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27民初230号 原告:陈剑辉，男，199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南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达华，福建仁胜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陈智彬，男，199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南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娜，福建品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凤珍，福建品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陈剑辉与被告陈智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剑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达华、被告陈智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娜、邹凤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剑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595000元及利息，现变更被告立即偿还借款人民币565000元，利息以人民币565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借款日止按月利率1.5%计付，暂算至起诉之日，利息为人民币71400元，本金和利息暂合计为人民币6364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为实现债权花费的律师费人民币8000元。以上款项暂合计为人民币6444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是朋友关系，2018年3月份起，被告因资金周转所需多次向原告借款总计人民币565000元，双方约定被告每月支付借款金额的1.5%作为借款利息，因本借款产生纠纷的，由出借人住所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管辖，届时实现本债权的费用，包含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均由借款人承担。以上事实有被告出具的6份《借条》以及《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为凭。原告因资金回笼所需多次向被告催讨借款，被告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偿还，依法其应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 陈智彬辩，一、被告陈智彬向原告实际借款金额共计328450元，原告主张借款595000元并不属实。1、2018年3月15日出具借款4万元的借条，被告陈智彬实际只收到2万元的款项。2、2018年4月15日出具借款10万元的借条，被告陈智彬分别于2018年4月12日通过微信收到50000元，于2018年4月15日收到50000元。3、2018年8月15日出具的借款3万元的借条，原告已于2018年6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被告陈智彬，被告陈智彬于2018年8月15日补签了该3万元的借条。4、2019年2月15日出具的借款80000元的借条，当日，原告并未将8万元支付给被告陈智彬，经过被告陈智彬的多次沟通，原告才于2019年5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陈智彬支付了5万元，于2019年6月5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被告陈智彬支付了5000元、25000元，至此，原告才将该借条的8万元款项向原告支付完毕，该三笔款项，系原告为了履行该8万元借条的出借款项而支付，并非是被告陈智彬另外向原告所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的规定，该借条体现的80000元借款的利息计算，应从原告实际交付款项的时间开始计算，不能从借条签订当日开始计算，因此其中的50000元的利息应从2019年5月26日起算，另外30000元的利息应从2019年6月5日起算。5、2019年3月15日出具的3.5万元的借条，被告陈智彬并未收到款项，因此该借款关系并不成立。6、2019年5月20日出具的借款100000元的借条，原告预先扣除第一个月的利息1550元，剩余的部分，分别于2019年5月21日向被告陈智彬支付了49200元，于2019年5月23日向被告陈智彬支付了49250元，共计98450元。因此，被告陈智彬实际收到的借款本金为9845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利息应以实际出借本金98450元为基数计算，不应以10万元为基数计算。7、原告主张的只有转账记录，共计208450元的款项，被告陈智彬并未向其借款，也未出具借条让原告收执。该208450元的款项，系原告为履行被告陈智彬向其出具借条并有实际借款部分的义务而转账，并非是被告陈智彬向其额外的借款。综上，被告陈智彬实际向原告借款总额为328450元，原告提交的微信及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均是上述借条中的借款支付情况，并非是被告陈智彬额外向原告所借的款项。根据原告向被告借款的惯例，被告向原告借款均有出具借条为凭，并且结合被告出具借条的时间、金额及原告提交的微信、银行转账记录来看，时间和金额基本能够对得上，因此，原告的主张只有转账记录的部分系被告额外的借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截至2019年6月29日，被告陈智彬现已向原告还款付息共计140800元，被告陈智彬剩余未还本金为214686.7元。被告陈智彬从2018年4月14日起至2019年6月15日止，共向原告陈剑辉转账还款付息93100元，并按照原告的指示，向原告的妻子高益惠转账还款付息47700元，共计向原告还款付息140800元。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案的借款本金，应以被告陈智彬实际收到的金额为准，原告预先作为利息予以扣除的部分不应作为借款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应当以被告陈智彬实际收到的借款本金为基数，被告陈智彬每次的还款，在扣除还款当日之前应付的利息，如有剩余，应当予以抵扣本金。按此计算方法，截至2019年6月29日，被告陈智彬剩余未还本金为214686.7元。 陈剑辉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借条以及微信转账记录、客户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被告截止起诉之日尚欠原告借款本金565000元，双方约定被告每月支付借款金额的1.5%作为借款利息，因本借款产生纠纷的，由出借人住所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管辖，届时实现本债权的费用，包含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均由借款人承担等事实。2018年3月15日的借条是原告以现金给被告的40000元；2018年4月12日、4月15日原告各向被告转账5万元，合计10万元，被告在4月15日写10万元的借条；2018年8月15日的借条是原告于8月6日向被告转账支付的3万元；2019年2月15日的8万元和3月15日的35000元借条是被告使用原告的信用卡，后由原告还款，被告补写借条；2019年5月7日被告使用原告的信用卡，后由原告还款，被告于5月20日补签100000元的借条；以后转账的款项被告没有出具借条是当时双方闹得不愉快。2、委托合同书和增值税发票，证明原告为实现债权花费律师费8000元的事实。 陈智彬提出以下质证意见：1、2018年3月15日4万元的借条，被告实际收到的金额只有2万元并非4万元；2018年4月15日10万元的借条并非借条上体现的现金付款方式，而是以转账的方式收到款项，时间分别是2018年4月12日5万元、2018年4月15日5万元；2018年8月15日3万元的借条是于2018年6月21日收到的转账3万元，并非是借条上体现的现金方式；原告对该交付方式是以转账方式予以确认，但原告所说是2018年8月6日转账不属实；2019年2月15日8万元的借条有异议，并非是现金方式收到此笔款项而是以转账方式收到，收款时间是2019年5月26日收银行转账5万元、2019年6月5日是微信收到的5000元及25000元，共计8万元；2019年3月15日的35000元，被告并未收到相应的款项，并且借条上体现是利息是1%，并非原告所说的1.5%，原告所称是刷信用卡并非属实。2019年5月20日10万元的借条并非现金方式收到款项，而是于2019年5月21日收到49200元、于2019年5月23日收到49250元，共计98450元，原告已经预先扣除1550元的利息，因此实际的借款本金是98450元。原告所称是刷信用卡的并非属实；对于原告提交的全部微信转账记录及银行转账记录均是为支付上述借条上的借款，并非额外的借款，被告也未出具相应的借条，不能认定是被告向原告除上述借条之外的借款；对证据2没有异议。 陈智彬提供以下证据：1、被告向原告还本付息的微信转账记录35页，支付宝转账记录4页，银行的转账记录一页，证明被告陈智彬从2018年4月14日起至2019年6月15日止，共向原告陈剑辉转账还款付息93100元，并按照原告的指示，向原告的妻子高益惠转账还款付息47700元，共计向原告还款付息140800元的事实。2、2018年4月12日-15日的转账记录，证明被告于2018年4月15日出具的10万元借条是通过转账收到并非现金。 陈剑辉提出以下质证意见：1、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在2018年7月12日转账的32100元，其中的3万元是原告向被告支付的2018年6月21日的借款，因为被告在2018年7月12日就偿还该笔借款，而补借条的日期都是在每个月的15日，所以该笔借款就没有补借条，其中的2100元是以17万元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对被告向高益惠的转账与本案无关，是高益惠在2019年5月份借5万元给被告的款项，被告以每天1100元的还款方式还款至2019年6月29日，还款金额为47700元，还未还清。2018年4月14日被告支付的1350元是本金90000元（2018年3月15日的借条金额4万元以及4月12日的借款5万元，合计9万元）以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2018年5月14日、2018年6月12日、2018年7月12日、2018年8月11日被告每次支付的2100元是借款金额14万元（第一张借条4万元，第二张借条10万元）以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2018年9月14日、2018年10月14日、2018年11月14日、2018年12月14日、2019年1月13日、2019年2月14日的2550元是第一张借条4万元，第二张借条10万元，第三张借条3万元，共17万元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2019年3月14日支付的1700元不足支付利息，之后4月份补足的，此后每月支付的利息都是不足额。对证据2没有异议。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陈智彬多次向陈剑辉借款，并多次出具同样的格式借条。格式借条的内容如下：“兹本人陈智彬身份证号码因生意需要今向陈剑辉（身份证号码：）借款人民币现金大写：元整。（小写：元）还款日期：定于年月日前结清。并每月支付借款金额的%作为借款利息。因本借款产生纠纷的，由出借人住所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管辖，届时实现本债权的费用，包含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均由借款人承担。本人确认已收到上述全面借款，确定无任何异议。借款人陈智彬，借款人联系电话：138××××0393”。该借条中画线部分均为手写笔迹，其他均为打印好的字迹。 2018年3月15日，陈智彬出具一份40000元的上述借条给陈剑辉，借条约定利息按月1.5%计算；2018年4月15日，陈智彬出具一份100000元的上述借条给陈剑辉，借条约定利息按月1.5%计算；2018年8月15日，陈智彬出具一份30000元的上述借条给陈剑辉，借条约定利息按月1.5%计算；2019年2月15日，陈智彬出具一份80000元的上述借条给陈剑辉，借条约定利息按月1.5%计算；2019年3月15日，陈智彬出具一份35000元的上述借条给陈剑辉，借条约定利息按月1%计算；2018年5月20日，陈智彬出具一份100000元的上述借条给陈剑辉，借条约定利息按月1.5%计算。上述借条的总金额为385000元。 根据银行转账记录和微信转账记录载明：2018年4月12日，陈剑辉银行转账50000元给陈智彬，2018年4月15日陈剑辉银行转账50000元给陈智彬，2018年6月21日，陈剑辉银行转账30000元给陈智彬；2019年5月21日，陈剑辉银行转账49200元给陈智彬（扣利息800元）；2019年5月23日，陈剑辉银行转账49250元给陈智彬；2019年5月26日，陈剑辉银行转账50000元给陈智彬；2019年6月5日，陈剑辉银行转账5000元给陈智彬；2019年6月5日，陈剑辉微信转账25000元给陈智彬。 从2018年4月14日开始，陈智彬向陈剑辉支付款项，该款项只有一笔于2018年7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32100元，其余35笔均是通过微信方式转账，至2019年6月15日，共支付93100元。 另外，从2019年5月14日起至2019年6月29日止，陈智彬几乎每天通过支付宝向陈剑辉的妻子高益惠转账款项，其中2019年5月14日支付二笔，一笔金额为3700元，另一笔金额为1100元，其他转账金额均为1100元，以上共41笔，金额47700元。在一天当中，陈智彬通过支付宝转账给高益惠，又通过微信转账给陈剑辉，总共有13次。 2020年2月4日，陈剑辉就本案诉讼与福建仁胜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合同书，合同约定律师费为8000元。2020年2月17日，陈剑辉支付了上述律师费8000元。 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陈智彬向陈剑辉借款的总金额如何认定问题。二、陈智彬支付的款项如何认定问题。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陈智彬向陈剑辉借款的总金额如何认定问题。 本院认为，1、关于2018年3月15日的借款40000元。双方均确认该借款是现金支付，现陈智彬提出其只收到20000元，因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该笔借款应按40000元计算。2、关于2018年4月15日的借款100000元。双方均确认款项于2018年4月12日和4月15日各转账支付50000元，该笔借款予以确认。3、关于2018年8月15日的借款30000元。陈剑辉提出该款项是其在2018年8月6日转账支付的，但未提供转账记录予以证实。因陈剑辉自2018年3月15日起向陈智彬出借款项时均要求陈智彬出具借条，而陈剑辉于2018年6月21日转账支付给陈智彬30000元后，陈智彬并未出具相关凭证给陈剑辉，现陈智彬提出陈剑辉于2018年6月21日转账支付30000元，其于2018年8月15日才补签借条，符合常理，也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应当认定陈智彬于2018年8月15日出具借条的款项就是陈剑辉于2018年6月21日转账支付的30000元。至于陈剑辉提出陈智彬于2018年7月12日支付的32100元中的30000元就是归还其于2018年6月21日出借的30000元，仅是其主观判断，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4、关于2019年5月20日的借款100000元。陈剑辉提出该借款是陈智彬于5月7日使用其信用卡后补写的借条，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陈剑辉于5月21日转账支付49200（扣除利息800元），于5月23日又转账支付49250元，这些款项陈剑辉均统计在本案的借款金额当中，但转账后并没有陈智彬出具的借条，对此陈剑辉解释为因双方关系破裂。按陈剑辉的说法，陈剑辉在5月21日以后就不可能再转账给陈智彬，但陈剑辉此后又多次转账给陈智彬，只能说明陈剑辉在陈智彬出具该借条后，为履行借条中的付款义务而进行的转账。因此，应当确认陈智彬于2019年5月20日出具100000元的借条后，陈剑辉于5月21日转账支付49200（扣除利息800元），于5月23日又转账支付4925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本借条实际的借款金额为98450元。5、关于2019年2月15日的借款80000元。如上述第4点所述，应当认定陈智彬于2019年2月15日出具借条后，陈剑辉于2019年5月26日支付5万元，于2019年6月5日各支付了5000元、25000元。6、关于2019年3月15日的借款35000元。陈剑辉提出该借款是陈智彬使用其信用卡而出具的借条，但未提供证据。陈智彬提出其并未收到该款项，同样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因陈智彬对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应当认定其有向陈剑辉借到款项35000元。7、关于陈剑辉转账给陈智彬的款项合计208450元。陈剑辉将上述转账的全部款项一并作为本案的借款总额向陈智彬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结合以上所分析并认定的事实，应当认定上述转账是陈剑辉为履行陈智彬出具借条后的付款义务而作出的行为，该款项不能认定为本案的借款总额。综上，本案陈智彬向陈剑辉借款的总额为383450元。 二、陈智彬支付的款项如何认定问题。 本院认为，在陈智彬向陈剑辉借款后，陈智彬通过银行和微信共36次向陈剑辉付款，至2019年6月15日，共支付93100元。另外，陈智彬也通过支付宝向陈剑辉的妻子高益惠转账41笔，金额共计47700元。因陈剑辉提出陈智彬向高益惠的转账是因陈智彬又向高益惠借款50000元，现陈智彬未提供证据证实其转账支付给高益惠的款项就是归还向陈剑辉的借款，且陈智彬在同一天既有向陈剑辉付款，也有向高益惠付款，且次数达13次。故对陈智彬向高益惠的付款不应认定为是其归还向陈剑辉的借款。因此，确认陈智彬已支付的款项为93100元。 本院认为，陈智彬向陈剑辉借款，有其亲自签名并捺手印的借条为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认定。根据上述认定，陈智彬向陈剑辉借款的总额为383450元，陈智彬也陆续向陈剑辉支付款项，共计9310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先归还利息后归还本金，对陈智彬归还的款项逐笔进行扣减(具体见附件：陈智彬还款付息明细表)。截止2019年6月15日，陈智彬尚欠陈剑辉借款本金322463.38元，其中本金287463.38元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另本金35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现陈剑辉要求陈智彬归还借款及利息，理由正当，应予支持。陈剑辉要求陈智彬支付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8000元，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陈智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陈剑辉借款322463.38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6月16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其中本金287463.38元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另本金35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 二、陈智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陈剑辉律师费8000元。 三、驳回陈剑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244元，减半收取为5122元，由陈剑辉负担2181元，陈智彬负担294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沈国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戴晓惠 【附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