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民终3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绪旺，男，198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澄海区******福安2横路1巷2号，公民身份号码440************635。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民峨，广东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裕忠，男，1970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澄海区广益街道埔美美湖区**18*，公民身份号码440************014。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唯得，广东法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琪琛，广东法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绪旺因与被上诉人陈裕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5民初1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绪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驳回陈裕忠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陈裕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不顾陈裕忠的诉称及举证充满蹊跷及矛盾，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查及认定民间借贷案件的审判规则及原则，强行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和判决，酿成明显错案，依法应予以撤销。一、一审判决所存在的第一、二个主要错误，就是：（一）以有名无实的《借据》作为定案的有效证据；（二）在查无实据且明显缺乏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中生有认定出所谓“被告因经营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分别于2013年6月和2013年10月向原告借到现金600000元和1250000元”的“事实”。1、本案中，陈裕忠虽举证出一份出具时间为“2015年11月14日”的《借据》。但无论是陈裕忠还是一审判决，均承认及认定实际上在2015年11月14日并没有发生本案借款。据此可见，既然有名无实，依法当然不能以此《借据》来作为认定存在本案借款的依据。换言之，等于是王绪旺虽有出具本案《借据》，但陈裕忠却没有予以实际履行，没有交付该出借款义务。故根据本案《借据》，显然是无法作出陈裕忠有出借给王绪旺1850000元借款的事实认定，而一审判决却以此为依据作出本案判决当然是完全错误的。2、一审判决关于“被告因经营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分别于2013年6月和2013年10月向原告借到现金600000元和1250000元”的认定，则完全是一审判决一种无中生有、违背客观事实且明显缺乏证据的主观臆断而已，根本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因为，既然陈裕忠提出所谓王绪旺“分别于2013年6月和2013年10月向原告借到现金600000元和1250000元”的诉讼主张，那么，陈裕忠依法就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陈裕忠对此根本无法进行有效举证，因为，其一，陈裕忠仅仅是申请陈文汉（系陈裕忠的侄子）这么一个证人来出庭证实所谓王绪旺有于2013年6月向陈裕忠借款600000元，就没有其他证据了；其二，陈裕忠仅仅是申请李堉（系陈裕忠的生意上客户）这么一个证人来出庭证实所谓王绪旺有于2013年10月向陈裕忠借款1250000元，也就没有其他证据。可问题是，第一，按照民诉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单靠一个证人证言显然是无法证明存在借款事实，更无法证明存在如此巨额的借款事实。第二，这两个证人也并没有证实他们有实际看到什么钱款！完全可去查阅一审庭审笔录以及调取一审录音录像来看，该两个证人均承认没有实际看到钱款，更不知道里面是多少钱款，看到的只是里面装着东西的袋子而已，他们并没有分别证实有实际看到借款现金600000元和1250000元，也没有看到王绪旺有进行清点核对。何况，这两个证人证言还存在如下严重毛病及不具备相应证明力的严重问题：（1）这两个证人本身就很蹊跷，怎么会如此碰巧出现在所谓借款现场，而且事隔这么久又不关自己的事，怎么就记得这么清楚？（2）证人难道可以凭空作证吗？如此的凭空作证根本无法认定其真实性和客观性，不足为据。陈裕忠对此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所以一审判决竟然是凭借单一个证人证言就敢于认定出所谓分别于2013年6月和10月发生了所谓高达600000元及1250000元的巨额“现金借款”事实，实在是极为草率、不负责任且严重违背定案原则。3、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本案《借据》与一审判决所谓的于2013年6月“借款600000元”及同年10月“借款1250000元”存在任何关联性。陈裕忠对此同样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为：（1）陈裕忠所举证的《借据》所写明的是“今借到…”，而载明出具该《借据》的时间是“2015年11月14日”。本着“重证据”及“忠于证据”的司法原则，据此依法就必须认定如果存在涉讼所谓借款的话，则必定是发生于“2015年11月14日”的借款，而绝非其他时间。（2）陈裕忠及一审判决关于本案借款系来源于所谓“…分别于2013年6月和2013年10月向原告借到现金600000元和1250000元”的主张及认定乃是属于“另起炉灶”之举，不单完全没有证据，并且也无任何证据显示该主张及认定与本案《借据》存在任何关联性，完全是陈裕忠及一审判决为了“圆场”其根本性缺陷而捏造及臆断出来的，完全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因为，如上所述，若真的存在所谓涉讼借款的话，则必定是发生于“2015年11月14日”的借款，并且仅是一笔而已，而绝不是所谓发生于2013年6月的600000元及发生于2013年10月的1250000元的两笔“借款”。显而易见，1850000元借款是一笔巨款关系特别重大，并且陈裕忠以前诉讼经验就特别丰富且有让王绪旺出具书面借据的严谨习惯，若真的系实际有发生于2013年6月的600000元和发生于2013年10月的1250000元的两笔借款，而要在2015年11月14日予以重新书面确认的话，则必然会在“2015年11月14日”的《借据》中予以一一写明，或者要写明是“结欠…”或“截至2015年11月14日借到…”或“截至2015年11月14日结欠…”等等表达客观事实的内容，而绝对不可能写成所谓与事实不符的“今借到…”。由上可见，陈裕忠对此完全无法进行举证，一审判决关于本案借款系来源于所谓“…分别于2013年6月和2013年10月向原告借到现金600000元和1250000元”的认定，纯属空穴来风。二、一审判决所存在的第三个主要错误，就是一审判决没有认识到陈裕忠完全违背常理，且明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此方面的清醒认识，完全有助于对本案进行有效的去伪存真。此主要表现在：（一）陈裕忠与王绪旺完全不是朋友关系，陈裕忠根本不可能向王绪旺出借如此巨款，并且王绪旺自己并没有经营玩具生意，而是一直都是在为舅父打工，根本不需要向陈裕忠借款，也不可能向陈裕忠借到款。一审判决关于王绪旺向陈裕忠借款是由于“被告因经营生意需要资金周转”的认定纯属主观臆断，毫无证据和事实。（二）如此大额借款必定是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不可能是交付现金，并且本案也无证据可证明非交付现金不可。（三）王绪旺与陈裕忠乃非亲非故，若要借款并且是如此巨款，不可能没有约定利息，也不可能没有约定还款时限，也不可能没有设置担保。（四）陈裕忠不可能在前款未还的情况下，又再出借如此巨额的后款，陈裕忠作为一个普通人必定有一个普通人必然有的担心及顾虑，不可能连一个最基本的风险意识都没有。（五）若真的存在本案借款的话，不可能在借款后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陈裕忠都从未向王绪旺催讨或起诉。（六）按照其中一个证人的证实，他在现场是听到王绪旺来到陈裕忠居所后就开口要向陈裕忠借款（巨款），而陈裕忠马上就上楼提取巨款借给王绪旺，如此借款情形完全违背生活实际，就是陈裕忠再怎么巨富和慷慨，也不可能王绪旺一上门开口要借巨款，陈裕忠家里就现存如此巨款可以马上出借且毫无顾忌出借！（七）如上所述，若真的系实际有发生于2013年6月的600000元和发生于2013年10月的1250000元的两笔借款，而要在2015年11月14日予以重新书面确认的话，则必然会在“2015年11月14日”的《借据》中予以一一写明，不可能在出具时间是“2015年11月14日”的《借据》却写的是“今借到…”。三、一审判决所存在的第四个主要错误，就是一审判决是严重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司法精神，均再三明确规定及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必须严格把关及认真审查以判断真假，凡是不符合司法解释及司法精神所规定的要求及要件的，均不能认定为借款及存在实际借款。况且本案又存在上述种种严重违背常理和蹊跷之处。例如，（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48号）第三条明确规定：“审查夫妻债务是否真实发生。债权人主张夫妻一方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九条规定，结合当事人之间关系及其到庭情况、借贷金额、债权凭证、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发生。防止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仅凭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就认定存在债务的简单做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区分合法债务和非法债务，对非法债务不予保护。在案件审理中，对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不予法律保护…”（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明确规定：“根据《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第一条明确规定：“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设局者具备知识型犯罪特征，善于通过虚增债权债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故意失联制造违约等方式，形成证据链条闭环，并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第二条明确规定：“严格区分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要切实提高对‘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警觉，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的甄别，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的，要及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处理。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切实防范犯罪分子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利用民事判决堂而皇之侵占被害人财产。刑事判决认定出借人构成‘套路贷’诈骗等犯罪的，人民法院对已按普通民间借贷纠纷作出的生效判决，应当及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同时要指出的是，庭审中陈裕忠一方也无法说清楚出借款的具体细节。至于庭后一审法院是否有向陈裕忠本人补充询问，不得而知。而若有此补充笔录的话，则因一审法院没有出示给王绪旺质证，依法也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及采信。四、一审判决所存在的第五个主要错误，就是一审判决将涉讼“债务”认定为借款属于又一个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借据》实际上是由于陈裕忠开设赌场，招引王绪旺参赌而涉及的赌债，后陈裕忠强迫王绪旺于2015年11月14日将赌债写成借据，此非王绪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强迫胁迫的违法无效产物。不然的话就不可能会出现本案有名无实的《借据》及陈裕忠充满蹊跷和严重违背常理的诉称。所以，本案更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及司法精神，依法加强对陈裕忠起诉主张的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不让陈裕忠通过借据的方式变相将违法赌债转变为所谓借款，并企图通过利用司法审判方式予以合法化！此一认识，从本案所存在的上述种种严重违背常理和蹊跷就可以得到有效印证，因为若真的存在本案借款的话，就不可能会存在上述如此规模如此性质的严重违背常理和蹊跷之处。陈裕忠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王绪旺的无理无据的上诉明显是为拖延付还债务时间，其上诉理由根本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王绪旺的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最有力的证据是王绪旺本人书写并印上指纹的《借据》，而王绪旺一审期间并无提供任何反驳并足以推翻该证据的证据。二、王绪旺至今对其声称该证据“有名无实”的说法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根本不足采信。其一，王绪旺声称本案借款是基于“开设赌场”，王绪旺参赌所产生的“赌债”。对此，陈裕忠一审期间已非常坚定支持王绪旺报警，由公安机关介入对本案进行侦查。然而，自借据形成以来，以及自陈裕忠起诉后，王绪旺均从来没有进行报警。既然是“开设赌场”形成的赌债，而且又涉及如此巨额的债务，如此严重影响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王绪旺为何至今不选择报警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却仍停留在口舌之争？对此，王绪旺至今也没有任何合理解释。要说不合常理，这就是本案最大的不合常理。其二，王绪旺声称借据是受“强迫胁迫”形成的产物，请问，王绪旺是受到何种手段何种方式的“强迫胁迫”？对此，王绪旺至今无没有说出一个具体的情形。该份借据不存在“强迫胁迫”的理由十分明显，第一，该份借据内容全部是由王绪旺自己书写，还按捺有王绪旺的指纹，其内容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急促形成的情形。如果有存在“强迫胁迫”的情形，更大的可能是出借人预先准备好借据内容，然后由借款人填上姓名。第二，借款凭证的抬头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写为“借条”，而王绪旺写出“借据”字样，足见其当时是在充分自由意志的情况下按照自己当时的想法写出的内容。可见，王绪旺声称的所谓受“强迫胁迫”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说服力。其三，既然王绪旺没有任何证据和有说服力的合理解释来解释借据形成的原因。那么，唯一存在的客观判断显然就是王绪旺事实上有拿到陈裕忠的借款1850000元。理由也非常浅显，王绪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完全清楚出具如此巨额借据的法律后果，其没有拿到借款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轻易就出具借据的。综合上述三方面事实和理由，王绪旺所谓借据“有名无实”的说法没有任何说服力，根本不足采信。三、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已经进行充分和慎重的审查，特别是在本案开庭后还通知双方当事人本人于2019年11月15日下午三时到庭接受法庭询问，陈裕忠按照法庭的要求准时到庭接受询问。然而，王绪旺并无按时到庭，于当天采取回避态度没有到庭。陈裕忠认为，王绪旺除了藐视法庭之外，更大的原因就是不敢面对陈裕忠，没有任何底气与陈裕忠当面对质。有无拿到陈裕忠的借款，王绪旺完全心知肚明。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显然是结合本案的证据和事实综合作出的客观评判，有充分的依据。四、王绪旺所谓的“合理怀疑”均是在其主观假定前提的情况下作出的主观理解，没有任何客观性可言，根本不能成立。例如：1、王绪旺首先声称王绪旺与陈裕忠双方不是朋友关系，从而得出陈裕忠根本不可能向王绪旺出借如此巨款，不可能没有约定利息，不可能长期不催讨，不可能前款未还又借后款等一系列的结论。试问，若不是朋友关系，又为何能在借出巨款时不要求利息、前款未还又借后款？此明显是王绪旺为逃避还款责任而编造的谎言，为得出一系列的所谓“合理怀疑”而假定的前提。2、王绪旺以其极为主观的理解声称“若真的实际有发生于2013年6月的600000元和发生于2013年10月的1250000元的两笔借款，而要在2015年11月14日予以重新书面确认的话，则必然会在‘2015年11月14日’的《借据》中予以一一写明，不可能在出具时间是‘2015年11月14日’的《借据》却写的是‘今借到…’”，王绪旺的该说法极为主观片面，第一，该借据系由王绪旺本人书写，陈裕忠没有给予任何指示或者强令（此也是陈裕忠没有强迫胁迫王绪旺的依据）。第二，陈裕忠并非法律专业人士，根本不懂得债权债务的延续要写得如此具体，如果陈裕忠早知王绪旺现今会昧着良心否认还提起上诉，陈裕忠也肯定早就要求王绪旺写清楚。第三，“今借到”并非唯一解释或者理解为今天借到，这是王绪旺的刻意理解，为什么不能理解为现今借到或者如今借到，陈裕忠认为，应该更切合实际的理解是，综合整体地去理解借据内容，该内容就是王绪旺已经有拿到陈裕忠的借款1850000元。综上所述，王绪旺的上诉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尽快驳回王绪旺的无理上诉，维护陈裕忠的合法权益。陈裕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绪旺立即偿还陈裕忠借款本金1850000元及该款自2019年9月24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绪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绪旺因经营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分别于2013年6月和2013年10月向陈裕忠借到现金600000元和1250000元。2015年11月14日，陈裕忠写下内容为“借款人王绪旺今借到陈裕忠1850000元正，身份证440************635，2015年11月14日，王绪旺”的借据1份交陈裕忠存执。此后，王绪旺未付还前述借款。陈裕忠经催讨无果，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宗民间借贷纠纷。陈裕忠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王绪旺借款，后王绪旺签下《借据》，确认王绪旺借到陈裕忠借款1850000元，陈裕忠与王绪旺之间的借款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双方的借款关系成立。根据法律规定，债务应当清偿，王绪旺借款后未付还借款，故陈裕忠提出王绪旺付还借款1850000元的请求，依据充分，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照准。关于陈裕忠提出的利息请求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陈裕忠提出王绪旺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24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的请求，依据充分，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照准。王绪旺提出陈裕忠必须就有进行交付借款的行为进行举证，但陈裕忠并无法对此举证，大额借款必定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不可能是交付现金，本案所涉及的借据是由于陈裕忠开设赌场，招引王绪旺参赌而产生的赌债，后陈裕忠强迫王绪旺于2015年11月14日写下将赌债写成借据的辩解意见，首先，陈裕忠与王绪旺并未明确约定借款的交付应是银行汇款或现金方式，陈裕忠对通过交付现金的方式借给王绪旺款项的经过作出合理陈述，并由相关证人予以证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陈裕忠已支付出借款项，其次，陈裕忠否认本案的借款为赌债，王绪旺未举证证明其因赌博欠下陈裕忠赌债，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的借款系赌博产生的赌债，故王绪旺提出的上述辩解意见，依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王绪旺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还陈裕忠借款1850000元及该款自2019年9月24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450元，减半收取计10725元，由王绪旺负担。王绪旺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受理费10725元。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陈裕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汕头市澄海区锋业塑胶玩具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土地所有权证复印件，用以证明陈裕忠于2004年开办汕头市澄海区锋业塑胶玩具有限公司，陈裕忠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公司属下有印刷厂和玩具厂，公司名下有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3745.4平方米。陈裕忠早在2013年之前就已经具有价值不菲的财产，所以根本不可能去参与赌博，王绪旺声称本案是赌博形成的赌债是不可能的。2、汕头市澄海区锦盈达玩具厂工商登记资料，用以证明王绪旺自2012年2月24日起有实际开办玩具工厂的事实，并非帮其亲戚打工，其为逃避本案债务对法庭虚假陈述，其所称所述均不应予以采信。3、（2014）汕澄法凤西民初字第28、55号民事判决书及案涉借款凭证，用以证明陈裕忠诉李少挺、陈丽侨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已生效并履行完毕，陈裕忠出借借款均是以现金方式交付。上诉人王绪旺对被上诉人陈裕忠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陈裕忠名下企业财产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没有原件予以校对，无法确认真实性，所以对该土地使用权证有异议，况且土地使用权证即使真实也无法证明该土地是陈裕忠的财产，因为该土地的权属人是汕头市澄海区锋业塑胶玩具有限公司。公司的收入也没有相关财务报表可以证明，况且法人公司的收入不等同于陈裕忠的个人收入。证据2所涉的汕头市澄海区锦盈达玩具厂是王绪旺的父亲用王绪旺的名字注册登记的，经营过很短一段时间，后来因为经营不善而关闭，王绪旺本人没有实际参与经营，一直在其舅父手下打工。证据3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但两案与本案存在重大差异，案涉被告即债务人没有抗辩没有异议。陈裕忠提供的两份借款凭证都是2013年，说明陈裕忠出借借款都是有规范的格式手续，本案的所谓借条是由王绪旺书写出具的，明显与陈裕忠的习惯性做法不一致。本院认为，王绪旺对陈裕忠所提交证据除汕头市澄海区锋业塑胶玩具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证外的真实性均未予确认，在王绪旺对待证事实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交足以推翻的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汕头市澄海区锋业塑胶玩具有限公司自2004年11月9日成立至今，经营范围为印刷品印刷；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玩具，纸制品，工艺品（不含金银饰品）。公司注册资本150万元，公司股东为林培娜、陈裕忠，林培娜、陈裕忠于2004年11月3日的实缴出资额分别为30万元和12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裕忠担任。汕头市澄海区锦盈达玩具厂自2012年2月24日注册至今，经营范围为加工塑料玩具、纸板箱，经营者为王绪旺。本院再查明，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6日对（2014）汕澄法凤西民初字第28号和（2014）汕澄法凤西民初字第55号原告陈裕忠诉被告李少挺、陈丽侨民间借贷纠纷二案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被告李少挺分别于2013年8月10日、2013年9月2日向陈裕忠借款500000元、400000元并应承担相应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关于“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综合本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陈裕忠向王绪旺主张债权，有王绪旺于2015年11月14日具名确认的借据为据，借据对借款数额和王绪旺已收到借据所载借款均已明确予以确认，并有相关证人证言予以印证。借据是证明借款关系存在、借款合意及款项交付的直接证据，王绪旺对其在借据上签名捺印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虽陈述该1850000元借款并未真实发生并主张系受陈裕忠胁迫将赌债写成借款而出具借据，不应承担相应还款责任，但未能举示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结合陈裕忠二审期间对其在案涉借据出具同期的经济能力、财产状况、过往交易习惯和王绪旺借款用途等方面的举证情况，因陈裕忠对王绪旺的上诉主张予以否认，而王绪旺对其关于案涉借款尚未实际发生的主张亦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且王绪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晓出具借据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但在出具借据后一直未对相关事实提出异议，亦没有主动采取相应的积极补救措施，其行为显然有悖常理，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王绪旺关于案涉1850000元借款尚未实际发生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绪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450元，由上诉人王绪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介志审判员  陈晓珣审判员  庄晓燕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黄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