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终7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海滨，男，汉族，1982年12月30日出生，住辽宁省大石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文，山东鲁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新军，男，汉族，1976年12月27日出生，住东营市垦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名涛，山东津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海滨因与被上诉人董新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2019）鲁0522民初1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海滨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邓海滨不承担付款责任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董新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邓海滨与董新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1、邓海滨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是河南乐鲜实业有限公司与董新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董新军提交的证据证明，邓海滨与董新军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一审认定欠款数额3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的规定。2、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邓海滨提交一审法庭的邓海滨与董新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董新军认可是他与邓海滨的聊天记录，董新军在聊天记录中认可邓海滨一方是大公司，显然根据该聊天记录，董新军是知道邓海滨向其购买活羊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根据该法条的规定，既然董新军认可该事实，那么根本不须要邓海滨再提供该证据的原始载体，一审法院不适用该法条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 董新军辩称，2018年，董新军通过司机李庆刚（涉案两车活羊的运输者）认识了邓海滨，然后和邓海滨建立了买卖活羊关系，断断续续的给邓海滨发货，2018年6月24日、7月4日邓海滨购进了董新军两车活羊，货值532740元，货款未付，2018年7月13日邓海滨为董新军出具了欠条一张，欠款总金额为532740元。之后邓海滨通过“乐鲜公司账户”分多次向董新军支付货款232740元，但是对于剩余货款老是推托。2018年9月13日，当邓海滨再次来董新军家中时，为此双方出现争执，邓海滨随即报警，盐窝镇派出所朱艳明出警调停此事，当着朱所长的面，经过协商，邓海滨为董新军重新出具了涉案欠条（欠款金额为300000元），落款日期仍为“2018年7月13日”，原欠条收回。目前涉案的30万元欠款，邓海滨仍未支付。邓海滨主张涉案的欠款人应为“乐鲜公司”，自己仅为业务员，董新军认为，邓海滨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理由：1、邓海滨在与董新军的交易过程中从未提到过他是该公司的业务人员，而是经常炫耀自己的本事很大，实力很强，能同时控制全国各地多家公司；2、他在2018年7月13号出具的5326740元的欠条中，欠款人一栏明确的签上了邓海滨的名字，在涉案欠条（金额30万）中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上两张欠条中均未体现与“乐鲜公司”有何关系；3、董新军是基于对邓海滨的信任才将活羊赊欠给邓海滨的，并不了解“乐鲜公司”，更没有与该公司有任何意思表示；4、董新军起诉后，邓海滨利用诉讼程序提出管辖权异议，经过了一、二审，在此期间，邓海滨均未提到过“乐鲜公司”，这也充分暴露出邓海滨利用法院程序拖延时间，耍赖的本质；5、邓海滨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利用“乐鲜公司”的名义赖账不还；6、至于双方的微信聊天，邓海滨出示的不完善、掐头去尾，邓海滨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经常说自己在全国控制着多家公司，故而为了满足邓海滨的虚荣心，董新军才偶尔称你们是大公司等用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邓海滨能够及时支付货款，并没其他意思；7、董新军所提供的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条，完全达到了民事证据的高度可能性，足以证实邓海滨尚欠董新军活羊款300000元，至今没有偿还。综上，一审证据确实充分，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公正，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驳回邓海滨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董新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海滨向董新军支付货款300000元，并支付逾期损失（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3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2、诉讼费由邓海滨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邓海滨多次购买董新军活羊，此前货款均已结清，2018年6月24日及同年7月24日再次购买董新军两批活羊，该货款一直未结清。 2018年9月13日，在利津县××镇××市场对面，董新军因上述债务问题拦住邓海滨，邓海滨因此报警。利津县公安局盐窝镇派出所出警后对双方进行了调解，邓海滨为董新军出具欠条一份。邓海滨认可因涉案债务曾为董新军出具过两次欠条。2018年8月19日，乐鲜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董新军共计232740元。 双方对于有争议的事实举证、质证及一审法院认证情况如下：董新军提交证据一，欠条证明及欠款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证实邓海滨欠付董新军货款的事实，欠条复印件系双方第一次结算，当时共欠付532740元，出具时间为2018年7月13日，后经催要归还了232740元，双方在2018年9月13日经民警调解后，邓海滨重新出具欠条一份，但落款时间仍书写为2018年7月13日。 证据二，董新军书写的活羊发货明细单影印件两份，证实两批活羊的数量、单价等，证实该两批活羊总价款为532740元。 证据三，录音资料一份，证明董新军于2019年1月22日在河北省廊坊市燕郊开发区一家奶茶店内向邓海滨催要涉案欠款，证实至该日，邓海滨欠款数额为300000元，当时在场的还有董兴河、李庆刚。 邓海滨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中的欠条证明出具时间应当以落款时间为准，即2018年7月13日，此后又支付了232740元，因此剩余货款应当为67260元。虽然邓海滨在欠条中签字，该份证据名称仅为欠条证明，邓海滨系以乐鲜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出具的欠条，付款责任应当由乐鲜公司承担。欠款证明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对，忘记是否曾为董新军出具该借条。证据二均系董新军单方制作，没有证明效力。确实曾与董新军、董兴河、李庆刚在2019年1月22日河北一家奶茶店有过一次谈话。 邓海滨提交：董新军与邓海滨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乐鲜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董新军与邓海滨在本次交易中，董新军曾说“你们是大公司，办法肯定有，我现在是真的急用钱”说明其知道邓海滨系乐鲜公司代理人，对此乐鲜公司亦予以证实。 董新军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邓海滨与董新军多次交易，只是告知其本人掌握多家公司，经济实力雄厚，可以放心把羊赊给他，所以在催账过程中这样说。对乐鲜公司出具的证明不予认可，没有相应经办人签字。 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为，判断证据的性质不能仅从证据载明的名称出发，应当根据证据内容考量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董新军提交的证据中虽载明“欠条证明”，但根据该证据的内容，能够判断系双方对欠付货款的一种结算。录音资料中能够体现出对话对象为邓海滨，且邓海滨亦认可曾于2019年1月22日与董新军进行过一次谈话，因此对该份录音资料予以采信。邓海滨在该份欠条中以个人身份签字捺印，结合录音对话中的内容应当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系邓海滨以个人名义与董新军订立的。邓海滨陈述曾为董新军出具过两次欠条，再结合上述录音资料的时间和内容、欠条影印件的内容，以及利津县公安局盐窝镇派出所出具的出警证明，可以相互印证欠条证明的落款时间虽为2018年7月13日，但实际出具时间为2018年9月13日。董新军提交的证据二系个人自行制作，不具有客观性，不予采信。 邓海滨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没有提供原始载体的对话内容，且对话内容并不完整，仅通过该份证据无法证实邓海滨系以乐鲜公司身份与董新军进行活羊交易。乐鲜公司出具的证明即使能够证邓海滨系该公司业务员，也无法证实邓海滨是以何种身份与董新军进行活羊交易。因此对于邓海滨主张的事实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董新军与邓海滨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当及时、全面的履行合同义务。经审理查明，双方于2018年9月13日对欠付货款进行了对账、结算，邓海滨应当及时向董新军支付剩余货款300000元，经审理，邓海滨自此次结算后并未履行付款义务，现董新军要求邓海滨支付货款30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逾期付款损失可以以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涉案欠条出具的时间为2018年9月13日，因此逾期付款利息应当自该日起计算。 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邓海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董新军货款30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9月13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逾期付款损失（以3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邓海滨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争议焦点为：1、邓海滨与董新军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2、邓海滨的欠款数额是否为30万元？ 关于焦点1，本院认为，邓海滨与董新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邓海滨向董新军出具的欠条证明及欠款证明均是以邓海滨个人名义签字捺印，结合录音对话中的内容足以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系邓海滨以个人名义与董新军订立的。因此，邓海滨上诉主张邓海滨应是职务行为，河南乐鲜实业有限公司与董新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2，本院认为，邓海滨对董新军的欠款数额为30万元。欠条证明（欠款30万元）和欠款证明（欠款532740元）载明的欠款数额不同，但落款日期均为2018年7月13日，邓海滨认可因涉案债务曾为董新军出具过两次欠条。2018年8月19日，乐鲜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董新军共计232740元，532740元减去232740元为30万元，结合出警证明证实的2018年9月13日邓海滨给董新军出具欠条的事实，可以认定欠条证明的出具时间应为2018年9月13日，该认定和2019年1月22日录音资料相印证，足以证实邓海滨对董新军的欠款数额为30万元。 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邓海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邓海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乔良艳 审 判 员 张世柱 审 判 员 李 宁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晓雨 书 记 员 赵丹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