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民终2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健豪，男，汉族，1995年8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普宁市*************之*，公民身份号码445************。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翀，广东众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燕媛，广东众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滋兴泰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法定代表人：张盛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伟钦，广东法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梓鸿，广东法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吴仕波，男，汉族，1964年4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1*，公民身份号码440************。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杜生，广东众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嘉鸿，广东众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健豪因与上诉人广东滋兴泰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滋兴泰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吴仕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3民初1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健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翀、曾燕媛，上诉人滋兴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伟钦、马梓鸿，原审第三人吴仕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杜生、詹嘉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健豪上诉请求：一、撤销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513民初142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滋兴泰公司立即向黄健豪偿还借款人民币1200万元及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日期间的利息人民币522万元（按吴仕波与滋兴泰公司双方约定月息1.5%，以本金人民币1200万元计算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日合计29个月的利息，并支付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本案原一审、原二审、重审、重二审所需全部诉讼费用由滋兴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重审法院错误分配本案举证责任，违反证据采信规则，漏查案件关键事实，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由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6条、第97条之规定，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法律认可口头约定利息的合法性。而对于如何认定是否存在约定利息的事实，在没有书面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依据法律规定、正确分配举证责任、遵守证据规则等，按照“高度盖然性”原则对利息约定事实进行查明。在本案中，黄健豪经过三审程序、在重审更通过三次庭审，已通过系统、大篇幅对滋兴泰支付的22笔款项及与本案无关的400万元付款（即2014年9月30日、11月17日、12月24日支付的合计400万元）从支付时间、支付金额等进行纵向、横向对比分析后所呈现出的高度一致性、连续性、稳定性的规律性特征来证明黄健豪主张2014年9月30日、11月17日、12月24日支付的合计400万元与本案无关及存在口头约定利息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滋兴泰公司抗辩400万元与本案有关及不存在口头约定利息，法院则应当将举证责任分配到滋兴泰公司一方，且滋兴泰公司举证的证据证明力必须能达到推翻或其抗辩存在的可能性高于黄健豪证据所呈现出的高度规律性。（一）关于1.涉案1600万元借款约定月息1.5%以及截至2015年12月31日滋兴泰公司仅付还借款本金400万元；2.滋兴泰公司在2014年9月30日、11月17日、12月24日支付的合计400万元不是用于付还本案借款的事实。结合滋兴泰公司支付的22笔款项，分“三个付息阶段两个还本情形”，进行对比分析，综合第一、二阶段表格情况，案外400万元借款的付息时间均在每月1号、付息利率固定，付息金额与本金的增加或减少成正比，利息计算时间详细到以“天”为单位；综合第二、三阶段表格情况，涉案的1600万借款除了付息时间均在每月1号、付息利率固定，付息金额与本金的增加或减少成正比，利息计算时间详细到以“天”为单位等规律之外，从2015年1月份开始，滋兴泰公司开始付还涉案1600万借款的本金，其对应的利息额相应递减，吴仕波也在固定的时间点（收到利息的当天或隔天）返还多收取的利息，且多付利息数也是严格按照约定利率及实际占用时间进行计算。那么，综合三阶段表格情况，无论是把本案无关的400万元还款和涉案的1600万元借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还是将他们各自分开来看，滋兴泰公司还本付息的时间点、金额等都能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及规律性特质，足以印证、说明2014年9月30日、11月17日、12月24日支付的合计400万元与本案无关及涉案1600万元借款存在约定月息1.5%的事实。（二）针对黄健豪陈述的上述事实，滋兴泰公司抗辩2014年9月30日、11月17日、12月24日支付的合计400万元是用于付还涉案本金，该抗辩理由与黄健豪提交的转账记录呈现的规律是相互矛盾的。此时重审法院应当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滋兴泰公司，由其承担证明“400万元付款”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且是“付还本金”的举证责任，而不是单一地以滋兴泰公司的否认作为认定的依据。如果将进一步举证的责任分配给黄健豪，则是要求黄健豪承担对“消极事实”的一个举证责任，这从法律证据学的角度讲，消极事实其实是无法直接证明的，其如同于“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及“无犯罪记录”的逻辑错误。（三）重审法院虽未对张旭杰的证人证言是否采纳与采信作出直接认定，但其否定本案存在口头约定月息1.5%的事实及2014年9月30日、11月17日、12月24日支付的合计400万元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却是以采信张旭杰的证人证言为前提的。证人证言是我国民事证据制度中一种重要的证据形式，虽然张旭杰作为本案证人的资格双方均无异议，但其证言的证明能力几乎等于零。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张旭杰虽系吴仕波的女婿，但其与滋兴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盛毫之间是亲生父子，具有血缘亲属关系，在法律上称为“直系亲属关系”；其与吴仕波仅是翁婿关系，没有任何血缘联系，仅是一种姻亲关系。故张旭杰与滋兴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盛毫关系的亲密性更高于与吴仕波的关系；第二，“亲亲相隐”、“父为子纲”、“子不言父过”自古就有，而张旭杰成长所在的潮汕地区、特别是潮阳、潮南地区，更是典型的父权社会。在家庭里，就是要以父亲为大，一家之主。当子女的，就要听从父亲的安排，不得忤逆，不得说（评论）父亲的过错。因此，受该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张旭杰根本无法站在中立、公正的立场对本案事实作出客观、真实的陈述；第三，滋兴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是张盛毫，但其实质是家族性企业，张盛毫的兄弟姐妹及子女均有参与到滋兴泰公司的经营、收益中来，张旭杰与滋兴泰公司、张盛毫实际上就是同一利益共同体，这从本案滋兴泰公司指示张旭杰、张旭麟（张盛毫之子）、张勤玲（张盛毫之胞妹）对外进行付款等行为，均能印证该事实。因此，证人张旭杰所作证言的真实性及可信性是极低的。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关于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孤证使用及第七十七条第五项的规定，在滋兴泰公司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抗辩理由的情况下，证人张旭杰作出的有利于滋兴泰公司的证言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予以采信、采纳。（四）关于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12月1日期间吴瑞华退回到张旭杰账户的57.7万元多收利息事实，重审法院仅凭张旭杰陈述称“他有收到上述款项，但是汇入上述款项是因为与吴耿铭有生意往来，是货款来往”，在未对吴耿铭身份的真实性、是否有生意往来等进行核实；且退还款项具有定额、定时的规律性特征明显与生意往来交易习惯相违背的情况下，就错误认定57.7万元与本案无关，亦是对证据采信规则的严重违反。（五）按照重审法院的法律逻辑：“对于原告提出第三人吴仕波退回被告滋兴泰公司57.7万元利息款的主张，鉴于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中，付款人非第三人吴仕波，收款人也非被告滋兴泰公司，故对原告黄健豪的该部分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相关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那么本案中滋兴泰公司付还的每一笔款项的付款人均不是滋兴泰公司的银行账户，而收款人也非吴仕波，那么是不是应当认定滋兴泰公司从未付还吴仕波任何借款的事实？显然，重审法院裁判理由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和选择性适用。（六）依据“社会自然事实”，欠债还钱，借款付息是常理，没有利息约定是例外的特殊情形。本案中的借款金额是高达人民币1600万元，而非一两万或十几万元，而且是一个自然人借给一个公司经营周转盈利，根本不可能出现没有约定利息的可能性，更不可能出现如滋兴泰公司所抗辩的截至2015年12月已付还1200多万，又在长达3年的时间内借条从未“转单”的事实。若以滋兴泰公司主张每月付还涉案本金24万元，按借款本金1600万元计，一年付还288万元，需要用66.67个月、5.5年方能付清借款。这一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2款的关于企业与自然人之间约定借款利息为常态的立法观点相悖，另一方面也与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不符。（七）重审法院漏查了一关键事实，即是吴瑞华按滋兴泰公司的指示向黄裕波、彭炎英支付案外400万元借款的事实。关于该事实，吴仕波在重审中已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及吴瑞华的银行流水账予以证明：1.吴瑞华于2014年02月07日通过银行账户6899********向其本人名下中国银行账号6340********转账“3，000，000.00”（第一行），并于当日以该账号6340********向银行账户所有人黄裕波（账号6584********）分两次转账合计200万元。之后，吴瑞华又通过账号6340********向吴瑞华银行账号6899********转账100万元，随后即以吴瑞华银行账号6899********向银行账户所有人黄裕波（账号6584********）转账100万元；2.2014年8月14日，吴瑞华通过其银行账号6899********向自有银行账号6340********转账100万元，再由其银行账号6340********于2014年8月16日向银行账户所有人彭炎英（账号7341********）转账100万元。对于该关键事实，重审法院却“选择性失明”，在没有进一步查清该案外400万元的支付情况下，径直错误认定黄健豪举证不力，导致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综上所述，重审法院错误分配本案举证责任，违反证据采信规则，漏查案件关键事实，在滋兴泰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打破”利息事实规律及400万元还款与本案无关的情况下，全然漠视黄健豪主张事实的“高度盖然性”和“社会自然事实”，断然作出估计连法官自己都不信的“没有约定利息”认定，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由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重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作出违背自然规律的错误判决，依法应由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重审法院作出本案判决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但该司法解释的第二十五条还有第二款，规定为关于“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如果对于利息约定难以查清，视为“利息约定不明”情形。按照上述规定，如果双方均为自然人的，利息约定不明时，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果仅有一方是自然人或者双方均为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则应结合借款合同内容，并根据当地或当事人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也即，对于非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利息主张，人民法院不能简单地不予支持，而是应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最终认定应计付的利息。本案中，重审法院已查明及认定借贷双方主体系吴仕波和滋兴泰公司，也即系非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而关于是否存在口头约定利息的问题，黄健豪已通过对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证据证明力的比较及违背常理的情形进行综合分析，已达到认定存在口头约定利息的“高度盖然性”和“社会自然事实”，足以排除没有约定利息的可能性存疑。即使按照重审法院关于“没有约定利息”的错误认定，亦不应以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直接判决本案无需计付利息，而应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考量各因素综合认定最终应计付的利息。（一）从借款资金来源看，重审法院认为借款资金是星星公司通过向银行提供抵押并支付银行利息的方式取得的。尽管吴仕波与张盛毫是姻亲关系，但自古“亲兄弟都明算账”，像这种将巨额资金无息转借给他人用于企业周转发展、盈利的（“送钱给别人挣钱”）做法，显然违背了人性和“社会自然事实”。（二）从借贷行为发生地及交易习惯看，本案的借贷行为是发生在历来具有经商传统的潮汕地区，潮汕俗语“打分打厘”、“算盘扣到无子”、“江鱼算出骨”都真实地反映出潮商精打细算的特点。在潮阳地区，民间借贷中约定利息是常态，无约定利息反而是反常；口头约定利息是通常做法，书面约定利息则是是例外。结合本案发生的地域和双方的关系可以很明显知道，双方是有约定利息的，只是碍于姻亲关系不好在借条中写明，但双方在借款后的实际履行过程已通过实际行为证明双方是有利息约定并有实际支付利息的，这就是典型的“潮阳人”。即使是抛开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1月1日期间的利息规律，仅就2015年2月1日至2016年1月1日的付款规律（固定在每月1号支付24万）并结合本地借贷交易习惯，亦可印证本案存在约定利息的事实。（三）从市场利率因素看，参照“第一网”公布的中国民间借贷市场利率中，2013年全国P2P网贷利率“从5月到12月，全国P2P网贷平均综合年利率为25.06%，”；“2014年全国P2P网贷平均综合年利率为17.52%。”。显然，黄健豪主张月息1.5%、折算年利率18%是符合借贷发生时的市场行情的，故其利率也是具有合理性。综合考量上述三项因素，双方口头约定利息是符合“高度盖然性”和“社会自然事实”的，也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考虑因素相符，人民法院依法应支持本案关于利息约定的诉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作出违背自然规律的错误判决，依法应由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三、重审法院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导致本案事理不明、释法不清、有失公允，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及司法权威。（一）根据《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阐明事理，说明裁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根据和理由，展示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要释明法理，说明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以及适用法律规范的理由”、第三条规定“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围绕证据审查判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进行说理，反映推理过程，做到层次分明；”第四条规定“裁判文书中对证据的认定，应当结合诉讼各方举证质证以及法庭调查核实证据等情况，根据证据规则，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必要时使用推定和司法认知等方法，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审查判断，阐明证据采纳和采信的理由。”、第七条规定“......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处理案件时，应当坚持合法、合理、公正和审慎的原则，充分论证运用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并阐明自由裁量所考虑的相关因素”。重审合议庭通过三次公开开庭庭审，要求黄健豪详细陈述每一笔付款的收付款人性质、金额、付款方式，呈现的规律性并由双方质证，很好地重现本案争议的事实，黄健豪敬佩主审法官的敬业态度。但令黄健豪意外的是，在判决书中却对于如何认定每笔付款性质、付款关联性，如何认定欠款数额、呈现的规律性和如何审查或（不）采信各方证据及如何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均不加以释明、阐述，仅以“本院不予采信”简单回避带过，相信该判决并非主审法官本意。（二）本案案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等程序，事实基本都是一致的，但在原一审（2018）粤0513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了：1.《借据》中的1500万元借贷行为无效；2.借款存在口头约定月息1.5%的事实。原二审（2019）粤05民终223号民事裁定书以“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发回重审。到了重审法院，则是认定：1.借贷行为有效；2.不存在口头约定月息1.5%。纵观三审程序，对同一案件、同一事实、相同的争议点，竟然作出完全截然不同的认定，确实有损司法的公信力和司法权威。而根据《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八条规定“下列案件裁判文书，应当强化释法说理：......诉讼各方争议较大的案件......二审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案件；重审案件；再审案件；其他需要强化说理的案件。”及第十条规定“二审或者再审裁判文书应当针对上诉、抗诉、申请再审的主张和理由强化释法说理。二审或者再审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或者原审不同的，或者认为一审、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应当在查清事实、纠正法律适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说理”，重审法院理应根据上述要求，对为何否定原一审认定的口头月息，又为何认定借贷行为有效进行详细析明，但遗憾的是，重审法院对此却只字未提，确实难以令人信服。黄健豪当庭补充事实与理由：吴仕波已于2019年11月8日向一审法院邮寄事实说明一份，但一审法院未将该说明列入证据并当庭质证，属于严重错误。针对黄健豪的上诉，滋兴泰公司当庭口头答辩称，一、重审法院认定滋兴泰公司与吴仕波之间的借款行为不存在约定利息，滋兴泰公司依法不应当支付利息合理合法。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黄健豪主张利息，依法应当由其提供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约定利息的事实，否则应当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具体到本案，首先，从黄健豪提供的《收据》来看，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其次，从黄健豪提供的银行流水来看，也并不是黄健豪所说的存在高度一致性、连续性、稳定性的规律，反而能够得出黄健豪提供的证据明显存在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黄健豪称滋兴泰公司除了向吴仕波借款1600万元之外，还分别在2014年2月7日向吴仕波借款300万元，在2014年8月14日借款100万元，且此400万元均是通过吴瑞华的银行账户汇入6340********的账户，但滋兴泰公司从来没有使用634060624669的账户，也不知道该账户是何人的，但黄健豪却强行说634060624669的账户是滋兴泰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而从黄健豪提供的交易明细清单来看，吴瑞华与634060624669账户的来往资金除了黄健豪所故意挑选的二次资金往来之外还有7条资金往来记录，分别是在黄健豪在重审中提供的证据第9页第2行，吴瑞华的银行账户在2014年2月7日收到该账户汇入100万元；在证据第11页倒数第5行，吴瑞华的银行账户在2014年4月29日支付给该账户16万元；在证据第12页第1行和第3行，吴瑞华的银行账户在2014年5月19日分别收到该账户汇入17000元和280元；在证据第16页第6行，吴瑞华的银行账户在2014年7月17日收到该账户汇入17000元；在证据第28页第3行，吴瑞华的银行账户在2015年3月8日收到该账户汇入400元；在证据第29页倒数第1行，吴瑞华的银行账户在2015年4月7日又支付给该账户80万元；上述的转账记录充分说明了黄健豪所说的高度一致性、连续性、稳定性根本不能成立。再次，证人吴瑞华和张旭杰的证言，更进一步证明了黄健豪无法自圆其说，更无法证明滋兴泰公司与吴仕波之间有约定利息的事实。吴瑞华自己到法院承认了账户6340********是她自己的，而证人张旭杰也证实从吴耿佳和吴瑞华的银行账户汇入其账户6288********的款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充分可以证明黄健豪所说的内容明显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黄健豪所谓的高度一致性、连续性、稳定性的规律只不过是黄健豪和第三人吴仕波自己的无端揣测而已，根本不能采信，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由于黄健豪无法提供证据来证明滋兴泰公司与吴仕波之间有约定利息，故重审法院认定吴仕波与滋兴泰公司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滋兴泰公司支付的1267.5万元是归还吴仕波的借款本金事实清楚、认定正确。二、重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法律规定认定本案相关事实并作出相应的判决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从上述的规定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对于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应当适用第一款，而对于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才适用第二款，而具体到本案中，滋兴泰公司与吴仕波之间的借贷行为，双方是没有约定利息，而不是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故依法应当适用第一款，而非第二款，重审法院适用第一款的法律规定来认定本案的事实并作出判决完全正确。故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驳回黄健豪的上诉。针对黄健豪的上诉，吴仕波当庭口头答辩称，吴仕波认可黄健豪的上诉内容，重审法院是漏查400万元借款的事实，错误认定双方没有借款利息也有悖常理，吴仕波与滋兴泰公司除了借款外还有其他经济往来，所以吴仕波才会通过详细频繁的资金往来明细去横向纵向对比，来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和规律性的特征，目的是向法院还原本案真实事实，原一审法院也认可双方之间的利息往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并认定本案双方约定的月息为1.5%，但重审法院又错误认定不存在口头利息，但本案是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作为自然人的吴仕波不可能将大额的资金转借给他人用于企业发展，结合最高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当认定双方是存在利息约定的。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结合本案证据判决支持黄健豪的上诉请求。滋兴泰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重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滋兴泰公司应付还黄健豪借款本金3325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健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重审认定吴仕波通过星星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贷款1500万元的利息1167833.33元由滋兴泰公司承担明显错误。首先，星星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汕头分行）借款1500万元，仅表明星星公司与中行汕头支行存在借贷关系，利息1167833.33元应由星星公司承担，而滋兴泰公司与吴仕波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没有约定利息，故该银行利息依法不应当由滋兴泰公司承担。其次，即使滋兴泰公司真的需要承担此笔借款的利息，也不应全部承担。中行汕头分行对该笔借款的利息计算期限为2014年6月20日至2015年6月19日，利息1167833.33元是基于总款项1500万借款按月利率6.5‰计算的一年总利息，但滋兴泰公司在此期间内已经通过银行转账先后归还吴仕波本金共1099.5万元，分别为2014年7月1日的10.9万元、8月1日的28.5万元、9月1日的29.2万元、9月30日的130万元、11月1日的28.5万元、11月17日的200万元、12月1日的27.2万元、12月24日的100万元、2015年1月1日的25.2万元、1月6日的100万元、1月22日的100万元、2月1日的24万元、3月1日的24万元、3月10日的100万元、3月30日的100万元，以及4月1日、5月1日、6月1日各24万元，即使需要支付利息，也应当按照未归还的借款本金计算利息，已经归还的本金数应当扣除不得作为计算利息使用，所以利息1167833.33元不应当全部由滋兴泰公司承担，滋兴泰公司只应承担未归还部分本金的利息即可。二、重审判决滋兴泰公司偿付黄健豪逾期利息（从2018年6月27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计息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错误。重审判处滋兴泰公司应偿付的借款本金中4492833.33元中关于中行汕头支行利息部分1167833.33元并不应由滋兴泰公司承担，滋兴泰公司应偿付的借款本金为3325000元，对于该借款，滋兴泰公司一直愿意支付，但在重审审理的过程中，黄健豪申请对滋兴泰公司的银行帐户进行查封，当时该银行账户存款有200多万元，本来应当继续存放在滋兴泰公司的银行账户，但却被重审法院划至法院的银行账户，导致滋兴泰公司无法取得本来应当取得的银行存款利息，故滋兴泰公司该笔损失是由于黄健豪的查封所造成的，所以该部分逾期利息不应由滋兴泰公司承担。针对滋兴泰公司的上诉，黄健豪当庭口头答辩称，1.滋兴泰公司在上诉状中已确认其是与吴仕波发生借贷关系，而非与星星公司发生借贷关系，已确认星星公司与中行的贷款关系与本案无关。2.本案并不存在错误查封的情形，也无所谓利息损失问题，故滋兴泰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针对滋兴泰公司的上诉，吴仕波当庭口头答辩称，认可黄健豪的答辩意见，认为滋兴泰公司的上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黄健豪向重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滋兴泰公司偿还黄健豪借款1200万元；2.判令滋兴泰公司向黄健豪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日期间的利息522万元（按月息1.5%，以借款本金1200万元为基数，并要求支付至实际付款之日止）；3.本案所需诉讼费用由滋兴泰公司承担。重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20日，吴仕波委托星星公司向滋兴泰公司交通银行汕头潮阳支行账户（账号为4860271*********23618）汇款1500万元。同日，吴仕波通过其妻子吴瑞华向滋兴泰公司汇款100万元。2014年6月23日，滋兴泰公司向吴仕波出具一份《收据》，载明：“兹有2014年6月23日借到吴仕波人民币壹仟陆佰万元正”。2014年7月1日，滋兴泰公司通过张勤玲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10.9万元；2014年8月1日，滋兴泰公司通过张乌笔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28.5万元；2014年9月1日，滋兴泰公司通过张勤玲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29.2万元；2014年9月30日，滋兴泰公司通过肖雪亮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130万元；2014年11月1日，滋兴泰公司通过林潮盛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28.5万元；2014年11月17日，滋兴泰公司通过肖雪亮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200万元；2014年12月1日，滋兴泰公司通过肖雪亮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27.2万元；2014年12月24日，滋兴泰公司通过肖雪亮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100万元；2015年1月1日，滋兴泰公司通过肖雪亮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25.2万元；2015年1月6日，滋兴泰公司通过张旭杰转账给吴耿佳支付吴仕波100万元；2015年1月21日，滋兴泰公司通过张旭杰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100万元；2015年2月1日，滋兴泰公司通过肖雪亮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24万元；2015年3月1日，滋兴泰公司通过肖雪亮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24万元；2015年3月10日，滋兴泰公司通过张旭麟转账给吴耿佳支付吴仕波100万元；2015年3月30日，滋兴泰公司通过张旭麟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100万元；2015年4月1日、5月1日、6月1日、7月1日，滋兴泰公司通过肖雪亮分四次转账给吴瑞华各支付吴仕波24万元；2015年8月1日，滋兴泰公司通过方玉慧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24万元；2015年9月1日，滋兴泰公司通过张俊豪转账给吴瑞华支付吴仕波24万元；2015年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16年1月5日，滋兴泰公司通过刘鉴武分四次转账给吴瑞华各支付吴仕波24万元。上述款项共计1267.5万元。2018年6月25日，吴仕波与黄健豪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吴仕波对滋兴泰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522万元转让给黄健豪，以抵消星星公司拖欠黄健豪的全部货款9539288.40元。2018年6月26日，曾燕媛将吴仕波的《债权转让通知书》通过EMS寄送滋兴泰公司。2018年6月27日，黄健豪向重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星星公司于1995年5月4日成立，股东为吴仕波和吴瑞华，法定代表人吴仕波。2014年6月16日，星星公司与中行汕头分行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5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借款利率为提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实行施行的六个月至一年（含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借款用途为采购生产原材料等。同日，汕头市锦嘉织绣有限公司与中行汕头分行签订了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由汕头市锦嘉织绣有限公司提供其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3000029853号房地产为上述合同项下借款作抵押。2014年6月20日，中行汕头分行向星星公司发放贷款1500万元。当日，星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中行汕头分行出具的《中国银行借款借据》上签名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并约定：还款期限为2015年6月19日，（月）利率为6.5‰。星星公司收到款项后即将所贷1500万元转入滋兴泰公司账户。2015年6月17日，星星公司已经结清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全部利息1167833.33元。再查明，吴瑞华系吴仕波的妻子。滋兴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盛毫之子张旭杰与吴仕波之女结婚，滋兴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盛毫与吴仕波是姻亲关系。重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吴仕波与滋兴泰公司之间的借贷行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因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吴仕波与黄健豪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吴仕波将《债权转让通知书》交付曾燕媛于2018年6月26日通过EMS寄送滋兴泰公司，将转让事宜通知了滋兴泰公司。黄健豪因此依法取得本案的债权，滋兴泰公司应依约向黄健豪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当然，滋兴泰公司对作为让与人的吴仕波的抗辩依法可以向黄健豪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尚欠借款本金的数额；2.双方有否约定利息，滋兴泰公司应否支付利息。一、关于滋兴泰公司尚欠借款本金的数额问题。滋兴泰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向吴仕波出具一份《收据》，载明借到吴仕波借款1600万元。借款后，滋兴泰公司从2014年7月1日起至2016年1月5日止，共向吴仕波支付借款本金1267.5万元。鉴于吴仕波通过星星公司向中行汕头分行贷款1500万元后即将款项转借给滋兴泰公司，纯粹是为了滋兴泰公司的利益，基于公平原则，星星公司支付的1167833.33元利息，理应由滋兴泰公司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关于滋兴泰公司与吴仕波有否约定利息，滋兴泰公司应否支付利息的问题。本案中，滋兴泰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向吴仕波出具的《收据》载明：“兹有2014年6月23日借到吴仕波人民币壹仟陆佰万元正”，并没有载明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黄健豪要求滋兴泰公司支付利息，于法无据，重审法院不予支持。黄健豪提出滋兴泰公司与吴仕波口头约定月利率按1.5%计，且滋兴泰公司也按双方口头约定实际支付了利息，但滋兴泰公司予以否认，对此，黄健豪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黄健豪的该部分主张，重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逾期利息的问题。因双方事先未约定借款期限，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对此，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对于黄健豪提出吴仕波退回滋兴泰公司57.7万元利息款的主张，鉴于黄健豪提交的转账凭证中，付款人非吴仕波，收款人也非滋兴泰公司，故对黄健豪的该部分主张，重审法院不予采信，相关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黄健豪起诉请求滋兴泰公司偿还欠款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部分于法有据，重审法院予以支持；部分于法无据，重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审期间，黄健豪向法院提交吴仕波2019年11月8日出具的事实说明，证明吴瑞华按滋兴泰公司的指示向黄裕波、彭炎英支付案外400万元借款的事实。针对该证据，滋兴泰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事实说明不属于新证据，且内容不实，与本案不存在关联。吴仕波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事实说明和后附的两张银行清单是吴仕波在2019年11月8日向重审法院提交的，证明案外的400万元借款的转账情况，对案件的事实查明是有重要的作用，但重审法院并未将该说明列入证据，也未组织质证，程序错误。二审期间，滋兴泰公司向法院提交利息清单，证明应根据滋兴泰公司实际占有借款的金额和时间来计算银行利息，滋兴泰公司占有借款实际利息为756573.4元。针对该证据，黄健豪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清单是滋兴泰公司自行制作，不具有证据效力，吴仕波与滋兴泰公司口头约定利息1.5%的事实是非常清晰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吴仕波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清单缺乏合法性和关联性，本案双方之间的借款是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所以双方之间是有约定利息并实际履行的，并不存在滋兴泰公司所谓的银行利息计算的情形。对各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重审法院已经就吴瑞华向黄裕波、彭炎英转账400万元的事实进行调查，且将调查询问笔录出示给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黄健豪、吴仕波关于黄健豪提交的吴仕波的事实说明未经质证，重审程序违法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该证据及滋兴泰公司提交的利息清单，本院将结合本案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院审理查明，重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上诉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的借款是否有约定利息；二、滋兴泰公司是否应支付星星公司已经支付中行汕头分行的1167833.33元利息。一、关于本案的借款是否有约定利息的问题。首先，黄健豪、吴仕波主张本案借款约定月息1.5%，滋兴泰公司则否认本案借款有约定利息，而作为本案债权凭证的滋兴泰公司出具给吴仕波的《收据》上并没有载明利息。其次，从滋兴泰公司向吴仕波的还款明细看，滋兴泰公司每次的转账金额多少不均，与黄健豪、吴仕波主张的口头约定月息1.5%的数额并不相符。黄健豪、吴仕波上诉所称滋兴泰公司还款的高度一致性、连续性、稳定性的规律仅是其单方陈述，且必须建立在黄健豪、吴仕波主张的滋兴泰公司有另外向吴仕波借款400万元的基础上，但关于该400万元，黄健豪、吴仕波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吴瑞华转账400万元给案外人黄裕波、彭炎英的银行账户是案外人张旭杰指定的收款账户，也未提供吴仕波与张旭杰达成借款合意的任何证据，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笔400万元借款与滋兴泰公司存在关联。因此，黄健豪、吴仕波上诉所称滋兴泰公司还款的高度一致性、连续性、稳定性的规律与滋兴泰公司的实际还款情况并不相符，重审法院认定滋兴泰公司向吴仕波的借款未约定的利息并无不当。黄健豪关于该笔借款口头约定月息1.5%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二、关于滋兴泰公司是否应支付星星公司已经支付中行汕头分行的1167833.33元利息的问题。吴仕波通过星星公司向中行汕头分行贷款1500万元后即将款项转给滋兴泰公司，纯粹是为了滋兴泰公司利益。该笔借款是星星公司还清并且支付了1167833.33元利息，而滋兴泰公司并没有在此期间全部还清借款，故重审法院基于公平原则认定滋兴泰公司应承担星星公司已经支付中行汕头分行的1167833.33元利息并无不当，滋兴泰公司关于其支付的利息应为756373.4元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黄健豪和滋兴泰公司的上诉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重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430元，由黄健豪负担98120元，广东滋兴泰织造有限公司负担15310元。黄健豪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960元中2840元予以退还；广东滋兴泰织造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0120元中4810元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静文审判员  林 喆审判员  庄晓燕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