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负责人：李俊喜，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伟、尤文宏，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佳，女，1988年06月1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审被告：襄阳旭鑫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镇伙牌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闫春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芳，该公司股东。原审被告：湖北华融嘉和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沿江大道**汉江明珠城**。法定代表人：张开杰，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张开杰，男，1976年08月23日出生，汉族，现羁押于襄阳监狱。原审被告：闫春喜，男，1964年03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芳，系闫春喜的妻子。原审被告：陈桂芳，女，1963年04月0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审被告：闫旭，男，1987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芳，系闫旭的母亲。上诉人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刘佳、原审被告襄阳旭鑫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鑫公司)、闫春喜、陈桂芳、闫旭、湖北华融嘉和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嘉和公司)、张开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691民初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1月0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刘佳在5400000元的限额内对一审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费由刘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佳是本案的保证人。刘佳并非闫旭的授权代理人，其在《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名，表明其保证人身份。闫春喜与上诉人签订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有闫春喜和陈桂芳签名，一审法院认定了陈桂芳的保证人身份，因此刘佳的保证人身份客观真实。二、刘佳应在本案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上诉人登报发出的《催收公告》中并无刘佳，但上诉人已向其他保证人主张权利，效力自然及于刘佳，刘佳应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刘佳经传票传唤未到庭答辩。原审被告旭鑫公司、闫春喜、陈桂芳、闫旭述称：对一审判决旭鑫公司、闫春喜、陈桂芳、闫旭承担责任无异议。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旭鑫公司偿还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借款本金45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截止2019年1月23日的利息为173031.25元、罚息为1416384.37元、复利为58612.08元，合计为1648027.70元；2019年1月24日至贷款本息付清之日止的罚息以本金4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865%计算；复利亦按年利率11.865%计算）；2.旭鑫公司承担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为实现以上债权而产生的一审律师代理费130000元；3.华融嘉和公司、张开杰、闫春喜、陈桂芳、闫旭、刘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用由以上七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2日，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与旭鑫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为旭鑫公司提供4500000元贷款，用于购买棉纱。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5年6月12日起至2016年6月12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7.91%，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本合同项下贷款按月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月的第20日，最后一次付息日为合同到期日。若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就逾期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对借款人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以及罚息，按照本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履行对贷款人的支付和清偿义务、担保人违反担保合同约定，或在与贷款人或与湖北银行其他机构之间的其他合同项下发生违约事件时即构成或视为借款人违约。对借款人拖欠借款本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形，贷款人有权向有关部门或单位予以通报，有权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公告催收。同日，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分别与华融嘉和公司、张开杰签订《保证合同》、《个人保证合同》，约定华融嘉和公司、张开杰为旭鑫公司在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处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4500000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与闫春喜签订《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首部甲方（保证人）为闫春喜，乙方（贷款人）为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主要约定，甲方对2015年6月12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旭鑫公司与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合同、协议或其他法律性文件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5400000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该合同尾部甲方或授权代理人处有闫春喜、陈桂芳的签名捺印。乙方处有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及其负责人印章。湖北银行襄阳分行（贷款人，乙方）与闫旭（保证人，甲方）签订《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首部甲方（保证人）为闫旭，乙方（贷款人）为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合同约定同上述《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尾部甲方或授权代理人处有闫旭、刘佳的签名捺印。乙方处有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及其负责人印章。2015年6月12日，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与旭鑫公司签订《借款借据》。载明的借款金额为4500000元，确认偿还日期为2016年6月12日，利率7.91%。同日，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依约向旭鑫公司发放了4500000元贷款。贷款到期后，旭鑫公司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息，依据湖北银行襄阳分行提交的旭鑫公司资金账户截屏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1月23日，旭鑫公司欠付贷款本金4500000元、期内利息173031.25元、罚息1416384.37元、复利58612.08元。2017年3月19日，湖北银行襄阳分行通过湖北日报向旭鑫公司、华融嘉和公司、张开杰、闫春喜、陈桂芳、闫旭发出催收公告，但旭鑫公司及各保证人依然未清偿贷款，为此引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个人保证合同》、《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依约向旭鑫公司发放了4500000元贷款，借款到期后，旭鑫公司未能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主张旭鑫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500000元、期内利息173031.25元、罚息1416384.37元、复利58612.08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24日起至贷款本息付清之日止，以本金4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865%计算的罚息的诉讼请求，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主张旭鑫公司支付自2019年1月24日起至贷款本息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1.865%计算的复利请求，因其主张的复利计算基数除未清偿的期内利息外还包括未清偿的罚息和复利，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复利的记取基数应为正常利息即合同期内应支付的利息，不包括罚息和复利，故对该请求，除本院审查核实部分予以支持外，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华融嘉和公司、张开杰、闫春喜、陈桂芳、闫旭与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约定其作为担保人为旭鑫公司的贷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2016年6月12日）两年止，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于2017年3月19日通过催收公告向上述保证人主张权利时，该保证期间尚未届满，故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主张华融嘉和公司、张开杰、闫春喜、陈桂芳、闫旭对旭鑫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闫春喜、陈桂芳、闫旭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5400000元。华融嘉和公司、张开杰、闫春喜、陈桂芳、闫旭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旭鑫公司追偿。湖北银行襄阳分行还主张刘佳承担保证责任，因刘佳在闫旭与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签订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甲方或授权代理人处签名，未表明其是保证人身份，且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登报发出的催收公告中保证人一栏中并无刘佳，故其主张刘佳承担保证责任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主张律师代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的诉讼请求，未提交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华融嘉和公司、张开杰、闫春喜、闫旭、刘佳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出答辩及提供证据，视为对其权利的放弃，依法予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旭鑫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偿还贷款本金4500000元、利息173031.25元、罚息1416384.37元、复利58612.08元，合计6148027.70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24日起至贷款本息付清之日止的罚息和复利（分别以本金4500000元、利息173031.2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1.865%计算）；二、华融嘉和公司、张开杰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闫春喜、陈桂芳、闫旭在5400000元的限额内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华融嘉和公司、张开杰、闫春喜、陈桂芳、闫旭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旭鑫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750元，由旭鑫公司、华融嘉和公司、张开杰、闫春喜、陈桂芳、闫旭负担。二审中，湖北银行襄阳分行提交：1.旭鑫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申请授信，证明旭鑫公司股东闫春喜、陈桂芳于2015年6月1日召开股东会议，“同意闫春喜及其财产共有人、闫旭及其财产共有人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2.照片两张，证明刘佳签订《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现场。陈桂芳质证称对股东会决议无异议，但刘佳并未签字，对照片无异议。经审理查明，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上诉除对一审法院认定刘佳不承担保证责任有异议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佳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是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上诉认为刘佳作为保证人应依据《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提供了编号为2015保200406120004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此本院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债权人与担保人之间约定担保法律关系和相关权利义务关系的直接合同依据。保证人作出保证的意思表示应当明确具体，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保证人主体及保证的意思表示应严格审查、确认。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上诉主张刘佳是《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主体即保证人，但与该合同首部明确载明合同主体一方“甲方(保证人)”仅为闫旭一人不一致，合同尾部“甲方或授权代理人”处虽有刘佳签名，但刘佳是该担保合同的主体“甲方(保证人)”、还是甲方的授权代理人，还是仅作为闫旭配偶与闫旭共同签字，不明确，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补强印证刘佳对涉案借款作出明确的担保意思表示，且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登报《催收公告》中亦未将刘佳列为保证人范围。故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上诉要求刘佳承担保证责任，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600元，由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耀明审判员杨文审判员陈瑞芳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刘      秋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