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4民初35267号原告：冯立峰，男，1973年5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文斌，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睿，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姚方如（曾用名：方如），男，1952年12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书青，广东律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家如，广东律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冯立峰与被告姚方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于2020年3月30日公开开庭，原告冯立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文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书青、麦家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被告关于“乾隆粉彩黑底爬花梅瓶（清代）”、“乾隆粉彩爬花描金龙纹天球瓶（清代）”、“唐卡（明代）”、“青花八方鱼草纹梅瓶（元代）”、“钧窑凌华大洗（宋代）”、“钧窑玫瑰紫戬尊（宋代）”、“磁州窑花鸟梅瓶（宋代）”、“宣德釉裹红人物弧形瓶（明）”八件藏品的确认书；2、被告返还原告所支付的款项244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应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暂从2019年5月1日起计至2019年11月30日共7个月为85400元，利率按照6%计算），共计2525400元给原告。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为原告的表舅父，其父亲在佛山市文化局工作后退休，其本人之前一直居住在佛山，两年前，被告随其儿子移居澳大利亚，现尚在办理移民手续。原告在10多年前曾去过被告家中，被告将其父亲遗留下的古董向原告展示，因此，在原告的印象中被告是古董世家，而后，原告也知道被告从事古董收藏或工艺品制作多年。2019年2月初，被告告知原告其在佛山位于禅城区同华东路36号康晴居204的展厅有数百件古董，并带原告参观。被告告知原告其有一件古董（白玉鎏金二郎神像）在北美拍卖国际有限公司秋季拍卖会上成功拍卖，拍出价格为1000万元，并将该件古董的拍卖图册展示给原告看。另外，被告还告知，其收藏的十八罗汉也在北美拍卖国际有限公司秋季拍卖会上起拍价为9000万元，曾拍到1.1亿元，但因与其设定的保留价2.2亿元有差距，而未能成功拍卖成交。因原告一直从事广告行业，对古董一无所知，因与被告存在亲戚关系且多年一直交往，逐渐相信被告的展厅中的藏品为古董。2019年2月中旬，被告多次劝说原告，其称由于没有资金去支付高额的拍卖费用，故愿意将价值几百万元以上甚至上千万元的古董以每件25万元的价格（不含拍卖费每件6万元）卖给原告。为使原告相信其展厅的藏品为古董，被告后续还实施了以下行为：1、向原告出示了广东联拍博物馆制作的精美拍卖图册，该图册赫然介绍了“乾隆粉彩描金龙穿万花赏瓶（高贵）”、“明.成化年西藏唐卡（文殊菩萨.彩唐）”、“乾隆墨地粉彩十层花卉纹梅瓶（极美品）、“元青花鱼藻纹六方梅瓶”四件古董；2、向原告出示了美国哈佛拍卖公司的精美拍卖图册，该图册介绍了前述四件古董的起拍价分别为55万美元、128万美元、55万美元、29万美元。被告还说即将在2019年6月份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再次进行巡回拍卖，拍卖行给了他很大的信心;3.被告还带原告去了广东联拍博物馆看被告委托该拍卖行拍卖的其他古董，并向原告展示了被告与拍卖行的委托拍卖合同的委托拍卖的起拍价。在被告的劝说帮助其渡过困难和利诱下，原告向被告买了前述四件古董，向被告支付现金100万元，再加上将之前被告向原告的借款21万元抵扣支付。在2019年4月初，被告又带原告去了广州八方晋宝拍卖有限公司，并向原告展示了其与该拍卖行签署的其他十件古董的《委托拍卖合同》、每件古董的委托起拍价为每件350万至1500万。这让原告更相信被告说的话是真的。同时，被告说这些委托给广州八方晋宝拍卖有限公司（下称八方拍卖公司）拍卖的这十件古董均经拍卖行鉴定过。被告再次劝说原告可以从这十件古董中再买四件，同样以30万元的价格，但本次不包括每件6万元的拍卖费用。原告深信被告的古董为价值不菲的真品，遂又先后共向被告支付144万元现金，其中有90万元现金的交付地点为原告家附近的广州市番禺区祈福医院门口。被告让原告在该十件古董中任意挑选四件。后来，被告多次带原告前往八方晋宝公司了解被告的古董拍卖的进展情况，被告又向原告展示了广州八方晋宝拍卖有限公司的《八方晋宝精品推荐期刊》以及冠以“美国卡伦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主办的位于万锦多伦多万豪酒店的“加拿大国际精品拍卖会”的精美拍卖图册，在这些期刊和图册中的显眼位置大篇幅地登载被告提供的古董，起拍价均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加拿大元以上。被告也携带几件古董带原告一起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的广东羊城珍宝博物馆，在博物馆内出现的一些自称为鉴定师及买家代表的外国人看过被告的古董后说古董非常有价值。被告卖给原告的古董及其自身委托拍卖行拍卖的古董一件也没有成功拍卖，为此被告向原告说了很多的理由，并再次要求原告继续支付更多的拍卖费，否则之前所有的投入将血本无归。原告开始对被告所说的话产生怀疑，经调查发现被告实施了以下欺诈行为：①被告谎称其藏品十八罗汉在北美曾拍到1.1亿，但事后原告发现，该十八罗汉现放在其位于同华东四街十七号的家中，事实上根本未出境；②拍卖图册均为被告自行制作，对案涉古董的介绍均为被告编造，起拍价也是被告按照真品的价格随意确定，所谓的美国卡伦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方网站（https://www.secstates.com）查询不到该公司，且该公司介绍仅为一家国内名为雅昌拍卖（https://auction.artron.net/）网站上的其中一个子网页，在国内没有官方网站，因此该公司可能为空壳公司甚至压根不存在，即使该公司真实存在，网站上也未出现8月份在万锦多伦多万豪酒店的拍卖介绍，因此其发给原告的拍卖视及提供的拍卖图册极有可能系被告所伪造。且案涉的古董如出入境则必须有进出的海关记录或相关证明，但被告却无法提供；③明知涉案古董为赝品，却欺骗原告案涉古董能够拍卖出高额利润，事实上没有拍卖出去的可能；④谎称八方晋宝拍卖公司的鉴定师已对案涉古董进行了鉴定，但被告与该拍卖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对该批古董不鉴定不估值，从而实现其欺骗目的；⑤涉案宣传册制作方为广东联拍博物馆有限公司，经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得知，该公司于2018年9月10日设立登记，且为自然人独资公司，却于2019年6月28日通过个人决议解散并申请注销公司，存续期不足一年，证明其为逃避伪造涉案宣传册，为被告提供诈骗工具所产生的法律责任而匆忙注销该公司。原告认为，被告明知其向原告售卖的古董为膺品，并利用原告对其的信赖以及对古董知识的缺乏，通过隐瞒案涉瓷器、字画的真实材质、年代、价格以及真实品质，使原告陷入错误认识，并交付价款，双方事实上达成案涉八件藏品的买卖合同应依法撤销，被告应返还原告支付的全部款项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原告所诉请的货款244万元，没有包括诉状中所述的抵扣的20万元。如果被告不确认抵扣的事实，另行主张20万元，如果被告同意抵扣，原告实际给付的是264万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恳请判如诉请。诉讼中，原告就交易过程陈述如下：原告购买物品时对物品的情况并不了解，刚开始是被告让原告到家里，原以为被告是要商谈怎么还之前的借款20万元，后来被告与原告谈及古董拍卖的生意，并让原告去拍卖这些东西。被告告知原告其藏品是什么朝代的，当时没有看到关于藏品的证书，被告表示拍卖不成功可退款。案涉的物品分两次购买：第一次是2019年2月间，被告让原告到其住处，被告向原告介绍其藏品后发生的交易，交易的物品有四件：“乾隆粉彩黑底爬花梅瓶（清代）”、“乾隆粉彩爬花描金龙纹天球瓶（清代）”、“唐卡（明代）”、“青花八方鱼草纹梅瓶（元代）”。当时双方没有签订合同，约定以每件25万元的价款，四件合计为100万元。第二次是在2019年4月15日前，也是在支付款项144万元之前。每件30万元，共120万元的价款，支付了144万元，其中24万元为拍卖费用。现主张的款项244万元的构成：第一次四件藏品的价款100万元，第二次购买四件藏品所支付的144万元，当时双方约定的藏品的费用中包含了拍卖的费用，实际一件藏品是30万元，因此有24万元是拍卖的费用。被告辩称：一、本案双方交易内容符合买卖合同构成要件，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恳请贵院依法认定合法有效。1、本案双方买卖交易背景：被告父亲生前在佛山市文化局工作，死后遗留了部分藏品。被告一直以来从事藏品收藏，期间会委托第三方拍卖公司对藏品进行拍卖或者将藏品出售给有意有缘之人。原告系被告表外甥，双方一直保持来往，故此原告深知被告家庭背景以及从事藏品买卖交易流转。对此，原告在本案诉状中正文第一段陈述内容已清楚表明其十分熟悉被告情况，被告不再过多赘述。2、本案双方买卖交易内容：原告对被告存放藏品非常感兴趣，尤其对古玩交易拍卖交易获取高额利润十分渴望。于是，在原告知晓被告在通过第三方进行藏品拍卖后，并多次参观被告存放的藏品过程中，于2019年3月开始挑选中了“乾隆粉彩黑底爬花梅瓶（清代）；乾隆粉彩爬花描金龙纹天球瓶（清代）；唐卡（明代）；青花八方鱼草纹梅瓶（元代）”四件藏品（简称前四件），请求被告出让给原告。当时前四件藏品被告已委托广州八方晋宝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拍卖，由于中美贸易战关系导致了流拍。原告知晓上述情况后，仍提出购买，经过双方协商，原告同意以25万元/件，总价100万元成交。之后，原告再次来参观被告存放的藏品，又挑选了“钧窑凌华大冼(宋代)；钧窑玫瑰紫戳尊（宋代）；磁州窑花鸟梅瓶（宋代）；宣德釉红人物弧形瓶（明）”四件藏品（简称后四件）。经过双方协商，原告同意以人民币30万元/件，总价120万元成交。成交后，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其找第三方拍卖机构进行拍卖，于是要求先将上述八件藏品暂由被告存放。3、本案双方买卖交易关系成立与合同生效：本案中，双方买卖前被告对涉案八件藏品享有所有权及处分权，原告作为买受人相中上述八件藏品后向被告提出购买要求，在此过程中被告不存在任何强迫、威胁情形，纯属原告个人购买需求。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本案双方买卖合同内容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规定下，无论原告基于何种目的与动机，只要双方对交易内容在平等、自愿、合法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后，原告与被告作为平等民事主体，被告将上述八件藏品所有权转移给原告，原告受领上述八件藏品后支付了对应价款行为，双方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应当严格按照约定履行，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反悔、请求撤销合同，否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严重损害作为守约方、诚信方合法利益，将会严重损害市场经济交易秩序，恳请贵院依法认定双方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二、原告诉称被告利用其对被告信赖利益及对藏品知识的缺乏，隐瞒案涉瓷器、字画的真实材质、年代、价格以及真实品质，使其陷入错误认识并交付价款为由，请求撤销双方买卖交易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在本案不具有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可撤销合同情形下，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并判令原告继续履行合同。1、本案交易中原告不构成重大误解。所谓重大误解，指一方当事人因对标的物等产生错误认识，致使该行为结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况。构成重大误解条件其中必须条件之一是误解是重大的误解。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本案交易中，被告与原告属于实物交易，按照一般买卖常识，被告作为出让方，法律要求是不得欺诈、诈骗，但无须或者不可能对藏品的产地、性能、质地、年代等作详细而确切的说明。客观上来说，被告对涉案八件藏品的认识程度也仅是凭借自身的认知能力予以鉴别，并无权威的结果。被告出让行为及报价也仅基于本人对藏品的品质认识，并自行承担风险。同理，原告作为买受人在本案交易时也应凭借自身积累的知识，通过对八件藏品实物的鉴赏从而得出自己的评判结论，并承担相应风险，从而达成本案交易。其次，对于古玩行业，历史上存在诸多藏品反复被鉴定真假的实例。比如对于年代的鉴定，即使是最资深的专家及最先进的设备也难以鉴定准确。本案交易过程中，被告从未书面向原告承诺过藏品材质、年代、价格、品质以及必属真品。众所周知，古玩行业中每一件藏品的具体材质、制作年代等未经相关权威机构或者专家鉴定，是无法做出具体认定。即使鉴定了，由于没有具体行业标准、认定标准，亦非绝对，原因是上述这些因素均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再次，古玩交易中藏品主要是用于装饰、鉴赏、满足收藏者精神层面的某种需求，而不像粮食布匹之类日用品重在其物质消费价值。涉案八件藏品交易价格均是由被告与原告对藏品的认可以及喜好程度并同时参考市场认可度而决定，并没有国家或者行业指导价，交易价格属于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结果。最后，本案交易过程中，结合原告对古玩市场及古玩金融化的理解（详见微信聊天记录），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能凭借自身的认知能力，或采取向他人咨询、请教等方式，通过对本案交易藏品实物的鉴赏分析，从而判断八件藏品内在品质等并决定是否交易。在此过程中，被告没有对藏品的制作年代、品质等明知而作出虚假的介绍、引导以及承诺，更不存在其他虚假行为致使原告陷入错误认识。再者，原告对古玩市场以及古玩金融化是有足够的了解，故根本不存在重大误解，更无权撤销双方买卖合同。2、双方买卖合同不属于因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所谓显失公平，指自始即合同订立时显失公平，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致使双方利益义务明显不对等或者对价不充分。构成显失公平必须满足以下条件：须属有偿行为；须行为内容显失公平，即该行为已经实施或者实施的财产上的给付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须利用一方当事人处于急迫等不利境地。如上所述，涉案八件藏品交易价格均是由被告与原告对藏品的认可以及喜好程度并同时参考市场认可度而决定，并没有国家或者行业指导价，交易价格属于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结果。即使涉案八件藏品没有经过专业价格评估机构进行估价，但由于交易价格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对价不充分、不公平情形。3、买卖合同订立时，被告不存在故意欺诈或者掩盖真相行为。所谓欺诈，指一方在订立合同时，故意制造假象或者掩盖真相，致使对方陷入错误而订立合同。如上所述，双方交易过程中，被告一直公开透明，不存在欺诈、隐瞒情形，更没有使原告陷入错误认识达成本案交易。4、被告不存在胁迫、威胁原告订立买卖合同。双方订立买卖合同时，被告没有或者通过第三方给原告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原告作为违背本案交易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本案交易达成，属于双方真实意思，属于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结果。5、自始至终，被告也有其他藏品持续在进行古玩交易。而原告在充分了解后直接加入，也即被告并非简单的直接买卖，而是一直与原告一起进行了后期拍卖活动，不存在原告主张欺骗、隐瞒等行为。6、特别说明一点，涉案八件藏品原告分别在2019年3月、5月已经与被告达成了事实买卖，之后原告又于2019年10月19日要求被告进行了书面确认。综上，在本案不存在合同可撤销情形下，原告无任何证据、事实与理由撤销双方买卖合同，毫无契约精神，严重损害被告作为买方合法利益。被告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并判令原告继续履行双方买卖合同，维持市场秩序。三、原告诉请被告返还所支付款项244万元与事实严重不符，其要求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更无法律依据。1、本案中，双方交易达成八件藏品总货款为220万元（备注：前四件100万元，后四件120万元）。但实际中，被告只收取了原告货款196万元，剩余48万元与本案双方交易价款无关，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前四件藏品在原告购买前被告已委托广州八方晋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并支付前期拍卖费用共24万元（备注：6万元/件），双方达成前四件藏品交易过程中，原告同意该前四件前期拍卖费用24万元由其承担，故原告支付货款244万元中包含了前四件前期拍卖费用。其次，后四件藏品交易过程中，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将藏品委托广州八方晋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根据拍卖行约定，原告须承担每件6万元前期拍卖费用，总共24万元。原告要求该24万元前期拍卖费用由被告代为缴纳给拍卖公司，当时缴费现场原告与被告一同在场。故上述后四件藏品前期拍卖费用也包含在原告支付244万元货款里面。因此，原告支付款项244万元中包含了八件藏品前期拍卖费用共48万元。再次，原告提供证据3《借条》中“收到冯立峰款项如下：1、藏品八件（含前期费用每件6万元）合共244万元（现金）…”已足以证实了上述48万元前期拍卖费用包含在244万元货款里面。故截至本案庭审之日，被告只实际收取了原告货款196万元。退一万步来讲，不论涉案合同是否被撤销，被告也只是收到原告已支付八件藏品货款合计196万元。对于前期拍卖费用共48万元已由第三方拍卖公司收取，被告并没有实际占有使用，不应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内，原告应当另行向第三方拍卖公司主张权利。2、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且双方买卖合同没有约定利息损失承担者及方式。原告诉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实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显然该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不能适用于本案。同时，本案所涉藏品交易，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更不应当承担货款的利息损失。四、本案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不存在欺骗、隐瞒事实行为，更不存在导致双方交易被撤销行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系其单方意思行为，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五、被告认为，涉案八件藏品属于特殊商品交易，本案争议纠纷属于古玩交易纠纷，应当适用古玩行业规范交易习惯进行调整。具体理由如下：1、古玩行业在我国历史悠久，是发展的比较成熟的一个行业，古玩行业的习惯是一种民事习惯，其对古玩行业及市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根据《解释二》第7条“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的规定，被告与原告对古玩行业均有较深解，本案交易时双方均知道订立本案合同时采用古玩行业通常采用的做法，故解决本案争议纠纷自然应当适用古玩行业规范交易习惯更符合本案实际，更利于解决本案纠纷，更符合公平公正原则。2、虽然，法律规范是一般行为规则，它针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都具有约束力。而其他行业规范与之冲突时，应当服从于法律规范，但对于古玩交易纠纷更应当适用行业行规交易习惯。对于本案而言，涉案八件藏品属于特殊商品，古玩交易也属于特殊的商品交易，其特殊性表现在不可再造性，不可替代性、较强的专业性，经营品种复杂、交易手段多样、价格不易把握等等，我国目前并没有明确法律规范进行明确、约束与调整，只要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强制规定下，根据古玩交易市场行规行约、交易习惯以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进行交易。因此对于本案争议纠纷应当用行业行规规定进行调整，才能更好维护古玩交易市场运作，起到特殊作用。3、正由于涉案八件藏品属于特殊商品，故藏品的年代、材质、工艺等并非本案双方买卖合同可以穷尽明确内容。在古玩交易市场，按照历史形成并传袭至今的民间交易规则为：主要由买卖双方通过对实物查看进行判断，无法达至绝对保真，双方按照自愿买卖，当场验货，钱货两清、不得反悔的原则成交。还有，古玩行业中常有“交易成败与否全凭眼力”。眼力则是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结合，眼力代表对文物的鉴赏能力，同一种物品，对不同人眼中均有将真品认为赝品，将赝品看作真品情形。对被告来讲，在过往交易中也经常存在这样情况，但被告一直遵守了行业规则，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因此，即使原告诉称购买藏品通过鉴定为赝品，则应当适用古玩行业的“打眼”行业习惯即“把赝品看成真品买”，并按照行规行约“不打假、不三包（包退、包换、包赔）、出售赝品不算骗人”来调整，本案不存在“骗与被骗”问题。4、特别是，自始至终，被告也一直与原告共同委托第三方拍卖机构进行的拍卖活动，而被告也同样有大量藏品进行委托拍卖，而原告所购买的藏品均是从被告已准备或者已进行的拍卖标的物中自行挑选而来的，故原告诉请撤销双方买卖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诉讼中，被告陈述：原告起诉本案明显是违背诚信、反悔合同交易而提出的恶意诉讼。被告认为原告就双方就涉案物品的买卖是确认合法有效的，已经进一步说明了原告具备履行涉案买卖合同交易的能力，并且通过原告所陈述的事实，也明显得出被告及被告的家庭多年来一直从事产品的收藏，原告对此是非常清楚的，并且从原告的起诉状所陈述的来看，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交易或者说合作自2019年2月已经实际开始，持续近一年的时间，在这近一年的时间中，原告积极参与了涉案产品的委托拍卖特别是本案所涉案的产品均是被告已经予第三方结构签订委托拍卖的合作过程中，原告进行了积极的参与，再根据原告所陈述的事实部分，不难看出原告在整个产品的了解、拍卖的流程和行业的规则是非常清楚的，通过隐瞒事实颠倒黑白来意图撤销双方之间合法有效的合同且实际已经履行的合同，明显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最后强调两点，第一，双方涉案的物品的交易实际发生的时间是在2019年3月至5月，这个时候原告已经与被告达成的涉案产品的买卖，经过1年的时间，在2019年10月19日经过原告要求，要求被告再次确认将涉案的产品出售给原告，再次证实了原告购买该产品已经深思熟虑，整个过程中，被告没有进行任何欺诈。第二，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在原告向被告购买所涉产品后，并非被告单纯将给物品出售给原告，而是同原告一起进行了后期的委托拍卖、支付服务费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被告本身也有超过6件藏品在同时进行拍卖处理，在这个过程中，相应拍卖所产生的服务费用，也是大部分由原告自己拿着现金到委托的第三方拍卖机构进行了交付，具体为何出现被告为原告所出示的244万元的收据，是本身基于原被告之间特殊的血缘关系，被告是原告亲舅父，对这个数额被告的确认，并非将款项直接交付给了被告。综上所述，原告在没有实现其预期超额回报的情况下出现了反悔，通过颠倒事实的发展过程，试图撤销本交易，还试图因为本次交易所延伸出共同委托第三方进行拍卖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这明显违背契约精神，违背公平公正，因此，被告认为，本案涉案合同不具备撤销的情形，原告主张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在本案中也并没有通过其他手段获得其他的利益。即使涉及损失，也是原被告共同委托第三方为实现预期目的而产生的，应当由原被告共同承担，不应当由不存在恶意的被告承担，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案涉的买卖交易过程，被告陈述如下：第一次交易没有签订合同，约定每件藏品是25万元，四件藏品一共100万元，100万元已经收取，第二批的款项只收取了96万元。原告购买的藏品前四件，有24万元的拍卖费，被告欠原告21万元的货款，加上利息抵扣24万元，前面四件藏品的拍卖费用24万元抵销之前的借款。后面的四件藏品的拍卖费用24万元，因原告对被告不信任，故原告自行支付给拍卖机构。收据是原告找到被告，要求确认这个数，拍卖专场的定金70万元，是让拍卖公司办一个200万元的保利拍卖专场，原告交付了70万元作为定金，但是后来没有进行拍卖就构成了违约，70万元就没有返还。另被告表示藏品的名称后面标注的年代根据藏品收藏的行业的惯例，记录了藏品所属于时代的类型，是一个朝代的表现，但是具体的出土的年代是没有办法直接确定的。一般在收藏中，都是根据藏品的外观、花纹、体积，都是根据同类型进行确定的，如果能够确定真实出土的年代。标注年代是双方共同确认的。针对被告的答辩，原告回应：行使撤销权，对于本案所涉的买卖合同的成立并没有否认。事实发生存在两个关系，一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二是原告委托被告进行拍卖的委托关系。本案只是主张买卖关系，并未主张委托关系，本案不应当处理委托关系。对于被告的欺诈行为，被告将案涉产品出售给原告的过程中，提供了一系列对于这八件产品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产品的年代、价值都做了明确的说明，事实上我们事后将其中的一件产品拿到广东省文物局进行口头鉴定，发现是假的，被告提供产品的过程中将产品说明是宋代、明代的藏品，实际上藏品是仿冒品，被告隐瞒事实的行为，嗣后都被原告发现藏品是假的。被告的答辩是想混淆法律关系，原、被告之间涉及两个法律关系，本案只主张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确认书及古董照片、收据、借条、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北美拍卖国际有限公司秋季拍卖会宣传册、“北美拍卖国际有限公司”网站以及时间戳证书、“北美拍卖国际有限公司”网站详细注册信息以及安徽晨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站、工信部检索结果截图、加拿大政府网站搜索情况截图、“NorthAmericanAuctionCompany（北美拍卖公司）”官方网站截图、录音节录、广东联拍博物馆图册、广东联拍博物馆图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美国哈佛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册、委托拍卖服务合同及附件、八方晋宝精品推荐第九期期刊、加拿大国际精品拍卖会的宣传图册、文物咨询鉴定预约系统、原告与方莹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服务合同书及附件、收据、上海澜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委托服务合同、客户调查问卷、附件、广东联拍博物馆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广州中正瑞阁拍卖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鸿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销售）专用单、广州鸿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委托服务协议、广州市古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广东羊城珍宝博物馆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附加协议、未完款协议确定书、收款收据、委托拍卖服务合同、八方晋宝精品推荐第九期期刊、美国卡伦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加拿大国际精品拍卖会图册、原告与被告之间微信聊天记录、百度百科“古玩交易”词语概念、被告与其前妻霍怡（137*****360）的短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将结合全案予以综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为表甥舅关系。2019年2月、4月间，被告将其藏品出售给原告。2019年10月15日，被告出具收条，内容：收到冯立峰款项如下：藏品八件（含前期费用每件6万元）合共244万元（现金），借款115万元（现金）,拍卖专场定金70万元（现金）,共429万元。2019年10月19日，被告出具两份确认书，确认卖给冯立峰的藏品为以上（表一）（表二）藏品，藏品现放置于广州市八方晋宝拍卖有限公司。（表一）编号藏品名称规格图片详情（略）1乾隆粉彩黑底爬花梅瓶（清代）高38㎝、宽25.5㎝2乾隆粉彩爬花描金龙纹天球瓶（清代）高39.5㎝、宽24.5㎝3唐卡（明代）长89㎝、宽64.5㎝4青花八方鱼草纹梅瓶（元代）高48㎝、宽28㎝（表二）编号藏品名称规格图片详情（略）1钧窑凌华大冼(宋代)口径31㎝、底径8㎝2钧窑玫瑰紫戬尊（宋代）口径7.4㎝、底径11.7㎝、高18.7㎝3磁州窑花鸟梅瓶（宋代）口径5㎝、底径7.4㎝、高33.5㎝4宣德釉裹红人物弧形瓶（明）底径17㎝、高26㎝诉讼中，原、被告确认本案所涉及八件物品的交易为买卖关系。另，被告确认案涉的八件物品均存放于其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家中，物品完好无损。被告还确认案涉物品总价款为220万元，第一次交易的四件物品价款合计100万元，第二次交易四件物品价款合计120万元，共收取价款196万元。另查明一，原告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番禺祈福支行尾数为XXXX账号的交易明细记载：2019年2月26日现金支取48万元，4月22日分别支取15万元、31万元，4月23日支取23.5万元，8月2日支取14万元；尾数为495120账号的交易明细记载：2019年1月15日现金支取5万元，2月26日支取52万元，4月15日分别支取24万元、26万元，4月18日支取25万元，5月6日支取40万元，5月28日支取20万元，…。另查明二，2019年4月16日，被告（甲方）与八方拍卖公司（乙方）签订委托拍卖服务合同，约定：协议服务期限自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7月10日。服务期限届满时，如相关展览、展示或市场营销活动尚未结束的，应该延续到活动结束。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支付乙方送交拍卖公司进行展览、展示、市场营销活动的委托服务费48万元。若甲方委托物品未能通过拍卖公司的审核，则乙方退还该笔费用。甲方物品一经拍卖公司接受并出具证明文件及合同即视为乙方送交服务的完成，乙方不再退还该笔委托服务费。其中合同附件记载涉及本案的物品：钧窑凌华大冼（客户暂定起拍价560万元）、磁州窑地花鸟梅瓶（客户暂定起拍价360万元）、宣德釉里红人物弧形瓶（客户暂定起拍价360万元）、钧窑玫瑰紫戟尊（客户暂定起拍价1500万元）。另查明三，2017年8月，被告出具借条，内容今借到冯立峰21万元。本院认为，原告以被告存在欺诈行为为由，主张撤销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本案涉及买卖及委托两个法律关系，诉讼中原告明确表示以买卖关系主张权利。原、被告对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与法律、法规并不相悖，为有效合同。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分述如下：关于合同的撤销问题。被告虽主张案涉买卖交易应适用古玩行业交易习惯，但从双方对案涉物品按件平均定价的行为来看，不符合古玩市场货品特定物的定价方式，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是古玩交易，故本案买卖交易不适用古玩市场的交易规则。依据查明的事实，从被告以其认知及对古董鉴别知识的了解，收藏瓷器等藏品，并将藏品委托拍卖等行为来看，可反映被告认为案涉的物品是真品，而原告在购买时明知案涉物品没有相应的来源证书。在双方的交易中，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明知其藏品为现代仿品仍出售给原告，因此双方之间的买卖交易不构成欺诈。基于原、被告的身份关系，结合双方的陈述，可推定原告出于对被告古董鉴别知识的信赖而购买被告的藏品。根据原告提交的确认书中藏品名称标注“清代”、“明代”、“元代”、“宋代”，部分涉案物的底部有“乾隆年制”等字样，且原告将所购买的物品交由被告代为委托拍卖，从上述表象可显示原告认为其向被告购买的物品是相应朝代的物品，但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收据记载的是藏品，而被告与八方拍卖公司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记载的物品名称并没有标注物品朝代，且被告亦没有证据证明其藏品的真实年代，这足以说明被告藏品的不确定性。因此，无论被告是否具有古董鉴赏能力或基于何目出售涉案物品，本院结合确认书上的货物名称及实物上的铭款等情形，认为一定程度上误导原告认为涉案货品是记载朝代的真品，买卖双方对案涉标的物的性质的不同理解，导致原告认为涉案货品为古董真品的重大误解。因此，对原告主张撤销涉案交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返还款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如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被撤销，双方因此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依据查明的事实，案涉的物品已在被告处，本案不存在原告返还物品的情形，因此被告应返还价款给原告。原告所主张的款项包含了购买物品的价款及委托拍卖的费用。双方对于原告主张的款项其中24万元为委托拍卖费用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诉讼中，被告对已收取原告价款196万元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所争议的24万元价款，被告虽否认收到该款项，但被告在诉讼中确认案涉款项的交付是现金方式，而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在两次交易期间有提取相应数额现金的记录，依据双方的陈述结合被告在收款后出具的收据内容，可推定被告收取案涉物品的价款合计为220万元，对原告主张被告返还价款220万元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价款的利息问题，案涉的价款基于撤销而返还，而案涉合同的撤销须经本院判决确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价款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委托拍卖费用问题。该费用是基于委托案外人拍卖所产生的费用，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被告不同意合并处理，对此本案不作处理，双方可另循途径解决。至于原告提出对案涉物品的鉴定问题。如上所述，因不进行鉴定，不影响本案事实查明及审理，且无法确定鉴定机构，故对原告的鉴定申请不予接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冯立峰与被告姚方如于2019年10月19日确认的关于乾隆粉彩黑底爬花梅瓶、乾隆粉彩爬花描金龙纹天球瓶、唐卡、青花八方鱼草纹梅瓶、钧窑凌华大洗、钧窑玫瑰紫戬尊、磁州窑花鸟梅瓶、宣德釉裹红人物弧形瓶等瓷器（唐卡）的买卖合同；二、被告姚方如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货款220万元给原告冯立峰；三、驳回原告冯立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00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证据保全费5000元，合计37004元，由原告负担4811元，被告负担3219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马咏红审 判 员  骆铭莹人民陪审员  莫志格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吴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