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525民初176号 原告：贵州黔兖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息峰县养龙司乡荆江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22076034346X。 法定代表人：徐有谊，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阮正贤，贵州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 被告：贵州金凤皇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纳雍县曙光乡联合村联合煤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5MA6DMBK23H。 法定代表人：王佐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曾铎，贵州讼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 原告贵州黔兖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黔兖发公司”）与被告贵州金凤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金凤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4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黔兖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正贤及被告金凤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黔兖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一次性返还原告货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63729.17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从2017年5月1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1月7日，以实际支付日为准）;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4月5日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出售煤炭，交货地点位于供方的煤场或施工作业面，数量和质量验收为现场监督验收，结算和付款方式为按自然月计算，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被告向原告提供一般纳税人资格的17%的增值税发票，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4月6日至2017年4月30日。合同签订后，2017年4月7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预付了50万元购煤款，但被告一直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提供煤炭，也未退还原告支付给被告的购煤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金凤皇公司辩称，1.原告与被告确实签订了煤炭销售合同，被告的账户确实进账50万元，但是被告已向原告发煤，经结算现只剩余预购煤款145142元，有原告的会计毕某通过微信向被告职工王某催收的电子数据为证，鉴于发货单以及合同被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案件查封，后又被大方县公安局于2019年7月9日以金凤皇公司涉嫌非法采矿一案进行扣押，扣押清单已提交，为了查清本案事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本案符合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建议中止审理;2.通过毕某的催收记录，可以适用自认规则，认定被告欠原告的煤款145142元;3.本案原告主张的诉讼时效期间已过，其主张不应受法律保护。 原告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如下证据： 1.公司营业执照，用以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2.2017年4月5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复印件，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了煤炭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未向原告开具发票，未与原告结算，未按合同约定交付煤炭，原告职工从未在交货地点现场监督装车确认验收;3.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金阳支行付款回单、转款流水清单，用以证明原告于2017年4月7日向被告支付了50万元，付款用途为购煤款，双方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已履行了合同义务。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1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由于是复印件，不予质证;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公司确实收到50万元，但是不是煤款我方不清楚，大方县公安局扣押的与原告签订合同时间是2017年6月19日，而原告举证的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7年4月5日，两份合同不是同一份合同，故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对第1、3组证据，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实原告向被告打款50万元用作购煤款的事实，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第2组证据，虽然系复印件，但双方买卖煤炭的事实存在，且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未签订过该份合同，故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对其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告公司会计毕某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原名贵州兖矿能源发展公司，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毕某确认剩余煤款为145142元，也就确认了被告已经向原告供煤，毕某的行为属于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自认行为与公司的自认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记录、大方县公安局刑事受案回执、扣押清单、（2017）黔05民初10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大方县公安局扣押了案涉重要证据，大方县公安局以刑事案件受案，属于国家秘密，侦查终结后，才可以移送审理，故本案应当中止审理;3.证人王某的证言：我是矿山地质灾害治理项目的合伙人之一，金凤皇公司是该项目的投资人，2016年至2018年期间，我分管过金凤皇公司的财务，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期间，该项目部和金凤皇公司共同指派我作为项目的销售负责人，负责销售煤炭。我们在治理过程中回收残煤销售。2017年4月至7月期间，被告与原告产生煤炭销售业务往来，当时我还没有负责销售工作。2017年7月12日，项目被查封后，金凤皇公司与原告业务就中断了。据我了解，被告应该是分几次向原告供应30多万余元的煤炭，是一个叫彭烁的人来现场拉的煤。项目被查封后，金凤皇公司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2018年下半年，原告的会计毕某打电话给我，要求金凤皇公司退还购煤款，2018年7月16日，我加了毕某的微信，之后一直都以微信聊天处理，毕某在微信中确认了双方的买卖关系，要求我方发结算单，我向毕某发送了办公室发给我的由办公室确认的与原告的买卖业务往来账务登记表。到2018年8月，毕某以微信的形式确认了余款为145142元，要求金凤皇公司尽快退给原告，同年9月18日、11月28日、2019年1月3日、4月26日、5月6日均以同样的短信内容催要。由于项目停下来，无法处理，金凤皇公司未能退还款项。证人当庭提供与毕某的聊天记录给原被告双方质证。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1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聊天记录不完整，被告删去了双方聊天中部分记录，导致该份证据中有可能产生歧义，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从未向原告供应煤，原告的会计毕某从未向被告有自认的行为，毕某要求被告退还145142元并不表明其代表公司放弃了对被告的其他债权。对第2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全部为复印件，是否真实无法确认，扣押清单是大方县公安局采取的行政行为，按证据规则，应当由出具单位的公章和经办人签字，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被扣押的是2017年6月19日签订的合同，但被告需要证明的是被告已经向原告交付了煤炭的证据，该扣押清单不能证实交付了煤炭的证据已被扣押的事实，因此被告要求将本案中止审理的理由不成立。第3组证据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人王某与被告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证人证明系彭烁到被告处提取煤炭，但被告未举证证明彭烁是提交了原告相关委托手续，彭烁不是原告的职工，因此彭烁在被告处提取煤炭的行为与原告无关。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毕某首先是向被告表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50万元的合同款，要求被告结算，并没有向被告报告结算的结果，而是被告向毕某发了一份结算单，显示剩余煤款145142元，该金额是被告自己结算承认的结果，而非原告，原告主张被告退还其自认的剩余煤款145142元是原告主张权利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原告放弃其他债权。 被告对证人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虽然他是被告的职工，但是他与原告的会计毕某经过微信聊天发送业务往来账务登记表给毕某，毕某经过审查后，经原告领导同意才向王某发的催款通知，催款通知明确所欠煤款为145142元，因此被告经过与原告对账确认的欠煤款的事实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第1组证据正好与第3组证据相印证，且被告认可是与公司会计毕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王某的陈述也是围绕与毕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所说，对被告提供的第1、3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第2组证据，系复印件，且其提供的证据无法显示其需要调取的与原告账务来往的发货单等单据也被查封，因此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5日，原告为订货单位（需方）与被告为供货单位（供方）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原煤，规格为38﹟劣质煤，单价为300元／吨，交货地点在供方的煤场或施工作业面，结算方式为按自然月结算，需方以银行转账付款，结算时供方向需方提供一般纳税人资格的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费由需方承担。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4月6日至2017年4月30日。案外人彭烁作为原告黔兖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了原、被告的公章。原告于合同签订后第三日向被告转账支付购煤款50万元。原告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确认，2017年4月11日，原告在被告处拉39号劣质煤55吨，按单价300元计算，售煤款为16566元，同年4月12日，原告在被告处拉40号劣质煤676.37吨，按单价300元计算，售煤款为202911元，共计219477元。被告出具了对账清单于2018年下半年由王某发送给原告的会计毕某，经毕某确认并汇报领导后，由毕某以对账清单上载明的剩余款项向王某催要退还。因被告一直未退还，原告诉至本院。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告最终差欠原告多少预购煤款，是否应当追加彭烁参加诉讼;2.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应否得到支持;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本案是否需要中止审理。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关于焦点1，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由原告向被告支付购煤款向被告购买煤炭，原、被告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向被告支付了预付款购买煤，双方买卖关系终止后，被告应当及时退还原告剩余的预付款项。被告虽然未提供相应供货单据证实已向原告供应煤炭，但从其提供的王某与原告会计毕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原告委托毕某向被告催收预购煤款，且在王某将对账单拍照发送给毕某确认时，毕某已对数据进行了认可，确认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打款时间、拉煤时间、数量、单价及金额，该行为视为对双方账务往来的对账结算，毕某的确认行为系代表原告公司进行确认，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毕某均以对账单上载明的剩余预购煤款145142元要求原告退还，该行为应视为双方已达成了结算的合意。故可以认定在双方签订合同后，被告履行了义务向原告供应了煤炭。原告仅以2017年4月5日签订的合同为依据起诉，本院只需审查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的履行，且从该对账单也能明确分清履行合同的时间段，50万元预购煤款也是2017年4月5日签订合同之后打款，应属于履行该份合同支付的预购煤款，根据计算，截止该合同终止时，被告欠原告预购煤款为280523元。故被告需向原告退还280523元的预购煤款。原告称其向被告支付50万元预购煤款后，未在被告处购买煤炭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辩称其未获得煤炭，而是由彭烁将煤拉走，彭烁拉煤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不代表原告，但彭烁是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在原告无法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彭烁的拉煤行为让被告有理由相信其代表原告公司，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彭烁拉走的煤应归属于原告。被告的工作人员在微信中已认可拉煤的事实存在，在对账结算时，均是由原、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对接，并没有涉及彭烁。因此，本案事实清楚，不需再追加彭烁参加诉讼。至于双方于2017年6月19日签订的合同产生权利义务，如发生争议，双方可就该份合同另行主张权利。关于焦点2，双方签订的合同到期后，被告应及时退还原告剩余预付的购煤款，但过去两年多的时间，被告仍未向原告退还款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虽然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中未对违约行为进行约定，但被告拒不退还款项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一定损失，其主张要求被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为统一计算，原告所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从原告第一次向被告主张权利时起，从毕某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看出，原告第一次向被告主张权利的时间是2018年8月15日，故利息应从2018年8月15日开始计算。关于焦点3，双方最早形成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4月5日，合同终止的时间是2017年4月3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原告主张权利的时间截止2020年4月30日，而原告于2020年1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被告的该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4，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其抗辩事实，即使被告不能提供相应的供货单据和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结合其提供的与原告会计毕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证人王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剩余的预购煤款，本案事实已查清，故不需将本案中止审理。被告要求将本案中止审理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贵州金凤皇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原告贵州黔兖发实业有限公司预购煤款280523元，并支付以预购煤款280523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5日起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贵州黔兖发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438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4719元，由被告贵州金凤皇投资有限公司负担2754元，原告贵州黔兖发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96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丁明香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