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8民初4469号原告：徐信明，男，196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满开，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晴雯，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傅伟荣，男，197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蕉岭县**********，公民身份号码44142*************。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权军，广东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运青，男，197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亨塘，公民身份号码441************534。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权军，广东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月，广东羊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张玉强，男，198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思南县*******田坎组，公民身份号码522************819。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裕，广东凯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梦思，广东凯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里，男，197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1************837。原告徐信明与被告傅伟荣、朱运青、张玉强、李里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满开、被告傅伟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权军、被告朱运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权军与刘彦月、被告张玉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梦思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里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傅伟荣、朱运青、张玉强返还原告垫付的佛山市高明区荷城天达酒店和佛山市高明区喜乐迪酒店的工资款101479元及利息（以101479元为本金，自2018年5月2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傅伟荣、朱运青、张玉强支付原告为其缴纳的税款、水费等共计10514.73元及利息（以10514.73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被告朱运青支付原告为其缴纳的税款、水费等（2018年5月1日之后）共计21680.55元及利息（以21680.55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傅伟荣、朱运青、张玉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天达酒店和喜乐迪酒店的合伙人，于2017年10月26日，天达酒店和喜乐迪酒店中的一个合伙人李里作为三合伙人的代表与朱运青、傅伟荣签订了《酒店合作协议》，约定天达酒店合作期限为2017年11月1日-2024年3月31日，喜乐迪酒店合作期限为2017年11月1日-2019年8月31日，傅伟荣、朱运青负责天达酒店和喜乐迪酒店的实际经营和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承担经营酒店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经营费用和债务等等。傅伟荣、朱运青同为两个酒店的实际经营人和负责人。但因傅伟荣2018年时不知所踪，原告一直联系不上，原告与朱运青于2018年5月1日重新订立了一份《酒店合作协议》，将两个酒店的实际经营人和负责人改为朱运青。2018年4月23日收到《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后于2018年4月28日分别收到《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指出两个酒店都拖欠了工人工资。2018年5月21日，原告为两个酒店的实际经营人朱运青和傅伟荣代垫了18名职工的欠发工资共101479元。原告代垫工资后，多次联系傅伟荣、朱运青要求其偿还该笔款项，均不了了之。由于长时间联系不到傅伟荣、朱运青，原告为其代缴了天达酒店和喜乐迪酒店的税费、生活垃圾处理费、污水处理费、水费。原告将款项缴纳后，又多次与傅伟荣、朱运青协商，但其均不理会。鉴于以上事实，双方签订的《酒店合作合同》已经约定傅伟荣、朱运青承担经营酒店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经营费用和债务，所以该工资和两个酒店经营产生的税费、生活垃圾处理费、污水处理费、水费等费用本应由傅伟荣、朱运青支付。被告傅伟荣、朱运青辩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王海滨、黄淑玲等18名员工10万多元的工资是朱运青现金交给原告，由原告代为支付的，并非原告垫付。案涉酒店及KTV自2017年11月1日起就由傅伟荣、朱运青、张玉强、李里合伙经营，傅伟荣主要负责KTV的日常管理，张玉强负责KTV的现场管理，朱运青负责酒店的装修事务，李里独享其成，不投资，不参与经营，更不愿意承担亏损。2018年4月10日，傅伟荣、朱运青、张玉强因合伙期间酒店的装修问题引发分歧，导致合作不欢，傅伟荣口头通知张玉强、朱运青不再合作，并表示已投入的资金就此作罢后，离开案涉酒店和KTV，与此同时，原告及李里在员工内部散发傅伟荣跑路的消息，并因此到劳动部门投诉，声称傅伟荣拒不支付员工工资，要求劳动部门追究傅伟荣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刑事责任。案涉18名员工的工人工资款项在当月的19日前已由朱运青支付给原告，要求原告及时付给员工，有银行的取现为证。经律师向其询问调查确认，张玉强也支付了个别员工工资，按照工资的支付规定，在每月30日前支付完上个月的工资都是合法的，但18名员工在4月13日时就已经在劳动部门的相关投诉文件中签署了相关文件，认为傅伟荣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原告在收到朱运青支付的工资款之后，不但没有及时支付给员工，而是进一步在劳动部门进行各种投诉，一直到2018年5月21日才将工资发放到员工手上，原告及李里的目的很明显，想坐实傅伟荣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罪名，但因没有证据证明，现已依法释放。员工工资合计10万多元，仅有18人的签名，并没有任何流水或者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明，无法证明该18名员工的工资款是由原告用其本人的资金垫付的，否则也应有相关银行取现记录来证实原告垫付的主张，10万多元不是小数目，不符合常理。2.关于税费、水费，并非原告所支付，合伙经营期间及傅伟荣离开后，一直都是财务黄淑玲收到傅伟荣或者朱运青、朱运青的儿子转入的款项后向相关部门支付。税费及水费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或者刷卡、银行卡扣费的方式进行缴纳，不可能通过现金方式进行支付，原告仅提供相关发票及票据，无法提供相关银行支付流水，仅能说明案涉酒店及KTV的税费、水费已经缴纳，但无法证明是原告用其款项所缴纳的，且实际上也不是原告缴纳的。关于原告提供的相关税费、水费的票据一直都是黄淑玲负责缴纳和保管的，至于为何会出现在原告手里，不排除原告与案外人黄淑玲合谋欺骗傅伟荣、朱运青进行虚假诉讼，傅伟荣、朱运青保留追究相关人员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请法院查明真相。3.原告与李里是案涉酒店及KTV的合伙人，李里在本院向傅伟荣提起过两次关于缴纳租金和吞没保证金的诉讼，案号为（2018）粤0608民初1902号、（2019）粤0608民初626号。其中1902号撤回起诉，626号已经由佛山中院作出生效判决，驳回其所有诉讼请求，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傅伟荣还有30万元的保证金在李里及原告手里，但李里及原告至今拒不退还。退一万步说，即使原告自认为是其用自有资金垫付了10万多元的员工工资，也没有理由在明知其合伙人李里应退还傅伟荣30万元押金的情况下，又要求傅伟荣、朱运青支付明显少于30万元的工资款，李里代表的是原告与卢海恩。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张玉强辩称：其只是受雇于朱运青、傅伟荣提供劳务，在酒店参与管理工作，口头约定月工资为8000元，其未参与签订任何合伙协议，与傅伟荣、朱运青不存在合伙关系。被告李里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且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关的诉讼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原告举证的房屋租赁合同1份、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1份、收据1份、中国建设银行账本1份、补充协议1份、酒店租赁合同1份、授权协议及李里、卢海恩身份证各1份、个人合伙协议2份、酒店合作协议2份，被告傅伟荣、朱运青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2.原告举证的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2份、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2份、关于垫付工资的声明1份、发放垫付工资员工签收表1份，被告傅伟荣、朱运青、张玉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原告举证的天达酒店票据20张、喜乐迪酒店票据21张，被告傅伟荣、朱运青、张玉强对其真实性无异，本院予以确认。4.原告举证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其形式、来源均合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5.被告朱运青举证的取现记录截图3页、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证明原告所指其垫付工人工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01479元工人工资款均是被告朱运青通过银行取现后将现金交付给徐信明，再支付给相应的职工。原告对被告朱运青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6.被告朱运青举证的转账记录截图2页、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原告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但该证据形式及来源均合法，能反映2018年4月19日被告朱运青曾向共淑玲转账24425元（后被退款）并备注为代垫天达水电费的事实及被告朱运青于2018年4月23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原告30000元的事实，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被告朱运青庭后提交补充说明称原本转给黄淑玲24425元用于天达酒店水电费因转账时将“黄淑玲”写成“共淑玲”而导致款项退回，后直接将原本转给黄淑玲的该款凑整30000元转给了原告。综合两笔转账的金额和用途，本院确认2018年4月23日被告朱运青向原告转账30000元是用于代垫案涉酒店水电费等费用的事实。7.被告朱运青举证的朱运青儿子朱伟健与天达酒店财务黄淑玲及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5页，原告虽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的形式、来源均合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能反映2018年5月21日被告朱运青的儿子通过微信代被告朱运青共转账45167元给原告的事实；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水费催缴通知书》、《天达酒店4月应发工资》及聊天记录中的多处“水费”、“电费”及“税票”能证明被告朱运青的儿子通过微信代被告朱运青转账给案涉酒店相关人员用于缴纳税费、水费及支付工资款的事实。8.被告朱运青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王海滨（天达酒店KTV的经理）、黄淑玲（兼做喜乐迪酒店、天达酒店的会计）、涂坤（天达酒店KTV的工作人员）均述称原告用于支付案涉18名员工工资的款项是被告朱运青拿给原告的，对此原告并未提供有效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结合被告朱运青的取款记录及备注说明、取款金额及取款时间，本院对前述三名证人的证言予以采信。9.被告朱运青、傅伟荣举证的朱运青与李里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被告朱运青、傅伟荣所主张的拟证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的事实如下：佛山市高明区荷城天达酒店的工商登记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王志伟。佛山市高明区喜乐迪酒店的工商登记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徐信明。2007年11月15日，王志伟、李丽珍与莫桃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王志伟、李丽珍将天达酒店出租给莫桃经营，期限自2007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双方于2011年1月20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租赁期限延长至2024年11月30日。2011年9月28日，莫桃与徐信明签订《酒店租赁合同》，约定莫桃将天达大酒店地以及该酒店内的设备设施发包给徐信明经营使用，租赁期限自2011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2009年7月26日，徐信明与李里、卢海恩签订《个人合伙协议》，约定三人合伙经营佛山市高明区喜乐迪酒店的KTV、旅业、桑拿、沐足、餐饮，共同合作、合法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2011年9月27日，徐信明与李里、卢海恩签订《个人合伙协议》，约定三人合伙经营佛山市高明区天达大酒店有限公司的KTV、旅业、桑拿、沐足、餐饮，共同合作、合法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2017年10月25日，徐信明与李里、卢海恩签订《授权协议》，约定三方一致同意由李里作为合伙人代表于2017年10月26日与傅伟荣签订“佛山市高明区天达大酒店”及“佛山市高明区喜乐迪酒店”的酒店合作协议，徐信明、李里与卢海恩一致同意将合作协议中的履约保证金500000元按三方股份投资比例用于酒店前期装修投入。2024年3月21日合作协议到期，履约保证金500000元需退还给傅伟荣，三方再按相应的股权比例承担履约保证金退还责任。2017年10月26日，李里（甲方）与傅伟荣、朱运青（乙方）签订《酒店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将佛山市高明区的天达大酒店、喜乐迪酒店的场地使用权与乙方合作使用，乙方受让甲方95%的股权（按比例分享利润）。其中天达大酒店合作期限为6年4个月，自2017年1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止；喜乐迪酒店合作期限为1年9个月，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止。合同签订后，乙方须向甲方交纳履约保证金500000元，其中签订合同后三天内付300000元，余款200000元从合同签订之日起第二个月每月付50000元。所有履约保证金需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五个月内支付完毕，合同期满或终止后，甲方全款（不计息）退还给乙方。签订合同之日起前六个月的股权转让款（包含天达大酒店和喜乐迪酒店租金）金额为120000元/月，合同签订之日起第七个月，股权转让款为140000元/月。自2019年8月31日起，双方终止喜乐迪酒店合作，股权转让款（含天达大酒店租金）金额为130000元/月。股权转让款按月缴交，每月5日前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乙方应按月向甲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乙方按时支付上述款项后，两间酒店的租金由甲方向出租方支付。合作期内，乙方为酒店的实际经营人和负责人，该酒店的经营和管理由乙方负责，甲方不参与酒店的任何经营和管理。合作期间，乙方以酒店证照所载明的名义对外经营，但此期间产生的需以酒店名义承担的全部责任均由乙方全部实际承担；如存在任何酒店或甲方承担的，酒店或甲方有权进行全额追偿，并要求乙方承担所引发的其他损失。乙方在合作期间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经营酒店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经营费用和债务，包括工人工资、供应商货款等，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2018年5月1日，李里（甲方）与朱运青（乙方）签订《酒店合作协议》，约定由乙方受让甲方天达大酒店和喜乐迪酒店90%的股权。合作期内，乙方为酒店的实际经营人和负责人，该酒店的经营和管理由乙方负责，甲方不参与酒店的任何经营和管理。合作期间，乙方以酒店证照所载明的名义对外经营，但此期间产生的需以酒店名义承担的全部责任均由乙方全部实际承担。乙方在合作期间，自负盈亏，在经营酒店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经营费用和债务，包括工人工资等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佛山市高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别于2018年4月23日、2018年4月28日向佛山市高明区喜乐迪酒店及佛山市高明区荷城天达酒店发出《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要求其应于2018年5月4日前依法支付完所拖欠的员工工资。2018年5月21日，徐信明代表佛山市高明区喜乐迪酒店及佛山市高明区荷城天达酒店向该两酒店的18名员工支付了工资款共计101479元。2018年4月17日，朱运青通过ATM机在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360*************715）分4次取款各5000元，共20000元。同日，通过ATM机将该账户上的22000元及20000元分别转至朱运青卡号为621*************220及621*************212的银行账户，随即于当日从卡号为621*************220的账户分4笔ATM机取款各5000元，共20000元，从卡号为621********22914212的账户分2笔ATM机取款各5000元，共10000元。2018年4月19日，朱运青在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360*************715）取款50000元。以上合计取款100000元，朱运青均备注“代垫天达工人工资”。2018年4月19日，朱运青向黄淑玲转账24425元，并备注“代垫天达水电费”，因将对方户名误写为“共淑玲”，该笔款项转账未成功。2018年4月23日，朱运青通过微信向徐信明转账3次各10000元，合计30000元。2018年5月21日，朱运青的儿子朱伟健通过微信代朱运青分5笔共转账45167元给徐信明。2018年4月17日，徐信明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2*************118）分别被转存25000元及20000元；2018年4月18日，该账户分4笔现支各5000元，共20000元；2018年4月20日，该账户分5笔现存共40000元。2018年4月23日，该账户现支45000元。2018年5月21日，该账户现支40000元。根据被告朱运青的申请，本院准许证人王海斌（天达酒店KTV的经理）、黄淑玲（兼做喜乐迪酒店、天达酒店的会计）、涂坤（天达酒店KTV的工作人员）出庭作证。三名证人均述称徐信明用于支付案涉18名员工工资的款项是朱运青拿给徐信明的。另查，佛山市高明区喜乐迪酒店及佛山市高明区荷城天达酒店在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期间共缴纳水电费、税收等各项费用62195.18元。本院认为，本案为追偿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两酒店承包经营期间的工人工资、税款、水电费如何承担；被告张玉强、被告李里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二、原告是否存在垫付工人工资及代垫款缴纳税款、水费等费用的事实；原告要求被告傅伟荣、朱运青返还代垫的工资款、税款、水电费及支付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据。现针对争议焦点分述如下：一、案涉两酒店承包经营期间的工人工资、税款、水电费如何承担；被告张玉强、被告李里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2017年10月26日被告李里与被告傅伟荣、朱运青签订《酒店合作协议》及2018年5月1日被告李里与被告朱运青签订《酒店合作协议》，协议内容名为转让股权，实际并未发生股权转让。被告傅伟荣与被告朱运青是以股权转让之名取得佛山市高明区荷城天达酒店和佛山市高明区喜乐迪酒店的场所使用权和酒店经营权，被告傅伟荣与被告朱运青向被告李里支付履约保证金并按月支付承包款，双方之间实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基于2017年10月25日原告与被告李里、案外人卢海恩所签《授权协议》的内容，被告李里与被告傅伟荣、被告朱运青之间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之法律效力及于原告。前述两份《酒店合作协议》中约定被告傅伟荣、被告朱运青在合作期间，自负盈亏，在经营酒店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经营费用和债务，包括工人工资等均由被告傅伟荣、被告朱运青承担。该两份《酒店合作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因此，本案中案涉两酒店被承包后产生的工人工资、水电费、税费等应根据合作时间分别由被告傅伟荣、被告朱运青共同承担或者由被告朱运青独自承担。关于被告张玉强应否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被告朱运青以被告陈玉强为案涉两酒店的共同承包人之一为由，申请追加其为本案被告，但是，被告朱运青并未举证证明被告张玉强与被告朱运青、被告傅伟荣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或者存在其他合作关系，也未举证证明被告张玉强有实际分担经营风险、分享经营收益。因此，被告张玉强无需对被告朱运青、被告傅伟荣承包经营案涉两酒店期间所产生的债务承担法律责任。关于被告李里应否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虽然案涉两份《酒店合作协议》中均约定被告李里持有5%或10%的股权，但如前所述，双方实际存在的是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被告李里原有合伙份额并未发生变化，其并非案涉两酒店承包经营期间的实际经营者之一，其亦未实际分担经营风险、分享经营收益，根据协议的约定，承包经营期间所产生的一切经营费用和债务，包括工人工资等均由被告傅伟荣、被告朱运青承担，与被告李里无关。因此，被告李里无需对被告傅伟荣、被告朱运青承包经营期间所产生的一切经营费用和债务（包括工人工资）承担法律责任。二、原告是否存在垫付工人工资及代垫款缴纳税款、水费等费用的事实；原告要求被告傅伟荣、朱运青返还代垫的工资款、税款、水电费及支付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据。关于原告垫付工人工资101479元的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被告朱运青于2018年4月17日与2018年4月19日取款共计100000元且均备注为“代垫天达工人工资”，被告朱运青在备注该款项用途时不可能预估将来会涉诉并事先将此作为证据准备，对于大额的取现支出备注用途也符合常理，与2018年5月21日原告向案涉两酒店的18名员工支付工资101479元的时间间隔不久且数额相对吻合，因此，本院确认被告朱运青取现的100000元用于支付案涉工人工资。原告主张该诉求成立的主要证据是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关于垫付工资的声明、发放垫付工资员工签收表，而这些证据仅仅表明原告代表“佛山市高明区天达大酒店”及“佛山市高明区喜乐迪酒店”于2018年5月21日在佛山市高明区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的主持下向该两酒店的18名员工支付工资款共计101479元，并不能反映出该代付工资的款项来源于原告。原告庭后提交书面说明及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卡号：622********07585118）2018年4月1日-2018年5月31日的流水用以说明其分别于2018年4月23日及2018年5月21日取现45000元及40000元，另加6479元现金全部用于垫付案涉工人工资。经查，原告所谓的取现45000元、40000元及现金6479元，其总数仅为91479元，与案涉工人工资总额101479元尚有10000元的差额；同时，原告述称的现金6479元，缺乏证据佐证，不能排除拼凑之嫌。而从原告提交的该份银行流水来看，2018年4月23日45000元的现金取款后又存在多笔现存、现支及转支，且均未标明款项用途，故该流水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的实际用途是用于垫付案涉工人工资。2018年5月21日现支40000元，但此后同样存在多笔现存、现支及转支，且均未标明款项用途，故该流水同样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的实际用途是用于垫付案涉工人工资；该笔现支款项虽与案涉工人工资发放的时间吻合，但结合被告朱运青的儿子朱伟健于2018年5月21日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45167元的事实，该笔现支款项即便是用于支付案涉工人工资，亦是来源于被告朱运青。综合以上分析，本院确认原告2018年5月21日用于支付案涉工人工资的款项101479元均来源于被告朱运青，原告不存在垫付案涉工人工资的事实，无权要求被告朱运青、傅伟荣返还所谓的代垫工人工资款项。关于原告是否存在代缴税款、水电费等费用的事实。首先，原告提供的案涉两酒店的各费用票据只能证明案涉两酒店有缴纳税款、水电费等费用62195.18元，基于原告与案涉酒店的关系，其能拿到这些缴费票据也合乎常理，并不能因原告提供了相关票据就说明以上费用是原告垫资代缴。其次，综合本案被告朱运青的款项支出，2018年4月17日取现100000元备注“代垫天达工人工资”，2018年4月23日被告朱运青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30000元用于支付水电费，2018年5月21日被告朱运青的儿子朱伟健通过微信代被告朱运青转账45167元，共支出金额为175167元，超过了案涉工人工资和案涉两酒店税款、水电费等费用之和163674.18元（101479元+62195.18元）。结合被告朱运青的儿子朱伟健与黄淑玲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涉及“水电催缴通知”和工人工资表格，且不乏“电费”“水费”“税费”等字眼，可以反映出被告朱运青有处理水电费、税费等费用的事实，且不存在拖欠税款、水费、电费的情况。而原告并未提供证据反驳被告朱运青以上转款不是用于缴纳案涉水电费、税费等费用。综上，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代垫款缴纳税款、水电费等费用的事实，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朱运青、傅伟荣返还所谓的代垫税款、水费款项。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信明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574元，减半收取1787元（原告徐信明已预交），由原告徐信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泽鑫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 赵宇晴书 记 员 梁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