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民终2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圣德弘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建昌道街红星路**（天明创意产业园**C-022）。法定代表人：张誓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铁军，天津星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昕，天津星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峰鸿恒业铜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福兴道**法定代表人：张意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根起，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佳欣，男，1965年5月1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兆美，天津长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玺，天津长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圣德弘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德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峰鸿恒业铜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鸿公司）、吴佳欣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民初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圣德弘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圣德弘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刘根起具备双重身份，其既是圣德弘公司的债务人，又是峰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抵押合同虽然是通过峰鸿公司签订的，但是实质上是刘根起和吴佳欣之间的抵押行为，原审法院否认抵押行为损害圣德弘公司合法权益，存在错误。（二）圣德弘公司与峰鸿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两期还款的时间点，第一笔10000000元还款时间为2016年9月10日，第二笔5000000元的还款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同时约定如果刘根起不能如约履行，峰鸿公司所属资产归属圣德弘公司所有。而峰鸿公司与吴佳欣签订抵押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10月13日，属于事后抵押行为，且吴佳欣未能提供原始的借款凭据，存在明显恶意。圣德弘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峰鸿公司与吴佳欣设定的武清区石各庄镇福兴道33号3928.12平方米房产抵押登记；2.诉讼费由峰鸿公司和吴佳欣负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8日，圣德弘公司作为原告，以刘根起、张意琳及峰鸿公司作为被告，向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根起、张意琳、峰鸿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津0114民初55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根起、张意琳、峰鸿公司向圣德弘公司退还股权转让款1500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该判决作出后，刘根起、张意琳及峰鸿公司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案件审理期间，圣德弘公司向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4日受理圣德弘公司提出的保全申请，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查询了峰鸿公司的财产信息。该生效判决书查明，2016年8月10日，圣德弘公司与刘根起、张意琳就峰鸿公司100%股权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方于2016年4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在此后办理了峰鸿公司股权转让手续，刘根起、张意琳实质控制的峰鸿公司已归属圣德弘公司，期间圣德弘公司已支付刘根起、张意琳转让款1500万元。经双方协商决定，圣德弘公司将峰鸿公司再转让回刘根起和张意琳，同时刘根起和张意琳从峰鸿公司退还圣德弘公司转让款1500万元。转让款分两期退还，本协议签订完毕30日内支付1000万元，2016年底前支付余下的500万元；如刘根起、张意琳不能按上述约定退还圣德弘公司转让款，则峰鸿公司所属资产归圣德弘公司所有”。该生效判决书说理部分认定，“峰鸿公司作出了以其自身作为退还股权转让款主体的承诺，应当认定其有‘债的加入’意思表示，应与刘根起、张意琳共同承担本案给付责任”。该判决生效后，圣德弘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津0114执终3237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刘根起、峰鸿公司名下无车辆、公积金登记信息及可供执行的银行存款；被执行人张意琳名下无公积金登记信息及可供执行的银行存款；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查封了峰鸿公司名下的房产（该不动产设有抵押权申请人暂不要求处置）；……申请执行人申请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另查，2013年12月19日和2013年12月25日，吴佳欣向刘根起共计转账支付40000000元，天津市奥宇特坤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向吴佳欣出具收据两张，载明了借款金额和借款利率。2016年9月29日，吴佳欣、刘根起、白凤会和天津市奥宇特坤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一份，确定截至2016年9月29日，刘根起尚欠吴佳欣借款本息合计38083200元。同日，吴佳欣、刘根起和峰鸿公司共同签订《抵押合同》一份，约定峰鸿公司为确保《还款协议》项下刘根起义务的履行提供担保，担保的主债权为38083200元，抵押物为坐落武清区石各庄镇福兴道33号的房地产，抵押物证号为房地证津字第1××4号，房屋面积共3928.12平方米，土地面积共17537.6平方米。担保的范围包括合同项下主债权；刘根起应向吴佳欣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逾期利息或逾期偿付资金占用费；吴佳欣为实现主合同项下债权和为实现抵押合同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后吴佳欣与峰鸿公司共同办理了抵押登记，津（2016）武清区不动产登记证明第4008015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载明，权利为抵押权，权利人为吴佳欣，义务人为峰鸿公司，抵押面积为3928.12平方米。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赋予债权人享有对债务人作出的损害债权的行为提起撤销的权利。本案中，经原审法院释明，圣德弘公司明确表示其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并在起诉状和代理意见中明确其行使撤销权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于生效判决认定圣德弘公司系峰鸿公司和刘根起的债权人的事实并无异议，故本案审理的核心问题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峰鸿公司向吴佳欣设定抵押的行为是否应予撤销。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上述两条款均赋予了债权人有权对债务人的特定行为行使撤销权，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针对的被撤销行为为债权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转让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了债务人放弃债权担保或延长债权履行期限的情形，本案中峰鸿公司系以其名下不动产向吴佳欣设定抵押，并不属于上述转让或处分财产权益的行为。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了债权人有权对债务人设定特定抵押行为的撤销权，结合本案情况，圣德弘公司作为债权人，针对债务人峰鸿公司以公司名下房产及土地设定抵押权的行为提起撤销权，应当证明峰鸿公司的行为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的撤销情形，即圣德弘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峰鸿公司与吴佳欣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吴佳欣，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圣德弘公司的合法权益。对此，结合本案事实，原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关于峰鸿公司与吴佳欣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圣德弘公司对其主张应负有举证责任。首先，本案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刘根起系峰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事实并无异议。吴佳欣提供了其向刘根起转账支付人民币40000000元的转账凭据、收据、吴佳欣与刘根起、白凤会之间的还款协议等证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吴佳欣对刘根起享有债权，峰鸿公司系为刘根起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庭审中，峰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暨股东刘根起主张其是公司另一位股东暨法定代表人张意琳的父亲，刘根起能够代表峰鸿公司的全部股权，刘根起及峰鸿公司均认可将峰鸿公司土地抵押给吴佳欣，张意琳到庭后亦对刘根起的发言予以全部认可。故应认定刘根起虽未持有峰鸿公司全部股权，但其代表峰鸿公司向吴佳欣提供抵押担保的行为能够代表峰鸿公司全部股东的意思。再次，依据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4民初551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圣德弘公司于2016年4月从刘根起受让峰鸿公司股权，于2016年8月将峰鸿公司股权转回给刘根起和张意琳。按照圣德弘公司受让峰鸿公司股权并转回的过程，其亦是以刘根起为主要交易对象。最后，依据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4民初551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的说理理由，峰鸿公司自身并非圣德弘公司的债务人，峰鸿公司亦是因对刘根起和张意琳受让股权应支付对价的行为而加入刘根起和张意琳的个人债务，进而才成为圣德弘公司的债务人。结合上述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在“串通”方面，圣德弘公司主张撤销峰鸿公司向吴佳欣设定抵押的行为，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吴佳欣在抵押设定时知道或应当已经知道峰鸿公司基于债务加入而对圣德弘公司负有债务，不足以认定吴佳欣与峰鸿公司之间存在串通。在“恶意”方面，吴佳欣虽未能提供峰鸿公司同意抵押公司财产的股东会决议，但基于刘根起与峰鸿公司之间特定的股权关系和控制关系，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吴佳欣存在恶意。从时间上看，峰鸿公司将名下土地抵押给吴佳欣的时间发生在圣德弘公司将股权退还刘根起之后，依据圣德弘公司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生效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此时刘根起与张意琳虽未履行第一期还款义务，但全部的还款义务尚未到期。吴佳欣与刘根起对账确认欠款金额，并要求刘根起以其实际控制的峰鸿公司的名下财产提供抵押担保，符合常理亦符合债权人实现债权的目的，具有合理性，圣德弘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排除该事实存在。故仅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峰鸿公司与吴佳欣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第二，关于峰鸿公司的抵押行为是否损害了圣德弘公司的债权问题圣德弘公司虽然在本案审理期间提供了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意图证明峰鸿公司丧失了履行债务的能力，且损害了圣德弘公司的债权。对此，峰鸿公司系将不动产抵押给吴佳欣，该抵押行为是否最终影响峰鸿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应当根据案件情况来具体认定。本案中，圣德弘公司申请执行的案件虽然已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2019）津0114执终3237号执行裁定书已经载明，圣德弘公司申请暂不处置峰鸿公司名下土地，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亦系基于圣德弘公司申请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故仅有该执行裁定书不足以证明峰鸿公司丧失了履行债务的能力。而圣德弘公司并未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峰鸿公司丧失了履行债务的能力，故依据圣德弘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即使峰鸿公司尚有其他债务人，但基于圣德弘公司已经查封了案涉土地房产，并轮候查封了刘根起和张意琳的其他财产，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峰鸿公司该抵押行为损害了圣德弘公司的债权。至于圣德弘公司行使撤销权的是否超过除斥期间的问题，因圣德弘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体上有权撤销峰鸿公司的抵押行为，故原审法院对该程序性问题，不予置评。关于吴佳欣抗辩本案应当属于行政登记异议而不属于民事诉讼的问题，经审查，圣德弘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故本案应当属于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吴佳欣的该项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圣德弘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圣德弘公司明确其主张撤销抵押行为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九条是关于事后抵押的规定。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债权成立与抵押设定必须同时进行，即事后抵押并无禁止性规定，事后抵押使得原先无担保的债权变成了担保债权。因此，当债权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事后抵押行为存在恶意串通，债务人实施抵押行为后丧失履行其他债务能力进而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时，债权人依法享有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事后抵押行为的权利。本案中，圣德弘公司主张撤销峰鸿公司与吴佳欣之间的抵押行为，结合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分析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问题。本案中，刘根起因未依约履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而成为圣德弘公司的债务人。刘根起认可欠付吴佳欣的借款，是吴佳欣的债务人，但刘根起并未以其个人财产为吴佳欣提供抵押担保。圣德弘公司主张刘根起具有双重身份，峰鸿公司的对外抵押行为实质上是刘根起个人的抵押行为，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峰鸿公司与股东刘根起构成人格混同，如峰鸿公司不具有独立财产和独立意思，峰鸿公司的财产和股东刘根起个人财产混同且无法区分等。峰鸿公司与吴佳欣签订抵押合同系基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峰鸿公司并非吴佳欣的债务人。在另案生效判决中，峰鸿公司因具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与刘根起、张意琳共同向圣德弘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峰鸿公司仅系圣德弘公司的债务人，其与吴佳欣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峰鸿公司的抵押行为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即“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其次，关于峰鸿公司与吴佳欣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本案中，吴佳欣提供了与刘根起之间的银行转账凭据、收款收据、还款协议等证据，收款收据和还款协议表明双方款项的性质为借款，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吴佳欣与刘根起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圣德弘公司虽主张吴佳欣与刘根起之间的款项性质无法确定，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峰鸿公司基于刘根起与吴佳欣之间的债务关系，自愿为债务人刘根起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圣德弘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峰鸿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时，吴佳欣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峰鸿公司因涉案抵押行为而无法清偿其他对外债务。因此，圣德弘公司主张峰鸿公司与吴佳欣之间就涉案抵押行为存在恶意串通证据不足。最后，关于峰鸿公司抵押财产的行为是否损害圣德弘公司合法权益的问题。如前所述，峰鸿公司并非吴佳欣的债务人，而且据另案执行裁定书记载，圣德弘公司为实现对刘根起、张意琳、峰鸿公司的债权，向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依法查封、冻结了刘根起、张意琳、峰鸿公司的相关财产。后因圣德弘公司申请对于涉案抵押财产不予处置，并申请终结执行程序，故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由此可见，在抵押人并非抵押权人的债务人，且未对抵押财产进行处置，尚不能确定刘根起、张意琳是否丧失偿债能力的情况下，圣德弘公司行使撤销权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圣德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天津圣德弘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海玲审判员  王 斌审判员  杨泽宇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