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35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华芬，女，汉族，1990年8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5************126。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浩，广东德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宝荣，广东德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隆富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和二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72X。法定代表人：霍灵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正中，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佛山市驭科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穆院工业园（恒达长田机械设备厂）1座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83B。法定代表人：袁世贵。上诉人张华芬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隆富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富公司）及原审被告佛山市驭科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驭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5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华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张华芬向隆富公司支付货款22968.8元；2.判令隆富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张华芬于2019年1月1日出具案涉《欠条》，其内容是应隆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霍灵辉的要求所写的，其上记载的货款91968.8元(实为90968.8元)与2017年2月17日、2017年3月3日的两份《销售单》的金额90968.8元相一致，目的是确认因该两份《销售单》所涉交易而应付的货款91968.8元，而非确认截至欠条出具之日尚欠货款91968.8元。且案涉两份《销售单》是张华芬作为驭科公司采购人员时亲自经手提货的，案涉《欠条》对两份《销售单》总货款金额予以确认并无不妥。若如隆富公司所主张及一审法院所认定，在驭科公司购买货物后长期未付任何货款的情况下，隆富公司从未向驭科公司主张过货款也未提起诉讼，而时隔近两年张华芬竟自愿对所涉全部债务予以承担，不合情理。因张华芬与隆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朋友关系，且该笔货物是张华芬所经办，张华芬原已支付了部分货款，后因分期付款且较长时间仍未付清，故对货款总额予以确认并自愿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华芬虽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却无相应法律意识，对欠付的货款予以清算并对实际尚欠的货款31968.8元予以确认。该欠条并未载明截至欠条出具日尚欠隆富公司货款91968.8元，从文义上亦不能得出该含义并排除其他合理可能性。此外，从企业变更信息可知，张华芬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等职务的时间并不稳定（仅十几天），职位调动是驭科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工作安排，结合两份《销售单》及其交易的时间，张华芬负责的仍是公司采购方面的工作。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及其他法律法规，一审庭审中，张华芬出具了支付凭证，证明在案涉《销售单》出具后至案涉《欠条》出具前，张华芬向隆富公司支付的60000元，是用于偿还案涉《销售单》所涉货款，应予以扣除。一审法院基于张华芬曾任驭科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职务的事实，认为张华芬向隆富公司支付的60000元是用于支付其他货款不符合客观事实。首先，自2016年5月9日后，张华芬已没有担任公司高管（此前担任也仅为公司安排），而张华芬支付的60000元，则是在2017年6月29日后开始支付的，即使隆富公司与驭科公司曾有其他交易往来，也与张华芬支付的60000元货款无关。其次，庭审中隆富公司主张该60000元是用于支付其他货款，但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以企业未保留相关销售单或销售合同为由逃避相应的举证责任，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隆富公司辩称：张华芬在2019年1月1日出具案涉《欠条》前于2017年6月29日至2018年12月10日所支付的60000元，与案涉《欠条》无关，并非用于偿付案涉货款，而是用于支付隆富公司与驭科公司其他交易所产生的应付货款。一审开庭时，张华芬确认隆富公司与驭科公司之间除了案涉交易（即2017年2月17日、3月3日两份《销售单》所涉交易）外，还存在其他交易往来。现隆富公司找到了其与驭科公司2015年期间，因其他交易由驭科公司向隆富公司开具的三张支付货款的支票（当时该三张支票因驭科公司开票后告知隆富公司账户余额不足而没有去银行办理兑现转账手续，相应款项后由驭科公司通过张华芬和其他股东的个人账户分多次向隆富公司支付了），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张华芬提出的2017年至2018年期间所支付的60000元是用于支付案涉货款纯属捏造。综上，请求二审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张华芬的上诉请求。驭科公司在二审期间未作陈述。隆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判令驭科公司、张华芬共同向隆富公司支付所拖欠的货款82968.8元；2.判令驭科公司、张华芬共同向隆富公司支付从起诉起至付清上述所拖欠货款之日止的利息（按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双倍计算）；3.判令驭科公司、张华芬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隆富公司与驭科公司素有贸易往来，由隆富公司向驭科公司供应镀锌产品。其中，2017年2月17日、3月3日，隆富公司向驭科公司供应货物分别价值43880.8元及47088元，两批货物合共90968.8元。张华芬代表驭科公司均在隆富公司提供的两份《销售单》上签收。因驭科公司未结清该两笔货款，2019年1月1日，张华芬向隆富公司出具一份《欠条》，载明“本人原开办佛山市驭科机电有限公司欠佛山市顺德区隆富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货款91968.8元，现本人承诺承担该笔货款91968.8元（隆富公司及张华芬确认91968.8元为笔误，实际应为90968.8元）”；落款处载明“欠款人：张华芬”及其身份证号等字样，张华芬并在货款金额、签名、身份证号等内容处按捺指模确认。出具该欠条后，张华芬于2019年2月4日、3月18日向隆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霍灵辉分别支付了5000元、3000元，合共8000元用于偿还上述货款。隆富公司认为驭科公司、张华芬尚欠货款82968.8元，遂于2019年7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在案涉《欠条》出具前，张华芬曾向隆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霍灵辉及其配偶黎某某枝转账了多笔款项，具体明细如下：2017年6月29日1000元、2017年9月30日4000元、2017年11月9日5000元、2017年12月5日5000元、2018年1月18日2500元、2018年1月21日1000元、2018年2月6日1000元、2018年4月24日10000元、2018年4月24日5000元、2018年4月24日2000元、2018年4月28日9000元、2018年5月4日2000元、2018年6月21日2000元、2018年7月10日3000元、2018年9月30日3000元、2018年10月12日1500元、2018年12月10日3000元；前述合共60000元。再查明，驭科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13日，为自然人独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张华芬曾自2015年12月4日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为该司股东，并任该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自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5月9日期间为该司股东，并任该司监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华芬自2017年6月29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向隆富公司支付的共60000元是否为偿还案涉两份《销售单》的货款90968.8元。对该争议焦点，张华芬辩称，其于2019年1月1日出具的案涉《欠条》系对由其签名确认的案涉两份《销售单》总货款金额的确认并承担该笔债务，并未扣除此前其已向隆富公司支付的6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张华芬所出具的为“欠条”，落款处签名前也载明“欠款人”，《欠条》内容表达的意思亦为驭科公司尚欠隆富公司货款“91968.8”元且张华芬自愿加入该笔债务承担该笔货款之意，再结合《欠条》出具的时间，一审法院可合理认为截至2019年1月1日，驭科公司、张华芬尚欠隆富公司货款“91968.8”元。其次，张华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曾任驭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且张华芬出具案涉《欠条》时系清楚知晓其此前曾向隆富公司支付过多笔合共60000元的款项，若该60000元系用于偿还案涉《欠条》所涉的货款，正常、合理的情况下，理应将该60000元从总欠款中扣除，但张华芬并无扣除。且隆富公司及张华芬在庭审均确认，隆富公司与驭科公司在此前曾有其他交易往来。因此，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张华芬于案涉《欠条》出具前所支付的60000元，并非系用于偿还案涉货款。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截至2019年1月1日《欠条》出具之日，驭科公司、张华芬实际尚欠隆富公司货款90968.8元，扣除《欠条》出具张华芬支付的8000元，驭科公司、张华芬仍尚欠82968.8元，张华芬上述抗辩无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利息，驭科公司、张华芬尚欠货款的行为确造成隆富公司的资金占用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并结合隆富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酌定驭科公司、张华芬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向隆富公司支付利息，对隆富公司超出前述部分的利息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驭科公司、张华芬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隆富公司支付货款82968.8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尚欠的货款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从2019年7月23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74.22元，由驭科公司、张华芬共同承担。隆富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支票复印件1份，因该证据所展示的支票与案涉交易无关，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二审中，张华芬、驭科公司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认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欠条》出具时张华芬、驭科公司尚欠隆富公司的货款数额是多少。首先，张华芬主张其于2019年1月1日出具《欠条》仅确认因案涉两份《销售单》而应付货款为“91968.8”元而非尚欠货款“91968.8”元。但欠条系民事主体在欠款或欠物时出具予相对方的凭证，其所欠款物的名称、数量是欠条内容的重要要素，对其所欠款物的名称、数量等要素的确定是出具欠条的主要目的，而非仅表示对原有债务的加入。案涉《欠条》正文已确认驭科公司欠隆富公司货款“91968.8”元而张华芬自愿承担该笔债务，且在落款签名前载明张华芬为“欠款人”，根据常理和一般商事交易习惯推断，结合张华芬和隆富公司在一审中均确认《欠条》中的“91968.8”元实为笔误应为“90968.8”元及《销售单》等相关证据，本院认为隆富公司主张案涉《欠条》出具时张华芬确认其与驭科公司尚欠隆富公司90968.8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对该事实予以采信，对张华芬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张华芬主张其虽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却无相应法律意识对欠付的货款予以清算并对实际尚欠的货款予以确认，该辩解无理。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曾任驭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并曾代表驭科公司负责案涉交易，张华芬理应清楚知悉案涉交易的货款交付情况，若其在案涉《欠条》出具前向隆富公司支付的60000元系支付案涉交易的货款，其理应在欠条的欠款中予以扣除或明确，但其并没有扣除或明确，有悖常理和一般商事交易习惯，进一步印证了前述认定。再次，对案涉《欠条》出具前张华芬向隆富公司支付的60000元，张华芬提交了相应支付凭证而隆富公司亦对此予以确认。隆富公司主张该60000元系用于支付案外其他交易，而在一审庭审中，张华芬和隆富公司均确认，隆富公司与驭科公司之间在上述款项支付前存在其他交易，隆富公司的上述主张具有合理性。张华芬主张该60000元系用于支付案涉货款，但并未提供充分、确切的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能推翻前述认定。综上所述，张华芬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4.22元，由上诉人张华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海审判员 霍 娟审判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麦荣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