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琼96民终8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1，男，192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女，196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2，女，199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3，女，199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昌市水务局，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清大道**。 法定代表人：邢某，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文昌市水政监察大队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海南国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昌供电局，，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清大道** 负责人：吴某，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某，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文昌市水务局（以下简称文昌水务局）与被上诉人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昌供电局（以下简称文昌供电局）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5民初4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某1、沈某、程某2和程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上诉人文昌水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高某，被上诉人文昌供电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支持各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计算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适用标准错误。虽然程德银户口登记簿显示其为农业家庭户口，但其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和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浙江省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第一，程德银长期居住于城镇，属于城镇人口。程德银和妻子沈某于2010年购置了东阳市吴宁街道环城北路众联锦苑5幢3单元602室(建筑面积178m)，购置该房产之后一直在此居住。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房产购买信息、房产证、由当地居委会出具并加盖居委会、社区党支部公章、附有经办人签名的《居住证明》，足以认定程德银经常居住地为东阳市××道。第二，一审判决根据文昌铺前派出所制作的《询问笔录》认定程德银妻子沈某、女儿程某3居住地为户籍所在地，并进而推出程德银也居住于户籍所在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笔录中铺前派出所默认居住地为身份证地址，当时派出所没有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提示，由于该地址和户籍地一致，沈某、陈贝娜并未提出异议(程德银大女儿程某2也存在相同的情况)。上诉人认为仅凭该份笔录不能认定程德银经常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一致，实际上户籍所在地的住房已被拆迁，吴宁街道的房屋为程德银唯一且有关联的可居住地。退一步讲，即便一审判决认定程德银户口所在地为其居住地，由于程德银户籍所在地为浙江省东阳市××区，该地区具有完善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成熟的商业配套和完备的服务业，属于城区，因此相关的赔偿费用也应该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计算。2015年浙江省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该意见规定“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现有居民户口簿不要求统一更换，不增加群众负担；群众主动申请的，应当予以更换。”依照该文件，2015年6月30日起，浙江省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浙江居民户口”，户口登记制度统一后，将根据居住地的不同来区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程德银的户籍所在地属于城区而非农村地区，程德银为城镇居民，相关损失标准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第三，程德银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程德银《养老保险参保证明》、《养老保险税收完税证明》，说明程德银一直按照城镇个体户的标准缴交社保，而非农村居民缴交的“新农合”，这一点足以说明程德银长期在城市经商及务工(按照我国现行政策，一般农村户口购买社保的主体为：“(1)办理了营业执照的农村户口人员，以个体户、私营企业员工的身份购买；(2)农村户口人员，在企业单位打工的，以企业单位员工身份统一办理；(3)被征用了土地的失地农村户口人员”。《养老保险税收完税证明》上明确显示程德银于2017年缴交养老保险为“被征地转职工养老”。事实上程德银及其家庭成员虽为农村户口但已没有土地可供耕种，其收入来源无疑是来自与城镇经商及务工收入。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也可以看出程德银所有收支均来自于城市的商业活动，所有消费也均在城镇进行，足以对其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进行印证。依照相关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来确定适用标准。本案中，程德银虽为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务工和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 庭审中，上诉人补充如下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判决对于文昌供电局责任承担部分认定过轻，对文昌供电局以下的过错没有进行合理认定，对责任承担部分的判决内容存在错误：一、触电致死责任是特殊侵权责任，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在侵权行为和事实存在的前提下，只要发生了损害结果，不论文昌供电局其行为是否有过错，都应承担民事责任。而且上诉人认为本案中文昌供电局是存在较大过错的，应承担本次事故一半以上的责任，文昌供电局的主要过错有：第一，事发线路采用裸体导线不符合安全要求，文昌供电局在该线路的施工维护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事发线路为10KV雄秀直线，承担附近城镇村庄的配电输电功能，对该线路采用裸体导线明显不符合安全要求。根据《10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中规范性引用文件部分规定GB14049指的是额定电压10KV、35KV架空绝缘电缆（规程第二页），第7.0.1条规定配电线路应采用多股绞合导线，其技术性能应符合GB/T1179、GB14049、GB12527等规定（规程第8页第1行）。事发配电线路电压为10KV，对应的标准是GB14049，也就是说事故发生的线路采用的应该是额定电压10KV、35KV架空绝缘电缆，而不是裸体导线。文昌供电局作为专业的供电部门，对高压电力设施的设计、建设、维护使用都具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在明知技术标准的情况下在事发配电线路采用裸线，无疑是置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于不顾。绝缘线和裸线的导电风险完全不在一个级别，绝缘线外有绝缘层可以很大程度可以避免电力吸附及触电风险。假如文昌供电局对事故发生线路按照技术规程采用了绝缘线，可能事故就不会发生，或者说发生了也不至于产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第二，对于事发线路的高度由文昌供电局单方作出，上诉人并不认可。而且即便按照文昌供电局认可的5.69米，这个高度也没有达到安全要求。对事发线路高度进行测量时，是并未通知死者家属的事后测量，文昌供电局也没有对测量的时间进行说明，因此5.69米的高度是文昌供电局单方进行测量的结果，不排除为了诉讼而制作。事发线路部分是围绕东坡水库岸边铺设，周围是有居民居住的，上诉人认为钓鱼区域属于居民区，依照《10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13.0.2条的规定居民区导线最低高度为6.5米，事发线路明显没有达到6.5米的最低安全高度。而且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条规定，l千伏至10千伏的电力线路必须设置5米的保护区，文昌市供电局对事发电力线路也没有按规定设置保护区。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0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是2005年发布的，至今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在2005年对电力设施的要求还是相对较低的，在这种低标准下，文昌供电局仍未能依规操作，存在重大过错。参照与本案直接相关的由国家能源局2016年发布的《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技术原则》第4.8条规定：“中压配电网线路杆塔在城镇宜选用12m及以上杆塔，乡村一般选用10m及以上杆塔……。（此处的中低压指10KV-35kV电压线路，与法律概念的高压线不一致）”第4.11规定：“中压配电线路宜采用架空方式，城镇、林区、人群密集区域宜采用架空绝缘导线。易受热带风暴侵袭的沿海地区可采用电缆线路（电缆线路安全程度更高）”，2016年开始的农村电网改成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完成，事发的电杆高度、线路搭设材料及方式均未能满足该要求。文昌供电局是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的责任主体，其未按农村电网改造的要求对事发线路进行改造也是事故发生的原因。第三，文昌供电局对高压线路并未设置安全标示，且没有进行线路巡查，对于应该排除的隐患没有发现，存在严重过错。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第五十六条规定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从一审的事实查明过程中可以看出事发线路的安全标示都是事故发生之后添补制作上去的，虽然文昌供电局事故报告中说是由于台风影响导致安全标示脱落，但这至少也说明事发线路已经几个月甚至半年没有进行线路巡查了。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十九条：“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电力企业应当对电力设施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和第六十条第一款：“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供电所安全管理办法》四条规定供电单位必须建立电力设施定期和不定期的巡视检查制度。制定巡视检查工作计划，责任要落实到人，巡视检查内容应符合《农村安全用电规程》的具体要求。巡视检查中发现的设备缺陷，必须认真做好纪录，对严重缺陷要及时处理，一般缺陷要列入检修计划，及时修复。由此可见高压线的查线应该是常态化的，文昌供电局没有尽到安全提示及巡查注意义务，有重大过错。其次，对于水务局过错部分，上诉人认为水务局作为事发水库的管理单位，对事发水库配备了专门的管理人员，却疏于管理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而且一审判决认定水务局仅承担10%的事故责任过轻。依照公安笔录，程德银等四人下午4点到水库开始钓鱼时并未有人劝阻，反而是有自称管理人员过来收取费用。由此可知水务局并没有尽到对水库的管理义务，也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因此水务局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再次，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金部分，两万元精神损害而且区分责任比例承担无疑是过低的，即便参照海中法发（2017）78号《关于审理海口市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条的规定：“精神损害根据伤残等级量化，十级伤残5000元，逐级递增”，本次事故造成了受害人死亡的直接后果，判决五万元或者五万元以上的精神损害赔偿较为合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1月9日发布了《关于统一全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意见》对全省赔偿标准进行规定，但是上诉人认为依照最高院的相关文件及立法本意，赔偿标准统一的试点是为了解决“同命不同判”的不公平问题，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填补受害人家属所承担的精神与物质损伤，而且试点的广西等多个省份明确规定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赔偿标准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时按照高的标准进行计算，退一步讲东阳市早已实施了赔偿标准的统一，仅仅只是因为事故发生地的原因就适用较低的赔偿标准无疑是不公平的，所以上诉人认为应该按照浙江省东阳市的赔偿标准对死亡赔偿金进行计算。 文昌水务局辩称，一、本案应当适用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等费用。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程德银长期居住于城镇，收入来源于城镇。二、认可被答辩人有关触电致死的责任是无过错责任的上诉意见。三、文昌供电局存在过错责任，答辩人不应承担过错责任。四、如果死者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则不应再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一审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过高。 文昌水务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一名自称承包水库的老板向程德银等钓鱼者收费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故发生当天，一名自称承包水库的老板向程德银、高有段、朱伯亮以及何上光收取了40元/人的垂钓费用”缺乏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认定该事实仅有文昌供电局提供的《询问笔录》，而该证据是死者程德银的三位同行人的陈述，三位同行人是死者的朋友，其与死者存在利害关系，在做陈述时为了推卸责任，有意将事实歪曲，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陈述，其陈述没有得到收费者的证实，其陈述缺乏可信性，而实际上上诉人未曾将水库承包给任何人，更不可能存在收费的情况。一审判决仅凭死者三位同行人的陈述就证明水库存在收费情形，其认定事实证据明显不足，明显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疏于监督管理，存在扩大上诉人监管职责的情形，导致错将事故责任划分给上诉人。上诉人作为水库的管理单位，配备了2名工作人员在上班期间在水库大坝及周边进行巡逻，且在事发水库的显要位置设置了“严禁在此垂钓玩水”的警示牌，尽到警示义务。死者一行人应该知道此水库严禁钓鱼，但其无视该警示而刻意避开了水库工作人员上班巡逻的时间和区域而夜间进入较偏远库区，其本身存在重大过错。水库作为公益性公共区域，不同于营利性商业公共场所。从空间上来说，水库的公共区域面积比较大，商业公共场所与之是不可比拟的，上诉人不可能对每个角落都进行巡逻监督。从时间上来说，我们也不可能像一般的营业场所一样24小时对水库进行巡逻监管。一审判决不能以一般的商业营业场所的监管标准去衡量上诉人的监管责任，这明显是将上诉人的监管责任扩大，将责任强加给上诉人，其责任划分显然是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作为水库公共场所的管理人，上诉人已经尽到相应的监管职责，对该起死亡事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未能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正确划分责任，导致错误判决，上诉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上诉至贵院，恳请贵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被上诉人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程某1、沈某、程某2和程某3辩称，答辩的内容以其提交的上诉状的内容一致。 文昌供电局对两上诉人的上诉辩称，1.对于事发线路是裸体导线不符合问题，是技术规范的错误理解。按该规范第第7.0.1条的规定，并没有明确本案所涉线路必须使用绝缘体线路，而且所谓的GB14049也仅是针对法律明确规定必须使用绝缘体的线路而适用的标准。我们的线路是在非居民区而不是在城镇，并没有要求必须使用绝缘线路。在该标准中第7.0.4条规定，城镇配电线路遇到下面的情况才应该使用架空绝缘导线，因此在该技术规程中没有要求在非居民区的本案所涉线路应适用绝缘电缆。2.关于对农村电网改造的问题，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农村电网改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为了提高相应的标准。文昌供电局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以及地方政府的要求，已经全力配合完成相应工作。电网改造与否并不是发生此次事故的原因。3.关于赔偿标准的问题。该案事故发生在海南，受害人是浙江省农村户口，且其提供相关证据来看，受害人实际上常年在海南生活工作，所以应该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事实上应该适用海南的标准，根据海南省高院的最新规定，也已不再对住所进行区分，并依法适用海南省的标准，而不能使用浙江省的标准。 原告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因程德银触电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住宿费、交通费、丧葬费、误工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10655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3日晚，程德银与友人高有经、朱伯亮与何上光到文昌市铺前镇东坡水库垂钓，约21时30分，程德银在转移垂钓点的途中，因其手持可收缩的碳素鱼竿与上空架设的10kv高压线接触，致其当场触电死亡。2019年4月18日，文昌供电局与沈某的受托人卜柏英签订《人道主义慰问协议》。2019年4月19日，文昌供电局向沈某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支付共计80000元的慰问金。另查明，案涉水库库区设置“水深危险禁止游泳严禁在此垂钓玩水”的警示牌。群众可以行驶至警示牌的岸边，但若要到达事故发生地进行垂钓，则需步行穿过较长距离的草坪路段。事故发生当天，一名自称承包水库的老板向程德银、高有经、朱伯亮以及何上光收取了40元/人的垂钓费用。程德银的触电点位于10kv雄秀支线#5-#6杆之间，触电点的导线对地距离5.69米。发生事故时，触电点的电杆无任何高压警示标志，文昌供电局系该电力设施的产权人。再查明，程德银于1964年1月11日出生，其生前的住所地为浙江省东阳市巍山镇巍屏社区应村**。程德银的父亲程某1于1927年10月14日出生，其由程德银及其胞兄程立新、胞妹程金仙共同赡养。程德银与沈某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了女儿程某2和程某3。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各项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是否合理、各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一、关于原告各项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是否合理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参照《2019年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规定，确认原告合理的赔偿项目和金额为：1.死亡赔偿金。程德银于1964年1月11日出生，其，其生前的住所地为浙江省东阳市巍山镇巍屏社区应村照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7302元/年的标准计算20年，死亡赔偿金为546040元(27302元/年×20年=546040元)。2.丧葬费。原告主张丧葬费为32949元(65898元/年÷2=32949元)，未超过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的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照准。3.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依法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程德银父亲程某1于1927年10月14日出生，目前已丧失劳动能力且无退休金收入来源。另外，由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来源依据是受害人死亡后导致被扶养人可期待利益的损失，因此，在计算该项费用时与受害人的实际情况相关联，故应当以事故发生时的个人情况确定适用的标准。即按照浙江省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19707元/年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此，程某1的扶养费为32845元(19707/年×5÷3=32845元)。5.住宿费、交通费以及误工损失。虽然原告没有提交相关的票据凭证，但是根据常理，原告为办理程德银的丧葬事宜必然会支出合理的住宿、交通费用并造成相应的误工损失，一审法院依法酌情确定住宿费2000元、交通费2000元以及误工损失1000元，合计5000元。综上，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总计为636834元。二、各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的规定，可见，作为高度危险作业的电力经营企业，应当在高度危险活动区域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尽到维护管理的义务，尽可能将安全警示义务履行到位。本案中，被告文昌供电局作为电力设施的产权人，在投资架设高压线时对水库、小路等早已形成的周边环境应当充分了解，却未按照规定在该处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因此，对事故的发生存有过错，应承担民事责任。庭审中，文昌水务局的举证以及陈述均认可其配备专门水库管理人员，但并未对程德银等人多次违规垂钓的行为加以制止，也未发现并依法处罚违法收费的人员，属于疏于监督管理，对事故的发生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程德银作为一名钓鱼爱好者，在此次事故发生前曾多次进入东坡水库进行垂钓的情况下，应当知道水库上空设有高压线且所持的碳素鱼竿能够导电，却未对这种危险性加以注意，其在经过高压线更换垂钓地点的过程中，未将可收缩的鱼竿收回，采取伸竿竖拿的方式导致鱼竿与高压线接触，本人触电身亡。程德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由于程德银的死亡结果是多种原因引起的，本案造成程德银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鱼杆与高压线接触致其触电身亡，文昌供电局未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文昌水务局疏于监督管理，都不是必然产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而是一种条件，这种条件与程德银的行为相结合，产生了损害后果，虽然是偶然的联系，但仍然是因果关系，都是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各种原因对结果发生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各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依法确定责任比例为原告对损害结果承担70%的责任，文昌供电局承担20%的责任，文昌水务局承担10%的责任。因此，文昌供电局承担的赔偿费用为47366.8元(636834元×20%-80000元=47366.8元)，文昌水务局承担的赔偿费用为63683.4元(636834元×10%=63683.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昌供电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各项合理费用共计47366.8元；二、被告文昌市水务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各项合理费用共计63683.4元；三、驳回原告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26.64元，由原告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负担3227.83元，被告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昌供电局负担127.45元，被告文昌市水务局负担171.36元，限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一次性交纳。原告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预交的298.81元，一审法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予以退还。 二审中，程某1、沈某、程某2和程某3提交如下新证据：1.危险房屋与代为拆除通知书；2.巍山镇危旧房拆除凭证及拆除房屋示意图；3.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4.车辆登记信息；5.车位购买协议；6.商铺使用权租赁合同；7、8.巍山镇应村151号周边现状照片；9.浙江省金华市费用金中法（2016）101号文；10.钓鱼地点俯瞰图。文昌供电局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文昌水务局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9的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0没有异议。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文昌水务局提交如下新证据：1.2020年4月29日，文昌水务局对潘家谭的询问笔录；2.2020年4月29日，文昌水务局对潘文的询问笔录。程某1、沈某、程某2和程某3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核实。文昌供电局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明内容有异议。经审查，该两份询问笔录的询问人和记录人均为同一人，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不予确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需要解决的问题是：1.如何确定案涉赔偿项目的具体数额；2.如何确定本案赔偿责任的承担比例。 1.关于如何确定案涉赔偿项目的具体数额的问题。 本案中，死者程德银虽然原户口所在地为浙江省东阳市××区，但事故发生地为海南省文昌市，且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1月9日发布了《关于统一全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意见》，故本院认定案涉赔偿项目应适用海南省城镇居民的标准作为计算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并参照海南省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各项数据，本院确定各项赔偿项目的数额如下：1.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故死亡赔偿金应为死亡赔偿金667580元（33379元/年×20年=667580元）和被抚养人生活费38285元（22971元/年×5÷3）的总和，即死亡赔偿金共计705865元（667580元+38285元=705865元）。一审判决确定的数额不当，本院予以纠正。2.关于丧葬费的数额。上诉人程某1、沈某、程某2和程某3主张32949元，并未超过38836元（77672元/年÷2=38836元）的标准，一审判决予以照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故丧葬费为32949元。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住宿费、交通费和误工损失的数额。在缺乏相关票据凭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住宿费2000元、交通费2000元和误工损失1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故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住宿费为2000元、交通费为2000元、误工损失为1000元。综上，本案案涉赔偿数额共计763814元。 2.关于如何确定本案赔偿责任的承担比例的问题。 本案中，死者程德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导致钓鱼竿接触到高压线，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文昌供电局作为案涉高压线路的产权人，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责任。文昌水务局作为案涉水库的管理人，未对进入水库的死者程德银等人的垂钓行为及时制止，且未在水库坝头外的水库周边的明显位置竖立警示标志，存在疏于监督管理的情形，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全案情况，本院确定的承担比例如下：死者程德银自行承担50%的责任、文昌供电局承担20%的责任、文昌水务局承担30%的责任。故文昌供电局应向程某1、沈某、程某2和程某3赔偿72762.8元（763814元×20%-80000元=72762.8元）；文昌水务局应向程某1、沈某、程某2和程某3赔偿229144.2元（763814元×30%=229144.2元）。一审判决对责任承担比例和承担的数额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程某1、沈某、程某2和程某3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文昌水务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5民初440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5民初44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昌供电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上诉人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各项合理费用共计72762.8元； 三、变更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5民初440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文昌市水务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各项合理费用共计229144.2元； 四、驳回上诉人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的其他上诉请求； 五、驳回文昌市水务局的上诉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526.64元，由上诉人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负担1763.32元，上诉人文昌市水务局负担1058元，被上诉人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昌供电局负担705.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45.28元，由上诉人程某1、沈某、程某2、程某3负担4222.64元，上诉人文昌市水务局负担2533.58元，被上诉人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昌供电局负担1689.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东史 审 判 员 吴罗南 审 判 员 林芝静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梁 莹 书 记 员 王冠娇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