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35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福安，男，1958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福生，男，1955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朝怀，男，197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玺，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福建，男，196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现在福建省闽西监狱服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颜惠端，女，1960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飞、陈嘉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因与被上诉人谢福建、颜惠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5民初3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讼争协议加盖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的私章，回避争议焦点，对私章是否为真、是否为三人所使用未作论证。二、一审法院以谢福生追认为由认定讼争协议成立，忽视了谢福安和谢朝怀的权利。三、谢福生签字行为和自诉案件陈述系基于其对股权转让不知情、且1993年公司和1998年公司不是同一家公司的前提下所为，不构成对转让协议的追认。四、1993年公司和1998年公司为两家独立的公司，一审法院始终没有解决两家公司在注册资本的矛盾。五、谢福建、颜惠端在一审过程中伪造证据、虚假陈述，一审法院给以放任，请求给予司法处罚。六、一审法院在鉴定后，纵容谢福建、颜惠端补充样本重新鉴定，谢福生等反对未果，致使审限拖延，结果再次鉴定结论仍不是谢福生的笔迹，一审法院程序违法。 谢福建、颜惠端辩称：一、一审判决关于《转让协议》私章的认定正确。本案私章的使用符合特定的历史环境，协议形成时个人私章的使用很普遍。协议原件经工商管理机关核验并存档，亦可证明协议上个人私章的真实性。二、一审法院认定《转让协议》系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的真实意思表示正确。三人在股权变更登记后18年的时间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三人居住范围也是异常邻近，对公司所发生的一切事务不知情，显然有悖于常理，谢福生多年多次经办公司事务，甚至管理公司事务，其对股权转让是明确知晓的，谢福生没有理由对谢福安、谢朝怀进行隐瞒，谢福安、谢朝怀对股权转让是知情并且同意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三、《转让协议》系谢福生的真实意思，不存在其所称的追认问题。四、根据工商登记资料，1998年厦门市杏林区海沧镇新升水产养殖场剩余资产25万元，谢福建另行出资75万元，共计100万元，将公司改制变更为厦门市杏林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2000年4月，谢福建将其在前述大兔屿和乌鸦屿及周边的设施设备、建筑物等财产作为出资，对厦门市杏林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按资产评估作价1480万元，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158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并不存在矛盾。五、谢福建、颜惠端不存在伪造证据、虚假陈述问题。一审中提交的两张《证明条》，系1987年至1988年期间时任村长谢金山开具给谢福建,当时谢金山亦明确告诉谢福建，已和村委会成员谢湘湖、谢和合、林元财等开会决定将大兔屿、乌鸦屿承包给谢福建。另，1980年以前太高屿就已改名叫大兔屿。六、一审中鉴定机构在2018年7月31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根据现有材料对鉴定事项仅作倾向性意见，无法作为事实认定依据，因此谢福建、颜惠端才申请补充检材重新鉴定，鉴定机构即又做出相对明确的鉴定意见，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转让方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与承让方谢福建、颜惠端于1998年8月1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未成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谢福生、谢福安、谢福建系亲兄弟关系，谢朝怀系案外人谢福坤的儿子、谢朝阳的弟弟。 厦门市集美区海沧镇新升水产养殖公司于1993年4月17日依法注册成立，企业性质为群众集资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谢福生、谢福安、谢福建、谢朝怀，法定代表人为谢福安，1996年1月29日，厦门市集美区海沧镇新升水产养殖公司名称变更为厦门市杏林区海沧镇新升水产养殖公司。1997年1月3日，厦门市杏林区海沧镇新升水产养殖公司名称变更为厦门市杏林区海沧镇新升水产养殖场，法定代表人由谢福安变更为谢福建。 1998年8月10日，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与谢福建、颜惠端签署一份《转让协议》，内容为：新升养殖场（规范后名称为“厦门市杏林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股东经过协商同意颜惠端及股东谢福建购买股东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全部股份。转让前后，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转让前，谢福建、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各占注册资本25%，转让后，谢福建占注册资本95%、颜惠端占注册资本5%。“承让方”处签署有谢福建、颜惠端的签名及个人私章，转让方处有“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的签名并加盖个人私章。谢福建陈述，谢福生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谢福安、谢朝怀的名字系谢福生代签，谢福生庭审陈述《转让协议》中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的名字均非其所签，个人私章系谢福建伪造并加盖。同日，新升养殖场办理变更登记，股东由原来的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谢福建变更登记为谢福建、颜惠端。 1998年8月19日，厦门市杏林新升水产养殖公司提交给工商局的一份《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内容为“我单位开办的厦门市杏林新升水产养殖公司，地址在太高屿，共有住所面积400平方米，经营场所10000平方米。以上住所和经营场所所有权系该投资者所有，属有偿使用，期限自1992年3月15日至……”，谢福建于使用单位负责人处签字，谢福生于证明单位负责人处签字。 1998年10月19日，厦门市杏林区海沧镇新升水产养殖场注销登记。同日，厦门市杏林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登记成立。 谢福建于2000年8月被刑事羁押，后入狱服刑至今。 2002年4月27日，厦门市杏林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厦门市海沧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2005年5月18日，厦门市海沧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谢福建变更为谢福生，谢福生为工商变更登记的经办人。2006年1月26日，厦门市海沧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股东由谢福建（出资比例95%）、颜惠端（出资比例5%）变更为王素芬（出资比例51%）、郑水钟（出资比例44%）、颜惠端（出资比例5%）；法定代表人由谢福生变更为王素芬。 2006年4月7日，厦门市海沧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厦门新升置业有限公司。 2011年，谢福建提起刑事自诉案件【（2011）海刑初字第29号】，起诉谢福生侵占其房屋及厦门市海沧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谢福生在签收刑事自诉起诉状时，自认“公司本来是我和谢福安的，1998年谢福建办理公司变更时，我并不知情。谢福建通过书信、委托书及口头委托我于2006年转让公司股权，转让款赠送给我，由我处理。” 2016年，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1.案件审理过程中，谢福生申请对《转让协议》中谢福生的笔迹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2018年7月20日，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作出闽历思鉴所【2018】文鉴字第1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指出由于检材中待检笔迹与样本中供检笔迹时间间隔较久，其中的部分特征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倾向认为1998年8月10日的《转让协议》中落款部位“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的签名笔迹不是谢福生本人所写。后因谢福建方增加检材，再次提出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后，发函指出此次谢福建增加检材提出的鉴定申请属于补充鉴定的情形，依法应由原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进行补充鉴定，2019年4月9日，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作出闽历思鉴所【2018】文鉴字第101号（补充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送检的落款日期为1998年8月10日的《转让协议》中落款部位“谢福生”的签名笔迹不是谢福生本人所写。 2.一审法院向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调查函，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经查询，原厦门市集美区海沧镇新升水产养殖公司于1998年10月19日根据《公司法》改制核准登记，名称变更为：厦门市杏林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2年4月27日经我局核准名称变更为厦门市海沧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又于2006年4月7日经我局核准名称变更为厦门新升置业有限公司。”该份说明加盖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章。 3.大兔屿原名为太高屿。 一审法院认为：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请求确认与谢福建、颜惠端于1998年8月1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未成立，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998年8月10日的《转让协议》是否为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查明的事实，《转让协议》上有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签名及个人私章。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的签名与谢福生签名非同一笔迹。 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主张，《转让协议》系谢福建伪造，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未在《转让协议》上签名，也未加盖私章。 谢福建、颜惠端主张，《转让协议》系谢福生签署，谢福安、谢朝怀系谢福生代签，《转让协议》上加盖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个人私章也可代表《转让协议》系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的真实意思表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和形式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主张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未作出股权转让之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未成立。但谢福生的下述行为明显与其对股权转让合同不知情的主张相矛盾，且与常理相悖：其一，谢福生在股权转让后9天后的1998年8月19日在厦门市杏林新升水产养殖公司的《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上作为证明单位负责人签字；其二，2005年5月18日，厦门市海沧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谢福建变更为谢福生；其三，2006年1月26日，谢福建在厦门市海沧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王素芬、郑水钟，法定代表人由谢福生变更为王素芬；谢福生作为谢福建的代理人经办股权转让事宜；其四，2011年刑事自诉案件中，谢福生自认系受托出让谢福建的股权。综合上述事实可知，谢福生明知厦门市杏林新升水产养殖公司股权早已变更的事实，但并未提出异议。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是与公司经营相关的重要公示信息，对第三人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对合同当事人也同样具有公示效力，谢福安、谢朝怀均居住在刘山社，公司经营地址也在刘山社，且谢福安、谢朝怀在十八年的时间里未提出任何异议，谢福安、谢朝怀对股权转让事实应当知情，其辩解对于新升养殖场的注销以及停止运营不知情属单方陈述，缺乏合理依据。结合前述事实，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个人私章的事实，足以认定《转让协议》上的个人私章系代表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三人的意思表示。谢福生抗辩称1998年10月18日注销的新升养殖场与厦门市杏林新升水产养殖公司系不同的两家公司，但厦门市市场监督局已出具《情况说明》明确两家公司是核准改制的前后承继的同一家公司，谢福生此项辩解缺乏依据。2011年谢福建提起刑事自诉案件，起诉谢福生侵占其房屋及厦门市海沧新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谢福生在签收刑事自诉起诉状时自认“公司本来是我和谢福安的，1998年谢福建办理公司变更时，我并不知情。谢福建通过书信、委托书及口头委托我于2006年转让公司股权，转让款赠送给我，由我处理。”谢福生主动提及谢福建1998年办理公司变更的内容也可以印证谢福生知道两家公司是前后承继的同一家公司，与谢福生辩解自相矛盾。 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笔迹虽经鉴定与谢福生签名不一致，谢福安、谢朝怀未在《转让协议》上签名，但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在《转让协议》上加盖私章，并无证据证明私章系他人伪造、私刻或盗用，因此，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据此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未成立，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纵观本案，从新升养殖场的成立到改制，发展到壮大，直至2006年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谢福生、谢福建均是合作无间的至亲，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主张谢福建在双方合作无间的1998年伪造《转让协议》缺乏合理性和动机。2011年时，谢福生、谢福建的关系已发生变化，一对亲兄弟开始对簿“公堂”，鉴于整个案件贯穿双方从“兄弟同心”到“兄弟反目”的过程，双方对案涉股权所在的公司均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双方均持有公司的部分材料，甚至双方的亲友包括双方的母亲均有着两份完全相反的书面证言，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在本案有着最深刻的体现。生活不是录像、摄影，无法重现过去，当法院用法律的逻辑来审查一段亲情，从书面证据来认定法律事实时，深感法律事实与生活事实可能有较大差别，但裁判者不能拒绝裁判，在为兄弟从齐心协力走向反目成仇而痛心的同时，以尊重历史，尊重亲情为原则，根据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在股权转让实际履行十八年中的行为和反应，结合加盖私章的事实，认定转让合同不存在未成立的情形。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谢福建将受让股权又已出让给他人，兄弟阋墙亦不太可能追回已售股权。在此规劝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息讼。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除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转让方处有谢福生、谢福安、谢朝怀的签名并加盖个人私章”事实有异议，认为经鉴定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私章也不是本人私章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一、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与谢福建、颜惠端于1998年8月1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有各方签名并加盖私章，并由工商管理部门备案，各方当事人之后长达18年均未对此提出异议，讼争协议应为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虽协议上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的签名经鉴定不是本人所签，但协议上同时加盖三人私章，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也未举证证明协议上加盖的三人私章系他人伪造、私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以此为由主张讼争协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从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新升养殖场自1993年成立至2006年1月26日股权转让，期间历经名称、注册资本、股东等内部登记事项变更，但前后均为同一企业主体，期间多次变更登记谢福生均参与其中，故其主张1993年公司和1998年公司为两家不同公司、对1998年公司变更不知情，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谢福安、谢朝怀与谢福生系兄弟和叔侄关系，均同居一村，其主张对新升养殖场变更登记情况不知情，有悖常理，本院不予采信。三、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故讼争协议自各方在协议上签名并加盖私章时依法成立。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主张协议未成立，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说理切实充分，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谢福安、谢福生、谢朝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朝阳 审判员  师 光 审判员  苏 鑫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郑国辉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