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4民终5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爱民，男，1956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晋城古书院煤矿工人，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柴云生，山西载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爱香，女，195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长子县财政局退休职工，现住长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双贵，男，195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长子县公安局退休干部，现住长子县，系杨爱香的丈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峰，男，197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长治市和平医院医生，现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惠龙，山西德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孔新荣，女，1946年1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长子县人，户籍地晋城市，现住长治市，系常峰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红玲，女，196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晋煤集团古书院煤矿工人，现住晋城市，系孔新荣之女。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长子县钟楼街**。法定代表人：赵永进，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鹏，山西黎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长子县市民广场建设及北大街改造工程项目指挥部，住所地长子县钟楼街**。负责人：王志宏。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宇航，山西黎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爱民、杨爱香与上诉人常峰、孔新荣、被上诉人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政府、被上诉人长子县市民广场建设及北大街改造工程项目指挥部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日作出（2016）晋0428民初433号民事判决。判后，杨爱民、杨爱香、常峰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2017）晋04民终字15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的（2017）晋0428民初921号民事判决书。判后，杨爱民、杨爱香、常峰、孔新荣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爱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柴云生，上诉人杨爱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双贵，上诉人常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惠龙，上诉人孔新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红玲，被上诉人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鹏、被上诉人长子县市民广场建设及北大街改造工程项目指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宇航均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爱民、杨爱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为：上诉人杨爱民、杨爱香各分得置换房98.127平方米，各分得搬迁款27444元；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1、依照法律，以及社会现实，宅基地是确定无疑地批给杨海水的，并不是批给全家人的，更不是批给常建民的。2、一审判决以常建民有笔记本记录了建房时的支出情况，来认定常建民建房时付出的多是错误的。3、父母亲建房，儿子付出一点，一审法院就认为，儿子在产权方面应该分割多、得多违背法理，也违背社会常理。4、一审判决书认为，建房时“常建民、孔新荣付出较多，杨海水、王荷花付出较少”而对置换房屋及补偿款按比例分配，比例计算无依据。6、一审判决书完全掩盖了历史事实，农村社员的收入是相近的，都是互帮互助建房，并不需要多少金钱。7、一审判决书以杨海水家庭贫困，杨海水要过饭，就认定杨海水无力建房，靠工人常建民的工人工资来建房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书定性错误。1、诉争房屋系杨海水王荷花夫妻共同财产，并非包括常建民、王荷花在内的共有财产。父母亲所建房屋就是父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将父母亲夫妻共同财产定性为全家共同财产，是混淆是非。2、一审法院并未排除常建民故意将建房费用写在笔记本上的情形。三、一审判决书判决不公平，政府确定的置换房面积是294.38平方米，按三人计算，每人应该是98.127平方米。但是，一审判决书却判决常峰独得214.38平方米，上诉人每人只得40平方米，常峰分割比之于上诉人多5倍还有余。比之于上诉人两个人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2倍还不止。四、1964年3月所建房屋系杨海水王荷花夫妻所建，二老去世后，应由上诉人杨爱民、杨爱香、常建民三人均等继承。第三人常峰只能在其父常建民的份额内继承。在1987年发放的宅基地证上，填写了常建民的名字，是因为：父亲杨海水去世，母亲王荷花不识字，亲生子女杨爱民、杨爱香参加工作不在家。常建民趁此空挡以户主身份填写在宅基地证上。但是，也仅仅是以户主名义登记而已。宅基地证上登记的家庭成员仍然是6口人，并不是常建民、孔新荣2个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书事实不清，定性不准，判决不公。请求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进行改判。常峰、孔新荣辩称：一审认定宅基地是批给全家人，我方也同意，应当是批给常建民的，对方认为应该批给杨海水，我方不同意这一观点。当时批宅基地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也不是特别严格，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对方否定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关于房子的问题，一审进行了司法鉴定，常峰父亲建房的时候有记录本，这个本对当时花销情况有详尽的介绍，应当认定常建民建房的事实。对方认为这个本不真实，不排除常建民利用当时父母不识字情况偷偷做的准备，这样表述是不对的。这个房子宅基地登记在常建民名下，应当认定房子是常建民的，对方的上诉没有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第三人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政府答辩称，本案中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民事纠纷，政府在本案中不负有任何的法律责任。长子县市民广场建设及北大街改造工程项目指挥部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请求法庭公正判决。常峰、孔新荣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存在明显的程序性错误。一审法院未向当事人释明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与立案定性的法律关系不同，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径直以继承纠纷作出判决是明显的错误。一审法院仅就诉争房屋的物权属性（即诉争房屋到底是家庭共有，还是常建民与孔新荣夫妻共有）进行审理与认定，并未将继承问题作为争议的焦点进行审查。然而，在本次的一审判决中，却直接以“继承纠纷”作出了实体裁判不符合法律规定。显然一审法院在程序上违背了法律规定，导致上诉人未能就一审判决最终确定的继承法律关系充分行使抗辩权，从而间接地限制或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2、本案就物权纠纷，无论作出怎样的认定，也只能就诉争房屋的权属作出裁判。即便有可能存在继承的问题且时效不超，也应当另案解决。二、一审判决关于案涉宅基地和诉争房屋属“家庭共有财产”的最终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认定事实前后矛盾。1、一审判决仅以杨海水一家原先居住的房屋已经“漏水”，以及本案争议房屋建成后，杨海水与王荷花夫妻俩以及二被上诉人均一起“共同居住”过的事实，来推测案涉宅基地当时是分配给包括杨海水夫妇和二被上诉人在内。该认定理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在已查明诉争房屋系常建民投资所建的情况下，却又认定“本案诉争房屋系杨海水、王荷花、常建民、孔新荣、杨爱香、杨爱民的家庭共有财产”，该认定明显违背法律逻辑。3、一审判决就诉争房屋权属性质的认定前后矛盾。三、本案中，根据上诉人与第三人市民广场即北大街改造项目指挥部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补偿的294.38㎡房屋面积中，有244.98㎡是房屋产权置换，土地仅占49.4㎡(即土地系按1:0.3置换）。一审已经查明，诉争房屋系由常建民夫妇投资所建。既如此，双方之间的争议点在于宅基地，而非地上建筑物。即便宅基地被认定有杨海水与王荷花的份额，那么，也只能在49.4㎡范围内，由全部继承人进行继承，更何况上诉人并不认可案涉宅基地中有杨海水与王荷花的份额。四、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在原一审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为由，拒绝采信上诉人在本次一审的时效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杨爱民、杨爱香答辩称：1、关于宅基地证，宅基地已经载明，全家六口人，权利人并不是一个人，上面也没有写明是个人，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根据。2、上诉人认为国家政策没有禁止性规定这一说法是矛盾的，违背法律规定的，不能成立。人民公社已经明确土地是集体的。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把关不严。3、如果谁记事财产就归谁，明显是没有依据。记事本上也没有载明是归个人所有。4、关于时效的问题，2016年之前没有发生任何纠纷，所有就不产生诉讼时效的问题，涉及到拆迁补偿的时候才发生纠纷，时效应当从拆迁开始计算。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政府辩称：本案中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民事纠纷，政府在本案中不负有任何的法律责任。长子县市民广场建设及北大街改造工程项目指挥部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请求法庭公正判决。杨爱香、杨爱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市民广场及北大街改造项目指挥部与常峰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依法予以分割,包括房屋置换面积294.38平方米,各项补助款83332元(具体为室内装潢及附着物补偿款1476元,搬迁补助费1000元、回迁费1000元、临时安置补助费12000元、搬迁奖励67856元)，二原告各得其中的三分之一；二、判令被告将领取的补助款按份给付给二原告；三、判令第三人对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尚未实际履行部分在交付时按判决内容直接交付二原告；四、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常峰的父亲常建民（小名常幼旦），早年间由常小狗与王荷花夫妇收养，常小狗去世后王荷花带着常建民改嫁杨海水，之后杨海水与王荷花生育杨爱香、杨爱民。第三人孔新荣系常峰的母亲，与常峰的父亲常建民1964年2月结婚。杨海水于1970年冬季去世，常建民于2005年去世。至于王荷花的去世时间二原告认为是1997年农历2月21日，常峰认为是1995年农历2月20日。本案讼争房屋建于1964年，为五间土木结构房屋（中三间，东西各一间），建房时常建民在晋城矿务局古书院煤矿工作，与第三人孔新荣已结婚。该房屋建成后，杨海水、王荷花、常建民、孔新荣、杨爱香、杨爱民在该房屋内共同居住，其中常建民、孔新荣居住东一间。在建本案讼争房屋之前，杨海水、王荷花、常建民、孔新荣、杨爱香、杨爱民居住在××县“柴家院”的三间土木结构房屋内。原被告一致确认，当时该三间房屋下雨时有漏水现象。二原告认为该五间房屋系其父母杨海水与王荷花所建，被告常峰认为该五间房屋系其父母常建民与孔新荣所建。1988年在该讼争五间房屋院内又建起东西房各一座，常峰认为该东西房系其父母常建民、孔新荣所建，杨爱民认为建西房时其给常建民出过3000元钱。1987年3月20日长子县人民政府为该房屋核发宅基地使用证，户主为常建民。2001年12月30日长子县人民政府核发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该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土地使用者和所有权人为常建民。2016年3月28日因长子县城北大街拓宽改造，常峰与指挥部签订《长子县市民广场建设及北大街改造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私有房屋产权置换）》，讼争房屋及院内空地共计置换房屋面积294.38平方米，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奖励、厕所围墙等附属物补偿共计82332元，以上82332元拆迁补偿款已由常峰领取。另查明，在本案诉讼期间，常峰对其提供的“盖房子花钱表”申请笔迹鉴定，鉴定结果作出后，杨爱民、杨爱香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依法撤销编号为280105100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及集体土地使用证，2018年4月28日一审法院院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18年6月29日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杨爱民、杨爱香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移送潞城市人民法院处理。同年12月20日潞城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杨爱民、杨爱香的起诉，杨爱民、杨爱香不服向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3月22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农村宅基地的供给实行按需分配制度，具有福利保障功能。原长子县城关镇同福村委在给常建民一家批宅基地时，杨海水一家原先居住的房屋已经漏水，结合本案争议的房屋建起后杨海水、王荷花、常建民、孔新荣、杨爱香、杨爱民又一起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本院认为该房屋的宅基地当时是分配给包括杨海水与杨爱民在内的一家六口人。当然在该房屋建造过程中杨爱香、杨爱民均没有劳动能力，家中有经济来源的只有常建民一人，在该房屋的形成过程中常建民与孔新荣付出较多，杨海水与王荷花付出的较少。鉴于本案讼争的房屋被政府征收后已经置换为294.38平方米的房屋及82332元的搬迁补偿款，因此在继承该房屋时杨爱香、杨爱民应当少分。综合考虑本案案情，杨爱民、杨爱香宜每人分得40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款每人10000元。与被告常峰签订补偿协议的是指挥部，并非长子县人民政府，因此长子县人民政府在本案中不负担任何义务。综上所述，本案讼争房屋系杨海水、王荷花、常建民、孔新荣、杨爱香、杨爱民的家庭共有财产，在该共有财产形成过程中，常建民、孔新荣付出较多，杨海水、王荷花付出较少。在继承遗产时，作为杨海水、王荷花的法定继承人，杨爱香、杨爱民应当少分，常峰作为常建民的继承人，孔新荣作为房屋的共有人及常建民的继承人应当多分。孔新荣对常峰与指挥部签署的《长子县市民广场建设及北大街改造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私有房屋产权置换）》不持异议，应视为一种代理行为，在本案中孔新荣与常峰作为母子没有实质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应分给孔新荣的部分由常峰代为领受。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长子县市民广场建设及北大街改造工程项目指挥部在执行与常峰签订的《长子县市民广场建设及北大街改造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私有房屋产权置换）》时，将其中的214.38平方米房屋分配给被告常峰，剩余的80平方米房屋给杨爱民、杨爱香各分配40平方米；二、被告常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已领取的82332元拆迁补偿款给二原告杨爱民、杨爱香各分得10000元；三、驳回杨爱民、杨爱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83元，由杨爱民、杨爱香负担1200元，由常峰负担68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二审中，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被拆迁房屋是家庭共有财产还是夫妻共有财产；常峰是否应将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的置换房屋及拆迁补偿款各给杨爱民、杨爱香分得1/3。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一些老房子面临动拆迁，其所包含的动迁利益，往往引发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本案中的被拆迁房屋，建于1964年，为五间土木结构房屋，建房时常建民在晋城矿务局古书院煤矿工作，与第三人孔新荣已结婚。该房屋建成后，杨海水、王荷花、常建民、孔新荣、杨爱香、杨爱民在该房屋内共同居住，其中常建民、孔新荣居住东一间。1987年3月20日长子县人民政府为该房屋核发宅基地使用证，户主为常建民。长子县城关镇同福村委在给常建民一家批宅基地时，杨海水一家原先居住的房屋已经漏水，结合本案争议的房屋建起后杨海水、王荷花、常建民、孔新荣、杨爱香、杨爱民又一起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该房屋的宅基地当时是分配给包括杨海水与杨爱民在内的一家六口人，因此，本案讼争房屋应为杨海水、王荷花、常建民、孔新荣、杨爱香、杨爱民的家庭共有财产。上诉人常峰认为，在该房屋建造过程中杨爱香、杨爱民均没有劳动能力，家中有经济来源的只有常建民一人，宅基地使用证记载的户主为常建民，案涉房屋应当归常建民、孔新荣所有。但我国农村宅基地的供给实行按需分配制度，具有福利保障功能，且1987年政府核发的宅基地使用证应当视为对1964年审批宅基地行为的确认，因1964年家庭成员有杨海水、王荷花、常建民、孔新荣、杨爱香、杨爱民且房屋盖好后，六人均在该房屋内共同居住，应当视为该宅基地系为1964年家全体成员所批。上诉人杨爱民、杨爱香认为应当分得置换房屋及拆迁补偿款各三分之一的问题，在本案涉案房屋建房形成过程中，常建民、孔新荣付出较多，杨海水、王荷花付出较少，杨爱民、杨爱香年龄尚小，无经济来源，因此在本案讼争的房屋被政府征收已经置换为294.38平方米的房屋及82332元的搬迁补偿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本案案情，判令杨爱民、杨爱香每人分得40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款每人10000元是正确的，应予维持。综上，对上诉人常峰、上诉人孔新荣、上诉人杨爱民、上诉人杨爱香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拟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5元，由上诉人杨爱民、杨爱香负担922元；由上诉人常峰、孔新荣负担68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庆菊审判员 刘潞攀审判员 李国君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