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琼96行初272号 原告海南富南物业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云逸路**义方家园。 法定代表人黄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良福，海南川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小晶，海南川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文昌市生态环境局，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惠民路**政府大院。 法定代表人云大诗，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云校，该局政策法规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和辉，海南凯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海南富南物业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不服被告文昌市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的文环罚决字[2019]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56号处罚决定），于2019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于2019年11月11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黄良福、谢小晶，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云校、王和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主要负责人云大诗因工作原因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56号处罚决定，认定：2019年3月5日，被告对原告运营管理的位于文昌市文城镇云逸路8号义方家园一期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原告运营管理的义方家园一期项目按环评批复要求建设有一座污水处理站，覆盖收集一期项目的生活污水，该污水处理站未运行，以上事实有《文昌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文昌市生态环境保护局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为证。原告存在“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第三项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三)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三)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规定，决定对原告作出罚款12万元的行政处罚。被告一并在处罚决定中告知原告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原告诉称，2019年3月5日，被告执法人员对原告运营管理的位于文昌市文城镇云逸路8号义方家园一期项目进行检查，以原告存在“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于2019年9月25日向原告作出56号处罚决定。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56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事实和理由：一、原告并非该处罚决定的适格主体。首先，从物业管理公司的性质出发，物业管理是由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依照合同对物业的清洁卫生、安全保卫、公共绿地、道路交通等，以经营的方式统一实施的综合性、专业化管理。物业管理的对象是物业，服务对象是人，物业管理是集管理、经营、服务为一体的有偿劳动。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业主支付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受业主委托提供有偿管理服务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其次，本案所涉的污水处理站归全体业主所有，本案所涉及的污水处理站是由于市政管道没有配备至小区，在规划时有关政府部门要求开发商建设的，在小区投入使用后，小区的设施设备归全体业主所有，并非归原告所有。再者，原告并非本案的排污主体。原告与义方家园项目方小区的全体居民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代为管理归全体业主所有的小区内设施设备，本案所涉的污水处理站处理的是小区全体业主的生活污水，原告既非直接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也不是其他生产经营者，本案所提及的直接排放生活污水的主体系“义方家园项目方小区的全体居民”，并非原告。同时根据海南省绿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检测【报告编号：JA-H201907048号】，并参照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涉案的污水处理站已不存在污染物超标的情况。二、原告不存在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行为。义方家园小区的生活污水处理费用，小区的业主居民早已在支付水费时向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支付了相应排污费，而该小区的污水处理站所产生的运行费用明显较高，众多业主很难负担高额的运行费用。对于原告而言，自身系物业管理公司，依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其仅负有代为管理污水处理站等物业的义务，但在业主没有正常支付相应管理运行费用的情况下，原告客观上是无法维系排污设备的正常运行的，然而此种不正常运行设备的行为事实的发生并非是原告主观上刻意逃避监管所致。原告不是《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的“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原告并非本案的排污主体，而不正常运行设备事实的发生也不是原告主观刻意逃避监管所致。据此，原告认为被告依照《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及《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对原告作出56号处罚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另，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之规定，被告作为行政职能部门，拟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相关行政处罚行为之前，应当在认真查明本案所涉污水处理站的直接排污者及原告是否具备行政处罚适格主体问题及综合考虑本案所涉污水处理站成立的原由后方可作出相应行政决定，在所谓的违法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不应对原告作出任何行政处罚。三、被告对原告作出的56号处罚决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首先，被告于2019年9月25日对原告作出56号处罚决定及文环保罚决字[2019]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对原告罚款12万元及50万元，以上处罚均属于“罚款种类”。其次，被告作出的55号处罚决定针对的是原告运营管理的义方家园一期项目中“污水处理站水污染物超标排放”的问题，而56号处罚决定针对的是原告运营管理的义方家园一期项目中“污水处理站未运行”的问题。原告认为“污水处理站未运行”与“污水处理站水污染物超标排放”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两问题实际上属于同一行为，被告以同一依据、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原告的同一违法行为作出两次罚款决定，违反了行政行为“一事不再罚”的原则。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56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作出的56号处罚决定；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5、义方家园生活污水处理改造工程设计方案、义方家园污水处理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单、义方家园生活污水处理改造工程项目移交目录、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文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昌市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调整方案的通知》（文府办〔2016〕364号），证明：原告并非56号处罚决定的适格主体。 证据6-7、海南省绿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检测（报告编号：JA-H201907048号）、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证明：涉案的污水处理站已不存在污染物超标的情况。 证据8-9、文环罚字[2019]55、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证据10、缴纳污水处理费的相关票据，证明：原告已缴纳生活污水的排污费，原告不应承担污水处理的责任。 证据11、2018年度及2019年1-11月的污水处理设施维修及运行记录本，证明：2019年3月5日，因污水处理设施处于维修状态才停止运行。 被告辩称：一、被告作出56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1、原告负责管理、运行的义方家园小区污水处理设施存在不正常运行的情形。2019年3月5日，被告执法人员前往涉案现场进行检查，发现义方家园小区一期项目的污水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经调查，涉案污水处理设施由原告负责运行管理，原告物业项目主任承认涉案污水处理设施没有正常运行，在此期间的污水通过排污口向外界排放，最终流向文昌市军城村田地中。2、被告作出的56号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经被告工作人员现场调查后，依法对原告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制作《询问笔录》。2019年3月25日，被告依法对原告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止设施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根据本案证据，被告的监察大队作出案件调查报告。2019年3月28日，被告依法对原告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2019年4月16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并送达原告。根据原告的申请，被告依法组织听证，充分听取原告的申辩意见。经被告会审讨论，认为原告违法事实清楚，并结合原告的整改情况，拟对原告处以12万元罚款。2019年9月23日，被告依法作出56号处罚决定并于2019年9月25日送达给原告。二、原告主张撤销56号处罚决定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1、原告不正常运转污水处理设施事实清楚，被告作出处罚12万元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询问笔录》、《义方家园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及原告出具的《证明书》，能够充分证实原告确为义方家园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者，并且原告也确认存在不正常运转污水处理设施的违法事实。结合原告的整改情况，被告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向原告作出罚款12万元符合规定范围。2、被告作出的56号处罚决定未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原告负责管理、运行的排污设备不正常运转与超标排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被告对原告“不正常运转排污设备”及“超标排污”的行为分别作出处罚正确。综上所述，原告主张撤销56号处罚决定缺乏依据，被告作出的56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恳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文昌市机构改革实施方案，证明：经海南省委、省政府批准，原文昌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组建为文昌市生态环境局。 证据2-6、协查通知书、行政执法证、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现场照片，证明：被告依法通知原告配合调查涉案相关事宜，被告对现场进行勘察并对污水进行采样监测，涉案小区的污水通过排污口向外界排放，最终流向军城村田地中。 证据7、义方家园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证明：义方家园小区的排水排污系统由原告负责维修、养护、运行和管理。 证据8、证明，证明：原告承认义方家园公共设施设备、生活污水处理站由其负责管理运营。 证据9-10、营业执照及黄林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及黄林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 证据11、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符德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委托员工符德配合调查。 证据12、询问笔录（2019年3月8日），证明：原告物业项目主任符德承认义方家园小区污水处理站由原告负责日常养护、维修及运行。 证据13、立案审批表，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证据14、接受调查处理通知书（NO.WC-2019001）及送达回证，证明：义方家园小区污水处理设施存在不正常运转情形，被告依法通知原告接受调查。 证据15、2019年4月12日询问笔录（符德），证明：原告承认涉案污水处理设施存在不正常运转情形。 证据16、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报告，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作出调查报告。 证据17、案件集体讨论记录（2019年3月26日），证明：被告经会审讨论，认为原告的违法事实清楚，结合原告的整改情况，拟对原告作出罚款12万元的行政处罚。 证据18、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文环责改字[2019]10号），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责令改正决定并送达给原告。 证据19、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文环罚告字[2019]83号），证明：2019年4月16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原告拟处罚事项及其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证据20、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证明：原告请求被告依法举行听证。 证据21、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文环听通字[2019]6号），证明：依据原告的申请，被告依法作出听证通知书并送达给原告。 证据22-24、《关于海南富南物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事先（听证）的听证意见》及相关材料、听证笔录、《关于海南富南物业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涉嫌违反“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制度一案听证报告》，证明：被告依法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原告的申辩意见，并作出听证报告。 证据25-26、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19年4月24日）、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现场检查表，证明：被告对原告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证据27、案件集体讨论记录(2019年9月19日），证明：被告经会审讨论，认为原告的违法事实清楚，结合原告的整改情况，拟对原告作出罚款12万元的行政处罚。 证据28、行政处罚决定书（文环罚决字[2019]54号）及送达回证，证明：2019年9月23日，被告依法作出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9月25日送达给原告。 对于原、被告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庭审的举证、质证。 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证据2-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污水处理站因维修养护没有运行，并非不正常运行。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系乙方家园小区的物业委托管理公司，而不能直接证明乙方家园小区的排水排污系统由原告负责运行等义务，该份证据恰好证明排污主体并非原告，而是义方家园全体业主。证据8的三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污水处理站经业主委托给原告运行养护，原告不是运营主体。证据9-11的三性无异议。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污水处理站因维修养护，检查当日没有运行，并非不正常运行,不符合“不正常运行逃避监管的”的情形，且在询问时污水处理站已恢复正常运行，不存在不正常运行的情况。证据13的三性无异议。证据14的三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进行调查的行为并不能证明义方家园小区污水处理设施存在不正常运转。证据15的三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污水处理站因维修养护，3月5日检查的时候没有运行，并非不正常运行,但在4月2日询问时，污水处理站已经恢复正常运行，不存在不正常运行的情况。证据16-19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调查报告对事实的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证据20-23的三性均无异议。证据24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告知书对事实的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证据25-26的三性和证明内容无异议。证据27-28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告知书于事实的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两份证据只能证明义方家园小区的污水处理设施从设计到施工的过程，而被告处罚的是因义方家园小区的污水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且排污超标，因此，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3、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这两份证据刚好可以证明在被告对原告进行调查并处罚时，义方家园小区的污水处理设施由原告在管理和运行。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份证据是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且政府征收排污费与原告存在未正常运行污水处理设施，排污超标的违法行为无关联性。证据6、7的三性没有异议，该监测报告只是对原告整改后的水质监测，根据被告提供的监测报告，在被告进行调查时，原告管理运行的排污设施存在排污超标的情形。证据8、9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原告存在两个违法行为，被告对原告作出两个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证据10，其中的报销单系原告单方制作，且报销单也没有载明是与涉案小区存在关联，对其三性均有异议；水费及排污费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缴纳了水费，与超标排污没有关联。证据11系原告单方制作，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 对于双方均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10中的报销单及证据11，被告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5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0中除了报销单外，还有发票及收据，报销单与发票、收据能相互佐证原告于2017年9月开始缴纳污水处理费的事实，对报销单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11，系原告自行制作的维修记录本及运行记录本，原告提交该组证据系为了证明其对涉案污水设备进行运行、维护的情况，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除上述证据外，双方对对方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双方提交的证据与涉案事实有关，来源合法，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在证据的证明内容方面，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污水处理设施经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原告作为义方家园一期的物业服务公司，负责涉案污水处理设施的维修、养护、运行和管理，原告经对涉案污水处理设备进行整改后，所排放的污水已达到排污标准以及原告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关情况，无法证明原告不是处罚决定的适格主体，也无法证明被告作出的56号处罚决定违法。被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被告作出56号处罚决定的具体程序和经过等情况，无法单独证明被告作出的56号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作出的56号处罚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应当撤销，应当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义方家园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云逸路，由文昌义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方公司）开发。2010年7月10日，义方公司与原告签订《义方家园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由原告为义方家园提供物业服务，负责义方家园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运行和管理，包括排水排污系统的运行和管理。为了保证义方家园的生活污水能得到及时处理，义方公司在义方家园一期建设时建了一座污水处理站，对项目的生活污水进行回收处理，使处理后的生活污水达到景观环境用水的再生水质标准，然后作为景观用水和绿化用水。随着义方家园二期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原污水处理站已不能满足正常运行使用的要求，义方公司遂对污水处理站进行改造。2018年1月28日，污水处理站改造工程竣工并验收合格，并于2018年2月10日移交原告运营管理，由原告负责对污水处理站进行日常养护、维修及运行。 2019年3月5日，原文昌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的执法人员对义方家园一期项目进行检查，发现该污水处理站未运行，污水通过排放口向外界排放，排放至市政排放口，最终流向军城路军城村田地中。在上述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询问了原告的物业主任符德，并制作了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拍摄现场照片，还委托文昌市环境监测站进行采样监测，但未确定污水处理站未运行的具体原因。2019年3月25日，原文昌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对原告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于同日作出案件调查报告，并于次日组织案件会审讨论。2019年3月27日，原文昌市生态环境保护局作出文环责改字[2019]10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于次日送达给原告，责令原告对污水处理站不正常运行的违法行为进行整改。2019年4月10日，新组建的文昌市生态环境局（即被告）作出接受调查处理通知书（NO.WC-2019001）并于4月12日送达给原告。2019年4月16日，被告作出文环罚告字[2019]83号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拟对其不正常运行污水处理站处以12万元罚款，原告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要求举行听证，并于4月18日送达给原告。2019年4月19日，原告提出听证申请，被告于4月23日作出文环听通字[2019]6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决定于5月9日举行听证会，并于4月24日送达给原告。2019年4月24日，被告的执法人员对原告落实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涉案污水处理站已恢复正常运行。2019年5月9日，被告召开听证会。2019年9月19日，被告召开案件集体讨论，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56号处罚决定并于2019年9月25日送达给原告。 另查明，2019年9月23日，被告还作出文环保罚决字[2019]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55号处罚决定），以原告运营管理的义方家园一期项目的污水处理站存在水污染物超标排放的违法事实，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再查明，中共文昌市委办公室，文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9年2月13日联合下发《文昌市机构改革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组建文昌市生态环境局，原文昌市生态环境保护局不再保留，该局的相关职责并入文昌市生态环境局。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作出的56号处罚决定是否合法。该处罚决定是否合法，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原告同时作出55号、56号处罚决定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第二，56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第三，56号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第四，56号处罚决定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 一、原告同时作出55号、56号处罚决定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被告以原告运营管理的义方家园一期项目的污水处理站存在不正常运行的违法事实，以及该污水处理站存在水污染物超标排放的违法事实，分别作出56号处罚决定及55号处罚决定，被告所作的55号、56号处罚决定分别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原告关于被告同时作出55号、56号处罚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56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 首先，原告是否是56号处罚决定的适格主体。按照原告与义方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义方家园的排水排污系统由原告负责运行和管理，涉案的污水处理站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由原告运营管理，原告负有保证涉案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的义务。原告作为涉案污水处理站运营管理的负责单位，原告关于其不是56号处罚决定的适格主体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涉案污水处理站是否存在不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污水处理站于2019年3月5日未运行是客观事实，但原告的物业主任符德在询问笔录中多次提出2019年3月5日涉案污水处理站因维修养护而未运行，被告认定原告存在“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事实，被告应对涉案污水处理站不运行的原因进行全面调查，但从被告提交的证据来看，被告并未对涉案污水处理站不运行的原因进行调查，被告认定原告“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缺乏事实依据，并未做到证据确实充分。 三、56号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 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行了调查询问、现场勘验和会审讨论，向原告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原告进行整改，并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可申请进行听证，并在收到原告的听证申请后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提前七日通知听证的时间和地点，并进行集体讨论决定后作出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四、56号处罚决定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 因被告认定原告“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的事实不清，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1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属法律适用错误。 综上，被告作出的56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文昌市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的文环罚决字[2019]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文昌市生态环境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小燕 审 判 员 吴党恩 审 判 员 卢艳萍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法官助理 孙宛宛 书 记 员 邓芬芬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