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72民初1581号原告：广州市皓伦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杨泽荣，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雄进，广东劲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寿春，广东劲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继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李雪竹，该公司财务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上海东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继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负责人：李雪竹，该分公司财务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上海东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皓伦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继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继拓公司）、上海继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雄进，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300万元（以下无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间，原告共将11个集装箱货物交由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货运代理（其中6个集装箱货物的价值为3,221,100元），装货港为中国深圳盐田港，卸货港为美国加利福利亚州长滩港（LongBeach,CA）。涉案货物运至目的地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在收货人没有提交正本提单或凭副本提单加保函的前提下，将涉案货物直接交付给了收货人，导致原告无法向收货人收取货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无单放货构成根本违约，被告上海继拓公司系其总公司，故两被告应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编号为SZLAX18070211、SZLAX18080060、SZLAX18080132、SZLAX18080144、SZLAX18090014和SZLAX18090078的提单样稿；2.电子邮件；3.商业发票；4.美国勇气控股公司（AmericanMettleHoldingsINC，以下简称AMH公司）主体资料，以上4份证据材料拟证明原告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关系，后者的放货行为导致原告重大经济损失；5.联系订舱的电子邮件，拟证明订舱联系往来信息；6.商品网络信息截图，拟证明收货人已经收取涉案货物，涉案货物均已上架销售；7.涉案6票货物汇总表，拟证明涉案6票货物的详细信息。庭审后，原告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8.三方协议，拟证明广州市年丰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年丰公司）是涉案货物卖方，原告是其出口代理，AMH公司是买方，三方约定由原告代表年丰公司办理出货事宜，AMH公司指定货运代理公司，由原告负责向AMH公司收取货款，货运代理费用由AMH公司支付；9.请款单两份，拟证明涉案货物出口后，年丰公司曾向原告催要货款。两被告共同辩称，（一）两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货运代理关系，双方在本案诉讼前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建立任何形式的法律关系。本案的事实是，美国的收货人AMH公司在美国找到两被告的关联公司JT航运集团公司（JTShippingGroupInc.，以下简称JT公司），委托JT公司协助办理涉案货物从中国运至美国的运输事宜，JT公司转委托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办理，故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应该是收货人与JT公司之间或收货人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之间。此外，涉案运输未签发正本提单，故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无单放货行为。根据提单样稿记载，原告虽然为记载的发货人，但是本案的契约托运人为收货人，实际托运人为工厂。不能以发货人名字为原告就简单认定原告是托运人，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本案具体情况是截止目前为止原告所证明其参与本次交易的证据就是一份商业发票，如确有交易应当提供与工厂及美国收货人之间的合同沟通记录、催款记录等一系列证据。（二）原告未参与涉案贸易行为，至多是名义上的发货人，原告不存在任何损失。原告与美国的收货人存在密切联系，根据原告的工商信息显示，收货人的负责人李艳芬在2017年10月23日之前还是原告的主要股东即法定代表人，原告在起诉被告之前从未与被告进行任何形式的联系，这不符合常理。原告应提供其向美国收货人催款及工厂向原告催款的证据。（三）在代理过程中，原告从未要求签发正本提单，也从未向两被告表示其未收到货款前不能放货。请求驳回原告对两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两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共同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李艳芬（Lisa）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工作人员龙云婷（Vivian）的微信聊天记录；2.微信群聊天记录，以上2份证据材料拟证明委托人为AMH公司；3.关于AMH公司的网络查询信息，拟证明李艳芬为AMH公司的代表；4.JT公司与李艳芬之间关于索要货代费用的电子邮件，拟证明收货人为货代费用的付款主体；5.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有关原告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李艳芬曾担任原告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原告登记的联系方式为李艳芬的电话等信息；6.关于原告失信情况的网络查询记录，拟证明原告无履约能力；7.李艳芬所使用微信号相关信息，拟证明李艳芬仍与原告存在关联；8.上海译通翻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拟证明外文证据材料翻译人员的相关资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6份提单样稿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但是对提单样稿中记载的货运信息相关内容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材料没有原件可供核对，原告也未能举证说明其来源，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至于两被告无异议的提单样稿记载的涉案货物运输相关信息，应予确认。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没有提交该份证据材料的原始电子数据以供核对，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邮件联系人的身份，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确认。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商业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材料上显示盖有原告的印章，但原告没有提供原件以供核对，也没有其他确认的事实或证据可相印证，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确认。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联系订舱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没有提交该份证据材料的原始电子数据以供核对，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有关联系人的身份，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确认。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商品网络信息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材料系网络数据信息的打印件，原告没有提交原始电子数据以供核对，该份证据材料的内容也无法显示与涉案货物相关，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确认。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涉案6票货物的汇总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但对汇总表中记载的涉案货物的相关运输信息确认。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材料系原告单方制作，其性质与原告单方陈述无异，也没有其他已确认的事实或证据可相印证，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确认，但对被告无异议的涉案货物的相关运输信息予以确认。两被告对原告补充提交的三方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该份协议系伪造，其中记载的一方当事人年丰公司并不存在。本院认为，该协议虽有原件可供核对，但协议记载的一方当事人为年丰公司，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www.gsxt.gov.cn），该系统中并不存在任何以“广州市年丰鞋业有限公司”或“广州年丰鞋业有限公司”为名称或字号的企业的相关信息；该协议签章处没有加盖“广州市年丰鞋业有限公司”的印章，仅有一手写签名，该签名人的姓名和身份均无法识别和核实，原告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广州市年丰鞋业有限公司”的实际存在；此外,该协议另一方当事人记载为AMH公司，但在协议签章处仅有显示为“Lisa”的手写签名，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签名人的身份及其是否有权代表AMH公司签署该协议。综上，该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两被告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请款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该份证据材料有原件可供核对，但是其内容显示为“广州市年丰鞋业有限公司”向原告的请款单，却没有加盖“广州市年丰鞋业有限公司”的印章，仅有一手写签名，该签字人的姓名和身份均无法识别和核实，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力不予确认。原告对两被告提交的李艳芬与龙云婷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群聊天记录的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显示的内容均与本案事实相关，故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予以确认。原告对两被告提交的JT公司与李艳芬之间关于索要货代费用的电子邮件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已被原告确认，原告对其合法性提出异议，但是未说明理由或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且该证据内容与本案事实相关，故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予以确认。原告对两被告提交的关于原告失信情况的网络查询记录、李艳芬所使用微信号相关信息和上海译通翻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关联性均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关于原告失信情况的网络查询记录与本案争议无关，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李艳芬所使用微信号相关信息和上海译通翻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与两被告的抗辩理由和举证形式相关，具有关联性，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起，美国的AMH公司为安排多批自中国出口至美国的货物的运输事宜，委托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业务。具体联系方式为，AMH公司的电商操作助理李艳芬（微信用户名为Lisa）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工作人员龙云婷（微信用户名为Vivian）通过微信进行联系，由李艳芬提出货运需求，并将每一票货物的装箱单以及记载了货物规格、品名、托运人、收货人等资料的补料信息通过微信发给龙云婷；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收到李艳芬发来的上述信息和资料后，以自己的名义向船公司订舱，负责安排涉案货物的陆路拖车运输、出口报关、海运运输、目的港交货等相关事宜，并在核对完毕货运信息后制作相应的提单样稿发给李艳芬。同时，为安排有关货物运输事务，李艳芬、龙云婷及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JT公司、AMH公司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了一个微信聊天群，通过该聊天群交流货运信息。在以上微信聊天记录和微信群聊天记录中，均没有关于涉案货物运输须凭指示或提交有关文件方可向收货人交付的任何内容。2018年7月26日，李艳芬通过微信告知龙云婷称，将提单样稿记载发货人名称改为原告名称，此后至2018年11月，龙云婷先后通过微信将11份提单样稿发送给李艳芬，其中与涉案货物相关的6份提单样稿编号分别为SZLAX18070211、SZLAX18080060、SZLAX18080132、SZLAX18080144、SZLAX18090014和SZLAX18090078。原、被告均确认，6票涉案货物运输均未签发正本提单，有关提单样稿记载的托运人均为原告，收货人和通知方均为AMH公司；6票涉案货物的运输船名航次各不相同，但启运港和收货地均为中国深圳盐田港，卸货港和交货地均为美国加利福利亚州长滩港，运输服务条款均为堆场至堆场（CYTOCY），运费均为到付；6票涉案货物的数量不等，但货物品名均为女鞋，分别由1个40英尺或45英尺集装箱装运，6个集装箱的编号分别为TGCU0159877、DFSU6198900、WHSU5184247、WHSU5411891、WHSU9002818和WHSU9010990，均由托运人装箱、计数和封箱。6票涉案货物被运抵美国后，已被交付给了AMH公司。原、被告均确认，涉案货物运输的相关费用由收货人AMH公司支付。2018年8月21日，JT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向AMH公司发去一份发票，记载编号为SZLAX18070211的提单样稿项下，由编号为TGCU0159877的集装箱装运的一票涉案货物产生海运费、进口报关费用、内陆运费、拖车费用、关税等合计7409.80美元；9月18日，JT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向AMH公司发去一份发票，记载编号为SZLAX1808132的提单样稿项下，由编号为WHSU5184247的集装箱装运的一票涉案货物产生海运费、进口报关费用、内陆运费、拖车费用、关税等合计7159.31美元。被告在庭审中陈述称，由于AMH公司没有向JT公司付清运输费用，JT公司已在美国对AMH公司提起诉讼，但被告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庭审过程中，原告确认其仅为贸易商，并非涉案货物的生产商，且原告并未支付过涉案货物的价款或向有关方面赔偿了涉案货物的损失。原告同时主张其曾向AMH公司催收涉案货物货款，且年丰公司曾向原告追讨货款，为此原告在庭审后提交了三方协议以及请款单作为证据。如前所述，由于原告无法证明年丰公司是否存在以及三方协议和请款单上的签名存疑等原因，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均已经被否定，故原告上述事实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不能成立。另查明，原告成立于2008年3月7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李艳芬为原告成立时的2名出资股东之一，出资额为25万元。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10月20日期间，李艳芬担任原告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职务为执行董事兼经理。2017年10月20日，原告变更登记，李艳芬不再担任原告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10月23日，原告再次变更登记，李艳芬不再担任原告的执行董事兼经理。原告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的2018年度报告中，记载企业联系电话为138xxxx4353，与被告提交的李艳芬使用的微信用户名为“lisa”的微信号备注的电话号码相同。根据AMH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向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政府有关部门提交的、由李艳芬签署的信息声明书（StatementofInformation）记载，李艳芬为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秘书、首席财务官和董事，同时为该公司在加利福利亚州的文件送达代理人。原告于2019年5月30日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被告上海继拓公司的银行存款200万元和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的银行存款100万元，本院于同日予以裁定准许，并于2019年6月4日执行了保全措施，原告为此向本院缴纳了保全申请费5000元。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实体争议。本院认为，原告以其委托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办理涉案货物从中国深圳至美国长滩的货运代理事宜，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擅自将涉案货物交付给收货人，导致原告无法收回货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是一宗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涉案货物运输涉及自中国深圳盐田港至美国加利福利亚州长滩港的海运事宜，具有涉外因素，原、被告各方当事人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实体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案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规定，本案实体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货运代理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中没有规定的无名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应适用该法总则，并参照该法分则中与货运代理合同最相类似的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处理。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其虽然未直接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进行联系，但是原告系提单样稿记载的托运人，也是订舱邮件和微信联系过程中AMH公司指定的托运人，故原告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成立实质意义上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为委托人，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为受托人。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则否认原告的主张，认为其与原告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其系接受AMH公司的委托办理涉案货物运输事宜而非原告。本案已查明，就涉案货物运输事宜，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与AMH公司直接联系，接受AMH公司的委托，办理涉案货物订舱、报关、海运运输和交付等事宜，并已经完成了有关货运代理事务，涉案货物已经运抵目的地并向收货人AMH公司交付，原、被告各方对上述事实均没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条的相关规定，就涉案货物运输事宜，AMH公司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和履行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AMH公司为委托人，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为受托人。至于原告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货运代理或者货物运输法律关系，首先，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原告并未参与联系或安排涉案货物的出运事宜，原告已承认系AMH公司直接委托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办理涉案货物运输事宜，原告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之间就涉案货物运输进行过联系或形成过任何合意。虽然李艳芬在2017年10月23日之前曾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在办理涉案货物运输时，李艳芬已不在原告担任职务，而是在AMH公司任职，而且在李艳芬与龙云婷以及其他人员进行微信联系的过程中，李艳芬也从未表示其系代表原告行事。至于原告提交的有关订舱电子邮件，虽其证明力已被否定，但即使不考虑其证据效力，从其内容上看，系上海继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之间的联系，在联系过程中也只是交流货运信息，并没有任何关于原告曾与两被告联系涉案货物运输的内容。其次，虽然涉案提单样稿记载原告为托运人，但涉案货物运输并未签发正本提单，因此涉案货物运输并非采取提单运输的模式，仅凭相关提单样稿的记载不能证明原告为涉案货物运输的托运人，原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对涉案货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实际交付涉案货物进行出运的事实，故原告不能证明其涉案货物运输的托运人或实际托运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的抗辩有理，原告关于其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之间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现原告不能证明其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之间就涉案货物运输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其请求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赔偿涉案货物损失即缺乏合同和事实依据，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原告请求被告上海继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此外，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履行涉案货物运输相关货运代理事务的过程来看，本案没有事实或证据证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之间必须凭指示或凭相关文件的提交方可向收货人交付涉案货物，或存在其他关于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交付涉案货物的条件的约定，在有关委托人已经明确指定了涉案货物的收货人的情况下，被告上海继拓深圳分公司按委托人的指示将涉案货物交付给约定的收货人AMH公司并不存在明显的过错，也不应为此承担违约或其他赔偿责任。同时，就原告主张的涉案货物损失，如前所述，原告仅为贸易商，并非涉案货物的生产商，其主张涉案货物价值损失应以其遭受实际损失为前提，其对涉案货物损失的请求权应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或依据，并以一定的法律关系存在为前提。因此，原告应举证证明其系基于一定的法律或合同关系而取得涉案货物的所有权或索赔权，及其因涉案货物被交付而遭受实际损失。现原告已承认并未支付货物对价，也没有赔偿货物损失，因此原告并未遭受实际损失，其无权请求两被告赔偿涉案货物价值损失。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皓伦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广州市皓伦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 生 祥审 判 员 平阳丹柯审 判 员 钟 宇 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李 春 雨书 记 员 施 文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