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晋0107民初4号   原告：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桃园南路31号鸿富大厦10层。   诉讼代表人：张珂，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东，山西圣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红，男，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太原市。   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太原市杏花岭区府西街69号国际贸易中心B座901室。   诉讼代表人：李晓星，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河星，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芳，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庄河星，男，汉族，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芳，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庄河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7）晋0107民初2948号民事判决书，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10月28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1民终49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7）晋0107民初2948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东、王永红，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河星、徐玉芳，被告庄河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庄河星连带退还原告代理费1511042元；2、判令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给原告出具正式收费发票；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诉讼原告支付被告代理费20万元。因山西大晋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晋公司”）与原告借款合同（诉讼标的为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944.7990万元）纠纷一案，原告与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在2015年4月21日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告指派侯宏斌律师作为原告特别授权代理人，代理原告进行诉讼全阶段活动；本协议签订后，原告在三日内向被告支付诉讼标的之1%律师费（即一审代理费）。原告在2015年4月24日支付给被告代理费10万元，被告仅出具了10万元收款收据；原告在2015年6月29日再次向被告支付了代理费10万元，被告出具了10万元发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大晋公司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二、被告欺诈原告支付二审代理费90万元。一审判决后，被告指派的律师庄河星声称“大晋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错误，二审能胜诉”。怂恿原告提起上诉。原告看庄河星律师年已六十花甲，充满胜诉的信心，遂听从庄河星律师的安排，提起上诉。2015年8月3日，双方签订了二审《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告指派庄河星、侯宏斌两位律师代为原告特别授权代理人，原告支付被告诉讼标的之1%的律师费244479元。如二审判决驳回对方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则原告在收到判决书后三日内再向被告支付诉讼标的之4%律师费977916元；如二审维持原判，原告无须再支付律师费。2015年9月14日，原告支付给庄河星律师15万元（华夏银行卡×××）；2015年12月底，庄河星律师提出要20万元现金，原告在2016年1月4日以现金支付给庄河星20万元。山西省高院2015年11月10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于2016年1月11日委托市中院送达了二审判决书。庄河星律师对原告隐瞒了二审败诉的事实，告诉原告先行支付代理费90万元，二审就驳回大晋公司的诉讼请求，并要求以现金支付35万元，以转账支付20万元。原告在2016年1月13日转账支付给庄河星20万元，在2016年1月14日以现金支付给庄河星律师30万元、在2016年4月1日以现金支付庄河星律师5万元。被告在2016年7月5日给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90万元，依据《委托合同》约定，二审败诉，被告收取代理费244479元，至少应退还655521元。三、被告欺诈原告支付再审代理费90万元。二审判决后，庄河星律师声称“二审判决错误，再审一定驳回大晋公司的诉讼请求”，怂恿原告申请再审。2016年6月12日，原告与被告再次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告指派庄河星律师作为原告再审特别授权代理人，原告支付被告诉讼标的3000万元之3%的律师费90万元。原告在2016年6月16日、6月24日分别转账支付给庄河星律师代理费50万元、15万元。2016年6月29日，最高院作出裁定“驳回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从签订委托合同到作出再审裁定，短短17天，因被告提供错误的法律服务，原告竟要支付代理费90万元！被告庄河星对原告隐瞒了“驳回再审申请”的事实，告诉原告赶快再支付代理费25万元，再审就可以驳回大晋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在2016年7月7日转账支付给庄河星代理费25万元，总计支付律师代理费90万元，被告在2016年11月17日给原告出具了代理费收款收据90万元。四、被告应退还原告多收取的代理费1511042元，并对应收代理费488958元出具正式发票。为了防止律师乱费，盲目加重当事人的负担，《山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第四条明确规定：“办理两个以上审级（阶段）的，在第二个审级（阶段）开始的每一个审级（阶段）应当按照第一个审级（阶段）标准减半收费”。在本案中，双方约定“一审代理费为诉讼标的的1%，即244479元”，二审代理费应减半收取122239.5元，再审代理费也应减半收取122239.5元，三个诉讼阶段被告应收取代理费488958元，但被告却漫天要价收取了原告200万元代理费，多收取1511042元。涉案的民间借贷案件，争议的焦点是诉讼时效，本是简易案件！但一审败诉、二审败诉及再审败诉的事实证明，被告庄河星作为原告特别授权代理律师，自始至终提供了错误的法律服务！被告为了收取巨额代理费，不顾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欺诈、怂恿原告盲目上诉、申请再审，有违律师的职业道德！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庄河星辩称，1、一审是收取了原告方20万元，代理的案件原告大晋公司孙旭东是我的好朋友，被告张珂也是我的朋友，我本不想代理，我就让侯宏斌律师代理，就收20万代理费。中院败诉原因与我方无关，因为诉讼方案不是我方设计的；2、二审我更不想代理，当事人坚持要以诉讼时效提起上诉，所以我方就收取了15万元。原告所说的共收取90万元，是另外一个案件的代理费，即张珂的关联公司京民达公司委托我起诉他在东北的一个投资案，标的额是9000多万元，我订的合同不止收90万元，应开收据给京民达，但所里开收据时，捣鼓乱了，写成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因为他们都是一拨人办理。今年3月我已在你院起诉了京民达公司，追索代理费，那个案子收了90万，还有127万没付。所以这90万元子虚乌有，与本案无关；3、大晋公司案二审败诉之后，2015年原告又给了庄河星20万元现金，这是假话。判决生效了，张珂的父亲找我，一定要拖拖时间，大晋公司在北京查封了他们多套住宅房，我说那就向最高院提起再审。双方约定是90万元，也确实付给我90万元，但是说我隐瞒事实是子虚乌有的。当时口头约定，如果再审申请没做成，就把90万转到代理执行方面。最高院驳回再审申请后，我代理执行后一分钱没收。包括我的努力，那个案件后来调解了，本金3000万元，原告自愿给了孙旭东2400万元；4、《山西律师收费标准》规定：办理两个以上审级（阶段）的，可以按照第一个审级减半收费。该条规定并不是强制要求，而是可以推荐第一个收费的减半收费。但是原告在起诉状里写的收费标准是虚假的；5、共计一审收代理费20万元，二审收代理费15万元，张有陞要求庄河星去最高院再审，收取代理费90万元，共计收代理费125万元，除此之外没有收取其他现金，原告也没有提供收款收据证明庄河星收取现金；6、此案一方面是合同纠纷，另一方面是不当得利，原告诉请只涉及到合同纠纷，再审收取90万元包括有执行部分，原告不应修改合同，但是我没有收取原告另外费用，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因此此案涉及的不当得利为虚假诉讼。综上，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庄河星只收取了原告合理的代理费，未多收取过原告任何费用。综上，这一案件，是原告方委托我们律师事务所以及我本人代理大晋公司起诉山西对外贸易投资有限公司案件，我方参与全部诉讼过程，一审、二审、再审、执行四个程序下来，律所以及我本人收取了125万元代理费。按照律师收费标准，还可以再收取，所以我方准备反诉对方，同时保留起诉原告的权利。我方意见：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请求，以及由原告承担司法费用，我方律师费也由原告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因山西大晋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在太原市中级法院起诉了本案原告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原告与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被告指派侯宏斌律师作为原告特别授权代理人，代理原告进行诉讼全阶段活动；本协议签订后，原告在三日内向被告支付诉讼标的之1%律师费。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5年4月24日支付给被告代理费10万元，被告出具了10万元收款收据；原告于2015年6月29日向被告支付代理费10万元，被告出具了10万元发票。原、被告当庭认可本次代理费已结清。2015年7月6日法院一审结果为“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山西大晋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5年8月3日本案原告与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二审《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告指派庄河星、侯宏斌两位律师代为原告特别授权代理人，原告支付被告诉讼标的之1%的律师费244479元。如二审判决驳回对方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则原告在收到判决书后三日内再向被告支付诉讼标的之4%律师费977916元；如二审维持原判，原告无须再支付律师费。合同签订后，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7月25日给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90万元。2015年11月10日山西省高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仍不服判决，提起申诉。2016年6月12日原告与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告指派庄河星律师作为原告再审特别授权代理人，原告支付被告诉讼标的3000万元之3%的律师费90万元。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11月17日给原告出具了代理费90万元收款收据。2016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被告认可已收到该代理费90万元。   庭审中，原、被告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   另查明,2015年8月3日《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原告于同年9月14日向被告庄和星转账支付15万元、2016年1月13日向该被告再次转账支付20万元。关于2016年7月25日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给原告出具的90万元收款收据，原告陈述其中35万元即上述两笔转账，另支付被告现金55万元。被告只认可15万元系原告支付的代理费，并陈述20万元与本案无关，未收到原告支付的现金,该收款收据是应当事人的要求开具的。   上述事实有《判决书》、《裁定书》、《委托代理合同》、《收款收据》、发票、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1、原告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三份《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认定。2、双方签订的第一份《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律师费已履行完毕，双方不存在争议。3、第二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应支付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诉讼标的之1%的律师费244479元。该合同履行过程中，二被告收取了原告律师代理费90万元，并出具收据。被告辩称超出的部分系收取的原告关联公司京民达公司的律师代理费，因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推翻其向原告出具的90万元收款收据的效力，且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性的合伙组织，应当对开具收据的后果及风险具有专业认知，故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因按合同约定退还原告多收取的代理费655521元。4、第三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应支付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费为诉讼标的3000万元之3%的律师费90万元，原告分三次支付了90万元，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认可已收到90万元代理费，并出具了收款收据。现原告依据《山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认为二被告代理了原告涉诉案件三个审级，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本次收费应当减半收取45万元，因《山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非强制性规定，且二被告亦不同意减半收取，故本院认定第三份《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律师费已履行完毕，原告的该项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5、因《委托代理合同》系原告与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之间签订的，被告庄河星作为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指派的承办律师，故本案返还款项责任应由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承担，被告庄河星不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6、原告要求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出具正式收费发票的主张，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收取原告律师费1344479元，仅开具10万元发票，余款1244479元未向原告出具正式收费发票，故原告该诉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款项655521元。   二、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出具1244479元律师费用的正式发票。   三、驳回原告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全额收取18399元，由原告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0417元，被告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负担798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燕   人民陪审员 杜秀丽   人民陪审员 赵玉萍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卢王一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物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