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6民终17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惠民育人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孙武街道办事处工业路30号豪门庄园沿街综合楼114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21695416968J。 法定代表人：王健，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英，山东誉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克民，山东宏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忠，男，1967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惠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存坤，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丙新，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以下简称惠民育人置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爱忠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1民初4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判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中，被上诉人刘爱忠作为一审原告未将施工企业山东滨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建公司）列为第三人，上诉人建议一审法院通知滨建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未得到采纳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对此诉讼程序错误导致的相关事实不能完全查实的结果承担不利责任。本案刘爱忠诉请要求确认的2017年6月22日的五份《房屋转让合同》及“文昌苑住房顶工程欠款选房确认单”系刘爱忠与上诉人签订，一直未加盖施工企业滨建公司的公章，而上述合同的产生系基于上诉人与滨建公司于2012年3月1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中因工程欠款而进行的以房抵债，从合同性质上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主合同，是以房抵债合同得以成立的基础，滨建公司对以房抵债合同一直未盖章确认，是因与刘爱忠之间存在内部管理费收取、资金往来等未清的债权债务关系，滨建公司对以房抵债合同认可与否一直未有明示，且未参与本案诉讼无法当庭核实这一事实，致使该合同的效力曾长期处于待定有争议的状态。一审时，虽然刘爱忠提供了2018年11月30日滨建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认可刘爱忠为施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但该证明上亦未明示认可上述以房抵债合同，一审判决以2017年11月13日滨建公司的会计刘盈盈的账户替刘爱忠曾向上诉人支付以房抵债差价款47528.86元的事实来推定滨建公司认可以房抵债合同也是牵强的，支付房款差价的事实只能说明刘爱忠和滨建公司（亦或刘盈盈个人）之间存在资金拆借或资金垫付的经济往来行为，不能以此推定滨建公司认可将五套房屋全部给刘爱忠个人并用于抵顶工程款。滨建公司在以房抵债合同上未加盖公章的事实原因未查清，且因其未加盖公章的行为直接导致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滨建公司在上诉人处工程款债权的扣划结果，故滨建公司在本案以房抵债合同的效力认定上具有重大的关联性和利害关系，并进而影响上述合同效力认定与否法律后果的民事责任承担人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据此，上诉人作为一审被告无权申请追加第三人，建议一审法院通知又未被采纳，故刘爱忠作为一审原告应承担未将滨建公司列为第三人而导致案件事实不能全面查清的不利后果。（二）一审判决认定刘爱忠为实际施工人、认定上诉人对刘爱忠实际施工人身份知情认可，属认定事实错误；认定刘爱忠签订以房抵债协议在主体上是合法的，属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刘爱忠为实际施工人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刘爱忠为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主要是通过工程结算方式、滨建公司出具的证明、刘爱忠提交的大量工程资料等证据，但却忽略了刘爱忠在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8月29日期间曾任滨建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等公司高管的事实，刘爱忠与滨建公司一直存在工作隶属关系，系滨建公司的内部人员，其曾任股东、法人代表、董监高的事实就与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施工人”的定性截然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了“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无效合同的情形之一，这也是“实际施工人”的法律名词由来，实际施工人主要包括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转承包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借用资质的承包人、挂靠施工人。如果按照滨建公司出具的证明，承认刘爱忠为挂靠施工人，不仅与其曾任公司股东的身份自相矛盾，而且让一个挂靠施工人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高等高管职务于常理不合，且滨建公司出具该证明的时间是2018年11月30日，在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扣划工程款的时间2018年7月9日之后，明显带有免除和推脱自身责任的情形，其和刘爱忠之间还存在所谓的管理费等内部账目往来争议情况，滨建公司作为本案利害关系人原本应作为当事人，但却作为证人来出具此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存在争议，不应作为有效证据认定。其次，对于刘爱忠的身份和行为，上诉人多次主张其系职务行为，并提供了滨建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实其作为滨建公司的曾任股东、董监高、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挂靠和借用其他企业资质的公司外部“实际施工人”定性明显不符。至于滨建公司收取管理费问题、刘爱忠持有施工资料、承担项目施工管理、款项结算等事实也均是由滨建公司内部的管理模式决定，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刘爱忠作为滨建公司的内部人员对外履行的就是职务行为，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实际施工人”，上诉人对所谓“实际施工人”的定性一直是不知情也不认可的意见。最后，一审判决认为刘爱忠签订以房抵债协议在主体上合法，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则相悖，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涉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上诉人与滨建公司签订，上诉人的合同相对方就只有滨建公司，以房抵债合同中的“债”就是来源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施工方债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权签订以房抵债合同的主体也只能是滨建公司，刘爱忠的签约行为虽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但在没有滨建公司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其签字后应当得到滨建公司的盖章追认可方可产生法律效力，由于其二者内部对房屋的分配存在争议，滨建公司未盖章确认，导致该合同一直未生效，后因河北省泊头市法院的执行扣划已将滨建公司用于抵债的工程款全部结清，以房抵债合同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无法再具有法律效力。（三）一审判决认定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扣划滨建公司在上诉人处剩余工程款的事实不影响本案以房抵债合同的效力是错误的。2018年10月9日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执行滨建公司的案件中，将滨建公司在上诉人处的剩余工程款1323144.84元扣划走，导致刘爱忠所主张的以房抵债协议中的合同之“债”归于消灭，2018年7月28日刘爱忠、李某、陶达臣三人曾向泊头市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扣划的款项系农民工工资，丝毫未提及2017年6月22日以房抵债合同一事，说明刘爱忠等人提出执行异议之时尚无生效的以房抵债合同，经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依法审查作出（2018）冀0981执异48号执行裁定，驳回了刘爱忠等人的异议请求。由此以房抵债合同之“债”已经法院执行扣划而结清，以房抵债合同中的双方权利义务便无法再对等，即便滨建公司后续再行追认也无法让其生效，该合同效力也由待定状态转归消灭（无效）状态，一审判决认为外地法院的执行扣划不影响本案合同的效力显然是错误的，也与目前生效的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的扣划裁定存在法律冲突，导致上诉人面临重复偿债的法律后果。（四）本案所涉以房抵债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亦应明确，刘爱忠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上诉人认为，对于本案所涉合同的效力应认定为无效，除了前面述及的观点外，在一审时还提及了房屋的小产权性质，依法不能进行转让和流通，不能确认为有效合同，且房屋也并未交付被上诉人占有和使用，涉案以房抵债合同及选房确认单中印章的形成时间与真实时间不一致提出司法鉴定未得到支持等意见，希望二审法院一并审查。对于本案合同的效力认定产生的法律后果，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故一审法院作出的以房抵债合同确认有效的判决，将成为涉案房屋物权设立的依据，而上诉人系国有企业，所欠工程款已被外地法院扣划结清，现又将面临无偿的流失房屋资产，国有资产无偿流失的责任重大，上诉人不得不万分谨慎，而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属司法强制行为，上诉人也曾提出异议但终究无法阻止和抗衡，故上诉人对此无任何过错，而原本应当作为第三人的滨建公司，由于自身经营不善导致外债不断，不仅自身不能妥善解决其内部刘爱忠等人主张的农民工工资问题，而且还在以房抵债合同的签订上拖延盖章，将上诉人卷入其与刘爱忠的内部经济纠纷之中，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滨建公司理应对涉案无效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全部过错责任，刘爱忠对上诉人的诉求不能成立。 刘爱忠辩称，（一）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之诉，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涉案“文昌苑住房抵顶工程欠款选房确认单”与《房屋转让协议》系被上诉人个人作为实际施工人与作为发包人的上诉人所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自签订之日起即生效，并且一审时被上诉人也已经举证证实、滨建公司对此知情且无异议，退一步讲，即便、滨建公司对涉案的选房确认单及《房屋转让合同》有异议，其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而不应当在本案中追加其作为第三人，一审判决对此也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因此，一审诉讼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其一，2012年-2014年间被上诉人挂靠滨建公司施工了上诉人的文昌花苑工程，2017年5月份上诉人为了支付欠付被上诉人的工程款，和被上诉人签订“文昌苑住房抵顶工程欠款选房确认单”（以下简称选房确认单）五份，2017年6月22日双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五份，均加盖了上诉人的公章，上诉人对印章真实性没有异议，因此选房确认单和《房屋转让协议》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二，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之诉，虽然本案源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案涉工程已经竣工且结算。本案系被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个人与上诉人对工程结算以后，双方签订的以房抵顶工程欠款协议的效力引发的纠纷，不同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同时，滨建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替被上诉人支付抵顶房屋的差价款的行为，完全可以证实滨建公司对以房抵债的事实知情且认可，故其不需要也不应该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达成的协议上加盖公章。滨建公司在本案合同效力的认定上面没有任何关联性和利害关系，滨建公司是否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至于被上诉人和滨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如果滨建公司认为被上诉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依法申请撤销。其三，被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个人和上诉人签订选房确认单和《房屋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44条规定以及最新的《九民纪要》相关规定，以物抵债属于诺成性合同，不以债权人受领抵债物为成立要件，因此，《房屋转让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即刻成立并生效，且上诉人已经将房屋交付给被上诉人，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交照片对此予以证实。其四，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据此，法院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情况，有权决定追加或者不追加，本案中，滨建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且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滨建公司对以房抵债的事实知情且认可，因此一审法院未通知滨建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并无不当。二、关于被上诉人为实际施工人身份的问题，一审期间被上诉人举证了大量的工程施工资料、款项结算材料、证人证言以及上诉人向泊头法院提交《执行异议申请书》中的自认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对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涉案工程2012年3月18日被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开始组织施工，2014年9月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8月29日被上诉人担任滨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选房确认单》及《房屋转让协议》本身也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是代表其个人与上诉人所签订，而不是代表滨建公司。本案原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和证人曹某陈述“为维护刘爱忠的合法权益”，也可以看出本案所涉“选房确认单”及《房屋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而非滨建公司。被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上诉人作为发包人，双方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主体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判决认定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扣划上诉人款项并不影响本案房屋转让协议及文昌苑住房顶工程欠款选房确认单的效力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如此认定并无不当。根据本案原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曹某的陈述“但我知道要工程款的人员包括刘爱忠，是2017年5月份选的房”，再结合被上诉人原一审提交的日期为2017年6月22日的收款收据（上有上诉人领导孙中玉及段修勤的签字），可以证实在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向上诉人协助执行滨建公司欠款时，上诉人就已经将剩余欠款用房屋抵顶给了被上诉人，上诉人不应该在2018年7月2日收到泊头市人民法院（2016）冀0981执1417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后于2018年7月9日向泊头市人民法院提出对1494794.24元中的1323144.84元无异议，致使泊头市人民法院将上述款项扣划走。据此，上诉人将剩余工程款以房屋的形式抵给被上诉人后，在其已不欠滨建公司工程款的情况下，又被泊头法院强制扣划走了1323144,84元，过错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关，其应通过执行复议或者执行申诉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而不应该采用断水断电等方式来否认其已经抵顶给被上诉人房屋的事实。本案所涉房屋转让协议及选房确认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泊头法院无论扣划上诉人款项正确与否，均不会影响其效力，一审判决的认定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四、本案房屋所抵顶款项为被上诉人所欠的农民工工资，为了讨要工资，许多农民工多次上访，政府非常重视，上诉人对此亦非常清楚。当初为了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及“选房确认单”，现因上诉人自身问题导致其款项被扣划走，又反过头来以国有资产流失的名义否认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及“选房确认单”的效力。国有企业肩负社会责任，应当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为其他企业做出表率，但上诉人如此不诚信，如此行径，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诉讼程序无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刘爱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双方于2017年6月22日签订的五份《房屋转让合同》合法有效；2.依法确认双方签订的“文昌苑住房顶工程欠款选房确认单”有效；3.诉讼费用由惠民育人置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18日，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作为发包人，滨州市新城建安工程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山东滨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承包人，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称为文昌花苑。刘爱忠作为实际施工人进行了施工。工程竣工后，2017年1月17日，经滨州中天工程管理公司审计，工程总价款为9005707.58元，已经支付7510913.34元，尚欠工程款1494794.24元。支付工程款的方式为：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从2012年开始至2014年分多笔向山东滨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后，山东滨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扣除8%的管理费用后，山东滨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会计等个人账户向刘爱忠的会计李某支付工程款。 2017年6月22日，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与刘爱忠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五份、文昌苑住房顶工程欠款选房确认单五份，惠民育人置业公司将惠民县文昌苑B5号楼1单元101室及44号储藏室、B5号楼2单元902室及16号储藏室、B10号楼1单元501室及1号储藏室、B22号楼2单元502室及11号储藏室、B22号楼2单元501室及7号储藏室共五套楼房及附房转让给刘爱忠，用于抵顶工程欠款1494794.24元。因抵顶工程欠款的房屋的价值大于实际所欠工程款，2017年11月13日山东滨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其会计刘盈盈的银行账户替刘爱忠向惠民育人置业公司支付所欠差价款47528.86元。2019年1月7日，惠民育人置业公司又将47528.86元退回到刘盈盈的银行账户。2018年11月30日，山东滨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文昌苑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及工程出资人均为刘爱忠，刘爱忠挂靠在山东滨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涉案工程的具体施工。 2017年6月26日，泊头市人民法院向惠民育人置业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各一份，裁定扣留山东滨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惠民育人置业公司的工程款220万元。2018年2月11日，泊头法院向惠民育人置业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冻结山东滨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惠民育人置业公司的到期债权1494794元。育人置业公司向泊头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申请（具状时间为2018年1月23日）。2018年4月19日，泊头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驳回惠民育人置业公司的异议请求。2018年7月2日，泊头法院向惠民育人置业公司送达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并告知育人置业公司可在15日内提出异议申请，育人置业于7月9日提出异议，但对该到期债权中的1323144.84元无异议。2018年7月9日，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执行山东滨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案件中，以惠民育人置业公司欠山东滨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为由将1323144.84元划走。惠民育人置业公司认为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已经结清，从而不认可与刘爱忠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文昌苑住房顶工程欠款选房确认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第一，刘爱忠的身份问题。通过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与滨建公司、滨建公司与刘爱忠之间的结算方式；滨建公司出具的证明；惠民育人置业公司向泊头法院提交的异议申请书；泊头法院执行裁定书中对刘爱忠身份的认定；刘爱忠提交的大量工程出资资料、款项结算材料；证人李某的证明；能够认定刘爱忠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第二，滨建公司是否对刘爱忠与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之间签订的选房单及房屋转让协议知情并认可。刘爱忠签订该协议时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滨建公司所涉债务纠纷颇多，公司并无明确办公地点，经一审法院多次查找（追加）仍无结果。但通过滨建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滨建公司替刘爱忠向惠民育人置业公司支付以房抵顶工程款的差价款47528.86元，能够认定滨建公司对以房抵款的事实知情且认可的。故在本案无法追加滨建公司的情况下，还是能够认定这一争议问题的。对于刘爱忠与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之间签订的选房单及房屋转让协议时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从2012年涉案工程开始施工，惠民育人置业公司是对刘爱忠实际施工人的身份知情并认可的，且刘爱忠多次对剩余工程款向育人置业主张过权利，虽然协议签订时刘爱忠系滨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8月29日任滨建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工程开始施工到竣工期间（2012年-2013年）刘爱忠系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刘爱忠亦自称是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与育人置业签订的协议。虽然育人置业公司辩称刘爱忠系职务行为，代表着滨建公司，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该协议系刘爱忠与育人置业签订，并未加盖滨建公司的公章，故不能认定刘爱忠在签订协议时是职务行为。第三，房屋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刘爱忠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如果在实际施工人起诉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建设施工合同诉讼中，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的当事人（非应当追加，追加的目的是便于查清案件事实及发包人是否尚有未支付的工程价款，在不追加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实际施工人及发包人的举证来证明是否存在尚未支付的工程款），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且本案系确认合同有效之诉，在查明刘爱忠身份及相关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亦无追加滨建公司之必要。因育人置业确有工程款未付清，故刘爱忠与发包人育人置业公司签订以房抵款的协议，在主体上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育人置业称真正的以房抵款协议已经销毁，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支持。育人置业称以房抵债协议存在刘爱忠与育人置业恶意串通的情形亦无证据予以证明，且刘爱忠与育人置业之间确实存在未结清工程款的情形，故对其异议不予支持。庭审中育人置业认为房屋转让协议及选房确认单中印章的形成时间与真实的时间不一致，并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一则该鉴定请求在实践中很难鉴定，二则即使印章的形成时间与真实时间有出入也并不能因此认定房屋转让协议无效，故对其鉴定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中，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与刘爱忠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文昌苑住房顶工程欠款选房确认单，本质上系以物抵款协议，目的在于通过协议消灭惠民育人置业公司欠刘爱忠的工程款，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扣划惠民育人置业公司款项并不影响房屋转让协议、文昌苑住房顶工程欠款选房确认单的效力，故育人置业抗辩意见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刘爱忠与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于2017年6月22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文昌苑住房顶工程欠款选房确认单”有效。案件受理费18253元，由惠民育人置业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依法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作为发包人，与滨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刘爱忠主张其作为实际施工人进行了施工。从本案的施工、结算方式及滨建公司出具的书证来看，可以认定刘爱忠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同时，在涉案工程尾款尚未结清时，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与刘爱忠个人进行以房抵工程尾款的协商，并由刘爱忠以抓阄的方式进行选房，后形成文昌苑以房顶工程款选房确认单，该材料上有惠民育人置业印章，对方为刘爱忠个人签字及手印。之后，双方形成房屋转让协议，该协议的相对方亦是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与刘爱忠个人。综合以上，可以认定，惠民育人置业对于刘爱忠系涉案部分工程实际施工人身份亦系明知。因而惠民育人置业公司与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刘爱忠对工程款作出以物抵债处分主体并无不当。 对于涉案文昌苑以房顶工程款选房确认单、房屋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经审查，首先，该以房抵顶工程款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次，如一审所述，滨建公司在2017年11月份代刘爱忠向惠民育人置业公司支付以房抵顶工程款的差价款，亦可认定滨建公司对此知情并认可，因此，上述协议亦未损害建设工程合同相对方的利益。因此，可以认定选房确认单及房屋协议有效。 河北泊头市法院的扣划工程款行为发生在以物抵债行为之后，惠民育人置业公司如出现已支付工程款行为，应在该以物抵债协议履行过程中以债的消灭为由进行抗辩，但并不能影响涉案选房确认单及房屋转让协议的效力。 综上，原判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253元，由上诉人惠民育人置业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慧莲 审 判 员 崔诗君 审 判 员 张 珊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法官助理 徐丽萍 书 记 员 崔玮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