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6民初8359号原告：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珠江南路378号天隆大楼526室。法定代表人：高玉根，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航标，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颖，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汉仓，男，1976年3月20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同双,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轩歌,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桑海玲，女，1976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舒羽，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文杰，男，1981年11月4日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天舒，江苏鸿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迪，江苏鸿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诚公司）诉被告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智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航标、侯颖，被告王汉仓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同双、张轩歌，被告桑海玲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沈舒羽，被告郭文杰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天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智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本金48260297.06元及自2018年7月31日起暂计至2019年8月31日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3782400.78元以及此后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1.5倍计算至实际支付日的利息；2、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王汉仓于2011年1月8日被选举为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并担任经理；被告桑海玲于2011年1月8日被选举为原告公司监事；被告郭文杰于2013年10月入职原告公司，担任原告公司财务负责人。2019年2月21日被告王汉仓被免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同日被告桑海玲被免去监事职务；2019年1月31日被告郭文杰从其处离职。三人离职后，其发现2016年至2018年，在被告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担任其执行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期间，原告开具了共计337464936.23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存放于办公场所，上述已开发票票面显示开票人为案外人桑海燕。其通过核查发现上述发票并未交付客户也无对应的真实交易，其已缴纳税款48260297.06元。被告王汉仓、桑海玲、郭文杰时任原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虚开巨额发票用以虚增业绩，造成其多缴纳税款48260297.06元，应当向其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王汉仓辩称，1、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损失，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缴纳增值税48260297.06元且增值税应纳税额不等同于增值税销项税额。2、案涉发票可以由原告开具红字专用发票进行红冲，从而将本案的发票销项税额归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出具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如开票有误但不符合发票作废情形的，可以根据公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开具红字发票。3、原告未举证证明是其开具了案涉发票，其虽是原告法定代表人，但是未参与开票事务，相关开票事务由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精密）的财务部根据集团运营状况来集体统筹。4、假设原告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存在案涉的税收损失，原告也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法》的规定，向税务主管机关申请退税。如相关主管机关拒绝其退税申请，则原告应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如最终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确定征税主管机关应该征收该税款，原告就不存在该损失。如最终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或行政判决认定原告不应当缴纳该税款，则税务机关应将该税款退还给原告，也不存在原告的所谓税收损失，原告未先行提起行政复议，向被告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法院应该裁定驳回起诉。被告桑海玲辩称，同意被告王汉仓的观点，补充三点：1、原告委托其作为原告公司的监事一职未其本人同意，被告对此监事身份并不知情，根本无法履行监事义务。2、其从未与被告王汉仓或被告郭文杰参与单独管理和实施开票业务的行为。3、由于原告是依据公司法第149条董监高的特殊侵权进行诉讼，然而原告实际并不存在损失。关于身份问题、行为问题和因果关系等待法庭确定有损失之后再审查更为明确，也减少了诉讼成本。被告郭文杰辩称，1、郭文杰在本案中其受胜利精密直属领导，与被告王汉仓并不存在领导关系，也不在本案被告桑海玲公司中任职务，其并不是高级管理人员。2、案涉发票并非其所开具的，其未实施任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为，案涉发票与其没有关联性，结果也与其无关。3、对于公司损失部分，同意被告王汉仓、桑海玲的意见。4、其不是原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若法庭认为其是，本案被告应当追加胜利精密的财务主管徐小红以及胜利精密法定代表人高玉根作为本案的被告一同参加诉讼，共同担责。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智诚公司系成立于2011年1月1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8月7日股东自桑海玲、桑海燕、陆祥元、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王汉仓、沈益平、胜利精密变更为胜利精密，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被告王汉仓于2011年1月8日起担任原告智诚公司的执行董事、经理职务，并任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桑海玲于2011年1月8日起担任原告智诚公司监事。被告郭文杰于2013年入职原告公司，担任成本主管职务，于2018年10月22日提交辞职报告，于2019年2月13日向智诚公司交接工作，辞职报告载明“因考虑到公司马上面临年度审计，本人将在年度审计结束后（2019年1月31日）从公司离职。”2014年12月18日，原告智诚公司（甲方）、胜利精密（甲方1）与被告王汉仓（乙方1）、案外人沈益平（乙方2）、被告桑海玲（乙方3）、案外人桑海燕（乙方4）、案外人陆祥元（乙方5）签订《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约定鉴于胜利精密是一家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426)，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已发行股份总数为985549064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胜利精密与乙方、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2014年12月18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胜利精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智诚公司73.31%的股权，并以2014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按照收益法评估对智诚公司73.31%的股权进行初步预估，预估值约为22317.98万元。由于智诚公司股权的最终评估结果系按照收益法评估结果确定且以该评估结果作为相关资产定价依据，现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承诺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为此，甲、乙双方约定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在2015年内实施完毕，利润补偿期间为2015年、2016年、2017年；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能在2015年实施完毕，利润补偿期间则相应往后顺延，有关顺延期间及其盈利承诺等由双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予以具体约定。乙方保证，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内，智诚公司每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2015年不低于4000万元、2016年不低于4500万元、2017年不低于5500万元。2016年至2018年期间，原告智诚公司分别向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欧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德普特电子有限公司开具31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发票不含税金额289204639.17元，含税金额48260297.06元。就上述发票，2017年5月，原告开具红字发票4张、2018年11月开具红字发票2张、2019年12月开具红字发票304张，至此，案涉313张发票均已红冲。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股东会决议、聘任经理的决定、股东决定、人事登记表、辞职申请、交接清单、辞职报告、增值税专用发票、红字发票、红冲发票信息表、法院调取的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吴中区税务局发票查控系统截图、红冲发票明细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证实。原告称，1、被告王汉仓于2011年1月8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担任原告的执行董事、经理职务，并任法定代表人。被告桑海玲于上述期间，担任原告监事。被告郭文杰于2013年入职原告公司，担任成本主管职务，于2018年10月22日提交辞职报告并于2019年2月13日从智诚公司离职。被告郭文杰系公司财务负责人，多次在原告的报销凭证财务审核栏中签字，并多次在原告公司内部邮件中自称“财务负责人”，对财务部的工作进行安排、指挥、管理，且实际掌握原告的公章，系原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三被告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虚开发票用以虚增业绩，意图完成对赌协议约定的利润值，免除向胜利精密支付业绩补偿款的义务。3、关于原告的损失，其已经缴纳了案涉48260297.06元税金，案涉全部发票已经全部红冲，但是因不符合抵退税政策，无法从税务部门退还。4、现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智诚公司纳税人基础信息核对表、付款申请单、费用报销单，拟证明被告郭文杰在原告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纳税人基础信息核对表载明财务负责人姓名为郭文杰，付款申请单财务审批处郭文杰签字确认，报销审批单会计主管处郭文杰签字确认。2、郭文杰邮箱发送的邮件9份，拟证明郭文杰自称系公司财务负责人，并对财务工作有管理职责。王汉仓对财务工作有最高管理权，全面负责公司财务审批。2011年9月14日邮件提及重要事项全是由王总同意。被告郭文杰称“作为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我有责任和义务监督，要求财务人员严格执行公司财经纪律”等等一些表述明确他本人是公司的财务负责人；2018年1月17日回复各部门工作的邮件表明为财务经理，郭文杰作为原告的财务负责人对其工作职责的陈述；2018年12月17日回复辞职报告，郭文杰作为原告财务负责人对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的辞职申请有审批权，而并非辅助人员；2016年7月22日关于外部门的投诉问题；2017年4月24日关于财务部日常工作事项通知；2017年12月7日关于近期工作安排；2018年4月8日关于E栋A栋仓库文员划转到财务部下面管理的通知，该四份邮件证明被告郭文杰作为原告财务负责人，有权对财务部门的工作进行管理安排。郭文杰在邮件中多次抄送王汉仓，并请示王总，表明被告王汉仓全面负责原告公司的管理；2018年4月4日回复转发苏州智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郭文杰作为原告财务负责人，有权审批原告加盖公章的事项；2016年6月8日的邮件销售开票流程及注意事项，证明郭文杰作为原告财务负责人制定了原告的开票管理制度，郭文杰作为原告财务负责人有权管理原告的开票事宜。3、管媛媛与被告郭文杰的QQ聊天记录。拟证明案涉发票事项系由管媛媛报郭文杰审批同意，郭文杰系原告在税务部门的登记联系人且2018年8月仍在原告公司任职，具有独立管理权。4、编号为【2019】D3122号的苏州中盟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报告、记账凭证32张，拟证明原告按时交纳了案涉发票的税款，并将案涉发票计入原告的会计账簿。案涉发票并未移交客户，发票金额已计入原告的销售业绩。5、深证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96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回复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苏州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费结算表》（以下简称结算表），拟证明智诚公司于2019年下半年开始生产线陆续关停，2020年4月公司仅剩员工1人，因红冲产生的留底税金已无销项可以充抵。被告王汉仓质证意见如下，1、对付款申请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2015年8月后原告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胜利精密，且2018年4月22日的申请单审批领导有2人。对信息核对表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表系原告控制并填写的登记备案，密码也在原告处。且被告郭文杰已离开公司很久，而当时财务负责人仍显示为郭文杰，该表明显不能反映客观事实。2、对邮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组邮件不是本案被告王汉仓发送的或者是接收的。3、对QQ聊天记录，该证据的证据来源无法确认。4、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认可，但不应作为本案的审判依据。该报告系原告单方委托，报告的出具不具有独立性；该份审计报告的正文的第四页，明确讲“本报告仅供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已开具增值税发票时核对事实，不使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明确不是用于诉讼，本身关联性也不足、权威性不够。该报告的第四页写明报告的出具日期是2019年9月4日，会计师事务所检查日期是9月5日至9月24日，就是说原告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先出报告，后来检查，不具有权威性，也违反法定程序。根据原告提交的发票与审计报告有15万元左右的差异。报告第194页企业询证函，被询证对象德普特公司明确表明说信息证明无误，而原告自认为客户解释余额为零，盖章时未注意，该报告应以询证对象的盖章确认为准，而非自作主张。报告显示发票曾有多次红冲重开，因此案涉发票能够通过红冲解决，原告怠于行使权利，应自行承担损失。另，2018年11月红冲重开，此时王汉仓已经离开了公司，而2018年11月份还在红冲重开，这也间接说明被告王汉仓没有参与所有的开票决策。对记账凭证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系原告自制，且原告仅提供了电脑记账凭证不属于原始凭证，也不属于法律上证据的范畴，与本案也不具关联性。5、对关注函及公告的真实性认可，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便原告确实停业，也会产生两种情形，一种是原告未来复产，重新产生新的销项税额，另一种是原告注销清算，对其现有资产进行处置，根据原告提交的公告第4页显示，原告尚有盖板生产线资产账面原值约10亿元，账面资产约8亿元，若对这些资产进行处置，将产生约1.04亿元至1.07亿元的销项税额，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不再产生销项税额一说。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进项税额的产生是由于公司采购货物或固定资产，而不是由于销售发票红冲而产生，销售发票红冲仅仅产生税法上的“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而不会使原告额外多出进项税额，即便未来这些进项税额不能抵扣也与销售发票开具和红冲无关。对结算表的真实性不认可，无法证明原告已经停产，原告系胜利精密的全资子公司，运营由胜利精密负责，不因原告仅剩1名交纳社保的员工就证明原告已经停产，且根据原告提供的公告账面原值约10亿元，净资产约8亿元，仅有1名员工管理显然不符合现实。被告桑海玲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证据5、证据4的审计报告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王汉仓的意见。对证据2、证据3、证据4的记账凭证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王汉仓、郭文杰的意见。被告郭文杰质证意见如下，1、对付款申请单、费用报销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财务审批中虽有被告郭文杰的签名，但这仅是付款流程中的过程，不能证明郭文杰对付款有决定权。郭文杰于2018年10月22日即提出离职，从该日起不再管理公司相应事项。对信息核对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表也不能证明郭文杰对财务工作具有决定权，名义上的财务负责人不能等同于本案所指的高级管理人员，也非法律意义上的高级管理人员。2、对资金支付事项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合法性有异议，原告未经郭文杰同意私自使用其邮箱，非法获取材料，该证据为非法证据。无法证明郭文杰对财务事项有决定权，亦无法证明与本案发票之间的关联性。3、对QQ聊天记录截屏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其所谓头像项下的QQ掌控人员即为本案的被告郭文杰或者管媛媛。假使该组证据是真实的，251页第一份截图上面显示的是智信开票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二页的截图上，郭文杰在询问“农行的网银地址、密码发一下”，也证明了郭文杰不掌控公司的财务支出、支付情况，而且根据其所谓的管媛媛的开票流程中，第一步需要提供客户经理的合同、银票清单。第三页截图也是无关联性的，管媛媛陈述中为暂估发票的数据，可以证明不是虚开。郭文杰的回复仅是：好的，表示知晓，而且在回复好的之前已经开票，并非被告郭文杰指使开票。第四页的截图与本案无关联性，非涉案事项，仅是工作事项的讨论。第五页、第六页中只是一个信息的收件人，而其把信息发送之后有相应的人员处理，也可以证明郭文杰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高管，因为其不具备相应的职权。第七页、第八页证明的开具，只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完成工商的变更，而且在其所谓的郭文杰表述中间是打出来签章发给券商，亦可证明所有公章并非郭文杰管理范围内，而是应券商的要求进行制作了相应的材料用于其他目的，与本案也无任何的关联性，亦不可证明就是本案的被告王汉仓、被告桑海玲此时仍在公司担任实质性的法定代表人或者监事。第九、十页截图，内容与本案无关，但是在第九页中明确了集团新招的财务副总陈刚，他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他才是财务负责人，才对于本案原告或者说郭文杰所在的财务部是有决定事项决定权之人员。4、对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为系自制证据，制作人也不是郭文杰。根据财务记账规则而言，记账凭证项下附件数均为零，也就是说在记账凭证项下发票都不具备、不符合财务计价要求，因此该组证据不真实，也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审计报告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王汉仓的质证意见。5、对关注函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与本案无关联性，计提减值是原告单方的决定，并非郭伟杰的行为，也并不能证明原告主体注销。对公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系原告自制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结算表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是与本案无关。被告王汉仓认为，1、2015年8月7日，智诚公司100%股权工商登记变更为胜利精密，胜利精密为智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汉仓并非智诚公司实际控制人。2、胜利精密董事会认可智诚公司超额完成了2016年度、2017年度盈利预测目标，同时胜利精密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认可。3、胜利精密有完善的内控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不应当出现原告诉状中所主张的情形。4、虚开发票指对国家造成损失的开票行为，而本案中的情况只是误开发票，误开的发票可以红冲且不受期限限制，发票红冲后可以用于申报税务时冲减收入，故不存在损失。5、王汉仓于2018年10月8日起不再继续负责玻璃事业部的业务和运营，案涉发票的开具与其无关。为证明其主张，王汉仓提供智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胜利精密关于子公司2016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胜利精密关于子公司2017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智诚公司2016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关于智诚公司2017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胜利精密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胜利精密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专项核查意见》、《胜利精密内部控制鉴定报告》、案外人车犇与国家税务总局12××6的通话录音及文字稿、胜利精密第18003号人事通告等证据，其中与12××6电话录音提及“12××6：开错了要把它红冲的话，那就没有时间限制……车：红字冲销之后，比如说我如果作为销项税已经处理的话，那怎么可以挽回损失呢？12××6：不存在损失这个说法……如果不是税率开错的话，我们在申报的时候直接冲减收入就可以了。车：也就是说，如果跟税率没有关系，仅仅是开错的话，那我这个就不存在损失，可以通过以后抵掉是吗？12××6：不管税率开错还是其他内容开错，我们都是不存在损失这个说法的……税率开错的话，向分局进行申报，因为我们这边没有一个统一的申报方式，也不存在损失，能够冲减或者说按照正常的税率进行报都可以。如果是其他内容开错了，直接冲减收入……”。原告智诚公司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关联性均不认可。2015年8月7日后，胜利精密是原告股东，但是2015年8月7日至2018年，实际经营人为被告王汉仓的管理团队，因为王汉仓对经营业绩负有对赌义务，胜利精密不能对原告的经营行为负责。同时，正因为被告虚开了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才增加了经营业绩实现了年度盈利预测目标的实现。因此被告应对其对赌期间开具的虚假发票负责。对录音及文字稿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本案系恶意虚开发票不属于开票错误。对人事通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认可证明内容，被告王汉仓及桑海玲于2019年2月21日被解除职务，郭文杰系2019年2月13日完成离职交接。被告桑海玲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原告所说的虚开发票行为与其没有关联，其无动因虚开发票，也没有责任和义务监察。原告不存在诉请的损失。被告郭文杰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说明被告王汉仓、郭文杰在职期间原告公司的相关经营行为是获得券商、第三方审计及胜利精密的董事会所确认合法有效的。被告桑海玲认为原告并未产生其诉请的损失，也未举证证明，且也未论证行为和结果的因果关系。被告郭文杰认为，原告智诚公司是胜利精密的子公司，财务受胜利精密管理，其对原告的财务事项不管理也无决定权，仅是原告的财务经办人员。案涉的发票并非其开具，也不存在虚开。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胜利精密职能管理制度、内部控制重大风险管理制度、123封邮件、2016年智诚公司审计报告、2017年智诚公司审计报告。原告智诚公司质证意见如下，对邮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述证据均能反映郭文杰是原告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审计报告中对新一年度的财务会计审计提出了审计报告，可以对之前的报告予以更正，因为之前的报告中包含了虚假开具的发票充抵业绩的内容。被告王汉仓、桑海玲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本院认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主张三被告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给其造成税金48260297.06元及资金占用利息的损失，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其损失，原告确认案涉发票已经全部红冲，认可红票可以扣减销项税额，但是认为其已经停业，故没有真实交易的销项税额扣减。三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本案中，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应举证证明三被告存在侵权行为、其存在损害结果、二者具有因果关系。而根据原告现有证据而言，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具体理由如下：一则，案涉发票已经全部红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第5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7号）第一条之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发生销售货物退回或者折让、开票有误等情形，应按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按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增值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扣减。本案中原告所述的313张无对应真实交易的发票已经红冲，原告认为其存在所为的税金损失，依据不足。即便如原告所述，公司因停产无法产生新的销项税额，也不必然得出其存在税金损失的结论。三则，假使案涉税金因停产无法进行扣减，也无法必然得出损失与开票行为或与三被告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原告据此让三被告承担损失，亦无依据。综上，原告主张三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8260297.06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无法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201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07013元，由原告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 歆人民陪审员  王凤娟人民陪审员  王秀芬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 助理  廖丽娜书 记 员  王浩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