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民终55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吉龙，男，汉族，1970年7月12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翠芬，女，汉族，1974年6月4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文、王馨苇，云南博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临江北路延长线****。法定代表人：马林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彝族，1987年10月8日出生，户籍登记住址：云南省宣威市，系原审被告沈立国配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1，男，彝族，2015年10月1日出生，户籍登记住址：云南省宣威市，系原审被告沈立国之子。法定代理人：张某，系沈某1母亲，身份信息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2，女，彝族，2017年11月18日出生，户籍登记住址：云南省宣威市，系原审被告沈立国之女。法定代理人：张某，系沈佳琳母亲，身份信息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屏支公司。营业场所：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焕文路12号。负责人：仇应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云南贞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何吉龙、张翠芬因与被上诉人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张某、沈某1、沈某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屏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云0112民初2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9日受理此案后，原审被告沈立国于2018年5月18日因意外死亡，本院依法追加其继承人张某、沈某1、沈某2作为本案被上诉人参加诉讼并扣除相应审理期限，后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吉龙、张翠芬及其代理人李剑文，被上诉人张某，被上诉人沈某1、沈某2法定代理人张某，保险公司代理人陈良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经报请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吉龙、张翠芬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并改判由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对上诉人的各项损失进行赔偿，不足部分由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沈立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改判支持上诉人因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4540元、住宿费1380元、伙食费16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3、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保险公司已经依法履行说明义务错误。（一）保险公司未按法律规定要求，在一审开庭之后才提交投保单和保险单，应视为保险公司放弃举证权利。（二）保险公司在一审开庭结束后提交的复印件既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其所交证据也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三）保险公司逾期提交的证据复印件从形式和内容看均不能证明保险公司依法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1、投保单记载“您在充分理解条款后，并填写各项内容。”所谓“您”应当指投保人，由其“填写各项内容”，但是本案投保单的内容均是由保险公司打印或印刷的格式内容，连保险公司经办人员未在上面签字确认，因此该份保单仅为保险公司单方面出具的书面材料，并不能以此证明保险公司针对免责条款已向投保人履行了说明告知义务。2、保险法要求的说明义务应针对投保人进行，本案投保人是沈立国，保险公司没有向其进行说说明，也没有交付过相关保险条款。《保险法》第十条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人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人、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的说明要针对投保人进行，并且对条款交付、说明的方式和程度都有明确要求，本案中保险公司无一达到前述法律规定要求。本案肇事车辆存在挂靠关系，以其为标的车辆建立的保险合同关系中涉及三方当事人，即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人沈立国、被保险人大通公司。因此，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应当针对沈立国进行，而不是针对大通公司进行。3、根据保险行业管理，作为挂靠车辆管理公司的大通公司等还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他们代保险公司推销承保，并从保险公司获得自身保费优惠和代理手续费的好处。因此，其作为被保人和保险业务代理人，都不是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公司说明的对象。（四）本案对保险公司说明义务的裁判有违司法统一的要求。1、保险公司一审开过庭之后才举证。2、保险公司所举证据是复印件。3、投保人本身也不是由投保人填写，而是保险公司印刷打印的。4、盖章的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5、没有证据证明保险公司提供交付了保险条款和保单。二、一审对于本案责任划分不当。根据现有证据侵权一方应当承担70%的责任，次要责任（何应青）一方仅应自担30%的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对部分赔偿费用认定及处理不当。1、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合理费用（含：误工费、住宿费以及餐费）系客观损失，依法应当得到支持。2、受害人已经死亡，一审仅支持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过低，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调整。3、二审中上诉人主张其一审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最新标准重新核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张某、沈某1、沈某2共同答辩称：我方无赔偿能力。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大通公司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何吉龙、张翠芬一审诉讼请求：1、三被告连带赔偿医疗费42299.77元、丧葬费2718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三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66365.2元（医疗费189589.7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死亡赔偿金572220元、丧葬费39452元、护理费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6220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4540元、住宿费、餐费3000元、交通费2500无、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摩托车修理费3000元）；2、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一审判决确认：2016年3月20日00时30分，沈立国（持有准驾“Ｃ1Ｍ”类车型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云Ｇ×××**号“乘龙”牌重型自卸货车（该车登记的车主为大通公司）由昆明市西山区明朗前往明波中铁工地搅拌站。途中，沈立国驾车沿昆明市碧鸡路西向东方向机动车道由西向东行驶至明波路段处，越过中心双实线左转弯驶向中铁工地搅拌站时，恰遇其车身右侧有何应青醉酒后驾驶云Ａ×××**号“新感觉”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该车登记的车主为王清晶）沿碧鸡路东向西方向由路中起第二条机动车道东向西驶至，沈立国驾车制动避让不及，其所驾车车头左前部与何应青所驾车车身左侧前部及何应青身体相碰撞，致何应青连车倒地受伤，两车部分损坏。何应青于当天02时51分被送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医院创伤外科治疗，入院诊断为：1、特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2、创伤失血性休克，失代偿；3、吸入性肺炎，双肺挫裂伤；4、脾挫裂？5、上唇、口腔多发挫裂伤；6、右肩部挫裂伤；7、腰2右侧横突骨折；8、左手中指远侧指间关节开放损伤；9、双足骨折待明确；10、四肢多发皮肤挫裂伤；11、肾挫裂伤？12、其他损伤待明确。2016年3月23日，何应青转入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于2016年3月31日因抢救无效死亡。上述治疗中，昆明市西山区人民医院应收取的治疗费共计108881.33元（其中已结算60000元，尚未结算48197.73元），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收取的医疗费为79015.34元。同时，昆明市西山区人民医院出具证明，载明：因何应青病情需要，予行人血白蛋白注射液治疗，医院无该药，属于外购，无发票及收据等收费票据。上述人血白蛋白费用共计7600元。2016年4月27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九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此次事故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沈立国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载物超过核定的载质量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此事故形成的次要原因是何应青醉酒后驾驶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时，未在最右侧车道行驶；确定沈立国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何应青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此外，云Ｇ×××**号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两类保险的保险期间均自2015年7月2日0时起至2016年7月1日24时止）。2015年6月12日，保险公司向大通公司送达了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其中黑体字载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说明，本人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上述车辆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项下，医疗费的赔偿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同时，商业险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黑体字载明：被保险机动车造成下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七）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另查明：1、昆明市西山区安心家政陪护服务部出具收据，载明收到何应青陪护费800元。2、何应青自2012年9月至2015年7月在云南省城市读书。何应青自2015年10月30日起在重庆惠今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工作地点为云南。3、根据西山区人民检察院的笔录记载，王清晶陈述云Ａ×××**号摩托车系何应青借用其身份证购买，实际使用人即为何应青。4、原告何吉龙、张翠芬系何应青的父母。何吉龙与张翠芬共生育两子（何应青、何应江）。云南省肿瘤医院于2015年12月28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载明，何吉龙系右胫骨下段骨肉瘤综合治疗后。寻甸县彝族回族自治县仁德镇和平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1月12日出具的证明载明：何吉龙因右胫骨下段骨肉瘤截肢，丧失劳动能力，生活起居由家人照料。何吉龙系肢体残疾，残疾等级为四级。何吉龙户口簿登记的户别为居民户。5、沈立国为何应青垫付医疗费共计16660元。6、根据云Ａ×××**号摩托车维修费发票显示，维修费为3000元。7、何应青的尸体于2016年4月20日在寻甸县殡仪馆火化。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何吉龙进行劳动能力丧失程度鉴定。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床）鉴字第29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何吉龙目前为大部分劳动能力丧失。原告支付鉴定费800元。一审庭审中，二原告认可其主张的医疗费中包含了未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医院结算的医疗费以及沈立国已垫付的医疗费10000元。同时，二原告、沈立国及大通公司均认可云Ｇ×××**号车辆系沈立国购买并挂靠在大通公司名下使用。根据上述确认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沈立国驾驶云Ｇ×××**号车辆与何应青驾驶的摩托车相碰撞，致两车部分损坏，何应青死亡。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沈立国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何应青承担次要责任。同时，由于二原告、沈立国及大通公司均认可云Ｇ×××**号车辆系沈立国挂靠在大通公司，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大通公司与沈立国应对何应青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承担责任的比例，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一审法院判决由大通公司、沈立国连带承担60%的赔偿责任，何应青自行承担40%的责任。对于保险公司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本案中，云Ｇ×××**号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对于交强险的部分，保险公司认为其仅是承担垫付责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保险公司仍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商业险部分，保险公司认为本案符合保险公司免责情形。根据保险公司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规定，驾驶人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已载明沈立国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故沈立国符合上述规定。同时，由于保险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向大通公司送达的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中已载明向投保人说明了免责条款，且保险公司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规定系黑体字。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进行说明，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无需对原告进行赔偿。故对于原告的损失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进行赔偿；对于剩余部分，由被告沈立国、大通公司连带承担60%。其次，对于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所产生的经济损失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本案中，对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189589.71元，根据医疗费票据及昆明市西山区人民医院出具的关于人血白蛋白的证明，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昆明市西山区人民医院未结算的费用，虽然尚未支付，但系原告应承担的费用，故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因原告在昆明市西山区人民医院及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共计住院12天，故按照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共计12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因何吉龙在事发前已在昆明连续居住、生活满1年，故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故一审法院按照2016年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611元的标准计算，即死亡赔偿金为57222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丧葬费39452元，根据2016年云南省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8904元的标准计算6个月，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上述金额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根据昆明市西山区安心家政陪护服务部出具的收据以及原告当庭陈述系根据医院要求请的护工，结合何应青的病情，一审法院确认护理费为8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住、住宿费及餐费原告未能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误工、住、住宿及就餐的情形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鉴于何应青存在转院以及其尸体系在寻甸县火化，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交通费5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摩托车修理费300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修理费发票以及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的两车受损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上述费用予以确认。同时由于王清晶认可云Ａ×××**号摩托车系何应青所有，故现二原告有权主张修理费。对于原告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床）鉴字第29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何吉龙为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结合寻甸县彝族回族自治县仁德镇和平村委民委员会的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何吉龙无生活来源，其有权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同时，由于何吉龙系居民户，其有两子，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根据2016年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18622元的标准计算20年，为186220元（18622×20年÷2人）。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第四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上述被抚养人生活费记入死亡赔偿金。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沈立国的过错程度和何应青的死亡后果一审法院酌情支持5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保全担保费，因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189589.7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死亡赔偿金758440元、丧葬费39452元、护理费800元、交通费500元、摩托车修理费3000元、精审损害赔偿金5000元，以上共计997981.71元。对于上述损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的限额内承担医疗费10000元；在110000元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承担精审损害抚慰金及部分死亡赔偿金110000元；在2000元的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承担修理费2000元。剩余875981.71元由大通公司及沈立国连带承担60%，即525589.03元。此外，由于沈立国已为何应青垫付医疗费16660元，原告认可其中的10000元包含在本次诉请中，故扣除10000元以及原告应承担的6660元的部分（即2664元），大通公司及沈立国还应连带承担512925.03元。被告大通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鉴于本案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屏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原告何吉龙、张翠芬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22000元；二、被告沈立国、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何吉龙、张翠芬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12925.03元；三、驳回原告何吉龙、张翠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1464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沈立国、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连带承担10109元（此款与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由原告何吉龙、张翠芬承担1355元。本案鉴定费800元、保全费715元、保全车辆管理费35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沈立国、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连带承担（此款与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保险公司就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是否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二、一审对于本案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是否正确？三、一审认定的赔偿费用项目及数额是否正确？本院认为：一、保险公司的明确说明义务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首先，本案涉及的商业三者险责任条款“驾驶人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情形，保险人仅需尽到提示义务即可。根据保险公司一审提交的《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简称：投保单），其中“特别提示”一栏明确载明“对应保险条款送达本人，并将条款全部内容及其含义向本人详细说明，尤其对免责及双方权利义务作了特别说明，本人已清楚。”另外，“投保人声明”处明确载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以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上述所填写内容均属实”，投保人处有大通公司加盖印章予以确认。据此，本院认为，涉案车辆投保时大通公司系涉案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保险公司亦将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送达了投保人大通公司，并且保险公司还将相应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大通公司进行了详细说明。保险公司不仅尽了提示义务，还尽了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内不应当承担责任，一审对此认定及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其次，保险公司在一审判决作出前提交投保单并且一审法院已就该证据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保险公司举证时间和提交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保险公司一审逾期举证并且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再次，保险公司开展保险业务，仅能做到形式审查，保险人保险公司与投保车辆登记所有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无不当，保险公司无法对标的车辆的真正权属进行审查。上诉人主张本案投保人应为肇事车辆实际所有人沈立国，进而保险公司应就免责条款向沈立国明履行确告知义务的主张，与日常经验相悖，本院不予采纳。最后，上诉人认为涉案车辆挂靠单位大通公司与保险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大通公司并非保险公司说明义务对象的主张，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认为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无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责任划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事发经过及现场情况，本院交通事故发生主要原因系肇事车辆驾驶人沈立国明知自己不具备驾驶中型自卸货车的资格仍然驾驶中型自卸货车上路行驶，并且驾车过程中不仅超载还违反交通信号通行，其前述违法行为系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沈立国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理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据此，沈立国应承担本次交通事故70%的赔偿责任，上诉人对于责任比例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对此认定及处理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三、相关赔偿费用认定问题。1.上诉人主张的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合理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本案中，一审法院在上诉人主张的赔偿费用中已确认丧葬费为39452元，上诉人主张的该笔费用系重复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2.精神损害抚慰金。沈立国对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并且本次事故导致上诉人何吉龙、张翠芬中年丧子，客观上给二上诉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酌情支持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一审法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过低，本院二审予以纠正。另外，对于上诉人认为相关赔偿费用应当适用二审期间新颁布的赔偿标准计算的主张，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对于一审认定其余赔偿费用的项目及数额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因本次交通事故导致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022981.71元（含：医疗费189589.7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死亡赔偿金758440元、丧葬费39452元、护理费800元、交通费500元、摩托车修理费3000元、精审损害赔偿金30000元），该笔费用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上诉人122000元，剩余900981.71元，由挂靠单位大通公司及沈立国根据责任比例连带赔偿630687.2元（900981.71元×70%）。现沈立国已意外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其继承人张春丽、沈某1、沈某2未明确放弃继承。故此，沈立国生前就本案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由其继承人张春丽、沈某1、沈某2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向与大通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何吉龙、张翠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结果处理不当，本院二审予以改判。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云0112民初27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屏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一次性赔偿何吉龙、张翠芬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22000元”；二、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云0112民初27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沈立国、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何吉龙、张翠芬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12925.03元；”、“驳回何吉龙、张翠芬的其他诉讼请求”；三、由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何吉龙、张翠芬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30687.2元；张某、沈某1、沈某2在继承沈立国遗产价值范围内与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何吉龙、张翠芬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何吉龙、张翠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464元、鉴定费800元、保全费715元、保全车辆管理费3500元，合计16479元，由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464元，由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承担5732元，剩余5732元由何吉龙、张翠芬共同承担；退还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732元，退还何吉龙、张翠芬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73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古维贤审判员  龚 庆审判员  汪丹丹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毛维清书记员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