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3民终5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正珍，女，1949年2月28日出生，住贵州省兴仁市真武山街道办事处。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菊，女，1971年5月29日出生，住贵州省兴仁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艳，女，1972年9月22日出生，住贵州省兴仁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健，男，1974年7月3日出生，住贵州省兴仁市真武山街道办事处。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琳琳，女，1976年7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兴仁市。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为东，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洁，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屠治群，男，1942年10月14日出生，住贵州省兴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光云，贵州修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因与被上诉人屠治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2019)黔2322民初4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判决解除《转、并股协议》及《转、并股协议（补充）》。事实和理由：1、一审将庭审即将结束时屠治群单方认为“与荀勇的问题现阶段已基本解决完毕，愿意支付剩余款项”等同于“付款条件成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00年10月14日，张锡渊和屠治群签订《转、并股协议》，约定张锡渊股值120000元整，由屠治群先付给张锡渊定金70010元，余剩部分待与股东之一的荀勇的问题处理清楚后，全部付清完毕。同日，双方签订《转、并股协议（补充）》，约定荀勇私吞三人合股的股金27000元左右，荀勇将此款补出后，其中的5000元归张，剩余全归屠所有。至今，是否存在所谓的“荀勇的问题”仍旧无法落实，荀勇亦未补出27000元，故“荀勇的问题”并未处理清楚。2、合同双方明知付款条件无法成就，故十余年来张锡渊及上诉人要求屠治群不受无法成就的“付款条件”限制，请求屠治群支付转让款，但屠治群一直以付款条件不具备为由拒绝付款。随着庭审的深入，屠治群意识到再坚持付款条件不成就，《转、并股协议》可能面临被解除的风险，故为避免合同被解除，在庭审即将结束时主动提出“与荀勇的问题现阶段已基本解决完毕，愿意支付剩余款项”。19年来，双方无法达成付款条件变更的共同意思表示，现屠治群在庭审后期单方提出“与荀勇的问题现阶段已基本解决完毕，愿意支付剩余款项”，实质是单方提出变更付款条件的请求，上诉人并未同意，故付款条件并未成就，《转、并股协议》的付款条件依旧是“荀勇问题处理清楚后”。3、一审法院认定49990元是股权转让尾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股权转让款为125000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转、并股协议》约定的120000元，二是《转、并股协议（补充）》约定的5000元。2000年10月14日屠治群支付的70010元是定金，是提供的担保，而非转让款。至今，屠治群分文未付转让款，49990元是股权转让款不成立。4、一审法院将屠治群提起的确认合同有效之诉认定为上诉人催促屠治群支付转让款相互矛盾，属认定事实错误。5、一审认为不存在法定解除情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转、并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签订于19年前，在当时，300000元就可以建成一个加油站，如今，没有数百万元不可能建成。19年前的120000元与如今的120000元相去甚远，现在按19年前的价格支付转让款，已不能实现张锡渊当年签约的目的，对上诉人极不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屠治群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无论屠治群与荀勇之间的问题是否基本解决完毕，均不能解除《转并股协议》、《转并股协议（补充）》。一是屠治群已支付《转并股协议》约定的大部分款项；二是屠治群与荀勇之间的问题确实通过一系列诉讼方式进行解除，这些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均参与，清楚明白屠治群与荀勇之间的问题是否解决；三是（2018）黔23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解决了屠治群与荀勇之间的问题，也解决了屠治群与上诉人《转并股协议》的效力问题。该协议明确约定了屠治群付款条件是解决屠治群与荀勇之间的问题，若未达付款条件，屠治群就没有付款义务。2、屠治群的付款义务，应认定为（2018）黔23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生效之后。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已付70010元，是大部分受让款项，不是定金，未付的49990是尾款。4、上诉人在（2018）黔23民终1734号民事案件中，否认《转并股协议》有效，就是拒绝屠治群支付尾款49990元的意思表示，但在本案中又主张多次催促屠治群支付尾款，其言行相互矛盾，违反“禁止反言”，应认定上诉人从未要求屠治群支付过尾款，并且拒绝屠治群支付尾款。5、上诉人认为长达19年不能实现交易目的，当年相应数额与19年后的经济不具有等值性，则为何不在19年前就认可《转并股协议》的合法有效性，诉请判决解除，非要到（2018）黔23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作出后才起诉要求解除《转并股协议》及补充协议，其行为明显表现为见利忘“议”。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解除张锡渊与被告屠治群于2000年10月14日签订的《转并股协议》、《转并股协议（补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何正珍系张锡渊之妻，原告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系张锡渊子女，张锡渊已离世。1998年6月，张锡渊与荀勇共同筹建兴仁县沪兴西郊加油站，后因资金不足，被告屠治群应邀参与筹建。1998年9月27日，沪兴加油站向兴仁县国土管理局支付了土地使用权转让费259685.85元，并于同年9月28日以荀勇作为沪兴加油站的负责人与兴仁县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998年9月29日，被告屠治群与荀勇、张锡渊签订《关于合股开办沪兴加油站的协议》，三人对资金的来源、加油站的基建、经营管理等进行了简单约定，并约定“如其中一人中途提出退股，必须经另两人协商同意方可退出”。1998年12月31日，兴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营业执照》，载明兴仁县沪兴西郊加油站的负责人为屠治群、张锡渊，经济性质为个体，经营期限至1999年12月止。2000年10月14日，张锡渊与屠治群签订《转并股协议》，约定张锡渊自愿将其在兴仁县沪兴加油股份责任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以120000元的价格转给屠治群，由屠治群先付定金70010元，待与荀勇的问题处理清楚后支付余款。张锡渊、原告何正珍于当日收到转股定金70010元。同日，张锡渊与被告屠治群又签订一份《转并股协议（补充）》，对荀勇补出的被其私吞的股金分配问题进行了约定。后在加油站修建过程中，合伙人之间发生纠纷，致使加油站建设停工。被告屠治群至今未支付剩余转让款49990元，庭审中，被告屠治群称与荀勇的问题现阶段已基本解决完毕，且愿意支付剩余款项。另查明，五原告与被告因《转并股协议》的效力发生纠纷，被告屠治群于2017年起诉确认其与张锡渊于2000年10月14日签订的《转并股协议》有效，兴仁法院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7）黔2322民初381号民事判决，确认《转并股协议》无效，被告屠治群不服该判决，向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2017）黔23民终982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兴仁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8）黔2322民初85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涉案《转并股协议》有效，五原告不服该判决，向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8）黔23民终1734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五原告关于解除涉案《转并股协议》、《转并股协议（补充）》的请求是否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张锡渊、原告何正珍与被告屠治群签订的《转并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一、二审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签订后，被告屠治群按约定支付了70010元定金，余款49990元双方约定待被告屠治群解决清偿其与荀勇的问题后支付。五原告以被告屠治群长达19年之久不能及时解决其与荀勇的问题为由，认为协议目的已无法实现，请求解除《转并股协议》、《转并股协议（补充）》，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一方系转让合伙份额，另一方为获取转让价款，五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合伙份额转让款的合同目的完全能够实现，且被告屠治群在庭审中称其与荀勇的问题现阶段已基本解决完毕，愿意支付剩余款项，故五原告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请求解除《转并股协议》、《转并股协议（补充）》的理由不成立；另外，五原告长期一直主张《转并股协议》无效，而被告主张有效，双方因涉案《转并股协议》的效力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并于2017年提起效力确认之诉，直至2019年3月12日人民法院作出生效民事判决确认该《转并股协议》有效，五原告诉称向被告长期催要余款而被告拒不履行，这与其在上述确认之诉中关于《转并股协议》无效的主张明显不符，且五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向被告进行催要的事实；再者，合同之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本案中，双方未约定解除之条件，亦无法定解除之情形，综上，对五原告关于解除《转并股协议》、《转并股协议（补充）》的诉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五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1、落款署名为“徐君丽”，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25日的书面“证明”一份，内容为“何正珍住徐君丽家隔壁，由于屠治群转让何正珍家土地一直未付款，经常听何正珍打电话给屠要钱，但很多年以来，此笔款屠治群一直未给，特别是2008年张锡渊生病时去要也没有要得。从2002年以来，经常见何正珍打电话和上门去要都一直未付土地转让款，金额是50000元。”(徐君丽因出交通事故导致右脚骨折，不能到庭，当庭电话联系)五上诉人代理律师左为东质证：徐君丽对证明内容不否认，同时确认签名和按手印都是她本人签字和按手印的。被上诉人代理律师余光云质证：从上诉人代理人询问的问题与被上诉人代理人询问的问题，作相互矛盾的回答，并且其明确表达，该书证不是其书写，只是签名、按印，因此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落款署名为“陈玉芬”，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25日的书面“证明”一份，内容为“何正珍自2002年以来，因转让土地给屠治群的土地款50000元，因屠治群和家里发生纠纷，在外租房居住，何正珍不知道屠治群租房在什么地方，陈玉芬亲自带何正珍去找屠治群要钱，屠治群未付。还有平时在服务队做工时，多次见何正珍打电话给屠治群要钱，屠都一直未付钱给何正珍，并以和另一合伙人未扯清楚，至今未付此土地款。”（出庭作证证言）五上诉人代理律师左为东质证：认可陈玉芬的证言。被上诉人代理律师余光云质证：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该证言有庭前提交书面证言与现场询问证言，庭前提交书面证言与现场证言不相一致，并且陈玉芬否认庭前提交书面证言是其本人书写，也不知道是谁书写，只是签字按印，该书面证言与其本人的当庭证言相互矛盾，不能作为证据采信，特别是问到具体关键问题时，不作具体回答，而作模糊回答，模糊回答具有按书面证言回答的意思，所以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3、张顶英出庭作证证言，“张顶英与荀勇是夫妻关系。土地是以前荀勇和张锡渊家合伙买的，屠治群是后面进来的，我们买好土地屠治群才加入进来。三人商议斗钱合伙建加油站，因为钱没齐，所以就开始扯皮。加油站的围墙钱是我家出的，打围墙的单子是给屠治群的，但屠治群没有把我家的这些账算进去，他一直没有将单子拿出来，所以就一直打了那么多年的官司。我家又出钱买了一小块田，连着围墙脚大概是五万多元。张锡渊与屠治群转让股份的事，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到打官司了才知道这件事。加油站股份，三家各占三分之一，按道理我家出120000左右，他们才出90000多元，我家应该占得最多。张锡渊和屠治群《转并股协议》中“荀勇的问题”，我认为荀勇没有什么问题，打官司的原因是没有将荀勇家田脚的土地和围墙脚的、打围墙、请吃饭的钱50000多元算入投资款。对于《转并股协议（补充）》中的“荀勇私吞合伙股金27000元”，荀勇没有私吞，当时是因荀勇开煤车，没有时间跑土地的事，三人就商量一家出10000元，合计30000元给荀勇请驾驶员开煤车，腾荀勇出来跑土地的事，这30000元作为荀勇跑土地的用费，属于合伙的投资款，所以不存在荀勇私吞投资款27000元的事。后来土地跑得了，他们不认这30000元作为投资款的事情。当时这30000元，荀勇也打得有20000元的条子给他们，但他们事后不认，还有荀勇打围墙基脚、田脚的土地的款也没有计入投资款。如果屠治群不认这个账，他可以退出，土地仍然是我家和张锡渊家的。”五上诉人代理律师左为东质证：认可张顶英的证言。被上诉人代理律师余光云质证：张顶英证言，除涉及《转并股协议（补充）》与本案有关联性以外，其他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且不真实，不合法。屠治群与荀勇及本案上诉人之间的（2018）黔2322民初850号与（2018）黔23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已经查明三方纠纷的原因及荀勇是否侵吞资金，以及合伙的时间、出资的情况、占有的份额等一系列事实，这些查明的事实均与张顶英的证言不符，其当庭向法庭提交的三份书证，在（2018）黔2322民初850号判决中已经作为证据举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另外，从张顶英证言中可以体现荀勇确实侵吞合伙资金。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屠治群与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荀勇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已经（2018）黔23民终1734号、（2018）黔2322民初850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兴仁县沪兴西郊加油站资产仅为土地使用权一宗，屠治群、张锡渊就购买土地使用权事宜各出资100000元，荀勇出资59686.85元，总出资金额259686.85元。因张锡渊出资100000元份额已转让给屠治群，故认定屠治群出资份额为200000元，享有77.02%的合伙份额；荀勇出资59686.85元，享有22.98%的合伙份额。判决：一、确认屠治群与张锡渊（已故）于2000年10月14日签订的《转并股协议》有效。二、确认屠治群享有其与张锡渊（已故）、荀勇合伙开办的兴仁县沪兴西郊加油站77.02%的合伙份额”。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转并股协议》、《转并股协议（补充）》是否具备解除条件，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否恰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此为约定解除的条款。本案中，张锡渊与屠治群于2000年10月14日签订的《转、并股协议》、《转、并股协议（补充）》已经（2018）黔23民终1734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有效，该两份协议并未约定解除条件，故不适用本条约定解除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此为法定解除的条款。本案中，张锡渊与屠治群于2000年10月14日签订的《转、并股协议》约定，“张锡渊将在兴仁沪兴石油股份责任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股值人民币120000元，转让给屠治群，由屠治群先付定金70010元，余剩部分待与三股东之一的荀勇的问题处理清楚后，全部付清完毕。此协议双方签字即生效，如有违约，由违约方付出定金的2倍作为违约处罚金。”据此约定，余剩部分转让款49990元的付款条件是“待与三股东之一的荀勇的问题处理清楚后，全部付清完毕”。同日，即2000年10月14日，张锡渊与屠治群签订《转、并股协议（补充）》，载明荀勇私吞三人合股的股金27000元左右，荀勇将此款补出后，5000元归张锡渊，剩余的22000元全归屠治群。分析该两份协议之间的联系，结合张锡渊与屠治群、荀勇之间已经产生的合伙纠纷，“待与三股东之一的荀勇的问题处理清楚后”应是指“荀勇私吞三人合股的股金27000元左右”的事及其他合伙事宜，因涉及荀勇，需荀勇参与才能确认，故张锡渊与屠治群之间的约定应视为荀勇确认后的二级分账，至此，因“待与三股东之一的荀勇的问题处理清楚后”处于待定状态，致使屠治群履行张锡渊股权转让余剩部分转让款49990元迟迟不能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张锡渊与屠治群《转并股协议》约定“余剩部分待与三股东之一的荀勇的问题处理清楚后，全部付清完毕”及《转、并股协议（补充）》约定“荀勇将此款补出后，5000元归张锡渊，剩余的22000元全归屠治群”，均属约定不明的情形，因双方未协议补充，上诉人等主张长期多次催要，结合屠治群与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荀勇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已经（2018）黔23民终1734号、（2018）黔2322民初850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故本案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何正珍、张红菊、张红艳、张健、张琳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慧兰审判员  刘金洲审判员  陈映桃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黎晓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