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闽01行终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龙江街道霞楼村福清辉达彩印有限公司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1M0000X1B77。 法定代表人：王言平，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亮、钱亮，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住所地福建省福清市东门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100MB1756846D。 法定代表人：孙伟，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豪，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一案，不服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8）闽0181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闽榕环罚【2018】96号《福清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将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一、原审判决的作出未经举证质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对未采纳的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依照上述规定，举证和质证是行政诉讼庭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原审法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并未进行举证质证，也未在裁判文书中对未采纳的证据说明理由，导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规定，原审判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一）原审判决认定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是被上诉人下属的执法单位，无需另行委托，本案不存在执法主体超越职权的情形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虽系被上诉人作出，但本案现场检查、勘察、调查取证、询问、听证等程序均由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完成。上诉人认为，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并不具备本案的执法权限。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能够实施行政处罚的只有三类主体：一是国家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二是经过法定程序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三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在法定权限内委托的事业组织。但是，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不属于以上三类可以实施本案行政处罚的主体范围，具体理由如下：1.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实施本案行政处罚并未得到法律、法规的授权。《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水污染物的；”依照上述规定，有权实施本案行政处罚的系被上诉人，并非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2.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在本案开展立案调查时，当地已将本案所涉的行政违法行为纳入集中行使处罚权的范围，也未证明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系当地行使集中处罚权的行政机关。3.被上诉人并未委托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以被上诉人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委托环境监察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受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其处罚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名义实施行政处罚。委托处罚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受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在听证过程中，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郭明也明确表示：“我们执法有长期的授权委托，没有每次调查都要委托。”因此，无论是依照上述规定，还是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自身的理解，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欲要行使行政处罚权，必须提供被上诉人出具的委托手续。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未提交任何书面的、经过备案的委托手续，显然不能证明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获得了被上诉人的有效委托。因此，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不属于可以实施本案现场检查、取证、询问等执法权的主体，不具有本案的执法权限。综上，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不具有本案的执法权限，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的现场检查、勘察、调查取证、询问、听证等程序的实施主体超越法定职权。原审判决认定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是被上诉人下属的执法单位，无需另行委托，本案不存在执法主体超越职权的情形不仅认定事实错误，也是对法律极不尊重的表现。（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生产的废水通过车间外的雨水沟、厂区东北侧围墙边的排放口直接排入外环境属认定事实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综合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所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废水是上诉人产生的。在案涉地块上，同时存在上诉人与福清辉达福清辉达彩印有限公司两个主体。被上诉人《听证笔录》、《听证报告》载明，在2018年3月23日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检查时，上诉人印刷车间未生产，未产生任何废水。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福清辉达彩印有限公司当时是否存在生产行为，是否存在排放污水的行为。直到2019年9月10日，被上诉人仍在对福清辉达彩印有限公司进行调查，调查该公司是否存在生产经营的情况。因此，上诉人认为，综合被上诉人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废水是上诉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还是福清辉达彩印有限公司排放的，一审法院认定废水是由上诉人排放的，属于事实严重不清。2.被上诉人二次的采样点均在上诉人厂区范围内，不能证明上诉人存在对外排放污水的事实。首先，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在两处采样点采集了污水，一处是上诉人印刷车间外的雨水沟中，另一处是上诉人厂外的排放口。被上诉人所认定的上诉人厂外排放口实际上仍在上诉人或上诉人关联企业的用地范围内，属于上诉人或上诉人关联企业设置的第一处沉淀池，上诉人其自身或关联企业的用地范围内依次设置了三处沉淀池，上诉人所产生的污水依次从第一处沉淀池流向第二处沉淀池，最终流向第三处沉淀池，之后在上诉人工厂内部进行循环利用，并未排入外部环境。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外部排放口的位置、排放的方式、排放量以及对外部水体所造成的污染等，且在上诉人一再表示厂区东北侧的沉淀池（即第二采样点）仍系上诉人厂区内的情况下，未查清该沉淀池及后续的第二、第三沉淀池用地使用权，便认为厂区东北侧的沉淀池（即第二采样点）为上诉人的对外的排放口，实属妄断。退一步说，即便上诉人厂区东北侧的沉淀池（即第二采样点）的土地使用权人非上诉人，也不能据此认定其为上诉人排向外环境的排放口，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通过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所称的三道沉淀池均在洪福彩色印花厂用地范围内，被上诉人应当查清三道沉淀池的设置是否经过洪福彩色印花厂的同意，是否存在经过三道沉淀池之后，仍存在对外排放的情况。因此，被上诉人在未查清该事实的情况下，便做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严重不足。另外，上诉人参照沉淀池标准改造了雨水沟，并使雨水沟最终流向第一处沉淀池，从物理上完全隔断与外环境的联系。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形下，认定上诉人利用雨水沟改造的沉淀池不能起到污染防治作用，向外排放的的废水最终通过雨水沟排向外环境，且未进行说理，属认定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严重不足。再次，被上诉人声称上诉人接受询问的代理人牛志江认可了对外排放行为，但是上诉人认为，牛志江是原告公司的聘用人员，对上诉人早期设置的沉淀池及废水处理程序以及是否对外排放均不知情，且其在接受询问时并没有得到上诉人的授权。被上诉人的第二取样点到底是在上诉人厂区内还是在厂区外应该尊重客观事实，并以上诉人在行政听证程序中的表述为准。最后，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郭明在听证中声称上诉人“洗版废水通过地下管网直接外排，最终排入龙江”，但是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外部环境排放废水实属证据严重不足。综上，一审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不仅未达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反而是严重背离客观事实的。（三）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行政处罚不违反法定程序，属事实认定错误。1.采样来源不合法。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福清市环境监测站属于长期合作关系，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现场执法检查时，福清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是随同前往的，故被上诉人无需另行出具委托属认定事实不清。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35条“监测报告要求”的具体规定，该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监测报告必须载明下列事项：（一）监测机构的全称；（二）监测机构的国家计量认证标志（CMA）和监测字号；（三）监测项目的名称、委托单位、监测时间、监测地点、监测方法、检测仪器、检测分析结果等内容；（四）……”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监测报告”中显示，该监测报告属于委托监测报告，但被上诉人的“监测报告”既没有载明委托单位，也没有提交委托关系证明材料。监测报告作为认定上诉人厂区内废水是否超标的关键性证据，需要得到环境主管部门的书面委托方才具备合法性。一审法院认为福清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是随同前往即不需要进行委托的理由经不起推敲，不符合法律逻辑，属于认定事实严重不清。2.采样主体不合法。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现场检查笔录称“2018年3月23日，福清市监测站监测人员对该公司印刷厂外雨水沟采水样两瓶……”但在现场检查笔录中记载和签字的执法人员只有三人：郭明、陈明、邹伟强，这三个人都是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的人员，并没有监测站的人员，水样采样主体的亦不具有合法性。一审法院却予以采信支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采样程序严重不合法。首先，《监测报告》显示，该监测报告的项目名称为“废水监测”，监测性质为“监督性监测”，样品来源为“现场采样”。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亦自认本次监测为监督性检测。这样的监测项目显然受《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的调整。监测机构必须按照该规范规定的污水采样的具体规范进行操作，如采样地点的确定、采样频次的确定、采样方法的选择等。特别重要的是，采样时应认真填写“污水采样记录表”。而此表中应当具有以下内容：污染源名称，监测目的、监测项目、采样地点、采样时间、样品编号、污水性质、污水流量、采样人姓名及其他有关事项。但是，被上诉人根本没有遵守上述规范，不仅未填写“污水采样记录表”，甚至采样人是谁在证据中都无法显示，更未让上诉人负责人签字确认。其次，本案一审中的证据显示，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排放的废水中总铜超标。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国家标准）中，总铜被列为第二类污染物。对于第二类污染物，在上述规范中规定的采样地点必须是在排污单位对外部环境排放口，而不能是在厂区内车间外的排放口，并且采样的频率和次数在24小时内不得少于二次。但根据被上诉人的证据，被上诉人取样地点都是在厂区内的车间外，而且只有一次。这显然不具有合法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环保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性检查，可以以环保工作人员现场即时采样或检测的结果作为排污行为是否超标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该环境监测报告不属于监督性检测，不需要多次多点监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4.监测报告的形式不合法。监测报告，除了必须有CMA和监测字号外，出具监测报告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而负责监测报告的审核人员，签发人员、质量和项目负责人也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交监测单位的资质证明和监测人员的执业资格或上岗证书等，这显然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直接影响了监测报告的合法性。一审法院依据效力存疑的监测报告作出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5.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陈述申辩理由进行复核，未听取上诉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在本案中，无论是在听证程序，还是在平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办案人员的沟通过程中，上诉人均多次向被上诉人表达了上诉人并未对外排放污水、被上诉人污水是在上诉人厂区内采集的陈述申辩意见。被上诉人并未对上诉人的陈述申辩进行任何复核，特别是未对上诉人所认为的上诉人废水并未对外排出，而是在公司内部进行沉淀循环利用等观点进行复核，反而是直接于听证次日作出听证报告，并认为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认为，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的规定，被上诉人组织的听证完全流于形式，属于拒绝听取上诉人的陈述申辩，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原审判决无视被上诉人未听取原告陈述、申辩，未进行复核的事实，强行认定被上诉人“充分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的意见”，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6.被上诉人的集体讨论记录是为了应诉而制作的，被上诉人并未进行集体讨论。《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以上规定确立了行政处罚程序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制度，即在对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进行较重处罚前，行政机关的负责人通过党组会、联席会议、首长办公会等形式进行集体研究，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经过负责人的集体讨论，不仅能够防止个别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还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避免决策的随意性。但是，被上诉人在集体讨论前未对上诉人的陈述申辩进行复核，集体讨论笔录未记录审议过程，也未记录每个出席集体讨论的人员对本案的看法，该集体讨论系被上诉人为了应付诉讼程序事后制作的，不能认定被上诉人进行了集体讨论。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3日公布的典型案例之四——郭德胜诉河南省卫辉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案明确载明了上述观点，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应当参照适用，但一审法院却忽略了这一事实，根据流于形式的集体讨论记录认定被上诉人经过集体讨论后作出行政处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综上，被上诉人鉴定程序违反规定，监测报告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处罚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却予以采信支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依据《关于环保部门现场检查中排污监测方法问题的解释》（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2007年第16号）“遵守排放标准是排污单位法定义务。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限值等是判定排污行为是否超标的技术依据，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排污单位的排污行为均不得违反排放标准中的有关规定。环保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环保工作人员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超标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的规定认为本案不需要按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国家标准）所规定的采样的频率和次数进行采样。但根据《关于环境行政处罚即时采样问题的复函》（环办法规函〔2018〕1246号）“现场即时采样是指现场检查时可以取一个样品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可以作为判定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的证据。该样品的采集需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进行。”的规定，现场即时采样需按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所要求的采样规范来进行。因此一审法院在此方面适用法律错误。2.依前所述，上诉人并未实施对外排放污水的行为，更不可能存在超标排放废水的行为，被上诉人适用《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对上诉人实施行政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适用法律正确，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行政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法采信证据，客观认定事实，是人民法院公正审理案件的底线和基本要求。原审判决在主要证据不足或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做出悖离事实的认定，请二审法院对此依法予以纠正，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辩称：一、原审判决已经举证质证，程序合法。本案在一审时经过两次开庭，第一次庭审完成双方的举证和质证后，主审法官发现存在应当回避情形而中止审理，主动回避。第二次庭审时，双方对于此前已提交的证据没有新的质证意见，故法庭组织双方就补充提交的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上述举证和质证情况均已在原审判决书中载明，并进行了分析认定，不存在因违反举证质证程序而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情形，也没有因此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故，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主张原审未经举证质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能成立。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1.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执法主体资格合法是正确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是以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名义作出，并非以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名义作出，在处罚决定过程中，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的法制部门人员和局负责人均参与了案件的集体讨论和内部审核，故本案不属于委托执法，不存在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所称的必须由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向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出具执法委托书。况且福清市环境监察大队是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的下属执法单位，根据《环境监察办法》第六条、第十三条规定，环境监察机构具有现场执法监督检查及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等法定职责，故环境监察大队人员进行现场执法检查和开展有关案件调查取证工作具有合法依据，由此形成的证据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2、原审判决认定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生产的废水通过雨水沟排向外界环境，认定事实清楚。（1）案涉废水系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印刷车间生产废水。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虽然在福清辉达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内，但设置有围墙、大门等物理隔断，不存在两家公司生产废水混合的情况。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时，已进行污染源的溯源检查，现场检查笔录、视频、照片等证据，可以确认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印刷车间产生的废水没有经过污染治理设施，流向车间外雨水沟，径流至围墙外第二采样点，该废水排放路径中不存在其他污染源。本案两个采样点检测结果均为总铜超标，可以证明来自同一污染源。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牛志江在执法检查现场，其接受询问调查时，亦确认废水的排放路径，承认公司印刷车间废水直接排放至外界环境。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本案废水系福清辉达印刷科技有限公司产生，不足以推翻其生产负责人陈述的排污事实。故，案涉废水系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产生。（2）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印刷车间生产废水排放至外环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该事实已得到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牛志江的承认，牛志江系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授权委托接受本案询问调查的，牛志江承认违法事实后，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辩称废水实际收集沉淀回收利用，牛志江刚来公司不了解情况，但这显然与牛志江生产负责人的身份不符，不能成立。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所谓的本案第2采样点为废水沉淀池的说法，也不符合常理，更何况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自己提交的沉淀池示意图亦标明废水最终流向厂区排放口，在其听证申请书中也陈述为“厂区排放口的污水沉淀池”（见一审被告证据13），这些均说明案涉废水有排放至外环境。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上诉称其产生的污水依次从第一沉淀池流向第二沉淀池，最终流向第三沉淀池，之后在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工厂内部循环利用，并未排入外部环境。该说法除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自行制作的示意图外，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不足以反驳其生产负责人牛志江自认的事实。此外，根据环境保护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发的《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环环监〔2017〕17号）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外环境，是指污染物排入的自然环境。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视同为外环境：1.排污单位停产或没有排污，但有依法取得的证据证明其有持续或间歇排污，而且无可处理相应污染因子的措施的，经核实生产工艺后，其产污环节之后的废水收集池（槽、罐、沟）内。……”因此，即便按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所述第2采样点处为沉淀池，也可视为外界环境，所采废水样品的监测结果可作为本案处罚证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向外排放的废水最终通过雨水沟排向外界环境，该事实认定是客观正确的。3.原审判决认定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程序合法是正确的，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关于程序违法的质疑均不成立。（1）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对本案废水监测的质疑不能成立。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在原审时，已提交福清市环境监测站及监测人员的资质材料证据，监测站和监测人员均有本案相应监测资质，监测人员随同执法人员到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排污现场进行监测，即证明其开展的是监督性执法监测。故，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质疑本案采样来源不合法不能成立。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在原审时已提交采样记录单证据，其中明确载明福清市环境监测站采样人员的名字，整个采样过程也有拍摄视频为证，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认为现场检查笔录中没有监测人员签字，质疑采样主体不合法不能成立。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环保部门现场检查中排污监测方法问题的解释》（公告2007年第16号）规定“……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排污单位的排污行为均不得违反排放标准中的有关规定。环保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环保工作人员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超标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故，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以废水监测采样频次为由质疑采样程序不合法也不成立。此外，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以所谓监测报告未列明委托单位等形式上的缺陷，否定案涉监测报告的合法性，缺乏法律依据。（2）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质疑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未听取其陈述申辩理由、未进行集体讨论不能成立。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通过召开处罚听证会及会后集体讨论等方式，对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陈述申辩理由进行了分析认定，认为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有关设置沉淀池，废水回收利用，未排入外环境等陈述，有违生活常理，也与执法人员现场执法检查情况不符，根本站不住脚，故对其陈述申辩理由不予采纳。在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的陈述申辩理由明显不成立的情况下，案件集体讨论人员形成一致的意见，属于正常情况。至于案件集体讨论记录，是否应当详实记载还是可以简略记载，并没有强制规定。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质疑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的集体讨论记录是为应诉而制作，毫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原审判决适用《关于环保部门现场检查中排污监测方法问题的解释》（公告2007年第16号）规定是正确的。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援引的《关于环境行政处罚即时采样问题的复函》（环办法规函[2018]1246号）并未推翻前述公告2007年第16号文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可以取一个样品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可以作为判定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的证据。”因此，原审判决适用公告2007年第16号规定，认定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以一次采样监测结果认定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超标排污的违法事实，适用法律正确。2.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违法超标排污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判决在认定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违法事实的情况下，认定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第八十三条规定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福州创恩彩印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一审庭审笔录未能体现双方当事人公开出示证据并互相质证，应认定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进行举证、质证，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一审判决应予撤销，本案发回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8）闽0181行初3号行政判决； 二、发回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官永琪 审判员  刘善治 审判员  张 俊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齐晓聪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