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91民初116号原告：丛日光，男，汉族，1957年12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有奇，广东泰米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海贝，女，汉族，1971年8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被告：深圳华邑国际酒业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平吉大道平朗路**万国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30EG61。法定代表人：韩敬泷，总经理。被告：韩敬泷，男，汉族，1973年4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以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婕，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汇城集团实业有限公司（REASONGROUPENTERPRISESLIMITED），住，住所：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荃湾海盛路**TML广场CD翼****/div>代表人：何智勇，董事。本院于2020年01月06日受理原告丛日光诉被告高海贝、韩敬泷、深圳华邑国际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邑酒业）、汇城集团实业有限公司（REASONGROUPENTERPRISESLIMITED）（以下简称汇城实业）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依法按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有奇，被告高海贝、韩敬泷、华邑酒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熊婕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汇城实业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下列诉讼请求：1.判决四被告按《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金人民币（币种下同）216.3万元，利息127.824万元，并从起诉之日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2.判决四被告向原告支付此前原告已经撤诉案件所聘请的律师代理费15.3万元、香港律师公证费506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6969.7元。3.由四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投资1200万元，持有华邑酒业30%的股权。2018年9月29日原告与韩敬泷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由韩敬泷代原告持有华邑酒业30%的股权。2018年9月30日原告将该股权过户给了韩敬泷。2019年1月24日原告与高海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将由韩敬泷代持的价值1200万元的华邑酒业30%股权转让给高海贝。合同中还约定了付款方式及利息支付方式。2019年3月12日高海贝向原告现金支付了受让股权款100万元。因高海贝未全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2019年4月8日原告与高海贝又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约定2019年5月31日前高海贝向原告付清股权转让金和利息，并约定迟延付款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逾期月利息由6‰上调至1%。华邑酒业为上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提供了担保。高海贝于2019年4月12日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金20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170万元）。韩敬泷未经原告同意，于2019年4月26日将代原告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了汇城实业。华邑酒业当前的股权结构为：汇城实业占股60%，深圳华商酒业有限公司占股15%，张亚梅占股15%，韩敬泷占股10%。因未收到股权转让金，原告曾在2019年7月23日向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为庭外和解，高海贝、华邑酒业在2019年9月4日向原告出具《付款确认书》，确认以现金和奔富葡萄酒现货折抵方式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金,并向原告承诺其若违约将承担原告支付的全部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费用。和解后，原告撤回了起诉。高海贝向原告支付了现金330万元，华邑酒业向原告交付了价值约383.7万元的奔富葡萄酒。但经核算，高海贝、华邑酒业尚欠股权转让金216.3万元及利息127.824万元。原告认为：原告与高海贝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以及原告与韩敬泷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均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相关当事人应当切实履行。鉴于高海贝拒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华邑酒业为高海贝履行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提供了担保；汇城实业实际受让了韩敬泷代原告持有的价值1200万元华邑酒业30%股权；韩敬泷未经原告同意将代原告持有的30%股权转让给了汇城实业。但原告未收到股权转让对价却丧失了享有的华邑酒业价值1200万占比30%的股权。而高海贝和华邑酒业承诺支付股权转让金，却不按承诺足额付款。高海贝、华邑酒业、韩敬泷共同答辩如下：本案的争议焦点实际是原告起诉被告要求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双方曾就本案争议事项解决方案达成一致，即采取现金+货物的方式支付剩余转让对价及利息。原告曾以相同的事实与理由在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四被告提起了民事诉讼，受理案号为（2019）粤0391民初4069号案件（下称“4069号案件”）。为解决该案，原告与被告华邑酒业以及高海贝达成和解协议——《付款确认书》，通过现金加以货抵债的方式一揽子解决4069号案件所涉争议纠纷。二、被告方如约履行付款确认书的义务，而导致付款确认书不能按期履行完毕的主要责任在于原告。原告以被告违反付款确认书约定为由要求被告承担前案诉讼所谓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法于情不合。《付款确认书》签署后，被告随即转款及安排仓库订货出单，报关清单，直至2019年10月28日原告才向被告提出取货要求，被告也予以积极配合。但提货时原告却单方要求变更《付款确认书》中达成的货物交付品类及数量，即由原来的“奔富寇兰山”系列红酒72000只，原定由混酿单酿各占一半，调换为全部混酿提货。由于在已经如约备好货物后再大批量调换势必造成被告方资金损失，故被告方并未立即同意原告的无理要求。加之在双方未达成变更一致之前，原告也明确提出暂时不出货。在此情况下，不能按照《付款确认书》的安排完成交付义务，过错方不在被告，如此苛责被告不按期交付而要求承担所谓的律师费、诉讼费等责任，违背了基本的诚信、公平原则。三、截止开庭前，被告已经按照付款确认书的约定，履行了全部交货义务，本案不存在未决争议，应当驳回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如前述，即便是原告关于调换货物的要求大大增加了被告方资金成本，但为了尽早妥善解决本案争议，被告方不得不自费成本，同意原告调换货物的要求，也没有接受原告愿意拿出一部分资金分担的请求。在与原告方沟通确认后，被告按原告的要求，将剩余未提36000只单酿全部调换成混酿后于2019年12月30日交付原告，至此被告已经按照约定全部履行，不存在未决争议。而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6（第31页）内容显示，2019年12月31日，也就是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后，原告控股的深圳市鹰君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君酒业）也受原告指示确认双方对于调换及收货无异议，时间先后关系上也能证明双方已无未决争议。除同意高海贝、华邑酒业的上述答辩意见之外，韩敬泷补充答辩意见如下：被告韩敬泷不存在违反代持协议约定，未经原告同意将股权转让给汇城实业；相反，将股权转让登记至汇城实业，是基于各方签字认可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交易安排。首先，有意受让案涉股权的主体一直为汇城实业，从被告提交的证据3亦可看出，汇城实业分别从其他股东处受让股权一举成为大股东。根据该补充协议，受让方为高海贝（汇城实业），即原告方转让时就已经知晓该公司存在，且后续多笔转让对价，均与该公司有关，高海贝在向原告支付案涉转让款时更是明确备注了“香港垫付股东转让款”，详见证据第7页。其次，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协议生效后原告即刻负有配合转让股权登记的义务，而本案的股权变更登记正是完成在股转及补充协议签署生效之后，且工商变更登记系原告代理人操办（非被告韩敬泷），工商变更登记为公开信息原告不可能不知情，此后原告更是未向任何一方提出过任何异议，唯一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原告授意韩敬泷按补充协议的安排将股权直接变更至汇城实业名下。如果原告坚持认为股权转让的交易对象是高海贝，韩敬泷错误变更，那按此逻辑，高海贝未受让案涉股权，那么被告高海贝亦可主张原告未履行合同约定股权变更登记义务，从而依约无须支付任何股权转让对价。即便是错误变更，那么原告起诉韩敬泷承担违约责任的合同依据只能是《股权代持协议》，与本案诉争的股转协议及补充协议系两个独立的基础法律关系，且本案的审理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而非“股权代持纠纷”，不能并案审理，只能另案起诉。而在《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的管辖权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而且后面系原告未征得韩敬泷同意情况下单方书写变更，因此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对原告关于被告韩敬泷的诉讼请求并无管辖权。韩敬泷到庭应诉并非认可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对其具有管辖权，而是认为本人对诉争股权转让纠纷具有利害关系，可以作为第三人到庭应诉，但两案实体法律关系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理应明晰后驳回原告关于韩敬泷的全部诉讼请求。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股东投资款会议纪要及银行回单凭证。2.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代持协议》。3.《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4.商事主体备案信息。5.付款确认书。6.4069号案件香港律师公证费、诉讼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票据。高海贝、华邑酒业、韩敬泷对除证据6之外的其余证据均予以认可，但不确认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6中的公证费认为是境外形成的证据，未经公证转递，律师费票据认为没有银行转账流水印证，故均不予认可。对于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票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应由被告承担。高海贝、华邑实业、韩敬泷提供了以下证据：1.付款确认书。2.4069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3.华邑酒业的工商信息打印件及一页股东会决议。4.原告与高海贝的微信聊天记录。5.原告公司员工与华邑酒业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6.出货及提货单据、发票。7.鹰君酒业工商信息打印件。原告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于上述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对于有异议的证据和相应证明效力，本院结合案件事实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一、涉案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实原告投资1200万元，持有华邑酒业30%的股权，该股权由韩敬泷代持。2019年1月24日原告与高海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将由韩敬泷代持的上述股权转让给高海贝，转让价款为1200万元，双方对于付款方式及利息支付方式约定如下：2019年1月24日签字生效，生效后三十天内付清本金，60天之内付清利息，利息自2018年6月20日至2019年1月20日，按月利率0.6%计算。2019年3月12日高海贝向原告现金支付了受让股权款100万元。2019年4月8日原告与高海贝又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在该补充协议中，高海贝一方显示为“高海贝（汇城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约定2019年5月31日前高海贝向原告付清股权转让金和利息（月利率仍为0.6%），并约定最迟付款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2019年5月31日之后的逾期月利息由0.6%上调至1%。华邑酒业为上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向原告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协议自各方签字时生效。协议生效后，原告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此后，高海贝于2019年4月12日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金20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170万元）。2019年4月26日，韩敬泷将代原告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了汇城实业。二、此前诉讼的相关事实因未收到股权转让金，原告曾在2019年8月1日向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即上述4069号案）。在该审理过程中，各方达成庭外和解，高海贝、华邑酒业在2019年9月4日向原告出具《付款确认书》，该付款确认书确认根据丛日光与高海贝之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目前股权已经登记至汇城实业的名下，由高海贝代付款给丛日光资本金93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1.2019年9月5日之前付现金330万元。2.2019年9月10日之前，以货抵款的方式，交付货值500万元及利息的PENFOLDS奔富葡萄酒（以下简称奔富葡萄酒），价格按照进口商品CIF到岸价格加关税。具体货物品种规格、数量、价格、金额如下：A品种为“奔富寇兰山红葡萄酒”、数量为72000瓶、价格为60元/瓶、其中“寇兰山设拉子赤霞珠”36000瓶、“寇兰山设拉子”和“寇兰山赤霞珠”各18000瓶。B.“奔富175寇兰山设拉子赤霞珠红葡萄酒”数量为12900瓶、价格为130元/瓶、金额为167.7万元。C.货物交接时产生的差额尾款多退少补。在该付款确认书中，高海贝和担保方华邑酒业向丛日光承诺，如果丛日光撤诉后，该两被告向原告承诺其若违约将承担原告在4069号案件中支付的全部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和诉讼等费用。该付款确认书自丛日光正式撤销4069号案件后生效。和解后，原告撤回了该案的起诉。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原告发生了公证费用506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6969.7元。原告与其代理律师约定的律师费为15.3万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明确双方所称的“混酿”即指“寇兰山设拉子赤霞珠”而“单酿”即指的是“寇兰山设拉子”和“寇兰山赤霞珠”。三、和解后付款确认书履行的相关事实原告收到现金330万元，此外，华邑酒业向原告交付了部分奔富葡萄酒。对于其余未付部分，双方产生争议。四、双方微信交流的相关事实1.原告与高海贝之间的聊天记录2019年11月2日，原告向高海贝表示已联系客户购买蔻兰山，客户只要混酿，请求将“单品种设拉子和赤霞珠各3000箱帮我调换成混酿”。并询问是否由龙雨与曹小英联系。2019年11月4日，原告再次向高海贝提出上述“单酿”换“混酿”的事宜。并表示，我这边客户不要，你能卖就卖掉，要么换成175也可以。2019年11月5日，原告再次请高海贝考虑换货之事。2019年11月14日，原告称“关于调换货一事，在天津见面时，你也回复我，一切都没有问题。望你能尽快给予办理”。2019且12月2日，原告表示由于客户不接受蔻兰山单品种旋盖，请想办法解决尾款。2019年12月4日，原告表示如果高海贝认为提取“混酿”需要占用其资源，原告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处理解决拖欠的尾款。并表示要么换成“混酿”要么换成“175”。2019年12月31日，高海贝通知原告“尽快安排提货”吧。2.华邑酒业员工与原告方面的员工的聊天记录2019年10月28日，龙雨通知曹小英：华邑要向原告发一批货，大概数量为蔻兰山混酿12支装6000箱、奔富175六支装2150箱。具体数量待定。“丛总安排我联系你，应该是高总已有安排”。并称由于单酿市场上卖不动，所以丛总的意思是将单酿调换成混酿和175，总金额还是600万不变。曹小英回复称：已经确定好了，换不了。龙雨回复：先把混酿和175的全部出清，单酿的暂时不出。曹小英回复：目前混酿能出1000件，175可以全部出，这几天混酿清完关就可以全部出给你，你看是等几天一起出还是先出这些。龙雨在询问了出货的时间之后，要求3000箱混酿和2150箱175一起出。双方随后确认由原告方在青岛仓自提，并确定出货单和发货单、发票均以鹰君酒业的名称进行。2019年12月31日，龙雨通知曹小英称原告提混酿3000箱。还是青岛仓自提。并称“你做好找高总审批吧，丛总说高总通知的。”“尽量在下午办好，我还要找安粮及青岛港，协调将货划拨到丛总名下。”“我要分批提，你一次性出给我就可以了，我联系安粮暂时存放一下。你安排杨珺下午把货出了吧。”2019年12月31日，华邑酒业开具的出货流程单，由华邑酒业向丛日光发货合计5997000元。出货单下说明：“蔻兰山两款单品种的货物调换为混酿的发货，总数量不变。双方予以认可。”鹰君酒业在该流程单上盖章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汇城实业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公司，本案系涉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各方未对适用法律进行约定，除汇城集团之外的原、被告各方所在地、付款确认书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涉案股权亦是在内地公司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本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作为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原告与高海贝、华邑酒业之间最初的纠纷系因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履行而发生的纠纷，但在4069号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变更，该付款确认书是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各方具有约束力，原告亦按照协议的内容进行了撤诉。因此，至此，相关各方实际上对于原来的股权转让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内容进行变更，双方的权利义务如何，是否构成违约，应该依照付款确认书的内容来予以确定。同时，如果双方在履行付款确认书的过程中，双方仍可以对相关履行情况进行变更和补充。根据付款确认书确定的履行方式为支付部分现金并交付部分红酒货品。根据原告的陈述，高海贝、华邑酒业已经全部履行了支付全部现金的义务，并对于交付红酒的义务亦履行了部分。对于未履行的部分，从丛日光与高海贝以及龙雨与曹小英的聊天记录中都可以看出，主要原因在于丛日光对于双方原定的内容进行了变更，由“单酿混酿各一半”变更为“全部混酿”，双方就货物品种的调换后的交货在微信上进行了多次沟通，丛日光还向高海贝表示愿意负担部分由此增加的成本。因此，剩余货品的实际交付时间迟于付款确认书中确定的时间不构成迟延交付，而是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交付标的和时间进行了进一步的变更。丛日光对此是实际知情并同意的（龙雨受丛日光的指示通知对方“暂不发货”）。现被告已根据原告的要求将相应货品进行调换后通知原告提货，原告拒绝提货，实际是原告一方基于市场变化的原因对之前双方达成的付款确认书的内容进行反悔。综上，原告要求高海贝和华邑酒业按照最初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付款委托书的内容来看，汇城实业、韩敬泷均不是相关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原告已经在本案中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及付款委托书的规定要求股权受让方承担违约责任，那么，丛日光将其股权转让给高海贝和华邑酒业后，该股权如何处置，是股权受让方的自主权利，与丛日光再无关系。而且，从补充协议的内容也可以看出，高海贝在签订协议时已经表明了其与汇城实业的关联，其付款记录亦显示系代香港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从股权变更之后各方的聊天记录和行为来看，丛日光亦未对股权变更提出过异议。从以上事实可以合理的推断出，丛日光对于涉案股权从韩敬泷名下过户到汇城实业名下是完全知情且同意的。因此，原告要求汇城实业、韩敬泷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丛日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691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由原告丛日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被告汇城实业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原告和其余被告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余长勇人民陪审员  申忠萍人民陪审员  王 瑛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孙广一书记员夏婉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