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湘民申54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北辰时代广场**。负责人：王顺清，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将，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源源，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淑娥，女，193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松梅，湖南湘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凯庭，湖南湘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住所地，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金融大厦iv>主要负责人：陈伟乔，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俊洋，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萍，湖南一星（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黄河路与韶山路交汇处华尔兹公寓**v>法定代表人：黄津奇，该公司执行董事。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唐太平，男，1968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举，男，198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斐，女，198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玲（曾用名何琳），女，1986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汉寿县。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姜敏，男，198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邱小彪，男，1977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利华，女，197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再审申请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因与被申请人刘淑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株洲分行）、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基金公司）及二审被上诉人唐太平、杨举、黄斐、何玲、姜敏、邱小彪、黄利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2民终2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中认定刘淑娥自身存在过错，根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投资人应当对自身损失承担责任，但二审法院未判决其承担任何责任。（二）二审法院判令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承担40%的责任，缺乏证据支持，认定错误。1.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与华泰基金并无法律关系，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并非适格被告。2.《财产保管协议》符合法律法规，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按照约定对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泰智源）进行资质审查，进行财产保管，按照协议约定的形式根据指令划款，严守法律法规，不存在过错。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仅作为华泰智源的财产保管人，在华泰智源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下，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不存在过错，判令其承担补充责任既无证据支持也无法律依据。（三）二审法院认定本案刘淑娥的损失额为23.8万元错误，其损失受到刑事案件退赔结果的影响，金额不能确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四）本案为一般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分配中刘淑娥应完成基础证明责任，二审法院适用特殊侵权证明责任规则处理本案，直接要求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证明无过错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投资人并未向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提出具体诉讼主张，而二审法院超出一、二审诉讼请求判令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承担责任错误。（六）一审追加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为被告，但未释明当事人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本案亦非必要共同诉讼，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作为共同被告不当，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就此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并未处理，属于遗漏当事人上诉请求。（七）刘淑娥在2015年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于2018年12月起诉，时效已超过，应当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遗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裁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二、六、十一项规定，申请再审本案。刘淑娥提交意见称：（一）投资人为建行VIP客户，在建行株洲分行客户经理的推荐下购买基金，没有渠道知道购入基金系假基金，不存在过错。（二）投资人自2018年刑事案件庭审才得知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对基金进行托管，也才知道案件具体情况，至2018年年底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未尽到基金监督托管方的义务，华泰基金公司募资后无任何项目投资，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作为监管方长达两年在资金支付的环节在内容、实质审查上均未尽职尽责。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4条之规定，其对投资人承担连带责任。（四）自2013年至今投资人未收到任何赔偿，其利息损失巨大，请求判令建行株洲分行、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承担利息。建行株洲分行提交意见称:(一)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一直强调自己没有过错，但实际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在托管中存在重大过错。一审二审判决其承担40%的责任合理合法。1.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强调其在财产保管协议签订后，其涉及刑事案件的是华泰基金公司，其财产保管协议的签订对象是华泰智源，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的理解错误。华泰智源的执行合伙人华泰基金公司也在财产保管协议上有盖章，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在事务交接过程中都是和华泰基金公司发生对接，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对华泰基金公司是有托管责任的。2.株洲市天元区法院刑事判决书对华泰智源、华泰基金公司的关系有梳理，华泰智源和华泰基金公司是平台关系。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对华泰智源、华泰基金公司都具有托管责任。3.从合同来看，约定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在托管资金划拨前必须由华泰基金公司提供凭据（项目合同等），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审核后根据华泰基金公司的划款指令划款，从划款指令来看，本案只有华泰基金公司的划款指令，而没有上述凭据。且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应当知道这些款项不是按照规定被划拨的款项，这些款项是先到华泰基金公司的募集平台上转了一圈的，这些款项没有经过任何投资的情况下又划拨到基金募集平台、投资人，在没有任何收益的情况下进行的划款是违规行为（保本保息行为），按照一般银行交易常识来看，上述操作是违规的。一审法院也组织了专门的程序向原告释明，原告也同意追加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作为责任人，二审投资人也明确要求追加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的责任。建行株洲分行是否承担责任与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的责任没有关联，法院判决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承担责任并无不当。（二）关于损失金额是否确定的问题，一、二审法院明确刑事退赔金额是可以从损失额中扣除的，损失额是建立在刑事一、二审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认定，一、二审法院对民事损失的确定并无不当。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的上诉并无依据。（三）关于投资人的责任，考虑到一审没有判违约金和利息，二审只对投资人责任进行了阐述，建行株洲分行尊重法院的判赔。（四）关于程序问题，一、二审审理程序并无违法之处。综上，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的再审申请并无事实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作为案涉基金托管人，是依据基金运行中“管理与保管”分开的原则，在基金运作中承担资产保管、执行投资指令、交易监督、信息披露、资金清算等职责的当事人。其义务主要通过托管协议和当时的有关股权投资的规范性文件确定，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也应根据托管义务范围，以及违反该托管义务与投资人损失的因果关系、影响大小等因素综合确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在履行基金托管义务中的过失，远小于案涉基金代售银行的过错，原审判决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在责任比例确定上明显失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的规定，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一、指令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判长  尹小立审判员  李 娟审判员  覃开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吴奕桓书记员谢昊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