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22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国勇，男，197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文星，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淑仪，女，197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国华，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凤洁，广东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国勇因与被上诉人梁淑仪、梁国华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2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梁国勇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梁淑仪、梁国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被继承人陈某所在的佛山市南海区XX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XX经济社）对社成员确认股权的时间为2017年4月30日，但该社直至2019年9月才向社成员颁发股权证。陈某签订《赠与协议》后，因为股权证迟迟未能下发，导致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其生前一直未能办理。二、梁国勇一审提交了两份视频证据，其中一份清晰显示见证人何某、梁某在场见证《赠与协议》的签订过程；梁国勇一审当庭提交《见证笔录》并经对方当事人质证，该《见证笔录》由上述见证人在同一天签订，该笔录与《赠与协议》是否为打印件形式均不影响其效力的认定；《赠与协议》名为赠与，实为陈某对其名下财产的处分，形式上符合遗嘱的法定要件，内容上亦为遗嘱，故本案应为遗嘱继承而非法定继承。三、陈某生前主要由梁国勇照料其日常起居，而梁国华对陈某不闻不问，故陈某决定将其名下股份由梁国勇一人继承。梁国华辩称，一、《赠与协议》存在重大瑕疵，应属无效，《赠与协议》不能等同于遗嘱。1.陈某将其名下1股全部赠与梁国勇，至今尚未办理过户手续。2.《见证书》在形式和实质要件上均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要求。梁国勇提交的两份视频是分别录制的，赠予视频中没有介绍在场人员，也没有梁某、何某的身影。从视频背景看，梁国勇身后怡宝水瓶的位置亦有所变化。见证视频中，律师没有向梁某、何某宣读《赠与协议》，故梁某、何某对见证内容不知情，也没有在《见证书》上签名，即该二人并不认同该见证。3.《赠与协议》签订后，陈某的股权仍登记在其名下，分红款亦发放在其本人账户。梁国勇称XX经济社2019年9月才颁发股权证，所以没有办理股权变更,但XX经济社已在2018年9月30日通知股民2018年10月1日到XX经济社办理股权确权签名即分户划股赠予。由此可见，《赠与协议》的签订不是陈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梁国勇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梁淑仪未发表任何意见。梁国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继承人陈某在XX经济社2018年的股权权益8000元由梁国勇继承；2.本案诉讼费由梁淑仪、梁国华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13日，佛山市南海区XX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陈某（公民身份号码XXXX）生前只有一次婚姻，与配偶梁就育有三个子女，即梁国华、梁淑仪、梁国勇，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子女。梁某1于2017年4月1日死亡，陈某于2019年1月24日死亡。梁国勇与梁国华庭审一致陈述陈某的父母先于陈某死亡。广东XX律师事务所接受陈某与梁国勇的委托，为其办理《赠与协议》见证。2017年9月29日，陈某（甲方）与梁国勇（乙方）签订《赠与协议》，广东XX律师事务所及律师梁某雯出具《见证书》，证实《赠与协议》的内容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名属实。梁国勇提供了律师见证过程的录像视频。《赠与协议》的主要内容：“……三、本协议签订即日，甲方自愿将甲方在佛山市南海区XX股份合作经济社所获得的股权份额、股份分红、股东权益、经济社内的集体资产收益、经济社成员征地拆迁补偿款、青苗补偿款等（以下简称赠与物）全部赠与给乙方一人所有。四、乙方获得上述第三条的赠与物不需另行向甲方承担义务，没有附加条件，本次赠与为无偿赠与、不可撤销赠与。五、乙方表示接受甲方的上述第三条所述的赠与，知悉赠与物的状况。甲方不对本次赠与物承担瑕疵担保责任……”2019年5月17日，XX经济社、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XX社区股权管理交易办公室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陈某是XX经济社的股东成员，现持有1股的股份分配。XX经济社出具证明，证实陈某2018年年终收益分红有6245元，扣除医保款251.5元，实收5993.5元，2018年XX市场拆迁补偿款2081元。该社暂停发放陈某一切分红及福利待遇。一审法院认为：陈某与梁国勇签订《赠与协议》，陈某自愿从协议签订之日即2017年9月29日起将自己在XX经济社的股权份额、股份分红、股东收益、经济社内的集体资产收益、经济社成员征地拆迁补偿款、青苗补偿款等全部赠与梁国勇一人所有。但是，《赠与协议》签订后，属于陈某的股权仍一直登记在陈某名下至今，2017年9月29日之后的股份分红款仍是由XX经济社直接向陈某账户发放，梁国勇在陈某生前并未因《赠与协议》直接从XX经济社受赠取得陈某的股权及相应财产权利。陈某现已死亡，梁国勇依据《赠与协议》主张继承权，但是该《赠与协议》只是电脑打印件，只有陈某与梁国勇两人签名捺印，视频显示没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关于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及以录音形式立具遗嘱的规定，故梁国勇依据《赠与协议》主张继承取得陈某的全部股权相应权利，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如上述，陈某的股权财产权利在其死亡后应按法定继承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本案没有直接充分证据证明各继承人存在多分或少分遗产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均等分配陈某遗留在XX经济社的股权财产权利。陈某的父母、配偶已先死亡，法定继承人是其子女梁国勇、梁淑仪、梁国华三人，故陈某遗留在XX经济社的股权财产权利，应由梁国勇、梁淑仪、梁国华三人继承，各自继承取得三分之一。按照该分配比例，陈某2018年的股权分红共8074.5元（5993.5元+2081元），应由梁国勇、梁淑仪、梁国华各自取得2691.5元。梁淑仪经一审法院公告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根据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依法作出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的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陈某在XX经济社享有的股权财产权利，由梁国勇、梁淑仪、梁国华各自按照三分之一份额继承，2018年每人各自取得2691.5元。二、驳回梁国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梁国勇已预交），由梁国勇负担18元，梁淑仪负担16元，梁国华负担16元。梁淑仪、梁国华负担的诉讼费，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予梁国勇，一审法院不另收退。本院二审期间，梁国华提交《通知》（复印件）一份作为新证据，拟证明2018年9月30日XX经济社向村民发放通知，要求股权确权未签名完毕的股民在2018年10月1日到XX村进行确认。梁国勇、梁淑仪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因梁国华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并无关联，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赠与协议》的性质、效力，以及陈某相应股权财产权利应如何处理。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本院认为，对于案涉《赠与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梁国勇主张该协议属于有效遗嘱，梁国华则认为该协议属于无效的赠与合同。本院认为，遗嘱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或处理其他事务，并在其死亡后发生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首先，从形式来看，案涉《赠与协议》的名称为协议，并非遗嘱，且该协议非自书，陈某也没有在该协议打印件的每一页上签名，形式上并不符合遗嘱的法定要求。其次，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而陈某、梁国勇在案涉《赠与协议》中分别为“甲方（赠与方）”“乙方（受赠方）”，“双方就甲方向乙方赠与一事达成协议”，可知订立《赠与协议》并非单方法律行为。再次，遗嘱处分的是遗嘱人死亡时所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从案涉《赠与协议》的内容看，陈某并非对其死亡后的个人财产进行处分。综上，《赠与协议》不属于遗嘱，梁国勇以《赠与协议》主张继承陈某案涉相关股权财产权益，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赠与协议》为赠与合同，因赠与合同属于实践合同，而案涉《赠与协议》签订后，陈某的股权仍在其名下，相应的股份分红款亦一直由其名下账户收取，案涉股权并未交付给梁国勇，该股权并未转移至梁国勇所有。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陈某案涉股权财产权利在其死亡后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并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判决由梁国勇、梁淑仪、梁国华各按三分之一份额继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梁国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梁国勇已预交），由上诉人梁国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红审 判 员  周 珊审 判 员  吴绮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秀霞书 记 员  谢紫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