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5民终10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迎宾楼1-10层。法定代表人：徐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昭龙，广东国源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乐辉，男，汉族，1963年10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之二，公民身份号码440××××××××××××712。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武辉，男，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由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岐山街道西陇社区×民委员会推荐。原审被告：徐某1，男，汉族，1970年8月14日出生，住浙江省乐清市×××××××××，公民身份号码330××××××××××××717。原审被告：汕头市佳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金泰庄北区37幢101号房之三。法定代表人：徐某1。原审被告：汕头市温商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法定代表人：徐某1。上诉人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乐辉及原审被告徐某1、汕头市佳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泰公司）、汕头市温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8）粤0511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昭龙，被上诉人袁乐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武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徐某1、佳泰公司、温商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8）粤0511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袁乐辉对天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证据效力，造成判决错误。袁乐辉据以对天虹公司提出诉求的证据有两份，即在形式盖有天虹公司印鉴、由徐某1于2015年9月26日出具的《保证书》及2015年10月26日出具的《结算还款及担保书》。对该两份证据，天虹公司在庭审中已明确提出异议，理由是：袁乐辉提交的该两份证据上所盖的天虹公司印鉴明显不同（肉眼就可以直接判断），2015年10月26日《结算还款及担保书》上的印鉴不是天虹公司的印鉴，故2015年10月26日《结算还款及担保书》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然而，一审法院无视上述证据这一明显、原则性错误，在判决书中对天虹公司持有异议的该两份证据也没有公开法院据以采信的理由，故一审判决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等有关证据认定的规定，错误采信2015年10月26日的《结算还款及担保书》，造成判决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造成错误适用法律和判决错误。一审判决天虹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是认为袁乐辉在2015年10月26日向天虹公司主张权利，故应适用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规定，而非适用保证期间的规定。该认定既缺乏证据支持，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是：1、袁乐辉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乐辉在2015年10月26日向天虹公司主张权利；在袁乐辉的诉称中，2015年10月26日的《结算还款及担保书》及其他材料，均是徐某1主动向袁乐辉出具，且该《结算还款及担保书》上的印鉴又不是天虹公司的印鉴。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袁乐辉在2015年10月26日向天虹公司主张权利缺乏证据支持。2、徐某1在2015年9月26日出具的《保证书》及2015年10月26日出具的《结算还款及担保书》，是两份内容不同的法律文件：首某1，2015年9月26日的《保证书》主要是承诺在2015年10月25日前完成《金砂路83号大楼物业租赁合同书》租赁权转让变更为袁乐辉或其指定企业，而2015年10月26日的《结算还款及担保书》则主要约定如何还款；其次，两份文件对还款金额、还款时间的约定也不同。因此，即使天虹公司在2015年10月26日的《结算还款及担保书》上有盖章确认，该份文件也应当视为天虹公司与袁乐辉之间产生的新的担保合同关系，应当适用保证合同保证期间的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将徐某1基于借款纠纷和基于租赁权转让纠纷合并审理并作出的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改判。一审判决第三、四项对天虹公司和佳泰公司、温商公司不同的判决结果，直接印证涉案两个合同的当事人是不同的。因此，一审判决认为涉案两个合同当事人相同、两个合同互相关联，故合并审理并无不妥显属错误。四、一审判决徐某1应当付还袁乐辉因合同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16809642元，并判令天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一审判决，该款性质是“因合同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那么该款究竟是因什么合同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按照袁乐辉与徐某1达成的16809642元的计算依据，其所指的合同是佳泰公司与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揭阳潮汕机场公司（以下简称机场公司）签订的《金砂路83号大楼物业租赁合同书》，但是，袁乐辉与徐某1并非该合同的签约人，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该份合同产生的纠纷及可能产生的违约金，只能是在机场公司与承租人之间产生。故袁乐辉与徐某1根据该份合同租金总额计算违约金达16809642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徐某1应当付还袁乐辉因合同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16809642元显属认定事实不清，判令天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错误。2、袁乐辉提供的材料只能证明其与徐某1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袁乐辉向徐某1提供了900万元的借款并按月息2.4％计息。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执行，意味着袁乐辉提供的900万元借款，经过三年半时间可以收取高达2400多万元的收益，年收益率高达76％，这样的结果显然显失公平和合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庭审中，天虹公司对上诉的事实和理由补充如下：一、本案中天虹公司担保的债权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1在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前提下，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公章而产生的，袁乐辉至今也没有提供天虹公司同意为徐某1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由于徐某1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因此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徐某1的行为已经构成越权代表，天虹公司对徐某1个人债务而向袁乐辉提供的担保属于无效担保。在本案中袁乐辉没有提供天虹公司的有关股东会决议，而对于温商公司为徐某1个人债务所提供的担保，袁乐辉却提供了相应的股东会决议，可见袁乐辉是在明知徐某1无权代表的情况下仍予签订担保协议的行为，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条第六款第17、18、20项的规定，袁乐辉要求天虹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求应当予以驳回。二、根据袁乐辉一审提供的证据，在袁乐辉提供的有关涉及到徐某1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用章的材料，除了加盖相应企业的公章外，徐某1同时均有签名，但是2015年10月26日的所谓《结算还款及担保书》上所盖的印鉴不仅不是天虹公司的印鉴，徐某1也没有作为法定代表人在上面签名确认。因此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所体现的徐某1的用章习惯，袁乐辉必须对《结算还款及担保书》上天虹公司的假印鉴究竟是谁所为承担举证责任。袁乐辉辩称，一、天虹公司上诉称“2015年9月26日加盖有天虹公司印鉴的《保证书》及2015年10月26日加盖有天虹公司印鉴的《结算还款及担保书》，两份证据的印鉴明显不同，2015年10月26日的《结算还款及担保书》上所盖的印鉴不是天虹公司的印鉴”，天虹公司的上诉否认其自身在不同时间出具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同一主体、同一法定代表人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逃避还款责任的目的明显，天虹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首某1，天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是徐某1，在借款时向袁乐辉表示，以天虹公司的身份向袁乐辉借款，借款的目的是用于天虹公司的经营需要。在借款逾期及合同权利转让落空之时起，袁乐辉多次向天虹公司及徐某1交涉并主张权利。天虹公司及徐某1拖延还款，在拖无可拖的情况下，施以缓兵之计，请求袁乐辉给予宽限起诉，才分别出具的上述两份证据。天虹公司的目的是为达到减少赔偿金额、诉讼风险、拖延还款时间而出具保证，否则袁乐辉早就起诉至法院，天虹公司的直接及间接的赔偿金额要远远大于袁乐辉的起诉金额。而今天虹公司竟出尔反尔，称其在不同时间出具的两份证据上的印章不同，企图推翻证据，逃避债务，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若像天虹公司所述，其印章真存在不一样的话，也只能说明天虹公司是早有预谋的欺骗行为，袁乐辉不可能知道天虹公司印章的数量及使用情况，袁乐辉只知道上述证据的印章及内容，且是天虹公司出具的。其次，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公司法》也规定：“法定代表人在其职权范围内，以企业名义，代表企业进行的各种行为应视为企业的行为，对此企业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民事和刑事的责任。”天虹公司在《结算还款及担保书》上盖章确认结欠欠款，并做出还款保证，天虹公司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天虹公司上诉称“袁乐辉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乐辉在2015年10月26日向天虹公司主张权利”，天虹公司的上诉理由简直诡辩。徐某1于2015年9月15日向袁乐辉出具《声明》，2015年9月26日天虹公司及徐某1向袁乐辉出具《保证书》，天虹公司在《保证书》中自愿为徐某1欠袁乐辉的欠款承担保证责任。天虹公司因此而延缓付款时间，减少应当赔偿的金额。天虹公司在《保证书》中承诺，为徐某1欠袁乐辉债务承担全额清偿责任至还清时止。根据相关规定，天虹公司的保证责任应视为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间为两年。袁乐辉于2015年10月26日向天虹公司及徐某1催讨欠款、主张权利时，天虹公司及徐某1出具了《结算还款及担保书》，两者之间是承前启后的关系，《结算还款及担保书》是袁乐辉向天虹公司及徐某1主张权利的结果，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天虹公司故意装作不懂。一审法院在查明以上事实的情况下，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关于“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的规定，从2015年10月26日袁乐辉向天虹公司及徐某1主张权利之时起，应当计算保证合同诉讼时效，而不是计算保证期间。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天虹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三、天虹公司、佳泰公司及徐某1，因租赁权承诺转让给袁乐辉而没有转让，转让的目的没有实现，因而给袁乐辉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天虹公司为了减少损失、避免诉讼、拖延还款时间，天虹公司及徐某1向袁乐辉出具了《结算还款及担保书》。《结算还款及担保书》意思表示真实明确，“结算”是对欠款金额的确认，“还款”是对结算后还款时间的约定，“担保”是对在约定的时间不能依约还款提供的担保，《结算还款及担保书》是对前期合同遗留问题的总结，对之后如何处理作出的新的承诺和担保，当事人通过《结算还款及担保书》对前期的两笔款项确认为欠款，经确认后已同属欠款这一法律事实，当然属同一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与事实相一致。而今天虹公司却罔顾事实真相，出尔反尔，颠倒黑白，歪曲天虹公司及徐某1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增加了袁乐辉的诉累，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天虹公司的行为和目的值得质疑。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就同一笔欠款作出的处理，完全正确。四、关于本案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院按年利率不超过24％的规定作出的判决正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天虹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袁乐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某1付还袁乐辉合同结欠款26220842元及借款900万元利息（按2.4%自2015年10月26起计至2018年10月10日止的利息为7668000元，此后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另计）。2、佳泰公司、温商公司、天虹公司对徐某1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徐某1、佳泰公司、温商公司、天虹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乐辉与徐某1于2015年1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徐某1向袁乐辉借款900万元，借款用途：广州酒店项目投资，月息2.4%，借款期限自2015年1月30日至2015年10月26日止，每月结息一次，首次结息为借款发放日，先付息到期一次还本。该合同还约定：借款人归还的款项不足以清偿本合同项下应付数额的，贷款人可以选择将该款项用于归还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或费用。对于违约责任约定：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除应还本金和利息外，贷款人对逾期借款及利息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对应付未付利息，贷款人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利率计收复利。有关借款担保约定：以广州酒店项目投资成立公司后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同签订后，袁乐辉于2015年4月13日通过网上银行账户（账户：622×××××××××0×××371）转账900万给徐某1，袁乐辉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2015年4月10日，佳泰公司出具书面《权利转让》，表示将其名下中标的机场公司名下（财产）汕头市×××××××厦租赁标的转让给金乐大酒店（除本人已付费用外，不需再支付劳务费），佳泰公司、徐某1分别在该《权利转让》上加盖公章和签名。2015年6月9日，机场公司与佳泰公司签订《金砂路××号大楼物业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即机场公司将其拥有的金砂路××号大楼物业由乙方即佳泰公司租赁，租赁用途为酒店或办公，租赁期限15年，自2015年×月1日起至2030年6月30日，第一年租金按照每月20.8元∕㎡计算，前述费用每月共计239200元，在合同生效后，从第2年（包括第2年）开始，合同租金每年递增一次，每次比上年递增4%；合同生效之日起1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个年度前3个月租金717600元，乙方应于2016年1月10日前支付第一个租赁年度（其中含6个月免租期）后3个月租金共计717600元；本合同履约保证金60万元，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约定的履约保证金，乙方中标后在投标时所缴纳的60万元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2015年×月1日，甲方应将约定的物业按现状交付乙方；甲方承诺给乙方6个月的免租期，期限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有关分租事宜还约定：乙方不得将物业整体转租，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物业分租或承包给第三方，经甲方书面同意的乙方与第三方签订的分租或承包合同受本合同的限制，分租或承包不得超过本合同的租赁期限，并不得签订涉及甲方权益的分租或承包合同。2015年9月15日，徐某1作出《声明》，声明：“兹有徐某1拥有以下两公司：1、汕头市佳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广州市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100%股权，本人保证上述两公司无债务、无抵押，除向袁乐辉先生担保外，没有向任何第三方签署担保抵押行为、没有经济纠纷，免遭第三方索赔抵押。以上声明若不实，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同日，徐某1还作出《还款保证书》，该保证书载明“兹本人徐某1（身份证号码330××××××××××××717）2015年4月13日，因竞投广州天河区沙太南路163号（原天虹宾馆）租赁权，应交1500万元保证金，本人资金不足向袁乐辉借款900万元（玖佰万元整），约定月息2.5%，逾期还款按日1%计滞纳金，借款期限90天（3个月），现已逾期未还。本人保证在40天内一次性还清本、息，为确保还款，本人自愿提供上述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区沙太南路163号迎宾楼1-10层）100%股权及资产暂时转名至袁乐辉指定人名下作为还款保证，若在期限内还清上述本、息，则上述股权转还徐某1。逾期三天未还清则本人自愿将上述该公司全部股权及资产抵还上述债务，本人同意无条件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包括理顺与部队签订的租赁合同权利原价转至袁乐辉指定人或公司名下。汕头市佳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至上述款项本、息还清之日止。愿意承担徐某1上述借款本、息至还款之日的担保法律责任”。同时保证在2015年10月25日前还清。徐某1在保证人一栏签名，佳泰公司作为担保人加盖公司印章。2015年9月26日，徐某1又立下《保证书》：兹有本人徐某1于2015年4月10日作出承诺将竞标所中标的佳泰酒店公司与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揭阳潮汕机场公司签订的《金砂路××号大楼物业租赁合同书》的租赁权无偿转让给汕头市金乐大酒店，现已逾期，本人保证在2015年10月25日之前办理变更为袁乐辉或袁乐辉指定其它名下公司，若逾期十天内未能办理，本人同意承担上述租赁合同书中的租金额30%计赔袁乐辉的经济损失。原拖欠袁乐辉900万本息30天内还清。上述还款保证由我司承担全额清偿责任至还清止。担保单位天虹公司加盖公司印章。2015年10月26日，徐某1再次立下《还款保证书》，保证将其佳泰公司、温商公司等100%股权全部质押给袁乐辉以偿还上述借款及约定利息直至本息还清。2015年10月26日，徐某1、天虹公司作出《结算还款及担保书》，约定“兹因本人徐某1（身份证号列：330××××××××××××717）名下汕头市佳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0日竞标竟得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揭阳潮汕机场公司名下财产汕头市×××××××厦租赁标的物，并同意将该标的物转让给袁乐辉先生名下金乐大酒店使用以及本人名下汕头市温商投资有限公司原广州市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故向袁乐辉借款人民币玖佰万元整，该借款自2015年4月10日至2015年10月26日止，按月息2.4%计，本息共计人民币玖佰肆拾壹万壹仟贰佰元整，至今未能偿还。汕头市×××××××厦租赁标的物《租权转让》也未能按约定转移给袁乐辉指定的名下金乐大酒店使用。本人同意按原机场集团《租赁合同书》约定总租金的30%计赔偿，经结算结欠袁乐辉的赔偿款应为人民币壹仟陆佰捌拾万玖仟陆佰肆拾贰元整，上述两笔共计人民币贰仟陆佰贰拾贰万零捌佰肆拾贰元整（26220842.00元）。上述两笔款项本人计划自今日起3个月内还给袁乐辉”。徐某1在该书上签名，天虹公司作为担保人加盖公章。此后因徐某1、佳泰公司、温商公司、天虹公司没有依约还款，且徐某1下落不明，袁乐辉遂诉至一审法院并提出上述请求。另查明：佳泰公司于2010年9月19日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徐某1；温商公司于2011年5月10日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徐某1；天虹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3500万元，法定代表人徐某1。一审法院认为，袁乐辉与徐某1签订的《借款合同》，徐某1出具的并由佳泰公司提供担保的《还款保证书》（签署日期为2015年9月15日）、徐某1出具并由天虹公司提供担保的《保证书》（签署日期为2015年9月26日）、徐某1出具的《还款保证书》（签署日期为2015年10月26日）、徐某1出具的并由天虹公司提供担保的《结算还款及担保书》（签署日期为2015年10月26日）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是：天虹公司对涉案借款提供的担保是否已超过保证期间；徐某1结欠袁乐辉的借款本息与徐某1因没有将租赁权转让给袁乐辉而赔偿袁乐辉的经济损失16809642元合并起诉是否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袁乐辉主张涉讼借款利息按照月息2.4％计算是否超过法律允许范围。徐某1、天虹公司于2015年9月26日向袁乐辉出具的《保证书》中，承诺同意承担逾期未能办理金砂路83号大楼物业转让给袁乐辉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原拖欠袁乐辉900万元债务承担全额清偿责任，天虹公司作为保证担保人为徐某1提供担保保证，但由于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约定不明，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应视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二年，但徐某1、天虹公司没有按《保证书》保证履行的期限即2015年10月25日之前履行相应义务。2015年10月26日，袁乐辉向徐某1、天虹公司主张权利，徐某1、天虹公司又出具了《结算还款及担保书》承认结欠袁乐辉借款900万及利息共9411200元和赔偿袁乐辉因租赁合同违约给袁乐辉造成经济损失16809642元，两笔合计2622084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袁乐辉向天虹公司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15年10月26日，因此，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0月26日起算。袁乐辉于2018年10月15日起诉，请求天虹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故天虹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天虹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本案中涉及的两个合同，是徐某1因竞投汕头市×××××××厦和广州酒店项目租赁权资金不足向袁乐辉借款，同时还承诺将竞投汕头市×××××××厦转让袁乐辉或其名下企业，由于未能转让给袁乐辉造成经济损失，在2015年9月15日的《还款保证书》中徐某1、佳泰公司及2015年10月26日的《结算还款及担保书》中徐某1和天虹公司都分别确认承担还款和承担担保责任，所以涉案两个合同当事人相同，又是基于徐某1借款用于投标并承诺转租而产生的纠纷，两个合同互相关联，合并审理并无不妥，天虹公司关于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袁乐辉将借款本息与徐某1因没有将租赁权转让给袁乐辉而赔偿袁乐辉的经济损失合并起诉，这两部分款项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借款合同纠纷审理范围，依法应予驳回的抗辩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袁乐辉请求徐某1付还双方已确认的借款本息9411200元及违约损失16809642元可予支持，但请求借款按月2.4%计付利息，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年利率不得超24%的规定，本案利息可自确认欠款之日2015年10月26日起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天虹公司对上述两笔债务均作了担保，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袁乐辉请求天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理合法，一审法院应予支持。佳泰公司、温商公司均对徐某1的借款900万元分别作了保证担保，也应对结欠袁乐辉的借款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徐某1、佳泰公司、温商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徐某1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袁乐辉借款本息9411200元及以本金900万元自2015年10月26日起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徐某1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袁乐辉因合同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16809642元。三、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对徐某1上述第一、二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汕头市佳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汕头市温商投资有限公司对徐某1上述第一判项借款9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袁乐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211244元、保全费5000元，由徐某1、汕头市佳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汕头市温商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徐某1、汕头市佳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汕头市温商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二审期间，上诉人天虹公司向本院提交天虹公司《印章使用登记本》，用以证明天虹公司正常的公章使用均有造册登记，具体经办人员签名后并经总经理审批后交法定代表人盖章，包括徐某1本人正常的用章也必须这样办理。然而本案涉讼的2015年9月26日《保证书》上天虹公司的印章并没有登记，由此可以证明该用章是徐某1背着其他股东、在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用章。被上诉人袁乐辉向本院提交其从天眼查查询软件查询的材料两份，用以证明徐某1是佳泰公司、温商公司、天虹公司以及佛山市温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天虹公司原主要股东是温商公司和徐某1，在袁乐辉向天虹公司及另外两家公司追讨案涉款项的过程中，徐某1为了逃避债务，将其名下部分股份转让给张敬汉并于2015年5月6日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张敬汉虽是名义上的大股东，实际上是代徐某1持有股份。被上诉人袁乐辉对上诉人天虹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印章使用登记本》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且不予认可。从这份《印章使用登记本》中无法证实徐某1于2015年10月26日移交公章给张敬汉，使用印章对外提供担保是张敬汉明知的。上诉人天虹公司对被上诉人袁乐辉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袁乐辉提交的两份证据来源合法性有异议，该两份证据无法体现证据来源是从国家合法有效的平台得出的，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袁乐辉的陈述完全违背客观事实，也没有证据支持，张敬汉系天虹公司的实际股东，也依法履行了出资义务并经过验资核实的，根本不存在替徐某1持股的问题。且本案涉讼的《保证书》发生的时间是在张敬汉和朱士硕均为公司股东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徐某1未经股东会决议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利用公司印章为其私人借款提供担保是无效的。袁乐辉所称的天虹公司与徐某1开办的其他企业存在关联关系也完全违背事实，天虹公司与佳泰公司是两个完全各自独立的企业，也丝毫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本院认为，天虹公司的证据为自制印章使用登记本，且袁乐辉不予认可，故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依法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袁乐辉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依法不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综合本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本案诉讼是否将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审理？二是天虹公司是否应向袁乐辉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关于本案诉讼所涉法律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袁乐辉诉请徐某1付还相应款项，并主张其中部分是徐某1向袁乐辉借取后尚未归还的款项，部分是通过结欠借款的形式确认双方在租赁权转让项目中形成的债权债务，有徐某1签名确认的2015年10月26日《结算还款及担保书》为证，《结算还款及担保书》的命名及其中关于因汕头市×××××××厦标的物租赁权未能依约转让，徐某1同意按原机场集团《租赁合同书》约定总租金的30％赔偿并结算结欠袁乐辉赔偿款的表述，能够印证袁乐辉所主张的双方经清算后以借款的形式确认债权债务的事实，亦有案涉2015年4月10日《权利转让》、《金砂路××号大楼物业租赁合同书》、2015年9月26日《保证书》予以佐证。据此，在双方当事人已就租赁权转让项目赔偿款达成一致意向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袁乐辉请求徐某1偿还其确认的全部欠款，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天虹公司关于一审将徐某1所涉借款纠纷与租赁权转让纠纷合并审理不当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天虹公司是否应向袁乐辉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首某1，本案中，徐某1先后于2015年9月26日、2015年10月26日向袁乐辉签名出具《保证书》、《结算还款及担保书》确认偿还租赁权转让项目赔偿款及之前借款款项，上述《保证书》、《结算还款及担保书》落款担保单位或担保人处均加盖天虹公司印章。天虹公司上诉主张《结算还款及担保书》上的公章系伪造且不符合徐某1的用章习惯，因徐某1系天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其后果由法人承担，在天虹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保证书》、《结算还款及担保书》上徐某1的签字并非真实或上述盖章行为系他人未经徐某1同意而采取的情况下，徐某1的签章应视为公司行为，由天虹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第二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对外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本案虽系天虹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1代表天虹公司为其个人债务对外提供担保，但天虹公司该对外担保并未经过公司股东会的决议，故徐某1未经天虹公司授权擅自代表公司为其个人债务对外提供担保，已构成越权代表；而袁乐辉在接受案涉《保证书》、《结算还款及担保书》时也未对天虹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进行审查，即未履行形式意义上的审查义务，因此应当认定案涉保证合同无效，天虹公司对徐某1的案涉债务无需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承担的是因缔约过失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非保证责任，因保证合同无效产生的赔偿损失请求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保证人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据此，因袁乐辉应当知道未经天虹公司股东会决议，徐某1无权向其提供保证，故袁乐辉对案涉担保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天虹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对外担保的行为未尽到管理职责，对担保合同的无效亦存在过错，因此天虹公司按照上述规定应承担徐某1不能清偿债务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天虹公司应对徐某1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处理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徐某1、佳泰公司、温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天虹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8）粤0511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二、撤销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8）粤0511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部分。三、变更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8）粤0511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上诉人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对原审被告徐某1前述判项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四、驳回被上诉人袁乐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1244元、保全费5000元，由徐某1负担，汕头市佳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汕头市温商投资有限公司对徐某1应负担受理费中的77679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就徐某1应负担受理费中徐某1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211244元，由上诉人广州天虹锦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被上诉人袁乐辉各负担10562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静文审判员  庄晓燕审判员  林 喆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