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民终1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德基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农业东路****楼****。法定代表人：张真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宁欣，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彬，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文化路**/div>法定代表人：刘德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晓鹏，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攀，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城开集团（母公司名称：河南省城开商贸有限公司。母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桐柏北路101号开元新城综合楼3层30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康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iv>法定代表人：刘铁伟，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开元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中。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赵凯，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大有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住所地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以东、航海路以**楼**505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侯林，该公司执行董事。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闯，河南译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吴会亚，河南译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南德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基公司)、上诉人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有永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省城开集团（以下简称城开集团）、河南省康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城公司）、郑州开元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河南省大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有实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初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4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德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宁欣、袁彬，大有永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晓鹏、王攀，城开集团、康城公司、开元公司、大有实业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闯、吴会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德基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初820号第二项，二、改判城开集团、开元公司、康城公司、大有实业公司对第一项判决承担连带责任。三、诉讼费、保全费用、保全担保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三份协议合法有效，四被上诉人及大有永固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第5款、第四条、第五条约定,四被上诉人与大有永固公司应当在2019年1月20日前向德基公司支付投资收益款一亿元，与其承担违约责任.四被上诉人与大有永固公司至今未按照前述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德基公司支付款项,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没有接受涉案项目，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四被上诉人参与项目开发,亦无证据证明四被上诉人分得项目收益,对德基公司请求四被上诉人支付项目收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明显违背《补充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第5款、第四条、第五条约定内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三、案涉争议款项是典型的合同之债，与四被上诉人是否参与案涉项目开发无关。四被上诉人与大有永固公司应就案涉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补充协议》虽然将四被上诉人及大有永固公司应向德基公司支付的款项称为“投资预期收益”，但该款项不是在合作存续期间基于投资而获得的项目收益或股权收益，而是在四年多的合作基础土约定上诉人退出案涉城中村改造项目后四被上诉人及大有永固公司为此应向德基公司支付的相应补偿款项。四、该补充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了四被上诉人及大有永固公司在相应时间节点应向德基公司支付的确定金额，同时还在协议第四条约定“非因甲方的原因，即使乙方丧失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也不影响乙方在本协议中约定的义务。”这更加充分的说明了本案中四被上诉人及大有永固公司应向德基公司支付的款项与案涉项目的后续开发无关,是德基公司退出案涉城中村改造项目后四被上诉人及大有永固公司为此应向德基公司支付的相应补偿款项，是典型的合同之债。四被上诉人与大有永固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就案涉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城开集团、康城公司、开元公司、大有实业公司共同辩称：一、案涉《合作开发协议》《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均属于无效协议。城开集团作为企业法人联合体，无注册资金、无自有财产，不属于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与国象公司于2010年12月2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为无效协议。《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基于无效的《合作协议书》而签订，也应是无效协议。德基公司继受国象公司权利义务，权利来源于无效的《合作协议书》，故《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也为无效合同。刘发科不是康城公司法定代表人，康城公司未授权刘发科在《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签字，且康城公司未在上述协议上盖章，故《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对康城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二、依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城开集团与国象公司合作分为两期，一是前期项目的拆迁改造合作，二是后期的房地产开发建设。《补充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约定德基公司退出固城村改造项目的合作，城开集团向其支付“投资预期收益”2.25亿元以及协议各方的权利义务。德基公司退出项目合作后，大有永固公司依法独立取得固城村城中村改造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权利，该权利与德基公司在案涉三份协议中的权利无关。案涉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投资预期收益”是案涉项目后期房地产开发建设的收益，四被上诉人并未参与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后期房地产开发建设，也未因该项目房地产开发建设而获益。因此不应支付“投资预期收益”，德基公司上诉请求四被上诉人与大有永固公司连带支付“投资预期收益”没有事实与合同依据。三、即便案涉三份协议有效，根据协议约定，德基公司是本案城中村改造项目合作方，《补充协议》中的“投资预期收益”是德基公司投入该项目完成开发建设后的收益，而非该公司退出项目的补偿款。德基公司认为“项目预期收益”是四年多的合作基础上约定该公司退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补偿款项，没有合同依据。案涉项目前期拆迁改造工程，收益少，不可能达到十几亿收益，如果《补充协议》约定的德基公司投资收益2.5亿元是德基公司退出项目改造前期拆迁补偿款，那么项目前期拆迁改造工程收益至少十几亿，根据本案证据，双方投入仅一亿元，如此高额投资回报是不可能的，2.5亿元补偿款没有事实依据。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贷合同。从《补充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约定来看，该公司只享有约定的项目投资利益，不参与项目经营管理，不承担项目风险，德基公司无权要求房地产开发投资收益，其只能有权主张自2500万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大有永固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河南省城开集团是一个企业集团，既不是法人，也不属于《民法总则》第102条规定的非法人组织、《合同法》第2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其与国象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自始不成立，以此为基础签订的《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也自始不成立。上述协议未加盖大有永固公司公章，大有永固法定代表人刘发科签字超越代表权限，且案涉协议各方当事人均明知刘发科超越权限事实，故无论上述协议是否成立生效，均对大有永固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二、《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内容表明，德基公司及四被上诉人均明知刘发科系城开集团及其成员子公司在大有永固公司的利益代表而非大有永固公司客观利益代表者，均明知城开集团及其成员子公司不是大有永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无法取得大有永固公司公章，均明知刘发科是在大有永固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在《补充协议》上签字，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和《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德基公司不是善意相对人，刘发科属超越代表权限在《补充协议》签字，该补充协议不对大有永固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三、《补充协议》（假设成立）为大有永固公司创设的为连带保证责任，但因缺少《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的大有永固公司股东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该连带保证责任不对大有永固公司生效，德基公司无权直接要求大有永固公司承担合同付款义务也无权要求大有永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国象公司、德基公司系恶意签订案涉《合同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恶意损害大有永固公司及相关方的利益。（1）在《合作协议书》《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签订过程中，国象公司、德基公司故意忽略城开集团不具备签订合同的民事主体资格这一重大法律事实，存在恶意。（2）《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均签订于2015年1月21日，该日，郑州大有永固公司的股东情况为，郑州开元持股5%，百瑞信托公司持股95%。根据补充协议条款内容，德基公司明知大有永固公司实际控制人已经不是城开集团及其成员子公司，而且大有永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发科为城开集团执行总裁。在明知刘发科为城开集团在大有永固公司的利益代表者，而非大有永固公司的客观利益代表者的情况下，反而同意在大有永固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刘发科个人签字就为大有永固公司设定为城开集团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义务，该设定是有利于德基公司以及四被上诉人而不利于大有永固公司的约定。对于上述约定，德基公司与四被上诉人均具有明显的恶意。（3）《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在签订后第二日，合同文本十来份均只送达给城开集团，而未提供给大有永固公司，也未让大有永固公司实际人控制人百瑞信托公司获知的事实，更证明补充协议各方为恶意相对人。大有永固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初820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德基公司对大有永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五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作为案件重要证据的《合作协议书》《合同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是否成立认定错误。（一）《合作协议书》因当事人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而自始不成立。根据大有永固公司已提交的证据，城开集团仅仅是经核准的企业集团而非企业法人。《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企业集团是指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为主体，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的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他成员企业或机构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法人联合体。企业集团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因此城开集团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作出意思表示，不能作出/接受要约或作出/接受承诺。《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四条亦明确规定：“经核准的企业集团名称可以在宣传和广告中使用，但不得以企业集团名义签订经济合同，从事经营活动。”《合作协议书》的签署双方为国象公司和城开集团，而城开集团因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而不能作出/接受要约或作出/接受承诺，故而《合作协议书》不具备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自始不成立。（二）因《合作协议书》自始不成立，故以《合作协议书》成立为前提的《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均自始不成立。《合同转让协议书》内容为国象公司将其在《合作协议书》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德基公司，而在《合作协议书》自始不成立的情况下，《合同转让协议书》项下合同转让的标的不存在，故《合同转让协议书》亦不能成立。在《合作协议书》《合同转让协议书》均自始不成立的情况下，以这两份合同为前提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亦自始不成立。即使在不考虑《合作协议书》与《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之间的承继关系的情况下，城开集团作为不适格的民事主体，其所签署的《合同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亦自始不成立。二、无论《合作协议书》《合同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成立，一审判决对《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对大有永固公司是否成立并生效皆认定错误。《合同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中并无大有永固公司的盖章，仅由自然人刘发科代替大有永固公司进行了签字，因此刘发科是否能够代表大有永固公司作出意思表示、其签字是否能够对大有永固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系本案的核心问题。（一）从《合同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条款内容可以得出结论，刘发科超越了其权限，并不具有代表大有永固公司订立《合同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代表权限。1、案涉合同各方当事人明知刘发科缺乏订立相关合同的权限。案涉合同当事人明确约定，合同订立须以加盖公章作为生效条件。《合同转让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本转让协议自本协议之各方盖章（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及河南省康城实业有限公司无须加盖公章，由河南城开集团执行总裁兼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发科代表公司在本协议上签字）即产生法律效力，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目前因融资需要，乙方已将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变更至本协议之外的第三方名下，但实际股东仍然是郑州开元房地产有限公司、河南省大有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康城实业有限公司亦存在此情形，因此，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发科代表公司在本协议上签字（无须加盖公章）、河南省康城实业有限公司由河南省城开集团执行副总裁刘发科在本协议上签字（无须加盖公章）、乙方其他各方和甲方在本协议上盖章即产生法律效力，对各方产生约束力。”从以上两个合同条款的特别约定来看，案涉合同各方当事人均知道刘发科未持有大有永固公司的公章，即缺乏订立案涉合同约定的一般生效条件，否则便无需单独而特别地为刘发科作出“签字即有效而无须加盖公章”的约定。从这一点看，刘发科的签字行为实际上属于无权代理或代表行为，而案涉合同的其他当事人对此系明知的。2、为刘发科代表权限做确认的其他合同当事人均无权确认大有永固公司是否受案涉合同的约束。在案涉《合同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中，大有永固公司之外的当事人并没有替大有永固公司作意思表示的权利，其对大有永固公司无须加盖公章的认可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因在于：（1）在订立案涉合同时是否加盖公章是大有永固公司的权利，其他当事人无权替代决定。只有在大有永固公司自己作出订立案涉合同无须加盖公章的意思表示时，其他当事人才可作出是否接受的表示。（2）大有永固公司在订立案涉合同时使用公章，是确保相关合同内容是自己意思表示的措施。本案情形实际上属于其他合同当事人剥夺了大有永固公司以公章确认自己意思表示的权利。3、案涉合同当事人对刘发科不能取得和使用大有永固公司公章的情形与原因系明知的。如依照案涉合同的描述，刘发科取得、持有和使用大有永固公司的公章为职务所需之事，因而不属于困难之事。案涉《合同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仅就大有永固公司无须加盖公章作出特别约定，显然表明：（1）各当事人均明知刘发科未能取得大有永固公司公章的情形；（2）各当事人对刘发科不能取得大有永固公司公章的原因同样知晓[即：持有大有永固公司95%股权的大股东对《合同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签订并不同意或并不知情；大有永固公司当时有效的章程第二十九条第十款、第三十条也明确规定“公司签署除本身正常经营需要外的其他重大合同（所涉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需经董事会一致同意”]，否则在订立标的如此巨大的案涉合同时，完全可以等到刘发科取得大有永固公司公章时才订立合同；（3）案涉合同当事人明知合同上不加盖大有永固公司公章的法律后果，否则不会在案涉合同中专门就该事项作出特别约定。4、刘发科不能代表大有永固公司作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案涉合同当事人对此亦系明知的。《补充协议》第二条规定：“乙方河南省城开集团按照以下约定向甲方（指德基公司）支付前期投资收益”，其第五条规定：“乙方河南省城开集团及乙方的各公司对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前述条款可以得出结论：向德基公司承担支付义务的完全是城开集团的责任，而第二条中第1至5款是城开集团履行支付义务的方式，包括大有永固公司在内的剩余“乙方”仅对城开集团的义务承担保证责任，德基公司的诉讼请求也表明其主张大有永固公司承担的责任是“连带责任”。如果意图让大有永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需要大有永固公司的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因此，刘发科无权在不符合上述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代表大有永固公司作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德基公司未在签署案涉合同前要求大有永固公司提供股东会决议，又在案涉合同中明确写明“刘发科代表公司（指大有永固公司）在本协议上签字（无须加盖公章）”，可以推知德基公司明知大有永固公司无签署《补充协议》的意思表示，刘发科无权代表大有永固公司签署案涉合同。（二）刘发科超越权限签字的《合同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对大有永固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如果意图让大有永固公司承担刘发科签字的法律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及《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全体被上诉人需要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刘发科超越权限签署案涉《合同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善意相对人。然而如上已述，德基公司对刘发科无代表权限的事实是明知的，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善意相对人，刘发科签字的行为对大有永固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案涉《合同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对大有永固公司不产生约束力。三、一审判决判令大有永固公司向德基公司直接承担给付投资收益及利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正确的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是作出正确裁判的前提。而本案一审判决判令大有永固公司承担责任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除如上已经论证的案涉《合作协议书》《合同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不成立、刘发科无权代表大有永固公司签署《合同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且因包括德基公司在内的全体被上诉人知悉无权代表的事实而导致《合同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对大有永固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外，一审判决还存在如下问题：1、大有永固公司直接向德基公司承担给付义务无任何事实依据。大有永固公司与德基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法律关系，亦没有任何有效法律、法规规定大有永固公司需直接向德基公司承担给付义务。大有永固公司仅可能因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才能与德基公司之间发生法律关系。然而，无论案涉《合作协议书》《合同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成立，该等合同中皆未约定大有永固公司与德基公司合作开发案涉项目，未约定大有永固公司需直接向德基公司承担给付投资收益的义务。2、一审判决并未就《合作协议书》《合同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有效性进行充分论证，而仅概括性的表述“《补充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仅因“大有永固公司实际接收了涉案的项目并进行了开发”，即认为“上述行为证明其股东和管理层认可刘发科的签字行为，本案《补充协议》对大有永固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是无任何逻辑和法律依据可言的。判断当事人是否作出了有效的意思表示应以可以证明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为依据的，而如上所述，大有永固公司并未作出签署案涉《合作协议书》《合同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意思表示，大有永固公司开发案涉项目，系因为依法通过公开招拍挂获得了案涉项目的土地使用权，与德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与是否签署了《补充协议》亦没有任何关系，刘发科的签字行为完全是未经授权的个人行为。3、大有永固公司是否获取了利益与是否应当向德基公司支付项目开发收益款有何种逻辑关系。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大有永固公司通过出售房屋和土地溢价获取了巨大利益”。德基公司答辩称：一、《合作协议书》《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均依法成立并生效。《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部门规章，不能据此否定合同效力，合同效力判断应当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二、案涉协议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内在的承接关系，共同约定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合作协议书》约定了国象公司与城开集团合作对固城村城中村改造的相关事项；《合同转让协议书》约定了国象公司将《合作协议书》中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德基公司，大有永固公司与本案四被上诉人共同作为协议的丙方对前述《合作协议书》予以书面确认；《补充协议》确认了德基公司退出案涉城中村改造项目以及大有永固公司与本案四被上诉人应为此向德基公司支付的补偿款项。三、本案不存在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情形，刘发科自大有永固公司成立之日至2016年5月12日担任其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该公司签订案涉协议。本案不存在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情形。本案不存在保证担保法律关系，不能适用公司法第16条，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规定。刘发科在前述案涉合同上大有永固公司落款处签字系其作为大有永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作为内部管理规定的公司章程对法定代表人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四、开元公司和大有实业公司将其持有的大有永固公司股份转让给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是典型的股权让与担保。且百瑞信托作为名义股东从未就刘发科作为大有永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的案涉协议提出过任何异议。五、关于本案中大有永固公司及本案四被上诉人应向德基公司支付款项的性质，不是在合作存续期间基于投资而获得项目收益或股权收益，而是基于合同约定产生的典型的合同之债，是约定德基公司退出案涉城中村改造项目后大有永固公司及本案四被上诉人为此应向德基公司支付的相应补偿款项。而且案涉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即使大有永固公司与本案四被上诉人丧失案涉项目，也不影响其按合同约定向德基公司支付补偿款项。六、大有永固公司及本案四被上诉人应按照《民法总则》第178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而非保证责任。开元公司作为《补充协议》中乙方的一员，在2015年4月10日向德基公司支付2500万元，已履行该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的约定。城开集团、大有实业公司、康城公司共同答辩称，大有永固公司称本案的第二份协议是在其不知道的情况下签订的，是恶意的。但根据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签订协议，法定代表人知道这两份协议也代表公司知道。德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城开集团、大有永固公司、开元公司、康城公司、大有实业公司共同支付德基公司投资收益款100000000元（壹亿元），逾期利息1500000元，（本金100000000元自2019年1月22日计算至2019年2月21日，要求按照18%年息再计算2个月，后按照四倍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共计101500000元；2、请求判令五被告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保全担保费用由五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确认事实如下：2010年12月29日城开集团（甲方）与河南国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象投资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主要约定：1、由甲乙双方共同成立项目开发管理部，共同开展对固城村城中村改造的相关开发建设管理工作。2、前期项目的开发建设预计投资为人民币壹亿贰千万元（12000万元），由甲乙双方各投资50%（即6000万元），后期的开发建设资金，甲乙双方共同对外融资。3、在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由甲方负责开发过程中的公共关系协调，并负责项目建设管理团队的组建，对项目的开发建设全过程的管理工作。4、甲乙双方利润分配：对该项目的利润分配甲、乙双方的分配比例为60:40。其中甲方的60%分配比例中20%为项目建设管理团队的奖励。其奖励分配根据参建人员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同日，国象投资公司向河南省康鑫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鑫置业公司）转账支付2500万元。2011年5月11日惠济区城中村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惠济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关于加快办理新城街道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有关手续的通知》惠城改办[2011]24号文件，通知拟由被告康城公司（即城开集团母公司）参与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等事项。2013年12月13日新城街道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甲方）与康城公司（乙方）签订《惠济区固城村城中村改造框架协议》，刘发科在乙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字，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另协议中显示，康城公司于2008年已介入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运作，做了大量前期基础工作，为稳定村民投入了大量资金。2014年3月6日惠济区新城街道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出具《关于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由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根据惠济区委、区政府[2013]66号文件要求，在“开发（合作）项目必须在惠济区设立项目公司，并办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相关手续”，原康城公司开发的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变更为大有永固公司开发。康城公司和大有永固公司同隶属于城开集团，原一切业务由新公司接替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刘发科时任大有永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1月21日，甲方（国象投资公司）与乙方（德基公司）及丙方（城开集团、康城公司、开元公司、大有实业公司、大有永固公司）共同签订《合同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甲方将2010年12月29日合作协议书中的全部权利义务以及享有的合同权利和负有的义务，转让给乙方，乙方、丙方同意。同日，德基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城开集团、康城公司、开元公司、大有实业公司、大有永固公司）共同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主要内容为：1、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甲方同意退出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合作,为此,乙方向甲方支付投资预期收益共计2250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亿贰仟伍佰万元整)；2、乙方城开集团按照以下约定向甲方支付前期投资收益:①在2015年4月10日之前支付现金250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②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内,向甲方支付投资预期收益100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元整),支付方式为现金5000万元,另外5000万元为该项目中价值相当的商品房住宅或商铺;③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四年内,向甲方支付剩余投资预期收益100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元整),支付方式为现金5000万元,另外5000万元为该项目中价值相当的商品房住宅或商铺;④乙方拟交付给甲方的房产,甲方有权在项目预售(或销售)许可证取得时优先选择并确定,价格按照预售许可证上价格的90%计算。对甲方确定的房产,甲方无需支付相应购房款,同时乙方同意与甲方及甲方指定的第三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配合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办理相关手续;因该房产的交易或产权证的办理而产生的各项税、费,除应由购房人承担的之外,均由乙方承担并及时支付;⑤如在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该项目尚未取得预售(或销售)许可证,乙方应当以现金形式足额向甲方支付投资收益款。3、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退出该项目:①甲方只按本协议的约定享有本协议约定的该项目投资收益,不再要求行使股东权益,不参与该项目的经营管理亦不再主张该项目利润的分配,甲方亦不再对该项目负有投资、管理、经营等义务;②乙方按照上述约定及时足额向甲方支付第一期2500万元后,甲方不再向乙方主张该项目的任何权利和本协议约定之外的收益,否则,甲方仍然享有项目实施公司40%的股东权利;③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应付款项,以应付款为基数,按年利率18%向甲方支付利息,逾期超过三个月的,以应付款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向甲方支付利息。4、违约责任:非因甲方的原因,即使乙方丧失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该项目),也不影响乙方在本协议中约定的义务。5、乙方城开集团及乙方的各公司对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7、目前因融资需要,乙方已将大有永固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变更至本协议之外的第三方名下,但实际股东仍然是开元公司、大有实业公司,康城公司亦存在此情形,因此,大有永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发科代表公司在本协议上签字(无须加盖公章)、康城公司由城开集团执行副总裁刘发科在本协议上签字(无须加盖公章)、乙方其他各方和甲方在本协议上盖章即产生法律效力,对各方产生约束力。2015年4月10日，开元公司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向德基公司支付投资款2500万元。现因被告未按期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德基公司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1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豫01民初2557号民事判决，判决大有永固公司支付德基公司投资收益款100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如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原告德基公司受让国象投资公司享有的2010年12月29日合作协议书的权利义务后，与本案各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如约履行义务。关于大有永固公司应否承担支付项目开发收益款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刘发科作为大有永固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无证据证明德基公司知道刘发科在签订协议时超越职权，因此其在案涉协议上的签字行为能够代表大有永固公司。大有永固公司实际接收了涉案的项目，并进行了开发，至今项目仍在开发过程中。大有永固公司的上述行为证明其股东和管理层认可刘发科的签字行为，因此，本案《补充协议对大有永固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大有永固公司通过出售房屋及土地溢价获取了巨大利益，其应向德基公司支付项目开发收益款。关于城开集团、康城公司、开元公司、大有实业公司应否承担支付项目开发收益款问题。德基公司请求的是支付投资收益，因上述四公司没有接受涉案项目，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项目开发，亦无证据证明城开集团、康城公司、开元公司、大有实业公司分得项目收益，因此，一审法院对德基公司要求城开集团、康城公司、开元公司、大有实业公司支付项目收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河南德基实业有限公司投资收益款100000000元，并从2019年1月22日至2019年2月21日按年利率18%计算利息，从2019年2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93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大有永固公司提交了四份新证据,新证据一、2016年5月11日百瑞信托公司作为股东向河南融创奥城置业有限公司转让大有永固公司50%股权的股转协议，拟证明补充协议第七条“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变更至本协议的第三方名下，但实际股东仍然是郑州开元房地产有限公司、河南省大有实业有限公司”表述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百瑞信托实际持有且有权转让处分的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且百瑞信托在2016年5月11日将其持有的大有永固50%股权转让给了河南融创奥城置业有限公司；新证据二、城开集团法务张甜甜收到《合同转让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原件十份收据，拟证明城开集团收到协议至首次付款间隔三个月，德基公司完全有时间审慎了解不能盖章的真实原因，并等待大有永固公司盖章，所有合同已经交给城开集团，而未移交大有永固公司，德基公司充分知悉大有永固公司并未参与协议签订过程，也未收到相关协议；新证据三、大有永固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证明截至2018年12月31日，大有永固公司亏损178970912.24元；新证据四、德基公司起诉状，拟证明德基公司在发起第一次诉讼时诉讼请求中明确表示由城开集团支付投资收益款，是要求城开集团支付投资款，其他公司仅是连带保证责任。德基公司质证称，认可新证据一、四的真实性，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新证据三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并无关联。城开集团、康城公司、开元公司、大有实业公司共同质证称对新证据不发表意见。本院认为，大有永固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能够证明百瑞信托公司向河南融创奥城置业有限公司转让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50%股权时大有永固公司的股权结构状况，但《补充协议》第七条的表述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应结合案件其他事实一并判定；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三与本案并无关联；证据四不能证明大有永固公司拟证明的事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院于二○二○年四月十三日作出（2019）豫民终630号民事判决，对一审法院（2018）豫01民初2557号民事判决予以改判，判决“河南省城开集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河南德基实业有限公司投资收益100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0000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22日至2018年4月21日按年利率18％计算，从2018年4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河南省康城实业有限公司、郑州开元房地产有限公司、河南省大有实业有限公司、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与河南省城开集团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各方当事人上诉和答辩,并经征询当事人意见,本院归纳确定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如下：一、本案所涉三份协议是否成立；二、如果三份协议成立，是否对大有永固公司产生合同上的约束力；三、刘发科是否超越了代表权限；四、一审判决的责任形态是否恰当。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合作协议书》《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否成立。该三份协议均系固城村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先后产生，对该三份协议是否成立的认定，应结合该项目实施过程中，缔约、履约主体变化情况和三份协议间的关系进行评判。《惠济区固城村城中村改造框架协议》第四条显示，新城街道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认可康城公司2008年已介入该项目的运作，并做了大量前期工作；2011年5月11日，惠济区城中村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发布惠城改办【2011】24号通知，拟由康城公司参与该项目。城开集团系以康城公司为母公司的集团公司，虽然根据《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企业集团不具有法人资格，不得以企业集团的名义订立经济合同，从事经营活动，但《合作协议书》系在康城公司介入该项目两年多之后签订。从内容上看，应视为城开集团对集团母公司康城公司提前介入该项目运作的确认；从履行上看，在《合作协议书》签订的同日，国象公司向该项目前期投资人康鑫公司转账支付了2500万元，在嗣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城开集团的子公司和关联公司对《合作协议书》也均予以认可，因此，《合作协议书》的缔约主体虽然为城开集团，但履约主体为城开集团母公司及其设立的项目公司，《合作协议书》不违反《民法总则》和《合同法》的相关禁止性规定，且已得到部分实际履行，故对大有永固公司主张《合作协议书》不成立的理由不予支持。另鉴于大有永固公司主张《合作协议书》是《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成立的前提，《合作协议书》不成立则该两份协议也不成立；故本院对《合作协议书》成立与否的评判结果及于《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大有永固公司主张涉案三份协议不成立的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三份协议的性质。城开集团等在答辩中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对照该条款，《合作协议书》并未约定国象公司不承担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关于利润分配的约定为“对该项目的利润分配甲乙双方的分配比例为60:40”，依据文意解释，若该项目亏损，则国象公司无权取得利润，故该条款并非保底条款。《合同转让协议书》仅涉及合同主体变更，也没有保底条款的约定。《补充协议》是德基公司退出项目合作的协议，从内容上看，系德基公司放弃股东权益取得预期收益的约定；签订协议时，处于前期城中村拆迁工作已经完成、房地产开发即将开始阶段，在当时的房地产开发形势下，各方对预期收益的判断符合实际情况。虽然协议文字表述上有“非因甲方的原因，即使乙方丧失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也不影响乙方在本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但该约定系合同履行五年后风险逐渐消除、盈利预期逐渐明朗情况下的约定，不同于自缔约开始即签订不承担风险、只收取固定货币的保底条款，故《补充协议》也不应视为借贷合同。另鉴于各方在一审中均未对涉案协议性质提出异议，故城开集团等答辩主张涉案协议性质为借贷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刘发科是否超越了代表权限及协议是否对大有永固公司具有约束力。根据工商备案登记的大有永固公司章程第29条第10款规定，签署除本身正常经营需要以外的其他重大合同（所涉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并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才可表决通过。而刘发科在2015年1月21日签订《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时，担任大有永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大有永固公司签订上述两份协议的目的是使德基公司退出合作开发，是公司本身正常经营需要，并不违背公司章程。即便刘发科的签约行为超越法定代表人权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也要评判德基公司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刘发科超越权限。由于董事会决议是内部决策机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德基公司知道刘发科超越权限；德基公司是否应当知道刘发科超越权限，应由大有永固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大有永固公司拟证明德基公司并非善意相对人的主要理由是《补充协议》第七条的约定，足以引起德基公司的审慎注意义务。《补充协议》第七条内容是：“目前因融资需要，乙方已将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变更至协议之外的第三方名下，但实际股东仍然是郑州开元房地产有限公司、河南省大有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康城实业有限公司亦存在此情形，因此，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发科代表公司在本协议上签字（无须加盖公章），河南省康城实业有限公司由河南省城开集团执行副总裁刘发科在本协议上签字（无须加盖公章）、乙方其他各方和甲方在本协议上盖章即产生法律效力，对各方产生约束力。”从该条约定内容看，系对大有永固公司和康城公司未加盖公章的说明。大有永固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9日，根据原审中惠济区新城街道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于2014年3月6日出具的《关于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由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情况说明》，惠济区委、区政府［2013］66号文件要求“开发（合作）项目必须在惠济区设立项目公司，并办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相关手续”，原康城公司开发的固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变更为大有永固公司开发。康城公司和大有永固公司同隶属于城开集团，原一切业务由新公司接替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由此可见，大有永固公司系城开集团为完成该开发项目而设立的目标公司，在城开集团和国象公司合同签订前后，参与履约的先后有康城公司和大有永固公司，故国象公司及后续的德基公司的合作开发相对方并非单一主体，而是城开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刘发科在2015年1月21日签订《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时存在多重身份，不仅是大有永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且是城开集团执行副总裁，同时也是代表康城公司于2013年签订《惠济区固城村城中村改造框架协议》的签约人。虽然大有永固公司当时股权发生变更，但股权变更的实质是通过担保向百瑞信托公司融资，在工商变更登记为百瑞信托公司占股90%的情况下，仍选举刘发科为公司董事长并聘任为总经理，可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在签约时均认可大有永固公司与城开集团的关系没有改变，德基公司基于刘发科在城开集团多重身份的信任，也基于城开集团和其他协议主体的关系，康城公司的全资股东为开元公司，故德基公司将城开集团及其集团成员和关联公司作为《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相对方，不应视为违反审慎注意义务，仅凭《补充协议》第七条，不能推论出德基公司应当知道刘发科超越权限。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除外条款，《合同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对大有永固公司具有约束力，大有永固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一审判决的责任形态是否恰当。如前述分析，德基公司合同相对方并非单一主体，而是城开集团及其集团成员和关联公司。本案中，城开集团是合同缔约方，实际履行中均系城开集团成员和关联公司具体实施。《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城开集团按照以下约定向甲方支付前期投资收益……第五条约定，乙方城开集团及乙方的各公司对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从上述条款表述看，城开集团应承担付款义务并与康城公司、开元公司、大有实业公司、大有永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以城开集团、康城公司、开元公司、大有实业公司没有接受涉案项目，没有证据证明参与项目开发，亦无证据证明分得项目收益等为由，免除城开集团、康城公司、开元公司、大有实业公司的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大有永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但在庭审中认可合同上述付款约定，德基公司起诉请求城开集团与其他五被告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上诉请求城开集团、开元公司、康城公司、大有实业公司与大有永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与《补充协议》的约定亦不矛盾，本院予以支持。此外，关于德基公司所提本案保全担保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上诉请求。经查，案涉协议、补充协议中均未对财产保全责任险费或实现债权费用进行约定，德基公司该项上诉请求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大有永固公司单方承担支付责任及免除城开集团、康城公司、开元公司、大有实业公司的责任不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纠正。德基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大有永固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初820号民事判决；二、河南省城开集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河南德基实业有限公司投资收益100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000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22日至2020年4月21日按年利率18％计算利息，从2019年4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三、河南省康城实业有限公司、郑州开元房地产有限公司、河南省大有实业有限公司、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与河南省城开集团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河南德基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93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98600元，由河南省城开集团、河南省康城实业有限公司、郑州开元房地产有限公司、河南省大有实业有限公司、郑州大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慧娟审判员  张 琳审判员  金 悦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王**芳法官助理孙印书记员赵红娟书记员郭家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