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03民初3316号原告：蔡馨逸，女，198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田，重庆德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朝天骏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3395150463。法定代表人：范文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长美，女，该公司员工。第三人：重庆光控兴渝置业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27F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084680241Y。法定代表人：范文霞，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春娅，女，该公司员工。原告蔡馨逸与被告重庆朝天骏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天公司）、第三人重庆光控兴渝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控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蔡馨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田，被告朝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长美，第三人光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春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蔡馨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3月13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的招商佣金105743.32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27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7年2月27日至2020年2月26日，职务为招商专员。2018年2月7日，原告的岗位调整为招商经理，基本工资从每月4000元调整为每月8000元，主要负责商场门面出租招商工作。2018年2月24日，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约定将2017年2月27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2019年8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从2019年8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2019年10月6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当日终止劳动关系，第三人支付原告41736元补偿金。原告认为，虽与第三人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41736元的补偿金包含了招商佣金在内的款项，但协议约定的招商佣金并未包含本案的诉求，因为2019年8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意味着原告非本人原因劳动关系从被告转到第三人，根据《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四》第五条规定，第三人应支付原告在被告处以及第三人处总共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金，但其他劳动合同法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当由被告与第三人分别承担，而且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的41736元补偿正好是原告从2017年2月27日至2019年10月16日4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原告剩余未提的招商佣金提成都有105743.32元，这些佣金提成都是在2019年8月1日前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期间产生的。原告先后分别与被告和第三人存在两段劳动关系，被告也不属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不能约束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因此《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并未解决2019年8月1日之前原告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期间的招商佣金，最多只能认为解决了2019年8月1日之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劳动关系所产生的佣金提成。否则《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的补偿金41736元远远低于原告应得的经济补偿金41736元加上应得佣金提成105743.21元之和147479.21元，这对于原告来说显失公平，根据《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应当撤销。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处理。被告朝天公司辩称，1、原告离职时，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经结清，不存在任何未付款项，包括招商佣金。原告劳动关系在从第三人转移至被告，再从被告转移至第三人时，均是对所有劳动合同权利义务的全部转让，即由劳动关系承接单位继续按照原劳动合同内容履行用人单位相关义务，包括工资、奖励的发放，故在原告劳动关系于2019年8月1日从被告转移至第三人时，由第三人承接了所有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被告不再对原告负有任何义务。2019年10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时，已经就原告自2017年2月27日起至劳动合同解除之日止的所有工资、招商佣金、经济补偿等达成了一致补偿意见，并签署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故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均已结清，被告及第三人不欠付原告任何款项。2、在原告工作期间被告已经按照招商奖励方案足额支付应得佣金，原告提供的数据系因计算基数和计算范围错误，导致计算结果错误。根据被告原有招商奖励方案，即2017年版招商佣金方案，招商经理、招商专员级佣金金额计算公式为：佣金金额=月平均实收租金×30%×发放比例100%。同时，对于退租商铺不计提佣金。按该佣金方案计算，原告应得佣金为152940.99元，实际被告已经支付原告佣金193791.18元，已经远远超过应发数额。之所以原告认为其佣金仍未发放完毕，是因为原告的计算基数错误。由于当时众多商户经营困难，经综合考虑，被告同意给予商场全体商户在原有租期基础上免费延长六个月租期的政策支持，即商户按合同交1年租金可以享受1.5年租赁期。因此，被告年实收月平均租金发生了变化，即实收月租金变更为：年租金收入÷18个月，则原告应得佣金计算方式为：合同月租金×12÷18×30%×100%=合同月租金÷1.5×30%=合同月租金×20%。而原告仍然以“年租金收入÷12个月”作为计算基数计算佣金，显然是错误的。同时，按照2017年9月版招商佣金方案规定，退铺不予计提佣金。因为退铺本质上导致被告没有租金收入，当然也不应当向员工支付佣金，但原告仍然将退铺佣金计算在内，故而存在差异。3、在实际发放过程中，被告对之前的奖励方案进行了提升优化，使得原告实际所得佣金远远高于按原方案计算所得。2018年12月，公司为激励员工，对招商奖励制度进行优化。根据优化后的招商奖励方案，招商人员佣金金额计算公司为：佣金金额=合同月租金×70%×个人提成比例36%=合同月租金×25.2%。以该优化后的计算佣金显然比优化前的方案高出26%，而被告也按照优化后的方案向原告发放了佣金，实则大大提高了原告的实得收入。4、被告执行的招商奖励方案是在给予原告基本工资8000元之外的特别奖励，系奖金制度范畴，属于被告自主经营权范围。被告有权根据实际经营状况作出调整，何况被告在作出调整时不但没有降低原告的奖励标准，反而有大幅提升，并同时在制度之外额外向原告发放了年终奖，故原告没有理由再就佣金等问题提出异议。5、原告与第三人签署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并不违反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无权申请撤销。原告与第三人是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在签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时并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有效。因此，原告在错误的计算方式之下所计算出来的佣金数额不符合客观实际，被告不存在欠发佣金的情况，且原告已经与第三人结清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原告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光控公司述称，光控公司的意见与朝天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2月27日，光控公司（合同中称甲方）与蔡馨逸（合同中称乙方）签订期限至2020年2月26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约定：乙方在光控公司从事招商专员工作，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甲方每月10日前以法定货币足额支付乙方上月工资，遇节假日顺延或提前。甲方执行计时工资制度，乙方工资的具体办法按甲方薪酬体系执行（包含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交通费、通讯费等），乙方的工资随甲方的经济效益有所浮动。甲方根据实际经营状况、规章制度以及乙方的工作年限、奖惩记录、岗位变化等，调整乙方的工资水平，但不可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甲方有权根据乙方工作岗位的变更和依法制定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调整乙方的工资待遇。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2月24日，光控公司（协议中称甲方）、蔡馨逸（协议中称乙方）与朝天公司（协议中称丙方）签订《劳动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约定：乙方原与甲方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在劳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丙方；劳动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之日起，由丙方承担劳动合同中的包括但不限于用人单位责任；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乙方工作岗位，由招商专员变更为招商经理，其他劳动合同条款不做任何变更；劳动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后，丙方负责办理乙方的用工与社会保险缴纳、代发工资等相关手续；甲乙丙三方认可此协议所涉及的劳动合同中用工主体调整以及其他权利义务转让，乙方在甲方工作的年限与乙方到丙方工作后的年限连续计算；本协议经三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2019年8月1日，光控公司（合同中称甲方）与蔡馨逸（合同中称乙方）签订期限至2022年8月31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约定蔡馨逸在光控公司从事渠道经理工作。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9年10月16日，光控公司（协议中称甲方）与蔡馨逸（协议中称乙方）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乙方于2017年2月27日加入公司，现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16日；二、乙方应按甲方的规定办理离职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将本人的工作移交给甲方指定人员，归还甲方的财、物，办理与离职相关的其他手续等）；三、甲方将支付乙方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和福利费至2019年10月16日，甲方将于2019年11月10日支付乙方该笔费用；四、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支付乙方补偿金41736元，乙方按甲方规定办理完交接离职手续后，甲方将于2019年11月10日支付乙方该笔费用，上述补偿金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各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支付给乙方的经济补偿、招商佣金、赔偿金、奖金、年休假工资等全部款项；……八、本协议作为乙方与甲方劳动关系、工资奖金、保险福利、招商佣金、加班、年休假、费用报销及经济补偿等相关问题的最终结果，自本协议签字完毕，即表示对该结果的认可。除本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外，就劳动关系、工资奖金、保险福利、招商佣金、加班、年休假及经济补偿等劳动关系相关问题，甲方不再向乙方承担其他义务，乙方也不再向甲方主张任何权益；……十、乙方充分了解劳动法下其各项权利义务，理解并接受本协议各项约定，对此不持异议。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9年12月20日，蔡馨逸以朝天公司为被申请人、以光控公司为第三人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其支付招商佣金提成105743.32元。2019年12月30日，该委以本案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情形，出具了编号为2019-1964号《证明》，蔡馨逸乃以本案请求诉至法院，要求处理。对以上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朝天公司与光控公司为关联公司。光控公司在庭审中陈述：2019年8月1日蔡馨逸与光控公司再次签订劳动合同时，光控公司概括性承接了朝天公司关于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对各方争议的朝天公司是否应向蔡馨逸支付2017年3月13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招商佣金105743.32元事实，蔡馨逸举示了下列证据：1、《招商佣金明细表》（蔡馨逸自行制作）；2、大融汇商铺租赁合同审批表（从朝天公司内网系统下载，均系打印件）；3、微信聊天截屏（聊天对象李忆馨）；4、《招商佣金方案》（光控公司）；5、蔡馨逸佣金统计明细（打印件）；6、微信聊天截屏（聊天对象陈斌）；7、陈斌制作的蔡馨逸佣金提成明细；8、微信聊天截屏（聊天对象吕昆矫）及佣金提成两份。上述证据拟证明：1、蔡馨逸在2017年3月13日至2018年6月28日销售的商铺首月租金总额为974000.8元，总佣金按30%计算为292200.24元，尚欠105743.32元；2、朝天公司综合部销售管理专员李忆馨代表朝天公司和光控公司向蔡馨逸发送佣金方案和佣金提成明细。佣金方案第四条D记录佣金提成比例是按照首年月租金30%计算，佣金提成明细表记录蔡馨逸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完成的首月租金总额，与蔡馨逸制作的基本一致，能够相互印证；3、朝天公司财务经理陈斌代表朝天公司和光控公司向蔡馨逸发送佣金提成明细，该明细表记录的蔡馨逸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期间完成的首月租金总额与蔡馨逸自行制作的一致；4、蔡馨逸之前的佣金计算方法是按照首月租金乘以30%。朝天公司质证认为：对证3、4、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光控公司质证认为，对证1、2、3不清楚，对证7、8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4的真实性认可。朝天公司举示了下列证据：1、《招商佣金方案》；2、《商铺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3、《关于招商激励相关事项的请示》；4、蔡馨逸佣金明细表；5、何振源等人的佣金明细表。拟证明：1、蔡馨逸的招商佣金提成计算公式为：首年月平均实收租金×提成比例30%×发放比例100%，退租的商铺，不计提佣金；2、蔡馨逸签约的商铺均变更为“支付一年租金，享受1.5年租期”，即商户实付租金相当于在原有租赁合同租金标准基础上下浮了30%，因租户实付租金标准下降，则实收月平均租金收入随之下降，即并非合同约定的原月租金标准，而是合同约定的月租金标准除以1.5后的金额，故蔡馨逸提供的佣金明细表的月租金金额错误；3、在被告月平均租金减少后，为激励员工，重新优化了员工佣金提取比例，优化后的计算公式为：佣金金额=合同月租金×70%×个人提成比例36%。蔡馨逸在优化后的佣金明细表上签署意见表明其认可优化后的佣金方案；4、优化后的佣金方案比旧方案的金额高26%。且已足额发放。蔡馨逸质证认为，对证1的真实性认可，对证4上蔡馨逸签字的笔迹认可，对其内容不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光控公司质证认为，对朝天公司举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明目的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蔡馨逸举示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3、4、6，因符合证据形式且被告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余证据，本院将结合全案进行综合评定。对朝天公司举示的证1，因符合证据行为且原告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余证据，本院将结合全案进行综合评定。《招商佣金方案》第3条规定：招商佣金的计算方式为招商经理、招商专员提成金额=（个人实际完成的每笔合同招商面积×首年实收月平均租金）×个人提成比例×发放比例。本院认为，针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3月13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的招商佣金105743.32元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佣金应以2017年3月13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销售的商铺首月租金总额的30%确定。而根据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的招商佣金方案的约定，原告的佣金计算方式为（个人实际完成的每笔合同招商面积×首年实收月平均租金）×个人提成比例×发放比例，原告主张佣金的计算方式不符合上述约定，原告亦不能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其主张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且2019年10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载明：原告于2017年2月27日加入第三人公司，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截止日为2019年10月16日，由此可见，该协议约束的期间为2017年2月27日至2019年10月16日。在该协议中双方约定第三人支付原告补偿金41736元，该补偿金包括招商佣金在内的第三人在各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支付给原告的全部款项，双方签字后即表示对本协议结果的认可，第三人不再向原告承担本协议外的其他义务，原告也不再向第三人主张任何权益。因此可以认定第三人履行完该协议义务后，原告不能再主张2017年2月27日至2019年10月16日期间包括招商佣金在内的任何权益。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陈述在2019年8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再次签订劳动合同时，第三人概括性承接了被告关于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中载明原告的入职时间为原告首次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即2017年2月27日，而并不是2019年8月1日，结合被告与第三人系关联企业且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均建立过劳动关系的事实，第三人的陈述具有高度可信性，本院予以采信。故原告在第三人已履行完毕与其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后又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支付其2017年3月13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的招商佣金105743.32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称《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显失公平应当撤销，因原告在本案中提起的并非撤销之诉，本案对此不作处理。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和《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馨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蔡馨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林 敏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彭小强书 记 员  韩元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