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6民初54704号原告：罗卫星，女，197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凤楚，上海市益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吴永先，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海松，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玉，女。被告：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静安营业部，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负责人：赖慧萍。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玉，女。原告罗卫星与被告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达理公司)、被告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静安营业部(以下简称永达理静安营业部)保险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凤楚、被告永达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海松、被告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玉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依法裁定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15日、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凤楚、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度代理报酬52,139.61元(包括2018年度年终奖40,910元、2018年12月团队管理津贴5,270.61元、2018年12月续佣报酬5,959元)；2.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因恶意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17,877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代理费42,723.11元(包括2018年年终奖12,440.29元、2018年12月报酬5,270.66元、续佣报酬25,012.16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原告与被告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签订《销售合作代理合同》一份，约定被告根据原告保险销售情况，向原告支付佣金、报酬等。2018年12月28日，被告永达理静安营业部接到客户投诉电话，不经调查以原告违反公司规定为由，在微信群发布“惩处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克扣原告2018年度年终奖、12月报酬、续佣报酬。原告认为，被告以在微信群发布“惩处令”的方式解除合同程序违法，微信群不是接受解约通知的适当场所，被告应直接向原告送达解约通知书，被告在解约前后没有给原告说明和辩解的机会，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被告解约理由不符合合同约定，原告曾经的投保客户经原告丈夫介绍投某了某款产品，后该客户想撤资，遂向被告投诉导致解约，但原告和原告丈夫未以被告公司及代理人名义从事介绍行为，不属于超越公司授权范围，被告仅凭投诉电话即认为原告从事了“保监会认定的其他损害保险中介机构、投保人利益的行为”不符合客观事实；被告违约解除合同，应支付原告在解约前应得的年终奖、月报酬和续佣报酬。被告永达理公司、被告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2018年12月26日，被告收到来自客户张竹青及案外人冯某的投诉称，原告介绍其投某造成损失，原告对此予以确认。原告的行为违反《经纪人基本管理办法》的规定，故被告予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原告丧失支领相关费用的资格。对于原告主张的2018年度年终奖即年度绩效报酬12,440.29元及2018年12月报酬5,270.66元金额认可，但根据《经纪人基本管理办法》，代理合同终止后，原告丧失享有各项报酬、福利等一切权利；续佣报酬即续年度服务报酬25,012.16元金额认可，但原告因违反约定致使代理合同终止，丧失支领续年度各项报酬的资格。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销售合作代理合同》《离职证明》、“惩处令”截图、《经纪人基本管理办法》第九章、原告受表彰宣传册、与张灿松微信聊天截图、2018年度年终奖及12月报酬和续佣报酬计算表。被告经质证，对《销售合作代理合同》《离职证明》、“惩处令”截图、《经纪人基本管理办法》第九章真实性认可，对原告受表彰宣传册、与张灿松微信聊天截图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2018年度年终奖及12月报酬和续佣报酬计算表真实性及内容不认可。两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销售合作代理合同》、保监发[2014]90号《中国保监会关于严格规范非保险金融产品销售的通知》《经纪人基本管理办法》及签收单、(2018)沪法字第0001号惩处令、黄某1与张竹青和冯某及原告的聊天记录、代某调查笔录、冯某声明书及合作协议等、张竹青保险单及合同回执、《保险经纪服务委托协议》、2018年12月29日录像、原告2018年度年终奖及12月报酬和续佣报酬计算表。根据被告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的申请，以下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黄某1(曾在被告处任职)发表以下证言：2018年12月26日，证人黄某1收到张竹青的微信投诉，称其为原告的客户，在原告处购买过保险和理财产品，后来原告拉其做投某，还有二十几个人，现在投某的钱拿不回来，希望被告公司把原告的提成和工资赔偿给受损客户。同日，证人黄某1收到冯某的微信投诉，称原告带二十几人进行集资项目，现在本金拿不回来，原告从冯某信用卡扣划20,000元投某款，原告可以拿到7,600元提成。同日，证人黄某1与原告电话核实上述情况，原告通过微信沟通，称约去听(说明会)的人“就这几位”还有“扫地阿姨”。证人冯某(曾是被告公司业务员的私人助理)发表以下证言：在职期间其与原告在一次闲聊中，原告提到“财阅美邦”公司的产品。2018年6、7月间，原告介绍有“财阅美邦”投某说明会，就和其他人一起去了产品说明会，说明会上“财阅美邦”介绍投某20,000元，5个月回本，两年翻五倍。开始不相信，因碍于情面，将信用卡及密码交给原告办理，本来准备投入10,000元，但后来原告划卡透支信用卡支付了20,000元投某款。证人冯某与“财阅美邦”签署的合同也是原告代签的，现在本金没有拿回来。证人代某(曾在被告处任职)发表以下证言：2018年6月左右，原告称为了开拓客户带其去一家财富公司“财阅美邦”，但是在“财阅美邦”公司没有提到保险业务的拓展，在“财阅美邦”大会议室听取了该公司的介绍、项目、奖金制度等，称投某20,000元，5个月回本，两年翻五倍。当时原告在财富公司积极帮忙，后因原告先行离开，财富公司的员工继续推荐，经过三个小时的介绍，证人代某最后决定加入了投某并签署合同。证人代某确认，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调查笔录情况属实。原告经质证，对《销售合作代理合同》、保监发[2014]90号《中国保监会关于严格规范非保险金融产品销售的通知》《经纪人基本管理办法》及签收单、(2018)沪法字第0001号惩处令、张竹青保险单及合同回执、《保险经纪服务委托协议》、2018年12月29日录像、原告2018年度年终奖及12月报酬和续佣报酬计算表真实性无异议；对黄某1与张竹青和冯某及原告的聊天记录认为，聊天记录仅证明原告介绍投某机会给案外人，没有强迫案外人投某，也没有以被告名义销售；对业务员代某调查笔录、业务员冯某声明书及合作协议等，认为代某与冯某曾为被告业务员，存在利害关系；对证人黄某1证言，原告表示曾介绍张竹青母亲投某理财的信息，其母亲让女儿一起来公司后自己决定购买，对冯某微信所称原告可以拿到7,600元提成，并不属实；对证人冯某证言，原告表示，因证人冯某在被告公司做得不开心，2018年6、7月间就带她去了“财阅美邦”产品说明会，没有向她亲自介绍产品，冯某听了说明会后其自行决定购买产品，经过冯某的同意，原告操作冯某的信用卡透支20,000元购买产品；对证人代某证言，原告确认2018年6、7月间其曾带代某去“财阅美邦”公司，但是为了开拓客户。本院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2018年度年终奖及12月报酬和续佣报酬计算表，因原、被告双方均认可以被告提供的计算表为准，本院采纳被告提供的计算依据及金额；对证人黄某2证言、证人冯某证言、证人代某证言，因上述证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应结合其他证据一并确认，原告对证人证言认可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4月22日，原告(乙方)与被告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甲方)签订《销售合作代理合同》一份，约定甲乙双方建立保险代理关系，本合同由合同、附件、《保险经纪从业人员道德指引》(以下简称《道德指引》)《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经纪人基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及甲方颁布的相关规章制度共同构成。第四条代理业务范围约定，乙方代理甲方从事甲方所规定的保险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并经甲方授权为下列行为……，乙方不得处理下列事项：以甲方代理人、雇员、合作伙伴等其他名义从事任何超越本合同的行为。第六条义务约定，乙方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与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并遵守本合同及甲方各种规章制度，符合保险经纪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要求。第十条合同终止及解除约定，乙方如有下列情形或行为之一，甲方于通知乙方后即可单方面解除本合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超越本合同约定行为……。《道德指引》约定，保险经纪从业人员应遵守保险监管部门的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遵守保险行业自律组织的规则，遵守所属保险经纪机构的管理规定，不擅自超越客户的委托范围或所属保险经纪机构的授权。《基本法》第一章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续年度服务报酬指各级经纪人自行招揽的寿险主契约保单及各种附加契约于第二保单年度起得支领；第三章营销顾问(AG)报酬第二条规定，年度绩效报酬按照当年度合约月份责任额达标率按比例计算；第四章业务主管(TS-UM)报酬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组年度绩效报酬按当年度合约月份的直辖组责任额达标率按比例计算，组年度绩效报酬发放标准：需于当年度第12工作月仍为业务主管，才具支领资格。第九章经纪人质量管理第七条规定，经纪人的工作不得超越公司授权的范围，必须按公司的业务管理要求进行业务操作，不得损害公司的合法利益，或者串通他人恶意欺诈公司；第九条规定，经纪人不得从事保监会认定的其他损害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款规定，销售未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包括第三方理财产品在内的非保险金融产品，如P2P，境外保单及其他第三方理财商品等，或以介绍客户等方式间接从事相关销售活动，解除代理合同；第十七条规定，有违背国家法令、监管机关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未具体列明本章的，得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警告、记过，情节重大的解除代理合同。第十一章解除或终止代理合同第四条规定，经纪人终止代理合同，自终止代理合同生效日起，丧失依代理合同及本办法相关条款所享有的各项报酬、福利等一切权利，但本办法相关条款另有约定者除外；第六条规定，经纪人终止代理合同后，得依下列规定支领续年度各项报酬……，因本办法第九章规定经公司终止代理合同者，丧失支领续年度各项报酬的资格。2018年6、7月间，原告带案外人冯某、代某参加“财阅美邦”产品说明会；曾介绍客户张竹青母亲投某理财的信息，其母亲让女儿一起来公司后自己决定购买。2018年12月26日，被告永达理静安营业部收到来自客户张竹青及冯某的投诉，称原告拉人进行第三方平台的投某，造成投某损失，被告遂与原告联系核实。2018年12月28日，被告发布(2018)沪法字第0001号《公布关于湘菁部罗卫星的惩处令》，载明原告在职期间加入某投某平台因引诱客户、同事投某入伙，违反《基本法》第九章第七条、第九条及第十七条等规定，予以解除代理合同，自即日起生效。原告确认当天接到领导电话知晓合同解除。另查明，保监发[2014]90号《中国保监会关于严格规范非保险金融产品销售的通知》载明，一些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及其保险销售(经纪)从业人员向客户直接推介销售包括第三方理财产品在内的非保险金融产品，或者以介绍客户等方式间接从事相关销售活动，暴露出销售行为不规范、金融风险交叉传递等问题，有的甚至已经构成金融诈骗和非法集资。第八条第六款规定，对保险销售(经纪)从业人员越权或者假借所属机构名义私自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的，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要及时制止，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审理中，原告陈述：“张竹青是保险客户，虽然(介绍产品)不是保险经纪协议中授权范围”，但不代表协议未规定原告就不能做；“只是参与了投某，有的是我保险客户，有的是我丈夫朋友，只是觉得这个产品好，然后作了信息的分享”。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的《销售合作代理合同》及其附件和组成部分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理应恪守，原告与被告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系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两被告解除《销售合作代理合同》是否符合合同约定；二、合同解除后，两被告应否支付原告2018年度年终奖、12月报酬及12月续佣报酬。关于争议焦点一，《基本法》规定，销售未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包括第三方理财产品在内的非保险金融产品，如P2P，境外保单及其他第三方理财商品等，或以介绍客户等方式间接从事相关销售活动，解除代理合同。原告确认其对第三方的投某产品“参与了投某，有的是我保险客户，有的是我丈夫朋友，……作了信息的分享”，“介绍张竹青母亲有这么一个信息，她让其女儿一起来公司了解后自己决定投某”，带案外人代某、冯某“去了产品说明会”，约去听(产品说明会)的“就这几位”还有“扫地阿姨”。综合原告陈述、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等，原告具有介绍案外人至第三方理财平台的相关行为，违反《基本法》的规定，原告主张其仅介绍投某机会给案外人，未以被告公司名义从事介绍行为，未强迫案外人投某的意见并不影响原告违规行为的成立。再则，金融监管部门对保险销售(经纪)从业人员向客户直接推介销售包括第三方理财产品在内的非保险金融产品，或者以介绍客户等方式间接从事相关销售活动，认为暴露出销售行为不规范、金融风险交叉传递等问题，有的甚至已经构成金融诈骗和非法集资，金融监管部门对上述行为已经纳入监管范围。故被告有权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和监管意见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且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已于2018年12月28日到达原告。综上，被告解除与原告的《销售合作代理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保险代理费42,723.11元(包括2018年年终奖12,440.29元、2018年12月报酬5,270.66元、2018年12月续佣报酬25,012.16元)。双方对各项代理费金额及计算方式均没有异议，现就上述款项应否支付分论如下：1.2018年年终奖12,440.29元。被告确认，原告主张的“年终奖”即为《基本法》规定的“年度绩效报酬”。根据《基本法》对“年度绩效报酬”的规定及双方确认的金额，2018年年度绩效报酬系根据原告2018年度绩效达标情况和整体表现按完成率分档计算，是被告对原告绩效的综合评价。被告已于2018年12月28日因原告违反《基本法》规定和监管规定，解除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被告有权在对原告的年度绩效进行综合评定基础上决定是否发放“年终奖”，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年终奖12,440.29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2018年12月报酬5,270.66元。根据双方确认的计算依据和金额，该项费用系就原告12月已完成委托代理工作计算的报酬，为系争委托代理合同解除之前，原告已经完成委托代理事项所产生的对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被告辩称，《基本法》规定，经纪人终止代理合同，自终止代理合同生效日起，丧失依代理合同及本办法相关条款所享有的各项报酬、福利等一切权利。本案系争委托代理合同的解除由被告提出，不属于该条规定的“经纪人终止代理合同”情形，被告以合同终止不予发放12月报酬的辩称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亦不符合诚信原则，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告已经按约完成12月委托代理事项，有权依约取得相应报酬，故被告应依约支付原告2018年12月报酬5,270.66元。3.续佣报酬25,012.16元。被告确认，原告主张的“续佣报酬”即为《基本法》规定的“续年度服务报酬”，根据《基本法》关于“续年度服务报酬”的规定及双方确认的金额，12月续年度服务报酬25,012.16元系根据原告客户实际续保情况计算的截至2018年12月续佣报酬，属于合同解除之前原告通过完成客户维护、续保等委托事项后所产生的费用报酬。被告辩称，根据《基本法》规定，因本办法第九章规定经公司终止代理合同者，丧失支领续年度各项报酬的资格，因此不予支付续佣报酬25,012.16元。原告认为，“丧失支领续年度各项报酬”应理解为丧失支领解约后的下一年度各项报酬，而非本年度各项报酬。本院认为，《基本法》对“续年度服务报酬”定义为各级经纪人自行招揽的寿险主契约保单及各种附加契约于第二保单年度起得支领。则该笔费用将根据经纪人的客户保单实际续保情况而产生，时间及金额并不固定，就合同解除时间而言，该笔费用在合同解除之前及之后均有可能产生，但被告依据的条款对“续年度各项报酬”丧失支领的条件、期限和款项对象约定不明，本院难以采信；再则，原告主张的续年度服务报酬在解除合同之前已经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已经发生的续佣报酬，故被告应依约支付原告12月续年度服务报酬25,012.16元。据此，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有权就已经完成的委托事项向被告主张报酬，且被告并未举证说明双方就不予发放相关款项进行了明确具体约定，故被告应支付原告2018年12月报酬5,270.66元、2018年12月续年度服务报酬25,012.16元，共计30,282.82元。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8年12月报酬5,270.66元和2018年12月续年度服务报酬25,012.16元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其他诉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被告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静安营业部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罗卫星代理费30,282.82元；二、原告罗卫星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8.08元，由原告罗卫星负担311.01元，由被告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被告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静安营业部负担557.0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长  陆晓峰审 判 员  皮妍蓉人民陪审员  许镜敏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徐健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