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100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继兵，男，汉族，1978年2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会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春雷，云南优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从伟，男，1971年5月25日出生，住本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孙明，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波，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继兵因与被上诉人杨从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8民初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继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从伟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质的纠纷是：对于125万元的赔偿款承担比例的分配问题，并非是民间借贷纠纷。双方没有民间借贷的合意和民间借贷资金的交付，无论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均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构成要件。（1）本案125万元资金交付是赔偿第三人，王继兵、杨从伟共同赔偿死者家属125万元。资金交付给死者家属时，王继兵、杨从伟根本没有资金借贷的合意。（2）杨从伟为了达到防止死者家属上访的目的，承诺由其先将赔偿款支付，事后王继兵、杨从伟内部再协商分担比例，王继兵才同意签订《和解协议书》。现达成如此高额的赔偿，转而胁迫上诉人通过借条的形式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上诉人，即不合理也不合法。二、《借条》形成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被上诉人采取软暴力方式胁迫所写，是被上诉人采用借条这一合法形式掩盖其将125万元的赔偿责任全部归咎于上诉人承担的非法目的。（1）杨从伟假借要求王继兵拆除塔吊，在塔吊拆除完毕准备离开时，采取软暴力的方式，威逼、恐吓上诉人，不准许上诉人离开其控制的范围，采用贴靠、示威，对上诉人形成心理强制，使上诉人产生恐惧心理，上诉人无奈两次报警求职。一审认定警察到场后并未采取强制措施，就否定了软暴力的存在，是不合理的。特别是警察出警后放任不管，甚至质问上诉人，无形中助长了被上诉人的嚣张气焰。对此上诉人认为当地警察这一错误的处理方式进一步加深了上诉人的恐惧心理，无奈只好写下《借条》以求脱身。（2）一审中上诉人举出了《欠条》四份，均照抄被上诉人事先写好的，这说明《借条》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既然《和解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作为丙方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杨从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针对案外人达成的赔偿协议是针对案外人的，本案是王继兵向杨从伟借赔偿款项，杨从伟也实际交付了款项。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从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杨从伟与王继兵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2.判令由王继兵偿还借款本金1250000元；3.判令王继兵偿还以1250000.00元为基数的，自2018年12月3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从伟承包了乌东德水电站禄劝县新村移民安置房工程，2018年杨从伟找到王继兵租赁塔吊，双方签订了《建筑施工机械租赁合同》，后工人李杰在安装塔吊过程中意外坠落身亡。2018年11月24日经杨从伟、王继兵与死者李杰家属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杨从伟和王继兵一次性赔偿李杰的近亲属各项损失合计1250000.00元，杨从伟于协议签订当日向死者李杰的家属的银行账户转账1250000.00元。后王继兵出具了借条一份交由杨从伟收执，上面载明“兹有王继兵向杨从伟借用现金125万元整……于2018年12月30日还现金30万元整。余下部分到春节前2019年1月30日前自行来处理一切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关于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一审法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杨从伟、王继兵与死者李杰家属签订调解协议后杨从伟确实转账了1250000元，而从调解协议的内容来看，作为乙方的杨从伟对于死者家属也具有赔偿责任；（2）王继兵出具的借条中载明“兹有王继兵向杨从伟借用现金125万元整”双方还约定了具体还款时间，结合调解协议书来看，杨从伟的转账可以视为替王继兵清偿债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王继兵出具借条，应当视为杨从伟、王继兵双方达成了借贷的合意，杨从伟也确实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死者家属支付了1250000元，该转账行为由王继兵出具借条进行确认，故杨从伟、王继兵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关于王继兵提出的出具借条系胁迫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是否构成胁迫应当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行为是否达到胁迫的程度、出具借条时的情况进行判断。其一，王继兵未能举证证实出具借条时系受到胁迫，庭审中王继兵及证人称当时进行了报警处理，但警察到场后并未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及其他强制措施，无法认定杨从伟存在暴力、拘禁及其他胁迫情形，其二，根据证人及王继兵陈述，双方当事人之间因为协商赔偿款产生了矛盾纠纷，双方前往了吉祥宾馆处理，王继兵虽然称杨从伟扣留自己长达35小时，但双方起初位于宾馆大厅这一公共场所，在出具借条前王继兵又进行了两次报警，均具有排除人身自由限制的高度盖然性，故无法认定杨从伟存在限制人身自由的胁迫行为；其三，对于王继兵所主张的胁迫行为，王继兵未能举证证实行为的具体方式、过程、扣留与出具借条之间的因果关系等细节，无法判断是否达到胁迫的程度。综上，对于王继兵提出的借条因胁迫而无效这一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杨从伟、王继兵与第三人之间签订和解协议书，形成了与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后杨从伟依约定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实际向案外人完成了款项交付，清偿了债务，王继兵出具借条对杨从伟的转款行为进行了确认，双方之间形成了借贷合意，故杨从伟、王继兵之间的借贷合同成立并生效。关于利息计算，杨从伟主张按照年利率6%计算，该主张并不违反法律的的相关规定，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王继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杨从伟借款1250000.00元；二、王继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杨从伟自2018年12月3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杨从伟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二审查证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杨从伟与王继兵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针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杨从伟、王继兵与案外人李学贵签订《和解协议书》，确认王继兵、杨从伟一次性赔偿李杰的近亲属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25万元。由此可见杨从伟、王继兵对外共同负有赔偿责任。上述协议书签订的同日，杨从伟即依约向案外人支付了125万元。通常应当视为杨从伟对外履行了赔偿责任。但之后杨从伟与王继兵签订《借条》，确认上述125万元系王继兵向杨从伟借款，用于前述事故的赔偿。该借条的实质为确认王继兵向杨从伟借款125万元，追认了杨从伟按照王继兵的付款指示将该款赔偿给案外人。王继兵上诉称受到杨从伟的胁迫才写下该《借条》，但王继兵在书写该《借条》前已经报警，并且警察已经到达现场，若王继兵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其完全可以向警察提出并要求离开现场，但王继兵非但没有离开，反而之后出具了《借条》。王继兵主张杨从伟采用软暴力胁迫，使王继兵内心产生恐惧，但本院认为内心恐惧是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客观证据证明杨从伟的行为构成胁迫，使王继兵基于恐惧被迫签订该《借条》，故对于王继兵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王继兵上诉本案涉及对外赔偿责任承担的问题，本案只解决对外赔偿款是以杨从伟的名义支付还是以王继兵的名义支付的问题，本案可以认定王继兵向杨向伟借款125万元用于支付对外的赔偿，不涉及对外赔偿后内部责任的分担问题，杨从伟、王继兵对于该问题协商不成可另案解决。综上所述，王继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94元，由王继兵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涛审判员 姚 丹审判员 杨章亮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蒋志平书记员何政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