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602行初1号原告马电伟，男，回族，1982年04月02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0317，云南省鲁甸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鲁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秦永菊，云南国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100431547075N。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团结路**。负责人：杨朝邦，系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队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长麟，系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民警（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星刿，云南朱提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原告马电伟不服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于2020年1月0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4月14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电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秦永菊，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长麟、韩星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3月18日，昭阳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二大队在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立案受理原告马电伟交通肇事逃逸一案，并于当日向原告邮寄送达编号为：530602662211443《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2018年4月24日，被告向原告邮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2018年5月8日，原告马电伟向被告提交《听证申请》，被告于2018年5月11日向原告送达了昭公（交）听通字（2018）002号《举行听证通知书》。但原告未按照被告规定的时间准时参与听证，导致听证无法正常举行。2018年5月25日，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昭公交决字（2018）第53060026000061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原告马电伟的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于2019年7月9日，直接送达给原告马电伟。原告马电伟诉称，2014年5月26日，原告驾驶云Ｃ×××**号自卸车从现在的德云水泥厂装着水泥，经昭彝线向昭通方向行驶，最后驾驶车辆经鲁甸路运输水泥到大山包，最后在大山包下水泥时，在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排查过程中才得知：“原告驾驶车辆在当日8时20分许同代仁粉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车发生碰撞，导致代仁粉死亡的交通事故。”原告知道真相后，主动向公安机关自首配合调查，第一时间向死者代仁粉家属进行了赔偿，并获得死者家属的谅解。2014年6月23日昭通市作出昭阳二公交认字（2014）第0004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原告肇事逃逸为由推定原告全责，由于原告法律意识淡薄未提起复核程序，后昭阳区人民法院根据事故认定书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原告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判决，原告由于被判处缓刑故未提起上诉。判决生效后，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昭公交决字（2018）第53060026000061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于2014年5月26日8时20分在昭彝线Ｋ1＋50Ｍ实施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给予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该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7月9日送达给原告，原告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原告认为经公安调查的笔录可以证实“原告当天车上搭乘了两女一男三个人，行驶过程中，四个人均未认识到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告驾驶车辆一整天，沿二环路行驶，经鲁甸路驾驶到大山包，中途加过三次水和一次油，原告未对驾驶车辆做过任何处理。其次原告驾驶车辆在阳光财产保险公司购买了足额的保险，如发生交通事故，保险金额足以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原告根本没有逃逸的必要。”根据相关证据可认定，原告在事故发生时并未认识到交通事故的发生，即主观上不存在明知，在得知事故发生后，原告首先配合交警部门进行排查，并积极主动向受害人家属支付了伤葬费用及死亡赔偿金，客观上亦无躲避法律责任的行为。此次交通事故原告并无逃逸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昭公交决字（2018）第53060026000061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一家老小的生计完全依靠于原告驾驶大车运输货物维持，原告的驾驶技能是原告一家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原告愿意接受吊销驾驶证的处罚，但对于终生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认为违背法律规定，处罚过重。请求依法撤销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昭公交决字（2018）第53060026000061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马电伟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昭公交决字（2018）第53060026000061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1份，证明：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认定原告于2014年5月26日8时20分在昭彝线Ｋ1＋50Ｍ实施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给予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三、1、昭通市昭阳二公交认字（2014）第0004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1份；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复印件1份；3、《丧葬协议》复印件1份；4、《协议》复印件1份；5、《收条》复印件2份；6、《谅解书》复印件1份；7、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4）昭阳刑初字第453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得知事故发生后未逃避法律责任，积极向死者家属作出经济赔偿获得死者家属谅解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原告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三组中的第1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第2-6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不是被告作出本案行政行为的依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7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辩称，原告在肇事当时就知道已经撞着人了，后驾车逃逸，此事实已被原告交通肇事罪一案中的判决书予以确认，答辩人对原告的行政处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一、《道路交通事故卷宗》复印件1本：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登记表、立案告知书、拘留证、拘留通知书、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逮捕通知书、起诉意见书、2014年5月27日询问马电伟笔录两份（其中原告自述了其经过事发地点之后在其货车的后视镜看见了电瓶车翻在路上，还看见了一个人躺在地上）、权利义务告知书、提讯提解证、逮捕必要性审查报告、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事故现场图、马电伟身份证复印件及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表、2014年5月26日询问马电伟笔录、2014年5月26日询问张荣贵笔录、询问李元红笔录、2014年5月26日询问邹保芬笔录、询问王玉巧笔录、询问祁崇章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回证、提取笔录及提取照片公开调查证据记录、呈请立案报告书、呈请拘留报告书、呈请提请批准逮捕报告书、呈请侦查终结报告书、呈请提请起诉报告书；二、昭阳区人民法院（2014）昭阳刑初453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卷宗》中2014年5月27日询问马电伟的两份笔录内原告自述了其经过事发地点之后在其货车的后视镜看见了电瓶车翻在路上，还看见了一个人躺在地上…；2014年5月30日询问马电伟笔录、2014年5月26日询问张荣贵笔录证实事发后，原告及张荣贵下车巡视后，原告说碾死一个人，走上车走了……；2014年5月26日询问邹保芬及其他证人的几份调查笔录以及刑事判决书中原告的陈述，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规定，能够证明原告马电伟系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并逃逸。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也是根据《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而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本案原告系交通肇事造成受害人代仁粉死亡，在肇事后原告还停下车去看，看见有个人躺在路上，一张电瓶车翻在路上，但原告未采取任何措施驾车逃逸现场，此事实已经被昭阳区人民法院（2014）昭阳刑初453号《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三、《受案登记表》、《公安交通执法审批表》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告依法办理受案手续；《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国内挂号信函收据》、《情况说明》、《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告依法告知原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听证申请书》、《举证听证通知书》、《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告已经通知原告听证，原告未按时出席听证会，被告终止听证后依法作出吊销原告驾驶证并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经质证，原告认为：对马电伟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被告未将原告马电伟的全部《询问笔录》完全出示，原告虽然看见了有人躺在路上，有电动车翻在路上，但原告不认为是自己碾死的，因为当时还有其他车辆在旁边，从笔录中不能看出原告有逃避的行为；对张荣贵《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躺在路上的人就是原告马电伟碾死的，因为张荣贵下车后也看见有一辆红色的货车经过，所以张荣贵认为这个人不是原告马电伟碾死的，才说没得事，就碾死个人而已，才叫原告上车走了，原告也不存在特意避开摄像头的行为。对2014年5月26日邹保芬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证实了原告开车到二十五孔桥时是因为车上有人下车，这些证人的笔录恰巧证明了他们都认为发生事故的道路上的人不是原告马电伟碾死的；对昭阳区人民法院的（2014）昭阳刑初453号《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事实说明原告肇事造成他人死亡没有异议，但是对认定原告肇事后逃逸无事实依据；对被告提交的《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告知并非是行政处罚案件的告知，而是刑事案件的告知程序，其告知的内容也不是涉及行政处罚的内容，交通事故卷宗中所有的证人证言所采用的都是刑事案件的权利义务告知。对《受案登记表》、《公安交通执法审批表》的三性无异议；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的三性无异议；对《情况说明》、《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缺乏合法性，不能证明被告通知过原告马电伟，保障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对《听证申请书》的三性无异议；对《举证听证通知书》的三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书》的三性无异议。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64条第4款错误，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根本没有进行重大案件讨论。经过庭审举证和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第一、二组及第三组中的第1、7份证据，证据来源合法，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的第2-6份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且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三组证据，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原告马电伟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一案经过昭通市公安局昭阳分局立案，并移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被本院（2014）昭阳刑初字第45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事实；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人民法院作出行使判决后立案受理其交通肇事逃逸一案的行政案件，并作出吊销原告马电伟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行政处罚的事实，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经审理，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14年5月26日，被告马电伟驾驶云Ｃ×××**号自卸货车沿昭彝线由彝良县方向往昭阳区城区方向行驶。8时20分许，当车行至昭彝线Ｋ1＋50Ｍ处时与同向被害人代仁粉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并致代仁粉死亡，后马电伟驾车离开现场。经鉴定，代仁粉系机械性颅脑损伤死亡。2014年6月23日，经昭通市作出的昭阳二公交认字（2014）第00049号《道路事故认定书》认定：“马电伟驾驶车辆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离现场，认定马电伟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代仁粉无责任”。后该案经昭通市公安局昭阳分局侦查，并移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4年10月30日，经本院（2014）昭阳刑初字第45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马电伟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2016年3月18日，昭阳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二大队对原告马电伟涉嫌实施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立案。当日向原告邮寄送达编号为530602662211443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2018年4月24日，被告通过国内挂号信函的方式向原告邮寄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拟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2018年5月8日，原告马电伟向被告提交《听证申请》，要求被告举行听证。2018年5月11日，被告向原告直接送达了昭公（交）听通字（2018）002号《举行听证通知书》，通知原告于2018年5月16日9时0分按时出席听证会。但原告未准时按照被告规定的听证时间到达听证会现场，被告终止了听证程序。2018年5月25日，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昭公交决字（2018）第53060026000061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原告马电伟的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2019年7月9日，原告马电伟在昭通市领取了该处罚决定书。原告收到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不服，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昭公交决字（2018）第53060026000061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或者暂扣驾驶证处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决定;对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决定。”根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是法律、法规授权的有权对其管辖区域内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是合法的行政执法主体。《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规定：“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应当吊销驾驶人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后,由设区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同时具有逃逸情形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同时依法作出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决定。”本案中,原告马电伟因犯交通肇事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刑事处罚,且判决已生效。在本院生效的（2014）昭阳行初字第453号《刑事判决书》中，已明确载明：“本院认为，被告人马电伟违反道路交通运输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并逃逸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七十条：“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在本院生效的（2014）昭阳行初字第453号《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了原告马电伟存在“违反道路交通运输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并逃逸的行为”。故原告马电伟提出的其不存在交通肇事逃逸情形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依照该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后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受理，在对原告马电伟履行了行政处罚告知义务后,对其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案件系2016年3月18日立案受理，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当时适用的公安部2012年12月19日修订发布，2014年6月29日第一次修正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送达法律文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依照简易程序作出当场处罚决定的，应当将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罚人，并由被处罚人在备案的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被处罚人拒绝的，由办案人民警察在备案的决定书上注明。（二）除本款第一项规定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理人，并由被处理人在附卷的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即为送达；被处理人拒绝的，由办案人民警察在附卷的决定书上注明；被处理人不在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的7日内将决定书送达被处理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应当在2日内送达”。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日期为2018年5月25日，但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的时间为2019年7月9日，该行为明显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关于对送达期限的规定，属程序违法，但该违法行为对原告合法的权利义务并未产生实质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故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对《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中虽程序违法，但对原告合法的权利义务并未产生实际影响，依法应不予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昭公交决字（2018）第53060026000061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二、驳回原告马电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马电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马兴慧人民陪审员  马国惠人民陪审员  鲁 桂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马世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