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02民初161号 原告：谢必举，男，197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清，四川由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程文均，男，198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江津区，现住广州市花都区。 原告谢必举与被告程文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立案，并作出（2019）川1302民初1281号民事判决，谢必举不服提起上诉。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13民终3860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另行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谢必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清、被告程文均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必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给原告分配合伙资产475,485元，其中分配合伙现金3438元、被告持有现金应分9600元、合伙资产应分134,025元、合伙存货应分328,422元；2、判决被告给原告分配合伙债权350,406元；3、被告承担亏损和处理财产损失的95%即500,000元；4、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13日，原、被告签订“合伙协议”，约定被告出资60%，原告出资40%在广州共同经营旧衣服等，并按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分担亏损。被告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和合伙内部行政事务执行人，享有“召集合伙人会议，对合伙重大事项最后决定权”、“组织实施合伙人会议决定”、“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占有合伙组织财产”等权利。李锋为合伙组织的财务负责人。协议签订后，原告将600,000元投资款交付合伙体，被告也投入了几十万元。因原告基本不在广州，被告负责合伙经营。从2018年3月经营至6月，因经营场所被限制须搬迁等原因，双方发生分歧，合伙体解散，原告方安排在合伙体工作的人员全部撤出。被告单方面更换了银行卡，自行收支资金，将库存商品和设施设备转移、变卖等，但没有给原告作任何分配。经协商未果，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裁判。 被告程文均辩称，一、2018年6月23日，原、被告仅仅是对不再开展经营及处置资产达成一致，并未就合伙于当日解散及清算达成任何意见。案涉合伙事务是在广州市收旧衣服，然后再向非洲出售。自从原告方派的财务人员李锋离开合伙体后，双方已经无法继续合伙经营。被告多次催促,原告一直未前往或指派他人共同处置资产。在此情况下，为防止损失的扩大，被告不得不处置固定资产和存货。被告的行为是基于合伙协议关于合伙事务执行人相关约定，行使合伙协议约定权利和履行合伙事务执行人的职责，其相关行为对原告具有当然的约束力。二、参照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合伙解散的，应先行清算以明确盈亏、了结债权债务，但被告在原告多番催促下未前来处理清算事宜，现被告已将固定资产和存货销售完毕，但这不代表合伙事务已经执行完毕，因为处理的货款还有大量未收回，且还存在大量的债务未清偿。在未经清算，债务尚未了结的情况下原告直接起诉要求解散合伙体并分配合伙资产和债权，于法无据。三、原告的主张计算基础是存货的进货价值，而没有考虑经营风险，并将之作为违约责任的主张依据。这本来就有违反常理，且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被告违反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合伙协议和法律也未规定被告应当以何种方式交易和何种方式对交易进行记录。因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合伙剩余资产分配应当以合伙体实际剩余为限。四、合伙事务执行人在履职过程中的相关行为应作无责推定及形成的记录应当推定为真。1、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而言，原告在未提供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对被告履行合伙事务执行人职责中的商业决策及形成的记录提出诸多质疑,甚至不断要求被告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相关交易记录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并据此要求被告承担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个人合伙本身就具有高度的人合性，原、被告之间的合伙是基于个人信任，合伙经营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原告既然选择了这种经营方式就应当承担基于信任而产生的可能后果。2、商业决策本身就具有主观性。被告被协议约定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并赋予其最后的决定权，就表明原告是认可被告的商业决策能力，但庭审中又对被告的商业判断作出没有根据的揣测，有违契约精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据此认定事实如下： 程文均从事出口旧衣服业务多年。2018年3月13日，程文均（甲方）与谢必举（乙方）基于双方共同经营旧衣服、鞋、包出口事宜签订《合伙协议》，其中约定主要条款内容为：第二条、合伙组织名称为广州市南沙区东涌支宏仓储服务部，合伙经营项目为旧衣服、鞋子、皮包出口。第三条、合伙期限2023年6月1日。第四条、合伙组织财产分配：程文均占有百分之六十，谢必举占有百分之四十。第五条、工资、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奖金分配：合伙组织经营期间，各合伙人工资为程文均、李锋均为6000元。盈余分配：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需要缴纳的税费等的收入为净利润，即合伙创收盈余，将以各合伙人占有的合伙组织财产份额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债务承担：如在合伙经营过程中有债务产生，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合伙人占有的合伙组织财产份额为依据，按比例承担。第七条、合伙事务执行。1、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程文均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其权限为：召集主持合伙人会议，对合伙组织的重大事项（如扩展业务、调整、转换经营项目等）享有最后的决定权；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等。2、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程文均担任合伙内部行政事务的负责人，负责合伙组织的内部经营和管理。其权限为：组织实施合伙人会议；对合伙组织经营进行全面日常管理；审核现金收付凭证和日常财务开支情况等。3、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李锋担任合伙组织的财务、后勤负责人，并协助其他合伙人参与合伙组织的日常经营和管理。 协议签订后，程文均出资90万元（占60%），谢必举出资60万元（占40%）。在合伙经营过程中，程文均依照协议约定为合伙事务执行人，案外人李锋接受合伙人的安排为合伙体的财务负责人。2018年6月，谢必举与程文均在合伙事务上产生分歧，当月23日，谢必举之子谢青松通过微信方式向程文均提出“我们想将厂搬到南充，不想继续折腾，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就不继续合作了”，程文均回复“南充那边有一些优势，但是更多的弊端；你们退出来可以，但是厂里的设备和库存也不少，这个还要清算。”2018年6月30日，合伙组织的财务负责人李锋离开合伙事务主要履行地，并对2018年6月30日之前的合伙账务进行扎账。上载明：现金8597.94元、应收账款876,015元（其中肯利亚649,276元、安哥拉98469元、九号柜128,270元）、其他应收款24,000元（系程文均于2018年6月30日在李锋处领取的现金）、存货821,055.14元（购进商品成本2,020,078元，运费161,859元，共计购进成本2,181,937元，总购入416.908吨，销售260.027吨，期末库存156.881吨，按此计算购进成本为5233.62元）,固定资产原购买价总额335,062.50元、应付账款559,725元，亏损金额97,841.42元、日常费用553,556.56元，已支付450,719.56元，尚欠（员工工资）102,847元。 李锋离开后，2018年7月3日，程文均向谢必举通过微信告知有供货商催款、房东要求腾房、黑社会上门要账等，需要尽快处理设备和存货以偿还债务，但未收到明确回复。随后，程文均对库存商品及设备进行了处置，库存商品共变卖了306,180元，设施设备变卖价款为205,800元，还收取了厂房退租的押金60,000元，发票退款349元。之后，双方因合伙事宜发生争议向本院提起诉讼。 诉讼中，谢必举对李锋离开时扎账载明的应收账款876,015元、固定资产原购买价总额335,062.50元、应付货款559,725元（已付清）、账面亏损额97,841.42元、未付员工工资总计102,847元不持异议。上述应收货款中肯尼亚的649,276元，程文均称系向谢青松发的货，谢青松实际收货241,681元，该款尚未收回（庭审中谢必举称谢青松认为与张杰的价格不一样，对货款金额有异议）。谢必举还称，鉴于谢青松一直未支付前期货款，对其余407595元的货物，自己决定不再向其交货，而是留滞于港口。在几个月后，为减少亏损将该批货物降价为152,700元处理给张杰。庭审中，程文均称已全部支付了应付货款559,725元、工资30,244元，并提交了转款凭证等证据，谢必举对此予以认可。程文均还自认收到李锋于2018年6月30日转交的24,000元，收回九号柜货款128,270元、安哥拉货款49,000元。 本院认为，原告谢必举与被告程文均自愿签订《合伙协议》，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合法有效。在合伙经营期间，谢青松向程文均提出退伙，该行为得到谢必举的认可，之后谢必举委托的财务监管人员离开合伙体，且程文均在2018年7月即通过谢必举处理存货和设备，直接表明双方不再合伙的意思，随后又实际予以处置，再次以行为表明不继续合伙经营。据此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对于终止双方的合伙关系的事实均无异议，合伙事务终止后，谢必举主张清算的理由成立。本案争议焦点是：1、如何认定程文均在合伙中经营行为及合伙终止后的处置财产行为？2、如何进行合伙清算？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个人合伙具有高度的人合性，这表现为对合伙事务执行人的信任和对其在合伙职责、认知能力范围内的处分行为后果的认可。但正如自由之边界一样，这种信任和认可，也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否则，会破坏基于诚实信用建立起来的个人合伙经营模式。所以，必要的规制仍然存在，且应纳入法律评判的范围。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积极作为与消极不作为显然对合伙后果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程文均称因谢青松之前有20余万元欠货款，故以不再向其交付余下40余万元的货物作为履行抗辩，这本无可厚非。但其却消极不作为，将该货物长期留存于肯尼亚，导致在几个月后货物损耗和滞关费用大增，最后只好以15余万元的价格进行处理，造成经营上的重大损失。程文均执行合伙事务存在重大过失，而这也超出商业风险容忍的程度，程文均应当对谢必举由此的亏损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实际，酌定其承担赔偿100000元。 关于程文均处置合伙财产及其它存货的责任问题，现有证据表明，合伙事务终止后，程文均告知谢必举处理后续事宜，但谢必举未予回复。在此情况下，为避免损失扩大，谢必举对库存货物及设备进行变卖，并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就存货本身的价值而言，一方面李锋形成的财务数据是按每吨商品的平均价格而非具体的货物品名来确定库存货物的价值，可能会发生同等重量的货物但实际价值不同的情形，这表明存货的财务记载数据并不准确；另一方面，旧衣物的价值与衣服成色、样式、购买人的喜好等有关，没有市场计价参考标准，谢必举称程文均低价处置缺乏依据。就处置行为本身而言，程文均的行为并未达到超出合伙人一方对作为对合伙事务执行人的另一方合理的容许程度，其主观上的商业选择也许不是最佳，甚至有一定的判断失误，但不能视之为应承担责任的过错。 关于合伙清算问题。合伙清算虽以合伙财产及全部债权债务清结为目的，但需以前述项目确定为前提。案涉合伙事务可确定事项为：一、收入：李锋离开时交付给程文均现金24,000元、库存商品变卖款306,180元、设施设备变卖款205,800元、厂房退租押金60,000元、发票退款349元、收取九号柜货款128,270元、安哥拉货款49,000、肯尼亚（张杰）处货款152,700元，合计773,599元；二、支出：应付货款559,725元、工资30,244元，合计589,969元。收支品迭后为183,630元。扣除程文均四个月的工资24,000元后，剩余159,630元。按约定分配比例，谢必举应分得40%即63,852元，程文均应分得60%即95,778元。合伙体在李锋处的现金、谢青松等处的债权及应付工资等债务，因在本次诉讼中未确定和发生，在之后实际收取和支付后，根据收支情况双方可另行按前述比例进行分配或分担。加上前述100000元赔偿款，程文均应向谢必举支付163,852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程文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谢必举支付合伙盈余分配款及合伙亏损赔偿款共计163,852元； 二、驳回原告谢必举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733元，由程文均负担3577元，谢必举负担1315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斯孝昌 人民陪审员  何志华 人民陪审员  王德友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罗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