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2民终40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川，男，1957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开封市金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河南循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伟民，男，1957年12月29日生，汉族，住开封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海，河南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开封市易兴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开封市双龙巷89号。代表人：张献军，河南源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该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宜昆、张沛，清算组成员。原审第三人：王文屹，男，1963年8月2日生，汉族，住开封市鼓楼区。上诉人王文川因与被上诉人高伟民、原审被告开封市易兴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兴公司）、第三人王文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2018）豫0203民初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文川上诉请求：1.请求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伟民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高伟民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高伟民提交的股权借用证明的出具日期处明显存在篡改，上诉人在一审中当庭提出质疑，并要求鉴定，一审法院未鉴定，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判决内容与高伟民诉讼请求不符，违反了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从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时，未通知王文川及其代理人。2.一审法院依据的股权借用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高伟民私自篡改出具日期，该借用证明并非针对2004年9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所出具，系对2003年10月《股权转让协议》出具的。因2003年王文川之女出国留学，需要借用王文屹、高伟民股份，三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王文川也向高伟民出具了借用股权的证明，后高伟民称因双方无真实交易，工商局不予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未办理变更登记。易兴公司第三次股东会决议记载王文川在2003年10月即成为公司的股东，证明了此次股权转让的存在。后高伟民称股权转让协议及借用证明其均已销毁，未予返还。高伟民篡改证明的目的为了推翻2004年9月8日股权转让交易的真实性。高伟民起诉的唯一依据是借用证明，且该证明存在篡改，亦未作出合理解释，对该证明不应采信。3.一审法院认定高伟民与王文川存在股权借用关系明显违背情理，与事实不符。2004年9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王文川即作为公司股东享受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从一审时王文川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照片、工商变更、对外签订的合同等证据，表明王文川就是公司的真实股东。2011年1月10日王文屹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高伟民，高伟民称系王文屹替王文川归还的部分股份，不符合情理。4.2004年9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高伟民已实际收到了股权转让款，并出具了收款证明，王文川自1988年在国外做生意，有支付美金的能力，且在当时有关部门并无大额现金必须转账的要求，故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对工商部门保管的收款证明的效力应予认定。综上，应驳回高伟民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维护王文川的合法权益。高伟民辩称，1.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王文川申请对借用证明进行司法鉴定是拖延时间，滥用诉讼权利，首先借用证明字体清晰，行文与日期均无任何涂改痕迹；其次王文川在举证期限届满后申请鉴定，一审法院驳回其申请并无不当。而且在另案中，王文川已经明确认可其真实性。一审判决与高伟民诉讼请求一致，并未超过其诉讼请求，高伟民向一审法院请求确认持有易兴公司股权30%归高伟民所有，因高伟民一直持有易兴公司50%的股权，后借给王文川40%，之后王文川之弟王文屹代其归还10%的股权，故一审法院判决与高伟民的诉讼请求是一致的。一审法院从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是根据案情的需要作出的口头裁定，在庭审时王文川对合议庭成员没有申请回避，其主张程序违法不成立。2.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高伟民出具的200万的收条，是基于股权借用证明，目的是为了帮助王文川完成股权转让登记。王文川主张其已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既无银行转账凭证，又无相关取款凭证，其称支付的为美元，但该数额与收条上记载的数额不一致，也违反携带外币相关规定。退一步讲，如果王文川确实已经向高伟民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其应当收回股权借用证明。2004年9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无效合同，其行为属于假意行为。高伟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王文川持有的被告易兴公司股权中30%的股权归原告所有，并由被告易兴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02年8月18日，原告与第三人王文屹各出资25万元，共计50万元在开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了易兴公司，各持50%股权。2003年8月18日，原告与第三人王文屹各增加出资225万元，将易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500万元，仍各持易兴公司50%股权。2004年9月，因王文屹长兄、被告王文川欲移民加拿大，声称需要有开立公司的身份资料。经王文屹请求，原告出于友情考虑，同意将持有的易兴公司40%的股权借于被告王文川，王文川同时还借用了王文屹持有的易兴公司40%的股权。2004年9月4日，被告王文川向原告及王文屹出具股权借用的书面文件，明确被告王文川与原告、王文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所拥有的易兴公司的股份仅为借用，实际归原告、王文屹所有。依据上述约定，2004年9月8日，被告王文川分别与原告、王文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原告、第三人王文屹将各自持有的易兴公司40%股权转让给被告王文川，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工商变更后工商信息记载的被告王文川持股80%、原告持股10%、王文屹持股10%。原告在王文川移民加拿大后多次要求被告王文川、第三人王文屹返还股权，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直至2011年1月10日，王文屹才替其兄王文川将持有的易兴公司10%的股权返还给了原告高伟民，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自此，易兴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更为王文川持有80%，原告高伟民持有20%。2015年4月28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汴民初字第1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易兴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散；2017年12月1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2清决1号民事决定书，指定河南源翔律师事务所对被告易兴公司进行清算。现原告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8月8日，王文屹和高伟民共同出资50万元，在开封市工商管理局注册成立开封市易兴印务有限公司，其中王文屹出资25万元，占公司股份50%，高伟民出资25万元，占公司股份50%。公司地点位于开封市双龙巷89号。2002年2月6日易兴印务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选举王文屹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即公司法定代表人，选举高伟民为公司监事。2003年8月18日，该公司申请将注册资金增加为500万元，其中王文屹和高伟民各增加投资225万元，各占公司50%的股份。2004年9月7日，易兴印务公司召开第三次股东会，会议决定将股东数量增加为三人，股东加入王文川。2004年9月8日，高伟民与王文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高伟民愿将其在河南开封市易兴印务有限公司的股权贰佰伍拾万元中的贰佰万元转让给王文川。股权转让于2004年9月8日完成。同日，高伟民出具《收款证明》一份，并到开封市工商局申请变更登记，变更后王文川持有该公司80%的股份，王文屹和高伟民各持有公司10%股份。2011年1月10日，易兴印务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一、王文屹将其持有的公司10%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高伟民，高伟民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权；二、公司经营期限变更为30年，自2002年8月8日至2032年8月7日；三、免去王文屹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王文川为公司监事职务，选举高伟民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王文川为公司监事。同时向开封市工商局提出变更申请，开封市工商局于2011年1月25日对上述变更内容予以核准。因易兴印务公司在2012年年度企业年检期间，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年检，开封市工商局于2014年1月26日下发汴工商经检处（吊）字（2014）第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吊销了易兴印务公司的营业执照。另查明，王文川于2004年9月4日出具股权借用证明一份，载明：“本人王文川与王文屹、高伟民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法律效力，我所拥有的开封市易兴印务有限公司的股份仅为借用，实归王文屹、高伟民所有。”王文川于2014年9月1日向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散易兴印务公司。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8日作出（2014）汴民初字第12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散开封易兴印务有限公司；二、驳回高伟民对王文川的反诉。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7）豫02清决1号之一民事决定书，决定指定河南源翔律师事务所组成清算组对开封市易兴印务有限公司进行清算。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实质性问题是原告高伟民与被告王文川于2004年9月8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对此问题，根据被告王文川于2004年9月4日以书面形式向原告高伟民出具的股权借用证明，足以证明双方在工商档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收款凭证仅是为了变更工商登记而签订的虚假意思表示，其真实目的是为隐藏借用股权的事实；且被告王文川所主张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既无银行转账凭证，又无相关取款凭证予以印证，其以美元现金支付转让款的说法亦不符合交易习惯及常理，故被告王文川与原告高伟民于2004年9月8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属于无效协议。被告王文川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并已足额支付股权转让金的辩称，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王文川虽依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在工商登记机关受让取得了转让的股权，但工商登记仅是一种公示行为，并不是确认股权的实质要件，王文川基于该《股权转让协议》所取得的高伟民的股权应视为股权代持行为，原告高伟民在易兴公司持有的股权份额仍应为50%。被告王文川关于借用股权证明系针对2003年股权转让协议的辩称，因无相关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易兴印务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因易兴印务公司现已依法解散并进入清算程序，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高伟民依法享有开封市易兴印务有限公司50%的股权。二、驳回原告高伟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被告王文川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王文川申请对股权转让证明中文字与日期是否存在篡改，是否一次形成，是否存在添加进行司法鉴定。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另案（2014）汴民初字第121号王文川诉易兴公司、第三人高伟民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中的一审庭审笔录显示，王文川对涉案落款为王文川，于2004年9月4日出具的股权借用条质证意见为：“提供的条和工商登记内容不一致。也没有证据证明所谓的借用已经实施操作”。“这个条在当初确实说的是借用办手续，但工商局说不可能，必须经过现金交易。单位给我开收款收据真实进行了交易，交易后这个条就是废纸一张”。“条是9月4日写的，我是9月8日交易的。有工商局的实际交易，条也管他要了，他说没有拿，我认为条没有任何异议。收款都是事实”。本院认为，高伟民已在另案中将涉案的借用条作为证据提交，王文川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但并未对其曾书写该借用条内容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未对涉案的借用条进行鉴定，不违反法律规定，王文川再次提出鉴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采用该借用条作为证据并无不当；关于王文川是否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王文川在股权转让之前书写过借用股权条，在其举证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时，势必应加重其举证责任。涉案股权转让金额为200万，在当时（2004年）该笔支付金额巨大，其仅提供了本人的陈述及王文屹的证明，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向高伟民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一审法院认定易兴公司30%的股权仍归高伟民所有并无不当；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转化问题，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将该案转为普通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王文川在一审中亦未提出异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王文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自学审判员  张燕喃审判员  张 震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王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