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322民初521号原告：姚永焯，男，1955年4月11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邓少军、冯家宝（实习），系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伍伙生，男，汉族，1971年11月14日出生，住佛山市南海区********************。委托代理人：徐林海，系广东旭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永焯诉被告伍伙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及委托代理人邓少军、冯家宝、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徐林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博罗五达公司与被告曾租赁关系，被告租用博罗五达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罗五达”）的厂房用于生产。博罗五达唯一法人股东系利德制衣（集团）有限公司（系香港公司，简称“香港利德”）。香港利德原唯一自然人股东系原告姚永焯。2018年7月18日，原告（甲方）代表利德集团公司与被告（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博罗五达75%的股权作价人民币600万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款支付为：（1）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支付首期款350万元；（2）甲方收到首期款后7日内将公司证照、印章等移交给乙方，并在1个月内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营业执照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转让股权变更等；（3）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后3日内乙方支付第二期款200万元；（4）甲方收到第二期款后配合完成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完成变更后3日内乙方支付尾款50万元。乙方未能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且在收到甲方催告后7日内仍未支付的，甲方有权按照未付金额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甲方将博罗五达拥有的资产按现状全部交乙方使用，由乙方负责经营管理。甲方协助乙方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同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其中第二条约定：“甲方将原有母公司利德制衣（集团）有限公司（博罗五达的控股公司）增加乙方为新董事并持股为百分之七十五成为大股东”、第十二条约定：“甲、乙双方同意甲方预留的25%股份不作任何经营提成，乙方同意每年付元作为甲方的报酬（可每月付给）”。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对原告的固定收益金额未作具体约定。原、被告之间所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恪守。根据香港利德《周年申报表》（结算日期为2018年8月24日）可知，被告伍伙生已于2018年7月18日受让取得香港利德75%的股份并成为公司董事之一。被告通过持有香港利德75%的股权，间接持有博罗五达75%的股权。另外，根据博罗五达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可知，2018年9月30日，博罗五达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已由原告变更为被告。由此可知，原告已按照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包括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将博罗五达移交给被告经营管理等。2019年5月6日，原告、被告及案外人张治凯等三人共同签署《姚生新五达股本帐（按25%）》，确认被告未向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489589元。2019年2月28日至2019年9月4日期间，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2月至8月期间的固定收益共56万元，分别为：2019年2月28日支付8万元、3月5日支付8万元、4月20日支付8万元、5月15日支付8万元、6月22日支付6万元、6月28日支付2万元、7月15日支付8万元、9月4日支付8万元。结合上述事实，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做出意思表示”可认定，原、被告双方已通过实际行为，默示被告每月应支付给原告的固定收益为80000元。原告与被告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原告已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但被告未能按照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固定收益的义务，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1、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489589元；2、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固定收益80000元，至博罗五大注销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共72万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起诉之日为137224元（以489589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4日计至付清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13095元；固定收益的利息，以8万元为基数，分别自2018年9月1日、2018年10月1日、2018年11月1日、2018年12月1日、2019年1月1日、2019年10月1日、2019年11月1日、2019年12月1日、2020年1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24129元）；4、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被告负担。原告基于其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2、《周年申报表》、《博罗五达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博罗五达）；3、《姚生新五达股东账（按25%计算）》；2、《网上银行电子回单》8份；4、《香港利德公司资料》；5、《公司资料（状况）证明》。被告辩称：一、答辩人已经向原告付清了所有股权转让款，不存在拖欠的事实。2019年5月6日，经答辩人和原告结算，答辩人欠原告股权转让款489589元。2019年10月23日，答辩人因操作失误，不慎将519276.5元转账给原告。原告收到答辩人的上述转账应属于不当得利，理应返还给答辩人。但是，因为答辩人还欠原告的股权转让款489589元，故没有要求原告返还519276.5元的不当得利。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的，债务可以相互抵消。因此，答辩人欠原告股权转让金债务已经与原告的不当得利债务相互抵消。所以，答辩人无须再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二、答辩人无须每月支付原告固定收益80000元。1、答辩人与原告并没有就是否需要支付固定收益达成一致，双方之间不存在“固定收益”的条款。答辩人与原告于2018年7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条款，是原告先行准备的。答辩人与原告在签订上述协议时，由于答辩人不同意支付原告固定收益，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没有填写该《补充协议》第十二条的空格。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没有就固定收益的条款达成一致，所以该条款不成立。2、答辩人从2019年2月至9月分8次转账给原告的款项并非所谓的“固定收益”，而是原告根据答辩人的请求，预支给原告的公司利润。在正式分配公司利润时，原告需要将预支的公司利润扣回给答辩人。原告将答辩人预支的公司利润当成了“固定收益”，纯属其一面之词，与事实不符。3、原告在起诉状中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将答辩人从2019年2月至9月分8次转账给原告的行为理解为“默示意思表示”，为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关于“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之规定，“默示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才可以适用。从本案来看，既没有法律规定，答辩人与原告也没有约定可以将沉默作为意思表示，更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所以，答辩人与原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适用“沉默”的方式为意思表示，只能适用“明示”的方式进行意思表示。显然，答辩人与原告并没有通过“明示”方式达成“固定收益”的约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固定收益的条款。三、答辩人无须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首先，2019年5月14日，答辩人与原告结算股权转让款时并没有约定支付时间，所以不存在逾期支付。另外，双方也没有约定逾期支付需要计算利息。至于“固定收益”的利息，答辩人与原告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固定收益”的约定，更不存在“固定收益”的利息。所以，答辩人无须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一份《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案外人利德制衣（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利德公司）的唯一自然人股东，并任法人代表，该公司在香港注册。利德公司为涉案博罗县五达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简称五达公司）的唯一法人股东，该公司于2003年6月23日登记成立，成立时由原告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7月18日，原告代表案外人利德公司（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利德公司同意将其持有五达公司其中75%的股权作价600万元转让给被告；被告于签订协议之日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350万元。付清首期股权转让款后，利德公司在七日内将五达公司的营业执照、合同章、税务登记证等相关证照移送给被告，一个月内完成五达公司全部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营业执照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转让股权变更等手续。利德公司配合完成上述变更登记手续后，被告应当在三天内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转让款200万元。付清第二期转让款后，利德公司应积极配合被告完成排污许可证的变更登记手续。排污许可证的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被告在三天内将剩余股权转让款50万元。被告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向利德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在被告收到利德公司催告之日起7日内仍未付款的，利德公司有权要求被告按照未付款项金额千分之一每日违约金，直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等。以上转让协议签订前后，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56万元，另加被告代原告垫付的税费等款项，双方于2019年5月6日经结算后，签订《姚生新五达股本账》，被告确认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489589元。2018年9月30日，原告代表利德公司将五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但五达公司的股权至今未办理变更登记在被告名下。2018年7月18日，原告姚永焯与被告伍伙生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告（甲方）将被告（乙方）增加为利德制衣（集团）有限公司的新董事，并持股75%。考虑被告目前经济能力，被告可以按原告所需要求分批付款。双方同意原告预留25%股份不做任何经营提成，被告同意每年付元作为原告的报酬（可分每月付给）等内容。2018年7月18日，原告为被告伍伙生办理了香港利德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被告受让了该公司75%的股份，成为公司的董事之一。2019年10月23日，被告伍伙生向原告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2*************275）转账519276.50元，交易用途备注：“9月份金美发票款”。被告认为该笔款项用途系支付原告的股权转让款，而原告予以否认可。从2019年2月份至2019年9月份止（除去8月份），被告每月向原告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2*************275）转账8万元，但未注明转账用途。被告辩称转账款系预支给原告的公司利润，而非原告主张的固定收益。本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转让的主体是案外人利德公司，受让人是被告。转让标的物是案外人利德公司将其持有五达公司75%的股权。原告姚永焯作为案外人利德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与被告伍伙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对案外人利德公司和被告伍伙生具有约束力。2018年7月18日，原告姚永焯与被告伍伙生签订的《补充协议》，双方约定的转让标的物是原告姚永焯转让其持有的案外人利德公司的股权，受让人是被告。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为同一天，但约定的内容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即使被告拖欠股权转款，权利人应该是案外人利德公司，而非原告。原告以被告拖欠案外人利德公司的股权转款提起诉讼，实属无权起诉。另外，原告主张的“固定收益”8万元/月，也是在《补充协议》约定的，应理解为仅就原告姚永焯转让其持有的案外人利德公司股权的法律关系中。原告以实践中通过转让母公司股权来控制子公司的说法，并不能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股权转让行为。因此，原告认为已为被告办理了利德公司的股权转让，视同利德公司为被告办理了五达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的事实是，被告至今不是五达公司的股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姚永焯的起诉。本案免交诉讼费，已收取原告的20706元，退回给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国新人民陪审员  卢婉兰人民陪审员  吴寿华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张慧婷书 记 员  陈亮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