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4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霍山县中医院，住所地安徽省霍山衡山镇迎驾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1427486276014R。 法定代表人：朱运武，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戈明月，该院会计。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俊东，安徽自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六安市凯瑞达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开发区金太阳国际汽车城A3-102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00803231165。 法定代表人：朱东胜，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东胜，男，1977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大奎，安徽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霍山县中医院因与被上诉人六安市凯瑞达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瑞达公司）、朱东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19)皖1502民初5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霍山县中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戈明月、汪俊东，被上诉人凯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东胜、凯瑞达公司及其与朱东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大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霍山县中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予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以被上诉人生产经营许可期限届满,未获得政府主管部门新的许可,导致其税控盘和对公账户被注销,双方账目无法核对为由,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系孤证不能实现证明目的,以此来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原告已经提交了真实的、完整的交易发票和转账记录,且差额也正好是上诉人所主张的数额。若被上诉人有异议，其应当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被上诉人无法提供相关票据和账目来进行核对,应当承当举证不能的风险,而不是将这种风险转嫁给上诉人。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本案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票据和账目是查清本案事实的关键性必不可少的证据,该证据上诉人在起诉前以及诉讼过程中均与被上诉人协商,并要求提交进行对账,被上诉人却一直推诿,拒不提供。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取,并查明全案事实,而不是在事实未查清的前提下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无法明确指出具体是何时、哪一笔货款出现了错误,来认定原告证据不足,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的构成要件为:1、双方当事人必须一方为受益人,他方为受害人;2、受益人取得利益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3、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即既没有法律上、也没有合同上的根据,或曾有合法根据,但后来丧失了这一合法根据。即法律并没有对不当得利的这个“利”具体要求是哪一笔,只要有这个不当得利事实存在即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进行改判。 两被上诉人共同答辩称：一、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任何不当之处。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自认的交易方式为被上诉人先供货，同时附上发票，上诉人收到货和发票后，经上诉人院长、分管副院长以及财务人员等审批，然后才能够将货款汇给被上诉人，这中间间隔的时间有6-7个月时间。本案不存在先付款后发货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上诉人所陈述的不当得利的情形。二、上诉人财务管理混乱，在一审中我方也向法庭说明，上诉人与六安同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纠纷，后经霍山县人民法院调解结案，金额是与本案一致的。上诉人为了转嫁风险，起诉被上诉人。另外，被上诉人随货物同时移交发票，上诉人丢失发票导致对不上账，却陈述其已经提交了真实完整的交易发票和转账记录，不仅与上诉人当庭陈述的交易方式矛盾，同时也是不合理的。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因自身原因丢失票据，但不能将该风险转嫁到被上诉人头上。如果按照上诉人的逻辑，上诉人在现有票据中，他可以随意再抽掉几张，也可以向被上诉人主张任意数额的不当得利。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既然上诉人主张了78800元的不当得利，就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究竟是哪一笔账算错了，多汇给被上诉人78800元的货款，不能笼统的认为票不对，票少了，就认为自身多付给被上诉人货款，这并不能排除唯一性，因为在本案存在着上诉人自身将票据丢失等其他对不上账的可能。因此，本案上诉人应对其主张的基本证据承担举证责任。四、根据上诉人的交易方式，本案不可能出现先付款后供货的情形，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汇入被上诉人公司的每一笔账目，均是先提供发票，再经领导审批后付款的，不存在不当得利。现上诉人没有找到原始发票，或因管理不当发票丢失，这个责任不能让被上诉人承担。 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不当得利788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朱东胜是被告凯瑞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其代表公司与原告联系业务，自2014年开始向原告供应医疗耗材，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书面购销合同。双方间交易方式为，卖方（凯瑞达公司）供货时，同时提交供货发票，买方（霍山县中医院）收货后，将发票与供货单报经单位领导审批，然后将货款汇给卖方账户。第一笔货款一般在收货后的约六至七个月时支付，此后每个月支付上一个月的货款，以此类推。至2017年，双方间发生的业务，笔数、金额数多量大，双方一直未发生纠纷。这期间，原告通过朱东胜又向药企“六安同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采购耗材，双方间结算方式与原被告相同。原告与同致公司发生业务过程中，近期因货款的给付问题发生争执，同致公司诉至霍山人民法院，该院判决霍山中医院应当给付同致公司货款78800元。霍山中医院经内部对账，认为这笔应给付同致公司的78800元货款，错误的打给了凯瑞达公司，于是要求凯瑞达公司予以返还，但原告不能证明是何时、是那一笔货款出现了差错，加之被告凯瑞达公司因生产许可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新的许可，公司税控盘及银行对公账户被注销，双方无法进行对账核实，以致酿成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以及反驳对方的主张，都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与被告自2014年始开展医用耗材业务往来，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交易方式以供货同时附上购货发票，待一段时间以后，原告按内部的相应制度，履行完相应的审批手续后，再将货款汇给被告凯瑞达公司，双方基本上很少进行对账，换言之就是，被告供货、提供发票，原告验货、按票（延迟）付款，不存在先付款，后供货的情形。现原告诉称自2014年至今，根据自家账务统计发现被告供货货款金额与原告给付货款金额在总额上存在78800元的差额，该差额系付款错误造成，要求被告予以返还，但被告对此并不予认可；又因被告经营许可期限届满，未获得政府主管部门新的许可，导致其税控盘和对公账户被注销，双方账目无法核对。现原告仅依据单方财务记帐作为凭证，要求对方承担民事责任，本院认为该凭证系孤证，不具唯一性和排他性，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其诉请依据不足，理由不够充分，原告诉讼主张，依法不应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霍山县中医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70元，减半收取计885元，由原告霍山县中医院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霍山县中医院主张其向凯瑞达公司多支付货款78800元。其一审、二审均称与凯瑞达公司之间的交易是先收货，后付款。按此交易方式，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多付货款的现象。即便因某些特殊原因出现多付货款的情形，在凯瑞达公司因税控盘及对公账户注销其不能提供开具的发票与霍山县中医院核对。那么，霍山县中医院也可以通过核对其入库记录，以核实金库单金额与发票金额是否一致，是否未收到78800元的货物。二审庭审中，霍山县中医院明确诉称有进库单，本院要求其庭后三个工作日提交，但霍山县中医院未能向本院提交，导致本院无法查清霍山县中医院是否存在多支付78800元的货款，还是霍山县中医院因自身原因保管不善，丢失了部分税务发票。对此，霍山县中医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霍山县中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0元，由霍山县中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童竹平 审判员  王 芬 审判员  张海龙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朱宝涛 书记员丰春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