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3066号原告：朱予晴，女，汉族，1985年6月16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曹行支路**。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君，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陆铭怡，女，汉族，1986年11月22日出生，户籍户籍地上海市梅陇镇许泾村****。div>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锋，上海市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能发能源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西路****。法定代表人；张鸣，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君，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予晴诉被告陆铭怡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庭依职权追加上海能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发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了审理。原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予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24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以224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2月13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5年7月16日从被告处受让能发公司40%的股权,协议约定了被告实际出资424万元。原告受让股权后,被能发公司告知需要补足注册资本224万元,否则将被按照比例降低股权份额或其他赔偿责任等方式承担责任。原告受让了被告出让的有瑕疵出资的股权而承担了额外的付款责任,而合同约定被告应为实缴出资,该责任应由被告承担,故原告据此产生的损失应当由被告承担，故原告提出本案诉讼。被告陆铭怡辩称认为，1、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被告不存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出资瑕疵，原告诉请损失并非由被告出资瑕疵造成，被告自张鸣和全雪处受让取得能发公司40%股权，该股权对应出资额为424万元，均已实缴到位，无再出资义务；2、若能发公司所述资本金不足属实，则原告诉请损失是因补足抽逃出资所造成，其不能向没有抽逃出资责任的被告追偿，存在股东抽逃注册资本金的行为，公司应向抽逃资本金的股东追究连带责任，被告不参与经营公司，被告不应承担资金抽逃责任；3、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被告与能发公司之间的债务自协议签订日起完全由原告承担，故原告即便补缴出资属实，也没有权利向被告追偿；4、原告与他人恶意串通，故意制造虚假损失，意图诉讼使被告赔偿损失，逃避债务，涉嫌构成虚假诉讼，其故意制造损失的证据不足采信。5、原告称被告抽逃出资故请求被告赔偿，是依据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8条，该条款是针对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与抽逃出资概念是并列关系并非包含关系，故法律未规定对抽逃出资的股东有追偿权。6、原告提供抽逃出资的证据只是截取能发公司向陆凤前支付款项，没有提供陆凤前向能发公司支付的款项，陆凤前和能发公司本来就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24万元不是抽逃出资。7、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时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由原告承担，原告提出不包含出资瑕疵部分，被告认为债权债务移转是概括移转，在被告退出的时候，原本是对第三人享有债权的，制定股权转让价格就考虑到原告和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第三人能发公司辩称认为，对原告诉讼请求无异议，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包括抽逃，被告未全面出资和涉嫌抽逃出资，被告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能发公司章程1份(2011年12月18日)，证明被告原系能发公司股东，章程约定出资额为424万元；2、2015年7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1份，证明被告将持有的能发公司40%的股权共计424万元的出资额，按照424万元整的金额转让给原告；3、2019年12月9日公函1份，证明能发公司告知原告，原告从被告处受让的能发公司股权存在出资瑕疵，要求原告缴纳224万元；4、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1份，证明2019年12月13日原告向能发公司汇款224万元；5、档案机读材料1份，证明原告现系能发公司股东；6、2019年9月10日能发公司股东会决议1份，证明原告出让了能发公司股权10%给案外人胡涛；7、汇款清单及汇款凭证1组，证明被告父亲陆凤前自2012年9月7日至2015年5月27日从能发公司抽逃224万元款项。8、能发公司银行流水1份，证明2010年7月29日，能发公司收到1,010万元款项并同日返还。9、股权转让协议2份，证明被告受让两次股权相应对价应为212万元，全雪也未实际缴纳注册资金。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不认可，双方之间实际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非该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用于工商备案登记；对证据3证明目的不认可，真实性存疑，是原告及其配偶张鸣故意利用控制公司便利，故意向被告发函，意图让被告承担责任，公函也未指明是被告出资瑕疵造成；对证据4、5、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被告有抽逃行为，陆凤前与能发公司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从2010年12月28日起至2013年9月12日陆凤前汇入能发公司资金合计551万元，其中备注借款合计100万元，备注往来款232万元，无备注的款项219万元。对证据8，该流水证明当时股东张鸣、郑云、能发环保公司涉嫌抽逃出资，公司出资经过会计验资报告，郑云和张鸣将该笔款项转出，被告当时还不是公司股东，故抽逃出资最终责任人是张鸣等发起人。对证据9，真实性认可，但该股权转让协议是用于工商登记备案，实际履行的不是这两份。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原告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沪君会验字(2010)第341号、沪君会验(2010)YN7-325号《验资报告》，证明能发公司在设立和增资时，由发起人通过货币方式共计出资1,06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金1,060万元已全部实缴到位；2、2011年3月7日、2011年5月30日、2011年12月18日股东会决议，证明被告自张鸣和全雪处受让取得能发公司40%股权，该股权对应出资额为424万元，均已实缴到位，其中318万元出资额源自于发起人张鸣的出资，106万元出资额源自于发起人郑云的出资，故被告不用再向能发公司出资义务；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010年6月12日股东会决议，证明能发公司成立至今，张鸣一直是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控股股东，应当知道被告与能发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4、(2019)沪0112民初45947号判决书，证明法院就双方股权转让纠纷已作出判决，判令原告及张鸣共同向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欠款及利息共计380万元左右，原告和张鸣作为被告的共同债务人，存在恶意串通及逃避债务动机，审理中已查明原告与张鸣是配偶关系，证明原告已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与能发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审理中已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协议为被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5、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原告在完全清楚受让股权的出资情况下，自愿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协议第三条中约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被告与能发公司之间的应收应付账款等所有经济往来均由原告承担，能发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鸣也在协议上签字，代表能发公司也同意被告与能发公司之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将由原告承担；6、支付凭证1组，证明被告父亲陆凤前汇入能发公司款项共计551万元。7、股权转让协议及银行汇款凭证，证明被告受让全雪20%股份我方已支付给全雪140万元。8、能发公司与陆凤前之间资金流水往来汇总表，证明被告未抽逃出资。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实际真实情况是代为验资；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从张鸣处受让20%股份应给付212万元，实际只给付105万元；对证据3、4真实性认可，证据4中判决书原告已提起上诉，案件审理过程中，实际上股权存在瑕疵，法院回复就股权出资不予受理，原告另行立案，不能用该判决书证明被告无需再履行出资义务；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协议第2条甲方保证股权完整性，实际存在出资瑕疵；对证据6不认可，被告父亲陆凤前给付公司500多万元，第3页结款人没有名字，后续结款人均不是被告，被告应将相应款项投入公司或给付张鸣，故存在出资瑕疵。对证据7，真实性不清楚，被告认为应按工商登记为准，全雪实际出资是140万元，被告受让全雪股权时应清楚存在出资瑕疵。对证据8，真实性不认可，被告是代陆凤前持股，因为被告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余同证据6的质证意见。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同原告的质证意见。第三人未提供书面证据，但申请孙爱萍、金某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孙爱萍向本庭陈述，其自2014年2月进入第三人能发公司担任会计至今，进入公司工作时并未进行财务交接。能发公司2014年至今都是由张鸣经营，其并未在公司见过被告或陆凤前。原告与张鸣系夫妻关系，原、被告发生股权转让之后，原告就在能发公司担任财务主管。对于能发公司注册资本是否实缴其不清楚。另外，其将能发公司与陆凤前之间的款项往来做账时,做账事由为“其他应付款”。金某某向本庭陈述，其曾是能发公司股东，曾担任能发公司副总经理。其曾从张鸣处受让了能发公司20%股权，并支付给张鸣80万元，后其提出退股，张鸣就将80万元归还给其。能发公司是张鸣、全雪和其三人实际设立发起的，其实际出资了80万元，其他股东是否实缴出资其不清楚。能发公司从设立直到其2011年退出公司股东身份，一直由张鸣实际经营。其退出能发公司时，公司财务由陆凤前指派，但具体财务人员姓名不清楚，也不清楚陆凤前与能发公司是否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原告与张鸣系夫妻关系。原告对上述证人证言均无异议。被告对孙爱萍的证人证言质证认为，不认可证明目的，财务交接时间是2014年2月份，证人称没有交接到之前的财务凭证，但原告却提供了2013年的银行付款通知，与证人证言明显存在矛盾。2014年开始能发公司给陆凤前打款，备注的是“其他应付款”，代表是对之前借款的还款。对金某某的证人证言质证认为，不认可证明目的，财务交接该证人是不清楚的，对公司注册资本情况也不知情，对原告主张的原告向能发公司多次打入现金应该发生在2013年之后，该证人是不可能知情的。经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与被告提供的证据5均为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签订日期、股权转让标的均相同，但约定的股权转让金额和付款方式不同，根据另案中查明的被告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情况，本院确认双方实际履行的协议为被告提供的证据5，故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系能发公司2010年7月29日的银行流水记录，此时原、被告均非能发公司股东，亦与能发公司无款项往来，故该证据与本案追偿权纠纷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与被告提供的证据6、8，系能发公司与陆凤前、案外人之间的款项往来，其中能发公司支付给陆凤前的多笔款项均备注还款、结息、其他费用，陆凤前支付给能发公司的多笔款项也备注往来款。这些款项中，除原、被告及第三人确认2010年12月28日陆凤前以现金解款的方式打入能发公司的106万元，系代被告支付给张鸣作为受让能发公司20%的股权转让款外，其余款项均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追偿权纠纷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提供的证据7，系被告从全雪处受让股份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支付凭证，与能发公司股权变更记录一致，本院予以采纳。对孙爱萍、金某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采纳。结合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1、根据能发公司工商内档信息显示：能发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25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50万(实缴并经上海君之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股东为张鸣(持股67%)、郑云(持股30%)、上海能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持股3%)。2010年7月12日，能发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注册资本1060万元(实缴并经上海君之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张鸣实缴新增注册资本707万元，郑云实缴新增注册资本303万元，持股比例变更为张鸣(持股69.86%)、郑云(持股30%)、环保公司(持股0.14%)。2011年3月7日，郑云将20%股份转给金某某，10%转给全雪；张鸣将10%转给全雪，20%转给被告，环保公司将0.04%转给张鸣，故能发公司股东变更为张鸣(持股39.9%)、金某某(持股20%)、全雪(持股20%)、被告陆铭怡(持股20%)、环保公司(持股0.1%)。2011年5月30日，金某某将股份转让给张鸣，故能发公司股东变更为张鸣(持股59.9%)、全雪(持股20%)、被告陆铭怡(持股20%)、环保公司(持股0.1%)。2011年12月18日，全雪将股份转让给被告陆铭怡，环保公司将股份转让给张鸣，故能发公司股东变更为张鸣(持股60%)、被告陆铭怡(持股40%)；2015年7月16日，被告陆铭怡将股份转让给原告朱予晴，故能发公司股东变更为张鸣(持股60%)、原告朱予晴(持股40%)。2019年9月10日，原告朱予晴将10%股份转让胡涛，故能发公司股东变更为张鸣(持股60%)、原告朱予晴(持股30%)、胡涛(持股10%)。2、2010年12月8日，陆凤前向能发公司以现金解款方式支付106万元，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该款项性质为代被告支付被告受让张鸣20%能发公司股份的股权转让款。2011年5月30日，能发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股权转让后，陆铭怡实缴出资212万元，出资比例20%”。环保公司在股东会决议落款处盖章，张鸣、金某某、全雪、陆铭怡在落款处签字。2011年11月30日，全雪出具股份转让协议书，载明：“能发公司注册资金为1060万元，法人代表张鸣。本人系能发能源股东全雪，于2011年1月出资100万元，占能发能源20%股份。因个人原因急需资金，经与本公司股东陆铭怡协商，一致同意以14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能发公司股东陆铭怡名下。”后陆凤前于2011年12月2日向全雪支付了上述股权转让款。2011年12月18日，能发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股东陆铭怡受让全雪持有的本公司20%股权……股权转让后，陆铭怡实缴出资额424万元，出资比例40%”。能发公司、环保公司在股东会决议落款处盖章，张鸣、全雪、陆铭怡在落款处签字。3、2015年7月16日，陆铭怡、陆凤前(甲方、出让方)与朱予晴(乙方、受让方)签订《能发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陆铭怡将其持有的能发公司40%股权转让给原告朱予晴，该协议载明：“一、1、甲方持有能发公司40%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甲方应出资424万元，实际出资424万元。乙方根据自己考察，自愿出资455万元将甲方持有的能发公司40%股权受让为乙方所有，甲方同意依455万元转让给乙方。……三、甲方对于上述的股权转让款特明示已包含但不限于能发公司的盈亏、成本、分红等一切股东权利折算而成。甲方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与能发公司亦全部核算结清，今后甲方与能发公司无任何经济上的关系。即能发公司的盈亏、成本、分红以及应收应付账款等所有经济往来均由乙方承受。四、2、甲方与能发公司均承诺确认，双方已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五、本协议已得到能发公司的另一位股东张鸣的同意认可。”该股权转让协议落款处由陆铭怡、陆凤前、朱予晴、张鸣签字。后因朱予晴欠付上述股权转让款，故陆铭怡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起诉朱予晴和张鸣，要求朱予晴和张鸣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欠款及利息。该案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案号为(2019)沪0112民初45947号。4.2019年12月9日，能发公司向朱予晴发送《公函》，载明：“朱予晴股东：你方持有的能发公司30%股权，以及你方转让给胡涛的本公司10%股权，该40%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金应当为424万元，经过本公司审查后发现实际该40%股权对应的实际注册资本金仅为200万元。本公司多次要求你方缴纳224万元，但你方以股份系受让等由拖延，未缴纳前还进行转让，现根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再次要求你方于3日内缴纳224万元，逾期不缴纳的将追究你方责任，或者考虑降低你方持股比例。”2019年12月13日，原告朱予晴向能发公司银行账户(账户：XXXXXXXXXXXX********，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河路支行)汇款224万元。5.另查明，2013、2014年能发公司企业年报均显示：陆铭怡实缴出资额424万元，实缴日期2012年6月5日。2015年至2018年能发公司企业年报均显示：朱予晴实缴出资额424万元，实缴日期2015年7月16日。6.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张鸣自能发公司设立起即担任法定代表人，亦是能发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原告朱予晴与张鸣系夫妻关系，于2012年5月15日登记结婚。7.庭审中，第三人能发公司确认其并未向被告陆铭怡或陆凤前发出过书面函件要求补足出资。第三人能发公司亦确认陆凤前与第三人之间确实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本院认为，原告诉称被告明知能发公司注册资本是以代验资方式的虚假出资，被告受让股份成为能发公司股东后，应向能发公司补足出资义务。且被告多次从能发公司转款至被告父亲账户，被告的行为属于抽逃出资，应向能发公司补足出资。而由于原告受让了被告出让的有瑕疵出资的股权，而其作为受让股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向第三人能发公司补足了被告出资，故向被告追偿，因此本案系追偿权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是否因能发公司虚假出资，而应承担向能发公司补足出资的义务？2、被告是否具有抽逃出资的行为，而应承担向能发公司补足出资的义务？针对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承担补足出资的责任，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应承担连带责任。在本案中，首先，被告并非能发公司的原始股东，也并未对能发公司进行增资。其一，被告陆铭怡或其父陆凤前均并非能发公司发起人亦非原始股东，反而是原告配偶张鸣系能发公司发起人及原始股东。其二，能发公司于2010年7月12日进行增资，增资后注册资本为1,060万元，根据工商档案信息显示，原告配偶张鸣实缴新增注册资本707万元，郑云实缴新增注册资本303万元，该次增资采用实缴方式，并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此时能发公司的股东仍为张鸣、郑云、环保公司，被告陆铭怡或其父陆凤前在增资时亦尚未成为能发公司股东。其三，2011年3月、12月被告两次受让能发公司股权，因而成为持有能发公司40%股份的股东。其四，被告继受股份时，亦并无约定被告需承担向能发公司补足出资的义务。因此被告系能发公司的继受股东，并不具有向公司缴纳出资资本的义务。其次，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明知能发公司虚假出资的事实。其一，被告取得上述股份均向转让股东支付了相应的对价。2010年12月8日，陆凤前向能发公司以现金解款方式支付106万元，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该款项性质为代被告支付被告受让张鸣20%能发公司股份的股权转让款。2011年12月2日被告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全雪支付了140万元股权转让款受让了20%能发公司股份的股权转让款。其二，能发公司设立及增资、验资时被告及陆凤来均非公司股东，亦未进入能发公司担任职务；其三，原告和第三人称能发公司财务人员系被告父亲陆凤前指派，但证人孙爱萍和证人金某某的证言均无法证明被告系明知能发公司虚假出资的事实。最后，原告作为能发公司发起股东及控股股东张鸣的配偶，且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亦由张鸣签字，故反而是原告受让被告股份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对能发公司的出资情况。其一，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原告和张鸣均认可被告实际出资424万元；其二，被告受让的40%的能发公司的股权实际来源于张鸣(包括被告直接受让张鸣持有的20%公司股权，以及被告受让全雪持有的20%公司股权，而全雪持有的股权系从张鸣处受让所得)，故张鸣对于系争股权对应的出资额是否实际出资应是明知的；其三，该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根据原告考察，自愿出资455万元受让被告持有的能发公司40%股权，而该4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424万元，原告自愿溢价受让股权，原告应对能发公司的股权价值是明知的。其四，该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被告对于股权转让款特明示已包含但不限于能发公司的盈亏、成本、分红等一切股权权利折算而成，签订协议后，能发公司的盈亏、成本、分红以及应收应付账款等均有乙方承受，故即使被告对能发公司有出资的义务，原告亦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由其承担，因此原告向被告追偿亦无依据。综上，被告并非能发公司的原始股东，亦未对能发公司增资，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明知或应知能发公司虚假出资，亦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受让股份时有补足能发公司注册资本的义务。反而原告作为能发公司发起股东的配偶，受让被告股份时应明知能发公司出资情况。故本院认为，被告并不具有向能发公司补足出资的义务，因此即使原告向能发公司进行了所谓的补足出资，亦无权向被告追偿。针对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抽逃出资行为的主体为公司发起人和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方式是利用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或者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等非法抽回出资的行为。就本案而言，首先，被告并非能发公司的发起人或原始股东，亦未对能发公司进行增资，被告系能发公司的继受股东，故被告不符合抽逃出资主体要件。其次，抽逃出资的客体是公司注册或增资时公司的实收资本，而如上文所述被告并没有缴纳出资的义务。再次，原告或第三人称2012年9月至2015年5月能发公司多次向陆凤前打款，故认为被告或陆凤前转移公司资产构成抽逃出资。但其一，原告举证的材料及证人证言均无法证明能发公司账户受陆凤前或被告控制；其二，能发公司亦认可其与陆凤前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并不存在虚构债务的情况；其三，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亦明确被告与陆凤前自签订协议之日起与能发公司亦全部核算结清，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其四，原告亦未证明被告存在虚报利润、关联交易等情况。综上，被告并未抽逃出资，亦无需承担对能发公司补足出资的义务。综上，本院认为，本案系追偿权纠纷，原告行使追偿权的前提是被告对具有向第三人履行出资或补足出资的义务，但根据上文所述，原告无法证明被告应承担向能发公司出资或补足出资的义务，故原告行使追偿权，本院难以支持。另外，第三人能发公司亦明确其从未向被告书面发函要求被告补足出资，而原告及原告配偶张鸣现持有能发公司90%的股份，系能发公司控股股东，因此原告在明知上述情况下，仍自愿向第三人支付所谓的补足出资款，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予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计12,360元，由原告朱予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若瑶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施 贇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