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02民初1686号原告：傅熙雅（曾用名:傅志敏），女，汉族，1973年7月21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佳，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鼓楼路**。法定代表人：刘平，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伦浒，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傅熙雅与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人事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傅熙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许佳，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刘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伦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傅熙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自2018年8月1日起按照管理人员正科级的标准补发原告傅熙雅的工资待遇，每月补发4000元（包括工资、保险及福利待遇）；2.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补发原告傅熙雅因违法免职降级所遭受的工资待遇损失10万元；3.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傅熙雅于1995年10月从部队复员安置到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工作。2000年3月8日通过公开竞聘任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客房部经理（正科），2001年2月22日任采供部经理（正科）。2001年7月8日原告傅熙雅在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承包人的要求下办理了停薪留职、自营经济手续。2006年2月7日、2008年底因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原因两次签订自营经济协议与待岗。2009年7月16日与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签订云南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岗位为管理，期限为无固定期限，自2002年5月2日起。2018年8月1日，原告傅熙雅回到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一直从事办公室管理工作。2019年3月，在具体职务聘任过程中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告知原告傅熙雅只可以聘任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原告傅熙雅认为原来的工作职级为正科，可以聘任办公室主任（正科）。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说原告傅熙雅是工勤技术人员不能聘任为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原告傅熙雅得知其工作岗位由原来正科级管理职级被降为工勤技术人员后，及时向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及上级主管部门反映。2019年11月12日才获悉其档案工资在2002年8月22日批准从正科级降为初级工。原告傅熙雅认为其合法权益被侵害，主要理由如下：1.原、被告2009年7月16日签订的《云南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明确约定原告傅熙雅为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的管理人员，并未聘用为专业技术或工勤人员，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相应的约束力。2.《云南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的合同期限从2002年5月2日起为无固定期限，原告傅熙雅的管理岗位从2002年5月2日起，没有变更为技术或工勤岗位。3.从2000年3月8日原告傅熙雅出任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客房部经理（正科级）直到重新工作，一直不知道降级为工勤技术人员的具体原因，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于2002年8月22日给予原告傅熙雅的降级违反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等相关规定。4.原、被告重新签订《云南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实际上否定了2002年8月22日对原告傅熙雅降级为技术工的行为，承认原告傅熙雅为管理人员，理应按2002年5月2日的正科级待遇给予原告傅熙雅。5.在合同履行中，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要进行相应的岗位调整，应当与原告傅熙雅进行相应协商，并变更合同后才能执行。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辩称，1.该份民事起诉状从形式要件上不符合相关要求，本案是仲裁前置过的，但是原告傅熙雅并未提及对仲裁裁决不服的相关依据，且原告傅熙雅的第1项诉请和仲裁阶段的请求不一致。诉讼中原告傅熙雅改为了每月补发4000元待遇，应该另行申请仲裁。2.原告傅熙雅诉请按照正科级的标准补发工资待遇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是自主经营，岗位是聘用制，不是任命制，原告傅熙雅是1995年10月以士兵的身份安排过来的，2002年的3月通过竞聘被聘用为客房部的经理。2001年7月2日，原告傅熙雅以夫妻两地分居，身体欠佳为由，向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递交了书面的停薪留职申请书，申请另谋出路。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经党委会研究后，同意了其申请并且签订了自营经济协议。协议明确约定原告傅熙雅在自营经济期间是停发工资，并且不享受各种津贴补贴待遇，符合开除条件的单位有权开除，期满回单位工作服从安排，协议签订以后，原告傅熙雅就离开了单位另谋出路。此后也没有向单位提供劳动，自营经济协议的期限先后签订了四次，从2001年的7月8日到2009年8月。原告傅熙雅从2018年1月回到单位上班后，并未被聘为正科级的人员，当然也就不能享受正科级的待遇。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根据其岗位和职责，足额发放了其对应的工资报酬，不存在少发。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也证明了我方没有少发其工资待遇，所以其主张是没有相关事实依据的。3.原告傅熙雅主张补发违法免职降级的损失十万元也是没有依据的，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作为正处级事业单位，内部管理和人事管理及工资薪酬制度都是严格按照省政府和上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政策规定执行的，原告傅熙雅在2001年离开单位自谋出路以后就已经知道，她不再是科级的岗位人员。原告傅熙雅用签订自营经济协议的方式，用离开的实际行动表示了其主动辞去了岗位和职务，原告傅熙雅在自营经济期间结束部门经理的聘用关系，并且双方签订的协议当中已经明确了自营经济期间是不发放工资和任何津贴补贴待遇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人事先已经知晓了协议签订后的法律后果和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以原告傅熙雅所说的违法免职降级是不存在的，其主张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4.针对原告傅熙雅诉状中说的2019年11月12日才知道自己是正科降级为初级工，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原告傅熙雅在2001年7月6日和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签订自营经济协议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不再被聘为科级岗位的人。原告傅熙雅分别于2005年的3月24日和2009年期间本人亲笔签名的方式申请了申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的资格等级鉴定，她自己是明知自己是工人身份的，特别是2005年9月29日，原、被告签订了聘约，该份聘约也明确了原告傅熙雅是按照工人身份被聘用的，受聘的等级为中级工。所以原告傅熙雅本人早就知道了她不是正科身份，是工人身份。所以其诉状陈述是与事实不符的。5.本案显然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2011年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份，2019年提起仲裁，显然是超过诉讼时效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傅熙雅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傅熙雅于1995年10月从部队复员转业安置到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工作。2000年3月8日,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聘用原告傅熙雅为客房部经理（正科级）。2001年7月6日，原、被告签订《协议》，约定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同意原告傅熙雅“自营经济”，“自营经济”时间为两年，自2001年7月8日至2003年7月7日止。“自营经济”期间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停发原告傅熙雅工资及各种津贴、补贴和劳保待遇，计算工龄，但原告傅熙雅需按月向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交纳全部公积金和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救济金、水、电、煤气费等各项基金，并每年缴纳管理费30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傅熙雅离开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工作岗位。2002年8月22日经云南省林业厅人事处审批通过，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将原告傅熙雅的工资标准由原来的四级一档降为五档，职务从科长变更为初级工，自2001年8月起执行。2003年11月12日，原、被告再次签订《协议》，约定“自营经济”时间为壹年，自2003年7月8日至2004年7月7日止。2005年1月至2006年2月7日，原告傅熙雅回到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工作，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按照初级工待遇向原告傅熙雅支付工资，在此期间，原告傅熙雅办理了从初级工晋升为中级工的审批手续。2006年2月7日，原、被告第三次签订《协议》，约定个体经济私营时间为壹年，自2006年2月9日至2007年2月9日止。《协议》签订后，原告傅熙雅再次离开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工作岗位。2007年2月9日，原、被告第四次签订《协议》，约定个体经济私营时间为壹年，自2007年2月9日至2008年2月8日止。2008年2月9日，原、被告第五次签订《协议》，约定个体经济私营时间自2008年2月9日至2009年2月8日。2008年12月至2009年4月，原告傅熙雅第二次回到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工作，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按照中级工待遇向原告傅熙雅支付工资。2009年5月至2018年7月31日，原告傅熙雅再次离开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工作岗位，在此期间，原告傅熙雅办理了从中级工晋升为高级工的审批手续。2009年7月16日，原、被告签订《聘用合同书》，约定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聘用原告傅熙雅为管理人员，聘用合同期限自2002年5月2日起至法定或约定的终止（解除）合同的条件出现时止，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依据国家对事业单位的工资政策，贯彻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根据原告傅熙雅的岗位职责，工作性质及任务完成情况，确定原告傅熙雅的工作报酬。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3月11日，原告傅熙雅第三次回到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工作，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按照高级工待遇向原告傅熙雅支付工资。2019年3月11日至今，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聘用原告傅熙雅为办公室副主任，并按照副科级待遇向原告傅熙雅发放工资。原告傅熙雅（作为申请人）以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作为被申请人）向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起劳动仲裁，请求事项为：一、被申请人自2018年8月1日起按正科级11000元/月的标准发放申请人工资；二、被申请人支付2001年7月8日至2020年1月9日申请人因被违法免职降级所遭受的工资待遇损失100000元。该院于2020年2月7日作出云劳人仲案字﹝2019﹞111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申请人傅熙雅的全部仲裁请求。云劳人仲案字﹝2019﹞1112号《仲裁裁决书》于2020年2月24日送达给原告傅熙雅，原告傅熙雅于2020年3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首先，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虽然在2000年3月8日聘用原告傅熙雅为客房部经理（正科级），但原告傅熙雅于2001年7月6日与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签订《协议》后离开工作岗位。2002年8月22日经云南省林业厅人事处审批通过，原告傅熙雅的职务从科级变更为初级工。原告傅熙雅三次回到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工作期间，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分别按照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工资待遇向原告傅熙雅发放工资，并于2019年3月11日聘用原告傅熙雅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后按照副科级待遇向原告傅熙雅发放工资。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作为事业单位，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具体岗位、聘用工作人员。原、被告于2009年7月16日签订的《聘用合同书》约定虽然约定原告傅熙雅为管理人员，但没有聘用具体的岗位，对工资的约定为“根据原告傅熙雅的岗位职责，工作性质及任务完成情况，确定原告傅熙雅的工作报酬”。综上，原告傅熙雅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重新回到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工作岗位后被聘用为正科级岗位，故原告傅熙雅主张被告云南林业培训中心自2018年8月1日按照正科级标准向其补发工资、保险及福利待遇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的人事争议的范围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故原告傅熙雅主张的因违法免职降级所遭受的工资待遇损失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傅熙雅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范萌萌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蒲跃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