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27行初29号原告：王德全，男，196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义，贵州名城（余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余庆县府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90098546195。法定代表人：王飞，县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田瀚青，副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才。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超。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建投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黄伟，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谈谈，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第三人：吴明君，男，1973年02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王兴全，男，1949年02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上述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科，余庆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第三人：余庆县构皮滩镇红飞村乌豆坪村民组。代表人：王顺才，组长。原告王德全与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余庆县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遵义市政府”），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余庆县构皮滩镇红飞村乌豆坪村民组（下称“乌豆坪组”）不服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一案，经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3行初69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德全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义、被告余庆县政府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田瀚青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超、余建才，被告遵义市政府为委托代理人谈谈、徐敏，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科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乌豆坪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德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撤销余府行决字（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遵府行复（2019）2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将西溪沟（大冲沟、半边山）争执林地的使用权确认给原告。事实和理由：一、被告认定事实错误。1.原告山林证登记权属清楚。原告1991年12月19日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记载“半边山”林地的四至界限为“上抵大包老良岗、下抵黄狗旋窝路、左抵酸枣湾、右抵大冲沟”；“本人屋后头”林地的四至界限为“上抵老屋基路、下抵蔡家屋基土、左抵栓子湾（酸枣湾）、右抵对门田沟直下”。2007年林改中将“半边山”和“本人屋后头”两幅山林合并为一幅颁发了《林权证》，称为西溪沟，四至界限为“东至吴明君退耕地边、南至吴明君山林界桩（实为吴贵伦山林界桩）、西至河坝马路、北至吴云州退耕地边”。1991年12月19日吴贵伦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记载“大冲沟”林地的四至界限为“上抵大沟下环路、下抵大冲沟人行路、左抵大包老良岗、右抵关泥洞沟心”;其2007年的《林权证》记载为“关泥洞”，四至界限为“东抵大坳蒋人行路、南抵关泥洞沟心、西抵大冲沟沟心、北抵王德全山林界桩抵大冒（冲）沟土边”。原告与第三人吴明君（吴贵伦）山林边界是以“大包老良岗”为界，上或东抵“大沟下环路（大坳蒋人行路）”与“大包老良岗”的交点为界，下或西、北以大冲沟吴家伦下土坎为界。2.第三人吴明君（吴贵伦）《林权证》林地号登记错误。结合林权证附图和公益林面积小班分户登记表，吴贵伦的林地号应为90号，88号位置的林地也应属于原告81号林地范围，原告81号林地与吴贵伦90号林地南面相邻、吴贵伦90号林地与原告81号林地北面相邻；西面以土为界，土的东面为吴贵伦90号林地，土的西面和北面为原告的81号林地。吴兴田林地（林权证图为90号）（东抵关泥洞堰沟，南抵构子坪至熊水××路，西抵构子坪至熊水××路，北抵吴贵伦山林界桩）实际地界及管理均在吴贵伦90号林地的南面，与吴贵伦90号林地北面相邻；而原告81号林地与吴兴权85号林地（东抵吴兴亮的山林界桩，南抵坳蒋土堰沟，西抵大坳蒋人行路，北抵王德全家坟前路）以原告家坟前路为界；吴兴田林地北面与吴贵伦90号林地南面相邻，以关泥洞沟心（堰沟）为界，进而说明吴贵伦90号林地与原告81号林地上或东是以大沟下环路为界。原告81号林地南至吴明君山林界桩实际应为吴贵伦山林界桩，因2007年换发林权证时吴明君任红飞村村主任，将其父亲吴贵伦的山林当作自己的山林填了该边界。从吴家伦《余庆县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大冲沟土的四至界限可以看出原告的林地与吴贵伦林地是以吴家伦的大冲沟土下土坎为界，这正好与吴贵伦林权证北界“王德全山林界桩抵大冒（冲）沟土边”相吻合，也与图斑90号林地相吻合。以上充分说明原告与第三人吴明君（吴贵伦）山林是以“大包老良岗”的分水岭为界，南面山林属于吴明君（吴贵伦），北面山林属于原告。如以吴贵伦1991年12月19日换发山林证统计表和2007年林权证为据，其四至界限登记的林权范围在林权证附图上只能是90号；依据2007年林权证附图，第三人吴明君（吴贵伦）的林地号为88号，其林地就只能在“黄狗旋窝山”，结合吴贵伦1991年12月19日换发山林证统计表和2007年《林权证》记载的四至界限，其四至界限包含的范围与林权证附图及双方管理的事实均不相吻合。因此，第三人吴明君（吴贵伦）林地只能是林权证附图编号为90号的林地。吴兴田林权证图纸为90号的林地应为其他新的编号。3.大包老良岗位置是确定的。被告在余府行决字（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均认可换发山林证统计表、双方的林权证以及双方的边界线。吴贵伦1991年12月19日换发山林证统计表记载的“上抵大沟下环路”确定了其山林的上抵界，其2007年《林权证》记载的“东抵大坳蒋人行路”确定了方向。不管是大沟下环路还是大坳蒋人行路，其确定的是山林边界的上顶点，吴贵伦“换发山林证统计表”记载的左抵大包老良岗，《林权证》记载的北抵王德全山林界桩抵大冒（冲）沟土边确定了其山林边界的走向和下顶点。原告1991年12月19日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中记载的半边山山林上抵“大包老良岗”及吴家伦《余庆县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大冲沟土的四至界限充分印证了双方山林的边界是大沟下环路或大坳蒋人行路沿着大包老良岗到吴家伦大冲沟土边。在双方争执的林地中，只有一个山头（大包老），只有一个良（梁）岗，且在双方的《林权证》附图中有山头的标记和高度，能够充分确定大包老良岗的位置和双方山林的边界。二、被告将争执林地的使用权确认给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争执林地的使用权应属于原告。原告与第三人山林的边界由双方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林权证和吴家伦《余庆县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大冲沟土的四至界限而确定，双方在此之前从未因边界和权属发生过纠纷，双方的山林边界本是清楚的。本次纠纷的发生是因为遵余高速公路修建征地而产生，实际是第三人吴明君对原告的征地面积过宽不满而造成的。被告以“大包老良岗”所在位置无法确定和原告林权证中“西溪沟”山林四至界限中南至吴明君山林界桩无明显界线为由，将争议林地以大冲沟土南方土边直上到路为界，北面林地使用权属于原告，南面林地使用权属于吴明君、王兴全的处理结果不正确。原告林权证登记的四至界限清楚，与其他证据完全吻合，而第三人吴明君（吴贵伦）林权证登记的内容与1991年换发山林证统计表登记的内容不相吻合，系私自变更山林边界，无历史来源根据，违反了《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规定，其林权证理应被撤销。综上所述，被告认定事实错误，将争执林地的使用权确认给第三人吴明君没有历史来源依据和法律依据；被告遵义市政府对被告余庆县政府的错误处理决定不予以纠正。为此，原告特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决。余庆县政府辩称，本府作出的余府行处字（2019）第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府查明：争议的林木、林地地名原告称为“大冲沟或半边山、大坳颈”，第三人称为“关泥洞”，当事人双方叫法不一但实际为同一地点，四至界限为“东至路、南至岭岗为界、北至岭岗为界、西至大冲沟”。原告提供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原件保存于构皮滩镇红飞村委会，该表记载了原高坡乡马田村乌斗坪村山林换发山林证的基本情况及户主为王德全换发山林证的基本情况，其记载的小地名为“半边山”，四至界限为“上抵大包老良岗、下抵黄狗旋涡路、左抵酸枣湾、右抵大冲沟”，该表同时记载了户主为吴贵伦换发山林证的基本情况，其记载的小地名为“大冲沟”，四至界限为“上抵大沟下还路、下抵大冲沟人行路、左抵大包老良岗、右抵关泥洞洞心”，备注与王兴全共有。争议双方对地名为“大包老”所处的位置争执不下，原告认为“大包老”在南方，第三人认为“大包老”在北方。经调查核实，无法确定“大包老”所在的位置，争议地范围内南北之间为第三人乌豆坪村民组村民的土地，土与山林相邻，该片土地权属清楚，不存在争议。2007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当事人双方均到现场并相互在林权登记申请内表上签字，原告提供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登记的林地所有权属红飞村乌豆坪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均属王德全，四至界限为“东至吴明君退耕还林边、南至吴明君山林界桩、西至河坝山林马路、北至吴云州退耕还林边”，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山林南北相邻，但不能够证明包括争议林地，同时查明该幅山林的南界无人为挖沟或天然的林界沟。第三人提供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70622014号《林权证》（与王兴全共同所有）中登记的林地所有权属红飞村乌豆坪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均属吴贵伦，四至为“东至吴大坳口井人行路、南至关泥洞沟心、西至大冲沟河心、北至王德权山林界桩抵大冒（冲）沟土边”，证明第三人与原告山林南北相邻，第三人和王兴全的山林与原告的边界为大冒（冲）沟土边，证明包括了部分争议林地，同时查明该幅山林的北界无人为挖沟或天然的林界沟。虽然部分证人证言证明了争议林地分别属于当事人双方所有，但无书证予以证明。本府认为，原告及第三人共同认可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可以证明原告及第三人的山林相邻，由于争议各方对认可的山林边界“大包老”争执不下，现对“大包老”所在位置无法确定，属于四至不清，故对“换发山林证统计表”不予采信。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2007年颁发的林权证的登记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违背了《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四）、第十二条及《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管理办法》第三条之相关规定，应依法予以撤销。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管理办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和《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之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遵义市政府辩称，我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争议林地位于余庆县，王德全称争议地为“大冲沟、半边山、大坳颈”，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称争议地为“关泥洞”，虽然当事人双方叫法不一致但确定为同一地点，2017年因修改高速公路占用部分林地，本案争议由此发生。2018年8月20日，王德全向余庆县政府提出要求撤销第三人吴明君（吴贵伦）、王兴全的《林权证》并确认权属，余庆县政府受理后并展开调查。王德全以1991年12月19日“换发山林证统计表”记载的“半边山”和余府林字（2017）第070602006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西溪沟”主张权利；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以1991年“换发山林证统计表”记载的小地名“大冲沟”和余府林字（2017）第070622014号《林权证》记载的小地名“关泥洞”主张权利。但双方当事人对山林边界“大包老”产生争议，经余庆县政府调查，对“大包老”所在的具体位置无法确定。2019年6月12日，余庆县政府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王德全不服该决定，于2019年8月10日向我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8月16日，我府受理王德全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向其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向余庆县政府送达了《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遵府行复提字（2019）229号），向第三人分别送达了《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遵府行复参字（2019）229号），2019年8月26日，余庆县政府向我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经我府审查后认为，本案争议地界址不清，余庆县政府有权确定争议地权属，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我府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2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己送达各方。综上，我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正当合法。王德全诉称理由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王德全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一、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两户承包的山林与原告争议的林地界限是清楚的。原告王德全与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及吴兴权等均系乌豆坪组村民，山林下户时以户为单位，按每户人口数量及上山指界进行山林划分，由于王德全、吴明君、王兴全及吴兴权等承包的山林相邻，分山林时每户的边界清楚，是由河坝转弯塘老路上至大冲沟人行路至大沟下环路至大坳蒋人行路进行指界的（面向山坡），当时为了区分黄狗旋涡处的相邻连成整体的多个“山包老”的边界，就将最大的一个山头取名为“大包老”，从而在场人根据王德全家有5口人，并经其同意指界得出原告“半边山”林地的四至界限为“上抵大包老良岗、下抵黄狗旋涡路、左抵酸枣路、右抵大冲沟”，随后，在场人走到大冲沟人行路（现林永喜土边），根据吴明君、王兴全两户11口人得出关泥洞（又称大冲沟）山林的四至界限为“上抵大沟下环路、下抵大冲沟人行路、左抵大包老良岗、右抵关泥洞沟心”。为此，吴明君、王兴全两户与王德全争议的林地界限，从林地下户时以黄狗旋涡处的相邻连成整体的多个“山包老”处最大的一个“大包老良岗”为界承包相邻山林，一直管护至纠纷发生。二、原告主张“关泥洞”连体的山为“大包老”，不符合客观事实，理由如下：1.当时指界时“关泥洞”根本看不见“大包老”；2.“关泥洞”连体的山包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周围根本没有像以黄狗旋涡处的相邻连成整体的多个山包，且有大小山包区分；3.“关泥洞”山包与黄狗旋涡处的相邻连成整体的多个山包中最大的一个“大包老”中间相衔有耕地和林地直至“大坳讲人行路”相距约50至60米，根本不存在区分的事实；4.如果原告主张的事实成立，根据王德全家的人口数及吴明君、王兴全两户的人口数来看，吴明君、王兴全两户的人口多，但得到的山林反而比王德全的少，明显不公平；5.“大坳蒋人行路”是本处承包林地的大边大界，四周相邻吴明君、王兴全两户与王德全现争议的林地及吴兴权林地、吴家伦下土坎等，从而排除了原告主张“关泥洞”连体的山包为“大包老”的事实。为支持自己的主张，余庆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并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证据1.申请书及附件，拟证明案件的来源及当事人的主张，同时证明当事人间存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证据2.林权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拟证明程序合法。证据3.吴明君答辩状及附件，拟证明当事人的主张及其依据，同时证明当事人间存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证据4.案件受理通知书（构皮滩镇下发），拟证明本次处理是在构皮滩镇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完善。证据5.现场查看争议示意图，拟证明争议地的四至及争议地相邻情况。证据6.王德全、吴明君、王兴全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当事人的主张及其依据，同时证明当事人间存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证据7.王道怀、任瑜、吴兴财、吴云华、吴家伦、任永全、吴兴祥、吴正平、吴兴华、吴云茂、田应奎、王顺才、吴兴权等13人的调查笔录，拟证明1.部分证人证言证明了争议地分别属于原告或第三人所有，但无书证予以证明；2.调查核实，无法确定“大包老”所在的位置。证据8.换发山林证统计表，拟证明1.王德全与吴明君和王兴全的山林相邻；2.由于争议各方对认可的山林边界“大包老”争执不下，对“大包老”所在位置无法确定，属于四至不清，故对“换发山林证统计表”不予采信。证据9.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记载“西溪沟”的林权登记，余府林证字（2007）第070622014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关泥洞”的林权登记，及各自的申请表内表，拟证明申请颁发《林权证》时，虽然双方均到现场并相互在林权登记申请内表上签字，但颁发的《林权证》与现状不相吻合。证据10.林权争议处理意见书及送达回执，拟证明程序合法。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2、3、4、5、6、10无异议，对证据7、8、9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大包老”的位置是能够确定的；遵义市政府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为支持自己的主张，遵义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遵府行复受字[2019]229号）《遵义市人民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拟证明遵义市政府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第二组证据：1.《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遵府行复提字[2019]229号）、《送达回证》，2.《行政答复书》；3.《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遵府行复参字[2019]229号），4.第三人申请书，拟证明：1.遵义市政府在受理原告复议申请后及时向余庆县政府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2.余庆县政府向本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3.遵义市政府在受理原告复议申请后及时本案第三人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参加行政复议的通知；4.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在收到遵义市政府参加通知后，向遵义市政府提交了书面陈述。第三组证据：遵府行复延字[2019]229号行政复议案件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本案案情复杂，遵义市政府决定延期审理，并向各方当事人送了延期审理通知并向双方送达了延期审理通知书。第四组证据：遵府行复[2019]229号《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1.遵义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2.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遵义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余庆县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有异议，认为未纠正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事实，行政复议决定书亦属认定事实不清；余庆县政府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证据1.身份证，拟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2007）第070602006号《林权证》、换发山林证统计表，拟证明原告山林的边界及争执林地属于原告。证据3.吴贵伦林权登记申请表、换发山林证统计表，拟证明吴贵伦山林的边界及新《林权证》扩大了四至边界。证据4.公益林面积小班分户登记表、吴兴权、吴兴田林权登记申请表，拟证明相邻林地的边界均证明吴贵伦新林权证的四至界登记错误以及图斑错误的事实。证据5.余庆县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吴家伦），拟证明原告林地在吴佳伦大冲沟土的东面，吴贵伦林地在吴佳伦大冲沟土的北面，也证明了原告与吴贵伦林地为界的“大包老良岗”的位置。证据6.余庆县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遵义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的事实。证据7.现场图片，拟证明双方争议的范围，吴贵伦林地的编号登记错误，及“大包老良岗”的位置是确定的。经质证，被告余庆县政府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3、4、5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6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7中原告圈定的地名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认定的“大包老良岗”的位置是不正确的，对路的位置无异议；被告遵义市政府的质证意见与余庆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只是对于现场图片中原告方标注的“大包老”的位置与第三人认为的大包老的位置不一致，该图片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现场图片上原告标注的“大包老良岗”、“大坳蒋人行路”的位置不予认可，标注的“大沟下环路、大坳蒋人行路”的位置部分与事实不符。为支持自己的主张，第三人吴明君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1.1991年12月19日“换发山林证统计表”，拟证明本案第三人享有争议地权属的事实，来源合法，不存在边界纠纷。证据2.林地耕地承包证三份（王德全、吴贵伦、王兴全），拟证明当时三户的家庭成员情况及参与土地下户时的耕地承包事实。证据3.林永喜土地承包证明细登记表，拟证明第三人的林地的边界与林永喜的土相邻，不存在原告所称的“大包老”的事实。证据4.2007年林权承包证2份（吴兴权与王兴全签订及吴兴权与吴明军签订），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及吴兴权的边界都是以大坳讲为界，原告主张的“大包老”的事实不成立。证据5.生态移民补偿打款存折，拟证明争议林地是第三人在管护的事实。证据6.选民证，拟证明第三人吴明军当时不是村主任，原告主张吴明军是村主任篡改山林证的事实不成立。证据7.2007年8月3日吴桂伦林权登记申请表，拟证明当时指界原告签字认可边界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991年的换发山林证刚好证明与2007年登记的四至不一致；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人口的多少不等于山林面积的多少；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林永喜的土地是在山林的左下角，恰能证明他的林地是林权证号的88号；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5认为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第三人；对证据6无异议，认为吴明君是不是村主任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认为原告确实签了字，当时的土边是指吴家伦的土边；被告余庆县政府及遵义市政府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余庆县政府提供的7、8、9号证据，虽原告提出异议，但上述证据均系余庆县政府在作处理决定的过程中收集的与本案相关的依据，其来源合法，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遵义市政府提供的证据均系其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产生，与本案相关联，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2、3、4、5、6号证据，虽然被告和第三人质证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但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其来源合法，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其提供的证据7经现场核实，与现场实际相符，能客观反映争议林地周边现状，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第三人吴明君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其中的证据5只能证明领取了生态补偿，不能证明具体补偿的林地，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不予确认，其余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上述确认的证据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确认下例案件事实：王德全、吴明君、王兴全系余庆县构皮滩镇红飞村乌豆坪组村民。王德全之父王有方（已去世），吴明君之父吴贵伦（已去世）。1991年12月19日，余庆县高坡乡马田村乌斗坪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记载王德全的山林有地名为“半边山”荒山、亩分3，四至界限为“上抵界大包老良岗、下抵界黄狗旋窝路、左抵界酸枣湾、右抵界大冲沟”；“本人屋后头”荒山、亩分1，四至界限为“上抵界老屋基路、下抵界蔡家屋基土、左抵界栓子湾、右抵界对门田沟直下”及另一幅地名为“高梁田”林地。同时，吴贵伦的林地在该统计表中记载有“大冲沟”荒山、亩分1，四至界限为“上抵界大沟下环路、下抵界大冲沟人行路、左抵界大包老良岗、右抵界关泥洞沟心”（与王兴全共有）及另两幅地名分别为“河坝”、“大石岩”的林地。2007年林权确权登记颁证中，颁发给王德全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载明：“西溪沟”林地、240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吴明君退耕地边、南至吴明君山林界桩、西至河坝马路、北至吴云州退耕地边”；颁发给吴贵伦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载明：“关泥洞”林地，四至界限为“东至大坳口井人行路、南至关泥洞沟心、西至大冲沟河心、北至王德全山林界桩抵大冒沟土边”。2017年，遵余高速公路修建占地，王德全与吴明君就林地争议发生纠纷。2018年8月20日，王德全向余庆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撤销第三人吴明君之父吴贵伦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并对山林边界予以确认，将“西溪沟（大冲沟、半边山）”争执林地使用权确认给申请人。余庆县人民政府受理本案并开展调查，调查中，收集了王德全、吴贵伦、王兴权等1991年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2007年的《林权证》及登记内表和附图，以及争议林地相邻或相近的1998年7月22日的吴兴亮、吴兴田、吴佳伦、吴佳贵、林永发、林永禄、林永福、林永喜的承包地登记表，并对王德全、吴明君、王兴全、王道怀、任瑜、吴兴财、吴云华、吴家伦、任永全、吴兴祥、吴正平、吴兴华、吴云茂、田应奎、王顺才吴兴全等人进行调查了解，上述调查询问笔录能某致证明“王家坟”位于“黄狗旋窝”处，该处林地属王德全所有，无争议的事实；对争议林地权属和“大包老”的具体位置不能某致证明。2019年6月12日，余庆县政府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王德全以1991年12月19日换发山林证统计表记载的“半边山”和余府林字（2007）第070602006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西溪沟”主张权利；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以1991年换发山林证统计表记载的小地名“大冲沟”和余府林字（2017）第070622014号《林权证》记载的小地名“关泥洞”主张权利。经调查查明：争议地双方叫法不一，王德全称“大冲沟或半边山、大坳颈”，吴明君称“关泥洞”；但为同一地点，四至界为“东至路、南至岭岗为界、北至领岗为界、西至大冲沟”。但双方对山林边界“大包老”位置产生争议，经调查也无法确定“大包老”所在的具体位置，同时，王德全2007年的《林权证》不能证明包括争议林地，且记载的“西溪沟”林地南界实际无人为挖沟或天然林界沟；吴明君和王兴全2007年的《林权证》包括部分争议林地，记载的“关泥洞”林地北界实际无人为挖沟或天然林界沟；调查的证人也不能某致证明争议林地的权属，且无书证予以佐证；以双方林地南北相邻，因“大包老”无法确定，属四至不清，对双方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不予采信，对双方2007年的《林权证》认为记载四至与实际现状不相吻合，事实不清，登记错误，均依法予以撤销。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管理办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和《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决定：一、撤销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西溪沟”的林权登记；二、撤销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关泥洞”的林权登记；三、争议林地以大冲沟土南方土边直上到路为界，北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属王德全管理使用；南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属吴明君及王兴全管理使用。王德全不服该决定，于2019年8月10日向遵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8月16日，遵义市政府受理王德全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向其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向余庆县政府送达了《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向第三人送达了《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2019年8月26日，余庆县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遵义市政府审查后认为，本案争议地界址不清，余庆县政府有权确定争议地权属，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2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王德全不服上述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如前诉请。另查明，本案中，王德全、吴明君、王兴全均未能提供1983年的林权依据；争议林地四至界“东至路、南至岭岗、北至领岗、西至大冲沟”。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王德全与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均系余庆县构皮滩镇红飞村乌豆坪组村民，因个人之间的林地权属发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余庆县政府有权就双方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庆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处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本案中，王德全向余庆县政府提出申请是要求撤销第三人吴明君之父吴贵伦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并对争议山林边界予以确认，将“西溪沟（大冲沟、半边山）”争执林地使用权确认给王德全。余庆县政府调查后，作出的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包含三项内容，其中第一、二项分别为撤销王德全、吴贵伦《林权证》的决定，第三项为对争议地的处理决定。其认定内容为王德全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记载的“西溪沟”不能证明包括争议林地，该事实的认定与原告的主张和争议地“西溪沟”林地登记的四至范围不符，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如该事实成立，证明王德全的“西溪沟”林地范围与争议地并无关联，而指向其他范围的林地，不应当被撤销。事实上，王德全“西溪沟”《林权证》登记的四至是否包含争议林地，因其与吴贵伦“关泥洞”林地接界处与现场不合而致边界不明，应为不能确定是否包含争议地。经余庆县政府调查，“西溪沟”林地登记四至与争议地相关联，但登记南界无人为挖沟或天然林界沟，登记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同理，吴贵伦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登记的“关泥洞”四至包含部分争议地范围，但其北界与王德全林地的接界处经现场调查无明显界桩和无人为挖沟或天然林界沟，四至与客观事实亦不相不符。违反了《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对经审查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登记：（四）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相符合。”、第十二条第一款“对经审查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登记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应当不予登记。”的规定，余庆县政府在处理决定中，以事实不清均予以撤销符合处理程序和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故，余庆县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二项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维持。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八条“土地改革后至林权争议发生时，下列证据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二）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三）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四）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能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的规定，本案中，王德全、吴贵伦与争议林地相关的2007年的《林权证》被撤销后，均不能作为双方争议林地的处理依据；结合余庆县政府确权处理中调查收集的其他依据和双方提供的证据，1991年12月19日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是争议双方林地权属来源的主要依据，也是余庆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最重要的书面证据，虽然各方对该统计表上记载的接界处“大包老良岗”具体指哪一座山争执不下，经调查未能查证其具体位置，但也不能否定该证据而不予采信。应当进一步调查、收集与争议林地相邻的其他林地权证或土地权证来界定“大包老良岗”的位置。同时，依据余庆县政府调查中证人能某致证实的“王家坟”位于“黄狗旋窝”处，且该处林地无争议的事实；结合与“大包老”相连的“大沟下环路”、“大坳讲人行路”的具体位置，以及双方统计表记载的林地面积，是可确定“大包老良岗”具体指哪一座山岭，从而确定争议林地的权属归谁。而余庆县政府在处理决定中仅以“大包老”位置无法确定，未根据各自林地权源记载的四至结合林地现场情况、面积等因素充分收集证据佐证，进而得出决定结论。而直接在争议地中另行划定接界处，对争议林地进行了分配，作出的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第三项“争议林地以大冲沟土南方土边直上到路为界，北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属王德全管理使用；南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属吴明君及王兴全管理使用”依据明显不足，认定事实不清，完全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了相关程序，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复议程序合法，但对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完全予以维持不当。对其复议维持的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第三项的决定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三项“争议林地以大冲沟土南方土边直上到路为界，北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属王德全管理使用；南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属吴明君及王兴全管理使用”的决定。二、撤销遵义市人民政府遵府行复（2019）2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三项的维持决定。三、由余庆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王德全与吴明君、王兴全的林权争议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四、驳回王德全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德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华 嵩审 判 员  王小华人民陪审员  黄克伦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安雪琴书记员朱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