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06民初8640号 原告（反诉被告）：刘奋英，男，198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广东省佛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小明，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慧，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王珂，女，1980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高，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刘奋英与被告（反诉原告）王珂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刘奋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小明、雷慧，被告（反诉原告）王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聂世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中，因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扣除审限一个月，因防控新冠疫情于2020年2月4日暂停审理，后于同年5月11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奋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2、被告返还已收取的货款12万元并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利息暂计300元（自被告收到货款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3、被告赔偿因被告违约导致原告损失1555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6月21日与被告达成口头宠物购买协议，购买一公一母豆柴犬两只，费用12万元。原告于2018年6月25日－26日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方式支付订金60000元，于2018年8月4日至6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尾款30000元，于2018年11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剩余尾款30000元。被告于2018年9月12日前后交付原告公豆柴一只，但原告收到的公豆柴与协议中约定的不同，同时被告也并未向原告交付符合约定的母豆柴。原告为此多次与被告沟通，但是被告均拒绝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王珂辩称，1、原、被告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朋友之间出于帮忙无偿委托关系。原告向被告转账9万元，被告将9万元转给案外人王志炜，被告从中没有获取一分钱的利润，并且原告后来又直接给王志炜转账3万元，共计12万元。被告及王志炜都是帮忙性质，都没有赚取利润，这是无偿的委托；2、即便双方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也交付了符合原告标准的柴犬。被告没有任何的违约行为。原告委托被告购买的第二只柴犬，到了南京后，原告刚开始要求被告帮他多养一段时间，其后拒绝接收。该只柴犬也是符合约定标准，也有血统证书，所以不存在交付的狗不符合标准的问题。原告主张的标准亦是没有依据，世界犬业联盟在日本的官方组织JKC，在中国的官方组织为CKU，根据世界犬业联盟的标准，柴犬的身高为36-42厘米，原告与被告都是CKU会员，必须遵守CKU的标准。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反诉原告王珂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支付被告寄养第二只柴犬的寄养费用46290元及检疫费用7730元，共计54020元。事实及理由：反诉被告拒绝接收第二只柴犬，反诉原告一直将该只柴犬寄养在宠物店，产生了寄养及检疫费用。反诉被告的行为构成了违约，应赔偿反诉原告的上述费用损失。 反诉被告刘奋英辩称，反诉被告于2019年1月明确向反诉原告行使不安履行抗辩权，认为其交付的母豆柴不符合标准，要求反诉原告提供证明，证明其交付的豆柴符合买卖合同的约定。反诉原告拒绝向其提供相关证明，同时明确向反诉被告表示上述母豆柴已经出售，且拒绝退款。反诉被告多次与反诉原告协商，但毫无答复，故诉至法院。因此，不存在反诉原告主张的寄养费用。同时反诉原告并未提供相关单据、检疫报告或支付凭证，其主张的寄养的标准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反诉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理由。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21日，原告刘奋英与被告王珂通过手机微信协商从日本购买豆柴犬事宜。王珂询问：“阿英（指原告），你豆柴要两个母还是一公一母”，刘奋英回答：“万宁和明浩是不是一人一个公的，如果他们都有公的我就要两个母的”，王珂说：“公的可以先卖了回本，养大种公卖。母的周期比较长，你觉得呢”，刘奋英回复：“你的意见是一公一母，是同一窝的是吧？我听你的，我都无所谓”。之后，王珂微信发送两张柴犬照片，并表示：“这是日本发来的照片，爸爸肩高25，妈妈，28”，刘奋英询问“妈妈还高？不是妈妈要矮点吗”王珂表示：“对，所以妈妈生了三个，繁殖母都会大点，生的多”，之后刘奋英表示“好的”。王珂表示：“这两个母狗我都订了，先付一半订金，你需要先赚（转）六万元给我。”刘奋英表示：“是有只公的是吧，我星期天之前给你行不”王珂表示：“好的，我先付了订（金），我给你弄两个不同胎的，也能配也能卖”。刘奋英表示：“好，我就是想这样，配了再卖也行嘛”，并询问“成年的可以卖多少钱一只”，王珂表示“我上个月两个七个月的，都是十三万成交的，品相一般，没我们留的好”。2018年6月24日，刘奋英微信中询问“6W含不含运费的”，王珂回复“六万日本人含机票。但检疫费是自己的”，刘奋英表示：“我明天去柜台给你转”。2018年8月2日，刘奋英微信询问所付定金购买的是不是豆柴，母犬是否与公犬不同父母，王珂明确表示是豆柴，母犬与公犬不是一个犬舍，不是一个城市。 2018年6月25日，王珂发微信向刘奋英催款。之后，刘奋英通过其妻子成雪梅在农业银行的帐户向王珂家人刘云龙转账4.9万元。同年6月26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1.1万元。2018年8月1日，王珂又通过微信向刘奋英催要余款6万元，2018年8月4日至6日，刘奋英又通过微信转账给王珂3万元。2018年9月12日，刘奋英收到王珂交付的第一条公犬，公犬所附血统证书显示种类为“柴”，出生日期为2018年4月15日。2018年10月8日，刘奋英与王珂微信沟通。刘奋英向王珂发送公犬照片，并表示：“刚量了都30了，是量的肩高，我之前网上查过标准公的不超34就问题不大，但是在中国卖的话像你说的肯定是越小越好”，王珂表示：“所以要控制，小型狗都要控制体形，一般小型狗发育到七个月就不再长个子了”。2018年11月1日，刘奋英微信询问“我们的母柴几个月了？最好让日本多养会，我家海豹肩高都31到32了”，王珂表示“好，少吃点”。 2018年11月4日，刘奋英微信询问余款3万元是否可以直接支付给证人王志炜，王珂表示同意。当日，刘奋英与案外人王志炜微信联系予以确认。2018年11月5日，原告向王志炜转账3万元。庭审中，王珂申请证人王志炜出庭作证，证人王志炜陈述，其与王珂是朋友关系，2018年4、5月份，王珂说刘奋英想了解买卖狗的事情。双方约好在一家茶社见面。刘奋英向证人咨询国外买金毛和柴犬的价格，证人介绍了国内狗的行情，当时刘奋英没有说买哪种狗，说回去考虑，双方大约聊了一个小时结束。过了一个月，王珂说刘奋英决定和她一样做柴犬，因为证人是审查员，不能参与狗的买卖，就说找日本朋友帮忙打听谁在做柴犬。证人告诉王珂，如果刘奋英买狗，一只最低6万元，因为还有其他费用，多退少补。王珂想通过证人在日本的朋友买狗，后原告分几次把钱转给了王珂，王珂就把收到的9万元转给他证人。最后回来的一只柴犬在日本养到半岁才回来朋友带给了日本的卖方。后来证人的朋友将狗带回了广州，从广州又空运到南京。证人收到的12万元并没有包含两只狗的全部费用，还差广州到南京的运费及检疫费用合计1000元左右。这1000元费用，证人已经垫付，不再另行主张。 2018年12月30日，王珂微信告知刘奋英：“阿英，小柴到南京了。我不在家，明浩去接的，你有空去犬舍把它接走吧”，刘奋英问：“是母柴吗？”王珂答：“对”，刘奋英陈述：“现在我的公差（柴）都马上超高了，能不能跟那边说的，33点几了，豆柴一般都要一岁后才不长高，现在才8个月，我问过专门养豆柴的，他们说基本要到1岁才不长高，现在日本那边的标准又改了，母的不超30公的不超32”。王珂表示：“我问问，小型犬八个月也不长了”。2018年12月31日，刘奋英微信中称：“能先给别人先吗？后腿也有点外八”。2019年1月7日，刘奋英微信中陈述：“那母柴怎么说了？能退回日本吧”，王珂表示：“你说话不是可笑吗，从小订的，养这么大，千辛万苦带回来，你还不接，后腿根本没有任何问题，还退回日本，你不接走，我只能按寄养给你养着”，刘奋英表示：“第一我这公柴马上超高了，在日本已经算超高，第二那个母柴跟我家公狗身高也差不多少也面临超高问题？第二咬合问题，有一边同时有两颗大牙。第三眼睛是圆的，柴犬的眼睛不能是圆的。第四毛是胡麻色但是后背的毛是有点过长的。第五后退是站不直的外八的狗。第六你跟我说跟明浩商量，要是明浩看上了，也不会叫我去拿，很明显明浩也看不上，因为狗确实有问题，要是明浩要了这狗我出2000请大家吃饭都没问题。”王珂表示：“明浩订的是爸爸是柴，妈妈是豆的那胎……人家为啥要跟你换……你只能跟人家商量”、“多少钱我一分没赚你，当时只是想一个群体多点资源一起做好这个市场。狗是你从小订的，现在回来不接仍给我养。有点过分了”。刘奋英表示：“还有这狗是从小就订没错，比如我跟你说你们繁殖的狗不错，我想要一公一母做繁殖的，你给我跳（挑）了两个小狗，要是长大了有问题你还敢说这狗是繁殖级别的吗？你还敢卖吗？”“明浩订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可能跟他商量啊”。该母犬所附血统证书显示，出生年月为2018年5月28日，品种为“柴”。 2019年1月25日，刘奋英就狗身高超高问题与王珂交涉，王珂及家人要求刘奋英与王志炜沟通，让王志炜与日本人交涉，并表示母犬咬合没有问题，是小狗的牙还没有换掉。2019年2月26日，刘奋英再次找到王珂，王珂当场播放了王志炜的录音，录音中，王志炜表示，这狗本身可能会长得大，从DNA上面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保证，就像生产这个产品。在日本，如果长大一点，他们是拿那个大的跟小的配，因为两个小的去配的话，尤其小公狗不好配种，哪怕类似于比熊啊等小型犬，该超高的还是超高。刘奋英当场要求将狗退回，王珂表示不可以。刘奋英询问王珂母犬不是卖了吗？王珂表示：“我卖了人家也是他之前给了定金了，然后他在等着狗，他本来是等着下一批的，然后人家说这个不错能不能给我先拿走，我说那你就拿走”，刘奋英询问：“那拿走他总要给钱给你啊”，王珂表示：“他给钱是我卖出去的狗，我为什么要把钱给你，这个是我自己的钱。”“货本来拿来了，你们不要，我才去抵了下一个人的……是你们跟我说不要这个狗了，我才去把它处理掉……自己放弃了，我才把狗给弄走的……那个人也是在我这订豆柴的，他说觉得好，真漂亮，问能不能先拿，我说那你就先拿吧，反正都是要回来的，对不对”。庭审中，王珂表示，刘奋英拒绝将母犬拿走，其将狗寄养在朋友的宠物店里，并不是真正卖了，说卖了只是气话，其可以随时交付符合标准的母犬。 王珂申请证人明皓出庭作证，证人明皓陈述，2018年12月31日，王珂让其到南京禄口机场去接刘奋英从日本购买的柴犬。当晚刘奋英看过后说先放在证人处，等王珂回来再交涉。后来这条柴犬一直在证人与他人所开的美狮界宠物馆寄养，寄养费用每天100元，此外还产生看病的费用。寄养期间，因为诉讼和鉴定，王珂将狗拿走过，其他时间都在证人处。王珂没有把狗转让给他人。经当庭询问，刘奋英拒绝接收该母犬。 案件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由南京市犬业协会对案涉两条犬的身高进行测量，并分别携带犬只进行测量。2019年11月20日，南京市犬业协会出具鉴定书一份，明确刘奋英提供的公犬身高为33.5厘米，王珂提供的母犬身高31.5厘米。 庭审中，刘奋英明确王珂交付的犬只不符合约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公豆柴肩高超过34厘米；2、两只犬的父母并不是承诺的父亲肩高不超过25厘米，母亲肩高不超过28厘米的标准，不是纯种豆柴犬；3、母犬牙齿不齐，后腿存在外八，影响狗的品质和美观；4、当面沟通时，王珂明确订购的母犬已经卖掉。 关于豆柴与柴犬的区别，刘奋英向本院提交其在百度上搜索的材料，并认为豆柴是柴犬的一种，是柴犬经过特殊的饲养和繁殖方式得到的体型较小的柴犬，其血统证书应当注明品种为豆柴。王珂认为，豆柴是柴犬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称谓，豆柴是小时候的柴犬称谓。 另查明，2019年3月26日，刘奋英就案涉事宜以南京哈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酷公司）为被告，向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栖霞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解除与哈酷公司达成的口头买卖合同；2、哈酷公司返还货款12万元及利息；3、哈酷公司赔偿损失15550元。该案审理中，刘奋英对交付的公犬血统证书不持异议，但认为该血统证书仅能证明交付的是柴犬而非豆柴。2019年6月3日，栖霞法院以刘奋英所诉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刘奋英的诉讼请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血统证明书、视频录音、百度搜索材料、栖霞法院（2019）苏0113民初1871号判决书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刘奋英通过被告王珂从日本购买豆柴犬，双方存在如下争议： 一、刘奋英与王珂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性质。 刘奋英通过王珂订购柴犬，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合同，订购犬只事宜通过手机微信协商确定。刘奋英认为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受人通过买卖行为购得自己所需要的标的物，而出卖人则通过买卖行为赚取利润。根据证人王志炜的陈述，刘奋英是通过证人了解市场行情后决定投资柴犬。从微信的聊天记录看，在刘奋英明确需要投资柴犬的情况下，王珂在微信中询问所需犬的性别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最终刘奋英确定购买一公一母两条柴犬，货款共计12万元。该金额与证人王志炜陈述的日本一只柴犬最低6万元的价格相吻合。在之后的聊天中，王珂明确已订购两只犬的情况下，催促刘奋英付款，刘奋英陆续通过微信或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王珂9万元，并将余款3万元直接支付给证人王志炜。证人王志炜确认王珂收到的9万元全部给付证人，同时表明刘奋英支付的12万元并不包括两只犬的全部费用。由此可见，王珂在收到刘奋英支付的款项后全部支付给王志炜，王珂通过王志炜帮助刘奋英在日本购买犬只并未赚取利润，这不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特征。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原、被告系熟人关系，在得知刘奋英想投资柴犬后，王珂帮助刘奋英到日本购买柴犬符合常理。双方在微信中协商养犬投资问题与前述事实相互印证，刘奋英将货款支付给王珂属于委托王珂代购犬只。因此，原告刘奋英提交的证据不足证明其与王珂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王珂基于刘奋英的委托在日本代购柴犬，双方形成无偿的委托合同关系。 二、王珂所代购的两只豆柴犬是否符合双方约定。 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处理委托人的事务。聊天记录确认，刘奋英委托王珂购买是幼年的豆柴犬。王珂应当按约定交付犬只。1、关于公犬的身高。刘奋英认为交付的公犬身高超过34厘米不符合约定。庭审中，双方协商一致通过南京市犬业协会对两只犬的身高进行测量。南京市犬业协会是提供犬类咨询服务等业务的社会团体法人，测量人员具有宠物鉴定资质，本院对南京市犬业协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予以采信。根据鉴定结论，公犬身高为33.5厘米，并未超过刘奋英主张的34厘米标准。刘奋英购买的柴犬是幼犬而非成年犬，活体动物的成长具有不确定性。虽然双方在2018年10月在微信中对于公犬的身高进行过商谈，但公犬已于2018年9月12日交付，双方在交付前并未对该犬成长过程中的身高作出明确约定,刘奋英在收到公犬后也于2018年11月5日支付余款3万元，表明其对收到的幼年公犬并无异议。2、关于两只犬的血统问题。刘奋英自认，豆柴是柴犬的一种，是经过特殊饲养和繁殖方式得到的体型较小的柴犬，而案涉两只犬的测量身高并未超过刘奋英主张的身高标准。两只犬的血统证书显示品种为“柴”，表明两只犬属于柴犬。豆柴属于柴犬的一种，故仅凭血统证书并不能确认所购柴犬不属于豆柴。两只犬的血统证书显示的繁殖者及所有者相同，亦不能证明两只犬不是豆柴犬。双方在2018年6月21日微信聊天中，王珂对微信所发照片中狗的父母身高进行了介绍，该处介绍难以看出是双方对于所购犬只父母身高的约定，且刘奋英并无证据证明两只犬的父母身高不符合上述约定。王志炜对于日本豆柴犬繁殖情况进行了介绍和解释，并没有对案涉犬只的父母情况进行说明，刘奋英据此认为所购犬是大柴犬与小豆柴交配所生而非豆柴犬的主张，仅是其个人推断，没有事实依据。3、关于母犬牙齿不齐，后腿存在外八，影响狗的品质和美观的问题。双方在微信中并未对母犬的体貌特征作出明确约定。刘奋英以王珂上课时针对狗的品质所作的授课内容作为双方约定内容，该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原告刘奋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王珂交付的犬只不符合约定。 三、关于原告刘奋英主张的解除买卖合同及返还货款等诉讼请求。 王珂基于无偿委托关系为刘奋英从日本购买柴犬，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原告要求解除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整个委托事务办理情况看，王珂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等过错行为，王珂已按照刘奋英的委托从日本购得两只柴犬，且已将公犬交付给刘奋英，委托事项已完成。母犬到达南京后，刘奋英拒绝接收。虽然2019年2月26日，王珂曾表示母犬已转卖给他人，但证人明皓证实从日本购进的母犬仍在其处寄养，故王珂仍然可将母犬交付给刘奋英。母犬从日本购进，实际已无法退货，母犬符合双方约定，可以正常交付，故刘奋英拒绝接收该母犬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刘奋英要求王珂返还货款12万元及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刘奋英接收公犬后，其饲养公犬产生的费用应自行承担，其主张饲养公犬的费用损失15550元，本院亦不予支持。 四、关于反诉原告王珂主张的母犬寄养和检疫费用的诉讼请求。 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2018年12月30日，母犬到达南京后，王珂已通过微信通知刘奋英领走。刘奋英到证人明皓处查看后并未领走，且之后表示拒绝接收。刘奋英的行为违反了委托合同的约定，应赔偿王珂因寄养母犬产生的损失。2019年2月26日，王珂与刘奋英交涉时，王珂明确表示，因为刘奋英放弃母犬，其已将母犬转卖给他人。虽然王珂当庭表示其所说将母犬转卖他人只是气话，证人明皓也证实母犬实际仍在寄养，但王珂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在2019年2月26日拒绝将母犬交付给刘奋英。因此，王珂的主张的费用损失中，2019年2月26日之后产生的母犬寄养及检疫费用不应由刘奋英承担。从2018年12月31日至2019年2月26日，按每日100元计算，寄养费用为5800元，反诉被告刘奋英应当承担。反诉原告王珂主张的其他寄养费用及检疫费用均系2019年2月26日后产生，故不应由刘奋英承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刘奋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反诉被告刘奋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反诉原告王珂5800元。 三、驳回反诉原告王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3017元，鉴定费3000元，合计6017元，由原告刘奋英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75元，由反诉原告王珂承担525元，反诉被告刘奋英承担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彭 人民陪审员  孙冬梅 人民陪审员  祁广玲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竺 青 书 记 员  赵红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