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21刑初256号 公诉机关金堂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贺利萍，女，198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现住自贡市高新区。2018年11月9日因涉嫌诈骗罪被金堂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2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刘意识，四川凡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高勇，四川凡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荣惠娟，女，196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荣县，现住重庆市九龙坡区。2018年11月6日因涉嫌诈骗罪被金堂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2月12日被逮捕，2020年1月19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辜健生，北京隆安（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中平，四川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金堂县人民检察院以金检公诉刑诉（2019）23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贺利萍、荣惠娟犯诈骗罪，于2019年6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经审查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辩护人高勇于2019年8月19日对本案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本院对于本案具有管辖权，依法驳回了辩护人提出的异议申请，并分别于2019年8月21日、2019年11月11日、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金堂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林昭武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贺利萍及其辩护人高勇、刘意识，被告人荣惠娟及其辩护人辜健生、王中平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期间，公诉机关分别于2019年9月20日、2020年1月19日以需要补充侦查为由建议本院延期审理，本院均决定延期审理，并分别于2019年10月20日、2020年2月19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堂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6月，因重庆二码公司及公司控制人骆某某涉嫌经济犯罪，被告人贺利萍向骆提出有办法让公司及骆某某不受法律追究，并引荐被告人荣惠娟与骆认识，同时告知骆某某要办好此事需要170万元费用。2017年7月1日荣惠娟与骆某某补签了一份金额为170万元的《公司日常事务委托合同》，合同内容保证重庆二码公司不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7年6月21日至2017年7月18日，被告人荣惠娟帐户先后分数笔通过贺利萍收到骆某某及亲属转款170万元。2017年9月，被告人贺利萍、荣惠娟向骆某某提出重庆市江北区经侦（公安局）已对重庆二码公司立案侦查，只能找关系保证骆某某本人不被羁押，并向骆提出需要收取400万元的费用。经过商议，被告人贺利萍、荣惠娟于2017年9月28日与骆某某签订了1份金额为380万元的《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协议》，协议保证骆某某能够被取保候审，骆某某需先行支付50万元，剩余尾款230万待取保候审后支付。之后被告人荣惠娟共计收到骆某某及亲属为办理此事的转款320万元。2017年10月8日，骆某某到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自首，当日即被刑事拘留。2017年11月9日，重庆江北分局通知骆某某妻子刘某领取逮捕通知书，随后刘某在电话中质问被告人贺利萍，贺以在托关系帮忙为由要其等待。2018年春节后，被告人贺利萍邀约受害人刘某及亲属与北京的所谓“关系人”谭某某见面，并承诺能把事情办好，后又说通过重庆的贺某某可以办好此事。2018年春节后，受害人刘某感觉受骗，直接找被告人荣惠娟退钱。截至案发，二被告人仅向被害人刘某退回部分资金。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贺利萍、荣惠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公诉人未在起诉书中明确认定骆某1系被害人，后经公诉人当庭确认，已明确认定重庆二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骆某1以及骆某1的妻子刘某1，均系本案被害人。 公诉机关为证明指控事实，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 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荣惠娟的供述：2017年6月的时候，贺利萍通过熟人找到我，跟我说重庆二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涉嫌经济犯罪要被重庆江北经侦立案侦查，贺利萍说重庆二码公司由她和骆某1共同经营，希望我帮她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我说我没有律师执业资格，贺利萍说她有关系，并且有一个关系是红二代将军，还有毛**的女儿李讷也跟她很熟悉，还给我看过她手机里贺利萍与毛**女儿李讷以及那个红二代将军吃饭的照片，我就完全相信了贺利萍。之后我就去找到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的段某律师，得到段某的不予立案的承诺之后我就跟贺利萍转述了，贺利萍同意之后就向我转账用于办理此事。2017年7月1日，我以公民个人名义与重庆二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总金额为170万元的《公司日常事务委托合同》，之后贺利萍还安排我和骆某1又签订了一份合同，委托我帮骆某1找律师帮他处理刑事方面的事情。贺利萍共向我转账260万元，我还收到重庆二码公司的对公账户转账60万元，总共我收到了320万元。我收到转款后，分别找了律师与他们签订了合同，委托律师处理重庆二码公司及骆某1面临的各类法律问题，其中41万给了刘某3、佟建辉律师，52万元打给了杨林立、范海波，段某律师有4万元，还有4万元用于律师为二码公司坐班，后打还给贺利萍195万元，剩余24万元在我这里，具体以银行流水为准。在从段某律师处得知江北经侦在之前就已经对重庆二码立案侦查了，只有想办法对骆某1取保候审，10月8日，段某就带着骆某1、我以及刘某2去江北经侦去陪骆某1投案自首，结果当天晚上江北经侦就对骆某1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段某收了1万元辛苦费后把剩下37万元退给了我。我收到这笔钱之后，就去找刘某3律师和佟建辉律师，让他们来解决这个事情，并支付了费用。2017年11月9日，当得知路红卫被批准逮捕了，贺利萍就来找到我说等会儿家属要来找我退钱，贺利萍说这个钱是她自己的，喊我不能把钱退给家属只能把钱转给她。过了一阵骆某1的家属就和贺利萍一起来找我，当时在场的有刘某3、佟建辉、骆某2、刘某2、贺利萍。骆某1家属要求我退钱，贺利萍就说喊我把钱直接转到她卡上，她有办法继续帮骆某1想办法，她中央的关系那个红二代将军已经在北京飞来重庆的路上，她这个关系要把骆某1取保出来是很轻松的事情，骆某1家属也同意了。当天我就按照贺利萍的安排向其退款，一切以银行流水为准。贺利萍给我打了一张138万元的收条和一张110万元的收条，原件保存在我家。2018年7月，重庆二码公司善后委员会的范海波与杨林立找到我，喊我不要再把钱退给贺利萍了，说前面贺利萍打给我的钱都是骆某1家属的钱，我退给贺利萍的钱她都没有给骆某1家属，我这个时候才晓得贺利萍骗了我，所以贺利萍喊我把二码公司之前打给我的60万元退出来时候我就没有同意，我本来是打算退给二码公司的对公账户，但杨林立和范海波自称重庆二码公司善后委员会的委员，受了骆某1家属刘某1的委托来收公司这个钱，喊我直接把钱打到杨林立的私人账户，我就转了52万元给杨林立，我所有的钱就都退完了。我曾经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但是在2014年之后我就没有再去注册了，我的律师证已经无效了，我已经没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了。我没有主动向骆某1家属解释过，但是我跟贺利萍解释过我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证，至于说贺利萍是如何向家属介绍我的身份，我不清楚。 从一开始贺利萍就跟我表示，包括最开始让家属给钱让我和律师出面签订合同，都是贺利萍为了骗骆某1家属的钱，所以她才三番五次的挡着我不要我把钱退给家属，甚至还当着家属的面让我把钱转给她然后给我打收条。最开始她没有说那么明显,2018年7、8月的时候，我跟她见了一次面。贺利萍明确跟我说，她之前在重庆二码公司里面被骆某1骗了几百万，所以她就要利用这次骆某1被抓的事情去骗骆某1家属的钱，以挽回她自己的损失。 辨认笔录：荣惠娟辨认出犯罪嫌疑人贺利萍。 2、被告人贺利萍的供述：2017年6月初，当时我在帮助管理重庆二码公司，因为经营的问题公安局要对公司立案侦查了，我就想找个有关系的人去疏通关系让我们不被处理。于是通过自贡以前认识的朋友毕律师介绍认识了荣惠娟，他介绍说荣惠娟在重庆很有关系可以帮公司解决这个麻烦。于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同荣惠娟在公司见面，荣提出来要彻底解决重庆二码公司的事情，她有能力帮我们。7月1日重庆二码公司和荣惠娟签订了合同，然后荣惠娟请了刘某3律师、文某律师来公司坐班处理事务。7月10日左右荣惠娟告知我们说江北公安局已经立案侦查,但是她能保证公安局三个月内暂时不对公司采取措施，不逮捕负责人。2017年9月28日，荣惠娟与骆某1个人签订了合同，合同约定荣惠娟在骆某1投案自首后，确保骆某1能被取保候审。2017年10月8日，荣惠娟、骆某1姐夫刘某2、段某律师陪同骆某1到重庆江北经侦投案自首，结果当天骆某1就被刑事拘留，我就觉得荣惠娟不靠谱，后来我和刘某2、骆某2一起去刘某3律师办公室找到荣惠娟，问她到底能不能办到取保，办不到就把钱退出来，荣惠娟才承认她没有律师执业资格，我也是此时才知道此事，荣惠娟见推不脱就承诺退款，并先后向我转款，我都给她打了收条，剩下的60万元我后面多次找荣惠娟让她退出来，但是她都是以这笔钱是公司转账为由一直不退给我，于是我就找到杨林立、范海波二人，委托他们去找荣惠娟收这笔钱。11月8日我请了谭新山将军（我称呼他老爷子）从北京飞到重庆来，我给刘某2、骆某2他们介绍说是中国军创委的主任谭老爷子，并向刘某2、骆某2介绍谭新山有能力把骆某1取保出来。当时老爷子的来回机票是他定的，见面我拿出2万、刘某2拿出1万，我们合计给了老爷子3万元辛苦费和机票钱。后我又通过中国政府事务经贸委员会的江义萍主任认识了贺国龙，我给刘某2两口子和刘某1他们介绍说贺国龙是原重庆市委书记贺**的侄儿，我也跟刘某2两口子和刘某1说过我和贺国龙到重庆检察院去找过人，这个事情有戏。在过年前几天与我和刘某2约见过贺国龙，当时贺国龙还带了一个重庆江北检察院批捕科科长一起吃饭，那个科长说的是可以去打听一下，最后还是没成，当时给了贺国龙3万辛苦费。骆某1的家属不认识谭新山和贺国龙，谭新山和贺国龙都是我的关系人，我介绍他们认识的。谭新山是中国军创委的主任，贺国龙是重庆前市委书记贺**的侄儿的身份是我介绍给骆某1家属的，也是我介绍他们认识见面的。因为我也想让他们知道我有能力和关系帮骆某1办理取保候审的事情。我给荣惠娟看过我手机的照片，上面是我和毛**的女儿李衲及其爱人王进青、毛**私生子谭新山一起吃饭，并且我也跟她说过这些人的身份，意思让她明白我也有关系，让她把钱退出来。 代飞飞卡号为62×××93的银行卡是我安排在使用。这张卡上打给荣惠娟的钱都是我安排转的。所有转账记录以银行流水为准。 辨认笔录：贺利萍辨认出被告人荣惠娟。 二、被害人的陈述 1、被害人刘某1的陈述：2017年5月，我老公骆某1的重庆市二码公司因经营困难，湖南省公司总代理贺利萍就来到重庆和我老公一起经营公司，由于到公司来闹的经销商和会员就越来越多，骆某1就怕被抓，贺利萍知道了骆某1的担心就主动提出她有一个朋友荣惠娟是重庆市政法委书记的情人，关系非常好。2017年6月20日左右，贺利萍安排荣惠娟和骆某1在重庆见面，随后贺利萍和荣惠娟提出要让骆某1拿钱给她们去打点领导和公安局的关系，并保证办好这个事。我老公骆某1听信后就给我打电叫我准备好钱，我就同意了，2017年6月28日我就把金堂蓝光观岭别墅的房子卖的330万元中的160万给贺利萍的自贡农行（6228490508006430771）转了过去，骆某1自己转了10万元给贺利萍。2017年7月1日骆某1与荣惠娟签订了保证不被抓的一份协议，过后荣惠娟找了两个自称是律师的人在重庆公司里面处理没有返利的经销商和会员的纠纷，贺利萍和荣惠娟不时给我们说已经找了好几个领导，不是中央的就是重庆的大领导让我们放心保证把这个事情办好，但贺利萍和荣惠娟说的领导我们一次都没有见过。 2017年9月贺利萍和荣惠娟眼看公安已经介入，就改口说事情太大了，领导让骆某1去自首，然后就喊我们再给380万元，保证自首的当天就能办取保候审把骆某1放出来，2017年10月8日,骆某1到重庆市江北公安分局投案自首，第二天经侦大队就通知我骆某1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了。然后我问贺利萍怎么回事，贺利萍就说领导说的因为在开十九大要保稳定，开完了就能取保出来，我也相信了。十九大开完后我老公骆某1还是没有出来我又给贺利萍打电话，贺利萍就说这个案子太大了要等段时间才能处理下来。我们一直问她到底我老公能不能出来你是不是在骗我们，她为了让我们相信她的能力，11月6日贺利萍在重庆带着骆某1的姐姐骆某2和姐夫刘某2去见一个自称叫谭新山的将军毛**的私生子，职务是中国军创委的主任。见过之后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起色，我就一直打电话问贺利萍和荣惠娟，她们就在电话里面支支吾吾的，互相推脱，我就觉得可能被骗了。骆某2和刘某211月10日就去重庆找贺利萍和荣惠娟要说法，我姐夫给我说荣惠娟承认了自己不是律师，收了320万，并答应退钱，叫我们给她一个卡号她把钱退给我们，贺利萍就说她全权负责办骆某1的事情，荣惠娟把钱退到她的卡上就可以，她来继续打点关系。当时其实已经觉得被骗了但想让我老公出来的心情还是蒙蔽了我的理智。直到11月17日我们接到骆某1的逮捕通知书，就找贺利萍和荣惠娟理论，荣惠娟只同意退110万，理由是她找了两个律师每个律师给了3万元，还有50万她跑关系用了，而且钱只能退给贺利萍。被迫无奈我们还是答应了。第二天荣惠娟说已经退给了贺利萍，贺利萍以在为骆某1找关系为由不退钱给我，我多次催她，她才一共退了16万给我。之后我和贺利萍见了四次面，她还是用各种谎话欺骗我，说已经找到了中央的关系，那个人马上到重庆来当领导这些话搪塞我。第三次我找贺利萍，我朋友就用手机将所有谈话都录了下来。第四次是2018年3月25日在成都神仙树的一个茶楼里见了面，她还是那样叫我们不要着急等到就是了，过后我再联系她她就不接电话，消息也不回根本找不到人了。2018年5月1日贺利萍还给我姐夫发短信说“难度大，但在努力中，只等结果，你最好做好保证金的准备”，我就晓得我被骗了，就来报警了。 辨认笔录：被害人刘某1辨认出犯罪嫌疑人贺利萍、荣惠娟。 2、被害人骆某1的证词 2017年3月份的时候，贺利萍作为湖南省代理到重庆二码公司来帮忙,她来公司帮忙一段时间之后，称她有一个朋友叫荣惠娟是一名律师很有关系，能保证江北公安对二码公司不予立案。我经过贺利萍介绍就认识了荣惠娟，荣惠娟自称是一名律师，并且有一个师兄是重庆市政法委副书记，能帮到二码公司，同时能安排律师团队到二码公司坐台提供法律服务。在2017年6月底，由贺利萍、荣惠娟拟定了一份金额为170万的合同，内容规定荣惠娟出面帮助二码公司解决问题，保证江北公安三个月内不对二码公司釆取立案侦查措施，同时安排律师团队进驻二码公司提供法律服务，一切以合同为准。在签订合同之后，我就喊我老婆刘某1凑钱，刘某1就在我的要求下去把我们金堂县赵镇观岭的别墅卖掉之后，向贺利萍转款，一切以银行流水为准。大概到2017年9月，贺利萍告诉我事情可能办不下来，江北经侦已经对二码公司立案侦查，接下来能做的只有想办法保我，然后我们在2017年9月20多号的时候，签订了第二份合同，合同内容约定荣惠娟保证我投案自首后能被取保候审，并且在法院判决之后能被判缓刑。签订合同之后，我就陆续给贺利萍转款，具体时间、金额以银行流水为准，剩下的钱贺利萍说她来负责。在2017年9月29日的时候，我还在荣惠娟的安排下到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与一名段律师签订了法律委托合同，之后在2017年10月8日我到江北经侦投案自首了，结果当天就被刑事拘留了。刘某4的卡是刘某1他哥刘宏在使用，骆某2的卡是她自己在使用，元某是我母亲，她的卡是我在使用。贺利萍在2017年9月份的时候，告诉我不予立案办不成了，但是她有将军的关系，能保证把我保住，喊我只管相信她。在我被江北经侦羁押之后，贺利萍给我写信，贺利萍在信中提到她在继续找北京的关系来帮我办取保候审的事情。一开始的时候，贺利萍说这些钱都要打给她，由她负责打给荣惠娟，具体打了多少我不清楚。在后面我被关进来之后，我通过律师知道我家属去找荣惠娟退钱，当时贺利萍就说她北京有关系，她能继续帮我做取保候审的事情，就喊荣惠娟把钱退到了贺利萍账户上，至于贺利萍拿到钱之后用于何处我并不清楚。贺利萍只在给我写信的时候说过她向北京的关系打过30万元。后面我觉得没必要浪费钱，就写信给贺利萍要求她把钱退给我的家属刘某1等人，但是贺利萍说她把钱用在她自己的公司，自己已经没钱了，等她有钱的时候再说。 辨认笔录：证人骆某1辨认出犯罪嫌疑人贺利萍、荣惠娟。 三、证人证言 1、证人刘宏的证言：2017年6月27日我妹妹出卖观岭别墅房子，当时买家赵翠华直接转款330万房款到刘某4这张卡上后，我妹妹当时跟我说她爱人骆某1遇到麻烦了，现在找到一个有中央关系的大背景的人，需要这个人帮忙，帮忙就要花钱，叫我给贺利萍的卡上转160万元。 2、证人刘某2的证词：骆某1和其合作伙伴经营的二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为资金链出现了问题，这时湖南的一个代理商贺利萍就说她认识一个叫荣惠娟的律师，并且是重庆市政法委书记的情人，荣惠娟认识很多的高官，叫我们打170万元过去，荣惠娟就能托关系找人，保证公司不被查，骆某1也就没事。当时我妹妹刘某1因为担心其丈夫骆某1出事，就相信了贺利萍所说的，将170万元钱转给了贺利萍，后来贺利萍就给我们说这件事情现在闹大了，叫骆某1去公安机关自首，然后通过关系将骆某1放出来，我们就又打了150万元给贺利萍。2017年10月8日我和荣惠娟就陪着骆某1到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去自首，到了晚上，江北分局的民警就给我说骆某1要被刑事拘留，喊我回去休息了。第二天贺利萍和荣惠娟就给我打电话喊我先回成都，因为十九大要召开了，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办起来比较麻烦，叫我们等到十九大过后，十九大过后骆某1就能出来，结果一直没有放出来。2018年过年前，贺利萍就给我打电话说她通过关系找到了毛**的私生子，是一个将军，他有能力将骆某1放出来，就喊我们到重庆去见这个将军，见面后贺利萍喊我们称呼这名将军叫老爷子。当时这名“老爷子”身穿军装，身边还跟了一个警卫员，我们就相信了贺利萍所说的。过后我们就去找荣惠娟，发现荣惠娟本人根本就不是律师。我们就喊荣惠娟把钱退给我们，荣惠娟也承诺把钱退给我们，但是贺利萍就说把钱转给她，她还能找人将骆某1放出来，因为之前见过老爷子这个人，我们就更加相信贺利萍所说的。再之后贺利萍说她又找了一个关系非常好的人，是贺**的亲戚贺国龙，喊我去重庆见一面。我就一个人去重庆，贺利萍安排重庆渝中区的一个中餐厅见了面，见面过后，贺利萍喊我回去等消息，到后面我再打电话的时候，贺利萍已经不接我电话，我就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就来报案了。 辨认笔录：证人刘某2辨认出被告人贺利萍、荣惠娟，辨认出谭新山。 3、证人骆某2的证词：我是在骆某1被刑拘之后，跟刘某2去成都贺利萍的公司楼下才第一次见到贺利萍，见到贺利萍之后，贺利萍就带着我和刘某2两个去到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找段某律师，之后荣惠娟也来了。谭新山是在荣惠娟11月初退钱之前通过贺利萍介绍认识的，当时贺利萍向我们介绍谭新山是军创委的主任，在北京很有关系，能帮到骆某1。当时通过荣惠娟安排，我与刘某3律师、佟建辉律师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支付给刘某3律师、佟建辉律师41万（由荣惠娟支付），他们负责帮骆某1办理取保候审，如果没办成就扣除手续费之后将钱退出来，反正当时荣惠娟就跟我说我只管签字，其他一切由她来安排操办。元某是我和骆某1的母亲，她的卡都是骆某1在使用。 4、辨认笔录：证人骆某2辨认出被告人贺利萍、荣惠娟。 5、证人段某的证词：证实其受荣惠娟委托担任骆某1的刑事辩护律师，后又被解除合同。 辨认笔录：证人段某辨认出被告人贺利萍、荣惠娟 6、证人孙某的证词：2018年3月17日20时许，我和刘某1去找一个叫贺利萍的，刘某1给我说的这个叫贺利萍的拿了她的律师费用，刘某1要去找她拿点生活费。见到贺利萍后，刘某1问花了这么多钱，骆某1还是没有出来，贺利萍就说她找了很多的关系，都找到中央去了，肯定是要救骆某1出来的。她们的谈话主要都是围绕刘某1给了钱给贺利萍，怎么贺利萍还是没把她老公救出来，贺利萍主要就说她一直都在跑关系，给她的钱她都用来走关系这些话了。谈话过程我录了音。 7、证人佟建辉的证词：骆某1的姐姐骆某2委托我当骆某1的辩护律师，负责骆某1涉嫌集资诈骗一案，2017年10月23日在北京盈科律师重庆分所办公室签订的合同。具体收款都有发票、退款也有收条。刘某3是另外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是叫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工作。荣惠娟就是2017年10月23日签订律师委托合同认识的。大约几个月后，贺利萍是和骆某2他们一起来找我说明骆某1的情况认识的。我只单纯的接受骆某2的委托，作为骆某1的代理律师，我知道之前有一个叫段某的律师是骆某1的辩护律师。 8、证人刘某3的证词：我是在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2017年7月的一天，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的王星星律师介绍我到重庆一个二码公司坐班，因为这个公司牵扯到很多纠纷需要律师周一到周五来处理法律事务。我同意了后就和我的助理程燕妮在2017年7月在二码公司坐班了一个月，每月1万3千元。在坐班的过程中我感觉这个公司是个传销组织，还让我做些不合法的文书我就觉得有问题了，8月左右我就没再帮他们坐班了。在找我坐班的同时，荣惠娟和贺利萍还找了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的文某律师来坐班。大约一个多月后，荣惠娟又找到我说这个二码公司的负责人骆某1己经被江北公安分局刑拘了，我就把佟律师介绍给荣惠娟，委托合同是2017年10月23日在我们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签的。41万元的律师费发票也开了的，签合同现场有我、佟律师、荣惠娟、骆某2、刘某2。签了合同后我见过荣惠娟。我记得是我们合同签订后的几天，贺利萍带着骆某1的姐姐、姐夫来我们所上对账，就喊荣惠娟过来，当时骆某1的姐姐、姐夫还有荣惠娟、贺利萍在我们盈科律师事务所里面。她们主要交谈的内容就是骆某1的老婆、姐姐、姐夫，觉得荣惠娟有问题，要喊荣慧娟退钱。荣慧娟只同意退部分钱，但贺利萍说的把钱退在她卡上。当天晚上是退了一些给贺利萍，具体退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辨认笔录：证人刘某3辨认出犯罪嫌疑人贺利萍、荣惠娟。 9、证人文某的证词 证据摘要：2017年6月底的一天，我的同事李某说她母亲荣惠娟需要一个律师在重庆二码公司坐班，在她家旁的一个茶楼介绍给我认识的荣惠娟。荣惠娟说我到重庆二码公司坐班一个月给我1万5千元，我同意了。过了两天2017年6月29日，荣惠娟通过微信转给我1万5千元，分三笔转的，第一笔1万元，第二笔5600元，第三笔200元，其中800元是帮她做其他事的款项。2017年7月1日我开始在重庆二码公司坐班，到7月底就没做了。 10、证人周才林的证词：2017年底我在渝汇律师事务所上班，我们主任叶某当时签了一份委托合同，具体和谁谈的、金额等我都不清楚。只是安排我办这个案子，作为骆某1的辩护律师。我去江北区看守所见骆某1时，贺利萍跟我一起去过一次，她说她是重庆二码公司的代理商，也是骆某1的好朋友。 11、证人叶某的证词：2017年11月我朋友张树伟说他一个远方亲戚骆某1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江北区公安局刑事拘留了，就找到我委托我代理这件事。我答应后就与张树伟签订了骆某1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我指派我所的周才林去办理这个案子的。见了骆某1两次后，骆某1的爱人刘某1和他姐姐说重新找了律师，于是在2018年3月12日解除了该合同。解除合同后我收取5万元，退了15万。 12、证人李某的证词：一个叫做贺利萍的人找到我母亲荣惠娟，希望她为重庆二码公司找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以及日常坐班，还有就是委托我母亲帮二码公司一个叫做骆某1的人找辩护律师。我母亲与重庆二码公司以及骆某1本人都签订了相应的合同，合同原件存于我处，具体内容以合同为准。之后贺利萍就陆陆续续打钱给我母亲，让我母亲用她转的钱去办事。她帮重庆二码公司找了几个律师负责为公司提供法律服务以及日常坐班，她本人也经常去重庆二码公司坐班，同时帮忙处理公司日常事务、纠纷等问题，她还帮骆某1找过两个辩护律师。贺利萍向我母亲打钱具体用了哪些银行卡我不清楚，我只记得2017年7、8月有一次我母亲说贺利萍打钱需要重庆本地银行卡，我就将我的重庆银行卡给她，她用了还给我的。当时贺利萍向我的银行卡具体打了多少钱我不记得了，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打了不止一笔钱，总共转了有几十万到我卡上，具体哪张卡我也记不清了，一切以银行流水为准。 四、书证物证 1、法律事务委托合同2份，系荣惠娟、骆某1与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签订，内容为荣惠娟委托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向重庆二码公司及骆某1提供法律服务； 3、各类收款的发票、收条：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向骆某2出具的增值税发票4张；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向荣惠娟开具的重庆市增值税发票2张；荣惠娟向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签写的收条2张；贺利萍向荣惠娟签写的收条2张；杨林立向荣惠娟签写的收条1张， 4、荣惠娟于2018年1月12日向贺利萍转款的凭证1张； 5、荣惠娟、骆某1于2017年10月23日签署的解除法律事务委托合同通知书1份； 6、刑事案件委托合同1份，张树伟、贺利萍与重庆渝汇律师事务所签订，内容为：由重庆渝汇律师事务所的叶某、周才林律师向骆某1提供法律服务。 7、叶某提供转账收据1张，记录叶某向贺利萍退款。 8、公司日常事务委托合同1份，系荣惠娟于2017年7月1日与重庆二码公司签订的，内容含：由荣惠娟委托律师为重庆二码公司提供提供法律服务，请求江北公安三个月内暂不对骆某1进行逮捕。 9、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协议1份，系荣惠娟于2017年9月28日与骆某1签订的，内容为：荣惠娟负责与江北区公安分局对接，确保骆某1投案自首后能被取保候审，并在取保期间不被逮捕，确保骆某1能判缓刑；荣惠娟委托律师为骆某1提供法律帮助、刑事辩护；如果骆某1自首后没有被取保候审也没有被判处缓刑，则荣惠娟只收取20万元。 10、协议书1份，系荣惠娟于2017年11月6日与重庆二码公司签订的,内容为解除双方之前的协议，并由荣惠娟退款。 11、解除法律事务委托合同通知书2份,系荣惠娟、骆某1与智豪律师事务所及段某、彭轶平律师签订。 12、授权委托书3份，均系荣惠娟与重庆二码公司签订，内容均为：二码公司委托荣惠娟处理各类事宜。 13、证人段某提供荣惠娟向其发送的短信截图1张。 14、银行流水清单：刘某4卡银行流水单1份，贺利萍银行卡流水单2份，荣惠娟银行卡流水单2份，代飞飞银行卡流水单1份。 15、自贡律师协会情况说明：自贡市拓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荣惠娟，2014年参加了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为“称职”，该律师2015年未申请考核，已于2015年5月后停止在自贡市执业。 16、资金流向图、关系图3张，由公安机关制作，标明了本案所涉资金流向情况。 五、视听资料 1、刘某1与贺利萍的谈话录音，存于Ｕ盘中。 2、公安机关对被告人荣惠娟、贺利萍进行讯问时,均全程录音录像,并制作光盘2张。 辩护人提交的证据如下： 1、贺利萍的辩护人当庭出示了贺利萍与骆某1在2017年底至2018年11月之前的通信信件，用于证明贺利萍与骆某1之间系情侣关系，且骆某1还在让贺利萍帮忙处理事情。 2、贺利萍的辩护人申请了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系被告人贺利萍前夫，证明内容为贺利萍实际系二码公司湖南总代理，有钟礼娟、杨怀海、代向红、代飞飞等人申请退出的车单费。 3、荣惠娟的辩护人提出公诉人在庭审举证时没有出示卷宗中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为此辩护人详细出示了荣惠娟与重庆二码公司、骆某1之间分别签署的两份合同协议，内容分别为：“由荣惠娟另行委托律师，向重庆二码公司提供涉及民事、刑事的法律服务，请求江北区公安分局暂不对公司负责人进行逮以便其继续经营整顿挽回消费者损失，重庆二码公司向荣惠娟支付170万元”和“由荣惠娟委托律师向骆某1提供法律帮助、担任刑事辩护、确保骆某1被取保候审并判处缓刑，骆某1向荣惠娟支付380万元，如果没有取保候审也没有被判缓刑，则荣惠娟只收取20万元”。 4、荣惠娟的辩护人出示了荣惠娟向被害人刘某1的退款收条及刘某1出示的谅解书，并说明该谅解书系在案卷证据当中，公诉人并未当庭举示。 公诉人对二被告人的辩护人所出示的上述证据无异议。 被告人贺利萍对公诉人出示的自己的供述中，自己未签字确认的笔录内容不予认可。 被告人荣惠娟提出，自己并未说过“一开始贺利萍就表示让我跟律师签合同，都是贺利萍为了骗骆某1家属的钱”等内容；而贺利萍的辩护人也对荣惠娟的该部分供述内容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本院认为，贺利萍拒绝签字的笔录内容主要是涉及资金去向以及贺利萍与二码公司之间关系等，该部分内容，能与本案中的转账记录、视听资料等证据内容相互印证，故对贺利萍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该部分证据予以采信。对于荣惠娟及贺利萍辩护人针对荣惠娟的部分供述内容所提出的异议，因该异议所涉的证据内容并无其他的证据相印证，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控辩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均经过了法庭质证，除上述未被采信的部分证据外，其余证据均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本院决定予以采信。 本院根据采信的证据，查明的事实如下：2017年6月，因重庆二码公司及公司控制人骆某1涉嫌经济犯罪，被告人贺利萍向骆某1提出有办法让二码公司及骆某1不受法律追究，遂引荐被告人荣惠娟与骆某1认识，并宣称荣惠娟具有很好的“关系”。荣惠娟与骆某1见面后，提及了帮助重庆二码公司的事宜，2017年7月1日荣惠娟以个人名义与骆某1补签了金额为170万元的《公司日常事务委托合同》，合同记载了“由荣惠娟另行委托律师，向重庆二码公司提供涉及民事、刑事的法律服务，请求江北区公安分局暂不对公司负责人进行逮捕以便其继续经营整顿挽回消费者损失，重庆二码公司向荣惠娟支付170万元”等内容。期间，荣惠娟与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并支付了相关费用，随即展开了工作，处理重庆二码公司的相关事宜。在2017年6月21日至2017年9月6日期间，骆某1的妻子刘某1通过其父亲刘某4的卡向贺利萍转款160万元，骆某1通过元某的卡向贺利萍转款10万元。截止2017年9月6日，贺利萍共计从被害人处收到170万元，并将其中的110万元转至荣惠娟帐户，骆某1通过二码公司向荣惠娟分多次共计转款60万元，故荣惠娟在此阶段共计收到170万元。 2017年9月，得知警方已对重庆二码公司立案侦查，荣惠娟提出让骆某1自首并想办法让其能被取保候审，但需要再花费一笔费用，故于2017年9月28日，荣惠娟以个人名义与骆某1签订了一份总金额为380万的《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协议》，在协议中有“由荣惠娟委托律师向骆某1提供法律帮助、担任刑事辩护、确保骆某1被取保候审并判处缓刑，骆某1向荣惠娟支付380万元，如果没有取保候审也没有被判缓刑，则荣惠娟只收取20万元”等内容，随后，骆某1的亲属元某、骆某2、刘某4等人的银行卡共计向贺利萍以及其控制的他人银行卡转款69万元，贺利萍则向荣惠娟转款150万元。截止于2017年9月29日，贺利萍共计从被害人处收到239万元，又将260万元转给了荣惠娟，而荣惠娟此时则从贺利萍及重庆二码公司处共计收取了320万元。 2017年10月8日，骆某1前往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分局自首，当日即被刑拘。2017年11月初，因骆某1未被取保，骆某1的姐姐骆某2，刘某1的哥哥刘某2以及被害人刘某1，先后数次找到贺利萍、荣惠娟要求退款，荣惠娟答应退款，贺利萍随即在被害人家属及被告人荣惠娟均在场的情况下，表示自己可以通过找其他关系来继续处理二码公司及骆某1所面临的问题，且表示自己认识伟人后代李讷、“红二代将军”谭新山、重庆市前市委书记的侄儿贺国龙等人，并安排了刘某1的家人与谭新山、贺国龙见面，之后又当刘某1等人的面让荣惠娟将款直接转给贺利萍账户，刘某1及其家人对此表示同意，故自2017年11月10日至2018年2月2日期间，荣惠娟先后数次将共计195万元款项转给了贺利萍，贺利萍在此期间以各种名义，向谭新山、贺国龙、江义萍等人支付了共计35万元的款项，向叶某律师支付了5万元律师费。经查明，谭新山、贺国龙、江义萍均具有诈骗犯罪前科。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在刘某1的多次催要下，贺利萍退还刘某116万元，支付给杨林立2万元后由杨林立返还给了刘某12万元，剩余款项均未退还。2018年11月，贺利萍归案。 2018年5月，刘某1意识到被骗，遂报警，金堂县公安局于2018年6月3日立案。2018年6月至2018年8月，荣惠娟分数次将52万元款项转给了以重庆二码公司的名义向其索要款项的杨林立，后杨林立将款转给了刘某1。最终荣惠娟尚自留24万元。2018年11月，荣惠娟归案。 另查明，荣惠娟已于2018年12月将赃款退赔给了被害人刘某1，并取得了谅解。 关于贺利萍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贺利萍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贺利萍帮骆某1所找的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贺利萍与重庆二码公司之间确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贺利萍还将属于自己的钱转给了荣惠娟，故贺利萍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没有实施诈骗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在重庆二码公司以及被害人骆某1面临被法律追究的时候，贺利萍向骆某1推荐了荣惠娟，之后荣惠娟依据其与骆某1之间的协议，通过重庆二码公司转款方式从被害人处收取了320万元，并开展了相关工作，在此阶段贺利萍与荣惠娟之间仅具有一般的意思联络，而并无足够的证据证明贺利萍与荣惠娟有要实施非法占有的共谋，亦无足够的证据证明贺利萍在此阶段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而当荣惠娟未能成功帮助骆某1实现取保候审，在2017年11月初被要求退款之后，荣惠娟就将其从贺利萍处所收到的钱款转回了贺利萍处，而贺利萍此时对被害人家属宣称自己与所谓的“伟人后代”谭新山以及所谓的“高官亲属”贺国龙、江义萍等人具有良好关系，可以通过花钱来让这些“关系人”继续提供帮助，并安排了被害人的家属与谭新山见面，并向谭新山、贺国龙、江义萍等人支付款项，上述行为已足以使被害人产生可以让骆某1免于牢狱之灾的错误认识，从而同意了将荣惠娟所退出的款项继续交付给贺利萍支配。而经查明，谭新山、贺国龙、江义萍等人，均有诈骗犯罪的前科。此时，贺利萍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为，其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已非常明显，客观方面，贺利萍直至案发，仍有数额特别巨大的款项未退还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贺利萍对重庆二码公司拥有债权，重庆二码公司在偿还对贺利萍的债务，故被害人向贺利萍的每一笔转账与贺利萍向荣惠娟的每一笔转账金额不能一一对应，而对于被害人向贺利萍转款的金额低于贺利萍向荣惠娟转款金额的部分，辩护人则称其为贺利萍在用自己的钱帮助二码公司向荣惠娟支付合同款，对此本院认为，贺利萍及其辩护人用以证明贺利萍与重庆二码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不足，且贺利萍作为二码公司湖南代理与重庆二码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从银行流水上看，荣惠娟所共计收到的320万元款项当中，有60万元来自于重庆二码公司直接支付，有260万元来自于贺利萍处，而贺利萍一共收到被害人使用刘某4、骆某2、元某、骆某1等人的卡向其转账的239万元，可见贺利萍在前期，系将收到的被害人的款项全额转给了荣惠娟，其收支之间确存在21万元的差额，虽不能排除系贺利萍自行垫支，但亦不能证明贺利萍享有对重庆二码公司的债权。而当荣惠娟将共计195万元款项依约退至贺利萍处之后，贺利萍就共计从被害人处获得174万元。在案发前，贺利萍仅直接和间接向刘某1退还了18万元（退还刘某116万，退至杨林立处2万，后由杨林立退还刘某1），而贺利萍以各种名义支付给了谭新山、贺国龙、江义萍等人35万元，应当认定为被告人贺利萍为了实施犯罪而产生的支出，应当计入其犯罪金额，其向叶某律师支付的费用5万元，委托手续正当亦有据可查，且叶某律师亦向骆某1提供了法律服务，该笔金额不应计入贺利萍的犯罪金额。故认定贺利萍的犯罪金额为151万元。 关于荣惠娟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荣惠娟的辩护人提出荣惠娟并未以律师身份与重庆二码公司以及骆某1签订合同，且合同内容不存在欺诈，荣惠娟也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故不应认定荣惠娟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相关意见，本院认为，结合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并无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荣惠娟与贺利萍之间有过要共同实施非法占有或由荣惠娟帮助贺利萍实施非法占有的意思联络，至于贺利萍在荣惠娟在场的情况下，向被害人当面宣称荣惠娟的“关系很广”这一行为，尚达不到虚构事实的程度。而贺利萍向荣惠娟展示其与“伟人后代”的合影、向被害人及荣惠娟当面宣称其有“中央的关系”并安排所谓的关系人“谭将军”从北京飞到重庆与被害人家属见面等行为，并无足够证据证明贺利萍与荣惠娟有过共谋，并无足够证据证明荣惠娟清楚贺利萍请来的“关系人”为虚构，故不能排除贺利萍的行为使被害人以及荣惠娟均产生了“贺利萍能解决此事”这一错误认识的合理怀疑，而之后荣惠娟之所以会将款项转至贺利萍处，一是因为被害人的家属对此予以了认可，二是因为荣惠娟前期所获的320万元款项中，有260万元系从贺利萍处获得，依原路径退款于理有据，贺利萍也向荣惠娟出具了收条，而当贺利萍向荣惠娟继续追要剩余款项时，荣惠娟拒绝向贺利萍退还，而是将钱款退还给了自称是“二码公司善后委员会成员”的杨林立、范海波等人，随后上述二人将款项退还给了被害人刘某1，故本案不能排除荣惠娟及被害人均基于相信贺利萍所虚构的“中央的关系”而被贺利萍所利用的合理怀疑，即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荣惠娟与被告人贺利萍共同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贺利萍与荣惠娟系共同犯罪。关于荣惠娟是否系虚构其律师身份的问题，本院认为，荣惠娟在2015年之前，确系执业律师，之后未将资格证书提交年审，故丧失了执业资格，但其并未明确向被害人否认自己系律师的行为，尚达不到虚构事实的程度，而最终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的，也并非其律师身份。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在2017年11月9日之前，即被害人刘某1及其家属要求贺利萍、荣惠娟退钱之前，被告人荣惠娟虽系以个人的名义与骆某1实际控制的重庆二码公司之间签订了《公司日常事务委托合同》，并以个人名义与骆某1个人之间签订了《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协议》，上述两份书面合同当中，虽有“由荣惠娟另行委托律师向重庆二码公司提供法律帮助，请求公安分局暂不对公司直接责任人进行逮捕以便其整顿挽损”以及“荣惠娟负责与公检法对接协调，确保骆某1投案自首后能被取保候审，且不再被逮捕，由荣惠娟委托律师为骆某1辩护并确保判处缓刑，如果骆某1没有被取保也没有被判处缓刑，荣惠娟只收取20万元代理费”等内容，从表面看，荣惠娟与被害人所约定的事项清晰明确，并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且被害人骆某1也对其与荣惠娟之间的合同内容予以了认可，而荣惠娟也确系根据合同所约定的事项，开展了相关工作，包括另行委托了律师处理二码公司相关法律事务，并与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关于处理二码公司及骆某1所面临的相关法律问题的合同等内容，但荣惠娟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人员，其应当明知被害人的期望自己无法完成，仍利用被害人骆某1急于摆脱法律追究、免于牢狱之灾的侥幸心理，对被害人作出不当承诺，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相信了荣惠娟的“能力”，从而自愿将巨额钱款交由荣惠娟处置，并就面临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结果时荣惠娟应获得的相应“酬劳”作出了约定，其中就包括了荣惠娟完全未达到被害人所期望的结果仍能获得20万元的约定。之后在荣惠娟无法解决被害人所面临的问题后，其并未全额退出自己的非法所得，而是继续非法占有从被害人处所获钱款共计24万元至案发未退还，应当认定为荣惠娟的犯罪金额。 本院认为，被告人贺利萍、荣惠娟，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目的，分别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致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方法，骗取被害人财物，其行为均以构成诈骗罪，其中，被告人贺利萍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荣惠娟诈骗数额巨大。被告人荣惠娟在案发后，将自己的非法所得全额退赔了被害人，并取得了谅解，本院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综上，根据本案的事实、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贺利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6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9日起至2029年11月8日。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二、被告人荣惠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并处罚金30000元。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三、责令被告人贺利萍继续退赔被害人刘某1、骆某1经济损失151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何泓屿 人民陪审员  杨代清 人民陪审员  陈春莲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记 员代  馨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