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12358号原告：徐致飞，男，197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川福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九一村空港大道****530(空港花都)。法定代表人：余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致飞诉被告广州市川福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福物流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致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被告川福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致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工资13380元。2.被告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8366.63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告在被告处担任吨控经理，有正式《广州市川福物流有限公司任职书》任命，双方存在劳动关系。1.原告于2018年6月1日入职被告处，职务为吨控经理，并于2018年6月17日通过《广州市川福物流有限公司任职书》正式任命，其中包括原告在内的10位高管包括余振、陈海波，吕锦辉、刘德贤、卢鸿炼等全部进行了任命，而上述高管也全部在被告处各司其职，仲裁裁决对此的认定就如同认定签订了劳动合同却不能证明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一样。2.仲裁庭释明了被告是否申请公章和印鉴时间鉴定，被告不申请，却又以刘德贤盖章具有便利性，侧面否定《广州市川福物流有限公司任职书》的真实性。公章由公司高管陈海波掌管，刘德贤负责盖章审批管理。被告仲裁时即主张任职书中的公章是刘德贤在2019年2月后私自加盖，又承认陈海波因私人原因在2019年2月才委托刘德贤代为管理公章，仲裁庭释明被告因任职书的时间是2018年6月17日，而此时原告并不保管公章，询问是否申请公章和印鉴时间鉴定，被告不申请鉴定，但仲裁裁决却又认为刘德贤盖章具有便利性，而不能以此来证明劳动关系，逻辑不通。二、原告负责吨控部门的日常管理，兼任被告分公司管理负责人参加被告外训拓展训练，向陈海波汇报工作等。原告在被告处担任吨控经理职务，兼任被告分公司管理负责人，负责管理公司调度、客服事宜，并负责部门的报销审批等；指导天津、沈阳、贵阳等分公司营业执照办理、绩效管理制度、财务月报表、社保安排等，安排各分公司的工作；参加被告的外训拓展训练，并向陈海波、吕锦辉汇报工作，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三、原告从被告处领取工资，除第三人代发外，从2019年1月开始由陈海波和被告公账定时发放，仲裁裁决对此项查明不清。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被告通过案外人广州政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为包括原告在内的部分员工代发工资，代买社保。1.2019年1月-2019年4月，被告部分员工工资由广州政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发，特注明为“劳务费”。包括周理胜、刘本胜、张志坚、高惠雯、邝文津等数十人，周理胜、刘本胜、张志坚、高惠雯、邝文津等人在【穗荔劳人仲案(2019)871/875/877/878/882号】仲裁案中确认在2018年9月1日已经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并在被告处工作，工资为代发，社保为代买。所以原告的工资为案外人代发，仲裁委简单地以银行流水没有显示被告信息为由不予认定，而不详细地调查，导致认定错误。2.被告的员工有周理胜、刘本胜、张志坚、高惠雯、邝文津等数十人由包括广州政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内的案外人代买，同样未显示被告信息，因此不能仅以社保即否认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3.而原告从2019年1月起,2019年1月10日由陈海波转账发放7551元，2019年2月1日(因春节提前发工资)由陈海波转账发放7551元，2019年3月10日由陈海波转账发放7551元，2019年4月10日由被告公账发放7630元，2019年5月10日由被告公账发放7611元，2019年6月10日由被告公账发放2630元。陈海波每月10日固定发放7551元，被告每月10日固定发放7600多元，这都符合工资发放的惯例。仲裁裁决若认为上述款项无法判定为劳动报酬，则应当向被告查明该款项的性质，而非简单的不子认定。因此仲裁裁决仅仅以银行流水无法判定为由不予认定，未查明事实。综上所述，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确凿无疑，在原告提起仲裁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存在大量的工作记录，这是不容否认的。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川福物流公司辩称，我方不认可原告的诉请，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理由：1.原告为被告的隐名股东，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对被告的一切管理行为均为其作为公司股东履行股东监督义务。2.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工资，因其享有共同权利，故被告不存在拖欠原告工资的情形。3.原告为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工资及社保均由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及缴纳，其劳动关系应属于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而与被告无劳动关系。4.被告是由广州市政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一并运营管理经营，因公司开设初期想将8家公司进行合并，但合并是长久的工作，成立初期仅只能将业务等慢慢整合，故整合过程中，原告会参与到各公司管理中，其中包括被告公司，但因股东间的纠纷，在2019年4月开始合并计划被迫终止，股东间产生矛盾，双方合作也停止，原告则不再前往公司，故原告与被告之间，其作为股东的职责也仅履行到2019年4月，后双方并无来往。故原告所称被告拖欠其2019年5-6月工资与事实不符。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徐致飞提交的证据如下：1.任职书复印件（庭后已提交原件）；2.钉钉软件截图打印件；3.各部门有权签500元以下报销名单复印件；证据1-3证明徐致飞于2018年6月1日入职，并于2018年6月17日正式被任命为吨控部经理并具有报销审批权限，后兼任分公司管理人，于2018年8月10日开始启用钉钉软件，双方存在劳动关系。4.关于外训拓展训练的通知打印件；5.关于举办生日会的通知打印件；6.生日会照片；证据4-6证明被告启动钉钉系统后，公司公告由钉钉系统发布，包括生日会通知、外训拓展训练通知等，外训拓展训练通知中，原告作为分公司管理中心代表参加，周园成作为人力经理参加，这在原告与周园成2018年12月21日的聊天记录中有体现；《任职书》中的余振、刘德贤、卢鸿炼吕锦辉、陈海波等高管都有参加；证据3《报销名单》中的申小房、祁红星、魏君、周园成作为部门负责人也全部参加。7.成都合作协议复印件；8.成都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据7-8证明被告成立成都分公司，成都方面的合伙人为罗忠和赵杰，原告在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到成都分公司的事宜及对接二人投资款事宜。9.原告与被告执行董事陈海波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双方个人信息页，证明向陈海波汇报东方航空完成量、各航空公司运货比例、成都分公司合伙人罗忠、赵杰合作意向事宜；作为分公司管理人，汇报分公司联系方式等事宜。10.原告与被告国内部总经理吕锦辉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双方个人信息页，证明与吕锦辉前往成都洽谈成都分公司事宜；与吕锦辉对接天津、兰州、青岛、分司设立事宜；与吕锦辉汇报昆明、上海、成都、沈阳、乌鲁木齐等分公司日报表事宜；向吕锦辉汇报提货费和送货费收费标准。11.原告与被告财务总监秦攀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双方个人信息页，证明与秦攀对接各分公司会计报表、对接乌鲁木齐分公司社保缴纳、财务对账、沟通分公司合伙协议、税务登记、报税事宜；秦攀向原告提交分公司财务管理制度。12.原告与天津分公司王宗学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双方个人信息页，证明与王宗学对接分公司注册、税务备案、沟通分公司办公地点装潢、听取王宗学汇报，指导王宗学开拓业务；王宗学汇报天津分公司账目、会计报表。13.原告与被告人事经理周园成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双方个人信息页，证明周园成向原告汇报各项管理制度、文件；因原告参加南海外训拓展训练，帮助原告购买保险；告知原告南海外训拓展训练的地址；提醒周园成对公司员工表彰奖励。14.原告与贵阳分公司余群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双方个人信息页，证明余群汇报贵阳分公司租车费用，原告审批；对贵阳分公司租车合同进行备案管理；听取余群进行财务汇报，接收贵阳分公司会计报表。15.通知、支付证明单、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原告作为分公司管理人，签署有关分公司的各种文件、审批差旅费等，所有文件都有被告国内部经理吕锦辉签名。16.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17.缴费历史明细表复印件，是周理胜等劳动者在仲裁时提供；18.社会保险费申报个人明细表复印件，是被告在仲裁时提交；19.穗荔劳仲案[2019]871、872、875-878、880、882、884号仲裁裁决书；证据16-19证明陈海波和被告每月1日固定转账支付7551元工资给原告，被告若不确认该转账为工资，应说明该款项性质；政通公司为原告、周理胜、刘本胜、张志坚、高惠雯、邝文津等人代买社保；被告员工周理胜、刘本胜、张志坚、高惠雯、邝文津等人确认在2018年9月1日已经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但其工资仍由政通公司代发，社保由政通公司代买，因此不能以政通公司代发工资、代买社保就否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在2019年5月开始为原告缴纳社保，这与刘德贤与秦攀在聊天中确认政通不再代买社保，而由被告缴纳相对应。20.原告的工作照片1张，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1.原告的社保缴费明细查询、个税缴纳明细。被告川福物流公司提交的证据如下：1.股东合作协议复印件；2.广州市川福物流股东大会决议复印件；证据1-2证明原告是被告的股东。3.广州市政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证明卢鸿炼为广州市政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4.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证明徐致飞为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的监事。5.社保缴费明细打印件，证明卢鸿炼的社保缴纳单位是广州市政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徐致飞的社保缴纳单位是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6.卢鸿炼账户交易明细复印件，证明卢鸿炼的工资为广州市政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发放。7.人事管理制度打印件（已出示原件），于2018年9月29日发布在钉钉软件中；8.考勤管理制度打印件（已出示原件），于2018年9月29日发布在钉钉软件中；证据7-8证明被告有健全的人事、考勤管理制度，公司员工都需要遵守。9.钉钉考勤记录表复印件，证明原告未在钉钉上考勤打卡。10.仲裁时提交的司法鉴定申请书复印件，证明被告为广州市川福物流有限公司任职书上印章是虚假的，已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鉴定。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依法进行审理。现认定事实如下：川福物流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余振，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日期是2009年7月27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徐致飞是该公司的股东及监事，现该公司已注销。川福物流公司由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合并运营管理经营。2018年6月17日，余振、陈海波、林俊伟、刘德贤、倪练贞、徐致飞、卢鸿练、杨耀生、吕锦辉共同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成立川福物流公司，2018年6月17日，股东共同签名的《广州市川福物流股东大会决议》，记载选举余振、陈海波、林俊伟为首届董事会成员，执行董事为林俊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余振，股东股份比例为：余振40%、陈海波20%、林俊伟20%、刘德贤2.1%、倪练贞1%、徐致飞0.8%、卢鸿练1.1%、杨耀生5%、吕锦辉10%。其中刘德贤、倪练贞、徐致飞、卢鸿练的股份由陈海波代持，杨耀生、吕锦辉的股份由余振代持。2018年6月17日的《广州市川福物流有限公司任职书》载明徐致飞担任本公司吨控部经理，任期一年。该任职书由林俊伟签名并加盖了川福物流公司公章。川福物流公司辩称该公章系刘德贤于2019年2月26日取得公章保管权限后擅自加盖，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在庭审中口头申请对公章加盖时间鉴定。徐致飞主张与川福物流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入职时间是2018年6月1日，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上班至2019年8月，至今尚未解除劳动关系，在职期间任职吨控部经理，兼任分公司管理负责人。徐致飞已加入川福物流公司的钉钉工作群中，但并未进行考勤，徐致飞称公司经理级以上人员无需考勤，工作向执行董事陈海波、法定代表人余振汇报。川福物流公司否认与徐致飞之间为劳动关系，辩称徐致飞仅是股东，其以股东身份参与川福物流公司分公司设立事宜，也参与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他7家的相关事宜，履行股东及合伙人职责，报酬是股东分红。徐致飞主张2018年6月的工资为15000元，2018年7月、8月的工资为8000元/月，2018年9月起调整为8010元/月，2018年6月至2018年11月的工资是现金发放，领取工资时需要签名，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的工资由陈海波个人账户发放，之后由川福物流公司的账户发放。徐致飞提交的银行账户收入明细显示：2019年1月10日、2019年2月1日、2019年3月10日，由陈海波账户依次向徐致飞转账7551元、7551元、7551元，2019年3月2日陈海波转账3080元给徐致飞，该款项的附言是：2018年年终奖；川福物流公司的账户于2019年4月10日、2019年5月10日、2019年6月10日依次向徐致飞转账7630元、7611元、2630元。徐致飞称2019年1月10日、2019年2月1日、2019年3月10日陈海波账户转入的款项是2018年12月-2019年2月的工资，川福物流公司账户于2019年4月10日、2019年5月10日、2019年6月10日转入的款项是2019年3月-2019年5月的工资，其中2019年5月的工资尚未足额发放。徐致飞主张月平均工资为8010元，川福物流公司尚未发放2019年5月及2019年6月工资共计13380元未支付。川福物流公司不认可上述款项是工资，也未向本院解释上述款项的性质，并称因股东纠纷，双方自2019年5月已没有合作关系。2019年4月前徐致飞的社会保险均由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缴纳，2019年4月起由川福物流公司为徐致飞缴纳社会保险，川福物流公司已为其缴纳社保至2019年10月。2018年7月至2019年3月社保个人缴费金额共计2497.68元，2019年4月至2019年6月社保个人缴费金额共计832.56元。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徐致飞的个人所得税均是由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扣缴，2019年4月至2019年6月的个人所得税由川福物流公司扣缴。川福物流公司辩称为徐致飞缴纳社保、个税的理由是：徐致飞与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属于劳动关系，因该公司于2019年5月进行了清算注销，故徐致飞要求川福物流公司代为缴纳社保。2019年7月26日，徐致飞到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600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徐致飞的全部仲裁请求。徐致飞于2019年10月16日收到上述裁决书，于2019年10月3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关于徐致飞与川福物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徐致飞系川福物流公司的股东，并不影响其与川福物流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从徐致飞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徐致飞所从事的工作属于川福物流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川福物流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徐致飞是基于股东职责或合作关系从事该工作；徐致飞提交的钉钉软件截图、《关于外训拓展训练的通知》可以佐证其系川福物流公司的一员；川福物流公司与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虽然属于独立的法人，但根据双方的陈述及证据可以证实，两家公司在人员、财务、经营管理上均存在混同，二者属于关联企业，不能以广州市百升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为徐致飞缴纳了部分社保及代扣了部分个税而认定川福物流公司与徐致飞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川福物流公司的执行董事陈海波及川福物流公司的账户多次向徐致飞转账，川福物流公司未向本院解释上述转账款项的性质，而该转账的金额及时间均相对固定，较为符合发放工资的特征；陈海波于2019年3月2日转账3080元给徐致飞，该款项的附言是2018年年终奖，在无证据证明徐致飞与陈海波之间存在其他关系的情形下，本院认为该笔转账性质可以佐证徐致飞所主张的劳动关系。至于川福物流公司提出的对任职书印章的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因鉴定结论不影响本案认定，故本院不予同意。综上，本院认为川福物流公司与徐致飞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拖欠工资的问题。根据举证规则，工资数额应由用人单位举证，用人单位未举证的，可以结合劳动者的证据进行认定。本案中，结合徐致飞的银行流水、社保缴费明细及个税查询单，本院认为徐致飞主张月工资为8010元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川福物流公司已经为徐致飞缴纳了2019年5月、6月的社会保险，故徐致飞主张的2019年5月、6月的工资应扣减相应的个人应缴纳社保金额，共计12834.96元[8010元×2-2630元-（832.56元÷3×2）]。关于二倍工资差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现有证据并不能显示徐致飞未与川福物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是徐致飞的过错导致，故川福物流公司应当向徐致飞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由于徐致飞于2019年7月26日申请仲裁主张该权利，2018年7月26日之前的二倍工资差额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故川福物流公司应向徐致飞支付2018年7月26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二倍工资差额。结合徐致飞提供的个税查询单、银行流水等证据及徐致飞所主张的工资数额，本院根据其应发工资核算，川福物流公司应付的二倍工资差额为80956.61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川福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徐致飞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工资共12834.96元；二、被告广州市川福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徐致飞支付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80956.61元；三、驳回原告徐致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缴），由被告广州市川福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萍人民陪审员  邹惠红人民陪审员  曾桂妹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陈素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