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185民初2905号原告：周鹏，男，198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临安区。原告：王杰，男，198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的杭州市临安区。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洁心、褚茜茜，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蒋卫民，男，198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临安区。委托代理人：何健，浙江轩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鹏、王杰为与被告蒋卫民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2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经诉前调解不成后，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陆宗亮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2019年7月10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0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周鹏、王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洁心、褚茜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蒋卫民经本院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第二次庭审，原告周鹏、王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洁心、褚茜茜、被告蒋卫民的委托代理人何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庭审，原告周鹏及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褚茜茜、被告蒋卫民的委托代理人何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鹏、王杰诉称：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被告以其与江苏某电信公司关系好为由，让原告投资该电信公司的电话卡和流量卡，同时告知原告需要与该电信公司签订代理协议，但被告以原告没有资质等理由谎称其可以代表原告与该电信公司签订协议。此后，被告以需要向该电信公司支付电话包月费、流量包月费、保证金等为借口向原告索要款项，截止2017年10月，原告累计向被告汇款合计598605元。同时，原告为更好的经营被告所称的该电信公司的电话卡以及流量卡项目，租赁了营业用房并对房屋进行了装修。而此后项目并未实际开展，但被告仍以各种理由要求原告继续打款到其个人账户，原告遂发现事态不对，并坚持要求被告将其与该电信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提供给原告，但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拒不提供。因而，原告认为被告至始至终从未与该电信公司签订过代理协议，仅是以该理由欺骗原告，并向原告索要款项。此后，原告要求将上述款项返还并赔偿原告的损失，但被告一直置之不理。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投资款共计598605元；二、被告立即赔偿原告租赁及装修房屋损失共计299470元；三、被告立即赔偿原告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以89807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四、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投资款共计628605元；二、被告立即赔偿原告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以62860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周鹏、王杰为证明其诉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支付宝、微信及银行转账凭证一组，用以证明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份期间，原告向被告指定的人员和账户支付598605元款项的事实。证据二、通话录音三份，用以证明被告在录音中承诺其会与运营商之间签订相关合约，被告向原告收取相关款项，以及被告告诉原告其每月向原告收取的费用都交给了电信运营商的事实。被告蒋卫民辩称：2016年12月至2017年10月期间，被告确实收到了两原告合计支付的598605元款项，但对于两原告为何支付这些款项给被告及款项性质为何，两原告心知肚明。周鹏与被告之间已经认识七、八年了，被告和喻大伟共同成立了杭州易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营业务是销售网络电话卡，周鹏知道被告从事网络电话卡的销售，有这方面的资源。2016年年底，周鹏也想来做网络电话卡的业务，就找到被告来解决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语音APP的设计开发、上架及技术支持和服务，第二是API接口的开通，第三是电信业务资费。被告答应帮助周鹏解决这些问题，但不负责运营。周鹏名下有一家杭州临安康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当时周鹏还表示如果运营成功的话，前期可以支付被告提成，运营良好的话还可以给被告20%-30%的干股。2016年年底到2017年8月期间，当时流量接口还没有开通，被告主要为周鹏提供语音APP的设计开发、上架及技术支持服务。两原告在这期间转账给被告的款项主要就是这方面的钱。2017年3月份，被告注册了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该公司注册成立后，就开始与电信公司谈合作事项了。2017年9月20日，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与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签订了《物联网M2M通道型业务合同》，合同签订后主要是为了解决API接口的开通和电信业务资费问题，2017年9月29日完成测试对接后，被告向周鹏进行了交付，当时一并交付的包括1000张物联网流量卡，交付的时候已经能查询所有物联网卡包括该卡开通的套餐、流量使用及变更等情况。考虑到被告自己更加能够方便帮助原告，在2017年10月19日，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将其与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签署的合同的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杭州恒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豪公司），被告是该公司的唯一股东。之后，两原告开始以杭州临安康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运营宣传。在没有开始正式运营之前，因为资金不足等因素，两原告未继续运营下去，也没有找到电信公司及恒豪公司签订协议，导致恒豪公司对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违约。按照合同约定，恒豪公司采购的流量卡金额是有要求的，即每年不低于550万元。2017年8月之后，两原告给被告的款项主要是解决流量接口的费用，其中有些是网络电话卡的费用。流量接口的费用当时被告和原告方口头协商是30万元，但原告方只支付了29万元，还差1万元未付。被告已经完成了相关服务并向原告方交付了流量卡，电信公司现在还在和恒豪公司谈违约的事情，被告认为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没有任何依据。被告蒋卫民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一组及营业执照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周鹏于2016年11月2日和11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的4万元款项，系原告周鹏以杭州易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代理商身份支付的电话卡采购款的事实。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周鹏于2016年12月23日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的500元系原告周鹏让被告帮其充值手机话费的款项的事实。证据三、微信转账记录两份，用以证明原告周鹏于2017年3月12日通过微信转账给蒋卫鑫（系被告的兄弟）的4000元款项系用于归还蒋卫鑫借款的事实。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及该记录中的图片一张，用以证明原告周鹏于2017年3月10日、4月7日通过微信转账给蒋卫鑫和被告的共计26980元款项，以及原告王杰于2017年5月1日、5月28日通过银行和支付宝转账给被告的共计60000元款项，均系两原告支付给被告的APP开发技术服务费的事实。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及该记录中的图片一组，用以证明原告周鹏于2017年7月3日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的1500元款项系两原告支付给被告的TT通话验证码短信费和流量费的事实。证据六、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周鹏于2017年7月21日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的702元款项系原告周鹏支付给被告的苹果证书续费的事实。证据七、微信聊天记录及该记录中的图片一组，用以证明原告周鹏于2017年8月2日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的三笔共计20000元款项系原告周鹏支付给被告的语音款的事实。证据八、微信聊天记录及该记录中的图片一组，用以证明原告王杰于2017年8月8日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的16000元系流量费的事实。证据九、微信聊天记录两份，用以证明原告周鹏于2017年8月21日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的623元款项系原告周鹏支付给被告的阿里云云服务器月费的事实。证据十、微信聊天记录两份，用以证明原告周鹏于2017年9月22日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的6300元款项系原告周鹏支付给被告的阿里云服务器年费的事实。证据十一、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王杰于2017年10月6日通过支付宝转账给被告的1000元款项系原告王杰支付给被告的TT通话验证码短信费的事实。证据十二、微信聊天记录四份，用以证明原告周鹏于2017年10月12日、10月15日、10月18日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的共计22000元款项系原告周鹏支付给被告的语音款的事实。证据十三、《关于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业务合同说明》（以下简称《业务合同说明》）一份、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物联网补充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如下事实：1、为帮助两原告取得电信API接口，被告以其父亲名下的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与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签订《物联网M2M通道型业务合同》；2、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将API接口平台交付给原告周鹏；3、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经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同意将其上述《物联网M2M通道型业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被告名下的杭州恒豪科技有限公司；4、原告王杰于2017年8月11日、9月11日通过支付宝转账给被告的共计18万元及原告周鹏于2017年8月27日、10月22日、10月23日支付宝或银行转账给被告的共计11万元均系API接口费（含预付款）。证据十四、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截止2017年10月26日，两原告还欠被告语音款、物联网卡余款及提成共计55000元的事实。证据十五、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欠条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周鹏与被告之间还存在借款往来，原告周鹏至今还欠被告15000元的事实。证据十六、产品手册一份、营销广告页一份、微信公众号记录一份，用以证明两原告的业务都是以原告周鹏名下的杭州临安康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与被告无关的事实。证据十七、录音及其文字记录一份，用以证明两原告因为自身的资金问题而导致业务运营失败，原告周鹏本人认可其投入业务的资金与被告无关的事实。证据十八、录音光盘及相应的文字资料各一份（被告与原告周鹏的对话），用以证明如下事实：1、被告很早就明确告知原告周鹏其与电信公司合作的条件之一是每年完成550万元的业务金额，否则需向电信公司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2、被告与两原告之间不存在共同经营物联网流量卡业务的合作关系，被告主要是帮助两原告从电信公司开通流量接口、获取购买物联网流量卡的优惠价格并提供APP开发等技术服务，被告实际兑现了对两原告的承诺，是该二人内部之间的问题导致其合作经营半途而废，并导致电信公司向被告主张违约金；3、两原告停止运营时，被告仍表示愿意协助原告周鹏一个人继续运营，但原告周鹏最终也未继续运营。经庭审质证，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原告对该证据中所涉款项的性质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被告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反而可以证明被告以各种借口向原告收取费用；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二，原告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虽然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对象无法确认，但原告周鹏自己对该500元款项的用途也表示记不清楚了，故本院也无法确认原告周鹏汇给被告的该500元款项系原告主张的投资款。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三，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笔款项系被告去歌厅唱歌让原告周鹏支付的相关费用；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对象无法确认，但根据原告周鹏本人的陈述，该笔款项并非其交付给被告的投资款。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证据八、证据九、证据十、证据十一、证据十二，原告对该九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系以APP开发技术费、TT通话验证码短信费、流量费、苹果证书费和语音款等各种借口为由向原告要钱，原告并不知道被告收取款项后的具体用途；本院对该九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系以APP开发技术费、TT通话验证码短信费、流量费、苹果证书费和语音款等名义向被告交付款项的事实。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十三，原告对该证据中《关于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业务合同说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这份情况说明也仅仅能证明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交付了物联网自管理账户及API接口，但原告用账户密码登录后并不能使用该系统接口；对微信聊天记录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用账户密码登录后并不能使用该系统接口；对《物联网补充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合同乙方落款处加盖的印章不是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的印章，而是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行业应用项目部的印章，被告未提供富士达公司与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之间签订的《物联网M2M通道型业务合同》，即使该合同真实，也只能证明恒豪公司继受了富士达公司的合同权利，而不能证明被告有权将恒豪公司取得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本院经审核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十四、证据十五，原告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被告曾告诉原告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那边每月需要交10万元的包月费，原、被告约定原告每月需要支付给被告这笔包月费，但在交包月费的时候，因被告未向原告出示其与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签订的合同，原告就未向被告支付这笔钱，被告就说原告欠钱不付。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十六，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十七，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十八，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认为原告周鹏与被告之间的这段对话发生的背景是原告已向被告打款6个月，要求被告向原告出示其与电信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从这段对话中可以证明被告是在代原告与电信公司签订协议，被告一直和原告说原告交给被告的包月费、保证金都是可以换取电信物联网流量卡的；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综合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及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原、被告之间经常有业务往来，被告向原告提供TT通话业务、微信公众号平台对接、APP开发等服务。2017年期间，原告经被告介绍，有意投资经营物联网流量卡销售业务，因签约主体的资质问题，原告不便于直接与电信公司签订物联网流量卡的业务合同，故被告向原告承诺其会与电信公司签订相应授权销售物联网流量卡的合同，然后让原告借由被告取得的授权来经营物联网流量卡销售业务，原告向被告支付其履行与电信公司所签订合同中的费用。经协商，双方就上述内容达成口头协议，但未形成书面合同。2017年9月20日，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与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签订了《物联网M2M通道型业务合同》，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为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开通了自管理账户及API接口，于2017年9月29日完成对接测试，将自管理账户的账号和密码交付管理员（即原告周鹏）使用，该管理账户开通后可以查询上述账户下所有物联网卡，包括卡开通套餐，流量使用以及变更等。2017年10月19日，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甲方）、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合同乙方）、恒豪公司（合同丙方，恒豪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被告）三方签订了《物联网补充合同》，约定甲方将上述《物联网M2M通道型业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丙方，丙方基于乙方提供的业务优惠，承诺在合同期内向乙方购买不少于30000张实体卡，折后年消费额不低于550万元，如丙方的年消费额达不到承诺金额的，则乙方有权视情况调整丙方可享受的优惠幅度乃至取消优惠，丙方应另行向乙方增加支付API接口使用费60万元，并支付50万元违约金，前述费用及违约金最迟应在合同期限届满前付清。在2016年11月2日至2017年10月26日期间，原告以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等方式共向被告汇款598605元。被告陈述其中290000元为开设物联网流量管理账户及API接口使用费，16000元为购买物联网流量卡（实物卡）的费用，其余款项为TT通话业务费、APP开发技术服务费和其他往来款项，与本案所涉物联网流量卡业务无关。在《物联网补充合同》签订后，原告对该项业务的经营前景、资金投入等方面表示担忧，原告内部之间意见存在分歧，故向被告表示不愿继续投入资金经营物联网流量卡销售业务。此前，原告已经向被告支付APP接口费及部分购买流量卡（实物卡）的费用。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被告的主要义务是从电信公司取得销售物联网流量卡的权利，然后交由原告经营。根据被告提供的《物联网补充合同》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新兴ICT业务中心出具的《关于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业务合同说明》，由被告控制的恒豪公司已经取得销售物联网流量卡的权利，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也开通了物联网API接口，并将自管理帐户的账号和密码交付给原告周鹏使用，这通过被告与原告周鹏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得到印证，因此被告已经履行了其主要义务。原告诉称被告自始至终未与电信公司签订代理协议，仅是以该理由欺骗原告，索要款项的事实依据不足。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通话录音来看，原告之所以不愿继续从电信公司购买物联网流量卡，开展物联网流量卡的销售，主要是原告自身对于经营前景等方面的担忧以及内部意见出现分歧，原告由此产生的投资损失，应由其自身承担。至于原告在2016年11月2日至2017年10月26日期间汇给被告的款项。原告认可双方之间除了案涉物联网流量卡业务外，还存在着TT通话及APP开发技术服务等业务，除被告认可其中29万元系APP接口使用费和16000元系购买物联网流量卡（实体卡）的费用外（原告承认收到四、五十张物联网流量卡），本院不能排除其余款项为双方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款项。根据《物联网补充合同》的约定，恒豪公司购买物联网流量卡的年消费额达不到550万元，恒豪公司应另行向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增加支付API接口使用费6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50万元。由于原告之后不愿经营物联网流量卡销售业务，停止向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购买物联网流量卡，故导致恒豪公司可能面临增加支付API接口使用费60万元及违约金50万元的情况，基于上述情况，本院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其投资物联网流量卡业务的资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鹏、王杰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8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5087元，由原告周鹏、王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陆宗亮人民陪审员  盛 杰人民陪审员  陈莉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孟署维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