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1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贺迪辉，男，汉族，1950年9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萍，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建伟，男，汉族，1968年11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正兴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法定代表人：谭美华。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环宇，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卫平，男，汉族，1978年10月15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县，系珠海市正兴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贺迪辉因与被上诉人左建伟、珠海市正兴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兴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14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贺迪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左建伟返还贺迪辉借款本金50万元，左建伟按月利率2%，即每月8330元支付利息直至还清全部本金为止（一审利息为18.326万元，自2017年12月起算暂计至2019年9月21日）；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左建伟、正兴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没有对本案存在两笔借款的事实予以查明，以致判决不当。1、左建伟实际涉及两笔不同的借款，其只是偿还了其中一笔借款。2016年4月20日左建伟向贺迪辉借款50万元，正兴公司作为担保人，利息为年息20%（8330元/月），为左建伟个人债务，由左建伟按月支付利息。而在本案借款发生之前，贺迪辉与左建伟、正兴公司之间另外还有一笔借款关系。2015年3月11日，正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卫平以公司名义向贺迪辉借款50万元（以下简称“董卫平借款”），月息1.6%（8000元/月），担保人是左建伟。合同订立后贺迪辉将款项转到董卫平个人平安银行账户，由董卫平按月支付利息。这笔借款原本属于正兴公司的债务，但在2017年1月，贺迪辉在正兴公司向董卫平催讨借款时，才得知左建伟已与董卫平约定，由左建伟承担该笔借款的还款，董卫平当场出示了《借款收据》上左建伟亲笔书写的还款承诺原件。之后，左建伟也向贺迪辉当面确认了此事，并在与贺迪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明确会尽快履行两笔借款的清偿。2、从2017年2月起至同年3月，左建伟开始替董卫平偿还剩余利息，并于3月15日向贺迪辉还款50万元。因此，贺迪辉认为左建伟的还款只是对正兴公司董卫平的债务清偿。同时，因左建伟自己的借款利息仍在按月继续履行之中，故贺迪辉在一审时未再将董卫平的借款计入其中，仅起诉了左建伟尚欠的一笔借款。二、贺迪辉认为左建伟的还款仅是对“董卫平借款”的清偿，并不表明左建伟自己的债务已经结清。1、左建伟在董卫平借据上的还款承诺应视为债务加入。2、左建伟2017年3月15日支付的50万元还款，应视为对董卫平借款的清偿。2017年2月开始左建伟便已替董卫平偿还借款利息。2017年3月左建伟支付完董卫平借款本、息后，董卫平与左建伟都未再支付过与该笔借款相关的费用。左建伟2017年3月还款后，其个人的借款利息8330元/月仍在继续支付当中，直到2017年11月。三、左建伟的借款并未实际支付。1、左建伟提交的借款凭证只能证明其清偿了其中一笔债务。2、在左建伟与贺迪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一直都认可两笔借款存在。3、电话录音也证明左建伟承认自己的债务并未实际清偿。被上诉人左建伟辩称：一、贺迪辉在一审中起诉主张的事实是2016年4月20日《借款协议》中载明的借款金额人民币50万元，该借款的借款人是左建伟，事实表明，左建伟已于2017年3月15日清偿了该笔债务，全面地履行了给付义务，贺迪辉的起诉无理，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二、2015年3月11日正兴公司向贺迪辉的借款与本案无关。2015年3月11日，正兴公司向贺迪辉借款50万元，由左建伟作担保人，该借款虽然与左建伟的个人借款在金额上相同，但两者无关，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各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的性质均不同。在该借款中，左建伟并不是主债务人，并不承担借贷之债，只承担保证的或有负债。而借贷主债与或有之债是不同的负债类型，其法律意义完全不同。至于在《借款收据》上左建伟于2016年1月15日所作的《承诺》，该承诺有个前提，那就是正兴公司的借款必须转给左建伟私人使用，才与公司无关。但令人遗憾的是，本案中正兴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该50万元转付给左建伟使用了，故所谓债务转让并不成立，况且也未征得债权人同意。至于所谓左建伟付过现金，则毫无依据，纯属虚假陈述。左建伟于2017年3月15日直接向贺迪辉给付的50万元人民币是其履行2016年4月20日《借款协议》项下个人借款偿还义务的行为，这与正兴公司的借款无关。左建伟作为借款人向贺迪辉借款只有这笔。首先，从厘清法律关系上看，正因为2016年4月20日《借款协议》项下借款的借款人即主债务人左建伟，故左建伟才在合同期即将届满前的2017年3月15日直接向出借人贺迪辉偿还债务。其次，在正兴公司的借款关系中，左建伟只是担保人，并不是债务人。退一步讲，即便如正兴公司所言，2016年1月15日左建伟写了个承诺，如果正兴公司借款转给左建伟私人使用，则利息费用自行承担。那么，由于正兴公司的借款是出借人贺迪辉转给正兴公司，正兴公司又转给左建伟，偿还借款也应当是左建伟向正兴公司偿还，再由正兴公司向贺迪辉偿还。本案事实恰恰相反，是左建伟直接向贺迪辉偿还给付，充分说明左建伟所给付的是其个人作为借款人的2016年4月20日《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并非正兴公司的借款。被上诉人正兴公司辩称：一、本案共涉及两笔借款，分别系贺迪辉于2015年3月11日（下称“第一笔借款”）、2016年4月20日（下称“第二笔借款”）出借，左建伟实际已通过微信确认其与贺迪辉之间存在该两笔借款。1、第一笔借款虽由正兴公司借取，后经正兴公司、左建伟、贺迪辉协商一致，已转由左建伟个人承担并由其偿还。2、左建伟系第二笔借款（即本案借款）的借款人，正兴公司为第二笔借款的担保人。3、左建伟已通过微信方式确认其与贺迪辉之间存在两笔借款。二、左建伟于2017年3月15日向贺迪辉支付的50万元系偿还第一笔借款本金。1、左建伟向贺迪辉偿还第一笔借款后，贺迪辉将所持《借款收据》原件交由正兴公司的合作方黄卫群收回并现场撕毁，且当时左建伟就在现场。2、左建伟实际上已通过其行为确认其于2017年3月15日向贺迪辉支付的50万元为偿还的第一笔借款。3、贺迪辉出具《声明》确认第一笔借款已转由左建伟个人承担，且左建伟已于2017年3月15日偿还了第一笔借款。三、正兴公司对第二笔借款的保证责任依法已免除。贺迪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左建伟返还贺迪辉借款本金伍拾万元；2、判令左建伟支付借款利息，利息从2017年11月21日开始计算，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之日止；3、判令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左建伟承担；4、判令正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0日，左建伟、正兴公司与贺迪辉签订借款协议，左建伟向贺迪辉借款50万元，正兴公司作为担保人，约定借款利息为年息20%，按月支付，每月8330元，借款期限为半年到一年，一年期满自动结清本息，逾期不还，每日要承担千分之五的违约滞纳金。贺迪辉于2016年4月21日将借款50万元转账支付给左建伟。贺迪辉当庭确认2017年11月20日之前的利息左建伟已经全部支付完毕。左建伟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499000元的本金还给贺迪辉，同日还通过微信转账1000元的本金还给贺迪辉，在银行转账单上备注为“还本”。左建伟当庭确认之前的利息也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了，每月8330元的利息，有微信转账也有银行转账的方式。贺迪辉在庭审中陈述：左建伟原来也向我借款50万元，我要查银行，究竟还的是第一笔的50万元借款还是其他的什么情况，因为左建伟向我借过两次钱，每次都是50万元，我要去银行查账。左建伟当庭陈述：我只向贺迪辉借且只借过一次款，就是2016年4月20日的50万元借款，如果贺迪辉认为我向他借过两次款，请贺迪辉向法庭提供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贺迪辉主张本案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具有两个要件，其一为借款的合意，一般应具有书面确定借贷关系的债权凭证。其二为应具有借款的实际交付。贺迪辉起诉要求左建伟偿还2016年4月20日的50万元借款本金，左建伟承认借款，但左建伟向法庭提交了还款5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因此，对于该50万元的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为左建伟已经偿还完毕借款，贺迪辉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一审不予支持。同上理由，贺迪辉诉请要求正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左建伟已经偿还完毕借款，且正兴公司的担保期限早已过去，所以正兴公司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至于贺迪辉提出“被告原来也向我借款50万元，我要查银行，究竟被告还的是第一笔的50万元借款还是其他的什么情况，因为被告向我借过两次钱，每次都是50万元”，一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贺迪辉提交的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左建伟两次向贺迪辉借款各50万元，贺迪辉的证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综上，一审依法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贺迪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16元，由贺迪辉负担。二审期间，贺迪辉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借款收据，证明：1、2015年3月11日，正兴公司董卫平向贺迪辉借款50万元，担保人为左建伟及借贷三方关于利息及还款期限的约定；2、左建伟于2016年1月25日承诺对该笔借款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二、个人转账汇款凭证，证明：1、2015年3月11日，贺迪辉向董卫平帐户转账50万元的事实，履行了“第一笔借款”的出借义务，该借款事实成立；2、除本案借款外，贺迪辉还与正兴公司及左建伟存在另一笔借款关系。证据三、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1、董卫平自2015年4月至2017年1月，支付正兴公司借款利息8000元/月；2、左建伟自2016年5月至2017年1月，支付个人借款利息8330元/月；3、左建伟自2017年2月开始代董卫平支付“第一笔借款”的第一笔利息8000元/月；4、左建伟2017年3月15日还款50万元。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2017年3月，左建伟代董卫平支付“第一笔借款”的第二笔利息8000元/月；2、2017年2月至2017年11月，左建伟仍在支付本人借款利息8330元/月，证明其在偿还了50万借款之后其本人的借款还在继续履行中；3、贺迪辉2017年2月至2019年7月向左建伟核实两笔借款的还款情况，左建伟承认只还了一笔借款的事实；4、贺迪辉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向左建伟催促还款，左建伟多次承诺晚点还款，证明左建伟个人借款尚未还清的事实。证据五、录音光盘及录音文字整理记录，证明：1、2020年1月9日，董卫平要求左建伟对后面那笔数出具借条，证明本案借款本金尚未偿还；2、左建伟承认本案借款未还，但现在还款无能为力，本人并不愿意赖账。证据六、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贺迪辉曾与董卫平商议，由董卫平提供有左建伟承诺还款的《借款收据》原件给贺迪辉，以助贺迪辉查明借款事实，但董卫平收了贺迪辉《声明》后，当时却只给了借款收据复印件，董卫平承诺从柬埔寨回来后交原件给贺迪辉但一直未兑现；2、2020年1月10日、11日、12日，贺迪辉多次催促董卫平提交借款收据原件，及要求收回《声明》；3、2020年1月13日董卫平对贺迪辉发出销毁《声明》的视频，表示《声明》已经作废，故该《声明》从形式到内容已无效。左建伟质证意见如下，证据证明的目的只是证明我和正兴公司各向贺迪辉借款50万，我只借了一笔钱50万，有其他走账记录可以由法庭调查，正兴公司向贺迪辉借款50万，我仅是担保人，该笔债务并没有转到我账上，正兴公司没有以任何形式给我50万元。正兴公司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借款收据，这是两份不同的收据，其中有一份借款收据，有左建伟本人在收据上签署该借款50万元由左建伟私人使用，利息费用由本人承担，风险与公司无关，从这份收据及左建伟向贺迪辉偿还利息的事实可以证明，该笔借款已经正兴公司、左建伟、贺迪辉协商一致，转由左建伟个人承担，并由其偿还；证据二、三、四、五，三性没有异议；证据四、从2017年2月20日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左建伟已经向贺迪辉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两笔借款；证据五、该通话记录并不是由董卫平私自录音；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一，关于由左建伟承诺还款的借款收据，正兴公司在本案中已向法庭提交，当时之所以没有向贺迪辉提供系因贺迪辉左建伟及董卫平之间均为朋友关系，碍于情面一直没有将该借据原件提供给贺迪辉；第二，声明系贺迪辉本人对第一笔借款相关事实的确认与承诺，事关正兴公司的权益，故正兴公司并没有将其销毁，亦不存在贺迪辉所称的声明无效的问题。正兴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香洲xxxxx字【2019】第zhxxxxxx号），证明第一笔借款发生时，董卫平为正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据二、《借款收据》及证据三、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证明：1、2015年3月11日，正兴公司与贺迪辉共同签署《借款收据》，约定由正兴公司向贺迪辉借款50万元，月息1.6%（即月息8000元），并由左建伟提供担保，该第一笔借款起初由正兴公司借取使用，后因左建伟个人要求并经正兴公司同意，第一笔借款转由左建伟个人承担使用，为此，左建伟于2016年1月15日在《借款收据》签字确认：“该款伍拾万（￥500000.00元）由左建伟私人使用，利息费用本人承担，风险与公司无关。”2、自2016年1月15日起，第一笔借款利息均由左建伟承担，但鉴于第一笔借款系由正兴公司名义借取，故左建伟每月将第一笔借款的利息付给正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卫平，再由董卫平转付给贺迪辉。证据四、《声明》，证明贺迪辉已通过书面方式确认第一笔借款转由左建伟个人承担，且左建伟已于2017年3月15日偿还了第一笔借款。同时，贺迪辉承诺不再追究正兴公司、董卫平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的相关事实。贺迪辉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1、对于董卫平是时任正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明内容予以认可；2、不认可正兴公司借款（即第一笔借款）与董卫平个人无关，在本案二审的同时，贺迪辉与正兴公司、董卫平的第一笔借款纠纷也在审理之中，因为两个案件之间有联系，在等本案的判决结果，所以在此之前贺迪辉并不认为董卫平与第一笔借款没有关系。第一笔借款虽然是以正兴公司名义签订，但其一，在借款合同最后一行备注的是“本收据后附借款人身份证复印件”并非借款人公司营业执照，而董卫平也实际提交了本人身份证，证明董卫平个人与借款有关。其二，该借款并未汇入正兴公司账户，而是进入了董卫平私人账户，且之后都是董卫平以个人名义向贺迪辉支付利息。其三，董卫平并未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以证明第一笔借款是用于正兴公司而非其个人；证据二、贺迪辉对借款收据正文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于左建伟签名的部分无法直接确认，手写内容并非三方的共同约定，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1、左建伟的还款承诺虽然是左建伟、正兴公司之间的约定，但其对第一笔借款的还款承担责任是清楚无疑的。2、因为该承诺是左建伟与正兴公司之间的约定，若左建伟拒不向贺迪辉履行，正兴公司对第一笔借款仍应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三、对于董卫平转账给贺迪辉的部分予以认可，但左建伟与董卫平之间的财务往来系其双方行为，贺迪辉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所以无法确定其证明内容；证据四、三性有异议，1、董卫平已于2020年1月13日对贺迪辉表示《声明》已被其撕毁，并发出视频为证。2、2017年初，贺迪辉向董卫平催讨第一笔借款时，董卫平告知这笔欠款会由左建伟支付，并向贺迪辉出示了左建伟承诺还款的签名原件。之后，左建伟有代还利息，在贺迪辉与董卫平、左建伟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两人都予以了认可，故贺迪辉也认为是左建伟承担正兴公司债务。2019年9月，贺迪辉起诉本案，但左建伟认为已还款，拒不承认另有债务，故贺迪辉于庭后要求董卫平提交该还款承诺原件，以帮助查明案件真相，并应董卫平要求出示《声明》以作为交换。但因董卫平在收取了贺迪辉《声明》后一直拒绝提交原件，故贺迪辉多次要求收回《声明》，在贺迪辉的再三催促下，董卫平发出销毁视频，表示《声明》已经作废。3、《声明》只是证明董卫平与贺迪辉曾经进行过相关协商，但因双方没有真正达成一致，且董卫平已应贺迪辉要求予以销毁，则《声明》内容已对贺迪辉已没有约束力。左建伟对正兴公司提交的证据表示没有异议。经审理查明，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5年3月11日，正兴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董卫平以正兴公司名义与贺迪辉签订“第一笔借款”的《借款收据》，向贺迪辉借款50万元，约定月息1.6%（8000元/月），担保人为左建伟，贺迪辉将款项转到董卫平个人账户。2016年1月15日左建伟在“第一笔借款”的《借款收据》签字确认“该款伍拾万（￥500000.00元）由左建伟私人使用，利息费用本人承担，风险与公司无关。”自2015年4月至2017年1月，董卫平向贺迪辉转账支付“第一笔借款”每月利息8000元。2017年2月10日和3月10日左建伟通过银行和微信向贺迪辉转账支付两笔利息每月8000元。2017年3月15日左建伟向贺迪辉还款50万元。本案借款即2016年4月20日的“第二笔借款”，约定年息20%，按月支付，每月8330元，担保人为正兴公司。自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左建伟通过银行和微信向贺迪辉转账支付“第二笔借款”每月利息8330元。贺迪辉提交的其与左建伟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2月20日左建伟向贺迪辉微信转账8330元后，贺迪辉称“你下月是还一笔还是两笔一起还”，左建伟称“先还一笔”；2017年3月10日贺迪辉称“左总，先还50万，另50万下个月或再晚一个月都行，女儿在西区买房”，左建伟当日即向贺迪辉微信转账8000元；此后左建伟每月向贺迪辉微信转账8330元直到2017年11月；2017年12月21日贺迪辉称“过几天是本息一起清，还是利息”，“左同志：年底了不还钱，利息总得给吧”。董卫平提交的其与左建伟通话录音中，董卫平称“后面那笔数，50万你要不还是写个条给他（指贺迪辉）嘛”，左建伟称“写个条有么效，写个条又拿到法院去告人家，我又不是不认账，也不是不给，目前的状况你也知道”。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左建伟于2017年3月15日向贺迪辉还款50万元是归还2015年3月11日的“第一笔借款”还是归还2016年4月20日的“第二笔借款”即本案借款。根据查明的事实，2015年3月11日的《借款收据》，董卫平以正兴公司名义向贺迪辉借款50万元，约定月息1.6%（8000元/月），担保人为左建伟。2016年1月15日左建伟在“第一笔借款”的《借款收据》签字确认“该款伍拾万（￥500000.00元）由左建伟私人使用，利息费用本人承担，风险与公司无关。”可见，左建伟自愿承诺承担了上述债务。况且董卫平自2015年4月至2017年1月一直向贺迪辉支付“第一笔借款”每月利息8000元，但是到了2017年2月10日和3月10日改为由左建伟向贺迪辉支付了两次8000元，正好与“第一笔借款”50万元所约定的月息1.6%（8000元/月）相符，可以印证说明左建伟于2017年2月10日和3月10日向贺迪辉支付的两次8000元应是“第一笔借款”50万元的利息，支付的最后截止日为2017年3月10日，而左建伟于2017年3月15日向贺迪辉还款50万元后再无支付利息8000元的行为。2016年4月20日“第二笔借款”50万元，约定的年息20%，每月支付的利息为8330元。左建伟自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一直向贺迪辉支付“第二笔借款”每月的利息8330元。如果左建伟于2017年3月15日向贺迪辉还款的50万元是归还的2016年4月20日“第二笔借款”，则无必要自2017年4月至11月仍向贺迪辉每月支付利息8330元。同时结合左建伟与贺迪辉的微信聊天记录、左建伟与董卫平的电话录音，当贺迪辉称“你下月是还一笔还是两笔一起还”，“左总，先还50万，另50万下个月或再晚一个月都行，女儿在西区买房”时，左建伟并未作否定回答，且其所称“先还一笔”，并继续微信转账支付相应的利息；当董卫平在通话录音中称“后面那笔数，50万你要不还是写个条给他（指贺迪辉）嘛”，左建伟亦未作否定回答，反而称“写个条有么效，写个条又拿到法院去告人家，我又不是不认账，也不是不给，目前的状况你也知道”。以上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左建伟向贺迪辉负有两笔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额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也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左建伟于2017年3月15日向贺迪辉还款50万元应当认定为归还在先的2015年3月11日的“第一笔借款”，事实和法律依据均较充分。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左建伟并未归还本案借款即2016年4月20日的“第二笔借款”。根据左建伟、正兴公司与贺迪辉于2016年4月2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左建伟向贺迪辉借款50万元，正兴公司作为担保人，约定借款利息为年息20%，按月支付，每月8330元，借款期限为半年到一年，一年期满自动结清本息，逾期不还，每日要承担千分之五的违约滞纳金。因各方当事人对正兴公司作为担保人的担保方式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因各方当事人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率为年息20%，逾期则每日要承担千分之五的违约滞纳金，合计超过了年利率2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左建伟已向贺迪辉支付该笔借款最后一笔利息的时间为2017年11月21日，故左建伟应向贺迪辉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自2017年11月22日至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贺迪辉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14351号民事判决；二、左建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贺迪辉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付自2017年11月22日至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632元，均由左建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庆锋审判员  孙 志审判员  马 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戴 茜书记员  谢培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