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1民终6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陈某，上海中夏（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北京市中闻（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强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顾某、强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6民初10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6民初1010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系宁夏聚鑫源商贸有限公司业务员。2010年4月,强某与宁夏聚鑫源商贸有限公司进行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交易，两张银行承诺汇票票号分别为“00190549”、“00190550”，票面金额共计200万元,强某扣除贴现利息后将票面余额按照聚鑫源公司指定的方式交付。根据双方约定,2010年4月8日强某向上诉人转账100万元，2010年4月10日强某指示顾某向上诉人转账50万元，强某现金交付20万元，剩余20余万元转至其他账户。后强某因非法经营承兑汇票贴现业务，被兴庆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2019年被上诉人起诉强某、强某甲返还借款的诉请未获支持，故而发生本案诉讼。二、原审判决法律关系定性错误，原审判决将本案法律关系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显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顾某在起诉状中明确自认:“2010年4月10日,原告应第三人的要求，将50万元款项打入被告的银行账户。当时,因第三人给原告称该款项系其向原告的借款，故原告在打款时明确摘要用途备注是借款。多年来，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因经济纠纷诉至法院,第三人却反口否认对该50万元的结算。无奈,原告诉至贵院，请求处理。”根据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上诉人无须任何举证即可确定被上诉人认可的法律关系是:顾某为出借人,强某为借款人，杨某为强某指定的收款人。据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是基于其将款项出借给强某，其向上诉人转账是履行其与强某借贷关系中的款项支付义务，上诉人收到的款项属于强某支付,收款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和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在转账时也不存在认识错误或欠缺给付目的，被上诉人是否受到损失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因此本案根本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将本案认定为不当得利纠纷，需要查明被上诉人为何向上诉人转账、真实的转款原因、转账目的是什么、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等等。而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中对上述情况只字未提。仅简单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一份转账流水，在时隔十年之久判令上诉人退还款项,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四、原审判决违背证据采信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被上诉人在诉状中如此明确的陈述，上诉人无须进行任何举证即可理清本案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还要向被上诉人释明选择何种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并且允许被上诉人庭后提交的代理词中选择不当得利主张诉求。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支付50万元巨额款项，竟然连双方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都没有搞清楚，明显违背常理。被上诉人仅持有转账记录以不当得利主张权利，并且时隔十年之久，被上诉人应当负担更为严格的举证责任。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中，被上诉人须证明被上诉人受有损失与上诉人获得利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该种因果关系并非简单以一方账户资金减少、一方账户资金增加为判断依据，而因以发生该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作为判断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此前并不认识，也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被上诉人如何能够知道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并且转账。如果是转账错误，被上诉人为何时隔十年之久才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为何将强某列为第三人。对于上述问题,被上诉人其实在诉状中已经陈述了答案，上诉人也举证印证了被上诉人的答案。五、上诉人能否证明与强某之间存在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与本案无关。上诉人、被上诉人、强某之间并不并存于同一个法律关系中，不论是在本案中,还是被上诉人与强某之间在银川中院（2019）宁01民终1950号案件中，被上诉人始终陈述其与强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是受强某指示将款项转入上诉人杨某账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而强某指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是基于上诉人任职的宁夏聚鑫源商贸有限公司与强某之间存在汇票贴现业务，故上诉人实际上与强某之间也不存在法律关系。在审理本案时，只需查明被上诉人转账是否受人指示或是否存在误转账即可,至于强某与聚鑫源公司进行的票据贴现业务属于强某与聚鑫源公司之间的事情,与本案无涉。原审判决要求上诉人举证将两个独立、隔绝的与自己无关的法律关系联系在一起，属于错误混淆法律关系。即便强行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聚鑫源公司与强某之间存在票据贴现业务,现有证据也已达到证明标准。强某于2010年4月8日曾向上诉人杨某转账100万元,其在银川中院（2019)宁01民终1950号判决书中答辩:“强某有给杨某的转款记录只能说明强某在2010年有可能和杨某做过汇票贴现”,结合本案证人、被上诉人陈述、银行承兑汇票等也可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现实情况中，每个人都会收到他人转账，但可能基于信任、可能基于法律关系已了结、遗失、相距遥远或本案代收款等种种原因而不能提供收款依据，但并不代表收款均属不当得利。六、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不当得利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时上诉人已提出异议,原审判决认为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以被上诉人与强某之间民间借贷案件的受理时间作为起算点无任何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既然对上诉人主张不当得利，那么对被上诉人造成损害的显然应当是上诉人,应以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作为判定依据。原审判决既然认为强某与本案款项无关,为何要以一个与本案无关的主体的抗辩意见作为计算诉讼时效的依据。原审判决自相矛盾显而易见。七、被上诉人将其自身交易风险转嫁给上诉人承担明显不当。被上诉人在银川中院（2019）宁01民终1950号案件以及本案诉状中均明确陈述，是强某向其借款并按照强某指示将款项支付给上诉人。但由于其在与强某交易时存在未要求强某出具债权凭证的重大失误和过错，导致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进而将其自身过错和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转嫁给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陈述事实是唯一、确定的，法律关系不存在不构成民间借贷就变成为不当得利的转化关系。假如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才是真正制造了一件不当得利案件。针对此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亦发表审判业务意见:“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顾某辩称，上诉人杨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杨某上诉称所收涉案50万元系强某票据贴现款，不是合法占有该款项的理由。属于非金融机构实施的票据贴现行为。《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二条规定：“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二）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四）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14日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第101条：【民间贴现行为的效力】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的，该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故杨某占有涉案50万元款项无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应承担返还责任。第二、强某在银川市金凤区审理的（2018）宁0106民初9804号案件及银川中院审理的（2019）宁01民终1950号案件中均称其不认识杨某，强某未指示顾某给杨某打款50万元，与强某无关。二级审理法院最终认定顾某打给杨某涉案款项50万元与强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无关，在已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事实下，杨某在本案中上诉称该款再回到顾某与强某之间经济往来，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三、顾某出款50万元后没有对价受益，反而杨某实际得到利益。顾某与强某等成诉的（2018）宁0106民初9804号案件中，银川市金凤区法院认定结算了双方自2010年至2017年期间经济往来，顾某在该诉讼中主张抵消案涉50万元而没被法院采信，二审法院也予以维持原判。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八）项之规定，在诉讼中主张抵销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当顾某主张抵销该50万元理由在另一案件中未被法院采信，在二审判决生效后，顾某才向杨某提起诉讼，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故杨某本案中提出诉讼时效已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顾某财产利益确实受损而杨某获得利益，二者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及处理结果准确。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强某述称，本案涉及的50万元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强某不认识杨某，本案与强某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顾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款项5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4月10日,原告通过宁夏银行特种转账的方式将50万元存入被告杨某账户，该转账记录摘要为“借款”。被告杨某对收款事实无异议。2010年4月8日，第三人强某给被告杨某转款100万元。2012年4月17日，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兴刑初字第400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第三人强某因非法经营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以非法经营罪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万元；2017年9月28日，第三人强某刑满释放。2019年5月16日，原告在一审法院起诉第三人强某、强某甲返还借款30万元，强某甲提起反诉，该案中，一审法院判令原告返还强某甲超付的借款481950元，原告上诉至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8月1日作出（2019）宁01民终19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该判决已经生效，因第三人不认可与原告之间存在50万元借款行为，引起原告诉讼。 另查明，本案原告在起诉时，以合同纠纷案由提起诉讼，但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内容为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纠纷。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原告释明其必须明确选择何种法律关系来主张其权利，原告代理人在庭后提交的代理词中明确表示选择以不当得利纠纷法律关系来主张其诉求，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获得利益致使他人遭受损失的，对于获取得利益应当予以返还。本案原告向被告杨某账户转账50万元的事实清楚，被告杨某也认可，虽然被告杨某提供银行承兑汇票、证人证言、银行流水来证实原告转入其账户的50万元系其从第三人强某处获得的承兑汇票贴现款，但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向第三人强某贴现200万元，该50万元系原告受第三人强某指示转给被告杨某贴现款的事实，同时第三人强某也否认与被告杨某相识并贴现的事实，结合第三人强某因非法经营承兑汇票“贴现”业务而获刑的刑事判决书也未证实被告该笔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且票据贴现业务属于国家特许经营，自然人之间的贴现行为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行为；综上，被告杨某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低于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杨某返还50万元不当得利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被告获得该50万元，并非是被告原告造成，原告主张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杨某及第三人强某主张原告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经审查，原告于2019年5月16日在一审法院立案受理的（2018）宁0106民初9804号民事案件中，起诉第三人强某返还借款时，第三人强某不认可对本案审理的50万元是向原告的借款，原告以此时才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并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杨某及第三人强某主张原告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顾某50万元；二、驳回原告顾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被告杨某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出示：证据一、结婚证1份、离婚证1份、企业操作员资格证1份、营业执照1份，证明本案发生时，张某甲与上诉人是夫妻关系，张某甲系宁夏聚鑫源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系宁夏聚鑫源商贸有限公司担任税务开票系统操作员，基于该种特殊关系，宁夏聚鑫源商贸有限公司通过上诉人账户收取公司的应收款是合理、正常的情况。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出示的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张某甲不是本案当事人，张某甲与杨某的身份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无法确认，且该组证据杨某个人银行账户去用作公司的经营，是不符合税法的相关规定的。原审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张某甲与杨某系利害关系人。 证据二、民事上诉状1份（复印件）、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终1950号案件询问笔录1份（复印件），证明被上诉人在起诉强某的案件中，明确陈述，强某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向其借款50万元，指示其转入上诉人账户，其与强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且强某于2010年4月16日已经偿还了55万元，被上诉人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是获利的。强某在本案中陈述，其向杨某转账100万元是因为其可能与杨某做过汇票贴现，印证了上诉人陈述关于宁夏聚鑫源商贸有限公司与强某之间存在票据贴现业务属实。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案最终定性顾某于2010年4月10日打给杨某的50万元，顾某在另一案中于2010年4月16日收到强某回款55万元，该两笔款项本应相互抵消，但两级法院最终认定第一笔50万元与强某无关，将第二笔回款55万元在另一案中作为借款未到期予以还款做了认定，该事实强某在2017年被释放后，对此在一审法院庭审中回答一直没有告诉其父亲强某甲，致使该款顾某没有抵消成功，顾某实际受损才提起本案诉讼。原审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案的最终定性依据法院认定的事实，而非个人自认的事实，该证据原审第三人认为不属于新证据。 经审查，上诉人出示的证据一结婚证1份、离婚证1份、企业操作员资格证1份、营业执照1份，因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提出异议，且张某甲不是本案当事人，其未出庭予以确认，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作确认。上诉人出示的证据二民事上诉状、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终1950号案件询问笔录，上述证据系上诉人向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均提出异议，本院对上诉人出具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作确认。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杨某提供银行承兑汇票、证人证言、银行流水不能有效的证实顾某转入杨某账户的50万元系杨某从强某处获得的承兑汇票贴现款。第三人强某因非法经营承兑汇票“贴现”业务而获刑的刑事判决书也未证实杨某所主张的本案的50万元为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且原审第三人强某也否认与杨某相识并该款存在贴现的事实。因顾某向杨某账户转账50万元的事实清楚，杨某也认可，一审法院依据优势证据原则，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50万元并无不当。顾某于2019年5月16日在一审法院立案受理的（2018）宁0106民初9804号民事案件中，起诉强某返还借款时，强某不认可对本案审理的50万元是向顾某的借款，顾某此时才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并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山山 审判员  李根贤 审判员  杨巧玲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包 丹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明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