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67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增鑫，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负责人袁超，采购总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君。原审被告：方炎林。原审被告：李询。原审被告：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钟飞鹏。上诉人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泰公司）、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倍泰东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明君，原审被告方炎林、李询、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通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4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李明君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明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借据》系倒签、伪造的，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借款合同》、《借据》签字的时间、地点、公章加盖的时间、地点、本案所涉借款款项来源和流向等本案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即认定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与李明君之间借款合同成立，系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李明君全部诉讼请求。1.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借据》上签字时间、地点不明，公章加盖的时间、地点、何人加盖不明，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借据》系李明君与原审被告方炎林恶意串通倒签、伪造的。李明君在起诉状中称李明君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于2018年3月21日签订《借款合同》。在庭审过程中，李明君代理律师也多次确认，该合同为李明君与原审被告方炎林于2018年3月21日在福田区签订，《借款合同》上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的公章为方炎林在合同签订时当面加盖。李明君于庭后提交了一份视频并据此主张该视频系借款合同签署过程，李明君在庭后质证过程中仍坚称该视频拍摄时间为2018年3月21日，案涉《借款合同》签署时间亦为2018年3月21日。但是，2018年3月21日方炎林在俄罗斯参加商务活动，不可能出现在深圳市福田区并与李明君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李明君提交的录像光盘中的视频为复制件，质证时，李明君并未提供该视频原件予以核对，该视频依法不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视频中在方炎林签名之时，《借款合同》、《借据》签订日期、手写部分以及李明君签字处均为空白，无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盖章，视频显示的文件与李明君提交的《借款合同》及《借据》不是同一份。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经核查，李明君提交的录像光盘中视频的创建媒体日期为2018年4月3日上午11时13分，即视频中方炎林签名的时间为2018年4月3日。因此，若李明君提交的视频证据未经过剪接、修改且视频中显示的《借款合同》及《借据》与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借据》是同一份，则在方炎林签字之前，李明君已将本案所涉款项转账给方炎林，在转账完成后的7日后，方炎林才在《借款合同》《借据》上签字，且未加盖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的公章，若认定视频中显示的《借款合同》及《借据》即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借据》，则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借据》系方炎林与李明君倒签、伪造的，在李明君向方炎林转账之时，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借据》根本不存在。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借据》极有可能系李明君与方炎林串通签订，意图使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承担本不存在的债务。2.李明君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具有出借能力，更无法证明其资金来源,因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一审法院没有进一步查明款项来源、款项流向等案件重要事实，系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李明君虽为深圳市阳中泰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但是该公司流水与股东个人无关。李明君提交其理财交易明细清单无法显示其银行账户余额及资金往来情况，李明君提交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其具有出借能力，更不能证明其资金来源。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所涉款项的来源、资金流向，系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方炎林在该两份书证上公司印章旁签字属认定事实错误，视频显示方炎林签字时，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并未盖章，公章何时加盖等本案基本事实尚未查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而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借据》的签订时间、签订地点，更未查明本案所涉借款的来源、款项流向等基本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不清，依法应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李明君全部诉讼请求。二、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在一审时已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鉴定申请书，请求一审法院调取方炎林的出入境记录、调取李明君及方炎林的银行流水，请求一审法院对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借据》上公章的真实性等内容进行鉴定，对李明君提交的视频证据的形成时间及真实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未进行调查与鉴定，一审法院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存在伪造的可能性，系认定事实错误。经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对李明君提供的《借款合同》进行多次的核查，并未在公司的合同档案中发现该份《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在本案提起诉讼前也从未见过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据》，更未收到本案所涉借款。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认为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据》上公章可能不真实，存在伪造的可能性，故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请求一审法院对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借据》上公章的真实性等内容进行鉴定。同时因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无法自行调取方炎林的出入境记录以及李明君及方炎林的银行流水，故申请一审法院调取方炎林的出入境记录、李明君及方炎林的银行流水。但是，一审法院未对上述证据进行调取，也未对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借据》上公章的真实性等内容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借款合同》及《借据》以及《视频》存在伪造的可能性，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属于认定案件事实错误，贵院应在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李明君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李明君与方炎林恶意串通倒签、伪造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据》并当庭作虚假陈述，李明君与方炎林意图使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承担不存在的债务，涉嫌虚假诉讼罪，本案应改判驳回李明君全部诉讼请求并依法追究李明君、方炎林的法律责任。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并未收到本案所涉借款，李明君将本案所涉款项交付给方炎林，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无关。李明君于2018年3月26日与2018年3月27日将案涉款项转账给方炎林，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自始至终并未收到本案所涉借款。宜通公司于2018年4月3日公告的2017年年度报告中公开披露方炎林持有的宜通公司的股票被质押（该公告4月2日晚已上传至深交所业务专区系统），视频证据中显示同日方炎林在《借款合同》及《借据》上签字。《视频》证据显示方炎林在签署《借款合同》、《借据》时并未详细审阅相关条款，并且在《借款合同》主要条款如出借人、借款利息、还款方式等重要条款均空白的情况下就直接签署，没有提出任何询问也未提出任何异议，明显不符合常理。虽方炎林、李询为担保人，但方炎林违规质押股票，极有可能丧失还款能力，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合理怀疑李明君与方炎林串通签订借款人为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的《借款合同》、《借据》，让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承担本不存在的债务。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已提出李明君与方炎林恶意串通的初步证据，且李明君庭审陈述以及其提交的证据《借款合同》、《借据》、《视频》之间存在的多处矛盾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对于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本案中李明君的陈述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李明君系与方炎林串通，本案所涉李明君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四、本案《借款合同》、《借据》是倒签、伪造的，李明君要求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承担财产保全担保费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李明君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据》、李明君代理人当庭陈述以及李明君庭后提交的补充证据《视频》四者之间相互矛盾，《视频》中显示的《借款合同》、《借据》与案涉《借款合同》、《借据》不具有同一性，不能相互印证，并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李明君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李明君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李明君的转账行为在前，签署借款合同的视频拍摄在后，且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从未对李明君的出借行为作过任何确认，案涉《借款合同》、《借据》完全是李明君与方炎林为使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承担债务而倒签、伪造的，李明君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方炎林收到李明君的转账后并未将款项支付给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也从未收到李明君直接支付的任何款项，李明君与方炎林之间的银行转账流水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无关。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依照《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保护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的合法权益。李明君答辩意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李明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共同向李明君归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借款利息120万；2、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共同向李明君支付自2018年6月27日起至实际归还上述本金及利息的违约金（暂计至2018年8月22日，以2120万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1.5计算违约金为1812600元）；3、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共同向李明君支付律师费损失5万元、财产保全担保费损失16144元；4、李询、方炎林对本案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所付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本案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律师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等）；5、宜通公司对倍泰公司所付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本案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律师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等）；6、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方炎林、李询、宜通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明君提交借款合同一份，上载明出借人为李明君，借款人为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借款金额2000万元，借款期限3个月，双方约定借款月利率3%，按月付息，先息后本，如借款人逾期还款，违约金每日按照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0.15%计算，合同约定如逾期还款，出借人应赔偿李明君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担保费等），该合同“借款人1”处加盖有倍泰公司的公章，并由倍泰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方炎林于公章旁签字，“借款人2”处加盖有倍泰东莞分公司的公章，并由倍泰东莞分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方炎林于公章旁签字，合同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1日，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出具同一落款时间的《借据》，载明因资金周转需要，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向李明君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间为2018年3月22日至同年6月21日，指定借款交付银行账户为方炎林名下招商银行账号62********年3月26日及27日，李明君向前述《借据》载明之借款交付账户转账交付850万及1150万元。另查，李明君提交保证合同一份，保证人为方炎林、李询，该保证合同载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为本案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1”、“保证人2”处分别有方炎林、李询之签名及加按指印，合同落款时间2018年3月21日，载明签订地为“深圳福田区”。李明君于庭后向本院提交视频一份，李明君根据该视频主张该视频系借款合同签署过程，系由方炎林在李明君工作人员陪同下进行前述借款合同、借据及保证合同，视频中包括以下内容：“李明君工作人员：这个是。开始没？两个公司借2000万，三个月，两个都是法人。方炎林：这里是吧。（方炎林签名）李明君委托人员：这个是2000万的借据，就深圳倍泰跟那个深圳倍泰东莞分公司共同借款借2000万，款是付给方总您个人的农行卡，2000万。（方炎林点头）李明君委托人员：法定代表人这里。（方炎林签名）李明君委托人员：您还有个个人担保，也是为这两个公司2000万元借款的担保。（方炎林点头，随后进行签名）李明君委托人员：您按个手印。（方炎林加盖指印）李明君委托人员：好，谢谢方总。（随后镜头拍摄到方炎林签署及加盖指印的借款合同及借据）”倍泰公司对该视频不予认可，其提交照片若干，主张李明君称视频拍摄及借款合同签署时间为2018年3月21日，但方炎林于该时间正在俄罗斯参与商务活动，不可能于该时间签署合同，且本案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3月21日，借据签订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借据利息起算日期为2018年3月22日，借款交付日期为2018年3月26日及27日，故方炎林在还未收到借款就开始计算借款期限不符合常理，借据所体现的内容与转账的事实情况相互矛盾，且该视频属性显示视频拍摄时间为2018年4月13日上午，倍泰公司据此主张借据、借款合同等均系李明君伪造，李明君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视频拍摄时间，李明君提交代理词主张视频属性显示的时间2018年4月13日系视频制作时间而非视频拍摄时间。复查，方炎林、李询系夫妻关系，方炎林因涉嫌合同诈骗罪，现被关押于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目前正对方炎林该刑事案件进行审理，李询仍然在逃。本案借款发生时，方炎林系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4月17日，宜通公司成为倍泰公司的唯一股东（持股100%），李明君主张宜通公司与倍泰公司资金混同。宜通公司提交倍泰公司商事主体信息及宜通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主张其已实缴倍泰公司注册资本且宜通公司独立经营，财务独立核算，独立于倍泰公司财产，故其不应对倍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本案纠纷是在宜通公司成为倍泰公司的股东之后所发生的，故双方在股权变更的时候并未对本案债权的偿还作出过约定。倍泰公司亦提交其2017年度审计报告，主张其与宜通公司财产各自独立。又查，李明君提交深圳市阳中泰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其系该公司大股东且任法定代表人，李明君提交其个人银行交易记录显示，其名下银行账户日常有数百万元理财产品的买卖，账户余额为数千万元。倍泰公司及倍泰东莞分公司确认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上述证明并不能证明李明君的资金来源以及是否有足够的出借能力。再查，李明君提交其与案外人深圳市汇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出具保函协议书》及该公司出具的发票，协议书载明该案外人就本案财产保全出具保函，李明君支付16144元保费，发票金额与此符合。李明君提交其与案外人北京市百瑞（深圳）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李明君委托该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李明君提交律师费发票，主张其已预付律师费5万元。倍泰公司及倍泰东莞分公司则主张上述费用应由李明君自行负担。李明君庭后提交案外人深圳市亚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该律师事务所汇款10万元的银行凭证，主张该款项系代李明君支付的本案律师费，倍泰公司及倍泰东莞分公司对李明君该主张不予确认，认为未有该案外人的确认。庭审中，李明君主张借款发生后，倍泰公司及倍泰东莞分公司未偿还借款本金，也未支付借款利息。一一审法院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本案争议焦点之一系李明君与倍泰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成立。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作为公司法人，在合同上加盖公章且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属其做出确认合同内容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李明君提交加盖有倍泰公司及倍泰东莞分公司公章的借款合同与借据，时任该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方炎林于该两份书证上公司印章旁签字，李明君提交的方炎林签署前述书证的录像光盘足以证明前述文件上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的公章及合同上的签字均由方炎林自主完成，形式上足以使李明君产生本案借款合同系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确信，则李明君主张其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公司的借款合同成立，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予以确认。至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主张本案借款合同落款时间存伪，且指定收款账户为方炎林个人账户，故本案借款合同系李明君与方炎林恶意串通，损害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利益。法院认为，该时间是否与实际合同签订时间一致不能当然推断本案借款合同系李明君与方炎林恶意串通所伪造，鉴于方炎林及其妻子即李询作为自然人为本案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行为与伪造本案借款合同、恶意串通非法谋取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财产相矛盾，在没有进一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仅以合同签署时间与落款时间不符为由主张合同系倒签、伪造，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依法不予采信。至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主张未收到本案借款，方炎林在本案借款合同及借据上盖章及签字系职务行为，李明君依合同约定交付款项即已履行本案合同义务，方炎林未有将款项实际交付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并非免除合同义务的法定事由，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该辩称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采信。至于本案利息及违约金，现李明君已向借据载明的收款账户交付借款，本案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生效，其主张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偿还借款并依约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因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本案借款合同约定之利息与违约金之和超过法定最高标准，故本案利息应按照月利率2%，以850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3月26日起计息，以1150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3月27日起计息，均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对于李明君过高部分的主张，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本案担保费损失，李明君提交之《出具保函协议书》及发票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其因本案纠纷发生担保费损失16144元，其主张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赔偿该损失，符合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至于律师费损失，其虽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但未提交律师费发票，所提交的案外人向律师事务所的汇款凭证未有案外人及该律师事务所确认该笔款项确因本案发生，故李明君所提交的证据未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该损失确有发生，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方炎林、李询系本案借款合同保证人，其应对本案确定的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之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义务，李明君该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至于李明君主张宜通公司与倍泰公司财产混同，宜通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系独立核算的经济主体，李明君主张宜通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一、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明君偿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利息应以850万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自2018年3月26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以1150万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自2018年3月27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明君担保费用16144元；三、李询、方炎林应对判决确定的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李明君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7194元（李明君已预交），由李明君负担7238元，由倍泰东莞分公司、倍泰公司、李询、方炎林共同负担149956元。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李明君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成立。首先，李明君提交了借款人为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的《借款合同》、《借据》，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均在上述涉案《借款合同》、《借据》末页的借款人处加盖了公章，时任该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方炎林在末页的法定代表人处签名。李明君提交的录像光盘显示，涉案《借款合同》、《借据》的签名盖章均由方炎林自主完成。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未对上述签名及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主张涉案《借款合同》存在倒签、伪造的情形，且指定收款账户为方炎林个人账户，方炎林未将上述借款给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李明君与方炎林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利益的行为。本院认为，李明君提供了《借款合同》、《借据》、《保证合同》、录像光盘、转账记录等证明其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依约履行了出借义务，方炎林及其妻子李询为涉案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李明君提交了深圳市阳中泰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及个人银行交易记录，以证明李明君系深圳市阳中泰科技有限公司大股东且任法定代表人，其名下银行账户日常有数百万元理财往来账目，账户余额有数千万元，具有出借能力。李明君提供的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相互印证，能证明其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依约履行了出借义务。方炎林及其妻子李询亦为涉案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因此，在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李明君与方炎林之间存在伪造借款合同、恶意串通的行为，亦未能举证证明方炎林作为时任的法定代表人与李明君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超越其职责权限且李明君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下，《借款合同》签署时间是否存在倒签的情形，并不足以否定李明君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亦不足以当然推断李明君与方炎林存在伪造借款合同、恶意串通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方炎林作为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时任的法定代表人，以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的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承担。故原审判决认定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与李明君存在借贷关系，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应依约向李明君偿还相应的本金及利息，方炎林与李询对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的上述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主张方炎林未将涉案借款实际交付给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本案担保费损失问题，李明君提交了《出具保函协议书》及发票证明其因本案纠纷发生担保费损失16144元，原审判决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承担该担保费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倍泰公司、倍泰东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299912元，由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承担149956元（已预交），由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承担149956元（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冼 朝 暾审判员 张 永 彬审判员 徐 玉 婵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孙巍（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