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81民初17523号 原告：谭立江，男，1975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杭州市人，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越，浙江宝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慕娇，女，199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永华，绍兴市柯桥区求实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谭立江与被告陈慕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原告的申请，对被告所有的价值26万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10月1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越、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永华两次到庭参加庭审，原告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审限延长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719495.3比索，折合人民币259540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约定，原告雇佣被告在墨西哥城工作，工作时间为2017年3月17日至2018年10月7日，被告主要负责翻译和一些商事洽谈工作。2018年10月3日，被告离开后，原告向客户收款，多名客户均反映已将货款交付给被告。经原告多方求证并了解，被告于2018年6月22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收取原告客户11笔应支付货款共计719495.3比索，折合人民币约259540元，但未交给原告。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收取上述货款的合法依据却占为己有，对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理应将上述货款返还原告，故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答辩称：被告确实受原告雇佣在墨西哥工作，主要负责翻译及商事洽谈，原告诉称的11笔货款，被告经手是事实，但部分货款被告收取时原告是在旁边的，还有部分被告代为收取，也已经交给了原告，并不存在自己收取没有交给原告的情形，且11笔货款中部分是支票，不可能由被告收取。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的证据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1.原、被告签订的工资报酬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雇佣时间也无异议，是墨西哥时间2017年3月17日至2018年10月7日。 2.被告的微信资料截图一份，证明被告的微信情况。被告质证认为，无异议。 3.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三页、机票预定信息复印件一份、被告发送给原告的个人简历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的西班牙文名为MONICA。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该机票被告实际没有使用。 4.被告签收的支票（复印件）、合同、货款明细等一组，证明被告收取了客户支付给原告的货款的事实，具体为：第一笔，2018年9月26日支票金额为5万比索；第二笔，2018年9月27日支票金额为5万比索；第三笔，2018年9月28日现金5万比索；第四笔，2018年6月22日现金12222比索；第五笔，2018年7月11日现金50694比索；第六笔，2018年8月20日现金75537比索；第七笔，2018年8月3日现金57176比索；第八笔，2018年8月10日现金58909.5比索；第九笔，2018年8月27日现金142400元；第十笔，2018年9月3日现金97154.4元；第十一笔，2018年9月24日现金75402.4元。被告质证认为，对单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单据相当于合同性质，是一式两份，客户持有一联，原告方持有一联，原告提交的单据是属于原告方自己留存的一联，上面使用的中文，均有一个“清”字，该字是被告书写，表明已经结清，上面的勾是原告打的，表明已对账完毕；支票系复印件，确实是被告拿过来的，但支票上载明的收款人为原告，不可能由被告将钱取来；其他款项收取之后已经交给了原告，原告不能仅凭该证据达到其主张的目的。 5.墨西哥相关部门出具的案件受理凭证一份，证明原告在墨西哥报案，且已经立案受理，但没有效果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未经过公证认证。 6.相关合同的后面一页一组，证明客户送货在第一页和第二页中签字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这几笔交易是被告经手，但99%的客户是签在第一页上。 7.支票复印件两份，证明支票原件是被告取走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是被告签写给客户，被告拿了支票后又给了原告。 8.收据若干份，证明原告收到货款会出具收据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没有收到过收据，被告在的时候收据都是没有的。 9.聊天记录一份，证明除了案涉几笔金额外，还存在被告领取款项未交付给原告的情况。被告质证认为，9月28日的款项是被告收取，但已交付给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反映。 10.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2018年10月4日原告让被告来对账，但被告将原告微信拉黑，后原告发现支票问题就去报案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断章取义，当时是在办理签证事项。 被告为证实其辩称，提交的证据及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11.企业基本信息、网站信息打印件各一份，证明根据原告提供的单据，本案中的交易主体为杭州金升纺织有限公司，也应由该公司主张权利。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单据上的卖方是原告个人，支票付款也是给原告，且被告也承认是原告个人雇佣的。 12.原、被告之间的whatsapp聊天记录截图四份，证明案涉的75537比索、142400比索、97154比索、75402比索款项原告在当日均已收到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有异议，该whatsapp并非原告使用，也无法证明被告的举证目的。 13.whatsapp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证明案涉款项的收取金额原告都是知晓的，原告不可能是通过询问客户事后才知晓的。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有异议，也无法证明被告的举证目的。 14.微信朋友圈截图一份，证明被告装有whatsapp聊天软件的手机在2018年8月12日被抢，2018年8月12日之前的聊天记录都没有了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有异议，被告手机被抢的事实与本案无关。 15.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三份，证明2018年9月28日被告收取的款项原告已经全部收到，且原、被告之间一直是用微信及whatsapp进行聊天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聊天记录只能说明钱已经放在桌子上，但没有说明是哪一笔。 16.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六份，证明客户的账期原告都是知晓的，不可能存在被告收取客户的款项原告不知晓的情况。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说明被告所做的每个行为原告都是知晓的。 17.合同打印件一份，证明这种单据的性质与原告提交的证据的内容是一样的，双方在日常交易中都有收现金的行为，会制作这种单据格式，被告收取现金后原告会在单据中注明，不能仅仅凭借这种单据就认定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现金。原告方进行质证，对证据三性有异议，原告在枫桥派出所报案时提交过该合同的打印件，现在被告拿出了原件复印件，可以说明被告拿走了客户的合同。 18.微信截图一份，证明被告与新同事办理了交接手续，如果被告未把钱付清，被告也不可能走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需要核实，截图里无法看出被告要离职需要办理交接，而且被告也不是正式离职，只是墨西哥签证到期，无法再停留在墨西哥。 19.交易的采购资料九份，证明原告提交的相关合同并不是从客户处取得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有异议，原告已提供原件，被告提供的并不是真实的，原告也不认识上面签字的人。 20.被告和两名客户的视频资料三份，证明原告未从客户处取得相关材料及被告取得证据的过程。原告质证认为，视频中的人原告不认识，不是单据中的客户，即使是给客户打工的，也并不一定了解事实。 21.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两份，证明被告在离职之前，对工作有过交接，且双方之间对客户的账款进行了核对等事实。原告质证认为，事实存在，陈述有异议，是指被告和客户去对账。 22.2018年10月8日的行程单复印件，2019年10月4日的行程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没有逃避墨西哥相关部门的调查。原告质证认为，当时报案后封锁了航班，但没有将被告抓住。 23.被告与证据20中女客户的聊天记录，证明被告从客户中拿到合同原件后，原告方有人去找客户，客户就想从被告处把合同拿回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三性有异议，看不出谁和谁聊天，对象不清楚，聊天的事情不清楚，无法证明被告的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 证据1、2、3、4、7，本院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5，未经公证认证，不予确认；证据6，本院予以确认，可 以证明原告从客户中收取款项后在客户持有的单子上注明的事实；证据8，均系原告本人填写，不予确认；证据9，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于2018年9月28日从客户中收取15000比索货款的事实；证据10，与本案权利义务无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1，被告在庭审中认可其系受原告雇佣，故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2、13，未能证明该whatsapp系原告使用，不予确认；证据14，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5、16，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5记载的内容与证据9中原告收取的货款时间节点相符，且原告也未有证据证明该时间节点上还存在其他货款，故本院认定证据9中所涉的货款，原告已支付给被告；证据17，系复印件，原告亦对三性有异议，故不予确认；证据18，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内容仅可以反映协商交接的事实；证据19，有部分合同与原告提供的证据4中的合同单号相同，系不同的两联，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0、23，无法确认相关人员即为客户或者客户的雇佣人员，不予确认；证据21，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内容不能反映系原、被告之间的对账，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查明： 被告在2017年3月17日至2018年10月7日期间，受雇于原告，在墨西哥工作，其中催收货款属于被告的工作内容。被告在2018年6月22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从客户处收取货款719495.3元（含两张支票），原告认为被告未将该款交付给原告，而被告认为已交付。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已向墨西哥警方报案，从银行领取支票款项的系墨西哥人。另查明，2018年9月28日，被告从客户处领取货款15000比索，于同日交付给原告。 本院认为，被告受雇于原告，从客户处收取货款系被告的工作内容，被告收取货款后应将货款交付给雇主即原告。本案中，原、被告对被告收取的货款714945.3比索是否已交付给原告的陈述截然相反，且均提供了多份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本院分析认为：首先，与客户交易使用的合同有两联，根据交易习惯，一联交给客户，一联自行保存，现双方提交的合同中均有单号为“TB971”、“TB1030”、“TB1044”的三份合同，且均陈述所提交的合同来源于客户，可见其中必有一人违反民事诉讼诚信原则，作虚假陈述。鉴于交易发生在墨西哥，且合同中电脑打印的内容均系当地文字西班牙文，按生活常理，在交付给客户的合同上再添写其他内容应使用西班牙文，而非中文。原告提交的合同上书写的文字有中文“清”、“现金”、“陈”等字样，被告提供的合同上书写的除“陈”字外均为西班牙文，包括“PAGADO（意‘付清’）”，由此可见，原告提交的合同更适于在双方均知晓中文的人之间流通，且原告提交的八份合同，均在右上角合同单号处打“√”，更符合已经对账的特征。故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合同系从客户处取得更符合实际，而原告提交的合同系原、被告之间对账所用。其次，原告认为被告于2018年9月28日从客户中收取的15000比索货款未交付给原告，但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反映被告已将该款交付给了原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上被告陈述“钱放在桌子上，我去朋友家了”，也可见双方交付款项时，原告并不一定需要出具收据，此与原告第一次庭审中所作的陈述也一致。再次，原告也陈述取走支票款项的系墨西哥人，更无法印证该款项为被告持有。 综上分析，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力。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有11笔从客户处收取的货款计719495.3比索未交付给原告的事实，不予认定，被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货款719495.3比索，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谭立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193元，财产保全费1820元，合计诉讼费用7013元，由原告谭立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 华 人民陪审员 张 翔 人民陪审员 黄潮娜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