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224民初807号原告：释耀如，女，1964年4月4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汕尾市人，户籍：广东省汕尾市城区滨湖小区******101号，住揭阳市惠来县xxx，公民身份号码：44150*********。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国斌，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坚武，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来县福利院，住所地：揭阳市惠来县惠城镇西联北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5224G18525215T。负责人：郑再弟，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洌丰，广东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来县民政局，住所地：揭阳市惠来县*********。法定代表人：方思逸，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镇才，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洌丰，广东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释耀如与被告惠来县福利院（以下简称福利院）、惠来县民政局（本次诉讼追加，以下简称民政局）监护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8）粤5224民初98号民事判决。释耀如不服该判决，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粤52民终366号民事裁定，以“惠来县福利院与涉案14名孤儿之间是否形成监护关系，本案释耀如的监护人资格是否已被变更或者撤销，有无经过法定程序，应进一步予以查清”为由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释耀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国斌、林坚武、被告惠来县福利院负责人郑再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洌丰、民政局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镇才、黄洌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释耀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福利院停止侵害释耀如监护权，将原告收养的小孩xxx等14人返还释耀如；2.案件诉讼费用由福利院承担。事实和理由：释耀如是揭阳市惠来县xxx住持，自2002年起在xxx出家修行，15年来诵经念佛，积德行善，弘扬佛法。自2003年起，释耀如发现偶尔有人将刚出生先天残疾的婴儿遗弃在xxx门口后立即报警，办理了合法收养手续后留在xxx抚养，截止2017年，xxx共收养小孩14人（不计已成年的被收养人），最大的目前已经年满13周岁，最小的才几个月大。释耀如收养救济他们视为己出，管吃管住管医疗管教育，xxx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2017年5月27日，xx村民王松明以释耀如擅自拆除避雨亭破坏村风水为由，在公众场合对释耀如进行殴打、拖拽，释耀如报警求助，之后在惠来县慈云中医院住院治疗23天。2017年5月29日，民政局、福利院以释耀如住院，小孩在xxx无人看管为由，派人到xxx强行把14个小孩带走送到福利院临时安置，当时说好是等释耀如出院了，小孩就送回xxx，释耀如自2017年6月21日出院回到xxx，便迫不及待想接小孩回xxx一起生活，然而福利院以各种理由拒不返还小孩，目前小孩仍被留在福利院。释耀如认为，救助收养弃婴是寺院和其他社会机构的自发慈善行为，在不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依照收养法等规定形成的收养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释耀如作为被遗弃婴儿的捡拾人、收养人、监护人，对被收养人有抚养、教育、保护、照顾等权利和义务，释耀如与被收养小孩的监护关系，任何人、任何单位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擅自变更，不得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人的监护。福利院既不是小孩的收养人，也不是小孩的监护人，在释耀如出院后恢复监护能力的情况下，拒绝将小孩返还给释耀如，甚至阻挠释耀如对小孩的探视和照顾，已经构成对释耀如监护权的侵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之规定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侵权责任。福利院辩称，请求驳回释耀如的诉讼请求：（一）党和国家对孤儿（含弃婴、弃童）的抚养工作是高度重视的社会上孤儿时有出现，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孤儿的求助工作，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政策，确立在以民政部门为主管和主要责任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形式、拓展社会福利机构等渠道，妥善接受和安置，并通过制度安排，保障孤儿的生活和成长。（二）案涉孤儿的监护权属于福利院正是基于上述的历史实际，福利院与释耀如于2012年9月10日以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签订了《惠来县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根据协议书的约定，释耀如为福利院的孤儿临时代养、临时监护，福利院为孤儿办理入公户的户籍登记，民政部门按规定发给孤儿生活费，走访、看望孤儿，监督孤儿的权益是否得到保护并采取相应措施等。我国收养法第十五条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释耀如与涉案孤儿没有收养登记的手续，哪来收养关系？我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监护条件的被监护人所在地的居民村委会、村民委员会担任。”显见，没有依法具有监护人的人的，其主要监护兜底性职责的单位是民政部门。因此，涉案孤儿在没有被收养、成年、出现法定监护人等情况下，监护人只能是福利院。这是法定的职责之所在。（三）福利院及时接受涉案孤儿到福利院养育、监护，合理合法，更是职责之所在。2017年5月27日，释耀如未经xxx所在地的惠来县******同意和有关部门的批准，擅自将该村的避雨亭（又名安息亭）拆除并平整土地，而与村民发生冲突。释耀如到惠来县慈云中医院治疗。由于xxx的教职人员仅释耀如一人，且xx民不满情绪激昂，甚至向有关部门上访请求清退释耀如等，故涉案孤儿在xx的生活、人身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和干扰。而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则制作与事件相关的不实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在微信群、微博等大肆发布、传播，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事件发生后，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极为重视，立即要求仙庵镇政府、xx和县公安、民政、宗教、卫生等部门迅速介入，妥善处置，全力稳控。5月29日下午，县主要领导再次召开多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专题会议，成立事件调查处置领导小组，由一县委常委任组长，牵头相关部门做好调查、安置、维稳管控、舆情应对等工作。另，由民宗局、佛协会积极做好释耀如及xx民的安抚工作，防止双方矛盾激化，同时，经与释耀如商量好后（见起诉书第二页第六行），将涉案孤儿转移到福利院抚养育、监护。福利院作为一个专门负责孤儿抚养、监护的国家单位，当然是责无旁贷的承担起这一重任。为使涉案孤儿能更好的生活，有关党政多部门协调，将福利院相邻的一幢建筑面积为2000多平方米的装修豪华的楼房，划拨给福利院作为涉案孤儿生活、活动场所之用。（四）留养于各寺庙的孤儿收回民政部门福利机构集中抚养、监护是当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大势所趋。随着国家对孤儿问题的进一步重视与条件的可能，近年来各级部门已加大力度，将孤儿收纳到民政部门的福利机构抚养、监护。2017年8月，揭阳市民政局为贯彻落实市委第六届第14次常委会精神以及领导的批示，妥善解决宗教界等机构和个人收留孤儿问题，下发了揭民（2017）77号文件，要求逐步将宗教界收留的孤儿接收到公办福利机构抚养。2018年1月，揭阳市民政局以揭民（2018）6号文件，要求各县区在2018年底前，将全市宗教界等机构收留孤儿全部接收到公办福利机构集中妥善安置，实现寺庙收留孤儿清零的目标。2018年3月，县民政局以惠民（2018）14号文件要求各县各镇社事办落实措施，确保在2018年底前，将全县宗教界等机构收留孤儿全部接收到福利院集中妥善安置，实现寺庙收留孤儿清零的目标。至此，福利院怎能将已在福利院抚养的孤儿交给释耀如？对释耀如的诉求，在其诉与民政局、福利院的行政强制措施纠纷案中，一审、二审判决书都清楚写明：民政局将14名孤儿移送至福利院抚养更有利于他们的生活、医疗、教育等权益，如果撤销涉案行政行为，将会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以及民政局的行政强制已经处置完毕，采取行政强制有利于涉案孤儿的妥善安置。民政局辩称，请法院为了孤儿的利益最大化，驳回释耀如的诉讼请求：一、党和国家对孤儿是高度重视的，通过了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确立以民政部门为主管和主要责任，同时有条件的拓展多渠道的方式，保障孤儿的生存和健康成长。孤儿在未被收养或成年前，民政部门对孤儿的监护权承担兜底性的职责。民政部门属下的福利院专职从事抚养、监护孤儿的事务工作，其户籍也登记于福利院。释耀如原与涉案孤儿的关系，仅是民政局鉴于释耀如对孤儿的关心，在拓展多渠道养育孤儿的方式之下的一种代养、临时监护关系。民政局对孤儿每月按标准给予生活费，生活费由释耀如收取。民政局为了孤儿的就医等开具给释耀如与孤儿的《证明》，证明其是孤儿的临时监护人。如果释耀如与涉案孤儿是收养关系，民政局就不能再拨给孤儿的基本生活费。显而易见，释耀如与涉案孤儿是代养关系，是临时监护人。将涉案孤儿收归福利院抚养，是情势之所需，是国家为有利孤儿成长的需要。2017年5月27日，释耀如与村民发生矛盾，释耀如到惠来县慈云中医院治疗。由于xxx的教职人员仅释耀如一人，而xx民又情绪激昂，甚至向有关部门上访要求清退释耀如，故涉案孤儿的生活、安全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威胁，而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制作与事件不实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在微信、微博上进行发布、传播，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事件发生后，县委、县政府要求仙庵镇政府、xx和县公安、民政、宗教等部门迅速介入，妥善处置，全力稳控。5月29日，县委主要领导再次召集县党政班子成员和县委办、公安、民政、宗教等部门及仙庵镇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县委专题会议，成立事件调查处置领导小组，做好查处安抚工作，也为了14个无辜孤儿的生命安全，在各有关部门协作下将孤儿转移到福利院这一法定的孤儿抚养监护住所。随后，揭阳市民政局以揭民（2017）77号、（2018）6号文件，要求民政部门采取措施，逐步将分散于社会的孤儿接收到公办福利机构安置及要求将全市宗教界等机构收留的孤儿全部接收到公办福利机构集中妥善安置，实现年底寺庙收留孤儿清零的目标。民政局积极遵照国家政策和上级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将寺庙孤儿接收安置到福利院抚养、监护。这一措施，在释耀如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已得到了“有利涉案孤儿成长”的肯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释耀如提交的伤情照片、医疗票据、诊断证明书各1份。释耀如以此证明其被打，入院治疗的事实。经质证，两被告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本案系监护权纠纷，释耀如受伤住院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释耀如提交的其所收养的小孩户口登记信息14份（其中xxx不属涉案孤儿，涉案孤儿xxx未入户）。释耀如以该组证据证明其自2003年开始收养孤儿，并依法为孤儿办理收养和落户手续，自2012年9月，为领取民政发放的孤儿基本生活费方便而将被收养孤儿户口迁入户主为唐碧梅，户号为xxxx的户口本上，虽然户口发生迁移、但其与被收养孤儿的监护关系从未改变。经质证，两被告认为该组证据不是收养登记，证明不了是收养孤儿。本院认为，涉案13名孤儿虽然入户在福利院集体户户主唐碧梅户口上，但不能以此认定释耀如与涉案孤儿存在收养关系，是否存在释耀如提交的法律上的收养关系，必须看是否有在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但释耀如至今并未办理收养登记，故对其所要证明的目的本院不予采信。释耀如提交的惠来县民政局于2016年8月25日出具的《证明》12份。释耀如以该组证据证明其是被收养人的监护人，但不同意惠来县民政局关于“我县福利院孤儿”的认定。经质证，两被告认为涉案孤儿是被告的，释耀如只是临时监护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根据《广东省孤儿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的规定，惠来县民政局是辖区内孤儿救助、保障工作的职能部门，具有拓展安置渠道、妥善安置孤儿的职责。由此可见，民政局系涉案孤儿的法定监护人。福利院系惠来县民政局举办的属下事业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为：服务社会，收养老人、光荣烈属及孤儿。也就是说，福利院具有收留、抚养孤儿的职能。民政局系行政单位，本身不能收留和抚养、监护孤儿，故其将此事务交由福利院承担。基于此，在民政局出具的《证明》中才出现“我县福利院孤儿”的表述。从《惠来县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到该组证据的《证明》，可以看出，民政局将涉案孤儿委托给释耀如监护，至目前为止，释耀如系涉案孤儿的监护人，在未依法变更或者撤销监护之前，民政局称释耀如为“临时监护人”，为一般说法，有别于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但无需咬文嚼字。释耀如提交的《我的心影》书信1份。释耀如以该证据证明被收养孤儿迫切希望回到xxx生活的心声。经质证，两被告认为该书信不真实，孤儿在福利院是怎么出来写这些文书，这些到底是谁写的，只有释耀如才清楚。本院认为，从文字表面看，《我的心影》落款处为“xxx敬上”，“想回家的孩子”处下面有涉案孤儿的名字、名字上面有捺印的指纹，笔迹为同一人的。但是，涉案孤儿住在福利院，释耀如是如何得到这份《我的心影》的，且签名笔迹为何如此高度像出自于同一人之手。因此，本院对该证据的客观性不予采信。释耀如提交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52行终28号行政判决书1份。释耀如以该份证据证明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14名被扶养人是因为一个行政违法行为转移到福利院，福利院目前的临时监管事实状态是违法的，不受法律保护。经质证，两被告认为，一部分说明从法律的角度，民政局在惠来县党政的决定带队下，参与转移孤儿，从程序上存在瑕疵，与法律的要求不符。但是这份判决书明确的证明县政府组织下的多单位参与转移孤儿的行为有利于案涉孤儿的妥善安置，所以这份判决书证明了二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从程序上和法律上去否定，另一方面从转移的目的、作用是有利于孤儿的健康作出判断。本院认为，民政局将涉案14名孤儿委托给释耀如监护，释耀如与涉案孤儿之间已形成监护关系，释耀如取得监护涉案孤儿的资格，为涉案孤儿的监护人。民政局将涉案孤儿强制移送至福利院的行政行为违法，福利院与涉案孤儿之间并不存在合法的监护关系。从行政法角度，涉案孤儿转移至福利院安置，由福利院抚养，有利于孤儿的健康成长，但是，行政与民法分属不同法律领域，为两部不同部门法，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但不能以此认定福利院对涉案孤儿拥有监护权，也不能以此认定民政局将涉案孤儿转移至福利院的行为为民政局将涉案孤儿的监护权委托给福利院，监护权并未转移。释耀如提交的惠来县人民法院（2019）粤5224刑初37号刑事判决书1份，证明与本案相关的14名被监护人的其中之一的幼女被本案被告的一个工作人员奸污，也证明本案被告不具有起码的监护能力，被告对这起犯罪活动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经质证，两被告认为，这份判决书证明福利院在管理上是很遗憾的，存在一些漏洞，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出现一些违法人员，这也是社会上正常的情况，不能因为一些问题就满盘推翻没有监护权的问题，这个监护权不是福利院自己定的，是国家定的。本院认为，在福利院发生的强奸案件，确实令人倍感遗憾，也暴露出福利院疏于管理，管理上出现瑕疵，但这是个案，不能以个案推翻福利院的整体监护能力，故本院对判决书的“三性”予以采信，但对释耀如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福利院提交的其本单位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1份，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及职责。经质证，释耀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福利院所要证明的职责是有异议的，认为福利院的法定职责是应当是有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规定和授权的。本院认为，经惠来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福利院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为：服务社会，收养老人、光荣烈属及孤儿。对此，本院予以确认。福利院提交的《惠来县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1份，证明福利院的孤儿委托释耀如养育监护。经质证，释耀如认为，由于该协议书确定只有一份，是民政局一位工作同志叫释耀如签名盖章的，所以协议书抬头“甲方”处出现的“惠来县福利院”是后补的字，并不能证明委托监护的主体是惠来县福利院，恰恰证明委托的主体是惠来县民政局，这一事实认定在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52行终28号的行政判决书中写得非常清楚，这是民政局签订的。另外，福利院向法庭曾经提过，福利院的成立批复，它是多次按政府安排多次组建的，多次发生过变化，因此不能把2012年签订的福利院当成是1987年建立的福利院。为何会有甲方的主体身份和盖章不一致，是因为惠来县民政局有意而为之，也证明福利院不具备委托监护资格。本院认为，在（2018）粤52行终28号行政诉讼中，民政局上诉称：本案的根源是民政局在拓展社会力量代养孤儿工作中，与有热心代养孤儿的xxx签订了《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该协议书是民政局依据职能和职责，将涉案孤儿委托xxx代养、监护，民政局依政策规定支付孤儿的生活费等给xxx，并对xxx的代养行为进行监督，维护孤儿的合法权益，双方并在协议书上盖章。至于协议书的抬头“甲方”写为福利院，是这些孤儿的入户只能在福利院的公户中，算福利院的人；“乙方”填写为释耀如，是xxx教职人员仅释耀如一人，为了明确具体的代养事务，而写为释耀如，但协议书的落款，仍是民政局和xxx的印章。释耀如在xxx的印章下署名，仅是因其是xxx的法定代表人而签名。事实上发放孤儿的生活费等及监督，也只能是民政局而不是福利院，孤儿的代养，也只能是社会福利机构，而不能是自然人。民政局向本院出具的《关于有关情况的函复》与上述上诉意见相互矛盾，故本院认可《惠来县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是民政局与释耀如签订的，但不是代福利院签订的。9.福利院提交的惠来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的《关于惠来县仙庵镇xxx14名孤儿转移至县福利院抚养有关情况的函》｛惠府函〔2018〕68号｝1份，证明案涉孤儿移送到福利院的原因及过程。10.福利院提交的揭阳市民政局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的《揭阳市民政局关于妥善解决宗教界等机构和个人收留孤儿问题的通知》｛揭民〔2017〕77号｝1份，证明揭阳市委、市民政局要求采取措施，逐步将孤儿接收到公办福利机构安置。11.福利院提交的揭阳市民政局于2018年1月23日作出的《揭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揭民〔2018〕6号｝1份，证明市委、市民政局要求将全市宗教界等机构收留孤儿全部接收到公办福利机构集中妥善安置，实现寺庙收留孤儿清零的目标。12.福利院提交的惠来县民政局于2018年3月5日作出的《惠来县民政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惠民[2018]14号｝1份，证明县民政局根据上级的要求将宗教界收留的孤儿集中福利院安置的工作方案。经质证，释耀如对上述4份文件的真实性、关联性、有效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这四份文件都是在2017年5月29日之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当本案福利院的侵权行为发生之后才有了这些文件，特别是揭阳市民政局的两份文件和惠来县民政局的一份文件，都是在2018年3月之后，也就是说在释耀如向惠来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案件之后才出现的，这些证据完全证明了案涉的与案件有关的行政违法行为的相关和上级单位对本案不正确、不真实、不客观的认定和说明，对这些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民事案件证据使用。所有与惠来县民政局和惠来县政府各级单位有关的行政行为，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已经作出了非常明确的全面的正确判决，再拿这些所谓的行政文件来误导法院是不应该的，人民法院应当以生效的行政判决书作为依据。本院认为，福利院提交的上述4份文件系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针对涉案孤儿的转移问题或者孤儿的安置问题而作出的，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统称“三性”），与证明的内容一致，故本院予以采信。福利院提交的惠来县公安局惠城派出所于2018年3月22日出具的《户籍证明》1份，证明孤儿入户的户主唐碧梅系福利院的集体户主。经质证，释耀如认为上述证明与本案无关，时间是发生在民事案件的立案之后。本院认为，当事人在案件发生之后请求相关职能部门出具证明，程序上符合规定，上述证明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与证明的内容一致，故本院予以采信。14.民政局提交的2015年1月份的《惠来县宗教机构收留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名册》及《批量代收付明细清单》各1份；2015年12月份的《惠来县宗教机构收留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名册》及《批量代收付明细清单》各1份；2016年1月份的《惠来县宗教机构收留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名册》及《批量代收付明细清单》各1份；2016年12月份的《惠来县宗教机构收留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名册》及《批量代收付明细清单》各1份；2017年1月份的《惠来县宗教机构收留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名册》及《批量代收付明细清单》各1份；2017年5月份的《惠来县宗教机构收留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名册》及《批量代收付明细清单》各1份。上述证据证明从2012年9月开始，民政局按标准每个月发给涉案14名孤儿基本生活费。经质证，释耀如对民政局提交的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经质证，福利院对民政局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经本院调查取证，民政局向本院出具《关于有关情况的函复》，该函内容如下：1.《惠来县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是我局原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股工作人员（并非钟镇才）与释耀如签订。2.按有关法律规定，民政部门是孤儿法定监护人，具体监护单位由福利院承接。由于福利院的行政人员较少，业务水平有限，涉及福利院有关业务一般由原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股工作人员代为办理，而福利院没有与民政局一起办公，且二个单位距离较远，办理业务工作人员或者是一时疏忽或者是贪图方便，故使用“惠来县民政局”的印章盖在“甲方”“惠来县福利院”处。经质证，原告对民政局的函复意见如下：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第一，福利院是事业单位，民政局是行政单位，是监管单位，民政局不是必然的孤儿的法定监护人。《惠来县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是释耀如在确定涉案孤儿的监护权的问题上，直接与民政局签订的。监护权由民政局确定，福利院没有资格和权利确定释耀如为监护人的。经质证，被告福利院对民政局的函复没有意见。本院认为，在（2018）粤52行终28号行政诉讼中，民政局上诉称：本案的根源是民政局在拓展社会力量代养孤儿工作中，与有热心代养孤儿的xxx签订了《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该协议书是民政局依据职能和职责，将涉案孤儿委托xxx代养、监护，民政局依政策规定支付孤儿的生活费等给xxx，并对xxx的代养行为进行监督，维护孤儿的合法权益，双方并在协议书上盖章。至于协议书的抬头“甲方”写为福利院，是这些孤儿的入户只能在福利院的公户中，算福利院的人；“乙方”填写为释耀如，是xxx教职人员仅释耀如一人，为了明确具体的代养事务，而写为释耀如，但协议书的落款，仍是民政局和xxx的印章。释耀如在xxx的印章下署名，仅是因其是xxx的法定代表人而签名。事实上发放孤儿的生活费等及监督，也只能是民政局而不是福利院，孤儿的代养，也只能是社会福利机构，而不能是自然人。民政局的函复与上述上诉意见相互矛盾，故本院认可《惠来县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是民政局与释耀如签订的，但不是民政局代福利院签订的。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xxx位于惠来县******，2004年6月18日惠来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将xxx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向其颁发《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证号为宗场证字（惠登）xxx号，负责人为释耀如]和《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证号为宗场法证（惠登）字xx号，法定代表人为释耀如]。2015年6月18日，广东省佛教协会向释耀如颁发《佛教教职人员证》，释耀如的教职身份为比丘尼。释耀如在惠来县***xxx出家修行期间，偶有收留被社会遗弃的婴儿在xxx抚养。释耀如发现弃婴后，第一时间就报案，然后打电话给民政局，由公安部门向民政局出具《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释耀如填写《捡拾弃婴（儿童）情况证明》表及《广东省社会福利机构接受弃婴（弃童）审批表》，民政局经审批同意释耀如接受弃婴（弃童）。截止2017年，xxx内尚有被抚养未成年孤儿共14名，分别是xxxxxxx（未入户口、在行政判决书中名释如莊）。2017年5月27日，释耀如因与xx村民发生纠纷而向公安部门报警称其被打伤，随后自行到医院办理入院治疗手续。释耀如住院期间，县民政局和福利院派人到医院看望，并与释耀如协商涉案14名孤儿转移至福利院问题，但协商未果。2017年5月29日，民政局经惠来县人民政府同意，在有关部门的协作下，将14名孤儿接送到福利院安置、抚养。释耀如于2017年6月21日出院后，向民政局及福利院要求接回涉案14名孤儿未果遂向本院起诉，案号为（2018）粤5224民初98号。2017年8月10日，揭阳市民政局发出《揭阳市民政局关于妥善解决宗教界等机构和个人收留孤儿问题的通知》｛揭民〔2017〕77号｝，要求各县（市、区）民政局要妥善解决宗教界等机构和个人收留孤儿（弃婴、弃童）问题，采取措施，逐步将孤儿接收到公办福利机构安置；完善设施，提升公办福利机构集中供养能力；规范服务，切实解决儿童福利机构人员编制及工作经费；加强监管，确保社会大局稳定。2018年1月23日，揭阳市民政局再次就孤儿安置问题向各县（市、区）民政局发出《揭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揭阳市宗教界等机构收留孤儿接收到公办福利机构安置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组织实施，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以保障孤儿生命安全和健康成长为落脚点，将全市宗教界等机构收留孤儿全部接收到公办福利机构集中安置，妥善解决我市宗教界等机构收留孤儿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确保在2018年底前实现寺庙收留孤儿清零目标。2018年3月5日，惠来县民政局向各镇（场）社会事务办发出《惠来县民政局关于印发〈惠来县宗教界等机构收留的集中到县儿童福利机构安置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组织实施，确保在2018年底前将全县宗教界等机构收留孤儿（弃婴、弃童）全部接收到县福利院集中妥善处置，实现寺庙收留孤儿清零的目标。另查明：自2012年9月起，案涉的14名孤儿中已办理登记入户的有13名（未入户的是释xxx），户口迁入户主为唐碧梅、户号为xxxxx，该户号是惠来县福利院集体户。2012年9月10日，惠来县民政局与释耀如（乙方）签订了《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约定：释如铭等10名孤儿由民政局委托xxx监护、养育，甲方负责协调落实孤儿现行保障政策，按时按标准发放孤儿每月基本生活费，对孤儿养育情况和生活费的使用情况实施监督，维护孤儿的合法权益，乙方负责对孤儿进行教育培养，将生活费有利于监护对象基本生活，维护孤儿人身安全，不得虐待、歧视、遗弃，否则，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责任，并依法诉请变更监护人；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孤儿成年后自动解除。该协议书抬头处的“甲方”为惠来县福利院，“乙方”为释耀如，但落款“甲方盖章处”盖惠来县民政局印章，“乙方签字（盖章）”处盖xxx印章、签释耀如名字。释耀如为xxx主持和管理人。签订协议书时福利院的人员并没有在现场。协议书中案涉孤儿有：xxx6人，另8名孤儿因为是在2012年之后收留的，所以没有出现在协议书中，此8名孤儿也未与惠来县民政局或者福利院签订过养育监护协议书，但在本次诉讼庭审中，释耀如、福利院、民政局一致同意《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适用于另8名孤儿。协议书签订后，没有相关单位或者个人通知释耀如解除协议书。孤儿的基本生活费系由民政局拨给福利院，再由福利院发放给各孤儿的临时监护人。从2012年9月至2013年7月，释耀如到福利院领取涉案孤儿基本生活费，之后，福利院直接将涉案孤儿基本生活费汇入释耀如的银行账号，直至2019年4月。2016年8月25日，民政局开具《证明》，证明案涉中xxx共12名孤儿是惠来县福利院孤儿，释耀如为12名孤儿的临时监护人。在本次诉讼庭审中，释耀如、福利院、民政局一致认同释耀如也为xxx临时监护人。福利院系惠来县民政局举办的属下事业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为：服务社会，收养老人、光荣烈属及孤儿。另：（2018）粤5224民初98号案诉讼过程中，因释耀如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福利院为第三人，本院于2018年3月16日对本院（2018）粤5224民初98号案中止诉讼。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追加xxx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2018年8月6日，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5202行初12号行政判决，认为根据《广东省孤儿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的规定，惠来县民政局是辖区内孤儿救助、保障工作的职能部门，认为民政局作出涉案行政行为没有相应证据，其于2017年5月29日强行带走14名孤儿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的告知当事人、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义务的程序，但由于民政局将14名孤儿移送至福利院抚养更有利于他们的生活、医疗、教育等权益，如果撤销涉案行政行为，将会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因此，确认民政局移送14名孤儿的行政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判决：确认民政局于2017年5月29日在xxx处将涉案14名孤儿强制移送至福利院的行政行为违法。释耀如、xxx、民政局均不服该判决，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民政局上诉称：本案的根源是民政局在拓展社会力量代养孤儿工作中，与有热心代养孤儿的xxx签订了《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该协议书是民政局依据职能和职责，将涉案孤儿委托xxx代养、监护，民政局依政策规定支付孤儿的生活费等给xxx，并对xxx的代养行为进行监督，维护孤儿的合法权益，双方并在协议书上盖章。至于协议书的抬头“甲方”写为福利院，是这些孤儿的入户只能在福利院的公户中，算福利院的人；“乙方”填写为释耀如，是xxx教职人员仅释耀如一人，为了明确具体的代养事务，而写为释耀如，但协议书的落款，仍是民政局和xxx的印章。释耀如在xxx的印章下署名，仅是因其是xxx的法定代表人而签名。事实上发放孤儿的生活费等及监督，也只能是民政局而不是福利院，孤儿的代养，也只能是社会福利机构，而不能是自然人。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释耀如因在2017年5月27日与xxx所在的村民发生冲突，受伤住院治疗，民政局等部门为保障涉案孤儿的正常生活和安全，将14名孤儿转移到福利院安置的措施并无不当，但是民政局在作出行政措施时没有履行告知当事人义务、没有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行政程序违法，但因行政强制已经处置完毕，且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有利于涉案孤儿的妥善安置，从而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粤52行终28号行政判决，确认民政局于2017年5月29日在xxx处将涉案14名孤儿强制移送至福利院的行政行为违法。本院在审理（2018）粤5224民初98号案过程中，对另一被告人xx（福利院收养孤儿，后在福利院帮忙工作）涉嫌强奸被害人释某某（xxx收养，2017年5月移至福利院收养）刑事案件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2019）粤5224刑初37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xx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19年2月21日，本院（2018）粤5224民初98号案恢复诉讼。2019年5月6日，本院作出（2018）粤5224民初98号判决，认为：原告与案涉14名孤儿没有办理收养登记手续，双方之间是收留关系，不是收养关系。民政局将案涉12名孤儿（xxxx）委托原告监护，案涉另2名孤儿xxx的法定监护人一直是民政局。2017年5月27日因原告与xx民发生纠纷随后入院治疗，民政局于同年5月29日在有关部门的协作下将案涉14名孤儿接收到福利院安置、抚养，可确认民政局以其实际行为取消委托原告对孤儿的监护，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终止。福利院具有收留、抚养孤儿的职能，民政局将14名孤儿接送到福利院安置抚养的行为，可确认为民政局将其对案涉14名孤儿监护职责委托给福利院，福利院对14名孤儿享有监护权，原告对14名孤儿不再享有监护权，自然不存在其监护权受到侵害问题，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理由依据，故本院予以驳回。但鉴于案涉14名孤儿系由原告救助、收留、抚养，原告的自发慈善行为应得到表扬和提倡；原告与案涉14名孤儿在共同生活过程中也产生一定感情，在不影响孤儿正常生活、学习、身心健康成长的前提下，原告及社会各界可继续对孤儿给予关心、爱护。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本院（2018）粤5224民初98号判决，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一条第四款关于“监护人被指定后，不得擅自变更；擅自变更的，不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责任”的规定，从本案证据显示，2016年8月25日，民政局分别出具《证明》，指定原告作为xxxx的临时监护人，且本院（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8）粤52行终28号行政判决也确认民政局于2017年5月29日在xxx处将涉案14名孤儿强制移送至福利院的行政行为违法，因此，双方之间是否形成监护关系、本案释耀如的监护人资格是否已被变更或者撤销、有无经过法定程序，应进一步予以查清。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作出（2019）粤52民终366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粤5224民初98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2019年11月28日，本院依职权追加民政局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系监护权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涉案14名孤儿与释耀如是否存在收养关系；二、涉案14名孤儿的法定监护人是谁。一、关于涉案14名孤儿与释耀如是否存在收养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第一款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本案中，释耀如与案涉孤儿没有在惠来县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且涉案孤儿的户口是登记在福利院的公户户主唐碧梅的户籍登记本中，该14名孤儿与释耀如是收留关系，不是收养关系。因此，释耀如主张涉案14名孤儿为其收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14名孤儿的法定监护人是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据此，可见涉案14名孤儿的法定监护人是民政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2条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本案中，民政局与释耀如于2012年9月10日签订《惠来县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明确涉案14名孤儿委托给释耀如监护，此一协议书系双方之间的代理合同；民政局于2016年8月25日开具《证明》，证明案涉12名孤儿（xxxxxxxxx）的临时监护人为释耀如，涉案另2名孤儿是在开具《证明》之后才出现的，庭审中民政局明确承认该2名孤儿的临时监护人也是释耀如。至此，能够认定民政局于2016年8月25日将涉案14名孤儿监护职责委托给释耀如代理，民政局与释耀如存在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即民政局将其监护涉案孤儿的职责（包括代为抚养、监护等）委托释耀如代理，释耀如接受，在委托代理期间，释耀如对孤儿具有临时监护人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委托代理终止。取消委托或者辞去委托，均是代理合同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据此，不管是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约定解除，还是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当事人一方若要解除合同，必须通知另一方，履行通知义务，否则，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惠来县福利院孤儿委托养育监护协议书》约定，“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孤儿成年后自动解除。”这是民政局与释耀如双方关于合同解除的约定，属于合同的约定解除。2017年5月27日，因释耀如与xxx村民发生纠纷而向公安部门报警称其被打伤，随后自行到医院住院治疗，该14名孤儿失去监护，在此情况下，民政局经惠来县人民政府同意，在有关部门的协作下，于同年5月29日，将14名孤儿接送到福利院安置、抚养。民政局没有将该行为通知释耀如，也没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该行为被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违反法定行政程序。且民政局也未通知释耀如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取消释耀如对涉案孤儿的监护。因此，民政局于2017年5月29日将涉案14名孤儿接送到福利院安置、抚养的行为不能当然产生解除民政局与释耀如之间委托合同的法律效果，不能当然取消民政局委托的释耀如代理案涉孤儿的监护职责，民政局与释耀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尚未终止，释耀如对涉案14名孤儿仍具有监护资格。被告惠来县福利院是惠来县民政局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其具有收留、抚养孤儿的职能。惠来县民政局将14名孤儿接送到福利院安置抚养,福利院予以接受，这是其作为被管理单位所履行的服从管理的职务行为，且该行为符合其从事公益事业的宗旨。福利院本身和释耀如之间并不发生关系，没有侵害释耀如的监护权。本院追加民政局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之后，向释耀如释明其可以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并限其在期限内向本院书面提出，但其逾期至今未提出，视为其放弃该权利。现释耀如请求福利院停止侵害其监护权，将其收养的小孩xxx等14人返还，理由不成立，且福利院系事业单位，有完整的管理体系，有国家财政资金保障，孤儿由福利院抚养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故本院予以驳回。但鉴于涉案14名孤儿系由释耀如救助、收留、抚养，其自发慈善行为应得到表扬和提倡；释耀如与涉案14名孤儿在共同生活过程也产生一定的感情，在不影响孤儿正常生活、学习，身心健康成长的前提下，释耀如及社会各界人士可继续给予孤儿关爱。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2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释耀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释耀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水贤审 判 员  谢葵青人民陪审员  陈素强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方婷婷附：相关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二条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第三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护关系终止：(一)被监护人取得或者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三)被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死亡；(四)人民法院认定监护关系终止的其他情形。第一百七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终止：(一)代理期间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二)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三)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四)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死亡；(五)作为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终止。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可以订立收养协议。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2条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