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622民初2030号原告（反诉被告）：杜桂林，男，195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员，住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丽，北京岳成（大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姜国富，男，196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伊志强，黑龙江**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启明，黑龙江**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反诉被告）：董兆辉，男，197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司机，住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原告（反诉被告）杜桂林与被告（反诉原告）姜国富、第三人（反诉被告）董兆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4日立案后，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2017）黑0622民初152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反诉原告）姜国富不服此判决，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4日作出（2019）黑06民终96号民事裁定书：一、撤销（2017）黑0622民初1522号民事判决书；二、本案发回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四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桂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丽、被告姜国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伊志强、第三人董兆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姜国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启明第一次开庭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庭审后，被告姜国富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要求对杜桂林2011年售卖高粱收入情况、2014年独资耕种土地收入情况进行评估及对合伙组织在合伙期间财务状况进行司法审计。但因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及无法提供有效的审鉴依据，2019年12月终止鉴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桂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原、被告的合伙关系,诉讼过程中原告放弃该项诉讼请求；2.变更诉讼请求被告给付原告合伙期间的收益分配款276.4万元，其中：2011年33.5万元，2015年11.9万元，2016年10万元，2017年-2019年三年参照发包给韩某的承包费计算为221万元；3.2019年末解除原、被告合伙关系，原告分割合伙财产2600亩土地的一半即1300亩；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末至2010年初经被告亲属杨某联系，原、被告及原合伙人杨某1三人协商共同承包肇源县古龙镇东太村一屯大泡地2700亩，由被告代表合伙人与转包方王某、冯某签订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原告按照被告提供的冯某的银行卡号于2010年3月13日、2010年3月14日给冯某转款50万元和70万元，计120万元，交付土地承包费。之后在经营过程中又陆续投入28万余元。2010年、2011年合伙人共同经营耕种该承包地，2011年5月份，杨某1退出合伙，该地由原告与被告继续共同经营。但被告自2011年12月开始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对外签订转包协议，其中：2011年12月28日被告与齐齐哈尔的高某、王某1等人签订《耕地流转协议书》，将全部土地转包，并收取承包费342万元。2013年末被告自称承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期限交清全部承包费，被告将已转包出去的土地收回1400亩。2014年因被告犯罪服刑，原告与案外人徐某共同投资购买种子化肥和农具耕种700亩土地，其余洼地因被水淹荒芜。2014年秋原告出资5.5万元对荒地整理翻地1200多亩。2015年被告以170元的价格将原告整理好的约2000亩土地转包给邓某，得款34万元；2016年被告将全部土地转包给孙某得款36万元；2017年被告将全部土地转包给张某1，收取20万元定金，当年应收承包费39万元（2600亩×150元）。被告收取的承包费全部自行控制占有拒不与原告结算分成。在诉讼期间，被告仍然继续单方转包合伙土地。2018年被告自称土地没有转包，只让刘某耕种600亩（承包费按每亩220元计算应收13.2万元），具体情况原告不详。2019年3月被告又将合伙土地以每亩220元的价格转包给韩某，当年应收承包费57.6万元。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在与原告合伙期间通过多次转包土地获取收益541.8万元，原告应享有二分之一的收益分成。为此，原告多次要求与被告结算，被告以各种理由推托，由于被告多次违约并实施侵权行为，导致原告无法继续与其合伙经营，故诉到法院，请支持诉讼请求。被告姜国富答辩并反诉称，第一，原、被告存在合伙关系属实，但是合伙人应该为4人，还有杨某1和董兆辉；第二，原告起诉被告姜国富向其支付人民币276.4万元没有事实和证据根据，原告和被告以及董兆辉在合伙经营期间，共亏损3,818,982元。2011年与高某的合同实际收入是342万元，2015年被告收到转包费34万元，2016年收到孙某转包费36万元，2017年收到张某1的20万元定金，上述款项具体投入到合伙经营中，投入明细举证中提供；第三，2017年转包土地收取转包费36万元，2018年转包时因原告阻拦，没有包出去，2019年转包费预计收入39.6万元，2017年和2019年的费用被告现在均没有收上来；第四，关于解除合同，原、被告在2015年已经口头解除了，被告给付原告合伙费用，不同意分割给原告1300亩土地。同时，被告姜国富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杜桂林、董兆辉和姜国富合伙经营关系；2.变更诉讼请求判令杜桂林返还占用资金122.4万元；3.变更诉讼请求判令董兆辉返还占用资金30万元承担；4.反诉费由二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姜国富等人于2009年成立合伙组织，杨某1出资142万元，董兆辉出资40万元，杜桂林出资46万元，姜国富没有固定出资数，随时出资。2009年12月30日杨某1、姜国富、杜桂林、董兆辉四人通过案外人杨某以姜国富名义承包位于肇××县古龙镇××泡底东2.5公里的土地，承包期限为2009年12月30日至2034年12月30日，合同约定承包费190万元，但实际为192万元，姜国富先期交纳2万元定金，但在支付承包费时没有扣除。190万元由姜国富出资74万元（分两笔汇给杜桂林24万元和50万元），杜桂林46万元，其余款项是在杨某1和董兆辉出资中倒出的。但在经营过程中，各合伙人存在占用合伙组织资金情况，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的规定，反诉被告杜桂林应当返还其占用的合伙组织共有资金122.4万元，董兆辉返还30万元。同时，姜国富也会将其自己占用的合伙资金返还。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第三人董兆辉针对原告杜桂林诉讼请求述称，不同意原告分配一半的土地，因为第三人也是合伙人之一。同时，第三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其与原、被告为合伙关系；2.请求参与分配合伙盈余30万元；3诉讼费用由原、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12月30日杨某1、姜国富、杜桂林与第三人共同以姜国富名义承包肇××县古龙镇××泡底东2.5公里土地，合伙期间合伙人产生纠纷，原告杜桂林不认可第三人为合伙人之一，故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维护其合法权益。反诉被告杜桂林针对反诉原告姜国富诉讼请求辩称，第一，反诉原告姜国富反诉请求解除合伙关系与其答辩时所述双方于2015年已实际解除合伙关系自相矛盾；第二，反诉原告要求确认与第三人董兆辉的合伙关系错误，第三人董兆辉不是与原告杜桂林的合伙人，对原告没有约束力，按照法律规定，如果第三人加入合伙需要原合伙人的认可；第三，反诉原告与本诉原告杜桂林之间在合伙期间的亏损不属实，合伙存在盈余，不存在合伙债务，反诉被告不同意承担债务。第三人董兆辉针对反诉原告姜国富诉讼请求辩称，同意解除合伙关系，不同意承担合伙债务，需要进行清算。原告杜桂林针对第三人董兆辉诉讼请求辩称，第一，第三人要求确认合伙关系违背事实，第三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第二，第三人当庭陈述，提出了诉讼请求，并且对要求收益的分红数额不能明确，没有提出书面的法律文书，如果第三人不缴纳诉讼费，不应审理，原告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被告姜国富针对第三人董兆辉诉讼请求辩称，第一，同意第三人对涉案土地为合伙人之一的诉讼请求；第二，对第三人参与分配的诉讼请求不认可，现在合伙存在亏损状态，不存在盈余。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原告杜桂林举证情况如下：一、中国农业银行卡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原告于2010年3月13日、3月14日分两笔（70万元和50万元）向被告提供的土地发包人冯某银行卡内转入120万元，作为合伙承包土地的投资款，2009年12月30日姜国富与王某、冯某签订承包合同，从冯某等人处承包了土地，并经古龙镇东太村同意，没有约定承包面积，承包价款为190万元，承包期限为2009年12月30日-2037年12月30日。另一合伙人杨景龙投资承包费70万元。被告姜国富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两笔汇款不完全是原告自己的钱，其中包括姜国富给原告的现金70万元。证明问题有异议，承包期限不属实，因为冯某的承包年限是到2029年。该合同写到2037年应该是笔误。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汇款有其10万元，有原告50万元，对承包合同没有异议。本院对承包合同真实性及原告汇款事实予以确认。二、发票及收据共五张，欲证明1.林甸县兴天旺种子公司专用发票两张，证明2010年6月9日原告分两笔出资（16,200元和17,150元）共计33,350元购买种子；2.2010年5月原告出资2,735元购买柴油、出资390元购买播种盘，均用于合伙种地；3.于殿举出具的55,000元收据，证明原告在2014年秋季雇佣于殿举对合伙承包的土地中的1200亩进行翻地，支付翻地费用。以上三项原告共垫付合伙经营资金91,475元。被告姜国富质证称，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与其无关，2010年种地的时候原告没有投入，只投入了承包费，2014年因被告服刑，承包地由原告耕种，但是原告投入和收入多少不清楚。2014年秋天种完地被告给原告5万元钱。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2014年原告种地了，但是没有全部种，原告说700亩也没有量。本院认为，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2014年原告种地，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2010年原告购买种子等票据非正规发票，本院不予确认。三、被告与高某、王某1等人签订的《耕地流转协议书》一份，《协议书》两份，欲证明：2011年12月28日被告擅自将与原告合伙承包的全部土地对外转包（流转）给高某、王某1，期限25年，总承包费875万元，双方签订《耕地流转协议书》；2012年2月5日甲方杜桂林、姜国富与乙方靳某、王某1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拖欠的土地承包费尾款“在2012年12月5日前付清，如违约土地由甲方收回，并不返还本金”，该协议是原告得知被告将合伙土地转包后，要求被告收回，向承包人催收承包费，乙方无权要求返还本金。同时证明当时合伙人只有原、被告，没有董兆辉；2013年3月21日姜国富与高某、王某1签订《协议书》，证明再次确认乙方欠甲方土地承包费数额256万元，承诺还款期限为2013年6月1日前并约定了违约责任，被告有权从高某、王某1处无条件收回土地，不需要向违约的乙方返还已收的承包费。被告姜国富质证称，2011年12月被告代表合伙人将该地转包给高某和王某1，原告和第三人是知情的，合同约定的875万元的转包费不是真实的费用，因为乙方要用这个合同贷款，要求合同多写转包费，实际转包费是500多万元，被告有真实的合同，后来高某他们实际给付282万元承包费，欠的承包费也没有给，2015年其与高某解除合同，又转包给别人。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对原告证据没有异议，被告所述属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四、被告与邓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邓某证言两份，欲证明：被告在2015年4月15日将2000亩土地转包给邓某，约定承包费每亩170元，收承包费34万元；邓某的两份证言证明已将转包费交给被告姜国富，2000亩土地有700亩熟地、1200多亩新翻地，其他地不能种。被告姜国富质证称，确实收到了34万元的承包费，但是2015年没有与高某等人解除转包合同，收取的承包费退给高某22万元，给原告5万元翻地钱，被告自留7万元。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五、被告与孙某1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欲证明2016年3月12日被告再次将合伙承包的2700亩土地全部转包给孙某1，约定承包费每亩150元，被告应收承包费40.5万元，但被告自认收到36万元，另外4.5万元应当纳入合伙收入进行分配。被告姜国富质证称，没有异议。实际收到承包费为36万元，按照合同约定应该是40.5万元，扣除了不能耕种的黄泥地块，给中间人的中介费5万元，因为承包费是秋天给的，被告担心种地不给承包费雇人看地，雇佣看地的费用2.3万元，改田雇钩机的费用0.5万元，剩余28.2万元在被告手里。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六、被告与张某1签订的《耕地流转协议书》两份，欲证明1.2016年6月15日被告将原被告合伙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张某1，每亩承包费150元，应收承包费39万元（2600亩×150元）。被告自认已收定金20万元；2.2017年11月20日，被告与张某1签订《耕地流转协议书》补充约定如果张某1违约不能在2017年3月1日交齐全部承包费，乙方在2016年5月15日交付的20万元定甲方不予退还，乙方将土地返还给甲方。被告应当按照协议在2017年3月初种地之前收回土地。但被告并未告知原告当年土地是如何经营的。原告认为被告收取张某139万元承包费应该分配。被告姜国富质证称，合同是为了配合张某1贷款而签订的，但是被告只收到了20万元定金，张某1种了一年。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张某1种了一年事情属实，被告确实收到了20万元定金。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七、被告与陈某签订的《耕地流转协议书》《耕地流转补充协议书》各一份，欲证明2018年5月10日被告在诉讼期间再次将涉案土地全部转包给陈某，期限20年，承包费每亩200元，共计1,137万元。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如不能在2018年付清全部购地款，甲方有权收回耕地。被告应依据协议约定标准与原告结算2018年承包费并对当年收益平均分割。被告姜国富质证称，签订合同是为了配合陈某贷款，但是陈某没有交承包费，钱没有收到。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2018年已经诉讼了，但是我听被告说陈某没有种上。本院对该证据待与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八、被告与韩某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书》一份，欲证明被告于2019年3月4日将合伙承包地转包给韩某，约定每亩220元，2019年秋收前交纳当年承包费。按照合同约定2019年应收承包费57.2万元（2600亩乘以220元）。被告姜国富质证称，合同属实，但是没有收到承包费。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第三人后期知道被告把地包给韩某了。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九、2016年9月21日、2016年11月23日原告与被告电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笔录各两份，欲证明：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结算合伙账目，并提出分割承包的土地经营权由原被告各自独立经营。同时证明被告曾承认原告投资120万元用于交纳合伙经营土地的承包费，但是被告找各种理由不算账。被告姜国富质证称，该组证据都不是原告要证明的核心问题，第一个录音是张某1欠钱不还，原告通过被告催要该欠款。第二个录音主要是原告催促被告合伙算账。两个录音中被告没有否认与原告共同经营，但也没有明确排除董兆辉不是合伙人之一。录音均没有明确表达被告姜国富未给过原告任何款项，而事实上原告曾送给被告至少50万元以上的现金。这两份录音不能证明原告所证明的问题。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没有异议。本院对原告找被告清算合伙账目的事实予以确认。十、杨某1证言及电话录音笔录各一份，欲证明杨某1与杜桂林、姜国富三人约定共同购买土地合伙经营，杨某1出资122万元，原告出资120万元。被告姜国富质证称，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问题,第三人入股的时候杨某1知情。对该组证据不认可。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有异议，原告与杨某1串通。因杨某1未出庭接受质询，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十一、姜国富的民事上诉状、董兆辉的民事上诉状各一份，欲证明:被告姜国富在上诉状中陈述承包费190万元中“杜桂林出资51万元，姜国富出资79万元，杨某1出资50万元，董兆辉出资10万元”，在反诉状中陈述“杨某1出资142万元，董兆辉出资40万元，杜桂林出资46万元，姜国富当时没有固定出资额”，对合伙人出资数额前后表述不一致；董兆辉在原审上诉状中称其“实际出资10万元”，但在本案中又提出自己出资40万，自相矛盾，说明第三人与被告恶意串通，虚假诉讼，企图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被告姜国富质证称，被告在本次反诉中变更诉讼请求，上诉状中提到的第三人出资10万元是因为当时要求本案原告及第三人承担债务，因为第三人在合伙期间抽回资金30万元，是按照债务进行诉讼的，认为是第三人撤股了，但是经过诉讼，被告认为第三人是占用合伙资金，并不是撤股，所以其出资还应该是40万元，被告出资情况是按照190万计算的，但是现在有变化了。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第三人出资40万元交给了被告30万元，交给原告10万元，后来第三人分三次抽回了30万元，都是被告给的，现在第三人合伙资金只有10万元出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相互矛盾，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十二、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欲证实：证人联系冯某，将涉案土地介绍给姜国富承包，承包合伙人是姜国富、杨某1、杜桂林，承包费190万元，先期交多少钱不知道，之后就没有钱了，冯某说不交齐全款就要收回地，之后原告交了120万元，承包费交齐了，中间种地的时候产生纠纷了，出现姜国富占用合伙钱60万元，后杨某1就退出了。在此期间原、被告雇佣证人帮他们经营了两年（2010年、2011年），每年给3万元劳务费，这个钱都是姜国富给的，原告是否知情证人不知道。在经营期间被告又雇佣了霍某种地，多少钱不知道。被告姜国富质证称，证人介绍包地属实，被告雇佣证人种地，雇了两年，但是每年一万元，好处费当时答应给5万元，实际给了3.5万元，共计给7、8万元。证人无法证实合伙组织人员及出资情况，不能证明原告给冯某汇款120万元的来源。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与被告质证意见一致，当时杨某介绍包地的时候第三人没有参与，杨某不认识第三人，第三人把钱交给原、被告，证人不知道。本院对证人介绍被告及合伙人包地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姜国富举证情况如下：一、2009年10月20日古龙镇东太村与王某、冯某签订《承包合同书》、2009年12月30日王某、冯某与姜国富签订《土地转让承包合同书》各1份，王某出具180万元的收据、2万元定金收条各1张，杨某1转给冯某妻子的50万元的凭证、王某、冯某出具的50万元的收条、入股的《合同书》各一份，欲证明：1.王某、冯某承包古龙镇东太村涉案土地，之后又将该土地转包给姜国富及合伙人。2.合同约定承包费为190万元，但实际为192万元，姜国富交的2万元定金未退还。3.董兆辉作为合伙人之一在是否同意徐某入伙的《合同书》中签字，足可以证明董兆辉为合伙人之一。4.证明姜国富的出资情况，王某2010年2月10日给姜国富出具的50万元的收条就是姜国富给杜桂林74万中的50万元；180万元包括原告汇给冯某的120万元和杨某1交的50万元，剩余的钱交的现金，但是没有票据。2010年年底签订的入股合同书，证明第三人董兆辉是入股合伙人之一，交土地的承包定金120万元有被告的50万元。原告杜桂林质证称，1.对转包的事实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姜国富代表原告签订承包合同，承包的期限到2034年12月30日，并不是被告说的2029年，转包经村委会签字确认。2.180万元收据没有异议，被告又交纳了10万元；3.入股合同书有异议，没有原始合伙人原告的签字同意，被告和案外人单方面签订的吸收他人入股的行为是无效的，被告和第三人都不能取代原告；4.对50万元的定金收据应该是杨某1汇款后当天给出具的收据，包含在180万元之内；5.对于定金2万元原告不知情，如果定金交了应该转为承包费，姜国富交的2万元定金是保证承包面积为3000亩。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没有异议，应该实际交承包费190万元，2万元定金不知情。本院对姜国富代表原告及案外人杨某1签订的《土地转让承包合同书》真实性、被告交纳2万元定金及合伙人交纳承包费190万元（原告汇款120万元+杨某1汇款50万元+现金1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入股《合同书》无原告签字，系被告及第三人与案外人的约定，本院不予确认。二、姜国富与巩某、陈某1于2009年11月1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陈某1出具的收据一张，欲证明姜国富合伙组织承包了巩某、陈某1土地，并支付了20万元的土地承包款（20万元是杨某1交的），这块地后来没有种上，被告把该款给付了杨某1，后期我才要回来，进一步证明我支付给杨某1的168万元其中包括122万元、20万元和按照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原告杜桂林质证称，与原告无关，原告不知情，承包合同与涉案土地没有关系，该合同签订时间发生在原被告合伙之前，合伙时间是2009年12月30日，被告反诉的时候对该时间是认可的，如果是杨某1拿的，应该是被告与杨某1的个人行为，不能证明是杨某1交的钱，没有杨某1字样。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第三人没有参与，但是知道后来这个钱要回来了。本院认为，该合同发生在原、被告合伙承包涉案土地之前，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三、土地承包协书一份、欠条1张、银行存款凭证8张，欲证明合伙组织（杜桂林、姜国富、董兆辉、杨某1）购买王某的另一块土地，但是没有包成，花了28.7万元，其中的7,000元是徐某连桥的吉普车作为姜国富的出资，姜国富将7,000元给了徐某的连桥，合伙组织不是想承包经营，而是倒卖。原告杜桂林质证称，与其无关，不知情。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这块地没买成，钱是否拿回来了不知道。本院认为，支出的28.7万元是被告购买王某的另一块地，不能证明系本案合伙人行为，本院不予确认。四、买地定金协议1份、付刚出具的收条1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给付刚妻子承包土地费用20万元转账凭证、黄豆以239,820元的价格卖给任某的证明1份，欲证明：1.2010年11月被告买付刚的土地及房屋等共支付了25万元（其中定金5万元、土地款20万元）；2.证明合伙组织将种植黄豆以239,820元的价格卖给任某。所以在买付刚地时姜国富还额外支出了10,180元，更证明合伙组织购买土地的个人关系。原告杜桂林质证称，对于转款小票是被告与付刚之间的往来，与原告无关，也不是同一块地，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听被告说了。本院认为，被告承包杜刚土地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五、齐某、覆某、唐某的证明及林甸县人民法院（2012）林兴民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欲证明2011年姜国富、董兆辉及杜桂林曾将本案争议土地2600亩转包，包地的人交付4万元定金后没有承包，姜国富收取该定金后，4万元被中间人齐某等三人分掉了。证明董兆辉为案涉土地的合伙人之一。原告杜桂林质证称，证人应该出庭作证，三人共同出的证言是无效的。2011年原、被告合伙耕种涉案土地，没对外转包，对此原告也不知情，原告没有参加诉讼。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不知道，是听被告说的。本院认为，判决书确认被告收取4万元定金，原告未诉讼分割此款，且第三人未参与，本院对该组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确认。六、姜国富与高某于2011年11月30日签订的《耕地流转协议书》及姜国富与高某、王某1于2011年12月7日签订的《耕地流转协议书》各一份、黑龙江省林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城分理处客户（姜国富）明细查询单1张、中国建设银行60万转账凭条、存折各一份、杨某1的收条一张、姜国富给杨某1出具的欠条一张、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15)源新商初字第224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欲证明：1.2011年11月姜国富以每亩90元的价格将涉案土地（约2600亩）转包给高某、王某1，双方签订《耕地流转协议书》，期限自2011年11月30日至2034年12月31日，承包费538.2万元（2600亩*90元*23年），但姜国富只收到承包费342万元，其中有2011年11月30日、12月8日分别汇入姜国富在林甸农商行账户50万元、200万元及2012年汇入姜国富在中国建设银行账户92万元。2.342万元的支出：2012年1月10日被告转给冯某60万元，该款是给古龙承包地延期三年的费用，该承包费应该交给村上的，被告交给了冯某，实际被告收到282万元。2015年11月肇源县人民法院（2015）源新商初字第224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被告为古龙镇东太村垫付收回农民占有土地款60万元，还有60万元是给当时介绍承包土地吉林姓李的中介费（有证人为证）；3.2010年6月10日被告出具欠条，姜国富因买树和买地向杨某1借款143万元，约定利息1分，2011年11月29日前还清。2011年12月9日杨某1出具收条168.7万元（142万元的本金、经营投入利息26.7万元的利息），该款被告从342万元退给杨某1。原告杜桂林质证称，该流转协议书就是涉案土地，其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2011年11月30日、12月7日签订的合同都是在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的合同之前，被告提交的合同没有村委会盖章，应该是无效的，原告提供的合同的经管站备案，村委会盖章的，被告提供的合同承包期限承包费单价均与乡政府（申请法院调取的）提供的合同不一致，内容、承包时间均不一致，证明被告提供的合同不合法，主体不一致，应该以备案合同为准。对方承认收到了342万元承包费没有异议，但是被告转给冯某60万元有异议，应该是被告和冯某的其他往来，与合伙无关。关于调解书的结论是由村委会给付姜国富垫付收回土地费用，而不是被告自己承担。关于杨某1的收条时间为2011年12月9日，能证明杨某1收到了被告支付的款项总数，但不能证明是退还的合伙资金，欠条能证明杨某1与被告有其他往来，与合伙无关。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不知情，知道退了168万元，其中21万是否是姜国富和杨某1对涉案土地的投资不知道。本院认为，《耕地流转协议书》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三（流转协议书）时间、内容虽有出入，但被告将涉案土地转包给案外人高某、王某1并收取342万元承包费的事实原告无异议，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于被告转给冯某60万元，无被告与东太村签订延长合同等证据佐证，不能确认为合伙支出，本院不予确认。调解书确认东太村给付被告垫付的60万元，未给被告造成损失，被告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确认；关于2010年6月10日被告为杨某1出具的143万元欠条，系杨某1退伙后被告出具。该欠条中包括杨某1合伙出资50万元，2011年12月被告偿还杨某1168.7万元（杨某1出具收条），返还其出资，退还的50万元应为合伙人行为，其余借款系姜国富个人行为，与本案无关。七、高某、王某1证明一份（附140元一亩的合同），欲证明三份协议书（原告举示证据三）只是用于贷款，并没有实际履行，只有上一组证据中每亩承包费90元的协议是真实的，姜国富并没有实际收到钱。原告杜桂林质证称，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且高某、王某1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合同解除了不需要履行，被告没有收到钱，原告也没做要求。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因原、被告均认可收取证人承包费342万元，该合同真实与否不影响承包费收取数额，故本院对该证据证明问题不予确认。八、黑龙江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城分理处客户（姜国富）交易明细账2张、靳某及张某收条各1张，欲证明：姜国富于2015年合同解除了，被告向靳某、张某分别退还了多收的承包费95万元及115万元，同时靳某、张某出具收条。原告杜桂林质证称，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没有参与，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2015年解除。如果被告与原告协商应该是原被告共同签订解除合同，且收条体现的内容是张某将510亩土地一次性卖给姜国富，第二张收条靳某将510亩土地卖给姜国富，按照原合同和补充合同的约定，不能按约定期限交清全部承包费，土地收回，钱不退换，原告为承包人，有理由怀疑被告与其二人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待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九、姜国富与邓某于2015年4月1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欲证明姜国富将案涉土地中的2000亩以每亩170元的价格租金租给邓某1年，租金是34万元；但因2015年间姜国富把部分土地卖给了高某，所以与高某达成了口头协议，将1300亩的卖地款即22万元转给高某一伙的靳某，杜桂林拿走5万元（有证人），剩余7万元在姜国富手中。原告杜桂林、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十、姜国富与孙某1签订《土地承包合同》1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折1份、霍某、李某出具收据一张（在合同背面），欲证明姜国富将涉案土地改成旱田，以每亩150元的价格包给孙某1一年。承包费为36万元（32万元是存折还有4万元是现金）。36万元的去向，给霍某中介费5万元，李某夫妻看地2.3万元，钩机0.5万元，姜国富手里还剩28.2万元（因为黄泥地以及沟底是要去掉的，去掉之后就剩36万元了）。原告杜桂林质证称，对合同无异议，钱款去向不认可，原告不知情。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无异议。本院对被告转包土地事实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支出费用待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十一、2016年6月15日姜国富与张某1签订《耕地流转协议书》1份、大庆农村商业银行萨大路支行撤销函1张、2017年11月20日《耕地流转协议书》、2017年10月23日黑龙江远大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一份，欲证明：1.2016年6月姜国富将涉案土地转包给张某1，但因张某1向大庆农村银行贷款没有成功，姜国富将该地收回。2.有关张某1和姜国富之间的土地流转事宜都是由高明勋代理，委托书经鉴定是张某1亲笔书写。原告杜桂林质证称，对合同没有异议，与原告提供的承包期限一致，且被告自认张某12017年种了一年。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没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证明的问题予以确认。十二、2018年5月10日姜国富与陈某签订《耕地流转协议书》1份，欲证明该合同因杜桂林的阻挠未实际履行。原告杜桂林质证称，合同本身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被告自认种一部分，收没收到钱不知道。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陈某没种上地，那时候开始打官司了。本院对原告证明的问题予以确认。十三、2019年3月4号姜国富与韩某签订《耕地流转协议书》1份，欲证明根据合同约定还未收到承包费。原告杜桂林及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十四、收据7张，欲证明姜国富在经营过程中花销，其中2010年5月购买种子支付48,000元)、同年12月30日给杨某好处费35,000元、同年11月29日修南北大坝支付39,000元，支付挖沟机款64,000元、支付旋地款141,400元、支付杨某工资11,000元。原告杜桂林质证称，真实性有异议，不是正规票据，都是个人出具，不认可。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购买种子票据非正规发票，其他支出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十五、合伙经营期间阶段性算的总账单1份、2011年5月15日及2011年5月16日记账单两份、孙某1记账单5份，欲证明：1.大的算账单及5份记账单均是孙玉芹手写的。另外两张记账单上发生的款项三位合伙人都是认可的，因为三位合伙人每人一份。账单中所显示的大部分款项均是由姜国富支付的，有的有票据，有的没有票据。2.证明姜国富买收割机花费18万元，后被杜桂林卖掉。买两台四轮车花费56,700元，买车斗32,000元。买高粱种子48,000元等花销。原告杜桂林质证称，该组证据都没有原告签字，原告作为合伙人不认可，被告自行书写为被告个人行为，且这些内容需要证据作证。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第三人：收到342万元后，原、被告及第三人算账要求分钱，最后争议较大，没有算。本院认为，因该证据无三方当事人签字确认，本院不予确认。十六、《土地转让合同》4份、《苗圃土地造林合同》、公证书、证明各1份，欲证明：2005年8月20日姜国富承包林甸县东兴乡长发村苗圃林地及耕地，2010年10月12日姜国富将苗圃林地转让给案外人魏明占等4人，2009年12月1日王某2买姜国富杨树支付24万元，2011年4月28日姜国富对位于林甸县东兴乡东兴村耕地公证，姜国富的收入及姜国富向合伙经营投入资金的来源，2600亩土地投入3,370,482元。原告姜国富质证称，与本案无关。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与其无关，也不清楚是否投入到合伙。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被告姜国富个人承包林甸县东兴乡长发村苗圃林地及耕地，其投入及收益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十七、2017年10月22日徐某出具证明1份，欲证明实董兆辉和姜国富在林甸县药监局楼下给杜桂林送钱，光盘可以证实杜桂林卖掉价值18万元的收割机的情况。原告杜桂林质证称，原告把收割机卖9万元，证人徐某没有出庭作证，不予采信，且徐某给原告写过声明。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有异议，无法确认证言的真实性。本院对原告卖掉收割机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徐某证言材料，原告提供2018年4月26日徐某、孙某1声明，表示此前其二人为双方诉讼出具的证明材料无效。被告姜国富认为声明是徐某受到威胁写的，第三人董兆辉表示无法确认真实性。本院认为，徐某出具证明与声明自相矛盾，故不予确认。十八、证人霍某（杨某1连桥）出庭作证，证明2009年证人给被告打工，原告、被告、第三人、杨某1合伙，后杨某1撤股了，不知道四人出资情况，听姜国富和徐某说第三人拿钱了。原告杜桂林质证称，证词与在二审法院证言不一致，且证人为被告雇佣，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听说的不是直接看到的不是直接证据，内容不客观。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属实。本院认为，证人对合伙人出资情况不清楚，只是听说第三人出资，本院不予确认。十九、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明被告经证人介绍将地卖给高某、王某1，证人向被告要好处费5万元，还给姓曲的好处费。原告杜桂林质证称，证人证实的不客观，与二审证词不完全一致。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证人证词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二十、证人孙某1（姜国富同学）出庭作证，姜国富雇佣证人做饭，姜国富让证人算过账，证人给原、被告都出过证，但哪份是真的不知道了。原告杜桂林质证称，证人为原、被告出具证明相矛盾。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表述内容不确定，本院不予认定。二十一、2010年4月29日收据一张，欲证明被告将其在合伙经营中购买的农用车辆进行了落户并办理相关证件，花费了1,430元。原告杜桂林质证称，不清楚，但合伙购买两台车属实，车在被告处，花费了56,700元。被告想证明投入合伙资金购买农机具，但是该农机具已经在原被告诉讼前自行分割完毕不在本案争议范为内，如果被告将购买该车辆及落户费用计入合伙投资成本就应该对该两辆车按照合伙财产分割。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车是被告买的，手续也是被告办理的，车在被告手中，当时买车的时候和大家商量了，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购买农机具不在原告主张范围，被告如欲分配，应补充购车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结合被告诉讼请求综合认定。二十二、2010年6月23日新站丰农农种苗商店发票一张，金额为1,820元，欲证明被告于2010年6月份为合伙组织购买耕种所需的黄豆种子，花费1,820元，该票据有商店的公章能证实真实性，当年被告收了239,820元。原告杜桂林质证称，不是正规票据，不知情，记得就种的高粱，没有种过黄豆。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先种的高粱，后来水淹了，补种的黄豆。买黄豆种子属实，但在哪买的不清楚。本院对2010年被告购买黄豆种子及收益予以确认。二十三、给付韩三2万元票据一张，欲证明在卖完黄豆后被告给韩三2万元的划界费，经手人是杨某，同时证明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举证的证据15大账单中内容的真实。原告杜桂林质证称，有异议，无法判定韩三真实姓名，2万元是劳务费还是欠款，没有记载用于原被告合伙经营。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不清楚。本院认为，该证据未明确为划界费，且原告及第三人不知情，故不予确认。二十四、2015年2月肇源县国土资源局划界说明一份，欲证明涉案土地有争议，需要划界。原告杜桂林质证称，有异议，该份证据是扫描件，不能证明要收取当事人费用，不是涉案土地，原告并不知情。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不能证明是划界的钱。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不予确认。二十五、2010年10月1日、2011年10月9日被告购买柴油等收据2张，金额共计87,252元，欲证明购买柴油的花费情况，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举证的证据15账单记载。原告杜桂林质证称，被告两年购买柴汽油产生了8万元多，不符合客观事实，该收据不是正规票据，没有交款人的单位、姓名。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四轮车用油是存在，但是用多少钱不知道。本院对该证据待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二十六、证人孙某2出庭作证，证明：2015年被告向证人借5万元给原告，是在药监局院里当着证人面给的，2016年被告把钱还给证人。原告杜桂林质证称，证人在原审中的证词与本次证词不一致，不应采信。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此事听被告说了，是2014年旋地钱，给钱的时候第三人不在场。本院认为，被告给原告款项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二十七、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明:2012年11月份证人和高某、靳某合伙买肇源县古龙镇东太村1屯大泡底的地，每人512亩，每人交了115万元，承包期至2034年。交给被告60万元，承包期延长至2037年，钱都交给了被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被告的，证人种一年赔了，2015年就退出了，被告又给通过转账退还了115万元。原告杜桂林质证称，证人所述不真实，原被告是合伙关系，证人明知道有合伙人，单方与被告进行交易，最后又协商解除合同返还承包费，2015年土地没有收益，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听被告说的但是没有直接参与。本院对该证人证词待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二十八、证人靳某出庭作证，证明：大约2011年12月8日证人和高某、张某和被告商谈承包东太村大泡底，合同由高某、王某1和被告签订，因为王某1借钱了。合同约定2700多亩地，承包费大约600万元，三个人每人先交了115万元给被告，从银行取款后交的现金，当时听被告说有三个合伙人，但是证人不认识。2012年种了一年黄豆，因为还涉及剩余承包费，最后没有交，2015年末就把地退了，被告给退地款95万元。原告杜桂林质证称，证人和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词内容不真实效力低，证人证实在签合同的时候只听被告说有合伙人，在齐齐哈尔的诉讼中，被告曾出庭作证，没有退还95万元，经过证人辨认2012年原被告共同签字的协议书第二条没有履行，不应该返还承包费，如果返还原告不认可。第三人董兆辉质证称，只是听被告说的，没有看到退还的钱，证人说的不清楚。本院对该证据待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第三人董兆辉无证据出示。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12月30日被告姜国富与其合伙人经杨某介绍承包案外人王某、冯某位于肇源县古龙镇东太村大泡底土地（该地系王、冯二人于2009年10月20日从东太村承包取得），姜国富代表合伙人与王某、冯某签订《土地转让承包合同》，肇源县古龙镇东太村委会作为甲方盖章。约定：承包面积以卫星定位仪测量定点为准，承包费190万元，承包期自2009年12月30日至2037年12月30日（被告持有的转让合同承包期至2034年12月30日）。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0年2月7日交纳定金2万元，同年2月10日案外人杨某1通过银行汇款给冯某妻子50万元，同日王某、冯某出具50万元收条。2010年3月13日、3月14日原告杜桂林汇款给冯某70万元、50万元，合计120万元，剩余承包费由被告姜国富交纳，合伙人为原、被告及案外人杨某1。2010年5月杨某1退伙，被告于2010年6月10日给杨某1出具143万元欠条，其中包括杨某1出资的50万元，2011年12月9日被告退还杨某1出资款50万元（杨某1为被告出具168.7万元收条中包括此款）。涉案土地后期由被告经营管理并对外转包，2016年原告多次找被告清算合伙账目，未果，故原告提起诉讼。2010年-2011年原、被告合伙耕种该地。原告于2010年购买种子和柴油出资33,350元和2,735元，购买播种盘出资390元，被告于2010年5月购买种子支付48,000元，同年12月30日给杨某好处费35,000元，同年11月29日修南北大坝支付39,000元，支付挖沟机款64,000元、支付旋地款141,400元、支付杨某工资11,000元，购买黄豆种子支付1,820元，因票据均非正规发票，且原、被告互不认可，本院不予确认。被告认为2011年种植高粱由原告售卖，收入应当分配。2019年10月10日被告向本院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原告2011年售卖高粱的收入情况进行评估。本院委托后，2019年12月4日黑龙江北方农业司法鉴定中心认为“鉴定材料不充分不完整，无法完成鉴定”，作出《不予受理鉴定委托告知书》。被告自认2011年收入239,820元，但种地投入证据不足，本院无法确认纯收入。2011年12月28日被告将涉案土地转包给高某、王某1，双方签订《耕地流转协议书》，约定期限25年，总承包费875万元。被告亦持有该地《耕地流转协议书》，系2011年11月30日被告与高某签订，约定承包期限23年，承包费538.2万元。合同履行后，因承包方未如约给付承包费，原、被告两次与王某1、高某签订《协议书》，2013年3月21日的《协议书》明确约定“乙方拖欠承包费256万元于2013年4月23日支付100万元，2013年6月1日前支付全部余款；如不能按上述约定履行，甲方有权收回土地，并不赔偿乙方一切损失”。两份合同内容虽不一致，但被告认可收取该地承包费342万元，并提供2011年11月30日、12月8日承包人汇给被告在林甸农商行账户50万元、200万元及2012年汇给被告在中国建设银行账户92万元的银行流水证实。由于高某、王某1承包的土地由案外人靳某、张某各经营512亩，承包人未按约定付清全部承包费，2013年被告收回部分承包地。2015年9月1日被告退还给靳某承包费95万元，同年12月3日退还给张某承包费115万元，该事实证人靳某、张某出庭作证并有被告通过黑龙江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城分理处交易明细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故2011年末被告转包土地收入应为132万元。2014年被告因服刑未实际耕种，原告自认耕种700亩。2019年10月10日被告向本院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原告2014年独自耕种土地收入情况进行评估。本院委托后，2019年12月4日黑龙江北方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以“委托人不能提供有效的鉴定材料，包括无争议的土地种植面积等资料，使得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为由，作出《终止鉴定告知书》。故2014年收入情况因无证据证明，本院无法确认。2015年4月15日被告将涉案土地2000亩转包给邓某，约定承包费34万元。被告对收取承包费34万元无异议，但抗辩因2015年与高某流转协议未解除，该承包费退给高某22万元，给原告翻地款5万元，被告自留7万元。被告对承包费的分配事实无证据证明，2015年被告转包土地收入应为34万元。2016年3月12日被告将涉案2700亩土地转包给孙某1，约定承包费40.5万元（2700亩×150元）。但被告收取承包费36万元，因为承包费是秋天给的，被告担心种地不给承包费雇人看地，雇佣李某夫妻看地支付2.3万元，给霍某中介费5万元，李某及霍某出具收条。被告称改田雇钩机支付0.5万元，无证据证实，该款不予确认。故2016年被告实收承包费应为28.7万元。2016年6月15日被告将涉案土地转包给张某1，约定承包费39万元（2600亩×150元）。2017年11月20日，被告与张某1签订《耕地流转协议书》，补充约定如果张某1不能按期交齐全部承包费，定金不予退还。对于该合同被告认可收到了20万元定金，张某1种了一年。故2017年被告收入承包费为20万元。2018年5月10日被告将涉案土地全部转包给陈某，期限20年，承包费每亩200元，共计1,137万元，被告与陈某签订的《耕地流转协议书》《耕地流转补充协议书》。因2018年原、被告发生诉讼，陈某未种，被告称没有收到承包费，原告称刘某种600亩，但无证据证实。故2018年无种地收入。2019年3月4日被告将涉案承包地转包给韩某，约定每亩220元，承包费为57.2万元（2600亩×220元），约定2019年秋收前交纳当年承包费，但至今未交。经当庭确认原、被同意按2100亩计收承包费，应为46.2万元。另外，原、被告在合伙期间被告购买四轮车、播种机、柴油机、抽水泵、收割机等，上述设备除收割机由原告开走外，其余均在被告处。原、被告就该部分财产出资情况均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进行分配。第三人董兆辉称其投资40万元入伙，该款交给被告，后被告退还第三人10万元，因原告不认可，第三人无证据证明参与合伙出资，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合作往来不能认定与原告存在合伙关系。2019年10月10日被告向本院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杜桂林、姜国富及董兆辉合伙组织在合伙期间的财务状况（包括利润数额、亏损数额）进行司法审计。本院委托后，2019年10月30日大庆益林会计事务所作出《情况说明》：因鉴定人无法提供有效的审鉴依据，故申请此委托退回。上为本案事实。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公民按照书面合伙协议或者口头合伙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原告杜桂林与被告姜国富及第三人董兆辉是否存在合伙关系，被告代表合伙人承包涉案古龙镇东太村，原告通过银行汇款向发包人交纳承包费，能够证明出资事实，且被告对与原告合伙事实无异议，故原、被告存在合伙关系。第三人董兆辉称其是涉案土地合伙人，被告认可，但原告不认可，且无出资及参与经营的证据，第三人交付给被告40万元，后被告返还10万元，均是二人之间行为，无证据证明其合伙人身份原告知情或经原告同意，不具备合伙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第三人董兆辉与原、被告共同经营涉案土地，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故第三人请求确认其与原、被告存在合伙关系，并参与分配合伙盈余30万元，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杜桂林主张合伙经营涉案土地期间合伙利润分配问题，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2011年末被告转包土地收入132万元，2015年转包土地收入34万元，2016年转包土地收入28.7万元，2017年收入20万元，合计214.7万元属于合伙收益，原、被告各半享有，即各分配107.35万元。被告退还给杨某1合伙投资款50万元应由原、被告共同分担，故被告应给付原告承包土地收益款57.35万元（107.35万元-50万元）。由于2018年无经营收益，原告要求被告给付2018年收益分配款，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9年转包土地收益，因被告至今未能收回承包费，该款由原、被告另行向承包人主张权利。关于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合伙关系，原告分割合伙承包土地1300亩，因涉案土地四置不清，无法分割，且不具备法定解除合同要件，原告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原告姜国富请求杜桂林返还占用资金122.4万元，请求第三人董兆辉返还占用资金30万元问题，因涉案承包地自2012年起由被告对外转包，姜国富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投入涉案承包地的费用支出，原告及第三人占用合伙资金的事实证据不足，故姜国富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姜国富反诉请求解除原、被告及第三人合伙关系，因三人合伙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姜国富于本判决生效后给付原告杜桂林合伙收益款57.35万元；二、驳回原告杜桂林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姜国富诉讼请求；四、驳回第三人董兆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912元，原告杜桂林负担20077元，被告姜国富承担8835元。反诉费36270元，反诉原告姜国富负担。第三人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第三人董兆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丽娟人民陪审员  滕 杰人民陪审员  张连竞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王柏钧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三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合伙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