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17民终5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洪丽梅，女，1951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万**，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永扬，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岗元村黄屋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岗元村委会黄屋村。 负责人：黄家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岗元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岗元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黄家桓。 原审第三人：黄家号，男，1950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波，广东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洪丽梅因与被上诉人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岗元村黄屋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黄屋村）、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岗元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岗元村委会），原审第三人黄家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702民初3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洪丽梅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黄屋村支付征地补偿款60620元给洪丽梅；三、岗元村委会对第二项上诉请求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四、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黄屋村和岗元村委会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黄屋村按1999年分田捰田人数进行分配涉案征地补偿款”是明显错误的，应予纠正。（一）洪丽梅一审递交《黄屋村分配征地补偿款的申请书》清楚载明分配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是按捰田的田份，在质证环节，黄屋村、岗元村委会均认可该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证实洪丽梅请求支付的两次征地补偿款都是按照分配方案，且黄家号一审答辩状最后亦有陈述“本案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是根据本村农户的承包田份而定”。对比《九九年分田捰田人数》与《黄屋村征地补偿款明细表》，《九九年分田捰田人数》中所有农户后面的数字都是人数，而《黄屋村征地补偿款明细表》中部分农户后面的“田份”栏带有小数点（如序号4黄家英、序号30黄家新、序号32张海等）代表田份数，而实际分配涉案征地补偿款也是按《黄屋村征地补偿款明细表》，即按田份数来分配。由此可见，本案的分配征地补偿款是按田份分配。（二）本案也并非以1999年为时间点，而是按2000年全村土地进行调整后的田份数进行发放征地补偿款。洪丽梅提供的2013年《黄屋村征地补偿款明细表》、2016年《黄屋村补偿款明细表》可反映，黄屋村是按照2000年第二轮调整后的田份来发放征地补偿款。在1999年末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黄屋村集体存在部分农户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承包的情况，黄屋村通过原承包者自愿放弃承包，把责任田交回村集体的方式，重新与愿意承包的农户签订承包合同。第二轮土地承包调整是经全体村民多次开会一致通过重新调整承包经营权的，调整后洪丽梅的丈夫黄家在作为户主，取得了六份田地的承包经营权，六份田地的具体情况清楚记载在洪丽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二、一审法院未经调查核实，直接采纳黄屋村的意见，在判决中确认“黄家号2份田登记在黄家在延长承包合同上，类似情况还有农户黄家良、黄家允、黄家典、黄家焕等人”的做法不妥。黄屋村认可洪丽梅提交的《延长土地承包期合同书》包含的亩数对应六份田份，然后又单方认为黄家号2份田份登记在黄家在的延长承包合同上，但黄屋村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延长土地承包期合同书》的亩数与黄家号有关，黄家号也无法提供其承包田份的依据，甚至无法陈述自己的田份的名字和范围。黄屋村村民都清楚2000年全村的土地进行过调整，若要取得田份，必须具备《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田份调整后，有变动的承包方重新签订土地承包期合同书，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负责缴纳公粮、农业税、农业水资源费等各项费用。洪丽梅的丈夫黄家在（已故）均符合上述条件，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洪丽梅曾经代黄家号耕种土地的情况，因此洪丽梅才是涉案田地的真正权利人。黄家号在当时因放弃承包经营权，所以才没有签订承包合同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也从未缴纳公粮。黄屋村强行将洪丽梅的财产分割给黄家号，损害了洪丽梅的合法权益。黄屋村在一审庭审时为维护黄家号，主张按99年登记的内容为准，明显与征地补偿款发放明细表相矛盾。一审判决没有向农户黄家良、黄家允、黄家典、黄家焕等人进行查证，更没有对该部分查证的内容进行庭审质证，就直接在判决中对“类似情况还有农户黄家良、黄家允、黄家典、黄家焕等人”予以确认的论述欠妥，因为其他农户的情况不能等同于本案的事实，其他农户发生的情况也不能等同于洪丽梅与黄家号之间也存在。三、黄屋村、岗元村委会故意截留本应发放给洪丽梅的征地补偿款，对本案的产生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洪丽梅承担全部费用是错误的。自第一次征地补偿款被截留开始，洪丽梅多次向黄屋村反映，要求其尽快支付，但黄屋村故意为难，甚至说其中两份田份属于黄家号，把原本没有争议的事情变成了诉讼纠纷，洪丽梅屡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均没有解决问题，只能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判如上诉所请。 黄屋村答辩称：因洪丽梅在2013年是第一次领取土地补偿款时不知道具体可领取的数额，以为就是分四份田补偿款就可以。黄屋村关于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是按照交公粮的本子来领取的，没有交公粮的人不能拿土地补偿款，只能领人口款，洪丽梅是有六份土地的补偿款可领取。 岗元村委会没有提供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黄家号述称：一、黄家号的答辩意见与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二、一审时，黄屋村的负责人是黄维庆，现在出庭人黄家领是一审时作洪丽梅的证人，其在一审时旁听了整个庭审过程。洪丽梅一审提出申请黄家领作为自己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时，一审法院以其旁听了整个庭审为由不予准许。现黄家领又作为黄屋村的负责人出庭，其陈述的事实偏袒洪丽梅一方。双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洪丽梅和黄家号的田地纠纷时，对当时的黄屋小组村干部做了充分的调查，黄家领并不是当时的村民小组干部。从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调查的事实是可以看到当时为什么将黄家号的田份填在了洪丽梅一方的经营权证书上，本村也有部分村民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法院应采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查的事实。在1999年分田捰田时黄屋村民小组共283人拿田，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三次分田的情况，村民委员会也调查和确认了该事实，人民调解委员会也核实了该事实。 洪丽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黄屋村向洪丽梅支付征地补偿款6620元；二、黄屋村向洪丽梅支付征地补偿款54000元；三、岗元村委会对诉讼请求二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四、案件受理费由黄屋村、岗元村委会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洪丽梅与黄家在（2011年期间身故）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有黄国飞、黄甜、黄龙记三个子女；黄家号与黎运丽系夫妻关系，与黄家在系亲兄弟关系，上述7人除黄龙记户籍外，其他6人户籍在1999年期间均为黄屋村村民。1999年期间，黄屋村经民村会议决定分田捰田人数，全村捰田人数共281人，其中黄家在代表家庭户分得4份田，黄家号代表家庭户分得2份田。2013年期间，黄屋村公用集体用地被征收，黄屋村按1999年分田捰田人数方案以3310元/份标准发放征地补偿款，其中洪丽梅签名领取了4个份额款项13240元（3310元/份×4份），黄家号签名领取2个份款项6620元（3310元/份×2份）,2013年黄屋村征地补偿款已分配完毕。2016年期间，黄屋村公用集体用地被征收，1999年分田捰田人数方案以9000元/份标准发放征地补偿款，已分配了275份田份额征地补偿款，但由于洪丽梅与黄家号对分配份额产生争议，黄屋村尚6份田份额即54000元（9000元/份×6份）暂未分配，该款项保留在黄屋村。洪丽梅及黄家号双方经协商无果，洪丽梅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诉称。 一审庭审中，洪丽梅主张其家庭户在2000年取6份田，黄屋村按4份田份额分配给洪丽梅征地补偿款不当，洪丽梅在2013年尚有2份田份额即6620元征地补偿款和2016年征地补偿款为54000元（9000元/人×6人）未领取，洪丽梅对其此项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延长土地承包期间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公证书》《广东省农民负担监督卡》《农业税完税证》《农业水资源费收据》《阳东县双捷镇水利粮收据》《阳东县双捷镇统筹代收金收据》等，其中《延长土地承包期间合同书》主要载明黄家在于2000年1月1日与黄屋村签订承包合同书，承包土地3.576亩（水田2.712亩、旱地0.86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主要载明2000年1月1日土地承包户主黄家在承包土地具体情况，人口数4或6（有涂改痕迹）；《公证书》主要载明黄家在遗产情况；《广东省农民负担监督卡》《农业税完税证》《农业水资源费收据》《阳东县双捷镇水利粮收据》《阳东县双捷镇统筹代收金收据》主要载明黄家在缴纳公购粮情况。 经一审质证，黄家号认为其在1999年期间分得2份田，家庭人口为2人，洪丽梅当时家庭户籍人口为4人，其中黄龙记原户籍是双捷镇**，分田后于2013年11月28日迁回黄屋村，当时从考虑收取公粮的角度，将黄家号2份田登记在黄家在（洪丽梅亲人）名下，类似情况同村的农户还有黄家良、黄家允、黄家典、黄家焕等人，且从洪丽梅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人口有将4人涂改成6人痕迹，因此，黄家号2013年领取征地补偿款为6620元（3310元/份×2份），2016年应领取征地补偿款为18000元（9000元/份×2份），并向一审法院提供《九九年分田捰田人数》、黄屋村及岗元村委会于2017年7月27日出具的《土地争议证明》《黄屋村征地补偿明细表》《调查笔录》《常住人口登记卡》《常住人口登记表》等证据，其中《九九年分田捰田人数》主要载明“屋村分田情况，其中黄家在分得4份田、第三人分得2份田”;《土地争议证明》主要载明:“黄屋村1999年底按政策重新调整土地，全村从口数共分得281份，户主黄家号分得2份，黄家在分得4份，由于黄家号当时外出无法耕种，为了方便缴纳公粮，村里将黄家号的田份土地合并在黄家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本村部门农户都有这种情况在2013年本村分征地补偿款黄家号取2份，黄家在取4份，当时双方无意见，但在2016年再次分征地补偿款时开始争议，经本村、村委会、镇维稳中心多次调解，都不达成调解，又在2016年的土地承包确权时，由于各方面原因造成黄家号、黄家在家属在确权进行时产生意见，造成土地确权争议，确权工作人员当时也在图纸中标明地块”；《常住人口登记卡》及《常住人口登记表》主要载明黄龙记户籍户籍于2013年12月12日由双捷**迁入**。div> 黄屋村在另案［（2018）粤1702民初4506号］陈述，黄屋村就2013年征地补偿款分配召开过村民代表大会，全体村民同意按1999年分田捰田人数进行分配，其中每份田3310元，洪丽梅签名领取征地补偿款13240元（3310元/份×4份），黄家号签名领取征地补偿款6620元（3310元/份×2份），2013年征地款全部分配完成；2016年分配时与2013年一样，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每份田9000元，认为洪丽梅按4份田进行分配，黄家号按2份进行分配，由于洪丽梅及黄家号就分配份额尚有争议，所以2016年尚有6个份额征地补偿款即54000元保留在黄屋村。 另查明，2016年12月7日，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本案争议分配份额对屋寨村1999年土地调整情况进行调查，据黄家友（1999年任生产队队委）、黄恭昌（1999年任黄屋村村长）、黄家英（1999年任生产队队委）、黄家允（1999年任生产队队委）、黄家桓（2011年至今任黄屋寨村村长）、黄家伟（1999年任生产队队委）、黄维庆（2011年至今任黄屋村副村长）均反映1999年黄屋村按全村总人口和户主的份数281份进行分配，当时登记部上反映是283份，是因为有重复登记，1999年黄家在分田数为4份，黄家号2份，2000年全村考虑收取公粮的角度，谁耕种1999年的田份，就把田份登记在延长土地承包合同上，由于黄家在种了黄家号2份田，所将黄家号2份田登记在黄家在延长承包合同上，类似情况还有农户黄家良、黄家允、黄家典、黄家焕等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涉案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是否属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二、洪丽梅请求征地补偿款应如何认定。 对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的规定，本案中，被征收土地属黄屋村集体共用地，并不是洪丽梅或者黄家号承包地，故涉案征地补偿款应归黄屋村集体所有，黄屋村有权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决定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和使用，属于村集体自治范畴的事项，不属于法院民事诉讼调整范畴。因此，黄屋村按1999年分田捰田人数进行分配涉案征地补偿款，属本集体自治范畴事项，并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 对于焦点二、综合焦点一论述，结合1999年黄屋村分田捰田人数分析，洪丽梅当时家庭在黄屋村户籍登记人口户籍登记人口为4人应分得4份田，案征地补偿款的4个份额。由于洪丽梅已签名领取2013年4个份额的征地补偿款13240元（3310元/份×4份），一审法院不需要再处理。因此，现洪丽梅请求支付2013年2份田份额的征地补偿款6620元（3310元/份×2份），理据不足，应不予支持。同理，洪丽梅2016年应分得征地补偿款为36000元（9000元/份×4份），则黄屋村应向洪丽梅支付征地补偿款36000元。对洪丽梅请求超出一审法院核算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诉讼费负担问题。本案中，未有证据显示黄屋村有截留2016年征地补偿款情形，由于洪丽梅及黄家号就涉案讼争6个份额的征地补偿款存在争议，暂保留在黄屋村中，黄屋村并无过错，且黄家号在本案诉讼中主张并无不当。因此，洪丽梅提起涉案诉讼所支付诉讼费，应由洪丽梅自行负担。 黄屋村、岗元村委会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岗元村黄屋村向洪丽梅支付征地补偿款36000元，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洪丽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58元，由洪丽梅负担。 二审诉讼中，洪丽梅提交三份黄屋村于2020年2月20日出具的《证明》，第一份《证明》内容：“经本村查明，本村在2000年第二轮承包土地调整时，是将全村的土地收回来，再重新发包给村民的。本村村民黄家在在家庭成员承包了六份田地。并且签订了承包合同，在《阳东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人口涂改的地方，本村证实是4字，情况属实。”第二份《证明》内容：“本村村民黄家在家庭成员在第二轮重新调整份田时同本村重新承包了六份田份，并且同本村签订了《延长土地承包期合同书》延长土地承包期是从2000年1月至2029年12月，在有效期内。也取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权时村民黄家号提出争议暂未确权，经本村查明，黄家在取到的《延长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有效的，到现在本村未有收到黄家号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确权办理应同黄家在家庭成员确权。”第三份《证明》内容：“经本村查明在2013年2016年分征地补偿款是按第二轮分田捰到的田份分配的，在《黄屋村分配征地补偿款的申请书》上有写到的，即使按村民和本村承包土地的份数分配。每份3300元（洪丽梅认为是笔误应为3310元）和每份9000元。本村村民黄家在家庭成员在第二轮分田时取到了六份田份。情况属实。”拟证明的事实与三份证明内容相同。黄屋村二审庭审时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黄家号质证认为：一、这三份证据载明的内容不真实，和一审证据反映的事实相矛盾，应不予确认。二、黄屋村于2017年7月27日向江城区农业局出具的土地争议证明，证实了1999年底按政策重新土地调整，按全村人口数共分得283份，洪丽梅分得4份，黄家号是2份，由于黄家号当时外出，无法耕种，为了方便缴纳公粮，黄屋村将黄家号的田份合并在黄家在的经营权证书上，本村也有其他村民有这种情况。2013年分的田份，当时双方没有意见。这是黄屋村向政府主管部门所作的证明，目的是为了解决争议，所以该证明反映的事实是具有最大的效力，同时该证明也得到了岗元村委会的盖章证实。三、双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洪丽梅和黄家号田地纠纷时，对不同时期的黄屋村干部做了详细调查并作了笔录，笔录中这些干部反映的事实与黄屋村向农业局反映的事实相同。四、在2016年第二次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时候，黄屋村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确认洪丽梅和黄家号各自应领取补偿款。 黄屋村于2020年4月24日向本院递交一份《申请书》，内容：“上诉人洪丽梅与被上诉人黄屋村、岗元村委会，原审第三人黄家号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贵院于2020年4月14日庭审时，上诉人洪丽梅提交给合议庭的黄屋村出具的2020年2月20日三份《证明》，是洪丽梅儿子打印好该《证明》，拿到黄屋村要求盖章，黄屋村没有经过任何调查核实，也没有经过合作社小组所有成员同意，按其要求在《证明》上盖了黄屋村印章。现申请撤回洪丽梅提供给贵院的上述证明！”洪丽梅认为其在二审中提交的三份黄屋村《证明》已经庭审质证应作为案件的证据材料，而且该三份《证明》反映了案件的事实，现黄屋村申请撤回该三份《证明》不符合法律规定。经洪丽梅了解，该申请书并非黄屋村的真实意思表示，村长黄家领是受到村委会书记黄家桓威胁说要抓他进监狱，黄家领迫于压力作出该申请，且申请书是黄家号打印好后在没有村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拿去找黄家领盖章。黄家号对黄屋村的申请书没有异议，该申请书反映了黄屋村之前出具三份《证明》的事实经过，黄屋村在调查核实后向二审法院申请撤回之前出具的三份《证明》。黄屋村的三份《证明》是没有任何村民小组成员签名同意的，而该申请书有黄屋村村长签名，也说明了洪丽梅提供的三份黄屋村《证明》是洪丽梅事先打印好拿到黄屋村盖章。洪丽梅称黄家领受到威胁才出具该申请书，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申请书是黄屋村自己独立的行为及向法院陈述事实的经过。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审诉讼中，黄屋村的负责人是黄维庆,二审诉讼中，黄屋村负责人变更为黄家领，该事实有黄家领提供的阳江市江城区民政局于2020年4月16日颁发的村长证，及岗元村委会制作的岗元村民小组统计表证实。对于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问题，黄屋村的负责人黄家领二审答辩陈述征地补偿款是按照交公购粮本子所载明的田份数来分配，并认为洪丽梅可领取六份土地的补偿款。黄家领的上述陈述与黄屋村上一届负责人黄维庆在另案［（2018）粤1702民初4506号案］陈述“是按1999年分田捰田人数进行分配”不同，且黄屋村在二审庭审后向本院递交申请撤回其于2020年2月20日为洪丽梅出具的三份《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争议焦点是洪丽梅可领取多少份田的征地补偿款。本案被征收的土地属黄屋村集体共有地，并非洪丽梅或黄家号的承包地，因此涉案征地补偿款属黄屋村集体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的规定，黄屋村有权以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决定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和使用。按照《九九年分田捰田人数》，黄屋村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并经岗元村委会、双捷镇政府盖章确认的《黄屋村分配征地补偿款的申请书》，黄屋村及岗元村委会于2017年7月27日出具的《土地争议证明》《黄屋村征地补偿明细表（2013年、2016年）》《调查笔录》所载明的内容，并结合黄屋村在（2018）粤1702民初4506号案的陈述，黄屋村此前是按1999年分田捰田人数来分配2013年及2016年的征地补偿款，即洪丽梅家庭按4份田领取征地补偿款，这属村集体自治范畴，没有违反法律相关规定。现洪丽梅上诉主张其应按2000年全村土地调整后的田份数6份田来领取征地补偿款，并提供三份由黄屋村于2020年2月20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其主张。虽然黄屋村负责人黄家领在二审庭审中认可洪丽梅的主张，但在庭后，黄屋村向本院递交书面申请请求撤回上述三份《证明》，黄屋村在申请书中陈述上述三份《证明》是洪丽梅儿子打印好后拿到黄屋村盖章，《证明》中的内容是未经黄屋村调查核实及黄屋村成员同意。因黄屋村在更换负责人前后对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法所作的陈述不一致，黄家领作为黄屋村现任负责人在二审诉讼中就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所作的陈述前后亦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黄屋村在二审中关于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的陈述。现洪丽梅主张其应按6份田份领取2013年及2016年的征地补偿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洪丽梅应分得涉案土地征地补偿款的4个份额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洪丽梅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5元，由洪丽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 广 审 判 员  姜玉华 审 判 员  施震宇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李凤霞 书 记 员  许佩思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