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02民初314号原告：祁正艳，女，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虞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平，男，196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虞城县，系原告丈夫。被告：宋春，女，197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河南豫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国，河南豫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焦作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焦作市建设中路**。法定代表人：任松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继磊，河南光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宝瑞，女，该公司员工。原告祁正艳与被告宋春、焦作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运集团）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经审理，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豫0802民初3850号民事判决，原告祁正艳与被告宋春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豫08民终3510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9）豫0802民初385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案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祁正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平，被告宋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被告焦运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继磊、常宝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祁正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运输合同为有效合同；2.要求被告赔偿因不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445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24日，原、被告达成运输协议，约定：2019年3月27日，从沁阳市运送摘茶叶民工59人到江苏省溧阳市采摘茶叶，每人票价150元，共计8850元。原告通过微信预付定金800元，剩余款在发车后付清。3月26日，原告到被告处要求派车，被告以整顿运输市场为由，拒绝派车，并将800元定金退还给原告，致使原告临时找车支出费用12000元，多支出临时找车费用3150元。由于采摘茶叶是季节性很强的工作，茶叶厂老板要求3月27日必须到场，在此紧急情况下，被告不履行义务，致使原告不得不临时找车。原告支付定金后，与被告之间的运输合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单方违约，应当双倍退还定金，并赔偿原告因此多支出的车费3150元，以及因此诉讼支出费用500元，共计4450元。综上所述，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支持原告诉请。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宋春负担原告因发回重审增加的差旅费778元。被告宋春辩称，1.原告是拨打旅游汽车站对外公布的业务联系电话，联系办理的包车业务，由此发生的本案，被告宋春是旅游汽车站的正式员工，负责包车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这两点基本事实可以说明被告宋春就本案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与原告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中被告宋春不是适格的主体一方，依法不应当承担原告所诉的合同责任；2.被告宋春没有隐瞒事实虚假陈述，原告一审中的居间关系概念和性质是被告宋春一审诉讼代理人所称，但不影响本案关键事实的认定，被告宋春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原告所诉的其他责任。被告焦运集团辩称，1.被告焦运集团和祁正艳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焦作市铜马汽车站属于被告焦运集团的分支机构，宋春是该汽车站站务主任，汽车站利用业务上的便利，对外提供客车包车中介服务。2019年3月24日原告打电话到铜马汽车站问询处找到宋春要求包车，宋春联系到焦作金宇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公司）并将公司报价告知原告。所以在本案中宋春作为焦作市铜马汽车站的工作人员履行的是职务行为，焦作市铜马汽车站属于本案运输合同的介绍人，运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该是原告和金宇公司；2.被告焦运集团和承运人金宇公司均不存在违约行为。在被告焦运集团为原告联系好车辆时便已经完成了中介服务，被告焦运集团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从此时起便由于合同完成而终止。2019年3月22日郑州大巴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河南省交通厅以及安委会要求800公里以上的客运线路整顿，金宇公司在接到政府禁令后便将情况告知原告，运输合同由于无法继续履行而终止，宋春与原告协商一致同意终止与承运人之间的协议，预付的800元也予以退还。所以金宇公司和原告终止运输合同是基于政府禁令而产生的不可抗力，不存在违约行为，也不需要承担违约赔偿责任；3.原告主张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2019年3月24日找到宋春，要求27日包车，在收到政府禁令立刻告知原告，并在26日退还了预付款，预留的时间足够原告另行包车并按计划出行，不可能会给原告造成损失；其次，原告声称另行包车费用12000元被告焦运集团不认可，因为原告没有提供另行包车的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有效的驾驶证、从业资格证，没有提供运输合同和运输发票，无法证明另行包车运输合同是否真实存在且履行，无法证明车辆和驾驶员的合法性以及运费支出数额，原告提供的证据形式不合法且不足以证明其证明指向；最后，原告主张的路费损失毫无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被告焦运集团和原告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被告焦运集团和承运人也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祁正艳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在庭审中提交了下列证据：1.微信转账凭证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订立运输合同后，原告向被告支付800元定金，后2019年3月26日被告无故毁约，被告退还定金的事实，另外原告支付二次雇车费12000元；2.原告代理人和被告宋春的电话录音1份1段（附有光盘、纸质对话内容），证明本案运输合同存在的客观事实；3.原告代理人与案外人王瑞的电话录音1份1段（附有光盘、纸质对话内容），证明被告退车后，原告再次找车的事实，由此可以证明被告所述的800公里以上的客运线路整顿，直至目前该线路仍不能运行不能成立；4.车票4张（金额为121元），证明原告参加庭审支出的费用；5.原告及代理人往返焦作和虞城交通费票据，证明原告因被告宋春虚假陈述多支出费用378元，按国家工作人员出差补助标准每人每天100元计算，被告宋春应赔偿778元；6.被告宋春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履行职务行为的证明，证明被告宋春行为是代表旅游汽车站的职务行为，原一审卷宗材料证明被告宋春是为金宇公司的居间行为，被告宋春前后总有一次是虚假陈述，虚假陈述应当承担多支出的差旅费损失。被告宋春对原告祁正艳提交的证据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一审提供的转账凭证，转账凭证所显示的800元的收付内容是真实的，正好说明双方已经就合同的解除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原告由此收取了退款，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处理，原告再次起诉属于反悔的性质，另外原告提供的微信转账凭证所显示的向“王瑞”支付两笔7000元和5000元，不能证明该款项属于原告另行支付的因为被告的原因无法安排的产生的运输费用，王瑞是否属于合适的运输主体以及所收取的真实的运输费用无法证明，对原告与王瑞的电话录音也有异议，录音的对方是否为王瑞本人，以及王瑞是否为真实的运输主体都无法核实，该录音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车票4张以及本次庭审中补充的新的车票有异议，车票的费用仅仅是一个部分，应当有原告的具体的出行路线，说明是否与本案有关，结合所有的证据说明被告认为原告的举证不能支持其诉讼的主张，对本次庭审的提交的证据2无异议。被告焦运集团对原告祁正艳提交的证据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转账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指向有异议，本案的实际承运人金宇公司由于不可抗力致使运输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与原告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双方同意终止该协议，而且被告宋春已经将800元全部退还，原告与王瑞的转账记录，跟本案显示不出有任何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它的证明指向，原告应当提供运输合同、运输发票、运输车辆信息及驾驶员信息的情况，以证明运输合同的真实存在以及运输情况的真实存在；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指向有异议，被告宋春并没有承认收取的800元性质为定金，而且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宋春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宋春也不是适格的合同主体，只是运输合同的介绍人、居间方；对证据3原告代理人与案外人王瑞的电话录音，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案外人王瑞身份信息不清楚，是否是适格的运输主体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所以其与王瑞的对话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指向，对对话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4中的车票4张以及本次庭审补充新证据车票，原告主张参加诉讼所支出的车票费用承担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对职务证明无异议，被告宋春就是我们的职工。焦作市具备跨省包车业务资质的只有两家公司，一个是焦运集团，另一个是金宇公司，我不知道原告找到是哪个公司的包车，是否具备跨省包车资质，希望提供相关证据被告焦运集团要到相关部门核实。被告宋春提交如下证据：河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河南省交通厅、河南省运管局龚全武的发言文件各一份，证明由于“322”特大事故的影响，全省范围内，跨省线路必须停运整顿，焦运集团不能与原告订立合同是不可预见的，焦运集团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祁正艳对被告宋春提交的证据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河南省安委会的文件有异议，该文件落款时间是2019年4月2日，在原告订立运输合同之后；对河南省交通厅的文件，是2019年9月6日出台，不能影响原、被告之间合同的履行；河南省运管局龚全武的发言的文件，该文件不是行政文件，没有法律效力。被告焦运集团对被告宋春提交的证据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被告宋春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各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被告认为王瑞的运输主体身份无法确认，对对话的真实性无法核实，经审核，被告并未对录音的完整性提出质疑，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中通话人王瑞的身份，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王瑞之间运输合同的成立及具体情况，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5，被告认为该费用由其承担无法律依据，但并未否定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对被告宋春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下发时间都在与运输合同约定的时间之后，不影响合同的履行，但并未否定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龚全武副局长在全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发言时间是2019年3月23日，结合焦作市交通运输局李立广副局长的相关报道，本院对2019年3月22日发生重大事故以及政府部门的应急处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宋春系被告焦运集团的员工。2019年3月24日，原告祁正艳通过被告焦运集团公布的工作电话与被告宋春联系客运包车事宜。双方口头约定被告焦运集团将原告组织的59名民工以150元/人的票价从沁阳运送至江苏省溧阳。当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宋春转款800元。后焦作市根据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3.22”事故后客运安全管理要求，全省省际旅游（包车）客运于2019年3月26日起全部停运整改。2019年3月26日，被告宋春告知原告无法派车承运的情况后，将800元退回原告。根据原告提供的与王瑞的录音显示：“3.22”事故发生后，焦作地区所有客车不能出省。王瑞为原告另寻一个旅游大巴，将59人送到了江苏。收费12000元，人均203元是正常价位。后原告要求被告宋春返还票额差价未果，故此形成纠纷。本院认为，本案系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并非是要式合同，可以采用口头合同的形式。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宋春之间就旅客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比如时间、金额、起止地点等达成了一致。但与原告存在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另一方主体，原告主张系宋春，但经庭审查明，宋春系被告焦运集团的工作人员，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因此另一方主体应确定为被告焦运集团；被告焦运集团在庭审中称实际承运人是金宇公司，其系居间合同。但客观上，居间合同是促成双方达成交易，而实际上，被告宋春或焦运集团从未向原告披露实际承运人是谁，且合同根本未实际履行，故此被告抗辩其系居间人、其与原告系居间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确认与原告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另一方主体为被告焦运集团。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系诺成性合同，而非像城市公共交通属于强制缔约的实践性合同。因此，在原、被告之间就旅客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时，双方之间的旅客运输合同合法成立并生效。据此，原告诉请的确认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缴纳800元的性质。原告主张其缴纳的800元系定金，根据担保法规定，定金是法定的担保形式之一，而担保只能是书面形式方为有效。原告在庭审中仅提供了其转账800元的证据，并未提供任何关于该800元性质的证据，故此其关于定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而认定为该800元为预付款。关于合同的解除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焦运集团的运输合同成立并生效后，被告焦运集团因收到全省省际旅游（包车）客运全部停运整改的通知后，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日期前一天告知原告合同无法履行，并将800元预付款通过微信退还原告。原告在当天接受了该800元退款，且当时未对合同的解除提出任何异议。如其当时对合同解除提出异议，完全可以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向被告提出，并作为其将来维权的证据，但客观上原告未提供任何对合同解除异议的证据。据此，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于2019年3月26日解除。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后，没有履行的，不再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情况进行返还。一方对合同解除有过错的，不影响其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在合同解除后，被告焦运集团将收取的800元预付款返还，已经履行了合同解除后的法定义务。至于是否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则取决于被告是否存在过错。经审理查明，在原、被告的合同成立后，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则不宜认定为合同违约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根据上述规定,情势变更是指合同依法成立之后履行届满以前,因出现了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不可预见、不能克服、无法避免的变化,致使合同履行艰难或不必要,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双方利益根本失衡,因而允许当事人请示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并免除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责任的一项法律制度。情势变更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运用,目的在于消除合同因情势变更产生的不公平后果。本案中，因根据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3.22”事故后客运安全管理要求，全省省际旅游（包车）客运于2019年3月26日起全部停运整改，导致原告与被告焦运集团的合同无法履行，符合情势变更。因此，不能认定被告存在违约行为，既然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自然无需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退一步讲，即使被告焦运集团解除合同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原告也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损失的存在。本案中，原告与焦运集团达成的运输合同无法履行而解除，如果其认为解除合同有异议，可能造成其损失的话，则应在随后选择的替代性运输合同中保留必要的证据，比如车票，证明其实际上支出了超额的费用。但原告提供的王瑞的通话录音中显示，王瑞亦非替代性运输行为的执行者，而仅仅是介绍者，实际承运人是谁，该费用是否支付、如何支付等均无证据证明。并且，在原告提供的王瑞的通话录音中，也显示59人、票价总额12000元是正常票价，不存在因被告合同未履行而造成其多支出费用的事实。故此，不能认定其支出12000元与约定的每人150元之间的差额系原告的损失。至于原告主张的其因本案一审、二审以及发回重审而产生的交通费用，系其支出的维权成本，该成本并不具有必然性，且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证明被告应当承担该部分费用，对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在庭审中，原告提出因被告宋春做虚假陈述，应当依法予以处罚，并赔偿原告多支出的费用。但客观上，宋春对事实的陈述在原一审以及本次审理期间是一致的，对法律关系的辩解并不构成虚假陈述，不属于虚假诉讼的范畴，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祁正艳与被告焦作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之间于2019年3月24日达成的公路旅客运输合同有效；二、驳回原告祁正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保全费65元，由原告祁正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成 玮审判员 苗滋滨审判员 柳 楠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贺珍珍书记员王梦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