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2民初2号原告：王明保，男，197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南漳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20************537。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凌攀，广东迎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震兴家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683X9。法定代表人：赵宗礼，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柱良，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明保与被告东莞震兴家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兴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明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凌攀、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柱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明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误工费170185元（6733元×52个月-3773元×34个月-3973元×13个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1年11月入职被告处工作，于2012年8月离职。原告又于2013年10月9日再次入职被告处A线抛光职位，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5年5月19日原告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6月12日认定原告为工伤，2015年11月17日鉴定为工伤九级伤残。2015年3月至今，原告因职业病诊断、治疗一直不能正常上班，期间因患职业病不能从事原岗位工作，2016年1月8日被告将原告调整为保安岗位。自2015年3月起被告一直按受伤前月平均工资每月3773元（2013.11-2014.10期间的月平数）计发原告工伤待遇。因患职业病不能正常工作，已严重影响原告的劳动报酬收入。《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条规定“职业病病人变动工作单位，其依法享有的待遇不变（注解：职业病病人依法享有的待遇不受工作岗位变动和用人单位主体变更的影响）。”从立法宗旨理解是法律保障劳动者不因患职业病而减低收入。经了解，在被告单位与原告职业病诊断前同岗位员工宋彩申2018年1月工资为6733元，原告如未患职业病，现在的工资收入必然超过6733元，因此，原告按每月6733元主张误工损失。为此，原告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震兴公司辩称：原告主张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12月27日的误工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016年12月28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除了前案判决驳回的期间外，被告一直有向原告发放停工留薪期工资，该工资标准是3773元每月，后再加上职业病津贴200元，就是3973元每月。被告认为已经有生效法院文书确认工资标准是3773元和3973元，应当以该标准计算工资，不存在误工费。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1年入职被告处工作，曾离职后又再次入职，原告最近一次入职被告处工作的时间为2013年10月9日，担任磨光作业员。2015年5月19日，原告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确诊为“职业性噪声聋”。2015年3月3日至3月20日，原告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2015年7月9日至11月2日，原告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2016年1月25日至2月24日，原告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2016年8月1日至11月15日，原告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2017年3月15日至11月15日，原告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2018年5月2日至10月30日，原告在东莞市桥头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1月22日，原告在东莞康怡医院住院治疗。2019年1月25日至6月26日，原告在东莞康华医院住院治疗。原告也多次向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鉴定认定原告属旧伤复发。2019年7月4日，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的高血压、冠心病与长期接触噪声作业环境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主张，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工资3773元，2018年5月份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3773元，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工资3973元，从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原告因为职业病及职业病相关联疾病的检查、诊断、门诊治疗、住院治疗而不能上班，导致了误工损失，且原告在治疗职业病期间，原告原岗位的工资上调，而原告在职业病治疗期间，被告支付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并没有同时上调，导致了存在工资差额的误工费损失，与原告同岗位的员工2018年1月的工资为6733元，故应当按照该工资标准计算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资。另查，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受理了原告起诉被告劳动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粤1972民初10695号]。该案中，原告诉请被告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的工资40398元（6733元/月×6个月=40398元），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在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5月1日期间，只有2018年1月30日及4月6日在门诊进行治疗，其余时间均不处于医疗期，也没有向被告提供劳动，故仅判决支持了原告2018年1月30日及4月6日、2018年5月2日至31日期间的工资。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再查明，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受理了原告起诉被告健康权纠纷一案[案号：(2018)粤1972民初19616号]。该案中，原告诉请被告支付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29日期间因治疗职业病误工费22270元，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已在另案中就同一期间的停工留薪期工资提起了诉讼，虽然误工费与停工留薪期工资的称谓不同，但二者均指向原告因职业病无法正常工作而导致的收入减损，具有同质性，由于原告已经另案起诉停工留薪期工资在前，其又在本案中主张误工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二审判决维持原判。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工伤认定书、出院小结（8份）、宋彩申工资条复印件、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提交的民事判决书（4份），以及当事人陈述和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健康权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是否得到支持。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误工费与停工留薪期工资的称谓不同，但二者均指向原告因职业病无法正常工作而导致的收入减损，本质上是相同的，从原告的主张看，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和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被告已向其发放了停工留薪期工资，故其主张的误工费与停工留薪期工资存在的差额是否能得到支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关于标准。原告主张按照6733元/月的标准计算误工费。原告在职业病确诊及治疗前是在被告处工作，有固定收入，则误工费应当按照其原收入计算，故误工费的计算标准与停工留薪期工资的计算标准相同，而无需参照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原告申请调取被告员工的工资发放凭证亦无必要。且一个时期的工资标准，只能用于计算之后发生的误工费，而不能用于计算之前的误工费，故原告主张用2018年1月份的工资标准来计算2018年1月之前（即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误工费，不符合常理。因此，原告主张按照与其同岗位员工2018年1月份的工资6733元来作为误工费的计算标准，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误工时间。原告基于职业病提出误工费的损害赔偿，其误工时间应当与停工留薪期一致。原告主张被告已向其发放了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和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停工留薪期工资。（2018）粤1972民初10695号判决也认定2018年1月30日、4月6日属于医疗期计算了停工留薪期工资。故原告主张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月29日、2018年1月31日至4月5日、4月7日至4月30日属于误工时间，应当举证证明，而原告未能提交该些时间段在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的证明。三、(2018)粤1972民初19616号案件中，原告诉请被告支付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29日期间因治疗职业病的误工费，已经法院审理，作出生效判决，本案中原告再诉请该期间的误工费，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该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判决结果，该部分构成重复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基于上述分析，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误工费170185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前述所援引之法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明保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852元，由原告王明保承担，原告王明保申请免交，本院予以准许。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 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邓浩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