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7133号原告：黄新明，男，197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北京商豫顺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马连道卫强校村**世纪万荣宾馆**。法定代表人：李建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卫，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新明与被告北京商豫顺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豫顺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新明、被告商豫顺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新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商豫顺通公司退还我费用1.7万元（包括：等级费960元、二保费1800元、会员费1200元、上线费1000元、续费840元、备案费4000元、补领车牌费用1000元、保险违约金5000元，2018年管理费2000元，合计17800元，被告优惠800元没有收取）；2、商豫顺通公司赔偿我运营损失8万元；3、商豫顺通公司赔偿我车辆折旧损失3万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3月，我从被告处买了一辆福田货车，该车挂靠在商豫顺通公司名下，车牌号为×××，车辆购买后一直由我使用，至今没有变化。2017年12月，商豫顺通公司将我的车转给了豫宛通达公司，转让价格为5万元。商豫顺通公司工作人员和我说他们公司换经营地点了，因此让我和豫宛通达公司签订了合同。于是我于2017年12月12日与豫宛通达公司签订了新的挂靠合同。我和豫宛通达公司签的合同是挂靠合同。之后，2019年年底，我发现我的车被卖给了豫宛通达公司。2019年当时开庭时，我发现车本在豫宛通达公司处，豫宛通达公司告诉我，他们是以5万元价格从商豫顺通公司处买的我的车本。我和豫宛通达公司的案子经法院调解，车现在已经变更到我名下了。我一直占用和使用涉案车辆。我在豫宛通达公司的新车牌是×××。2018年6月20日我因为我的车牌丢了而向公安机关报案，我认为我的车牌是×××的，我在公安机关只有报案证明，后因没有证据，公安机关没有作出具体处理。关于商豫顺通公司偷了我的车牌，我没有其他证据向法院提交。我丢的车牌是×××，丢了后我和商豫顺通公司的史富达联系，要补办车牌，他们说我欠费了，说我欠了17800元，后我于2018年5月8日转给史富达2000元，6月21日转给刘超5000元。商豫顺通公司和豫宛通达公司其实是一个公司，6月21日，刘超拿着商豫顺通公司的pos机让我刷1万元，所以我认为我的钱是给商豫顺通公司的。交钱的时候，史富达和刘超都说自己是豫宛通达公司的。之后商豫顺通公司没有给我补车牌，并且又让我交3万元，我没交。车牌被偷走后，我的车没法上路，因此产生运营和车辆贬值损失。商豫顺通公司辩称，涉案车辆最初登记在我公司名下，车牌号为×××，但是我们公司因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所以把涉案车辆的户过到豫宛通达公司名下。当时黄新明自己将车开到车管所，并与豫宛通达公司签订了挂靠合同。关于POS机，当时是使用了我公司的机器，但钱是给了豫宛通达公司，车辆已于2017年12月5日过户到了豫宛通达公司，跟我们公司没有关系。在黄新明和豫宛通达公司那个案子调解中开庭笔录记载了这笔钱是交给豫宛通达公司的。关于诉讼请求2和3，和我公司无关，车牌被偷不是挂靠在我公司期间发生的。关于此事项，黄新明已经起诉了豫宛通达公司，豫宛通达公司是史富达和刘超合伙的，商豫顺通公司是史富达的，黄新明的钱实际上是给了豫宛通达公司。车牌号被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跟我们没有关系。综上不同意黄新明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黄新明于2014年购买福田牌货车一辆。2014年3月11日，黄新明与商豫顺通公司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黄新明以自有资金的形式将所购车辆挂靠到商豫顺通公司名下，该车辆的车牌号为×××。该车辆所有权和使用权归黄新明所有，黄新明有自主经营权，商豫顺通公司不干涉黄新明合法营运。在挂靠期间，商豫顺通公司每年一次性收取黄新明服务费2000元。商豫顺通公司为黄新明办理营运证、二级保养、等级评定，车辆保险、道路运输协会会费等各项车务手续，并协助办理补牌证、过户等手续，费用由黄新明负担。该合同有效期为5年，到期不来更换合同的自动延期3年。签订协议书后，黄新明将其车辆挂靠至商豫顺通公司名下，该车辆登记车牌号为×××。后2017年12月5日，该车辆转移登记至北京豫宛通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宛通达公司），车牌号变更为×××。同年12月12日，黄新明与豫宛通达公司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黄新明将涉案车辆挂靠至豫宛通达公司名下，车辆所有权和使用权归黄新明所有，黄新明有经营自主权。在挂靠期间，豫宛通达公司每年一次性收取黄新明服务费2000元。豫宛通达公司为黄新明办理营运证、二级保养、等级评定，车辆保险、道路运输协会会费等各项车务手续，并协助办理补牌证、过户等手续，费用由黄新明负担。另查，黄新明自述，其车牌丢失，因补办车牌等，史富达要求其支付补办车牌等费用共计17800元，并优惠800元。2018年5月8日，黄新明转账给史富达2000元；于2018年6月21日转账给刘超5000元；于2018年6月以POS机刷卡方式向商豫顺通公司支付1万元。商豫顺通公司表示，因史富达与刘超是豫宛通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史富达是商豫顺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该1万元系豫宛通达公司使用商豫顺通公司POS机收取，实际收款人是豫宛通达公司。另黄新明在庭审中陈述，在双方沟通转账事宜时，史富达、刘超均表示其为豫宛通达公司工作人员。豫宛通达公司出具收款证明，确认该1万元系其公司实际收取。2019年4月黄新明以合同纠纷将豫宛通达公司、商豫顺通公司、史富达诉至本院，并提出诉讼请求要求：1、判决解除黄新明与豫宛通达公司车辆挂靠合同；2、豫宛通达公司协助黄新明将车牌号为×××的福田牌汽车过户登记至黄新明名下；3、三被告共同退还黄新明费用1.7万元；4、三被告共同赔偿黄新明运营损失8万元；5、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后经法庭调解，黄新明撤回对商豫顺通公司以及史富达的起诉，放弃第3项至第5项诉讼请求。法院出具调解书载明：一、解除豫宛通达公司与黄新明之间于2017年1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二、豫宛通达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之前将车牌号为×××的福田牌汽车的车牌返还给黄新明；三、豫宛通达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之前协助黄新明将车牌号为×××的福田牌汽车过户登记至黄新明名下；四、双方就本案所涉事宜再无其他争议；五、案件受理费25元，由黄新明负担（已交纳）。上述调解生效后，现该车辆已过户至黄新明名下，车牌号变更为×××。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虽黄新明与商豫顺通公司之间于2014年3月1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黄新明将涉案车辆挂靠至商豫顺通公司名下，但在2017年12月12日，因黄新明与豫宛通达公司就涉案车辆挂靠达成书面协议，且于此前黄新明亦配合商豫顺通公司和豫宛通达公司办理涉案车辆转移登记手续，故在黄新明与豫宛通达公司形成新的挂靠关系后，黄新明与商豫顺通公司签订的协议解除。关于黄新明主张退还1.7万元费用问题，该费用支付时间为2018年5月至6月间，此时黄新明与商豫顺通公司之间的挂靠协议已解除，因此黄新明无权以合同纠纷为由要求商豫顺通公司退还其等级费、补领车牌等费用。再则根据黄新明的庭审陈述可知，其在支付1.7万元费用前，史富达、刘超已明确告知黄新明他们系代表豫宛通达公司，黄新明作为成年理性人，应当对该笔费用系向豫宛通达公司支付一事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因此即使其中一笔费用系通过商豫顺通公司POS机支付，也无法据此当然推断该笔费用系商豫顺通公司收取的挂靠相关费用。且豫宛通达公司亦向本院出具证明，确认该款项为其公司实际收取，综上黄新明要求商豫顺通公司退还上述费用，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新明主张的运营损失及车辆折旧损失，黄新明向商豫顺通公司主张上述两项费用的依据系商豫顺通公司偷盗其车牌，但黄新明现有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其车牌被盗系商豫顺通公司所为以及损失的具体数额，因此其上述两项损失亦无法向商豫顺通公司主张。故对于黄新明要求商豫顺通公司赔偿其运营损失及车辆折旧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黄新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0元，由黄新明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晔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史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