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82493号原告：朱某1，男，1956年5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被告：朱某2，男，1957年12月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安，上海谧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宏伟，上海谧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某1与被告朱某2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1、被告朱某2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后本案于2020年3月24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1、被告朱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称，要求判令被告朱某2归还原告朱某1代办支付的学费人民币19,550元(含利息)。事实和理由：被告朱某2曾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管委会工作，该单位在员工工资组成架构中，不同学历享受不同待遇。被告原为中学学历，想要获得更高的学历。因此，2006年被告多次请求原告设法为其获取大专学历文凭。原告念及亲情，终为其取得大专学历文凭，甚至学费亦由原告代办支付。但时隔13年，因双方系兄弟关系，原告也不好一直催讨。但现在被告还未将学费支付原告，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学费及利息。被告朱某2于第一次庭审中辩称，其与原告系兄弟关系。其没有在上海浦东新区东方涉外人才培训中心培训。2006年其也没有上过学并取得毕业证书。其确实取得过大专文凭，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取得的。现在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其并没有让原告办理培训的事宜。被告朱某2于第二次庭审中辩称，原告所称的“东方涉外培训中心”没有教育代办资格，是否与XXX大学存在相应关系被告存有怀疑。至于学历证书，确实系XXX大学于2009年发放给被告。现在被告认为，即便法院认定原告确实有代付的行为，距今也已经有13年，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在此期间，原告从未向被告催讨过。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原、被告系兄弟。被告于2006年9月至2009年6月以函授方式在XXX大学学习。2009年6月30日，被告取得XXX大学专科学历证书。审理中，原告提供收据、上海浦东新区东方涉外人才培训中心关于相关情况的说明，内容为被告系其培训中心2006年(年)秋季经济管理专科班学员，朱某2培训费用8,500元由朱某1代付缴纳；还提供《联合办学协议书》一份，甲方为XXX大学理学院、乙方为上海浦东新区东方涉外人才培训中心，双方约定由甲方提供教学资源、乙方组织生源，学费由乙方代甲方向学员统一收缴。双方联合开设经济管理等专业大专、专升本培训班；原告又提供XXX大学的被告报名登记表、2006级上海学员花名册等证明被告曾在XXX大学就读。审理中，原告申请上海浦东新区东方涉外人才培训中心员工张静出庭作证称，原告为被告需要大专学历一事找到上海浦东新区东方涉外人才培训中心，并为被告代为缴纳了学费8,500元。培训中心完成了教学，被告也取得了XXX大学的大专学历证书。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为，对于证人的身份予以认可，但证人与原告认识，故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对于情况说明，被告不清楚原告是否代缴过。对于报名登记表被告无异议；对于《联合办学协议》以及花名册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收据不予认可。审理中，本院要求被告提供由其本人缴纳学费或其他能证明由其本人进行报名并取得XXX大学的大专学历证书的证据，被告在相应举证期间内未能提交。审理中，原告称其曾一直在向被告催讨。原告还称，2015年年底，原告又向被告催讨。被告回复称，事情的确是原告办理的，学费也认可系原告缴纳的，但是其现在就是不支付了，有本事原告直接去法院起诉。原告还称其于2016年、2017年、2018年均向被告催讨过。被告对原告意见予以否认。审理中，原告申请证人谢某1、谢某2出庭作证，证人谢某1出庭作证称2019年7月28日，其表哥朱某1叫其到朱某1家帮忙。当天下午1、2点钟，其另一个表哥朱某2也来到朱某1家，原告朱某1向朱某2讨要学费，而朱某2却表示要原告向法院起诉。2020年1月10日，朱某2在证人谢某1家中，承认是朱某1帮其一手操办学费事宜。证人谢某2出庭作证称，2019年7月28日，其在表哥朱某1家中，朱某2也在场。朱某1问朱某2要学费，朱某2不给，还让原告打官司去。2020年1月10日，在谢某1家中，朱某2同意给付原告钱款。被告对于二位证人的证言均予以否认，且认为二位证人均为原告的表兄弟，与原告存有利害关系，故证言不应被采信。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收据、上海浦东新区东方涉外人才培训中心关于相关情况的说明、《联合办学协议书》、XXX大学的被告报名登记表、2006级上海学员花名册、证人证言等证据，被告提交的XXX大学毕业证书等证据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诉请事实是否成立以及该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原告主张的诉请事实是否成立。原告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以证实原告为被告代为缴纳了学费，被告虽予以否认，但却无法提交证据予以反驳且又无法对于其如何取得学历证书进行合理解释，故本院结合原告的证据及庭审中的陈述以及被告大专学历证书取得的时间节点综合判断，原告称被告学费由其代为缴纳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本院认定原告为被告代为缴纳了学费8,500元，对于被告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诉讼时效是否届满的问题。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一定期间不行使权利，在该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其给付义务效果的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稳定法律秩序和维护安全。本案中，被告抗辩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对本案涉及的诉讼时效分析如下：本案中，原告称其一直在向被告主张学费，但被告均予以否认。从原告支付学费的时间来看，原告自2006年9月15日已经缴纳学费，理应在缴纳后即向被告主张要求返还。即便按照原告所述，考虑到亲情，其未及时向被告主张，退一步讲，从原告自认的其于2015年年底向被告主张，而被告明确告知其“直接向法院起诉”来看，原告此时也已经明知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完全可以开始主张权利。但从2015年底开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三年，其也于2018年底就本案涉案款项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至于诉讼时效于此三年期间是否中断和中止，原告虽称其一直在向被告主张，因原告未能提供确切的证据予以证实，仅为原告称一直在向被告催讨，而被告均予以否认，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至于原告庭审中的谢某2、谢某1的证人证言，2019年7月28日，二人陈述均为“被告叫原告打官司去”；2020年1月10日，证人谢某1称，被告认可学费一事系原告操办，而证人谢某2称被告同意支付。本院认为，认定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应为义务人明确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债权，仅为承认并不能表明其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且愿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的债务。庭审中二位证人于2019年7月28日的陈述均为被告认可“学费一事”，但被告并未作出明确的同意还款承诺或提出较为明确的还款计划，反而叫原告“打官司去”，故证人证言无法证明诉讼时效重新起算。至于2020年1月10日的证人证言，二位证人的证言并不一致，无法相互印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因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涉案款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8元，减半收取计144元(原告朱某1已预交)，由原告朱某1负担(已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田亚靖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朱 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