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72民初89号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分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友谊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602899360249M。 代表人：唐上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添荣，广西十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防城港市富航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金花茶大道**新城国际****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600669700412A。 法定代表人：丁显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秦，广西万益（防城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丽，广西万益（防城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与被告防城港市富航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航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4月15日向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属海事法院受案范围，遂裁定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4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添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秦、王文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由被告支付剩余保险费43350元及利息7694.02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自2015年7月29日起暂计至2019年3月28日，以后另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1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单》。该保单载明，被保险人广西新阳海运有限公司，承保“富航699”船舶，保险期间自2015年5月8日0时起至2016年5月7日24时止，保险费为86700元等相关事项。同日双方签订《付费协议》，约定被告分两期交纳保险费。协议签订后被告支付了第一期保险费43350元，约定2015年7月28日支付剩余保险费，但被告时至今日仍未支付。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积极履行合同义务。被告逾期未支付剩余保费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及合同内容相关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剩余的保险费及延期支付的利息。 被告富航公司辩称，1.《付费协议》是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其对未足额交付保险费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了明确的约定，视为双方对保险费交付及保险责任的承担达成了补充、变更之约定。被告在与原告签订保险单的同一天，也签订《付费协议》，对缴纳保险费进行了补充约定，约定保险费分两期交付，明确“如果投保人未按约定交付保险费，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将按实际交付保费与保费总额的比例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即双方对保险费的交付及保险责任的承担达成了补充、变更之约定，《付费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因此，《付费协议》中约定的第二期保险费并不是必须要交付的。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之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因此，《付费协议》已明确约定了原告在被告未足额交付保险费的情况下，享有减轻保险责任的权利，依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在原告依据协议享有减轻或者免除保险责任的情况下，仍然要求被告支付全额保险费不符合公平原则。3.原告向被告发出《保费催缴函》时间是2015年8月5日，此后原告再没有向被告追索保费，从时间上看，原告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保险单》，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投保，应支付保险费总额是86700元； 证据2.《付费协议》，证明原告与被告就分期支付保险费达成协议； 证据3.《保费催缴函》，证明原告向被告催收保险费。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需要指出的是证据1对保险费的支付方式并无进行约定；证据2《付费协议》因为被告所提交的付费协议，非常模糊，且仅是复印件，但是经与当事人核实，也认可这份证据，对三性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该证据对保险费的支付即保险责任的承担的方式进行了明确的补充约定，应当视为对保险合同中保险费和赔偿的具体内容的补充以及变更。从该证据可以看出，原被告双方就保险费约定分两期交付，在被告没有交第二期保费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是按实际交付保费的比例承担相应的保险赔偿责任。根据协议的内容，被告不交付第二期的保险费，并不影响合同的履行，也愿意承担没有交纳第二期保费不能获得应有赔偿份额的责任。因此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这个付费协议是保单之外的一个附条件约定，从而可知本案的保险合同是一个附条件的保险合同；证据3无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意见，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双方的履行合同已经完毕，在合同履行完毕之后，原告向被告主张保费没有合同依据。这份证据显示保险人签发的时间是2015年8月5日，而被告签章的时间是2016年8月29日，这不符合常理。因为在被告的手上同样有一张保费催缴函，被告在2015年8月5日收到催费函后就盖章给原告，之后被告也没有收到原告的任何催缴函，因此不排除“2016.8.29”这几个字是原告单位的工作人员自己填写上去的。 被告向法庭提供一份证据《保费催缴函》，以支持其抗辩理由，原告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证据1《保险单》、证据2《付费协议》和原告对被告递交的证据《保费催缴函》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对原告证据3《保费催缴函》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保费催缴函》的催交时间有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对该证据的证明力，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评定。 本院查明： 2015年4月，原、被告就承保被告船舶“富航699”轮协商保险事宜，4月17日，双方签订《付费协议》，约定本付费协议是保险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险费分两期缴付，第一期保费43350元缴付时间为2015年4月29日，第二期保费43350元缴付时间为2015年7月28日，并约定：“如果投保人未按约定交付保险费，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将按实际交付保费与保费总额的比例承担相应保险责任”。5月7日下午，被告依约定交付第一期保费43350元后，原告向被告出具《沿海内河船舶一切保险保险单》，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广西新阳海运海运有限公司，承保船舶“富航699”轮，投保险别沿海内河船舶一切保险，保险价值500万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5月8日0时起至2016年5月7日24时止，保险费合计86700元。保险单还记明被保船舶信息、附加险、保险条件及特别约定。2015年8月5日，原告制作《保费催缴函》，内容为“富航公司：根据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的《付费协议》，约定如果投保人未按约定交付保险费，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将按实际交付保费与保费总额的比例承担相应保险责任。敬请贵公司按时交付以下保险费：第二期保费交付日期2015年8月7日，保费43350元”。被告在原告制作的一式两份《保费催缴函》上盖公司公章后，交原告一份，自存一份。现在原告递交法庭的《保费催缴函》上，被告盖章处的“年月日”格式栏中写有“2016.8.29”阿拉伯数字，而被告递交法庭的《保费催缴函》上被告盖章处的“年月日”格式栏中没有写“2016.8.29”阿拉伯数字。对此，原被告双方有不同的说法，原告称是在2016年8月29日才向被告发出催缴函。被告则认为，原告是在2015年8月5日向其发送《保费催缴函》，当时只盖章没有填写日期，函中的“2016.8.29”阿拉伯数字不是其所写，之后也没有收到原告的任何催缴函，不排除《保费催缴函》上的“2016.8.29”这个时间数字是原告单位的工作人员自己补填写上去的。 保险期间结束，被告没有支付第二期保费。在保险期间“富航699”轮没有发生保险事故。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综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被告应否要支付《付费协议》所约定第二期保费43350元。 一、关于原告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 原告认为，被告收到《保费催缴函》的时间应当以原告留存的《保费催缴函》被告盖章处落款的日期2016年8月29日为准。假设被告并没有在《保费催缴函》签署日期，也应当根据2018年最高法院民申第3112号判决的精神来认定被告签收的时间是2016年8月29日。根据民法总则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付费协议》约定被告支付第二期保费的时间是在2015年7月8日，而原告向港口区人民法院起诉时间是在2019年4月15日，即使原告没有直接向被告催收保费，也因为原告向法院起诉，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被告认为，原告向被告发出《保费催缴函》时间是2015年8月5日，被告也是当日收到，在这之后再也没有收到原告的任何催缴函。原告在2019年4月15日起诉时已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双方约定案涉的第二期保费的缴费时间是2015年7月28日，在没有出现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等情形时，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于2017年7月28日届满。当时，民法总则尚未施行，不能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也就是说，原告向被告追索保费的诉讼时效期间在2017年7月28日已届满。即使按原告主张其系在2016年8月29日向被告发送《保费催缴函》，但该催缴函的内容只是再次明确双方所签《付费协议》所约定被告未按约定交付保险费，如发生保险事故，原告将按被告实际交付保费与保单保费总额的比例承担相应保险责任的规定，并无新的权利义务约定。双方所约定的保险期间已于2016年5月7日24时结束，原告在2016年8月29日再向被告发送该催缴函，即使被告接收也不能视为其对支付第二期保费的重新确认，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时效的效果。故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 二、关于被告应否要支付《付费协议》所约定第二期保费43350元问题。 原告认为，双方签订了《付费协议》，对保费作出的约定，只是对被告付款期限的延缓，并不是作出减少保险费的表示，被告仍应以保险费全额支付，并支付逾期付款的相应利息。 被告认为，《付费协议》已明确约定了原告在被告未足额交付保险费的情况下，享有减轻保险责任的权利，依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在原告依据协议享有减轻或者免除保险责任的情况下，仍然要求被告支付全额保险费不符合公平原则。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双方就被告的“富航699”轮投保事项协商一致，在被告向原告递交投保单，双方签订付费协议，被告按协议支付第一期保费43350元后，原告出具了保险单，双方形成了船舶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投保单、付费协议、保险单，是合同主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又未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规定，双方应按约定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既已约定保险费分两期支付，每期交43350元，第二期保险费支付时间为2015年7月28日，据此，被告应在约定的交费时间内履行支付保险费的义务。与此同时，《付费协议》特别约定，如投保人未按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将按实际交付保费与保费总额的比例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也就是说，被告没有按约定期限交付第二期保险费，若船舶发生保险事故，原告有权按被告实际支付的保费与保费总额的比例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换言之，双方的约定，允许被告不交第二期保费。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自2015年5月8日0时起至2016年5月7日24时止，被告在保险期届满，也没有缴纳第二期保费，是其在用行为表示其只愿意缴纳一半的保费，假设发生船舶保险事故，也只能按照《付费协议》的约定要求原告按照实际交付保费与保单保费总额的比例承担相应保险责任，这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在庭审中，原告也确认，本案被告没有交付第二期保费，在保险合同期间，假如发生保险事故，原告也只按实际交付保费与保单保费总额的比例承担保险责任。因此，被告没有交付第二期保费，没有违反原被告双方的《付费协议》约定，也没有违反其他法律规定，且在保险期间结束后，双方之间的保险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原告再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保险费43350元及利息7694.02元”之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76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38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提交上诉状时应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王名胜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廖国良 书 记 员 吴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