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102民初4892号 原告：王嵩棠，男，1996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铁**。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晨，女，1971年12月22日，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铁**，系原告王嵩棠母亲。 被告：沈阳市和平区金水蓝湾天沐温泉度假酒店，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78甲，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210102MAOUKBAE1R。 经营者：刘军，该酒店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馨，辽宁盛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嵩棠诉被告沈阳市和平区金水蓝湾天沐温泉度假酒店（以下简称“金水蓝湾酒店”）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金利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嵩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晨，被告金水蓝湾酒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馨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嵩棠诉称，2020年3月26日（星期四）20:12分许，原告和女友（贾斯棋，身份证号码为2103811997××××××××)第一次到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洗浴。入店后，原告和女友主动通过各自手机向被告金水蓝湾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出示个人“健康通行码”。随后，原告领取了电子手牌钥匙，并进入更衣室。原告将衣物存放在更衣箱内，并特意将自己的手机（品牌：苹果iphone；型号：llpromax，256G；颜色：暗夜绿；购买日期：2019年10月28日；价值：人民币10,899元；购买渠道：京东网络平台，原始订单信息依然保留在系统之中；系双卡手机，手机号码分别为185××××2052、133××××0550）存放在被告金水蓝湾酒店在洗浴区内设置的第12号专用手机箱内，箱旁配有被告金水蓝湾酒店的工作人员。原告在锁好手机箱后，还反复进行拉拽，在确认箱门锁好后才进入洗浴区。洗浴期间，原告的电子手牌钥匙从未离身。约75分钟后，原告洗浴结束，准备取回手机，这时发现存放手机的第12号专用手机箱箱门敞开，手机已不见。也就是说，原告于当日8：12分从酒店大堂刚刚进入到洗浴区，进入后就将手机放入柜中，在9：13分就发现手机遗失，并且当时原告的12号箱是打开状态的。原告立即向被告金水蓝湾酒店工作人员反映该情况，并要求其提供监控录像，以便收集相关线索。被告金水蓝湾酒店的工作人员称其酒店为保护消费者隐私，除了在大厅等公共区域外，更衣室内不安装监控设备，无法提供相关线索，并指责是原告自己没有关好箱门，或者是根本没有携带手机入店。随后，原告拨打110报警，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太原街派出所民警出警处理此事，原告按照要求同出警民警回到派出所，并如实陈述上述事情发生的经过。该案并已受案（受案字[2020]2435号），但至今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在原告去派出所之前，即当日21:39分许，由女友贾斯棋按照被告金水蓝湾酒店的收费标准，通过支付宝全额支付了与原告二人的洗浴服务费，共计234元。2020年3月27日（星期五），原告及原告父亲（王绍蓬，身份证号码为2103031969××××××××)、原告母亲（曹晨，身份证号码为2103031971××××××××)再次来到被告金水蓝湾酒店，与其大堂经理协商要求其进行经济赔偿。该大堂经理称需要请示其老板再作答复并随即离开前台。十多分钟后，该工作人员重新回到前台，对原告说：“请示过老板了，既然你们已经报警了，那就由警察来处理吧。”截止目前，此事未决。原告认为：被告金水蓝湾酒店称原告没有锁好箱门，实属狡辩。被告金水蓝湾酒店属于高档消费场所，并配有服务人员，如果原告没有锁好箱门，服务人员应当有责任及时提醒。否则，其即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实际上是侵害了原告作为消费者应当享受的权益，况且，原告在离开前已经通过反复拉拽确认了箱门关好，所以不存在原告没有关好箱门的可能性。此外，根据省市区有关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要求，消费者在洗浴中心这类消费场所消费前，应当出具个人“健康通行码”，否则无法入内和消费，而本案中“健康通行码”是通过个人手机绑定，通过应用程序“盛世通”产生的，所以不存在原告没有携带手机的可能性。被告金水蓝湾酒店称其设置的透明柜不适用存放手机，但是原告在存放手机时，看到已有很多手机存放在透明柜中了。且原告在存放时，也没有人提示该透明柜不适宜存放手机。在往常的消费习惯中，该柜是用于存放手机的，如没有该透明柜，原告会将手机存放在衣物柜中。关于原告是否有证据证明将手机带入到了洗浴区内，并将手机放入到12号箱内的问题，现原告确实没有证据证明，因手机箱所在区域属于特殊区域。但因案发时间系疫情期间，进入店内消费需要扫秒“健康通行码”，由此可见原告是携带手机进入被告金水蓝湾酒店内的。现在手机是每个人的必需品，必然会随身携带。另外，既然被告金水蓝湾酒店设置了手机箱，就应保障消费者放入其中手机的安全。原告的女朋友手机只有一个微信，不存在两个微信，且原告只有这一部手机，没有其他手机。原告进入被告金水蓝湾酒店大堂后，没有人提示原告，原告也没有看到被告金水蓝湾酒店设置的关于“贵重物品存放在大堂”的相关告示。因手机是必须品，就带到了洗浴区域内。本案中，原告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因为原告已经反复拉拽手机箱箱门，并确认已锁好。原告了解使用锁箱的方法，也不止一次去高档洗浴中心，熟悉柜门的使用方法。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所述的打开和关闭透明箱的过程属实，并且原告也是按照其所述方法操作的。现原告的手机在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服务人员的眼下丢失，造成财产损失，被告金水蓝湾酒店应负有管理缺失的责任。关于法院调取的监控视频，该监控录像不全面，因为被告金水蓝湾酒店大堂的四个方向均安装有监控设备，应提供上述四个方向上监控设备所拍摄到的视频，且通过该录像也无法看出被告金水蓝湾酒店大堂张贴了“贵重物品应存放大堂”等警示标志。原告丢失手机是真实存在的，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据材料中所体现的手机就是视频中原告所持有的手机。对于其他调取材料无异议。关于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所述的查询苹果牌手机停留位置一节，原告的手机丢失后，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所以无法查询到。当时在公安机关做询问笔录时，我方因丢失手机过于气愤，所以在表达锁柜时没有过于清楚的表达。综上，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金水蓝湾酒店赔偿原告购买案涉手机的经济损失10,899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承担。 被告金水蓝湾酒店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王嵩棠的诉讼请求。原告王嵩棠提出的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我方并非适格主体。造成原告财产损害的系盗取其手机的犯罪嫌疑人，并非我方。另外，本案原、被告之间系服务合同关系，其中安全保障义务为负责义务，我方在酒店洗浴区的门口箱柜内更衣区均张贴了明显告示，告知消费者如有贵重物品应寄存于酒店大堂，否则如有遗失自行负责，故我方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王嵩棠所述其于2020年3月26日到我方酒店消费，在此期间遗失了涉案手机，该情况不属实。原告王嵩棠没有证据证明其手机在我方酒店丢失，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手机的购买以及其与女友曾来店消费过，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按照原告王嵩棠陈述，其将手机存放于我方酒店内洗浴区第12号专用手机箱内，在该区域是没有监控设备的，因为第12号箱位于浴区内，按照法律规定，为保护消费者隐私，是不允许安装监控设备的。按照原告王嵩棠陈述，其将手机带入洗浴区，并存放第12号手机箱内，关于其所述的将手机带入洗浴区内，该情况我方不清楚，且其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原告王嵩棠报警后，派出所民警来店询问，确认了原告王嵩棠所述的第12号箱并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排除了外力破坏的可能，故无法确认原告王嵩棠是否将其手机存放入手机箱内，也无法确认手机被盗的情况。我方为公安机关提供了大堂公共区域的监控录像，但从中也没有确认原告王嵩棠的案涉手机丢失的情况，也没有确认犯罪嫌疑人。原告王嵩棠所述的“手机柜”是错误的认识，我方设置的透明柜并非用于存放手机等贵重物品的，我方在提示中明确写明了大堂为消费者提供免费保险柜，用来存放贵重物品，而位于浴区的充满水汽的透明箱是不适宜存放贵重物品的。现在我方可以确定认的事实是，原告王嵩棠确于2020年3月26日到我方酒店进行过消费，并且也确实在进入我方酒店后必须用手机进行“健康通行码”的扫描，如果消费者不扫描是不允许进入店内的，但本案中，我方不排除原告王嵩棠使用其他手机扫码，或者其携带的并非是本案诉争案涉手机的情况。因为同一部手机是可以为两名以上不同的人员扫码进入酒店的。“健康通行码”是微信小程序，只要手机能够同时登录两个微信，即可为不同人员进行合规的“健康通行码”扫描。本案中，我方不存在过错，我方已在大堂、更衣柜等公共区域设置了明显的提示和警示标志，尽到了相应安全保障义务。上述警示标志是我方于2019年4月2日联系复印社设计制作的，一年前就已经在店内张贴，并实时更新。原告王嵩棠未能按我方要求将贵重物品存放在指定的保险柜，且也无法证明其携带案涉手机、将案涉手机放入透明柜，并锁好柜门等一系列事实，其主张的事实不够充分，无法证明案涉手机在我方酒店丢失。我方酒店大堂有安保人员进行巡视，但为保障消费者隐私，没有在洗浴区内配备安保人员，而是仅配备了服务人员。我方在酒店洗浴区域内设置透明柜的用途，是用于存放消费者在洗浴时使用的个人物品，如澡巾、毛巾、洗浴用具等。由于透明柜所处位置，极靠近洗浴区，充满水蒸气，是不适于存放贵重物品、电子产品的。我方也在透明柜旁张贴了温馨提示，其中第一条明确写明了如有贵重物品，请存放保险柜。另外，案涉透明箱是临时使用的，具体操作方式是需要打开箱门时必须刷手牌，在关闭箱门时，应在关闭后，再刷一下手牌。如果在关闭箱门后没有刷手牌，那么箱门是无法关闭的，箱门与箱体之间会存在一定距离。在原告王嵩棠陈述的上述过程中，并没有提到在关闭箱门时刷了自己的手牌。我方酒店大堂有安保人员进行巡视，洗浴区内为保障客人隐私，仅配备了服务人员。关于原告王嵩棠提供的电子发票，我方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原告王嵩棠提供的“健康通行码”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我方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该截图只能证明原告王嵩棠使用微信登录了“盛世通”提供了出行码，无法关联到任何手机，无论是案涉手机或是其后续购买的其他手机，在其消费当天也可能使用其他人的手机登陆自己的微信，提供“盛世通”的通行码。关于原告王嵩棠提供的消费记录截图，我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付款方的身份，即使提供了此交易账单，也仅可证明此支付宝的使用人来无法酒店消费，与本案争议焦点原告王嵩棠是否携带其自称携带的手机进入我方店内消费，并将手机丢失等事实没有关系。原告王嵩棠提供的受案回执，仅能证明其因其财产被盗向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太原街派出所报警，且已受案，与本案待争事实无关。关于原告王嵩棠提供的证人证言，我方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认可，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且出具证人证言的人员，据原告王嵩棠所称系其女友，与原告王嵩棠的关系密切，无法保证其证言的客观真实性。原告王嵩棠所述按照财产损害赔偿责任要求赔偿其手机，我方的主体并不适格，我方在与原告王嵩棠的服务合同中，附随的安全保障义务是过错责任。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原告王嵩棠负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所述事实的义务，如果无法证明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本案非保管合同纠纷，而系服务合同纠纷，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第七条的规定，在认定经营者的合同义务时，既不能减轻其责任，也不能加重其责任，服务合同提供的是洗浴服务，在出现非服务设施的原因导致的财产损害时，应当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责任，而在本案中，原告王嵩棠的过错在于我方已经书面明示“为了您的财产安全，请将贵重物品随身携带，或放入大堂保险柜妥善保管”，并设有贵重物品保管处，但原告王嵩棠并没有按照提示将其手机随身携带，也没有存放在我方设立的保险柜中，我方在履行服务合同时不存在过错。原告王嵩棠要求我方赔偿损失不符合公平原则，本案为刑事犯罪造成的财产损失，如要求我方提供的服务能够避免刑事犯罪是不公平的，要求经营者对消费者随身携带的财物提供无限保护责任，同样是不公平的，这将导致经营风险远远大于预期经营收益，在我方能够提供专门寄存服务的情况下，不能要求经营者对消费者承担完全的安全保障义务，且经营者没有了解消费者携带财产的价值、种类的权利和能力。关于法院调取的视频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原告王嵩棠携带手机进入我方酒店，但无法证明其携带的手机即为案涉丢失的手机，也无法证明其案涉手机在我方洗浴区丢失。根据公安机关的受案登记表和询问笔录，仅可看出原告王嵩棠自述其苹果牌手机在我方场所丢失，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并且在询问笔录中关于透明保管柜关闭的介绍中，原告王嵩棠叙述仍是在关闭后特意拽了两下，并未表述其通过再次刷手牌将透明柜锁住，无法证明其尽到了自己的保管义务。另外，苹果牌手机均有唯一序列码，可以通过找回程序查询到其停留位置，原告王嵩棠在庭审时未向法院提供。在疫情期间，到公共服务场所应留有谨慎态度，原告王嵩棠庭审中称其第一次到我方酒店消费即发生了手机丢失的情况，并且根据其提供的家庭住址，离我方酒店并非很近，因此不排除其未丢失手机的情形，并且原告王嵩棠也没有相应证据证明。我方向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拍摄的范围是酒店大堂及公共区域，内容是原告王嵩棠及其女友进店以及消费完毕时结账的情况，监控录像只能保存一个月，我方已经没有了，但公安机关可能仍存有备份。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王嵩棠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0年3月26日20:08分许，原告王嵩棠及其女友前往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洗浴。因处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在进入酒店大堂后，原告王嵩棠及其女友各自持手机扫描“健康通行码”进行登记。随后，原告王嵩棠及其女友分别进入男、女浴区洗浴。 21:30分许，原告王嵩棠拨打110报警，称其所携带入洗浴区并放置在保管箱内的苹果牌手机丢失。根据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太原街派出所（以下简称“太原街派出所”）出具的《受案登记表》记载：“2020年3月26日21时30分，我所接110指令，报警人王嵩棠称，2020年3月26日21时许，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80号，金水蓝湾洗浴，放在手机柜里的一部暗夜色苹果11PROMAX手机丢失，256G内存，没有发票，丢失的手机号：185××××2052、133××××0550。”2020年3月27日，太原街派出所向原告王嵩棠出具《受案回执》，其中载明：“你于2020年3月26日报称的王嵩棠被盗窃案我单位已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为：沈公和（治）受案字[2020]2435号）。你可通过电话查询案件进展情况。”后该案件由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按刑事案件接收，目前正在侦办中。 另查明，原告王嵩棠及其女友因2020年3月26日晚到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洗浴共消费234元。 现原告王嵩棠起诉来院，认为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未尽到对消费者财产安全保障的职责致使其手机丢失，故要求被告金水蓝湾酒店给予赔偿。 本案审理期间，为查清本案相关事实，本院前往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太原街派出所、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刑警大队调取了相关书面材料及视频资料。其中，根据视频资料显示，原告王嵩棠及其女友于2020年3月26日20:08分许携带手机到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消费，但从该视频中无法辨别原告王嵩棠携带的手机品牌、型号等，亦无法从该视频资料中确定案涉手机系在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洗浴区保管箱内丢失的事实。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受案回执、受案登记表、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视频资料及本院制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王嵩棠的苹果牌手机是否被其带入被告金水蓝湾酒店以及该手机是否在被告金水蓝湾酒店丢失；原告王嵩棠的手机损失是否应由被告金水蓝湾酒店给予赔偿。 第一，关于原告王嵩棠的苹果牌手机是否在被告金水蓝湾酒店丢失的问题。本案中，原告王嵩棠主张在其将苹果牌手机放入被告金水蓝湾酒店设置在洗浴区的保管箱内时丢失，而被告金水蓝湾酒店对此不予认可，辩称原告王嵩棠并无证据证明其携带案涉手机进入酒店以及案涉手机是在保管箱内丢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王嵩棠主张其携带苹果牌手机进入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消费，并在其将上述手机放入保管箱后丢失，根据原告王嵩棠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通过公安机关调取的酒店监控视频资料显示，原告王嵩棠及其女友确分别携带一部手机进入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消费，并在进入酒店后分别扫描“健康通行码”予以登记，但从上述证据中无法辨别原告王嵩棠所携带手机的品牌、型号等基本信息，不能确定该手机即其所述的苹果牌手机。此外，上述材料中也并无关于原告王嵩棠所述苹果牌手机在保管箱内丢失的直接证据，无法认定案涉手机系在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洗浴区保管箱内丢失的事实。 事实上，本案所涉原告王嵩棠所主张的案涉手机是否被携带入被告金水蓝湾酒店以及是否在该酒店洗浴区保管箱内丢失的认定问题，关涉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关系。毋庸置疑，法官应遵循二者并重的原则，并穷尽方式追求客观事实，以期还原事实真相。但现实中大量存在着客观事实无法查清的现实情况。所谓事实可以，可以分为直接感觉的经验事实与逻辑推衍的理论时事。法律事实能够完全印证或者涵盖客观事实，乃裁判所追求的最理想境界。由于法律事实主要是由证据支撑和堆积起来的程序性事实，那么法律事实的真伪就取决于证据的有无和真伪。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只应当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即使两者契合，也应当称之为法律事实，如果两者相悖，我们应当采纳的是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亦即法律事实。这从2019年10月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关于“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的规定中亦可得出确切结论。由此，真实发现固然是诉讼法的一个重要目标，但并非唯一目标，在一定范围内，它必须向其他更重要目的让步。亦即对合同守约方、无侵权行为方等的保护，对诚信原则的维护等。这也决定了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为审判依据的基础所在。当法的价值发生冲突之时，正义与秩序则应当作为判断取舍的最高标准，而人的朴素情感因素及客观损害结果均不能充当起此项判定的标准和基础。基于此，对于原告王嵩棠主张其苹果牌手机被携带入被告金水蓝湾酒店以及该手机在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洗浴区保管箱内丢失的事实，在现有证据情况下，并基于民事案件的证据审查规则，本院实属难以认定。目前，因原告王嵩棠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亦已作为刑事案件受案，其可待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后，根据该处理和认定结果再行主张权利。 第二，关于原告王嵩棠的手机损失是否应由被告金水蓝湾酒店给予赔偿的问题。根据前述分析论证，原告王嵩棠在本案中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对其主张的事实加以佐证，故无法认定被告金水蓝湾酒店是否在本案事件中是否存在管理职责的缺失等情况，故对于原告王嵩棠的该项诉求，本院亦无法支持。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嵩棠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6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王嵩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金利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法官助理陈荟茹 书记员费杨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