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3民初57号原告：袁晖乔，男，193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少斌，广东安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歆恬，广东安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银联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沿江一路**。法定代表人：阮炳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原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住，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路**工银大厦/div>负责人：周骏，职务：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庆管，男，该司职员，通讯地址。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华夏，女，该司职员，通讯地址。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荔湾支行，住所，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中山八路石路基**div>负责人：刘莎，职务：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祥，男，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职员，通讯地址。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冰，男，系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律师，通讯地址。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iv>法定代表人：黄子励。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冰，男，系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律师，通讯地址。原告袁晖乔诉被告广州市银联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公司”）、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广州分行”）、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荔湾支行（以下简称“广州银行荔湾支行”）、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黄斐斐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歆恬，被告工行广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庆管、冯华夏，被告广州银行荔湾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祥，被告广州银行荔湾支行及广州银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银联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晖乔诉称：1.判决四被告清偿原告袁晖乔集资款17983.00元、利息15877.17元（利息从1995年4月17日按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应计至还清款日止）；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分行的退休职工。1995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分行储蓄部（以下简称广州工行储蓄部）在本行内部职工集资，原告等人将集资款508.2万元交给广州工行储蓄部，原告存款20000元。1995年4月17日被告银联公司写了收据，收据由广州工行储蓄部交给原告；原告在广州工行储蓄部办理20000元存款后，1996年10月29日广州工行储蓄部支付给原告半年利息2400元，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1997年5月19日广州工行储蓄部支付给原告本金1180元。2004年4月27日广州工行储蓄部支付给原告本金837元。现广州工行储蓄部还拖欠原告本金17983元、利息15877.17元没有支付（暂计至起诉之时）。广州工行储蓄部在工行职工办理集资后，将包括原告在内的85位职工的集资款508.2万元以银联公司的名义借给佛山市工行下属佛山市银鸿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银鸿公司）。佛山银鸿公司借款后，曾先后三次归还1140332元，尚欠本金3941668元未还。因银联公司涉及非法集资被查，1997年8月广州市公安局到佛山银鸿公司将未归还原告等工行职工的集资款3941668元划至广州市公安局七处的专户。因广州银行荔湾支行（原名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汇通支行）涉及银联公司的集资兑付事宜，1998年4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召集市公安局、市人民银行、市工商银行（被告工行广州分行）、市城市合作银行（被告广州银行）和荔湾区政府等单位研究解决，广州市政府要求市工商银行和市城市合作银行配合妥善解决集资问题，并将原告等人在佛山银鸿公司的集资款3941668元划给广州银行荔湾支行，被告广州银行荔湾支行收款后没有支付给原告，银联公司、工行广州分行、广州银行荔湾支行负有清偿原告集资款的义务。为维护原告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工行广州分行辩称：一、原告起诉本金有误。根据原告提供的存单及银联公司内部账务表明，该批案件曾进行三次偿还，其中第一次以24%的利率付息，工行广州分行认为这部分利息应计算为本金，原告的起诉本金应扣除该部分款项。理由：1.该案被认定为非法集资，原告与银联公司之间的存款关系应被认定为无效，双方互负返还责任，银联公司三次偿还给原告的款项，无论是本金还是利息应视为银联公司返还责任的一部分，故第一次以24%的利率付息应用于冲抵本金。这在后期银联公司计算佛山银鸿公司还款金额时也将这部分利息当成佛山银鸿公司已偿还金额1140332元中的一部分的缘故。2.既然该案被认定为非法集资，那就不应该以高达24%的比例计算利息，即使银联公司应向原告支付利息，也应以活期利率计算（95年活期利率为3.15%，半年期利率为9%，一年期为10.98%）利息，故不应将第一次还款全部用于支付利息。二、本案案情有别于前期系列案件。本批案件是银联公司非法集资案一列案中的一部分，其集资方式与前期发生的系列案基本相同，特殊的地方在于借款人已分四次归还了集资款。根据银联公司负责人阮炳辉《关于广州市银联公司与佛山市银鸿公司的借款和还款情况》、《关于佛山银鸿公司借款及归还情况的汇报》，以及银联公司内部账务资料，表明借款人佛山银鸿公司先后四次归还借款共计5082000元，其中1996年5月27日还款640332元,1997年5月15日还款30万，1997年6月24日通过陈月珍个人账户（58×××58）还款20万（该笔款项先被公安七处冻结，2004年4月27日超过冻结期限被按比例发还给各存款人）。这三次还款银联公司合计1140332元，已根据各存款占比发还给各存款人，对此原告提供的存单中也有相应记载。1997年8月18日借款人佛山银鸿公司第四次还款3941668元，该笔款项被公安七处截扣并于1998年5月12日支付给广州银行荔湾支行。至此，借款人共归还5082000元，与集资金额一致。三、原告诉讼请求应全部由广州银行承担。所有证据表明，借款人佛山银鸿公司第四次还款3941668元已划给广州银行，该笔款项本应用于归还各存款人的集资款，但广州银行并未将该笔款项用于发还给存款人，至今未能说明款项最终去向。本案原告主张的存款属于借款人第四次还款的范围内，若广州银行及时将该款项发还给各存款人，就不会产生本案诉争，故广州银行应独自承担原告的所有请求。被告广州银行辩称：1.本案属于储蓄存款纠纷，广州银行自始至终没有向原告开立过书面的储蓄证明，也没有收到原告的存款，双方没有建立储蓄合同法律关系，故广州银行不应当向原告支付所谓的储蓄存款；2.广州市政府的会议纪要即原告证据8已经明确原告所谓的追缴款项应当用于处理原汇通信用社代银联公司开出存单非法集资的问题，而广州银行在本案中没有存在代开存单的情形，广州银行依据该纪要不应当向原告支付储蓄存款；3.退一步说，广州银行在本案中仅仅作为政府指定的向特定对象承担兑付义务的银行，广州银行依据该纪要进行兑付不存在过错；4.对于工行广州分行的答辩意见中关于计算存款本金的计算方式广州银行认可；5.广州银行已经按照纪要的要求将款项用于兑付市政府特定的集资户，无需再承担二次兑付的责任。被告广州银行荔湾支行辩称：同意被告广州银行的答辩意见。被告银联公司无提交答辩意见和证据材料。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市分行广州银复[1999]432号文批复同意，由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分行（以下简称广州工行）改制而成。广州市汇通城市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汇通信用社）于1994年11月20日经广州市城市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和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批准成立，陆鉴民担任主任。1996年12月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和广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汇通信用社改制为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汇通支行。1998年7月2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批准，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汇通支行更名为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通支行，简化名称为广州市商业银行汇通支行。2002年4月23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批准，广州市商业银行汇通支行更名为广州市商业银行荔湾支行。2009年11月17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批准，广州市商业银行荔湾支行更名为广州银行荔湾支行，是广州银行辖下分支机构。银联公司于1994年10月10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阮炳辉，经营范围为“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技术咨询、专业咨询；信息服务、包装潢设计、代办运输”。1999年9月27日，银联公司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而歇业。阮炳辉于1991年1月4日任广州工行储蓄部主任。广州工行人事处于1999年4月6日出具一份证明书，称阮炳辉于1994年7月1日退休。阮炳辉在任银联公司总经理的同时，1995年10月1日至1996年5月31日返聘在广州工行储蓄部工作。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粤高法民二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查明，在广州银行提交的中共广州工行党组穗工银党组[1994]052号《关于阮炳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复印件中，内容为“各行、司：经分行党组研究决定：阮炳辉同志已达到退休年龄，免去其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分行储蓄部主任职务，任储蓄部协理员，（任期一年），保留其原待遇。”落款时间为1994年9月22日。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未提交证据否定上述文件的真实性。1999年12月2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穗中法刑经初字第159号刑事判决，银联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40万元；阮炳辉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2万元。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1999）穗中法刑经初字第159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1994年8、9月期间，阮炳辉得知湛江市霞山区金辉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金辉公司）以年息30%的高息吸纳资金用于建设湛江市霞山区的金辉大厦；1995年4月，阮炳辉将此事告知汇通信用社副主任廖某某，廖又将此事告诉汇通信用社主任陆鉴民。1995年5月，阮炳辉与金辉公司总经理陈某某、陆鉴民就吸收公众存款一事进行商议并到湛江实地考察。同月18日，银联公司、金辉公司、汇通信用社签订协议书，约定银联公司将自有资金5000万元委托汇通信用社按贷款程序分批向金辉公司发放贷款，贷款发放后的管理、监督、检查、到期催收等事项由银联公司负责，汇通信用社给予协助。同年6月15日，三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书，将委托贷款的金额由5000万元增加到不超过7000万元。协议订立后，银联公司、金辉公司分别于1995年6月13日和19日在汇通信用社开立89×××82-7对公存折账户和89×××66-9对公存款账户。1995年6月至9月，阮炳辉未经金融主管部门批准，用银联公司的名义，以年利率24%的高息，擅自向广东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以下简称安装公司）等708个单位和个人吸收存款15笔，合计金额59595000元。款项在划入时，先由银联公司扣除贴息13.02%共计7759269元立即支付给储户，实际划入账的金额为51835731元。汇通信用社经过审核无误后，以实收数加上13.02%的贴息开出手写定期存单451份、有价证券代管凭证257份，利率为10.98%。此后，汇通信用社向金辉公司办理贷款手续，并扣除银联公司和汇通信用社各3%的手续费共计3575700元，将剩余48260031元划入金辉公司。1996年6月起，上述吸存的款项相继到期。金辉公司无力偿还，为了应急，1996年7-8月，汇通信用社将所收手续费中的1394205.8元用于兑付储户存款，银联公司将所收手续费中的598318元返还给金辉公司，其余1189532元全部用于支付储户到期本息。但是，上述款项远不能满足兑付需求。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47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案外人安装公司作为原告于2003年10月30日起诉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银行）、第三人银联公司、银储公司、羊城公司关于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安装公司在参加上述高息吸存中，其资金进入开户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分行一支行，户名为“存款部”，账号为58×××81的储蓄账户中。之后银联公司从该账号将资金转入汇通信用社的银联存款户（账号89×××82-7），汇通信用社向安装公司开出存单，并将款项贷款给金辉公司，同时扣除了银联公司和汇通信用社各自的3%手续费。1995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分行储蓄部在其内部职工集资，参加集资的有85人（含原告），共集资508.2万元。该笔集资款以银联公司名义借给中国工商银行佛山分行下属的佛山银鸿公司。银联公司与佛山银鸿公司于1995年4月14日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银联公司同意贷款508.2万元给佛山银鸿公司，时间为一年期，由1995年4月13日起至1996年4月13日止。按年息25.2%计息，半年计息一次。1996年8月12日，银联公司与佛山银鸿公司签订了《借款展期合同》，约定银联公司借给佛山银鸿公司508.2万元，展期半年。因佛山银鸿公司未能依时偿还全部借款的本息，1997年3月10日，银联公司与佛山银鸿公司签订了《借款补充合同》，双方确认佛山银鸿公司于1996年5月27日支付的利息640332元是支付本次借款从1995年4月13日至1996年6月12日止的全部利息，并对原定的借款利率作了调整的约定。本案原告及其他84人参加了上述集资，其中原告交付资金为20000元。1995年4月17日，银联公司开具《收据》给原告，载明交款单位名称（或姓名）为“袁晖乔”，金额人民币20000元。1996年10月29日广州工行储蓄部支付给原告半年利息2400元，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1997年5月19日广州工行储蓄部支付给原告本金1180元；2004年4月27日广州工行储蓄部支付给原告本金837元，其余本金及利息原告至今没能收回。佛山银鸿公司借款后，因银联公司阮炳辉涉嫌非法集资被广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1997年8月1日，广州市公安局第七处发函给中国工商银行佛山分行及佛山银鸿公司，要求中国工商银行佛山分行及佛山银鸿公司尽快返还阮炳辉或银联公司的集资款，汇入广州市公安局七处的专户。1997年8月18日，佛山银鸿公司将涉案的3941668元汇入广州市公安局七处的专户。广州市公安局七处刑警大队开具收条，写明收到佛山银鸿公司交来的人民币3941668元，该款是银联公司与佛山银鸿公司于1995年4月1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归还款项。1998年4月1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召集市公安局、市人民银行、市工商银行（即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市城市合作银行（即广州银行）和荔湾区政府等单位研究落实处理原汇通信用社代银联公司开具存单非法集资问题，并形成《关于处理原汇通信用社代银联公司开出存单非法集资问题的会议纪要》。会议议定，广州市公安局已追缴的392万元款项先交给汇通支行，用以兑付部分特殊情况的集资户，以确保社会稳定；市工商银行、市城市合作银行不要推卸责任，应积极配合，妥善解决该集资案问题。1998年5月12日，广州市公安局第七处将追缴的人民币3941668元支付给了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汇通支行。但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汇通支行收款后没有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原告及涉案其他集资人。原告等众多集资人经追讨无果，故提起本案的诉讼。另查，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216号民事判决查明，认定广州工行储蓄部与银联公司在存款（资金拆借）关系中实际上存在着密切合作关系和共同行为。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47号民事判决中认定，汇通信用社与银联公司在非法吸收存款时事先经过共同策划，相互配合，银联公司在汇通信用社所开设账户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实施非法吸收存款，是非法吸收存款系列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用委托贷款的形式来掩盖汇通信用社、工行省分行营业部、银联公司非法吸收存款的目的，该行为得以完成需要两家金融机构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汇通信用社与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共同完成了自行将款项转给实际用资人的行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自然具有证明力，当事人无需举证。对（1999）穗中法刑经初字第159号刑事判决书、（2005）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216号民事判决、（2010）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47号民事判决、（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689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本院在本案中亦予以确认。本案的原告持有银联公司开具的《收据》，记录了原告的交款金额、广州工行储蓄部支付给原告的部分本息金额，与已生效判决认定的被告在高息吸存过程中的操作手法及事实相符，故本院依法确认该《收据》应是存款凭证，本案应为存单纠纷。原告与其他众多存款人一起，参加了前述的高息吸存，应将这些存款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而不应该割裂为个案对待。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虽然案涉款项去向与（2010）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47号案中安装公司款项去向不同，本案款项由被告银联公司出借给佛山银鸿公司而非金辉公司，但工行广州分行、汇通信用社与银联公司在本案中非法吸收存款的形式、手法却均与（2010）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47号案中安装公司的情况基本相同，结合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处理原汇通信用社代银联公司开出存单非法集资问题的会议纪要》的内容亦可见，本案与是工行广州分行、汇通信用社与银联公司在非法吸收存款系列行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故本案也可参照（2010）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47号案来进行处理。本案原告及其他存款人交付了资金，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其为出资人，其利益应当得到保护。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工行广州分行和广州银行对原告集资款的责任问题。关于工行广州分行的责任问题。生效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216号民事判决中认定了广州工行储蓄部与银联公司在存款（资金拆借）关系中实际上存在着密切合作关系和共同行为。因此，本案也应当认定工行广州分行与银联公司一起参与了涉案的高息吸存，两者在存款关系中存在密切合作关系，工行广州分行应对该系列的存款包括原告的存款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广州银行的责任问题。根据生效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以及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情况，汇通信用社与银联公司在非法吸收存款时事先经过共同策划，相互配合。银联公司、汇通信用社、工行广州分行的行为，是用委托贷款的形式来掩盖汇通信用社、工行广州分行、银联公司非法吸收存款的目的，该行为得以完成需要两家金融机构分工合作，相互配合，从而共同完成了将款项转给用资人银联公司及借款人佛山银鸿公司的行为。而且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召集市公安局、市人民银行、市工商银行（被告工行广州分行）、市城市合作银行（被告广州银行）和荔湾区政府等单位研究落实处理原汇通信用社代银联公司开具存单非法集资问题时，形成了会议纪要。要求广州市公安局将已追缴的392万元款项先交给汇通支行，用以兑付部分特殊情况的集资户，以确保社会稳定；市工商银行、市城市合作银行不要推卸责任，应积极配合，妥善解决该集资案问题。广州市公安局第七处将在借款人佛山银鸿公司追缴的人民币3941668元支付给了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汇通支行，该款本应用于归还给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涉案集资户。虽然广州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要求汇通支行将已追缴的392万元款项用以兑付部分特殊情况的集资户，但并无特别指定具体的集资户，反而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涉案集资户才是已追缴的392万元款项的集资户，但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汇通支行收款后没有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原告及涉案其他集资人，而是另作他用。因此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汇通支行应当对原告的存款承担还款责任。汇通信用社（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汇通支行）经过改制、更名，成为广州银行的分支机构广州银行荔湾支行，广州银行荔湾支行是广州银行下属的没有独立法人资格及没有独立财产的机构，其债务由广州银行承担，本院依法认定广州银行应对原告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原告参与高息吸存的资金20000元交付给了工行广州分行，工行广州分行将资金提供给用资人银联公司使用。原告与工行广州分行及广州银行建立存款关系，银联公司是实际使用人。工行广州分行、广州银行、银联公司应对原告上述存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付责任。由于广州工行储蓄部1996年10月29日支付给了原告半年利息2400元，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1997年5月19日广州工行储蓄部支付给原告本金1180元；2004年4月27日广州工行储蓄部支付给原告本金837元，故工行广州分行、广州银行、银联公司应当偿付给原告的本金为17983元。利息起计时间应从1995年10月17日起计，对原告诉讼请求中超过该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对于被告工行广州分行认为原告交付资金给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时，广州工行储蓄部曾于1996年10月29日支付给了原告半年利息2400元，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2400元应当冲抵本金，不是利息问题，因与事实相悖，故本院对被告工行广州分行的主张不予采信。被告银联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广州市银联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对原告袁晖乔17983元存款及利息（其中从1995年10月17日起至1997年5月19日止的利息以本金20000元计算，从1997年5月20日起至2004年4月27日止的利息以本金18820元计算，从2004年4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17983元计算，以上利息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付）承担连带偿付责任；二、驳回原告袁晖乔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47元，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广州市银联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受理费原告已预付，本院不予退回，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广州市银联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斐斐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林 虹辜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