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103行初116号原告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大兴一路**。法定代表人钟焕清，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军，系该单位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登，湖北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汉社会保险管理处，，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锦城社区**1.2.****法定代表人曲文，处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李力，系该处调研员。委托代理人李强，系该处稽查科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柳旎敏，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凯旋名苑**法定代表人黄松如，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喜先，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金文俊，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汉社会保险管理处（以下简称“被告江汉社保处”）、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被告市人社局”）撤销社会保险补缴欠费通知及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6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军、张登，被告江汉社保处的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李力、委托代理人李强、柳旎敏，被告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刘喜先、金文俊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案件裁定中止审理。现本案恢复审理，已审理终结。被告江汉社保处于2019年9月22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补缴欠费通知书》载明：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经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信息系统查询，至2018年12月止你公司存在原职工汪春芳、李辉等十人基本养老保险欠费（详细附后），合计金额310002.45元。数据已进入了税务征收系统。截止目前，你公司仍未完成缴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八十六条以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一章第四条、《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规定。你公司应当及时到税务机关完成社保缴费手续。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被告江汉社保处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和规范性文件依据：1、被告江汉社保处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补缴欠费通知书，以证明被告江汉社保处于2019年3月22日向原告送达了《社会保险补缴欠费通知书》，告知其社保欠费金额及明细，原告收到并知晓通知内容；2、被告江汉社保处于2019年4月20日作出的《关于对任挽珍社保欠费金额及总欠费金额的更正说明》，以证明江汉社保处于2019年4月20日作出对上述通知书金额的更正说明，纠正核定有误的金额；3、EMS快递查询单及查询信息一份，以证明原告于2019年4月23日收到该说明；4、李辉等十名职工养老保险欠费情况的明细表，以证明原告欠费的明细。5、规范性文件：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第八十六条，1999年1月22日《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三条；2013年11月1日《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第一款；2017年7月1日《武汉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缴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三款。原告诉称：一、被告法律适用错误。l、李辉、舒红艺、程鑫、熊立、李炜等五人(以下简称“李辉等五人”)的补缴期间为2004年至2009年，应当适用1999年实施且现行有效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而非2011年7月1日实施的《社会保险法》和2017年7月1日实施的《武汉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缴暂行办法》(武人社规[2017]2号)。本案中，被告依据2017年7月1日实施的《武汉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缴暂行办法》(武人社规[2017]2号)作为法律依据加收滞纳金，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汪春芳、任挽珍、周喜珍、何春霞、贺新民等五人(以下简称“汪春芳等五人”)要求的补缴期间为1999年至2007年，根据2004年11月1日施行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汪春芳等五人要求追缴的欠费时间从1996年至2007年不等，但都早己超过2年的时效，劳动保障部门不应当再行查处。同时，汪春芳等五人的法院判决书也未判决申请人补缴的义务，因此，原告不应当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二、2017年7月1日实施的《武汉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缴暂行办法》(武人社规[2017]2号)文关于滞纳金及登记补缴的规定与上位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冲突，依法不应当适用。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是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行政法规，是本案审理所必须依据的法律规范，而2017年7月1日实施的《武汉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缴暂行办法》(武人社规[2017]2号)只是武汉市人社局自行颁发的一个文件，并非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依法不能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四、被告江汉社保处对原告进行的社保费历史清缴违反现行国家政策。根据2018年09月21日发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切实做好稳定社保费征收工作的紧急通知》(人社厅函(2018]246号)第三条，被告要求原告缴纳历史遗留的社保费及滞纳金，违反国家现行政策。故原告诉请至法院：1、请求判决撤销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汉社会保险管理处于2019年3月22日做出的《社会保险补缴欠费通知书》；2、请求判决撤销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出的武人社行复决字[2019]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汪春芳等五人的合同，证明汪春芳等五人知晓并同意由其自行办理养老保险。2、1994年1月缴纳社保人员统计两张、2007年12月缴纳社保人员统计四张及2008年1月缴纳社保人员统计七张，证明被告江汉社保处在1994年开始到2008年之间就知晓对于通知书中认定的人员存在未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从1994年开始就为合同工缴纳社会保险，在2008年被告到公司来追缴要求缴纳社保的时候没有对2008年之前的进行处理，统计名单中包含涉案职工，被告江汉社保处就违反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在两年内知晓了相关的违法行为没有处理，超过两年后就不应当处理。被告江汉社保处书面答辩称：一、《通知书》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驳回原告的起诉。《通知书》是我处履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通知职责，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因此，我处对原告作出的《通知书》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我处对原告进行社会保险欠费补缴的核算符合法律规定。1、我处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履行社保补缴欠费的核算职责。我处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一条、《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履行社保经办职责，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负责社会保险缴费申报、核定等工作。我处有权对原告的社会保险费进行欠费核算。2、《社会保险法》的效力高于《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我处依法对原告进行社会保险费欠费滞纳金的核算并没有“溯及既往”。《社会保险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于2011年7月1日开始施行，其效力高于国务院制定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对于原告未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滞纳金问题应当适用《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应当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因本次通知原告的职工社保补缴均为《社会保险法》开始施行之前的社保欠费，但原告的社保欠费状态持续至今，故我处适用较晚出台、效力更高的《社会保险法》核算原告的社保欠费金额并无不当。原告认为其欠费应按照当时有效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我处从未责令其缴纳，因此不应当收取滞纳金。但依据《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责令期限缴纳或补足并非收取滞纳金的前置条件，而是告知其欠费金额的同时就应告知其滞纳金。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社会保险法》制定了《武汉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缴暂行办法》(武人社规[2017]2号)，其中第三条第三款关于统一加征滞纳金，就已经考虑到原告这种欠费在前、《社会保险法》出台在后的情况，且该规定与《社会保险法》不冲突，不违反上位法。3、社保欠缴的个人部分应当由单位代扣代缴。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此我处对原告进行社保欠费核算时将个人欠费部分一同计入原告欠费总额符合法律规定。4、我处不是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依法不适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我处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不是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也不具备相应的劳动监察职责。综上所述，我处积极履行社保经办机构的职责。依法对原告的社会保险欠费进行核算。但我处向原告送达的《社会保险补缴欠费通知书》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市人社局书面答辩称：一、我局复议程序合法。原告因对被告江汉社保处《社会保险补缴欠费通知书》不服于2019年4月12日向我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我局于2019年4月19日决定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同日，我局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江汉社保处，要求江汉社保处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证据、依据。因案件情况复杂，我局于2019年6月19日决定延期三十日作出决定。2019年7月18日我局作出武人社行复决字[2019]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江汉社保处所作《社会保险补缴欠费通知书》，并已于2019年7月19日向原告及江汉社保处送达了《复议决定书》。我局的复议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二、我局作出的复议决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经审查行政复议当事人提交证据，可以证实原告应缴未缴李辉等10人的社会保险费事实清楚。江汉社保处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书》，并将李辉等10人的应补缴社会保险费明细一并告知原告，原告在通知书签署拒收意见并加盖原告人事科印章。复议程序中，江汉社保处发现《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书》中有关任挽珍的欠费金额有误，2019年4月20日江汉社保处做出《关于对任挽珍社保欠费金额及总欠费金额的更正说明》并邮寄送达原告。我局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有关规定，江汉社保处作为原告辖区社保经办机构，有权处理辖区内社会保险补缴有关事宜。《武汉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缴暂行办法》（武人社规[2017]2号)2017年7月1日起执行且有加征滞纳金相关规定，原告2017年7月11日为李辉等5人提交补缴资料，江汉社保处在据实核定应补缴金额基础上加征滞纳金符合上述规定。汪春芳等5人劳动关系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明，但原告不予配合补缴，江汉社保处依据武人社规[2017]2号办理汪春芳等5人的社保补缴登记手续，核定具体补缴时间和补缴数额亦符合上述规定。江汉社保处在《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书》中对任挽珍社保欠费金额及总欠费金额核定有误，但及时进行了更正，属行政行为瑕疵未影响申请人行使权利。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江汉社保处作出的《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书》。综上，我局作出的复议决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提出的诉讼事实与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被告市人社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和规范性文件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社会保险补缴欠费通知书》；3、原告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汪芳身份证复印件；4、《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决定书》(武人社复受字[2019]第39号)及向原告送达受理决定书的邮寄凭证；5、《答复通知书》(武人社复答字[2019]第39号)及邮寄凭证；6、江汉社保处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7、《延期审理通知书》(武人社复延字[2019]第3号)及邮寄凭证；8、《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9、规范性文件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二项；《社会保险法》第八条、六十三条、八十六条；《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武人社规[2017]2号)《武汉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缴暂行办法》。综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当庭陈述，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规范性文件依据作如下分析：1、原告对被告江汉社保处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不应收取滞纳金，认为已过了两年的追诉期限。原告认为被告江汉社保处作出该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对被告江汉社保处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依据有异议，认为被告江汉社保处应当适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5年12月1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实行的《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第七项及1999年1月22日颁发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对于原告所诉适用的规范性文件依据的质证意见本院将综合进行分析。2、原告对被告市人社局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依据无异议，但是认为被告市人社局结论错误。3、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江汉社保处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该合同约定的事项违反了法律强制性的规定，被告江汉区社保处认为其不是劳动监察部门，因此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市人社局同意被告江汉社保处的意见。本院依法调取了（2018）鄂01民终6147号民事判决书、（2018）鄂01民终6149号、（2019）鄂01民终424号民事判决书，（2018）鄂01民终4229号民事判决书、（2018）鄂01民终7354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对该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对该证据均无异议。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22日，被告江汉社保处作出《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书》，认定原职工汪春芳、李辉等十人基本养老保险欠费合计金额310002.4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八十六条以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一章第四条、《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应当及时到税务机关完成社保缴费手续。同年4月20日，被告江汉社保处作出《关于对任挽珍社保欠费金额及总欠费金额的更正说明》，更正李辉等十人欠费合计金额为307983.86元，原告对江汉社保处作出的该通知书不服，于同年4月12日向被告市人社局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市人社局在审查了相关证据后，因情况复杂于同年6月18日决定延期三十日作出决定，并将延期通知书送达给各方当事人。2019年7月18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武人社行复决字[2019]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江汉社保处作出的《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书》，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武人社行复决字[2019]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载明：2016年9月5日原告向被告江汉社保处提交（武商医行字[2016]第13号）《武汉商职医院关于部分离职员工办理养老保险的报告》，申请补缴包括李辉、舒红艺、熊立、李炜、程鑫等五人在内的十三人养老保险费，但一直未为李辉等五人办理补缴手续。经被告江汉社保处多次催办，2017年7月11日原告向被告江汉社保处提交了参保资料，被告江汉社保处依据原告出具的李辉等五人工资情况说明及工资明细核定了补缴金额，并依据《武汉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缴暂行办法》（武人社规[2017]2号）规定加收滞纳金。汪春芳、任挽珍、周喜珍、何春霞、贺新民等五人曾因与原告之间劳动争议分别诉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判决书中对汪春芳等五人与原告之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分别进行了查明。后来汪春芳等五人依据民事判决书认定劳动关系向被告江汉社保处申请补缴社会保险。被告江汉社保处受理后向原告作出（社稽通字[2018]第003号）《社会保险稽核通知书》、（社稽通字[2018]第008号）《社会保险稽核通知书》和社稽意字[2018]第006号《社会保险稽核整改意见书》，要求原告办理职工社保补缴手续，原告拒绝签收上述文书，被告江汉社保处予以记录并留置文书且予以拍照。2018年2月11日被告江汉社保处根据《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和武人社规[2017]2号《武汉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缴暂行办法》规定办理了汪春芳等五人的社保补缴登记手续，核定了具体补缴时间和补缴数额，同年2月12日向原告作出《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书》，对其进行了补缴书面告知。原告拒绝签收上述文书，被告江汉社保处予以记录并留置文书且予以拍照。还查明，汪春芳以商职医院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作出的（2017）鄂0103民初823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2005年2月起，商职医院为汪春芳缴纳失业保险费，后陆续为汪春芳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至2017年4月停保……本院作出判决，一、商职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汪春芳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9768.65元；二、商职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汪春芳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的工资3482.7元；三、驳回汪春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商职医院的诉讼请求。该案商职医院不服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民终422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商职医院的上诉，维持原判。还查明，任挽珍以商职医院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作出的（2018）鄂0103民初2100民事判决书载明：任挽珍1996年11月入职商职医院，从事保洁工作。商职医院于2005年2月起为任挽珍缴纳失业保险费，2008年1月起为任挽珍缴纳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大额医疗、生育保险费，2013年2月起为任挽珍缴纳工伤保险费……判决，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任挽珍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600元，该案商职医院不服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民终42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商职医院的上诉，维持原判。还查明，周喜珍以商职医院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作出的（2018）鄂0103民初369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本院认为，周喜珍虽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因此对周喜珍称双方之间为劳动关系的答辩意见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判决：一、商职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喜珍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5,650元；二、驳回商职医院的诉讼请求。商职医院对此不服提起上诉，该案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民终735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决。还查明，贺新民以商职医院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作出的（2017）鄂0103民初9226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贺新民于1999年6月入职商职医院处从事值班工作。自2006年8月8日起，贺新民先后与商职医院签订了一份聘用合同及三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3年9月2日至2018年9月2日……本院判决，一、被告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贺新民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8,600元；二、被告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贺新民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2,708.05元；三、驳回原告贺新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商职医院对此不服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民终61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还查明，何春霞以商职医院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作出的（2017）鄂0103民初922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何春霞1998年3月入职被告处从事保洁工作。何春霞、商职医院签订了期限自2013年9月2日起至2018年9月2日止的劳动合同。商职医院为何春霞缴纳了2005年2月至2007年12月期间的失业保险，2008年1月起为原告缴纳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大额医疗、生育保险，2013年2月起为何春霞缴纳工伤保险……本院判决，一、被告商职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何春霞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600元；二、被告商职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何春霞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2,708.05元；三、驳回原告何春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商职医院对此不服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民终61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还查明，根据武编[2016]61号文《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属社会保险经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批复》，本案的被告江汉社保处的主要职责和业务范围是承担辖区范围内用人单位（含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个体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参加社会保险的经办服务工作；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本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第八条的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江汉社保处作出的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书认定的补缴项目是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江汉社保处是否有作出本案被诉社会保险补缴通知书的法定职权？1、首先，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被告江汉社保处的法定职责，被告江汉社保处是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并不具备劳动监察的职能，原告主张涉案社保费用应当适用《劳动监察条例》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未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应承担滞纳金的问题，《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自2011年7月1日起实施，而原告认为对社会保险费欠费滞纳金的核算应当适用《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因该条例制定者是国务院，根据立法法的精神，《社会保险法》的效力明显要优于《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且本案补缴欠费通知书所认定原告存在的欠缴行为虽发生于社会保险法实施以前，然原告的此种欠缴的违法行为一直存在，不能视同于原告于社会保险法实施以后该种违法行为已经终止，故被告江汉社保处相关法规对原告欠缴社会保险费违法行为的欠缴金额和滞纳金进行的计算并无不当。2、关于本案被告江汉社保处具备何种职权的问题，由于被告江汉社保处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其法定职权应当严格进行限定，不得有超出其职责范围的行为。本案中，被告江汉社保处作出的《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书》虽是仅对原告欠缴的十名职工的社保费的计算，但税务机关可直接依据该通知书对相关社保费进行征缴，对缴纳方的权利义务直接造成影响，因此该通知书所具备的属性实际上属于社保部门审核社会保险的行政行为。但从被告江汉社保处的职责来看，其具有提供相关人员的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工作并承接上级交办的相关事项，虽有权对欠缴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作出计算，但并无权直接作出审核社会保险费的职权。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的规定，有该项核定职权的是县级以上地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故被告江汉社保处以自己名义作出的《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书》属于超越了其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因被告江汉社保处作出的被诉补缴通知书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被告市人社局对被诉行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依法应予以撤销。综上，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四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汉社会保险管理处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的《社会保险费补缴通知书》。二、撤销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的武人社行复决字[2019]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汉社会保险管理处负担（原告已预付，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汉社会保险管理处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鄂焕斌人民陪审员  钱道斌人民陪审员  张 丽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 记 员  徐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