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80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超，男，1985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雪亮，安徽远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衡智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桥北堍****厅**。法定代表人：林登衡。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某，女，198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上海衡智纺织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娜，上海中城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超、上海衡智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6民初9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衡智公司支付高超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894,969.45元，并支付以894,969.45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1）高超与衡智公司签订的三份合同实际均已履行完毕，一审法院仅认定《订货合同》而未认定《产品购销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中，高超提供的《收货明细》系真实，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亦属不当。（3）关于价格，一审法院扣除税款后计算货款，系滥用自由裁量权。针对此，衡智公司辩称，其不同意高超的上诉请求。衡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高超的全部起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衡智公司确实曾将数字6开头的20余款童装交给高超承揽加工，但双方并未签订过书面合同，《订货合同》系高超伪造，上面衡智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非衡智公司加盖。（2）高超并非包工包料，衡智公司代为支付许多的面料款，一审法院认定510,034.15元面料款予以扣除，实际上还应当扣除面料款209,693.20元。2018年2月6日衡智公司向高超转账支付的7万元，属于货款，应予以扣除。高超还曾扣押衡智公司的面料，衡智公司迫于压力向高超支付了10万元，该10万元系高超的不当得利，衡智公司也要求在货款中予以冲抵。（3）高超在承揽加工过程中，有两批童装交货时间晚于约定时间，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金44,047.96元。（4）高超曾是衡智公司员工，但其借职务之便，伪造证据，虚构民事纠纷，企图侵占衡智公司财产，涉嫌虚假诉讼、侵占和诈骗等违法犯罪。（5）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货款计算方式及利息起算时间，均无异议。针对此，高超辩称，其亦不同意衡智公司的上诉请求。高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衡智公司立即支付拖欠的货款1,408,530.60元；2、判令衡智公司承担逾期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自2018年2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1,408,530.6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7年2月10日，衡智公司出具了一份薪资证明，载明：“兹证明高超系我公司员工，年薪148,000元，每月薪水按照6,500元发放，剩余70,000元年底一次性付清”。2018年2月5日，衡智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林登衡的账号转账70,000元给高超。2017年3月6日，乙方（高超）与甲方（衡智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订购服装，其中款号为5164的套数为1,170套（尺码6的170套，尺码8、10、12、14、16各200套），单价含税为51元，金额59,670元；款号为5197的套数为1,700套（尺码6的200套，尺码8、10、12、14、16各300套），单价含税为27.5元，金额46,750元；款号为5112的套数为1,420套（尺码6的220套，尺码8、10、12、14各250套，尺码16的200套），单价含税为56元，金额79,520元；款号为5302的套数为1,350套（尺码1的150套，尺码2的200套，尺码3、4、5、6各250套），单价含税为56.5元，金额76,275元；款号为5552的套数为750套（尺码6的150套，尺码9、12、18各200套），单价含税为48.5元，金额36,375元。交货地点为石狮，交货时间为2017年5月31号，高超含运费，不含增值税发票。货款总计为298,590元，衡智公司应于订货之日起预付总货款30%（计77,577元）作为订金，其余货款在交货前付清。甲方责任：及时验货，甲方应在收到货物后应及时验货完毕。乙方责任：生产形式采取乙方包工包料并提供全部辅料的方式。所有服装面料，配料及辅料、服装款式都需提交给甲方并经确认后才能生产。2017年4月21日，乙方（高超）与甲方（衡智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订购服装，其中款号为5165的套数为1,100套（尺码6及16各150套，尺码8、10、12、14各200套），单价含税为45元，金额49,500元；款号5168的套数为1,100套（尺码6及16各150套，尺码8、10、12、14各200套），单价含税为52元，金额57,200元。交货地点为石狮，交货时间为2017年6月30号，高超含运费，不含增值税发票。货款总计为106,700元，衡智公司应于订货之日起预付总货款30%（计32,010元）作为订金，其余货款在交货前付清。甲方责任：及时验货，甲方应在收到货物后应及时验货完毕。乙方责任：生产形式采取乙方包工包料并提供全部辅料的方式。所有服装面料，配料及辅料、服装款式都需提交给甲方并经确认后才能生产。2017年9月7日，乙方（高超）与甲方（衡智公司）签订《订货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订购服装，总计26款，合计价款为2,002,180元（含税价）。交货地点为石狮，交货时间为2018年1月31号，高超不含税和运费,衡智公司应于订货之日起预付总货款30%（计600,654元）作为订金，其余货款在交货前付清。甲方责任：及时验货，甲方应在收到货物后应及时验货完毕。乙方责任：生产形式采取乙方包工包料并提供全部辅料的方式。所有服装面料，配料及辅料、服装款式都需提交给甲方并经确认后才能生产。高超另提交了一份有衡智公司盖章的《出货明细》，显示高超共计向衡智公司供货金额为2,379,404.50元。上面载明的供货套数与合同约定均有出入。期间，高超多次使用微信与衡智公司工作人员就26款6字开头的款号（即2017年9月7日的《订货合同》）进行沟通。2018年6月6日，高超与衡智公司实际经营者沈某通过微信联系，高超称：“我把所有的面料给你，你给我10万，我把所有小苏这边做的面料都给你，这个也不要对了，这样总可以吧”。沈某称：“好，我给你10W，你找个中间点，我安排人看货，你收到钱，让我把货拿走。如何”。嗣后，衡智公司于2018年6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高超10万元。2、2016年1月1日，衡智公司与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出口代理协议书》，约定乙方（A公司）接受甲方（衡智公司）委托，并以乙方名义办理出口的各项业务，业务办理中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甲方承担，且由此产生的所有经济、法律责任也均由甲方承担。2017年4月21日，衡智公司以A公司的名义与案外人泉州市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的尺码、数量与高超、衡智公司在2017年4月21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一致，含税单价分别为38元及42元，交货时间为2017年6月15日。2017年5月31日，衡智公司以A公司的名义与案外人B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的尺码、数量与高超、衡智公司在2017年3月6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一致，含税单价分别为38元、21.5元、46元、41元、34元，交货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该二份合同的单价均低于高超、衡智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该二份合同的总价为315,180元，合同约定衡智公司在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20%作为定金。2017年6月5日、7月19日，A公司分别支付B公司94,554元及140,963.50元；2017年8月2日，B公司向A公司开具4份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为432,383.90元。2017年9月8日至2019年1月28日期间，衡智公司共向原料商支付面料款719,727.35元。2017年9月22日至2018年6月8日期间，衡智公司方共向高超支付款项1,140,873.9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衡智公司委托A公司向B公司购买的童装已分三批次向海关申请报关。一审法院又查明，高超曾系衡智公司员工，于2018年6月离职。一审法院最后查明，衡智公司申请对高超提交的合同编号为HZ-2017/03/06及HZ-2017/4/21的《产品购销合同》、《订货合同》进行印章真伪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后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及《订货合同》上的印章印文与上海衡智纺织有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系同一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高超、衡智公司签订的二份《产品购销合同》及一份《订货合同》的履行情况；二、衡智公司已实际支付给高超的货款金额。一、高超、衡智公司所签订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从形式上看，高超、衡智公司签订的二份《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订货合同》及一份《出货明细》均有衡智公司的盖章，且经过鉴定机构鉴定，该印章为真实。但法院注意到，高超、衡智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及衡智公司委托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在服装型号及数量上均一致，仅在单价上有所不同。从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合同及履行情况来看，双方签订的合同总价为315,180元，并约定A公司应于合同签订后支付20%的货款作为定金，A公司于2017年6月5日支付B公司94,554元（合同总价的30%），衡智公司辩称系因B公司资金紧张，故多支付了10%，该辩称尚属合理，予以采信。且在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完毕之后不久，B公司便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给A公司，虽然发票数额与实际合同发生额有所差异，衡智公司辩称双方之间不单有涉案的业务，还有其他业务往来，故发票的开具系与其他业务混同开具，未分开单列，该辩称亦符合常理，予以认可。从现有证据来看，衡智公司委托A公司向B公司购买的服装业已向海关申报出口，故有理由相信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二份《产品购销合同》系真实且已履行。关于高超、衡智公司签订的二份《产品购销合同》，庭审中高超仅提供一份有衡智公司盖章的《出货明细》来证明双方已实际履行，但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衡智公司亦未支付定金给高超，衡智公司不可能同时与两方签订款号、数量均一致的二份合同，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可确认高超、衡智公司之间的二份《产品购销合同》未实际履行。故对于高超提交的《出货明细》亦不予认可。关于高超、衡智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衡智公司表示该合同中的服装系衡智公司交由高超生产，且双方也已履行完毕，但当时都是口头合同，合同的标的为一百六、七十万，衡智公司也已经支付了合同的全部价款。对于该份合同的履行，因高超提交了与衡智公司员工的相关聊天记录，且衡智公司也确认与高超之间存在该合同关系，根据常理，以百万计的合同且涉及二十余款不同型号的童装不可能只存在于口头上，故对于高超提交的该份《订货合同》予以确认，并确认已实际履行完毕。二、衡智公司已实际支付给高超的货款金额高超、衡智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总价款为2,002,180元（单价含税），当时税率应为17%。合同约定高超不含税，故该《订货合同》的不含税价应为1,711,265元。一审庭审中，高超确认收到衡智公司支付的面料（含税价款为）319,669.85元，收到衡智公司支付的款项金额为970,873.90元。关于衡智公司向高超支付的涉案童装款的数额问题。衡智公司称已支付高超的款项为1,140,873.90元，双方的争议主要为2018年2月6日的70,000元以及2018年6月8日的100,000元。关于2018年2月6日的70,000元。从高超提交的薪资证明来看，该70,000元系衡智公司应支付给高超的工资款，衡智公司虽在银行转账中附言为服装货款，但该证据不足以反驳高超提交的薪资证明，故对于衡智公司的该项辩称不予认可。关于2018年6月8日的100,000元。从双方的聊天记录来看，高超称：“我把所有的面料给你，你给我10万，我把所有小苏这边做的面料都给你，这个也不要对了，这样总可以吧”。沈某称：“好，我给你10W，你找个中间点，我安排人看货，你收到钱，让我把货拿走。如何”。嗣后，衡智公司于2018年6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高超100,000元。该100,000元系涉及高超、衡智公司关于一批面料的业务往来款，与本案的童装买卖无关，该100,000元亦不应计算在本案中。故关于涉案童装款，衡智公司实际通过银行转账给高超的款项应为970,873.90元。关于衡智公司为高超支付的生产涉案童装所需面料款数额问题。关于高超认可的收到的面料款319,669.85元，不再赘述。关于吴江XX有限责任公司的面料款177,548.30元，高超认可曾收到过一批该公司提供的货款，但已无法记清是哪批货物，现衡智公司申请证人吴江XX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翁某出庭作证，其表示涉案合同6字开头的服装面料系由吴江XX有限责任公司向高超提供，款项已由衡智公司支付，且提交了当时的货物运输托运单，故对该笔款项予以确认。对于衡智公司在2018年1月15日支付给绍兴C有限公司的12,816元，一审庭审中高超承认收到过绍兴C有限公司价值82,760元的货物，结合高超与衡智公司员工的聊天记录高超称“要补点款号为6005的面料，因为里布小了”，有理由相信该12,816元的货款亦系由衡智公司支付，应予以扣除。对于其他几笔款项，基于当时高超还是衡智公司的员工，高超要求付款后该利益究竟归于高超方还是衡智公司方，衡智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衡智公司的其余抗辩不予认可。综上，确认衡智公司已支付给高超的款项为970,873.90元，衡智公司为高超支付的面料款为510,034.15元（含税价）。故衡智公司还应支付高超的价款为304,464.40元[计算方式：（2,002,180-510,034.15）/1.17-970,873.90]。关于高超诉请要求衡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合同约定货款应在交货（即2018年2月1日）前付清，一审庭审中衡智公司表示高超有二批货逾期交付，交货时间分别为2018年2月1日及2018年2月11日，现高超主张逾期付款时间的起算点为2018年2月12日，于法不悖，予以准许。一审法院审理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19年4月26日作出判决：一、上海衡智纺织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超货款304,464.40元；二、上海衡智纺织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超逾期付款利息，以304,464元为本金，自2018年2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高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9,165元，由高超负担7,309元，由衡智公司负担1,856元，衡智公司所负之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纳一审法院。鉴定费14,000元由衡智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衡智公司提交了长乐市E有限公司的付款凭单、绍兴F有限公司的面料运输单、绍兴G有限公司的付款凭单、绍兴市H有限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广州市I有限公司的出货明细表等5组证据材料，用以证明上述公司均向衡智公司提供面料，相应面料款应由高超支付；提交了邮件记录，用以证明衡智公司曾通过邮件与高超就童装加工进行沟通，高超所称的单价与事实不符；提交了银行流水，用以证明衡智公司与面料供应商往来情况，购入的均为数字6开头的童装面料，衡智公司支付给面料供应商的钱均是为高超支付。针对上述材料，高超认为，上述7组材料均不属于新证据；关于1-5组材料，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案是高超与衡智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并非衡智公司与案外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关于邮件记录，可以反映衡智公司与高超双方确实存在合作；关于银行流水，坚持一审意见。针对上述材料，本院认为，首先，上述材料衡智公司在一审中均可获得，但其并未积极、及时举证；其次，就内容而言，关于1-5组证据，并无法得出衡智公司支付的面料款系全部为高超支付的结论，即便相关材料上有高超之姓名，但当时高超亦系衡智公司员工，其代表公司亦属正常；关于邮件记录，即便真实，亦是双方沟通的过程，并无法得出高超所称的单价与事实不符之结论；关于银行流水，仅能说明衡智公司有过付款，亦无法得出其系替高超付款之结论。因此，上述材料本院依法均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将“上海衡智纺织有限公司”误写为“上海衡智纺织品有限公司”，予以更正。一审法院认定其余事实无误，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情况，认定高超与衡智公司间存在《订货合同》并已实际履行、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出货明细》不予采纳，存在相应依据，本院予以认同。关于衡智公司尚欠付的货款，一审法院根据《订货合同》约定的合同总价、高超确认收到衡智公司支付的货款及代为支付的面料款，再计算不含税价格，亦属妥当。高超上诉称，一审法院计算货款时扣除税款不当。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订货合同》之约定，总价款2,002,180元明确标注为“含税价”，而在交货地点及时间条款中还约定了高超“不含税”。故根据双方之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在计算衡智公司应向高超支付的货款时扣除税款系符合双方约定，并无不当。衡智公司上诉称，《订货合同》系高超伪造，上面衡智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非衡智公司加盖，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更何况，双方之间确实存在童装加工的合作，衡智公司称该《订货合同》不存在，双方合作系依靠其他方式的约定，亦缺乏说服力。衡智公司上诉称，还应当扣除衡智公司代为支付的面料款209,693.20元，但在高超对该部分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衡智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支付面料款确系为高超支付。衡智公司还称，应当冲抵货款的7万元与10万元。一审中，高超提供了证据证明7万元系衡智公司应向其支付的工资，而10万元根据双方聊天记录来看也是一笔与面料相关的往来款，与本案童装买卖无关。关于衡智公司所称的违约金，其在一审中并未就双方合同关系提出反诉，故非本案审理范围。至于高超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本院认为根据既有在案证据，尚无法得出高超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之结论。故衡智公司上诉所称，依据有欠充分，本院难予采信。综上所述，高超、衡智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中衡智公司名称有误，本院予以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6民初923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6民初92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海衡智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超货款人民币304,464.40元；三、变更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6民初92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海衡智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超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304,464元为本金，自2018年2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9,165元，由高超负担7,309元，由上海衡智纺织有限公司负担1,856元，上海衡智纺织有限公司所负之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一审法院。鉴定费14,000元由上海衡智纺织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115元，由上海衡智纺织有限公司负担18,330元、高超负担12,7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静波审判员  唐建芳审判员  单 珏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 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