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2民终7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玲，女，1970年11月15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卫青，内蒙古三恒（准格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皓月，内蒙古三恒（准格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包头市南郊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尚培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青，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文革，男，1966年7月11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郝美霞，女，1966年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上诉人刘玉玲因与被上诉人包头市南郊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郊联社）、张文革、郝美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2019）内0203民初2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玉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南郊联社承担。其上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判决关于2016年递交《股金转让申请》及南郊联社拒绝将刘玉玲或杨岩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部分的事实认定不清。首先，2016年，刘玉玲、张文革达成合意,将张文革代持的南郊联社34.5万股权转让给刘玉玲,后在南郊联社工作人员协助下，刘玉玲、张文革签署了《股金转让申请》,拟将股金直接转让给刘玉玲的儿子杨岩，并将该份申请递交南郊联社,南郊联社工作人员及张文革许诺尽快办理股权转让。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股金转让申请》视频及《股金转让申请》。从视频内容中可以表明南郊联社的工作人员在其公司办公场所为刘玉玲与张文革办理股金转让手续,工作人员问询张文革后，填写了《股金转让申请》,将张文革名下172.5万股中的34.5万股转让给杨岩,张文革在《股金转让申请》上签字捺印,且工作人员表示等下一步手续办理时再签署相关文件。刘玉玲与张文革签订的《股金转让申请》为格式文本,除出让、受让人信息、股权转让数额和价款是手写外，其余均为电脑打印,结合《股金转让申请》视频及庭审中刘玉玲的陈述,可以证实受让人处杨岩是刘玉玲与张文革合意并由工作人员填写所形成。其次，刘玉玲多次督促南郊联社将股权登记在杨岩或者自己名下，并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但南郊联社一直以各种借口推脱，一直没有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期间张文革不积极协助。现该34.5万股仍由张文革替刘玉玲代持，且南郊联社拒绝将杨岩或者其本人登记在股东名册上。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庭审中当事人陈述及南郊联社的消极不作为。庭审中刘玉玲陈述,2017年起，其多次申请南郊联社为杨岩或者刘玉玲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但南郊联社一直不履行义务。庭审中，南郊联社明确表示不提供公司章程，并且明确表示不知晓张文革与刘玉玲的代持关系,也不知道刘玉玲和杨岩之间系母子关系,亦未承认过刘玉玲和张文革之间的代持关系,其仅收到杨岩的《股金转让申请》,并没有收到刘玉玲的《股金转让申请》。二、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不清的基础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对于证据复印件和免证事实部分适用法律错误。刘玉玲提交的股金证、《股金转让申请》是复印件,但以上证据南郊联社一审中均表示认可,且法庭认定了该证据拟证明的部分事实,故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玉玲的诉讼请求。刘玉玲提交的视频、《股金转让申请》及庭审中当事人陈述均可作为证据证实以下事实，且该部分事实属于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推定的免证事实,即:1、当时南郊联社知道张文革与刘玉玲的股权代持关系,至少南郊联社知道张文革与刘玉玲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合意申请南郊联社变更股东名册,至少还知道刘玉玲意图将该部分股权直接变更登记给其儿子杨岩,如果不了解刘玉玲、杨岩与张文革身份、财产关系情况下,南郊联社工作人员根本不会将杨岩填写在股权受让人处;2、虽然张文革无故不参加庭审,但张文革没有做出不承认股权代持、不转让及不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意思表示,而且，张文革与刘玉玲间股权转让约定没有无效事由,故张文革将所持34.5万股股金转让给刘玉玲或杨岩的约定仍然有效;3、庭审中南郊联社明确表示不提供章程、不为杨岩或刘玉玲办理变更登记，则也可推知南郊联社庭审前未给刘玉玲办理变更登记的事实。其次，2011年11月25日，张文革向刘玉玲出具《收条》,主要内容为刘玉玲以张文革名义入股南郊联社。2011年11月25日，南郊联社为张文革发放股金证。2016年，张文革与刘玉玲向南郊联社递交《股金转让申请》,主要内容为将张文革持有的172.5万股中的34.5万股转让给杨岩。该部分事实完全可以支持刘玉玲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以刘玉玲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由驳回刘玉玲的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认定股权的归属应当是以当事人实施了合法、有效的投资行为为前提,本案所涉《收条》、股金证和《股金转让申请》,可以证实张文革使用刘玉玲的资金对南郊联社进行投资，并持有南郊联社股份,故2011年刘玉玲实施了合法有效的投资行为。2、自2011年张文革为刘玉玲代持股份以来,刘玉玲与张文革对代持合同效力并没有争议,况且，即使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代持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仍应认定该合同有效。故本案所涉股份代持合同有效。3、2016年申请股金转让时，张文革认可案涉34.5万股归刘玉玲所有，并同意协助刘玉玲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由于南郊联社原因,杨岩或者刘玉玲并没有被登记在股东名册。虽然后期张文革不积极配合为刘玉玲或杨岩办理变更登记,但张文革至今没有否认该34.5万股归刘玉玲所有的事实。故实际出资人刘玉玲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张文革主张投资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故一审法院应当对刘玉玲主张投资收益的诉讼请求予以裁判,一审法院以刘玉玲请求张文革给付代持股期间红利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同一案由诉讼标的为由,认为应当另案解决，属适用法律错误。5、《商业银行股份安全管理暂行办法》不是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法规,不是效力性规定,故南郊联社关于不得代持股的规定,仅能作为处理违规代持的依据,不能产生刘玉玲与张文革订立的代持协议无效的后果。既然代持股协议合法有效,刘玉玲又符合南郊联社股东身份,那么双方合意结束代持关系并申请变更登记的请求就应得到支持。但2016年以来，南郊联社一再拖延和拒绝为刘玉玲办理股东变更登记,致使该规定出台后，刘玉玲的股权被张文革持续违规代持。故该规定不但不是南郊联社否认刘玉玲权利的托辞,反而应该作为法院判令南郊联社将刘玉玲登记在股东名册的依据。6、张文革现持有南郊联社172.5万股股金,该部分股金不存在权利瑕疵,其中包含刘玉玲34.5万股股金，张文革认可该股金代持,至今没有拒绝协助办理股权变更。2016年以来，南郊联社一直推诿、拒绝为刘玉玲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其行为侵害了刘玉玲的合法权益。故刘玉玲的上诉请求应当依法得到支持。南郊联社答辩称，一、根据《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1号）第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股东不得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持有商业银行股权。故刘玉玲要求将第三人张文革在南郊联社持有的34.5万股股金归其所有以及将其变更为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违反上述规定，因此，南郊联社不予承认刘玉玲以张文革作为其对南郊联社出资的名义持有人身份。二、南郊联社作为国家批准成立的合法金融机构，其对于入股条件，股东身份的确认，股份的转让都有严格的规定，并非股东可以将其股份随便转让给任何人，本案第三人张文革将其股份转让给刘玉玲的行为，南郊联社不知情，也不认可。三、刘玉玲提出中国银保监会2018年1号文件《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办法》不是效力性规定的说法错误。中国银保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单位，其下发的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法规，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九条“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可知，行政法规在不违反上位法的情况下是有法律效力的。张文革答辩称，没有意见。郝美霞未提出答辩意见。刘玉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确认南郊联社股东张文革名下34.5万股归刘玉玲所有；2、请求判令南郊联社、张文革、郝美霞协助办理将刘玉玲变更为公司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3、请求张文革给付代持股期间的红利；4、案件诉讼费由南郊联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1年12月25日张文革向刘玉玲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刘玉玲人民币480000元，用于入股南郊联社，以张文革名字入股。每股溢价1.6元，入股额叁拾万股，按南郊联社章程规定享有股东会职权和承担风险责任，本股份为长期投资。2011年12月25日南郊联社为张文革发放股金证。2016年张文革与刘玉玲向南郊联社提起股金转让申请，内容为：非职工自然人张文革持有包头市南郊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股金172.5万股，经与非职工自然人杨岩协商，同意将34.5万股股金以（未写明）的价格转让给杨岩，如日后因此次转让股金产生的个税问题及其他纠纷由我本人承担。张文革身份证号：1502071***********，杨岩身份证号：××××。南郊联社认可收到该股金转让申请。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刘玉玲对自己主张的诉讼请求应依法提交相应的证据，但通过庭审查证，刘玉玲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因此，刘玉玲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其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刘玉玲请求张文革、郝美霞给付代持股期间红利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同一案由诉讼标的，该案不做处理，应另案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玉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玉玲承担。二审中，刘玉玲向本院提交以下三组证据：①刘玉玲的亲属刘艳彩与南郊联社孙桂玉的电话录音一份，用以证明刘玉玲与张文革于2016年7月向南郊联社提交股金转让申请，南郊联社经审查后接收申请文件，并许诺办理变更股东登记信息。但南郊联社受理后一直以需要开董事会为由拖延履行，至今已近四年。南郊联社质证称，刘玉玲并未提交该份录音的原始载体，无法判断当事人的身份，且该录音的录制亦未经当事人同意，因此，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张文革质证称，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郝美霞未发表质证意见。经本院审查认为，因刘玉玲提交的电话录音并非原始载体，无法与原件核对，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②户口簿一份，用以证明刘玉玲与杨岩系母子关系，2016年刘玉玲与张文革等人在南郊联社办理股权转让申请时，南郊联社知晓了二人的关系，并同意张文革将转让给刘玉玲的股份直接登记在杨岩名下。南郊联社质证称，真实性认可，该户口簿只能证明其二人系母子关系，其他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张文革质证称，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郝美霞未发表质证意见。经本院审查认为，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刘玉玲与杨岩之间的母子身份关系，对于其他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③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昆民初字第119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张文革在2011年10月28日出资800万元以毛海峰名义入股包头市昆都仑蒙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文革诉请确认毛海峰持有的包头市昆都仑蒙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的股权，得到了昆区法院的支持，本案中，刘玉玲的诉讼请求亦应得到支持。南郊联社质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系。张文革质证称，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郝美霞未发表质证意见。经本院审查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收条》、《股金转让申请》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刘玉玲是否是南郊联社的隐名股东。刘玉玲主张其与张文革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其应为南郊联社的实际出资人。对此，本院认为，能否认定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即公司对于名义出资人与隐名出资人的关系是否知情以及隐名出资人是否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本案中，第一，因刘玉玲与张文革均认可南郊联社在其二人递交《股金转让申请》前并不知晓《收条》内容，且南郊联社对于双方存在股权代持的关系亦不认可，故刘玉玲主张与张文革之间存在隐名投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在此情况下，双方形成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二，刘玉玲与张文革在庭审中均认可案涉收条出具之后，刘玉玲并未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故刘玉玲要求南郊联社确认其股东身份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玉玲提出的要求张文革给付其代持股期间红利的主张，因刘玉玲并非南郊联社隐名股东，且根据《股金转让申请》，张文革持股期间的红利转让给刘玉玲之子杨岩，故刘玉玲的该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刘玉玲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玉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晓燕审 判 员 王雅琴审 判 员 董婷婷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常慧青书 记 员 王 彩附：本判决所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