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45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建强，男，汉族，1977年5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苑伶，广东凡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飞航，男，汉族，1974年6月29日出生，住浙江省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敏，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洁仪，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红英，女，汉族，1973年12月16日出生，住浙江省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敏，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洁仪，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杜建强因与被上诉人杨飞航、吴红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8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建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杨飞航、吴红英向杜建强支付货款631489元及利息；2.杨飞航、吴红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和鉴定费。事实和理由：（一）杨飞航、吴红英尚欠杜建强的货款应为631489元，并非157330元，一审法院简单地以送货单计算货款总金额扣减已支付金额，而未结合本案中微信聊天记录等，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双方于2016年6月份后的交易习惯变更为按单或按月结算，结算完该部分的货款时杜建强已经将该部分的送货单交还给杨飞航，双方关于该部分货款的权利和义务消失，而杜建强除了杨飞航拖欠货款部分的送货单外无法提供更多的送货单，合乎常理。杨飞航于2016年6月份之后向杜建强的银行转账可能是杨飞航向杜建强支付2016年6月份之后双方产生的货款的，而并非结算2016年5月份及之前的货款的。（三）即便杜建强无法提供2016年6月份至2018年1月份之间的全部送货单，但杜建强已提供了杨飞航拖欠部分的送货单（共15张）、吴红英的微信聊天记录，前述证据能与对方提供的银行流水相互印证。同时，在吴红英承认微信为其本人所使用的前提下，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变更交易习惯的情况，2016年6月份之后双方交易的部分流程，2016年6月份之后产生的货款由双方通过微信对账和对方向杜建强支付货款有微信支付和银行转账，以及2016年6月份后尚拖欠货款的金额等事实。同时，本案证据亦证实了杨飞航和吴红英于2016年6月份后的银行转账记录是杨飞航支付双方在2016年6月份之后产生的货款。而根据该聊天记录，也可知2016年6月份之后杜建强送货后，会按月统计或按单告知吴红英。（1）该微信聊天记录中杜建强于2017年3月15日要求吴红英安排货款，吴红英随即回复“好的”“明天我去友邦刷卡”，吴红英于2017年3月18日回复“晚上转给你”，与2017年3月18日的银行流水相互印证。（2）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1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与送货单（2018年1月4日至12日共四张），以及2018年1月7日的银行流水相互印证。（3）2017年12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的金额18000元和送货单（2017年7月至8月共7张合计18007元）相互印证。（四）对方的银行流水的变化印证了双方变更了交易习惯的事实，即2016年6月份之后按单或按月结算（即现金交易）。而杨飞航在在结清该笔或该月的货款时，杜建强便将该部分的送货单原件交回给杨飞航处理，至此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因此，对方于2016年6月份后的银行转账与2014年至2016年5月份的货款无关。银行流水记录的变更在，对方在2016年5月份前的转账金额是整数，而在2012年6月份之后的转账金额都不是整数，显然不同于2016年5月份之前累计支付的货款金额通常为整数的情形。（五）2014年至2016年5月份未结清货款是由《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中杨飞航确认的715790元，扣减杨飞航于2017年11月26日以家具抵扣债务的101500元等于614290元，再加上2016年6月份后尚欠货款17199元，本案尚欠货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631489元。（1）《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载明的715790元，在吴红英承认微信为其本人使用的前提下，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杜建强于2017年5月4日向吴红英提出“有70多万货款压在吴红英那里，所以今年的货款其没钱压了，要求吴红碳支付今年拖欠的货款”和吴红英的回复，能与《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载明的欠款金额、杜建强主张的事实基本印证。（2）根据鉴定意见书，《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确实是杨飞航本人签字确认。（3）《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中“杨飞航”签名后面写明了“以上为实际数字为准”，但并非“以上以实际数字为准”，不能推定杨飞航的签署时的意思表示为“其不确认上述明细账载明的金额，而应以实际情况认定所欠货款。（4）2014年至2016年5月份的送货单中有8张送货单的收货经手人是乾心居厂员工吕晓燕，其收货时使用“晓燕”或“吕晓燕”签字确认，而一审法院仅以杨飞航不确认吕晓燕签署的送货单为由认定送货货款金额，而未结合微信聊天记录，《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和鉴定意见书等综合考虑，认定事实有误。（5）杜建强与吴红英于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3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能与送货单（2017年7月3日至2018年1月31日间共15张）相互印证，反映杨飞航尚欠货款17199元。杨飞航、吴红英辩称：（一）杜建强称2016年6月后交易习惯变更为按单或按月结算，缺乏理据，不应采纳。按照正常交易习惯，送货单三联，杜建强称全部归还杨飞航，不符合常理。双方交易多年，不可能突然改变交易习惯，杜建强应提交书面证据，不能仅从催款、微信聊天记录、支付零头货款进行推理，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载明的715790元并非实际对账，不应采纳。鉴定意见书并没有明确相关签名为杨飞航签名。即使相关签名为杨飞航签名，若杨飞航确认715790元为未结清货款，则无书写“以上为实际数字为准”的必要，故应按实际情况来认定杨飞航欠款情况。（三）关于本案尚欠货款认定，杜建强计算错误，应予以驳回。2016年6月后的转账，杜建强对于系支付何时货款并不明确，双方对2016年货款尚未对账，应以总货款扣减总付款的方式计算。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建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飞航向杜建强支付拖欠货款631489元并自2017年6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上述款项利息；2.吴红英对上述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建强称其与中山市大涌镇乾心居家具厂（以下简称乾心居厂）在2014年1月2日至2016年5月17日期间存在买卖交易，并提交277张送货单佐证。经查，其中有8张送货单收货经手人为晓芝，货款合计23321元；217张送货单收货经手人为况安静，货款合计903672.5元；3张送货单收货经手人未签名，货款合计11681元；11张送货单收货经手人为黄海军，货款合计41469元；37张送货单收货经手人为董凡，货款合计129417.5元；1张送货单收货经手人为杨向东，货款合计2352元。以上277张送货单总计货款为1111913元。杨飞航确认由况安静、黄海军、董凡、杨向东签署的合计266张送货单是为乾心居厂所签收，266张送货单货款合计为1076911元。杜建强还称其与乾心居厂在2016年6月后还存在买卖交易，并出具在2017年7月3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的送货单15张佐证。经查，其中6张送货单收货经手人为杨向东，货款合计12517元；8张送货单收货经手人为胡飞龙，货款合计21284元；1张送货单收货经手人为萧，货款为2590元。上述货款合计36391元。杜建强主张杨飞航拖欠其货款631489元，吴红英系杨飞航的妻子，负责管理乾心居厂的财务，曾向杜建强支付了部分货款，并提交对账单、微信转账记录佐证。经查，杜建强2017年6月30日出具《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主要载明2014年至2016年5月余额合计为715790元。杜建强于2017年11月26日购买乾心居厂家具，货款为101500元，已收货。购销合同经销人、开单人为胡飞龙。吴红英于2016年9月8日至2018年3月16日期间通过微信转账向杜建强转账5笔，金额合计38350元。杜建强、杨飞航在一审庭审中均确认杜建强于2017年11月26日购买乾心居厂家具的货款101500元是以物抵债的形式抵扣了101500元。杨飞航对杜建强提交的上述15张送货单及杜建强主张不予确认。杨飞航主张其尚拖欠货款144062.5元，并提交收据、银行流水账单、购销合同、出仓单佐证。经查，银行流水账单反映吴红英于2014年10月15日至2018年1月20日期间通过兴业银行向杜建强转账30笔，金额合计593532元。收据反映杜建强于2014年4月13日至2015年12月1日期间出具收款收据9张，其中4张收款收据与转账金额日期相符。其他5张收款收据载明杜建强收到乾心居厂聚财涂料款合计220000元。另查，乾心居厂系于2014年5月27日登记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杨飞航，该厂于2017年3月3日注销。又查，杨飞航与吴红英于1996年8月26日登记结婚。再查，2018年7月11日，杜建强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以下笔迹进行笔迹鉴定（1）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的《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中“客户确认签字”处的“杨飞航”签名字迹与同一份材料上同一页中“杨飞航”签名后“以上为实际数字为准”字迹是否同一人书写；（2）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的《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中“客户确认签字”处的“杨飞航”签名字迹与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15日”一审法院提供的杨飞航签名确认的“杨飞航”手写实验样本是否同一人书写;（3）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的《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中“客户确认签字”处的“杨飞航”签名字迹与存于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申请日期“2013年4月5日”中山市大涌镇乾心居家具厂的《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投资人签字”处签名“杨飞航”、杨飞航身份证复印件右下方红色方形印章中“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已提到原件给登记机关核对。提供人”处“杨飞航”签名字迹是否同一人书写；（4）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的《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中“客户确认签字”处的“杨飞航”签名字迹与存于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月7日”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中杨飞航身份证复印件下方红色方形印章中“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已提交原件给登记机关核对。提供人”处“杨飞航”签名字迹、“申请人盖章或签字”处“杨飞航”签名字迹是否同一人书写。经一审法院委托广东岐江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广东岐江司鉴［2018］文鉴字第Ａ030号鉴定意见书，认定：（1）依据现有条件无法判断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的《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中“客户确认签字”处的“杨飞航”签名字迹与同一份材料上同一页中“杨飞航”签名后“以上为实际数字为准”字迹是否同一人书写形成；（2）依据现有条件无法判断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的《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中“客户确认签字”处的“杨飞航”签名字迹与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15日”一审法院提供的杨飞航签名确认的“杨飞航”手写实验样本是否同一人书写形成；（3）依据现有条件，倾向认定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的《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中“客户确认签字”处的“杨飞航”签名字迹与存于中山市为2013年4月5日的中山市大涌镇乾心居家具厂的《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上投资人签字的“杨飞航”及该申请书方形盖章处提供人“杨飞航”签名有可能是同一人书写形成；（4）依据现有条件，倾向认定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的《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中“客户确认签字”处的“杨飞航”签名字迹与存于中山市为2013年1月7日申请人中山市大涌镇乾心居家具厂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上申请人盖章或签字处的“杨飞航”签名及该证明中申请人盖章或签字左边加盖印章中提供人“杨飞航”的签名有可能是同一人书写形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关于杜建强送货给乾心居厂货款具体数额的问题。首先，杨飞航在一审庭审中确认2014年1月2日至2016年5月17日期间由况安静、董凡、杨向东、黄海军签署的266张送货单是乾心居厂所签署。因杜建强未能举证证明晓芝是乾心居厂的员工，并且其提交的送货单中有3张未签名，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充分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由此认定在2014年1月2日至2016年5月17日期间杜建强向乾心居厂送货266次，货款合计1076911元；其次，现杜建强提交2017年7月3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的15张送货单，收货经手人为杨向东、胡飞龙、萧。杨飞航辩称杨向东字迹不同，胡飞龙不是乾心居厂员工，且乾心居厂于2017年3月3日注销。但杨飞航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双方交易到2018年1月，且杜建强在乾心居厂注销后仍能以以物抵债的形式购买乾心居厂家具，购销合同经手人与成品出仓单开单人均为胡飞龙，故一审法院由此认定杨向东、胡飞龙所签署14张送货单为乾心居厂所签署，货款合计33801元。杜建强向乾心居厂送货货款总金额应为1110712元（1076911元+33801元）。关于乾心居厂向杜建强支付货款具体数额的问题。首先，2014年10月15日至2018年1月20日期间，杨飞航通过兴业银行向杜建强转账30笔，金额合计593532元。2014年4月13日至2015年12月1日期间，杜建强出具收款收据9张，但其中4张收款收据与转账金额日期相符，二者应视为同一笔款项。其他5张收款收据载明杜建强收到乾心居厂聚财涂料款合计220000元。杜建强称2016年6月后双方交易习惯变更为按单结算或按月结算，结算当月货款时杜建强已将送货单交付杨飞航，其无法提供更多的送货单，但2016年6月之后的银行转账已经按单或按月结算完毕，故不应计入杨飞航的已还款数额。因杜建强无法提供其他送货单，但杨飞航在2016年6月之后仍向其转账是事实，故杜建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双方承认以以物抵债的形式抵扣101500元货款，杜建强现已收到家具；最后，杜建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吴红英向其转账38350元，吴红英亦承认微信为本人所使用。故一审法院认定乾心居厂已向杜建强支付货款总金额为953382元（593532元+220000元+101500元+38350元）。关于欠款问题。广东岐江司鉴[2018]文鉴字第A030号鉴定意见书载明依据现有条件两处字迹无法判断是否同一人书写形成，两处字迹倾向认定有可能是同一人书写形成。另，该结论未足认令一审法院排除涉案明细账单中“杨飞航”签名字迹非杨飞航所签的合理怀疑。且不论《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中“杨飞航”签名字迹是否是其本人所签，后面还写明“以上为实际数字为准”，故应以实际情况认定乾心居厂所欠货款。现一审法院认定乾心居厂尚欠货款应为157330元（1110712元-953382元），但乾心居厂作为个体工商户已经注销，杨飞航作为乾心居厂的经营者，应偿还乾心居厂的上述债务。关于利息问题。杨飞航签收货物后，逾期未支付货款，应承担违约责任。杜建强要求杨飞航自2018年5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全部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支付利息，于法有据。但应以实际拖欠货款157330元为基数计算。关于吴红英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吴红英辩称乾心居厂是杨飞航个人独资经营，其收益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吴红英也未参与经营乾心居厂。但吴红英在2014年10月15日至2018年1月20日期间通过兴业银行向杜建强转账30笔，金额合计593532元；吴红英在2016年9月8日至2018年3月16日通过微信转账向杜建强转账5笔，金额合计38350元。不论吴红英是否参与乾心居厂的经营，其通过银行转账及微信转账向杜建强支付大额货款是事实。涉案债务即使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但吴红英对此欠款知情，涉案债务属于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的债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吴红英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飞航、吴红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杜建强支付157330元及利息（以15733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5月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杜建强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64元，诉讼保全费3702元，合计13866元，由杜建强负担8499元，杨飞航、吴红英负担5367元；鉴定费9469元由杜建强负担。二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杜建强提供了2019年10月17日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关于查询吕晓燕在中山市大涌镇乾心居家具厂社保参保情况的复函》一份。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10月17日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关于查询吕晓燕在中山市大涌镇乾心居家具厂社保参保情况的复函》载明：吕晓燕于2013年6月至2013年12月、2014年7月至2014年11月在中山市大涌镇乾心居家具厂参加社会保险。杨飞航、吴红英发表质证意见称：1.杜建强提供的相关8张送货单的“收货经手人”签名处无法看清该名字是什么，一审判决查明该名字为“晓芝”而非“晓燕”，因此无法确认与杜建强调取的“吕晓燕”为同一人，难以证明是乾心居厂员工签收的送货单，因此我方对该部分货款不予确认；2.根据送货单的送货时间，均为2014年1月送货，而杜建强调取的社保参保情况中，显示吕晓燕在2014年1月份至2014年6月份均无参保，可见该期间吕晓燕并没有在乾心居厂处任职，与送货单的时间不符，这说明杜建强提供的送货单中的签收人并非吕晓燕本人；综上，杜建强调取的吕晓燕的参保情况无论从名字还是时间上都无法证明该8张送货单由乾心居厂员工签名，我方不确认相关23321元货款，杜建强无证据证明相关23321元货款已经送货至乾心居厂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结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杜建强主张杨飞航拖欠其货款金额为631489元，理据是否充分。经审查，一、杜建强称2016年6月后双方交易习惯变更为按单结算或按月结算，结算完货款时杜建强已将相应金额的送货单交还给杨飞航，杨飞航在2016年6月后支付的货款与2016年6月前的送货金额无关。本案中，杨飞航对杜建强的该说法不予认可，杜建强亦未能提供直接证据加以证实，故本院对杜建强的该说法不予采纳。二、《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中“杨飞航”后面写明“以上为实际数字为准”，故应以实际情况认定乾心居厂所欠货款。本院认为，《聚财涂料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杜建强主张2014年至2016年5月份未结算货款为《聚财涂料客户住来明细账（杨飞航）》中杨飞航确认的715790元，扣减杨飞航于2017年11月26日以家具抵扣债务的10500元，等于614290元，再加上2016年6月后的尚欠货款17199元，本案尚欠货款金额为631489元，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杜建强向乾心居厂的送货总金额问题，应以杜建强提供的送货单为基础进行审查。其中8张送货单（金额合计23321元）由“晓芝”签收，该“晓芝”并非全名，尽管杜建强提供的2019年10月17日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关于查询吕晓燕在中山市大涌镇乾心居家具厂社保参保情况的复函》反映吕晓燕系乾心居厂员工，但本案并无其他有吕晓燕签名的文件资料进行比对，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在该8张送货单上签名的“晓芝”确系吕晓燕所签，故该8张送货单并不能证明杜建强向乾心居厂送货23321元。一审法院认定杜建强向乾心居厂在2014年至2016年6月前的的送货总金额为1076911元（含况安静签收的217张送货单金额903672.5元、黄海军签收的11张送货单金额41469元、董凡签收的37张送货单金额129417.5元、杨向东签收的1张送货单金额2352元），2016年6月后的送货总金额为33801元（含杨向东签收的6张送货单金额12517元、胡飞龙签收的8张送货单金额21284元），两项合计1110712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三、杨飞航通过兴业银行向杜建强转账30笔金额合计593532元，与上述转账不重合的5张杜建强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的收款金额合计220000元，双方承认以物抵债抵扣货款120150元，吴红英（杨飞航配偶）微信转账支付38350元，以上合计953382元即为乾心居厂的已付货款金额，扣减后乾心居厂的尚欠货款金额为157330元（1110712元-953382元）。杜建强超出此金额的诉请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四、乾心居厂系个体工商户且已注销，乾心居厂所欠货款应由其经营者杨飞航承担偿还责任。杨飞航至今未支付所欠货款，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逾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5月2日起算，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就此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维持。本院认为，逾期付款利息应以15733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一审法院认定吴红英对杨飞航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就此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维持。五、如前所述，《聚财涂实客户往来明细账（杨飞航）》不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认定鉴定费9469元由杜建强负担，系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杜建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表述与现行规定不符，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8441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杨飞航、吴红英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上诉人杜建强支付货款157330元及利息（以15733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上诉人杜建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164元，诉讼保全费3702元，合计13866元，由杜建强负担8499元，杨飞航、吴红英负担5367元。鉴定费9469元，由杜建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412元，由杜建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亦和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曾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