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602行初137号原告吕吉春，女，汉族，1966年6月28日出生，云南省巧家县人，农民，小学文化，住云南省巧家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朝洪，云南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1230151387742。住所地：云南省巧家县白鹤滩镇花园社区金江路**。法定代表人：张俊隆，镇长（未到庭）。出庭应诉负责人：莫大刚，系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党委副书记。出庭应诉负责人：王国全，系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党委副书记。原告吕吉春诉被告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撤销土地确权告知书一案，根据2016年8月25日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昭中法〔2016〕74号《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对一审行政诉讼案件进行集中管辖的通知》的要求,原告于2019年11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4月7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吉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朝洪、被告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出庭应诉负责人莫大刚、王国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吉春诉称，一、事实部分。1981年农村集体土地包产到户时，原告吕吉春与其父母吕广洪（原告父亲，已去世）和聂兴富（原告母亲，已去世）一家三口人共同承包了门六社魁阁梁子处地名为清明地、坟坝和团地（注：为郭全荣种植，现已收还）处的三片土地共计3.48亩。1991年，原告吕吉春与巧家县蒙姑镇干冲村上松林社住人胡世谷结婚，婚后原告吕吉春为便于照管母亲聂兴富两地居住，其间原告家《土地承包证》也因管理不善而丢失。1993年，原告吕吉春将清明地、坟坝两处土地依法转包给被申请人吕广能（系原告吕吉春叔叔）耕耘种植，吕广能向原告支付了1994年至1995年两年的土地转包费共计人民币260元（注：每年130元）。1996年后，被申请人便赖着不予给付原告土地转包费，后在原告多次催付土地转包费之下，被申请人吕广能干脆直接说原告家承包土地已于1993年就被社上（生产队）收回重新承包给了他。至此，从1996年至今，被申请人吕广能一直将原告吕吉春家两片承包土地强行占据使用不予归还，也不付给原告土地转包费。原告为依法维护自身土地承包经营权，曾多次找过社上、村上和相关部门，但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1998年土地二轮延包时，被申请人吕广能伙同原社长寿朝高未通知原告填写《巧家县土地承包合同证书登记卡》，以致原告在土地二轮承包时登记遗漏，未予以进行延包登记。2016年8月16日，原告找到老社长寿朝高（现已去世）并问其关于原告家土地承包之事，寿朝高便口头上含糊其辞的告知原告说原告家清明地和坟坝两处承包土地已于1988年被他和吕广奎二人收回后转包给了被申请人吕广能家耕种。2018年8月20日，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制止被申请人吕广能的不法行为，向被告白鹤滩镇人民政府递交了《土地确权申请书》，并恳请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依法确权为原告所有，但被告办案人却无视国法，行政不作为，未予以依法办理。2019年7月26日，原告再次依法向被告白鹤滩镇人民政府递交了《土地确权申请书》，但被告办案人员依旧拖着不予办理。2019年9月16日原告在无可奈何之下，向巧家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了《检举信》；2019年9月19日，被告在巧家县纪委的督促告知下便通知原告到被告处办理土地确权事宜，并叫原告第三次向其交了一份《土地确权申请》和相关证据（注：被告办案人员在每次收取案件材料时未依法向原告出具书面通知）。2019年10月12日，被告办案人员通知原告和被申请人吕广能，三方亲自到申请人两处承包土地现场，实地对该两处争议地块四至界限进行了指认确定。2019年10月30日，被告通知原告到被告处，给了原告一份不予受理原告《土地确权申请》的《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告知书》。原告认为：根据以上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等规定，原告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告知书》，该行政行为属对案情认定事实不清且违法、错误之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依法予以撤销，并应重新依法办理。二、理由部份：(一）本案中，被告办理程序违法，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本案应视为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理由：《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五）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据此法条：本案应视为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理由：(1)、2018年8月20日，原告聘请了律师依法将《土地确权申请书》递交给了被告，但被告无视国法，时隔近一年不予办理；(2)、2019年7月26日，原告再次聘请律师依法向被告白鹤滩镇人民政府递交了一份《土地确权申请》，时隔近两个月(50多天)，被告还是不予办理；(3)、2019年9月19日，在巧家县纪委的督促下，被告不得不又叫原告第三次又向其递交了一份《土地确权申请》和相关证据，2019年10月30日，时隔42天，被告通知原告到被告处，给了原告一份“不予受理”原告《土地确权申请》的《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告知书》。根据以上三点，被告依法应书面告知原告受理或是不予受理案件的时间为5天，超过5天，应视为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然而被告所作出的《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告知书》是在第三次收到《土地确权申请》后42天才作出的，在法定时限内未予答复，更未办理，办理程序违法，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案应视为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2019年9月19日）起即为受理。(二）、本案中，原告以侵权人吕广能作为被申请人其主体资格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理由：原告家两处承包土地从1996年至今一直被吕广能无偿的强行占据使用，吕广能从1996年起至今便一直未给付过原告土地转包费，吕广能是与原告发生土地争议的唯一相对方，除吕广能外，该起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再无涉及第三人。由此说明：被申请人吕广能是对原告家发生争议的二地块构成侵权的唯一侵权人，故原告在本案以吕广能为被申请人其主体资格是完全符合的。(三）、本案中，被告方在2019年9月19日第三次收到原告《土地确权申请》后，时隔21天，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案件受理告知书》，然后于2019年10月30日又作出案件不予受理《告知书》，该行政行为依法属自相矛盾的行政乱作为。理由：《案件受理告知书》，依法是在案件完全符合“法定受理情形”后而作出的法律文书，一经受理的案件，依法只能是办理、撤案或撤诉，不再有“不予受理”之说；故被告在作出《案件受理告知书》后，又作出《案件不予受理告知书》之行政行为依法属自相矛盾的行政乱作为。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根据《行政诉讼法》、《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等法律、法规之规定依法向法院提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告知书》，判令被告重新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吕吉春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南门六组部分村民签名的《证实材料》复印件5份，证明：经原告所在社区村民证实，棚改所涉白鹤××镇××南门六社魁阁梁子处清明地、坟坝两地块所有权属原告与其父母的包产地和自留地；2、《1981年土地承包登记记录》复印件1份，证明：1981年农村集体土地包产到户时，当时的会计郭某在丈量土地时据实记录在笔记本上的原始依据，该原始依据充分的证明了原告家在门六社魁阁梁子棚改处己被征收的地名为清明地的土地属原告吕吉春与其父亲吕广洪和母亲聂兴富三人的包产地，该土地承包所有权归原告家所有；3、（2019）巧白人调字第023号《调解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因调解未果，调解委员会建议双方诉至法院解决；4、白鹤××镇××南门六社社长李世权《证明》复印件1份，证明：经原告住所地白鹤××镇××南门六社出具证明，证明位于白鹤××镇××南门六社魁阁梁子处地名为清明地、坟坝和团地面积为3.48亩的三片土地属原告吕吉春与其父亲吕广洪和母亲聂兴富三人的自留地和包产地；5、《说明材料》复印件1份，证明：（1）、原老社长寿朝高口头上含糊不清的说原告家两处争议土地已经于1988年经过他与吕广奎二人办理收回并转包给了吕广能耕钟，此说法不但属于违法之说，且无任何合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真实性，仅为一凭空之说。况且原告家该二块地是在1993年转包给吕广能的，与寿朝高之说完全不相吻合，这更说明了寿朝高之说纯属虚假，是子虚乌有的事；（2）、但此说法对原告并未造成实际的侵权行为，由此说明被申请人吕广能是对原告家发生争议的二地块构成侵权的唯一侵权人，故原告以吕广能为被申请人其主体资格是完全符合的；6、《巧家县土地承包合同证书登记卡》复印件1份，证明发包方根本未依法将原告家发生争议的两地块收回和重新转包给被申请人吕广能；7、《云南省巧家县新华公社金江大队向阳第二生产队提留到户花名册》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家在承包地期间已履行了国家要求缴纳的提留等相关费用的义务；8、巧家县蒙姑镇干冲村村委会《证明》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与胡世谷结婚后，在胡世谷居住社区属无户、无地人员；9、对郭某、吕广才、陈其芬的《调查笔录》复印件各1份，证明：（1）、原告家两处土地属原告在户籍所在社的第一轮承包土地，此为该社所有村民人人尽皆知之事。（2）、经申请人聘请的二位律师张明金和幸金文亲自到原告所在社向该社村民实地调查，证实了从1981年至今，该社从未召开过村民会议调整过土地。（3）、原告家两处土地仅只是转包给被申请人吕广能家；10、《土地确权申请书》（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20日）复印件1份，证明：2018年8月20日，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制止被申请人吕广能的不法行为，依法向被告白鹤滩镇人民政府递交了《土地确权申请书》，并恳请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依法确权为原告所有，但被告办案人员却无视国法，行政不作为，时隔近一年该案无人问津，未予依法办理；11、《土地确权申请书》（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26日）复印件1份，证明：2019年7月26日，原告再次依法向被告白鹤滩镇人民政府递交了《土地确权申请》，但被告办案人员依旧拖着不予办理；12、《检举信》复印件1份，证明：2019年9月16日，原告在无可奈何之下，向巧家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了《检举信》；2019年9月19日，被告在巧家县纪委的督促告知下通知原告到被告处办理《土地确权》事宜，并叫原告第三次向其交了一份《土地确权申请》和相关证据（注：被告办案人员在每次收取案件材料时未依法向原告出具书面通知）；13、中共巧家县委巧发（1991）13号《关于进一步完善土地山林承包建设责任制的意见》文件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行政乱作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14、《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告知书》复印件1份，证明：（1）、本案中，被告办理程序违法，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本案应视为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2）、被告于2019年10月30日所作出的《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告知书》，该行政行为属对案情事实认定不清、违法错误之行为，属行政乱作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15、《巧家县土地承包合同证书登记卡》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1）、《巧家县土地承包合同证书登记卡》证明发包方根本未依法将原告家发生争议的团地地块收回；（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原告确权申请上的团地这块承包地原告原转包给郭全，现已收回；16、《案件受理告知书》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在2019年9月19日第三次收到原告《土地确权申请》后，时隔21天，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案件受理告知书》，然后于2019年10月30日又作出案件不予受理《告知书》，该行政行为依法属自相矛盾的行政乱作为；17、原告吕吉春书写的《土地确权纠纷案情说明》复印件1份，证明：（1）、本案依法完全符合受理之情形；（2）、本案中，原告以侵权人吕广能作为被申请人其主体资格完全符合法律规定；（3）、根据本案实情，依法应当将原告、吕广能争议的二地块确权为原告家所有。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第1-7组证据的证据来源不合法；对第8组证据蒙姑镇干冲村村委会的《证明》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从被告的调查情况得知，原告在此地是没有户口的，是村社为了照顾原告才划了两块地给她；第9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10-17组证据只是原告单方面的行为，均不能证明被告违反了有关规定，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且通过原告的身份证及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说明原告并非是在当地出生的。被告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证据提交告知书》（简称告知书1）明确载明吕吉春与吕广能土地权属争议一事，答辩人已经受理，并要求原告吕吉春提交相关证据；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告知书》（简称告知书2），内容是在案件受理后，根据调查获取的事实告知原告，其申请土地确权的被申请人吕广能主体资格不符合，故而对其申请确权的请求不予受理，实际是对《告知书1》作出的答复文书。两份《告知书》的内容并无矛盾，更不存在程序违法和行政乱作为。（二）、对于吕广能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吕广能陈述，其经营耕种的名为清明地、坟坝的两块土地，系其于1993年用名为田尾巴、老伙食团（自留地）的两块地通过当时任生产队长的寿朝高（已故〉调换取得，同时，证人郭某、陈某、吕广奎也作了相应证实，调查笔录已经提交法庭。2、从调取的吕广能编号为1005906086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反映出，吕广能承包地中确有一块名为田尾巴的土地，该地块后又调换给了李开富耕种，有李开富证词，证据已提交法庭。3、陈某将其塘子头处的一块水田与集体互换老伙食团处的土地，有陈某证词，证据已提交法庭。综上，答辩人认为，吕广能取得清明地、坟坝两块地的经营权，是经过当时任生产队长的寿朝高同意并经调换取得，并非原告陈述的这两块地系原告所有，是被吕广能从1996年至今一直无偿的强行占据使用。从而说明，原告以吕广能作为被申请人申请土地确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答辩人作出的《告知书2》是正确的。总之，本案的焦点是答辩人作出的两份《告知书》是否存在违法和损害原告利益，是否属于违法的行政行为。经过答辩人对原告的诉求及所列理由的答辩，答辩人认为作出的两份《告知书》没有剥夺原告的任何权利，没有损害原告的任何利益，没有违背、违反任何法律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两份《告知书》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告知书》表述的事实和内容不够完整、准确，或者文书制作不够规范。如果原告有充足的证据，可以针对适格的被申请人另行对清明地、坟坝两地块重新提出确权申请。为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正确行政行为。被告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向白鹤滩农业发展中心查阅的《情况说明》复印件1份，证明吕广洪、聂兴富、吕吉春无土地承包档案；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1份，证明吕广能的承包地中有名为田尾巴的地块；3、《吕广能调查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吕广能取得清明地、坟坝两地块经营权的经过；4、郭云祥《调查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吕广能取得清明地、坟坝两地块经营权的经过；5、吕广奎《调查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吕广能取得清明地、坟坝两地块经营权经过；6、李开富《调查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其取得田尾巴地块经营权的经过；7、陈某《调查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其取得老伙食团地块经营权的经过；8、《证据提交告知书》复印件1份（存根），证明已经受理原告与吕广能土地权属案；9、《告知书》复印件1份（存根），证明被申请人主体资格不符，不予受理；10、《送达回执》复印件1份，证明告知书已经送达相关当事人。经质证，原告吕吉春对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第2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被告不能提交证据来证实吕广能调换土地的行为；对第3-7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调查笔录都是证人证言；对第8-10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吕吉春提交的第1组证据虽系复印件，但部分证人证言与第3、4、5、8、9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吕吉春与吕广能之间存在清名地和坟坝两地块的权属争议；第2、7组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第10组证据落款为2018年8月20日的《土地确权申请》及第12组证据《检举信》与本案不具关联性；第13、14、15、16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第17组证据，系原告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故不属于证据范畴，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提交的第1-4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吕吉春因与吕广能之间存在土地权属争议，于2018年9月25日向被告提交《土地确权申请书》的事实，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第5、6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在收到原告申请之后成立确权工作小组并向证人进行调查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提交的第7、8、10组证据系被告根据原告提交的申请，经过调查后作出答复并进行送达的事实，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第9组证据虽客观真实，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依法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原告吕吉春及其父亲吕广洪、母亲聂兴富三人原系原巧家县门办事处南门六社（现白鹤××镇××村）村民。1980年左右，原告吕吉春及其母亲一同离开原巧家县门办事处南门六社外出到原告吕吉春的二姐家共同生活，后一直未回到白鹤××镇××村生活，其母聂兴富于2006年去世。其父吕广洪仍在原巧家县门办事处南门六社生活，于1989年去世。1991年，原告吕吉春与巧家县蒙姑镇干冲村上松林社村民胡世谷结婚，在蒙姑镇干冲村上松林社并未取得承包土地。2018年9月15日，原告吕吉春取得编号为滇（2018）巧家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50596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载明原告吕吉春为一轮承包农业户口。承包地块为小田和团地共计1.32亩承包地，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因巧家县实施棚户区改造工程，位于白鹤××镇××南门六社地名为魁阁梁子处的两块（即清明地、坟坝）集体土地被政府征收，面积为2.103亩，征收补偿款为178763.50元。原告吕吉春认为被征收的清明地、坟坝两处地块系以其父亲吕广洪为户主的承包户于1982年承包的土地，故而与案外人吕广能（原告吕吉春的叔叔）因土地补偿款的归属问题产生争议。2018年9月25日，原告吕吉春向被告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递交《土地确权申请书》，但被告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一直未予以处理。2019年3月5日，吕广能与原告吕吉春至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针对双方之间的土地争议问题申请调解，因双方未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经（2019）巧白人调字第02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确定，双方自愿同意将该纠纷诉至法院解决。后原告吕吉春一直向被告反映要求对其递交的《土地确权申请书》中的申请事项进行处理。2019年9月27日，被告工作人员至白鹤滩镇农业农村和集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调取吕广洪、聂兴富、吕吉春3人的土地承包档案，经白鹤滩镇农业农村和集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查阅无上述三人土地承包档案。2019年9月29日，被告在巧家县国家综合档案馆查询到农户名为“吕广伦”的编号为1005906086的《巧家县土地承包合同证书登记卡》，载明“吕广伦”的承包土地为“曹家门口、小关山、田尾巴”。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案外人吕广能取得了编号为1005906086的《巧家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吕广能承包的土地地名仍为“曹家门口、小关山、田尾巴”，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2019年10月8日，被告白鹤滩镇人民政府成立北门社南门六组吕吉春土地确权工作组。同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证据提交告知书》1份，载明“你与吕广能土地权属争议一事，我镇已受理，现将受理告知书副本向你送达，你须自收到本副本之日起30日内提交相关证据于我镇，已便于我镇对该争议土地的确权事宜，逾期未提交，责任自负”。原告吕吉春及案外人吕广能均向被告提交了各自的证据。2019年9月30日、10月8日、10月9日、10月10日、10月11日，被告白鹤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分别向吕广能、原告吕吉春、郭某、吕广奎、李开富、陈某、寿廷奎进行了调查。2019年10月30日，被告再次向原告送达了《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告知书》1份，内容为：“你向本镇递交土地确认申请，现经我镇调查案件基本事实，你所申请的被申请人吕广能在本案中主体资格不符合，故该案件不予受理”。原告收到该告知书后不服，于2019年11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告知书》，判令被告重新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被告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对于原告吕吉春与案外人吕广能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具有法定处理的职权,故针对原告吕吉春提交的《土地使用权确权申请》,其具有进行调查和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定义务。被告于2018年9月25日收到原告提交的《土地确权申请书》后，本应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及时进行处理，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均未予以处理，属不履行法定职责。后在原告吕吉春的多次申请下被告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了名为《证据提交告知书》，实为受理案件的告知书。该告知书上已明确载明：“你与吕广能土地权属争议一事，我镇已受理，现将受理告知书副本向你送达，你须自收到本副本之日起30日内提交相关证据于我镇，已便于我镇对该争议土地的确权事宜，逾期未提交，责任自负”。至此,被告已明确于2019年10月8日受理了原告的土地确权申请。随后，被告也实际成立了工作组，对原告吕吉春与吕广能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进行了调查。故在被告受理并进行调查之后，其应当对原告提交的《土地确权申请书》中申请的事项是否成立作出处理决定书。但被告却于2019年10月30日以“被申请人吕广能在本案中主体资格不符合，故该案件不予受理”为由，作出了《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告知书》。该告知书中的“故该案件不予受理”的表述与其于2019年10月8日下发的《证据提交告知书》中的：“你与吕广能土地权属争议一事，我镇已受理，现将受理告知书副本向你送达”的表述明显自相矛盾。根据原告、被告向证人所作的《调查笔录》显示，原告及其父母在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是否对“清明地、坟坝”两地块进行了承包地一事原告并不认可相关证人的证言。原告提交的《土地确权申请书》中发生权属争议的土地系地名为“清明地”、“坟坝”的二块土地，对二地块进行实际管理耕种的人为吕广能，故案外人吕广能应为该土地权属争议的适格被申请人，被告认定“被申请人吕广能在本案中主体资格不符合”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政府告知书》其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明显不当，且作出的结论无事实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告知书》；二、限被告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重新对原告吕吉春的土地确权申请作出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巧家县白鹤滩镇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马兴慧人民陪审员  鲁 桂人民陪审员  马国惠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马世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