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05民初2938号原告：辛素洁，女，196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文，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江涛，男，196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威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英华，山东隆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迪，山东隆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鸿，女，196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山东省威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源源，山东隆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辛素洁与被告余江涛、被告苏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辛素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文，被告余江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英华，被告苏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源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辛素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余江涛偿还借款本金660万元；2.判令余江涛支付借款利息（以660万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五年以上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4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5月20日为164.395万元）；3.判令苏鸿对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余江涛、苏鸿承担。事实和理由：辛素洁诉称，自2010年以来，余江涛陆续向辛素洁借款700余万元，借款全部通过苏鸿银行账户收取。2014年4月20日余江涛向辛素洁出具借到本金660万元的借据，约定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后经了解，余江涛与苏鸿系同居关系，两人长期生活并育有一女，以余江涛名义所借资金大部分实际由苏鸿个人使用。为此，辛素洁提起本案诉讼，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请求判如所请。余江涛辩称，1.本案系因济南恒安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安公司）非法集资导致的纠纷，因该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故请求驳回辛素洁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集资的具体过程为：辛素洁因其律师身份不便直接参与向该公司集资，故委托余江涛办理，又因余江涛系银行员工也不便参与，于是便商议使用苏鸿因理财而放在余江涛处的银行卡。自2010年12月至2011年10月间，辛素洁通过苏鸿的银行账户向恒安公司多次、重复、滚动、有规律的参与集资。在恒安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的业务陆续停止后，经余江涛与辛素洁对账，辛素洁已收回本金及部分高息，仅是190余万元的高息没有收回，并按辛素洁的安排由余江涛找到恒安公司补开了出借人为余江涛的借据。此后辛素洁在2012年6月以要起诉恒安公司的名义约余江涛面谈，趁机掳走余江涛的记账笔记本及部分本应归还余江涛的借据、收条，后又不断对余江涛威逼恐吓、软硬兼施，让余江涛打了很多收条、借据，甚至还在空白纸上签字。2.辛素洁主张余江涛向其借款660万元，其应就借款时间、借款金额、款项给付等事实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2013）历商初字第648号案件中，辛素洁曾表示2011年3月24日开始分多次给余江涛打款，大部分是现金，2012年6月30日的200万元借条系最后汇总。由此可知2011年3月24日之前的打款根本不是借款。在该案庭审后，辛素洁认可200万元应由恒安公司支付且其自身不存在损失，加之借条上签名非苏鸿所签，故向法院书面申请撤诉，称其与余江涛、苏鸿已达成和解协议并执行，合法权益已得到维护，诉讼目的已达到，故撤回起诉。至此，辛素洁所称200万元借贷法律关系也已消灭，故其提交的2012年6月30日前的银行流水不能作为660万元借款给付的证据。关于660万元借据的形成过程，系辛素洁在2014年4月19日以其重病为由联系余江涛见面，见面后威胁余江涛出具了该份借条。但辛素洁实际转款系发生在2010年12月22日至2011年10月24日期间，共11笔，日期均在每月24日前后，余江涛向其付息的时间也在24号前后，故此为集资参与款而非借款。3.余江涛从未失联，辛素洁曾在（2016）鲁01民监1号案件中提供过余江涛的联系方式，且在该案中也查明余江涛与苏鸿并未生育一女。在此情况下，辛素洁在本案中仍罔顾事实称余江涛与苏鸿“同居关系，长期共同在一起并育有一女”，其应承担诋毁他人名誉的法律责任。4.本案不能忽视辛素洁律师身份的事实，其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诉讼经验。苏鸿辩称，1.辛素洁与苏鸿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也无借款行为。在（2016）鲁01民监1号案件中法院对辛素洁所做询问笔录中，其自述在与余江涛的来往过程中苏鸿根本未曾露面及参与。2.苏鸿为理财方便，将账户放至余江涛处由其代为理财使用。苏鸿并无将账户出借给余江涛使用的行为，也不存在使用辛素洁资金的行为。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出借账户并不意味着承担责任，更何况苏鸿并未出借账户。该批复提出的“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则不能简单的解释为连带责任，二则追究民事责任的前提应立足于出借行为的违法性，该违法行为与获取不法利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出借行为造成相对人损失等综合因素考量的基础之上。4.《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部门规章，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适用于本案民事纠纷。5.苏鸿与前夫离婚前后共计分得了约200万元的财产，足以使自己和女儿衣食无忧，苏鸿没有使用辛素洁资金的行为。6.苏鸿与余江涛仅是朋友关系，女儿苏某系苏鸿与前夫刘志鹏所生，有出生证明和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查为证。关于女儿学籍卡父亲一栏中填写余江涛的名字，系因怕女儿会受歧视且余江涛没有家室等原因所为，但辛素洁罔顾法院调查的事实，滥用学籍卡并仍称余江涛与苏鸿“同居关系，长期共同在一起并育有一女”，苏鸿保留追究其侵害名誉权的法律责任。7.辛素洁曾于2013年利用伪造苏鸿签名的借条及苏鸿齐鲁银行卡的两张转账凭证起诉苏鸿，后其因怕苏鸿对签名进行司法鉴定及进行举报，在经沟通后辛素洁承认余江涛不欠其钱并进行撤诉，撤诉申请书中明确表明与余江涛、苏鸿已达成和解协议并执行，合法权益已得到维护，诉讼目的已达到，故撤回起诉。8.苏鸿的银行卡在余江涛处系因苏鸿委托余江涛进行理财，为方便结算而为，辛素洁与余江涛如何倒腾资金苏鸿并不知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2月至2011年10月期间，辛素洁自其尾号125290的齐鲁银行账户向苏鸿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有多笔转账及存入款项，分别为：1.2010年12月22日97万元；2.2011年1月24日103.7万元；3.2011年2月24日分两笔共77.6万元；4.2011年3月24日82.45万元；5.2011年6月24日116.4万元；6.2011年8月5日分两笔共40.85万元；7.2011年9月23日19.4万元；8.2011年10月13日53万元；9.2011年10月24日24.25万元。上述款项金额共计614.65万元，辛素洁主张均为向余江涛出借的借款。除上述款项外，辛素洁主张另有向余江涛现金出借款项共计99.7万元，分别为2011年5月24日9.7万元、2011年6月21日60万元、2011年9月20日10万元、2011年9月21日20万元，也均存入苏鸿尾号256490齐鲁银行账户。对此，余江涛、苏鸿对款项的交付不予认可，辛素洁亦未提交款项交付的证据。2014年4月20日，余江涛向辛素洁出具借据一份，载明“本人自2010年以来共借到辛素洁人民币陆佰陆拾万元正（6600000.00）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计算。辛素洁可随时向我本人追偿本息”。辛素洁主张，该借据系在其与余江涛经对2010年12月至2011年10月期间辛素洁出借的款项及余江涛支付的利息对账后由余江涛所出具。经质证，余江涛对该借据系由其出具无异议。关于借款事由，辛素洁主张其与余江涛系多年朋友关系，在2007年通过余江涛介绍知晓了余江涛与苏鸿系夫妻关系，二人并有一个两岁的孩子。2009年余江涛以其家庭在章丘市开了铁矿需要几百万资金周转为由表示想向辛素洁借款，并承诺给予高于银行利息的借款利息。辛素洁经调查章丘紫能矿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了解到苏鸿占有31%的股份，结合余江涛向其提交的承包合同、勘探材料等资料，辛素洁认为还款能力有保证，故自2010年12月份开始陆续出借款项至苏鸿账户。关于苏鸿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经在案证据反映，苏鸿曾于2010年与齐鲁银行签订个人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并在该合同项下最高借款额中与齐鲁银行签订借款支用单三份，借款金额共计80万元，借款用途均为消费。在三份支用单中，苏鸿均授权银行在其尾号256490的银行账户中扣收贷款本息。另查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多起诉讼，根据在案证据显示相关诉讼情况如下：1.2013年，辛素洁曾以民间借贷纠纷对余江涛、苏鸿提起诉讼，要求余江涛、苏鸿偿还借款200万元，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以（2013）历商初字第648号案件立案受理。该案起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记载辛素洁系于2011年3月24日、2011年6月24日分两次借给余江涛、苏鸿198.85万元，由余江涛、苏鸿出具了200万元的借条；该案辛素洁提交的证据为余江涛、苏鸿签名的借条1份（苏鸿本案中主张该借条上签名为辛素洁伪造）以及2011年9月23日19.4万元的转账凭证1份;该案庭审笔录中，辛素洁陈述对于借款系多次打款及现金出借款项共计198.85万元并表示以当庭陈述为准，且200万元借条中包含了198.85万元借款的利息。余江涛陈述其收到了辛素洁所诉198.85万元借款，但对打款和现金的数额分别是多少记不清了，借条主文和签名系余江涛本人所写，苏鸿签名不是余江涛所写；该案审理过程中，辛素洁于庭审时当庭撤回对苏鸿的起诉；后于庭审后又对该案撤诉，撤诉申请书载明的撤诉理由为“辛素洁与余江涛、苏鸿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并执行，因自身合法权益已经得到维护，诉讼目的已经达到”。2.2011年，苏鸿曾以民间借贷纠纷对余江涛提起诉讼，要求余江涛偿还借款200万元，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以（2012）历商初字第17号案件立案受理，后由该院出具（2012）历商初字第17号民事调解书对该案调解结案。后因辛素洁举报该案虚假诉讼，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审查后做出（2016）鲁01民监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2012）历商初字第17号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裁定该案由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做出（2016）鲁01民再5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苏鸿主张200万元的借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2012）历商初字第17号民事调解书，将该案发回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重审。案经重审，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做出（2016）鲁0102民再1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苏鸿主张分三次以现金向余江涛出借200万元，无确凿证据证实双方的借贷合意及资金交易，故其主张余江涛偿还借款200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驳回苏鸿的诉讼请求。在（2012）历商初字第17号案件再审审查过程中，案件承办人曾：1.对辛素洁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辛素洁主要陈述其在2011年期间通过向苏鸿交付款项的方式实际交付余江涛款项大约500-600万元，每次交付都是余江涛持苏鸿的存折在银行进行的转账，苏鸿没有露过面，但辛素洁作为朋友知晓余江涛与苏鸿系夫妻关系；2.至山师附小查询苏鸿女儿苏某的原始入学手续并制作工作笔录，笔录主要载明：“苏某于2011年9月1日入山师附小就读，后转学至威海高技区第一小学，其户籍记载为苏鸿之女，住济南市，其学籍表均记载父亲为余江涛（监护人1）、母亲为苏鸿（监护人2），家庭住址为济南市历下区文化园3号楼2单元203室（余江涛为房主）。该校副校长答复：原始入学手续已经销毁，按照学校管理规定最多保存两年。根据苏某的上述信息，理论上存在入校的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得有余江涛、苏鸿的结婚证。由于原始资料已经销毁，到底有没有结婚证无法查询，即便是有结婚证，学校也没有能力落实真伪。”本案中，苏鸿提交了苏某的户口簿及出生医学证明，其中户口簿记载苏某曾用名为刘奕彤，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刘奕彤父亲为刘志鹏，母亲为苏鸿。苏鸿与刘志鹏原系夫妻关系，在上述（2016）鲁0102民再11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二人于2005年经法院判决离婚。3.2019年，辛素洁以房屋确权纠纷起诉余江涛，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以（2019）鲁0102民初1672号案件立案受理，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该案尚在二审审理中。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下列事项产生争议：争议一、余江涛对辛素洁有关向苏鸿账户转账及汇入款项系借款的主张提出异议，主张相关款项均是辛素洁委托余江涛向恒安公司进行集资的款项。就上述主张，余江涛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1.2011年10月24日恒安公司向余江涛出具的借条一份及恒安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借条内容为：“今借到余江涛人民币现金壹佰玖拾万元整（?1900000-）借款期限半年。”据该证据，余江涛主张恒安公司因无法返还辛素洁集资的高额利息故出具此借条，因余江涛与恒安公司人员相熟，故按辛素洁指示，在借条中写为借余江涛的款项。经质证，辛素洁主张该证据只能证明恒安公司与余江涛之间的借贷关系，与辛素洁无关，且余江涛陈述的借条形成过程也不属实；苏鸿主张该证据与其无关，真实性不清楚。2.余江涛自行整理的向恒安公司转账的明细表及对应的银行流水记录一宗，其中银行流水反映，自2010年12月份至2011年10月份，苏鸿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及其另外的工商银行账户曾多次向尾号8187、7789、7374、5678的银行账户转账。余江涛表示上述尾号8187、7789的银行账户为恒安公司董事长曾庆军的账户，尾号7374、5678的银行账户为恒安公司总经理吴晓鲁的账户，并据此主张上述款项多为转付的辛素洁的集资款。经质证，辛素洁主张该组证据证明了余江涛自认收到辛素洁本金664万元，但不能证明辛素洁让余江涛代转至恒安公司；苏鸿对该组证据中有关其本人银行账户信息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就上述证据查明，除余江涛主张的转账外，苏鸿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在2011年期间另发生若干业务，使用频繁。3.余江涛自行整理的向辛素洁转账的明细表及银行流水一宗，据此证明在2011年2月至同年11月期间余江涛或苏鸿的银行卡曾向辛素洁付款共计90.4万元，该款为由余江涛代转的由恒安公司向辛素洁支付的部分利息，并表示其余集资本金及利息由恒安公司汇入辛素洁指定账户。经质证，辛素洁认可收到90.4万元款项，但主张该款项的性质是余江涛与苏鸿共同向其支付的借款利息，与恒安公司无关；苏鸿对该组证据中有关其本人银行账户信息的真实性予以认可。4.（2013）历商初字第648号案件的起诉状、借条（该案证据）及撤诉申请等卷宗材料一宗，据此证明辛素洁在该案起诉时自认双方最后汇总金额为200万元，故本案所诉借款金额660万元不成立，且辛素洁对该案的撤诉证明其所谓200万元的借贷法律关系也已消灭。经质证，辛素洁主张该案所诉仅是双方之间借款的一笔，该案撤诉系双方口头协商给予余江涛和苏鸿延缓还款时间；苏鸿质证该组证据反映了辛素洁与余江涛之间的所有款项纠纷在该案中已处理完毕。5.2012年6月30日余江涛向辛素洁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复印件一份，内容为“本人因向辛素洁个人借款人民币捌佰万元正（8000000.00）上述款项已通过苏鸿转账和本人收现金全部收到，本人以个人的资产提供担保。”余江涛主张该证据系辛素洁于2016年在（2016）鲁01民监1号案件中提供，并以辛素洁曾起诉200万元借款而不起诉该800万元借款证明该800万元借款与本案660万元借款一样并不存在，且辛素洁陈述2014年4月20日之前的借条、欠条均已由余江涛收回与事实不符。经质证，辛素洁主张其在（2016）鲁01民监1号案件中提交该还款承诺书是要证明余江涛与苏鸿对外以夫妻关系宣称和示人以及出借款项是通过苏鸿的账户且苏鸿与余江涛已全部收到借款，本案陈述的2014年4月20日之前借条和欠条余江涛均已收回与该还款承诺书并不矛盾；苏鸿认为该承诺书系余江涛出具，与其无关。6.2011年1月24日余江涛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一份及案外人任翔出具的证明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辛素洁现金壹佰壹拾万元正。”任翔出具的证明内容为“今证明辛素洁手中余江涛出具的金额壹佰壹拾万元（1100000.00）的借条及收到条已作废。特此声明”据该组证据，余江涛主张收条对应的款项为2011年1月24日辛素洁转账的103.7万元及利息，后辛素洁以收条找不到了为由，让与其在同一律所的任翔出具证明，但辛素洁现将该收条又在（2019）鲁0102民初1672号案件中予以使用。经质证，辛素洁主张收条系在（2019）鲁0102民初1672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任翔所出具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苏鸿认为该组证据与其无关，不予质证。经本院核实，辛素洁在（2019）鲁0102民初1672号案件中提交了上述收条，对应的付款情况辛素洁在该案中主张为向余江涛交付的现金及兴业银行的贷款，未以本案103.7万元的银行流水作为该收条的付款凭证。争议二、苏鸿对辛素洁主张由其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提出异议，主张自己对辛素洁与余江涛之间的资金往来不清楚，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对于其抗辩主张，苏鸿提交的证据除本院上述查明内容中涉及的苏某的户口薄和出生医学证明、（2016）鲁01民监1号案件询问笔录等证据外，另有如下证据：1.2012年2月13日苏鸿与案外人卢玉美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一份，据此证明苏鸿以该房屋买卖的价款偿付前述其向齐鲁银行的80万元贷款，并未使用辛素洁的资金。经质证，辛素洁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主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余江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2.2013年4月25日由苏鸿、余江涛、辛素洁共同签字的书证一份及2013年4月26日辛素洁在（2013）历商初字第648号案件撤回对苏鸿起诉的申请书一份，上述书证内容为“辛素洁转账到苏鸿帐户的款项已由余江涛全部收到”。据该组证据，苏鸿主张三方经核对账目后确认苏鸿银行卡由余江涛与辛素洁私自使用用于收取和转付辛素洁集资款，苏鸿不应承担责任，故三方书面签字确认并由辛素洁于次日向法院申请撤回对苏鸿的诉讼。经质证，辛素洁主张苏鸿在书证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反证实了苏鸿对借款事实清楚且参与了借款过程，在（2013）历商初字第648号案件中系因余江涛与苏鸿承诺还款，辛素洁才撤回了起诉；余江涛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关于争议一余江涛通过苏鸿银行账户收取的辛素洁款项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辛素洁对于其主张的与余江涛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提交了款项交付的银行流水以及余江涛向其出具的借条，能够证实二者之间的借贷合意以及借款的实际交付，二者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应予认定。余江涛抗辩案涉款项均系辛素洁委托其向恒安公司进行集资的款项，但其未能提交辛素洁有上述意思表示的证据予以证实。余江涛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反映的或是苏鸿银行账户与案外人银行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或是案外人向余江涛出具的借条，或是案外人出具的证明，均无法体现与辛素洁之间的关联性，故上述证据既无法排除余江涛在向辛素洁借款后自行使用款项的行为，也不能证实辛素洁对其有委托事项，故本院对余江涛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争议二苏鸿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其应予承担，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指出，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银行账户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1.苏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应由其个人对自己银行账户的使用进行掌控，即便如其所言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交由余江涛为其办理理财使用，但对第三人而言，也意味着苏鸿将该账户使用的权责授予余江涛，苏鸿作为授权人或委托人，应承担该账户收付款项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现其银行账户发生大量的资金往来，苏鸿仅以自己对账户的使用不知情为由进行抗辩，不足以免除其民事责任；2.根据在案证据显示，苏鸿尾号256490的齐鲁银行账户除收取辛素洁的款项外，在同一时期还存在大量的其他业务，同时苏鸿还将该银行账户作为其向银行进行消费贷款的授权扣收本息账户，该事实证明苏鸿对该银行账户能够控制并且实际使用；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案证据反映，苏鸿之女苏某的学籍卡记载余江涛为苏某父亲、苏鸿为苏某母亲。在（2016）鲁01民再51号民事裁定书及（2016）鲁0102民再11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的苏鸿与余江涛的住址均为同一处。上述情况能够证实苏鸿与余江涛曾以夫妻关系或以夫妻关系的表象对外示人，同时余江涛又持有及使用苏鸿的银行账户，故辛素洁主张其系在相信余江涛与苏鸿系夫妻关系共同借款的情况下出借借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采信。4.苏鸿提交的2013年4月25日由苏鸿、余江涛、辛素洁共同签字的书证，其内容仅是反映了款项流转的客观情况，并无苏鸿本案主张的其不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而按苏鸿所言该书证系在其因自己账户收款而涉诉，后经三方确认收款与苏鸿无关的情况下签署，则该书证上更应明确体现出与苏鸿无关的意思表示，现该书证上并无此意思表示，显与常理相悖。综上分析，应认定苏鸿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其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根据上述对争议问题的分析，能够认定余江涛与辛素洁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苏鸿为共同借款人。余江涛在其出具的借条中载明“辛素洁可随时向我本人追偿本息”，现辛素洁要求其与苏鸿偿还借款本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金额，其中614.65万元，有银行流水为证，足以证实款项的交付，本院予以认定。辛素洁主张另有99.7万元系现金出借给余江涛，但未能提交其交付款项的证据，余江涛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据此，辛素洁主张的660万元借款中的614.65万元，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余江涛、苏鸿关于辛素洁在（2013）历商初字第648号案件主张借款只有200万元，且撤诉也表明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归于消灭的主张，首先该案并未作出最终的实体处理，其次根据法律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再次撤诉并不当然代表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而该案撤诉申请中也未有关于双方债权债务消灭的明确表述。据此，余江涛、苏鸿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借款利息，余江涛出具的借条中载明为“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计算”，因双方并未约定明确的借款期限，辛素洁主张按五年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依法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综据上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江涛、被告苏鸿偿还原告辛素洁借款本金614.65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余江涛、被告苏鸿偿付原告辛素洁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614.6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辛素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491元，原告辛素洁负担5000元，被告余江涛、被告苏鸿负担6549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郭 怡审判员 曹新建审判员 朱广民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马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