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64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邢建文，男，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邢剑波，男，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延，山东正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文堂，男，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星敬，男，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迎，山东鲁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邢建文、邢剑波因与被上诉人武文堂、武星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8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邢建文、邢剑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邢建文、邢剑波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诉讼费与保全费及二审诉讼费用由武文堂、武星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房产系武文堂与邢建文、邢剑波的母亲王秀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房改取得的房产，系双方夫妻共同财产，在王秀兰去世后，邢建文、邢剑波依据遗嘱取得了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武文堂在取得涉案房产时不知出于何意未如实填写婚姻关系，其故意填写为“丧偶”导致涉案方产在办理权属登记时，仅登记在武文堂个人名下，但是该登记并不能证明涉案房产系武文堂个人所有，通过武文堂与邢建文、邢剑波的继承纠纷诉讼，也已经明确证明了涉案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王秀兰于2017年3月23人去世，依据《继承法》第2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以及《物权法》第29条“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之规定，邢建文、邢剑波在其母亲去世时已经享有对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与武文堂对涉案房产系共同共有关系。二、武文堂、武星敬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为无效协议。1.武星敬明知涉案房产存在共有人的情况下仍与其父亲签订涉案协议，其主观上应该为恶意，存在侵犯王秀兰财产的故意；2.武星敬在签订涉案协议后，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支付了相应对价，且至今按照其自述也未付清购房款；3.王秀兰作为房屋共有权人，其对于涉案房产买卖一事并不知情；退一步讲，按照武星敬在原继承诉讼中所做的调查笔录，也可以明确武星敬明知王秀兰不同意将涉案房产转让给武星敬，所以武星敬在受让涉案房产是其主观为恶意；4.武文堂、武星敬在涉案房产于2017年9月转移登记时，未如实填写“不动产登记申请表”方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取得了涉案房产所有权；5.武文堂、武星敬签订的涉案房产转让价格明显不合理，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通过以上分析，武文堂、武星敬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房产买卖的意思表示而仅是为了转移涉案房产签订了涉案协议，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故依据《民法总则》146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武文堂、武星敬签订的涉案协议也应当为无效协议。武文堂、武星敬之间签订的涉案协议自签订至履行完毕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签订合同的主体存在特殊关系系父子；武星敬知晓其父亲的婚姻状况且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武星敬就涉案协议支付过对价，同时涉案房产转移的时间非常特殊系在邢建文、邢剑波与武文堂就涉案房产继承诉讼过程中，即武星敬知晓了涉案房产存在诉讼纠纷的情形进行的转移登记，通过武文堂、武星敬之间就涉案协议签订及履行情况，可以认定二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且损害了作为所有权人的邢建文、邢剑波的合法权利。三、依据《物权法》、《物权法司法解释》之规定，武星敬在受让涉案房产时主观为恶意，其并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其无权依据善意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综上所述，武星敬在受让涉案房产时明知其父亲的婚姻关系并非为丧偶，其继母王秀兰对于涉案房产也享有权利且根据武星敬自述王秀兰不同意将涉案房产转让给其的情况下，仍与其父亲单方签订涉案协议，其主观为恶意，同时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过程中，武文堂、武星敬仍未如实填写涉案房产的共有情况办理了转移登记，以及武文堂、武星敬之间不存在支付对价的情况，可以明确武文堂、武星敬之间签订涉案协议仅为办理转移登记使用，其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合同买卖关系，故涉案协议为无效协议，但一审法院却对武文堂、武星敬之间签订履行合同存在的问题未予以审查而仅依据武文堂、武星敬之间签订的涉案协议及王秀兰与他人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相近，即认定武文堂、武星敬之间无恶意串通并认定涉案协议为有效，明显系认定所依据的事实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邢建文、邢剑波的全部诉讼请求。武文堂、武星敬辩称,王秀兰和武文堂1988年结婚，系再婚，再婚时各自的子女均已成年。2017年3月23日王秀兰因病去世，继承开始。王秀兰去世后，邢建文、邢剑波将王秀兰的骨灰与其父亲的骨灰合葬，并从武文堂处支取了5万元的遗产。武文堂和武星敬的房屋买卖协议于2013年12月11日签订，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武星敬已经于2019年3月2日支付完了全部房屋对价，房屋也已经变更至武星敬个人名下。同一时间即2014年1月15日邢建文、邢剑波的母亲王秀兰个人出售了位于王秀兰名下天桥区舜清苑X号楼X-XXX室王秀兰与武文堂的夫妻共同房产，并擅自将房款400000元整未经武文堂同意无偿赠与给邢剑波。武文堂和武星敬的房屋买卖协议系合法有效的，王秀兰生前知道武星敬和武文堂已经于2013年12月11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为了保留居住权，暂时不同意办理过户登记，但是并没有任何反对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生前即没要求解除已经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也使用了武星敬支付的购房款。房产证上仅有武文堂一人的名字，没有共有人，武星敬知道的事实是1986年父亲武文堂再婚前就已经居住到该房屋中，并且该房屋系拆迁安置而来，继母王秀兰和父亲再婚后也取得了一套天桥区舜清苑X号楼X-XXX的房改房，武星敬购买时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并办理房产证至个人名下。邢建文、邢剑波没有证据证明在2013年底房产市场一片惨淡时，武星敬的购房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房产过户是《房屋买卖协议》中武文堂应该履行的一项义务，武星敬随时可以要求过户，并不能因为邢建文、邢剑波的遗产继承诉讼而限制《房屋买卖协议》的履行，更何况2017年9月13日房产过户时并没有任何生效的法律文书表明房产系武文堂和王秀兰共有,（2018）鲁01民终5746号判决2018年9月28日才下发。因此，签订合同时武星敬系善意，并不能因为办理房产过户时间而认定其存在恶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邢建文、邢剑波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邢建文、邢剑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武文堂、武星敬于2013年12月13日就坐落于济南市历下区甸柳一区X号楼X-XXX室房产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无效；2.依法判令武星敬配合武文堂将坐落于济南市历下区甸柳一区X号楼X-XXX室的房屋产权恢复变更登记至武文堂名下；3.依法判令武文堂、武星敬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邢建文、邢剑波系王秀兰与前夫之子，武星敬系武文堂与前妻之子。武文堂与王秀兰于1988年12月7日登记结婚，济南市历下区甸柳新村一区X号楼X单元XXX室(64.5㎡)系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参加的房改房，登记所有权人为武文堂。2013年12月13日，武文堂与武星敬签订《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约定武文堂将上述涉案房产以4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武星敬。2014年1月13日，王秀兰将登记在其名下的坐落于天桥区舜清苑X号楼X-XXX室（76.92㎡）以35万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李忠滨。2016年9月20日，王秀兰立代书遗嘱，明确涉案房产中的其所有的产权份额由邢建文、邢剑波继承，2017年3月23日，王秀兰去世。邢建文、邢剑波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遗嘱继承纠纷（2017鲁01**民初2738号）一案，要求对涉案房产进行分割。2017年9月3日，在遗嘱继承纠纷一审审理期间，武文堂依据《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将涉案房产过户至武星敬名下。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二审（2018鲁01民终5746号）审理结果为，因邢建文、邢剑波主张的涉案房产已登记在案外人名下，其要求分割房产的诉讼请求无法实现，故驳回了邢建文、邢剑波的诉讼请求。现邢建文、邢剑波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武文堂与武星敬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邢建文、邢剑波主张武文堂、武星敬擅自转移涉案房产并进行登记，侵犯邢建文、邢剑波合法权利的问题，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知涉案房产虽系武文堂与王秀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的房改，但房屋登记在武文堂个人名下，武文堂提交的房改购房申请文件中显示其婚姻关系为丧偶。2013年12月13日，武文堂与武星敬签订《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的同期，2014年1月13日，王秀兰将登记在其个人名下的坐落于天桥区舜清苑X号楼X-XXX室（76.92㎡）以35万价格出售给案外人李忠滨，故一审法院对武文堂与武星敬辩称买卖协议签订时无恶意串通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庭审中，邢建文、邢剑波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武文堂、武星敬在签订协议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邢建文、邢剑波主张买卖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武文堂、武星敬在签订《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后，武文堂按照协议约定过户给武星敬的法律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约定的义务，且双方已依法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故邢建文、邢剑波要求武文堂、武星敬将涉案房产恢复变更登记至武文堂名下的诉讼请求，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邢建文、邢剑波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300元，保全费5000元，由邢建文、邢剑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邢建文、邢剑波提交2013年历下区房价的网络打印件，证明涉案房产转让时历下区房价为12000元左右，但武文堂、武星敬签订的涉案房产价格仅折合6200元左右，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系不合理的价格。武文堂、武星敬认为2013年12月份历下区12000元的价格仅是均价，而武星敬、武文堂签订买卖协议的房屋处于老小区，已经使用近30年，并且户型各方面并不如新小区，并且成交价格为每平方米为6390元，而并非6200元，因此不能用当时新小区的统一均价来界定该房屋的实际价格。武文堂、武星敬提交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流水一份，证明2019年1月28日、2019年3月2日分别向武文堂转账3万元、10万元，已将剩余房款全部支付完毕。邢建文、邢剑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依据在一审庭审中武星敬提交的付款证明其陈述前期大额款项将近30万元都是通过现金方式支付，而在一审诉讼期间却通过两次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涉案所谓的购房款，武文堂、武星敬仅是更正付款的形式，并不存在付款的真正意图。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武文堂个人名下，但该房屋系王秀兰与武文堂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房改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邢建文、邢剑波是王秀兰的法定继承人，因此邢建文、邢剑波享有对涉案房产的继承权。在另案中法院给武星敬所做的调查笔录中，武星敬陈述“我父亲考虑到把自己名下涉案房产转移给我，但是王秀兰不同意”，法官询问：“邢建文、邢剑波起诉你父亲涉案房产的事你知道吗？”武星敬回答：“我知道，从一开始起诉我就知道了。”从以上陈述来看，武星敬对涉案房产的权属状态是明知的，在涉案房产相关权利人之间尚存争议的情况下，武文堂与武星敬仍办理涉案房产转移登记，明显存在恶意。涉案房产面积62.59平方米，武文堂、武星敬2013年12月11日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约定的房款总价为40万元，折合每平方米约6390元，与邢建文提供的网络查询的同时期历下区房产均价12000元存在较大差距，另外合同签订于2013年，武星敬自己陈述未全额支付房款，对于陈述支付的房款也没有直接证据予以证实，二审中武星敬提供向武文堂转账13万系在一审开庭审理后的行为，武星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全部支付购房款，购房而不及时足额支付购房款与正常的房屋买卖交易习惯不符。综上，武星敬、武文堂在明知涉案房产权利人之间存有争议，合同约定房款明显过低、武星敬未及时足额支付购房款的情形下，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双方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损害了涉案房产其他权利人邢建文、邢剑波的利益，涉案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应为无效，一审判决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武星敬基于涉案《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登记，在该《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被确认无效的情形下，依照上述规定，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应当恢复至原登记状态，邢建文、邢剑波关于武星敬协助武文堂将坐落于济南市历下区甸柳一区X号楼X-XXX室房产恢复登记至武文堂名下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邢建文、邢剑波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870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武星敬、武文堂于2013年12月11日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无效；三、武星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武文堂将坐落于济南市历下区甸柳一区X号楼X-XXX室房产转移登记至武文堂名下。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2300元，由被上诉人武文堂、武星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上诉人武文堂、武星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静审判员 刘晓菲审判员 焦玉兴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赵雪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