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3民终2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富荣，男，汉族，1974年8月31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罗定市，现住广东省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才，男，汉族，1961年11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银珍，女，汉族，1973年10月10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罗定市，现住广东省罗定市。陈富荣、沈银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朗薇，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莫华东，男，汉族，1979年2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承宗，男，汉族，1981年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迪胜，男，汉族，1984年1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美莲，广东戴尔蒙律师事务所律师。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炳标，广东戴尔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松永，男，汉族，1954年6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瑞珍，女，汉族，1958年6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连弟，女，汉族，1976年10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秋莹，女，汉族，2000年9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月莹，女，汉族，2002年3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高棚，男，汉族，2006年12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枫莹，女，汉族，2009年10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的法定代理人：谢连弟，本案被上诉人之一，系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的母亲。李松永、陈瑞珍、谢连弟、李秋莹、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华，广东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松永、陈瑞珍、谢连弟、李秋莹、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均庆，广东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某一，男，200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罗定市。法定代理人：沈银珍、陈富荣，本案上诉人之一，系陈某一的父母。上诉人陈富荣、沈银珍因与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以下简称莫华东等三人）、李松永、陈瑞珍、谢连弟、李秋莹、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以下简称李松永等七人）、原审被告陈某一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法院（2019）粤5381民初2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银珍与陈富荣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朗薇、上诉人陈富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才，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美莲、欧炳标，被上诉人李松永等七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华、陈均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富荣、沈银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2.改判由被上诉人莫华东、王迪胜、陈承宗共同承担75%的赔偿责任，即赔偿1055266.30元给被上诉人李松永等七人（由被上诉人李松永等七人自行承担其余的25%即351755.44元）；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莫华东、王迪胜、陈承宗和李松永等七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关键事实是吊机到底是谁接驳电源线、是否正确接驳电源线。被上诉人莫华东等三人一审不到庭参加庭审，其代理人对事故发生的现场及过程一无所知，对法官的问话回答全部不清楚，导致法庭对关键事实无法查明。事故发生时，上诉人不在场，而陈某一只是操作吊机，并没有接驳电源线。可见，接驳电源线的肯定是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或者是受害人李伟明中的一人。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表明，以往使用吊机都是上诉人自己经手接电线，但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安全事故，2019年8月份以来，多次使用吊机均平安无事。而事故发生期间的天气良好，不会增加漏电发生的因素。本案触电事故的原因是受害人李伟明与本案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在没有详细了解吊机的接电线路情况下私自接上电线擅自使用吊机，并且接错了电线。吊机电动机使用的电源本来是220V交流电，但实际使用却接上了380V的交流电线路。导致在电动机工作过程中电压严重超标电动机内的漆包线绝缘层因高温被烧导致漏电。从第一桶鱼吊上来并未发生触电事故，但在吊第二桶鱼的时候就发生了触电事故也印证了这一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是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错误。现有证据证实，捕鱼后是按鱼的种类先按约定的价格将鱼钱给塘主，至于拉鱼到市场上卖的价钱是由自己决定的，卖鱼利润由四人平均分配，卖鱼的利润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享受其卖鱼的利润。这一事实表明，受害人李伟明与被上诉人莫华东、王迪胜、陈承宗捕鱼是为了实现买卖塘鱼获利的辅助行为，并非是义务帮工。三、上诉人提供的作业工具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安全隐患，而且上诉人不参与作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李伟明与被上诉人莫华东、王迪胜、陈承宗捕鱼是为了实现捕鱼买卖的辅助行为，也是为了自身利益的行为，相应的风险应当自行承担。四人属合伙从事塘鱼贩卖批发生意，因此对受害人李伟明触电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应当共同承担。一审判决计得的赔偿数额1407021.74元，因此应由被上诉人莫华东、王迪胜、陈承宗共同承担75%的赔偿责任即赔偿1055266.30元给被上诉人李松永等七人，由被上诉人李松永等七人自行承担其余25%即351755.44元。上诉人之前支付的50000元，被上诉人李松永等七人应予返还。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上诉人需承担部分责任，但也不应承担全部责任，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的错误操作是造成李伟明死亡的直接原因，应承担大部分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由上诉人陈富荣、沈银珍承担赔偿责任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陈富荣、沈银珍在二审中补充上诉意见：一、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查实当时吊机漏电的原因，才能真正查实案件事实。首先，案发当天，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涉案吊机漏电引起的。那么事故之中，吊机漏电的原因是本案案件审理的关键，亦是认定各方是否存在责任的关键。因此，上诉人认为法院应当查实本案涉案吊机漏电的原因。其次，案发当吊机漏电的原因是电线接驳错误引起的，所接驳错误的电线是被上诉人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等人操作的。1.各方均确认案发当天先吊起了一桶鱼，在吊起第二桶鱼时吊机发生了漏电事件。如前述，吊机本身不存在漏电，是因为操作过程中电力负荷过大，引起漏电，否则陈某一在吊机上时已触电。2.按各方笔录可证实此前吊机由上诉人陈富荣操作时没有出现过任何的事故，因为此前吊机的电线由陈富荣进行接驳。3.案发当天电线由被上诉人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等人接驳具有高度盖然性。（1）本案的吊机电线不是陈某一接驳的。陈某一现年16岁，是一名未成年人，莫华东作为上诉人的朋友清晰知道此事，且在前一晚已经向莫华东交代只是安排陈某一进行记数，没有安排其作其他工作（莫华东询问笔录第2页“24日下午塘主曾打电话给我称25日他两公婆都没空，让他儿子陈某一上来记数”)。陈某一是一名高一的学生，不懂得如何接驳电线，案发当天是受被上诉人莫华东等人安排进行操作吊机的（详见陈某一笔录第3页“听到有人对我说人手不够让我上吊机去帮忙”。莫华东询问笔录第2页“陈某一来了就上了吊机吊鱼”即陈某一一来到就直接上吊机，上吊机之前没有做接驳电线工作，王迪胜询问笔录第2页“我在罗定市石牛山背的鱼塘抓好鱼，我就驾好吊机，将抓好的第一桶鱼用吊机吊回塘边”等）。（2）各方均确认案发时上诉人陈富荣、沈银珍均不在现场，有事情处理，在前一晚与被上诉人莫华东联系时莫华东已得知上诉人的去向，及当时所安排的人员记数问题（前一晚告知莫华东安排儿子陈某一对莫华东所捕鱼的数量进行记数。4.案发当天，处于下半夜、凌晨，当时天尚黑，被上诉人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等人因黑暗操作接驳电线错误完全有可能。二、一审法院笼统认定本案是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是错误的,莫华东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帮工的法律关系。上诉人认为本案事故的发生是多个原因造成的。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等人接驳电线错误，导致绝缘体破损引起导体带电，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等人应承担大部分责任。案发当天，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等人均是成年人，其没有检查线路和吊机的工作情况便安排陈某一帮忙，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对本案负有绝对责任。上诉人与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等人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收取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等人的买鱼款的对价中包含了捕鱼的义务，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等人实施捕鱼行为不仅是为上诉人的利益进行，同时亦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等人捕鱼后亦收益，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等人不是帮上诉人捕鱼。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等人属义务帮工失当。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是一个捕鱼团体，四人在捕鱼前安排了吊机（将货车、吊机固定等），共同承担捕鱼工作，因此该工作中的风险亦应由该四人共同承担。上诉人从未要求莫华东等人帮助上诉人捕鱼，双方是基于买卖合同产生的关系。且由买鱼人自带工具进行捕鱼是罗定市范围内的交易习惯，塘主仅需要称量收钱。因此，买鱼人捕鱼属于买鱼人在整个行业的工作内容之一。鱼类交付的风险仅是特指买卖合同标的物的交付风险，与本案的责任区分承担不存在关联性，不能以鱼类未交付而认定该工作任务属于上诉人的义务，应按交易习惯认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鱼类尚未交付前的工作事务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出卖人全部承担，进而认定本案属于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显然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一审认定本案案由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显然错误。三、无论结果如何，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对本案存在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前述三人无需承担责任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按前述，该三人对本案存在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由于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李伟明之间存在个人合伙关系，案发当天是由于执行合伙事务身亡，无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三人是否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及民通意见157条之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利益或者共同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收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李伟明是为合伙人的共同利益，在从事合伙事务中死亡，其他合伙人作为受益人，应给予死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补偿。所以，一审法院判决莫华东、王迪胜、陈承宗三人无需承担责任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亦有违公平正义。四、本案应责令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到庭参加诉讼，查明事实真相。在一审庭审，法庭所询问的两个关键问题“事发当天是谁负责接线的？陈富荣的鱼塘捕鱼过程中是不是一定要吊机？”，前述三人的诉讼代理人均表示不清楚（庭审笔录中有记载）。且案发时，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李伟明（已死亡）是唯一知悉整个案发过程及诱因的实际知情人，陈某一是在前述四人中的一人通知才参与进吊鱼事件的，陈某一对整个案件的事实反而没有莫华东等人清晰，因此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等人必须到庭参加诉讼才能够查清案件事实，请求法院依法通知、责令其出庭参加诉讼。现莫华东等人拒不参加诉讼，显现存在逃避责任的情形，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存在重大遗漏、重大错误。主要表现如下：1.死者与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组成了四人捕鱼小组，是固定的从事捕捞的专业户。从其四人自备渔具、鱼框等捕鱼工具可以知道，将鱼捕捞上岸是属于买受人的义务，同时结合当地市场交易习惯及农村捕捞业的习惯足以认定捕鱼是包括在整个交易当中，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原审法院无视案件事实，机械将捕鱼事实割裂出来，移花接木认定为义务帮工行为是认定事实重大错误，也是对当地农村捕捞稳定性的严重冲击。2.本案归根到底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查清造成死者死亡原因及事故发生时各方具体的行为才能正确划分责任，从我方新提交的现场视频证据可以看出事故现场属于郊外，用电必须由在场的死者李伟明与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四人的一人或数人接驳好电线，插上吊机的电制才能使用。正是由于错误接线，将电线接在交流电流上导致电机超负荷导致漏电，最终造成死者死亡，一审法院对该部分关键事实未予查明。3.一审法院认定案由错误，直接错误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其四人捕鱼是为了获取利润，不可能成立义务帮工。义务帮工是独立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捕鱼这一行为机械在整个交易行为中拆分出来，强行适用义务帮工关系的侵权原则，属于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义务帮工是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是纯粹道义的帮助行为，本案四人捕鱼行为属于四人的义务，受益主体是其四人本身，不存在无偿提供劳务一说。一审法院错误适用关于义务帮工关系的相关司法解释导致判决错误。退一万步讲，即使适用该些规定，一审法院依然存在无视事发时第三人在场造成死者死亡的侵权事实，不依法划分各自责任，突破了主次责任认定规定。4.一审法院错误划分各方责任，应当予以纠正。本案各方存在数个法律关系，也存在多种侵权行为竞合。首先，死者与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其中一人或数人错误接驳电线是造成死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应负主要责任。其次，既然一审法院认定该四人存在合伙关系，作为合伙人应当对合伙过程中为合伙利益而导致的损失承担共同分担的责任。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作为合作方，其长期从事捕鱼，应当认识到在捕鱼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可能面临的危险，对执行的合伙事务安全措施不到位，且在架设接驳吊机的过程中过于自信，在没有专业的电工知识的情况下疏忽大意导致受害人触电和未能及时救护，存在重大过错应负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受害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对吊机操作危险认识不足，疏忽大意冒险作业，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其自身也应负责任。最后，涉案吊机是上诉人借给四人使用的，在工具正确接驳电线正常使用下并不存在安全隐患，且上诉人在多次交易中已经将捕捞具有高度危险性及吊机的使用事项告知莫东华四人，上诉人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过错。5.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错误。受害人及其被抚养人所在的素龙街道大甲村委会城乡划分代码为112，属于城乡结合区。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及《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编制规则》，城乡分类代码的第十五位为“1”表示城镇，为“2”表示乡村，本案第十五位代码为“2”，证明属于农村。同时，李伟明的户口簿明确记载其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结合其生活及工作情况，可以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生活地点在农村，因此有关损失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综上，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李松永等七人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吊机工具是上诉人的，吊机接线同样是上诉人原驳接好的，至于是谁将电线接入电掣中，并不否定上诉人已设定好吊机设置，也同本案判决并无直接因果关系。2.同案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三人的代理人当庭否定有将线接入电掣中，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不到庭并不影响判决结果，代理人的陈述代表了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三人的意思表示，符合代理的相关法律规定。3.本案关键事实已清楚，出事设备设施吊机是上诉人的，该吊机早已安装好作鱼塘吊鱼所用，而且事故发生前亦正常使用，案涉李伟明死亡事故发生时吊机漏电所致。4.上诉人不在现场，不影响其指派儿子陈某一现场帮手开吊机及平时在场都是自己开吊机的事实，产生的法律事实后果原因均属于上诉人过错行为及其提供的设备漏电及无保护装置所导致。5.上诉人关于“事发当日吊机接上380V交流电线路，致高温超标被销毁导致漏电，是同案被上诉人莫华东等三人行为所致”的辩称没有客观事实依据。二、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是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正确。1.本案查明的事实，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和李伟明四人捕鱼上岸后，按约定的各类鱼分别价格计算由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李伟明承包销售赚取差价作为报酬收益，按买卖性质定性成立。但在捕捞至捞好鱼上岸期间的捕捞行为应属于义务帮工法律关系的特征。2.本案查明的事实，毫无异议的是不管何种性质都是上诉人提供劳动工具设施出现漏电事故，无安全保护装置所导致的后果，过错责任在于上诉人，依法由上诉人承担过错行为造成的后果。三、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应承担责任问题，被上诉人李松永等七人认为亦有一定合理性，但诉称要莫华东等人共承担75%的责任，受害者也要承担25%的责任，上诉人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歪理是完全令人无法接受的。被上诉人李松永等七人认定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三人共同承担本案经济损失的10%责任是合理合法的。1.如前述，上诉人毫无疑问必须承担本案事故最主要责任，事故原因及后果是上诉人的过错行为所造成。2.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在早上凌晨4时到5时天黑捕鱼及抢救受害者不及时等事实存在过错行为，亦应该承担总损失10%的责任是合理的。上诉人补充的上诉意见完全脱离了原审所查明的客观事实。1.事故发生的吊机是上诉人，而且是用于鱼塘的。2.平时吊机也是由上诉人陈富荣自己操作的，事故发生前也是由陈富荣操作吊机，事故发生当日也是陈富荣指派其儿子代其操作，是事实。3.电源设施早已经安装好，以总电源插一个电拖把，空出两条电线，需要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插入空出来的电线插入电拖把接通电源，完全不符合用电安全规范。4.现场没有使用吊机的操作警示和指引。5.用电设施包括吊机完全没有安全保护设施，包括漏电开关，这经过一审法院开庭审查双方确认的事实。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李松永等七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共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一、吊机漏电的责任在吊机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操作人，与他人无关。本案各方都认可的事实是吊机在故障漏电前已经成功起吊了一桶鱼上岸，起吊一桶鱼至少三分钟时间，这说明吊机漏电与电源线的接驳无关。如果按照上诉人所述，错接电源的直接后果就是跳闸或机器设备瞬间（即0.1秒）烧毁短路，而不是在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出现问题。并且根据上诉人一审庭审所述“本案中接线的是插座，不是吊机”，因此接驳电线的事实并不影响上诉人作为所有者和管理者责任的承担，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供的作业环境存在安全隐患，其对发生漏电事故存在过错”是正确的判决。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莫华东等三人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莫华东等三人是否承担责任以当事人的举证和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上诉人没有证据和依据证明在事发当时被上诉人莫华东等三人存在过错。而上诉人不仅是事故产品的所有者、管理者，还是被帮工人，也是实际受益人，其承担责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上诉人一直都混淆了事实，如果接错线设备在0.1秒就会烧毁，并不会在吊起第一桶鱼后才发生故障。该常识性问题，代理人咨询过多位专业电工，所有电工都如前述回答，并且在原审庭审时上诉人回答法庭提问的变化可以证实上诉人有意隐瞒吊机存在质量的问题，从一审庭审笔录第十二页顺数第四行至第七行上诉人本人的回答及一审庭审笔录第十三页倒数第十三行上诉人本人的回答可以证实上述问题。上诉人一直强调查不清吊机漏电原因责任，查不清的责任在上诉人一方，不在被上诉人方。因为根据一审庭审上诉人本人的回答，之前上诉人承认吊机没有插头但后来又说吊机有插头，并且上诉人多次强调本案接线的是插座，不是吊机，关于该事实与李松永等七人一方所述的电拖把方面的事实一致。吊机漏电原因是吊机质量存在问题，吊机已经使用了多年，已过保修期且上诉人没法提供吊机有关质量合格方面的证据，其他意见与李松永等七人一致。综上，原审判决以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作为帮工人的李伟明在帮工活动中受到的损害后果由具有过错的被帮工人即上诉人承担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李松永等七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陈富荣、沈银珍、陈某一、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连带赔偿1358521.74元给李松永等七人；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富荣、沈银珍、陈某一、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李伟明与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组建了捕鱼小组，无论谁联系上捕鱼业务就共同前往捕鱼。陈富荣、沈银珍在罗定市******委磨刀坑水库尾经营渔业养殖场。2019年8月25日，经陈富荣与莫华东联系，李伟明与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四人捕鱼小组到陈富荣的鱼塘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李伟明因陈富荣的儿子即陈某一操作的用于将捕获的鱼从鱼塘吊到岸上的吊机漏电而触电身亡。事发时陈富荣、沈银珍不在现场。在2019年8月25日事发之前，四人捕鱼小组已到陈富荣的鱼塘捕鱼两次，每次均由陈富荣操作其准备在鱼塘边用于捕鱼或投放饲料等的吊机将捕获的鱼吊到岸上。对于捕获的鱼，四人捕鱼小组按鱼的种类分别称重后分别按事前约定的价格计价支付给陈富荣，然后将鱼拉到市场上出售，出售的价钱无论多少均与陈富荣无关，因买卖差价而取得的利润由四人平分。对于捕鱼的行为，陈富荣不单独就此支付报酬给四人捕鱼小组。陈富荣与四人捕鱼小组的交易系事前谈好鱼价后由四人捕鱼小组捕鱼，只对捕获的鱼进行称重计价。陈富荣称附近整个渔业养殖行业都是这样操作的。李松永、陈瑞珍是李伟明的父母，谢连弟是李伟明的配偶，李秋莹、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是李伟明与谢连弟生育的全部子女。李松永、陈瑞珍生育了包含李伟明在内的共2个子女。李伟明触电身亡后，罗定市公安局生江派出所对涉案的陈富荣、陈某一、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分别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陈富荣支付了50000元给李松永等七人。后因各方对后续赔偿及责任分担问题产生分歧，李松永等七人遂于2019年9月26日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案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受害人李伟明与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四人组成捕鱼小组，无论谁联系上业务就共同前往捕鱼，所得利润平分；虽然四人到陈富荣的鱼塘捕鱼系由莫华东联系的业务并由莫华东通过微信转账支付款项给陈富荣，但四人组成的松散小组总得有经手人对外联系业务，而本案中并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四人中的一人或多人处于主导地位或取得相较于其他人更多的利益；因此，受害人李伟明与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四人成立的是个人合伙关系。李松永等七人主张系由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承包捕鱼业务后再叫受害人李伟明帮助捕鱼，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四人捕鱼小组捕获鱼后，按鱼的种类分别称重及分别计价支付给陈富荣，然后将鱼拉到市场上出售，出售价格高低与陈富荣再无关系，因此，四人捕鱼小组共同与陈富荣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即交付与买受人支付价款系买卖合同关系的两大基本特征。在交付之前，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出卖人，交付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为了实现买卖合同的目的，出卖人需筹备用于交付的标的物。本案中，尚未捕获的鱼生活在鱼塘中时，因尚未分类及称重，尚未具备交付的条件；直至将鱼捕获上岸然后分类称重，才具备计价及交付的条件。因此，在将捕获的鱼称重计价前，被买卖交易的鱼尚未交付，仍属塘主所有。因塘中的鱼需被捕捞至岸上分类称重及计价交付，故捕鱼的行为属于出卖人即陈富荣筹备用于交付的标的物的行为，属于履行买卖合同的前置行为。陈富荣与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均确认并未单独针对捕鱼的行为给付报酬，缺乏成立雇佣关系或发包承包关系的最基本特征，因此陈富荣与四人捕鱼小组不成立雇佣关系或发包承包关系。李松永等七人主张受害人李伟明系受雇佣从事捕鱼工作，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基于上述情况综合考量，参考陈富荣所称的行规以及四人捕鱼小组在与陈富荣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后有促使买卖合同履行以实现买卖合同的目的的现实追求，陈富荣也有筹备用于交付的标的物的需要，故在交易的鱼被作为标的物交付给四人捕鱼小组前，为了筹备用于交付的鱼，四人捕鱼小组捕鱼，陈富荣（本案中为陈富荣的儿子陈某一）操作吊机吊鱼，双方共同协作捕鱼，产生的利益（即具备交付条件）由作为出卖人的陈富荣享受，因此，四人捕鱼小组捕鱼的行为实质是帮助陈富荣筹备用于交付的标的物的行为，四人捕鱼小组实际上是义务帮工人，帮工对象为出卖人即陈富荣。受害人李伟明在捕鱼过程中触电身亡，李松永等七人作为亲属起诉主张赔偿损失，故本案系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抗辩本案应为产品责任纠纷，并未提供本案涉及的吊机存在产品质量问题的证据，而作为吊机所有人的陈富荣并不主张吊机存在产品质量问题，而是主张接错电线导致吊机烧毁后漏电，故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松永等七人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案由起诉，一审法院据此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案由立案，均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应予纠正。如前所述，李伟明系在义务帮工的过程中触电身亡，虽然漏电的吊机系由尚未成年的陈某一操作，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吊机漏电系因操作失误所致，故不足以认定陈某一存在过错。陈富荣主张吊机系因接错电线导致烧毁后漏电，并无证据证实，且本案中没有人承认接驳电线，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到底是谁接驳的电线，故不足以认定哪个当事人存在接驳电线的过错。但据陈富荣本人所述，其提供在鱼塘边准备用于捕鱼的吊机需要接驳电线才能工作，而非市场常见的带有安全保护效果的插头-插座式接电，故其提供的作业环境存在安全隐患，其对发生漏电事故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的规定，陈富荣作为被帮工人并存在过错，依法应对李伟明在帮工活动中触电身亡造成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陈富荣、沈银珍系夫妻关系，虽然其抗辩沈银珍不参与鱼塘的具体经营工作，但在庭审中确认沈银珍没有固定工作且与陈富荣共同居住在鱼场，而陈富荣连未成年的儿子尚且安排协助参与鱼塘事务，缺乏理由无固定工作且同住在鱼场的配偶反而不参与鱼塘事务。加之沈银珍无固定工作则需从陈富荣经营鱼塘的事务中获取生活经济来源或享受陈富荣经营鱼塘所获得的利益，故李伟明帮工的行为对沈银珍同样产生利益。因此，陈富荣在本案中的赔偿责任应作为其与沈银珍的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即沈银珍需共同承担陈富荣在本案中的赔偿义务。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作为与李伟明相同性质的帮工人，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李伟明触电身亡的后果系由该三人造成或该三人具有其他性质的过错，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三人延误施救，故不足以认定该三人需因李伟明触电身亡而承担对李松永等七人的赔偿责任。李松永等七人起诉主张由陈富荣、沈银珍、陈某一、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除陈富荣、沈银珍需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之外，陈某一、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李松永等七人起诉主张赔偿的各项损失，合法合理部分，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对李松永等七人主张的损失综合评析如下：1.死亡赔偿金。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李伟明所在的素龙街道大甲村委的城乡分类代码为“112”，属于城镇范围，故本案的赔偿款项应按城镇标准计算。陈富荣、沈银珍抗辩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赔偿款项，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按规定，本案死亡赔偿金应计841320元（42066元/年×20年）。李松永等七人起诉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丧葬费。陈富荣、沈银珍对李松永等七人起诉主张的丧葬费53289.5元没有异议，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精神损害抚慰金。李松永等七人因亲属的死亡确实会遭受精神损害，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4.被扶养人生活费。李伟明死亡时，其父母李松永、陈瑞珍已达退休年龄，子女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未成年，故对李松永等七人主张计算李松永、陈瑞珍、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松永由2人扶养，依法计算15年，每年应计生活费14437.5元（28875元/年÷2人）。陈瑞珍由2人扶养，依法计算19年，每年应计生活费14437.5元（28875元/年÷2人）。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由2人扶养，依法分别计算7个月、5年5个月、8年2个月，每月分别应计生活费1203.13元（28875元/年÷2人÷12个月）。根据“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对照本案实际情况，第一年至第十五年的每年赔偿总额（已包含李松永、陈瑞珍以及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在内的全部被扶养人）已超过或达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75元，第十六年至第十九年应赔偿57750元（陈瑞珍14437.5元/年×4年），故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为490875元（28875元/年×15年+第十六年至第十九年57750元）。李松永等七人起诉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5.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李松永等七人主张三人三天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应计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436.49元（58258元/年÷365天×3天×3人）。李松永等七人起诉主张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037.24元，并未超出上述范围，属其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6.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李松永等七人并未提供相应票据证实实际支出交通费的情况，但处理丧葬事宜必然支出交通费，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交通费500元。李松永等七人起诉主张交通费2000元，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全部支持。综上，李松永等七人因李伟明死亡造成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841320元、丧葬费5328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90875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037.24元、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500元，合共1407021.74元。综上所述，李松永等七人因李伟明死亡造成损失1407021.74元，应由陈富荣、沈银珍全额赔偿。陈富荣在事发后已支付50000元给李松永等七人，本案中应予扣减，故陈富荣、沈银珍仍需赔偿1357021.74元给李松永等七人。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一、由陈富荣、沈银珍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1357021.74元给李松永等七人。二、驳回李松永等七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027元（李松永已预交），由李松永等七人负担19元，陈富荣、沈银珍负担17008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陈富荣、沈银珍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李松永、陈瑞珍、谢连弟、李秋莹、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原审被告陈某一在二审中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上诉人陈富荣、沈银珍于2020年4月9日向本院提交《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书》，申请证人陈锦开出庭作证，拟证明罗定地区关于捕鱼养殖业的市场交易习惯及具体的操作。被上诉人李松永等七人对证人证言认为，证人根本不在事发现场，对事故发生过程及客观环境一无所知,其只是表达个人看法，不是案件整个过程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不足为据。被上诉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认为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捕鱼的交易习惯在一审中上诉人已经陈述清楚，而证人是不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情况的，因此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莫华东表示，“起鱼”就是鱼从鱼塘中将上岸的过程，且起鱼是由其与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自行捕捞，在本案事发前已到陈富荣的鱼塘起过两次鱼，本案事故发生时正是第三次“起鱼”。莫华东认为起鱼需要其自行准备渔网、桶、和摩托车、三轮车，桶是用来装鱼，三轮车是用来运输鱼的，声称必需使用陈富荣的吊机将鱼从鱼塘中拉上岸，并称是陈富荣提出要求使用吊机。上诉人则表示起鱼是需要被上诉人自行准备所有的捕鱼工具，吊机并非捕鱼必须的，陈富荣出于朋友角度将吊机借给莫华东。双方当事人确认前两次“起鱼”是由陈富荣操作吊机。本案事发时被上诉人正在进行第三次“起鱼”，由陈富荣儿子陈某一操作吊机。至于为何由陈某一操作吊机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是其中之一的被上诉人要求陈某一操作吊机，理由是陈富荣在起鱼前一天只安排陈某一到鱼塘“记数”，并没有安排其操作吊机。莫华东则认为是陈富荣安排其儿子陈某一到鱼塘操作吊机。被上诉人莫华东一方表示吊机需要由专人操作。莫华东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到了5时15分，我们已经起好了鱼，但没有看见塘主的儿子陈某一上来记数（24日下午塘主曾打电话给我称25日他两公婆都没空，让他儿子陈某一上来记数），我便给塘主陈富荣打电话，过了5分钟，我还没有看见陈某一来鱼塘，便亲自去3号塘（陈某一住的地方）喊他过来记数。……”陈某一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2019年8月25日5时许，我正在罗定市磨刀坑水库附近我家开设的农场里睡觉，接到我爸爸陈富荣的电话提醒我到素龙镇大榄村石牛山背养殖的鱼塘去登记簿数（8月24日晚我爸爸就跟我说过25日有人会来鱼塘起鱼，但25日爸爸和妈妈都有事要出去，所以让我去鱼塘那里帮忙）。于是我便驾驶一辆摩托车到达鱼塘，我看到能四个人已经在鱼塘边等着了（四人先前已经来鱼塘起过两次鱼了，带今次是第三次，其中一个我知道他的绰号叫‘阿东’，是我爸爸的朋友，我只认识人不知道名字）。然后他们四人开始起鱼，当时我正在玩手机，听到有人对我说人手不够让我到吊机上去帮忙（我不知道是谁叫我），我便上了吊机了。……”王迪胜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一直到了2019年8月25日5时许，我在罗定市石牛山背的鱼塘抓好鱼，我就架好吊机，将抓好的第一桶鱼用吊机将鱼吊回塘边，然后我和莫华东将鱼称重，并将鱼放上货车，在放鱼上货车的过程中，我与莫华就听见叫有人触电了，……”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四被上诉人之间成立个人合伙关系均没有异议，应予确认。虽然上诉人认为陈富荣与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之间是承担合同关系，但根据双方的陈述及交易情况，陈富荣将其鱼塘的鱼出卖给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并由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自行到陈富荣的鱼塘捕鱼，销售后，由莫华东、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结算卖鱼款项给陈富荣，因此，双方的交易并不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不属于承揽合同，本院确认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双方成立的是买卖合同关系，但根据莫华东的陈述和双方前两次起鱼的交易习惯，起鱼是由莫华东与李伟明、陈承宗、王迪胜准备捕鱼的工具到陈富荣的鱼塘自行捕捞的行为，本案系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李伟明到陈富荣的鱼塘起鱼过程产生的人身损害，属于侵权责任问题，而不属于买卖合同的买卖标的风险转移及责任承担问题，因此，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有误，应予纠正，本院确认本案系生命权纠纷。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赔偿责任。2.李伟明对其自身死亡是否有责任。3.李伟明的相关损失应按何标准计算。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与李伟明在本案事发生时正在陈富荣的鱼塘进行第三次的起鱼，在起鱼过程中，用吊机将第二桶鱼吊回岸上的过程中，李伟明因吊机漏电发生了触电并导致身亡的事故。李伟明的死亡与吊机的漏电具有因果关系，而该漏电的吊机是陈富荣所有，陈富荣将该吊机置于鱼塘边上，使任何人均有可能使用或利用该吊机的环境下而未作提示，存在过错，其应承担侵权责任。该次起鱼在现场的人员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李伟明和陈某一。至于为何会由陈某一使用吊机的问题，陈某一在派出所陈述其只是根据陈富荣的安排到鱼塘记数，但听到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李伟明其中一人要求其操作吊机帮忙将鱼吊到岸上。根据陈某一、莫华东、王迪胜在派出所的陈述可知，在使用吊机前，莫华东等从已起好了鱼，且是由王迪胜驾好吊机，将第一桶鱼吊回岸上，而莫华东也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陈富荣曾打电话告知其届时叫陈某一到鱼塘记数，这与陈某一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和陈富荣在本案中的陈述吻合，即陈某一到现场的目的是记数，且陈某一是在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李伟明等人起好了鱼需要记数的时候才到鱼塘的，据此可确认陈某一操作吊机的行为是基于陈某一、莫华东、王迪胜、李伟明其中一人的要求。同时，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一方均表示吊机必须由专人操作。而前两次起鱼的交易习惯是由陈富荣操作吊机，而本案第三次起鱼时，陈富荣并不在现场，在陈富荣的儿子陈某一并非操作吊机的专业人员情况下，陈某一、莫华东、王迪胜、李伟明一方要求陈某一为该四人操作吊机起鱼并导致该次事故的发生，同样具有过错，虽然本案中无法确认是由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李伟明中的何人要求陈某一操作吊机，但由于操作吊机的目的是将该四人所捕捞的鱼吊回岸上，是基于该四人的共同利益之目的，故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包括李伟明本人应共同承担擅自要求陈某一使用陈富荣的吊机而造成李伟明因吊机触电身亡的过错责任。综合双方买卖鱼的交易习惯和各自过错程度，本院确认应由陈富荣对李伟明的死亡承担50%的侵权责任，由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李伟明对李伟明的死亡承担50%的侵权责任。上诉人认为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李伟明不当操作吊机的电线而造成李伟明的触电身亡，因其依据不足，故对其提出应由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承担75%赔偿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仅在承担50%的责任范围内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无需对李伟明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如上所述，李伟明与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四人到陈富荣的鱼塘起鱼，在没有专业人员在场情况下，要求到现场记数的陈富荣的儿子陈某一操作吊机为该四人起鱼提供方便，并在使用吊机过程中因吊机漏电而导致李伟明死亡，该四人应共同对李伟明的死亡承担50%的过错责任。因此，本院确认李伟明应对其自身死亡承担责任。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上诉人认为李伟明属于农村户口性质的居民，其户口本记载李伟明为农业劳动者，故主张李伟明的有关损失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统计用于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李伟明所在的素龙街道大甲村委的城乡划分类代码为“112”，属于城镇范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与之相关的李伟明的损失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合法合理，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述主张，缺乏理据，应不予采纳。根据一审法院核定李松永等七人因受害人李伟明死亡造成的损失合共为1407021.74元，应由上诉人陈富荣、沈银珍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703510.87元给李松永等七人。因陈富荣在事发后已支付50000元给李松永等七人一方，本案中应予扣减，故陈富荣、沈银珍应仍需要赔偿653510.87元给李松永等七人。本案应由莫华东、陈承宗、李伟明、王迪胜共同对李伟明的死亡承担50%的赔偿责任，但由于李伟明已死亡，其无法因其过错对其自身死亡的损失予以赔偿，据此，在莫华东、陈承宗、李伟明、王迪胜承担50%的赔偿责任范围中，本院酌情认定由李伟明对其自身死亡承担12.5%的责任，并由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三人共同承担37.5%的赔偿责任，即共同赔偿527633.15元给李松永等七人。上诉人在二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及在二审提交的光盘录像属于事发后制作的内容，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陈富荣、沈银珍的上诉理由意见，部分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其理由不成立部分，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法院（2019）粤5381民初28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法院（2019）粤5381民初28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由陈富荣、沈银珍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653510.87元给李松永、陈瑞珍、谢连弟、李秋莹、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三、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共同赔偿527633.15元给李松永、陈瑞珍、谢连弟、李秋莹、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如果未当事人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027元，由陈富荣、沈银珍负担8194.76元，由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共同负担6611.52元，由李松永、陈瑞珍、谢连弟、李秋莹、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负担2220.72元；二审诉讼费17013元，由上诉人陈富荣、沈银珍负担8184元，由莫华东、陈承宗、王迪胜共同负担6607.6元，由李松永、陈瑞珍、谢连弟、李秋莹、李月莹、李高棚、李枫莹负担222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容审判员 陈洁涛审判员 李婉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怡欢书记员 成宝烨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