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02民初7726号 原告：牛某，男，196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密、梁栋，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某奇，男，196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密市。 被告：赵某亮，男，1970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密市。 被告：王某飞，男，198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林、杨立松，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某魁，男，197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 原告牛某与被告郭某奇、赵某亮、王某飞、赵某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牛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密，被告赵某亮、王某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林、杨立松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郭某奇、赵某魁经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牛某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四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14吨“郑单958”玉米种子或赔偿损失849523.71元。二、本案案件受理费及其其他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原告牛某在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订购一批种子，明阳种业公司受原告牛某委托通过甘州区金桥货运信息总站中介于12月19日向被告王某飞、赵某魁发货77吨，承运人为被告郭某奇、被告赵某亮；于12月21日向被告王某飞、赵某魁发货37吨。原告多次请求被告王某飞、赵某魁支付货物价款，但王某飞与赵某魁称未收到货物并拒绝支付货款，被告郭某奇、被告赵某亮同样无法证明运输的货物已经签收送达。因原告与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支付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货款849523.71元。原告的货物不翼而飞，造成的损失无从追偿，只得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为了维护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四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或赔偿损失，希望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赵某亮辩称，被答辩人牛某起诉要求答辩人返还其114吨“郑单958”玉米种子，或赔偿损失849523.71元，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属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错误，且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判决驳回牛某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一、被答辩人牛某将答辩人赵某亮列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资格错误，应驳回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2011年12月19日，根据甘肃省张掖市金桥货运中介的指派，答辩人和被告郭某奇各装了一车玉米，每车是770袋运往河北省石家庄市，该批货物的运单编号是0001631，运单上记载托运人为张建军，收货人为王某飞，起运时间2011年12月19日，到达时间2011年12月24日。对于该事实，已经生效的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石民四终字第0157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所以，答辩人与牛某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牛某将答辩人列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资格错误。二、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牛某的诉讼请求。本案中答辩人承运的货物，起运时间2011年12月19日，到货时间201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本案中被答辩人牛某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1年12月25日起算，至2013年12月24日结束。因此，牛某对答辩人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驳回其诉讼时效。 被告王某飞辩称，一、原告构成重复起诉，应驳回原告起诉。原告已于2014年12月26日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对答辩人以买卖合同提起过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原告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本案的答辩人与另一被告赵某魁均为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二初字第28号的被告。（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本案中原告，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或赔偿损失，其诉讼标的为债权债务关系，而原告2014年12月26日要求答辩人支付货款，该案诉讼标的也是债权债务关系。后诉与前诉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石民四终字第01579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答辩人与原告之间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现原告起诉事实中再次以其向答辩人发送过货物为由，要求被告返还货物或赔偿损失，是对前诉裁判结果的否定。因此，原告本案起诉构成重复起诉，应驳回原告起诉。二、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没有侵犯原告的任何利益，更不存在不当得利以及赔偿原告损失的问题，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王某飞未向原告购买货物，也未受到原告发送的货物，不存在答辩人获利的事实，且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向答辩人发过火以及答辩人收到货物。至于原告的货物去向以及是否遭受损失，答辩人并不知晓，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答辩人构成不当得利，答辩人与原告之间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所提供的三张货运单中编号为0001634的到达时间为2011年12月26日，至今将近8年时间，且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断，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并且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及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石民四终字第01579号民事判决书也认定诉讼时效经过。 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如下：另案牛某诉赵某魁、王某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5）长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牛某不服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石民四终字第015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部分：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原告牛某提交三张甘肃省张掖市金桥货运中介信息服务运单，证明其与二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中，编号为0001630托运单填写的托运人为张建军，收货人为孟总，并写明了双方的电话，起运时间2011年12月19日，到达时间2011年12月24日，货物名称：玉米，总重量38.5吨，运费19635元，承运人为郭某奇，其他事项处写明：货到付款；编号为0001631号托运单填写的托运人为张建军，收货人为王某飞，并写明了双方的电话，起运时间2011年12月19日，到达时间2011年12月24日，货物名称：玉米，总重量38.5吨，运费19635元，承运人为赵某亮，其他事项处写明：货到付款；编号为0001634号托运单填写的托运人为张建军，收货人为王某飞，并写明了双方的电话，起运时间2011年12月21日，到达时间2011年12月26日，货物名称：玉米，总重量37吨，运费18870元，承运人为李建良，其他事项处写明：货到付款。该三张托运单均为一式三联，白：存根，红：承运人，蓝：托运人，原告牛某手中持有的均为红色承运人联。托运单填写内容上，托运人、收货人及电话处均为黑色笔填写，且托运人处电话均进行了涂划，其他内容均为蓝色复写而成。对此，原告牛某提交了调查笔录予以证明：由于曹某和原告牛某、张建军办理了托运，曹某将“承运人”与“托运人”的概念搞错了，曹某误将托运人蓝色联交给货运司机，红色一联自己保管，然后将红色承运人联交给了张建军，张建军用特快专递方式将红色承运人联给了原告，蓝色字迹是货运司机本人签字，其他蓝色字迹部分是张建军书写，黑色字迹部分系曹某书写。本院认为，一、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问题。原、被告均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被告赵某魁认可其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交了2010年11月29日至2011年3月28日付款凭证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结清，但该期间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2011年12月的债权不在同一期间，属于被告赵某魁认识错误，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口头合同关系，根据原告举证三张托运单，可以证实托运人为张建军，并非原告牛某，牛某对此述称张建军、赵廷玉是受其委托向被告发送了玉米种子“郑单958”，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根据证人曹某当庭陈述，其与货物托运人张建军事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托运货物是张建军卖给的河北王某飞及孟总。另被告王某飞在录音证据中，对其与原告牛某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始终未予认可。据此，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原告牛某2012年1月28日给张建军、赵廷玉出具的欠条和2013年6月4日张掖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可以证实牛某向张建军、赵廷玉出具了欠条，欠条中注明：“发给石家庄王某飞2车，孟总1车，总计114吨，每吨5600元，638400元”的内容，张建军、赵廷玉认为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债权人应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依据欠条向法院提起诉讼，向牛某主张了该笔债权。牛某在该案中辩称：其与原告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向原告支付货款，其向原告出具欠条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至此，原告牛某是否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向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欠条，并不影响该公司继续向收货人王某飞、孟总主张权利。现原告虽持有三张托运单原件，但未举证证明其享有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向其转让了对被告的债权，也未举证证明其承担债务后享有向被告的追偿权。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三、关于二被告抗辩的诉讼时效问题。三张托运单中均写明：货到付款。因此诉讼时效应从实际到货之日起算两年，根据证人赵某的证言，编号为0001630、0001631号托运单的货物于2011年12月21日到货，编号为0001634号托运单的货物原告未能证明实际到货时间，按照托运单中写明的到达时间2011年12月26日开始计算。原告提交照片证明其在2013年7月6日将履约催告通知书张贴于石家庄市翟营南大街84号三单元1003号门上，证明诉讼时效中断，但该地址是否为二被告的户籍地、经常居住地或相关联的通讯地，原告未能举证证实，故该方式不能证明履约催告通知书实际到达二被告处。因此，从货物到达日起至原告起诉之日2014年12月26日已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述称托运单写明的货到付款指的是货到支付运费，但托运单中关于运费单独标准为：货到无误一次性付清运费。因此，原审法院对原告所述不予认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牛某的诉讼请求。原告牛某称，虽然没有与被告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通过指示交付的方式由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直接将该批玉米种子交付被告，买卖合同成立，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牛某不服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5）石民四终字第015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本院部分认为：牛某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要证据是一审提交的三张托运单，但托运单位、收货人姓名电话明显与其他内容笔体不一致，另外托运单位记载的是张建军也并非是牛某。托运单、欠条以及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开民初字第3488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郑民四终字第2239号民事判决书只能证明牛某向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购买114吨玉米种子的事实，而不能证明与王某飞、赵某魁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牛某无法提供王某飞、赵某魁作为收货人签收货物的单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庭审中，原告牛某提交调查笔录，证明被告赵某亮在2011年12月9日运输郑单种子770袋，共计38.5吨到石家庄，其是运输司机，被告王某飞对此不予认可，辩称，因为在调解笔录中显示被告赵某亮回答“我看到发货单上王某飞139××××2408这个电话联系的”，但是根据原告提供的货运单，显示王某飞姓名和号码均为后来填加。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民事判决书、转账记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另案牛某诉赵某魁、王某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5）长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石民四终字第0157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案涉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问题，亦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原告主张四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14吨“郑单958”玉米种子或赔偿损失849523.71元诉至本院，未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故对被告抗辩原告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就涉案货物一直就另案被告及本案被告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虽然受到损失，但无法举证证明货物那个被告获得了不当利益，被告赵某亮、王某飞亦不认可，故对原告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牛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295元，由原告牛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苏丽娜 人民陪审员  刘 红 人民陪审员  刘丽雪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董韶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