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43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乐语冠芝霖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陈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苑阿龙，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叶正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德臣，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龙，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山东乐语冠芝霖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乐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下简称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7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东乐语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判令山东乐语公司无需向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支付法律顾问费16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的问题，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山东乐语公司与金诚同达（济南）律所自2008年就开始签署法律顾问服务合同，由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向山东乐语公司提供法律意见。服务合同期限均为三年，年顾问服务费8万元，服务费用采用预先支付的方式，一直以来山东乐语公司均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顾问服务费。最后一期法律服务合同的期限自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自2015年11月5日开始，山东乐语公司总经理变更为曾昌贵，因曾昌贵与金诚同达（济南）律所互不相识，又因山东乐语公司母公司本来就有法律部门，因此未再向金诚同达（济南）律所进行过任何法律咨询，金诚同达（济南）律所也未向山东乐语公司提供过任何法律服务。因此当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向山东乐语公司主张2017年度法律服务费用时，当时的总经理曾昌贵并未同意支付。2017年1月13日，山东乐语公司的总经理变更为陈鹏，金诚同达（济南）律所也没有提供法律服务。一审判决依据《不再续约法律服务顾问合同的说明》中载明的山东乐语公司对金诚同达（济南）律所三年来的服务和支持深表感谢，认定金诚同达（济南）律所2016年6月至2018年5月31日之间向山东乐语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义务，认定事实不清。实际上，《不再续约法律服务顾问合同的说明》系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向山东乐语公司李晴提出，称因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内部流程需要，需要向其出具一份文件用以走内部流程，该说明的内容及出具均为金诚同达（济南）律所的要求。李晴与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刘坚勇多年对接，对金诚同达（济南）律所甚为信任，以为其内部流程需要，未经谨慎注意就向其出具了此份说明，并未经过任何用印审批，也不代表金诚同达（济南）律所这两年提供了法律服务。山东乐语公司认为，仅凭借一份说明不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合同的真实履行情况，更不能说明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在合同期内提供了满三年的法律服务。金诚同达（济南）律所辩称，其自2004年就开始担任山东乐语公司的法律顾问，即便是按照山东乐语公司上诉状自述，金诚同达（济南）律所也自2008年至2018年，担任了山东乐语公司长达10年的法律顾问。山东乐语公司的上述自述表明，双方已建立了长期稳定、相互信任的法律顾问合同关系。山东乐语公司上述有关曾昌贵、陈鹏与金诚同达（济南）律所不认识，金诚同达（济南）律所也没有提供过法律服务的自述，与事实不符。1.事实上，曾昌贵、陈鹏曾是山东乐语公司下属地市子公司的负责人，金诚同达（济南）律所的服务律师自2004年（山东乐语公司自认自2008年）开始就担任了山东乐语公司的法律顾问，和曾昌贵、陈鹏在2016年之前就认识，至今仍有这两人的手机号。本案一审已查明，山东乐语公司的法务工作，多年来，主要由其负责“整体支持口工作”的副总经理李晴负责与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对接。有时李晴也安排山东乐语公司负责人事法务的刘萍、寇延蕾、刘龙梅等工作人员与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对接法律顾问服务工作。金诚同达（济南）律所的法律顾问服务，是向山东乐语公司提供的，不是向其先后变更的两位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曾昌贵、陈鹏提供的；因此，无论曾昌贵、陈鹏两人是否向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咨询过法律问题，都不能由此得出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未向山东乐语公司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结论。关于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是否向山东乐语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问题。金诚同达（济南）律所一审提交的三份证据以及二审提交的有关代理山东乐语公司诉讼仲裁的七份证据，可以充分证明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已向山东乐语公司提供了令其满意的法律顾问服务。在涉案合同的履行期内（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金诚同达（济南）律所除为山东乐语公司提供了合同约定的日常法律咨询、提供法律意见、合同审查外，还代理山东乐语公司办理了山东乐语公司与冠芝源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诉讼案（济南中院调解结案），山东乐语公司与杜鹃等人的两件劳动争议案（历下劳仲委劳动仲裁、历下法院一审诉讼、济南中院二审诉讼）。这些代理上诉人诉讼、仲裁的法律服务，也是双方法律顾问合同第1条“法律服务事项”1.1、h）款约定的服务内容。如果山东乐语公司主张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没有向其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在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已提交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山东乐语公司应负有举证责任，山东乐语公司对此举证不能，依法应承担不利诉讼后果。关于山东乐语公司出具的《不再续签法律顾问合同的说明》。该说明的标题即是不再续签法律顾问合同的说明，其出具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说明与已服务十几年的法律顾问不再续签合同的原因。该说明的内容明确显示，山东乐语公司对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律师的服务是满意的。由此可见，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很好地履行了为山东乐语公司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合同义务。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山东乐语公司支付金诚同达（济南）律所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常年法律顾问费共计16万元；2.?判令山东乐语公司以应付款8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6月15日至2017年6月15日的利息3528.33元，以应付款16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6月15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7月11日为15960元）共计利息19488.33元；3.判令山东乐语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0日，金诚同达（济南）律所与山东乐语公司签订了《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双方约定山东乐语公司聘请金诚同达（济南）律所的执业律师作为特定法律顾问具体执行双方约定的法律服务事务。合同有效期限为三年，自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满后双方可根据服务情况另行协商续订合同。山东乐语公司在每年的6月15日前支付给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法律顾问费人民币8万元。2015年10月23日，山东乐语公司通过中国银行济南浆水泉路支行以转账方式向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支付第一年法律顾问费8万元，后两年法律顾问费未予支付。2018年7月13日，山东乐语公司向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出具了《不再续签法律顾问合同的说明》，内容为:“我司与贵所于2015年5月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合同期为三年，自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在此期间，我司对贵所刘坚勇律师，以及刘洪涛、魏德臣等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表示满意。我司由于管理方面的变化，我司对贵所三年来的服务和支持深表感谢。”?上述事实有《常年法律顾问合同》、顾问费发票底联、银行转账凭证、《不再续签法律顾问合同的说明》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的效力问题，二是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的问题。关于《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的效力问题。山东乐语公司主张该合同的签约代表李晴不是其公司员工，在公司未授权又非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合同是不合法且无效的。首先，山东乐语公司认可李晴是受北京总部委派整体负责本公司相关业务部门工作，李晴在2019年7月离职之前一直在该公司办公。故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有理由相信李晴作为签约代表签署涉案合同，是以山东乐语公司名义实施的职务行为。其次，涉案合同加盖了山东乐语公司的印章和骑缝章，山东乐语公司对于印章及骑缝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再者，山东乐语公司于2015年10月23日向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支付了8万元法律顾问费，已实际履行了支付第一年法律顾问费的合同义务。上述三点表明，双方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的问题。涉案《不再续约法律顾问合同的说明》中载明山东乐语公司对金诚同达（济南）律所三年来的服务和支持深表感谢。该说明有经办人李晴的签名并加盖了山东乐语公司的印章。山东乐语公司对该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2015年10月23日，山东乐语公司向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支付了一年的法律顾问费8万元。山东乐语公司虽主张2015年至2018年期间，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未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但该主张与其出具上述说明和实际支付部分法律顾问费的行为相互矛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山东乐语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法律顾问费已构成违约，《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中约定违约方应赔偿对方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金诚同达（济南）律所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经济损失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在涉案《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合法有效且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山东乐语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支付剩余法律顾问费并赔偿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山东乐语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法律顾问费16万元；二、山东乐语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金诚同达（济南）律所经济损失（以8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6月16日起至2017年6月15日止；以16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6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9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420元，由山东乐语公司负担。二审中，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提交新证据如下：提交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1民初261号民事调解书”；济南市历下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济历下劳人仲案（2016）235号裁决书”、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0102民初3576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1民终2463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历下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济历下劳人仲案（2016）236号裁决书”、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0102民初3578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1民终246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存续期间，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履行了法律顾问服务义务。经质证，山东乐语公司辩称，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在2017年初双方签订不再提供的服务合同，合同签订完成后杜娟、王庆杰案件已支付过费用，冠芝源案件是第一年的服务，费用已支付。本院经审理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提交的证据证实，金诚同达（济南）律所在2016年、2017年、2018年为山东乐语公司代理相关案件，结合其他证据能够证实2016年至2018年期间为山东乐语公司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山东乐语公司主张金诚同达（济南）律所未提供2017年、2018年的法律服务，但并未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推翻金诚同达（济南）律所的主张，故山东乐语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山东乐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90元，由上诉人山东乐语冠芝霖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希贵审判员  宋海东审判员  杨晓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希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