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皖01行终1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守玉，男，汉族，1967年8月12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磊，男，汉族，1993年11月10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坤，男，汉族，1992年8月10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周宇，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肥西县上派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肥西县上派镇人民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230030088336。 法定代表人：陈起灼，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霞，安徽皖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彩霞，安徽皖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守玉、黄磊、黄坤因诉被上诉人肥西县上派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派镇政府）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3行初10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黄守玉与案外人孙贤舞系夫妻关系，孙贤舞与黄磊、黄坤系母子关系。2009年，因肥西县上派镇金寨南路规划建设需要，黄守玉户位于上派镇卫星社区集体土地上的住宅房屋亦列入该建设项目拆迁规划红线范围内。经丈量登记，黄守玉户住宅房屋建筑总面积为315.7平方米。根据该户提交的宅基地使用证、户口簿及本人对所提供一切证明材料真实、合法、有效的书面承诺，上派镇政府确认黄守玉、黄磊、黄坤三人为有效安置人口，符合《关于印发肥西县金寨南路和卞小河综合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肥政【2009】20号）文件中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规定。2009年12月14日，上派镇政府在向黄守玉户发放《拆迁通知书》（编号：2009139），就其家庭成员依据上述文件规定应享受的拆迁补偿安置情况作出书面备注:“1、黄守玉户属久居户，符合拆迁安置条件，同意安置3人，安置面积105平方米；2、孙贤舞户属久居户，同意按本县非本镇，享受安置100平方米（安置人员：孙贤舞、父亲黄永发、叔父黄永付）；3、该拆迁通知书分两户”。2010年，肥西县金寨南路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与上派镇政府作为拆迁人与黄守玉户签订《肥西县城关地区房屋拆迁（有效户口）安置协议书》，上述《肥西县城关地区房屋拆迁（有效户口）安置协议书》中被拆迁人代表“黄守玉”姓名系代理人孙贤舞代签，上述协议于2013年存档。2019年8月14日，原告认为上述征收安置协议无效，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肥西县城关地区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本案协议签订日期发生在2010年，协议存档于2013年，原告要求确认上述协议无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不予立案。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黄守玉、黄磊、黄坤对被告肥西县上派镇人民政府的起诉。 黄守玉、黄磊、黄坤上诉称：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为拆迁安置补偿行为，该行为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虽然《拆迁安置协议书》签订于2010年，存档于2013年，但被上诉人提交的《拆迁安置结算单》的时间为2015年7月30日，领取超期过渡费的《领条》时间为2015年7月30日，安置补偿的时间更是在2015年7月30日以后。该拆迁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截止至2015年7月30日仍未完成。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具体行政行为已于2015年5月1日己完结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案涉《拆迁安置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为2010年，适用的应当是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一审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系2018年2月6日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一审法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审理。 上派镇政府辩称：一、一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涉案协议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各方均应遵守履行。上诉人一审起诉涉案协议无效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没有签约权限，二是上诉人不属于安置人口。对前述两点理由上派镇政府认为皆不构成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且主张缺乏事实依据。首先，确认合同无效的理由必须法定。涉案协议签订时适用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导致合同无效的六种法定情形，然上诉人主张的以上两点理由均不属于前述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因此，上诉人主张涉案协议无效缺乏法定理由，主张不能成立。其次，涉案协议签订时，黄磊、黄坤均未成年，孙贤舞作为他们的母亲，属于法定代理人，依法有权代表黄磊、黄坤在涉案协议上签字。同时，孙贤舞与黄守玉是夫妻关系，属于拟制血亲，因此孙贤舞在涉案协议上签字时，上派镇政府完全有理由相信孙贤舞已取得黄守玉的授权，孙贤舞的前述代理行为符合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其代理行为合法有效。加之黄守玉在涉案协议签订后一直依据涉案协议以被安置人的身份享受安置补偿政策、领取拆迁补偿款，由此也可证实其已知晓并同意孙贤舞的签约行为。因此涉案协议不存在因孙贤舞无代理权限而无效的情形。再次，从孙贤舞向上派镇政府提供的家庭户口簿、《承诺书》等材料看，前述材料在形式上均属于合法、有效的材料，上派镇政府根据前述材料并不能判断上诉人户口已迁出上派镇。同时，从上诉人到上派镇政府领取拆迁补偿款等行为来看，三上诉人对外一直以被安置人口的身份行使权利，因此他人(包括上派镇政府在内)难以从三上诉人的外在行为判定户口已迁出上派镇。因此，上派镇政府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对三上诉人的身份已尽合理谨慎的审查义务，在协议签订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或重大过失，涉案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为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上派镇政府审查不严导致涉案协议无效，缺乏证据和法律支持。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经审查，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本案中，涉案协议在2010年签订，存档于2013年，上诉人诉请确认上述协议无效，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不予立案，原审法院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黄 成 审判员 应道荣 审判员 李进学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丁 丰 附：本案引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