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32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显杰，男，汉族，1954年9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14。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向明，广东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元跃，男，汉族，1960年1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山西省清徐县*************，公民身份号码：140************03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晋伟，男，汉族，1984年11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公民身份号码：140************039。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显杰因与被上诉人张元跃、张晋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7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显杰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7732号民事判决；2.确认张显杰与张元跃于2017年8月14日签订并在珠海市香洲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珠海保税区中港展览展示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确认张显杰与张晋伟于2017年8月14日签订的并在珠海市香洲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珠海保税区中港展览展示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4.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张元跃、张晋伟共同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中，张元跃利用山西司法机关羁押张显杰作为手段，在张显杰失去人身自由的前提下，乘人之危，胁迫张显杰在《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等系列文件上签字，已构成胁迫情形。1.胁迫，并不以受胁迫人在事后的态度作为成立条件，只要一方实施过胁迫的手段，便构成“胁迫”，也不以受胁迫人在恢复人身自由后是否行使撤销权作为成立条件。2.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取保候审后仍多次配合被告办理珠海保税区中港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及移交相关资料等，且还当众认可股权变更”，据此认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是错误的。首先，张显杰在取保候审后只移交公司资料，并未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其次，上述行为均发生在太原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之前，此时张显杰虽然取保候审，但案件仍未了结，人身自由仍然受到威胁，担心一旦不配合，将随时被再次羁押，因此上述行为并非张显杰真实意思表示。3.根据《协议书》第1页内容显示，张元跃因为与张显杰存在分歧，而向山西司法机关控告，直接导致张显杰被错误羁押。而在张显杰被司法机关羁押失去人身自由期间，张元跃表面上通过双方律师进行协商，实质上是胁迫张显杰接受其提出的方案并在文件上签字。在所谓的经济纠纷解决后的第二天，山西司法机关就立刻为张显杰变更取保候审。张元跃利用山西司法机关控告、羁押、胁迫接受方案、签字，这一系列事件之间，前因后果具有非常明显和密切的关系。（二）张显杰于2019年5月24日向原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原审法院前往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调取保存在张晋伟和张竞联名开设的保管箱内的《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原审法院裁判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涉案的关键证据，但原审法院却不同意张显杰的调查取证申请，仅依据张元跃对张显杰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部分内容选择性地认可而作出裁判，无视《协议书》内容的整体性和前后条文的关联性，断章取义，是极为不严肃和极度不负责的表现。（三）关于原审法院认为“《协议书》所约定的6500万元合同对价，是以张元跃全面接收三家公司的债务、债权及部分生效判决的债务、移交公司资料等为条件，并非仅仅涉及中港公司的股权转让问题”，这是错误的。《协议书》所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三家公司的股权转让问题，债权债务的承担和资料的交接均从属于股权交易，与股权转让并非并列关系。至于6500万元对价的性质，《协议书》中已经多次出现“股权转让金”的字眼表述，其属于“股权转让款”的含义非常清晰。（四）关于原审法院认为张显杰“未举证证明蓝湾公司是空壳公司，更未举证证明其已经为中港公司投入6500万元”的问题。1.张显杰在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关于张显杰出资的情况说明》中已经作出解释，中港公司的财务账册中记载了股东出资和工程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但中港公司目前由张元跃实际控制，财务账册也已经全部移交给张元跃，如张元跃认为张显杰并未实际投入6500万元，应当由张元跃承担举证责任，或由原审法院责令张元跃提供中港公司的财务账册，以供核对。2.张显杰未能举证证明珠海横琴中港蓝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湾公司）是空壳公司，是因为蓝湾公司目前由张元跃实际控制，公司的相关材料也已经全部移交给张元跃，而张显杰因为客观原因无法举证，但蓝湾公司从成立至今并无实际经营，名下没有任何资产，这是客观事实，如张元跃对此有异议，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3.张显杰已举证证明中港公司在当时全资控股香港西贡昂窝渡假村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公司），还拥有市值约***元的*****土地项目，已经充分表明中港公司的股权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在6500万中占有极大的权重。4.张显杰在中港公司的实际投入问题，在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委托广东思远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2016A0830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时已经作出合理解释。*****项目的市场价值约***元，由于中港公司的资产几乎全部用于*****项目，建设过程中也由于资金链断裂产生了额外的利息或违约金等财务成本大约***元，而张元跃在*****项目中总计投入约***元，余下部分差额中有张显杰在该项目中的实际资金投入。虽然张显杰未能提供在中港公司的原始出资，但从上述工程项目的进度和市值等情况可以推断，张显杰在中港公司的实际投入在6500万元左右，与《协议书》中关于张元跃对张显杰的投入补偿，即股权转让金数额的确定是相互印证的。结合《协议书》内容反映，张元跃也是认可张显杰在中港公司的实际投入约6500万元。5.股权转让对价是交易双方意思自治范畴，交易双方有权约定高于或低于在公司实际出资的股权转让对价。在张显杰已经提交了足以证明涉案中港公司股权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前提下，张元跃如进行反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张元跃有能力提供，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加以佐证。原审法院本应责令张元跃提交其实际控制的涉案公司的相关财务账册予以查实，但最后却仅以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出资信息认定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为196万符合客观事实，这是错误的。（五）关于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存在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条件”问题。原审法院在张显杰与张元跃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上，存在前后矛盾，一方面错误认定张显杰在被羁押期间委托律师代理处理与张元跃之间的投资合作纠纷是真实意思表示，另一方面又错误认定张显杰与张元跃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条件。有沟通渠道，就自然有通谋的条件，假如双方之间不存在沟通的渠道，又如何能有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恶意串通，是相对于受侵害主体来说的。本案中，受侵害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张显杰不论主观上是主动积极配合，还是被动受胁迫接受，或是持放任的态度，相对于国家机关来说，张显杰与张元跃的行为在事实上构成了恶意串通。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理由如下：（一）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是错误的。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属于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属于一般规定，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2.2019年11月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纪要》）第2条规定，“因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原则上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二）本案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一方以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胁迫，并不以受胁迫人在事后的态度作为成立条件，只要一方实施过胁迫的手段，便构成“胁迫”。本案中，张元跃利用山西司法机关羁押张显杰的手段，在张显杰失去人身自由的前提下，乘人之危，胁迫张显杰在《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等系列文件上签字，已符合该条中关于胁迫情节的认定，而不以张显杰在恢复人身自由后是否行使撤销权作为成立条件。其后，张元跃使用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扰乱工商登记管理秩序和税务管理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故上述行为同时符合该条中“胁迫”和“损害国家利益”的构成要件。（三）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与第（二）项相比，两者针对的角度不同，所以并不矛盾。恶意串通，是相对于受侵害主体来说的。本案中，受侵害的主体是国家工商、税务部门。无论张显杰主张受到张元跃胁迫的理由是否成立，也无论张显杰是否在法定的除斥期内提起撤销之诉，即对于签订“阴阳合同”的行为，不论张显杰在主观上是主动积极配合，还是被动受胁迫地接受，或是持放任的态度，相对于国家机关来说，张元跃和张显杰的行为在事实上构成了恶意串通，其签订“阴阳合同”，提交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骗取工商变更登记，扰乱工商登记管理秩序和税务管理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四）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是一种内容违法的虚假行为，又称伪装行为。在实施这种行为时，行为人故意表现出来的形式或故意实施的行为并非真正要达到的目的，而只是借助合法的合同外表达到非法的目的。伪装行为既可以是单方的虚假行为，也可以是双方通谋的虚假行为。本案中，双方为逃避应履行的纳税义务，而采用签订虚假《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伪装成“财产转让所得额与财产原值一致”的股权转让交易，掩盖股权转让过程中逃避纳税的非法目的，符合该条中“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五）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涉案的《协议书》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构成“阴阳合同”的关系，依法应当认定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系由张元跃一手策划、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为无效合同。通谋虚伪行为，即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具体包含两个行为：一是伪装行为，即行为人和相对人通谋表示虚假意思的行为；二是隐藏行为，即被伪装行为所掩盖的，代表行为人和相对人真实意思的行为。鉴于涉案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所体现的“财产转让所得额与财产原值一致的股权转让交易”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相对于国家机关来说，是双方当事人通谋实施的虚假行为，应当认定无效。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公正合法判决。被上诉人张元跃、张晋伟答辩称：张显杰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原审判决依法查明张显杰被司法机关羁押限制人身自由并不属于法律规定胁迫的情形，张显杰取保候审后多次配合张元跃办理中港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积极移交相关资料，当众认可股权变更，从未对上述协议的效力提出过异议，从而说明上述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和一百五十二条，张显杰主张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因被胁迫而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张显杰称《协议书》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构成“阴阳合同”与事实不符。原审判决已查明张显杰被羁押期间不存在与张元跃恶意串通的条件；张显杰主张6500万元仅是中港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理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张显杰主张“阴阳合同”，事实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显杰对其诉讼请求负有进行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的举证责任，本案案由是关于中港公司股权的转让协议，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其他相关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没有直接关联。张显杰称其在与张元跃合作过程中投资了6500万元，这与本案无关，且张显杰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四、针对法律适用，回应如下：1.关于胁迫。合同法和民法通则所讲的胁迫非常明确，指的是非法行为，张元跃向司法机关控告张显杰涉嫌犯罪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司法机关对张显杰进行刑事审查、羁押是依法履行职责，如果张显杰认为司法机关有违法情形，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有权机关的法律责任。张显杰在羁押期间通过授权委托人与张元跃进行多次沟通，签署包括涉案转让协议在内的多份协议，在事后配合工商变更登记，主动进行资料交接，这些都充分说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从法律规定上也不存在胁迫情形，因此张显杰称其受胁迫并非事实。2.张显杰所称的恶意串通的事实不成立。根据《九民会纪要》的规定，合同法和民法总则都有规定，新法应优于旧法，故本案纠纷应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双方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3.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双方因为股权变更而签订协议，是正常的合法经营行为，没有所谓的非法目的存在，张显杰主张所适用的民法总则一百四十六条也不适用，虚假表示与隐藏行为所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与相对人在主观上有达成虚假表示的一致故意，本案中张元跃、张晋伟始终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双方都在正常履行，所以不存在虚假表示，并没有隐藏行为。同样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亦不适用。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显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张显杰与张元跃于2017年8月14日签订并在珠海市香洲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珠海保税区中港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公司）股权变更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依法确认张显杰与张晋伟于2017年8月14日签订并在珠海市香洲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中港公司股权变更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判令案件受理费由张元跃、张晋伟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张显杰原是中港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持有该公司40%的股权，认缴出资额196万元，同时，张元跃持有该公司60%的股权，认缴出资额294万元。2014年9月16日，中港公司对章程进行变更，注册资本变更为10490万元，再次增加出资1亿元，由股东按照比例分配认缴，其中张显杰认缴4196万元，实缴196万元；张元跃认缴6294万元，实缴294万元，认缴时间至2015年9月16日。但张显杰并未实际增资认缴。2016年初，张元跃对张显杰、中港公司、李金凤等提起股东出资纠纷一案，请求：……二、确认张显杰没有履行出资包括增资共计4196万元的缴资义务、张显杰和中港公司占用张元跃依约投入用于验资的增资部分6000万元，并要求继续履行6000万元的增资和缴资义务；三、解除张显杰股东资格等。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30日依法作出（2016）粤04民初4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股东张显杰未在认缴期间内向中港公司缴付增加注册资本4000万元；二、中港公司向股东张元跃签发缴付增加注册资本6000万元的款项证明，并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张元跃实际缴足增加注册资本6000万元的变更手续；三、驳回张元跃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2016）粤04民初47号民事判决于2016年12月发生法律效力。后张元跃向其住所地的山西省清徐县公安局报案称其被张显杰诈骗5000万元，山西省清徐县公安局经检察院批准于2017年1月7日以涉嫌合同诈骗罪逮捕张显杰，并于2017年8月15日对张显杰取保候审。2017年11月3日，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以“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证明被起诉人张显杰确实存在虚构犯罪事实，隐瞒真相，欺骗被害人张元跃5000万元的事实成立，不具备起诉条件”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17年8月14日，张显杰作为甲方在看守所内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分别约定将其持有中港公司40%的股权（认缴出资额4196万元）中的35%的股权以186.2万元转让给张元跃、5%的股权以9.8万元转让给张元跃的儿子即张晋伟，并约定协议在双方签字后生效，生效后三天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乙方分别为张元跃、张晋伟。同日，在看守所内，张显杰还在张元跃事先准备好的《企业“一照一码”登记申请表》《股东会决议》和《协议书》上签字。2017年8月21日，工商部门核准中港公司变更登记，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予以变更，张显杰不再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后的股东为张元跃、张晋伟。2017年8月21日-23日，张显杰授权其子张竞向变更后的中港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王利红移交营业执照、公司印章等。2017年9月7日，张显杰亲自向中港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王利红移交了工程合同等公司经营资料。2017年8月25日，张显杰当众称：“你们把公司办完了以后，然后来讲现在五证合一很简单……出完证来讲你就有百分之百的股权了，公章所有的你们把它作废了，完了以后重新刻一套……第二银行所有的账户你拿着新的营业执照，拿着公章重新开基本账户……等于三个公司已经全部已交完了，就是公司的手续全部已交完了。”现张显杰主张，上述表述是基于担心自己会再次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所说，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在张显杰签署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日，张显杰还在一份甲方为张元跃、乙方为张显杰的《协议书》中签名，后该协议存放于由张晋伟与张显杰的儿子张竞在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联名开设的保管箱内。张晋伟以《协议书》与本案无关为由，拒绝配合从银行联名保险柜中取出原件。现双方确认该《协议书》载明内容如下：双方从2011年7月开始合作，张元跃共投资了5.3亿元人民币，合作期间成立了蓝湾公司、中港公司、香港公司。在张显杰对上述公司经营的六年中，产生了巨额亏损和负债……本协议作为一揽子彻底解除双方合作的和解方案，双方应严格恪守，今后双方不再因此对投资、股权、债权债务、预期利益等问题进行包括但不限于刑事举报、诉讼、仲裁、谈判等权利主张。一、方案。张元跃在承担双方明确列明张元跃应承担的蓝湾公司、中港公司的债务前提下，全面接收三个公司，支付张显杰6500万元人民币的投入补偿，该补偿款以股权转让的方式，通过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张显杰退出上述三个公司的全部股权、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由张元跃全面接管该三个公司，以及三个公司名下的所有项目、债权和资产，以及本协议第二条所明确列明的债务。同时，张显杰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还载明如下内容:二、关于债务……3.为了避免不真实的债务纠纷，双方对蓝湾公司、中港公司应由张元跃承担的债务以列举方式确定，在列举范围之外的债务（包括通过法院针对上述三个公司的已生效判决，也包括张显杰妻子李金凤通过法院对三个公司的已生效判决），均由张显杰承担解决。三、关于债权。三个公司名下的项目及三个公司名下的债权归张元跃所有。四、公司印章、手续及项目材料的移交……五、1.在本协议签订的同时，张显杰同时签署蓝湾公司、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文件、股权转让文件……2.在完成蓝湾公司和中港公司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变更工商登记及香港董事变更经管理部门核准后的两个工作日内，（1）张元跃将支付给张显杰的首笔2000万元股权转让金打到双方确定的共管账户。（2）双方完成根据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三个公司的移交。3.双方完成（1）蓝湾公司、中港公司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变更工商登记；（2）香港董事变更经管理部门核准；（3）本协议第四条约定将三个公司全部移交完毕；（4）香港公司借贷4500万元港币的所有合同原件及地契原件、资金用途、资金去向凭证交给张元跃。双方在完成上述全部工作后本协议生效。张显杰主张，中港公司全资控股香港公司，蓝湾公司因没有实际经营为空壳公司。评估报告显示中港公司的工程项目估值大约为***元，张元跃仅投入约***元，另有***元用于中港公司名下香港的西贡昂窝度假村项目，余下部分差额约6500万元为张显杰在中港公司项目中的实际资金投入。所以，《协议书》涉及的股权转让对价6500万元主要体现在中港公司；张显杰已经全面履行完毕《协议书》中的义务；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仅为196万元，与《协议书》中约定的合同对价6500万元相去甚远，系张元跃利用司法机关胁迫张显杰，使张显杰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阴阳合同，同时事实上造成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应为无效合同。张元跃认可香港公司是中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但不认可蓝湾公司系空壳公司，也不认可张显杰已履行完毕《协议书》中全部合同义务。同时，张元跃辩称，《协议书》是一揽子解决方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在谈妥一揽子解决的方案后，为了配合变更登记细化中港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的合同，二者并不矛盾。另外，张显杰羁押时曾在2017年4月5日、2017年7月7日出具了两份授权委托书，全权委托律师代为处理与张元跃投资5.3亿元所涉及的项目、相关公司股权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张显杰一方面主张张元跃利用司法机关羁押等手段胁迫张显杰，使得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另外一方面又主张事实上造成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根据上述规定，张显杰应当举证证明其主张。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关于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形张元跃向司法机关举报张显杰合同诈骗，属于合法行使公民权利的表现。至于司法机关是否羁押张显杰，则属于司法部门行使公权力的表现。因此，张显杰被司法机关羁押限制人身自由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胁迫情形。张显杰在取保候审后仍多次配合办理中港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及移交相关资料等，且还当众认可股权变更，也从未对上述协议的效力提出过异议，可见，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据此，张显杰主张张元跃胁迫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签订该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与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均对合同效力作出了规定，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合同的效力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根据上述规定，胁迫并不必然导致协议无效。退一步讲，即使张元跃对张显杰进行胁迫，张显杰依法也应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若撤销权人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据此，张显杰主张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系张元跃胁迫签订的阴阳合同且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关于张显杰与张元跃双方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张显杰与张元跃因投资合作产生矛盾由来已久，张显杰在司法机关羁押期间，为了解决投资合作纠纷多次委托律师代理处理，且张显杰处于限制人身自由状态亲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当时，其与张元跃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条件。尽管双方并未出示《协议书》原件，但从双方的陈述认可来看，《协议书》确实约定张元跃须补偿张显杰6500万元，该协议合同对价是以张元跃全面接收蓝湾公司、中港公司、香港公司等三家公司列明的债务、全部债权及张显杰承担其妻子李金凤通过法院对三个公司诉讼的已生效判决的债务、移交香港公司4500万元港币借款资料等为条件，并非仅仅涉及中港公司的股权转让问题，因此，不能以《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对价与《协议书》的不一致为由而认定其为阴阳合同。张显杰在中港公司仅实缴196万元，现在以总价196万元转让其名下40%的股权，符合客观事实。尽管香港公司是中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但张显杰并未举证证明蓝湾公司是空壳公司，更未举证证明其已经为中港公司投入6500万元，张显杰主张6500万元仅是中港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张显杰主张双方签订阴阳合同，事实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张显杰也未举证证明其存在无效的情形，其为有效合同。张显杰要求确认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张显杰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440元、保全费5000元，由张显杰负担。二审中，张元跃、张晋伟未提交证据。张显杰提交以下证据：1.《山西省清徐县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立案通知书》（清检监管赔立通〔2019〕1号）；2.《山西省清徐县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清检监管赔决〔2019〕1号）。上述证据拟证明：1.张显杰向山西省清徐县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申请，当年公安局和检察院拘留、批捕张显杰是错误的；2.《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张显杰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并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该《刑事赔偿决定书》中查明内容显示双方的股权及相关经济纠纷均与该刑事案件存在密切关联，涉案相关文件均在张显杰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形成。张元跃、张晋伟对张显杰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一，《刑事赔偿决定书》适用的法条与张显杰起诉时提交的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所适用的法条不一致。第二，张显杰主张其因被羁押、受胁迫导致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但上述证据与证明目的没有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胁迫实施者是合同的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增加了第三人胁迫的情形，而张显杰并非被张元跃羁押，张元跃向司法机关控告张显杰涉嫌犯罪是行使公民权利，司法机关对张显杰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及进行国家赔偿，均与履行职责相关，司法机关不可能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第三人，也更没有以胁迫手段使张显杰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退一步讲，即便被羁押等同于受胁迫，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案不涉及国家利益，张显杰也只能主张撤销权，而不能主张协议无效。本院对张显杰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需综合有关事实予以认定。本院二审期间，张显杰之子张竞、张元跃之子张晋伟共同到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从张竞与张晋伟联名开设的保管箱内取出两份《协议书》原件，显示张显杰、张元跃均在该两份《协议书》原件上签名。该两份《协议书》原件内容一致，且与张显杰在一审中提交的仅有张显杰签名的《协议书》复印件的内容一致。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如下：一、本案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形。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因胁迫而构成无效合同的要件应包括：一是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二是胁迫者实施了胁迫行为；三是行为人的胁迫行为是非法的；四是损害了国家利益。结合本案，其一，张元跃向司法机关举报张显杰合同诈骗，系其行使公民权利，而不属于非法行为，张显杰被司法机关羁押也并非法律规定的胁迫情形；其二，山西省清徐县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刑事赔偿决定书》仅能证明经山西省清徐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对张显杰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不起诉，故而张显杰因此获得赔偿，但无法证明张元跃胁迫张显杰在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故本院对该份《刑事赔偿决定书》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其三，张元跃在取保候审后，其本人或授权其子张竞向变更后的中港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王利红移交营业执照、公司印章、工程合同等资料，并未对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其四，退一步讲，即便张元跃存在胁迫行为，尚无证据证明损害了国家利益。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结合前述分析可见，因胁迫订立的合同应分为两类：一类是一方以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应作为无效合同处理；另一类是一方以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但并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对此类合同应按可撤销合同处理。如前所述，本案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那么张显杰若认为张元跃以胁迫手段使其违背真实意思而签订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张显杰可行使撤销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结合本案，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7年8月14日，张显杰于2017年8月15日被取保候审，后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并检刑二刑不诉〔2017〕2号《不起诉决定书》，但至今张显杰未行使撤销权，故撤销权已消灭。综上分析，张显杰主张张元跃利用司法机关羁押张显杰作为手段而胁迫张显杰在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二、本案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之规定，因恶意串通而导致合同无效的要件应包括：一是当事人出于恶意，即明知或应知某种行为将造成对国家、集体或第三者的损害而故意为之；二是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三是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结合本案，其一，张显杰委托律师处理其与张元跃之间的纠纷，并无证据证实其与张元跃之间存在互相串通；其二，签订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综上分析，张显杰主张其应张元跃的要求而配合张元跃，结果造成二人恶意串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三、《协议书》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阴阳合同”的情形。第一，《协议书》虽约定张元跃向张显杰支付6500万元的投入补偿，但是该《协议书》系“一揽子协议”，以张元跃承担双方明确列明其应承担的蓝湾公司、中港公司债务，全面接收蓝湾公司、中港公司、香港公司三个公司以及三个公司名下的所有项目、债权和资产等为前提条件，故该《协议书》并非仅针对中港公司的股权转让，且尚无证据证明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第二，张显杰并未举证证实蓝湾公司系空壳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已向中港公司投入6500万元。综上分析，张显杰因《协议书》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合同对价不同而主张系“阴阳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无事实依据，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分析，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系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张显杰未举证证实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属有效合同。张显杰请求确认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张显杰的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张显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440元，由张显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詹 洁审判员 孙永红审判员 李 苗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肖奕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