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56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颖，女，1984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公民身份号码130************92X。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2013年1月15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公民身份号码130************921。法定代理人：高颖（李某1的母亲），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邢某1，女，201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公民身份号码130************923。法定代理人：高颖（邢某1的母亲），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邢铁利，男，1958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公民身份号码130************017。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娟，女，1960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公民身份号码130************022。上述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坡，河北秦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开发区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东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55XF。负责人：林东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娟，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娇，女，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冷柏林，男，1980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公民身份号码362************515。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帆，广东广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梅书慧，广东广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黄埔金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400347。法定代表人：黄臻，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海鹏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78621T。法定代表人：黄彬，经理。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少兵，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忠华，男，196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公民身份号码362************210。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喜超，男，1986年5月2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公民身份号码450************493。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圣湖，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谊军，男，1976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公民身份号码130************416。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学，广东常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颖、李某1、邢某1、邢铁利、李淑娟（以下简称高颖等五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开发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冷柏林、广州市黄埔金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鹏公司）、广州海鹏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鹏公司）、管忠华、陈喜超、戴谊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3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高颖等五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向高颖等五人赔偿1110000元，冷柏林向高颖等五人赔偿185616.44元，管忠华、陈喜超、戴谊军向高颖等五人赔偿296404.11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冷柏林、金鹏公司、海鹏公司、管忠华、陈喜超、戴谊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2018年4月5日交警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死者邢悦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冷柏林承担次要责任错误。即使冷柏林不存在故意逃逸行为，其也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根据交通事故发生现场的情况，当时路上有照明，冷柏林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称不知道撞了人，以为是撞了物件，故未下车查看便驶离现场，即使该说法成立，冷柏林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司机，无论从职业道德还是行车经验来看，理应下车查看撞到的是人还是物件，更何况车灯已被撞碎，说明车速一定过快，力度也相当大，哪怕车辆撞到的只是小猫或小狗，都会有很大的震动及响声，更何况撞到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七的人。货车车灯撞碎后熄灭，冷柏林作为司机也应能立即发现并及时下车查看，但冷柏林思想麻木、心存侥幸，且疲劳驾驶，才会导致悲剧发生。加之冷柏林驾驶的车辆经检验有三处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冷柏林仍驾驶该车高速行驶，对他人及自己不负责。冷柏林自始至终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交警部门作出的排除逃逸情节、由冷柏林承担次要责任的认定，是对生命的蔑视，即使冷柏林不属于故意逃逸，其致人死亡，也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另，交警部门于2018年4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并非重新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剥夺了高颖等五人复议的权利，且法律并未规定情况说明可代替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划分事故责任的依据。冷柏林粗心大意和不负责的态度，导致如此年轻的生命不明不白地逝去，若不认定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于法不公于理不合。因冷柏林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高颖等五人的全部损失1592020.55元，应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110000元，超出交强险的损失由冷柏林承担80%的责任即1185616.44元[（1592020.55元－110000元）×80%]，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1000000元，即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共应向高颖等五人赔偿1110000元，超出部分185616.44元由冷柏林承担。二、一审判决认定管忠华、陈喜超对邢悦的死亡不存在过错，戴谊军已尽相应义务，遂未认定管忠华、陈喜超、戴谊军承担赔偿责任错误。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邢悦去广州找戴谊军让其还钱，为邢悦父亲治病，但戴谊军称经济困难无力偿还，中午请邢悦等人在广州喝了很多酒，晚上到了佛山又开始喝酒直至半夜，后又以吃夜宵的名义带邢悦去喝酒，直至邢悦醉酒无法回住处，也无法再提还钱的事情。邢悦父母以及亲人当时也在广州，由于放心不下，邢悦父母曾多次致电让邢悦注意安全、早点回住宿地，但在邢悦醉酒的情况下，戴谊军没有通知邢悦家人让其过来接送邢悦，而是非常不负责任地让邢悦根本不认识的滴滴司机送其回住处。邢悦是外地人，对广州不熟，也听不懂广东话，且佛山地区交通状况复杂，交通事故频发，佛山到广州距离很远，凌晨让醉酒的邢悦自己坐车回住处本就极不安全，加上邢悦从河北到广州已非常劳累，父亲的病情急需做手术也导致其心事重重，邢悦到广州前曾致电戴谊军要求其还钱，双方当时大吵一架，但到了广州后，戴谊军反而招待邢悦喝酒到凌晨，试图逃避还钱，在此情况下，邢悦心情郁闷加上不胜酒力以及独自坐车的恐惧，更被管忠华无情地扔在高速路口，最终造成悲剧发生。管忠华、陈喜超称邢悦妨碍司机开车，强行下车甚至殴打他们，不符合逻辑，且邢悦一定是受到了威胁和恐吓才会有这些行为，陈喜超、管忠华完全可对其进行安抚。因此，戴谊军未及时通知邢悦家人，随便找到滴滴车辆将邢悦送回，管忠华、陈喜超明知高速公路不允许停车，且停车地点是当地交通事故多发地段，还将醉酒的邢悦放在高速公路上，亦未及时报警，均是导致邢悦死亡的重要因素，管忠华、陈喜超、戴谊军应承担剩余损失296404.11元的赔偿责任。三、高颖等五人主张的住宿费按当地住宿标准计算，有发票佐证，且符合法律规定，应全额支持。高颖及其父亲高东红办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误工费，已提供工资收入证明等对误工标准及误工时间予以证明，应全额支持。邢悦是家中独子，也是两个年幼孩子的父亲，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其死亡给其家庭带来了极大精神伤害，高颖等五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全额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关于事故责任比例的认定违反法律规定，且未判令管忠华、陈喜超、戴谊军、金鹏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错误，应予以改判。二审诉讼中，高颖等五人以冷柏林驾驶的车辆挂靠在金鹏公司为由，增加以下上诉请求：金鹏公司对高颖等五人的损失与冷柏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冷柏林针对高颖等五人的上诉辩称，高颖等五人主张冷柏林承担主要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刑事判决书，均认定冷柏林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次要责任，在高颖等五人未能提供新的证据对此予以推翻的情况下，要求冷柏林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缺乏依据。二、邢悦对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高速公路有明文规定禁止进入，邢悦醉酒后拒绝朋友的护送，坚持在高速公路下车，且出现在中间车道上，其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更主动将自己置于高度危险之中，一审法院据此判令邢悦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冷柏林承担次要责任符合客观事实。三、结合事故现场的路况、天气、视线及日常生活经验，冷柏林在事故发生时并不知晓具有正当合理性。事发时间为凌晨，下着小雨，在此情况下可见度和人的视线受到极大限制，且高速公路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行人，故冷柏林对事故的发生并不知晓具有合理性。加之冷柏林驾驶的车辆已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冷柏林在事发时并未违法驾驶，即使发生交通事故，完全可通过保险公司理赔，冷柏林没有逃逸的必要。且冷柏林在维修车辆时被逮捕，当时其并未反抗，亦未躲避公安机关抓捕，充分证明其对事故的发生不知情，主观上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四、交通肇事后逃逸并不必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而是逃逸导致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况下，才根据逃逸行为推定逃逸一方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本案中，如上所述，邢悦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即使冷柏林存在逃逸情节，亦不影响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高颖等五人要求冷柏林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缺乏依据。五、金鹏公司、海鹏公司应与冷柏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冷柏林驾驶的车辆挂靠在金鹏公司名下，受金鹏公司管理，根据《车辆合作协议》第3条、第5条的约定，若冷柏林不严格服从金鹏公司的管理，将会受到罚款，且根据《车辆合作协议》第13条的约定，冷柏林每年需要向金鹏公司交纳2000元的管理费，因此，冷柏林与金鹏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若法院判令冷柏林需对高颖等五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应由挂靠单位即金鹏公司与冷柏林承担连带责任。另，冷柏林驾驶的车辆的保险费实际上由冷柏林支付，海鹏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投保人，金鹏公司作为委托投保人，均未将保险合同、保单交付给冷柏林，冷柏林不知道免责条款的存在，因此，若保险公司因免责条款而免除保险责任，相应的赔偿责任应由金鹏公司、海鹏公司承担。金鹏公司、海鹏公司针对高颖等五人的上诉辩称，高颖等五人主张冷柏林逃逸，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显然不能成立。刑事判决书已认定冷柏林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冷柏林逃逸的行为并未导致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故冷柏林的逃逸行为与本案无关。另，高颖等五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中引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可见高颖等五人关于金鹏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属于二审期间增加的独立的诉讼请求，而非增加上诉请求，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高颖等五人在二审期间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应另行提起诉讼。退一步而言，一审诉讼中，高颖等五人已主张冷柏林与金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一审判决作出后，高颖等五人仅上诉主张冷柏林承担赔偿责任，并未要求金鹏公司承担责任，即使高颖等五人要求金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属于增加上诉请求，亦已超过上诉期限。中华联合保险公司针对高颖等五人的上诉辩称，一、事故发生在广明高速路口，时间是凌晨1时，该路口设有禁止行人行走的交通标志，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在凌晨1时且下雨的情况下，高速公路上是不会有行人行走的，邢悦在醉酒后在高速公路上行走，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冷柏林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无法预见，应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关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清楚，应予维持。二、管忠华、陈喜超、戴谊军的责任由法院依法认定。三、一审法院关于住宿费、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正确，请驳回高颖等五人的上诉请求。管忠华、陈喜超针对高颖等五人的上诉辩称，高颖等五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管忠华、陈喜超不认识邢悦，与邢悦无仇无怨，不可能与邢悦发生口角，主动将其推向死亡，高颖等五人亦无证据证明该主张。二、管忠华没有非法停车，车辆行驶至广明高速路段，管忠华被邢悦抓住手无法驾驶，被迫将车紧急停在道路右侧导流带上，交警部门未认定管忠华存在违章行为亦可对此予以印证。三、0时42分，邢悦强行下车，陈喜超已尽劝阻义务，但邢悦不听劝阻，还恐吓陈喜超如果再追过去就打死陈喜超，陈喜超不敢再追并马上致电邢悦的朋友戴谊军，一共拨打了五次电话，直到戴谊军回电称邢悦已在微信向其发送位置定位，并称会去找邢悦，管忠华、陈喜超才驾车离开。离开后，陈喜超两次致电戴谊军，得知邢悦在凌晨1时7分离开了广明高速，才未再致电戴谊军。因此，管忠华、陈喜超已尽注意和救助义务。四、管忠华、陈喜超未报警是因为不存在必须报警的法定情形，且陈喜超已通知戴谊军，得知邢悦已向戴谊军发送微信定位，并在19分钟后离开了高速公路，管忠华、陈喜超不存在过错。五、邢悦在0时42分强行下车后，在1时07分已离开高速公路，在金錩国际金属交易广场等候戴谊军，不知何故，邢悦在38分钟后即1时45分又返回广明高速，继而发生事故，但该事故的发生与其下车已无关联，事故认定书以及邢悦与戴谊军的微信聊天记录均可对此予以证明。综上，管忠华、陈喜超已尽注意和救助义务，邢悦的死亡后果与其下车的行为无关。戴谊军针对高颖等五人的上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颖等五人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事发当天，戴谊军已劝阻邢悦不要回广州，但邢悦坚持要回去，一起吃夜宵的陈喜超就叫了管忠华开车送邢悦回广州，管忠华并未喝酒，有合法、合规的驾照，陈喜超也一起陪同，可见戴谊军已尽相应的注意义务，此后的注意义务已转移给陈喜超、管忠华。去广州途中，邢悦因严重醉酒而干扰管忠华驾驶，并开门下车离开，还威胁陈喜超、管忠华不要靠近，戴谊军对该情况的发生无法控制及预见，而当陈喜超将邢悦中途下车一事告知戴谊军后，戴谊军立即多次致电、微信联系邢悦，并打车前往邢悦所在地寻找，同时告知陈喜超、管忠华回头寻找邢悦，而当戴谊军找到邢悦时事故已发生。由此可见，戴谊军已尽相应注意义务，对邢悦中途下车、继而发生事故不存在任何过错。邢悦擅自下车后曾离开高速公路，后再次走上高速公路，此时距离邢悦擅自下车的时间较长，邢悦是再次走上高速公路后才发生交通事故。由此可见，交通事故的发生完全是邢悦擅自下车后再次走上高速公路所导致的，系其自身过错，与陈喜超、管忠华开车送其回广州以及邢悦离开车辆的行为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综上，戴谊军对邢悦已尽相应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向高颖等五人赔偿525972.8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高颖等五人、冷柏林、金鹏公司、海鹏公司、管忠华、陈喜超、戴谊军承担。事实和理由：邢铁利、李淑娟的户口信息显示两人均为退休工人，退休工人有固定的退休金，不属于被扶养人范畴，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一审辩论时已对此提出异议，并要求高颖等五人提供邢铁利、李淑娟无固定退休金或社保收入的证明，但直至一审判决作出，高颖等五人仍无法提供相关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高颖等五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审诉讼中，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变更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颖等五人、冷柏林、金鹏公司、海鹏公司、管忠华、陈喜超、戴谊军承担。增加以下事实和理由：冷柏林在事故中存在肇事逃逸情形，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仅需履行提示义务。刑事判决书已认定冷柏林明知事故发生离开现场，属交通肇事后逃逸，符合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第二十四条免责条款的约定，且该免责条款字体已加粗加黑，保险单及投保人声明均由海鹏公司盖章确认，足以证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该免责条款已履行提示义务，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高颖等五人针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辩称，一、高颖等五人对（2019）粤0606刑初226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冷柏林存在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不予认可，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其已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其在一审提供的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中虽然有海鹏公司的印章，但未经代理人签字，亦未签订时间。另，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保险条款交付给投保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应认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且高颖等五人认为，冷柏林不构成肇事后逃逸，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向高颖等五人赔偿损失。二、一审庭审中，高颖等五人已提供证据证明邢铁利、李淑娟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上述证据未提出异议。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冷柏林针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辩称，一、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变更上诉请求缺乏依据。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1.刑事判决书中关于逃逸的认定出现在“本院认为”部分，不代表客观事实，仅代表承办法官的观点，不能用于认定本案事实。如上所述，结合事故发生的时间、路况、天气及日常生活经验，足以证明冷柏林对事故发生不知情，没有逃逸的故意。2.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没有明确逃逸的含义，更未告知冷柏林在何种情况下免赔。保险费由冷柏林交给金鹏公司，再由金鹏公司委托海鹏公司代缴，投保单等材料均未交给冷柏林，冷柏林一直不知道免责条款的存在及内容。3.保险条款属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即驾驶人明知发生事故而驾车逃离才能认定为逃逸，但冷柏林不知道发生事故而驾车离开，其主观上没有逃逸的故意。退一步而言，即便冷柏林的行为构成逃逸，刑事犯罪所指向的逃逸与保险条款约定的逃逸不同，保险条款约定肇事逃逸后保险公司免赔，是基于逃逸扩大了损失而免除保险公司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而非免除全部责任，故本案不应以刑事判决书中承办法官的观点来作为保险公司免赔的依据。4.保险的目的在于弥补损失，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的赔偿义务已成立。本案中即便冷柏林逃逸，扩大了保险公司的损失，也没有影响保险公司实际应赔偿的金额，故根据保险的性质及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本案不应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义务。金鹏公司、海鹏公司针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关于变更上诉请求。1.变更上诉请求申请书未加盖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公章，应审查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代理人有无增加上诉请求的权限。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百二十条的规定，上诉人提起上诉时应缴纳相应的诉讼费用，逾期缴纳视为撤回上诉，保险公司现变更上诉请求，却未在上诉期限内缴纳上诉费，法院不应允许其增加争议金额，其变更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3.本案一、二审争议焦点均为冷柏林的行为是否构成逃逸，保险公司是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免赔。一审中，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也提供保险单、保险条款等证据主张冷柏林逃逸，但一审法院判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未就免赔问题提出异议，仅认为赔偿金额过高，高颖等五人认为冷柏林构成逃逸的同时主张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对此亦知情，但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现又变更上诉请求，主张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免赔缺乏理据。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1.金鹏公司、海鹏公司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单、投保人声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仅加盖公章，未注明时间，未经投保人、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签名，且该公章并非海鹏公司的公章，海鹏公司在一审诉讼中亦申请对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没有证据证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将保险条款交付给投保人，不能证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3.刑事判决书已认定冷柏林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冷柏林逃逸的行为并未导致事故责任无法划分，故冷柏林的逃逸行为与本案无关。4.冷柏林的逃逸行为并未导致事故责任无法划分，并未加重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逃逸行为亦非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事故在逃逸前已发生，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已成立，保险公司不能以事后发生的行为拒绝之前产生的赔偿责任。三、同意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上诉请求。金鹏公司、海鹏公司在一审中亦提出该问题，邢铁利、李淑娟是居住在城镇的工人，每月有固定退休工资，属于有生活来源的人，不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管忠华、陈喜超针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辩称，一、法律并未规定不可以变更上诉请求，变更后的上诉请求若与本案有关则可合并审理，且合并审理可减少讼累，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变更上诉请求应否予以审查由法院决定。二、即使冷柏林构成逃逸，其也不一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曾形成意见。即使冷柏林构成逃逸，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是否免赔，应审查保险条款对此是否有明确约定，且冷柏林是否明确知道该免责条款的约定。三、同意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意见，管忠华、陈喜超在一审诉讼中亦对此提出异议，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邢铁利、李淑娟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四、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上诉主张管忠华、陈喜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缺乏依据。戴谊军针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辩称，一、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增加上诉请求不符合规定，且过了上诉期限，但一并审理可避免讼累，由法院审查是否应合并审理。二、高颖等五人提供的证据显示邢铁利、李淑娟为退休工人，有固定退休金，根据法律规定其不属于被扶养人，且高颖等五人拒绝提供证据证明邢铁利、李淑娟没有固定收入。高颖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冷柏林、金鹏公司、海鹏公司赔偿高颖等五人因本案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合计1592020.55元；2.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超出交强险的损失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超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的损失，由冷柏林、金鹏公司、海鹏公司、管忠华、陈喜超、戴谊军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冷柏林、金鹏公司、海鹏公司、管忠华、陈喜超、戴谊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9日1时45分，冷柏林驾驶粤A*****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粤AB***挂号重型平板半挂车由北滘往广明高速方向行驶，行驶至S82佛山一环路佛陈立交桥广明高速入口路段中间车行道时，该车辆碰撞前方行走的行人邢悦（邢悦在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搭乘由管忠华驾驶的赣B*****号小型轿车于2018年1月9日0时42分许至广明高速36KM+700M处下车，后管忠华驾驶赣B*****号小型轿车约在2018年1月9日1时2分许驶离现场），造成邢悦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冷柏林驾驶粤A*****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粤AB3**号重型平板半挂车驶离事故现场。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环公路大队于2018年1月17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冷柏林的驾驶机动车因观察、判断不当，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且驾驶机件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且在事故发生后，未立即停车，未保护现场，未立即抢救受伤人员，未迅速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反而驾车逃离事故现场，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冷柏林的上述行为是导致该起道路发生的过错且发生事故后驾车逃逸，认定冷柏林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邢悦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另查明，肇事车辆粤A*****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登记车主是金鹏公司，该车由海鹏公司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及限额为10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2012年2月27日，冷柏林与金鹏公司签订《车辆合作协议》，将上述车辆挂靠在金鹏公司名下从事车辆运输行业。再查明，2018年1月9日，冷柏林在交警部门接受询问时称当时驾车在路口时发现中间车道好像有个前车掉下的货物，于是避让到第三车道，现场下着小雨，没有路灯，当时没有觉得碰到东西，在仙涌收费站口发现左前方大灯少了一个。直到2018年1月9日交警通知，才知道撞到东西。冷柏林的妻子潘彩花于2018年1月9日在交警部门接受询问时称事发时其正在肇事车辆上，坐在后排戴着耳机听歌，没有听到异响，只是在仙涌收费站前，冷柏林下车检查车辆时发现左前大灯不见了。陈喜超于2018年1月9日在交警部门接受询问时称1月8日21时陈喜超接到戴谊军的邀请到均安镇小春园酒楼吃饭，到场后一共五人，包括邢悦，陈喜超并不认识邢悦。陈喜超到场后，五个人一共平分了一瓶半500ml的玉冰烧白酒，之前喝了多少其不清楚。吃完饭后，陈喜超独自离去。当晚23时左右，戴谊军通知陈喜超到均安一家大排档吃夜宵，邢悦和管忠华均在场，陈喜超到场后和邢悦喝了三杯珠江纯生啤酒。夜宵后，戴谊军让陈喜超及管忠华开车将邢悦送回广州。开车时，陈喜超和邢悦坐在后排，由管忠华开车。车辆行驶20分钟左右，邢悦开始干扰驾驶员开车，用手抓司机，陈喜超劝阻无效。邢悦突然打开车门，管忠华立即将车靠右停进导流带，邢悦自行跑出车外，陈喜超立即追过去，但是邢悦指着陈喜超说再追就打死他，陈喜超于是没有继续追，而是打电话给戴谊军，告知其邢悦下车的情况。后来陈喜超并不知晓邢悦的去向，戴谊军称已经与邢悦联系上，陈喜超于是就在现场等待。后来戴谊军告知陈喜超自行去找寻邢悦，在原地等待了三四十分钟后与管忠华驾车离去。管忠华于2018年1月9日在交警部门接受询问时称2018年1月8日23时，管忠华到均安大排档吃夜宵，后戴谊军让管忠华送邢悦回广州。1月9日0时左右，管忠华与陈喜超搭载邢悦去广州。在车辆行驶至佛山一环路东线往广明高速方向距离广明高速仙涌收费站2至3公里处时，邢悦突然从后排抓住管忠华驾驶车辆的手影响驾驶，陈喜超马上阻止邢悦。后车辆行驶至广明高速匝道距离仙涌收费站不到2公里处时，邢悦再次干扰管忠华驾驶，管忠华于是将车辆停靠至右侧导流带上。管忠华刚停好车，邢悦就开门往车后方跑，后邢悦威胁说要打死管忠华、陈喜超，于是管忠华、陈喜超不再追邢悦。陈喜超打电话给戴谊军告知其相关情况后，管忠华、陈喜超在现场等待。大约30分钟，陈喜超告知管忠华称已经通知人找邢悦，于是管忠华、陈喜超驾车离开。2018年1月10日，冷柏林因涉嫌交通肇事被佛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并于2018年1月23日经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佛山市公安局执行逮捕，于2018年3月7日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4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9月13日，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2018）粤0606刑初1400号刑事裁定书，载明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以证据发生变化为由，于2018年8月1日以佛顺检公诉撤诉[2018]9号撤回起诉决定书向一审法院提出撤回起诉为由，裁定准许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撤回指控被告人冷柏林犯交通肇事罪的起诉。2018年9月25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佛顺检公诉刑不诉（2018）212号不起诉决定书，认为经过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佛山市公安局认定冷柏林构成交通肇事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冷柏林不起诉。又查明，高颖与邢悦于2015年12月22日登记结婚，邢某1为两人婚生女儿，于2016年12月22日出生，至邢悦死亡时为1岁。高颖与前夫李长林生育一个女儿李某1，李某1于2013年1月15日出生，高颖与李长林于2014年11月24日登记离婚。秦皇岛市海港区****工人南里第一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李某1及邢某1均由高颖及邢悦共同抚养。邢悦的父亲邢铁利于1958年1月3日出生，至邢悦死亡时为60岁。邢悦的母亲李淑娟于1960年6月7日出生，至邢悦死亡时为58岁。高颖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文化路支行工作，月薪为2799元。经核算，本案中，高颖等五人的各项合理损失为1512308.05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案件，争议焦点包括：一、冷柏林在事故发生后有无逃逸，冷柏林及邢悦对于事故的发生的过错责任的认定；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的免赔事由是否成立；三、高颖等五人主张的损失有无依据以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冷柏林、金鹏公司、海鹏公司、管忠华、陈喜超、戴谊军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首先，对于第一项争议焦点进行分析：第一，交通运输肇事逃逸是驾驶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车辆驾驶人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的行为，车辆驾驶人除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外，还应当根据情节追究其相应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因此，认定车辆驾驶员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不能仅凭车辆驾驶人造成交通事故后没有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并向交警报警而离开事故现场的客观行为来认定。还应当根据车辆驾驶人是否明知造成了交通事故发生、是否具有规避或者逃避法律和行政法规所载明的义务或逃避法律追究的动机而逃离事故现场等主观故意来认定。本案中，事故发生地点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时间在凌晨时分，天气为小雨，冷柏林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牵引车拖挂挂车，属于重型货车，且挂车在事发时装载了一定重量的货物，作为正常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司机，从常理上无法判断高速公路中间车道会有行人出现的情况，结合事故现场的路况、天气、视线及日常生活经验等因素，冷柏林辩称其在事故发生时不知晓亦有一定的合理性，该情况也与冷柏林在交警部门接受的询问与庭审时的陈述基本一致。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案中，检察机关决定对冷柏林不起诉，理由为公安机关出具说明载明摒除逃逸，冷柏林承担次要责任。由于证据变化，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冷柏林成立交通肇事罪，冷柏林未因本次交通事故构成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即相关部门对于冷柏林在本案中是否构成肇事逃逸未有作出认定。第三，虽然冷柏林在驾驶中存在一定的疏忽大意，察觉到存在碰撞情况后未有立即下车检查，但是其驾驶的车辆已经依法购买了相应的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而且冷柏林在事故发生时驾驶车辆并无明显影响驾驶的过错行为，常理上也无法预见高速公路中间车道处会有行人存在。综上，可以认定冷柏林驾驶涉案肇事车辆，是在不知发生事故的情况下离开现场，主观上并无逃避法律追究逃跑的故意，其行为不构成逃逸。由于冷柏林并未逃逸，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说明，则冷柏林对于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次要责任，邢悦承担主要责任，故冷柏林应对高颖等五人的损失承担40%赔偿责任。其次，关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免赔事由是否成立的认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免赔的理由在于冷柏林作为肇事车辆的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逃逸，根据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条款约定，属于免责条款内容，故依约应当免赔。但是由于本案中冷柏林的行为实际并不构成肇事逃逸，则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的免赔事由不能成立。由于粤A*****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及限额10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应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保险的赔偿限额内向高颖等五人赔偿。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赔偿限额内向高颖等五人赔付110000元。交强险死亡赔偿限额不足赔付部分为1402308.05元，应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按照40%的比例内向高颖等五人赔付560923.22元。再次，对于高颖等五人主张戴谊军、管忠华及陈喜超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进行认定。戴谊军作为邢悦的共同饮酒人，在共同饮酒之后通知未饮酒的管忠华驾驶车辆送邢悦返回广州，且让陈喜超一同陪伴，在邢悦离开车辆进入高速路后，多次电话及微信与邢悦联系，并打车前往邢悦所在处，已经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管忠华作为送邢悦返回广州的驾驶人，并未饮酒，也没有收取戴谊军或者邢悦的任何报酬，未有证据证明其在驾驶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导致邢悦下车。陈喜超作为陪伴邢悦返回广州的车辆同乘人员，属于义务帮工性质，未有证据证明其在陪伴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高颖等五人称管忠华、陈喜超未能尽到注意义务，导致邢悦下车之后发生交通事故。一审法院分析认为，管忠华及陈喜超均辩称邢悦是酒后干扰开车后自行下车，并威胁不让跟随，该陈述与管忠华、陈喜超在2018年1月9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一致，且邢悦发生交通事故当日属于严重醉酒状态，管忠华、陈喜超的陈述具有合理性，且并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戴谊军提供的定位信息，邢悦在擅自离开车辆后已经走出了高速路，到了金锠国际物流城位置，而后自行再次走上广明高速路段发生事故，该情况已经与下车时间相去较长，与之前的离开车辆的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高颖等五人主张戴谊军、管忠华及陈喜超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对于高颖等五人的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超出合理部分的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向高颖等五人赔偿110000元；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向高颖等五人赔偿560923.22元；三、驳回高颖等五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9564元（高颖等五人已预交），由高颖等五人负担3564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负担6000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调取了（2019）粤0606刑初2268号刑事判决书，并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事故后邢悦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307.9mg/100ml。又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8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冷柏林犯交通肇事罪。2019年11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0606刑初2268号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勘验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车辆痕迹勘验笔录、侦查试验，足以认定邢悦系交通事故中站立时被车辆碰撞了左大腿下段，头面部与胸部着地致重型颅脑损伤而死亡，根据常情常理及侦查试验结果，驾驶员应知晓事故的发生，冷柏林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还离开现场，属交通肇事后逃逸；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公安机关根据所掌握的证据出具情况说明，证实本案摒除冷柏林的逃逸情节，其行为属于B类一般过错行为，承担事故次要责任，邢悦的行为属于A类严重过错行为，承担主要责任，在冷柏林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亦能分清双方的事故责任，应根据一般通行规则，以当事人行为在事故中所起作用以及过错严重程度进行责任认定，本次事故死亡一人，冷柏林在事故中负次要责任，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一审法院据此判令冷柏林无罪。上述判决于2019年12月10日发生法律效力。再查，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共计三页（用订书钉装订在一起，有拆装痕迹，第一页、第二页无页码，第三页页码为“14”），第一页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投保车辆信息（车辆号牌为粤A*****号牌）等，第二页载明保险金额、保险期间、特别约定、投保人声明内容等，第三页为投保人声明；第二页中投保人声明内容处、第三页的投保人签章处均加盖海鹏公司印章，但落款时间一栏均空白；第二页、第三页均未显示投保车辆信息。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围绕高颖等五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各方当事人民事赔偿责任的确定及责任比例划分；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进行赔偿；三、一审法院关于损失的认定是否正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各方当事人民事赔偿责任的确定及比例划分（一）关于冷柏林的民事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结合上述规定可见，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由于逃逸行为往往导致事故发生原因、逃逸者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违法驾驶行为等情况无法查明，故上述法规规定存在事故后逃逸情形时，首先推定逃逸者承担全部责任，但同时规定，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减轻逃逸者的责任。本院认为，本案即属于上述法规规定的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之情形。理由如下：首先，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应根据事故当事人行为的过错严重程度以及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综合认定。本案中，事发时邢悦在佛山一环路佛陈立交桥广明高速入口路段行走，事发处有明显的禁止行人行走的交通标志，无论事发路段属于广明高速公路还是佛山一环路（城市快速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七条关于“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全挂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一百二十公里”的规定，以及《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六条关于“非机动车和行人不得进入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的规定，邢悦的行为都属于具有严重过错的交通违法行为，此其一。其二，结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事故发生后邢悦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307.9mg/100ml，可见邢悦在事故发生时处于醉酒状态，醉酒状态必然导致其认识、判断、避让危险的能力大大降低。由此可见，邢悦在醉酒状态下行走在高速公路入口路段，罔顾自身安全将自己置身于禁止行人通行的车行道中，其行为属于交通事故中的严重过错行为，且其过错与本案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其次，虽然交警部门认定冷柏林存在驾驶机动车观察、判断不当，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且其所驾驶的车辆因部分机件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而存在安全隐患（牵引车制动系效能不符合技术标准、转向系效能不符合技术标准、雨刮器功能不符合技术标准，半挂车制动系效能不符合技术标准，但交警部门未认定上述安全隐患属于机件严重不合格之情形）的过错，但冷柏林的上述过错均属于交通事故中的一般过错。而且当时的天气、事发时间、路面照明、路况，均不利于冷柏林在碰撞发生前观察到危险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因此，比较双方上述行为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比例，显然，邢悦的过错具有主动性（进入禁止行人通行的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车行道）、突然性（对方难以预料）以及紧迫性（即使对方能提前观察到危险时双方已临近，避让的时间、空间紧迫）的特征，其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而高速公路、城市快速道路虽禁止行人通行，但实践中行人或非机动车以非正常的方式闯入或潜入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此类道路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仍应保持足够的谨慎，冷柏林驾驶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车辆上路行驶，未尽合理关注及时观察到危险，其过错是促进事故发生的条件。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过错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比例，交警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摒除冷柏林的逃逸情节，邢悦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冷柏林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合理。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上述规定，虽然冷柏林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具有事故后逃逸的情节，但在邢悦本身具有严重过错行为，且经查明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的情况下，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减轻冷柏林的民事赔偿责任，且在邢悦自身具有严重过错的情况下，适用过失相抵原则更为公平合理。又考虑到冷柏林存在事故后逃逸之情形，应对其行为作出相应的否定性评价。通常情况下，民事赔偿责任与交通事故责任具有对应性和一致性，但在特殊情况下，两者亦可有所差异。比如在本案中，肇事逃逸本不构成事故发生的过错，即不影响交警部门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但对于民事赔偿责任的确定则有一定的影响，此是由交通事故逃逸后首先推定逃逸者全责，仅在能够证明受害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的特别法律规范所决定的。综上，根据肇事逃逸责任承担的法律规定，并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对事故的发生以及损害后果的原因力比例，本院酌定冷柏林对高颖等五人的损失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二）关于管忠华、陈喜超、戴谊军的民事赔偿责任关于管忠华、陈喜超的责任。首先，事故发生后，管忠华接受交警部门询问时称，管忠华、陈喜超送邢悦回广州途中，车辆行驶至佛山一环路东线往广明高速的辅道时，坐在车辆后排的邢悦突然抓住管忠华的手影响其驾驶，并要求下车，在陈喜超未能有效阻止邢悦的干扰行为的情况下，其将车停在一环辅道导流带上，车刚停下，邢悦就冲出车外往车后方跑，并威胁管忠华、陈喜超不要去追，陈喜超遂与邢悦的朋友即戴谊军联系，告知邢悦擅自下车且不肯上车，两人站在原地等待，陈喜超称已通知戴谊军来找邢悦，两人才离开。陈喜超接受交警询问时的陈述与管忠华的上述陈述基本相符。戴谊军委托管忠华、陈喜超将邢悦送回广州住处，管忠华、陈喜超接受戴谊军的委托时知悉邢悦处于醉酒状态，若非出现管忠华、陈喜超所称的特殊情况，在高速公路上停车让邢悦下车并离开的可能性不大。其次，结合陈喜超与戴谊军之间的通话记录可见，事发当天0时42分至1时30分期间，两人通话多达十二次，其中陈喜超主动呼叫戴谊军七次，可见在邢悦下车后，陈喜超与邢悦的朋友戴谊军多次联系，了解邢悦的情况。再次，结合戴谊军与邢悦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邢悦于0时48分向戴谊军发送的微信定位显示其仍在佛陈路立交，而1时07分发送定位时显示其已走出佛山一环，来到佛陈路金锠国际金属交易广场附近，1时07分之后，陈喜超与戴谊军通话四次，陈喜超对邢悦已离开广明高速及佛山一环的情况应该知悉，加之深夜在高速公路上停车等候亦存在一定的危险性，陈喜超称在得知戴谊军过来找邢悦后才与管忠华驾车离开，符合常理。由此可见，管忠华、陈喜超在邢悦下车离开后，及时、多次与邢悦的朋友戴谊军联系，将邢悦下车之事告知戴谊军并了解邢悦的情况，在得知邢悦已离开广明高速以及佛山一环，且戴谊军称会过来找邢悦的情况下，两人虽未继续寻找邢悦，但已基本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一审法院认定管忠华、陈喜超对高颖等五人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戴谊军的责任。戴谊军在邢悦醉酒后，委托管忠华开车、陈喜超护送将邢悦送回广州住处，在陈喜超告知其邢悦中途下车后，戴谊军多次与邢悦、陈喜超联系，在邢悦向其发送微信定位后马上搭乘出租车前往邢悦所在位置，寻找邢悦并在凌晨2时许找到事故发生现场。由此可见，戴谊军在邢悦醉酒后已尽到合理的护送义务，在得知邢悦下车后，已尽力联系、寻找邢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一审法院对高颖等五人主张戴谊军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进行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有关于“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约定，冷柏林在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的行为，经（2019）粤0606刑初2268号刑事判决认定为事故后逃逸，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能否依据该保险条款主张免赔，关键在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是否履行了上述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的提示义务，履行提示义务时是否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结合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只有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保险人的提示义务方履行完毕。本案中，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虽然提供了加盖海鹏公司印章的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但投保单中由投保人盖章的第二页以及投保人声明页，与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投保车辆信息的投保单第一页之间仅通过订书钉装订在一起，且有拆开后重新装订的痕迹，在金鹏公司主张还有其他车辆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未予否认的情况下，投保单第二页、投保人声明页内容并不能唯一指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就粤A*****号牌车辆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免责条款向海鹏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且投保人签章处仅有海鹏公司的印章，未显示盖章时间，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对其确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向海鹏公司履行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予以佐证。综上，结合投保单、投保人声明的上述瑕疵可见，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粤A*****号牌车辆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订立时，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义务，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依据该免责条款的约定上诉主张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免赔，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一审法院关于损失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住宿费、误工费。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一审法院以高颖等五人提供的住宿费发票据实计算为4434元合理，高颖等五人上诉主张住宿费应按13500元（450元/天×2人×15天）计算，缺乏证据支持，亦明显超出处理丧葬事宜的合理住宿费标准，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高颖及其父亲高东红处理本案丧葬事宜，必然产生相应的误工损失，一审法院结合高颖等五人提供的高颖、高东红的误工时间证明、收入证明以及银行流水反映的工资标准，认定误工费为3782.5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以及当地经济水平等因素，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合理，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邢铁利、李淑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事故发生时，邢铁利、李淑娟分别已年满60周岁、55周岁，可视为丧失劳动能力，现有证据并未反映两人有退休工资且足以维持基本生活，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邢铁利、李淑娟不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对其主张予以佐证，本院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因各方当事人均未以上诉的形式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损失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高颖等五人的损失予以确认。结合上述关于冷柏林对高颖等五人的损失中超出交强险的部分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认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向高颖等五人赔偿110000元（优先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向高颖等五人赔偿701154.03元[（1512308.05-110000元）×50%]，共计赔偿811154.03元。因高颖等五人的损失未超出保险责任范围，冷柏林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对高颖等五人关于冷柏林承担赔偿责任，以及金鹏公司应与冷柏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至于金鹏公司、海鹏公司对高颖等五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变更上诉请求提出的异议问题。高颖等五人在一审诉讼中已提出金鹏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其在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增加金鹏公司与冷柏林对高颖等五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不属于在二审期间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之情形，本院对该上诉请求一并予以裁判。检察机关曾撤回关于指控冷柏林犯交通肇事罪的起诉，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案件证据，认定冷柏林不构成逃逸。后检察机关再次提起公诉，且生效刑事判决最终认定冷柏林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在案件基本事实发生重大变化且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情况下，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二审法庭辩论结束前变更其上诉请求，主张其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责任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对其关于上诉请求的变更予以准许。因此，本院对金鹏公司、海鹏公司关于两上诉人增加、变更上诉请求不当的异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院结合（2019）粤0606刑初226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冷柏林构成肇事后逃逸的情节，对冷柏林的民事赔偿责任比例予以调整，高颖等五人的其他上诉请求、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均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二审系根据新的证据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39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394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39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开发区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高颖、李某1、邢某1、邢铁利、李淑娟赔偿701154.03元；四、驳回高颖、李某1、邢某1、邢铁利、李淑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64元，由高颖、李某1、邢某1、邢铁利、李淑娟负担3782元，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开发区支公司负担57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420.2元，由高颖、李某1、邢某1、邢铁利、李淑娟负担11029.97元，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开发区支公司负担11390.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学彬审 判 员 蔡成中审 判 员 何美健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卢文慧书 记 员 汤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