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71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颖视眼镜制品有限公司。注册办事处地址：香港九龙长沙湾长裕街2号嘉图工厂大厦C座11楼11室。登记证号码：36630247-000-04-18-6。代表人：孙玮颖（该公司唯一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凤宁，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辉，男，汉族，1970年12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雪莲，上海市海华永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玲，女，汉族，1969年12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宜娟，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徐颢轩，男，汉族，1997年7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柏永权，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颖视眼镜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颖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辉、曾玲、原审第三人徐颢轩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4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颖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2.改判撤销（2014）深南法民一初字第119号《民事调解书》的第四项“被告徐辉名下的深圳市厂房（房产证号：60××**）及四层宿舍（房产证号：60××**）（三层厂房及四层宿舍为相同宗地号Ｇ08415-××3）归原告曾玲及儿子徐颢轩所有，调解书生效后半年内被告徐辉协助原告曾玲办理此房产过户手续”；3.改判确认徐辉名下位于深圳市厂房（房产证号：60××**）及四层宿舍（房产证号：60××**）（三层厂房及四层宿舍为相同宗地号Ｇ08415-××3）所有权为颖视公司所有，由徐辉配合颖视公司办理上述房产的过户手续；4.判令徐辉、曾玲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颖视公司与徐辉存在代持关系。原审法院错误认定徐辉为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查明并予以改判。（一）孙玮颖已按照《谅解备忘录》的约定向易盈科技的实际控制人陈蔡如葵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后转化为购房款），颖视公司是涉案房产的实际出资人。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产的购房款来源于徐辉的认定也不成立，徐辉既不是购买涉案房产的出资人，更不是涉案房产真实权利人。1.颖视公司已履行了购买涉案房产的付款义务，徐辉并未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及购房款。2.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产的购房款来源于徐辉的依据不足。徐辉所提交的付款记录不足以证明徐辉是购买涉案房产的出资人，徐辉委托富洋公司支付的款项并非本案的购房款。（1）徐辉提交的付款记录与颖视公司提交的付款记录在付款时间、金额以及次数上并不存在关联性，更与《谅解备忘录》、《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不一致。徐辉委托香港富洋支付给孙玮颖的七笔款项并非涉案房产的购房款。首先，香港富洋对孙玮颖的付款时间、金额与涉案房产的应付款时间、金额不符，徐辉为掩饰这些明显不符，在其向法院提交的《付款情况说明》中故意选择了其中五笔付款，隐去了其中二笔付款。其次，七笔款项中有五笔是在《谅解备忘录》签订之前支付的，七笔款项的支付时间全部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并且均未备注付款用途，与正常交易习惯不符。香港富洋七笔付款折合人民币为1882.77万元，而出让方实际应收款项折合人民币只有1303.94万元。二者金额相差500多万。显然，香港富洋七笔付款与涉案房产的购买款不存在关联性。最后，徐辉与易盈深圳、易盈科技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1年6月17日，但签约后并未支付任何购房款。如果购房款真的来源于徐辉，徐辉没有委托富洋公司直接将上述购房款转账给交易方陈蔡如葵，其采取通过先向孙玮颖转账，再由孙玮颖账户向陈蔡如葵转账的行为，不仅大大增加了商业风险，与正常交易习惯不符。（2）根据孙玮颖与徐辉之间国内招商银行两个账户之间的往来流水显示，孙玮颖与徐辉之间长期存在巨额资金往来。徐辉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香港富洋支付的上述款项是徐辉支付的涉案房产的购房款，且徐辉一直欠孙玮颖债务，香港富洋受徐辉委托向孙玮颖支付款项的转账记录，并不能证明是徐辉支付的涉案房产的购房款。（二）颖视公司与徐辉之间存在代持涉案房产的合意。1.颖视公司与徐辉通过《谅解备忘录》的终止，调整收购方式并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就代持涉案房产事宜进行了书面的确认，仅未单独签订名为《代持协议》的文件，不能以此认定双方未达成代持的合意。颖视公司在发现待收购股份存在隐形债务风险后，经协商，颖视公司与陈蔡如葵同意交易方式由股权收购调整为资产收购，交易金额由原先的人民币1400万调整至人民币1300万元，涉案房产变更登记至颖视公司的指定人名下，易盈深圳及易盈科技配合办理涉案房产过户的相应手续。2011年6月17日，易盈深圳、易盈科技与颖视公司指定的买方徐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徐辉以人民币1300万元的对价购买涉案房产，产权登记在徐辉名下。《房屋买卖合同》实际上是《谅解备忘录》的调整，陈蔡如葵、徐辉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确认。各方均认可孙玮颖向陈蔡如葵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转化为涉案房产的购房款。原审法院对陈蔡如葵收取的孙玮颖支付的款项即为本案涉案房产的购房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且确认在《房屋买卖合同》签署之后，徐辉并未支付任何的款项。因此，各方已确认涉案房产的代持行为。颖视公司与徐辉之间有明确的代持的合意，徐辉为颖视公司指定的涉案房产的代持人，并履行了各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房产登记到徐辉名下。2.在徐辉代持涉案房产期间，颖视公司一直实际控制并使用涉案房产并从未支付过任何租金，徐辉也从未提出过异议，这也进一步证明徐辉仅为房产代持人，并非所有权人。涉案房产一直由颖视公司的两家关联公司使用，即颖视眼镜制造（深圳）有限公司与颖视贸易发展（深圳）有限公司，颖视公司基于生产需要才购买涉案房产，与徐辉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仅仅是为了满足相关部门办理营业执照的要求，用于颖视深圳及颖视贸易的工商注册。3.徐辉因为擅自使用涉案房产为自己控制的公司提供贷款抵押，而向颖视公司孙玮颖出具《承诺书》，上述行为再次证明，徐辉只是涉案房产的名义所有人。徐辉利用与孙玮颖同居关系及涉案房产登记在其名下的便利条件，两次擅自使用涉案房产为其实际控制的安世通公司融资贷款，严重侵犯了实际权利人颖视公司的合法权益。2014年8月16日，颖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玮颖发现徐辉上述行为后，徐辉向孙玮颖出具《承诺书》，承诺徐辉及安世通公司对给颖视公司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负债及贷款承担一切责任。4.颖视公司同意由徐辉代持涉案房产的原因。（1）涉案房产无法登记在颖视公司或颖视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下，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产可以登记在颖视公司设立的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大康颖视眼镜制品厂的名下属于理解错误。根据深圳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的《关于规范境外机构和境外个人购买商品房的通知》（深国房[2007]254号）第一条的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房管理的通知》（建房[2010]186号）第一条的规定，涉案房产为非住宅性质的工业厂房，颖视公司2011年并未在境内设立法律规定的分支、代表机构，颖视公司的法人代表孙玮颖为香港人，均不符合直接购买涉案房产的条件。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大康颖视眼镜制品厂，并不属于上述政策规定的在境内设立的分支、代表机构。涉案房产无法直接登记在颖视公司或颖视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下。(2)徐辉与孙玮颖为男女朋友关系，孙玮颖基于当时对徐辉的信任，同意由徐辉代为持有涉案房产。因此，双方并未按照常规的逻辑另行签署名为《代持协议》的文件。5.孙玮颖在与徐辉交往期间，双方长期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双方在经济往来发生时并没有签署书面借条，在双方关系破裂后才补签的借条。原审法院以此来认定孙玮颖在面对较大款项往来时，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于用书面文件保障自身的倾向性是没有依据的。所有徐辉向孙玮颖出具的借条时间是在2015年，而并非双方款项往来当时即签署借条。孙玮颖之所以会在2015年要求徐辉出具书面借条，是因为双方感情已经出现破裂，在孙玮颖的多次要求下，徐辉不得已才补签的借条。在补签《借条》时，在徐辉退出颖视深圳的董事后，甚至在本案在深圳中院二审时，徐辉均确认其为代持涉案房产，但在广东高院再审时又自认撒谎，推翻了自己之前的陈述。徐辉在与孙玮颖彻底破裂后，在搬出孙玮颖家时，将孙玮颖存放于家中的购房款转账票据、银行回单带走，并最终引发涉案诉讼。二、颖视公司作为涉案房产的实际购买人，颖视公司要求确认其对涉案房产所有权的请求，应与本案合并审理。虽然涉案房产登记在徐辉名下，但该不动产登记证作为物权凭证，仅具有权利推定效力，不能当然认定徐辉是房产唯一权利人。徐辉隐瞒了房产真实权属情况，在未取得真实权利人颖视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与妻子曾玲达成离婚调解协议，损害了真实权利人颖视公司的民事权益。对于曾玲而言，其在调解协议达成前，对涉案房产真实所有权情况是明知或应知，故曾玲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其只有对徐辉名下的涉案房产的一般期待，并不能产生对涉案房产的信赖利益，其应当预料到涉案房产权属的不确定性和随时可变化性。徐辉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颖视公司的上诉请求。曾玲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颖视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徐颢轩答辩称：同意曾玲的答辩意见。颖视眼镜制品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4）深南法民一初字第119号《民事调解书》的第四项“被告徐辉名下的深圳市厂房（房产证号：60××**）及四层宿舍（房产证号：60××**）（三层厂房及四层宿舍为相同宗地号Ｇ08415—××3）归原告曾玲及儿子徐颢轩所有，调解书生效后半年内被告徐辉协助原告曾玲办理此房产过户手续”；2.徐辉、曾玲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深圳市安世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安世通公司）于2004年4月27日成立，徐辉自2010年2月11日成为股东，持股42.08%，担任执行（常务董事）。徐辉称同时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汇付委托书委托方加盖安世通公司公章，受托方为富洋公司，收款人为孙玮颖，金额共涉美金291万元，时间段为2011年5月10日至6月15日。另查，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公证并转递的《声明》显示，声明人杨春葵声明：1.其系富洋公司董事，根据富洋公司于2017年9月22日通过的董事决议授权作出本声明。2.富洋公司于2011年1月至6月期间，先后多次收到安世通公司委托付款通知，要求本公司将如下款项均支付给同一自然人“ＳＵＥＮＷＡＩＷＩＮＧ”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账户，金额共计美金291万元，分别为2011年1月19日美金50万元，2011年2月15日美金50万元，2011年5月11日美金20万元，2011年5月23日美金30万元，2011年6月2日美金70万元，2011年6月8日美金48万元，2011年6月16日美金23万元。3.除上述付款外，本公司与ＳＵＥＮＷＡＩＷＩＮＧ之间在任何时间都再无经济往来。颖视公司确认孙玮颖收到上述美金291万元，但称上述《声明》所涉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82.77万元（291＊汇率6.47＝1882.77），付款与《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约定的付款时间、金额均不符，上述付款与涉案房屋无关。关于安世通公司与富洋公司的业务往来。徐辉提交了《代理进口协议》、《合作进口协议》、《供应链管理服务协议》、增值税专用发票（部分），用以共同证明安世通公司与深圳华富洋进出口公司（名称后变更为深圳市华富洋供应链有限公司）存在长期的业务合作及资金往来，本案购房资金来源于业务往来款项。颖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于1993年4月30日成立，唯一股东为易盈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6月9日，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从陈杰雄变更为孙玮颖。2011年7月18日，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蔡如葵。颖视公司对上述法定代表人变更解释称：经过尽职调查之后发现待售股份可能存在隐形债务、税务风险，双方经协商决定将本次交易由股权转让变更为房产转让，在房产转让手续完成后，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恢复为陈蔡如葵。徐辉则称当时为了本案房产的交易，把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先从陈蔡如葵变更为孙玮颖后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完成交易后，又把法定代表人恢复为陈蔡如葵。涉案厂房及宿舍原登记于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名下。2011年6月17日，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甲方，签字代表为孙玮颖）、易盈科技有限公司（乙方，签字代表为陈蔡如葵）、徐辉（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三方约定涉案房产转让款项1300万元，收款人为甲方指定的收款人。上述合同内未约定实际收款人。同日，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签字代表为孙玮颖）与徐辉网签两份《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将涉案两处争议房产出售给徐辉。2011年6月22日，上述房产核准登记于徐辉名下。房地产权证书摘要处备注“购买日期2011年6月17日”。颖视眼镜制造（深圳）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6日登记成立，住所地为深圳市龙岗区系涉案房产，颖视置业有限公司为其唯一股东，孙玮颖为法定代表人，徐辉于2012年12月6日设立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为该公司董事。颖视贸易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10日核准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孙玮颖。颖视置业有限公司系在香港注册设立的有限公司，董事孙玮颖。颖视公司称，颖视眼镜制造（深圳）有限公司、颖视置业公司系其关联公司。就涉案房产，颖视置业有限公司与徐辉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了《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大康社区凤围街2号1楼）、《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大康社区凤围街2号2-3楼）并在出租屋管理中心办理了备案登记。据上，颖视公司主张其基于生产需要购买了涉案房产，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仅仅是为了满足相关部门办理营业执照的要求，用于颖视眼镜制造（深圳）有限公司及颖视贸易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同时提交了颖视眼镜制造（深圳）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宿舍由颖视公司实际控制并使用，没有任何租赁文件，也没有支付任何租金，徐辉对此也从未提出过异议，颖视眼镜制造（深圳）有限公司或颖视贸易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从未按租赁合同向徐辉支付过租金；徐辉自始至终非常清楚上述情况，且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徐辉愿意代持涉案房产是基于颖视公司同意在深圳设立颖视眼镜制造（深圳）有限公司后让其担任该公司董事职务，且徐辉与孙玮颖一直同居。颖视公司提交《深圳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关于规范境外机构和境外个人购买商品房的通知》（深国房［2007］254号）。经查，该通知生效日期为2007年7月10日，其第一条规定，境外机构和个人在我市购买自用、自住商品房的条件为：境外机构是已在我市设立的分支、代表机构（经批准从事经营房地产业的企业除外），并只能购买用于办公所需的商品房（办公类）……港澳台地区居民和华侨只能购买一套用于自住的商品房（住宅类），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颖视公司称，上述规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房管理的通知》（建房［2010］186号）第一条关于“境外个人在境内只能购买一套用于自住的住房。在境内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的境外机构只能在注册城市购买办公所需的非住宅房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颖视公司于2011年并未在境内设立法律规定的分支、代表机构，颖视公司法人代表孙玮颖为香港人，均不符合直接购买涉案房产的条件，故涉案房产无法直接登记在颖视公司或孙玮颖名下。2014年8月12日，徐辉向孙玮颖出具《承诺书》承诺其本人及安世公司对颖视眼镜制造（深圳）有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负债、贷款承担一切责任；承担每月基本生活费用人民币8万元（无论两人是否一起生活）。颖视公司称上述《承诺书》系徐辉在擅自使用代持房产，分别于2011年11月7日、2014年6月26日两次擅自使用涉案房产为其实际控制的安世通公司融资贷款。经查，涉案房产分别于2011年11月10日、2012年6月21日因贷款办理了抵押登记。2012年8月28日，孙玮颖向徐辉出具《借条》，载明其向徐辉借取270万元。因徐辉拖欠孙玮颖借款金额数百万元，其于2015年7月15日、16日向孙玮颖出具三份借条（金额分别为300万元、180万元、100万元），借条金额共计580万元。孙玮颖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尾数9333）自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交易流水显示其与徐辉名下银行账户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孙玮颖一共向徐辉转账22239360元，徐辉一共向孙玮颖转账11352537元，差额为10886823元。孙玮颖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尾数8888）自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交易流水显示其与徐辉名下银行账户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孙玮颖一共向徐辉转账3734000元，徐辉一共向孙玮颖转账371600元，差额为3362400元。另查，上述尾数9333银行账户2011年期间向徐辉银行转账7829360元，上述尾数9333银行账户2011年期间收到徐辉银行转账300万元。针对上述借条及银行流水，徐辉称：确实和孙玮颖存在许多往来款项，但这里面包括了孙玮颖代徐辉收取的生意往来款项，孙玮颖收到后再转到徐辉银行账户；徐辉提供给孙玮颖的借款（其中包括2011年9月4日110万元，2011年11月29日90万元，2012年6月29日55万元，2012年8月4日24万元，总共借款279万元，后来曾玲知道后，于2012年8月28日让孙玮颖补了一份借条，保存在曾玲处）。曾玲称，上述大量的往来款项不排除徐辉与孙玮颖恶意转移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保留通过司法途径主张其中50%份额的权利。曾玲未提交徐辉所称的上述借条。颖视公司称孙玮颖已经清偿完毕上述借款，徐辉还出具了一份已经偿还完毕借款的书面文件；另外，上述借款时间均在徐辉向孙玮颖出具的三张借条前。徐辉称因借条保存在曾玲处，基于孙玮颖和徐辉当时的关系，为了让孙玮颖安心，才向她出具了一个300万元借条，包括后续的借款，已经在前海法院提起诉讼；银行流水主要是发生在2014年，而涉案房产交易是发生在2011年，银行流水与本案房产没有任何关联。2014年3月3日，孙玮颖通过银行转账向曾玲汇款20万元，未备注转账用途。曾玲称该款项系房屋租金。曾玲提交以下证据：1.短信记录，称该记录系其与徐辉之间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徐辉、曾玲离婚后，徐辉与孙玮颖仍继续同居且关系密切；孙玮颖与徐辉一同回家扫墓，两人关系得到徐辉家族认可，本次诉讼系其双方勾结的恶意诉讼，目的是要回房产。2.孙玮颖发给曾玲的微信、照片、短信记录、曾玲与物业管理处的电话录音、通话记录、报警回执、曾玲与徐辉的对话录音等，用以证明在徐辉、曾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孙玮颖与徐辉存在婚外情且长期同居并保持婚外性行为，导致徐辉、曾玲夫妻感情破裂，最终离婚。颖视公司不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徐辉不确认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徐颢轩确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对本案中徐辉所出示证据，曾玲及徐颢轩均予以确认。对本案中曾玲所出示其他证据，徐辉及徐颢轩均予以确认。徐颢轩未举证。关于未签订代持协议的原因。颖视公司称：颖视公司于2006年在龙岗成立了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大康颖视眼镜制品厂，企业类型为来料加工，地址位于涉案房产隔壁，制品厂于2006年开始经营。2011年，基于三来一补企业就地升级转型的政策及扩大生产的需求，颖视公司在得知涉案房产转让的消息后，决定收购涉案房产用于生产需要，与徐辉、曾玲没有任何关系；签署备忘录后，因颖视公司已经按照备忘录的约定向陈蔡葵如支付了第一、二笔的款项合计10151681元，但发现股权存在债务风险，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将交易方式调整为直接资产交易。对于备忘录有无后续处理的问题。颖视公司称，交易双方于2011年6月17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签字确认，正是基于双方已经对变更交易方式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双方协商一致终止备忘录履行，改为资产转让时，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孙玮颖重新恢复为陈蔡葵如，就已经表明了双方不再履行原备忘录。颖视公司与徐辉均确认无法联系到陈蔡葵如。另外，颖视公司称其在原审中增加了关于确权及配合协助过户的诉讼请求，但原审未予受理，希望本案一并处理。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争议焦点系颖视公司所主张的（2014）深南法民一初字第119号《民事调解书》中与争议房产相关的内容是否损害了颖视公司的民事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涉案房产均登记于徐辉名下，因此，颖视公司所主张足以对抗物权登记的“合法权益”应为真正所有权人，其他类似一直长期“占有使用”的情形则不足以推翻所有权物权登记。因此，为证明颖视公司所主张的对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是否因上述《民事调解书》第四项的相关内容受到了损害，本案需厘清颖视公司所主张的徐辉“代持”及出资事实是否存在。此为本案真正争议焦点。原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关于出资的问题。1.富洋公司于2011年1月至6月期间，根据安世通公司委托付款通知，向孙玮颖（ＳＵＥＮＷＡＩＷＩＮＧ）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账户转账金额共计美金291万元，分别为2011年1月19日美金50万元，2011年2月15日美金50万元，2011年5月11日美金20万元，2011年5月23日美金30万元，2011年6月2日美金70万元，2011年6月8日美金48万元，2011年6月16日美金23万元。2.富洋公司声明其与ＳＵＥＮＷＡＩＷＩＮＧ之间在任何时间再无经济往来。3.颖视公司未证明孙玮颖与富洋公司在其他任何时间存在其他任何经济往来。4.孙玮颖（ＳＵＥＮＷＡＩＷＩＮＧ）通过其名下在汇丰银行账户59×××40-001以本票方式分别于2011年6月3日、6月10日、6月16日向陈蔡如葵支付港币5073689元、5077983元、3138460元；2016年6月16日，孙玮颖以个人支付方式向陈蔡如葵支付10383元。2011年6月16日，徐辉通过取存方式向陈蔡如葵银行账户存入200万元。比较上述第2、3点，足以证明孙玮颖支付涉案款项时间、金额以及次数与富洋公司向孙玮颖的转账行为上存在高度关联，涉案房款来源于徐辉。5.孙玮颖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尾数9333）自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交易流水显示其与徐辉名下银行账户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孙玮颖一共向徐辉转账22239360元，徐辉一共向孙玮颖转账11352537元，差额为10886823元。孙玮颖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尾数8888）自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交易流水显示其与徐辉名下银行账户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孙玮颖一共向徐辉转账3734000元，徐辉一共向孙玮颖转账371600元，差额为3362400元。上述差额并未加计来自于富洋公司的转账金额，因此，上述银行流水不足以证明孙玮颖为颖视公司支付涉案房款。综上，涉案房款来源来徐辉的事实可以认定。即使如此，如果双方就代持存在合意，款项的来源亦可能被认定为借贷或其他法律关系，因此，原审法院仍需进一步探求双方是否存在代持涉案房产的合意。第二、根据本案查明事实，颖视公司与徐辉未签订代持协议。就房产（本案中为厂房及宿舍）此等大宗商品，基于各种现实需要登记于他人名下而未签订代持协议，有违生活常识和商业逻辑。因此，即使颖视公司依购买涉案房产当时的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确实存在将涉案房产直接登记于其名下的事实障碍，其仍应对“代持”合意进行举证。一方面，颖视公司在庭审过程中又自称其于2006年在龙岗成立了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大康颖视眼镜制品厂，企业类型为来料加工，地址位于涉案房产隔壁，制品厂于2006年开始经营，基于生产经营需要，才购买了涉案房产。那么，就其上述自述，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大康颖视眼镜制品厂为深圳经济企业，将涉案登记于该制品厂名下并不存在法律、政策的障碍。在此基础上，颖视公司关于基于生产经营需要购买涉案房产但登记却存在法律、政策障碍的主张，难以自圆其说。第三、原审法院注意到涉案房产交易发生时，作为颖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的孙玮颖与徐辉已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双方或存在基于此种感情基础而未履行正式签约手续的可能，但此种后果并不必然发生，因此，由此产生的关于代持合意的举证责任仍需由颖视公司承担。原审法院注意到，在孙玮颖与徐辉交往过程中，在孙玮颖要求下，徐辉向孙玮颖出具了数份借据，即可反映孙玮颖对涉案较大款项往来时，其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于以书面文件保障自身权的倾向益，因此，“双方存在基于此种感情基础而未履行正式签约手续”应属于小概率事件。第四，关于《谅解备忘录》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1.《谅解备忘录》为经公证转递的《唯一董事决定证明》附件之一，公证人虽未明确其为原件，但公证人亦未明确其为复印件。2.孙玮颖向陈蔡如葵的支付行为与《谅解备忘录》约定的支付节点、金额高度吻合，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自陈蔡如葵变更为孙玮颖及时间亦符合《谅解备忘录》的约定。3.由孙玮颖账户向陈蔡如葵支付的款项及徐辉取存的200万元为涉案房款共计13039400，考虑汇率的变动，已支付款项符合2011年6月17日三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款。《房屋买卖合同》已约定收款人为甲方指定的收款人，但合同内并未约定实际收款人，而实际收款人为陈蔡如葵系易盈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即易盈科技有限公司确实存在。该公司与交易款项均可与备忘录相互印证。至于备忘录与《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房款以及实际支付的款项之间的差额，颖视公司的陈述未必符合事实，但是，无论过程如何，易盈科技有限公司及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最终同意以1300万元出售涉案房产则是确定的，且房产随之登记亦如合同约定至徐辉名下。综合上述事实细节，原审法院认为，备忘录真实存在，否则，无法解释由陈蔡如葵收取涉案房产房款的事实。第五，《谅解备忘录》能否证明颖视公司与徐辉存在“代持”合意的问题。颖视公司提交《谅解备忘录》，其目的为了阐述整个交易的背景，即涉案房产的购买者应为本案颖视公司。因此，接下来的问题为《谅解备忘录》是否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代持”的合意。《谅解备忘录》约定由颖视公司收购包括涉案房产的在内的由易盈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相关权益。备忘录中提及股权转让协议，但颖视公司称其于债务风险的考虑，后续并无股权转让事宜，并由此调整了收购价款。原审法院认为，2011年6月17日三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亦未尝不能认为系备忘录的调整。对于易盈科技有限公司来说，其意在出售“国内资产”，鉴于签订上述合同当日，陈蔡如葵如已收取了全部房款，由谁作为房产的受让方或许不在其考虑范围内，备忘录在履行过程中调整变更了受让人亦是可能的。在上述情形下，再考虑涉案房产由徐辉出资购买、就涉案房产无代持协议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颖视公司与徐辉之间就涉案房产由徐辉代持的合意不能认定。综上，颖视公司的举证均不能对抗涉案房产的物权登记，徐辉、曾玲就涉案房产在离婚协议书所作的分割并未侵害其合法权益，原审法院依据徐辉、曾玲离婚协议作出《民事调解书》与涉案房产相关部分亦未损害颖视公司的民事权益，颖视公司无权主张撤销。综上，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颖视眼镜制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41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98412元，由颖视眼镜制品有限公司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管辖本案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纠纷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颖视公司主张其系涉案不动产的实际所有权人，因为房屋登记政策等原因，将涉案不动产所有权人登记为徐辉，实质是借名买房，由被上诉人徐辉代为持有房产，因此（2014）深南法民一初字第119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119号调解书）中与涉案不动产相关的内容损害了颖视公司的民事权益。对此，本院认为，不动产物权实行登记公示原则，原则上，登记权利人即为实际权利人，除非有相反证据推翻。因此，登记物权与真实物权一致性是原则，不一致为例外，主张不一致的一方必须承担较为严格的举证责任。借名买房则属于真实物权与登记物权不一致的情形，主张存在借名买房关系的一方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房屋为其出资购买，同时必须证明其与登记人存在借名登记的约定。首先，关于涉案不动产是否由颖视公司出资购买的问题。颖视公司主张其款项支付的构成如下：董事孙玮颖分别于2011年6月3日、6月10日、6月16日向案外人陈蔡如葵支付港币5073689元、5077983元、3138460元、10383元，合计港币13300515元，徐辉于2011年6月16日向陈蔡如葵存入人民币2000000元；徐辉提交的证据显示，富洋公司于2011年1月至6月期间受安世通公司的委托，多次付款给同一自然人“SUENWAIWING”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账户，共计2910000美元，而安世通公司称其中1910000美元系其分给公司实际控制人徐辉的利润分红，是徐辉购买涉案房产需要而委托富洋公司转账的，孙玮颖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主张并非是购房款，而是其与徐辉之间的往来款项。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颖视公司主张其出资购买涉案不动产，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现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鉴于富洋公司向孙玮颖转账行为与孙玮颖支付购房款时间、金额及次数等存在高度关联，颖视公司还应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有关富洋公司转账款项系“徐辉与孙玮颖之间的往来款”的主张，但其提交的银行流水仅能证明孙玮颖与徐辉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尚不足以证明其前述主张，颖视公司也未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其转账给陈蔡如葵的相关款项的来源，因此，颖视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其转账的相关款项来源于徐辉的可能性，其主张涉案不动产由其出资购买，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颖视公司与徐辉之间是否存在借名登记或者代持房产约定的问题。颖视公司称因深圳市不动产登记相关政策，其无法将涉案房产登记在自己或法定代表人名下，存在借名买房的需求，但存在此种需求不代表双方即达成此种合意。另，颖视公司主张其一直直接控制占有涉案不动产，但徐辉与颖视眼镜制造（深圳）有限公司签订有房屋租赁合同，虽然颖视公司称该合同的签订仅是为了满足办理营业执照的要求，但其并未提交证据对此予以证明。颖视公司提交的《谅解备忘录》显示，案外人EagleLaneHoldingLimited向颖视公司出售目标公司EagleUpHoldingLimited全部股份、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所有投资权益、香港资产及国内资产，但不包括剥离资产，交易价格为14000000元，该《谅解备忘录》附件一为持有香港两地车牌车辆一辆，附件二为国内资产，及涉案不动产。颖视公司陈述，在履行上述《谅解备忘录》的过程中，通过尽职调查发现收购公司股权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所以协商决定由股权收购变更为直接收购涉案不动产，并将价格调整为13000000元，但颖视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此协商过程。其后由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签字代表孙玮颖）、易盈科技有限公司（签字代表陈蔡如葵）、徐辉三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也未显示有徐辉代为持有涉案不动产、颖视公司借徐辉之名进行房屋登记的相关内容，颖视公司对此的解释为：如果写明相关代持合意，无法办理房产过户，但经本院核实，易盈电脑（深圳）有限公司另行与徐辉签订有《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因此颖视公司的前述解释与事实不符，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排除徐辉借用其名义与EagleLaneHoldingLimited从事交易或者各方在履行《谅解备忘录》的过程中变更交易主体的可能性，再结合涉案房地产无代持协议、颖视公司尚不能证明涉案不动产由其出资购买的情况，颖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徐辉之间存在代持涉案不动产的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有关双方存在代持涉案不动产合意的主张，亦不予支持。综合上述分析，颖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对抗涉案不动产的物权登记，因此其主张涉案不动产登记所有人徐辉对涉案房地产的分割侵害其合法权益，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颖视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3412元，由上诉人颖视眼镜制品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萍审判员 赵  雪  琳审判员 周    洁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许婧文（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