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88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濮阳明，男，汉族，1984年8月8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历，云南华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义，云南华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琼芳，女，汉族，1949年6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怒江**安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片马镇七十七公里处。法定代表人：施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林华，男，白族，1961年6月12日出生，住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静仙，女，汉族，1963年12月8日出生，住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银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度假区怡景园度假酒店培训中心办公楼。法定代表人：秦永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惠众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盘龙区穿金路与园博路交叉口东北侧春城商务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段丽萍。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强，云南高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云南高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永康，男，汉族，1979年7月11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上诉人濮阳明因与被上诉人刘琼芳、怒江**安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张林华、李静仙、云南银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肯公司）、昆明惠众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众公司）、秦永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3民初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濮阳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琼芳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濮阳明作为银肯公司的股东，其已按认缴约定缴纳了所有认缴出资，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其对公司债务也没有义务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刘琼芳申请一审法院调查的银肯公司的流水，只能反映公司的正常的业务往来，并不能印证其所论述的上诉人濮阳明抽逃出资的说法。被上诉人秦永康出具的濮阳明抽逃出资的说法。被上诉人秦永康出具的《关于银肯公司付费用请人垫付注册资金代办公司经营证照经过》，被上诉人刘琼芳称该书证是由被上诉人秦永康出具，但在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秦永康并未出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而且被上诉人秦永康是自愿出具该证据还是受他人胁迫出具的也无法核实，从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分局调取的银肯公司验资报告表明，被上诉人濮阳明已实缴所有认缴出资。而且从公司年检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6月24日公司年末资产总额为100516775.3元及审计报告显示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银行存款为99976826.70元，该证据与被上诉人刘琼芳及秦永康的表述都截然相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的规定，从工商局调取的验资报告及审计报告证明效力大于秦永康出具的《关于银肯公司付费用请人垫付注册资金代办公司经营证照经过》。该案中上诉人濮阳明并不存在被上诉人诉称的股东在公司成立后就抽逃出资的行为，故上诉人濮阳明对被上诉人刘琼芳的债权并不存在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上诉人濮阳明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其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一审法院也应按照法律的规定将案件移送侦查机关，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部分。在此之前不应当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判决。第一、根据1985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就对先刑后民原则有了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发现有经济犯罪问题，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又对该原则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如果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必须分案处理的，或者是经济纠纷经审结后又发现有经济犯罪的，可只移送经济犯罪部分。对于经公安、检察机关侦察，犯罪事实搞清楚后，仍需分案审理的，经济纠纷部分退回人民法院继续审理。至此，我国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先刑后民原则已十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又于1998年4月21日颁布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确立了先刑后民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1998）7号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第二、如果本案一审法院认定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观点成立，已过刑事责任追诉失效，则应当认定银肯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永康，在明知公司不具备担保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隐瞒真相，为相关债权人提供担保，骗取债权人财物的行为，已经涉嫌《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结合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本案一审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不能依据抽逃出资的法律规定予以评判，认定程序违法。故一审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发现上诉人有抽逃出资的嫌疑，但未按法律规定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而是在民事审判中就认定上诉人构成抽逃出资这一事实属于程序违法。三、被上诉人银肯公司对《投融资与服务合同》的担保应属无效担保。被上诉人银肯公司于2015年9月9日与被上诉人刘琼芳签订《投融资与服务合同》，约定被上诉人银肯公司对该合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但被上诉人银肯公司作出该担保行为时，并未经过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规定属于效力性规定，并且是强制性规定，具有普遍约束力，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合同无效。该条明确规定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条件，作为公开透明的强制性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不知悉此条款为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被上诉人刘琼芳在接受公司提供的担保前，有义务审查提供担保的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故该担保属于无效担保，被上诉人银肯公司对《投融资与服务合同》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而且上诉人濮阳明在2014年1月15日已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秦永康，被上诉人秦永康利用公司名义对外所做的担保上诉人濮阳明并不知情，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被上诉人秦永康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刘琼芳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是上诉人濮阳明不承认抽逃注册资金，诉称为公司的正常业务往来，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二是濮阳明诉称其已于2014年1月15日已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秦永康，但银肯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信息仍有濮阳明，即其该诉称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惠众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他被上诉人未提交答辩意见。刘琼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华安公司归还刘琼芳出借本金10万元；2.判令华安公司支付刘琼芳10万元本金按月息2%从2016年3月24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共计21个月零8天利息42516.13元；3.判令华安公司支付刘琼芳以10万元本金，按月息2%从2018年1月1日起直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4.判令华安公司支付2016年3月24日前（借款半年期内）所欠原告利息1750元及按每月2%计算从2016年3月24日起至还清之日止追加罚息给原告；5.判令华安公司支付刘琼芳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车旅费及杂费；6.判令张林华、李静仙、银肯公司、濮阳明、秦永康对前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7.判令惠众公司将其从华安公司收取的保证金（按刘琼芳出借款的10%比例收取），为华安公司代偿刘琼芳到期本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3日，华安公司与惠众公司签订《双方协议》，约定华安公司将融资项目在惠众公司平台上发布，或由惠众公司推介，使华安公司获得融资项目所需资金，同时惠众公司收取融资居间服务费；华安公司融资金额目标为1000万元，融资时间12个月，融资成本按年30%计算并支付，融资成本包括出借人收益、平台费用、营销费用、担保费用等；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华安公司、银肯公司、惠众公司签订《融资方、担保公司和平台公司补充协议》，约定华安公司在惠众公司平台上进行挂单融资，金额10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华安融资在投融资与服务合同生效之日应向银肯公司一次性支付担保服务费；银肯公司作为保证人为华安公司承担连带保证义务，保证期间两年，银肯公司在投融资与服务合同生效之日应向惠众公司一次性支付保证金;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5年9月24日，刘琼芳与被告华安公司、银肯公司、惠众公司签订了《投融资与服务合同》，约定华安公司向原告借款1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9月24日至2016年3月23日，借款月利率1.4%；华安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时间、金额和币种偿还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华安公司、银肯公司违约的，刘琼芳有权行使以下权利：1.华安公司逾期支付利息的，自逾期之日起，除按约定利率支付利息外，每日按逾期利息的千分之一追加罚息直至还清之日止；2.华安公司逾期支付本金的，自逾期之日起，除按约定利率支付利息外每日按借款总额的千分之二追加罚息直至还清之日止；3.要求华安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本合同借款总额的10%；4.宣布借款到期要求华安公司提前偿还借款并要求银肯公司对此承担担保责任；……。华安公司未按时足额偿还本金、利息或违反其他约定的，还应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或担保权支付的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银肯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原告实现债权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其他债务人应付费用，担保期限至借款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止；银肯公司不履行担保义务的，惠众公司有权将银肯公司交付至惠众公司的担保保证金支付至刘琼芳，上述担保保证金系指银肯公司基于与惠众公司签订的《担保合作协议》而向惠众公司支付的担保保证金。合同还对各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约定。合同签订当日，刘琼芳向华安公司转款10万元。另查明，张林华、李静仙系华安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34.18%、14.65%。银肯公司的发起人为濮阳明、秦永康，公司申请注册资本10000万元，由全体股东分两期于2014年1月12日前缴足，首次出资额为2000万元，于2012年1月12日前缴纳。秦永康认缴出资比例70%，濮阳明认缴出资比例30%。2012年1月12日，银肯公司验资账户分别收到秦永康、濮阳明转款1400万元、600万元。银肯公司于2012年1月12日登记成立。同日，银肯公司验资账户中的2000万元转入案外人北京亿中佳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账户。2012年3月7日，秦永康、濮阳明分别向银肯公司验资账户转款5600万元、2400万元。同日，银肯公司验资账户中的8000万元转入案外人北京亿中佳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账户。2014年1月15日，濮阳明向秦永康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濮阳明委托秦永康处理转让其持有的银肯公司全部股权事宜。该授权委托书经公证处公证。同日，濮阳明、秦永康签定《合同书》，载明濮阳明将其持有的银肯公司的全部股权委托秦永康管理处置，濮阳明出具不可撤销授权委托书给秦永康，濮阳明同意可将持有股权转让给秦永康自己，秦永康除已支付给濮阳明的款项外，还需支付股权转让金24万元；秦永康代理收取的股权转让金不论多少，均归秦永康所有。刘琼芳认为，华安公司作为借款人应履行还款义务，李静仙、张林华作为华安公司股东及实际经营者应承担还款责任；银肯公司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惠众公司作为居间介绍人未尽到审查披露义务且收取了相应保证金应承担还款义务，秦永康、濮阳明作为公司发起人，抽逃出资，因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故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其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投融资与服务合同》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禁止性规定，合同成立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刘琼芳已依约向华安公司出借借款，华安公司未按约支付利息，刘琼芳有权按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并要求华安公司偿还借款金、利息，并支付逾期利息，故对刘琼芳主张被告华安公司偿还借款10万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及逾期利息，双方合同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1.4%，刘琼芳认可华安公司已支付利息6650元，华安公司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证据，视为其放弃自己诉讼权利，故对刘琼芳认可已付的利息金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华安公司借款期限内（2015年9月24日至2016年3月23日）应支付原告利息8400元（100000元*1.4%*6个月），现已支付6650元，故对刘琼芳主张被告华安公司支付尚欠利息175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逾期利息，合同约定逾期还款除利息外每日按借款总额的千分之二计收罚息，合同约定的月利率为1.4%，现刘琼芳主张按月息2%计算逾期利息，在合同约定范围内且符合法律规定，按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利息。对刘琼芳主张自2016年3月24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的追加罚息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之规定，刘琼芳主张的逾期利息标准已达到年利率24%的上限，故对其主张的罚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李静仙、张林华的责任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条：“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虽李静仙、张林华为华安公司股东，但股东已以其出资转化为法人财产，其个人并不因公司股东身份而承担公司债务。对刘琼芳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的第46条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该规定内容为：“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有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故该规定适用范围为个体工商户，并不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对刘琼芳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刘琼芳主张李静仙、张林华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法律依据，但因李静仙对于承担还款责任无异议，一审法院支持李静仙对华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银肯公司的责任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银肯公司为华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现刘琼芳主张未超过担保范围及担保期限，对该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惠众公司的责任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当事人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出借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琼芳未举证证明惠众公司为借贷提供担保，则惠融通金融公司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对刘琼芳主张惠众公司未如实告知借款人真实信息，进行虚假宣传，违背居间义务，应承担还款责任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第二款：“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居间人未履行居间义务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故惠众公司是否应当赔偿损失属居间合同的法律关系，已经超出民间借贷的范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对刘琼芳提出惠众公司在其收取的保证金范围内对其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惠众公司收取银肯保证金，若银肯公司不履行担保义务，则惠众公司应将保证金支付刘琼芳。本案中，刘琼芳未提交证据证明惠众公司收取了银肯公司保证金及收取保证金金额标准，故对惠众公司收取银肯公司保证金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对刘琼芳主张惠众公司收取华安公司保证金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刘琼芳提交的华安公司的转款凭证无证据原件核对，也不能证明针对本案支付的保证金金额，且无法看出上述转款性质，故对刘琼芳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刘琼芳主张惠众公司在收取保证金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琼芳主张惠众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秦永康、濮阳明的责任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刘琼芳主张秦永康、濮阳明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银肯公司的验资账户流水显示，公司验资款项在出资当日即全部转出，秦永康出具的书面陈述材料亦表示公司出资为代办人垫资，后被代办人取回，该陈述与银行流水能相互印证，故刘琼芳提交的证据已可以对银肯公司股东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产合理怀疑，在此情况下，秦永康、濮阳明作为公司发起人，应对已履行出资义务及转款的合理性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虽濮阳明提交的验资报告虽显示已足额出资，但根据上述证据可以看出，出资款是在验资后才转出，故验资报告与上述证据并不矛盾，且并不能解释出资款在出资当日即转出的原因；而对于濮阳明提交的审计报告，因该审计报告作出的依据为银肯公司自己提供的财务报表，故该审计报告的证明效力并不能排除秦永康、濮阳明抽逃出资的合理怀疑，综上，秦永康、濮阳明未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转款是因真实的交易关系所产生，故一审法院对刘琼芳主张秦永康、濮阳明存在抽逃出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意见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秦永康、濮阳明即应对银肯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对于濮阳明提出，其已将股份转让给秦永康，且银肯公司对外担保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属无效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濮阳明与秦永康虽对于股权转让有约定，但未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其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原告，亦不能免除抽逃出资导致的责任。而公司对外担保是否通过股东会决议系公司内部管理规定，违反该程序并不能对抗原告，故对濮阳明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刘琼芳主张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各项费用，因其未提交相关单据证明上述费用实际产生及金额，一审法院对其该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怒江**安电力有限公司、李静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刘琼芳借款本金10万元、利息1750元，并支付自2016年3月24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利息；二、云南银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怒江**安电力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秦永康对被告云南银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在7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濮阳明对被告云南银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在3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五、驳回刘琼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濮阳明及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本院二审查证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银肯公司股东濮阳明是否构成抽逃出资？濮阳明是否应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本案清偿责任？针对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应当事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银肯公司银行账户流水账单，该账单显示2012年1月12日登记成立，同日该公司验资账户中的2000万元即转入案件北京亿中佳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账户。2012年3月7日，该公司验资账户中的8000万元完成验资后，同日即转入案外人北京亿中佳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账户。刘琼芳依据上述证据主张银肯公司股东濮阳明抽逃出资已完成举证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濮阳明主张汇出的2000万元、8000万元不属于抽逃出资，应承担举证责任。而其对案外人北京亿中佳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账户转入的10000万元是否系银肯公司的经营行为，银肯公司与北京亿中佳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该汇款行为是否经法定程序而为，未能举证证明。原审判决认定银肯公司股东之一濮阳明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对濮阳明主张本案应先刑后民的顺序进行审查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本院认为，该案并非必须依据刑事结论作为审查的依据，即并非必须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审查，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虽濮阳明主张其已将股份转让给秦永康，但现银肯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信息中仍有濮阳明，濮阳明应当就其抽逃出资的行为对外承担责任。濮阳明主张银肯公司对外担保未同时提供股东会决议，对外担保无效。但银肯公司以对外融资担保为业，即使没有股东会决议，也应当认为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故一审法院认定濮阳明对被上诉人银肯公司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在3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濮阳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50元，由濮阳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涛审判员 金 馨审判员 杨章亮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蒋志平书记员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