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91民初512号原告：陈淑娥，女，1982年2月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顿，广东国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启航，女，汉族，1984年11月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建军，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学龙，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受理原告陈淑娥诉被告刘启航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顿、被告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建军、安学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下列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币种下同）50000元及滞纳金1000元（滞纳金以人民币500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一点五的标准计算至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止，暂计至2019年6月19日）；2.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1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联合发起合伙人协议》，约定：双方共同组成合伙人团队，成立深圳市燕子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子里公司），被告持股公司70%,联合发起人共持股30%。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总股本为500万股，首期投资100万元，其中原告投资5万元，占5万股，由被告代持。合同签订后，原告表妹陈碧玲于2017年4月29日代原告向被告转账50000元，被告于2017年5月30日向原告出具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陈淑娥股东投资款50000元。但是，在公司后期实际经营过程中，被告并没有按照当时合同约定的方式来履行相关义务，原告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亦未有任何分红，根本没有行使股东的任何权利。2018年11月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在燕子里公司的全部股份以50000元转让给被告，被告应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全额股份转让金，如被告未能按约定按时支付股份价款，每延迟一天，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万分之一点五支付滞纳金。但双方约定的支付股价款的日期早已经届满，被告并没有按约定履行支付义务。被告刘启航答辩认为：一、本案的基本事实。燕子里公司于2017年3月15日成立，案外人林斯彬、马洁各占10%的份额，被告占80%的份额。2017年4月18日，原告、被告、陈碧玲、林斯彬签订了《联合发起合伙人协议》。2017年4月26日，与案外人马洁签订了《联合发起合伙人协议》，该协议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原告（联合发起人）支付5万元，占5万股，由刘启航代持，原告为隐名股东。董事会成员包括刘启航、马洁、林斯彬、陈碧玲、余丽琴、陈淑娥6人，原告为董事会成员，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按投资金额100%的比例赠送了相应零售价的货品。陈淑娥已经获得赠送的货品价值为49974元。经董事会批准，可自愿申请退出合伙人团队。原告股权转让未经董事会批准。二、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证人黄某已经出具证言，对于该协议出具的背景进行介绍，该协议是被告在原告的胁迫下出具的。被告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截图也证明原告知道该《股份转让协议》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仍然在行使股东权利，还收取了作为股东身份才有权获得的燕子里公司办公室转让款。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联合发起合伙人协议》。2.收据。3.《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刘启航）（2017.3.2-2019.6.21）。2.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账户历史交易查询对账单（黄某，2019.1.1-2019.8.12）。3.刘启航与陈淑娥群聊微信截图。4.原告陈淑娥取得5万元赠品会计凭证。5.（2019）粤0307民初13500-13507号民事判决书。6.（2019）粤0307民初14944-14945号民事判决书。7.（2019）粤0307民初18986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均经对方当庭质证认可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相应证据的证明内容和证明效力，本院结合案件事实予以分析认定。被告申请证人燕子里公司的财务黄某提供了一份书面证言。原告当庭质证表示无须证人出庭作证，但对其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对于上述证言形式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其是否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和本案的案情加以分析认定。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1.2017年4月1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联合发起合伙人协议》，约定：双方共同组成合伙人团队，经营燕子里公司，被告作为创始人持股70%,联合发起人共持股30%（马洁、林斯彬各持股10%，被告代持10%）。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总股本为500万股，首期投资100万元，其中原告投资5万元，占5万股，由被告代持。协议还约定为公司按投资款100%的比例向投资人赠送相应零售价的货品。公司设董事会，包括原告、被告在内等六人为董事会成员。在退出规则一栏中规定：“经董事会批准，自愿申请退出合伙人团队”。2.合同签订后，原告表妹陈碧玲于2017年4月29日代原告向被告转账50000元，被告于2017年5月30日向原告出具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陈淑娥股东投资款50000元。原告在交纳入股金额之后，从燕子里实业公司领取了公司的赠品。3.2018年11月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在燕子里公司的全部股份以50000元转让给被告，被告应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全额股份转让金，如被告未能按约定按时支付价款，每延迟一天，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万分之一点五支付滞纳金。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双方约定，原告已经领取的赠品归原告所有。协议还约定争议解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4.被告在2019年2月19日向原告转账250元。原告在2019年6月14日，燕子里公司的财务黄某将燕子里公司办公室转让所得款中的1.5万元转账给原告。5.证人黄某出具证言称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原告经常骚扰纠缠被告，使其无法正常的领导公司工作，被告迫于无奈签订了协议，答应其帮助原告寻找愿意接手的投资人受让股权。本院认为，原告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涉港股权转让纠纷，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结合本案的案情，本案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为准据法。被告代原告持有股份，在原告依法定程序显名之前，原告不是公司的股东，但可依据双方之间的约定向被告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此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实际是原告将此基于隐名持股的约定享有的相应的权利转让给被告。上述“股权转让”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内部持股关系的变化，不会影响到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也不是向公司的股东之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的情形。而且，被告本身就是公司的大股东，在董事会中有绝对的控制权。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被告以股权转让未经董事会批准未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认为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告称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受原告胁迫签订的，但却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对此加以证实。从双方当庭陈述的该协议签订的具体情形来看，该协议是在被告经营的公司的办公室签订，协议文本亦是由被告一方的人员起草，原告当时只有两三人到场，无论是在协议签订当场还是协议签订之后至本案开庭之前，被告均从未就胁迫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以上事实均与被告主张的“被胁迫”的事实不符。因此，本院对于被告的此项答辩理由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其不是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只是代原告寻找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但从该协议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被告在协议中的地位是股权转让的受让方。该协议的内容清楚明确，没有歧义。故对于被告的此项答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在2019年6月14日通过财务黄某向原告转款15000元。该款项是燕子里公司将公司出让办公室所得款项在八名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原告基于其股东身份分得15000元。如果原告已经将相应的股权转让给了被告，那么该款项理应由被告所有。原告称该款项是因为其除股权转让款之外的其他投资所得，却未能提供证据对此加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收取的该15000元应该折抵其股权转让款。双方约定自2018年11月7日之后90个工作日付清款项，则付款截止日为2019年3月5日。此后按本金50000元、日万分之一点五的标准计算滞纳金，每日为7.5元，计至2019年6月14日共计100日，合计750元，扣除此前已经支付的250元，尚余500元未支付。被告在该日支付15000元，抵扣截至该日的利息500元、本金14500元。故被告尚欠原告转让款355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启航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陈淑娥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5500元。二、被告刘启航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陈淑娥支付滞纳金，滞纳金以人民币355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点五的标准，自2019年6月15日计至股权转让款清偿时止；三、驳回原告陈淑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75元，由刘启航承担687.5元，陈淑娥承担387.5元。如不服本判决，刘启航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陈淑娥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余长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孙广一书记员甘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