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71行终48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丽丽，女，198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新农委1组，公民身份号码220××××××××××××62X。委托代理人：黄晓霞，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天河区××监督管理局（原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姚忠伟，局长。原审第三人：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塔4625房。法定代表人：李亚太。上诉人于丽丽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监督管理局工商登记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40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系于2011年6月21日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014年3月28日，第三人（当时法定代表人为刘艳微）委托李欣燕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企业变更登记，并提交了相关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中由第三人的原股东李雄、刘艳微和新股东于丽丽共同签署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李雄股东将原出资9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金的92.5%）的部分300万元转让给于丽丽，转让金为3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金的30%）。……变更后股东出资比例为：李雄出资4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于丽丽出资3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广州必盛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申请材料中的《董事（执行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表》上张贴了于丽丽的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有效期限为2005.09.08-2015.09.08）。经审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为第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于2014年4月1日作出穗工商（市局）内变字〔2014〕第012××××××××042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决定对第三人申请变更（备案）的经营范围、股东、章程备案、换照等事项准予变更登记（备案），其中核准第三人的股东由李雄、刘艳微变更为广州必盛投资有限公司、李雄和于丽丽。2014年9月24日，第三人委托刘秋仪再次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企业变更登记并提交了相关申请材料，该局经审查后认为第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穗工商（市局）内变字〔2014〕第012××××××××115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决定对第三人申请变更（备案）的住所（经营场所）、经营范围、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备案、监事备案、章程备案等事项准予变更登记（备案），其中核准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由刘艳微变更为罗继盘，股东由广州必盛投资有限公司、李雄、于丽丽变更为广州必盛投资有限公司、罗继盘、于丽丽，经理由刘艳微变更为张建辉。2017年6月28日，第三人委托蔡桂娟向被告申请企业变更登记并提交了相关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中的《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联络员信息》及《财务负责人信息》中均张贴了于丽丽的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有效期限为2014.07.15-2034.07.15）。被告经审查，认为第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穗工商（天）内变字〔2017〕第062××××××××585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决定对第三人申请变更（备案）的财务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董事备案、章程备案、换照等事项准予变更登记（备案），其中核准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由罗继盘变更为于丽丽，于丽丽同时为第三人的财务负责人和股东。2018年1月5日，第三人委托蔡桂娟再次向被告申请企业变更登记并提交了相关申请材料，被告经审查，认为第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于2018年1月8日作出穗工商（天）内变字〔2018〕第062××××××××405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决定对第三人申请变更（备案）的经理备案事项准予变更登记（备案），核准第三人的经理由张建辉变更为于丽丽。2018年11月30日，第三人委托文华向被告申请企业变更登记并提交了相关申请材料，被告经审查，认为第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穗工商（天）内变字〔2018〕第062××××××××470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决定对第三人申请变更（备案）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企业类型、董事备案、经理备案、章程备案等事项准予变更登记（备案），其中核准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由于丽丽变更为李亚太，股东由广州必盛投资有限公司、罗继盘、于丽丽变更为李亚太，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诉讼中，原告称其于2018年8月30日因无法订购国内飞机票，经查询发现其身份信息被冒用并被登记为第三人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财务负责人，因第三人有涉诉案件，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作为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被相关法院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施，其于次日就上述身份信息被盗用情况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将该情况告知了被告。被告确认其于2018年9月3日收到原告要求撤销穗工商（天）内变字〔2017〕第062××××××××585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的申请及相关材料，并于当天向原告出具《告知书》，告知原告相关材料已收悉并已转天河南所处理。后经审查，被告于2018年9月15日对原告的上述申请启动撤销注册登记调查程序。调查过程中，原告向被告提交了其先后两次自行委托广东开元文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其中2018年9月14日出具的穗司鉴180××××××××033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日期为“2017年6月28日”的《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章程》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处的签名“于丽丽”和日期为“2017年6月28日”的《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签章处的签名“于丽丽”均不是出自于丽丽笔迹；2018年11月7日出具的穗司鉴180××××××××041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日期为“2013年3月16日”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受让方处的签名“于丽丽”、日期为“2014年3月26日”的《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新增股东签字处的签名“于丽丽”、日期为“2014年3月28日”的《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章程》自然人股东签名或法人股东盖章处的签名“于丽丽”均不是出自于丽丽笔迹。原告提交的增值税发票显示其为此先后向广东开元文书司法鉴定所支付鉴定费用6240元和6000元，合计12240元。但被告经综合调查后认为，虽然上述《鉴定意见书》显示“于丽丽”的相关签名不是出自原告笔迹，但第三人变更登记时先后提交了原告两份不同的身份证复印件（有效期限不同），且第三人原法人股东广州必盛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建军在2018年12月24日与被告的电话通讯中陈述其认识原告，并已安排人员与原告取得了联系，已办理变更登记，故最终认定原告对第三人公司变更登记知情，参与了公司的变更，其要求撤销涉案公司变更登记的依据不足，未予撤销。原告对此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另查明，因登记权限下放，第三人的企业登记机关于2016年12月由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为原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后因机构改革，原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州市天河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的行政职能现由广州市天河区××监督管理局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被告作为原广州市天河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进行受理审查并依法作出是否准予变更登记决定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修订）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登记事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还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一）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者申请人按照公司登记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文件、材料的，应当决定予以受理。……”《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三条规定：“企业登记机关依法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依法进行核实。”《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工商行政管理的部门是登记机关。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本案中，被告依法受理涉案公司变更登记申请材料，按照形式审查的要求履行审查义务，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下作出准予变更登记，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告主张确认被告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穗工商（天）内变字〔2017〕第062××××××××585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核准登记“于丽丽”为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股东、执行董事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与法律规定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及登记机关对此实行形式审查的要求不符；再者，上述核准登记已被后续的变更登记替代，原告现已不是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股东或执行董事，即使涉案相关“于丽丽”的签名经鉴定不是出自原告笔迹且原告对此不知情，确属被告依据虚假申请材料作出涉案公司变更登记，亦已不存在撤销的前提与基础。综上，原审法院对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及其据此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12240元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至于原告的身份是否被冒用于涉案公司变更登记及其因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可依法另寻途径追究相关申请人的责任，原审法院在此不作处理。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于丽丽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于丽丽上诉称：一、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虚假材料，被上诉人作出的穗工商（天）内变字〔2017〕第062××××××××585《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依法应撤销。依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广东开源文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书》可知，原审第三人持虚假材料多次向被上诉人申请工商变更登记，被上诉人在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的情况下，作出穗工商（市局）内变字〔2014〕第012××××××××042号、穗工商（天）内变字〔2017〕第O6201706280585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修订及2019年修订)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充分证明原审第三人是以欺骗的不正当手段取得《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的，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二、一审法院认定的穗工商（天）内变字〔2017〕第062××××××××585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已不存在撤销的前提与基础，故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一，被上诉人依据原审第三人提供的材料作出穗工商（天）内变字〔2018〕第062××××××××470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并未履行审慎审查义务以及存在与原审第三人恶意串通的情况。上诉人自2018年8月31日起，已多次明确向被上诉人反映了身份信息及签名被原审第三人盗用、原审第三人工商登记造假的情况，被上诉人应当对原审第三人在2018年9月之后提交的含有“于丽丽”签名的变更申请谨慎审查。但被上诉人于2018年12月3日仍然依据原审第三人提交的含有冒充上诉人签名的资料作出穗工商（天）内变字〔2018〕第062××××××××470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被上诉人明明可以通过电话与上诉人核实签名是否属实、变更登记是否为上诉人真实意愿，但被上诉人故意不采取任何行动，包庇原审第三人提交虚假资料作出工商变更登记，明显属于与原审第三人恶意串通。因此，穗工商（天）内变字〔2018〕第062××××××××470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依据穗工商（天）内变字〔2018〕第062××××××××470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认定穗工商（天）内变字〔2017〕第062××××××××585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已不存在撤销的前提与基础，进一步纵容了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也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第二，退一步说，即使一审法院认为穗工商（天）内变字〔2017〕第062××××××××585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已不存在撤销的前提与基础是正确的。一审法院亦应当确认被上诉人作出上述《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的行政行为违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及《中国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原审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股东或执行董事已变更为李亚太，若撤销穗工商（天）内变字〔2017〕第062××××××××585号《准予变更登记被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监督管理局对原审判决无异议。原审第三人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二审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根据《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第四条规定，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登记部门在资料齐全情况下作出登记，并无不当。二、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的争议起源于2014年3月的股权转让协议，虽然上诉人举证证明协议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但仅此不足以否定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法有效性，不能据此否定上诉人成为原审第三人股东的客观事实。三、在上诉人提起诉讼之前，登记部门作出的与上诉人有关的工商登记一共有三次，即2014年4月1日作出的穗工商（市局）内变字〔2014〕第012××××××××042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2014年9月25日作出的穗工商（市局）内变字〔2014〕第012××××××××115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2017年6月29日作出的穗工商（天）内变字〔2017〕第062××××××××585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在原审第三人2017年6月28日提交的申请资料中，包括了上诉人新的居民身份证（有效期限2014.07.15-2034.07.15），且无证据显示新旧两身份证系伪造。上诉人称不认识原审第三人相关人员，但为何其新旧两身份证均能被他人掌握，亦无合理解释。原审认为不能排除上诉人对工商登记实际知情，因而驳回上诉人撤销被诉穗工商（天）内变字〔2017〕第062××××××××585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登记行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如确系自始被人冒用身份，应先行通过民事途径解决2014年3月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法有效性问题。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于丽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 玮审 判 员  林 彦审 判 员  易鸣娟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丽敏书 记 员  苏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