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津03刑终72号原公诉机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白永刚，男，1988年5月28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泰来县，蒙古族，中专毕业，户籍地黑龙江省泰来县,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2017年11月10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7年12月14日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被取保候审，2018年5月8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14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东丽区。辩护人郁有振，北京振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海涛，男，1982年4月14日出生于河北省青县，汉族，专科毕业，天津城而信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户籍地河北省沧州市青县，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融创融公馆****。因犯妨害公务罪于2013年6月13日被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2018年9月12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逮捕。现天津市东丽区。辩护人田建平，天津中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冬伟，男，1988年11月19日出生于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满族，初中肄业，户籍地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住，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017年11月10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7年12月14日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被取保候审，2018年5月8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14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东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吕建峰，男，1991年9月24日出生于吉林省安图县，汉族，初中肄业，户籍地黑龙江省东宁市，住，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018年5月8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东丽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白永刚、王海涛、李冬伟、吕建峰犯敲诈勒索罪，原审被告人李冬伟犯故意伤害罪一案，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津0116刑初8005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白永刚、王海涛、李冬伟、吕建峰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白永刚、王海涛、李冬伟、吕建峰，听取白永刚、王海涛的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12月至2017年6月间，城而信公司实际控制人即被告人王海涛以及总经理即被告人白永刚纠集、指使该公司销售经理即被告人李冬伟、吕建峰等人以及其他人员，打着经营销售平行进口车的幌子，以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城而信公司为据点，先以低价卖车且口头承诺不收取其他额外费用为诱饵，诱使、催促有意购买平行进口车的客户即本案被害人（绝大多数为外地客户）签订购车合同，待被害人交纳购车全款、首付款、大额定金或者签订完合同后，又以被害人违反所谓的“合同强制三包条款”或者还需要额外交纳关税等费用或者退车返款需要扣除违约金等由头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等方式向被害人强行索要其他额外费用，在被害人据理力争时，又利用客户孤立无援、急于要回购车款等心理，有组织地采用言语威胁、辱骂恐吓或者逞强耍横、轮流施压、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人产生恐惧、恐慌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等其他“软暴力”手段，软硬兼施，坐地起价，十余次向被害人强行索要额外费用累计达33万余元，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了天津市平行进口车市场正常经营管理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路卖车”的恶势力。2017年6月，城而信公司被王海涛注销后，白永刚又在天津港保税区（自贸试验区）成立天润恒通公司，雇佣李冬伟、吕建峰等人继续从事类似勾当。经查实，白永刚涉案13起，涉案既遂金额为333360元，未遂金额为133300元；王海涛涉案12起，涉案既遂金额为333360元，未遂金额为50000元；李冬伟涉案6起，涉案既遂金额为150360元，未遂金额为83300元；吕建峰涉案6起，涉案既遂金额为126060元，未遂金额为133300元。具体事实如下：1.2016年12月9日，被害人陈某到城而信公司欲购买一辆丰田大霸王越野车，在签订合同前，销售员称含所有手续费用一共35万元，陈某对合同中的三包条款曾提出过疑惑，销售员说该条款与陈某没有关系，待陈某签订完合同并交付购车款35万元后，白永刚等人以“强制三包险”为由，强行要求陈某加价提车，陈某最终被白永刚等人以“违约金”名义扣除15000元后才得以要回剩余车款。2.2016年12月14日，被害人张某1到城而信公司欲购买一辆丰田埃尔法轿车，白永刚向张某1报价107万元并承诺没有任何附加费用，待张某1签订完合同并交付定金10万元和手续费100元后，白永刚遂以还需交纳“三包手续费”为由要求张某1加价6万元才能提车，双方争执过程中，白永刚以“老板是黑社会”等言语对张某1进行威胁，张某1最终被白永刚等人以“违约金”名义扣除11100元后才得以要回剩余定金。3.2017年2月7日，被害人张某2到城而信公司欲购买一辆宝马Ｘ3汽车，吕建峰等人向张某2报价380600元并承诺没有任何附加费用。张某2签订合同并交付全款后，白永刚以交“三包手续费”为由，要求张某2加价111000元才能提车。争执过程中，对方多人聚众造势，张某2被白永刚等人以“违约金”名义扣除35100元后才得以要回剩余车款。后因张某2又到城而信公司讨要被扣款项，后王海涛退给张某225000元，张某2最终实际损失10100元。4.2017年2月10日，被害人王某1到城而信公司欲购买一辆尼桑途乐汽车，吕建峰向王某1报价532000元并承诺没有任何附加费用。王某1签订合同并交付部分车款后，白永刚以还需交“三包手续费”为由，要求加价10万元才能提车，否则要扣除“违约金”。争执过程中，王海涛对王某1进行辱骂、威胁，多人在现场造势，王某1最终被王海涛、白永刚等人以“违约金”及“手续费”的名义扣除40600元后才得以要回剩余车款。5.2017年2月18日，被害人刘某1到城而信公司欲购买一辆宝马528轿车，吕建峰向刘某1报价37万元并承诺没有任何附加费用。刘某1签订合同并交付全款后，李冬伟称必须交关税钱6万元才能提车，否则要扣除“违约金”37000元。争执过程中，多人在现场造势，刘某1最终被对方以“违约金”名义扣除35360元后才得以要回剩余车款。6.2017年2月20日，被害人孙某到城而信公司欲购买一辆宝马Ｘ5，销售员向其报价68万元并承诺包含所有提车费用。孙某签订合同并交付全款后，白永刚等人以“三包保险”为由要求加价才能提车，否则要扣除“违约金”。争执过程中，白永刚对孙某进行言语威胁，孙某最终被白永刚等人以“违约金”名义扣除66200元后才得以要回剩余车款。7.2017年3月14日，被害人邓某到城而信公司欲购买一辆丰田霸道进口车，销售员向其报价415000元并承诺没有额外费用。邓某签订完合同并交付定金10万元后，李冬伟以“三包保险”为由要求加价124500元才能提车，否则要扣除“违约金”。争执过程中，李冬伟等人现场聚众造势，邓某因担心自身安全被迫暂时脱身后报警，后城而信公司派来白永刚等三人跟邓某协商，邓某最终被白永刚等人以“违约金”名义扣除35000元后才得以要回剩余定金。8.2017年3月29日，被害人刘玉杰等人受刘倩男委托到城而信公司欲购买一辆玛莎拉蒂总裁，销售员向刘玉杰报价96万元并承诺是全款没有别的费用。刘玉杰签订合同并交付定金10万元后，李冬伟以还需交纳“强制三包费用和关税费用”为由要求加价40多万元才能提车，否则要扣除“违约金”。争执过程中，李冬伟等十几人在办公室现场聚众造势，刘玉杰等人担心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被迫脱身返回北京，刘玉杰最终被李冬伟等人以“违约金”名义扣除5万元后才得以要回剩余定金。9.2017年4月14日，被害人石某到城而信公司欲购买一辆丰田霸道4000进口车，销售员向其报价比别的地方便宜几万元，但签署的合同中被偷加了不含关税等内容的条款。石某签订合同并交付全款415000元后，白永刚、李冬伟等人以还需“缴纳关税费用”为由要求加价才能提车，否则要扣除“违约金”。争执过程中，白永刚、李冬伟又纠集多人到办公室现场聚众造势，石某被以“违约金”名义扣除3万元后才得以要回剩余车款。后因石某报警，王海涛又退还给石某1万元，石某最终实际损失2万元。10.2017年4月26日，被害人刘某2到城而信公司欲购买一辆雪佛兰科迈罗轿车，吕建峰向刘某2报价40万元且承诺无任何附加费用。刘某2签订合同并交付全款后，白永刚又以“强制三包条款”为由要求加价才能提车，否则要扣除“违约金”。争执过程中，白永刚态度十分蛮横，刘某2最终被白永刚等人以“违约金”名义扣除4万元后才得以要回剩余车款。11.2017年5月7日，被害人梁某到城而信公司欲购买一辆奥迪Ｑ7轿车，销售员向梁某报价65万元且承诺无任何附加费用。梁某签订合同并交付21万元车款后，李冬伟又以“强制三包条款”为由要求加价才能提车，否则要扣除“违约金”。对方态度十分强硬蛮横，梁某最终被王海涛等人以“违约金”名义扣除1万元后才得以要回剩余车款。12.2017年6月6日，被害人葛瑞斌等人到城而信公司欲购买一辆丰田霸道进口车，销售员向葛瑞斌报价378000元且承诺无任何附加费用。葛瑞斌签订合同并交付全款后，白永刚、吕建峰等人以“强制三包条款”为由要求加价5万元才能提车，否则要扣除“违约金”10万元左右。争执过程中，对方又来了多人聚众造势、态度蛮横，轮流施压，后因葛瑞斌报警，白永刚等人才退还给葛瑞斌全部车款。13.2017年11月9日，被害人王某2到天润恒通公司欲购买一辆丰田塞纳汽车，李冬伟向王某2报价595000元且承诺无任何附加费用，但签订合同时又偷加了新的税费条款。王某2交付全款后，白永刚以还需交纳其他税费款为由要求加价119000元才能提车。争执过程中，白永刚等人态度蛮横，吕建峰亦在场帮腔，对方又称可以给予王某27折优惠（83300元），王某2与对方周旋后报警，白永刚、李冬伟家属于同年11月21日向王某2退还全部车款并赔礼道歉，取得了王某2的谅解。2017年11月起至2018年7月间，公安机关陆续对本案进行立案侦查，并于2017年11月9日将被告人白永刚、李冬伟抓获归案；于2018年5月8日将被告人吕建峰抓获归案；于2018年9月12日将被告人王海涛抓获归案。案发后，公安机关查封被告人王海涛名下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经济区锦御名邸2-6号房产，冻结王海涛名下银行账户17个（冻结资金数额合计1422.62元）；冻结被告人白永刚名下银行账户1个（冻结资金数额为0）；未查封、扣押、冻结到被告人李冬伟、吕建峰的财产。2018年7月21日，在天津市东丽区××室内，被告人李冬伟伙同赵长明、韩建春、武晓磊、刘凤清等人（均另案处理）因琐事对同监室人员李某实施殴打，造成李某鼻部、上颌部受伤。期间，李冬伟用拳头殴打李某头面部并脚踹李某。经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李某左侧鼻骨骨折合并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鉴定为轻伤二级，右侧鼻骨骨折合并鼻中隔骨折鉴定为轻伤二级，鼻出血鉴定为轻微伤。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辨认笔录、银行开户及流水信息记录、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查图及照片，户籍前科及涉案私营公司证明材料，谅解书及查封、扣押、冻结材料，诊断证明书、放射科影像诊断报告单及门诊病历等病历材料，现场监控录像，津法医学[2018]临鉴字第225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被告人白永刚、王海涛、李冬伟、吕建峰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海涛、白永刚、李冬伟、吕建峰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有组织地通过威胁、恐吓及其他“软暴力”手段，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平行进口车业务行业内多次实施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了天津市平行进口车市场正常经营管理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了“套路卖车”的恶势力。被告人白永刚、王海涛、李冬伟、吕建峰等人有组织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均属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李冬伟结伙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二级二处及轻微伤一处的后果，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且系共同犯罪，均应当依法予以惩处。被告人李冬伟一人犯数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被告人李冬伟、吕建峰相比被告人白永刚、王海涛而言，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均是从犯，依法均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李冬伟到案后对敲诈勒索犯罪部分的供述虽存在一定反复，但其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予以供认；其到案后对指控的故意伤害犯罪事实自始如实供述，应认定均具备坦白情节，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吕建峰到案后的供述虽存在一定反复，但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予以供认，具备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海涛有前科，各被告人多次实施敲诈勒索犯罪，均可以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白永刚、李冬伟等人取得了第13起敲诈勒索案被害人的谅解，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此外，本案敲诈勒索犯罪部分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其中各被告人的犯罪既遂部分或与未遂部分处于同一法定刑幅度或者既遂部分的法定刑幅度高于未遂部分，故全案以既遂部分数额作为定罪数额，未遂部分数额作为量刑情节酌情从重考虑。综合考虑本案全部事实情节，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白永刚、王海涛所提量刑建议偏轻，酌情调整；对被告人李冬伟、吕建峰所提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纳。结合被告人白永刚、王海涛、李冬伟、吕建峰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白永刚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二）被告人王海涛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三）被告人李冬伟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四）被告人吕建峰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五）在案冻结的资金及查封的房产变价后分别按比例发还本案相关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白永刚、王海涛、李冬伟、吕建峰继续退赔并按照同等原则分别发还。原审被告人白永刚以其并非雇佣者、指使者，没有恐吓威胁受害人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理由为：白永刚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即使构成敲诈勒索罪，犯罪金额认定也有误；白永刚具有自愿认罪或坦白情节，属于从犯，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原审被告人王海涛以原审判决认定的第1起、第2起、第6起、第7起、第8起、第10起、第11起、第12起犯罪事实有误，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认为：王海涛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王海涛当庭自愿认罪，愿意退赃退赔，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原审被告人李冬伟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原审被告人吕建峰以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且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白永刚、王海涛、李冬伟、吕建峰经常纠集在一起，以言语威胁、辱骂恐吓、逞强耍横、轮流施压、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人产生恐惧、恐慌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等“软暴力”手段，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路卖车”诈取钱财的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依法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上诉人白永刚、王海涛、李冬伟、吕建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经营销售平行进口车”名义，以低价卖车且口头承诺不收取其他额外费用为“噱头”吸引受害人签订购车合同，待受害人交纳购车全款、首付款、大额定金或者签订完合同后，又以受害人违反“合同强制三包条款”、需要额外交纳关税或退车返款需要扣除违约金等“借口”恶意制造受害人“违约”或肆意认定受害人“违约”，敲诈勒索他人财物，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应予处罚。上诉人李冬伟伙同案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二级二处及轻微伤一处，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与所犯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关于上诉人白永刚提出的“其并非策划者、指挥者，没有恐吓威胁受害人”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审法院认定白永刚系本案恶势力犯罪的雇佣者、指使者之一，白永刚并以言语威胁、辱骂恐吓等方式对受害人进行了威胁恫吓的事实，有多名受害人、城而信公司员工关于白永刚系“老板”“总经理”以及白永刚等人采用言语威胁、辱骂恐吓、“扯皮”、吵架等方式强行索要钱财的证言证实，亦有王海涛、李冬伟、吕建锋的供述证实，足以认定。白永刚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王海涛提出的“原审判决认定的第1起、第2起、第6起、第7起、第8起、第10起、第11起、第12起犯罪事实有误”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审法院认定的相关事实，有受害人和城而信公司员工的证言、辨认笔录，受害人账户交易流水记录以及白永刚、王海涛、李冬伟、吕建峰的供述等证据证实，相关证据互相印证、形成了完整证据链条，足以排除其他合理怀疑。王海涛提出的相关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白永刚的辩护人提出的“白永刚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王海涛的辩护人提出的“王海涛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以及吕建峰提出的“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上诉理由，经查，白永刚、王海涛、吕建峰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言语威胁、纠集人员站脚助威、聚众造势等手段对受害人实施威胁恫吓，并使受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强行索取财物且数额巨大，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均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白永刚的辩护人、王海涛的辩护人以及吕建峰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和采纳。关于上诉人白永刚、王海涛、李冬伟、吕建峰及其辩护人所提其他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原审判决已作充分评判，本院不再重复评价。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劲姿审判员  姚 强审判员  路 诚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卢迪书记员单鑫语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