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85民初6198号原告：昆山市国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前进西路4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251273492F。法定代表人：李继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鄂毅，江苏四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亮，江苏四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大厦1幢9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7353191866。法定代表人：张顺发。管理人：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清算小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悦红，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笳，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顺发，男，1949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现暂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被告：贵州省仁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北门三岔路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02067729111B。法定代表人：张顺发，该公司经理。第三人：徐岩，男，1962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第三人：徐根生，男，195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原告昆山市国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典当公司）与被告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贵州省仁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仁泰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院依法追加徐岩、徐根生为第三人，分别于2020年1月15日、2020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昆山国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亮与鄂毅（参加第一、二次开庭）、被告苏州仁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顺发（也即被告张顺发及被告贵州仁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被告苏州仁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悦红（参加第一次开庭）与赵笳、第三人徐岩（参加第二次开庭）、第三人徐根生（参加第三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昆山国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享有债权103671698.63元（含本金4850万元、截至2016年2月29日的利息2241万元、自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1月7日的利息33261689.63元、违约金50万元，再扣除被告已支付的100万元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张顺发与贵州仁泰公司共同向原告清偿上述第一项债务。事实和理由：1.2013年7月19日，案外人徐岩作为原告的代理人与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徐根生、贵州福泉大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等签订了《协议书》，代原告受让了徐根生对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应付补偿款及应退投资款）4850万元。《协议书》同时明确了4850万元的支付方式及逾期付款利息。2.但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未依约还款，经原告代理人多次催要，仅偿还了部分利息。2016年3月16日，三被告作为债务承担主体，共同确认截止2016年2月29日结欠利息2241万元，并共同承诺按照协议书履行偿还义务。3.截至太仓市人民法院受理申请被告苏州仁泰公司重整之日，三被告尚结欠原告债权本金4850万元及相应利息合计103671698.63元。现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贵州仁泰公司共同辩称：1.原告诉讼主体错误，应当驳回起诉。具体理由为：第一，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徐岩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第二，如果双方之间确认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被告张顺发及苏州仁泰公司不可能与徐岩签订四方协议，因为，当时签订四方协议的背景为2013年3月8日，徐根生要退出投资合作，张顺发需退还徐根生投资款及大昌公司的拆迁补偿款，为了顺利拆迁及拿下福泉市第13号与18号地块，张顺发才同意与作为大昌公司大股东的徐岩签订四方协议，如果徐岩作为国信公司的代理人签订，张顺发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不可能与徐岩签订四方协议，并且四方协议形成的债务也不是借款和典当，本身已超过了国信典当公司的经营范围。因此，本案符合合同法第403条的但书规定，原告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2.在不考虑主体的情况下本案所涉的债务应当由贵州仁泰公司承担。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条及民法总则第75条的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应由法人承担民事法律后果。福泉市第13号与18号地块是苏州仁泰公司为贵州仁泰公司获取，实际最终也是由贵州仁泰公司取得了相应地块，应当由贵州仁泰公司履行相应义务。3.针对债权金额，第一，关于四方协议的效力，属于张顺发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现张顺发要求解除该协议。徐岩与徐根生在签订协议时隐瞒了重大事实，造成张顺发对签订协议的情况与自身权利义务的重大误解，根据四方协议，在条款中，徐根生称其已取得了大昌化工公司的全部权属，但在签订协议时，徐岩才是大昌公司的控股股东，从协议书的整体内容看，协议书中包括了徐岩与徐根生，以及大昌公司在签订协议后要排除妨碍的义务，可以看出张顺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签订。原告诉讼请求中的3650万元系对大昌公司的拆迁补偿款，但实际上的拆迁补偿款仅有784万余元，扣除575万元后，剩余209万元。原告诉讼请求中4850万元实际上包含3650万元拆迁补偿款及1200万元投资款，投资款1200万元应当退还给徐根生，拆迁款仅剩209万元，应当支付给大昌化工公司，上述均应由贵州仁泰公司履行。第二，在不考虑协议书效力的情况下，协议书为双务合同，在约定了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的义务的同时，也约定了徐根生、徐岩、大昌化工公司的义务，但徐根生没有收购大昌公司任何股权或资产，也无法提供收购资料与凭证，大昌化工公司也没有配合张顺发处理拆迁工作，最终的拆迁工作由当地政府主导，拆迁补偿也由政府部门支付给大昌化工公司，在徐根生、徐岩、大昌公司没有履行任何义务的情况下，被告不应承担任何合同价款，并且根据协议书第2.2款约定，也未达到付款条件。第三，原告主张的利息过高，应当减少。根据协议书约定，4850万元并非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实为违约金，如法庭审查后认为被告确有给付金钱义务的，也应将违约金的比例调整为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第三人徐岩陈述：认可原告与第三人徐岩之间系委托关系，2013年7月19日的《协议书》是原告与第三人徐岩已签订委托协议后徐岩代表原告去签署的。协议书中载明的有关徐岩的权利义务均是代表原告确认，徐岩记不清楚在签署协议过程中有无披露过是代表原告签字受让权利义务。协议书中鉴于部分的第四条徐根生结欠徐岩的款项是徐根生结欠原告的，徐岩与徐根生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徐岩与张桂生是朋友，徐根生欠原告钱，张顺发欠徐根生的钱，原告受让徐根生对张顺发一方的债权，为了向张顺发一方要钱，张桂生就委托徐岩来负责清理债权债务关系，至于为什么原告不自己出面，徐岩也不清楚。第三人徐根生陈述：1.第三人徐根生为案外人昆山龙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法人，持股80%，因第三人徐根生结欠原告昆山国信公司款项，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与张顺发结欠徐根生款项，徐根生便将被告结欠的款项转让给了原告昆山国信公司。2.第三人徐根生与徐岩之间不存在任何款项往来，徐根生个人也不结欠徐岩款项，原告提供的2013年7月19日的四方协议书为真实协议，徐岩是代原告昆山国信公司受让徐根生对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与张顺发的债权，受让的债权本金为4850万，其中1200万元为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与张顺发应该返还的投资款，剩余三千多万元是因买贵州福泉大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昌公司）支出的费用，大昌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的股东沈春生、施东生的股权均是代徐根生持有，徐根生实际享有该公司100%股权，后来该公司股权转让给原告国信公司，即本次抵债的方式转让给原告，股东变更为了徐岩与武建斌，徐岩与武建斌应该也是代原告昆山国信公司持有，相关手续均是在原告的安排下办理。3.徐根生对第三人徐岩与原告昆山国信公司之间的关系不知情，四方协议书中徐岩的签字代表原告昆山国信公司是事实，签字时被告张顺发也知情。第三人徐根生已经按照2013年7月19日的协议履行了相应义务，大昌化工也已经完成了拆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各方之间签订的协议相关事实。（一）被告张顺发与第三人徐根生之间的投资协议有关事实。2013年3月8日，被告张顺发与第三人徐根生签订一份《解除合同》，约定：鉴于，1.张顺发于2012年4月18日通过竞拍取得福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竞拍编号分别为（2011）13号和18号地块，面积为131785.1平方米；2.张顺发与徐根生于2012年6月5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开发张顺发以苏州仁泰公司竞拍取得的土地，张顺发占51%，徐根生占49%，双方按照比例出资并享有税后利润收益；3.截至目前，徐根生未按照合同约定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金、拆迁保证金、运营费用等）。根据以上事实，双方经过在协商，对《投资合作协议》的解除事宜一致达成如下约定：一、双方于2012年6月5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即解除原《投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徐根生的一切权利均取消；。（二）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徐根生、徐岩、大昌公司之间协议书。2013年7月19日，苏州仁泰公司与张顺发（甲方）、徐根生（乙方）、徐岩（丙方）、大昌公司（丁方）签订一份《协议书》（以下均简称四方协议），约定：鉴于：1.福泉市人民政府（2011）172号会议纪要，将福泉市（2011）13号、18号地块挂牌出让，其中13号地块中有大昌公司的三宗工业用地，需对大昌公司进行拆迁安置，拆迁安置补偿费由土地竞得人承担。2.苏州仁泰公司的张顺发与徐根生于2012年6月5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开发福泉市（2011）13号、18号地块商业服务及住宅项目，其中张顺发占51%，徐根生占49%，且以苏州仁泰公司在福泉设立分公司作为项目开发主体，独立核算，徐根生分别于2012年3月12日及4月12日共计向苏州仁泰公司汇入1200万元作为投资款。3.徐根生通过收购的形式在2011年取得大昌公司的全部权属，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权、公司名下的土地、厂房、矿产资源、地上附着物、设备设施等，合计支出3000万元。4.徐根生确认结欠徐岩款项本息合计6450万元整。根据以上四点，四方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合同目的。1.1原徐根生收购大昌公司的目的是配合取得福泉市（2011）13号、18号地块单一竞拍主体资格，现徐根生不再参与该项目的投资开发，由苏州仁泰公司作为开发主体，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同意对徐根生进行补偿，补偿总金额为3650万元，徐根生需向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提供有关收购大昌公司拆迁补偿的所有资料及全部合法的支付凭证。1.2由于徐根生无资金投入，造成对《投资合作协议》的严重违约，张顺发考虑到徐根生的实际困难，放弃追究徐根生的违约责任。现张顺发与徐根生均同意解除双方于2012年6月5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原徐根生汇入仁泰公司的1200万元投资款由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不计息退还徐根生，今后涉及福泉市（2011）13号、18号地块的开发权利归仁泰公司唯一享有，徐根生无权再参与或享有权利。1.3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对徐根生的补偿金及退回的投资款合计4850万元，该权利徐根生同意转让给徐岩，在任何条件下该款项由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直接支付给徐岩，冲抵徐根生结欠徐岩的款项。1.4本协议书签订后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有权立即拆除大昌公司的所有土地、厂房及地上附着物的权利，原属于大昌公司的现有一切物品属于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第二条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2.1苏州仁泰公司享有福泉市（2011）13号、18号地块的开发权，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建设、销售、享有利润等。2.2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确认在项目开发建设销售后逐步向徐岩支付本协议1.3条规定的4850万元款项，由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直接支付汇入徐岩或徐岩指定账户。2.3徐根生需完成解决大昌公司原股东唐大昌用机动车堵住大昌公司大门事宜，且指示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配合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拆迁工作。2.4原徐根生收购大昌公司结欠的收购款由徐根生负责，与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无关，原徐根生在该项目前期开发实施中以自己名义或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和其他人的名义对外发生的债务由徐根生处理即承担民事责任，造成苏州仁泰公司损失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有权在补偿款中扣除。2.5上述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应付款项4850万元的权利归徐岩享有，徐根生不得再向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主张。2.6徐岩在享有上述权利的同时，须确保不再以大昌公司股东身份阻碍苏州仁泰公司拆迁工作及开发建设工作。2.7大昌公司作为徐根生收购企业，且属于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竞拍地块范围，同意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以1.1条约定的金额3650万元补偿款对其拆迁。第三条徐根生、徐岩方债权债务的处理。3.1徐根生以应收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款项转让给徐岩，冲抵4850万元，还余1600万元未归还。3.2徐根生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分期将剩余1600万元归还给徐岩。第四条徐岩与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之间的款项结算。4.1苏州仁泰公司承担支付徐岩4850万元的责任，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按照本协议2.2条约定支付，徐岩户名：徐岩。4.2自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第61天开始按照月息2%计算利息，利息每满三个月结付至4.1条账户，直至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付清为止。第五条其他约定。5.5如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向徐岩支付款项，徐岩有权一并要求支付全部款项，且除应承担本协议约定利率的利息外，还应承担支付50万元违约金。（三）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与第三人之间的其他书面材料。2013年9月28日，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共同作为甲方与徐岩（乙方）签订一份《备忘录》，载明：鉴于双方与徐根生、大昌公司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双方根据法律规定备忘如下：1.原协议书4.2条约定的利息起算点调整为2013年10月30日起。2.2013年10月30日至2013年12月29日的利息按照每个月结付一次，自2013年12月30日后继续按照原《协议书》4.2条约定的每满三个月结付。3.徐岩筹款代贵州沪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泉分公司支付其结欠唐大昌、王泽菊的收购款170万元，如徐岩无法完成支付，则同意向张顺发账户存入340万元用于等待支付给唐大昌、王泽菊，如果最终确定支付给唐大昌、王泽菊的款项超过340万元，在徐岩认可后补足支付，如果最终支付给唐大昌、王泽菊的款项在340万元以内，则多余部分张顺发退还给徐岩。2015年5月25日，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共同作为甲方与徐岩（乙方）签订一份《结算确认书》，载明：鉴于双方与徐根生、大昌公司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及2013年9月29日签订的《备忘录》，双方确认如下：1.截止2015年5月30日，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共计向徐岩支付过利息475万元，经过结算确认结欠利息1368万元。2.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确认在其或其下属的福泉公司经营开发的福泉金山锦绣家园项目、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白云大厦项目及荆溪别院项目中任一项目对外销售产生销售回笼资金的，争取在2015年10月开始向徐岩归还本金。3.徐岩同意如果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能够在第2条归还部分本金（不低于200万元）之日起，将协议书约定的利息调整为月息1.2%计算直至甲方全额归还本金，在甲方归还本金后三个月内还清上述结欠之利息。2016年3月16日，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共同向徐岩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徐岩，鉴于承诺方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及你方与徐根生、大昌公司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2013年9月29日甲乙双方签订的《备忘录》、2015年5月25日签订的《结算确认书》，苏州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系苏州仁泰公司及张顺发控制公司认可之前签署的全部文件，再次承诺作为对你方债务承担主体，共同承诺如下：1.你方按照协议书约定履行，承诺方按照协议书约定支付你方利息475万元，截至2016年2月29日，承诺方共同确认结欠你方利息2241万元，承诺方主体共同承诺按照协议书约定计算利息并共同履行偿还义务。2.承诺方共同承诺：仁泰福泉公司开发的福泉市房地产项目于2016年上半年开工建设，销售所得扣除工程款后优先偿还你方款项，承诺方苏州仁泰及其分公司开发的位于太仓市白云大厦项目及荆溪别院项目中任一项目对外销售产生回笼资金也用于偿还你方款项。该承诺书下方加盖了苏州仁泰公司公章，张顺发在代表人处签字，张顺发在苏州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代表人处签字。二、有关大昌公司的拆迁情况及涉案土地的出让与登记情况。庭审中，原告国信公司、被告张顺发、贵州仁泰公司、第三人均确认大昌公司已完成拆迁。原告昆山国信公司提供的《拆迁现场移交凭据》显示：2013年8月8日，大昌公司根据苏州仁泰公司与其达成的《拆迁补偿协议》，双方代表对大昌公司现有的物品进行清点，本次向苏州仁泰公司移交的范围为现有大昌公司所有的土地共27亩及土地上的厂房和办公房等所有附着物，清单如下，办公楼一栋，食堂用房一间，会议室一间。交割后，苏州仁泰公司有权立即对大昌公司现有建筑物进行拆除，如现有大昌公司法人沈春生与原法人唐大昌之间因为债权债务引起的纠纷导致不能拆除的情况，不能作为本次交割的凭据，交割有效凭据以无异议拆除上述建筑物为依据。原告提供的2013年9月29日由徐根生、沈春生、唐大昌、王泽菊签字的《收条》显示：收款人唐大昌、王泽菊收到贵州沪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泉分公司支付贵州福泉大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及福泉市南松砂石厂原权利人唐大昌及王泽菊的收购尾款200万元，加上之前已支付的2830万元，确认收款3030万元，所有款项现已结清。收款人无权干涉仁泰公司对大昌公司地上建筑的拆迁及土地开发利用，特此确认双方权利义务全部清结！原告同时提交了2013年9月29日由沈春生支付王泽菊200万元的转账凭证。2013年9月18日，福泉市国土资源局向福泉市人民政府请示开展福泉市（2013）33、34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并附出让方案，方案中包括本案所涉大昌公司已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的工业用地，方案中明确建议由福泉市土地储备中心按147元/平方米（福府专议[2011]122号纪要）进行收购，收购补偿款总计2719794元，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和建筑物不收购不进行补偿，由竞得人支付经评估公司评估的地上附着物等补偿费7848045元。2013年10月16日，福泉市人民政府同意上述请示。2013年9月29日，大昌公司向福泉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一份情况说明，载明：针对大昌公司的3宗工业用地确认由市土地储备中心以147元/平方米收购，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按7848045元确认由土地竞得人苏州仁泰公司承担支付，上述款项已与苏州仁泰公司结算清楚，大昌公司不会向福泉市国土资源局主张任何权利和款项，也保证其他债权债务与福泉市国土资源局无关。2017年12月5日，苏州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与福泉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两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522702-2013-CR-0076、522702-2013-CR-0077），约定由苏州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受让（2013）33、（2013）34号宗地。本案所涉大昌公司工业用地即包含在上述合同宗地中，被告贵州仁泰公司在上述合同受让人处加盖公章，被告张顺发签字确认。2018年被告贵州仁泰公司就上述合同指向的土地办办理了不动产权属登记。三、有关原告与第三人徐岩之间的委托关系的事实。为证明徐岩与原告之间的委托关系，原告提供一份《委托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为原告国信典当公司，乙方为昆山市创业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丙方为徐岩，三方约定，鉴于1.徐根生结欠国信典当公司贷款本金1000万元，昆山龙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鹰公司）结欠国信典当公司贷款本金3550万元，及龙鹰公司结欠乙方贷款本金700万元；2.徐根生与张顺发于2012年6月5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以苏州仁泰公司的名义共同合作竞拍及开发福泉市（2011）13号及18号商住地块（合计131785.1㎡），徐根生对该项目享有占49%的权利，徐根生以龙鹰公司投入资金1200万元，后续未再投入资金；3.徐根生间接持有大昌公司100%股权，并对其享有控制权，国信典当公司2011年7月收购大昌公司价款3000万元，已付1900万元。各方经过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两方委托徐岩代为处理与徐根生、龙鹰公司之间的债务追讨事宜，徐岩同意接受委托。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接受徐根生及龙鹰公司以贵州福泉开发项目中的投资款1200万元及大昌公司价值抵债给徐岩，或以徐岩名义收受仁泰公司支付款项，或以徐岩名义收取大昌公司的补偿款。三、徐岩仅为甲乙的代理人，因本委托协议而收取的一切款项均归甲乙，系用于归还徐根生、龙鹰公司结欠的贷款本金，如徐岩收回款项超过5250万元，则作为甲乙方支付给徐岩的委托费用，否则，甲乙方无需向徐岩支付委托费用。四、各方知悉徐根生还欠原大昌公司股东唐大昌、王泽菊款项未结清，如徐岩在主张权利时需支付的上述结清款同意在收回款项中扣除。五、因本委托协议生效后徐岩方向徐根生、龙鹰公司主张债权所发生的一切非法行为均非甲乙方委托，由徐岩自行承担。因本委托协议履行发生的纠纷均应向甲乙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签订时间为2013年7月15日。原告还提供一份委托书，委托人为原告国信典当公司与案外人昆山市创业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受托人为徐岩，委托书载明：现就委托人二公司与徐根生、龙鹰公司5250万元借款及追讨借款本息一事中委托徐岩作为代理人，委托事项有：代为处理与徐根生、龙鹰公司之间的债务追讨并严格履行徐根生、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等签订的《协议书》，代为抵债、收受或收取相关方一切款项等全权处理本事项有关事宜。代理期限为自委托之日起至结清借款本息之日止。该委托书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1月23日。2019年9月21日，徐岩向本院出具一份《债权确认书》，载明：本人接受国信典当公司的委托作为其代理人，负责向徐根生、昆山龙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追讨4550万元本金及利息事宜。2013年7月19日，本人作为国信典当公司的代理人以自身名义与徐根生、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等签订了《协议书》，代其受让了徐根生对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享有的到期债权（应付补偿款及应退投资款）4850万元。《协议书》同时明确了4850万元的支付方式及逾期付款利息。之后本人代国信典当公司多次追讨债权，取得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苏州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等签署的付款承诺文件。本人在此确认，本人根据《协议书》以及相关付款承诺文件，对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苏州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享有的债权及附属的全部权益依法归昆山国信典当公司所有。四、有关第三人徐根生及其公司昆山龙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鹰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相关事实。原告提供了8份股权质押典当及续当合同，当金合计4550万元。典当人均为龙鹰公司。原告提供一份《债务确认函》，显示，2013年2月7日，案外人昆山市德准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准公司）向龙鹰公司确认：1.2012年8月，德准公司因经营需要，委托龙鹰公司以龙鹰公司名义向昆山国信公司以典当方式借款650万元，再由龙鹰公司转借给德准公司；2.2012年8月30日，龙鹰公司与昆山国信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典当合同，国信公司向龙鹰公司出借650万元，典当综合费91000元，国信实际金额为6409000元，典当期限自2012年8月30日至2012年9月12日，月费率为2.4%，月利率为0.6%，同日国信公司出具当票；。因龙鹰公司2012年8月30日向德准公司出借650万元，德准公司负有偿还借款的义务。第三人徐根生对该《债务确认函》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一份《昆山龙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徐根生冲抵债务来源情况说明》，显示，2014年1月1日，第三人徐根生代表龙鹰公司向国信典当公司、昆山市创业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确认：根据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四方协议书有关约定及龙鹰公司2012年2月7日出具《债务确认函》的相关内容，截至2013年9月19日，龙鹰公司及本人共结欠国信典当公司典当本金5200万元，息费（按2%/月计）933.5万元，结欠创业科贷公司借款本金700万元，同时2013年9月19日为4850万元抵债金额确定日，所以龙鹰公司及本人实际结欠国信公司、科贷公司借款本金为5200+700+933.5-4850=1983.5万元及2013年9月19日开始计算的相关息费，由于公司及本人目前资不抵债，已丧失偿债能力，1983.5万元借款本金及由此产生的息费将由我的担保人唐明友在履行完自己的付款义务后代为偿还。该情况说明还载明附：（1）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四方协议书;（2）2012昆国信2012股续字2-1、2-2、2-3号；（3）2013年11月23日与徐岩签订的委托书;（4）2013年2月7日《债务确认函》。第三人徐根生认可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五、贵州仁泰公司、大昌公司及龙鹰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有关事实。被告贵州仁泰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9日，成立时的名称为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福泉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股东分别为被告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占股80%）、被告张顺发（占股20%），2015年1月15日将注册资本变更为8000万元，2015年11月4日间公司名称变更为贵州省仁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将股东变更为案外人张宏伟（占股80%）、被告张顺发（占股20%）。大昌公司于2003年4月4日成立，注册资本73万元。2010年5月19日该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王泽菊、唐大昌、刘学飞、程颢各持有25%股权，2010年8月5日股权结构变更为唐大昌、王泽菊各持有50%股权，同时法定代表人由刘学飞变更为王泽菊，2011年11月3日，股权结构变更为沈春生持有95%股权，施东生持有5%股权，法定代表人同时变更为沈春生。2013年3月14日，股权结构变更为徐岩持有95%股权，武建斌持有5%股权，法定代表人未作变更。龙鹰公司于2003年5月4日成立，注册资本为3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徐根生，持股比例80%，另一股东为张小林，持股比例为20%。另查明，2019年1月7日，本院根据被告苏州仁泰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被告苏州仁泰公司的重整申请。上述事实，有原告昆山国信公司提供的协议书、备忘录、结算确认书、承诺书、债权确认书、工商登记信息、股权质押典当合同、债务确认函、情况说明、委托协议、委托书、移交凭据、收条、转账凭证，被告苏州仁泰公司提供的民事裁定书、企业信息查询单、《解除合同》、《关于“锦绣家园”土地出让价款交纳的情况说明》、《福泉市人民政府关于锦绣家园开发项目调整用地的批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福泉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开展福泉市（2013）33号和（2013）34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请示》、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不动产证、情况说明、一般缴款书，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现原告主张要求确认其对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享有债权、被告张顺发、贵州仁泰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双方诉辩意见，原、被告的争议一是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原告能否以与徐岩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为由，以其为四方协议的实际权利人身份向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主张权利；二是如果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被告苏州仁泰公司能否以徐根生、徐岩隐瞒重要事实、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四方协议；三是如果原告可以以自己名义主张四方协议中徐岩享有的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是谁，三被告是否均应承担清偿义务；四是本案所涉的债务范围如何确定。针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1.根据原告提供的委托协议与委托书、原告与第三人徐岩、徐根生的陈述，可以确认原告与徐岩之间就签订四方协议及处理相关事宜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虽原告未能提供委托协议原件，但原告与徐岩作为委托协议的双方，均确认了协议真实性，也对协议来源进行了解释，第三人徐岩与徐根生均确认双方不存在个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合同关系双方均无异议、被告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合同关系真实性的情况下，对原告与徐岩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应予以确认。2.现行法律并未规定受托人必须以委托人名义订立合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可以以自己名义在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也可以以委托人名义在授权范围内订立合同。因此，徐岩以自己名义与被告、案外人徐根生签订四方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3.本案不属于适用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但书部分的情况。被告主张其如果知晓徐岩系作为受托人代原告签署协议、受让徐根生在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就不会签订四方协议，因为只有徐岩才能完成大昌化工的拆迁工作，但被告未能提供该证据证实四方协议中徐岩应当履行的部分具有人身属性，而各方均确认大昌公司的拆迁工作已经完成，原告提供的现场交接凭证及付款凭证也印证了原告与徐岩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并未影响到拆迁工作，因此，被告主张本案应适用但书规定缺乏事实依据。根据原告的主张、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的规定，本院确认原告作为委托人可以行使徐岩关于四方协议中对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的权利，原告属于适格诉讼主体。针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被告仁泰公司、张顺发在签订四方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事实。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主张其重大误解的事实为对大昌公司的拆迁补偿款金额，签订协议时根据协议“鉴于”部分的第3条、协议正文第1条，徐根生因收购大昌公司的全部权属，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厂房、矿产资源、地上附着物、设备设施等合计支出3000万元，基于该认识，协议第1条才约定了对徐根生补偿3650万元，但根据被告在本案诉讼中了解，没有证据显示徐根生取得了大昌公司的股权等资产，而管理人从福泉市国土局调取的证据显示大昌公司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经评估作价经7848045元，土地收购补偿款仅为2719794元，远低于四方协议中确定的金额。针对被告的主张，本院认为，从四方协议约定的内容看，“鉴于”部分第3条载明的款项指的是徐根生为收购大昌公司支出的款项，四方协议第1条明确了签订合同的目的，其中明确徐根生收购大昌公司是为配合取得福泉市（2011）13号、18号地块单一竞拍主体资格，而被告指出的其了解到的评估作价金额是2013年9月18日福泉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土地出让方案中记载的金额，与被告陈述的重大误解针对的款项实为不同性质的款项，也并无证据显示被告在四方协议时确定的补偿金额是基于土地的实际价值，在双方于四方协议“鉴于”部分对徐根生在2011年为收购大昌公司支付金额作出确认、原告也提供了收条佐证第三人徐根生完成了收购大昌公司、大昌公司原股东唐大昌与王泽菊向签订协议时的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春生及第三人徐根生出具了收到收购款的收条、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也确实获得了单一竞拍主体资格实现了合同目的的情况下，被告主张其对四方协议中的补偿款金额3650万元存在重大误解，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根据前文所述，现被告无权要求撤销四方协议，亦无证据显示该协议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本院依法认定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各方均应根据协议履行义务。现原告主张根据该协议、备忘录、结算确认书、承诺书、债权确认书由三被告履行义务，而三被告均主张应当由被告贵州仁泰公司履行义务，理由为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应由法人承担民事法律后果。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由此可知，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与上述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四方协议、2013年9月28日备忘录、2015年9月28日的结算确认书，付款义务人均为甲方，甲方则指的是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与张顺发，协议书与结算确认书中有被告苏州仁泰公司盖章与张顺发签字，备忘录有张顺发的签字，故上述协议书、备忘录、结算确认书均应对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有法律约束力，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与被告张顺发应当为债务人，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履行义务。关于被告贵州仁泰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确认的2013年7月19日协议书的主体为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与张顺发，并非被告贵州仁泰公司，现原告主张被告贵州仁泰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系2016年3月18日被告张顺发代表被告贵州仁泰公司作出的共同还款承诺，因原告、被告张顺发均确认被告贵州仁泰公司没有就该承诺事项召开股东会、经股东会确认，也没有证据显示2016年3月18日被告贵州仁泰公司的另一股东亦认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情况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属无效，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贵州仁泰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四。2013年7月19日协议书中明确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与张顺发应当支付的款项包括1200万元投资款、3650万元拆迁补偿款，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后续出具的备忘录、结算确认书、承诺书也均明确按照2013年7月19日协议书项下的义务履行，现原告要求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根据协议书约定支付4850万元具有事实依据。关于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不予认可3650万元拆迁补偿款的意见，结合前文关于委托代理关系效力部分的认定，协议书中确认的拆迁补偿款与被告主张的福泉市政府确定的评估价款并非同一概念，被告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主张尚未达到付款期限与付款条件的意见，本院认为，协议书第2.2条确认了支付条件即“在项目开发建设销售后逐步向丙方支付。”，该约定内容并不明确，同时两被告还在结算确认书中确认争取在2015年10月开始归还本金，也结算了利息，在承诺书中确认2016年上半年开工建设福泉市房地产项目，销售所得扣除工程款后有限偿还协议书所确认的债务，由此可知，债权人与两被告两次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结算利息，可以认定债权人进行了催要，债务人应当履行，而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亦申请进行重整，本院于2019年1月8日进行受理，被告亦应当履行债务，故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关于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未达到付款条件的主张。关于利息与违约金部分，本院认为，被告抗辩1200万元投资款部分，根据协议书第1.2条约定，不应当计算利息，但本院注意到，协议书第4.2条确认的债务范围为4850万元，约定了从协议书签订之日自第61天开始计算利息，根据双方签订的备忘录、结算确认书，双方结算的利息计算基数远大于3650万元，应当认定为该1200万元部分在签订协议书之日起第61天开始计算利息。故计算利息的基数应当为4850万元。关于被告要求调整利息计算标准的主张，本院认为，虽协议书、结算确认书、承诺书中明确了利息计算标准为月息2%，也明确了具体金额，但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损失范围，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及2019年1月7日本院裁定受理被告苏州仁泰公司重整申请的事实，酌情认定利息为30516200元（自2013年9月19日起按照年息11.7%计算至2019年1月7日）。根据2016年3月16日的承诺书及原告的陈述，被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已实际支付原告利息575万元，双方计算利息时应当扣除该部分金额，扣除后利息为24766200元。在原告已经主张了利息损失的情况下，其还主张违约金50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确认其对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享有债权符合法律规定，但金额不当，本院确认其对被告苏州仁泰公司享有的债权合计73266200元（48500000+24766200=73266200）。原告要求被告张顺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亦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昆山市国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享有债权，金额为73266200元。二、被告张顺发对上述第一项承担共同还款义务。三、驳回原告昆山市国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张顺发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原告昆山市国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指定如下款项接收账户：户名昆山市国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昆山花园路支行，账号32×××52。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5238元，由原告昆山市国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69593元，由被告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张顺发共同负担39564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李 玲人民陪审员  张学文人民陪审员  朱彩亚二○二○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苏雨丹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第四十五条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权利转让或者其他有偿合同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首先引用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再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