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1民终24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超发，男，197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琴，广西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盛昌，男，198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林，广西作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超发因与被上诉人黄盛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2019）桂0105民初5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超发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57500元，并判令被上诉人按银行借款利息6.125%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给上诉人；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中将诉讼请求明确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57500元，并判令被上诉人按年利率6%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以上诉人陈述而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57500元现金的事实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违背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本案借款系2014年出借，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追讨该债务，从开始的借到钱没有出具借据，到2017年8月8日补写借条，到向法院起诉已有5年时间，上诉人在一审时未委托律师，其认为欠债就该还钱，而且上诉人对于该笔债权向被上诉人追讨多年，被上诉人为了赖账也多次在上诉人上门要钱时与上诉人发生轻微肢体冲突，被上诉人也多次报警。故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比较激动，具体日期没有陈述清楚，也是情有可原的；2、被上诉人于2014年8月30日向上诉人借得现金57500元，其中50000元是妻子王某于2014年5月25日从广西农村信用社取了49990元放在家里备用却没有用出去，另外7500元是其自有的资金，银行卡取款业务凭单可证明上诉人确实有钱借给被上诉人，该款项清楚，资金来源合法；3、在农村乡亲借钱不写借条很正常，后是由于被上诉人未按时还款，上诉人多次催还未果，不得已于2017年8月8日让被上诉人补写借条，合乎情理；4、在众人眼里，交借条给别人就是认可向别人借了钱，上诉人并不知道借条与收条的区别，只知道一手交钱一手交收（借）条，一审法院却以被上诉人认可该《借条》系其出具，却不认可被上诉人收到了钱，明显有悖于常理；5、被上诉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没有向上诉人借到钱为什么出具借条，难道不知道写了借条就得还钱的道理吗。如果借条是被威胁或被逼迫所写，被上诉人应该报警，但本案报警是因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追款，发生肢体冲突而报警，如果上诉人凭空向被上诉人索取巨额钱财，司法机关肯定会以涉嫌敲诈勒索罪立案，但司法机关并没有立案；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不清楚被上诉人借钱的具体用途及不清楚被上诉人从事何种工作与常理不符为由，驳回上诉人的合理诉求是错误的。1、上诉人借钱给被上诉人主要是因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同村，且从小一起长大，没有什么恶习，有一定的还款能力，被上诉人村里有房产，村中大部分土地被征收，加上三产收入，村民每年都有可观的分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小认识，长大后各自为了生活，不清楚被上诉人具体从事什么工作，只听被上诉人说借钱去投资，确实没有深究被上诉人借钱的具体是做什么项目，上诉人认为，这不应该成为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钱的事实；2、由于村里的大部份土地被征收，加上三产收入，许多村民都不在村里做农活，有的出去做生意，有的出去包工程，有的出去打工等，上诉人没有去了解被上诉人具体做什么工作，这竟成为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钱的理由，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三、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王某是上诉人妻子，也没有举证证明王某取款是出借给被上诉人为由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事实错误。四、被上诉人所述该《借条》系因欠赌债而写，也与事实不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黄盛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超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盛昌向黄超发赔偿借款本金57500元；2.黄盛昌向黄超发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按银行借款利率6.125%支付赔偿借款本金57500元自2014年8月30日起至赔偿之日止）；3.黄盛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8日，黄超发与黄盛昌签订《借条》一份，主要约定：黄盛昌因做生意，资金周转不灵，向黄超发借款57500元，借款日期2014年8月30日，还款日期2017年8月8日，如果到期还不能按时还款的，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本借条签订之日受法律保护。黄超发在起诉状中称黄盛昌于2014年8月30日向其借到现金57500元，黄盛昌于2017年8月8日出具《借条》。黄盛昌在2019年9月5日开庭时称2014年8月30日在黄超发家里，黄超发的老婆取款50000元，黄超发自有现金7500元，黄超发将上述现金出具给黄盛昌，黄盛昌在2014年8月30日当天借钱时出具本案借条。黄超发还称，黄超发不清楚黄盛昌从事何种工作，亦不清楚黄盛昌借款的用途。为此，黄超发提交了“王某”的广西农村信用社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王某在2014年5月25日取款49990元。黄超发称黄盛昌于2018年支付利息4000元，2019年支付利息1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黄盛昌称黄超发开设赌场并主张本案是赌债。但黄盛昌未对该主张予以举证证明，黄盛昌称其就本案债务曾报警，但公安机关未予以立案受理。故一审法院对黄盛昌的该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黄超发与黄盛昌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黄超发称黄盛昌向其借款，黄盛昌为此出具《借条》一份。但黄超发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履行出借义务。黄超发在起诉状中称黄盛昌于2014年8月30日向黄超发借到现金57500元，黄盛昌于2017年8月8日出具《借条》。黄超发在2019年9月5日开庭时称2014年8月30日在黄超发家里，黄超发的老婆取款50000元，黄超发自有现金7500元，黄超发将上述现金出具给黄盛昌，黄盛昌在2014年8月30日当天借钱时出具本案借条。黄超发还称王某其老婆，并提交了“王细英”的广西农村信用社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王细英在2014年5月25日取款49990元。黄超发对于出具借条的时间、出具的情形陈述先后矛盾。黄超发称不清楚黄盛昌从事何种工作，亦不清楚黄盛昌借款的用途，这与借条所载内容不相符，双方系同村同一生产队，住址相隔几个门牌号，黄超发称不清楚黄盛昌从事何种工作，不清楚黄盛昌借款的用途就出借款项，2017年8月8日出具借条约定当天还款均与常理不相符。此外，黄超发没有举证证明王某系其老婆，也没有举证证明王某取款系出借给黄盛昌。故一审法院对黄超发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黄超发要求黄盛昌支付利息的主张亦没有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黄超发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19元（已减半收取），由黄超发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黄超发提交以下证据：1、结婚证；2、户口簿，证据1、证据2证明上诉人与王细英系夫妻；3、王细英出具的声明，证明上诉人的妻子王某说明借款给被上诉人的经过。 被上诉人黄盛昌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两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将涉案款项交给被上诉人；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声明不是事实。 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经审查认为，对于证据1、证据2，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将涉案款项交付给被上诉人.对于证据3，由于该声明是上诉人的妻子王某所出具的，王细英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被上诉人提出异议，本院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事实提出以下异议：一审判决书第3页倒数第9行“黄盛昌在2019年9月5日开庭时称2014年8月30日在黄超发家里，黄超发的老婆取款50000元，黄超发自有现金7500元，黄超发将上述现金出具给黄盛昌，黄盛昌在2014年8月30日当天借钱时出具本案借条。”有异议，认为这些是黄超发在一审庭审时的发言，而不是黄盛昌的发言，一审存在笔误。对此，上诉人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经查一审庭审笔录，上述发言确实是黄超发所说，一审存在笔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对于一审查明事实一审判决书第3页倒数第9行“黄盛昌在2019年9月5日开庭时称2014年8月30日在黄超发家里，黄超发的老婆取款50000元，黄超发自有现金7500元，黄超发将上述现金出具给黄盛昌，黄盛昌在2014年8月30日当天借钱时出具本案借条。”纠正为“黄超发在2019年9月5日开庭时称2014年8月30日在黄超发家里，黄超发的老婆取款50000元，黄超发自有现金7500元，黄超发将上述现金出具给黄盛昌，黄盛昌在2014年8月30日当天借钱时出具本案借条。”，对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王某与黄超发于2014年12月2日登记结婚。 又查明，在二审期间，黄超发对于借款的经过作如下陈述“2014年被上诉人到我家问我借钱，他说借3个月，2014年7月8日我将钱交付给被上诉人”。黄超发的全权委托代理人陈述“2014年3、4月的时候被上诉人找上诉人要求借10万元，但是因为被上诉人两口子都是本村的，所以上诉人夫妻俩商量后要求被上诉人两口子一起来借钱，所以在5月25日上诉人的妻子取现49990元，被上诉人两口子一直没有一起来所以就一直拖着，到了7月8日被上诉人来到上诉人家里，上诉人就把自己身上的一共57500元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本来是要借6万元的，但是自己提出要先付2500元的利息，所以才会交付零散的钱”。黄超发对于法庭询问：“上诉人，这个款项是被上诉人到你家，你交付款项的是吗”，黄超发回答：“是的，就是被上诉人2014年7月8日一个人来的，我将57500元交给他，本来他是要借6万元的，自己提出要先付2500元的利息，所以就给了他57500元，当时没有写借条，后面他还不了钱了，在2017年8月8日就补写了借条。在2017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村里开发，上诉人是副队长，本来认为补偿款下来就能还的，但是补偿款下来之后被上诉人也没有还钱，所以才要求被上诉人补写借条。”对于是否有利息的约定，黄超发称“口头约定对方每月给我2000元作利息，给过4000元，是我从对方给我的工资卡中我自己取的。” 还查明，黄超发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起诉状载明“被告黄盛昌因生意资金周转不灵于2014年8月30日向原告借得人民币现金57500元，因是乡里乡亲当时没有写借条，由于几年没有还上款，原告多次催还借款，被告都没能还。被告于2017年8月8日向原告补写借条”。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款项是否实际交付。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款项是否实际交付问题。上诉人黄超发主张款项已实际交付，被上诉人黄盛昌主张款项未实际交付。本院认为，对款项的交付、借条出具的时间，上诉人前后陈述并不一致。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称“被告黄盛昌因生意资金周转不灵于2014年8月30日向原告借得人民币现金57500元，因是乡里乡亲当时没有写借条，由于几年没有还上款，原告多次催还借款，被告都没能还。被告于2017年8月8日向原告补写借条”。在一审庭审时又称，2014年8月30日，在上诉人家中，上诉人将现金57500元交付给被上诉人，借款时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条，在场只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而在二审中又改称是2014年7月8日，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家中，其将款项57500元现金交给被上诉人。对于款项的来源，虽然上诉人提交了其妻子王细英于2014年5月25日取款49999元的记录，但是这离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时间2014年7月8日或2014年8月30日的间隔时间较长，上诉人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将款项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对于利息，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本来要向其借款60000元，但由于被上诉人提出要先付2500元利息，因此，就向被上诉人交付57500元，这与上诉人所主张口头约定了被上诉人每月向其支付2000元的利息亦不相符。并且2017年8月8日出具的借条约定当天还款亦与常理不相符。综上，由于上诉人对于借款时间、借条的出具、利息的约定等陈述前后并不一致，上诉人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将涉案款项实际交付给被上诉人，因此，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8元，由上诉人黄超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建燕 审 判 员 李 帮 审 判 员 郑肖肖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林婷婷 书 记 员 苏珊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