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行终6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纯英，男，满族，1958年10月28日出生，住辽宁省绥中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绥中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辽宁省绥中县新兴街一段**。法定代表人：郭彩学，该县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冀宏，女，绥中县司法局复议应诉科科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宇，辽宁开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绥中县城郊乡人民政府。。住所地：辽宁省绥中县新兴街二段法定代表人：李涛，该乡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景辉，绥中县司法局城乡司法所所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绥中县行政执法局。。住所地：辽宁省绥中县北环西段家乐暖公司院内南侧李纯英因与绥中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绥中县政府）、绥中县城郊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郊乡政府）、绥中县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执法局）强制清除违法并赔偿一案，不服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14行初1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3月31日，绥中县政府发布《绥中县人民政府关于教育园区和园区道路拟征地的通告》。2014年5月20日，李纯英所在的绥中县城郊乡政府肖家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同意绥中县政府征用肖家村一组、四组土地建设教育园11区，并于当日村委会解除与涉及征地村民的承包合同关系。2015年4月5日，肖家村民委员会将土地补偿款以李纯英的名字在绥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进行开户，并存入166,840.00元。2016年1月3日，李纯英与李纯武领取因建教育园区征占土地的地上树木补偿款75000.00元。2019年3月29日，李纯英在自己承包地和机动地共计2.269亩上种植了樱桃树苗。2019年4月4日，绥中县政府指派城郊乡政府和执法局对李纯英栽种的樱桃树苗进行拔除。2019年6月3日，李纯英以强制拔除樱桃树违法并赔偿为由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绥中县政府自2014年3月31日，发布拟征地的通告至今，所涉及的地块未得到省政府或其他有关机关的征地批件。在本院现场勘查期间，涉及征收的地块在未建设的土地上仍然由原承包土地的农户进行种植玉米等短期农作物。又查明，2019年4月12日，李纯英以城郊乡政府为被告，以行政强制拆除违法并赔偿为由向建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5月29日，李纯英以漏列被告为由向建昌县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同日，建昌县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李纯英撤回起诉。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一、李纯英的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包括是否属于重复起诉、被诉的三个机关哪个是本案适格被告；二、拔除李纯英种植樱桃树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三、绥中县政府、城郊乡政府、执法局对李纯英种植的樱桃树价值是否应当赔偿，赔偿数额应当如何计算。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条第一款“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的规定，李纯英在2019年4月12日以城郊乡政府为被告，以行政强制拆除违法并赔偿为由向建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5月29日，李纯英以漏列被告为由向建昌县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而李纯英在2019年6月3日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绥中县政府、城郊乡政府、执法局为被告，以强制拆除违法并赔偿为由提起的诉讼，虽然提出的事实理由是相同的，但被告行政级别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的规定，李纯英以绥中县人民政府为被告，不属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故，李纯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重复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在庭审中，绥中县政府明确表示城郊乡政府、执法局受绥中县政府指派实施拔除李纯英种植的樱桃树，并认可其为本案适格被告。故，本案绥中县政府为本案适格被告。城郊乡政府、执法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李纯英对于城郊乡政府、执法局的起诉，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第五十三条“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定，本案中，虽然绥中县政府发布拟征地的通告，李纯英所在的肖家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同意绥中县政府征用肖家村一组、四组土地（包括案涉土地）并解除了与李纯英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且发放了地上物补偿款及土地补偿款（李纯英未领取）。但案涉土地至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时，并未取得省级人民政府或有批准征收土地权限的机关的批复，其征收程序并未完成。在该院现场勘查时，在绥中县政府拟征收土地范围内未进行建设的土地上，除了案涉土地是空地外，其余土地种植了玉米等农作物。经现场询问，政府允许拟征收土地范围内未建设用地由原承包户耕种。结合李纯英在庭审中对案涉土地在2019年之前一直种植玉米等农作物的陈述。能够看出虽然绥中县政府对案涉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及土地征收补偿款发放到位、村民集体组织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与李纯英解除，但并不影响李纯英对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经庭审询问，在绥中县政府正在等待省政府对于涉案土地批复的情况下，李纯英可以在案涉土地上种植短期收益的农作物，但其种植的樱桃树属于长期收益的果树，不符合实际情况。绥中县政府对于李纯英在案涉土地种植樱桃树进行制止的行为应当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向李纯英进行公告、限期移栽至其他地点，不应当直接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拔除，并将樱桃树弃在案涉土地上。故，绥中县政府强制拔除案涉土地上樱桃树苗超越职权、程序违法。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绥中县政府将李纯英种植在案涉土地上的樱桃树拔除，樱桃树被损毁，且未留存樱桃树。但通过绥中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现场拔除樱桃树的照片看，案涉土地上确实种植了樱桃树。故，虽然李纯英在领取地上附着物款且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与其解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其种植长期生长的经济作物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李纯英在案涉土地上种植的樱桃树是其合法财产，绥中县政府违反法定程序将李纯英在案涉土地上种植的樱桃树拔除并导致樱桃树灭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本案中，李纯英购买樱桃树的合同，因为案外人刘殿斌并未实际卖给李纯英樱桃树苗，对于李纯英购买的樱桃树树苗的数量、树龄、价格及付款方式均不知情。且李纯英庭审中陈述其在兴城市有苗圃，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购买的樱桃树种植在案涉土地上。故，李纯英要求赔偿樱桃树苗的主要依据购销合同在不能作为赔偿依据的情况下，本院向李纯英释明对樱桃树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李纯英表示不进行评估鉴定。在李纯英合法财产确有损失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经本院向绥中县当地樱桃树种植户、樱桃树经销商、果树研究所及评估鉴定机构，结合李纯英种植的面积、绥中县政府提交的现场拔除照片，本院酌定李纯英的樱桃树的价值为30，00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绥中县政府于2019年4月4日强制拔除李纯英种植在2.269亩土地上樱桃树行为程序违法；二、绥中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李纯英樱桃树价值共计人民币30，000.00元；三、驳回李纯英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绥中县政府承担。李纯英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改判为支持李纯英一审诉讼请求。其上诉理由是：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李纯英种植樱桃树的面积是4.05亩，棵数为3000，并非一审认定的2.269亩，李纯英哥哥李纯武将其1.7亩转让给李纯英经营使用，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清；2.一审法院判决赔偿3万元没有合法依据。李纯英种植的樱桃树每棵190元，加上运输和栽植成本，每棵达到200多元，共计3000棵，一审法院只判决赔偿李纯英损失3万元，依据不足；3.一审法院将赔偿数额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李纯英不当。本案损失系绥中县政府、城郊乡政府、执法局的行政行为所致，且绥中县政府、城郊乡政府、执法局对其行政行为有完整的录像，应由其举证和鉴定评估；4.城郊乡政府、执法局也是违法行政行为主体，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绥中县政府辩称，1.李纯英所述购买大樱桃树苗一节自相矛盾，树苗价格、种植数量不符合常理；2.李纯英存在抢栽抢种行为；3.一审时，李纯英主张申请司法鉴定，但在指定期限内未提出鉴定申请。对于损失的举证责任在李纯英，其未提出申请，应视为对鉴定请求的放弃。一审法院酌定认定的损失数额，明显高于绥中本地的价格标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城郊乡政府辩称，1.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已由原农户承包转移到绥中县政府占用。绥中县政府排除防碍的行为系民事法律行为，并非行政强制；2.城郊乡政府未实施行政行为和执法活动，不存在行政违法，没有赔偿义务。综上，李纯英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执法局未提出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从诉辩双方的意见来看，一审法院判决绥中县政府于2019年4月4日强制拔除李纯英种植在2.269亩土地上樱桃树行为程序违法，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土地上拔除的樱桃树价值多少以及城郊乡政府、执法局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绥中县政府强制拔除李纯英栽种在案涉土地上的樱桃树，未进行登记保存，亦未通知李纯英将拔除的樱桃树另行栽种，导致案涉樱桃树灭失，其价值无法通过评估确认。一审法院经向绥中县当地樱桃树种植户、樱桃树经销商、果树研究所及评估鉴定机构咨询，结合李纯英种植樱桃树的面积、绥中县政府提交的现场拔除照片，酌定被拔除樱桃树的价值为30，000.00元，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庭审中，绥中县政府明确表示城郊乡政府、执法局受绥中县政府指派实施拔除李纯英种植的樱桃树，并认可其为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认定绥中县政府为本案适格被告，城郊乡政府、执法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符合上述规定。关于李纯英提出一审判决认定其栽种土地数量错误的主张。李纯英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绥中县城郊乡人民政府肖家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李纯英分口粮田1.735亩，机动地0.534亩，共合计总面积2.269亩。李纯英并未向法院提供其哥哥李纯武将1.7亩土地转让给李纯英经营使用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李纯英栽种土地为2.269亩，证据充分。李纯英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纯英提出一审判决赔偿3万元依据不足的主张。李纯英主张在案涉土地上栽种了3000棵樱桃树，三年生的美早2000棵，两年生的沙蜜豆1000棵，价值均为每棵190元。李纯英提供了购买樱桃树的合同，经查案外人刘殿斌并未实际卖给李纯英樱桃树苗，对于李纯英购买的樱桃树苗的数量、树龄、价格及付款方式均不知情。被拔除的樱桃树已经灭失，无法通过评估来确认其价值，一审法院经咨询相关人员和机构，结合李纯英种植樱桃树的面积、绥中县政府提交的现场拔除照片，酌定被拔除樱桃树的价值为30，000.00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李纯英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纯英提出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绥中县政府未对拔除的树苗进行登记保存，导致拔除的树苗灭失。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应由绥中县政府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将评估鉴定的责任分配给李纯英不妥，本院予以指出。但由于被拔除的樱桃树苗灭失，客观上导致无法对其价值进行评估，一审分配举证责任不当，但未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李纯英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李纯英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纯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弘达审判员  刘 毅审判员  席铁斌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倪弘毅书记员曲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