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5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侠，男，196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萍，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怡珩，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远鄂，男，1956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龙，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科峰，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湖北拓朋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园路**圣淘沙大厦******房。法定代表人：甘远鄂，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武汉迪奥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汉南农场晨曦路v>法定代表人：熊瑶冬，该公司董事长。上述两名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斐，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侠因与被上诉人甘远鄂、原审第三人湖北拓朋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朋公司）、武汉迪奥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奥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民初7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期限应扣除防疫期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侠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民初7276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甘远鄂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甘远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退股补偿协议》《欠款协议》《补充协议书》系整体协议，没有先后履行顺序，双方应按整体协议内容履行。《补充协议书》仅约定了甘远鄂受让李侠持有迪奥公司股权事宜，并未改变《退股补偿协议》《欠款协议》的其他条款，也未约定在履行补充协议的同时，不履行《退股补偿协议》《欠款协议》。故，甘远鄂不仅应履行支付迪奥公司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同时还应履行支付拓朋公司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原审以双方应先履行《补充协议书》而否认甘远鄂违反整体协议约定所需承担违约责任的认定错误。2、依《退股补偿协议》约定，甘远鄂应于2017年3月31日前向李侠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且将拓朋公司房产以净值1200万元作为给予李侠的股权转让补偿款，同日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并协助李侠办理过户手续。依《欠款协议》约定，甘远鄂应于2018年6月30日前向李侠支付1000万元余下股权转让款，2019年6月30日前再支付1000万元，合计2000万元，违反《欠款协议》视为甘远鄂违约，甘远鄂前期已付所有款项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然上述协议签订至今，甘远鄂仅于2017年1月16日支付股权转让诚意金150万元，而就合同其他义务均未履行，致使李侠有权依约将甘远鄂已付的550万元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3、股权转让登记为股权出让方与股权受让方的共同义务，并非系李侠的单方责任，而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亦不能当然认为属李侠没有配合造成。依《补充协议书》约定，甘远鄂股权尚在质押期间，无法交易，所以指定第三方与李侠交易，但甘远鄂未明确其指定的交易主体，且李侠于2017年3月31日收到甘远鄂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后即电话联系办理股权转让事宜，然甘远鄂仍未明确答复办理的时间。同年4月6日，在李侠主动询问办理股权转让的时间后，甘远鄂答复为“今天下午或明天”。因《补充协议书》系双方对办理部分股权转让登记时间的变更，在2017年4月3日至2018年4月30日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甘远鄂未能证实李侠故意拖延或拒绝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故而不能认定李侠违约。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甘远鄂已明示接受李侠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约定解除权已消灭。李侠与甘远鄂的微信聊天记录表明，甘远鄂已明示接受李侠继续办理股权变更，实际放弃了合同约定解除权。即使其有权行使约定解除权，但在解除权产生后，甘远鄂迟至2018年5月1日才致函解约，距解除权发生之日已过十三月之久，显然超过合理期限。故，从双方履行行为上看，甘远鄂所享有的约定解除权已消灭，在其从未于履行合同期间向李侠进行过催告的情况下，其实际发出解约通知的时间也远远超过合理期限。原审赋予其无限期的解除权，有违公平原则。2、李侠自2018年5月1日收到甘远鄂的解约通知后，甘远鄂即于当月4日提起诉讼。李侠于同年7月18日明确向甘远鄂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并在原审庭中要求甘远鄂继续履行合同及支付剩余款项。据此，李侠已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就甘远鄂解除合同提出了异议，案涉合同应当继续履行。3、甘远鄂于2017年3月30日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恰遇清明节，且仅过3天后，李侠即于同年4月6日通过微信发出履行合同的要约，故，即使李侠违约，其违约程度轻微，并不会导致守约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甘远鄂辩称：一、李侠上诉称涉案协议应当整体履行，无先后顺序，与事实不符。依补充协议中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原协议书其他约定不变”之内容，可见履行补充协议是双方继续履行整体协议的前提。二、李侠以甘远鄂未履行整体协议中的某项义务而认为甘远鄂违约，与事实不符。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李侠应在收到甘远鄂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负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若其未按期办理，甘远鄂可解除合同。因李侠收款后至今未将股权变更至甘远鄂名下，其违约行为致使甘远鄂依约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理由正当。三、李侠认为其只负责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无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并将该责任后果归结为甘远鄂，既不符合举证责任的承担规则，也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四、李侠以合同解除权因甘远鄂回复“今天下午或明天”办理变更登记而归于消灭的观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其上诉所称甘远鄂超过了行权期限的理由，更是对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法定异议除斥期间的误解。据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拓朋公司、迪奥公司共同述称：同意甘远鄂的答辩意见。甘远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甘远鄂、李侠于2017年1月13日签订的《退股补偿协议》、《欠款协议》和同年3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已于2018年5月1日解除；2、李侠立即向甘远鄂返还股权转让款550万元，并按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支付从李侠收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至股权转让款全部返还时止，其中暂计算至2019年8月15日为646275.43元；3、本案诉讼费由李侠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13日，甘远鄂与李侠签订《退股补偿协议》、《欠款协议》，约定将李侠持有的拓朋公司40%的股权及迪奥公司39.7%的股权，共计以人民币6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甘远鄂。同日，李侠向甘远鄂出具《承诺书》，承诺在收到甘远鄂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李侠应协助甘远鄂办理所有股权转让手续。协议签订后，甘远鄂即向李侠支付了150万元。同年3月29日，甘远鄂与李侠又签订《补充协议书》，双方约定：李侠在收到甘远鄂指定第三方支付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三个工作日内，李侠应完成股权过户，即400万元支付后，李侠转让持有的迪奥公司全部股权的50%；450万元支付后，李侠转让其持有的武汉迪奥药业有限公司全部剩余股权。还约定：如李侠未在有效的工作日内完成股权过户，应视为原股权转让协议自动失效，李侠应退回全部股权转让款项。随后，甘远鄂依约通过第三方于同年3月30日向李侠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但李侠收到上述款项后没有履行义务，未依约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约定的股权过户手续，甘远鄂也再未向其支付后期款项。2018年5月1日甘远鄂向李侠送达《解除协议通知书》，依约解除双方全部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即刻返还已收取的全部款项。李侠虽于同年7月18日回复不同意解除合同，但并未就该异议提起诉讼，也拒不返还已收取的款项。为此，甘远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3日，甘远鄂与李侠签订《退股补偿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李侠将持有的拓朋公司40%的股权及迪奥公司39.7%的股权以6000万元转让给甘远鄂，签订协议时由甘远鄂先行向李侠支付150万元诚意金；李侠在2017年3月31日之前收到甘远鄂第一笔850万元补偿款，以及拓朋公司房产（房产净值为1200万元），净值作为甘远鄂给李侠的补偿款，同日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并协助李侠办理过户手续后，李侠转让甘远鄂公司股权；李侠在收到第一笔款项以及拓朋公司房产产权时三日内协助甘远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签订上述协议当日，李侠向甘远鄂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7年3月31日之前收到甘远鄂第一笔1000万元补偿款及拓朋公司房产证后协助甘远鄂办理所有股权转让手续。同日，甘远鄂、李侠、迪奥公司还签订《欠款协议》一份，对甘远鄂分期向李侠支付余下3800万元退股补偿款的具体金额和时间进行了约定。2017年1月16日，甘远鄂向李侠支付150万元诚意金。2017年3月29日，甘远鄂与李侠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迪奥公司股权转让款分两期支付，即2017年3月31日支付400万元，2017年4月30日前支付450万元；甘远鄂指定第三方支付股权交易款后三个工作日内李侠应完成股权过户，即：400万元支付后，李侠转让迪奥公司全部股权的50%，450万元支付后，李侠转让其持有的迪奥公司全部剩余股权；如李侠未在有效的工作日内完成股权过户，应视为原股权转让协议自动失效，李侠应退回甘远鄂及其指定第三人支付的全部款项；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原协议书其它约定不变。2017年3月30日，甘远鄂指定熊瑶冬向李侠支付400万元。2017年4月6日，李侠向甘远鄂发出微信“什么时候办理股权转让”，甘远鄂回复“今天下午或明天”。2017年4月27日，甘远鄂将分别记载100万元和500万元的两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照片以微信发给李侠，李侠回复“户名：宜城市艾玛君商贸有限公司，账号：71×××24式410603，开户行：招商银行荆州分行营业部，开户行代码308537015400”，并回复“先把100的背书了”。2018年5月1日，甘远鄂向李侠寄送《解除协议通知书》，称李侠未按协议约定完成股权转让构成违约，通知李侠解除双方签订的三份协议，要求李侠返还已付550万元股权转让款。同年7月18日，李侠微信回复甘远鄂不同意解除协议，并表示甘远鄂应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一审另查明，迪奥公司及其工商登记机关住所地在武汉市汉**。一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依法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拓朋公司、迪奥公司均系有限责任公司，甘远鄂、李侠均系该公司股东，其双方签订的《退股补偿协议》、《欠款协议》等合法有效。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甘远鄂与李侠于2017年3月29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对8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间进行了新的约定，其中还约定“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原协议书其它约定不变”，据此，双方应先行全面履行该《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因此，李侠主张甘远鄂未按《退股补偿协议》约定在2017年3月31日前支付850万元并办理房产过户属违约方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甘远鄂于2017年3月30日向李侠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符合《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根据《补充协议书》约定办理部分股权变更登记的期间应在2017年4月5日之前。股权转让变更登记需转让方与受让方共同配合进行，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受让方履行付款义务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合同义务主体为股权出让方，李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履行义务的行为。李侠在2017年4月6日以微信方式所作“什么时候办理股权转让”的询问系作出继续履行的意思表达，而在甘远鄂答复“今天下午或明天”后，李侠也并没有回应意思表达或相应的行为。《补充协议书》中“如乙方（即李侠）未在有效的工作日内完成股权过户，应视为原股权转让协议自动失效”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甘远鄂因此行使合同解除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甘远鄂于2018年5月1日向李侠寄送解除协议通知书，要求确认甘远鄂与李侠间签订的《退股补偿协议》、《欠款协议》、《补充协议书》于2018年5月1日解除，以及要求李侠返还已付55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李侠收到甘远鄂送达的解除协议通知书后，没有在法定期间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是否有效的确认之诉，因此，李侠的相关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甘远鄂与李侠于2017年1月13日签订的《退股补偿协议》、《欠款协议》和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于2018年5月1日解除；二、李侠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甘远鄂退还股权转让款55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支付自收款之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全部还清之日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300元，由被告李侠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且当事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依李侠的上诉主张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甘远鄂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是否已成就；二、如何认定当事双方的民事责任。本院认为，李侠为转让其分别持有拓朋公司40%的股权及迪奥公司39.7%的股权，通过与甘远鄂签署2017年1月13日《退股补偿协议》《欠款协议》的方式，就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责任主体及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的履行方式约定为，李侠在收到甘远鄂于2017年3月31日所支付的第一笔款项850万元及拓朋公司房产产权（净值1200万元）时的三日内协助甘远鄂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行政审批手续，且甘远鄂于《退股补偿协议》签订后所支付的150万元诚意金，可从其应付的首期款850万元中扣减，并就剩余的股权转让款3800万元的支付，双方以2017年1月13日《欠款协议》约定，由甘远鄂自2018年6月31日起以三年为限按每年6月31日为付款节点予以分期履行。然在前述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当事双方达成2017年3月29日《补充协议书》，就作为迪奥公司股权转让款850万元的支付时间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履行方式和承担该义务的责任主体进行了变更，明确甘远鄂分两期支付股权转让款850万元，并由李侠按甘远鄂的付款时间，在三个工作日内分两期完成其持有迪奥公司39.7%股权的过户手续，且对李侠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的违约责任和当事双方履行其间协议的先后顺序约定为，“如李侠未在有效工作日内完成股权过户，应视为原股权转让协议自动失效，李侠应退回甘远鄂或甘远鄂指定第三方支付的全部款项”及“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原协议书其它约定不变”。据此，虽然李侠系以6000万元整体转让其持有拓朋公司及迪奥公司的股权份额，且2017年3月29日《补充协议书》也仅只针对迪奥公司的股权转让，但在契约双方以该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履行2017年1月13日《退股补偿协议》《欠款协议》的前提，系以交易双方先完成2017年3月29日《补充协议书》之各自合同义务为条件的情形下，基于该项合意内容及其间就办理迪奥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责任主体的表意结果，属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之规定，应合法有效。故，李侠悖于双方合同意思之表达所认为的案涉《退股补偿协议》《欠款协议》《补充协议书》没有先后履行顺序，以及其无义务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依2017年3月29日《补充协议书》之约定内容可知，成就甘远鄂行使合同约定解除权的条件，系以李侠未依约于甘远鄂付款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分段完成迪奥公司股权过户为基础。故，结合本案实际，甘远鄂于2017年3月30日支付股权转让款850万元中的首期款400万元后，李侠按约应于同年4月5日（扣除法定假期的三个工作日即为3月31日、4月1日、4月5日）前办理其持有迪奥公司39.7%中50%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然其于次日才通过微信问询甘远鄂办理股权转让的时间，并在甘远鄂明确限定该时间为2017年4月6日下午或2017年4月7日后，以不作为方式不予回应。更甚至，李侠依《补充协议书》之内容，在清楚自己作为办理迪奥公司股权变更的责任主体，并明知其未能完成先合同义务的情形下，而于2017年4月28日要求甘远鄂支付尚未届至履行期限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450万元中的100万元，却始终就其履约意愿不予表态。据此，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之规定，甘远鄂基于李侠未履行先合同义务之违约行为，有权对李侠的履行要求予以拒绝。因此，李侠上诉认为甘远鄂违约的观点，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李侠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不履行其办理迪奥公司39.7%中50%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合同义务，实质系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致使甘远鄂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条件已然成就，其向李侠发出的2018年5月1日解约通知具有法律效力。故，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原审认定案涉合同的解除时间及李侠之合同解除后的法律责任正确，应予维持。李侠认为其违约程度轻微而不应当解除合同的观点，因李侠长期怠于履行先合同义务，致使当事双方间的交易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且其直至甘远鄂发出解约通知并提起诉讼后的两个月，才以微信方式表示愿意继续履约，故其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显然不构成违约程度显著轻微。同时，即便李侠在诉讼中仍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但在其收到甘远鄂的解约通知后，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案涉2018年5月1日解约通知的法律效力也并不因其提出抗辩或提起诉讼之行为而丧失。何况，李侠也未在法定期间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是否有效的确认之诉。据此，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之下，行权人行使该权利的意思表达自到达交易相对方之日，即产生消灭其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后果。故，李侠的该项观点，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侠以解除权的法律属性系形成权为由，认为甘远鄂的行权期限已超过法定一年的除斥期间的上诉理由，因法律规定除斥期间的起始日应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侵害之日开始计算，故，在甘远鄂不清楚李侠何时可能会履约，且无证据证实甘远鄂实际已放弃合同约定解除权的情形下，李侠自利性认为行权人超期行权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侠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300元，由李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徐向云书记员褚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