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8民再2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杜杰，男，195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恒，山东文康（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住所地：济宁市红星中路**。负责人:罗秉环，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白广河，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刘李娜，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杜杰与被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以下简称济宁农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1日作出（2015）任民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杜杰与济宁农行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鲁08民终字279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鲁0811民初1378号民事判决，杜杰与济宁农行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鲁08民终1817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杜杰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鲁民申5121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对本案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杜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恒，被申请人济宁农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广河、刘李娜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杜杰的再审请求:1、撤销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8民终18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撤销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811民初13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予以改判；2、判令被申请人补发申请人工资差额851556.63元；3、判令被申请人将申请人的五险二金补齐，增补工资计入档案；4、判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补偿金212964元；5、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二审判决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没有作出认定，对本案的焦点分析没有论证，分析，仅以“企业用工自主权，法院不宜进行干预”为由，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没有对本案的事实、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和认定，其判决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没有证据证明。2、二审判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违背我国劳动合同法和最高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违背被申请人自身的政策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改判。济宁农行辩称，1、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无法核实真实性，与本案无关。二审法院对此已进行了分析论证。2、二审法院以企业用工自主权为由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3、济宁农行对再审申请人进行了岗位和薪资调整，并未强制其内退。故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杜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济宁农行立即补发原告工资851856.63元（自2013年2月起至2017年11月欠发工资651856.63元，因工资逐年上涨，另外增加20万元)；2、将原告的五险二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补齐，增补工资计入档案；3、向原告支付补偿金212964元。济宁农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不需再次为杜杰安排工作岗位；2、判决不需向杜杰补发2013年10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工资19606.89元；3、诉讼费用由杜杰承担。原审法院（2017）鲁0811民初1378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2008年3月7日，济宁农行下发了农银济发[2008]45号文件，该文件规定，为加快干部队伍年轻化进程，增强干部退伍的活力，年龄在50周岁以上的现本部各部门正副职及支行副职，可不参加竞聘。享受与原职级相近的待遇，“效益工资按本单位在职同级别人员平均效益工资的80%考核发放。”2012年7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下发了农银鲁复[2012]318号文件，该文件规定，对于因年龄原因主动放弃竞聘的原科级干部，可套入“高级调研”特色岗位。2012年12月7日，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胡晓毅同志在全省人力资源综合改革推进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对于男不满55周岁、女不满50周岁退出领导岗位的正、副科级干部，收入待遇可按各行原定政策执行，在男满55周岁、女满50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前可安排专员岗位，收入待遇按照岗位管理办法和薪酬管理办法由各二级分行研究确定。”2012年12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下发了《关于加强内退员工待遇管理的指导意见》，意见规定：“对于男年满55周岁、女满50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前，原正、副科级人员（含高级督导、高级调研）安排专员岗位，工资薪点按所在等级最高档确定。”被告作为用工单位，对其上级文件中规定的专员岗位的工资待遇应当是明确的，但并未向法院提交专员岗位的工资待遇及计算标准。原告杜杰系被告单位职工，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0年12月14日，被告解除了原告监察部总经理职务。根据上述相关文件的规定工资标准，被告济宁农行为原告杜杰发放工资至2013年1月底。自2013年2月，原告杜杰仍在该部门工作，但被告调整了原告的工资标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也进行了调整，且不再对原告进行上班考勤。原告杜杰则称其应继续到原部门上班至退休年龄，其应当享受专员岗位的工资待遇，但被告擅自调整了其工资待遇，其实际领取的工资等同于内退人员工资标准。原告在其工资等待遇调整后，曾多次向被告及其上级部门进行反映。按照原告杜杰2012年的工资标准230458.82元，2013年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应发工资总额为1113884.29元。而自2013年2月至2017年11月济宁农行实发原告杜杰工资额为462027.66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交的原告无异议的证据：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富余员工分流安置工作的通知》（农银发【2003】99号）；证据二、2.1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济宁市分行现职本部部门正副职及支行副行任期述职及续聘资格竞聘实施细则的通知》（农银济发【2008】45号）；2.2《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济宁市分行关于内设部门正副职资格竞聘实施细则的请示》（农银济发【2009】41号）；2.3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部室文件《关于济宁市分行内设部门正副职资格竞聘实施细则的批复》（农银鲁人【2009】30号）；2.4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济宁市分行关于内设部门正副职资格竞聘实施细则的通知》（农银济发【2009】53号）；2.8朱传社、石福国于2004年12月15日银行解聘职务的农银济任【2004】25号文件；马庆荪于2008年3月21日解聘职务的农银济任【2008】8号文件；刘永兴于2008年3月24日银行解聘职务的农银济任【2008】17号文件；杜杰于2010年12月14日银行解聘其职务的农银济任【2010】34号文件；顾丽君于2011年8月19日银行解聘其职务的农银济任【2011】18号文件；2.9农银鲁办发【2012】1586号《关于加强内退员工待遇管理的指导意见》；2.10农银鲁发【2009】3号《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干部竞聘工作指导意见》；2.11《劳动合同》。证明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文件规定内设部门正副职人员竞聘上岗，该政策在被告单位进行了落实，原告等人放弃竞聘，退出领导岗位。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包括证据1、被告强制内退的《通知》；证据2、人力资源部出具的《石福国同志2012年工资发放清单》；证据3、2013年1月至2014年9月被告工资系统对原告工资发放的截图；证据4、原告杜杰2011?2013年工资表；证据5、原告杜杰2013年2月—2017年11月的银行卡对账单及被告人力资源部提供的原告工资发放情况表；证据6、原告养老保险缴存清单（2012-2013年）和被告人力资源部提供的2012年、2013年、2014年的缴存基数及崔允田、陈仓东于2017年3月14日提供的社保缴费基数；证据7、原告住房公积金缴存明细、证据8、现场录音6份；证据9、(1)被告对纪玉胜的劳动仲裁答辩状一份、(2)纪玉胜劳动仲裁案向省行汇报及省行领导的批复一份；证据10、济宁农行自愿内退职工杨国胜的财务系统工资表一份；证据11、2013年1月至2014年9月济宁农行工资系统关于刘保纪、汤道民、孔梅、李文端、崔海南及本案六职工2011年至2013年收入待遇变化情况表的电子表格；证据12、(1)车改费用变化通知表；(2)胡克爽仲裁申请书一份；证据13、仲裁裁决书及（2015）任民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据14、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一次庭审笔录、第二次庭审笔录。证明：被告单位内部规定对达到内退年龄的职工，不论职工个人是否申请，都按内退职工对待。原告在年满55周岁后，其工资待遇明显降低，其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数额也随之降低；其应发工资应参照与其同部门同职级的没有按内退对待的同事的工资待遇，与其实领工资的差额应作为被告应补偿工资数额；在原告找到被告领导时，被告领导对降低原告待遇的问题也认可，并说是政策规定，在纪玉胜案件中，被告对强制职工的内退也是认可的，劳动仲裁及原一审都认定被告强制原告内退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第一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均是复印件，真实性存疑，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中证据1、2、3、4、5、6、7、10、11、12均来源于被告办公自动化系统,即该部分证据原件存在于被告处，被告只是提出该部分证据是复印件不予认可，并未提交原件予以反驳，且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中养老保险缴存清单来源于山东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崔允田、陈仓东系被告人力资源部职员其于2017年3月14日提供的社保缴费基数真实有效，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7原告住房公积金缴存明细，该证据来源于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现场录音，该证据是原告等人在被告处与被告单位领导的录音内容，被告虽不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录音内容不是被告负责人所说，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9被告对纪玉胜的劳动仲裁答辩状及省行领导的批复，该仲裁答辩状系被告提交仲裁委的答辩文书，且加盖被告公章，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0杨国胜财务系统工资表，该证据被告在仲裁庭审时已经认可，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3仲裁裁决书及本案原一审民事判决书，经核对与原件一致，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4《劳动合同》、庭审笔录，该证据与一审卷中相一致，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对其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包括证据1、关于落实本人收入待遇的请示；证据2、被告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崔允田、副总经理郜伟在被告处组织学习省行副行长胡晓毅讲话照片；证据3、关于恢复工作补发收入的请示；证据4、关于恢复工作岗位的再次请求；证据5、给山东省农行行长、人力资源部、农总行董事长递交的关于申请内退人员恢复岗位的请求；证据6、向被告单位党委关于恢复工作岗位的请求；证据7、关于山东及济宁分行违法违规强制员工内退的情况及诉求；证据8、向中纪委派驻农行巡视组、派驻山东省巡视组的反映信各一封，任城法院信访转办单及对原告等六职工的约谈笔录；证据9、原告关于补充证据并请求法院重新审查依法保全证据的申请；证据10、关于请求法院认定被告举证不能和继续实施证据提取保全的申请。证明：原告在被剥夺劳动岗位，降低工资待遇后，通过书面申请及向被告领导反映要求恢复工作岗位和工资待遇，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多次向被告上级部门及纪检部门反映该问题，并引起了纪检部门的重视，跟踪本案的进展程度。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存疑，认为即使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也自相矛盾。被告未对原告实施强制内退，原告主张前提不存在，其证明观点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该组证据想要证明的内容是原告向被告及上级部门多次反映被强制内退的问题，希望得到解决。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关联性不强，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包括证据1、《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证据2、《国有企业富裕职工安置规定》（国务院第111号令）；证据3、关于严格按照规定办理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问题的通知（劳部发259号）；证据4、《农行员工内部退养管理暂行办法》（农银发[2000]29号文）；证据5、《胡晓毅同志在全省人力资源综合改革推进会议上的讲话》；证据6、农行山东省分行农银鲁办发[2012]1586号文；证据7、农银鲁党发[2014]36号文关于规范和加强处理处级及以下领导人员退出管理的通知；证据8、内退政策时点问题；证据9、行长授权委托书；证据10、农行山东省分行农银鲁发[2012]318号文；证据11、济宁农行农银济发[2008]45号文；证据12、人力资源部对中国农业银行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的答复。证明：我国法律、最高院司法解释、被告总行及省行的文件明确规定，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变更劳动关系用人单位需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农业银行内部达到内退年龄的职工，需本人申请、组织批准方能办理内退手续；对退出领导岗位的干部职工安排“专员”、“督导员”、“调研员”等特殊岗位，工资待遇按确定的岗位等级的最高档确定。该组证据为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被告上级单位的相关政策文件规定，被告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但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鉴于该组证据属于文件性质的书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证据1、被告济宁农行起诉状；证据2、济宁农行答辩状；证据3、仲裁庭庭审笔录；证据4、被告济宁农行对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任城区人民法院的情况说明；证据5、中国农业银行宣传手册。证明：被告在仲裁、诉讼过程中伪造证据，误导办案人员，提交的材料及庭审中的陈述自相矛盾，对同一事实前后表述不一；其陈述及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被告认为该组证据的内容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履行正常答辩和抗辩的资料，无可厚非。原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在仲裁、诉讼过程中产生的法律文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证据1、最高院（2012）民再审字第104号民事裁定书；证据2、最高院（2012）民抗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证据3、安徽省怀宁县（2015）怀民一初字第0033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对社保问题进行了判处，社保问题属于法院审理的范围。被告认为因原告主张被告对其强制内退的观点不能成立，故原告主张不存在基础，所举案例案件事实与本案完全不同，不具有参考意义。原审法院认为，上述裁判文书系最高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不是最高院确认并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不得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原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原告个人信息及工资待遇证据。证明：原告的个人履历及工资待遇的变化情况，原告在被强制内退后，工资待遇有明显的降低。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强制内退，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被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2.5《刘玉琳同志在市行本部干部公开竞聘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6工资构成表3份；2.7参照总行内退规定测算内退待遇表1份、农银发[2000]29号《员工内部退养管理暂行办法》文件一份；2.10农银鲁发[2009]3号《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干部竞聘工作指导意见》。证明：被告对各原告既未强制内退，而且调整的工资标准也有理有据，合法合规，无任何违规及瑕疵。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5真实性有异议，该文件并未对职工进行学习，原告并不知情，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刘玉琳同志也没有说农行可以不经过职工同意，任意调整其岗位。对证据2.6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是虚假的，职工工资表，工资构成在农行工资系统内部有明确的记录，被告完全可以从工资系统提取，不需要重做，与原告提交的农行工资系统显示的原告的工资不符。对证据2.7真实性有异议，其所谓的测算没有任何依据，是被告单方面制作的，杨国胜同志也是主动申请内退的副科级职工，其工资发放情况原告已向法院提交，内退员工的待遇明确。对证据2.10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2.5、2.6、2.7均系被告单方制作，原告不予认可，且提出与被告工资系统内容不符，被告并未提交工资系统内容予以佐证，故对上述三份证据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2.10属于文件性质的书证，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效力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3.1截止2016年7月27济宁农行工会委员会办公室、纪委/监察部、电子银行部/信用卡中心、个人金融部/三农个人金融部、资产处置部在岗人员名单5份；证据3.2济宁农行内退人员郭广春员工工资信息明细1份。证明：涉案职工目前均在原部门任职工作，未被纳入内退人员办公室管理；结合证据二中的证据2.7，可以看出涉案员工并未执行内退员工工资，因此，济宁农行不存在对职工进行强制内退的事实。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从形式看六职工没有办理内退手续，但却按内退员工领取待遇，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2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郭广春系2012年12月1日后申请内退人员，根据农行省行2012（1586）号文规定“2012年12月后经本人自愿申请省行批准的内退人员，其待遇按照总行规定执行。不再享受省行出台的历次补贴。”且郭广春是普通员工，与原告科级干部情形不同，不具有可比性，与本案无关。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2，在备注栏中明确表明了原告内退人员增资，在被告的工资系统中明确记载原告就是按内退人员发放工资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3.2郭广春是被告处普通职工与原告职务、级别不同，且系本人自愿申请内退，与本案原告情形不同，原告提交了证据证明其观点，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予采信。被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4.1农行山东省分行农银鲁人[2013]115号关于《转发总行关于调整新增内退人员待遇计发办法的通知》；4.2农行农银人[2013]332号《关于调整新增内退人员待遇计发办法的通知》。证明：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于2013年12月30日将适用于内退人员生活费计发标准的农银发【2000】29号文件的计发标准作出了调整，调整为：按照内退时职工所在地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确定发放。而本案中六名职工享受的工资待遇标准远远超过内退人员待遇标准，由此证明被告对原告没有实施强制内退，更未对其按照内退生活费待遇标准进行发放。原告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证据规定的是2014年1月1日新增内退人员生活费的发放问题，而本案原告是2014年以前被强制内退发放内退生活费。原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是在原告被降低工资后出台，不适用于本案原告，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主要形成了以下争议焦点：一、被告对原告是强制内退还是调岗；二、原告诉称的损失是否应当赔偿，赔偿数额如何确认。对第一个焦点问题：原告认为，形式上被告没有给原告办理内退手续，但事实上对原告实施了强制内退，按内退生活费标准发放工资，从原告提交的工资明细表中能够明确显示出与原工资待遇差别巨大。原告提交的“车改费用变化通知”能够证明在被告当时的管理模式下，不写内退申请也按时强制执行内退生活费，被强制内退人员仍编制在原科室，在被告发往各支行内部的电子邮件中明确写明不申请内退的，强制执行内退生活费。原告与被告领导的录音，被告领导明确表示2012年12月1日前的都是内退，比原告早些时间被强制内退的纪玉胜，曾与原告一起申请恢复工作，其比原告先进行的劳动仲裁，被告在仲裁答辩状中承认对纪玉胜强制内退，在录音中被告领导孙培国没有否认虚构调岗的借口，并将责任推给了代理律师。退出领导岗位与强制内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被告将原告退出领导岗位称为调岗来掩饰对原告实施强制内退的借口不能成立。被告在庭审中未向法庭提供调岗的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第14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认为，并未对原告实施强制内退，更未对其劳动报酬工资薪金造成损害，而是严格按单位规定和上级各级行的文件规定落实，调整原告的工作岗位及劳动报酬的行为合法、合理、有效。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从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看出，原告放弃竞聘部门正副职后，享受相近的工资待遇至2013年1月底。自2013年2月，被告没有按照农银鲁办发【2012】1586号文的规定，给原告安排相应的专员岗位并使其享受相应待遇，而是按照内退人员的工资标准发放工资。被告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为原告安排了具体的工作岗位，也未有证据证实其与原告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降低工资待遇，因此，原告提出的被告对其实施强制内退，并擅自降低工资待遇的主张成立，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原告认为，自2013年2月至2017年11月被强制内退期间，工资数额与被强制内退前相差巨大，原告在庭审前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与其同岗位、同职级的汤道民、张运忠2013年2月至2017年11月工资总额来确定原告应补发工资差额，被告拒不向法庭提供，原告依据杜杰2012年的应发工资总额230458.82元予以计算应补发工资额，基于历年来工资每年增加的客观事实在此基础上增加20万。被告认为，对原告强制内退的前提基础不存在，因而其要求赔偿工资差额的诉请不能成立。另外，在原告的工作岗位被调整后，被告向其支付的工资远远高于本单位实际实施内退职工的工资标准，且完全与其工作岗位相匹配，无须向原告支付工资差额。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被告上级文件（农银鲁办发【2012】1586号文）的规定，对原告应当安排专员岗位并使其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对专员岗位的工资待遇和计算标准应当是明知的，在能够提供专员岗位工资待遇和计算标准的情况下拒不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被告强行对原告实施内退，擅自调整了原告的工资待遇，造成原告实际工资水平的降低，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限令被告在合理期限内提供与原告同岗位、同职级的汤道民、张运忠2013年2月至2017年11月工资总额，但被告仍拒不向原审法院提供，因此，酌情参照原告杜杰2012年度的工资额230458.82元予以核算，自2013年2月至2017年11月原告杜杰应发工资总额为1113884.29元（230458.82元÷12个月×58个月），扣减农行济宁分行实发杜杰应发工资462027.66元，其工资差额为651856.63元（1113884.29元-462027.66元），对于原告主张因历年来工资每年增加的原因，在此工资差额的基础上增加20万的诉求，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也无相关法律规定。故对原告的该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将五险二金补齐，增补工资计入档案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双方可另行处理，该诉求亦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支付欠发工资总额25%的经济补偿金212964元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要求补发工资的诉求并未经劳动行政部门处理，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赔偿金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中原、被告提交的生效法律文书是否对本案具有指导作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统一发布。”原告提交了三份判决书，要求参照对社保问题进行判处。被告提交（2016）鲁民再494号民事判决书，要求同案同判。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提交的判决均不是最高院确认并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对本案不具有指导作用。被告提交的判决，虽与本案都是农业银行系统内劳动争议纠纷，但该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是因原告证据不足，并非是因为认定了与本案相同的客观事实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因此该案与本案非同案，不应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自2013年2月，被告济宁农行在未与原告杜杰协商一致，违反上级文件依据的情况下，擅自对原告实施强制内退，降低原告的工资待遇，违反法律规定，应补发工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劳动部关于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办理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修养问题的通知》（劳部发[1994]259号）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补发原告杜杰工资差额651856.63元（自2013年2月起至2017年11月止）；二、驳回原告杜杰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负担。宣判后，双方当事人上诉。本院二审认定，2008年3月7日印发的《中国农业银行济宁市分行现职本部部门正副职及支行副行长任期述职及续聘资格竞聘实施细则》（农银济发［2008］45号）第十七条规定：“为加快干部队伍年轻化进程，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年龄在50周岁以上的现本部各部门正副职及支行副职，可向组织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不参加本次竞聘。申请不参加竞聘的，解聘原职务，由所在单位安排工作，在本聘期内享受与原职级相近的待遇，具体为：基本工资按档案工资发放，岗位工资按本人的岗位系数乘以本单位的系数工资含量发放，基础岗位工资按同条件人员标准发放，效益工资按本单位在职同级别人员平均效益工资的80%考核发放。”2012年12月31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内退员工待遇管理的指导意见》（农银鲁办发［2012］1586号）规定：“二、强化岗位管理，认真执行员工管理政策。各行要保持领导干部聘任政策的连续性，做好岗位管理体系改革后干部管理政策的衔接。岗位管理体系落地后，对于年满55周岁、女满50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前，原正、副科级人员（含高级督导、高级调研）安排为专员岗位，实行岗位管理，岗位等级分别确定为P4和P2，工资薪点按所在等级最高档确定；副科级以下人员由二级分行高级岗位设置情况自行确定。各行要加强对这部分人员考核和管理，根据出勤情况和岗位履职情况考核兑现相关待遇。”另查明，杜杰于2013年10月向济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济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济劳人仲案字［2013］第103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继续履行与申请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为申请人安排工作岗位；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补发工资19606.89元（计算期间：2013年10月-2014年11月）；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杜杰、济宁农行均不服，先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本院二审认为，双方的劳动合同是1999年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因工作需要或乙方不能胜任现工作岗位，甲方可以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劳动合同签订后也存在济宁农行调整杜杰工作岗位的事实，2010年12月14日，济宁农行解聘了杜杰此前担任的监察部总经理职务。根据农银鲁办发［2012］1586号文的规定，岗位管理体系落地后，对于年满55周岁、女满50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前，原正、副科级人员（含高级督导、高级调研）安排为专员岗位，实行岗位管理，岗位等级分别确定为P4和P2。双方对此均没有异议。济宁农行同时主张，根据农银鲁办发［2012］1586号文的规定，还要根据出勤情况和岗位履职情况考核兑现相关待遇。杜杰提交的所谓济宁农行发往各支行的电子邮件和济宁农行对纪玉胜申请仲裁一案的答辩状显示的时间分别为2009年和2010年，济宁农行主张上述证据系复印件而不认可其真实性。即使上述证据是真实的，纪玉胜申请仲裁一案发生在2010年，而杜杰与济宁农行发生纠纷在2013年1月份以后，不应该存在杜杰和纪玉胜一起申请恢复工作的事实，上述证据不能证实济宁农行2012年还在采取强制内退的做法。杜杰提交的带有“内退”字眼的工资明细表、车改费用变化通知单均系复印件，济宁农行不予认可；对杜杰提供的录音，济宁农行以未提供原始载体为由不予认可。根据规定，内退需本人提交书面申请，单位审核同意后报省行人事部门审批，办理内退手续后，内退人员由人力资源部门管理。杜杰自2013年2月收入下降较大是事实，杜杰主张是被强制内退，济宁农行主张是因不再对其考勤和考核，绩效工资只按一定比例发放。2013年1月以后杜杰的工作关系仍在原科室，虽然其一段时间的工资组成与大部分员工不同，但其工资组成和列支渠道与内退人员亦完全不同。上述事实并不足以证实其被强制内退。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形势和企业自身的情况而不断变化的，根据自身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及薪酬标准是企业用工自主权的重要内容，是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可或缺的。杜杰年满55周岁后，济宁农行对其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不再做具体要求，其工资及福利待遇也随之调整，调整后的工资收入仍远高于济宁市最低工资标准和济宁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济宁农行调整杜杰工作岗位及薪酬属合理行使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行为，人民法院不宜进行干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参照杜杰2012年的工资收入确定其应发工资，显属不当。上诉人杜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济宁农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鉴于杜杰已达退休年龄，对于是否安排工作岗位问题，判决主文中不再涉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811民初1378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不需向杜杰补发工资19606.89元；三、驳回杜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杜杰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相同。本院再审认为，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内退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争议，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理的范围，目前法律、行政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内退制度非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律规定的法律制度，而是我国在实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为安置分流国有企业富余职工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安排，是国有企业深化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一项政策措施，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规定的内退是一项具有政策性质的规定。对于用人单位违反上述规定，安排劳动者内退产生的争议如何处理，原劳动部发布的《关于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办理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的通知》（劳部发【1994】259号）第四条规定：“各地劳动部门对企业贯彻国发【1993】111号令（即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要做好指导和监督检查工作，坚决制止企业超出国务院规定办理“内退”的做法，今后对企业的此类行为要及时纠正并严肃处理。”因内退涉及到我国相关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贯彻落实，由此产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理的范围。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八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鲁08民终1817号民事判决和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811民初137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杜杰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退还一审原告；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分别退还二审上诉人。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姜爱民审判员  秦绪启审判员  程海军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轩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