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27民初258号 原告：刘建强，男,196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静平，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益林，河北中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高台，男，196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润润，河北一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永辉，男，1965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宏龙，河北唐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建强诉被告刘高台、被告刘永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建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益林，被告刘高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润润，被告刘永辉、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宏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建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选矿厂转让协议无效；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协议转让款178万元人民币；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给付迟延付款的利息（从2018年7月26日开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由于转让协议无效，造成转让协议违约的违约金（按178万元的百分之三十计算）；5、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2月20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内容祥见该协议复印件），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共向二被告支付选矿厂转让款178万元人民币。但该选矿厂至今都无法运营，其原因是：二被告没有办理、安装选矿厂环境保护运营设备，属于环境保护不合格单位，更不可能得到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因此，该选矿厂至今无法正常运营。更有甚者：该选矿厂遭到村民多次环境保护信访案件的举报，其经营者，既：本案被告刘高台因涉嫌环境污染罪、非法采矿罪被河北省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该选矿厂被唐县人民政府认定为：散乱污企业，被依法取缔。鉴于以上事实，原告认为：二被告转让的选矿厂，从开始转让给原告，到现在都没有得到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属于非法运营的企业，被人民政府依法取缔。因而，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因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法律法规而属于无效的协议，在与原告签订转让协议过程中，欺骗原告，虚假承诺交付原告相关产权及相关手续所有权转移登记，实际上该选矿厂被人民政府依法取缔，该协议不可能正常履行，协议目的不可能实现。因此，该协议无效的责任完全应由二被告承担。据此，原告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依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原告补充：原被告于2018年7月21日签署的第一份选矿厂转让协议，随后于2018年12月20日由赵某接受原告刘建强的委托重新签署的变更选矿厂转让协议。协议中原告的付款义务于第一份合同签订时付款，其中第一笔付款是2018年7月21日合同签定当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形式转账给刘永辉100万元，第二笔款项78万也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到刘永辉名下帐户。 被告刘高台辩称，一、原告诉状中列明的被告刘高台住址与答辩人住址非同一人，恳请贵院查明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答辩人和原告之间系合伙关系非转让关系。答辩人在2018年7月21日与原告刘建强签订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合伙协议前，该厂由答辩人和刘永辉等人合伙经营。2018年7月21刘永辉等人以178万元的价格将该厂的股份转让给刘建强，由刘建强和答辩人签订合伙协议，在签订合伙协议时明确向原告说明该厂没有排污许可证，由答辩人和刘建强合伙继续经营该厂，在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必须由原告签字，因为原告在外地，原告委托赵某在该厂代替原告管理，2019年以后原告又委托其亲戚刘庆喜代替其管理该厂。2018年12月20日原告以其公司上市为由欺骗答辩人签订原告诉状称假协议。显然原告的起诉系不实之诉。三、答辩人要求原告赔偿精神损失等各项费用合计20万元。答辩人在与原告合伙期间，原告非法采矿，因答辩人系该厂营业执照负责人及该厂的合伙人，致使答辩人被唐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采矿被刑事拘留，在答辩人被刑事拘留期间，原告将该厂的设备等合伙财产私自买卖与他人。给答辩人身心及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为此，答辩人要求原告刘建强给予赔偿。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纯属于无理之诉，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当庭补充的事实与原告其起诉状的事实相互矛盾，属于乱用诉权，依法应不予支持。 被告刘永辉辩称，原告诉称2018年12月20日与我和刘高台签订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要求给付转让款178万元等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查明本案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我是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原有合伙人。2018年7月21日，刘建强与刘高台签订合伙办厂协议时，我和其他合伙人股份转让给刘建强。刘建强支付原股东股份转让款178万元，而不是原告所说的2018年12月20日后支付给二被告178万元。股份转让时，被告如实向原告告知了企业经营状况及证照办理情况，原告依然愿意并签署了合伙办厂协议。被告转让股份后，原告一直从事生产经营，不是诉状所说的无法正常营运。后来，原告欺骗被告说其有上市公司，不能在外办企业、签字，随要求被告又签订了2018年12月20日的转让假协议。答辩人认为企业经营有风险，原告订立原合伙办厂协议并实际履行的情况下，起诉被告支付其178万元转让款，实为背信弃义、歪曲事实的无理要求。为此，恳请贵院查明真相，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2018年12月20日的转让协议不是对第一份协议的变更。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当庭质证。 原告刘建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18年12月20日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卖方刘高台、刘永辉，买方赵某），证明目的：被告将其所有的选矿厂及秦王村沟门西洼尾矿库山坡转让给原告，协议约定签订当日有原告支付100万元给被告，剩余100万元于营业执照完成变更后支付。二被告保证标的物为自己所有，确与他人毫不相加不明的事情。第十条被告违约愿双倍返还原告以赔偿原告，同时在协议最后备注：以本协议为准，其它作废，能够证实本协议为2018年7月21日协议的变更。2、2018年12月15日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刘建强、受委托人赵某），证明目的：在2018年12月20日刘永辉、刘高台、刘建强三方签订的选矿厂转让协议变更签字，赵某接受刘建强的委托代为签字，能够证实2018年12月20日以赵某名义签订的转让协议实际买受人为原告刘建强，赵某在该协议上的签字为接受委托代理人名义签订，刘建强为转让协议真实买受人，原告为本案适格诉讼主体。3、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证明目的：原告已经根据2018年12月20日前的前一份协议，即2018年7月21日签订的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支付了178万元，同时需要说明的是100万元为该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的约定义务，78万元并非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的义务，是被告多次要求的前提下提前支付，根据该协议第二条第二款本部分费用应该在营业执照完成变更后再支付。4、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河北省非税收入缴款书（2019年6月11日），证明目的：证实被告转让给原告的企业及尾矿库土地并非合法的经营企业及矿产，二被告将不具有合法资质的企业及不具有所有权、使用权的尾矿库土地转让的行为违背了国家的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属于无效协议。 被告刘高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 2018年12月20日的协议是一份假协议，双方并没有履行，并且该协议的买受人是赵某，有协议中的条款第二条第一项足以证实此协议并没有履行，因为给刘永辉打款的时间是2018年7月21日，授权委托我方并不知情。对原告出示的打款记录认可，有该打款记录更进一步证实原告主张的2018年12月20日转让协议是一份假协议，有该协议第二条第一款足以证实。对罚款缴款书真实性认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发票出具的时间是2019年6月17日，这是在原告实际经营当中产生的，并且付款人写的是秦王村刘高台。 被告刘永辉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 对原告证据1、2的质证同刘高台意见一致，另补充：出卖人是三方当事人，而且签字的时候是两方当事人，协议根本没有成立，更该不上履行。该协议签订的目的是刘建强是其它公司的高管，公司规定未经公司同意不能在其它地方办企业和签字，所以说该协议是假协议，当时是由原告哄骗被告签订的协议。对打款事实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原告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在2018年7月21日被告刘永辉已经将股份转让给刘建强，这份证据与我方无关系。 被告刘高台提供证据有： 1、2018年7月21日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合伙办厂协议书（甲方刘建强、乙方刘高台）复印件，证明目的：刘建强与刘高台系合伙关系，刘建强投资178万元，占股份的百分之九十，刘高台出资22万元，占股份的百分之十。2、2018年7月21日唐县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甲方刘高台、刘永辉，乙方刘高台、刘建强），证明目的：此协议是对2018年7月21日刘建强与刘高台签订的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合伙协议进一步补充协议。3、河北增值税普通发票及收据31张，证明目的：刘建强和刘高台签订合伙协议后已经对该厂实际经营，该协议已实际履行。4、（2019）冀0627民初2118号案中原告的起诉状，证明目的：原告的第一份起诉书与现起诉书事实严重不符，说明原告滥用诉权，证实2018年12月20日的转让协议是虚假协议并没有履行。5、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营业执照及安全生产许可证，证明目的：该厂的性质及生产许可。 原告刘建强对被告刘高台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2018年7月21日签订的合伙办厂协议鉴于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确实签过一个协议，但已经作废销毁了，内容不记的。2、补充协议真实性认可，但同时能够证实在2018年7月21日原被告双方曾经签订过一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是对该协议的补充约定。3、对票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发票能够证实原告自2018年7月21日即接手选矿厂，但并未展开全面经营。4、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的起诉是根据民事诉讼相关规定及实际情况并没有滥用诉权，诉状所列事实同本案原告的诉状及当庭陈述的事实以及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均一致，表明原告所述事实并不存在虚假情况。同时能够证实原被告双方在2018年7月21日签订过转让协议，且已部分履行。2018年12月20日的转让协议是对原协议的变更，协议内容已经事先履行，并不存在虚假也不存在尚未履行情况。5、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企业的经营尤其是选矿厂作为特殊企业的生产运营需要多个行政机构的审批及多个资格资质许可，生产经营许可证仅为企业经营的部分行为许可，并非全部。 在回答审判员能否出示原告所主张的2018年7月21日协议时，原告称：2018年7月21日与2018年12月20日的协议内容均一致，仅仅为买受人由刘建强变更为赵某，其它内容均没有发生变化。7月21日的协议在12月20日协议签订当时在选矿厂办公室现场销毁了原件。 被告刘永辉对被告刘高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1、2没有异议，原告所转账的178万元，不仅包括机械设备，尾矿库，还有被告的实际投资，也是给以前原股东的所有费用，不是刘永辉一个人的股份。3、认可，能证实原告已经从接手到经营有半年有余，不存在无法经营的情况。4、原告起诉的前后不一致，属于虚假诉讼。5、无异议，能证实在签订合伙协议时被告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及企业的经营状况，对原告不存在隐瞒行为，原告仍愿意接手该企业的股份与刘高台合伙。 应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了（2019）冀0627民初2118号案（原告刘建强诉被告刘永辉合同纠纷）的案卷材料、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注销登记档案，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川里市场监督管理所向本院出具了未找到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开业档案的情况说明。 原告刘建强认为上述档案中的相关材料能证实其诉讼主张： 一、（2019）冀0627民初2118号民事案卷中，第69页至第75页材料：1、唐县人民政府-唐县环境保护局关于环境举报信访案件的公开（网络下载）；2、保定市环境保护局转办函；3、保定市重点工作大督查第十三（驻唐县）督察组举报线索交办函；4、唐县重点工作大督查办公室对水利局交办函；5、唐县川里镇秦王沟一沙厂，无环评、排污手续，非法生产，严重污染破坏环境举报信附照片；6、川里镇政府限期拆除通知书；以上2-6是刘永辉转给我的。证明目的：二被告所转让的选矿厂在转让前已经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散乱污企业，且转让的尾矿库土地也不具有合法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故签订的协议据此认定为违法无效。二、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的注销登记资料，证明目的：能够证实该选矿厂在工商注册时存在违法注册及违法变更的情况，说明二被告在转让协议时隐瞒真实情况，编造虚假情况，欺骗原告，在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恶意。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不允许变更，当时刘高台和刘永辉说营业执照可以变更原告名下，其实根本就不能变更。注销登记也未经过原告的同意，更能说明，被告非法占有的恶性和故意。 被告刘高台对上述材料发表质证意见： 2118号案卷69页-75页，从证据的来源及所有证据的日期均是在原告实际经营以后，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所有证据均是下载的复印资料并未相关部门的加盖公章。注销登记确实办理了，原告把厂子拆了卖了，我当时给原告打电话注销，他同意了。他在事前知道个体营业执照不能过户。后来他也不要求过户了，因为他与刘高台是合伙人，并且他是大股东。 被告刘永辉对上述材料发表质证意见：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我给刘建强的，其它质证意见同刘高台。当时刘永辉已经退出股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营业执照不允许过户原告是知道的，打了订金以后，是在知情的情况下打了78万元，而且我知道，因为我有股份，营业执照从来没有变更过。 经本院当庭核实，被告刘高台出示了唐县公安局唐公（环）取保字（2019）0049号取保候审决定书，证实刘高台因涉嫌非法采矿案，于2019年6月6日被唐县公安局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由原告刘建强申请，经本院准许，证人赵某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当事人询问，其证言的主要内容是：2018年7月份经我介绍刘建强以200万元购买下由刘高台担任法人，刘永辉、贾建伟一起合伙经营的唐县鑫成选矿厂，在7月21日刘建强在选矿厂内与刘高台、刘永辉签订了转让协议，当时二人向原告刘建强说明没有排污许可证。刘建强委托我负责管理生产，我当时在那负责工作，负责厂子的生产，就负责到2018年12月20日后，就离开厂子了。2018年12月，刘建强找我，他担任其他公司的法人代表，公司要上市，董事会要求没有公司批准，不得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任何投资协议，以免对公司造成影响。和刘高台、刘永辉商量，由我重新再和他们签一份协议，开始他们不同意，刘建强耐心解释他们同意后，在2018年12月20日在原来协议内容不变的情况下，由我代表刘建强从新签了一份转让协议，并注明原来签订的协议作废，以本协议为准。2018年12月20日签订协议刘建强也在场，在厂子里签订的。 原告对赵某证言没有异议，认为事实与证人陈述一样。 被告刘高台对证人陈述已告知刘建强没有排污许可证以外，其它证言不具备真实性。 被告刘永辉认为证人不知道合伙办厂协议，与事实不符，知道合伙办厂协议及履行整个过程，从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显示出来。我们没有出让西洼土地，因为我们是长期租赁没有权出让。 由被告刘高台申请，经本院准许，证人于某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当事人询问，其证言的主要内容是：我是经销矿山设备的，经营点在唐县川里古道口，我来证明的是刘建伟、刘庆喜他们就是通过我联系把鑫成选矿厂的设备卖给了徐水的，大概是在2019年秋天，卖了多少钱也不知道。 原告刘建强对于某证言的意见是：刘建伟和刘庆喜当时是在打工，是在刘永辉的领导下，在给刘永辉打工。至于为什么卖掉设备是因为乡里在限期内拆除，若不拆除乡里就给拆。刘建伟和刘庆喜老家和我是一个村的，是受我委托看厂的。卖设备的钱由刘庆喜收取的，现在都在他手里，几万块钱。 被告刘高台对于某证言的意见是：刘建伟和刘庆喜是刘建强派来管理厂子的。在刘高台和刘建强合伙期间，刘建强在刘高台被羁押期间委派刘建伟、刘庆喜将鑫成合伙财产私自买卖，在此情况下，刘高台释放以后注销的该厂的营业执照。 被告刘永辉对于某证言的意见是：刘庆喜和刘建伟决不是在我的领导下，我也是给刘建强打工的。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证据3、4、被告刘高台证据2、3、4、5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本院调取的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注销登记档案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证据1、2，虽然当事人签字真实，但该协议是为了规避相关情形，掩盖事实真相而签订的，且协议约定与当事人之间的真实履行并不相符，同时该协议不能证明当事人之间曾在2018年7月21日签订过内容相同的协议。原告用来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2019）冀0627民初2118号民事案卷中、第69页至第75页材料，时间均为原告实际控制选矿厂以后，与本案争议的交易行为没有关联性。 被告刘高台证据1，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证人赵某的证言，其中陈述当事人曾在2018年7月21日签订过一份与2018年12月20日相同的协议，因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对此证言内容不予采信。 结合当事人质证意见，对证人于某的证言中选矿厂设备被刘建伟、刘庆喜出售予以采信。 庭审后，原告代理人又向本院提供了一份2018年7月21日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微信照片影印件。该协议影印件签字中，卖方（甲方）为刘高台、刘永辉，买方（乙方）为刘建强、刘高台，与原告提供的2018年12月20日协议双方当事人身份并不相符。鉴于其仅为影印件，本院不再组织当事人质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唐县鑫成选矿厂于2014年10月17日注册成立，位于唐县，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刘高台，经营范围为铁精粉加工销售。经营者刘高台称，该厂由其和刘永辉等人合伙经营。2018年1月9日，保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该厂核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冀）ＦＭ安许证字（2018）保850001号，许可范围为尾矿库运行。2018年7月21日，原告刘建强、被告刘高台、刘永辉签订《唐县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甲方为刘高台、刘永辉，乙方为刘高台、刘建强。协议内容为：2018年7月21日12时之后，所有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债权债务、合同协议，必须有单位公章和刘建强本人签字生效，债权债务才能予以确认。当日，原告刘建强通过银行转账向刘永辉支付100万元，并实际控制该厂。自该日起，原告委托赵某负责选矿厂管理生产，支出票据由原告签字报销。2018年7月26日，原告又分两笔向刘永辉转账支付共计78万元。2018年12月20日，被告刘高台、刘永辉以出卖人（甲方）身份，赵某以买受人（乙方）身份，签订《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将其鑫成选矿厂工厂及厂内设备生产机器连同附属物件、秦王村沟门西洼的尾矿库山坡，议价人民币200万元全部出卖给乙方。赵某称，该协议是受原告刘建强委托签订的，实际买受人为刘建强。2018年12月20日后，赵某离开选矿厂，原告刘建强委托他人继续负责管理该厂。2019年5月2日，被告刘高台因涉嫌非法采矿被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6月6日被取保候审，目前尚无司法结论。期间，选矿厂机器设备被原告委托的管理人员出售。原告提供的河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显示：2019年6月17日，付款人为川里镇秦王村刘高台，执收单位为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注非法采矿，违法所得及罚款，金额为53508元。2019年6月20日，经被告刘高台申请，登记机关对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准予注销登记。2019年10月28日，本院受理了原告刘建强诉被告刘永辉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法院依法解除转让协议、返还原告178万元并支付利息。事实及理由称，2018年7月原被告双方曾签订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转让协议。2019年12月23日，本院作出（2019）冀0627民初2118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准许刘建强撤诉。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选矿厂转让协议无效，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协议转让款178万元。那么涉案转让协议的存在及内容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原告在庭审中补充称，原被告于2018年7月21日签署的第一份选矿厂转让协议，随后于2018年12月20日由赵某接受原告刘建强的委托重新签署的变更选矿厂转让协议。但原告并不能提供出所主张的2018年7月21日转让协议，而2018年12月20转让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其签署的目的是规避对原告的不利情形，因此，该协议是一份虚假协议。仅凭赵某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被告三人在2018年7月21日签署过一份内容相同、买方（乙方）为刘建强的协议。同样，被告刘高台提供的唐县川里鑫成选矿厂合伙办厂协议书，因无原件、且原告不认可，亦不能证明该协议的存在。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仅为：原告刘建强通过支付被告刘永辉178万元，自2018年7月21日起，对鑫成选矿厂完成了实际控制和管理。上述实际实施的交易行为，并没有证据证明具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且赵某证明，当时原告对选矿厂尚未取得排污许可是知情的。而职权部门对选矿厂的监管、处罚，也是发生在原告刘建强实际控制该厂生产期间。综上，本案实际交易行为是在被告对涉案选矿厂经营资质和状况明知的情况下实施的，且已履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基于履行的2018年7月21日转让协议，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存在及内容。原告主张的“在与原告签订转让协议过程中，欺骗原告”，没有足够证据予以证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建强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410元，由原告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左 青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党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