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黄美金，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季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贝红，女，汉族，1934年12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1*****，公民身份号码440************823。委托代理人：朱宇锋，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潮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黄炎治。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天河区城管执法局）与被上诉人薛贝红行政处理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219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1990年8月24日，原告薛贝红作为甲方与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商品房购售合同》，约定甲方预购乙方正在兴建中的商业楼房位于广州市天河南***30栋首层南36-37轴、东A-G轴，总建筑面积为41.85平方米（按施工实际建筑面积为准，公用面积摊分）。门、窗由用户提出意见，乙方依此给予设计出图施工，甲方按所出图验收，所需费用由用户负担……该合同同年经广州市公证处予以公证。1991年3月14日，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公司出具《统建房屋所有权证明书》载明，广州市天河区南***30栋，框架结构首层，单元号南36-37轴、东A-G轴，建筑面积41.73平方米，该房屋是原告个人于1990年8月24日与该公司签订（90）粤信房统第178号协议的统建房屋。已在1991年3月11日竣工交付使用，双方交接结算完毕，房屋所有权及使用权属原告个人所有。广东省信托房产小区管理公司于1991年11月6日向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公司经营部作出证明载明，该管理小区**30栋首层房屋，业主为原告，经查核，暂无发现违章改建行为，请给予办理户权登记手续。1994年5月10日，原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核发《房地产证》载明，权属人薛贝红，房地座落天河区体育西路育蕾**54号（以下简称涉案商铺），用途商场，总建筑面积42.05平方米，并附《房地产平面附图》显示，涉案房屋北2.84米，南2.70米，西16.02米，东15.13米，建筑面积42.0525平方米。原告取得上述房产证后，多次将涉案商铺出租使用，并与第三人广州潮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租赁契约》，约定原告将涉案商铺出租给第三人，租赁期为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1日。2018年11月29日，广州市天河区育蕾小区*********全体业主向天河南街道城管委递交《关于强烈要求政府拆除天河区育蕾****号首层私自扩建的违法建筑的函》，主要内容为：根据市规划局档案馆提供的原始图纸，天河区育蕾小区**54号、56号、58号、60号及62号等五间商铺，在临近育蕾**的商铺南面，违章南移1.8米，间距共长17.1米，合计建设违章建筑30.78平方米，另按照图纸显示58号商铺南面是没有后门的，现状是各商铺均有开启后门，根据《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即为违法建设。恳请天河南街道城管委和天河区城管科到现场查验、定性，并依法予以拆除、恢复原状。并提供了《育蕾小区****号首层平面图》。2019年1月17日，被告对天河区体育西**54号（育蕾**39号）（以下简称涉案场地）进行检查，并现场拍照及制作《检查笔录》载明，1.被告依据投诉附件图纸对涉案场地进行检查，现场踏勘发现当事人主要占用首层原骑楼位进行扩建，占地面积约4平方米，并在内部加建阁楼（夹层），使用面积为2层，约8平方米，砖墙和钢架结构，并在南侧外立面墙设置小后门（1米×2米），涉嫌违法建设。2.当事人现场未能提供相关手续资料。3.针对当事人涉嫌违法建设行为，现场发出《询问通知书》（穗综天询字〔2019〕12006号），要求当事人于2019年1月18日11时前带相关手续资料到被告处接受询问调查。被告在当天制作的测量手绘图显示，涉案商铺平行向南移1.8米。实际使用人第三人的员工签收了上述《询问通知书》，但涉案场地当事人并未到被告处接受询问。3月8日，广州市天河区育蕾小区*********业主代表对涉案场地涉嫌违章乱搭建情况向被告进行投诉，要求被告对涉案场地涉案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被告为核实涉案场地规划情况，向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调取了涉案商铺所在楼宇1988年3月的规划报建图等资料。3月12日，被告对涉案场地进行检查，并拍照取证及制作《检查笔录》载明，1.当事人未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占用该大楼首层南侧骑楼位进行加、扩建，涉嫌违法建设，主要用作商铺经营，并在外墙设置小后门（1米×2米）。2.针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现场发出穗综天责字〔2019〕12083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以下简称涉案责改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体育西**58号，你（单位）于2019年3月12日在体育西**58号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外立面（开门），违反了《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和《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于2019年3月15日17时前自行整改、恢复原状。该责改通知书由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予以签收。3月13日，被告向案外人钟国强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钟国强在笔录中述称育蕾小区是由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开发，1990年其购买育蕾**39号202房时楼房已经封顶并交付使用，当时一楼整体为架空层，用途为商场，但是一直未使用，几年后，开发商售卖一楼商铺时直接把商铺间隔到最南侧柱子的位置，和现状基本一致，具体规划报建是否有骑楼，其并不清楚，后来大楼电梯筹备组调取相关规划报建资料后，找了专业人士说该位置属骑楼位。由于原告占用了骑楼建设，还开了门窗，致使该栋楼电梯加装无法申请通过审批。3月15日，被告再次到涉案场地进行检查，并现场拍照及制作《检查笔录》载明，1.当事人未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占用该大楼首层南面骑楼位进行加、扩建，涉嫌违法建设，未见整改，并擅自将原来（1米×2米）的小后门加宽加大（2米×2米）。2.现场发出穗综天责字〔2019〕12086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体育西路54号当事人在2019年3月15日17前立即停工恢复原样。现场留置送达该责改通知书。因涉案场地当事人未整改，被告于2019年3月27日组织施工队对涉案商铺南面原有的卷闸门进行强制拆除，并制作《拆违笔录》及拍照取证。被告拆除卷闸门后将卷闸门留在涉案现场。2019年4月15日，被告再次对涉案场地进行检查，并现场拍照及制作《检查笔录》载明，1.当事人未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占用该大楼首层南面骑楼位进行加建、扩建，涉嫌违法建设行为，未见整改，被告于2019年3月27日强制拆除卷闸门后，当事人擅自增设铝合金玻璃门；2.现场发出穗综天责字〔2019〕12102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体育西**58号（育蕾**54号）当事人于2019年4月15日14时前自行整改、恢复原状。该通知书由实际使用人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予以签收。同日14时30分许，被告组织施工队到达涉案场地，对涉案商铺南面铝合金玻璃门进行强制拆除，并制作《拆违笔录》及拍照取证。被告拆除铝合金玻璃门后将铝合金玻璃门留在涉案现场。庭审中，被告依据其调取的涉案商铺所在楼宇1988年3月的初始规划报建图，认为涉案场地A-A1之间的平行空间系属于骑楼位置，A线是虚线，A1是实际墙体，虚线是指没有实际墙体的位置，即便是有承重墙体的位置也是开窗的位置，涉案图纸承重墙体开窗及设门也有实际标注，设门以实线代之，开窗是虚线代之，结合该图纸东立面及西立面的示图可确认涉案场地存在骑楼，现场检查涉案场地实际墙体已建至A线，且在A线上设门，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涉案场地有无骑楼的问题，涉案场地根据档案图纸标注的是虚线，即是开窗的位置，不得设立门，故涉案商铺在规划当时南至界限应从A1开始，北至界限略超出G。原告依据被告调取的初始规划报建图认为涉案商铺在规划当时南至界限应从A开始，北至界限略超出G，按平面图标注的比例尺计算，涉案商铺A轴到G轴长14.5米，加上涉案商铺北界略超G轴，与涉案商铺房地产证平面附图的尺寸、面积基本相符，涉案商铺面积产权面积已经包含了被告主张的骑楼位置。因政府机构改革，2019年4月，原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天河分局更名为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关职权亦由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承接。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诉争的涉案责改通知书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被告作出的涉案责改通知书对涉案场地当事人在涉案商铺南面开门的行为认定为违法建设的行为，且责令限期整改、恢复原状，原告为涉案商铺的权属人，该通知书实际上对原告增设了义务，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故涉案的责改通知书具有可诉性。《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三条规定：“市、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是本级人民政府实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行政机关，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市、区职责分工，依法查处本管辖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并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市、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的派出机构，以市、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的名义实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违法建设属于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除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无法实施拆除的情形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应当依法强制拆除。”据此，被告对辖区范围内的违法建设具有查处的行政职能。《城市规划条例》（1984年1月5日施行）第四十八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项目，建成竣工后，必须编制竣工图，并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将竣工图报送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作为城市规划档案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年4月1日施行）第三十八条规定：“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参加城市规划区内重要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资料。”《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1987年1月1日施行）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建设项目竣工后，应报原审批部门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按规定范围绘制竣工图一式两份，分送审批单位和城建档案馆。”《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规划区内进行新建、扩建、加建、改建、危房原址重建各类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但无需申请的除外。”《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规范》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属于涉嫌已建成违法建设的，除要求当事人提供身份证明材料、相关报建和用地等资料外，还需收集产权、规划验收等资料。”本案中，原告于1990年签订《商铺房购售合同》向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公司购买了座落于广州市天河区南住3自编号第30栋首层南36-37轴、东A-G轴的商场楼房（即涉案商铺）。原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于1994年就涉案商铺向原告核发的《房地产证》载明，地址为天河区体育西路育蕾**54号，总建筑面积42.05平方米。根据被告调取的初始规划报建图，涉案商铺若从南36-37轴、东A-G轴，按该初始规划报建图的比例尺计算，涉案商铺A-G轴长14.5米，加上涉案商铺北界略超G轴，与涉案商铺《房地产证平面附图》的尺寸、面积基本相符；涉案商铺若从南36-37轴、东A1-G轴，按该初始规划报建图的比例尺计算，涉案商铺A1-G轴长12.70米，加上涉案商铺北界略超G轴，与涉案商铺《房地产证平面附图》的东侧及西侧边长均相差近2米，总建筑总面积相差约5平方米。通过上述将初始规划报建图与涉案商铺《房地产平面附图》进行比对，并结合被告对涉案商铺所在楼房住户钟国强关于“1990年育蕾**39号楼房已经封顶并交付使用，当时一楼整体为架空层，用途为商场，但是一直未使用，几年后，开发商售卖一楼商铺时直接把商铺间隔到最南侧柱子的位置，和现状基本一致”的陈述，被告依据初始规划报建图与涉案场地现场情况进行比对，认为原告涉案商铺存在加建、扩建的情况，与涉案商铺《房地产证》登记的信息明显不符。此外，依据初始规划报建图显示，A-A1之间的平行空间属于骑楼位置，A线是虚线，表示没有实际墙体，A1是实线，表示为实体墙，如果依据该报建图，原告在涉案商铺南面开门确属违反规划报建的情形，但是该报建图是1988年的初始规划报建图，根据涉案商铺所在楼宇建成时生效的规定，建设项目竣工后，须编制竣工验收图，且被告作为查处违法建设的行政机关，也应当依照其工作规范收集涉案商铺产权、规划验收等资料，现被告经调查，主要依据初始规划报建图认定原告未经批准，擅自在涉案商铺南面开设门，并作出涉案责改通知书，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撤销涉案责改通知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撤销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天河分局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的穗综天责字〔2019〕12083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上诉人天河区城管执法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穗综天责字〔2019〕12083号）为过程性行为，不可诉。二、上诉人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为过程性行为，而非终局性行政行为，对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涉案责令限改单作出后，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履行责令限改单的义务，且上诉人后续又有新的执法行为，该责令限改单义务已经被上诉人后一执法行为覆盖，该责令限改单并未实际影响被上诉人权利义务，同时是过程性的调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的规定，被上诉人对涉案《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提起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裁定驳回起诉。三、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在诉讼后发函给规划部门，法院亦发函给规划部门，规划部门明确表示不存在涉案场地的竣工验收材料，因此上诉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未收集规划验收材料本身不会影响涉案场地不存在规划验收材料的事实，不会影响事实部分的认定，因此法院认定上诉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实际审理的情况不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薛贝红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薛贝红二审答辩称：一、上诉人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不是过程性行为，具有可诉性。首先，上诉人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以调查认定当事人行为构成违法为前提，并行使职权责令当事人改正。“责令限期改正决定”本身已经对当事人的行为作出实体处理。其次，《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不是行政处罚或者所谓终局性行政行为中的一个过程性行为。再者，上诉人除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外，并未另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若按照上诉人主张《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只是过程性行为，那么上诉人在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还应当作出终局性行政行为，即《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不能作为上诉人强制拆除涉案卷闸门及玻璃推拉门的执行依据。然而，上诉人除了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外，并没有另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且被上诉人提交的拆除玻璃推拉门的视频显示，上诉人实施强制拆除玻璃推拉门时，上诉人执法人员明确告知强制拆除的执行依据就是《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可见，《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根本不是上诉人主张的过程性行为。二、上诉人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已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性的不利影响。首先，上诉人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以认定当事人行为构成行政违法为前提，该认定对当事人行为从法律上给予了负面评价，本身便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性的不利影响。且上诉人在《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外，并没有另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已经作为上诉人强制拆除涉案卷闸门及玻璃推拉门的依据，已经对答辩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性的不利影响。其次，被诉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自行整改、恢复原状”，已经给当事人增设了实体性的义务。再者，本案被诉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直接责令当事人“恢复原状”，实质上已认定涉案建筑属“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情形，对当事人而言是更为不利的事实认定与行政处理。三、法院调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上诉人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天河区分局调查搜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根据1987年1月1日施行的《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方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规划验收合格是取得房地产权证的前提条件。1994年，被上诉人取得了涉案商铺的房地产权证，且房地产权登记的面积及测绘的四至已经包含了上诉人主张涉案商铺南侧1.8米骑楼位，可以认定涉案商铺南至骑楼外缘、并开门已经规划验收合格，根本不存在涉案商铺擅自改变对立面（开门）的违法情形，且涉案楼宇是由原市规划局许可建设，按照规定应由原市规划局验收，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天河区分局无权代替市局作出答复。四、《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以门牌地址作为行政相对人，责令对象不明，不符合行政处罚相对人必须具体明确的基本要求。五、上诉人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所适用的法律明显错误。1.涉案商铺不存在违反《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上诉人认定涉案商铺南侧外立面存在违法建设，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和《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适用法律错误。2.上诉人依据2015年3月1日施行的《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认定涉案商铺南侧外立面属于违法建设，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3.依照《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限期涉案商铺“自行改正、恢复原状”并不属于该条例规定的责令情形，而且上诉人要求恢复法原始状态不明。六、上诉人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程序严重违法。上诉人在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之前未尽调查取证职责；上诉人在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之前未依法保障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上诉人从始至终均未提交被上诉人决定查处涉案商铺违法建设的立案审批文件，有滥用职权之嫌。七、被上诉人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有异议。1.判决书第8页倒数第5行“原告取得上述房产证后……与第三人广州潮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租赁契约》，约定原告将涉案商铺出租给第三人。”事实上，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物业租赁契约》显示的承租人是黄炎治，而非广州潮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黄炎治是广州潮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1月17日现场照片与2019年3月12日现场照片中的人物、衣着及物品陈列完全一样。可见，该照片根本不是2019年1月17日拍摄的。检查笔录没有被检查人的签名，检查笔录记载的检查人是“何洋、廖和明”，而《询问通知书》却是“何洋、李清”，也没有证据证实《询问通知书》的签收人是第三人的员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3.判决书第10页第2段第3行“3月8日……被告为核实涉案场地规划情况，向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调取了涉案商铺所在楼宇1988年3月的规划报建图等资料。”而事实上，上诉人提交的规划报建图的查档时间是2018年12月29日，并没有显示该规划报建图是上诉人向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调取。4.原审判决漏查三个主要事实。第一，上诉人于2019年3月12日发出12083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当事人自行整改、恢复原状。但上诉人并未告知原状为何种状态。因涉案商铺南面原为大开间，小后门是黄炎治承租后自行加装的，为了履行12083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责改要求，答辩人要求黄炎治在2019年3月12日-15日期间拆除了涉案商铺南侧小后门，以恢复涉案商铺的原始状态。第二，上诉人于2019年3月27日强拆涉案商铺南侧卷闸门后。导致涉案商铺南门缺失，给涉案商铺财产安全造成隐患，而上诉人未采取任何临时防护措施。为了保护涉案商铺的财产安全，被上诉人才于2019年3月27日晚上临时安装了铝合金玻璃门。第三，原审判决未查明上诉人制作的三份《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所指向的行政相对人是谁。上诉人制作的三份《责令期限改正通知书》均以门牌地址作为行政相对人，且三份《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记载的门牌地址均不一致。八、原审判决认定初始规划报建图A1是实线，表示为实体墙，明显错误。涉案楼宇初始规划报建图中的《首层平面》显示，A1分为双实线和单实线，在单实线下方有标注字母“C”、“M”。答辩人经向规划部门核实，单实线的“C”表示“窗”、“M”表示“门”；而非一审认定的A1实线均表示实体墙。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第三人广州潮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交陈述意见。经审查，原审查明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本案庭审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是否可诉；上诉人天河区城管执法局作出的涉案《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关于涉案《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是否可诉的问题，原审法院已充分阐述，本院予以认可，理由不再赘述。关于上诉人天河区城管执法局作出的涉案《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城市规划条例》（1984年1月5日施行）第四十八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项目，建成竣工后，必须编制竣工图，并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将竣工图报送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作为城市规划档案保存。”《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方法》（1987年1月1日施行）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设项目竣工后，应报原审批部门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按规定范围绘制竣工图一式两份，分送审批单位和城建档案馆。建设项目经验收合格，由原审批部门发给合格证，有关部门方可给予办理接水、接电、入户、营业执照、产权登记等手续，验收不合格者，经处理达到要求后，可发给合格证。”根据上述涉案商铺建设时生效的规定，建设项目竣工后，必须编制竣工图，经验收合格后有关部门方可办理产权登记等手续。本案中，上诉人据以认定涉案商铺涉嫌违法建设的依据是其调取的涉案商铺所在楼宇1988年3月的初始规划报建图。上诉人认为涉案场地A-A1之间的平行空间系骑楼位置，涉案商铺在规划当时南至界限应从A1开始，北至界限略超出G，现涉案商铺南至界限从A开始，北至界限略超出G，涉嫌违法建设，擅自占用涉案大楼首层南侧骑楼位置进行加建、扩建，并擅自改变外立面（开门）。但按照上诉人调取的初始规划报建图的比例尺计算，涉案商铺A1到G轴长12.7米，与涉案商铺房地产证平面附图的长度明显不符。且根据《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规范》第五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上诉人作为查处违法建设的行政机关，还应当依照其工作规范收集涉案商铺产权、规划验收等资料。故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仅根据涉案商铺所在楼宇的初始规划报建图就作出涉案《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予以撤销，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 玮审 判 员  易鸣娟审 判 员  林 彦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吴悠铮书 记 员  黄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