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98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学府路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990933183。负责人：刘英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达洲，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峰，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闵俊新，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鸿，广东乾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照满，广东乾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静，女。上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因与被上诉人闵俊新、原审第三人刘静抵押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9民初5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确认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静于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584900)浙商银高抵字（2017)第0059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3、本案上诉费用由闵俊新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明确且错误。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的判项中仅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确认涉案抵押合同无效，并未明确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哪一款认定涉案抵押合同无效。显然属于适用法律不明确。其次，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第（一）至（四）项情形，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静签订的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均不符合。换言之，涉案抵押合同并未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静并未恶意串通，未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未损害公共利益。再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第(五）项，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静签署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未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或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一审判决罔顾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作为普通的民事交易主体，过分夸大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作为出借人审核借款申请资料的义务。首先，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作为出借人，没有向闵俊新核实涉案房屋产权的义务和责任。鉴于涉案房屋始终登记在刘静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加之刘静申请借款时提供了房产证、离婚证和离婚协议证明房产归属其一人所有，根据商事登记外观主义的原则，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有理由相信刘静对涉案房产具备单独的处分权利。按照一审判决，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必须向闵俊新核实涉案房产的相关情况，主观上就不存在过失。假使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要求向闵俊新核实，那么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如何得知核实的对象一定就是闵俊新本人。可见，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没有识别闵俊新本人意思表示的能力和义务。其次，即便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作为专门的金融机构，也不可能做到一审判决所称的“应当对刘静提供的离婚协议的真伪做进一步的核实”。鉴于本案一审庭审时，刘静称其申请借款时提供的离婚协议为其与案外人张勇一同伪造。一审判决仅凭“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作为强势部门更应严格自身的责任”为由，就强求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辨别刘静提供的离婚协议的真实性，显然为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强加了比审判机关还高的并且等同于司法鉴定机关般的“鉴定真伪”的能力和义务。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作为普通民事主体显然不可能做到。三、即便刘静提供了虚假的离婚协议书，并不影响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善意取得涉案抵房屋的抵押权。基于抵押权人与抵押人的信息不对称，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对刘静与闵俊新的家庭成员情况既不明知也不应知。闵俊新并无证据证明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作为抵押权人明知刘静对抵押财产无权处分。加之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己经审核了刘静申请借款时提供的无配偶、其抵押财产归刘静一人所有的证明材料，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作为抵押权人，信赖不动产登记簿和权属证书中关于物权登记的记载，也己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为善意。同时，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亦按照合同约定向刘静发放了贷款,即支付了抵押财产的合理对价，并且就涉案抵押财产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显然善意取得抵押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明且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支持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闵俊新辩称，1、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主张的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与事实不符，本案的案由非常明确，为“抵押权纠纷”。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在上诉状中私自修改案由，属扭曲案件事实，变相在二审中增加新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经查证确认闵俊新系案涉房产所有权人。因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静恶意串通，签订合同，非法获取案涉房产抵押权，侵犯了闵俊新的财产权益。故闵俊新诉至法院，请求一审法院确认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对案涉房产所表面享有的抵押权无效。一审法院以抵押权纠纷立案受理，并在一审判决中予以确认。闵俊新并非抵押合同的当事人，与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在上诉状中反复强调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旨在混淆合同主体和案件事实，变相增加新的诉请请求。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系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静之间的法律纠纷，超出一审判决事项，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2、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从事贷款业务时全面尽审慎审查工作，系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的法定义务。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作为专业的商事主体，法律赋予其获取公民身份信息、婚姻信息、发放贷款等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公平原则，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应当负有尽职调查、妥善保管公民信息的义务。同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第十五条：“商业银行应对客户提供的身份证明、授信主体资格、财务状况等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认真核实，并将核实过程和结果以书面形式记载。”第十七条：“商业银行应酌情、主动向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中介机构索取相关资料，以验证客户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并作备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贷款人应当采取现场与非现场相结合的形式履行尽职调查，形成书面报告，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等法律法规对上述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进行尽职调查的内容、途径及后果。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作为发放贷款的专门机构，应依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专业机构作出的专门性文件，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违反国家对发放贷款所做专门规定而为的法律行为，应当承担因此带来的不利后果。3、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在取得案涉房产抵押权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不属于善意第三人。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在设置抵押权过程中应当查明而没能查明案涉房产的权属，应当成担对其不利法律后果。（1）《离婚协议书》系国家行政机关所确认的法律文件，并加盖公章。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并未极尽自身权利，未尽审查义务，致使刘静与张勇的欺骗行为得逞。（2）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工作人员在进行现场核实时，闵俊新母亲就在现场，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并未告知其到来目的，与其核实权属情况，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现场调查仅为形式。（3）刘静刚刚离婚便在银行办理最高额抵押贷款，银行应当知悉案涉房产可能存在争议。在刘静及张勇向多家银行申请贷款无果的情况下，浙商银行深圳分行通过抵押审批，并发放贷款。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的审查能力应与同行的其他银行相等或相似，或更加严谨。因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的过错导致抵押合同无效，抵押权无效，该后果应由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承受。4、一审法院案件事实认定全面、清晰、正确，推理过程严谨、合理、合法。(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晰，当事人各方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全面剖析了闵俊新取得案涉房产的所有权的依据，充分还原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从刘静处取得案涉房产抵押权的整个过程。(2)—审判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法律适用正确。《最高额抵押合同》系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取得案涉房屋抵押权的依据。刘静在明知对案涉房产不具有处分权的情况下，向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提供虚假《离婚协议书》骗取贷款，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一味追求发放贷款收取利息的经济利益，怠于履行审查义务，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刘静对案涉房产不具有处分权的情况下，双方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刘静与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均存在明示或者暗示的恶意，侵害闵俊新对案涉房产财产权利的完整性。刘静与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当然无效，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缺乏取得案涉房屋抵押权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5、二审法院应该补充一审法院判决，使得法院判决具有可执行性，排除其他纠纷。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晰、明确，推理过程紧密、合理，一审判决仅对合同效力作了明确，但没有对案涉房产的抵押权效力问题作出说明和指示。房地产管理部门无法依据该民事判决书注销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享有的抵押权登记，闵俊新主张确认抵押权无效的诉求无法予以保障。为了实体权利可以得到充分实现，建议贵院直接改判为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抵押权无效，或指定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在指定期间内配合撤销抵押权。综上所述，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怠于履行谨慎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不能取得案涉房产抵押权。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当驳回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的上诉请求。第三人刘静未提交陈述意见。闵俊新一审诉讼请求为：1、确认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对闵俊新所有的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民治社区潜龙鑫茂花园A区6栋3单元15E房产的抵押权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承担。一审认定事实，闵俊新与刘静于2005年9月7日登记结婚，2010年5月21日，夫妻共同出资购得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民治社区潜龙鑫茂花园XXX（以下简称涉案房产），登记在刘静名下。2017年8月25日，因夫妻双方感情破裂闵俊新与刘静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协议约定：“共同购买的房屋一套，位于民治潜龙鑫茂花园XXX，深房地字第X**，由女方在9月底前过户给男方，期间不允许抵押、贷款、出售，过户给男方后，房屋贷款由男方负责偿还。”2017年10月，刘静向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申请贷款，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审核了刘静提交的未婚声明、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离婚协议书、离婚证、不动产登记证明等材料，对涉案房产进行了实地察看、评估后，与刘静签订了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对涉案房产进行了抵押登记后将款项支付至刘静名下账号。另查明，刘静向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提交的离婚协议内容为涉案房产归女方。刘静承认其向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办理借款时提交的离婚协议是案外人张勇伪造的；并且说明其贷款用途是用于公司经营，但实际公司刚刚成立，刘静并没有还款能力，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在发放贷款之时并没有核实该情况。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答辩称对于离婚协议的真伪，其仅能做到书面审查，没有权限核实离婚协议的真实内容，经查询涉案房产确实是登记在女方名下，并且已经向刘静发放了相应数额的贷款，对刘静提交的贷款材料均遵守了内部及行业核查标准，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且无过失，应认定为善意取得。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抵押人对提供的抵押财产必须拥有合法的所有权。闵俊新与刘静签订离婚协议并依据该协议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后，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据离婚协议的约定，涉案房产应归闵俊新所有，刘静对该房屋不再享有所有权。刘静以其不享有所有权的本案讼争房屋与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抵押合同，在房屋所有人即闵俊新不予追认的情况下刘静对涉案房屋的处分行为应为无效。另，关于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是否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一审法院认为，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在与刘静签订《抵押合同》时，应该审查刘静的婚姻及财产状况。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明知刘静已离婚，应知涉案房屋产权有可能还存在其他权利人，在未向闵俊新核实的情况下就签订抵押合同，主观上存在过失。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作为强势部门更应严格自身的责任，其有能力并且应当对刘静提供的离婚协议的真伪做进一步的核实。因此，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怠于履行审慎审查的义务致使闵俊新的房产被抵押，侵害了闵俊新的合法权益，应对此承担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静与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的抵押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静于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584900）浙商银高抵字（2017）第0059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9150元，由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抵押权纠纷。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即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静签订的涉案抵押合同是否无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首先，涉案房屋登记在刘静名下，基于物权公示的原则，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已经审查了涉案房屋的房屋产权证及刘静离婚证、离婚协议，以确定涉案房屋无其他共有权利人，涉案房屋产权证、不动产登记簿均显示产权人和权利人为刘静，所有权形式为单独所有，且离婚协议的内容为涉案房产归刘静，在对涉案房产进行实地察看、评估后，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静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抵押登记及向刘静发放了贷款，该取得涉案房屋抵押权的过程符合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其次，闵俊新作为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对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不构成善意及存在重大过失承担举证责任，闵俊新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事先知晓涉案房屋另有真实权利人，应对其关于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不构成善意及存在重大过失的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此，本院认为，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以善意取得的方式取得了涉案抵押权。一审认定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应进一步核实刘静提交的离婚协议的真伪，对银行的审查义务要求过于严苛，一审据此认定涉案抵押合同无效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浙商银行深圳分行上诉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9民初577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闵俊新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7450元，由闵俊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王  丹  妮审判员 李  兴  旺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曾慧清（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