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6民初6026号原告：康林，男，196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元，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娟，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建亮，男，196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菁，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康林与被告张建亮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4月12日、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娟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菁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元第二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因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元、王宇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至2014年的合伙业务佣金794,744.76元。事实和理由：2011年11月至2014年底，原告与被告合伙以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瑞公司)销售三部的名义，代理销售泰瑞公司的注塑机。合作期间的业务结算均由被告负责。2012年底和2013年底，被告以部分设备未清款，公司垫付费用扣除后无钱可分为由未予结算。2014年底，被告提出因佣金数额差不多，要分开结算，各自负担自己的费用，并且支付原告业务佣金30万元。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提供结算单，结算其应得的佣金，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直到2018年6月，原告知悉泰瑞公司已结清并支付被告业务佣金。2018年10月，原告与被告签订分配协议，被告承诺打印对账单后结账。原告多次催告，被告至今仍未支付原告应得的合伙业务佣金。原告为证明其诉请提供证据如下：1.分配协议，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对佣金分配比例进行了确认；2.泰瑞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21日、9月9日发给被告的两封电子邮件下载件、被告向原告转发该两封电子邮件的下载件，证明泰瑞公司发送被告2012年-2014年的项目结算清单，被告收到后转发给原告，此为被告按分配协议向原告分配佣金的基础事实；3.(2018)浙0191民初1089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1民终653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泰瑞公司与被告对2015年1月19日前的业务已经结算完毕，并且2013年9月被告已离职，2014年的业务均由原告协助处理，被告应支付相应的业务佣金；4.2014年8月18日的电话录音，证明被告承认泰瑞公司已向其结算了全部业务佣金；5.律师函，证明原告于2018年12月28日委托律师发函要求被告支付合伙业务佣金；6.会议纪要，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为合伙关系，业务佣金按8%计算，工资和出差等费用可先在泰瑞公司预支；7.销售合同10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共同代理销售泰瑞公司注塑机的事实；8.原告与案外人徐某某(泰瑞公司员工)于2019年3月28日的谈话录音，证明案外人“太仓飞杰”与“甘肃蓝星”的逾期款的回款情况，泰瑞公司已经和被告进行了结算；9.被告于2015年8月17日发送给徐某某的电子邮件，证明徐某某与原、被告之间的业务关系，其与被告一直有往来；10.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4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在(2018)浙0191民初1089号案件中所提交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为合伙关系，2012年的所有业务都有参与，所有的业务都是双方合作；11.泰瑞公司于2013年11月9日发送给原告、被告的电子邮件，证明原告与被告共同为泰瑞公司做业务以及2012年的业务是双方共同开展的；12.泰瑞公司与甘肃红光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证明该笔业务系原、被告双方共同的业务。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是被告团队中的一名销售代理，双方之间实际是挂靠合作关系，并不存在合伙关系。原告的佣金已经结算清楚，不存在未支付原告业务佣金的情况。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请求予以驳回。被告提供证据如下：1.泰瑞公司的结算单，证明原告提供的电子邮件中的结算单实际未得到泰瑞公司的认可，应以该份结算单为准，泰瑞公司实际发放的佣金为扣除成本、客户逾期款及7%的税金后的余额，2012-2014年泰瑞公司实际向被告结算佣金1,709,958.75元，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结算应参照该计算方法进行；2.银行流水明细，证明被告共计支付原告佣金454,215元，不存在欠付佣金的情形；3.被告与案外人韩某、郝某某、朱某某的电话录音，证明虽然销售合同上有原告的签字，但其并未参与；4.销售代理韩某、陈维国、郝某某和朱某某签署的结算单，证明被告提供的泰瑞公司的结算单中的业务并非均为原、被告合作的业务，其中大量业务为被告与其他销售代理合作，泰瑞公司的结算单不能作为原、被告之间结算的依据；5.张建亮尾号为3841的建设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及尾号为3215的农业银行账户的入账证明，证明被告在泰瑞公司工作期间，与销售代理温盛泉、陈维国、韩某、郝某某进行了部分结算。经庭审质证，被告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分配协议由其本人签名，但签字是被迫的，不代表其真实意思；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虽然泰瑞公司在2015年1月19日后又给了被告89,960元，被告不清楚这是什么费用；对原告提供的证据9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邮件确系被告发送，但这是原告告知被告“太仓飞杰”会支付10万元，让被告发邮件告诉泰瑞公司，但不清楚“太仓飞杰”是否已支付10万元。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0中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不认可，需方处没有盖章签字，所以该笔业务没有成交，该笔业务应该是市场三部郝某某的业务，成交时间是2013年1月。原告认可被告提供的证据1表格内的数据，认为表格下方手写“16万”是泰瑞公司已经支付的的业务佣金，其中7.01万元系朱佶夫的佣金，余款89,900元泰瑞公司已支付被告，“已预支，见财务”金额471,823.40元应计算在被告已收到的业务佣金内，“太仓飞杰逾期款”已回款10万元并支付给了被告，现太仓飞杰逾期款应为57,000元，“甘肃蓝星逾期款”89,960元已全额回款并支付给了被告。对被告的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即便真实，现在的回忆极有可能发生差错。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的签字真实性无法确定，认为该证据的形成时间是在本案庭审之后，对其记载内容和形式均不确认，而且会议纪要中也没有韩某、郝某某两人，这两人是当地代理商，不是市场三部的人员。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本身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供的证据2-7、11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据1、2，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的核证意见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内容客观、来源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8、9内容相互印证，具有客观性，而且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0中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2无需方盖章，该份合同未成立，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3、4为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到庭，不具备证据要件，本院对这两组证据均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5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认定。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确认以下事实：2011年12月28日，案外人泰瑞公司作出会议纪要。主要内容包括，泰瑞公司市场三部由张建亮分管，市场三部的日常工资、业务招待、出差等费用，先行在公司财务预支，张建亮分管的业务团队人员有康林、温盛泉，薪资标准为康林、温盛泉统一5,500元/月(统一纳入泰瑞社会统筹体系)。无代理或销售公司区域可自行开发业务，佣金额按业务额的8%计算，入部门负责的业务团队内核算。跨区域业务，如当地有代理或销售公司，谁开发业务应向当地代理或销售供你让出业务额不高于2%的佣金和1%的售后服务费，低于工厂出厂价开展业务的另行协商。被告张建亮作为市场三部的代表在会议纪要上签字。被告分别于2012年2月11日、2013年3月13日、2013年9月27日、2015年2月14日、2015年2月17日转账给付原告20,000元、34,215元、10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共计454,215元。2018年7月27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就张建亮与泰瑞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8)浙0191民初1089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张建亮与泰瑞公司于2015年1月19日经结算，泰瑞公司确认尚应支付被告1,569,965.32元。泰瑞公司已将该款支付张建亮。双方在案件中提交的结算单视为张建亮与泰瑞公司的最终结算。2018年10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分配协议：“张建亮与康林共同合作于2012年至2014年底在杭州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销售泰瑞注塑机业务(国内销售三部)的所得业务佣金分配方案如下：1、2014业务各自结算。2、2013年前业务费分配比例张建亮60%(百分之六十)、康林40%(百分之四十)。”庭审中，原、被告确认泰瑞公司已与张建亮结算，并且支付1,569,965.32元。双方同意按(2018)浙0191民初1089号案件中的结算单进行结算，确认结算单上合计可支付的金额为3,525,852.13元，认可2012年扣除税金后的佣金为1,335,582.90元、2013年的佣金为1,309,255.49元；2014年原告可结算佣金为503,584元。双方同意在结算时扣除7%的税金。被告确认，2011年12月“上海瀚氏模”及2012年3月“开封中达”为案外人温盛泉和朱吉夫的业务；2012年11月“太仓新奇乐”为被告张建亮和温盛泉合作的业务。原告对2012年温盛泉、朱吉夫参与市场三部业务无异议。结算单上，2014年度“北京天和鑫”、“太仓市飞杰”、“甘肃蓝星清”及“济宁市金桥”四笔业务为原告所做。被告在给泰瑞公司的邮件中确认，“太仓飞杰逾期款”157,000元已回款10万元，“太仓飞杰”未回款现为57,000元；“甘肃蓝星逾期款”89,960元已回款。结算单显示，2012年度款清后可结算总金额为1,347,772.63元(包括“税金”12,189.73元)，2013年度款清后可结算总金额为1,309,255.49元。“2014年业务返点5%，服务由公司负责”。2012-2014年“合计可支付3,525,852.13”，“工资77,500(元)”，“减项：2012年年终支付398,691(元)，2012年费用支付611,002.41(元)，南通怡芙逾期款25,200(元)，上海子元业务费40,000(元)，已预支、见财务471,823.40(元)，太仓飞杰逾期款157,000(元)，甘肃蓝星逾期款89,960(元)，太仓新奇乐未回款68,000(元)，北京天和鑫迈费用40,000(元)，支付北京建国116,710(元)，服务费-30次15,000(元)”；“尚可支付1,569,965.32”。手写部分内容为“支付时暂扣16万元，确认蒋璟”，“发票由泰瑞开，扣7%税”，“(XXXXXXX.32)×0.93”。被告张建亮在该结算单上签名。审理中，原告与被告经调解，协商未成。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分配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分配协议约定，原、被告于2012年至2014年合作代理销售泰瑞注塑机业务，对2012、2013年的业务佣金按原告40%、被告60%的比例分配，2014年的业务佣金各自业务、各自结算。双方对于原告2014年可得业务佣金不持异议，故扣除7%的税金后，被告应支付原告2014年度业务佣金为378,123.12元[(503,584元-“北京天和鑫迈费用”40,000元-“太仓飞杰”未回款57,000元)×0.93]。原告主张“台湾全立发”的业务由其代被告完成，缺乏证据，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对于2012-2013年的佣金结算各执一词。原告认为应按结算单上的金额予以结算，被告则认为原告除参与“上海子元”成交金额142万元中的40万元及248万元的这两笔业务订立合同外，其余均不是原告的业务，原告不得参与分配。对此，本院认为结算单系泰瑞公司就销售三部2012年至2014年的业务与被告进行的佣金结算，而销售三部除原、被告之外，还有其他成员。现原、被告一致认可2012年销售三部的销售代理还有温盛泉、朱吉夫，而且温盛泉与朱吉夫所做的业务主要在2012年度。之后，两人相继退出了销售三部。被告陈述温盛泉、朱吉夫所做的业务为2011年12月“上海瀚氏模”、2012年3月“开封中达汽”及2012年11月“太仓新奇乐”三笔业务，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参与了上述业务。因此，除这三笔业务佣金外，原告可参与分配2012年-2013年其余业务的佣金。原告2012年-2013年可分配佣金合计为2,468,528.12元，其中2012年为1,159,272.63元(1,347,772.63元-“上海瀚氏模”45,000元-“开封中达汽”72,000元-“太仓新奇乐”71,500元)，2013年为1,309,255.49元。上述可分配佣金减去结算单中相应的减项，并且扣除7%的税金后，原告按40%的比例应分得的2012年-2013年的业务佣金为293,917.69元[(2,468,528.12元-“2012年年终支付”398,691元-“2012费用支付”611,002.41元-“南通怡芙逾期款”25,200元-“上海子元业务费”40,000元-“已预支，见财务”471,823.40元-“支付北京建国”116,710元-“服务费-30次”15,000元)×0.93×40%]。扣除被告已给付原告的佣金，被告还应支付原告业务佣金217,825.81元(293,917.69元+378,123.12元-454,215元)。鉴于，原、被告于2018年10月10日签订了分配协议，故被告关于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不予采信。被告的其余辩称缺乏证据，亦不予采信。据此，为维护社会正常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建亮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康林业务佣金217,825.8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747.50元，由原告负担8,527.50元，被告负担3,2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剑峰审 判 员  姚 蓉人民陪审员  殷静娴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徐 涛书 记 员  杨钦云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