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藏01民终7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华英，女，1985年7月6日出生，汉族，经商，现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圣雄，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澜，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慧梅，女，1990年4月2日出生，汉族,务工，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丽，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华英因与被上诉人黄慧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藏0104民初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华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圣雄、陈澜，被上诉人黄慧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丽、李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华英上诉请求：一、撤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人民法院（2019）藏0104民初21号民事判决书；二、改判驳回黄慧梅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慧梅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错误。首先，杨华英与黄慧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款分期支付的时间、条件和顺序，双方应受其约束并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其次，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条件已成就。按照协议约定，黄慧梅作为先履行义务一方，应先完成向杨华英移交目标公司经营管理的全部基础资料的义务后，杨华英才有义务向其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未审查清楚该事实，仅以黄慧梅的单方陈述便否定其掌握资料的事实及其应移交资料的义务，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不清及错误。最后，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条件不具有约束力。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中明确约定了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应在“满足如下全部条件之后”，一审法院无视该条款约定，认定只有关于期限的约定才有约束力，其他相关条件不具有约束力，实属错误认定案件事实。该部分内容作为协议的核心，经过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所附的履行条件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具有约束力，否则无需在协议中提及。2.案涉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条件均尚未成就。首先，黄慧梅至今都未按照协议约定向杨华英移交目标公司经营管理基础资料，其无权请求杨华英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其次，根据目标公司与昌都市教育局关于《昌都市双语普及及远程教育工程（一、二、三期）项目》的对账材料显示公司尚未收到相应工程款，并未达到协议约定余下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条件。同时，依据《专项审计报告》显示，公司的昌都教育信息化一二三期项目并未获利，协议约定杨华英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尚未成就，黄慧梅无权请求杨华英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最后，对于黄慧梅未实缴出资的股权在约定的支付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支付股权转让款，如此将有悖等价有偿和公平原则。双方确认的股权转让价款并没有相应的计价基础，只有待目标公司承建的项目获取利润后才有计价基础。一审法院对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认定有误，黄慧梅并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明确的付款方式和付款路径。综上，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黄慧梅起诉的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黄慧梅辩称，协议中对于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条件及无权获取股权对价款的情形已做了明确的约定，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条件均已成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黄慧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杨华英支付股权转让款1680000元；2.判令被告杨华英支付利息67200元；3.判令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杨华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4日，原告黄慧梅作为甲方、被告杨华英作为乙方、原告黄慧梅的配偶徐铸华作为丙方在四川省成都市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一条转让标的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西藏天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8%股权向乙方转让，该转让标的包括认缴出资额14000000元，其中，已缴出资0元，未缴出资14000000元，即本次转让标的甲方未实际出资，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之约定受让标的股权”。第三条第一款转让价款约定：“甲乙双方经充分考量、统筹核定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经营状况、无形资产的价值等因素，一致同意根据目标公司《财务审计报告》的数据，以该报告显示的所有者权益为基础，共同确认本次转让标的之对价为2520000元”。第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约定：“甲方向乙方移交公司经营管理的全部基础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工程项目的采购合同、公司的全部财务账册、与供应商的全部往来资料、与业主方的全部往来资料等）且在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60日内由乙方向甲方支付840000元”。第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约定：“上述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后且满足如下全部条件之后，鉴于目标公司承揽的昌都教育信息化一二三期项目竣工验收完毕从业主方收完工程款能够获得利润，乙方分两次向甲方支付余下的转让价款，每次支付840000元，支付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前和2019年12月31日前。A、甲方、丙方将应永久性严格保守其所知道的与目标公司有关的全部商业秘密及其他未公开信息，并防止任何形式的泄露……B、甲方、丙方及其亲属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及本协议履行完毕之后10年之内，均不得在西藏自治区区域内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目标公司相同或者同类的业务”。第三条第三款约定：“如甲方违反本条第二款约定的保密义务和竞业禁止义务，应当承担如下法律责任：（1）无权获取约定的转让价款（已经获取的则应当全额返还）”。协议还对转让涉及的有关税费负担、争议解决等内容做了约定。2017年12月18日，原告黄慧梅持有的目标公司28%股权变更至被告杨华英名下。同日，投资人由杨华英、黄慧梅、陈默、唐进变更为杨华英、陈默、唐进。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黄慧梅与被告杨华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均应依协议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第一笔股权转让款840000元的支付是否以移交公司经营管理的全部基础资料为前提；二、第二笔股权转让款840000元的支付是否以昌都教育信息化第一、二、三期项目竣工验收并盈利为前提。一、关于第一笔股权转让款840000元的支付是否以移交公司经营管理的全部基础资料为前提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约定：“甲方向乙方移交公司经营管理的全部基础资料且在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60日内由乙方向甲方支付840000元”，但原被告双方并未在协议中约定应该移交公司经营管理全部基础资料的具体事项。被告杨华英在本案和另案中均提交了需要移交目标公司经营管理基础资料清单，但并未明确清单中所列事项具体掌握在哪一个当事人手中，故清单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不足。原被告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原告黄慧梅持有的目标公司28%股权已经变更至被告杨华英名下，双方当事人实际办理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且《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被告杨华英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故原告黄慧梅要求被告杨华英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84000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杨华英提出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原告黄慧梅未按协议约定移交公司经营管理的全部基础资料，该行为对目标公司的运营造成不良影响，被告杨华英未提交造成不良影响的证据，故被告杨华英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第二笔股权转让款840000元的支付是否以昌都教育信息化第一、二、三期项目竣工验收并盈利为前提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约定：“上述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后且满足如下全部条件之后，鉴于目标公司承揽的昌都教育信息化一二三期项目竣工验收完毕从业主收完工程款能够获得利润，乙方分两次向甲方支付余下的转让价款，每次支付840000元，支付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前和2019年12月31日前。”该项紧接着约定“A、甲方（原告黄慧梅）应永久性严格保守其所知道的与目标公司有关的全部商业秘密及其他未公开信息，并防止任何形式的泄露……B、甲方（原告黄慧梅）及其亲属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及本协议履行完毕之后的10年之内，均不得在西藏自治区区域内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目标公司相同或相类的业务”。对该项中“鉴于”部分的约定，原被告均认为获利与否是不确定的，但对于是否应以获利与否作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提各持己见，原告认为股权转让款是确定的，无论获利与否都应当支付，被告认为获利了支付股权转让款、未获利则不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对协议中的“条件”和“鉴于”部分应作文义理解，“如下全部条件”应指A、B两项即保密义务和竞业禁止义务，而“鉴于目标公司承揽的昌都教育信息化一二三期项目竣工验收完毕从业主方收完工程款能够获得利润”并不包含在“如下全部条件”之中。涉案股权转让价款是原被告双方经过充分考虑、统筹核定，一致同意根据目标公司《财务审计报告》的数据共同确认的，并以此为基础原被告自愿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原告黄慧梅按照协议约定，已将其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杨华英，并完成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原告黄慧梅已不是目标公司股东，故即使项目未获得盈利，亦不能将不利后果归于股权转让方即原告黄慧梅。《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被告杨华英应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黄慧梅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故原告黄慧梅要求被告杨华英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840000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杨华英提出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但被告杨华英未提交原告黄慧梅无权获得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证据，故被告杨华英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黄慧梅要求被告杨华英支付利息67200元的主张，原告黄慧梅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即按6%计算，第一笔股权转让款840000元，截止起诉逾期13个月，第二笔股权转让款840000元，截止起诉逾期3个月，逾期利息即840000元×6%÷12个月×16个月=67200元。被告杨华英答辩以此计息于法无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黄慧梅所主张的利息即为逾期付款损失，故原告黄慧梅要求被告杨华英支付利息67200元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杨华英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黄慧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华英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黄慧梅支付股权转让款1680000元；二、被告杨华英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黄慧梅支付利息67200元。杨华英与黄慧梅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杨华英与黄慧梅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代表了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该协议对双方具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及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系：诉讼双方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中就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内容的约定应当如何理解、认定。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之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本着诚实信用和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原则予以理解和解释。杨华英上诉主张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三条第二款第一、二项中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款分期支付的时间和前提条件，在支付条件均尚未成就的前提下，黄慧梅无权主张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协议签订后，黄慧梅已依约配合杨华英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杨华英已全予接受且未提出异议，从双方的履行行为中可见双方均存在继续履行的合意。按照协议中所约定的“甲方向乙方移交公司经营管理的全部基础资料且在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60日内由乙方向甲方支付840000元”的内容，若将移交公司经营管理的全部基础资料理解为附条件的付款约定，当该条件不成就时，杨华英便不履行付款义务，这并不符合本案双方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转让人获取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受让人获取目标公司相应股权的合同目的。且在已完成案涉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形下，以是否完成了移交公司经营管理的全部基础资料作为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条件，亦不符合合同当事人本意，更有悖于诚实信用和有效合同全面履行的原则。况且在杨华英无法具体明确黄慧梅应向其移交的公司经营管理的全部基础资料都有哪些的情况下，从而以黄慧梅未按约先履行该协议义务为由，主张不予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于法无据，本院难以采信。故对杨华英主张的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条件尚未成就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其次，对于杨华英主张依据协议约定，目标公司承揽的昌都教育信息化一二三期项目尚未竣工验收完毕，目标公司尚未收到相应工程款，也未获得利润，因此，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将目标公司承揽的项目是否竣工验收完毕并从中获取利润作为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若该项目最终未让公司获得利润，如此将有损于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从而造成协议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局面，也会危及双方签订协议时的根本目的以及违背双方缔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中，条件的本质特征在于法律行为发生效力所依据的情况具有不确定性，该不确定性也是条件区别于期限的原因。就本案而言，若将案涉协议中“上述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后且满足如下全部条件之后，鉴于目标公司承揽的昌都教育信息化一二三期项目竣工验收完毕从业主收完工程款能够获得利润，乙方分两次向甲方支付余下的转让价款”的约定内容视为附条件，即可产生两种后果：条件成就时，杨华英履行付款义务；条件不成就时，杨华英得以免责，无须承担付款义务，黄慧梅的实体权利从而消灭。但上述协议约定内容后还紧随附有“每次支付人民币840000元，支付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前和2019年12月31日前”，从合同用语上看，上述支付内容约定表达的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条件概念，诉讼双方签订该协议时主观上均没有以“未获得利润”则免去杨华英就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的意思表示。最后，对于杨华英主张黄慧梅转让的股权未实缴出资，在约定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的情况下支付股权转让款，更有悖于等价有偿原则和公平原则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公司法虽有股东履行出资义务而对公司享有股权的要求，但公司法规定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足额出资的股东对公司负有补缴出资或补足出资额、对其他股东负有违约责任，并未规定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因此而丧失股东资格。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据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可见，股东即使未出资，仍可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主张股东权利。就本案而言，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并非股东出资纠纷，即使黄慧梅未实际出资亦不影响其作为股东行使股权转让的权利，因股权转让和股东出资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杨华英以黄慧梅未实际出资作为不予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此外，在民事法律关系中，黄慧梅持有的公司股份属于黄慧梅的财产权，在财产转让行为中除非明确约定无偿方式，否则应当支付相应的转让对价。本案中，杨华英与黄慧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于黄慧梅的出资情况，杨华英是明知且认可的。签订协议时，双方经过充分考量、统筹核定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经营状况、无形资产的价值等因素，最终共同确定将黄慧梅转让的股权作价为2520000元，并以此为基础自愿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按照该协议约定，黄慧梅已将其所持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杨华英，并依约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现杨华英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与黄慧梅之间的股权转让是无偿的，故仅以协议中的约定未满足而作为不予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另一方面，诉讼双方在协议中还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时间，据此，黄慧梅已按约定在合理期限内变更了股权登记，且未违反保密义务和竞业禁止义务的约定，杨华英也应当履行相应义务，不能将基于双方期待利益是否成就和不在对方掌控中的亏损情况，来对抗或抵销双方共同确认且明确约定了支付时间并业已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款。故杨华英的上诉理由，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支持黄慧梅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案涉协议属于股权转让合同，故可以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逾期付款损失，现杨华英逾期付款，黄慧梅以杨华英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华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依据一审判决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524.8元（杨华英已预交），由杨华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格  珠审判员 永青措姆审判员 商  盈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谢 生 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