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10行终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农汉坡，男，1952年11月6日出生，壮族，农民，住田东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东县那拔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田东县那拔镇街上。 法定代表人章文君，镇长。 委托代理人邓卿，田东县那拔镇综治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兰儒宣，田东县那拔镇司法所干部。 原审第三人农汉国，男，1973年4月1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田东县。 原审第三人农汉空，男，1972年2月16日出生，壮族，农民，住田东县。 上诉人农汉坡因林地权属确权纠纷一案，不服田东县人民法院(2019)桂1022行初4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农汉坡，被上诉人田东县那拔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那拔镇政府）法定代表人章文君镇长因公务未能到庭参加诉讼，由其指派副镇长陆春园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履行法定职责并与委托代理人邓卿、兰儒宣，原审第三人农汉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农汉国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农汉坡与第三人农汉国、农汉空因“百敢”（壮语地名）自留山林地使用权产生纠纷，后原告申请被告那拔镇政府进行调处确权。被告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拔政裁定（2015）1号裁定，驳回原告的申请。原告不服，遂向田东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田东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东政复决字[2016]2号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1号裁定。原告不服，于2016年2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以其持有的社员自留山证与申请砍伐设计地点不一致，起诉无依据为由，于2016年5月20日自愿撤回起诉。本院于2016年5月20日作出（2016）桂1022行初10号行政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该行政裁定书发生法律效力后，2016年7月12日，原告又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向本院重新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拔政裁定（2015）1号裁定。本院于2016年8月25日作出（2016）桂1022行初49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起诉。2017年9月28日，原告又向被告提交请求重新确认“百敢”（壮语地名）自留山林地使用权的申请。被告经审查后于2018年1月18日以原告提交的6份证据都是以前提交过的旧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为由，驳回原告的申请。原告不服，于2018年3月7日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桂1022行初4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被驳回上诉。原告又于2019年8月1日向被告提出确权申请，被告以原告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为由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拔政（决）字（2019）第1号不予受理决定。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被告那拔镇政府具有对原告与第三人个人之间土地使用权争议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和主体资格。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条：“申请确权处理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能够证明权属归属的有关证明材料；（二）权属争议四至范围及利用现状；（三）请求确定权属的界线图。”的规定，原告农汉坡在2019年8月1日再次申请被告那拔镇政府进行确权时，其的申请理应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原告辩称申请时提交的《坡洪村民委员会证明》、《坡洪村龙洪屯农汉坡指认的百敢（供苏）自留山范围图》2份均为新的证据，但该2份证据所证明的林地四至范围均与原告于2015年、2018年申请确权时所提交的《自留山使用证》所记载的四至范围相一致，性质上应属于旧证据；而原告提交的《简易伐区调查设计表》和《那拔镇坡洪村一般用材林采伐及更新设计作业图》，该2份设计文件证据是农汉坡拟申请采伐前期自己单方申请第三方百笔林场设计队进行的林业调查设计，而百笔林场设计队也是根据《坡洪村民委员会证明》这份证据而制作的设计文件，设计文件所设计的地点位于纠纷地的四周，与村民委证明所记载的林地同一位置，该份证据性质上仍然属于旧的证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受理确权处理申请后，经审查，发现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第二款：“申请人的确权申请被裁定驳回后，有新的证据主张其权属的，可以重新提出确权申请。”之规定，原告在2018年的林地确权申请中被被告裁定驳回，在2019年又再次进行申请确权，但所提交的证据均为2015年或2018年所提交过的证据，并没有新的证据提交。被告那拔镇政府根据上述条例规定，裁定驳回其申请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不予受理决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驳回。如原告有新的证据可主张争议地权属的，可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向人民政府重新提出确权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农汉坡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农汉坡承担。 农汉坡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田东县人民法院（2018）桂1022行初4号判决后。上诉人经过自行收集证据,于2019年8月1日再次向被上诉人提交申请,请求确认上诉人百敢自留地与纠纷地是否同块地点和位置,因该案件已于2013年被上诉人已作出拔政处字1号文件。而2013年田东县人民法院东行初字第16号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8月1日上诉人提交申请时同时提交4份证据:第一份证据:那拔镇政府2013拔政处字1号文件。已对争议地四至范围及面积已经确认,并已确认上诉人百敢自留山地在纠纷地四周;第二份证据百笔林场设计表及设计图,该份证据经村委会干部（支书）与百笔林场技术员到现场核对上诉人的自留山四至范围来勾图,确定上诉人的百敢自留山地属于坡洪村××班22小班；第三份证据:经那拔林业站技术员核对,红线范围为上诉人自留山地范围,纠纷地在红线范围内。注明时间2016年11月20日;第四份证据:那拔镇林业站再次对2013年图纸在右上角说明,纠纷地（1）属坡洪村××班22小班,红线图范围（2）属坡洪村××班22小班,说明纠纷地与上诉人百敢自留山地是同一位置。二、到2019年11月5日被上诉人作出（2019）拔政决字,上诉人不服。于2019年11月12日遂向田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12月20日田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1022行初47号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作出（2019）桂1022行初47号判决是极大错误,违反法律法规之规定,理由不够充分,有显失公平,在判决书中前言不对后语,采取避重就轻,没有全面审查该4份新提交的证据,判决书说这些证据是先前提交,法院有何证据证明？2、判决书说明,说这些证据单方指认,一审法院有何法律依据？那拔林业站于2016年11月20日、2019年4月30日所注明的图纸,位置是2013年是被上诉人委托那拔司法所兰儒宣、及那拔林业站技术员辛华庚匀图,这两位人员是代表被上诉人行使国家权力,三方面都已在图纸上签名,这些图纸在法律上已经有效,并不是单方指认纠纷地所标注四至范围均与上诉人百敢自留山四至范围相一致。三、1、判决书说:“在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所提供证据无异议”,这些说法是颠倒黑白。从2016年至2019年一审法院每次庭审都不给上诉人质证,而且被上诉人只在2019年在答辩状时才提交8.7亩的人工绘图及有关笔录,而在2019年12月17日庭审质证期间根本没有哪位法官拿8.7亩的证据给上诉人质证。现上诉人恳求二审法院调集一审法院在17日庭审监控录像和视频及录音语言,庭审现场双方辩论及庭审程序环节就知道事实真相。2、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变更案情及自行追加第3人农汉国和纠纷地8.7亩面积历来都提出异议。1、农汉国已是行为能力人,从2013年人民政府调解到2013年田东县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为什么农汉国没有主张该纠纷地是他？2013年田东县人民法院东行初字第16号判决书生效后,即到2015年农汉国才提出主张,是违法违规的,被上诉人自行追加农汉国为第3人有何证据证明？是参照哪条法律法规？3、被上诉人2015年那份人工绘图是伪证。绘图员不是林业工程师和林业技术员。绘图员根本没有资质绘图制图,而且8.7亩纠纷地四至范围与2013年4.5亩纠纷地四至范围不相符,所以该份8.7亩证据是伪证。该案件焦点只要认定纠纷地与上诉人的百敢自留山地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其它方面田东县人民法院（2013）东行初字第16号判决书已确认,该法律文书已经生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田东县人民法院（2019）桂1022行初47号判决书,依法改判，并由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所作出的《拔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被田东县人民法院的《（2013）东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決书》撤销后,答辩人已于2015年11月21日重新作出了《找政裁字［2015］1号裁定书》,原《拔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已无效,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二、该《坡洪村龙洪屯农汉坡指认的百敢（供苏）自留山范围图》只是被答辩人的单方指认,并无相关的证据证明该图是被答辩人自留山的位置,虽然林业站工作人员在案件复议和审理后加以标注说明,只是应被答辩人的要求标注其单方所指认的自留山位置在坡洪村××班22小班,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性质,仍然属于旧的证据。三、被答辩人所提交的《田东县那拔镇坡洪村一般用材林采伐及更新设计作业图》和《简易伐区调查设计表》这两份证据是被答辩人申请采伐前期单方申请第三方田东县百笔林场设计队而进行的林业调查设计,而所设计一般用材林采伐及更新的地点不在原本案的纠纷地范围内,而是在原本与未联性案的纠纷地的四周,与本案无关联性，答辩人于原本案调处初始的2013年6月21日所提交的《自留山使用证》和其起诉提交的《坡洪村民委员会证明》所记载的地名和四至完全吻合,故,这份证据性质上仍然属于旧的证据。四、答辩人于2015年11月21日作出了《拔政裁字［2015］1号裁定书》认定纠纷面积为8.7亩和列农汉国为被申请人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答辩人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于2015年3月27日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勘验,被答辩人到场参加勘验但拒绝在勘验笔录上签字,这并不影响认定纠纷面积为8.7亩和列农汉国为被申请人的实地调查勘验结果。综上所述,答辩人所作出的拔政决字［2019］第1号《不予受理决定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田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1022行初47号行政判决书所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望人民法院予以驳回。 原审第三人农汉空述称，辩论意见与政府一致。 原审第三人农汉国未有意见表述。 二审庭审期间，上诉人农汉坡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简单伐区调查设计表》；2、《那拔镇坡洪村一般用材林采伐及更新设计作业图》；3、《坡洪村龙洪屯农汉坡指认（供苏）自留山范围图》。证明属于申请确权的新证据。 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原审第三人农汉空、农汉国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对上诉人农汉坡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上诉人农汉坡补充提供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 原审第三人农汉空对上诉人农汉坡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质证意见与政府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经质证对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加以综合认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的确权申请被裁定驳回后,有新的证据主张其权属的,可以重新提出确权申请。”本案中，上诉人农汉坡在2015年的确权申请中被那拔镇政府裁定驳回确权申请后,其于2017年9月28日又再次向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申请对“百敢”（地名）自留山林地使用权予以重新确权,但所提交的6份证据均为2015年第一次申请确权时所提交过的证据,并没有新的证据提交。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于2018年1月18日以上诉人农汉坡提交的6份证据都是以前提交过的旧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为由，作出拔政（决）字[2018]第1号决定，驳回请求重新确认“百敢”（地名）自留山林地使用权的申请，不予立案受理。上诉人农汉坡不服，向田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田东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的(2018)桂1022行初4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农汉坡的诉讼请求。农汉坡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同年12月12日作出(2018)桂10行终22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上诉人农汉坡再于2019年8月1日向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申请重新确权。被上诉人那拔镇政府再以上诉人农汉坡申请确权提供的材料属于原本案此前行政复议、一、二审人民法院已审查和审理过的旧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为由，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于同年11月5日作出拔政（决）字〔2019〕第1号不予受理重新确权申请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于法有据。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本案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及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农汉坡提起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农汉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春雷 审判员  张 莉 审判员  许彩乐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苏燕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