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5民初2746号原告：王劲，男，汉族，1988年5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原告：张淦，男，侗族，1989年10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原告：代芸熙，女，汉族，1990年4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201房，原告：邱济枫，男，汉族，1992年9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修智，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帅，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周启明，男，汉族，1990年4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第三人：杨震宇，男，汉族，1990年2月19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晨云，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幼迪，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后海片区中心路深圳湾段**恒裕滨城****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20206845。法定代表人：杨震宇。原告王劲、张淦、代芸熙、邱济枫诉被告周启明及第三人杨震宇、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修智、张兆帅，被告周启明，第三人杨震宇、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第三人杨震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晨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劲、张淦、代芸熙、邱济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被告周启明将其持有的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杨震宇的行为；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周启明承担。（以上请求价值暂计25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8月25日，周启明与杨震宇共同成立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周启明与杨震宇各持有公司50%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为周启明。自2015年起，周启明因日常生活需要及经营的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之用，陆续向四原告借款。为明确还款计划，经多次协商，周启明与四原告于2018年11月13日签订了《还款协议》，对周启明应当偿还的借款本金、利息以及计算方式等予以确认，并约定周启明应当在2018年11月30日前全额清偿所有债务。协议签订后，周启明仅偿还部分款项，截至2018年11月30日，周启明仍应偿还四原告本金及利息合计5464968.37元。四原告为此聘请律师并支付律师费3万元。然而，在四原告与周启明商议签订《还款协议》的过程中，周启明已谋划低价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50%的股权给杨震宇。经查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得知：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将法定代表人由周启明变更为杨震宇、同年10月27日变更公司章程、同年11月8日完成股东变更登记事项，至此，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由周启明、杨震宇二人变更为杨震宇一人。基于以上事实，四原告认为：四原告与周启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周启明逾期还款，构成违约。四原告与周启明商议签订《还款协议》的过程中，周启明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50%的股权之行为，严重损害了周启明的偿债能力，令四原告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四原告依法有权撤销之。希贵院依法判决，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被告周启明辩称，其不同意四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其与杨震宇之间本身有债务在先。第三人杨震宇的陈述意见为：一、关于杨震宇与周启明之间的借贷关系问题。在2015年10月份至2015年12月份期间，周启明因资金周转困难，已累计向杨震宇借款100万元，这些借款基本上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2016年11月1日，周启明向杨震宇出具了《借条》，借条上针对2016年11月1日前的借款进行了确认。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杨震宇又通过转账的方式借给周启明合计622500元，转账备注为“借款”。首先，《借条》的真实性是完全站住脚的，原告方如有异议，可以申请“着墨时间”司法鉴定。其次，如果原告方的证据《还款协议》是真实的，恰好印证了周启明的交易习惯是“先借钱后出具还款协议或借条等债权确认书”，结合原、被告之间的银行流水，原告方基本上是在《还款协议》的落款时间（2018年11月13日）前给周启明转账的。周启明的这种交易习惯，与周启明和杨震宇之间的借贷习惯是相吻合的，因为杨震宇也是在2016年11月1日前通过银行转账借款给周启明，2016年11月1日，周启明给原告方出具了确认借贷关系的债权确认书即《借条》。原告方的《还款协议》可以侧面印证杨震宇的《借条》的合理性。第三，如果原告方的证据《银行流水》即为借款，则恰好印证周启明的交易习惯一方面是“先借钱后出还款协议或借条等债权确认书”，另一方面，原告方与周启明的转账记录大部分没有备注“借款”，少部份备注了“借款”。而杨震宇与周启明的2016年11月1日前借款，也没有备注“借款”，与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吻合。综上所述，杨震宇与周启明之间2017年12月31日前累计的1622500元借款是真实的。二、关于杨震宇与周启明的100元价格转让50%股份的问题。2014年8月25日，周启明与杨震宇各出资250万元合计500万元创办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2018年11月初，杨震宇与周启明商议，将周启明持有的250万元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杨震宇，则周启明此前欠杨震宇的所有借款共1622500元一笔勾销，周启明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因周启明与杨震宇以为股权转让是按转让的价格向政府部门交纳税费的，所以就将《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股权转让价格设定为100元。2018年11月8日，该50%的股权正式过户给了杨震宇。2019年9月6日，周启明和杨震宇被原告方起诉后，周启明向杨震宇签名出具了《抵债确认书》确认了上述事实，并声明，转让该股权不是为了刻意逃避债务，而是为了偿还欠杨震宇的借款，该100元并不是真正的转让价格，周启明欠杨震宇的1622500元才是真正的转让价格，周启明转让该股权的真正目的是以股权抵债。三、关于债权人撤销权问题。《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这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是指：1、知道转让价不合理。2、知道转让者有债务。首先，100元并不是转让价，1622500元才是转让价；因此，杨震宇一方面不认为162250元是不合理的价格。另一方面，杨震宇并不知道周启明有别的债务，更加不知道周启明与原告方之间的债务。杨震宇也是周启明的债权人，并不是周启明的近亲属，没有必要与周启明合谋，帮其逃债而背负法律风险。综上所述，本案的股权转让不符合可撤销的条件。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陈述意见同杨震宇。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认定如下：周启明因日常生活及经营汽车公司之用，自2015年起，陆续向四原告借款。2018年11月13日，周启明与四原告签订《还款协议》。周启明到期不还，四原告于2018年12月3日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2019年4月16日，深圳国际仲裁院作出裁决，裁决内容为：一、周启明向王劲偿还借款本金1165445.25元；二、周启明向王劲支付暂计至2018年11月30日的利息138391.91元及此后的利息（以本金1165445.2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12月1日起计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三、周启明向张淦、代芸熙偿还借款本金2544707.44元；四、周启明向张淦、代芸熙支付暂计至2018年11月30日的利息117773.2元（该利息为已计算2018年12月21日被申请人还款50000元后的剩余未偿还利息）及此后的利息（以2544707.4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12月1日起计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五、周启明向邱济枫偿还借款本金1341731.1元；六、周启明向邱济枫支付暂计至2018年11月30日的利息106919.47元及此后的利息（以本金1341731.1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8年12月1日起计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七、周启明承担四名申请人为本案而支付的律师费30000元；八、周启明承担本案仲裁费用80752元、财产保全费用5000元。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后因周启明不履行上述仲裁裁决文书，四原告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9月23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周启明查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且四原告在指定期限内不能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故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经查，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周启明，股东为周启明及杨震宇（各占50%）。2018年9月28日，法定代表人由周启明变更为杨震宇，2018年11月8日股东由周启明、杨震宇二人变更为杨震宇一人。双方在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周启明占有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50%的股权，根据原公司章程规定，周启明应出资250万元，现周启明将其持有的公司50%的股权以0.01万元转让给杨震宇。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工商局备案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为：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并决定，同意股东周启明将其持有公司50%的股权以100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杨震宇。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实收资本：0万元。四原告认为，在其与周启明商议签订《还款协议》的过程中，周启明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50%股权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周启明的偿债能力，令四原告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此应当予以撤销。对此，周启明及杨震宇均主张，周启明向杨震宇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50%的股权，并非低价转让，不应当予以撤销。杨震宇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杨震宇平安银行流水（原件）、杨震宇给周启明借款转账明细表（自行制作），证明2015年10月13日至2017年12月31日，杨震宇通过转账方式借给周启明的借款合计1379520元。证据二：借条（原件），证明在2015年10月份至2015年12月份期间，因资金周转困难，周启明已累计向杨震宇借款100万元，这些借款基本上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2016年11月1日，周启明向杨震宇出具了《借条》，借条上针对2016年11月1日前的借款100万元进行了确认。证据三：周启明签字的《抵债确认书》（原件），证明2019年9月6日，周启明向杨震宇出具《抵债确认书》确认了如下事实，具体内容如下：“本人周启明（身份证号码：），在2015年10月份至2015年12月份期间，因资金周转困难，已累计向杨震宇借款100万元，这些借款基本上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2016年11月1日，本人向杨震宇出具了《借条》，借条上针对2016年11月1日前的借款进行了确认，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杨震宇又通过转账的方式借给本人合计622500元，转账备注为“借款”。2014年8月25日，本人与杨震宇各出资250万元合计500万元创办了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2018年11月初，杨震宇与本人商议，将本人持有的250万元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杨震宇，则本人此前欠杨震宇的所有借款一笔勾销，本人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本人与杨震宇以为股权转让时按转让的价格向政府部门缴纳税费的，所以就将《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股权转让价格设定为100元，2018年11月8日，该50%的股权正式过户给了杨震宇，本人在此声明，转让该股权不是为了刻意逃避债务，而是为了偿还欠杨震宇的借款，该100元并不是真正的转让价格，本人欠杨震宇的160多万元才是真正的转让价格，本人转让该股权的真正目的是以股权抵债”。四原告对杨震宇所提交的证据不予确认，原因如下：一、证据一不能证明杨震宇和周启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为只有62.25万元备注了借款字样，剩余的75.702万元性质不明，不能证明周启明向杨震宇借款137.952万元。二、证据二的落款时间是2016年11月1日，金额是100万元，但从银行流水看，截至到当日，周启明收到杨震宇的款项总共是81.702万元，数字无法对上。而在该日之后，借条上也没有备注利息，所以也不能解释该100万元是80万元本金加20万元利息的总和，且该借条是否为事后补签也不能确认，因此该证据和杨震宇其他证据存在冲突，且无法合理解释，应当予以排除。三、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1、周启明三个字的签字纸张背面没有凹凸不平的笔迹，可能是复印的，而周启明三个字的字样和借条上的周启明的签字方式笔迹似乎不是同一人所写。2、《抵债确认书》落款时间是2019年9月，离股权转让时间有一年，属于事后补签。3、该文书声称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有累计100万元的借款，但银行流水显示资金往来只有75.702万元，即便该75万元都是借款，三个月就产生了25万元利息不合理，因此有明显的虚假嫌疑。4、该文书明显系基于本案诉讼才写的，且出具的人员是周启明本人而不是案外人，因此该文书的证据性质不是第三人提交的书证，而是周启明本人的当事人陈述，属于言辞证据，可信度较低，而周启明和杨震宇在本案中又是利益共同体，因此该证据也不应予以采纳。庭审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责令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限期提交该公司的2018年审计报告，但其逾期未提交。以上事实，有裁决书、协议、银行流水、借条等证据材料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周启明将其持有的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杨震宇，四原告作为周启明的债权人，请求撤销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具体到本案中，本院认为根据现有事实证据可以认定周启明存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四原告造成损害，且杨震宇对此明知的事实，详细理由评判如下：一、周启明与杨震宇主张周启明向杨震宇借款金额为1622500元，为了偿还该借款，双方约定以股抵债，真实股权转让价格为1622500元，并非工商局备案的一元转让。对此，杨震宇提交了银行流水、《借条》、《抵债确认书》三份证据。这三份证据中，银行流水显示借款总金额为1379520元（其中备注为“借款”的金额为622500元，其余未备注），《借条》显示借款金额为100万元，《抵债确认书》显示借款总金额为1622500元。庭审中，周启明与杨震宇共同确认借款总金额为1622500元。本院要求其明确具体的借款明细。对此，杨震宇称，借款明细除上述银行流水中的1379520元之外，双方还有其它借款，庭后可以向法院提交具体证据。然，杨震宇在法庭辩论阶段又称不存在其它借款，双方除了上述1379520元借款之外，其余242980元均为利息（利息约定的标准为月息2.5%至3%不等），总额为1622500元。但，周启明在《抵债确认书》中又称：“其在2015年10月份至2015年12月份期间，因资金周转困难，已累计向杨震宇借款100万元。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杨震宇又通过转账的方式借给本人合计622500元”。可见，周启明与杨震宇关于双方之间的借款总金额及具体的借款明细，前后陈述矛盾，存在明细的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应当对双方当事人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各自提交的证据，按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等方法综合判断。结合本院查明事实及以上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周启明与杨震宇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其应当承担基本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周启明与杨震宇的上述主张依法不予采信。二、本案转让标的物为有限公司的股权，其与房产、车辆等财产不同，与公司无关的主体无法进行评估。四原告既非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高管，也未参与该公司日常经营，客观上确实存在举证困难。而周启明与杨震宇无论是在股权转让前还是股权转让后，均为公司登记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无论是从证据距离还是合同转让主体分析，都应当举证证明案涉股权的转让价格合理。据此，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责令第三人提交公司审计报告，但其并未提交。而周启明与杨震宇在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一元。该一元的价格与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所对应的股权价值相比较而言，明显属于不合理低价。周启明与杨震宇及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一元价格符合交易当时该股权市场价，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周启明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将案涉股权转让给杨震宇，对作为债权人的四原告造成损害，且杨震宇在公司一直担任股东，其应当知道一元的价格与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价值不符，不符合市场交易价。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四原告请求撤销周启明将其持有的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杨震宇的行为，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本院对此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周启明将其持有的第三人深圳市骏宝行名车销售有限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杨震宇的行为。本案受理费26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周启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琪人民陪审员  郑文彪人民陪审员  殷毅刚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庄美芬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