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91民初233号原告：刘永莲，女，汉族，1987年10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霞，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季严敬，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拓安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中路领航物流园****。法定代表人：左智，该公司总经理。被告：胡秧平，男，1994年2月16日出生，住，住址：湖南省/div>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达仁，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永莲诉被告深圳拓安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拓安达公司”）、胡秧平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登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霞、被告拓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左智、被告胡秧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达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刘永莲与被告之间货运代理合同关系；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77888.2元（其中直接损失343535.2元、间接可得利益损失34353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原告经人介绍认识被告胡秧平，拟委托货物清关事宜。因被告胡秧平报价偏高，遂作罢。2018年6月，原告与被告胡秧平再行沟通委托货代事宜，被告胡秧平同时提供被告拓安达公司营业执照，并对运费做调整。后双方对货物代理运输事宜达成一致，并约定运货地点为香港至深圳，运费到付。2018年7月16日，原告根据被告胡秧平指示，将上述110箱面膜交付至香港粉岭坪邮仓，入仓号为HY-LJW-180716(2)，后货物迟迟未到。2018年8月9日，被告胡秧平表示货物在查验，会陆续到货。2019年10月9日，胡秧平答复本周会到货。2018年10月25日被告胡秧平表示此事与被告拓安达公司没有关系，系其个人事情。期间，原告联系被告拓安达公司，其法人左智协助沟通，但仍然无果。2018年11月9日，货物仍未收到，被告胡秧平又单方表示愿意承担5倍运费即100320元作为货物押金，货到后再予以退还。2018年12月6日，被告胡焕平单方出具《欠条》，写明被告胡秧平欠原告100320元，2018年12月17日付清。现至今被告胡秧平也不能明确说明货物去向，亦未支付原告任何款项。原告认为，现货物遗失，无法达到合同目的，双方合同关系应解除。被告胡秧平的行为为职务行为或挂靠行为，被告拓安迖公司应承担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拓安达公司辩称，被告拓安达公司没有同意被告胡秧平以其名义承揽案涉货运代理运输业务，也没有出借资质给被告胡秧平使用。被告胡秧平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与被告拓安达公司无关，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拓安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胡秧平辩称，1.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1）原告不是货物所有权人。（2）原告是深圳市前海贝乐供应链有限公司（下称贝乐供应链公司）的员工，其行为系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贝乐供应链公司承担，与被告胡秧平依法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贝乐供应链公司。2.原告自行负责货物装箱、计数、封箱并交至仓库，原告不能证明其交付的货物就是其起诉主张的货物。3.即便认定原告交付的货物就是其起诉主张的货物，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案涉货物的价值为398360港元。4.原告不能证明其具有可得利益，亦不能证明可得利益损失的具体金额。同时，原告从未向被告胡秧平声明过货物价值等，被告胡秧平在达成货运代理合同时无法预见因违反合同给原告可能造成的损失，原告主张可得利益损失于法无据。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买卖合同、发票；2.被告拓安达公司营业执照、原被告洽谈时被告胡秧平的照片；3.微信聊天记录；4.欠条；5.报警回执、刘永莲、左智的询问笔录。两被告未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证明责任、证据审核认定规则和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本院查明和认定如下事实：贝乐供应链公司于2014年9月注册成立，主要经销批发日本美妆产品、母婴产品、生活用品、流行食品及市场潮流产品等。原告是贝乐供应链公司的员工。被告拓安达公司于2015年9月注册成立，主要从事国内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其法定代表人为左智。被告胡秧平是新入行货代的年轻小伙，但没有入职被告拓安达公司。2018年4月，被告胡秧平认识了左智，并向左智要了被告拓安达公司的营业执照彩照。案涉货物是原告向香港颐泽贸易有限公司购买的100箱一三共美白面膜和10箱艾天然保湿修复补水面膜，总价398360港币。案涉货物需要从香港运到深圳。原告经人介绍认识了被告胡秧平。2018年6月，原告与被告胡秧平商谈案涉货物从香港运到深圳、并在深圳清关等事宜。商谈过程中，为表明自己的能力，被告胡秧平向原告发送了被告拓安达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过双方多次磋商，原告与被告胡秧平达成如下约定：1.原告委托被告胡秧平将案涉货物从香港陆路运输到深圳，并代原告在深圳清关；2.运费人民币20064元、运输时效7-10天；3.货到深圳后，原告自行提货，提货后付款。2018年7月14日，原告将案涉货物的清关资料（货物名称、数量等）发微信给被告胡秧平。7月16日，原告按照被告胡秧平指定的入仓地址、联系人和入仓号HY-LJW-180716（2），将案涉110箱面膜交付至香港粉岭坪邮仓。运输时效届满后，案涉货物未到深圳，原告便询问被告胡秧平。2018年8月9日，被告胡秧平表示案涉货物在海关查验，会陆续到货。2018年10月9日，被告胡秧平又表示本周会到货。2018年11月初左右，被告胡秧平向原告交代包括案涉货物在内的运输线路被举报、货被查扣经过努力仍放不出来，愿意赔偿。之后，双方协商案涉货物的赔偿事宜。2018年12月6日，被告胡焕平向原告出具《欠条》，写明被告胡秧平欠原告人民币100320元，保证在2018年12月17日前付清。但原告不同意被告胡秧平只赔偿5倍运费，坚持按货值赔偿。到期后，被告胡秧平也没有按照欠条向原告付款。2020年1月7日，原告诉至本院。起诉后，原告于2020年3月27日向深圳市公安局民治派出所报案，民治派出所接警后通知左智和被告胡秧平前去做了询问笔录，但后来没有正式立案。本院认为，双方虽均为国内主体，但因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在香港，本案为涉外运输和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双方均援引我国内地法律且对法律适用未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二款“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进行审理和作出判决。对于本案争议焦点与法律适用问题，本院逐一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被告胡秧平抗辩，与被告胡秧平存在运输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人是贝乐供应链公司，不是原告。对此争议，本院认为，与被告胡秧平存在运输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人是原告，原告诉讼主体适格。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判断某一个主体是否是合同当事人，需要审查所指称的主体是否做出了承担合同义务、享受合同权利的真实意思表示。贝乐供应链公司与被告胡秧平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没有贝乐供应链公司在合同上盖章，无从体现贝乐供应链公司向被告胡秧平作出了创设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的意思表示。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虽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在合同磋商订立阶段，原告始终是以其个人名义，没有披露其是贝乐供应链公司的员工，也没有声明其是为所在的贝乐供应链公司委托被告办理案涉货物的运输清关事宜，被告胡秧平也不知道原告是贝乐供应链公司的员工。原告虽后来在报案时称案涉货物是其所在的贝乐供应链公司所有，但这是原告与贝乐供应链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原告不是案涉货物的真实所有权人，不影响原告以个人名义办理案涉货物的运输清关事宜。案涉运输和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主体，在合同订立时即已确定，不因案涉货物的真实所有权人不是原告而变更。在合同磋商订立阶段，被告胡秧平没有信赖其是为贝乐供应链公司运输清关的事实基础。被告胡秧平主张，原告所在的贝乐供应链公司才是其合同相对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被告拓安达公司是否也是合同相对人的问题被告胡秧平不是被告拓安达公司的员工，其与被告拓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左智仅相识，其因办理信用卡曾向左智要过被告拓安达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在合同磋商订立阶段，被告胡秧平将被告拓安达公司的营业执照拍照发微信给原告，是想让原告相信其具有运输清关案涉货物的能力，但被告胡秧平并未明确表明其是被告拓安达公司的员工和代理人、是以被告拓安达公司的名义承揽案涉货物的运输清关事项。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拓安达公司同意被告胡秧平以其公司名义向原告承揽案涉货物的运输清关事项，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拓安达公司将其资质出借给被告胡秧平、同意以其公司名义向原告承揽案涉货物的运输清关事项，并因此从中获益。原告仅凭被告胡秧平微信所发的被告拓安达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且复印件没有加盖被告拓安达公司的公章，没有尽到谨慎审查的注意义务，难为善意。原告主张，被告胡秧平是履行被告拓安达的职务行为或与被告拓安达公司存在挂靠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诉请被告拓安达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诉请解除合同关系的问题被告胡秧平没有按时安全地将案涉货物运到深圳，构成重大违约，经催告后，被告胡秧平仍未能履行，法定解除权成就，原告诉请解除双方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和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四、关于被告胡秧平应承担的赔偿额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已按照被告胡秧平指示的入仓号将案涉货物交付至入仓号对应的仓库。在之后双方就案涉货物的运输清关何时货到深圳等环节进行沟通过程中，以及在货丢后双方就案涉货物的赔偿进行协商过程中，被告胡秧平从未提出过案涉货物原告根本就没有交付到入仓号对应的仓库中、案涉货物不是《买卖合同》《商业发票》项下的货物，被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实际入仓的货物不是原告主张的案涉货物，应承担反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被告胡秧平主张，原告没有交付货物或所交货物不是《买卖合同》《商业发票》项下的货物，与事实不符，依据不足，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胡秧平将案涉货物弄丢，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胡秧平也同意赔偿，但双方对赔偿额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被告胡秧平主张按照5倍运费赔偿人民币100320元，原告主张按照货值赔偿港币398360元或折合人民币343535.2元。对此争议，本院认为，被告胡秧平应按照货值赔偿。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该条是对赔偿数额的规定。其次，双方事先对赔偿额没有约定，被告胡秧平给出5倍运费的赔偿，原告也不同意，即双方事后对赔偿额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再次，在双方对赔偿额没有约定的情形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赔偿额按照案涉货物的价值确定。《买卖合同》《商业发票》均记载案涉货物价值港币398360元，被告胡秧平没有反证证明案涉货物的实际价值低于记载价值，应承担反驳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被告胡秧平应向原告赔偿港币398360元、折合人民币343535.20元。五、关于原告诉请可得利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原告在本案中可以请求转售利润，但应举证证明转售利润是确定的、合理的，且是被告胡秧平可以预见的。原告对此没有尽到举证证明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诉请转售利润人民币34353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诉讼请求，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刘永莲与被告胡秧平之间就案涉货物存在的运输和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二、被告胡秧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刘永莲赔偿货损人民币343535.2元；三、驳回原告刘永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968元，由原告负担人民币633元、被告胡秧平人民币负担633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 成人民陪审员  栾玉霞人民陪审员  申忠萍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程颖书记员甘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