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304民初13号 原告：安徽福临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南北米亚花园**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6989851893。 法定代表人：乔连生，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锦峰，安徽径桥(蚌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远龙，安徽径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蚌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青支行，住所，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长征路**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060836774N。 负责人：李甜，职务：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楠，该单位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浩，广东宝慧（蚌埠）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蚌埠福荣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安，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区金浍路**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0608454948。 法定代表人：汤永利，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晓荣,该公司员工。 原告安徽福临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临公司）与被告蚌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青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长青支行）、第三人蚌埠福荣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荣公司）票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乔连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锦峰、凌远龙，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楠、邹浩，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晓荣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福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为原告开立并交付9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9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9日起支付利息至票据900万元交付于原告之日止。利息暂计为4548627.66元；3、判令第三人对第二项所述款项承担赔偿责任。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30日，原告股东会决议，同意向被告申请综合信用贷款450万元，由淮上融资公司担保450万元，用于公司周转，并且承诺借款到期不能足额偿还，股东愿意用其所有资产及个人资产为该笔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该股东会决议经全体股东签字及法定代表人乔连生签字、公司盖章确认。2014年7月31日，被告与乔连生、王群、蚌埠市淮上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分别签订编号为1071722014020055号、107172201402005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合同的主合同为被告与原告之间自2014年7月31日至2015年5月13日止签署的借款、承兑敞口、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往来以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2015年1月2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开票申请，申请被告开立敞口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合计900万元，期限6个月，用途为资金流转。2015年1月29日，原告向被告提交承兑汇票承兑业务申请表，申请承兑900万元，保证金450万元担保。同日，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编号为107120150014号《银行承兑协议》，该协议约定被告同意承兑以原告为出票人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900万元整，出票人为原告，收款人为第三人，具体见（10712015129001）号银行承兑汇票清单。协议签订后，被告一直未给原告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也没有通知原告领取汇票。直到2015年11月，原告收到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的诉讼材料，才知道汇票已经开立，被告以为原告垫付汇票的票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后法院判决原告向被告偿还被告为其垫付的票款及利息。判决生效后，原告向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再审申请。2019年7月9日，原告多次向金融主管部门申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蚌埠监管分局向原告出具《信访事项意见书》，意见书载明领取票据的人是崔小林，不是出票人本人或经出票人授权的其他人，明确了被告未将票据交付原告的事实。原告认为，被告应将开具的票据交付给原告，但被告将票据交付给第三人的行为构成违约，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为维护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 福临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原告营业执照及被告、第三人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原、被告、第三人主体资格。 2、股东会决议、开票申请、蚌埠农村商业银行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申请表，证明原、被告就申请票据开立及承兑事宜达成合意，原告提交、被告农商行出具的材料均载明乔连生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农商行对乔连生系原告法定代表人是明知的。 3、银行承兑汇票，证明诉争票据加盖的财务章不是原告的印章，原告法定代表人系乔连生，被告农商行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然允许加盖他人印章并承兑、付款违反票据法、票据管理办法等法律规定。依法应认定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票据为伪造、变造的票据。 4、（2015）禹民二初字第00607号民事判决书、（2017）皖03民申6号民事裁定书、信访答复意见书，证明被告违法将案涉票据交付给崔小林的事实。 5、2014年3月被告处存档的原告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乔连生印鉴章，证明被告对于乔连生系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预留的其印鉴章的事实是明知的。被告在明知这一事实的情况下，在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的仍然原法定代表人的印章，预留的财务专用章与银行承兑汇票的财务专用章也不一致，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票据签章的行为应属无效。 6、蚌埠农商最高额保字第107172201402005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蚌农商107120140039号银行承兑协议，蚌农商107120140047银行承兑协议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开具材料,证明24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上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签章是乔连生，66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上签章是原法定代表人邵江淮。证明被告在本案案涉票据上加盖原法定代表人邵江淮的印章是不符合票据法的相关规定，签章行为无效。 被告农商行长青支行辩称：其已经为福临公司开立并交付了9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福临公司所述没有开具票据及没有交付不是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撑。（1）福临公司于2014年7月31日与农商行长青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乔连生、王群、蚌埠市淮上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担保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福临公司与农商行长青支行之间自2014年7月31日起至2015年5月13日止签署的借款、承兑散口、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以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2015年1月28日福临公司向农商行长青支行申请开票，申请开立敞口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额为900万元，期限为6个月，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在2015年1月29日福临公司与农商行长青支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保证合同》，福临公司在印章等申请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在当天向农商行长青支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收款人为蚌埠福荣经贸有限公司。在2015年7月29日汇票到期之日，农商行长青支行向福临公司催款，福临公司法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2015年12月份，农商行长青支行向禹会区人民法院起诉福临公司，福临公司未答辩，福临公司时任法人乔连生对贷出钱没有异议，但称福临公司并没有用该笔钱，该款被王凯转走了。后禹会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禹民二初字第00607号判决，判决福临公司偿还垫付款3653298.8元及利息，同时乔连生、王群、淮上融资担保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几方均未上诉。（2）福临公司诉称没有开具承兑汇票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福临公司在2015年1月28日递交了开票申请，并在2015年1月29日递交承兑业务申请表，并在2015年1月29日当天会计拿着福临公司的印鉴在承兑汇票上加盖印鉴章，由此可见农商行长青支行履行了开具票据的义务，再则900万的银行票据开具后辩称没有收到，但在农商行长青支行催缴的情况下依然确认欠付农商行长青支行四百五十万元。且乔连生在一审庭审陈述和再审申请陈述均不一致，明显是为了摆脱自己被执行的责任。福临公司、乔连生在2015年1月29日崔小林拿走票的当天、2015年7月29日签收贷款通知书确认尚欠贷款时、以及一审庭审中均没有提出崔小林没有授权的情况。如果票据不是按照福临公司、乔连生的意识流动或者不是福临公司与福荣公司之间达成了合意，福临公司在出票的当天就会向农商行长青支行提出异议，在开立票据的当天，乔连生在农商行长青支行大楼，福临公司会计在一楼柜台办理开立票据的业务，加盖了福临公司的财务章和法人章，如果是乔连生没有收到票据，或者票据的流动不是其公司意识表示，不可能在出票当天不提出异议，在场的会计、乔连生都不提出异议，其也不可能在贷款到期后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福临公司的辩称明显不符合常理。（3）根据票据背书流转情况来看，福林公司与崔小林所在的公司福荣公司在2015年1月20日签订了《购销合同书》，该合同书也是福林公司向农商行长青支行申请票据的依据。农商行长青支行开具的票据也最终流向了福荣公司。（4）根据银行承兑协议第二条约定，汇票的结算只能用于申请书项下收款人签订的商品或劳务交易协议项下的结算，开具900万银行承兑汇票没有事实基础，没有真实交易关系。从刑事侦查卷宗以及乔连生本人陈述，以及银行签订材料以及保证金质押合同和补充协议都可以证实，乔连生对保证金转入及票据的领取是明确知情的，乔连生签署的贷款催告通知书，以及（2015）禹民二初字00607号案件当中乔连生对承办法官的陈述对贷款明确知情，通过第三人证据可以证实原告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第三人转入的900万元其中450万元用于归还原告与两岸商贸公司240万元及660万元，合计900万元中剩余450万元的贷款，其余450万元用于本案保证金。第三人支付兑价后取走的票据，通过乔连生的签字，包括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的签字，及（2015）禹民二初字00607号案件中乔连生本人的陈述，可以证实票据按照原告的意思进行流动，被告在交付行为上不存在违法行为，银行承兑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原告没有产生任何损失。 被告农商行长青支行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股东会决议书、开票申请、承兑业务申请表、银行承兑协议、保证金质押合同、编号为0053号、005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承兑汇票、签字照片，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授信合同以及与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开票申请、申请表、承兑协议、承兑汇票可以证实农商行履行了开具承兑的义务。 2、贷款催收通知书2份，证明在2015年7月29日原告确认尚欠贷款450万元整，原告及担保公司签字盖章确认。 3、购销合同书，证明原告与福荣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书，该购销合同书是申请贷款的依据，按照购销合同书原告应向第三人支付10276000元，福荣公司也是承兑汇票收款人。 4、背书粘单及托收凭证，证明从开具票据的收款人到最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收款，背书完整，被告农村商业银行履行了垫付款义务。 5、再审申请书、证明，证明（1）原告在再审申请中明确提到把承兑汇票给自己或者给福荣经贸公司均是可以的。（2）证明票据是原告交付给福荣公司业务员崔小林的，农商行长青支行履行了交付义务。 6、禹会区人民法院（2015）禹民二初字00607号民事案件材料以及谈话笔录，证明原告的法人乔连生对贷款事实没有任何的异议。 7、福临公司流水单，证明在出票当天福荣公司向福临公司账户转账900万元。 8、蚌埠银保监分局信访答复意见书，证明开票过程合法。 9、蚌埠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一大队关于福临公司控告王凯、福荣公司等涉嫌诈骗一案卷宗材料，证实从邵江淮的证言中以及乔连生自己的证言中，其对加盖邵江淮和乔连生都没有异议，之前的票据也都履行了，乔连生与邵江淮、福临公司之间证实存在委托关系。乔连生对加盖邵江淮印章明知知情，且邵江淮、乔连生、福临公司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足可以认定邵江淮是福临公司的代理或者委托关系。乔连生对第三人在2015年1月29日转入900万元知情，乔连生自己陈述其持有公章，在当天其本人又在银行承兑及补充协议上以及保证金质押协商上加盖印章及签字，且结合（2015）禹民二初字第00607号案件中乔连生的陈述、贷款催收单上的签字确认证实乔连生对贷款、签字、加盖印章、保证金转入、谁领走票据都是知情，按照乔连生的说法无法解释合理性。即便票据形式存在瑕疵，但是本案的银行承兑协议是有效的，不能割裂银行承兑协议与汇票的关系，即便汇票无效也不会导致协议无效，本案即时认定承兑票据无效，但是本案承兑协议已经履行了，票据是信用流通工具，是依托银行承兑协议的。同时也要看《银行承兑协议》是否已经履行。 第三人福荣公司辩称：其拿票据有原告公司授权，是被告开据的票，案涉票据是崔小林拿走的，崔小林是其公司的员工，其公司于拿票当天向原告转款900万元现金，相当于对票据的对价。 第三人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明一份、银行流水一份。证明第三人委托安徽兄弟车业商贸有限公司在2015年1月29日向原告打款900万元。 经庭审质证，原、被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定如下： 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实被告开具汇票，履行开具义务。法人的变更并不影响票据的开具。第三人对此无异议。本院认为，此项证据对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被告认为在2013年1月25日原告第一次在被告处开户，留下原告公司财务章及原法定代表人邵江淮印章，银行出具的承兑汇票是比对原告预留的印鉴章一致后开具的。2015年1月29日，原告会计邵雪莲拿着原告公司的财务章和原法定代表人邵江淮的印章，与原告在被告处预留的印鉴章比对一致，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不存在票据效力问题。第三人认为承兑汇票是有效的。本院认为，该项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2015）禹民二初字第0060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内容可以证实农商行长青支行履行了开票交付的义务，在该民事判决书载明乔连生对从被告处贷款没有异议以及原审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证明农商行长青支行履行了开票及交付的义务，再审裁定书可以证实该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正确，信访意见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蚌埠银保监分局也只是指出农商行长青支行业务中存在不规范的业务提出加强监管的建议，但是还是认可债务关系成立的。同时即便违反内部业务规范，但是并没有影响原告权利的实现，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认为崔小林拿票是根据原告的授权，是合法的。本院认为，该项证据对本案的事实具有证明力，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其是以预留的印鉴卡为标准，不是以原告法定代表人变更与否为准，在票据上加盖印章是原告加盖的，原告法定代表人变更后，没有向银行进行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其也通知原告进行变更，但原告没有来。第三人对此无异议。本院认为，该项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两张票据已经全部结清，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认为于其无关。本院认为，此项证据中的票据收款人为蚌埠两岸商贸有限公司，对原告与蚌埠两岸商贸有限公司在2014年7月31日开具的票据上法定代表人签章为邵江淮、2014年8月27日开具的票据上法定代表人签章为乔连生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二、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除了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乔连生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4年7月31日，而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担保的主合同包括三份银行承兑协议，时间是2014年7月31日，8月27日和2015年1月29日，不符合常理，因为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不可能对将来的具体确定的主合同进行担保。所以其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后面两份承兑协议进行担保这一事实有异议。对于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承兑汇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票据上的财务章不是原告的印章，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系乔连生，不是邵江淮，根据票据法等规定，该票据的签章不合法，不具备票据法上的效力，票据无效。被告开具的承兑汇票的签章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是合法的票据，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向原告履行交付义务。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项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原告认为签字盖章属实，但是不能以此倒推被告签发票据的合法性和交付行为的合法性，该组证据能够反映出被告对乔连生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是明知的。签字并不代表其收到票据了。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项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基于被告没有将合法的票据交付原告，而是交付第三方，造成原告既未享受票据利益，也未收到购销合同载明的设备，从而造成损失，故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购销合同的货品没有给原告，但是给了原告900万元现金。合同是有效的。本院认为，该项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原告认为真实性请法院依法审查确定，但是与本案诉争的问题无关，本案票据为无效票据，被告违法对票据进行承兑及付款，应当承当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达不到被告的证明明目的。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项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为案涉票据进行承兑，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原告对再审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原告并没有委托崔小林收取案涉票据，崔小林不是原告公司的工作人员，被告将票据交付给第三人的行为不是原告的交付行为，原告提交的《信访答复意见书》明确了系被告将案涉票据交给了崔小林。第三人对该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项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6，原告对庭审笔录和问话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从被告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看，原告公司有三次向被告申请银行承兑汇票。原告法定代表人在庭审笔录中并没有具体指明是哪一笔贷款。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项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7，原告认为安徽兄弟车业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账户转款900万元是事实，但是该900万元与本案诉争的标的无关，安徽兄弟车业商贸有限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并且该900万元的资金转账也不能阻却被告开立的票据不合法，和违法交付票据的事实。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项证据结合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委托安徽兄弟车业商贸有限公司于案涉票据开票当天向原告转款900万元的事实，对此项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8，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商业汇票出票人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该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信访答复书没有对被告在票据签章的合法性做出结论性的意见。即便有，也不能对抗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项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9，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大部分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卷宗材料均不能证明被告开具的票据签章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也不能够证明被告所开具的案涉票据是合法有效票据，虽然被告已经对案涉票据进行承兑并付款，但是根据相关票据的法律规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于开具票据造成票据无效承担相应责任。票据已经承兑和付款，并不能使得被告违法出票导致票据无效免责。刑事案件卷宗材料均不能够证明案涉票据交付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或双方约定的。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认为公安材料证明了其向原告支付了票款对价。本院认为，该项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予以认定。 三、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说明是近期才出具的，不能够证明崔小林从被告处拿走票据的合法性。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可以证实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崔小林拿走票据的原因。本院认为，该项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25日，原告在被告处开具银行账户，原告在被告处留存原告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原告公司前法人邵江淮个人章印鉴卡。2014年3月1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原告公司印鉴、法定代表人、股东签字样本，印鉴样本包括原告公司章、财务章及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乔连生个人印鉴章、股东签名、财务签名、法定代表人签名，但原告并未在被告处更改之前预留的法定代表人印鉴章。2015年1月20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一份购销合同书。2015年1月28日原告以与第三人之间需要贸易往来为由向被告递交开票申请，申请开立50敞口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合计900万元，期限为六个月，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同年1月29日，原告向被告提交承兑汇票承兑业务申请表，申请承兑900万元，保证金450万元担保，原告在开票申请上加盖原告公司章及原告法定代表人乔连生个人印章。同日，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编号为107120150014号《银行承兑协议》，该协议约定被告同意承兑以原告为出票人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900万元整，出票人为原告，收款人为第三人，具体见（10712015129001）号银行承兑汇票清单，原告在开票申请上加盖原告公司章及原告法定代表人乔连生个人印章，同时双方签订信贷合同签订确认书，确认双方签订编号为107120150014的银行承兑协议，落款处加盖原告公司章，有原告法定代表人乔连生签字及被告工作人员签名。协议签订后，同日，原告财务人员携带公司财务章及邵江淮私章到被告处开具案涉汇票，原告在票据上加盖原告公司财务章及原告前法定代表人邵江淮印章。被告在审核原告携带的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印鉴章与原告在2013年1月25日开户时预留的印鉴卡一致后，为原告开具案涉票据。案涉汇票开具后，原告财务人员将案涉汇票交给了第三人公司员工崔小林，崔小林在票据领取登记簿上签字。同日，第三人通过安徽兄弟车业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转款900万元。第三人拿到票据之后，通过背书转让给浙江佑速贸易有限公司，最终票据背书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票据到期后，被告见票承兑了900万元。2015年7月29日，被告向原告催还案涉票据款，原告法定代表人乔连生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2015年11月，被告以为原告垫付案涉票据款3653298.8元向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起诉。2016年4月24日，禹会区人民法院联系原告法定代表人乔连生进行谈话，谈话笔录中乔连生认可原告从被告处贷出案涉票据款，但称该款项被王凯（另一姓名徐凌霄）转走。2016年11月21日，原告就被告向其催收本案案涉票据款向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原、被告签订的编号为107120150014的银行承兑协议系原、被告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驳回原告再审申请。2017年11月2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乔连生向蚌埠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一大队进行报案，称在徐凌霄的指使下，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107120150014号《银行承兑协议》，之后票据款被徐凌霄转走，直到被告起诉原告偿还票据款，原告才知晓案涉票据被第三人公司员工崔小林领取，徐凌霄及崔小林涉嫌诈骗。2018年1月26日，蚌埠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徐凌霄及崔小林不存在犯罪事实对乔连生作出不予立案通知。2019年5月13日，原告向蚌埠市银保监分局提出信访，要求该局彻查被告开票有无违规问题。2019年7月9日，蚌埠市银保监分局向乔连生作出答复意见书，意见书载明“2014年初，你公司法人代表由邵江淮变更为乔连生，但未及时至蚌埠农商行变更预留印鉴章。2015年1月29日，蚌埠农商行向你公司开立的票面金额900万元的汇票签章为你公司财务专用章及邵江淮印章，经对比，与你公司在蚌埠农商行预留印鉴一致，符合《蚌埠农村商业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汇票领取登记簿签字为崔小林，不是出票人本人或经出票人授权的其他人，签字领取汇票的过程中，蚌埠农商行仅核对汇票办理预留印鉴章，未要求领取人出事授权书就交付承兑汇票，不符合”。现原告要求被告为原告开立并交付9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9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9日起支付利息至票据900万元交付于原告之日止，利息暂计为4548627.66元。第三人对以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编号为107120150014号《银行承兑协议》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告诉称，被告在开具票据时违反票据法关于签章方面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条“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一条“票据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上不符合票据法以及下述情形，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一）商业汇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本案中，案涉票据开具时应加盖法定代表人的签章及公司公章或者该单位的财务专用章，但原告在变更法定代表人之后没有及时去被告处变更预留印鉴章，原告自身存在一定过失。同时，从本案的证据可以看出，汇票开具时，原告持有原告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原告预留在被告处的法定代表人邵江淮私章，上述印章真实，与银行预留的印鉴一致，被告在核对客户信息与预留信息一致的情况下，为原告开具案涉票据。票据开具时及开具后，原告均未对票据上加盖前法定代表人印鉴章提出异议。且从被告提交的证据中有关原告与案外人两岸商贸公司在2014年7月31日开具的660万元票据看来，该票据上的法定代表人签章是邵江淮，该票据已经承兑，原告对该票据开具、承兑均未提出异议并且办理开票手续的时间在原告向被告提交其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之后，结合被告提交的侦查卷宗中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可以证明原告对被告开具案涉票据是知情及认可的，对加盖邵江淮印鉴章的行为是默认有效的。同时，从庭审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原告知晓案涉票据已经开具并且在第三人支付了与票据票面金额相等的对价的情况下，原告转让案涉票据权利给第三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被告见票承兑的行为并未给原告造成损失。原告的申请开票行为及开票之后将案涉票据交于第三人的行为均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在庭审中辩称其对被告向其开具案涉票据并将票据交付给第三人的情况均不知情的主张，结合庭审提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的开票行为及付款行为并未违背原告将案涉票据权利转让给第三人的本意，且原告在开具票据时及开具票据之后均未对票据效力提出异议，第三人也在取得票据时向原告转账900万元，被告开票及承兑的行为并未给原告造成损失，不需要对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原告称被告违规开票的行为给其造成损失并要求重新开票的主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原告要求被告重新开具900万票据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人是否应对案涉票据的利息损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对价”，第三人在取得案涉票据时向原告支付了900万元，已给付相应的对价，故原告要求第三人对利息损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安徽福临商贸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3092元，减半收取51546元，由原告安徽福临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蒋涛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涂珑珺 书记员孔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