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06民初11028号 原告：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34850027D，住所地南京市。 法定代表人：王斌。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洪群，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继敏，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宏伟，男，1974年1月8日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迎春，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文芳，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江公司）诉被告吴宏伟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继敏，被告吴宏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迎春、常文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本金1866300元及利息（1.102万元中20万元自2017年10月11日开始起算，39.16万元自2018年4月10日开始起算，13万元自2017年10月18日起算，29.84万元自2018年4月17日开始起算，按年息10%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以846300元为计算按年息8%从2016年8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业务费用24558.28元（其中DHL运费20853.29元,顺丰运费3005元,车辆使用费7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16日，原被告签订了《合作出口协议》，约定原告在被告授权范围内办理与出口有关的事务，由此产生的经济、法律责任均由被告承担。被告对原告的授权范围包括以原告标准合同格式签订和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办理与货物出口有关的制单、报关、检验、运输、保险、收汇、核销等手续。协议签订后，原告在被告的授权下办理了两笔业务：第一笔业务系原告与高阳县泽佳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阳泽佳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向其购买毛巾、浴巾，共计向其支付货款846300元。后原告又与位于香港的富乐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向其出口。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将提单交付后，富乐有限公司以原告提交的信用证不符点为由拒付126000美元，导致原告该款未收回。第二笔业务是原告与宁波思丽卡尔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丽卡尔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向该司采购男式短裤用以出口，并且也与外商签订了合同。原告向思丽卡尔支付预付款102万元后，该司迟迟未能发货，导致外商放弃购买，但原告预付的102万元货款未能收回。此外，被告业务在原告处产生DHL运费、顺丰运费及车辆使用费等，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原告的损失及上述费用均应由被告负担，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吴宏伟辩称：1、2016年8月16日，原告总经理助理窦敏把被告喊下楼，要求被告签订一份协议，称如果被告业务指标做到500万美元，可以帮助被告入职原告，并称协议系公司模板，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当时没有仔细看就签署了这个文件；2、即便被告签订了该协议，因协议中约定的生效条件为原告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现原告并无授权代表签字，故该协议尚未生效，对被告没有约束力；3、案涉的两笔业务被告只是介绍给窦敏，具体操作都是窦敏负责，特别是第一笔业务信用证操作是由原告负责的，并且是原告擅自套打自行放单，导致外商拒付，该责任应由原告自行负担，第二笔业务的预算表是原告通知被告签字，被告看到窦敏已经签字了，就也签了个字，但是该业务并非被告的业务；4、案涉第一笔业务发生在《合作出口协议》签订之前，第二笔业务发生在《合作出口协议》期满之后，并且两笔业务的实际操作也没有按照合作协议的方式履行，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没有合同依据；5、综合全案证据，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16日，中江公司作为甲方，吴宏伟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出口协议》，主要内容为：乙方以其拥有的出口业务渠道和出口产品供货渠道与甲方进行出口业务合作，甲方负责签订和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办理与货物出口有关的报关、检验、运输、保险等工作；合作期限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乙方承诺合作期间出口规模约500万美元；甲方以自己的名义在乙方的授权范围内办理与出口有关事务，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授权范围包括以甲方标准合同格式签订和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办理与货物出口有关的制单、报关等手续，负责报关、结汇以及有关文件的申领，按照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向乙方分配其应得的收益；乙方按照本协议业务操作有关规定负责对外磋商和成交工作，按照出口合同的有关规定负责出口货物的质量监督和把关工作，督促供货单位按时、按质交货并对有关供货方的质量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及时向甲方提供与出口业务有关的文件或单据，负责出口货物的安全收汇并对延迟收汇和不能收汇以及不能按时收汇核销承担全部的责任，负责逾期账款的催收工作并协助办理国外客户的理赔工作，乙方如认为出口合同条款（包括信用证及其出口单据）不符合协议的约定，应当在知道之日起三日内向甲方提出书面异议，否则视为同意，凡乙方同意的条款，乙方不得由于条款本身缺陷引起的损失向甲方要求赔偿，乙方按照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及时从甲方得到收益；关于业务操作的具体规定，由乙方具体负责出口业务的磋商和成交工作，出口合同的卖方或信用证的受益人是中江公司，由乙方具体负责联系国内供货商，应明确供应商订单中有关质量条款和交货时间等，与国内供货商的订单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纠纷，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合作期间若乙方提出甲方先行垫付部分资金，则乙方必须保证该业务项下已投保有效信保或乙方必须提供有效担保，同时乙方应保证支付甲方垫付款的利息，年利率按8%收取，双方另行约定垫付款额度和期限；合作期间，在货物按期按质出运的情况下，甲方应按购货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及时与有关供货单位进行结算；乙方应承担有关业务项下产生的费用如结汇费用、国外运费、保险费、内陆费、核销费、邮电费、集港费用、银行利息等；关于结算，甲方在收到国外全额货款以及对应出口退税款后，乙方应扣除甲方业务操作代垫的全部相关费用，及甲方按出口每美元收取人民币0.15元的收益后，甲乙双方进行结算；乙方的收益应于每笔业务结束后结清，并在该笔业务完全操作完成后（如安全结汇、费用清楚、单证票据齐全、退税核销单据按期退回等）10天内进行结算，乙方凭有效发票进行结算；第三人（如乙方确认的境内供货单位、外商、承运人等）不履行义务致使乙方受到损害的，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由乙方直接或者授权甲方向第三人追索；甲方因第三人的原因对乙方不履行义务，甲方应当向乙方披露第三人，乙方可以直接行使甲方对第三人的权利（下称介入权），如乙方不行使介入权，则可以授权甲方对第三人追索，但是如果乙方决定对第三人提起仲裁或损失的，应事先向甲方付清仲裁费或诉讼费、律师费及差旅费，并且承诺承担仲裁或诉讼的结果，否则甲方有权拒绝对第三人提起仲裁或诉讼；本协议书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才能生效。变更或解除也必须符合上述形式，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如本协议中条款与甲方公司内部规定有冲突，双方需另外协商解决；合同甲方处中江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没有授权代表签字），乙方处吴宏伟签字。 2016年8月4日，中江公司与富乐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富乐有限公司向中江公司购买毛巾、浴巾各10吨，总价为126000美元，付款方式为100%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装运期为信用证开出之日起30日内。2016年8月10日，中江公司与泽佳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中江公司向泽佳公司购买毛巾、浴巾各10吨共计846300元，货款结算方式为提货付清100%货款。2016年8月29日，中江公司向泽佳公司付款846300元。2016年9月6日，该批货物装船发货。关于该笔业务，中江公司称吴宏伟带着陈明前来公司，称陈明可以代表富乐有限公司，并预留了陈明签字的空白页文件；中江公司在发单时用该空白页文件进行套打，并将单据邮寄给富乐有限公司，但该司以中江公司的信用证不符点（富乐有限公司称陈明不能代表该司）为由拒付126000美元。吴宏伟则称，其只是将富乐有限公司介绍给窦敏，该合同的签订及付款均不知情，也未授权，后期的信用证议付单据其也没有参与。中江公司另称，因该批货物需第三方检验，是吴宏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南京虎之翼公司盖章的；吴宏伟则称是窦敏要求其私刻的一枚条形章加盖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中江公司提供的该批货物装箱单，验货处上方备注“数量相符，质量OK”，陈明签署“chenming”，并加盖了富乐有限公司小型印章；吴宏伟在陈明签名下方签字。吴宏伟称是窦敏指示其跟随陈明验货时签字。 2017年9月28日，中江公司与一家外商公司签订两份买卖合同，约定由中江公司向其出口男式短裤，出口货值共计50万美元。2017年9月29日，中江公司与思丽卡尔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中江公司向其购买男式短裤共计1972000元，并约定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30%（银行承兑汇票180天期限）。合同尾部中江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但是授权代表签字处窦敏签字，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9日。2017年9月30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货款金额的70%共计1380400元作为货物质量保证和履约保证尾款，只有在国外客户收货并全额付款后，再行支付。2017年10月9日，中江公司与思丽卡尔公司再次签订《购销合同》，向其购买男式短裤，货值1428000元，并约定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30%（银行承兑汇票180天期限）。合同尾部中江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但是授权代表签字处窦敏签字，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16日。对应该合同的两张预算表（时间为2017年9月26日、2017年10月11日），尾部有总经理签字、副总经理签字、财务经理签字、质管经理签字，在部门经理签字处，窦敏签字，吴宏伟在窦敏下方签字。中江公司称双方合同期满后没有续签，但是合作继续进行，因该笔业务是吴宏伟的，故要求其签字；吴宏伟则称是中江公司通知其签字，考虑窦敏已经签字了，其没仔细看也就签字了。2017年10月11日，中江公司以思丽卡尔公司为收款人，开具一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591600元，2017年10月17日再开具一张金额为4284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共计102万元，并交付给思丽卡尔公司。后中江公司分别与思丽卡尔公司签订两份《合同解除协议》，约定思丽卡尔公司应分别在2018年7月30日前退还428400元（其中13万元自2017年10月18日开始计算利息、298400元自2018年4月17日开始计算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在2018年8月15日前归还591600元（其中20万元自2017年10月11日开始计息、391600元自2018年4月10日开始计息，直至还清之日止，按年息10%计算）。 中江公司另提供了顺丰速运公司打印的自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客户月结清单共计24张，客户名称为中江公司，列明了速运明细，显示经手人为吴宏伟；另提供一张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2019年1月15日开具给中江公司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一张，金额为15167.85元。吴宏伟称部分清单是受公司安排，另外一部分不知是谁所寄。中江公司提供了2018年7月、9月和2019年3月车辆使用统计表3张，部门为“十部”用车统计公里数和金额，确认一栏有吴宏伟签字，共计700元。吴宏伟称是受公司安排接客户所产生。（真实性认可，但不具有关联性） 中江公司提供了公司总经理郑勇与吴宏伟的2017年12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吴宏伟向郑勇发送宁波北仑港仓库照片若干张，以及向其汇报在工厂盯货物质量、十万条裤子全部到仓库了的情况。吴宏伟称系受公司安排去跟踪货物。 中江公司提供了2019年9月20日郑勇与吴宏伟的谈话录音，随后吴宏伟对录音重新进行了整理，也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主要内容为：郑勇：我们从道理上讲，你来跟我们合作，代理，其实就是代理，借我们平台，那么客户是你带来的对吧，资金我给你垫付一下，然后工厂交了货以后赚了钱，那么我把代理费留下，剩下的钱给你，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不出纰漏，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没讲错吧？吴宏伟：就是也没有这份协议呀，我们是说当初谈的，窦敏也没有跟我谈，怎么分成，怎么搞。郑勇：你要是我员工，那我就是另一种做法了，你现在是跟我就是一种合作关系，是不是？客户是不是你带来的？吴宏伟：哎，是的啊。郑勇：当时你要租的三楼，我们还托人帮你租的三楼。吴宏伟：不是我租的三楼，是窦敏租的三楼，这么大的房间，我当时还纳闷呢，还我租什么三楼。我们是合作关系，我也想在做业务在填呀，我也把这个业务带过来了，对不对。郑勇称吴宏伟到公司做的第一票，香港叫什么毛巾什么东西，吴宏伟没有正面回答。郑勇：你也是老业务员，你在别的公司也在做，我也知道外贸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一个合作关系，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你说我要不相信你，客户我要审查对吧？你这工厂我要审查，那可能对你是不相信，这都没有，对吧？你现在出了事，能说是我审查不严吗？你不能这样讲吧……吴宏伟：我下礼拜要去自贸区……郑勇：关键你选的香港客户，我记得在这个房间是讲广东话的，刚开始我是不同意做的，后来你是说他们可以先把一个空白的这么一拿过来以后怎么样，我才同意做的对吧？好像是一个什么质量这东西，好，最后发过去了，一分钱没拿到。吴宏伟：就不要提前放，提单她都寄给人家了。郑勇：宁波的一家，他们的事也是你找的，其实我后来了解说宁波那家有好多官司，你怎么找他我就奇怪了。吴宏伟：当初查的时候他家就一家官司，一个欠了二十几万的。郑勇：……我这个原则上代理商我是不应该垫钱给你的，你和我再三说没有我们问题，我们才可以把预付款付的，否则没有预付款的话，我讲的话你做就做不做拉倒，钱是你的，对不对，我犯得着吗？吴宏伟：那我就搬走，礼拜天就过来把样衣……是因为窦敏谈判不行，这个东西根本就……郑勇：这个你不能怪窦敏，不管窦敏怎么谈的，客户是你的，你应对他有起码的了解，你对他要相对的了解对不对？吴宏伟：最后不都是她来拍板定呀，都她来定啊，提单她根本不能寄呀，我们再熟，就比如我现在和西班牙这个女孩，前面都谈好，提单付款，因为提单在手上货权就在手上，他提不到货，大不了我货再运回来就是……郑勇：那这样讲的话，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认为是你要她寄的有把握才给他寄的。吴宏伟：没有，那个我……那我走了。 中江公司另提供石飞飞与中江公司的王思倩QQ聊天记录2016年8月4日至9月14日，证明石飞飞受吴宏伟安排负责联系客户。吴宏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本院审查，该聊天记录能反映石飞飞代表吴宏伟与王思倩进行业务沟通。 吴宏伟提供了中江公司业务经理窦敏向富乐有限公司劳总发送的多份电子邮件，时间为2016年8月26日、9月2日、9月22日，主要内容为就信用证问题与富乐有限公司沟通，并要求该司将签字人员签字及盖章样章在文件中体现完整，并将正本先扫描一份给中江公司，同时邮寄正本；包括后续出现国外银行电提不符点拒付后，窦敏向劳总沟通的情况。此外，还有窦敏发给陈耀明的邮件，窦敏跟陈耀明协商，窦敏称“我这周的确与经办业务员做了深入的沟通，让他接受折价方案，由我及经办业务员个人承担损失，以期尽快解决此事，原约定12.6万美元，我同意按八五折，收取10.7万美元，把事情解决在我这个层面上，别上升到集团法务层面上”；还有窦敏称“我作为业务经办负责人，希望可以与陈总电话沟通一下，双方可以达成一致基本意见，希望陈总可以接听我的电话”；窦敏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尽快将正本提单回寄我司的国际快递单号邮件提供，以便我们业务申报风控部门暂缓此单执行，保留货权，转入我司指定仓库”、“如果了解并接受我司的诚意，我司愿意重新交单，得到你司及你司银行认可后，再安排这批货物出运”。 吴宏伟提供了中江公司的门禁卡、员工餐卡、名片等，证明其在公司以员工身份工作。吴宏伟另提供了窦敏与富乐有限公司、思丽卡尔公司之间的邮件往来，证明窦敏是这两笔业务的负责人并实际操作业务。中江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庭审中，经本院询问，中江公司称第一笔业务尚未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损失；第二笔业务因思丽卡尔公司负责人涉嫌诈骗罪被采取刑事措施，中江公司也未采取法律手段追索。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供的合作出口协议、购销合同、转账凭证、购销合同、信用证、拒付通知书、补充协议、承兑汇票、合同解除协议、月结清单、运输发票、统计表、装箱单、微信聊天记录、谈话录音，被告提供的门禁卡、员工餐卡、名片、电子邮件，以及本院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一、关于中江公司与吴宏伟签订的《合作出口协议》是否生效的问题。《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一般来讲，法人单位合同当事人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单位印章均视为法人单位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法人单位出于用印管理及风险控制的需要，在合同中约定必须经授权代表签字加盖章合同方能生效，该约定符合合同法上述规定。中江公司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其订立的合同采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章方能生效的约定，于法无悖，应当作为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加以拘束，不能以事后产生纠纷，中江公司对该合同予以追认，本院即认定该合同系生效合同，否则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来讲则无契约公平可言。对该合同效力本院不予认定的理由还有一点，即案涉两笔交易产生损失后，中江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在与吴宏伟的谈话录音中，要求吴宏伟承担责任，但整个过程吴宏伟支吾推脱，在此情形下，该负责人至始至终均未提及本案所涉《合作出口协议》问题，加之该协议签订具体经办人窦敏业已离职，本院不能排除该协议系窦敏以持有的格式合同（已盖章）与吴宏伟签订，但始终没有中江公司授权代表签字，诚如吴宏伟所抗辩的亦未交付吴宏伟合同原件。 二、关于吴宏伟是否系中江公司员工的问题。《合作出口协议》对中江公司和吴宏伟之间关于合作出口事宜约定非常明确，包括各自权利义务、操作规程、结算、涉及第三人事项等，无任何证据显示该协议系为吴宏伟入职中江公司所签；根据2019年9月20日郑勇与吴宏伟的谈话录音显示，吴宏伟在中江公司办公楼租有办公室、有办公楼门禁卡；中江公司提供的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客户月结清单共计24张，客户名称为中江公司，列明了速运明细，显示经手人为吴宏伟。这些证据证明吴宏伟在此期间已经在中江公司办公，至于是为自己的业务办公还是系中江公司的工作人员，吴宏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中江公司有录用吴宏伟为工作人员事实。同时，在录音中，吴宏伟也认可与中江公司系合作关系，故对于吴宏伟辩称系中江公司员工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案涉两笔业务损失是否应由吴宏伟承担的问题。谈话录音中，中江公司郑勇要求吴宏伟承担业务损失，吴宏伟称“我们合作关系，我也想在做业务在填哎，我也把这个业务带过来了，对不对？”从该录音中可知，吴宏伟对第一笔业务损失的态度是用介绍的业务（利润）去填补，并无自己承担该损失的意思表示，并且录音中，吴宏伟对造成业务损失的责任指出系中江公司错误放单所致。在双方欠缺案涉损失负担约定的情形下，仅凭该录音证据尚不足以推导出应由吴宏伟负担该损失的意思表示。当然，根据该录音所反映的事实，吴宏伟认可双方系合作关系，所以对于案涉业务损失具体负担问题，应由中江公司先行对合同相对方启动追索程序，然后就其追索不能部分，再依据与吴宏伟之间的事实合作关系依据各方过错另行主张，而不能在《合作出口协议》未生效的情况下径行要求吴宏伟依该协议约定全部承担。 四、即便认定《出口合作协议》生效，也难以认定案涉损失应由吴宏伟负担。 1、关于第一笔业务是否系中江公司与吴宏伟合作的问题。根据中江公司提供的证据，与吴宏伟有关联事实为：因该批货物需第三方检验，是吴宏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南京虎之翼公司盖章的；吴宏伟则称是窦敏要求其私刻的一枚条形章加盖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该批货物装箱单，验货处上方备注“数量相符，质量OK”，陈明签署“chenming”，并加盖了富乐有限公司小型印章；吴宏伟在陈明签名下方签字。吴宏伟称是窦敏指示其跟随陈明验货时签字。根据录音证据，吴宏伟认可与中江公司系合作关系，客户和工厂都是吴宏伟找的；当郑勇反复提到这单业务出了纰漏，需要吴宏伟与中江公司协商共同处理、而不应当不予理睬时，吴宏伟始终没有正面回复，直到提及“提单”时，吴宏伟称“就不要提前放，提单她都寄给人家了”，并在后面称“最后事情都由窦敏拍板定，我们再熟，提单也不能寄啊，否则即便收不回货款，但是货权仍在手上，货可以回来”；郑勇称是吴宏伟让窦敏邮的提单，吴宏伟予以否认。根据吴宏伟提供的电子邮件证明，提单正本是窦敏决定邮寄出去的，后续解决是窦敏在联系富乐有限公司。 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虽然中江公司与富乐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8月4日，但中江公司与吴宏伟签订的《合作出口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为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虽然该合同订立日期为2016年8月16日，但通过上述证据表明，该笔业务是吴宏伟介绍的，录音中郑勇要求吴宏伟对该笔业务的纰漏担责，吴宏伟既未承认也未否认，本院认定在签订《合作出口协议》时双方均已认可将这笔业务纳入协议期限。 2、关于第一笔业务损失是否应由吴宏伟承担的问题。《合作出口协议》实质上是吴宏伟借用中江公司的外贸出口资质从事出口贸易，中江公司收取每美元出口标的0.15元人民币的代理费用；中江公司负责签订和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办理与货物出口有关的报关、检验、运输、收汇、核销等工作。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第4项明确约定如果吴宏伟提出由中江公司先行垫付部分资金，则吴宏伟必须保证该业务项下已投保有效信保或者吴宏伟提供有效担保，同时吴宏伟应支付垫款利息，按年利率8%收取，双方另行约定垫付款额度和期限。根据上述约定可知，中江公司与吴宏伟在协议中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的前提是：中江公司负责签订和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没有提及国内货物买卖合同签订，综合合同中对吴宏伟一方的义务约定，国内货物的买卖合同应由吴宏伟负责签订并付款，中江公司在不实际出资的情况下，自然可把控风险。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中江公司却直接与国内供应商签订合同并进行了全额垫资，且未按合同约定要求吴宏伟提供有效信保或担保，也未另行签订合同；郑勇在录音中称是基于对吴宏伟的信任没有叫吴宏伟押东西。对此，中江公司称吴宏伟没有提供担保系违约行为，不应因此而加重守约方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现中江公司没有提交双方协商变更合同内容的证据，应推定《合作出口协议》未变更。该笔交易过程中，虽然可以认定该笔业务是吴宏伟介绍联系的，但是吴宏伟没有进行出资，也未要求中江公司垫资，并且该笔业务负责人是中江公司的窦敏，包括最为关键的“放单”行为也是中江公司操作的，由此则可见双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进而在判定风险负担的时候就很难再依据双方合同确定。因为如果按照合同约定，中江公司不出资，吴宏伟进行出资，即便出现外商拒付的情形，也是由吴宏伟直接向外商追索。但是，中江公司实际进行了出资，又未与吴宏伟签订任何书面协议，进而导致既难认定该笔业务实质上还是否算作吴宏伟的在《合作出口协议》范围内的业务，也难依据该协议厘清责任。实际操作中，在外商拒付的情况，也是由中江公司的窦敏出面协调的。所以本院认为中江公司主张该笔业务损失由吴宏伟负担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应由中江公司直接向第三方追索。 3、关于第二笔业务的问题。本院认为，中江公司主张该笔业务损失由吴宏伟承担仍然依据不足，理由如下：第一，《合作出口协议》的期限是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但是第二笔业务，中江公司与外商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9月28日、与国内供应商思丽卡尔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9月29日，时间已经在上述合同期限外；第二，中江公司突破了《合作出口协议》约定，直接与国内供应商思丽卡尔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货款，从实质上难以认定该笔业务就是吴宏伟的业务。中江公司为此提交了对应该合同的两张预算表（时间为2017年9月26日、2017年10月11日），尾部有总经理签字、副总经理签字、财务经理签字、质管经理签字，在部门经理签字处，窦敏签字，吴宏伟在窦敏下方签字，以及吴宏伟去工厂跟踪货物的微信聊天记录，但该两份证据可以证明吴宏伟跟这笔业务有关联，能否认定就是吴宏伟自己的业务以及进而能否纳入《合作出口协议》，尚缺乏进一步的证据证明。第三，中江公司直接与思丽卡尔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货款，所导致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思丽卡尔公司交货不能的情况下，仍是由中江公司与其签订了《合同解除协议》，而不是像《合作出口协议》第五条约定的“第三人不履行义务致使乙方（吴宏伟）受到损害的，甲方（中江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由乙方直接或者授权甲方向第三人追索”能够置身风险之外，所以在中江公司未按《合作出口协议》约定履行，又未得到吴宏伟认可的情况下，出现风险却主张严格按照《合作出口协议》要求吴宏伟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中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488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鹿海彬 人民陪审员  张春良 人民陪审员  何张利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华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