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302行初106号原告十堰鸿旭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十堰市人民南路**。法定代表人肖安武，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史富波，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调解、参加庭审、答辩，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等特别授权。被告十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住所地，省十堰市茅箭区市府路**。法定代表人芦汉国，男，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郑玮，该局干部，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张**，湖北孔优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曾玉兰，女，汉族，1969年3月29日出生，住湖北省丹江口市均县，委托代理人黄花丽，湖北延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出庭，代为和解、调解，代收法律文书等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艾志国，男，汉族，1967年8月7日出生，住湖北省丹江口市均县，系原告曾玉兰丈夫，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出庭，代为和解、调解，代收法律文书等特别授权。原告十堰鸿旭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鸿旭工贸公司）不服被告十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被告市人社局）、第三人曾玉兰社会保障工伤认定，于2019年11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11月6日受理后，于2019年11月25日向被告市人社局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于同年11月27日向第三人曾玉兰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绪喆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人民陪审员赵丰岐、曾新彩参加的合议庭，于2020年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鸿旭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肖安武及委托代理人史富波，被告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张**，第三人曾玉兰的委托代理人黄花丽、艾志国，及原告证人熊某、喻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6月5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了十人社工伤认字[2019]M3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2019年2月16日19点30分许，曾玉兰在十堰鸿旭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十堰东风锻造有限公司清校车间下班回家途中，途经十××市××路××路段，受交通事故伤害，后被送往十堰市太和医院住院治疗。经十堰市太和医院诊断为：1．四根以上肋骨骨折不伴第一肋骨骨折；2．肺挫伤；3．第5近节趾骨骨折（左足）；4．坠积性××；5．左侧胸腔积液。十堰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事故处理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中认定曾玉兰在此次道路交通故中不承担责任（第420302420190000374号）。曾玉兰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并告知当事人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原告鸿旭工贸公司诉称，被告作出认定书的事实采信有偏差，法律适用有误，第三人所遭受的交通事故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的事实采信存在以下错误：1、第三人不是原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职工，只是临时的干一天活有一天工资，不干就没有，不是长期稳定的，第三人与原告公司是典型的提供劳务受害纠纷，第三人与原告有劳务关系，但没有劳动关系，为此，第三人所受伤情不能参照工伤处理，只能按照雇佣关系解决，市人社局认定其所受伤害是工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市人社局认定第三人是工伤依据不足，原告公司下午的下班时间是17点30分，第三人被原告安排上班的位置在52厂锻造有限公司（辽宁路7号），第三人家住十堰市××浪经济开发区××单元704是，正常坐公交车下班，从单位到事发路段（××路柯家垭），仅需要20分钟，但第三人是乘坐其老公的摩托车，摩托车是不会堵车的，比正常的公交车时间是要提前的，如果该事故是发生在18点之前，是符合正常时间点，是合乎逻辑的，但第三人事故发生时间却是19点30分，与单位下班时间相差两个小时，下班时间严重与事实不符。市人社局不经过认真审查，盲目认定其受伤是工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第三人乘坐其老公艾志国驾驶的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可以确定艾志国事故发生时是没有依法取得驾驶资格证的，这一事实第三人应该是知情的，因为第三人与艾志国是夫妻，既然是夫妻，作为妻子应当知道艾志国没有依法取得驾驶资格证，知道丈夫没有依法取得驾驶证仍然乘坐其驾驶的摩托车，虽然交警部门认定第三人没有责任，但第三人对自己的生命权的漠视，主观意识里面放任了艾志国的违章违法行为，自己漠视自己的生命健康，放任其老公无证驾驶摩托车导致自己受伤，第三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交通事故的相关规定，第三人已经获得了对方保险公司87523元的足额赔偿，被告人社局却不充分了解这一实际情况，生拉硬扯非把第三人自己责任导致的伤害让原告公司为其买单，明显不符合社会公平利益原则。二、本案的法律适用有误。第三人曾玉兰到原告公司上班时，公司要求其提供身份证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第三人曾玉兰声明家住在农村分有承包土地，办有农村合作医疗及养老保险，自己放弃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并将原告公司要缴纳的社保金额全额发给第三人以补家用，因为要在城镇参保必须要将农村的社保停止才能办理，也就是农村和城镇不能同时参保，因第三人自己不愿放弃农村社保导致城镇社保不能办理，其受伤之后让单位为其承担工伤保险待遇明显不公平，况且原告公司也将公司要缴纳的社保金额已发放给了第三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可以认定为工伤。依照该条规定，本案中第三人下班时间与事故发生时间相差两小时，工作场地与事故发生地不足3公里，步行也只需要半小时，而第三人乘坐其老公无证驾驶的摩托车距离下班时间两小时后受伤，被告据该款规定作出认定书，显属法律适用错误。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做出的[2019]M3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采信有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一、撤销被告作出的十人社工伤认字[2019]M3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二、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洪旭工贸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熊某、喻某、刘华的证人证言；证明曾玉兰2019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二下班时间是17点30分。证据2、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证据3、第三人曾玉兰出具的声明；证据4、原告公司员工的工资发放明细；证明第三人曾玉兰向原告公司声明自己家住农村有承包土地，办有新农村合作医疗及养老保险，放弃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事实。原告鸿旭工贸公司向本院申请证人熊某、喻某出庭接受质询，拟证明曾玉兰与原告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且不是在下班途中遇交通事故，不应认定为工伤。被告市人社局辩称：一、本案的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9年4月17日，我局收到艾志国请求认定曾玉兰的工伤认定申请，经艾志国补正相关材料我局依法予以受理。经调查核实，原告系第三人公司的职工，2019年2月16日19时许第三人离开工作岗位下班，19：30分许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认定第三人无事故责任。二、本案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第三人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三、本案的工伤认定符合法定程序。我局受理本案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履行了调查核实工作，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后，依法进行送达，整个工伤认定程序均是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的，程序合法。综上所述，我局认定第三人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望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十人社工伤认字（2019）M3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交据以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第一组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启动本案工伤认定是应第三人的申请；2、曾玉兰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企业信息查询单，证明原告及第三人的主体身份；3、工资证明、出入证，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原告将第三人安排至东风锻造有限公司工作；4、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2019年2月16日19时30分许，原告乘坐艾志国驾驶的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经认定第三人无事故责任；5、病历资料，证明第三人的伤情；6、居住证明及线路图。上述证据拟证明事故的发生地点处于上下班的合理路线上。第二组证据：7、杜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出具的证人证言、以及调查笔录；8、陆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出具的证人证言、以及调查笔录；9、艾志荣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调查笔录；10、曾玉兰的调查笔录；上述证据拟证明2019年2月16日19时许第三人从东风锻造有限公司下班，19：30分许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第三组证据：11、原告出具的认为不是工伤的证明；12、外协劳务合同及劳务费发票；上述证据拟证明原告认为第三人系原告外协方负责人熊某所雇请，与原告无关。第四组证据：13、补正材料告知书及送达回证；14、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15、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上述证据13-15证明我局的工伤认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曾玉兰陈述，1、第三人与原告非劳务关系。原告出具证明第三人系原告工作人员。第三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时已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2、原告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工产品、普通机械、橡胶制品的加工，第三人在原告公司主要从事打磨工作，加班系常态，不能以正常下班时间推定第三人下班时间从而推翻工伤认定事实。3、缴纳社会保险系原告法定义务，原告未尽到其义务，本案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6年，期间原告未为第三人缴纳社保而不是第三人主动放弃，就算第三人放弃也不能推翻双方的劳动关系。原告诉状前后矛盾，第三人与原告是劳动关系。第三人曾玉兰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参与质证。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1、原告对被告的证据发布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1、2、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曾玉兰与原告是雇佣关系，另外公司出具证明是因为第三人要处理交通事故而要求单位出具，公司出于善意才出具的证明。对证据7有异议，其证言只能证明五点多见过第三人，其本人七点半以前下班离开单位，第三人在其之前下班，具体时间不清楚，杜某出具的证明与笔录相矛盾，相反可以证明第三人五点多下班。对证据8，证言及调查笔录有异议，笔录和证明不一致，证明说2019年2月16日艾志国在原告单位上班，工作地点是52厂，但是当天陆某是18点下班，他没看见艾志国与第三人一起下班，只是推定第三人下班时间可能是19点，达不到其证明目的，陆某只能证明第三人在原告上班，不能证明其几点下班。对证据9，艾志荣和艾志国是亲属，笔录说艾志荣18点离开车间回家并没有直接证明第三人下班时间是19：30，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10认为被告认定时间前后矛盾，第三人陈述2019年2月16日晚上19点下班，人社局认定时间为19：30，第三人陈述与被告认定时间不一致。2、被告市人社局对于原告方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二组真实性无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第三组、第四组恰恰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劳动关系属实，社保问题与本案无关。3、第三人对原告方的证据质证意见同被告，对被告方的证据无异议。4、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的规定，原告公司提供的证人熊某在庭审中拒绝回答其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是否存在亲属关系的质疑。且其系原告公司带班人员。证人喻某在庭审中陈述其与熊某妻子有合伙经营公司行为。二位原告证人针对事发当天第三人曾玉兰下班时间的证词，作出的对原告公司有利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故上述证人对于第三人曾玉兰下班时间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当事人对证据的来源合法性，内容真实性及与案件的关联性均无异议。至于各自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件审理情况综合评述。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证实被告受理第三人曾玉兰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进行调查核实，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予以送达的过程。对此本院将以此作为认定案件法律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原告鸿旭工贸公司与熊某签订《外协劳务合同》，原告鸿旭工贸公司将东风锻造有限公司外协打磨件劳务分包给熊某，约定原告鸿旭工贸公司按合同支付熊某加工费用，熊某自主聘用工人并支付工人工资，负责工人安全。合同期限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艾志国与第三人曾玉兰系夫妻，第三人曾玉兰由熊某雇佣在东风锻造有限公司清校作业部从事打磨工作，由熊某为其发放劳动报酬。2019年2月16日19时30分，王小军驾驶车牌号为鄂Ｃ×××**的小型客车行驶至丹江××××路段变更车道时，与艾志国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致艾志国、曾玉兰受伤。第三人曾玉兰被送至湖北省太和医院入院治疗，经诊断为：1、四根以上肋骨骨折不伴第一肋骨骨折；2、肺挫伤；3、第5近节趾骨骨折（左足）；4、坠积性××；5、左侧胸腔积液。2019年2月19日十堰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事故处理大队出具第42030242019000037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艾志国负次要责任；曾玉兰在此次事故无责。2019年4月17日第三人曾玉兰的丈夫艾志国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原告公司工商注册信息、事故证明、原告公司出具《证明》等申请资料。被告市人社局收到第三人曾玉兰的申请后，书面告知第三人曾玉兰补充提交证明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事故现场证人证言、医疗诊断证明、居住证明的证据材料。第三人曾玉兰补充提交了湖北省太和医院出院记录、出入证、居住证明、证人杜某、陆某的证言。被告市人社局受理第三人曾玉兰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9年5月5日向原告公司送达了十人社工伤受字[2019]M36号《工伤认定期限举证通知书》，原告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如下相关证据材料：情况说明、《外协劳务合同》、银行转账回单及劳务费发票三份。其中银行转账回单及劳务费发票上付款人“鸿旭工贸公司”；收款人“熊某”；品目：“劳务费”。原告公司提交证据拟证明第三人曾玉兰与原告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且第三人曾玉兰遇交通事故不是回家途，不应认定为工伤。被告市人社局对证人杜某、陆某、艾某及第三人曾玉兰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第三人曾玉兰称：“我在十堰鸿旭工贸公司位于东风五二厂清校车间上班，从事打磨工作。我上班不打考勤，进厂要刷门禁卡，早上8点到19点下班，有活加班，没活早点下班。我们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每月平均5000元左右，工资由带班长熊某按月以现金方式发放。2019年2月16日晚上19点左右，我与丈夫艾志国一起从东风五二厂清校车间下班，我们在公司澡堂洗完澡，大约19点15分左右艾志国骑摩托车带着我回家，到丹江××××路段，右前方突然一辆小轿车变道把我们撞倒”。证人杜某陈述：“我在东风锻造有限公司上班，曾玉兰在我们公司从事辅助打磨工作，她是鸿旭工贸公司的。我们早上8点上班，下午7点下班，中午半个小时吃饭。他们做辅助工作的人员主要以我们公司工作时间为准。曾玉兰发生交通事故那天，早上上班、中午吃饭和下午5点多时候我见过曾玉兰。我是晚上7点半下班离开的，曾玉兰在我之前下班的，具体时间不清楚”。证人陆某陈述：“我是在由熊某承包的东风五二厂车间工作，从事打磨工工作。曾玉兰在我之前去上班的，也是从事打磨工作。我们工作白班是早上8点到11点30分，下午班13点30分到18点。活干完了可以提前下班，如果加工打磨大曲轴19点下班。我们是计件工资，不记录考勤。2019年2月16日下午18点我从车间走的时候，看到艾志国和曾玉兰还在打磨大曲轴，他们要跟五二厂到19点一起下班。当日晚上厂里同事李乃有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俩从厂里下班回家路上出车祸了”，证人艾某陈述与证人陆某的陈述基本一致。被告市人社局根据其收集、调查的证据，于2019年6月5日作出了十人社工伤认字[2019]M3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曾玉兰是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其受伤是工伤。并告知当事人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原告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诉求撤销上述工伤认定决定书。另查明，2019年4月22日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浪街道办事处马路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艾志国、曾玉兰自2014年9月15日至今居住在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马路村××单元××号。再查明，原告公司申请证人熊某、喻某出庭接受质询，证人熊某陈述：“曾玉兰和艾志国都是我的手下，是我找来的，我是带班班长，我带十几个人。由我妻子给他们安排活，厂里发任务，我们再按件安排，派件没有具体记录，工资按件计算。有活我就去找人，没活他们就走。工作时间安排，上午从早八点到十一点半，下午从一点多到五点半，有活就干，没活就走。2019年2月16日是在春节期间，我们没什么活，下午五点半就走了，没活就提前走了，我们不用遵守东风锻造公司的上下班制度，我们没有考勤记录”。第三人询问证人熊某“你与肖安武什么关系？你是否是肖安武外甥？”，熊某拒绝回答。证人喻某陈述：“我在鸿旭工贸上班，我认识艾志国。2019年2月16日我五点多去艾志国他们干活的车间就没人了……我们重新注册了公司，和刘华（熊某媳妇）合伙。”本院认为，1、为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国家制定《工伤保险条例》。依据该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启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是被告的法定职责。被告市人社局依第三人曾玉兰的申请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履行了受理、告知举证、审核、决定等程序，符合工伤认定的程序规定。2、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该规定对“上下班途中”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即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和合理的上下班路途。“上下班时间”不能机械解读为用人单位考勤规定的时间，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判断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应结合距离因素、路况条件、交通工具、天气状况及偶然性时间的发生等种种客观情况，包括职工因合理事由引起变动的上下班时间。“上下班途中”不仅指工作地与单位宿舍之间的路线，还包括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之间的路线。本案中，第三人曾玉兰在位于十堰市××东风锻造有限公司清校车间从事打磨工作，原告未能提供考勤记录以证实第三人曾玉兰在东风锻造有限公司的具体工作时间，根据证人的陈述，因第三人曾玉兰在锻造公司从事辅助性工作，工资以计件发放，故第三人曾玉兰的工作时间较为灵活。2019年2月16日19时30分第三人曾玉兰在丹江××××路段遇交通事故受伤，证人艾某、陆某证实第三人曾玉兰当晚18点左右仍在清校车间工作，第三人曾玉兰自述当晚工作结束洗完澡后于19点15分离开，符合生活常理。第三人曾玉兰居住在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马路村××组，结合证人证言、事故认定书等证据可证实其交通事故发生于正常下班时间，事故地点属于合理的下班路途。原告鸿旭工贸认为第三人曾玉兰不是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支持其诉求，因此原告该诉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该法条明确规定了合法用工资格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即进行了工商登记为法定要件。对此，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本法》也规定：非法用工是指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招用工人从事劳动的行为，或者依法设立的单位使用童工的行为。原告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具备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原告公司将东风锻造有限公司外协打磨劳务分包给自然人熊某。熊某未经工商登记，未取得法定的用工主体资格。该行为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人社部发〔2013〕34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的情形，符合法释〔2014〕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第二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前款第（四）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的规定。原告公司将劳务外包给自然人熊某，不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认定是否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的前置条件，原告公司应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十人社工伤认字[2019]M3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主文部分“现予以认定为工伤”的表述欠妥，但并不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被告市人社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应当认定“原告公司对曾玉兰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为更准确合理，但结合案件实体情况，被告认定曾玉兰所受伤害为工伤并不对原告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的权利义务产生增减。综上，原告鸿旭工贸认为第三人曾玉兰受伤不是工伤的诉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十堰鸿旭工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十堰鸿旭工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绪喆人民陪审员  赵丰岐人民陪审员  曾新彩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黄皓书记员邹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