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402民初7785号原告：杨文生，男，1969年7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杰，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瑞浩，海南上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国才，男，1972年4月4月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婉婷，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珠海市德信天然气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吉大水湾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7520671X8。法定代表人：洪坤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祝鹏，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黎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泰观恒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楼**信用代码：91110109599667003J。法定代表人：陈健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祝鹏，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黎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泛融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国宾酒店****11101020648696022。法定代表人：崔树霖，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祝鹏，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黎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智，男，1993年8月21日，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钟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健，北京翱翔（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文生、邓国才与被告珠海市德信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公司）、第三人北京泰观恒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观恒公司）、北京泛融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融金公司）及李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原告杨文生、邓国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德信公司2018年6月22日临时股东会议1、2、3号决议及临时董事会1、2、3号决议有效；2.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22日，德信公司监事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为恢复公司正常秩序，召开临时股东会。针对公司巨额资金被抽逃、挪用以及巨额违规关联交易等问题，作出解除泰观恒公司股东资格、改组公司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等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所据事实如下：一、德信公司原法人股东泰观恒公司2000万元增资到位并验资后即将该资金通过关联交易全部抽逃，且拒绝返还，丧失股东资格。德信公司系经工商机关核准登记、正常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原有自然人股东两名。分别是杨文生占公司70%股权，邓国才占公司30%股权。公司董事会由三人组成，分别是杨文生、邓国才、林春，杨文生任董事长。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天然气的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制毒化学品）、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等。2016年3月15日，被告德信公司及股东杨文生、邓国才与泰观恒公司签订《A轮投资协议书》，约定：泰观恒公司向德信公司增资2000万元，占公司20%的股权。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德信公司“须在2016年年底前至少取得珠三角城市群中一个县级及以上城市的天然气特许经营权；否则，两原始股东须各自将所持股权的10%无偿转让给泰观恒”。第2款约定：德信公司“须在2016年年底前至少签订一家用气量在8亿方天然气的管输服务协议，并在2016年年底前正式服务。否则，两原始股东须各自将所持股权的10%无偿转让给泰观恒”。第3款约定德信公司“须在2016年年底前至少签订15家站点(加气站或气化站)，其中5家能正式生产运营。否则，并在2016年年底前正式服务。否则，两原始股东须各自将所持股权的10%无偿转让给泰观恒”。第5款规定：德信公司“须在2018年12月31日前申请并完成国内、外证券市场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借壳上市”。第6款约定在泰观恒公司入股后，德信公司所有对外担保、投资、收购兼并及其它重大事项须征得泰观恒同意。第7款约定泰观恒公司向德信公司派驻会计人员，德信公司所有超过1000元的支出须经其所派会计签字确认后方可执行。第8款约定德信公司董事会中至少有1名董事由泰观恒公司委派。协议还对泰观恒公司对股东会、董事会享有单方否决的权利及其它事项作了约定。2016年3月16日，由泰观恒公司依A轮增资协议汇入公司帐户2000万元，其中：认缴出资额1250万元，750元万元资本溢价列资本公积。2016年3月18日，根据崔树霖的安排，A轮增资（泰观恒公司增资)后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的张燕平接管公司全部印章、证照、财务报表、帐册、银行印鉴卡、章程等所有公司运营所需印鉴资料，并自此时点起正式控制公司。2016年3月21日，根据A轮增资协议的约定，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免去杨文生公司董事长职务，免去原董事林春的董事职务。增选泰观恒公司委派的崔树霖为公司董事、董事长；增选郭荣为公司董事、张燕平为公司董事及财务负责人。并据此变更了公司章程，完成工商备案登记。2016年3月30日，珠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泰观恒公司实缴的资本金1250万元出具了验资报告。确认其认缴的出资全部实缴到位（证据五）。2016年3月30日，根据崔树霖的要求，德信公司召开股东会，原始股东邓国才无偿转让给崔树霖推荐的自然人李智5%的股权，并作出公司章程修正案，办理了变更登记。2018年4月，泰观恒公司委派的财务负责人张燕平未办理任何交接手续离开公司，经核对有关帐户明细时，发现第三人入资的该笔2000万增资资金早在2016年4月22日就已被全部划出，汇入此后进行B轮增资的公司股东——泛融金公司管理的基金帐户。根据张燕平遗留的有关资料及帐册记载，该款项系用于认购泛融金公司募集的红太阳1号基金（B级）。据遗留的基金认购协议影印件记载，泰观恒公司为该基金的投资顾问,约定按基金规模的每年1%收取顾问费。而泰观恒委派的新任德信公司董事长崔树霖同时是泛融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笔基金的认购，使红太阳1号基金得以成立。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笔款项分文未用于发展德信公司业务上。且该笔巨额关联交易，未经任何决策程序，原始股东均不知情，德信公司及其它股东的权益受到严重侵犯。在德信公司监事向泰观恒公司通报其A轮投资的2000万元增资被其委派的德信公司董事长崔树霖用于认购崔树霖的泛融金公司旗下的红太阳基金、以及公司B轮投资进入的资金被出借给河南滑县滑南粮油公司等情况，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进行调查处理时，泰观恒公司与泛融金公司、李智一致行动，联合发出书面函件明确抵制，有关股东、董事均拒绝到会接受质询，对公司函件发出的返还出资的要求明确予以拒绝。到目前为止，该资金未返还分文。显然，该2000万资金的全部抽逃以及后期进入投入公司资金的巨额出借、关联交易系泰观恒公司事前与泛融金公司及崔树霖等人共谋，也是泰观恒公司入资时由泛融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树霖进行谈判、入资后委派崔树霖出任公司董事长的并控制公司的根本原因。泰观恒公司利用其控制公司的便利条件,其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十五条、《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满足了《最高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四）款及第十八条规定的解除股东资格的全部要件。二、公司另一法人股东泛融金公司通过B轮增资进入公司的6100万元在验资后亦被抽逃(或挪用）一空。2016年4月26日，泛融金公司签订B轮投资协议，约定向公司增资8000万元，取得公司20%的股权（证据十五）。实际只到位6100万元，并在张燕平离职后发现，该6100万资金早已被全部抽逃（或挪用、侵占）。(1)2016年4月27日，泛融金公司由红太阳1号基金账户汇入公司3100万元，其中1562.5万元认缴增资公司的注册资本，资本溢价1537.5万元计入公积；并于同日由珠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实缴的资本金1537.5万元出具了验资报告。2016年4月27日，德信公司召开股东会，对公司股东及持股份额的调整作出决议：截止此时，公司股东为杨文生持股44.8%，邓国才持股15.2%，泰观恒公司持股16%，李智持股4%，泛融金持股20%。并据此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办理了商事变更。确认该公司认缴的出资全部实缴到位。(2)经核查：该3100万元资金进入后，其中的2000万元被汇给滑县滑南粮油贸易有限公司；5月3日，滑县公司退回100万元（原因不明）。该100万元连同剩余的1100万（共1200万）于5月10日被全部被汇入泛融金公司管理的同一基金帐户，用于认购红太阳1号基金。泛融金B轮增资首期进入的3100万元资金至此被全部转出。2016年6月7日，泛融金公司通过红太阳1号基金帐户汇入公司3000万元第二期增资款(全部计入了公司资本公积），当月14日、15日，其中的1800万元分两笔被汇至滑县滑南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后该司退回130万元，加上剩余增资款尚余1330万元。当月21日，上述余款中的1100万元汇入泛融金公司管理的基金帐户；至2016年12月7日，又汇入泛融金公司管理的基金帐户200万元。至此，通过B轮增资进入公司的股东泛融金公司实际到位的增资款（应增资8000万元、持有公司20%股权，实际到位6100万元）被转出了6070万元（其中认缴公司资本的1562.5万元，资本溢价4537.5万元被划出了4507.5万元）上述资金所进行的巨额关联交易，同样未经任何决策程序，原始股东均不知情，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禁止性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使德信公司及其它股东的权益受到严重侵犯。(3)6100万增资资金使用情况。从张燕平遗留的部分影印资料及帐簿记载中发现，在转出的6070万元资金中，2500万元被划入股东泛融金公司发起募集的基金帐户，从原告取得的部分影印件看，应当是认购了其旗下的基金(B进取级，又称劣后级、B级；属基金中的高风险级别）。基金管理人为泛融金公司；基金经理为崔树霖；基金投资顾问为泰观恒公司。从资金划出至今，未见基金收益，资金盈亏情况不明；泛融金公司拒绝披露任何情况。且公司至今未查找到基金认购的法律文件原件，影印件亦不完全。转给滑县滑南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的3570万元用途不明。未见任何该笔巨额交易的法律文件。公司未收到任何收益或回款。证据显示：该笔款项由崔树霖背着德信公司出借给该公司，并由泛融金公司以及股东李智（李智系泛融金公司管理人员）收取了高额利息。其中，泛融金公司收取了243万元，李智收取了348万元（其中以资金占用费的名义收取270万元）。由于该3570万元款项涉嫌挪用（侵占）之刑事犯罪，公司股东已正式向珠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前述款项同样分文未用于德信公司的主营业务。或被借给德信公司以外的第三人谋利，或被通过关联交易被划回泛融金公司反相认购其旗下的私募基金。(4)原告发现上述问题后，数次与有关董事交涉，要求说明情况，提供交易文件，说明真实情况均遭拒绝。对公司要求其返还出资同样明确拒绝。不仅如此，原公司董事长崔树霖利用其控制的董事会罢免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杨文生职务，任命洪坤武（泛融金公司高管）为总经理；安排李智（自然人股东，泛融金公司管理人员）接任财务负责人。并以此为据，发起一系列诉讼，意图重新控制德信公司，阻止有关股东对前述违法问题的调查。现有证据充分证明：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的有关人员以所谓金融界精英的面目出现，利用德信公司原始股东的知识盲点、希望将企业做大做强的心理以及对有关人员的信任，利用德信公司作为平台，以看似合法的形式，玩弄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资金骗局。整个操作的结果是：泰观恒公司用渤海银行一五岳1号2000万元基金份额以德信公司为平台，在完成验资、取得股权及公司控制权后全部抽逃。泛融金公司以德信公司为平台，用该红太阳1号基金份额进行B轮投资两期共6100万,除3600万元基金份额利用德信公司借给滑县滑南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并由泛融金公司、李智收取高额利息牟利外，另2500万全部反相认购泛融金旗下的红太阳基金。分文未用于投资协议约定的项目与运营。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多项禁止性规定，实质是以股权投资为幌子，利用德信公司为平台，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实现了基金相互认购、并用资金资产为己谋利的非法目的，是典型的以合法形式行非法之实的违法行为，也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在此过程中，德信公司及其它股东蒙受了重大损失，不仅错失了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且公司的发展完全停滞，原主营业务不断萎缩，亏损加剧，公司内部人心浮动，步履维艰。三、德信公司原董事长崔树霖等有关董事无视《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无视公司的治理规则，违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业操守，通过关联交易将增资资金抽逃或挪用、侵占，已完全丧失任职资格。(一）在与有关董事交涉无果的情况下，监事依据《公司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于2018年5月31日向公司董事会发出《关于召开珠海市德信天然气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的提议》，通报了德信公司资金巨额资金挪用、抽逃的情况，要求董事会于2018年6月22日召集全体股东出席、公司全体董事、财务负责人列席的临时股东会议，接受调查与质询。列明会议议题为：1.审查增资资金去向及使用状况、决策背景及实施依据；2.现场审查增资资金使用相关合同，制定补救措施；依法决定对未到位增资资金和抽逃出资问题的处理意见；3.认定责任并对责任方、责任人依法给予处理，改组公司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2018年6月7日，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李智联合回函，一致明确抵制临时股东会对资金去向的核查与质询。由于原德信公司董事长崔树霖未按提议要求召集临时股东会，2018年6月5日，公司监事依《公司法》规定正式向全体股东及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珠海市德信天然气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列明会议时间、地点、议题（共4项，同前述提议)、地点18年6月9日，德信公司向两法人股东发出限期返还抽逃出资、侵占公司巨额资金的函。限两法人股东在当月21日前返还抽逃或挪、侵占的巨额资金。如一次返还确有困难的，应在该日前返还不少于30%，同时提交返还计划。2018年6月19日，两法人股东分别回函，声称其资金已全部到位并已验资，不仅拒绝返还资金，还威胁将“支持基金投资人、托管人主张权利，维护利益的态度和行为，请我方做好投资人接待与安抚工作。”截止至目前，两法人股东未返还分文出资。上述事实再次证实：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及其委派的有关董事对泰观恒公司抽逃全部出资、以及泛融金B轮投资资金的抽逃、或涉嫌挪用、侵占共谋。且股东、董事李智亦参与其中。在此过程中，有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三)、（四）款的规定,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及其它股东的权益。完全丧失了履职条件。(二）2018年6月22日上午9时，由公司监事召集的临时股东会在珠海香洲区吉大水湾路231号御海湾花园A座1501会议室举行。参会人员：杨文生，公司股东，持有公司44.8%股权；邓国才，公司股东，持有公司15.2%股权；黄敏芝，公司监事，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人。载明本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议题等事项的书面通知、地点18年6月5日发出。公司股东李智、泛融金公司及有关的公司董事均己收到通知，拒绝到会接受调查与质询。公司股东泰观恒公司在签收监事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提议后，对发出的相同收件地址的召开本次临时股东会的书面通知拒收。会议通报了前述公司巨额资金被抽逃（或挪用、侵占）的核查情况。依照事前通知的议题，会议首先对泰观恒公司在验资后抽逃全部出资、并拒绝返还的问题做出“对泰观恒公司抽逃全部出资的行为给予解除股东资格（共计占公司16%的股权）处理的决议”（2018第1号），并即时生效。与会股东（占有效表决权的60%，该决议的有效表决权为84%。）一致通过该决议。在此基础上，临时股东会做出2018第2号“对抽逃巨额出资负有责任的公司董事进行处理与责任追究等事项的决议”，根据会议事前通知的议题，改组了公司董事会：1.免去崔树霖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免去张燕平、郭荣董事职务；免去未进行公司商事变更的李智、谢雄的公司董事职务。2.选举江涛、周伟、程伟勇为公司董事。公司董事会由杨文生、邓国才及前述3名新任董事共5人组成。3.对崔树霖及泛融金公司抽逃的资本金及公司资金进一步追缴,其持股比例及崔树霖有关责任的进一步追宄，视国家有关机关及公司进一步调查的进展情况、取得的证据另行决定；4.己经免职的原公司董事对在抽逃资金(包括涉嫌侵占或挪用）参与共谋或所起的帮助、协助作用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财产连带责任）不予免除。5.在泛融金公司返还抽逃（包括涉嫌侵占或挪用）的全部出资与公司资金前，对其股东权利依法进行限制；但其在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的责任不能免除。6.对由于抽逃、挪用资金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有关责任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与经济责任依法适时启动司法程序进行追索。临时股东会议根据预定议程，做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2018第3号），通过了章程修正案决议。(1)删除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3款“北京泰观恒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对所有股东会决议有否决的权利”；(2)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五）款“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并经北京泰观恒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推荐的董事同意”变更为：“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3)公司章程第九条中的股东及出资比例变更为：杨文生，出资占注册资本的53.3%;邓国才，出资占注册资本的18.1%,北京泛融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23.8%，李智，出资占注册资本的4.8%。其他不变。删除北京泰观恒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该章中的股东登记事项。(4)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临时股东会第2号、第3号决议作出时，与会股东的表决权为71.4%(60/84)。均获一致通过。(三）2018年6月22日下午，改组后的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五名当选董事全部出席，并经表决一致通过以下三项决议：1.选举杨文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继续聘任杨文生担任公司总经理；2.解除泰观恒公司委派的张燕平的财务负责人职务，聘任由杨文生总经理提名的龚雁为公司财务负责人；3.撤销原董事长崔树霖利用职权召集的2018年5月21日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对洪坤武公司总经理的任命以及对李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任命。2018年10月15日，原告将本案案涉全部决议向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寄送，均被拒收。综上，本案所涉2018年6月22日的临时股东会及改组后的董事会所作各项决议，履行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前置程序。所作出的决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最髙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有关规定，应属有效。此外，2019年7月7日，邓国才收到仲裁通知，泰观恒公司以本案两原告以及江门中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未履行A轮投资协议约定的回购义务为由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前一日，江门市蓬江区人人民法院已应泰观恒公司申请，对江门市中油天然气有限公司该司财产进行了保全，在5000万元范围内冻结了该司银行帐户及存款，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此前，泰观恒公司曾两次发送《股份回购函》，以德信公司的经营状况未达到《A轮投资协议》2018年年底上市等约定，要求两原告和江门市中油天然气有限公司履行以3378万元的价款，回购其在德信公司持有的股份。该部分新证据与本案原有证据即：A轮投资协议、主体控制关系、抽逃全部出资等相关证据构成了一个闭环的证据链：证明泰观恒公司在抽逃全部出资，A轮投资协议约定的合同目的完全丧失实现条件的情形下，以未达预定上市目标为由，要求原始股东以3378万元巨资履行股份回购义务；再以不履行股份回购义务为由提起仲裁，保全巨额财产等的事实，呈现出与两高《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所规定的诈骗犯罪极其类似的行为特征。即:以虚假出资、虚构上市前景骗取被害人“自愿”签订协议，通过资金划转、验资等手段，“制造将出资全部交付被害人的痕迹”后，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将出资全部抽逃而使“被害人并未取得投资协议及银行流水（验资报告）显示的钱款（出资款）”，进而“故意造成违约”或必然违约，最终“借助诉讼、仲裁向被害人索取债务”，实现其“非法占有”巨额财产的目的。这是证券期货领域内出现的新型高知识型的侵犯财产犯罪，且手段更隐蔽、更具欺骗性。对3378万巨额财产保全的实施和仲裁的提起，使其非法占有的动机与目的一览无余。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将本案中泰观恒公司涉嫌刑事犯罪的部分向公安机关移送，且其抽逃全部出资的民事责任不能免除。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查确认，支持原告的诉请，以恢复德信公司的正常秩序，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德信公司辩称，第一，德信公司董事会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免去杨文生法定代表人资格，重新选举洪坤武为法定代表人，而且起诉杨文生返还公司证照（包括公章）的情况下，只有洪坤武能够代表德信公司参加诉讼，而不是杨文生。首先，德信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设经理一人，由董事会聘用”，第二十八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本案发生之前，德信公司董事会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免去总经理职务，重新选举洪坤武为总经理，进而将由总经理担任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该董事会决议效力已被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因此，杨文生已丧失德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资格，无权代表参加本案诉讼，只有洪坤武作为德信公司合法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德信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其次，公章和法定代表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公司，在公司章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公章一般都应由法定代表人掌管，以体现公司意志的一致性。杨文生作为德信公司之前的法定代表人，有权掌管公章，但在德信公司改选洪坤武为法定代表人后，杨文生便丧失掌管公章的资格和依据，洪坤武已经代表德信公司起诉杨文生返还公司证照（包括公章）。杨文生继续掌管公章已构成对德信公司财产的侵害，掌控在杨文生手中的公章已经无权代表德信公司，在任何文件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均为无效。最后，虽然德信公司改选洪坤武为法定代表人后，因杨文生、邓国才的不配合暂时没有办理工商登记，但这并不影响洪坤武为新任法定代表人的效力。在此可以借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观点：“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第二，杨文生和邓国才诉求法院确认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有效没有法律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仅规定股东有权提起公司决议无效和撤销两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四）》删除征求意见稿中“确认决议有效之诉”的内容，最终将股东有权提起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的类型确定为无效、撤销、不成立三种，没有规定股东可以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这所以作出如此规定，自有其价值考量。杨文生和邓国才提起确认2018年6月6日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有效之诉于法无据，本质上不符合民事案件起诉条件，不具有可诉性。第三，在法院判决德信公司董事决议合法有效，且驳回杨文生、邓国才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杨文生和邓国才又作出与之相悖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并再次重复起诉，应属无效，应予驳回。首先，在泛融金公司投资德信公司后，杨文生、邓国才实际操纵德信公司，因经营不善，德信公司办公场所人去楼空，而且长期无法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陷入僵局。泛融金公司决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力图重整德信公司，2018年5月21日，在董事长崔树霖的召集和主持下，德信公司依法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如下决议：解聘杨文生总经理职务，聘任洪坤武为总经理；解聘龚燕、张燕平财务负责人，聘任李智为财务负责人。杨文生和邓国才随后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董事会决议未生效，香洲区法院认定德信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杨文生和邓国才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其诉求。杨文生和邓国才上诉后，珠海中级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明知法院判决德信公司董事决议合法有效，而且驳回他们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杨文生和邓国才又立即自行召开所谓的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并作出部分内容与生效判决相悖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并再次起诉要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属于滥用诉权的重复起诉，其目的就是推翻既定事实，拖延双方发生的其他多个诉讼案件，制造诉累。如果法院再受理、判决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相当于为杨文生和邓国才“背书”，意味着之前的生效判决将成为错案，势必影响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确定性。第四，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崔树霖不存在抽逃资金的事实。首先，杨文生、邓国才所谓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崔树霖抽逃资金仅是其臆测，并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可以佐证。杨文生、邓国才用于证明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崔树霖抽逃资金的“证据”是德信公司向泛融金公司购买红太阳基金的合同及银行流水单，但这些证据反映出来的内容是德信公司认购泛融金基金产品，而且都加盖了德信公司公章和杨文生名章。每笔认购基金从始至终包括了基金认购协议、认购基金份额、申明书等，是德信公司与泛融金公司之间的合法、真实的交易，没有损害德信公司利益，不存在所谓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崔树霖抽逃资金的事实。其次，杨文生和邓国才主张崔树霖掌控德信公司进而抽逃资金完全是无稽之谈。德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杨文生，印章、证照、银行账户、银行密码、银行U盾、财务账册、工商档案全部在杨文生和财务负责人张燕平手中。崔树霖只是德信公司董事长，没有在德信公司上过一天班，从始至终都没有掌握和操作德信公司财务资金。最后，2018年10月，杨文生和邓国才向珠海市公安局举报崔树霖“职务侵占犯罪”，但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确认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投资德信公司事实清楚，交易合法，崔树霖不存在侵占德信公司财产的行为，做出不予刑事立案的结论，这进一步证明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崔树霖不存在所谓抽逃资金的事实。第五，涉案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均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实属杨文生、邓国才滥用股东权利损害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利益的违法行为，因此所做出的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应属无效。1.监事黄敏芝无权召集股东会。《公司法》及德信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事实上，德信公司董事会曾于2018年4月3日通知各股东在4月20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于2018年5月22日通知各股东在4月20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内容都包括了“珠海德信天燃气自2014年6月至今，董事和监事任期已届满，股东提议重新选举珠海德信天燃气董事会、监事”,并且会议记录载明召集人和主持人均为董事长崔树霖。两次股东会也都通知了杨文生和邓国才，但杨文生和邓国才拒绝参会，致使股东会未形成决议。在2018年5月21日，由德信公司董事长崔树霖召集的董事会，由7名董事中的6人参会，董事杨文生授权邓国才参会。可见，德信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长已经履行了召集和主持股东会及董事会的职责，在此情况下，并不具备由监事黄敏芝召集德信公司股东会的法定条件。但6月22日的临时股东会议纪要载明监事黄敏芝为召集人，显然违法。2.监事黄敏芝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内容不属于股东会决议事项。监事黄敏芝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审议事项为：（1）审查增资资金去向及使用情况、决策背景及实施依据。（2）现场审查增资资金使用相关合同、制定补救措施。（3）依法决定未到位增资资金和抽逃问题的处理意见。（4）认定责任并对相关责任方、责任人依法予以处理，改组公司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前述四项议题均属于A轮、B轮投资协议书对应的投资内容，即使发生争议，也应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不属于德信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至于第（4）项“改组公司董事会”已经有生效判决确定的董事会存在黄敏芝再行提议“改组公司董事会”，显然属于滥用监事权利的行为。3.临时股东会没有主持人。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6月22日的临时股东会议纪要及三份股东会决议上均没有列明临时股东会由谁主持？如何主持？也就是说，6月22日的临时股东会并没有董事长或监事主持。4.临时董事会违反召集程序。德信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召开董事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0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然而，根据杨文生和邓国才提供的证据显示，德信公司于2019年6月22日上午改选董事会，当天下午即召开临时董事会，没有提前十日通知董事。5.临时董事会没有召集人。德信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但根据杨文生和邓国才提供的证据显示，董事长没有召集6月22日临时董事会。6.临时股东会决议表决方式和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公司法和德信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德信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北京泰观恒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对所有股东会决议有否决的权利。《A轮投资协议书》第二条第8项中规定：“丁方（泰观恒公司）在股东会表决任何事项时，有单方面否决权利；丁方在丙方（德信公司）及德信公司成员的日常经营中，享有一票否决权”。杨文生持有德信公司44.8％的股权；邓国才持有德信公司15.2％的股权，二人合计持有德信公司60%股权，并没有达到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泰观恒公司也明确表示不同意临时股东会所有决议事项。同时，泰观恒公司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不符合股东除名的法定条件。因此，杨文生和邓国才作出修改公司章程、解除泰观恒公司股东资格和其他事项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7.临时董事会表决方式和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德信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并经北京泰观恒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推举的董事同意”。《A轮投资协议书》第二条第8项中规定：“丁方（泰观恒公司）派出的董事在董事会表决任何事项时，有一票否决的权利”。《B轮投资协议书》第四条第5项中规定：“德信公司中至少有1名董事由己方（泛融金公司）委派，有单方面否决权利；己方委派的董事在董事会表决时有一票否决权”。可见，德信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时，泰观恒公司和泛融金公司委派的董事享有一票否决权。现泰观恒公司委派的董事谢雄和泛融金公司委派的董事崔树霖均明确表示不同意临时董事会所有决议事项，因此，临时董事会表决方式因不符合德信公司章程规定而无效。8.涉案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是否如实召开？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是否由其本人和其他相关人员亲笔签署？等均没有现场视频、照片、录音和公证、见证验证，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真实性难以核实。综上，杨文生和邓国才不顾德信公司章程约定的“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三分之二表决权股东通过”的强制性规定、不顾“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对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享有一票否决权”的特别约定、不顾“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的”法定原则、不顾“股东会不得对未列明事项做出决议”的公司法基本规定、不顾“将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由杨文生改选为洪坤武的董事会决议”已有法院生效判决，非法召开了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违法剥夺泰观恒公司的股权和股东资格，违法更换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违法作出其他决议事项，显然属于《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违法行为，因此所做出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应属无效。综上所述，杨文生和邓国才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维护德信公司的合法权益为盼。第三人泰观恒公司辩称，第一，杨文生和邓国才诉求法院确认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有效没有法律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仅规定股东有权提起公司决议无效和撤销两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四）》删除征求意见稿中“确认决议有效之诉”的内容，最终将股东有权提起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的类型确定为无效、撤销、不成立三种，没有规定股东可以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这所以作出如此规定，自有其价值考量。杨文生和邓国才提起确认2018年6月6日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有效之诉于法无据，本质上不符合民事案件起诉条件，不具有可诉性。第二，在法院判决德信公司董事决议合法有效，且驳回杨文生、邓国才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杨文生和邓国才又作出与之相悖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并再次重复起诉，应属无效，应予驳回。首先，在泛融金公司投资德信公司后，杨文生、邓国才实际操纵德信公司，因经营不善，德信公司办公场所人去楼空，而且长期无法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陷入僵局。泛融金公司决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力图重整德信公司，2018年5月21日，在董事长崔树霖的召集和主持下，德信公司依法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如下决议：解聘杨文生总经理职务，聘任洪坤武为总经理；解聘龚燕、张燕平财务负责人，聘任李智为财务负责人。杨文生和邓国才随后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董事会决议未生效，香洲区法院认定德信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杨文生和邓国才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其诉求。杨文生和邓国才上诉后，珠海中级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明知法院判决德信公司董事决议合法有效，而且驳回他们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杨文生和邓国才又立即自行召开所谓的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并作出部分内容与生效判决相悖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并再次起诉要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属于滥用诉权的重复起诉，其目的就是推翻既定事实，拖延双方发生的其他多个诉讼案件，制造诉累。如果法院再受理、判决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相当于为杨文生和邓国才“背书”，意味着之前的生效判决将成为错案，势必影响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确定性。第三，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崔树霖不存在抽逃资金的事实。首先，杨文生、邓国才所谓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崔树霖抽逃资金仅是其臆测，并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可以佐证。杨文生、邓国才用于证明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崔树霖抽逃资金的“证据”是德信公司向泛融金公司购买红太阳基金的合同及银行流水单，但这些证据反映出来的内容是德信公司认购泛融金基金产品，而且都加盖了德信公司公章和杨文生名章。每笔认购基金从始至终包括了基金认购协议、认购基金份额、申明书等，是德信公司与泛融金公司之间的合法、真实的交易，没有损害德信公司利益，不存在所谓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崔树霖抽逃资金的事实。其次，杨文生和邓国才主张崔树霖掌控德信公司进而抽逃资金完全是无稽之谈。德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杨文生，印章、证照、银行账户、银行密码、银行U盾、财务账册、工商档案全部在杨文生和财务负责人张燕平手中。崔树霖只是德信公司董事长，没有在德信公司上过一天班，从始至终都没有掌握和操作德信公司财务资金。最后，2018年10月，杨文生和邓国才向珠海市公安局举报崔树霖“职务侵占犯罪”，但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确认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投资德信公司事实清楚，交易合法，崔树霖不存在侵占德信公司财产的行为，做出不予刑事立案的结论，这进一步证明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崔树霖不存在所谓抽逃资金的事实。第四，涉案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均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实属杨文生、邓国才滥用股东权利损害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利益的违法行为，因此所做出的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应属无效。1.监事黄敏芝无权召集股东会。《公司法》及德信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事实上，德信公司董事会曾于2018年4月3日通知各股东在4月20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于2018年5月22日通知各股东在4月20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内容都包括了“珠海德信天燃气自2014年6月至今，董事和监事任期已届满，股东提议重新选举珠海德信天燃气董事会、监事”,并且会议记录载明召集人和主持人均为董事长崔树霖。两次股东会也都通知了杨文生和邓国才，但杨文生和邓国才拒绝参会，致使股东会未形成决议。在2018年5月21日，由德信公司董事长崔树霖召集的董事会，由7名董事中的6人参会，董事杨文生授权邓国才参会。可见，德信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长已经履行了召集和主持股东会及董事会的职责，在此情况下，并不具备由监事黄敏芝召集德信公司股东会的法定条件。但6月22日的临时股东会议纪要载明监事黄敏芝为召集人，显然违法。2.监事黄敏芝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内容不属于股东会决议事项。监事黄敏芝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审议事项为：（1）审查增资资金去向及使用情况、决策背景及实施依据。（2）现场审查增资资金使用相关合同、制定补救措施。（3）依法决定未到位增资资金和抽逃问题的处理意见。（4）认定责任并对相关责任方、责任人依法予以处理，改组公司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前述四项议题均属于A轮、B轮投资协议书对应的投资内容，即使发生争议，也应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不属于德信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至于第（4）项“改组公司董事会”已经有生效判决确定的董事会存在，黄敏芝再行提议“改组公司董事会”，显然属于滥用监事权利的行为。3.临时股东会没有主持人。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6月22日的临时股东会议纪要及三份股东会决议上均没有列明临时股东会由谁主持？如何主持？也就是说，6月22日的临时股东会并没有董事长或监事主持。4.临时董事会违反召集程序。德信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召开董事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0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然而，根据杨文生和邓国才提供的证据显示，德信公司于2019年6月22日上午改选董事会，当天下午即召开临时董事会，没有提前十日通知董事。5.临时董事会没有召集人。德信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但根据杨文生和邓国才提供的证据显示，董事长没有召集6月22日临时董事会。6.临时股东会决议表决方式和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公司法和德信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德信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北京泰观恒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对所有股东会决议有否决的权利。《A轮投资协议书》第二条第8项中规定：“丁方（泰观恒公司）在股东会表决任何事项时，有单方面否决权利；丁方在丙方（德信公司）及德信公司成员的日常经营中，享有一票否决权”。杨文生持有德信公司44.8％的股权；邓国才持有德信公司15.2％的股权，二人合计持有德信公司60%股权，并没有达到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泰观恒公司也明确表示不同意临时股东会所有决议事项。同时，泰观恒公司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不符合股东除名的法定条件。因此，杨文生和邓国才作出修改公司章程、解除泰观恒公司股东资格和其他事项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7.临时董事会表决方式和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德信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并经北京泰观恒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推举的董事同意”。《A轮投资协议书》第二条第8项中规定：“丁方（泰观恒公司）派出的董事在董事会表决任何事项时，有一票否决的权利”。《B轮投资协议书》第四条第5项中规定：“德信公司中至少有1名董事由己方（泛融金公司）委派，有单方面否决权利；己方委派的董事在董事会表决时有一票否决权”。可见，德信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时，泰观恒公司和泛融金公司委派的董事享有一票否决权。现泰观恒公司委派的董事谢雄和泛融金公司委派的董事崔树霖均明确表示不同意临时董事会所有决议事项，因此，临时董事会表决方式因不符合德信公司章程规定而无效。8.涉案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是否如实召开？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是否由其本人和其他相关人员亲笔签署？等均没有现场视频、照片、录音和公证、见证验证，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真实性难以核实。综上，杨文生和邓国才不顾德信公司章程约定的“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三分之二表决权股东通过”的强制性规定、不顾“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对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享有一票否决权”的特别约定、不顾“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的”法定原则、不顾“股东会不得对未列明事项做出决议”的公司法基本规定、不顾“将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由杨文生改选为洪坤武的董事会决议”已有法院生效判决，非法召开了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违法剥夺泰观恒公司的股权和股东资格，违法更换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违法作出其他决议事项，显然属于《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违法行为，因此所做出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应属无效。第五，德信公司董事会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免去杨文生法定代表人资格，重新选举洪坤武为法定代表人，而且起诉杨文生返还公司证照（包括公章）的情况下，只有洪坤武能够代表德信公司参加诉讼，而不是杨文生。首先，德信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设经理一人，由董事会聘用”，第二十八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本案发生之前，德信公司董事会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免去总经理职务，重新选举洪坤武为总经理，进而将由总经理担任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该董事会决议效力已被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因此，杨文生已丧失德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资格，无权代表参加本案诉讼。只有洪坤武作为德信公司合法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德信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其次，公章和法定代表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公司，在公司章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公章一般都应由法定代表人掌管，以体现公司意志的一致性。杨文生作为德信公司之前的法定代表人，有权掌管公章，但在德信公司改选洪坤武为法定代表人后，杨文生便丧失掌管公章的资格和依据，洪坤武已经代表德信公司起诉杨文生返还公司证照（包括公章）。杨文生继续掌管公章已构成对德信公司财产的侵害，掌控在杨文生手中的公章已经无权代表德信公司，在任何文件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均为无效。最后，虽然德信公司改选洪坤武为法定代表人后，因杨文生、邓国才的不配合暂时没有办理工商登记，但这并不影响洪坤武为新任法定代表人的效力。在此可以借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观点：“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综上所述，杨文生和邓国才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维护泰观恒公司的合法权益为盼。第三人泛融金公司的答辩意见与泰观恒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第三人李智辩称，同意被告德信公司答辩意见，补充：2018年4-5月份，崔树霖作为董事长，召开过两次被告的股东会，两原告拒不参加，而参加了2018年5月的董事会，其后擅自召开6月22日的董事会，是争夺公司控制权的行为，不是合法召集行为。经审查查明，被告德信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29日，2016年5月10日经珠海市工商局拱北分局核准变更登记后，登记股东和持股比例分别为：原告杨文生持股44.8%，原告邓国才持股15.2%，第三人泰观恒公司持股16%，第三人泛融金公司持股20%，第三人李智持股4%。2018年5月21日上午，德信公司在泛融金公司会议室（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街××号×（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街××号××大厦××室当天杨文生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邓国才出席该董事会，代其行使公司董事表决权等全部权利。同日，董事会会议如期召开，邓国才出席会议。该董事会审议议题为：1.解聘杨文生总经理职务，聘任洪坤武为总经理；2.解聘龚燕、张燕平财务负责人，聘任李智为财务负责人。审议结果为崔树霖、李智、郭荣、谢雄等4票赞成、杨文生、邓国才等2票反对、张燕平1票弃权。该会议形成《珠海市德信天然气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生成于2018年6月25日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德信公司董事长为崔树霖，董事为邓国才、郭荣、张燕平，总经理为杨文生，监事为黄敏芝，未显示李智、谢雄为公司董事。2018年6月1日，德信公司以龚雁、杨文生为被告，向本院提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诉讼【案号：（2018）粤0402民初5231号】，该案现处于中止审理期间。2018年6月29日，杨文生、邓国才以德信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德信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未生效。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粤0402民初618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杨文生、邓国才的全部诉讼请求。杨文生、邓国才不服该判决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8）粤04民终318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8月21日，第三人泛融金公司以德信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诉讼【案号：（2018）粤0402民初8405号】，该案现仍在审理中。本院认为，原告杨文生、邓国才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有效，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依照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公司决议效力诉讼仅包括决议无效之诉、决议撤销之诉和决议不成立之诉三种诉讼类型，并不包含确认决议有效之诉。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三种公司决议效力诉讼，旨在赋予可能受瑕疵决议损害的股东行使法定的股东救济权利，以保护其合法利益。但如果该股东不主动依据公司法和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提起诉讼，法院则不应通过国家强制力直接干预公司自治范畴内的事务。本案中，从系争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内容看，显然对股东第三人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李智不利，但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李智并未提起决议不成立、无效或撤销之诉。而按原告杨文生、邓国才诉状陈述的事实，原告杨文生、邓国才作为德信公司的另两个股东要求确认有效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由杨文生、邓国才和其通过股东会决议改组后的董事会作出，内容上对原告杨文生、邓国才有利，原告杨文生、邓国才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要维持系争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决议，故围绕系争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之效力，并未发生争议。另一方面，原告提起诉讼应以具有诉的利益为前提条件，而判断原告是否具有诉的利益除了以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争议为认定标准外，还应当以系争法律关系是否构成纠纷或诉讼的核心法律关系为标准。换言之，系争法律关系不能是其他纠纷或诉讼的前提条件，惟有如此，才具有确认利益，可提起确认之诉。本案中，原告杨文生、邓国才请求确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有效，其实质是为了获得法院对该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效力的肯定评价，以推翻本院作出的（2018）粤0402民初6185号民事判决和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民终3183号民事判决等生效判决，并影响本院正在审理的（2018）粤0402民初5231号和（2018）粤0402民初8405号案件。由此可知，原告的诉讼利益存在于另案诉讼之中，本案诉讼拟确认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效力只是处理另案纠纷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案原告杨文生、邓国才提起确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有效的诉讼并不具备诉的利益。综上，原告杨文生、邓国才提起本案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本质上不符合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法律上也缺乏相应的依据。第二，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并作出决议是公司形成自身意志的重要环节，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自治的重要体现。作为公司自治的补充和保障机制，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纠纷的前提是已经穷尽了公司内部救济手段。原告只有在穷尽特别法的特别条款，发现没有可供选择的诉讼类型之后，才可以选择特别法的一般条款寻求救济。本案中，若原告杨文生、邓国才认为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有效，对于不按决议履行的股东或者公司，可以提起履行相关决议内容的诉讼，也可以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而原告杨文生、邓国才选择在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民终3183号民事判决的前一天即2019年5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就其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的与该判决内容相悖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提起确认有效之诉，存在滥用诉权之嫌。第三，公司自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在公司自治的范畴内应尽量减少司法的干预与介入。审理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既要进行形式审查，又要进行实质审查。而进行实质审查时，需要从商事主体的角度作出经验判断，其结果很可能与公司自治的精神相背离。公司法及司法解释未规定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正体现了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关系的审慎衡量。若本院受理原告杨文生、邓国才提起的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则第三人股东泛融金公司、泰观恒公司、李智亦可效仿二原告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再向本院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用以推翻此前的生效判决或影响其他关联诉讼，如此并不能解决德信公司的公司僵局问题。综上，原告杨文生、邓国才提起本案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不符合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公司决议效力之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文生、邓国才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 杰审 判 员  蒙秋仲人民陪审员  吴诗韵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黎美妮刘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