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501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幸，男，汉族，1963年8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公民身份号码220************316。委托代理人：周维坤，广东森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姚斌，广东森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粮包装（广州）塑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赵伟，该公司董事。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罗文贤，局长。上诉人高幸因与被上诉人中粮包装（广州）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番禺区人社局）工伤认定决定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495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18日，高幸向番禺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合同、误工证明、邮件信息、病历资料、发票等材料，自述其于2017年4月1日前往北京出差并入住北京亦庄镇阳光旅店，于4月2日凌晨1时在上洗手间时不慎摔倒受伤，之后先后去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市大兴区亦庄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中山火炬开发区医院治疗，并被分别诊断为脊髓损伤、颈椎病、后纵韧带骨化；颈部脊髓损伤；颈椎外伤、颈脊髓损伤；颈部脊髓压迫症（颈椎后纵韧带骨化、颈椎间盘突出）、颈椎椎板切除内固定术后、锁骨下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左侧大脑中动脉轻度狭窄、突发性耳聋、分泌型中耳炎、急性咽炎、急性鼻炎；颈部脊髓压迫症、颈椎椎板切除内固定术后。番禺区人社局收到高幸的申请材料后，于当日对高幸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高幸在调查中对受伤经过进行了详细描述，并陈述其于2017年9月已向用人单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用人单位未依法提起申请，其本人一直在进行康复治疗没有办法申请工伤认定，并主张康复治疗的时间不应该计算在工伤申请时间内。经审查，番禺区人社局于2019年4月23日决定受理高幸的申请并出具《受理回执》。2019年4月24日，番禺区人社局向中粮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通知中粮公司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中粮公司在收到该《举证通知书》后，提交了《关于高幸受伤的事故报告书》，主张高幸的申请已超过工伤认定申请的时限，且虽然公司与高幸存在劳动关系，但其本人已陈述其受伤属于个人意外，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并提交了劳动合同、社保缴费明细、离职申请表、考勤制度、考勤表、邮件截屏、情况介绍、就诊资料等证明材料。为查明高幸的诊断病情与其在2017年4月2日摔伤是否存在关联性，番禺区人社局于2019年4月30日委托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伤情与病情关联性鉴定。经鉴定，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9年6月19日出具穗劳鉴[2019]045245号《伤情与病情关联性技术意见》，认为高幸“脊髓损伤、颈部脊髓损伤、颈椎外伤”的诊断意见，与其2017年4月2日摔倒受伤的伤情存在关联性，“颈部脊髓压迫症（颈椎后纵韧带骨化、颈椎间盘突出）；颈椎椎板切除内固定术后；颈椎病；后纵韧带骨化；锁骨下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左侧大脑中动脉轻度狭窄；突发性耳聋；分泌型中耳炎；急性咽炎；急性鼻炎”的诊断意见，与其2017年4月2日摔倒受伤的伤情不存在关联性。番禺区人社局经审查，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穗番人社工伤认〔2019〕00435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送达。中粮公司收到该决定书后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近亲属自身原因：（一）不可抗力；（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三）属于用人单位原因；（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登记制度不完善；（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高幸主张其于2017年4月2日在因工外出期间不慎摔伤，但其至2019年4月18日才向番禺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明显已超过上述规定的申请期限。高幸主张其受伤后一直在治疗，其受伤后进行治疗的时间不应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但是，从高幸提交的申请资料来看，其在受伤后并不存在主观意识不清的问题，其已于2017年6月21日通过邮件方式向中粮公司反映其受伤情况，且并不存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形。由此可见，高幸无合法理由超出法定申请期限申请工伤，不符合申请工伤认定的条件。番禺区人社局受理高幸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穗番人社工伤认〔2019〕00435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中粮公司请求撤销番禺区人社局作出的上述决定书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撤销番禺区人社局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的穗番人社工伤认〔2019〕00435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上诉人高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高幸无合法理由超出法定期限申请工伤，不符合申请工伤认定的条件”，该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高幸在2017年4月2日凌晨在北京出差发生意外伤害导致其颈椎外伤、颈脊髓损伤，并因此丧失行动能力，其辗转多家医疗机构住院手术治疗和术后康复治疗，所有诊疗结论均是其须持续康复治疗。2017年8月15日至2017年9月29日、申请工伤认定后的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5月23日均在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医院住院卧床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因须持续康复治疗，也实际处于残疾状态，无法自行前往番禺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也无其他近亲属在广东代其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仅凭借高幸发出的邮件，认为不存在“主观意识不清的问题”“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形”，据此认定高幸属于自己原因导致超出法定期限申请工伤，明显是对司法解释的错误理解。二、退一步而言，即使劳动者自己无法证实非因本人及近亲属原因造成申请超过工伤认定期限的，用人单位也无证据证明属于劳动者自己原因造成超过工伤认定期限，工伤认定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从有利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进行工伤认定。本案中，番禺区人社局也认为高幸的情形属于工伤，且未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其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公正、合法。综上，请求判令撤销原审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为驳回中粮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中粮公司承担。被上诉人中粮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审被告番禺区人社局二审期间未提交陈述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且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没有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案中，高幸于2017年4月2日受伤，于2019年4月18日向番禺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已超过了法定工伤认定申请期限，且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的情形。番禺区人社局对高幸超期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并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据此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高幸上诉主张其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工伤认定是因为其因案涉意外伤害而丧失行动能力，无法自行前往番禺申请工伤认定，也无其他近亲属在广东代其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查，2017年8月8日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出院记录》显示，高幸当时情况是可独自行走；其于2017年8月22日向公司发送的邮件亦显示，其已于2017年8月8日返回中山，由此可见，高幸并未丧失行动能力。并且，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住院病案首页》填写的联系人信息显示，高幸在中山有兄弟姐妹；北京市大兴区亦庄医院《入院记录》亦显示高幸有1女儿，故即使高幸无法及时申请，其近亲属亦可向番禺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此，高幸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高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高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作斌审判员  张 珣审判员  王 硕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洁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