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91民初4741号原告：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冠丽印花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侯力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强，广东拓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万祺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王万标。原告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冠丽印花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万祺服装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3月19日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根据原告的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2020）粤0191民初47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价值255701.93元的财产，并予以实施。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加工费255701.93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以255701.93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所有本息为止）；2.被告承担本案保全费、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存在多年商业合作关系，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多次委托原告为其指定服装进行印花加工，原告均按质量履行了约定义务。截止至2020年3月19日，被告仍拖欠原告加工费255701.93元，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诉讼中，原告以经过其核对发现被告在其起诉前实际已支付的金额比其起诉时认为的已支付金额多10000元为由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被告向原告支付加工费245701.93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以245701.93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所有本息为止）。被告未答辩，亦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为证明被告尚欠加工费的金额，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一）对账单。有被告盖章的对账单为两份，均载明了加工种类、数量、单价、金额等项目。其中一份对账单（以下简称对账单A）列明了2018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每月的加工费金额，依次为33985元、32422.8元、141216元、10494元、35899元。对于2018年2月、3月、5月、6月加工费，对账单A均备注为“已开票”，对于2018年4月则备注为“确认未开票”。对账单A合计金额处记载为215296.43元。对账单A还记载141216.1元为“确认未开票”，“其中2018年2月、3月、5月、6月开票加10个税点共124080.33元，已付5万”，“开票余74080.33未付款”。前述“开票余74080.33未付款”中的“74080.33”被手动划掉并手写注明“-10000，应定64080.33”。除上述内容外，对账单A下方还有手写的“印花加工费货款付款计划”字样并手写列明了2019年11月至2020年9月期间除2020年2月、2020年4月之外的每月均付款20000元，合计180000元，该合计金额处盖有被告公章。另一份对账单（以下简称对账单B）对2018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每月的加工费金额及备注内容的记载与对账单A的记载一致，此外，还列明了2017年3月加工费为20436元、2017年4月加工费为3816元、2018年7月加工费为16153.5元，该三个月的加工费均备注为“未确认”。对账单B还记载40405.5元为“未确认”，141216.1元为“确认未开票”，“其中2018年2月、3月、5月、6月开票加10个税点共124080.33元，已付6万”，“开票余64080.33未付款”。对账单B中，2018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加工费对应的各种加工种类的单价最低为9元而最高为19元，其中，2018年2月加工费处记载“前幅2色植毛+3色胶浆”单价为16.5元，2018年5月加工费处记载“后幅5色胶浆”单价为16.5元。对账单B合计金额处打印的“255701.93”被划掉而手写为215296.43元并盖有被告公章。（二）《付款计划》。该《付款计划》系在打印内容基础上手写修改形成，其中打印部分为“广州市万祺服装有限公司目前尚欠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冠丽印花有限公司加工款人民币贰拾伍万伍仟柒佰零壹元（￥255701元），广州市万祺服装有限公司保证严格按照下列日期支付加工款：2020年3月：2万元；2020年4月：2万元；2020年5月：2万元；2020年6月：2万元；2020年7月：2万元；2020年8月：2万元；2020年9月：2万元；2020年10月：2万元；2020年11月：2万元；2020年12月2万元；其他剩余全部款项在2021年3月前全部付清。”前述内容中的“贰拾伍万伍仟柒佰零壹元（￥255701元）”被手写修改为“贰拾壹万伍仟贰佰玖拾陆￥215296.43元”，且“2020年3月：2万元”被划掉。《付款计划》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12日，落款日期处和前述手写修改及划掉处均盖有被告公章。诉讼中，原告称，对账单B反映的是被告仅确认尚欠加工费金额为215296.43元而对2017年3月、2017年4月和2018年7月的加工费不予确认，《付款计划》系原告拟定后交由被告审核确认，前述对账单、《付款计划》中的手写内容均为被告法定代表人王万标所书写。（三）《送货单》。关于2017年3月加工费，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为两张，日期分别为2017年3月10日和2017年3月11日。其中2017年3月10日的《送货单》记载货品名称为“前幅2色厚板植绒+3色胶浆”，数量为985件，客户签收及盖章处所写签名字样似为一个“军”字；2017年3月11日的《送货单》记载货品名称亦为“前幅2色厚板植绒+3色胶浆”，数量为740件，客户签收及盖章处上方所写签名字样似为“刘斯美”。关于2017年4月加工费，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为一张，日期为2017年6月10日，记载货品名称为“后幅4色胶浆+光面浆”，数量为318件，客户签收及盖章处所写签名为“梅”字。关于2018年7月加工费，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为两张，日期均为2018年7月20日。其中一份记载货品名称为“后幅5色胶浆”，数量为483件，客户签收及盖章处所写签名为“梅”；另一份记载货品名称为“后幅单色胶浆+单色光面浆”，数量为496件，客户签收及盖章处所写签名为“万祺/黄生”。原告另提供了2018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多份《送货单》，“梅”或者“万祺/黄生”作为签名多次出现在该些《送货单》客户签收及盖章处，但该些《送货单》中未出现前述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和2017年3月11日的《送货单》客户签收及盖章处的签名。本院认为：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付款计划》结合原告陈述，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就服装印花加工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原告是承揽人，被告是定作人，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各自义务。关于对账单A，在不考虑存在手写修改情形的情况下，根据其记载，2018年2月、3月、5月、6月加工费均已开具发票，含税金额合计为124080.33元，2018年4月加工费未开具发票，不含税金额为141216.1元，被告就2018年2月至6月期间加工费的合计应付金额为265296.43元，扣减被告就2018年2月、3月、5月、6月加工费支付的50000元后，被告尚欠215296.43元，恰与对账单A记载的合计金额相符，进而说明对账单A记载的合计金额215296.43元系按前述计算方式得出。但是，在对账单A中的“开票余74080.33未付款”中的“74080.33”已被划掉且注明有“-10000，应定64080.33”的情况下，应当将修改的内容作为计算合计金额的影响因素，换言之，被告对于2018年2月至6月期间加工费实际确认的尚欠金额应在215296.43元的基础上再扣减10000元，即为205296.43元（124080.33+141216.1-50000-10000）。关于对账单B，从其记载的“其中2018年2月、3月、5月、6月开票加10个税点共124080.33元，已付6万”“开票余64080.33未付款”来看，其对于2018年2月至6月期间加工费的尚欠金额的记载已经与将对对账单A中的修改内容考虑在内后得出的尚欠金额保持一致，即为205296.43元。该205296.43元加上对账单B记载的2017年3月、2017年4月、2018年7月加工费后，合计为245701.93元（205296.43+20436+3816+16153.5），说明对账单B记载的合计金额255701.93元有误。被告将对账单B的合计金额进行了修改，但修改后的金额却仍为215296.43元，恰等于以记载有误的255701.93元减去对账单B记载的2017年3月、2017年4月、2018年7月加工费后的金额（255701.93-20436-3816-16153.5），结合对账单B将2017年3月、2017年4月、2018年7月加工费备注为“未确认”以及原告关于对账单B反映了被告对2017年3月、2017年4月、2018年7月加工费不予确认的说法，足以说明被告对对账单B的修改行为意在表示其仅确认其对于2018年2月至6月期间加工费尚欠205296.43元而对2017年3月、2017年4月、2018年7月加工费不予确认。《付款计划》的打印内容同样将被告的尚欠金额记载为255701.93元，与对账单B记载有误的合计金额保持一致，而被告又同样将其修改为215296.43元，与被告对对账单B合计金额修改后的金额保持一致。结合前文对对账单A、对账单B记载内容的分析，亦足以判断被告对《付款计划》的该修改行为意在表示其仅确认其对于2018年2月至6月期间加工费尚欠205296.43元而对2017年3月、2017年4月、2018年7月加工费不予确认。在被告对对账单B记载的2017年3月、2017年4月、2018年7月加工费不予确认的情况下，被告有无欠付2017年3月、2017年4月、2018年7月加工费以及欠付的具体金额的判断应以《送货单》反映为准。对于2017年3月加工费，日期分别为2017年3月10日和2017年3月11日的《送货单》中的签名在原告就被告已经确认加工费金额的月份提供的相应《送货单》中均未出现，原告又未举证证明该些签名人员的具体身份及具有代表被告签收货物的权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该两份《送货单》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对账单B记载的2017年3月加工费不予认可。对于2017年4月加工费和2018年7月加工费，原告提供的日期为2017年6月10日的《送货单》和两张日期为2018年7月20日的《送货单》中的签名曾同样出现于原告就被告已经确认加工费金额的月份提供的相应《送货单》之中，而被告未就该些签名的一致性申请鉴定，亦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已经确认加工费金额的月份存在其他不同于原告提供的相应《送货单》的送货单据，据此，本院对该三张《送货单》真实性予以确认，认定该《送货单》系原告与被告就案涉交易所产生。虽然日期为2017年6月10日的《送货单》反映的交易月份为2017年6月，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原告曾于2017年6月发生交易或是其已经就该《送货单》支付加工费，对于原告关于该《送货单》反映的实际为2017年4月的交易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该《送货单》记载的货品在对账单B就被告已经确认加工费金额的月份所记载的货品中并无相同货品，但结合对账单B就被告已经确认加工费金额的月份所记载的货品所对应的单价区间来看，对账单B就该《送货单》项下货品的单价记载为12元，在合理范围内，本院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对账单B记载的2017年4月加工费予以认可，即为3816元。对于两张日期为2018年7月20日的《送货单》项下货品，对账单B就2018年2月、2018年5月的记载内容反映2018年2月、2018年5月交易的相同货品的单价均为16.5元，对账单B就该两张《送货单》项下货品的单价记载为16.5元，本院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对账单B记载的2018年7月加工费予以认可，即为16153.5元。因此，被告尚欠加工费的金额应为225265.93元（205296.43+3816+16153.5）。现无证据证明被告在签署《付款计划》后有按承诺付款，被告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一次性清偿全部加工费，于法有据，但加工费应以本院认定的225265.93元为准，原告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亦有权要求被告赔偿自本案起诉之日（2020年3月19日）起计算的利息损失，至于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本院酌情认定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万祺服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冠丽印花有限公司支付加工费225265.93元；二、被告广州市万祺服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冠丽印花有限公司赔偿利息损失（以225265.93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为止）；三、驳回原告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冠丽印花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93元，由原告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冠丽印花有限公司负担207元，由被告广州市万祺服装有限公司负担228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798.51元，由原告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冠丽印花有限公司负担214.08元，由被告广州市万祺服装有限公司负担1584.4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晓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陈家园书记员巫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