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981民初3304号原告：鄢某，男，1993年9月22日生，汉族，丰城市人。住所地：江西省丰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鄢国清，男，1971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丰城市人。住所地：江西省丰城市。系原告鄢某之父。被告：付某1，女，199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丰城市人。住所地：江西省丰城市。被告：付某2，男，196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丰城市人。住所地：江西省丰城市。被告：余某，女，197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丰城市人。住所地：江西省丰城市。原告鄢某（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付某1、付某2、余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鄢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鄢国清，被告付某1、付某2、余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责成被告向原告归还彩礼320200元；2.本案诉讼、保全费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国庆期间，经原告表姐介绍,原告与被告正式见面并确立恋爱关系。恋爱至今，原告先后通过微信向被告付某1支付日常开支11300元，有微信转账记录。2018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八），原告正式向被告交彩礼、见面礼、购衣款150000元，同年3月18日（农历二月初二）再向被告交付彩礼100000元，共计250000元，彩礼、见面礼、购衣款有媒人付鉴金在场。在之后交往过程中，原告一年三节(端午、中秋、春节)给被告家送礼计10000元，2018年11月13日（农历十月初六），被告家10人到原告家看社火，原告仅红包就花费2800元。2019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九），被告派56人到原告家见面，原告花费烟、酒、红包共计9100元。同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十）原、被告按照农村风俗习惯举行婚礼，原告为此花费酒水、红包25600元（其中上轿礼10000元，开箱钱8000元），男女双方媒人共计3200元。2月18日（农历正月十四）按照农村风俗习惯送新人回家，原告仅红包（9人）花费1800元等等，原告为此花费的钱财以彩礼单为准。婚后，被告付某1虽与原告同居，但拒绝过夫妻生活（半年仅一次）。原告多次将此事告诉被告长辈，被告长辈叫原告耐心等待。原告一边等一边请求被告和好，被告一直在微信中表示：原告不是她心中的男人，没有感情，要求分手等等，更令人气愤的是被告付某1公然要求原告通过“叫鸡”的方式解决生理需求。2019年7月7日，原告到被告家征求意见，被告付某1再次表示分手，被告付某2表示分手可以，彩礼免谈。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三被告辩称，1.婚后第二个晚上原告便对付某1因生理期不能同房破口大骂，说结婚没意思并进行语言侮辱，被告付某1伤心至极，在之后的日子里被告晚上更想强行发生性关系，不顾付某1心理感受，给付某1造成了很大的心里阴影。原告曾多次提出女方满足不了其生理需求，女方因为生气、伤心、气愤才导致说出不堪入耳的话，本来是两夫妻口头吵架，原告竟然把聊天记录、夫妻生活告知其父母，当晚原告母亲便微信语音给付某1，要付某1跟父母说不跟原告到一起，表示可以不要这个儿媳，付某1并未当回事，还是好好跟原告过日子；2.结婚初一个月里，原告母亲多次到女方家里要求付某1母亲一起去算命，在路上多次跟付某1母亲提出付某1的不好，更为过分的是在算命的先生面前问付某1在外面有没有男朋友，完全不顾付某1的感受。原告舅舅过世，原告母亲当着亲朋好友的面说付某1对原告不好，如果在厂里谈男友，她可以放手不要这个儿媳，像这样的婆婆是否真的要一个刚结婚的儿媳妇？直到端午节，女方父母通知付某1按照风俗会到原告家中还节，可到了初二，女方家公曾孙四代高兴买了大包小包去原告家，结果原告父亲在外面做事，不重视女方家人，其实早有预谋；3.原告上班半个月回一次家，回家也只顾玩手机，对付某1不理不睬。其中6月23日付某1去南昌，原告6月29日晚突然回梅林，第二天回来晚上故意让付某1看到原告把原告与付某1微信聊天记录给原告老表老婆看，当晚两人便发生口角，导致付某1再度伤心，拿刀自杀，被原告妹妹抢掉了刀。7月2日，原告通过微信给付某1说，不到一起过日子，就算了，要求付某1回家说清楚，第二天原告父母便气势汹汹到女方家来说要彩礼，女方父母多次问原告本人什么想法，原告不说话，后来几天内来了多次，都说要返还彩礼，并且原告父亲当着女方父母奶奶、媒人付鉴金的面坚定的说不要这个儿媳，只要彩礼。7月中旬，双方村委会在一起调解，还有镇政府的领导跟原告讲了好多，再三问他，说付某1同意好好过日子，让他表个态，原告都不做声，还有等他母亲叽叽呱呱说了几句后，领导再问原告，原告还是说不到一起过日子，原告当着镇书记的面表示不跟女方过日子。综上，原告导致付某1二婚名声不好，付某1过年至今没有参加任何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并对付某1造成了很大身心健康精神损失，现要求男方赔偿100万元，归还女方嫁妆，附带付某1本人一金戒指、所有女方衣物、鞋子等，并且归还女方结婚所有花费，以清单为准。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三被告均未提交证据，对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一份，三被告质证后，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双方分手主要过错在于女方，被告付某1经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吵架的起因系原告从摆酒结婚后第二晚起每晚对其进行语言侮辱。本院认为从该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付某1自2019年2月14日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后，因同房等问题开始发生矛盾，该证据虽不能直接证实双方发生矛盾导致分手的主要过错在于女方，但被告付某1也确实多次提及不愿意与被告继续生活。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被告付某2、余某系夫妻关系，被告付某1系付某2、余某的女儿。2017年国庆期间，原告与被告付某1经媒人介绍见面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后通过电话微信联系。2018年2月23日原告在被告家支付了彩礼108000元、见面礼40000元、购衣款2000元，同年3月18日原告又支付彩礼100000元。随后原告与被告付某1仍各自在上海及广州工作，期间原告前往广州看望过被告付某1两次，双方通过电话微信联系，原告也会给被告付某1转账。2019年2月13日，原告与被告付某1按照农村风俗举行结婚仪式，原告又支付了上轿礼10000元及开箱礼8000元，2月14日被告付某1在原告家生活，但2月15日开始双方即因同房问题及工作问题发生不愉快，被告付某1在原告家间断性住了几天回到娘家居住，后原告前往上海辞职后回来接回被告，但被告付某1还是又经常回娘家，原告遂在南昌到工作，被告付某1没有工作，基本居住在娘家，休息日原告想与被告在一起，被告经常拒绝，××××年××月下旬两人才正式同房，之后双方仍时常因生活琐事、工作因素等发生争吵，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9年7月原告与被告付某1再次协商双方在一起生活未果后，原告及其家人前往被告家谈分手以及返还礼金事宜。原告因与被告付某1感情难以继续，就婚约彩礼返还事宜也未能协商一致，原告特诉至法院。庭审中，原告陈述为了结婚花费了彩礼208000元、见面礼40000元、购衣款2000元、上轿钱10000元、开箱钱8000元、四金38600外，另外送年送节礼、压岁钱、红包、零用钱、酒席、媒人钱等费用共计40900元，共计347500元。三被告陈述被告方购买的嫁妆实物及花费有：皮箱两个500元，被子六床3500元，洗衣机一台30**元，高压力锅200元，衣服及鞋子2000元作为嫁妆，以上嫁妆在原告家，结婚时女方给男方的压箱钱188000元以及送年送节、做酒吃饭、送礼、红包等开销，花费共计250000元，另外三被告主张因原告不要被告付某1导致付某1名誉受损，要求原告赔偿被告付某1精神损失费100万元。原告当庭对被告所述嫁妆数量予以确认，但认为价钱没有那么高，对被告所述的压箱钱188000元不认可。另查明，原告为被告付某1购买的四金在原告家，并且被告付某1朋友赠送给她一枚金戒指也在原告家；在原告与被告付某1交往相处期间，原告通过微信转给被告付某1用于生活开销费用共计113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320200元的诉请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国法律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经查实，三被告收取了原告礼金208000元、见面礼40000元、上轿礼10000元、开箱礼8000元，共计266000元，以上现金加上原告给付的四金均系原告为缔结婚姻，按当地风习俗给付被告方金额较大的财物，应属于彩礼范围。四金已在原告处，视为已返还；对于原告提出为了结婚花费包括送年送节礼、压岁钱、红包、酒席、媒人钱等费用共计42900元也应当纳入返还彩礼之列，本院认为原告支出的送年送节礼、压岁钱、红包、酒席、媒人钱系原告按照民风民俗自愿给付，属于支出的消费型费用，该款不属于彩礼，不得要求返还。对于三被告提出的已经共计花费250000元用于购买前述嫁妆（置放原告家中）、压箱钱、送年送节、做酒吃饭、送礼、红包等费用，原告认为嫁妆中洗衣机、衣服价格偏高并且未收到被告的压箱钱188000元，本院结合丰城本地农村结婚民俗以及市场价格，对被告方陪嫁的皮箱两个500元，被子六床共计3500元，洗衣机一台30**元，高压力锅一个200元，衣服及鞋子共2000元，嫁妆总价为9200元予以确认，应在支付给被告的彩礼款中予以扣除，原告亦无需再返还上述物品。对于被告辩称已经给了原告压箱钱188000元，因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被告所述将188000元如此大金额的款项作为压箱钱带回原告家而未当场打开确认以及留置于箱内未作处理不符合习俗和常理，故本院对被告该主张不予采信。对于被告辩称被告方支出的过年过节、酒席、媒人钱、红包送礼等费用，同理本院认为送年送节、酒席、红包、媒人钱系被告家按照习俗自愿给付以及支出的消费型费用，在没有证据证实原告承诺由其支付该费用的情况下，该费用也应该由被告方自行负担。综合双方的给付与支出，三被告彩礼款尚余256800元。对于被告辩称要求原告赔偿被告付某1精神损失费100万元，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因原告与被告付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原告已明确不愿意和被告付某1共同生活，现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部分彩礼的诉请，应予支持，彩礼返还的数额应当综合双方过错、同居时间长短等因素来确定。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付某1发生矛盾纠纷不能继续共同生活的主要原因系双方性格差异，在确定共同生活前未能有足够的了解，举行婚礼后没有更好的磨合，虽两人自确定关系、首次交付彩礼至2019年2月13日举行婚礼已通过电话微信交往了一年多，但举行婚礼后直到××××年××月下旬才有同房行为，且基本分居两地。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自举行婚礼第二天即产生正面矛盾，之后的生活中被告付某1对原告的一些处事方式也不满，但原告继续会提供生活费用给被告付某1，原告也多次要求与被告付某1一起生活或者工作，被告付某1均予以拒绝，可见双方不能进行有效沟通，确实没有建立起感情。被告付某1称分手是原告提出的，也是原告的原因，但付某1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实系原告单方面的缘由导致双方不能继续共同生活，原告与被告付某1系无法建立起感情，故对共同生活期间发生矛盾及未登记结婚均无明显过错，且双方同居时间极短，彩礼应当酌情返还，本院认为三被告返还彩礼款175000元给原告为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付某1、付某2、余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给原告鄢某彩礼款项合计人民币175000元；原告鄢某在收到被告付某1、付某2、余某返还的175000元彩礼款的同时将被告付某1朋友所赠金戒指返还给被告付某1；二、驳回原告鄢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书指定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03元，减半收取计3051.5元，由原告鄢某负担1620.5元，被告付某1、付某2、余某负担143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如逾期不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义务人在本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拒不履行其义务的，权利人可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上述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应递交申请执行书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证据或线索材料。审判员  孙瑜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健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