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桂7102行初98号 原告孙玉兰，女，193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代理人万时涛，广西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龙晓雪，广西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 法定代表人宁世朝，该局党组书记。 委托代理人杨波，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雷水娟，广西冠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南宁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植物路休养所，住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植物路**div> 法定代表人吴瑜珍，该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梁天捌，广西万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勋喆，广西万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孙玉兰要求被告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履行法定职责，以南宁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植物路休养所作为第三人（以下简称军休所）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玉兰诉称，1997年3月3日，原告与军队退休干部韦增竞登记结婚（俩人均系二婚，登记时俩人前配偶均已去世）。1998年8月，军队给韦增竞分配一套位于南宁市××区植物路××号××所××号的公用住房（以下简称101号房屋），原告与韦增竞共同出资将101号房屋装修后入住。1999年12月，韦增竞作为第四批军队退休干部移交给地方政府安置，安置在南宁市民政局，并由军休所管理。2003年5月15日韦增竞因病去世。2010年12月6日，军休所取得了101房屋的房产证（证号：邕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人：南宁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植物路休养所，房屋坐落：青秀区植物路50-2号军休所4栋101号房，规划用途：住宅，产权来源：房改剩余）。2013年，军休所将101号房屋出售给原告和韦增竞，原告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价格于2014年5月20日向南宁市房产资金管理中心支付了购买101号房屋共计101726元的购房款，首府南宁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南宁房改办）办理了相关房改房审批手续。之后，原告到南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以下简称不动产中心）办理101号房屋的房改住房产权转移登记，不动产中心称该房改房购房手续不完善，且不动产中心已建议军休所将101号房屋单独出售给原告，待原告与军休所及房改部门完善有关手续后即可办理101号房屋不动产权证书。2018年7月31日，军休所与原告签订《南宁市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购买公有住房合同书》，军休所将101号房屋以101726元的价格单独出售给原告。2019年6月20日，原告向被告递交材料，请求被告的下属单位南宁房改办履行法定职责，为原告完善办理购房审批手续。2019年8月22日，南宁房改办向原告出具《关于重新完善办理购房审批手续的答复》（南房改办函〔2019〕26号）称：“根据《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住房保障改革实施办法》（〔2000〕后营字第70号）、《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1999〕后营字第530号）等有关规定，101号房屋的出售对象包括已去世军休干部的配偶，但军休干部本人及配偶已参加房改购房的，不属于售房对象。经军休所核查，原告已在柳州购买共有住房并上市过户给其子，因此，军休所认为原告不属于101号房屋的售房对象。”依据《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第三条：“购买军队现有住房，应当遵循住户自愿的原则。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房改购房的优惠待遇”和第九条第二款：“军队现有住房的出售对象：（二）移交政府安置尚未列入建房计划的离休、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含已去世离休、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的配偶）”的规定，原告作为韦增竞的遗孀，作为1950年入伍的军队转业干部，与军队退休干部韦增竞的结婚系与韦增竞组建了新的家庭，依据政策规定原告是符合101号房屋的出售对象条件的。被告作为主管南宁市住房制度改革的行政机关，依法对各单位出售公有住房的房改房进行审批是其法定的职责之一。原告在与售房单位军休所签订售房合同并交纳全部购房款后，依法向被告提出办理购房审批手续申请，但被告即不是驳回原告的申请，也不是对原告的申请不予受理，而是以“答复”的形式、并且在“答复”中以军休所的“认为”来推卸本应由其依据国家法律及相关政策而应履行的法定职责。被告拒不履行法定职责给原告办理购房审批手续系行政不作为，直接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了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1.被告市住建局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办理原告孙玉兰购买南宁市青秀区植物路50-2号4栋101号房屋房改房的审批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市住建局承担。 被告市住建局辩称，1.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当驳回原告诉请，行政机关的信访答复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房改是政策规范事项，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针对原告的信访事项，被告已经履行了调查和答复告知的职责。根据信访条例规定，对信访答复不服的，应当按照信访复查、复核的救济程序，原告对信访事项无诉权，原告起诉没有法律依据。 第三人军休所述称，第三人作为101号房屋的管理单位，原告能否购买安置住房应当由南宁房改办根据相关政策审批决定，第三人将会在合法合规情况下协助原告处理购房相关事宜。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韦增竞于1997年3月3日登记结婚，双方婚后居住在101号房屋。韦增竞于2003年5月15日死亡。 2012年12月6日，军休所取得101号房屋的产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军休所，产权来源为房改剩余。2013年6月，“韦增竞”作为申请人提交了《南宁市职工申请购（建）住房审查表》，申请购买101号房屋，军休所、原告的工作单位均同意并加盖了公章，原告所在的柳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意见为：孙玉兰与唐振山同志在我市已购房改房一套。南宁房改办亦在其意见栏加盖印章。2013年8月8日，军休所作为甲方、原告与韦增竞作为乙方签订了《南宁市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购买公有住房合同书》，约定，乙方将101号公有住房出售给乙方，乙方同意按评估核定的价款101726元一次性付清。乙方签有原告孙玉兰的名字与“韦增竞”的名字。 2018年3月19日，南宁房改办对军休所作出《关于协助解决孙玉兰购房办证历史遗留问题的复函》，大致内容为：101号房屋已按房改政策办理完毕房改手续，建议你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孙玉兰与你单位重签购买公有住房合同书的问题。 2018年5月21日，不动产中心对军休所作出《关于对孙玉兰单位房改房办证有关意见的复函》，建议军休所将101号房屋房改给孙玉兰，由其单独购买，方能解决房改售房转移登记问题。 2018年7月31日，军休所与原告签订了《南宁市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购买公有住房合同书》，将101号公有住房出售给原告，购房款为101726元。 2019年6月20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关于重新完善办理购房审批手续的申请》。2019年7月10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孙玉兰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2019年7月11日，南宁房改办向军休所发出《关于明确南宁市植物路50-2号4栋101号房出售对象的函》，要求军休所明确101号房屋的出售对象。2019年8月19日，军休所作出《复函》，内容为：1.101号房属于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住房，根据《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住房保障改革实施办法》（〔2000〕后营字第70号）、《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1999〕后营字第530号）等有关规定，该房屋的出售对象包括军休干部、已去世军休干部的配偶以及符合条件的军休干部子女等。但军休干部本人及配偶已参加房改购房的，不属于售房对象。2.孙玉兰是已去世军休干部韦增竞的遗属，其已经在柳州购买公有住房75.06平方米，并已上市过户给其儿子。南宁房改办于2019年8月22对原告作出《关于重新完善办理购房审批手续的答复》，大致内容为：101号房属于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住房，根据《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住房保障改革实施办法》（〔2000〕后营字第70号）、《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1999〕后营字第530号）等有关规定，该房屋的出售对象包括军休干部、已去世军休干部的配偶以及符合条件的军休干部子女等。但军休干部本人及配偶已参加房改购房的，不属于售房对象。经军休所核查，您已经在柳州购买公有住房75.06平方米，并已上市过户给您儿子，因此，军休所认为您已参加房改购房不属于房屋的售房对象。原告不服，故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作为负责房改工作的机构，执行国家房改政策，南宁房改办在“韦增竞”作为申请人于2013年6月提交的《南宁市职工申请购（建）住房审查表》意见栏加盖印章是一个内部的审批环节，并非一个对外生效的确权登记行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为其办理101号房屋房改房审批手续，如前所述，被告的审批仅是一个内部审批环节，房改售房完成的最后行为是房屋登记部门向当事人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因此，被告的审批仅影响以后的行政登记行为，但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第一款第（八）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的规定，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为其办理101号房屋房改房审批手续的起诉，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孙玉兰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本院退还原告孙玉兰。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罗宏萍 人民陪审员  莫艳林 人民陪审员  李一锋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法官 助理  韦春迪 书 记 员  周珍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