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1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建国,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斯娜，广东策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赫基服饰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上诉人蒋建国与上诉人珠海赫基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基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19）粤0491民初2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一审诉讼请求蒋建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赫基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1426.16元（8968.12元/月×9年×2）；2.判令赫基公司支付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加班工资108066.96元；3.判令赫基公司支付240小时年休假工资37108.8元（8816.55元/月÷21.75天÷8小时×240×3倍）。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蒋建国于2010年8月2日入职案外人尚岑公司，2015年7月1日，赫基公司出具《劳动雇佣关系转移及相关雇佣条件转移通知书》，载明将蒋建国与尚岑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转入赫基公司处，赫基公司承诺延续蒋建国在尚岑公司的工龄、薪资、福利等。随后，蒋建国、赫基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于2017年1月1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蒋建国的工作地点在广州。2019年3月15日，蒋建国前往赫基公司供应商行健公司抽查产品质量，当晚20:00时许，行健公司用滴滴出行交通车将蒋建国从东莞市送回番禺。蒋建国主张，其因为感冒加班，且当天晚上没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可以乘坐返程，故在行健公司主动将其送回番禺后，其没有拒绝行健公司的安排。2019年4月12日，赫基公司向蒋建国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蒋建国的上述行为违反《赫基员工商业行为道德准则》第五部分第7条“员工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向与其有业务关系的单位要求任何个人费用的报销，或主动索要任何金额的现金、利是、礼品或任何形式、任何金额的消费”及《员工行为规范》第六章第十六条第5点“对利用工作职务之便，从供应商或合作伙伴处索取、接受任何形式、任何金额的回扣、贿赂者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并不作任何补偿”的规定，与蒋建国解除劳动合同。前述《赫基员工商业行为道德准则》、赫基集团《员工行为规范》以及《员工考勤及休假规定》均由蒋建国于2016年8月1日签收并确认遵守。《员工考勤及休假规定》规定公司员工加班的需事先审批。蒋建国主张其在职期间实行人工考勤并由蒋建国签名确认，赫基公司将出勤纸通过微信发给蒋建国核实；赫基公司主张其实行打卡和人工记录考勤，具体时间以公司的加班系统时间为准，不认可蒋建国的主张。双方确认赫基公司每月有向蒋建国支付加班费300元。蒋建国主张其在职期间曾就加班费问题口头向赫基公司提出异议，赫基公司一直拖延支付。赫基公司在蒋建国离职时支付蒋建国离职工资8500.24元（含法定年假工资4817.24元）。一审庭审中，赫基公司主张其未成立工会组织，蒋建国也未举证证明赫基公司成立了工会。蒋建国于2019年4月24日向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赫基公司支付赔偿金、加班工资等。该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珠劳人仲案字[2019]1417号仲裁裁决，由赫基公司支付蒋建国2018年带薪年休假工资8967.7元，驳回蒋建国的其他申诉请求。蒋建国不服该裁决提起本案诉讼，赫基公司未对该仲裁裁决申请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赫基公司2019年3月5日出具的《收入证明》显示，蒋建国税前平均月薪为8968.12元。蒋建国离职前平均月实发工资8816.55元、剔除加班工资的月实发工资为8127元。一审庭审中，蒋建国主张赫基公司并未安排其休2018、2019年度的年休假。一审裁决结果及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赫基公司应否支付蒋建国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问题。蒋建国、赫基公司对于2019年3月15日当晚是蒋建国主动要求供应商派车将其送回番禺还是被动接受了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各执一词，从现有证据无法查明。但当晚蒋建国在东莞市赫基公司供应商行健公司工作后乘坐行健公司提供的滴滴出行交通车返回番禺、相关费用由行健公司支付是不争的事实，本案须审查该事由是否构成赫基公司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赫基公司的《赫基员工商业行为道德准则》、赫基集团《员工行为规范》均已向蒋建国公示，依法可以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蒋建国接受赫基公司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后并未自行支付滴滴出行的交通费用，属于从供应商变相接受商业贿赂的行为，蒋建国主观上确有过错，蒋建国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员工行为规范》第六章第十六条第5点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用人单位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的条件之一是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即劳动者违反规章制度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用人单位方可行使合同解除权。纵观本案，首先，蒋建国在赫基公司处工作已逾8年且与赫基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蒋建国的职业操守与赫基公司的要求不符，双方不可能建立如此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其次，蒋建国主张其当天晚上因感冒加班、已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乘坐返回番禺，故接受行健公司提供的滴滴出行交通车尚属合理解释，蒋建国的主观过错并不明显；再次，行健公司提供的滴滴出行交通费用已经实际发生和支付，事后完全可以由蒋建国自行向行健公司返还或者由赫基公司向行健公司支付，相应的损失完全可以弥补。综合以上情形考量，蒋建国本次违规行为尚未达到严重程度，赫基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对蒋建国而言有失公平。从另一角度看，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限于用人单位主观过错明显的情形（如解约事由明显不存在或不成立、解约程序违法等），本案中蒋建国确实存在一定的违规情形，如果认定赫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则无疑是对员工违规行为的变相认可，也会损害用人单位依法依规管理、营造良好商业道德氛围的积极性，不利于对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保护。因此，单纯地认定赫基公司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均会造成双方利益的严重失衡。对于员工的违规行为是否构成用人单位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不仅仅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均会存在主观认知的分歧，故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4月12日赫基公司向蒋建国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并不发生合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效力，鉴于蒋建国申请仲裁时仅要求赫基公司支付赔偿金、加班工资等，并未要求恢复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用人单位提出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赫基公司应当按照蒋建国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蒋建国在赫基公司处工作8年又8个月，其补偿年限依法计算9年，根据蒋建国的税前月平均工资8968.12元核算（虽赫基公司主张相应的收入证明仅用于办理贷款手续，但结合蒋建国的月实发工资数额8816.55元考虑，该工资水平属于合理范畴），赫基公司应支付蒋建国经济补偿金8968.12×9=80713.08元。二、关于赫基公司应否支付蒋建国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加班工资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劳动者应当对其主张的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首先，蒋建国主张加班、赫基公司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但所举证据并无原件核对，赫基公司也不认可，其举证责任尚未完成；其次，蒋建国已签收并确认遵守赫基公司的《员工考勤及休假规定》，赫基公司也就其足额支付蒋建国加班工资进行了举证和合理说明，蒋建国对此并未提供任何反驳性证据；再次，蒋建国并未举证证实其就赫基公司拖欠加班费问题提出过异议，若赫基公司长期拖欠蒋建国加班工资，蒋建国不可能不提出异议，也不可能与赫基公司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蒋建国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赫基公司应否支付蒋建国带薪年休假工资的问题。赫基公司确认蒋建国2018年度享有15天带薪年休假，根据蒋建国的工作时间核算，其2019年度工作期间约3.5个月，经折算为享有带薪年休假15×3.5÷12=4天。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的规定，赫基公司应对其安排蒋建国休年休假的情况举证证实，否则应按蒋建国正常工作期间的日工资300%的标准支付未休年休假报酬。但赫基公司就此所举证据并未得到蒋建国确认，蒋建国也否认其2018、2019年度有休年休假，故赫基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确认赫基公司应支付蒋建国19天带薪年休假工资。因赫基公司每月发放的工资已包含蒋建国未休年休假当天的工资，故未付部分应按200%计算，为8127元/月÷21.75天×19天×200%=14198.9元，减去赫基公司已支付的4817.24元，赫基公司仍应支付9381.66元。综上，蒋建国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赫基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向蒋建国支付经济补偿金80713.08元；二、赫基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向蒋建国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9381.66元；三、驳回蒋建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赫基公司承担。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情况赫基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赫基公司无须支付蒋建国经济补偿金80713.08元；二、依法改判赫基公司无须支付蒋建国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9381.66元；三、案件受理费5元由蒋建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蒋建国于2019年3月15日晚乘坐滴滴快车由东莞返回广州番禺蒋建国住所，车费318.77元由东莞行健公司（赫基公司供应商）完成支付；赫基公司的《赫基员工商业行为道德准则》、赫基集团《员工行为规范》均已向蒋建国公示且蒋建国已签收；蒋建国接受赫基公司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后并未自行支付滴滴快车的车费，属于从供应商处变相接受商业贿赂的行为，该行为违反了赫基集团《员工行为规范》第六章第十六条第5点的规定“5.利用工作职务之便，从供应商或者合作伙伴处索取、接受任何形式、任何金额的回扣、贿赂者”。一审法院以上事实调查是清晰明确的，但是相关认定没有法律依据，既然认定员工存在这个违纪的事实，这个就不属于违法解除，而是属于合法解除。另外，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和国家现在倡导的廉洁奉公是有极大的冲突的。二、一审判决支付年休假工资事实依据错误。蒋建国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的休假，赫基公司已经予以安排，并按照国家规定的3倍在蒋建国离职时向其发放了65小时的年假工资，因此判决支付蒋建国年休假工资的事实依据错误。综上所述，蒋建国的行为是目前国家、社会所不允许的行为，是与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廉洁奉公”相违背的行为。在法治中国的今天，蒋建国发生此类行为，企业都不能按照依法解除其劳动合同是对企业用人管理权的限制；放眼社会，在国家打击大腐小贪的社会背景下，企业的合法权益是应该得到有效保护的。因此赫基公司认为与蒋建国解除劳动合同是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的。蒋建国辩称:一、一审法院从以下三个方面认定蒋建国的行为未达到违反规章制度的“严重程度”，认定该事实正确。基于该事实，赫基公司单方解除与蒋建国的劳动合同关系，并且没有通知工会，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赫基公司应当向蒋建国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二、赫基公司没有安排蒋建国2018年、2019年休年休假，依法应当支付年休假工资，一审法院对年休假的判决是正确的。在仲裁、一审阶段，赫基公司提供的证据2019年3月5日的请假申请系统截图中明确记载着蒋建国的剩余假期为：“补休假剩余123小时，年假剩余240小时”，与蒋建国提供的证据“假期查询手机页面截图”中显示的年休假时间一致，按照2018年15天年休假，2019年15天年休假共计30天×8=240小时，刚好与剩余年假时间吻合，因此可以证实赫基公司没有安排蒋建国休2018至2019年的年休假，一审法院判决赫基公司支付年休假工资是正确的。蒋建国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为支持蒋建国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由赫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赫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一审判决中认定了蒋建国的行为未达到违反规章制度的“严重”程度，且在蒋建国本身不存在解除劳动合同意愿，那么赫基公司以此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应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本案属于赫基公司违法解除合同，应当向蒋建国支付赔偿金。2.赫基公司未通知工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如果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劳动合同,工会有权要求重新处理;劳动者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工会应当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企业单方面解除职工劳动合同时,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工会认为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合同,要求重新研究处理时,企业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3.蒋建国存在加班事实，赫基公司应当支付加班工资。蒋建国提供了考勤纸作为证明加班时间的证据，该考勤纸有赫基公司的主管签名确认，且该证据原件的持有人为赫基公司，为查清事实，赫基公司应当提供该考勤纸的原件予以核对。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蒋建国的行为未达到“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情形，赫基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向蒋建国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蒋建国与赫基公司属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赫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向蒋建国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赫基公司辩称：一、蒋建国在仲裁及一审庭审中均已确认在工作中存在接受供应商为其支付非正常的专车费用一事（按照蒋建国工作从东莞至广州正常车费仅40多元，而专车费使用了近400元，有十倍之高），这是很明显的非正常的高消费情形。尽管其采用以下借口作接受原因：第一次公司调查时，其本人签名的3至15调查报告中辩解是因工作至深夜没有末班车而导致乘坐专车，但事实是其在六点半下班后接受了供应商的饭约，和供应商吃完晚饭后返回广州，到达广州的时间为晚上21:48，可见其在东莞动身的时间约在八点左右，动车末班车为晚上22:38，大巴末班车为晚上23:30，从下班时间到末班车，每隔10至30分钟就有一趟列车或大巴车，绝不存在无法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情形。面对公司在仲裁庭的质疑，蒋建国又编造第二次谎言，提出乘坐专车是因身体不适，本人在车上睡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专车拉至广州。而蒋建国在公司调查时并未提供其生任何病的医疗证明，截止仲裁裁决时都未提及本人可提供相关的就医证明。试问，蒋建国乘坐专车的时间是晚8点，并非人正常的生物睡眠时间，不可能在一个半小时时长的时间不知道自己乘错了车，为什么在下车时及事后没有以任何形式向供应商表达过乘错车，也从未表达过自己应当将乘车费用返还供应商？既然自己认为是正常的差旅费用，那为什么不在出差返回后向公司申请差旅费用的报销？很明显，蒋建国是清楚这笔费用不属于公司的正常报销范围，也很明显看出，蒋建国是很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供应商的好处，一丝不安都没表现出来，也可以从侧面看出，这种招待就是蒋建国日常的超标待遇。正如供应商在投诉信中所述，供应商是忍无可忍了才用了这种投诉的方式，如果不是蒋建国工作中作威作福的行为，何以让供应商冒着得罪工作人员的风险来投诉？更加可怕的是第三次谎言，蒋建国为了寻找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又再次提供虚假的病假建议书给一审法院，蒋建国不按照举证期限的要求提供证据，突然在庭审中当庭提交一份3月12号的病假证明，就是不想公司去充分调查。这份证明在公司调查中没有出现过，在仲裁庭审中也没有出现过的病休建议书，突然出现在时隔5个月的一审法庭，而且还保留着簇新的外观，且不说这份3月12号的病休建议书能否证明蒋建国在3月15号还处于“昏迷”状态不能判断自己身处什么交通工具上，但蒋建国这种为了一个谎言而编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的行为也不道德。赫基公司庭后去蒋建国提供病休建议书的卫生站去调查，有以下几点很值得注意：1.蒋建国住广州市番禺区，公司所在地广州市天河区，可蒋建国提供病休建议书的卫生站远在广州市黄埔区，还是一个交通很不便利的社区卫生站；2.赫基公司提供的视频中与护士的谈话内容可以证明，病休建议书的开具人是蒋建国妻子的舅舅，护士只看名字就能想起这个人，可见蒋建国与这个卫生站的关系非同一般；3.卫生站病休建议书就锁在卫生站站长（蒋建国的妻舅）抽屉里。因为适逢春节，后又遇疫情的影响，我公司没有办法再次向卫生站调查此事，也未来得及向卫生站的上级主管机关投诉，但赫基公司不会放弃对此事的调查。赫基公司在日常管理中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每个季度集团都会通报不良事件以警示员工，总裁也亲自在通讯中教育同事以廉洁奉公、诚信守实作为工作原则。蒋建国不仅仅是工作中出现贪墨的行为，其一次又一次谎言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尤其是面对神圣庄严的法庭，蒋建国居然还敢提供伪证。二、蒋建国诉请加班费，但并未就加班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加班费金额是其个人估算的金额，明显违背事实，因此，在蒋建国未就加班举证的情况下，其诉求不应得到支持，且在日常工作中，因蒋建国需要在客户工厂完成其部分工作，时间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赫基公司每月均有向其支付300元的加班津贴，并且每年均会对员工进行加班补调休的安排，根据其补调休记录，其休假天数已明显高于其加班时间，也优于国家相关规定，因此，不存在未支付加班费的情况，蒋建国在工作中清晰了解，额外加班需要履行加班审批手续，公司对于未经审批的行为，不认可为加班行为，因此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属于用人单位因生产工作安排员工加班加点的方属于应支付员工加班工资的情况,蒋建国并不符合该规定的情形。三、蒋建国要求年休假工资无事实依据。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的休假，赫基公司已经予以安排，并在蒋建国离职时，赫基公司另行向蒋建国发放65小时的年假工资，该部分工资是按照国家规定的三倍予以发放的，以上休假情况，赫基公司在证据四、五已提供证据证明，因此不同意支付蒋建国年假工资的诉求。综上事实，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蒋建国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裁判结果及理由二审期间，赫基公司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社区******病假建议书的真伪情况。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不是本案裁判的主要依据，故该调查取证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上诉请求，本院对于二审的争议焦点评述如下：一、关于赫基公司是否应支付蒋建国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问题。本案中，赫基公司解除与蒋建国的劳动合同系因蒋建国乘坐供应商行健公司支付费用的滴滴出行交通车，违反了《赫基员工商业行为道德准则》第五部分第七条“员工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向与其有业务关系的单位要求任何个人费用的报销，或主动索要任何金额的现金、利是、礼品或任何形式、任何金额的消费”及《员工行为规范条例》第六章第十六条第五点“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并不作任何补偿：利用工作职务之便，从供应商或合作伙伴处索取、接受任何形式、任何金额的回扣、贿赂者”。虽然赫基公司主张供应商有举报信证明蒋建国的违规行为，但该信件中关于蒋建国是否为主动要求供应商行健公司派车的描述并不清楚，蒋建国对此也不认可，故综合本案证据难以确定蒋建国是主动要求供应商行健公司派车还是仅接受了供应商的派车。本院认为，虽然《赫基员工商业行为道德准则》及《员工行为规范条例》中的确规定了员工有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赫基公司可以无条件解除劳动合同，但在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蒋建国主动要求供应商派车的情况下，赫基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过于严苛。但如一审法院所述，本案中蒋建国确实存在一定的不当行为，如果认定赫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疑是对员工不当行为的变相认可，也会损害用人单位依法依规管理、营造良好商业道德氛围的积极性，因此认定赫基公司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均会造成双方利益的严重失衡。因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将本案情况视为用人单位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较为合理。此外，蒋建国主张赫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未通知工会，但赫基公司于一审时已主张其未成立工会组织，蒋建国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赫基公司成立了工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为赫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综上所述，赫基公司应当按照蒋建国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一审法院就此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加班工资。首先，蒋建国主张加班系根据2017年至2018年12月出勤表和出勤纸统计了加班时长，但该证据没有证据原件予以核对，蒋建国对于加班事实的举证不够充分。其次，根据赫基公司《员工考勤和休假规定》关于加班审批的相关内容，员工加班需要办理审批手续，即便蒋建国主张赫基公司持有上述出勤表和出勤纸的原件，也应当根据公司关于加班审批的规定来核算加班时长。赫基公司提供了蒋建国加班情况统计及说明、加班申请汇总、管理系统加班和请假申请等证据证明蒋建国的加班时长已经调休完毕，同时，赫基公司已每月向蒋建国发放了300元的加班工资，故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赫基公司无需再向蒋建国支付加班工资。一审法院就此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如一审法院所述，蒋建国2018年至2019年享有年假共19天。此外，根据赫基公司提供的蒋建国2019年4月的工资表，赫基公司在其离职时共发放了8500.24元，其中含年假工资4817.24元。赫基公司主张蒋建国2018年至2019年的年休假已经予以安排，但其提供的请假申请中类别为“年假”且请假原因为“休假”的天数仅有2天，其他类别的请假申请因赫基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系蒋建国补休的剩余年假，故本院认定蒋建国2018至2019年仍有17天。赫基公司提供的蒋建国2018年剔除加班工资的月平均工资为8127元，故赫基公司应当向蒋建国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8127元/月÷21.75天×17天×200%=12704.28元，减去赫基公司已支付的4817.24元，赫基公司仍应支付蒋建国工资7887.04元。一审法院就此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蒋建国和赫基公司的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唯核算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的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19）粤0491民初22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19）粤0491民初22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珠海赫基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向蒋建国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7887.04元；三、驳回蒋建国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珠海赫基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珠海赫基服饰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蒋建国、珠海赫基服饰有限公司各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伟民审判员  李 灵审判员  艾欣欣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龚畅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