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71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裴雨安，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剑，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江平，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芹，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凤翔，广东创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关永进，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红，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裴雨安因与被上诉人王芹、原审被告关永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裴雨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驳回王芹的起诉。3、判令王芹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主要事实与理由：一、裴雨安以320万元的价格将深圳市和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致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关永进，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款仅为1000元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应当依法改判。裴雨安在一审中已经说明工商登记备案的2016年12月10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并非实际履行的合同，系因中介人员的失误导致。王芹在一审中以2016年12月20日《股权转让合同》为依据主张涉案股权转让款为1000元；裴雨安提供了2016年12月10日及2017年1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7年1月22日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涉案股权转让款为320万元，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时间及股权转让款的转账时间来看，股权转让价款为320万元更符合常理。从举证责任分配来看，王芹作为一审原告举证证明股权转让款为1000元，裴雨安已经举出反证，证明股权转让款为320万元；此时本案的举证责任仍应当由王芹承担，王芹并未再举证证明涉案股权转让款存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关永进获得和致公司40%的股权系依据2016年12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依据2016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即使2016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也不能达到关永进应将和致公司股权转回给裴雨安的法律后果。三、和致公司非上市公司，其股权价值不存在市场价格，资产负债表也不能作为公司实际价值的直接认定依据。裴雨安与关永进协商一致以和致公司的注册资本来确定股权转让价款，符合市场规则，未损害王芹或和致公司的权益。四、王芹系因与裴雨安离婚纠纷才提起本案诉讼，两人离婚发生在2018年2月，而关永进受让和致公司股权发生在2016年12月，时隔1年多时间，关永进与裴雨安不能未卜先知串通损害王芹的利益。关永进于2016年12月成为和致公司股东后，享有和致公司股东的权利，承担股东的义务，已经三年多时间，现在法院现判令关永进向裴雨安转回和致公司的股权，擅自改变和致公司的股权结构，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五、王芹在一审中冻结了和致公司股权，关永进要求裴雨安回购和致公司股权，经裴雨安与关永进协商，已达成股权回购协议，同时裴雨安已将股权回购协议寄送一审法院。王芹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已然发生了改变，王芹的诉讼目的也已经达到，本案已不具备需要救济或保护的法律利益，法庭应当依法驳回王芹的起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处理本案时，未查清案件事实，认定事实错误，损害了裴雨安的合法权益。为此，裴雨安提起上诉，恳请法院支持裴雨安的全部上诉请求。二审庭审时，裴雨安补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裴雨安与关永进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依据2016年12月10日、2017年1月6日《股权转让协议》作出的，一审法院因裴雨安当时无法找到原件，故对以上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未进行确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裴雨安与关永进以1000元转让和致公司55%的股权，该项事实认定错误。裴雨安与关永进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以320万元的价款转让和致公司40%股权至关永进名下。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法律适用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错误，裴雨安与关永进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王芹的行为，理由如下：1.裴雨安并非以1000元向关永进转让和致公司55%的股权，裴雨安与关永进依据2016年12月10日、2017年1月6日《股权转让协议》作出的股权转让行为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裴雨安才先转让55%和致公司股权至关永进名下，后关永进转回15%和致公司股权至裴雨安名下。2.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320万元股权转让款实际已于2017年1月23日由关永进转账至裴雨安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中，裴雨安与关永进通过两次的股权变更登记，实际履行合同将和致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至关永进名下，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3.裴雨安与关永进之间32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对价合理。首先和致公司并非上市公司，并不存在市场的公允价值，公司所有者权益并不等同股权价值，其次，确定股权转让款价格的合理也应考虑双方的意思自治，关永进与裴雨安是合作关系，已注册资本为计价依据，是综合公司权益及资产变现能力的考量，2007年1月23日和致公司股东深圳市聚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和致公司50%的股权以14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裴雨安（此时和致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2017年1月12日和致公司股东姜连勃同意将其持有的和致公司6.25%的股权以50万元转让给裴雨安（此时和致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2018年3月22日裴雨安同意将和致公司60%的股权以480万元转让给刘洋（此时和致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以上信息均可在工商登记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综上所述，裴雨安向关永进以320万元的对价转让和致公司40%的股权是依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作出，双方基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一系列股权转让行为是有效的，所以即便2016年1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也不应判令关永进向裴雨安返还和致公司40%的股权。被上诉人王芹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裴雨安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关永进陈述称，一、关永进与裴雨安之间的股权交易系依据2016年12月10日关永进获得和致公司40%的股权的对价款为320万元，该对价款关永进已实际支付。二、关永进于2016年12月成为和致公司的股东，享有和致公司的权利承担股东的义务，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如果按王芹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进而产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将违背了商事交易的稳定性原则，对和致公司的股权结构稳定及经营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三、王芹是因为裴雨安离婚纠纷才提起的诉讼，根据裴雨安的陈述，王芹与裴雨安的离婚发生在2018年初，关永进受让公司的股权发生在2016年12月，事隔一年多的时间关永进怎么会串通裴雨安来损害王芹的利益。一审法院认为关永进并未举证证明其为善意第三人，但其王芹作为原告举证责任应当归属于王芹，王芹在一审中并未举证关永进为恶意，王芹与裴雨安的离婚纠纷是两人的内部矛盾，对此关永进并不知情，两人的财产纠纷应该在双方正在进行的离婚诉讼中解决，不应当将关永进牵扯其中。四、退一步讲，如果法院认为本案中关永进与裴雨安之间的转让行为无效，判令关永进将和致公司4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于裴雨安的名下，同时也应当判令裴雨安返还320万元的款项，否则本案生效之后关永进又需另行起诉要求裴雨安赔偿该笔款项。王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裴雨安与关永进于2016年1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关永进将持有的和致公司40%的股份返还到裴雨安名下；二、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裴雨安、关永进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王芹与裴雨安于1986年10月7日登记结婚。和致公司于2004年2月20日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根据形成于2006年12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及2007年1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显示，深圳市聚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和致公司50%的股份以14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裴雨安，深圳市帝邦工贸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和致公司15%的股份以3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裴雨安，将其持有的和致公司10%的股份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姜连勃。同日，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公证，此时和致公司的股权情况为裴雨安持股90%，姜连勃持股10%，2007年2月2日，和致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裴雨安。根据形成于2013年4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显示和致公司将原注册资本500万元变更为800万元，裴雨安持股93.75%，姜连勃持股6.25%，并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根据形成于2016年12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及形成于2016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合同》显示，裴雨安已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实际出资750万元，裴雨安将其持有的和致公司55%的股份以1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关永进，关永进应于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15天内将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裴雨安。同日，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办理了公证。根据形成于2017年1月12日的《股权转让合同》显示，姜连勃将其持有的和致公司6.25%的股份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裴雨安，关永进将其持有的和致公司15%的股份以1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裴雨安。同日，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办理了公证。此时和致公司的股权情况为裴雨安持股60%，关永进持股40%。另查明，根据形成于2018年3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书》显示，裴雨安将其持有的和致公司60%的股份以4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洋。再查明，根据公示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和致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仍为被告裴雨安。一审庭审中，王芹与裴雨安一致确认，截至一审庭审时王芹起诉裴雨安离婚纠纷一案，尚在一审审理阶段。裴雨安为了证明涉案股权转让的价格为320万元，当庭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及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上述材料显示，2017年1月23日，裴雨安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52XXX56的账户收到对方账户为43XXX77转来320万元的款项，备注为投资款。根据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43XXX77系关永进的账户。庭后裴雨安又提交了形成于2016年12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7年1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但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裴雨安均未提供原件，且陈述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未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亦无相应的股东会决议。根据裴雨安庭后提交的和致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2016年度和致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为15253495.06元；2017年度和致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为15833988.78元。王芹对裴雨安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系不予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对43XXX77的账户是否系关永进的账户，其认为裴雨安仅提交了复印件、该复印件模糊不清无法确认，且关永进与裴雨安之间存在其他合作关系，备注亦为投资款无法证明关永进支付给裴雨安的320万元系本案的股权转让款；对2016年12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7年1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裴雨安仅提交了复印件；对和致公司《资产负债表》其认为该表仅系为了和致公司为了避税使用，仅是和致公司的部分账目，而非全部账目。再查明，裴雨安陈述涉案股权转让后至今其仍是和致公司的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仍参与和致公司的经营管理，其相关个人账户仍用于和致公司自有资金的流转；涉案股权转让时未对涉案股权价值进行专门评估，而是裴雨安、关永进协商以和致公司的注册资本800万元，计算出40%的股权价值为320万。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出具的深福公（香蜜湖）字【2019】33849号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王芹在2019年1月16日实施涉案行为期间，无精神病理因素的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在正常范围。为了全面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责令裴雨安提交涉案的其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为52XXX56自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银行交易流水，但裴雨安并未向法院提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王芹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是涉案的股份是否属于王芹与裴雨安的夫妻共同财产，涉案股份转让是否因未经王芹同意而无效；三是涉案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王芹辨认和控制能力在正常范围，即王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对裴雨安的相关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中，王芹与裴雨安于1986年10月7日结婚，裴雨安于2013年4月16日持有和致公司93.75%的股份，且无证据表明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对夫妻财产进行书面约定或进行分割，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应属夫妻共同所有，即裴雨安持有的和致公司93.75%的股份应为王芹与裴雨安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之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故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除其具有的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与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份流转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故对王芹认为涉案股份转让未经其同意而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和致公司的注册资本为800万元，裴雨安亦已履行完毕750万元的出资义务。根据2016年12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及2016年12月20的《股权转让合同》显示，裴雨安将其持有的和致公司55%的股份以1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关永进，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裴雨安虽辩称涉案股权转让实际为关永进以320万元的价格受让了其持有的和致公司40%的股份，并提交了形成于2016年12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7年1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银行交易明细等予以证明。但结合裴雨安并未提交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原件，且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未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亦无相应的股东会决议相佐证，王芹对此亦不予确认及裴雨安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涉案账户自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银行交易流水的情形；另综合考虑裴雨安提交的和致公司2016、2017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和致公司2016、2017年的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均为1500多万元，远远超过了和致公司的注册资本800万元的情形，故对裴雨安的相关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裴雨安将和致公司55%的股份以1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关永进属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转让。关永进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受让涉案股权的行为构成善意取得；故裴雨安与关永进恶意串通，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转让涉案股份，损害了王芹的利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综上，对王芹主张确认裴雨安与关永进于2016年1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故对王芹主张将关永进将持有的和致公司40%的股份返还到裴雨安名下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关永进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应诉抗辩的权利，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裴雨安与关永进于2016年1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二、关永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持有的和致公司40%的股份变更工商登记至裴雨安名下。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裴雨安与关永进共同负担,王芹多预缴的案件受理费67700元，予以退还。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一、裴雨安二审当庭出示其与关永进分别于2016年12月10日、2017年1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关永进2017年1月23日向裴雨安转账320万元的交易明细原件，裴雨安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原件系在一审宣判后找到，故一审未能提交，而交易明细原件一审已当庭当示。王芹质证认为裴雨安一审未提交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原件缺乏正当理由，其不予认可。二、裴雨安与关永进均主张除涉案320万元，无其他款项往来，本院询问裴雨安与关永进能否提交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银行交易流水，裴雨安明确不提交，关永进表示同意提交给法院，但不同意相关交易明细向王芹出示。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裴雨安与关永进之间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进而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对当事人的争议，本院评析如下：首先，裴雨安转让的和致公司的股份属于其与王芹的夫妻共同财产，其转让行为并未取得王芹的同意。根据2016年12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及2016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合同》，裴雨安将其持有的和致公司55%的股份以1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关永进，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该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损害王芹的合法利益。其次，裴雨安辩称其与关永进按照形成于2016年12月10日及2017年1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实际系以320万元的价格向王永进转让和致公司40%的股份，并主张转让款未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故不损害王芹利益。但裴雨安一审时未提交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原件，其二审称一审宣判后方找到相应原件，理由缺乏正当性，本院难以认同裴雨安对关键证据举证的不积极。且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未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亦无相应股东会决议相佐证，即使裴雨安二审当庭出示相应原件，亦不足以认定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及裴雨安与关永进实际按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事实。同时，关永进2017年1月23日向裴雨安转账的320万元备注为投资款，不足以认定为涉案股权转让款。裴雨安与关永进均未能提交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银行交易流水证明双方不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佐证该32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裴雨安应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再次，裴雨安转让涉案股权时未对涉案股权价值进行专门评估，裴雨安提交的和致公司的2016、2017年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均为1500多万元，远远超过和致公司的注册资本800万元，裴雨安称其以注册资本计算出40%的股权价值，故以320万元向王永进转让相应股份，与常理不符。最后，按裴雨安一审陈述，涉案股权转让后，裴雨安至今仍是和致公司的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仍参与和致公司的经营管理，其相关个人账户仍用于和致公司自有资金的流转。而关永进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支付了合理对价，及受让股权后，参与了和致公司的经营管理，亦与常理不符，难以认定关永进为善意受让人。综上所述，一审认定裴雨安与关永进恶意串通，损害王芹合法利益，裴雨安与关永进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认定及处理正确。上诉人裴雨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裴雨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王  丹  妮审判员 李  兴  旺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曾慧清（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