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6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志雄，男，汉族，1958年5月12日出生，住广州市***22号，公民身份号码440************836。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海燕，女，汉族，1967年12月30日出生，住广州市***22号，公民身份号码460************125。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罗锦华，广东创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肖长安，局长。上诉人胡志雄、黄海燕因与上诉人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荔湾执法局）行政强制拆除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295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07年5月22日，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发的粤房地证字第C55**1《房地产权证》显示，权属人为胡志雄，黄海燕为共有人，房地座落荔湾区***22号（以下简称涉案地址），建筑结构为砖木结构，层数为一层，建基面积为61.7070平方米，阁楼面积为5.3064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7.0134平方米，该产权证的《房地产平面附图》标有“如有差异以实测为准，按原证附图复制”的字样。广州市创见房屋鉴定有限公司受胡志雄委托，对涉案地址的房屋进行检查和安全鉴定，并于2014年11月24日出具《房屋安全鉴定报告》载明，该址房屋是建于解放前砖木结构的一层房屋，检查面积为67.01平方米（现场实为二层），鉴定结论为该房屋评定为“严重损坏房，该房屋需维修处理使用”，处理建议为建议办理有关手续对该房屋进行全面维修处理，如有条件宜拆除重建。2014年12月26日，被告的执法人员到涉案地址进行检查并制作《检查笔录》载明，现场发现该址业主已拆除房屋的正门、阁楼及部分屋顶，地面主要是钢筋，现场没有施工人员，拍照取证存档，业主不在现场，请属地居委会证明此事。2015年1月24日，被告的执法人员对涉案地址进行检查并拍照取证及制作《检查笔录》载明，现场检查该屋主正在兴建二层，搭建模板未捣制水泥，一层已建好，二层面积为15.6米×4.1米，现场未能出示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现场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No.0008908）,责令涉案地址屋主限期改正。2015年2月，被告的执法人员两次对涉案地址进行检查并拍照取证及制作《检查笔录》，其中2月27日的《检查笔录》载明，现场正在兴建二层，捣制二层柱，搭建二层模板，一层、二层面积均为15.4米×4.1米，现场未能出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5年1月24日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仍未改正，执法人员根据以上情况发出《责令限期拆除在建抢建违法建设通知书》（No.0000636），责令胡志雄于2015年3月13日前自行拆除在涉案地址危房改造建设中擅自加建2层的违法建设。施工方负责人对上述《检查笔录》和《责令限期拆除在建抢建违法建设通知书》均予以签收。2015年5月7日、6月30日，被告执法人员对黄海燕分别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载明，黄海燕对被告执法人员于2015年2月27日所做的《检查笔录》反映的情况确认属实，并述称涉案地址的房屋在解放前已经建成，包含阁楼共二层，其中阁楼面积实为约60平方米，因不熟悉相关法律规定，阁楼实际面积没有加入房产证，房产证上登记的建基面积为61.707平方米，为砖木结构，一层为61.707平方米，阁楼面积为5.3064平方米，建筑面积共67.0134平方米。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结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鉴定为严重损坏房，已经无法居住，故拆旧建新，现提交相关资料。拆旧建新后为二层，一层、二层面积均约为4.020×15.350平方米，高度为2.7米，该房屋拆旧建新有向规划部门报建，但是回复现已不受理，同意执法人员对涉案地址上的房屋进行测量。黄海燕对上述《询问笔录》予以签认。同日，被告的执法人员再次对涉案地址进行检查并制作《检查笔录》载明，现场为停工状态，工程为混泥土框架二层结构，未见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一层高2.7米，面积4.027米×15.193米，二层高2.7米，楼梯面积1.623米×4.027米，现场拍照取证，当事人不在现场。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受被告委托，于2015年8月4日对涉案地址房屋进行违法建设测量，并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5）违22A109《广州市建设工程违法建设测量记录册》载明，现场房屋建至二层，部分墙体未施工完毕，面积按二层计算，建设规模为1幢地上二层，基地面积为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23平方米。2015年11月18日，被告向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作出荔综执法函〔2015〕2031号《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征询***22号违法建设规划定性意见的函》，征询涉案地址上房屋的规划定性意见。同年12月16日，广州市规划局向被告作出穗规函〔2015〕6983《关于提供违法建设规划意见的函》载明，根据被告来函所附材料，被告已认定该建设工程为违法建设，根据《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来函所述的建设工程不超出原产权建筑面积、原建筑高度和原房屋四至界址部分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2015年11月至2018年3月期间，被告的执法人员多次对涉案地址进行检查并现场拍照及制作《检查笔录》，现场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No.0007233）和《询问通知书》（No.0008892），还向两原告进行调查。其中2016年6月17日的《检查笔录》载明，该址现时已完工，并已完成室内的装修，房屋现状为二层框架混凝土结构构筑物，天面建有一梯屋，经检查首、二层面积为15.6米×3.98米×2=124平方米，未能进入二层检查，目测首层、二层面积一致，梯屋据之前的量度检查，面积为4米×2.3米=9.2平方米，高2.5米，房屋的出入口为南朝向，有安装一拉闸门，并于拉闸门旁建有一钢筋混凝土楼梯通往二层与天面的梯屋，现场拍照取证，房屋业主胡志雄未能出示报建手续。黄海燕对上述《检查笔录》予以签认。2018年3月1日，被告的执法人员分别向两原告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两原告在检查笔录中述称涉案地址房屋是于2014年10月开工建设，期间有断续停工后，又继续建设，首层、二层、梯屋是一起建设的，由两原告出资建设，两原告均是涉案地址房屋的产权人，胡志雄表示产权证上阁楼5.3064平方米的位置在房屋前半段（南侧）位置。两原告对被告向其所作的《调查笔录》均予以签认。2018年5月31日，被告的执法人员对涉案地址进行检查并制作《检查笔录》载明，执法人员对黄海燕当场宣读了《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告知书》（荔综违建告字〔2018〕32号），告知拟对两原告在涉案地址加扩建行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告知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并于当日将上述告知书留置送达两原告。2018年6月5日，被告向两原告作出《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荔综违建处字〔2018〕32号）载明，两原告未经规划许可，于2014年10月至2016年6月期间，在涉案地址第二层北部分扩建56.4136平方米、楼顶加建梯屋9.2平方米，上述合计加扩建65.6136平方米。上述建设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已构成违法建设。依据《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上述违法建设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理决定：自接到该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自行无条件拆除加扩建部分，面积65.6136平方米，整饰现场，逾期不履行该决定的，被告将依法强制执行。并于当日将上述处理决定书留置送达两原告。次日，被告的执法人员对涉案地址进行检查并制作《检查笔录》载明，涉案地址未经规划许可已建设的第二层和第三层梯屋，尚未自行拆除已投入使用；现场发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NO.0000013），公告督促违法建设当事人在收到《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荔综违建处字〔2018〕32号）之日起10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逾期不拆除的，被告将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并告知公告期间违法建设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当事人拒签被告留置送达；现场拍照，居委见证。2018年12月10日，被告的执法人员再次对涉案地址进行检查并制作《检查笔录》载明，涉案地址未经规划许可已建设的第二层和第三层梯屋，仍然未能自行拆除已投入使用；现场发出《催告书》（NO.0001977），要求两原告于2018年12月15日前自行拆除上述加扩建违法建设，逾期不拆除的，被告将申请荔湾区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并告知在催告履行期限内两原告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当事人拒签被告留置送达；现场拍照，居委见证。2019年4月3日，被告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提交荔城管报〔2019〕105号《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强制拆除荔湾区***22号第二层北部分违法建设的请示》，对两原告未经规划许可，在涉案地址进行加扩建合计65.6136平方米的违法建设行为，经送达《告知书》《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催告书》，两原告在限期未自行拆除，被告拟对上述违法建设予以强制拆除，请该府予以审批。同年4月15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向被告作出荔府复〔2019〕26号《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强制拆除荔湾区***22号第二层北部分违法建设的批复》载明，经区政府研究，原则同意被告依法依规予以强制拆除。2019年4月26日，被告的执法人员对涉案地址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检查笔录》载明，涉案地址未经规划许可已建设的第二层和第三层梯屋，仍未拆除已投入使用；现场发出《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NO.0000551），两原告无正当理由逾期未履行拆除义务，经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批准，被告决定于2019年5月7日对两原告的违法建设采取强制拆除措施，请两原告在强制拆除前自行搬出有关财物。未搬出财物的，被告将对财物进行登记，制作物品清单，代为临时保管，并告知两原告不服上述决定书的救济途径；留置送达、现场拍照。2019年5月7日，被告强制拆除两原告位于荔湾区***22号房屋第二层北部56.4平方米、第三层梯屋9.2平方米，拆除后未对现场进行清理，亦未制作物品清单。诉讼中，两原告确认被告拆除的部分系房屋产权证登记面积之外的部分，并称对第二层超出房产登记部分的面积有向房屋登记部门申请过登记入产权，但是因房屋登记部门称涉案房屋为解放前房屋，对这种历史遗留房屋没有相应的规范，故没有办理成功。因被告强拆导致其损失主要包括原房屋的工程造价费用273050元、物品损失118690元、精神赔偿60万元，合计991740元。对因被告强拆行为所造成的物品及其他损失，两原告提交的清单载明：空调2部、壁扇2把、座扇1把、折叠单车2部、立柜冰箱1部、冰箱1个、消毒柜1个、微波炉1个、养生壶1套、保温瓶1个、电热瓶1个、电压锅1个、电压锅1个、电饭煲1个、电饭煲中1个、煤气灶1个、蒸炉1套、钢柜1个、壁柜及架子、四方酸枝台1个、长沙发1张、实木柜1张、实木圆台2个、红桃木2张、电磁炉2个、住房损失18000元（住宿每月3000元，共6个月）等等，以上物品损失共计118690元。并表示上述物品系从2016年入住涉案房屋后陆续添置的，因房屋部分被拆除，不能提供购买物品的单据。2019年10月16日，两原告与被告对强拆后的现场进行核查，对房屋内物品的品牌（规格）、数量、新旧程度、毁损程度情况制作《**22号现场室内物品确认表》，被告对两原告主张的房屋内的物品大多数予以确认，但对新旧程度及破损程度不完全认可。2019年3月，因广州市机构改革，原广州市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职能由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承接。原审法院认为，《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市、区、县级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镇辖区范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违法建设属于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除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无法实施拆除的情形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应当依法强制拆除。”据此，被告荔湾区城管局对辖区内涉嫌违法建设的建构筑物具有查处及强制拆除的行政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三十六条、三十七条、四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保障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第三十八条规定，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一）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违反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强制内容、规划条件或者城乡规划技术标准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超过合理误差的建筑部分；……”第二十二条规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镇人民政府在组织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进行公告和催告，严格遵守送达和期限等相关要求。对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时，应当制作执法笔录、现场拍照、录音录像。”第二十三条规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在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前自行搬出财物。当事人拒不搬出财物的，应当对其财物进行登记、制作物品清单。……”本案中，两原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涉案地址原来的房屋拆旧建新，所加建扩建的部分已构成违法建设，且超出原产权建筑面积、原建筑高度和原房屋四至界址部分属于不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两原告亦确认对加建扩建部分未入产权。被告经调查，对两原告的上述违法建设作出《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要求两人在限期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逾期不履行的，被告将依法强制拆除。因两原告未在限期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被告按照上述规定，向两原告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催告书、决定书等文书，保障了两原告陈述权和申辩权，并经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将两原告加建扩建的违法建设强制拆除；但被告在强拆前未将房屋内的财物搬出、对财物进行清点及登记制作物品清单，造成两原告财物损失。故该院确认被告于2019年5月7日强拆两原告涉案房屋第二层北部分及第三层梯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强拆房屋造成的财物及精神补偿共计991740元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应对其存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以及该损害与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首先，关于两原告诉请的工程造价273050元的主张，该院虽然认定被告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但是被告强拆部分为产权证登记之外的部分，两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所加建扩建部分履行了规划报建手续，故两原告对被告强拆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对工程造价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两原告诉请的财物损失118690元的主张，因被告在强拆过程中，未对建筑内原告合法物品尽到全面、审慎及妥善保管的义务，导致原告部分财产受损，对此，两原告提供了物品清单、强拆后的现场照片、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原、被告亦对物品情况进行现场查看与核对，根据双方确认的《**22号现场室内物品确认表》显示，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房屋内的物品大多数予以确认，但对新旧程度及破损程度不完全认可，双方对物品的价值认定上存在一定的差距。故该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酌情确定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人民币80,000元。但两原告主张的住宿费损失，因被告强拆的仅是涉案房屋的一部分，一楼仍可居住，故两原告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两原告诉请的60万元精神赔偿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两原告的诉请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依法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三十六条第（三）项、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2019年5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胡志雄、黄海燕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屋第二层北部分及第三层梯屋（即粤房地证字第C5570591《房地产权证》证载合法产权以外的部分）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由被告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赔偿原告胡志雄、黄海燕财产损失人民币80000元；三、驳回原告胡志雄、黄海燕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胡志雄、黄海燕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房屋的二层阁楼建筑面积已载入产权登记范围，荔湾执法局2019年5月7日强拆该房屋二层阁楼合法建筑面积的行为违法。原审法院查明，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中标明“如有差异以实测为准”，而广州市创见房屋鉴定有限公司2014年11月24日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载明，检查面积为67.01平方米（现场实测为二层）。另外，原审法院有意漏查我方提供的测字201411028《房屋面积测量成果报告书》所反映的事实，依据该报告书，涉案房屋的实测情况是现场存在二层阁楼面积，面积实测为60.0186平方米。由上可知，涉案被强拆的二层房屋面积被拆前实际面积的形成为历史原因，相应行政登记文书载明以现场实测文件为认定标准，现场实测文件记录可反映该二层房屋并非违法建设。我方认为，涉案房屋二层阁楼产权已确认的实测面积（60.0186平方米）并非荔湾执法局所称5.3064平方米，且实测面积是已经过产权登记确认的合法面积。我方将房屋二层原状修复至该实测报告确认的面积本身不属于违法扩建新建。而荔湾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及强拆行为均应被确认违法。事实上，涉案二层房屋在历史上（解放前）就已经是六十多平方米的面积。我方购得房屋前，原业主登记时，因历史政策房屋原因，阁楼的实际面积与登记面积不符，房管部门专门加盖了特别的印章并写明如有差异以实测面积为准。我方购得房屋办理产权登记时，亦告知了登记机构该情况，登记机构在房地产平面附图处盖章明确“按原证附图复制，如有差异以实测为准”。因此，涉案二层阁楼面积应属于合法产权面积，荔湾执法局的整体拆除行为违法。二、我方对涉案房屋进行的原状修复行为不属于新建、扩建的违法行为。原状修复工程本身无需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荔湾执法局无权对涉案房屋对应部分采取强拆措施。原审法院认为我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拆旧建新，所加建扩建部分已构成违法建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适用于涉案修复工程。因涉案二层阁楼本身已有60.0186平方米，后被鉴定为危房需要修复，我方据此进行的原状修复工程不属于新建、扩建，只是将房屋恢复到危房前的房屋面积状况。而我方也曾向规划部门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危房的原状修复不需要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我方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荔湾执法局的拆除行为明显违法。三、原审法院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有误，应予纠正。首先，荔湾执法局拆除我方合法产权的面积部分，故对修复该二层阁楼的工程款项（一审中曾提供工程修复报价为证，计273050元），荔湾执法局应予赔偿。其次，涉案二层阁楼被拆，已经实际影响到一楼的使用，拆除后物品严重毁损无法使用，事实上已不可能再在一楼居住，因此住宿费的赔偿亦应被支持。我方认为原审法院酌定的80000元赔偿数额过低，低于实际财产损失，且在计算时没有将工程费用、住宿费、精神损失等计入，应予改判。四、荔湾执法局拆除行为违法，在诉讼过程中，其继续进行房屋拆除行为。2019年12月3日，在我方尚未收到一审判决前，荔湾执法局就在无任何合法文件的情况下前来对我方二层阁楼之前未拆完的部分进行清拆。现场我方要求对方出具拆除的依据和文件，并明示相应的拆除行为处于诉讼中其无权继续拆除，但荔湾执法局置若罔闻，粗暴的入屋拆除。我方认为，在没有生效判决前，涉案房屋的现场状况及现场物品仍有作为诉讼证据的可能，荔湾执法局没有新的合法拆除文书就入屋拆除，其行为给诉讼制造障碍，销毁可能的现场证据，明显违法，应当予以司法处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有关事实，并判令：一、撤销（2019）粤7101行初2954号《行政判决书》；二、确认荔湾执法局2019年5月7日的强拆行为违法并赔偿我方损失及精神伤害赔偿991740元；三、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荔湾执法局承担。上诉人荔湾执法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对物品赔偿部分认定事实错误，其他均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以《长寿路22号现场室内物品确认表》作为核实物品的依据，明显错误。该确认表只有胡志雄、黄海燕一方签名，我局并未签名确认，而只有双方签名确认才能有效确定该确认表。在2019年9月18日的补充质证中，我局多次强调根据现场照片，空调并未损坏且完好的挂在墙上，不应作为赔偿项目。原审没有一一核实物品实际价值，判决我局赔偿80000元数额过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我局认为赔偿金额应为10891.93元，理由如下：一、不应赔偿部分。1.两台空调。2019年5月7日，我局只拆除了楼面而未拆除四墙，现场照片显示两台空调室内机仍完好的挂在墙上，还有部分墙板在上面。而且当天拆除并未涉及上述两空调室外机的位置，因此没有损坏的两台空调（含室内机、室外机）不在赔偿范围中。2.壁扇、电压锅、煤气炉、洗手盆、长沙发、花盆、燕窝、发菜、煲汤料、电磁炉及其他。胡志雄、黄海燕起诉索赔时，现场仍是2019年5月7日拆违后的现场，仍可以在现场找到上述物品的全部或部分。而且仅仅是屋顶建筑水泥倒下来的情况，像壁扇、电压锅、煤气炉、长沙发等大件物品是无法被全部埋没的。因此上述物品损失的举证责任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应由我方举证的情形，而应由胡志雄、黄海燕举证。既然胡志雄、黄海燕无法提供上述物品损失的证据，那么我方就无需进行赔偿。3.圆灯、光管。根据（87）财税地字第003号规定，圆灯和光管等照明设施属于违法建筑的附属设施，与违法建筑混合为一体，不应理解为合法权益范畴。二、普通物品应赔偿金额为10891.93元。1.部分物品一（京东查询价格）。因胡志雄、黄海燕未提供物品发票或收据，我局在京东网站查询相关物品参考价如下：钻石壁扇两台，单价129元，共258元；不知名单车两台，单价275元，共550元；南凌立柜冰箱一台，1375元；新飞小冰箱一台，458元；格兰仕微波炉一台，299元；不知名养生壶一个，139元；不知名保暖瓶一个，69元；三角牌电饭煲一个，79.9元；三角牌电饭煲（中）一个，155元；钢柜一个，570-780元（此处计为780元）；壁柜及架，78-169元（此处计为169元）。以上共计2763.9元。根据我方一审证据中2016年6月17日检查笔录及现场照片，当时涉案房屋已完工并完成室内装修，胡志雄、黄海燕已入住。至2019年5月7日拆除时，房屋及屋内设施、物品已使用三年。其中，家电使用年限一般为八至十年，此处计为十年；非电器的其他物品使用年限为五年（胡志雄、黄海燕在涉案地址经营食品店铺，参考《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第（三）项规定，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折旧最低年限为五年）。以上电器价值2763.9×0.7＝1934.73元，非电器的其他物品价值为1568×0.4＝627.2元，合计2561.93元。2.部分物品二（胡志雄、黄海燕提出的价格）。消毒柜，800元；电热瓶，500元；蒸炉，3000元；实木圆台，6000元；实木柜，2000元；红木凳，1000元；碗煲，5000元。以上电器1300元，算上七成折旧率，现价值910元，非家用电器19800元，算上四成折旧率，现价值7920元，合计8830元。3.部分物品三（四方酸枝台）。2019年9月18日补充质证时，胡志雄、黄海燕陈述四方酸枝台是家族遗留下来的，不是2016年后购买，那么四方酸枝台的举证责任与我局无关，不属于因我方原因导致的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情形。胡志雄、黄海燕仍应对四方酸枝台的损失程度进行举证。胡志雄、黄海燕仅口头认为赔偿金额应为30000元，我局在京东网站上查询到四方酸枝台的价格为3000元至32000元，价格差异过大，故该部分赔偿应由胡志雄、黄海燕提供专业的价格鉴定报告，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如果其在二审中仍不能举证，我局建议参考京东网站价格适当认定。三、综合前述赔偿物品金额，我局的总计赔偿金额应为10891.93元加上四方酸枝台，明显低于原审判决要求赔偿的8万元。四、我局赔偿后，赔偿物品所有权归胡志雄、黄海燕。我局尊重二审法院判决，会及时、完全、充分的履行终审判决。但我方履行赔偿后，根据公平合理原则，所涉物品的所有权应归我局所有，为避免日后产生其他纠纷，请二审法院对物品赔偿后的所有权予以判决确认。综上，请求法院判令：一、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粤7101行初2954号《行政判决书》；二、确认我局赔偿数额应为10891.93元加上四方酸枝台，并驳回胡志雄、黄海燕的其他诉讼请求；三、确认在赔偿后，涉案物品归我局所有；四、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胡志雄、黄海燕承担。经审查，原审查明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广州市荔湾区***********阁楼被强制拆除部分是否属于合法建筑；二、原审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赔偿金额是否合理。关于广州市荔湾区***********阁楼被强制拆除部分是否属于合法建筑的问题。虽然粤房地证字第C5570791《房地产权证》注有“如有差异以实测为准”字样，但胡志雄、黄海燕提交的《房屋面积测量成果报告书》系2014年作出，与房地产权证作出时间相隔较远，且二者关于房屋总建筑面积的记载差异较大，无法断定该报告书是否能如实反映房屋登记时的实测状况；而《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中检查面积67.01平方米与房地产权证中总建筑面积67.0134平方米的记载基本一致，即扣除首层房屋面积后，二层阁楼合法建筑面积应为房地产权证记载的5.3064平方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取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于下列范围的建（构）筑物，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免于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是应当根据市容环卫标准和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建设：（一）不增加建筑面积、建筑总高度、建筑层数，不涉及修改外立面、建筑结构和变更使用性质的建筑工程，但拆除重建的除外。……”胡志雄、黄海燕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上述房屋**阁楼超出房地产权证证载面积的部分进行拆除重建，加建、扩建部分已构成违法建设。荔湾执法局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未履行将房屋内财物搬出、清点登记、制作物品清单等法定程序，违反《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据此确认2019年5月7日荔湾执法局强制拆除广州市荔湾区**********屋第二层北部及第三层梯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审判决第二项确定的赔偿金额的合理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首先，关于胡志雄、黄海燕工程造价款项的赔偿主张，原审法院认定胡志雄、黄海燕对被强拆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对工程造价的赔偿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胡志雄、黄海燕财产损失的赔偿主张。因强制拆除行为被毁损的物品中，长沙发、电磁炉、煤气炉、电压锅、洗手（盆）、煲汤料等物品，虽暂无照片、视频证明毁损情况，但考虑到这些物品属于常见生活用品，并且在强制拆除过程中，荔湾执法局未依法对现场物品进行清点、登记，客观上导致无法确定具体毁损情况，荔湾执法局对此应承担不利后果；而《**22号现场室内物品确认表》中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的物品，荔湾执法局亦应予以相应赔偿；住宿费部分，胡志雄、黄海燕的住宿费损失与因荔湾执法局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未清点、登记、制作物品清单的违法行为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且从现有证据看，案涉房屋首层并未达到不能居住的状态，故对胡志雄、黄海燕住宿费的赔偿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酌定荔湾执法局赔偿胡志雄、黄海燕财产损失人民币8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最后，关于胡志雄、黄海燕精神损害的赔偿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仅适用于人身自由、身体伤害等人身权受到侵犯的情形，而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荔湾执法局的强制拆除行为侵犯了胡志雄、黄海燕的人身权，故胡志雄、黄海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胡志雄、黄海燕及荔湾执法局关于原审判决第二项确定的赔偿数额不合理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胡志雄、黄海燕和上诉人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各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 玮审 判 员  林 彦审 判 员  易鸣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吴悠铮书 记 员  黄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