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7民终4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掖市博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25562995547。法定代表人：陈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甘肃德言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2767746799M。法定代表人：杨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甘肃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掖市博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丰农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玉种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4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陈某2、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合同纠纷，则本案审理认定应适用严格责任原则，适用《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一审法院却以“原告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过错责任原则审判判决，显然错误；2、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以“原告明知双方签订的合同已解除，被告未向原告交纳品种转让费，但仍向被告提供上述备案所需材料，原告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属偏袒被上诉人一方。本案关键的问题是被上诉人已经将与上诉人签订的《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作为已经取得“丰玉1号”、“丰玉2号”审定品种的权利凭证提交给甘肃省种子管理总站，并以此作为备案依据，取得在种子生产许可证生产名录中许可生产的种子，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只字未提，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生产“丰玉1号”、“丰玉2号”与将上诉人审定的“丰玉1号”、“丰玉2号”品种转让给被上诉人的两个法律关系混合掺杂在一起错误；4、被上诉人将与上诉人签订的《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提交给甘肃省种子管理总站，并于2014年1月26日的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的生产名录中取得了“丰玉1号”、“丰玉2号”的生产经营权利，实际使用了“丰玉1号”、“丰玉2号”的品种权，但却没有向上诉人支付品种转让费，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错误；5、被上诉人取得“丰玉1号”和“丰玉2号”生产经营权后，一直在甘州区范围内落实面积，种植生产“丰玉1号”和“丰玉2号”，被上诉人已经取得了上述品种的收益，应当支付品种转让费。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辩称，1、审定品种和品种权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丰玉1号”和“丰玉2号”没有形成品种权，所以没有品种权转让的前提和基础；2、被上诉人使用双方签订的品种权转让合同向省种子管理站备案是给上诉人博丰公司生产“丰玉1号”和“丰玉2号”玉米种子提供方便，而非被上诉人自己需要；3、被上诉人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和“丰玉1号”和“丰玉2号”的生产经营许可是两个法律概念，被上诉人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并不会因为添加或减少“丰玉1号”和“丰玉2号”而作为其资质的产生及存续条件；4、自与上诉人的代繁业务终结后，被上诉人再未自行生产过“丰玉1号”和“丰玉2号”。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博丰农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品种权转让费500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日，原告博丰农业公司作为甲方（出让人），被告金玉种业公司作为乙方（受让人），双方签订了《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将丰玉1号、丰玉2号的品种权转让给被告，被告支付原告转让费500万元，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全额支付，此款为一次性、永久性转让的全部费用。被告向原告付清转让费后，丰玉1号、丰玉2号的品种权由原、被告共同享有。原告收取转让费后，有义务将相关所有证册复印盖章后转交被告。除缴纳费用外，需要原告配合方能使品种权生成或续效的，原告应无条件配合被告出具相关手续，但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除外。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3年11月16日，原告博丰农业公司作为甲方（出让人），被告金玉种业公司作为乙方（受让人），双方签订了《关于解除的协议》，约定原、被告解除双方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合同解除后，原告仍保留对其品种的品种权并享有全部相关权利，被告不再履行支付转让费的义务，也不享有任何品种权及品种权相关权利。再查明：经原告申请，2012年2月14日，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向原告博丰农业公司出具甘审玉20120089号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一份，载明原告选育的玉米品种丰玉1号（原代号金518）经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2012年1月9-11日第27次会议审定通过，适宜在我省临夏、康乐、定西高海拔地区玉米丝黑穗病不发生地块种植。2012年4月1日，原告向被告出具玉米杂交种子生产委托书一份，委托被告2012年在甘肃省张掖市亩。经原告申请，2013年2月16日，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向原告博丰农业公司出具甘审玉2013007号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一份，载明原告选育的玉米品种丰玉2号（原代号BF2103）经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2013年1月21日第28次会议审定通过，适宜在我省张掖、武威、白银等地种植。2013年4月10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被告2013年在甘肃省张掖市玉米杂交种子400亩。还查明：经被告申报，甘肃省农牧厅许可被告生产丰玉1号和丰玉2号玉米杂交种，并于2014年1月16日在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中登记备案，许可证编号为（甘）农种生许字（2014）第0009号，有效期至2017年1月28日。又查明：原、被告之间因种植回收合同产生纠纷，被告金玉种业公司将原告博丰农业公司诉至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调解作出（2016）甘07民初11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一、被告张掖市博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陈某2共同清偿原告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种子欠款4420157.5元，于2016年12月15日前一次性付清；二、原告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该案中，原、被告对双方形成的《2012年-2014年金玉种业与博丰（陈某2）结算单》均无异议，该结算单载明自2012年至2014年，金玉种业公司为博丰农业公司代繁种子12种。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约定，原告全额收取转让费后，有义务将所有相关证册复印盖章后转交被告，需要原告配合方能使品种权生成或续效的，原告应无条件配合被告出具相关手续，但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除外。后原、被告又签订了《关于解除的协议》，约定原、被告解除双方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合同解除后，原告仍保留对其品种的品种权并享有全部相关权利，被告不再履行支付转让费的义务，也不享有任何品种权及品种权相关权利。但被告向甘肃省农牧厅申请丰玉1号、丰玉2号生产许可备案时所提交的材料中有原告申请丰玉1号（原代号金518）、丰玉2号（原代号BF2103）品种审定的申请书复印件、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向原告出具的关于丰玉1号、丰玉2号的品种审定证书、原告给被告出具的委托被告生产丰玉1号、丰玉2号杂交种子的委托书等。原告明知双方签订的合同已解除，被告未向原告交纳品种转让费，但仍向被告提供上述备案所需材料，原告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且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2012年至2014年，原、被告之间存在原告委托被告代繁种子，以及原告拖欠被告种子款的事实。现原告仅以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解除合同的协议主张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将丰玉1号、丰玉2号作为被告许可生产的品种使用，要求被告支付转让费500万元，证据不足，其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掖市博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原告张掖市博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1、甘州区植保植检站出具的编号为6207022017004001、6207022017004003的产地检疫合格证（存根），拟证明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于2017年度生产过“丰玉1号”和“丰玉2号”玉米种子；2、“丰玉3号”品种审定证书复印件一份。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2017年办理的“丰玉1号”、“丰玉2号”产地检疫合格证是为了配合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销售库存的“丰玉1号”、“丰玉2号”所办理，并非自己生产所办理的。金玉种业公司未生产过“丰玉3号”玉米种子。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庭后提交了从甘州区植保植检站调取的2017年度办理“丰玉1号”、“丰玉2号”产地检疫合格证提交的张掖市金玉种业2016年库存表和甘州区2017年产地检疫合格证（含库存品种）办理审核汇总表。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质证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并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金玉种业公司生产“丰玉1号”、“丰玉2号”的备案材料。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到甘州区植保植检站调取了2017年度金玉种业公司申请办理“丰玉1号”、“丰玉2号”产地检疫合格证的相关备案材料，甘州区植保植检站提供了2013年度金玉种业公司申报的“丰玉1号”、“丰玉2号”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张掖市金玉种业2016年库存表、甘州区2017年产地检疫合格证（含库存品种）办理审核汇总表、编号为6207022017004001、6207022017004003的产地检疫合格证（存根）。另，从本院（2017）甘07执3号原告金玉种业公司与被告博丰农业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案件执行卷宗中调取了查封（扣押）财物清单及对陈某2的三份执行笔录。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主张，其与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后于2013年11月16日签订《关于解除的协议》。但2014年初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在向甘肃省农牧厅申请办理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时，向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了已经解除的《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并办理了“丰玉1号”和“丰玉2号”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对此，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实际使用了“丰玉1号”、“丰玉2号”的品种权，故应支付品种转让费500万元。对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的主张应否予以支持，结合本案一、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首先，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分析，合同解除后，原给付义务自始消灭，合同相对人无权再依据合同约定主张权利，也无须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若合同当事人违反后合同义务，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的义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对方当事人请求赔偿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规定，请求对其实际损失进行赔偿。本案双方当事人在2013年11月16日协商对签订的《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解除并签订《关于解除的协议》，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终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也已随之消灭，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再依据双方已经协议解除的《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要求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支付品种权转让费500万元无法律依据。其次，从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使用双方签订的《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分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相关规定，主要农作物的商品种子生产实行许可制度。“丰玉1号”、“丰玉2号”作为主要农作物玉米种子,在进行生产时,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及《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在生产者申请领取种子生产许可证时，需要提交审定品种审定证书等材料进行备案备查。本案上诉人博丰公司认可2014年委托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生产“丰玉1号”、“丰玉2号”玉米种子。其作为专业的种子公司，不可能不知委托生产玉米种子需办理相关手续及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需提交相关授权、委托材料。由此，可以推定在2014年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丰玉1号”、“丰玉2号”的生产经营许可时，已经取得了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的授权。故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使用该《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办理“丰玉1号”、“丰玉2号”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并非恶意。现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以使用该《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办理“丰玉1号”、“丰玉2号”生产许可证的行为即认为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实际取得了“丰玉1号”、“丰玉2号”的品种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从品种权保护与品种审定两种制度的规范效果分析，国家对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和适当命名的农作物植物品种，由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授予植物新品种权，该权利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与品种的生产、推广和销售无关；而品种审定是一种行政许可，属于市场准入的行政管理行为。作为市场准入的行政管理措施的品种审定制度，其目的是加强作物品种的管理，加速育种新成果的推广利用，确保有经济推广价值的品种进入市场，防止盲目推广不适合本地区种植的劣质品种给农林业生产和农民利益造成损失。据此，在本案中，“丰玉1号”、“丰玉2号”只通过了品种审定，并没有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且对品种权的授予也并非由省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授予，而是由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授予。种子生产者办理的生产许可证并非品种授权证书，而系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所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件。故在生产许可证中载有“丰玉1号”、“丰玉2号”并不能表明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取得了“丰玉1号”、“丰玉2号”的品种权。最后，从双方签订《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后是否实际履行来分析，自双方签订合同后，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现无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以其个人名义生产、销售过“丰玉1号”、“丰玉2号”并因上述两玉米品种获利。虽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主张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在2014年及2017年生产过“丰玉1号”、“丰玉2号”，但前已述及2014年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生产“丰玉1号”、“丰玉2号”是受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委托生产。对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2017年在甘州区植保植检站办理的产地检疫合格证，拟证明2017年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生产了“丰玉1号”、“丰玉2号”玉米种子。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抗辩认为该产地检疫合格证的办理是为了配合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销售库存“丰玉1号”、“丰玉2号”玉米种子所办理的手续，其在2017年度并未实际生产过“丰玉1号”、“丰玉2号”玉米种子。本院认为，结合本院调取的本院在执行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起诉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相关证据及本院依职权从甘州区植保植检站调取的相关证据，有理由相信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持有的产地检疫合格证是双方为协商销售库存“丰玉1号”、“丰玉2号”玉米种子所办理的。现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除提交的上述两份产地检疫合格证外，再无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2017年度落实生产面积、实际生产种植、销售“丰玉1号”、“丰玉2号”的相关证据。上诉人博丰公司主张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在2017年度生产过“丰玉1号”、“丰玉2号”玉米种子证据不足。据此，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现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实际履行合同并以自己的名义生产、销售过“丰玉1号”、“丰玉2号”玉米种子。综上述，上诉人博丰农业公司主张要求被上诉人金玉种业公司按照双方签订的《玉米杂交品种权转让合同》中的约定支付品种转让费500万元，明显缺乏合理性,无有力的证据支持，故对其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张掖市博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力珍审判员 安凤梅审判员 尹建兵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朱 艳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