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18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凯迪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水斗梅观侧旭明工业园**6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92507100N。法定代表人：胡翠香。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阳兵，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艳，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NEO（**）****，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5682345P。法定代表人：陈少青，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松，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汉鸿，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蒋大军，男，汉族，1969年3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原审被告：汪海涛，男，汉族，1976年6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区。原审被告：胡翠香，女，汉族，1965年11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仙桃市。上诉人深圳市凯迪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尔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利康公司）、原审被告蒋大军、汪海涛、胡翠香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6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凯迪尔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信利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信利康公司承担。上诉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归责错误，从而导致判决错误，是信利康公司的过错导致案涉退税款被暂缓退税，而非凯迪尔公司的过错导致。理由如下：1、凯迪尔公司在庭审中从未说过是因凯迪尔公司2015年存在税务问题而导致没有办理案涉退税款。凯迪尔公司从2016年9月至2017年6月期间，一直以为信利康公司的退税款是已经退了的。至于该笔退税款在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以下简称深圳税务局）系统中显示属暂缓退税性质，是凯迪尔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去深圳税务局调查取证时才知晓的，同时也才知晓凯迪尔公司的案涉出口货物对应的函调，龙华税务分局复函的内容是“经核查存在问题但尚未处理完毕”。凯迪尔公司一直强调是因信利康公司的过错导致凯迪尔公司于2017年6月才知晓函调存在异常而错过了处理的时间。2、信利康公司用自己的种种行为告知凯迪尔公司的复函没有异常。2016年9月7日，深圳税务局向龙华税务分局发函函调（函调编号为：1440309201609070017)本案所涉对应的出口货物，同一时间，信利康公司暂停了凯迪尔公司后续的退税款支付与结汇款支付。凯迪尔公司收到龙华税务分局的通知后，于2016年9月底10月初提父了相关材料后，2016年10月18日开始，信利康公司恢复了凯迪尔公司结汇款与退税款的支付，并于2016年10月21日用邮件方式与凯迪尔公司沟通后续退税款的支付方式，由原协议约定的出口报关且结汇收票后支付100%退税款，要求变更为收到结汇款与发票后，只支付退税款的50%，余款50%分几个时间段支付。在协商退税款的支付方式过程中，凯迪尔公司在邮件中直接询问复函是否存在问题才要求变更退税款支付方式的？信利康公司在邮件中也未说凯迪尔公司的复函有异常。因此，信利康公司用种种行为告知凯迪尔公司编号为1440309201609070017的函调复函是正常的，不存在凯迪尔公司需要处理的事项，税务局的退税款已经退给信利康公司了。因为对于深圳税务局的发函、龙华税务分局的复函，及深圳税务局是否已经给信利康公司支付了退税款，凯迪尔公司是看不到任何信息的，也收不到任何通知的，但深圳税务局会通知信利康公司复函是否正常，是否可以退税，一般情况下，专管员收到复函后一个星期就会通知到信利康公司复函的情况。如果复函有异常，信利康公司会及时通知凯迪尔公司，只有信利康公司通知凯迪尔公司复函有异常了，凯迪尔公司才会知晓复函情况。3、因信利康公司的过错导致凯迪尔公司错过了处理异常的时间，信利康公司应承担由此不能退税的后果。2016年12月29日，深圳税务局对凯迪尔公司的另一批次出口货物又进行了函调（函调编号为1440309201612290007)，同一时间，信利康公司暂停了凯迪尔公司后续的退税款支付与结汇款支付。2017年1月份，凯迪尔公司收到龙华税务分局的通知后，提交了相关材料。2017年2月初，信利康公司通知凯迪尔公司复函存在异常，同时龙华税务分局也通知凯迪尔公司存在其他税务异常需要处理（这个异常是凯迪尔公司的供应商于2015年开具给凯迪尔公司的发票存在风险，这个发票问题本应由凯迪尔公司的供应商去处理的，但因凯迪尔公司的供应商未及时去处理，所以龙华税务分局要求凯迪尔公司将这些供应商开具的发票金额转出，即凯迪尔公司需将2016年第十三批风险应对企业及风险应对任务金额2560615.49元转出。但这个第十三批风险应对企业出现在龙华税务分局的系统里的时间点是2016年九十月份，龙华税务分局通知到凯迪尔公司时已经是2016年12月份左右了）。2017年3月2日凯迪尔公司全部转完后提供情况说明给龙华税务分局，2017年3月15日信利康公司恢复了凯迪尔公司的退税款支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凯迪尔公司去深圳税务分局调查取证时才知晓，对于2016年12月这份函调，龙华税务分局复了两次函给深圳税务分局，第一次复函内容是：“经核查存在问题但尚未处理完毕”，第二次复函内容是：正常业务。也就是说，凯迪尔公司第一次提交材料给龙华税务分局后，龙华税务分局的复函内容是：“经核查存在问题但尚未处理完毕”，这时，信利康公司通知凯迪尔公司复函有异常需要去处理，同时，龙华税务分局也通知凯迪尔公司需将应对的风险任务金额转出，在凯迪尔公司将风险任务金额全部转出后，龙华税务分局第二次复函为：正常业务。其实，2016年12月29日函调（函调编号为：1440309201612290007)与2016年9月7日函调（函调编号为1440309201609070017),龙华税务分局两次复函中所称的“经核查存在问题但尚未处理完毕”是同一问题，即，凯迪尔公司因供应商2015年开具给凯迪尔公司的发票存在风险需要将风险应对任务金额转出。凯迪尔公司于2017年3月2日全部转完，也就是说2016年9月7日龙华税务分局复函中所称的“经核查存在问题但尚未处理完毕”，凯迪尔公司于2017年3月2日已经处理完了。但因信利康公司未及时告知凯迪尔公司1440309201609070017的复函存在异常需要去处理，而导致凯迪尔公司未能及时要求龙华税务分局就1440309201609070017函调再复一次函。2017年4月中下旬，凯迪尔公司的股东进行了变更，也就是说凯迪尔公司的原股东把凯迪尔公司卖了，股东变更后的凯迪尔公司不再进行手机生产。2017年6月16日，信利康公司这时才告知凯迪尔公司2016年9月份的函调有异常项，需要凯迪尔公司去处理。但因为这时的凯迪尔不再进行手机生产，已没有工厂、工人与生产设备，再加上专管员是新换的，此专管员不是处理2016年9月份函调的专管员，因此，专管员不愿复函了。凯迪尔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并没有过错，股东变更后的凯迪尔公司进行经营转换，也没有过错。如果信利康公司在2017年4月份之前将2016年9月份函调对应的退税款没有退回来的事告诉凯迪尔公司，凯迪尔公司只需要要求龙华税务分局再复一次函（函调编号为：1440309201609070017)给深圳税务分局即可，因为这个异常项凯迪尔公司已经于2017年3月2日全部处理完了。因此，是信利康公司的过错，信利康公司没有及时告知凯迪尔公司2016年9月7日的函调存在需要处理的事项，才导致凯迪尔公司错过了要求龙华税务分局再次复函的机会。试想，凯迪尔公司于2017年3月2日前，就2016年9月7日的函调与2016年12月29日的函调对应的同一遗留问题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只要凯迪尔公司知晓2016年9月7日的函调存在异常，存在这个需处理的事项，凯迪尔公司只要在龙华税务分局对2016年12月29日函调第二次复函后，要求龙华税务分局就2016年9月7日函调再次复个函就可以了，凯迪尔公司怎会不去与龙华税务分局协调呢？毕竟所涉的是200多万的退税款，毕竟还有三个自然人进行了担保，毕竟信利康公司还扣留着凯迪尔公司几百万的结汇款与退税款。在一审庭审中，信利康公司的律师也承认在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信利康公司从未告知凯迪尔公司1440309201609070017函调有异常，也从未告知凯迪尔公司该函调对应的退税款未从税务局退下来。对于信利康公司来说，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期间，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自己的退税款有没有退下来不清楚吗？对于专注于做供应链出口的企业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每一笔退税款是否已经从税务局退回，象信利康公司这种实力的企业，正常的退税时间在两个月内，退税时间超过三个月绝对属于异常情况了。因此，是信利康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没有及时发现退税款未退回，是信利康公司未能及时将没有退税的信息传递给凯迪尔公司，从而导致凯迪尔公司错过了处理异常项的时机。综上所述，是信利康公司的过错导致了2016年9月7日函调所涉的退税款不能进行正常退税，根据合同约定，该责任与后果应由信利康公司自已全部承担。凯迪尔公司在庭审中补充上诉事实与理由：一、信利康公司与凯迪尔公司签订的虚假的《出口合作协议》、《购销协议》，虚构购销和假报出口，以自己的名义办理退税，违反了税收征收管理的强制性规定，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税务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属无效的行为。二、信利康公司向凯迪尔公司垫付款并收取高额手续费的行为实际上属放贷行为，因信利康公司并无发放借贷的资质，该放贷行为因属无效行为。三、在民事法律行为违法且相关协议无效的情况，原审仍按照协议的约定判决支付违约金，属实体处理不当。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归责错误，是信利康公司的过错导致案涉退税款被暂缓退税，而非凯迪尔公司的过错导致，该责任与后果应由信利康公司自行承担。五、根据“实质大于形式”的原则和“穿透式审判思维”，应予认定信利康公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代理出口、申请出口退税、垫付款项的行为为无效法律行为。信利康公司答辩称：一、凯迪尔公司明确知道税务机关发出函调的事实。1、原审法院查明：“庭审中，原被告共同确认：原告于2016年7月5日至2016年7月29日期间垫付退税款2015490.92元给被告凯迪尔公司；原告垫付的退税款2015490.92元尚未退税；被告在2016年9月得知原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发出函调”。2、信利康公司于2016年8月17日已经告知凯迪尔公司案涉函调的事实。信利康公司员工吴鹏于2016年8月17日通过ＱＱ（号码：23×××49）向凯迪尔公司员工（财务）钟雪婷ＱＱ（号码：96×××63）发出信息：“雪婷，确认本月会发函”（13:26:54）。“函调较之前会有些变化，收到税务局通知后请及时告知我们，我们查一下是对应哪些订单与发票。然后我们再过去您那也看下资料”（13:34:04）。钟雪婷回复信息：“恩，好”（13:43:29）。事实上，信利康公司已经及时通知凯迪尔公司，税局将会发出出口货物函调，并要求凯迪尔公司在收到税局通知后告知信利康公司以便后续跟进函调事宜，但凯迪尔公司后续并未与信利康公司沟通函调事宜，直到信利康公司发现存在函调异常才第一时间通知凯迪尔公司。信利康公司已经及时履行通知义务，不存在过错。二、凯迪尔公司上诉称：“深圳税务局会通知信利康公司复函是否正常，是否可以退税”。凯迪尔公司的这一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出口货物函调所核查的是凯迪尔公司及凯迪尔公司的供应商是否依法交税及供应的货物是否与税票一致，如复函为“经核查存在问题但尚未处理完毕”的情形，深圳税务局没有通知信利康公司。根据《全国税务机关出口退（免）税管理工作规范（1.1版）》第七十条第二款第㈡项规定：复函类型为“经核查尚未处理完毕”的，暂不办理出口退（免）税，待复函地国税机关再次复函后，视复函情况处理。事实上存在函调的情况下，1年内没有收到退税款都是属于正常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凯迪尔公司要委托信利康公司代理出口、申报退税及垫付税款的原因所在，凯迪尔公司也是为了快速回笼资金才会委托信利康公司代理出口、申报退税。综上，信利康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按照《出口合作协议》第4.3条、第4.4条约定，凯迪尔公司应当于知道或应当知道国家税务部门要求进行出口货物函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信利康公司垫付的税款返还信利康公司。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凯迪尔公司上诉请求。信利康公司作为外贸中国服务企业，代理进出口业务根据的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第13号《关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出口货物退（免）税有关问题的公告》，该公告第五条：本公告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是指为国内中小企业提供物流、报关、信保、融资、收汇、退税等服务的外贸企业。根据第13号公告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外贸服务企业以自营方式出口，上述出口货物不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秩序，切实加强出口退免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6]24号）第二条第三项规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第七条第一项第七目之三的规定。按照第13号公告规定，凯迪尔公司引用了法规主张出口协议无效理据不足，适用法规不当。蒋大军、汪海涛辩称：同意凯迪尔公司的上诉意见。胡翠香未到庭、未答辩。信利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凯迪尔公司向信利康公司返还垫付税款2015490.92元，及该款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每日1‰的标准向信利康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至2017年12月31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921079.35元）；2、蒋大军、汪海涛、胡翠香对凯迪尔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凯迪尔公司、蒋大军、汪海涛、胡翠香共同承担信利康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132117元、财产保全担保费6000元；4、凯迪尔公司、蒋大军、汪海涛、胡翠香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3日，信利康公司（乙方，受托方）与凯迪尔公司（甲方，委托方）签订了《出口合作协议》（编号：2015100041）及《附件一》。《出口合作协议》约定：鉴于甲方与中国境外或香港的单位或个人（以下称境外买家）达成货物买卖合同，乙方拥有高效的供应链服务体系（包括物流服务、资金流服务、信息流服务及出口报关服务），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本协议项下的货物出口建立长期出口合作关系，乙方根据甲方的委托采购货物，并报关出口到境外或香港等独立关税区交付给甲方指定的收货人，并收取外汇货款；甲方应当与境外买家签订外贸合同。具体出口货物由甲方向乙方出具《出口货物确认单》，同时甲、乙双方可以就每一批出口货物签订具体的《购销协议》；《出口货物确认单》及《购销协议》均受本协议约束，如有冲突，以本协议约定的为准。甲方应于货物出口当月将该批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专用缴款书（如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规定须提交的，则提供）交给乙方，由乙方负责办理出口退税手续。如因非乙方原因致使乙方无法按时正常进行退税的，乙方有权暂扣后续出口货物的退税款，待乙方实际收到相应出口退税款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对向乙方提供的增值税票在真实性、完整性方面负全部责任，如因增值税票引起的全部责任和纠纷，概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甲方应当对出口货物价格的真实性负责，如因甲方虚报价格导致乙方被相关国家机关处罚或被要求退还税款的，甲方应当在收到乙方通知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相关的款项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非因乙方原因导致乙方无法正常退税的，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乙方无需再向甲方支付可退税款，已经支付的，甲方应当在收到乙方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并承担乙方因此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仅限于出口视同内销导致乙方应缴纳的增值税等）。办理出口退税时国家税务部门要求进行出口货物函调的，但乙方已经向甲方垫付该批货物退税款的，甲方应当于收到乙方退款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所函调的货物出口报关之日后乙方垫付的所有退税款返还乙方，本协议及附件一另有约定除外。甲方办理税务登记2年内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或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年内注销税务登记而导致乙方损失（包括但不仅限于行政处罚、罚款、律师费、诉讼费、赔偿金等）的，甲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甲方发生上述情况与第三方共同导致乙方发生上述损失的，由甲方与第三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境外买家的选择、洽谈及签订外贸合同、货物的生产与包装由甲方负责。甲乙双方出口合作中的货款支付及出口代理费等结算详见附件一。附件一为本协议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于一方的过失，造成本合同及其附件不能履行、部分履行或者延迟履行时，由过失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应付款项的，每逾期一天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应付款0.1%的违约金。因履行本协议约定委托事项而导致乙方或乙方关联公司损失的（包括但不仅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差旅费、评估费、律师费、公证费及其它费用或损失等），应由甲方给予全额赔偿。《附件一》约定：本协议项下合作出口的货物为手机、平板电脑。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半年内通过第一次出口货物函调的，乙方可以在收到境外买家支付全额外汇款项及甲方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认证无误后三个工作日之内向甲方支付增值税款，但该次出口乙方办理退税前需函调的，乙方在函调通过后支付退税款。同日，蒋大军、汪海涛、胡翠香作为保证人，分别与信利康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BL-20151000008、BL-20151000007、BL-20140600032），约定蒋大军、汪海涛、胡翠香对凯迪尔公司在存续期间与信利康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出口合作协议》、《香港本地交货协议》及《国内采购代理协议》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范围为凯迪尔公司须承担的债务本金（包括但不仅限于货款、增值稅、关税等）以及利息、代理费、违约金、赔偿金、凯迪尔公司应向信利康公司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信利康公司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银行费用等）、信利康公司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信利康公司为凯迪尔公司办理的单笔代理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业务的委托单签订之日起至凯迪尔公司在该委托单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若信利康公司与凯迪尔公司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另查明，2016年9月7日，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调查二科）向深圳市龙华新区国家税务局发出《关于调查出口税收有关情况的函》（编号：1440309201609070017），主要内容为：信利康公司取得凯迪尔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l份，该批增值税专用发票计税金额合计93543.82元，税额合计15902.45元，价税合计109446.27元，该业务属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业务，要求深圳市龙华新区国家税务局按照出口税收函调相关管理规定的要求，对凯迪尔公司生产、经营及纳税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回函。2016年10月11日，深圳市龙华新区国家税务局向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调查二科）复函（编号：3440331201610110001），复函结果为“经核查存在问题但尚未处理完毕”。2018年10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出具《证明》一份，载明：从我局出口税收函调系统查询结果：我局于2016年9月7日发出的关于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供应商为深圳市凯迪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核实函（编号：1440309201609070017），2016年10月11日接收到原深圳市龙华新区国家税务局（编号：3440331201610110001）的复函，复函结果为“经核查存在问题但尚未处理完毕”，经审核我局将该函件对应业务处理为暂缓退税，至今该笔业务未退税。另查明，2017年6月16日，信利康公司员工吴鹏通过微信第一次通知汪海涛2016年9月7日的函调还未处理完，仍需要处理。另查明，2018年1月16日，信利康公司（甲方）与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编号：〔2018〕盈深圳民事字第SZ491号），约定甲方与凯迪尔公司、蒋大军、汪海涛、胡翠香因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承办律师代理，双方协商同意基础费用和按标的额分段计算后律师费合计132117元，在本合同签订的三日内甲方先支付52847元，余款79270元最迟在一审开庭前的二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付清，在甲方付清律师费后，乙方应向甲方开具发票。2018年1月19日、2018年9月3日，信利康公司通过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44×××57账户向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名下中国银行深圳证券交易所支行77×××15账户分别转账52847元、79270元。2018年1月17日、2018年7月18日，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向信利康公司分别出具了52847元、79270元的律师费发票。另查明，2018年1月17日，信利康公司（甲方）与深圳市金富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委托担保协议书》（编号：（2018）金富泰诉保福第8号），约定因甲方与凯迪尔公司、蒋大军、汪海涛、胡翠香因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向一审法院出具担保金额为300万元的财产保全担保函，为甲方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甲方应当于乙方出具保函前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担保费6000元。2018年1月30日，信利康公司通过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44×××57账户向深圳市金富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皇岗商务中心支行41×××40账户转账6000元。2018年2月1日，深圳市金富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向信利康公司出具6000元担保服务费发票。另查明，2018年1月17日，信利康公司就本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信利康公司、凯迪尔公司共同确认：信利康公司于2016年7月5日至2016年7月29日期间垫付退税款2015490.92元给凯迪尔公司；信利康公司垫付的退税款2015490.92元尚未退税；凯迪尔公司在2016年9月得知原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发出函调。庭审中，信利康公司自愿将违约金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上述事实有信利康公司、凯迪尔公司双方提交《出口合作协议》及《附件一》、《保证合同》、《关于调查出口税收有关情况的函》及附件、《关于调查出口税收有关情况的复函》及附件、《证明》、《委托代理合同》、《委托担保协议书》、转账凭证、增值税发票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信利康公司与凯迪尔公司签订的《出口合作协议》及《附件一》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凯迪尔公司在庭审中已承认系因其在2015年度存在税务问题，导致没有办理该笔退税，并在2016年9月已得知原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发出函调，因此，对于凯迪尔公司辩称因信利康公司没有及时通知函调异常，导致其没有及时处理，最终没有退税，责任应当由信利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出口合作协议》约定，非因信利康公司原因导致信利康公司无法正常退税的，由凯迪尔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信利康公司无需再向凯迪尔公司支付可退税款，已经支付的，凯迪尔公司应当在收到信利康公司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庭审中，信利康公司、凯迪尔公司已共同确认：信利康公司在2016年7月5日至2016年7月29日期间向凯迪尔公司垫付退税款2015490.92元，且至今未退税，因此，信利康公司诉请凯迪尔公司返还垫付税款2015490.92元，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的问题。《出口合作协议》约定，凯迪尔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应付款项的，每逾期一天应当支付应付款0.1%的违约金。庭审中，信利康公司自愿将违约金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该标准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对于信利康公司诉请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起算时间，根据《出口合作协议》约定，办理出口退税时国家税务部门要求进行出口货物函调的，但信利康公司已经垫付该批货物退税款的，凯迪尔公司应当于收到信利康公司退款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所函调的货物出口报关之日后信利康公司垫付的所有退税款返还。虽然2017年6月16日，信利康公司员工吴鹏曾通过微信通知凯迪尔公司2016年9月7日的函调还未处理完，仍需要处理，但信利康公司未向凯迪尔公司发出明确要求其退款的通知，因此，一审法院酌情将违约金定自信利康公司起诉之日即2018年1月17日起计算。关于律师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的问题。《出口合作协议》约定因履行本协议约定委托事项而导致信利康公司损失的（包括但不仅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差旅费、评估费、律师费、公证费及其它费用或损失等），应由凯迪尔公司给予全额赔偿。该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有效，各方当事人应诚信履行。故信利康公司主张凯迪尔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用有合同依据。信利康公司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信利康公司需支付本案基础费用和按标的额分段计算后律师费合计132117元，在合同签订的三日内先支付52847元，余款79270元最迟在一审开庭前的二个工作日内付清。该合同未违反广东省司法厅律师费收费标准的规定，信利康公司已实际支付律师费132117元，并提交了等额律师费用发票，因此，信利康公司主张凯迪尔公司应承担律师费用132117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信利康公司已实际支付财产保全担保费6000元并提供了等额发票，因此，信利康公司主张凯迪尔公司应承担财产保全担保费6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保证责任的问题。《保证合同》约定汪海涛、蒋大军、胡翠香对凯迪尔公司因《出口合作协议》发生的一切债务，及信利康公司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律师费、保全担保费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因此，信利康公司请求汪海涛、蒋大军、胡翠香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深圳市凯迪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返还垫付退税款2015490.92元；二、深圳市凯迪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年利率24%标准，以2015490.92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深圳市凯迪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132117元、财产保全担保费6000元；四、蒋大军、汪海涛、胡翠香对深圳市凯迪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87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3874元，均已由信利康公司预交），由信利康公司承担6338元，由凯迪尔公司、蒋大军、汪海涛、胡翠香共同承担27536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确认其在2016年9月得知税务部门发出函调，并确认由于上诉人在2015年税务存在问题，所有没有退税，但上诉人认为是由于被上诉人没有及时告知上诉人导致的。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以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未能成功退税的责任在哪一方。本院认为，根据凯迪尔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凯迪尔公司在2016年9月已得知原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发出函调，并确认导致没有办理退税的原因是由于凯迪尔公司在2015年度存在税务问题，因此，凯迪尔公司主张因信利康公司没有及时通知函调异常，导致其没有及时处理，最终没有退税，责任应当由信利康公司承担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出口合作协议》的约定，非因信利康公司原因导致信利康公司无法正常退税的，由凯迪尔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信利康公司无需再向凯迪尔公司支付可退税款，已经支付的，凯迪尔公司应当在收到信利康公司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故一审法院判决凯迪尔公司返还垫付的税款并支付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凯迪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874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凯迪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明  亮审判员 张  秀  萍审判员 许  莹  姣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郭有志（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