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9民终2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1，男，汉族，1966年12月7日生，湖北省仙桃市人，现在外打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某，北京市翔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凯富乐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忻府区合索乡西呼延村。法定代表人：杜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2，山西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某1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凯富乐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富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20）晋0902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某，被上诉人凯富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1上诉请求：撤销（2020）晋0902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事实与理由：（2020）晋0902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称：“原审判决）第5页倒数第二行称：“孔祥茂等人在张某下落不明，凯富乐公司正值开业之初急需技术人员及生产人员的情况下，以停工停产、变卖机器等为由，与凯富乐公司签订《关于凯富乐公司与张某工人协商办法》，要求凯富乐公司承担公司成立之前张某所欠工人工资显失公平且2018年9月孔祥茂等人已离开了凯富乐公司，如继续履行，凯富乐公司将代他人承担巨额债务，使公司利益受到巨大损害。故凯富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撤销之诉符合《合同法》相关规定，本院对其诉请予以支持。”原审判决的上述认为（定）是自相矛盾、完全错误的。首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凯富乐公司（以下简称“被上诉人）自2017年9月12日就已经成立，并且营业期限也是自2017年9月12日开始起算。因此，2018年5月左右并不是被上诉人所谓正值开业之初，而是已经开业8个多月之久了。张某代被上诉人书写欠据所欠金额，是被上诉人成立之后所欠的工人工资，原审判决认定错误；其次，被上诉人称张某租用被上诉人旧厂房自行生产，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也不是事实，因为从2017年9月12日起，张某就已经是被上诉人的监事了，并且被上诉人也根本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张某租赁被上诉人旧厂房单独自行生产的任何证据。所以上诉人及孔祥茂等人于2018年5月17日之前提供的劳动只能是向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再次，如果上诉人及孔祥茂等人在2018年5月17日之前，是在为张某提供劳动，那么上诉人及孔祥茂等人停工停产、变卖机器停的是张某的产，变卖的是属于张某的机器，与被上诉人有任何关系吗？因此，正常的逻辑思维只能是:上诉人及孔祥茂等人在2018年5月17日之前是在利用属于被上诉人所有的机器，在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动。而被上诉人正是为了避免自己所生产的产品停产，为了避免属于被上诉人自己的机器被变卖，才与上诉人及孔祥茂等人签订了《关于凯富乐公司与张某工人协商办法》（以下简称:“协商办法”）最后，被上诉人作为企业法人，相对于被雇佣的农民工，是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如果说上诉人胁迫被上诉人，只可能是上诉人扬言要卖掉属于被上诉人的机器，停掉被上诉人正在为他人生产的产品，会造成被上诉人对他人的违约，造成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才有可能对被上诉人“胁迫”成功！而如果上诉人及孔祥茂等人是卖掉属于张某所有的机器，停止为张某提供的劳动，停张某的工，对被上诉人根本起不到胁迫的作用，被上诉人不可能连这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明白！因此被上诉人也就根本不可能被欺诈！迫使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孔祥茂等人签署“协商办法”唯一的可能，就是被上诉人是为保护其自身利益，才最终与上诉人及孔祥茂等人签订了“协商办法”。基于上述事实，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及孔祥茂等人于2018年9月下旬拒绝再为被上诉人工作，完全是因为被上诉人拒绝履行“协商办法”，拒绝支付此前张某代被上诉人向孔祥茂等人所书写欠条所欠工资而造成。如果孔祥茂等人按时领取到协商办法约定的拖欠工资，从而继续在被上诉人处工作。被上诉人也就无法编造出所谓被欺诈、被胁迫的谎言。为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以维护上诉人作为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凯富乐公司辩称，一、关于答辩人是否受胁迫而签订《协商办法》的问题。上诉状称:“如果上诉人在签协议前是在为张某提供劳动，那么上诉人等人停产停的是张某的产，机器是张的机器，与被上诉人无关。该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上诉人一伙见张某跑路不见踪影后，从旧车间闯入被上诉人的新车间，扬言要阻拦答辩人的生产，变卖答辩人的新机器，并非是要停张某的产，当时张某已经跑路，停他工厂的产明显不会产生胁迫的效果，上诉人是通过阻拦答辩人的生产、变卖答辩人的新机器来强行达成协议的。可见上诉人这些推断分析是不能成立的。关于停产闹事的对象是谁？可从一审开庭数个证人证言得到证实，上诉人胁迫手段证据是充分的。二、关于张某所欠工人工资是否是答辩人公司拖欠的问题，以及协议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上诉状称，答辩人公司自2017年9月12日成立并开始经营生产，并非2018年5月17日才开始生产。该说法与在案大量证据相矛盾，一审庭审中负责承包建厂施工的包工头已经出庭作证，还有车间施工资料可以证明工厂竣工情况，《协商办法》第2条指出上诉人与我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从2018年5月17日才开始，还有别的民工已作证证明我公司从2017年8月建厂直至2018年5月才竣工开业。上诉状的这一说法明显不符合事实且缺乏证据支持。其次，从张某书写的欠条内容看，这些工资是张某拖欠2016年至2017年的工资，当时我方公司尚未设立，明显这些工资与我公司无关。这几个上诉人在找不到债务人的情况，以当时张某是我公司聘用的高管为由，逼迫我公司代张某支付数十万元拖欠工资，明显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明显属于显失公平的合同，依法应当撤销。再次，上诉状所称张某是代我公司书写欠条，并说是我公司成立之后公司所欠工人工资，该说法根本不值一驳。事实上，我公司从未让张某雇佣这些民工，更没有让他代写欠条。上诉人所谓我公司让张代写欠条的委托手续何在？证据是什么？他既不是股东，又不是法定代表人，是无权代表公司立欠条的。况且协议题目《关于凯富乐公司与张某工人协商办法》已经说明这些工人原本并不是我公司雇佣的工人，而是张某雇佣的工人。三、答辩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凯富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撤销2018年5月17日（原告当庭更正为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关于凯富乐公司与张某工人协商办法》；2、诉讼费用由被告马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孔祥茂等七人为木工，多年受张某雇佣工作，张某在北京、保定等地开设工厂，2017年9月孔祥茂等人跟随张某携带部分生产设备来到忻府区工厂打工，工作地点在张某租用的合索乡旧厂房内，用工期间张某拖欠了部分工人的工资。2018年2月5日，张某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罗志军、陈艳梅工资款肆万柒仟元”，“今欠刘珍想、马某1陆万柒仟元整”，2018年2月7日张某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高福生、梦圆工资款叁万伍仟元整。”2018年3月17日张某出具“欠款说明”，内容为“今欠孔祥茂款项如下，一、2015年代支出款项，沙子、高速费加油等单据遗失合计9000元，二、2017年工资欠款合计61100元，第一项+第二项合计金额70100元。本人承诺尽快支付上述欠款（分批）最迟还款日期2018年8月1日前。”“今欠孔祥平2017年工资38390元，本人承诺将会尽快还清此欠款最迟于2018年7月1日前分批还清。”2017年9月12日，凯富乐公司核准注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赵一帆，股东成员为张享庭、杜某、赵一帆、邓冉、马狄，张某为公司监事。2018年5月21日，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杜某。2018年5月，凯富乐公司新建厂房开始投入生产，在此期间因张某下落不明，孔祥茂等人多方查找无果，以凯富乐公司不给付工资则停工、变卖机器等事由与公司发生纠纷。2018年5月16日，凯富乐公司与马某1签订《关于凯富乐公司与张某工人协商办法》，内容为“甲方：山西凯富乐家具有限公司负责人：杜某乙方：马某1经双方协商，甲方出于自愿，以后的合作本着互助互利、诚实守信的原则达成如下办法：一、甲方负责：1.暂时借给乙方所借款以后发工资扣减生活费，以解决部分工人的生活问题。2.发放张某2018年3月至2018年5月10日前所欠工人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每月支付。3.从6月5日起全额付工人每个月工资（从2018年5月17日开始）。4.付张某2017年9月来忻州后生产木门所欠现有厂内生产工人总额的百分之五，至2019年年底前逐月付清。二、乙方负责：1、从5月17日开始进行生产，所有工人服从厂里统一管理，按厂内规章制度照常进行。甲方负责人签字加盖公司章，乙方签字：马某1。”签订协议后，马某1等人从5月17日开始在凯富乐公司工作，与凯富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凯富乐公司按照协议内容向马某1等人发放张某所欠工资。2018年9月，凯富乐公司未继续向马某1等人垫付所欠工资，马某1等人离开凯富乐公司。凯富乐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性质为撤销之诉，凯富乐公司与孔祥茂等七人签订的《关于凯富乐公司与张某工人协商办法》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凯富乐公司的撤销权是否成立是本案争议的焦点。纵观本案事实，凯富乐公司于2017年9月注册成立，2018年5月开工投入生产，张某拖欠孔祥茂等人的工资系凯富乐公司生产之前形成的事实，孔祥茂等人主张张某为凯富乐公司监事，其出具欠条的行为即代表凯富乐公司的行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张某未到庭，孔祥茂等人亦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对其辩解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孔祥茂等人可向张某主张该欠条载明的权利。孔祥茂等人在张某下落不明，凯富乐公司正值开业之初急需技术人员及生产人员的情况下，以停工停产、变卖机器等为由，与凯富乐公司签订《关于凯富乐公司与张某工人协商办法》，要求凯富乐公司承担公司成立之前张某所欠工人工资显失公平。且2018年9月，孔祥茂等人已离开了凯富乐公司，如继续履行，凯富乐公司将代他人负担巨额债务，使公司利益受到巨大损害。故凯富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撤销之诉符合《合同法》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对其诉请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撤销原告山西凯富乐家具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某1签订的《关于凯富乐公司与张某工人协商办法》。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山西凯富乐家具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凯富乐公司于庭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忻州市忻府区环境保护局忻府环验函字［2018］016号文件，证明凯富乐公司在2017年10月开工建设2000套木门生产线，2018年8月竣工验收。2、山西凯富乐家具有限公司年产2000套门生产线项目（大气、水污染物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证明目的同上，2018年之前凯富乐公司不可能与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生产线尚未建成，不可能正式生产；3、方创环检（2018）第（672）号监测报告，证明2018年7月5日山西方创环境检测公司对生产线项目竣工验收；4、忻州市忻府区环境保护局2017年12月1日下发的关于《山西凯富乐家具有限公司年产2000套木门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证明被上诉人生产线的具体设备。上诉人马某1对被上诉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是在2018年8月11日组织召开验收会议，7月5日出的环境检测，通过这些证据看凯富乐公司这么重视环保，5月17日时不可能开始生产的，因此不管是5月17日之前还是之后这些工人都是在凯富乐公司生产，只不过有可能是在旧的厂房生产，原来的生产线也就是所谓的张某领工人干活的地方。关于这份报告中看不到任何购买新的生产线的证据，因为只说了经验收，但是生产线具体有什么样的工具、机械，报告无法反映出来。新的生产线在没有验收之前是不能生产的，所以不会影响生产。在环保局文件、竣工验收报告中看不出新机器在哪，花了多少钱，新机器是不是在5月17日前购买的，需要被上诉人拿出5月17日前采购新机器的证据。2017年12月1日新生产线根本没有建成，这时候的木工车间、打磨车间的工具都是张某从河北凯富乐家具公司带过来的，并不是新的机器。如果被上诉人说有新机器，必须出具新买机器的发票，而且是2018年5月17日之前的。凯富乐公司的工具都是张某带过来的，凯富乐公司没有购买过任何新的机器。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凯富乐公司主张承担案外人张某所欠上诉人马某1工资并签订协议是由于受上诉人胁迫所致，协议显失公平，并据此请求撤销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关于凯富乐公司与张某工人协商办法》。上诉人对胁迫事实不予认可，主张张某出具的欠上诉人工资的欠条系代表被上诉人出具，所欠上诉人工资应由被上诉人支付，但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委托张某出具欠条的事实，且双方签订的协议名称为“关于凯富乐公司与张某工人协商办法”，协议第一.2条明确载明“张某2018年3月至2018年5月10日前所欠工人工资”，而张某出具的个别欠据中亦明确载明“本人承诺……支付欠款”等内容，故上诉人主张张某代被上诉人向马某1等人书写欠条的事实依法不予认定，被上诉人承担张某所欠上诉人的工资缺乏事实根据且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案涉《关于凯富乐公司与张某工人协商办法》符合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诉求并无不当。综上，马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马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永生审判员 马丽珍审判员 李小荣二〇二〇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王尉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