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决 定 书（2019）粤执复509号复议申请人（申请人）：李强，男，1971年3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平，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扬，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复议申请人李强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2018）粤03执异1277号执行决定书，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深圳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明源矿产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源公司）与被执行人菲凡达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凡达公司）采购协议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强认为对其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错误，于2018年12月3日向该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纠正。李强提出异议称：（一）本案被执行的主体为菲凡达公司,李强与公司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法律主体,菲凡达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自身债务负责,李强本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二）李强与菲凡达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法院限制其消费没有任何依据。法院执行依据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仲会）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的（2017）中国贸仲京裁第1018号裁决书，但李强已于2016年9月12日因个人原因辞去菲凡达公司董事职位,所有股份也转让给了现任董事郭以专。李强早已不再担任菲凡达公司的任何职务,也没有菲凡达公司的任何股份。目前，菲凡达公司的现任董事为郭以专,并已经在香港公司注册处进行了变更登记。（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所规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责任人、实际控制人”仅仅限于“执行时”这一时间点,没有往前追溯的效力。而就本案而言,一方面菲凡达公司为香港公司，香港法并没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概念，法院是否对香港公司享有执行管辖权,李强亦对此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李强本人早已于2016年9月12日辞去菲凡达公司的董事职位,并在香港公司注册处进行了变更登记。在明源公司申请执行时,李强与菲凡达公司早已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法院完全没有任何依据对李强限制消费。综上，请求法院撤销对李强的（2018）粤03执229号限制消费令,解除对其的消费限制。明源公司答辩称，（一）双方之间的仲裁争议案，中国贸仲会在2016年8月12日至2017年8月10日的审理期间，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提交给中国贸仲会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等法律文件都是由李强签署的，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没有向中国贸仲会提交关于李强已于2016年9月12日辞去公司董事、郭以专担任公司董事的法律文件，庭审中菲凡达公司也没有向仲裁庭说明李强已经辞去公司董事。李强作为被执行人唯一的董事，其上述行为足以证明菲凡达公司及李强是自愿承受该仲裁争议案的法律结果，亦包括承担裁决书所确定的清偿责任。（二）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在该仲裁争议案审理期间没有将公司董事发生变更的事实如实告知仲裁庭，结合229号执行案执行情况，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不但没有履行1018号裁决书确定的义务，也没有依法如实申报财产情况。申请执行人有理由相信，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李强以及郭以专以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是香港公司作为掩护，向仲裁庭故意隐瞒公司董事变更等事实，逃避1018号裁决书所确定的清偿责任，严重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利益。综上，请求法院不能撤销对李强的限制消费令。深圳中院查明：明源公司与菲凡达公司因2014年3月31日签订的编号为FFDNI20140331《年度镍矿釆购协议》产生仲裁争议案，中国贸仲会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的[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1018号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裁决内容为：（一）菲凡达公司向明源公司退还保证金110万美元；（二）菲凡达公司向明源公司支付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11万美元；（三）驳回菲凡达公司的全部仲裁反请求；（四）菲凡达公司应向明源公司支付本请求仲裁费用28291.5美元，以偿付明源公司代其垫付的仲裁费。由于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没有履行上述裁决书确认的义务，申请执行人明源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向深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深圳中院依法受理，执行案号为（2018）粤03执229号。2018年8月9日，深圳中院作出（2018）粤03执229号限制消费令，决定对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实际控制人）李强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同时，深圳中院通过深圳法院鹰眼查控网、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的银行存款、股票、工商股权、房产、土地使用权、车辆、支付宝账户余额、财付通账户等财产进行了查证，未发现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据此，深圳中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粤03执229号之二执行裁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另，深圳中院经向中国贸仲会调阅仲裁档案材料查明，根据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向中国贸仲会提供的相关公司登记信息、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2016年9月21日的延期提交答辩和反请求申请、2016年9月21日的延期提交答辩申请书、2016年10月19日的仲裁反请求申请书、2016年10月19日的答辩状、2016年11月9日的庭审笔录、2017年1月17日的庭审笔录等材料，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于2010年2月18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注册成立，李强作为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的单一股东、董事，向中国贸仲会提供了其于2016年8月26日署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但是延期提交答辩和反请求申请、延期提交答辩申请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答辩状、两次庭审笔录，均由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的全权委托和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署名。期间，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及其全权委托和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并没有主动向中国贸仲会提供相关公司注册信息变更事宜。深圳中院认为，本案审查的争议焦点为对在执行阶段已经不是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股东的李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是否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限消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限制消费措施的前提在于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目的在于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不能消极履行。又，《限消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可以看出，在被执行单位不履行给付义务的前提下，执行法院对于被执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是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的限制消费，敦促其积极配合被执行单位履行给付义务，而不能恶意规避偿还债务。具体到本案而言，根据中国贸仲会[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1018号裁决书查明的事实及该院查明的事实，申请执行人明源公司与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均不是在国内注册的公司法人，双方约定中国贸仲会作为合同争议的裁决机构，仲裁裁决作出之后，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应当按照上述裁决书的内容积极履行给付义务。李强于上述裁决书中所涉《年度镍矿釆购协议》签订履行时、仲裁争议发生时、仲裁争议受理之后至庭审前，均作为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原来的法定代表人、单一董事、单一股东，应对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的履行负有直接的责任；而且李强在仲裁争议审理期间，利用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公司以及在国内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现状，变更郭以专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单一董事、单一股东，并向中国贸仲会仲裁庭故意隐瞒相关公司变更事宜，存在恶意规避执行的行为，对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清偿本案债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本案执行中，即使李强已经不是被执行人债务的法定代表人、单一董事、单一股东，但是究其本人的直接影响，进而导致本案债务根本不可能得到履行，最终使上述裁决书的强制执行成为执行不能，严重损害了申请执行人明源公司的权益。虽然深圳中院作出的（2018）粤03执229号限制消费令中，并没有明确是以李强作为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由限制消费，而是根据限消规定进行了概括性的表述，可以认为只要李强符合作为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实际控制人等特定身份中的任何一种，该院就可以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因此，深圳中院认定李强为影响本案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在本案执行中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强申请解除（2018）粤03执229号限制消费令的理由不成立，深圳中院予以驳回。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深圳中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8）粤03执异1277号执行决定书，决定如下：驳回李强的申请。李强对深圳中院上述决定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深圳中院（2018）粤03执229号限制消费令及（2018）粤03执异1277号执行决定书,解除对李强的消费限制。事实与理由：（一）深圳中院认定李强为影响菲凡达公司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没有事实依据，滥用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忽视了香港法下公司的独立人格。1.李强于2016年9月12日辞去菲凡达公司的董事职位，并按原股原价的方式将全部股份转让给郭以专。该转让符合香港法公司法要求，且按香港公司登记要求办理了变更登记，理应产生变更的对世效力。菲凡达公司现任董事为郭以专，李强自2016年9月12日后与菲凡达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不应认定为影响公司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2.菲凡达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公司，而香港法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概念，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其人格区分于股东和董事，只有在欺诈、欺骗和诈骗等特定情形时，香港法才会合理要求揭开或刺破公司面纱。公司仅有一个股东和董事的事实本身不能成为揭开公司面纱的法律依据。3.李强不存在利用菲凡达公司作为其涉嫌诈骗或犯罪行为的特殊情况，故不应因菲凡达公司的债务而受到高消费限制，否则将事实上违反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基本原则，滥用刺破公司面纱。4.深圳中院在执行决定书中认定李强“利用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公司以及在国内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现状”，是完全违背香港公司法下的公司法制度的，而且在逻辑上因果颠倒，完全错误。不能因为菲凡达公司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公司，就认为李强恶意规避执行，这完全混淆了公司和股东各自独立的法人人格，逻辑上得出菲凡达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这一结果是由李强恶意规避所致的错误结论。6.本案明源公司也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且注册资本仅为五万美元的公司，明源公司在仲裁程序中也将所有股份变更为独一股东郝钧，独一董事也为郝钧，如果本案是明源公司败诉的话，能否据此认定明源公司规避法律责任？（二）深圳中院根本没有查明事实，就错误地认定李强于2016年9月12日转让股权的行为属恶意规避责任，完全忽略了仲裁庭在2017年8月10日才作出最终裁决，以及2016年10月19日菲凡达公司向仲裁庭提出反请求，主张明源公司严重违反年度采购协议，只履行了六船货物共计287261.33吨，要求明源公司赔偿菲凡达公司在扣减150万美元保证金后共计150万美元损失这两个重要事实，从而做出了错误的执行决定。（三）李强不存在隐瞒公司变更和恶意规避执行的主观故意，本案执行不能的根本原因是菲凡达公司自身没有财产，李强先生按原股原价的方式将股份转让给郭以专先生，并没有导致菲凡达公司资产和履行债务能力的任何损害，也没有影响菲凡达公司的正常经营。深圳中院认为李强本人的直接影响进而导致本案债务根本不可能得到履行，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四）李强并没有存在规避执行的情形，深圳中院机械地以只要李强符合作为被执行人非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实际控制人等特殊身份中的任何一种，法院就可以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是完全错误的。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对于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责任人、实际控制人仅仅限于“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这一情形，也就是只能对于“执行时”这一时间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责任人、实际控制人限制消费，没有往前追溯的效力。在温荣源与辽阳县万凯峰矿业有限公司、四川万凯丰稀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异议案中，案号（2017）川34执异6号，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也因为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撤销了对原法定代表人的限制消费令。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限制消费及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六条对“规避执行情形”作了规定，但李强并没有存在前述规避执行的任何情形。该《解答》第二部分“限制消费和纳入失信的对象”也明确“法定代表人一般以经营以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登记记载为准。而且被限制消费的单位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实施受禁止的消费行为。对原法定代表人不得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但其属于本条规定的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或实际控制人的除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是指虽不具有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等特定身份，但能够通过其行为直接对单位的实际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人”。股东变更并没有影响菲凡达公司正常经营及本案债务履行。李强也是按原股原价将股份转给郭以专，并没有导致公司资产和履行债务能力的任何损害。李强现已不是公司董事，也不持有公司任何股份，无法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任何影响。此外，李强也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证据表明李强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五）仲裁裁决第一项为“菲凡达公司向明源公司退还保证金110万美元”，其措辞是“退还”而不是“支付”，而退还条件是在最后一船货款中予以抵扣，且没明确退还时间。退还条件未成就，其执行条件也没成就，深圳中院的执行决定书及限制消费令将110万美元保证金作为执行金额明显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本院对深圳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据香港《公司秘书及董事辞职通知书》显示，菲凡达公司董事李强于2016年9月12日辞职。2019年10月2日，吴少鹏律师事务所向本院出具《关于李强与菲凡达公司之间关联性的法律意见书》，称经查阅香港公司注册处的文件，显示李强先生于2016年9月12日前曾担任菲凡达公司股东和董事，但自2016年9月12日至本法律意见书作出之日，李强先生不是菲凡达公司股东，也不是菲凡达公司董事或公司秘书。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深圳中院对在执行阶段已不是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股东、董事的李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执行行为有无违法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据此规定，采取限制高消费的人员应当是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仍然担任被执行人单位前述职务或者对公司经营管理有重大、直接影响从而对债务履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威慑、惩戒被执行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监督、促使其所在单位能够主动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据香港公司登记署资料显示，李强曾担任菲凡达公司股东和董事，但于2016年9月12日辞去菲凡达公司股东和董事职务，公司股东和董事变更为郭以专。因此，李强在本案执行依据中国贸仲会[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1018号裁决书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时，及申请执行人明源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向深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已不是被执行人菲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该公司股东或董事，故深圳中院于2018年8月9日作出（2018）粤03执229号限制消费令，对李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执行行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李强申请解除对其的限制消费令，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深圳中院执行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复议申请人李强申请解除对其限制消费的决定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和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决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执异1277号执行决定。二、解除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粤03执229号限制消费令中对李强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本决定一经作出即生效。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