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33民终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国军，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阳，山东北极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范国富，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念，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业，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马文彬，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占友，云南田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杜同燕，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坪县金茂建材厂。 经营者：张德寿。 上诉人范国富、王国军因与被上诉人兰坪县金茂建材厂、马文彬、杜同燕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法院（2018）云3325民初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6日在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国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阳、上诉人范国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念、陆建业，被上诉人马文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占友，被上诉人杜同燕，被上诉人兰坪县金茂建材厂负责人张德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国军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3325民初52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四项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范国富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应与被上诉人范国富对一审判决的第四项承担连带贵任。一审判决以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与范国富“实质为承包关系”、“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不属于上诉人与范国富签订的《石料场承包协议书》一方当事人，其与上诉人无合同关系”为由，判决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不承担连带贵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第一、被上诉人提交法庭的由范国富与张德寿签署的《合作合同》及授权委托书以及二人庭审中的陈述均主张其间是合作关系，张德寿作为兰坪县金茂建材厂的实际经营人全权委托范国富进行经营活动。在张德寿完全知情且并未以任何方式加以反对的情况下，范国富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及后续相关行为，均应视为其代表兰坪县金茂建材厂的行为.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应与范国富承担连带责任。第二，兰坪县金茂建材厂是涉案矿场的采矿权人，对采矿权的合法性及其合法续展负有不可替代的义务。本案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采矿权的合法性问题，无论范国富、张德寿与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关系还是承包关系，在其与上诉人之间合作关系实际存在的情况下，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应当承担连带贵任。二、一审判决不予支持上诉入主张的停工损失人民币1045000.00元错误。其理由是“双方存在违约情况且停工发生后原告并未向其主张违约损失”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违约的情况为生产线年产未达60万方石料、投入设备价值未达约定的30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违约的情况为未在合同有效期内做好采矿许可证的展期工作致合同不能实现、手续不全致生产不能正常进行，未及时支付生产加工费等。一方面没有任何依据表明生产线年产未达60万方石料，双方合同也并未约定300万元设备投资为一次性投入，在被上诉人违约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且己经产生的加工费又不予支付的情况下，上诉人将如何履约？一审判决实际上己经认定被上诉人根本违约，导致双方合同2018年4月15日后无效，也已实际认定2018年4月15前被上诉人违约导致生产不能正常进行。被上诉人应对产量未达合同约定承担责任。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又以双方违约为由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承诺支付的停工损失，属于自相矛盾。第二，一审判决认定范国富未在合同有效期内做好采矿许可证的展期工作，其手续不全，这实际上己经认可范国富与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之间对上诉人的连带责任关系。因为，只有作为合法采矿权人的兰坪县金茂建材厂才有资格办理采矿许可证的展期工作，才对采矿手续不全承担责任。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行政处罚的对象是金茂建材厂。一审判决认定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不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矛盾。三、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返还挖掘机及装载机押金人民币181000.00元应予支持。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向挖掘机及装载机卖方支付相应款项的相关证据，被上诉人未对该证据真实性表示反对，也没有否认该挖掘机及装载机现为其所有。据此，请求人民法院改判，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上诉人范国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项和第三项；2、改判上诉人范国富向王国军支付截止2018年6月10日的砂石料生产加工费为418087.80元，2018年6月10曰至同年7月13日期间己出售砂石料8300立方的生产加工费为157700.00元减去扣支取现金及生产垫付款108168.2元，应支付被上诉人49531.80元；3、改判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4、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51万元；5、改判被上诉人恢复原正常使用日处理1200方的生产线及修复挖机及装载机；6、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赔偿金7.8万元（2017年7月16日的补充协议第二条以3000方×26元计算）；7、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因石料不合格，造成原告与云南华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合同损失455086.00元；8、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因上诉人不履行合同中约定的装车义务，造成上诉人的损失74277.9元；9、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因上诉人未足额履行合同导致供料不足，造成上诉人与兰坪联合经贸有限公司的合同损失240万元;10、判令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兰坪县金茂建材厂的《采矿许可证》未到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协议有效。―审认定金茂建材厂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18年4月15日，而范国富与王国军、马文彬约定的承包期限至2019年8月24曰，双方合同自2018年4月15日起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第一、兰坪县金茂建材厂的《采矿许可证》于2018年4月15日到期之日延期至7月15日。在矿权到期前，兰坪县金茂建材于2016年底国土资源局要求转型升级提交延续许可的申请。根据云安监〔2017〕63号文件、怒安监〔2017〕62号文件，怒江州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3月22曰作出的《怒江州国土资源局关于云南省兰坪县金顶镇福东采石场开展矿山生态环境综合评估及相关规划等有关情况审查意见》明确指出“同意办理该采矿权延续、变更登记等有关手续”。足以证明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在《采矿许可证》到期以前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延期申请，申请亦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许可。但因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发布的（云国土资【2018】60号）文件要求采矿权人为非法人的需在成立法人机构后办理变更登记，方能办理采矿许可的延续。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在变更登记为兰坪县银丰建材有限公司后，兰坪县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8月16日向兰坪县银丰建材有限公司颁发《采矿许可证》，将证号为c533325011037130110107(与金茂建材厂的《采矿许可证》相同）有效期限延长至2024年8月16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许延续的决定；到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因此，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于《采矿许可证》届满前三十日前向相关部门提出了延期申请，但有关部门在期限届满时未及时作出决定，应当视为准予延续，且现在被许可人己经获得了延期许可。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石料场承包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因采矿许可证期限届满而导致合同无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二、双方在未签订协议之前，范国富告之石场己经纳入转型改造升级，且王国军到现场核实各方面（储量、证照等）是每个投资者的先决本能，其中对本行业双方充分考虑到每年365天只能按200天×3000立方的合理计算，除去天阴下雨下雪、停电、例行检査、设备维修，最终才签订协议。第三、协议第一条约定王国军每年完成60万立方，但实际上每年只完成10万立方。协议第二条约定，王国军要上新的生产线，但是却安装了二手的改进过的生产线。协议约定40天安装完成，但事实上王国军190天试机，至今设备都没安装齐全。由协议投资300万变成投资100万，由协议第三条乙方必须按照甲方下达生产任务和规格要求，配合范国富完成所承揽的采购合同变成不按被告下达生产任务、规格、要求完成，由王国军自己垫付生产成本变成范国富帮他垫付，由大型号生产线变成了二手改进型小型号生产线，把协议条款变成对王国军有利，想把投资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但恰恰相反，成为导致本协议目的最终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第四、针对本案双方争议是否能正常生产。云安监〔2017〕63号文件、怒安监〔2017〕62号文件第二条己纳入改造升级砂石矿山相关审批手续不全的州县（市）有关部门应优先办理或边开采边办理审批手续，充分证明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存在随时被叫停的行为，是王国军自己的单边改变协议约定条款的违约行为，导致一审误判。第五、从王国军进场地至2018年1月份，双方结算单充分表明，王国军一直在欠被告钱为1960元。结算后从表面上看范国富欠王国军加工款，但实际是：（1）、双方管理人员在结算完后,范国富不经意签字后査阅发现重大错误，要求王国军更正；（2）、范国富结算给王国军的扩建堆料场地费，范国富要求扣出；（3）、王国军从2018年1月份，为履行自己的装料事项，范国富要求扣出。以上三项王国军说以后再扣，当时范国富认为可以，从表面上看欠王国军加工费，如果当时更正，实际就所剩无几了，导致一审判决错误。第六、2018年7月15日，王国军自行放弃协议撤离，导致实为2018年6月20日至7月13日的加工费、支取的现金、生产垫款未进行结算，双方没有机会进行结算，又导致一审误认为范国富没有支付加工费。二、一审判决上诉人范国富向被上诉人王国军支付生产加工费682140.33元，未扣除补充协议约定的扣除款项即264052.53元。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王国军支付截止2018年6月10日的砂石料生产加工费682140.33元，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杜同燕于2018年1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双方签订协议后，炸药、排险、倒土打炮眼、做平台及平台恢复洒水、平场地、倒料等一切杂项由甲方负贵，乙方只负贵从平台以下拉基料生产，甲方扣除乙方以上费用每方7元”，依据该条款，上述款项应当每方扣除7元即32721.79方×7元为264052.53元。2018年6月14日的结算明细中没有扣除该款项，其原因在于当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该款项留作下次结算时扣除。现双方均主张解除合同，应当对双方合同履行期间所有债权债务关系予以结算，即上诉人仅需向被上诉人王国军支付截止2018年6月10日的砂石料生产加工费682140.33元一264052.53元为418087.80元。三、一审判决上诉人范国富向被上诉人王国军支付生产加工费168964.00元，未扣除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支取的现金及生产垫付款合计108168.2元。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王国军支付2018年6月15曰至同年7月13日期间己出售砂石料8892.84立方的生产加工费168964.00元，该笔款项双方还未进行结算，在结算时应当扣被上诉人杜同燕从上诉人处支取的款项共计108168.2元，即上诉人仅需向被上诉人王国军支付2018年6月20日至同年7月13日期间己出售砂石料18300立方的生产加费157700.00元减去108168.2元即为49531.80元。四、被上诉人违约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石料场承包协议书》第8条之约定：“……如因乙方负有贵任的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协议目的不能实现时，由乙方向甲方赔偿违约金。”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包括:1.未投入足够设备组建生产线，投入设备总价值远低于协议约定的金额300万元，生产能力无法达到协议约定的每天日产石料3000-4000立方米；2、王国军用隐形的手法改变协议约定的本意；3、在2018年7月撤离石料场，停止履行合同义务；4、王国军于2018年7月单方面全面阻止履行合同业务；5、上诉人有理由怀疑被上诉人属于隐形合同诈骗。上述违约行为导致双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损失，根据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51万元。五、被上诉人王国军未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扩建场地，应当赔偿上诉人为此支付的款项。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国军于2017年7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6条：“甲方范国富原有的3千立方米砂石料出售后按26.00元一立方米结算给乙方王国军（弥补乙方扩建堆料场地费）”。在协议签订后，上诉人范国富依约支付了该款项，但被上诉人并未按约定扩建场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返还该笔款项共计84000。00元。六、被上诉人提供的石料不合格，应当赔偿上诉人的损失455086.00元。上诉人范国富与云南华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5日签订了《沥青混合料用砂石料供货合同》，约定由兰坪县福东采石场向云南华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供应箐门至兔峨公路工程沥青混合料所用砂、碎石。但因被上诉人负责生产的砂石料质量不合格，含泥量超标，导致该工程返工2公里,造成上诉人向华腾公司赔偿455086.00元。根据上诉人与马文彬、陈永江签订的石料场承包协议书第2条第2款：“……乙方必须按照甲方下达的生产任务和规格要求，配合甲方完成项目部采购合同”，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砂石料质量不合格导致上诉人损失，应当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赔偿上诉人损失。七、被上诉人停止履行合同，应当赔偿上诉人支付装车费的损失74277.9元。被上诉人自2018年7月开始停止履行合同义务，包括双方在承包协议中约定的由被上诉人承担的装车义务，导致上诉人不得不自行支付装车费用。该笔款项属于被上诉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支付上诉人损失74277.9元。八、上诉人于2017年2月20日与兰坪联和经贸公司签订《砂石料采购协议》，约定由上诉人向兰坪联和经贸公司提供砂石料共计425000立方米,合同总价24076250.00元。合同签订后，由于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上诉人无法向兰坪联和经贸公司足额供货，按照合同约定上诉人需赔偿联和经贸公司违约金240万元。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了上诉人的该笔损失，应当向上诉人赔偿该笔款项。九、被上诉人在生产过程中将福东采石场原有的日处理1200方的生产线破坏，应当承担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的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的合同履行过程中秉承了诚实信用原则。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而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贯穿合同履行的全过程，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请求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被上诉人马文彬述称，自己与王国军属于合伙关系，对一审判决没有上诉，但自己全部支持王国军的诉讼主张。 被上诉人杜同燕述称，自己是王国军的手下，对一审判决没有上诉权，但自己全部支持王国军的诉讼主张。 被上诉人兰坪金茂建材厂述称，自己只是与范国富签订过2016年8月15日的《合作合同》，与王国军、马文彬等没有任何关系，对王国军的损失不能承担连带责任。 马文彬、王国军、杜同燕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国富及兰坪县金茂建材厂连带支付给王国军工程款684064.00元；2.判令范国富及兰坪县金茂建材厂连带赔偿给王国军停工损失1045000.00元；3.判令范国富及兰坪县金茂建材厂连带支付给王国军挖机及装载机押金181000.00元；4.判令范国富及兰坪县金茂建材厂连带支付给王国军使用设备台班费及人工费11079.00元；5.判令范国富及兰坪县金茂建材厂连带支付王国军自2018年6月14至2018年7月15日出售沙石料加工费168963.96元；6.判令范国富及兰坪县金茂建材厂连带支付给王国军于2018年7月15日退场后未出售的8500立方砂石料加工费161500.00元；7.判令范国富及兰坪县金茂建材厂连带支付给王国军设备款3000000.00元；8.判令范国富及兰坪县金茂建材厂连带支付给王国军生产的10000立方米毛石加工费150000.00元；9.判令范国富及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范国富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与反诉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2.判令反诉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向反诉原告支付违约金510000.00元；3.判令反诉被告恢复原有生产线及修复挖机及装载机；4.赔偿反诉原告损失84000.00元（以2017年7月16日的补充协议书第六条以3000方×26.00元／方计算）；5.赔偿反诉原告与云南华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沥青混合料的合同损失455086.00元；6.向反诉原告支付装车费75443.58元；7.赔偿反诉原告264052.53元（以2018年1月21日补充协议第2条、第6条约定的采挖费，即32721.79方×7元计算）；8.赔偿反诉原告因供料不足造成与兰坪联和经贸有限公司的合同损失2400000.00元；9.赔偿反诉原告名誉损失100000.00元；10.本案的诉讼费用及相关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兰坪县金茂建材厂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张德寿，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下设福东采石场。兰坪县金茂建材厂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6年4月15日至2018年4月15日，生产规模为4.8万吨/年。2016年8月15日，张德寿（甲方）与范国富（乙方）签订《合作合同》，约定：甲方提供福东采石厂及部分机械设备，乙方提供资金，合作经营福东采石场，合作期为10年；采石场由乙方负责生产经营，甲方不参与生产管理，只派记录员记录生产情况；甲方按乙方的生产量进行提成，碎石每方提成3.00元，毛石每方4.00元；合作期间的债务各自负责，甲方不承担连带责任；生产期间的安全事故全部由乙方负责等，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6年8月24日，范国富（甲方）与陈永江、马文彬（乙方）签订《石料场承包协议书》。甲方将福东采石场承包给乙方，该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将石料场每年60万立方的生产任务发包给乙方，承包期为3年，时间为2016年8月24日至2019年8月24日；乙方在石料场40天内组建日产石料3000至4000立方的生产线，投入投备价值约为3000000.00元，协议终止时，设备归乙方所有并自行拆除，如甲方需要，按3000000.00元向乙方支付设备款；在正式生产期间，如因甲方原因致协议无法履行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运抵石料场设备由甲方无条件收购，由甲方向乙方支付设备款3000000.00元及实际发生的损失费用；乙方生产加工的砂石料由甲方处理和销售，乙方根据甲方售出砂石料向其提取生产加工费，提取的标准为砂石料26.00元/立方、水洗砂石料26.00元/立方、毛石为15.00元/立方；甲方现有设备及徐工勾机一台、50装载机2台无偿提供乙方使用；甲方保障证照齐全，合法经营，保障炸药供应，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6年9月25日，王国军、陈永江、马文彬三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合伙经营向范国富承包的福东采石场。三人合伙后各派一名自己的工作人员在采石场经营管理，其中马文彬派张国庆负责生产安全、陈永江派高松青担任场长、王国军派李宗盛负责财务及采购，后来杜同燕接替李宗盛工作。2017年7月16日，王国军与范国富签订《补充协议》，对采石场承包价格做了调整，其中砂石料每立方增加3.00元，原有的3000.00立方价格不变，并对其他争议问题进行了约定。2017年9月18日王国军、陈永江与马文彬签订《协议书》进行股权置换，陈永江退出福东采石厂股权，即陈永江退伙，福东采石场由马文彬与王国军合伙经营。2018年1月21日，杜同燕（乙方）与范国富（甲方）签订《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在石料场另安装一条生产线；甲方先支付乙方挖机费58000.00元，材料款485968.71元以及2017年12月16日之后至放假前出售的石料款；甲方负责采挖石料，乙方只负责从平台以下拉石料生产，其他全由甲方负责，甲方扣除每方7.00元，即砂石料按19.00元/立方结算；因甲方原因致乙方停工，甲方每日补贴乙方损失10000.00元；双方还对其他争议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6月14日，杜同燕与李树东、被告范国富进行结算，确认2017年至2018年1月份，本诉原告方倒欠范国富1960.00元，2018年2月份至6月10日，生产总额684064.33元，扣除倒欠款1960.00元，范国富欠本诉原告方682104.33元。从2018年6月15日至同年7月13日，范国富共出售砂石料8892.84立方。从2018年7月14日开始至今双方未再履行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责任、诉讼主体资格、合同效力、主张款项及费用问题均存在争议。 1.关于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与范国富是合作关系还是承包关系，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双方于2016年8月15日签订的《合作合同》内容看，其约定的合作期间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将福东采石场及部分生产设备交由范国富管理和使用；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不参与生产经营与管理，为便于其收取承包费用，其只派出纳员记录销售情况；各自的债务各自承担，对对方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无论范国富盈亏，均需向兰坪县金茂建材厂支付费用；双方之间相互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合作期限为3年，期满后福东采石场的权属并未发生转移。综上，双方合同约定内容均符合承包关系的法律特征，双方名为合作关系，但实质为承包关系。同时，该院作出的(2018)云3325民初291号民事判决书也认定双方之间为承包合同关系。另外，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不属于原告方与范国富签订的《石料场承包协议书》一方当事人，其与原告马文彬等合伙人之间无合同关系，其对范国富的债务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关于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根据已查明事实，范国富与陈永江、马文彬签订《石料场承包协议书》后，王国军、陈永江、马文彬三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合伙经营福东采石场，而杜同燕属于王国军指派的管理人员，其不是合伙人，与范国富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利害关系，杜同燕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而陈永江虽属于合伙人，但在本案受理之前，其已退伙，且合伙人已对合伙期间债权债务承担作出了明确约定，本诉中陈永江未向二被告主张权利，反诉中范国富亦未向陈永江主张权利，故在本案中不再追加陈永江为诉讼当事人。 3.关于合同效力问题。根据本诉原告与范国富签订的《石料场承包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内容，本诉原告方负责砂石料的生产加工，范国富负责对外销售，范国富按出售砂石料的方量及单价向原告方支付生产加工费，因此双方为承揽合同关系。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对其经营管理的福东采石场的矿区采矿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范国富与陈永江、马文彬签订《石料场承包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时福东采石场的生产经营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范围内，该协议系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之规定，双方应履行协议内容。关于合同效力期限，《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18年4月15日，而双方约定承包期限为至2019年8月2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四款“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但是，已经依法申请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在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为本企业的生产而进行的勘查除外。国家保护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受侵犯，保障矿区和勘查作业区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不受影响和破坏。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之规定，至2018年4月15日《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届满，次日起，原、被告属无证采矿，其采矿行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范国富与陈永江、原告马文彬签订《石料场承包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在2018年4月15之前合同有效，此后合同无效。 4.关于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均存在违约情况，原告方的违约主要体现在：未安装日产石料3000至4000方的生产线，年产未达60万方砂石料，没有证据证明其投入的设备价值达到合同约定的3000000.00元；范国富的违约主要体现在：一是未在合同有效期内做好采矿许可证的展期工作，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是其手续不全，存在随时被政府部门停业整顿，致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三是未及时向原告方支付生产加工费等。 5.关于原告请求支付的相关款项及费用问题。根据查明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该院对原告主张的下列款项予以支持：（1）从2017年至2018年6月10日止的生产费加工费。根据李树东、范国富与杜同燕于2018年6月14日签字的结算单，从2017年至2018年6月10日止，范国富共欠原告方生产费加工费682140.33元，庭审中范国富亦认可该欠款金额，本院支持682140.30元；2.从2018年6月14日至2018年7月15日已出售沙石料的生产加工费。双方均认可对2018年6月14日之后原告应得的砂石料的生产加工费未结算，根据原告提交的产品销售清单及双方约定的提取标准计算，本诉原告应得加生的工费168963.96元，本院支持168964.00元。对下列款项及费用不予支持：（1）停工损失1045000.00元。虽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停工损失费，但双方均存在违约情况，且停工发生后原告并未向其主张违约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及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至2018年6月14日双方结算时原告并未主张停工损失，且本案中双方均存在违约，应各自对损失承担责任；（2）挖机及装载机押金181000.00元、台班费及人工费人民币11079.00元、8500立方砂石料加工费161500.00元、10000立方米毛石加工费150000.00元，由于原告对该几笔费用未向本院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范国富不认可押金及台班费，双方对尚存砂石料未进行结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对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该院对该几笔款项及费用不予支持。（3）设备款3000000.00元。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石料场承包协议书》约定，协议终止时设备归本诉原告所有，由本诉原告自行拆除，如范国富需要购买才向本诉原告支付3000000.00元，本案中范国富并未同意购买其设备；其次，根据本诉原告提交的购买设备清单，其投入的设备未达3000000.00元，如果范国富无条件收购则明显显失公平；第三，双方均存在违约情形导致协议不能履行，不符合被告无条件收购的约定，综上，由范国富向本诉原告支付设备款3000000.00元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范国富应支付的款项，三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明确只需支付给王国军一人，该院认为，马文彬与王国军作为共同债权人，马文彬自愿放弃债权份额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6.关于反诉原告范国富反诉请求支付的相关款项及费用问题。（1）关于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由于《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18年4月15日，从2018年4月16日起合同无效，故现在双方间的合同已不存在解除的问题；（2）反诉被告应否承担违约责任问题。本案中双方均存在违约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双方应各自承担违约责任，对范国富请求支付违约金510000.00元不予支持；（3）应否恢复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和范国富原有生产线及修复挖机、装载机问题。由于双方在合同中未对合同期满后应否恢复原有生产线及修复挖机、装载机问题作出明确约定，范国富对其诉求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4）关于赔偿范国富扩建场地费84000.00元，炸药、做平台、倒料等杂项费用264052.53元，装车费75443.58元的问题，对该三笔费用反诉被告并不认可，加之在2018年6月14日双方在结算中，并不存在该三笔费用，故对该三笔费用不予支持；（5）关于赔偿范国富与云南华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沥青混合料的合同损失455086.00元，与兰坪联和经贸有限公司的合同损失2400000.00元的问题。根据范国富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否真实存在该经济损失，亦难证明其的损失与反诉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故对该两笔损失不予支持；（６）关于名誉损失100000.00元的问题。范国富没有向本院提交其名誉受到损失的证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范国富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王国军支付截止2018年6月10日的砂石料生产加工费682140.30元，2018年6月15日至同年7月13日期间已出售砂石料8892.84立方的生产加工费168964.00元，两项合计851104.30元；二、驳回马文彬、王国军、杜同燕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范国富的反诉请求；四、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不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9611.00元，由马文彬、王国军、杜同燕共同负担37300.00元，范国富负担12311.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7908.66元，由反诉原告范国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国军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2016年11月23日及2018年9月18日网络上的关于兰坪县环境情况的新闻报道两份，欲证明范国富和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自己的损失应由他们承担。经质证，范国富和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马文彬、杜同燕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网络上的环境整治的新闻报道，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第二组：2016年至2017年各种票据315份共计1654053.00元，欲证明除一审中未提供的证据外，自己主张的损失投资300万元中的1654053.00元投资证据的补充。经质证，范国富和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马文彬、杜同燕认可。本院认为，庭审表明，结合一审和二审的关于该项损失证据，王国军无法证明自身的投资损失达到300万元，也无法证明其损失与范国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二审期间，上诉人范国富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兰坪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及兰坪银丰建材有限公司的采矿许可证三份、兰坪县安监局证明一份、怒江州安监局文件一份、云南省安监局文件一份、怒江州国土局证明一份、购销合同一份，欲证明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及兰坪银丰建材有限公司的采矿许可证未超期，有生产经营的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结算单和补充协议九份。欲证明双方的结算错误。第三组证据：收条、照片及转账记录10页，欲证明自己的损失应由王国军承担。第四组证据：单据、油费记录本9页，欲证明为王国军履行合同的费用。第五组证据：油料单据和工资表7页，欲证明为王国军履行合同的费用。第六组证据：照片复印件5页，欲证明为王国军履行合同后机器被破坏的事实。经质证，范国富认为兰坪银丰建材有限公司的采矿许可证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外，其他均是一审中已经提供的证据。王国军、马文斌、杜同燕认可兰坪银丰建材有限公司的采矿许可证的真实性外，其他均不予认可，兰坪县金茂建材厂认可兰坪银丰建材有限公司的采矿许可证的相关材料外，其他的与自己无关。本院认为，经庭审情况表明，兰坪县金茂建材厂变更为兰坪银丰建材有限公司后，其采矿许可证证明其有采矿资格。但本案中，从2018年7月14日开始，王国军与范国富等未继续再履行合同。因此，该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其他证据不是二审中的新的证据，认证与一审相同。 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兰坪县银丰建材厂于2019年6月5日变更为兰坪县银丰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德寿，原兰坪县金茂建材厂的采矿许可证也进行了延续变更。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王国军的上诉请求是否成立；二、上诉人范国富的上诉请求是否成立。 关于上诉人王国军的上诉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 第一，被上诉人兰坪县金茂建材厂是否应与范国富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合同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拘束力，合同的效力仅及于合同的当事人，包括主体的相对性、内容的相对性和责任的相对性。本院认为，本案中，经庭审表明，从2016年8月15日被上诉人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与王国军签订的《合作合同》及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3325民初291号民事判决书内容来看，被上诉人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与王国军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兰坪县金茂建材厂不属于王国军与范国富签订《石料场承包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王国军与范国富之间的协议对被上诉人金茂建材厂不产生拘束力。其对范国富的债务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 第二，关于王国军主张的工程款684064.00元、停工损失1045000.00元和返还挖掘机、装载机押金181000.00元、设备台班费及人工费11079.00元、出售砂石料加工费168963.96元、未出售的8500立方砂石料加工费161500.00元、设备款3000000.00元、10000立方米毛石加工费150000.00元的问题。庭审情况表明，王国军与范国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均存在履约不到位的情况，且双方结算时均未提出异议，一审对各自承担违约责任的认定正确。双方2018年6月14日对工程款进行了结算，范国富共欠王国军至2018年6月10日的加工费682149.30元，范国富签字认可。经一审和二审庭审，对于王国军主张2018年6月16日至同年7月13日的加工费168963.96元，按王国军提供的票据及合同约定的价格，范国富共出售石料8892.84立方。范国富未能提供证据推翻该笔欠款。以上两笔费用共计851104.26元，应由范国富支付王国军，一审对此认定正确。但一审计算有误，应予更正。对于王国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妥，应予维持。 关于上诉人范国富的上诉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 第一关于范国富主张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项，改判上诉人范国富向被上诉人王国军支付应支付被上诉人49531.8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庭审情况表明，范国富与被王国军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双方2018年6月14日进行了结算，庭审中范国富也认可拖欠王国军生产加工费68214.33元以及2018年6月14日至2018年7月15日石料的生产加工费168963.39元，两项合计851104.26元。因此，范国富主张拖欠王国军款项为49531.80元无事实依据。一审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第二，关于改判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的问题。从庭审查明的情况来看，自2018年7月14日开始，双方未再履行合同，合同到期后，双方未提出异议，故不存在合同的解除问题。一审对此认定正确；第三，关于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51万元、改判被上诉人恢复原正常使用日处理1200方的生产线及修复挖机及装载机、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赔偿金7.8万元、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因石料不合格，造成其与云南华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合同损失455086.00元、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因上诉人不履行合同中约定的装车义务，造成上诉人的损失74277.9元、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因上诉人未足额履行合同导致供料不足，造成上诉人与兰坪联合经贸有限公司的合同损失240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范国富在一审阶段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原审对其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国军与范国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49611.00元，由王国军、马文彬共同负担37300.00元，由范国富负担12311.00元；一审案件反诉受理费37908.66元，减半收取18954.33元，由范国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9465.33元，由王国军负担37300.00元，由范国富负担32165.3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筱槲 审判员  陈中朝 审判员  肖媛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刘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