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8民申13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吕凤连，女，195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太白湖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孔德志，山东齐鲁（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哲，山东齐鲁（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靳士星，男，1975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汶上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冬梅，女，197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再审申请人吕凤连因与被申请人靳士星、郑冬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08民终1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吕凤连申请再审称，1、依法撤销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8民终1608号民事判决及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811民初576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申请人支付再审申请人借款1678933元，并支付利息。2、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等由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事由：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的”。具体事实与理由(一)申请事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具体理由如下：再审新证据：(2018)鲁0830民初5394号民事判决书。再审申请人吕凤莲在与案外人郑本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再审申请人以案外人郑本安于2013年11月12日借款19万元为由，诉请案外人郑本安偿还借款19万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靳士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承认吕凤莲汇入郑本安银行卡的19万元，系用于偿还靳士星、郑冬梅借用郑本安的名义所借银行贷款18万元，该款项实际系其夫妻二人使用，鉴于借款转账发生时被申请人靳士星与申请人的身份关系，以及靳士星的证人证言，最终未予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在此诉讼之前，申请人吕凤莲对该19万元实际系偿还被申请人靳士星、郑冬梅的银行贷款的情况并不知晓，在本案一、二审过程中亦未将该笔19万元的汇款计入对靳士星、郑冬梅的出借款项总额之中。本案一、二审法院在计算被申请人郑冬梅转入申请人银行卡内款项的起始时间系从2013年7月1日起开始计算，申请人于2013年11月12日转入郑本安账户但实际被二被申请人使用的19万元款项，依法应当计入申请人向二被申请人提供借款的本金总额之中。申请人提交的再审新证据即(2018)鲁0830民初5394号民事判决书能够证实再审申请人出借给二被申请人的总借款金额应增加19万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案一、二审判决依法应予撤销。(二)申请事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具体理由如下：1、一、二审法院认定刘卫刚于2014年5月12日向再审申请人转账30万系郑冬梅向吕风连的转款，没有事实依据。根据(2017)鲁0811民初5769号民事判决所载(第五页第7行)“2014年5月12日，被告郑冬梅委托案外人刘卫刚向原告吕凤连银行转账30万元”，而根据本案一审时被申请人靳士星举证的2014年5月12日30万元存款凭单的记载，案外人刘卫刚是作为申请人的代理人，代理申请人办理银行现存业务，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该30万元资金系由二被申请人交予刘卫刚，庭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郑冬梅对此事亦未认可。因此，本案一、二审判决径行认定案外人刘卫刚向再审申请人的转账30万元系受被申请人郑冬梅的委托而进行，并无任何事实依据。2、一、二审法院认定2014年5月7日被申请人郑冬梅汇入申请人卡内的50000元、20000元为二被申请人的还款往来，没有事实依据。2014年5月7日被申请人郑冬梅汇入申请人卡内的50000元、20000元，实际系郑冬梅代申请人收取的案外人王海洋向申请人偿还的借款本金70000元。当日，案外人王海洋分两次向被申请人郑冬梅的账户汇入20000元、50000元，郑冬梅随后立即将款项转入申请人的账户之中。同时，案外人王海洋亦出具证人证言，可以证明2013年9月申请人汇至案外人王海洋账户7万元系借款的事实以及案外人王海洋于2014年5月7日偿还借款的事实，结合2014年5月7日发生的两次银行转账金额的一致性以及转账发生时间的连续性，所有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可以得出“郑冬梅系替申请人代收案外人王海洋偿还的借款本金”这一结论，且该结论具有高度盖然性，被申请人郑冬梅2014年5月7日转入申请人账户的7万元与二被申请人并无关系，不应计入申请人与二被申请人的往来款之中。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该7万元系申请人与二被申请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没有事实依据。(三)申请事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汶上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0830民初234号案件第二次庭审笔录中第三页第十行所载，被申请人靳士星认可再审申请人转入被申请人郑冬梅的2508342.48元系“夫妻共同债务”、“是借的吕凤连的钱”，相关事实在该案庭审过程中已由被申请人靳士星自认并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且与申请人、被申请人郑冬梅的观点相一致，应当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本案一、二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却忽视了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基础是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合意，在本案证据明确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民间借贷合意的情况下，应当依法认定本案申请人与二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2、一、二审法院认定2014年5月6日被申请人郑冬梅汇入申请人卡内的335000元为申请人与二被申请人之间的还款往来，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被申请人郑冬梅提交的《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5月6日案外人孟进转入被申请人郑冬梅银行账户33.25万元；郑冬梅随即将33.5万元(孟进转入33.25万元+账户余额2500元)转入申请人的银行账户。2014年5月9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郑冬梅的账户汇入33.25万元，于2014年5月10日现存入郑冬梅账户1.5万元，随后被申请人郑冬梅向案外人孟进的账户汇入34.5万元。结合2014年5月6日、5月10日发生的数次银行转账交易路径的高度一致、银行转账金额的合理性以及转账发生时间的高度连续性，所有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可以得出“郑冬梅系提供银行账户作为申请人与案外人孟进之间资金往来的过渡账户”这一结论，且该结论具有高度盖然性，被申请人郑冬梅2014年5月6日转入申请人账户的33.5万元与二被申请人并无关系，不应计入申请人与二被申请人的往来款之中。3、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关于本案靳士星提供的两张汇款凭证的说明》系阶段性证据、证明力较低，系适用法律错误。《关于本案靳士星提供的两张汇款凭证的说明》该份证据，出自申请人的丈夫郑宗运起诉被申请人靳士星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期间，系靳士星对自身提交的证据进行的补充说明，该《说明》是靳士星充分行使诉讼抗辩权的产物。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面对自己可能承担法律义务的风险，均会尽其所能得行使抗辩权、最大化的争取自身权益，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当事人陈述，往往是最为接近案件事实的。而在上述案件审理时，二被申请人已经离婚，但被申请人靳士星仍然作出了“多余部分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孝敬二老的”(二老即指申请人与丈夫郑宗运)这一明显减少其个人权益的陈述。因此，可以判断靳士星作出的上述《说明》最能反映事件发生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作为被申请人靳士星对案件事实的自认，其证明力应处于所有证据的最高等阶，对本案的案件事实亦有明确的关联性。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该证据证明力较低，属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4、本案一、二审判决的审判程序错误，应予撤销。根据申请人、被申请人郑冬梅的自认以及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被申请人靳士星自认其向申请人借款的事实，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毋庸置疑。本案一、二审法院应将案件的审理重点放在查清借款发放、偿还的事实之上。鉴于申请人与二被申请人之间的借款存在长期性、连续性、随意性的特点，无法也不应强求申请人就双方之间的每一笔资金往来均提供明确证据加以证明。加之本案当事人、法官均非财务专业人士，并无能力对当事人之间的往来账目进行全面、无遗漏的研判，只有委托专业财务审计机构对申请人及二被申请人之间的全部往来资金加以审计，才能协助本案查明案件事实。本案一、二审法院因存在法律适用错误问题，导致其在未委托相关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专项审计的情况下，径行判决，进而导致本案判决结果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一、二审判决因适用法律错误导致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综上，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本案一、二审判决依法应予撤销，请求贵院支持申请人的再审请求。靳士星、郑冬梅未作书面答辩。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行为的发生及生效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民间借贷当事人是否存在借款合意；二是借款是否完成交付。本案中，吕凤连主张靳士星、郑冬梅应当偿还涉案借款，应当对上述两个方面承担举证责任。经审查，吕凤连自2014年5月9日起至2014年9月26日止，其多次向靳士星、郑冬梅的银行账户转款，且转款数额较大。根据日常交易习惯，民间借贷当事人为保护各自的合法权益，在借款行为发生过程中，应当签订借款合同或由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借款借据。但本案中，双方自始未签订借款合同或其他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的借据，显然与日常交易习惯不符。其次，吕凤连向被申请人的转款还包括其他民间借贷、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且郑冬梅自2013年5月9日起至2014年5月7日止，共向上诉人吕凤连转款2286600元，扣除偿还的其他借款本息492000元，郑冬梅向吕凤连转款的数额剩余17946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吕凤连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继续举证，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中，郑冬梅自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二被申请人离婚后，申请人与二被申请人多次发生诉讼。申请人与郑冬梅的银行卡交易频繁，但双方均不能对每一笔借款的原因、用途作出说明，亦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且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郑冬梅系母女关系，涉案诉讼发生在二被申请人离婚之后，且吕凤连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郑冬梅的自认，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亦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再审申请人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吕凤连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姜爱民审判员  秦绪启审判员  程海军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茹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