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0606行初505号原告刘新良，男，197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单县。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新五路**。法定代表人许兆辉，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张百师，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荣华，广东法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新良不服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南工商处理告字〔2020〕47号《行政处理告知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告知书》）一案，原告于2020年4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3月2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原告举报的佛山市祖云达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祖云达斯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一事，被告已调查终结。经查，祖云达斯公司（原名“佛山市银鼎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9日向被告提交材料办理登记事项变更并取得公司登记，其中提交的住所使用证明为虚假材料。被告已于2020年2月25日对该司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南工商处字〔2020〕1849号。处罚信息可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原告对该《行政处理告知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2019年9月，被告接到原告的再次投诉，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告知书》。被告在行政调查处理中，人为故意隐瞒被投诉人祖云达斯公司虚假注册、非法经营、冒名顶替一事，致使原告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导致彭卓敏、黄振艺法律责任不清、逃脱追究。原告认为，被告故意包庇、隐瞒、虚假作为，违反了合法行政要求、行政程序违法，行政行为违法，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虚假作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起诉要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告知书》，被告重新作出新的行政行为；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在诉讼中提交了原告的身份证、被告的企业信息查询、《行政处理告知书》2份、《补正〈行政处理告知书〉告知书》、佛府行复告〔2020〕5号《行政复议告知书》、股权转让协议签名（盖章）确认书等证据材料。被告辩称，一、涉案告知书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从涉案告知书的内容可知，该告知书仅是被告就原告的举报事项进行查处情况所作的告知，目的是使原告了解案件的最终处理情况，涉案告知书并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产生任何实际影响。根据上述规定，涉案告知书不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退一步来说，即使涉案告知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涉案告知书亦依据充分，合法有效。（一）被告具有处理原告举报事项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设区的市（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直辖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分局、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区分局，负责本辖区内下列公司的登记：（一）本条例第六条和第七条所列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授权登记的公司。”第六十四条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第六十七条规定，“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被告作为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对企业法人登记事项的举报进行查处的职权，行政主体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二）被告办理原告举报事项的程序合法。2019年6月6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举报书以及相关材料，反映祖云达斯公司存在提供虚假材料取得登记的问题，被告于当日对祖云达斯公司涉嫌提供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19年6月10日，被告对原告制作了询问笔录，就其反映的情况的相关问题进行询问。2020年2月25日，被告经调查核实后作出并向祖云达斯公司送达南工商处字〔2020〕18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祖云达斯公司提交虚假住所使用证明材料办理公司住所变更登记以及开业后自行停业超过3年的违法行为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2020年3月2日，被告作出涉案告知书并依法向原告送达，将原告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予以告知。2020年3月9日，被告作出《补正〈行政处理告知书〉告知书》并依法向原告送达，对涉案告知书文字上的错误予以补正。综上，被告处理原告举报事项的程序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以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办理原告举报事项的程序合法。（三）被告对原告举报事项处理的行为合法有效。经被告调查，祖云达斯公司原登记企业名称为“佛山市银鼎贸易有限公司”，2014年5月9日，祖云达斯公司申请办理住所变更登记，住所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平中路**（布拉格思广场酒店楼）五楼自编11号写字楼”变更为“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城75街区北约商厦首层112B单元”。2016年1月19日祖云达斯公司经核准登记变更为“佛山市祖云达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祖云达斯公司自2016年1月19日自行停业，至被告调查时止，自行停业已经超过3年。经核查，，祖云达斯公司存在向被告提交虚假的住所使用证明材料取得公司住所变更登记以及自开业后自行停业超过3年的违法行为被告遂作出南工商处字〔2020〕18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祖云达斯公司的上述违法行为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据此，被告作出涉案告知书并依法向原告送达，告知原告其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被告对原告举报事项处理的行为合法有效。三、原告的主张没有依据。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被告故意包庇、隐瞒祖云达斯公司的虚假注册、非法经营、冒名顶替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合法行政要求，存在行政行为违法等问题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原告反映的祖云达斯公司涉嫌虚假注册以及非法经营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起诉材料可知，原告已在另案中进行举报，被告亦已分别作出《行政处理告知书》并向原告送达。本案中原告向被告举报的事项是祖云达斯公司提供虚假材料取得登记问题，被告已依法履行对原告举报事项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在核实祖云达斯公司存在提交虚假的住所使用证明材料取得公司住所变更登记以及自行停业超过3年的违法行为后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原告。被告作出的涉案告知书合法有效，并不存在行政行为违法等问题。综上所述，涉案告知书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请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即使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涉案告知书亦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举报书、原告的身份证、《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股权转让协议签名（盖章）确认书（彭卓敏）、股权转让协议签名（盖章）确认书（区志勇）、彭卓敏身份证、彭卓敏与区志勇的结婚证、南工商处理告字〔2018〕234号《行政处理告知书》、南工商处理告字〔2018〕588号《行政处理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收条、佛山市银鼎贸易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手机短信送达确认书、手机短信送达告知书、（2018）粤0605民初5729号《民事判决书》、宣判笔录、公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司法辅助工作办公室向桂城法庭出具的内容、刘新良和彭卓敏民间借贷纠纷案情况说明、彭卓敏的工作卡片一张、图片一张；刘新良和王惠玲的结婚证、陈育波的身份证、陈帅妹的身份证、关于原被告之一彭卓敏补充上诉意见的再次答复、立案审批表、询问笔录、南工商处字〔2020〕18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EMS邮单（单号：1009541517833）及妥投记录、《行政处理告知书》、EMS邮单（单号：1009541516433）及妥投记录、《补正〈行政处理告知书〉告知书》、EMS邮单（单号：1009541509333）及妥投记录等证据材料。经审查,2019年6月6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举报书，举报祖云达斯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供虚假材料取得登记，并提交了相关的举报材料。被告收到上述举报材料后，于同日立案调查。经调查核实，被告于2020年2月25日对祖云达斯公司作出南工商处字〔2020〕18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该司具有自行停业超过3年，，且提交了虚假的住所使用证明材料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遂决定对祖云达斯公司作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同年3月2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被告对原告的案涉举报，经核查后，，祖云达斯公司提交的住所使用证明为虚假材料被告已于同年2月25日对祖云达斯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信息可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该告知书于同年3月5日送达原告。因该告知书有文字上的错误，同年3月9日，被告作出《补正〈行政处理告知书〉告知书》，告知原告：上述《行政处理告知书》中“你举报佛山市祖云达斯汽车有限公司用品有限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一事”改为“你举报佛山市祖云达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一事”。该补正告知书于同年3月10日送达原告。另查，原告不服案涉《行政处理告知书》，向佛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佛山市人民政府经审查后于2020年3月17日作出佛府行复告〔2020〕5号《行政复议告知书》，认为案涉《行政处理告知书》仅是被告对祖云达斯公司提交虚假材料进行处罚的情况告知，并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原告申请的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在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中，首先要审查原告是否具备作为申请人申请作为的资格，也就是提出申请的当事人应当与其请求的事项具有利害关系。对于基于举报、投诉行为提起的履行法定职责案件，要区分其举报、投诉的事项是否涉及举报人、投诉人的自身合法权益，对于涉及其合法权益的，即与其有利害关系，其申请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予答复或不予处理，或行政机关针对其投诉举报，对其举报事项进行了调查并作出了处理结果，其对上述不作为或处理结果有异议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对于不涉及自身合法权益，仅是基于公益、公民的监督权或者无证据证明其举报的事项对其自身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则没有行政诉讼法上的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原告认为祖云达斯公司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涉嫌违法并进行举报，其举报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并无证据显示原告对该公司的登记行为的举报是为了维护原告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无证据证明案涉公司登记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了何种影响。因此，被告对原告的案涉举报所作出的处理结果，对原告自身权益均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告知书》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起诉该告知书的原告主体资格，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新良的起诉。本案原告刘新良在起诉时向本院预交了案件受理费50元。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案属于不交纳受理费的案件。原告可在本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持本裁定书至本院办理上述费用的退还手续。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郑旭辉审判员  陈 威审判员  许海霞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黎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