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7民再5号再审上诉人（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袁振芳，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森，内蒙古适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姜洪森，男，194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和平村断桥大街**。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玉国，内蒙古喆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袁明芳，男，195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海拉尔电厂退休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电厂宿舍**。第三人：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嵯岗苏木莫和尔图嘎查，住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div>法定代表人：敖洪亮，嘎查达。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存江，内蒙古典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姜洪森与袁振芳、袁明芳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鄂温克旗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6）内0724民初473号民事判决，姜洪森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2017）内07民终856号民事判决，姜洪森仍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日作出（2018）内民申167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2018）内07民再36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内07民终856号民事判决及（2016）内0724民初473号民事判决，发回鄂温克旗人民法院重审。鄂温克旗人民法院在重自治旗巴彦嵯岗苏木莫和尔图嘎查（以下简称莫和尔图嘎查）为第三人，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内0724民再2号民事判决，袁振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上诉人袁振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森、被上诉人姜洪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玉国，被上诉人袁明芳，第三人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嵯岗苏木莫和尔图嘎查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存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振芳上诉请求：1.撤销（2019）内0724民再2号民事判决；2.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基于承包经营权以及合伙财产所有权请求判令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返还原物的请求应得到支持错误。理由如下：第一，返还原物是指物的权利人在其原物被他人侵夺或无权占有时，该权利人有权要求无权占有人返还原物。而本案一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所谓的承包经营权，是土地租赁合同，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是一种债权并非物权，一审法院是偷换法律概念。该合同没有在政府备案，也没有取得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符合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法律要件，更没有物权的法律特征，所以并非物权，也不能按照返还原物进行主张。第二，被上诉人与再审被申请人在合伙进行经营过程中，被上诉人2009年8月6日已经通过授权及2010年1月11日的《协议》的方式放弃经营转承包给再审被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每年给被上诉人伍万元承包费，是一种转包行为，承包经营权已经转给再审被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不再经营将承包权给了上诉人，并且在重新签订第二份土地租赁合同时，把第一份合同终止，当场撕毁。被上诉人再提交的这份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份合同的主体不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可能是原合同的延续，只能是重新签订的合同，只不过合同条款与第一份合同的内容差不多而已。假设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将土地租赁当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人是土地的所有权人，有权提前收回被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为被上诉人多年没有缴纳土地承包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提前交回，是指在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届满之前，承包方将承包土地交回发包方，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于消灭的行为。第三人已将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作废，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权已经消灭。第三人重新与上诉人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被上诉人与再审被申请人是合伙关系，合伙关系与土地租赁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合伙关系与土地租赁关系混为一谈，认为合伙关系存在，别人签订的土地租赁关系，也视同为合伙关系的延续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相反，上诉人是基于新的《土地租赁合同》取得的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且，办理了各种营业执照及行政许可证，属于合法占有人，不具有返还被上诉人的任何法律依据。第三，上诉人所持有的《渔业捕捞许可证》《水域滩涂养殖证》《营业执照》等行政许可证，都是上诉人自己的名字，据《渔业法》《物权法》的规定，上诉人已经取得渔业权，主要包括水面、滩涂的所有权，养殖使用权，捕捞权等，渔业权是具有排他性的物权，一审法院无权在民事判决中对于行政许可取得的权利进行取消，一审法院是以民事审判代替行政审理的严重滥用司法权的行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法院在确定土地承包租赁合同上将土地租赁关系认定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关系，是属于错误的。第二，在判决书第15页倒数第6行，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认定为是一种物权，属于扩大解释，如果本案的土地租赁真正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只能属于物权的一种，是基于土地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而产生的用益物权，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认识错误、对行政许可的认识也错误。所以，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是无权占有人错误。姜洪森辩称，海拉尔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9日立案受理的姜洪森诉袁明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经审理查明，姜洪森与袁明芳合伙修建位于莫和尔图嘎查小型水库并用于养鱼。2010年姜洪森与袁明芳签订协议，约定原渔场大坝、大坝闸口，现有住房设施属于双方共同投资的固定资产，认定价值为50万元，双方四六分成，袁明芳为20万元，姜洪森为30万元。袁明芳自2009年起每年给付姜洪森5万元承包费，且双方自愿约定若袁明芳拖欠承包费等款项则从其20万元固定资产中扣减，在扣减为零时，袁明芳的原固定资产归姜洪森所有，现袁明芳拖欠姜洪森承包费共计22万元，双方经海拉尔区法院主持调解，袁明芳固定资产20万元被折抵后再支付姜洪森2万元承包费。调解书于2015年10月22日生效后，姜洪森和袁明芳自行解除了合伙关系及承包关系。姜洪森要求将渔场返还时被申请人要求用法律途径解决，故姜洪森自2015年开始诉讼，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民申1677号裁定书，指令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再审所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袁明芳未作答辩。第三人莫和尔图嘎查述称，一，涉案争议的渔场所有权属于嘎查。前合同是原嘎查达与马凤来和姜洪森签订的，没有经过村开会通过，没有上报苏木，因此是无效合同。原合同被原嘎查达拿走，没有交给嘎查，嘎查一直没有合同，导致姜洪森从2002年到2009年一直没有给嘎查交承包租金。二，2009年重新签订合同时，袁明芳把姜洪森给他的合同拿出当场撕毁，嘎查才又和袁振芳重新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同和所有的手续都是在袁明芳同意下，才变更到袁振芳名下。三，2009年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迄今为止都是袁振芳在和嘎查履行合同缴纳承包租金。姜洪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明芳、袁振芳将实际占有、使用的渔场返还给姜洪森，并限期搬离；2.判令袁明芳、袁振芳给付姜洪森2015年度承包费5万元；3.因本案诉讼所发生的费用由袁明芳、袁振芳负担。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姜洪森、袁明芳合伙在位于莫和尔图嘎查南七公里处的石砬子山下，修建大坝形成小型水库，并用于养鱼。2010年1月11日，姜洪森和袁明芳订立了协议，双方约定原渔场大坝、大坝闸口，现有住房等设施属于双方共同投资的固定财产，约定共同财产50万元，四六分成，袁明芳为20万元，姜洪森为30万元。自2009年起袁明芳每年给付姜洪森5万元承包费，双方约定若袁明芳拖欠承包费则从袁明芳20万元固定资产中扣减，扣减为零时，袁明芳的原固定资产归姜洪森所有。因袁明芳拖欠姜洪森承包费共计22万元，双方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法院主持调解，袁明芳固定资产20万元被折抵后再支付给姜洪森2万元承包费。2009年8月16日，姜洪森委托袁明芳承包经营该水库，并约定之后的各种手续都由袁明芳办理变更。该水库是2000年6月11日姜洪森和马凤来以北冰洋鱼场的名义与莫和尔图嘎查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取得，租期为三十年。袁明芳承包水库之后交由其弟弟袁振芳进行经营管理，袁振芳在经营中，就该诉争渔场与发包方莫和尔图嘎查重新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并办理了《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及《营业执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争议的渔场是由姜洪森等人于2000年6月11日与鄂温克旗巴彦嵯岗苏木莫和尔图嘎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后修建大坝形成水库进行养殖。该渔场在经营过程中袁振芳以自己的名义与莫和尔图嘎查重新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并办理了《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及《营业执照》，取得了经营许可权，姜洪森就要求返还渔场支付承包费的诉讼主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故未予支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姜洪森释明，将其与袁明芳、袁振芳和莫和尔图嘎查间的渔场使用权争议另行解决后，再行主张本案诉求，但姜洪森执意要求本案做出结论。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姜洪森的诉讼请求。姜洪森上诉请求：1.撤销或改判一审判决；2.诉讼费由袁明芳、袁振芳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姜洪森于2000年6月11日与莫和尔图嘎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取得本案争议渔场经营权，于2001年3月12日注册成立了海市北冰洋鱼场，经营形式为个人。2005年2月24日姜洪森与袁明芳签订了《北冰洋鱼场合伙入股生产、经营管理协议》，二人确立合伙关系，2009年5月31日姜洪森退出对该渔场的经营，并将该渔场经营权转让给袁明芳，袁明芳委托袁振芳对该渔场实际经营管理。2009年8月19日袁振芳以鄂温克旗巴彦嵯岗鸿雁湖鱼业生态园的名义与莫和尔图嘎查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袁振芳承包了莫和尔图南八公里处哈拉格石砬子山下一小型水库。该水库与姜洪森承包的巴彦嵯岗苏木政府南七公里石砬子山下水库，为同一水库。2015年10月22日，姜洪森与袁明芳签订《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双方解除合伙关系。本院二审认为，姜洪森于2000年6月11日与莫和尔图嘎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合同有效期为三十年。该鱼场在经营过程中袁振芳于2009年8月19日以鄂温克旗巴彦嵯岗鸿雁湖鱼业生态园的名义与莫和尔图嘎查重新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并办理了《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及《营业执照》，取得了经营许可权，莫和尔图嘎查亦认可其与袁振芳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姜洪森要求袁明芳、袁振芳返还原物的诉讼，实际为渔场经营权的返还，该诉讼请求与本案两个合同的效力及履行具有关联性，袁振芳与莫和尔图嘎查签订的承包合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且姜洪森没有证据证明袁振芳经营本案争议的渔场是非法的，故姜洪森要求袁明芳、袁振芳将实际占有、使用的渔场返还给姜洪森，并限期搬离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姜洪森应当就合同纠纷对莫和尔图嘎查另行主张权利。因此，本院对姜洪森要求返还原物的诉讼请求未予维护。姜洪森要求袁明芳、袁振芳给付2015年租金5万元，袁明芳称2015年的租金已经给付姜洪森，姜洪森没有提供袁明芳、袁振芳拖欠其2015年租金5万元的有效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姜洪森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未予维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姜洪森负担。再审申请人姜洪森再审请求为：1.要求袁明芳、袁振芳将实际占有、使用的渔场返还给姜洪森，并限期搬离；2.因本案诉讼所发生的费用由袁明芳、袁振芳负担。一审法院再审查明：2000年6月11日，姜洪森、马凤来作为乙方与第三人莫和尔图嘎查签订《合同书》，约定：乙方在该嘎查修建小型水库和养鱼池，进行养鱼。大坝的位置为巴彦嵯岗苏木政府南七公里。水库和养鱼池的使用权归乙方。乙方所施工的工程产权归乙方。乙方自2001年6月起每年向甲方交纳费每亩水面叁拾元，合同有效期为三十年。2001年3月12日姜洪森办理了字号为海市北冰洋渔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为1521013001818，经营者为姜洪森个人。2002年2月22日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嵯岗苏木人民政府向旗计委作出鄂嵯政发（2002）7号《关于申请北冰洋渔场立项的报告》；2002年3月13日鄂温克族自治旗畜牧业局向旗计委作出鄂畜发（2002）16号《关于巴彦嵯岗苏木北冰洋渔场立项的请示》。2002年3月15日鄂温克族自治旗发展计划局作出鄂发计字（2002）22号《关于巴彦嵯岗苏木北冰洋渔场立项报告的批复》同意建设巴彦嵯岗苏木北冰洋渔场。2005年2月24日姜洪森与袁明芳作为合伙人签订了《北冰洋养渔场合伙入股生产、经营管理协议》约定二人合伙投资经营。载明：合伙入股文件依据为：1.鄂发计字（2002）22号《关于巴彦嵯岗苏木北冰洋渔场立项报告的批复》；2.鄂畜发（2002）16号《关于巴彦嵯岗苏木北冰洋渔场立项的请示》；3.莫和尔图嘎查委员会《合同书》；4.鄂温克旗水产管理站（2002）鱼养03号使用证一本；5.注册号为1521013001818的《养鱼营业执照》；6.姜洪森所申领的北冰洋渔场可行性报告。约定合伙入股经营原则为公平、公正、公开，各股份原则上均衡，利润按股分配，一股按一万元计算，产权共有，共同管理。合伙人共两人，并载明原合伙人马凤来退股，转给姜洪森。2010年1月11日袁明芳与姜洪森签订《协议》（此为2009年5月31日签订《协议》）的完善），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每年10月末前给付乙方承包费伍万元人民币。2009年6月1日为承包起始日。承包期同与当地政府签订的《土地租用（承包）合同》”第三条约定“拖欠不支付以上款项，则从甲方固定资产分成中扣减。甲方固定资产贰拾万元扣减为零时，本协议第一条所表述的渔场固定资产归乙方。”姜洪森退出渔场，并将渔场的政府招商批文、土地租用（承包）合同、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渔业捕捞许可证、营业执照等全部证件、手续交给袁明芳，袁明芳单独对渔场进行管理。2009年8月6日，姜洪森出具内容为：“北冰洋渔场已由袁明芳个人承包，以后各种手续都由袁明芳办理。同意变更法人代表和场名”的《委托书》。2006年3月17日、2009年8月19日，甲方为第三人莫和尔图嘎查，乙方为鄂温克旗巴彦嵯岗鸿雁湖渔业生态园袁振芳，分别签订土地租用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约定，本协议是因渔场改名办理手续等工作需要，在2000年与嘎查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的基础上重新修改签订，此协议签字生效后为唯一有法律效力文件，其他一律作废。2010年7月7日袁振芳以北冰洋养渔场的名义向水产站申请办理养殖、捕捞许可。2010年8月19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政府颁发《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使用者（承包方）为巴彦嵯岗鸿雁湖鱼业生态园，捕捞许可证号为201007。编号为20100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审批表》所附相关材料中有2010年7月7日的申请，该申请是以北冰洋养渔场名义提交。2010年8月19日获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持证人为袁振芳。2013年袁振芳向鄂温克族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大雁市场监督管理所提交《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申请表》申请字号名称为鸿雁湖鱼业生态园，经营场所为扎格得木丹嘎查，鄂温克族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大雁市场监督管理所于当日核准同意。《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审核表》中名称为鄂温克旗大雁镇扎格得木丹鸿雁湖鱼业生态园。《营业执照》注册日期为2013年6月17日，名称为鄂温克旗大雁镇双泉山庄鸿雁湖鱼业生态园，经营者为袁振芳。姜洪森因与袁明芳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于2015年4月29日诉至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10月25日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531号民事调解书，因袁明芳拖欠姜洪森承包费共计22万元，姜洪森与袁明芳协商一致同意袁明芳固定资产（即双方投资建设的渔场大坝、大坝闸口、30平米住房设施，认定价值为50万元。双方四六分成，袁明芳为20万元，姜洪森为30万元）折抵20万元后再支付姜洪森2万元承包费。就固定资产增值部分及袁明芳单方投资问题申请庭外自行解决。2015年10月22日袁明芳、姜洪森签订了《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解除二人合伙关系。袁明芳经营渔场期间，由其弟弟袁振芳经营管理。上述调解书生效后，因实际经营管理渔场的袁振芳不予返还，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00年6月11日姜洪森与第三人莫和尔图嘎查签订的《合同书》及2009年8月19日鄂温克旗巴彦嵯岗鸿雁湖鱼业生态园袁振芳与第三人莫和尔图嘎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的效力及两个合同的关系；二、袁振芳持有的《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渔业捕捞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是否可以确认承包权；三、原告所诉要求返还渔场，应具体返还哪些原物的问题。关于2000年6月11日姜洪森与第三人莫和尔图嘎查签订的《合同书》及于2009年8月19日鄂温克旗巴彦嵯岗鸿雁湖鱼业生态园袁振芳与第三人莫和尔图嘎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的效力及两个合同的关系的问题。姜洪森在马凤来退出合伙后与袁明芳合伙建大坝。2009年开始渔场采取袁明芳一人经营管理，每年给姜洪森50，000元的形式经营。袁明芳雇佣其弟袁振芳经营管理，此过程中在姜洪森的同意下渔场进行了更名，更为鄂温克旗巴彦嵯岗鸿雁湖鱼业生态园。办理相关手续时鄂温克旗巴彦嵯岗鸿雁湖鱼业生态园经营者登记为袁振芳。鄂温克旗巴彦嵯岗鸿雁湖鱼业生态园袁振芳与第三人莫和尔图嘎查于2009年8月1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第三条：“本协议是因渔场改名办理手续等工作需要，在2000年与嘎查签订的土地租用的合同基础上重新修改签订的，此协议签字生效后为唯一有法律效律文件，其他一律作废”。该条已明确该合同并非为第三人莫和尔图嘎查就争议土地重新发包，而仅因渔场办理更名手续需要在2000年合同书的基础上予以修订补充，该合同不是重新发包而是修改延续。姜洪森并未丧失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物权，物权的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依法互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土地经营权等权利。第九条规定，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姜洪森和袁明芳之间即为以经营权换取每年5万元承包费的方式合伙。不论是2009年8月6日姜洪森出具的《委托书》还是2010年1月11日签订的《协议》都未对自己的承包权作出转让。并且2009年的土地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仍沿袭2000年合同内容，故2009年的土地租赁合同系2000年合同的修订补充，并非“一地二租”。关于袁振芳持有的《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渔业捕捞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是否可以确认承包权的问题。姜洪森退出渔场时将《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渔业捕捞许可证》《营业执照》等全部交给袁明芳，以便其经营管理。现袁振芳持其申领的《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渔业捕捞许可证》《营业执照》等主张其对渔场有占用、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了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集体所有的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本案涉案养殖水域，是因姜洪森承包土地后修建大坝，一侧形成水库、一侧形成渔场。姜洪森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的目的也是修建大坝形成渔场进行养殖。《渔业捕捞许可证》《营业执照》仅是行政许可，是许可申请人可以从事生养殖、捕捞等生产经营，并无确权效力。上述证照均是袁振芳在替袁明芳经营管理渔场期间申请办理的（并且庭审中袁振芳、袁明芳均认可其办理渔场的相关文件是依据姜洪森给袁明芳的相关文件及手续）。袁明芳对渔场的经营权是基于与姜洪森的合伙形式取得，二人在调解书生效后，签订了《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合伙关系已经解除，袁明芳已失去经营权，受袁明芳委托经营管理渔场的袁振芳也自然不再享有经营权。袁振芳继续占有渔场和房屋没有合法根据，系无权占有，侵害了姜洪森的物权。姜洪森所诉要求返还渔场，应具体返还哪些原物的问题。本案涉及的渔场为姜洪森与袁明芳合伙投资建设，而且双方确定固定资产为，即渔场大坝、大坝闸口、住房、住房设施价值为50万元。现经海拉尔区人民法院调解确认，袁明芳将承包费已用固定资产折抵，并且姜洪森与袁明芳已解除承包关系，故其所有固定资产即大坝、大坝闸口、住房、住房设施应归姜洪森所有div>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姜洪森要求袁明芳、袁振芳返还渔场，限期搬离，2000年6月11日姜洪森与马凤来合伙以海市北冰洋渔场的名义于承包巴彦嵯岗苏木政府南七公里，约定修建小型水库和养鱼池。马凤来退出合伙后姜洪森与袁明芳于2005年2月24日，签订了《北冰洋养渔场合伙入股生产、经营管理协议》合伙建设经营渔场。袁明芳经营期间因其个人原因将渔场交由其弟袁振芳管理。袁振芳在管理过程中持渔场相关证件材料及姜洪森的委托书进行了渔场更名，因更名需要袁振芳以渔场的名义与第三人莫和尔图嘎查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该合同只是第三人与姜洪森签订的合同的修改延续，承包方姜洪森的承包经营权并未丧失。姜洪森退出渔场经营时将《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渔业捕捞许可证》《营业执照》等全部交给袁明芳，以便其经营管理。由于姜洪森与袁明芳的合伙形式，在袁明芳的默许下导致了袁振芳将渔场的相关证照办理在自己名下。袁明芳自调解书生效后即丧失了对合伙财产的所有权，无权赠与他人。袁振芳所持《渔业捕捞许可证》《营业执照》是行政许可，许可申请人可以从事养殖、捕捞等生产经营。上述证照均是袁振芳在替袁明芳经营管理渔场期间申请办理的。袁明芳对渔场的经营权是基于与姜洪森的合伙取得，二人合伙关系解除时袁明芳失去经营权，受袁明芳委托经营管理渔场的袁振芳也自然不再享有经营权。袁振芳继续占有渔场和房屋没有合法根据，系无权占有，侵害了姜洪森的物权，对袁振芳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姜洪森基于承包经营权以及合伙财产所有权请求判令袁明芳、袁振芳返还原物的请求应得到支持。庭审中，第三人莫和尔图嘎查提出要求姜洪森给付其土地承包费的抗辩主张，因该诉讼请求与本案无关联，第三人可另案诉讼。另关于袁振芳所主张的其对渔场有投入部分，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袁明芳及姜洪森在达成调解时用渔场固定资产抵顶承包费时约定对增值部分及单方投入问题申请庭外自行协商，袁明芳、袁振芳主张在大坝有所投入可持相关证据，另案起诉。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姜洪森的再审请求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应得到支持。判决：被申请人袁明芳、袁振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渔场（渔场大坝、大坝闸口、30平米房屋）返还给再审申请人姜洪森，并搬离渔场。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姜洪森要求袁明芳、袁振芳返还渔场，限期搬离的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渔场系在姜洪森、马凤来于2000年租赁的莫和尔图嘎查石砬子山下，2005年（马凤来退出合伙后）姜洪森与袁明芳共同出资建设大坝所形成，设施包括该大坝、闸口以及房屋一幢。上述大坝、闸口、房屋，在（2015）海民初字第531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原袁明芳所属份额已折抵为合伙期间渔场承包费等款项归姜洪森所有。自此，大坝、闸口、房屋的财产所有权全部归姜洪森一人所有。一审支持姜洪森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袁振芳所称，袁明芳已用房屋、大坝抵其债权。因袁明芳无处分权，故本院对其所持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袁振芳主张：“被上诉人与再审被申请人在合伙进行经营过程中，被上诉人2009年8月6日已经通过授权及2010年1月11日的《协议》的方式放弃经营转承包给再审被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每年给被上诉人伍万元承包费，是一种转包行为，承包经营权已经转给再审被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不再经营将承包权给了上诉人，并且在重新签订第二份土地租赁合同时，把第一份合同终止并且当场撕了。第二份合同的主体不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可能是原合同的延续，只能是重新签订的合同，只不过合同条款与第一份合同的内容差不多而已”。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袁振芳所称被上诉人系姜洪森，再审被申请人系袁明芳。即，无论2009年8月6日的《委托书》以及2010年1月11日的《协议》所涉及的主体均为姜洪森和袁明芳，无关袁振芳。《委托书》载明“北冰洋渔场由袁明芳个人承包，以后各种手续都由袁明芳办理。同意变更法人代表和厂名。委托人姜洪森”。《协议》约定“甲方（袁明芳）每年10月末给付乙方（姜洪森）承包人伍万元人民币。2009年6月1日为承包起始日。承包期同与当地政府签订的土地租用（承包）合同期一致。”并约定双方任何一方转让属于自己分成的渔场权益，必须经双方协商并完全同意后签订有效协议方可执行。出售渔场全部产权必须经甲乙双方协商并完全同意后签订有效协议方可执行。故《委托书》以及《协议》均是对渔场的经营管理所做约定。系袁明芳与姜洪森约定由一方实际经营，给另一方一定渔场承包费的形式合伙。并无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意思表示，亦能证明渔场建设、经营主体不包括袁振芳。袁振芳还主张其基于新的土地租赁合同取得的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且办理了各种营业执照及行政许可证，属于合法占有人。对此，本院认为，鄂温克旗巴彦嵯岗鸿雁湖鱼业生态园袁振芳与第三人莫和尔图嘎查于2009年8月1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第三条：“本协议是因渔场改名办理手续等工作需要，在2000年与嘎查签订的土地租用的合同基础上重新修改签订的，此协议签字生效后为唯一有法律效律文件，其他一律作废”已明确该合同并非为第三人莫和尔图嘎查就争议土地重新发包，而仅因渔场办理更名手续需要在2000年合同书的基础上予以修改签订。前已述，土地承包方系姜洪森，渔场建设人系姜洪森与袁明芳二人。袁明芳因其个人工作、身份原因不便以自己名义经营渔场，由其弟弟袁振芳经营管理。袁振芳基于对渔场的经营管理，将各种证照办理在自己名下的行为和结果，不能反证其在姜洪森和袁明芳解除合伙关系，所建设的大坝、闸口、房屋均归姜洪森一人后，仍有权占有使用渔场。故本院对袁振芳上述主张不予支持。袁振芳对于大坝、闸口、房屋既未原始建设，也无后续合法受让事实，其以鄂温克旗巴彦嵯岗鸿雁湖鱼业生态园及本人名义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亦为其作为渔场经营管理人员因渔场改名需要对原承包《合同书》进行修改签订。故其对涉案渔场系无权占有，应予返还。综上所述，袁振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宝良审判员 陈 伟审判员 包立红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栾学明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