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606行初73号原告江西省中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江西千亿建筑科技产业园****地块。法定代表人魏德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游少群，江西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钦涛，江西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高明区司法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永安街**法定代表人彭友雄，该局局长。行政负责人王庄欣，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肖卫红，该局工作人员。被告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汇路**法定代表人梁耀斌，区长。委托代理人赖晓立，高明司法局工作人员。第三人杜新华，男，197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第三人陈雄柏，男，197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委托代理人杜新华（亦是本案的第三人），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西省中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不服被告佛山市高明区司法局（以下简称高明司法局）作出的明律投字(2019)1号《回复》（以下简称《回复》）及被告佛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明区府）作出的明府行复〔2019〕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书》）一案，于2019年12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杜新华、陈雄柏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游少群、李钦涛，被告高明司法局的行政负责人王庄欣及委托代理人肖卫红，被告高明区府的委托代理人赖晓立，第三人杜新华（同时也是第三人陈雄柏的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高明司法局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回复》，查明原告投诉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共明律所）杜新华律师及行政人员陈雄柏一案，已调查完毕，答复如下：一、原告与共明律所两第三人存在诉讼委托代理关系。二、两第三人在同一案件中同时代理广州启光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光公司）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三、两第三人不存在与他人串通，用假公章冒用原告名义进行虚假诉讼的情形。原告对上述《回复》不服，向被告高明区府申请行政复议，高明区府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高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原告诉称，一、被告高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认定事实不清，存在严重错误，该《回复》认定事实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带有强烈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高明司法局拖延投诉查处时间，该错误《回复》理应予以撤销。高明区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违背客观事实，违反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定，高明区府没有纠正《回复》，应予以撤销。高明司法局应当对两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原告从未委托两第三人代理诉讼，更未向共明律所支付3万元律师费，两第三人在（2013）佛明法明民一初字第447号案（以下简称447号案）中与他人参与冒用原告名义进行虚假诉讼，在该案中两第三人涉嫌与他人冒用原告名义提起的反诉并与他人恶意串通，以启光公司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该案诉讼，该起诉讼案件是他人精心策划的虚假诉讼圈套。启光公司正是利用两第三人涉嫌参与的447号案件中诉讼材料违背事实，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及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谎称原告与其存在钢结构加工合同关系。启光公司正是利用两第三人涉嫌参与的447号案卷中留存的虚假钢结构合同起诉原告，实际上原告与启光公司不存在钢结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至今启光公司都无法提供原告向其支付任何价款证据，更提供不了启光公司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合同，两第三人涉嫌冒用原告名义参与虚假诉讼，并违法担任启光公司作为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代理人，参与该案诉讼，实施的违法行为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该违法行为已实际发生并造成特别恶劣的严重后果。二、被告高明区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两第三人上述行为并不违法，则是典型的违背事实、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原告从未委托两第三人代理诉讼，更未向共明律所支付3万元律师费，《回复》及《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原告与两第三人之间存在诉讼委托代理关系，是严重违背事实的，并违背了杜新华2018年10月16日征询复函自认的内容。两第三人清楚接受委托人委托、办理诉讼代理案件，应当核实当事人及当事人委托的人员基本身份信息，杜新华在2018年10月16日征询复函中陈述：“案件代理过程：当事人（余某）是拿着法院的诉讼材料原件到共明律所咨询，之后又约杜新华律师及陈雄柏到过一次在东莞的启光公司商谈委托事宜……”。由此可知杜新华并没有核实余某身份，更未向原告核实真实情况，而且杜新华是去启光公司，杜新华知道启光公司与原告是不同的诉讼主体，杜新华称不知道是谁盖的章，也不知道是谁交的3万元律师费，而且杜新华称委托合同找不到了。原告在向高明司法局等部门进行投诉时，曾多次请求对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公章真伪进行鉴定，高明司法局对此问题予以回避，其认定原告与两第三人存在委托关系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两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材料均为两第三人向法院提供的虚假材料。原告曾请求高明司法局将该起可能涉及虚假诉讼案件移送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高明司法局严重不作为，不仅对原告投诉不认真履职进行调查处理，而且对原告要求该局启动对两第三人提供的材料上加盖原告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及要求将该起可能涉及虚假诉讼案件移送当地公安立案侦查的请求不予答复，高明司法局的行为是严重的行政不作为，高明区府不纠正该局行政不作为行为是错误的。两第三人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复印件均为两第三人涉嫌冒用原告名义进行虚假诉讼的材料，原告不认可该些材料真实性，并请求对该些材料加盖的原告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该些材料是不能作为认定原告与两第三人存在诉讼案件委托代理关系的证据。两第三人不仅没有核实余某身份，而且也从未与原告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进行过任何联系。案涉《回复》称“2013年10月11日，以你的名义支付了律师办案费用3万元”，也是没有依据的，没有提供该付款的转账或其他支付凭证，律师事务所及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后不核实前去办理委托的人员真实身份信息，不去核实该人员是否有权代表委托的当事人，不与委托的当事人进行任何联系，而且直接与委托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启光公司洽谈委托事项，属于私自接受委托，也是非法接受委托的行为。原告在他案中为抗辩启光公司等单位和个人虚假诉讼情形所提供的承诺书载有杜新华名字及手机，这更证明杜新华当时非常清楚原告不是诉讼主体，杜新华非常清楚整个虚假诉讼的来龙去脉。案涉《回复》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称原告与两第三人存在诉讼委托代理关系，违背事实，本案两被告上述认定没有任何事实证据。三、两第三人同时担任原告及启光公司代理人违反《律师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原告从未委托两第三人担任诉讼代理人，杜新华在其征询复函中自称是在启光公司洽谈业务，两第三人非常清楚这一系列虚假诉讼的来龙去脉及虚假诉讼的真实目的即掠夺原告的财产。在他人策划的虚假诉讼案件中，本案原告的诉讼地位是被告，启光公司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以本诉原告、被告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诉讼请求权，其诉讼地位相当于原告，即两第三人在形式上同时担任原告及被告的诉讼代理人，且两第三人着手实施了该行为，向法院提交律师代理函、授权委托书、提交了申请书等材料，杜新华在征询复函中违背事实否认其担任过启光公司代理人，两被告违背事实称两第三人该违反律师利益冲突审查行为并不违法，同时高明司法局没有认真揭露两第三人该违法行为，两第三人同时担任诉讼地位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的行为，只是其参与实施他人意图通过虚假诉讼侵吞原告财产的一个违法环节，两第三人该违法行为是应受到查处的。四、两第三人存在着与他人串通、冒用原告名义进行虚假诉讼的情形。（一）从目前表面证据上而言，两第三人没有认真审查余某真实身份，从未与原告及法定代表人进行过任何联系，从未向原告及法定代表人调取、核实任何证据材料，从未向原告及法定代表人反映任何信息，当原告依法向其征询时，杜新华才闪烁其词的作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陈述。杜新华在其征询复函中，自称是在启光公司洽谈律师委托业务，其为了金钱不惜违反律师基本的执行道德及职业操守。（二）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一系列虚假材料均为两第三人提供，两第三人并不能说明该些虚假材料来源于何处。特别是启光公司在东莞法院起诉原告的《钢结构加工承揽合同》是两第三人提供，原告从未与启光公司签订过该虚假合同，更未向该公司支付款项，该虚假合同系两第三人提供，原告已向高明司法局提交的杜新华向法院提交材料凭证，证实两第三人违法向法院提交该份材料，高明司法局违背事实，称该虚假合同不应由杜新华提供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是典型的不尽职调查行为，原告在申请复议时再次将两第三人提交该虚假合同的凭证向复议机关提供，以揭穿高明司法局违背事实的行为，但是高明区府仍然没有纠正高明司法局该违法行政行为。（三）正是因为两第三人提供的虚假钢结构合同，才导致他人利用该份虚假合同起诉原告。原告从未与启光公司签订过钢结构加工承担合同，启光公司也提供不出该合同原件，制造虚假诉讼的人员正是利用两第三人在447号案卷中留存的虚假合同起诉原告，按照该份虚假合同，原告应在2012年6月18日之前转账支付合同价款20%即300万元货款，至今启光公司都不能提供原告支付该300万元货款的凭证，两第三人所实施的一系列违法行为，均导致他人利用该虚假材料实施虚假诉讼，原告有理由怀疑两第三人参与了虚假诉讼。综上，两第三人不核实当事人身份信息，伙同他人冒用原告名义进行虚假诉讼，同时担任诉讼地位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的代理人，向法院提供虚假的合同，且拒不说明该合同系何人提供，该合同原件在何处，致使他人利用该份虚假合同起诉原告，造成原告财产受到侵害，对两第三人如此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高明司法局都不予以查处，两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且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法定程序，高明司法局拖延查处两第三人违法、违纪行为，并在拖延查处后找个理由搪塞原告，包庇两第三人违法、违纪行为，高明司法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的，该违法行政行为应予以撤销。高明区府没有依法纠正高明司法局错误且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认识到两第三人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严重后果。综上，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高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及被告高明区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令两被告重新作出正确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对两第三人作出处罚；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原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回复》，证明原告不服该《回复》向被告高明区府提起行政复议，但被告高明区府没有依法纠正被告高明司法局的错误行为，仍然作出错误的《行政复议决定书》。2.《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不服该决定书，在法定期限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3.《关于举报共明律所及该所律师杜新华、陈雄柏违反律师执业规范的举报材料》《请依法从严查处共明律所杜新华、陈雄柏违反律师执业纪律、执业规范行为的补充报告》，证明原告请求佛山市律师管理部门查处两第三人违法、违纪行为，但被告高明司法局未认真履职，并作出错误的《回复》。4.447号案《鉴定笔录》，证明两第三人参与并实施了违反律师执业规范和执业纪律同时担任有利益冲突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行为，且杜新华向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虚假的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参与了该虚假诉讼全部过程，被告高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违背事实，对两第三人提交虚假合同，参与虚假诉讼行为予以包庇。5.《征询复函》及《征询函（二）复函暨催收函》，证明被告高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不仅违背事实，而且违背第三人杜新华征询复函自认的内容。6.原告工作人员李庆丰与福建南阳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启标的通话录音（文字版），证明黄启标承认启光公司在东莞起诉原告是一个圈套，是一个局，也承认原告与启光公司没有签订合同。7.收款收据，证明原告从未向启光公司支付过任何工程款，原告与启光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8.《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证明该材料来源于447号案，该虚假合同是第三人向法院提交的。9.李庆丰出具的书面证词、申请书，证明原告在447号案中从未委托他人代理原告参加诉讼。10.（2017）粤1971民初7346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民终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两第三人违法代理行为，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现该案已由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11.（2019）粤06民终902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不可能与启光公司存在着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在447号案中，两第三人嫌参与的虚假诉讼中，有关启光公司与原告存在着钢结构合同关系的材料均系虚假材料。被告高明司法局辩称，一、《回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447号案广东陆地方舟新能源电动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地公司）诉原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3年9月25日与共明律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由该所指派两第三人作为上述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并支付了部分代理费。上述事实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收据、授权委托书、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民事起诉状、民事答辩状、民事反诉状、证据材料清单、447号案《民事裁定书》、（2017）粤1971民初734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明。原告主张没有委托杜新华代理诉讼及指控两第三人与他人串通、冒用原告名义进行虚假诉讼，没有提供事实依据，且与现有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不符。二、《回复》适用法律正确。（一）原告指控两第三人在同案中作为启光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违反了《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律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第五十条规定“办理委托事务的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或利益冲突的，不得承办该业务并应当主动提出回避”。第五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不得与当事人建立或维持委托关系：(一)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二)律师办理诉讼或者非诉讼业务，其近亲属是对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可见杜新华代理447号案件启光公司，不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定。何况启光公司参加诉讼客观上是支持本案原告的反诉主张，后因该案中双方庭外达成和解协议而双方撤诉，启光公司并未参加诉讼。所以，被告高明司法局对原告上述指控不予认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二）原告在投诉中认为代理律师盗用其印章签订授权委托书等冒用其名义进行虚假诉讼，要求被告高明司法局对印章真伪进行鉴定的要求，不符合投诉人应当提交证据的相关规定要求，且超越被告高明司法局的职责范围。被告高明司法局在《回复》中已经作出“不足以认定杜新华、陈雄柏存在投诉所称的违法违纪等行为。因此，被告高明司法局不对被投诉人杜新华、陈雄柏做出处理”，原告要求被告高明司法局将这起可能虚假诉讼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要求不符合《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原告据此指责被告高明司法局行政不作为，于法无据。（三）对投诉事项查证不实或者无法查实，被告高明司法局对被投诉人不作处理的《回复》，符合《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第（三）项的规定。三、《回复》程序合法。被告高明司法局对原告投诉事项的处理，符合《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程序规定，不存在所谓拖延投诉查处的行为。原告的投诉经广东省司法厅、佛山市司法局层层转交被告高明司法局办理，中间确实需要花费不少时间。被告高明司法局接到转办事项依规定向原告发出了投诉受理告知书后，原告又向佛山市司法局邮寄《补充报告》和相关证据材料，佛山市司法局再将这些材料转寄被告高明司法局，导致办理时间的中断与延误，被告高明司法局依规定按中止调查处理。综上，被告高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被告高明区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高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是正确的，请予以维持。据此，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高明司法局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1.《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收据（代理费）、授权委托书（原告委托两第三人），证明原告与共明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了部分代理费，两第三人是受共明律所的指派担任原告的诉讼代理人，不是私自接案、私自收费。2.杜新华的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明第三人杜新华具有合法的律师执业许可，其所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合法的执业许可。3.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原告委托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并指派两第三人代理诉讼提供了原告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材料。4.授权委托书（余某）及其身份证，证明余某有权代表原告与共明律所洽谈诉讼代理合同等相关事务。5.《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原告与陆地公司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6.民事起诉状，证明原告与陆地公司因建设合同纠纷被起诉。7.民事答辩状、民事反诉状，证明原告在诉讼中要求陆地公司支付（已经委托启光公司）制作未进场钢结构的工程造价款等。8.证据材料清单，证明原告向法院提供了其与启光公司所签订的《钢结构加工承揽合同》。9.第三人独立诉讼请求书，证明因原告对陆地公司的反诉请求，启光公司申请以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要求陆地公司支付给本案原告的钢结构工程价款直接支付给诉讼第三人。启光公司的诉讼请求与本案原告的反诉请求并无利害冲突。10.授权委托书（启光公司委托两第三人），证明启光公司准备了委托两第三人代理诉讼。11.和解协议书，证明原告与陆地公司在诉讼过程中达成了和解，约定有关工程钢结构问题由原告与启光公司之间解决，与陆地公司无关。12.撤诉申请书2份、447号案《民事裁定书》，证明因本案原告和陆地公司达成和解，双方均撤回诉讼，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裁定准予了双方的撤诉申请。启光公司没有参与诉讼，其不是案件的当事人。13.关于收取诉讼费的函，证明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曾经向启光公司发出了收取诉讼费用的函。14.（2017）粤1971民初734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就本案原告与陆地公司的建筑工程合同关系及与启光公司之间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等事实做出了认定，作出了民事判决。15.投诉受理告知书、投诉中止处理通知书、投诉恢复处理通知书，证明被告高明司法局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受理和处理原告的投诉，程序合法。16.《回复》，证明被告高明司法局的《回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高明司法局在诉讼中提供的法律依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被告高明区府辩称，一、被告高明区府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主体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原告不服《回复》，向被告高明区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高明区府作为佛山市高明区司法局的本级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受理该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主体适格，符合法律规定。二、被告高明区府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原告因不服高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于2019年10月16日向被告高明区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高明区府经审查后于同日予以受理并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2019年10月18日，被告高明区府向高明司法局送达《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高明司法局在法定期间内向被告高明区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和依据。2019年12月10日，被告高明区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后送达原告及高明司法局。被告高明区府的上述行政复议行为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三、《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原告原名称为“江西中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6年2月2日办理名称变更登记，变更为现名“江西省中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3月31日，原告与陆地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包陆地公司零部件项目（一期）总装车间的施工工程，合同总价款为49102209元。2012年6月16日，原告与启光公司签订《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约定将该工程所涉钢构件加工部分由启光公司承接，合同价款为15687000元。后在施工过程中，原告与陆地公司发生合同纠纷。2013年7月，陆地公司向高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起诉原告，高明区人民法院以447号案予以受理。本案原告收到陆地公司的起诉状后，进行书面答辩并反诉陆地公司，双方互为原被告。为便于诉讼，本案原告与共明律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于2013年9月25日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该所两第三人在本案原告与陆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作为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2013年12月，启光公司认为与该诉讼案存在关联，向高明区人民法院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并同时委托两第三人作为委托代理人。2014年9月11日，本案原告与陆地公司签订《和解协议书》，双方达成和解。2014年10月14日，双方分别向高明区人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2014年10月29日，高明区人民法院作出447号案《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双方撤回起诉。而启光公司因没有依法缴交诉讼费，最终没有参加案件的诉讼活动。2019年3月15日，高明司法局收到佛山市司法局转来原告投诉两第三人违反律师执业规范，在447号案中同时接受有利害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的委托，冒用原告的名义进行虚假民事诉讼的材料。经审查后，2019年3月18日，高明司法局受理了原告的投诉。后经一系列调查，高明司法局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回复》，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两第三人存在投诉所称的违法违纪行为，对两第三人不作处理。《律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由此可知，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意指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不得同时担任存在利益冲突的当事人的代理人。据原告提交的民事反诉状及启光公司提交的第三人独立诉讼请求书显示，启光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该案诉讼是对本案原告反诉主张的呼应，实质上是支持本案原告的反诉主张，与本案原告不存在利益冲突，且第三人因没有依法缴交诉讼费最终没有以独立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未真正向法院主张权利。因此，两第三人的上述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被告高明区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主体适格、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法院依法予以维持。被告高明区府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文书、代理函、授权委托书及律师证、魏德福身份证、原告的营业执照、原告公司变更通知书2份、原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回复》及EMS邮寄单、《关于举报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及该所律师杜新华、陈雄柏违反律师执业规范的举报材料》《请依法从严查处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杜新华、陈雄柏违反律师执业纪律、执业规范行为的补充报告》、鉴定笔录、征询复函、征询函（二）复函暨催收函、通话录音（文字版）、收款收据、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书面证词及申请书，证明原告向被告高明区府递交材料申请行政复议。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决定书》及相关的送达回证、EMS邮寄单、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被告高明区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被告高明区府在诉讼中提供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两第三人辩称，一、两第三人认为两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两第三人代理原告的案件，有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可以证明，提交给人民法院的所有应诉资料均盖有原告的公章确认，根本不存在虚假代理、虚假诉讼的情况。在447号案件中，本案原告是作为被告应诉的，启光公司是第三人，而且两公司之间在接受代理前已经有很多资料可以证明存在合同关系，该两公司在案件中不存在利益冲突，是一致对外对抗陆地公司提起的诉讼。因此，两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是正确的，应依法予以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二、案件事实：（一）两第三人的基本情况。第三人杜新华是共明律所的执业律师，，第三人陈雄柏是杜新华律师的助手，不是执业律师，仅是协助提交相关诉讼材料和签收文书，本案应与陈雄柏无关。（二）涉案的案件接收和代理情况。1.2013年9月，余某及黄某等几人到共明律所咨询，带有陆地公司诉本案原告的诉讼材料原件，诉讼材料的主要内容是陆地公司要求解除与本案原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要求本案原告退还多支付的工程款，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等。当时余某、黄某称自己是本案原告的员工，是陆地公司项目负责人，没有说过其他公司挂靠承接工程的事宜。听了余某、黄某介绍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并查看案卷资料确有该二人的授权或签名资料后，双方就代理事项和收费等初步达成一致（余某、黄某当时称要征询公司意见再决定）。当时还没有出现启光公司，只提到项目工程用的钢结构已做好等。2.案件代理问题大致谈妥后，两第三人复制了案件的诉讼材料，根据了解的情况要求余某、黄某组织并提供案件相关证据材料（包括主体资料、工程资料、工程联系函或会议记录、钢结构合同及相关资料等）。隔几天后，余某、黄某将案件的相关资料拿到共明律所，称公司同意委托两第三人作为该案代理人参与诉讼。当时在二人提交的资料中就有本案原告与启光公司签订的《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为核实案件事实，两第三人专门跟随余某等人到启光公司察看钢结构制作现场。后两第三人及时制作答辩状及反诉状、授权委托书等应诉材料及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先付律师办案费3万元，律师代理费为32万元，在结案陆地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后支付）。3.上述应诉材料及委托代理合同整理并打印好之后，由余祥光带回本案原告盖章并支付3万元律师代理费。之后两第三人将应诉材料提交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明城法庭。后来明城法庭依法追加启光公司作为该案第三人加入诉讼，两第三人确实不记得是否有代理过启光公司，但肯定并无另外收取代理费。4.在整个案件代理过程中，明城法庭未组织过一次正式开庭，只是因为申请评估工程造价和损失，法庭组织过一次评估鉴定听证。再之后，鉴定人员和法院及三方当事人（陈雄柏去的）应该一起到过启光公司进行现场勘查进行评估鉴定，但迟迟未出鉴定报告。后在评估鉴定过程中，在两第三人不知情且没有参与的情况下，突然收到447号案《民事裁定书》，裁定双方均撤回起诉。该裁定书未对案件的任何证据进行认定，也没有将启光公司列为案件当事人（后来投诉调查时才知启光公司没有交纳诉讼费）。5.在2014年11月初收到447号案民事撤诉裁定后，两第三人向余某、黄某追问案件情况，其称双方私下和解了，所以在没有通知代理律师的情况下，双方自行一起到明城法庭申请撤诉。两第三人要求本案原告支付其余下律师代理费，其又称要向原告请示，之后甚至拒绝接听电话。后来两第三人曾想以律师所名义起诉本案原告追讨律师代理费，但因事务繁忙，又考虑到庭外和解且确非两第三人促成和解，也不清楚是否解除合同和支付工程款、支付时间等，所以不了了之。（三）接到投诉后的配合调查。2018年10月，两第三人都已经忘了那个案件，却突然收到本案原告的征询函，两第三人当时非常愤怒，但还是凭记忆和电脑档案进行了回复。之后又收到第二份征询函，两第三人再次进行了回复并同时提出追讨律师费。之后本案原告就继续捏造事实向司法机关对两第三人进行投诉。高明司法局依法向两第三人调查该案的受理、代理过程等，两第三人如实向高明司法局反映情况并书面进行答复，同时将该案的卷宗材料提交给高明司法局参考。两被告依法对原告进行了回复，依法保护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以上是本案的一些基本事实，均有案卷相关证据支持。三、针对原告投诉内容及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及论述。（一）两第三人是依法代理，并无违规行为，原告诉状所述纯属诬陷，没有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1.关于核实当事人信息、公司印章真伪及是否存在真实委托代理关系等问题的论述。（1）关于余某、黄某的身份核实问题：从陆地公司起诉的材料（原件）中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多份工程联系单、周工程监理例会纪要等诉讼材料，原告还单独出具余某的授权委托书，这些材料都可以证明余某和黄某是受原告委托管理陆地公司项目部的人员，有权代表原告处理工程所有事宜。最后可能也是该二人与陆地公司协商和解，一起到高明区人民法院明城法庭申请撤诉。由于余某等称原告是大公司，全国各地都有工程，在佛山也有分公司等，加上余某、黄某能够提供的该工程证据材料及委托资料，还有陆地公司起诉的诉讼材料等原件，足以让人相信二人是代表原告的。（2）关于印章真伪问题：首先，陆地公司起诉的材料中有工程合同等很多盖有原告公章的材料，与余某拿回去在委托代理合同和答辨状、反诉状、授权委托书等应诉材料所加盖的印章一模一样（确实可以进行对比鉴定，这些盖章的章文中的“中”和“盛”字之间有一小段没有边框，肉眼都可以看出是一样的）。其次，原告在投诉中承认其承接陆地公司工程，即原告承认与陆地公司签订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材料，那么不管该工程合同上所盖的印章是否伪造，余某拿应诉材料回佛山公司盖一模一样的公章也应认定为原告所为。最后，印章真伪不是两第三人可以分辨出来，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也没有分辨出来。通过搜索企查查APP查询原告在全国各地的部分案件，原告在应诉时答辨时几乎都提出印章伪造的理由，但人民法院基本认定盖章为原告自己所为，原告需要承担责任。两第三人估计原告在全国各地伪造了很多印章来承接工程。本案原告举证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民初7346号《民事判决书》也因认定原告存在使用多个印章的行为而不予同意在该案对其与启光公司签订的《钢结构加工承揽合同》进行印章真伪鉴定。（3）关于委托代理问题：余某是原告在陆地公司的委托管理人，其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民事答辩状、反诉状、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书等材料上所盖的公章与原告认可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盖的公章一模一样，完全可以认定两第三人是447号案中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另外，一般律师代理案件，都是基于了解和信任，不可能为代理一个案件会到外地公司（甚至外省）去核实公司信息和项目负责人的身份，法律和法规也没有规定律师在接受案件代理时一定要征询单位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代理律师也无法严格辨别真伪，提交后由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因此，两第三人认为自己在接受447号案代理的过程中，综合相关证据材料，两第三人已尽谨慎注意义务，没有违规和过错，原告诉称在447号案件中不存在真实的代理关系不属实。两第三人认为，由于已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代理行为，原告如果认为有人伪造其公章，否认存在真实代理，原告可以通过申请抗诉撤销447号案的《民事裁定书》或者自己先鉴定自己承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两第三人代理案件的委托材料及应诉材料所盖的印章是否一致，再向公安部门报案，要求追究当事人伪造印章罪或诈骗罪。两第三人可以配合提供相关资料。2.关于启光公司的代理问题及《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是否真实问题。（1）启光公司的代理问题。在447号案中，启光公司与本案原告是统一阵线、利益一致的，都是为了对抗陆地公司解除工程合同并赔偿损失的诉求，双方在447号案不存在利益冲突。至于原告和启光公司在案外的其他合同纠纷中存在利益冲突，则是另外的问题，更不是两第三人可以预见的。另外，启光公司最后因没有缴纳诉讼费而不具有诉讼案件独立第三人的资格，这一事实有447号案《民事裁定书》认定，鉴定笔录也没有第三人启光公司出现，不构成同一案件同时代理有利害关系或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2）关于《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的出具及是否真实问题。首先，该合同是启光公司与原告签订，是余某提交给两第三人作为应诉材料之一的，两第三人根本不知道该合同是何时出具，如何形成，该合同的签订与两第三人无关。其次，作为代理人，目的是为当事人打赢官司，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如果该证据支持诉讼主张，又符合案情且案情需要的，都会提交给法院作为证据。至于证据真伪，代理人一般只作表面审查，无法深究核实，最终由法院审查认定。根据原告举证的李庆丰与黄启标的通话录音，可以印证原告是知道该合同的签订，且李庆丰曾经到启光公司察看，签合同时还让黄启标作担保。黄启标和余某都认为如果原告有盖章，那就是原告与启光公司签的，不是南阳公司签订，只是李庆丰怕追责而否认。《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所盖原告的印章与原告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盖的印章一模一样，该合同还有原告法定代理人授权的陆地公司项目管理代表余某的签名，结合启光公司的工程联系函有原告工程项目组的印章，完全可以推定该合同是原告所签。最后，《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在447号案根本没有进行过正式的开庭质证，最终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也没有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作出认定。该合同相关的责任也应由提交人或者盖章确认人承担，与两第三人无关。因此，原告提出两第三人在同一案件同时代理启光公司存在违规行为和伪造《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并造成其损失的主张不成立。3.关于另案诉讼问题。（1）两第三人从案件接受代理到2018年10月被原告征询之前，不知道该工程存在南阳公司，直到2018年接到原告的质询后，两第三人才知道南阳公司这个名字。两第三人当时确实不清楚南阳公司跟原告是何关系。（2）关于另案诉讼及造成损失问题。本案原告在（2017）粤1971民初7346号案之所以被判承担责任，主要是因为原告是陆地公司的承包人，在《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上盖章并确实在陆地公司项目中使用了启光公司制作的钢结构。从该合同约定合同金额1568万元和启光公司在第三人独立请求申请书诉求1295万元，再至（2017）粤1971民初7346号案起诉的金额仅起诉466万，可以证明陆地公司已经使用了启光公司超过1000万的钢结构。而东莞市人民法院之所以不同意本案原告鉴定印章，是因为已经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使用多个公章的情形，是原告自己对印章管理不善所导致，与两第三人的代理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所述，原告在投诉和本案的主张均不成立，其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二）原告的投诉已经过了行政处罚的时效，应是无效投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两第三人在2013年9月接受原告的委托代理，至2014年10月29日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作出447号案《民事裁定书》，两第三人与原告的委托代理关系结束，没有继续代理的情形。而原告于2019年2月1日才向佛山市司法局提出举报，要求查处两第三人，距离两第三人与原告结束委托关系的2014年10月30日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远超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二年处罚时效。根据上述规定，高明司法局即使查到两第三人在2013年、2014年有执业违法行为，也依法不应对两第三人进行行政处罚。综上，两第三人认为，原告滥用司法资源，请法院依法审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两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两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两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与陆地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安全生产合同》、《工程质量保修书》2份、《反商业贿赂协议》2份，证明原告认可的印章特征（章文中的“中”和“盛”字之间有一小段没有边框）及结合以下证据印证案件当事人余某等向两第三人提供相当多的案件材料。3.陆地公司的民事起诉状、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2013年7月9日广东飞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总装车间总包撤场结算编制报告》，证明在447号案中本案原告是以被告身份以及陆地公司的诉讼请求及依据。本案原告及启光公司在该案不存在利益冲突，都是统一对抗陆地方舟的诉讼请求。4.原告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余某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会议签到表2份、工程签证单2份、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工程款支付证书、工程计量申报表、工作联系函3份、退场通知函、回复函、《陆地方舟一期工程总装车间结算书》、照片5张、总装车间工程完成情况、联系函，证明余某、黄某均确是原告负责陆地工程的管理人员、对余某的委托和请款申请表等资料原告使用了另外一个公章，同时还有一个项目部专用章，确实存在同时使用多个公章的情形、原告在陆地方舟总装车间确实使用了钢结构、在委托两第三人之前，原告已经委托造价咨询公司对工程量造价和未进场钢结构的造价进行了鉴定，确认尚有1295万元的钢结构已制作未进场安装。5.《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启光公司工作联系函、授权委托书，证明原告在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盖章，且授权代表余某也有签名。该印章与总包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印章一样、启光公司的工作联系函盖有原告陆地公司项目部专用章和授权代表余某签名确认、当时启光公司另有委托代理人。6.《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民事答辩状、民事反诉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委托鉴定（评估）申请书、证据材料清单，证明上述材料特别是民事答辩状及证据材料清单均加盖原告的公章，该公章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钢结构加工承揽合同》等工程资料的印章一致，原告盖章确认该答辩状所陈述的事实及证据材料清单所列的证据文件。两第三人是依法代理，没有违规行为，更不存在虚假串通诉讼。7.447号案《司法鉴定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与两第三人的委托代理关系至2014年10月29日作出撤诉裁定书之日已经结束。启光公司并不是该案的案件当事人，不存在同一案件同时代理的情形。447号案并没有对案件事实进行过任何认定，也没有认定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的三性。8.《关于江西省中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投诉事项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高明司法局依法对投诉进行调查，两第三人配合调查，澄清案件相关事实。9.原告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查询资料5页及在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并打印的的《民事判决书》4份，证明原告在佛山有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确叫李庆丰，印证原告举证的李庆丰的证人证言（负责管章）。余某、黄某等人陈述要到佛山公司盖章属实。原告在全国有几百个诉讼，大部分作为被告的诉讼都提出印章伪造的意见，但不被认可。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下列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为被诉《回复》及《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对其合法性，将结合本院的其他证据综合论证。原告提交的证据3，为原告提交的举报两第三人的材料，本院确认该举报的事实及内容。原告提交的证据4，为其他民事案件的材料，两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5，各方对该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6、9，为一份录音资料的文字内容及案外人出具的一份书面证词，因两被告及两第三人对该证据均不予确认，且无法核实录音方的主体身份，书面证词应属证人证言的形式，应到庭接受各方的询问，因此上述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及内容要求，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7，为一份收款收据，本院确认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但无法证明原告所述的证明内容。原告提交的证据8，为一份合同，该合同内容显示是原告与启光公司签订的，与案涉被投诉行为无直接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10～11，均为原告涉及的其他民事案件的裁判文书，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至于两第三人是否具备原告举报的违法行为，涉及案涉《回复》的合法性问题，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证。被告高明司法局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其真实性均予以否认，认为是虚假的。该证据中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三人也作为了证据提交，且出示了原件，在现无相反证据推翻该合同公章真实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高明司法局提交的证据2,各方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被告高明司法局提交的证据3，原告对上述材料内容予以确认，只是因为不是原告提供，因此不认可该证据。经查，该证据能反映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等主体资格，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被告高明司法局提交的证据4～5，原告不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对上述证据，将结合本案的证据材料在后文分析论证。被告高明司法局提交的证据6～13，均是447号案案卷中的证据材料，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两第三人是否具有原告举报的违法行为，将结合本案的证据材料在后文综合分析论证。被告高明司法局提交的证据14，为另案民事判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高明司法局提交的证据15～16，为被告高明司法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方面的证据材料及《回复》，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回复》是否合法，是本案的焦点问题，将结合本案的证据材料在后文阐述。被告高明区府提交的证据1，为原告向被告高明区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及提交的相关资料，本院确认原告不服案涉《回复》，向被告高明区府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被告高明区府提交的证据2，为复议程序方面的证据材料及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确认被告高明区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并作出复议决定的事实。至于《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合法性，也是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材料在后文分析阐述。两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为其身份主体材料，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两第三人提交的证据2～5，均为447号案的证据材料，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综合认证。两第三人提交的证据6，该证据中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虽然原告不确认该合同的真实性，但在第三人出示了原件予以核对，亦没有其他相反证据推翻其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亦是447号案的证据材料，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两第三人提交的证据7，为447号案件的《民事裁定书》，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两第三人提交的证据8，能证实两第三人针对案涉投诉进行答复的内容，本院予以确认。两第三人提交的证据9，与案涉行政行为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原告向佛山市司法局提交关于举报共明律所两第三人违反法律执业规范的举报材料，举报原告从未委托两第三人代理447号案，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的该案中加盖原告公章的印章不是原告依法备案刻制的印章，该案存在他人涉嫌用假公章，冒用原告的名义进行虚假诉讼，两第三人在该案件中违反律师执业规范，不核实委托人的基本身份信息及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及签名信息，私自收取律师费等违法事实，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同年3月18日，原告再次补充提交案涉投诉举报意见，认为两第三人同时担任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等违法行为，要求佛山市司法局进行查处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原告。后该举报材料转到被告高明司法局进行处理。被告高明司法局经审查，于2019年3月18日依法受理了原告投诉两第三人违法违规执业一案。在被告高明司法局对该投诉案件的调查处理过程中，因案情复杂，被告高明司法局于同年5月29日作出《投诉中止处理通知书》，对该案中止处理，后于同年9月19日作出《投诉恢复处理通知书》，决定恢复对原告投诉两第三人案件的处理。经调查，被告高明司法局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案涉《回复》，并于同年9月30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高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于2019年10月16日向被告高明区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高明区府于同日受理后，于同年10月18日作出《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送达被告高明司法局。被告高明司法局向被告高明区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的证据材料，被告高明区府经审查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分别于同年12月12日、12月18日送达被告高明司法局及原告。另查，原告投诉两第三人代理的案件为447号案。该案件中的陆地公司以本案原告为被告向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起诉，在该案的审理中，本案原告委托了杜新华、陈雄柏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两第三人接受了该委托后，代表本案原告提交了书面的民事答辩状及民事反诉状，高明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本案原告在该案中的反诉请求。后启光公司在该案中提出独立诉讼请求，并委托两第三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因未缴纳诉讼费，启光公司并未实际作为第三人参与该案的诉讼。后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陆地公司与本案原告达成和解并各自申请撤回起诉，高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于2014年4月8日作出447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中确认了本案原告在该案中的委托代理人是杜新华、陈雄柏（即本案的两名第三人），并裁定准许了各方撤回起诉，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律师法》第四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一）检查、监督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二）受理对律师的举报和投诉；（三）监督律师履行行政处罚和实行整改的情况；（四）掌握律师事务所对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的情况；（五）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对住所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及所属律师执业活动投诉的受理和调查处理工作。”根据上述规定，被告高明司法局作为高明区司法行政机关，有权对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其具有处理本案投诉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高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及被告高明区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律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第四十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三）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的权益……”第五十二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改正；对当事人的投诉，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罚建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应当按照规定由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统一收取律师费和有关办案费用，不得私自收费，不得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关于投诉两第三人的材料来看，原告投诉两第三人违法行为主要有：（一）两第三人涉嫌用虚假公章、冒用原告的名义进行虚假诉讼；（二）两第三人私自接受委托、私自收费收案；（三）同时接受有利害关系的不同当事人的委托进行诉讼；（四）涉嫌存在与他人串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等内容。被告高明司法局受理上述投诉内容后，依法进行了调查，并向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调取了447号案涉案的相关证据材料，根据本案的其他证据材料显示，两第三人在接受原告作为447号案件当事人的代理时，当时具有原告授权委托的余某持有该案的诉讼材料到两第三人处咨询，同时附有原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营业执照以及447号案件的相关诉讼材料，两第三人根据余某提供的资料，从案涉材料的内容及形式上判断均是符合可以接受委托的情形，遂经协商达成合意后，两第三人与原告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原告亦出具两第三人作为447号案诉讼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另外，根据共明律所盖章确认的收取原告律师费3万元的收据可以佐证，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成立，并以原告支付两第三人律师费进一步确认双方委托代理关系存在这一事实。虽然原告一直否认上述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上原告公章的真实性，但两第三人提交了该代理合同原件，并作为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447号案的代理诉讼，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的规定，高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447号案件的过程中，初步审核了该案的诉讼材料，包括各方的委托代理情况，该院认定两第三人代理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并提出反诉，最终通过生效的447号《民事裁定书》中将本案原告的委托及反诉事项列明，这一系列过程均可反映两第三人在447号案件中代理本案原告参与诉讼的行为并不违法。由此可见，在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该委托合同伪造，原告未提出相反证据推翻其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确认原告与两第三人在447号案中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因此，被告高明司法局根据调查的情况，作出案涉《回复》，认定原告与两第三人存在诉讼委托代理关系，原告投诉两第三人私自接受委托，私自收费的问题不成立的事实清楚，内容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此外，关于原告投诉两第三人同时接受有利害关系的不同当事人的委托进行诉讼的违法行为，本院认为，启光公司在447号案中是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有独立请求权”就是对他人争议标的主张独立请求权，其诉讼请求的事实与本案原告在该案中的反诉主张相呼应。换言之，在447号案件启光公司的诉讼地位相当于原告，其与本案原告在该案中的主张并不具有利益冲突，被告高明司法局根据调查的内容认定两第三人在该案中同时作为本案原告及启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的行为，并不违反《律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处理正确。再者，在447号案中，虽然显示启光公司作为有独立的诉讼请求参与诉讼，但其最终并未被确认为该案件的当事人，从案件处理结果上而言，与启光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被告高明司法局亦将该情况在案涉《回复》告知了原告。关于两第三人是否存在与他人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被告高明司法局根据两第三人在447号案中的代理行为，结合原告与其他多个民事主体发生的民事案件，认为原告的该项内容投诉不存在，同时根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规定，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原告的案涉投诉事项，因此，被告高明司法局对两第三人不作处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退一步来说，即使原告认为两第三人存在违法行为的说法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关于投诉两第三人的材料来看，原告投诉两第三人违法行为主要有：（一）两第三人涉嫌用虚假公章、冒用原告的名义进行虚假诉讼；（二）两第三人私自接受委托、私自收费收案；（三）同时接受有利害关系的不同当事人的委托进行诉讼；（四）涉嫌存在与他人串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等内容。而原告投诉的两第三人的上述违法行为均发生在两第三人作为原告的诉讼代理人代理高明区人民法院的447号案，根据该案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等证据看，该诉讼代理行为开始在2013年9月，而447号案件在2014年10月29日作出《民事裁定书》后并生效。因此，原告投诉两第三人的违法行为至2014年10月即447号案件生效结案后已经终了，而原告于2019年2月才向佛山市司法局投诉，显然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关于两年期限的规定，因此，原告投诉两第三人的违法行为已经超过了上述追诉时效。本案中被告高明司法局虽然未以该理由对原告进行回复处理，但经过调查后认为没有证据证实两第三人存在案涉投诉的违法行为，并对两第三人不作处理的最终调查结果与上述超过追诉时效不作处理的结果是一致的，并不矛盾。因此，本院对案涉《回复》的处理结果予以确认，且因该投诉已经超过追诉时效，应不予调查，对两第三人不作出处理。但被告高明司法局对案涉投诉进行了调查认定，作出本案被诉《回复》并无不当，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程序方面，根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省、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到投诉人的投诉材料，应当按情形分别作如下处理：（三）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书面告知投诉人是否受理。决定不予受理的，一并告知投诉人不予受理的理由和救济途径。”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投诉处理机关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以下情形的，可以中止投诉案件的处理，并告知投诉人：（三）依法应当中止的其他情形。”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情形消失后，投诉人应当及时告知投诉处理机关相关情况，并提交诉讼、仲裁裁决文书或者其他法律文书，投诉处理机关应当恢复调查处理。”第二十一条规定：“投诉处理机关办理投诉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办结；因情况复杂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办结的，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并应当将延长的理由告知投诉人。”本案中，被告高明司法局于2019年3月15日收到原告投诉两第三人的投诉材料后，于同年3月18日受理。符合上述关于受理的规定。后因案情复杂和其他原因，于同年5月29日作出《投诉中止处理通知书》，同年9月19日恢复处理。按照上述规定，对投诉案件的中止投诉处理应告知投诉人。但本案被告高明司法局没有提交送达该中止处理通知的材料，无法显示送达过程，但鉴于庭审中原告对上述材料并无异议，故上述送达程序瑕疵并未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属于程序瑕疵，本院在此予以指正。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被告高明区府作为被告高明司法局的本级人民政府，具有受理本案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复议决定的职权。被告高明区府在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经调查审核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和被告高明司法局，职权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被告高明区府于2019年10月16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同年10月18日受理被诉投诉，经调查审核后于同年12月10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对被告高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予以维持，处理结果正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告高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及被告高明区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等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西省中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江西省中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威审 判 员  许海霞人民陪审员  车小芸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黎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