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0108民初1358号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0100003962T。   法定代表人：陈四清，该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才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职员。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901252686T。   负责人:胡晔，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才伍，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劳世全，海南云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海燕，女，196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道哲，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海南省分行）与被告黄海燕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才伍、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劳世全、被告黄海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道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工行海南省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不予支付被告社会保险待遇损失人民币126088.3元；2.请求判决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无须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已经依法为被告缴纳养老保险费，不存在未依法缴纳养老保险费造成被告养老保险待遇损失的事实。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相关行业统筹养老保险规定,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自1994年1月开始为被告缴纳养老保险符合法律规定。1.据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问题的批复》(国函[1993]149号)第一条、劳动部和财政部《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职工养老保险费用统筹问题的批复》(劳部发[1995]140号文)，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及分支机构暂不参加地方社会保险的批复》(银人险[1996]2号)第一条的规定，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属于国务院批准实行社会保险行业统筹的单位,其社会保险按照行业的规定自1994年1月才开始办理。2.《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2018年)第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原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行业统筹的用人单位的从业人员，按照国家规定移交地方管理或者办理转移的，国家或者行业主管部门规定其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以前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上述规定说明了两个问题：(1)原告在实行行业统筹的1994年1月之前无须缴纳养老保险，否则，《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就会要求原告等行业统筹单位补缴养老保险费，而不是将1994年1月之前的工龄或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2)在1994年1月之前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将1994年之前的工龄或工作年限视同缴纳年限。由此可见,如果按照上述规定执行，被告不存在任何损失。(二)已经生效的判决确认含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在内的行业统筹单位自1994年1月开始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劳动者要求赔偿养老保险待遇损失的诉求。1.海口中院(1995)海中法行初字第11号行政诉讼案明确，行业统筹的单位办理社会保险执行行业的规定。2.与本案相同的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陵民初字第1221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1099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琼民申542号民事裁定书均不予支持劳动者要求赔偿养老保险待遇损失的诉求。(三)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支付被告养老保险待遇损失的理由不成立。1.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支付被告养老保险待遇损失于法无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之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赔偿保险待遇损失得以支持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2)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3)劳动者因此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首先，原告属行业统筹单位，养老保险应按行业统筹的规定办理。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已经按照行业统筹的规定为被告缴纳养老保险，不存在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其次，对于1994年1月之前的工作年限，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应当缴纳养老保险，也没有证据证明假如应当缴纳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第三，依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2018年版)第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原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行业统筹的用人单位的从业人员,按照国家规定移交地方管理或者办理转移的，国家或者行业主管部门规定其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以前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实行行业统筹的1994年1月之前的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在法律上被告不存在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损失。根据被告提交的《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退休资格审核表》，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在核定被告养老保险待遇时，将1993年12月前未缴纳养老保险费的部分工作年限(部分工作年限不视同有误)视同缴费年限，该事实亦证明了本案应适用《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2018年版)第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将1993年12月前的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的事实。2.养老保险费的缴纳属于法定义务，应根据法律规定办理，而不是通过劳动合同约定的方式办理。用人单位是否依法缴纳养老保险费应根据法律规定判断，《关于缴纳合同制职工社会劳动保险基金的通知》并非法律规定,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据该通知、《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以及社保机构的回复意见判断,认为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未缴纳1994年1月之前的养老保险违法是错误的。3.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的决定》(国务院令99号)第二条第四款之规定：“经国务院批准按系统实行统筹的,企业和劳动合同制工人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向该系统的主管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险专门机构缴纳退休养老基金”；根据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问题的批复》(国函[1993]149号)第一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转发的通知》(银发[1993]313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及分支机构暂不参加地方社会保险的批复》(银人险[1996]2号)第一条的规定，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属于国务院批准实行社会保险行业统筹的单位，其养老保险费应向行业主管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险专门机构缴纳，而不是向地方社保部门缴纳，而《关于缴纳合同制职工社会劳动保险基金的通知》要求向地方缴纳社保，由此可见,《关于缴纳合同制职工社会劳动保险基金的通知》并不适用于本案。二、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一)被告对原告中国工商银行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系主体错误。《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对于何为“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做了具体规定：“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银条法〔1995〕37号)也规定：“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时，与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纠纷引起民事诉讼的，应以分支机构作为诉讼主体，而不应以其总行作为诉讼主体…….”本案中，劳动合同签订机构为工行海南省分行，劳动合同关系存在于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与被告之间，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与被告之间,且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属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依法可以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原告中国工商银行与被告之间并无关系，原告中国工商银行从一开始作为劳动争议仲裁案的被申请人就是不适格的。(二)原告中国工商银行并非劳动合同的相对方，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系原告中国工商银行的分支机构，并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作为用人单位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原告中国工商银行与被告之间从未签署过任何建立劳动关系的协议，二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规定的权利，并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更不负担合同中规定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中国工商银行并非本案劳动合同的当事人，原告中国工商银行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合同关系。因此，被告只能向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主张权利，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三)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依据。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根据《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公司法》第十四条裁决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上述法条均未规定连带责任的内容，而连带责任的认定只能基于法律明确规定或合同约定。因此，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适用上述规定裁决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鉴于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属于国务院批准实行社会保险行业统筹的单位，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按照行业的规定自1994年1月开始缴纳养老保险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未依法缴纳养老保险的事实，且《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2018版)第十二条第五款规定1994年1月之前的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在法律上被告亦不存在损失，因此，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支付被告社会保险待遇损失人民币126088.3元，以及裁决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及工行海南省分行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   被告黄海燕辩称，一、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未按规定给被告缴纳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且已不能补缴是客观事实，仲裁裁决书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形下认定事实正确，裁决内容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向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固定工、合同制工人流动审批表》《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历年缴费基数明细表》《银行流水单》《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退休资格审查表》以及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取的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关于协查黄海燕社会保险费情况的复函》等书证，证明以下六个事实：1.被告于1989年3月入职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处工作，至2019年8月被告办理退休手续，被告与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被告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期间的《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明确有保险福利待遇的规定；3.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期间，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未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费；4.被告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这段期间的工龄不能视同缴费年限；5.被告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这段期间的养老保险不能补缴；6.经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核算，被告月退休金少领取金额为548.21元（7012.40元－6464.19元），养老保险待遇损失共计126088.30元［（7012.40元－6464.19元）×12个月／年×20年－（7012.40元－6464.19元）×10个月］。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没有为被告缴纳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期间社会保险费事实存在，违反了劳动合同及国务院的相关规定。被告月退休金少领取金额为548.21元是法定部门核算确定。仲裁裁决书依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补偿数额根据被告达到退休年龄时应当享受的月基本养老金标准与实际基本养老金标准的差额一次性计算至75周岁，裁决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向被告支付养老保险待遇损失126088.30元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二、关于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是否应该为被告缴纳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期间社会保险费的问题。两原告在诉状中依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推定认为，“1994年开始银行系统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行业统筹，1994年之前无须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1994年之前的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被告认为，两原告是在为掩盖自己的过错而强词夺理。首先，被告在1985年就被海南的一家国企招录为合同制工人。自参加工作开始，当时的单位就依据国务院和广东省的有关规定为被告缴纳养老保险至被告调到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处工作止。1988年海南建省前，海南行政区的国有企业为合同制工人缴纳养老保险的依据是1985年5月30日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公署劳动局《关于缴纳合同制职工社会劳动保险基金的通知》及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颁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海南建省后，即使海南建省初期，有关海南省的职工养老保险新规还没有出台，那么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也应为本单位的合同制工人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和参照原海南行政区的有关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而不是擅自停缴。在仲裁庭开庭时，被告曾向两原告发问，是谁决定的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不给被告缴纳养老保险？是总行还是原海南省工商银行行长办公会议决定的？两原告均没有回答。如果没有谁决定，那么被告就有理由认为是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的具体经办人员工作疏忽，忘记了给被告缴纳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期间社会保险费。其次，国务院1993年10月15日国函（1993）149号《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问题的批复》第一项规定：“已向地方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划转工作及办理其他划转手续的具体事宜，由劳动部会同有关部门尽快组织实施。”该批复说明，银行系统于1994年1月1日开始实行养老保险行业统筹之前，是要按规定向地方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只不过是实行行业统筹后要将原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由地方划转到行业部门而已。1998年，养老保险行业统筹制度取消，养老保险金的缴纳又重新回归到地方的社会保险事业局，行业统筹已收缴的养老保险金划转至地方的社会保险事业局。被告认为，如果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按规定为被告缴纳了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期间社会保险费，那么，行业统筹制度取消后的养老保险金划转至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被告就不会存在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这段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期间。至于两原告在诉状中认为的：“94年之前的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该问题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关于协查黄海燕社会保险费情况的复函》第一项解释的非常清楚，“黄海燕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的工龄未视同缴费年限的原因。该同志这段时间内的用工性质属于‘合同制工人’，而且这段时间内没有按照政策缴纳社会保险费，按规定，这段工龄不能视同缴费年限。”三、关于两原告提交的地方三级法院判决书的问题。被告认为，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判例不被视为正式的法源，而法院亦没有正式的遵循先例原理，司法实践中往往也只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告的判例才具有指导作用。四、关于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仲裁裁决书说理部分对承担连带责任问题论述的已非常清晰透彻，被告在此就不再赘述。五、根据原告当庭陈述，原告提出海口中院的行政裁定书确定了行业统筹单位办理保险不适用地方规定。原告提交的是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书，不涉及案件实体审查。只是原告申请撤回起诉法院准许其撤回起诉的裁定。原告在误导法庭。综上所述，被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确认仲裁裁决书的事实认定及裁决内容，并依法判决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向被告支付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期间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待遇损失126088.30元；判决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承担连带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提交的《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问题的批复》《关于转发〈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问题的批复〉的通知》《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及分支机构暂不参加地方社会保险的批复》《银行、人保系统养老保险统筹暂行办法》《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职工养老保险费用统筹问题的批复》、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处罚决定书、（1995）海中法行初字第11号行政裁定书、海南省社会保障局《关于暂停实施处罚的函》、（1995）海中法行初字第11号行政裁定书、《国务院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5）陵民初字第1221号民事判决书、（2015）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1099号民事判决书、（2016）琼民申542号民事裁定书、《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2018年版本）第十二条，均非认定案件要件事实的证据，不作为认定案件具体事实的依据。两原告提交的琼劳人仲裁字[2020]第21号仲裁裁决书、送达回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提交的被告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核实内容），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因该证据与被告提交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所附内容一致，故被告的异议理由不成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被告提交的《固定工、合同制工人流动审批表》、被告的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信息登记表，两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所记载的内容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历年缴费基数明细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虽然两原告对上述证据提出部分异议，但是两原告的异议属于法律判断，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作出的《关于协查黄海燕社会保险费情况的函》，拟证明被告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这段期间的工龄不能视同缴费年限，这段期间的养老保险不能补缴，如这段期间缴纳养老保险费，月退休金应为7012.40元。该函的内容对上述期间不能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实为法律判断，故本院对该函所记载的内容予以确认，但对上述法律判断是否应予以采信将在以下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黄海燕于1963年10月4日出生。被告自1985年5月至1989年3月在海口市第三招待所海口琼园大酒店任职，为合同制工人；自1989年3月6日起经同意流动入职于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处。1989年3月23日，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与被告签订《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该劳动合同书约定：“被告负责出纳工种，合同期限自1989年4月1日起至1992年3月31日止……合同制工人在合同期间的保险福利待遇均按《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至二十四条，《实施细则》第二十条至二十四条……”1991年8月，被告由合同制工人转为干部。在被告的工作期间，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为被告缴纳了自1994年1月至2019年7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但未为被告缴纳1989年3月至1993年12月期间的上述保险费用。被告于2018年10月4日达到5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于2019年8月26日办理退休手续。经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核定，被告视同缴费年限75个月，实际缴费年限307个月，累计缴费年限382个月，自2019年9月起执行月养老待遇6464.19元。其中，视同缴费年限75个月具体为：1985年5月至1986年11月（备注：临时工视同，1986年12月招合同制工人），1986年12月至1989年2月（备注：实际缴费），1991年8月至1993年12月（聘干）。被告认为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在其工作期间未为其缴纳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导致其无法享受应当享受的养老待遇，遂作为申请人以原告中国工商银行、工行海南省分行为被申请人，向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黄海燕的仲裁请求为：1.请求裁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工行海南省分行自1989年3月6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工行海南省分行向申请人赔偿因被申请人工行海南省分行未依法为申请人缴纳1989年3月至1993年12月的社会保险而给申请人造成的退休金差额损失人民币144000元（最终赔偿数额以社保部门核定的损失额为准）；3.请求裁决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与被申请人工行海南省分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20年1月15日，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琼劳人仲裁字[2020]第2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申请人黄海燕与被申请人工行海南省分行自1989年3月6日起至2018年10月4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二、自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被申请人工行海南省分行向申请人黄海燕支付未为其缴纳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期间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待遇损失126088.3元；三、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应承担连带责任。上述仲裁裁决书于2020年1月21日送达两原告。两原告不服上述仲裁裁决，于2020年2月4日以黄海燕为被告向本院起诉。被告对上述仲裁裁决结果予以认可，未提起诉讼。两原告与被告对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与被告自1989年3月6日起至2018年10月4日止存在劳动关系的裁决结果均无异议。   另查明，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仲裁期间向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发函要求协查被告社会保险费情况。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关于协查黄海燕社会保险费情况的复函》，其中记载：“一、黄海燕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的工龄未视同缴费年限的原因。该同志这段时间内的用工性质属于‘合同制工人’，而且这段时间内又没有按政策缴纳社会保险费，按《海南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和实施细则》规定，这段工龄不能为视同缴费年限。二、黄海燕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的养老保险能否补缴。按目前的政策，这段时间的养老保险不能补缴。三、黄海燕目前月退休金为6464.19元，经初步核算，如果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按规定缴费参与视同，月退休金为7012.4元。”   又查明，1993年10月15日，国务院下发国函[1993]149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问题的批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含工商银行）对其直属企业职工（包括劳动合同制工人和企业所属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直接组织统筹，直属企业中已参加地方统筹的改由主管部门和单位统筹。已向地方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划转工作及办理其他划转手续的具体事宜，由劳动部会同有关部门尽快组织实施。1993年1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银发[1993]313号文件即《关于转发〈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问题的批复〉的通知》，通知人民银行系统（包括工商银行）的养老保险一律不再参加地方的统筹。已经参加地方养老保险统筹的单位，向地方缴纳的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的划转问题，待总行与劳动部商定后另行安排。1995年3月21日，劳动部和财政部下发(1995)140号文件即《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职工养老保险费用统筹问题的批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含工商银行）自1994年1月1日起按照《银行、人保系统养老保险统筹暂行办法》，对直属单位的职工养老保险费用试行系统统筹，待条件成熟后纳入全国统筹。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两原告与被告对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与被告自1989年3月6日起至2018年10月4日止存在劳动关系的裁决结果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仲裁裁决结果予以确认。   二、关于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是否应向被告赔偿养老保险待遇损失的问题。1993年10月15日，国务院在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问题的批复》中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含工商银行）对其直属企业职工（包括劳动合同制工人和企业所属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直接组织统筹，直属企业中已参加地方统筹的改由主管部门和单位统筹。已向地方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划转工作及办理其他划转手续的具体事宜，由劳动部会同有关部门尽快组织实施。1995年3月21日，劳动部和财政部下发《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职工养老保险费用统筹问题的批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含工商银行）自1994年1月1日起按照《银行、人保系统养老保险统筹暂行办法》，对直属单位的职工养老保险费用实行系统统筹，待条件成熟后纳入全国统筹。据此，工商银行属于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行业统筹的用人单位。   根据2018年修正的《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企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机关、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劳动行政部门下达的招工指标招录的原合同制工人，招录以前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但1984年1月1日至1992年1月1日本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期间未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的工龄或者工作年限，不视同缴费年限。该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五款同时还规定：“原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行业统筹的用人单位的从业人员，按照国家规定移交地方管理或者办理转移的，国家或者行业主管部门规定其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以前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属于原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被告自1989年3月6日起以合同制工人身份在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处工作，在其于1991年8月转为干部后仍连续工作至退休，依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为工行海南省分行的从业人员。因此，被告的情形应适用《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被告在1994年1月1日之前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该视同缴费年限与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是否为被告缴纳1994年1月1日之前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无关，亦与被告在1994年1月1日之前的用工性质无关。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未为被告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期间为1989年3月至1993年12月。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在对被告养老待遇的核定中仅对1991年8月至1993年12月期间视同缴费年限。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在《关于协查黄海燕社会保险费情况的复函》对被告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的工龄未视同缴费年限的意见，属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五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其中并未明确被告1991年8月至1993年12月期间工龄不能视同缴费年限的法律法规依据。因此，本院对上述复函中的法律判断不予采信。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未为被告缴纳1989年3月至1991年7月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与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核算的被告养老保险待遇损失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无须向被告支付养老保险待遇损失126088.3元。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连带责任的承担需要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定或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原告工行海南省分行无须向被告赔偿养老保险待遇损失，故原告中国工商银行亦无须向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中国工商银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黄海燕与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自1989年3月6日起至2018年10月4日止存在劳动关系；   二、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无须向被告黄海燕支付养老保险待遇损失126088.3元；   三、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须向被告黄海燕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黄海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郑 薇   人民陪审员 吴崎霞   人民陪审员 唐旭升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赵远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十三条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前，视同缴费年限期间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政府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