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6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国合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望京大厦**首层**。法定代表人：高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记永，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建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82年10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伟，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国合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合公司）因与刘某典当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92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合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京0105民初92861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国合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刘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适用证据规则，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无证据表明刘某实际占有或使用了当金”属于错误适用证据规则，因而未能查清案件事实。国合公司一审已经完成了依法要求的举证责任。国合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了国合公司已将当金汇至刘某名下账户，刘某若主张未占有或使用用当金，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明确规定，刘某应当举证证明其主张的“银行账户是由刘某2冒充办理”，同时应当提交相应证据以证明非其本人使用。而刘某并未履行举证责任，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仅注意到“无证据表明刘某实际占有或使用了当金”却未明确认定导致该事实未能查清的责任属于哪一诉讼当事方，实际上由作为原告的国合公司承担了不利后果，这是错误适用举证规则、未能查清事实产生的错误判决。二、一审判决关于“抵押权也消灭”的认定，与己生效判决认定国合公司抵押权善意取得的事实相矛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审判决以“依据我国担保法规定，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失的，抵押权也消灭”为由，驳回国合公司主张的抵押权优先受偿权，错误适用法律。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确实是一般情形下的法律状态，是一种附着和从属关系，但在特殊情形下也存在主债权无效、抵押权独立存在的情形。那就是在善意取得情形下，当基于主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导致主债权消失后，已经设立的抵押权并不消灭。不动产被冒名处分情形下善意相对人的物权是否应该得到保护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如下：第一，维护财产交易安全的要求。如果交易相对人连不动产登记权属文件都无法信赖，那么相对人将承受巨大的查证义务和成本，国家的登记制度将被架空，公示公信原则荡然无存。第二，从风险控制和分配的角度看，立法和司法更应该倾向于交易相对人，因为相比而言不动产的真正权利人更有能力控制被冒名的风险。实践中真正权利人被冒名往往与其自身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甚至因其过失而引起，权利人的防护成本一般要低于相对人的信息核实成本，因此，失去物权的风险应当分配给真正权利人，其即便失去物权也还可以向物权处分人追偿。本案中国合公司对涉案房屋抵押权的取得，属于善意取得，理由如下：1.刘某2对刘某房屋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行为。2.国合公司设立抵押权时是善意的。本案中，国合公司实地查看了涉案房屋，查验了刘某的证件，尤其离婚证上的照片就是来办理手续的人，而且出示了刘某的真实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离婚证等重要证件，而且房屋管理部门、婚姻登记部门也对刘某进行了确认，上述情况足以使作为抵押权人的国合公司相信，持证人就是刘某本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国合公司取得抵押权时是善意的。3.涉案的抵押权证已经办理登记。双方已到房屋登记部门办理了抵押权登记，登记部门经审核后出具的《他项权登记证》交付给国合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己经登记；4.国合公司已支付了合理对价。国合公司取得本案抵押权的同时向刘某的银行账户支付了典当款350万，该价款为取得抵押权的合理价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己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根据该规定，国合公司善意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抵押权，该权利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抵押权消灭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严重错误。何况，在刘某作为原告起诉国合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做出的（2018）京0105民初84402号民事判决书明确认定：“本院认定国合公司在办理抵押权登记过程中是善意的………，综上国合公司取得了×房屋的抵押权，该权利合法有效，刘某主张国合公司配合办理理解除抵押登记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该已生效判决已经以国合公司善意取得抵押权为由驳回了刘某主张的解除抵押诉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一审判决却仅认定抵押权消灭并驳回国合公司抵押优先受偿权，与上述案件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矛盾，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三、刘某在本案中存在过失，其依法应当承担责任。1.刘某明知刘某2“劣迹斑斑”，仍疏于管理自身重要证件，存在过失。刘某及其母亲在庭审中陈述刘某2“品行恶劣”，欠了好多债务，且其他债权人已多次找过其家人，之前也发生过财产被盗的情况，刘某仍不妥善管理相关证件，其对本案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2.刘某将相关全部证件交予其母亲管理，其母亲说将相关证件锁在了家族工厂办公桌的抽屉里，而其母亲又承认其将家族工厂交予刘某2管理，那么应视为刘某通过其母亲将相关证件交予刘某2管理，刘某2作为刘某转委托的保管人，刘某应当承担责任。3.刘某在（2018）京0105民初84402号案审理中，曾出示刘某2的护照原件作为证据，刘某2护照这么重要的证件竞然在刘某手中，完全反映刘某与刘某2作为亲姐妹，相互持有证件，不排除刘某2手中持有的刘某的证件是刘某交给刘某2的。4.刘某在发现证件丢失后，不报警不找刘某2索要，而仅仅是挂失重办了身份证和户口本，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放任盗证件者从事相关民事活动，其应当承担责任。5.办理典当借款业务的户口本系刘某在国内期间补办的，按照常理公安户籍部门对身份的审核是最严格最先进的，应当可以认定补办的新户口本系刘某本人亲自补办的，但却交给了刘某2，刘某存在重大过失，也不排除刘某放任或支持刘某2骗取贷款的可能。四、国合公司系将借款转账支付到刘某本人名下银行账户，应当视为款项支付给了刘某本人，刘某应当向国合公司返还相应款项，若确实是有人盗用了刘某的账户，刘某应向盗用人或银行追偿，不应影响本案的审理及判决其返还款项。货币属于动产和种类物，谁占有即谁所有。当货币存放于银行账户，该账户的开立者即账户所有者即视为该货币的所有者。经济生活中亦早已形成“谁的账户，钱归谁所有”的惯例与规则。国合公司将款项转账支付至刘某名下账户，应视为将款项支付给了刘某，不管基于不当得利或其他法律关系，刘某得到该笔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后，就应当返还给国合公司，国合公司与刘某间的法律关系并未消灭。如若真如刘某所言，犯罪分子刘某2盗取了刘某名下银行账户存款，该等行为并非直接侵害刘某的财产所有权，而是侵犯了银行的财产所有权。银行与储户建立的储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然存在，银行应当为储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的环境，并且对开户人、取款人进行必要的审核确认，若银行未审核出开户人、取款人非本人，而致使刘某银行卡账户被冒名取走或转移，系银行未能履行其为储户提供必要的安全、身份核实及保密环境的义务。刘某完全可以起诉银行，银行仍应向其承担支付义务，其权益完全也可以得到保障。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已有生效文书认定合同不成立，但是一审判决称国合公司依据典当合同要求支付款项和利息，所以驳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国合公司以典当纠纷起诉时不知道刘某2一事，起诉后法院发现刘某2已经起诉了，所以本案中止审理，另案审完以后恢复审理，当时不知道合同不成立的情况和刘某2冒用的情况，一审开庭时国合公司多次主张，国合公司并不基于典当合同，而是基于合同不成立要求其返还，一审判决认为基于合同关系主张款项显然错误。从国合公司一审变更诉讼请求也可以看出，原来国合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返还定金支付违约金支付典当费，后来变更为返还当金、支付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然之息。所以国合公司并不是依据的典当合同、典当关系主张的返还，而是依据的合同不成立以后的法律后果主张，合同不成立的法律后果与合同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一样。刘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国合公司的上诉请求。双方之间不存在典当合同关系，国合公司无权向刘某主张返还典当费，更无权向刘某主张支付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规定，抵押权和主债权同时存在，本案当中刘某与国合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也不存在典当抵押关系，所以在主债权关系消灭且典当关系不存在的情况下，抵押权也不存在。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案外人刘某2冒充刘某和国合公司签订了典当抵押合同，并且刘某2冒充刘某在银行开立帐户，通过涉嫌违法犯罪的方式骗取了国合公司的借款，国合公司应当向刘某2主张。本案已经涉及到案外人刑事犯罪，国合公司应当通过刑事报案来追回自己的损失。本案当中，国合公司存在明显的过错，其应当为其损失承担责任。第一，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公证处在冒充刘某的人员、国合公司共同去申请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时，该公证处认为，冒充刘某的刘某2相貌与其所持有的刘某身份证相对以后不一致，并要求重新办理更新后的身份证。国合公司明知此要求，明知刘某2与身份证相貌不一致的情况，却放弃了核实刘某2真实身份的义务和责任，没有要求刘某2更新身份证。长安公证处因刘某2身份存疑拒绝提供相应的公证书。在此种情况下，国合公司仍没有要求刘某2更新身份证。使得刘某2的违法行为得逞，所以国合公司存在严重过错。第二，在刘某2骗取350万元当金当天，刘某2向国合公司内部人员私下支付7万元，虽然国合公司称该7万元涉及到相应的费用，但系国合公司单方陈述，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作证。国合公司的业务员私下收取费用，难以自圆其说，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合公司为什么没有尽到相应审查义务，放任刘某2骗取了当金，国合公司对其自身产生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失和责任。刘某2骗取典当款，根据目前查明的情况，国合公司是涉嫌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国合公司应当通过刑事手段报案并追回损失。刘某本人之前在国合公司管片所在派出所、刘某居住地的马驹桥、房屋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报案，但是各个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无法完成相应的刑事立案手续，所以本案当中应当由国合公司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违法犯罪责任，进而追回其损失。关于刘某2是否与第三方进行串通勾结、达到违法犯罪的目的，应当通过刑事程序予以查明。国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某归还借款典当本金350万元；2.判令刘某支付利息损失（以3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2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3.判令国合公司就前述第1、2项诉讼请求确定的款项对刘某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新海南里×号楼×至×层×单元×房产（房权证号X京房权证通字第XXXX号，以下简称涉案房产）抵押房产的拍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签订时间为2018年4月17日的《典当合同》载明：典当行（抵押权人、甲方）为国合公司，当户（抵押人、乙方）为刘某；乙方所抵押典当的房地产产权人为刘某，房屋为涉案房产；典当房地产评估价值为800万元，抵押范围为全部抵押，即除法律和法规另有强制性规定外，抵押权效力及于抵押房产及其从物、从权利、附着物、混合物、加工物、孳息及代位物（包括但不限于保险金、赔偿金、补偿金等）；抵押房产的担保期限为截至乙方在合同项下的所有当金及相关费用得以全部偿付；最高额度为评估值的75%，计600万元，甲方在此额度内向乙方发放当金；本合同项下的抵押房地产的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当票及续当凭证项下的当金本金、利息、综合管理费、违约赔偿金、损害赔偿金、典当手续费（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鉴定费、评估费、登记费、保险费、律师费等）和债权实现费（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担保物处置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拍卖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可能产生的甲方代垫付的费用和其他费用；抵押债权确定起始日为2018年4月17日；本合同项下当金每月综合管理费为1.6%，月息为0%；典当授信期限自2018年4月17日至2020年4月16日，每笔典当不得超过六个月；利息按月收取，月综合管理费由甲方提前预扣；双方协商同意可以续当，届时双方另行签订续当凭证，续当凭证是对当票的补充，是当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合同约定的事项在续当期间继续有效，息费率以续当凭证为准；以下各项条件必须全部满足后，甲方有义务按乙方要求及时、足额向乙方支付本合同项下的当金：（1）乙方已向甲方提供房屋买卖合同书原件及/或房屋产权证原件及/或能够证明乙方对该房屋享有完全处置权的证明文件，证明乙方有权将该房屋进行抵押典当，且上述文件已交由甲方保管，（2）乙方已向甲方出示其身份证明原件，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3）甲乙双方已经共同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抵押登记管理部门办理完毕该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甲方并已取得《房屋他项权证》和《土地他项权利证书》及/或由该部门出具的其他合法证明房屋已抵押登记的文件，（4）本合同、与当金相关的其他文件均已生效并持续有效，（5）乙方已办妥有关的政府许可、批准、登记等法定手续及甲方要求办理的其他手续，且前述许可、批准或登记等手续持续有效，若甲方要求乙方向其提交上述证件或文件的，乙方已经按甲方的要求予以提交，（6）甲、乙双方有向公证处申请办理本合同公证并申请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的权利等；典当期内及典当期限届满后5日内，乙方结清当期内利息和典当综合费用后书面申请并经甲方同意后，乙方可以续当，双方签订续当票，在此期间，乙方也可以赎当；乙方于典当期限或续当期限届满后5日内既不续当也不赎当的，为绝当；绝当后，经甲方同意赎当的，自典当期限或续当期限届满之日起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当金数额的0.3%向甲方支付违约赔偿金及相关费用，绝当后甲方依法处置抵押物的，处置后所得资金优先支付违约赔偿金，在偿还当金本金及相关费用，违约赔偿金自绝当之日起每逾期一日按乙方所欠当金数额的0.3%计收；乙方于合同范围内任意一笔典当业务当期届满后5日内既不赎当也不续当的视为整个房产的绝当，甲方有权行使抵押权，将房产变卖、拍卖或折抵；在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当金和支付应付的任何款项或不遵守合同的任何条款或发生任何违约事件时，甲方有权转让抵押权/依法处置抵押物，并以所得价款受偿，受偿范围包括合同项下乙方所欠甲方的当金本息、典当综合费用、违约赔偿金、实现抵押权所支付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等）；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本合同项下当金本息和相关费用全部清偿完毕后自然终止；本合同于2018年4月17日，由甲、乙两方在甲方住所地签订。合同下方当户（抵押人）处有“刘某”签名。同日形成的《付款委托书》载明：本人委托国合公司将本人所应取得的当金350万元存入本借款人指定的账户，开户行名称招商银行朝阳门支行，账户名称为刘某，账号为****。委托书下方有“刘某”签名。国合公司持有《典当入户调查表（个人）》，日期记载为2018年4月17日，客户经理为霍某，业务基本状况处记载：借款人为刘某，离异，典当金额为350万元，典当期限为2018年4月17日至2020年4月16日，综合管理费为1.6%/月，涉案房产产权人为刘某，客户确认处载有“上述内容系本人提供，本人承诺其真实有效，如有不符，本人愿依抵押典当合同承担违约责任”。借款人处签名为“刘某”，霍某作为调查人在“以上信息已调查核实”处签字。2018年4月17日，国合公司对×号房屋进行房屋状况确认，《房屋状况确认书》下方有产权人“刘某”签名。同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发出受理通知书（领证单），载明：公证事项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2份），备注为补房本他项原件、更新后的身份证原件。2018年4月20日，刘某所有的涉案房产设立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国合公司。典当行国合公司持有当票（当户为刘某），上载：当物为涉案房产，估价600万元，折当率58.33%，典当金额为350万元，月费率为1.6%，月利率为0，综合费用合计5.6万元、实付金额350万元，典当期限自2018年4月23日起至5月22日止。当户记载为刘某的续当凭证上载明：原典当金额为350万元，续当综合费用及当户总计交付金额均为5.6万元，续当期限自2018年5月23日起至6月21日起止。2018年4月23日，国合公司向刘某尾号为8847的银行账户汇款350万元。当日，尾号为8847的银行账户支出7万元至国合公司员工霍某银行账户。霍某出具书面证实收款事实，提交书面说明表示：7万元中的56000元为代刘某向国合公司交纳的典当综合费用，14000元为给付案外人王某的中介费。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出具《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载明：刘某于2017年3月17日入境，于2017年4月10日出境；于2018年1月16日出境，于2018年7月1日入境。刘某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起诉国合公司，要求确认《典当合同》无效，并要求国合公司协助刘某解除涉案房产的抵押权登记。除前述已查明的事实外，该案审理中另查明：2018年11月15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就刘某与国合公司纠纷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于2018年4月17日受理了“刘某”与国合公司就《典当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申请，“刘某”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提交了身份证、户口本、离婚证、离婚协议书、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等材料，经审查，上述证件均属实；公证申请人对自身情况、家庭情况以及房产情况均能描述清晰，故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受理了其公证申请，并使用其提交的身份证件进行人脸识别；由于多次对比验证后，识别率较低，所以公证员对申请人进行了相关询问，申请人解释称自己患有甲状腺疾病并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导致面相与身份证上照片有所不同；同时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发现申请人提交的离婚证为2018年4月17日，也就是申请办理公证当日所补办，离婚证上所附照片与来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刘某”相貌一致，且该公证申请人与国合公司的代理人朱某均称在来申请办理公证前，该抵押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并在之后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提供了相应原件；由于公证申请人材料、手续齐全，已符合受理条件，故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受理了该公证申请，并要求申请人重新办理身份证之后，本人持新的身份证重新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进行人脸识别，否则不予出具公证书；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将上述情况在受理通知书中进行了备注后将受理通知书发放给了申请人，申请人与国合公司均保证没有问题；在受理公证申请人的公证申请之后，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多次联系申请人要求其尽快携带补办的证件来长安公证处做人脸识别，均未果，故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未出具公证书。庭审中，田某（刘某与刘某2之母）出庭作证称，刘某2系刘某之妹，品行恶劣，刘某的证件是刘某2盗走；刘某2曾带人到家中看过房，称有同事要在该小区买同样的房，没有说明其他情况。该案经审理认为，根据刘某的出入境记录及国合公司、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于办理业务人员相貌的描述并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系刘某2以刘某的名义签订了《典当合同》，办理了相关抵押、公证手续；《典当合同》中约定“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现刘某并未于合同中签字，刘某2亦未向国合公司提交刘某的书面授权文件，故《典当合同》未成立；国合公司实地查看了涉案房产，查验了刘某的证件，有理由相信持证人为刘某本人；国合公司在办理抵押权登记过程中是善意的，国合公司取得涉案房产抵押权的同时向刘某的银行账户支付典当款350万元，该价款为取得抵押权的合理价款；刘某尾号×的银行账户是否为刘某2冒名设立均不影响前述事实的认定，且涉案房产的抵押权已由不动产登记部门登记，故国合公司取得了涉案房产的抵押权。2018年12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84402号判决书，判决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除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84402号判决书确认，刘某2以刘某的名义签订了《典当合同》，现无证据表明签订《典当合同》为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无证据表明刘某实际占有或使用了当金，国合公司就涉案房产并未与刘某成立典当关系。依据我国担保法，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也消灭。国合公司依据《典当合同》要求刘某返还典当本金350万元、支付利息，并就前述本息对涉案房产拍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发现的与本案有牵连的犯罪嫌疑线索，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查处。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北京国合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业已查明的事实，涉案《典当合同》的真实签署主体为国合公司与刘某2而非刘某，且刘某并未对刘某2予以授权或者追认，涉案《典当合同》欠缺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要件，一审法院认定国合公司与刘某之间未成立典当合同关系是正确的，涉案《典当合同》对刘某不产生约束力。结合刘某的出入境记录及涉案款项往来发生时间，不足以证明涉案当金由刘某本人占有、使用的事实，国合公司要求刘某返还当金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依据。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也消灭，如前所述，国合公司与刘某之间不存在典当关系，国合公司主张对涉案抵押权行使优先受偿权，亦缺乏相应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国合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北京国合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黎审 判 员  何灵灵审 判 员  陈 静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日广法官助理  赵 纳书 记 员  高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