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申832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杜礼臻，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海龙，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淑妙，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阮惠贤，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海龙，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淑妙，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伟堂，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辉，广东德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建，广东德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汤和平，男，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正英，女，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再审申请人杜礼臻、阮惠贤因与被申请人陈伟堂、汤和平、杨正英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21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受理后，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杜礼臻、阮惠贤提出再审请求：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Ｏｌ民终2164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陈伟堂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于2015年9月签署《股份转让合同》。二审判决认定：“现有证据并不足以充分证明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已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并实际履行。”二审判决的上述认定缺乏事实依据。1、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签署《股份转让合同》系客观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股份转让合同》文件本身系伪造。该《股份转让合同》的原件供各方进行核对，各方对该合同文本上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的签名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法院也没有认定签名系伪造，因此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签署《股份转让合同》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2、《股份转让合同》的真实签署时间为2015年9月，陈伟堂此时尚未对汤和平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由于汤和平对外欠债太多，自2015年初开始，就不断有人到锦和大厦找汤和平讨债，大厦的一楼大堂经常有些不明身份的人聚集闹事，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大厦租户的正常经营活动。杜礼臻、阮惠贤本身也是汤和平的债权人，为了确保大厦经营不受影响，同时顺利收回自己的债权，双方于是达成了以锦和大厦的租金收益权抵偿债务、让汤和平彻底退出合作经营的安排，并于2015年9月初签署了《股份转让合同》。同时，杜礼臻、阮惠贤、汤和平作为锦和大厦原出租人与承租人何健敏、甄靖签署了《解除协议》，杜礼臻、阮惠贤作为大厦新的权益人与承租人又重新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并向土地所有权人番禺区洛浦街上漖村经济合作社递交了《关于变更承租人的申请》，该合作社也在《关于的复函》上盖章确认。由于杜礼臻、阮惠贤并非专业法律人士，因而上述所有文件均委托律师起草。2015年9月1日，杜礼臻与广东容林律师事务所签署了《非诉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编号为（2015）粤容律非诉字第12号，约定的委托事项为：（1）起草递交番禺区洛浦街上漖村经济合作社变更承租人申请及村的答复；（2）起草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协议；（3）起草合作经营协议的股份转让协议。合同约定的律师费为35000元。签约当天，杜礼臻向广东容林律师事务所缴纳了律师费35000元，该律师事务所向出具了编号为9782919的收据。当天晚上19点22分，广东容林律师事务所韩秀娴律师通过代理合同约定的律所邮箱向杜礼臻、阮惠贤发送了《变更承租人的申请》等4份法律文件。随后，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何健敏、甄靖等人即签署了上述文件。2015年11月9日，陈伟堂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汤和平清偿1300万元借款本息。2016年3月4日，该院作出（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5657号民事判决。2016年4月20日，上述判决进入执行阶段。2016年5月20日，越秀区人民法院向承租人何健敏、甄靖送达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截留汤和平对锦和大厦享有的租金收益。因此，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签署《股份转让合同》的时间在前，陈伟堂提起诉讼、申请执行、执行法院裁定截留租金的执行行为均发生在此之后。3、《股份转让合同》的落款日期系倒签，杜礼臻、阮惠贤在一审和二审期间就《股份转让合同》的签署时间作了不实陈述。2015年9月初，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正式签署《股份转让合同》时，汤和平提出其担心2015年3月至2015年9月期间的租金被用于抵偿其对外所负债务，于是建议将合同的落款时间倒签至2015年3月8日，与此相关的原租约解除文件、新租约及承租人变更申请等法律文件的落款时间也相应调整为该日期。由于对杜礼臻、阮惠贤、承租人及上漖村经济社的利益不产生实质影响，因而各方对汤和平提出的建议不持异议，并配合签署了所有法律文件。一审及二审阶段，由于担心日期倒签安排对于法院认定《股份转让合同》的成立及生效产生影响，杜礼臻、阮惠贤及其代理人没有向法院披露上述客观事实，在庭审中就合同的真实签署时间作了不实陈述。（二）《股份转让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汤和平不再享有锦和大厦任何权益。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于2015年9月签署《股份转让合同》后，基于《土地租赁合同》产生的土地租金缴纳义务全部由杜礼臻、阮惠贤向上漖村经济社履行，而锦和大厦的承租人何健敏、甄靖也完全依据新的《房屋租赁合同》向杜礼臻、阮惠贤缴纳物业租金。汤和平在2015年9月之后即不再向上漖村经济社缴纳任何土地租金，也不再向大厦承租人何健敏、甄靖收取物业租金，其本人也于2015年9月彻底搬离锦和大厦，从此与大厦的经营及收益再无任何瓜葛。为了证明上述事实，杜礼臻、阮惠贤截取了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反映土地租金及物业租金缴纳情况的银行转账凭证、发票和收据等相关证据材料。1、2015年9月之后的全部土地租金由杜礼臻、阮惠贤向上漖村经济社缴纳：（1）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期间的土地租金缴纳情况。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期间，所有土地租金（发票记载的名目为“场地管理费”或“土地管理费”）均由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共同向上漖村经济社缴纳，发票显示的“付款方名称”为“汤和平、阮惠贤、杜礼臻”或“汤和平、阮惠贤”。但无论如何，汤和平的名字必然作为付款人显示在发票上。为了缴费方便，在具体操作上，由杜礼臻、阮惠贤将50%款项转入汤和平账户。后，再由汤和平统一向上漖村经济社转账支付全部租金。（2）2015年5月至2015年9月期间的土地租金缴纳情况。2015年5月至9月期间，由于汤和平的资金链断裂，各债权人纷纷上门向其催债。因此，汤和平不仅没有将其收取的大厦租金的50%足额向杜礼臻、阮惠贤分配，而且在收到杜礼臻、阮惠贤支付的土地租金后，没有如期如数向上漖村经济社缴纳。2015年9月，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签署了《股份转让合同），汤和平应当承担的租金债务与股份转让款进行了抵扣，故杜礼臻、阮惠贤于2015年10月9日向上漖村经济社缴纳了2015年5月至9月的土地租金。发票上显示的付款方信息也相应变更为申请人“阮惠贤、杜礼臻”。（3）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土地租金缴纳情况。2015年10月至今，所有土地租金缴纳义务均由杜礼臻、阮惠贤承担，上漖村经济社开具的发票均显示付款人为“阮惠贤、杜礼臻”。2、2015年9月之后的全部物业租金由杜礼臻、阮惠贤向承租人何健敏、甄靖收取。（1）2014年1月至2015年8月期间的物业租金缴纳情况。在此期间，锦和大厦的承租人何健敏、甄靖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汤和平缴纳物业租金，由汤和平向承租人出具其本人签名确认的《收款收据》。（2）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物业租金缴纳情况。自2015年9月开始，锦和大厦所有租金均由何健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杜礼臻缴纳，杜礼臻向何健敏、甄靖出具其本人签名确认的《收据》。3、汤和平于2015年9月7日彻底搬离锦和大厦。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签署《股份转让合同》后，为了避免债权人再来滋扰，汤和平于2015年9月6日向杜礼臻、阮惠贤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于2015年9月7日撤离其在锦和大厦的办公室。次日，汤和平彻底搬离大厦。4、2015年9月之后的两份《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均由杜礼臻、阮惠贤与承租人何健敏、甄靖签署，汤和平不再是合同约定的出租方。就锦和大厦的租赁事宜，杜礼臻、阮惠贤、汤和平作为出租方与承租方何健敏、甄靖先后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2010年7月23日）、《补充协议》（2010年11月4日）、《补充协议二》（2011年3月15日）、《补充协议三》（2011年3月28日）和《解除协议》（2015年9月初）等五份合同。而在2015年9月汤和平退出锦和大厦实际经营之后，承租方与新的出租方即杜礼臻、阮惠贤又签署了两份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四》、《补充协议五》，时间分别为2016年2月20日和2016年9月1日。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汤和平已经不再作为出租方在协议上签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其不再享有锦和大厦任何权益。（三）杜礼臻、阮惠贤对汤和平享有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已经为《股份转让合同》支付合理及公允之对价，合同内容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其法律效力应当得到确认。由于锦和大厦系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双方共同投资建设，甚至绝大部分前期投入都是汤和平在垫付资金，因而在汤和平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杜礼臻、阮惠贤也会施以援手。自2011年以来，杜礼臻、阮惠贤不断向汤和平提供借款，累计总额超过2200万元，汤和平则每月向杜礼臻、阮惠贤支付利息或清偿部分借款本金。截至2015年双方签署《股份转让合同》时，汤和平对杜礼臻、阮惠贤的欠款本息仍然高达15778000元。因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将杜礼臻、阮惠贤对汤和平享有的借款债权、租金债权与其对汤和平负有的支付股份转让款债务进行冲抵的安排真实、合法、有效。1、《股份转让合同》签署时，杜礼臻、阮惠贤对汤和平实际享有的债权金额共计18301308元，包括借款本金及利息15778000元，以及汤和平未支付的租金收益873308元、应返还的投资款80万元物业租赁保证金85万元。杜礼臻、阮惠贤在2011年8月至2015年期间累计向汤和平提供的借款总金额超过2200万元，而汤和平则按照每月3分或3分5的标准向杜礼臻、阮惠贤支付利息，并清偿了部分本金。截至2015年9月，汤和平共向杜礼臻、阮惠贤清偿约1500万元本息，其中本金约为700万元，利息约800万元，尚欠借款本金约1400万元及部分利息。由于双方资金关系复杂，既有借款，又有锦和大厦的租金分红款，还有其他项目的合作投资款，因而经过数轮对账，汤和平于2015年8月14日签署《借款确认书》，确认欠杜礼臻、阮惠贤的款项总额为14878000元，并与杜礼臻、阮惠贤签署了《股权抵押借款协议》，约定将其在锦和大厦中的50%股份作为还款担保。2015年9月初，双方签署《股份转让合同》时，再次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理，最后确认的欠款本金及利息总金额为15778000元。除此之外，2015年9月之前的租金系由汤和平直接向承租人何健敏、甄靖收取，但汤和平由于资金紧张，其并没有足额向杜礼臻、阮惠贤支付50%物业租金，累计欠租873308元。再加上汤和平应当退还的投资款80万元和物业租赁保证金85万元，杜礼臻、阮惠贤对汤和平的债权总额为18301308元。其中1830万元债权即与合同约定的股份转让款直接冲抵。上述事实有银行转账凭证、账户流水清单、对账表、借据、《股权抵押借款协议》、《借款确认书》等证据予以证实。2、《股份转让合同》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格（1830万元）合理、公允，汤和平并不存在低价或无偿处分财产的行为。首先，锦和大厦是违章建筑，其未来之存续本身即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所谓的收益权并不稳定；其次，根据杜礼臻、阮惠贤与承租人何健敏、甄靖签署的补充协议，大厦的租赁情况并不理想，受经济大环境及电商等因素的影响，租金实际上不仅没有上涨，反而在下跌；第三，汤和平尽快将50%租金收益折抵其对杜礼臻、阮惠贤的欠款，有利于停止计算约1400万元本金带来的巨额利息债务，而杜礼臻、阮惠贤也可以顺势让汤和平退出大厦经营，避免其债权人滋扰大厦承租人，影响大厦的正常经营使用；最后，从投资回报来看，汤和平当初对大厦的投入为600多万，五年后以大约三倍的溢价对外转让，并不背离一般的商业逻辑。因此，陈伟堂按照变更前的合同去计算未来的租金收益，进而质疑交易价格的合理性，不仅缺乏法律依据，而且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如果陈伟堂认为该交易损害了他的利益，其有权另行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3、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签署《股份转让合同》时，陈伟堂与汤和平之间的债务纠纷尚未进入诉讼程序，汤和平本人当时并没有任何诉讼或执行案件，锦和大厦的租金收益也没有被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采取任何保全措施，更没有证据证明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故意，因而《股份转让合同》合法有效。首先，2015年9月之前，虽然不断有债权人上门向汤和平索债，但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汤和平本人将完全丧失偿债能力，其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汤和平清偿债务（陈伟堂直至2015年11月才向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对汤和平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就杜礼臻、阮惠贤对汤和平的债权而言，汤和平直至2015年8月20日仍然有偿债行为（还款20万元），甚至在2015年7月31日还向杜礼臻、阮惠贤清偿了借款本金100万元。因此，杜礼臻、阮惠贤当时并不存在将汤和平的财产优先抵偿其债务，恶意损害其他债权人的故意。事实上，杜礼臻、阮惠贤对于汤和平具体对外负债情况也并不了解。其次，杜礼臻、阮惠贤对汤和平的债权真实存在，双方并未虚构债权抵偿股份转让款，而法律并不禁止自然人在同时负有多笔债务的情况下，对某一债权人作出个别清偿。个别清偿之禁止多见于破产法领域，因为企业对债务仅承担有限责任，在企业进入破产阶段之后，其财产用于个别清偿将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故法律有禁止之必要。但自然人对债务承担的是无限责任，而且在金融渗入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现代社会，如果将负有债务的自然人对外单独清偿债务的行为确定为无效的话，则整个交易秩序的安全性将荡然无存。因此，除非有证据证明杜礼臻、阮惠贤存在虚构债权、故意协助汤和平明显低价处分或无偿赠予其名下财产，导致其他债权人无法受偿的违法行为，否则不应否定《股份转让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综上，现有证据充分证明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于2015年9月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并已经实际履行，汤和平已经彻底退出了锦和大厦的经营，杜礼臻、阮惠贤对锦和大厦享有100%投资权益，故足以排除（2016）粤0104执3008号案对广州市番禺区锦和大厦50%租金的强制执行。杜礼臻、阮惠贤在本案一审和二审阶段就部分事实确实存在不实陈述行为，妨碍了民事诉讼，但其提交的新证据足以证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存在错误，严重背离了客观事实，而这一错误认定和裁判结果将导致双方权利义务重大失衡！因此，杜礼臻、阮惠贤恳请贵院从维护实体正义出发，查明本案事实，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21647号民事判决，驳回陈伟堂所有诉讼请求。陈伟堂答辩称：（一）杜礼臻、阮惠贤在原诉讼中有虚假陈述的重大嫌疑，其陈述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重大疑点，二审判决不采信两人的主张，让其承担败诉后果，是正确的。（二）杜礼臻、阮惠贤自认虚假陈述，不仅不能证明二审判决错误，反而证明二审判决没有采信其虚假陈述是正确的，没有任何理由撤销。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也签署了《诚实诉讼承诺书》，承诺据实陈述案件事实，诚实参与诉讼，如有违反愿承担一切事实风险和法律责任。因此，杜礼臻、阮惠贤严重违背诉讼诚信，应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三）杜礼臻、阮惠贤在再审申请中提供的证据，均为一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并非庭审结束后才发现、或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情形，也并非由于某种原因逾期提交的情形。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规定，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人民法院不应采纳。（四）杜礼臻、阮惠贤在再审申请中的陈述，仍然疑点重重，不符合常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再审审查焦点在于杜礼臻、阮惠贤对涉案租金的50%收益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经查，杜礼臻、阮惠贤在一、二审诉讼期间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涉案《股份转让合同》签署时间显示为2015年3月3日。现杜礼臻、阮惠贤申请再审主张上述《股份转让合同》实际签署时间是2015年9月。对此，本院认为，二审判决已查明认定当事人签署《股份转让合同》后汤和平仍向承租人收取租金，并多次向杜礼臻、阮惠贤转款，显然与该《股份转让合同》的约定不符，现有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杜礼臻、阮惠贤与汤和平已实际履行了相关股份转让的行为。二审判决根据杜礼臻、阮惠贤自己提供的证据，认定杜礼臻、阮惠贤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据充分，并无不当。现杜礼臻、阮惠贤申请再审，但其主张的事实与其在诉讼期间陈述的事实不一致，而且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涉案《股份转让合同》的签署时间并非发生于2015年3月8日，不足以证明涉案《股份转让合同》的签署时间发生于2015年9月，不足以证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杜礼臻、阮惠贤申请再审的理由，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另外，杜礼臻、阮惠贤也应当为其不诚信的诉讼行为承担法律后果。综上，杜礼臻、阮惠贤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杜礼臻、阮惠贤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王 庆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黄凯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