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308行初1970号原告深圳市宝安区新桥万丰鸿塑料加工部，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黄埔社区黄埔路**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300MA5EHFTR8P。经营者李亚可，该单位负责人。委托代理人黄胜，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龚启慧，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原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安二路**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300MB2D11178E。法定代表人赵胜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曾盼，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姜迪，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创业一路**区委区政府办公室机构代码00754632-1。法定代表人郭子平，宝安区区长。委托代理人张巧婷，区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岳彩成，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宝安区新桥万丰鸿塑料加工部（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原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以下简称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被告宝安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5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黄胜、龚启慧，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委托代理人曾盼、姜迪，被告宝安区政府委托代理人张巧婷、岳彩成到庭参加诉讼。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审理期限依法延长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1月13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深宝环水罚字[2018]7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存在未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办并投产的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并参照《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第二章§2.1裁量标准之“报告书类、特别控制区”裁量规定，对原告作出罚款壹佰万元（为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向被告宝安区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宝安区政府于2019年3月6日作出深宝府复决〔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诉称，一、两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处罚的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第一，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在2018年7月24日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调查，并向原告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深宝环水责[2018]XQ53号），对原告的经营物资进行拍照及登记，因此可以同时核查清楚原告的总投资额。第二，根据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的调查取证，己经确认了原告的全部设备有脱标机1台、破碎机1台、打包机1台，现场物品、财产等，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均有视频、材料己经固定下来，并且保存完整，不存在无法委托评估的情况。再综合根据原告的工商登记的信息（如注册资本3万元、个体户性质等），也不可能无法确定原告的总投资额。上述所有的物品均存在，只是存放位置不同，是完全可评估、确定价值的。原告己经依法全面配合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提交的《购销合同》《厂房租赁协议》《收款收据》《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以证明原告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但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不依法认定该客观事实。退一步说，原告或者行政相对人提供了发票、合同等证据，被告也可以以同样的理由（无法提供投产全部投资的合法发票凭证）不认可投资的总额，可见，被告对原告的处罚是选择性处罚，对于核定原告的投资额是属于行政不作为。原告己经主动停止违法行为，不是搬迁，被告凭空猜测原告搬迁，没有事实依据，如果被告认定原告搬迁是事实，被告可以到搬迁的新地址对原告的设备进行评估。第三，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依法调查取证，其没有及时核查原告总投资额的情况是行政不作为，也恰恰证明了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对原告作出的处罚10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不足，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第四，被告宝安区政府在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笼统地认定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认定的事实清楚，并予以维持，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告的注册资本是3万元，原告的投资额就是3万元，足以认定。至于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增加部分设施，或者损耗部分设施，都不是增加或者减少投资额。二、两被告作出的法律文书适用法律错误、量罚畸重，应当予以撤销或者改变。（一）本案中，原告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完全可以确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第一，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己经在调查取证时清点、记录了原告的全部生产设备以及现场物品。第二，很据工商登记信息，原告成立于2017年5月11日，距离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于2018年7月24日对原告进行调查，时间短；注册资本是3万元，是个体工商户，规模小；因此，原告对环境并没有造成真正的影响。第三，原告在2018年8月22日已经停止违法行为，并消除违法行为影响，撤离违法行为地，不再实施违法行为。第四，原告提交的《购销合同》《厂房租赁协议》《收款收据》《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已证明原告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第五，原告已经停止生产，己不具备接受行政处罚决定的能力。综上，原告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完全可以确定为3万元，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来确定处罚金额。（二）本案中，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适用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制订的《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错误，应一并审查。被告适用的裁量标准是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于2018年4月发布的《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该裁量权实施标准“总则”第十三条自行认定“茅洲河流域”为特别控制区，故将本案原告建设项目的处罚数额适用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并参照《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第二章§2.1裁量标准之“报告书类、特别控制区”裁量规定的顶格罚款100万元。《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是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自行制定的内部规定，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法律、法规、行政法规、地方、地方性法规或国务院会制定的规章”。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人自行限制“茅洲河流域”为特别控制区，进而适用最高额处罚做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公正原则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的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原告为争取执法部门的从轻、减轻处罚，立即从2018年8月22日开始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主动配合执法，主动消除违法行为,撤除车间设备,清空车间。非但未得到被告的从轻、减轻处罚，反倒被认定为无法委托相关评估机构进行总投资额评估的原因，予以处罚，与事实不符,有悖于法理。综合考量原告的成立时间、规模、注册资本、改正违法行为的态度、初犯、过错程度，依法应对原告从轻处罚，但被告反而适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并参照《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第二章§2.1裁量标准之“报告书类、特别控制区”裁量规定的顶格罚款，处罚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被告依据的《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不合法，应一并审查；行政处罚明显不当，请求法院判决予以变更，减轻对原告的处罚金额，或者根据法律规定予以撤销，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三、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了法定程序。（一）原告在2018年10月15日向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提出了对机器设备价格评估的申请，以证明原告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但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没有进行评估，程序违法。（二）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己超过法定期限。本案中，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7月24日对原告进行执法检查，当天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最终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本案自调查取证之日起至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日止，己超过《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3个月的办案期限，属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四、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没有对原告的投资额进行评估认定，违反了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生态环境执法中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认定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环政法[2018]85号）第四条的规定。五、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的行政处罚行为违反了行政处罚中的比例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本案中，原告在经营期间内严格规范生产经营活动，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并且己主动关停工厂，进行搬迁，永远消除了对环境的影响。可见，原告存在降低量罚的情形，但被告却对此视而不见，作出过重的处罚。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2.撤销被告宝安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3.一并审查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制定的《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中“总则”第十三条有关“特别控制区”规定的合法性；4.变更对原告的处罚金额为9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辩称，一、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一）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原告存在未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设厂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2018年7月24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到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黄埔社区黄埔路50号旁01号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原告在此设厂生产，主要从事废塑料回收加工，主要工艺为分拣、清洗、破碎、打包，主要原料为塑料饮料瓶，主要设备有脱标机1台、碎料机1台、打包机1台。现场检查时原告正在生产，已办理营业执照但未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也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2.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保部令第44号），原告建设项目属于第“三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中的“86、废旧资源（含生物质）加工、再生利用”中的“废电子电器产品、废电池、废汽车、废电机、废五金、废塑料（除分拣清洗工艺的）、废油、废船、废轮胎等加工、再生利用”类别，属于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二）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1.原告未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设厂生产的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根据《特区环保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2.原告建设项目位于宝安区新桥街道，根据《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总则第十三条的规定，原告建设项目位于“特别控制区”。又因原告建设项目总投资额无法确定，故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根据《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第二章§2.1裁量标准“报告书类、特别控制区”的规定对原告处以一百万元罚款量罚适当。（三）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2018年7月24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两名执法人员到原告处进行现场检查，并对原告经营者李亚可进行了调查询问。同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向原告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深宝环水责[2018]XQ53号）。同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依法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2018年8月20日和8月21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两名执法人员再次到原告处进行现场检查，并对原告经营者李亚可进行了调查询问，发现原告未停止生产。2018年8月21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再次向原告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深宝环水责[2018]XQ59号）。2018年9月3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根据查实的违法行为进行集体审议。2018年9月4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深宝环水听告字[2018]第0539号）并于9月20日送达原告，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及其依法享有提出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同日，原告向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申请听证。2018年10月10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依法举行听证并制作听证笔录和听证报告。2018年11月13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于2018年11月15日送达原告。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原告主张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未对原告建设项目的总投资额进行调查没有事实依据。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于2018年7月24日第一次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时，即向原告经营者李亚可询问原告建设项目投资金额，但李亚可作为实际投资人和经营者在《调查询问笔录》中明确回复不清楚具体的投资金额。原告建设项目的实际投资额随着经营活动不断产生变化，注册时的总投资额也发生变化，在原告不配合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的调查且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不参与原告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不可能查清原告建设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另外，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仅根据本案现有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等证据材料和原告提交的《购销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以及原告所称现在尚存的设备等，也不能全面、准确地认定现场检查时原告建设项目的总投资额。因此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认定原告建设项目投资额无法确定属于认定事实清楚。（二）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依据《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依法对原告罚款壹佰万元，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原告注册规模小、即时停止其违法行为、过错程度低、初犯等理由均不属于从轻、减罚或免罚的法定理由。且位于茅洲河流域的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远大于其他位于一般区域的建设项目，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参照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制定的《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的规定，决定对其处以罚款壹佰万元，量罚适当。综上,原告的主张缺少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宝安区政府辩称，一、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二、被告宝安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1.2019年1月14日，原告向被告宝安区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行政处罚决定等材料，被告宝安区政府行政复议办收到申请后出具了《收案回执》并送达原告。经依法审查及领导批示，被告宝安区政府行政复议办正式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2.2019年1月16日，被告宝安区政府行政复议办出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后，于2019年1月21日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等材料。3.被告宝安区政府行政复议办在原告及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提供的材料基础上，按照《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行政处罚决定进行了审查。根据已查明的情况，被告宝安区政府行政复议办于2019年3月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三、原告起诉所称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关于原告称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问题。1.原告起诉称其注册资本为3万元，其投资额就是3万元，该观点没有充分依据，也与其提交的证据矛盾。注册资本为经营者在登记菅理机构登记承诺一定要缴纳的出资金额，与建设项目的投资额属于不同概念，二者并无必然联系。原告提交的用以证明其投资额的天圆全专项调审字[2019]000001号《投资额情况说明报告》显示，原告2017年1月13日至2017年6月17日投资额超过17万元，该金额即已超过其注册资本。2.原告在《调查询问笔录》中称不清楚投资额，在《听证申请书》中又称投资额即为注册资本3万元，复议时又称2017年1月13日至2017年6月17日期间投资额为179620元至182480元。原告对其投资额的陈述前后差距较大，且其提供的证据无法全面、有效证实涉案违法行为的投资总额。在经合理调查仍无法确定建设项目投资总额的情况下，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按照投资额无法确定进行处罚并无不当。（二）关于原告称适用法律错误、处罚过重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条均对“未批先建”违法行为处罚作出了规定，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属于特区法规，应在深圳经济特区范围内优先适用。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适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对原告进行处罚，适用法律正确。2.《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是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制定的裁量权实施标准。该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了“二十万至一百万”的处罚范围，《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在该范围内制定的具体裁量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涉案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原告称《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违法、不能适用，没有充分依据。3.停止违法行为属于原告履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的法定义务，不属于应当从轻、减轻的情形。且2018年8月20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复查时，原告并未停止违法行为，仍在继续生产。原告以此主张应从轻、减轻处罚，缺乏依据。4.《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第六项虽规定可以降低一个档次处罚的情形，但同时说明“该规定不适用于特别控制区”，本案发生在特别控制区，并不符合该项规定情形。（三）原告称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处罚程序违法问题。1.原告在听证笔录及2018年10月9日《情况说明》中均确认了厂房设备于2018年8月拆除搬离的事实，原告起诉称其并未搬迁缺乏依据。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但并未要求其将厂房设备拆除搬离，由此造成后续无法再委托评估机构对建设项目投资总额进行评估、建设项目投资总额无法确定的责任不在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并未违反生态环境部《关于生态环境执法中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认定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原告诉称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程序违法，没有充分依据。2.涉案违法行为立案日期为2018年7月24日，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日为2018年11月13日，共计113天，扣除听证所花时间26天（2018年9月20日至2018年10月15日），涉案违法行为处理时间为87天，并未超过3个月。原告称处罚超期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24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执法人员到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黄埔社区黄埔路50号旁01号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原告在此设厂生产，主要从事废塑料回收加工，主要工艺为分拣、清洗、破碎、打包，主要原料为塑料饮料瓶，主要设备有脱标机1台、碎料机1台、打包机1台。现场检查时原告正在生产，已办理营业执照但未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也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对原告的经营者李亚可进行询问调查,李亚可称从2018年5月开始在该处从事废塑料回收加工。同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深宝环水责[2018]XQ53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认定原告存在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和《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责令原告立即停止违法行为。2018年8月20日和8月21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执法人员再次到原告处进行现场检查，原告经营者李亚可配合现场调查，确认原告并未停止生产，仍从事废塑料回收加工，主要工艺为分拣、清洗、破碎、打包。2018年9月3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进行集体讨论，拟责令原告立即停止生产，并处以罚款一百万元罚款。2018年9月4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向原告作出深宝环水听告字[2018]第0539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于同年9月20日送达原告，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及其依法享有提出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后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根据原告的申请，于2018年10月10日举行了听证。2018年11月13日，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具体内容如前所述，并于2018年11月15日向原告送达该行政处罚决定。2019年1月14日，原告向被告宝安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宝安区政府收到申请后依法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2019年1月16日，被告宝安区政府出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后，于2019年1月21日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等材料。经审查，被告宝安区政府于2019年3月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另查明，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显示，原告的成立日期为2017年5月11日，注册资金数额为3万元。再查明，2018年10月15日，原告向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提交《机器设备价格评估申请书》，申请对三台机器设备在2017年投入至原告处使用的价格进行评估，以明确机器设备投入额。又查明，《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总则第十三条规定：本《实施标准》中的“特别控制区”指环境质量不达标，污染严重，处于集中整治阶段，需要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特别严格控制的区域，现阶段指茅洲河流域，具体范围包括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桥街道、松岗街道、燕罗街道、石岩街道全辖区和光明新区除白花社区以外的辖区，以后有变化的，以省、市下达的相关文件为准。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送达材料、《行政处罚听证笔录》、行政处罚决定及送达材料、《行政复议申请书》《收案回执》《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书》、行政复议决定及送达材料、原告的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机器设备价格评估申请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案中，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保部令第44号）第三十项第86小项规定，从事废塑料回收加工项目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原告未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生产，各方对此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第十三条关于新桥街道为特别控制区的规定是否合法；2.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适用“投资额无法确定”情形对原告作出罚款壹佰万元的罚款是否合法有据。关于焦点一，《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第十三条关于确定新桥街道为特别控制区的规定是否合法。《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是由原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制定，其作为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权在已生效实施的环保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幅度范围内制定适用于全市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原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根据环境质量状况确定实行特别严格控制的区域并未违反上位法规定。《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也已报深圳市法制办备案且在官网上公开，其制定程序合法。因此，原告主张《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第十三条关于确定新桥街道为特别控制区的规定不合法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适用“投资额无法确定”情形对原告作出罚款壹佰万元的罚款是否合法有据。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2017年版）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建设单位未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评价文件未经审批，擅自开工建设或者投入生产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停止建设、生产、经营或者使用，并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投资额无法确定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8年8月27日发布的《关于生态环境执法中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认定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项目，有关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工程咨询单位、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进行评估确定其总投资额：（一）备案的项目总投资额与实际情况存在明显差异的;（二）未经审批、核准、备案的；（三）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的。地方。地方有关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要求建设单位有关责任人出具证明文件、第三方询价等方式对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进行认定。据此，对于未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进行行政处罚的标准,先是按照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给予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只有在投资额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才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而对于投资额的确定方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进行包括委托工程咨询单位、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进行评估等。因此，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应当举证证明，本案已经按照《关于生态环境执法中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认定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履行评估等程序仍无法确定投资额。案中，现有证据仅能证明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在调查过程中向原告的负责人李亚可询问过投资金额，李亚可表示不清楚,但未有评估机构证实无法对原告投资额进行评估。事实上，在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原告也向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申请评估以确定投资额，但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并未准许原告的申请。因此，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适用“投资额无法确定”情形对原告作出罚款壹佰万元的罚款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予撤销。被告宝安区政府维持了被告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亦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一并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原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的编号为深宝环水罚字[2018]7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被告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6日作出的编号为深宝府复决[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原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被告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负担，原告深圳市宝安区新桥万丰鸿塑料加工部已预交的人民币50元，本院予以退回。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原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被告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静人民陪审员 宋   明人民陪审员 董 黎 敏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邹盼（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