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2民初18073号原告：朱谦禄，男，1971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加维，广东苏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春梅，女，198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被告：罗迪波，男，197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被告：胡勇，男，197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以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景强，广东无忧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梅，广东无忧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朱谦禄与被告陈春梅、罗迪波、胡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谦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加维，被告陈春梅、罗迪波、胡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景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谦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陈春梅、罗迪波立即向原告朱谦禄支付撤资款415000元；2.被告陈春梅、罗迪波立即向原告朱谦禄支付违约金62250元；3.被告陈春梅、罗迪波立即向原告朱谦禄支付逾期付款利息6225元（以4150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6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被告陈春梅、罗迪波向原告朱谦禄支付律师费19000元；5.被告胡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朱谦禄于2018年9月29日和2018年10月10日共投资56万元成为东莞市永合源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合源公司)三大股东之一即陈春梅旗下的隐名股东，股份占比5%。后因陈春梅、罗迪波拒不向朱谦禄公开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且不分红，双方发生纠纷。以上纠纷，经大朗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于2019年4月4日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约定：陈春梅同意朱谦禄撤资退还股权91.5万元，该款在三个月内分期支付60万元（2019年4月25日前付15万元、2019年5月25日前付35万元、2019年6月25日前付10万元），余款31.5万元分五期付清，如违约则需自违约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付清余下尾款和利息，且需自违约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未还余下尾款的15%），胡勇为担保人在协议上签名确认。以上协议签订后，陈春梅按约支付了第一笔款项15万元，在支付第二笔款项35万元时即开始违约，经多次催讨后才支付，第三笔款项10万元本应于2019年6月25日前支付，但一直未付，应当于2019年7月25日、2019年8月25日前支付的相应款项至今也没有支付。罗迪波与陈春梅系夫妻关系，朱谦禄投资永合源公司时，相关投资事宜一直系与罗迪波协商的，罗迪波一直声称其系该公司的股东，其本人也一直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双方的投资协议也是由罗迪波签名。在双方发生案涉纠纷时，罗迪波一直作为当事方与朱谦禄协商处理该纠纷，包括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时，罗迪波也在场。因此，案涉债务应属其夫妻共同债务，罗迪波应就该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胡勇作为担保人，在陈春梅、罗迪波没有履行债务的情况下，依法应当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陈春梅、罗迪波、胡勇辩称：一、《人民调解协议书》存在胁迫和显失公平等情形，应予以撤销，理由如下：2019年2月份，朱谦禄见商场电梯停开，商户意见大，经营受影响，因害怕亏本而提出退股要求。因陈春梅不同意其退股要求，朱谦禄连同另一股东刘年根多次到公司经营场所吵闹，拉横幅要求场内商户按照10%的比例向他们交租，并扬言要将永合源公司搞破产，让陈春梅和罗迪波身败名裂，其还多次到陈春梅居住的小区拉横幅威胁，甚至到家里威胁老人和小孩，也多次到公司滋事，将公司所有股东及商户骚扰到崩溃。2019年4月3日晚8点，朱谦禄、刘年根以沟通退出事宜为由约罗迪波和胡勇到永合源公司办公室商量，但期间却对罗迪波和胡勇采取危及人身安全行为要挟，扬言一定要220万，不然就不走，一直持续到凌晨，到4号早上6点多，仍一直在公司闹事，强行拉开有锁的抽屉，抢走公司公章、财务资料及合同资料，以暴力威胁。后经胡勇报警，即便在警察到场的情况下，朱谦禄、刘年根仍未放下抢来的公章及其他资料，其行为已涉嫌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其后，公安机关认为是经济纠纷，便转介给司法所处理。在司法所调解期间，调解人员未对朱谦禄、刘年根的闹事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提出任何指责，反而劝说陈春梅让步，期间朱谦禄、刘年根一再扬言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不归还公司公章及财务、合同资料等，考虑到没有公章公司无法正常经营，也考虑到自身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在无助和急切之下，陈春梅不得已才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但这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并非陈春梅的真实意思表示。朱谦禄投资56万元，但却除了要求退回投资款56万元外，还要支付利润35.5万元，即合计91.5万元，纯粹是敲诈勒索行为，显失公平。公司处于建立初期，需要支付各项建设费用和运营费用，获利很少，可分配利润更少，甚至没有利润可分配，即便有利润，也是公司掌握，分配权在公司。朱谦禄作为永合源公司股东，要求撤股退资应向公司提出，该协议不仅是显失公平，而且是敲诈犯罪。二、《人民调解协议书》不仅违反原投资协议的约定，且关于退股撤资条款也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一方面，根据投资协议约定，朱谦禄系向永合源公司支付投资款，是永合源公司的股东，陈春梅只是代持股，两年内不能退股，但《人民调解协议书》确认了撤资退股和索要公司利润的要求，并要求陈春梅承担支付款项的责任；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而协议内容涉及股东退股撤资等事项，属于当事人无权处分的事项，且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一、关于《东莞大朗大润发美食儿童城项目投资协议》。2018年9月25日，朱谦禄作为甲方，陈春梅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东莞大朗大润发美食儿童城项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项目投资协议”），约定：乙方为东莞市永合源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合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股东，项目投资规模总额为1120万元人民币（下同），乙方以56万元的价格将位于东莞市大朗镇长塘社区长盛广场B区3层商铺的永合源公司及名下正在设计装修的总面积约为12000平米（含四楼平顶约四千平米“太空农场”）的美食儿童城实体店股份的5%转让给甲方，即相当于甲方投资入股永合源公司，甲方依此获得相应股份的原始资产所有权及分红权，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代持股份与经营管理，合同签订后，甲方于3日内将资金注入永合源公司，乙方应于每月16日前向甲方提交一次上月财务报表，永合源公司采用按季结算的方式进行分红；甲方将相应资金注入账户即股份转让生效后，甲方获得永合源公司及所属大朗大润发三、四楼美食儿童城实体店的与股份等值的资产与权益，并成为由乙方代持股份但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实际股东，拥有与永合源公司注册股东的同等权益，两年内不得退出，如因甲方无法继续投资而必须转让股份的，则应由甲方提交书面说明及相应材料经乙方同意后在优先乙方回购的前提下进行。胡勇作为鉴证方在协议上签名，上述项目投资协议的甲方陈春梅的签名由罗迪波代签。上述协议签订后，朱谦禄向永合源公司汇入了56万元投资款。二、关于《人民调解协议书》。2019年4月4日，陈春梅作为甲方，朱谦禄、刘年根作为乙方，胡勇作为担保人，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该调解协议载明：2019年4月4日，甲乙双方在东莞市大朗镇长盛广场大润发三楼处，因永合源公司股权分红问题产生纠纷，乙方共投资112万元成为永合源公司隐名股东，占甲方股份10%，乙方要求撤资退还股权并收回永合源公司市值等值股份利润共183万元（本金+利润）。经调解，双方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同意乙方撤资退还股权共183万元（刘年根和朱谦禄各91.5万元）；2.甲方同意三个月内付清120万元（2019年4月25日前付款30万元，5月25日前付款70万元，6月25日前付款20万元，合计共120万元）；3.余下尾款63万元甲方于2019年7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共5个月），每月25日前付款10万元，共50万元，2019年12月25日前付清13万元（包括利息3万元），合计63万元；双方约定以上1、2、3点如甲方不按本合同约定还款，则视为甲方违约，甲方须在自违约之日起5日内（自然日）一次性向乙方付清尾款和利息，且甲方须自违约之日起15日内（自然日）一次性向乙方另行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未还余下尾款的15%）。该调解协议还载明，2018年9月25日双方签订的永合源公司项目投资协议罗迪波的代签名是经得陈春梅的授权同意，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调解协议生效后，罗迪波代签名的项目投资协议自动作废，双方约定此协议由胡勇作为担保人。本协议一式5份，当事人、人民调解委员会、担保人各持一份。陈春梅主张系在胁迫的情况下才签订了前述调解协议，为此提交了照片、案外人出具的证明、情况说明等。1.情况说明载明，朱谦禄、刘年根于2019年3月初以远房亲友的名义通过物业管理处放行后进入陈春梅家里，陈春梅投诉物业管理处，称朱谦禄、刘年根并非受邀前来，而是跑到家中闹事，并已报警处理；2.照片，显示有内容为“陈春梅罗迪波欠钱不还”的横幅悬挂在一小区大门上；3.案外人出具的证明，2019年3月、6月朱谦禄、刘年根有到大朗大润发的经营场所，要求向大润发的门店收取费用；4.胡勇、罗迪波在《关于刘年根和朱谦禄扰乱公司经营并抢夺公司公章行为的事实经过说明》中称，朱谦禄、刘年根于2019年4月3日晚上8点左右到永合源公司的办公室，并电话联系胡勇、罗迪波谈事，胡勇、罗迪波到达后，朱谦禄、刘年根一直在永合源公司办公室闹到凌晨三四点，并抢夺了永合源公司的公章及财务资料，之后胡勇报警，警察到场后其才停手，但未将公章和财务资料交还，警察到场后，双方一起去了派出所，朱谦禄、刘年根将公章和财务资料一起拿到了派出所。在调解室内，朱谦禄、刘年根反复强调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将永合源公司搞垮，不会给还公章，并且以后要求继续发动攻击；受到此骚扰胁迫，且综合当时情况，朱谦禄、刘年根这种做法可能引发巨大损失，权衡之下被迫签下调解协议才收回公章。双方签订调解协议后，陈春梅于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先后合计向朱谦禄支付507000元。三、永合源公司《声明》。陈春梅提交的盖有永合源公司公章的《声明》载明主要内容如下：刘年根、朱谦禄与陈春梅于2019年4月4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未经本公司同意，擅自对股东撤股退资和公司利润事项作出处分，属无权处分，同时该协议也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为无效协议，对永合源公司不具任何法律约束力，其仍为永合源公司股东，在永合源公司没有作出变更之前，其出资额不变，陈春梅支付给刘年根、刘年根的所谓“退股款”，永合源公司不予认可，应当予以返还。另陈春梅提交了显示日期为2019年3月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拟证明永合源公司股权价值及分红并无朱谦禄所主张那么高，朱谦禄对上述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不予确认。四、其他。除朱谦禄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本案三被告支付调解协议约定的款项外，刘年根亦提起了诉讼，要求三被告支付调解协议约定的款项，案号为（2019）粤1972民初18079号。陈春梅在刘年根、朱谦禄提起诉讼后，于2019年11月1日向本院另案起诉，要求撤销刘年根、朱谦禄与陈春梅于2019年4月4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并要求刘年根、朱谦禄返还已支付的款项，案号为（2019）粤1972民初20989号。因本案与（2019）粤1972民初18079号、（2019）粤1972民初20989号案件源于同一纠纷，故本院决定三案进行合并审理。另朱谦禄申请了诉讼保全，请求查封陈春梅、罗迪波价值490000元的财产，本院经审查后依法实施了保全行为。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陈春梅通过签订《东莞大朗大润发美食儿童城项目投资协议》，以56万元的价格将其位于东莞市大朗镇长塘社区长盛广场B区3层商铺的永合源公司及名下正在设计装修的总面积约为12000平米（含四楼平顶约四千平米“太空农场”）的美食儿童城实体店股份的5%转让给朱谦禄。后双方发生纠纷，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虽然记载有“撤资”的字眼，但是约定返还投资款及支付利润的义务主体系陈春梅，并非永合源公司。该调解协议在法律上应定性为股权转让合同，陈春梅主张构成抽逃出资，并以此为由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陈春梅主张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理由是否成立；二、朱谦禄以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罗迪波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是否成立；三、胡勇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针对焦点一。首先，关于是否存在受胁迫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要构成本条所规定的可撤销的受胁迫行为,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须有胁迫行为;二是须有胁迫故意;三是胁迫须为非法;四是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五是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中，公安机关在接警后，了解到双方纠纷系源于经济纠纷，遂转介到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处理。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整个过程均有人民调解员的参与、协调，签订地点系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办公场所，如陈春梅当时受到胁迫，其随时可以在现场向公安机关报警救助或向人民调解员咨询救助。事后，陈春梅也没有因其在签订上述调解协议时受到胁迫而报警，反而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因此，陈春梅主张签订上述调解协议时受胁迫，理据不足。其次，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首先，《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公安机关接警介入后，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的协调下，由双方协商一致后所达成的。陈春梅并未举证证明其签订上述调解协议时处于危困状态，更未举证证明在签订上述调解协议时缺乏判断能力。其次，《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款项包括此前已付的投资款以及利润数额。陈春梅主张利润数额显失公平，但其提交的显示日期为2019年3月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没有盖章，更未经过有资质的机构进行审计确认，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况且，《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利润数额系双方考虑到永合源公司整个经营寿命的可分配利润收益后作出的约定，陈春梅现主张上述调解协议显失公平，依据不足。综上两点，陈春梅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同时以存在受胁迫及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人民调解协议》，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调解协议，陈春梅所承诺的付款时间已届满，朱谦禄现要求其支付剩余款项,理由充分，依法予以支持,但款项应该计算为408000元(915000元-507000元)。对于双方约定的利息和违约金，考虑到朱谦禄并未举证证明其因对方逾期付款行为导致的损失情况，且双方约定的91.5万元是包括投资款及利润数额在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陈春梅以违约金过高为由申请调整，依法予以准许，并酌情调整为以未付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6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0%计算，从逾期之日起分段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关于律师费，律师费用属于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在双方就律师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朱谦禄诉请律师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二。朱谦禄以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诉请罗迪波就此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罗迪波则以陈春梅所获的股权转让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由主张案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本院认为，罗迪波与陈春梅系夫妻关系，共同参与永合源公司的经营管理，因公司股权所得利润以及将相应股权转让而所得的转让款也由夫妻共同享有；将陈春梅名下部分股权转让给朱谦禄，相关事宜的协商以及合同的签订均系罗迪波，在与朱谦禄产生纠纷后也主要系由罗迪波出面协商解决。因此，本院依法认定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罗迪波应就该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针对焦点三。胡勇作为担保人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名确认，该调解协议书未明确保证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春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朱谦禄支付款项408000元及利息（其中93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26日起计算；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26日起计算；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6日起计算；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26日起计算；以50000元基数，从2019年10月26日起计算；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1月26日起计算；以65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2月26日起计算；2019年8月19日前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0%计算,全部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罗迪波应就本判决第一判项所指向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被告胡勇应就本判决第一判项所指向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胡勇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陈春梅、罗迪波追偿；四、驳回原告朱谦禄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824元、保全费2970元，合计11794元（已由原告朱谦禄预交），由原告朱谦禄负担2054元，被告陈春梅、罗迪波、胡勇负担97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阳河审 判 员  陈国云人民陪审员  彭伟军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 记 员  黄婉欣叶燕珊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