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甘09民终3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某1，男，汉族，甘肃省敦煌市人，住甘肃省敦煌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某2，男，汉族，甘肃省敦煌市人，住甘肃省敦煌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原审被告）：甘某，女，汉族，甘肃省敦煌市人，住甘肃省敦煌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男，汉族，甘肃省敦煌市人，住敦煌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敦煌市沙州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酒泉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雄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900660026054F。法定代表人：汤某1，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某2，男，1991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该公司信贷员，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康某1、康某2、甘某因与被上诉人杜某、原审第三人酒泉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敦煌市人民法院（2019）甘0982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某1、康某2、甘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杜某之间10万元借款，与上诉人康某1向酒泉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借款10万元认定为两笔不同的借款，与本案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杜某自2011年开始在叶长明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从事民间借贷业务，杜某本人亦以个人名义从事借贷业务。此后，杜某又挂靠酒泉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从事贷款业务。杜某以自己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借款35万元的合同，又以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欲向康某2发放贷款10万元。而事实上，杜某与康某1、康某2、甘某签订借款合同和房屋买卖合同后并未向上诉人实际支付过任何资金。2013年9月5日，康某2向酒泉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借款10万元，应杜某的要求仍以三名上诉人共有的位于敦煌市××镇平房作为抵押，但未作抵押权登记。酒泉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实际支付康某2借款93766元，杜某并未支付过借款。2.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有违法律规定。杜某与康某1、康某2、甘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并未实际向三上诉人支付过借款或者购房款，而原审法院仅依据房屋买卖合同和上诉人康某1出具的收据，判决三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有违法律规定，且缺乏有效证据支持。杜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酒泉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二审维持原判。杜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康某1、康某2、甘某偿还借款450000元；2.判决康某1、康某2、甘某承担违约金45000元，合计495000元；3.判决康某1、康某2、甘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某与康某2原系朋友关系。康某2、甘某二人系夫妻关系，康某1系二人之子。杜某曾为叶长明的小额贷款公司工作过，之后到酒泉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工作。2016年2月2日，杜某被聘为酒泉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经理。2013年9月7日，甲方康某1、康某2、甘某，乙方杜某，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沙州镇五街工程队家属院121号的房屋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89.24平方米，房屋成交价为100000元。同日，康某1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杜某交来敦煌市××镇的房款壹拾万元整（￥100000.00）。收款人：康某1，2013年9月7日”康某2及甘某在共有人处签字。敦煌市沙州镇五街工程队家属院121号平房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为康文强），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康文强、共有人康某2）现由杜某持有，双方未办理过户手续。2017年3月4日至8月5日，杜某通过短信与康某2联系，询问房子里面东西搬离情况，康某2回“我没回去怎么搬你等回去了”、“等着吧我问了四月份，政府就开始了，把搬迁费要上就搬”。后杜某催要借款未果，于2017年8月23日申请保全查封了敦煌市沙州镇五街工程队家属院121号平房。2013年9月12日，甲方杜某，乙方康某2、康某1、甘某，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甲方借给乙方叁拾伍万元整（350000），于2013年9月12日交付给乙方；借款用途石棉周转，借款期限3个月，即2013年9月12日起2013年12月30日止；违约责任：若乙方不能按时还款，每天将承担借款总额1%的违约金，直至本息还清为止。同日，康某2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杜某叁拾伍万元整，用于石棉周转，借期叁个月，于2013年12月30日前还清。借款人康某2、甘某、康某1，2013年9月12日”。另查明，2013年9月7日，康某1以沙州镇五街工程队家属院121号的房产为抵押向龙德盛公司申请借款100000元，双方于同日签订典当借款抵押合同、补充协议，贷款人（抵押权人、甲方）龙德盛公司，借款人（抵押人、乙方）康某1，抵押共有人康某2，约定：乙方愿以其合法拥有的房地产以不转移占有的方式抵押给甲方，作为典当借款的担保物，并支付合同约定的利息及相关费用。借款数额100000元，借款期限2013年9月7日至2014年1月6日，并约定了其他内容（该抵押未在房产部门登记备案）。借款申请表上的审核人为杜某。同日，龙德盛公司扣除利息后给康某1卡内转账96830元，康某1、康某2出具借款借据。于2013年10月6日支付利息3276元、11月6日支付利息3170元、12月5日支付利息3276元，于2014年1月归还借款本金。2014年1月6日康某1又向龙德盛公司申请借款100000元，双方于2014年1月7日签订了与之前相同的典当借款抵押合同，并签订了补充协议，借款期限至2014年7月6日。借款申请表典当公司填写内容未填写，亦无签字。同日，龙德盛公司从法定代表人汤某1酒泉农商银行账户取款93766元，转存康某1酒泉农商银行账户。后其逐月支付利息2014年1月7日3117元，2月6日3117元，3月6日3276元，4月10日3170元，5月7日3276元，6月11日3170元 。2014年1月29日，康某2尾号为2113的银行卡向杜某尾号为0668的账户转账20200元。一审法院认为，杜某主张的2013年9月7日，康某1、康某2、甘某向其借款10万元，有房屋买卖协议、收条予以证实，该笔借款法庭予以确认。康某2辩称，该笔100000元借款出借人是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并非杜某个人。经查，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有固定借款流程，借款人提出借款申请，提交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经审核后签订典当借款抵押合同，借款人书写借款借据，后由典当公司财务人员将借款扣除利息后打入借款人账户。2013年9月7日，康某1向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借款100000元时，借款申请表上的业务经理签名和业务主管签名虽然同是杜某签字，但不能以此认定康某12013年9月7日收到杜某的100000元房款与龙德盛公司的100000元借款，属同一借款。故康某2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杜某依据2013年9月12日的借款申请、借款协议、借条、收条等要求康某1、康某2、甘某归还借款350000元（含本金300000元，利息50000元），因康某2一方不认可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且杜某不能提供其出借资金来源、支付方式及支付凭证的相关证据佐证，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康某2提供的2014年1月7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取款凭条一份（复印件）、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凭条一份（复印件）以证实其偿还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的借款的事实。杜某以该件系复印件，无法辨认为由不认可，龙德盛公司亦不认为该凭条是偿还了其公司借款的凭证，故该份证据不予采信。2014年1月29日，康某2尾号为2113的银行卡向杜某尾号为0668的账户转账20200元，杜某予以认可，故杜某依此主张要求康某1、康某2、甘某归还借款100000元，应扣减已转账的20200元，余款79800元由康某1、康某2、甘某承担清偿责任。杜某要求承担利息，因其未提供双方之间对于借款利息约定的证据，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康某1、康某2、甘某偿还原告杜某借款798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杜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26元、保全费2770元，合计1149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杜某负担9457元，被告康某1、康某2、甘某负担2039元。二审中，被上诉人杜某向法庭提交了一份通过手机短信整理的书面证据，试以证明康某2的原审代理人李正伟与杜某在短信聊天中承认借款并愿意还款的事实。本院审查认为，因手机短信发送人并非康某2本人，且李正伟在此前诉讼中作为康某2的诉讼代理人并未法庭上做出过相同的陈述意见，短信聊天记录不能推定为康某2对案件事实的自认。因此，该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短信内容是否经过当事人本人授权无法确认，故不具有证明力。二审还查明，2013年9月7日，康某1、康某2、甘某，与杜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合同内容虽然表述为康某1、康某2、甘某自愿将沙州镇五街工程队家属院121号的房屋出售给杜某，但双方当事人均陈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目的是康某1、康某2、甘某向杜某借款并以房屋作为抵押。合同签订的同时康某1向杜某出具收到10万元购房款（借款）收据，但杜某在本案一、二审和再审诉讼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向康某1交付了收条约定的10万元房屋买卖价款或者借款。2013年9月12日，杜某与康某2、康某1、甘某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杜某借给康某1、康某2、甘某借款35万元，但杜某在几次诉讼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向康某1交付了借款协议约定的35万元资金。二审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杜某与康某1、康某2、甘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杜某是否实际支付了借款。关于杜某与康某1、康某2、甘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康某1、康某2、甘某虽与杜某之间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但双方当事人均对其合同的实际目的为民间借贷关系不持异议，且当事人均未实际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内容。因此，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表示。2013年9月12日，杜某与康某2、康某1、甘某签订借款协议实际内容仍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原审将本案上诉人康某1、康某2、甘某与被上诉人杜某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事实不符，应予纠正。关于杜某是否实际支付了借款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因此，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不等同于合同生效，贷款人实际支付借款后民间借贷合同才能产生法律效力，杜某作为贷款人应对民间借贷合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杜某诉讼请求所涉及的借款数额分别是10万元和35万元，应属于数额较大的借款。但杜某作为贷款人在本案几次诉讼中均未提供有关资金来源、支付方式及支付凭证方面的证据，其仅以康某1、康某2、甘某签订的买卖合同、收据主张已经交付借款，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完成了借款支付义务，即杜某不能证明民间借贷合同已经生效的事实。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杜某系原审第三人酒泉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在敦煌市设立的分支机构（未经工商登记）的负责人。在2013年9月7日杜某与康某1、康某2、甘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出具10万元房款收据的同一天，酒泉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与康某1也签订了典当借款抵押合同，杜某作为酒泉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的审核人在借款申请表上签字。房屋买卖合同与典当借款抵押合同的合同标的额均为10万元，且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与抵押合同的标的物均为康某1、康某2、甘某共有的房屋。合同签订当日，酒泉龙德盛典当有限公司以银行转账的方式给康某1实际支付借款96830元，杜某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本人亦向康某1支付借款10万元。一审判决在未审查两份合同是否同时生效、杜某是否实际支付借款或者房屋买卖价款的情形下，判决康某1、康某2、甘某偿付借款，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康某1、康某2、甘某的上诉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敦煌市人民法院（2019）甘0982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杜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726元、保全费27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26元，由被上诉人杜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平                    审  判  员    张耀泽                    审  判  员    丁丽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宫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