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602民初447号原告：穆军，男，汉族，1979年8月12日出生，朔州市人，现住朔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龙，男，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被告：刘会英，女，汉族，1969年12月1日出生，朔州市人，个体户，现住朔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文涛，男，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告：刘高生，男，汉族，1980年4月14日出生，朔州市人，现住朔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德先，男，山西金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告穆军诉被告刘会英、刘高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穆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龙、被告刘会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文涛、被告刘高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德先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刘会英与被告刘高生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原、被告三人合伙投资，原告出资1128503元，被告刘会英出资1000000元，被告刘高生出资1420047元，购买客车从事客运，其中50座客车7辆，38座客车2辆，9座客车4辆，组建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车辆登记在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名下。因原、被告在管理上出现分歧，从运营至今没有算账，原告近日得知，被告刘会英起诉被告刘高生，要求履行二人签订的《转让协议》，原告发现该《转让协议》中，二被告恶意串通，未经原告同意，将三人合伙购买的车辆×××、×××、×××进行处分，将车辆转让给被告刘会英，二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现原告依法诉至法院，恳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裁判。被告刘会英辩称：第一、原告隐瞒了散伙分车的事实。首先，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刘会英、刘高生三人共同投资购买车辆，合伙组建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车辆登记在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名下。原告该事实的陈述是实事求是的，我予以认可。其次，2018年底，我与原告穆军及被告刘高生三人因管理上的分歧，决定合伙解散。2019年1月间三人就散伙财产分割达成一致：1、退还各自投资款，以车辆购置价抵顶。原告穆军分得的车辆4台（50座2辆：×××、×××；38座车1辆：×××；9座车1辆：×××)，我分得车辆1台（38座车1辆×××），其余由被告刘高生以现金方式退还我投资款，剩余3辆50座车、3辆9座车归被告刘高生所有。2、因合伙经营期间有盈利，只是盈利数额没有结论，故待以后账目结清后按照投资比例分配盈利。因此，原告穆军分得的车辆独自经营已近一年半。对于这一事实，原告却隐瞒不宣。第二、原告穆军主张我与被告刘高生恶意串通、侵害其合法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散伙分车是三人的合意，原告恶意串通的主张，不仅违背事实，而且有违道义。2、原告穆军将所分车辆开走自己经营后，被告刘高生所谓现金退还我投资的承诺迟迟不能兑现。我出于对被告刘高生信义的了解，为避免造成损失才与刘高生达成《转让协议》，将合伙投资购买的车辆分到手；且为了营运机场包车线路，又购买了被告刘高生的三台车辆（不是三人合伙购买的车）。我与被告刘高生签订的《转让协议》，是散伙分车后，我与被告刘高生对自己分得车辆进行的处分，与原告穆军没有任何关系。原告穆军既要享有已经分配车辆的所有权、获得既得利益;又要干预三人分车后我与被告刘高生就分得车辆进行处分。3、三人合伙经营期间有盈利，这是基本事实。只是被告刘高生聘请的会计和原告穆军聘请的会计核算的盈利余额不一致，而且被告刘高生在分车后，不仅否定了原告穆军和被告刘高生自己所聘请会计所核算的盈利余额，还否定了在他名下累计100多笔的18万元应收款，以找不到高水平会计为由拒绝重新核算，导致盈余分配至今无法进行。没有结账与案涉《转让协议》并没有关系。4、《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第二款指出：“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原告穆军诉称：我与刘高生签订的《转让协议》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这里的合法权益究竟是什么?具体数额是多少?事实上，车辆分配是以各自的出资作为分配依据，合伙经营期间的盈利仍然以出资作为分配依据。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案涉《转让协议》不会侵害原告的利益。即使真的对原告穆军的合法权益有损害，原告则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就具体损害数额提出主张，而不是单纯的主张《转让协议》无效。第三、原告穆军诉讼的真正目的是给答辫人造成损害。三人散伙分车后，我与被告刘高生签订了《转让协议》，约定三台合伙车辆归我所有，同时我购买被告刘高生名下的三台车辆。因车辆系营运车辆，故在协议中专门约定“甲方(刘高生)承诺乙方(我)其车辆并经营‘朔州--机场’包车业务，甲方不得另行经营‘朔州--机场’包车业务，并把‘朔州--机场’包车业务的一切资源（包括证照、联系人、联系方式等）交由乙方享有，否则甲方支付乙方20万元违约金。”结果被告刘高生在为我提供包车业务证照半年后的2020年3月份（解除旅游包车禁运后），拒绝为我提供包车牌照，致我的车辆一直停运至今。于是，我要求被告刘高生将我所有的车辆全部过户在我名下，亦遭到被告刘高生拒绝。无奈，我只能诉请法律，将刘高生诉至贵院，请求判決刘高生及合伙公司配合我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并由被告刘高生承担20万元的违约金。我对被告刘高生提起诉讼不久，接到了原告穆军起诉我的传票。我经电话问询原告穆军，得知原告穆军是在被告刘高生的胁迫和授意下提起本案诉讼，目的就是给我制造诉讼障碍，使我的车辆继续受制于被告刘高生，且无法营运，给我造成更大经济损失。原告穆军的滥诉行为，严重地损害了我的社会形象和商业信誉。我将保留要求其赔偿相应损失的权利。“诚实信用”被誉为民法的帝王法则，三人合伙不成则好合好散，散伙后各自分得的财产其他合伙人本应配合将财产所有权变更在各自名下，且应当对各合伙人更好利用分得的财产提供帮助。也就是说“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是诚实信用的道义责任，也是各合伙人的后合同（散伙协议）义务。但是，原告穆军对我提起诉讼，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与被告刘高生一起实现损害我的利益的目的。原告所谓:被告刘高生说如果不起诉，李玉珍(原告妻子)打下的12万元油款条子，被告刘高生不管，要由原告穆军负责。所以，只能起诉。如此起诉目的显然是不正当的。其一、原告穆军起诉是被告刘高生的胁迫和授意；其二、因为油款是合伙经营期间的支出，属于合伙债务；而合伙经营是有盈利的，盈利由被告刘高生掌握，油款也只能由被告刘高生支付；否则被告刘高生就是对合伙财产的侵占。如果被告刘高生不予负担，则原告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请被告刘高生承担。所以，原告穆军的起诉没有任何道理。基于上述理由，原告的诉公请求应当依法驳回。被告刘高生辩称：首先，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在(2020)晋0602民初11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答辩称:本案所涉《转让协议》第五条规定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ニ条第二项之规定，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应认定其无效。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本案依法应当追加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其次，根据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在(2020)晋0602民初11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答辩及当庭査明的事实，该公司并非本案原被告组建，其实际情况是原被告挂靠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经营。其三，我与被告刘会英在签订《转让协议》时，并没有征得本案原告合伙人穆军的同意，原告在诉状中所称属实。同时，正如原告诉状中所称原被告从运营至今没有算账。另外，我与被告刘会英所签的《转让协议》并没有征得第三人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的同意，该协议第五条规定的内容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应有的侵害，该条规定同时也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第四十七条第四款之强制性规定，我当时因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无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综上所述，本案依法应当追加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为第三人。该公司并非本案原被告组建，其实际情况是原被告挂靠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经营。我与被告刘会英在签订《转让协议》时，并没有征得本案原告穆军的同意，原被告从运营至今没有算账。我与被告刘会英所签的《转让协议》并没有征得第三人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的同意，该协议第五条规定的内容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应有的侵害。恳请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合法诉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如下：被告刘会英与被告刘高生转让协议。该协议为被告刘会英与被告刘高生自愿达成的的协议，且有二被告的签名，真实有效。该协议中明确指出2019年元月间对购置车辆进行了分配，甲乙双方对各自分取的车辆再做重新安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经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合伙企业应当解散。合伙企业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清算人由全体合伙人担任。本案中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解散，且于2019年元月间对财产进行了分配。而被告刘会英与被告刘高生的转让协议是在合伙财产进行分配后进行的，该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为有权处分，无需经过合伙人同意。被告刘会英提供的电话录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的依据。”本案中，该录音虽然未经当事人同意，但没有侵害到他的合法权益，也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原被告三人合伙投资，原告出资1128503元，被告刘会英出资1000000元，被告刘高生出资1420047元，购买客车从事客运，其中50座客车7辆，38座客车2辆，9座客车4辆，车辆登记在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名下。因在管理上出现分歧，原、被告于2019年元月间对购置车辆进行了分配。2019年6月11日被告刘会英与被告刘高生签订《转让协议》，将被告刘高生分得的车辆×××、×××、×××转让给被告刘会英。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被告刘会英与被告刘高生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明确，形式合法，属有效合同。合同中涉及的车辆为合伙企业散伙后分得的财产，为个人财产，被告刘高生具有处分权，无需征得原告穆军、第三人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的同意。该协议内容并未涉及原告穆军、第三人朔州市鑫泰顺旅游有限公司的权利，原告主张该协议无效，无事实依据，故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第三款、第八十七条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穆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100元），由原告穆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吉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田守茂书 记 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