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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86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上海欣荣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400号1幢、8幢、9幢。 法定代表人：朱正敏，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漕溪北路336号。 法定代表人：方世忠，该区人民政府区长。 再审申请人上海欣荣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荣公司）因诉被申请人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徐汇区政府）建筑行政强制决定一案，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行终49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欣荣公司以一、二审遗漏了对强制拆除“临时移动帐篷”行政行为的审查与认定，“移动售货车”不属建筑，更不应认定为违法建筑，一、二审将“移动售货车”认定为建筑并进而认定为违法建筑错误等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欣荣公司在其搭建的设施被强拆后提起本案之诉，请求撤销徐汇区政府作出的涉案《强制拆除正在搭建的违法建筑决定书》。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申请人徐汇区政府在催告履行期限内即作出被诉《强制拆除正在搭建的违法建筑决定书》，侵害申请人自行拆除以降低损失之权利，且在送达等程序上也未遵守法定程序，属违法行为。据此，一审判决确认该《强制拆除正在搭建的违法建筑决定书》程序违法，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欣荣公司申请再审，主要是认为移动售货车不属于“建筑”，故亦不属“违法建筑”。经查，一、二审法院根据涉案移动售货车的体积、占地面积以及功能等，认定为“建筑”，并无明显不当，申请人所主张的该移动售货车不属于“建筑”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难以支持。一、二审判决均无明显不当。 综上，欣荣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上海欣荣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朱宏伟 审判员  何 君 审判员  李绍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娄俊涛 书记员钱莹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民申177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申请执行人、二审上诉人）：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石南路59号。 法定代表人：王英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杰，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珊，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执行案外人、二审被上诉人）：刘纪武，男，1972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被执行人、二审被上诉人）：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中山东路432号。 法定代表人：郭文显，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河北联邦伟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232号。 法定代表人：周锦程，该公司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河北联邦伟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再审申请人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刘纪武、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远公司）、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河北联邦伟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邦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3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三建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审程序违法，请求调取一审庭审录像予以证实刘纪武的诉讼请求系庭后修改。一审判决书中记载的诉讼请求与被申请人刘纪武提交的起诉状及一审庭审中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不一致，且申请人核对庭后笔录时并没有刘纪武手改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一审在法庭辩论终结后仍同意被申请人刘纪武变更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且未告知申请人该情况，导致申请人未针对新的诉讼请求进行答辩及组织证据，侵害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二、原审判决否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1破2号之六民事裁定书已经确认的事实，认定刘继武为涉案债权的实际权利人，系认定事实错误。1、经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1破2号之六民事裁定书确认，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系河北联邦伟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对联邦公司享有债权本金911437元。2、合同具有相对性，只有合同的当事人才能基于合同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振远公司作为合同约定的建设工程承包方，有权向合同约定的发包方联邦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第三人不能依据该合同向联邦公司主张该合同权利。本案所涉被执行财产为生效裁判确认的振远公司对联邦公司的债权。案外人刘纪武自始至终是以振远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出现，其对该笔工程款归属振远公司所有是明知的。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五款：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本案与联邦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是振远公司，振远公司是联邦公司真正债权人，该债权与刘纪武无法律关系。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即使刘进武与振远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应依据双方合同约定向振远公司主张权利，即便联邦公司对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债权性质也为一般金钱债权，既不具有优先受偿权，更不能认定刘纪武为涉案款项实际权利人。 被申请人刘纪武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驳回三建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刘纪武借用振远公司的名义与联邦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且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联邦公司、振远公司也均认可该工程实际施工人为刘纪武，故原审认定联邦公司就其所欠付工程款对实际施工人刘纪武有给付义务，刘纪武系案涉债权实际债权人并无不妥。据此，刘纪武主张案涉债权具有排他性，申请人不得执行。原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申请人主张的其他申请事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新峰 审  判  员  堵中阳 审  判  员  袁江峰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兼）  杜志琴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民辖终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和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和润集团总部大厦。 法定代表人：虞松波。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俊芳，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玫，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三段18号1号楼1层101号。 负责人：冯丽佳。 原审被告：泸州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进港路57号。 法定代表人：张晶。 上诉人和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润集团）因与被上诉人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以下简称泸州银行）、原审被告泸州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上海江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海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和润控股有限公司、泸州润华物流有限公司、江苏华和热电有限公司、四川农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虞松波、虞旻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5民初72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和润集团上诉称，一、请求依法撤销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5民初72号之一民事裁定；二、将本案依法移送至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事实与理由：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本案应当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上诉人的住所地在浙江省舟山市，故本案应当由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二、被上诉人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存在滥用诉权的情形。2019年11月27日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泸州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偿还本金41307.258799万元及利息、罚息并承担被上诉人律师费240万元，请求上诉人等其余被告承担担保责任。同时，被上诉人于2019年11月27日向泸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泸州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在借款本金及至该本金实际付清止的利息、罚息以及实现债权费用的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实质上也是向仲裁委提起请求，要求泸州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的债权债务进行确认。被申请人向原审法院提起的诉讼和向泸州仲裁委员会提起的仲裁，系就同一法律关系及法律事实分别提起诉讼和申请仲裁，存在滥用诉权的情形。综上，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将本案移送至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和润集团与泸州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明确约定如双方因该合同产生纠纷，可向泸州银行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款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被上诉人选择向原审法院起诉并无不当。其次，关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构成重复起诉、滥用诉权的问题，本院认为，该上诉理由不属于本案管辖异议审理的范围，且上诉人并未在本案一审中提出，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朱圣镖 审 判 员 周力非 审 判 员 谢 可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罗佳琴 书 记 员 罗佳琴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民申78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西富迪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博白县人民中路089号。 法定代表人：朱俊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林坚，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丹，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春林，男，198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博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富荣，广西桂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广西富迪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迪嘉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李春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9民终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富迪嘉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富迪嘉公司已按规定提交规划验收申请、向政府请示要求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工程已经消防验收合格、商品房项目的资料已交房管所备案。工程未竣工验收的原因不是部分构筑物或建筑物未按规划建设，也不是工程质量问题，而是适用新旧规划验收标准问题。二审法院向博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规划办负责人所作的调查笔录，由于该负责人不了解情况，也不是原经办人，无证据证明涉案小区哪部分工程超规划面积建造，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小区部分构筑物未按规划建设，与事实不符。（二）根据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由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原因致使不能如期办理，造成该商品房权属登记备案手续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出卖人不承担责任。故富迪嘉公司依据合同约定不应承担逾期办证责任。（三）富迪嘉公司再审期间提交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指标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处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博白县人民政府文件（请示）处理笺及关于处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意见的请示、博白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白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博政发（2019）15号）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富迪嘉公司再审期间提交的有关政府文件在二审判决前已经出台，且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2019年7月17日博白县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博白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博白县房地产项目未按规划条件建设、工业企业未按规定办理报建手续或未按规划批准建设、用地未经批准增加容积率、改变土地用途等造成未能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出处理意见，要求相关企业在整改或予以处罚后方可办理权属证书，该文件亦不能证明因政府职能部门原因导致涉案房产项目无法办理权属证书。富迪嘉公司以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为由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二）依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富迪嘉公司应在2016年4月28日前将相关材料备案。富迪嘉公司直至2018年10月18日才将相关材料交有关部门备案，原审判决富迪嘉公司承担逾期办证违约责任有事实依据。富迪嘉公司主张涉案商品房未能办理权属证书是因政府职能部门所致，但经二审法院向相关部门核实，涉案商品房未能办理竣工验收手续，是因小区超规划面积建造，规划验收未通过。富迪嘉公司对二审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故对其该再审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富迪嘉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广西富迪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英伦 审 判 员 黄肖** 审 判 员 林国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刘 蔚 书 记 员 钟 毅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吉民申70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吉林省天闽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西安大路与建设街交汇处新润天国际1幢1单元1704室。 法定代表人：倪朝阳，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毅敏，吉林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吉林省子华人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青年路83号彩云间大厦1006号房。 法定代表人：王行威，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吉林省天闽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闽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吉林省子华人才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华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1民终1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天闽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诉讼费由子华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9日天闽公司交给子华公司现金人民币壹万伍仟元，由其业务员刘超出据《收据》，同时作了补充修改。2017年5月份，子华公司才将姜德蛟的《建造师资格》《毕业证》，交到天闽公司，由于证件没有及时送到，年审报名时间错过，直至2017年8月才申报成功，东北都在年初招、投标工作，因此，2017年因申报太晚，根本没法工作，按照《补充修订》的约定：余款待姜德蛟安全B证考核合格后付清，若三个月内安全B证无法考核成功，则前付壹万伍仟元退回，同时姜德蛟建造师证也退还。子华公司没能按照《聘用协议书》《补充修订》，约定的时间交付相关证件，导致2017年全年没有工作，造成巨大损失，天闽公司保留追索子华公司由于违约给天闽公司造成损失的权利。天闽公司先后分三笔给付子华公司、姜德蛟肆万伍仟元整。2017年3月9日《收据》壹万伍仟元整，2017年12月29日向姜德蛟转款壹万元整，2018年4月23日向姜德蛟转款贰万元整。故二审判决是错误的，应依法撤销。 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确有“余款壹万伍仟元整待姜德蛟安全B证考核合格后付清。若三个月内安全B证无法考核成功，则前付壹万伍仟元退回，同时姜德蛟建造师证也退还”的约定，但在三个月内姜德蛟未将安全B证考核成功的情况下，双方仍然继续履行了《聘用协议书》。申诉审查中，天闽公司亦表示“我认为姜德蛟又重新取得了B证，合同可以继续履行”。故双方用行为变更了上述约定，继续履行《聘用协议书》。天闽公司关于姜德蛟未按时考核成功安全B证，其应减免给付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聘用协议书》中约定由子华公司代收姜德蛟的聘用工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姜德蛟解除了关于子华公司代收其聘用工资的委托或各方变更姜德蛟聘用工资给付方式的事实，故除子华公司自认的天闽公司向姜德蛟直接支付1万元的给付行为系履行《聘用协议书》义务外，其他天闽公司直接向姜德蛟的给付行为无法认定为系履行其在《聘用协议书》中的义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吉林省天闽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 亮 审判员 冯志毅 审判员 杨毅鹏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 贺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冀0105民初6414号原告：周某某，住石家庄市新华区。被告：石某，住石家庄市。原告周某某与被告石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周某某向本院申请解除查封账户。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周某某申请解除财产保全符合法律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裁定如下：解除对石某名下某某有限公司某某支行账户1116.54元的查封。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审判员  张改芹二〇二〇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齐光东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59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小玉，女，1979年10月4日生,苗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况光辉,男,系原告刘小玉之夫。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况光辉，男，1972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遵义市星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法定代表人：张进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小玉、况光辉与被告遵义市星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星园房开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3民终56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刘小玉、况光辉申请再审称，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再审申请人于2011年10月9日向星园房开购买了案涉房屋，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七条约定：商品房价格已包括水、电建设安装费用以及双方约定的附件五所列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2013年1月8日星园房开向申请人收取了燃气开户费2600元，有限电视开户费365元，共计2965元，原审对该事实均予支持，2019年上半年，申请人得知本小区业主张明忠退了燃气费和有限电视开户费，才得知被申请人收取该项费用不合法。原审中被申请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之规定（3年的诉讼时效期）判决申请人败诉，其所依据的理由是《贵州省城乡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系公开的地方性法规，2009年5月1日颁布实施以来，认定我们就对该法规知晓，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就从交费之日起计算。二审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八十条之规定（2年的诉讼时效期）予以维持不合理。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时起计算，申请人在交纳燃气费和有限电视费时并不知道该权利受到损害，否则也不会交纳该费用。星园房开借用合同以“补充协议”垫资的方式收取该费用，有隐蔽的行为，且收费时没有任何服务商委托，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并不能明知《贵州省城乡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的内容，如果要求权利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承担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后果，显然不公平。据此，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申请对本案进行再审。被申请人答辩称，原审认定被申请人收取燃气开户费和有限电视开户费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认定申请人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并驳回了申请人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刘小玉、况光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事由提出再审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审查，应当围绕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之规定，本院围绕刘小玉、况光辉提出的申请事由进行了审查。经审查，再审申请人对本案事实认定没有异议，现争执的是原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及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系公开的地方性法规，已于2009年5月1日实施。该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商品房价格应当包括商品房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申请人交纳有线电视开户费，燃气开户费的时间系在《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要求其交纳有线电视开户费，燃气开户费的行为不符合该条例的规定，申请人则应在交费之日起二年内提出主张，现申请人认为自己作为普通百姓在对该条例无法认知理解的情况下承担其诉讼时效届满的后果违背了立法宗旨，承担诉讼届满的后果显然不公平，但法律不能因当事人不知法律而免于承担后果。另，申请人提交了（2018）黔01民终3019号民事判决书，其目的就是类似案例房开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认为《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具有公开性，从2019年5月1日起颁布实施以来，老百姓就知道房开公司收费违反此条例，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应从缴费之日起计算)均未得到法院的支持。经审查，（2018）黔01民终3019号是赠予合同纠纷，与本案没有任何联系。且因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个案亦各有具体情况，类案判例不能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故原审认为本案中申请人提起诉讼时距其交费之日早已超过该期限，且申请人也未举证证明其曾催要退还燃气开户费和有线电视开户费的事实，原审认定其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同时，原判决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对刘小玉、况光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事由提出的再审申请不予支持。综上，刘小玉、况光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刘小玉、况光辉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朱进审判员  严白审判员  王君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彭凤书记员王圣强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229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金魁，男，196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前，安徽恒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刚，男，1969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鸿飞，安徽皖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赵金魁因与被申请人刘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2民终2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赵金魁申请再审称：一、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投资合作法律关系而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对案涉《借条》形成的时间、地点以及背后的法律关系没有查明，认定事实错误。1.案涉70万元是投资款而非借款，《借条》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2014年7月3日，赵金魁和刘刚签订一份《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由二人共同经营“银川建设党委老干部小区”建筑工程，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其中刘刚出资70万元。协议签订当日，刘刚通过转账方式转给赵金魁70万元作为投资款。案涉《借条》的形成是有原因的，**于2019年9月18日出具的《证明》陈述了《借条》形成的时间、地点及原因。从**的陈述来看，《借条》形成的时间不是2014年7月3日，赵金魁在《借条》上签名也是不情愿的，其不是认可应当清偿70万元债务，而是另有隐情。刘刚现依据《借条》主张权利，要求赵金魁支付本金和利息，显然没有事实根据。2.赵金魁向刘刚支付款项的行为不能视为赵金魁向刘刚偿还借款。案涉《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赵金魁于2016年2月7日、2017年11月27日分别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刘刚10万元、以房屋作价32万元作为返还刘刚的投资款，上述时间节点均是在《借条》形成之前，二审法院认为赵金魁通过后期多种方式实际偿还款项，对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进一步确认错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认为刘刚诉请的利息应予支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该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即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综上，赵金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法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依据查明的事实，赵金魁与刘刚于2014年7月3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由双方共同出资，投资经营由“银川建设党委老干部小区”工程，刘刚于该协议订立当日通过夏杰账户转给赵金魁70万元。因赵金魁与刘刚之间《投资合作协议》未能履行，刘刚索要该70万元投资款，赵金魁向刘刚出具《借条》，该《借条》系赵金魁的真实意思表示，表明双方就该70万元投资款转为借款达成合意。刘刚依据该《借条》向赵金魁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据此作出判决并无不当。案涉《借条》形成的时间以及赵金魁还款的时间节点，均不影响对双方借款关系的认定。赵金魁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明》不属于新证据范围，该《证明》系书面证人证言，也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综上，赵金魁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赵金魁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霍 楠 审判员 徐旭红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卢慎 书记员程芍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内民申119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北京华程金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加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佩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许，北京道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郭存久，男，汉族，1972年3月28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李月良，男，汉族，1984年4月29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责人：王兵，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北京华程金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郭存久、李月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9民终1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北京华程金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在郭存久治疗未终结情况下同意作出本次鉴定，程序严重错误。二、原审法院判决一次性支付护理费显失公平。三、原审法院未审查郭存久之子代理资格的前提下进行庭审属于程序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关于一审法院在郭存久伤情未稳定的情况下做伤残鉴定违反程序的主张，该鉴定结论是由一审法院依郭存久申请委托呼和浩特市方正司法鉴定所作出，程序合法，结论客观公正，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且北京华程金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在一审中并未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原审中也未申请重新鉴定，其该项再审申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审法院判决一次性支付护理费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损害赔偿的基本理念和目的是使受害人的状况得到最大救济，即采取赔偿受害人全部损失的完全赔偿原则。本案受害人郭存久评定为一级伤残，需要完全护理依赖。在郭存久未主张护理费可能上涨导致护理不能的情况下，原审判决按最长二十年护理期限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可以避免阶段性主张权利对双方当事人带来的诉累。关于郭存久之子郭磊磊代理资格问题，能否独立进行民事活动、能否辨认自己行为是判断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重要依据。本案被申请人郭存久经鉴定为四肢瘫，四肢肌力Ⅱ级，大小便失禁，鼻饲进食，气管切开呼吸，评定为一级伤残，需要完全护理依赖，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是不证自明的客观事实。基于对交通事故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其成年子女郭磊磊作为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且原审中申请人亦未对此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对该项再审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北京华程金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北京华程金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 晓 农审判员 荣 如 侠审判员 娜仁图雅二○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丽 娟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申34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华宇，男，198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叶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世福，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珠海市追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六路39号。法定代表人：秦曙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建平，广东翔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深圳市九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源路名优采购中心B座3区418室。法定代表人：杨华宇。再审申请人杨华宇因与被申请人珠海市追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追梦公司）、一审第三人深圳市九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4民终2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华宇申请再审称，1.一审法院认为杨华宇仅是“借款保证人”、“合作协议的签订并无以离职为必要条件”以及杨华宇举证不足以证明其因追梦公司未及时出借款项而造成损失，属错误认定，应予纠正。2.二审法院认为杨华宇在《合作协议》中不享有权利，而只承担保证义务，属错误认定，应予纠正。3.在《合作协议》第六条已经明确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100万元违约金的前提下，一审法院简单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要求杨华宇举证证明其遭受的具体损失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属适用法律错误。4.二审法院认为对杨华宇在《合作协议》中所处地位的理解应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从而得出杨华宇在《合作协议》中不享有权利，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据此，杨华宇请求依法再审本案。追梦公司提交意见称，1.本案属于资金借贷纠纷，杨华宇仅为保证人，另案已对有关资金借贷损失作出终审判决，杨华宇就同一损失重复主张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杨华宇非因与追梦公司合作而离职，其作为一人公司股东与九玺公司的财务和主体混同。3.《合作协议》未要求杨华宇以离职为前提。4.杨华宇虚构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本案也不存在关联性。5.《合作协议》的违约金条款显失公平。因此，杨华宇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追梦公司、九玺公司、杨华宇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追梦公司借款200万元给九玺公司，杨华宇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若该借款不能转为九玺公司股权或九玺公司不能依约偿还，九玺公司和杨华宇对该200万元借款负连带偿还责任。因此，二审法院认定追梦公司为款项出借人，九玺公司为借款人，杨华宇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并无不当。因涉案《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杨华宇并未因此受到损失，故其要求追梦公司向其支付违约金，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至于《合作协议》中关于“任意一方违约，应向其他任一协议方支付一百万元的违约金”的约定，系九玺公司与追梦公司之间的违约责任问题，并不涉及杨华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且该问题已经二审法院另案处理，故二审法院驳回杨华宇主张追梦公司向其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杨华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华宇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振宏审判员  孙桂宏审判员  陈 渊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郭建惠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413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邱友康，男，195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 再审申请人邱友康诉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政府、浙江省岱山县国土资源局、浙江省岱山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浙江省岱山县房产管理局不履行土地行政规划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终116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邱友康以其起诉本案四被告于法有据，缺一不可，一、二审法院裁定错误等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予以立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确定出让国有土地的规划条件。邱友康起诉要求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政府、浙江省岱山县国土资源局、浙江省岱山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浙江省岱山县房产管理局，共同履行对其出让土地作出规划的法定职责，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邱友康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蔚 强 审判员 汪鸿滨 审判员 王 岩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林清兴 书记员朱玉靖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13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第三人）：徐州市瑞茂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新沂市幸福路北十四巷15号2单元104号。法定代表人：张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贤飞，江苏沭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黔西南州绿宇园艺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桔山新区神奇西路。法定代表人：吴昊，该公司经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贵州华能鑫源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贵阳市白云区云峰大道南湖新村A-3二组团B区2栋2单元115号。法定代表人：穆华，该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徐州市瑞茂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茂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黔西南州绿宇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宇公司）、贵州华能鑫源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租赁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终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院审查过程中，瑞茂公司于2020年3月11日以各方达成协议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对绿宇公司、华能租赁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瑞茂公司撤回再审申请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系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徐州市瑞茂建筑有限公司撤回再审申请。审判长  常礼贵审判员  虞 斌审判员  尚东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舒金曦书记员彭海莲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民终5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北湖路15号北湖农贸市场五楼全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7584305632N。 法定代表人：谭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茜，广西桂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广西桂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8幢43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786734742N。 法定代表人：田明，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1民初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院审理过程中，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 本院认为，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已预交），减半收取25元，由上诉人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负担，余下25元由本院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兰丹丹 审 判 员 覃 龙 审 判 员 黄少迪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覃 岚 书 记 员 李 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41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蔡云壮，男，198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新都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王娟，该区人民政府区长。 再审申请人蔡云壮诉被申请人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盐都区政府）其他行政行为违法一案，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5日作出（2017）苏09行初56号行政裁定：驳回蔡云壮的起诉。蔡云壮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7）苏行终1881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蔡云壮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蔡云壮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一、二审行政裁定；2.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提审。其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的规定，具体到盐城是由盐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使。但是本案并不涉及到其他部门的法定行政执法权问题，故也不存在应当由其他职能部门行使的权力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使的问题。由于不存在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问题，本案应当适用《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故其列盐都区政府为被告符合相关规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蔡云壮起诉的被告是否适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蔡云壮以盐都区政府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盐都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的都城管执责改字[2017]第01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因盐都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为盐都区政府工作部门，依法可以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蔡云壮以盐都区政府为被告起诉，属被告不适格。在人民法院已向其释明的情况下，其仍坚持起诉盐都区政府，依法应驳回起诉。据此，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蔡云壮的起诉和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并无不当。 综上，蔡云壮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蔡云壮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蔚 强 审判员 汪鸿滨 审判员 王 岩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林清兴 书记员朱玉靖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内民申107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孙玉贤，女，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内蒙古屹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包杰，男，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马树武，男，蒙古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巴尔虎旗驼源挖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双喜，该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孙玉贤因与被申请人包杰、马树武、陈巴尔虎旗驼源挖运有限公司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7民终1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孙玉贤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并依法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孙玉贤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孙玉贤与马树武原系夫妻关系，但双方在2015年12月10日已离婚，案涉工程及欠条出具的时间均在2016年，孙玉贤对此事并不知情。（二）即使马树武与包杰存在相关合同关系，但涉案合同未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及赔偿条款，包杰也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损失的数额，所以原审认定事实存在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马树武、孙玉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包杰损失赔偿款35万元，孙玉贤未对此提起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孙玉贤如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救济程序。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出上诉的当事人，且二审未加重其义务，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孙玉贤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与其在本案一、二审诉讼期间行使处分权的行为相悖，本院对孙玉贤的再审申请事由依法不予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玉贤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庞志军审 判 员 杜 娟审 判 员 萨仁娜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姚亚男书 记 员 云向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民申198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程三成，男，197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鹿厂村村民委员会。再审申请人程三成因与被申请人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鹿厂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鹿厂村委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6民终1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再审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程三成申请再审称：１.程三成在履行合同中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行为，2005年因被申请人修建公路占用其母部分耕地，后经协商同意用占地补偿款拆抵承包费。2005年以后，鹿厂村委会未以任何方式催要承包费，程成三认为占地补偿款为承包期内所有的承包费，程三成不存在故意拖欠承包费的行为。２.在鹿厂村委会发出解除通知后，程三成也积极协商承包费问题，程三成愿意补交。３.被占用土地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载土地，虽不是基本农田，但为耕地，原审判决按荒地征地补偿标准计算本案占地补偿费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程三成的诉讼请求。鹿厂村委会提交意见称：１.程三成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涉案的合同未经村民会议同意，亦未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该合同无效。2.即使该合同有效，程三成签订合同后至今未履行合同义务，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应予以解除。3.合同内容显示承包费是为了群众致富，但程三成实际是为了个人利益，进行非法开采，严重破坏了荒山生态环境。4.2017年村委会主任付建楼两次向程三成电话催要承包费。请依法驳回程三成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原审法院认定“2005年因修建乡村公路占用程三成母亲王桃云承包经营权证范围内的部分土地，用占地补偿费用折抵承包费，但没有明确数额及年限。”在此情况下，承包费折抵情形应视为对涉案合同的变更，但变更后占地补偿费的数额及应折抵承包费的年限并不清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关于合同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而原审法院直接确定占地补偿费的数额，由此推算承包费折抵年限并进而确定程三成违约，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且因修路被占用的土地系王桃云承包经营权证范围内的土地，在没有证据证明王桃云承包系荒山、荒地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直接参照2016年荒山、荒地征地补偿费标准来确定补偿费，证据不足。因此，本案再审申请人程三成的申请再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本案指令由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判长  张同仁审判员  田伍龙审判员  荆向丽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张俊书记员宁文煜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504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林金瑞，男，194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冬花，女，1962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文成县大峃镇建设路125号。 法定代表人：章寿禹，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绣山路321号行政管理中心。 法定代表人：姚高员，该市人民政府市长。 再审申请人林金瑞、吴冬花诉被申请人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文成县政府）、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温州市政府）土地行政批准及行政复议一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2018）浙03行初334号行政判决：驳回林金瑞、吴冬花的诉讼请求。林金瑞、吴冬花不服提起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9日作出（2019）浙行终61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金瑞、吴冬花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林金瑞、吴冬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查清伪造国务院行政复议裁决书来龙去脉，并撤销2017年12月11日国务院作出的国复〔2017〕1363号行政复议裁决书；2.撤销一、二审判决；3.确认温州市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及文成县政府作出的被诉补偿方案无效，依法改判支持其的全部诉讼请求。其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未审查确认国复〔2017〕1363号行政复议裁决书的真实性，被申请人证据清单里没有该裁决书，该裁决书不能作为本案证据。2.被申请人征收涉案集体土地并非为公共利益，系为商业目的违法征收其房屋所在宅基地及承包地。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浙土字A〔2012〕-0882号及浙土字A〔2013〕-0343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满2年作废，不能作为征收依据。3.被申请人征收其宅基地房屋及承包地程序违法。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文成县政府、温州市政府作出的涉案补偿方案及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本案中，涉案项目征收土地方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文成县政府将拟定的该项目范围内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方案在其门户网站和被征收房屋范围内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人的意见，后根据公众反馈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经文成县政府批准通过并予以公示，符合前述规定的审批权限和公示程序。林金瑞、吴冬花不服该补偿方案，向温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温州市政府依法受理申请后，经中止、延长审理期限等程序，经审查决定维持涉案补偿方案，并无不当。林金瑞、吴冬花关于涉案补偿方案及行政复议决定程序违法等主张不能成立，不应予支持。 林金瑞、吴冬花主张涉案项目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属于涉案项目土地征收行为合法性审查内容，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且涉案项目范围内集体土地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浙土字A〔2013〕-0343号批文批准征收，该土地征收行为已经国务院裁决予以维持。浙土字A〔2013〕-0343号批文可以作为涉案补偿方案依据，林金瑞、吴冬花关于该征地批文满2年作废的再审申请理由，亦不能成立。温州市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国务院国复〔2017〕1363号裁决书作为“复议期间复议机关依法收集和补充的证据”，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原审法院依法确认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林金瑞、吴冬花提出原审法院未查明该裁决书真伪、该份裁决书不能作为本案证据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林金瑞、吴冬花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均无不当。林金瑞、吴冬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林金瑞、吴冬花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蔚 强 审判员 汪鸿滨 审判员 王 岩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林清兴 书记员甫明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行申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阳家祥，男，汉族，1968年11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南充市。委托代理人：阙再仑，广东乐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深南大道8005号人才园。法定代表人：孙福金，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扬，广东中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杜乐，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杰龙服装（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工业区水门路130号。法定代表人：谢肇昌，董事长。再审申请人阳家祥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深圳市人社局）及原审第三人杰龙服装（深圳）有限公司（下称杰龙公司）工伤认定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行终24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阳家祥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自己于2015年5月28日上班期间从卫生间返回过程碰墙受伤。这种理想化的直接证据不可能直接还原，在洗手间也不可能装有监控。但再审申请人提供的直接证据有市眼科医院的入院记录和外伤确认单、再审申请人同事吴国忠、于琼瑶的证人证言以及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工伤与病情关联性确认意见。在事件无法直接还原的情况下，上述直接证据已经高度盖然性证明了再审申请人因工作受伤的事实。2.所有的工伤都是一种意外，再审申请人因为眼部有基础性疾病，工伤的意外概率大大增加，这是一种事实，但这并不影响工伤的成立。再审申请人的基础性疾病如此严重，被申请人却安排其从事高危性工作，其本身有重大过错。3.再审申请人于2016年1月28日向深圳市人民政府就（2016）第640057001《深圳市工伤认定书》提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办于2016年5月18日发出行政复议延期通知，后又向再审申请人来电称深圳市社保局答应作出工伤认定，建议再审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再审申请人听其意见撤回复议申请。深圳市社保局随后作出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但深圳市社保局通过撤销委托的方式撤销了深圳市劳动能力和鉴定委员会作出的涉案工伤与病情关联性确认意见。该意见被撤销后，再审申请人被认定为工伤的基础不复存在，深圳市人社局再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审维持一审判决论述不足，完全没有说服力，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以及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依法再审并判令深圳市人社局作出认定阳家祥涉案受伤为工伤的决定。被申请人深圳市人社局答辩称：1.我局收到阳家祥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职权要求用人单位杰龙公司就阳家祥的受伤事件举证，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并向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发函，该委员会于2016年8月9日作出《关于撤销深劳鉴关字[2015]第416399号深圳市工伤与病情关联性确认意见的决定》。根据以上调查情况，我局作出被诉工伤认定，认定阳家祥自称受伤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2.阳家祥并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其在工作过程中眼睛受到伤害导致视网膜脱落，其提交的证据均属于自述事实，或者“听阳家祥说”的传来证据。用人单位明确举证证实阳家祥系因自身疾病致眼部就诊。阳家祥自称的受伤情形没有事实依据。综上，阳家祥的请求没有依据，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原审第三人杰龙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为工伤认定行政纠纷，申诉审查的焦点是被申请人深圳市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是否合法。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职工受伤认定为工伤的三个核心要素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及工作原因。本案中，再审申请人阳家祥称其于2015年5月28日上班期间从卫生间返回岗位过程中自己不小心眼镜架碰到墙角，可能因此导致第二天其右眼视网膜脱离，但其所称受伤部位既没有出血也没有伤痕，眼镜也没有破裂或者破损。阳家祥自称当时眼睛不适，但当日并未就诊，没有伤情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仅凭阳家祥自述及同事听其自述而提供的证人证言，也并不能证明阳家祥于2015年5月28日当天在杰龙公司工作时受伤。且经深圳市人社局调查，阳家祥患高度近视，双眼曾植入人工晶体，在事发前几天曾因右眼患葡萄肿就医，且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在眼科医院就诊的次数多达45次。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本院认为，阳家祥涉案受伤并非因工作原因所致，深圳市人社局作出被诉工伤认定，认为阳家祥涉案眼部受伤不属于或者不视为工伤，并无不当。一、二审驳回阳家祥关于撤销被诉工伤认定并判令深圳市人社局认定其为工伤的诉请，并无不当。阳家祥申请再审主张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予以再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深圳市人社局答辩称其已举证证实阳家祥系因自身疾病致眼部就诊，阳家祥自称的受伤情形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阳家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阳家祥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德敏审判员  王彩妃审判员  方丽达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陈丹书记员温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民申105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东永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富丽路2号永欣阁1-3幢二层商场。法定代表人：温少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炳星，广东万**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彦斌，广东万**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红，女，1965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再审申请人广东永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怡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梁红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20民终30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永怡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案涉合同约定永怡公司逾期办证需承担的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总楼价的1%”合法有效，二审判决以时间单位累计计算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案涉合同约定办证期间起算日为“商品房交付使用后”，二审判决将合同约定的交楼期限届满之次日认定为办证期间起算日，缺乏事实依据。（三）案涉合同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730个工作日内，持办理权属登记需要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到产权登记机关备案”，故永怡公司完成合同约定于2016年10月26日将权属登记所需资料交产权登记机构备案后，不应再计算逾期办证违约金。（四）法律要求增加违约金或主张赔偿金，由提出方负责证明损失，但二审判决豁免了买受人对损失的举证责任。（五）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是固定金额违约金，应从合同约定或者法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二审判决将违约金改为按日累计计算违约金并分别计算诉讼时效，显然错误。据此，永怡公司请求再审本案。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根据永怡公司再审申请的理由，本案应审查的主要问题是违约金计算标准及起止时间的认定。关于违约金计算标准的问题。就逾期办证的违约金计算标准问题，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买受人梁红已依约全额支付购房款，出卖人永怡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应在2010年1月31日前向梁红交付房屋，并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730个工作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要该公司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但永怡公司直至2016年10月21日才完成案涉房屋初始登记手续，梁红于2017年8月10日才取得案涉房屋权属证书，永怡公司逾期办证行为一直持续数年，期间虽可扣除买受人逾期提交办证资料期间（212天），但案涉合同约定永怡公司应承担的逾期办证违约金为固定值，仅为已付房价款的l%，显然不足以弥补梁红遭受的损失，亦不利于督促永怡公司积极履行办证义务。同时，合同约定梁红如未按期付款且永怡公司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则梁红应按日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双方当事人的违约责任明显不对等，有违公平原则。此外，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中一法张民一初字第453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案涉合同约定的逾期办证违约金过低，应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确定梁红的实际损失。一、二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在本案中继续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确定梁红遭受的逾期办证损失，并无不当。永怡公司在本案中再就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提出异议并主张再审本案，缺乏依据。关于永怡公司逾期办证违约金起止时间的认定问题。案涉合同约定房屋交付日为2010年1月31日前，房屋实际交付日2010年9月5日。梁红于2017年12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2015年2月3日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逾期办证违约金。一、二审判决认定2015年9月30日之前的逾期办证违约金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仅支持2015年10月1日起的逾期办证违约金。故办证期间起算日无论是从“商品房交付使用后”开始计算，还是按照合同约定的交楼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均在梁红主张违约金的起算日期之前，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永怡公司以此为由申请再审本案，缺乏依据。对于逾期办证违约金截止时间的认定一节，虽然案涉房地产权属证书的出证时间为2017年8月10日，但考虑永怡公司已于2016年10月31日通知梁红办理产权证，梁红亦于次日向永怡公司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但直至2017年6月15日才补齐办证所需资料，二审法院据此酌定梁红收到永怡公司相关通知后准备资料向永怡公司交纳的合理期间为15日，将逾期办证违约金计算至永怡公司最后向产权登记机关递交办证资料之日即2017年8月1日，再扣除超出合理期间的212天，并无不妥。永怡公司在本案中举证其于2016年10月26日将权属登记所需资料交存产权登记机构，但该证据涉及的是整栋楼宇的权属证明，不能证明其因此完成合同约定的房屋权属登记义务，永怡公司主张逾期办证的违约金截止时间计算至2016年10月26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永怡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东永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佘琼圣审判员  金锦城审判员  许东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晓丹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豫行终114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石桂花，女，汉族，1953年8月28日出生，住河南省登封市。委托代理人乔国建，男，汉族，1978年2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登封市。与石桂花关系。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登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登封市少林大道18号。法定代表人杨金军，市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河南省登封市嵩阳路北段路西。法定代表人韩迎旭，主任。石桂花因诉登封市人民政府、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嵩阳办事处）安置补偿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行初87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桂花一审诉称，一、石桂花位于登封市登封大道路西商业门市房占地344.4平方米，建筑面积303.6平方米。用做修车的空地200.4平方米。门前铺设地砖面积72平方米。总面积共计576平方米。2012年3月份嵩阳办事处受登封市人民政府对登封大道以美化登封市容，建文明旅游城市为理由启动了拆迁。2012年4月份嵩阳办事处才发布了《登封大道综合治理区域临街营业性房屋宅院居民一封信》、嵩办发[2012]69号文，文件中宣称包含拆迁的所有法律、法规。让石桂花签订了只有建筑面积的《登封大道综合治理搬迁区域临街营业性房屋宅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只承认303.6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可以安置，余下的以附属物补偿。协议注明在新建汽配城安置。二、2014年由于控规的调整拆迁方嵩阳办事处又在少室路、南环一路、学前路南环二路区域重新征地88.4亩用于安置登封大道商业安置项目。由洛阳元顺置业中标开发。嵩阳办事处采购开发商开发的33000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建汽配城安置被拆迁户。登封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开发商暗箱操作变成了不足30亩地用于商业安置房建设。三、嵩阳办事处于2019年6月25日发布《登封大道商业项目安置公示》不承认商业门市房的区位不同有价值差别。所有的商铺、大商业不管你选择哪里都是1:1，给石桂花造成了巨大损失。四、登封大道综合治理区域临街营业性房屋宅院的一部分被拆迁户选择了1:3住房安置。那部分被拆迁户基本安置到位，政府定的指导价是5800元/平方米。按照1:3的原则商业安置房定价应该在17400元/平方米。临近登封市登封大道颖河路上的登封商贸城、登封文化城项目临街门市房价值在2万多元/平方米，(此在售楼部咨询，供参考)。五、在这种情况下石桂花提出依据《登封大道商业项目安置公示》第五条政府回购条款和《登封大道综合治理搬迁区域临街营业性房屋宅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七条违约责任中的安置房总价值的3％条款。嵩阳办事处推脱说报给了登封市人民政府，登封市人民政府不做任何回应。综上所述，登封市人民政府、嵩阳办事处所作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均存在违法之处，在客观上损害了石桂花的合法权益。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登封市人民政府、嵩阳办事处依据法释(2011)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最高法行再80号案例所提的及时等值的原则提供安置门面房；二、如果没有等值的安置门面房，请求判定登封市人民政府、嵩阳办事处评估后折价补偿；三、过渡安置费发至2019年5月请求登封市人民政府、嵩阳办事处按月足额支付过渡安置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石桂花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第二项诉讼请求具有选择性，且没有具体的补偿数额，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经一审法院释明，石桂花仍坚持以上诉讼请求。因此石桂花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驳回起诉。综上，一审裁定驳回石桂花的起诉。上诉人石桂花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上诉称，一、请求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请求确认登封市人民政府、嵩阳办事处在拆迁安置过程中行为违法；2、判令登封市人民政府、嵩阳办事处赔偿石桂华损失安置房价值、临时安置费共计10043400元。（安置房为17400元每平方米乘以576平方米；安置费为2100元每月乘以10个月。）二、一审多处违反法定程序，一审中没有给石桂花提供登封市人民政府、嵩阳办事处的答辩状。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登封市人民政府发布的登政通［2004］2号文件，及一组信访件，未经审查，该两份证据其实是上诉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却被当做普通信访件。三、因被上诉人原因导致无法给上诉人按照协议进行安置，故应按照同区域房屋价值对上诉人进行补偿。四、因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协议书中承认上诉人有3间门市房所得，但被上诉人只发到2019年5月，按每间房700元补偿计算，三间房为2100元，到2020年3月共计应发放2100元每月乘以10个月。综上，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登封市人民政府、嵩阳办事处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的起因是上诉人石桂花与嵩阳办事处签订《登封市城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临街营业性房屋宅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案涉协议）后，因不满嵩阳办事处安置时提供选择的商业用房，拒绝接收安置，遂提起本案诉讼。在涉案协议不存在明显无效情形且已部分履行，石桂花亦未对案涉协议提出撤销或解除情况下，案涉协议对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仍具有约束力。基于此，石桂花行使请求权的依据仍是案涉协议，其应根据案涉协议履行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诉讼请求。经审查石桂花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安置房的面积和位置不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没有具体的补偿数额，且两项诉讼请求并非以案涉协议为事实根据，故石桂花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起诉条件，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向石桂花释明后，石桂花并未明确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石桂花的起诉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二审时合议庭经过阅卷，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确，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并依法维持一审裁定。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变更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准许。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马 磊审判员 吕 平审判员 马传贤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立威书记员王贺霞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33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某，住山西省晋城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某。再审申请人李某因与被申请人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的（2019）晋05民终1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姬芳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刘志刚、王国平参加评议，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某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5民终1552号民事判决；2.判令被申请人支付再审申请人剩余货款80732元及相应利息；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再审申请人提供的送货单、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的转账记录以及马玉东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合同，可证实被申请人与马玉东的合作方式为：马玉东包工不包料，被申请人负责提供材料设备，马玉东负责具体施工，且二审法院庭审时马玉东出庭作证，因被申请人公司人手不够，马玉东才替被申请人联系材料供应商供货，但所有的材料款都是被申请人直接给付材料商，从不经马玉东的手，被申请人才是材料设备的购买主体。被申请人主张合同签订时为包工包料，后来对合同进行了变更，由马玉东负责支付材料款，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马玉东支付过材料款。2.原审判决错误认定除牛军和马玉东共同签收外，再审申请人并未和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有过接触，无法证明双方签订合同的合意。再审申请人在原审诉讼中提供了牛军书写的证明材料，并提供了工资微信转账截图，庭审后牛军通过视频电话提供了证言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牛军作为被申请人的工地监管人，其对外签订收货单属职务行为，应由被申请人承担付款责任。二审法院虽认可牛军的身份，但却又错误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没有接触。牛军作为总监管人负责材料接收，再审申请人提供的11支送货单中均有牛军的签字，牛军代表被申请人收到了再审申请人所送的建材材料，被申请人理应履行付款义务。3.原审判决认定马玉东与被申请人后期变更了合同内容错误，与二审庭审查明的事实相矛盾。被申请人提供的收据均为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某书写，据证人当庭作证王慧钧并非被申请人的负责人，因马玉东为材料的经办购买人，所以王慧钧开好收据后，由马玉东以经办人的身份标注清楚，证实每笔钱的用途，二审法院以马玉东所签内容写在收据本上就错误认定马玉东系付款人。被申请人提供的再审申请人的2万元收条中付马玉东材料款是被申请人后加的，马玉东作为经办人在备注款项用途时并无这几个字，被申请人提供虚假证据。被申请人转给再审申请人的2万元备注为工程款，其在一审时称是替马玉东归还再审申请人的欠款，为指示交付纯属编造，再审申请人与马玉东之间并无经济往来。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被申请人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结算单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虽然被申请人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与马玉东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约定由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提供材料，马玉东具体负责施工，但合同履行中，和再审申请人李某具体协商采购事宜的系马玉东并非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虽李某主张牛军系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负责签收货物，但李某在原审诉讼中自认向其联系采购材料、要求送货的均为马玉东，而且从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提供的十八支收据（收款收据）来看，“今收到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晋城夏匠富玛农业专业合作社人民币……系付……”，内容清晰明确，且十八支收据（收款收据）中，马玉东在其中五支收据的收款人一栏中签字，在其中十一支收据的经办人栏签名，两支收据注明款项具体项目未签名，但十八支收据中并无他人签名而可能造成身份混淆，马玉东作为常年从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该收据所表达的含义及法律意义，其在明确代表收到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支付款项的收据中签字，应视为对收据内容的认可，确认收到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交来的各类材料款，故而原审判决依此认定马玉东和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履行行为对双方所签订的施工合同的约定作出了变更，并无不当。虽2019年1月25日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某直接向李某转账2万元，但该笔款项却是由马玉东向王某签署的收据，马玉东认可收款收据中的2万元系李某的电线款，依据收款收据表达的意思，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所主张的2019年1月25日向李某转账系经马玉东指示付款与该收据内容相吻合，故而原审判决认定该转账行为无法证明李某直接向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履行供货义务并为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所接受，李某虽向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工地送货，但不足以证明其与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达成了买卖材料的合意，并依此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李某主张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其与被申请人晋城夏匠通恒农业专业合作社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李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姬 芳审判员 刘志刚审判员 王国平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静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447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惠珍，女，198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现住福建省诏安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平禹，男，197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现住福建省诏安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某1，男，201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现住福建省诏安县。 法定代理人：黄惠珍，系黄某1之母。 法定代理人：吴平禹，系黄某1之父。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某2，男，201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现住福建省诏安县。 法定代理人：黄惠珍，系黄某2之母。 法定代理人：吴平禹，系黄某2之父。 以上四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秋玲，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祥福路2005号。 法定代表人：胡盛，该区人民政府区长。 原审第三人：厦门市大帽山农场。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埔顶村。 法定代表人：刘定桦，该农场场长。 再审申请人黄惠珍、吴平禹、黄某1、黄某2（以下简称黄惠珍等4人）因诉被申请人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翔安区政府）补偿安置行政确认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102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黄惠珍等4人以一、二审法院认定《移民人口认定表》已被张贴缺乏证据支持，再审申请人自2018年4月3日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移民安置和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答复才得知其不符合移民安置条件，同户亲属签定移民安置协议并不能作为推定再审申请人知晓移民认定情况的依据，黄某2与本案中认定移民安置资格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是本案适格原告等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本院依法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重新审理或提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再审申请人黄惠珍等4人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移民安置和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等机构于2014年8月5日、2015年1月16日两次就“大帽山第二批移民造福工程二期”移民安置人口的认定进行公示，且黄惠珍同户的父亲黄忠义、兄长黄根土于2015年4月13日签订的《大帽山农场第二批2期移民造福工程项目移民安置房产搬迁补偿协议书》时明确将黄惠珍、吴平禹、黄某1三人排除在移民安置对象之外，故该三再审申请人至迟于此时应已知晓被申请人未予认定其移民安置资格的行为，而其于2018年11月9日针对该行为提起本案之诉，明显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再审申请人黄某2在涉案移民安置工作启动之时尚未出生，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因此，黄惠珍等4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均无不当。 综上，黄惠珍等4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黄惠珍、吴平禹、黄某1、黄某2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朱宏伟 审判员  何 君 审判员  李绍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娄俊涛 书记员钱莹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47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贵州弘信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普安县盘水镇西街。法定代表人：李春林，该公司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延安南路100号亚太中心20层1号、21层1号、22层1号（花果园社区）。法定代表人：张义勇，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贵州弘信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信恒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一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3民终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弘信恒泰公司申请再审称,工程结算款是以完成的工程量为其债权请求基础,涉案决算说明记载3800,000元是合同外的赠与补偿,不是工程款,不应当在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中一并审理。建工一建公司在施工多次停工共计198天，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弘信恒泰公司已因建工一建公司工期延误向普安县城开发管理委员会支付了超期过渡费2,519,857元，也应由建工一建公司承担。弘信恒泰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审查过程中，弘信恒泰公司表示愿意服从生效民事判决，特向本院书面提出撤回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弘信恒泰公司撤回再审申请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的解释》第四百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准许贵州弘信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撤回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荟宇审判员  张 宇审判员  周 朴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岷瓒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民终5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北湖路15号北湖农贸市场五楼全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7584305632N。 法定代表人：谭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茜，广西桂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广西桂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8幢43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786734742N。 法定代表人：田明，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1民初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院审理过程中，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 本院认为，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已预交），减半收取25元，由上诉人南宁市欢唱娱乐有限公司负担，余下25元由本院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兰丹丹 审 判 员 覃 龙 审 判 员 黄少迪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覃 岚 书 记 员 李 娟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民申219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董志南，男，197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石静琴，女，197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北城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爱珍，女，1945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 以上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志南，男，197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韩冰，男，1973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定州市冀环危险废物治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定州市唐河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82068144158E。 法定代表人：路高平，系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董志南、石静琴、王爱珍、韩冰因与被申请人定州市冀环危险废物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环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终5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董志南、石静琴、王爱珍申请再审称，1、申请人董志南、石静琴、王爱珍均非案涉《居间合同》的当事人，与被申请人韩冰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居间合同关系。原审判决以“董志南系被告王爱珍、石静琴的家庭成员”为由认定“董志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居间合同对受益人王爱珍、石静琴产生法律效力”并认定董志南“为实际控制人，应与原冀环公司股东共同向原告支付居间费用”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2、韩冰从未向申请人或冀环公司提供过任何居间服务，不存在履行《居间合同》的事实。原判以被申请人为碧水源公司提供居间服务对冀环公司被收购成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由，认定申请人应向韩冰给付居间报酬160万元，明显缺乏证据证明和法律依据。 韩冰提交意见认为，冀环公司为家族企业，实际经营管理者为董志南，韩冰履行了《居间合同》约定的法律义务，董志南、石静琴、王爱珍应向韩冰支付约定的居间报酬。 韩冰申请再审称，韩冰完成了居间任务，提供了全面信息，依照《居间合同》的约定，应支付报酬400万元，被申请人冀环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审查认为，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原审依据原冀环公司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中的内容及签名认定董志南为实际控制人符合事实，并无不当。董志南在《居间合同》甲方处签字，并加盖冀环公司印章，董志南又系冀环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王爱珍之子，股东石静琴之夫，韩冰有理由相信董志南有权代理冀环公司及其二股东签订《居间合同》，董志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居间合同》实际履行均是以股权收购作为合同目的，王爱珍、石静琴为《居间合同》所涉股权的出卖方，原审认定《居间合同》的相对方为股东王爱珍、石静琴，合同对王爱珍、石静琴具有拘束力并无不当。已生效的判决认定韩冰促成碧水源公司与冀环公司就收购冀环公司事宜进行洽谈，表明韩冰在碧水源公司与冀环公司之间实施了斡旋行为，韩冰履行了《居间合同》约定的斡旋义务，董志南、石静琴、王爱珍主张韩冰未向冀环公司提供过任何居间服务不能成立。虽然韩冰在订立《居间合同》时已列明收购方是碧水源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斡旋义务，但韩冰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在碧水源公司与冀环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之前，就股权收购事宜向冀环公司提供了该公司所需求的全部信息。因此，原审酌定支付韩冰居间报酬并无不当。虽然《居间合同》载明的委托方（甲方）为冀环公司，但冀环公司的股权已经全部被碧水源公司收购，而王爱珍和石静琴作为冀环公司原股东收取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因此，韩冰主张冀环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理据不足，原审未予支持也无不当。 综上，董志南、石静琴、王爱珍、韩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董志南、石静琴、王爱珍、韩冰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新峰 审判员  堵中阳 审判员  袁江峰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杜志琴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鄂行终30号 上诉人李珍，女，196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系原审原告祁大告之妻。 上诉人祁俊，女，1989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系原审原告祁大告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五环路43号。 法人代表人彭涛，区长。 原审第三人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金银湖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马池路8号。 负责人齐曼，主任。 上诉人祁大告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西湖区政府）、原审第三人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金银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金银湖街道办）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行初62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期间，祁大告病故，其近亲属李珍和祁俊申请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祁大告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9年3月23日下午两点左右，其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何家庙村404号房屋（原东西湖区牛奶公司水产分公司）被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金银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金银湖街道办）城管队强拆，家里所有的生活用品、家具家电、衣物、贵重物品、贵重药材和两租户的所有财产全部被埋在废墟中。一家无家可归。原告一家在这里生活了30余年，房屋强拆之前原告一家没有收到任何拆迁告知书及征收决定文件，也没有人主动上门与我们商议拆迁事宜。2019年4月27日，原告妻子李珍为此向被告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己经超过了六十日，但被告至今置之不理；2019年5月10日，原告女儿祁俊在武汉市阳光信访投诉。2019年5月27日，武汉市阳光信访回复称“从城管所调来执法记录仪中发现是由六名城管执法队员在拆除您家房屋”。综上，请求确认东西湖区政府2019年3月23日对武汉市东西湖区何家庙村404号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涉案房屋系由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城管执法队拆除，原告提起确认强拆违法之诉的适格被告应是金银湖街道办。因此，原告以东西湖区政府为本案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不符合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该院依法向原告释明，原告拒不变更被告，故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祁大告的起诉。 祁大告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规定，有且仅有市、县级人民政府才具有依法征收土地及其附属物的职权，且东西湖区政府没有举证是什么部门或单位强拆了上诉人的房屋，应认定东西湖区政府是本案适格的被告；2、金银湖街道办只是一个科级单位，不具有征收土地的主体资格。目前被强拆的这块土地上正在建设，一个科级单位不敢，也不可能自主把土地卖掉，买卖土地最大的受益人是东西湖区政府；3、原审法院已审结的多起案件均推定强拆行为为区政府实施。请求撤销原裁定，并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东西湖区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强拆行为违法之诉，首先需要对强拆行为的责任主体作出判断。近年来，基于城管综合执法改革的需要，全国多地整合乡镇街道现有执法力量和资源，组建了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以乡镇和街道名义开展执法工作。东西湖区金银湖街城管执法队即是如此。根据祁大告在起诉状中的表述和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案涉被强拆房屋由东西湖区金银湖街城管执法队组织拆除，依“谁实施、谁负责”的原则，相应的责任应当由东西湖区金银湖街城管执法队承担。因东西湖区金银湖街城管执法队隶属于金银湖街道办，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本案适格被告应为金银湖街道办。 本院注意到，上诉人的主要上诉理由，系认为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程序中，作为征收主体的区县一级人民政府，是强拆行为的受益人，应当推定区县人民政府为强拆行为实施主体，本案的适格被告由此应为东西湖区政府。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祁大告被强拆房屋所属地段存在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的征收行为，东西湖区金银湖街城管执法队实施的强拆行为不应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程序的有关规定予以评价并归责。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号）自2018年2月8日施行，该解释第二十五条对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中不同阶段的责任主体作出了不同规定，即使对征收补偿过程中的强制拆迁、强制搬迁等行为不服，也应当以具体组织实施的部门为被告。上诉人关于本案适格被告应为东西湖区政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如继续纠结于此，不利于其某些合法权益及时得到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不缴纳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林  志  农 审判员 胡    文 审判员 邹    燕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赵静雯 书记员 赵静雯(兼)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民申1150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惠斌，男，汉族，1961年9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代理人：周桂泱，广东格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深业南方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深业中心27楼。法定代表人：王明峰，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黄惠斌因与被申请人深业南方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业南方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终11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黄惠斌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关于行使解除权的期限认定错误，黄惠斌与深业南方公司之间房地产买卖合同成立有效，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939246元，深业南方公司卖房时出具的《深发花园购楼须知》属于房屋买卖要约的一部分，对购房款的支付方式、期限、解除合同等均有约定，对双方交易具有约束力。该份材料已经约定了解除合同的行使期限，深业南方公司的合同解除权早已消灭。二审法院直接认定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期限，从而认定深业南方公司具有的合同解除权未过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深业南方公司的解除权行使期限即使从其2009年第一次起诉黄惠斌，声称已经解除涉案房产买卖合同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二审判决生效之日，即2011年7月30日起算，该解除权也于2012年7月29日到期。而深业南方公司于2018年才起诉解除合同，解除合同权利已经消灭，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三）二审法院对本案的《商品房预购卡》、《深发花园购楼须知》等关键证据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慎分析，致使作为该判决的所谓关键依据（2017年的催告付款函）在证据上存在重大瑕疵。深业南方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即根本不存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的前提，二审法院对上述事实竟然视若无睹，径直认定深业南方公司的解除权未过期并引用该条规定判决解除合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问题处理严重错误，应当撤销原判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判决驳回深业南方公司的诉讼请求。（四）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已经履行了大部分，只剩下深业南方公司未履行办理房产证的义务。黄惠斌已经居住在涉案房产二十多年，深业南方公司不仅严重违约，还在20多年后主张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五）深业南方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涉案房产为凡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所有。在凡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深业南方公司达成的协议中约定案涉房产属于凡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后续问题由该公司自行解决。深业南方公司将涉案房产登记到自己名下没有合法的依据。据此，黄惠斌向本院申请再审。再审审查期间，黄惠斌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对（2002）粤高法民一初字第5号案件卷宗、深业南方公司向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提交的全部文件进行调查。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另案生效判决已确认深业南方公司与黄惠斌之间就涉案房产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房屋价款为人民币939246元。黄惠斌主张其已支付全部购房款，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深业南方公司对此亦不认可，故黄惠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深业南方公司自认已收取313874.60元，故黄惠斌仍负有支付购房余款的合同义务。由于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商品房预购卡》亦未对付款期限作出约定，黄惠斌在深业南方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购房余款，构成违约，深业南方公司于2018年2月5日诉请解除合同并未超过法定期限，二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并无不当。黄惠斌以《深发花园购楼须知》约定了购房款支付方式、付款期限、解除合同等内容为由，主张深业南方公司的合同解除权已经消灭，但该购楼须知并未显示制发单位及发放对象，并不足以证明深业南方公司与黄惠斌约定了具体的付款时间。因深业南方公司与黄惠斌之间就涉案房产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且涉案房产已登记至深业南方公司名下，其与凡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有关约定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故黄惠斌以深业南方公司非涉案房屋所有人为由主张其主体不适格理由不成立。黄惠斌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调查证据申请超过举证期限，且从本案合同履行过程来看，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黄惠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黄惠斌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余洪春审判员  陈志坚审判员  钟锦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静书记员罗莹莹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申87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卓根，男，196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洁，广东道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村。负责人：李津宏，社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小桥村。负责人：潘小明，主任。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13号。法定代表人：杨明生，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81号粤财大厦15楼。法定代表人：杨润贵，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迅，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东，该公司职员。再审申请人张卓根因与被申请人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经济联合社（以下称联安经联社）、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安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称联安居委会）、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广发银行）、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粤财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6民终4336号民事判决（以下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卓根申请再审称：1.广发银行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被申请人联安经联社、联安居委会无权占用、使用涉案房屋，更无权获得收益；2.张卓根根据《抵债资产转让协议》《权益转让协议书》两份合同，对案涉房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其完全有权要求联安经联社、联安居委会交付涉案房产并支付占用费；3.本案为合同纠纷，一、二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物权保护纠纷”错误，认定张卓根对涉案房房屋不享有物权错误，导致无权使用人继续受益，损害社会公义。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再审本案。经查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9）穗中法经执字第219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涉案的房产转归广发银行所有，该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06年10月31日，粤财公司与广发银行签订了《抵债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广发银行向粤财公司转让南海盐步镇联安邵边小桥村集体用房，所转让资产按现状移交，广发银行对转让资产存在的质量瑕疵及权利瑕疵均不承担任何责任。2012年8月10日，粤财公司经由广州运昌拍卖行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将前述转让标的转让给张卓根。双方约定，标的按现状转让，粤财公司不能保证转让标的及其所涉不动产的权利完整性与有效性、品质，粤财公司对转让标的及其所涉不动产不负品质及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所有与转让标的及其所涉不动产有关的一切风险均由张卓根承担。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张卓根申请再审的理由分析，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联安经联社、联安居委会是否应移交案涉房产并支付房屋占用费给张卓根。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穗中法经执字第2195号民事裁定，广发银行已依法取得案涉房产的物权，但尚未到房产登记部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且联安经联社亦没有将案涉房产向粤财公司实际移交。在未完成案涉房产的登记过户手续之前，粤财公司并不享有案涉房产的物权。虽然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已判决张卓根与粤财公司签署的《权益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但该民事判决仅是对张卓根与粤财公司之间签署的《权益转让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进行了认定，但并未改变本案涉诉房产原有物权关系，故张卓根在尚未依法办理产权登记的情况下，不能仅依据《权益转让协议书》以及（201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而当然取得本案涉诉房产的物权。此外，张卓根并非涉诉房产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本案涉诉房产属于农村集体用房，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也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张卓根所购买的是抵债资产的相关权益，该权益并不包含涉诉房产所依附的土地使用权益内，故张卓根要求联安经联社、联安居委会将本案涉诉集体用房移交给张卓根的主张，明显不符合当前的相关法律规定。一、二审法院驳回张卓根要求移交案涉房产及支付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张卓根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张卓根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卓根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林振华审判员  强 弘审判员  黄立嵘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郭建惠赵先颖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民申338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禾裕顺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嘉和广场11幢B单元1522室（办公） 法定代表人：张佳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宫树明，河北意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苏晓燕，女，198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隆化县。 再审申请人北京禾裕顺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以下简称禾裕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苏晓燕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8民终3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禾裕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审法院没有查清被申请人春节放假期值班的2天是否在法定假日内，二审法院便予以维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不存在工作日中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问题，被申请人请求给付延时工资没有事实依据。依据实际情况及公平原则，应扣减加班周末4天。一审判决适用《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错误。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支持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认可被申请人在春节放假期间值班2天，但仲裁裁决书中并未将该2天计算在法定假日加班工资内，故仲裁裁决及原一、二审判决并没有为被申请人多计算法定假日的加班费。在原一审庭审中，申请人禾裕公司认可向当地仲裁委提交了被申请人指纹打卡和钉钉打卡的证据，故原一、二审判决依据仲裁裁决书确定的被申请人延时工作工资，并无不当。考勤表中显示在实际工作中苏晓燕双休日并未休息，申请人只为其安排单休。因我国是双休日休息制度，被申请人苏晓燕一周未能休息的另一天，禾裕公司没有安排补休，应依法支付加班费。故原一、二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苏晓燕存在40.5天加班费并无不妥。《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对于工资的组成都有明确的规定。故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北京禾裕顺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京山 审判员  邢成思 审判员  牛世红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石 一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民申344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温占国，男，198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唐山国滦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赵各庄北。 法定代表人：权全，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红，该公司员工。 再审申请人温占国因与被申请人唐山国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滦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2民终8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温占国申请再审称，按照还款约定的条件现在也不?具备，借款协议明确写明了还款时间和来源，还款时间是在解决交通事故纠纷后，当时签字时是和被申请人是确认过的，被申请人现在出尔反尔，毫无信用可言。而不是原审法官理解的这仅仅是还款来源。申请人不是不还钱，申请人现在身无分文，现在申请人无力还款，再说这些钱都是可以经过工伤医疗费报销的，现在也不满足还款的时间和条件。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支持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温占国与被申请人国滦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合法有效。国滦公司已经履行了5万元的出借义务，申请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及时还款。申请人所主张的《借款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实质是对申请人还款款项来源的约定，而非对还款条件和还款进度的约定。故原一、二审判决申请人向国滦公司还款49700元，并无不当。综上，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温占国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京山 审判员  邢成思 审判员  牛世红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石 一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135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郎君，男，195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周亚丽，女，196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政，男，196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园园，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祥龙，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郎君、周亚丽与被申请人**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4民终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郎君、周亚丽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郎君为躲避债务、逃避执行，向**政出具虚假借条、《商品房买卖合同》《共同申明》，本案不存在真实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对郎君、周亚丽二人共计还款125万元只字不提。（二）二审剥夺郎君、周亚丽的诉讼权利。二审开庭前，未向郎君、周亚丽送达传票，二人在代理律师电话提醒开庭时，均不能及时参与开庭，申请延期开庭也未获合议庭批准。（三）原审遗漏案件当事人周志忠，郎君曾汇款给周志忠125万元，一审裁定驳回周志忠作为共同原告，也未将其列为第三人。据此，郎君、周亚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八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政答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之规定，本院围绕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由进行了审查。（一）、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郎君、周亚丽称郎君为逃避债务及执行，向**政虚假出具借条、《商品房买卖合同》《共同申明》等证据，本案不存在450万元的借贷，但是二人不能提交证据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郎君、周亚丽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另，一审法院已对郎君、周亚丽还款125万元认定。二人申请所述与判决书不符。郎君、周亚丽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不能归责于郎君、周亚丽二人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的情形及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1、关于诉讼权利保障的问题。郎君、周亚丽称二人在2019年8月20日才接到代理律师提醒开庭，但郎君身处国外，周亚丽要在医院护理兄长而不能开庭，周丽亚向合议庭申请延期开庭未获批准，导致二人诉讼权利未获保障。第一，经查，郎君、周亚丽委托贵州宜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坤、吕健二律师进行二审诉讼，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肖坤律师书面认可2019年8月16日收到二审法院发送的开庭短信。二审法院于2019年8月21日开庭审理本案，吕健律师到庭参加诉讼。二审法院开庭程序并无不当。第二，周亚丽申请延迟开庭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的情形，二审合议庭没有批准并无不当。另，经阅卷，《延期开庭申请书》并无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不符合申请书的形式要件。2、关于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经查，一审中，起诉时周志忠与**政是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但因郎君与周亚丽提出异议，认为周志忠与二人没有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因此裁定驳回了周志忠的起诉，且周志忠在本案借贷关系中的作用及涉及的问题已经一审查明，故二人要求追加周志忠为第三人，二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郎君、周亚丽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经审查，原判决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郎君、周亚丽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郎君、周亚丽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八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郎君、周亚丽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 静审判员 常礼贵审判员 周 朴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秦 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50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季宜兵，男，194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市中城街道长江中路106号。 法定代表人：于立忠，该市人民政府市长。 再审申请人季宜兵因诉被申请人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海安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行终106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季宜兵以海安市新生街道办在无权的情况下作出涉案威胁被申请人的告知书严重侵害其精神和财产权益，依法属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被申请人作出的（2018）海政复第64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以下简称64号不予受理决定）及一、二审判决错误等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二审判决；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64号不予受理决定；改判被申请人依法受理其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公正的决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申请人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是否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2018年11月20日，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新生街道民桥村盐通客专房屋征收指挥部向季宜兵父亲季敦正住户作出告知书，内容为：“国家重点工程——盐通高铁建设已进入施工阶段，前期区域房屋征收工作组已完成铁路施工红线内村民的房屋征收，您户位于铁路环评线内，现就房屋征收再次征求意见，如同意，将对您户的房屋进行按实评估协议征收，予以补偿，并按照城东镇相关政策进行安置，希望您户把握这次机会！如不同意征收，由此所造成的后果自负。”上述告知书系对申请人户是否同意协议征收征求意见并告知政策，告知书虽未明确对于不同意征收的法律法规以及征收补偿方案如何规定，而表述为“由此所造成的后果自负”，存在瑕疵，但告知书并未对申请人设定权利义务，亦未实质性影响其权利义务。季宜兵针对该告知书向海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海安市政府对以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作出64号不予受理决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驳回季宜兵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均无不当。 综上，季宜兵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季宜兵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朱宏伟 审判员  何 君 审判员  李绍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娄俊涛 书记员钱莹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民申171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盐亭县黑坪西部田园家庭农场，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黑坪镇铁门村。 投资人：何东，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朝柏，盐亭县金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赛诺利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中县城南开发区资威干道东侧邮政花园3号楼。 法定代表人：喻桂华，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盐亭县黑坪西部田园家庭农场（以下简称盐亭农场）因与被申请人四川赛诺利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利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0民终904号民事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本院经审查认为，盐亭农场签收的《设备到货现场验收单》中载明设备所用均附产品质检合格证，赛诺利尔公司对其无人机质量合格完成了初步举证。盐亭农场虽主张案涉无人机存在质量问题，不符合约定，系拼装产品，但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观点，亦未在原审中提出质量鉴定申请，故盐亭农场认为案涉无人机存在质量问题于法无据。 综上，盐亭农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情形，其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盐亭县黑坪西部田园家庭农场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牟桂红 审判员  廖 新 审判员  柯 燕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邱茂桂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5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品洪，男，1961年4月2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兴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思扬,贵州贝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贵州亿鸿钢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兴仁市工业园区巴铃重工区（巴铃镇小坪寨）。法定代表人:宋志成，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陈品洪因与被申请人贵州亿鸿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鸿公司”）确认劳动关系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3民终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陈品洪申请再审称,李日武与亿鸿公司没有承包合同,李日武与陈品洪一样从事的工作范围只能限定于亿鸿公司企业的经营范围，生产材料、工作环境、产品回收均是由企业固定的，员工的工作时间、工作中的人身安全同样受制于企业。陈品洪、李日武等人完成的工作内容、创造的劳动成果归亿鸿公司所有，且亿鸿公司是按月计件支付报酬，而不是事先约定完成一定的工作量总体计价支付，为此，陈品洪与亿鸿公司构成事实劳动关系。陈品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本案中，亿鸿公司采取承包方式将企业内部工作承包给无资质的李日武，由李日武自己雇请陈品洪等进行做工，公司计件向各位承包工头支付报酬，李日武再向下属员工支付报酬。由此可知，亿鸿公司与陈品洪之间不成立事实劳动关系，亿鸿公司向陈品洪承担的是用工主体责任。经审查，本案一、二审判决并没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陈品洪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陈品洪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陈品洪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荟宇审判员  张 宇审判员  周 朴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岷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