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81民初1623号原告：唐和平，男，195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湖南湘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法定代表人：张金良。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草丰，男，1987年8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现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工作人员。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支行，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圭斋东路**。负责人:喻荣。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雯，女，1990年6月12日出生，苗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吉首市，现住湖南省长沙市，系该支行工作人员。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金沙北路支行，住，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金沙北路**/div>负责人：文拥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高凤，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勇军，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藏路****房**iv>法定代表人：张轶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国凯，女，198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系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然，男，199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系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唐和平与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金沙北路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及第三人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富友公司）借记卡纠纷（立案案由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和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被告邮储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草丰，被告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雯，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高凤、莫勇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和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偿还无端扣划原告的资金5006360元，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6年7月在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办理了一张卡号为62×××29的银行卡，并在卡上存有数百万资金，但到了2018年3月，原告去银行取款时发现卡上资金不够，于是要求银行出具此卡的银行流水。从流水中发现此卡竟然在广州、上海多地消费了5006360元，而原告对此并不知情，且本人并未持卡在上述两地消费。原告多次向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提出要求出具消费凭证、明细以及消费汇款的对方单位名称，但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竟然长达一年多不予提供，且无法说明上述资金的去向。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辩称：1.原告唐和平系湖南好望达安全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大股东，好望达公司与冠群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原告唐和平提出异议的交易款项实际系其向冠群公司支付的借款本息和账户管理费。2.因本案诉争款项系通过互联网支付划转，故本案并非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而是借记卡纠纷。3.本案已过诉讼时效。4.原告唐和平明知案涉的款项系其主动归还的借款，却隐瞒重大事实，其行为不但恶意破坏了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的声誉，且已涉嫌虚假诉讼。请求驳回原告唐和平的起诉，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被告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辩称：1.原告唐和平提出异议的被扣款交易，绝大部分已过诉讼时效。根据被告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提供的原告唐和平账户柜面交易凭证显示，2016年7月12日至2017年1月3日期间，原告唐和平在被告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网点柜台办理业务时，对业务内容及卡上余额均已签字确认，表明其知道卡上余额情况。根据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规定，争议交易的诉讼时效已过三年。2.原告唐和平提出异议的被扣款交易均是由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的合作商户冠群驰骋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群公司）在获得原告唐和平授权的情形下，由上海富友公司进行的代扣款交易。3.案涉账户中的转入资金与扣款资金具有规律性，且显示资金与原告唐和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好望达公司存在关联性。案涉银行卡一直是原告唐和平自己使用，未出现丢失被盗刷等情形，完全有理由相信原告唐和平提出异议的被扣款交易系其自己的处分行为。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唐和平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邮储银行辩称：1.被告邮储银行不应成为本案被告。本案为被告邮储银行的分支机构即被告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的代理营业机构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在开展储蓄存款业务时，与原告唐和平发生纠纷引起的民事诉讼。根据法律规定和人民银行文件精神，被告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权以其名义独立参加诉讼活动，并以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不应将被告邮储银行作为本案共同被告。2.本案争议的储蓄存款法律关系，系原告唐和平与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直接建立，同意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及被告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的答辩意见。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唐和平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述称：1.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与原告唐和平并无合同关系，且本案为储蓄合同纠纷，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并非该合同当事人。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作为从事第三方支付业务的支付公司，可为合作商户提供代为收款、付款等支付服务，冠群公司系其合作商户，双方之间存在支付服务关系。2.原告唐和平与冠群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有款项收付往来，且原告唐和平自冠群公司收到的款项远远超出其被冠群公司通过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所扣除的款项，故原告唐和平声称对被扣款项不知情，完全不具有合理性、客观性。3.即使原告唐和平确实对案涉交易不知情，其自身也存在重大过错。持续一年半的时间内，多次使用银行卡的情况下，明显有足够的时间、机会查询卡内金额，却从未进行任何卡片挂失、报案等救济措施。4.原告唐和平提出异议的被扣款交易，至起诉时绝大部分已超过诉讼时效。退一步而言，即便相关交易确实不是原告唐和平自身行为，其怠于履行救济义务，理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30日，唐和平向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申请开立个人账户，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经审核后向唐和平发放了卡号为62×××29的邮储银行绿卡通（借记卡）。唐和平案涉银行卡账户显示在2016年6月30日通过银联前置渠道代付入账交易0.01元；2016年7月8日，通过银联前置渠道代付入账34笔，第1笔的交易金额为696000元，第2至33笔的交易金额均为1000000元；2016年7月12日，通过网点柜面跨行汇出33696000元，对方账户为80×××12；2016年8月4日，他行来账720000元；2016年8月6日，通过银联前置渠道消费220000元和500000元；2016年9月5日，他行来账720000元；2016年9月6日，通过银联前置渠道消费220000元和500000元；2016年9月30日，他行来账720000元；2016年10月8日，通过银联前置渠道消费220000元和500000元；2016年10月19日，通过网点柜面卡转取20000元；2016年11月4日，他行来账720000元；2016年11月6日，通过银联前置渠道消费16笔，第1至15笔交易金额为36360元，第16笔交易金额为210960元；2016年11月14日，通过银联前置渠道代付入账36360元；2016年11月28日，通过网点柜面卡转取40000元；2016年12月1日，他行来账2000000元；2016年12月6日，通过银联前置渠道消费220000元和500000元；2016年12月7日，通过网点柜面卡取现金20000元、跨行汇出40000元；2017年1月5日，他行来账300000元和100000元，2017年1月6日，他行来账7笔，第1至6笔的交易金额为50000元，该6笔交易的对方账户均为8002200********，第7笔的交易金额为20000元；2017年1月6日，通过银联前置渠道消费220000元和500000元；2017年12月29日，他行来账4笔，每笔交易金额为50000元，对方账户均为8002200********；2017年12月29日，通过银联前置渠道消费200000元；2018年1月30日，他行来账50000元，2018年2月11日，他行来账8笔，每笔交易金额为50000元，上述交易的对方账户均为8002200********；2018年2月11日，通过银联前置渠道消费450000元。上述通过银联前置渠道发生交易的商户名称均为上海富友公司，上述通过银联前置渠道代付入账的交易机构名称均显示为上海分行，通过银联前置渠道消费的交易机构名称均显示为广州市分行，上述交易中所涉的账户80×××12、8002200********的户名均为好望达公司。唐和平提出异议的交易款项共有28笔，交易明细中的摘要均为消费，交易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16年8月6日的220000元、500000元；2016年9月6日的220000元、500000元；2016年10月8日的220000元、500000元；2016年11月6日的15笔36360元、1笔210960元；2016年12月6日的220000元、500000元；2017年1月6日的220000元、500000元；2017年12月29日的200000元；2018年2月11日的450000元，上述交易款项共计为5006360元。唐和平向本院提交了其与好望达公司于2016年7月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拟证明好望达公司向其案涉账户转账的款项均系偿还所欠其的借款。《借款协议》载明出借人为唐和平，借款人为好望达公司。内容为：为了加快公司发展，适应市场需要，新购大型运输车辆60台，增加公司车辆运力。好望达公司向唐和平借款3400万元（叁仟肆佰万元整），限叁年内还清。从2016年8月份起每月还款72万元（柒拾贰万元整）以上，还款资金来源从公司车辆运费收入中扣取。关于其案涉账户中通过银联前置渠道代付入账的33696000元资金的来源，唐和平在庭审中陈述对于账户收到上述款项是知情的，该款项系借款而来，其代理人补充陈述需回去查看借款合同才知道借款来源；在庭审后承办法官向其询问时，唐和平陈述收到上述款项没有与其他个人或单位签订书面协议，且上述款项的来源与本案双方诉争的法律关系不具有关联性，该款项系其个人财产，并拒绝回答款项的来源。关于其与冠群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经济往来以及是否签订过书面协议，唐和平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冠群公司之间没有经济往来，只是与冠群公司下属的公司北京礞石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双方系公司股东之间的合伙关系；唐和平未向冠群公司借过资金，只是冠群公司下属的投资公司投资了1200万元至好望达公司，并因此享有好望达公司45%的股权；与冠群公司签订过书面的合作协议、增资协议、投资协议，但需要看原件才能确定协议的真实性。关于其是否开通了案涉账户余额变动的短信提醒，唐和平称从未开通过，且从未收到过邮储银行发送的任何短信。唐和平在诉讼中否认其在冠群公司运营的冠e通平台进行过注册以及通过冠群公司的收款终端刷卡进行过授权。另陈述直至2018年3月用案涉银行卡进行取款时才发现案涉银行卡中存在诉争交易，并在发现诉争交易后不下于十次向被告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反映了相关情况，亦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了投诉，但其在发现诉争交易后并未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亦未向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申请挂失案涉银行卡。对唐和平提交的《借款协议》，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并称唐和平系好望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借款协议》未真实反映客观情况，若该《借款协议》属实，也与好望达公司在还款时备注的“还冠群款项”相冲突，只能说明好望达公司代唐和平向冠群公司还款。《借款协议》中约定每月还款720000元与唐和平案涉账户中每月定期划转的款项金额一致，可以证明好望达公司向唐和平转款的目的就是还冠群公司的借款。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向本院提交了《邮政储蓄短信服务申请表》及中国邮政储蓄短信前置控制平台系统中向唐和平发送案涉账户余额变动的短信信息截图打印件，拟证明唐和平就案涉银行卡的余额变动开通了短信通知服务，并就上述证据解释如下：其中2016年6月30日申领案涉银行卡时开通的短信通知服务是包月的，在2016年7月12日将包月改为包年，所以在2016年7月12日才存在撤办和加办的情形，中国邮政储蓄短信前置控制平台系统中仅能保存6个月的数据，所以只能显示查询日期往前6个月发送短信的情况，其中在2020年1月23日和2月7日都有向唐和平发送案涉账户余额变动情况的信息。承办法官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金融业务部核实了上述系统中保存的数据。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另向本院提交了其代理人袁高凤与冠群公司风控部的工作人员江刘兵的微信聊天记录，江刘兵通过微信向袁高凤发送了唐和平向冠群公司借款时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借款服务协议》、《还（付）款管理服务说明书》、《关于准时还款保证金退还或罚没的说明》、《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支付授权单》以及唐和平办理借款手续时的照片。通过查阅唐和平办理借款手续时的照片可以确认照片上签字捺印的即为唐和平本人，且可以确认唐和平签署的资料包括了《授权委托书》、《借款服务协议》、《关于准时还款保证金退还或罚没的说明》、《借款合同》。庭审后，冠群公司的工作人员江刘兵经手向本院出具了《关于唐和平62×××29的借记卡划扣款项的说明》，并在说明尾部加盖了冠群公司的公章。该说明的主要内容为：“冠ｅ通”系我司经营的融资借款服务平台。唐和平因有资金需求，在“冠ｅ通”平台进行注册，并在2016年6月30日通过我公司的ＰＯＳ机绑定了其名下的邮储银行卡62×××29，委托我公司通过银行或支付机构在后期从该账户直接收取款项，且无需本人再次确认。2016年7月1日，唐和平与我公司签订了《授权委托书》、《借款服务协议》和《还（付）款管理服务说明书》、《关于准时还款保证金退还或罚没的说明》，2016年7月8日，通过“冠ｅ通”平台，唐和平与272名出借人签署了《借款合同》，以上文件约定了唐和平向272名出借人借款3600万元，唐和平指定62×××29的借记卡为还（付）款的专用银行账户，并委托我公司可通过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专用银行账户划转当期应还款项，另还约定了唐和平应向我公司支付咨询费194.4万元和支付准时还款保证金36万元。在2016年7月7日和7月11日期间，在扣除194.4万元咨询费和36万元保证金后，我公司通过上海富友公司向唐和平支付了3369.6万元借款。2016年的8月6日至2018年的8月9日期间，我公司根据唐和平的授权和合同的约定，通过上海富友公司从唐和平62×××29的借记卡上划扣的款项如下：2016年8月6日、9月6日、10月7日线上代扣720000元；2016年11月6日线上代扣210960元（11月部分）；2016年11月6日线上代扣36360元15笔（11月部分），其中1笔36360元于2016年11月14日已退回；2016年12月6日线上代扣720000元；2017年1月6日线上代扣720000元；2017年12月29日线上代扣200000元（2月部分）；2018年2月11日线上代扣450000元（2月部分）；2018年4月3日线上代扣70000元（2月部分）；2018年4月3日线上代扣360000元（3月部分）；2018年4月27日线上代扣60000元（3月部分）；2018年4月27日线上代扣40000元（3月部分）；2018年4月28日线上代扣160000元（3月部分）；2018年4月28日线上代扣100000元；2018年6月13日线上代扣60000元（4月部分）；2018年6月27日线上代扣300000元（4月部分）；2018年8月9日线上代扣360000元；以上款项均为唐和平授权划扣的借款应还本息和应付账户管理费。该说明之后另附《授权委托书》、《借款服务协议》、《还（付）款管理服务说明书》、《关于准时还款保证金退还或罚没的说明》、《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支付授权单》及冠群公司的营业执照的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中载明甲方（委托人）为唐和平，乙方（受托人）为冠群公司，主要内容为鉴于甲方欲通过乙方运营管理的冠ｅ通平台向出借人借款，因此需在冠ｅ通及与乙方具有合作关系的第三方支付机构上海富友公司进行实名注册，并委托乙方及上海富友公司代为进行借款资金的划转、提现、还（付）款资金的代扣等，现甲方就委托乙方注册冠ｅ通及上海富友账户、代为划扣借款、还（付）款资金所涉事宜作出如下授权：一、授权事项1、甲方在此不可撤销的授权并同意：乙方代其按照冠ｅ通注册规则在冠ｅ通注册并生成甲方的冠ｅ通账户。……3、甲方在此不可撤销的授权并同意：乙方将甲方下述银行卡与其第三方账户进行绑定，作为甲方提现、还（付）款的专用银行账户（以下简称“专用还（付）款账户”）。银行卡户名：唐和平，银行卡开户银行：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银行卡账号：62×××29，甲方需变更上述银行卡信息的，应当向乙方递交书面申请，经乙方同意后方可变更，否则甲方同意自行承担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6、甲方在此不可撤销的授权并同意：在《借款合同》、《借款服务协议》约定的期限内，乙方有权一次或多次从甲方专用银行账户中划扣合计为《借款合同》、《借款服务协议》中约定的应还、付款金额，并由上海富友充值到甲方的第三方账户中，以便甲方在《借款合同》、《借款服务协议》约定的还、付款日期可以快捷安全地向出借人、乙方划付应还、付款金额。甲方同意并认可，本条第一款所称应还、付款金额包括：《借款合同》、《借款服务协议》项下的到期应还、应付的各项款项，该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应向出借人支付的本金、利息、违约金、逾期利息等，或在《借款服务协议》项下应向乙方支付的平台服务费、违约金、催收费用等。……《借款服务协议》中的甲方（借款人）为唐和平，乙方（服务方）为冠群公司，约定：乙方通过冠ｅ通为互联网环境下的借款人即甲方提供借款风险评估、借款信息发布、交易撮合、债权匹配和借后管理等中介服务；资金需求为3600万元；服务内容包括乙方通过与冠ｅ通具有合作关系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或资金托管银行为甲方与出借人之间的借款与还款提供冻结、划转、划扣、代付等系列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服务费包含咨询费1944000元和账户管理费728676元，甲方应于出借人向其提供借款本金时将咨询费一次性全额支付给乙方，甲方自愿选择于每月还款日向乙方分期支付账户管理费，具体分18期支付；专用还（付）款账户为唐和平在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开立的账号为62×××29的账户；甲方与特定的出借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本协议中所规定的任何由乙方划扣的款项，甲方在此同意由乙方委托其合作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或资金托管银行每月从甲方专用还（付）款账户中准确划扣相应数额。出现多划扣现象的，经甲方申请，乙方核实后应于7日内无息退还（但甲方申请提前还款的情形除外）。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还（付）款管理服务说明书》中载明了唐和平每月应还款项的具体数额，唐和平所借款项自2016年7月至2017年12月共分18期还清，还款日为每月30日，第1至17期每期应还本息加上应付账户管理费共计为720000元，第18期应还本息30169836元，应付管理费70164元，合计30240000元。《关于准时还款保证金退还或罚没的说明》中载明：1、借款人唐和平在冠群公司运营管理的冠ｅ通平台向线上出借人共计借款36000000元，合同编号为ＧＱＨＮ000509。2、为保证借款人按时如约还款，借款人在向出借人借款时，需交纳准时还款保证金，具体金额为借款本金的1%，即360000元。3、借款人在此同意其应交纳的准时还款保证金于放款时或放款后由冠ｅ通合作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或资金托管银行划扣至冠ｅ通准时还款保证金专用账户。上述《授权委托书》、《借款服务协议》、《还（付）款管理服务说明书》、《关于准时还款保证金退还或罚没的说明》均有唐和平的签名，签署时间均为2016年7月1日。《借款合同》显示合同编号为ＧＱＨＮ000509，合同签订地为北京市东城区，签订时间为2016年7月8日，出借人为冠ｅ通平台上注册用户，共计272人，借款人为唐和平。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用于采购安防物流车的牵引头、半挂、车箱，扩编公司车队规模，迎接下半年的烟花运输高峰。借款本金数额为36000000元。借款期限为18个月，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算，在借款期限内，上述借款资金的利率为年利率11.64%。借款人指定的银行收款账户／专用还（付）款账户为唐和平的62×××29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的账户。《借款合同》中的《分期还款表》还载明了还款日期为自2016年8月至2018年1月的每月8日，并载明了每期的还款金额。该《借款合同》上无唐和平的签名，系电子协议，合同上加盖了可信时间戳认证章。《收款确认书》中载明本人唐和平在冠群公司运营管理的冠ｅ通平台的本人专用第三方账户收到线上出借人提供的共计人民币36000000元的借款，上述本人专用第三方账户收到的款项视为本人与出借人于2016年7月1日签订的项目编号为ＧＱＨＮ000509，借款本金为36000000元的系列《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本人申请提现人民币33696000元至本人专用银行账户：62×××29，剩余人民币2304000元用于支付本人依据《借款合同》应付的准时还款保证金及依据《借款服务协议》应付的平台服务费。唐和平在该《收款确认书》的尾部收款人处签名。《支付授权单》上载明商户名为冠ｅ通，终端号为60278046，卡号为62×××29，交易类型为签约，手机号为139××××****，有效期为2025／07，凭证号为000137，日期时间为2016／06／3017:23:50，参考号为301723981828，授权成功，确认139××××****为本人接收相关通知的手机号，本人确认以上授权，本商户可通过银行或支付机构在后期从本人上述账户直接收取款项，每次收取款项时事先无需本人再次确认；如理财出现风险，不得向收单机构申请退单。持卡人签名处有“唐和平”的签名。经承办法官与江刘兵微信视频聊天，江刘兵向承办法官出示了《授权委托书》、《借款服务协议》、《还（付）款管理服务说明书》、《关于准时还款保证金退还或罚没的说明》、《收款确认书》的原件，并陈述其系冠群公司风控部的工作人员，冠群公司自2019年3月15日即停止了新业务的办理，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立案侦查。《借款合同》系线上签订的，存于系统中，线下唐和平也有签订《借款合同》，且好望达公司也是作为担保人在合同上加盖公章的。《支付授权单》因被湖南区域法务调取未返回冠群公司档案室，仅能提供复印件。唐和平的还款记录是从系统中直接导出的，至于其在2018年2月11日之后是否是通过案涉账户进行的还款未予核实。对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及冠群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唐和平表示需要查阅原件才能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并称与272名出借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系虚假的。因受疫情影响，承办法官与江刘兵商定通过微信视频聊天的方式查阅证据原件，并通知唐和平到法院进行质证，但唐和平未按本院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参加质证。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唐和平案涉账户交易明细；2.唐和平在网点柜面办理开户时的影像资料；3.唐和平案涉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中在网点柜面办理业务的交易凭证，交易凭证均载明了账户余额，并由唐和平签名确认；4.邮储银行司法查询系统中历史明细查询截图，查询截图显示2017年12月29日、2018年2月11日、2018年3月22日，唐和平案涉账户中的他行来账的对方账户为好望达公司，对方转账时附言：其他合法款项还冠群借款；2017年1月5日他行来账的对方账户为唐和平，2016年8月4日、2016年9月5日、2016年9月30日、2016年11月4日他行来账的对方账户均为好望达公司；5.上海富友公司于2020年3月16日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长沙市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上海富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综合支付服务协议》。《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就贵行向我司查询的唐和平邮储银行卡62×××29相关交易，根据我司交易记录，特说明如下：我司与商户冠群公司存在支付服务关系，按冠群公司的指令，代该公司向其指定账户进行收款、付款。2016年6月30日，持卡人唐和平通过冠群公司终端刷卡、输入密码、签字，我司收到信息后上送发卡行确认信息正确，从而确认唐和平与冠群公司存在合同关系。2016年7月7日至11月14日，我司按冠群公司指令，代冠群公司向唐和平银行卡付款共35笔，人民币33732360元。2016年8月6日至2018年2月11日，我司按冠群公司指令，代冠群公司向唐和平银行卡扣款共28笔，人民币5006360元。从交易记录看，冠群公司与唐和平之间的交易关系持续一年半之久，且有收款有付款，收款金额高于付款金额，在此期间，我司未收到任何交易异议。《上海富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综合支付服务协议》中的甲方为冠群公司，乙方为上海富友公司，签约时间为2016年6月3日。协议中载明合作内容为：乙方为甲方提供进行交易所需的支付服务，包括银行卡支付、订单查询、交易记录查询等；乙方为甲方使用乙方的支付服务提供高质量的网络传输加密通道，并及时将收付款及验证结果的确认信息反馈甲方；乙方为甲方所使用的收款账户验证提供信息查询、交易对账服务及培训、咨询与客服支持。唐和平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打印出来的交易明细与本案诉争的5006360元交易有关；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这是好望达公司向其转款时的备注信息，唐和平对此不知情；对证据5，认为《情况说明》的对象是邮储银行长沙市分行，唐和平与上海富友公司之间未发生任何关系，无任何合同、授权，《上海富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综合支付服务协议》系上海富友公司与冠群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诉讼中，上海富友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商户存根》电子打印件及代付款、代扣款交易记录。《商户存根》上载明商户名为冠ｅ通，终端号为60278046，卡号为62×××29，交易类型为签约，有效期为2025／07，凭证号为000137，日期时间为2016／06／3017:23:50，参考号为301723981828，持卡人签名处有“唐和平”的签名。交易记录明细与冠群公司提交的截至2018年2月11日的划扣款项记录一致。拟证明唐和平于2016年6月30日通过冠群公司的收款终端进行刷卡、输入密码、签字，确认与冠群公司发生合同关系以及上海富友公司根据冠群公司的指令向唐和平付款、扣款的交易记录。唐和平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邮储银行陈述：银行卡的支控方式一般是刷卡并输入正确的支付密码。若通过手机银行等渠道进行支付，则在交易时会有相应的安全证书需要客户在平台上输入正确的支付密码。另外，客户还可以通过网络支付平台进行支付，如生活中会将银行卡关联支付宝等，首次关联时，客户需要输入银行卡号及卡背面三位数的识别码，并输入银行发送的验证码等信息，绑定之后，后续操作就无需客户提供相应的信息了。唐和平首先是在冠群公司的冠e通平台上完成了支付交易授权、客户身份识别，后续扣款时，上海富友公司会将扣款请求及客户信息、密码等通过数据加密的方式线上传输至中国银联，中国银联会将相关交易信息通过线上加密的方式传输到邮储银行，邮储银行收到扣款请求及相应的信息后核实银行卡的信息和密码信息一致，就会反馈交易成功的信息，反之则会拒绝商户交易请求。交易明细中的交易机构名称显示为上海分行、广州市分行，并不代表交易发生地在上海、广州，而是代表收单机构的清算行所在地在上海、广州。另查明：1.上海富友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25日，拥有互联网支付、预付卡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等牌照与资质，其公司名称于2017年5月16日经工商登记由“上海富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冠群公司系2011年7月22日成立的经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经济贸易咨询、展览服务的企业，冠e通平台是由冠群公司自主研发运营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平台，致力于为信用良好的个人或中小微企业提供成本合理、手续快捷的融资渠道，为有闲余资金的出借人提供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冠群公司系上海富友公司的商户，双方之间存在支付服务关系。2.上海富友公司与邮储银行均属于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会员。3.好望达公司经工商核准注册成立于2014年7月14日，唐和平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该公司现登记的股东为唐和平、李凤林、张颖、北京礞石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香薷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额分别为1253.33万元、80万元、133.33万元、645万元、555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47%、3%、5%、24.19%、20.81%。该公司的股东于2016年10月19日由唐和平、李凤林、张颖变更为唐和平、李凤林、张颖、北京冠汇信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冠汇睿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2019年8月5日变更为现登记的股东。3.北京冠汇信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2019年1月15日变更名称为北京香薷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冠汇睿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2019年1月16日变更名称为北京礞石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礞石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北京香薷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股东均为郭忠顶和中经方略（北京）咨询有限公司，而中经方略（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系由北京冠群驰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成立的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冠群驰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大股东与冠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大股东一致，均为刘广东。4.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冠群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唐和平案涉账户已于2020年2月1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冻结。5.江刘兵的联系方式系由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公安分局的邵国旭干警提供给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代理人袁高凤。6.冠群驰骋的微信公众号于2016年7月25日推送了《助力湖南经济，冠群携“债股结合”及“风险普及会”走进长沙》一文，该文章中提到如下内容：2016年7月23日，冠群驰骋助力中小微企业“债股结合”发布会在长沙万达文华酒店成功举行。与会嘉宾就“债股结合”创新金融模式如何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7月24日，“2016年冠群投资客户风险普及交流会”长沙站在运达喜来登酒店成功举行，冠群总裁刘广东先生与新老客户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作为冠群扶持的中小企业代表，好望达公司董事长唐和平就亲身经历，和在座的嘉宾们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唐和平的好望达公司是从事花炮运输行业，作为危货运输成长型企业，在2015年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冠群驰骋在详细考察了企业现状、发展前景、领导人等实际情况后，帮助唐和平解决了资金问题。“债股结合”创新金融模式推出后，唐和平又率先和冠群驰骋形成战略合作。好望达公司获得冠群驰骋投资之后，加快了发展，已与50多家大型烟花生产企业签订了运输合同，合同运输额超过2亿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原告唐和平在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申领的卡号为62×××29的邮储银行绿卡通（借记卡）引发的纠纷，争议的焦点为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对该银行卡中的5006360元的交易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争议内容体现的载体为银行卡。储蓄存款合同是指存款人与储蓄机构之间订立的客户将资金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单或存折给存款人，存入资金由储蓄机构支配，存款人按约定到储蓄机构支取利息，储蓄机构有义务按照约定无条件支付本息给存款人的协议。实务中，储蓄存款合同一般表现为存折、存单或其他储蓄存款凭证。而银行卡是指由商业银行（含邮政金融机构）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包含信用卡和借记卡。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进行修改时将由借记卡引发的纠纷从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中单列出来，与信用卡纠纷共同构成银行卡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故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借记卡纠纷，而非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唐和平要求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邮储银行对其案涉银行卡中的资金损失5006360元承担赔偿责任，应举证证明：一是存在银行卡内资金被盗刷的事实；二是邮储银行存在过错；三是邮储银行的过错与其银行卡内资金被盗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关于案涉银行卡中的诉争款项是否存在被盗刷的事实。1.从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与冠群公司就本案相关事实出具的说明及提交的证据上分析。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诉争款项均是通过银联前置渠道进行的交易，商户名为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即诉争款项均是由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代为扣划。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向邮储银行长沙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冠群公司向本院出具的《关于唐和平的借记卡划扣款项的说明》中关于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根据冠群公司的指令代为向原告唐和平的案涉银行卡付款、扣款的内容及付款、扣款的交易金额呈现一致性和对应性；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向本院提交的《上海富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综合支付服务协议》中约定的支付服务内容与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客观上根据冠群公司的指令向原告唐和平的案涉银行卡付款以及从中扣划款项的交易亦呈现出对应性；冠群公司向本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借款服务协议》、《还（付）款管理服务说明书》、《关于准时还款保证金退还或罚没的说明》、《收款确认书》、《借款合同》已经承办法官与冠群公司的工作人员江刘兵通过微信予以核对原件；而从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代理人袁高凤与江刘兵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江刘兵向袁高凤发送的原告唐和平办理借款手续时的照片可以确认原告唐和平与冠群公司之间是签署了相关协议的；冠群驰骋在其微信公众号中推送的《助力湖南经济，冠群携“债股结合”及“风险普及会”走进长沙》一文中所涉及的内容及图片中均涉及到了原告唐和平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好望达公司，好望达公司的股东在2016年10月19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而新增的股东北京礞石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曾用名北京冠汇睿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香薷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曾用名北京冠汇信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股东中经方略（北京）咨询有限公司均与冠群驰骋存在关系，亦能说明好望达公司与冠群公司之间是存在资金往来的。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与冠群公司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支付服务关系以及冠群公司与原告唐和平及其投资的好望达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2.从案涉银行卡账户开立及诉争交易记录上分析。（1）原告唐和平向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申领案涉银行卡的时间与其通过冠群公司的终端进行刷卡授权的时间是同一天，均为2016年6月30日，且在开户当日即由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通过银联前置渠道扣划了0.01元。案涉银行卡开户时间与原告唐和平收到其通过冠e通平台所借款项的时间相隔仅为几天。案涉银行卡账户于2016年7月8日入账的金额33696000元与《借款服务协议》、《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金额3600000元扣除1944000元咨询费、360000元保证金后的金额一致。故完全有理由相信原告唐和平申领案涉银行卡与其和冠群公司之间的交易存在关联性。（2）虽然诉争交易的交易机构名称显示为上海分行、广州市分行，但上述交易均由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代为支付和扣划相应款项，并不能代表实际交易的地点在上海、广州。在诉争交易发生前，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是基于冠群公司的指令向原告唐和平案涉银行卡中代付入账33696000元，那么之后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基于冠群公司的指令从原告唐和平案涉银行卡中代扣相关的款项也存在合理性。（3）诉争交易中，2016年8月6日、9月6日、10月8日、11月6日、12月6日、2017年1月6日交易的金额均为720000元，与《还（付）款管理服务说明书》中所载明的自2016年7月至2017年12月每月应还款项的具体数额是一致的，交易日期基本上也是每月的对应日。且在诉争交易发生的前几天，原告唐和平的案涉银行卡账户都存在他行来账的情形，亦有理由相信转账至案涉银行卡账户系为了诉争交易，诉争交易是原告唐和平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具可信度。（4）原告唐和平的案涉银行卡账户已于2020年2月1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冻结，不能排除其账户冻结与冠群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存在关联性。（5）原告唐和平在收到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支付的款项33696000元后于同日即将上述款项全部转至好望达公司的账户上，而其案涉银行卡账户在诉争交易之前通过大小额系统渠道入账的款项也均是来源于好望达公司，根据被告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提交的大小额系统款项来源查询可知，好望达公司在转账时有备注留言“其他合法款项还冠群借款”，说明好望达公司以及原告唐和平与冠群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6）诉争交易发生在自2016年8月至2018年2月期间，时间长达一年半时间，且交易渠道和交易机构都是一致的，交易日期和交易金额都呈现出规律性，诉争交易并非集中在某一段时间内在不同地点发生，除诉争交易外，原告唐和平还正常使用了案涉银行卡，发生诉争交易后案涉银行卡账户内还存有余额，同时，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于2016年11月14日通过银联前置渠道将2016年11月6日多扣划的36360元退回了原告唐和平案涉的银行卡中，上述事实不符合银行卡内资金被盗刷的典型特征，相反更符合正常交易的特征。3.从原告唐和平在发现诉争交易后的行为上分析。根据原告唐和平的陈述，其是在2018年3月取款时才发现案涉银行卡中存在诉争交易，并在发现诉争交易后不下于十次向被告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反映了相关情况，亦向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了投诉，但其在发现诉争交易后并未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亦未向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申请挂失案涉银行卡，其行为与一般客户发现银行卡内资金被盗刷后的第一时间予以报警并挂失银行卡的通常做法不相符。原告唐和平除向本院提交案涉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外未提交其他任何诸如报警记录等证据证明案涉银行卡内资金存在被盗刷的事实。4.从原告唐和平在诉讼中的陈述和行为上分析。原告唐和平在诉争交易发生期间通过网点柜面办理了卡取现金、跨行转账的业务，被告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向本院提交的上述在网点柜面办理业务的交易凭证上均载明了账户余额，并由原告唐和平签字确认，故原告唐和平在网点柜面办理业务时即应知晓其银行卡内的资金发生了诉争交易行为，其所陈述的直至2018年3月才知晓案涉银行卡中存在诉争交易不符合客观实际。原告唐和平否认其就案涉银行卡开通了短信通知业务，但通过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提交的《邮政储蓄短信服务申请表》及中国邮政储蓄短信前置控制平台系统中向原告唐和平发送案涉银行卡账户余额变动的短信信息截图，可以证明原告唐和平在2018年3月之前收到过被告邮储银行发送的余额变动短信，原告唐和平对诉争交易是知情的。对案涉银行卡中于2016年7月12日通过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支付的33696000元中的款项来源，原告唐和平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其之后向承办法官的陈述不一致，且以该问题与本案诉争法律关系不具有关联性拒绝回答。对于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向本院提交的其代理人与冠群公司的工作人员江刘兵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江刘兵通过微信发送的《授权委托书》、《借款服务协议》、《还（付）款管理服务说明书》、《关于准时还款保证金退还或罚没的说明》、《收款确认书》、《借款合同》等相关证据，原告唐和平则称需要查阅原件才能确定上述协议的真实性，而在本院确定时间与江刘兵通过微信对上述协议的原件进行质证时，原告唐和平亦未到庭参加质证。虽原告唐和平对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与冠群公司出具的说明及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并称其从未在冠群公司的终端进行过刷卡授权，但其又对与冠群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案涉银行卡账户中33696000元资金的来源未向本院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其在诉讼中拒绝回答与案件事实相关的问题并不按本院指定时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有重要影响的证据予以质证的行为均不符合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原告唐和平与冠群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基于其与冠群公司之间的支付服务关系以及冠群公司与原告唐和平之间的借款服务关系扣划了原告唐和平案涉银行卡账户内的诉争款项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原告唐和平案涉银行卡内的诉争款项系被盗刷。二、关于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邮储银行在原告唐和平案涉银行卡的诉争交易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从现有的证据及本院查明的事实看，诉争款项的交易系因原告唐和平将其案涉银行卡绑定第三方支付平台发生。第三方支付平台属于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其作为中介机构根据与其客户之间达成的支付服务协议的约定和客户的具体指令为其提供代为收付款的服务。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拥有互联网支付、预付款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等牌照与资质，且与冠群公司之间签订了支付服务协议，其有权代冠群公司进行收付款。《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中第八条规定“对预留的手机号码且设定短信通知的客户，商业银行应在客户进行支付时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的手机号码和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进行一次检验，通过后方可进行支付。如果银行已按照前述要求在业务关联时进行了相关信息验证，确保客户身份真实可靠，在交易时可以无需再次验证。”虽然原告唐和平对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提交的《商户存根》与冠群公司提交的《支付授权单》中的“唐和平”的签名不予认可，并否认通过冠群公司的终端进行过授权，但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提交的《商户存根》与冠群公司提交的《支付授权单》中的商户名、终端号、卡号、交易类型、有效期、凭证号、参考号均一致，《支付授权单》与《商户存根》中均载明“本人确认以上授权，本商户可通过银行或支付机构在后期从本人上述账户直接收取款项，每次收取款项时事先无需本人再次确认。”根据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陈述，该授权需由原告唐和平通过冠群公司收款终端刷取案涉银行卡并输入密码、签字，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收到信息后再将信息上送发卡行即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确认信息是否正确，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对信息进行检验确认正确后会再将信息反馈至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从而完成授权。原告唐和平的案涉银行卡在开立账户后即通过银联前置渠道由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代付入账0.01元，一般的情形下不存在交易0.01元，结合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提交的《商户存根》以及冠群公司提交的《支付授权单》，该0.01元系对原告唐和平案涉银行卡的相关信息进行确认并最终予以授权存在较大的可能性。原告唐和平的案涉银行卡在此之后也由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代付入账33696000元，说明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作为案涉银行卡的发卡行已经完成了相关信息验证，而在之后的交易中无需再次验证，故尚无证据证明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在诉争交易的发生过程中存在过错。综上，原告唐和平未向本院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案涉银行卡中的诉争款项存在被盗刷的事实以及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邮储银行在诉争交易过程中存在过错，而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第三人上海富友公司以及冠群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唐和平与冠群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故诉争交易是基于冠群公司与原告唐和平之间的资金往来而形成的正常交易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原告唐和平要求被告邮储银行金沙北路支行、邮储银行浏阳市支行、邮储银行偿还所扣划的资金500636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唐和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45元，减半收取计23422.5元，由唐和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银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谢君影书记员谢君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