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7101民初217号 原告：谢莉娟，女，199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武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云灵童，职员。 被告：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 法定代表人：武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灿舒，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璇，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 法定代表人：宋修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鹤，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霞，职员。 原告谢莉娟与被告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局集团公司）、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深铁路公司）、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局集团公司）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9日、同年10月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被告广州局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云灵童，广深铁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灿舒，成都局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鹤、李朝霞，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当庭申请撤回对被告广州局集团公司的起诉，本院当庭裁定准许原告撤回对被告广州局集团公司的起诉。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被告成都局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鹤、李朝霞，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广深铁路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莉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527850.05元(赔偿明细：死亡赔偿金33216元／年×20年＝664320元，处理丧事期间的误工费64717元／年÷12月÷30天×3人×l0天＝5393元，丧葬费64717元／年÷12月×6月＝32358.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2000元，以上费用合计754071.5元；原告实际应获得的赔偿款为754071.5元×70%＝527850.0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死者谢绍康购买了2019年5月2日广州南站到成都东站D1826次动车。当日，谢绍康乘坐该趟列车并于当晚21时17分许抵达成都东站。列车抵达后，谢绍康走到成都东站出站闸机前准备出站，突然身体不适无法站立，只能趴在出站闸机上不断的向工作人员求助，但东站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人对谢绍康提供积极、有效、及时的帮助。因成都东站工作人员怠于对谢绍康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义务，因而延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导致谢绍康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原告认为根据相关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对整个运输期间所涉及的承运人均具有约束力。因此，二被告应共同履行将旅客谢绍康安全、准时的从广州南站运送至成都东站的义务，并对运输过程中旅客谢绍康突发疾病有共同的法定救助义务，现因二被告未及时有效的履行上述救助义务，导致谢绍康在出站前突发疾病救治不及时死亡，故二被告应共同对谢绍康的死亡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原告是死者谢绍康唯一的子女，死者谢绍康的父母己于多年前去世，妻子早己与其离婚。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广深铁路公司辩称：1.谢绍康乘坐的列车，属成都局集团公司贵阳客运段，我公司不是列车和事发车站的承运人，与谢绍康不存在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2.谢绍康乘坐的列车，是从我公司下属广州南站出发，我公司对其的义务不存在任何不当行为，依法无需承担赔偿责任。3.根据原告的陈述及证据、材料，谢绍康死亡是自身健康原因所致，与承运人无关，根据合同法等规定，承运人依法无需承担责任。4.谢绍康明知自己身体不适，不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并拒绝工作人员的帮助，是导致死亡的原因，应当由其自行承担。5.本案不存在精神赔偿。 被告成都局集团公司辩称：1．谢绍康的死亡是自身的健康造成，谢绍康服用的药物以及病历记录，证明谢绍康一直患有疾病，死亡原因也是病发而致。2．谢绍康在发病的控制上过于自信，在工作人员的询问下，谢绍康表示不需要帮助，在视频里面可以看到谢绍康在发病时过于使用药物。谢绍康在出站的闸机口，一直背对检票人员，工作人员一直在观察，他并无异样，在第二趟列车到达的时候，工作人员有对他进行询问，谢绍康拒绝帮助，在后面五分钟的时间内，看到谢绍康不舒服，向他询问，谢绍康仍拒绝帮助，在21点53分时，发现谢绍康出现了其它症状，便联系了值班人员，并拨打了120，问他有无不适，谢绍康说没事，在他出现其它症状时，立刻对他进行了救助。3．在120来的时候，工作人员对他一直进行救助，并广播寻找医务人员。4．谢绍康死亡是由谢绍康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我公司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下列事实及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一）事实 1.谢绍康，男，1970年1月24日出生，四川省南部县人；其父母己于多年前去世；妻子早己与其离婚；生前育有一女谢莉娟; 2.谢绍康从广深铁路公司所属的广州南站购票，于2019年5月2日12点30分，乘坐从广州南开往成都东的D1826次列车前往成都；同日，21时35分56秒左右，D1826次列车安全停靠成都东站，36分10秒左右开始下客；同日，21时46分17秒左右，谢绍康跟随大批旅客走到B3出站闸机口旁，在闸机口旁休息； 3.D1826次列车，属成都局集团公司下属贵阳客运段值乘； 4.成都局集团公司下属成都东站谢绍康走到的B3出站闸机口，由二组出站闸机组成，二组出站闸机间有5、6米左右的距离，中间摆有两把椅子、一张小桌子、一台饮水机，平时供车站工作人员临时休息用。 （二）证据 原告身份信息、亲属关系证明、被告身份信息、谢绍康身份信息、D1826动车车票、D1826次动车的列车信息、成都东站监控视频。 二、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谢绍康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及遗物问题 2019年5月2日21时57分四川省人民医院友谊医院接到呼救电话，21时58分出诊，22时14分到达现场，开始抢救，22时44分，谢绍康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于成都东站B3出站闸机口旁，死亡原因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哮喘；谢绍康的遗物中有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零售药房专用复制处方、南部县人民医院医疗一卡通、四川省人民医院金康卡、咳特灵胶囊、阿莫西林胶囊、手机等物品。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成都东站监控视频、急诊科出诊记录、《急诊病历》、谢绍康《心电监护图》、死亡医学证明书、居民死亡殡葬证、遗体火化证明、谢绍康遗物照片、《领条》等证据，其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确认。 （二）成都东站的工作人员是否履行及时救治义务问题 从原告、成都局集团公司当庭提交的成都东站监控视频看，2019年5月2日21时35分56秒左右，D1826次列车在成都东站安全停车，36分10秒左右开始下客，36分30秒左右谢绍康走到站台垃圾箱旁，放下行李，打电话，喷药，脱外衣，清鼻子，39分17秒左右离开，乘电梯，44分51秒左右在电梯外玻璃门处休息，45分10秒左右离开，46分17秒左右到达B3出站闸机口旁,手扶闸机，背对客运员，47分13秒左右喷药，47分53秒左右拉行李，48分47秒左右再次喷药，50分50秒左右客运员走向谢绍康与其交流后，谢绍康又回到闸机旁手扶闸机，后与一女性旅客交流，51分25秒左右谢绍康向客运员走去，中途喷药，51分37秒左右与客运员交流，51分42秒左右又走向闸机，手扶闸机，背对客运员，52分10秒左右又喷药，53分57秒左右一女性旅客与客运员交流，54分42秒左右另一女性旅客与谢绍康交流，谢绍康为其指路，前面讲到的与客运员交流的女性旅客，走向谢绍康观察并与谢绍康交流，54分58秒左右客运员与谢绍康打手势，并用对讲机，55分10秒左右观察谢绍康的女性旅客走向客运员，55分20秒左右再与客运员交流，此时谢绍康坐下，55分25秒左右客运员用对讲机，55分34秒左右，客运班长连走带跑，走向谢绍康，55分40秒左右用对讲机，55分45秒左右走到谢绍康面前，查看谢绍康情况，55分53秒左右挥手叫客运员，客运员用对讲机，班长拿手机摄像，并与谢绍康交流，56分12秒左右手机交给客运员摄像，又用对讲机，并与谢绍康交流，56分50秒左右，班长用手扶谢绍康，56分57秒左右客运员叫刚才观察谢绍康的女性旅客从闸机门处进来继续摄像，57分20秒左右班长将谢绍康扶来背靠在椅背上，再次用对讲机，57分30秒左右班长按压谢绍康人中穴，57分56秒左右放开，谢绍康背靠椅子，班长仔细观察，58分20秒左右班长又按压谢绍康人中穴，59分8秒左右，摄像的女性旅客与班长将谢绍康坐的椅子及谢绍康一并向外拉出1米左右，后将谢绍康从椅子上抬下椅子，放在地上躺下，22时0分10秒左右摄像女性旅客离开，班长继续照看谢绍康，此时出站旅客人多，22时2分1秒左右客运员将闸机全部打开，疏散旅客，2分6秒左右又来一女客运员、一男客运员帮助疏散旅客及照看谢绍康，3分40秒左右一小伙子来到现场（成都东站应急小组成员吕小龙），小伙子看后，开始对谢绍康做心肺复苏，3分52秒左右一穿红衣服的女性旅客参与抢救，4分53秒左右一带帽子的女性旅客参与抢救，7分42秒左右治安人员到现场，12分55秒左右又一名旅客参与抢救，13分45秒左右120急救人员跑步到现场，13分50秒左右120急救人员开始抢救，44分左右120急救人员确认谢绍康死亡。 从成都局集团公司申请的证人王桂枝（成都东站B3出站口当天当班客运员）的当庭证言看：王桂枝证实，21时45分左右，D1826次列车大批旅客走完，只剩下一名男性旅客走在最后，他问我可不可以在那坐一会，王桂枝说可以，你坐嘛。过了一会，王桂枝见他还未出站，就过去问他需要帮助不？谢绍康挥手说不用。此时另一列车大量旅客出站，王桂枝一边组织旅客出站，一边注意着谢绍康，谢绍康背对着王桂枝，靠在出站闸机上，王桂枝发现谢绍康坐立不安，又去问他需要120不？谢绍康说不用，王桂枝用手示意他坐下休息。后来，发现情况不对，王桂枝就用对讲机呼叫值班员来B3出站口协助处理。 从成都局集团公司申请的证人胡晓琴（成都东站出站层当天当班值班员）的当庭证言看：胡晓琴证实当天21时51分左右，胡晓琴在A1出站口听到王桂枝在对讲机内喊罗凤英（罗凤英正处理其他事），就问王桂枝出了什么事，王桂枝说到B3出站口来一下，胡晓琴给A1出站口职工简单安排了一下，就从A1出站口跑向B3出站口，途中又听到王桂枝喊，说旅客情况不好，我听到后直接用对讲机通知综控室喊120，21时56分左右我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后，我见旅客坐在椅子上，呼吸很困难，手上还拿了一瓶气体一样的东西，就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对我摇了摇头，说不出话，我见他情况不好，就按旅客人中，帮他缓解，期间，门外有一接客人员，我请她进来帮忙录像（后来发现她操作不当，未录制成功），并用对讲机喊综控室，确认综控室是否通知120，综控室回复已通知。此时，我喊王桂枝用小喇叭对出站旅客喊找寻医务人员，三名医务人员听见呼叫，陆续过来对该旅客进行求助，直到120急救人员到来。 从成都局集团公司申请的证人吕小龙（成都东站高架层当天当班客运值班员）的当庭证言看：吕小龙是成都东站应急小组的成员之一，曾在部队学过急救，他在高架层当班，在对讲机里面听到有旅客出了事，就去了现场，当时看到旅客脸色很难看，就给旅客作心肺复苏，一直持续到120急救人员赶来。到达现场后，也听到小喇叭中寻医，有两名旅客（卫校学生）一起过来协助作心肺复苏。同时证实，成都东站开通了应急救援通道，并派有工作人员接应120急救人员，还证实施救过程中未带红十字药箱。 原告、成都局集团公司当庭提交的成都东站监控视频，与证人王桂枝、胡晓琴、吕小龙的当庭证言及书面证词相互印证，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确认。 （三）关于谢绍康生前的户籍、职业及主要生活来源问题 谢绍康户籍所在地为四川省南部县南隆镇枣儿中心村**，生前一直在成都从事装修工作，并于2016年至2019年5月居住于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万福西二街12号。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谢绍康的身份证复印件，四川省南部县蜀北街道办事处中心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务工证明，证人詹秀芳、韩雨静、杨坤、杨朋、李光书、杨大向的当庭证言，成都市武侯区机投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机投派出所出具的居住登记回执在案证实，予以确认。 (四)谢绍康死亡造成的损失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人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谢绍康死亡造成的损失：死亡赔偿金33216元／年×20年＝664320元；丧葬费64717元／年÷12个月×6个月＝32358.5元；办理丧事期间的误工费，因原告无证据证明有3名亲属，误工10天，本院酌定为2人5天，即：64717元／年÷12个月÷30天×2人×5天＝1797.69元；原告主张的交通费2000元，虽未向法庭举证，但根据生活经验法则，酌定1000元。 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50000×7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原告主张35000元，本院酌定为5000元。 原告提交的《铁路红十字药箱配备标准及使用原则》（TB/T3234-2010），被告成都局集团公司提交的功效禁忌说明均为社会公开信息资料，不作为证据审查。被告成都局集团公司提交的旅客谢绍康因病死亡信访案件的调查回复、成都东站关于5月2日旅客病故的事情经过，因系被告成都局集团公司单方制作，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谢绍康从广深铁路公司所属的广州南站购票，与广深铁路公司建立了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谢绍康于2019年5月2日12点30分，乘坐由成都局集团公司所属贵阳客运段值乘的从广州南开往成都东的D1826次列车前往成都，同日21时35分56秒左右，D1826次列车安全停靠成都东站，36分30秒左右谢绍康安全下车，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承运人负有的附随义务对旅客遭遇的病痛险难负有的救助义务已转化为成都局集团公司成都东站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广深铁路公司对谢绍康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谢绍康安全到达成都东站后，2019年5月2日21时46分17秒左右到达B3出站闸机口旁，感觉身体不适，在此处休息。期间，自身突发疾病，一未自己打120求救，二未向身边经过的大量旅客求救，三未向成都东站B3出站口的客运员求救，直到同日21时54分58秒左右客运员发现谢绍康身体异样，才用对讲机呼叫当班值班员救助，当班值班员一是叫综控室通知120，二是自己采取适当救助措施，三是叫客运员用小喇叭在出站旅客中寻找医务人员，四是车站懂急救的人员前来进行急救，直到同日22时13分45秒120急救人员到现场开始抢救，同日22时44分120急救人员确认谢绍康死亡。在整个过程中，谢绍康作为成年人，明知自己患有疾病，没有家人陪同，仍一人出行，且在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未采用合理方式求救，对其死亡后果，自身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成都东站在发现谢绍康突发疾病的情况下，只是通知综控室叫120，未用车站广播寻医，仅用小喇叭向出站旅客寻医，范围受限，车站应急救援人员到现场抢救，未带红十字药箱，存在一定过错，应负次要责任。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本院确认，对谢绍康的死亡，其自身承担90%的责任，成都局集团公司承担10%的责任。原告关于成都东站没有紧急救援通道的意见，因成都东站经相关单位设计、建设、验收合格，投入使用，不存在无紧急救援通道问题，且有证人证言证实开通了应急救援通道，并有工作人员接应120急救人员，故对此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谢莉娟赔偿74947.62元；二、驳回原告谢莉娟的其他诉讼请求。 审 判 员 蹇    启    刚 法官助理 二Ｏ一九年十月八日周捷 书 记 员 庹    贵    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