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1民终142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洁，女，194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静，北京市华泰（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罗一秀，北京市华泰（南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姗，女，198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媚，北京市华泰（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罗一秀，北京市华泰（南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育英，女，193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庆军，男，1969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强，男，1966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洁，女，196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上诉人冯洁、陈姗因与被上诉人陈育英、杨庆军、何强、卢洁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7）桂0103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冯洁、陈姗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四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无效；二、请求依法注销南宁市青秀区抵押登记手续；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在二审庭审中将第二项上诉请求变更为：请求四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办理注销南宁市青秀区抵押登记手续。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第一、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及漏查的情形。一审对杨庆军支付给卢洁的转账款项中遗漏2016年12月30日支付的6000元款项，同时案外人梁小娟于2017年5月27日向卢洁账户转账为13000元，而非3000元，梁小娟向卢洁账户共计转入42000元，而非32000元。第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从一审法院调取的杨庆军名下账号为62×××52的建设银行账户和60×××97的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明细可以得知，被上诉人杨庆军在收到何强、卢洁转账后随即转出95200元，其中42000元通过案外人梁小娟直接流回到卢洁账户，有部分通过杨庆军的账户回流到何强的账户，最主要的是其中有80万元的巨款转入证券账户88×××14转入094之后去向何处不明。这与杨庆军、陈育英所称借款用于支付陈育英养老院的支出、清偿货款等不相符。一审法院虽然认定被上诉人杨庆军、陈育英以涉案房屋作为抵押物进行抵押借款存在明显的恶意，但却没有从借款合同和借款行为本身发现与事实和常理不相符的恶意串通情形。从四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间的合理性、订立合同内容的合理性、放贷行为的合理性可以印证四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1、从《借款合同》签订时间来看，借款发生在上诉人起诉之后几日，借款时间和抵押时间目的是为了阻却上诉人物权期待权实现的险恶目的。被上诉人陈育英于2016年1月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证后拒绝配合上诉人办理过户手续，陈育英在办理产权登记时增加杨庆军作为共有权人，并与杨庆军在取得房屋产权证后以涉案房屋为抵押向何强、卢洁借款，以此阻却涉案房屋的产权过户，二人具有明显恶意。上诉人于2016年6月13日因涉案房屋的纠纷起诉至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陈育英、杨庆军随即于2016年6月29日与何强、卢洁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在未核实抵押物是否存在瑕疵和他人权利障碍的情况下，当天借款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故从四位被上诉人《借款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节点来看，存在故意设置他人权利障碍阻却上诉人的物权期待权实现的目的。2、从《借款合同》的内容来看，借款用于被上诉人杨庆军文艺店铺面经营所需，然而根据一审庭审调查和银行流水来看，陈育英、杨庆军并没有经营文艺店，借款用途虚假不真实；3、从放贷的合理性来看，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的情形。何强、卢洁没有对抵押物进行现场核实，没有对杨庆军、陈育英的还款能力进行调查，即向陈育英、杨庆军两位岁数已高无固定收入来源的借款人出借100万元款项不符合常理。并且两人不核实抵押物是否存在瑕疵的情况下，轻易放贷亦不符合常理。4、被上诉人何强、卢洁是通过案外人梁小娟介绍认识，提供所谓“借款”。何强、卢洁作为借款人知道需要对抵押物进行核实，他们也让中介梁小娟核实，上诉人一家从2014年开始就一直在涉案房屋居住，从未搬离。被上诉人何强、卢洁明知涉案房屋是他人居住使用，仍然未加以核实就轻易放贷不符合常理，因此可根据法律规定的高度盖然性来判断四人存在恶意串通的目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应当保护上诉人作为无过错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上诉人对涉案房屋在一审法院查封之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且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并支付全部价款，非因上诉人的自身原因导致涉案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上诉人作为无过错买受人，对涉案房屋有绝对的有权占有，这种有权占有可以对抗出卖人，也可以对抗在后的恶意登记人。上诉人与陈育英就涉案房屋签订《协议书》之时，不存在合同效力瑕疵，也不存在忽略他人权利障碍和政策限制不能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一审法院没有从无过错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角度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被上诉人何强、卢洁存在多笔放贷，应当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并且何强、卢洁尚欠有银行贷款未还，即借款给陈育英、杨庆军，存在套取信贷资金，其与陈育英、杨庆军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属于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关于金融管理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杨庆军答辩称，陈育英与陈姗、冯洁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是无效的，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借款）合同》是有效的，杨庆军因急需资金做生意向何强借款，当时因为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后，杨庆军就拿该房子去抵押向何强借款，杨庆军与何强是朋友，是朋友之间的借款，上诉人所说的何强是职业放贷人不是事实。 被上诉人何强、卢洁答辩称，何强、卢洁与杨庆军、陈育英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依法应受国家法律保护。杨庆军、陈育英向何强、卢洁借款100万元，并提供两人所有的座落于南宁市青秀区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签订《借款合同》及《抵押（借款）合同》，内容合法，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和第三人合法利益，依法应当认定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称杨庆军在收到何强、卢洁的转账100万元后随即转出952000元，其中42000元通过梁小娟转回给卢洁，80万元由杨庆军转入证券账户，之后不知去向，并从借款时间、借款内容、借款合理性以及从借款合同和借款行为事实认定何强、卢洁与陈育英、杨庆军之间存恶意串通情形，是凭空想像，主观臆断，无任何证据证明。何强、卢洁借款给陈育英、杨庆军不构成恶意串通。何强、卢洁借款给陈育英、杨庆军之前并不知道陈育英与冯洁、陈姗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况且何强、卢洁借款给陈育英、杨庆军使用，为了保证借款能及时归还，也出于对借款安全性和保护性出发，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物作担保，杨庆军、陈育英自愿提供自己所有的房屋作为借款抵押担保，是理所当然，人之常情，并且何强、卢洁亦到有关部门调查核实，房屋权属清楚，不存在争议，因此，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并到房管部门办理房屋抵押登记，依法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上诉人起诉要求确认何强、卢洁与陈育英、杨庆军《借款合同》及《抵押（借款）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的五种情形，才能认定合同无效，否则不能确认合同无效。本案中，何强、卢洁与陈育英、杨庆军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借款）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的五种情形，应当依法认定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四、房屋管理部门依据何强、卢洁与陈育英、杨庆军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办理涉案房屋抵押担保登记，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民事审判方面，法院无权撤销。上诉人要求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抵押担保登记行为，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该诉讼请求；五、上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确认合同无效的主体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上诉人不是《借款合同》及《抵押（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无权主张该合同无效，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六、何强与杨庆军是朋友，用自有资金借款给杨庆军及其他朋友、同事，并不是职业放贷人。并且何强未归还银行贷款是贷款买房，不存在套取银行信用贷款资金放贷。 被上诉人陈育英未陈述意见。 冯洁、陈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无效；二、判令陈育英、杨庆军、何强、卢洁前往南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办理南宁市青秀区房的抵押登记注销手续；三、本案诉讼费用由陈育英、杨庆军、何强、卢洁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9月8日，陈育英向冯洁、陈姗出具了一份《转让书》，确认其自愿将其享有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电信公司（以下简称：区电信公司）凤岭小区的集资建房指标转让给冯洁、陈姗。次年8月，陈育英与区电信公司签订《认购协议》，约定区电信公司以市场运作方式建设的住房位于南宁市青秀区北面，陈育英认购房号为9栋4单元94051号房，建筑面积为180平方米（最终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预计总房价为357804.22元，地下车位号为**，预计车位总价为86900元，以上价款合计444704.22元。2008年10月10日，陈姗、冯洁（乙方）与陈育英（甲方）正式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自愿将区电信公司凤岭小区市场运作集资建房180平方米住宅一套转让给乙方筹集全部资金参加建房，乙方支付20000元给甲方作为集资建房指标补偿金；甲方应将有关集资建房的信息及缴交建房款时间尽快通知乙方，乙方及时将建房资金交给甲方，由甲方代为缴交房款事宜；甲方要协助乙方办理房屋证件过户手续。杨庆军与案外人冯某、杨某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同年12月21日，陈育英向冯洁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冯洁交来凤岭小区集资建房指标补偿金20000元。 冯洁、陈姗因购买上述房屋和车位陆续向陈育英支付了建房款、契税、公共维修资金、办证费等费用合计494,645.5元，陈育英收款后陆续向区电信公司交纳了相应款项。2010年，上述房屋建成交付使用。2014年，冯洁、陈姗搬入上述房屋居住至今。2014年12月31日，区电信公司向陈育英出具两份《收款收据》，确认94051号房的总房款为381,229.6元、车位总款为86,900元，合计468,129.6元。 2016年1月27日，上述房屋办理登记至陈育英、杨庆军名下，产权登记证号为邕房权证字第××号、02××53号，房屋坐落于青秀区（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建筑面积为186.74平方米。之后，因陈育英未协助冯洁、陈姗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冯洁、陈姗遂以陈育英违约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陈育英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13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6）桂01×××××民初5376号。在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冯洁、陈姗的申请追加了杨庆军作为该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杨庆军于2016年9月26日签收一审法院送达的应诉材料。 2016年6月29日，陈育英、杨庆军（借款人、乙方）与何强（出借人一、甲方）、卢洁（出借人二、甲方）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编号：ＪＫＨＴ-20160629），合同主要内容有：一、乙方向甲方借款100万元，乙方承诺借款用途均用于合法用途（文艺店铺经营）；二、借款期限为六个月，自甲方交付借款之日起算，交付日为甲方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户名：杨庆军，开户行：建行，账号：62×××52）汇出款项之日；三、借款月利率为2%，逾期利率为借款利率加收50%；四、借款期限内，利息按月支付，即乙方应自甲方交付借款之日起每届满一个月前向甲方（出借人一）指定账户（户名：何强，开户行：建行，账号：62×××00）甲方（出借人二）指定账户（户名：卢洁，开户行：工行，账号：62×××83）支付一次利息；乙方应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向甲方上述指定账户一次性偿还本金，有关利息的税费均由乙方承担；五、借款到期后，如乙方逾期归还本息，则乙方除应继续归还外，还须按照逾期偿还本息总额每日2‰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仍应予以赔偿；六、借款期限经过二分之一，乙方可以申请提前偿还借款，但必须经过甲方同意并按一个月利息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七、为确保本合同的履行，如乙方（或第三方）提供以其有权处分财产作为担保的，可由各方另行签订相关担保合同。当日，各方还签订一份《借款抵押合同》（合同编号：ＪＫＤＹＨＴ-2016555），约定乙方自愿以其所有的涉案房屋即南宁市青秀区（产权证号为：邕房权证字第××号、02××53号，抵押值为100万元）为上述借款向甲方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期限自《借款合同》约定之借款到期（含展期）之次日起四年止，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等。 上述合同签订当日，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共同向南宁市房产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抵押权登记手续。为此，各方另行签订了一份《抵押（借款）合同》进行备案。何强、卢洁于2016年7月7日分别取得涉案房屋的他项权证书，证号分别为邕房他证字第5822**、582232号，债权数额分别为100万元。 2016年6月30日，何强通过其账号为62×××00的银行账户、卢洁通过其账号为62×××89的银行账户分别向杨庆军名下的账号为62×××52的银行账户转账60万元、40万元，合计100万元。 2017年2月10日，冯洁、陈姗以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恶意串通在涉案房屋上设立抵押权阻碍《协议书》履行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无效。 另查明：经冯洁、陈姗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1、杨庆军名下账号为62×××52的建设银行账户自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7月20日期间的交易流水明细；2、杨庆军名下账号为62×××97的交通银行账户自2016年6月30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的交易流水明细；3、陈育英名下账号为21×××11的工商银行账户自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7月20日期间的交易流水明细；4、陈育英名下账号为60×××71、60×××70的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自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7月20日期间的交易流水明细；5、何强名下账号为62×××00的建设银行账户自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7月20日期间的交易流水明细；6、卢洁名下账号为62×××85的工商银行账户自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7月20日期间的交易流水明细；7、卢洁名下账号为62×××89的浦东银行账户自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的交易流水明细。 上述证据显示：1、杨庆军收到何强、卢洁所转款项当日，分别将60万元、20万元，合计80万元转入其证券账户。2、杨庆军于2016年6月30日、7月30日、8月31日各向何强转账12,000元，于2016年10月31日向何强转账12,000元、500元，于2016年12月6日、12月7日分别向何强转账12,000元、600元，于2016年12月29日向何强转账24万元，于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20日、2月28日各向何强转账9,000元。3、杨庆军于2016年7月30日、8月30日、9月30日各向卢洁转账8,000元，于2016年10月31日向卢洁转账6,000元，于2016年12月5日向卢洁转账8,000元，于2016年12月29日向卢洁转账16万元，于2017年1月20日、2月28日各向卢洁转账6,000元。4、杨庆军于2016年6月30日当天向案外人梁小娟（借款中介）转账三次共7万元。5、案外人梁小娟于2016年6月30日向卢洁转账8,000元，于2016年7月26日、9月28日、11月30日、12月31日、2017年1月24日、3月1日、3月26日、5月27日各向卢洁转账3,000元，转款合计3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冯洁、陈姗是否属于适格原告的问题。冯洁、陈姗与陈育英签订的《协议书》实质上是购房资格转让合同，即陈育英将其享有的市场运作房购房资格转让给冯洁、陈姗，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无市场运作房购房指标转让应认定为无效的明确规定，且冯洁、陈姗已根据协议约定向陈育英支付了指标补偿金2万元，并向陈育英支付全部建房款，并已搬至涉案房屋居住使用至今，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协议约定内容，因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应属合法有效的合同。根据协议约定，陈育英取得房屋产权证后即应配合冯洁、陈姗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但陈育英在办理产权登记时增加杨庆军作为共有权人，并与杨庆军在取得房屋产权证后以涉案房屋为抵押物向何强、卢洁进行抵押借款，进而影响涉案房屋的产权过户。因此，陈育英、杨庆军和何强、卢洁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借款（抵押）合同》约定的事项确实涉及到冯洁、陈姗的实体权益，故冯洁、陈姗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二、关于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陈育英、杨庆军在购房指标已经转让给冯洁、陈姗，且冯洁、陈姗已履行完合同义务并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情况下，仍然以涉案房屋作为抵押物向何强、卢洁进行抵押借款的行为，明显存在恶意，但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之间的《借款合同》及《借款（抵押）合同》是否无效，关键在于何强、卢洁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其与陈育英、杨庆军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首先，何强、卢洁在签订借款合同次日分别向杨庆军转账60万元、40万元，合计100万元，已实际提供了借款。虽然何强、卢洁提供借款时，二人尚未取得涉案房屋的他项权证书，但房产管理部门此时已经受理双方的抵押登记申请，二人基于此向杨庆军提供借款，并不明显违背生活常理。同时，虽然何强、卢洁在办理抵押登记前未实地查看涉案房屋现状，但何强、卢洁辩称其向房产部门核实涉案房屋的权属情况后，根据生活经验判断该房屋价值已超过借款金额，其陈述并无明显不妥。其次，杨庆军在借款后按照月利率2%每月陆续向何强、卢洁支付借款利息，并在借款期限届满时各向何强偿还借款本金24万元、向卢洁偿还借款金16万元，此后又按照月利率2.5%继续支付借款利息的行为，基本符合借款合同约定的内容。由此可见，杨庆军已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虽然杨庆军收款当日即将大部分款项转入其证券账户，与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不一致，也与其庭审陈述的借款用途不一致，但不能依此认定其与何强、卢洁有恶意串通行为。最后，一审法院经冯洁、陈姗申请调取的四人名下的银行流水明细，也无法显示陈育英、杨庆军在收款后又通过其账户将借款转回何强、卢洁的情形，且冯洁、陈姗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杨庆军向梁小娟所转的7万元与梁小娟陆续向卢洁转账的32,000元有关联关系，也无法证实梁小娟向卢洁转账32,000元是代陈育英、杨庆军退还的借款。综上，冯洁、陈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借款（抵押）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冯洁、陈姗以借款用途不一致、出借人没有现场核实抵押物及未取得抵押权证就出借款项等推定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之间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的意见，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故冯洁、陈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冯洁、陈姗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冯洁、陈姗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冯洁、陈姗负担。 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冯洁、陈姗因与陈育英、杨庆军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于2016年6月1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陈育英、杨庆军继续履行2008年10月10日冯洁、陈姗与陈育英签订的《协议书》，协助冯洁、陈姗将南宁市青秀区月湾路11号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不动产权过户登记至冯洁、陈姗名下；陈育英、杨庆军共同赔偿冯洁、陈姗损失150万元。一审法院作出（2016）桂0109民初5376号民事裁定，以一审法院受理的（2017）桂0103民初1325号冯洁、陈姗与陈育英、杨庆军、何强、卢洁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即本案）的判决结果与该案处理的结果有直接关联，而（2017）桂0103民初1325号一案（即本案）尚未审结，故对于冯洁、陈姗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尚未明确，从而裁定驳回冯洁、陈姗的起诉。 另查明，何强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在南宁市各城区法院共有民间借贷案件5件，总标的200多万元。分别为（2017）桂0103民初15959号、（2017）桂0103民初5564号、（2017）桂0103民初2089号、（2018）桂0107民初5282号、（2019）桂0103民初7911号。上述借款利息为月利息2%至2.5%不等。 本案争议焦点：1、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2、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协助办理注销南宁市青秀区房屋抵押登记手续是否合法有据。 本院认为，关于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经查，何强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在南宁市各城区法院共有民间借贷案件5件，总标的200多万元，且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利息2%至2.5%不等。何强作为自然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符合职业放贷的特征，何强系职业放贷人。因何强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放贷业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未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及条件的规定，本院确认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抵押合同》系《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借款合同》无效，因此，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抵押（借款）合同》亦应无效。虽然冯洁、陈姗起诉时仅要求确认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无效，没有要求确认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无效，但由于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是为了办理房屋抵押登记备案所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与《借款抵押合同》的借款金额、用于抵押的房屋均相同，故本院对于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在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一并确认无效。 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协助办理注销南宁市青秀区房屋抵押登记手续是否合法有据的问题。本院认为，是否注销抵押登记属于房产管理部门的行政事务，不属于民事受理范围，因此，对于上诉人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陈育英、杨庆军与何强、卢洁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借款合同》有效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7）桂0103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被上诉人陈育英、杨庆军与被上诉人何强、卢洁签订的《借款合同》和《借款抵押合同》、《抵押（借款）合同》无效。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陈育英、杨庆军、何强、卢洁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负担与二审相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建燕 审 判 员 黄向洁 审 判 员 李 帮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法官助理 林婷婷 书 记 员 苏珊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