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29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康力康宇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青王路滨湖村滨湖租赁市场**（工商注册地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一路121街坊23门底层商铺12号）。法定代表人：胡康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军，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群龙，男，1961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应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敏，湖北律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超，湖北律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曾峰峰，男，198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悟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邱前生，男，1982年4月21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上诉人武汉市康力康宇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力康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群龙、曾峰峰、邱前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7民初3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康力康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军，被上诉人刘群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敏、赵超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曾峰峰、邱前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审理期限应扣除防疫期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力康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7民初3277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刘群龙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定吊车的实际承租人是康力康宇公司，而事实是吊车的实际承租人是曾峰峰、邱前生。曾峰峰于一审庭审时曾当庭表示他己与康力康宇公司结清了所有款项，双方互不相欠，他作为吊车的实际承租人，还应向刘群龙等人支付20多万元吊车租赁费，他曾向刘群龙打了20多万元的欠条，刘群龙却称无此欠条，原审未查明该事实，却称“曾峰峰未当庭述称意见”，属事实认定错误。2、原审认定截止到2017年12月30日刘群龙还有37万多元吊车租赁费未领取，却同时认定2018年2月13日刘群龙通过曾峰峰从康力康宇公司处领取的7万多元吊车租赁费不予扣减，两者存在矛盾也不符合逻辑。3、原审认定刘群龙与康力康宇公司签署的两份空白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履行，不符合事实。刘群龙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曾峰峰、邱前生所打的13张吊车租赁费条据不是打给刘群龙的，而是打给相关的吊车车主和吊车司机。康力康宇公司己有证据证明，刘群龙并非吊车的出租人，其诉讼主体不合法，存在涉嫌虚假诉讼。刘群龙辩称：一、原审认为刘群龙与康力康宇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正确。1、涉案《汽车起重机租赁合同》上有刘群龙的签名及康力康宇公司加盖的印章，且康力康宇公司也确认了该印章系其公司印章。虽然刘群龙不是合同标的物的实际所有人，但出租设备是该租赁物所有者委托刘群龙进行的，故双方租赁合同合法有效。2、合同履行过程中，刘群龙提供的设备使用于武汉市地铁21号线武湖至阳逻的工地中，虽然结算凭条由曾峰峰、邱前生出具，但依康力康宇公司提交的项目通讯录显示，曾峰峰、邱前生系其该工程项目的副部长或队长，因而，该二人出具结算单的行为实际是康力康宇公司的行为。另，康力康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租赁事宜也向刘群龙出具了结算单，且刘群龙凭曾峰峰、邱前生的结算单向康力康宇公司领取租赁费。同时，依康力康宇公司提交的70000元凭条可以看出，其按结算单已支付了部分费用。故，本案租赁合同已实际履行，康力康宇公司应当向刘群龙支付所欠的租赁费。二、原审认为康力康宇公司应支付租赁费376361.6元正确。曾峰峰、邱前生及康力康宇公司出具结算单的租赁费总计金额394361.6元，刘群龙认可康力康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中一份结算单上注明的已付租赁款18000元。因此，扣减已付款后，康力康宇公司应付款为376361.6元。虽然康力康宇公司提供了一份70000元的凭条，但刘群龙向康力康宇公司领款时，相关结算单原件由康力康宇公司收回，故，刘群龙已在起诉时扣减了该笔款项，不应当再予抵扣。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曾峰峰、邱前生未答辩。刘群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康力康宇公司向刘群龙支付租赁费376361.6元；2、康力康宇公司向刘群龙支付违约金（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2018年9月25日止的违约金16850.5元，并支付自2018年9月26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后续违约金）；3、诉讼费由康力康宇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27日，刘群龙与康力康宇公司签订《汽车起重机租赁合同》，约定刘群龙向康力康宇公司出租汽车起重机，每月租金单价28000元，租赁方式为每月25日结算上月吊车租赁款（吊车租赁款压一月），结算办理完成后，康力康宇公司财务视资金情况及时予以支付租赁费。合同签订后，刘群龙出租的吊车（包括鄂Ａ×××**、冀Ｄ×××**、鄂Ａ×××**、鄂Ａ×××**、豫Ｒ×××**）陆续进场，康力康宇公司员工曾峰峰、邱前生于吊车退场之后出具结算单，载明租赁时间和租赁金额以及结算人，以上租赁费用共计394361.6元。此外，康力康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中一个结算单上载明：已付18000元，所有余款于2017年12月30日之前付清。因此，扣除此笔已付金额18000元，康力康宇公司应向刘群龙支付租赁费共计376361.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7日，刘群龙以案外人武汉坤利徐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乙方、出租方）的名义与康力康宇公司（甲方、承租方）签订《汽车起重机租赁合同》，约定：施工地点为武汉市地铁21号线五湖至阳逻，按具体情况租赁，根据甲方提前1日通知后设备进场，机械进场甲方可使用之日起租，至接甲方通知退租之日结束；租赁物汽车吊一台，规格型号为25T，月租单价为28000元。月租单价中均已包含机械维修及保养费用、机械折旧费、进退场费、机上人工、管理费、利润、税金等相关费用；乙方在签订合同后三日内提供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名单及设备相关证件报甲方安全质量环保部备案；月租设备按下月25日结算上月吊车租赁款（吊车租赁款压一月），结算办理完成后，甲方财务视资金情况及时予以支付设备租赁款；租赁期满，甲方需续租，则按合同继续执行。康力康宇公司在合同甲方处加盖公司合同专用章，康力康宇公司员工胡波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刘群龙在合同乙方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名，但案外人武汉坤利徐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并未在合同乙方处盖印章。2016年3月5日，刘群龙又以案外人武汉坤利徐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乙方、出租方）的名义与康力康宇公司（甲方、承租方）签订《汽车起重机租赁合同》，约定：施工地点为武汉市地铁21号线五湖至阳逻，按具体情况租赁，根据甲方提前1日通知后设备进场，机械进场甲方可使用之日起租，至接甲方通知退租之日结束；租赁物为车牌号为鄂Ａ×××**汽车吊一台，规格型号为25T，月租单价为28,000元。月租单价中均已包含机械维修及保养费用、机械折旧费、进退场费、机上人工、管理费、利润、税金等相关费用；乙方在签订合同后三日内提供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名单及设备相关证件报甲方安全质量环保部备案；月租设备按下月25日结算上月吊车租赁款（吊车租赁款压一月），结算办理完成后，甲方财务视资金情况及时予以支付设备租赁款。租赁期满，甲方需续租，则按合同继续执行。康力康宇公司在合同甲方处加盖公司印章，康力康宇公司员工黄普华（现已离职）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刘群龙在合同乙方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名，但案外人武汉坤利徐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并未在合同乙方处盖印章。上述合同签订后，刘群龙将车牌号鄂Ａ××××**冀Ｄ××××**鄂Ａ××××**鄂Ａ××××**豫Ｒ××××**的汽车吊交给康力康宇公司承接的地铁21号线工程项目中的劳务分包人曾峰峰、邱前生在地铁21号线工程施工中使用。曾峰峰、邱前生使用汽车吊后向刘群龙出具了12张结算凭条、康力康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康力出具凭条1张。其中曾峰峰向刘群龙出具10张凭条：1.租鄂Ａ××××**汽车起重机从11月5日至12月4日止，一个月28000元整；2.租鄂Ａ××××**汽车起重机从2016年12月5日至2017年1月4日止，一个月28000元整；3、租鄂Ａ××××**汽车起重机从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21止，17天15800元整；4.租鄂Ａ××××**汽车起重机从2017年2月4日至2017年3月3号止，一个月28000元整；5.租鄂Ａ××××**汽车起重机从2017年3月4日至2017年3月24止，21天19600元整；6.租冀Ｄ××××**汽车起重机从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3月5日止，一个月（凭条上的使用时间有误）13062元整；7.租鄂Ａ××××**汽车起重机从2017年2月12日至2017年3月15日止，32天30000元整。8.吊豫Ｒ××××**,2017年6月29日至2017年7月28日一个月整，吊装费28000元整。9.鄂Ａ××××**吊车2017年3月31日到2017年8月6日减去报停，共3个月17天，合107天×933＝100000-40000（借支）＝60000元，余陆万元整。10.租豫Ｒ××××**汽车起重机从11月25日至12月24日止，一个月26500元整。康力康宇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康力在该凭条上备注：已付1万8千18000，所有余款余（于）2017年12月30日之前付清。邱前生向刘群龙出具的2张凭条如下：2017年7月29日，向刘群龙出具结算单，载明：租吊豫Ｒ××××**，2017年3月4日到6月28日，计3月零25天28000/月，107333元整，借支46000元，余61333元整。2017年8月9日，向刘群龙出具凭条，载明：2017年2月9日到2017年3月30日加曾峰同用14天，各7天，合计59天×933.3元＝55066.6元－借支26000元＝29066.6元，余贰万玖仟零陆拾陆元整。此外，2017年8月3日，康力康宇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康力向刘群龙出具凭条一张，载明：吊车95525原由余志华支付吊车余款27000元整，现由康力康宇公司代付，再由余志华后期还于康力康宇公司（到账以银行流水为准）。因康力康宇公司未按照双方签订《汽车起重机租赁合同》的约定向刘群龙支付上述款项，故刘群龙诉至法院。一审另查明：2018年2月13日，刘群龙从康力康宇公司处领取租赁费70000元，并出具收条1张。对于此款康力康宇公司认为，应从刘群龙主张的租赁费中扣减，刘群龙则陈述，支付该款项时，已将对应的凭条交付给了康力康宇公司，该费用与本案所主张的租赁费无关。一审再查明：康力康宇公司在地铁21号线的项目通讯录上载明曾峰峰、邱前生系康力康宇公司地铁21号线项目的四队副部长、三队队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刘群龙与康力康宇公司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康力康宇公司认为，实际承租人为曾峰峰、邱前生，且合同上“刘群龙”非其本人签名，合同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评判如下：1.刘群龙提交的两份起重机租赁合同，承租人均载明是康力康宇公司，康力康宇公司认可合同系公司员工签订，合同上盖的印章系公司印章，两份合同虽然首部“出租方”载明的是案外人武汉坤利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但武汉坤利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并未在合同上盖公司印章予以确认，在合同尾部乙方委托人处有刘群龙签名，在没有证据证明刘群龙系武汉坤利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员工或受其委托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合同签订人实际系刘群龙；2.即使如康力康宇公司所说合同上“刘群龙”的签名非其本人签名，但刘群龙对合同予以认可，属授权他人或构成事后追认，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也是刘群龙提供汽车吊给康力康宇公司在施工地点武汉市地铁21号线武湖阳逻段租赁使用。因此，两份合同实际系刘群龙与康力康宇公司所签订；3.结算凭条虽然系曾峰峰、邱前生所出具，但刘群龙提交的项目通讯录显示曾峰峰、邱前生系康力康宇公司地铁21号线项目的四队副部长、三队队长，其出具凭条的行为实际系康力康宇公司的行为，且对于租赁事宜康力康宇公司法定代表人亦向刘群龙出具了凭条。庭审中，康力康宇公司、曾峰峰亦均认可双方存在分包关系。故刘群龙与康力康宇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康力康宇公司抗辩其与刘群龙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康力康宇公司抗辩租赁合同上刘群龙的签字不是本人所签，合同无效的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康力康宇公司是否应向刘群龙支付租赁费及租赁费的具体金额。刘群龙与康力康宇公司在签订租赁合同后，刘群龙依约提鄂Ａ××××**冀Ｄ××××**鄂Ａ××××**鄂Ａ××××**豫Ｒ××××**汽车吊交给康力康宇公司承接的工程项目上使用，在租赁关系期间，曾峰峰、邱前生作为使用人，其向刘群龙出具的凭条及康力康宇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康力向刘群龙出具的凭条租赁金额共计394361.6元，在上述凭条中其中1张曾峰峰出具的凭条，康力康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注明已付18000元，刘群龙亦认可收到18000元，故康力康宇公司还差欠刘群龙租赁费金额为376361.6元。庭审时康力康宇公司提交刘群龙出具的收到70000元凭条，拟证明2018年2月13日向刘群龙支付了70000元，但刘群龙明确表示该笔费用在起诉时已经予以扣减，已经支付的租赁费相对应的租赁凭条原件已交付给康力康宇公司，故该70000元不应从本案所涉的租赁费中予以扣减。康力康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凭条上承诺“所有余款于2017年12月30日前付清”，但其至今未付清，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于一方违约后，如何计算违约产生的损失或违约金的金额，刘群龙与康力康宇公司在合同中并未约定，刘群龙主张要求康力康宇公司支付违约金，实际上是迟延付款的利息损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刘群龙主张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7年12月31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康力康宇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群龙支付租赁费376361.6元；二、康力康宇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群龙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376361.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7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7194元、保全费2485元，均由康力康宇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刘群龙与康力康宇公司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刘群龙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康力康宇公司则认为，刘群龙在起诉状中所称吊车的车牌号为A2J9**与一审查明的车牌号AZJ939不一致，且工地上使用的5台车是车主与承包人自行衔接的，与刘群龙无关。据此，由于认定案件事实系以客观证据所示内容为标准，而当事人在起诉状中的笔误不是判断该事件的法律依据，且就租赁设备的交接情况，康力康宇公司无实质证据印证，是否与刘群龙相关，也仅是康力康宇公司对该事件法律后果的单方评论，该评论性结论并不符合表述案件事实的行文规则。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针对康力康宇公司的上诉主张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如何确定案涉《汽车起重机租赁合同》的交易主体；二、如何认定当事各方的民事责任。本院认为，合同关系是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合同规则和债法制度的基石。任何一方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方提出合同之债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合同之外的他方设定权利义务。本案中，案涉《汽车起重机租赁合同》的签订主体为康力康宇公司和刘群龙，且本案租赁设备实际用于康力康宇公司所承接的工程项目中。同时，在合同履行期间，康力康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康力就租赁费的支付方式以出具2017年8月3日凭条的形式向刘群龙进行了说明，并在曾峰峰出具的凭条中表明，已付租赁费1.8万元，所有余款于2017年12月30日前付清。因此，虽然案涉《汽车起重机租赁合同》的抬头处载有“武汉坤利徐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名称，但在康力康宇公司无实质证据证实“武汉坤利徐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就该等交易存有真实意愿的前提下，无论是审慎合同的签订情况，还是观察合同的履行过程，均足以说明案涉租赁合同关系实际发生于康力康宇公司与刘群龙之间，与“武汉坤利徐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无涉。且康力康宇公司将曾峰峰、邱前生作为其项目施工人员，记载于项目通讯录并予公示的行为，足以致使刘群龙对该二人代表康力康宇公司出具凭条的行为，产生合理的信赖基础。作为已实际履约的善意方刘群龙有权向交易相对方康力康宇公司提出权利主张。即便诚如康力康宇公司所言，曾峰峰、邱前生系案涉租赁物的实际使用者，但结合其确认与曾峰峰、邱前生之间系劳务分包关系之情形，在康力康宇公司未能与刘群龙就变更租赁关系的交易主体形成合意之前提下，康力康宇公司不能以其与他方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约束刘群龙，更不能以他方使用租赁物之行为表象来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并以期达到转嫁合同责任之目的。更何况，康力康宇公司与曾峰峰、邱前生之间依劳务分包关系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同刘群龙与康力康宇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其法律属性与归责原则并不相同，不可等同而视。刘群龙不是康力康宇公司与曾峰峰、邱前生之间劳务分包关系的交易主体，与他方间的权利义务无涉。康力康宇公司不能强加自己的单方意愿给租赁合同的另一方，强制要求缔约相对方履行非合同义务，从而悖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公平原则及民事活动的自愿原则。故，原审就案涉《汽车起重机租赁合同》交易主体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康力康宇公司认为其与刘群龙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康力康宇公司未能完善其实际支付70000元租赁费的举证义务，在2018年2月13日收条不能真实反映其已完成交付该笔款项之事实的情形下，康力康宇公司应对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于康力康宇公司以原审未审查刘群龙与曾峰峰之间存在20多万元欠条为由，认为原审查明事实错误的上诉观点，因即便曾峰峰曾向刘群龙出具过20多万元的欠条，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在康力康宇公司未能证实其与刘群龙就改变案涉租赁合同项下之交易主体及付款方式而形成了新的合意之下，曾峰峰之行为的法律后果理当由康力康宇公司承担。至于康力康宇公司认为案涉两份《汽车起重机租赁合同》为空白合同，且曾峰峰、邱前生系向车主出具的13张租赁费凭条而不是打给刘群龙的观点，因无实质证据印证，且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康力康宇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194元，由武汉市康力康宇建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徐向云书记员褚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