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85民初5759号 原告：张国民，男，197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星红，浙江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沈家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053697083F。 法定代表人：叶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彩云，张叶兴，浙江哲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临安金诚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甘村长春桥**会信用代码91330185740541857G。 法定代表人：张兴灿，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莲，女，196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原告张国民为与被告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8日向本院起诉，因诉前调解不成，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帅晓峰独任审判，分别于2019年12月10日、2020年1月9日两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依法追加杭州临安金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诚公司）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裁定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张国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星红，被告长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彩云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张国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星红、被告长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叶兴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庭审，原告张国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星红，被告长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彩云，第三人金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庭外和解期限2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国民诉称：2014年1月2日，被告与第三人金诚公司签订《监管协议》一份，约定由被告作为质押物监管人，对由金诚公司提供的用于向工商银行临安支行进行质押贷款的质押物一批实施监管，监管费标准为人民币80000元/年，同时金诚公司需支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50000元。合同签订后，金诚公司在2014年1月24日分别支付被告仓管费80000元及保证金50000元。2014年2月27日，长运公司与金诚公司及上海银行杭州临安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临安支行）共同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一份，约定由被告作为金诚公司向上海银行临安支行贷款所提供质押物的监管人，金诚公司共需支付长运公司监管费人民币100000元，并同时支付保证金人民币100000元。监管协议签订后，金诚公司在当天按约支付了长运公司前述监管费和保证金各100000元。长运公司对上述质押物的监管实施地均在金诚公司位于锦南街道的厂区内。自2015年2月开始，长运公司原派驻监管地的人员即全部撤走。此后，根据当时上海银行临安支行指定负责人的要求，并由该负责人出面从社会上寻找到临时看管人员并由金诚公司支付了相应人员的看管工资。2019年6月，金诚公司将其所享有的对长运公司的可返还保证金债权转让给了原告张国民，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仓储保证金人民币15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张国民为证明其诉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债权转让协议》1份、民事调解书1份（电子档案打印件），用以证明原告通过债权转让取得了金诚公司对被告享有150000元保证金债权的事实。 证据二、金诚公司与长运公司签订的《监管协议》（编号20140102002）1份，网上银行转账凭证2份，发票及收据各1份，用以证明金诚公司对工商银行临安支行的债务进行了抵押并支付了仓库监管费8万元及保证金5万元的事实。 证据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编号×××01）1份、电子转账凭证2份、发票2份、收据1份，用以证明金诚公司和上海银行临安支行、长运公司共同签订《监管协议》，约定由长运公司对质押物进行监管，金诚公司需支付监管费10万元、保证金10万元以及相应款项已由金诚公司支付完毕的事实。 证据四、上海银行负责抵押物的管理科长王晓东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用以证明自2015年2月开始，被告就已撤除了对抵押物的看管，此后看管工作由上海银行临时负责并由金诚公司支付相应工资的事实。 证据五、民事调解书六份【案号分别为（2015）杭临民初字第2503号、（2017）浙0185民初188号、（2015）杭临民初字第2501号、（2017）浙0185民初186号、（2015）杭临民初字第2504号、（2017）浙0185民初189号，均为电子档案打印件】，用以证明金诚公司直至2016年12月仍存在支付员工工资的情形及仍有员工工作的事实。 证据六、《仲裁调解书》（临劳人仲案字[2015]第0073号，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金诚公司直至2015年２月仍有大量员工上班，金诚公司仍需支付工资款的事实。 被告长运公司答辩称：一、张国民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长运公司有权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本案中，金诚公司与长运公司签订的《监管协议》(签约时间是2014年1月2日)以及金诚公司、长运公司和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签约时间是2014年2月27日)，均只支付了一年的监管费，到期并未续费。并且金诚公司在2014年8月5日上午工厂发生工人罢工，自2014年8月开始停产、停业，长运公司已经发函告知两家银行，要求银行尽快诉讼，保全质押物，实现债权。鉴于上述情况，经多次函告两家银行，在一年监管到期之后，长运公司选择结束监管，实际结束监管日期为2015年4月。其中工商银行临安支行不愿意派人现场做交接，所以长运公司是以邮寄撤库通知书(2015年4月7日邮寄)和库房钥匙(2015年4月15日邮寄)的方式结束监管。上海银行临安支行则是在2015年4月2日与长运公司现场交接，并当场签署《临安金诚电子有限公司监管货物交接清单》。所以，以上两份监管协议均实际于2015年4月终止。根据《监管协议》第七条第2款的约定:“监管期结束后如果甲方(金诚公司)没有出现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乙方(长运公司)将退还收取的履约保证金”，金诚公司有权自2015年4月15日起要求长运安信公司退还履的保证金。该项请求的诉讼时效自2015年4月15日开始计算，至原告起诉已有4年多的时间，期间金诚公司或者张国民均未向长运公司主张过退还履约保证金，不论是依据旧的《民法通则》还是依据新的《民法总则》，均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张国民对其所主张的权利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长运公司有权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 二、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并不享有150000元履约保证金的债权，张国民与金诚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不成立。1、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质押物监管业务中，金诚公司在长运公司监管期间擅自强行出货(2014年10月28日，未经银行书面同意、不听长运公司劝阻、擅自出货，导致在库质押物低于控货线)，构成严重违约，按照《监管协议》第十条第1款约定，长运公司有权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100000元。在工商银行临安支行的质押物监管业务中，金诚公司弄虚作假、虚报质押物数量，违反诚实出质义务，构成严重违约，按照《监管协议》第十条第1款约定，长运公司有权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50000元。2、金诚公司在一年到期后、银行未解除货物质押监管的情况下未及时续交监管费，拖欠延期监管期间的监管费(工商银行临安支行的质押物监管业务中，拖欠2015/1/2-2015/4/15期间监管费;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质押物监管业务中，拖欠2015/2/27-2015/4/2期间监管费)，构成违约。按照《监管协议》第十条第1款约定，长运公司有权不退还履约保证金150000元。由上，长运公司有权不退还履约保证金，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并不享有150000元履约保证金的债权，更无法将债权转让给张国民，张国民与金诚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不成立。 三、退一万步讲，即便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享有债权，长运公司也对金诚公司享有债权，在金诚公司无力偿债的情况下，长运安信公司有权要求相互抵销。1、工商银行临安支行的质押物监管(静态)业务中，金诚公司拖欠监管费26666.66元(2015/1/2-2015/4/15)、应支付资金占用费2746.67元(参照监管协议第十条第2款，以26666.66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日起算，按照每日0.1％计算至2015年4月15日)上海银行安支行的质押物监管业务中，金诚公司拖欠监管费16666.67元(2015/2/272015/4/2)、应支付资金占用费566.67元(参照监管协议第十条第2款，以16666.67为基数，自2015年2月27日起算，按照每日0.1％计算至2015年4月2日)，两项合计46646.67元，金诚公司在2015年4月已经停产、停工，无力支付前述监管费，故长运公司有权要求与金诚公司的债权相互抵。2、根据《监管协议》第八条，金诚公司应承担监管人员的食宿办公费用。因为金诚公司自2014年8月开始停产、停工，在2014年8月至2015年4月监管期间，长运公司监管人员的食宿、办公费用，金诚公司拖欠未予报销，长运公司有权要求金诚公司支付，两个银行的监管项目，长运公司合并派遣一名监管员进行现场监管。经核算，金诚公司拖欠监管员食宿、办公费29700元。金诚公司在2015年4月已经停产、停工，无力支付前述费用，故长运公司有权要求与金诚公司的债权相互抵销。3、工商银行临安支行的质押物监管(静态)业务中，金诚公司弄虚作假、虚报质押物数量，本应出质荧光粉9480KG，实际缺少2105KG。因荧光粉均是密封装，且是由三方在现场清点完毕后锁了仓库门后进行静态的监管，长运公司接受监管时无法察觉缺失情况，且中途一直未开封、仓库未开锁，也无法察觉缺失情况。长运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将仓库钥匙邮寄给银行结束监管。后银行起诉金诚公司，胜诉后申请执行，法院主持拍卖质押物。2015年8月评估公司至现场开封检查质押物时才发现质押物有缺失。在金诚公司停产、停业，联系不到的情况下，虽然长运公司没有法定和约定的义务，为了缩短银行债权实现的时间、让金诚公司少支付利息、罚息，经与银行协商，长运安信公司替金诚公司出资42100元购买2105KG荧光粉，补足质押物。该笔垫付的货款，金诚公司应向长运公司返还，因金诚公司在2015年4月已经停产、停工，无力支付前述监管费，故长运公司有权要求该笔债权与金诚公司的债权相互抵销。4.张国民与金诚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在2019年8月份签订的，但张国民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只有债权转让协议，并无其他基础债权以及基础债权的履行情况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张国明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此外，从法院公开的网上信息可以看到，金诚公司尚在执行，但没有执行到款项的案件多达52件，且大部分案件属于临安区法院办理，即金诚公司存在众多的债权人的债权尚未实现。此外，本案的基础债权在2015年就经法院调解确认了，而金诚公司也未履行过，张国民也未申请执行，且已过了申请执行的期限。在此种情况下，金诚公司将案涉的债权转让给张国民的行为存在恶意转移资产的嫌疑，因此，该债权转让协议应当无效。最后，案由是仓储合同纠纷，那根据本案的基础应是动态监管合同，并非仓储合同纠纷，应该是合同纠纷。 综上，张国民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且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并不享有债权，张国民与金诚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不成立。请求法院直接驳回张国民的诉讼请求。 被告长运公司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监管协议》(上海银行项目)1份（复印件，原件核对后取回），用以证明金诚公司在监管期间擅自强行出货，拖欠监管费，均构成违约，长运公司有权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及金诚公司应该承担监管人员的食宿、办公费用的事实。 证据二、《提示函》、《关于临安金诚电子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函》、《关于临安金电子有限公司的告知函》及快递面单（复印件，原件经核对后当庭取回）各1份，用以证明在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监管项目中，金诚公司存在在监管期间擅自强行出货的事实。 证据三、《函》（上海银行项目）1份，用以证明金诚公司在2014年8月发生工人罢工、企业停产的事实。 证据四、《货物交接清单》1份（复印件，原件经核对后取回），用以证明长运公司于2015年4月2日撤出上海银行项目监管的事实。 证据五、《函》（工商银行项目）5份及邮单3份，用以证明金诚公司在2014年8月份发生了工人罢工、企业停产的情况，长运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邮寄钥匙撤出监管及银行于2015年8月反馈质押物数量不足的事实。 证据六、《购销合同》1份、卖方身份信息1份、情况说明2份、付款凭证4份（以上材料合计8页，均复印件，原件经核对后当庭取回），用以证明长运公司出资42100元购买2105KG荧光粉，入库金诚公司仓库的事实。 证据七、临安金诚电子有限公司新监管项目确认单2份（工行临安支行、上海银行临安支行各1份，均为复印件，原件当庭核对后取回），用以证明：1、在工行监管项目中，仓库是上锁的，属于静态监管，货物缺失是金诚公司自始弄虚作假或自然损耗的事实。2、两个项目都是由金诚公司安排食宿及办公条件的事实。 证据八、“市政部门协助杭州法院强制执行不腾退？断水断电断煤气！”报道网页截图打印件4页（来源于环球网、浙江新闻网），用以证明金诚公司在2014年停产停工的情况。 证据九、金诚公司执行信息网页打印件18页（来源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用以证明2019年金诚公司向原告转让债权时，金诚公司已对外大量负债，多方债权人亦陆续主张权利的事实。 第三人金诚公司答辩称：1、被告长运公司所陈述的金诚公司于2014年8月停产并非事实。当时由于银行压贷的原因造成金诚公司工资未及时发放，存在员工闹情绪的情况，但是第三天工资发放后就正常生产了，一直生产到2015年2月份，也就是农历春节后由于资金周转困难才停产。此后就没有复工过。2、长运公司在2015年2月份前就撤回了，后来是上海银行临安支行找人负责看管到2016年2月法院受理拍卖为止。该看管人员工资3万元也由金诚公司垫付，当时上海银行答应事情处理好后会将该款返还金诚公司。3、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2015年至2017年期间，金诚公司要处理很多事情，的确没有考虑过保证金的问题，且合同并未约定退还保证金的事情。直到2017年底，法院将相关资产拍卖完毕后，金诚公司在清理账务的时候才想起保证金的事情。2018年，金诚公司派人多次到长运公司要求退还保证金，但是长运公司一直拒绝，实际上金诚公司一直没有找到过长运公司的负责人。无奈之下金诚公司才和张国民说在长运公司处还有一笔保证金，原本金诚公司打算等保证金要回来之后再支付给张国民，但因为金诚公司没有钱请律师，便把债权转让给张国民，并承诺如果该保证金要不回来，这个账再还给金诚公司。张国民没有办法，受让了该债权后就去找了律师。4、长运公司所谓的强行出货的说法也不属实。金诚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监管物在入库时是经过清点并由长运公司负责保管及出货，金诚公司也按照长运公司的要求安装了监控，且整个一层大楼均由长运公司负责，设备也全部编号并由长运公司跟踪保管，金诚公司无法强行出货。实际上，如果金诚公司要出货的话，流程应是长运公司派专人跟踪发货，且双方均需制作台账以便核对。而每次出货前，都必须由金诚公司开具出货申请单，经银行同意盖章后交由长运公司的监管人员签字，最终才一起到仓库里由长运公司出货。金诚公司跟着去提货，整个过程长运公司是一路跟踪到仓库，且都存在监控系统，因此，根本不存在强行出货。也就是说仓储合同是三方合同，即首先需要银行同意，还需要长运公司的仓管员签字和盖章。至于质押物荧光粉缺失也并非事实。因为所有的质押物都是经金诚公司、银行、长运公司三方清点验收后才入库的，长运公司也开具了验收入库单，也就是当时全部过磅清点完毕后才入库的。质物入库之后全部由长运公司保管，钥匙、监控都在长运公司手里，至于入库之后的事情金诚公司就不清楚了。5、不存在长运公司于2015年4月份才撤出监管的事实。事实上，长运公司在2015年2月份也就是农历过年前就撤回了，且一直没有再派人来了。因为是动产质押，而长运公司又不再派人过来监管，所以上海银行才另外找了人负责质押物的看管。6、金诚公司不存在拖欠监管费的事实。因为2015年春节前长运公司并未要求续签合同及缴纳监管费。金诚公司也未曾收到过任何通知。7、不存在金诚公司尚欠长运公司的食宿费用事实。在2015年农历过年前，金诚公司都是正常生产的，食堂也都正常供餐的。住宿也是由金诚公司提供的，且一直提供到被法院拍卖掉为止。8、金诚公司与张国民之间的债权转让并不存在恶意。张国民老婆常年生病需要吃药，不能上班，存在家庭困难的情况。张国民老婆多次到金诚公司逼债，但因金诚公司并没有钱，才将对长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张国民。目前为止，金诚公司虽然经营困难，但是对外仍有1000多万元的应收账款，仍有正常运转的可能性，只是因为今年的疫情而无法开工。综上，金诚公司并不存在违约的情况、对于保证金，金诚公司也多次去长运公司要求退还。 第三人金诚公司未向本院提供书面证据。 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对张国民提供的证据一，长运公司对债权转让协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金诚公司有众多债权人，且债务均未履行，在此情况下，金诚公司将其债权转让给张国民的行为属于恶意转让财产的行为。此外，本案债权实际上已经消灭了，所以不存在案涉债权转让的情形。对调解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调解书形成时间是2015年12月2日，张国民称在申请执行时效内未申请执行，故该债权实际上已经消灭了。金诚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将在说理部分加以阐述。 对张国民提供的证据二，长运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并称因金诚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合同约定，长运公司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故金诚公司实际上已不享有对案涉50000元保证金的债权。此外，根据第七条第一款的约定可知并非整个项目的监管费为80000元，而是按照借款期限计算，其中一年的期限是80000元，如延期监管，则月监管费按比例折算，监管时间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支付。金诚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三、对张国民提供的证据三，长运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并称因金诚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合同约定，长运公司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故该笔100000元保证金已被长运公司没收，金诚公司并不享有该笔100000元保证金的债权。金诚公司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四、对张国民提供的证据四，长运公司称其对该说明上的签字人并不清楚，且说明上写的情况也与事实不符。因为上海银行是在2015年的4月份与长运公司签订的质押物的交接协议，且双方都有盖章，而情况说明所陈述的是从2015年2月份开始就已经解除监管。此外，证人证言需要证人出庭作证，但因证人本人并未出庭，故该份情况说明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金诚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王晓东作为当时案涉监管项目中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监管项目的具体经办人，其所做的说明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且其关于长运公司于2015年2月份就已撤出监管的表述也能与金诚公司关于长运公司撤出监管的时间相印证，经与王晓东本人核实后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五、对张国民提供的证据五、证据六，长运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上述调解书反而证明了金诚公司存在拖欠员工工资的事实。如未有拖欠职工工资的情况则不会存在职工提请劳动仲裁的情况。此外，金诚公司支付给调解书中员工的工资是基于员工与金诚公司的劳动关系，与金诚公司是否停产停业无关，即使停业了，在未解除劳动关系前，企业仍然需要支付员工工资。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与被告提出的金诚公司在2014年就停产的意见不矛盾。金诚公司对上述两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六、对长运公司提供的证据一，张国民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协议本身并不能证明金诚公司在监管期间存在擅自强制将被监管货物出库的事实。至于是否存在拖欠监管费则属于待证事实，而且根据三方签订的监管协议第九条关于费用及支付方式的条款中明确约定了如果一方存在拖欠应当支付给丙方（长运公司）费用的时候，长运公司应当书面通知银行方。即使存在拖欠，作为被告也应当履行书面通知义务，只有在通知之后，金诚公司仍不支付监管费，才能根据监管协议的约定，按照迟延部分资金占用情况来收取资金占用费用。因此，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有权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的事实。金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金诚公司并不存在拖欠食宿、办公费用的违约情形。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监管协议系协议双方对案涉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监管项目中有关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可以证明金诚公司负责承担监管人员食宿、办公费用，但并不能体现出金诚公司存在违反约定擅自强行将被监管货物出库及拖欠监管费等违约情形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七、对长运公司提供的证据二，张国民质证称金诚公司并未收到过2014年10月28日以及2014年9月17日的《提示函》，被告也未能提供曾向金诚公司或者上海银行临安支行进行告知的邮寄凭证或者其他送达凭证。虽然2015年2月2号的提示函附有邮寄面单，但经核实，该面单在网站上没有任何物流信息，也未有收件人进行过签收。同时也无邮政揽件人员的签字及有关快递资费等基础内容。故长运公司是否将该告知函邮寄给上海银行临安支行进行告知是存疑的。如长运公司已经按照2015年2月2号的告知函对上海银行临安支行进行了告知，反而能够证明长运公司在2015年2月份的时候已经撤出了监管的事实。金诚公司质证称其并未收到过上述材料，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金诚公司不存在擅自强行出货的事实，也没有办法强行出货。本院认为，三份函件均由长运公司单方面出具，长运公司也未能提供上海银行临安支行或者金诚公司收到上述函件的凭证，即便上海银行临安支行或者金诚公司收到了上述函件，也无法达到原告关于金诚公司曾在监管期间擅自强行出货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八、对长运公司提供的证据三，张国民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长运公司并未提供实际告知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证据。退一步说，即使函是真实的，金诚公司也并不存在曾在2014年8月份发生工人罢工的事实。事实上，金诚公司是在2015年停产的。金诚公司质证称因为银行贷款出现问题的原因的确出现过工人闹情绪的情况，但是第三天公司发放了工资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并不存在工人罢工的情况。本院认为，该份说明函由长运公司单方面出具，长运公司也未能提供上海银行临安支行收到了上述函件的相关凭证，即便上海银行临安支行收到了上述函件，也无法达到原告关于金诚公司曾在2014年发生工人罢工的证明目的。故对于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九、对于长运公司提供的证据四，张国民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长运公司实际上是在2015年2月份就已经撤出了该项目的监管。此后的两个月均是由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经理王晓东从社会上另行找人进行监管，监管人员的工资也是由金诚公司支付的。故货物交接清单仅能证明货物的交接日期，并不能证明长运公司履行项目监管的实际期限。金诚公司质证称长运公司于2015年2月份就撤出监管了，上海银行信贷科科长王晓东在社会上另行找人进行了看管，原本商量由金诚公司先行垫付3万元工资，工资是交给王晓东的。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长运公司与上海银行临安支行曾于2015年4月2日办理过货物交接手续，但无法证明长运公司退出监管的具体时间，结合王晓东及金诚公司关于长运公司已于2015年2月份已实际撤出监管的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十、对长运公司提供的证据五，张国民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首先金诚公司发生企业停产并非事实，仅是长运公司的单方的陈述。其次，上述函件也可以证明，长运公司在监管期满之后有权单方决定撤出监管，并非如长运公司在答辩状中所称的必须要银行通知才能解除监管。再次，虽然函件均附有邮寄面单，但经查询，上述面单没有任何物流信息，也无任何收件人进行签收，更无揽件人员的签字。最后，函中提到过王晓东，说明其业务发生时一直是和王晓东联系，也与证据中王晓东签字相吻合。金诚公司质证称其在2014年并不存在工人罢工的事实。且荧光粉在进行监管之前已由金诚公司、银行及长运公司三方进行清点，贴好封条之后安装了监控系统，且防盗门的钥匙也在长运公司的手上，金诚公司要发货的话需要提出申请经银行同意后由长运公司的仓管员签字盖章，因此，荧光粉出现缺少的情况与金诚公司无关。本院认为，上述函件均由长运公司单方面出具，且长运公司提供的邮寄面单缺乏签收信息，也无法核实到物流信息，故无法证明工商银行临安支行收到了上述函件。即便工商银行的确收到了上述函件，仅凭长运公司的单方面陈述也无法达到原告关于金诚公司曾在2014年发生工人罢工，企业停产，长运公司通过邮寄钥匙撤出监管及工商银行反馈质押物数量不足的证明目的。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十一、对于长运公司提供的证据六，张国民认为该组证据和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该购销合同所涉及的荧光粉的货物买卖是长运公司与第三方所发生的。即使长运公司实际承担了这个责任，也是由于长运公司本身在作为监管方应承担的责任，与金诚公司及原告都没有任何关系。金诚公司质证称其并不知道上述情况，且也与金诚公司无关。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荧光粉的监管属于静态监管，长运公司也在庭审中自认该质押物在监管前也经由金诚公司、银行及长运公司清点后入库并由长运公司实施静态监管，因此，即便该组证据系真实的，长运公司购买荧光粉补充质押物的行为属于承担其监管责任与金诚公司无关。 十二、对于长运公司提供的证据七，张国民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并称该组证据可以证明金诚公司已经将相应的监管物交付给被告，被告已经接受并确认该监管项目，但监管以后发生的货物减损和金诚公司无关。金诚公司质证称荧光粉的监管属于静态监管，案涉的两个监管项目均由金诚公司提供食宿是事实。本院认为，荧光粉的监管属于静态监管，监管前也经由金诚公司、银行及长运公司三方清点后入库并由长运公司实施静态监管，故该组证据可以证明监管人员的食宿费用由金诚公司负责，但无法证明荧光粉的缺失的是由于金诚公司弄虚作假造成。 十三、对长运公司提供的证据八，张国民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认为：1、案涉的是保证金的返还问题，本案纠纷与金诚公司是否欠债及是否停产、停工并不存在关联性。2、新闻报道存在文艺加工，其陈述的内容并不一定能反映客观情况，故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3、新闻中有关2014年金诚公司停产的信息与原告所了解的金诚公司实际的停产情况相矛盾。4、从新闻中可以看出，金诚公司直至2017年还有大量厂房、土地可以处置的。金诚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上述报道属于网络的胡乱报道，金诚公司是在2015年春节期间正式停产的。此外，金诚公司并不知道该报道。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网络新闻报道截图，时间表述模糊且其重点系说明金诚公司将部分厂房用于对外出租，并不能全面反映金诚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且与金诚公司的陈述及王晓东的说明不符，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十四、对长运公司提供的证据九，张国民对其关联系有异议，认为：1、案涉的是保证金的返还问题，本案纠纷与金诚公司是否欠债及是否停产、停工并不存在关联性。2、执行信息网上的信息只能反映金诚公司曾经的立案情况，并不表示债权转让时金诚公司的实际应承担的债务情况。3、金诚公司本身的案件执行情况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金诚公司称其存在外债是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于中国执行信息网，形式合法，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及有效证据，本院查明本案的事实如下： 本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的(2015)杭临商初字第266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截止2015年12月2日，第三人金诚公司尚欠张国民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2019年8月11日,金诚公司作为甲方（转让方）、张国民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1份。该《债权转让协议》载明：“根据(2015)杭临商初字第2669号民事调解书，甲方临安金诚电子有限公司应归还乙方张国民借款本金200000元及相应利息。鉴于甲方经营状况困难，难以偿付该调解书项下的借款本息，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甲方将其享有的对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的保证金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达成本协议。一、甲方转让给乙方的债权系指甲方基于向工商银行临安支行、上海银行临安支行贷款而提供财产质押，并因此而与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监管协议而支付的保证金共人民币15万元；二、乙方同意受让该保证金债权，并以自身名义向债务方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权利的主张;三、乙方以受让的上述保证金债权而相应抵销甲方在调解书项下应当支付的债务，对于经抵销后甲方的剩余债务，仍由甲方负责归还，但如乙方最终不能实现该保证金债权的(指非因乙方原因而导致乙方采取的法律手段失败)，则乙方有权宣告本协议作废；……” 2014年1月2日，金诚公司与长运公司签订《监管协议》（协议编号：20140102002），约定金诚公司为其与中国工商银行临安支行贷款质押物的出质人，长运公司为该贷款质押物的监管人。金诚公司承诺接受长运公司对质押物的监管，长运公司愿意按照《监管协议》的约定对案涉金诚公司对工商银行临安支行的监管物承担监管义务和责任。监管费用为每年80000元，监管期间结束后，如延期监管，月监管费按年监管费比例折算，监管时间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支付。此外，金诚公司应支付给长运公司履约保证金50000元，如金诚公司在监管期内未出现违约情形，长运公司应在监管结束后退还全部履约保证金。2014年1月24日，金诚公司依约向长运公司支付了监管费80000元，履约保证金50000元。 2014年2月27日，金诚公司与长运公司及上海银行临安支行三方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协议编号：×××01）1份就案涉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监管项目的权利义务作了相关约定。同日，金诚公司又与长运公司签订《监管协议》1份，该份《监管协议》约定上海银行临安支行为质押权人，金诚公司为出质人，长运公司为质押物的监管人。金诚公司承诺接受长运公司对质押物的监管，长运公司同意接受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委托并按照其指示监管质押物。该协议同时约定监管费用为每年100000元，监管期间结束后，如延期监管，月监管费按年监管费比例折算，监管时间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支付。履约保证金为100000元，如金诚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长运公司将退还已收取的保证金。合同签订后，金诚公司依约向长运公司支付了监管费100000元及履约保证金100000元。 上述两份《监管协议》还约定：“甲方（金诚公司）同意将其场地或仓库租赁给乙方，并签订《租赁协议》，乙方（长运公司）取得监管物存放场地或仓库的使用权。” 此外，张国民曾系金诚公司的员工，且金诚公司出具的案涉上海银行临安支行及工商银行临安支行两个监管项目的《新监管项目确认单》分别指定张国民担任案涉两个监管项目的“出、入库凭证授权签字人”及“企业实时出入库单据提供联系人、企业库存清单提供联系人”，且上述两份确认单均明确两个监管项目均由金诚公司提供食宿等费用。 协议签订后，长运公司合并派遣监管人员负责案涉两个项目的监管，并于2015年2月份自行撤出监管。长运公司撤出监管后至今未向金诚公司返还150000元履约保证金。 另查明：1、2015年2月起，金诚公司开始停产。截止本案起诉时，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金诚公司尚有65件以金诚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未执行到位，涉案标的数千万元，且金诚公司于2016年起就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2019年10月15日，临安金诚电子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临安金诚电子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对于原告张国民是否实际享有对被告长运公司债权的问题，在张国民对第三人金诚公司的债权已被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的情况下，仍需查明以下内容：1、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是否实际享有债权；2、金诚公司与张国民之间的债权转让是否有效。 关于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是否实际享有债权的问题。本院认为，金诚公司在其向张国民转让债权前对长运公司享有债权。首先，金诚公司已按约向长运公司支付了两笔共计150000元的履约保证金，且金诚公司与长运公司在工商银行临安支行及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两个监管项目的监管协议中均明确约定如金诚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长运公司将退还已收取的保证金。其次，长运公司不具备没收履约保证金的前提条件，应当退还履约保证金。虽然长运公司抗辩称金诚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存在擅自强行出货导致在库质押物低于控货线及虚报质押物数量等违约行为，其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但并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长运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而对于长运公司主张因金诚公司存在拖欠监管费的违约情形，其有权依照合同约定没收履约保证金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综合庭审中金诚公司关于长运公司于2015年2月已自行撤出监管的陈述以及上海银行工作人员王晓东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长运公司实际上在2015年2月已撤出了案涉两个项目的监管。因此，在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监管项目中，长运公司并不存在延期监管的情形。即便在工商银行临安支行的监管项目中存在一定的超期监管的情况，在尚无证据证明双方已另行就延长监管期限及支付监管费用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金诚公司未支付该部分监管费用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其系恶意拖欠且构成根本违约，因此长运公司并不存在适用没收保证金条款的前提，故对长运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再次，金诚公司与长运公司的债权债务并未抵销。1、对于长运公司关于金诚公司尚欠其监管人员食宿、办公费用27900元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根据金诚公司关于其于2015年2月才开始停工的庭审陈述并结合临劳人仲案字[2015]第0073号仲裁调解书中卢建华等82人关于劳动工资支付期间的主张，在长运公司并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金诚公司于2015年2月才正式停产停业。且长运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金诚公司存在拖欠监管人员食宿及办公费用的情形，故对于长运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2、对于长运公司要求金诚公司承担因补足质押物所造成的损失42100元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该项目属于质押物的静态监管，且长运公司也自认该监管项目中的质押物荧光粉系经由长运公司、金诚公司、工商银行临安支行三方进行清点后才由长运公司进行入库监管，故在长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系金诚公司存在过错导致该质押在监管过程中出现减损的情况下，上述损失理应由长运公司承担，故对长运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3、关于长运公司主张的延期监管费用问题。如前所述，长运公司实际已于2015年2月份撤出监管，故在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质押物监管项目中，长运公司并不存在延期监管的情形，亦不存在延期监管费用。而在工商银行临安支行的质押物监管项目中虽存在一定的超期监管情况，但延期监管应以工商银行临安支行、长运公司及金诚公司已就同意长运公司进行延期监管及对监管费用支付问题等达成一致意见为前提，但长运公司并未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长运公司对金诚公司存在延期监管费用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便将工商银行临安支行的质押物监管项目做延期监管处理，且按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将长运公司延长的监管期限认定为自2015年1月2日至2月28日，并按“如延期监管，月监管费按年监管费比例折算，监管时间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支付”的约定折算成2个月的监管费也仅为一万余元。即便加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其金额也远不足以抵销案涉的保证金债权。最后，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的案涉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虽然案涉的上海银行临安支行及工商银行临安支行两个监管协议中均约定如金诚公司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况，长运公司将退还已收取的履约保证金，但该条款并未明确具体的返还时间,且长运公司此前亦未明确表示不予退还，故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的案涉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金诚公司在案涉债权转让前实际享有对长运公司的债权。 关于金诚公司与张国民之间的债权转让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民事行为获得法律保护,应当以合法性为基础,张国民主张长运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应以其与金诚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为前提。虽然金诚公司与张国民于2019年8月1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符合债权转让的形式要件，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具体到本案中，认定张国民与金诚公司签订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进而认定该协议的效力，应当从协议签订时的各个客观事实予以综合分析。首先，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9年8月11日，而该债权的转让方金诚公司从2015年2月起就因拖欠货款、工人工资等原因被陆续起诉，并自2016年起就被发布为失信被执行人，且未履行的金额巨大。故金诚公司在有大量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生效判决未履行的情况下,仍将其可能实现的对长运公司的相关债权以债权转让的方式将该债权平移给张国民进而实现债务的个别清偿,明显存在恶意。其次，张国民曾系金诚公司的员工，且从金诚电子公司出具的《新监管项目确认单》中显示张国民更是担任案涉两个监管合同中金诚公司方负责出、入库工作的具体联系人，且案涉债权受让的对价也系其与金诚公司于2015年达成的调解书所确认的债权中的150000元。因此，张国民较他人对金诚公司的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更为了解，故张国民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应当已经知道金诚公司存在财务危机。最后，张国民受让案涉债权所支付的对价虽系经（2015）杭临商初字第2669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全部债权中的150000元债权，但该调解书实际上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两年申请执行期限，再鉴于金诚公司的财务状况，张国民的上述债权在客观上已不具有通过私力救济得到清偿的可能性，但张国民通过与金诚公司签订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则在形式上具有了通过另案起诉再次获得司法救济的法律后果，且在客观上也实现了其通过受让案涉债权从而规避两年申请执行期限规定的目的。这也与债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如乙方最终不能实现该保证金债权的(指非因乙方原因而导致乙方采取的法律手段失败)，则乙方有权宣告本协议作废”的约定相印证。综上所述，原告张国民为实现其自身利益，与第三人金诚公司恶意串通，达成债权转让协议，意图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获取金诚公司的债权，从而获得个别清偿，在客观上损害了金诚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应认定为无效。因此，张国民基于该债权转让协议起诉要求长运公司返还仓储保证金人民币150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国民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300元，保全申请费1270元，合计4570元，由原告张国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帅晓峰 人民陪审员  程放蓓 人民陪审员  方丽萍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项 铿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