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203民初366号 原告：赵金明，男，199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市龙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玉杰，吉林泰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市汇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市龙潭区。 法定代表人：耿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静，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春雪，吉林权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岩，男，1983年2月23日出生，住吉林市龙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成，吉林市龙潭区大口钦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赵金明与被告吉林市汇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然公司）、刘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金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玉杰、被告吉林市汇然农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静、范春雪、被告刘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金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汇然公司、刘岩给付拖欠原告玉米款39，28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汇然公司、刘岩支付拖欠原告玉米款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律师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我得知汇然公司收粮，经了解汇然公司在2014年收粮时不欠粮款。2015年11月24日、12月17日，我将玉米以汽运的方式运送到汇然公司院内指定地点，汇然公司首先对所收购玉米进行检质过称、再进行卸车除皮、最后汇然公司开具记载车种、毛重、净重、粮款金额的三张票号为0002739号、0002542号、0002550号汇然公司出门证给原告，我持汇然公司出门证和运输玉米的车辆驶出汇然公司院内，原告以出门证上记载的金额同汇然公司进行玉米款结算，汇然公司应付原告玉米款101，275.00元，至2015年12月末被告未给付我玉米款。2016年1月，我和其他农民向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汇然公司、刘岩给付拖欠玉米款,由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政府协调汇然公司，汇然公司承诺给付我和其他农民玉米款的情况下，我和其他农民撤诉。2016至2017年初，被告给付我玉米款5万元。2017年4月18日，刘岩给我出具欠我玉米款51，280.00元欠据一份，我在此之前并不认识刘岩。2018年末，我收到玉米款1.2万元。截至目前，被告尚欠我玉米款39，280.00元。2019年12月，我得汇然公司出借执照给刘岩经营收粮业务。依据合同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我特向贵院起诉，望贵院判如所请，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被告吉林市汇然有限公司辩称，我公司从未有过收粮行为，从未向赵金明收购过粮食，我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我公司系经在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龙潭分局注册成立的正规企业，深知粮食收购关乎国计民生，要有完善的收购流程，应与出售粮食的农民签订书面粮食收购合同，企业要依法取得粮食行政主管机构颁发的粮食收购许可证，收购后不允许向农民“打白条”等。汇然公司虽然具备收购资格，但实际经营中一直未开展此类业务，从未有过收粮行为。具体到本案原告赵金明，汇然公司与此人并不认识，从未与赵金明签订过粮食收购合同或类似书面文件，从未向赵金明出具过汇然公司实际收到过赵金明送来的粮食的收条或类似收货凭证，从未向赵金明支付过购粮款，更从未向赵金明出具过欠付购粮款的欠据或类似欠款凭证，故汇然公司与赵金明不存在与粮食收购有关的任何关系。 赵金明在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的陈述均与事实不符，“2015年10月，原告得知我公司收粮”、“经了解我公司在2014年收粮时不欠粮款”、“汇然公司对所收购玉米检质过称”、“汇然公司开具汇然公司出门证给原告”、“汇然公司承诺给付原告玉米款”等内容均属于歪曲事实的主观臆断，汇然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其一，如果汇然公司已向赵金明支付过诉状中所述的5万元和1.2万元两笔玉米款，汇然公司不可能不承认，如果不承认可能被法院判令再支付这6.2万元。汇然公司之所以不承认，是因为从未向赵金明收购过粮食，与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向赵金明支付任何一笔款项。其二，赵金明主张在2016年第一次起诉后，是因为汇然公司承诺付款才撤诉的，但在（2016）吉0203民初350号民事裁定书中清楚载明的撤诉理由为赵金明未按期缴纳案件受理费，故按撤诉处理。因此，种种事实表明，汇然公司不是向赵金明收购粮食的买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赵金明在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有多处逻辑上无法自洽的矛盾之处，也可证明赵金明在出售粮食当时就明知粮食收购人不是汇然公司而是本案被告刘岩个人。赵金明作为出售粮食一方，应当对收购人是谁是明知的，但却在诉状中未明确指出所收到的5万元和1.2万元玉米款究竟是哪个被告支付的，即刻意回避了这个事实问题。从起诉状来看，赵金明对于收到的5万元仅笼统说是“被告”支付的；对于收到的1.2万元仅说“收到”却未提是从哪个主体那里收到的，也就是说，赵金明未明确指出是哪个被告支付的这两笔款项。结合汇然公司在第一部分答辩意见中已对付款一事予以否认，就足以说明这两笔玉米款赵金明知道全部是刘岩支付的，而且这一推断也恰恰可与赵金明自认的2017年4月18日由刘岩向其出具欠据的事实相互印证。试问如果是我公司的债务，刘岩又怎会全部承担下来！赵金明在起诉状中自认，2017年4月18日刘岩给赵金明出具了欠玉米款51，280.00元的欠据一份，据我公司所知，刘岩于2017年4月18日向起诉他的40多位农民们都分别出具了一份格式相同的欠据，其中明确写明了欠款人是刘岩。既然赵金明也提到了这份欠据，且已接受了这份欠据，就证明其明知收购人是刘岩，欠款人也是刘岩。如果是我公司收购粮食并欠款，试问这40多位农民们为什么都不要求汇然公司在欠据上加盖公章！赵金明在起诉状中陈述，在2017年4月18日收到刘岩出具的欠据前不认识刘岩。如果不认识，赵金明在2015年年末是与哪位“收粮人”取得联系并商谈收粮事宜的？如果不认识，赵金明为什么会在起诉状中自认于2016年1月已起诉过刘岩？如果不认识，赵金明为什么会收下刘岩给付的5万元和1.2万元玉米款？如果不认识，赵金明又为什么会接受刘岩出具的玉米款欠据？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证明赵金明是明知将粮食卖给了刘岩，也认可欠款人是刘岩。综上，上述种种无法逻辑自洽之处均可证明向赵金明收购粮食的买方是刘岩，赵金明对此明知并认可，我公司与此无关。 赵金明是在无法从刘岩处获得欠付玉米款的情况下才硬将我公司拉入诉讼中来的。赵金明在起诉状中提到“2019年12月，原告得知我公司出借执照给刘岩经营收粮业务”，暂且不论赵金明提到的“执照”究竟是指何种证照，也暂且不论我公司从未向刘岩出借过任何证照，仅单纯从该句话所传递出的字面逻辑出发，即可判断出赵金明在2015年年末出售粮食时就明知与其商谈收粮事宜的人是刘岩。因为如果不是刘岩而是我公司的话，我公司根本无需“出借执照”，赵金明也不会在起诉状中特别提到“出借执照”一事。只有赵金明在售粮当时明知刘岩是收购人，而现在赵金明试图把收购人认定为我公司时，才会在起诉状中特意指出“出借执照”一事。既然赵金明已明确是在2019年12月才得知的，故不能用事后得知的信息回推事件发生时其内心的确信，更何况根本不存在“出借资质”一事。因此，赵金明在明知收购人是刘岩的前提下，还起诉汇然公司于法无据，不能因其主观判断刘岩无支付能力就随意追诉其他主体。 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已在同类案件中做出了我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的判决，根据“同案同判”的审判理念，本案也应做出相同的判决。2016年1月，包括本案原告赵金明在内的共计47位农民共同起诉汇然公司索要玉米款。后全体撤诉，各别农民又分别陆续起诉了我公司与刘岩。目前，除本案外，我公司已参加了八起同类案件的一审诉讼，并收到了八份一审判决，判决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认定粮食收购人为刘岩，由刘岩承担玉米款的给付责任，同时驳回了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且其中某些判决已生效，另外上诉至二审法院的部分案件中，二审法院也未改判。既然这些农民最开始是在同一案件中共同起诉，但从共同诉讼种类上来看显然应属于普通共同诉讼而合并审理，据此可以判断出40多位农民起诉基于的是案件事实相同。那么，既然已有生效判决查明和认定的案件事实为刘岩是粮食收购人，故本案亦应如此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会议纪要）引言部分提出的“同案同判思维”及“通过检索类案、参考指导案例等方式统一裁判尺度”等要求，汇然公司认为因本案案情与前述案件完全相同，故也应作出同样的一审裁判结果。 赵金明向汇然公司主张律师费没有请求权基础。对于律师费能否支持，司法实践中要么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要么是基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具体到本案，汇然公司与赵金明之间无任何关系，不存在任何书面、口头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约定，故不可能基于律师费有任何约定。而法定可支持的情形诸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专利侵权纠纷、商标侵权纠纷等案件中是有对支持律师费的明文规定的，但在一般合同纠纷中是没有规定的。因此，赵金明无权要求汇然公司承担律师费。至于案件受理费，我公司服从贵院依据诉讼费交纳管理办法确定的结果。 综上，我公司认为赵金明仅有向刘岩主张欠款的权利，汇然公司从未向赵金明收过粮食，也未向其支付过任何一笔购粮款，故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望贵院依法驳回赵金明对汇然公司的全部诉请。 被告刘岩辩称，1、对原告诉请数额承认，愿意承担，并逐步给付；2、不同意原告第二条诉请利息给付，原告与二被告没有明确约定合同履行事项；3、原告主张律师费没有事实依据，不同意支付。 本院经审理查明:赵金明于2015年11月份至12月份，将玉米送到汇然公司住所地。检斤员常某检斤后向赵金明出具有印刷“吉林市汇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字样的出门证，出门证票号分别为：0002739、0002542、0002550,出门证上载有收购的玉米重量及价格。分别为：毛重25120㎏、皮重7240㎏、净重17880㎏。粮款33，830.00元；毛重27940㎏、皮重7240㎏、净重20700㎏，粮款36，035.00元；毛重27120㎏、皮重7180㎏、净重19940㎏，粮款31，410.00元，粮款共计101，275.00元。庭审中赵金明自认，截止2018年末已收到玉米款6.2万元，被告尚欠余款39，275.00元。2017年4月18日因剩余款项未给付，刘岩向赵金明出具欠据。欠据载明：刘岩欠赵金明玉米款51，280.00元，扣除2018年末给付的1.2万元，尚欠玉米款39，280.00元，庭审中刘岩对欠款事实予以认可。 另查明，刘岩与汇然公司于2014年4月1日签订烘干塔租赁协议，汇然公司将其所承包的学古村烘干塔（坐落在学古村二社东山）租赁给刘岩使用。 刘岩于2014年4月4日向汇然公司出具声明一份，内容为：刘岩承包学古村烘干塔期间（2014年4月4日-2015年12月31日），收购农民玉米行为属于刘岩个人行为。与汇然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耿宇无关。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赵金明提供的出门证、欠据、被告汇然公司提供的租赁协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为证。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综合本案证据，原告与被告刘岩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刘岩租用被告汇然公司的场地和设备进行粮食收购活动，刘岩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而非汇然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原告向被告刘岩履行了交付粮食的的义务，而被告刘岩未完全履行交付货款的义务，因此被告刘岩应承担继续履行给付购粮款及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利息的诉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利息低于法律规定的标准。 综上，原告赵金明要求被告刘岩给付货款及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以被告汇然公司系买卖合同相对方进而要求被告汇然公司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岩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赵金明给付货款392,8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欠款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 二、驳回原告赵金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91.00元，由被告刘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夏广军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慈 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