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804民初281号 原告（反诉被告）：甘作伯，男，196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港市覃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广西元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杨惠金，男，196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港市覃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益初，贵港市郁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反诉被告)甘作伯与被告（反诉原告）杨惠金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被告（反诉原告）杨惠金于同年3月10日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20日公开开庭对本诉和反诉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甘作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被告（反诉原告）杨惠金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益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甘作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伙养猪应得收入146827元，并交付二元母猪19头；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9年6月29日开始合伙养猪共619头，口头约定所有支出及收入均平分，因猪瘟死亡417头，存活202头，其中共同卖掉88头，被告自己要回母猪76头，原告得到母猪38头。经双方结算，在合伙期间原告共支出各项费用145560元，收入猪款66400元，被告共支出各项费用238904元，收入猪款453398元，每人应得分红67667元[（66400+453398-145560-238904）÷2]，因原告支出大于收入，综合上述核算，被告尚应支付原告合伙收入为146827元[67667+（145560-66400）]，并应再交付原告二元母猪19头[（202-88）÷2-38]。上述清算结算有双方签字的清单予以确认，经原告多次向被告追讨，被告均以各项理由拒不按确认清单结果履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杨惠金辩称:原告与被告合伙养猪,由于非洲猪瘟死亡417头，存活202头，原告得回母猪38头，被告得回母猪76头是事实，但原告诉称双方口头约定支出及收入平分不是事实。双方合伙养猪期间，原告的投入是153060元，并不是平均投入。原告诉称的双方合伙期间的支出收入也不是事实。其中，因非洲猪瘟死亡的417头猪没有核算，也没有结算。因死亡的猪得到的保险款应属于合伙收入，原告领取了该款，没有将该款计算在合伙收入内。综上所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合伙养猪应得收入146827元，并交付母猪19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杨惠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合伙养猪款327671元；2.本案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反诉原告2018年自建了一个养猪场开始养猪，2019年反诉被告供给反诉原告猪饲料相识。2019年6月29日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提出合伙养猪并口头约定，反诉原告占2/3的股份，反诉被告占1/3的股份。双方开始合伙养猪，反诉被告提供猪苗619头，并由反诉被告办理生猪养殖保险，后因非洲猪瘟死亡417头，存活202头，其中共同卖掉88头猪，反诉原告收入猪款453398头，反诉被告收入猪款6440元，剩下母猪114头，反诉原告要回76头，反诉被告要回38头。非洲猪瘟死亡的417头，是由反诉被告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办理理赔，后经保险公司核算，得到赔偿款232440元，反诉被告领取该款。合伙期间，反诉原告共支付合伙养猪款884871元，反诉被告支付合伙养猪款153060元（其中有部分经核算，由部分未经核算），合伙养猪反诉原告收入猪款453398元，反诉被告收入养猪款298840元，由于支出大于收入，支出1037931元减去收入752238元，共亏损285693元，综上所述，反诉被告应支付给反诉原告合伙养猪款327671元，为维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有关规定，遂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述反诉请求。 反诉被告甘作伯辩称，1.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于2019年由于供应饲料而认识是事实，2019年6月29日开始合伙养猪共619头，双方口头约定支出收入平均，现反诉原告提出其占2/3股份不是事实，反诉被告从未答应反诉原告占2/3股份。反诉原告也没有提供出有效证据证实其占2/3的股份，故反诉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2.关于因非洲猪瘟死亡的猪得到保险公司赔偿问题。反诉被告在未与反诉原告合伙养猪之前，于2019年6月17日已对自己所养的猪进行投保，受益人是反诉被告，后双方是2019年6月29日合伙养猪，这是双方都承认的事实，因此，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与反诉原告无关。3.反诉原告提出合伙期间其支付合伙养猪款884871元，称亏损285693元，该数据没有经双方结算确认，反诉被告不清楚反诉原告是如何计算得来。反诉被告提供的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单已明确记录了双方的支出及收入等各项费用，里面计算得利润135334元，没有亏损，故反诉原告提出的支出合伙养猪款884871元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327671元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反诉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支持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反诉被告）甘作伯因向被告（反诉原告）杨惠金供应饲料相识，后于2019年6月29日开始合伙在杨惠金的猪场养猪，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约定支出和收入的分担分配比例。双方共合伙养殖619头猪，猪苗是由甘作伯提供。2019年7月初，部分合伙养殖的猪感染“非洲猪瘟”，导致死亡了417头，仅存活了202头，存活的猪养殖到可以出售后双方共同卖掉88头，剩下二元母猪114头。合伙关系终止后，双方进行结算，卖掉88头猪共收入519798元（杨惠金收453398元，甘作伯收66400元），扣除甘作伯出资145560元(包括预付药费9500元、饲料费75590元、猪苗费49520元、付伟昌的其他费用10950元)及杨惠金出资209008元（包括预付药费11508元、饲料费191050元、人工费2100元、石碴费1400元、勾机费2000元、运费450元及其他费500元），再扣除存活的202头猪养殖所花的电费6060元、人工费+场地费23836元，盈余135334元。双方合伙养猪时甘作伯预付了电费7500元，杨惠金对该支出认可，但双方结算时未将该支出列进去结算，故双方实际的盈余为127834元（135334-7500）。结算后，双方将没出售的114只二元母猪分配，甘作伯分得38头（已实际占有），杨惠金分得76头，甘作伯认为合伙盈余及剩下的二元114头母猪应平均分配，而杨惠金则认为合伙盈余及剩下的二元114头母猪应按3份分，其自己应占2份，甘作伯占1份，对上述争议，双方协商不成，故引发本案本诉。杨惠金对本诉提出反诉，认为双方合伙养猪亏损285693元，按约定甘作伯尚应支付其合伙养猪款327671元。 另查明，甘作伯在其他养猪场也养有猪，且在与杨惠金合伙养猪的之前，其对其他养猪场的猪投保了生猪养殖保险，保险期间为2019年6月17日至2020年6月16日，被保险人为甘作伯本人。后其养殖的猪从2019年7月6日至2020年2月5日断断续续共死亡了504头，得到了保险理赔款232440元。 本院认为，关于本诉原告甘作伯请求本诉被告杨惠金支付合伙养猪应得收入146827元，并交付二元母猪19头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甘作伯与杨惠金之间虽然没有订立书面合伙协议,但双方对口头约定合伙养猪的事实均予认可,本院对他们之间的个人合伙关系予以确认。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约定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关系中,各合伙人应当共同出资金、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合伙关系终止后,合伙人应当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清算的财产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在退还各合伙人投入的财产后若有合伙财产盈余的应当进行分配,有约定的依约定,没有约定的,应遵循公平原则，依出资比例分配盈余。本案中，双方合伙关系终止后,进行了结算，收入卖猪款519798元，剩下二元母猪114头，退还甘作伯投入153060元（145560+7500）及杨惠金投入209008元，再扣减合伙养猪支出的电费6060元，人工费+场地费23836元，实际盈余127834元（519798-153060-209008-6060-23836）。故甘作伯要求被告退还出资及分配盈余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其主张**均分配盈余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法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盈余，故甘作伯应分得卖猪款54040.32元[127834×153060÷（153060+209008）]，而杨惠金应分得卖猪款73793.68元[127834×209008÷（153060+209008）]；甘作伯应分得二元母猪48头[114×153060÷（153060+209008）]，杨惠金应分得二元母猪66头[114×209008÷（153060+209008）]。因此，杨惠金应支付甘作伯出资及盈余140700.32元（54040.32+153060-66400）]及交付二元母猪10头（76-66）。杨惠金反诉称双方口头约定其占2/3股份，其作伯占1/3股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该反诉主张亦不予采信。 关于反诉原告杨惠金请求反诉被告甘作伯支付合伙养猪款327671元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杨惠金提供了支出记录清单拟证明双方合伙期间因“非洲猪瘟”死亡的417头猪养殖时支出的费用，该证据系杨惠金自己制作，无合伙双方签字确认，甘作伯对此证据不予认可，杨惠金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结合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单，再对照支出记录清单，支出记录清单中部分支出（如：人工费2100元、石碴费1400元、勾机费2000元、运费450元）与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单是一样的，按照一般正常逻辑分析，双方合伙养猪，有日常开支记录是正常，但一开始时就应是合伙养殖的619头猪的开支记录，不可能只是因“非洲猪瘟”死亡的417头猪的开支记录，合伙不久后死亡了417头，存活202头，故后面部分记录的开支应是该202头猪的开支，亦不可能是已经死亡的417头猪的开支。后来合伙关系终止后，才有双方的结算，把全部所有日常开支的记录拿出来结算，最后反映在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上，才有了上述支出记录清单与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一样的部分，故可以推定双方合伙养猪终止后，已经进行了全部结算，才有了双方均向法庭提交的两份结算单。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杨惠金提供了电话录音一份拟证明因“非洲猪瘟”死亡的417头猪的开支未结算，该证据系杨惠金自己制作，录音不完整，甘作伯对此证据不予认可，且结合上述分析，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杨惠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支出合伙养猪款884871元，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其请求甘作伯支付合伙养猪款327671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诉原告购买生猪养殖保险得到的理赔款232440元是否是双方合伙养殖期间取得的财产的问题。双方均提供了理赔清单，清单显示理赔款均为232440元。杨惠金认为该款是双方合伙期间因“非洲猪瘟”死亡的417头猪得到的赔偿款，而甘作伯提供的清单显示“保险起期”为2019年6月17日、“被保险人”为甘作伯、“定损数量”为504头，根据查明的事实，甘作伯在双方合伙养猪前已对其在其他猪场养殖的猪进行投保，保险期间也有猪死亡。杨惠金提交的理赔清单不足以证明双方合伙养殖的猪投保有生猪养殖保险，也无法证明理赔款是双方合伙期间因“非洲猪瘟”死亡的417头猪得到的赔偿款，结合两份理赔清单及查明的事实，可以推定该232440元是甘作伯作为受益人在其与杨惠金合伙前投保的其他猪的生猪养殖保险因猪死亡得到的理赔款，因此该理赔款232440元不是双方合伙养殖期间取得的财产。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杨惠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甘作伯出资及盈余140700.32元； 二、被告（反诉原告）杨惠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甘作伯交付合伙养殖的二元母猪10头；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甘作伯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杨惠金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诉案件受理费1618元（本诉原告已预交），由本诉原告甘作伯负担68元，由本诉被告杨惠金负担15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108元（反诉原告已预交），由反诉原告杨惠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费（本诉）3236元，（反诉）6216元，款汇至户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开户行：农行贵港分行；账号：20×××16。逾期不交也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员杨 云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黄忠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