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82民初4340号 原告：王丽娟，女，1980年2月8日生，汉族，住诸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刚，诸城德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诸城市吉丰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诸城市人民东路5713号。 法定代表人：韩淑坤。 被告：韩淑坤，女，1973年5月22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玺兆，山东万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玉叶，山东万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丽娟与被告诸城市吉丰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丰制衣公司”）、韩淑坤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刚，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玺兆、蔡玉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欠款114196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从2017年11月起为被告加工服装，截止到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加工费114196元。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 被告吉丰制衣公司、韩淑坤共同辩称，原告与被告吉丰制衣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但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欠款事实，吉丰制衣已超额支付加工费，原告因到被告处抢夺被告机器设备，已由诸城市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立案侦查。被告韩淑坤与原告没有加工承揽合同关系，是否付加工费与被告韩淑坤无关。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举证、质证过程如下： 1.“9月份对账单”一份，拟证明被告吉丰制衣欠原告款项共计114196元。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账单是原告单方制作，未经被告认可同意，该对账单不合理，与实际情况不符。该订单是最后一批，对最后一批产品的单某，双方当时约定的不是原告主张的12元及9元，数量不予认可，上衣和裤子数量实际为1620，裤子是7.5元，上衣是4元，倒缝机租用不存在，该费用并未产生，货运费与被告无关，即使是给被告送货，运输费用也应当由原告支付，该数量与金额与市场价格不符，不予认可，返修、后期补面料及之前未付清的加工费均不认可，实际当中未产生。 2.委托加工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双方约定的310-18-271款上衣裤子数量均为1768件，裤子价格为12元、上衣价格为9元。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合同是原告单方制作，被告从未见过。证人无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合同没有被告方的单位公章。 3.对账单4份，证明对账单的数额与被告提供的要账单某符合，双方是根据王某制作的账单进行结算。被告质证称不予认可，王某作为被告公司普通员工没有对对账单签字确认的权利，经被告核实对账单上数额与微信记录对账单不符。 4.王丽娟与宋春胜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并出具未付款对账单，不包含9月份对账单，聊天中多次提到原告一直催宋春胜对账、结算。王丽娟与韩淑坤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原告多次催要，为此原告曾到青岛，并提到借被告的设备使用。被告质证后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不予认可，该对账单是根据原告单方提高的单某形成，而根据双方商定的单某，被告已超付加工费。 5.个体户注销情况，证明诸城市素素制衣厂于2019年10月9日被注销，申请变更经营者王丽娟为原告。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原告主体变更，法庭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为证明其反驳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举证、质证过程如下： 1.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证明被告已付加工费845409元，被告按约定价格支付合同价款，原告未提出异议，被告已履行完付款义务。原告质证后对收到的款项数额无异议，但辩称被告每次打款，均有部分尾款未付，原告接受货款并不意味着放弃未付的货款。 2.委托加工合同7份、付款明细，证明被告应付加工费是789145元，实际超付56264元。原告质证后认为证据均系被告单方制作，无原告方签名确认，不予认可。 3.被告与其他加工点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9份，证明被告在2019年1月份之后才有正式的委托加工合同版本，约定内容是手写，不是打印，原告提交的委托加工合同是伪造的。原告质证后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上述合同是2019年1月21日原告借用被告设备，原、被告发生纠纷后原告提供相应证据，被告为掩盖其拖欠原告加工费的事实而采取的补救措施，被告在诸城的经办人员王某对原告提供的合同是认可的。 4.宋春胜与王丽娟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被告双方关于合同的价格是在双方订单合作初期即进行了约定，关于217款订单裤子的单某双方最初约定7-8元，后原告因各种原因将价格私自提高到8.5元，对此被告提出异议，表示对其随意涨价的行为不予认可，并且原告随意涨价的行为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经常发生，该订单的裤子8.5元是经过了原告认可的。经质证，原告认为从微信聊天中可看出，加工时并无样品，联系人经手人均是王某，由她具体办理，被告公司负责人及宋春胜并未到诸城办理，由王某全权负责，由王某将对账单一式二份，分别给原、被告。 5.证人王某声明一份，证明王某仅是被告公司负责质检的人员，无权力制定订单数量、金额。王某在所有文件上的签字只是证明原、被告之间有业务往来，原、被告双方纠纷的具体事项、数量金额均无法确认。原告认为王某的声明与其在法庭调查笔录中的陈述有出入，且该声明出具时间是2019年10月30日，系被告为规避相应责任而为，该声明与实际情况也不符。 6.装箱单、检针报告各一份，证明原告给被告吉丰制衣加工的271款服装上衣裤子各为1586件。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将加工好的衣服送到吉丰制衣，再由吉丰制衣送到吉富公司，被告送多少件与原告无关。 7.单月对账单7份，证明2019年8月之前原、被告之间的服装加工业务，被告吉丰制衣应付原告的加工费为789145元。经质证，原告认为账单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账单显示的加工数量与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一致，但价格不一致。 8.吉丰制衣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及会计凭证，证明被告韩淑坤与被告吉丰制衣公司财产相互独立，被告韩淑坤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二被告之间财产独立。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对王某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一份，王某作证内容如下：其从吉丰制衣建厂就在该单位干，具体负责外协工厂的计划和质量，2018年9月1日辞职不干，但是对于自己经手的订单一直跟到出货，其在对账单上签名只是认可业务量，对部分价款不清楚。“9月份对账单”上签名系其本人所签，签名时就已经辞职了，但因为是其经手的订单，跟到出货，所以在账单上签名。其经手过该账单上的业务，但对于最终确定的款项其不清楚。存在310-18-271款式的订单，但最终定价其不清楚；吉丰制衣租用过素素制衣的倒缝机，设备确实在吉丰制衣放了5个月，对于租金其不清楚。吉丰制衣用素素制衣的货车拉过货，但是具体的趟数和每趟的价格其不清楚。ＴＣ2Ｐ面料缩水造成二次返工，返修过，件数也不少，数量应该和对账单上记载的差不多，其给韩经理汇报过返修会产生这些费用，具体每件多少钱其不确定。后期补面料4200件，每件3.65元，这一项的金额其能确定。该笔录经过质证，原告认为王某与原告签订对账单时，数额及各种项目，王某是认可的，并签字，在对账单上记载项目数额及总款项很明确。被告认为，证人对最后一批订单裤子定价金额不确定，证明原告提供的单某未经过被告确认；关于设备租赁费，租赁事实是否存在证人并不清楚，原、被告双方对该事项从未确定过；关于运费，具体拉货次数、金额，证人也不清楚，原、被告对该事项也未达成是否收取费用的一致意见；关于二次返工，证人向被告汇报过，但被告是否需要支付费用，证人是不清楚的，被告并未同意对因原告返工所产生的费用给予补偿；关于后期布料的加工费用，证人作为被告的普通员工，无权确定订单的单某，其陈述的确定金额的依据，被告不予认可，该证人陈述双方加工的数量、价格由证人作出整理后是由韩淑坤进行确认，其本人对价格无决定权。证人明确表示不清楚最后一批订单的数量和价格，只是跟着订单。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时又表示对ＴＣ2Ｐ面料缩水造成二次返工的数量和单某不确定。 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综合原、被告陈述及证人证言，本院认证如下：1.对原告提交的“9月份对账单”及王某证言，对账单虽有王某的签名，但王某作证时表示只认可账单所涉及的业务，对于数量和单某其多数不确定，证人在法庭单独向其调查询问时其表示对“ＴＣ2Ｐ后期补面料4200件，每件3.65元（重新裁、缝、包），合计金额15330元”能确定，但当庭又表示对于因面料缩水导致的返工单某和数量均不能确定，对于补面料4200件的加工费是否包括在单月账单中亦不确定。基于证人王某证言的不确定性，对原告依对9月份对账单主张的各项款项均不予认定。被告认可与原告之间发生过310-18-271款式衣服的加工业务，但对于数量与价格双方各执一辞，本院认为，原、被告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加工数量及商定的单某，但被告在庭审中自认数量为上衣和裤子的数量均为1620元、上衣单某4元、裤子单某7.5元，故依被告方的自认确定该笔订单的加工费为18630元。2.对原告提交的委托加工合同，该合同并没有加盖被告单位公章，原告提交该合同亦与其在庭审中陈述的“未与被告签订书面合同”相矛盾。合同上虽有王某之签名，但王某当庭表示已记不清楚签订时间，双方之间系以对账单来确定业务量。如果是在洽谈业务之初双方就签订书面合同，王某作为经办人又出庭证明不确定该笔订单数量及价格，亦与常理相悖。综上，对原告提交的委托加工合同不予采信。3.对原告提交的对账单，该对账单上的业务发生在王某离职之前，且与被告自制的“委托加工合同”上要价单某及数量相符，对上述对账单，本院予以采信。4.对原告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催要过欠款的事实，对该部分内容，本院予以采信。至于微信聊天中提到的借用设备一事，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本院不作认定。5.对被告提交的付款明细，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证明被告已付原告款项845409元，对此，本院予以认定，但对于被告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6.对被告提交的“委托加工合同”及对账明细，因系被告自制，属被告陈述范畴，对有其他证据佐证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对无其他证据作证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委托加工合同中要账单某与数量，有原告提交的且有王某签名的对账单佐证，对该部分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主张的商定价格，因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7.对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8.对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方宋春胜提及王某与原告洽谈业务之初并未将单某定死，以致到最后原告要账时总是高于开始商定的单某，该内容仅是被告一方陈述，原告并未认可。关于271款式的裤子，原告表示干的时候没见到样品，王某没说明有个彩带腰带，结果发现太难做；被告方不认可原告在加工完后再抬价的行为。对上述内容，本院予以认定。但该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的商定价格系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对被告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9.对被告提交的王某签名的“声明”，因王某当庭表示该份声明系宋春胜打印好让其签名，内容太笼统，以法院调查笔录为准。故对该份声明，本院不予采信。10.对被告提交的出荷单、检针报告，因该证据上所载业务系发生在被告吉丰制衣和案外人之间，对原告的加工数量并不具有证明效力。11.吉丰制衣公司银行账户及会计凭证，被告未就上述证据提供相应的年度财务会计审计报告，该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之间财产独立。 根据本院审查认定的证据，结合原、被告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诸城市素素制衣厂系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17年7月24日，经营者为原告王丽娟。该厂于2019年10月9日注销。素素制衣厂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8月从被告吉丰制衣公司处承揽加工服装业务。2018年8月前共产生加工费863455.39元，被告吉丰制衣公司通过被告韩淑坤之夫宋春胜的个人银行账户支付加工费845409元，余款18046.39元未付。 2018年8月，素素制衣厂与吉丰制衣公司发生最后一批加工业务，由素素制衣为吉丰制衣加工310-18-271款式上衣、缎带裤子。诉讼中，原、被告就该笔加工业务的数量及单某各执一辞，原告为此提交了“9月份对账单”、委托加工合同予以证明。被告提交委托加工合同、宋春胜与王丽娟之微信聊天记录等反驳原告主张，且认可该271款式上衣及裤子加工数量均为1620件，上衣单某4元、裤子单某7.5元。在法庭向证人王某调查询问时，其陈述271款裤子原先定价每条9元左右，后因加工困难，需要12元，其向韩淑坤汇报过，但最终是否确定了12元其不清楚，记不清上衣的单某。后证人王某出庭称其不能确定该款服装具体的加工数量，对被告陈述的加工单某，其称价格过低，但未能说明具体单某。 被告吉丰制衣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韩淑坤，王某是被告吉丰制衣公司的职工，从吉丰制衣建厂之始就在该单位工作，具体负责外协工厂的计划和质量，于2018年9月辞职不干。其签署“9月份对账单”时已经辞职，但因为310-18-271款号的订单一直由其跟单至出货，其在对账单上签名，其签名只是认可业务量，对部分价款并不清楚。 本院认为，原诸城市素素制衣厂为被告吉丰制衣公司加工面料，被告支付加工费，双方之间成立加工合同关系，均应按约定诚信地履行合同义务。素素制衣厂已交付劳动成果，被告应按约定支付加工费。原告王丽娟系素素制衣厂的经营者，素素制衣厂被注销后，该厂的民事权利及义务由原告承继。现原告替代素素制衣厂向被告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被告吉丰制衣应付但未付加工费数额的认定；二是被告韩淑坤应否对被告吉丰制衣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依原告诉求及其提交的“9月份对账单”，其主张的欠款数额包括310-18-271款服装加工业务的加工费、倒缝机租用费、货运费、ＴＣ2Ｐ面料缩水造成的二次返工费用及2019年8月份之前加工业务欠付的加工费。关于271款服装加工费，原告提供的证据有“9月份对账单”，并申请证人王某出庭证，但王某当庭作证称其签字仅是对对账单上涉及的业务量予以确认，并不能确定该款服装的具体数量和单某。被告吉丰制衣当庭先是认可加工数量为1620件，后又提交出荷单、针检报告予以证明数量为1586件。但因出荷单、针检报告仅是案外人诸城吉富服装整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吉丰制衣之间的业务确认，不足以证明原告加工数量，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被告吉丰制衣所作的对271款式服装加工数量的自认一般系经过审慎考虑并在一定事实基础之上作出的，其提交的出荷单及检针报告并不能推翻其对加工数量的自认，故对加工数量，依被告吉丰制衣的自认确定为1620件。关于加工单某，原告提交的“9月份对账单”、委托加工合同等书面证据均未作为有效证据被采信，证人王某证言表示其不确定具体单某，综上，原告未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对原告主张的单某本院不予采信。因被告吉丰制衣认可裤子加工单某为7.5元、上衣单某为4元，故依被告自认的数量和单某认定271款服装加工费为18630元。关于倒缝机租用费、货运费及ＴＣ2Ｐ面料缩水造成的返修费及补面料加工费，因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时表示返工单某及数量记不清，基于王某证言的不确定性及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部分费用的事实，对原告主张的该部分费用，本院不予确认。关于2019年8月之前被告是否拖欠加工费以及欠款数额，本院认为，依被告吉丰制衣提交的付款明细及原告陈述，原、被告之间履行的付款方式是先加工后付款，被告付款时间滞后于对账单时间，且非一次性付清账单款项，而是多笔陆续付款且留有部分尾款。被告吉丰制衣所持系根据行业秒时的2倍向原告支付进度款的抗辩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欠款数额，本院认为，依被告提交的原告要账金额及被告付款数额，可以认定被告吉丰制衣尚欠付原告加工费18046.39元。被告吉丰制衣辩称原告要账金额系原告擅自提高单某后形成，并非依据双方之间商定的金额要账，并提交委托加工合同予以证明。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委托加工合同系其单方制作，其对于被告的反驳主张不具有证明力。按一般交易习惯，加工单某及数量系双方达成口头加工协议之时需要确定的主要的、必备的合同要素，加工方交付加工物品之后，一般情况下亦是按照达成协议之初双方协商的加工单某索要加工费。被告主张原告在对账时擅自抬价，该主张与交易习惯不符。依被告陈述，其系在见到对账单并对对账单上的数量和价格进行审核的情况下付款，也就说对账单系被告吉丰制衣的付款依据之一。依证人王某证言，对账单系由王某一式二份发给原告及宋春胜，由宋春胜付款，被告付款依据系其发送的对账单。而原告提交的4份单月对账单均有王某之签名确认。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被告吉丰制衣系在收到对账单的情况下付款，且未足额付款。被告吉丰制衣所提交的委托加工合同、单月对账单并无原告方的确认，其提交的宋春胜与王丽娟的微信聊天记录亦不足以证明原告方对2018年8月及之前的账单均有擅自提价的行为，对被告吉丰制衣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认定被告吉丰制衣欠付原告310-18-271款上衣及裤子加工费共计18630元，欠付2018年8月之前加工费18046.39元，合计36676.39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被告韩淑坤系被告吉丰制衣的唯一股东从而主张被告韩淑坤对吉丰制衣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被告吉丰制衣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韩淑坤系该公司之股东，韩淑坤主张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被告韩淑坤提供的吉丰制衣会计凭证并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审计，其提交的吉丰制衣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亦不足以证明韩淑坤的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本案中，被告吉丰制衣支付原告加工费亦非通过吉丰制衣公司账户，而是通过被告韩淑坤之夫宋胜春之个人银行账户付款。综合上述事实，被告韩淑坤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应对被告吉丰制衣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被告吉丰制衣公司应支付原告加工费36676.39元。被告韩淑坤对被告吉丰制衣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诸城市吉丰制衣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王丽娟加工费36676.39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被告韩淑坤对判项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王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84元，减半收取1292元，申请保全费1091元，共计2383元，由原告诸城市素素制衣厂负担1618元，由被告诸城市吉丰制衣有限公司负担76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海苹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