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27行初9号原告：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南坳村民组。负责人：刘兴忠，男，196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余庆县，系该组组长。诉讼代表人：孙忠云，男，195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余庆县。诉讼代表人：史成贵，男，197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余庆县。诉讼代表人：孙大金，男，1950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斌，余庆县构皮滩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地址：余庆县白泥镇府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80098546195。法定代表人：王飞，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才。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形余，贵州名城（余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地址：遵义市新蒲新区。法定代表人：黄伟，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昌元燕。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大进，男，196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余庆县。第三人：黄大友，男，196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余庆县。第三人：黄大发，男，197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余庆县。第三人：黄大云，男，196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余庆县。第三人：黄大康，男，197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余庆县。第三人：黄大江，男，1976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余庆县。上述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大刚，亦系本案第三人之一。第三人：黄大刚，男，196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劲松，余庆县龙溪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铁厂沟村民组。负责人：黄大付，村民组组长。原告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南坳村民组（以下简称南坳村民组）诉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余庆县人民政府、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铁厂沟村民组（以下简称铁厂沟组）、第三人黄大友、黄大发、黄大云、黄大康、黄大江、黄大进、黄大刚（以下简称黄大刚等七人）不服行政处理决定一案，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黔03行初57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南坳村民组组长刘兴忠、诉讼代表人孙忠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斌，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才、李形余，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昌元燕、王静，第三人黄大友、黄大发、黄大云、黄大康、黄大江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大刚未到庭，第三人黄大刚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劲松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铁厂沟村民组代表人黄大付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以及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遵义市人民政府（遵府行复[2019]17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铁厂沟组、黄大刚等七人争议的“王水塘”林地，原告从土改开始就取得使用权，四固定时也是属于原告所有，直到1983年“林业三定”时将该山林划分给原告村民组的史伦佐、孙应碧、孙忠云、黄先明四户在管理，其四至界为：东抵田、南抵马路、西抵堰沟、北抵堰沟，争议面积39.6亩。2013年6月4日，原告因该林地与第三人黄大刚等人发生纠纷，要求余庆县人民政府处理。余庆县人民政府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余府行决字［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2月9日以遵府行复［2014］3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原告不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5日以（2015）遵市法行字第28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余府行处字［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人民政府遵府行复［2014］3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由余庆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余庆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29日作出余府行决字［2016］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决定，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6年11月27日作出遵府行复［2016］2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再次予以维持。原告不服，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7月15日，凤冈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作出（2017）黔0327行初21号判决书，判决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和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并责令余庆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9年2月28日，余庆县人民政府再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争议林地所有权归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铁厂沟村民组所有，争议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黄大进、黄大发、黄大友、黄大云、黄大刚、黄大康、黄大江等七人。原告不服该决定，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申请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9年8月2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17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再次维持了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理由如下：首先，被告之前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被法院判决撤销，但之后却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处理结果，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另，原告在申请处理纠纷时向被告余庆县政府提交了凉风村2013年6月份的“公益林面积小班分户登记公示表”、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以及村委会出具的收条。公示表对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内容进行了公示。2007年换发山林证时，原告将余府林字第14726号《林权证》交给凉风村委会，村会议出具收条，而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的第三幅“王水塘”林地权属来源于余府林字第14726号《自留山证》。但因村委会工作人员杨文林保管不当，造成处理该纠纷的关键证据余府林字第14726号《自留山证》丢失。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对争议林地具有权属依据。同时被告将原告提供的村民史伦佐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的第三幅“王水塘”林地加盖“此页作废”并没有调查取证，其次，史伦佐的“王水塘”林地的《林权证》中注明与铁厂沟黄大进等两户纠纷山，加盖有“此页作废”的印章，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史伦佐林权证第三幅“王水塘”林地的四至界限与争议林地的关系，其认定不包括争议林地证据不充分。另余庆县人民政府认定史伦佐的《林权证》第三幅“王水塘”林地四至有误，但未提供证据。同时，余庆县人民政府也没有说明史伦佐的《林权证》第三幅“王水塘”林地与争议林地的关系。综上，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余庆县人民政府辩称，被告所作的余府行决字（2019）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称争议地地名为“王水塘”，第三人称争议地地名为“马安山”和“杨家当门”。四至：东面为新堰沟（该堰沟大约为上世纪70年修建）及岩隙；西面为老堰沟（该堰沟解放前就存在）；南面为沟、后坪村民组山林以沟为界;北面从小路到老堰沟（小路从新堰沟起到老堰沟）。原告提供的其村民史伦佐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第3幅记载申请表编号为98002，小地名为“王水塘”的林地所有权属原告，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属史伦佐。四至：东至抵田；南至抵马路；西至抵堰沟；北至抵堰沟。但该幅山林的《林权证》上加盖有“此页作废”的印章。经现场查看马路位于争议林地的东面，田位于争议林地的西面，新堰沟位于争议林地的东面，老堰沟位于争议林地的西面；该幅山林记载的四至，不包括争议林地。原告提供的“公益林面积小班分户登记公示表”，该表为2013年6月大乌江镇凉风村村民委员会公示公益林面积表，是根据2007年颁发的《林权证》的内容进行公示的。原告提供的凉风村工作人员杨文林在2007年9月4日向孙忠云出具的收条，其内容为：“今收到孙忠云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余林自字第14726号一张”。2007年余庆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孙忠云户已申请颁发了小地名为“马鞍山、赖家石告”二幅山林的林权证。第三人黄大进等7户提供的余林权字第1367号《山林所有证》，该证持证人为黄泽兴，证中第一幅山林记载：“地名马安山，上其堰沟岩坎，下阳光田，左黄泽高边界，右黄泽高边界”，经现场勘查，该证四至包括部分争议林地；余林权字第1352号《山林所有证》，该证持证人为黄泽高，证中第一幅山林记载：“地名马安山，上红舌动，下堰沟，左其沟兴，右黄泽兴边界”，经现场勘查，红舌动在新堰沟下方5米左右，该证四至包括部分争议林地；其中第二幅山林记载：“地名杨通义当门，上其岩，下长田各，左黄泽兴边界，右柒沟”，经现场勘查，该证四至包括部分争议林地。余林权字第1352号《山林所有证》记载的“马安山”和杨“通义当门”山林与余林权字第1367号《山林所有证》记载的“马安山”山林相邻，三幅山林的四至相互印证，三幅山林的四至均包括部分争议林地。同时，在大乌江林业站查阅到余林权字第1352号、第1367号《山林所有证》存根联。其中余林权字第1352号存根联记载的山林与余林权字第1352号《山林所有证》所记载的山林所有者、面积、幅数、地名相符；余林权字第1367号存根联与余林权字第1367号《山林所有证》、面积相符，但山林幅数不相吻合，第1367号存根联为贰幅，第1367号证为四幅。同时查阅到余庆县自留山证第14726号《自留山证》存根联为空白，没有记载相关内容。另查明，余庆县档案局、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村民委员会均无大乌江镇凉风村南坳组山林下户时山林相关权属资料。刘刚原为大乌江镇干部，现已退休。其证实曾经调处过该纠纷但未调处成功，调处时没有相关证据材料。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2007)第050910005号《林权证》，争议地是作为纠纷山登记，应为无效的林权凭证，不能作为处理该案的证据；原告提供的“公益林面积小班分户登记公示表”不是林权凭证不能作为处理该案的证据；原告提供的收条，经查看该收条的内容，余林自字第14726号是原告方村民孙忠云的《自留山证》，该证所反映的是孙忠云的山林情况，而孙忠云所登记的林地小地名为“马鞍山、赖家石告”二幅山林，并没有“王水塘”山林；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词虽然证明其争议地属于南坳村民组，但无书证予以佐证。综上，原告未能提供争议地相关权属凭证和管理事实依据，故对其主张应不予支持。第三人黄大进等7户提供的余林权字第1352号《山林所有证》，该证与查阅到的存根联相吻合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提供的余林权字第1367号《山林所有证》，虽然与查阅到的存根联在山林幅数上不相吻合，存在瑕疵。但与1352号《山林所有证》记载的“马安山”和“杨通义当门”山林四至相互印证，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所述，余林权字第1352号《山林所有证》记载的“马安山”和“杨通义当门”山林与余林权字第1367号《山林所有证》证中记载的“马安山”山林四至清楚，包括争议地。为此，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九条和《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程序合法。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主张争议林地包含“马鞍山”和“杨家当门”，但并未提供有效的林权凭证。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上虽记载“王水塘”林地，但该页加盖有“此页作废”印章，说明该幅林地登记无效。原告提供的《公益林面积小班分户登记公示表》以及“收条”均不是林权凭证。因此，原告对涉案林地不享有权属。二、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遵义市人民政府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前，已依法到争议林地现场进行了勘查，并调取了新的证据，即余林自字第14726号《自留山证》的存根以及余林权字第1367号、1352号《山林所有证》的存根，遵义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三、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称收条中记载的余林自字第14726号《自留山证》是争议地的林权凭证，且该证记载的内容应包含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记载的第三幅林地王水塘。但从该收条的内容看，余林自字第14726号是孙忠云的《自留山证》，反映的是孙忠云的林地情况，经查，孙忠云申请登记的林地并不包括“王水塘”林地，在其林权登记申请内表中未发现有争议地或部分争议地的登记。且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属史伦佐，与余林自字第14726号《自留山证》记载的名字不相吻合，另余林自字第14726号《自留山证》的存根联为空白，没有记载相关内容，因此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黄大刚等七人述称，第一，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1980年土地下户时该幅林地是划分给黄大刚之父黄泽兴和黄大进之父黄泽高，并由余庆县人民政府填发1367号、1352号《山林所有证》分别颁发给黄泽兴、黄泽高，一直管理至1991年，其间未发生边界争议。第二，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证据来源合法，符合证据的“三性”，可以作为该纠纷定案的依据；第三人黄大刚等人持有的1367号、1352号《山林所有证》的林地四至界线与争议林地的四至界线完全吻合，原告持有的余林自第14726号《山林所有证》和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与争议地的四至不相吻合，并加盖有“此页作废”的印章。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不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第三人铁厂沟组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余庆县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申请书、委托书，拟证明案件的来源及原告的主张及委托代表人情况。2.孙大华、陈西芝、刘庆国等人的证实材料，拟证明原告主张林地权属的理由，虽然有证实人证实争议地属于原告，但并无书证予以佐证的事实。3.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的第三幅林权登记表，拟证明原告所称的“王水塘”山林的林权登记状况，该幅山林权属登记未予以颁发认可，加盖有“此页作废”的印章，理由为纠纷山的事实。4.公益林面积小班分户登记表，拟证明该表是国家公益兑现的公示表，其内容是根据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中第三幅林权登记表的内容填写公示，该表不是林权凭证，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且公示时间为2013年6月，在申请人提交申请后，证明公示前就已存在林权争议的事实。5.收条，拟证明收取的是孙忠云的《自留山证》，其证号为14726号。6.申请书、身份证，拟证明第三人黄大刚等人与原告存在林权争议。7.民事诉状，拟证明第三人黄大进与原告村民史伦佐在上世纪90年代就存在林权争议的事实。第二组证据：1.送达回证，拟证明余庆县政府受理本案林权纠纷后，按照法定程序向争议当事人送达了林权争议处理案件受理通知书，并告知了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2.对史伦佐、孙忠云、孙大金、刘兴忠等人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黄大刚等人之间存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及原告主张的情况。3.对黄大付、黄大刚、黄大进等人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黄大刚等人之间存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及第三人的主张。4.对杨昌福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其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其证实部分争议地属原告方，但无任何书证予以佐证。5.对刘刚的调查笔录，拟证明纠纷多年前就存在，没有原告所称的土地清册等书证，纠纷一直未平息的事实。第三组证据：1.争议林地现场示意图，拟证明争议地的四至及与争议林地的相邻情况。2.余林权字第1352号、1367号《山林所有证》、对照现场示意图，拟证明上述林权凭证记载的山林权属与争议范围，同时证明山林的分配情况及各自的权利范围。3.余林权字第1352号、1367号《山林所有证》存根，拟证明余林权字第1352号、1367号证是合法有效的林权凭证。4.余林自字第14726号《自留山证》存根及14725号、14728号等《自留山证》存根，拟证明原告所称的孙忠云的14726号《自留山证》在当时就未填发，内容为空白。5.余庆县档案馆出具的证明，拟证明经查实并无原告主张的林权档案。6.余庆县大乌江镇政府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杨文木的身份及现无法联系的事实。7.孙忠云林权登记申请表，拟证明孙忠云已经申请了小地名为“马鞍山、赖家石告”两幅山林的林权登记，同时证明无争议林地的林权登记申请。8.对孙忠云的调查笔录，拟证明14726号《自留山证》证是孙忠云的户头，同时证明山林下户时南坳组没有发放山林证到农户手中，与14726号《自留山证》存根为空白能相互印证。9.南坳组第三榜公示表存根，拟证明没有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中第三幅林权登记公示。10.对孙大贤的调查笔录，拟证明从山林下户时，就未获得争议林地林权凭证的事实。11.证明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各村民组负责人身份及政府作出决定书后依法送达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第一组证据中的1号证据无异议；2号证据的“三性”持异议；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余下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的1号证据无异议；2、3、4号证据“三性”均持异议，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陈述；5号证据达不到余庆县政府的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中的1号证据无异议；2号证据现场示意图无异议，但对2号证据及3号证据中的《山林所有证》及存根有异议，认为林权证记载的山林属于纠纷山，该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5、6、7、8、9、11号证据无异议；对10号证据的证明目的持异议。被告遵义市政府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黄大刚的质证意见与遵义市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史伦佐的B520600221249号《林权证》；2.《公益林面积小班分户登记公示表》、《收条》；3.《争议林地现场示意图》；4.余林权字第1352号、1367号《山林所有证》；5.余林权字第1352号、1367号《山林所有证》存根；6.余林自字第14725号、14726号、14728号《自留山证》存根；7.余庆县档案馆、凉风村委会、大乌江镇人民政府的《证明》，拟证明被告余庆县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第二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授权委托书、刘兴忠身份证复印件；3.《行政复议证据材料清单》、《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4.第三人黄大刚等人提交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参加行政复议申请书、委托手续；5.余府行决字（2019）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6.余庆县政府提交的《行政答辩状》；7.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8.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9.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8份）；10.行政复议文书委托送达函；11.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共8份）；12.中国邮政快递单复印件（4份）；13.遵府行复[2019]17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经质证：原告对第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对余庆县人民政府出示的证据质证意见一致。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对上述证据无异议。第三人黄大刚的质证意见与余庆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原告南坳村民组向本院提供并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史伦佐2007年林权登记申请表，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黄大刚等人争议的林地“王水塘”山林在原告方村民的林权登记内表上。第二组证据：史伦佐的余府林证字（2007）050910005号《林权证》，拟证明争议地在原告方村民的林权证上，同时争议地虽然与第三人黄大进有纠纷，但政府在权属不明确的情况下，将争议地加盖“此页作废”印章属于程序错误。第三组证据：公益林面积小班分户登记公示表，拟证明面积为39.6亩争议林地“王水塘”是史伦佐的林地。第四组证据：杨文林的收条、2014年4月28日村委会证明，拟证明杨文林收取了孙忠云的山林权属凭证，该山林证包括“王水塘”争议林地，但因杨文林保管不当遗失。第五组证据：陈西芝于2013年1月29日书写的证实一份，拟证明“四固定”时期陈西芝任原后坪大队大队长兼会计，参与了南坳生产队、铁厂沟生产队山林边界的分割，边界为从“王水塘”的一条老堰沟横过至黄泽高家屋后头去南坳生产队的人行小路石梯坎为界，上面是南坳生产队的山林，下面是铁厂沟的山林。第六组证据：孙应碧2014年8月19日证实一份，拟证明土地分户时，孙应碧任南坳生产队的队长，南坳组、铁厂沟组的山林边界以老堰沟为界，上面是南坳生产队的山林，下面是铁厂沟的山林。第七组证据：第三人黄泽兴、黄泽高的1367号、1352号《山林所有证》，拟证明争议地“王水塘”山林不在两证的四至界限范围内。第八组证据：余府行决字（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遵府行复（2014）3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余府行决字（2016）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遵府行复（2016）2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余府行决字（2019）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遵府行复（2019）17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5）遵市法行初字第286号《行政判决书》、（2017）黔0327行初21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余庆县政府对原告与第三人黄大刚等人的林地权属纠纷做出了三次行政处理决定，将争议林地、林木处理给了第三人，原告均不服并提起了三次行政复议，均被维持。原告不服提起了三次行政诉讼，前两次被告余庆县政府、遵义市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均被判决撤销的事实。经质证,余庆县政府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是林权登记的凭证，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6的“三性”持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恰恰证明了争议地是在这两个《山林所有证》四至范围内；对证据8的“三性”无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黄大刚的质证意见与余庆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铁厂沟村民组及黄大刚等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本院对各方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对余庆县证据中的调查笔录，对其所反映的涉案林地存在争议事实予以确认；对第三组证据中的余林权字第1352号、1367号《山林所有证》及存根系被告收集，与本案相关联，其来源合法，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余下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以及第三人黄大刚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认证效力与对余庆县人民政府的提供的相同证据的认证效力一致；对其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系履行复议程序过程中收集的证据，且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第一、二、三组证据，均是2007年林权登记中产生或依据2007年颁发给史伦佐的《林权证》所得的益林补偿，但该林权记载的“王水塘”林地因存在争议，不能作为对争议地权属来源的依据，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第四组证据来源合法，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但其不能证明史伦佐持被遗失的山林证就包含争议林地；第五、六组证据均系证人书面证实，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结合提供的其他证据作参考依据；第七、八组证据均系与争议林地相关，在争议处理过程中收集和产生的相关书面依据，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下列案件事实：涉案争议林地地名为“王水塘”[又名马鞍山（马安山）和杨家当门]，位于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原告称“王水塘”，第三人黄大刚等人称“马安山”和“杨家当门”，四至为：东面为新堰沟，西面为老堰沟，南面为大沟（后坪村民组山林以大沟为界），北面从小路到老堰沟（小路从新堰沟起到老堰沟）。原告提供的村民史伦佐（已故）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5910005号《林权证》中记载的第三幅林地，编号为52032905091005002MDYMSY98002,小地名为“王水塘”，面积39.6亩，林地四至为：东至抵田、南至抵马路、西至抵堰沟、北至抵堰沟，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凉风村南坳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权利人为史伦佐，其中注记：纠纷山，与铁厂沟黄大进等二户的林地纠纷，并加盖有“此页作废”的印章。2013年6月，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村民委员会作出《公益林面积小班分户登记表》，公示编号为50-2，公示小地名为“王水塘”，面积39.6亩，四至为抵田、抵马路、抵堰沟、抵堰沟，该林地属史伦佐。原告村民孙忠云的《林权登记申请表》记载，小地名为“马鞍山”的林地，四至为：东至孙忠敏房屋后以路为界、南至集体林至孙海龙山林坎路为界、西至孙大铭联户林以边界路为界、北至史伦坐山林边界路为界；小地名为“赖家石告”的林地，四至为：东至刘兴强土沟为界、南至刘兴强土坎为界、西至孙大明土坎为界、北至石阡土沟为界。孙忠云林权证上的两幅山林四至界限不包括争议林地。第三人黄大刚持有1983年余庆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其父亲黄泽兴的余林权字第1367号《山林所有证》，记载的第一幅山林地名为“马安山”，四至为：上其堰沟岩坎、下阳光田、左黄泽高边界、右黄泽高边界。第三人黄大进持有1983年余庆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其父亲黄泽高的余林权字第1352号《山林所有证》，记载的第一幅山林地名为“马安山”，四至为：上其红舌动、下堰沟、左其沟兴、右黄泽兴边界，该证上记载的第二幅山林地名为“杨通义当门”，四至为：上其岩、下长田各、左黄泽兴边界、右柒沟，上述两个《山林所有证》上的三幅山林南北相邻且相互接界，其四至界址包括争议林地。1991年，原告村民史伦佐与第三人黄大进对争议地发生权属争议，南坳组和铁厂沟组多次调解未果。2013年6月，原告向余庆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处理“王水塘”林地权属争议，余庆县林业局对当事人及相关知情人进行调查询问，并于2014年2月21日组织当事人对争议林地进行现场勘查。2014年4月1日，余庆县林业局作出《林权争议处理案件受理通知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2014年10月25日，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余府行处字[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决定林地所有权属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铁厂沟村民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属第三人黄大进等七人。原告不服该决定，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5年2月9日作出遵府行复[2014]3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原告不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遵市法行初字第28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余府行处字[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人民政府遵府行复[2014]3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由余庆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后余庆县人民政府对争议林地的确权重新启动处理程序，并于2016年7月29日作出余府行决字[2016]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争议林地所有权归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铁厂沟村民组所有，争议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第三人黄大进、黄大友、黄大发、黄大云、黄大刚、黄大康、黄大江等七人。原告不服该决定，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6年11月27日作出遵府行复[2016]2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原告不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黔03行初1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立案受理，经审理后于2017年7月15日作出（2017）黔0327行初21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据不足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以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责令余庆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余庆县人民政府对争议林地的确权再次重新启动处理程序，经查阅相关档案资料，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争议林地所有权属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铁厂沟村民组，争议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属第三人黄大进、黄大友、黄大发、黄大云、黄大刚、黄大康、黄大江等七人。原告仍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该复议申请后，经审查后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170《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再次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10月28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3行初574号行政裁定书，将该案移交本院进行审理。另查明，1.2007年9月4日的《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孙忠云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余林自字第14726号一张。注：余林自字第14726号。收据人：杨文林。”杨文林原系凉风村西部志愿者，2007年在大××凉风村工作。后因服务期满离开余庆县大乌江镇，现无法联系查证。2.余庆县档案馆及大乌江镇凉风村村民委员会均没有南坳组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相关的存根权属资料。3.余林自字第14726号《自留山证》存根联内容为空白。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17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原告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南坳村民组与第三人黄大刚等人所在村民组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铁厂沟组为不同的村民组，涉案林地涉及不同的村民组，因此,余庆县人民政府有权对案涉争议林地进行处理。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的规定，案涉争议林地原告南坳村民组在确权申请中称“王水塘”，其提供的本组村民史伦佐余府林证字（2007）第05910005号林权证中第三幅林地，编号为52032905091005002MDYMSY98002,小地名为“王水塘”主张权属，但因该证记载的该林地存在纠纷,已被加盖有“此页作废”的印章，因此不能作为本案权属依据；另原告方虽提供了证实人的证实，以证明其对争议林地进行管护，但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提供的证实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也是孤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也未能提供四固定、林业三定时期对争议林地享有权属的其他书面依据，余庆县政府在对争议林地再次重新启动处理过程中，调取并查阅了原告主张争议林地权属依据的余林自字第14726号《自留山证》存根联，经查阅，该存根联内容为空白。结合孙忠云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记载的林地，并无诉争的“王水塘”林地的登记申请。综上，原告方主张争议林地权属的依据不足，余庆县政府也不存在原告所称在人民法院判决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后，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事实。第三人黄大刚、黄大进等人提供的余林权字第1352、1367号《山林所有证》，与被告所调取的余林权字第1352、1367号《山林所有证》存根联相比对，余林权字第1352号《山林所有证》存根联记载的林地与余林权字第1352号《山林所有证》所记载的林地名称一致，余林权字第1367号《山林所有证》存根联记载的所有者、面积与余林权字第1367号《山林所有证》相符。且余林权字第1352号《山林所有证》与1367号《山林所有证》记载的林地“马安山”左右相连。经调查人员现场勘查，上述两证均包括部分争议林地。据此，第三人黄大刚等人提供的依据足以证明争议林地在其提供的1983年的《山林所有证》范围内。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出具证据。当事人不能出具证据的，不影响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依据有关证据认定争议事实。”的规定，余庆县政府将争议林地所有权确定给铁厂沟村民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确权给黄大刚、黄大进等七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余庆县人民政府在重新调查过程中，收集了与本案权属相关的依据，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的规定，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九条、《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所作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结果正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了相关程序，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复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原告诉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南坳村民组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南坳村民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者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华 嵩审 判 员  王小华人民陪审员  黄克伦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安雪琴书记员罗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