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9民初3700号原告：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蓝天路**。法定代表人：XIAOTONGZHU，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李寅，男，该公司服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女，该公司法务。被告：施惠民，男，195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原告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施惠民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李寅、张超，被告施惠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原状返还原告牌照号为沪ADXXX**的车辆；2.判令被告按约定的每日1,500元标准，支付原告自2019年5月13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违约金；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非法占有车辆期间造成的轮毂损坏损失11,100元；4.判令被告依法办理其驾驶系争车辆产生的交通违章处罚手续，并缴纳相应罚款和滞纳金；5.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合理支出1万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27日，被告车辆在委托原告进行检查维修过程中，因原告工作人员试车不慎发生车辆剐蹭意外事故，致被告车辆受损。双方就原告如何维修车辆受损部位、修复后如何补偿被告损失进行协商期间，原告出于善意，于被告车辆受损当日即主动向被告提供系争车辆，用于友好协商期间被告代步使用，双方签订了《特斯拉服务借用车辆协议》。双方经数月、多轮、多层面、多方式沟通后，在已经就最终维修和补偿方案达成口头一致、即将签订《和解协议》的情况下，被告出尔反尔，提出其他不合理要求，故双方最终未就被告车辆受损的纠纷处理达成一致。因此，原告于2019年5月13日以多种方式通知被告返还系争车辆，但被告拒不返还。被告占用车辆期间，发生两次交通违章。被告长期占用车辆且拒绝返还，损害原告对系争车辆的物权，也违反了双方签订的《特斯拉服务借用车辆协议》。审理中，因被告实际于2020年1月14日向原告返还系争车辆，并就系争车辆使用期间的两次交通违章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完毕，故原告撤回第1项和第4项诉讼请求，明确第2项诉讼请求为自2019年5月13日起至2020年1月14日止按每日1,500元计为367,500元。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双方未签订过《特斯拉服务借用车辆协议》，原告提供的协议是空白版本，实际双方也未就返还车辆的具体日期进行约定，因此原告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2019年2月27日自己的车辆被撞坏当天，原告工作人员张明虬称，“我借给你一辆车，先开起来，等将保险单拿过来，车修好了再还我。”自己的车辆被撞坏后，曾向特斯拉客服热线、特斯拉公司、宝山服务店都找过，但没人解决问题，原告既不维修，也对自己提供的解决方案不予答复，自己没办法就向媒体曝光整个过程。媒体曝光此事后一段时间，原告才与自己联系。联系中，原告的代理人表示维修期间提供代步车，同时将系争车辆取回，因原告给被告车辆造成的损坏，全部维修至原状。但实际上，当时双方签订的《委托修理合同》中第7条约定，如在监测、维修、路试以及为本人提供取送托修车辆服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或意外事件，本人授权特斯拉可依法使用托修车辆的相关强制或商业保险进行相应的定损、理赔、维修与争议解决，特斯拉无需承担该等保险范围内的任何责任。该约定是不合理的，原告损坏车辆后，没有及时通知自己，而是自己到店里才发现。双方至今未能达成一致，责任在原告。原告在《和解协议》中始终不肯承诺对七件损坏的零件进行更换，因此至今未能达成和解。系争车辆自己有权使用，因自有车辆被原告的宝山服务中心员工损坏，损坏后原告提供系争车辆供自己使用，交付的时候双方未订立协议，也没有约定返还时间。自己在与原告工作人员的沟通过程中，双方对返还系争车辆没有争议，原告称要来拖车，但一直也未拖走，未返还车辆的责任不在被告。其次，系争车辆交付的时候，原告并未告知车辆及轮毂状态，原告提供的空白的《特斯拉服务借用车辆协议》也没有任何相关条款约定。2020年1月14日返还系争车辆时，原告对车辆及证件、包括通过特斯拉救援更换下来的轮毂、轮胎进行了检查，也未提出异议。现原告提供的轮毂照片，无法确认就是系争车辆上的轮毂，即使是系争车辆的，也无法证明是被告故意损坏的，原告的亓明律师与被告在7月26日的电话沟通中曾表示过，只要不是故意损坏，与自己无关。最后，对于原告主张的合理支出1万元，该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2月27日，被告将其名下牌照号为沪ADXXX**的车辆送至原告宝山服务中心进行检查和更换减震器，双方签订了《委托修理合同》并约定当日交车。当日，原告工作人员驾驶该车辆试车确认过程中，不慎将该车右侧剐蹭造成损伤。原告提供其名下牌照号为沪ADXXX**的车辆(即系争车辆)供被告使用。之后双方就被告车辆的损坏维修、赔偿事宜多次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2019年4月7日，被告在驾驶使用系争车辆过程中，通过特斯拉救援更换一只轮毂、轮胎。2019年5月13日，原告通过微信要求被告配合返还系争车辆以便原告检查以及年检。5月30日，原告再次向被告表示后台发现系争车辆有报警，请配合返还作检修，车辆随时可能无法启动。被告则回复原告工作人员张明虬应将其在2019年2月27日、28日和3月1日多次答应提供的“车辆损坏的事故经过”和“车辆修理换件”书面材料尽快提供，并提供有安全保障的代步车更换2019年2月27日提供使用至今不安全且未通过年检的违法车辆(即系争车辆)，同时应提供书面道歉。“你对你自己(全责)在撞坏我的车辆后，诱骗妄取我的车辆保险单和身份证原件给你办理进保修理的行为，必须承担责任。”此后在2019年6月、7月，原告均多次向被告提出返还车辆的要求，但未果，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的证据和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1、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用以证明系争车辆系原告所有，是原告合法财产。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2、《委托修理合同》打印件，原件被被告盗取，用以证明被告车辆委托原告检修，系争车辆提供给被告的原因。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原件是自己取回的，但不是盗取。2月27日自己的车损坏后，与原告约好次日送保单过去。《委托修理合同》是2月27日签订的，约定当天交车，但该合同自己并没有，自己应该有一份，所以2月28日到宝山服务中心的时候找服务台索要了一份。3、《特斯拉服务借用车协议》打印件及被告盗取《委托修理合同》、《特斯拉服务借用车协议》的视频监控录像，原件被被告盗取，其中约定如被告违约不返还车辆将承担每日4,600元的违约金。被告对该证据不认可，其取得系争车辆时并未签订过该协议，自己更没有盗取过该协议。2月28日到被告处协商时，张明虬的办公桌前坐了一位女士，自己问她《委托修理合同》在哪里，她翻了一下，给自己看，然后发现是前一日签订的《委托修理合同》，就拿走了，该女士也没说什么，而且也没有《特斯拉服务借用车协议》。原告对此不认可，该女士是其员工，但不是售后工作人员，不清楚情况，是被告自行拿走协议的。4、2019年2月27日至6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车辆受损后，原告工作人员积极与被告沟通，协商修理与补偿事宜，但被告盗取《委托修理合同》、《特斯拉服务借用车协议》，污蔑原告工作人员骗保，拒不依法理性协商，并拒绝返还系争车辆。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内容。5、2019年5月21日的电子邮件，6月5日、10日、24日的短信沟通内容，证明原告多次告知被告系争车辆不能合法上路行驶，尽快返还车辆。被告称未收到过电子邮件，对短信真实性认可。6、《上海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原告于2019年6月18日到公安机关，就被告盗取前述维修合同的行为报案。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内容。7、2019年7月8日，原告催告被告返还车辆的电子邮件、挂号信(被告拒收退回)、短信。被告表示短信收到，其他未曾收到过。8、2019年7月8日、10日、18日，原告与被告的电话录音，原告向被告发送《情况说明及归还车辆催告函》后，屡次联系被告，但被告消极对待。被告对电话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未提供7月8日的录音。9、2019年7月26日、8月27日，原告工作人员亓明与被告的短信沟通，用以证明双方达成口头一致的情况下，被告出尔反尔、毫无诚信，提出违法、不合理要求，双方丧失和解基础。被告对短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内容。10、系争车辆屏幕截图、损坏的轮毂照片、特斯拉零件目录截图，用以证明系争车辆在被告使用期间损坏的轮毂及价值。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就是本案系争车辆的轮毂，照片显示裂缝在轮毂内侧，日常使用中不可能发现，原告也未证明轮毂损坏的原因是被告所致。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提供的证据和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2019年7月26日、7月30日被告与原告法务亓明的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8月2日被告与原告工作人员张明虬的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其中，7月26日的电话中，亓明称：因被告车辆在维修期间被原告技师刮伤，双方协商原告提供免费维修，不使用被告的保险，送一些补偿，但双方始终未能协商一致，期间原告提供一辆免费的代步车。但这是两件事情，双方对车辆维修未达成一致，但代步车需要返还。被告表示：代步车的说法，是第一次听说。当时是张明虬说借车给自己先开起来，等次日把保险和身份证原件拿过来，车修好以后，再还车。张明虬当时也从未提及该车是代步车。被告同时要求原告赔礼道歉并尽快归还自己的车辆。亓明询问是否需要维修。被告称修好也可以，不修也可以。亓明提出方案，即原厂标准免费维修、更换零件，给予被告补偿，被告尽快返还代步车。不管是没电还是逾期未年检，原告派人拉回来。如果被告能接受，原告就尽快安排、维修车辆。被告表示可以配合还车。之后双方就协议内容协商，被告提及“这个车(被告自有车辆)被你们扣了5个月了，你为什么不能提供我这辆车呢，原来为什么提供这辆车(即系争车辆)呢？”亓明答复“原来提供车，是因为您这个车撞了，双方肯定要协商维修嘛，善意的一个提供……把协议签好以后，您同意我们开始修，同时我们给您提供另一个代步车，然后把那个车拿回来，这没问题吧……”被告称“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同意你们修了，然后你提供一辆代步车，然后再去取那辆车(即系争车辆)”，亓明答复“对呀，这同步的嘛，前提是我们要达成一致，您同意我们开始修车，然后同意了，我们签好协议……”8月2日的电话中，张明虬称收到亓明律师转述，被告同意返还代步车，原告带协议过来同时提供新的代步车。被告则表示不清楚协议，没看过协议内容。该证据证明对于返还系争车辆，双方没有争议，亓明表示达成维修协议后，提供一辆代步车，并拖走系争车辆。但张明虬之前承诺的更换七个受损零件的说法始终没有写在书面协议里，双方为此未能签订协议，系争车辆就一直在被告处了。7月30日的录音也佐证双方就返还车辆没争议，主要是就维修损坏车辆进行沟通，形成基本框架，但细节未达成一致。8月2日的录音中被告同意返还系争车辆，但张明虬所述与亓明的承诺不一致。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当时原告已经明确要求被告还车，双方协商过但未达成一致，是被告拖延导致车辆迟迟未返还。对于被告同意维修、签订协议、原告提供代步车、取回系争车辆的方案，是双方协商过程中提及的，未达成合意，不能改变被告非法占有系争车辆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是否签订过《特斯拉服务借用车协议》？2、被告占有、使用系争车辆是否属于违约，是否应支付违约金并赔偿轮毂损失？首先，原告主张双方签订了《特斯拉服务借用车协议》，但被被告盗取，对此原告仅提供了空白的协议样本和监控视频，前述证据无法佐证双方曾签订过协议，仅依据视频也无法判定被告取走的是《特斯拉服务借用车协议》。因此，原告的说法本院难以采信。其次，双方于2019年2月27日签订《委托修理合同》并约定当天交车，然原告未能按约履行并不慎损坏被告车辆。次日，被告即从原告宝山服务中心处将系争车辆开走，对此原告亦无异议。由此可见，自2019年2月28日至原告主张的5月13日前，系争车辆系原告自愿提供给被告使用。原告称5月13日起要求被告返还车辆，被告拒不返还违反合同约定，该说法依据不足，析之如下：一方面双方并未约定系争车辆的返还时间，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原告之所以提供系争车辆是因为其违反《委托修理合同》约定并损坏被告车辆在先，其于5月13日要求被告返还车辆时，既未就其造成的被告车辆损坏进行维修，又未向被告返还车辆，现又主张被告违约，本院难以支持。同时，在双方7月26日的电话录音中，被告称“这个车(即被告车辆)被你们扣了5个月了，你为什么不能提供我这辆车(即系争车辆)呢，原来为什么提供这辆车呢？”原告的亓明答复“原来提供车，是因为您这个车撞了，双方肯定要协商维修嘛，善意的一个提供……”，由此可见，系争车辆是原告为弥补其过错而提供给被告。此后原告也主动提出了“维修车辆—提供代步车—取回系争车辆”的解决方案，由此更可以佐证系争车辆由被告占有、使用是原告知晓并同意的，是原告因损坏被告车辆自行作出损失赔偿的一种方式，而非基于原告主张的《特斯拉服务借用车协议》。综上，原告在未能修复并交还被告车辆的情况下，向被告主张系争车辆的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对于轮毂损失，原告在更换轮毂和接收系争车辆时均未提出过，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损坏的轮毂属于系争车辆使用，也未能证明该损坏系被告故意行为所致，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合理支出1万元，原告并未证明该金额构成，双方对此亦无约定，故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65.60元，减半收取为3,582.8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海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练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