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5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文华书城有限公司。住所：珠海市***********国际大厦负一层。法定代表人：聂星辉，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家雄，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婷芳，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拱北爱乐优商行。住所：珠海市拱北*************。经营者：陈群，男，汉族，1968年12月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中山市*********锦绣国际花城二期一栋2508。公民身份号码：110************499。原审被告：李锦志，男，汉族，1972年2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37。上诉人珠海市文华书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华书城）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拱北爱乐优商行（以下简称爱乐优商行）、原审被告李锦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02民初12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华书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文华书城向爱乐优商行支付货款38127.62元；2.依法改判由爱乐优商行承担一审及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本案中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文华书城仅欠爱乐优商行货款38127.62元，且无须承担相应利息。1.综观一审全案证据，爱乐优商行在本案中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所主张的文华书城对外销售总金额（即销售实洋总金额）确为656986.73元（即525589.39元÷80%），且根据爱乐优商行自行制作确认的并以邮件方式发送给文华书城的2017年2-3月的《珠海市拱北爱乐优商行对账单》即明显可知，文华书城在2017年2-3月根本就未对外进行过实洋销售，但其在一审时自行提交给法庭的《爱乐优每月零售额及书城付款情况汇总表》中却记录为“销售实洋16583.60元”，据此明显可知其所提交的该份汇总表明显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不应予采纳及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对账单“仅对进货、退货金额予以扣减，而不扣减已付款”明显错误：根据爱乐优商行自行制作并确认的以邮件方式发送给文华书城的2016年11月-2017年3月的三份对账单显示，不仅相应表格对进货、退货金额进行冲减对账，还有就扣减已付金额后文华书城实际未付的金额进行备注（如：2016年12月的《珠海市拱北爱乐优商行对账单》第2项列明“截止2017年1月8日，尚未结算货款74644.02元（指书城应付未付的已销售实洋，不含存货）……”，因文华书城在2017年1月向爱乐优商行支付了30229.92元，故在随后的2017年1月的《珠海市拱北爱乐优商行对账单》第2项列明“截止2017年1月18日，尚未结算货款44414.1元【即74644.02元-30229.92元】（指文华书城应付未付的已销售实洋，不含存货）……”）3.如前述，爱乐优商行在自行制作并确认的2016年11月中明确列明“截止至2016年11月8日，尚未结算货款63644.58元（指书城应付未付的已销售实洋，不含存货）……”（对于该“尚未结算货款”文义的理解，爱乐优商行还在2017年3月6日的《原告给书城财务人员田**的邮件》中再次阐述确认确为“书城应付未付已销售实洋款”，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其理解有误的问题），据此可知，截止2016年11月8日，爱乐优商行自认文华书城实际拖欠其应付未付已销售实洋款为64644.58元，然后由于文华书城在2017年1月向其支付了30229.92元，其在2017年1月对账单中又自认文华书城实际拖欠其应付未付已销售实洋款为44414.1元，再结合爱乐优商行在2017年2-3月对账单中自认2017年2-3月均为退货的情况（即不存在任何进货情形），爱乐优商行有何依据主张在2017年3月3日后文华书城反而拖欠了其更多的货款60927.31元？这些对账单中的“应收欠款”的数据是前后连贯的，也是真实事实的反映，因此这些对账单理应是作为双方结算货款的唯一合法依据。所以，文华书城在本案中仅欠爱乐优商行货款38127.62元的事实相当清楚、证据和理由足够充分。4.退一万步说，依据爱乐优商行自认的截止2016年11月8日文华书城应付未付已销售实洋款为64644.58元的说法，结合双方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四份对账单中共同确认该期间退货金额明显大于进货金额的情况下，爱乐优商行需要对最后一份对账单中“尚欠结算货款60927.31元”的主张提供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5.无论最终应付金额如何认定，由于双方之间对支付期限没有任何约定，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爱乐优商行无权向文华书城计收利息，一审法院对其该部分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二、双方争议结算款应以文华书城财务部职员与爱乐优商行正式的财务对账单为准，文华书城其它部门的业务沟通不能作为双方财务结算的依据。文华书城立足珠海已超过25年，是为本地的一家老字号企业，旗下开设有8家分公司及子公司，运营管理相当规范，各部门之间的分工明确、员工各司其职，不存在采购部门代替财务部门进行对外财务结算的情况。根据双方自2015年起的财务对账行为可以得知，正式的财务结算均是由爱乐优商行与文华书城财务部职员进行进货款、退货款及金额的结算。双方仅仅是在2016年11月起对具体对账项目名称做了修改，但对具体对账的主体和实质内容并没有任何改变。因此，一审法院简单且片面地以“文华书城主张应按进货金额减去退货金额的库存对账方法结算货款，不符合双方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详见一审判决第13页第8行至第10行）而否认文华书城与爱乐优商行之间每月确认的对账单是为双方账目结算依据的认定，明显是不符合常理且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并改判，支持文华书城的上诉请求。爱乐优商行答辩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文华书城上诉，维持原判。爱乐优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文华书城返还代收销售贷款60927.31元，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累计拖欠爱乐优商行货款的利息3831.06元，以及2017年3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累计拖欠爱乐优商行上述两项款息的利息，合计：64758.37元；若文华书城不履行支付义务，则由李锦志承担文华书城的上述付款责任；2.文华书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5日，爱乐优商行的经营者陈群与文华书城签订《租赁合同》，约定陈群租赁文华书城商场的铺位经营爱乐优、布奇乐乐园品牌项目，租赁期限自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并约定了租金、商品及质量管理、铺位人员、营运管理、违约责任等条款。后双方协商一致提前终止该租赁合同，爱乐优商行称于2014年4月终止，文华书城称于2014年5月终止。租赁合同终止后，爱乐优商行、文华书城双方未重新签订合同，但仍继续进行业务往来，文华书城的商场仍继续销售爱乐优商行提供的图书等商品。关于双方业务往来的法律关系，爱乐优商行主张，双方是扣点式专柜的合作关系，即文华书城对外销售爱乐优商行的商品后扣除20%销售额作为爱乐优商行使用文华书城卖场的费用，80%销售额则由文华书城支付给爱乐优商行，爱乐优商行经营者与文华书城采购部人员李*、林**按月对上月专柜销售额进行对账结算。而文华书城主张，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即文华书城购买爱乐优商行提供的商品，双方按进货金额减去退货金额的方法按月结算货款。文华书城确认李*、林**是其采购部职员，田**是其财务部职员。爱乐优商行主张，文华书城尚欠其代收销售货款60927.31元，并提供了进货原始凭证、爱乐优商行的经营者陈群与李*、林**的QQ聊天记录、爱乐优商行发送给文华书城财务人员田**的电子邮件、爱乐优商行在文华书城的专柜照片等证据佐证。爱乐优商行的经营者陈群与李*（QQ昵称为“文华少儿采购”）的QQ聊天记录显示，2014年8月至2017年3月期间，爱乐优商行每月与李*对账核对上月销售数据，然后爱乐优商行按双方对账数额开具发票，文华书城再付款。2015年1月起，李*要求爱乐优商行还要与总部财务核对进货退货，爱乐优商行多次提出，文华书城的库存数据有误，存在实际有货但书城库存记录缺失、别人的库存挂在爱乐优商行名下等情况，导致库存数据“不平”，“有一两万出入”，多次要求把书城的系统处理好给其付款；李*称，“因为其他出版社我们要核销明细，就是进退货的……反正咱们家就是每个月销售了多少就付多少”（2015年1月20日）、“我们是实销实结。系统里卖你的款就是你销售的”（2015年6月9日）、“财务也就是看进货、退货数据，现在要付款，只得按我们这里的来”（2015年7月15日）、“这月只能先付到2W。一个月一个月来。下个月在实销的基础上再加点就行了”（2015年7月20日）、“现在按销售我们这里差不多”（2015年9月2日）、“不是不给你。现在系统里面给不出来”（2015年9月2日）、“你的旧账领导正在想办法啊”（2015年10月12日）、“我们付款你是按照销售实洋来的。销售实洋”（2015年10月12日）。陈群与李多次沟通如何处理系统问题。2016年11月9日，李*向陈群发送“珠海拱北爱乐优商行是2014年4月28日建档的一家供应商，自2014.4.28-2016.10.31的销售成本：483170.11实洋，已付款：419595.92”，陈群予以确认。2016年12月9日，陈群与李*对账后称“11月总共实洋13240.56是吧？先按这个上报吧，其他几个我明天回去查一下再说”，李回复“是的”。2017年1月7日，陈群与李对账后称“2016.12月销售码洋1373.9，实洋12299.12，对吧”，李回复“对”。2017年3月2日，陈群与李*对账后称，“我们2.28日对完了账，我1-2月总销售实洋款是16583.6元，书城总欠我的未付销售实洋款是60927.31元，是吧？”李*回复“按照我跟你对的销售是”。爱乐优商行自行制作了《爱乐优每月零售额及书城付款情况汇总表》，列明了2014年5月至2017年2月每月的销售实洋及书城已付款情况。根据该表统计，2015年2月之前，文化书城每月按上月销售实洋金额向爱乐优商行付款；截止2016年10月，销售实洋483170.11元，文化书城已付款419595.92元，与陈群和李*QQ记录中确认的金额一致；截止2017年2月，销售实洋525589.39元，书城已付款464662.08元，未付欠款60927.31元，与陈群和李*QQ记录中确认的总欠款金额一致。文华书城主张，应付货款金额为38127.62元，并提供了进货明细、退货明细、供货情况汇总表、陈群与田**之间的电子邮件、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据佐证。电子邮件反映，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陈群与田**多次就货款进行沟通，陈群在发送给田**的“珠海市拱北爱乐优商行对账单”中以备注及文字注明陈群认可的尚未结算货款金额（指文华书城应付未付的已销售实洋，不含存货）；田**则在“珠海市拱北爱乐优商行对账单”基础上提出存在的差异，并按该对账单填写的“上期对账余额”加上本期进货再减去本期退货得出的合计金额为书城尚欠款金额。2017年3月6日，陈群向田**发送邮件，邮件有2个附件，其中，附件1为为“珠海市拱北爱乐优商行对账单”，载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上期对账余额77250.9，加上当期进货再减去退货后合计金额为80628.98元，陈群在该表“上期对账余额”旁的备注栏及表格下方均注明：截止2017.01.18，未付的已销售货款44414.1元（指文华书城应付未付的已销售实洋，不含存货）；附件2为“珠海市拱北爱乐优商行对账单”，载明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3月6日期间，上期对账余额80628.98，减去当期业务金额后当期合计金额为38356.42元，陈群在该表“上期对账余额”旁的备注栏及表格下方均注明：截止2017.03.06，未付的已销售货款60927.31元（指文华书城应付未付的已销售实洋，不含存货）。田于2017年3月9日回复称：附件1发货和退货无差异，截止2017年1月31日我方尚欠款为80628.98元；附件2账单上退货无差异，但有一单退货实洋-228.80元对方账上无，截止2017年3月6日我方尚欠款为38127.62元。文华书城据此主张爱乐优商行自认截止2017年3月6日文华书城应付款为38356.42元，扣除财务核对应扣减的退货288.8元，文华书城尚欠货款为38127.62元。但爱乐优商行认为，其一直对该表中的“上期对账余额”有异议，且多次与李*及田沟通，爱乐优商行并不认可该表中的金额。田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陈述，其只对进货、退货、运费进行核对，进货-退货-已付款=总欠款。爱乐优商行与文华书城均确认，2014年5月至2017年2月期间，文华书城向爱乐优商行付款共计464662.08元，其中最后一笔付款为2017年1月22日付款30229.92元。另查明，文华书城是有限责任公司，李锦志是文华书城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一审法院认为，爱乐优商行与文华书城的租赁关系终止后，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爱乐优商行主张双方是扣点式合作关系，而文华书城主张双方是买卖关系。结合双方的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一审法院采信爱乐优商行的主张，认定双方是扣点式合作关系，理由如下：一、李*是文华书城采购部职员，其在QQ平台以“文华少儿采购”的名义与爱乐优商行频繁地进行沟通、洽谈、对账等业务工作，李*的上述行为系代表文华书城的职务行为；二、爱乐优商行每月与文华书城职员就对外销售金额进行对账结算，双方关注点在于对外销售的金额而非爱乐优商行销售给文华书城的金额，此举符合扣点式合作合同的履行，而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履行；三、文华书城职员多次在与爱乐优商行负责人的业务沟通QQ谈话中提及“咱们家就是每个月销售了多少就付多少”、“我们是实销实结”、“我们付款是按照销售实洋来的”，印证了文华书城系按对外销售金额结算付款给爱乐优商行，此举符合扣点式合作合同的履行，而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履行；四、双方后期对销售对账与库存对账不一致的情况出现争议后，文华书城职员多次表示是书城系统问题付不出款，并想办法协调解决，仍然认可按销售对账金额向爱乐优商行付款的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综上，爱乐优商行与文华书城之间构成扣点式合作合同关系，即文华书城对外销售爱乐优商行的商品后扣除20%销售额，并将80%销售额支付给爱乐优商行。该合同是爱乐优商行与文华书城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因爱乐优商行与文华书城之间系扣点式合作合同关系，文华书城支付给爱乐优商行的款项应以对外销售额为基础。爱乐优商行主张文华书城以销售对账金额为依据向爱乐优商行支付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文华书城职员在与爱乐优商行的业务沟通QQ谈话中逐月确认销售金额，并确认2017年2月28日对账，书城总欠爱乐优商行未付销售实洋款是60927.31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文华书城主张应按进货金额减去退货金额的库存对账方法结算货款，不符合双方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文华书城主张陈群通过电子邮件向田**发送“珠海市拱北爱乐优商行对账单”构成自认，一审法院认为，陈群在发送该对账单同时在对账单中备注了陈群认可的尚未结算货款金额，且陈群在与采购部、财务部职员的沟通过程中一直对进退货库存对账金额有异议，陈群并不认可该对账单中记载的“上期对账余额”和合计金额，故该对账单不构成爱乐优商行的自认。再者，田**出庭作证时称，进货-退货-已付款=总欠款，但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的“珠海市拱北爱乐优商行对账单”并未扣减2017年1月22日文华书城的付款30229.92元，田**对该对账单回复时按该对账单载明的应收金额80628.98元直接确认“截止2017年1月31日我方尚欠款为80628.98元”，可见该对账单仅对进货、退货金额予以加减，而不扣减已付款，不符合一般对账要求，不应以该对账单作为付款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截止2017年2月28日文华书城尚欠爱乐优商行销售款60927.31元。按双方交易习惯，文华书城应于次月向爱乐优商行支付上月货款，故文华书城应于2017年3月31日之前向爱乐优商行支付该款。爱乐优商行请求文华书城支付尚欠的销售款60927.31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文华书城逾期付款，给爱乐优商行造成利息损失，爱乐优商行请求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付款期限，一审法院认为利息应从逾期之日起即2017年4月1日起计算，计息基数为尚欠款金额即60927.31元。爱乐优商行请求对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利息再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国家利率规定发生变化，不再执行贷款基准利率，故一审法院按爱乐优商行起诉时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即年利率4.35%对爱乐优商行的利息请求予以支持。合同具有相对性。爱乐优商行的合同相对方是文华书城，合同权利义务由文华书城享有和承担。文华书城是有限责任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李锦志是文华书城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与文华书城是不同主体，爱乐优商行请求李锦志个人对文华书城的债务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文华书城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爱乐优商行支付销售款60927.31元；二、文华书城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爱乐优商行支付利息（以60927.31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35%的标准，自2017年4月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爱乐优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18元，由文华书城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双方自2014年4月起一直没有订立书面合同，双方对权利义务约定不明。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二者确实存在文华书城销售货物后与爱乐优商行按折扣结算的事实，所以以销售额为基础按折扣结算应作为双方的交易习惯。文华书城主张与爱乐优商行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没有提交任何能证明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本院对文华书城此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根据爱乐优商行提交的证据，文华书城职员李*与爱乐优商行在2017年3月2日进行了未付销售款核对，双方确认未付销售款60927.31元。而文华书城提交的证明其应付货款为38127.62元的对账单证则没有得到爱乐优商行的确认。为此，应当认定爱乐优商行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大于文华书城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按照双方确认的结算结果作出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文华书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6元由珠海市文华书城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詹 洁审判员 孙永红审判员 张榕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嘉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