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鄂06行终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华，女，1970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襄阳市东津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东津新区（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津镇政府），住所地襄阳市东津新区襄东路**。 法定代表人申磊，镇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东津新区（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东津城管局），，住所地襄阳东津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任刚，局长。 上诉人朱建华因诉被上诉人东津镇政府、东津城管局《限期拆除通知书》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行初3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裁定认定，原告朱建华系襄阳东津新区（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津镇堰坡村民。2019年4月24日，东津镇政府、东津城管局对原告朱建华发出《限期拆除通知书》：为保障东津新区建设的持续平稳、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根据有关规定，东津新区决定在全区范围内严查未取得合法建房审批手续的违法建设。现通知如下：1.任何村民（居民）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非法搭建建筑物和构筑物。2.自通知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场地全部作业设施和所有地面附着物。3.凡妨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4.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对不执行本通知内容，不自行拆除全部违建的，将采取强制拆除措施。2019年6月19日，原告朱建华的房屋被拆除。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第（六）项“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等过程性行为”第（十）项“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二被告于2019年4月24对原告朱建华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只是一个执法环节，是阶段性、过程性行为，不是最终处理结果。对原告产生实际影响的是之后的房屋被拆除的行为。即本案所诉的限期拆除通知书已被其后的拆除行为所吸收。故原告所请求撤销限期拆除通知书，已不存在独立的诉讼利益，不具有可诉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第一款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第（六）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朱建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不予收取。 上诉人朱建华不服裁定上诉称，被诉强制拆除通知书虽名为通知书，但实际上产生了强制力。在有权机关未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情况下，上诉人的房屋已经被拆除。原审认为该通知书为阶段性、过程性行为，对上诉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定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东津镇政府及东津城管局未提交上诉答辩状，但原审时辩称，向原告朱建华作出的通知书，属于行政行为中的程序性、阶段性的行为，未对原告减损权益、增加义务，不具有行政行为的特征，不具有可诉性，依法应驳回起诉。 上诉人朱建华向原审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 1.东津镇堰坡村民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村内有房屋三间三层、厂房十二间。用以证明原告有房屋在堰坡，被列入拆迁范围。2.2017年10月20日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作出的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堰坡片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及评估补偿明细表（户名：74朱建华），用以证明本案原告房屋所在地存在违法征收行为。3.2019年4月24日东津镇政府、执法局针对原告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通知中第2项，第4项具有一定强制性和强迫性，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同时也有明确的相对人，是针对本案原告作出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 被上诉人东津镇政府及城管局向原审提交有《限期拆除通知书》，用以证实告知书是违法行为告知书，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上述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原审庭审质证时，当事人双方均发表了质证意见。 根据本案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于庭审中的陈述，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东津镇政府及东津城管局对朱建华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的可诉性。从该通知书的内容可以看出，通知书是针对东津新区所有村（居）民作出的公开告知行为，适用于辖区内所有村民住户，并未针对朱建华个人单独设定任何行政法上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所诉《限期拆除通知书》作为阶段性、过程性行为，未对朱建华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是之后拆除其房屋的行为；且朱建华的房屋被拆除后，其已经以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东津镇政府及东津城管局为被告，向本院提起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其房屋行政行为违法诉讼，该案正在审理中。因此，原审认定限期拆除通知书，已不存在独立的诉讼利益而不具有可诉性，并裁定驳回朱建华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朱建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付士平 审判员  梁慧星 审判员  曾建彬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袁 昭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9〕鄂06行初212号 原告：周**，男，1983年04月14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4206211983********，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东津镇堰坡村**。 委托代理人王天保，男，1951年9月19日，汉族，公民身份号码4206211951********，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东津镇堰坡村**。系原告周**父亲。 委托代理人刘春兴，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被告：襄阳东津新区（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惠民路** 法定代表人张宇辉，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肖江云、高伟，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被告：襄阳东津新区（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津镇政府))住所地：襄阳市东津新区襄东路** 法定代表人申磊，东津镇政府镇长。 出庭负责人李高见，东津镇政府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王长河，襄阳市襄州区鹿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被告：襄阳东津新区（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东津城管局)，住，住所地襄阳市东津新区北还建小区13院/div> 法定代表人任刚，东津城管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合林、李晓倩，湖北檀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原告周**诉被告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东津镇政府、东津城管局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于2019年9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向被告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东津镇政府、东津城管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周**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春兴，被告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委托代理人肖江云，被告东津镇政府出庭负责人李高见及委托代理人王长河，被告东津城管局法定代表人任刚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合林、李晓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诉称，原告系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东津新区）东津镇堰坡村8组村民。原告父亲王天保1960年就在此宅基地上建房。2011年11月8日经村委会批准原告在老宅基上建房，户名009周**。《东津新城征迁评估补偿明细》中房屋编号为A2-003面积为252.94㎡。2017年10月20日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作出《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堰坡片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对原告所在村内房屋实施征收。原告认为该《征收决定》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故没有签协议。2019年4月24日东津城管局、东津镇政府针对原告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2019年6月19日早上，被告在末告知情况下，带领近百人将原告宅基地上案涉房屋强制拆除，并导致原告一家房屋内动产被毁。强拆时原告有报警，警察在强拆现场，但末履行保护职责。2019年7月16日原告从东津镇政府提供的答辩材料中获知，被告于2019年6月17日制定有《集中拆除行动预案》，明确载明现场总指挥长张宇辉，人员由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东津镇政府、东津城管局等单位抽调组成。原告房屋所在地被列入征地拆迁范围，在未给予补偿安置情况下，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实体和程序均违法，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请求确认被告2019年6月19日强制拆除原告位于东津镇堰坡村8组房屋的行为违法。 原告周**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有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1.周**户口簿（1996年9月1日签发）、王天保《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据2.王天保2011年11月8日向东津镇堰坡村村民委员会提出的《建房申请》。证据3.《东津新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征迁补偿清单》（户名009周**）。证据4.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作出的《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堰坡片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证据5.襄阳东津新区城市管理局、襄阳东津新区东津镇人民政府2019年4月24日对周**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证据6.被告制定的《集中拆除行动预案》。证据7.原告房屋强拆前后照片一组。证据8.屋内动产损失清单。 被告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当庭辩称，一、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没有强拆周**的房屋，《限期拆除通知书》也不是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作出的。周**对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提起行政诉讼,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作为被告不适格。二、东津镇政府等有关单位拆除周**房屋是合法和适当的。周**所涉房屋是违章建筑，其在堰坡村五组建设的房屋未取得规划许可。东津镇政府具有强拆违章建筑的主体资格。《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2019年6月19日强拆之前，东津镇政府已经向周**发出了限期拆除通知书，但周**漫天要价找政府索要不合法拆迁补偿，拒不自行拆除。后东津镇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对违章建筑进行拆除。拆除违章建筑符合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综上，请求驳回周**对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的起诉。 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东津镇政府当庭辩称，一、原告建设的房屋末取得选址意见书、规划许可证，系违法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在乡、村庄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规划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建设，不得占用农用地;确需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用地审批手续。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原告的房屋依法应当予以拆除。被告对原告房屋进行拆除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三、被告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程序合法。被告发现原告违建房屋后，经过立案调查，向襄阳城乡规划局东津新区（经济开发区)分局询问了关于原告建房情况。2019年4月24曰，被告向原告送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通知原告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非法搭建建筑物和构筑物，限其3日自行拆除场地上全部作业设施和附作物。原告违反法律规定建房在先，逾期不予拆除违建房屋在后。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东津镇政府当庭向本院提交有以下证据： 证据1.东津镇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证据2.《棚户区改造项目核准的批复》《棚户区改造项目规划意见的函》、襄阳华侨城文化旅游示范区合作协议、东津新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办会议纪要（2018）第一期。证据3.堰坡村村民签订的补偿协议。证据4.调查笔录。证据5.《协查回复函》和《限期拆除通知书》。证据6.集中拆除行动预案。证据7.《湖北省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村庄和集镇建设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相关法律依据。 被告东津城管局辩称，一、原告混淆了强制拆除违章建筑与征收拆迁的关系。本案系由于原告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违章建筑，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所进行的行政强制执行，而不是原告所说的征收拆迁。《湖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村民住宅建设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一)申请人持有关材料向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交申请;(二)乡镇人民政府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县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查;(三)受理申请的机关自收到初审意见之日起10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条件的，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村民住宅建设的，可由县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条件的，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原告建设房屋时并未向乡镇人民政府提交建设房屋的申请，也没有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二、东津城管局并未作出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虽然在拆除违章建筑之前的《限期拆除通知书》中有东津城管局的盖章，但盖章行为仅表明东津城管局在协助东津镇政府进行行政强制执行。东津镇人民政府是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并具有行政强制执行的职权。三、东津镇政府拆除原告违法建设的房屋行为实体与程序均合法。本案中东津镇政府责令限期拆除而原告不予拆除，该政府可强制拆除。在法律直接赋予了东津镇政府强制执行权的情况下，并不需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再责令东津城管局强制执行。四、拆除原告违法建设房屋过程中，东津镇政府安排相关人员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登记造册后转移，并未拆除原告所说的设施。 东津城管局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庭审质证时，当事人双方均发表了质证意见。对当事人双方不持异议、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持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当事人陈述及其他证据综合审查认定。 根据本案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2017年10月20日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作出《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堰坡片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房屋征收范围为东津镇堰坡村范围内集体土地上，除按规划要求予以保留的房屋及附属物、附属设施外，其他全部征收。征收补偿安置主体为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签约期限自2017年10月20日起至2018年1月15日止。征收补偿安置组织单位，为被告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临时组建的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单位为东津镇政府。原告周**系襄阳东津新区东津镇堰坡村8组村民，其所诉房屋在上述征收范围内，未与征收部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2019年4月24日东津城管局、东津镇政府向周**发出《限期拆除通知书》，认为原告周**所建房屋未取得建房审批手续，限定其3日内自行拆除场地全部作业设施和所有地面附作物。若不自行拆除，将采取强制清除措施。2019年5月26日，东津镇城镇建设服务中心向东津城管局复函，称周**等44户村（居）民未在东津镇城镇建设服务中心办理过建房审批手续，并附有44户村（居）名单。2019年6月17日，为安全顺利拆除周**等三户堰坡村“滞签户”房屋，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制定了《集中拆除行动预案》：集合时间为2019年6月19日7点；集合地点为华侨城东侧堰坡五、六组进村路口；人员组成包括指挥部人员、城管队员、东津镇民兵、镇干部、村干部、国土干部、处突队员、医护人员等，并明确了相关联系人和责任分工。2019年6月19日，原告周**所诉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原告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个问题，一是实施强制拆除主体的认定，二是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关于强制拆除主体的认定问题。虽然东津城管局、东津镇政府于2019年4月24日向原告周**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限定其3日内自行拆除场地全部作业设施和所有地面附作物，但3日后东津城管局、东津镇政府并未按通知内容采取强制措施，亦未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直至2019年6月17日，由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组建的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制定《集中拆除行动预案》，预案确定由包括东津城管局、东津镇政府在内的若干单位人员于2019年6月19日对周**等三户房屋进行拆除。原告周**所诉涉案房屋于2019年6月19日被拆除与预案内容一致。因此，本案被诉拆除房屋行为，系由被告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设立的拆迁安置指挥部组织实施，参与人员均在其统一安排下履行分工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是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临时性机构，其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依法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为被告，其法律后果亦应由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承担。关于本案被诉拆除房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第三款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本案涉案房屋是否属于违章建筑，应综合考虑建造历史、使用现状、土地利用规划以及有关用地政策等因素，由有权机关依法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二）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三）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四）通知当事人到场；（五）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七）制作现场笔录；（八）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九）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被告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设立的拆迁指挥部，在拆除原告所诉涉案房屋前，未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以及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未发布公告和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并向其送达，不符合国家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规定，依法应确认其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原告诉状第二项关于确认被告强拆房屋导致室内物品损失违法的诉讼请求，因与其第一项确认强拆房屋违法诉讼请求系基于同一拆除事实行为，并为第一项诉讼请求所包含混同，原告当庭表示放弃，故本院不再另行评判。综上，被告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原告对东津镇政府、东津城管局的起诉，本院于本案中依法予以驳回，为减少讼累不再另行制作裁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襄阳东津新区（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19年6月19日强制拆除原告周**所诉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周**对襄阳东津新区（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津镇人民政府和襄阳东津新区（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局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付士平 审判员曾建彬 人民陪审员吴蕾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李玉荣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庭审笔录 案由：强拆行为违法 开庭时间：2019年11月5日上午9时 开庭地点：第十五审判庭 合议庭成员：付士平曾建彬吴蕾 书记员：刘迅 书记员：核对当事人到庭情况 原告周家清，男，汉族，1986年10月27日出生，户籍地为襄阳市襄州区东津镇堰坡村**，身份证号4206211986********。（9时到） 原告周**，男，汉族，1983年4月14日出生，户籍地为襄阳市襄州区东津镇堰坡村**，身份证号4206211983********。（未到庭） 原告王天保，男，1951年9月19日出生，户籍地为襄阳市襄州区东津镇堰坡村**，身份证号4206211951********。（9时到） 原告朱长友，男，195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襄阳市襄州区东津镇堰坡村**，身份证号4206211957********。（未到庭） 原告朱建华，女，汉族，1970年12月30日出生，户籍地为襄阳市襄州区东津镇堰坡村**，身份证号4206211970********。（9时到） 委托代理人刘春兴，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9时到） 委托代理人朱发波，朱长友之子，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9时到） 被告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住，住所地襄阳市东津新区惠民路**/div> 法定代表人肖勇，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肖江云，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9时到） 被告襄阳东津新区东津镇人民政府，住，住所地襄阳市东津新区襄东路**/div> 法定代表人申磊，东津镇人民政府镇长。 出庭负责人李高见，东津镇人民政府副镇长，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9时到） 委托代理人王长河，襄州区鹿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9时到） 被告襄阳东津新区城市管理局，住所，住所地东津新区北还建小区13院div> 法定代表人任刚，东津城管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任刚，东津城管局局长，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9时到） 委托代理人马合林，湖北檀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9时到） 委托代理人李晓倩，湖北檀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9时到） 书记员：传本案各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现在宣布法庭纪律（略）。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坐下。报告审判长，本案诉讼各方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均已到庭，法庭审理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可以开庭。 审判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今天在这里公开合并审理原告周**、王天保、周家清、朱长友、朱建华诉被告襄阳东津新区东津镇人民政府、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襄阳东津新区城市管理局强拆行为违法一案，现在开庭。 审判长：本庭对本案诉讼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进行了核实，符合行政诉讼法的法律规定，准予参加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由审判员付士平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曾建彬、人民陪审员吴蕾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刘迅担任记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认为本案审判人员、书记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有权申请审判人员、书记员回避。各方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 原：不申请 被：不申请 审判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有提供证据和申请保全证据的权利；有进行辩论和最后陈述的权利；经审判长许可，当事人有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的权利；经本院许可，当事人在庭审后有查阅庭审材料、补正庭审笔录的权利；原告（上诉人）在本案宣告判决裁定前，有申请撤回起诉（上诉）的权利。当事人除享有上述诉讼权利之外，同时应当依法履行下列义务：当事人必须依法正确行使诉讼权利，不得实施妨害诉讼的行为；当事人必须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不得捏造事实，提供伪证；被告在诉讼中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和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被告在诉讼期间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当事人应当遵守法庭纪律，服从法庭指挥。各方当事人听清楚了没有？ 原：听清楚了 被：听清楚了 审判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 原：宣读起诉状（略，详见起诉状）。 审判长：被告陈述答辩意见。 管委会：宣读答辩状，对其他三个案子答辩意见一致。（略，当庭提交答辩状） 镇政府：宣读答辩状，对其他三个案子答辩意见一致。（略，当庭提交答辩状） 城管局：答辩人不是适格的被告，答辩人不是实施强制拆除的主体，只是协助东津镇政府维持现场秩序，并且东津镇政府具有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职权。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名义也不是答辩人的名义作出的，关于强制拆除行为合法性的问题同第一、第二被告的意见。其他三个案子的答辩意见一致。 审：这四个案子争议的焦点一是管委会和城管局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第二是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是否合法。第三是造成室内物品损害是否合法。围绕这三个焦点首先由原告举证。 原：周**一案：证据11996年9月1日签发的户口簿以及王天保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据22011年11月8日王天保向襄阳市襄州区东津镇堰坡村村民委员会提出的《建房申请》；证明目的王天保和周**是父子关系，王天保在合法的宅基地上申请建房，并且提交了建房申请，在批准后王天保建造了房屋，涉案房屋具有合法权利。证据3《东津新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征迁补偿清单》（户名009周**），证明周**在该处有合法房屋，合法性也予以确认，房子在2019年6月19日被非法强拆；证据42017年10月20日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作出的《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堰坡片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表明涉案房屋是处在征收范围之内，对于征收范围之内所谓拆违问题，必须接受人民法院最严格的法律省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以拆违代拆迁的不法行为发生；证据52019年4月24日襄阳东津新区城市管理局、襄阳东津新区东津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这个证明无论是镇政府还是城管局都是强拆主体，所以被告城管局在答辩中说城管局不是适格被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证据62019年6月17日被告作出的《集中拆除行动预案》，在该预案中总指挥长是张宇辉，该人是管委会的领导人员之一，并且在该预案中明确是管委会牵头组织这次拆除行动，并且本案的被告镇政府和城管局都是强拆主体之一；证据7强拆前照片和强拆后照片一组6张，证明原告房屋存在并且已经被强制拆除；证据8《财产损失清单》证明被告在拆除原告合法房屋的同时，还对屋内的合法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害。 王天保、周家清一案：证据11996年9月1日签发的户口簿以及王天保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据22011年11月8日王天保向襄阳市襄州区东津镇堰坡村村民委员会提出的《建房申请》；证明目的王天保和周**是父子关系，王天保在合法的宅基地上申请建房，并且提交了建房申请，在批准后王天保建造了房屋，涉案房屋具有合法权利。证据3《东津新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征迁补偿清单》（户名010周家清），证明周家清在该处有合法房屋，合法性也予以确认，房子在2019年6月19日被非法强拆；证据42017年10月20日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作出的《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堰坡片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表明涉案房屋是处在征收范围之内，对于征收范围之内所谓拆违问题，必须接受人民法院最严格的法律省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以拆违代拆迁的不法行为发生；证据52019年4月24日襄阳东津新区城市管理局、襄阳东津新区东津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这个证明无论是镇政府还是城管局都是强拆主体，所以被告城管局在答辩中说城管局不是适格被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证据62019年6月17日被告作出的《集中拆除行动预案》和张宇辉的身份介绍，在该预案中总指挥长是张宇辉，该人是管委会的领导人员之一，并且在该预案中明确是管委会牵头组织这次拆除行动，并且本案的被告镇政府和城管局都是强拆主体之一；证据7强拆前照片和强拆后照片一组，证明原告房屋存在并且已经被强制拆除；证据8《财产损失清单》证明被告在拆除原告合法房屋的同时，还对屋内的合法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害。 朱建华一案：证据1村民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拥有合法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利；证据2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在强拆中导致灭失，证明朱建华不仅在此居住，涉案房屋还是朱建华维持生计的生活来源，被非法强拆后只能出去打工；证据3《东津新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征迁补偿清单》（户名074朱建华），证明朱建华在该处有合法房屋，合法性也予以确认，房子在2019年6月19日被非法强拆；证据42017年10月20日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作出的《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堰坡片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表明涉案房屋是处在征收范围之内，对于征收范围之内所谓拆违问题，必须接受人民法院最严格的法律省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以拆违代拆迁的不法行为发生；证据52019年4月24日襄阳东津新区城市管理局、襄阳东津新区东津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这个证明无论是镇政府还是城管局都是强拆主体，所以被告城管局在答辩中说城管局不是适格被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证据62019年6月17日被告作出的《集中拆除行动预案》和张宇辉的身份介绍，在该预案中总指挥长是张宇辉，该人是管委会的领导人员之一，并且在该预案中明确是管委会牵头组织这次拆除行动，并且本案的被告镇政府和城管局都是强拆主体之一；证据7强拆前照片和强拆后照片一组，证明原告房屋存在并且已经被强制拆除；证据8《财产损失清单》证明被告在拆除原告合法房屋的同时，还对屋内的合法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害。 朱长友一案：证据1村民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拥有合法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利；证据2《东津新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征迁补偿清单》（户名089朱长友），证明朱长友在该处有合法房屋，合法性也予以确认，房子在2019年6月19日被非法强拆；证据32017年10月20日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作出的《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堰坡片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表明涉案房屋是处在征收范围之内，对于征收范围之内所谓拆违问题，必须接受人民法院最严格的法律省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以拆违代拆迁的不法行为发生；证据42019年4月24日襄阳东津新区城市管理局、襄阳东津新区东津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这个证明无论是镇政府还是城管局都是强拆主体，所以被告城管局在答辩中说城管局不是适格被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证据52019年6月17日被告作出的《集中拆除行动预案》和张宇辉的身份介绍，在该预案中总指挥长是张宇辉，该人是管委会的领导人员之一，并且在该预案中明确是管委会牵头组织这次拆除行动，并且本案的被告镇政府和城管局都是强拆主体之一；证据6强拆前照片和强拆后照片一组，证明原告房屋存在并且已经被强制拆除；证据7《财产损失清单》证明被告在拆除原告合法房屋的同时，还对屋内的合法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害。 审：被告发表质证意见 管委会：周**一案：证据1和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原告提出的建房申请没有经过土地城建以及人民政府批准，我们认为是不合法的，属于是违建房屋；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上面没有东津管委会或者政府和评估机构的盖章，而且初评不代表最终的评估结果，我们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和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拆迁通知书上东津管委会没有盖章，不能证明东津管委会是拆迁的主体；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证据8真实性我们无法核实，而且损失清单应该附相关的购物发票，所以我们不认可。 周家清、王天保一案质证意见同周**一案一致。 朱建华一案：证据1仅有村民的证言不能够证明朱建华拥有合法的宅基地和房屋，应当要有相应的批准；证据2为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他质证意见同周**一案一致。 朱长友一案的质证意见同朱建华一案一致。 镇政府：同管委会对四个案件的质证意见。 城管局：周**一案证据5《限期拆除通知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属于行政强制执行，证据5是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质影响。城管局在通知书中盖章的行为是协助东津镇政府。该通知属于催告程序，在组织违建检查的过程中发出的一个告知书，不影响原告的权利和义务；证据6《集中拆除行动预案》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落款是拔钉子专班，实际上没有这样的组织。城管局只是在管委会的组织下协助镇政府。没有具体的制作主体，盖的章是复制章。这个预案即便属实，也不能证明管委会和城管局是执法主体。 审：被告举证。 管委会：没有证据提交。 镇政府：当庭提交证据一组。证据1东津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证据2《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批复》、《棚户区改造项目规划意见的函》、华侨文化旅游示范区合作协议、东津新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办会议纪要（2018）第一期；证据3堰坡村各组村民签订补偿协议664户，仅有原告4户未签；证据42019年4月16日调查笔录2份；证据5《协查回复函》和《限期拆除通知书》；证据62019年6月14日集中拆除行动预案；证据7《湖北省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村庄和集镇建设管理条例》、《城乡规划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 城管局：没有证据提交。 审：原告针对被告举证发表质证意见 原：证据1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都认可；证据2关联性都认可，载体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中这4份文件在证明目的上是相互冲突的，其中有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这表明被告管委会征收原告涉案房屋所在土地并不都具有公共利益属性，实际上他的主体是一个商业开发项目，但却给4位原告极低的补偿，因而该项目缺乏正当性；证据3是一份协议，关联性不予认可，真实性存疑，合法性不发表质证意见。因为这是原告同村村民的安置补偿协议，具有隐私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中的当事人叫韩心元，他的房屋按被告的标准也是不具有合法建房手续的，也是被告所说的违建，但是被告却给该当事人160多万的补偿，该当事人的房屋建筑面积仅有355平米，而4原告的房屋远远超过该面积数，但是给4原告的补偿平均低于该当事人，由此可以证明被告在本次房屋征收过程中极为不规范，也导致4原告走上法庭。证明对象上被告镇政府提出堰坡村664户村民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但是按照三被告在本案中提出的所谓违章建筑的认定标准，这664户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违建，但被告仍然按普通房屋进行了补偿；证据4关联性不予认可，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都不认可，该笔录仅针对村书记进行调查，没有对涉案当事人进行现场调查，证明效力存疑。笔录中村书记明确说涉案当时人是在原有宅基地上建造房屋，笔录时间是2019年6月18日，而强拆的时间是2019年6月19日。笔录只是为了第二天的强拆临时做出来的，按照政策的行政管理流程，该笔录需要送回记录人所在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的领导和有关职能人员商讨后才能作出相应的行政决定，但在本案中缺失。集中拆除行动预案也是由被告镇政府向本法庭提交的，制定时间是2019年6月17日，在调查笔录没有进行之前有关部门已经在此前决定了强拆。实质上调查笔录就是为了走个流程；证据5关联性认可，载体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调查结果共列了44户，都是东津镇辖区内没有答应被告条件签订补偿协议的。平时房屋一直在住，因为没有签协议就成了违建，在整个东津镇甚至整个襄阳市农村房屋在报批手续上有所欠缺是普遍现象，被告的这份证据足以表明是在以拆违代拆迁；证据6关联性认可，载体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实际有两份证据组成，一份是管委会党工委公文处理笺，这份有两个领导的签字，签字的时间是2019年6月14日，而被签署的文件就是这份集中拆除预案制定的时间是2019年6月17日，在正式文件还没制定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就报领导签字，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条例，第二十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显然严重违法，这份预案明确划分了管委会、镇政府、城管局的职责，以及在强拆中的明确分工，所以三被告在本次强拆过程中的适格被告地位被充分证明。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在本案中适用不当。 审：质证阶段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询问。 审：集中拆除行动预案中签字同意的人是谁？ 管委会：王锐，管委会副主任，分管土地、城管、拆违。 审：房屋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原：朱长友的是在2000年之前，王天保的是在98年该的三间，2010年又改建。周**的是2011年建的，周**和王天保是父子关系，用的同一个宅基地。朱建华的也是在2000年前建成。 审：被告认为原告房屋违建有什么根据？ 管委会：调查笔录和东津服务中心给区城管局的复函，认定4原告房屋建造没有经过审批。王天保和周**是一家的。 原：复函中只有3个原告，没有王天保和周家清的。 管委会：涉案4户在乡村规划区内。 原：《城乡规划法》第二条以及《湖北省村镇条例》第二条，涉及违建的问题必须要在城镇或者村庄规划区内才有可能涉及这个问题，本案三被告都没有向法庭提交涉案房屋土地在原告建造房屋是就属于规划区的证据，三被告对原告房屋的建造时间都是不清楚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及第六十七条被告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天保和周家清、周**的已由村委会批准了。详见原告证据2。朱长友和朱建华向村委会交了费用，但没有证据。 审：确认违建的单位是谁？ 管委会：城建中心 镇政府：城乡规划分局，在乡村这一块的。现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原：《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第六十五条，对所谓违章建筑的认定权利就在城乡规划部门，现在和国土局合并的自然资源与城乡规划部门，三被告所说的几个主体都没有最终的事实认定权。 审：4原告房屋所在地有没有乡村规划？ 镇政府：应该有，但是不清楚。 审：强拆过程中室内物品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室内物品？ 管委会：有室内物品，都转到管委会一个信访办公室里。 城管局：由东津市司法所见证，全程录像，逐件登记，放在指定地点。录像在司法所见证处存放。 原：强拆前后的照片和物品清单，由于被告在强拆的过程中没有请公证处在场，所以被告的录像只能部分证明原告的财产损失，行政诉讼法适用解释，关于证据的规定原告只有初步的举证责任，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做全部物品损失举证的，其法律后果要由被告承担。 审：损害室内物品的行为是否存在？有什么证据证实？ 原：强拆前和过程中的照片，以及原告提交的物品损失单。 审：原告提供损失清单里的东西是被损害还是保管了？ 城管局：物品在管委会安排的地方存放，应该是没有损害。 管委会：需要庭后核实，现在不清楚。 审：原告房屋拆除的日期都是在2019年6月19日？是否在房屋范围内？有没有征地批复？ 原：是在2019年6月19日。 被：是的，4原告房屋在襄阳市贾洲等三个片区棚户区改造范围内，有拆迁指挥部，东津管委会成立的，名称是襄阳东津新区拆迁安置指挥部。4原告的房屋在集体土地上，有征地批复，文件我们不掌握。 审：拆除时4原告都在现场吗？涉及拆除房屋的人员有多少？ 原：在现场，有一两百人。 被：三被告都有人员参与都在现场。 审：拆除前有没有作出拆除决定，有没有向原告发出通知？ 管委会：限期拆除通知包含了决定和通知。 审：如果各方当事人就本案事实没有再调查的，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各方当事人根据自己的诉讼请求发表辩论意见。原告先发表辩论意见。 原：一、原告主体适格，二、被告管委会参与强拆，涉案土地涉及征收，根据土地法第四十六条，土地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管委会有组织实施的职责，被告提交的集中行动实施预案都证明被告有参与强拆，镇政府和城管局同样参与强拆，由2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以及原告的现场照片足以证明。三被告强拆行为违法，首先是没有职权依据，是原告为了对限期拆除通知已经在襄州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该诉讼中两被告都答辩限期拆除通知书不是行政决定，不具有可诉性。但在本案中两被告又说限期拆除通知书就是一份行政决定，行政诉讼的禁止反言不仅在同一庭审过程中需要遵守，在因同一事项导致的相关诉讼中同样必须遵守，这才是法治政府的因有之意。程序严重违法，三被告是否作出行政决定存疑，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被告没有履行正当的催告程序，违反了该法的三十五条，被告没有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剥夺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违反了该法的三十六条，被告没有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严重违反了先安置补偿后搬迁的法制原则，该原则为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三、违章建筑问题，在行政强制诉讼中，该问题不属于审理重点。 审：被告发表辩论意见 管委会：一、本案4户不涉及征收问题，因为拆的是违法建筑。二、违章建筑根据城乡规划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来定性的。 镇政府：同意管委会的意见。 城管局：一、原告混淆了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拆迁，虽然原告所在的房屋是属于征迁范围内，由于原告在建造时没有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强制拆除。二、强制拆除违章建筑不是以城管局的名义作出的，在拆除行为中城管局只是负责协助镇政府。城管局不是实施强制拆除的主体。三、关于限期拆除通知书，城管局在本案及之前的诉讼中均未认可是属于拆除决定。 审：原告的第二条诉讼请求能否撤回？ 原：我们不撤回。 审判长：通过今天的庭审，本案基本事实已调查清楚，各方当事人也充分发表了意见并作了详细的记录，庭后，合议庭进行评议后择期裁判。现在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