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03民初213号原告：邓强，男，1973年4月9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安，贵州三表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610454249。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金奎，重庆市长寿区公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218091100060。被告：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平寨镇交通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33087428369。法定代表人：余朝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盛，贵州济元（水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910091559。委托诉讼代理人：詹雪梅，贵州济元（水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执业证号23081905220322。第三人：代应海，男，1953年5月16日生，汉族，住六枝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盛，贵州济元（水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910091559。委托诉讼代理人：詹雪梅，贵州济元（水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执业证号23081905220322。原告邓强与被告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六枝泰丰商砼公司”）、第三人代应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原告邓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安、罗金奎、被告六枝泰丰商砼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盛、詹雪梅、第三人代应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盛、詹雪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11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损失（以11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9月20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时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337330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1日，原告委托案外人李勇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自己在被告处5%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金额为110万元。由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未约定收款账户，结果第三人应另一转让人向红的要求将转让款一并支付至被告账户中。但被告代收后也未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原告，原告也不知情，直至法院审理（2019）黔0203民初609号案件过程中，原告才知自己的股权转让款是被告代收了，双方无法协商解决此事。被告六枝泰丰商砼公司辩称，一、该案系因股权转让引起，原告变换诉求再行起诉有滥用诉权之嫌。2014年9月1日，邓强委托李勇与向红一起将其二人名下股权共计10%转让给代应海，转让对价220万元，其二人要求代应海将股权转让金支付到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账户。事后，代应海委托代军将前述220万元先后两次支付到公司账户内。2015年8月以后代应海和余朝江又购买了公司原股东80%的股权。关于代应海向邓强、向红转股10%，对价220万元，代应海已经按照邓强和向红指示支付到他们指定的账户，即公司账户，而该22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经被邓强和向红转走，代应海和公司均不差欠邓强和向红的任何款项。首先，2019年2月28日，邓强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起诉到六枝特区人民法院，要求代应海和公司连带向邓强支付股权转让款58万元，被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现在，邓强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公司返还不当得利110万元。该案无论是何种案由，其事实均为邓强和向红转让10%股权给代应海，代应海应当支付转让对价220万元。但是，原告之前起诉要求支付的是58万元，现在要求支付的却是110万元，变换了一个案由，莫名地增加了数额，显然原告提起诉讼的事实依据不真实。其次，原告在2014年时就转让了股权，就收到了转让款，才在一年后又将名下全部股权转让给代应海，如果2014年的转让款没有收到，常理上不会在一年后还把所有股权再次转让并进行变更登记，更不可能在公司股东、控制人都物是人非的5年后才起诉到法院要求支付转让款，更不会在6年后才起诉返还不当得利。二、公司账户仅是一通道，未获得转让款更未获利。邓强向代应海转让股权时，公司是在邓强和向红等原股东的控制、管理下运行，邓强在诉状中也自认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将转让款转入公司账户，现在以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法院不应当支持。一是当时公司的账户在邓强和向红的安排下，仅仅是为其二人收取转让款提供一个通道，该转让款到账后就被其二人转走，事后转让款也未返回公司，该转让款公司没有获得，更没有获利，雁过公司都没有拔毛，而现在却要顺手牵走公司的羊，该诉请绝不可成立。二是公司没有获得任何款项，且在邓强和向红控制管理公司时，邓强不主张公司返还款项，在时过境迁的多年后来主张权利，且不是有前人违规违法而主张后人承担恶果的嫌疑。况且，在公司移交给现在的管理人余朝江、代应海管理时根本就不存在案涉款项，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今天的管理人及公司承担返还责任。如果原告之诉请得到法院支持，势必造成利用司法途径获得不法收入的目的。三、公司没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事实及法律依据。2014年9月1日，邓强委托李勇与向红一起将其二人名下股权共计10%转让给代应海时，代应海仅购买了公司10%的股权，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未具体接管公司，该公司仍然由邓强、向红等原股东实际控制。直到2015年8月以后代应海和余朝江又购买了公司原股东80%的股权，于2015年11月19日才变更前后共转让的90%股权给代应海和余朝江，余朝江才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原股东才将移交给现任股东管理。公司移交给现任股东之前，时任公司股东邓强、向红等人就将收到的代应海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转走。公司未获得转让款，也未因为转让款而获利，理所当然没有不当得利的返还依据。四、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早在2014年9月1日原告转让股权时就应该获得股权转让款而没有获得；2014年9月20和9月19日第三人代应海分两次支付股权转让款到公司账户时原告是公司股东，不可能不知晓这一事实；至少到2015年11月原告将剩余股权又再次转让时，原告不可能在第一次转让股权的资金没有收到的情况下再次转让剩余的股权，并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据此足以认定原告应当知道其主张的所谓权利“被侵害”；而且，原告在另案起诉主张支付拖欠股权转让款一案（2019）黔0203民初609号案的民事起诉状中明确称2015年11月16日变更股权登记时，公司仅借支给李勇52万元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2019）黔0203民初609号还认定了原告收到该52万元的期间是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若公司对原告真构成不当得利，至少在2015年2月应当起算主张返还“不当得利”之诉的诉讼时效。显然，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被告没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代应海述称，一、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并未获得“不当得利”资金。2014年9月1日，邓强和向红共同向代应海转让股权10%，按照其二人的安排，支付220万元股权转让款到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账户，支付转让款时该公司仍属于邓强、向红等人控制，代应海已经完成了股权转让金支付义务。后来，第三人及其他现任股东继续陆续收购该公司股权，累计达到90%后，公司原股东才安排管理人员于2015年8月31日和9月1日两天内将公司公章、财务等全面移交给第三人及新股东。移交前，邓强和向红等原公司股东已经将公司收取的各项资金对外支付出去，公司移交给新股东时账务余额仅2505.74元，且新股东已经将该余额另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原股东。因此，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并未获得原告的任何“不当得利”资金。二、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代原告收取股权转让款后，公司原股东已经将款项支配出去，公司并未截留给新任股东控制，股权重组后的新公司无关。原告曾认为第三人尚差欠其股权转让款58万元（其自称已经获得股权转让款52万元，现在又主张110万元）提起诉讼，六枝特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203民初60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了邓强和向红共同转让10%的股权，公司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属于原告和向红的共同收款行为，认定了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收到涉案股权转让款时，邓强和向红仍是该公司的股东，对公司账户资金如何处理应由公司股东内部决议等理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在股权结构重组后，并未截留原告所主张的款项，该款项在原告等原股东管理公司期间已经实际支付出去，至于支付资金是否合理，原股东内部是否统一意见或是否存在违约，属于原告邓强、向红等人的内部纠纷问题，不应该将原股东结构下的原股东实际管理控制时支付出去的资金认定为股权结构重组后的新公司获得“不当得利”，原股东股权纠纷与新股权结构下的公司及新股东没有任何关联。三、原告诉请无法律依据。鉴于以上事实，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在转让90%股权并移交前，公司股权、资产实际是原告等人的资产，不存在公司对原告构成“不当得利”的法律基础；转让90%股权并移交给新股东后的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必须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获得本应属于原告的款项，才能对原告构成不当得利。可是，新股权结构下的六枝特区泰丰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并未收取本应属于原告的任何款项，移交时公司账上资金已经被原告等原公司股东支配出去，仅结佘的2505.74元也由新股东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原股东，根本没有不当得利的说法，原告诉请无法律依据。综上，原告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5日，陈家福、向红、邓强、王立华、黄文国共同出资成立六枝泰丰商砼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中陈家福持股24%、向红持股20%、原告邓强持股22%、王立华持股22%、黄文国持股12%，负责人系陈家福。2014年9月1日，原告邓强委托李勇与第三人代应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邓强所持六枝泰丰商砼公司5%股份以每股2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代应海，向红也拟将其所持股份的5%转让给第三人代应海，李勇、向红共同出具《股权转让》一份，主要内容为二人在六枝泰丰商砼公司原始股份中各自抽取5%转让给第三人代应海，占公司10%原始股份，转让费220万元。第三人代应海于2014年9月2日将100万元转让费转入六枝泰丰商砼公司账户、于同年9月19日将120万元转让费转入六枝泰丰商砼公司账户。后代应海、余朝江继续向邓强、向红及其他股东购买六枝泰丰商砼公司股份，2015年11月19日，六枝泰丰商砼公司的出资情况变更为代应海持股50%、余朝江持股40%、黄文国持股10%，负责人由陈家福变更为余朝江。2018年3月15日，第三人代应海在股权转让协议上作了股权转让约定情况属实的说明。另查，2019年2月28日，原告向本院起诉代应海要求其支付股权转让款58万元（该款项系包含于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款110万元中，六枝泰丰商砼公司于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期间借支给李勇52万元，原告认可该52万元作为已收到的股权转让款），经本院审理认为，代应海在把股权转让款支付到六枝泰丰商砼公司账户时就已完成了支付义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说明各1份；2、股权转让说明1份；3、银行转账回证2页；4、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5、委托书1份；被告六枝泰丰商砼公司提交的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1份；2、转款凭证2张；3、现金支票及存根各2份；4、股权转让协议2页、股权转让协议1页、协议2页、股东会决议1页；5、工作移交清单4页、收款凭证3份；6、民事判决书1份；以及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代应海于2014年9月2日、19日将股权转让费转入被告六枝泰丰商砼公司账户，即完成了支付义务，原告当时仍系被告六枝泰丰商砼公司的股东，对于其应得的转让款被告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支付给原告，原告应及时主张自己的权利，原告至迟应在2016年10月之前起诉。虽然第三人代应海于2018年3月15日在股权转让协议上作了情况属实说明，原告于2019年2月28日向本院起诉了被告及第三人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但在该两个事件发生之前，原告向被告主张不当得利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该事件达不到诉讼时效中止、中断之效果。原告于2020年1月9日才向本院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及支付资金占用费之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6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邓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剑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付娴书记员罗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