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豫01行初118号原告朱新永，男，1963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代理人张慧琴，女，196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代理人刘贺，河南亚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郑州市桐柏路**。法定代表人李晓雷，区长。委托代理人汪向阳，郑州市中原区流湖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颖，河南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柿园村民委员会，住，住所地西三环与建设路交叉口向南100米路南/div>法定代表人宋军伟，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崔彦红，河南形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朱国永，男，196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代理人刘志平、崔云娜，河南正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新永诉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原区政府）、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柿园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柿园村委会）、第三人朱国永行政协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新永的委托代理人刘慧琴、刘贺，被告中原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汪向阳、王颖，第三人朱国永的委托代理人刘志平、崔云娜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新永诉称：原告系中原区须水镇陈五砦村村民，朱文庆为原告之父，第三人朱国永为原告之弟。朱文庆于1982年取得位于须水公社柿园大队东陈伍寨村生产大队编号为NO.0006889号宅基地使用证，面积为0.6亩。该宅基上分南、北院，一宅两户。原告及第三人都在上面建有房屋。原告两所房占地3.5分，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原告一直在上述房屋居住、使用，直至城中村改造时被拆。2013年9月，被告成立郑州市中原区柿园村东陈伍寨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以下简称东陈伍寨指挥部），对中原区柿园村第九村民组（东陈伍寨）进行城中村改造。陈伍寨指挥部本应对原告及第三人分别签订协议并分别补偿，但被告及第三人朱国永在未通知原告、也未得到原告及其他兄弟姐妹允许的情况下，被告没让第三人提交任何材料，就错误的将原告及第三人共同使用的宅基地变更为朱国永一人，并将该宅基地全部补偿1200平方米安置房及过渡费都签给了朱国永。这导致原告的房屋被拆除，但至今未得到任何补偿，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多次反映未果，无奈提起诉讼。请求法院：1.判令变更被告与第三人朱国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编号宅024），将其中700平方米安置房、过渡费60万元、奖励费2万元、政府补贴2万元及一次性补助费5000元向原告交付与履行；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中原区政府答辩称：一、涉案房屋已经经合法程序与朱国永签署附属物普查表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告尽到了审慎核查义务。涉案宅基地原在朱国永、朱新永的父亲朱文庆名下，2013年10月3日，柿园村委会出具宅基地户名变更证明一份，证明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已经由朱文庆变更为朱国永。被告根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在审查了普查、宅基地使用权原件、宅基地户名变更证明等材料的情况下，与朱国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尽到了审慎审核的义务，合法有效。原告要求被告对其履行安置补偿职责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被告与朱国永签订协议时，是严格依照拆迁安置补偿方案，根据柿园村委会出具的宅基地户名变更证明、普查表等材料确认涉案宅基地的归属。现柿园村委会出具与当时户名变更证明内容不一致的证明，并不必然导致当时行政行为不合法。行政行为具有稳定性，且不可能就同一块宅基地重复补偿。三、原告朱新永与朱国永的房产份额属于家庭纠纷，应受民事诉讼法范围调整，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6）豫71行初211号行政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行终2831号行政判决书对于房屋份额问题属于民事纠纷予以确认。综上，被告已与第三人朱国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涉案宅基地及房屋依法履行了行政职责，朱新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柿园村委会答辩称：一、同意被告中原区政府的答辩意见。二、关于原告朱新永与中原区政府的拆迁行政诉讼，已经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均驳回了原告的诉请。原告本次是属于基于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的第二次诉讼，应依法驳回。三、柿园村委会不具备签订协议、支付过渡费等主体责任，不应成为本案被告，也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第三人朱国永答辩称：一、同意和认可被告中原区政府、柿园村委会对本案基本事实的陈述以及与第三人朱国永所签《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答辩意见。二、中原区政府与第三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程序符合规定，不存在变更的情形。中原区政府在与第三人签订协议时，严格审查了第三人提交的有效材料，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办法进行，程序符合规定。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应当予以驳回。（2016）豫71行初211号、（2016）豫行终2831号行政判决书均明确中原区政府与第三人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因此，本案拆迁安置协议不存在变更的情形，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三、被拆除房屋所有权归第三人，其获得相应的拆迁补偿合理合法。1.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第三人父亲朱文庆名下。朱文庆在1983年与配偶宋玉琴建造南屋5间，后又于1986年建房8间。原告朱新永称其在1986年8月单独出资建造北屋8间没有事实依据。1986年朱新永刚年满23岁，仅是市果品公司的一名司机，按照其当时的收入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出资建房。1989年，朱新永获批新的宅基地并建房搬出单过。多年来，朱新永从未就其所称的8间房屋主张过权利，包括父亲朱文庆、母亲宋玉琴去世后也没有主张过。由此可见，上述13间房屋均为父母出资建造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存在演变过程。朱文庆去世后，为平衡子女间的关系，避免子女产生矛盾，90年代初母亲宋玉琴邀请其弟宋乃仓主持分家。在第三人大哥朱雪成的参加下，将涉案的6分宅基地中南边的2.5分宅基地分给第三人的二姐朱兰菊，北边的3.5分宅基地分给了第三人，三人在当时还签订有分家协议。1994年，第三人获批一块2分的宅基地，该宅基地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经与朱兰菊协商，第三人用该宅基地与朱兰菊享有的老院中的2.5分宅基地进行了调换，并补偿给朱兰菊10000元。1996年，第三人独自建造东屋两间房屋。2006年3月，第三人又单独出资建房13间。上述15间房屋全部由第三人出资所建。3.朱兰菊去世后，其与第三人调换的宅基地一直由其女儿韩培培、儿子杨洋共同使用，但仍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在本次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柿园村委会作为集体土地所有人根据宅基地实际使用情况，统一将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宅基地变更为杨洋，将登记在朱文庆名下的宅基地变更为第三人。东陈伍寨指挥部和柿园村委会在充分审查第三人、杨洋提交的相关资料后，分别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该事实，朱新永均是明知的，多年来各方一直相安无事。由于城中村改造，朱新永为了一己私利，违背事实，指责中原区政府与第三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错误，于2016年向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陈伍寨指挥部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被驳回后又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维持了一审判决。现在朱新永又以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理由，再次提起诉讼，要求变更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部分内容，同样不应当得到支持。4.朱新永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是为达到目的所做的虚假陈述。（1）朱新永1989年已获批宅基地并建房搬出居住，在拆迁过程中，已获得相应补偿。因此，其所称在老宅基地上占有3.5分地，建房400平方米，并一直在此居住、使用直至拆迁，没有事实依据且没有证据证明。如果老宅基地上有其所建房屋，但其多年来没有主张过任何权利，在拆迁时也没有提出过异议，可见其陈述是虚假的；（2）老宅院在1991年左右宋玉琴在世时已进行了分割，如果该院有朱新永占用的3.5分面积，那么，朱兰菊在老院分得的2分从何而来？（3）朱新永系东陈伍寨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和东陈伍寨村的村民，对拆迁改造的过程十分清楚和了解。对第三人与东陈伍寨指挥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是明知的，当时朱新永和家庭其他成员并没有提出异议，现在又称自己不知道，简直是强词夺理；（4）至于朱新永所称东陈伍寨指挥部没有让第三人提供任何资料就与第三人签订协议，更是无稽之谈，不值得一驳。四、朱新永的起诉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第三人和朱新永均是在2013年10月份同时与东陈伍寨指挥部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朱新永知道宅基地使用证变更情况和第三人与东陈伍寨指挥部签订协议的事情。朱新永当时是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指挥部为了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要求工作人员回去做家属的思想工作，尽快签订协议。在朱新永的不断催促下，第三人与东陈伍寨指挥部签订了协议，期间，朱新永对第三人签订协议的行为均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事过多年又以不知道该事实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显然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朱新永的起诉已经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中原区政府与第三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均符合规定，且已经过二审法院审理认定为合法有效协议，根本不存在可变更的情形，第三人获得补偿安置合理合法。朱新永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超过起诉期限，应当予以驳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律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变更权系合同当事人才享有的合同权利，且必须具有可变更的法定情形并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本案中，原告朱新永诉请变更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原告并非该行政协议的当事人，无权诉请法院裁判变更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通过分析原告朱新永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其诉请的实质在于认为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违法，并要求被告向其履行安置补偿义务。但原告在提起本案变更行政协议诉讼之前，已经和朱雪成等人共同向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涉案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豫71行初211号行政判决，认为被告与朱国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无不当，判决驳回原告与朱雪成等人的诉讼请求。原告等人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作出（2016）豫行终2831号行政判决，认为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合法有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等人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956号行政裁定，认为被告已经尽到了审慎审查的义务，签订的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无不当。前述一、二审行政判决，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均向原告释明，原告主张对涉案部分房产的补偿安置进行分割、继承，可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予以解决。原告在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已经过司法审查的情况下，再次通过提起变更行政协议并要求履行安置补偿义务的方式，试图再次启动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效力问题的审查，而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已受生效裁判文书的羁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朱新永在起诉时一并将柿园村委会列为被告，但柿园村委会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一级行政机关，在本案中亦不存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综上，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朱新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待本裁定生效后退还原告朱新永。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赵军胜审判员  徐 滢审判员  张 启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冯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