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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民申83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武汉智能电梯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718号。法定代表人：陈纯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茂平，该公司工作人员。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新疆新名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南路1682号金坤新城花苑小区2B号楼2段一层会所（3）。法定代表人：冉钰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再审申请人武汉智能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电梯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新疆新名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名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8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智能电梯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智能电梯公司于2014年5月已对30台客梯进行投产，同年8月已完成2台整体客梯生产、14台客梯零部件生产，一审判决关于“智能电梯公司根据新名居公司的要求生产了2台电梯，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分批出货”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关于“智能电梯公司未举证证实这两份函件，新名居公司已经收到”的基本事实未查清，即使新名居公司未收到两份函件，也不代表新名居公司未收到智能电梯公司的付款通知。智能电梯公司工作人员多次与新名居公司工作人员联系催收货款事宜；新名居公司于2015年7月将26.095万元的货款付至智能电梯公司账上，款项数额正好与智能电梯公司2014年9月、10月两份函件要求的数额相同。三、一审判决关于“上述合同于2014年4月25日签订后，新名居公司于2014年5月4日向智能电梯公司支付第一批2台电梯款项（40.1万元）的30%。后智能电梯公司未发货构成根本性违约”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且适用法律错误。四、新名居公司违约事实如下：1.逾期付款、未足额付款及未付仓储费均构成违约。2.井道制作完成未通知智能电梯公司。3.未履行付款义务须承担违约责任。4.根据合同条款，智能电梯公司可以暂时不发货直至新名居公司付清合同总金额为止。智能电梯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智能电梯公司的再审请求及理由，综合评述如下：新名居公司与智能电梯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签订《电梯、自动扶梯销售合同》明确约定，新名居公司购买智能电梯公司30台客梯、8台自动扶梯，总金额为839万元。新名居公司在合同签订7日内付该批使用台数总金额的30%给智能电梯公司作为设备定金。智能电梯公司按新名居公司所付足额定金的台数生产，智能电梯公司于电梯、自动扶梯制造完成前通知新名居公司，新名居公司见通知时在七天内将合同总金额的65%付给智能电梯公司。同时还约定，如为分批出货（以整台电梯、自动扶梯计算），则实际支付金额按以上付款比例及条件支付。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已无争议。首先，上述合同虽然确定的合同标的总数为38台电梯、自动扶梯，但同时也对分批出货作了约定。从双方当事人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可以看出，智能电梯公司根据新名居公司的要求先行供货2台电梯，且智能电梯公司提交的落款日期分别为2014年9月8日、2014年10月8日关于催促新名居公司付款提货的两份函件内容，也能印证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分批出货，故原判决此节认定符合业已查明的事实。其次，新名居公司于2014年5月4日向智能电梯公司支付第一批2台电梯款项（40.1万元）的30%即12万元作为设备定金。由于至今无证据显示新名居公司收到智能电梯公司落款日期分别为2014年9月8日、2014年10月8日关于催促提货付款的两份函件（通知），新名居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支付65%的电梯款26.095万元不构成违约；新名居公司于2015年8月15日函件中明确电梯底坑、井道、厅门、机房等土建工程完全符合《电梯土建总体布置图》《自动扶梯土建总体布置图》，新名居公司于8月10日支付2台电梯安装费4.35万元后智能电梯公司未发货构成根本性违约，故智能电梯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新名居虽未按合同约定将《电梯土建总体布置图》盖章确认并返给智能电梯公司，但在2015年8月15日函件中已明确告知智能电梯公司电梯底坑、井道、厅门、机房等土建工程完全符合《电梯土建总体布置图》《自动扶梯土建总体布置图》，其行为仅构成合同义务的瑕疵履行。综上，原判决认定新名居公司作为合同守约方有解除权，是正确的。智能电梯公司现申请再审认为涉案合同履行并非分批出货、智能电梯公司按约多次与新名居公司工作人员联系催收货款等，主张新名居公司构成违约，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能支持。此外，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即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本案二审判决生效，而智能电梯公司的第一、二、三项部分申请再审理由，系基于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与其在本案二审诉讼期间行使处分权的行为相悖，故智能电梯公司的权利救济方式亦于法不符。综上，智能电梯公司的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予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武汉智能电梯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成林审判员  肖 松审判员  余 俊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华卉书记员张思哲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102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周勇成，男，1978年6月20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剑河县。委托代理人：吴歆民，贵州洲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剑河县宏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剑河县。法定代表人：陈明，执行董事长。申请人周勇成因与被申请人剑河县宏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兴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6民终2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周勇成再审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应当支付物业管理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被申请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内容，《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针对的是清江**府，而不是本案所指的未来城小区；再审申请人与剑河县清水江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清水江畔房开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前，被申请人与清水江畔房开公司签订《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在后，且备案在后，被申请人与清水江畔房开公司签订《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没有依法为再审申请人增设义务，不具有合法性，对再审申请人不惧约束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贵州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清水江畔房开公司与被申请人也没有签订依法签订《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即再审申请人与清水江畔房开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前，被申请人与清水江畔房开公司签订《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在后，且备案在后，且该合同是没有依法为再审申请增设的义务，不具有合法性。原判决认定申请人应当支付被申请人物业服务管理费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没有认真审查纠正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宏兴物业公司答辩称，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不成立，《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依法有效，申请人接受了被申请人的物业服务，故应该全额支付物业服务管理费，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周勇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事由提出再审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审查，应当围绕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之规定，本院围绕周勇成提出的申请事由进行了审查。经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判认定《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是否合法，对涉案小区业主是否有约束力。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在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之前，建设单位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应当签订书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之规定与第二十六条“前期物业合同可以约定期限；但是，期限未满，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之规定及申请人与清水江畔房开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章前期物业管理的约定，且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交房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清水江畔房开公司与被申请人签订的物业合同时间是2015年10月11日，该物业合同签订于申请人与清水江畔房开公司约定的交付时间之前，同时该合同约定了服务的时间是在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前，同时约定了物业合同终止的情形。本案业主虽非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直接签订人，但在物业服务纠纷产生之时，涉案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故不存在新选聘的物业服务公司，也就不存在上述条例规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的情形，该物业合同对全体业主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宏兴物业公司为了避免物业服务的断档，影响业主对物业的正常使用，其继续为涉案小区提供物业服务，且该小区的业主之一周勇成确已享受了物业服务，故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及约定，履行自己相应的交纳物业服务费用义务，故申请人称涉案物业服务合同签订后于其与清水江畔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而对其无约束力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至于申请人称涉案物业服务合同仅针对清江**府的再审理由与事实不符，经审查，备案的涉案物业服务合同系城西未来城项目的物业服务合同，该合同对未来城小区业主之一的申请人具有约束力。同时，再审申请人的理由不属于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故本院对周勇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事由提出的再审申请不予支持。综上，周勇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周勇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朱 进审判员 冉依依审判员 王 君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彭凤书记员王圣强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民申155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新乡景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新一街220号大景城。法定代表人：郑朝晖，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应起，河南三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西安尚美佳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一路思安大厦2幢5层1502号房。法定代表人：张海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相周，河南仟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河南仟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新乡景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景城）因与被申请人西安尚美佳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尚美佳）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07民终4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新乡景城申请再审称，一、生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生效判决认定西安尚美佳“确实也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没有证据证明。西安尚美佳有义务提供其公司履行合同的全部证据，但西安尚美佳在二审中仅提供了部分电子邮箱的私人往来邮件，并没有提供新乡景城对实际方案签字确认和电子回复确认及新乡景城实施该方案的证据。同时西安尚美佳还不能提供来新乡市的差旅费凭证及新乡景城认可的工作计划，故西安尚美佳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了合同义务。2、西安尚美佳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案涉合同是2008年3月9日签订，合同履行期限为一年，无论西安尚美佳是否履行还是解除合同，距今已十年有余，远超过了当时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二、生效判决推定西安尚美佳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该推定存在严重的逻辑论证方法错误。新乡景城已付的14.2万元是合同约定的首付款，虽然新乡景城迟延至2008年6月25日支付，但仍然不能证明西安尚美佳实际履行了2008年6月25日前的合同义务。原二审判决据此推定被申请人履行了前四个月合同义务应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西安尚美佳提出意见称，一、西安尚美佳在本案中提供了证据，具备证据三性，能够直接证明西安尚美佳如实按约全部履行了案涉合同，新乡景城应支付合同约定全部服务费用。依照双方合同约定，西安尚美佳向新乡景城交付广告整合服务成果，可以采用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提交。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西安尚美佳按照约定采用电子邮件和现场送达的方式向新乡景城提交了服务成果，上述事实在原二审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中充分得到证实，然生效判决以必须有“新乡景城的签字确认”才是对成果的认可，继而仅认定双方履行了三个月的合同，该认定明显不能成立。二、案涉合同期满后，西安尚美佳以亲临现场、电话、书面等多种形式多次向新乡景城催要款项，故本案并不超出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新乡景城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西安尚美佳是否履行了案涉合同问题。西安尚美佳在本案二审时提交了该公司截至2019年3月前，连续向新乡景城工作人员王萌发送的日期连贯的电子邮件，内容包括推介会新闻通告、开盘推广方案等，从该系列邮件中，能够反映出西安尚美佳履行案涉合同并交付一定工作成果的事实，生效判决据此认定西安尚美佳确履行了一定的合同义务具有事实基础。二、关于西安尚美佳工作量认定问题。在西安尚美佳与新乡景城所签合同中明确约定：“乙方（西安尚美佳）提交的所有方案需得到甲方（新乡景城）的确认后，方可执行，如未得到甲方确认发件，相关责任由乙方承担”。西安尚美佳虽主张根据邮件内容其公司已履行完毕全部合同义务，但据双方合同约定，其执行方案之前应得到新乡景城的确认后方可执行，而西安尚美佳在本案中未能提交新乡景城签字认可其方案的证据，且新乡景城在2008年6月25日后即已不再付款，在此情况下西安尚美佳仍继续发送邮件报送相关工作方案，该行为明显与双方约定不符。生效判决在综合考虑决双方履约主观状态、过错大小及工作完成情况的基础上，认定西安尚美佳完成四月至七月约定工作量，新乡景城应支付费用23.2万元，该认定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三、关于西安尚美佳起诉是否超诉讼时效问题。本案中，西安尚美佳提交的其公司工作人员催款过程中发生的部分车票凭证等证据，能够显示其公司持续不断在向新乡景城主张债权的事实，生效判决据此认定本案未超诉讼时效亦无不妥。综上，新乡景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新乡景城实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周  新  峰审判员 焦  新  慧审判员 庞  宝  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郭培红（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兵民申5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曹直东，男，1975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世军（系曹直东之妹夫），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石河子市北泉镇通阳建筑设备租赁站。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   经营者：杨兴通，男，1960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平，男，该租赁站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尚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00761670172E。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   法定代表人：魏东，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曹直东因与被申请人石河子市北泉镇通阳建筑设备租赁站（以下简称通阳租赁站）、河南尚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雅建筑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2018）兵8民终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曹直东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主体错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纠纷的权利义务主体只能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曹直东仅是项目负责人，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不应当承担责任，尚雅建筑公司对此不认可，应当由其提供证据证明加盖在租赁合同上印章的真实性，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审法院开庭前夏世军对租赁的钢管和扣件全部进行了退还。数量上多还了21749个扣件和2705个顶丝，二审判决多计算租赁费361386.7元。曹直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涉案租赁合同系曹直东与通阳租赁站签订，合同上虽然加盖有“河南尚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馨丰花苑项目专用章”，但尚雅建筑公司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不认可，曹直东对该印章的来源、加盖过程及真实性负举证责任，因其本人未到庭，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上述内容，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曹直东称其签订租赁合同及租赁通阳租赁站的租赁物系履行职务行为，尚雅建筑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曹直东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一、二审法院认定曹直东系租赁合同相对人，由其承担本案租赁费的付款责任，并无不当。   本案再审审查期间，曹直东主张其多还了21749个扣件和2705个顶丝，二审判决多计算了361386.7元租赁费，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主张，且二审庭审笔录中载明曹直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世军与通阳租赁站对归还的建筑设备及零部件进行了核对确认，双方并无异议，故对曹直东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曹直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曹直东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丁卫军   审判员  江 帆   审判员  刘婷婷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吴瑞玲      1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行申27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苏泽沛，男，197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苏群胜，男，1951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苏泽沛，男，197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再审申请人苏泽沛、苏群胜因诉中山市自然资源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20行终121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本院认为，本案是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再审审查焦点在于再审申请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从再审申请人起诉主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看，再审申请人以中山市自然资源局违法征地和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赔偿各类损失逾7500万元，但再审申请人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可以证明中山市自然资源局存在征地行为违法的证据，亦未提交可以证明其曾向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申请行政赔偿的证据，其起诉主张的事实缺乏相应事实依据。因此，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3）项、第（4）项、第（5）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时应当符合的条件要求。一、二审法院据此裁定不予立案结果正确。再审申请人认为二审裁定自相矛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再审申请人苏泽沛、苏群胜提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苏泽沛、苏群胜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纪红玲审判员  罗 燕审判员  黄伟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饶 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491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许秀芽，女，196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玲，浙江人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天台县赤城街道玉龙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杨玲玲，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再审申请人许秀芽诉被申请人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天台县政府）土地行政批准一案，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浙10行初161号行政裁定：驳回许秀芽的起诉。许秀芽不服提起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2018）浙行终1668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许秀芽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再审本案，支持其原审的诉讼请求。其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和理由：原审裁定适用的法律条款，明显是针对行政机关在合法征收程序下所作出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而规定的救济途径。而其本次诉讼是针对天台县政府在涉案集体土地尚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征收前，就出台《天台县福溪街道拾得路及以北(水南)区块综合改造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并立即付之实施的行政行为，征收程序严重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要求确认无效。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条款，与其本案诉讼内容缺乏关联性，裁定驳回其起诉错误。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再审申请人许秀芽的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号）第一条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土地权利人对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过程中确认的土地补偿有异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被征地农民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的救济途径，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裁决（行政复议），而非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许秀芽以涉案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及制定程序违法为由，起诉请求确认天台县政府在涉案集体土地尚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征收前，就出台《天台县福溪街道拾得路及以北（水南）区块综合改造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并组织实施的行政行为无效。该诉讼请求实质系对经天台县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依法应先行向行政机关申请裁决（行政复议），许秀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在涉案集体土地后续已经有权机关批准征收，许秀芽对补偿安置方案不服的，仍应遵循先行向行政机关申请裁决（行政复议）救济程序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许秀芽的起诉，并无不当。其主张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许秀芽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许秀芽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蔚 强 审判员 汪鸿滨 审判员 王 岩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林清兴 书记员朱玉靖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行赔申122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林冬春，男，197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荔城区县巷63号。 法定代表人：柯金国，该区人民政府区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同心路333号。 法定代表人：陈智勇，该镇人民政府镇长。 再审申请人林冬春因诉被申请人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赔终122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林冬春以未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等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赔偿判决，判令荔城区人民政府与西天尾镇人民政府恢复被拆除的林冬春养猪场房屋原状，或给付赔偿款共计77004.55元及相应利息。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林冬春在另案庭审笔录中自认的被强拆的养猪场面积以及《关于印发莆田市荔城区2011年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定的列入整治范围内的养猪场补助标准计算赔偿额并无明显不当。林冬春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林冬春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绍华 审判员  何 君 审判员  朱宏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朱 萌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行终2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鄂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滨湖北路特一号。 法定代表人刘海军，该市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春霖，鄂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方，鄂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鄂州泰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红莲湖旅游度假区。 法定代表人刘旭明，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鄂州市人民政府与被上诉人鄂州泰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公司）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7行初4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6年7月7日，原告泰安公司取得了位于鄂州市××区红莲湖地段面积为112467.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鄂州市国土资源局为其颁发了鄂州国用（2006）鄂2-14号土地使用权证。2011年10月10日，鄂州市规划管理局绘制了《鄂州泰安地块规划绿线图》及缩略图、2017年11月湖北省地质勘查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绘制了《泰安公司绿线范围内现状地形图》。 2018年5月23日，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政府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公示公告《华容区红莲湖保护规划》成果，内容为：“我区编制的《红莲湖保护规划》，于2017年8月经区政府组织市水务局专家召开审查并予通过，报经区人民政府批复原则同意。现将规划成果对社会公布”。公布内容还包括了鄂州市××区红莲湖保护规划简介和蓝线示意图。 泰安公司认为上述规划错划了部分土地，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给泰安公司投资开发项目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为此，2018年6月29日，泰安公司向鄂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复议机关撤销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重新按法定程序编制《红莲湖保护规划》蓝线调整范围。 2018年7月6日，鄂州市人民政府作出鄂州政行复不受字〔2018〕第6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认为《红莲湖保护规划》制定行为系针对不特定管理对象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并非针对个别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的影响个别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抽象行政行为。遂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泰安公司对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鄂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鄂州政行复不受字〔2018〕第6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上述法律规定抽象行政行为应具备对象的不确定性和内容的反复适用两项标准。本案中，泰安公司申请复议是对华容区人民政府公布的《红莲湖保护规划》及附件内容有异议，所针对的行政行为是《红莲湖保护规划》在划定保护范围过程中，华容区人民政府按照规划标准错误的划定保护范围，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该行政行为在划定范围过程中针对的是特定的相对人，其行为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因此，泰安公司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复议机关应当依法受理。综上，泰安公司诉请撤销被告作出的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鄂州市人民政府鄂州政行复不受字〔2018〕第6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二、责令鄂州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受理复议申请。 鄂州市人民政府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鄂州市人民政府不服鄂州中院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被上诉人针对的并非是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政府按照规划标准错误划定保护范围的行为，而是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政府批准作出的《红莲湖保护规划》的行为；2、《红莲湖保护规划》批准行为符合针对不特定对象且能反复适用的两项标准，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畴。请求撤销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泰安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原审法院查明的相关程序性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06年7月7日，泰安公司即已取得鄂州市××区红莲湖地段面积为112467.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2018年5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政府公告的《红莲湖保护规划》及红莲湖蓝线示意图中，将泰安公司已取得使用权的部分土地纳入规划保护，显然对泰安公司的权益构成实际影响，泰安公司与该保护规划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基于《红莲湖保护规划》制定行为指向了特定对象，作为相对人的泰安公司当然享有包括申请复议在内的救济权。原审法院认定鄂州市人民政府依法应当受理泰安公司的复议申请，并据此撤销鄂州市人民政府鄂州政行复不受字〔2018〕第6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责令鄂州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受理复议申请，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得当。上诉人鄂州市人民政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鄂州市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  志  农 审判员 胡    文 审判员 邹    燕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赵静雯 书记员 赵静雯(兼)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冀0105民初6079号原告：赵某某，住石家庄市新华区。被告：张某某，住石家庄市。原告赵某某与被告张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赵某某向本院申请解除查封账户。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赵某某申请解除财产保全符合法律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裁定如下：解除对张某某名下某某有限公司某某支行账户1116.54元的查封。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审判员  张改芹二〇二〇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齐光东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民申11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洪芳，女，197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传富，男，1977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翼驹，男，195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长洲区。 再审申请人李洪芳因与被申请人张传富、陈翼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1民终1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洪芳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支持再审申请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李洪芳与张传富共同作为买受方与陈翼驹（出卖方）在2018年4月10日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共同购买陈翼驹所有的贺州市城西区，购房款共计32万元。协议签订当天在贺州恒基中介公司（见证人邹某）由再审申请人出资2万元定金给了陈翼驹。在这之后，二人却恶意串通，瞒着再审申请人把房屋过户给了张传富，损害再审申请人李洪芳的利益。一审法院认定购房定金2万元是张传富向李洪芳所借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基本的逻辑。请求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李洪芳在《房屋转让协议》的买受方（乙方）处，与张传富共同签名。但按照《房屋转让协议》约定，买受方（乙方）除了签订协议时（2018年4月10日）支付出卖人陈翼驹2万元定金之外，还应于2018年4月25日前支付16万元，于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6万元，2018年7月30日前支付6万元，于该房办理过户手续当天支付2万元。根据李洪芳自认的事实，其除了在签订协议当天转有2万元款项给张传富之外，剩余购房款均由张传富支付，故李洪芳并未向陈翼驹实际履行过上述《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的共同支付房款的义务。同时，李洪芳并未在房屋转让协议上留有联系电话。张传富支付包括2万元定金在内的全部购房款给陈翼驹，李洪芳未主动联系过其应付款项的义务，陈翼驹有理由相信房屋是张传富个人购买。陈翼驹根据其与张传富形成的房屋转让合同关系，将房屋过户到张传富名下并无不当。因此，李洪芳要求陈翼驹返还定金及支付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张传富并非案涉房屋出卖人，李洪芳要求张传富返还其定金及赔偿其违约金亦无法律依据。如李洪芳认为张传富在购房过程中有损害其利益的行为，可另行主张权利。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李洪芳的再审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洪芳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陆德胸 审判员  李 莉 审判员  何厚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肖祥廷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内民申85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乃秀，女，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艳龙，男，住内蒙古自治区。一审第三人:杨磊，男，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再审申请人刘乃秀因与被申请人张艳龙及一审第三人杨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6民终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乃秀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张艳龙与内蒙古浩特环保工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是以债权债务为基础的以物抵债请求权法律关系,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适用的物权期待权不动产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因此二审判决以上述法律为依据判决支持张艳龙的请求错误。张艳龙并非诉争标的房屋的权利人,其不享有排除本案执行的权利,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驳回张艳龙的诉求。（二）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事实认定错误。张艳龙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对第三人杨磊享有债权,其未支付案涉房屋的全部价款。张艳龙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合法占有案涉不动产。刘乃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张艳龙与杨磊及浩特公司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书约定“剩余贰佰伍拾万元欠款分五个月付清（每个月付伍拾万元）”,时间是2012年11月27日。刘乃秀向达拉特旗人民法院提起其与杨磊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时间是2014年12月10日，刘乃秀申请保全案涉房屋，该院作出（2014）达保字第1044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案涉房屋。在以房抵债协议书中，杨磊作为浩特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自愿以其个人所有的房屋偿还公司债务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张艳龙与杨磊在案涉不动产查封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以房抵债协议书。其次，张艳龙提供的案涉房屋被查封之前所缴纳的物业费、取暖费票据、物业公司证明和房屋租赁合同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能够证实案涉房屋被查封之前杨磊及浩特公司已将该房屋交付给其占有使用。因此，张艳龙在案涉不动产查封之前已经实际占有该房屋。再次，张艳龙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料单等证据能够证实，在涉案房屋被查封前张艳龙与浩特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债务关系；张艳龙与杨磊及浩特公司通过以房抵债已支付相应价款。最后，因涉案房屋有按揭贷款，张艳龙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并非其自身的原因所致。另外，刘乃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艳龙与浩特公司之间形成的以房抵债协议存在规避执行或逃避债务情形。因此，张艳龙对案涉房屋享有排除执行的实体权益。金钱债权执行中，执行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案外人以其享有物权期待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的，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因此,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乃秀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乃秀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张 晓 农审 判 员 荣 如 侠审 判 员 娜仁图雅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陶 格 苏书 记 员 王 丽 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赔申34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陆代金，男，195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屏南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屏南县县府路1号。 法定代表人：柳岳，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再审申请人陆代金因诉被申请人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屏南县政府）土地行政赔偿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闽行赔终21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陆代金以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涉案土地被批准征收并转为建设用地从而不能恢复原状的事实不清，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存在矛盾，征地批准文件存在违法审批情形且程序违法，申请人户2016年10月14日被毁坏的地面农作物应由被申请人予以赔偿，被申请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被申请人提供的公证书属非法制作等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对本案再审改判，恢复申请人土地原状，并由被申请人赔偿2016年10月14日毁坏地面农作物损失1736225元。 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陆代金因被申请人屏南县政府于2016年10月14日对其涉案土地实施强制交付行为被确认违法而提起本案行政赔偿之诉，其在起诉时提出了多项赔偿请求。关于申请人所提安置土地的请求，原审法院已根据《屏南县外东环路南段片区（张老垅）开发项目建设工程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判决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留地安置，并无不当。关于申请人所提地上农作物损失的赔偿请求，因申请人在诉讼中除提供了财产损失清单外，未提供其他相应证据，一审法院根据被申请人举证的在其作出强制行为前由屏南县公证处经现场监督及清点后制作的《公证书》，以及被申请人举证的福建省坤山林业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咨询报告书》等证据，综合认定申请人的征地及地上附着物损失共计187256.10元，并无不当。该笔款项已向申请人支付。关于申请人所提精神损害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申请人在申请再审中提出的征地行为违法等主张，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 综上，本案一、二审行政赔偿判决均无不当。陆代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陆代金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朱宏伟 审判员  何 君 审判员  李绍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钱 莹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行申1421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沈幸福，男，195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后生英，女，196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关河东路66号。 法定代表人：许小波，该区人民政府区长。 再审申请人沈幸福、后生英因诉被申请人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天宁区政府）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行终31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沈幸福、后生英以被申请人天宁区政府在行政工作中官官相护，拒不履行法定职责，属行政不作为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全面审查该案，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及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本案中，沈幸福、后生英认为天宁区政府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但根据其在原审起诉状中的陈述及提供的材料，其曾要求中共常州市天宁区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天宁区委办）公开常天委办（2015）5号文件，天宁区委办拒绝公开，并要求其向档案室调取。沈幸福、后生英未曾向天宁区政府提出过要求公开该5号文件的申请。因此，再审申请人认为天宁区政府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没有事实根据，其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审裁定驳回沈幸福、后生英的起诉，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均无不当。至于沈幸福、后生英在再审申请书中所提其他案件事实，均不属本案作为信息公开案件的审查范围，依法不得在本案中进行审查和评判。 综上，沈幸福、后生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沈幸福、后生英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朱宏伟 审判员  何 君 审判员  李绍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娄俊涛 书记员钱莹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民申80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西富迪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博白县人民中路089号。 法定代表人：朱俊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林坚，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丹，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凯，男，1971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博白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英，女，1972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博白县。 两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富荣，广西桂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广西富迪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迪嘉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刘凯、李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9民终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富迪嘉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富迪嘉公司已按规定提交规划验收申请、向政府请示要求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工程已经消防验收合格、商品房项目的资料已交房管所备案。工程未竣工验收的原因不是部分构筑物或建筑物未按规划建设，也不是工程质量问题，而是适用新旧规划验收标准问题。二审法院向博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规划办负责人所作的调查笔录，由于该负责人不了解情况，也不是原经办人，无证据证明涉案小区哪部分工程超规划面积建造，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小区部分构筑物未按规划建设，与事实不符。（二）根据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由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原因致使不能如期办理，造成该商品房权属登记备案手续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出卖人不承担责任。故富迪嘉公司依据合同约定不应承担逾期办证责任。（三）富迪嘉公司再审期间提交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指标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处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博白县人民政府文件（请示）处理笺及关于处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意见的请示、博白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白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博政发（2019）15号）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富迪嘉公司再审期间提交的有关政府文件在二审判决前已经出台，且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2019年7月17日博白县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博白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博白县房地产项目未按规划条件建设、工业企业未按规定办理报建手续或未按规划批准建设、用地未经批准增加容积率、改变土地用途等造成未能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出处理意见，要求相关企业在整改或予以处罚后方可办理权属证书，该文件亦不能证明因政府职能部门原因导致涉案房产项目无法办理权属证书。富迪嘉公司以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为由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二）依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富迪嘉公司应在2016年2月8日前将相关材料备案。富迪嘉公司直至2018年10月18日才将相关材料交有关部门备案，原审判决富迪嘉公司承担逾期办证违约责任有事实依据。富迪嘉公司主张涉案商品房未能办理权属证书是因政府职能部门所致，但经二审法院向相关部门核实，涉案商品房未能办理竣工验收手续，是因小区超规划面积建造，规划验收未通过。富迪嘉公司对二审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故对其该再审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富迪嘉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广西富迪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英伦 审 判 员 黄肖** 审 判 员 林国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刘 蔚 书 记 员 钟 毅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民申270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崔军，男，1965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世雨，德州陵城君合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喜增，男，1978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马丽丽，女，1977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陵县竞锋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陵县前孙镇前孙街。 法定代表人：许兴博，经理。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德州市陵城区义渡口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义渡口镇义渡口街。 法定代表人：孙丽萍，镇长。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河北乾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广安街36号时代方舟B座601室。 法定代表人：贾涛，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崔军因与被申请人高喜增及二审被上诉人马丽丽、陵县竞锋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德州市陵城区义渡口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义渡口镇政府）、河北乾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宇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4民终3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崔军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首先，原判决认定高喜增是实际施工人错误，王汝岩、王军为实际施工人，原审法院遗漏当事人，程序错误。其次，原判决对高喜增未竣工的二层楼房工程款的认定错误，高喜增工程未全部完工，不能按双方《建设工程承包协议》中的约定给付工程款，原法院没有确定高喜增完成工程量的比例。第三，二审崔军提交了2014年1月24日与高喜增、马丽丽、王汝岩、王军、许兴博的结算清单和义渡口镇政府涉及本案工程新的付款凭证，能够充分证明王汝岩、王军是实际施工人，再审申请人不欠被申请人工程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特申请再审。 义渡口镇政府提交意见称，王汝岩和王军是实际施工人，应追加其参加诉讼，涉案工程只完成主体，崔军不欠高喜增工程款，高喜增按工程完工的约定主张工程款不应支持，请求支持崔军的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崔军与高喜增就涉案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承包协议》及《附加合同》，施工日志亦由高喜增持有，结合崔军之子崔海飞签字的两份证明材料等证据，原审法院支持高喜增索要欠付工程款的主张有事实依据。崔军主张高喜增并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崔军与高喜增签订的《附加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付款方式为“二层住宅到地上二层封顶付单体工程总造价的55%……”，崔军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有涉案工程全部完工才拨付工程款的约定，亦未举证证明高喜增未施工完成二层住宅到地上二层封顶，原审法院依据双方约定比例认定欠付工程款金额有事实依据。本案二审时，崔军提交的结算清单中并未注明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是王汝岩和王军的内容；其提交的付款凭证中记载的部分款项为高喜增一审中认可而扣除，部分付款凭证系本案一审判决后支付给材料供应商。结合涉案工程后期另行安排其他单位施工的事实，且义渡口镇政府未提交证据证明这些付款与高喜增施工部分具有关联性，崔军关于不欠高喜增工程款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 综上，崔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崔军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蔚 波 审 判 员  刘 敏 审 判 员  苏 瑁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付 辉 书 记 员  韩琳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20）最高法委赔监79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方士昌，男，满族，1955年9月4日出生，住辽宁省绥中县。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住所地：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龙湾大街2甲。 法定代表人：王淑俐，该院院长。 申诉人方士昌因申请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葫芦岛中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2019)辽委赔17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方世昌以其超生被辽宁省绥中县宽帮镇人民政府拆掉三间合法房子，申请复议后，绥中县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公开包庇该镇政府的违法行为，葫芦岛中院同样包庇违法机关的行政行为，给方士昌造成了损害，应予赔偿为由，向该院申请国家赔偿，要求赔偿2000万元损失，安排其三个子女的工作。葫芦岛中院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2019）辽14法赔2号不予受理案件决定，对方世昌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方士昌不服，以同样的事由向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经审查查明：因方士昌超生问题，辽宁省绥中县宽帮镇人民政府于1991年8月27日作出计生罚字[1991]11号处罚决定，对其处罚5000元。处罚后，宽帮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推走方士昌一辆自行车。1994年，宽帮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计生罚字(19)处罚决定，对其作出3000元处罚，已交自行车一辆折价50元，下欠2950元。方士昌为此诉至辽宁省绥中县人民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宽邦镇人民政府于1991年8月27日所作的处罚决定并赔偿经济损失。绥中县人民法院作出(1996)绥行告字第9号行政裁定，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方士昌的起诉。方士昌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葫芦岛中院予以维持。 2014年12月3日，方士昌以不服宽邦镇人民政府计生罚字[1991]11号处罚决定为由，向绥中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绥中县人民政府作出绥府复不受字(2014)1号不予受理决定，以方士昌的行政复议申请已经超出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期限为由，不予受理。方士昌对上述不予受理决定不服，诉至葫芦岛中院。2015年2月13日，葫芦岛中院作出(2015)葫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认为绥中县人民政府向方士昌送达超过法定期限，对被复议的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认定证据不足，方士昌被处罚的过程认定不明确，故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撤销。此后，方士昌又于2015年6月16日向绥中县人民政府重新提出三份行政复议申请，分别请求审查宽邦镇人民政府于1991年8月27日作出的对违反计划生育条例行为的处罚决定、1994年6月20日作出的违反计划生育罚款收缴通知和1994年6月20日作出的违反计划生育罚款收缴决定。2015年6月19日，绥中县人民政府分别作出了绥府复不受字(2015)4号、5号、6号不予受理决定，均以方士昌的申请超过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期限为由，不予受理。后方士昌诉至葫芦岛中院，分别请求撤销绥中县人民政府上述三份不予受理决定，责令绥中县人民政府受理其复议申请，并赔偿损失。2015年8月25日，葫芦岛中院作出(2015)葫行初字第00081、00082、00083号行政判决，分别判决驳回方士昌的诉讼请求。方士昌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辽宁高院。2015年11月，辽宁高院分别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8月27日，方士昌向绥中县人民政府邮寄赔偿申请书，请求按照赔偿事项给予赔偿。绥中县人民政府于同月29日收到该赔偿申请，在法定期限内未予答复。方士昌诉至葫芦岛中院，请求判决绥中县人民政府按照其提交的赔偿清单所列项目进行赔偿。2018年11月13日，葫芦岛中院作出(2018)辽14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方士昌的赔偿请求。2018年10月31日，方士昌向绥中县人民政府邮寄行政赔偿复议申请书，请求按照赔偿事项给予赔偿。2018年11月12日，绥中县人民政府向方士昌送达了绥府复不受字(2018)3号不予受理决定书。方士昌为此诉至葫芦岛中院，请求判决绥中县人民政府按照其提交的赔偿清单所列项目进行赔偿。2019年1月18日，葫芦岛中院作出裁定，驳回方士昌的起诉。 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方士昌因葫芦岛中院未支持其行政赔偿请求而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受案范围，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一条规定的情形。葫芦岛中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四条、第九条的规定，决定对方士昌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正确，应予维持。2019年10月29日，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9）辽委赔17号国家赔偿决定，驳回方士昌的国家赔偿申请。 方士昌对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2019）辽委赔17号国家赔偿决定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撤销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2019)辽委赔17号国家赔偿决定，赔偿2000万元损失，安排其三个子女的工作，申诉理由与原审一致。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一条第九项的规定，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措施，造成损害的，方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受案范围。行政裁判行为不属于上述条文规定的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的审查范围，当事人对行政裁判的结果不服，应通过行政诉讼及审判监督程序予以主张。本案方世昌以葫芦岛中院未支持其所提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的请求为由，向该院申请国家赔偿，该事项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受理范围，故葫芦岛中院决定不予受理、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决定驳回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方士昌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重新审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 驳回方士昌的申诉。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民申7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华润雪花啤酒（长春）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农安县。法定代表人：侯孝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赫，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牟忠庆，男，197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农安县。再审申请人华润雪花啤酒（长春）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牟忠庆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1民终4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本院再审审查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申请由本院制作民事调解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 判 长 宋雨洛审 判 员 赵希洋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何文婷书 记 员 白舒萌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终1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28号。法定代表人：曹明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红，贵州一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顺友，贵州一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宏科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狮峰路。法定代表人：余晓明，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文，男，汉族，1974年3月19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昌荣，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洁洁，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贵州贵安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安新区湖潮乡集镇。法定代表人：刘玉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永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杨明生，男，苗族，1974年10月5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碧，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建筑公司）、贵州宏科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科公司）与被上诉人黄文、原审被告贵州贵安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公司），原审第三人杨明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4民初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4民初28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宏科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5,800元予以退回。审判长  赵传毅审判员  干秋晗审判员  潘育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姜 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404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张晓海，男，1976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再审申请人张晓海因诉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终64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张晓海申请人以其为维护所有汀八村村民的合法权益，对瑞安市人民政府汀田街道办事处违法强拆行为不服，向瑞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瑞安市人民政府以没有利害关系为由驳回张晓海的行政复议申请是错误的，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裁定，改判确认瑞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瑞政复决字[2018]117号行政复议决定违法，要求瑞安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答复。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再审申请人张晓海起诉时提交的起诉状及其向本院提交的再审申请书内容看，其诉讼请求不明确且多项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经一审法院多次释明后，张晓海仍不能明确本案的诉讼请求，属于被诉行政行为不明确、不具体的情形。张晓海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据此，一审裁定对张晓海的起诉不予立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均无不当。 综上，张晓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张晓海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朱宏伟 审判员  何 君 审判员  李绍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娄俊涛 书记员钱莹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鄂行终2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牛德亮，男，197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临江大道868号。 法定代表人刘栿堂，区长。 上诉人牛德亮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青山区政府）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行初77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牛德亮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系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二街的村民，依法享有武汉市青山区孙家山变电站JCG361号房屋，并一直以此为生活中心在此居住。2019年3月24日，被告在没有出示任何手续，没有履行任何合法程序的情况下，将原告所属的合法房屋强制性拆除。原告认为，被告的这一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性行为，然而其并未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依法行使职权。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同样也严重侵犯了原告所享有的合法权益。据此，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被告强制性拆除原告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虽然房屋征收与补偿的主体是市、县级人民政府，但在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应当遵循“谁实施、谁负责”的原则。本案中，原告牛德亮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位于青政【2019】7号《房屋征收决定书》所确定的征收范围内，其请求确认被告青山区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的内容，本案被诉行为法律责任的主体应由房屋征收部门青山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原青山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承担，故青山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应为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在该院依法向原告牛德亮释明后，原告牛德亮仍坚持以青山区政府为本案被告，故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牛德亮的起诉。 牛德亮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本案适格被告应当是青山区城区改造更新局而不是青山区政府，属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1、青山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属于被上诉人的派出机构，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2、涉案行政行为的性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执行，即使青山区城区改造更新局是被上诉人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其在房屋征收过程中也不能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3、本案房屋征收主体为被上诉人，应对征收过程中的一切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4、青山区城区改造更新局违法实施的强拆行为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二、无论被上诉人还是其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均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所作出的强拆行为是违法的。同时，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书》，2019年3月24日上诉人的房屋就被强拆，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实施强拆的是被上诉人。综上，被上诉人应当对涉案强拆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原审法院以被告不适格驳回起诉错误。请求撤销原裁定并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青山区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第二款同时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该条例明确了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征收主体为市、县级人民政府，而负责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为房屋征收部门。基于该条例对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责任主体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武汉市青山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原武汉市青山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系青山区政府成立的职能部门，代表区政府履行房屋征收行政管理职能，负责组织推进辖区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亦是青政【2019】7号《房屋征收决定书》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依照前述规定，对青政【2019】7号《房屋征收决定书》确定的青山区“三旧”改造春笋集团及周边房屋征收项目实施中的强制拆迁、强制搬迁行为不服的，应以武汉市青山区城区改造更新局为被告。牛德亮所属房屋位于青政【2019】7号《房屋征收决定书》所确定的征收范围内，其请求确认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依前述分析，青山区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经原审法院释明，牛德亮坚持不变更被告，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驳回其起诉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不缴纳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林  志  农 审判员 胡    文 审判员 邹    燕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赵静雯 书记员 赵静雯(兼)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民申5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龙王办事处岗冯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郑州航空港区龙王办事处岗冯村。法定代表人：冯铁立，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海涛，河南中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航，河南中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冯学亮，男，196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飞，河南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龙王办事处岗冯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岗冯村委会）因与被申请人冯学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1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岗冯村委会申请再审称，1.本案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岗冯村委会的财产属集体财产，冯学亮向村委出借资金及约定高额利息，涉嫌侵占集体财产。该借贷关系未经村集体同意、未向上级机关审查备案，该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岗冯村委会只需返还本金并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其资金占用费即可。2.原审法院审查及采信证据存在错误。冯学亮在一审中称，将岗冯村委会向其转账的10万元代替村委归还他人借款5万元，其他款项用于拆迁工作，冯学亮在一审时未提交款项用途的证据。冯学亮在二审中提交的收据，属于超期举证，不应被采纳。3.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冯学亮称支付给张孝平2万元用于给群众发奖励。岗冯村委会在二审判决后，向张孝平本人核实，张孝平出具书面证明，明确表示从未收到冯学亮向其支付2万元用于奖励群众。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冯学亮辩称，2014年3月29日，拆迁组转给冯学亮的10万元均用于村里拆迁工作，冯学亮取出5万元偿还了村委向冯凤林的借款，支付给刘杰3万元钩机费，另外2万元交给了拆迁组张孝平，有冯学亮与张孝平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岗冯村委会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关于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规定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借款合同在批准、登记后生效。岗冯村委会主张，案涉借贷关系未经村集体同意、未向上级机关审查备案，应为无效合同。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第二，关于逾期证据的采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冯学亮在二审中提交的冯凤林、刘杰出具的共8万元的收条，能够证明案涉款项用途，二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第三，关于另外2万元的款项用途。张孝平在一、二审及再审审查中均未出庭接受质询，其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岗冯村委会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龙王办事处岗冯村民委员会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铁良审判员  黄爱玲审判员  王 硕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孔萌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512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宗林，男，193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樊发珍，女，194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世纪大道6号。 法定代表人：徐惠民，该市人民政府市长。 再审申请人何宗林、樊发珍因诉被申请人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通市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行终140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何宗林、樊发珍以二审法院漏判、隐瞒其上诉请求，未审查一审审判长越权当庭驳回其提出的回避申请，违反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不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九条等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再审本案，并将枉法裁判材料移送纪检监察部门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并通知申请人；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或者逾期未作出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在南通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人所提出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作出9号《不予受理通知》后，申请人可就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申请人向南通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事项是上述9号《不予受理通知》，由于南通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并未作出实体的仲裁裁决，该通知行为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南通市政府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的决定，并无不当。申请人所提再审本案之相关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驳回何宗林、樊发珍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均无不当。至于申请人所提其他诉求及理由，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何宗林、樊发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何宗林、樊发珍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朱宏伟 审判员  何 君 审判员  李绍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娄俊涛 书记员钱莹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民申1020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铭安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清路9号深圳警备区龙华公寓B栋2413、2414室。法定代表人：骆建辉，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冯奕明，男，196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再审申请人深圳市铭安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安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冯奕明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终12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铭安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服务价格每个项目3000元缺乏证据支持。二审法院仅依据双方2016年1月29日签订的《2016年项目合作协议》认定2013年12月至2015年5月的合作项目价格也是每个3000元，是不够充分的。该协议没有履行；铭安公司已提供了公司对外合作业务的案例，收费标准也是每个2000元，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外包业务也是这个收费标准；根据铭安公司的付款记录，共支付了8万元的服务费用，刚好是40个项目每个2000元；双方结清了费用，冯奕明在长达四年多才提出主张，不符合常理；用2016年物价上涨的3000元来认定三、四年前的标准错误。（二）二审法院对铭安公司要求对发票专用章进行真伪鉴定而没有鉴定，属于程序违法，该鉴定结果对本案有关联。（三）项目私自进行再转包，服务记录上无冯奕明本人签名的任何依据。（四）铭安公司曾提起反诉，而一审法院却以时效已过为由驳回，二审法院在没有查实的情况下，以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法定的期限内提起反诉以及被一审法院拒绝而不予采信，损害了铭安公司的合法权利。铭安公司在一审开庭提起了反诉请求，一审法院拒绝受理反诉，违反法定程序。据此，请求再审。冯奕明提交意见称：冯奕明在2018年11月21日在电脑里找到铭安公司为冯奕明申请职称而于2016年7月20日出具的《深圳市铭安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发包证明》扫描件，铭安公司在该证明中确认冯奕明完成了53个项目，而非40个。请求判决铭安公司支付53个项目每个3000元的项目提成给冯奕明。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服务合同纠纷。根据铭安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本案应审查的问题是：项目提成的金额；一、二审是否违反程序。关于项目提成的金额问题。铭安公司主张双方约定价格为每个项目2000元，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铭安公司提交的其向其他合作人支付费用的情况，不能代表其与冯奕明达成过相同的一致意见。铭安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有行业标准。双方于2016年1月29日签订的《2016年项目合作协议》明确约定每个项目的提成为3000元。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每个项目的提成为3000元，40个项目的提成金额为12万元，并无不当。冯奕明抗辩其完成的项目为53个而非40个，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一、二审是否违反程序问题。铭安公司主张其提交了反诉请求而被一审法院无理拒绝，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反诉，且铭安公司亦可另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因此，一审法院拒绝受理反诉并不违反法定程序。由于对发票专用章是否进行鉴定并不影响对事实的认定，因此，二审法院不再进行鉴定，并无不当。至于项目是否私自进行再转包，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综上所述，铭安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深圳市铭安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余洪春审判员  陈志坚审判员  钟锦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苏冰娜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418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吴巧珍，女，195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桂林，男，194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系吴巧珍之兄。 再审申请人吴巧珍诉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政府、江苏省泰州市房产管理处、江苏省泰州市海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日作出（2019）苏12行初54号行政裁定：对吴巧珍的起诉，不予立案。吴巧珍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2019）苏行终908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吴巧珍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吴巧珍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一、二审行政裁定；2.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其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1.其祖产房屋被强拆，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五十一条消灭不动产物权效力起诉期限二十年计算，其起诉期限也未超过二十年，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其在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诉讼请求第三项涉及赔偿问题，该请求亦基于不动产的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本案符合行政诉讼立案条件。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吴巧珍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吴巧珍于2006年11月25日与泰州市海陵区迅鑫房屋拆迁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吴巧珍将案涉塘湾庄房屋交泰州市海陵区迅鑫房屋拆迁公司拆除及安置房屋事项，吴巧珍已于2007年即知晓该房屋被拆除的事实，其于2019年3月再就拆迁房屋被拆除一事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不符合“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最长二十年起诉期限”的规定,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一、二审法院裁定对其的起诉不予立案，驳回上诉，并无不当。 综上，吴巧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吴巧珍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蔚 强 审判员 汪鸿滨 审判员 王 岩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林清兴 书记员朱玉靖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川行终112号 上诉人王翠花，女，1963年4月26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上诉人王翠花因诉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行初16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查完毕。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王翠花起诉时提交的诉状载明：“高新区政府至今没有对原告的厂房进行补偿安置，可见其明显属于政治上的两面派，对抗中央。为查明成都市高新区管委会相关领导对抗中央的情况，原告向被告1（即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1.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副主任在18大之后不收手不收敛贪污腐败的信息；2.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副主任违反中央八项政策的信息；3.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副主任落实中央政策不到位的信息。”成都市人民政府答复以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的政府信息为由拒绝公开。王翠花申请行政复议后，四川省人民政府予以维持。其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撤销成都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8年第245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2.责令成都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答复；3.撤销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的川府复决〔2018〕2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王翠花的起诉请求及理由反映出，其所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其提起的诉讼也明显没有值得保护的与其自身合法权益相关的实际利益。故，王翠花针对信息公开行为和复议决定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当不予立案。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其起诉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综上，王翠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梁咏蜀 审判员  李 旭 审判员  王轶贤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杨函丞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民申392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1，男，2002年8月14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法定代理人：张某2，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系张某1之父。法定代理人：陈某2，女，1983年4月17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系张某1之母。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营业部。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环城南路128号。负责人：陈向东，该分公司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某1，男，200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美学，男，197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系陈某1之父。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绍英，女，197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一审被告：邓新星，男，1989年5月10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一审被告：张婷，女，1987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贵州云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娟，贵州云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张波与被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营业部（以下简称襄阳财保公司）、陈滔浓、陈美学、张绍英及一审被告邓新星、张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终1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二审判决认定“本次伤害发生系由张波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搭载陈滔浓与邓新星驾驶的重型特殊结构货车发生碰撞所致，结合各方过错程度，二审酌定由陈滔浓承担30%责任，张波承担20%责任为宜，原判对责任比例划分不当，二审予以纠正”的事实错误。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货车驾驶员邓新星与摩托车驾驶员陈滔浓（未成年人）承担同等责任，搭乘摩托车的乘客张波（未成年人）、王涛（未成年人）无责任。二审判决却抛开《交通事故认定书》，错误认定责任划分比例，其推翻一审判决于法无据，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二、张波户籍地为花溪区燕楼镇，其居住地是镇政府所在地，且张波的户籍所在地取消了农户和非农户的区别，张波又在读书，所需花费与其他同学一致，二审以农村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错误。一审法院支持休息期评定费36500元正确，二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错误。据此，张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申请再审。张婷提交答辩意见称，申请人张波系农村户口，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且系在校学生，不产生误工费，二审改变一审判决由张婷承担案件受理费不公平。张波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二审判决均有错误，请求再审予以纠正。陈滔浓及其法定代理人陈美学、张绍英提交答辩意见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建议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围绕申请人提出的再审事由进行了审查。（一）关于本案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的问题。案涉道路交通事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邓新星、陈滔农负事故同等责任,张波不负事故责任。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比例并不等同于赔偿责任比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以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赔偿责任比例应结合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具有过错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张波、陈滔浓在事发时均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具有一定的认知和辨识能力，张波对驾驶人陈滔农系未成人的事实是知晓的，对搭载摩托车行为的危险性也应有一定的认知，但其仍搭载了由陈滔农驾驶的摩托车，其对伤害结果的发生亦有过错，双方父母对此也有监护不力的责任。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结合各方过错程度，酌定由陈滔浓承担30%的责任，张波承担20%的责任较为符合客观实际，张波所提此项责任划分比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伤残赔偿金是否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问题，经查，本案张波居住在燕楼村，为农村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照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计算的。因此，二审判决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赔偿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对休息期评定费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因休息期费用是受害人基于侵权行为导致误工而产生的费用，本案事故发生时，张波系初二学生，并没有产生误工损失，二审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该笔费用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张波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张婷提出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以及二审判决判令其承担诉讼费错误的问题，因张婷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张婷的答辩意见不属于本案再审审查的范围，故本院对其答辩意见不予审查。综上，张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波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 宇审判员 严 白审判员 刘荟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刘晟书记员 韩艳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粤行申102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潘海贤，男，汉族，1948年4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潘海彰，男，汉族，1950年7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城门头西路4号。法定代表人：陈浩斌，局长。委托代理人：罗秀琼，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冯铭坚，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佛山市禅城区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金澜北路68号C座2层206室。法定代表人：施翔，佛山市禅城区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原审第三人：潘杏容，女，汉族，1946年2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原审第三人：潘爱容，女，汉族，1953年9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原审第三人：潘海荣，男，汉族，1958年4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再审申请人潘海贤、潘海彰因诉被申请人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称佛山市住建局）、原审第三人佛山市禅城区土地储备中心（下称禅城区土地储备中心）、潘杏容、潘爱容、潘海荣拆迁及赔偿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6行终24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本院认为，本案为拆迁及赔偿行政纠纷，申诉审查的焦点是再审申请人潘海贤、潘海彰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案中，根据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显示，被申请人佛山市住建局于2010年12月向原审第三人禅城区土地储备中心颁发了“佛山古镇”项目第一街区第二期项目的《房屋拆迁许可证》（佛建拆许字[2010]第13号，下称涉案《房屋拆迁许可证》），证载拆迁实施单位为禅城区土地储备中心，涉案新堤34号房屋位于上述拆迁项目范围内。虽然涉案《房屋拆迁许可证》于2010年12月取得后几经延期，涉案拆迁项目的拆迁期限延长至2013年6月3日，但涉案拆迁项目的《房屋拆迁许可证》仍应被视为于2010年12月取得。2011年2月21日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据此，对于因涉案拆迁项目引起的纠纷，仍应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主要确定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与之相比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确定的是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即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由拆迁人在《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范围、拆迁面积、拆迁期限等范围内独自实施拆迁活动，该拆迁活动本质上属于民事行为，而非代表政府实施的行政行为。故本案中，禅城区土地储备中心根据涉案《房屋拆迁许可证》实施的被诉拆迁行为本质上并非行政行为，而属于民事行为。再审申请人不服涉案拆迁行为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另外，实施被诉拆迁行为的是禅城区土地储备中心而非佛山市住建局，再审申请人以佛山市住建局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关于“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的规定，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二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潘海贤、潘海彰主张涉案《房屋拆迁许可证》实为2012年6月签发取得，二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二审裁定，依法再审并支持其诉请，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佛山市住建局答辩称被诉拆迁行为本质上属于民事行为，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潘海贤、潘海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潘海贤、潘海彰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德敏审判员  王彩妃审判员  方丽达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陈丹书记员温瑜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知民终1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居美日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夏荷路6号。法定代表人：王泽桂，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彦，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河北纳利鑫洗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堤北村。法定代表人：康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卞淑真，河南明治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开封县仇楼镇天润时代购物广场，经营地址河南省开封市开封县仇楼镇人民政府附近（门头为“天润时代购物广场”）。经营者：曹**峰。上诉人广州居美日用品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北纳利鑫洗化有限公司及一审被告开封县仇楼镇天润时代购物广场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2民初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广州居美日用品有限公司以已与被上诉人河北纳利鑫洗化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为由，于2020年4月24日向本院书面申请撤回上诉。本院认为，上诉人广州居美日用品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广州居美日用品有限公司撤回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为1750元，由上诉人广州居美日用品有限公司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谷彩霞审判员  庞 敏审判员  赵玉香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江辉书记员王慧君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民申245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武发增，男，196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永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人勤，邯郸市永年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天增，男，1957年8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永年区。 再审申请人武发增因与被申请人武天增物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4民终479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武发增申请再审主要称：请求撤销一二审民事裁定。事实与理由，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定。（1）申请人共同胞兄弟、姐妹四人，除申请人、被申请人属于案件当事人外，还有三弟武建增、妹妹武书婷二人；冀南的民族习惯历来是分家拆产时除家产共有人在场外，还都必须家族的长辈和娘舅家的人在场，本案发生前，曾经参与当事人分家析产的父母已过世；舅舅周送保健在；本案一、二审结束后，仅存的、析产时在场的双方当事人的三弟武建增、妹妹武书婷、舅舅周送保统一补写证明证实：析产的时间是1992年农历五月初六日，析产时家庭房产共三处，其中被申请人武天增分得1979年申请人当义务兵时村委无偿划给的宅基地一处，上有楼房一座；申请人分得涉案房产院内的北屋、东屋和东半个院子一处，共旧北屋4间，东西长10米，南北宽5米，总面积50平方，和旧东屋两处共五间及东半个院子的地基，与邻居武志现、武社会同住在一个院子里；老三武建增分得“南台”（地名）房产一处。按照民俗武书婷放弃析产。本证据说明了分家析产时，当事人及兄弟姐妹共有的大家庭里，根本就没有案涉房产。案涉房产是大家庭析产后，申请人在当时所在的北石口村村规民约的约束下，自己花钱，委托母亲代办（因当时村委规划很急，申请人正在省里学习，不能及时到现场）从同院邻居武志现、武社会手购买的旧房。本事实已与案涉房产的卖主和村民调、北石口村时任村干部、族人成员的证明及村民调委调解时的录音，相互吻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证据链条。（2）因当事人所在的邯郸市永年区临铭关镇北石口村民调组织，在一二审时为申请人所出的证据将房产纠纷误写成“宅基地”纠纷，两审后又更正补写两份新证明，进一步证实本案是房产纠纷，案涉房产确实是当事人大家庭析产后，申请人出资、委托母亲代办。在村委规定“一户一团院”的规定约束下，自行购置的原本是同院邻居武志现、武社会的旧房。（3）二审时，卖房人武志现曾向法庭递交证明材料一份，法庭办案人员未收。该证明又一次证实，案涉房产中有他自己委托其母出面卖给申请人的旧房两段，共五间（案涉房）。又一次证实涉案房产是申请人自己出钱从卖主手购买的旧房。2、原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审裁定第二页说：“经审理查明：……卖房《协议书》，不知是何人代笔，且该协议书写人已去世”。既不知何人代笔，何知已经去世？既知“去世”说明本事实确曾发生。前后矛盾。二审裁定第4页，二审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2）一二审中大量证据证实，街坊邻里众所周知，当事人的父母亲为子女分家析产时共三处房产，不包括现在涉案的“庙上（街道名）老庄”的西屋。一审裁定第二页“经审理查明......”周林荣（当事人母亲）、武喜的（当事人父亲）去世后，共留下两处宅院，其中包括本案争议的位于武家庙××一处。……现存……西平房（长7米，宽3.5米）和部分简易棚。此认定与事实不符，无任何证据佐证。3、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1）一二审裁定“驳回原告，上诉人（申请人）起诉”的主要原因是所诉的房产未到政府的房产登记部门办理房产登记证。殊不知迄今为止，政府的房产登记部门办理的是城镇房产的登记，对于乡村房产，自从国家施行土地两级所有制度以来，至本诉讼前，《物权法》上虽有不动产登记证的规定，河北省内的登记机构没有办理过乡村房产的登记。2018年政府提出了农村房产进行登记的意向，至今没有落实；2019年河北省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加快推进农村改革的意见》，《意见》中规定“到2020年底，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房屋的登记确权”。现在尚未到期。据此，是否可以认定一二审裁定以诉涉房产未经登记为由驳回原告、上诉人（申请人）起诉与政府的行政步伐和社会状态脱轨。（2）依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不动产权属争议案件中，以办理过合法登记的为准；双方都没有办理过合法登记的，以取得该物产产权的其他证据为准；双方都无证据的，以占有为准。这就说明了未经登记的产权争议案件，人民法院也应该审理。审理时，一方依法登记，另一方未登记的，应该将产权判归登记的一方；双方都来登记的，应该依最高法《民证规则》的规定，审查双方的其他证据，将产权判归据有较大证明力证据的一方；双方都无任何证明的，看实际占有。本案申请人有一系列铁的证据证实涉案房产是自己花钱买过的房产。2008年大哥（被申请人）做钢筋拔料加工生意，须用场地，因是大哥，出于情义，借给了被申请人使用，未想到借用之后反赖产权。一二审时被申请人虽然编造了许多子虚乌有的说法，全无任何证据佐证，一二审确以“被告（被申请人）不认可”的说法将本案推出法院门外。 本院经审查认为，争议房屋现由被申请人武天增夫妇居住，申请人武发增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是争议房屋的原占有人，不能证明其对争议房屋原有占有的事实。一审认定武发增主体不适格，驳回武发增起诉，二审裁定维持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武发增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裁定。 综上所述，申请人武发增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武发增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宋新华 审判员  苏 晨 审判员  梁俊丽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平卫青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终119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闪亮星照明灯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社区爱民路31号101。法定代表人：陈活。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征宇，男，1969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林，上海段和段（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闪亮星照明灯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闪亮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征宇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初3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查明：本案一审诉讼期间，一审法院采用法院专递方式向闪亮星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社区爱民路31号101”，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证据交换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该邮件被退回，退回原因备注为“用户要求指定日配送”“投递地址不详或所写地址不存在”。一审法院向“中山市古镇海洲东岸北路368号电商城D栋5楼”邮寄上述诉讼材料，亦被退回，退回原因备注为“拒收”。后一审法院在网上诉讼服务平台向闪亮星公司公告送达上述诉讼材料。一审法院开庭时，闪亮星公司未到庭。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采用法院专递方式向上述闪亮星公司的住所地邮寄送达一审民事判决书，该邮件被退回，退回原因备注为“用户要求指定日配送”“电话无人接听或关机”。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在网上诉讼服务平台向闪亮星公司公告送达一审民事判决书。在公告期间内，闪亮星公司于2020年1月8日向一审法院邮寄上诉状，但邮寄单上未载明寄件人信息。一审法院经联系快递公司查找到寄件人黄崇淮和联系电话，经联系，寄件人提供了新地址“中山市古镇镇海洲电商城B栋515”。一审法院按照该地址，采用法院专递方式向闪亮星公司邮寄送达《预交上诉费通知书》，该邮件未签收被退回。闪亮星公司提交的上诉状中确认其住所地仍为“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社区爱民路31号101”。2020年4月27日，一审法院按照闪亮星公司在上诉状中确认的住所地，再次采用法院专递方式向闪亮星公司邮寄送达《预交上诉费通知书》，该邮件未被签收，于2020年4月30日被退回。《预交上诉费通知书》中告知闪亮星公司应于接收到该通知书之次日起七日内预交案件上诉费人民币1050元，逾期不交，依法按自动撤诉处理。本院至今未收到闪亮星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0元。另查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闪亮星公司的股东为陈活、黄崇淮。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一审法院在网上诉讼服务平台公告送达一审判决书期间，闪亮星公司向一审法院邮寄上诉状，但又拒不提供送达地址，明显具有妨碍和延迟诉讼的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按照闪亮星公司提交的上诉状中载明的住所地，采用法院专递方式向其邮寄送达《预交上诉费通知书》，文书被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闪亮星公司未在《预交上诉费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向本院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不履行法定的二审诉讼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上诉人深圳市闪亮星照明灯饰有限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史尊奎审判员  邵静红审判员  邹 莹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郑奕芬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赔申10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三江大道185号。 法定代表人：胡心田，该区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标，江西贤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宣文丽，江西贤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上饶市东升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南环路62号。 法定代表人：刘金水，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上饶市东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公司）诉再审申请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信州区政府）其他行政赔偿一案，信州区政府不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行赔终3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信州区政府以二审法院认定的赔偿金额不当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并改判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赔偿纠纷案件，再审申请人信州区政府对一、二审认定的赔偿范围、计算方式等并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是设备购入费用、厂房建设、路面硬化、人员工资、水电消耗等方面赔偿金额的认定是否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其一，关于设备购入费用。东升公司在一审中提供《设备定作合同》以证明设备购入费用为96.8万元；信州区政府在一审中提供南京新白云设备有限公司主设备清单及报价以证明该费用为49.2万元至53.3万元。二者所证明的设备价格存在较大差异。在案并无支付票据等更为直接的证据。综合而言，东升公司提供的《设备定作合同》属交易环节的证据，而信州区政府提供的主设备清单及报价，属要约阶段的证据，一、二审法院以通常更可能反映实际交易情况的交易环节的证据《设备定作合同》认定设备购入费用，计算相关赔偿金额，并无明显不妥。其二，关于厂房建设、路面硬化、人员工资、水电消耗等方面的费用，双方均未提供能明确证明具体损失金额的证据，二审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酌定相关赔偿数额，亦无明显不妥。 综上，本案一、二审判决裁判结果均无明显不当。信州区政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朱宏伟 审判员  何 君 审判员  李绍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娄俊涛 书记员钱莹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民申180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显荣，男，196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安岳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邹明学，男，195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安岳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秀玉，女，195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安岳县。 原审被告：邹丽，女，198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安岳县。 再审申请人陈显荣因与被申请人邹明学、杨秀玉及原审被告邹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20民终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陈显荣申请再审称，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的规定，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决并重新审理；2.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支持再审申请人无需支付抚养费的主张；3.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原审法院定案依据之一是根据陈显荣与邹明学之间的谈话录音材料，不是再审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证据不能作为证据采用；2.原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提供的安岳县岳阳镇龙井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证人艾某的书面证言不予采信不当；3.再审申请人自身患病，原审法院判决承担63个月的抚养费不合情理。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因家庭子女抚养费问题引发的纠纷，一方面从法律层面而言，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另一方面从社会道德层面而言，每一个家庭成员均应当承担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是一个良性社会长期形成并认可的社会基本道德价值观，也是公民应当主动遵守、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且不能因夫妻关系的好坏从而不承担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的义务。本案中，再审申请人陈显荣、原审被告邹丽系陈美琪之父母，因此二人对陈美琪负有法定抚养义务，而被申请人邹明学、杨秀玉作为其外祖父母不存在应对陈美琪承担抚养义务的法定情形。因陈显荣、邹丽自身原因，被申请人邹明学、杨秀玉较长时期抚养陈美琪，对该事实陈显荣、邹丽均予以认可，在此期间，陈显荣、邹丽与邹明学、杨秀玉之间就抚养陈美琪形成委托关系，原审法院认定陈显荣、邹丽应当承担约定未支付邹明学、杨秀玉抚养费的违约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支付抚养费的期限和数额问题，原审法院结合双方陈述及所提交证据，根据陈显荣与邹明学之间的谈话录音及邹丽的自认确认每月抚养费为2000元，结合陈美琪居住在城镇及其生活学习所需的客观现实，以及陈显荣、邹丽对邹明学、杨秀玉较长时期抚养陈美琪的事实予以认可，虽然在此期间陈显荣有务工间隙或春节放假在安岳的情形，该期间陈显荣是否单独抚养陈美琪，现无证据证明，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邹明学、杨秀玉抚养陈美琪的期间为63个月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认为原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提供的安岳县岳阳镇龙井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证人艾某的书面证言等证据不予采信不当的再审理由，因居民委员会对所辖范围内居民的租房民事行为并无出具证明的行政职责，且该证明亦无相应其他的书面证据材料予以佐证，证人艾某未依法出庭当庭作证，其未出庭的理由无其他相应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再审申请人提出其自身患病，原审法院判决承担63个月的抚养费不合情理的理由，再审申请人对此可以通过协商、调解处理，但该项理由并非法定可以免责情形。 综上所述，陈显荣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再审事由。原审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及实体处理均无不当，陈显荣提出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显荣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田冬梅 审判员  汪世波 审判员  曹 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于海丹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民申179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靳中林，男，196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通江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汤宾，女，197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通江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成都中铁二局瑞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马家花园路2号。 法定代表人：刘斌，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靳中林、汤宾因与被申请人成都中铁二局瑞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城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7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靳中林、汤宾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1.撤销本案一、二审民事判决；2.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3.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案涉小区业主委员会自2017年5月11日已依法设立，根据业主大会的决议，并经业主委员会讨论一致同意责令被申请人瑞城物业公司于2017年5月13日撤离案涉小区，并于次日起对小区实施自行管理，由业主委员负责具体管理事务，案涉小区业主与被申请人物业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已经于2017年5月14日终止，被申请人单方面拒不退出案涉小区，再审申请人并无过错；2.鉴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本身具有临时性、过渡性以及系格式化的情况，且已于2017年5月11日终止，原审判决给予60日的撤场准备期限不当，原审判决再审申请人按照上述期限分段支付物业管理费用于法无据；3.原审判决计算物业管理费用数额有误。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业主以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申请人瑞城物业公司与成都市盈庭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对业主具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经由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可以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制定和修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规约、选举业主委员会、决定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第二十六条规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可以约定期限；但是，期限未满、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业主大会成立后，业主委员会应当与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重新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自行终止。第五十五条规定：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对物业管理区域实行自行管理。实行自行管理的全体业主应当通过管理规约就管理事项、管理实施方式、管理责任的承担方式等事项共同作出约定。上述的有关法律规定，均对涉及小区业主和物业管理单位的民事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均应依法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结合本案中的实际情况，本案再审申请人系案涉小区业主，被申请人瑞城物业公司系根据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提供物业服务的物业管理单位，虽然案涉小区业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行使业主权利，已经做出终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决议，本案中原审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并结合瑞城物业截止原审庭审之日仍在案涉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等案件具体情况，认定在被申请人瑞城物业公司撤场的合理准备期限60日内物管费按照每月每平方米1.9元的标准计算，其后的物管费按照每月每平方米1.5元的标准计算并无不当。其次，原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靳中林、汤宾在客观上享受了被申请人瑞城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根据公平原则判决二人支付适当的物业费并无不当。另外，本案再审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计算物业管理费用数额有误，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故靳中林、汤宾的再审申请理由无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靳中林、汤宾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再审事由。原审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及实体处理均无不当，靳中林、汤宾提出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靳中林、汤宾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田冬梅 审判员  汪世波 审判员  曹 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于海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