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102行初403号原告董林，女，1990年6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汉阳区，现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代理人蔡之光（特别授权代理），男，194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与原告董林系翁媳关系，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代理人杨振方（特别授权代理），武汉市蔡甸区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法定代表人邬利平，局长。委托代理人黄晓雷（特别授权代理），系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大智街派出所教导员。委托代理人吴迪（特别授权代理），系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法制大队民警。原告董林诉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以下简称江岸公安分局）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依法受理后，组成由审判员石珏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汤秋萍、王薇参加的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林及其委托代理人蔡之光、杨振方，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的行政负责人谢培山及委托代理人黄晓雷、吴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董林诉称，2019年9月14日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以董卫星涉嫌吸毒为由，将其传唤至大智路派出所。在做体检时，造成董卫星坠楼身亡（2019年9月14日晚23点30分在汉口医院死亡）。原告董林是董卫星的女儿，董卫星已离婚，董定明与曾庆珍系夫妻关系，系董卫星的父母。董定明于1975年2月21日去世，曾庆珍于1981年9月13日去世。原告董林认为，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对工作严重地不负责任，在多人看管的情况下，仍造成董卫星坠楼死亡，况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凭空认定董卫星吸毒并致其死亡，严重地损害了原告董林的合法权益。基于以上事实，今特向贵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1、依法确认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因传唤未尽到监管义务造成董卫星死亡的行政行为违法；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立即赔偿原告董林死亡补偿金689100元、丧葬费43578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8000元、奶粉费10000元、殡仪馆费用11400元，共计人民币814078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董林为证明其观点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公安局人口卡片信息，证明董定明和曾庆珍系夫妻关系及董定明和曾庆珍的死亡时间；证据2、离婚登记书，证明董卫星已于1996年7月9日离婚，证据1、2证明董卫星没有其他的继承人；证据3、医学死亡证明，证明董卫星的死亡时间；证据4、户口簿，证明董卫星和原告董林系父女关系；证据5、个人收入证明，证明原告董林的收入情况；证据6、录音及文字版摘要，证明由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有过错，在谈话中口头表示其愿意赔偿；证据7、案发现场平面图，证明董卫星跳楼的位置离电梯口8米，不是离电梯口2米。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辩称，2019年9月14日10时许，该局民警在武汉市江岸区京汉大道汇通路路口附近查获涉嫌吸毒的违法嫌疑人董卫星，后口头传唤至大智街派出所接受调查处理。经调查，董卫星自述于2019年9月12日23时许在武汉市江汉区清芬路3号岳母家吸食了毒品麻果，于2016年4月因吸毒被江汉区公安分局强制隔离戒毒2年，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经对董卫星的尿液进行甲基安非他明胶金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在公安禁毒网查询其2016年4月13日被江汉区公安分局强制隔离戒毒，董卫星的行为构成吸毒成瘾严重。在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其进行处罚前告知、强制隔离戒毒前告知后，带其进行体检过程中，董卫星于2019年9月14日21时30分左右，挣脱民警控制，从医院二楼跳楼身亡。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认为，1、董卫星系跳楼后抢救无效而死亡，并非由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的行为造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2、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董卫星依法进行调查并进行处理的行为合法、程序正当。从实体来看，董卫星吸毒成瘾严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其依法进行处理并无不当。从程序来看，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从查获、传唤、调查、告知、体检等环节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程序正当，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在整个过程中不存在违法情节，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董卫星体检过程中，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已履尽看管义务。民警对拟行政拘留和强制隔离解毒的嫌疑人送医院体检，是送强戒所收治前的必要环节，在此过程中，民警应当对嫌疑人履行看管义务。就本案而言，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多人看管，并已限制其一定的活动自由，且在董卫星跳楼时，民警进行了阻拦，试图拉住董卫星，民警还因此受伤。因此，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民警带董卫星体检的过程中，合法合规，已履尽看管义务，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董林的诉讼请求。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受案登记表，证明案件受理情况；证据2、盘查经过，证明查获经过；证据3、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办案程序合法；证据4、董卫星询问笔录，证明吸毒的违法事实；证据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6、强制隔离戒毒告知书，证据5、6证明程序合法；证据7、尿检情况材料，证明吸毒违法事实；证据8、吸毒成瘾严重认定材料，证明处罚依据情况；证据9、董卫星身份材料，证明违法行为人身份；证据10、吸毒前处材料，证明违法行为人董卫星的吸毒前处情况；证据11、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12、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证明作出处理情况，证据11、12证明作出处理情况，证据11、12没有完成送达的手续；证据13、办案民警笔录材料；证据14、辅警笔录材料；证据15、事发现场手绘图；证据16、证人笔录材料；证据17、办案民警伤情情况；证据18、事发现场监控视频资料，证据13-18证明事发经过情况及事发位置情况。经庭审质证，原告董林对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3、6、7、9、10无异议；证据4、5上面董卫星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对证据8均有异议，尿液采集监管记录表上鉴定的几项毒性没有进行勾画，对吸毒成瘾严重认定书有异议，董卫星没有达到吸毒成瘾的程度；证据11、12没有进行送达，对此有异议，也没有当事人的签字；对证据13、14、16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是被告自己手绘的；对证据17有异议，根据当日的情形，警察的脚不可能受伤，对警察的伤情有异议；对证据18有异议，视频内容显示陪同警员及辅警对董卫星身体不适的情况不管不顾，至今未见到董卫星的检查结果或体检报告，警员、辅警工作极不负责任，失职渎职是造成董卫星坠楼的重要原因之一，视频时间错乱，是无效证据，不应被法庭采纳。经庭审质证，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原告董林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5与本案无关，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没有违法，因此不承担赔偿责任；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内容的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是国家赔偿的案件，该录音中不论是否承认赔偿，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与本案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没有关系；证据7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董林提交的证据1、2、3、4真实，可以证明董卫星死亡后原告董林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可以证明董卫星死亡后其家属曾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就赔偿事宜进行过电话协商，但协商内容不能作为本案认定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依据；证据7系原告董林自行绘制，事发现场情况以现场客观情况为准。2、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1-10真实，可以证明2019年9月14日10时20分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查获涉嫌吸毒人员董卫星，并于当日11时14分将其口头传唤至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大智街派出所进行调查的经过，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1、12可以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拟对董卫星吸毒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并强制隔离戒毒，但相应文书尚未完成送达程序；证据13-16可以证明2019年9月14日21时30分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民警、辅警一同带董卫星到武汉市汉口医院进行体检过程中，董卫星于22时许从医院二楼翻越栏杆坠楼后死亡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14日10时20分许，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民警在武汉市江岸区京汉大道汇通路路口附近巡查时查获涉嫌吸毒的违法嫌疑人董卫星，并当即将董卫星口头传唤至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大智街派出所接受调查处理。当日11时14分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大智街派出所民警对董卫星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董卫星自述于2019年9月12日23时许在武汉市江汉区清芬路3号吸食毒品“麻果”，并自认于2000年开始吸食“海洛因”。当日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董卫星进行尿检，结果为甲基安非他明呈阳性。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在公安禁毒网进行查询，发现董卫星2014年9月3日、2016年4月13日曾分别被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强制隔离戒毒。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认定董卫星的行为构成吸毒并且属于吸毒成瘾严重，拟决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并强制隔离戒毒。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董卫星进行行政处罚、强制隔离戒毒前书面告知后，由民警张德胜、辅警彭建豪、吕磊、吕伟一同带董卫星到武汉市汉口医院进行体检。2019年9月14日21时30分许，民警张德胜、辅警彭建豪、吕磊陪同董卫星在医院二楼检验科完成抽血，在二楼等电梯的过程中，董卫星突然挣脱民警及辅警的控制，从二楼翻越栏杆坠落至一楼受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23时30分死亡。民警张德胜在试图阻止董卫星翻越栏杆的过程中左手手腕皮肤被划伤。原告董林系董卫星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其认为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董卫星坠楼死亡，损害了原告董林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我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具有对吸食毒品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并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法定职权。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董卫星进行盘查、传唤、询问、尿检、取证程序均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程序要求，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认定董卫星存在吸食毒品的行为并且属于吸毒成瘾严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按照《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六条、《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违法行为人被收入拘留所、戒毒所前必须经过必要的健康检查，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派民警一人、辅警三人一同将董卫星带至武汉市汉口医院进行健康检查符合规定，在董卫星突然挣脱控制翻越栏杆的瞬间，民警采取紧急救助措施，已对董卫星尽到了合理限度的看管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2019年9月14日董卫星在武汉市汉口医院二楼突然挣脱民警及辅警的控制翻越栏杆坠楼身亡，其死亡的直接原因系其自身翻越栏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董林的各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董林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石 珏代理审判员  汤秋萍人民陪审员  王 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郭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