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终45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广西正邦广联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钦州灵山分公司，住所地：灵山县武利镇人和安置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721MA5NF2PK7X。 负责人：吕万胜。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圣财，广西立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余嘉许（曾用名：余永），男，197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浦北县居民。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朱乔燕，女，197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浦北县居民。 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程，广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西正邦广联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钦州灵山分公司（以下简称正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嘉许、朱乔燕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0721民初2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圣财、被上诉人余嘉许、朱乔燕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程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正邦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灵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0721民初280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两被上诉人余嘉许、朱乔燕共同赔偿723000元及支付律师代理费15000元给上诉人；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余嘉许没有经过上诉人的同意，私自偷运猪只外卖造成了缺失了245头猪只的事实有上诉人提交的《死亡确认单》、余嘉许签字确认的《正邦公司养户盘点表》、余嘉许偷运猪只现场的视频和照片以及公安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而被上诉人余嘉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2019年6月17日之前缺失的245头猪只是经上诉人员工同意出卖的，也不能证实缺失的245头猪只是由于猪瘟死亡的，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第七条第7小点约定，要出现重大疫情，并且因为重大疫情导致政府对疫区进行封锁，两个条件并存的情况下，才符合互不追究对方经济损失和责任的前提。而被上诉人余嘉许提供的两份政府通知，内容都没有对疫区进行封锁，只是要求加强检查监督外运而已，且被上诉人也不能证实缺少的猪只都是因为猪瘟死亡的。此外，在符合上述两个条件之后，还要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之后，才能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损失和责任。但现在双方没有就此事协商过，上诉人也根本不同意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损失和责任。因此，被上诉人余嘉许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两个被上诉人属夫妻关系，被上诉人余嘉许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养殖猪只产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所以应共同承担偿还义务。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委托养殖合同书》第七条第7小点约定的内容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二审法院应当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余嘉许、朱乔燕共同辩称，一审判决正确。1、被上诉人朱乔燕并不是本案合同相对人，也没有参与猪场经营，与本案无关；2、上诉人在一审时举出多份证据（死亡确认单、日常养殖记录单）都不是由被上诉人余嘉许签字，是其他人代签的，并没有与被上诉人余嘉许现场确认猪只死亡情况、养殖情况等，上诉人的技术人员几乎没有到过现场，仅是每天早上与被上诉人余嘉许电话联络，上诉人对猪只的情况是不了解的，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是客观真实的；3、一审庭审时调查到了数量问题，余嘉许承认拉了十几头猪，但是被上诉人截下后，就没有出售成功，并且全部拉回猪场，余嘉许那时候才知道猪只是不能卖的。2019年1月23日后至6月17日前这个过程中，猪只数量少了，是因为上诉人不负责地记载造成的，不能将责任推卸到被上诉人余嘉许身上。被上诉人余嘉许经营猪场至今，没有任何收益，又付出了很多劳动。 上诉人正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余嘉许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2.请求判决被告余嘉许、朱乔燕共同赔偿723000元；3.请求判决被告余嘉许、朱乔燕支付律师代理费15000元;4.本案受理费由被告余嘉许、朱乔燕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余嘉许以余永的名义与原告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委托养殖合同书》，约定原告以记账的方式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被告余嘉许提供适合饲养猪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劳动力，原告负责猪的销售，在该批猪全部销售完后，原告向被告余嘉许支付合同约定的结算款。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被告余嘉许提供1270头猪苗及饲料、疫苗药物等物料，被告在位于灵山县的养殖场养殖。原告作为一家专业养殖机构在诉讼过程中自始至终均没有证明导致被告受托养殖的猪出现大面积死亡的原因，根据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该院作出对原告不利的事实认定，即认为被告受托养殖的猪是因感染非洲猪瘟病毒自2019年1月23日起开始出现死亡，一直持续到当年六月份左右。期间，除被告余嘉许将10头病猪非法买卖外，其余病猪均已死亡。原告在此过程中未能证明其为防控猪瘟采取何种措施，且原告负责该区域的技术员黄廉群疑似在其本人没有到达现场的情况下便以余永的名义在相关凭证上签名。 另从该院对原告的员工官翔飞（当时的服务部主任）调查得知，其称当时有群众电话向其反应被告余嘉许偷卖生猪的事实，但没有向该院提供举报人的电话，结合原告的技术员黄廉群（已辞职）在派出所陈述称是群众向其反应被告余嘉许偷卖生猪的事实，两人的陈述存在相互矛盾。综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原告的员工黄廉群对被告余嘉许将病猪运出去卖是知情的。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朱乔燕不是合同上的当事人，不属于本案适格的被告。被告余嘉许同意解除其以余永的名义于2019年1月10日与原告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院予以准许。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第七条第7款“如果出现重大疫情，政府对疫区进行封锁或重大自然灾害、战争、国家政策改变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本合同可协商终止，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的规定，是双方关于风险分担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作为一家专业养殖机构，在被告余嘉许受托养殖的生猪感染非洲猪瘟病毒后，原告有责任提供专业的应对措施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但从本案的证据来看，原告显然没有尽到其义务。而被告余嘉许作为一名普通的养殖户，在养殖场感染非洲猪瘟病毒并导致猪死亡后，持续时间较长，亦多次向原告的技术员黄廉群反应，但原告的技术员黄廉群甚至没有到现场的情况下疑似便以余永的名义在相关凭证上签名，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疫情的相当严重性，原告在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面前仅作过的一次所谓的检测，也是极端不负责任。最后，被告余嘉许别无选择将死猪进行填埋是适当的。至于被告余嘉许将10头病猪出卖给他人的违法行为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被告余嘉许赔偿其经济损失及负担律师代理费15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广西正邦广联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钦州灵山分公司与被告余嘉许以余永的名义于2019年1月10日的《委托养殖合同书》；二、驳回原告广西正邦广联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钦州灵山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90元，由原告广西正邦广联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钦州灵山分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采信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和事实。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正邦公司主张被上诉人余嘉许不经其同意私自偷运上诉人的245头猪出售给他人，应由余嘉许按合同约定3000元/头的标准赔偿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余嘉许自认在此之前曾将10头病猪非法买卖，但辩称涉案的245头猪是因感染猪瘟死亡的，死亡的猪已全部被其填埋，并非偷卖。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上诉人正邦公司提供了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视频及照片等证据只能证明被上诉人余嘉许于2019年6月17日偷运了上诉人的13头猪准备出卖却被正邦公司拦截下来并未得逞的事实，但其未能提供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缺失的245头猪是被上诉人余嘉许私自偷卖的，且被上诉人余嘉许对此予以否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自从2019年1月23日被上诉人余嘉许领取了1270头猪苗至2019年6月17日期间，涉案猪场里的猪一直存在陆续死亡的现象。此后，经盘点后剩余的猪亦全部死亡。结合上述期间属于非洲猪瘟疫情发生期间，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猪死亡的现象，上诉人正邦公司却未能向法院提供正规的检测报告以及其他有力证据予以证明猪出现大面积死亡的原因。据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被上诉人余嘉许受托养殖的猪是感染了非洲猪瘟病毒并导致大面积死亡的事实，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可；最后，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第七条第7款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余嘉许受托养殖的猪感染了非洲猪瘟病毒，出现大面积死亡的现象，属于重大疫情，符合条款中关于“发生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互不追究对方经济责任和损失”的约定，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正邦公司请求赔偿以及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对上诉人正邦公司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正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元，由上诉人广西正邦广联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钦州灵山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 盛 审 判 员  韦乐熙 审 判 员  钟凌意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马丽萍 书 记 员  郭杨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