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12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迪，男，198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允槟，广东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甘静仪，广东杰海（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韦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东区*********之二。法定代表人：李某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197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静，广东上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苑利，广东上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伟迪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韦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迪公司）、李某1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8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审查上诉意见，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伟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韦迪公司、李某1共同向李伟迪返还不当得利1007341.9元。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应当深究承诺书约定款项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而韦迪公司、李某1从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相关款项具有合法根据，可见韦迪公司、李某1收取李伟迪1007341.9元缺乏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当返还该笔款项。一审法院并未审查承诺书是否具有合法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判决有误。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可知，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在于一方收取另一方的利益缺乏合法的根据，造成另一方损失，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合法根据”。此处的“合法根据”应当是拥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法律根据，而不能仅仅只是单纯的承诺或协议。不应因一方曾签署了承诺，就不再审查承诺是否具有合法的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严重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律原则，也将极大地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韦迪公司、李某1声称因李伟迪签署了所谓的承诺书，故韦迪公司、李某1有权取得涉案款项。然而这份承诺书约定的款项并不具有合法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从本案的相关资料和双方的一审陈述可知，李某1是以韦迪公司的名义向公安机关举报李伟迪存在所谓的职务侵占。而据了解，李某1在公安机关举报时仅举报了18万元，但韦迪公司、李某1最终要求李伟迪签署的承诺书写明的金额却高达1007341.9元，远远超过韦迪公司、李某1报案时所称的数额，并且其要求李伟迪支付的金额，从始至终都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完全是韦迪公司、李某1单方面提出的要求，韦迪公司、李某1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借助公安机关对李伟迪采取强制措施，向李伟迪及其家人施加压力，最终迫使李伟迪产生担心和恐惧心理，进而完全按照韦迪公司、李某1的意愿签署所谓的承诺书，并支付相应的款项。因此承诺书系李伟迪违心签署的，其约定的相关款项并无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并非合法的根据。无论在派出所，还是在本案的一审庭审中，韦迪公司、李某1从始至终都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相关款项的具体组成和法律依据，也从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李伟迪应当支付该笔款项。另外，在公安机关出具的撤案告知书中亦写明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也可侧面证明李伟迪实际并不存在所谓的职务侵占行为，可见韦迪公司、李某1要求李伟迪支付涉案款项，根本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韦迪公司、李某1无权收取涉案款项。然而对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并未进行详细地审查，未能查明该承诺书并不具有合法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仅依据李伟迪签署了承诺书，就认定韦迪公司、李某1收取了涉案款项具有合法依据，判决明显有误，应予改正。二、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涉案款项的性质，错误地认定为涉案款项仅是“存款”，判决明显有误。关于涉案款项的构成，李某1在派出所举报时就明确声称是要求李伟迪支付的所谓“公司负债和投资款”。而在本案的一审庭审过程中，李某1本人亦当庭承认其收取的款项中30万元是所谓的投资款，剩余的款项是所谓的公司负债;其后更进一步陈述其收取的30万元中，15万元是其本人所谓的投资款，15万元是其要求李伟迪直接支付给其本人用于出具谅解书的款项。可见李某1一直以来主张收取的涉案款项就是所谓的“公司负债和投资款”，而韦迪公司、李某1所主张的这些款项根本没有经过任何的清算和确认，是李某1的一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韦迪公司、李某1根本无权收取涉案款项。但一审法院却忽视了上述情况，并未详细查明涉案款项的性质，反而将李某1要求李伟迪支付签署所谓的“公司负债和投资款”简单地认定为“存款”行为，对涉案款项的性质也未做出明确的认定，事实认定明显有误，应予改正。三、李某1以个人账户收取涉案款项，明显是将涉案款项据为已有，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故依法应当向李伟迪进行返还。在本案中，李某1以韦迪公司的名义举报李伟迪涉嫌职务侵占，却不断地提升所谓侵占的金额，并最终以个人账户收取李伟迪的1007341.9元。而无论是李某1，还是韦迪公司，实际均没有提供任何充分合法的证据证明李伟迪曾侵占过相关款项需归还、或者证明其需要向韦迪公司、李某1支付相关款项，李伟迪无需支付任何款项。退一步讲，即便是李伟迪确实需返还一定款项给韦迪公司，也不应由李某1以个人账户进行收取，应当直接支付至韦迪公司。李某1在一审中声称其收款后全部用于韦迪公司，但据李伟迪了解，从李某1收款后至今，其从未将该款项支付至公账；同时其一直主张其收取的涉案款项是“公司负债和投资款”，在一审庭审中其亦当庭陈述涉案款项中的“投资款”是归属其本人的，可见其收取涉案款项完全是出于将该款项据为己有的目的，并未将该款项用于公司。然而对于上述情况，一审法院却未予以查明，反而将李某1的行为认定为收取“存款”，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明显有误。李某1以个人账户收取涉案款项，缺乏合法根据，属于不当利益，依法应当向李伟迪进行返还。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被上诉人李某1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但对于涉案款项的性质认定有误。李伟迪是基于承诺向李某1支付款项。涉案款项是因李伟迪的承诺而产生，有法律依据，并非不当得利。李伟迪的妻子朱某1与李某1就款项的使用在派出所达成了调解协议，李伟迪涉嫌职务侵占，挪用了公司财产几十万元，且私取公司花巨额投资拍摄的74套视频资料，李伟迪是到派出所亲自签署的承诺书，且其妻子与李某1就涉案款项的使用另外达成了调解协议，基于此李某1出具了谅解书，撤销刑事案件，让李伟迪免于刑事追责。涉案款项并非不当得利。被上诉人韦迪公司称与李某1答辩意见一致。韦迪公司、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韦迪公司、李某1共同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1007341.9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李某1是韦迪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李伟迪的配偶朱某1是韦迪公司的股东、监事，李伟迪参与韦迪公司的经营。2018年，李某1以李伟迪涉嫌职务侵占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10月24日，公安机关以李伟迪涉嫌职务侵占罪传唤李伟迪到中山市公安局小榄分局升平派出所（下称派出所）接受讯问。同年11月3日，李伟迪在派出所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于2018年11月30日前存款入李某1账户（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尾数为9178），第一笔424954.40元，第二笔282387.50元，第三笔300000元，逾期违约金按存款总额30%计算，另加银行利息；于2018年11月9日前交回74套公司拍摄之“片子”。同年11月29日，李伟迪委托案外人李兆元向李某1上述账户存入款项424954.40元、282387.50元、300000元，合计1007341.90元。2019年5月19日，公安机关作出撤案告知书，以被害人（李某1）与嫌疑人（李伟迪）已达成相关协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被害人申请撤案为由，撤销上述涉嫌职务侵占案件。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李伟迪提交了相关明细、统计表、信函、款项支付记录、银行清单等证据拟证明其收取韦迪公司的相关业务款项后的开支情况等。因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未经韦迪公司、李某1确认，且未经审计、清算等程序核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和认定。李伟迪当庭述称，承诺书是其按李某1的要求书写的，是其在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讯问的情况下，基于错误或者不明确的认识而违心作出的承诺。李某1则称，其在李伟迪出具承诺书还款后，向公安机关出具了谅解书，公安机关才撤销刑事案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本案中，李伟迪主张其向韦迪公司、李某1支付的款项1007341.9元构成不当得利。但从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的事实可知，李伟迪向韦迪公司、李某1支付该款项系基于其自己此前在承诺书中所作出的承诺，即韦迪公司、李某1收取该款项是有法律根据的。至于李伟迪所称承诺是其违心作出，即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证据证明。另外，从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的事实看，李伟迪出具承诺书的背景是，其基于配偶朱某1为韦迪公司的股东这一身份，实际参与了韦迪公司的经营，经营过程中韦迪公司的另一股东即李某1以李伟迪涉嫌职务侵占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李某1在李伟迪承诺将该款项“存款”到其账户的情况下申请撤销了刑事案件。承诺书对该款项的付款行为陈述为“存款”，即并未明确定性为该款项是李伟迪应向韦迪公司、李某1还款或（如李伟迪所称的）承担负债等。韦迪公司、李某1在本案中亦答辩称，在李伟迪将该款项“存款”到李某1账户之后，股东应一起对韦迪公司进行清算。因此，现李伟迪未经清算迳行以韦迪公司、李某1不当得利为由主张及诉讼请求韦迪公司、李某1返还该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和支持。至于李伟迪（及其配偶朱某1）与韦迪公司、李某1之间因经营韦迪公司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纠纷性质与本案不同，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实体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驳回李伟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66元，由李伟迪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李某1向本院提交调解协议一份，证明涉案款项是李伟迪承诺支付且对于款项有约定专项用途的，并非不当得利。针对李某1提供的新证据，李伟迪质证称：真实性确认，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在李某1举报李伟迪职务侵占中明确要求李伟迪返还的是侵占款项，且金额也没有一百多万元，依据李某1主张的职务侵占，即便李伟迪经手过相关款项，返还后的款项也应当归属于公司所有，但调解协议却与股东朱某1订立的，相关款项远超过李某1在职务侵占举报时主张的款项。因此，该份调解协议与本案无关，关于一百多万元的组成，在一审庭审时李某1当庭陈述了构成，15万元是李某1的投资款，另外的15万元是要求李伟迪出具款项后才出具谅解书的款项，由此可见，即便李伟迪需要返还经手的款项，或基于其配偶是公司股东需要支付的款项，但另外的款项李某1均无权要求李伟迪支付。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李伟迪主张的款项1007341.9元系基于其与韦迪公司、李某1在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后履行约定义务而支付的款项，韦迪公司、李某1取得该款项具有法律依据，不属于不当得利，李伟迪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返还该款项明显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上诉人李伟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66元，由李伟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红妮审判员  谢劲东审判员  章文佳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静文梁洛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