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丽，女，汉族，1974年12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高州市深镇镇。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光仁，广东运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世忠，男，汉族，1968年9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威龙，广东文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广东文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谭锋，男，汉族，1973年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高州市。原审被告：刘婷，女，汉族，1989年4月9日出生，住湖南省东安县。上诉人林丽因与被上诉人陈世忠、原审被告谭锋、原审被告刘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4民初2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驳回陈世忠要求林丽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2.林丽无需承担一审诉讼费，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陈世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违反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及证人证言采信规则及基本逻辑，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对林丽十分不公。一、陈世忠确认谭锋欠其货款，陈世忠起诉林丽违反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审判决林丽承担责任违反法律规定。陈世忠起诉要求支付的欠款的供货时间为2014年9月11日至2015年10月2日。陈世忠提交的交易账本显示，在该供货期间有多次结算记录，均由谭锋签名确认。2016年1月21日及2018年10月16日谭锋还向陈世忠出具《欠条》。陈世忠提交的证据证明，其本人认可是谭锋欠其货款，陈世忠起诉林丽违反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审判决林丽承担责任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认定林丽在与谭锋离婚后对外仍共同经营、共同承担债务，形成个人合伙关系，事实认定完全错误。一审对林丽一方提交的证据一审视而不见，不作分析认定；而对陈世忠一方提交的证据，一审判决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规则、证人证言采信原则及基本的逻辑于不顾，照单全收，一边倒，明显具有倾向性，预设判决结论。（一）林丽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在与谭锋离婚后没有参与谭锋收购螃蟹的生意。1.林丽自2014年7月11日起至2017年12月1日止，在珠海市嘉丽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工作。在此期间，林丽以工商银行存折和尾号9340银行卡收取工资。该事实有林丽提交的珠海市嘉丽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工作证明及银行存折和银行卡交易明细予以证实。2.林丽与谭锋于2011年11月9日离婚，后于2012年3月23日复婚，于2012年11月22日离婚。在一审过程中林丽从谭锋处取得以前的原始交易账本（分别为2010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分账及总账一本）提交给了法院。从交易账本可见，2010年林丽与谭锋未离婚时，账本上的结算数字由林丽书写。林丽与谭锋离婚后的2014年、2015年、2016年的交易账本，所有记录皆系谭锋书写，没有一笔结算数字由林丽书写。以上证据证明，林丽与谭锋离婚后已进厂务工，没有参与谭锋收购螃蟹的生意。但一审法院对林丽提供的证据视而不见，不作任何分析认定。（二）陈世忠申请的证人张燕娟的证人证言，本身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系孤证，且与林丽、谭锋、刘婷的婚姻家庭情况相冲突，明显系作假证，一审判决却对张燕娟的证人证言不加分析直接予以认定，违反证人证言采信原则。第一，张燕娟陈述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与谭锋及林丽有交易往来，但根据谭锋2014年、2015年交易账本，自2014年下半年起，没有一笔与张燕娟的交易记录。张燕娟亦不能提供2013年至2015年期间的交易账本，无法证明其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与谭锋及林丽交易的事实。第二，张燕娟陈述，2015年年尾，其曾到林丽及谭锋的家中追讨货款，林丽还向其支付了一万多元。还陈述2013年至2015年期间，仍见到林丽与谭锋一起住、一起经营。林丽与谭锋离婚后，谭锋就在外租住，谭锋与刘婷于2014年下半年已生育一子，双方于2015年4月1日登记结婚。张燕娟陈述的事实与林丽、谭锋、刘婷的婚姻家庭情况不相符，足见张燕娟说的是假话，其证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是对林丽及刘婷的污辱。一审判决对张燕娟的证言存在的以上问题视而不见，不加分析的予以采信，违反证人证言采信规则，有明显的偏帮被上诉认的的倾向性。（三）一审法院认定“在本案诉讼中，林丽提交了其称系谭锋多年生意往来的原始账本，可见，谭锋、林丽离婚后联系密切，与林丽所称联系不多不符。谭锋自称本案债务与林丽无关的说法也不足采信”。林丽与谭锋虽然离婚但毕竟有共同的儿子，为儿子的事互有联系实属正常，为应诉需要林丽让谭锋交出原始账本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也是合理反应，但这些在一审法院看来都成了林丽的过错，作为了法院认定林丽离婚后参与谭锋的收购生意的理由，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地步。（四）一审认定“陈世忠提交了由林丽手写的记账单，林丽也不能证明是其与谭锋离婚前所写”，“足以认定证明林丽与谭锋离婚后，对外仍共同经营、共同承担债务，形成个人合伙关系”。林丽在与谭锋离婚前，参与过收购生意，当时系由林丽结算，陈世忠取得当时林丽参与结算的账单不足为奇。陈世忠提交的该份记账单，看不出书写日期，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自然无法证明陈世忠主张的林丽在与谭锋离婚后还参与收购生意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以“林丽也不能证明是其与谭锋离婚前所写”，作出不利于林丽的认定，明显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陈世忠起诉时提交过两份不同的交易记录，一份是案涉交易时段的对应的记录，一份是没有写明日期的一页纸的对账单。可以看到案涉交易时段对应的对账单没有林丽签名的，而单独一页纸的对账单由林丽手写，但该对账单明显不属于案涉交易时段的交易记录。陈世忠提交的两份记账单可以充分证明在林丽有参与的情况之下，结算数据是由林丽书写的；而在林丽没有参与的时段则没有林丽书写记录，陈世忠提交的证据本身就证明了林丽没有参与案涉交易时段的交易。同时，林丽在一审的时候已经提交了工作证明，其在2014年7月19日之后已经出去打工，其作为包装工，每月工资收入只有2000元钱。林丽有海鲜生意不做，却每个月加班加点赚2000元钱，该证据明显与林丽共同参与经营的事实相反。（五）林丽与谭锋离婚后，出于好心，仍将结婚前林丽名下银行卡留给谭锋使用。结算银行卡开户人与生意的实际经营主体，没有必然的同一性。一审判决以林丽对谭锋使用林丽银行卡向陈世忠支付货款是知情的为由，认定林丽婚后参与谭锋收购生意，缺乏基本的逻辑。陈世忠认为尾号3519银行卡持有人为林丽，因此推断出林丽参与了有关生意，这是不成立的。首先，银行卡的持有人和是谁在做生意并没有对应性。从一审林丽提交的尾号3519的银行卡对账单可以看到有许多笔取款是49000元，还有就是取完49000多元之后，在ATM机取款5000元钱的记录，这显然不是林丽取款，如果是林丽本人取款没有必要如此操作。其次，林丽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证明并非需要林丽本人持卡去银行才能取款。再者，在2016年的7月8日，林丽曾经通过尾号9340银行卡工资卡转了3000元钱到尾号3519银行卡，陈世忠说这3000元是林丽用于支付货款的钱，是不成立的。如果林丽参与了共同经营，正好可以证明尾号3519的银行卡不在林丽手上，否则的话，林丽没有必要从尾号9340银行卡转到尾号3519银行卡再付款，而可以直接从工资卡支付。综上，一审认定林丽共同参与经营的证据不足，认定错误。三、关于货款利息的计算起始日问题。一审判决认定“陈世忠与谭锋未约定付款时间”完全错误。谭锋于2018年10月16日向陈世忠出具的《欠条》写明“现在从2018年10月16日起，谭锋还欠陈世忠青蟹款414968元”“每年答应支2万”，陈世忠以《欠条》作为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应视为其认可《欠条》所记述的全部内容。在此情况下，一审仍认定陈世忠与谭锋未约定付款时间，判决从2016年1月22日起开始计息，实属错误，其不公正性显而易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如诉。陈世忠答辩称：一、林丽主张其不是本案合同的相对方、本案债务仅为谭锋的个人债务与事实不符。谭锋、林丽登记离婚后，对外仍以夫妻名义相称，依旧共同生活和合伙经营水产品销售生意，二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形成个人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对该问题的认定正确。（一）谭锋、林丽原是夫妻关系，多年来二人一直与陈世忠有生意往来，均由林丽负责记账和用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向陈世忠支付货款。谭锋、林丽登记离婚后从未把离婚的消息告知陈世忠及证人张燕娟等其他生意伙伴，二人对外仍以夫妻名义相称，继续共同生活和合伙经营水产品销售生意，陈世忠直至第一次起诉后的第一次庭审时才得知谭锋、林丽已经离婚。林丽在答辩状中陈述从未与陈世忠做过生意也与事实不符，陈世忠已提交由林丽向陈世忠手写出具的证据记账单用于证实林丽此前与陈世忠有生意往来。同时，从陈世忠与谭锋的录音中可知，谭锋承认多年来与林丽共同经营水产品生意并与陈世忠有生意往来的事实，再结合证人当庭陈述其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均与谭锋、林丽有生意往来，曾上门到谭锋、林丽的家中催收货款，还与林丽大吵了一架，之后林丽向证人偿还了部分货款，进一步证实了谭锋、林丽离婚后仍共同生活和合伙做生意的事实，也证实林丽的陈述前后矛盾，存在虚假陈述、逃避责任的行为。（二）从林丽提交的证据《工资存折明细》、《工资存折明细凭证》、《公司信息》不能看出是工资收入，并且与林丽提交的证据《社保缴费记录》相矛盾。退一步讲，即使林丽有其他的工作收入，不代表林丽必然与本案经营水产品销售生意无关，珠海市嘉丽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登记住所地在珠海市**号，离谭锋、林丽在珠海市金湾区**号的家中只有两公里的路程，林丽完全可以在下班时间、休息日或者节假日帮忙经营水产品销售生意、收取螃蟹、管理账目、支付货款等。结合证人一审当庭陈述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谭锋、林丽离婚后仍共同生活和合伙做生意的事实。同时，林丽自述其于2011年起至2015年2月份由珠海市斗门区山河印刷厂代缴社保的形式参保，证实了林丽于2015年3月份以前没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另外从证据《社保缴费记录》中可看出自2019年3月份至2019年5月份期间由珠海市嘉丽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为林丽购买社保，但该公司于2019年7月28日为林丽出具的工作证明中明确了林丽从2014年7月19日至2017年12月1日在该公司工作，二者前后矛盾，不排除该公司也只是为林丽代缴社保。（三）谭锋、林丽在两次离婚协议中约定把所有房产都给了林丽，并且在谭锋承担了儿子的抚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的情况下，谭锋还需向林丽支付十几万元的高昂费用作为补偿，这与一般的离婚条件大相径庭，与常理不符，明显是有计划的制造债务、提前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陈世忠及其他债权人有足够理由怀疑谭锋、林丽早已预谋利用离婚的方式逃避债务、以谭锋个人名义承担债务的方式圈钱。（四）《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28条第3款规定，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涉案两张银行卡只能由持卡人本人即林丽使用，不能由其他人使用，谭锋、林丽登记离婚以前由林丽用这两张银行卡向陈世忠支付货款是事实。同时，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这两张银行卡是由谭锋个人在使用，更没有证据证实谭锋、林丽离婚后有向陈世忠等供货人、债权人告知这2张银行卡已交由谭锋个人使用以及理清对外的债权债务纠纷，陈世忠及其他生意伙伴有理由相信谭锋、林丽至今仍在合伙做生意。同时，从林丽提交的证据邮政储蓄卡交易明细第13、27、28、29、30页可见，这张卡分别被用于2014年6月17日在网点柜面取出现金60000元、于2014年8月26日在网点柜面取出现金100000元、于2014年8月29日在网点柜面取出现金120000元、于2014年9月1日在网点柜面取出现金95000元、于2014年9月5日在网点柜面取出现金100000元、于2014年9月7日在网点柜面取出现金110000元，这6笔交易均已超过50000元，需要银行卡登记所有人即林丽提前预约并持本人身份证到银行柜台签名取款。另外，从林丽提交的证据工商银行卡交易明细自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1日部分的第4页可见，林丽用其本人名下尾号9340的银行卡给林丽本人名下工商银行卡转账3000元，而林丽陈述是向陈世忠妻子王玉香转账，可见林丽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多为逃避债务的虚假陈述，进一步证实谭锋、林丽登记离婚后依旧共同生活和合伙经营水产品销售生意并由林丽用其名下银行账户向陈世忠及其他生意伙伴支付货款的事实。（五）2016年1月21日谭锋向陈世忠出具借据时，林丽以其个人名下的车辆为谭锋作抵押，该日期同时也是陈世忠与谭锋、林丽对货款进行结算的日期，进一步证实谭锋、林丽离婚后对外仍以夫妻名义相称，依旧共同生活和合伙经营水产品销售生意，二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二、谭锋于2018年10月16日出具的《欠条》载明的内容“每年答应支2万元”系谭锋的单方意思表示及个人承诺，陈世忠并未认可，陈世忠与谭锋未约定过付款时间，一审法院对该问题的认定正确。在当事人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先按交易习惯确定，而陈世忠与谭锋、林丽交易的通常做法都是陈世忠向谭锋、林丽供货后，谭锋或林丽会在陈世忠的交易账本上签名确认欠下陈世忠具体的货款金额，并由林丽用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尽快向陈世忠清偿货款，这是合情合理的，市场交易中没有出卖人会愿意让买受人赊账几十万元长达数年甚至二十年之久。另外，林丽拖欠陈世忠的货款产生于2015年10月2日以前，陈世忠多次通过上门、打电话、发微信等方式追讨债务，谭锋于2016年1月21日向陈世忠出具《欠条》再次确认拖欠陈世忠货款的总金额，该《欠条》已不仅是结算单的形式，更是谭锋、林丽再次向陈世忠确认债务和承诺还款的承诺书。即使认为本案中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也应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三、林丽用从尾号3519银行卡里取款四万多元，后来再另取5000元的事实来证实卡当时不在林丽身上，且其没有参与谭锋的生意经营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银行取款方式多种多样，有时候银行会因为客户没有预约，而不允许其取现超过5万元；或是要收取手续费，所以林丽的这种行为并不能必然得出其所述的结论。根据我国法律法规规定，银行卡必须由持卡人持有和使用，林丽没有更直接有力的客观证据能证实银行卡当时不是由其持有和使用。另外，从林丽二审提交的证据视频内容可见，该年轻的业务员认识林丽以及知道林丽一直在做生意，对林丽的儿子提及林丽进厂打工十分奇怪，并告知林丽是邮政银行平沙营业所的老熟客，与林丽多笔取现超过5万元的交易地点相吻合，进一步证实林丽长期做生意的客观事实，可知林丽陈述其进厂打工是虚假陈述。四、林丽称证人证言是伪证，但又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予以反驳。证人是与双方当事人都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又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证人的证言是客观真实的，而且与案件的其他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相互印证。五、交易账本中有一张单张的对账单是林丽签名的，上面没有签日期，是因为当时是在特殊情况下签的，那是一批单独的货物，所以没有记入记账本中，这是正常交易中的特殊情况，不存在林丽所主张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林丽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陈世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谭锋、林丽、刘婷连带向陈世忠支付拖欠的货款414968元；2.判令谭锋、林丽、刘婷连带向陈世忠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损失计算方式：按中国人民银行1-3年期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年利率4.75%，自2016年1月22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6月4日为103907.37元）；3.判令谭锋、林丽、刘婷连带向陈世忠支付维权律师费11000元；4.判令谭锋、林丽、刘婷连带向陈世忠支付财产保全担保房屋价值评估费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锋与林丽原系夫妻关系，于2011年11月9日离婚，后于2012年3月23日复婚，又于2012年11月22日离婚。一审庭审中，林丽称，离婚时双方分割财产，两套房屋中一套归林丽，另一套归儿子谭梓恩，一辆小汽车归谭锋，谭锋还应向林丽支付现金20万元，现已支付15万元。谭锋与刘婷于2015年4月1日登记结婚，并于2016年3月21日登记离婚。谭锋、刘婷的离婚协议载明，双方婚后无共同财产，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陈世忠称，陈世忠与谭锋、林丽于2008年开始有交易往来，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陈世忠向谭锋供应螃蟹，送货至谭锋、林丽所设档口或家里；林丽有时以现金付款，没有现金就用银行卡转账支付，有时也进行记账。陈世忠提交的交易账本有多处谭锋的签名，并载明了送货时间、货物名称、送货金额、付款金额等，其中送货期间为2014年9月11日至2015年10月2日。该交易账本还载有多次结算记录，如，“2015年1月11日结算实欠货款349743元整”，“谭锋2015年3月10日总共欠亚忠408372元整”。2016年1月21日，陈世忠与谭锋结算货款，谭锋向陈世忠出具《欠条》，写明“谭锋2016年1月21日结算，共欠陈世忠蟹款474968元”。该《欠条》下半部分还记载了谭锋在出具该《欠条》后的还款情况，具体为：“谭锋还款记录：2016年3月份还款40000元，2017年5月3日转5仟元，2017年支付1万元，2017年11月24日转5仟元，谭锋从2016年3月-2017年11月24日止共还款60000元整给陈世忠。”2018年10月16日，谭锋再次向陈世忠出具《欠条》，写明“现在从2018年10月16日起，谭锋还欠陈世忠青蟹款414968元。每年答应支2万。”一审庭审中，陈世忠表示，该《欠条》载明的“每年答应支2万”属于谭锋向陈世忠作出的单方承诺，不是双方的意思表示，陈世忠并未认可并一直向谭锋追讨货款。谭锋认可上述《欠条》所载明的结算金额，但称于2018年10月16日结算后又向陈世忠支付了货款5000元。谭锋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其于2018年11月23日向陈世忠转账货款5000元。陈世忠称，谭锋向陈世忠支付的该5000元系因其他债务产生，与本案无关。但陈世忠未就其与谭锋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提交证据。陈世忠称，林丽与谭锋离婚后，未告知陈世忠二人已离婚的事实也未清算债务，仍然共同经营水产生意，对外共同承担债务，一直通过林丽的银行卡向陈世忠支付货款。陈世忠提交的银行回执和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9月5日至2015年11月19日期间，林丽的银行账户（卡号尾号分别为3519、6411）多次向陈世忠或陈世忠妻子王玉香的银行账户转入款项。林丽提交了上述两个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该银行明细显示，卡号尾号为3519的银行卡于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1日期间，每次交易支出的款项均未超过5万元；2016年7月8日，林丽名下另一银行账号（卡号尾号为9340，林丽称该银行卡为其工资卡）向该账号转入3000元。卡号尾号为6411的银行卡于2014年1月18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有数笔支出金额超过5万元的交易，分别为2014年6月17日柜面取现金6万元，2014年8月26日柜面取现金10万元，2014年8月29日柜面取现金12万元，2014年9月1日柜面取现金9.5万元，2014年9月5日柜面取现金10万元，2014年9月7日柜面取现金11万元。陈世忠据此称，卡号尾号为6411的借记卡有多笔超过5万元的在网点银行柜面取现金的交易，均需要银行卡登记所有人即林丽本人持身份证到银行柜台签名办理，可以证实该银行卡一直由林丽保管并用于取款和支付货款；林丽使用其工资卡向上述卡号尾号为3519的银行卡转账，进一步证实了谭锋、林丽离婚后依旧共同经营水产品销售生意并由林丽用其名下银行账户向陈世忠及其他生意伙伴支付货款的事实。林丽辩称，其在与谭锋离婚后未再使用过这两张银行卡发生任何交易行为，上述取款均是林丽将身份证借给谭锋，由谭锋进行取款；向谭锋持有的林丽的银行卡转账3000元，是向谭锋出借款项。陈世忠称，其与谭锋、林丽交易时，林丽均在场并记账。陈世忠就此提交了记账单，称该记账单是林丽所写。该记账单载有“亚钟”及日期、数字等，但无签名，也未注明具体年月。林丽辩称，该记账单是其于2011年前与陈世忠夫妻发生的业务，但也未能证明具体所写的时间。陈世忠提交了一份《借据》并据此称谭锋、林丽离婚后仍共同对外承担责任。该《借条》载明：“本人谭锋借陈世钟50,000元，期限两个月，利息为4000元，本人以丰田卡罗拉车牌为粤C****一部为抵押。（本车主林丽）。日期2016年1月21日。”落款为“借款人：谭锋”。该《借据》“谭锋”、“林丽”处均有捺印。林丽称，《借据》上的签名和捺印均系谭锋所为，林丽并未签名或捺印；当时车辆属于林丽，因借款系用于交纳儿子大学学费，因此林丽同意用自己的车做抵押。陈世忠还提交了其与谭锋2019年4月6日的电话录音及录音文本，该录音内容为，陈世忠称：“……你老婆林丽居然在法庭上说不认识我们，又说没有和我们做过生意，她一点情面都不给。”谭锋说：“我们之间的交易管她个女人作什么？”陈世忠：“大家那么熟，以前送货去你们家，你们两夫妻一起帮忙搬蟹的。”谭锋：“你不用扯上她，扯上她没用，我欠你的钱我自己会还。”……陈世忠：“你老婆竟然说不认识我们。”谭锋：“你去吓到她了，她为了避开责任肯定这么说啦！她刚才还打电话过来给我，让我好好和你谈，有钱就还给你。”陈世忠：“有什么过分的？你们两夫妻做生意那么久的欠单，如果没有落实好就会过期没用的。”谭锋：“与她无关的，我们什么时候离的婚？”陈世忠：“之前你们都是两夫妻一起做生意的，送螃蟹去你老婆那里她收货的。”谭锋:“那我们两夫妻没离婚前有欠过你的货款吗？以前基本是隔天就给你。”陈世忠:“你们两夫妻收的螃蟹，我就不清楚你们了。”谭锋：“没离婚前我们两夫妻有欠你的货款吗？都是每天结清给你的。方式、形式不同，你扯上她是没有的。”陈世忠:“你们两夫妻来我这里拿螃蟹，我怎么知道你两夫妻有没有离婚？”谭锋:“一早就离了，说那么多都没用，反正我自己会还。”谭锋认可上述录音的真实性，但称录音中只是陈世忠单方强调谭锋和林丽是夫妻关系，而谭锋一直强调其与林丽离婚前并未欠付陈世忠货款，离婚后所欠货款是谭锋的个人债务。陈世忠申请证人张燕娟出庭作证。证人张燕娟在一审庭审中称，2013年至2015年期间其与谭锋、林丽有交易往来，也是向谭锋、林丽供应螃蟹等水产品，早上、中午是谭锋收货，晚上是林丽结账，结账是到谭锋家中，由林丽付款；因谭锋、林丽欠付证人张燕娟货款，2015年年尾，证人就去谭锋、林丽家中追讨，并发生了争吵，之后林丽向证人支付了一万多元；证人不清楚谭锋、林丽何时离婚，但2013年至2015年期间，都见到谭锋、林丽一起住、一起经营。林丽辩称，陈世忠与谭锋于2014年9月11日至2015年10月2日交易期间，林丽在珠海市嘉丽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工作，不可能与谭锋共同经营水产生意。林丽提交了一份加盖有“珠海市嘉丽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章的工作证明。该工作证明载明:“林丽从2014年7月19日至2017年12月1日，在我司工作，职位为包装工。”林丽提交的社保缴费记录显示，珠海市嘉丽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自2015年4月起为林丽交纳社会保险费。林丽称，其于2011年起以代缴社保的形式在珠海市斗门区山河印刷厂参保，后经珠海市嘉丽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招聘并在试用期后成为正式员工。林丽还提交了其工商银行存折和银行卡（卡号为62**********40）的交易明细，称其于2014年7月中开始在珠海市嘉丽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工作，当时使用工商银行存折收取工资，自2015年起使用上述银行卡（卡号尾号为9340）收取工资。陈世忠称，林丽自述其于2011年起至2015年2月由珠海市斗门区山河印刷厂代缴社保形式参保，证实了林丽于2015年3月份以前没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也说明了其与谭锋离婚后仍继续合作做生意；即便林丽有其他的工作收入，林丽也可以在下班时间、休息日或节假日帮忙经营水产品生意。林丽还提交了2010年的交易账本及2014年8月至2015年12月的交易账本，并据此称，2010年的交易账本有林丽的签名，2014年8月至2015年12月的交易账本没有林丽的记录和签名，对比可知，自2014年9月起谭锋与陈世忠发生的债务，林丽并未参与其中。林丽称上述账本是谭锋向其提供的。陈世忠不认可上述交易账本，认为上述账本是谭锋、林丽单方制作，无陈世忠及其他交易伙伴签字确认，且不完整。陈世忠还主张，本案货款系谭锋与刘婷的共同债务。刘婷称，其与谭锋婚姻存续期间，日常生活开支为每月两三千元，没有大的开支，离婚协议上没有共同债务纠纷和共同财产。对于谭锋与刘婷在婚姻存续期间系共同经营、共同开支，陈世忠未提交相应证据。证人张燕娟出庭作证时称，不认识刘婷。一审法院认为，陈世忠与谭锋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谭锋签署的交易账本、《欠条》等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该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陈世忠向谭锋供应货物，谭锋理应支付相应的货款。关于欠付货款总额。陈世忠与谭锋均确认截至2018年10月16日尚欠陈世忠货款414968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谭锋辩称其于2018年11月23日向陈世忠支付了5000元并提交了转账记录。陈世忠称该款项系偿还其他债务，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谭锋之间存在其他债务，故一审法院认定该5000元系偿还本案货款。谭锋尚欠陈世忠货款409968元（414968元-5000元）。关于应付款时间。无证据显示陈世忠与谭锋约定过付款时间。谭锋于2018年10月16日出具的《欠条》载明“每年答应支2万”,谭锋据此辩称双方已约定付款期限为每年还款2万元。但该《欠条》系谭锋单方出具，且是在双方于2016年1月21日对所欠货款进行结算后才出具，载明的付款时间系谭锋的单方意思表示，未得到陈世忠的认可，故一审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陈世忠与谭锋未约定付款时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陈世忠已履行供货义务且双方已经结算，陈世忠要求谭锋于结算之日即2016年1月22日支付货款，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谭锋逾期付款，应向陈世忠承担违约责任。陈世忠与谭锋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陈世忠要求谭锋自结算之日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陈世忠与谭锋于2016年1月21日结算后，谭锋偿还了部分款项，利息应分段计算：以474968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2日计至2016年3月1日；以434968元（474968元-4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日计至2017年5月3日；以419968元（434968元-5000元-1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4日计至2017年11月24日；以414968元（419968元-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5日计至2018年11月23日；以409968元（414968元-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4日计至付清之日止。关于律师费和评估费。陈世忠要求谭锋、林丽、刘婷支付律师费和评估费，无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林丽的责任。首先，在林丽与谭锋离婚前，陈世忠就开始与林丽、谭锋发生买卖螃蟹等水产品的交易，基本形式是谭锋收货，林丽付款。陈世忠称，林丽与谭锋离婚后仍然共同经营，维持上述经营模式。本案中，所涉货款发生期间，林丽与谭锋确已离婚，但是货款仍然通过林丽的银行账户向陈世忠支付。林丽辩称，其并未参本案交易，其名下用于支付货款的银行卡系谭锋个人使用。根据银行卡使用的规则，本人的银行卡应由本人使用，且依据林丽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林丽名下用于支付货款的银行卡发生多次较大金额的需银行卡登记所有人本人至银行柜台办理的取款业务，且林丽也有使用自己的工资卡向上述支付货款的银行卡转款的行为。显然，林丽称对于谭锋是否使用其名下银行卡向陈世忠支付货款一事并不知情，这一说法与实际不符。证人出庭作证称，2013年至2015年期间即本案债务发生期间，仍看到谭锋、林丽共同生活、共同经营，谭锋负责收货，林丽付款。证人证言否认了林丽并未参与谭锋水产品购销生意的说法，且证人所陈述的经营模式也与陈世忠的一审庭审陈述相吻合。其次，在本案诉讼中，林丽提交了其称系谭锋多年生意往来的原始账本，可见，谭锋、林丽离婚后联系密切，与林丽所称联系不多不符。谭锋自称本案债务与林丽无关的说法也不足以采信。另外，林丽提交答辩状称从未与陈世忠夫妇发生过业务往来，而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又称于2011年与陈世忠发生过业务。且因货款发生纠纷后，陈世忠电话联系谭锋时也提到“你老婆林丽居然在法庭上说不认识我们”，谭锋回应说“她为了避开责任肯定这么说”。因此，林丽的陈述前后矛盾，确实有存在避开责任的情形。最后，在案涉交易期间，谭锋向陈世忠借款，林丽仍用其名下车辆提供抵押，谭锋和林丽并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已向陈世忠说明其双方已经离婚。再结合陈世忠及证人在一审庭审中所陈述的供货时林丽有时在现场收货的事实，且陈世忠提交了由林丽手写的记账单，林丽也不能证明是其与谭锋离婚前所写。综上分析，足以认定证明林丽与谭锋离婚后，对外仍共同经营、共同承担债务，形成个人合伙关系。林丽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刘婷的责任。谭锋与刘婷系于2015年4月1日结婚。如前已述，谭锋欠付货款的金额为409968元。而依据陈世忠提交的交易账本，陈世忠与谭锋曾于2015年3月10日进行结算，确认谭锋欠陈世忠货款408372元。显然，本案货款在谭锋与刘婷结婚前已经欠付。该债务系谭锋的婚前个人债务。虽然该笔欠款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处于持续状态，但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陈世忠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证人张燕娟作为谭锋的交易对象，出庭作证称并不认识刘婷。这也说明了刘婷并没有参与本案交易。因此，陈世忠要求刘婷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判决如下：一、谭锋、林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陈世忠支付货款409968元；二、谭锋、林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陈世忠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474968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2日计至2016年3月1日；以434968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日计至2017年5月3日；以419968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4日计至2017年11月24日；以414968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5日计至2018年11月23日；以409968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4日计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陈世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10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554元，由陈世忠负担146元，由谭锋、林丽负担4408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林丽提交录音光盘及交易明细，拟证明即便是超过五万元的款项，也并非一定需要银行卡卡主本人持卡才能取款。林丽二审法庭调查时认可对于超出5万元的银行取款，即便非林丽本人去取款，也需持林丽的身份证才可取款。二审法庭调查时，林丽主张谭锋持有其名下两张银行卡并使用该银行卡向陈世忠付款，本院针对该主张询问林丽何时将其名下两张银行卡交谭锋使用的，林丽称离婚之后才交的。另，林丽称：“因为谭锋做的生意除了珠海本地的一些酒楼之外，大部分的客户属于航空客户，都需要邮寄到外地。当时这两张银行卡主要是作为收款使用，在谭锋和林丽离婚的时候还有很多账是欠着没有收回来，所以为了收款的方便林丽就把这两张银行卡留给谭锋使用。”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林丽应否与谭锋共同承担案涉货款的付款义务。围绕该争议焦点，评析如下：首先，案涉货物的供货期间是2014年9月11日至2015年10月2日，林丽主张其在2012年11月22日与谭锋离婚之后便不再参与谭锋的螃蟹买卖生意。但从查明的事实可知，2014年9月5日至2015年11月19日期间林丽名下的两张银行卡曾多次向陈世忠或陈世忠的妻子转入款项。陈世忠主张林丽给付货款的行为表明其与谭锋仍共同经营案涉螃蟹买卖业务。林丽辩称其银行卡由谭锋持有。然而，一则，林丽关于其银行卡由谭锋持有的主张并无证据佐证；二则，林丽二审期间称其离婚后将银行卡交谭锋使用，此陈述与其在一审答辩状中所称离婚前谭锋曾使用其银行卡而离婚后未归还给她的陈述相悖，林丽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前后不一，其陈述的可信度较低；三则，即便如林丽所言，其将银行卡交由谭锋持有使用，但公民个人名下银行账户存款是个人财产，在林丽与谭锋已经离婚并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下，林丽将个人账户交由谭锋使用，收取或支付螃蟹买卖款项，此等行为亦印证了陈世忠关于林丽与谭锋在案涉买卖中共同经营的主张。其次，证人证言与林丽付款等事实相互印证，并不属于孤证，林丽关于一审法院采信证人证言有误的主张不能成立。再者，林丽称自己在2014年7月开始在珠海市嘉丽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工作，但是林丽的该表述与其提交的社保缴费记录不一致，而林丽对于其主张与社保记录不一致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林丽的此项主张不足以反驳陈世忠关于其与谭锋在案涉买卖中为共同经营的主张。综上三点，本院认为陈世忠主张林丽与谭锋共同经营已经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民事证明标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认定谭锋、林丽尚欠陈世忠货款409968元，有证据支撑且谭锋并未上诉，林丽虽上诉但仅主张其并非共同经营人而没有对货款数额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第一项予以维持，不再赘述。至于上述货款的利息问题。双方当事人未曾签订买卖合同，亦没有证据显示双方曾对逾期付款利息作出约定。虽然谭锋在2016年1月出具《欠条》对此前所欠款项作出结算，但随后其于2018年10月16日再次出具《欠条》并且该欠条中没有约定对此前的欠款支付逾期利息。因此，陈世忠主张谭锋、林丽支付逾期付款，时间应自双方最后结算即2018年10月16日起计算。一审法院对此判定欠妥，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林丽关于其无需支付案涉货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但其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正确，审处结果基本无误，但对逾期利息判定欠妥，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4民初21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4民初21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谭锋、林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陈世忠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409968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林丽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54元，由陈世忠负担525元，由谭锋、林丽负担402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450元，由陈世忠负担894元，由谭锋、林丽负担65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烽娟审判员  张榕华审判员  李 苗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林千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