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初110号 原告蔡锐，男，汉族，1995年2月27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吴世举，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住所地：习水县杉王街道红四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009536143X。 法定代表人辜昊成，局长。 委托代理人涂华。 委托代理人何潘。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 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 委托代理人柳清华。 原告蔡锐不服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蔡锐及委托代理人吴世举，被告习水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涂华、何潘，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柳清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9月28日，习水县公安局作出习公（城西）行处字〔2019〕9-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8年7月以来，王某一直以购买驾驶证积分代他人处理交通违章扣分的方式从中获利，蔡锐明知王某以购买驾驶证积分的方式替陈某等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蔡锐仍帮助王某找人替他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理。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相关书证、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对蔡锐处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蔡锐对此不服，向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习府行复〔2019〕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习公（城西）行处字〔2019〕9-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蔡锐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蔡锐诉称，一、原告并无违法行为，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原告不应受到行政处罚。 原告于2018年4月通过习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社会招聘辅警时进入交警大队，2018年7月调入习水县政务大厅交警队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工作。在工作中，遵循单位工作规定，一直以来并未为前来办理业务的当事人违规办理过任何交通违章处理。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8年7月以来，王某一直以购买驾驶证积分代他人处理交通违章扣分的方式从中获利，原告明知王某以购买驾驶证积分的方式替陈某等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原告仍帮助王某找人替他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理”。原告认为，首先，原告与王某在2018年12月才认识，并非如被告处罚决定中认定的2018年7月以来，原告就为王某处理违章提供便利。且原告在认识王某时并不知道他在从事替人处理违章。其次，王某将陈某的行驶证放在原告办公的窗口上时，其称是自己一个好朋友叫王某帮忙处理，原告当时还核实过这个车辆的违章情况，发现该违章的处理符合规定，于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帮助，就收下了该行驶证。在之后有人来办理这个车的违章时，因为窗口规定每一个数字证书（也就是每台电脑）只能处理7个驾驶证。原告在处理完6个驾驶证后就告知王某不能处理了，叫王某把行驶证拿回去。后来，经单位领导工作安排，原告换了个窗口办理业务，由于又符合处理7个驾驶证的条件，原告又为其前来办理上述行驶证的人员处理了2个驾驶证。第三，原告在与王某交往过程中，王某曾让原告跟他合作，然后让原告在其中提取一定的利润，原告当时就拒绝了王某，表示自己不会从事违法违规的行为，原告还告诫王某不要从事这种违法行为。后来，王某告诉原告其并未从事违规处理违章的活动，只是因为开了个二手车交易公司，需要经常到政务大厅处理违章。第四，原告受过良好的教育，一直坚守工作底线，从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办理业务，更不可能以此收受贿赂。退一步讲，原告在处理违章的过程中，即使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只需单位内部进行行政处分，予以警告或者谈话，甚至辞退并解除劳动合同，即可使原告的违章行为同造成的影响、后果相适应。被告不应当将原告上升为行政处罚，处以行政拘留和罚款。故被告作出的认定事实错误，原告并不存在违法行为。 二、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违法。 (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五）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当场告知当事人家属实施强制措施的公安、理由、地点和期限；无法当场告知的，应当在实施强制措施后立即通过电话、短信、传真等方式通知；身份不明、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或者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无法通知的，可以不予通知。告知、通知家属情况或者无法通知家属的原因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以及第一百五十一条“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的，应当及时将处罚情况和执行场所或者依法不执行的情况通知被处罚人家属。”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在2019年9月28日接到单位通知需要在当日下午加班，原告本着敬业的态度，回到单位加班。回到单位的时候就被釆取强制措施，于当日晚上十一点被送往习水县拘留所执行拘留。按照上述法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及时通知原告家属，而本案中并不存在原告身份不明、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或其他不可抗力导致无法通知的情形。原告在被拘留后，深感羞耻，无法面对家里人，故告诉城西派出所办案民警不用通知父母，只通知原告姐姐即可。然而在原告被执行拘留后，家里人不知任何情况。家人和朋友在四处打探后才得知原告被拘留的消息。原告在拘留期限届满后，与家人沟通时才得知被告作出拘留的处罚决定后未告知家属。时至今日，原告家属都并未收到被告通过邮寄送达的《家属通知书》，被告通过邮寄方式进行送达，缺少法律依据，无法保证原告家属的知情权,程序违法。 (二）被告办案民警在城西派出所对原告询问结束后，问我看不看笔录，我说要看，办案民警说字签完后看，但交由原告签字后，却不给原告核对，就把笔录拿走了。被告未将该笔录交由原告核对的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三条“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对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记录有误或者遗漏的，应当允许被询问人更正或者补充，并要求其在修改处捺指印。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在询问笔录上逐页签名或者捺指印。拒绝签名和捺指印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的规定，程序明显违法。 三、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 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适用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二）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该法条规定了妨碍行政执法机关办案行为的认定以及处罚。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行为人的上述行为在客观上影响了行政执法机关的依法办案，会导致无法及时查清案件真相或者导致错案的发生等不良后果。本案中，原告并未从事任何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谎报案情的行为。且《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是为了解决行为人妨碍司法活动，但又尚未构成《刑法》规定的妨碍司法等犯罪，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原告并未从事违法甚至犯罪活动，不应当适用该条款予以行政处罚。 综上，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同样违法，请求：一、撤销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习公（城西）行处字（2019）9-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行复（2019）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辩称，一、原告于2018年7月因工作需要到习水县政务大厅公安窗口工作。2018年10月，长期在习水县以购买驾驶证积分代他人处理交通违章扣分，并从中获利的王某，为了达到其营利的目的，通过邀请原告吃饭、玩耍的方式有意结识到习水县政务大厅结识办理交通违章业务的原告。2019年4月，王某邀请原告吃饭时，与原告商议合伙以处理交通违章扣分获利，原告作为政务大厅工作人员，明知王某从事以购买驾驶证积分代他人处理交通违章的违法行为，不但未出面制止、检举，而且帮助王某找人替陈某等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提供虚假证言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二、对原告提出的事实、理由答辩如下：（一）原告在起诉状中认为被告认定事实不清。 1、原告在起诉状中称：“2018年12月才认识王某，并非如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2018年7月以来，原告就为王某处理违章提供便利”。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原告是2018年7月到习水县政务大厅工作，并未表明原告于2018年7月就认识王某。 2、原告在起诉状中称王某将陈某的行驶证放置在其手中帮忙处理交通违章符合规定。前半句王某将陈某的行驶证放置在其手中固然无可厚非，而后半句帮忙处理交通违章符合规定就要看是如何“帮忙的”，事实是王某与原告事先商量好，由王某找到有违章而又需要进行处理的对象，如陈某等，让诸如陈某等人把行驶证拿到习水县政务大厅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窗口原告的手中，待王某找到需要出售驾驶证积分的黄某等人，与诸如黄某等人达成交易后，王某再将黄某等人带到政务中心窗口原告处，由原告将黄某驾驶证上的积分作为黄某驾驶陈某的贵Ｃ×××××号车的行为积分扣除，而贵Ｃ×××××号车车主是陈某，违法时的驾驶人是陈某之妻子赵友琼，也就是说违法行为人是赵友琼，而被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人却是黄某，而行政机关这一错误行政行为的做出，正是因为王某、蔡锐、黄某等人共谋，共同实施了为行政机关提供了虚假的证言，作为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协助执法的工作人员这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枉法作出这样的具体行政行为，显然不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3、原告在起诉状中称未与王某合作，还告诫王某不要从事这种违法行为。原告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明知王某是买卖驾驶证积分替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的人员，因迫于人情帮其处理违章，且原告所在的习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开会学习中明确强调“买分卖分是违法行为”，说明原告在明知其行为违法的情况下不但未出面制止、检举，而且与王某共同找人替陈某等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 （二）原告认为其行为未具有违法性，属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不应受到行政拘留和罚款。 这是本案的焦点，原告与王某在询问笔录中已陈述清楚其共同实施代人受过的违法事实，被告提取的王某与原告的聊天记录进一步证明原告与王某主观上具有共谋，客观上以低价收取不特定他人的驾驶证，给为消除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其交通违规行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人顶替扣分，从中获利的违法事实，该事实明显属于法律规定的提供虚假证言中共同实施代人受过的情形。正是因为原告等人共同提供的虚假证言，造成未违反交通管理安全法的驾驶人受到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扣分的行政处罚，严重扰乱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同时也影响了执法活动的公平、公正，对执法的社会效果及公信度也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其行为主观上具有明知而故意，客观上不仅侵害了单位规章制度，同时也侵害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因此，原告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危害性，可惩戒性，无论从情理，还是法理，都应依法受到惩处。 （三）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违法。 1、原告提出“被传唤以及作出行政处罚均未通知家属”。被告于2019年9月28日传唤原告到习水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执法办案区接受调查，于同日23时30分结束传唤，办案民警在询问过程中明确告知原告要将其被传唤的事由、时间、地点告知其家属，但原告明确表示不用告知家属，且拒不提供联系方式。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处理人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或者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可以不予通知，但应当在附卷的决定书中注明。据此，被告已在原告的询问笔录中作以记载，并在附卷的决定书中予以注明。因此，不存在程序违法。 2、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办案人员要求原告先签字，后核对，签字完毕后未将笔录交其核对。办案人员在询问原告结束时，明确告知原告有核对询问笔录的权利，认为笔录有遗漏、差错的，请及时告知询问人以便补充或者更正，确认无误后在笔录上逐页签名并捺手指印。上述事实在原告的询问笔录末页和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上已明确体现。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又在公安机关工作，事后提出如此不合情理且毫无依据的问题，没有意义。 （四）原告在起诉状中称被告适用法律错误。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规定，提供虚假证言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贰百元以上伍百元以下罚款。所谓提供虚假证言是指故意作出歪曲事实、虚假的证言，妨害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行为。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客观方面表现提供虚假证言，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和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例如，代他人受过，承认他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为自己所为，顶替他人接受处罚，（如替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的），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办案，或者被侵害人提供虚假证言，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办案的，均可认定为提供虚假证言行为。本案中，原告明知王某在购买他人驾驶证积分来替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范的违法行为受罚，而共谋、共同实施了该行为，致使未违法的人受到行政处罚，而违法的人未依法受到惩处。不仅扰乱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且影响了行政法规的公正、公平实施，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被告适用法律何错之有。 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请予以维持，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不服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习公（城西）行处字〔2019〕9-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向申请行政复议，我府依法受理并送达了受理通知书，告知了各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制作了加盖公章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程序合法。 二、我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属习水县公安局聘请的辅助人员，于2018年7月起调入习水县政务大厅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工作，2019年3月开始，原告利用工作之便多次为王某（已另案处理）在买卖驾驶证积分为他人处理交通违章的违法活动中提供帮助。习水县公安局在办理交通警察大队辅警李志（已另案处理）违规为他人办理驾驶审验业务一案中，发现原告存在违法行为，经调查后于2019年9月28日作出《处罚决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原告处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习水县公安局提交了原告陈述，以及王某、陈某等询问笔录，能证明原告存在帮助他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的违法行为。我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习公（城西）行处字〔2019〕9-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我府作出的习府行复〔2019〕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为证明自己的行政行为合法，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说明其证明目的。 第一组证据：程序方面的证据。 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于2019年08月30日在办理习水县杉王街道李志等人提供虚假证言案件中发现原告涉嫌提供虚假证言的违法事实，并依法予以调查； 2、《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被告在询问违法嫌疑人、证人时某依法告知其应当享有的权利及应当履行的义务； 3、《传唤证》，证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将原告传唤到习水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执法办案区进行询问调查； 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依法告知原告拟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百元的事实、理由、依据； 5、《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已依法送达； 6、《被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依法告知原告家属情况； 7、《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原告将被告送拘留所执行的事实。提交上述证据的目的旨在证明被告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8、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经过我局单位领导批准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二组证据：事实方面的证据。 1、原告的询问笔录。证明：（1）原告于2018年10月份认识王某，其帮助王某通过办理交通违章9分；（2）原告自2018年10月份认识王某后，迫于人情，其共计帮助王某找未违法人员顶替实际驾驶车辆违法人员接受交通违法处罚50余次的违法事实，情节严重；（3）2019年3、4月份，王某邀请原告到其家中吃饭，吃饭过程中王某与原告商议合伙分工，原告负责处理违章驾驶证积分，王某以驾驶证积分支付原告金钱，原告明知后共同实施找人替他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30余次的违法事实；（4）原告2019年8月份，其明知王某以购买驾驶证积分的方式替他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的违法事实后，原告仅仍帮助王某找黄某等人顶替驾驶陈某车牌号为贵Ｃ×××××车辆的违法行为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驾驶证积分约80分的违法事实；五是证明原告接受王某请客吃饭、送鱼等行为，以便原告帮助王某达成买卖驾驶证积分顶替他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的事实。 2、证人罗某的询问笔录。证明：（1）2019年9月26日，罗某以3000元的价格购买袁伟驾驶证积分12分，以3300元的价格售卖袁伟驾驶证积分12分给王某，经王某与蔡锐商议后，罗某叫袁伟到习水县政务中心48号窗口找到原告，后由原告办理扣除袁伟驾驶证积分12分顶替他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违法行为的事实；（2）原告与王某勾结合伙替他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的违法行为事实。 3、王某的询问笔录。证明：（1）王某2019年7月收取陈某16300元钱找人顶替陈某车牌号为贵Ｃ×××××车辆的违法行为人接受交通违章驾驶积分120分的违法事实；（2）2019年9月2日，王某以600元的价格在黄某处购买驾驶证积分9分，经蔡锐办理后，使黄某成功顶替陈某车牌号为贵Ｃ×××××车辆的违法行为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的违法事实；（3）印证罗某笔录以3300元价格购买驾驶证积分12分，后找蔡锐办理的违法事实。 4、证人陈某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8月份，陈某以16300元的价格找到王某让其处理驾驶车牌号为贵Ｃ×××××机动车违法行为人驾驶证积分120分的违法事实； 5、证人黄某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9月2日16时许，黄某以700元的价格售卖驾驶证积分9分，后王某带领黄某到习水县政务中心处找到蔡锐，在蔡锐的办理下使黄某成功顶替驾驶陈某车牌号为贵Ｃ×××××车辆的违法行为人接受交通违章驾驶积分9分处罚处罚的事实。 6、原告的辨认笔录。证明原告于2019年9月2日帮助王某使黄某替驾驶陈某贵Ｃ×××××车辆的违法行为人接受交通处罚。 7、调取王某手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与王某合伙使第三人替违法行为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的事实。 8、收集资料。证明（1）被告知办理替他人接受交通违章处罚的事实；（2）原告明知买分卖分是违法行为。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习水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第一组第1-3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第4号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5号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6号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第7号、8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三性”不持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是明知共谋而实施。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对被告习水县公安局提供的全部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为证明其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下列证据。 1、蔡锐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2、习水县公安局行政复议答复书； 3、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一）、（二）； 4、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 以上证据证明：习水县人民政府系依原告的申请启动行政复议程序，并且履行了受理、送达程序，程序合法。 经举证、质证，原告和被告习水县公安局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供的上述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经庭审举证、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综合全案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被告习水县公安局提供的第一组程序方面的证据除第5号不能作为本案证据外，其它证据都符合证据“三性”，也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其中第6号证据，因办案民警当庭表示是其亲自邮寄送达，且邮寄送达也是法定送达方式之一，对此，本院对该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第二组事实方面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而相互印证，证明原告是知道王某从事买卖驾驶证积分的行为，故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蔡锐系被告习水县公安局聘请的辅助人员，于2018年7月被安排到习水县政务大厅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工作，工作中于王某认识成为好朋友。2019年3月，王某（已另案处理）了解到可以通过买卖驾驶证积分的方式从中获取利益，从此开始从事买卖驾驶证积分直到9月28日案发。 原告蔡锐与王某认识成为好朋友后，双方谈及“可以通过买卖驾驶证积分”问题，对此原告蔡锐在工作中以王某打招呼为借口，多次（30余次）以王某打招呼为多人在买卖驾驶证积分帮助他人处理交通违章行为，其中主要帮助陈某车牌号为贵Ｃ×××××车辆的违章车辆驾驶证积分80分的处理行为，致使王某获取利益16300.00元。被告习水县公安局在办理交通警察大队辅警李志（已另案处理）违规为他人办理驾驶审验业务案中，发现原告蔡锐存在违法行为后于2019年8月30日受案调查。随即被告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在作出处罚决定前说明告知原告拟处罚的事实、依据、理由及结果，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当即原告蔡锐表示不陈述、申辩。经调查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19年9月28日作出习公（城西）行处字〔2019〕9-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蔡锐处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2月13日作出习府行复〔2019〕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习水县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另查明，2019年9月28日，被告习水县公安局对王某作出习公（城西）行处字〔2019〕9-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王某处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该规定具体包括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其中本案的焦点是原告的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违法还是违规及处罚是否适当；原告的行为是否属于提供虚假证言性质。 首先，原告蔡锐作为被告习水县公安局聘请的辅助人员，被安排到习水县政务大厅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工作，工作中，原告蔡锐与王某认识成为好朋友后，期间双方谈及“可以通过买卖驾驶证积分”问题，对此，原告蔡锐在工作中以王某是好朋友打招呼为借口，多次（30余次）以王某打招呼为由，在他人买卖驾驶证积分过程中，帮助处理交通违章行为，其中主要帮助陈某车牌号为贵Ｃ×××××车辆的违章车辆驾驶证积分80分的处理行为，致使王某获取利益16300.00元。前述事实有被告习水县公安局提供的对原告蔡锐的调查笔录、对证人罗某、王某、陈某、黄某的调查笔录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互相印证，足以确认。故被告习水县公安局对原告蔡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关于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习公（城西）行处字〔2019〕9-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及量罚是否适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二）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 其中“提供虚假证言”的行为主体应当包括所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所谓“提供虚假证言”是指故意作出歪曲事实、虚假的证言，妨害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行为，致使违法的人没有依法受到惩处，没有违法的人受到行政处罚。行为人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客观方面表现提供虚假证言，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和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本案原告蔡锐作为国家机关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应当认真依法依规履行其职责，其明知王某（已另案处理）从事购买驾驶证积分从中获取利益，而利用职务之便帮助王某实现其目的，原告蔡锐的行为与王某行为的关系相结合，作出歪曲事实，致使违法的人没有依法受到惩处，没有违法的人受到行政处罚，二人的行为共同构成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和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完全符合“提供虚假证言”的行为特征。故原告蔡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其中规定的“提供虚假证言，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情形。原告蔡锐知法犯法，其行为不仅违反了单位规章制度，而且扰乱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效果及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都造成严重恶劣影响。且道路交通安全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每一个违法行为人都应当受到其应有的处罚，以警示违法行为人再次发生违法行为，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而导致人身健康和财产损失，而原告蔡锐的行为与此相违。故被告习水县公安局根据原告蔡锐的违法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对原告蔡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和罚款五百元，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发现原告蔡锐的违法行为后，依法立案开展调查取证，在作出处罚前，告知了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结果，同时告知了原告蔡锐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且原告蔡锐当即表示不陈述、申辩。对此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习公（城西）行处字〔2019〕9-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 关于原告不服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后，依法进行复议审查，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认为习水县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认定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符合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法作出习府行复〔2019〕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习水县执法局作出的习公（城西）行处字〔2019〕9-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习水县公安局对原告蔡锐作出的行政处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量罚适当。原告蔡锐诉称理由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蔡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蔡锐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钱朝友 人民陪审员  陈廷环 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邹玉琪 书记员吴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