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终4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信升北方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前街****楼**。 法定代表人：潘希恩，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信升北方经贸有限公司贺州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贺州市平桂区望高镇南路**地址：贺州市八步区二桥（南）。 法定代表人：张国强，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以焜，广西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钏，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少军，男，197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晨，广西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小超，广西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罗坚东，男，196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平桂区。 原审被告：罗仕平，男，1962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八步区。 原审被告：赖国龙，男，1969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平桂区。 原审被告：赖建军，男，197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原审被告：叶西进，男，197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北京信升北方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升公司）、北京信升北方经贸有限公司贺州分公司（以下简称贺州信升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少军、原审被告罗坚东、罗仕平、赖国龙、赖建军、叶西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3民初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2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北京信升公司、贺州信升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即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定性错误。本案是代位权纠纷而非合同纠纷。本案中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郑少军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收其任何款项，两上诉人只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着合同关系，既然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探矿工程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无效，那么根据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是上诉人所受取的第三人款项应予以返还。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400000元于法无据。二、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在一审程序中，被上诉人并未提出对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探矿工程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而一审法院确对上述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违背的“不告不理”的原则。三、本案存在着两个不同之诉即：确认之诉、给付之诉。本案中的代位权纠纷基于合同关系而产生，由于一审法院己经认定上述协议以及补充协议无效，因此，第三人对上诉人并不享有合法的到期债权，远谈不上其怠于行使债权的问题。 被上诉人郑少军辩称：一、上诉人与一审被告罗坚东、罗仕平与被上诉人郑少军所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均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两份无效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应当将收取的由被上诉人郑少军所支付的40万元保证金返还给一审被告罗坚东、罗仕平。在罗坚东、罗仕平收到这40万元保证金之后，再返还给被上诉人郑少军，这是三方当事人债权债务所产生的合法的原因。该基础原因决定了三方当事人这两个债权债务。二、对于上诉人所提及的是否有过错，以及所遭受的损失？应由上诉人举证证实。上诉人与一审被告罗坚东、罗仕平之间在签订这两份协议的过程当中，谁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对谁造成了损失，损失的金额是多少？但被上诉人郑少军并非该协议以及补充协议的合同当事人。被上诉人也就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原审被告罗坚东陈述：上诉与原审被告无关，涉案合同亦与原审被告无关。所有合同都是被上诉人郑少军经手，原审被告只是负责签字，钱也是被上诉人郑少军管，所有合同都是被上诉人郑少军与上诉人协调。 原告郑少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北京信升公司和贺州信升分公司返还原告交付的保证金40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8日，被告贺州信升分公司（甲方）与被告罗仕平、罗坚东（乙方）签订一份《探矿工程合作协议》和《矿山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甲方贺州信升分公司把坐落在平桂区石羊山铅锌矿的探矿范围（以坐标为准）发包给被告罗仕平、罗坚东探矿。《探矿工程合作协议》第3条约定“乙方探矿过程全权由地质工程师监督指导下进行，为了不浪费国家资源，如发现有价值矿石，尽量回收利用”。《矿山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则约定：甲方把石羊山矿区（按坐标基点）发包给乙方开采……；4.在甲方指定坐标基点内允许开采铁、钨、锡等矿石，不允许开采非金属矿石资源……；6.甲方负责相关生产手续，提供公司有关证件……；7.甲乙双方共同按比例分摊原矿石开采、选矿、运输等生产成本费用……；10.甲方占股份59%，乙方占股份41%；11.乙方应上交合作保证金60万元并且不计利息，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12.双方合作有效期为二年，从2014年8月8日至2016年8月8日止，合作期满后归还保证金……。 同日，由原告郑少军和被告罗仕平、罗坚东、赖国龙、赖建军、叶西进签订了一份《股份合作协议》，就罗仕平、罗坚东与贺州信升分公司订立的矿山合作协议中，罗仕平、罗坚东所占41%股份的出资问题以及上述当事人各自所占股权份额问题订立协议，约定：与贺州信升分公司合作的41%股份，由罗坚东占30%，罗仕平占25%，郑少军占25%，赖国龙占10%，赖建军占0.5%，叶西进占0.5%；应交付给贺州信升分公司的60万元保证金，由原告郑少军出资40万元，赖建军出资10万元，叶西进出资10万元，该出资款在分红时优先偿还，若各股东与北京信升北方经贸公司解除合同，其60万元保证金无条件偿还给郑少军、赖建军和叶西进。签订协议的当日，原告郑少军便通过银行将40万元保证金转账支付给被告贺州信升分公司的负责人陈三明。次日，赖建军、叶西进亦按协议的约定将应付的保证金支付给贺州信升分公司，被告贺州信升分公司于2014年8月9日出具了一份内容载明“收到罗坚东合作保证金人民币陆拾万元正”的收条交给罗坚东。之后，原告和被告罗仕平、罗坚东、赖国龙、赖建军、叶西进便以贺州信升分公司的名义，用挖掘机在平桂区石羊山矿区进行挖掘。在挖掘了四天后，因未发现有价值的矿石，于是停止挖掘，将有关的设备撤离现场，合作协议也终止。对于挖掘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上述当事人已分摊处理完毕。 由于合伙采矿的目标未能实现，被告贺州信升分公司收取的保证金没有退还给原告等人，而且由于该保证金并不是由罗仕平、罗坚东出资，故该二人并没有积极主动要求贺州信升分公司退还该保证金，导致原告受到经济损失。2015年11月12日，原告郑少军向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罗仕平、罗坚东、罗可柱、赖国龙于2014年8月8日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无效，判决被告北京信升北方贸易公司贺州分公司返还其保证金40万元。2016年7月8日，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贺八民一初字第8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郑少军与被告罗仕平、罗坚东、罗可柱、赖国龙于2014年8月8日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无效；二、被告罗坚东返还原告郑少军40万元；三、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被告罗坚东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该案在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原告认为诉讼主体有误，自愿撤回起诉。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桂11民终11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5）贺八民一初字第881号民事判决；二、准许被上诉人郑少军撤回起诉；三、准许上诉人罗坚东撤回上诉。2017年3月15日，原告郑少军以北京信升北方经贸公司贺州分公司为被告，以罗仕平、罗坚东、罗可柱、赖国龙、赖建军、叶西进为第三人，再次向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北京信升北方经贸公司贺州分公司返还保证金40万元。2017年11月24日，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以原告重复诉讼为由，作出（2017）桂1102民初195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郑少军的起诉。原告对八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结果仍然不服，再次向该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原告的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诉讼？2.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是否重复诉讼问题。原告于2015年11月12日向八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的被告是北京信升北方经贸公司贺州分公司和罗仕平、罗坚东、罗可柱、赖国龙。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后，在二审期间，原告认为诉讼主体有误，自愿撤回起诉。之后，原告再次起诉，被八步区人民法院驳回。在本案中，原告在双方合同纠纷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以北京信升北方经贸有限公司及其贺州分公司为被告，与之前的诉讼主体不完全相同。虽然诉讼标的一致，但由于诉讼主体不同，故不能认为是重复诉讼。 二、关于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从被告北京信升公司提供的证据及其陈述分析，该公司只获得在石羊山一定范围内的探矿许可，并没有获得采矿的许可。被告贺州信升分公司与被告罗仕平、罗坚东签订的《探矿工程合作协议》，虽然名为“探矿合作”，并回收探矿过程中有价值的矿石，但双方在签订该份协议后另行签订的《矿山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则完全属于采矿、选矿，而且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包括原、被告在内的有关当事人也是采取直接用挖掘机进行挖掘的方式进行开采，而不是用专门的钻探设备进行探矿。因此可以认定被告签订《探矿工程合作协议》和《矿山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实际属于名为合作探矿，实为合作采矿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勘查许可证，取得探矿权；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权”。被告北京信升公司没有获得采矿许可证，其下属分支机构即被告贺州信升分公司与被告罗仕平、罗坚东签订的《探矿工程合作协议》和《矿山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违反了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本院确认被告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无效。原告郑少军与被告罗坚东、罗仕平、赖国龙、赖建军、叶西进等人为了履行被告贺州信升分公司与被告罗仕平、罗坚东签订的《探矿工程合作协议》和《矿山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而另行签订具有合伙性质的《股份合作协议》，也因为丧失合作采矿的基础而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的规定，被告贺州信升分公司应当将收取罗坚东、罗仕平二人的保证金返还给该二人。由于支付给被告贺州信升分公司的保证金实际上系由原告郑少军代罗坚东、罗仕平二人支付，虽然双方订立有协议，但因双方订立的协议也被确认为无效，被告罗坚东、罗仕平有义务将原告代其交付的保证金退还给原告，故被告罗坚东、罗仕平与原告郑少军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由于被告罗坚东、罗仕平怠于行使向被告贺州信升分公司索回保证金的权利，也没有退还原告代付的保证金，导致原告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贺州信升分公司将收取的保证金返还给原告。被告贺州信升分公司是被告北京信升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主体资格，故被告贺州信升分公司返还原告所付保证金的义务，应由被告北京信升公司承担，贺州信升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该院认为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北京信升公司及贺州信升分公司返还保证金400000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由于原告代被告罗仕平、罗坚东交付保证金后，合同被确认无效，原告与被告罗仕平、罗坚东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被告罗仕平、罗坚东对于原告代付的保证金，负有连带返还的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判决：一、被告北京信升北方经贸有限公司应返还原告郑少军400000元；二、被告北京信升北方经贸有限公司贺州分公司和被告罗仕平、罗坚东对上述款项负连带偿还责任。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告北京信升北方经贸有限公司、北京信升北方经贸有限公司贺州分公司、罗仕平、罗坚东负担。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综合全案的证据及诉辩双方的意见，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债权代位权纠纷是合同纠纷下设的二级案由，本案债权代位权审理的基础是上诉人贺州信升分公司与原审第三人罗仕平、罗坚东签订的《探矿工程合作协议》和《矿山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及被上诉人郑少军与原审被告罗仕平、罗坚东、罗可柱、赖国龙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的效力，因此，一审将本案案由定为合同纠纷，并对案涉《探矿工程合作协议》和《矿山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效力进行分析认定正确。上诉人贺州信升分公司与原审被告罗仕平、罗坚东签订的《探矿工程合作协议》和《矿山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确认无效。合同无效后，上诉人贺州信升分公司应当返还因合同约定收取的保证金400000元，从而产生本案涉案债权。由于支付给上诉人贺州信升分公司400000元的保证金实际上系由被上诉人郑少军代罗坚东、罗仕平二人支付，因双方订立的协议也被确认为无效，罗坚东、罗仕平有义务将郑少军代其交付的保证金退还给被上诉人郑少军。由于罗坚东、罗仕平怠于行使向上诉人贺州信升分公司索回保证金的权利，也没有退还郑少军代付的保证金，导致郑少军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郑少军基于债权代位请求权有权要求上诉人贺州信升公司将收取的保证金400000元返还给被上诉人郑少军。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40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北京信升北方经贸有限公司、北京信升北方经贸有限公司贺州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北京信升北方经贸有限公司、北京信升北方经贸有限公司贺州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献年 审 判 员 凌丽琪 审 判 员 张依传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法官助理 蒙晓华 书 记 员 李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