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13行初20号 原告来宾市兴宾区陶邓镇五同村民委古扣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寿庆，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谭专，广西桂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来宾市城南新区兴宾大道**。 法定代表人周廷新，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兰新亭，该区自然资源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罗洪亮，广西宾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来宾市人民路**。 法定代表人雷应敏，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燕，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石秀丽，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来宾市兴宾区陶邓镇五同村民委山梁村第10队。 诉讼代表人梁天润，该队组长。 委托代理人梁天英，男，1965年5月19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来宾市兴宾区。 委托代理人梁必江，男，1965年9月10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来宾市兴宾区。 第三人来宾市兴宾区陶邓镇五同村民委东梁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汉新，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梁志乐，男，1954年4月1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来宾市兴宾区。 原告来宾市兴宾区陶邓镇五同村民委古扣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古扣村民小组）诉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兴宾区人民政府）、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第三人来宾市兴宾区陶邓镇五同村民委山梁村第10队（以下简称山梁村第10队）、第三人来宾市兴宾区陶邓镇五同村民委东梁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东梁村民小组）林地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及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来政复字〔2019〕43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20年2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同年2月13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来宾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发送了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限期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文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古扣村民小组的委托代理人谭专，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兰新亭、罗洪亮，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燕、石秀丽，第三人山梁村第10队的诉讼代表人梁天润及委托代理人梁天英、梁必江，第三人东梁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梁汉新及委托代理人梁志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9月9日，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一、确认争议地A处面积约157亩山林地权属属山梁村第10队集体所有。二、确认争议地B处面积约48亩山林地权属属东梁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原告古扣村民小组不服于2019年11月22日向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1月7日作出来政复字〔2019〕4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 原告古扣村民小组诉称，一、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程序违法。1.兴宾区2016年1月19日现场踏勘复核，兴宾区人民政府没有通知争议地三方当事人原告到场。2.兴宾区人民政府先入为主，有失公正。兴宾区人民政府在没有确权前，就把三方争议地“学叫岭”、“沙远岭”确认为第三人山梁村第10队和东梁村民小组所有，有意偏袒第三人，程序明显违法。3.兴宾区人民政府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的情形下，作出同一行政行为，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与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兴宾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4日曾对争议地作出兴政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把争议地全部确权给两个第三人，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1月14日作出来政复决字〔2017〕54号行政复议决定。经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因两级政府程序违法并违反集体讨论决定的原则，把应由原告和另两个第三人平均分配争议地，确权为两第三人分配，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13行初27号行政判决，依法撤销两级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而两级人民政府重新处理时，在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的情形下，作出由两第三人对争议地进行分配的同一行政行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二、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来宾市人民政府在没有调查的情形下予以维持是错误的。1.争议地沙远岭、油茶岭（又称灯尖岭）、学叫岭等岭一带面积约300亩，无论在“四固定”、农业社以及公社化均属古扣村民小组管理使用。在乡政府组织下的调解会中，原五同村民委主任兼调解主任吴某证实争议地是古扣村民小组的。兴宾区人民政府在没有其他证人证言的情形下认定争议地是第三人的，明显是采信了前后矛盾的证据。2.兴宾区人民政府根据《大队党支部、革委会、贫协会对重新规划部分山岭和山塘水库给生产队经营的决议》、《采割松脂合同书》、《林地林木承包经营合同书》而证实确权事实，依据明显不足。①《决议》没有明确争议地在归为林场使用前是原告或第三人的，当时对土地划分的原则是就近方便管理原则，而根据现在的耕管状况，在岭脚下的长达几百米的西面耕地是原告的，东面是水库，第三人只有少许约几十米的耕地靠近争议地。②《采割松脂合同书》、《林地林木承包经营合同书》是第三人无权发包和经营，为达到抢占林地而私自签订的合同，对不属于自己的无权处分的山林而进行处分是无效的，兴宾区人民政府在明知该争议地有争议的情形下而以此作为确权的依据之一是错误的。3.在证人证言方面，无利害关系人即现存当时参与分岭的三人之一吴某已经明确确认争议地是原告的，而第三人没有其他无利害关系人的证人证实争议地是第三人的。两被告的确权处理决定事实明显不清，证据不足。4.原告有大量充分的证据案涉林地林木均由原告管理和使用，两被告的行政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5.在2018年行政诉讼和听证会上均可证实，原告自2015年至今一直对争议林地林木进行管理，补苗、施肥、杀草等。庭审中两第三人均自认不知争议地何时引起纠纷，不知由何人对争议地进行管理，那么两级政府又怎能认定争议地由两第三人进行管理的事实？综上，两被告的重新确权处理决定违反了“就近管理的协议和现状管理的原则等”，且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应予以撤销。三、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对证据有选择性提供，故意隐瞒，抽取对原告有利的证据出来，这个证据就是原来处理决定时陶邓乡人民政府建议争议地由原告和两第三人平分争议地，兴宾区人民政府讨论决定同意，而在本决定中所附的证据兴宾区人民政府不予提供，因此原告有理由认为兴宾区人民政府有乱作为、不客观收集证据，把对有利于原告的证据故意隐瞒的行为，因此原决定之后重新收集的不利于原告的证据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政府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存在乱作为或违法或枉法的行为，因此兴宾区人民政府所作决定应当予以撤销。请求本院：一、撤销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撤销来宾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来政复字〔2019〕43号行政复议决定，并责令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重新作出确权处理决定；二、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古扣村民小组起诉时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兴宾区人民政府证据目录、陶邓乡人民政府处理意见、兴宾区人民政府会议纪要、兴宾区人民政府文件、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13行初2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1.陶邓乡人民政府2015年5月5日对涉案争议地处理意见为：（一）争议地由山梁村（十队）、东梁村继续耕管8年；（二）耕管8年后由古扣村与山梁村（十队）、东梁村平均分配。2.2017年6月2日兴宾区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五“会议议定原则同意陶邓乡人民政府对该纠纷案的处理意见”。3.兴政处〔2017〕9号文违反集体讨论原则作出决定，把应属于原告与第三人平分的争议地，全部确认给另两个第三人。4.因兴宾区人民政府程序违法，违反集体讨论原则而撤销兴政处〔2017〕9号文。5.两级人民政府存在违法行为，有意偏袒第三人，在该次重新确权决定中，故意把有利于原告的下列证据隐瞒不附卷：①陶邓乡人民政府2015年5月5日的处理意见；②2017年6月2日日兴宾区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原告有理由认为两被告存在枉法行为，刻意隐瞒和不收集有利于原告的证据，被告的程序已严重违法，实体不能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两被告的决定依法应予撤销。2.证人吴某证言，证明争议地油茶岭、学叫岭、沙远岭是古扣村民小组集体所有。 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诉称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程序违法，其提出的几个理由均不能成立。1.2012年8月22日兴宾区人民政府组织第一次现场踏勘、2014年5月13日组织现场踏勘复核、2014年9月3日再次组织现场踏勘，三次现场勘查均通知了争议各方代表参加。2016年1月19日组织山梁村××与××村民小组现场踏勘复核，主要是确认山梁村××与××村民小组在争议地内耕种的界限范围，因为争议地内均是两第三人耕种，原告在争议地内没有耕种，因此不通知原告参加并不违反调处程序的规定。2.兴政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被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撤销后，兴宾区人民政府依法再次组织纠纷各方当事人进行踏勘、调查调解、听取意见等，在原收集的证据基础上，补强了证据，收集了五同大队1973年山水重新安排的决议、《山梁村分岭到队长期造林方案书》、东梁村民小组发包Ｂ处的松树给他人采割松脂的合同书、发包给他人种植桉树的合同书、发包老板转给山梁村第10队管护林地的劳务费等，并调查了吴某、罗金生、岑必生等知情者。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是在兴政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查明的基础上，再查明认定1993年在原陶邓乡工作队和五同村公所干部的指导协助下，山梁村将争议地分给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造林灭荒，1994年东梁村民小组村民到争议地Ｂ处种植美国湿地松，2003年东梁村民小组村民将争议地Ｂ处的松树发包给他人采割松脂，期限为2003年2月17日至2006年3月月底；2008年东梁村民小组又将争议地Ｂ处发包给他人种植桉树，承包期限为20年，即2008年3月10日至2028年3月10日；2013年至2014年间承包老板砍伐了争议地上的第一批林木。因此，原告认为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与兴政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属于同一事实、同一理由作出相同的行政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原告诉称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其提出的几个理由均不能成立。1.兴宾区人民政府调查临近周边村老和时任的村委干部等知情者，案外人绝大多数对争议地耕管情况和权属情况均说不清楚，经查明争议地沙远岭、灯尖岭（又称油茶岭）、学叫岭等岭一带面积约205亩的山林地在1974年以前属荒岭，1974年原五同大队用于创办五同大队林场，林场于上世纪80年代初解散。2.1973年、1974年五同大队党支部、革委会、贫协会对本大队的山岭和山塘重新规划分配，五同大队14个生产队均分得了相应的山岭水塘，争议地是划归大队林场用地范围，这一事实有《五同大队山水安排落实决议》、《大队党支部、革委会、贫协会对重新规划部分山岭和山塘水库给生产队经营的决议》及调查笔录予以证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五同大队林场解散，1993年在原陶邓乡工作队和五同村公所干部的指导协助下，将争议地分给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造林灭荒，1994年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村民分别到争议地Ａ处、Ｂ处种植美国湿地松，这一事实有《山梁村分岭到队长期造林方案书》和调查笔录可以证实；2003年至2008年，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村民分别将争议地Ａ处、Ｂ处上种植的松树发包给他人采割松脂，种植桉树，并签订经营合同书，原告也认可了这一事实。以上的事实已形成了证据链，原告在两第三人开荒造林长达19年期间未提出异议，而是在2012年承包争议地老板要砍伐林木时才提出争议地的权属主张，其目的和动机值得考虑。3.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适当，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请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确权申请及答辩材料，证实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与古扣村民小组发生山林地权属纠纷，当事人均向政府申请确权的事实。2.案件受理送达材料，证明案件受理告知情况。3.现场踏勘记录及附图，证明经现场踏勘程序，确认争议地四至范围。4.调解会记录，证明经调解程序，各方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5.村委干部调查笔录，（1）罗金生证明五同大队林场解散后按就近管理原则进行管理，1985年至1999年间山梁村与古扣村没有林地权属纠纷，1993年山梁村分岭植树灭荒时有陶邓乡政府、五同村委干部参加。（2）罗文才证明1974年五同大队将未分到各队的山岭用于创办大队林场，争议地划归大队林场范围内，大队林场解散后争议地是山梁村管理使用，从责任制至今是山梁村管理使用，无纠纷。（3）梁必文证明大队林场解散后，争议地是山梁村管理使用，种过美国松，后改种桉树，没有纠纷。（4）吴某证明1973年五同大队组织各队队长走界，1974年落实山水重规划，各生产队均分到相应的山岭，五同大队把未落实到生产队的山岭土地用于创办大队林场，大队林场约1983年解散。（5）梁天能证明1993年山梁村分岭植树灭荒时有陶邓乡政府、五同村委干部参加。6.乡政府工作人员调查笔录，（1）岑必生证明1993年山梁村分岭植树灭荒时有陶邓乡政府蔡球忠、岑必生、谭生格参加，五同村委干部是罗文才、廖志安、罗金生参加；（2）罗金生证明1993年山梁村分岭植树灭荒时有陶邓乡政府、五同村委干部参加。7.山梁村第11队梁寿星、梁必就调查笔录，证明五同大队创办大队林场时使用到争议地，主要种茶籽树，林场解散后争议地由山梁村管理。8.山梁村第10队梁新义调查笔录，证明上世纪七十年代五同大队创办大队林场时使用到争议地，主要种茶籽树，林场解散后争议地由山梁村第10队管理，1993年造林灭荒时山梁村第10队种植美国松，没有纠纷。9.古扣村调查笔录，梁青林证明争议地历史以来都是古扣村管理，按1974年五同大队山水重新安排的临近管理的规定，争议地是划归古扣村。梁天明证明争议地临近古扣村耕作区，按1974年五同大队山水重新安排的临近管理的规定争议地应属于古扣村。10.五同村委其他村屯调查笔录，证实政府工作人员向新兴村罗英福、覃启英，凌圩村罗之楼，雷叫村陆锦光，山梁村梁天扬、廖翼传，东梁村梁宏山、下廖村廖韦付等调查了解的事实。11.山良村分岭到队长期造林方案，证明1993年11月山良村将争议地分到东梁队、天贵队造林的事实。12.采割松脂合同书，证明2003年2月17日东梁村将争议地沙远岭北片、六叫岭北片松林发包给兴宾区良江镇独女村江学举、林建庆采割松脂的事实，期限为2003年2月17日至2006年3月底。2003年3月6日山梁村10队将争议地沙远岭、茶油岭松林发包给来宾县二建公司莫益军采割松脂的事实。13.林地林木承包经营合同书，证明2008年山梁村第10队将争议地沙远岭发包给陈林盛、杜茂金、蔡启锋经营的事实，期限20年，即2008年1月1日至2028年1月1日。14.宜林荒地承包经营合同书，证明2008年东梁村将争议地沙远岭北片、六叫岭北片发包给宾阳县洋桥镇坐椅村委乔王村罗岩松经营的事实，期限20年，即2008年3月10日至2028年3月10日。15.《大队党支部、革委会、贫协会对重新规划部分山岭和山塘水库给生产队经营的决议》（简称“74决议”）、《五同大队山水安排落实决议》，证明五同大队党支部、革委会、贫协会重新规划部分山岭和山塘水库给生产队经营，各生产队均分得相应的山岭，争议地不在该规划决议范围内。16.五同村民委出具的《证明》，证明五同村民委不主张争议地权属，五同大队林场创办于1974年，1980年责任制后解散，山梁村××与××村民小组在责任制前同属山梁村第10队。17.其他证人证言，证明争议地于2012年前没有发生过纠纷。18.关于确定水库库区范围及权属认定的函、兴宾区水利局关于德龙、六勇水库最高水位线证明及附图，证明陶邓镇德龙、六勇水库最高水位线分别为97.94米、104.6米。19.兴政处〔2017〕9号文、来政复决字〔2017〕54号文、（2018）桂13行初第2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2017年7月4日，兴宾区人民政府对争议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古扣村民小组不服该处理决定，向来宾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7年11月14日来宾市人民政府以来政复决字〔2017〕5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兴政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古扣村民小组不服向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7月19日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桂13行初第27号行政判决书作出撤销兴政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的判决，要求兴宾区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听取当事人意见笔录，证明经听取当事人意见程序，当事人双方意见分歧较大，均要求由政府确权处理。21.陶邓镇人民政府关于五同村民委古扣村民小组与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山岭林地纠纷处理意见，证明陶邓镇人民政府对该案提出确权意见。22.关于兴宾区“三大纠纷”案件讨论会议纪要，证明经兴宾区人民政府组织集体讨论程序。23.送达回证，证实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已送达当事人。 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古扣村民小组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一）兴政处〔2019〕8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1.2018年5月31日，兴宾区人民政府组织纠纷当事人参加现场勘查，各方当事人均到场并且在现场勘查记录上签字确认。2.“学叫岭”“沙远岭”四至界限是各方当事人指认的，争议地属未经政府确权的林地，不存在确权之前确认为两第三人所有。3.兴政处〔2019〕8号处理决定与原行政行为存在查明事实不同、适用法律不同、处理结果不同，不是同一行政行为。（二）兴政处〔2019〕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1.1993年11月10日，山梁村在原乡工作队和村公所干部的指导协助下，将争议地分给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造林灭荒。从1994年开始，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村民分别到争议地A处、B处种植美国湿地松。到2003年，两第三人分别与他人签订《采割松脂合同书》，将争议地上各自种植的松树分别发包给他人采割松脂。2007年11月23日，山梁村第10队与承包人陈林盛、杜茂金、蔡启锋签订《林地林木承包经营合同书》，将包括争议地A处在内的林地发包给承包人种植林木，期限为20年，从2008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月1日止。2008年3月2日，东梁村民小组与承包人罗岩松签订《宜林荒地承包合同书》，将包括争议地B处在内的林地发包给罗岩松种植速生桉、其他农作物等，发包期限为20年，自2008年3月10日起至2028年3月10日止。2012年7月，因古扣村民小组对争议地提出权属主张而引发纠纷。2.五同村民委和大量的人证证实了争议地在2012年以前均无争议，一直由山梁村经营管理。纠纷发生后，古扣村民小组才对争议地进行管理。3.兴宾区人民政府曾以兴政处〔2017〕9号处理决定对纠纷进行确权处理，因处理程序违法被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重作。2019年9月9日，兴宾区人民政府在原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结合重新调查的证据将争议地A处面积约157亩山林地权属确认归山梁村第10队集体所有；将B处面积约48亩山林地权属确认归东梁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因此，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来政复字〔2019〕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来宾市人民政府在接到原告古扣村民小组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并告知当事人进行复议的权利和义务，依法送达了各方当事人有关行政复议文书。兴宾区人民政府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答复书和证据材料，来宾市人民政府经书面审理后依法作出来政复字〔2019〕43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兴政处〔2019〕8号处理决定、来政复字〔2019〕43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及法律依据有：1.《兴宾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兴政处〔2019〕8号），证明兴宾区人民政府原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决定内容。2.《来宾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来政复字〔2019〕43号），证明各方当事人的情况和行政复议的主张、理由以及行政复议查明认定的事实、行政复议决定内容。3.《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原告行政复议的主张、理由。兴宾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的主张、理由。4.《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行政复议受理的时间，行政复议程序合法。5.《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通知涉案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程序合法。6.《行政复议调解意向告知书》，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7.有关送达回证，证明行政复议法律文书送达时间，行政复议程序合法。8.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证明来宾市人民政府有权行政复议的职权依据、来政复字〔2019〕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的法律法规。 第三人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答辩均称，同意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来宾市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均未有证据向本院提供。 经开庭审理，原告、被告、第三人对证据进行质证如下： 原告古扣村民小组、第三人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对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依法行使职权的主体没有异议；对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依法行使职权的主体及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性的证据没有异议。 原告古扣村民小组对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政府存在先入为主，把地确权给对方当事人，不公平、不公正。对证据4没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不符合事实。对证据6、7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些证人证言都是在原来的决定被撤销之后重新调取的证据，这些证据对不利于原告的应当不予采纳，被告都是有选择性的附卷，被告的行为和程序是违法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这些都是利害关系人作出的陈述。对证据9、10没有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这份证据是另外两个第三人的侵权行为，不予认可。对证据12-14也是侵权行为，不予认可。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两个决议都提出各自然村和生产队是按附近有利于生产和经营管理使用的原则，因此对这份决议对原告和两外两个第三人是合法有效。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予认可。对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政府没有客观全面的收集证据。对证据18没有异议。对证据19的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的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0没有异议。对证据2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所作出的建议和原来的建议完全相反，仅仅隔了两年就作出把土地确给另两个第三人。对证据2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所作出的决定和原来的决定完全相反，但是结果都是把争议地确给另两第三人，这是在没有事实和理由的情形下作出的决定，不予认可。对证据23没有异议。 原告古扣村民小组对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存在违法性。对证据2的合法性有异议，复议决定是在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错误决定之下作出的复议。对证据3有异议，不予认可。对证据4-8没有异议。 第三人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均对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的举证没有异议。 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对原告古扣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1没有异议，认为这是之前的证据，后来经过政府重新调查核实以后补强了证据，陶邓镇人民政府重新进行确权并经过兴宾区人民政府讨论，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并不能够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对原告古扣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同意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对原告古扣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同意兴宾区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供的以下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1、确权申请及答辩材料、案件受理送达材料；2、现场踏勘记录及附图、调解会记录；3、村委干部调查笔录、乡政府工作人员调查笔录、山梁村第11队梁寿星、梁必就调查笔录、山梁村第10队梁新义调查笔录；4、山良村分岭到队长期造林方案、采割松脂合同书、林地林木承包经营合同书、宜林荒地承包经营合同书；5、《大队党支部、革委会、贫协会对重新规划部分山岭和山塘水库给生产队经营的决议》、《五同大队山水安排落实决议》、五同村民委出具的《证明》；6、关于确定水库库区范围及权属认定的函、兴宾区水利局关于德龙、六勇水库最高水位线证明及附图；7、兴政处〔2017〕9号文、来政复决字〔2017〕54号文、（2018）桂13行初第27号行政判决书；8、听取当事人意见笔录；9、陶邓镇人民政府关于五同村民委古扣村民小组与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山岭林地纠纷处理意见、关于兴宾区“三大纠纷”案件讨论会议纪要、送达回证；10、《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答复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行政复议调解意向告知书》、有关送达回证；11、陶邓乡人民政府处理意见、兴宾区人民政府会议纪要。 原告、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因证据来源不合法，或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或因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以确认。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 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作出来政复字〔2019〕43号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包括事实、证据、程序、适用法律方面？ 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 1、原告古扣村民小组、第三人山梁村第10队、第三人东梁村民小组争议林地名叫油茶岭（又叫灯尖岭）、学叫岭（又叫六叫岭）、沙远岭等一带岭地，面积约205亩，其中，油茶岭林地面积138亩，学叫岭、沙远岭林地面积共计67亩；油茶岭林地及学叫岭、沙远岭以岭脊分水岭为界水倒往东、南面林地为A处，面积157亩，学叫岭、沙远岭以岭脊分水岭为界水倒往西、北面林地为B处，面积48亩。1973年6月、1974年10月，五同大队（现五同村民委，下同）党支部、革委会、贫协会对本大队的山岭和山塘重新规划分配，五同大队14个生产队均分得了相应的山岭水塘，争议地划归大队林场用地范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五同大队林场解散，1994年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村民分别到争议地A处、B处种植松树，2003年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村民分别将争议地A处、B处上种植的松树发包给他人采割松脂，期限分别为：2002年至2007年底、2003年2月17日至2006年3月底。2008年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又分别将争议地A处、B处发包给他人种植桉树等林木，承包期限为20年，即2008年1月1日至2028年1月1日、2008年3月10日至2028年3月10日。2012年7月19日，原告古扣村民小组对争议地提出全部权属主张，发生纠纷，申请来宾市兴宾区陶邓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陶邓乡人民政府）提出对争议林地全部权属确权调处申请。 2、经陶邓乡人民政府召集原告古扣村民小组、第三人山梁村第10队、第三人东梁村民小组进行调解，因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2016年5月5日，陶邓乡人民政府对纠纷提出处理意见：一、争议地由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继续耕管8年；二、耕管8年后由古扣村民小组与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平均分配。并将本纠纷案件上报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进行调处；2017年6月5日，兴宾区人民政府经过集体讨论作出会议决定：原则同意陶邓乡人民政府对该案的处理意见；2017年7月4日，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兴政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一、确认争议地“茶子岭”面积约138亩山林地权属属山梁村第10队集体所有；二、确认争议地“学叫岭”和“沙远岭”以山脊分水岭为界水倒东、南面面积约19亩山林地权属属山梁村第10队集体所有；三、确认争议地“学叫岭”和“沙远岭”以山脊分水岭为界水倒西、北面面积约48亩山林地权属属东梁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原告古扣村民小组不服该行政处理决定，于2017年8月15日向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11月14日，来宾市人民政府经复议后，作出来政复决字〔2017〕5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兴政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古扣村民小组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本院判决撤销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兴政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撤销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来政复决字〔2017〕54号行政复议决定，并责令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对争议地重新作出确权处理决定。本院审理认为，由于兴宾区人民政府在调处本案过程中，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与兴宾区人民政府集体讨论作出会议决定严重不符，没有执行兴宾区人民政府集体讨论作出会议决定，属于程序违法，处理错误；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经行政复议后，以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为由，作出维持兴宾区人民政府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本院于2018年7月19日作出（2018）桂13行初27号行政判决：一、撤销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兴政处〔2017〕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撤销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来政复决字〔2017〕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由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3、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根据本院（2018）桂13行初第27号行政判决，重新调查后，于2019年9月9日作出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一、确认争议地A处面积约157亩山林地权属属山梁村第10队集体所有。二、确认争议地B处面积约48亩山林地权属属东梁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原告古扣村民小组不服，于2019年11月22日向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来宾市人民政府经复议后于2020年1月7日作出来政复字〔2019〕4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兴政处〔2019〕8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古扣村民小组不服，遂于2020年2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山梁村××与××村民小组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同属一个生产队，即原山梁第10生产队，责任制时划分为不同的两个经济集体，即山梁村第10队和东梁村民小组；来宾市兴宾区陶邓镇五同村民委员会不主张本案争议地权属。 本院认为，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有权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本辖区内的林地权属纠纷，即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原告古扣村民小组、第三人山梁村第10队、第三人东梁村民小组争议林地油茶岭、学叫岭、沙远岭等一带岭地面积约205亩，争议地自解放以来至2012年7月前，各级人民政府未确认过权属，1994年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村民分别到争议地A处、B处种植松树，2003年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村民分别将争议地A处、B处上种植的松树发包给他人采割松脂至2007年12月、2006年3月，2008年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又分别将争议地A处、B处发包给他人种植桉树等林木，承包期限为20年，至本案发生争议前，第三人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已经耕管经营争议林地18年。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根据调查核实本案事实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遵循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处理原则，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根据耕管经营争议地的事实，将争议林地A处、B处所有权分别确认给第三人山梁村第10队、东梁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经复议后予以维持正确，复议程序合法。原告古扣村民小组主张争议林地全部权属，其不能提供争议林地权属的凭证，也未能提供有关法律法规作为依据，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故其诉请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来宾市兴宾区陶邓镇五同村民委古扣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来宾市兴宾区陶邓镇五同村民委古扣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账户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银行：农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闭振鹏 审 判 员 韦丽芬 审 判 员 韦柳林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梁 良 书 记 员 周 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