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再6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福州市兴阅图书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牛眠山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47661839635。法定代表人：庄宝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青，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瑶，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广东太阳花书业发展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甘李工业园甘李六路**中海信创新产业城**703、704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0038318H。法定代表人：李静，法务部主任。再审申请人福州市兴阅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兴阅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东太阳花书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太阳花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4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9）粤03民申50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福州兴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青、广东太阳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州兴阅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审法院送达程序错误，剥夺了福州兴阅公司的辩论权利。（一）福州兴阅公司的注册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牛眠山巷46号3层10室”，一审法院邮寄送达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文书的专递邮件上，将福州兴阅公司的地址误写为“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牛眠山巷46号3层14”，导致福州兴阅公司未收到相关诉讼文书。（二）《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改进人民法院公告发布工作的通知》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应统一在《人民法院报》刊登法院公告，一审法院在《法制文萃报》刊登公告，违背了便利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及时有效查询了解公告、促进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初衷。（三）一审法院未将一审判决书邮寄送达给福州兴阅公司，也无公告一审判决。二、广东太阳花公司一审提交的《对账单》是伪造的。该《对账单》为电子版打印件，未提供原件，其真实性无法核实。经福州兴阅公司向“何某平”核实，“何某平”称该《对账单》所载数额不实并否认其曾在该《对账单》上签字和加盖手印。另外，该《对账单》显示，2013年9月20日至2016年12月9日近3年期间，福州兴阅公司仅结款3153.5元，广东太阳花公司一直保持供货却从未催款，明显与交易习惯不符。三、一审判决认定“广东太阳花公司向福州兴阅公司供应图书，福州兴阅公司未付清货款”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根据双方于2015年7月27日签订的《图书供销合同》约定收货人为“何彩明”，收货时应在送货单上签名或盖章。但广东太阳花公司并未提供收货人“何彩明”确认或签收的货物运单。（二）双方于2016年12月13日续签的《图书供销合同》，该合同落款处仅有“何某平”签字，并无福州兴阅公司盖章，该合同未成立。（三）广东太阳花公司主张其向福州兴阅公司供应图书14批次，但广东太阳花公司提供的批销单均为其单方制作，未经福州兴阅公司确认。且，2016年3月7日，广东太阳花公司名称已由“深圳市太阳花书业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广东太阳花书业发展有限公司”，但其一审提交的2016年3月7日更名前的9份批销单抬头均为更名后的名称“广东太阳花书业发展有限公司”，或为伪造。（四）所有批销单对应的货物运单均模糊不清，无法与批销单相匹配，进而无法确认货物的实际价值。四、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一审判决。（一）福州兴阅公司再审提交了4份汇款凭证，证明其于2014年12月30日、2015年11月30日、2016年3月31日、2017年1月3日分别向广东太阳花公司汇款2000元、共计汇款8000元。一审判决认定福州兴阅公司汇款仅3153.5元是错误的。（二）福州兴阅公司再审提交了3份退货单及物流凭证，共计退货24019.68元，与广东太阳花公司一审自认的退货金额不一致。五、一审判决福州兴阅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金额远低于广东太阳花公司诉讼请求的金额，但判决诉讼费却全部由福州兴阅公司承担，明显有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广东太阳花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广东太阳花公司答辩称，一、福州兴阅公司否认其负责人何某平签字并摁手印的《客户对账单》，属故意歪曲事实，作虚假陈述。（一）双方签署的《图书供销合同》第二十四条明确约定“双方对账可通过传真、网络（邮箱或QQ）或其他方式进行”，《对账单》备注栏也特意说明“该客户对账单为电子版提供，双方均确认真实有效”，故《对账单》无原件是符合合同约定的。（二）广东太阳花公司再审提交的其于2014年1月出具的加盖有福州兴阅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对账单》，证明有10批次货物未结金额，与广东太阳花公司一审提交的福州兴阅公司于2016年12月出具的《对账单》完全相同。广东太阳花公司再审提交的《电子数据公证书》第13页对未结金额、差异调整原因等信息也与2016年12月《对账单》信息吻合。《电子数据公证书》第48页还进一步印证了福州兴阅公司欠货款4万多的事实。2016年12月9日的《对账单》上的欠款35471.7元，加上2017年2月9日采购图书欠款7030.5元，合计为42502.2元。（三）福州兴阅公司在2016年12月9日对账之前汇款4次共计8000元，广东太阳花公司确认收到。在《对账单》第1页右上角已备注“总结算金额为8000元”。福州兴阅公司于2017年1月3日汇款2000元，属于该《对账单》第1页第5栏“已结金额3153.5元”中的欠款，在签署该《对账单》时，福州兴阅公司表示会尽快先付3153.5元，但其一直拖到2017年1月3日才付该2000元。（四）福州兴阅公司的负责人何某平否认其在《对账单》上签字合摁手印。但是，福州兴阅公司于2014年1月出具的加盖有福州兴阅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对账单》，以及2015年12月23日出具的《对账单》上均有“何某平”签名，双方签订的《图书供销合同》落款处也有“何某平”的签名，经比对，上述“何某平”签名与2016年12月9日《对账单》上“何某平”签名字体、字形完全一致。二、关于图书批销单上的广东太阳花公司名称问题，广东太阳花公司于2016年3月7日由“深圳市太阳花书业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广东太阳花书业发展有限公司”后，图书供货管理系统其主体名称随之变更，但图书批销单所载其他信息如书名、定价、数量、码洋、实洋等信息是无法改变的。广东太阳花公司一审提交的图书批销单是起诉前从图书供货管理系统打印而来，不是图书托运时送达给福州兴阅公司的原始单据，所以图书批销单抬头是更名后的主体名称。图书批销单与第三方物流公司的“货物运单”上所载明的“货物名称”、“重量”、“托运日期”、“保价金额”等信息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广东太阳花公司确实给福州兴阅公司批销图书的事实。三、关于货物运单，货物运单上虽没有记载图书的册数、价值，但货物运单记载有货物的数量（件数）、送货日期等信息，这与其他的证据如《对账单》、《电子数据公证书》中记载的欠款、采购信息等可以相互印证。四、关于福州兴阅公司主张双方于2016年12月13日续签的《图书供销合同》未成立，该合同落款处有“何某平”签名摁手印。签约后，福州兴阅公司于2017年2月9日向广东太阳花公司采购了7030.5元的图书，该合同真实有效并已实际履行，具有法律效力。五、关于福州兴阅公司再审提交的3份退货单及物流凭证，退货时间为2014年4月9日、2015年3月27日的两份退货单，其收货地址为“广东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红石桥工业区鸿昌织业工厂C栋二楼”，不是广东太阳花公司的地址，该两份退货单及物流凭证实是伪造的。2016年12月9日《对账单》上确有两笔退货，金额分别为3661.5元、4463.5元。但是，该对账单第1页明确注明“这是根据批销生存的退货单”、“调整后未结金额栏为0”，该3661.5元退货事实上是错误冲红，不是真实退货，4463.5元退货则已在对《账单上》欠款中进行了核减。另外，广东太阳花公司确认在2017年4月21日收到12445.48元的退货。六、福州兴阅公司拖欠货款是事实，福州兴阅公司拖欠货款的行为违背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一审判决福州兴阅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是正确的。综上，请求驳回福州兴阅公司的再审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广东太阳花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福州兴阅公司支付广东太阳花公司所欠货款30056.72元；2、福州兴阅公司支付广东太阳花公司延迟支付货款的违约金72601.6元；3、本案诉讼费及因本案产生的其他合理费用均由福州兴阅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广东太阳花公司与福州兴阅公司于2015年7月27日（注：福州兴阅公司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15日）签订了《图书供销合同》，合同起止日期为2015年7月15日至2016年7月15日；在合同第六项结算处约定了双方采用发货实洋的方式结算，结算账期为3个月等内容。广东太阳花公司分批次向福州兴阅公司供货，发货单号分别为PF15081400000004(1677元)、PF15111600000001（3575元）、PF15123000000003（4204.50元，双方于2016年12月9日确认的对账单核减至4073.7元）等八批货，该八批货物的实洋为30022.50元（批销数量*图书定价*折扣率），福州兴阅公司向广东太阳花公司的退货实洋为4463.5元，核减退货的实洋后，实际欠款实洋为25559.20元。双方在2015年7月27日签订合同之前，福州兴阅公司所欠的货款实洋也未支付给广东太阳花公司，发货单号如下：PF13092000000017(4441.6元)、PF14011900000001（1188元）、PF14022700000041（2357.8元）、PF14072500000001（4070.8元）、PF1410600000001（1008元），其中已结3153.5元，故福州兴阅公司欠广东太阳花公司9912.7元。双方于2016年12月9日进行对账，确认福州兴阅公司对2015年7月27日至2016年7月15日期间受到的八批货物总实洋为30022.5元，退货实洋4463.5元，以及在2015年7月27日签订合同之前，所欠的五批货款实洋9912.7元进行了确认，福州兴阅公司公司的原法人代表何某平对此进行了确认，也在该对账单上签字并摁手印。在此对账单上双方确认欠款金额为35471.7元。上述合同于2016年7月15日到期，双方于2016年12月13日（广东太阳花公司签订日期为2016年12月27日）又续签了一份《图书供销合同》，合同有效期是2016年12月15日至2017年12月14日。其余内容同双方所签第一次《图书供销合同》一致。签约后，广东太阳花公司向福州兴阅公司再次供货一批，单号为PF17020900000007，发货实洋为7030.5元。之后。因福州兴阅公司一直拖欠货款，广东太阳花公司依据双方合同约定停止向福州兴阅公司公司供货，2017年4月21日，福州兴阅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擅自向广东太阳花公司退货实洋为12445.48元。自起诉之日。福州兴阅公司仍欠广东太阳花公司货款30056.72元（35471.7元-12445.48元+7030.5元＝30056.72）。一审法院认为，广东太阳花公司销售图书给福州兴阅公司，福州兴阅公司支付货款，双方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应予以保护。广东太阳花公司按照福州兴阅公司要求给福州兴阅公司供应了图书，福州兴阅公司未依约付清货款，履行应付义务。对广东太阳花公司要求福州兴阅公司支付货款30056.72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于广东太阳花公司所主张的要求福州兴阅公司支付迟延支付货款违约金72601.6元的请求，对于该院支持的差额部分，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福州兴阅公司向广东太阳花公司支付货款30056.72元，并按万分之五即15.03元/日的标准支付从2017年5月10日起至福州兴阅公司付清货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二、驳回广东太阳花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54元（广东太阳花公司已预交），由福州兴阅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另查明以下事实：一、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牛眠山巷46号3层14”地址邮寄送达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文书，并记载了福州兴阅公司的联系电话“0591-833×****”、“135××××****”。该邮件被退回的《该退批条》上记载“收件人拒收、退回原寄局”。再审庭审中，福州兴阅公司确认“0591-833××××1”为公司原办公电话、“135××******”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手机号码，但辩称未接到电话通知。二、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在法制文萃报上向福州兴阅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三、广东太阳花公司与福州兴阅公司于2015年7月27日签订的《图书供销合同》上加盖有双方公司公章，双方对该合同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四、双方于2016年12月13日续签的《图书供销合同》落款“福州兴阅公司法人或代表人”处有“何某平”签名及指印，福州兴阅公司对该合同真实性不持异议。五、福州兴阅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2015年11月30日、2016年3月31日、2017年1月3日分别向广东太阳花公司汇款2000元、共计汇款8000元。六、2016年12月9日《对账单》右上角标注“总结算金额8000元”，该对账单客户确认处有“何某平”签名及指印。七、广东太阳花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双方纠纷之前2013年、2015年的两份《对账单》，2013年《对账单》上加盖有福州兴阅公司公章及“何某平”签名，2015年《对账单》上有“何某平”签名，福州兴阅公司对该两份《对账单》不予确认。八、再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2017年时福州兴阅公司曾向广东太阳花公司退货，但双方对退货次数及金额存在争议。广东太阳花一审时自认其于2017年4月收到广东太阳花公司一批价值12445.48元的退货；福州兴阅公司主张其分别于2017年3月、4月向广东太阳花公司退货两批，金额分别为15894.68元与12445.48元。福州兴阅公司再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一份2017年的退货邮单，广东太阳花公司确认收到该批退货。本院告知福州兴阅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其主张的另一批退货的退货单等证据，其未向本院补充提交。本院再审认为，首先，关于一审法院送达程序，一审法院向福州兴阅公司邮寄送达诉讼文书时，虽将该公司的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牛眠山巷46号3层10室”误写为“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牛眠山巷46号3层14”。但是，除公司地址外，一审法院还正确填写了福州兴阅公司的办公电话及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手机号码，且该邮件系因福州兴阅公司拒收导致被退回。之后，一审法院依法对福州兴阅公司进行了公告送达。一审法院邮寄送达时因书写笔误而存在送达瑕疵，但该瑕疵不足以福州兴阅公司的诉讼权利被剥夺，福州兴阅公司主张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本案的实体处理，福州兴阅公司与广东太阳花公司之间长期存在图书供销合同关系，双方2015年7月27日签订的《图书供销合同》到期后，于2016年12月13日续签了《图书供销合同》，该续签合同上“福州兴阅公司法人或代表人”处有“何某平”签名及指印，福州兴阅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广东太阳花公司另外还提交了双方之前2013年、2015年的两份《对账单》，均有“何某平”签字，其中2013年《对账单》上还加盖有福州兴阅公司财务专用章，福州兴阅公司对该两份《对账单》虽不予确认，但未提出任何合理理由，也未申请对福州兴阅公司财务专用章进行司法鉴定。综合双方之前的交易模式和习惯来看，“何某平”一直代表福州兴阅公司在相关合同、《对账单》上签名。涉案2016年12月9日的《对账单》上同样有“何某平”签名及指印，福州兴阅公司再审中否认该《对账单》真实性，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推翻该《对账单》，本院不予采纳。福州兴阅公司主张其于2014年12月30日、2015年11月30日、2016年3月31日、2017年1月3日分四次向广东太阳花公司汇款2000元、共计汇款8000元，广东太阳花公司确认收到该款，上述汇款与《对账单》标注的“总结算金额8000元”数额吻合，经核算《对账单》上记载的各笔款项，该8000元在《对账单》中已进行了抵扣、结算，一审判决依据《对账单》认定截至结算之日福州兴阅公司欠款为35471.7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该《对账单》之后，双方续签合同并继续交易。福州兴阅公司对续约后广东太阳花公司供货金额7030.5元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福州兴阅公司再审中主张2017年时其向福州兴阅公司退货两次，但仅提交了一份送货单，经本院告知后其仍未补充提交其主张的另一批退货的退货单等证据，故福州兴阅公司主张2017年退货两次，缺乏证据，本院不予采信。鉴于福州兴阅公司再审提交的退货单上未显示退货金额，一审判决认定福州兴阅公司2017年向广东太阳花公司退货金额12445.48元，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确认。综上，福州兴阅公司尚欠广东太阳花公司30056.72元货款，一审判决以30056.72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即15.03元/日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福州兴阅公司的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虽有瑕疵，但实体处理正确。需要指出的是，一审判决在第一判项中未明确付款期限，本院再审予以补充，一审判决对诉讼费负担处理有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46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福州市兴阅图书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太阳花书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0056.72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30056.72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即15.03元/日的标准，从2017年5月10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维持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461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54元（广东太阳花书业发展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广东太阳花书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福州市兴阅图书有限公司分别负担1177元，福州市兴阅图书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广东太阳花书业发展有限公司1177元；再审案件受理费2354元（福州市兴阅图书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广东太阳花书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福州市兴阅图书有限公司分别负担1177元，广东太阳花书业发展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给福州市兴阅图书有限公司117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力审判员 蔡劲峰审判员 刘 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姜瑞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