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3民终3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负责人：杨松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广东端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PHAMTHITHUONG（中文译文：范氏常），女，1988年8月21日出生，国籍越南，住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江省安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PHAMTHANHDOANH（中文译文：范某一），男，2009年10月1日出生，国籍越南，住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江省安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PHAMTUNGANH（中文译文：范某二），男，2015年11月27日出生，国籍越南，住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江省安世县。范某一、范某二的法定代理人：范氏常（范某一、范某二的母亲），本案被上诉人之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PHAMBANGDUC（中文译文：范鹏德），男，1955年2月1日出生，国籍越南，住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江省安世县。范氏常、范某一、范某二、范鹏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生，广东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范氏常、范某一、范某二、范鹏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平，广东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郁，男，汉族，1971年7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少秋，广东滨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俊达，广东滨都律师事务所助理律师。原审被告：杨振，男，汉族，1976年2月4日出生，住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光武，广西桂金剑（福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负责人:马永宁，总经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东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范氏常、范某一、范某二、范鹏德（以下简称范氏常等四人）、刘金郁、原审被告杨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广西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法院（2019）粤5381民初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东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被上诉人范氏常等四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生，被上诉人刘金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少秋，原审被告杨振的钟光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保东莞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查明事实并改判上诉人无需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范围内向范氏常等四人赔付，改判由刘金郁向范氏常等四人承担该部分赔偿责任（异议金额：393092.72元）；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范围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保险条款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上诉人已经将其随商业第三者险投保单一并送达给刘金郁，而刘金郁在一审时也提供了交强险保险单和商业险保险单，若只是没有收到商业第三者险保险条款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仅以刘金郁单方陈述，在无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认定上诉人没有将商业第三者险条款送达给刘金郁，缺乏依据。其次，根据刘金郁提供的保险单中重要提示第二点中也明确说明“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在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超过48小时未通知的，视为投保人无异议。”而刘金郁在上诉人处投保后，从未告知上诉人缺少保险条款。再者，刘金郁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驾驶证逾期未年检等法律禁止的行为应当有充分认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车辆用途、载客载货数量、使用年限等不同情况，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即可证明刘金郁从常理上应当知道行驶证逾期未年检是违法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上诉人所提供的相关免责条款已作加黑加粗标注字体，已起提示作用，刘金郁知晓车辆逾期未年检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但其仍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无视法律，该种行为不应得到保险赔偿。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范氏常等四人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恰当合理，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维持原判。一、事故发生时刘金郁名下粤SLxx**号小型面包车行驶证上的年检有效期至2018年1月，该车于2018年5月8日在上诉人处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案涉车辆在投保时已过有效期，保险公司在承保时已处于免责状态，但保险公司仍接受承保并收取了相应的保费，现又以被保险车辆行驶证已过检验有效期为由主张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显然违背了民事活动中应遵循的诚信原则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其免赔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二、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已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连最基本的投保单都无法提供，故上诉人未尽到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提示说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免责条款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故上诉人主张商业险免责没有法律依据。三、上诉人以被保险人收到保险单后未提异议为由主张已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可见保险法已明确规定了提示和说明义务的履行主体是保险人，履行时间是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未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相应义务就不能主张相应的免责权利。本案上诉人未举证其在接受投保时已履行了相应的提示和说明义务，而主张被保险人未要求保险公司补正手续为由，认为其已完成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法律规定履行的主体是保险人，保险人应主动积极履行相应义务，而不是被动地在被保险人要求下才履行，被保险人没有要求保险人补正也不能免除其提示和说明义务，也不能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否则就颠倒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主张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刘金郁辩称，同意被上诉人范氏常等四人的答辩意见。在事故发生后，交警大队对涉案车辆进行了技术检验，技术检验报告认为车辆的安全技术检验符合该车型的技术要求，因此涉案车辆是否年审并不是检验涉案车辆技术要求的唯一标准，而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认定该车辆是否符合技术标准。此外，在事故认定书中认定事故形成原因为该车辆未进行年审，但未认定该车辆存在任何技术故障或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情况。原审被告杨振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的意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太平洋广西分公司在二审中无提出陈述意见。范氏常等四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金郁、杨振、太平洋广西分公司、人保东莞公司连带赔偿范氏常等四人各项损失共计1203161.20元（其主张的损失共计1448951.50元，先由太平洋广西分公司、人保东莞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赔偿220000元，超出交强险部分由刘金郁、杨振、太平洋广西分公司、人保东莞公司赔偿80%即983161.20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金郁、杨振、太平洋广西分公司、人保东莞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8年9月23日2时30分许，刘金郁驾驶粤SLxx**号小型面包车乘搭刘某一、刘某二、何某一、刘某三、刘某四等六人，从广州往广西方向行驶，行至深罗高速G25-18线258公里+700米路段（往广西方向）时，与从杨振驾驶的停放在应急车道上的桂KGxx**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桂KXX**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上下车进入路面的驾驶员杨振及该车随车人员PHAMVANKHOA（中文译文：范某一）发生碰撞，造成杨振和乘客刘某一、刘某二、何某一、刘某三、刘某四受伤，范某一当场死亡，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8年11月8日，云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作出第445*************19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金郁、杨振和范某一共同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刘某一、刘某二、何某一、刘某三、刘某四不承担事故责任。上述认定作出后，范氏常不服，向云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2018年12月11日，云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复核结论，维持原认定。受害人的家庭情况：范某一（译为范某一）是越南人，范氏常（译为范氏常）是受害人范某一的妻子，范某一（译为范某一）、范某二（译为范某二）是受害人范某一的儿子，范鹏德（译为范鹏德）是受害人范某一的父亲。刘金郁驾驶的粤粤SLxx**小型面包车属其本人所有，该车已向人保东莞公司投保交强险以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含不计免赔）。杨振驾驶的桂桂KGxx**重型半挂牵引车属其本人所有，该车已向太平洋广西分公司投保交强险。事故后，刘金郁垫付10000元给范氏常等四人，杨振垫付6800元给范氏常等四人。一审法院核定范氏常等四人请求的各个具体请求项目：1.死亡赔偿金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受害人范某一国籍越南，属外国人，范氏常等四人请求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付符合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被扶养人生活费445420.50元（30198元/年×9年+30198元/年×6年2个月÷2人+30198元/年×8年÷3人），受害人范某一的被扶养人有三人，长子范某一出生于2009年10月1日，受害人范某一死亡时9岁，至18周岁仍需计付被扶养人生活费9年；次子范某二出生于2015年11月27日，受害人范某一死亡时2岁10个月，至18周岁仍需计付被扶养人生活费15年2个月；受害人范某一的父亲范鹏德（扶养人3人）出生于1955年2月1日，受害人范某一死亡时63周岁，按规定仍需计付被扶养人生活费17年。由于前9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按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30198元/年计算，其余如实计算。3.丧葬费46784.5元，范氏常等四人请求的丧葬费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4.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综合受害人范某一的死亡后果、过错责任、当地生活水平，酌情支持30000元。5.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4384.80元（146.16元/天×3人×10天），受害人范某一因事故死亡，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按照相关规定计算3人10天。6.亲属住宿费2000元，范氏常等四人未能提供票据证实其支出住宿费的情况，一审法院酌情支持。7.交通费4000元，范氏常等四人虽未能提供交通费票据，但处理事故、丧葬事宜等确需支出，故交通费可酌情支持4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云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作出的第445*************19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金郁、杨振和范某一共同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刘某一、刘某二、何某一、刘某三、刘某四不承担事故责任，该认定事实清楚、责任认定恰当，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综合上述第三项一审法院核定的损失情况，本次事故造成范氏常等四人的总损失为1352089.80元，均为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鉴于本案属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损失已超出两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人保东莞公司和太平洋广西分公司作为承保人，依法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不足部分，根据事故责任比例分担。由于本次事故造成范某一死亡，杨振、刘金郁、乘车人刘某一、刘某二、何某一、刘某三、刘某四受伤，其中范某一的亲属、刘某一、刘某二、何某一、刘某三、杨振已提起诉讼，刘金郁、刘某四确认不提起诉讼，杨振属于桂桂KGxx**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驾驶员，不属于桂桂KGxx**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第三者，故桂桂KGxx**重型半挂牵引车的交强险按照范某一的亲属、刘某一、刘某二、何某一、刘某三的损失比例分配；粤粤SLxx**小型面包车的交强险按照杨振和范某一的亲属的损失比例分配。因此，对于范氏常等四人的事故损失，应由人保东莞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包括精神抚慰金在内的95079.76元[110000元×1352089.80元／（212174.48元+1352089.80元）]给范氏常等四人，太平洋广西分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105316.55元[110000×1352089.80元／（1352089.80元+11049.60元+8377.20元+21782.96元+18918元）]。对于范氏常等四人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由于刘金郁、杨振和范某一共同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范某一属行人，酌情由刘金郁和杨振各承担35%的赔偿责任。对于杨振提出其搭乘范某一的行为属好意同乘的主张，由于杨振是应范某一的请求无偿搭载其到目的地的，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杨振的主张并酌情减轻10%的赔偿责任，由杨振承担25%的赔偿责任。对于人保东莞公司提出刘金郁未按规定检验车辆，商业险免赔的抗辩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人保东莞公司在诉讼中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在订立合同时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该项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刘金郁应承担的超出交强险部分责任，由人保东莞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付。综上所述，对于范氏常等四人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1151693.49元[（1352089.80元-95079.76元-105316.55元）]，由杨振赔付287923.37元（1151693.49元×25%），减除已垫付的6800元，仍需再赔付281123.37元；由人保东莞公司赔付393092.72元（1151693.49元×35%-刘金郁赔付的10000元）。范氏常等四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上述核定的赔偿项目、责任和数额的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予以驳回。太平洋广西分公司经传票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质证与抗辩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付105316.55元给范氏常等四人。二、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付95079.76元给范氏常等四人。三、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范围内赔付393092.72元给范氏常等四人。四、由杨振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281123.37元给范氏常等四人。五、驳回范氏常等四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28元（范氏常已预交），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负担1368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负担6341元，杨振负担3652元，范氏常等四人负担4267元。案件受理费已由范氏常等四人预交，应范氏常等四人的要求不予退还，由杨振、人保东莞公司、太平洋广西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迳付给范氏常等四人。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刘金郁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被上诉人范氏常等四人和原审被告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范氏常等四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被保险人为刘金郁的《机动车商业险保险单》，保险日期为2018年5月8日至2019年5月7日，该投保单中“重要提示”一栏中为普通字体的提示内容，该提示栏中没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签名确认。还查明：上诉人承保的粤粤SLxx**车在事故发生前的年检有效期至2018年1月。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上诉人人保东莞公司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对于各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应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刘金郁驾驶的粤粤SLxx**车在发生事故时逾期未年检，符合商业险中约定的免责条款。本案中，涉案粤粤SLxx**车的年检有效期至2018年1月，而投保人于2018年5月在上诉人处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也就是说上诉人在应当知道粤粤SLxx**车已过年检有效期的情况下仍为该车承保，其后又依据该免责条款拒赔，显然违反合同目的。保险人明知保险标的已出现保险条款规定的免责理由，仍接受投保并收取保费，应视为上诉人对该免责条款抗辩之弃权。从另一方面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报销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该规定，保险公司需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当事人提交的被保险人为刘金郁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没有投保人签名，另外，上诉人据以主张已对免责条款履行说明义务的“重要提示”一栏的内容为普通字体，并不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且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其已向投保人送达了保险条款并对其所主张的免责条款进行了口头或书面的明确说明。故上诉人主张其已履行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缺乏依据，且刘金郁也不予认可上诉人该主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承担赔偿责任，合法合理，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7197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容审判员 陈洁涛审判员 李婉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怡欢书记员 成宝烨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