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再18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杜波，女，1979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赟，北京德和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谊妮，四川川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徐莉，女，196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本俊，男，195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系徐莉丈夫。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仁寿成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仁寿县文林镇南坛路一段城南市场。 法定代表人：陈蕾。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杨艳萍，女，1977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再审申请人杜波因与被申请人徐莉，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仁寿成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兰公司），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杨艳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川民申476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再审申请人杜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赟、唐谊妮，被申请人徐莉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本俊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成兰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杨艳萍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波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驳回徐莉对杜波的诉讼请求。依据与理由：（一）杜波与杨艳萍签订《保证合同》，仅是就成兰公司向杨艳萍借款2000万元的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与徐莉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和法律关系。（二）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成兰公司已经将杨艳萍所出借的500万元全数还清，因此杜波的保证责任便也全部消灭，不应也无需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徐莉于2015年3月13日向成兰公司邮寄《终止委托通知书》及《紧急通知》为登记住所地，与杜波与杨艳萍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送达地址不一致，且该通知文件也未有当事人签收，应视为无效通知。（三）本案程序存在严重错误。案涉合同有明确的地址，但一审法院直接公告送达，对于杜波而言属于违法送达，严重侵犯了杜波的诉讼权利，属于违法的缺席判决。（四）与本案相关系列案件已经被法院裁定移送成都市锦江区公安局经侦部门，本案也应当裁定移送。 徐莉答辩称，（一）杨艳萍代表成兰公司借款，徐莉等出借人将借款转入成兰公司指定账户内时，徐莉与成兰公司的借贷关系成立，杜波作为成兰公司债务的保证人与杨艳萍签订的《保证合同》的效力及于徐莉，杜波应对徐莉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成兰公司向杨艳萍借款2000万元是预约融资，杜波向成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债务金额也是2000万元，成兰公司实际向杨艳萍已经归还借款不影响杜波在2000万元的保证责任，杜波主张仅对50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以及保证责任自动消灭的理由不成立。（三）一审、二审程序合法，杜波以一审法院未经合法传唤损害其诉讼权利的意见不成立。 徐莉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1、成兰公司偿还徐莉借款本金40万元、借期内利息6000元及违约金（计算方法为：以借款本金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5年3月19日起计算至本金偿清之日止）；2、成兰公司向徐莉支付律师费5万元；3、杜波对成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8日,成兰公司出具《预约委托融资借款登记书》，载明：成兰公司作为委托人自愿委托四川省金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汇公司”）介绍民间资金进行对接，借款金额2000万，对接借款期限为7个月，借款利率以借款合同约定为准；“资金对接”定义：金融汇公司推荐的资金提供方与成兰公司签署融资借款等相关合同，并由资金提供方向成兰公司提供借款资金。 当天，成兰公司（借款人，乙方）与金融汇公司股东即本案第三人杨艳萍（出借人，甲方）签署《借款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2000万元用于临时资金周转，实际借款金额以《银行转款凭证》和《借据》记载金额为准。借款时间为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计息起始时间以《银行转款凭证》或银行记录所记载时间为准。借款月利率为1.5%，由乙方按月支付给甲方。若乙方未按约定按时支付利息的，每逾期一日，乙方按未付利息总额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乙方未能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偿还本金的，视为乙方严重违约，乙方自愿承担每逾期一日按向未偿还借款金额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且从逾期之日起，按照本合同约定利率的双倍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乙方一经违约,甲方有权依法要求乙方立即归还全部借款,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因此产生的律师代理费、执行费以及其他实现债权费用由乙方全部承担。2014年8月1日，成兰公司与第三人杨艳萍对上述《借款协议》申请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据此做出（2014）川律公证内经字第20509号公证书。 2014年7月30日，第三人杨艳萍（债权人，甲方）与案外人汪茂君、杜昌林、成都市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及杜波（均为保证人，乙方）签订《保证合同》，主要约定：甲方与成兰公司于2014年7月28日签订《借款协议》，成兰公司向甲方借款2000万元，乙方愿意为该笔借款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违约金、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甲方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置费用、税费、诉讼费用、拍卖费、公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若主合同项下还存在其他担保，则保证人对甲方承担的担保责任不受其他任何担保人所提供的担保的影响，也不因之而免除或减少，其担保责任的承担也不以甲方向其他任何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或进行诉讼/仲裁/强制执行为前提。2014年8月1日，合同各签订方对上述《保证合同》申请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据此做出（2014）川律公证内经字第20511号公证书。 另查明，成兰公司出具《资金账户告知书》，载明“根据我公司与出借人代表杨艳萍签订的《借款合同》之约定，我公司向各位出借人借入流动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期限7个月。为方便起见，请各位出借人将借款打入我公司财务经理王小兵个人账户，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公司承担。王小兵个人账户为：户名：王小兵，开户行：成都银行新南门支行，账号：62×××38。” 2014年8月18日，徐莉（甲方）与第三人杨艳萍（乙方）签订《委托出借协议》，主要约定：鉴于甲方自愿与其他出借人共同出借人民币2000万元给成兰公司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借款期限7个月，利率为月息1.5%，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与借款人成兰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并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手续。甲方出借金额为40万元，借款期限为7个月，自2014年8月18日起至2015年3月17日止，月利率1.5%，起息日以甲方资金实际到账时间为准。本协议签订后2日内，投资人应当将投资资金存入该项目指定资金账户，由投资管理人代借款方为投资方出具投资资金到账通知书，成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为上述《资金账户告知书》中载明的王小兵的个人账户。甲方委托乙方负责借款利息和本金的催收，且乙方负责按时将利息及本金转入甲方指定的个人银行卡账户内。利息按月支付，支付时间为每月9日。协议载明利息应自2014年9月9日起每月支付6000元至2015年3月17日。 徐莉于2014年8月19日通过其建设银行账号62×××22向成兰公司指定的王小兵账户转账支付40万元，后第三人杨艳萍向原告出具《资金到账通知书》，载明“根据委托出借协议的约定，出借人徐莉借款给仁寿成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人民币40万元整已通过银行转账到账。”第三人杨艳萍通过其银行账号62×××61按每月6000元的金额分别于2014年9月9日、10月9日、11月7日、12月9日及2015年1月9日、2月9日向徐莉支付利息共计36000元。 2015年3月13日，因第三人告知借款人无法支付利息，徐莉通过EMS向成兰公司登记住所地仁寿县城南市场邮寄《终止委托通知书》及《紧急通知》，告知其即日起终止对金融汇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艳萍有关成兰公司2000万元民间借贷项目事项的委托，并要求被告成兰公司将剩余借款利息及借款本金直接偿还给徐莉，该封邮件因于3月16日被拒收退回。2015年3月23日，徐莉再次向成兰公司寄送挂号信函，要求其尽快偿还借款本息。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于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调取该局就金融汇公司与成兰公司合作的相关情况询问第三人杨艳萍所制作的《讯问笔录（第二次）》一份，第三人杨艳萍在该次讯问中向公安机关陈述，被告成兰公司与金融汇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借款2000万元用于做仁寿成兰的菜市场项目，方式为各借款人通过自己的账户将借款转至王小兵的成都银行卡62×××38，该银行卡由第三人杨艳萍持有，成兰公司实际用款500万元，第三人收到各借款人提供的借款共计2028万元后分两次将500万元转给被告成兰公司指定的王琦的账户。 案外人周瑜于2014年8月25日与第三人杨艳萍签订《委托出借协议》，委托杨艳萍将周瑜的资金6万元出借给成兰公司，但杨艳萍并未完成委托事项，故周瑜诉至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要求杨艳萍返还借款6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本案被告成兰公司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彭州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2015）彭州民初字第311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4年7月28日，成兰公司与杨艳萍签订借款协议并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成兰公司实际在杨艳萍处借款500万元（2014年8月18日汇入200万元，2014年8月19日汇入300万元），截至2015年3月6日已还款200万元、2015年3月16日分4笔共计归还2108000元，2015年4月7日归还892000元，成兰公司实际在杨艳萍处借款500万元已全部还清……彭州市人民法院认为，因成兰公司实际取得借款的时间在周瑜给付的借款资金之前，且事后未予以认可，故周瑜的委托借款资金并未按委托出借协议约定与成兰公司形成事实借款关系，故判决杨艳萍退还周瑜委托出借资金6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杨艳萍因不服该判决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4日作出（2015）成民终字第92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还查明，原告徐莉与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其代为处理把本案纠纷，并约定律师代理费5万元，2016年3月7日，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徐莉开具金额为5万元的代理费发票一张。 一审法院认为，成兰公司与杨艳萍签订的《借款协议》、杜波与杨艳萍签订的《保证合同》以及徐莉与杨艳萍签订的《委托出借协议》均系签约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对签约方均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虽然《借款协议》及《保证合同》的签订时间早于徐莉与杨艳萍所签订的《委托出借协议》，但成兰公司出具的《资金账户告知书》及《预约委托融资借款登记书》表明其对于与实际出借人代表即杨艳萍签订《借款协议》、实则从徐莉等各借款人处获得借款清楚知晓。故徐莉提交的上述合同，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徐莉与杨艳萍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并委托杨艳萍与成兰公司、杜波分别签订《借款协议》及《保证合同》。上述协议签订后，徐莉于2014年8月19日向成兰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转账支付借款本金4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已生效判决所查明的事实，截至2014年8月19日，成兰公司实际获取的借款为500万元，据此应认定徐莉与成兰公司依法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徐莉已积极履行出借义务，成兰公司应按《借款协议》之约定偿还借款本息。成兰公司通过杨艳萍向徐莉仅支付了截至2015年2月18日的借款利息36000元。上述生效判决还查明，截至2015年4月7日，成兰公司将实际借款500万元全部偿还给了杨艳萍，但本案中徐莉并未收到相应还款并分别于2015年3月13日、3月23日以书面方式通知成兰公司其终止与杨艳萍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并要求成兰公司直接向徐莉偿还剩余借款本息。该通知行为发生于成兰公司向杨艳萍偿清全部借款之前，成兰公司在明知存在实际借款人的情况下拒收载明文件名称为《终止委托通知书》的邮件，故成兰公司向杨艳萍的还款不应视为其履行了向徐莉的还款义务。现借款期限已届满，成兰公司未按约向徐莉偿还借款本息，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徐莉有权依据《借款协议》的约定要求成兰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并支付利息及违约金。关于徐莉主张的利息及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及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徐莉要求成兰公司支付借期内利息6000元及以借款本金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5年3月19日起支付至借款本金偿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徐莉诉请成兰公司支付律师费，因《借款协议》对该费用的承担有明确约定，徐莉出示相应证据证明徐莉实际委托律师代为处理涉案纠纷并发生费用，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杜波作为成兰公司股东，自愿就成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徐莉作为实际借款人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保证责任的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杜波应对成兰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成兰公司追偿。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成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向徐莉偿还借款40万元、借期内利息6000元并支付以借款本金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5年3月19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及违约金；二、仁寿成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向徐莉支付律师费5万元；三、杜波对仁寿成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清偿后有权向仁寿成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追偿。 一审判决后，杜波、成兰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杜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莉对杜波的诉讼请求。成兰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莉对成兰公司的诉讼请求。 徐莉答辩称，杜波、仁寿成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成兰公司与杨艳萍签订的《借款协议》、杜波与杨艳萍签订的《保证合同》、徐莉与杨艳萍签订的《委托出借协议》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 成兰公司因资金需要向金融汇公司出具《预约委托融资借款登记书》，委托金融汇公司融资2000万元。金融汇公司接受委托后指派公司股东杨艳萍与成兰公司、杜波签订《借款协议》、《保证合同》并办理了公证。在成兰公司出具《资金账户告知书》中，明确载明“根据我公司与出借人代表杨艳萍签订的《借款合同》之约定，我公司向各位出借人借入流动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期限7个月。为方便起见，请各位出借人将借款打入我公司财务经理王小兵个人账户，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公司承担……”结合成兰公司、杜波与杨艳萍签订的《借款协议》、《保证合同》，徐莉作为资金持有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杨艳萍系代表成兰公司借款，且借款亦转入了成兰公司确认的王小兵账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之规定，自款项转入王小兵账户时，徐莉与成兰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就已经成立。因此，即使徐莉与杨艳萍之间没有签订《委托出借协议》，徐莉也已经与成兰公司之间建立了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作为债权人，当然有权向债务人成兰公司、保证人杜波主张权利。再者，成兰公司向杨艳萍出具的《借款协议》项下的2000万元借款是预约融资，也即意味着在2000万元借款融资到位之前，杨艳萍均有权处分与借款相关的事宜，杨艳萍在融资过程中与实际出借人签署的委托出借协议对成兰公司亦具有约束力，证明在出借款项时，徐莉已经向成兰公司披露了实际出借人的事实。关于成兰公司、杜波作出自己不知情的抗辩，本院认为，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代理人杨艳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成兰公司、杜波具有当然的约束力，效力及于被代理人，故对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杜波、成兰公司对一审法院送达程序的上诉请求，经二审法院审核，2016年3月4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向杜波户籍地成都市高新区锦悦西路********直接送达，该户家中无人，经向小区物业管理核实，该户登记业主姓名为“刘振新”，一审法院对上述信息制作工作记录，将法律文书留置于该地址并拍照留证。2016年4月11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向成兰公司登记地仁寿县城南市场直接送达，该地址实际为农贸市场，工作人员向农贸市场管理方查询成兰公司是否在此经营，市场管理方拒不配合，工作人员遂制作工作记录并拍照留证。上述二上诉人均无其他送达方式，一审法院采取公告送达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程序正当，二审法院对杜波、成兰公司的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杜波、成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杜波不应对成兰公司未偿还徐莉的40万元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原审查明事实，本案当事人之间主要涉及三个合同，即杨艳萍与成兰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杨艳萍与汪茂君、杜昌林、杜波、成都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徐莉与杨艳萍之间的《委托出借协议》。案涉《借款协议》明确约定出借人为杨艳萍，借款人为成兰公司，借款金额2000万元；案涉《保证合同》约定杜波等人愿意为成兰公司向杨艳萍的20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人杨艳萍、债务人成兰公司、保证人汪茂君、杜昌林、杜波、成都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案涉《委托出借协议》签订主体为徐莉和杨艳萍。上述三个合同签订的顺序为《借款协议》《保证合同》《委托出借协议》，三个合同虽然事实相互关联，但从主体来看却又各自独立。徐莉并非案涉《保证合同》的相对人，合同约定保证人对成兰公司对杨艳萍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并未约定保证人对杨艳萍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故徐莉主张杜波承担成兰公司对其债务的保证责任并无合同依据。 其次，原审法院还查明,截至2015年4月7日，成兰公司将实际借款500万元全部偿还给了杨艳萍。按照前述保证合同的约定，保证人仅对成兰公司与杨艳萍之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因该债务已经消灭，徐莉主张杜波承担保证责任已无事实基础，且徐莉与成兰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并非保证合同约定的主体范围。 再次，因成兰公司并未申请再审，对原审法院认定成兰公司向杨艳萍的还款不应视为其履行了向徐莉的还款40万元的义务，本院予以确认，该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已经详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虽然徐莉与杨艳萍签订《委托出借协议》约定杨艳萍与成兰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由徐莉享有和承担，借款发生的债权也归徐莉所有，但该协议签订的主体是杨艳萍和徐莉，并无其他人参与，即对保证人并无约束力。虽然《委托出借协议》约定有徐莉委托杨艳萍与成兰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和《保证合同》，但该约定对杜波并无约束力，且《委托出借协议》签订前，杜波等人已经签订案涉《保证合同》，徐莉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杜波等保证人对徐莉的案涉40万元借款进行了保证。原审法院认为杨艳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杜波具有当然的约束力，效力及于杜波，并据此认为杜波对成兰公司对杜波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杜波的申请理由部分成立，一审、二审法院认为杜波对成兰公司承担徐莉40万元还款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拟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145号民事判决和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263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维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26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即“仁寿成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徐莉偿还借款40万元、借期内利息6000元并支付以借款本金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5年3月19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及违约金”和“仁寿成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徐莉支付律师费5万元”。 三、驳回徐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89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由仁寿成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390元，由仁寿成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张锋 审 判 员 高向阳 审 判 员 杨 军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徐 豫 书 记 员 程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