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0民终10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英，女，汉族，1946年7月2日出生，现住河北省霸州市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丽娜，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婕，河北乾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 法定代表人殷炜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玉英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安公司）之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1091民初1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玉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丽娜、尤婕，被上诉人启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玉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王德利与被告为了达到涉诉工程施工权交给被告的目的，干预了涉诉工程的正常招投标活动、促使被告中标”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双方之间签订的《中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王德利为被上诉人完成了提供工程预算、制作投标文件等居间服务，理应获得了相应报酬。（二）中介合同中双方对投标事项的承诺并不当然视为存在违法行为，投标程序合法，甲方凯创公司，乙方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涉案工程，均对招投标程序没有任何异议，在此情况下王德利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支付义务。综上，被上诉人作为一个社会信用良好的大型公司，在独享全部利益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发表前后矛盾、表里不一的言论，无故恶意拒绝履约。（三）一审片面、孤立、曲解合同内容，在无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认定王德利与被上诉人干预了涉案工程的投标活动，缺乏事实依据，也错误适用了法律。 被上诉人启安公司辩称，一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主要理由如下： （一）王德利没有履行，客观上也无法履行中介合同中约定的义务。上诉人无权向我方索要居间费。1、王德利的身份、职业、年龄决定其不具有履行工程居间合同的能力。首先，从上诉人提供的王德利身份证明上可看出，其1943年出生，那么在2013年时已经70岁了，且其为务农身份不具有建设工程工作和认知经验。其次，原审中法院多次问询上诉人关于王德利生前的工作及其有何资源和能力能帮助被上诉人中标获得该工程的施工权，上诉均无从回答。第三，启安公司是专业的建筑施工企业，常年在廊坊、北京天津等地施工，从预算、投标等专业角度胜过王德利更具有合理性，利用王德利的专业支付居间费反而不具有合理性。第四，跟王德利不认识也没有见过王德利，没有跟王德利签订《中介合同》的意思表示，从始至终王德利是“他人”的代言人。2、合同约定关于王德利义务的条款，客观上不具有履行可能性王德利在《中介合同》中的义务有两点内容：第一点，《中介合同》鉴于部分第二款：“王德利同意以收取中介费形式将帝景天城小区4#、6#-22#楼及地下车库工程、施工权交与启安公司。”，王德利应将施工项目交与启安公司进行，但本项目的发包人并非王德利，王德利无权将该项目交与启安公司施工，故王德利无履行该条义务的可能。第二点，王德利义务为“提供工程信息、预算、招投标”（见中介合同第一条）。此三点内容，在签订《中介合同》前被上诉人已经全部完成，王德利没有履行的可能及意义。本项目为公开招标的项目，相关信息均通过公开招标渠道获得，况且在2013年2月16日中介合同签订前，启安公司已从廊坊市建委网站公开的招标信息中获取了工程信息，缴纳保证金并于2013年2月15日完成投标文件包括预算文件的撰写、盖章及封装的全部投标工作，王德利事实上亦无履行该义务的可能。 （二）《中介合同》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合同，王德利的继承人无权依据该合同主张权利。涉案《中介合同》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合同，上诉人无权依据该合同主张权利。1、《中介合同》违反《招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涉案项目工程属于法定必须公开招投标项目，招投标活动应公开、公平、公正，不受任何形式非法干预，没有居间活动的空间，否则违反《招投标法》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首先，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第5项“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必须招投标；第七条第一项：“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的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进行招标”的规定，本案施工项目为商品住宅、估算价为218380046元，系依法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事实上招标人依法对施工项目进行了招标工作，多家投标人进行了投标。既然是必须通过招投标程序招标的项目，任何人都可通过公开的招标公告了解到招标信息，各方主体就应当遵循前已提及的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故所谓的信息、成交机会的获取及以中标为条件收取费用就是有悖于该原则，协议本身的合法性应受质疑。因此，《中介合同》内容本身就违反了《招投标法》第五条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及第六条招投标活动不受任何形式非法干预的原则的强制性规定，也严重影响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应认定无效。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给承包单位介绍工程索要信息费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明确规定承发包工程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规，严禁行贿受贿、索取回扣、弄虚作假。不准任何单位或个人私自介绍工程收取工程‘介绍费’。3、《中介合同》在尚未开标时，提前透露中标价格和标底，并已此索要中介费，违反招投标法强制性规定。《中介合同》第三条约定：“王德利协助启安公司取得该项目建设，启安公司向王德利支付中介费中标价（218366608.9元）的4%（8730000元）。”由事实可知该合同签订于2013年2月16日，开标时间为2月19日，《中介合同》在开标前即透露了中标人和中标价（标底），此举严重违反《招投标法》“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最终破坏了该项目招投标的公平、公正性。综合合同全部内容，该合同欲通过干扰、影响评标结果使启安公司中标，又在合同中透露了中标底价，该约定已属于干预、影响评标结果的情形。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招标人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中介合同》违反了《招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的合同。4、《中介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属无效。首先，合同约定“王德利以收取中介费的形式将帝景天城小区4#、6#-22#楼及地下车库工程交与启安公司施工”可见收取中介费只是一种形式，并不是真实目的。其次，如前所述，虽《中介合同》约定了两条王德利应当履行的义务，但这些义务客观上均无法履行或不具有履行可能。在2013年2月15日启安公司封标投标工作后，按照招投标实施办法及惯例在投标后，投标文件不能更改。剩余工作均为招标代理机构及招标企业议标、评标程序，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招标人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结果。因此这个过程均是保密的，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预。在启安公司已经投标完成的情况下，王德利能为启安公司做的工作还有什么？因此，真实目的就是王德利以运作关系等非法手段干扰、影响投标后的评标、定标过程以确保启安公司中标，从而收取报酬。因此，本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合同应属无效。王德利不是项目发包人和业主，如何承诺保证将工程交由被上诉人施工或保证中标，其次在签订合同时其他合同约定的义务被上诉人已经全部完成，王德利还能做什么工作？又做的什么工作促使启安公司中标？因此，真实目的就是王德利以运作关系等非法手段干扰、影响投标后的评标、定标过程以确保启安公司中标，从而收取报酬。因此，本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合同应属无效。 综上，根据合同的约定内容用正常理性去分析，本案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中介合同王德利没有履行，要么中介合同是在投标封标后王德利人为的干涉的定标评标，而促使启安公司中标，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无论哪种情况启安公司都不应向上诉人支付中介费用。因此，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张玉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中介费5730000元；2、被告支付违约金6795780元（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4年7月1日计算至2019年5月15日，之后继续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诉讼费和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28日，廊坊市凯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河北建设工程招投标交易管理及计算机辅助评标系统的网站上发布《招标公告详细情况》，对河北省廊坊市帝景天城小区4#、6#-22#楼及地下车库工程进行工程招标；招标代理单位为河北安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公告发布和报名开始时间为2013年1月28日9时，公告发布截止和报名截止时间为2013年2月1日16时；招标文件发售时间为2013年1月28日至2013年2月1日。《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保证金500000元在2013年2月18日17时前支付到廊坊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提交质疑时间为2013年2月2日，发放答疑时间为2013年2月4日；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均为2013年2月19日9时30分。 2013年2月5日，被告向廊坊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缴纳500000元投标保证金。 2013年2月15日，被告就涉诉工程制作投标文件，其投标函中记载投标总价为218366609元。 2013年2月16日，王德利（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中介合同》，约定：1、就帝景天城小区4#、6#-22#楼及地下车库工程问题，经甲乙双方协商，具体合同由乙方与廊坊市凯创开发有限公司签订；2、甲方同意以收取中介费形式将帝景天城小区4#、6#-22#楼及地下车库工程施工权交与乙方；3、甲方对帝景天城小区4#、6#-22#楼及地下车库工程项目有充分了解，可为乙方提供该项目的相关工程信息、预算及投招标；4、乙方积极配合甲方对此项目投招标工作；5、在甲方协助乙方取得该项目建设，乙方向甲方支付中介费中标价（218366608.9元）的4%（8730000元）；6、乙方同意该项目签订本合同后2日内，先把此款1000000元打到王德利账户，签订施工合同后三日内把此款2000000元打到王德利账户，一期封顶三日内把此款剩余款5730000元打到王德利账户；7、如果帝景天城小区4#、6#-22#楼及地下车库工程在乙方没有中标、退回全部中介费，此合同失效。 2013年3月7日，廊坊市凯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被告发出《中标通知书》，被告中标涉诉工程。 2013年4月3日，廊坊市凯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帝景天城小区4#、6#-22#楼及地下车库工程施工合同》。 2013年7月5日，被告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张玉英2000000元。张玉英自认另收到被告支付的1000000元。 另查明，王德利（曾用名王德力、王大力）出生于1943年12月21日，2015年9月26日因病去世。1965年10月1日，王德利与张玉英登记结婚。秦子砚（身份证号1328271965××××××××）、秦泽成（身份证号1310811968××××××××）、秦福苓（身份证号1328271972××××××××）系王德利与张玉英之子女。2019年1月10日，张玉英、秦子砚、秦泽成、秦福苓作为王德利遗产继承人在河北省霸州市公证处公证《遗产分配协议》，确认：王德利名下所有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二分之一属于张玉英所有；余下的二分之一作为被继承人遗产进行分割，各继承人继承此遗产的四分之一；王德利与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中介合同，合同尚未履行完毕，中介费873万元，已给付300万元，余款尚未给付；各继承人同意上述债权属于遗产部分全部由张玉英继承。 又查明，1、证人李某1证实，其与张某在今朝公司上班，其受张某的委托而不是受王德利和张玉英的委托，于2013年6、7月份要过钱，但中介费这个事情并不了解。其也不认识王德利和张玉英。2、证人李某2证实，其在今朝公司上班，张某让其帮忙要账，张某是其领导；其对涉诉工程并不了解，没知道王德利和张玉英；其称是张某说被告欠今朝公司的钱，其代表今朝公司去被告处要钱。3、证人张某证实，其与原告是干亲戚关系，其受王德利和张玉英的委托催要过帝景天城中介费用573万。 被告否认其与今朝公司存在合同和其他法律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被告不认可认识王德利，但原告在涉诉工程招投标过程中收取被告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其支付的款项，说明王德利与被告是相识的。王德利不是涉诉工程的发包人，涉诉工程尚在招投标过程中未开标，被告出于对王德利的“信任”，在中介合同签订后2日内就将部分“中介费”支付给王德利的妻子即原告。再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王德利对涉诉工程“充分了解”，其确为被告提供了涉诉工程的相关工程信息、预算及投招标等内部信息，并以收取“中介费”形式答应将涉诉工程施工权交与被告，还承诺如果涉诉工程在被告处没有中标，将退回全部中介费。也就是说，王德利与被告为了达到涉诉工程施工权交给被告的目的，双方干预了涉诉工程的正常招投标活动，促使被告中标，确保“居间服务”的完成，王德利最终获得“中介费”。该行为损害了招投标活动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故，《中介合同》的内容违反了有关招标投标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应认定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上述中介费的约定亦无效。因此，原告作为王德利的继承人，无权就上述“中介费”主张权利，其主张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要求被告支付中介费并承担违约金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证人李某1、李某2证实其二人受张某委托要款，李某1和李某2并不知道王德利和张玉英，李某2称其代表今朝公司向被告要款。而今朝公司与被告并无合同和其他法律关系，该二人的证人证言显然不能成立。张某与张玉英系干亲戚关系，其证明效力较弱，也由于中介合同的无效，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玉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为4847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3477元由原告张玉英承担；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上诉人张玉英之夫王德利生前于2013年2月16日与被上诉人启安公司所签中介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王德利协助被上诉人启安公司中标和签订建议工程施工合同，被上诉人启安公司按中标合同价相应比例支付报酬，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居间合同特征，该《中介合同》为居间合同。 关于涉案中介合同效力暨被上诉人是否应履行《中介合同》支付报酬问题。 一、从本案事实上讲。首先，启安公司委托王德利协助其承揽工程、王德利提取中介信息劳务费等费用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签订《中介合同》系受到的欺诈、胁迫所致。其次，启安公司是在王德利协助下通过招投标公开程序获得案涉建设工程的。再次，招投标活动虽然规定了要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但并非招投标活动有居间行为就等同于违反了招投标活动的上述原则，一、二审中启安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德利存在利用已收取居间费用于非法活动等违法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案涉招投标活动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致使相关人员被追责等情形。一审判决以《中介合同》内容认定双方当事人干预了涉案工程正常招投标活动，损害了招投标活动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在涉案工程招投标活动及施工建设合同未被确认为无效的情况下，缺乏事实依据。 二、从本案涉及的相关法律和法规来讲。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建设工程领域的居间行为并无禁止性规定。《招投标法》虽然明确了中标合同无效的几种类型，但并未明确禁止招投标活动中存在居间服务行为。上诉人虽然以案涉《中介合同》违反了1990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给承包单位介绍工程索要信息费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相关规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施行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律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给承包单位介绍工程索要信息费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其依据是1987年2月10日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行政管理局频发的《关于加强建筑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该暂行规定已于1991年被废止，故该复函不适用于本案。1991年11月21日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建筑市场管理规定》关于在建设工程领域收取信息费问题虽亦有相关类似禁止性规定，但该管理规定属于部门规章，且该规定在2011年1月26日《关于公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目录的公告》中已被废止，故该规定亦不应作为确认本案居间合同无效的依据。故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中介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 三、从合同履行情况看，双方《中介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中标了涉案建设工程、签订了施工合同，并已施工完毕，结清了工程款，获得了相应收益，达到了按照《中介合同》支付全部中介费的条件。被上诉人如按一审判决认定当初被上诉人启安公司出于“信任”，先后于2013年2月16日、7月5日，分别向王德利支付100万、200万，并如被上诉人主张王德利并未提供任何相应中介服务，但在其后长达七年的时间内，被上诉人既未主张合同无效，亦未通过撤销权、解除合同等方式要求返还已支付费用，反而一再拖延《中介合同》约定的给付时间，不但构成了违约，亦违反了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因双方在《中介合同》中约定如双方任何一方违约，按照违约金总额2%∕日支付给对方，该违约金过高，现张玉英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中介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并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1091民初110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上诉人张玉英中介费5730000元，并以5730000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4年7月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847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6954元，由被上诉人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章水 审判员  柴秋芬 审判员  罗丕军 二○二Ｏ年五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王传民 书记员贾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