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6民终30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晓飞，男，1979年6月30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盛锦霞，女，1978年8月24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楼，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洁，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负责人：方向明，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建军，男，该行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林，男，该行职员。上诉人戴晓飞、盛锦霞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崇川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6）苏0602民初5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晓飞、盛锦霞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行崇川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系南通一居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居公司）为了融资，利用其职工及职工亲戚进行虚假按揭而引发的纠纷，一居公司为案涉《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的实际借款人，上诉人为名义借款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与已生效的在先判决相冲突，应予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上诉人就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承担偿还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实际上隐含着一个代理关系。本案系刑民交叉案件，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苏0612刑初25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一居公司构成骗取贷款罪，隐含着一居公司与农行崇川支行之间存在实际借贷关系的认定，一居公司系案涉《借款合同》的实际借款人，上诉人为名义借款人，因此在上诉人与一居公司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代理关系，即一居公司授意上诉人代其向农行崇川支行借款。2、案涉《借款合同》效力应归于一居公司和农行崇川支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农行崇川支行基于案涉刑事案件的报案者和受害人身份，已于2015年实际知晓一居公司系案涉《借款合同》实际借款人，且基于受害人身份申报了债权，说明其已选择一居公司作为《借款合同》相对人，其依法不能再基于《借款合同》向上诉人主张还款责任。3、一审法院机械适用法律，对上诉人不公。一审判决置（2016)苏0612刑初252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一居公司与农行崇川支行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借贷关系而不顾，无视上诉人与一居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在农行崇川支行已选择一居公司为偿还义务人情形下，仍然机械适用法律，判决上诉人全部承担偿还责任，对上诉人严重不公。二、一审判决与具有既判力的在先判决相冲突，应予撤销。1、一审判决与在先刑事判决内容相冲突。（2016)苏0612刑初252号刑事判决书基于一居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虚假购房合同及上诉人与农行崇川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判决一居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毛金中、沈晓晴犯骗取贷款罪，构成此罪的前提是在犯罪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有效的借贷关系，否则就不可能构成骗取贷款罪。而一审判决无视在先刑事判决书对案涉《借款合同》效力归属的评价，判决案涉《借款合同》效力归于上诉人，明显与在先刑事判决内容相冲突。2、一审判决有保护犯罪人从犯罪中获益之嫌。根据(2016)苏0612刑初252号刑事判决书综合评判部分（四），一居公司已构成骗取贷款罪，理应由该单位挽回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即骗取的贷款依法应由犯罪单位返还给受害人银行。现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偿还责任，有涉嫌保护犯罪分子从犯罪中获益的嫌疑。3、一审判决并未起到定纷止争的效果，相反将引发群体性社会事件。一居公司长期以来多次利用虚假按揭进行融资，仅（2016)苏0612刑初252号刑事案件所涉及虚假名义借款人已达48户，涉及金额9000多万。作为这48户名义借款人，原本是为帮助公司解决资金困难而在虚假购房合同上签字，现一审法院判决该48户平均每户要承担200万元左右的偿还责任，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压力巨大，处理不好将引发系列纠纷甚至会引发群体性社会事件。三、农行崇川支行在案涉《借款合同》签订、履行中过错明显，依法应就其经济损失承担相应责任。根据《中国银监会南通监管分局信访事项告知书》（通银监信[2016]52-2号）查明的事实，农行崇川支行存在以下重大过错。1、农行崇川支行未尽到贷前审查注意义务。农行崇川支行对虚假首付款POS单未予核对，尤其是在一居公司首付款专户无相应首付款入账的情形下，即在POS单复印件上加盖“与原件核对一致”章，且案涉POS单变造痕迹明显，肉眼即能识别，法院应当对此证据调查收集；案外人查小宝凭相同材料在中国银行贷款未获审批，而在农行崇川支行则得到了批准；在上诉人《个人信用报告》显示的公积金数额所推算的数额与《收入证明》收入存在较大差距情形下，农行崇川支行应核查而未予核查，具有明显过错。2、农行崇川支行未尽贷后监控义务。上诉人所购房屋于2013年元月14日已通过竣工验收，具备基本交付条件，上诉人2015年1月与一居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依据案涉《借款合同》约定应于交房之日起90天内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和抵押登记，而农行崇川支行至2015年12月15日一居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均未督促一居公司交房，亦未要求上诉人办理过户登记并协助其办理抵押登记，严重违法银监会相关内控规定，具有明显过错。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农行崇川支行也应就其因虚假按揭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四、一审中，上诉人申请追加一居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但一审法院未予追加，也未说明任何理由，程序不当。农行崇川支行辩称：一、本案不存在间接代理的问题，与刑事判决也不存在冲突。二、上诉人就《借款合同》应当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上诉人与案外人通谋骗取了银行的贷款，虽然其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借款合同》有效。贷款的审查并无统一标准，即使查小宝在其他银行申请贷款未获批准，也不能成为上诉人拒绝履行还款义务的理由。我行未发现POS单造假是事实，但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借贷双方就《借款合同》真实性达成了一致意见的事实。我行不存在重大的过失或者过错。即使我行在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中违反了相关的制度规定或者监管规定，上诉人要求我行承担相应的责任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我行基于担保法律关系向一居公司管理人申报了债权，一居公司不应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农行崇川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戴晓飞、盛锦霞共同偿还贷款本息3015309.90元，其中本金2855957.20元，计算至2016年10月28日的利息159352.70元（期内利息152826.04元、罚息1435.66元、复利5091元）及自2016年10月28日之后产生的至贷款本息还清时止的利息、罚息、复利；2、判令戴晓飞、盛锦霞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晓飞、盛锦霞系夫妻关系，于2006年1月登记结婚。2015年1月16日，农行崇川支行作为贷款人，戴晓飞作为借款人，戴晓飞、盛锦霞作为抵押人，一居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戴晓飞为购买罗福宫7幢101室房屋及车库101号，向农行崇川支行借款288万元，借款期限360个月，实际借款期限和具体起止日期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还款方式为每月等额本息。借款执行利率以借款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下浮百分之五后确定。借款期间遇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自次年1月1日起调整。借款人申请并授权贷款人将全部借款直接划入一居公司账户。借款采用阶段性保证加抵押担保方式。由一居公司作为保证人自借款发放之日起至借款人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并办妥以贷款人为抵押人的抵押登记手续之日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戴晓飞、盛锦霞以所购房屋提供抵押担保，自房屋满足交付条件之日起90日内办妥房地产权属证书，之后一个月内申请办理抵押登记。借款人向贷款人保证购房行为真实性，保证向贷款人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和凭证均真实、完整、合法、有效。借款人未按双方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对应付未付利息，贷款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利，应付未付利息包括借款期内产生的应付未付利息和借款逾期后产生的应付未付利息，借款期内产生的应付未付利息，在借款期内按合同约定借款执行利率计算复利，自借款到期之日起，按逾期借款利率计算复利，逾期借款的应付未付利息，按逾期借款利率计算复利。借款人未按约定按期足额偿还借款，贷款人有权提前收回已发放借款。同日，农行崇川支行向戴晓飞发放了288万元借款，该款按照合同约定划入一居公司账户。借款凭证载明：借款金额为288万元，借款日期为2015年1月16日，到期日期2045年1月15日，执行利率为5.8425%，逾期利率8.76375%，还款日为每月16日。起初，戴晓飞尚能正常还款，自2015年10月起出现逾期，此后未再还款。农行崇川支行于2015年12月24日向戴晓飞发出《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宣布上述贷款于2015年12月24日提前到期，要求戴晓飞立即归还全部结欠本金、利息。诉讼过程中，农行崇川支行自愿将贷款提前到期日调整为2016年10月28日。另查明，2016年11月4日，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对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毛金中、沈晓晴涉嫌骗取贷款罪一案作出（2016）苏0612刑初252号刑事判决，认定毛金中作为案外人南通中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瑾公司）和一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晓晴作为中瑾公司和一居公司的财务人员，在2012年3月至2015年6月期间，两公司分别为达到融资目的，毛金中直接或通过公司管理人员，找公司员工或亲戚与公司签订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安排沈晓晴等人经办按揭贷款事宜，以一居公司开发的罗福宫小区39套房产、中瑾公司开发的翰铂府小区8套房产，分别向农行崇川支行等金融机构办理按揭贷款47次，共骗取银行贷款计9404万元，全部由一居公司、中瑾公司统一支配使用。其中涉及本案的犯罪事实认定如下：“一居公司以戴晓飞、盛锦霞的名义于2015年1月8日向其购买罗福宫小区7幢101室的商品房（含地下车库），并于同日向农行崇川支行申请按揭贷款共计288万元，该行于同日将此款汇入一居公司。”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生效判决同时认定毛金中经营的一居公司、中瑾公司分别与季勇锋、邱飞等人串通实施骗取贷款的犯罪行为。又查明，一居公司已被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农行崇川支行作为债权人向一居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案涉借款也在所申报的债权范围之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借款合同》的效力；二、戴晓飞是否应当清偿案涉贷款本息；三、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盛锦霞是否应当承担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虽包含在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毛金中、沈晓晴骗取贷款的犯罪事实中，但并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无效。判断合同效力问题，应遵循我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案中，农行崇川支行与戴晓飞、盛锦霞签订的《借款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戴晓飞对其在案涉《借款合同》借款人处签名不持异议，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签订《借款合同》的法律后果。其次，并无证据证明农行崇川支行在与戴晓飞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明知其与一居公司签订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仍然办理假按揭并参与其中。案涉借款包含在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毛金中、沈晓晴骗取贷款的犯罪事实中，该罪的构成要件即需要行为人以欺骗手段使银行陷入认识错误，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农行崇川支行参与策划或实施骗取贷款。第三，中国银监会南通监管分局已认定农行崇川支行在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时违反了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的相关规定及贷后管理也存在不到位的问题，但上述规定属于管理性风险控制规定，对农行崇川支行所存在的问题应由中国银监会南通监管分局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予以处置，现有法律、法规并无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此予以规制。故戴晓飞、盛锦霞以农行崇川支行在贷款审批过程中违反操作流程存在过错为由主张《借款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农行崇川支行已依约将款项打入一居公司账户完成款项交付义务，但戴晓飞未按约还款，农行崇川支行通知《借款合同》提前到期并选择作为主债务人的戴晓飞承担还款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戴晓飞理应承担清偿责任。农行崇川支行在贷前审查及贷后管理过程中即使确有疏漏，亦不足以构成戴晓飞不履行还本付息义务的合理抗辩事由，戴晓飞主张其不应承担清偿责任，并无法律依据，对其抗辩意见难以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案涉借款发生于戴晓飞、盛锦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系购房，同时约定以该房产提供抵押担保，虽然盛锦霞系作为抵押人与农行崇川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并未在借款人处签字，但盛锦霞在个人购房贷款面谈笔录、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中均进行了签字，且其与戴晓飞共同作为抵押人以所购房产向农行崇川支行提供抵押担保，农行崇川支行有理由认为案涉借款系基于戴晓飞、盛锦霞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案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戴晓飞未按合同约定如期如数归还借款及利息，构成违约，农行崇川支行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农行崇川支行要求戴晓飞、盛锦霞共同按合同约定归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虽然一居公司是实际用款人，但《借款合同》效力确定并发放贷款后，借款人即负有到期还款的义务，本案中没有必要将一居公司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农行崇川支行作为债权人向一居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并不影响其向戴晓飞、盛锦霞主张《借款合同》项下的权利。判决：一、戴晓飞、盛锦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农行崇川支行借款本金2855957.20元及期内利息152826.04元。二、戴晓飞、盛锦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农行崇川支行截至2016年10月28日的罚息1435.66元、复利5091元，以及自2016年10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下浮百分之五所确定利率的1.5倍计算（次年1月1日调整）的罚息及复利（其中罚息以借款本金2855957.20元为计算基数、复利以期内利息152826.04元为计算基数）。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92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5922元，由戴晓飞、盛锦霞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戴晓飞、盛锦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上诉人等贷款人向农行崇川支行出具的声明，以证明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为一居公司所借，上诉人与一居公司存在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2、2017年5月18日农行崇川支行向贷款人提供的说明，以证明杨洋等三人在案涉贷款办理过程中玩忽职守，具有重大过错，受到处分，从而进一步证明农行崇川支行在按揭贷款审核过程中具有重大过错。3、2013年9月30日领款单复印件一份，以证明杨洋从一居公司领取好处费，农行崇川支行在贷款过程中具有重大过错。农行崇川支行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声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存在间接代理的情形，充其量是相关当事人的一个诉求；对说明的真实性亦予确认，但在银行贷款出现不良的情况下，都要经过严肃的问责，该问责不论是来自银行内部，还是来自外部监管部门，与本案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均无关；对领款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单据记载可见，收款人是沈晓晴，且该行为发生在2013年，而本案双方发生往来是2015年，故该份证据不能够证明相关案件事实。本院认证如下：对声明及说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上诉人欲证明的农行崇川支行存在过错的证明目的，本院亦予认可，但该过错是否将导致《借款合同》无效，农行崇川支行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将在下文予以分析。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中国银监会南通监管分局（通银监信[2016]52-2号）《信访事项告知书》载明：……相关银行未按内控制度及监管要求核查首付款真实性。48户借款人pos交易单所对应的开发商首付款账户均无对应购房首付款入账，其中有44户借款人提供的购房首付款pos单系伪造或变造，但相关银行均在pos单复印件上加盖“与原件核对相符”或“与原件核对一致”章。……因受调查手段的限制，本次核查未发现相关银行对虚假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知情或与开发商恶意串通的证据。“核查结论及处理意见”中载明：我分局认为，相关贷款银行在发放涉案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时，违反了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的相关规定，未对借款人提交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借款人偿债能力、首付支出及购房用途真实性等进行尽职调查和审查，贷后管理也存在不到位的问题。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借款合同》的相对人应当如何认定？农行崇川支行向一居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是否应认定为选定合同相对人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相对人为上诉人是否与生效刑事判决相冲突？2、农行崇川支行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3、一审法院未追加一居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程序是否正当？本院认为，结合骗取贷款罪的犯罪构成及相关事实可知，一居公司为达到融资目的，要求其职工及职工亲属以自己的名义向农行崇川支行借款并签订《借款合同》，再将借款所得以购房名义汇入一居公司供其使用。授意职工及其亲属向农行崇川支行借款系一居公司实施骗取贷款这一刑事犯罪行为的手段，而《借款合同》的相对人如何认定，仍应按照民事法律相关规则进行判断。本案中，其一，虽然一居公司为款项的实际使用者，但其系在戴晓飞、盛锦霞等人的配合下，以假按揭的方式实现这一目的，款项系以购房款的名义进入一居公司。房屋买卖合同与借款合同虽有关联，但法律关系相对独立，并不存在一居公司授意上诉人代其向农行崇川支行借款的意思表示；其二，《借款合同》的签订，需以银行对借款人的资质审查为前提，而本案中提出借款申请的即为戴晓飞而非一居公司；其三，《借款合同》签订后，款项由银行打入《借款合同》约定的售房人账户，而后续还款系从借款人的还款账户中扣取。综上，案涉《借款合同》的相对人明确，并不存在未披露委托人的代理情形，故不能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农行崇川支行向一居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其依据是一居公司依照《借款合同》所可能承担的担保责任，并不符合《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中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情形。上诉人主张一居公司已构成骗取贷款罪，理应由该单位挽回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即骗取的贷款应依法由犯罪单位返还给受害人银行。对此，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苏0612刑初252号刑事判决中明确载明，“……在本案判决中本院不判决追缴来挽回相应的经济损失，可以由被害单位另行通过民事途径主张相应民事权利”。现农行崇川支行依据民事合同的约定主张权利，合法有据，也不会产生与生效刑事判决冲突的问题。关于农行崇川支行在本案中的过错问题。案涉借款包含在生效刑事判决即毛金中、沈晓晴骗取贷款的犯罪事实中，毛金中、沈晓晴二人系骗取贷款刑事犯罪一案的策划者和实施者。结合相关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及本案相关事实，并无证据证明农行崇川支行的工作人员参与策划或实施了骗取贷款的行为。依照《中国银监会南通监管分局信访事项告知书》（通银监信[2016]52-2号），农行崇川支行在贷前审查及贷后监控中均存在过错，但本案《借款合同》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故不能因案涉借款涉及犯罪而当然认定《借款合同》无效。上诉人要求农行崇川支行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居公司是否应追加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一居公司是实际用款人，但《借款合同》效力确定并发放贷款后，借款人即负有到期还款的义务，本案中没有必要将一居公司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就此本院认为，案涉纠纷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借款人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后，款项以购房款的名义进入一居公司供其实际使用。现农行崇川支行依据《借款合同》的相对性起诉借款人，本案相关事实均已查清，并无必要追加一居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综上，戴晓飞、盛锦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922元，由上诉人戴晓飞、盛锦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琰审判员 张 敏审判员 刘丽云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杨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