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民终5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法定代表人：吴建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运金，广东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敬乾，男，汉族，1988年1月12日出生，住所地：梅州市梅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浩然，广东立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吴建新，男，汉族，1977年12月24日出生，住所地：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运金，广东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敬乾、原审被告吴建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1402民初2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欣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建新（亦是原审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运金，被上诉人吴敬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浩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欣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我公司尚欠被上诉人货款、运费数额74698.82元，严重背离了本案的基本事实，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确有错误。首先，该认定是以原审被告吴建新个人名义参与庭前调解时提出的调解意向作为认定依据的，而此时我公司还未被追加为被告，尚未参与诉讼。一审以原审被告吴建新个人名义参与庭前调解时提出的调解意向作为认定我公司尚欠被上诉人货款、运费数额74698.82元，不仅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同时也违背了一审法院在组织庭前调解时对当事人作出的调解意见不会作为判决依据的承诺。第二，我公司在未被追加为本案被告前，并不了解吴敬乾的立案证据情况。但在为原审被告吴建新出具证明时，就已明确表明了我公司的态度，吴建新在2018年9-10月间两次通过微信转账汇款至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的业务代表张敬欣账户和多次在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单上的签名，均属代表我公司的汇款和确认行为。这就是说吴敬乾出具的《收据》上只要有吴建新的签名，我公司均认可其效力。但我公司被追加为被告时，并收到吴敬乾出具的相关证据材料后，却发现吴敬乾提供的13张《收据》中，有6张合共36069.62元均是由吴敬乾一手制作，并无吴建新或我公司其他业务人员签名确认。对此6张《收据》，吴敬乾在无其他证据证明我公司确有收到这些《收据》载明的相关货物的情况下，我公司当然有权否定其效力。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吴敬乾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一审既已查明本案涉案货物的购买人是欣怡公司，是欣怡公司与吴敬乾已注销的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审被告吴建新个人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那么我公司认为，就应以我欣怡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据材料和答辩主张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一审以不适格被告主体在庭前调解提出的调解意向作为认定我公司尚欠被上诉人货款、运费数额74698.82元的依据，明显就是张冠李戴，偏袒被上诉人的无理诉求。综上可见，一审以不适格的被告参与庭前调解时提出的调解意向作为认定我公司尚欠被上诉人货款、运费数额74698.82元的依据，判决我公司支付该款给被上诉人，显然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以上述认定的货款、运费数额为基数，判决我公司应予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从2019年8月5日起至付清该74698.82元止，按月利率4.35%计算利息给被上诉人，更是缺乏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应属严重违法裁判行为。首先，本案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发生于吴敬乾所属的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存续期间，是我公司与吴敬乾的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这是铁的事实。本案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吴敬乾在注销其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时未履行与我公司的清算义务造成的，责任全在吴敬乾自己。第二，无论是对原审被告吴建新还是针对我公司，吴敬乾自始就没有提出过要求对方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4.35%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对此事实，有吴敬乾的《民事起诉书》和《追加被告申请书》可供证实。此事实说明，一审判决所说的“原告要求欣怡公司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4.35%支付利息”完全是本案主办法官的意愿。第三，退一步讲，就是我公司有欠吴敬乾的货款，如上所述，也不是我公司违约造成的，而是因吴敬乾注销其公司时未依法与我公司清理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造成的，过错在吴敬乾自己。我公司无义务为吴敬乾自己的过错造成的所谓损失承担经济补偿责任。第四，再退一步讲，就算双方之间经清理结算，我公司的确尚欠吴敬乾的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关于“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我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充其量也仅限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利息给被上诉人。一审以“原告要求欣怡公司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4.35%支付利息，标准合理”为由，判决我公司按月利率4.35%计算利息给被上诉人，不仅严重违反了最高院的上述规定精神，同时也侵害了我公司的合法财产权。要知道月利率4.35%换算成年化率就是50%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何时有过如此之高的利息规定!三、一审对我公司依法行使抵销权的主张未予支持也是错误的。首先，我公司有证据证明，吴敬乾所属的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在注销前，有通过其合作伙伴或业务代表张敬欣购买我公司产品和租借我公司场地设备加工其所属公司产品而发生的费用合共53508.37元至今未结付的事实。对此事实，有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由吴敬乾或其合作伙伴张敬欣签名确认的《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销售单》和张敬欣本人、原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员工李爱锋的证言可供证实。张敬欣在其证词说得非常清楚：2018年8至10月间，本人因公司业务需要而经常与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的老板或其业务人员接触，介绍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产品，代表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与欣怡公司的老板洽谈与公司产品加工、原材料或设备采购、租借场地设备加工公司相关产品等业务；我与欣怡公司的老板或业务人员接触，洽谈有关业务，都是以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洽谈协商的；欣怡公司出具的相关产品销售单客户名称中所称的“张老板”是欣怡公司对本人的称谓。销售单“签收人”一栏中如有我本人或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老板吴敬乾的签名，即说明该笔业务已实际发生。所需费用由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负责支付，具体支付由吴敬乾老板负责处理。与此同时，吴敬乾的员工李爱锋也在证词中证实：其是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吴敬乾老板聘用的，承担公司相关产品加工业务的师傅，其“在2018年9月至10月间，曾受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老板吴敬乾及其合作伙伴张敬欣的指派，使用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的场地设备从事与公司相关产品的加工业务，是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相关产品加工业务的师傅”；“我在使用欣怡公司的场地设备进行公司相关产品加工期间，如需用到欣怡公司的一些原材料，均由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的业务代表张敬欣负责联系处理”。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吴敬乾虽然否认张敬欣是其合作伙伴，但也承认了张敬欣和李爱锋是其员工。他们的证言完全可以佐证吴敬乾的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注销前尚有53508.37元未向我公司结付的依据。第二，我公司主张抵销吴敬乾诉请的相关货款，完全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关于“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的规定。一审无视我公司主张抵销的债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基本事实，仅以吴敬乾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只认可张敬欣是其员工，不是其合作伙伴，不认可张敬欣签名确认的《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销售单》上的相关费用为由，作出“鉴于原、被告双方对原告尚欠欣怡公司的货款、场地及设备租借费用的事实及数额有较大争议，本案不作抵销”决定，不仅有违《合同法》的上述规定，而且是剥夺了我公司行使抵销权。我公司尚未参与诉讼时，本案不适格被告在庭前调解时陈述的调解意向尚可作为“原告有理由认为其是代表欣怡公司承认的行为”，我公司提供的所有产品销售单的客户名均为“张老板”，吴敬乾或张敬欣在这些产品销售单上签名确认，为何就不能作为“被告欣怡公司有理由认为其是代表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的确认行为”处理。一审作出“本案不作抵销”的理由，实质上是属吴敬乾与其合作伙伴或员工之间的内部争议问题，与我公司行使抵销权无关。一审以此作出“本案不作抵销”决定显然是错误的。吴敬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本案中，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已实际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且有答辩人一审中提交的《收据》为证，在一审法院庭前调解作事实调查时，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建新对答辩人立案时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吴建新亦确认13张《收据》的金额。因吴建新是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及货物签收人，其是代表上诉人承认的行为，因此，应认定上诉人收到了涉案13张《收据》的货物。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8月1日注销，民事主体资格已消灭，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遗留的债权应由股东（答辩人）承接，因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只有答辩人一人，故答辩人起诉主体适格。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需向答辩人支付货款和运费74698.82元，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于一审期间出具的一份《证明》显示，上诉人证实吴建新在涉案《收据》中的签名是代表上诉人的公司行为，吴建新亦在一审调解时承认，上诉人确实收到了涉案价值9万多元的货物，减去已付2万元，剩余货款和运费74698.82元未付。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其未在部分收据中签名盖章确认，欲逃避该部分债务的主张不能成立，不应支持。二审庭审中补充上诉理由：关于利息问题，由法院认定。关于抵消问题，我方认为上诉人提出的抵消问题是另案处理，而且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收据当中有大部分不是被上诉人的签名，而是另一位“张”姓的签名，但是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或者被上诉人并未授权其签名。“张”姓人员并不是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只是一名业务员。吴建新的意见与欣怡公司的意见一致。吴敬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俩被告共同支付拖欠货款及运费共94543.82元给原告，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上述款项还清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罚息利率4.35%计算的利息;2.判令俩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吴敬乾是原梅州市乾顺实业有限公司（下简称“乾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乾顺公司是自然人独资企业，股东只有原告一人，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电子元器件、线材、电器、数码产品配件、电子产品，该公司已于2019年8月1日注销。注销时，原告作为投资人向梅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算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全体投资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被告吴建新是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下简称“欣怡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非一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为制造、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五金产品、塑料制品等，该公司现正常经营。据原告提供的12张《收据》，2018年8月10日至2018年10月11日，原告吴敬乾作为经手人，向被告出售黑色中层B料、70#85P面料、红色芯线料等货物一批，包含运费价款共94698.82元。其中2018年8月份的6张《收据》无俩被告的签名或盖章，金额（含运费）共36069.62元，其余9、10月份的6张则有被告吴建新的签名，但无欣怡公司盖章。2018年9月3日、10月11日，吴建新通过微信转账各10000元给张敬欣。对张敬欣身份，被告主张是原告的合作伙伴及乾顺公司业务代表；原告则予否认，称张敬欣仅是乾顺公司员工。本案庭审期间，被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张敬欣作证称自己是原告合作伙伴及乾顺公司业务代表；2018年8月至10月间，自己因乾顺公司业务需要与欣怡公司的老板或业务人员经常接触，介绍乾顺公司的产品，代表乾顺公司与欣怡公司的老板洽谈与公司产品加工、原材料或设备采购、租借场地设备加工公司相关产品等业务，自己在当中均是以乾顺公司名义进行，代表乾顺公司；吴建新20**年9月3日、10月11日微信支付的20000元，是购买乾顺公司相关产品的预付款，其中9月3日的10000元收到后征得原告同意直接转付给了乾顺公司另一客户大成塑胶，10月11日的10000元收到后则于次日转给了原告。证人李焱作证称自己是欣怡公司隐名股东和对外业务主要联系人，2018年8至10月，乾顺公司业务代表张敬欣到欣怡公司洽谈业务，自己知悉乾顺公司一些原材料可供欣怡公司使用，遂与乾顺公司业务代表接洽，谈妥拟购买的材料后，由欣怡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建新运回并在收货单（即《收据》）上签名；《收据》上标注的“李总”指的就是自己；有“李总”字样且有吴建新签名的《收据》表明是欣怡公司收到了货物。追加欣怡公司为被告前，欣怡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出具一份《证明》，确认吴建新20**年9至10月间两次微信转账给乾顺公司业务代表张敬欣的20000元、吴建新在原告《收据》上的签名是代表欣怡公司的付款及确认收货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1.本案买卖合同主体是原告吴敬乾与被告吴建新还是乾顺公司与欣怡公司；2.被告尚欠原告货物及运费的金额；3.乾顺公司欠欣怡公司的债务应否抵销。对焦点1，本案货物买卖未签订书面合同，买卖关系仅有《收据》为凭，《收据》中仅有经手人吴敬乾及收货人吴建新的签名。对出卖人身份的确定，原告吴敬乾在一审法院庭前调解作事实调查时，称本案货物是其个人购买后以乾顺公司名义出售给被告的，结合原告本人是乾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以及乾顺公司经营范围，应认定出卖人是乾顺公司。原告虽然后来反悔称其本意是其私人从乾顺公司拿到货物后以个人名义出售给被告，但未提供足以推翻之前陈述的证据，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不予采纳。乾顺公司已于2019年8月1日注销，民事主体资格已消灭，公司遗留的债权应由股东承接，因公司股东只原告一人，故原告起诉主体适格。对于购买人是吴建新还是欣怡公司问题。从货物性质分析，本案买卖的黑色中层B料、70#85P面料、红色芯线料、铜包钢、0.10mm裸铜等对于个人而言一般无用途，而吴建新是欣怡公司法定代表人，欣怡公司又特别出具《证明》确认吴建新是代表公司签收的货物，因此应认定购买人是欣怡公司。原告仅凭《收据》中有吴建新签名就认定吴建新是购买者，该证据效力不足以对抗被告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争议2，同依一审法院庭前调解所作的调查，吴建新对原告立案证据均无异议，确认12张《收据》的金额。因吴建新是欣怡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货物签收人，原告有理由认为其是代表欣怡公司承认的行为，因此应认定欣怡公司收到了12张《收据》的货物。被告欣怡公司认为2018年8月份的6张《收据》无被告方的签名或盖章，未收到货物的意见不予采纳。张敬欣是乾顺公司员工该点本案原、被告无争议，张敬欣本人亦确认。原告在无证据证明被告与张敬欣间有私下交易、自己和乾顺公司与张敬欣间有私下交易，张敬欣在收到被告微信转账10000元次日就付给原告，张敬欣本人又出庭作证确认是被告货款的情况下，应认定张敬欣2018年9月3日、10月11日代表乾顺公司收到了欣怡公司20000元货款和运费。因此欣怡公司尚欠货款、运费数额应认定为94698.82元-20000元=74698.82元，原告要求被告欣怡公司支付94543.82元一审法院支持74698.82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原告要求欣怡公司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4.35%支付利息，标准合理，亦予支持，但要求吴建新共同支付货款和运费本息，依上述理由不予支持。对争议3，被告欣怡公司虽有权行使抵销权，但鉴于原、被告双方对原告尚欠欣怡公司的货款、场地及设备租借费用的事实及数额均有较大争议，本案不作抵销。被告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货款及运费共74698.82元给原告吴敬乾；二、被告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以74698.82元为基数，支付从2019年8月5日起至上述74698.82元付清止，按月利率4.35%计算的利息给原告吴敬乾；三、驳回原告吴敬乾要求被告吴建新支付货款及运费94543.82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4.35%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吴敬乾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欣怡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63.6元（此款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欣怡公司负担1709.24元，原告负担454.36元。二审期间，双方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原告提供的12张《收据》”应为“原告提供的13张《收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一审时，吴敬乾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收据》共13张，金额合计94698.82元（而吴敬乾提出的诉请为判令俩被告共同支付拖欠货款及运费共94543.82元给吴敬乾，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上述款项还清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罚息利率4.35%计算的利息；二审中吴敬乾确认其诉请利率4.35%应为自起诉之日起至上述款项还清止按年利率4.35%计算），其中6张《收据》没有吴建新或欣怡公司签名确认，金额为36069.62元。其余7张《收据》有吴建新或欣怡公司签名确认，金额为58629.2元。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处理意见如下：本案中，由于涉案买卖的货物为工业加工材料，对于个人而言一般无用途，而吴建新是欣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欣怡公司又特别出具《证明》确认吴建新是代表公司签收货物，因此应认定涉案买卖的货物是乾顺公司与欣怡公司之间进行交易。由于乾顺公司已被注销，民事主体资格已消灭，乾顺公司的债权应由股东吴敬乾承接。经查，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制作调解笔录时，当时未追加欣怡公司为原审被告；吴建新虽然在该调解笔录中确认了13张《收据》的货款，但其陈述：“收据中的数额属实，我付了2万元现金，然后用我公司货物抵对了4万多元，还欠3万元左右”，据此应认定其是为达成包括抵对吴敬乾欠欣怡公司货款在内的调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上述货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的规定，吴建新在2019年8月20日的调解笔录中确认13张《收据》的行为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而一审法院在追加了欣怡公司为原审被告后，一审庭审期间欣怡公司、吴建新仅对7张有吴建新或欣怡公司确认的《收据》予以确认，金额为58629.2元，本院予以确认。吴敬乾提供的其余6张《收据》（金额合计为36069.62元），欣怡公司和吴建新对此不予认可，而吴敬乾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6张《收据》中的货物已交给欣怡公司，故吴敬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该6张《收据》（金额合计为36069.62元）不予认可。鉴于欣怡公司已支付了合计20000元货款和运费给乾顺公司，欣怡公司仍应向吴敬乾支付货款、运费为38629.2元（58629.2元-20000元）。关于利息问题，二审中吴敬乾确认该利率4.35%应为自起诉之日起至上述款项还清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罚息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吴敬乾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至上述款项还清止按年利率4.35%计算利息，本院予以支持。至于欣怡公司行使抵销权的问题。二审中，欣怡公司确认其提供的10张销售单的债权并未与乾顺公司（吴敬乾）结算，亦未对该债权约定履行期限，而该销售单并非全部是欣怡公司的，且吴敬乾对部分销售单又不予认可。因此，欣怡公司主张行使抵销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欣怡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1402民初2139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二、变更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1402民初21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货款及运费共38629.2元给被上诉人吴敬乾；三、变更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1402民初21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以38629.2元为基数，支付从2019年8月5日起至上述38629.2元付清止，按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给被上诉人吴敬乾；四、驳回被上诉人吴敬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63.6元（已由被上诉人吴敬乾预交），由上诉人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负担763.6元，被上诉人吴敬乾负担1400元。一审法院退回被上诉人吴敬乾多预交的诉讼费763.6元，上诉人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10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诉讼费76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63.6元（已由上诉人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预交），由上诉人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负担763.6元，被上诉人吴敬乾负担1400元。本院退回上诉人梅州市欣怡电子有限公司多预交的诉讼费1400元。被上诉人吴敬乾应于本判决生效10日内向本院缴纳诉讼费1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干忠审 判 员 黄洪远审 判 员 罗锡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黄基烽书 记 员 曾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