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内民终1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昌，1982年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玲，1970年出生，蒙古族，户籍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上诉人郭昌因与被上诉人王玉玲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29民初4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郭昌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裁定,纠正其“驳回起诉”的错误处理，裁定本案由人民法院继续审理;2.驳回王玉玲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裁定本案由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继续审理。事实与理由:一审裁定认为郭昌住所地在阿拉善左旗,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裁定依据双方当事人均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确定中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仅因管辖权问题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混淆了民事主管与具体法院管辖的区别,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裁定认定郭昌住所地在阿拉善左旗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依据我国民商事法律中关于自然人住所地的界定,公民户籍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应以经常居住地为准。民法总则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视为住所。”同时,民事诉讼法第二章“管辖”及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条、第四条关于公民住所地的界定,亦体现出民事诉讼程序中所称公民户籍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应以经常居住地为准。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户籍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本案中,郭昌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北京市公安局开具的《北京市居住证》和北京市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并同时提交了《结婚证》、子女生育证明等北京当地政府部门相关证件以及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足以证明郭昌“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位于北京市内,而且郭昌已于2008年起搬迁至北京市生活居住，以北京市为生活中心,其经常居住地也位于北京市内。因此,应当认定郭昌的住所位于北京市内,一审裁定认定郭昌住所地为阿拉善左旗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符合其对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管辖调整通知》)第二条针对“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做出了明确规定,据此规定，阿拉善中院管辖诉讼标的额2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如前述第一项论述,郭昌与王玉玲的住所分属北京市与阿拉善盟,属于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情况。同时,郭昌在起诉时明确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2000万元。因此,郭昌向阿拉善中院提起诉讼符合前述级别管辖规定，阿拉善中院应当予以立案受理。一审裁定依据《管辖调整通知》认定,本案争议不符合阿拉善中院对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的标准，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的处理，存在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本案中,郭昌于2019年10月31日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案件受理通知书》,即本案已经受理,即使后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归其管辖，不论系依据管辖权异议申请,还是依职权审查,认为其不具有管辖权的,应当依据以上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而不应是驳回起诉。一审裁定直接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2.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亦明确:“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闻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受诉人民法院违反级别管辖规定,案件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或者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在受理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裁定:(一)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二)异议成立的,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本案中,郭昌于2019年12月2日收到一审法院邮寄送达的王玉玲《管辖异议申请书》,并于2019年12月4日向一审法院邮寄提交《关于被告管辖权异议的书面意见》，因此，本案属于一审法院依据被告管辖权异议进行管辖权处理的情形。（四）一审裁定所援引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以及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法律规定,仅适用于起诉与受理阶段,不适用于本案情形一审裁定援引。其中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一审普通程序”中第一节“起诉和受理”部分,根据法律条文的系统解释,属于在“起诉与受理”阶段适用的法律规则。本案属于一审法院受理后送达一审被告,一审被告提起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就此进行审理的阶段，不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一节“起诉和受理”中的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系针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相关的解释条文,亦无法适用于本案情形。另外,对比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与第三十六条规定可知,第一百一十九条是针对审查起诉阶段各类情况处理的综合性规范，第三十六条是针对管辖问题的专门性规定,依据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在符合第三十六条情形时,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否则，人民法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移送管辖的处理,仅可能出现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或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情形。因此,按照一审裁定的法律适用,将废除民事诉讼法总则确立的移送管辖制度。（五）本案一审裁定的错误处理,可能导致严重的实际后果，郭昌在起诉前就王玉玲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随后,王玉玲就其名下其他财产采取了转移措施。在此情况下,一审裁定违反法律、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作出裁定驳回起诉的结果,可能导致财产保全措施的撤销,以及王玉玲继续转移财产。就此,本案的错误程序处理,很可能导致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严重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规定，对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该院第一审案件管辖标的额为3000万元以上，对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该院第一审案件管辖标的额为2000万元以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公民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郭昌的户籍所在地在阿拉善左旗，其住所地应确定为阿拉善左旗，故本案应以双方均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的标准确定管辖标准。郭昌所诉标的额为未超过3000万元，不符合该院对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的标准，该院不应立案受理。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驳回郭昌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41800元，退回郭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本案中，对于王玉玲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驳回郭昌的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应当继续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作出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或者驳回管辖权异议申请的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29民初41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彦凯审判员 张 静审判员 宝娜佳 二○二○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