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72民初1385号原告：佛山市力澜峰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王建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峰，广东历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俊坚，广东历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奥柏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负责人：阿尔弗雷德·费尔南德斯·马丁内斯（AlfredoFernandezMartinez）。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永东，广东敬海（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林，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奥柏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阿尔弗雷德·费尔南德斯·马丁内斯（lfredoFernandezMartinez），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永东，广东敬海（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林，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佛山市力澜峰家具有限公司与被告奥柏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奥柏深圳分公司）、奥柏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柏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建文、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永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赔偿原告货款损失人民币484,819.60元（货款69,588美元按2018年11月1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1比6.9670折算）及其利息（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赔偿原告律师费人民币18,000元；3.被告奥柏公司对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6月与西班牙的欧亚贸易西班牙公司（EURASIATRADESPAINS.L，以下简称欧亚公司）达成家具采购协议，订单编号为MYF-18ISO604，产品销往墨西哥，该订单分为6个批次，由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作为货运代理公司代理出运，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收到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发生的电放提单保函后方可放货。在交易期间，应欧亚公司要求，额外增加了3份订单，编号分别为MYF-18ISO620、MYF-18ISO803和MYF-18ISO824，3份订单的款项分别为32,462美元、5070美元和32,056美元，其中前两份订单是第三份订单的配套使用产品。基于对客户的信任，在客户并未就前两份订单付款的情况下，原告通过邮件向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发送了电放提单保函，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按照原告的指示予以放货。就第三份订单，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在没有收到原告发送的电放保函的情况下私自放货，导致原告无法收回该份订单项下的货款。而且客户本应在收到第三份订单项下货物之前，就此3份订单一并结算货款，现客户拒绝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未经原告同意擅自电放货物，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奥柏公司作为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的总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MYF-18ISO620号订单项下货物的出口文件和订舱确认单等；2.MYF-18ISO803号订单项下货物的出口文件和订舱确认单等；3.2018年8月27日至9月29日期间原告与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之间的联系电子邮件，以上3份证据材料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委托出运了两票货物，其金额分别为32,462美元和5070美元，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在原告发送电放提单保函的情况下，予以放货给收货人；4.MYF-18ISO824号订单项下货物的出口文件和订舱确认单等；5.2018年9月14日至10月30日期间原告与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之间的联系电子邮件，以上2份证据材料拟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出运的第三票货物，金额为32,056美元，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在没有收到原告的电放提单保函的情况下，擅自将该批货物放货；6.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4日期间原告与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之间的联系电子邮件,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就后者擅自放货进行沟通和索赔;7.费用账单和银行付款记录,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以及原告已经支付了涉案3票货物的货运代理费用;8.案外货物运输的电放申请（TelexReleaseRequistion）和提前放单保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之间存在惯例，需要原告书面同意和电子邮件通知，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才能指示电放；9.空白电放申请和MYF-18ISO824号订单项下货物的电放申请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未经原告同意擅自指示承运人电放货物，且伪造电放通知，故意隐瞒；10.委托代理合同，拟证明原告聘请律师的费用为人民币18,000元；11.微信聊天记录；12.电子邮件，以上2份证据材料拟证明收货人与其代理人未能协商好，导致收货人未向原告付清货款。两被告共同辩称，（1）就编号为MYF-18ISO620、MYF-18ISO803的订单项下的两票货物运输，原告已确认指示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放货，被告并无违约之处，原告就该两份订单项下的货物运输，请求赔偿货款损失32,462美元和5070美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就编号为MYF-18ISO824的订单项下的货物运输，原告已经作出放货的意思表示，并非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私自放货。本案中，代表原告与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及收货人联系办理业务的是原告工作人员刘敦（英文名为FrancesLiu）。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三方联系紧密，原告的所有指示均由刘敦代表原告发出，且作为交易习惯，原告的指示也经常通过收货人的代表转达给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本案中也是如此。刘敦已于2018年10月31日发出MYF-18ISO824号订单项下货物的放货指示，该指示经由收货人的代表转达给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且该指示为原告加盖公章的明确指示，原告声称其并未对该票货物运输指示放货，与事实不符。据悉，原告因与刘敦之间的劳动合同纠纷，意图否定刘敦代表原告对履行涉案货物买卖、货代、运输合同所做的行为。原告与其员工之间的内部纠纷，不能否定刘敦代表原告所做的职务行为的对外效力，原告意图撤销其员工之前所作出的指示放货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两被告均没有违约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基础。（3）原告并未遭受实际损失，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就原告声称的其与贸易买方（即收货人）之间的合同履行，收货人已经向原告支付了全部的款项，所支付的款项已经超出原告所交付货物的货款，这也是原告之所以指示对包括涉案货物运输在内的全部货物放货的原因。原告声称其未从收货人处收到涉案3份订单项下的货款，与事实不符，原告并未遭受货款损失。因此，无论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是否存在所谓“私自放货”的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原告对律师费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判令驳回原告的的全部诉讼请求。两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共同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和收货人欧亚公司之间的联系电子邮件，拟证明原告已经确认对MYF-18ISO824号订单项下货物进行电放，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没有违约；2.原告在佛山市顺德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对刘敦提起仲裁的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就本案纠纷向其员工刘敦提出仲裁申请，刘敦代表原告指示电放货物行为有效，原告已收到收货人的货款；3.刘敦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原告意图让刘敦否认先前的电放行为和收齐货款的事实，表明刘敦的指示放货行为有效，原告已收齐货款；4.被告发给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电子邮件，拟证明原告与收货人之间的交易履行情况，以及原告已经收齐货款，没有损失；5.银行汇款记录，拟证明收货人分7次向原告支付了合计886,406美元；6.原告与收货人之间交易的、由被告代理货运的共8票货物的提单，原告发给收货人的商业发票和装箱单，拟证明原告发运给收货人的货物的货款为806,374美元；7.收货人向原告付款的汇总情况，拟证明原告未遭受损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4中涉案3份订单项下货物的出货通知单、出货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当事人无异议的商业发票内容可相印证，故对其真实性和证明力应予确认。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9中空白电放申请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其他确认的证据内容可相印证，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应予确认。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1微信聊天记录和证据12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没有提交上述证据材料的原始电子数据以供核对，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有关联系人的身份，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确认。原告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1电子邮件中所附的电放申请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已确认的有关证据内容完全一致，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力应予确认。原告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3刘敦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两被告没有提交上述证据材料的原始电子数据以供核对，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有关联系人的身份，此外，从该证据材料的内容看，属于刘敦的单方陈述，其性质与证人证言无异，在刘敦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对其内容无法确认，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确认。原告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4被告发给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两被告没有提交上述证据材料的原始电子数据以供核对，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有关联系人的身份，此外，从该证据材料的内容看，属于两被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单方陈述，也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确认。原告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5银行汇款记录的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两被告的抗辩理由相关，故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至8月期间，原告与欧亚公司达成贸易合同，先后向欧亚公司出售3批家具，并安排出口运至墨西哥。3批货物的订单号分别为MYF-18ISO620、MYF-18ISO803和MYF-18ISO824，原告开具的商业发票记载3批货物的价格分别为32,462美元、5070美元和32,056美元。2018年8月27日，原告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要求代办2个40英尺集装箱货物从中国深圳蛇口港至墨西哥曼萨尼略港（Manzanillo）的海运事宜。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接受委托后，将货物分为两批分别于8月27日和8月31日以被告奥柏公司的名义进行了订舱，订舱号分别为8KSZ063243和8KSZ065052，根据订舱确认书记载，相关运输均自中国深圳蛇口港经海路运至墨西哥曼萨尼略港。9月2日，原告将第一批货物装箱，集装箱编号为GLDU0638167，货物包括MYF-18ISO620号订单项下部分货物和MYF-18ISO803号订单项下部分货物，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出具了编号为HKHKG668090013的提单样稿。9月9日，原告将第二批货物装箱，集装箱编号为MRKU2517491，货物为MYF-18ISO620号订单项下部分货物。上述两批货物的出口报关价格分别为38,390美元和14,655美元。该两批货物于2018年9月装船启运后，原告于9月29日向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支付了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6078元，费用项目包括码头作业费、文件费、封条费、设备交接单费、AMS费、操作费、VGM费、电放费、改单费、超期堆存费、集装箱使用费、转船费等。同日，原告通过电子邮件通知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对该两批货物进行电放，并提交了电放申请和提前放单保函。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遂安排该两批货物放货交付。2018年9月14日，原告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委托办理1个40英尺集装箱货物的订舱，货物备齐时间为9月26日。9月20日，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回复称已订舱。9月26日，原告告知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称需要变更运输日期，此后双方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多次协商。9月29日，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告知原告称，原告的客户要求赶10月6日启运的航班。原告则回复称，该航班定于9月30日截止提交资料，其工厂实在赶不上。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随后联系了欧亚公司（电子邮箱地址为purchase@eurasiatrade.es），欧亚公司要求尽快联系确定船期。9月29日下午1722时，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向原告发送了编号为SZPUC4569500的订舱确认书，并告知原告此票货物运输使用该订舱信息。该订舱确认书记载订舱号为SZPUC4569500，运输船名航次为“科伊艾克”（Coyhaique）轮第841E航次，从中国深圳盐田港至墨西哥曼萨尼略港，服务条款为堆场至堆场（CY/CY），预计于10月13日启运，11月5日抵达，货物由1个40英尺集装箱装运。2018年10月8日，原告将货物装箱，集装箱编号为TCLU6515022，货物包括MYF-18ISO824号订单项下8件货物、MYF-18ISO803号订单项下1件货物和MYF-18ISO929号订单项下1件货物。根据原告为MYF-18ISO803和MYF-18ISO824号订单项下货物出具的商业发票所记载的货物单价，TCLU6515022集装箱内MYF-18ISO824号订单项下8件货物和MYF-18ISO803号订单项下1件货物的价格合计32,292美元，同时，该集装箱货物的出口报关价格为32,342美元，货物在商业发票上记载的价格与出口报关价格一致。10月8日，原告向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发送了货物补料信息和集装箱重量核查（VGM）信息。10月9日，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向原告发送一份提单样稿，原告于同日回复予以确认，该提单样稿抬头为被告奥柏公司名称，编号为HKHKG668100060，参考号为668100060，记载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和通知方均为欧亚公司，运输船名航次为“科伊艾克”轮第841E航次，收货地和启运港均为中国盐田港，卸货港和交货地均为墨西哥曼萨尼略港；货物由编号为TCLU6515022的40英尺集装箱装运，货物名称为家具，共81件，由托运人装箱、计数和封箱，于10月13日装船；运费到付，在目的港支付。TCLU6515022号集装箱货物装船启运后，2018年10月17日，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向原告发去一份费用账单，记载HKHKG668100060号提单项下从中国盐田港运往墨西哥曼萨尼略港的货物产生码头作业费、文件费、封条费、设备交接单费、AMS费、操作费、VGM费、电放费等合计人民币2786元。10月26日，原告向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支付了该笔费用。2018年10月30日，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向原告发去电子邮件询问称，单号668100060、订舱号SZPUC4569500的货物是否可以安排电放，国外在催电放，请原告尽快安排电放，该票货物预计11月5日到港。该电子邮件同时发送至欧亚公司（电子邮箱地址为purchase@eurasiatrade.es）。同日，欧亚公司回复电子邮件称，可以电放。10月31日，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向原告和欧亚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称，需提供电放保函，以便安排电放。11月1日，欧亚公司向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发送一份电子邮件称，对该票货物马上电放，并在该电子邮件附件中向被告发送一份电放申请。该电放申请记载，就编号为HKHKG668100060的提单项下TCLU6515022号集装箱货物，原告作为发货人（Shipper）要求在无需出示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欧亚公司，原告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及费用，该电放申请上显示有原告名称的印章。经查，该电放申请除提单编号和集装箱编号外，其余内容和样式均与此前原告向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所发送的其他货物运输的电放申请一致，所显示的有原告名称的印章图样也为一致。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该电子邮件和电放申请后即安排了该批货物的放货交付。2019年1月4日，原告向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发送电子邮件，询问单号668100060、订舱号SZPUC4569500的货物的情况，称原告一直没有安排电放也没有收到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的催促邮件。1月7日，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回复称，该批货物在2018年11月1日已按原告要求安排电放。原告则称，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是在与欧亚公司联系，并非与原告联系，而且为什么没有原告的保函就安排电放，原告也没有收到电放提单。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则将前述关于编号为HKHKG668100060的提单项下的TCLU6515022号集装箱货物的电放申请发给原告，并称是收到原告的电放保函才安排电放。1月8日，原告向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称，所有电放保函都是需要货主发给货代才能准予放货给客户的，并要求说明前述电放申请是如何取得的。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回复称，经询问欧亚公司“李小姐”，“李小姐”称保函是原告提供的。1月9日，原告发送电子邮件询问“李小姐”的身份。1月10日，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要求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在1月12日1700时之前就私放货物给出解决方案。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于次日将原告的要求转发给欧亚公司。此后，原告、两被告与欧亚公司之间并未就有关纠纷解决达成一致。2019年3月28日，原告与广东历恒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就原告与两被告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委托广东历恒律师事务所刘世峰、卢俊坚律师为诉讼代理人，代理费用为人民币18,000元。5月15日，广东历恒律师事务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人民币18,0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2019年6月6日，原告以刘敦在原告任职期间违反劳动合同义务，私自确认订单合同，骗取支付佣金，制作虚假的“电放提单保函”，损害原告合法利益为由，在佛山市顺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刘敦提起仲裁。另查明，2018年6月4日至9月28日期间，欧亚公司分7次向原告汇款合计886,406美元。该7笔汇款均有注明其用途，其中第1笔汇款的金额为177,281.20美元，用途为支付MYF-18ISO524的定金，其余6笔汇款的金额和用途依次为：143,436.80美元以支付668070009号提单和MYF-18ISO5241（2）款项、71,752.80美元以支付668070126号提单和MYF18ISO5241-3余款、228,128美元以支付668070211号提单和MYF18ISO5241-4余款、144,367.20美元以支付668070304号提单和MYF18ISO5241-5余款、93,095.20美元以支付668080020号提单和MYF18ISO524（6）发票余款、28,344.80美元以支付668080145号提单和MYF18IXO524(7)余款。668070009、668070126、668070211、668070304、668080020和668080145号提单项下货物均为原告向欧亚公司出口的货物，并均由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安排运输，原告为此6票货物开具的商业发票编号依次为MYF-18ISO604-01，MYF-18ISO604-01，MYF-18ISO604-01，MYF-18ISO604-04，MYF-18ISO604-05，MYF-18ISO604-6，6份商业发票的金额与前述7次汇款的金额均不相同，6份商业发票的金额合计751,161美元。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实体争议。本院认为，原告以其委托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办理涉案货物从中国深圳至墨西哥曼萨尼略港的货运代理事宜，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擅自将涉案货物交付给收货人，导致原告无法收回货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是一宗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涉案货物运输涉及自中国深圳至墨西哥曼萨尼略港的海运事宜，具有涉外因素，原、被告各方当事人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实体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案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规定，本案实体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货运代理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中没有规定的无名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应适用该法总则，并参照该法分则中与货运代理合同最相类似的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处理。本案已查明，原告与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是委托人，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是受托人，双方应依法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原告已依约支付了代理费用，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也应依约履行代理义务。原告主张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单号668100060、订舱号SZPUC4569500项下的TCLU6515022号集装箱货物电放，导致原告丧失对该批货物的控制权，并进而导致MYF-18ISO620、MYF-18ISO803和MYF-18ISO824共3份订单项下货物的货款69,588美元无法收回。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辩称，其是在收到原告的放货指示后才安排电放，并没有过错。本案已查明，原告与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之间存在电放货物的交易习惯，原告向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发出电放申请或提前放单保函并注明货物的运输单号等，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在收到电放申请或提前放单保函后方可安排电放交付货物。就涉案的TCLU6515022号集装箱货物，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所收到的电放申请系由收货人欧亚公司发送，欧亚公司并未说明电放申请的来源，相关联系电子邮件上也无法体现原告对此电放申请是知情的，与已有的由原告提交电放申请的交易习惯不符，而且收货人提供由托运人出具的放货申请，也不符合货物运输的通常做法。现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并未核实该电放申请是否为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安排电放交付货物，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作为受托人，理应为委托人即原告的利益而谨慎处理委托事务，但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在电放申请来源与已有交易习惯不符的情况下，未经核实即安排电放交付货物的行为，表明其未能尽到受托人应有的谨慎义务。同时，原告已明确表示该电放申请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的电放货物行为，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的规定，存在过错。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擅自交付涉案货物，导致原告丧失对涉案货物的控制，无法收回货款，造成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的规定，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向原告赔偿涉案货物的相关货款损失。至于两被告主张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原告的指示通过收货人的代表转达给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的交易习惯，以及相关电放申请系由原告工作人员刘敦发出并由收货人的代表转达给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均无有效的证据可以证明。此外，虽然原告在向刘敦提起的劳动争议仲裁中以刘敦制作虚假的“电放提单保函”并发给客户以致放货作为申请仲裁的事实理由，但并不表明该事实确实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两被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原告请求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赔偿MYF-18ISO620、MYF-18ISO803和MYF-18ISO824号订单项下全部货物货款合计69,588美元。两被告辩称第一、第二批货物是按原告指示电放交付，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并无违约行为，同时欧亚公司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已经超出原告所交付货物的货款，原告并无实际损失。本案已查明，就MYF-18ISO620、MYF-18ISO803和MYF-18ISO824号订单项下货物，原告分为两次委托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办理运输事宜，其中第一、第二批货物为一次，第三批货物为一次，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则安排了三次订舱和出运，三票货物运输彼此独立，并非同一运输。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将第一、第二批货物按照原告指示电放交付，并无违约行为，也没有证据表明该两批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损坏或灭失情形，因此，就该两批货物运输，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已经履行完成合同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原告主张因第三批货物被交付导致前两批货物的货款无法收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已经超出被告在接受第三批货物委托运输时所可能预见或应当预见的违约所可能造成损失的合理范围，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委托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办理运输事宜时已经提示三批货物相互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请求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承担全部三批货物的损失，缺乏合同和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未尽到受托人的谨慎义务，未按照原告的指示行事，导致原告委托其代办运输的第三批货物，即订舱号SZPUC4569500项下的TCLU6515022号集装箱货物被错误的电放交付，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应就该票货物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如前所述，TCLU6515022号集装箱内所装的货物包括MYF-18ISO824、MYF-18ISO803和MYF-18ISO929号订单项下货物，且现有证据显示货物的商业发票价格与出口报关价格基本一致，故TCLU6515022号集装箱货物的出口报关价格32,342美元可以作为认定其价值的依据，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应赔偿原告TCLU6515022号集装箱货物的损失32,342美元。以上货物损失的利息也应由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承担，原告请求以货物被通知电放之日即2018年11月1日作为利息起算之日，其请求有理，予以支持，将32,342美元按201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比6.9670折算为人民币225,326.71元后，以其为本金计算利息至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至于两被告主张欧亚公司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已经超过了原告提供的货物的总价格，原告并未遭受实际损失。本案已查明，欧亚公司向原告支付的7笔款项均已注明了用途，系用于支付MYF-18ISO524系列编号的订单或发票款项，以及668070009、668070126、668070211、668070304、668080020和668080145号提单项下货款，而原告就以上6票货物出具的商业发票编号则为MYF-18ISO604系列，与TCLU6515022号集装箱货物的订舱号、提单样稿编号、商业发票编号等均不一致，无法证明系用于支付TCLU6515022号集装箱货物的货款。至于欧亚公司支付的款项总额886,406美元与以上6票货物的商业发票总价格751,161美元不同，应属于原告与欧亚公司之间其他商业交易行为，与TCLU6515022号集装箱货物无关。而且，在欧亚公司支付的款项中，注明用于支付以上6票货物的款项金额最多不超过709,124.80美元，尚少于以上6票货物的商业发票总价格751,161美元。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欧亚公司之间存在有关可以将已支付并且注明用途的款项用以支付其他货物或TCLU6515022号集装箱货物货款的约定。因此，欧亚公司对原告的付款行为，并不足以证明原告已经收到了TCLU6515022号集装箱货物的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两被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原告请求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8,000元，缺乏合同和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奥柏公司对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已查明，与原告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是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属于被告奥柏公司设立的分公司。被告奥柏公司作为设立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的法人单位，在被告奥柏深圳分公司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其所负债务的情况下，依法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两被告之间就连带责任存在其他约定，故原告请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奥柏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赔偿原告佛山市力澜峰家具有限公司货物损失32,342美元及其利息（以201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比6.9670将美元折算为人民币225,326.71元，以其为本金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二、被告奥柏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清偿上述债务时，由被告奥柏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佛山市力澜峰家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给付金钱义务，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82.74元，由原告佛山市力澜峰家具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944.87元，被告奥柏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人民币3937.8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平阳丹柯人民陪审员 芦  阳人民陪审员 高 桂 花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 助理 李 春 雨书 记 员 施 文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