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103民初1413号原告：孙某，女，194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委托代理人：王海，陕西观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肖萌，陕西观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周某某,男,197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原告:周某,女,1978年4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委托代理人：孙羽，陕西观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伟，陕西观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某某，男，196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被告:贺某某，女，1969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马骏驷，陕西权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某、周某某、周某与陈某某、贺某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的委托代理人王海、肖萌，原告周某某的委托代理人孙羽、王伟以及被告陈某某、被告贺某某的委托代理人马骏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偿还300000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暂计算147933.34元（以200000元为基数，按6%年利率自2011年4月23日起算至2019年6月30日，为99666.67元；以100000元为基数，按6%年利率自2011年7月26日起算至2019年6月30日，为48266.67元），并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孙某系周宝昌妻子、原告周某某及周某系周宝昌子女。2011年4月23日，周宝昌与两被告签订了关于合作经营农家乐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周宝昌向两被告经营的西安市临潼区五星绿色农庄（以下简称农庄）出资120000元，不参加经营管理，每年收取固定利润，后周宝昌追加80000元出资。两被告收到上述200000元出资后，分别于2011年4月23日、4月29日向周宝昌出具收条。2011年7月26日，周宝昌与两被告签订了农家乐合作经营协议书补充条款（以下简称补充条款），约定，周宝昌向农庄追加投资100000元，被告贺某某出具了收条。上述合作协议、补充条款名为合作经营，实为民间借贷。因周宝昌去世，原告作为继承人，依法对上述债权主张权利。被告贺某某辩称，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投资合作关系，并非民间借贷。根据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视为合伙人。本案中，周宝昌已经按照合作协议及补充条款的约定共计投资220000元，虽未约定周宝昌参加具体的经营、劳动，但对其如何参与合伙盈余的分配及风险共担等问题均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合作协议第一条第一项约定了获取利润的方式和时间，该利润并非原告所说的固定收益，虽然钱数看似固定，但本质上还是对利润分配模式和比例的一种约定，如果当年没有利润，按照约定周宝昌也无法进行利润分配。补充条款第四条表明，陈某某已经和周宝昌对风险共担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周宝昌在协议的范围内共同承担债权债务，并非原告所说，周宝昌不承担任何风险。周宝昌投资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利润，也是为了取得拆迁补偿款，这和只为了获取固定收益而为的民间借贷，有本质的区别。本案中，虽未约定周宝昌参加具体的经营、劳动，但合作协议及补充条款已经对其如何参与合伙盈余的分配及风险共担等问题均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周宝昌完全符合合伙人的条件。因此，本案系投资合作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周宝昌拥有农庄10%的股份，并非对周宝昌投资的一种担保，民间借贷中不可能存在既约定还本付息又约定投资占比的情形。三份收条也明确载明款项的性质为投资而非借款，收条与上述合作协议、补充条款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双方之间是投资合作关系。故本案应按投资合作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被告贺某某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农庄的经营者是陈某某，贺某某不是经营者和管理者，与农庄及陈某某也无任何投资合作关系，亦未取得任何利润分配。贺某某在协议和收条上签字，只是应周宝昌要求而为，仅是见证人和经手人。周宝昌投资共计220000元，并非300000元。合作协议约定钟宝昌投资金额为120000元，当日周宝昌交现金80000元，下欠40000元，贺某某作为见证人想周宝昌出具80000元收条一份。2011年4月29日，周宝昌补交欠付的40000元投资款，应周宝昌要求，陈某某重新向周宝昌出具了一份120000元的收条，至此，合作协议约定的120000元全部交纳，但因周宝昌未携带80000元收条，导致未能及时收回收条。同时，周宝昌投资220000元这一事实上，在周宝昌与陈某某签订的补充条款中亦能印证，因此原告所述与客观事实不符，在起诉中将80000元重复计算，有违诚信原则。被告陈某某辩称，合作协议实际为借款，但周宝昌追加投资100000元，签订补充条款，就变为投资关系，不同意原告的诉请。原告孙某系周宝昌（已去世）妻子、原告周某某及周某系周宝昌子女。陈某某系农庄经营者。2011年4月23日，周宝昌与两被告就农庄开办农家乐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由周宝昌出资120000元为合作内容，每年利润如下：第一年36000、第二年40000元、第三年后按投资总额38%返还利润，利润返还时间为每年12月31日；周宝昌不参加经营管理；当日，被告贺某某给周宝昌出具了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周宝昌80000元用于农庄的装修。当月29日，被告陈某某给周宝昌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周宝昌投资农庄120000元。2011年7月26日，双方签订了补充条款，约定，因原合作协议中有关内容出现变故，对原协议作如下补充：周宝昌追加投资100000元，总投资220000元，农庄所有地面资产，周宝昌拥有10%股份；原合作协议所有条款不变，仅将投资纳入追加投资的总额计算；在2011年办理完农庄正式营业执照，执照以股份制形式明确股份比例；在合作协议以外的债权、债务与本协议书无关，在拆迁赔偿金不能一次性到位时，优先按比例付给周宝昌。当日，被告贺某某给周宝昌出具了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周宝昌追加投资款100000元。现农庄仍由陈某某经营。本院认为，周宝昌与两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针对经营农家乐的约定，补充条款是针对拆迁而签订的，即周宝昌的投资款占拆迁补偿的10%，且补偿资金不到位时，优先按比例分给周宝昌。由于现未拆迁，也未补偿，所以应执行合作协议。按照合作协议，周宝昌取得的是固定回报，即第一年36000元、第二年40000元、第三年以后按投资总额38%返还，该约定，显然与实际经营的盈亏无关，而且被告陈某某认可合作协议实际是借款，故合作协议应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因至今未拆迁，未补偿，补充条款的履行条件未成就，所以原告以民间借贷起诉并无不妥，依法应予支持。关于周宝昌投资数额的问题，虽然被告贺某某出具了一份80000元的收据，但是补充条款确定周宝昌总投资是220000元，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补充条款之后还追加过投资，说明两被告就收据的解释是合理可信的，周宝昌的投资总数应认定为220000，而非300000元。被告贺某某在合作协议、补充条款上均作为甲方签字，其主体资格是适格的。利息的计算应以220000元为基数，按照6%年利率自实际付款之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某某、贺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孙某、周某某、周某支付借款本金220000元。二、被告陈某某、贺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孙某、周某某、周某支付借款利息，从借贷之日计算（其中80000元，应按年利率6%自2011年4月23日起算；40000元应按年利率6%自2011年4月29日起算；100000元应按年利率6%自2011年7月26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8019元由被告陈某某、贺某某负担（此款原告己预交，二被告在付上款时一并直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西来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