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31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长武，男，汉族，1962年9月19日出生，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友安，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飞志，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丽莎，女，汉族，1988年8月3日出生，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友安，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飞志，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法定代表人：王行环，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华，湖北鑫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长武、周丽莎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号民初483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长武、周丽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酌定赔偿责任比例过低，未考虑被上诉人医疗行为具有违反诊疗规范强制性规定的过错，应增加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行为违反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二、供肝的质量、保存及运输是肝脏移植的重要前提条件，有关供肝的情况医院应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三、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收取器官移植费140,000元未出具收据，且收取无法律依据，应予返还。四、肝移植前后费用、护理费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支持。一审认定精神抚慰金过低。两次鉴定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长武、周丽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1,172,177.98元（医疗费355,826.31元，护理费11,8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850元，雷春玲生前住院期间的误工费39,323.17元，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丧葬费30,280.50元，王秀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59,990元，交通费5,000元，住院期间营养费5,000元，上述损失合计1,208,219.98元，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按照80%的责任程度承担赔偿责任，即966,575.9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供肝费14万元、鉴定费8,000元、诉讼费7,602元，以上总计1,172,177.98元）；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返还并出具14万元的收费明细及标准，并开具收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至2012年，雷春玲（女，1963年4月27日出生）因肝功能异常，先后就诊于湖北省中医院、武汉市第五医院、湖北省中山医院，经诊断为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2012年6月27日至7月8日，其因“间断皮肤黄染3年加重半年”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受治疗，其MR检查所见“脾脏体积明显增大，脾门区可见迂曲血管影”，检查结果为肝硬化，门脉高压，脾大，腹水，出院诊断为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并腹腔积液。同年7月20日，雷春玲因“反复肝功能异常2年余，全身黄染乏力4月”入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进行治疗并等待行肝移植术。同年8月9日，雷春玲入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拟行肝移植术。入院查体，雷春玲全身皮肤、巩膜重度黄染，肝脾脏肋下未及，腹叩诊呈鼓音。当日，周长武签署《肝脏移植手术知情同意书》。随后，医方在全麻下为雷春玲行肝移植术，其手术记录载明：术中见雷春玲“脾脏明显增大，下极已超过腹中线，胃小湾靠近贲门处可见显著扩张的静脉丛。因肿大的脾脏严重影响肝脏手术操作，行脾切除术”。术后给予护肝、抗感染、抗排斥、免疫蛋白球，营养支持等治疗。同年8月15日，对送检的标本进行病理检查，其病理诊断为（肝脏）肝硬化，局部肝组织内见明显淤胆；慢性胆囊炎；慢性淤血性脾肿大。9月3日，雷春玲出现高热，医方经B超引导下脾窝处穿刺置管为其引流出暗褐色浑浊液体1,000毫升，但其体温无明显好转。9月7日，医方在全麻下行剖腹探查术及脾窝感染病灶清除引流术，清除黄褐色黏稠脓液及坏死组织600毫升。术后雷春玲体温恢复正常，血象好转。9月13日上午10时30分，雷春玲脾窝腹腔引流管引流出红色血性液体共约900毫升，同时其血压下降，医方考虑系脾窝感染腔周围坏死组织脱落引起血管破裂出血可能性大，遂给予输注红细胞、血浆、冷沉淀及补液等处理，并告知其家属病情变化情况。经保守治疗后，雷春玲的血压再次下降。13时30分，医方急诊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雷春玲腹腔积有血液3,000毫升，脾窝可见凝血块，吸尽血液及凝血块后见脾窝原感染灶坏死组织多处渗血，未发现明显大血管出血，医方给予止血纱布填塞后并缝扎渗血创面，脾窝及肝下摆放橡皮引流管各一根，术后给予输血、抗感染、止血、护肝、升压等对症处理，但雷春玲的病情仍继续恶化。2012年9月14日零时，雷春玲的心率下降至56次/分，至0时40分心跳停止。1时25分，医方征求雷春玲家属同意后放弃治疗，雷春玲被宣告临床死亡，死亡原因为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诊断为肝移植术后并腹腔（脾窝）感染、腹腔大出血；失血性休克并多器官功能衰竭；原发性胆汁肝硬化失代偿期。自2012年8月9日至9月14日，雷春玲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36天，共计发生医疗费442,061.22元，其中自行支付241,638.04元。因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原案中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鄂明医鉴字[2013]第14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异议，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鉴定事项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患者雷春玲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其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存在因果关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责任程度是多少，按照医学原则，评估患者雷春玲所患疾病的一般生存年限。因周长武、周丽莎不同意进行重新鉴定，无法协商确定鉴定机构，故法院依法定程序指定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进行重新鉴定。2018年8月8日，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协和法医司法鉴定室出具鄂中司协鉴2018临医鉴字第29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患者雷春玲的诊疗行为存在以下过错：（1）手术过程中行脾切除术，未行告知义务；（2）术后脾窝感染处理欠妥；2、上述过错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责任程度为同等作用力责任，理论系数41-60%；3、因肝移植的风险较大，但个体差异大，故无法准确评估患者雷春玲所患疾病的一般生存年限。该份鉴定意见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诊疗行为作出如下具体评定：被鉴定人死亡后未行尸体解剖检验，其死亡原因不能明确。依据现有鉴定资料、医患双方陈述意见及陈述会相关专家意见综合分析认为：1、被鉴定人雷春玲于2012年8月9日因“发现肝功能异常四年余，皮肤巩膜黄染进行性加重一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失代偿期，并于当天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脾切除术”，术后9月3日因高热(T>39度)从脾窝处穿刺置管引流出暗褐色浑浊液体1000毫升，体温无好转。于9月7日在全麻下行剖腹探查术及脾感染病灶清除引流术，清除黄褐色黏稠脓液及坏死组织600ml，术后体温恢复正常，血象好转，于9月13日脾窝引流管均引流出红色血性液体，共约900ml，血压下降，经保守治疗无效，后血压再次下降，于13:05分因患者血氧饱和度下降，意识障碍，急行床边气管插管，于13:30分急诊行剖腹探查术，术后给予输血抗感染，止血、护肝、升压及对症处理，病情仍继续恶化，于2012-9-14凌晨1:25分患者经抢救无效死亡。推断其死亡原因主要为感染性、失血性休克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对雷春玲的治疗过程中：术前诊断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失代偿期可以成立，血清总胆红素高，全身皮肤巩膜黄染，具有肝移植手术指征，无明显手术禁忌证，故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符合医疗常规。术后出现高热，且脾窝引流管引流出浑浊液体，行对症治疗后无明显好转，遂行“剖腹探查术及脾感染病灶清除引流术”符合医疗常规。被鉴定人雷春玲出现血压下降行剖腹探查术，出现意识障碍，血氧饱和度下降行积极抢救均未违反医疗常规。3、被鉴定人术后出现高热分析认为主要与脾窝感染有关，故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对雷春玲的治疗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或过失):（1）手术过程中行脾切除术，未行告知义务。术前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中的手术方式为：“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术中的记录为“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脾切除术”，故脾切除未尽到告知义务；（2）术后脾窝感染处理欠妥。术后脾窝感染是导致术后出血的原因，在预防感染上有改变空间，因脾脏切除术后，凝血功能差，且脾窝处形成空腔致使脾切除伤口易出血，加之被鉴定人抵抗力差，脾窝处积血易发生感染。上述医疗过错与被鉴定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关于过错责任参与度，目前国家法律、地、地方法规尚无统一的评定标准于法院鉴定委托要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7年12月14日起施行)第十二条之规定，建议评定为同等原因。参照湖北省司法鉴定协会关于《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中医疗过失参与度的有关规定》，理论系数41-60%。4、因肝移植的风险较大，但个体差异大，故无法准确评估患者雷春玲所患疾病的一般生存年限。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周长武、周丽莎申请补充鉴定，认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未能提供雷春玲肝移植手术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的论证及同意，对鉴定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过错责任大小存在影响。因周长武、周丽莎申请补充鉴定的事项不属于司法鉴定范围，法院未予准许。后，周长武、周丽莎对鄂中司协鉴2018临鉴字第29号鉴定意见书提出书面质疑，要求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协和法医司法鉴定室予以书面答复，质疑内容如下：一、本病例未提交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进行讨论、未经该委员会同意，武大中南医院能否为患者雷春玲实施人体器官移植？二、该行为（未经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讨论并同意，实施肝移植），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其过错与损害后果（死亡及医疗费）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若存在因果关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责任程度是多少？2019年8月12日，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协和法医司法鉴定室对周长武、周丽莎提出的质疑予以回复，回复内容如下：针对贵院来函，现答复如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此规定属医疗行政管理范畴，所以申请人提出的问题不属于司法鉴定的范畴，司法鉴定仅仅做技术层面方面的评定，不做行政法律方面的评判。一审另查明，王秀英系雷春玲的母亲，周长武、周丽莎分别为雷春玲的丈夫和女儿。雷春玲自2009年至2012年先后就诊于湖北省中医院、湖北省中山医院、武汉市第五医院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其中在湖北省中医院发生医疗费22,980.62元，在湖北省中山医院发生医疗费20,640.11元，在武汉市第五医院发生医疗费1,037.32元，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发生医疗费51,189.73元。自2012年8月9日至9月14日，雷春玲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36天，共计发生医疗费442,061.22元，其中自行支付241,638.04元。另周长武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缴纳器官移植费用140,000元。经法院核实，2011年11月，湖北省卫生厅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核准登记DCD移植科目：肝、肾2个项目，项目起止时间为2011年11月至2012年9月。2012年10月23日，湖北省卫生厅同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诊疗科目下登记、注册心脏死亡捐献肝脏、肾脏移植项目。雷春玲的手术医生均具备执业医师资格。2012年8月21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移植中心将雷春玲“DCD肝移植”手术提交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心脏死亡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讨论审核，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显示：同意。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王秀英于2018年10月15日死亡，法院依法通知王秀英的继承人雷春生到庭询问，雷春生明确表示放弃关于王秀英的权利。法院认为，2012年8月9日，雷春玲因“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失代偿期”入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受治疗，双方之间的医患关系成立。雷春玲死亡后，王秀英、周长武、周丽莎作为其法定继承人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雷春玲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并造成其人身损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关于本案鉴定意见的问题；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问题；三、关于损失认定的问题。一、关于本案鉴定意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因原案中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法院依法予以准许。2018年8月8日，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协和法医司法鉴定室出具鄂中司协鉴2018临医鉴字第29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由法院依法委托，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充分收集了证据，举行了听证。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具有相关资质，鉴定程序合法规范完备，结论科学，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周长武、周丽莎主张，该份鉴定意见未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及手术医生是否具备资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是否为肝脏移植手术的前置程序进行鉴定分析，认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应当按照原案的鉴定意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本案作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涉及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专业性的诊疗行为，当事人可以就专门性问题申请鉴定。关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及手术医生是否具有资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是否为肝脏移植手术的前置程序属于本案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涉及到法律适用，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具体诊疗行为无关，不属于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审查的范围，由法院依法进行认定。关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及手术医生是否具备资质的问题。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医疗机构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应当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医疗机构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执业医师和其他医务人员；（二）有满足人体器官移植所需要的设备、设施；（三）有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1/4；（四）有完善的人体器官移植质量监控等管理制度。”2011年11月，湖北省卫生厅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核准登记DCD移植科目：肝、肾2个项目，雷春玲的手术发生于2012年8月9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具备肝脏移植的资质。根据提交的手术医生的执业医师资格证，为雷春玲实施肝移植术的医师具备资质，且根据上述规定第二款的规定，只有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具备上述全部四个条件时，湖北省卫生厅才会进行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基于此，手术医生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综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及手术医生为雷春玲实施肝移植术时，均具备器官移植资质。关于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是否为肝脏移植手术的前置程序问题。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一条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必须建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论证制度。医疗机构每例次人体器官移植前，必须将人体器官移植病例提交本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进行充分讨论，并说明人体器官来源合法性及配型情况，经同意后方可为患者实施人体器官移植。”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是肝脏移植手术的前置程序，2012年8月9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患者雷春玲行“DCD肝移植”手术，2012年8月21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将该手术提交讨论审核，其操作流程违反上述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诊疗行为违反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推定其对于雷春玲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综上，法院依法采信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协和法医司法鉴定室于2018年8月8日出具的鄂中司协鉴2018临医鉴字第29号《鉴定意见书》。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及手术医生为雷春玲实施肝移植术时，均具备器官移植资质，但其操作流程违反诊疗规范强制性规定，推定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雷春玲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二、关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问题。法院采信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协和法医司法鉴定室于2018年8月8日出具鄂中司协鉴2018临医鉴字第29号《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患者雷春玲的诊疗行为存在以下过错：（1）手术过程中行脾切除术，未行告知义务；（2）术后脾窝感染处理欠妥；2、上述过错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责任程度为同等作用力责任，理论系数41-60%；3、因肝移植的风险较大，但个体差异大，故无法准确评估患者雷春玲所患疾病的一般生存年限。《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因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雷春玲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故其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根据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法院综合考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疗过错与患者雷春玲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并考虑雷春玲自身存在的原发疾病的情况下，结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手术的操作流程上违反部门行政规章的相关规定，存在过错。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法院酌定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55%的民事赔偿责任。三、关于损失的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对雷春玲的损失分析认定如下：1、医疗费：241,638.04元。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经核算医疗费票据，本案中，确定雷春玲自2012年8月9日至9月14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36天，共计发生医疗费442,061.22元，其中自行支付241,638.04元。周长武、周丽莎主张的2009年至2012年在湖北省中医院发生的医疗费22,980.62元，湖北省中山医院发生的医疗费20,640.11元，武汉市第五医院发生的医疗费1,037.32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发生的医疗费51,189.73元，周长武、周丽莎的该部分损失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对于周长武、周丽莎主张的该医疗费，法院不予支持。2、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雷春玲于2012年8月9日入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时即为重症患者，已丧失劳动能力，故对本案中关于误工费的请求不予支持。3、护理费：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本案中雷春玲入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当天即进行了肝移植手术，术后在ICU病房进行救治直至其去世，期间系由医护人员进行护理，故对本案中关于护理费的请求不予支持。4、交通费：2,000元。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交通费为2,0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雷春玲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36天，法院按照50元/天确认为1,800元（50元/天×36天）。6、营养费：2,000元。根据雷春玲的住院天数以及身体状况，法院酌情认定营养费为2,000元。7、丧葬费：30,280.5元。按照2019年度湖北省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确定本案的丧葬费为30,280.5元（60,561元/年÷12个月×6个月）。8、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中，因周长武、周丽莎王秀英于2018年10月15日死亡，其第一顺位继承人雷春生明确表示放弃关于王秀英的权利。且于雷春玲手术时，王秀英虽已年满76岁，丧失劳动能力，但其每月领取2,982.96元养老保险金，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故对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9、死亡赔偿金：689,100元。按照2019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二十年计算。本案中，确定雷春玲的死亡赔偿金为689,100元（34,455元/年×20年）。10、鉴定费：8,000元，有其提供的鉴定费发票为据，法院予以认可。11、器官移植费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手术，除向接受人收取下列费用外，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所移植人体器官的费用：（一）摘取和植入人体器官的手术费；（二）保存和运送人体器官的费用；（三）摘取、植入人体器官所发生的药费、检验费、医用耗材费。”原审及本次庭审中，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认可其收取的140,000元除用于捐献器官的摘取、保存和运送外，还用于移植信息平台的运营、供体遗体的后续处理、捐献者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因捐献事宜办理相关法律手续所需的费用，但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相应发票。对此法院认为，雷春玲作为器官接收人，应当支付因获取移植器官而发生的合理费用，该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的费用。虽然医方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相应的发票或收据，但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其他医疗机构关于器官移植的操作规程，法院认定医方收取140,000元用于雷春玲的肝移植手术属合理费用，故对本案中周长武、周丽莎周长武、周丽莎提出的退还该项费用、出具收费明细及标准并开具收据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12、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给周长武、周丽莎周长武、周丽莎造成了精神和心理上的损害，法院综合考虑雷春玲的原发疾病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过错程度，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综上，法院确认雷春玲的损失为：医疗费241,638.04元、交通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营养费2,000元、丧葬费为30,280.5元、死亡赔偿金为689,100元、鉴定费8,000元，以上共计974,818.54元，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55%的民事赔偿责任，即536,150.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周长武、周丽莎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36,150.2元；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周长武、周丽莎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三、驳回周长武、周丽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602元，重新鉴定费13,000元，总计20,602元，由周长武、周丽莎负担9,271元；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负担11,331元（案件受理费周长武、周丽莎已垫付，重新鉴定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已垫付，综合双方应当承担的费用后，周长武、周丽莎仍应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支付1,669元，该款从上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应当支付给周长武、周丽莎的赔偿款项中扣减）。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赔偿责任比例的问题，根据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手术过程中行脾切除术，未行告知义务。术后脾窝感染处理欠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责任程度为同等作用力责任，理论系数41%—60%。”一审考虑医院手术流程违反部门规章及患者自身体质的因素，选取责任取值范围的上限比例，酌定55%的民事赔偿责任并无不妥。上诉人周长武、周丽莎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手术流程违反部门规章为由，要求增加赔偿责任的主张，因武汉中南医院实施手术前的条件符合规范要求，程序上瑕疵并不影响手术最后的结果，故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医疗费的问题，周长武、周丽莎上诉主张的医疗费系其在其他医疗机构治疗期间产生的，不属于本案赔偿范围，故不予支持。关于器官移植费用的问题，武汉中南医院对收取上诉人方140,000元费用无异议，但称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发票。对此，本院认为，上述费用已实际发生，具体数额由双方商定并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方收取，而该项费用属于赔偿范围，一审认为上诉人周长武、周丽莎无权要求返还，于法无据，二审予以纠正。按一审酌定责任比例，应增加赔付经济损失部分计77,000元（140,000元×55%），因此，合计总经济损失613,150.2元（536,150.2元＋77,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不变。另，上诉人周长武、周丽莎关于鉴定费应由武汉中南医院全部负担的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酌定精神抚慰金数额适当，上诉人周长武、周丽莎主张过低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护理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因相关证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周长武、周丽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48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周长武、周丽莎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三、驳回周长武、周丽莎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4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周长武、周丽莎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13,150.2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602元，重新鉴定费13,000元，总计20,602元，由周长武、周丽莎负担9,271元；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负担11,33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02元，由周长武、周丽莎负担3,421元；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负担4,18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行审判员 万 军审判员 何义林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熊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