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10行终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抚州市人社局）。住所地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大道**。法定代表人傅志雄，局长。委托代理人陈韬，男，1984年8月29日生，抚州市人社局工伤保险科负责人，住抚州市临川区。委托代理人杨斌，江西赣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华忠，男，1977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抚州市临川区环城南路********，现住抚州市临川区。委托代理人胡园玉（系孙华忠之妻），女，198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住抚州市临川区/div>原审第三人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底盘公司）。住所。住所地抚州市临川区金柅大道**div>法定代表人赖长发，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海燕，江西衡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抚州市人社局因与被上诉人孙华忠、原审第三人江铃底盘公司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南城县人民法院（2019）赣1021行初10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孙华忠系江铃底盘公司的员工。2018年12月16日（系星期日）下午，根据江铃底盘公司的安排，孙华忠和同事程某、丁勇高、王蒙、熊雨、饶文祥等人一起到南昌江铃股份小蓝工厂（以下简称南昌小蓝工厂）出差，处理公司产品质量问题。到达南昌小蓝工厂后，孙华忠先进入车间工作，丁勇高和王蒙等人在车间门口等待，一段时间后孙华忠叫丁勇高进入车间辅助其工作。后孙华忠身体不适，其同行同事遂将孙华忠送至南昌县人民医院治疗，经该院诊断为基底节出血（左侧），高血压2级。第二日孙华忠被转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经该院诊断为基底节区脑出血（左），肺部慢性感染（左），支气管扩张，肺囊肿（右），肺部感染（双），高血压病。2019年1月18日，孙华忠向抚州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填写了《工伤认定申请表》，江铃底盘公司在该表“用人单位意见”栏中载明“情况属实，同意申请工伤”并加盖江铃底盘公司公章。2019年3月15日，抚州市人社局作出抚人社伤不认字（2019）第2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1、孙华忠在2018年12月16日上午得到单位上的出差通知后,其下午从单位出发到南昌出差突发疾病并进入医院救治这段时间，属于因工外出期间。2、孙华忠在出差途中身体状况正常，到达南昌小蓝工厂进入车间后，期间发生身体不适，后由同事陪同送至医院，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情形。3、孙华忠医学资料显示其左侧基底节区出血(为高血压性脑出血最常见部位)，没有外伤史，表明其在出差期间没有遭受事故伤害或意外伤害。4、目前孙华忠已办理出院并在康复中，因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中可以视同工伤的情形。综上，孙华忠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也不符合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其它情形，不符合工伤认定范围。现决定不予认定工伤，也不能视同工伤。2019年3月18日，抚州市人社局向孙华忠和江铃底盘公司送达了抚人社伤不认字（2019）第2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孙华忠不服，遂诉至法院，要求依法撤销抚州市人社局作出的抚人社伤不认字（2019）第2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责令抚州市人社局对孙华忠的工伤认定重新作出行政决定。另查明，2018年11月21日，抚州百盛大健康体检中心出具的孙华忠的《体检报告》中载明，高血压1级。江铃底盘公司考勤管理制度规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周日休息，工作日工作时间为上午8时30分至17时20分。2018年12月1日起至16日，孙华忠考勤14天，出勤106小时，其中2日、9日未考勤。原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抚州市人社局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确认的法定职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孙华忠根据江铃底盘公司的安排，前往南昌小蓝工厂出差工作期间属于“因工外出期间”的情形。抚州市人社局在其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中对孙华忠属于“因工外出期间”的情形及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亦予以认可，但其认定孙华忠在与同事因工出差过程中没有遭受任何事故伤害或意外伤害。因而，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孙华忠在因工外出期间，突发脑出血疾病的情形是否属于因工作原因遭受伤害的情形即孙华忠突发脑出血疾病是否属于遭受了事故伤害或意外伤害发生的。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至第十五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对工伤认定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的职责，只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了工伤认定的申请，就有责任和义务对受理案件的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并及时作出认定结论。本案中，抚州市人社局提供的丁勇高在2019年3月14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当天孙华忠和小兰厂接待人员先进入车间，我们四人（王蒙、熊雨、饶文祥）在门口等待，大概十几分钟后，孙华忠就出来叫我进车间辅助他加油……”；在2019年2月22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进入厂区后孙华忠跟小兰厂接待人员先进入小兰厂车间给前桥加油，熟悉情况，我们四人在车间门口等待，在门口等了十几分钟后，孙华忠出来叫我跟他一起进入车间辅助他帮前桥加油……”。王蒙在2019年2月22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到了小蓝分厂后，大家下了车，孙华忠与一名同事丁勇高先进了车间，我就在外面等。大约我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然后有同事出来叫我进去，在走进去的路上，同事告诉我，孙华忠口角流口水，说话口吃。……”。根据上述证据能证实孙华忠等人到达南昌小蓝工厂后，孙华忠先进入车间工作，丁勇高和王蒙等人在车间门口等待，一段时间后孙华忠叫丁勇高进入车间辅助其工作。该事实与抚州市人社局在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核实情况中认定的“到达小蓝分厂以后，孙华忠与丁勇高先进了车间”的事实不符。且在抚州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中未能反映出孙华忠在叫丁勇高进入车间辅助其工作之前的工作时间里是否遭受了事故伤害或意外伤害的情况，从而不能排除孙华忠所称其在工作时不慎被机器碰撞到头部的情况。故抚州市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另江铃底盘股份公司实行的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周日休息。而孙华忠在事发前已连续工作了七天，其中包括周六（2018年12月15日）、周日（即事发日2018年12月16日）加班。其在连续上班、加班的劳动强度下，突发脑出血疾病，故而该情形是否与工作具有因果关系，还是属于孙华忠自身原因所致，在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中未体现出抚州市人社局对上述情形予以了考量和分析。综上，抚州市人社局在未充分对孙华忠受伤经过的事实以及对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分析核实的基础上，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对孙华忠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撤销抚州市人社局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的抚人社伤不认字（2019）第2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抚州市人社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孙华忠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案件受理费50元，由抚州市人社局负担。上诉人抚州市人社局不服，上诉称，一是本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本局于2019年1月18日受理被上诉人孙华忠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被上诉人孙华忠提交的材料和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2018年12月16日下午13时30分左右，被上诉人孙华忠和同事王蒙、丁勇高、李俊辉、程某等人一同乘坐公司商务车从公司出发前往南昌小蓝工厂，当天下午15时30分左右到达，下午16时55分左右，被上诉人孙华忠在南昌小蓝工厂车间突发疾病并被护送至医院，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情形。另根据对相关人员丁勇高、王蒙的询问调查，得知被上诉人孙华忠在去出差途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及其他意外情况，其一直有说有笑、口齿清晰；到达南昌小蓝工厂后，被上诉人孙华忠与丁勇高先进了车间，起初被上诉人孙华忠行动正常，后丁勇高发现其有口角流水、手一直发抖、口吃不清身体不适症状。随后，被上诉人孙华忠被护送至医院救治，根据医学材料显示其被诊断为左侧基底节出血及高血压2级，没有外伤史。被上诉人孙华忠出差期间没有遭受到任何事故伤害和意外伤害，其发生身体不适并入院接受治疗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情形。二是本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孙华忠在申请工伤认定期间从未说过其头部撞到栏杆一事，且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也无证人看见或者听其说被撞击到头部一事，其此次发病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现被上诉人孙华忠已出院在康复中，也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视为工伤的规定。综上，本局依法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程序合法。故请求，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赣1021行初105号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孙华忠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持上诉人作出的抚人社上不认字（2019）2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孙华忠承担。被上诉人孙华忠辩称，1.上诉人抚州市人社局对本人受伤事实的调查不全面，关键性证人证言缺失，关键医学证据缺失，医学常识匮乏，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经本人回忆，2018年12月16日中午12点多接到公司要求去南昌小蓝工厂出差的通知，处理产品质量问题。当天下午15时30分到达南昌小蓝工厂，本人与程某、胡义华先进入车间现场，检查前桥齿轮油的加注情况。之后，胡义华有事先离开，程某去仓库核对后桥库存情况，留下本人独自一人放油，在快结束时不慎将头部撞到升降器的铁板上，后便继续完成手头工作；完成放油工作后小跑出去，喊来丁勇高帮忙加油，后头晕不适感加强。在加油这个环节，丁勇高见证了被上诉人发病全过程。但上诉人抚州市人社局只调查了王蒙、丁勇高，并依据他们两人的陈述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王蒙的陈述偏离了事实（时间及人物均不准确），丁勇高是在本人放完油之后被叫进去帮忙加油的，对本人之前放油时碰撞到头部并不知情。上诉人抚州市人社局对一同与本人先进入车间的程某、胡义华未进行询问，也没有调查现场及监控录像，上诉人抚州市人社局采用的是本人脑出血之后的身体指标，作为发病的诱因，这显然因果倒置，违背医学常识和逻辑。2.针对上诉人抚州市人社局上诉状里面其他事实的描述部分，过于含糊、不切合实际情况。《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载明的“经过治疗，目前已出院，在家康复”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本人是于2019年1月19日因无钱治疗而被迫出院，事发至今已10个月有余，仍右侧肢体偏瘫。由于本人家属事发时不在现场，当时也是同事送至医院，家属赶到医院时，本人已在院治疗，神志模糊、无任何表达能力；家属并不知道当时碰到头的完整经过，对医生描述的内容也是听本人同事（李俊辉，护送被上诉人入院的同事）讲述而得来的，李俊辉也不知道本人在放油时碰撞到头部的这一事实；故向南昌县人民医院和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陈述的病发情况和当时由家属代笔填写的工伤申请书，自然无法完整地叙述事实真相，也无法完整地体现本人的意志。3.本人及家属主张工伤的理由充分，有理有据。本人已经连续在岗7天，且未得到合理的休息，事发前3个月以来，工作时长超生理工作极限，再加上事发当天也是因公出差加班时，在放油时不慎碰撞到头部（公司当天是周日加班、没有提供安全帽），才导致突发脑出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规定，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收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造成的，就应当认定为工伤。上诉人抚州市人社局上诉书中认为是自身发病不符合医学常识，I级高血压属于正常偏高，是不会导致脑出血的。由高血压发展到脑出血必然经历了“血压急剧升高”的这样一个过程；本人此次血压急剧升高的重要原因是长时间的加班劳累以及工作现场的头部碰撞。原审第三人江铃底盘公司述称，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不同意调解，以抚州市人社局不认定工伤决定为准，请法院依法判决。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抚州市人社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傅志雄身份证复印件、陈韬身份证复印件、孙华忠身份证复印件、胡园玉身份证复印件、孙华忠与胡园玉结婚证复印件、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赖长发身份证复印件、2019年5月7日程某出具的《孙华忠事件经过》、2019年5月7日江铃底盘公司出具的证明、《孙华忠回想起在工作中碰撞到头部》、《孙华忠9至12月的考勤汇总》、孙华忠2018年12月15日、16日加班证明材料（孙华忠周日12月16日加班证明材料：郑荣堪的微信记录、孙华忠本人手机截屏、其弟孙和钟水滴筹截图、孙华忠本人微信出差记录、孙华忠周六12月15日加班证明材料：总装劳模们微信群名单、总装劳模们微信群聊天记录五份、孙华忠12月15日加班考勤记录）、证人程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孙华忠在抚州百盛大健康体检中心总检汇总分析、孙华忠体检报告、2019年4月22日第三人出具的员工考勤说明及考勤表、工伤认定申请表、南昌县人民医院出院记录、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院记录、2019年2月22日丁勇高调查记录、2019年3月14日丁勇高调查笔录、2019年2月22日王蒙调查笔录。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上诉人抚州市人社局在其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认为被上诉人孙华忠在2018年12月16日上午得到单位上的出差通知后，下午从单位出发到南昌出差突发疾病并进入医院救治这段时间属于因工外出期间，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至第十五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对工伤认定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的职责。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在因工外出期间，突发脑出血疾病是因为遭受了事故伤害或意外伤害引起的还是属于自身突发疾病情形。上诉人抚州市人社局提供的丁勇高在2019年3月14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当天孙华忠和小兰厂接待人员先进入车间，我们四人（王蒙、熊雨、饶文祥）在门口等待，大概十几分钟后，孙华忠就出来叫我进车间辅助他加油……”；在2019年2月22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进入厂区后孙华忠跟小兰厂接待人员先进入小兰厂车间给前桥加油，熟悉情况，我们四人在车间门口等待，在门口等了十几分钟后，孙华忠出来叫我跟他一起进入车间辅助他帮前桥加油……”。王蒙在2019年2月22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到了小蓝分厂后，大家下了车，孙华忠与一名同事丁勇高先进了车间，我就在外面等。大约我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然后有同事出来叫我进去，在走进去的路上，同事告诉我，孙华忠口角流口水，说话口吃。……”。从以上三次调查笔录中可以看出，关于孙华忠与谁先进了车间这一事实，丁勇高和王蒙陈述相矛盾，但上诉人抚州市人社局在其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未对王蒙与丁勇高矛盾的陈述进行核实排除，即认定被上诉人孙华忠与其同事到了南昌小蓝分厂后，与丁勇高先进入车间这一事实，并得出2018年12月16日下午，被上诉人孙华忠在与同事因工出差过程中没有遭受到任何事故伤害或者意外伤害。根据丁勇高的两次陈述，丁勇高在与被上诉人孙华忠进入车间前，有十几分钟没有待在一起；在现有证据无法排除被上诉人孙华忠在这空白的十几分钟有遭受到任何事故伤害或者意外伤害可能的情况下，上诉人抚州市人社局应综合各项证据及收集其他证据来反映当时真实情况。综上，上诉人抚州市人社局对被上诉人孙华忠申请工伤认定的相关事实未尽到调查核实的职责，即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上官笑东审判员 余 惠 娇审判员 王 康 季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陈红燕书记员付政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