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申18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福州一化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法定代表人：张**，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承思，福建立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法定代表人：王学顺，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玲，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帅霖，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第三人：郭建林，男，汉族，住湖南省桂东县。再审申请人福州一化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一化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诚志通公司）、一审第三人郭建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4民终1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一化公司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7250号民事判决及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4民终1202号民事判决，驳回诚志通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令诚志通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诚志通公司已经收到全部1862吨氯酸钠，一化公司已经向诚志通公司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郭建林是否具有代理权、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并非本案争议的焦点。1、从合同的约定看，一化公司与诚志通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24日、2015年10月9日前后两次签订了7份《工矿产品供需合同》，合同标的是1862吨氯酸钠。而诚志通公司又与案外人长沙湘巍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湘巍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24日、2015年10月26日签订两份《商品购销合同》，合同标的也是1862吨氯酸钠，合同中并且还特别注明厂家是一化（即本案一化公司）。由此可见，诚志通公司向一化公司购买1862吨氯酸钠的目的就是要转手销售给湘巍公司，1862吨氯酸钠就是要从一化公司处流向湘巍公司（或湘巍公司指定的其他人）。2、郭建林邮箱发送给一化公司的16份《发货指令单》中，注明的提货单位均是湘巍公司，联系人均是郭建林，而郭建林是湘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此可见，一化公司依据16份《发货指令单》向湘巍公司交付的1748吨氯酸钠流向符合诚志通公司与一化公司、湘巍公司分别签订购销合同之目的。3、从第三人郭建林与一化公司的员工林钦祥、诚志通公司员工朱文湛、前法定代表人王某的邮件、微信往来记录等足以证明，诚志通公司对于一化公司交付给郭建林的1748吨氯酸钠是知情并认可的。一审查明、二审确认的郭建林与前述人员的邮件、微信往来记录如下：（1）2016年8月4日，湘巍公司向诚志通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公司长沙市湘巍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由于市场现在是淡季，回款难的情况。对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货款一事做出承诺：所欠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所有货款于2016年9月30日前全部还清，如果到期未还清愿接受法律制裁。”（2）2016年10月10日，朱文湛向郭建林发送“湘巍逾期”的附件，并留言“郭总，附件是贵司欠我司的逾期费用，请查收”。（3）2016年11月14日，王某与郭建林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某：那我按此向总部申请，过了15号你们不能全部款到减免就作废，郭建林：嗯。王某：郭总：这两天汇款时和我们小朱计算一下当时的资金占用费。郭建林：好，以付款时间算”。（4）2017年1月16日、17日，郭建林分别向朱文湛、林钦祥的邮箱发送附件“申请”一份，内容为：致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时近年关，湘巍公司因为下游公司货款未能及时收回，无法支付贵司货款，请再予以时间上宽限。落款为湘巍公司并加盖湘巍公司公章。（5）2017年1月17日，郭建林向王某发送“湘巍欠款”的附件，并留言，“王总，我把表格调整了，您看一下，你说的律师费我司确实困难看能否免了。诉讼费2万多可以负担，请您帮忙了，没办法谢谢！”该邮件附件“湘巍公司欠款明细”显示：截至2016年10月11日，编号CZT-151-108和CZT-151-156合同项下，湘巍公司已向诚志通公司支付保证金642390元、货款1250266元，已提货410514元，逾期费用758769.31元、剩余货款4772506元、湘巍欠款总计5531275.31元。从以上证据可以明显看出：郭建林所在的湘巍公司欠诚志通公司货款，诚志通公司一直向郭建林催讨货款，郭建林以处于淡季或年关将近下游公司货款未能收回为由请求予以宽限，并请求减免律师费。特别要强调的是，郭建林与王某确认的，湘巍公司已向诚志通公司支付了保证金642390元、货款1250266元，结欠的剩余货款是4772506元，由此可以计算出，双方之间的货款总额是6665162元。恰好与双方之前签订的两份《商品购销合同》的合同金额6665162元相一致，分毫不差！由此可以证明，诚志通公司已经向湘巍公司交付了两份《商品购销合同》约定的全部1862吨氯酸钠。进而可以证明16份《发货指令单》就是诚志通公司通过其委托人郭建林向一化公司发出的，诚志通公司对于一化公司依照该16份《发货指令单》向湘巍公司交付1748吨氯酸钠，是知情并认可的。4、在诚志通公司与湘巍公司签订的两份《商品购销合同》中，诚志通公司是销售方，湘巍公司是购买方。诚志通公司陈述其只向一化公司发了一份《发货指令单》，仅仅向湘巍公司交付了114吨氯酸钠。2017年12月15日，诚志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证据《长沙市湘巍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往来账款明细（截至2017年12月14日）》，载明：湘巍公司支付的保证金、货款共计1892656元，提货价值410514元，货款结余1482142元（也就是说湘巍公司多支付了1482142元）。如果诚志通公司以上陈述属实，那么显然是诚志通公司违约，应当向湘巍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要么交付剩余的氯酸钠，要么退还多收取的货款。但实际上却是诚志通公司不断要求湘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建林支付货款。在二审庭审时又主张湘巍公司对诚志通公司还应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可见，诚志通公司陈述的其只向一化公司发了一份《发货指令单》，仅仅向湘巍公司交付了114吨氯酸钠，根本就不是事实。事实是一化公司已经依据郭建林发送的16份《发货指令单》、朱文湛发送的1份《发货指令单》向湘巍公司交付了全部的1862吨氯酸钠。2017年1月17日，郭建林向王某发送的邮件的附件“湘巍公司欠款明细”中才会载明，湘巍公司与诚志通公司之间的货款总额是1862吨氯酸钠的总价款6665162元。5、在诚志通公司与湘巍公司签订的两份《商品购销合同》中，前一份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为2015年12月24日，后一份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为2015年12月26日。根据经济生活常识可知，作为善意的卖方肯定希望买方按照合同约定尽快支付货款并提取货物。但是，按照诚志通公司的说法，其于2015年10月27日才向一化公司发送第一份《发货指令单》，之后一直到2016年5月13日才向一化公司发送第二份《发货指令单》。这显然不符合合同约定，也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一审中，诚志通公司对此解释为，诚志通公司要收到湘巍公司的交货指令后才能向诚志通公司发交货指令，但是两份合同均约定：需方最迟必须在供方出具《交货通知书》后的两个月以内付清全部货款并提完合同所有货物。也就说双方之间的交易流程是：诚志通公司先向湘巍公司出具《交货通知书》，之后湘巍公司必须在两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并提取完合同所有货物。并且诚志通公司也没有提供其向湘巍公司发送《交货通知书》或者湘巍公司向其发送交货指令的证据以印证其辩解。由此可见诚志通公司关于2015年10月27日才向一化公司发送第一份《发货指令单》，之后一直到2016年5月13日才向一化公司发送第二份《发货指令单》的说法完全不是事实，郭建林向一化公司发送的16份发货指令完全是得到诚志通公司授权并认可的。6、郭建林从2015年9月29日至2015年12月24日，共计向一化公司发送了16份发货指令，而诚志通公司的员工朱文湛在其间隙2015年10月27日向一化公司发送一份发货指令。前后17份发货指令要求交付的氯酸钠总吨数不多不少，恰好为1862吨，和一化公司与诚志通公司之间签订的七份《工矿产品供需合同》约定的标的额1862吨完全相同。（二）一化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郭建林有权代表诚志通公司向一化公司发送《发货指令单》，一化公司依照该《发货指令单》的要求发货没有任何过错。1、一化公司与诚志通公司洽谈本案涉及的货物买卖之初，郭建林就在场，并作为诚志通公司的一方全程参与。2、2015年9月18日，郭建林通过其邮箱向一化公司的工作人员林钦祥发送诚志通公司的CZT最新企业资料（五证），包括诚志通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3、2015年9月23日，郭建林通过邮箱向林钦祥发送诚志通公司确认后的“供需合同”。4、2015年9月25日，郭建林通过邮箱向林钦祥发送“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开票资料”。也就是说，在一化公司与诚志通公司的整个交易过程中，都是郭建林代表诚志通公司并通过其邮箱与一化公司的工作人员林钦祥联系的。在此情况下，一化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郭建林就是诚志通公司的代理人，有权代表诚志通公司向一化公司发送《发货指令单》。正因为林祥钦善意的相信郭建林是诚志通公司的代理人，2015年10月27日朱文湛向林钦祥发送《发货指令单》时，林祥钦才打电话给郭建林询问原因，在得到郭建林肯定的答复后，才执行该《发货指令单》。由此可见，一化公司依照郭律林发送的《发货指令单》履行合同交付义务没有任何过错。5、郭建林发送的《发货指令单》与朱文湛2015年10月27日发送的《发货指令单》在格式、行文、页眉、落款的“运营一部”、联系人、发货清单的内容排列等内容均基本一致。朱文湛发送的《指令单》注明的提货人是钟海洪。郭建林发送的16份《发货指令单》中也有13份注明提货人姓名是钟海洪。一化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二者之间是一致的，均来自诚志通公司，代表诚志通公司的意思。在一化公司与诚志通公司之间签订多份合同情况下，一化公司按照合同总量来控制发货情况而忽视了2015年9月29日编号为CZT-O01《发货指令单》已经将合同号NN/RZ2015-92401项下货物266吨全部提完，是合乎常理的，也是无可指责的。6、现行法律并没有禁止一个公司雕刻、使用多个公章。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公司为了使用方便或其他原因经常使用一枚以上的公章，虽然经鉴定，16份《发货指令单》上加盖的诚志通公司的公章与诚志通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一致，但是不能就据此简单推定该《发货指令单》加盖的公章就不是诚志通公司在使用的，更不能推定该《发货指令单》不是诚志通公司的意思表示。（三）本案实际上是湘巍公司拖欠诚志通公司货款而发生的纠纷，诚志通公司在向湘巍公司多次催讨无果的情况下，故意歪曲事实，试图混淆视听，通过恶意诉讼达到其弥补损失的目的。本案与一化公司没有任何关系。1、如前所述，从一审查明、二审确认的郭建林与林钦祥、朱文湛、王某的邮件、微信往来记录可以看出，即便在本案诉讼期间，诚志通公司还是锲而不舍向湘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建林催讨被其拖欠的货款，郭建林也认可双方之间的货款总额是6665162元，已支付保证金642390元，货款1250266元，结欠的剩余货款是4772506元。2、一审查明、二审确认的事实，2017年1月9日，一化公司一审阶段委托代理人翁齐斌与郭建林通话录音显示：“郭建林：现在就是货款，我欠他们的货款，因为他们一直在追我，我也有跟他们沟通。翁齐斌：那现在问一下前面十七份发货指令单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明确一下是通过谁发给你的？郭建林：我刚跟你讲了，这个问题与你们无关。”也证实是，本案实际上是湘巍公司拖欠诚志通公司货款，与一化公司无关。诚志通公司答辩称：（一）诚志通公司自始至终只收到了7份《工矿产品供需合同》项下1862吨货物中的114吨货物，余下1748吨货物未曾发出发货指令也必然不可能收到任何货物，该1748吨货物的所有权没有转移到诚志通公司名下，一化公司应当承担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1、诚志通公司与一化公司之间签订的编号分别为NN/RRZ2015-92401、NN/RRZ2015-92402、NN/RRZ2015-92403、NN/RRZ2015-92404、NN/RRZ2015-100901、NN/RRZ2015-100902、NN/RRZ2015-1009014的七份《工矿产品供需合同》，约定诚志通公司向一化公司购买1862吨货物，这七份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任何强制性法律法规，合法有效。2、合同签订后，诚志通公司于10月27日向一化公司发出第一份《发货指令单》，编号为CZT-151-108-FHZL，请求一化公司交付编号为NN/RRZ2015-92401的合同项下的货物114吨，一化公司如约履行交货义务。2016年5月13日，诚志通公司向一化公司发出第二份编号为CZT-151-108-FHZL-1的《发货指令单》，要求一化公司交付编号为NN/RRZ2015-92401的合同项下的货物150吨，但一化公司在收到指令单后不予理睬，直至2016年7月才告知诚志通公司余下1748吨货物已于2015年12月24日前被他人以诚志通公司的名义提取完毕。3、根据双方《工矿产品供需合同》的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诚志通公司自始至终未取得被他人冒领的1748吨货物的所有权，一化公司未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向诚志通公司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并且在诚志通公司的请求下也以其行为表示无法履行交付义务，诚志通公司自然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要求一化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二）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及争议焦点清楚准确，并且适用法律正确，第三人郭建林冒用诚志通公司的名义提取1748吨货物的行为，无法构成表见代理，更遑论将其后果归属到诚志通公司身上，一化公司应当为其错误的发货行为承担违约责任。1、既然七份《工矿产品供需合同》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到法律的保护，具有相对性，那么无论诚志通公司向一化公司购买货物的目的是什么，一化公司均应当严格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即根据诚志通公司出具的《发货指令书》的要求交付货物。《工矿产品供需合同》是诚志通公司与一化公司之间所签订，也并未约定向任何第三方履行任何义务，因此案外人湘巍公司与诚志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在本案的事实上，诚志通公司已履行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但一化公司却以其行为表示将不履行其交货的义务，明显已经构成违约。2、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表见代理要求代理行为在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且相对人主观上为善意、无过失，本案中诚志通公司从未出具过任何委托文件授予第三人提取货物的权利，一化公司也清楚第三人为湘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不是诚志通公司的员工，第三人只是作为介绍人参与洽淡本案的货物买卖，并且，通过介绍人向相对方发送资质文件、合同版本、开票信息等资料，本身就是贸易往来中的交易习惯，根本无法据以认定第三人有代理权；其次，作为一个理性谨慎的交易相对方，在履行发货义务前，应当对需方出具的发货文件进行基本的审核，既然第三人出具的16份《发货指令单》是伪造的，自然会尽量去模仿正确的《发货指令单》，但是这些伪造的指令单不论是在编号、印章还是发送方式等方面，均明显与诚志通公司的不一致，一化公司并没有对其进行认真地核查，也未主动向诚志通公司询问，只是单方与第三人联系后就按照伪造的指令发出货物，而且在发现了发送《发货指令单》的邮箱不一致且编号为NN/RRZ2015-92401的合同项下货物已全部提完时，也未向诚志通公司询问，显然存在重大的过失；最后，诚志通公司在发现货物被他人冒领后，也未曾对第三人的行为进行追认，所以，第三人冒用诚志通公司名义领取余下1748吨货物的行为，显然无法构成表见代理，第三人的行为后果也不可能归属于诚志通公司，一化公司应当为其错误的发货行为承担违约责任。（三）诚志通公司因湘巍公司的郭建林介绍与一化公司签订《供需合同》，一化公司告知货物被介绍人郭建林冒领之后，第一时间向公安报案，同时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要求郭建林交回货款是通常的处理方式，不能据此认定是诚志通公司对第三人冒领货物的行为的追认。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再审申请人一化公司的再审请求及理由，本案再审焦点问题是一化公司是否已经全部履行涉案供需合同约定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诚志通公司提供了七份《工矿产品供需合同》及《发货指令单》（编号CZT-151-108-FHZL）、《发货指令单》（编号CZT-151-108-FHZL-1）等证据材料，拟证明一化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构成违约责任。一化公司主张其已全部履行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并提供《发货指令单》及邮箱界面截屏、增值税发票、与郭建林通话记录等证据材料。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涉案《工矿产品供需合同》的约定，一化公司应当按诚志通公司出具的《发货指令书》要求发货。当出现发货指令是通过第三人郭建林的邮箱发出的，作为供货方的一化公司应当与合同相对方诚志通公司核实。特别是，一化公司与诚志通公司签署第二批《工矿产品供需合同》时，向对方隐瞒曾经发货的行为，没有与诚志通公司核实发货情况；在收到诚志通公司《发货指令单》（编号CZT-151-108-FHZL）时，一化公司已经注意到该《发货指令单》指明的发货货物已经早已发出，但一化公司仍然没有与诚志通公司联系、核实，继续根据郭建林的发货指令发货。显然，一化公司根据郭建林的发货指令发出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一化公司主张郭建林代表诚志通公司，其向郭建林发货应当视为向诚志通公司发货，已经全部履行供货义务，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化公司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构成违约。一、二审判决判令一化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化公司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福州一化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王 庆二〇二〇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黄凯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