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5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某1，男，汉族，1981年12月11日出生，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诗婷，女，汉族，1981年10月31日出生，住河池市金城江区，系上诉人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女，汉族，1982年9月9日出生，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上诉人凌某1因与被上诉人高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2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凌某1上诉请求：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字2785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七条原文系“男方作为过错方，给予女方20万元人民币精神损害赔偿费，离婚协议书生效后四年内付清。”而判决书将内容更改为精神抚慰金，其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抚慰金系自愿，而赔偿金系带有强制性和惩罚性，有明文法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费必须严格满足《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法定情形之一，如果夫妻间不具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属于不符合法律明确规定，则不能要求离婚当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约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费不属于婚姻法列举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范围，且上述人在复婚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再次出轨的事实，不存在过错，《离婚协议书》也是被迫签订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该判决适用《合同法》系完全错误的。《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法主要调整交易、买卖等民事经济关系，而夫妻间达成的有关“精神损害赔偿费”的协议，发生在婚姻家庭生活领域，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根据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因婚姻、监护、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能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只能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所以此种协议不能理解为一种普通的经济合同，进而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本案中，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来调整《精神损害赔偿》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完全不考虑上诉人的实际生活状况，显失公平。精神损害赔偿作为民事赔偿的一种，对于属于离婚损害赔偿范围内的财产损失，以损失的实际大小为依据确定赔偿标准。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最大的精神损害莫过于死亡，河池市判决的死亡精神损害赔偿也没有20万元。而且，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精神损害程度的证据。另外，仅仅因为离婚，让一方背负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巨额债务，这与我国的立法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四、上诉人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不是真实意思表示。2011年两人结婚前，上诉人的母亲卖了老家的房子把得来的13万5千元钱全部拿来垫资给两人买房装修，自己也从桂平来金城江跟着儿子媳妇一起生活。后来老人发现两人经常吵架，觉得心里不安稳，重新回桂平借了钱和贷款买房子留着防备万一以后回桂平没有房子住。2014年1月，上诉人出轨事发后被上诉人提出离婚，上诉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自己是一时冲动犯的错误，但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如果不想离婚就要写下一份承认出轨事实的保证书”，保证书写好后一个月，被上诉人以此为要挟上诉人净身出户，如果不签字同意其事先打印好的第一次《离婚协议书》就拿着保证书到单位找领导公开吵闹，让上诉人无法在单位继续工作，身败名裂。无奈之下，上诉人被迫签字同意，双方于2014年2月办理了第一次离婚。离婚后不久由于被上诉人怀孕，且被上诉人表示自己不是真的想离婚，就是一时生气闹闹，于是双方继续以在一起共同生活，并于2014年11月复婚，2015年1月生下儿子凌某2。双方复婚后，夫妻间缺乏信任，夫妻感情并未好转，因被上诉人时常在没有事实证据的情况下怀疑男方仍有出轨行为，双方争吵不断，期间被上诉人经常以离婚相威胁，2017年1月，被上诉人再次以保证书逼迫上诉人在事先打印好的第二次《离婚协议书》上签字，要求上诉人支付所谓的精神赔偿金和高额的抚养费，如果不签字就拿着保证书到单位里公开吵闹。上诉人的名誉、工作都受到了威胁，被迫签字同意离婚，并且办理了第二次离婚手续。离婚之后被上诉人又以是一时气话为由，说双方有了小孩，其实不想离婚，希望能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哄骗上诉人与其继续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年多。让上诉人以为对方真的只是一时气话，两人迟早会办理复婚，于是错过了一年内通过法律程序推翻这份显失公平的《离婚协议书》的时间。直至2018年的11月双方因为发生激烈的争吵，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搬离。期间上诉人的母亲从小孩出生开始就一直在金城江跟他们同住帮带小孩。上诉人在误以为被上诉人会跟其复婚的情况下，即使离婚不离家的期间也承担家庭生活开支的和每月给付抚养费。上诉人搬离后，被上诉人又曾表示考虑更改原来的《离婚协议书》，直到2019年6月份得知上诉人再婚后，被上诉人表示不愿更改原协议，上诉人才选择起诉。因这份使上诉人不得不被迫签订离婚协议的保证书之前一直在被上诉人手中保存，所以原审时上诉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是被迫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原审庭审时，被上诉人曾经向原审法院递交了这份保证书。保证书是双方第一次离婚前一个月写的，所证明的也只是双方第一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曾经有过出轨的行为。不能证明双方第二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有过错行为。复婚后男方全心全力照顾家庭照顾小孩，并没有第二次《离婚协议书》中所谓的复婚后再次出轨，被上诉人也仅仅是多疑猜测，并没有任何上诉人再次出轨的事实证据。既无过错，何来赔偿？而且《离婚协议书》也是上诉人被迫签字的，并非自己的真实意思表达。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证这份保存在被上诉人手中的保证书。本案中，上诉人离婚的过程中将全部家庭财产留给了被上诉人（包括房产、车辆、存款），自己净身出户。被上诉人拿着两次离婚得来的两人共同财产购置了金城江碧桂园的别墅，在这场婚姻关系中通过非正常手段以上诉人的名誉、工作相威胁，己经获取了最大的经济利益，上诉人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的退让已经是对被上诉人的最大的补偿。根据上诉人的征信报告可以看出，目前上诉人总共欠款（包括信用卡、贷款、网贷）共计286162元，平均每个月的还款额在16161元，可以说是入不敷出，即使按照上诉人目前的工作收入也要在不生病不休息的情况下花若干年时间借助信用卡循环套现的办法来一边工作生活一边偿还各种债务。上诉人被逼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后，现在除了还要支付每月近四千的孩子抚养费外（抚养费逐年递增上一年的10%）,还要还二十多万的贷款，并且承担20万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费。原审法院这样的判决简直就是将上诉人往绝路上逼。另外，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以道德凌驾法律规定之上，没有法律依据支持上诉人应当给付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没有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发生，且上诉人的出轨行为发生于两人第一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应支付所谓精神赔偿费。综上所诉，原审法院判决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没有站在客观、公正，从事实出发的角度。请二审法院认真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高某辩称，原审判决正确，维持原判。 凌某1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1月9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7条约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费无效。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11月17日在河池市金城江区民政局办理复婚手续。2015年1月11日，原、被告生育儿子凌某2。2017年1月9日，原、被告在民政局登记离婚,双方于当日签订《离婚协议书》，载明：“我们双方于2014年11月17日在河池市金城江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复婚登记手续，婚后因双方性格不合、男方再次出轨，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经过慎重考虑，现双方自愿离婚，并达成以下协议：1、......。7、男方作为过错方，给予女方20万元人民币精神损害赔偿费，离婚协议书生效后四年内付清。......。”后原告于2019年10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离婚时所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属民事合同，双方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离婚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至于原告以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7条约定的精神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主张该条款无效的问题。确认合同的效力是根据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本案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条款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相关规定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以支持。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凌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凌某1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凌某1提交如下新证据：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预发绩效通知、个人征信报告及银行流水、信用卡账单，拟证明：1、拟证明上诉人的债务是在离婚不离家期间就存在，确实是因为生意、生活等原因产生的债务而不是恶意消费，时间从2017年12月份起算，并且上诉人每个月都要用银行信用卡循环套现，一直以来只能以卡养卡，这些对方都是知情的但却一直强调男方有钱。2、每个月上诉人的收入是不固定的，现在女方只拿收入最高的月份来说不符事实，比如这两个月收入不到一万元，实际收入是不稳定的。3、上诉人母亲曾出资帮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装修房子135000元，现在离婚后女方不承认上诉人的母亲出资的这笔钱，不愿意退还，导致上诉人母亲需要按揭在老家买房居住。被上诉人现在不考虑老人的生活条件与精神感受，一味地要求精神赔偿，还多次叫老人滚回老家。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其中有些材料还存在恶意抹黑被上诉人的情况。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但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认定。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审理是否正确；二、涉案离婚协议中的第7条约定是否合法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称夫妻间达成的有关“精神损害赔偿费”的协议，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故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只能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法》所调整的是非身份关系的协议，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属于《合同法》所调整的范畴，应由《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调整。而离婚协议是离婚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依其特性属于一种合同，但这种合同与《合同法》所调整的合同和单纯身份关系的合同有所不同，就其内容来说，它既有双方关于同意解除婚姻的身份关系的意思表示，也有双方关于共同财产分割、离婚损害赔偿等问题达成的一致意见。本案的离婚协议就包括了上述内容。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2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费的约定虽然载于双方解除婚姻关系的协议，但该约定相对独立，不具有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应受《合同法》的调整。因此，本院对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称涉案离婚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因受胁迫而签订，且2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费太高，其经济现状也难以兑付，另外也没有法律规定其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精神损害赔偿费。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真实合法有效的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对有关权利冲突的处理应遵循优先约定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主张涉案离婚协议中第7条的约定无效，则其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条约定出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的情形，但直至本案判决前，其都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故涉案离婚协议的第7条约定应属于真实合法有效的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被胁迫的情形，而且已经超过一年的除斥期，其在本案中关于不支付或减少支付的精神抚慰金的请求不能成立。因此，本院对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凌某1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元，由上诉人凌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嘉芳 审 判 员 吴利萍 审 判 员 黄忠任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毛小银 书 记 员 韦思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