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11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屹松，男，汉族，1977年2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许，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建，男，汉族，1982年6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峰，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红，女，汉族，1984年12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峰，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傅屹松因与被上诉人张玉建、张玉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12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傅屹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傅屹松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傅屹松与张玉建于2018年7月13日签订的《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书》仅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使用，应当以《协议》为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一）《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为履行《协议》而签署的。《协议》签订之前，傅屹松与张玉建协商退出深圳市中航鹰驾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鹰驾公司），并一致同意以傅屹松实际投入资金28万元为依据，傅屹松将其持有的中航鹰驾公司40%股权作价30万元转让给张玉建。2018年7月13日，傅屹松与张玉建签订了《协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3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书》为根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要求而签署，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为1元。由于傅屹松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字比较潦草，工商管理部门要求重新提交一份协议，傅屹松才与张玉建于2018年8月1日另行签署了一份与2018年7月13日拟提交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版本协议同样内容的股权转让协议重新提交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同时，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非由傅屹松提出或者要求，由于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中航鹰驾公司负责，包括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书》在内的用于工商变更的文件，傅屹松均是按照中航鹰驾公司要求而配合签署。由此可见，2018年8月1日签署的转让价格为1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双方变更此前签署的《协议》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作用仅是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二）《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中航鹰驾公司历次工商变更登记使用的格式文本，中航鹰驾公司历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均未体现真实的股权转让价格。中航鹰驾公司历次股权变更的工商档案显示，中航鹰驾公司每次向工商部门提交的股权变更登记中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均与2018年8月1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大体一致，且价格均为1元，从未体现真实交易价格。如，张玉建在2017年11月13日将中航鹰驾公司10%股权，对应出资100万元转让给案外人谷有霞，工商登记显示的转让价格为1元，根据双方实际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显示实际的转让价格为100万元。傅屹松与张玉建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同样也是中航鹰驾公司用于工商变更登记使用的格式文本，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张玉建将其持有的公司51%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吴汉林的实际股权转让价格也非1元，实际上引进了吴汉林的投资510万元。（三）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第二条“转让及变更内容”约定：“根据股比，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职将进行变更，由乙方担任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三条第2款约定：“甲方承诺积极协助乙方办理有关的股权转让过户手续、法人变更手续。”第三条第4款约定：“甲方承诺支持目标公司的融资引进……乙方承诺，积极引进投资方。”本条实则要求傅屹松将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位均变更为张玉建。2018年7月16日，在《协议》签订后第3天，傅屹松即配合张玉建履行了《协议》项下法定代表人以及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的变更登记手续。2018年8月1日，为继续履行《协议》项下的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约定，双方以正楷字体对2018年7月13日拟提交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版本协议同样内容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字，并重新提交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另外，张玉建在取得傅屹松股权后，为了履行《协议》项下引进投资的约定，在双方互相配合下，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即为标的公司引进了投资人吴汉林，引进投资510万元，也说明傅屹松将股权以1元价格转让给张玉建不具有合理性。（四）张玉建确认拖欠傅屹松3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并确认存在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用于提交办理工商变更使用。张玉建曾向傅屹松承诺，张玉建向傅屹松支付30万元的义务不需要补充其他文件，凡是双方签字盖章的（包括工商变更提交的），张玉建均予以认可。同时，在《协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之后，张玉建也曾向傅屹松确认，张玉建以30万元的价格受让傅屹松持有中航鹰驾公司40%股权是张玉建、傅屹松以及股权转让时公司另一股东谷有霞共同同意的，并表示确认拖欠傅屹松股权转让款30万元。二、一审法院以中航鹰驾公司净利润亏损为由认定股权转让价格为1元错误。（一）中航鹰驾公司作为初创科技公司，前期研发投入较大，投入产出有一定的时间差。中航鹰驾公司作为科技创新型公司，前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人员、研发、业务开拓等是正常经营行为，在财务报表上虽然体现为亏损，但实际上并不影响公司的价值判定。公司持有与开展公司主营业务相适应的2项外观设计专利、6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这些都是前期研发投入在公司资产上的体现，不能以公司目前亏损为由而否定公司的客观价值。（二）中航鹰驾公司的净资产额一直为正数，截至股权转让前，公司净资产额为860267.62元，公司40%股权最低价值也达到数十万元以上。根据张玉建、张玉红提供的中航鹰驾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18年1月1日，所有者权益合计（即公司净资产）为2405838.21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所有者权益合计为4619296.20元。根据另案中中航鹰驾公司出具的《资产负债表》（2018-6-30）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净资产额为860267.62元。标的公司虽然有亏损，但是仍然有大量资产，远未达到资不抵债的状况，其股权价值不可能为1元。公司亏损或者盈利，并不能决定公司股权的价值。相反，公司的净资产值（所有者权益）最终反映公司股权的价值。傅屹松转让给张玉建的股权对应的价值无论是按照2018年年初还是期末净资产额计算，其对应的净资产价值均达到数十万元以上，定价为1元不具有合理性，且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作价的基础是傅屹松对中航鹰驾公司的实际出资28万元，而非任何其他因素。（三）以1元的价格进行股权转让，有违正常商业逻辑。标的公司作为傅屹松在辞职后花费大量心血创立的企业，净资产值有数百万元，傅屹松不可能将标的公司40%股权以1元价格转让给张玉建。三、张玉建与张玉红为夫妻关系，张玉建因受让傅屹松股权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张玉红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张玉红也深度参与到公司事务中，张玉红曾参与到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的协商，张玉红是知情的，张玉建投入公司经营的资产涉及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应当认定为夫妻双方为共同生产经营而负的债务。被上诉人张玉建辩称，傅屹松与张玉建于2018年8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案涉股权转让金额应当以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为合法依据。一、傅屹松与张玉建于2018年8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案涉股权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的唯一依据，经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书》对于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分担、违约责任、协议的变更或解除、有关费用的负担等方面作出明确约定，内容全面和完备。2018年7月13日的《协议》对此没有约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无论从形式要件还是实体要求，均明显高于傅屹松提供的《协议》的效力。二、傅屹松提供《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7月13日，张玉建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为2018年8月1日，在前后两份协议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后签订的协议为准，后合同是对前合同的修改。三、2018年8月1日，中航鹰驾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并形成决议，股东会决议内容为：“经公司股东会讨论研究并决定，一致同意股东傅屹松将其持有公司40%的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人张玉建，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该股东会决议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作出，有傅屹松、张玉建及股东谷有霞的签名认可。前述股东会决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一致，形成完整证据链。四、傅屹松担任中航鹰驾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股权转让给张玉建期间，公司存在大量亏损，根据中航鹰驾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及利润表证实，公司2017年年度亏损为594161.79元，2018年1月至6月30日期间的亏损为1524189.7元，合计共亏损2118351.76元。傅屹松作为中航鹰驾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对于公司经营状况是清楚的。因傅屹松提供的2018年7月13日《协议》中没有对亏损、债务进行任何约定，傅屹松有义务根据其持有的中航鹰驾公司40%股权比例承担亏损847340元。因此，案涉股权以1元转让符合股权转让时公司的经营状况，具有合理性。根据中航鹰驾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出具的公司状况《证明》，证明中航鹰驾公司由于长期存在巨额亏损、经营困难，已于2019年8月1日停业，佐证傅屹松当时将案涉股权以1元转让，充分考虑了公司的经营状况。五、傅屹松在其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中认可案涉股权转让款为1元，并认可双方于2018年8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并依此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作为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的依据，又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为了履行《协议》而签署，是自相矛盾的陈述，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张玉红辩称，张玉红自2008年开始一直在医院从事护士工作，对傅屹松与张玉建的股权转让行为没有参与，《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经过张玉红的追认，傅屹松称张玉红深度参与中航鹰驾公司事务无事实依据。中航鹰驾公司由于亏损巨大，没有产生任何利润作为家庭收益。傅屹松要求张玉红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没有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傅屹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玉建向傅屹松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2.判令张玉建向傅屹松支付逾期付款罚息3681.25元（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逾期罚息，即年利率7.125%，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实际应计至偿还完毕之日）；3.判令张玉红对张玉建的上述款项给付义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航鹰驾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原公司股东共有3个，其中傅屹松认缴出资额400万元，出资比例40%；张玉建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出资比例30%；谷有霞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出资比例30%。2018年7月13日，傅屹松与张玉建签订《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1.中航鹰驾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傅屹松为中航鹰驾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股东，合法持有公司40%的股权，应实缴股金为400万元，实际出资为28万元；2.傅屹松将其合法持有的中航鹰驾公司的40%股权转让给张玉建，股权转让款为30万元；3.根据股比，中航鹰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傅屹松变更为张玉建；4.傅屹松承诺积极协助张玉建办理有关的股权转让过户手续、法人变更手续；5.张玉建承诺，积极引进投资方，尽力在3个月促成第三方的投资引进；6.待中航鹰驾公司40%股权过户至张玉建名下后，从股权变更日起90日内，张玉建应向傅屹松支付股权转让款。2018年7月16日，中航鹰驾公司作出变更决议（决定），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指定联系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均由傅屹松变更为张玉建，监事由张玉建变更为谷有霞。2018年8月1日，傅屹松与张玉建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1.傅屹松占有中航鹰驾公司40%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约定，傅屹松应出资400万元。现傅屹松将其占公司40%的股权以0.0001万元转让给张玉建；2.张玉建应于股权变更日起90天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傅屹松；3.本协议书生效后，受让方张玉建按受让后股权的比例分享公司的利润，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4.如由于转让方的原因，致使受让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受让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转让方应按受让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万分之一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5.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转让、受让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均同意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6.本协议书经转让、受让双方签字即成立并生效。本协议生效后依法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2018年8月1日，中航鹰驾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致同意股东傅屹松将其持有公司40%的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张玉建，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股东会决议落款处有公司全体股东傅屹松、张玉建、谷有霞的签名。傅屹松确认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但称该股东会决议以及同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只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签署的。同日，中航鹰驾公司向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傅屹松与张玉建于2018年8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等材料，申请公司变更（备案）登记，傅屹松所持有的中航鹰驾公司的40%股权经核准变更至张玉建名下。另查明，根据张玉建提交的中航鹰驾公司2018年上半年《利润表》证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该公司净利润累计金额为亏损1524189.97元。根据张玉建提交的中航鹰驾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证据显示，该公司在2017年净利润累计金额为亏损594161.79元。再查明，张玉建与张玉红为夫妻关系，案涉股权转让交易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虽然傅屹松与张玉建在2018年8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了仲裁条款，但张玉建未在本案首次开庭前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视为放弃仲裁协议，故一审法院应继续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股权转让款金额应以哪一份合同为依据认定；二、张玉红应否对张玉建所负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逐一分析如下：一、案涉股权转让款金额应以哪一份合同为依据认定。本案中，傅屹松与张玉建就股权转让事宜先后签订过《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书》两份合同性文件，而且，双方对于案涉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于所转让股权标的数量、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等内容均没有异议，仅是对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存在争议。傅屹松主张按照2018年7月13日签订的《协议》确定案涉股权转让款为30万元，张玉建则主张按照2018年8月1日签订并经股东会作出决议和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确定案涉股权转让款为1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应按照2018年8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各自的义务，理由如下：第一，从双方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方面来审视。因为双方对于案涉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从合同订立的层面而言，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可视为双方自愿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第二，从合同的内容方面来审视。2018年8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相较2018年7月13日签订的《协议》，在内容上增加了有关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分担、违约责任、协议书的变更或解除、有关费用的负担等合同条款，内容更加全面和完备。第三，从合同订立的时间方面来审视。《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8月1日，相较于2018年7月13日签订的《协议》，合同的订立时间在后。在双方当事人对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都无异议的情况下，按照基本的法律常识和规则，可以认定为合同当事人一致同意变更了股权转让的相关内容，对于股权转让价格等内容形成了新的合意。第四，从合同的批准程序方面来审视。2018年7月13日的《协议》在签订之后，没有经过提交中航鹰驾公司股东会讨论研究并作出决议的程序。而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后，中航鹰驾公司于2018年8月1日召开了股东会，并作出了决议。股东会决议中清晰载明：“经公司股东会讨论研究并决定，一致同意股东傅屹松将其持有公司40%的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张玉建，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该股东会决议落款处有公司全体股东傅屹松、张玉建、谷有霞三人的签名。该股东会决议证据系由傅屹松所提交的，傅屹松也当庭确认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股东会系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体现了公司的意思自治，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应充分尊重公司的意思自治。股东会决议所记载的股权转让价格为1元，与《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一致，能够相互印证；而2018年7月13日《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30万元与股东会决议所记载的股权转让价格不一致，不能相互印证。第五，从双方解释的理由和证据方面来审视。傅屹松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于其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1元，认为意思表示不真实，傅屹松解释的理由是，2018年8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只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便利而签订的，张玉建对此不予认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傅屹松除了上述口头解释外，既未详细说明也未提出证据证明，究竟以载明股权转让价款1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有何种便利性和合理性，而以载明股权转让价款30万元的《协议》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又有什么不便利之处，故傅屹松解释的理由难以让一审法院认同。再则，即使傅屹松所述理由为实情，即约定股权转让款为30万元的《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其向有关行政部门提交的却又是其并不认可该1元转让价格真实性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此种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从彰显和维护法律的正义性角度而言，一审法院亦不能予以认可和支持。而张玉建解释的理由是，傅屹松在将股权转让给其之前，中航鹰驾公司在2017年度及2018年上半年均存在大量的亏损，因此转让款为1元存在合理性。张玉建提交了中航鹰驾公司2018年上半年《利润表》及中航鹰驾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证据，证明该公司在2017年亏损金额为594161.79元，2018年上半年亏损金额为1524189.97元。一审法院认为，张玉建的解释理由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更具有可采性。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傅屹松与张玉建于2018年8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双方均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傅屹松认为2018年7月13日的《协议》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主张张玉建应向傅屹松支付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傅屹松已经于2018年8月1日履行了将案涉股权转让变更至张玉建名下的义务，而张玉建未依约在股权变更日起90日内（也即2018年10月30日前）向傅屹松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了违约，张玉建应承担违约责任。因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未就张玉建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作出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关于逾期罚息利率标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于在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50%作为罚息的明确规定，傅屹松主张增加50%的罚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二、张玉红应否对张玉建所负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原则上属于个人债务，但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以及确有证据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除外。具体到本案而言，案涉股权转让虽然发生于张玉建、张玉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张玉红并非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也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傅屹松亦未能举证证明张玉建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案涉股权转让款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傅屹松要求张玉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张玉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傅屹松支付所欠股权转让款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自2018年10月30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傅屹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张玉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28元（已由傅屹松预交），由张玉建负担50元，由傅屹松负担2878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所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张玉建于一审期间提交的中航鹰驾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2018年12月31日）显示，资产总计年初余额为2522813.93元，期末余额为5593189.51元；所有者权益合计年初余额为2405838.21元，期末余额为4619296.20元。再，二审期间，傅屹松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书》（2018年7月13日），拟证明《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书》于同一天签署，不存在先后顺序；2018年8月1日的版本是因为原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字潦草而用正楷补签，并非对《协议》的变更；证据2，公司其他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拟证明公司自设立至今有3次股权变更登记，每次变更登记均使用同样版本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历次股权变更提交工商备案登记的资料均未体现真实交易价格；证据3，中航鹰驾公司2018年6月30日《资产负债表》，拟证明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航鹰驾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80余万元，傅屹松不可能将其持有的公司40%股权作价1元转让给张玉建；证据4，傅屹松实缴出资银行流水，拟证明傅屹松通过个人账户以及妻子赵修霞账户将相关款项支付至张玉建以及公司财务林兆祯账户用于公司经营；证据5，公司软件著作权以及使用发明专利，拟证明公司拥有大量知识产权资产，具有较高价值；证据6，公证书，系对傅屹松与张玉建微信聊天记录的公证，时间分别为2018年5月11日、2018年7月13日、2018年11月23日，其中在2018年11月23日的聊天中张玉建明确提到关于其受让傅屹松40%股权的实际情况，是以其个人名义以30万元的价格转至其名义，经公司股东傅屹松、谷有霞、张玉建同意，拟证明傅屹松与张玉建实际履行的是《协议》，张玉建曾确认拖欠傅屹松股权转让款30万元。张玉建、张玉红二审当庭不同意质证，同时对证据1、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证据6证明案涉股权是1元转让的。二审庭后，张玉建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为傅屹松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同时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不认可。二审期间，张玉建、张玉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中航鹰驾公司状况证明，拟证明中航鹰驾公司由于长期存在巨额亏损、经营困难，已于2019年8月停业，佐证傅屹松当时将案涉股权以1元转让具有合理性；证据2，在职证明，拟证明张玉红自2008年开始在罗湖医院社康中心从事护士工作。傅屹松不同意质证，同时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关于双方在案涉股权交易中实际履行的是2018年7月13日签订的《协议》还是工商部门备案的2018年8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问题。首先，傅屹松、张玉建均为中航鹰驾公司原股东，分别持有公司40%、30%的股权，双方先后于2018年7月13日、2018年8月1日签订《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中航鹰驾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傅屹松为中航鹰驾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股东，合法持有公司40%的股权，应实缴股金为400万元，实际出资为28万元；傅屹松将其合法持有的中航鹰驾公司的40%股权转让给张玉建，股权转让款为30万元。依据上述约定可知，傅屹松、张玉建作为中航鹰驾公司原股东，均确认傅屹松持有中航鹰驾公司40%的股权，实缴出资28万元。故傅屹松将其持有的中航鹰驾公司40%股权以30万元对价转让给张玉建，符合商业惯例。其次，虽然张玉建于一审期间提交的中航鹰驾公司2018年上半年《利润表》及中航鹰驾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载明，中航鹰驾公司2017年亏损金额为594161.79元，2018年上半年亏损金额为1524189.97元，但该《2018年度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2018年12月31日）同时显示中航鹰驾公司资产总计年初余额为2522813.93元，期末余额为5593189.51元；所有者权益合计年初余额为2405838.21元，期末余额为4619296.20元。一审判决以中航鹰驾公司存在亏损为由而不考虑公司的实际资产总额及所有权权益即认定案涉股权转让价款为1元合理，是不当的。再次，《协议》约定，傅屹松承诺积极协助张玉建办理有关的股权转让过户手续、法人变更手续。《协议》签订后，双方于2018年8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于同日向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书》等材料，申请公司变更登记。从《协议》的前述约定及双方履行行为可知，双方于2018年8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实际系为履行《协议》约定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需要。鉴此，本院认为，就案涉《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文本内容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2018年8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当日的股东会决议应是双方为履行《协议》的约定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签订，而双方将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1元，实际系为掩盖双方股权交易的真实价格，2018年7月13日签订的《协议》与2018年8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构成“阴阳合同”关系。故可以认定2018年7月13日的《协议》更能反映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对傅屹松、张玉建有法律约束力，案涉股权转让价款应按2018年7月13日签订的《协议》的约定履行。傅屹松已按约定将案涉中航鹰驾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到张玉建名下，傅屹松主张张玉建应按2018年7月13日的《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同时，鉴于本案诉争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通谋签订“阴阳合同”，傅屹松与张玉建对此均存在过错，故本院酌定逾期付款利息以股权转让款3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傅屹松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1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关于张玉红的责任问题。虽然案涉股权交易发生于张玉建、张玉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张玉红未在案涉《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亦无证据证明张玉建所负的案涉债务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傅屹松提出的张玉红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傅屹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128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128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张玉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傅屹松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1月1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傅屹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张玉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28元（已由傅屹松预交），由张玉建负担2893元，由傅屹松负担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56元（已由傅屹松预交），由张玉建负担5785元，由傅屹松负担7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姚晓静（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