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终14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韦武标，男，196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浦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鼎好，广西港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裕链，男，199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浦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乾，广西桂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武标因与被上诉人韦裕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浦北县人民法院（2019）桂0722民初2416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院在二审对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时，上诉人申请证人韦秀凤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韦武标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浦北县人民法院（2019）桂0722民初2416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判决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出卖委托物所得款60万元给上诉人；3、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确定责任的依据错误。本案关于是否收到尾款80万元的事实，应当由经物人即被上诉人（委托合同的受托人）负担举证责任。况且，上诉人有相关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已经收到尾款8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把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错误的，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错误地作出举证责任分配，进而作出错误判决。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此，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款2项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行使“事实改判权”和“法律改判权”。 被上诉人韦裕链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本院对本案的事实进行调查询问时口头辨称，对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卖了元宝得到定金的说法不予认可。元宝仍然在被上诉人手上，并没有得到定金和货款。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 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600000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0月9日，被告立写一张《出卖古董欠条》给原告收执，该欠条载明：被告收原告委托出卖一枚“光绪元宝”，得款1200000元，已收到定金400000元，待收完尾款后双方一人一半。原告提供的被告与韦秀容之间的通话录音，经被告确认，确实是其与韦秀容的通话。该电话录音内容显示，被告已将涉案的“光绪元宝”带到广州出售，出售价格为1200000元，现已收到定金400000元，尾款800000元尚未得到。上列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出卖古董欠条》、《通话录音光盘》、被告韦裕链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本案中，被告韦裕链立写《出卖古董欠条》给原告收执，双方形成了委托法律关系，该《出卖古董欠条》中载明了“在收完尾款后我们1人1半”的合同生效条件。根据在案证据，可以确认被告确已收到定金400000元，但被告是否收到尾款800000元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现原告诉请被告履行合同义务，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生效条件已成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委托合同尚未生效，原告无权主张被告支付其600000元。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可在收集到被告已收到尾款800000元的新证据后，另行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韦武标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在二审向本院提供了证据1证人韦秀凤作证及证据2互联网上下载的光绪元宝图片，拟证明证人与其丈夫共同见证被上诉人立写的《出卖古董欠条》并对欠条未收到全款的内容提出异议的经过及被上诉人出卖的广东产的双龙光绪元宝与互联网上的图片是一样的，而不是被上诉人主张的是江西产的单龙元宝。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这两份证据不具有真实性，被上诉人手上有尚未卖出的江西产的光绪单龙元宝，证明该元宝未卖出。 本院对当事人一、二审举证的证据认证如下： 上诉人在一审举的证据1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该证据符合关联性、客观真实性与合法性（以下简称“三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出卖古董欠条》、证据3微信记录元宝图片、电信拨打清单、视听资料、证据4“光绪元宝”等网上下载的资料及在二审举的证据1、2，上述证据中的《出卖古董欠条》，被上诉人并没有否认书写有该欠条，因此，这些相互印证了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出卖的是广东产的双龙光绪元宝，并且已成交的事实，这些证据符合关联性、客观真实性与合法性（以下简称“三性”），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江西产的单龙光绪元宝，主张该元宝尚在被上诉人手上未卖出，因该光绪元宝图案上的是单龙，与被上诉人亲笔书写给上诉人的《出卖古董欠条》予盾，证据不具备“三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及采信的证据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属同一村民小组的村民。上诉人持有一只祖传的产地为广东省的“双龙光绪元宝”，经双方口头约定以上诉人为委托方，被上诉人为受托方，达成由受托方自行出卖“双龙光绪元宝”，所得价款的一半作为被上诉人完成委托事务报酬的协议。上诉人将双龙光绪元宝交付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自行联系买家进行出卖。2019年10月9日，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在完成了委托事务后，以书写《出卖古董欠条》的形式向上诉人报告完成委托事务的情况，欠条的内容为“我本人韦裕链帮韦武标卖一只祖传古董光绪元宝，双龙钱，卖得120万元，我韦裕链收到订金40万元，还剩有尾款未收得到，在收完尾款后，我们1人1半，双方各保全一份，一式两份。”被上诉人在该《出卖古董欠条》上签字，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报告完成委托事务中尚未收到尾款80万元的客观真实性持有异议，不认可被上诉人报告未收到出卖款120万元的内容，未在《出卖古董欠条》上签字追认，被上诉人也没有向上诉人如实陈述文物是在何处出卖及出卖给何人，在上诉人追问时只是搪塞或拒绝向上诉人提供出卖的具体情况。为此，双方就是否还有剩余货款80万元未收到的事实发生争议。随后，上诉人于2019年10月1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支付60万元。 另查明，被上诉人确认曾经与韦秀容通过电话，该通话录音的内容显示，被上诉人承认已将涉案的“双龙光绪元宝”带到广州出售，出售价格为1200000元，现已收到定金400000元，但被上诉人主张剩余尾款800000元尚未得到。就上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的“双龙光绪元宝”在何处出卖的事实，本院向上诉人调查询问时被上诉人也没有如实陈述，称该文物没有卖出，并向本院出示了一只产地江西省的“单龙光绪元宝”作为上诉人交付的“双龙光绪元宝”尚未交易的证据，并要求退还上诉人，但上诉人以该元宝与交付给被上诉人的元宝不相符而予以拒绝。 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条“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祖传文物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第五十条第二款“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藏的前款文物可以依法流通。”第五十一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买卖下列文物：（一）国有文物，但是国家允许的除外；（二）非国有馆藏珍贵文物；（三）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壁画、雕塑、建筑构件等，但是依法拆除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壁画、雕塑、建筑构件等不属于本法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的应由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除外；（四）来源不符合本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文物”的规定，上诉人将祖传的“双龙光绪元宝”委托被上诉人出卖，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规定的无效情形。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达成委托买卖“双龙光绪元宝“的合同合法有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交付的“双龙光绪元宝”之后，被上诉人作为受托人已将该文物出卖，完成了委托人委托的事务，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的规定如实向作为委托人的上诉人报告完成委托事务的情况，虽然被上诉人以书写《出卖古董欠条》的形式向上诉人报告了出卖该文物的情况，但报告称出卖该文物只得到定金40万元，还有80万元的尾款未得到中，在委托人对其报告的内容存疑时，未能提供由买方出具的尚欠80万元的证明材料，也没有向委托人披露买方的具体名称、地址等重要信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所规定的合同义务。就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看，由于被上诉人出卖委托物是被上诉人自己的名义独立完成的，本案又具有行纪合同的性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九条“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的以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行纪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仍然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规定的情形，即整个文物交易的过程也只有被上诉人知情，上诉人是无从知晓的，特别涉及到尚有80万元价款未收回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被上诉人应主动向上诉人提供买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或向上诉人提供买方的具体名称、地址等重要信息，以便上诉人查询核实，但被上诉人却拒绝向上诉人提供。在诉讼中，从公平合理的角度，也应由被上诉人向人民法院就争议的80万元是否收到进行举证，而被上诉 人却没有履行这方面的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颠倒了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地将本应由被上诉人依法承担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有失公平公正，应予以纠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的规定，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共同约定附生效条件，并由合同的当事人签字确认，这是合同的当事人经过协商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而本案被上诉人用书面形式向上诉人报告完成委托事务经过的《出卖古董欠条》的内容中陈述的“附生效条件”就是尚有交易价款80万元未收到，收到后才支付60万元给上诉人，该“附生效条件”就其形式而言只有被上诉人的单方设定和签字，非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所达成的共同意思表示，事后上诉人也没有在《出卖古董欠条》上签字予以追认而且又提出异议。就其“附生效条件”的实质内容来说，被上诉人尚未收到的80万元是否客观真实，依法应承担举证责任的被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即被上诉人未经与上诉人协商单方设定的“附生效条件”对上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单方设定的“附生效条件”强加给上诉人，把被上诉人单方设定且未取得上诉人认可的“附生效条件”作为合同生效的形式要件，从而否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违反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有失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应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在庭审时拿出江西产的“单龙光绪元宝”主张就是上诉人交付的元宝尚未卖出，而被上诉人亲笔写给上诉人的《出卖古董欠条》上清楚写明是“双龙光绪元宝”，明显这两个元宝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双龙”另一个是“单龙”，即上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的是“双龙光绪元宝”非“单龙光绪元宝”，被上诉人以“单龙光绪元宝”混淆“双龙光绪元宝”以达到侵占上诉人应得利益之目的，该行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规定，不属于善意的行为，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规定的受托人应履行的义务。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第三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浦北县人民法院（2019）桂0722民初241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韦裕链向上诉人韦武标支付交易“双龙光绪元宝”的价款600000元。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义务人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时，权利人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向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保全费2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合计17220元，由被上诉人韦裕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宁 盛 审判员 韦乐熙 审判员 钟凌意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郭杨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