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6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飞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法定代表人：许展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达基，该公司监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欧伟民，男，汉族，1968年5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伟兵，男，汉族，1962年10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阜康里5巷**502，系欧伟民的哥哥。原审被告：邓永超，男，汉族，1977年10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鹤山市******************。上诉人江门市飞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称飞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欧伟民、原审被告邓永超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3民初2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飞扬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七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并依法驳回欧伟民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欧伟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楚。1、一审法院认定，“开具发票仅为欧伟民的附随义务，未履行该义务并未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飞扬公司不享有单方解除权”，明显与法律规定不符，是完全错误的。发票是指一切单位和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所开具和收取的业务凭证，是会计核算的原始依据，也是审计机关、税务机关执法检查的重要依据。发票对于飞扬公司来讲，就是发生的成本、费用或收入的原始凭证，主要是做账的依据，同时也是缴税的费用凭证。欧伟民不开具发票给飞扬公司不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是偷税漏税，而且飞扬公司支付租金没有租金发票无法对会计做账中的记账凭证，导致欧伟民与飞扬公司签订的《租赁商铺合同》无效，飞扬公司依法享有单方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的规定，租金发票是由欧伟民缴纳税费，租赁商铺合同中欧伟民获得了收益，应缴纳税款，飞扬公司需要租金发票记帐，欧伟民拖延一年多时间未能提供租金发票给飞扬公司，导致飞扬公司不能入账，丧失了收益权，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性和交易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的规定，合同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税收是国家以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形式授权实施的行政征收活动。征收项目、纳税义务人、税率等均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一律无效。所以，欧伟民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违反了税收征管规定，属无效合同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无效的合同条款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欧伟民无权要求承租人承担他自己应缴的税金。一审法院认定，开具发票仅为欧伟民的附随义务，飞扬公司不享有单方解除权于事实不符，于法律无据。2、一审法院判决飞扬公司支付的担保定金6000元归欧伟民所有理据不足。担保定金系承租人向出租人就违约所作的担保，本质上不具备定金属性。现因《租赁商铺合同》无效，故上述约定无效。该笔款项并未转化为扣除2018年1月份之前水电费，一审法院判决飞扬公司支付的担保定金6000元归欧伟民所有没有依据，完全违反禁止流质转移的法律规定将担保金不予返还，已超出押金担保的法律属性，欧伟民要求飞扬公司承担本案责任并没收担保定金和支付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欧伟民应当予以返还担保定金6000元给飞扬公司。3、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租赁合同于2019年5月6日解除，故飞杨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欧伟民支付租赁合同解除前的租金”，并从2019年2月7日至2019年5月6日期间租金10395元，显然是错误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通知对方。本案中，涉案租赁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且飞扬公司被迫在2019年1月期间停止营业搬离铺位前通知欧伟民，2019年1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蓬江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对飞扬公司作出《清税证明》，实行停业关门后对所有税务事项均已结清，2019年2月8日飞扬公司向欧伟民通过短信发出的解除租赁商铺合同通知，短信聊天记录“欧生，由于你拖延开发票问题导致我公司不能再租了，现退回给你，你之前答应可以把6000元担保定金退给我”，飞扬公司有权以短信的方式解除合同是有效的，欧伟民对此亦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四条“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书面形式”的规定，因此，手机短信息可以视为书面形式。据此，以手机短信息方式通知解除合同，不违反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以“书面通知”解除合同的方式。依据双方合同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该通知书自欧伟民收到后即发生法律效力，案涉商铺直至2019年1月被清空，至于合同解除的时间，以飞扬公司在2019年1月期间停止营业搬离铺位前通知欧伟民之日即2019年1月30日为租赁商铺合同解除之日较为妥当。正如一审法院已认定“飞扬公司于2019年1月巳办理注销某营业部相关手续，涉案商铺己关门停业，同时，飞扬公司于2019年2月8日明确告知欧伟民不再租赁并要求退回涉案商铺。此外，租赁合同约定，承租方逾期5天交租出租方有权立即强行收回商铺。欧伟民应及时解除合同收回涉案房屋，以避免商铺空置造成损失扩大。”所以，既然有上述认定，一审判决飞扬公司向欧伟民支付租金10395元及违约金是完全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正确。飞扬公司提出由于欧伟民拒绝开具发票，自己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并不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票是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支付款项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欧伟民收取飞扬公司交付的房屋租金，开具发票是其法定义务，飞扬公司索取发票也是法定权利。一审判决以双方合同未约定出具发票为由，支持欧伟民主张，显属适用法律不当。飞扬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补充以下意见：一、一审判决飞扬公司与欧伟民签订的租赁商铺合同于2019年5月6日解除是错误的。1、本案的纠纷因果关系是欧伟民没有履行法定的义务开具租金发票而引起的纠纷，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第八条的约定，承租方承担的费用并不包括税收，飞扬公司每月支付租金，欧伟民却一直不肯开具租金发票，飞扬公司无法入账，因为租赁的费用属于期间的产生费用，如不及时入账不能体现当期的收益，更不能体现税前的扣除，税负率高，只能飞扬公司吃亏，而且税务部门已经检查到租金没有入账的问题导致飞扬公司无法经营。该种情况下，飞扬公司在2019年1月份已放弃装修了146000元损失的费用将铺位腾空给欧伟民，具体一审时有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2、既然双方签订合同约定，先交租金后使用，如果欧伟民认为飞扬公司在一月份将商铺腾空不交租金，欧伟民是有条件收回的。3、手机短信的记录在2019年2月期间欧伟民获取了飞扬公司不租赁的信息，强调无法租赁的事实并要求欧伟民返还6000元保证金，从上述三点理由，充分证明本案合同的解除时间应当是2019年1月份。二、飞扬公司解除本案的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1、根据合同法第231条的规定，因欧伟民迟迟不提供的租金发票给飞扬公司，租赁的商铺确实存在瑕疵，致使飞扬公司在租赁期间的利益受损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租赁合同是加盖了飞扬公司公章，欧伟民不提供租金发票明显违反了国家规定的房屋租赁税收规定，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欧伟民违反上述规定，所以，本案的合同完全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飞扬公司可以解除合同。3、一审判决的租金及保证金，不合情理。欧伟民辩称，一、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因税收问题发生纠纷，在租赁合同签订之前，双方约定每月3500元，每年5%的递增。飞扬公司提出每月3000元，飞扬公司负担租赁税。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第一点约定租金每月3000元不含税。以后租金递增也是不含税的。合同第八点关于税收的承担，原来是由飞扬公司承担的，我们删除了。意思就是双方约定月租3000元是不含税的；如果飞扬公司要开发票，其需向欧伟民缴纳租赁税。据欧伟民向税局了解，出租方或者承租方均可以向税局缴税，没有规定一定要出租方纳税。二、欧伟民于2018年10月8日到税局开发票交给了飞扬公司。三、租赁合同的目的是出租人将出租屋交给承租方使用，出租人收取租金为目的的，至于承租方如何使用，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就可以。欧伟民目的是收取租金，至于飞扬公司为什么要关闭不是欧伟民关心的，而且营业部关闭与欧伟民签订的租赁合同没有关系，因为飞扬公司与欧伟民之间签订合同，没有与飞扬公司的营业部签订合同。飞扬公司违反租赁合同的规定，不缴纳租金、税款，擅自提出解除合同，构成了违约，应承担违约的责任。飞扬公司应当把拖欠的租金交回给欧伟民，根据合同的约定，欧伟民有权没收飞扬公司的定金，追究担保人的责任。邓永超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欧伟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欧伟民与飞扬公司、邓永超于2017年4月7日签订《租赁商铺合同》；2、没收飞扬公司的保证金6000元；3、飞扬公司支付从2019年2月至3月的租金6600元及滞纳金330元及此后至商铺交接之日止的租金及滞纳金；4、飞扬公司支付2018年至2019年1月水电费300元以及此后至商铺交接时发生的水电费；5、飞扬公司支付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税费7884元、滞纳金1054.62元，合计8938.62元及以后从2019年1月至商铺交接时所发生的税费；6、邓永超对上述第三项至第五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飞扬公司、邓永超承担。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欧伟民增加如下诉讼请求：飞扬公司返还租赁商铺给欧伟民及飞扬公司、邓永超向欧伟民支付公告费260元；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为：飞扬公司支付从2019年2月起至3月以每月租金3300元，计得租金6600元和从2019年4月起，以每月租金3795元计至飞扬公司将商铺交回欧伟民之日止的租金给欧伟民；变更第四项诉讼请求为：飞扬公司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拖欠的电费271.75元，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水费13.68元，水电费合计285.43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欧伟民是江门市蓬江区*********商铺的权属人。2017年4月7日，欧伟民(出租方甲方)、飞扬公司(承租方乙方)、邓永超(担保方丙方)签订《租赁商铺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欧伟民将位于江门市蓬江区*********商铺出租给飞扬公司使用，面积约23平方米，租赁期限3年，自2017年4月7日至2020年4月6日，第一年租金3000元/月，第二年租金3300元/月，第三年租金3795元/月(不含税费)。合同第三条约定：在签订合同时，飞扬公司向欧伟民支付6000元担保定金，合同期满飞扬公司付清所有应付费用及欧伟民验收商铺内部设施齐全后，由欧伟民将该定金不计利息交回给飞扬公司，否则，欧伟民没收飞扬公司的担保定金，并有权追讨飞扬公司所欠的费用和造成的损失。合同第四条约定：租金应于每月5日前缴交，先交租金后使用，逾期一天欧伟民有权向飞扬公司收取当月租金的5%作为滞纳金，并视为飞扬公司违约，逾期5天欧伟民有权立即强行收回商铺，没收飞扬公司的担保定金，终止本租赁合同。合同第八条约定：乙方负责缴交商铺的一切费用(包括卫生费、治安费、物业管理费、绿化费、环保费、水费、电费、电视天线费、电话费等)，该条款载明的“税费”被手写划掉并按捺指印。合同第十七条约定：丙方是担保乙方履行合同的担保方，承担本合同的连带责任。合同签订后，飞扬公司向欧伟民支付了担保定金6000元，欧伟民亦将涉案商铺交付给飞扬公司使用，飞扬公司支付租金至2019年1月，其后的租金没有支付。在原案庭审中，飞扬公司确认水电费285.43元尚未支付。合同履行期间，飞扬公司多次要求欧伟民开具租赁发票，欧伟民于2018年10月8日开具了自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的租赁发票。双方对租赁税费的负担产生分歧，欧伟民认为因飞扬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赁税费而导致延期开具发票，但飞扬公司认为租赁税费应由欧伟民承担。鉴于欧伟民诉请要求飞扬公司返还涉案商铺，为避免涉案商铺在诉讼期间造成闲置损失，一审法院在庭审中询问商铺交接事宜，飞扬公司表示对欧伟民自行收回涉案商铺没有异议，同时强调已于2019年1月将商铺锁匙放到欧伟民指定的地点，且于2019年2月8日短信通知欧伟民不再租赁将商铺退回；欧伟民同意于2019年8月22日自行收回商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涉案《租赁商铺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享有权利。飞扬公司、邓永超抗辩认为合同无效及合同条款无效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一、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飞扬公司以欧伟民未开具发票为由主张合同于2019年1月20日解除。首先，涉案合同未明确约定开具发票的具体事宜，双方对税费负担问题亦存在分歧，且欧伟民在飞扬公司催促后已开具了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的发票给飞扬公司，履行了开具发票的义务；其次，就双方合同关系而言，开具发票仅为欧伟民的附随义务，未履行该义务并未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飞扬公司该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的情形，飞扬公司不享有单方解除权。因此，飞扬公司关于合同解除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交纳租金为飞扬公司主要合同义务，飞扬公司不能以欧伟民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交租金。飞扬公司自2019年2月起没有支付租金且明确表示不再履行租赁合同，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欧伟民对此享有合同解除权。因此，欧伟民诉请要求解除合同，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之时解除。欧伟民的起诉状包括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飞扬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邓永超于2019年5月6日签收一审法院送达的起诉状，故《租赁商铺合同》于最后到达时即自2019年5月6日解除。二、关于担保定金的问题。本案中飞扬公司以欧伟民未开具发票为由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由于飞扬公司该行为不符合法定的解除情形，根据商铺租赁合同的约定，飞扬公司提前解除合同，视为违约，欧伟民有权没收飞扬公司支付的按金6000元。三、关于租金的问题。飞扬公司认为已于2019年1月20日将商铺锁匙交回给欧伟民，其后不再实际占用涉案商铺，不存在占用商铺的事实，故其无须再支付租金及占有使用费。但飞扬公司对于交回锁匙的主张没有举证证明，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因此，在飞扬公司未与欧伟民办理交接的情况下，欧伟民有权要求飞扬公司支付租赁合同解除前的租金。飞扬公司支付了2019年1月份的租金后，2019年2月之后的租金没有支付，根据前述认定，涉案租赁合同于2019年5月6日解除，故飞扬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欧伟民支付租赁合同解除前的租金即2019年2月7日至2019年5月6日的租金10395元（3300元/月×2+3795元）。至于滞纳金，实际是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欧伟民主张以合同约定每日按当月租金的5%计算，在欧伟民已主张没收保证金的情况下，该约定明显过高，一审法院将违约金酌情调整为按年利率6%自从拖欠次日即当月6日起计算，经一审法院核算违约金计至2019年5月5日为51.98元，自2019年5月6日起按欠付租金1039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给付之日止。四、关于占有使用费的问题。虽然飞扬公司以欧伟民未开具发票为由主张解除租赁合同，构成违约，但飞扬公司于2019年1月已办理注销育德营业部相关手续，涉案商铺已关门停业，同时，飞扬公司于2019年2月8日明确告知欧伟民不再租赁并要求退回涉案商铺，即可以视为其已放弃对商铺中残余物品的权属。此外，租赁合同约定，承租方逾期5天交租出租方有权立即强行收回商铺。故此后欧伟民可以自行收回商铺。因此，欧伟民在明知飞扬公司不再租赁且要求退还商铺的情况下，应及时解除合同收回涉案房屋，以避免商铺空置造成损失扩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的规定，欧伟民在飞扬公司明确要求退回商铺的情况下仍要求飞扬公司腾退涉案商铺，导致合同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该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故欧伟民要求飞扬公司支付至商铺返还之日的占有使用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五、关于水电费的问题。飞扬公司对欧伟民主张的水电费285.43元确认，并表示同意支付，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六、关于税费及滞纳金的问题。欧伟民主张合同约定租金不含税，要求飞扬公司承担租赁税费。首先，虽然《租赁商铺合同》中第一条约定每月租金不含税，但双方在该条款中未对税费的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应视为没有约定，不能直接理解为税费为承租方负担。其次，合同第八条约定由承租方承担的费用并不包括税费，且该条中载明的税费被手写划掉，即表明双方并没有约定税费由飞扬公司负担。因此，欧伟民主张税费及相应滞纳金由飞扬公司负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七、关于公告费的问题。该费用因邓永超在一审法院通过电子、邮寄的方式向其送达应诉资料，但其无正当理由拒不签收，且在经一审法院多次电话通知仍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因办理公告送达而产生的费用，该费用应由邓永超承担。八、关于邓永超的责任问题。邓永超以担保人的身份与欧伟民、飞扬公司签订《租赁商铺合同》，约定邓永超为担保飞扬公司履行合同的担保方，承担合同的连带责任，因此，在飞扬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的情况下，邓永超应当履行相应的担保责任，故原告据此要求邓永超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双方的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欧伟民与飞扬公司、邓永超于2017年4月7日签订的《租赁商铺合同》于2019年5月6日解除；二、飞扬公司支付的担保定金6000元归欧伟民所有；三、飞扬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欧伟民支付租金10395元及违约金51.98元(违约金自2019年5月6日起以欠付租金1039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给付之日止)；四、飞扬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欧伟民支付水电费285.43元；五、邓永超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欧伟民支付公告费260元；六、邓永超对上述第二至第四判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驳回欧伟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92.71元，欧伟民负担186.86元，飞扬公司、邓永超共同负担1305.85元。二审中，各方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在二审中仅围绕飞扬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涉案《租赁商铺合同》的效力问题？2、涉案《租赁商铺合同》的解除原因以及解除时间应如何确定？3、欧伟民是否有权没收飞扬公司支付的担保定金6000元？4、飞扬公司应向欧伟民支付的租金应如何计算，应否加收滞纳金？关于涉案《租赁商铺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涉案《租赁商铺合同》第一条约定飞扬公司向欧伟民支付的租金不含税费，同时第八条约定“飞扬公司负责缴交商铺的一切费用（包括卫生费、治安费、物业管理费、绿化费、环保费、水费、电费、电视天线费、电话费等）”，其中原载明的“税费”又被手写划掉并按捺指印，结合欧伟民在2018年10月8日已向飞扬公司开具自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的租赁发票的事实以及双方各自的诉辩意见，反映出双方并未就税费负担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且存在争议的事实。故飞扬公司现以欧伟民未在履约中开具发票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但直至二审法庭辩论结束前并未能举示相关证据证明涉案合同的约定存在违背双方真实意思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租赁商铺合同》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涉案《租赁商铺合同》的解除原因以及解除时间应如何确定的问题。首先，基于本案的租赁合同关系而言，缴纳租金是飞扬公司的主给付义务，相对应地，欧伟民的主给付义务则是交付商铺给飞扬公司使用。而基于双方对税费负担约定不明的情况以及法律的相关规定，欧伟民在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应负有开具发票的从合同义务，且欧伟民也确已开具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的发票给飞扬公司，履行了开具发票的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飞扬公司以欧伟民拒不开具发票为由主张单方解除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的情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其次，即便欧伟民未及时履行开具发票的从合同义务，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飞扬公司不能仅以此为由拒不履行缴纳租金的主义务或主张单方解除合同。本案中，在双方对税费负担问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且在欧伟民已向飞扬公司补开了发票的情况下，飞扬公司即自2019年2月起以欧伟民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交租金且以其实际搬离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租赁合同，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欧伟民依法取得合同解除权。但在本案二审法庭调查中欧伟民和飞扬公司均确认邓永超并非涉案商铺承租人的事实，邓永超作为主合同的担保义务人，主合同解除，从合同亦应相应地解除，故涉案《租赁商铺合同》应以一审法院送达的包含解除合同诉请的起诉状副本达到飞扬公司时即2019年4月15日解除。一审法院以邓永超于2019年5月6日签收起诉状时间为涉案《租赁商铺合同》解除时间欠妥，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欧伟民是否有权没收飞扬公司支付的担保定金6000元的问题。涉案《租赁商铺合同》第四条约定租金应于每月5日前缴交，先交租金后使用，逾期一天欧伟民有权向飞扬公司收取当月租金的5%作为滞纳金，并视为飞扬公司违约，逾期5天欧伟民有权立即强行收回商铺，没收飞扬公司的担保定金，终止本租赁合同；第六条则约定如欧伟民因某种原因，需要收回商铺时，视为欧伟民违约，欧伟民需双倍返还定金。由此可见，涉案合同明确约定了双方出现违约情形下适用定金罚则的责任承担以及后果，在性质上应属违约定金条款。如前所述，飞扬公司以欧伟民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交租金且以其实际搬离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租赁合同，已构成违约，故一审法院认定欧伟民有权没收飞扬公司支付的定金6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飞扬公司应向欧伟民支付的租金应如何计算，应否加收滞纳金的问题。基于前述事实，飞扬公司虽以实际搬离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租赁合同，但在其未与欧伟民办理交接的情况下，欧伟民仍有权要求飞扬公司支付租赁合同解除前的租金。结合飞扬公司已支付2019年1月份租金的事实及前述涉案租赁合同于2019年4月15日解除的认定，故飞扬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欧伟民支付租赁合同解除前的租金即2019年2月7日至2019年4月15日的租金7738.5元（3300元/月×2个月+3795元÷30天×9天）。一审法院认定飞扬公司应向欧伟民支付租金10395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滞纳金的问题，实际上是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本案诉讼中，欧伟民基于飞扬公司逾期支付租金的行为既要求没收违约定金6000元，又要求飞扬公司支付违约滞纳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的规定，因违约定金与违约金在目的、性质、功能等方面基本是相同的，故二者不能并用。因此，在一审法院已经判令欧伟民没收飞扬公司违约定金6000元以及欧伟民无其他证据证明其损失大于该违约定金数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飞扬公司应自2019年5月6日起以欠付租金1039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给付之日止支付滞纳金给欧伟民欠妥，本院予以纠正。至于一审判决认定飞扬公司应向欧伟民支付水电费285.43元以及邓永超应向欧伟民支付公告费260元的判项，因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所述，飞扬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中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理据不足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3民初2649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欧伟民与江门市飞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邓永超于2017年4月7日签订的《租赁商铺合同》于2019年4月15日解除；三、江门市飞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的担保定金6000元归欧伟民所有；四、江门市飞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欧伟民支付租金7738.5元；五、江门市飞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欧伟民支付水电费285.43元；六、邓永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欧伟民支付公告费260元；七、邓永超对上述第四至第五判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八、驳回欧伟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江门市飞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邓永超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92.71元（已由欧伟民预交），由欧伟民负担541.4元，江门市飞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邓永超共同负担951.31元。欧伟民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951.31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还；江门市飞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邓永超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951.3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1.17元（已由江门市飞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预交），由江门市飞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134.58元，欧伟民负担76.59元。江门市飞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76.59元，由本院予以退还；欧伟民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76.5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拥军审判员  陈 炜审判员  杨维国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邓少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