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28民初487号原告：杨清美，女，1947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彝良县。委托代理人：陈光焕，云南悟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袁思涛，男，196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彝良县。委托代理人：罗红飞，云南勇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袁莹，女，199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彝良县，系袁思涛女儿，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杨清美与被告袁思涛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清美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光焕，被告袁思涛及其委托代理人罗红飞、袁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清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房产赠与协议。二、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基于赠与协议赠与的财产：1.门面（房号：1区B1-18号，面积：40.69平方米）的一半。2.商铺（1区三单元2楼8号商铺，面积：34.88平方米）中被告所有的21.43平方米。3.住房（1区3单元4楼1号房屋，建筑面积116.95平方米）。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母子关系。2015年4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房产赠与协议，该协议经彝良县公证处公证，并作出(2015)云彝证字第84号公证书，经公证的协议内容为：“赠与人杨清美因彝良县角奎镇西正街旧城改造返迁安置后选取的：1.门面(房号：1区B1-18号，面积：40.69平方米)所有权赠与袁思涛和袁思宇共同所有（各占一半），产权办至袁思涛、袁思宇名下；2.商铺(1区三单元2楼8号商铺，面积34.88平方米)所有权赠与袁思涛和袁登尧共同共有(受赠人袁思涛占比21.43平方米、袁登尧占比13.45平方米)，该商铺产权办至袁思涛、袁登尧名下：3.住房(1区3单元4楼1号房屋，建筑面积：116.95平方米)所有权赠与袁思涛个人所有，产权办至袁思涛个人名下。赠与人杨清美附加条件：1.袁思涛每年给赠与人15000.00元（即从一楼门面房租中提取）做养老生活之用，给付日期同意约定为：每年的6月1号以前，若不按时兑现，赠与人有权收回自行使用。2.赠与人（有生之年）要求受赠人袁思涛不能出卖自己名下的房产，若要转让需经赠与人同意，且有限满足赠与人其他子女的购房需求，受赠房产系受赠人个人财产，受赠人配偶无权处分该房屋产权。”协议签订后，原告将房屋产权办理至被告名下，但被告并未按照附条件赠与协议中的约定向原告支付每年15000.00元的养老费用，拒不履行对原告的赡养义务。被告虽然在2019年要起诉原告时向原告支付过45000.00元，但不久后又以急需用钱为借口，将钱要回。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原告认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约定以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为条件，并把该条件的成就与否作为确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或者消灭之依据的民事行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因而受到法律的保护。《民法通则》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解除条件，是限制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存续，使已发生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条件实现时终止的条件。附解除条件的民事行为，在所附条件成就以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已经开始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当条件成就时，权利和义务则失去法律效力。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赠与协议，因被告一直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且对原告负有赡养义务而不履行，依法应当撤销，并由被告返还赠与财产。被告袁思涛辩称，被告已按协议支付原告2016年至2019年期间养老费用6万元，被告以后会尽到对原告的养老义务。被告已按协议履行自己支付养老费的义务，原告主张不符合撤销赠与协议的条件，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被告之父袁祖德与原告系夫妻，共有子女六人，即长子袁思海，次子袁思龙（已故），三子袁思涛，四子袁思宇，五子袁思伟和长女袁思梅。2000年1月至2001年2月，被告之父袁祖德组织我们弟兄5人共同集资修建宾馆，因此，被告集资10000元给袁祖德一起在位于彝良县。后袁祖德于2001年7月9日病逝，但他生前特意将原告及家中五弟兄召集交代过，说“屋头所有的房产都是五弟兄的”。2010年7月29日，彝良县旧城改造指挥部与原告签订拆迁协议，后将彝良县的商住房拆除，在西正街置换了7套住房、2间门面、5个商铺，并补助拆迁款共计1884041元。拆迁后原告将其中188万元拆迁款、一套住房及一间42平商铺划归自己个人所有，余下部分则由其他共有人所有。并于2015年4月原告与四个儿子（即袁思海、袁思涛、袁思宇、袁思伟）分别签订赠与合同，后被告于2015年11月27日就政府拆迁返还房产中的部分房产办理了产权过户，即本案涉诉房产的产权过户。关于本案，被告认为，一、被告从未推卸赡养责任，但压迫子女难以生计不是赡养本意。合同附加条件压得被告难以生计，而原告领取并占有拆迁款和综合社企业改制款共计现金收入310万元、住房117平及商铺42平，并每月可领退休工资，但原告仍以养老费不足为由向四个儿子每年再索要养老费合计6万元。二、被告已按照赠与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及赡养义务，并且以后仍然会按照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而且不构成违约，同时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原告诉求。（1）2016年应付原告的1.5万元及2017年应付原告的1.5万元，被告都于2018年2月7日已经向原告支付完毕，原告已接受，而2018年、2019年连续至今，被告则是完全遵照合同约定于2018年2月7日及2019年5月28日已经支付完毕，且原告已接受，足以认定被告不构成违约。根据《合同法》第77条第1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该款规定的是当事人基于双方行为的变更，属于协议变更，往往可以通过签订补充协议或者基于当事人一定履约行为达到协议变更的目的。因此，一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内容与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对方明知此事实并认可和接受的，表明双方已以事实行为变更了合同的该项约定，视为权利人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违约责任的追究权力。同时，《合同法》第55条也明确规定了合同撤销权的消灭，其中第2款：“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因此，在合同解除条件成就以后仍继续履行合同的，则视为权利人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合同的解除权。（2）被告唯一不足是2016年应付款及2017年应付款，存在兑现了但未按时，但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合同法》第192条第2款：“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因此，原告诉讼主张最后期限为2018年6月1日以前，已超诉讼时效。同时，此事客观上也应当追究原告责任，由于被告经济有限导致履约不能按时，但根据（2019）云06民终2170号判决书，原告应支付被告86758元，是原告自2015年至今占有被告权益在先，直接的人为地压倒了被告经济来源的最后一根稻草。三、原告在接受了被告2018年的履约汇款4.5万元后，原告又声称被告将其要回，但被告从未索要过合同费用。原告不仅瞒报了双方在2019年已经继续履行1.5万元应付款的事实，还偷换时间把2018年被告支付4.5万元讲成2019年，并借此逃避诉讼时效问题。2018年2月7日，被告已经履约支付4.5万元且原告已接受，则合同履行完毕。客观事实是原告曾实施了一次支付行为，不能人为的跟本案扯在一起，且必系原告主动或自愿。因为分割家产，为解决争议原告曾于2018年3月10日主动汇款给被告，汇款多少是原告自己的意愿。综上，被告已经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及赡养义务，且不构成违约。同时原告之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且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于证明其事实主张，且支付行为是原告主动或自愿，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杨清美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公证书，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通过彝良县公证处以（2015）云彝证字第84号公证书对《赠与协议》予以公证及协议约定内容。2.银行交易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转回45000.00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袁思涛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3.被告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身份情况。4.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二份，用以证明被告于2018年支付原告45000.00元，2019年向原告支付15000.00元。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1系双方自愿签订协议并经公证机关予以公证，应予采信；证据2、4，双方当事人对转款的事实无异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应予采信；证据3系公安机关制作的身份证明文件，应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系母子关系。2015年4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赠与协议》一份，同日经彝良县公证处公证，并作出(2015)云彝证字第84号公证书，经公证的协议内容为：“赠与人杨清美因彝良县角奎镇西正街旧城改造返迁安置后选取的：1.门面(房号：1区B1-18号，面积：40.69平方米)所有权赠与袁思涛和袁思宇共同所有（各占一半），产权办至袁思涛、袁思宇名下；2.商铺(1区三单元2楼8号商铺，面积34.88平方米)所有权赠与袁思涛和袁登尧共同共有(受赠人袁思涛占比21.43平方米、袁登尧占比13.45平方米)，该商铺产权办至袁思涛、袁登尧名下：3.住房(1区3单元4楼1号房屋，建筑面积：116.95平方米)所有权赠与袁思涛个人所有，产权办至袁思涛个人名下。赠与人杨清美附加条件：1.袁思涛每年给赠与人15000.00元（即从一楼门面房租中提取）做养老生活之用，给付日期同意约定为：每年的6月1号以前，若不按时兑现，赠与人有权收回自行使用。2.赠与人（有生之年）要求受赠人袁思涛不能出卖自己名下的房产，若要转让需经赠与人同意，且有限满足赠与人其他子女的购房需求，受赠房产系受赠人个人财产，受赠人配偶无权处分该房屋产权。”协议签订后，协议中约定的赠与房产均已登记至被告名下，之后被告将住房出售案外人。2018年2月7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账户转账45000.00元，并附言“一楼门面房租从支付义务起始日至2019年5月应付款”，2018年3月10日，原告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45000.00元，2019年5月28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账户转账15000.00元，并附言：“赡养费（一楼门面房租）”。承办人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赠与协议》约定的内容是对原告名下财产及其赡养问题进行约定处理，可以认定《赠与协议》是本案当事人签订赠与赡养性质的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并经公证机关予以公证，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原告认为被告未按《赠与协议》履行其义务，请求解除《赠与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的规定，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在本质上属于赠与合同，合同约定的所附义务是赠与合同的一部分。由于赠与合同为单务无偿合同。因此，附义务的赠与合同所附义务不是赠与的对价，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主要是将赠与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受赠人，受赠人不履行合同所附义务，赠与人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的规定，行使撤销权或者请求受赠人履行其义务，但撤销权的行使应当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超过除斥期间的，不得再行使撤销权。本案中，《赠与协议》于2015年4月10日所签订，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约定履行其每年给赠与人15000.00元的义务，且给付时间约定为“每年的6月1号以前”，庭审中被告陈述“（赠与协议中被告应履行的付款义务）2015年就应该履行，是因为2015年没有出租去房屋，没有房租，所以就不存在支付2015年。房屋是从2016年房子才出租，才从2016年开始支付的，我履行了四年的。对于2015年的，我母亲也没有提什么意见。”即使自2016年6月1日开始，被告需向原告按年支付15000.00元，被告没有按约定支付原告的，原告已知到此时被告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被告直至2018年才支付2016年、2017年及2018年期间应付的45000.00元，即便事实如原告主张被告索要回45000.00元一致，原告在2018年3月10日向被告汇款后，原告应当知道被告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原告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但其直至2020年才提出撤销《赠与合同》的诉讼请求，该撤销权的行使已经超过除斥期间。对被告主张原告的起诉已过除斥期间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告主张解除《赠与协议》及返还赠与财产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告与被告系母子关系，从尊老养老的传统美德角度，被告应对原告尽到自身应有的赡养义务，从赠与协议中的附义务出发，被告亦应按协议及时履行自身义务，被告未按《赠与协议》中确定时间履行自身义务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应予谴责。作为子女，无论父母是否向子女赠与多少财产，均不能以此作为子女对父母应尽赡养义务的对价。况且，本案中原告向被告赠与价值不菲的相关财产，被告除自身的赡养能力外，亦可通过受赠与的财产获得收益，作为子女更应及时有效履行自身义务。如此，才能维护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清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0.00元，由原告杨清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 波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余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