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40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达，男，198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富彬、许建松，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家玉，女，196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水明，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达因与被上诉人吴家玉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1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家玉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吴家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陈达与吴家玉之间不存在个人委托理财关系。吴家玉并未委托陈达进行理财，吴家玉仅仅通过陈达介绍投资BAC平台、空中比特币、阿斯拉姆、福宝电商联盟等投资项目，相关的投资账户、投资权益、提现收益等均由吴家玉自行操作处理，陈达并未参与。因此，陈达与吴家玉之间不存在个人委托理财关系；2、陈达合计向吴家玉银行转账604800元。即使一审法院认定陈达与吴家玉之间存在个人委托理财关系，并认定双方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陈达向吴家玉支付的604800元应当在双方互为返还的财产中予以扣除；3、即使认定陈达与吴家玉之间的合同无效，吴家玉也应向陈达返还因其投资BAC平台、空中比特币、阿斯拉姆、福宝电商联盟等投资项目的账户、投资权益、提现收益及转移投资权益的损失等。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 被上诉人吴家玉辩称：一、吴家玉与陈达之间系委托理财法律关系。1、吴家玉所有款项都是转给陈达，到期后相应款项也是由陈达转给吴家玉，吴家玉除了将款项转给陈达及收到陈达转回的款项外，并未参与其他理财事宜。2、陈达收到相应款项后是否投入到对应平台，吴家玉无法知晓，完全是基于对陈达的信任。3、吴家玉与相应平台未签订任何协议，款项也未转入相应平台。而陈达主动出具保证书，承诺高额回报，该事实可以证明是委托理财，而非介绍理财；二、吴家玉与陈达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1、陈达非证券从业人员，无相关资质证书，不能对外接受不特定主体的委托从事理财业务。2、陈达承诺的高额投资收益违反公平原则，而收益又是理财的核心，所以陈达承诺高额投资收益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三、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后，陈达应将收到的款项全部退还给吴家玉。1、吴家玉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行转账、刷信用卡等方式向陈达支付理财款项8135159元，陈达仅返还204000元，仍有609159元未返还，该款项应返还。2、陈达向吴家玉光大银行信用卡转账402800元均是陈达持有该卡期间循环套现的结果，套现款项均为陈达占有，并未实际返还给吴家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望维持原判。 吴家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陈达返还投资款682419元；2.判令陈达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682419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1日、3月31日、4月7日及4月23日，陈达陆续向吴家玉出具四份《保证书》，第一份《保证书》内容为：“今有陈达……自愿保证吴家玉投资空中比特币本金（108800元人民币）16个订单（6800元）人民币以注册账号开始后算起肆拾伍天返本，如肆拾伍天未返本则所差额由陈达承担补足到投资本金（108800元人民币先）”；第二份《保证书》内容为：“今我陈达保证吴家玉BAC投资壹拾万积分（194000元人民币）壹拾玖万肆仟元整到2018年12月31日保底收入超陆拾万元人民币如未达到所差金额由陈达补足到陆拾万元人民币收入上不封顶”，底部手写备注“陈达垫24000元”字样；第三、四份《保证书》内容除金额不同以外与第二份基本一致，其中第三份投资金额为100500元，保底收益为30万元，第四份投资金额为86400元，保底收益为30万元。 2017年10月13日至2018年6月26日期间，吴家玉共向陈达微信转账269026元，支付宝转账28000元，银行转账310200元，合计607226元。 2017年10月13日至2018年3月7日期间，吴家玉名下建设银行信用卡（尾号6296）发生4笔消费合计70005元。 2018年4月7日至2018年8月20日，吴家玉名下光大银行信用卡（尾号1829）发生23笔消费合计507145元（交易对象集中于广州市番顺加油站有、广州市八号加油站有、厦门市乐都汇购物中、厦门市思明区兴科百、厦门市绿家橙艺花店等5个POS机），各笔交易均与同期陈达名下建设银行账户（尾号5190）发生的23笔收入【与前述23笔信用卡消费同日或次日，资金来源集中于深圳银盛金融集团有限公司、银盛支付宁波分公司（代发工资）、福建国通星驿福州分公司、（特约）国通星驿（商户清结算）、福建国通星驿哈尔滨分公司、（特约）国通星驿（POS款）、（特约）厦门平安（国通星驿TO）等7个对象】形成1：0.993……左右的比例对应关系。 2018年3月29日，陈达名下建设银行账户（尾号5190）向吴家玉名下建设银行账户（尾号1324）转账一笔30000元与一笔50000元合计80000元；次日又转账两笔50000元与一笔24000元合计124000元。2018年5月20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间，陈达名下建设银行账户（尾号5190）向吴家玉名下光大银行信用卡（尾号1829）转账21笔合计402800元。 2018年8月7日，陈达向吴家玉微信发送吴家玉名下光大银行信用卡（尾号1829）的照片；8月18日、19日吴家玉催促陈达偿还该卡22号到期的账单，陈达应允；8月20日吴家玉收到该卡消费失败的短信提示后询问陈达怎么办，陈达指导吴家玉去银行补卡，吴家玉问：“补一张有用吗？打电话问银行说额度要降为2万了。说卡老在两个地方刷，引起什么风控注意，透现出来用是违法行为。我晕倒”，当日吴家玉要求陈达把信用卡寄回，陈达次日回复寄了并发送邮单（单号1027338667930）照片。 2018年8月24日，吴家玉名下光大银行信用卡（尾号1829）存入一笔10000元与一笔97533元合计107533元，加上8月20日存入的一笔14000元和一笔20000元，减去消费的14003元，总额为127530元，恰好与当期账单显示欠款金额一致。 2018年9月22日，吴家玉通过微信要求陈达偿还信用卡欠款，陈达语音回复“下个月可以开始……”；吴家玉提出“……为做你的6个平台我投了70万元……”、“投了你6个平台，到今天只有阿斯拉姆收到不到2000元……”，陈达语音回复“下个月开始就全面好了……”；10月18日至20日，吴家玉继续向陈达催款，陈达继续推脱；2019年1月21日，吴家玉再次提出“……因为相信你，你说什么号我们就投什么，投了你好几个平台，近70万……”，陈达语音回复“我们也要外面钱收一下，回来我们外面也没回来”。 一审庭审中，吴家玉主张陈达于2018年3月29日转账的80000元是偿还2月11日的“空中比特币”投资本金108800元；陈达于3月30日转账的124000元系用于偿还讼争投资款并已在起诉前自行扣除；吴家玉名下光大银行信用卡（尾号1829）系2018年4月开卡，开卡后自2018年4月7日至2018年8月23日，均由陈达持有并套现，期间陈达向该卡转账的款项只是套现之后再还入；该卡4月份的账单中1188元的年费以及陈达故意隐瞒其名下建设银行账户（尾号5190）4月份的转账记录可以间接证明。陈达辩称吴家玉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持有吴家玉的光大银行信用卡并套现，并称即使存在该事实，那么2018年8月20日其转入信用卡的20000元未能套现出来，应视为对吴家玉的还款（吴家玉当庭表示同意在诉求中扣除20000元）；后三份《保证书》中提到的BAC项目，陈达收款后在平台给吴家玉充值，但账号密码系吴家玉自己掌握和操作。法庭责令陈达庭后就该事实主张补充提交证据并提供其尾号5190的建行账户自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22日期间的完整转账记录，另责令吴家玉补充提交光大银行信用卡系于2018年4月开卡的证据以及第一份《保证书》中提到的108800元投资款的支付记录，并告知逾期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一审庭审后，吴家玉补充提交转账记录一份，证明除前述认定的转账总额607226元以外，吴家玉还曾于2018年4月4日向陈达的建设银行账户（尾号5190）转账70000元，于2018年2月5日向陈达微信转账14000元、2月11日微信转账4400元、2月13日微信转账10000元，合计98400元；吴家玉另提交书面说明一份，称剩余10400元因时间久、支付方式多样故无法提供支付证据，并称2018年3月29日陈达向其转账的80000元用于偿还该笔108800元，不足部分28800元系双方协商用于其他投资；另，光大银行厦门江头支行和信用卡中心告知吴家玉无法出具开卡时间的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在案证据及庭审笔录足以证明吴家玉与陈达之间存在个人委托理财关系，讼争四份《保证书》均提到保底及最低收益条款。尽管双方以意思自治的形式对各自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但该约定内容违背了风险与收益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基本规律，致使委托人与受托人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既不符合民法上委托代理的法律制度，亦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为此，该保底及最低收益条款无效。鉴于理财收益的权利义务分配系委托理财合同的核心条款，与合同其他内容条款不具有可分性，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故保底及最低收益条款无效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无效。双方当事人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吴家玉主张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行转账、刷信用卡、刷POS机等方式累计向陈达支付806419元投资款，并收到陈达返还124000元，鉴于陈达在庭审过程中始终未否认其接收吴家玉款项系用于讼争投资事项且未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定吴家玉转给陈达的款项均为投资本金；根据微信对话可知，陈达于2018年8月20日前持有吴家玉的光大银行信用卡并于8月21日将信用卡邮寄交还吴家玉，故吴家玉主张该卡自2018年4月7日起即由陈达持有使用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在陈达无法提供反证的情况下，对吴家玉的事实主张予以确认；该信用卡23笔消费金额均与陈达建设银行账户23笔收入金额存在1:0.993……的比例对应关系，足以证明陈达利用该卡套现的事实，故吴家玉主张该卡的最终欠款应视为其支付的投资本金具有事实依据，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结合8月24日该卡还款107533元后还清该期账单欠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吴家玉通过将名下光大银行信用卡（尾号1829）交给陈达使用的方式交付了投资本金107533元。吴家玉另主张其通过建设银行信用卡刷卡四次合计支付了70005元投资本金，因证据不足，不予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吴家玉累计向陈达支付的投资本金为微信转账269026元加28400元，支付宝转账28000元，银行转账310200元加70000元，光大银行信用卡透支107533元，合计813159元。陈达主张2018年5月20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间，向吴家玉名下光大银行信用卡（尾号1829）转账21笔合计402800元亦属于返还的投资款，因该卡在该时间段内实际由陈达占有使用，该402800元并未实际支付给吴家玉，而是用于该卡的循环套现，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仅认定陈达向吴家玉累计返还的投资款为向吴家玉名下建设银行账户（尾号1324）转账的金额80000元加124000元合计204000元。鉴于一审法院已认定案涉委托投资行为无效，吴家玉支付的投资本金813159元减去陈达已返还的投资款204000元的差额609159元，没有合法依据，陈达应予返还。对吴家玉返回上述投资款本金的诉求予以支持。信用卡套现系扰乱金融秩序的违规行为，吴家玉作为投资人，明知存在信用卡套现，还积极与他人约定保底及最低收益条款，且对《保证书》中承诺的明显畸高的理财收益缺乏应有的警惕，一审法院认定其对合同无效亦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吴家玉要求陈达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令：一、陈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家玉退还投资本金609159元；二、驳回吴家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624元，减半收取计5312元，由吴家玉负担366元，陈达负担4946元。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吴家玉向本院提交一如下证据：1、光盘（内含2018年3月30日柯旺妹经营的品牌女装店内监控视频），拟证明吴家玉的所有账户系由陈达管理，陈达随身携带POS机，其确认刷储蓄卡不能当天到账，吴家玉的相关款项均是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存款陈达提供的POS机的方式支付给陈达；2、银行转账明细，拟证明陈达用其自有的pos机，用吴家玉的农业银行卡刷卡，在2018年2月11日、2月13日分别刷卡30000元、85200元，陈达的账户在次日分别收到29974元、85122元，刷卡汇率为0.999，说明上述款项已由陈达收取 上诉人陈达质证认为：1、吴家玉提交的光盘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依法不应采信。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即使视频真实，也无法证明其主张，视频内容并未体现具体的刷卡及转账记录，无法体现本案的具体计算金额，也无法证实陈达存在使用吴家玉的银行卡刷卡的事实；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几笔转账记录均系第三方支付至陈达账户，与吴家玉无关。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光盘吴家玉未能提供原始载体，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视频内容也未能体现具体的刷卡记录，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2陈达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份证据体现吴家玉刷卡消费时间与陈达款项入账时间、刷卡消费金额与收入金额等能一一对应，可以认定2018年2月11日、2月13日吴家玉向陈达支付了相应的投资款。 另，经查，陈达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吴家玉向陈达微信转账及银行转账的金额有异议，陈达认为吴家玉共向陈达微信转账的金额仅为250776元，银行转账的金额仅为240000元，陈达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吴家玉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陈达与吴家玉之间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2、陈达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返还责任？ 双方当事人观点前已述及，不再赘引。 本院分析认为，陈达向吴家玉出具的四份《保证书》明确体现陈达保证吴家玉投资“空中比特币”、“BAC”等理财项目获取相应收益，并承诺如未返本或未达到收益标准则所差金额由陈达补足，上述内容结合吴家玉在本案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向陈达的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足以证明吴家玉系委托陈达投资理财，双方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从《保证书》的上述内容看，双方约定如未达到相应的收益标准则由陈达补足，该内容在本质上属于一方负担风险，另一方完全盈利的保底条款。该条款虽然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符合合同签订自由原则，但却违反了合同法的等价有偿和公平原则，导致双方权利义务明显失衡；且在高风险的金融市场交易中，投资风险无法避免，并不存在绝对只赢不亏的情形，该条款通过所谓意思自治的协议将投资风险完全分配给受托人，可能助长非理性投资行为的滋生，亦违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和资本市场规则，故该条款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条款。因该保底条款系双方委托理财合同的目的条款和核心条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合同无效的，双方当事人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陈达接收了吴家玉支付的投资款，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返还责任。关于吴家玉共计向陈达支付的投资款数额，因陈达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微信转账数额及银行转账数额有异议，经本院组织核对后，吴家玉对其一审主张的2017年11月22日微信转账5000元、2017年12月1日微信转账1000元、2018年2月5日微信转账11270元、2018年3月28日微信转账5000元、2018年3月30日微信转账10380元、2018年2月20日银行转账5000元等6笔交易金额未能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本院对该6笔金额不予确认。此外，一审法院在统计吴家玉向陈达微信转账的金额时，将2018年2月5日吴家玉向陈达微信转账的14000元重复计算，该笔14000元亦应予以扣除。另，根据吴家玉与陈达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得知，陈达曾持有并使用吴家玉的光大银行信用卡，故一审法院将该信用卡透支的107533元列入吴家玉支付的投资款范围并无不当。 综上分析，本院认定吴家玉共计向陈达支付的投资款总额为761509元，其中微信转账250776元，银行转账375200元，支付宝转账28000元，信用卡透支107533元。陈达在收到吴家玉支付的上述投资款后，仅返还204000元，应当就剩余557509元承担返还责任。 综上所述，陈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于法无据，依法驳回。一审判决对吴家玉向陈达支付的投资款数额认定有误，导致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号民初1150号民事判决； 二、陈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家玉退还投资本金557509元； 三、驳回吴家玉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312元，由吴家玉负担972元，陈达负担43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12元，由吴家玉负担972元，陈达负担43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炳坤 审判员  陈 杰 审判员  胡 欣 二〇一九年十月××日 法官助理  陈荣炜 书记员  陆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