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6民初11836号 原告：郎少林，男，198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彬，福建凯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蒋富军，男，1962年7月24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婷，福建方与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春锦，男，1974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告：厦门昌荣建工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昌宾路****。 法定代表人：史荣坤，该公司总经理。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龙辉，福建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郎少林与被告蒋富军、何春锦、厦门昌荣建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荣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郎少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彬，被告蒋富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婷，被告何春锦以及昌荣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龙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郎少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蒋富军、何春锦、昌荣公司向郎少林连带赔偿因本次受伤造成的郎少林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为230296.5元。其中医疗费36278.7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3）*11=1100元、营养费7255.75元、护理费200元*60天=12000元、交通费（8+3）天*10元=110元、误工费350元/天*157天=54950元、残疾赔偿金54401*20年*10%=108802元、鉴定费1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事实与理由：郎少林与蒋富军成立雇佣关系。何春锦挂靠在昌荣公司名下。昌荣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蒋富军。何春锦通过其个人账户向蒋富军支付工程款。 郎少林多年来居住在厦门为工地提供劳务工作。2018年12月23日，郎少林经案外人邓某的介绍，受雇于蒋富军，为翔安区马巷湖厝公交站旁324国道上的桥面加宽（具体的项目地点为苏店溪辅道桥），郎少林的工作为利用锁紧器固定钢筋与木板。郎少林与蒋富军约定劳务报酬为日结，一天350元。2018年12月23日8时许，郎少林按照惯例进行操作，不料发生意外，破碎的钢材渣溅入郎少林的右眼，郎少林因眼部不适随即停工并且告知蒋富军。次日，郎少林自行前往厦门市第二医院进行检查，被第二医院告知因伤势严重，需要郎少林前往厦门市眼科中心进一步诊断治疗。 2018年12月25日，郎少林自行前往厦门市眼科中心，入院诊断为：1、右眼球贯通伤1）角巩膜穿通伤2）外伤性白内障3）玻璃体积血4）球内磁性异物5）其他组织损伤待查；2、筛窦炎。厦门市眼科中心建议马上住院并且手术治疗。2018年12月25日，郎少林立即入住厦门市眼科中心，并行右眼巩膜清创缝合、晶体切割、玻璃体切割、眼内光凝、汽液交换术等手术治疗，郎少林共住院8天。本次事故对郎少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情，截止2019年3月18日仅医疗费、诊查费就花费了25842.33元。因需要进行二次手术植入人工晶体，郎少林于2019年3月25日再次入住厦门市眼科中心进行手术治疗，此次住院共3天，花费了手术费、复查费等10436.42元。 郎少林因眼部治疗生活不便，住院及出院期间都由其妹夫进行护理，两次手术治疗出院后都需严格休息3个月，并且继续复诊配合药物治疗。事后郎少林多次与蒋富军和何春锦进行协商，但至今未得到任何赔偿，反而二被告之间还互相推诿，拒不承担赔偿责任。 郎少林受伤的项目工地属于昌荣公司承包的范围，而昌荣公司再次将劳务作业分包给自然人蒋富军的做法属于违法分包，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蒋富军作为雇主，应对郎少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何春锦、昌荣公司作为违法分包人，在明知道承接分包业务的蒋富军没有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的承包建设工程资质的情况下，仍然让其承接分包业务，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因此三被告应对郎少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郎少林本就是靠着提供自己的劳务赚取生活费，因本起事故受伤住院治疗已经花尽了自身所有的积蓄，甚至因受伤无法继续工作失去了生活费来源，只能向其朋友借贷，再者郎少林后续还有高额营养费和康复费用需要支出，如此种种，都让郎少林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处境。现各被告逃避责任，互相推诿，拒绝承担赔偿责任，郎少林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蒋富军辩称，1.蒋富军已经将涉案的劳务工程承包给了邓某，由其组织工人进行劳务。分包的工程款由蒋富军按照工程日程结算给邓某，再由邓某将工资支付给其组织的工人。邓某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郎少林的实际雇主，应当承担雇主的责任。庭前蒋富军也申请追加了邓某为被告。2.郎少林明知道在订模板的工作当中会存在碎屑的情况，但是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导致其眼睛受伤，对自身受伤也应当承担责任。3.蒋富军系从何春锦处承包涉案工程，而昌荣公司是涉案工程的第一承包人，基于违法分包的关系在蒋富军需要承担的范围内，何春锦、昌荣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4.郎少林主张的赔偿金额过高，诉求的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例如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何春锦、昌荣公司共同辩称，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何春锦挂靠在昌荣公司处。郎少林要求何春锦和昌荣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郎少林陈述其对接的是何春锦是事实，但何春锦是代表公司，不是代表个人。蒋富军在分包的时候是明知何春锦的身份的。根据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8022号案件（下称前案）查明的事实，苏店溪辅道桥的劳务分包人是昌荣公司，何春锦因为其拥有多年的工地管理经验，受该公司委托对分包项目进行管理。故何春锦不是分包项目的实际发包人或分包人，不是适格的被告。郎少林向何春锦主张权利系对象错误，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何春锦在2019年8月1日在前案所作的《询问笔录》里至少明确了以下两点：1、承包的项目是昌荣公司的；2、何春锦与昌荣公司的关系是委托管理关系，何春锦的费用与劳务费、固定效益挂钩。由此可见，何春锦系昌荣公司委派在分包项目的代表，其在分包项目工地的行为代表昌荣公司，系职务行为，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而言，昌荣公司是委托人，何春锦是受托人（代理人），受托人（代理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 二、郎少林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受伤系在上述工程项目的工地。 （一）郎少林在民事起诉状中称“2018年12月23日，郎少林经案外人邓某的介绍，受雇于蒋富军，为翔安区马巷湖厝公交站旁324国道上的桥面加宽（具体的项目地点为苏店溪辅道桥），郎少林的工作为利用锁紧器固定钢筋与木板。郎少林与蒋富军约定劳务报酬为日结，一天350元”以及同日在该工地上因意外导致眼睛受伤，均系其单方陈述，并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 在前案庭审中，郎少林数次变动受伤地点以及工作内容，陈述内容前后不一。关于受伤地点，郎少林的说法有：1、翔安区马巷湖厝公交站旁324国道上的桥面；2、在本案第三人中铁十七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即前案被告二，下称中铁十七局第六公司）当庭质疑下，郎少林又改口称其受伤地点为翔安区马巷湖厝公交站旁324国道上的桥下。 关于工作内容，郎少林最先称其从事的是加固桥面钢筋，中铁十七局第六公司提出蒋富军系木工班组的负责人，其班组的施工范围不存在所谓的加工钢筋的内容，郎少林又改称其从事的是利用锁紧器固定钢筋与木板的工作。 依据蒋富军于2019年8月1日在思明法院所作的《询问笔录》称郎少林的工作地点在同安，工作内容是“定模板”，这与郎少林几次所称的工作地点在翔安以及工作内容又存在极大的差异。 另外，郎少林此次又称其工作及受伤的具体项目地点为苏店溪桥，系依据前案中铁十七局第六公司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载明的“劳务分包作业范围”确定的，但仍然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 由上可知，郎少林一直无法说清其具体的工作及受伤的地点，也无法说清其具体的工作内容。 （二）何春锦与郎少林见过两次面，时间均在2019年1月中下旬。何春锦出面与郎少林谈话，不等同于何春锦认同郎少林主张的其受雇于蒋富军而在项目工地受伤的事实，郎少林应提供更多的证据对其在项目工地受伤的主张予以证实。 第一次是何春锦在中铁十七局第六公司书记的办公室泡茶，当时郎少林来找领导解决问题，何春锦当即就问了分包工地的负责人陈华荣有没有一个叫郎少林的工人在工地受伤，陈华荣回复说手下没有叫郎少林的工人，最近也没有工人在工地上受伤。 第二次是郎少林上门来要求解决问题，此次郎少林有做详细的录音。在谈话中，何春锦再次强调了其找陈华荣确认了当时并没有人在工地受伤。 三、分包项目的发包人——中铁十七局第六公司对于关于外部劳务用工有着十分细致和严格的规定，其从未接到过蒋富军蒋富军将郎少林的个人信息向其报备的通知。在郎少林上门索赔前，不论是中铁十七局第六公司还是该项目工地的现场管理者——何春锦及案外人陈华荣均不知道郎少林曾在该项目工地上过班。郎少林关于其在该项目工地上过班，仅有蒋富军在前案中确认过。但蒋富军的确认并不足以证明郎少林所主张的事实，更何况蒋富军确认郎少林上班的工地是在同安，其工作内容是“定模板”，这与郎少林前后几次陈述均大为不同，故蒋富军的确认仍然不能免除郎少林的举证义务。在建筑工地上曾经存在过有人串通工地班组人员声称其在某工地干活受伤要求赔偿的诈骗事件。至于郎少林与蒋富军是什么关系，何春锦不知道，何春锦有理由怀疑郎少林有可能存在案件不为人知的情况。 根据中铁十七局第六公司在前案提交的证据——《中铁十七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外部劳务用工工资支付管理实施细则》，第三条“劳动用工监督与管理”项下第1项“劳动备案制度”规定：“项目部或所属施工队伍应与进场的劳务人员逐个签订《简易劳动合同》(附件2)，合同中应明确工作岗位、用工期限、工资标准、工资支付方式及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合同应进行顺序编号管理，由项目办公室劳务管理员统一存档备案”；该第三条项下第3项“信息登记制度”规定“项目部对进场务工的每个劳务人员进行人员信息登记（实名登记），制作《劳务人员信息登记表》（附件8表1），作为《劳务人员花名册》（附件8表2）的附件。同时应同步留存劳务人员个人数码影像照片（正面免冠头像照），作为电子档案归档管理”，另外中铁十七局第六公司在前案强调其作为老牌央企一直严格履行上述规定，所有进场施工人员均录入了花名册，劳务人员的工作均发至其工资账户。然而不论是蒋富军还是郎少林均未将郎少林在分包项目工地工作的信息向该公司报备，郎少林受伤后亦未及时向该公司反映。换句话说该公司的花名册中查无此人，其工资亦未从该公司账户中支付。 四、退一步说，即便郎少林在上述项目工地受伤属实，何春锦认为根据郎少林《民事起诉状》的表述，郎少林与蒋富军之间形成的应是事实劳动关系，如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中产生了劳动争议，依法应先行提起劳动仲裁，对于劳动仲裁的裁决结果不服的，方可依法向法院起诉，郎少林未经劳动仲裁直接起诉，明显不当，何春锦恳请法院直接驳回其起诉。 蒋富军为该分包工地的木工班组的负责人，其整个木工班组隶属于分包人。如按郎少林所说，郎少林加入了蒋富军的木工班组，其在工地上工作，毫无疑问就必须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在用人单位的领导、管理下从事工作。蒋富军在《询问笔录》中亦明确其班组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十一点，五个小时，下午一两点到六点，共9个小时，工人干活内容都是其在安排。从这一方面来看，郎少林与蒋富军的关系更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而雇佣关系中的雇员通常不需要遵从雇主的考勤管理、奖惩管理等，雇员在实际工作中是相对独立的，两者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 五、退一步说，即便郎少林在上述工地项目遭受的人身损害属实，按其自述系意外原因造成的，而非因上述工地项目的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事实上，上述项目工地在郎少林受伤当日并未发生任何安全生产事故。关于生产安全事故，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有明确的规定，根据该条例，并非员工在生产过程中所有受伤的事件均属生产安全事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以及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关于生产安全事故的规定，上述工地项目的发包人、分包人不需要对郎少林的人身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适用本条例;环境污染事故、核设施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规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事故等级划分的补充性规定。 本条第一款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由此可见，郎少林即便在上述工地受伤，但其受伤的原因并不符合国务院关于生产安全事故的规定。 六、退一步说，即使郎少林的主张能成立，其主张的各项赔偿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郎少林主张营养费7255.75元，系按医疗费的20%计算，该项主张没有明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首先，2009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关于赔偿项目已取消了营养费，依据“后法优于前法”的法律原则，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后人身损害赔偿已无营养费之适用余地。 其次，即使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的规定，营养费应根据受害人伤残程度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本案医疗机构的医嘱中并未要求郎少林需“加强营养”，故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 第三，在符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营养费通常按医疗费的10%计算。 （二）郎少林主张交通费110元，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三）郎少林主张误工费54950元，系按每日350元的工资标准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但郎少林未举证其工资标准，且其每日350元的主张，远远超过了厦门的平均工资。据厦门统计局统计，2018年度厦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含劳务派遣工）年平均工资为85166元，月平均工资为7097元。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8]3号}的规定，月计薪天数为21.75天，故厦门市2018年度职工的日平均工资为7097元/21.75天=326.29元，因此郎少林的该项主张过高。 退一步说如果蒋富军在前案中的确认属实，其确认郎少林方的工资是280元/天而非郎少林主张的350元/天，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异。 （四）郎少林主张残疾赔偿金108802元，系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的，但郎少林本身为农村户籍，且无证据充分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故其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即2018年度厦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410元X20年X10%=44820元。 （五）关于鉴定费1800元：何春锦作为前案的被告——福建宇岳工程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明确授权前案的诉讼代理人对于郎少林的鉴定申请提出异议，表示不同意进行相关鉴定，理由是郎少林与蒋富军之间应形成事实劳动关系，郎少林如需主张权利，应先行申请工伤认定或进行劳动仲裁，关于工伤的鉴定标准应适用《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而非《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且鉴定机构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而非司法鉴定机构。故何春锦对于前案的司法鉴定意见以及相关鉴定费支出均不予以认可。 （六）郎少林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过高。按司法实践，伤残等级为十级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为5000元以下。 （七）何春锦对于郎少林的其他各项主张，计算方面没有异议。 综上所述，何春锦恳请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郎少林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1.租房合同与银行交易明细互相印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2.证人邓某、杨某的证言与郎少林、蒋富军的陈述互相印证，本院亦予以采信；3.中铁十七局第六公司外部劳务用工工资支付管理实施细则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但是郎少林在涉案工程项目上受伤得到蒋富军的确认，且有证人邓某、杨某的证言互相印证，依法可以认定。因此，本院对该实施细则的证明对象不予确认；4.微信转账截图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但是不足以反驳郎少林在涉案工程项目上受伤的事实，本院对其证明对象亦不予确认；5.协商选定鉴定人笔录，蒋富军不具备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其与郎少林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昌荣公司对鉴定意见合法性的质疑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6.思明法院关联案件的庭审笔录、质证笔录，郎少林关于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的陈述并没有自相矛盾，其也作出了相应的解释说明，并且如前所述，其在涉案工程项目上提供劳务的事实有蒋富军的陈述以及证人证言为证，足以认定。本院依法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对象亦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1月22日，案外人中铁十七局第六公司与昌荣公司签订编号ＴＸＤＤ-ＱＬ03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中铁十七局第六公司将同翔大道（沈海高速-洪新路）项目土建工程中ＫＯ＋000-Ｋ3＋780段部分桥梁基础、下部及上部工程劳务作业发包给昌荣公司。劳务分包作业范围包括苏店溪辅道桥等。何春锦作为昌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昌荣公司将其承包范围内的木工项目分包给蒋富军。2018年12月23日，郎少林经案外人邓某的介绍到苏店溪辅道桥项目为蒋富军提供劳务，其工作内容为利用锁紧器固定钢筋与木板。当天上午8时许，郎少林作业过程中，破碎的钢材渣溅入郎少林的右眼，郎少林因眼部不适随即停工并且告知蒋富军。次日，郎少林到厦门市第二医院门诊治疗。因伤情较为严重，2018年12月25日，郎少林到厦门市眼科中心入院治疗，并行右眼巩膜清创缝合、晶体切割、玻璃体切割、眼内异物取出、眼内光凝、气液交换术等，共住院8天。出院诊断：1.右眼球贯通伤1）角巩膜穿通伤2）外伤性白内障3）玻璃体积血4）球内磁性异物5）视网膜裂伤6）视神经损伤；2.筛窦炎。因需要进行二次手术植入人工晶体，2019年3月25日，郎少林再次入住厦门市眼科中心，并于2019年3月26日行右眼人工晶体二期植入术，共住院3天。郎少林共支付医疗费36278.75元。 又查明，郎少林曾就本次事故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外人福建宇岳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中铁十七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案号（2019）闽0203民初8022号。该案审理过程中，思明法院依法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对郎少林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限、营养期限进行鉴定。2019年5月30日，该所作出闽历思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1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1.郎少林的损伤评定为十级伤残；2.郎少林的误工期限为自损伤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止，总护理期限为60日，营养期限为损伤后45日。为此，郎少林支付鉴定费1800元。2019年8月1日，蒋富军到庭陈述如下：郎少林的工作地点在同安，工作内容为定模板，工资由其支付，每天280元。那天早上工作两个小时后就下大雨，他们就停活了。郎少林说他有一只眼睛像进渣不舒服，后面他们一起回集美，叫郎少林去东江医院看。郎少林也没有说什么，蒋富军以为是小伤。过了一礼拜后，郎少林就找蒋富军。蒋富军就说只能去找公司的姓陈的管理人员（陈华荣）。蒋富军当天就把郎少林干活两小时的钱转给邓某。蒋富军的报酬是按平方计算，自己安排工人施工，工人的工资由其负责。报酬是和老陈谈的，何春锦用个人账户转账的。郎少林眼睛不舒服的时候他们没有及时去找公司。2019年1月份左右，蒋富军和郎少林约好一起去，那天何春锦、老陈也在。蒋富军去了才认识何春锦。他们让郎少林回老家报医保，不能报的再来协商。工作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十一点，五个小时，下午一两点到六点，九个小时。工人干活内容都是蒋富军在安排。2019年8月5日，郎少林向思明法院撤回对该案的起诉，并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事发前一年，郎少林的经常居住地位于厦门市同安区。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各方的民事责任。昌荣公司向案外人中铁十七局第六公司承包了涉案工程项目，何春锦作为昌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中铁十七局第六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双方一致确认何春锦受昌荣公司的委托对涉案工程项目进行管理，并根据昌荣公司的指示向蒋富军付款，二者不存在项目分包关系。蒋富军不予认可，主张其向何春锦分包了相关工程项目，并转包了案外人邓某，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自行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由此本院认定昌荣公司将相关工程项目分包给了蒋富军，蒋富军雇佣了郎少林，而与何春锦、邓某无关。 郎少林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蒋富军作为雇主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郎少林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亦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可以减轻蒋富军的责任，本院酌定蒋富军承担80%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昌荣公司将涉案工程项目发包给没有资质的蒋富军，依法应当与雇主蒋富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蒋富军不具备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昌荣公司抗辩蒋富军与郎少林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郎少林诉求的各项赔偿费用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医疗费有票据佐证，本院依法予以采纳。2.住院伙食补助费，郎少林两次住院共计11天，郎少林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合法有据，本院亦予以采纳。3.营养费，郎少林因伤造成十级伤残，共计支付医疗费36278.75元，郎少林主张营养费7255.75元合法合理，本院依法予以采纳。4.护理费，鉴定意见明确郎少林总护理期限60日，郎少林主张护理费12000元有相应的依据，昌荣公司也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蒋富军不予认可，并未提供反驳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5.交通费110元符合郎少林就医的实际情况，本院亦予以采纳。6.误工费，鉴定意见明确郎少林的误工期限为自损伤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止，即2018年12月23日至2019年5月29日，共计157天。郎少林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参照2018年度厦门城镇非私营单位建筑业从业人员收入55504元的标准计算，郎少林的误工费为23874元（55504/365*157=23874）；7.残疾赔偿金，郎少林被评定为十级伤残，其受伤前一年的经常居住地位于厦门市同安区，参照2018年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401元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为108802元；8.鉴定费1800元有票据为凭，本院依法予以采纳；9.精神损害抚慰金，郎少林被评定为十级伤残，承受精神痛苦，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综上，蒋富军、昌荣公司依法应当连带赔偿郎少林157976元【36278.75+1100+7255.75+12000+110+23874+108802+1800）*80%+5000=157976】。郎少林请求蒋富军、何春锦、昌荣公司连带赔偿230296.5元，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蒋富军、厦门昌荣建工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郎少林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合计157976元。 二、驳回原告郎少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蒋富军、厦门昌荣建工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51元，由原告郎少林负担181元，被告蒋富军、厦门昌荣建工有限公司连带负担5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艳斐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代书记员 陈钦红 附页： 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本案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