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3民终96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女，2006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法定代理人：罗某，系何某母亲，女，1970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渡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志聪，女，198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波，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新娇，女，192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业县。原审第三人：罗某，女，1970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渡口区。原审第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深圳发展银行南山大厦。主要负责人：汤涛，行长。上诉人何某因与被上诉人何志聪、被上诉人曾新娇及原审第三人罗某、原审第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330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何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和理由：何某作为涉案房产的受赠人，已是该房产的事实物权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享有对何才福、罗某直接、独立的给付请求权，其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所享有的房产权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为本案适格原告。一、从何某父亲何才福与母亲罗某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一条“现有的房产，南山区南新路2017号五楼501号房，面积135平方米，归女儿何某所有”的约定来看，离婚协议既为何才福与罗某设定了义务，也同时为何某创设了权利，赋予了何某利益，使得何某与涉案房屋建立了直接的利害关系。何才福、罗某、何某三方的补偿关系与对价关系在离婚协议中相互交织，已经形成了立约人何才福、罗某与何某之间的赠与法律关系。因此，本案在认定离婚协议中将房产赠与子女约定的法律效力时，应当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将合同的效力扩张至受赠子女，赋予受赠子女直接诉讼的权利，让其享有原告的诉权资格，以自己的名义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对房屋的所有权利。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九条“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的规定，何才福与罗某登记离婚时已通过离婚协议将涉案房屋赠与给何某，何某已成为该房屋的事实物权人，现其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所享有的房产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三、在我国各省市司法实践中，对同类案件都是赋予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的受赠子女独立的请求权，并认可受赠子女的独立原告地位。尤其是在广东省内近年来的同类案件中，“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的受赠子女具有独立的给付请求权，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得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认可，例如（2018）粤03民终13239号民事判决、（2018）粤民申7014号民事裁定等。一审法院以“何某仅为离婚协议中财产赠与条款的受益人，并无独立的给付请求权”为由认定何某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何某的起诉，明显与各地法院的法律适用相悖，导致“同案不同判”，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性。综上所述，一审裁定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恳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判，支持何某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送达上诉状后，何志聪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何某以“赠与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但案件因离婚协议而产生，而离婚协议是何才福、罗某为解决婚姻问题签订的协议，并不是何才福、罗某就赠与物与何某达成一致的“赠与协议”，何某亦不是离婚协议的主体之一，显然其在本案中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争议房屋自始登记在何才福的名下，属于何才福的个人财产，并不归属于他人，无需确权。何某以“事实物权人”为由在本案中以原告的主体身份要求确权，明显与法律的规定相抵触，且从案件涉及的事实内容来看，何某与何才福、罗某之间及何某与何志聪、曾新娇之间均不成立“赠与合同”，其对上述各方主体不享有债权。故此，何某关于“房产确权和协助过户”的请求在实体上亦不成立，何志聪在一审中就此已有充分的论述，因此节内容不在何某的上诉请求范围之内，故何志聪不再赘述。三、何某关于广东省和各地法院“认可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的受赠子女具有独立的给付请求权”的观点并不准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对同类型案件作出与何某的观点相吻合的指导性意见，或确立与此相关的裁判规则。相反，何某的观点，与包括广东省在内的多地法院审理相关类型案件时体现的裁判规则相悖，其主张不具有法律支撑。个案之间在具体案情上存在差异，法院得在个案查证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此为基本的法律原则，与“统一裁判尺度”的指导思想并不矛盾，两者是有机结合的。何某对“同案（不）同判”的理解过于片面，其观点不成立。综上所述，何某在本案中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是正确的，其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不成立，恳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裁定。一审法院送达上诉状后，曾新娇、罗某、平安银行未提交书面意见。何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向南旧村东侧综合楼501号房产归何某所有；2.判令何志聪、曾新娇、平安银行协助何某办理上述房产的抵押注销手续；3.判令何志聪、曾新娇、罗某共同协助何某办理上述房产过户登记至何某名下的手续；4.判令诉讼费用由何志聪、曾新娇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何某父亲何才福与罗某于2010年1月27日签署离婚协议并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约定涉案房产归女儿何某所有，何某由罗某抚养，何才福每月支付生活费2000元，直到读书毕业找到工作为止等内容。现何某以离婚协议为依据主张涉案房产系何才福与罗某对其的赠与，但何某作为受赠人，仅为赠与条款的受益人，并无独立的给付请求权，如离婚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在离婚后不履行协议中约定的给付义务，另一方可以起诉主张其履行，何某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何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028.17元，原告何某已预交，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就本案而言，一方面，离婚协议具有人身关系的性质，是双方在离婚时对财产处分、子女抚养、债权债务处置等达成的“一揽子”整体处分框架，实质上是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的整体性安排，其中既掺杂了一定的感情因素，也系双方为达到离婚目的而对子女抚养、财产分配、债权债务处置等形成的互相作用的平衡之举，是妥协和折中的结果，是双方同意解除婚姻关系的附带条件，在双方婚姻关系已经依照约定解除的情况下，所附条件不应允许反悔。若不顾其他协议内容，仅仅将其中某一条或部分内容抽出来进行单独评价并进行调整，则极有可能损害整个协议的平衡，也违反了当事人达成离婚的初衷，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双方的子女的财产利益。本案中，何才福与罗某签署离婚协议并办理离婚登记，且罗某一直认可离婚协议的效力，何才福从2010年1月27日签订离婚协议至2017年10月10日去世之前也一直未否认离婚协议的效力，足以证明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离婚协议中约定的事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都应受到离婚协议的约束。另一方面，第三人利益合同，又称利他合同，是合同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合同关系外的第三人为给付，第三人即因之取得直接请求给付权利的合同。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无须在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也不需要通过其代理人参与缔约，但却于合同成立后直接享有合同权利而不承担义务，且订约人不能强迫第三人接受该权利，即第三人可以接受合同权利，也可以拒绝接受。本案中，如上所述，离婚协议中的赠与约定不同于普通的财产性赠与合同，离婚协议约定涉案房产归女儿何某所有，实质上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综上所述，何某作为赠与法律关系的受赠人，系利益的直接关系人，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3307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国辉审判员  李小丽审判员  徐雪莹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金洁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二）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四）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