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初138号原告：陈卫祥，男，汉族，1976年2月8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从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银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战五，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达益国际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董事：罗钻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凯仪，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颖姿，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杨薇，女，汉族，1970年1月27日出生，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被告：宋华英，男，汉族，1964年2月24日出生，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被告：李世轶，男，汉族，1979年12月31日出生，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被告：李军，男，汉族，1962年6月21日出生，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被告：广东宝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营业执照号码**。法定代表人：李杰，该公司董事长。原告陈卫祥与被告达益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益公司）、杨薇、宋华英、李世轶、李军、广东宝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泓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日受理后，依法由罗凯原、梁亦民、谢达辉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院先后于2019年3月27日、2019年7月10日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卫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银平、何战五，被告达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凯仪、孔颖姿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薇、宋华英、李世轶、李军、宝泓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卫祥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陈卫祥与达益公司签订的《佛山市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某股权转让合同》）；2.达益公司、杨薇、宋华英、李世轶、李军、宝泓公司向陈卫祥退还1000万元及利息600万元（以15%的年息自2014年7月1日暂计至2018年6月30日），并自2018年7月1日起按年息15%计算利息到实际退还本息为止；3.本案的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达益公司、杨薇、宋华英、李世轶、李军、宝泓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陈卫祥于2014年6月19日与达益公司、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某有限合伙）签订了《某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达益公司、某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佛山市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现宝泓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4%的股权以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卫祥；自2014年7月1日起陈卫祥即成为某公司的股东；合同于2017年7月1日起生效；若某公司在合同生效之日起四年内不能在中国股市上市，则陈卫祥可随时按原价（壹仟万元）退回所持某公司4%股权，达益公司及某有限合伙承诺支付15%的年息。达益公司及某有限合伙在合同中承诺已经缴付了某公司注册资本9954.7724万元，尚余45.2276万元未缴付，欠缴的注册资本仍由达益公司以外币现汇缴足。合同三方约定发生争议时由某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签订后，达益公司、某有限合伙及某公司未将陈卫祥变更登记为某公司的股东，陈卫祥也未参与过某公司的利润分成。后某有限合伙也在合伙期限内提前注销，至今距合同生效已过四年，某公司也未在中国股市上市。达益公司、某有限合伙、宝泓公司未将陈卫祥变更登记为某公司的股东且在约定的期限内某公司未能在中国股市上市，其行为已构成违约。陈卫祥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其退还1000万元并承担15%的年息。被告达益公司辩称：一、《某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按照约定依法终止，陈卫祥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某股权转让合同》10.2款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已于2015年1月2日成就，自该日起本合同依法终止。《某股权转让合同》10.2款约定：“本合同仅为前期框架协议，待某退回为外资企业，达益公司是其唯一股东后，陈卫祥将通过持有达益公司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某股权。届时将以香港律师起草文件及商业注册登记文件为正式股权转让合同及证明。本合同在上述文件签署时自动失效，三方共同销毁。”该条款属于当事人约定合同终止条件的条款。根据达益公司提交的证据5《宝泓公司公示信息》（第19页）显示，2014年9月9日，某公司的企业类型从6110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变更为6150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某有限合伙的股权比例由32.5%变更为0，达益公司的股权比例由67.5%变更为100%，满足“某公司退回外资企业、达益公司是其唯一股东”的约定。根据达益公司提交的证据6《转让文书》《买卖方成交单据》《周年申报表》（第20-25页）显示，2015年1月2日，陈卫祥受让达益公司400股普通股，持有了达益公司4%的股权。此时，“陈卫祥将通过持有达益公司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某股权”条件已成就，并办理了“香港律师起草文件及商业注册登记文件”手续。至此，《某股权转让合同》10.2款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已经全部成就，合同按照约定依法终止。2.陈卫祥提出10.2款约定是以某公司在约定时间内成功上市之后为前提、是针对某公司上市后陈卫祥以何种方式持有某公司股权的观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及常识。纵观合同全文，没有任何词句、条款提到10.2款的约定须以某公司在国内上市为前提。并且第2项明确表述是针对“待某退回为外资企业，甲方是其唯一股东后”的处理，而一家仅有一名唯一股东的纯外资企业不可能是上市企业，该条款也不可能是约定上市之后的持股安排。达益公司提交的（2014）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交代了《某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的背景：当时某公司是由达益公司与某有限合伙共同持股的中外合资企业，但达益公司已经提起了诉讼，要求某有限合伙返还全部股权，《某股权转让合同》就是处在另案已经受理，但尚未开庭审理的阶段。了解了这个背景，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某股权转让合同》把达益公司与某有限合伙都列为转让方，却没有明确说明转让标的究竟是从达益公司还是某有限合伙转出，为什么要在10.2款提出“待某退回为外资企业，甲方是其唯一股东后”的安排；因为这份《某股权转让合同》对（2014）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23号案件的判决结果做了两手准备，而10.2款就是针对达益公司胜诉、收回某公司全部股权之后的安排。3.关于陈卫祥提出，根据10.2款的约定，本合同失效之后应由三方共同销毁，至今未销毁说明并没有失效的观点。“共同销毁”只是当事人对失效之后的文件如何处理的约定，是否销毁并不影响本合同已失效的事实。并且，本合同终止后还有结算和清理事宜未完成，本合同价款结算涉及与陈卫祥有关的多个主体的多笔款项往来，至今天为止，一直未能组织这些相关主体进行对账与确认，所以合同虽已失效却还不能销毁。4.关于陈卫祥提出其在2015年1月2日受让达益公司400股普通股并不是基于本案《某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而是其以400港币的价格另行向罗某购买的观点，与事实严重不符，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上述时间点，某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1亿元、投资总额2亿元的企业，1亿元的注册资本在2014年12月2日已经全部实缴完毕，企业在2014年度的营收总额超1亿元，连续多年盈利；达益公司作为某公司唯一股东，其4%的股权价值根本不可能是400港币，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交易严重显失公平。所以，通过罗某将达益公司股权转让给陈卫祥是对《某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二、陈卫祥关于达益公司违约的主张缺乏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依据。1.将陈卫祥登记变更为某公司的股东并不是约定的合同义务履行方式，陈卫祥以此主张达益公司违约缺乏依据。纵观合同全文，从未约定达益公司或某有限合伙应将陈卫祥变更登记为某公司的股东，反而约定了在达益公司成为某唯一股东后，陈卫祥通过持有达益公司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某股权。由此可见，将陈卫祥变更登记为达益公司的股东才是履行本合同义务的正确方式，该合同义务达益公司已按照约定履行完毕。至于陈卫祥在取得达益公司的股权之后如何处分以及其目前股权的现状均与本案无关。2.使某公司在国内上市并不是约定的合同义务，陈卫祥以此主张达益公司违约缺乏依据。无论从合同标题还是条文内容，都明确表明了本合同不是融资投资协议，而是股权转让合同，其交易目的在于使陈卫祥以约定价格取得约定股权，至于陈卫祥基于什么原因作出受让股权的决定与本案无关。3.合同10.1款属于约定一方解除合同条件的条款，不属于对赌条款。对赌条款其英文原文ValuationAdjustmentMechanism直译为“估值调整机制”，是在股权投资或并购中，投融资双方在目标企业价值估值不能完全确定的情况下，约定的一种具有期权性质的利益风险分担机制。究其原因，对赌条款的设立是因为投资者基于对未来美好发展前景的信任，付出了远高出目前价值的对价，为了平衡风险，才专门针对未来发展不如期望的情况提前约定补偿措施。如前所述，某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1亿元、投资总额2亿元、当年度营收总额超1亿元的企业，4%的股权作价1000万元，并且是以对目标企业债权本息等额抵付的方式来支付，该交易条件公允、合理，不存在价格太高、需约定风险补偿措施的基础。所以，合同10.1款完全不符合对赌协议的适用背景与目的，从其表述来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的条款。4.无论10.1款是否对赌条款，在10.2款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成就后，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10.1款不再履行，陈卫祥不能依此主张任何权利。被告杨薇、宋华英、李世轶、李军、宝泓公司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告陈卫祥举证：1.《佛山市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拟证明达益公司在合同生效后4年内未上市构成违约，陈卫祥可以按照约定要求还本付息。2.宝泓公司企业机读档案资料，拟证明无论是变更前的某公司还是变更后的宝泓公司均没有按照约定将陈卫祥登记为股东的行为构成违约，达益公司的主体资格适格。3.某有限合伙企业信用信息、《变更（备案）通知书》，拟证明某有限合伙在合伙期限内提前注销，其合伙人应承担责任。4.银行承兑汇票、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中国工商银行明细打印、陈某情况说明、证明、陈某结婚证、陈某身份证、陈某某身份证、浙江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申请书、情况说明、证明、陈卫祥结婚证、陈*身份证、陈**身份证、中国民生银行电汇凭证、《广州市荔湾区某建筑仪器总汇情况说明》、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陈卫祥或陈卫祥委托的第三人向达益公司和宝泓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出借款项的情况，上述借款通过债转股方式抵扣了陈卫祥应支付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被告达益公司质证：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合同第10.2款属于当事人约定合同终止情形的条款，该合同已按照约定依法终止。合同全文均无约定在该合同终止后，第10.1款仍继续履行；并且从第10.2款的表述可以证明当10.2款约定的条件成就时，该合同其他条款不再履行。2.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某公司于2014年9月9日已从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达益公司持有的股权亦从67.5%变更为100%。另外，《某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约定将陈卫祥直接登记为某公司的股东，反而约定了陈卫祥通过持有达益公司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某公司股权的方式，达益公司及某有限合伙均不存在违约行为。3.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证明内容由法院依法审查。4.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达益公司同意陈卫祥以其对某公司债权抵扣案涉股权转让款，但因陈卫祥与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涉及多个收支账户主体，除其本人名下账户外，还有陈某、陈**等关联个人以及广州市荔湾区某仪器总汇、上虞市某材料有限公司、广州市某贸易部等关联企业的账户，债权抵扣股权转让款的手续须经相关收支账户主体参与确认，并返还相关债权凭证，但陈卫祥至今未与某公司及达益公司对账并返还相关债权凭证。被告达益公司举证：1.达益公司注册登记证书、商业登记证，拟证明达益公司主体适格；2.《某股权转让合同》，拟证明达益公司、某有限合伙与陈卫祥于2014年6月19日签订《某股权转让合同》，就陈卫祥以1000万元价格受让某公司4%股权一事进行框架性约定，合同第10.2款明确约定，待某公司退回为外资企业、达益公司是其唯一股东后，陈卫祥将通过持有达益公司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某公司股权，届时将以香港律师起草文件以及商业注册登记文件为正式股权转让合同及证明，本合同在上述文件签署时自动失效，三方共同销毁。3.（2014）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某股权转让合同》所签订的背景是达益公司已启动收回某公司全部股权的计划，但计划尚在进行中，结果未能确定，由此三方在《某股权转让合同》第十条中针对两种结果作出不同约定，《某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法院生效判决支持达益公司全部诉请，某有限合伙于2014年8月25日将其持有的某32.5%股权退回达益公司。4.宝泓公司公示信息，拟证明2014年9月9日，某公司的企业类型由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达益公司成为其唯一股东，符合《某股权转让合同》第10.2款约定的情形，各方当事人应按该条款约定履行，即陈卫祥通过持有达益公司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某公司股权。5.《转让文书》《买卖方成交单据》《周年申报表》，拟证明2015年1月2日，达益公司按股权转让合同第10.2款的约定，使陈卫祥通过持有达益公司4%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某公司4%股权，陈卫祥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合同第10.2款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已完全成就，股权转让合同自2015年1月2日起按照约定依法终止。6.《广东某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关于股权清晰无纠纷以及股东资格的承诺及声明》，拟证明陈卫祥同意并配合办理某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手续，声明其与某公司及股东未签订对赌协议，表明陈卫祥已承认《某股权转让合同》10.1款已失效。7.客户回单、个人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打印，拟证明某公司于2012年7月20日通过李翠华账户向陈卫祥还款100万元，该款项应从陈卫祥主张其对某公司的债权中扣减。8.电子转账凭证、绍兴市某材料有限公司公示信息，拟证明某公司于2012年11月27日向陈卫祥为实际控制人的上虞市某材料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绍兴市某材料有限公司）还款100万元，该款项应从陈卫祥主张其对某公司的债权中扣减。9.罗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陈卫祥与罗某签订的《转让文书》系对《某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原告陈卫祥质证：1.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10.2款的前提条件是目标公司在约定时间内成功上市，目标公司没有在约定时间内上市，故该项约定条件没有成就，且10.2款约定条件成就后由双方销毁合同，但达益公司仍持有合同原件，证实该合同并未失效。3.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某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陈卫祥对达益公司和某有限合伙的诉讼不知情，且合同第10.2款的前提条件是目标公司在中国股市成功上市。4.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达益公司是否目标公司的唯一股东不是陈卫祥签订合同的唯一目的，目标公司上市才是陈卫祥签订合同的目的。5.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罗某转让给陈卫祥的达益公司400普通股是陈卫祥向罗某支付400元港币取得，与案涉合同约定的股权无关。6.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声明只有签名，没有落款时间，无法证明证据形成时间。其次，该证据不能证明陈卫祥对达益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处分，也不能证明对某公司的发展达成新的合意，更加不能证明陈卫祥行使了股东权利。7.对证据7、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其中，证据7不能证明收款人是陈卫祥，且上述交易均发生在案涉《某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前，达益公司不能主张抵扣。8.罗某庭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仅系其个人陈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和合法性。被告杨薇、宋华英、李世轶、李军、宝泓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亦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陈卫祥和达益公司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陈卫祥对达益公司提供的罗某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在接收上述材料时办理了面签手续，确认了罗某的身份，故对该情况说明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内容在下文予以阐述。陈卫祥和达益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陈卫祥与达益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在下文予以阐述。综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佛山市南海某无纺有限公司于2000年10月27日登记设立，于2008年11月13日变更企业名称为佛山市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日变更企业名称为广东某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变更企业名称为广东宝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其登记注册资本为11005万元。2014年6月19日，达益公司（转让方、甲方）、某有限合伙（转让方、乙方）与陈卫祥（受让方、丙方），三方签订《某股权转让合同》），就转让标的、对价、支付方式等约定如下：甲、乙双方将其持有的某公司4%的股权以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丙方，某公司已由甲、乙缴付9954.7724万元注册资本，尚余45.2276万元未缴付，欠缴的注册资本仍由甲方以外币现汇缴足，丙方同意在6月30日前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甲、乙方所转让的股权款。此外，该合同第十条“特别约定”部分约定如下：1.若某公司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四年内不能在中国股市上市，则丙方可随时按原价（1000万元）退回所持某公司4%股权，甲、乙双方承诺支付15%的年息，若在此期间另有投资人进入，则丙方同意按某公司董事会决议执行稀释其股权；2.本合同仅为前期框架协议，待某公司退回外资企业，甲方是其唯一股东后，丙方将通过持有甲方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某公司股权，届时将以香港律师起草文件及商业注册登记文件为正式股权转让合同及让明，本合同在上述文件签署时自动失效，三方共同销毁。2014年5月14日，达益公司以某有限合伙为被告、某公司为第三人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诉讼，诉请解除达益公司与某有限合伙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某有限合伙向达益公司返还其持有的某公司32.5%的股权。经审理，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支持达益公司上述诉讼请求。2014年8月25日，某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某公司32.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达益公司名下，达益公司自此持有某公司100%的股权，某公司企业类型亦由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直至2015年7月22日再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达益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私人公司，至2015年3月1日合计对外发行普通股10000股。2015年1月2日，罗某与陈卫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罗某将其持有的达益公司400股普通股以港币400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卫祥，并办理了变更登记。罗某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陈述如下：罗某签署《转让文书》《卖方成交单据》，并将其持有的达益公司400股普通股转让予陈卫祥完全是为履行《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10.2款，其并没有就上述400股普通股的转让向陈卫祥收取任何对价。本院认为，本案属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因达益公司系依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设立的公司，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进行审理。当事人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归纳如下：案涉《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因该合同10.2款的履行而失效。对此，本院分述如下：一、10.1款与10.2款的关系。陈卫祥签订《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在于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成为某公司的投资人，《某股权转让合同》提供了两种方式，即合同主体部分约定的“直接持股”和10.2款约定的“间接持股”。陈卫祥称10.1款约定的“某公司四年内在中国股市上市”是10.2款履行的前提条件，按该逻辑，陈卫祥在某公司上市后才最终确定采取“直接持股”或“间接持股”的方式，其时间顺序可理解为“某公司四年内上市”→“陈卫祥选择持股方式”→“达益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陈卫祥却在合同签订后的半年内即通过受让罗某股权的方式间接持股某公司，陈卫祥上述陈述既与合同约定不符，又与后续行为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文义解释，10.1款仅约定陈卫祥“可随时退回所持SLP4%股权”，而未约定陈卫祥可随时退回所持达益公司股权，可推定该“回购条款”仅就“直接持股”设定，并不及于“间接持股”。此外，如双方有意将“回购条款”的效力及于“间接持股”，其正常的行文顺序应将10.1款的内容置于10.2款之后，显然，双方并未采取上述安排，本院亦难从现有证据推断双方具有上述合意。10.2款明确约定：“本合同为前期框架协议,......，本合同在上述文件签署时自动失效。”10.1款的主要内容系就“直接持股”设定回购条款，系10.2款约定的“本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某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直接持股”和“回购条款”均属框架协议，在10.2款履行后均不再发生法律效力。二、《某股权转让合同》10.2款是否实际履行。达益公司辩称陈卫祥自罗某处受让达益公司400股普通股实现了对某公司的间接持股，10.2款已实际履行。陈卫祥则称二者没有关联性，10.2款自始未履行。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达益公司抗辩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理由如下：1.从股权转让对价来看。某公司注册资本高达11005万元，2014年6月19日签订的《某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陈卫祥以1000万元的对价受让某公司4%的股权，而在达益公司取得某公司100%股权之后，陈卫祥即在2015年1月2日仅以港币400元即取得达益公司4%的股权（达益公司对外发行普通股10000股，陈卫祥受让400股），明显有违日常生活经验，陈卫祥未对该巨额价差提供合理解释和说明。且在罗某出具情况说明后，亦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2.从过程及各事件的时间节点来看，二者具有较强的关联性。2014年6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待某退回外资企业，甲方是其唯一股东后，丙方将通过持有甲方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某公司股权。”达益公司于2014年8月25日取得某公司100%的股权，陈卫祥于2015年1月2日取得达益公司4%的股权实现对某公司的间接控股，该过程与10.2款约定的前提条件高度一致。3.陈卫祥与罗某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即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可推定其具备相关的认知和经验，但其在《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四年内却未要求达益公司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有违一般常理。综上，因10.2款约定的“间接持股”已实际履行，《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依约不再发生法律效力，针对“直接持股”设定的“回购条款”亦丧失履行基础，陈卫祥诉请解除合同并返还股权转让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卫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800元，由原告陈卫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陈卫祥，被告杨薇、宋华英、李世轶、李军、广东宝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达益国际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罗凯原审判员  谢达辉审判员  梁亦民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禤敏婷书记员陈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