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10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存太，男，195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华，山东长城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一民，女，1956年7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上诉人李存太因与被上诉人刘一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初4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存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华，被上诉人刘一民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存太上诉请求：请求法院撤销(2019)鲁0303民初4477号民事判决;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之子宋海与上诉人之子李振兴系同学关系,宋海找到上诉人帮其介绍工作,费用是宋海交给上诉人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任何事实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与宋海系母子关系为由而认定委托合同的一方包含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二、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提供的一份录音证据未提供原始载体,亦未当庭播放录音，经上诉人质证,被上诉人只是提供录音整理的一段文字性的书面材料,该书面材料只是通话录音中的一部分,不能反映案件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第六十一条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该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被上诉人的诉求已超法律时效。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之子宋海出具收到条的时间发生在2004年和2009年,到起诉之日已过十年之久,早已超过法律时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认收到工作证,证明上诉人已完成介绍工作,后因被上诉人之子宋海不到介绍的工作单位报到而未成行,上诉人未有过错。且上诉人在为宋海办理工作过程中花费大量金钱。上诉人没有占有他以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从上诉人出具的收条可以证明,否则,上诉人不会出具收条。 刘一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一、涉案主体适格。2004年5月26日,上诉人以给被上诉人的孩子安排工作为由,从被上诉人处取走3万元现金,并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款条一张,载明“今有宋海叁万元办事”;2009年4月11日,又以同样理由从被上诉人处取走现金1万元,并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款条一张,载明“安排孩子上机关”。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给儿子宋海安排工作,这符合委托合同的基本特征。首先,根据以上事实与证据,上诉人收到涉案款项后出具的收款条肯定是向支付该款项的委托人出具,而涉案的收款条在被上诉人的手里,这足以证实涉案主体适格。其次,收款条中载明“今有宋海叁万元办事”,而不是上诉人叙述的“收到宋海叁万元”。同时,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被上诉人之夫宋卫国与上诉人的通话记录中,上诉人明确予以表示“只要给你们打了条子,就得承担责任”，且被上诉人与宋海系母子关系,也应当认定委托人应当包含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涉案主体适格。二、自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的涉案款项取走后,被上诉人及其亲属一直向上诉人催要。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两份可以予以证明,被上诉人在2015年、2018年分别向上诉人主张过涉案款项,而上诉人也明确表示会承担责任,只是需要时间。三、上诉人以给被上诉人的儿子安排公务员工作为由,收取被上诉人的钱财,在被上诉人要求其返还涉案款项后,上诉人竟然拿出“中华梅花国际财团证公务员证”等虚假证明来搪塞被上诉人,上诉人妄图拒不返还被上诉人的财产,在被上诉人起诉判决后,在事实上清楚,适用法律明确的情况下,企图逃避法律责任,滥用诉权上诉,浪费司法资源,请法庭严惩，予以罚款。 刘一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用欺诈手段骗取的4万元，并赔偿原告自2009年8月1日开始至2019年4月30日以4万元为基数按年息6%计算的经济损失232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提交2004年5月26日和2009年4月11日被告出具的收条各一份，证明目的为被告收到宋海的母亲（即本案原告）共计4万元。被告质证认为2004年5月26日的收条不能证明被告与原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收条只是个证明，事情已经办完了，2009年工作证已经给了宋海，他一直没有面试报到。2009年4月11日的收条不对，钱已经给了王洪武。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2004年5月26日被告出具收到条一份，内容为“今有宋海三万元办事，只要办好事后，此条归还，特证”。2009年4月11日被告出具证明条一份，载明“李存太用款壹万元整在一个月至三个月内安排孩子上机关，特证”。2、原告提交录音证据两份，证明目的为2015年8月29日宋海的父亲宋卫国要求被告返还涉案4万元，被告同意返还，但说需要时间；2018年1月13日宋海的父亲宋卫国与被告的录音，证明要求被告返还涉案4万元。被告质证认为录音当时牵扯两个孩子搞了一个房产中介，工作证拿回来3万元的收条就应收回，他们每年追要的说法不存在。对以上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2015年8月29日原告的丈夫宋卫国打电话催要涉案4万元，被告在电话中称“只要给你们打了条子，就得承担责任”。2018年1月13日，宋卫国再次给被告打电话催要涉案4万元。3、被告提交2009年6月12日的“按排工作借条”一份，证明目的为涉案款项中的1万元已经交给王洪武，被告没有用一分。原告质证认为该借条不能证明被告想要证明的内容。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系其单方形成，并无他人签字，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均不予确认。4、被告提交李智龙2019年9月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经李存太介绍宋海前来北京工作，单位是中华梅花国际财团，三万元包括报名费、培训费、生活费，2009年元月六日给宋海发放工作证，要求其十五日内前来报到，经李存太多次催促宋海到单位报到，宋海一次都没有来报到，根据单位规定，视为宋海自愿放弃处理。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该证据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因此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另外，庭审中被告称曾将一份工作证交给宋海，原告自认收到该工作证并予提交,该工作证记载职务为“公务员”。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即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案涉款项系委托人预付的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因此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李存太是否应当向原告刘一民返还4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虽然2004年5月26日被告李存太出具的收款条明确载明“今有宋海叁万元办事”的内容，但同时在2015年8月29日原告之夫宋卫国与被告李存太的通话录音中明确载明“只要给你们打了条子，就得承担责任”的内容，另外结合原告刘一民与宋海系母子关系的事实，应认定委托合同的一方包含原告刘一民，刘一民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有权提出相关主张。刘一民与李存太对于通过找关系给宋海找工作均系明知，原告的行为并非系完全受被告欺诈所为，双方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损害了其他人通过正常途径寻求工作机会的公共利益,双方之间缔结的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被告李存太不能提供收款收据等书面证据证明其所收取款项的确切去向，亦不能提供“李智龙”的准确身份信息，其未做到受人之托终人之事，过错程度较大，故对于原告刘一民要求李存太退还4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李存太返还35000元。由于合同无效且双方并未约定款项应当返还的时间，因此对于原告关于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存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一民35000元。二、驳回原告刘一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元，由原告刘一民负担616元，由被告李存太负担764元。 本院二审期间，李存太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存太提交证据一，授权书一份，称该授权书是中华梅花国际财团法人代表李智龙给的，拟证实在2005年第001号中华梅花国际财团，经本财团众元老研究决定特授权李智龙先生全权负责亚洲国际金融段，有权洽谈签办一切正式文本手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本财团将负责全部的经济及法律责任。证据二，给宋海委派书一份。称来源于中华梅花国际财团法人代表李智龙，拟证实给宋海安排了工作。证据三，火车票两张及证明一份，拟证实上诉人于2019年9月1日到北京找李智龙负责安排宋海的工作，证明一份是李智龙出具，证明宋海所交3万元由李智龙收取，与上诉人无关。证据四，证明一份。拟证实宋海将1万元交给王洪武，为其安排工作，该款项并非上诉人收取，与上诉人无关。经刘一民质证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四组证据均不认可。证明不敢保证是本人写的，可能是造假。车票也不能证明去办这个事，可能是去办别的事。另外，国家是否有中华梅花国际财团这个组织，收款条上写的是安排到机关，没说去梅花财团、北京中药研究院。钱是交给的李存太，至于他把钱交给谁其不清楚。这个工作证是假的，说15日前去报到，找谁报到，去什么单位报到，都没说清楚，是拿的假证来推托责任，不想返给被上诉人钱。经本院审查，李存太提交的证据一、二即授权书、委派书两份证据，因李存太未提交“中华梅花国家财团”的营业执照或是其他能够证实“中华梅花国家财团”性质的有效证件予以佐证“中华梅花国家财团”真实存在且具有合法营业资格的情况下，本院就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关于李存太提交的证据三中两份火车票，仅能证实李存太去往北京的事实，但无法证实该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关于李存太提交的证据三中的证明及证据四证明，在一审期间已经提交且已质证，故该两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综上，对上述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采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双方当事人基于为宋海安排工作产生委托关系，双方就案涉款项是否属于债务、应否予以返还产生纠纷，故本案为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二审中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李存太是否应返还刘一民涉案35000元；二、一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情形；三、刘一民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焦点一。首先，对于李存太主张刘一民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李存太在其于2009年4月11日所出具的字条中载明的“安排孩子上机关”，以及李存太与宋卫国的通话中其称“只要给你们打条子，就得承担责任”等内容，再结合刘一民持有李存太所出具的收款条等请托事务的收款凭证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刘一民系请托事务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刘一民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李存太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关于涉案款项应否返还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四万元系用于刘一民之子宋海安排工作的费用，且李存太亦认可案涉款项其已经收到。双方之间关于安排宋海“去机关”工作的请托事项损害了他人通过正常途径寻找工作的机会，即刘一民与李存太之间的就以案涉款项为子女安排工作的请托协议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故李存太与刘一民之间的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双方就无效合同均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结合双方过错程度对于返还款项数额作出的认定符合本案实际，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李存太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系因刘一民一审期间提供的录音证据未当庭播放。经查，一审期间刘一民提供了光盘通话录音及根据通话录音整理的两份书面材料，刘一民提供的录音书面材料与通话录音原始载体的内容相符。一审法院在开庭时就该录音材料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李存太的诉讼权利得到了保障。且李存太对该证据质证时，并未对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李存太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刘一民持有的李存太出具的收款凭证中并未载明具体返还款项的条件及时间。且在之后双方就该款项应否予以返还及返还期限亦未进行约定。故李存太上诉主张诉讼时效以其出具收到条时间进行起算、刘一民在本案中起诉超出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存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5元，由上诉人李存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兴民 审 判 员 李灵福 审 判 员 侯 康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陈 蒙 书 记 员 刘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