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民初289号 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海街198号星海大厦1幢。 主要负责人：成巍立，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均虎，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威海两岸绿汀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光明路69号。 法定代表人：于晓东，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泽政，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春艳，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晓东，男，195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被告：王雪明，女，197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被告：威海市同德渔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高区钦村（喜雨顶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王春娜，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泽政，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春艳，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威海一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光明路69号。 法定代表人：于晓东，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泽政，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春艳，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与被告威海两岸绿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汀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威海市同德渔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公司）、威海一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信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恒丰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林均虎，被告绿汀公司、同德公司、一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泽政、何春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于晓东、王雪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恒丰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绿汀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同德公司、一信公司为主债务人威海东润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润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主债务人的债务为：主债务人结欠恒丰银行的保理融资款本金人民币6000万；截止2016年6月30日的利息、罚息、复利人民币7844774元；2016年7月1日起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主债务人应支付的保理业务手续费168万元以及恒丰银行为追索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602273元）；2、判令恒丰银行对绿汀公司所有的土地通过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抵押权数额范围内优先受偿；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绿汀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同德公司、一信公司承担。庭审中，恒丰银行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绿汀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同德公司、一信公司为主债务人东润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主债务人的债务为：主债务人结欠恒丰银行的借款本金人民币6000万元；利息人民币632.8万元（其中2000万元自2015年1月19日起算；4000万元自2015年1月20日起算，暂计算至2016年6月30日，实际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主债务人应支付恒丰银行为追索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301136元；以及主债务人应支付给恒丰银行仲裁费用32万元，上述款项共计66949136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1月14日，恒丰银行与主债务人东润公司签订了一份《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主债务人向恒丰银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9000万元，期限为2014年1月14日至2015年7月15日。同日，绿汀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同德公司、一信公司分别与恒丰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保证恒丰银行与主债务人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的最高额为90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同时，绿汀公司以其所有的土地提供抵押担保。2015年1月19日，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恒丰银行与主债务人签订了一份《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由恒丰银行向主债务人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回购型国内保理总额度，适用于购买主债务人与付款人威海晟一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一公司）发生的应收账款，融资款由主债务人用于购买原材料及日常经营周转。同时约定绿汀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同德公司、一信公司签订的上述四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及绿汀公司签订的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本合同的担保合同。根据主债务人的申请，恒丰银行依约分别于2015年1月19日、2015年1月20日向主债务人发放了保理融资款6000万元。但合同履行期满后，主债务人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清偿义务。经恒丰银行多次催告，主债务人始终拒不给付，绿汀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同德公司、一信公司也未履行担保之责。2019年9月12日，恒丰银行收到苏州市仲裁委员会裁决的关于恒丰银行诉一信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裁决书，裁决中关于东润公司结欠恒丰银行的款项和利息、发生费用、诉讼费进行了裁决。 绿汀公司、同德公司、一信公司辩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已经于2014年实际履行。15年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并非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而是双方另行签订的独立的新合同。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恒丰银行主张的2014年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是通过万家共赢资管计划来实际履行的，而2015年的保理合同是通过回购型保理融资进行履行的。具体来说，2014年的履行结构是恒丰银行和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家资管）建立万家共赢的资管计划，通过资管计划投资于应收账款交易，该笔应收账款交易是东润公司和晟一公司的购销合同项下的。恒丰银行在2014年1月21日发出投资指令，根据该投资指令向东润公司提供了7000万元的应收账款融资款项。而2015年的保理业务合同项下是恒丰银行和东润公司之间达成的回购型保理业务合同，与2014年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是两笔独立的交易。第二，在另案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中，该案中恒丰银行及本案被告、相关各方均明确确认2014年综合授信合同已经通过万家共赢资管计划得以实际履行。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高院在一审及二审均经审查明确认定2014年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已经通过万家共赢计划实际履行。第三，综合授信额度的授信期限是2014年的1月14日到2015年的7月15日，而2015年保理合同项下保理额度的有效期限是2015年1月19日到2016年的1月19日。如果如恒丰银行所述2015年的保理合同系2014年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具体业务合同，该2015年的保理业务合同保理额度的有效期限应当在14年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之内，或者与其期限相同，但上述事实情况与此并不相符。且2014年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额度申请的有效期限为三个月。而2015年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相关额度的实际申请期限是15年的1月19日，已经远远晚于2014年合同明确约定的三个月的申请有效期，与此无法对应。第四，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约定的授信额度是9000万元，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同样是可重复申请，可多次使用的相应的额度。由此可见，2014年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与2015年的保理合同性质均为框架协议，并没有相应的隶属关系。综上，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已经于2014年实际履行。2015年的保理业务合同实际系独立于2014年综合授信额度项下的新合同。在此基础上，综合授信额度项下所提供的相应的担保并不当然对2015年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产生相应的担保责任。此外，根据民法通则第146条规定，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系双方虚假意思表示，合同应为无效。故担保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恒丰银行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一份；证据2、《最高额保证合同》四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及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他项权证、宗地图；证据3、《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一份；证据4、六份恒丰银行营业部出账通知单及相应借款凭证；证据5、催收通知书；证据6、委托代理合同；证据7、恒丰银行信贷业务申请书六份；证据8、保理额度支用申请书；证据9、股东会决议；证据10、对公活期账户明细。绿汀公司、同德公司、一信公司对恒丰银行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至5、7至9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至10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绿汀公司、同德公司、一信公司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恒丰银行、万家资管、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订的《万家共赢恒丰苏州1号一对一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证据2、东润公司、恒丰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证据3、东润公司、恒丰银行签订的《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证据4、万家资管、东润公司、晟一公司签署的《应收账款转让三方协议》；证据5、东润公司、恒丰银行、万家资管签署的《资金监管协议》；证据6、恒丰银行向万家资管发出的第12期投资指令以及付款凭证；证据7、东润公司、恒丰银行签订的《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 第二组证据：证据8、威海中院（2014）威执一字第317-3号《执行裁定书》；证据9、威海中院（2015）威执异字第18号《执行裁定书》；证据10、王建军向威海中院提交的《起诉状》；证据11、恒丰银行向威海中院提交的《答辩状》；证据12、威海中院（2015）威民一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3、山东高院（2015）鲁民一终字第486号《民事判决书》。 第三组证据：证据14、苏州仲裁委的仲裁裁决文书。 恒丰银行对绿汀公司、同德公司、一信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第一、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除了证据2、7之外，其他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些证据都是恒丰银行与主债务人在其他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一些业务操作，而这些借款主债务人已经履行完毕，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裁决书并未确认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为无效合同。 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1月14日，绿汀公司、于晓东和王雪明、同德公司、一信公司作为保证人，恒丰银行作为债权人分别签订2014年恒银苏理高保字第100001140081号、100001140061、100001140051号、10000114009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鉴于东润公司与债权人签订了编号2014年恒银苏授字第10000114002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为保障主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保证人愿意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包括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各类贷款、融资款或者债权人因已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包括国内信用证）或担保函（包括备用信用证）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及或有债权。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9000万元整。保证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旅行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具体业务合同的订立日。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各具体业务合同或《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主合同项下每一业务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至全部合同中最后到期的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同日，绿汀公司、同德公司、一信公司出具同意为东润公司向恒丰银行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 同日，绿汀公司作为抵押人，恒丰银行作为抵押权人签订2014年恒银苏理高抵字第10000114002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鉴于东润公司与抵押权人签订了编号2014年恒银苏授字第10000114002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为保障主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抵押人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财产设定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人提供的抵押物是土地。抵押人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包括抵押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各类贷款、融资款或者债权人因已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包括国内信用证）或担保函（包括备用信用证）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及或有债权。本合同项下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9000万元整。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发生的所有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旅行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2014年1月17日，威海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威环他项（2014）第010、011、015号证书，载明恒丰银行在位于环翠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上设定第一顺位抵押权，抵押金额2700万元、2200万元、4100万元。 同日，恒丰银行作为授信人（甲方）与东润公司作为受信人（乙方）签订编号为2014年恒银苏授字第10000114002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载明乙方在本合同约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可向甲方申请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9000万元整，综合授信额度指授信敞口额度，即授信余额减去客户自身或第三方提供的保证金或存单质押后剩余的额度。本合同项下综合授信额度用于下列授信类别的额度分别为：人民币-其他-贸易融资：9000万元。综合授信有效使用期限为18个月，自2014年1月14日至2015年7月15日。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甲方申请使用授信额度。乙方若未在上述期限内提出有效申请，甲方有权全部或部分取消本合同项下授予乙方的授信额度。甲、乙双方在签订本合同项下具体业务合同时，单独签订相应的担保合同。该合同第二十四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载明：本合同项下的授信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国内信用证、国内信用证福费廷、国内信用证议付、国内信用证买方代付、国内信用证卖方代付、回购型国内保理、回购型国内保理代付、国内再保理。甲方（银行）为乙方（融资方、应收账款债权人）提供应收账款转让融资服务，乙方对付款人到期付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在甲方的要求下乙方还应承担回购该应收账款的责任。若到期应收账款债务方未能按期付款，甲方可以直接向乙方追索。 2015年1月19日，恒丰银行与东润公司签订了《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编号为2015年恒银苏理字第100001190021号），约定：本合同项下额度种类为回购型国内保理额度，恒丰银行向东润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整的回购型国内保理总额度，适用于购买东润公司与晟一公司的最高不超过6000万元整的应收账款，额度有效期间自2015年1月19日至2016年1月19日。本额度项下应收账款不允许延期。就东润公司在本合同项下应付而未付的任何款项，应按拖欠款项的实际天数及本合同项下的融资利率上浮50%支付罚息。恒丰银行有权要求东润公司承担因采取违约救济措施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实际融资金额按借款借据为准。该合同中列明担保合同为编号2014年恒银苏理高保字第10000114008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14年恒银苏理高抵字第10000114002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2014年恒银苏理高保字第10000114006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14年恒银苏理高保字第10000114005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14年恒银苏理高保字第10000114009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还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苏州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先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2015年1月19日，东润公司向恒丰银行出具了保理额度支用申请书一份。同日，东润公司向晟一公司出具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东润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一份，约定就案涉《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事宜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同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完成了备案登记手续，取得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证明。 分别于2015年1月19日、2015年1月20日，恒丰银行将合同项下的6000万元款项打入了东润公司的账户，借款凭证及出账通知单均载明执行固定利率7.2%，逾期利率10.8%；载明的到期日均为2016年1月11日。 后，东润公司因未履行《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义务，恒丰银行向主债务人及各担保人催收。绿汀公司、一信公司、于晓东与王雪明分别于2015年10月20日在《催收通知书》上签章，该通知书上载明：已知悉东润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编号为2015年恒银苏理字第100001190021号的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协议项下金额为6000万元的授信业务将于2016年1月11日到期，欠息3024221.6元，该笔授信由我公司/我方提供担保。另载明担保合同编号分别为2014年恒银苏理高保字第100001140081号、2014年恒银苏理高抵字第100001140021号、2014年恒银苏理高保字第100001140091号、2014年恒银苏理高保字第100001140061号。 2016年12月9日，恒丰银行因与东润公司就《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纠纷向苏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委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6）苏仲裁字第795号裁决书，载明仲裁庭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本案审理过程中，东润公司曾经提供的晟一公司于2017年2月20日出具的《说明函》一份，该说明函内容为：案涉《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约定的东润公司对晟一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实际上并不存在……案涉《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保理融资期限届满后，东润公司及晟一公司未向恒丰银行支付过任何案涉款项；期间，晟一公司也未向东润公司支付过案涉相关款项……恒丰银行与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就本案的仲裁申请法院执行事项，恒丰银行应支付律师代理费602273元，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实际已开具律师费发票三张，发票总金额为301136元，恒丰银行已于2019年4月18日实际支付了律师费301136元。 该委认为：仲裁庭基于现有证据认定，案涉《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不具真实性，则不符合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的构成要件，保理关系不能成立，本案系名为保理实为借贷关系，应按借贷关系确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及相关权利义务。同时作出裁决：（一）东润公司偿还恒丰银行借款6000万元；（二）东润公司偿付恒丰银行利息：以借款本金6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2%计算，计算至实际偿还借款之日止（其中2000万元自2015年1月19日起计算、4000万元自2015年1月20起计算）；（三）东润公司补偿恒丰银行律师费损失301136元；（四）驳回恒丰银行的其他仲裁请求；（五）本案仲裁费人民币363791元，由东润公司承担320000元，恒丰银行承担43791元。该仲裁费已由恒丰银行预交，本会不予退还，东润公司承担的部分由其直接支付给恒丰银行。以上裁决第（一）、（二）、（三）、（四）、（五）项下的支付义务，由东润公司于本裁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本院另查明，原告王建军与被告恒丰银行、一信公司、绿汀公司、东润公司、王雪明、于晓东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中，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7日作出（2015）威民一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在该案中查明：2013年10月，恒丰银行作为资产委托人，万家资管作为资产管理人，中信银行作为资产托管人三方签订了资产管理合同。2014年1月14日，恒丰银行分别与一信公司、东润公司签订了2014年恒银苏授字第100001140011号、2014年恒银苏授字第100001140021号的两份综合授信合同，约定，一信公司、东润公司自2014年1月14日至2015年7月15日期间可向恒丰银行申请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各为人民币9000万元，该授信额度用于贸易融资。2014年1月21日，万家资管收悉恒丰银行第11、12期投资指令，恒丰银行委托万家资管投资本金分别为9000万元、7000万元，投资资产为应收账款，投资起息日为2014年1月21日、到期日为2015年1月19日。同日，万家资管作为“万家共赢恒丰苏州1号一对一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人，按照合同约定，出具委托财产追加确认书，确认追加该合同项下的本次委托财产，本次委托金额分别为现金9000万元、7000万元，本期委托资金指定用于资产管理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该两笔委托资产对应该合同项下的第11期、12期专项委托资产。恒丰银行作为资产委托人在该委托财产追加确认书上予以确认。同日，恒丰银行向万家共赢恒丰苏州1号一对一专项资产管理账户分别转账9000万元、7000万元，该账户分别向一信公司、东润公司汇款9000万元、7000万元。 审理中，绿汀公司、同德公司、一信公司陈述：绿汀公司的股东为一信公司及东润公司，一信公司的股东为于晓东、王雪明、孙传福、林雪红，东润公司股东为一信公司。 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是否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第二，绿汀公司、同德公司、一信公司认为《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已为仲裁裁决认定无效，故担保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能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一，《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是否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 恒丰银行认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签署后，在该合同项下首先于2014年发生了万家共赢资管计划的具体业务，该业务债务人已经于2015年1月全部归还。对此恒丰银行提供了对公活期账户明细，证明该笔具体业务已经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履行完毕。此后在2015年1月又发生了第二笔具体业务，即案涉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 绿汀公司、同德公司、一信公司认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已经通过万家共赢资管计划履行完毕，《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与《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无关。 本院认为，从《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内容来看，担保人担保的主债权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包括各类贷款、融资款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间为2014年1月14日至2015年7月15日。恒丰银行根据《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于2015年1月19日、2015年1月20日向东润公司支付款项合计6000万元，发生于《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授信期间，且该笔具体业务属于《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的授信业务品种。虽然授信合同约定东润公司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恒丰银行申请使用授信额度；东润公司若未在上述期限内提出有效申请，恒丰银行有权全部或部分取消本合同项下授予东润公司的授信额度，但该条系对恒丰银行可自主决定是否授予东润公司授信额度的约定，而非具体业务仅能发生在授信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故《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应当包括案涉《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绿汀公司、同德公司、一信公司抗辩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已通过万家共赢资管计划履行完毕，对此恒丰银行提供了对公活期账户明细证明资产管理合同项下还款义务债务人已经履行完毕。故本案中，恒丰银行所付融资款本金余额未超过《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确定的9000万元。综上，《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属于《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 关于争议焦点二，绿汀公司、同德公司、一信公司认为《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已为仲裁裁决认定无效，故担保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能否成立？ 恒丰银行认为，仲裁裁决书并未确认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为无效合同。 本院认为，根据恒丰银行与东润公司订立的《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该合同的效力应由仲裁机关予以认定，本院不予理涉。现仲裁机关并未认定《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无效，故本案不存在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担保人绿汀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同德公司、一信公司仍应当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对东润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实际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东润公司追偿。 本案所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应属合法有效。本案审理过程中，恒丰银行依据《回购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有关仲裁条款的约定，就其与东润公司之间的保理合同纠纷向苏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苏州仲裁委已对该案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裁决东润公司应当偿还恒丰银行借款6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6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2%计算，计算至实际偿还借款之日止（其中2000万元自2015年1月19日起计算、4000万元自2015年1月20起计算）、律师费损失301136元，仲裁费人民币363791元，由东润公司承担320000元，恒丰银行承担43791元，东润公司承担的部分由其直接支付给恒丰银行。因东润公司偿还借款本息、律师费、仲裁费的债务均在保证人保证担保范围内，且绿汀公司、同德公司、一信公司股东会出具《股东会决议》，故恒丰银行有权要求绿汀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同德公司、一信公司对于东润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在本案中，绿汀公司以其所有的土地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故如东润公司未履行上述债务的，恒丰银行对抵押物在抵押登记范围内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 综上，恒丰银行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对于威海东润制衣有限公司尚欠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借款本金60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按年利率7.2%计算，其中2000万元自2015年1月19日起计算、4000万元自2015年1月20日起计算，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律师费损失301136元、仲裁费320000元，被告威海两岸绿汀置业有限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威海市同德渔具有限公司、威海一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威海两岸绿汀置业有限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威海市同德渔具有限公司、威海一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威海东润制衣有限公司追偿； 二、对于威海东润制衣有限公司尚欠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借款本金60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按年利率7.2%计算，其中2000万元自2015年1月19日起计算、4000万元自2015年1月20日起计算，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律师费损失301136元、仲裁费320000元，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有权以被告威海两岸绿汀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环翠区，他项权证编号为威环他项（2014）第010、011、015号项下土地使用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分别在2700万元、2200万元、410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7654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81545元，由被告威海两岸绿汀置业有限公司、于晓东、王雪明、威海市同德渔具有限公司、威海一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山西路支行账号：10×××75）。 审 判 长 赵新华 审 判 员 柏宏忠 审 判 员 丁 兵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沈可尧 书 记 员 白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