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8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子庄，男，1988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岩，山东明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爱菊，女，196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长伟，山东康桥（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鹏，山东康桥（济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芦凯，男，198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如鹏，山东方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兰兰，山东方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海波，男，198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利芬，女，197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金信银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宁市任城区红星东路南兴唐国翠城第1-2商业楼****商铺。法定代表人：韩少清，董事长。上诉人谭子庄因与被上诉人赵爱菊、芦凯、孙海波、孙利芬、济宁金信银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1民初10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子庄上诉请求：1、撤销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811民初1001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不准许执行位于济宁市任城区户房屋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措施或就全案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上诉人于2015年9月25日与被上诉人芦凯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双方约定，被上诉人芦凯将位于圣德滨湖花园复式别墅一号楼东单元一二层东户出售给上诉人，房屋总价款为人民币170万元，上诉人分两次向被告芦凯付清购房款。签订合同之日即2015年10月12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芦凯支付购房款共计110万元，被上诉人芦凯收到首次款项之日起五日内交付该房屋。2016年11月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芦凯支付房款60万元，购房总价款结清。上诉人在全额支付该购房款后，过户时发现该房屋业已被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查封，过户无法进行。上诉人不得不向该院提起执行异议申请，后被驳回。以上事实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芦凯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付款凭证)、房屋交付后，上诉人与案外人谢丽娜签署的个人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房屋租金收条、(2018)鲁0811执异558号执行裁定书。能够证实上述房屋确已出售给上诉人的事实。上诉人认为，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9日查封该套房屋。上诉人签订该房屋的《二手房买卖合同》，被上诉人芦凯向上诉人交付该套房屋，上诉人合法占有该房屋均在该院查封之前。上诉人业已按照合同约定全额付清该购房款。该房屋未能直接过户的原因是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的查封导致，与上诉人无关。二、原审法院以极为苛刻的举证方式来否认上诉人已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并错误适用法律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上诉人坚决不认可。1、被上诉人赵爱菊与被上诉人芦凯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对涉案房屋于2016年7月12日查封，案号为(2016)鲁0811执保1127号执行裁定。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芦凯称一直未收到该查封裁定，对查封事宜不知情，直至上诉人2016年11月9日付清最后一笔购房款，过户时才知悉涉案房屋被查封。故涉案房屋未能过户的原因并非是因为被上诉人芦凯再次申请贷款造成。2、2015年10月12日、2016年11月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芦凯打款160万元是客观事实，也能够与购房款的总额相一致。就涉案的其它资金往来，被上诉人芦凯庭审时已经说清。原审法院仅凭有其它往来资金，而不考虑其它证据的佐证，就否认160万元是购房款，显然是错误的。上诉人业已穷尽举证所能，原审法院要求进一步举证该笔款项是购房款，明显不具有可能性。3、原审法院依据《物权法》第191条第二款之规定，确认本案《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明显过于轻率，对上诉人也非常不公平。抵押权人济宁农村商业银行从未就抵押事宜提出过异议，更未向法院主张过《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原审法院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认定《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具有偏袒性。关键是，《物权法》第191条第二款具有例外情形即“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被上诉人芦凯于2016年11月9日收到第二笔购房款60万元后即行解除抵押，办理转让过户手续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审法院适用法错误。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予以重审。赵爱菊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称2015年9月25日与被上诉人芦凯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后已先后分二次（100万、60万）付清所谓购房款，没有事实和证据，其提供的所谓付款“事实”既违背常理，也不符合逻辑。上诉人主张在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后的2015年10月12日，将购房款100万元转给了芦凯，但根据一审调取的银行流水，显示在芦凯收到上诉人100万的第二天即同年10月13日，即将该100万元转给上诉人谭子庄。既然是购房款，售房人（芦凯）显然不会将收到的房款返还给购房人（谭子庄），此行为有悖常理，也不符合逻辑。一审法院调取银行流水后，在证据面前，上诉人谭子庄不得不改口，称芦凯2015年10月13日返还给其本人的100万，是归还的芦凯在2014年11月3日向谭子庄的借款100万。那么，既然存在上诉人谭子庄出借给芦凯100万元，在购房时上诉人完全可以用该100万直接抵顶房款，根本无需这100万元在二人之间的账户间“循环”，上诉人谭子庄的“房款说”“借款说”显然站不住脚。二、上诉人诉称房屋不能直接过户的原因是法院的查封，与事实严重不符。房屋不能过户的原因，是因为房屋处在抵押状态无法过户。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芦凯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第四条“甲方收到本次付款后，应在五日内将银行抵押消除”的约定中，可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芦凯均明知涉案房屋处于抵押状态，按照物权法规定不能过户，也不能转让。因此，上诉人诉称房屋不能直接过户的原因是法院查封，与事实不符。另外，涉案房产于2016年8月29日被任城区法院查封。被上诉人芦凯称“一直未收到法院的查封裁定，对查封事宜不知情，直至上诉人付清最后一笔房款，过户时才知悉涉案房屋被查封”，与事实不符。《二手房买卖合同》第七条约定“双方应于2016年10月30日到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上诉人谭子庄于2016年11月9日向被上诉人芦凯支付60万元——“付清最后一笔房款”，被上诉人芦凯于次日即2016年11月10日结清了在济宁农商行的贷款，涉案房屋解除抵押，此时已具备办理过户手续的条件。按照被上诉人芦凯的说法，这时“过户时才知悉涉案房屋被查封”。那么，如果上诉人谭子庄此时知道了自己购买的房屋被法院查封，按照常理应当立即向法院提出异议，但事实上，无论上诉人谭子庄（购房人）还是被上诉人芦凯（售房人）均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直到一年半后的2018年6月，涉案房屋即将进入执行拍卖程序时，上诉人谭子庄才提出所谓案外人执行异议，显然不符合常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上诉人谭子庄与被上诉人芦凯根本不存在涉案房屋买卖关系，上诉人谭子庄根本没有购买涉案房屋，当然也就谈不上当时的“过户”和异议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任城法院执行期间，被上诉人芦凯同意向答辩人履行生效判决支付欠款，但因其仅同意支付借款本金暂不支付利息并要求解封房屋而被答辩人拒绝。在被答辩人拒绝后，就出现了案外人谭子庄提出所谓执行异议，这显然不是“巧合”，而应是被上诉人芦凯与上诉人谭子庄的故意策划，唱的“双簧”。三、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已交付给上诉人谭子庄，上诉人谭子庄并未合法占有涉案房屋。虽然《二手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双方定于2015年10月15日正式交付该房屋”、“2015年10月15日前，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附属设施和相关权益的更名手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与谢丽娜的签订的《个人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房屋已交付给上诉人谭子庄，更没有“租房人”谢丽娜租房期间的使用该房屋的证据，例如其缴纳租赁期间水、电、取暖、燃气、物业等费用的证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审期间，上诉人谭子庄本人既不出庭，也不给法庭提供本人的联系方式；所谓租房人谢丽娜也并未到庭，也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联系方式。二人均躲在后面不敢面对法官和答辩人，显然是其心虚的表现。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责令上诉人谭子庄、租房人谢丽娜到庭接受法庭调查。四、上诉人谭子庄与被上诉人芦凯恶意串通，伪造《二手房买卖合同》，提供虚假证据，涉嫌虚假诉讼。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上诉人谭子庄与被上诉人芦凯根本不存在涉案房屋买卖关系，其所谓支付“购房款”的证据系根据其往年间银行流水拼凑而来。《二手房买卖合同》、《个人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等存在明显的“倒签”情况。被上诉人芦凯为阻碍法院执行，与上诉人谭子庄恶意串通，捏造事实，已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损害答辩人合法权益，答辩人保留对其涉嫌虚假诉讼行为进行控告的权利。芦凯辩称，1、上诉人与芦凯签订购房合同并支付了全部购房款，2011年11月到2016年11月芦凯收到第二批房款60万元后，随即向银行归还贷款涤除了抵押，为上诉人办理过户时发现房屋已经被查封，依据合同法及物权法的规定，上诉人与芦凯虽然没有办理物权登记，但是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仍然为无效合同，物权法作出了例外规定，购房合同第4条2项也约定了芦凯收到60万元后5日内消除抵押进行过户，双方的合同交易行为已经完成，不应对案涉房屋进行执行。2、关于2015年10月12日上诉人付款给芦凯100万元后芦凯于13日将100万元再次转账给上诉人，该情况的出现是芦凯银行贷款到期才与上诉人协商房屋买卖事宜，因2014年11月已经向上诉人借款100万元，所以该款收到转贷后即偿还了2014年的借款，芦凯收到上诉人200万元退回100万元，上诉人实际也已经履行了100万元房款支付。3、判决书14页认定上诉人农行779账户2016年6月30日向芦凯865账户两次转账1万元，关于该事实一审第一次及第二次开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以及法庭均没有出示具体认定该事实的证据，也没有对该事实进行过任何的核实，所以一审对事实的认定有误。孙海波未作答辩。孙利芬未作答辩。济宁金信银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未作答辩。谭子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不准许执行位于济宁市任城区户房屋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措施；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院于2016年7月6日受理了赵爱菊与芦凯、孙海波、孙利芬、济宁金信银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基于赵爱菊财产保全的申请，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2016）鲁0811执保112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了芦凯23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并于2016年8月29日，向济宁市房产交易中心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芦凯名下位于济宁市任城区户的房屋，查封期限为三年。本院于2016年12月19日对赵爱菊与芦凯、孙海波、孙利芬、济宁金信银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6）鲁0811民初737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认：“一、被告孙海波、孙利芬、济宁金信银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偿还赵爱菊借款本金210万元及利息（其中借款50万元，自2014年11月26起；借款100万元，自2015年2月26日起；借款50万元，自2014年12月15日起；借款5万元，自2014年12月15日起；借款5万元自2014年12月19日起；借款10万元自2014年12月29日起，均按年利率24％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已付利息243773元应当予以扣减）；二、被告芦凯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芦凯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孙海波、济宁金信银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孙利芬追偿”。芦凯不服上述判决，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鲁08民终391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确认：“一、维持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0811民初73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和关于诉讼费用的负担；二、变更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0811民初73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除2014年8月26日的100万元借款外，芦凯对第一项中其余五笔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芦凯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孙海波、济宁金信银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孙利芬追偿。上述第一、二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上述判决生效后，各被告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18年2月7日根据赵爱菊的申请立案执行，案号为（2018）鲁0811执1054号，本院执行机构向各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因各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本院技术室委托山东贵恒信房地产土地评估经纪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格为2154285元。被告芦凯于2014年10月31日以住房装修为由，向济宁市农商行贷款100万元，并于2015年10月12日结清该贷款。之后，其又以住房装修为由于2015年10月13日向济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闸支行贷款100万元，2016年11月10日结清。上述两笔贷款均以被告芦凯位于济宁市任城区户的房产进行抵押担保，济宁农商银行吴泰闸支行对于异议人所称的房屋转让事宜并不知情。原告谭子庄与被告芦凯系同学关系。从原告谭子庄与被告芦凯于2014年11月至2016年12月在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与济宁农商银行吴泰闸支行的交易情况来看，原告谭子庄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79的银行卡分别于2014年11月3日向被告芦凯在中国农业银行62×××65转款1000000元、于2015年10月12日、2015年10月12日、2016年11月9日向被告芦凯在济宁农商银行吴泰闸支行卡号为62×××38的银行卡转账1000000元、10000元和600000元，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79的银行卡于2016年6月30日向被告芦凯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65的银行卡转账20000元；被告芦凯于2015年10月13日通过其在济宁农商银行吴泰闸支行卡号为62×××38的银行卡向原告谭子庄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16的银行卡转账1000000元。原告谭子庄称，在本院查封位于济宁市任城区户的房屋之前，其已与被告芦凯就该房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按合同约定付清房款总额1700000元（2015年10月12日付1000000元、租金折抵100000元、2016年11月9日付600000元）。该房屋已于2015年10月15日移交给原告，因房屋被查封导致未能如期过户，损害了异议人的合法权益。请求停止对济宁市任城区户房屋的执行措施，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原告谭子庄是否为涉案房产的合法权利人，其对涉案房产享有的该权利能否阻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四项规定。本案中，就在原告谭子庄与被告芦凯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被告芦凯已经将涉案房屋抵押给了济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闸支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的规定，被告芦凯与原告谭子庄在房屋抵押期间签订买卖合同、转让抵押房屋，应经抵押权人济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闸支行的同意，且经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在济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闸支行对抵押房屋转让事宜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芦凯与原告谭子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转让抵押房屋，即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不能认定被告芦凯与原告谭子庄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从原告谭子庄与被告芦凯于2014年11月至2016年12月在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与济宁农商银行吴泰闸支行的交易情况来看，原告谭子庄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79的银行卡分别于分别于2014年11月3日向被告芦凯在中国农业银行62×××65转款1000000元，于2015年10月12日、2015年10月12日、2016年11月9日向被告芦凯在济宁农商银行吴泰闸支行卡号为62×××38的银行卡转账1000000元、10000元和600000元，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79的银行卡于2016年6月30日向被告芦凯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65的银行卡两次转账各10000元，被告芦凯于2015年10月13日通过其在济宁农商银行吴泰闸支行卡号为62×××38的银行卡向原告谭子庄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16的银行卡转账1000000元；也就是说，原告谭子庄、被告芦凯在银行互有资金往来交易，原告谭子庄于2015年10月12日和2016年11月9日的确向被告芦凯转款合计160万元，但上述是否为购房款有待于结合其他证据来进一步确认；且被告芦凯在与原告谭子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仍然能够以案涉房产登记人的名义以涉案房屋作为抵押物向济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闸支行贷款，而不是敦促被告芦凯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并就案涉房屋积极完成变更登记义务；进而，原告谭子庄于2015年10月12日向被告芦凯打款后，被告芦凯结清了其在济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闸支行的100万的贷款，而其于次日再次向该行申请贷款，该行为发生在双方就案涉房屋交接的前夜，不能说明原告谭子庄对此不知情，不能说明其对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无过错。综上，本案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谭子庄的诉讼请求不当，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谭子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原告谭子庄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根据一审卷宗收录的证据，不存在谭子庄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79的银行卡于2016年6月30日向芦凯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65的银行卡转账20000元的事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谭子庄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谭子庄主张其与芦凯于2015年9月25日签订了涉案房屋的二手房买卖合同，鉴于该合同签订的时间处于涉案房屋在银行办理抵押贷款期间，一审据此认定该合同无效。一审做出该认定的法律依据是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但是，这是物权法对转让抵押财产在物权层面做出的规定，并不能因此认定相应的合同必然无效。因此，一审因谭子庄与芦凯签订的涉案二手房买卖合同时间处于涉案房屋抵押期间，而认定该合同无效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但是，即使是谭子庄与芦凯签订了上述二手房买卖合同，谭子庄主张其已购买了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法仍需举证证实其购房款的交付及在法院查封前对房屋的占有等事实。首先，在购房款的交付上，谭子庄主张其已付清合同约定的购房款1700000元，交付方式为分两次转账1000000元、600000元，及租金折抵100000元。但是，经一审查实，谭子庄与芦凯之间除了谭子庄主张的两笔转账之外，还存在其他多笔转账，资金往来较为密切，且谭子庄对于部分资金往来的陈述还存在矛盾之处；对于谭子庄主张交付购房款的两笔转账，亦未注明转账事由，因此，谭子庄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向芦凯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其次，在对涉案房屋的占有上，谭子庄主张其已于法院查封前合法占有了涉案房屋，但是，其所举证据仅为其与案外人谢丽娜签订的书面租房合同、补充协议以及收取谢丽娜房租的收条复印件，上述证据并不足以充分证实谭子庄的该项主张。即本院亦无法认定谭子庄已于人民法院查封前合法占有了涉案房屋。综上，谭子庄并不享有法定的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主张不得执行涉案房屋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措施，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谭子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谭子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连芳审判员  扈 琳审判员  马 斌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刘洪信书记员计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