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702行初161号 原告王为群，男，1975年6月25日生，汉族，住南平市延平区解放路****，现住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代理人王占庆（系原告王为群之父），男，1941年11月23日生，汉族，住南，住南平市延平区紫云解放路****南平市延平区。 被告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南平市延平区玉屏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7000039453926。 法定代表人杨新仪，局长。 委托代理人魏华，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洪仁国，福建武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为群诉被告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被告南平住建局）集资房产权界定纠纷一案，于2019年3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闽0702行初34号《行政判决书》，被告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服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闽07行终87号《行政裁定书》，撤销一审裁判，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重新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为群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占庆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南平住建局的委托代理人魏华、洪仁国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为群诉称，1999年，南平市国家安全局（以下简称南平国安局）组织集资建房。原告系南平国安局干部子弟，所在单位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没有组织集资建房，申请参加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南平国安局就能否跨单位集资建房一事向南平市建委（后改为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咨询，得到肯定答复后，并经过南平国安局领导班子研究，同意原告参加该局集资建房。后原告全额缴纳集资建房款6.05万元，于2001年初入住集资房。2015年6月11日，南平国安局将包括原告王为群在内的10名干警集资建房产权界定的申请报送被告审批。2015年12月24日，被告作出《关于南平市国家安全局集资建房审核情况的函》（以下简称《集资建房审核函》）。被告以“王为群为外单位职工，不符合集资建房对象”为由，剥夺了原告集资建房进行产权界定的合法权利。2016年1月18日，原告向南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4月25日，南平市人民政府作出南政行复（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主体不适格，超越职权”为由，撤销了《集资建房审核函》。后原告多次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10月25日，南平国安局致函延平区人民法院和被告，认可当年局党委研究同意王为群参加集资建房的决定，再次确认同意王为群参加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2018年12月10日法院判决被告南平住建局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为原告王为群坐落于南平市××西××（现马坑支路××）集资房301室房屋作出集资建房产权界定意见。2019年2月13日，被告对王为群集资建房作出产权界定意见：王为群并非南平国安局职工，不具备参加南平国安局组织集资建房资格。王为群对《产权界定意见》不服，于2019年3月20日向延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闽0702行初34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被告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南建住函[2019]2号《关于王为群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的函》，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对判决不服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7行终87号《行政裁定书》，撤销一审裁判，将案件发回重申。 原告认为，一、被告所作南建住函（2019）2号关于王为群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的函，是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省、市人民政府《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的“职工夫妇一方有城镇常住户口，家庭住房困难，可参加所在单位组织的集资建房”。原告夫妇，为城镇常住户口、双职工，属于此项规定的对象。被告罔顾事实，借省、市《管理规定》之名，行侵权之实，对原告集资建房作出错误的产权界定，是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侵害。二、被告在行政上诉状中，删除省、市两级人民政府《管理规定》的部分文字，是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侵害。被删除后的省、市两级人民政府《管理规定》变成了“职工夫妇一方……可参加所在单位组织的集资建房”。经被告这么一改，不仅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被剥夺了，完全改变了省、市两级人民政府的本意和初衷。三、被告将“原告是不是市国家安全局的职工”，作为产权界定的“根据”。又将“原告不是市国家安全局的职工，就不符合集资建房资格”，作为产权界定的“结论”。被告在行政上诉状中称：“已查证属实原告系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职工，非本案集资建房单位南平市国家安全局职工。故上诉人依法作出王为群不具备参加南平市国家安全局组织的集资建房资格”。并且对原告的侵权行为妄称：“合法合规”、“符合规定程序”。被告的言行，与省、市两级人民政府《管理规定》完全背道而驰。 原告认为，一、南平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经编办确认更名为南平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其不具备行政职能。但该机构于2015年12月24日，向市国家安全局发出集资建房产权界定《审核函》载明“王为群为外单位职工，不符合集资建房对象”。行政复议时，被告称“市住房办的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运用政策准确，程序合法，所作的《关于南平市国家安全局集资建房审核情况的函》正确。恳请行政复议机关予以维持”。但复议机关出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审核函》。二、1996年省政府下发了《省府管理规定》闽政（1996）23号文，1997年市政府下发了《市府管理规定》南政综字（1997）39号文。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于1998年策划，1999年底动工，2000年底峻工并交付使用。市房改办在（1998）集字08号《关于南平市国家安全局集资建房的批复》中，明确要求按南政综字（1997）39号文件规定执行。市政府出台的南政综字（2002）142号文也指出：本规定实施前，经有权机关审批的集资建房仍按原规定办理。在原告维权一事，被告采用（2002）142号第二条“集资建房的对象是本单位固定干部职工……”作为《审核函》所提供的唯一根据。但南政综字（2002）142号文对市国家安全局集资建房没有溯及力。三、延平区跨单位集资建房的情况较多，以延平区医院集资建房为例。参加集资建房共有三十五户，除二十户为本院干部医生外，市、区卫生局、市疾控中心和部分乡镇卫生院的十五户干部医生参加集资建房。他们都通过了产权界定，也都领到了房产证。被告也承认确实有多名外单位人员参加该医院集资建房的事实。被告声称原告系“外单位职工，不符合集资建房对象”。但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在对原告作出产权界定时使用双重标准。四、当原告指出南政综字（2002）142号文对市国家安全局集资建房没有溯及力之后，被告并没有停止对原告的侵权活动。在三年多的行政诉讼中，被告虽然不再提142号文，但却借39号文之名，继续行142号文之实。综上原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南建住函【2019】2号《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王为群集资建房产权界定意见的函》。 原告王为群提供以下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自然人身份。2、原告参加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的缴费收据（复印件），证明原告参加南平市国家安全局集资建房并缴费建房款。3、蔡敏、曾建平、张榕南三人的证人证言（复印件），证明原告参加南平国安局资建房前夕，该局向南平市建委分管领导咨询的情况和南平国安局领导班子研究同意原告参加集资建房的情况。4、市国家安全局为原告申报集资建房产权界定上报的全部材料复印件（包括职工集资建房申报表、原告夫妇身份证、结婚证、户口簿和集资建房缴费凭证等复印件），证明市国家安全局于2015年6月11日，将原告集资建房申请产权界定的全部材料上报市住房办。5、南房改办（1998）集字08号《关于南平市国家安全局集资建房的批复》复印件，证明批复要求按南政（1997）综字39号文规定执行。6、南平国安局《关于支持办理干警集资楼产权界定的函》复印件，证明南平国安局为干警集资建房产权界定做了大量工作、准备材料充分，于2015年6月11日报送市住房办。7、闽政字（1996）23号文《福建省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复印件，证明是全省集资建房最具权威和指导性文件。8、南政综字（1997）39号文《南平市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复印件，证明它与省府管理规定相一致，适用于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9、南政综字（2002）142号文《南平市集资建房管理规定》复印件，证明该文实行时间与南政综字（1997）39号文叠加，对市国家安全局集资建房没有溯及力。10、南平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2015年12月24日《关于南平市国家安全局集资建房审核情况的函》复印件，证明被告下属市住房办使用没有溯及力的南政综字（2002）142号文，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事实。11、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复议答复书》复印件，证明被告使用对没有溯及力的南政综字（2002）142号文，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事实。12、南平市人民政府南政行复（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证明（1）2012年3月9日，经中共南平市委编制办公室批准，南平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更名为南平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其行政职责改由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设的住房保障科承担；（2）市住房办已不复存在，没有行政职能，但2015年12月24日，被告仍以“市住房办”的名义，对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产权核定发出《审核函》，主体不适格，超越职权，市政府于2016年4月25日，撤销《审核函》；（3）被告使用对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没有溯及力的南政综字（2002）142号文件进行产权界定。13、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2018年12月10日《行政判决书》（2018）闽0702行初66号文复印件，证明判决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对原告集资建房作出产权界定意见。14、被告2019年2月13日作出《关于王为群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的函》复印件，证明被告仍然坚持错误立场，继续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南平住建局辩称，一、南平住建局对南平市集资建房产权界定的权利来源。根据《南平市房地产管理局机构改革方案》（南政办[1996]237号）的规定，归市建设委员会主管的南平市房地产管理局，其挂靠机构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隶属市政府）负责审批集资建房并确定产权比例等。1999年9月南平市委机构编办《关于南平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更名的批复》，原南平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更名为南平市住房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相应更名为南平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南平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03]11号）规定，不再保留“南平市房地产管理局”机关实体，其行政职能划归市建设局，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暂挂靠在市建设局，仍隶属市政府。根据中共南平市委编办《关于南平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更名并重新确定职责的通知（南委编办[2012]28号）规定，南平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更名为南平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隶属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前述是南平住建局下属机构作为负责审批集资建房并确定产权比例的权利来源和历史沿革。二、南平住建局依据法院生效判决书和省市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作出本案界定意见的函符合事实与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延平区人民法院（2018）闽0702行初66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书确认了集资房产权界定是南平住建局的职权范围，判决要求南平住建局在判决书生效后作出产权界定意见。南平住建局依法履行判决书判定的内容，根据《福建省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1996）和《南平市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1997年），关于适用对象的规定“……职工夫妇一方……，可参加所在单位组织的集资建房”，结合已查证属实原告系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的职工，非本案集资建房单位南平市国家安全局职工，故依法作出“王为群不具备参加南平市国家安全局组织的集资建房资格”。本案南平住建局作出的南建住函[2019]2号关于王为群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的函，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规定程序。 综上，南平住建局作出的产权界定意见函合法合规，合乎程序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南平住建局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证据一1、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南平市房地产管理局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南政办[1996]237号），2、南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南平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更名的批复》（南编办[1999]088号），3、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启用南平市住房委员会印章的通知（[1999]195号），4、南平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关于研究市房管局机构改革的会议纪要》（[2003]11号），5、中国南平市委机构编办《关于南平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更名并重新确定职责的通知》（南委编办[2012]28号），6、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南政办[2012]87号)，7、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更换和启用“南平市住房委员会”和“南平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新印章的函（南政办函[2018]21号），8、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执法委托书（南建法[2016]委字第17号、南建法[2018]委字第17号），证明被告具备审批集资建房并确定产权比例的行政职能及机构职权的历史沿革。证据二1、《福建省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闽政[1996]23号），2、《南平市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南政[1997]综39号），证明被告作出本案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函的法律法规依据。证据三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王为群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的函（南建住函[2019]2号），证明被告依法作出本案讼争的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函，被告作出界定意见函的依据，产权界定意见内容。证据四1、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2018）闽0702行初66号行政判决书，2、南平市国家安全局《关于对王为群集资房作出产权界定意见的函》，证明被告依据生效判决书和集资建房单位的来函，作出本案的产权界定意见函符合程序规定。证据五南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南政行复[2016]3号，证明经复议机关审查后作出复议决定书明确对原告的主张不支持。 南平住建局补充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关于申请我局干警集资建房的报告，证明本案集资建房单位1998年书面报告，说明了该单位“由于人事关系等原因，至今未到位，为解决新来干警住宅问题……建房单位书面报告要求人员未到位现先予以批建”。证据二关于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的批复，证明根据集资建房单位书面报告其特殊情况，被告方予以批复，其中第四点明确要求建房单位“参加集资建房对象，要求严格审查，实行两公开，一监督”。结合相应历史时期和当时实情，被告不存在审查不慎。证据三关于干警个人集资建宿舍的方案，证明集资建房单位对内对外均明确本局干警集资，没有告知外单位人员参与集资建房。证据四关于支持办理干警集资楼产权界定的函，证明集资建房单位2015年来要求产权界定，函中建房单位没有告知有外单位人员参加集资建房，来函中仍表述为“10户干警参加集资建房”。证据五关于干警集资楼个人交款情况说明，证明建房单位2015年书面说明具体集资情况，其中原告王为群和其他干警并列并没有注明是外单位，被告审查后认为其中原告等四人不符合条件，被告已尽职审慎审查。上述证据主要证明建房单位南平国安局情况特殊，也书面报告特殊情况并予以批复，被告方产权界定的职权系审慎行使。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交证据三系本案讼争标的，不作为证据使用。 王为群对南平住建局原审提交证据一、二、四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五中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在行政复议阶段依据南平市人民政府2002年7月31日发布的142号文件对本案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没有溯及力。142号文件与《福建省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南平市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相矛盾，对于集资建房的对象的提法不一致。对被告补充提交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补充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该批复要求按照南政[1997]综字39号文件办理，但被告一直提出按南政[2002]综142号文件办理。补充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王为群系国安局干部子弟，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时咨询过时任房管局主任，后经南平国安局党组研究决定，王为群可以参加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补充证据四，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房改办已经不存在，原住房委员会办公室也已撤销，后经编办批准，住房办改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补充证据五，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南平住建局对原告王为群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盖章的是国安局，只有收款单位可以查明真假；关联性也有异议，与本案关联。证据3的三性有异议，证人证言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是否集资建房规定，要看文件规定，如果咨询某单位答复是否符合，应当书面回复函。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对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真实性无异议。证据7、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被告2019年作出产权界定意见无关。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3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是被告作出新的意见函的依据之一，判决书只是要求作出界定意见，没有一定要求要作出符合或者不符合的意见。证据14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无异议。 对于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的，本院予以采信并附卷佐证。 经审理查明，1997年，南平国安局在筹备阶段，无办公用房和干警住房。1997年底，南平市人民政府将延平区四鹤街道办事处的杨真堂西浴亭（现马坑支路93号）的土地16690平方米划拨给南平国安局，用作办公和住宅用地，南平国安局研究决定建干警集资房一幢。1998年4月6日，南平国安局作出南国安（综）1998字020号《关于申请我局干警集资建房的报告》，向市房改办提出集资建房申请。1998年4月8日，市房改办作出南房改办（1998）集字08号《关于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的批复》，批复同意南平国安局的集资建房报告。时任南平国安局局长的王占庆在局党委会上提出其子王为群想参加国安局的集资建房并介绍了咨询市房改办的意见，参加会议的5位党委委员均同意王为群参加国安局的集资建房。原告交纳集资款6.05万元（同楼层、同户型的均为6.05万元），该集资房2000年底竣工，交付使用，原告入住延平区四鹤街道马坑支路93号集资房301室房屋至今。因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时干警人员未确定，亦存在消防隐患问题，一直未办理产权界定。2015年6月11日，南平国安局出具《关于支持办理干警集资楼产权界定的函》（说明：该函记载的202室王为群应为301室）向市房改办申请产权界定，2015年12月24日，被告以南平市住房办的名义作出《关于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审核情况的函》，认定原告系外单位职工，不符合集资建房对象。原告对该审核函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南平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25日，作出南政行复[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被告以南平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名义于2015年12月24日对南平国安局作出的《审核函》。后被告未再作出行政行为。2016年5月31日，原告王为群因被告未履行集资房产权界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2016）闽0702行初27号行政判决书，被告不服上诉，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7行终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重新立案，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2017）闽0702行初2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起诉，被告不服上诉，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7行终14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重新立案后，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闽0702行初6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被告作出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2019年2月13日，被告南平住建局根据本院的判决作出南建住函《关于王为群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函》，认为原告王为群不具备参加南平国安局集资建房资格。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产权界定意见函》。本院立案后，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闽0702行初3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所作《产权界定意见函》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7行终87号行政裁定书，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本案。 另查明，原告王为群于1991年11月参加工作，工作单位为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原南平市公安局），其与配偶未参加过房改及集资建房。 再查明，跨单位集资建房情况在延平区确有存在，仅王为群一人以非系集资建房单位职工不予产权界定为由提起行政复议、诉讼情况。 本院认为，根据南平市人民政府批准颁布实施的《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设立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上述规定对新设立的该工作部门的工作职责作出了调整，其中将原市建设局和原市房地产管理局的主要职责划入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因此，被告南平住建局在本案中的被诉行政主体资格，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作出原告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函，行政行为是否做到审慎审核、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依据充分？ 关于被告实施行政行为是否尽到审慎审核义务的问题。由于本案所涉及的集资建房，是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为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城镇职工居住条件而颁布实施的住房政策制度规定。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完成和住房商业化的发展变化，城镇集资建房政策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因此，对原告王为群集资建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产权界定，应当结合当时的政策规定、政策实际执行情况、历史形成原因等诸多因素来进行审核。从政策规定和政策执行情况来看，南政[1997]综39号《南平市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第二条和第三条是对参加集资建房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作出的规定。其中，第二条是对参加集资建房人员的准入性规定，案件审理中亦查明在当时政策执行时，对于住房困难户参加集资建房的准入条件是有所放宽的，实际存在不少外单位人员参加集资建房，并获得了集资建房产权界定以及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情况；第三条是对参加集资建房人员的限制性规定，该条款规定了不得参加集资建房的三种情形，而且在当时的政策执行时并没有存在突破三种禁止性规定的情况，原告王为群不属于该规定中的三种禁止情形，而南平市国安局未获得集资房产权界定的其他人员均系属于不得参加集资建房的三种情形。从本案历史形成原因来看，《南平市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了集资建房的审批程序和单位申请集资建房需提供的材料。本案原集资建房审批部门未按第五条的规定向集资建房申请单位收取完整的申请材料，便作出了《关于南平市国家安全局集资建房的批复》，而且南平市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向市房改办的咨询意见，也佐证了当时政策执行时对外单位人员参与集资建房这一准入性规定，确实有存在放宽的情况。被告在对原告集资房作出产权界定意见时，未充分考虑当时的政策规定、政策实际执行情况、历史形成原因等诸多因素，仅以《南平市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文字表述意思，认定原告王为群不具备参加南平市国家安全局组织集资建房资格，从而作出界定意见函。由此可见，被告南平住建局在进行本案涉诉房屋产权界定时，未根据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情况和历史背景予以综合分析和梳理评判，作出的行政行为未尽到审慎审核的义务。 关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的问题。被告南平住建局作出本案涉诉行政行为时，认定“王为群并非南平市国家安全局职工，不具备参加南平市国家安全局组织集资建房资格。”，其作出认定的依据是《南平市城镇集资建房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在事实方面，原告王为群非南平市国家安全局职工是本案不争的事实，作为集资建房单位的南平市国家安全局和参加集资建房的原告本人并未隐瞒和回避该事实。但是，在对原告王为群当时是否能参加南平市国家安全局组织的集资建房进行审核认定时，应当结合当时南平市辖区内集资建房政策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综合审核认定。就本案而言，通过数次庭审已查明，在当时政策执行时，对于住房困难户参加集资建房的准入条件是有所放宽的，实际存在不少外单位人员参加集资建房，并获得了集资房产权界定以及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而目前类似原告这种外单位人员参加集资建房在被告处申请产权界定和涉诉讼的案件也仅此一例。对此类集资建房历史遗留问题的个案审核认定，被告不仅需要比照政策的条款规定予以审核，还应当本着遵循原来政策执行情况对历史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相关调查核实，以便对同类问题前后作出的行政审核认定能够达到适用依据一致、处理结果相同的效果，才能够彰显行政效力的公平性和统一性。由于被告在实施本案涉诉行政行为时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其作出的界定意见中所认定的事实，未能还原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因此出现在相同时期同属外单位人员参加集资建房，由于申请产权界定时间的前后差异，产权界定的处理结果截然不同的情况，而且被告作出的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函，对原告不具备集资建房资格缺乏必要的释法说理，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属事实认定不清、理由不充分。被告在作出的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函前，未充分考虑到原告集资建房所涉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处理结果未经行政机关集体审核讨论决定，行政行为违反了《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被告南平住建局作出的本案涉诉行政行为未尽到审慎审核的义务，作出的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理由不充分，且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原告王为群提出的撤销诉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三）、（六）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南建住函[2019]2号《关于王为群集资房产权界定意见的函》； 二、责令被告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彬 人民陪审员 张 怡 人民陪审员 甘秋生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肖煜珂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