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408民初838号 原告：戴魁章，男，1958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 原告：刘少珍，女，1959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恒，湖南衡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解放大道**。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平，男，198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该医院员工，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涛，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衡阳市蒸湘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法律援助中心 法定代表人：肖史**，该委员会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俊凡，男，1985年7月2日，汉族，该委员会调解员，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 原告戴魁章、刘少珍诉被告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南华医院）、第三人衡阳市蒸湘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蒸湘调解委员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魁章、刘少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恒，被告南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平、谢涛，第三人蒸湘调解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俊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魁章、刘少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原、被告2018年5月17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2、判令被告赔偿二原告1320837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5月14日，原告儿子戴文嘉因感觉乏力，在向本单位衡阳市船山社区请假后回家休息。之后戴文嘉因不舒服症状加重，自行到被告医院就诊。就诊后被告未确诊患者病情，就对戴文嘉进行了抽血、肌肉注射及输液等处理，在治疗过程中，戴文嘉出现大量出汗症状，原告多次向急诊医生反映患者病情，被告方医生置之不理，未及时进行抢救治疗，之后戴文嘉心脏停止跳动，医生才过来抢救。但最终戴文嘉因抢救无效死亡。之后，原告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提出质疑，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承认其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但对赔偿金额无法达成协议。同年5月17日，被告申请第三人介入调解，原告虽反对，但最终在被告和第三人重重压力下，匆忙达成调解协议。现原告认为该协议调解程序违法，且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情形，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南华医院辩称，被告的诊疗符合诊疗规范，如果原告认为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应当就具体的过错行为、程度及因果关系程度举证责任；诉前原、被告已经在第三人的主持下在辖区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故该调解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法定可撤销情形，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第三人蒸湘调解委员会述称，本案调解协议程序合法，未经尸检并非是由第三人造成，权利实际在原告方，且第三人在调解过程中已就权利义务告知了原告，而本案原告在不忍心对儿子尸体进行解剖，故不同意尸检，在这种情形下才进行调解的；本案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法定的可撤销情形，医疗事故需要进行尸检及进行医学鉴定才能得出相应的责任承担程度，但双方对事故责任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第三人中断调解后，第三人后被告知原告同意调解方案，所有才在本辖区派出所在第三人主持下达成的协议；原告诉请协议显失公平，第三人无法判定被告在诊疗过程中的过程行为，赔偿金额是否显失公平，由法院判定。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供的二份证明，拟证明戴文嘉身体状况健康良好；原告提供的调查笔录及证人王某、吴某的证言，拟证明二原告得知其独子戴文嘉死亡时精神状况处于慌乱崩溃状态，如此协议的签订存在恐吓、乘人之危的情形。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二份证明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调查笔录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二份证明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调查笔录及证人证言并未涉及恐吓、乘人之危相关之言语、行为等事实，不能单独证明被告或第三人存在恐吓、乘人之危之情形，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原、被告各方的诉辩及提供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二原告系死者戴文嘉的父母。2018年5月14日11时许，戴文嘉因身体出现纳差、乏力、抽搐等症状，由急救120送至被告急诊科抢救室，13时06分突发心脏骤停，经人工复苏于13时39分恢复自主呼吸，送至ICU重症监护治疗，后16日18时15分再次突发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于18时58分宣布临床死亡。同年5月17日，二原告与被告经第三人居中调解，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医方减免患方医保结算后所欠费用，并一次性补偿死者家属共计人民币100000元，并扣去急诊科25000元奖金给患方，共计125000元给患方；本协议签字后，患方依法依规自行处理患者遗体，并立即将遗体移离医院；本协议签字后，该医疗事件即告终结，患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向医方主张权利，亦不得做出任何干扰医方正常医疗秩序行为，否则患方应无条件返还医方赔付的全部款项，且不得以本协议作为其主张权利的依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患方不得向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任何第三方透露在医疗事件中所保留的照片、病历复印件、影像图片及本协议内容，否则违约方应返还对方赔付的全部款项作为违约金；医、患双方确认，本协议系双方平等、自愿、诚实信用下充分协商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显失公平、重大误解、乘人之危等情形等内容。之后，二原告认为被告及第三人在调解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情形，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戴魁章、刘少珍的独子戴文嘉与被告存在医患关系明确，主要争议焦点为二原告与被告在第三人主持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可否撤销及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金额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关于二原告与被告在第三人主持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可否撤销的问题。二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明显医疗过错，调解协议显失公平，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情形。被告认为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如调解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及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签订的情形，当事人确有权提出撤销之请求，但需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患者戴文嘉死亡后，第三人组织的调解会上，被告明确提出要对死者进行尸检以确认死亡原因，但二原告明确表示拒绝，而尸检是查明戴文嘉死亡原因的基础。失去该基础，无法认定被告医疗行为与戴文嘉死亡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亦无法认定被告需对戴文嘉的亲属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在此基础上第三人经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达成的调解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该协议形成过程程序合法，又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本院对二原告要求撤销调解协议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金额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本案原告在无确切证据证明调解协议存在可撤销情形，而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再次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于法无据，故二原告的该项请求无法得到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戴魁章、刘少珍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344元，由原告戴魁章、刘少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廖治波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阳 琼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六条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得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