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辽0902行初2号 原告：阜新市新邱区百顺新型墙体材料厂，住所地阜新市新邱区。 投资人：郭凤艳，女，1963年1月28日生，汉族，系该厂经理，现住阜新市新邱区。 委托代理人：刘明继，系辽宁鑫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阜新市海州区。 负责人：赵维国，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许春旭，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宝祥，系该局法律顾问。 第三人：谢某某，男，1973年11月22日生，汉族，现住阜新市新邱区。 委托代理人：王立红，女，1973年9月8日生，汉族，系第三人谢某某妻子，现住同上。 委托代理人：贺丽红，系辽宁乐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阜新市新邱区百顺新型墙体材料厂（以下简称百顺材料厂）因不服被告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F2019007）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阜新市新邱区百顺新型墙体材料厂的委托代理人刘明继，被告市人社会局委托代理人许春旭、李宝祥，第三人谢某某的委托代理人王立红、贺丽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F2019007），决定书载明：2017年7月12日受理王立红提出的谢某某工伤认定申请后，2017年11月6日，本机关作出谢某某为工伤的认定决定书（编号：F20170712）。因其用人单位不服该工伤认定决定，向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3月12日，该院作出（2018）辽0902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重新做出行政行为。谢某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7月17日，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9行终5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申请材料和阜新市公安局新邱区公安分局中部派出所《情况说明》及《工伤与疾病因果关系确认意见》，审核情况如下：谢某某系阜新市新邱区百顺新型墙体材料厂职工，工种系该单位砖厂烧窑方面工作负责人。2016年7月24日7时40分，谢某某在用人单位砖厂内，找到负责维修运砖电瓶车的工人吴某森，因吴某森未及时修理好运砖所用的电瓶车，两人发生争吵，谢某某打吴某森一嘴巴，吴某森打谢某某脸部一拳，大约半小时后谢某某开始昏迷、呕吐，经120救护车将其送往阜新市中心医院救治。 经阜新市中心医院诊断：一、2017年1月26日诊断：高血压Ⅲ级，左侧丘脑出血破入脑室，阻塞性脑积水，吸入性××，应激性溃疡，头皮挫伤，糖尿病Ⅱ型；二、2017年3月24日诊断：继发性癫痫，间质性××，高血压Ⅲ级，脑出血术后，气管切开术后；三、2017年6月19日诊断：继发性癫痫，昏迷，肺内感染，高血压Ⅲ级，脑出血术后，气管切开术后。 经《工伤与疾病因果关系确认意见》确认：谢某某所患脑出血、继发性癫痫不排除与2016年7月24日被打有因果关系。谢某某受到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原告百顺材料厂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因工伤认定纠纷，原告不服被告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的F201900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认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的事实错误，法律适用亦错误，不应认定第三人为工伤，具体理由如下：1、被告仅凭阜新市公安局新邱区公安分局中部派出所《情况说明》认定第三人为工伤，未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未尽到调查核实的工作义务，故工伤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安机关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从治安管理角度对第三人与吴树森之间的纠纷进行调查处理，其调查处理意见与工伤认定无关，其意见不能直接做为工伤认定的证据；2、第三人住院病志记载“脑出血、高血压三级、脑积水、头皮挫伤”，从病志上看第三人的“脑出血”属于自身疾病，而非被他人造成的外伤性脑出血，即是病，不是伤。所以不应认定为工伤。工伤认定决定书所依据的《工伤与疾病因果关系确认意见》也不能排除第三人是病不是伤的事实，工伤与疾病的界限仍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工伤认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工伤认定的“三工”要素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件。本案第三人与吴树森之间发生冲突是个人原因，非工作原因。因此，本案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的规定，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被告做出的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请贵院依法判决：一、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F201900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百顺材料厂提供的证据有：1.本案第三人在2017年4月6日向劳动仲裁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一份，证明当时第三人诉称与吴树森发生口角的原因是因安全用电问题，与公安机关情况说明内容存在严重的矛盾；2.两份生效的法律文书，其中一份是（2018）辽0902行初4号判决书，证明被告在此前对本案第三人所做的工伤认定经法院审理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工伤与疾病界限未查清，程序违法等问题，另一份是（2018）辽09行终58号判决书，证明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谢某某住院病志所记载的脑出血等病情，被告未进行工伤与疾病界限的确认，第三人是伤还是病，应当具有明确的鉴定结论或医学诊断结论作为依据，在查明此基础上再作出工伤认定。 被告市人社局于2020年4月3日提交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工伤认定行政行为合法。本案系工伤认定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答辩人在工伤认定中其职权法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第一、答辩人作出的工伤认定行政行为职权法定，其依据：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第二、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案件由来：1、2017年07月12日，答辩人受理王立红提出的谢某某工伤认定申请，依据其提交的相关材料和阜新市公安局新邱区公安分局中部派出所《情况说明》相关资料核实，答辩人于2017年11月06日作出谢某某为工伤的认定决定（编号：F20170712）。因谢某某用人单位不服该工伤认定决定，向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03月12日，该院作出（2018）辽0902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F20170712），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谢某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07月17日，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9行终5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2019年6月12日，答辩人委托阜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谢某某所患疾病与被打受伤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确认。2019年6月24日，阜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工伤与疾病因果关系确认意见》确认：谢某某所患脑出血、继发癫痫，不排除与2016年7月24日被打有因果关系。答辩人依据阜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因果关系确认意见，再次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F2019007）行政行为，认定谢某某所受伤害为工伤。以上事实，有《工伤认定申请表》、阜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裁决书》（阜劳人裁字[2017]第105号）、阜新市新邱区第二人民医院《院前急救病志》、阜新市中心医院《住院患者诊断书》、阜新市公安局新邱区公安分局中部派出所《情况说明》、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中止工伤认定通知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阜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工伤与疾病因果关系确认意见》在卷佐证。第三、答辩人适用法律正确，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内容得当。鉴于本案事实，答辩人依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作出谢某某为工伤的行政行为，其适用法律正确，行政行为内容得当。第四、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本案中，答辩人在办理谢某某工伤认定中，严格按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执行，依法对申报资料、证据进行审查，并按程序向谢某某下达《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中止工伤认定通知书》，为保障用人单位的举证权利，向其依法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其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二、原告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不成立。一是答辩人采信阜新市公安局新邱区公安分局中部派出所《情况说明》为证据，且该证据为优势证据，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定。而原告在举证中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其否定工伤认定结论主张不成立；二是原告以第三人与吴某森之间发生冲突是个人原因，非工作原因为由，否定工伤认定结论，只有陈诉并无任何证据佐证。根据本案事实，第三人系用人单位烧窑方面工作负责人，因修理生产所用的电瓶车一事，被吴某森打伤，其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伤害，确属因工作原因，谢某某所受伤害与履职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行政机关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三是原告诉称谢某某所受伤害是病，不是伤，不应认定为工伤，其主张不成立。经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阜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委托，对谢某某工伤与疾病进行确认。确认意见：谢某某所患脑出血、继发癫痫，不排除与2016年7月24日被打有因果关系。答辩人依据该确认意见，再次作出谢某某所受伤害为工伤的认定决定于法有据。 综上所述，为认真执行工伤保险规定，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请你院对答辩人工伤认定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查明本案事实，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维持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F2019007）工伤认定结论，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有：1.《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申请人依法申请主体合法；2.阜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裁决书》（阜劳人裁字[2017]第105号），证明谢某某与阜新市新邱区百顺新型墙体材料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3.阜新市新邱区第二人民医院《院前抢救病志》，证明谢某某受伤害的时间和地点；4.阜新市中心医院《住院患者诊断书》，证明谢某某伤情；5.阜新市公安局新邱区公安分局中部派出所《情况说明》，证明谢某某因履行管理工作职责受到伤害的事实；6.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中止工伤认定通知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证明工伤认定行政机关依法律程序办理该案件；7.阜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工伤与疾病因果关系确认意见》，证明工伤认定行政机关依法律程序办理该案件。 第三人谢某某辩称，一、同意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二、第三人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伤害，故第三人受伤与工作有关；三、根据阜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确认意见，第三人现在的病情不排除与2016年7月24日在工作期间受伤存在因果关系；四、第三人现在处于植物人状态，为治疗第三人伤情，已经举债几十万元。因此，请求依法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谢某某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被告认为证据1原告以此来否定谢某某并非是因工作原因不成立，理由是原告在仲裁申请中提出是因用电发生口角，发生口角是事实；认为证据2当事人已经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上诉，经终审判决裁决，在论述过程中原审判决其他理由均不成立。第三人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另行补充认为尊重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是国家赋予的权利，因此该情况说明具有证明力，该情况说明证明谢某某系工作原因受伤，原告所出示的证据2是法院的判决，但是该组判决是根据之前的情况所做出的推断，并不是证据，现在因为又提供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出现了新的事实，因此原告所出示的证据2没有证明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组证据。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7，原告认为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不能证明第三人受伤，头CT显示脑出血，是疾病不是被打后的外伤性脑出血；证据4不能证明第三人的伤情，只能证明其病情，脑出血、脑积水是疾病，而非被吴树森殴打所致的外伤性脑出血，这一点与公安机关的办案结论相符，如果是被吴树森殴打所致的外伤性脑出血，吴树森将构成故意伤害（重伤）罪，而非以治安违法结案。伤病是不是吴树森殴打造成的，在公安办案期间曾经委托三家鉴定机构都没有得出第三人脑出血与吴树森的行为有因果关系，这个事实本案被告根本没有进行调查了解；证据5不能证明第三人是履行工作职责受到伤害，工伤认定书第三人是“烧窑方面工作”，吴树森负责修理电瓶车，二人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二人的发生口角已经超出了各自的工作范围，第三人被打的直接原因是先动手打了吴树森一个嘴巴子，吴树森才还手打了他一拳，可见第三人被打的直接原因是其自身在先的违法行为，而不是正常履行工作职责行为被打。另外，第三人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中称二人是因安全用电问题发生口角，而情况说明中记载是修电瓶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被告没有调查，更没有查清；证据6仲裁院于2017年的5月15日就已经作出存在劳动关系的裁决书，所中止的理由并不存在，属于程序违法；证据7不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鉴定结论，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说明分析过程。被告提供的证据没有鉴定人的签名，只有落款阜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的公章，也没有分析和论证过程。不符合《辽宁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要求，《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经办机构委托的工伤与疾病之间有无直接因果关系的确认；《办法》提出的是：有无直接因果关系。而被告提供的确认所指的应该是间接因果关系，这并不符合立法本意，立法上之所以强调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应当理解为间接因果关系不能认定为工伤。证据本身也不应属于“确认意见”，意见中使用了“不排除”一词，所以并不是确定性意见，实践中这是医生诊断病因常用的一种说法，其意思表示是具有某种不确定的可能性。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核实，第三人与吴树森发生口角确系工作原因，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为两份生效法律文书，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1、2，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4，均为医疗机构出具，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为公安机关出具，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为第一次认定工伤被告作出的相关文书，与此次认定工伤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为阜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出具，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以下事实：谢某某与原告自2012年11月15日起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6年7月24日7时40分许，谢某某与原告处员工吴树森因维修电瓶车一事发生口角，谢某某打吴树森一嘴巴，吴树森打谢某某脸部一拳，大约半小时后，谢某某开始昏迷、呕吐，经120救护车将其送往阜新市中心医院救治。经阜新市中心医院诊断：一、2017年1月26日诊断：高血压Ⅲ级，左侧丘脑出血破入脑室，阻塞性脑积水，吸入性××，应激性溃疡，头皮挫伤，糖尿病Ⅱ型；二、2017年3月24日诊断：继发性癫痫，间质性××，高血压Ⅲ级，脑出血术后，气管切开术后；三、2017年6月19日诊断：继发性癫痫，昏迷，肺内感染，高血压Ⅲ级，脑出血术后，气管切开术后。 2017年5月15日，阜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2017］第10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谢某某自2012年11月15日起与原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7年7月12日，谢某某的妻子王立红向被告提出认定工伤申请。当日，被告向王立红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王立红于2017年7月20日前补正材料。2017年7月21日，被告作出《中止工伤认定通知书》，以未提供补正材料为由对工伤认定决定时限中止。2016年9月6日，阜新市公安局新邱区公安分局中部派出所就谢某某与吴树森打架一事作出阜公新（治）行罚决字〔2016〕2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吴树森拘留五日，2018年8月24日，该派出所又作出阜公新（治）行罚决字〔2018〕1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谢某某罚款200元，2017年7月24日，该所就谢某某与吴树森打架一事作出《情况说明》。2017年8月16日，被告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原告在收到本通知书10日内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并向原告邮寄送达。2017年11月6日，被告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F20170712），认定谢某某所受伤害为工伤。原告不服，于2018年1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认定工伤决定书。2018年3月12日，本院作出（2018）辽0902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F20170712），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宣判后，谢某某不服，向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以被告未将第三人的工伤与疾病的界限加以确认，而是笼统的将医疗机构的诊断结果全部罗列到认定工伤决定中，应属事实认定不清。谢某某被他人殴打与其病志记载的诊断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应当具有明确的鉴定结论或医学诊断结论作为依据，在查明此基础上再行工伤认定，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2018）辽09行终5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年6月6日，被告向阜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提交了谢某某工伤与疾病因果关系确定委托函，阜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工伤与疾病因果关系确认意见》：谢某某所患脑出血、继发性癫痫不排除与2016年7月24日被打有因果关系。2019年6月25日，被告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F2019007），认定谢某某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不服，于2019年12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F2019007）。 本院认为，被告市人社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认定工伤的法定职责。根据《辽宁省工伤保险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五）项之规定：“省、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承担下列鉴定和确认职能：……(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经办机构委托的工伤与疾病之间有无直接因果关系的确认。”因此，第三人谢某某的工伤与疾病之间有无直接因果关系应予以确认，不能笼统的将医疗机构的诊断结果全部罗列到认定工伤决定中，被告提供的阜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作出的《工伤与疾病因果关系确认意见》并非明确的结论，被告市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对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的编号为F201900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告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明壮 审 判 员  石 帅 人民陪审员  李 敬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陈一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