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03民初927号 原告：夏宝琼，女，汉族，1977年12月8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立新，安徽高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迎，安徽高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丁建梅，女，汉族，1977年07月27日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红玲，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传萍，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夏宝琼与被告丁建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3月23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宝琼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江立新、毛迎，被告丁建梅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胡红玲、段传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夏宝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协助原告到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安徽可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判决被告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支付原告剩余款项120万元；3.被告支付给原告逾期履行安徽可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违约金465000元；4.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夏宝琼与丁建梅为安徽可乐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乐国旅公司）股东。2019年7月12日，夏宝琼与丁建梅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双方约定夏宝琼将自己持有可乐国旅公司49%的股份转让给丁建梅，股权转让价款为120万元，可乐国旅公司在中国银行账户上的70万元保证金双方各35万元，丁建梅一共需支付给夏宝琼款项155万元。但丁建梅在支付定金35万元后，一直以各种借口拒绝履行协议。故夏宝琼诉至本院。 被告丁建梅辩称：1、原、被告于2019年7月12日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后，双方就股权转让的比例、价款等进行多次沟通，重新协商，2019年10月28日的聊天记录已明确双方不是按原协议执行，而是一致协商进行了变更。在协商过程，夏宝琼由此前转让49%变更为转让45%，保留4%。2019年10月21日，双方共同安排办理人员刘某到税务机构代办股权转让完税手续，按转让45%比例转让其股权，夏宝琼向刘某支付了完税证明所需要的个人所得税23553元以及印花税115.2元（其中2万元系8月份支付，剩余差额部分系2020年1月15日左右夏宝琼联系刘某支付）。该事实由完税证明，刘某证言以及银行转款记录可以证明。对比原告于2019年11月14日微信给被告的《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以及2019年11月22日被告微信给原告的《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重拟丁建梅）》，均约定夏宝琼股权转让45%股权，留4%股权。2020年1月15日，会计刘某告知丁建梅，说夏总跟她联系，把股权转让款给了她了，通知他准备签股权转让协议。随后丁建梅与夏宝琼联系，问：“是做股权转让吗？”夏不予回复，丁建梅与次日再次致电夏宝琼，夏宝琼不接电话。这是双方最后的交流。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完税证明可知，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的实质条款已进行了变更，原告如要求股权转让款，也应按变更后的内容履行。故本案原告要求按第一份协议履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条关于给公司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事项规定可知，案涉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可乐国旅公司是变更股权登记的义务主体，应由可乐国旅公司将股权转让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并非是被告丁建梅。因此可乐国旅公司应当被通知或者追加为第三人参与诉讼。3、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1）2019年7月12日的第一份《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双方转让的标的公司实际为三家公司，即可乐国旅公司、安徽麦斯会务会展有限公司以及安徽威萨签证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原告撇开合同约定的另二家公司义务，直接要求配合办理第一家股权转让，显然没有依据。（2）原《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第一条中关于将可乐国旅公司35万元保证金纳入股权转让款是无效的，因该35万元是可乐国旅公司资产，并非股东个人财产，根据《公司法》等规定，公司系独立的法人主体，公司股东是无权处置公司资产的。（3）原告此前即是公司股东，又负责公司财务事宜，但是其并未向被告进行财务交接，也未在协议中明确告知股权转让前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被告方发现原告存在滥用股东权利，领取公司备用金未返还的情形。同时，由于原告方未及时申报公司2018年企业所得税，并向被告隐瞒该事实，导致2019年12月公司被税务局通知缴纳2018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共计91282.3元。此系公司股权转让前产生的债务，因原告所导致且未告知被告方，损害了被告方利益，故应当从股权款项中扣除。（4）被告方已经支付55万股权转让款，原告诉状中所称的支付35万元与事实不符。（5）股权转让余款支付尚未达到双方约定条件。根据双方达成的第二份协议，余款尚未达到支付条件。4、原告主张违约责任完全没有依据。原、被告因一直在协商新协议内容，从未就45%股权转让签署过任何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原告也未向被告发出任何要求明确签署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文件。本案中被告方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5、本案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并非孤立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为客观查明案件本案宜中止审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前后双方均未对公司财务进行审计，也未办理财务交接手续。丁建梅接手公司后发现夏宝琼负责公司财务期间，从公司支取或挪用大额备用金及借款约有490万元无法说明理由，客观上已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公司价值也相应减损，为此可乐国旅公司已向蜀山法院提起诉讼。因夏宝琼是否从可乐国旅公司挪用资金，与股权转让必然是重要关联性，故本案股权转让纠纷应以另案股东损害公司利益的审判结果为依据。同时，因原告2020年3月18日早上5点至6点期间以秘密手段从可乐国旅公司取得财务资料及电脑主机及相关财产的事实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希望法院中止审理。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据1，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可乐国旅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证明2019年7月12日原、被告对股权转让价款、公司保证金的分配、合同定金进行了明确约定；证据3，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证明可乐国旅公司140万元质保金系原告缴纳；证据4，股权转让税收完税证明、印花税税收完税证明，证明原告于2019年10月21日向税务部门缴纳了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原告已履行了有关股权转让的全部义务；证据5，可乐国旅公司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原告于2019年10月20日签署完毕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所需要的文件；证据6，夏宝琼徽商银行尾号为1925在2019年6月5日到2019年8月7日的明细，证明2019年7月11日夏宝琼与丁建梅进行分红，可乐国旅公司将属于夏宝琼的分红20万元转入丁建梅账户；证据7，证人程某的证言，证明2019年7月11日可乐国旅公司分红，财务人员将分红款40万元全部打入丁建梅账户，当天，丁建梅转给夏宝琼的45万元中包含了应属于夏宝琼的20万元分红款。 丁建梅围绕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1，中国银行存款交易明细对账单，证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第一条中70万元质量保证金系可乐国旅公司所有，他人无权处分；证据2，银行转账记录电子查询单2张，证明丁建梅已经支付夏宝琼股权转让款共计55万元，转账备注为“购买股份”；证据3，安徽麦斯会务会展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查询单、安徽威萨签证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查询单，证明夏宝琼应当在转让可乐国旅公司股权的同时将安徽麦斯会务会展有限公司以及安徽威萨签证上午咨询有限公司的各50%股权一并转让给丁建梅，夏宝琼的诉讼请求不明确；证据4，纳税申报表、交通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因夏宝琼在负责可乐国旅公司财务期间未及时申报、缴纳2018年企业所得税，致可乐国旅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缴纳2018年企业所得税83210.85元以及罚款滞纳金8071.45元；证据5，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夏宝琼明确重新拟定协议，并主动拟定《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通过微信发送给丁建梅，将转让股权改为45%，转让价为100万元，并明确丁建梅已付55万元转让款，丁建梅收到夏宝琼的协议后进行了微调，双方对股权转让的实质性条款已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微调刘会计办理股权转让，丁建梅积极询问是否办理股权转让，并非夏宝琼诉称的以各种借口拒绝履行协议；证据6，股权转让完税审核通知单、缴费凭证，证明夏宝琼按照转让45%股权缴纳个人所得税，与夏宝琼提交的完税证明发票一致；证据7,2019年12月16日《告知函》，证明夏宝琼向可乐国旅公司员工发送告知函也明确双方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发生分歧，说明双方对2019年7月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了变更；证据8，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证明夏宝琼负责可乐国旅公司财务，其尾号1208账户系可乐国旅公司现金账户，2014年2月14日款项其中50万元为丁建梅还款，50万元为夏宝琼还国际社质保金，剩余40万元系可乐国旅公司款项，夏宝琼诉称140万元均是其缴纳与事实不符；证据9，2020年3月19日报警记录，证明2020年3月18日，夏宝琼及其丈夫从可乐国旅公司擅自拿走财务资料及电脑主机等财产，可乐国旅公司已报警；证据10，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1、原、被告初期委托刘某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双方均向证人明确股权转让比例为45%，并分别向其转款2万元，之后根据税务部门要求，证人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完税证明，原、被告对税款进行多退少补，即说明双方就股权转让的比例进行了实质性变更；2、证人第一次没有办理股权转让的原因是公司财务问题，因夏宝琼长期管控财务，丁建梅接手财务后发现大量资金不明，故而有2019年10月11日股权转让的比例和数额发生重大变更；3、股权转让的发起人应当是可乐国旅公司，夏宝琼要求丁建梅配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客观上无法做到。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丁建梅对夏宝琼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4及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7，证人的陈述不能达到夏宝琼的证明目的，可乐国旅公司财务是由夏宝琼保管，大额转账需原被告共同签字，夏宝琼名下至少有四个账户供可乐国旅公司使用，其中招商银行由夏宝琼和可乐国旅公司共同使用。 夏宝琼对丁建梅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2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3、4、9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无异议，对证据6、7、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0，证明目的有异议，双方2009年9月委托证人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2019年7月夏宝琼即将可乐国旅公司的财务管理各项权利移交丁建梅，在两个月内丁建梅应对财务状况有详细了解，之后为配合丁建梅先转让45%，在2019年11月协商股权转让45%比例问题，与之前2019年10月先转让45%无关联性；证人陈述股权转让可以在网上办理，仅需发验证码，不需可乐国旅公司去办理股权转让登记，股权没有转让成功是丁建梅不积极配合的结果。 本院对双方证据认证如下：对夏宝琼提交的证据1-4及6，鉴于丁建梅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对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据5，因公司章程无法定代表人签名也未加盖公章，股东会决议仅有夏宝琼一人签名，丁建梅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7证人程某的证言，只能证明可乐国旅公司于2019年7月向夏宝琼和丁建梅各分红20万元，款项均转入丁建梅账户，夏宝琼自2019年7月之后不再管理可乐国旅公司的财务，但并未陈述丁建梅2019年7月11日转账给夏宝琼的45万元中包含分红20万元，故不能达到夏宝琼的证明目的。 对丁建梅提交的证据3-9，夏宝琼对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8、9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本院经审查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夏宝琼认可收到该55万元，但认为其中20万元属于可乐国旅公司的分红款，鉴于丁建梅的转账记录中转账附言“购买股份”，且夏宝琼与丁建梅于2019年11月在微信中互发草拟的《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中均记载丁建梅已支付夏宝琼55万元，故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证据10证人刘某的证言，本院经审查仅对证明目的第1项予以认可。 经审理查明：丁建梅和夏宝琼系可乐国旅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51%、49%，丁建梅任法定代表人。2019年7月12日，夏宝琼与丁建梅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夏宝琼自愿将其所持有的可乐国旅公司49%股份出售给丁建梅，出售金额为120万元，同时就可乐国旅公司在中国银行账户上的70万元保证金，丁建梅同意退还夏宝琼35万元；丁建梅应付给夏宝琼款项总额为155万元，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先支付25万元作为交易定金，双方完成股权变更所需要的文件签署后三日内再支付75万元，剩余45万元于股权变更文件向工商部门递交后三日内一次性付清；如有乙方违约，违约方应按合同交易总金额的日千分之二点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交易总金额的百分之三十；夏宝琼名下拥有的安徽麦斯会务会展有限公司50%股份和安徽威萨签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50%股份一并转入丁建梅名下，丁建梅不再就该股权转让另行支付对价。 丁建梅于2019年7月11日转账给夏宝琼45万元，于同年7月12日转账给夏宝琼10万元，均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购买股份”。之后，双方就股权转让再次进行了沟通，夏宝琼在2019年11月14日与丁建梅的微信中，将其草拟的《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发送给丁建梅，丁建梅于同年11月22日将修改调整后的《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又发送给夏宝琼。在夏宝琼草拟的《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中载明：夏宝琼自愿将其所持有的可乐国旅公司的45%股权转让给丁建梅，丁建梅支付对价100万元，丁建梅已支付55万元，剩余45万元支付方式如下：10万元价款于2020年1月15日前付清；剩余35万元价款支付时间不定，但丁建梅应根据自己情况尽早付清；中国银行账户上70万元质保金归丁建梅所有；夏宝琼保留4%股权，但不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享有利润分配，不承担公司任何法律责任。丁建梅修改后的协议中对上述内容没有变更，且在庭审中也认可上述协议中的内容。 丁建梅和夏宝琼共同委托刘某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双方于2019年9、10月份分别向刘某确认转让的股权份额为45%。夏宝琼于2019年10月21日向税务机关缴纳了45%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23553.28元，以及产权转移书据的印花税115.2元。之后因夏宝琼和丁建梅产生股权转让纠纷，故至今未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丁建梅也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现夏宝琼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丁建梅应向夏宝琼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120万元还是100万元；二、丁建梅转账给夏宝琼的55万元是否均为股权转让款；三、可乐国旅公司在中国银行账户上的70万元保证金，丁建梅是否应退还夏宝琼。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丁建梅与夏宝琼于2019年7月12日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后，又重新协商了转让股权的份额和价款，双方虽然未再签订书面协议，但从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互发草拟的《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可以证明双方对同意办理可乐国旅公司45%股权的变更，以及股权转让价款从12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夏宝琼也按变更45%股权份额和价款支付了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故本院确认丁建梅应付夏宝琼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夏宝琼解释称暂办理45%股权变更手续，保留4%待丁建梅另行确认持有人再办理变更手续，但对该说法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丁建梅不认可，也与证人刘某的陈述以及夏宝琼自行草拟的《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内容不一致，故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丁建梅分两笔向夏宝琼转账55万元时，已经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购买股份”，款项性质显而易见，夏宝琼未对该转账附言提出过异议，而夏宝琼在草拟《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中也认可丁建梅已付款55万元，并对剩余45万元的支付方式作出约定，故本院确认丁建梅已付款55万元的性质为支付股权转让款。夏宝琼主张55万元中有20万元属于分红款，但无确切证据证明，即使存在可乐国旅公司分红，夏宝琼也应另案向可乐国旅公司主张。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虽然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双方约定“可乐国旅公司在中国银行账户上的70万元保证金，丁建梅同意退还夏宝琼35万元”，但双方在之后草拟《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时去除了该条款，且明确约定“中国银行账户上70万元质保金归丁建梅所有”，应当视为双方对保证金处置的约定进行了变更，故丁建梅无需向夏宝琼支付该35万元。 综上，双方重新草拟的《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对之前《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变更，故对双方互发的《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中一致的内容本院予以确认，因此丁建梅应向夏宝琼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已支付55万元，尚欠45万元。因丁建梅未能按约定于2020年1月15日前支付10万元，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双方在重新拟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违约责任，鉴于夏宝琼并未举证证明违约损失，故本院酌定丁建梅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月16日起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股权转让款。剩余35万元股权转让款，双方虽然没有约定具体付款时间，但属于丁建梅的欠款，夏宝琼现起诉主张丁建梅支付该款项，本院予以支持，但对该部分款项的违约金不予支持。另，双方已约定对可乐国旅公司45%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夏宝琼作为可乐国旅公司的股东的股权份额发生变化，也有权要求可乐国旅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丁建梅作为股权受让方，亦是可乐国旅公司除夏宝琼外的唯一股东，应当予以配合，故夏宝琼主张丁建梅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院予以支持。丁建梅抗辩称应当一并变更安徽麦斯会务会展有限公司和安徽威萨签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股权登记，但《股权转让及资产分配协议》对此未有提及，且夏宝琼的诉讼请求中并未包含上述两公司的股权转让，故本院不予处理。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丁建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夏宝琼支付股权转让款45万元； 二、被告丁建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夏宝琼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20年1月1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直至付清股权转让款之日止）； 三、被告丁建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夏宝琼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安徽可乐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四、驳回原告夏宝琼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840元，由原告夏宝琼负担3790元，由被告丁建梅负担40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 玮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亚利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板书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明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