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藏0124民初106号   原告：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锡林南路9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   法定代表人：王建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辉，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夏俊远，男，1973年7月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郫县，现住拉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丽，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郝加洲，1968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   原告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送公司）与被告夏俊远、第三人郝加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8年9月5日以不当得利纠纷向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夏俊远提出管辖权异议，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8）川0124民初52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该案移送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受理，以委托合同纠纷为案由，经审理作出（2019）藏0124民初23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蒙送公司不服本院判决，上诉至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2019）藏0124民初23号民事判决基本事实不清，遂作出（2019）藏01民终7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上述民事判决并发回本院重审。本案发回重审后，本院依职权追加郝加洲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蒙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互联网网络开庭到庭、被告夏俊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丽与李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郝加洲经本院公告送达，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蒙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2.判令被告返还受托转付资金197 000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从给付日（即2015年4月29日）到起诉日（暂计算至2018年9月1日）期间的经济损失32 242.33元，本息共计229 242.33元；3.判令被告继续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从2018年9月2日到实际付清日期间的利息损失；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2012年10月19日，原告所属“成都分公司”与四川常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源公司）签订一份《旁多电站-拉萨换流站220千伏双回线路工程1标段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由常源公司承揽原告所中标的××站工程1标段工程劳务分包工程。合同签订后，常源公司雇佣被告夏俊远带领的施工班组进行部分劳务施工。   竣工后，因常源公司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并躲避不见，导致被告夏俊远等施工班组的农民工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发生。经拉萨当地有关部门的主持协调，在常源公司始终拒不露面的情况下，原告被迫与被告夏俊远以及江夏水电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江夏公司）等施工班组、单位分别签订了代付款协议，约定由原告为常源公司代为偿付拖欠施工班组农民工工资和租金，其中包括了被告夏俊远班组的671 564元劳务款和江夏公司的50万元租金。当时原告与被告口头约定，江夏公司的20万元租金由被告夏俊远代为转付。后，原告通过工作人员侯立民个人账户分批向被告帐户支付共计868 564元（2015年2月3日支付347 000元，包含了委托被告代为转付给江夏公司的197 000元，2015年4月29日支付521 864元），但实际上被告夏俊远并没有履行委托转付义务，江夏公司并没有收到该197 000元的租金，该款仍被被告非法占有。原告直至2016年8月在起诉常源公司、第三人江夏公司、向永红的追偿权纠纷一案中[案号为：（2016）川0107民初8096号]，才得知被告并未履行委托转付义务支付江夏公司案涉197 000元。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委托合同关系清晰，被告并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委托转付义务，致使原告的债务无法得到及时清偿，原告至今仍背负着对江夏公司债务以及多年来形成的利息负担，原告委托转付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申请解除委托合同关系。合同解除后，被告夏俊远依法应当返还197 000元转付款，并应当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赔偿占用资金期间形成的相应利息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夏俊远辩称：1.针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我方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按照法律规定“解除权”是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之前，基于法定或约定的事由，当事人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合同不发生效力的权利，而本案中原、被告的委托关系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情况，应当驳回其第一项诉讼请求。2.本案已经过一审、发回重审，对本案的基础事由原告应当知晓。本案的基础事实是2015年2月3日，原告的委托人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夏俊远支付34.7万元，当天夏俊远转给本案的第三人郝加洲。时效计算时间也应当是从2015年的2月3日开始计算。我方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已经完成了委托关系，所以不存在返还之事实。应当驳回原告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3.无论是之前的一审还是上诉的二审，包括今天庭审前所查阅的所有证据，原告无任何证据来证实原告委托被告支付江夏公司20万元租金的事实。且本案中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实原告委托被告支付第三人郝加洲的款项仅仅是19.7万元。4.原告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请求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两年，诉讼时效计算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原告工作人员委托被告支付款项的时间为2015年2月3日，收到款项的当日，被告即向原告工作人员指定的郝加洲账户进行了转付，针对巨额款项委托他人支付，原告工作人员作为原告的代理人理应进行核实对方是否收到，是否存在支付错误。同样原告方在委托向永红支付30万元租赁费中可以明确，原告方对其委托的事项处理结果进行了及时跟踪。那么如果对夏俊远的委托支付有异议，原告就不可能在2016年底才知道权利被侵犯，故诉讼时效在2017年2月4日已经届满。退一步讲，即使原告方认为在转付当日其未追踪转付结果，但原告提供的（2015）成仲案字第440号第二次仲裁庭开庭笔录中第4页，被申请人即本案原告成都分公司，举证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证据中陈述:“武警部队设备租赁费付款及依据，证明代付50万，证据只有30万。”，此时原告已经发现委托被告转支付江夏公司的租赁费20万存在瑕疵，即如果是委托被告夏俊远转支付而未支付到江夏公司，那么原告方理应知道其权利已被侵害。该次仲裁庭开庭的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根据《民法总则》诉讼时效若干问题解释及《民法通则》相关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即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么本案的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应当为2017年9月24日，本案起诉时间2018年9月1日，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据此法院亦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且原告代理人在一审中为逃避诉讼时效届满的不利后果，曾伪造起诉状一份，本案被告已向原告代理律师所在地司法机关进行举报。综上，恳请法庭结合原告的证据、被告的答辩及证据，依法驳回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成都仲裁委员会（2015）成仲案字第440号裁决书。拟证明原告将所承接工程中的劳务部分分包给常源公司，常源公司自行雇佣被告夏俊远等人进行了施工；   证据2.原告职员侯立民与被告签订的代付款协议、被告出具的收据及相应目标管理责任书、工程结算单、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承诺书、证明各一份。拟证明常源公司欠付被告施工班组民工工资671 564元，原告与被告夏俊远等签订了代付款协议并按照约定履行了代付款义务的事实；   证据3.侯立民的证人证言、身份证复印件、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拟证明原告通过职员侯立民的账户支付给夏俊远银行账户868 564元，多出款项197 000元系原告委托被告向江夏公司支付的设备租赁费用；   证据4.原告与江夏公司代付款的协议书、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民初8096号民事判决书、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终9467号民事判决书、成都市郫县区人民法院的受理通知书以及（2018）川0124民初5267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拟证明原告提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法规所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限。   本案在（2019）藏0124民初23号审理过程中，原告根据本院要求，通知了侯立民于2019年6月26日至本院进行调查，侯立民向本院陈述称：其系原告成都分公司职员，其个人账户于2015年2月3日向被告夏俊远银行账户支付347 000元（该笔款项中包含了委托夏俊远代为支付给江夏公司的租金197 000元）、2015年4月29日向被告银行账户支付521 864元，合计868 564元，上述款项系根据蒙送公司的要求支付给夏俊远的等等。   针对原告提交的上述四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2、4，真实性被告不持异议，且和本案相关联，本院对该三组证据予以认定；证据3侯立民的证人证言，结合本院对侯立民的调查，可以认定侯立民2015年2月3日、2015年4月29日向被告账户的付款行为系根据原告指示要求所支付，应认定为相应款项系原告所支付给被告。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建设银行转账凭证1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交易明细1份。拟证明（1）原告通过公民侯立民于2015年2月3日向被告共支付了34.7万元，且被告于当天转给本案第三人郝加洲19.7万元；（2）结合侯立民在法庭笔录能够证实侯立民对被告所转的19.7万元是认可的，同时证实该转账凭证在侯立民转账的当天即已转出，事实上与侯立民的委托关系当天已完成。   证据2.案外人向永红的《收条》1份、被告夏俊远的《收条》1份，2份证据均来源于原告的证据。拟证明向永红在收到原告30万元代付款时向原告出具了收条1份，证实原告对证据收集是尽到了注意义务。而本案中被告出具的《收据》1份，在本案的基础事实中，被告于2015年2月3日收到34.7万元，4月29日收到52万余元，两笔款相加再减去19.7万元，能得到被告的民工工资。这份《收条》完全能印证被告的委托关系从2015年2月3日已委托完毕。如果未委托完毕，原告或侯立民在2015年4月29日转下一笔款项中应当扣除19.7万元，但相反原告于2015年4月29日将剩余款项全部转给了被告，由此充分认证2015年2月3日被告转给第三人的19.7万元的行为是得到原告的确认和认可，同时印证本案的委托关系已发生完毕，该民事行为已终结。   证据3.（2015）成仲字第440号第二次、第三次仲裁笔录，江夏公司曾用名即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第二总队的证明，均来源于原告的证据。拟证明本案中诉讼时效的问题，事实上原告是认可2015年9月25日以及2015年10月21日在庭审过程中，已知江夏公司的20万元的租金未收到，同时在庭审笔录中原告律师（曹开德律师）在庭审中明确说明20万元是委托被告夏俊远来支付的，故我方认为在那个时刻即2015年9月25日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确定的时间应当是那一次的庭审笔录。因此，原告是认可2015年9月25日以及2015年10月21日在开庭当日已确认了一件事，即被告有可能承担着20万元的租金转付行为，原告在那一刻就应该实现自己的诉权，而事实上其第一次起诉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   证据4.（2016）川0108民初字4038档案，包括民事起诉状1份共3页、询问笔录1份、撤诉申请书1份、撤诉笔录1份、民事裁定书3份。以上证据均由当地法院提供，拟证明该次庭审中原告的起诉状中无原告起诉被告返还20万元的内容。这份证据充分印证原告并未在法定诉讼时间内向被告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已过。其之后原告在郫都区法院起诉、被告申请管辖权异议移送到贵院，这个过程中诉讼时效已过。   证据5.证人任忠远（注册会计师）的证言，拟证明企业财务做账流程，原告作为国有企业应有严格规范的付款流程，原告通过侯立民2015年2月3日、2015年4月29日分两笔支付被告款项，在后续每年的审计工作，原告都应当知道案涉197 000元有无转付的事实，现其提起本案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   证据6.被告夏俊远所写举报信一份。拟证明原告的代理人在（2019）藏0124民初23号庭审开庭中有伪造证据的行为，后被告向原告一审的代理人所在地的律协进行了举报，并多次向律协通过电话询问举报的事实。原告代理人为证明未过诉讼时效，在第一次庭审曾提交过一份向被告夏俊远追偿20万元的起诉状，该起诉状我方在相关法院未能调取到。我方认为一审代理人违背了基本的职业道德。   针对被告提交的上述六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2、3，原告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该组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4，系被告向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档案管理部门所调取，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5，任忠远（注册会计师）的证言，任忠远作为专业人员，其审理中所陈述的关于企业财务付款流程及账册、审计制度等内容，系其基于自身专业工作所作出的陈述，符合企业财务流程。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6，关于原告于（2019）藏0124民初23号本院组织证据交换时所提交的2016年12月23日的民事起诉状，该组证据在(2016)川0108民初4038号案件卷宗中并不存在，且本案中原告未将该起诉状作为证据提交。同时，被告夏俊远委托诉讼代理人在（2019）藏01民终781号案件中陈述，案涉款项系由原告工作人员侯立民通过短信告知被告夏俊远第三人郝加洲的银行账号信息，而在本案中，被告夏俊远陈述系侯立民通过电话口头告知郝加洲的银行账号信息，被告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两次庭审中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本院认为，因相关案件距原告代理人提交诉状近三年之久，被告夏俊远通过银行转账也已超过五年，双方均存在案件审理事实记忆模糊之可能，均并不构成恶意提交虚假证据、虚假陈述之情形。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过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2年10月19日，原告所属成都分公司与常源公司签订《旁多电站-拉萨换流站220千伏双回线路工程1标段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常源公司承揽原告成都分公司所承接的××站工程1标段工程劳务分包工程，侯立民系原告成都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合同签订后，常源公司雇佣了被告夏俊远等施工班组进行部分劳务工程施工。施工期间，常源公司使用了江夏公司（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第二总队）的相关租赁设备，经结算，相关设备租赁费用为50万元。   上述工程竣工后，常源公司因故未能支付被告夏俊远等施工班组的农民工工资以及江夏公司的设备租赁费用，导致被告夏俊远等施工班组的农民工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拉萨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对该案进行了主持协调。   2014年12月19日，原告承诺由其公司代付夏俊远等施工班组的农民工工资以及江夏公司的设备租金，并出具了《关于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对支付姜涛拖欠旁拉220KV线路工程农民工工资的承诺》。   2014年12月20日，原告与江夏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第二条约定：原告蒙送公司西藏工程项目部承诺在2015年2月17日之前付清江夏公司所有租赁费用合计500 000元。   2015年1月13日，江夏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李耀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内蒙古送变电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从向永红卡内转取武警水电二总队西藏输变电项目部设备租赁费用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整）300 000元整。收款人西藏输变电项目部：李耀。”，上述收条有向永红等人签名。   2015年4月，原告所属成都分公司与被告夏俊远签订《代付款协议书》一份，其中约定应付被告夏俊远施工班组的民工工资为671 564元，该款项直接支付至被告夏俊远银行账户。该代付协议关系成立后，原告通过其成都分公司职员侯立民于2015年2月3日、4月29日分别向被告夏俊远银行账户支付了347 000元、521 564元，以上共计868 564元。被告夏俊远收取第二笔款项后，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已收到工人工资671 564元，并备注：“于2015年元月支付150 000元，本次实际支付521 564元”。被告夏俊远于2015年2月3日收到侯立民款项347 000元时，当日即向案外人郝加洲银行账户转付了197 000元，并于当日向侯立民汇款1 000元。   又查明，因原告代常源公司垫付了部分施工班组民工工资及其他费用，双方在后期工程款结算时发生争议，常源公司将原告成都分公司诉至成都仲裁委员会，案号为（2015）成仲案字第440号，该案2015年9月25日第二次仲裁庭开庭笔录中第4页第8行，原告委托仲裁代理人陈述:“武警部队设备租赁费付款及依据，证明代付50万，证据只有30万。”，后成都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成仲案字第440号裁决，该份裁决对原告代付给夏俊远施工班组及江夏公司的设备租金未予一并处理。为此，原告于2016年7月12日将夏俊远、常源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成都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6）川0108民初4038号，请求夏俊远与常源公司返还代付款671 564元，后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7年5月15日向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了起诉。   再查明，2016年8月2日，原告以常源公司为被告、以江夏公司及向永红为第三人，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号为（2016）川0107民初8096号，诉请要求常源公司返还垫付款1 311 411元（含江夏公司设备租金50万元、向永红施工班组民工工资811 411元）、两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江夏公司仅确认收到了向永红转付的设备租金30万元，其余20万元并未收取，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该案一审民事判决，判决常源公司返还原告垫付款1 111 411元等，后常源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19.7万元是否系原告支付给被告夏俊远？原告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3.如果未超过诉讼时效，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委托支付款项的对象是谁（江夏公司还是第三人郝加洲）？4.如原告主张的理由成立，则被告承担本案款项的本金及利息是多少？   针对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被告夏俊远已于2015年2月3日、2015年4月29日分两次收到了包含案涉197 000元在内的合计868 564元，且上述款项系经原告指示由其工作人员侯立民转付至被告夏俊远银行账户，案涉197 000元款项系原告支付给被告，故原告主体资格适格。   针对争议焦点2，原告认为，其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是：直至2016年12月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一审庭审中，因江夏公司明确提出只接受原告支付的设备租赁费30万元，剩余20万元并未收到，原告才知道被告夏俊远在取得该款后未向江夏公司转交，故原告于2018年9月份向被告夏俊远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认为，原告的主张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理由是：首先，原告工作人员侯立民委托被告支付款项的时间为2015年2月3日，被告收到款项的当日，即向第三人郝加洲账户进行了转付，针对巨额款项委托他人支付，原告工作人员作为原告的代理人理应进行核实对方是否收到、是否存在支付错误。而原告方在委托向永红支付30万元租赁费中，原告方对其委托的事项处理结果进行了及时跟踪。如果原告对夏俊远的委托支付有异议，原告就不可能在2016年底才知道权利被侵犯，故诉讼时效在2017年2月4日已经届满。其次，退一步讲，通过原告提供的2015年9月25日（2015）成仲案字第440号第二次仲裁庭开庭笔录中第4页，被申请人即原告成都分公司，举证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证据中陈述（见仲裁庭开庭笔录第4页第8行）:“武警部队设备租赁费付款及依据，证明代付50万，证据只有30万。”，此时原告已经发现委托被告转支付江夏公司的租赁费20万元存在瑕疵，即如果是委托被告夏俊远转支付而未支付到江夏公司，那么原告方此时理应知道其权利已被侵害。本案的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应当为2017年9月24日，本案起诉时间是2018年9月，也已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工作人员侯立民陈述是其口头委托夏俊远向案外人江夏公司转付案涉款项，被告夏俊远陈述是候立民电话中口头委托转付给案外人郝加洲，但双方均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需要在原告确系委托被告夏俊远转付江夏公司的前提下进行分析，即如果原告系委托被告夏俊远向案外人江夏公司转付案涉款项，那么被告夏俊远擅自将案涉款项转付给郝加洲，原告应当于何时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现其提起诉讼有无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的主张已超过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理由是：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与案外人江夏公司（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第二总队）于2014年12月20日，在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见证下，双方签订租赁设备租金付款《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原告应于2015年2月17日之前付清所用设备租赁费用500 000元。2015年2月17日，应视为原告支付租赁款项的截止时间与案外人江夏公司达成一致约定的时间。原告工作人员侯立民在本院调查笔录中，自认系其请求被告夏俊远和案外人向永红向案外人江夏公司分别代为转付200 000元和300 000元。经审理查明，案外人向永红收到原告工作人员侯立民转账后，及时向案外人江夏公司工作人员李耀支付300 000元，且李耀代表江夏公司于2015年1月13向原告出具了收据，向永红也在收据上签名确认。2015年2月3日，原告工作人员侯立民向被告夏俊远支付347 000（含案涉197 000元），被告当日即向案外人郝加洲银行账户转付了197 000元，在约定的租赁款项截止时间即2015年2月17日到期后，案外人江夏公司作为协议的相对方及被告夏俊远均未出具任何收据，原告工作人员侯立民理应知道被告夏俊远有无在协议到期后按照委托转付成功，即原告及其工作人员侯立民在协议约定截止时间的次日即2015年2月18日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此后，候立民再次于同年4月29日向被告夏俊远转账521 564元（系农民工工资），在夏俊远仅向原告出具的总金额为671 564元的收据中，未注明案涉197 000元的情况下（两次转账总金额应为868 564元），候立民仍继续转账的行为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侯立民认可夏俊远将款项转给第三人郝加洲的行为，二是侯立民放任夏俊远擅自转款给第三人郝加洲侵害原告的相应权利。至于候立民当天收到被告夏俊远1 000元银行转账是否系被告夏俊远所述的香烟好处费，侯立民与被告夏俊远有无利益关系，以及原告公司事后对侯立民以何原因进行内部行政处分，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本院不予理涉。但候立民系原告操作案涉款项的工作人员，其知道权利何时受到侵害，也应视为原告公司何时知道权利受到侵害。   其次，通过原告提供的2015年9月25日（2015）成仲案字第440号第二次仲裁庭开庭笔录中第4页，被申请人即原告成都分公司在向申请人常源公司支付的款项举证时陈述:“武警部队设备租赁费付款及依据，证明代付50万，证据只有30万。”，上述仲裁案件中，在涉案工程承包人常源公司（江夏公司相关设备系由常源公司实际租赁）不认可原告代付有关租赁费用的情况下，只是提交了由向永红转交租赁费的相关证据，原告代理人自认只有由案外人向永红转付三十万元租赁费用的证据。因此，能够认定在该次仲裁开庭中，原告结合相关证据已经意识到仅通过侯立民给夏俊远银行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已经向案外人江夏公司实际支付了租赁费，此时原告自认只有30万元证据应视为其知道权利已经受到侵害。故原告最迟在2015年9月25日已经知道权利被侵害，即本案诉讼时效最迟应从2015年9月25日开始起算。   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本院查明本案诉讼时效应当最迟自2015年9月25日起算，至2017年9月24日到期。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曾于2015年9月25日至2017年9月24日期间向被告夏俊远主张过债权，亦未能举证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等情形。   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积极主张权利，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结合本案，本院认定原告主张因委托合同未履行，要求被告夏俊远返还不当得利已超过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即原告所主张的债权依法不受法律保护，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197 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3、4，关于原告是否实际委托被告夏俊远转付江夏公司，还是（2019）藏0124民初23号所认定的系原告委托被告夏俊远转付第三人郝加洲，因原告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述争议焦点3和4已无进一步认定之必要，本院不再理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 738.63元，公告费560元，以上合计 5 298.63元，由原告负担（已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贾 玲   审 判 员 次仁昌布拉   审 判 员 觉啊拉姆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旦增白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