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2民终37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纪顿，男，198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阳江市万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江市万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创业北路御景豪园**商铺，实际经营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新平路113号一、二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702MA4UJL6X0R。 法定代表人：曾纪顿，该公司总经理。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冠华，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西通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东新区水湾路**柳东标准厂房**配套办公楼**91450200077109899D。 法定代表人：彭湖，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小全，广西银正（三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恬，广西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廖冬贤，男，197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新丰县。 原审被告：曾凡富，男，198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上诉人曾纪顿、阳江市万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西通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盛公司）、原审被告廖冬贤、曾凡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3民初1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纪顿、万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上诉人曾纪顿、万利公司对该判决中的第一、二项不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通盛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体现在：1.《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第四条担保模式第（一）项“乙方法定代表人对乙方推荐的客户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为无效格式条款。第四条中的担保模式第（一）（二）项条款均未在签订协议时与万利公司、曾凡富等进行协商、未作特别提示，应属无效。2.即使上述条款有效，但该条款只约定了乙方法定代表人（即曾凡富）对乙方推荐的客户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而上诉人曾纪顿担任万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并没有推荐任何客户给被上诉人，故曾纪顿不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法定代表人只能有一个，不能同时判决新、旧两个法定代表人都同时承担连带责任。3.因通盛公司通过万利公司推荐的客户的融资总额早己超过了首次的2000万元，故2018年7月3日双方签署《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但该补充协议只是双方对《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一）款授信额度的变更，并非是曾纪顿、万利公司个人对《不可撤销担保函》的认可。4.根据曾凡富的讲述，其并无签署所谓的《不可撤销担保函》，该证据是被上诉人伪造的，请求二审法院对《不可撤销担保函》的真实性与否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司法鉴定，以确定其真伪，查明事实真相。5.再退一万步讲，根据该《不可撤销担保函》的保证人只是曾凡富个人，不能代表万利公司。二、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刚发生纠纷的过程中，上诉人曾强烈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其所称的所谓《不可撤销担保函》，但被上诉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均不能提供，而在起诉时才拿出来，上诉人有理由质疑该证据的真实性。三、被上诉人未请求解除合同或采取合同可以继续履行的补救措施，而直接请求支付未到期的全部租金有违法律规定。 通盛公司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理由如下：1.本案双方所签署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担保函等资料均是完全建立在双方充分协商、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并且业务规模做到一定量时双方又进一步协商最后签署的补充协议，这就说明双方对于业务的认可及肯定。2.《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第4条第一款约定的担保模式为乙方法定代表人对乙方推荐的客户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该条款已经明确担保人为法定代表人而并非特指具体的个人，而后签署的补充协议是上诉人曾纪顿作为万利公司继任的法定代表人对原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明确及认可，故其应该在已经接收法定代表人的额度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不可撤销担保函》内容和曾凡富签名均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该担保函本身是作为《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的附件，在签署《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当日同时向法定代表人出示由其签署，况且在一审庭审及判决后曾凡富本人均没有对协议的内容及签名的真实性提出任何异议，且上诉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4.担保人曾凡富时任万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署《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的当天其已经清楚明确协议第13条内容，由其作为通知、送达的指定联系人，在双方的业务往来中代表公司签署一切协议及文书均为有效，曾凡富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函》即代表了万利公司的行为，《不可撤销担保函》第2条明确曾凡富作为法定代表人已经知悉明并接受合作协议、融资租赁合同的全部内容并愿意以个人和公司全部的财产纳入合作额度内向通盛公司提供《不可撤销担保函》连带责任保证。5.根据被上诉人作为出租人与个案承租人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第14条第二款、第五款均已经明确约定违约的情形及救助措施，被上诉人首先对于承租人有着一整套完整的催收方案，且在出现严重逾期之后通盛公司领导多次前往上诉人处请求协商处理，只是上诉人配合力度不够才导致逾期不断扩大，《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中合作模式第2条已经明确了承租人主要来源于上诉人的推荐并且需要上诉人出具业务确认函，被上诉人才能放款，而在《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第6条第二款也约定上诉人对客户的资信进行审核的要求，所以上诉人作为风险把控的第一关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廖冬贤未向本院陈述意见。 曾凡富述称，2017年10月21日的《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是其签署的。曾凡富也有向通盛公司签过一张没有任何内容的白纸。案涉《不可撤销担保函》中“曾凡富”签名像是其本人签的，但是曾凡富不确定是不是其向通盛公司提交过的在白纸上签“曾凡富”及盖手印的那一张。 通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廖冬贤支付通盛公司租金95143.95元（其中本金81320.25元，利息13823.7元）；2.判令廖冬贤支付通盛公司4期违约金共352元（廖冬贤于2018年10月28日起未支付过租金，当期违约金的计算以当期未支付租金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从2018年10月28日起暂算至2019年1月29日，今后的违约金以95143.95为基数计算至廖冬贤实际结清欠款之日止）；3．本案律师费1200元由廖冬贤承担；4.判令曾纪顿、曾凡富、万利公司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还款义务；5.判令廖冬贤、曾纪顿、曾凡富、万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财产保险费386.78元。以上各项金额合计：97082.7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廖冬贤于2017年12月7日向通盛公司申请汽车融资租赁业务。随后通盛公司与廖冬贤于2017年12月9日签订了编号为A20171208156644-1的《融资租赁合同》。由廖冬贤承租通盛公司车型号为SC7155ABBH5，车架号为LS5A3DEE3HA429692的一台长安汽车。双方合同约定，车辆总价款为129100元，租赁年利率为13.88%，租赁期限为36个月（即36期），后期租金由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构成，每期具体租金支付日依《租金支付表》确定；承租人未按时足额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出租人有权向承租人收取违约金，违约金按逾期租金日万分之五计收；承租人连续逾期30日的为严重违约，出租人有权要求承租人支付全部租金、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等等。此后，通盛公司将车辆即租赁物交付给廖冬贤承租，车牌号登记为“粤Ｆ×××××”,2018年1月11日廖冬贤与通盛公司签订了《机动车辆抵押合同》，将上述租赁物抵押给通盛公司且于2018年1月15日办理了上述车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通盛公司。期间，2017年10月21日通盛公司与万利公司签订《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开展业务合作，由万利公司为通盛公司推荐客户双方就开展业务合作做了具体约定，其中协议“第四条担保模式”约定由万利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万利公司推荐的客户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曾凡富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作协议中签字并于同日出具《不可撤销担保函》，其为廖冬贤与通盛公司签订的上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清偿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违约金、提前终止合同损失金、出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之后由于业务规模扩大，2018年7月3日，万利公司与通盛公司重新签署了《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曾纪顿作为万利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在补充协议中签字认可原协议之约定等等。但在承租期间，廖冬贤从2018年10月28日第10期起即未按期支付租金，截止2019年1月29日，尚欠所有到期、未到期租金81320.25元、利息13823.7元、违约金已达352元。通盛公司催收无果遂诉至法院，为此支付了律师费1200元及财产保险费。 一审法院认为，通盛公司与廖冬贤签订的编号为A20171208156644-1的《融资租赁合同》，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各自义务。通盛公司已依约付清购买一台租赁车辆的车款并交付了租赁车辆给廖冬贤，但廖冬贤未依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并已连续逾期30日以上不履行租金支付义务，依上述合同约定属于严重违约情形，通盛公司有权要求廖冬贤支付尚欠全部租金、违约金等其他应付款项。本案中，通盛公司诉请要求廖冬贤支付所有应支付到期和未到期租金合计为95143.95元、违约金合计为352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廖冬贤的上述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通盛公司依约要求廖冬贤按逾期租金的日万分之五计付违约金及律师费1200元，亦予以确认和支持。对于通盛公司主张的财产保险费386.78元，因该笔费用在合同中未有明确约定且没有证据证实是必须发生的费用，故对通盛公司该诉求不予支持。因在上述《不可撤销担保函》及《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中均约定的担保范围和违约责任包括了租金、违约金、律师费在内，因此，通盛公司主张由曾纪顿、曾凡富、万利公司对廖冬贤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故该院予以支持。此外，廖冬贤、曾纪顿、曾凡富、万利公司经该院合法传唤，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缺席判决。 一审法院判决：一、廖冬贤支付通盛公司租金95143.95元及违约金（截止2019年1月29日的违约金为352元，之后的违约金以应付租金95143.95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廖冬贤支付通盛公司律师费1200元；三、曾纪顿、曾凡富、万利公司对以上一、二项判决所确定廖冬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通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27元，减半收取1113.50元，保全费991元，合计2104.5元（通盛公司已预交3218元），由通盛公司负担8.40元，由廖冬贤负担2096.10元，曾凡富、曾纪顿、万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曾纪顿、万利公司二审中对案涉《不可撤销担保函》中“曾凡富”签名真实性提出的异议及对该签名的鉴定申请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首先，本院对此当庭询问曾凡富，曾凡富称该担保函原件落款处签名“像是我签的”。其次，一审法院已传票传唤当事人开庭审理，但曾凡富、曾纪顿、万利公司经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庭审，未进行质证与提出反驳意见，视为放弃对对方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以及抗辩的权利。该院已经核实上述证据的原件。最后，本案一审判决后曾凡富未提起上诉，二审阶段曾凡富亦未申请对其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视为其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本案诉请租金是否应予支持？二、曾纪顿、万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本案连带担保责任？ 本案通盛公司已依约付清购买租赁车辆的车款并交付该租赁车辆给廖冬贤承租和使用，但廖冬贤未依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并已连续逾期30日以上不履行租金支付义务，依《融资租赁合同》14.2（4）款约定属于严重违约情形，根据《融资租赁合同》14.5条约定，通盛公司有权要求承租人支付全部租金（即包括到期和未到期租金）、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因此，通盛公司主张廖冬贤应支付截止2019年1月29日，尚欠所有到期、未到期租金81320.25元、利息13823.7元、违约金352元以及支付之后的违约金，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2017年10月21日通盛公司与万利公司签订《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开展业务合作，由万利公司为通盛公司推荐客户，双方就开展业务合作做了具体约定，其中协议第四条“担保模式”约定由万利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万利公司推荐的客户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8年7月3日，万利公司与通盛公司签署了《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曾纪顿作为万利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在补充协议中签字认可原协议之约定。而且曾凡富在担任万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车辆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中签字并于同日出具《不可撤销担保函》，亦约定：“已经知悉明并接受合作协议、融资租赁合同的全部内容并愿意以个人和公司全部的财产纳入合作额度内向通盛公司提供《不可撤销担保函》连带责任保证”。由此，曾纪顿、万利公司关于对案涉融资租赁合作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成立。一审根据上述证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判决曾纪顿、万利公司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曾纪顿、万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17元由上诉人阳江市万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已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江 侦 审判员 黄继湘 审判员 杨显强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覃 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