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8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金特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汶村镇西南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潘伟镜，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慧蔚、谭力峰，均系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冼啟忠，男，1975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15。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志军、陆小璇，均系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海锋，男，197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0。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志军、黄兴洁，分别系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简伟年，男，1974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5。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娜、何红斌，均系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金特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特利公司”）、冼啟忠、潘海锋因与被上诉人简伟年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8）粤0781民初3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特利公司、冼啟忠、潘海锋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金特利公司无需向简伟年支付运费7495843.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三、改判潘海锋、冼啟忠无需对金特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简伟年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确认本案债权时更多使用的是“高度可信性”一词，一审法院试图从交易模式及金特利公司在其他案件中的材料来确认简伟年提交的“对账单”的真实性。但本案中，简伟年提交的“对账单”是打印件，上面既没有金特利公司的盖章，也没有金特利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名，在金特利公司否认的前提下，简伟年也提供不了相应的送货凭证予以佐证。更重要的是，该“对账单”极其容易复制，一审法院将此“孤证”作为本案认定金特利公司的拖欠货款的事实的唯一直接证据不妥当。二、一审法院以潘海锋、冼啟忠的个人银行账户中个人资产与金特利公司资产无法区分并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参照《公司法》第二十条，认定潘海锋、冼啟忠应对金特利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应予以纠正。1、金特利公司使用潘海锋(***)、(***)和冼啟忠(***)、(***)账号进行收支，在使用期间，账户内的资金均是用于处理金特利公司的收支事宜。直至终止使用，上述账户已经审计完毕，账目明晰、清楚，不存在任何财产无法区分的事实。潘海锋、冼啟忠从未擅自挪用或侵占账户内的金特利公司的资金用用作其他私人用途，完全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潘海锋、冼啟忠的个人账户中个人资产与金特利公司资产无法区分并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事实。2、金特利公司在与简伟年进行涉案合同的交易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个人账户用于收支。(1)对于本案涉及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讼，本案简伟年并非适格的主体，适格主体只能是公司股东滥用法人人格造成的实际损害的债权人。即便简伟年举证股东在其他公司往来中确有私账公用之行为，但也与简伟年无关，其行为的产生与本案债权债务的成立没有因果关系。(2)从简伟年的举证来看，其是明知金特利公司存在私账公用之行为，但依然选择与金特利公司交易，如今却以同一理由启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讼，法院应当不予支持。(3)本案中简伟年查封了金特利公司的大量资产，金特利公司的资产经过处理之后，简伟年的债务是可以得到清偿的，因此金特利公司存在私账公用之行为尚不足以构成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4)本案中，虽然存在金特利公司与其他公司交易中借用潘海锋、冼啟忠个人账户的情况，与公司管理规范及财务会计法律要求不合，但该操作方式确常见于现今企业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可知，出借银行账户虽属违法行为，但并非必然要承担民事责任，应区别不同情况进行确认。关于出借人的法律责任，应区分出借人的过错程度，审查出借人与借用人的关系、债权损失的后果与出借银行账户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出借人对债权人损失后果的过错程度、出借银行账户的原因和目的、出借人的获利情况及出借次数时间等因素，区分不同情形确定出借人承担不同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账户出借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应根据是否过错及因果关系承担。如上所述，潘海锋、冼啟忠是受金特利公司的委托出借私人账户，在借用上述账户期间，账户内的资金均是用于处理金特利公司的收支事宜。账目明晰、清楚，不存在任何潘海锋、冼啟忠挪用或侵占账户资金的情况，潘海锋、冼啟忠从未获益，其行为根本不构成对金特利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潘海锋、冼啟忠需对金特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完全违背上述法律规定的精神。潘海锋、冼啟忠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金特利公司利用股东冼啟忠和潘海锋个人银行账户为公司进行收款及其他业务收专的行为不同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要件，冼啟忠和潘海锋不需要对金特利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债权人要求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需同时符合以下三个要件：股东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股东有逃避公司债务的目的、股东的行为造成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结果。首先，上诉人冼啟忠和潘海锋作为金特利公司的股东，既无“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也无“逃避债务”的目的。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证明》、《客户汇款账户如下》、冼啟忠名下的银行账户[佛山农商行账户(尾号***)流水、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流水]以及潘海锋名下的银行账户[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尾号***)流水、佛山农商行账户(尾号***)流水]仅能体现金特利公司在运作经营期间利用公司股东冼啟忠和潘海锋的个人银行账户为公司进行收款及其他业务开支，有私账公用的情形存在，但私账公用并不直接等同于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对于企业财产与其股东财产是否混同，应着重考量企业是否具有独立的财产及财务记录，是否与其他主体的财产明确无法区分等情形。公司借用股东个人银行账号收取款项，确实存在经营不正规之处，但仅凭此尚不足以认足企业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因此，仅依据冼啟忠和潘海锋名下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不足以证明股东的财产与金特利公司财产存在混同。况且，在金特利公司使用两股东的个人银行账户期间，两人账户内的资金均是用于处理金特利公司的收支事宜，两股东亦从未擅自挪用或侵占账户内金特利公司的资金用于其他私人用途。其次，金特利公司在运作经营期间利用公司股东冼啟忠和潘海锋的个人银行账户为公司进行收款及其他业务开支的行为并无造成“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结果。公司和股东私账公用的行为不足以构成严重损害债权人简伟年的利益。即使存在金特利公司欠付简伟年运输费用的情况，亦是因为双方交易而导致的经营性债务，简伟年（即债权人）能否有效受偿，金特利公司是否失去偿债能力，公司失去偿债能力的原因是否因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而造成均不确定。私账公用的行为与金特利公司欠付债权人简伟年的运输费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此行为也没有必然导致债权人简伟年权益遭受损失。综上，冼啟忠和潘海锋不需要对金特利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筒伟年提交的证据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无法充分证明其主张的公司和股东财产混同、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证明责任。简伟年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称“鉴于冼啟忠和潘海锋在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供公司使用的个人银行账户中其各自个人财产与金特利公司的资产可以区分而不相混同，其两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不恰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我国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况且本案涉及的诉讼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三条规定，我国民事诉讼采用“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公司债权人无充分证据证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且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人民法院不应否认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并追究股东的民事责任，简伟年提供的证据需要充分证明其主张，客观还原完整的法律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仅能说明金特利公司在运作经营期间存在私账公用的情形，而私账公用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简伟年提交的证据证明力不足，无法客观还原完整的法律事实，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冼啟忠和潘海锋不需要对金特利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简伟年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原审法院结合简伟年提供的证据、另案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以及金特利公司无法提供反驳证据等多种因素，综合认定简伟年提供的证据合法有效，进而支持简伟年要求支付运费的诉请正确。一审中，简伟年提供了运输合同、对账单、支票、发货单等充分的证据证明金特利公司拖欠其2018年4至10月份期间的运输费用共计7495843.5元，金特利公司基于确凿的证据已确认其与简伟年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但否认简伟年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及简伟年提出的交易习惯。为了进一步证明自身提供的证据是与金特利公司之间交易形成，以及交易习惯符合金特利公司与各交易对手之间一贯的模式，简伟年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由一审法院审理并已经生效的(2018)粤0781民初3549号、3550号、3551号、3552号四宗案件，该四宗案件中的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样式及所陈述的交易模式，均与简伟年在本案提交的证据样式及主张的交易模式完全一致。在此情况下，金特利公司仍然对本案事实及证据进行否认，但在整个一审过程中都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进行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人民法院对证据审核认定的相关规定，综合认定简伟年所提供的证据具有足够的证明力，进而支持简伟年的诉讼请求，完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任何错误。二、冼啟忠、潘海锋明显与金特利公司存在严重的财产混同，无法区分，一审的认定正确。首先，简伟年在一审阶段申请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已经充分显示，冼啟忠、潘海锋的私人银行账户与金特利公司的款项收支严重混同，流水中存在大量与金特利公司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个人之间用途不明确的汇款记录、ATM支取观金记录、未备注明确用途的与其他私人主体之间的支付宝转账记录等等，该类款项的用途及性质极其复杂，且没有对应的财务会计凭证予以佐证，无法对账户内的每一笔资金的归属进行明确区分。在此情况下，冼啟忠、潘海锋没有作出任何说明，也没有申请法院进行审计。甚全在法院要求金特利公司法人本人到庭说明情况时拒绝到庭。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冼啟忠、潘海锋的财产与公司混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次，冼啟忠、潘海锋在二审阶段提交的财务审计报告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二审阶段的证据使用，且该份财务审计报告是由不具备出具审计报告合法资质的公司及税务师出具，没有证明力及公信力，且审计结论并非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倾向性，经不起推敲，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便假设潘海锋、冼啟忠能够提供财务会计凭证进行佐证，但其作为掌握及支配金特利公司财务资料的一方，也因其具有事后补制及单方掌控的便利而无法令人采信。最后，潘海锋、冼啟忠也始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名下的私人账户从设立至今或至销户，一直不间断地交由金特利公司管理使用，其本人从未占有、使用过该银行账户，在其无法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已经能够直接认定其名下私人账户由其本人管理使用，其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界定明显不清，严重混同。三、冼啟忠、潘海锋利用其私人账户转移金特利公司的资产，导致债权人无法获知金特利公司的真实资产状况，已经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显示，金特利公司目前涉及的执行案件有35宗，其中被列入失信黑名单的案件有9宗，金特利公司至今都未对2018年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进行清偿单。经查阅潘海锋名下***号账户、冼啟忠名下***号账户银行流水可知，潘海锋、冼啟忠利用登记在自身名下的个人账户，收支金特利公司的公款，与其个人财产混同，并通过个人账户的便利转移金特利公司的资产，导致各债权人对金特利公司享有的债权无法通过执行获得清偿。甚至在公司经营不善发生众多债务纠纷时，进一步提前将金特利公司的资金转移至其他个人名下的私人账户，让债权人彻底无从获悉金特利公司的资产状况，金特利公司及其股东潘海锋、冼啟忠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意图十分明显，已经严重损害了众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四、本案已查封到潘海锋、冼啟忠名下银行账户存有大量现金余额，如本案最终未判决确认潘海锋、冼啟忠的连带责任，本案将无法执行股东与公司严重混同的财产，继续纵容金特利公司转移公司资产。简伟年在一审阶段申请查封到潘海锋、冼啟忠名下银行账户的总金额接近200万，但金特利公司的公账余额却仅有10几万，金特利公司亦在上诉状及所提交的审计报告中承认潘海锋、冼啟忠利用私人账户收支金特利公司公款的事实，即潘海锋、冼啟忠名下私人账户的款项与金特利公司的款项已混同，无法区分。如本案最终未判决潘海锋、冼啟忠的连带责任，则简伟年仅能解封该银行账户，但该笔金额巨大的属于金特利公司的资产将因为继续留存在潘海锋、冼啟忠名下或被转移至其他地方，简伟年无法申请执行，进一步损害简伟年的债权。更重要的是，此举不仅纵容了金特利公司转移公司资产逃避债务的违法行为，还通过司法判决的形式助长了股东利用有限责任公司这一主体的特点，侵占、转移公司资产、逃避债务的风气，进一步增加了各债权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难度，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将无法获得保障，有违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基本法律原则。五、股东存在“私户公用”的情形，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已获得最高人民法院及江门中院等众多司法判例的认可。本案中，潘海锋、冼啟忠通过私人账户收支金特利公司的货款，同时与金特利公司之间、其他股东之间及其他用于收支金特利公司公款的个人账户之间、与非公司股东、供应商等的账户之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资金用途不明，导致潘海锋、冼啟忠的银行账户仍存有大量资金，金特利公司名下却无现金资产可执行而失去偿债能力，该情形与最高院的指导案件（2017）最高法民申2646号案件中的情形基本一致，明显属于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本案理应追究潘海锋、冼啟忠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潘海锋、冼啟忠与金特利公司之间的财产明显混同，无法区分，且其也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金特利公司及潘海锋、冼啟忠利用私人账户转移公司资产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包括简伟年在内的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应当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支持潘海锋、冼啟忠对金特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常淆偿责任。简伟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简伟年与金特利公司签订的《砖坯运输合同》；2、金特利公司向简伟年支付2018年7月、8月、9月、10月的运输费用共4229575.5元及逾期利息(其中1101431元自2018年8月13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付；其中1540402元自2018年9月13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付；其中1456816元自2018年10月13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付；其中130926.5元自起诉之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付。暂计至2018年10月15日，逾期利息共22823.48元)；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由金特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3日，简伟年与金特利公司签订《砖坯运输合同》，约定，金特利公司提供砖坯给简伟年运输，其中从台山金特利陶瓷厂运至佛山市、四会、新兴、金利园区的800800600900微粉砖坯拋釉砖坯运价每件1元，600600微粉砖坯抛釉砖坯运价每件0.5元；从台山金特利陶瓷厂运至恩平的800800600900微粉砖坯抛釉砖坯运价每件0.45元，600600微粉砖坯抛釉砖坯运价每件0.23元；从台山金特利陶瓷厂运至共和的800800600900微粉砖坯抛釉砖坯运价每件0.55元，600600微粉砖坯抛釉砖坯运价每件0.28元。上述合同还约定，简伟年装货前需交回上一车装货的回单，与烂砖退回数给仓库清点，核对无误后才能装车，否则仓库不能给予装车；付款方式为“当月运的货物，下月13号对单，于对单月的28日开具20天到30天的期票”；合同有限期，即从2018年3月4日至2019年3月1日止，如途中单方终止合同，终止方赔偿被终止方的一切经济损失。上述合同签订后，简伟年以其个体经营的佛山市禅城区年运车队从2018年4月开始为金特利公司提供砖坯运输服务，直到2018年10月份结束。期间，双方交易的方式为：对每次每车运输，金特利公司经公司仓库发货员在该公司预先印制的《广东金特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砖坯发货单》[该发货单包含白色联(仓库)、蓝色联(回单)、红色联(客户)、黄色联(车队)]上签名确认发货，同时将发货单出具交由简伟年车队的各车司机签名领取砖坯，上述各车司机领取砖坯后运输至上述发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或地址，收货单位验收并在发货单签名确认，之后上述各车司机向金特利公司交回上述发货单的回单，车队保留黄色联发货单；双方对每月运输按合同约定于次月对单，先由金特利公司财务人员对每月运输的数量、单价、金额、烂砖数量、扣罚金额等进行复核并形成书面的运输计算明细表，该运输计算明细表先由简伟年车队留存，待金特利公司出具相应的《金特利公司对账单》并在当中盖对单专用章确认后，金特利公司收回简伟年车队保留的黄色联《发货单》及上述运输计算明细表；另，金特利公司就确认的运输费向简伟年出具相应金额的支票后，该公司即收回对应的《金特利公司对账单》原件。对佛山市禅城区年运车队2018年4、5、6、7、8月份的运输，金特利公司与简伟年均进行了对账，确认上述4、5月运费共1918687元，6月运费1347581元，7月运费1101431元，8月运费1540402元。上述运费合计共5908101元。事后，金特利公司针对上述4、5月的运费分别于2018年10月26日、11月17日、11月20日、12月20日依次向简伟年开具票据号码分别为67256661、43509782、67256664、67256667的4张银行支票(当中包含有中国工商银行支票、佛山农村商业银行支票)，针对上述6月的运费分别于2018年12月28日、2019年1月28日依次向简伟年开具票据号码分别为54332442、54332441的2张中国农业银行支票，以支付相应运输费用。但由于号码为43509782支票对应的金特利公司的银行账户资金余额不足以及上述其他支票均由金特利公司设置了验证密码而该公司未向简伟年提供相关密码导致均无法正常承兑。对佛山市禅城区年运车队2018年9月份的运输，简伟年交付了相关运输单据由金特利公司对账复核，该公司的财务人员刘***桃复核后确认运费1456816元。虽然，金特利公司未出具对账单最终确认上述运费，但该公司财务人员上述复核确定运费的行为属于履职行为，因金特利公司未能提供充足反驳依据对上述运费进行否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佛山市禅城区年运车队2018年10月份的运输，简伟年与金特利公司没有进行对账结算，但经对简伟年提供的2018年10月份的《广东金特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砖坯发货单》审查，当中均明确载明了砖坯的规格、数量及运输目的地，统计按砖坯规格600600砖坯的数量有221849块，800800砖坯的数量有20002块，运输目的地都是佛山市范围。按涉案合同约定，上述800800砖坯按单价每块1元计算运费20002元，600600砖坯按单价每块0.5元计算运费110924.5元，合计130926.5元。综上，佛山市禅城区年运车队从2018年4月至同年10月期间为金特利公司提供砖坯运输服务产生的运输费合计共7495843.5元。另查明，金特利公司在运作经营期间利用公司股东潘海锋个人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户号：622*************370)和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账户号：800***********202)、股东冼啟忠个人的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账户号：800***********776)和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2*************673)为公司进行收款及其他业务开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运输合同纠纷。涉案《砖坯运输合同》是简伟年与金特利公司在自愿协商、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简伟年以其个体经营的佛山市禅城区年运车队从2018年4月至同年10月期间为金特利公司提供运输砖坯服务，产生运输费共7495843.5元，事实清楚，作为托运人的金特利公司理应按约及时向承运人简伟年支付上述运输费用，该公司至今仍未支付上述费用，已属违约。简伟年诉请金特利公司清偿上述运输费7495843.5元，理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简伟年请求金特利公司就上述应付未付的运输费计付逾期利息，实则请求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涉案《砖坯运输合同》中有关“十一、付款方式：当月运的货物，下月13号对单，于对单月的28日开具20天到30天的期票”的约定，对涉案2018年4、5、6、7、8、9月各月运输的货物，对应依次分别于同年5、6、7、8、9、10月对单核算运输费，并于各对应对单月的28日金特利公司开具最迟30天的期票予以支付运输费，以此依次计算各月运输费用应支付的最迟时间分别为2018年6月27日、7月28日、8月27日、9月27日、10月28日、11月27日。因金特利公司至今都没有支付上述各月的运输费用，已构成违约，金特利公司应以欠付的2018年4、5、6、7、8、9月份的各月运输费金额为计算基数依次分别对应从2018年6月28日、7月29日、8月28日、9月28日、10月29日、11月28日起向简伟年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上述各月运输费清偿之日止；而对于2018年10月份的货物运输，双方没有对账核算运输费，从其他月份双方对账核算后金特利公司均没有及时支付相应运费的事实判断，一审法院确定前述双方没有进行对账的情形实际是金特利公司消极履约导致。故根据公平原则，对上述10月份货物运输产生的运输费用的支付时间，亦应按照上述有关涉案合同中约定的“十一、付款方式：当月运的货物，下月13号对单，于对单月的28日开具20天到30天的期票”的方法，确定最迟于2018年12月28日付款。因此，就上述10月份的运输费用，金特利公司应以欠付金额为计算基数从2018年12月29日起向简伟年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该运输费清偿之日止；另，简伟年对2018年4、5月份的运输费没有明确区分以及加以举证证实各月对应的费用金额多少，从公平合理角度，对该两个月的运输费一并适用按照5月运输费的最迟付款时间依法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即金特利公司就2018年4、5月的运输费1918687元一并从2018年7月29日起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为宜。对于上述逾期付款违约金涉及的计算标准，因简伟年与金特利公司没有约定，简伟年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法律依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针对付款问题，金特利公司、潘海锋、冼啟忠主张已经开具相关支票给简伟年，简伟年不去承兑，产生的法律责任在简伟年，而不在金特利公司。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简伟年诉请金特利公司支付2018年4月至10月期间的运输费用7495843.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1918687元自2018年7月29日起至该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1347581元自2018年8月28日起至该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1101431元自2018年9月28日起至该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1540402元自2018年10月29日起至该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1456816元自2018年11月28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130926.5元自2018年12月29日起至该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付；上述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基准利率4.35%/年的1.5倍即6.53%/年计算，暂计算至本案起诉日即2018年10月15日，合计41927.51元)，理据充足，本院予以支持；简伟年提出诉求超出的部分，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简伟年诉请潘海锋、冼啟忠对金特利公司的上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从查明的事实看，潘海锋、冼啟忠均系金特利公司的股东，在该公司经营期间，该两人均使用各自的个人银行账户为公司收款和进行其他各项业务开支，其两人的个人财产与金特利公司的资产相混同，无法区分。鉴于上述两人在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供公司使用的个人银行账户中其各自个人财产与金特利公司的资产可以区分而不相混同，其两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其两人的行为符合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根据上述法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简伟年提出上述诉请，事实和法律依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金特利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简伟年支付运输费7495843.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1918687元自2018年7月29日起至该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1347581元自2018年8月28日起至该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1101431元自2018年9月28日起至该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1540402元自2018年10月29日起至该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1456816元自2018年11月28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130926.5元自2018年12月29日起至该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付；上述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基准利率4.35%年的1.5倍即6.53%年计算，暂计算至本案起诉日即2018年10月15日，合计41927.51元)；二、潘海锋、冼啟忠就第一判项所述的金特利公司之债务向简伟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简伟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898元，申请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9898元(简伟年已预缴一审案件受理费74284元、申请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简伟年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334元，金特利公司、潘海锋、冼啟忠连带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64564元、申请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9564元。上述简伟年多缴一审案件受理费73950元、申请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8950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上述金特利公司、潘海锋、冼啟忠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64564元、申请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9564元。金特利公司、简伟年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潘海锋、冼啟忠提交了如下证据：1、《佛山利诚税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原件，报告编号：佛利诚审（2020）第1008号（共五册），证明：（1）冼啟忠、潘海锋两人提供给金特利公司使用的个人银行账户上的资金均用于公司支付货款、在建工程、工资及福利费、银行手续费、租金水电费、办公费等，并未用于个人消费和家庭支出以及股东与企业间的往来款。（2）冼啟忠、潘海锋两人各自个人财产与金特利公司的资产可以区分而不相混同。（3）冼啟忠、潘海锋两人提供给金特利公司使用的个人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亦没有显示冼啟忠、潘海锋实施了对公司财产的侵占行为。2、金特利公司会计凭证照片八张、金特利公司使用的14个个人银行账户的收支凭证、银行原始单据复印件照片两张，共同证明：（1）《佛山利诚税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佛利诚审（2020）第1008号（共五册）是就金特利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四年的会计凭证（共23箱），以及金特利公司使用的14个个人银行账户2016年、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共四年的收支凭证、银行原始单据进行审计而制作的报告。（2）金特利公司具有独立的财产及财务记录，公司资产与冼啟忠、潘海锋的个人财产可以明确区分。（3）冼啟忠、潘海锋提供给金特利公司使用的个人账户内的全部资金均用于公司用途，个人财产与公司资产可以区分而不相混同，二人亦从未擅自挪用或侵占账户内公司的资金用于其他私人用途。简伟年针对冼啟忠、潘海锋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证据1审计报告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二审证据使用，简伟年对此不予质证。且该审计报告是由冼啟忠、潘海锋单方委托出具，报告结论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不具有公信力。同时，利诚税务公司及注册税务师没有出具审计报告的合法资质，该审计结果没有证明力及公信力。冼啟忠、潘海锋的银行账户明显存在财产混同、无法区分的情况，该审计报告却仍然作出有利于冼啟忠、潘海锋的结论。故该审计报告客观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对10张照片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该10张照片并不能证明冼啟忠、潘海锋所陈述的证明内容，如照片上显示的材料是真实存在的，可知金特利公司一直持有其所称的财务凭证，但其在本案一审法院多次要求其说明账户流水情况时，却从未向法院提交照片中所显示的财务资料，其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和后果，且不排除照片中所显示的财务资料是在本案一审后自行补制的，明显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金特利公司针对冼啟忠、潘海锋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其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均没有异议。2、对冼啟忠、潘海锋申请证人出庭的问题，证人的出庭是为了解决简伟年二审答辩状以及回复意见中的相关疑问，该结果与本案的审理有直接关联，证人出庭至少可以解决回复意见中第2、3、4条的意见，因为该意见的提出针对的是审计报告的内容，简伟年意图证实作出审计报告的公司及人员不具有资质或审计报告中缺失的部分。而对于是否能作为二审的证据使用，应由合议庭决定，并不是不同意证人出庭的理由或不进行质证的理由。3、关于在一审中为何不提出审计，首先简伟年一审中申请法院调取银行账户，仅能证明其私账公用的情况，不能等同股东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而提出审计报告只是证明的一个手段。在一审庭审中，金特利公司多次向法庭强调了该流水用于公司用途，而从审计报告来看，也证实了该观点。金特利公司的意见在当时认为是无须提出审计报告来证明的。另外，在二审中，冼啟忠、潘海锋申请郭某、余某、潘某、何某、罗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拟对审计报告及金特利公司的会计凭证、相关四个账户的款项的用途及记账情况进行说明。经本院准许后，郭某、余某、潘某、何某、罗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当事人的质询。郭某出具如下证人证言：我是2019年10月接受委托对10多个私人账户在2016年至2019年的收支情况进行审核，对每一笔的收支都进行复印核查，资金都是支付于与经营有关的事项，例如公司货款及费用，没有发现用于家庭及个人支出的情况。我们是用公正、客观的角度去审核该账户。金特利公司从2012年开业到现在都是委托我们事务所进行汇算清缴、纳税情况审计报告，对其公司情况比较了解。本次审计是依据金特利公司2016年至2020年的原始凭证，即财务记账凭证进行审计的，这些凭证我都有看过，并通过记账明细账中的每一笔收支的凭证号，把凭证分录和附件包括银行单据找出来复印，对私人账户的每一笔收支进行核对，每一笔收支都有记账。我本人没有取得税务师和会计师资质。我参与了本次审计报告的工作，具体负责抽查以及审查凭证，复印及编辑报告内容工作。根据税务师的要求，我可以参与其中的工作，但不能签名。利诚税务师事务所有财务审计资质，在参与审计报告的人员中王某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但因该报告是税务所出具的，所以王某没有在报告上签名。目前潘海锋的个人账户有一百多万元，但该资金是金特利公司的资金，因为该账户收取和支出的款项都是金特利公司的，没有个人的款项。从潘海锋转到第三人的账户，实际上是支付货款，我方也审计了第三方的账户，有把收支列出来。潘海锋通过支付宝收入的钱都在0370的账户中，来用于企业正常开支。审计时，我不清楚其支付宝中的余额为多少。余某出具如下证人证言：我在利诚税务师事务所工作了三年。涉案的审计报告是根据金特利公司2016年至2019年的财务账本的原始凭证及银行单据汇总出来的，我有参与审计工作。银行流水是公司用的私人账户的银行流水，每一笔银行流水都在会计凭证中有记账，并进行了核对。会计凭证就是金特利公司今天带过来的23箱的会计凭证。我在审计中具体是负责根据银行流水和原始凭证制作表格的。审计报告第2册中提及的5520是金特利公司的银行账户。本次审计利诚税务师事务所大概有4个人参与了该审计报告的工作，包括陈某、岑某、郭某以及我，4人均没有取得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的资格。王某也有参与该审计报告工作，她负责查询凭证和作报告。因她是内部审查，没有出具报告，所以没有在报告上签名。我们是通过原始凭证的附件即银行回单、银行流水一并核实原始凭证的真实性，通过银行回单注明的明细、摘要内容或发票记载的内容判断款项的性质。审计过程中没有审查交易合同，金特利公司没有向我们提供原始的交易合同供核查。审计报告上签名人员是利诚税务师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范某，范某没有参与财务凭证及银行流水的审查。潘某出具如下证人证言：我于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金特利公司做了一年财务工作。我主要是说明潘海锋、冼啟忠的私人账户当时是作为公司内部账户使用，冼啟忠和潘海锋没有挪用该私人账户里面的资金。我是财务经理，负责审核账册，账本是由会计和出纳做。在我工作期间，金特利公司建立了公司的账本，对每一笔交易包括公司使用私人账户的交易都有做财务记账。2016年至2019年的公司账本是今天带来的23箱的账本。我没有参与制作金特利公司的财务账册，但有审核。我是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离职的。我知道金特利公司委托利诚税务师事务所制作审计报告，但没有参与审计过程。利诚税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没有对财务人员进行询问，是否有要求原始凭证不清楚。何某出具如下证人证言：我是金特利公司在职的会计人员，于2014年10月入职的。从2014年10月开始至今，金特利公司的会计账册都是我制作的，今天带来的23箱的会计是金特利公司2016年至2019年的会计凭证，收支凭证和会计凭证都是我制作的。2016年至2019年期间，潘海锋和冼啟忠的四个私人账户是由公司使用的，该四个账户中的收支情况都有记载在该23箱的会计凭证中。金特利公司使用的14个私人账户有一些已经销户了，不清楚哪些账户仍在使用。这14个私人账户的会计凭证是由我做的，除了这14个私人账户外，我所作的会计中没有涉及其他的私人账户作为金特利公司使用。潘海锋名下7202账户是公司的账户，不清楚是否已经销户。我不清楚刘宇纱是谁，其账户不是金特利公司使用的私人账户。罗某出具如下证人证言：我是金特利公司的在职员工，从2012年开始至今担任出纳。冼啟忠、潘海锋的账户都是用于公司专用，凡是支出都有备注用途，公司每一笔正常支出由财务复核再由老板签名确认。今天带来的23箱会计账册是金特利公司2016年至2019年的公司账册。潘海锋和冼啟忠是否有四个私人账户用于金特利公司收支，该四个账户的每一笔的收支情况是否都有作会计凭证，潘海锋和冼啟忠没有使用该四个账户作个人的收款和付款。除了这四个私人账户外，金特利公司还有另外十多个账户用于公司用途，有些已经注销了，从开户至销户的每一笔收支都可以在公司的23箱会计账册中找到，目前还有潘海锋、邱某、任某、梁某、陈某的私人账户仍在使用，邱其相有一个邮政银行的账户现在没有在用了，在2016年至2019年有使用，但忘了哪个。金特利公司除了会计和出纳外，还设置了财务经理的岗位，但财务经理从2019年年初后就辞职了没有上班了，现在没有财务负责人，公司收支是由冼啟忠、潘某、邱某，主要是冼啟忠和潘某镜负责复核，潘海锋没有负责复核。刘宇纱的账户不是金特利公司使用的私人账户。7202账户是潘海锋的支票户，出钱是只能出支票，支票是可以背书转让的，所以流水是可以显示其他人的名字。金特利公司针对以上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五位证人了解金特利公司的财务情况，也参与了审计报告的制作过程。在庭审中，该五位证人解答了金特利公司的所有疑问，其解答的内容是清楚的，原因就是因为其真实性。2、本案的关键点在于税务师事务所有没有能力及资质作出关于财务收支往来及用途的审计报告，金特利公司认为是可以的。至于在庭审中纠结于如何判断其收支用途、如何制作出来该审计报告的税务师事务所的工作流程没有任何意义。目前报告已经作出，其收支往来的用途很清楚，因此，五位证人很好的起到了证明目的。简伟年针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一、出庭的五位证人均没有提供能够证实其身份的证明材料，人员身份不明，不具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基本条件。为此，简伟年仅对五位人员所讲述的内容提出意见，而非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二、针对两名自称是税务所工作人员讲述的内容，意见如下：1、利诚税务师事务所不具备出具审计报告的资质，具体简伟年在回复意见中已经陈述，且今天出具该报告签字的注册税务师也没有到庭解释清楚。2、两名人员的陈述正好证明利诚税务师事务所缺乏出具本案审计报告最基本的独立性，两名人员表示从2012年开始至今，利诚税务师事务所都是接受金特利公司的委托进行纳税情况审计，由此可见，该税务师税务所与被审计的金特利公司存在经济利害关系，已经丧失了审计所需的最基本的独立性。同时，即使假设审计报告内容属实，从该报告可以看出，金特利公司使用多个个人账户进行款项收支，已经严重违反了税收等法律法规，但该税务师事务所仍然长年为其提供纳税情况的审计报告，丧失了审计所需的诚信依法原则。3、根据两名人员的陈述，参与财务资料抽查、报告制作的人员，均没有会计师的资质，而在审计报告上签名的人员，从未参与财务资料的审查及报告的制作。同时，该两名人员也确认在审计的过程中没有对金特利公司单方制作并提供的会计凭证所对应的具体交易背景材料进行核查，依据的是金特利公司形成的第二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计报告缺乏事实基础，不具有任何可信度。例如简伟年在庭审中询问的关于160万元律师费从潘海峰的账户中支出的问题，税务师事务所人员连该笔律师费是公司委托还是个人委托都没有进行核查，就作出均是用于公司支出而非个人所用的审计结论，明显没有尽到审计最基本的职责。三、对三名自称是金特利公司原有或现有员工讲述的内容发表意见如下：1、从自称在2017年至2018年1月期间曾在金特利公司任职的人员潘某生陈述的内容可见，其没有参与财务账册的制作，税务师事务所在审计的过程中，也没有向其了解相关的问题，其也不清楚审计的情况，但该人员却在庭审中表示，其确认2016年至2019年期间每一笔交易均有相应的记账和会计凭证，该人员早于2018年1月离职，又何以对在此之后金特利公司的财务情况予以确认，明显属于虚假陈述。2、对两名自称仍在金特利公司任职的人员的陈述，如该两名人员目前仍在职，其与金特利公司及其股东潘海锋、冼啟忠存在利害关系，所陈述的内容不具有最基本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同时，根据该两名人员的陈述，金特利公司从2019年1月开始款项的支出收入就直接由冼啟忠等人进行审核，冼啟忠等人完全可以自行控制和操作私人账户中的款项。另外，根据简伟年查阅，潘海锋7202账户的流水与审计报告中7202账户的审计明细进行对比，发现潘海峰7202账户曾向刘宇纱转出3笔共计90万元的款项，但两名人员均确认刘某纱并非是公司使用的私人账户，但该三笔款项在审计报告中的明细表没有予以披露，且据了解，刘某纱与金特利公司股东邱某浩之间是夫妻关系，但该两名人员对该三笔款项均不清楚，仅从该三笔款项可知，金特利公司所称14个私人账户均用于公司收支的说法明显不成立。除了简伟年列举的前述三笔款项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股东账户中财产混同的情形，简伟年无法确认，其原因在于无论是所谓审计报告还是今天到庭的五位人员陈述的内容，均没有披露金特利公司与股东之间账户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明显混同的款项往来。四、金特利公司一直坚称潘海锋、冼啟忠的账户是私账公用，但根据前述人员的陈述，在向法院申报公司财产时，均没有申报潘海峰、冼啟忠名下所谓私账公用的账户，由此更可见，金特利公司自身都不认可潘海峰、冼啟忠名下账户是属于公司财产的部分。综上，五名人员的陈述正好可以印证该份审计报告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也进一步披露了金特利公司的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股东转移隐藏公司财产的事实。经审查，潘海锋、冼啟忠二审中提交的《佛山利诚税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金特利公司会计凭证照片以及郭某、余某、潘某、何某、罗某出具的证人证言，与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实体争议存在关联，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综合认证。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郭某、余某作为证人在接受本院及当事人的询问中陈述如下情况：其二人参与了该份审计报告的审计过程和报告制作工作，《佛山利诚税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是根据金特利公司自行制作的2016年至2019年的财务记账凭证及银行单据汇总出来的，只审查了交易记录和银行流水，没有审查过合同、贸易以及债的转移等基础性依据。其中，郭某陈述参与审计工作的人员中只有王筠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余某则陈述，参与审计工作的有5人，包括陈某、岑某、郭某、余某、王某。在审计报告签名的注册税务师范某本人并没有实际参与审计工作，只是在最终的形成的审计报告中签名盖章。再查明：根据一审卷中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土地登记信息查询资料以及查封（扣押）财产清单，一审法院依据简伟年诉讼保全申请，冻结的金特利公司名下银行账户资金约为11万余元、潘海锋名下银行账户资金约为101万元、冼啟忠名下银行账户资金约为90万元。一审法院还查封了金特利公司名下位于台山市汶村镇西南工业区*********、32-2号的两块土地使用权，该两块土地使用权的面积分别为154515平方米和99750平方米，土地用途均为工业用地，上述两块土地使用权已设定抵押，抵押权人为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庄支行，抵押金额分别为45650000元和29470000元。此外，一审法院还查封了金特利公司的机器设备11套。在二审法庭调查过程中，简伟年还提出目前为止金特利公司涉及了大量的诉讼，金特利公司对此未予否认，但也未对进入执行程序案件的清偿情况作出说明。此外，金特利公司亦陈述其从2019年已经停止经营。本院认为，本案为运输合同纠纷。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对运输费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2、冼啟忠、潘海峰应否承担涉案欠款的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简伟年为支持自己的诉求，提交了运输合同、对账单、支票、发货单等证据，并对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作出了陈述。从一审法院调取的（2018）粤0781民初3549号、3550号、3551号、3552号案件的情况来看，简伟年所陈述的交易习惯与金特利公司就同种业务与其他交易相对方之间的交易模式是一致的，且相关债权凭证样式基本相同。金特利公司虽然否认简伟年提供的证据及主张的事实，其完全有能力通过提交自身持有的对账结算单据或者完整的发货回单对简伟年的主张进行反驳，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金特利公司对运费数额问题仅有否认并无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其仅以对账单中无加盖其公司印章也无其公司人员签名为由，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认定运费数额错误，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根据简伟年供的证据、陈述的交易习惯、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并结合金特利公司的抗辩及举证情况，对简伟年主张的各个月份的运费数额逐一进行了审查认证，理由充分详实，符合证据采信要求，进而做出金特利公司拖欠简伟年2018年4月份至10月份的运费数额为7495843.5元的判断，合法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对于金特利公司使用在运作经营期间利用公司股东冼啟忠、潘海峰以及其他人的个人银行账户为公司仅系收款及其他业务开支，存在私账公用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基于法人财产的独立性，公司的欠款应通过公司的资产进行支付，若股东以私人账户代公司支付公司所欠款项，则具备的财产混同的外观。而且从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资料来看，涉案私账公用的情况是长时间的持续行为，往来金额亦为巨大，银行资料中还有大量款项往来并没有备注明确用途。此外，冼啟忠、潘海峰既是银行账户户主，又是金特利公司的股东，存在可以利用双重身份挪用公司资产的客观便利条件。上述事实足以让人对金特利公司与股东冼啟忠、潘海峰财产是否相互独立产生合理怀疑。此种情况下，冼啟忠、潘海峰作为金特利公司的股东，完全有可能也有义务对金特利公司是独立法人、拥有独立财产，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中冼啟忠、潘海峰未能就此提交任何证据佐证。二审中，冼啟忠、潘海峰虽然提交了一份由佛山利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内部审计报告用以证实金特利公司使用的14个股东个人账户内资金收支，账户上的资金均用于金特利公司支付货款、在建工程、工资及福利费、银行手续费、租金水电费、办公费等，未发现有用于股东个人消费和家庭支出以及股东与企业间的往来款情况，但该份审计报告系金特利公司单方委托所作出的结论，无简伟年参与且相关审计依据未经简伟年确认，有失客观公正。从冼啟忠、潘海峰二审申请的证人郭立红、余泳欣在接受本院及当事人询问所作出的陈述来看，其二人称其参与了该份审计报告的审计工作和报告制作，审计报告是根据金特利公司自行制作的2016年至2019年的财务记账凭证及银行单据汇总出来的，只审查了交易记录和银行流水，没有审查过合同、贸易以及债的转移等基础性依据。其中，余泳欣还陈述，在审计报告签名的注册税务师范太平本人并没有实际参与审计工作，只是在审计报告中签名盖章，应当认为该份审计报告在程序公正性及结论客观性存疑。另外，从审计报告的具体内容来看，多笔款项的摘要部分没有列明具体用途、多笔款项流转发生在冼啟忠、潘海峰与金特利公司之间，但在此情况下佛山利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仍然作出“未发现股东与企业间的往来款情况”的结论，明显相悖于事实。综上，本院认为，冼啟忠、潘海峰二审提交的审计报告并无法证明金特利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二人个人财产，金特利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事实。鉴于金特利公司账户与冼啟忠、潘海峰个人账户存在长期、频繁、大额的资金往来，公司股东将公司资金随意流转其个人银行账户，两者之间相互融合、无法区分、混为一体，且没有任何基础交易合同和债的转移依据，属于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合情形，实际构成了人格混同。而且，从本案诉讼保全的情况来看，金特利公司目前公司账户中保持的余额仅有10余万元，而冼啟忠、潘海峰的银行账户中的款项有将近200万元，客观上转移并减少了公司资产，降低了公司偿债能力。简伟年虽查封了金特利公司的部分财产，但目前金特利公司涉诉案件数量较多，已经生效案件债权并无证据没有得到有效清偿。除已经发生的诉讼案件外，金特利公司还负有数额巨大的银行债务，且在简伟年查封的标的物上设定了抵押。冼啟忠、潘海峰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简伟年查封的金特利公司财产足以清偿其债务。因此，本院认为简伟年主张冼啟忠、潘海峰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理由成立，一审判决冼啟忠、潘海峰对金特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冼啟忠、潘海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564元，由上诉人冼啟忠、潘海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黎景欣审 判 员  张萍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