后另行提起诉讼。（三）火灾事故调查情况2012年5月24日常州市新北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了常新安监【2012】26号《关于对“2.20”常州东昊化工有限公司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2.20”常州东昊化工有限公司火灾事故调查报告载明：事故单位概况：苏尔寿公司；事故发生时间2012年2月20日19时30分左右；发生地点：东昊公司厂区内；事故类别：火灾事故；工程概况：2011年10月15日，东昊公司将“苯乙烯装置改造项目T-401乙苯/苯乙烯分离塔-填料及塔内件更换”工程发包给苏尔寿公司,并由苏尔寿公司提供填料,双方签订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和工程施工安全、环保协议。苏尔寿公司又将劳务用工发包给宛龙公司，双方未就该项目内容签订相关的书面协议，是根据人工单价表来进行工程款结算。事故经过：2012年2月16日，苏尔寿公司组织施工人员对东昊公司T401粗苯乙烯塔（分6个床层）内的填料及塔内件进行更换，并逐渐完成对该塔第4、6床层的填料及塔内件的拆卸工作，且在作业过程中进行了风焊割孔洞作业，第1床层也已基本完成了拆卸工作。2012年2月20日19时左右，宛龙公司现场焊工卞立冬、工人吴志清进入T401粗苯乙烯塔第3段床层进行风焊作业，当时施工层配有一10升的桶装水和四只8公斤的干粉灭火器，在该塔第3床层填料上局部位置（动火位置）铺设浸水的防火毯。卞立冬进行了大约3分钟的动火作业后，发现孔洞上部第2段床层填料有一圈发红并伴有火星，遂立即用安全帽装水后浇水，然后又用灭火器进行灭火，但直到一只灭火器用完后仍未能将火扑灭，火焰向上蔓延。卞立冬、吴志清二人遂从塔内撤出，通过对讲机告知地面。然后卞立冬和平台工作人员朱军携带水桶进入上层平台人孔，从T401粗苯乙烯塔第2床层填料上方用水灭火，但还未能将火扑灭。遂与其他人员撤离至地面。随后，现场施工人员及东昊公司从地面接消防水带上塔再次准备灭火，但始终未能将水打至塔上，只能放弃撤离至地面。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于20时15分左右进入现场组织施救，至2月21日凌晨55分左右，T401粗苯乙烯塔受火灾影响向正南方向倾倒，直至2时左右，明火被扑灭。事故造成T401粗苯乙烯塔烧毁，厂区管廊部分损坏。事故原因分析：经查实，苏尔寿公司在对T401粗苯乙烯塔施工安装前制订了施工方案。填料及塔内件更换前，由东昊公司对该塔进行停车、冲洗、蒸煮、通风、检测、加盲板等工作，并对苏尔寿公司施工人员进行了安全培训。经现场勘查、查阅资料、人员询问等取证和分析，并组织专家、科研单位进行技术分析和抽样检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分析如下：1、直接原因施工作业人员缺乏安全生产常识，未严格按照施工方案中对“高处焊割作业，要采取防止火花飞溅措施”的规定，在进行动火作业前仅准备了一10升的桶装水和四只8公斤的干粉灭火器，在该塔第3床层填料上局部位置（动火位置）铺设浸水的防火毯。而在T401粗苯乙烯塔内风焊作业过程中产生的高温火焰，引燃了塔内第2床层填料表面的可燃物（焦油、苯乙烯聚合物），由于初期火灾未能及时扑灭，火灾蔓延至T401粗苯乙烯塔整个塔内。经5个多小时火焰烘烤，导致该塔损坏倾倒，这是造成这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也是主要原因。事实证明在T401粗苯乙烯塔内进行动火作业存在安全隐患，且采取的防火措施远不足以对火源进行有效的控制。2、间接原因（1）苏尔寿公司对T401粗苯乙烯塔填料及塔内件更换工程作业现场安全风险评估不到位，施工方案未能明确塔内动火方式，高处作业防火措施不到位，公司的管理人员现场巡查不到位，隐患排除不力。苏尔寿公司虽然制订了施工方案，但未明确施工作业人员的动火方式，在对高处焊割作业要采取的防火花溅措施内容也不完善。施工作业前虽有安全风险评估师进行了风险评估，但评估师未对T401粗苯乙烯塔内残留物与相应的动火方式及作业采取的防火措施、应急水源扬水层等内容进行风险评估，也未有相关负责人确认通过风险评估结果的书面记录。公司授权委托人、驻中国区塔现场服务负责人均未对工程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生产安全隐患。（2）宛龙公司未与苏尔寿公司签订相关书面合同，作为劳务用工的管理方负责人却未对施工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生产工作检查，未能消除生产安全隐患。在安排施工人员进入T401粗苯乙烯塔施工时，对施工现场未作安全检查，对施工人员的动火方式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在对动火作业未进行充分的安全风险评估，和未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火措施，未准备足以消除初期火灾的施救物资的情况下，安排施工人员进行动火作业。（3）东昊公司在施工方案的内容审核不到位，未能与苏尔寿公司针对T401粗苯乙烯塔内残留可燃高聚物的这一生产安全隐患进行有效的沟通，未对其作业内容进行书面的技术交底，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在对T401粗苯乙烯塔填料及塔内件更换前，东昊公司对该塔进行停车、冲洗、蒸煮、通风、检测、加盲板等工作，在进行了一系列工艺处理之后，塔内仍然存在残留的可燃高聚物，东昊公司在知道这一情况的同时却未能与苏尔寿公司进行有效的沟通、着力解决在塔内进行动火作业的方式及防火措施以消除生产安全隐患。同时，在施工作业前东昊公司未对苏尔寿公司进行书面的安全技术交底，作业现场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事故责任认定：1、宛龙公司现场焊工卞立冬、工人吴志清负有直接责任，现场监护叶桂芬负有间接责任，晚班负责人李涛负有管理责任，法定代表人夏炳伟负有管理责任。2、苏尔寿公司现场负责人朱志东、施工经理李刚负有间接责任，安全风险评估师李川川负有间接责任，授权委托人蔡人虎、驻中国区塔现场服务负责人罗汉新负有管理责任。3、东昊公司车间主任王贵喜、现场监督员孔铁义负有管理责任，工程师李军锋，安全员张忠海、马俊负有管理责任，安全部经理赵全来、总经理助理兼生产部部长金明、副总经理袁国平负有部分管理责任。（四）保险公司定损、理赔及原告在保险理赔时主张的损失情况东昊公司为其所有的财产向中华联合保险常州支公司投保《财产一切险》。2012年2月20日东昊公司粗苯乙烯装置因火灾受损后，东昊公司与中华联合保险常州支公司共同委托泛华公估江苏分公司办理公估事宜。泛华公估江苏分公司于2012年10月9日出具《东昊公司2012年2月20日粗苯乙烯装置受损案（最终报告）》（以下简称公估报告）。公估报告载明：受损明细：1、设备受损情况：T-401塔1套、E402粗塔冷凝器等；2、电气查勘情况：防爆灯具等；3、仪表查勘情况：T-401氮气反吹管等；4、土建查勘受损情况：（1）混凝土钢筋结构受损；（2）地面及地沟）地面及地沟盖板倒塌而导致的直接损坏；二是由于塔修复过程中大型机械进出场破坏的路面修复。其中塔西北侧被履带吊进出场时完全破坏，分为两块面积，一块面积约为27m×17m，其中包含塔基占地面积约3.14×4.5m×4.5m，另外一块面积约为（4m+7m）×12m/2，北侧明沟损坏16.5m；塔南侧被塔倒塌带下来的设备及杂物损坏，面积约为19m×9m+（3.8m+11m）×10m/2，西、南、北三边明沟共损坏42m。北侧围墙处被履带吊进出场时破坏，分为两块面积，一块面积约22m×7m，另一块面积约为18m×11m，东西两侧明沟共损坏9.5m；303灌区地面被大型机械进出场破坏，面积约为19m×6m；306罐地面被大型机械进出场破坏，分为两块面积，一块面积约为27m×11.5m，另一块面积8.5m×5.5m。5、管廊架及管道查勘情况：5#、6#、7#柱之间管廊架钢构及管道被砸变形。报损及定损情况：1、T-401粗苯乙烯塔：其中：（1）拆除有关费用：东昊公司报损：旧粗苯乙烯塔体拆除67万元、因拆除难度增加吊车台班16万元、高空清理铁渣49900元；泛华公估江苏分公司定损：581686元（按T401塔残值定）；理由：由于T401塔现场拆除确实比较困难，配合设备比较多，危险程度也较大，认可原先拆除的报价67万元，由于认可拆除已经超过了残值费用，不拆除又收不回残值，建议拆除费用和残值抵销。（2）新塔制作安装费用：东昊公司报损：新粗苯乙烯塔本体制作费120万元，泛华公估江苏分公司定损1151899.48元；（3）T型板制作报损40800元，定损0元，理由是增加部分，不列入计损；（4）2辆作业清洗车堵塞在事故区域区受损报损17320元，定损0元，理由是非标的，不列入计损；（5）检修期间塔内搭建的脚手架5万元，定损0元，理由是非标的，不列入计损。2、E-402粗塔冷凝器；3、E-302E-303低低压废热锅炉；……9、设备基础、框架平台：其中：（1）P-402泵基础报损8万元，定损4000元，理由按2m3×2000元/m3估算恢复原状费用；（2）事故区域混凝土地面、装置区路面及地沟恢复（约2800m2路面，110米）报损50万元，定损0元，理由是非标的，不列入核损；（3）地沟盖板报）地沟盖板报损1万元理由是非标的，不列入核损。……11、T-401塔现场组对场地硬化报损10万元、T-401塔现场组对场地硬化前后围墙拆除及封堵报损5万元，定损0元，理由是非标的，不列入核损；东昊公司生产部门人员停产维修工资报损260万元，定损30万元，理由是计施救人员和修复过程中厂方自行完成的工作直接费用（如清扫、技术人员配合、现场看护等）20人×3个月×5000元。12、修复过程中消耗的蒸汽、氮气、电报损1390452.37元，定损635319.65元，理由是蒸汽、氮气消耗为维修必须，水已折算成蒸汽消耗，电消耗按8台15**焊机每天８小时工作３个月计算。损失理算：理算金额为：（定损金额一残值）×投保比例-免赔额=（10864581.54-1059278.50）×100%-5000=9800303.04元。东昊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明确放弃向被告主张免赔额5000元的请求。中华联合保险常州支公司已按理算金额向东昊公司进行了理赔。中华联合保险常州支公司为此向本院起诉苏尔寿公司，并追加宛龙公司和东昊公司为第三人，追偿该部分损失理赔款。（五）本案中的其他相关事实。本案原审期间，本院曾委托南京天正会计师事务所对东昊公司2012年3月-5月的生产净利润和生产所需固定维持费用进行审计，该事务所出具天正专审（2014）355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以下简称鉴定报告），审计结论为2012年3月-5月的生产净利润为7712353.36元；固定维持费用为14403457.65元。苏尔寿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2012年国内外苯乙烯供需情况》中载明，2012年上半年苯乙烯生产成本与市场价格处于倒挂状态，国内苯乙烯市场价格处于低位，生产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东昊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损益表中载明，其公司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2012年7月主营业务利润均为亏损。2016年8月1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苏商终字第00473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中载明：……尽管苏尔寿公司使用的施工人员中有宛龙公司的人员卞某某、吴某某，该二人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但本案中苏尔寿公司与宛龙公司之间、东昊公司与宛龙公司之间均未就该项目内容签订相关的书面协议，且卞某某、吴某某亦是以苏尔寿公司的名义在相关安全教育告知材料中签字并随苏尔寿公司的人员一同前往东昊公司进行施工，苏尔寿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卞某某、吴某某系代表宛龙公司前往东昊公司施工并得到了东昊公司的同意和认可。故苏尔寿公司不仅系案涉工程的承包方，而且是案涉工程施工方案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在制定工程施工方案、防范火灾事故的发生和控制、指挥施工人员施工作业活动过程中均存在过错，是侵权责任主体，应当向东昊公司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故本院认为，东昊公司自行承担10%的责任合法有据，苏尔寿公司应当承担90%的责任……苏尔寿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1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苏尔寿公司的再审申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苏尔寿公司针对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否存在赔偿上限的问题？二、东昊公司主张的损失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东昊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苏尔寿公司赔偿其相应的损失，其依法应当就相应的侵权行为、损害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失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苏尔寿公司存在过错等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8月10日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5）苏商终字第00473号民事判决，被告苏尔寿公司系案涉事故的侵权责任主体，应承担东昊公司损失90%的责任。据此，本案中仅需对苏尔寿公司提出的赔偿上限问题以及东昊公司主张的损失数额问题进行评判即可。一、关于赔偿上限问题被告苏尔寿公司根据《购销合同》、《补充协议》附件的相关约定，提出了赔偿上限问题。但被告苏尔寿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本案系因《补充协议》约定的塔内件安装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而产生的侵权责任纠纷，与《购销合同》中双方之间约定的买卖合同关系无关，故本案不应适用《购销合同》中关于赔偿上限的规定；第二，关于被告提供的《补充协议》附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附件要经双方签字才生效，而被告提供的附件是在东昊公司蒋国鑫与苏尔寿公司工作人员以电子邮件往来时所附，未经双方签字确认，故该附件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据此规定，即使该附件条款已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但由于该附件条款免除了苏尔寿公司因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亦属无效。故苏尔寿公司针对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不存在赔偿上限的问题。二、关于东昊公司提出的损失数额问题本案原审期间，本院在委托南京天正会计师事务所对东昊公司2012年3-5月的生产净利润和生产所需固定维持费用进行审计之前，未将南京天正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交由被告质证，故对该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由此产生的审计费用280000元，由东昊公司自行承担。东昊公司依法应当就其损失情况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此前提下，苏尔寿公司在本案中申请重审鉴定已无必要，故本院依法不予准许。现针对东昊公司主张损失的组成及相应的证据材料，本院分析评判如下：1、关于东昊公司主张的保险定损未予理赔的损失部分1066334元（1）东昊公司主张拆除倒塌的苯乙烯塔实际费用扣除保险定损残值后的实际损失298214元。其组成为T-401塔拆除费用67万元，加上因拆除难度增加吊装费16万元，清理铁渣人工费49900元，合计879900元。东昊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施工合同、发票、外用临时用工统计、李斌的陈述等相应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东昊公司为拆除和清理因火灾受损的T401塔，实际发生了上述费用。在保险公司仅理赔581686元的情况下，对尚未理赔部分298214元，应当认定为东昊公司的实际损失。（2）关于东昊公司主张的T型板制作40800元，东昊公司报损时已经主张，泛华公估江苏分公司认为“增加部分，不列入计损”。东昊公司认为T型板的制作是重置T401塔所必须。虽然根据东昊公司提供的采购合同、发票、照片等证据，足以证明该部分费用实际发生，但鉴于原来使用的为角钢，而据泛华公估江苏分公司李斌陈述角钢部分费用已在本体制作费中予以理算，且损失应以恢复原状为原则，故该部分损失本院不予认定。（3）关于两台清洗车在事故区受损17320元，东昊公司报损时，公估报告定损说明认为非标的，不列入计损。东昊公司提供现场照片、三张修复费用发票及对应的清单予以证明，被告予以认可。根据东昊公司提供的照片、修理发票等证据足以证明发生事故当时有两辆现场作业的清洗车被T401塔倒塌后压坏并进行了修复。原、被告对该损失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4）关于维修期间脚手架受损5万元，东昊公司主张由于T401塔倒塌，压垮烧毁了宏昌公司搭设的脚手架，双方协商赔偿5万元。东昊公司报损时，公估报告定损说明认为非标的，不列入计损。东昊公司提供脚手架损坏照片、发票、工程款结算单、宏昌公司关于脚手架数量等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予以证明，被告经质证后仅认可其中的“关于竹排的赔偿3250元”及“钢管、扣件的赔偿19561元”，合计22811元。根据东昊公司提供的脚手架损坏照片、发票、工程款结算单、宏昌公司关于脚手架数量等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足以证明事故发生时，倒塌的塔上存在脚手架。关于脚手架损失的数额，原告主张为5万元，根据原告提供的工程款结算单，其中F101炉外架“修复炉外高难度脚手架的搭建及拆除13800元”不能证明与事故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于“竹排的赔偿3250元”及“钢管、扣件的赔偿19561元”，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T401塔内胆架4500元”，T401塔内为安装填料应搭设脚手架，故该部分应认定与事故有关，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工期延长12150元”，是因事故发生而延长工期造成的损失，考虑与T401塔相关的因素，本院酌定有关联的工期延长损失为7000元。综上，本院认定应赔偿的脚手架损失为34311元。（5）关于事故区混凝土地面及地沟恢复费用51万元。东昊公司报损时主张事故区域混凝土地面、装置区路面及地沟恢复（约2800㎡）50万元、地沟盖板1、地沟盖板1万元损说明认为非标的，不列入核损。据泛华公估江苏分公司现场勘查确认，地面受损由，地面受损由两个部分组成倒塌而导致的直接损坏；二是由于塔修复过程中大型机械进出场破坏的路面修复。被告认可有部分混凝土地面和路面需要修复，但不认可原告主张的面积，认为应以公估报告记载的为准，地面场地破，地面场地破坏面积仅为471，对地沟盖板损失1万元予以认可。本案在原审期间，原案件承办人曾到现场勘察，勘察发现，东昊公司地面确有修复痕迹，主要涉及四部分，一是塔倒塌后塔上半部压坏的部分，二是塔倒下后牵连到下部网线坍塌致损坏的地坪，三是塔后面的地坪，四是设备周边由于大型设备进出而压坏的地坪。根据上述事实并结合东昊公司提供的公估报告、施工合同、发票、采购合同、照片等证据，足以证明事故发生当时塔周围的地面有受损，且因修复塔的需要大型机械通行造成路面被压坏，而根据泛华公估江苏分公司在公估报告中记载的实地测量，实际受损面积经计算为1578.75平方米，而东昊公司施工修复面积达2800平方米，故本院酌定混凝土地面及路面修复损失为28万元。关于地沟盖板1万元，东昊公司提供了54000元的合同和发票依据，其认可与事故有关的为1万元，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6）关于T401塔场地硬化及前后围墙拆除及封堵，东昊公司报损时主张T401塔场地硬化10万元、T401塔场地硬化前后围墙拆除及封堵5万元。公估报告定损说明认为非标的，不列入核损。东昊公司主张场地硬化是因为需要周转场地用于现场塔件焊接、组装以及大型机械进退场地使用。围墙拆除及封堵是为了工程施工等。被告认为损失仅为原告主张的四分之一。本案在原审期间，本院曾到现场勘察，勘察发现，东昊公司认为场地硬化的部分有一部分目前是草坪，有一部分是混凝土地面，东昊公司主张围墙封堵部分在塔后面，确有拆除和修理的痕迹，围墙门后是一块草坪，东昊公司主张该地块原来用于放置重建塔体的设备部件。根据上述事实并结合东昊公司提供的施工合同、发票、工程完工单及现场勘察情况，足以证明东昊公司当时为修复塔体在塔周围进行了场地硬化及围墙拆除及封堵。关于损失的数额15万元，有合同、发票等明确的依据，被告主张仅有四分之一并无依据，本院予以确认。2、关于停产期间的损失（1）关于停产期间蒸汽、氮气和电力等能源费用，东昊公司主张“2.20”事故中因T401塔的倒塌，造成T401塔完全报废，同时塔体砸毁及损坏其他大量设备、管线和基础设施。这些设备和管线中大部分存在危险化工物料，因此在损坏设备和管线的拆除和修复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蒸汽、氮气和空气进行吹扫置换；需要大量的电动工具来进行拆除、焊接等。另外，停产检修期间500#罐区、600#罐区仍需氮气保护；700#乙烯储存的制冷系统仍需正常运行，消耗大量水、电、氮气、氨等。东昊公司主张2012年3月-5月共计消耗蒸汽115568.3元、氮气418055.05元、电2359665.92元。东昊公司报损时主张修复过程中消耗的蒸汽、氮气和电合计为1390452.37元（东昊公司主张报给公估公司的数额是厂区所用的蒸汽、氮气等能源，另有原料储存罐区消耗的能源因与保险无关，报损时未计算在内），公估报告定损635319.65元。定损说明蒸汽、氮气消耗为维修必须，水已折算成蒸汽消耗，电消耗按8台15**焊机每天8小时工作3个月计算。被告认可计算2月20日至5月20日的能源费用，但提出要扣除公估定损数额，以及只能计算与停产有关的，罐区所用的能源与事故发生与否无关。根据东昊公司提供的化工生产工艺流程简图及现场勘察情况，东昊公司整个厂区的设备连成一体，根据原告的生产工艺流程，厂区内主要进行粗苯乙烯精制加工，由于关键设备T401塔完全报废，导致整个厂区全部设备停产。但停产后，根据原告的设备及工艺流程仍然产生了蒸汽、氮气和电力的消耗。根据原告提供的电费发票、蒸汽发票、氮气发票，足以证明2012年2月20日至5月20日（双方认可该期间），东昊公司厂区内产生电费1043022.52元、蒸汽115568.3元、氮气消耗222219.13元（根据发票和入库单，认定与事故有关联的为2012年2月27日开票数额48212.42元+3月份开票数额107999.89元+20202.62元+4月份开票数额10030.18元+5月开票数额14209.42元-5月24日入库数额4058.40元+8541×3=196596.13），合计为1380809.95元，减去保险理赔635319.65元，还有损失745490.3元。（2）关于停产期间工人工资，东昊公司主张停产期间工人正常上班，所以按原来的工资标准发放。因为有的装置不能停，所以要维持正常的运转，还有就是对维修要进行指引。东昊公司在报损时主张维修期间工人工资260万元，公估报告定损30万元，理由是厂区有作业人员和非作业人员，作业人员直接参与修复，所以对直接参与维修的人员进行了评估，确认为20人三个月。被告认为与生产有关的工作人员仅有五六十人，且只能计算基本工资。根据东昊公司提供的考勤表、工薪单和支付工资凭证，停产期间厂区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维修设备和设备正常运转仍然正常上班，原告正常为他们发放工资，由于没有产出，该工资成本应当视为损失，但由于东昊公司同时还在进行贸易，可以冲抵一部分工资成本，尤其是财务、行政工作人员的工资成本，故对于生产部门的工资成本应计入成本损失，根据东昊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扣除公估报告已经定损的直接参与维修的工人工资损失30万元，本院酌定因停产造成东昊公司工资成本损失尚有100万元。（3）关于停产期间银行贷款利息损失4871820.16元。原告主张系停产期间发生的资金成本，并提供了贷款合同及付息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对停产期间资金占用的解释为：原告的贷款资金主要用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第二是支付停产前生产中产生的各种应付款项；第三是原告停产期间用于正常维持的各项费用。东昊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其在停产期间仍需支付利息的事实。但由于，东昊公司在停产期间，自己仍从事相应的贸易，且该贸易行为给东昊公司带来了一定的效益。在此情形下，东昊公司将此期间所产生的所有贷款利息均明确为其损失，并要求苏尔寿公司赔偿，有失公平。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酌情认定东昊公司该部分的损失为100万元。（4）关于东昊公司主张的停产期间固定资产折旧6320126.06元。虽然根据相应的会计记账规则，在停产期间应当停止计算固定资产折旧。但在停产期间固定资产折旧这一事实的发生是必然的。因此，东昊公司主张该项损失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但由于东昊公司在停产期间，仍从事相应的贸易等经营活动，在此情形下将其所有的固定资产折旧均明确为其损失，并要求苏尔寿公司赔偿，有失公平。本院酌情认定东昊公司的该部分损失为500万元。（5）关于东昊公司主张的停产期间管理费用。原告提供的管理费用清单载明，2012年2月至5月期间管理费用合计为1744571.69元，包括印花税、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工作人员报销的交通费、油费、快递费及水电空调、电信等办公日常开支。原告主张因停产造成的管理费用成本支出，是工厂行政维持的费用，如印花税是维持公司正常运转购买原材料所发生的费用，土地使用税与房产税是每月固定要交给地税局的费用。原告提供了审计报告、管理费用清单、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等证据证明管理费用的发生。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上述证据材料并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依法认定，东昊公司在停产期间的确需要支付相应的管理费用。但由于东昊公司停产期间，在从事贸易活动的过程中，也需要支付相应的管理费用。故本院酌情认定东昊公司的该部分损失为70万元。3、关于停产期间的可得利益由于化工行业受原材料、市场需求等影响，价格波动较大。因此，简单的把一段时间内东昊公司的月平均利润来计算东昊公司停产3个月期间的可得利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结合事故发生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东昊公司停产期间的可得利益损失。从东昊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损益表中可以看出，其公司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2012年7月主营业务利润均为亏损。而且，苏尔寿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2012年国内外苯乙烯供需情况》中载明，2012年上半年苯乙烯生产成本与市场价格处于倒挂状态，国内苯乙烯市场价格处于低位，生产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东昊公司在停产期间并未产生可得利益损失。故对东昊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合以上几点，经计算，本院依法确认东昊公司的案涉损失数额为9235335.3元。根据已生效文书确认的双方应承担的责任比例。苏尔寿公司依法应当赔偿东昊公司损失的数额为8311801.77元，并承担该款自2013年3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综上所述，东昊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苏尔寿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常州东昊化工有限公司财产损失人民币8311801.77元。并承担该款自2013年3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常州东昊化工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30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20307元，由原告常州东昊化工有限公司负担145324元，由被告上海苏尔寿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74983元。审计费280000元，由原告常州东昊化工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赵德升审判员  邹玉星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陆岷孜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