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82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静怡，女，196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红阳，女，197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红升，男，1972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同上。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静怡，即本案上诉人孙静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闵行公证处，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莘建东路******。法定代表人：孙洪斌，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媛，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市闵行公证处（以下简称：闵行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34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根据公证谈话笔录中的记载，委托人可以随时撤销公证书，在公证员联系当事人后，孙静怡多次表明异议，该行为应当视为要求撤销公证书。此后，孙静怡和孙红阳、孙红升亦向12345上海市民热线、上海市闵行区司法局申请复查和投诉，故该公证书应当已经被撤销，原审法院仍然认定公证书有效，该认定错误。公证是自愿的行为，孙红阳和孙红升在公证时明确要求两人共担义务，要求实现“两人一证”的目的，但闵行公证处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出具两份公证书，侵犯了孙静怡、孙红阳和孙红升的权利，导致三人的公证事项至今无法实现。闵行公证处辩称，孙红阳和孙红升当场宣读委托书，要求单独各自办理一份公证书，且各自提供了授权委托书和申请表。本案公证书办理的内容是关于参加诉讼的委托书，当事人各自独立，不能办理成一证。孙静怡作为受托人无权要求改判受托内容。如果需要撤销公证书，亦必须由委托人本人按规定办理。公证书的份数不影响孙红阳、孙红升及孙静怡的权益，主张的赔偿项目既不是可得利益也不是损失。闵行公证处不同意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闵行公证处依法出具孙红阳和孙红升申办同一公证事项《委托公证书》1份；2.闵行公证处赔偿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误工费、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公证费、材料代书打印费等16,916元（人民币，下同）；3.闵行公证处向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支付自赔偿款生成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4.闵行公证处向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书面赔礼道歉。诉讼中，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要求闵行公证处赔偿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各项损失18,77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8日，孙红阳、孙红升到闵行公证处办理公证事宜，并分别填写了《公证申请表》各1份，申请公证内容均为：“委托孙静怡在父亲孙某补发工资、国家赔偿、道歉案件中，作为我方参加诉讼的委托代理人。”闵行公证处受理了该公证申请并收取了孙红阳、孙红升公证费各300元。闵行公证处指派公证员承办该项公证。该公证员与孙红阳、孙红升的《谈话笔录》中，公证员问及“申请办理何公证？”、“具体的委托权限？”、“几份公证书？何人领取公证书？”孙红阳、孙红升共答：“办理委托书公证二份”、“我们已各自拟写了委托书，无需修改，若是在办理过程中无法使用，则我们自行承担责任，届时重新办理委托书”、“各1份，由孙红阳一人领取公证书”。2017年12月21日，孙静怡向闵行公证处工作人员发送短信，要求出具一份公证书，闵行公证处工作人员告知其“请申请人即您的弟妹前来沟通”。此后，双方又多次通过短信、电话方式沟通。2018年1月8日，闵行公证处制作了（2017）沪闵证字第12339号、12340号二份公证书。同年1月11日，闵行公证处以短信方式通知孙红阳、孙红升领取该二份公证书。后又于同年5月29日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孙红阳、孙红升寄送领取公证书的通知和两份公证书。2018年6月13日，孙红阳、孙红升向闵行公证处工作人员发函，认为“该两证‘违背当事人共一份《委托公证书》，共担责任义务，避免家庭纠纷的真实意思’。”现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多方投诉未果，遂以前述诉称理由，诉至原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基于此项法律规定要求闵行公证处承担赔偿责任，需举证证明闵行公证处在办理案涉委托书公证事项时存在过错且造成其损失。本案中，孙红阳、孙红升向闵行公证处申请公证时分别填写两份《公证申请表》，亦明确表示办理委托书公证两份。闵行公证处据此制作两份公证书，符合孙红阳、孙红升当时的申请。闵行公证处在制作公证书过程中，孙静怡以短信、电话方式提出异议，闵行公证处工作人员也告知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因此，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主张闵行公证处存在过错，无事实依据。另外，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也未举证证明闵行公证处制作的两份公证书造成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固有利益的损害，因此，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要求闵行公证处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及相应利息等诉讼请求于法无据，难以支持。因闵行公证处已出具两份公证书，对于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要求闵行公证处出具一份《委托公证书》的诉讼请求，属于变更、撤销公证书，非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可依照“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向闵行公证处提出复查。原审法院审理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判决：驳回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要求上海市闵行公证处书面赔礼道歉、赔偿损失18,776元及相应利息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9.40元，由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关于“后又于同年5月29日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孙红阳、孙红升寄送……和两份公证书。”的认定错误，该日闵行公证处未寄送“两份公证书”，原审法院其他事实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要求在原审诉讼请求的基础上增加损失的金额，闵行公证处明确表示不愿意就增加的费用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庭后，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向本院寄送“增加上诉请求申请书”。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闵行公证处在为孙红阳、孙红升办理公证书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闵行公证处在原审中提供了孙红阳、孙红升办理公证书时提交的一系列书面材料，该些证据中孙红阳和孙红升明确了公证的事项、办理的份数等，并提交了各自的委托书和申请表，故闵行公证处按照法律规定为孙红阳和孙红升出具两份公证书，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主张闵行公证处在办理公证书时有过错行为的主张，不予采纳，相关的损失主张亦不予支持。若需撤销公证书，相关当事人亦应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主张，非本案处理范围。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在原审诉讼请求的范围之外另行增加损失费用，闵行公证处明确不同意一并处理，故二审中对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增加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9.40元，由上诉人孙静怡、孙红阳、孙红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卫清审判员  寻增荣审判员  潘春霞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 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