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6民初15498号原告：深圳市冠君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塘头工业园恒通发工业区厂房****（二、三、四楼西侧）1楼南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19740021。法定代表人：李志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兴，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秀娜，系该公司员工。被告：深圳市恒通发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工业园恒通发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3247426T。法定代表人：黄增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宝、林国祥，广东深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被告之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李志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兴、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2018年5月29日出具给被告的《承诺函》；2.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071233.81元，并支付自2018年5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自2015年以来长期租用被告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塘头工业园恒通发工业区厂房5栋1楼的场地，进行印刷包装产品的生产经营。而原告租用被告的场地，也因被告将其一直合作的客户史丹利百得精密制造（深圳）有限公司（SBD公司）、东莞广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订单，委托原告进行生产。原告生产后将货物交付给SBD公司、东莞广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再由这两家公司将货款支付给被告的香港账户，被告均在收到款项后三日之内，就按照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扣减原告应支付的房租、水电费用等后，将剩余货款支付给原告。2018年3-5月期间，深圳市宝安区国家税务局要求被告申报2017年出口数据等，而被告因拒绝答复，且不予配合，导致税务局锁定被告公司的发票开票系统，并责令补缴2017年的税款。后被告又因自身原因，延误补缴税款，被税务局责令处罚要求缴纳100多万元费用。后被告为推卸责任，且利用SBD公司、东莞广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货款仍在被告账户上的条件，要求原告垫付该费用。原告因只是受被告委托加工货物，故拒绝被告的不合理要求。被告以拒不支付货款给原告为要挟，要求原告答应被告条件。原告因无宽裕资金，又要发放员工工资，只能在《承诺函》上盖章，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60多万元，缓解了原告的困难。但该《承诺函》上的内容对原告极不公平，是在被告的胁迫下盖章签名的，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愿，而原告在《承诺函》上也写明“如查实是我司原因所造成的，我司愿意承担该承担的一切。”因此，原告请求撤销上述《承诺函》，并要求被告返还货款1071233.81元。被告答辩称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本案相关情况被告庭后提交了一份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于2013年11月30日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其厂房、设备出租给乙方生产经营，租赁期限为2014年2月15日至2019年2月15日，每月租金250000元；甲方原库存材料、辅料、半成品按市价计算，由乙方收购；租赁期内，乙方有权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甲方派遣1名财务监督，甲方租赁期内仍享有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所有权；租赁期内，甲方帮乙方保留原有客户资源并继续给予支持维护，为此乙方给予甲方15%的干股权益参与分配利润，但不参与经营生产活动及行政，亦不承担租赁期内发生的亏损；租赁后，甲方原合作客户及资源，无偿移交乙方继续经营和生产。原告提交了一份其（乙方）与被告（甲方）于2018年2月1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其厂房出租给乙方，每月租金50000元，并注明该合同为续签，租赁期限为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被告称该份合同系原告称需办理相关经营手续，要签订落款时间在2018年的租赁合同，被告为配合原告故签订了该份合同。2018年5月，因被告公司2017年的出口销售未申报纳税，被税务部门要求补缴增值税。2018年5月15日，被告向深圳市宝安区国家税务局缴纳增值税956458.76元。2018年6月15日，被告向深圳市宝安区地方税务局缴纳税金114775.05元。2018年5月29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了一份《承诺函》，内容为：“因我公司与史丹利百得精密制造（深圳）有限公司（简称SBD公司）、东莞广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一直以贵公司的名义办理报关出口销售。现深圳市石岩国税局查出2017年出口销售100万美元左右，未申报纳税，经核实2017年共12份报关单：港币4102590.97元，美金金额477581.42元，按汇率折算人民币6509429.74元。经石岩国税局咨询，该年度出口销售应按内销处理补交增值税并在2018年5月份所属期内补报增值税申报，经计算前期应交增值税金945814.58元，增值税附加113497.75元，该笔企业所得税以2017年度申报缴交为准。按正常手续我公司应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贵公司进行申报抵扣，而我司没有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贵司，也没有提供报关的相关手续、凭证给贵司，造成该出口销售需通过贵公司补办增值税、增值税附加及企业所得税申报。我公司承诺：1.该笔申报税金由我司全部承担（从SBD公司货款中扣除），不足部分由我公司补足。如查出另有以贵公司名义报关出口销售需另补交税金也由我司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2.即日起，我司停止以贵公司名义进行报关出口业务，2018年的报关数据由我司补开增值税发票给贵司进行抵扣。”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李志标在该《承诺函》盖章签名。另李志标还在该《承诺函》上手书“如查实是我司原因所造成，我司愿意承担该承担的一切。”原告主张其仅仅是租用被告的厂房，被告将其订单委托原告生产后再给原告支付货款，但在被告被国税局责令补缴税款并进行处罚后，被告为推卸责任，利用原告公司的1071233.81元货款仍在被告公司账户上的优势地位，迫使原告签署了上述《承诺函》，上述《承诺函》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借条及转账凭证，证明被告扣押原告货款后，导致原告无法发放员工工资，不得已通过借贷方式解决员工工资及公司资金周转；2.工资表及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原告的货款被被告扣押，导致原告无法及时支付员工工资，原告在《承诺函》上签名后，才从被告的股东深圳市隆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借款方式取得30万元用于发放拖欠的工资；3.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且仅有被告盖章的《产品出口资质借用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原告以被告的名义与境外客户签订相关的销售协议或合同、以被告的名义保管出口并通过被告名义收取出口货物的销售款，被告应及时将出口货物销售款转付原告，以被告名义办货物出口相关的纳税事宜、原告负担相关的税费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由于该协议所产生的货物出口行为及相关经济责任与被告无关。原告称该《协议书》系被告在2018年5月份盖章后交给原告，要求原告补签的，以达到将损失转嫁给原告的目的；4.被告于2018年5月30日向其客户史丹利百得精密制造（深圳）有限公司发出的《联络函》，内容为因公司发展需要，现将“深圳市恒通发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冠君印刷有限公司”，届时原公司的厂房、人员、设备均不变，2018年1至6月的货款按原来的结算方式不变，2018年7月1日起的货款请汇入户名为深圳市冠君印刷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5.被告于2018年6月1日向史丹利百得精密制造（深圳）有限公司发出的《联络函》，内容为公司近几年主要业务由印刷包装类，转向物业租赁、物业管理，与史丹利百得公司的货物生产企业实是深圳市冠君印刷有限公司，由于深圳市冠君印刷有限公司当时不具备进出口资格，至今仍以其公司名义接单并申报出口业务，其公司的出口报关手册已到期，经所有股东商议后一致决定不再从事包装印刷类业务，并将注销进出口销售业务，从2018年7月1日起由其合作伙伴深圳市冠君印刷有限公司全权接手所有印刷包装类业务和办理进出口业务相关手续，原公司的厂房、人员、设备均不变，所有包装业务均由深圳市冠君印刷有限公司继续经营。被告称，其将厂房和设备租赁给原告后，将其印刷业务的客户一并转给了原告，但因原告没有报关出口资格，故仍以被告的名义进行经营及出口产品，所收取的货款亦由被告代收后再支付给原告，相关的报关、缴税等事宜均由原告负责，被告被税务部门要求补缴税款系原告的原因造成的，故原告向其出具了上述《承诺函》，该承诺函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庭审中，双方均确认被告系通过深圳市昌宝利报关有限公司进行报关，在本院询问该公司的联系方式时，被告称报关手续一直由原告负责，故其并无该公司的联系方式，但原告法定代表人李志标称其有该公司联系方式后当即被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兴制止。判决理由及结果本院认为，原告申请撤销其向被告出具的《承诺函》，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该《承诺函》是否为可撤销的合同。原告主张，被告利用原告1071233.81元的货款仍在被告公司账户的优势地位，在原告经营困难，无力周转及发放员工工资的情况下，趁人之危，迫使原告签署了上述《承诺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承诺函》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显失公平，系可撤销的合同。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提交的借条、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胁迫的事实，且《承诺函》中要求原告承担的税款高达1059312.33元，而原告主张被被告扣押的货款为1071233.81元，按照常理，原告不可能因为被被告扣押1071233.81元的货款而违背事实和意愿自愿承担1059312.33元的税款。其次，按照原告所述，被告仅仅是将其订单委托原告生产，则双方之间是加工合同关系，按照通常的交易规则，被告一般应根据双方的对账情况定期向原告支付货款，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对账行为，且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为推卸责任，且利用SBD公司、广达公司的货款仍在被告账户上的条件，要求原告垫付该费用”，原告将史丹利百得精密制造（深圳）有限公司、东莞广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直接称之为自己的货款，并在本案中要求被告“返还”，更符合原告是借用被告的名义与上述两公司交易的事实，与《承诺函》的内容相吻合。再次，原告向史丹利百得精密制造（深圳）有限公司发出《联络函》中称，近几年与史丹利百得精密制造（深圳）有限公司交易的企业实际是原告，由于原告不具备进出口资格，至今仍以被告的名义申报出口业务。该内容与被告提交的《租赁合同》相互印证。《联络函》告知史丹利百得精密制造（深圳）有限公司今后将由原告直接与其交易并办理进出口业务手续。该内容与《承诺函》中原告即日起停止以被告名义进行报关出口的内容相互印证，并不能说明被告系在2018年7月1日后才将印刷业务转给原告接手。上述事实均与《承诺函》中的内容及被告的主张相吻合。基于本案相关事实和证据以及原告在庭审中的行为，本院对原告系借用被告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并办理报关手续，报关手续由原告自行负责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在借用被告的名义出口销售货物过程中未按照规定申报纳税，被要求补缴的税款由其承担并未显失公平，原告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胁迫的行为，案涉《承诺函》并无法定撤销事由。原告要求撤销其于2018年5月29日出具的《承诺函》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应支付其货款1071233.81元，且其出具的《承诺函》中同意被告从货款中扣除补缴的税款，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货款1071233.81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冠君印刷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21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曾  雨  婷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张俊鑫(兼)书记员 王  茂  娜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