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民终21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莒南县沅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莒南县坊前镇北高庄一村000605。 法定代表人：聂昌信，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霞，山东方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芹，女，1980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南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东，男，1968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婉玉，山东三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琳。 上诉人莒南县沅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沅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立芹、王晓东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7民初37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沅沣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驳回张立芹一审所提的诉讼请求；2.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张立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的被保全房产系王晓东的婚前个人财产。首先，涉案的被保全房产系王晓东的婚前个人财产，该楼房系拆迁老房的还建安置楼房，王晓东于婚前2008年8月2日通过拆迁方式取得该楼房，对此，通过我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调取于莒南县国有资产运营中心的《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足以证实。而张立芹、王晓东的结婚登记时间为2009年4月3日，涉案的被保全房产取得于王晓东与张立芹的婚姻关系登记之前，足以证实涉案被查封房产系王晓东的婚前个人财产。二、一审判决认定我公司对王晓东享有的债权请求权晚于张立芹对案涉房产的请求权是错误的。王晓东向我公司所借款项形成于张立芹、王晓东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我公司依据王晓东于2018年8月19日与我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向王晓东提起诉讼主张借款33万元。该《借款协议书》的签订时间虽然是2018年8月19日，但该借款协议中的33万元实际是由两部分借款构成，其中20万元借款系王晓东于2015年12月16日自我公司会计李宁处所借，另外13万元借款系王晓东于2015年6月向我公司购房楼房的借款。经我公司多次向王晓东催要以上两笔借款，后王晓东于2018年8月19日与我公司就以上两笔债务在重新确认后另行签订了前述《借款协议书》。对于王晓东在《借款协议书》的借款实际形成时间，莒南县人民法院已在我公司向王晓东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019鲁13**民初2525号）的判决书中给予确认，我公司对王晓东享有的债权请求权均形成于2015年度，我公司的请求权与张立芹的请求权相比较，我公司的请求权成立在前，张立芹的请求权成立在后，显然我公司在请求权时间方面具有优先性。张立芹与王晓东存在通过离婚协议转移房产、逃避债务之嫌疑。一审法院却无视本案事实，对于张立芹的请求权给予保护显失公允，认定我公司对王晓东享有的债权请求权晚于张立芹对案涉房产的请求权实属错误。三、一审判决关于两种请求权的性质方面认定有误。一审判决认定张立芹享有的是对案涉房产要求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而我公司享有的是针对王晓东的一般金钱债权，并认定我公司的金钱债权请求权与张立芹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权比较，在性质和内容上亦不具有优先性，上述认定实属错误。本案中，从两种请求权的性质来看，张立芹对王晓东享有基于离婚协议的赠与行为而形成的债权请求权，我公司所享有的是基于与王晓东之间民间借贷之债的债权请求权，在形式上均属于债权范畴，两种债权均为平等性质，不存在优先与否。四、张立芹、王晓东恶意串通，借离婚转移房产，将权利集中分配于一方而将义务集中分配于另一方的约定用以逃避债务履行的行为是无效的。张立芹、王晓东在明知家庭债务尚未清偿的情况下，双方故意于2018年7月3日协议离婚，约定将本属于王晓东所有的婚前个人房产无偿赠与给张立芹，所有债务均由王晓东偿还，债务与张立芹无关，这种权利集中分配于一方而将义务集中分配于另一方的约定明显是为了逃避债务、规避执行。此种规避执行的行为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应予以惩戒。并且离婚协议仅是其夫妻二人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我公司的债权。法院对张立芹的执行异议所做的执行裁定中，也基于此才裁定驳回张立芹的执行异议，裁定结果完全正确。关于张立芹、王晓东存在恶意串通除以上方面的体现外，还体现在张立芹、王晓东的委托代理人方面，在我公司起诉王晓东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王晓东的委托代理人是本案代理人刘军樱，而在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张立芹的委托代理人仍然是刘军樱，同一代理人在两个互相关联的案件中代理有利害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同样也反映了张立芹、王晓东在离婚中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主观故意。且张立芹在起诉状中自认地址系“莒南县”，而所列的王晓东的地址即为案涉楼房房号，按照张立芹主张王晓东住在涉案楼房内的这一事实，就代表张立芹、王晓东虽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涉案楼房无偿给予张立芹，但双方在事实上没有按照《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双方所做的离婚财产分配约定仅仅是徒有一纸形式而已。张立芹、王晓东借离婚转移房产，逃避债务的履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王晓东离婚时将婚前个人房产无偿赠与其妻张立芹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五、离婚协议书并非法定的物权变更的法律文件，不能变更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房屋权属登记是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能，是国家在法律意义上明确房屋产权的归属，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张立芹、王晓东虽然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案涉房产归张立芹所有，但民政部门不是不动产变更登记部门，即使离婚协议书在民政部门备案，但民政部门的备案效力不足以对抗物权法中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须经登记才能生效的规定，也不能达到物权设立、变动的公示效力。并且该份离婚协议书的权利义务极不对等，其真实目的有待考证，双方涉嫌恶意串通转移房产、逃避债务。六、涉案被保全房产至今仍在王晓东名下，没有办理变更登记。王晓东自婚前取得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后，从未对该房产办理所有权登记变更手续，虽然张立芹、王晓东离婚时约定案涉房产归张立芹所有，但房屋登记人一直为王晓东，且张立芹对涉案房产也事实上也没有实际占有，本案执行异议所审查的标的物是房产，应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确认房产所有权人及变动等相关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关于“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以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张立芹并非涉案被保全房产的所有人，离婚协议书不具有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亦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张立芹对案涉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张立芹、王晓东在本案中存在恶意串通假借离婚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一审法院的判决实属对老赖欠债不还行为的纵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王晓东辩称，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张立芹未做答辩。 张立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莒南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7民初2525号民事裁定书查封的位于莒南县××小区××号楼××单元××室楼房归张立芹所有，并解除对该房屋的保全措施；2.本案诉讼费由沅沣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8月2日，王晓东与莒南县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就涉案保全房屋签订编号为Ｃ-228《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并经莒南县十字路镇永泰居民委员会见证。2018年7月3日，张立芹与王晓东在莒南县民政局登记离婚，双方约定莒南县阳光花园小区19号楼2单元501室归女方所有，所有债务归男方偿还，与女方无关。2018年8月19日，王晓东与沅沣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一份。2019年4月26日，莒南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沅沣公司与王晓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时，依沅沣公司申请，作出（2019）鲁1327民初2525号财产保全裁定书，对王晓东所有的莒南县××小区××号楼××单元××室楼房××予以查封。张立芹提出复议，一审法院作出了（2019）鲁1327民初2525号之一裁定书驳回了张立芹的复议，张立芹遂以案外人身份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张立芹能否确认为案涉房产所有权人；张立芹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关于张立芹能否确认为案涉房产所有权人。张立芹与王晓东于2018年7月3日协议离婚时，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莒南县阳光花园小区19号楼2单元501室归女方所有”，该《离婚协议书》上加盖了莒南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说明案涉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的分割经过了民政部门的备案，无证据证明该离婚协议系虚假或伪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张立芹、王晓东针对案涉房产分割达成的前述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案涉房产并未办理所有权登记变更手续，目前仍登记在王晓东名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关于“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仅凭案涉离婚协议无法发生讼争房产物权变动效力。但张立芹可基于离婚协议对案涉房产归属的约定，向相关登记机关请求变更登记其为房产所有权人，该请求能否实现，取决于是否有足以阻止该变更登记的情形发生，如集体小产权安置楼房是否能够进行变更登记等。因此，现阶段张立芹对案涉房产仅享有请求相关登记机关进行所有权人变更的权利，尚不具备直接确认其享有所有权的基础和条件，一审法院对张立芹请求确认对案涉房产享有所有权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张立芹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张立芹虽不能直接确认为案涉房产所有权人，但其对该房产享有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该请求权可以排除人民法院根据沅沣建筑的申请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理由是：一方面，从两种请求权产生的时间来看，张立芹对案涉房产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18年7月3日其与王晓东签订的离婚协议产生，而沅沣建筑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18年8月19日王晓东出具的《借款协议书》产生。张立芹的请求权成立在前，沅沣建筑的请求权与张立芹的请求权相比较，在时间上不具有优先性。另一方面，从两种请求权的性质和内容来看，张立芹享有的是针对案涉房产要求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而沅沣建筑享有的是针对王晓东的一般金钱债权，该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案涉房产公示的信赖而产生。具体而言，王晓东向沅沣建筑借款时，未将案涉房产设定为抵押担保物，沅沣建筑亦并非基于王晓东名下登记有案涉房产而同意向其提供借款。因而，沅沣建筑的金钱债权请求权与张立芹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权比较，在性质和内容上亦不具有优先性。故张立芹关于停止对案涉房产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张立芹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停止对位于莒南县××小区××号楼××单元××室楼房的强制执行；二、驳回张立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张立芹负担2150元，由被告莒南县沅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150元。 二审期间，沅沣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以下证据：莒南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7民初252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实：本案借款实际形成时间为2015年度，上诉人公司请求权成立在前。并且案涉债务发生在被上诉人王晓东与张立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王晓东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书被上诉人已经提起上诉，此证据不是最终判决，不具有法律效力。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判决书已经提起上诉，该判决书并非生效判决，对上诉人以此主张其全部债权请求权形成于二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张立芹对案涉争议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综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举证、质证意见、庭审陈述，可以认定，案涉房屋原系王晓东于2008年与村委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拆迁还建所得。2018年7月3日，王晓东与张立芹协议离婚，将该房屋分割给张立芹所有，张立芹称已在村集体办理变更登记。故张立芹自双方离婚协议签订时即享有对该房屋的要求确认登记的请求权。而沅沣公司虽主张其与王晓东的部分债务发生于二被上诉人离婚之前，但沅沣公司实际与王晓东就双方债权债务进行确认并主张权利均发生于二被上诉人协议离婚之后，且莒南县人民法院进行查封亦发生于二被上诉人协议离婚之后，故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张立芹的请求权形成在先、权利性质优先为由确认张立芹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沅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莒南县沅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法宝 审判员  田开玉 审判员  姚玉蕊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