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302民初95号 原告：张卫英，女，1964年3月2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贝，贵州崇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海尔大道**小区。 负责人：李宏。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剑波，贵州恒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梅，贵州恒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房集团遵义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碧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0302000106110。 法定代表人：吴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忠胜，公司员工。 原告张卫英诉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红花岗区住建局）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9）黔0302民初2957号民事判决。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过审理后，以原审遗漏当事人导致基本事实不清为由，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黔03民终5568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黔0302民初295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追加中房集团遵义房地产开发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卫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贝，被告红花岗区住建局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剑波、赵玉梅，第三人中房集团遵义房地产开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忠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卫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遵义市红花岗区的使用权由我方享有；2、诉讼费用由被告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我的父母张绍敏、杨明淑原有位于中华南路××约××瓦结构私房××栋。1987年进行拆迁改造时，原遵义市民用建筑统建统筹办公室与我母亲签订了《拆迁房屋安置协议书》，明确：旧房拆迁后，还房的部分位于走马坝43号203室；还房的营业房部分位于走马坝7号营业房，至此，走马坝7号营业房自建成后就由我长期占有、使用、收益至今。父母去世后，经全部继承人协商，走马坝7号营业房作为父母的遗产由我单独继承。 被告方所持有的不动产权证书，不能反映走马坝7号营业房的真实权属情况。2018年底，因刘家湾片区面临拆迁改造，我按照街道办事处的要求提交了用以证明走马坝7号营业房权属的一系列资料。但被告方对我的权属提出异议，并以不动产权证书载明被告系权利人为由，认为我方不应享有走马坝7号营业房的所有权。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动产权证书系2001年办理，而我当时已经实际使用争议房屋十余年，被告就是不动产权登记管理机关，被告对该房产的真实情况不可能不知情，被告在办理该不动产证书时，并非善意，且存在明显过失。基于前述事实，我方认为，争议房屋系我父母因拆迁改造所得，我又是依法继承而获得，不动产权证书无法反应真实情况，应属无效。 被告红花岗区住建局辩称，原告的父母被拆迁的营业房，原告父母已经领取营业房折价款，案涉房屋遵义市红花岗区系原告父母从中房集团租赁而来，该房屋为中房集团拆迁被告房屋还房，被告已经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该不动产权证书是对该不动产权的真实记载，合法有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中房集团遵义房地产开发公司述称，1．原遵义市民用建筑统建统筹办公室（指挥部）是由相关部门组建形成的；2．遵义市统建统管指挥部的拆迁合同文本随着年代更替不一样，张绍敏的拆迁安置合同文本和其他拆迁户的拆迁安置文本是一样的，如果有个别差异，需由经办人在空白处手写填入，按照80年代初的拆迁政策，市政府的政策是私产变公产，对私产进行的是货币补偿。一审时被告提供过一次张绍敏领款的凭证证据；3．前期是纯货币补偿，90年代初，万**路的拆迁上半年采取的是货币补偿，下半年的政策是产权面积超的，折算成货币并补交差额款项后，才能取得产权，但都会发放房屋移交证书。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1987年10月13日，遵义市民用建筑统建统筹指挥部与原告父母张绍敏、杨明淑签订了《拆迁房屋安置协议书》，约定“一、张绍敏在中华××汪家巷的木瓦结构私房一栋，建筑面积47.04平方米，由市统建办按规定折价补偿，并安置在走马坝43号203室；二、张绍敏进住新房后，应按规定按月缴纳房地费，同时负责将原房交由市统建办处理；三、张绍敏必须在10月20日前搬迁完毕，定于10月21日拆房；四、备注：营业房面积14.68平方米，住房38.4平方米，营业房按有关规定进行补偿安置在走马坝7号营业房。住房部分实行产权对调，每平方米补差价30元，计1152元。超面积14.8平方米，按200元每平方米购买，计2960元，共计4112元”。 1987年10月13日，遵义市民用建筑统建统筹办公室向杨明淑支付房屋折价款562.39元（14.68㎡×38.31元）；同日，杨明淑领取产权对调抵款1920元（38.4㎡×50元）；被告在庭审中提交了1987年10月13日的《遵义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地产租赁卡》，上面载明走马坝7号营业房的每月房租收取标准，但原告不予认可，上面没有原告的父母签字，是单方制作，本院结合本案事实，认为该证据系被告制作，且没有原告父母签字，不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第三人中房集团遵义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庭审中提交了与原告父母房屋被拆迁同年代户名为程其彦、程绪付、张智慧的三份《拆迁房屋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虽然文本与原告父母张绍敏、杨明淑的《拆迁房屋安置协议书》一样，但内容各有不同，不能证明当时原告父母营业房被拆迁时政府采取的就是货币补偿。1996年，中房集团遵义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包括走马坝7号营业房在内的房屋移交房管局，2001年9月6日，遵义市房管局将内环路走马坝统建房Ｚ-214号，面积60.98平方米营业房登记在遵义红花岗区房产管理局名下，产权证号码为遵房权证红花岗区字第××号。现该房屋面临拆迁，双方对权属产生争议，诉至本院。 另查明，原告父亲张绍敏于1997年8月4日死亡、母亲杨明淑于2005年11月30日死亡，双方育有三个子女，张卫东、张卫英、张卫国。张卫国于2014年9月15日死亡。现张卫东、张卫国妻子杨莉、儿子张**书面表示放弃对走马坝7号营业房的继承。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亲属关系证明、产权放弃证明，被告提交的拆迁房屋安置协议书、公私房折价存根、租赁卡、记账凭证、不动产权证书、第三人提交的《拆迁房屋安置协议书》等书面证据及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认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张绍敏、杨明淑与遵义市民用建筑统建统筹指挥部于1987年10月13日签订的《拆迁房屋安置协议书》，原、被告均予以认可，也没有事实表明该协议违反法律约定，该《拆迁房屋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依据该协议，张绍敏、杨明淑将其所有的位于中华××汪家巷的木瓦结构私房一栋交给遵义市民用建筑统建统筹指挥部拆除，履行了自己的义务，遵义市民用建筑统建统筹指挥部依据该协议也履行了在走马坝交付原告营业房和住房的义务。但现在被告对此提出意见，认为《拆迁房屋安置协议书》中载明的“营业房按有关规定进行补偿安置走马坝7号营业房”，实际意思应为该营业房不是安置给张绍敏、杨明淑的，而是以折价的方式采取货币补偿，张绍敏、杨明淑领取了相应的款项，该争议房屋现在为被告所有。对于被告的辩解，本院综合全案证据认为，首先《拆迁房屋安置协议书》中载明的是营业房按有关规定进行补偿安置走马坝7号营业房，并未说明是采取的货币补偿，而是安置走马坝7号营业房；其次杨明淑领取的562.39元折价款也与本案诸多事实不符，《拆迁房屋安置协议书》中约定的住房超面积的按200元每平米购买，而营业房却采取每平方米38.31元折价，营业房不可能比住房还便宜，从以上两点来看，对被告辩解走马坝7号营业房采取的是折价补偿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同时，对被告提交的1987年10月13日的《遵义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地产租赁卡》，上面载明走马坝7号营业房租给张绍敏以及每月房租收取标准，对此，原告不予认可，同时，《遵义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地产租赁卡》上面也没有原告的父母签字，是单方制作，不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争议房屋先后由张绍敏、杨明淑以及原告从1987年使用至今，被告也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按照被告的辩解，被告也未向原告及其父母收取房租，现被告仅以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其名下，主张争议房屋系其所有与事实不符。综上，走马坝7号营业房系张绍敏、杨明淑依据1987年10月13日签订的《拆迁房屋安置协议书》而得到的，并且使用至今，有合法的权利来源基础，被告虽有房屋所有权证书，但不能说明该所有权的来源，故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营业房属于张绍敏、杨明淑所有。现张绍敏、杨明淑均已死亡，其留下的遗产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张绍敏、杨明淑死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的规定，其合法的继承人为张卫东、张卫英、张卫国，但张卫国也已经死亡，其继承权应由其妻子杨莉，儿子张**享有，现张卫东、杨莉、张**均表示放弃继承，属于权利人的自主行为，本院予以准许，故争议房屋应由张卫英享有所有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属原告张卫英所有。 案件受理费60元，由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还应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吴永芳 人民陪审员  何成伟 人民陪审员  刘维学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杨 静 书 记 员  时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