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11民初9947号 原告：韩志明，男，197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滁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乐，安徽皖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鲍卫，男，197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以杰，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韩志明诉被告鲍卫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志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乐，被告鲍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以杰、杨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韩志明诉称：原告韩志明于2018年11月和被告鲍卫商谈南京博路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路公司）股权转让相关事宜。随后，按照被告要求，原告于2018年11月14日汇付500万元给当时的博路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鲍卫，此款当时口头约定作为原告预付受让博路公司股权转让款。2019年4月15日，博路公司起诉要求原告给付余欠股权转让费，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相关付款凭证，要求将涉案的500万元汇款计算为原告已付股权转让款，但被告却矢口否认这一事实。同时，被告还辩称这是其个人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与股权交易无关，为此，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0111民初3565号判决书，判决原告汇付给被告鲍卫的500万元不作为已付股权转让费，认定此款属于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要求原告另案处理。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在商谈股权交易之前毫无联系，更不存在借款或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被告收到原告500万元汇款是事实，为此，故诉请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500万元及其利息（自2018年11月14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鲍卫辩称：原告向被告支付500万元是原告履行其与被告签订的《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告负担义务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的诉请没有依据，应予驳回。具体而言： 一、涉案标的500万元的事实情况与法律分析。 （一）事实情况 1、500万元的给付源自“股权转让”的交易行为，包含在股权转让交易的整体项目中，但与2018年11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3443.0185万元）无关。 一方面，在2018年11月10日之前，原、被告并不相识，也无任何经济往来，双方是在安徽艾希亚电气有限公司（下称“目标企业”）股权转让商谈过程中才认识。《备忘录》和后续转让方南京博路电气有限公司、时春秀等与受让方韩志明、苏影《股权转让协议》的达成均是因股权转让交易项目而发生，是基于一定考虑选择适用不同交易模式的结果，二者同属一个项目，是并列关系。从广义上来说，前期达成的528万元合意以及后续股权转让交易过程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均属于股权转让交易引起的钱款往来，不可分割。 另一方面，备忘录的签署时间在《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11月15日）签订之前，且后续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及担保协议等均未提及《备忘录》中约定的款项，不存在韩志明所称“5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的预付款”之情况，即《备忘录》中约定的价款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转让款不存在任何交叉、重叠关系，且该部分事实已由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1民终11573号判决书所确定。 2、《备忘录》中约定款项的来源与构成。 《备忘录》中约定的金额和《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均指向同一股权转让交易项目，二者区别在于，股权转让款的计算是对目标企业的直接投资合计计算得出的价格，而《备忘录》中的金额是前述投资款的溢价、增值以及未入账部分的金额。 《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款是历年来对目标企业实际投入的资金，该投入资金均有相关凭证证明，并由目标企业股东于股权转让之后全部移交给原告，现由原告予以保管。即使不查阅相关投资证据，从《股权转让协议》等协议的内容也可以找到相关线索：《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1款中约定“股权受让价为甲方对安徽艾希亚电气有限公司实际投入即3443.0185万元，并没有包括奖励、补助等其他非经营性收入”；博路公司与原告及苏影于2018年11月15日签署的《协议》第三条也约定：“前款合同已经履行部分的相关价值已经双方约定，计入在安徽艾希亚电气有限公司资产中。股权转让价款系甲方直接投资款项，未考虑投资收益及其他非营业性收入。” 前述约定也表明，股权转让交易时，目标企业结算的实际价值实际远高于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而且从一般商业习惯考虑，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不仅会考虑实际投入公司的资金，更会考虑投资产生的溢价、增值等内容。 细分《备忘录》中约定金额的具体来源，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1）土地溢价，即使按照较低的市场价估算，溢价合计也达到了约95.9万元；（2）财务费用，即投入款项相应的资金占用费，从2017年4月计算至2018年10月，利息合计约为315.62万元；（3）人工工资和办理相关手续没入账的费用，合计约200万元；（4）工程材料差价，约为253万元。该四部分价值合计约为865万元（《安徽艾希亚电气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核算明细》已记载）。本案原、被告双方虽未就此价格构成有过书面协议，但该部分价值均是根据股东对目标企业的实际投资计算而得的溢价、利息以及未入账费用，有理可据。被告正是基于对原告方的信任和双方合理避税的需要，为促成股权转让交易，将前述合计价款予以优惠，最终确定为《备忘录》中的528万元。 原告代理人在审理中也称，备忘录中的款项是结算得来，而该结算源自对目标企业股权转让项目整体价值的结算。因此，原、被告之间虽无借款关系，但就“欠”款数额和责任确是双方协商、结算、合意的结果，达成的合意有数据来源和根据，合意的目的在于促成后续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减少税收成本。 （二）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 原、被告签署《备忘录》，是在对目标企业结算、评估、并进行磋商基础上达成的结果。双方将股权转让交易项目一分为二，前端是对直接投资款的溢价、增值、未入账部分的结算，以《备忘录》的形式予以实现，并由原告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支付该部分钱款以保障股权转让人权益。后端是对直接投资款的结算，以《股权转让协议》予以实现。这是双方对股权转让交易模式的设计和选择，无论是从交易模式、数据来源、商业习惯以及避税目的等出发，都具备相当的合理性。 而且，无论是《备忘录》还是后续的《股权转让协议》等，均是各方在平等、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不存在任何被胁迫、被欺骗、重大误解或非自愿的情形，合意内容合法有效。 前述事实均有相应证据证实：从原告500万元的给付行为来看，其通过分批支付的方式，总共五次汇款，每次汇款均附言“借款”，表明原告的付款行为均是在一定合理依据下谨慎作出。从后续原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相关补充协议和担保协议的内容来看，原告从未对前期500万元款项的性质、给付等提出异议，在书面合同中也从未对前期支付的款项作出任何特殊说明，足以表明，原、被告之间就备忘录中约定款项的给付实际并无异议。原告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备忘录的签署和500万元款项的给付是在被胁迫、非自愿情况下签署的。双方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是双方均接纳并认可的行为，是完全合理合法的过程，法院应维护给付当事人之间交易的稳定性和交易时的信赖关系。 （三）涉案500万相关行为的法律定性 1、《备忘录》内容的实质是双方就股权转让款之外的交易成本达成的合意，与《股权转让协议》处于相并列的法律地位。 原告基于股权转让交易项目，与被告经过项目结算、交易模式设计等，最终确定直接投资款的溢价、增值、未入账部分金额合计528万元，该笔金额为《股权转让协议》之外、原告为完成股权转让交易项目的应付金额，与后续的《股权转让协议》本质上都为双方就交易成本所达成的合同，都是民事法律行为，处于并列关系。 只不过双方在口头协商确定金额后，以简单概括的《备忘录》形式予以确定，《备忘录》中的“欠”实际是双方对原告“应付金额”的确定，“应付金额”指向的交易对象是股权转让项目。 对此，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有印证，2018年11月13日，被告表示：“韩总好！一会儿见面时，所谈的5280000照谈”，原告方对此表示“没问题”。双方并在谈完后以《备忘录》形式予以固定。 2、原告五次转款并附言“借款”的实质是基于股权转让交易项目的支付行为与履约行为。 2018年11月14日，原告分五笔将500万元转给被告，每次转款均附言“借款”，原告500万的转款行为，不是字面意义上理解的“借”被告款或返还被告的“借款”。双方都清楚就标的500万元不存在任何借、还款关系，涉案金额是原告为交易项目应付出的成本。原告方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还款关系，只是原告在转款时以简单的“借款”予以指代，留下了争议空间。结合整个股权交易项目，原告数次转款行为实际是对《备忘录》的履约行为和基于股权转让交易项目的支付行为，依法有效。 二、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及本案的实际情况。 （一）本案如构成不当得利必须具备的法律要件。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利益。构成不当得利需要同时符合以下四个要件：1、一方受损；2、一方受益；3、一方受益与另一方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无法律上之根据。 本案原告主张其已给付的500万元系不当得利，关键在于其给付行为是否“无法律上的根据”。现实交易中，付款人给付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基于人情往来，有的是基于促进一定法律关系之达成。汇款之实质原因众多，不能仅以已汇款之事实，即认为被告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关键要结合行为人给付前后的相关事实综合判断。细化来说，给付行为是否有“法律上的根据”，一方面要看给付的数额是否有出处、是否有相应的数据来源和构成；另一方面要看给付的行为是否基于一定合理合法之目的，该目的是否继续存在以及目的是否达成。 （二）结合本案实际，被告取得500万元合法有据，不构成不当得利。 首先，原、被告就《备忘录》达成合意并给付500万元，该500万元的价款是目标企业直接投资款的溢价、增值与未入账总额的优惠金额，此为给付金额数据的来源与构成。其次，《备忘录》的签署和500万款项的给付特意选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目的就在于促成和保障后续股权转让交易事项的达成，此为“给付”之“目的”。再次，综合目标企业实际价值，原告预期取得的目标企业价值其实远高于其应付出的欠款（《备忘录》）和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在原告已经取得目标企业约定股份的情况下，要求被告返还500万元，有违公平。最后，目标企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人已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原告签署《备忘录》和给付500万元的目的已达成，无权再向被告要求返还款项。 （三）原告以不当得利起诉，证明不到位，论证自相矛盾，应依法驳回其主张。 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应就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在起诉过程中，仅以已汇款的事实作为返还500万钱款的依据。 首先，单独看原告500万元给付的行为，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相反，原告分五次转款、每次转款均附言“借款”，反而能够证明其转款是在经思考、有一定根据下谨慎作出，不存在任何误解、非自愿等情形。其次，按照证据规则，原告主张已给付的钱款为不当得利，应对给付目的不存在、灭失等的特殊事由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最后，结合2019年12月23日开庭笔录，原告代理人的主张还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例如，原告代理人一会主张《备忘录》款项是股权转让预付款，一会又主张《备忘录》与《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无关联性，本案的500万元款项到底是股权转让预付款、还是无任何根据的不当得利，原告方一直未予明晰确认，而是颠倒反复，意图混淆款项性质。 相反，被告方主张500万款项是对直接投资额的溢价、增值与未入账金额的给付，合理合法，并有相应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签署的《备忘录》本身就是在平等、自愿、合法基础上达成的合意，只不过双方基于信任和合理避税的需要，将《备忘录》内容约定的过于简单，才给了原告可乘之机。实际上，从目标企业直接投资额的相关凭证、后续《股权转让协议》等合同的内容以及原、被告的交易行为均可以表明《备忘录》约定数额的来源和给付的合法根据，被告的主张符合逻辑并有相关证据证实，能够反映出案件的客观事实。 三、原告存在滥诉、浪费司法资源，并变相逃避债务之嫌。 在《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等合同的签署过程中，和股权转让交易事项进行过程中，原告未曾对《备忘录》的效力和给付的500万元提出任何异议或说明；直至2019年9月，博路公司因原告等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起诉，原告才主张2018年11月14日给付500万元，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这也是原告对500万元钱款第一次提出异议；后法院以依据不足为由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2019年11月5日，原告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被告，要求返还500万元汇款。 结合以上事实，500万元争议是在原告未依约履行合法债务下，抓住《备忘录》约定不明的事实漏洞，试图将500万元与后期的股权转让款混同之举，实则为逃脱约定义务、减轻违约责任所为。其更是通过混淆前后款项性质等行为，任意启动司法程序，有滥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 综合上述，被告取得500万元款项具备合法根据，依法不构成不当得利，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鲍卫系博路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8年11月10日，原告韩志明与被告鲍卫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载明：“经核对，截止到2018年11月10日，甲方韩志明共欠乙方鲍卫人民币伍佰贰拾捌万元正，该款定于2018年11月14日前付清。除此之外，双方再无其他债权债务，也无其他纠纷与瓜葛。特此记录，以为备忘。甲方：韩志明2018年11月10日乙方：鲍卫2018年11月10日”。 《备忘录》签署后，原告韩志明于2018年11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五笔向被告鲍卫账户各转账支付100万元、均附言借款，计支付了500万元。 同时查明：1、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受理博路公司诉韩志明即本案原告、苏影、滁州市志明钢结构有限公司（简称志明公司）及第三人时春秀、陈兆先、刘洁、张传青、许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博路公司提出判令韩志明、苏影支付尚欠股权转让款7190985元及违约金3884903元等诉请。 本院在该案审理中查明：韩志明与苏影系夫妻关系。2018年11月15日韩志明、苏影（乙方）作为股权受让方与博路公司等6人（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了由韩志明和苏影以34430185元受让博路公司等6人拥有的安徽艾希亚电气有限公司（简称艾希亚公司）100%的股权。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为：“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3日内先行给付甲方股权转让费2000万元，甲方保证在收款后2日内办理艾希亚公司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的手续,并负责及时将抵押在银行的该公司土地使用权予以解押，将上地使用权证交付乙方。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二十日内再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剩余股权转让款943.0185万元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后二个月内一次性给付甲方”等内容。协议签订后，韩志明于2018年12月4日支付首付款人民币2000万元，博路公司及第三人于2018年12月28日协助该案被告方办理了案涉公司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艾希亚公司股东变更为韩志明、苏影。2018年12月27日，博路公司与韩志明、苏影签署协议补充约定，因博路公司已代该案被告方向其他股权转让个人履行了其应付未付款项，故该案原、被告达成以下协议，两被告应当在2019年1月25日前付清剩余股权转让款14430185元，否则造成未能按照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时间付款的股权转让款，以迟延付款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支付违约金。2019年1月30日韩志明向博路公司付款623.92万元，2019年2月26日再付款10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7190985元。 该案另查明，2018年11月10日，韩志明与鲍卫签署了本案案涉《备忘录》一份，韩志明抗辩称其于2018年11月14日给付博路公司法定代表人鲍卫的500万元系该案定金，应扣减尚欠的转让费。 该案经本院审理认定：博路公司要求该案被告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7190985元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合理部分的诉求，应予支持。就韩志明方抗辩称称其在2018年11月14日支付博路公司法定代表人即本案鲍卫的500万元应从未付股权转让款中扣抵问题，本院认为该案被告方提供的付款凭证附言中注明上述款项性质为借款，并有欠条相印证，且上述付款发生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被告方陈述该款项系股权转让款依据不足，故本院对其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本院遂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苏0111民初3565号民事判决，判令韩志明、苏影支付尚欠股权转让款7190985元及支付相应利息，以及志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义务。宣判后，该案被告韩志明、苏影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4月1日作出（2019）苏01民终1157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一条第一项中载明：股权受让价为甲方对安徽艾希亚电气有限公司实际投入即3443.0185万元，并没有包括奖励、补助等其他非经营性收入。 3、2018年11月15日，博路公司作为转让方即甲方与乙方即受让方韩志明、苏影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中第三项载明了：股权转让价款系甲方直接投资款项，未考虑投资收益及其他非营业性收入。 4、2018年12月27日，博路公司与韩志明、苏影签署《协议》，确认韩志明、苏影尚欠博路公司股权转让款14430185元，须于2019年1月25日前付清，此前，本案原、被告双方并无纠纷。 5、被告提交其制作的《安徽艾希亚电气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核算明细》中记载：除公司实际投入资金3443万元外，尚有土地溢价、财务费用、前期人工工资和办理相关手续没入账费用、工程材料差价等溢价合计约为864.52万元至1216.52万元。 6、就案涉《备忘录》的形成、《备忘录》中记载的528万元金额的出处等问题，原告解释称《备忘录》系应被告要求签署，只有签署该《备忘录》股权交易才能继续，不了解《备忘录》中记载的528万元金额的出处，其付款给被告500万元的付款时间与《备忘录》中记载的付款时间相同纯属巧合、但与《备忘录》中记载的528万元金额无关、《备忘录》中记载的528万元金额无支付依据，其支付的500万元系股权转让协议所涉款项的定金或预付款。被告则称《备忘录》中记载的528万元款项系对股权转让企业安徽艾希亚电气有限公司实际投资计算而得的溢价、利息以及未入账费用，包括土地溢价、财务费用、人工工资和工程材料差价等，在被告方让利后确认为528万元、并称其口头承诺在原告付款500万元时被告予以减免28万元，在原告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后再减免100万元；原告系按《备忘录》确定的期限即2018年11月14日支付了500万元，在原告付款500万元后、被告兑现承诺减免了28万元，并于2018年11月14日给原告出具了100万元欠条一张，待原告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后再减免100万元。原告对被告陈述的该事实不予认可，但原告现持有被告于2018年11月14日给其出具的100万元欠条一张，且已另行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根据原、被告陈述，原告举证的银行转账凭证、本院（2019）苏0111民初356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被告举证的《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协议》、（2019）苏01民终11573号民事判决书、安徽艾希亚电气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核算明细、微信聊天内容截图等证据综合分析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得利，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 在本案中，原告主张其支付给被告500万元款项，被告收取该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原告就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原告现举证其持有的向被告汇款5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主张，并称其无支付依据，原告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被告抗辩称其收取原告的500万元款项系其对股权转让企业安徽艾希亚电气有限公司实际投资计算而得的溢价、利息以及未入账费用，经双方核算后确认的数额，双方签署了《备忘录》，即原告的支付行为系履行义务，而非不当得利，且原告已按《备忘录》中约定的时间节点履行了给付义务，其亦已兑现了减免承诺。因被告认可收到了原告方汇付的500万元款项，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即被告应对其抗辩意见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现举证了其与原告在案涉企业安徽艾希亚电气有限公司股权交易行为之外签署的《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的事项、股权转让核算明细等证据。原告对其签署了《备忘录》不持异议，不认可被告举证证据的证明力。 因在2018年11月15日所签的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所涉的股权转让款为34430185元；2018年12月27日，博路公司与韩志明、苏影签署了协议，确认时韩志明方尚欠股权转让款为14430185元，此前，本案原、被告双方并无纠纷。而《备忘录》签署于2018年11月10日，《备忘录》中设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备忘录》约定的履行日期为2018年11月14日，均早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成立日期；原告主张案涉500万元款项包含在双方股权转让总价款之中，应从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减，原告的该主张已为生效的裁判文书所否定；因原告与博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系因从事案涉企业股权交易活动中产生纠纷，原告对案涉《备忘录》中就巨额债权债务关系在设立时无异议，且积极主动按时间节点履行义务，现又称对《备忘录》中记载的事项不清楚，其陈述不符合交易习惯；而被告的陈述符合交易习惯；本院因此确认该《备忘录》作为证据使用，结合本案的相关证据，本院确认原告给付案涉款项的行为系基于履行《备忘录》中确定的义务的行为。因此，本院确认被告方就其抗辩意见完成了举证责任；此时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再转由原告承担，即原告要对双方之间存在不当得利成立的要件事实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方除现举证的转账凭证外，未能再举证证明双方之间成立不当得利，故原告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事实，本院确认原告支付案涉500万元款项的行为系履行义务行为，原告的诉请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案涉500万元并支付案涉款项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韩志明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原告韩志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有关规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账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市汉口路支行，账号：43×××18）。 审 判 长  潘玉君 人民陪审员  李 晓 人民陪审员  张绍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孙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