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3民初7791号原告：深圳市臻品居环境艺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宝安北路笋岗工艺城827栋4021-40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716339P。法定代表人：刘芝，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志，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19950133075。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碧茜，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711772539。被告：罗毅军，男，汉族，1959年6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告：罗跃军，男，汉族，1960年9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女，汉族，1971年4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被告罗跃军配偶。被告：罗晓君，女，汉族，1963年12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第三人：刘芝，女，汉族，1962年10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志，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19950133075。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碧茜，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711772539。原告深圳市臻品居环境艺术有限公司与被告罗毅军、罗跃军、罗晓君及第三人刘芝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深圳市臻品居环境艺术有限公司、第三人刘芝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碧茜，被告罗毅军，被告罗跃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罗晓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深圳市臻品居环境艺术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三被告向原告返还553576.32元；2.请求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以553576.3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计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3.请求三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事实与理由：三被告因深圳市罗湖区鹿丹村小区17栋3单元706房的拆迁安置事宜需向深圳市住房保障署补交局建政策性住房面积差异款，深圳市住房保障署于2017年12月7日向三被告发出《深圳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通知书号码：012××××6109)》，通知缴款金额为553576.32元。2018年4月，由于三被告资金周转问题，三被告与原告约定，由原告代垫前述《深圳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通知书号码：012××××6109)的款项，三被告再向原告返还代垫款项。2018年4月18日,原告按约定代三被告垫付了缴款通知书的款项。后原告多次催促三被告返还代垫款项，三被告一直拒绝返还。被告罗毅军答辩称，一、原告所支付的涉案款项属于答辩人在深圳市健毅恒实业有限公司的收入分配所得，该涉案款项系答辩人个人财产收入的支出，原告无权向答辩人主张归还涉案款项。深圳市健毅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毅恒公司）系答辩人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兼控股股东刘芝于1998年1月20日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答辩人持股90%，原告法定代表人刘芝持股10%（详见证据1健毅恒公司工商信息）。2018年3月4日，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人民政府与健毅恒公司签订了《芙蓉新城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对健毅恒公司位于西联村整体拆迁范围内的全部房屋及构筑物、苗圃厂苗木等进行了拆迁补偿，补偿款共计3435721.57元（详见证据《芙蓉新城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人民政府分别于2018年4月2日、2018年6月16日将前述补偿款转账支付至健毅恒公司的银行账户中。在答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刘芝将健毅恒公司的拆迁补偿款陆陆续续转移到其控股的公司即原告账号上（详见证据健毅恒公司银行流水、证据深圳市臻品居环境艺术有限公司工商信息）。2018年下半年开始，因答辩人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刘芝关系逐渐恶化，双方也因健毅恒公司的韶关拆迁补偿款收益分配问题发生争执。2018年10月11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刘芝通过微信向答辩人发送了答辩人就健毅恒公司韶关拆迁补偿款分配与支出清单（详见证据罗毅军与刘芝微信聊天记录）。但答辩人认为该财产收益分配不合理，与刘芝再次发生争执。根据原告法定代表人刘芝制作的该清单，其中已明确记载“近期支出1、鹿丹村差价53万（总款为55.5万，其中罗跃军自付2万）”。因此，涉案款项系属于答辩人在健毅恒公司的韶关拆迁款收入分配所得，属于答辩人的个人财产收入。二、原告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答辩人从未委托原告支付涉案款项。答辩人仅委托原告法定代表人刘芝代为支付涉案款项，原告支付涉案款项的行为属于合同法上的第三方代为履行，原告无权基于该支付行为主张返还涉案款项。答辩人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刘芝曾经系夫妻关系，虽然于2013年9月协议离婚，但是离婚后仍然共同生活，基于对刘芝的信任，答辩人的财产都由刘芝暂时管理，如前所述，涉案款项系答辩人的收入分配所得，属于答辩人的个人财产收入。因此，答辩人委托刘芝代为支付涉案款项。鉴于原告系属于刘芝控股的公司，而刘芝又已经擅自将健毅恒公司的韶关拆迁补偿款资金转入原告账户上，所以刘芝在接受答辩人的付款委托后，通过原告账户支付涉案款项，由此可以看出，原告支付涉案款项的行为实际上是代表刘芝的行为，而刘芝又是受答辩人委托支付涉案款项。故，原告支付涉案款项的行为性质属于合同法上的第三方代为履行。原告与答辩人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不是适格的主体，原告无权向答辩人主张返还涉案款项。再者，原告声称多次“催告答辩人还款、答辩人一直拒绝返还”，也与事实不符，答辩人从未收到任何原告口头、书面等任何形式的还款催告。三、答辩人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刘芝目前发生多次诉讼纠纷，目前案件均在法院审理阶段。自答辩人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刘芝关系彻底恶化后，双方就夫妻财产分割、健毅恒公司资产和股权等问题产生巨大分歧，进而导致双方之间产生数起诉讼案件，并且原告法定代表人刘芝就与答辩人之间的资金流转记录，存在以不同的事由进行重复主张和计算的情况，导致双方资产分配严重不均，并且已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答辩人考虑到与刘芝曾经是夫妻，一起生活二十年有余，并不希望双方关系破裂得如此不堪，一直期望与刘芝能心平气和解决所有问题，奈何因刘芝原因以至于双方至今都没能和平处理问题。综上，涉案款项实际上属于答辩人在深圳市健毅恒实业有限公司的拆迁收入分配所得，系答辩人个人财产收入的支出，原告支付涉案款项的行为性质属于合同法的第三方代为履行，原告无权基于该支付行为主张返还涉案款项。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罗跃军答辩称，一、原告称答辩人委托原告办理补交鹿丹村局建政策性住房面积差异款（以下简称“鹿丹村补交款”），与事实不符，事实是答辩人委托刘芝女士本人办理，并与刘芝女士沟通确认了答辩人应承担部分的资金交付方式，并将不足部分划给了刘女士。理由：答辩人与原告公司法人刘芝女士（以下简称刘女士）认识于1994年，并在随后的20多年里是叔嫂亲戚关系，后来其大哥与刘女士虽然离婚，但刘女士一直保持着与其大哥家人及亲戚的联系并多次参与家庭事务办理当中，由于鹿丹村补交款是涉及三个家庭的事情，且另外两个家庭同意由刘女士代办，本案3位被告、答辩人妻子、被告罗晓君丈夫六人共同在场的聚会中，根据三个家庭资金相互欠款、还款的情况，计算得出答辩人应承担的鹿丹村补交款中还需要补足32461元，答辩人当场安排王红（答辩人妻子）支付差额至刘女士提供的刘女士本人银行账户，并注明是“房屋尾款”，刘女士确认了收款并未提出异议。因此，应是刘女士接受了答辩人的委托。原告与答辩人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不是适格的主体，无权向答辩人主张返还涉案款项。证据1：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原件）。二、原告称多次催告答辩人还款、答辩人一直拒绝返还，与事实不符，事实是答辩人一次也没有接到原告口头、书面等任何形式的催告，反而是刘女士对即将提起诉讼事宜多次向答辩人表示抱歉并希望得到理解。理由：2019年6月刘女士致电王红（答辩人妻子），首次提到因个人苦衷将以付款记录等资料提起追款诉讼，对给予答辩人带来的与事实真相不符的连累希望得到理解，2019年7月、2019年11月的两次通话中，均提到了上述情况。三、原告称答辩人由于资金周转问题需由原告代垫资金，与事实不符，事实是答辩人工作及工资性收入问题，2018年4月期间家庭现金余额足够支付鹿丹村补交款中涉及自身的全部金额。理由：答辩人2017年年工资收入为75万元、2018年年工资收入75万元。原告所说的2018年4月18日划款日的前一天，答辩人刚完成一笔闲置资金30万元的短期理财，而鹿丹村补交款中属答辩人应付金额仅约为18万元，因此答辩人没有需要原告代垫资金的问题。证据2、单位工作收入证明（原件）；证据3、4月17日购买理财、4月20日理财到期回款记录。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罗晓君答辩称，一、情况始末：本案另外两个被告罗毅军、罗跃军是我两个哥哥，原告臻品居公司的法人刘芝是大哥罗毅军的妻子，二人为躲避债务，于2013年假离婚，但一直共同居住，财产混同，对外也以夫妻名义出入，我因为常年在山东居住，偶尔回深圳，也是住在罗毅军、刘芝家里，以哥嫂相称。2017年7月，老父亲因病去世，留下一套罗湖区鹿丹村的回迁房。当时有兄妹三人和继母4个继承人，经过协商，继母放弃该房产继承权，我们三兄妹每人给予她33.33万元补偿。当时罗毅军和刘芝因牵涉另案，无力给付继母该部分费用，我借了33.33万元给他们夫妻二人，约定利息两分，房屋出售后归还。2017年3月底，拆迁办要求补缴房屋差价款，我把这个消息通知了罗毅军，当时罗毅军名下的深圳建毅恒公司刚好拿到一笔300余万的补偿款，罗毅军主动提出，由他来支付此笔费用。于是罗毅军就安排从建毅恒公司（公司法人为罗毅军）转了55万至臻品居公司，又从臻品居转给了住建局。罗跃军和罗毅军之间原本亦有债务，他们二人结算下来，罗跃军还欠罗毅军3万余元，罗跃军随即转了3万给刘芝，意为大家债务两清，之所以不直接从建毅恒公司支付，是因为臻品居是一个皮包公司，没有什么收入，刘芝拿来逃税用，刘芝是我大嫂，钱的根本来源也是罗毅军。二、本案关键（1）是否有借款的要素和事实。这笔钱是当时罗毅军和刘芝二人合意支付的。原告刘芝诉称，三被告和她约定，由她支付。当时是罗毅军自己承诺由他支付此笔款项，也安排从自己的建毅恒公司账上转出此笔款项，是刘芝偷偷在中间过了一手。原告诉称多次催促三被告返还，我们何曾收到过一个催款的信息？钱都不是她的，她怎么催？这笔钱根本就是当时罗毅军和刘芝两人合意，自愿支付的。（2）原告所称借款时，她和罗毅军是夫妻关系。2018年4月，刘芝和罗毅军仍然是事实的夫妻关系，丈夫会和妻子约好借她钱吗？约好了借钱然后再把钱转给她，让她借给自己？情理上都说不通。（3）款项的来源，建毅恒公司的流水和臻品居公司的流水可以清楚的看出，这笔钱是从建毅恒公司转入的。（4）刘芝自认该笔款项是罗毅军的财产。我曾在罗毅军处看到过刘芝写给罗毅军的财产分割表，里面就很清晰的写明鹿丹村的55万元为罗毅军支付。三、原告刘芝的目的，因为罗毅军平时不太管钱，所以刘芝就把他扫地出门后，他也只能就有证据的葵花公寓案起诉，但刘芝自称要以诉讼压垮罗毅军，因为他知道罗毅军没钱交律师费，同时也努力把我们无关的人也扯进来，增加罗毅军的压力。第三人刘芝述称，同意原告的起诉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一、2017年12月7日，深圳市住房保障署向被告罗晓君、罗毅军、罗跃军出具《深圳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通知书号码012××××6109），通知三被告补交局建政策性住房面积差异款553576.32元，并注明：转账时必须填写深圳非税109001012××××6109。2018年4月18日，原告向深圳市财政委员会转账支付款项553576.32元，转账附言：深圳非税109001012××××6109。原告诉称其缴纳上述款项系出于三被告的委托，原告与三被告约定由原告代为垫付该款项，三被告再向原告返还代垫款项。二、第三人刘芝为原告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被告罗毅军、罗跃军、罗晓君为兄妹关系。第三人刘芝为被告罗毅军的前妻。三、2018年4月5日，被告罗跃军的妻子王红向第三人刘芝转账支付款项32461元，交易备注：房屋尾款。被告罗毅军陈述称三被告相互有欠款还款情况，在2018年4月5日在第三人及三被告均在场的聚会中，经计算被告罗毅军应承担的补缴款还需补足32461元，被告罗毅军妻子王红当场转账支付该差额给第三人，并同意由第三人代办补缴款项事宜。原告于庭审时确认上述款项已由第三人向其转交。四、被告罗毅军为案外人深圳市健毅恒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提交该公司的银行交易流水。主张公司账户由第三人控制，第三人将公司资金陆续转移到原告账户。案涉房屋补缴款为被告罗毅军的收入分配所得，其委托第三人代为支付该款项。五、被告罗毅军、罗跃军于庭审时均陈述称，三被告委托第三人刘芝办理款项补缴事宜，未委托原告转款。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三被告之间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关于该焦点，被告罗毅军、罗跃军均辩称三被告委托第三人办理款项补缴事宜，未委托原告转款，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对此原告主张因为原告是公司，需要个人作为联络人去沟通，当时进行约定是第三人代表公司与三被告达成。本院认为，首先，被告罗毅军的妻子向第三人转账支付房屋尾款的行为与其陈述内容能相互佐证，具有合理性；其次，原告未能举证证明第三人与三被告达成的委托付款约定系代表原告作出，且原告的陈述与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交往方式不符，三被告亦否认与原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因此，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的主张，即不能认定原告与三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臻品居环境艺术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68元，由原告深圳市臻品居环境艺术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群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龙楚翘书记员巴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