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5行终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住所地福州市福新路**。 法定代表人游易楚，系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孙昱晓，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斌斌，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住所地安溪县二环南路**金融行政服务中心**楼/div> 法定代表人谢秦楚，该局局长。 行政机关出庭应诉负责人陈建安，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静霜，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雪萍，福建安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建工）与上诉人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安溪住建局）招标投标行政管理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行初2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6月14日，泉州白濑水利枢纽工程参内安置区D地块工程项目在安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公开评标，原告福州建工被确定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次日，该工程项目第二中标候选人福建省永东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东南公司）向招标人安溪县小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书面提出异议称：“福州建工持有另一投标人福州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83.29%的股份，系福州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并不符合招标文件的相关要求，应取消福州建工中标候选人资格”。同年7月13日，招标人安溪县小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投诉人永东南公司书面回复，告知其经工程评标委员会认为，福州建工的投标行为并未违反投标须知(一)总则4.3(13)条的规定，决定维持原评标结果。2018年7月17日，永东南公司向被告安溪住建局递交投诉书。同年8月23日，该局作出安住建投诉(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以“福州建工是福建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存在控股、管理关系”为由，认定“被投诉人福州建工投标行为无效”。福州建工不服，于2018年10月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安溪住建局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的安住建投诉(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原审法院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8)闽0583行初194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安溪住建局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的安住建投诉(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安溪住建局不服，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9)闽05行终8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16日，被告安溪住建局重新作出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再次认定“原告福州建工本次就泉州白濑水利枢纽工程参内安置区D地块的投标无效”。原告福州建工不服，于2019年7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安溪住建局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的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并责令安溪住建局督促招标人安溪县小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依法发放中标通知书及签署合同。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招标投标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各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水利、交通运输、铁道、商务、民航等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部门，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4号)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受理投诉并依法做出处理决定”的规定，被告安溪住建局作为安溪县的住房城乡规划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对其辖区内招标投标活动进行行政监督的职责、受理招标投标投诉申请并作出认定的法定职权。其于2018年7月23日受理投诉人永东南公司的投诉，经调查后2019年5月16日作出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认定投标时被投诉人福州建工是福州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七建）控股股东，存在控股、管理关系”，进而认定福州建工的投标行为无效。有其于2018年7月26日向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投标时福州七建的工商登记信息、《公司章程》以及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5行终87号《行政判决书》为证，事实认定和处理结果正确，对此，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被告安溪住建局作出的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原告福州建工提出被告安溪住建局是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规定，同一事实和理由中的“事实”是指行政机关所认定的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事实；“理由”是指行政机关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判断事实和理由同一性的标准是主要事实和主要理由是否一致，即只要主要事实和主要理由一致，就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同一事实和理由。本案中，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安溪住建局2018年8月23日作出的安住建投诉(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没有具体阐述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具体条款，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规定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2019年5月16日，被告安溪住建局重新作出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调查核实的事实与安住建投诉(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一致，但具体载明了适用的具体法律、法规。本案被告安溪住建局前后作出的两次《投诉处理决定书》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不同，其“理由”发生变化，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同一事实和理由的情形，对于原告福州建工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另被告安溪住建局以其根据(2019)闽05行终87号行政判决书中“没有具体阐明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具体条款”为由，于2019年5月16日重新作出的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却未能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充分保障福州建工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就直接作出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并依法送达。以上事实，有被告安溪住建局提供的证据以及其庭审陈述为证，予以采信。综上所述，被告安溪住建局作出的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作为新的行政行为，必须具备主体、内容、程序三个要素，并按照法定的期限及方式将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送达给行政相对人使其知晓，充分保障其陈述、申辩的权利，故被告安溪住建局作出的案涉《投诉处理决定书》，因未给予原告福州建工陈述、申辩的法定权利，系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依法应予撤销。原告福州建工请求责令被告安溪住建局督促招标人安溪县小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依法发放中标通知书及签署合同，因该诉讼请求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不予审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安溪住建局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的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二、驳回原告福州建工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安溪住建局负担。 宣判后，福州建工不服，上诉请求：一、依法纠正一审判决第15页关于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认定投标时被投诉人福州建工是福州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存在控股、管理关系……事实认定和处理结果正确”的认定；二、请求依法纠正一审判决第16页关于安溪住建局两次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同一事实和理由情形的认定；三、请求在依法纠正前述第一、二项错误认定的基础上，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支持福州建工要求安溪住建局督促招标人安溪县小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依法发放中标通知书及签署合同的诉讼请求；四、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安溪住建局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一审判决显示，一审法院认为安溪住建局作出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认定投标时福州建工是“福州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系事实认定和处理结果正确，其两次《投诉处理决定书》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不同，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同一事实和理由的情形，且认为福州建工请求责令安溪住建局督促发放中标通知书及签署合同的诉讼请求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审查。福州建工认为，一审法院上述认定显然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中福州建工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福州七建实质上不存在任何出资或管理关系，但一审法院仍认为安溪住建局仅根据工商登记信息作出的认定处理结果正确，显然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首先，根据福州建工两次行政处理及一、二审行政诉讼提供的福州市政府文件、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证明等大量证据，可以清楚地证实以下客观事实：福州建工持有的福州七建83.29%股份系历史时期福州市政府、福州市国资委赋予的资产代管职责，股份资金来源为原二基础公司集体资产，2013年后该资产代管关系也转为由福州新榕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直接管理，故此，在案涉项目投标时，福州建工与福州七建之间在事实层面上并不存在任何出资或管理关系。安溪住建局在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过程亦对上述政府文件不持异议，认可福州建工并未进行过实际出资及2013年后不再履行代管职责的客观事实。但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投诉处理决定后，安溪住建局却根据福州七建的工商登记信息认为“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是福州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故此，安溪住建局该认定存在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撤销的法定情形之一。其次，安溪住建局两次行政处理过程中均主张其仅进行形式审查，根据公司登记事项即可对福州建工与福州七建的关系作出判断，其实质是主张在行政审查也应适用公司法规定的商事外观交易原则。但本案中，安溪住建局作为投诉处理机关具有对投诉事项的实质内容进行调查、核实的法定职责，并通过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对投诉事项进行综合判断，其在行政审查中更多是作为中立审查的角色，其对本案争议焦点即福州建工是否真实控股、管理福州七建，应当依法履行相应的实质性审查义务，而不是简单地以工商登记作为判断标准。因此，案涉招投标处理与商事交易不同，并不存在各招投标主体信赖股权的工商登记外观从而应当保护其信赖利益的问题，本案并不适用于商事外观主义保护原则。故在福州建工已经提供大量证据的情况下，安溪住建局应依法查明福州建工与福州七建之间的客观真实的关系，其作出福州建工投标无效的认定于法无据。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系对存在控股以及管理关系的两个单位事先沟通、私下串通等现象进行规制，但本案中鉴于福州七建2013年后即由新榕公司直接管理，福州建工无权也无从知悉福州七建的相关业务情况，因此，二者根本不存在任何串标的可能性和违规情形。并且，公平公正的招投标秩序应是建立在实质公平的基础上，而不应流于形式，两家公司针对本项目的投标，在实质上不可能出现法律及招标文件所规定的可能导致串标的情形，且在招投标过程中双方也均完全按照法律及招标文件的规定进行操作，而根本没有出现任何串标等违规情形。于此情况，安溪住建局更应当实质性地保护公平、公正，而不应直接否定福州建工的投标。鉴于此，福州建工与福州七建曾经的资产代管关系不足以在本次招投标活动中，对其他参与招投标人造成影响，不存在任何违反“公平、公正、公开”的恶意舞弊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条规定的“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招投标相关法律规定旨在防范不正当竞争、损害投标主体利益的行为，但本案中，福州建工与福州七建的关系不存在恶意串标、损害其他投标人利益的情况，故安溪住建局仅以形式上的工商登记事项作出认定，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应当撤销的法定情形之一。二、安溪住建局作出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仅是具体阐释了作出决定所使用的具体法条，但其两次处理决定依据的法律规定均为《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一审法院未认定该情形属于同一事实和理由，系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看，《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所谓“同一事实和理由”是指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和理由，与被撤销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和理由基本相同。本案中，安溪住建局原安住建投诉（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业经南安法院、泉州中院两审终审予以撤销，若安溪住建局重新作出新的行政行为即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时，依据新的证据，补充认定相关事实，完善决定理由，则重新作出的该投诉处理决定才不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行政行为的情形。但根据本案庭审调查的情况，安溪住建局不但未重新启动调查程序，甚至连投诉方永东南公司、被投诉方福州建工都未依法通知，在此情况下，安溪住建局以原处理决定的内容重复对原投诉事项作出相同的处理，与《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机关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法定要求不符。其次，从本案的具体情形上看，在南安法院、泉州中院就（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作出撤销原行政行为的生效判决后，安溪住建局本次作出的（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仅是将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原投诉处理决定“没有具体阐明适用上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具体条款”的问题进行了形式上的条款阐释。但结合原投诉处理中的投诉人提出的投诉理由及安溪住建局两次的处理决定的表述，安溪住建局两次处理决定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均为《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其并非依据新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认定福州建工与福州七建之间存在“控股、管理关系”，进而认定福州建工投标无效。鉴于此，安溪住建局自始至终均是依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关于投标人之间不得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新的处理决定仅是在形式上对原依据的法律条款在《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哪一条规定进行了阐释，于此情形，其重复作出福州建工投标无效的决定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的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由有改变的情形，故其重复作出相同认定于法无据。 上诉人安溪住建局答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状基本一致。1.关于本案福州建工和福州七建是否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福州建工投标时工商登记显示其对福州七建拥有83.29%的股权，其是否履行职责并不影响控股股东的认定，且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2019）闽05行终87号行政判决亦认定福州建工与福州七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2.安溪住建局（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与(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不是基于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同一结果作出的，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是以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安溪住建局重新作出的（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已经根据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要求阐述了具体的法律适用。因此安溪住建局作出的（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对（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属于主要理由有改变。3.安溪住建局认为法律在没有规定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时要重新告知对方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的情况下，安溪住建局没有义务重新告知陈述和申辩权。 上诉人安溪住建局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福州建工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安溪住建局作出的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是对于原永东南集团2018年7月23日投诉的处理，是对于未结投诉事项的继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程序。2018年7月23日安溪住建局受理永东南公司的投诉后，作出了安住建投诉（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原所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书》被法院判决撤销后，原投诉处理仍处于未结状态，整个投诉进程未能闭合。因此，新的投诉处理决定书是对于永东南公司2018年7月23日投诉的继续处理，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行政程序。正如一审判决书所表述：“其于2018年7月23日受理投诉人永东南公司的投诉，经调查后2019年5月16日作出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二、一审判决认定安溪住建局未给予原告福州建工陈述、申辩的法定权利，实际上是要求安溪住建局重新给予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在法律没有任何规定的情况下，是用司法权利增设安溪住建局行政上的义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在投诉处理过程中，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听取被投诉人的陈述和申辩，必要时可通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进行质证。安溪住建局于2018年7月23日受理永东南公司的投诉后，并于2018年7月26日已向福州建工送达投诉材料并告知其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而实际上福州建工已向安溪住建局提交了《回复函》，进行了陈述和申辩(发生于安溪住建局投诉处理的过程中)。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安溪住建局的原投诉处理决定，也并没有否决原整个投诉处理程序，原来福州建工的陈述和申辩也并没有因此而失效。而且目前并没有法律规定，重新的投诉处理应当再次告知被投诉人陈述和申辩权。因此如果一审法院确认重新作出投诉处理决定应当再次告知福州建工陈述和申辩的权利，那么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实际上是通过司法程序增设法律上没有规定的义务。三、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而言，安溪住建局的处理决定书如果仅因不涉及福州建工实质权利损害的情况下的所谓程序性瑕疵，也不宜被撤销。泉州白濑水利枢纽工程参内安置区D地块工程系市重点安置工程，因本案没有结果导致工程至今未能开工，已实际被搁置了一年多。而本案对于安溪住建局所认定的事实及处理结果并没有任何争议，这一点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的事实认定部分也予以肯定(“事实认定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采信”)。而一审所谓“违反法定程序”实质上对福州建工的权利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无论是投诉处理过程中的陈述申辩权告知，还是本案经历的三次审判，福州建工对于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实际上都得到充分的行使)。因此，本案如果再次以程序性上的瑕疵为理由撤销，那么是将之前的程序再重来一遍，那么投诉一直无法闭合，工程也无法开工，将会对大白濑水利枢纽工程这样涉及民生的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综上所述，安溪住建局在处理永东南公司就泉州白濑水利枢纽工程参内安置区D地块工程的投诉处理过程中，已告知福州建工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而福州建工已实际向安溪住建局提交《回复函》进行了陈述和申辩，而目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定，重新作出投诉处理决定应再次告知陈述和申辩权的情况下，安溪住建局没有义务再次告知。显然，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安溪住建局的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的理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该判决并改判驳回福州建工的诉讼请求。 福州建工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是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安溪住建局主张其是对未结投诉事项的继续，显然错误理解了法律法规。首先，安溪住建局主张（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下称“案涉决定”）不是新的行政程序，其理由为投诉进程“未能闭合”，但该主张是安溪住建局自行创设的概念，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本案中，根据案涉决定第3页载明的内容，安溪住建局系“重新审查了投诉人及被投诉人提交的材料”并“重新审查终结”。因此，原处理决定被撤销后，即便假设安溪住建局有权重新对案涉投标项目再次做出处理决定，其重新审查投诉双方的材料，并作出对福州建工的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案涉决定，显然是一项新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从本次安溪住建局做出的投诉处理决定书文号“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与先前处理决定文号“安住建投诉（2018）第002号”不一致就可以得到印证。其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规定，法律已将“原行政行为”与“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进行区分，并明确后者不得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前者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据此，安溪住建局提出的所谓投诉进程“未能闭合”的说法显然是对上述法律条款的不当曲解，因为如果新投诉决定是对原投诉的继续处理，由于启动该行政程序的事实或原因并未消失（于本案而言即投诉人并未撤回投诉等），那么所有被法院撤销后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无论是第2次还得第n次都可被视为对未结事项的延续，上述法律规定将被束之高阁而无适用余地，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最后，即便假设安溪住建局的上述投诉进程“未能闭合”的理论能够成立，按照这种理解，案涉决定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行政程序，那么，该“旧行政程序”在对福州建工的权益继续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必然需要遵守法律对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例如，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负责受理投诉的行政监督部门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做出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人、被投诉人和其他与投诉处理结果有关的当事人”，而本次（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距离受理投诉之日已逾期一年多，按照安溪住建局自己的逻辑，案涉决定也完全属于严重超期、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应当予以再次撤销。二、安溪住建局作出的案涉决定与原投诉处理行为是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且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亦未听取福州建工的陈述申辩，依法应当撤销。首先，安溪住建局作出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仅是具体阐释了作出决定所适用的具体法条，但其两次处理决定依据的法律规定均为《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其并非依据新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认定福州建工与福州七建之间存在“控股、管理关系”。一审法院未认定该情形属于同一事实和理由，系法律适用错误，具体理由详见福州建工的《行政上诉状》，在此不再赘述。其次，退一步讲，即便假设安溪住建局可重复作出案涉决定，根据依法行政原则，安溪住建局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必然需要依照《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的规定，给予福州建工陈述申辩权利。因为如果允许行政机关依据所谓的投诉进程“未能闭合”的说法，将行政相对人此前的申辩视同对新的行政行为的申辩，无异于赋予行政机关在违法决定被撤销后，在未保障相对人享有的基本程序权利情形下无限制地作出行政行为，存在权利被滥用的风险。更何况，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福州七建工商登记股东早已变更为2013年后履行资产代管职责的福州新榕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及福州七建工会委员会，即安溪住建局作出案涉《投诉处理决定书》时相关客观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变更，因此，安溪住建局重新作出新的行政行为，但未重新听取行政相对人进行的陈述、申辩，作出的处理决定显然缺乏程序正当性，应予撤销。三、安溪住建局未实质性地认定福州建工与福州七建之间不存在出资管理关系，且存在不当重复作出行政行为，福州建工无奈之下只能依法再次提起诉讼，恳请二审法院撤销案涉决定，并责令安溪住建局督促招标人依法发放中标通知书及签署合同，以便案涉民生工程能够早日开工。首先，本案中，福州建工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福州七建在事实层面上并不存在任何出资或管理关系，但安溪住建局仍然仅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即作出投标无效的认定，属于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等法定撤销情形。并且，安溪住建局两次作出行政行为系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属于违反禁止反复效力的重复行政行为，认定理由无法支撑其结论的权威和信服力。于此情形，福州建工无奈之下提起的行政诉讼，系为了保障自身权益的合法救济行为，且与社会公共利益无涉。其次，福州建工作为福州市数一数二的国有建筑企业，拥有丰富的工程经验且完全可以胜任本案工程，这从案涉项目招投标过程福州建工的第一中标人身份即可知悉。但由于永东南公司的无端投诉，安溪住建局两次错误作出了相关处理决定，导致福州建工迟迟不能参与项目，无奈之下，福州建工只能诉诸法庭。且在原投诉处理决定经泉州两级法院判决撤销后，为尽快对该民生工程进场施工，同时也是避免前期已投入人力物力参与投标的努力付之东流，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不利局面，福州建工收到撤销原行政行为的生效判决后即多次向安溪住建局、业主等申请发放中标通知书，但安溪住建局却径行作出新的处理决定，导致福州建工的合法权利再次落空。鉴于此，由于安溪住建局重新作出的案涉决定实质上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撤销该决定，并责令安溪住建局督促招标人依法发放中标通知书及签署合同，推进民生工程尽快进场建设开发，给予福州建工一个公平合理的处理结果，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综上所述，安溪住建局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原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安溪住建局的全部上诉请求，并支持福州建工的全部上诉请求。 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原审认证，证据名称及举证、质证和认证意见均记载于原审判决书。双方当事人提起上诉后，原审法院已将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对一审查明事实亦无异议，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投标时福州建工是福州七建控股股东是否正确的问题。安溪住建局在安住建投诉(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中认定投标时被投诉人福州建工是福州七建的控股股东，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有其于2018年7月26日向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投标时福州七建的工商登记信息、《公司章程》以及本院作出的(2019)闽05行终87号生效《行政判决书》为证，安溪住建局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认定福州建工的投标无效并无不当。福州建工虽在一审中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12月20日福州七建的工商登记股东已由福州建工变更为福州新榕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但投诉处理机关作出处理决定是根据投标时及之前形成的证据作为处理依据，之后福州七建的工商登记变更不影响投诉处理机关对投诉处理事项的处理。故一审判决认定投标时福州建工是福州七建控股股东是正确的。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安溪住建局两次作出投诉处理决定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同一事实和理由是否正确的问题。安溪住建局在针对永东南公司的投诉处理事项，经过调查取证后作出（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该投诉处理决定因没有适用法律法规，被本院作出的(2019)闽05行终87号生效《行政判决书》予以撤销。安溪住建局重新作出（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时适用了法律法规，安溪住建局前后作出的两次《投诉处理决定书》其“理由”已发生变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同一事实和理由的情形。关于福州建工请求安溪住建局督促招标人安溪县小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依法发放中标通知书及签署合同的诉讼请求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的审查范围，一审不予审查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安溪住建局作出（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是对原永东南公司在2018年7月23日的投诉事项的处理，安溪住建局在第一次作出（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时已经依法给予福州建工陈述和申辩权，福州建工也依法进行了陈述和申辩，对此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且本院作出的(2019)闽05行终87号生效《行政判决书》撤销（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的理由只是安溪住建局在作出该处理决定时未具体适用法律法规，并未涉及实体问题。安溪住建局在重新作出（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时，并未改变其在作出（2018）第002号《投诉处理决定书》时所认定的事实。故安溪住建局在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时，虽未再次给予福州建工陈述和申辩权，但对福州建工的实际权利未产生实际影响，安溪住建局作出（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本院对安溪住建局作出的（2019）第001号《投诉处理决定书》不予撤销。 综上所述，上诉人安溪住建局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福州建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行初218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庄希文 审判员  庄丽娜 审判员  谢火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陈嘉怿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