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7102行初148号    原告康淑侠，女，1958年4月2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住西安市灞桥区。委托代理人李吉利，男，1963年1月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住西安市灞桥区新市，由原告所在单位西安市浐灞生态区富民畜牧养厂推荐。被告西安市公安局浐灞生态区分局广运潭派出所，住所地西安市浐灞生态区。负责人张水利，局长。委托代理人盖力凡，民警。委托代理人穆金库，民警。原告康淑侠不服被告西安市公安局浐灞生态区分局广运潭派出所(以下简称广运潭派出所) 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的浐公（广）行罚决字〔2019〕8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837号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11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康淑侠、被告广运潭派出所副所长朱喆、委托代理人盖力凡、穆金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16日，被告广运潭派出所作出837号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康淑侠因西安市灞桥区（浐灞）富民畜牧养殖场通电通水通路问题上访，2019年6月28日到北京中南海附近活动，XX城XX街XX庄XX中心，后被浐灞管委会工作人员接回。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康淑侠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原告康淑侠诉称，2019年7月16日，原告因经营的养殖场拆迁问题进行信访，被告广运潭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原告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现场送达了837号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原告没有扰乱公共秩序，原告以书信方式到有关机关设立的指定接待场所提出合法的监督意见，并未采取任何法律规定以外的方式进行维权，符合《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信访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违反了该上访规定，属于滥用职权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规定》，被告不具有司法管辖权，原告的信访行为发生在北京，应由北京公安机关管理，被告对原告异地处罚，违反法律规定的管辖及处罚程序。故被告无权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亦缺乏事实、法律依据。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的浐公（广）行罚决字〔2019〕8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陕行终78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富民养殖厂被断电事实存在，本案原告为此事正在维权；2.讲话照片，证明信访是正当渠道；3.营业执照，证明富民养殖厂是合法经营的企业；4.报警回执，证明原告领取报警回执的时间是7月13日，本案到案情况是原告自己前往的并非被移交至被告处；5.照片，证明断电事实存在以及导致原告受伤；6.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的事实。被告广运潭派出所辩称，一、原告康淑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9年6月23日18时许，原告因其养殖场通水通电问题从西安北站出发，当日23时许到达北京西站。2019年6月24日至27日，其先后前往中纪委、国家自然规划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信访局、国家军人社事部等六家单位反映情况。2019年6月28日，原告从国家纪委出来后，前往中南海继续反映自己的情况，府右街派出所民警劝阻原告未果后，将原告带至北京市XX庄XX中心，2019年6月29日被浐灞管委会工作人员接回并移交被告处。经查，原告对其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的行为予以陈述；以上事实有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的训诫书、北京市接济服务中心出门单、西安市信访局驻京信访接待处出具的关于康淑侠在京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为证。据此，被告作出对原告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二、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合法。被告受案后，依法履行了权利义务告知、询问、调取证据、处罚前告知等程序，充分保障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对于原告提出的管辖权问题。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据此，被告作为原告的户籍所在地和实际居住地公安机关，受理案件并管辖符合法律的规定。三、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规定，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者聚集，且北京市府右街派出所民警对原告劝离时遭到拒绝，原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扰乱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被告对原告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被告对原告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广运潭派出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行政处罚决定书、受案登记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传唤证、被传唤人员家属通知书、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第二组：到案经过、2019年康淑侠的询问笔录、询问笔录、指认照片、车票复印件、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2019年6月28日康淑侠的询问笔录、出门单、非访情况说明、随案物品移交单、训诫书、车票照片、康淑侠个人信息、康淑侠上访情况说明。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正确无误，该决定书违法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认可，认为处罚决定书中所述的事实不属实，原告是正常信访，没有扰乱公共秩序；处罚决定不合理，且北京公安机关已经作出训诫，被告系重复作出处罚决定；被告无权跨管辖区域对原告进行处罚。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1-5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6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以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因客观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证据1-5因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康淑侠因西安市灞桥区（浐灞）富民畜牧养殖厂通电通水通路问题上访，2019年6月28日到北京中南海附近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发现送往XX庄XX中心。西安市公安局驻京工作人员向原告进行询问，并向其告知了权利义务。2019年7月14日，原告被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管委会工作人员接回带至被告处，2019年7月15日，被告受案。同日，被告广运潭派出所对原告进行传唤，依法向原告告知了权利义务，并分别向原告康淑侠及西安市灞桥区XX街道办事处XX城项目工作人员刘某某进行了询问。后被告向原告告知了拟处罚内容及提出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拒绝在该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被告广运潭派出所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837号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康淑侠于2019年6月28日到北京中南海附近进行信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被告于同日将该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康淑侠。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据此，被告广运潭派出所作为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定职责，对原告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管辖权。《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 。本案中，中南海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原告康淑侠到中南海附近地区进行信访活动，违反《信访条例》的上述规定。《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对原告在非信访区域非正常信访的事实进行了审查、认定，提供有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西安市XX组对原告在京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西安市公安局驻京信访工作组公安干警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接出非访人员出门单等证据。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原告于2019年6月28日在北京中南海附近非访区域上访的事实，其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被告广运潭派出所根据移交材料中记录的案件事实和证据，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对原告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837号处罚决定，决定对其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关于被告广运潭派出所执法程序方面，本院认为，在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的过程中，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了受案、询问、调查取证、权利告知、处罚告知、作出处罚、送达、执行等行政程序，办案程序合法。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康淑侠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康淑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赵  欣人民陪审员   刘京菊人民陪审员   楚  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康新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