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3民初14482号原告：东莞智丰电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吕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春婷，广东鼎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帆，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德康五金电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大利村鹿湖东路********厂房。法定代表人：朱某1。被告：东莞市建骅五金塑胶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朱某1。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扬举，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智丰电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丰公司）诉被告东莞市德康五金电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康公司）、东莞市建骅五金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骅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文及双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变更承办部门，由审判员钟丽丽、刘冠、吉海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智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春婷、张帆，被告德康公司、建骅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扬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机台设备12台（价值1000000），分别是气压冲床250T双轴2台、气压冲床200T双轴8台、气压冲床160T双轴2台；2.判令两被告支付上述设备的占有使用费2949200元，自2015年6月1日起按市价估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与建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均为吕某1，原告与两被告于2015年5月26日签署了《协议书》，约定原告及建骅公司“以公司资产（见财产清册）作价人民币960万出售”给德康公司，三方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因德康公司主张需检查所售设备是否能正常使用，故三方签署《协议书》时未在该《协议书》所附清单签字盖章。2015年6月1日，德康公司接手原告及建骅公司已售财产并负责两被告日常经营，却趁原告法定代表人吕某1回台湾之际，强行占有使用原告名下未出售的案涉12台设备。后建骅公司的原实际控制人吕某1因受欺骗将其持有的建骅公司的股权变更，致使该公司由朱某1实际控制，两被告共同占有上述12台设备，拒绝归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德康公司、建骅公司辩称：一、原告主张案涉的12台机台设备为其所有，缺乏事实依据：1、从《协议书》内容及转让情形可知，原告对相关转让的资产明细非常清楚，但针对案涉12台机台设备并未制作财产清册当场确认，且事后智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某1并未要求制作，说明双方当事人已明确包含案涉机台在内的设备资产一起转让给德康公司；2、《会议记录》的主题为确认全部资产的相关问题，但智丰公司并未要求德康公司返还案涉设备财产，且吕某1表示愿意支付机器维修费，即履行转让方应承担的售后义务，证实了智丰公司、建骅公司已将案涉设备转让给德康公司所有；3、证人许琴在智丰公司另行诉建骅公司、德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1973民初13521号】中的证言及萧玉容在2017年6月9日的《询问笔录》中的证言也证明智丰公司、建骅公司的财产已经转让给德康公司，包含原告所主张的12台机台设备；4、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财产清册》（2015年6月1日）系原告单方在事后捏造，与事实不符，且其中所列的财产设备购入时间过久且是辅助性或小型设备，价值不大，并不值960万；5、原告及建骅公司在转让资产给德康公司后，被告重新与厂房的出租方郑森签订了租赁协议，吕某1也进行了见证，并在合同上面签字，智丰公司自己无权处分被告财产，所以才不需要租赁场地，也不需要挪动搬运；二、本案的纠纷与建骅公司无关，12台机台设备归德康公司所有，两被告不需要支付使用费。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26日，智丰公司、建骅公司与德康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第一条第一款“价格条款”约定：智丰公司、建骅公司以双方公司资产（见财产清册）作价960万元出售给德康公司，2015年6月1日前的材料、往来业务货款及私人物品归智丰公司、建骅公司双方所有；第一条第二款的“支付方式、股权条款”约定：1.本协议生效后，德康公司应于2016年5月31日、2017年5月31日、2018年5月31日、2019年5月31日、2020年5月31日分别支付100万元、200万元、250万元、300万元、110万元，款项均支付至智丰公司、建骅公司指定的收款人吕某1的银行账户；2.（1）德康公司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经营期间，如总利润（以三方共同签字盖章确认的财务报表为依据）少于500万元，则智丰公司、建骅公司退还360万元给德康公司，实收600万元，智丰公司、建骅公司只在此期间每年享受被告德康公司20%利润分红；如总利润（以三方共同签字盖章确认的财务报表为依据）多于1500万元，则自2015年6月1日起至德康公司经营终结之日止，智丰公司、建骅公司双方每年均享受德康公司20%利润分红；（2）如总利润介于500万元至1500万元之间，则自2021年1月1日起，智丰公司、建骅公司双方最多投入192万元即享有德康公司20%股权，此后德康公司投资新增机器设备，则德康公司与智丰公司、建骅公司或其权利承接者按4:1比例出资；3.2015年6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德康公司新增机器设备由其股东另行融资，不得以公司资产购买；第一条的“担保条款”约定：被告德康公司以东莞市清溪镇长山头工业区星辰粉末厂之土地及房产使用权作担保，届时被告德康公司未在本协议第一条“支付条款”约定的期间内支付相应的款项，则原告智丰公司、被告建骅公司双方享有该土地及厂房的使用及收益权；同时被告德康公司未在本协议第一条“支付条款”约定的期间支付相应款项，被告德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1连带承担该款项的支付义务；第三条“三方权利和义务”第一项约定:协议签订后，智丰公司、建骅公司有义务将《财产清册》上注明的资产完整地移交给德康公司；第二项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智丰公司、建骅公司有义务保证其生产车间的机器正常运作，如有损坏，则智丰公司、建骅公司负责维修至正常运作；第三项约定：智丰公司、建骅公司承诺德康公司经营期间原有钢板材料供应商付款周期为月结90天，德康公司保证按期付款；第四项约定：原告智丰公司、建骅公司提供200万元借给德康公司使用，2015年6月5日前到账，被告德康公司支付原告智丰公司、建骅公司8厘/月的利息，为期17个月（2016年10月31日归还）；第五项约定：智丰公司、建骅公司同意德康公司在与客户富士康交易的加工费中，提7%（不含税）作为业务费；第六项约定：智丰公司、建骅公司在签订本协议完成资产交接后，智丰公司、建骅公司有权按月查询德康公司账目，德康公司有义务提供真实财务会计账簿供智丰公司、建骅公司查阅。合同还对各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协议书“附件”处列明如下：1.东莞市德康五金电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东莞市清溪镇星辰粉末厂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3.东莞智丰电脑制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4.东莞市建骅五金塑胶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5.东莞智丰电脑制品有限公司财产清册；6.东莞市建骅五金塑胶有限公司财产清册；7.法定代表人朱某1身份证（复印件）；8.法定代表人吕某1台胞证（复印件）。现原被告均未提交双方一致确认的《财产清册》。对于《协议书》签订当天双方未签署《财产清册》的原因，双方陈述如下：原告称，原告提交的《财产清册》虽写明制作时间为2015年6月1日，但2015年6月1日是双方约定的交接时间。《财产清册》实际系提前已制作，《协议书》签订当天，因朱某1提出要核实清单上的机器设备是否能正常使用，故双方没有立即签署。两被告称，因吕某1带着朱某1明确说明，将工厂内所有股备都转让，故《协议书》签订时，原告没有提供《财产清册》，被告也就没主张要求。2015年6月1日交接时有份财产清单，但与原告在本案中的交的并不相同。由于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机器维修费由吕某1承担，其本人也继续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协助公司过渡业务，双方可随时清点后再签名，因此，2015年6月1日当天，因尚未对实物进行清点，故双方也没有签字。另查，原告提交《机台买卖合同书》、《机台买卖合同书补充协议》各一份，拟证明2015年3月31日，与东莞市忆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签订《机台买卖合同书》，将案涉12台设备转让给该公司；后双方于2015年6月20日签订《机台买卖合同书补充协议》，解除买卖合同关系。上述《机台买卖合同书》、《机台买卖合同书补充协议》中，东莞市忆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经手人为高向峰。根据高向峰在东莞市公安局清溪大利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吕某1系东莞市忆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出资人之一，双方解除买卖合同的原因系“12台设备太大，很难从智丰公司搬运出来，忆悦公司就没有要了”。两被告对《机台买卖合同书》的签订时间提出异议，认为该合同系2015年5月26日《协议书》形成后，原告捏造，并向本院对该合同鉴定时间是否在2015年5月26日之后提出申请司法鉴定申请。2015年8月24日，吕某1与朱某1邀请案外人李某、黄某在东莞市清溪镇名堡酒庄协调解决双方矛盾。案外人许琴、何龙参加协调会，何龙系吕某1聘请的律师，担任会议记录。此会议之《会议记录》显示，主题为“关于东莞市德康五金电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购买由吕某1实际投资的东莞智丰电脑制品有限公司、东莞市建骅五金塑胶有限公司全部资产的相关问题的纪要”；会上双方就“朱某1扣留2015年6月1日前的材料款”、“设备维修费承担”等问题进行协商，会议中，原告未提及“非转让设备被侵占”的问题。被告提交《工龄协议书》，拟证明吕某1与朱某1于2015年7月18日，就转让后员工工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被告提交《租赁合约书》，拟证明在吕某1的协助下，两被告重新与房东签订厂房租凭合同。原告确认上述《工领协议书》、《租赁合约书》的真实性。再查，原告曾以建骅公司、德康公司为共同被告起诉要求解除案涉《协议书》，案号为（2017）粤1973民初11709号，该案生效判决认定《协议书》中系包含多项合同，其中关于智丰公司、建骅公司与德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在该案中，原告称案涉交易无《财产清册》，并否认收到第一期1000000元转让款。后原告曾以德康公司、朱某1为共同被告起诉要求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案号为（2018）粤1973民初17575号，该案中，原告确认已收到第一期1000000元转让款，该案生效判决判令，德康公司、朱某1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其他。一、针对原告在（2017）粤1973民初11709号及本案中关于“趁吕某1回台湾之时，……朱某1使用暴力强制占有智丰公司、建骅公司的全部财产及员工”、“趁吕某1回台湾之际，强行占有未出售的12台设备”等诉称意见，两被告提出以下申请：1.调取2015年5月26日至2015年8月30日期间，吕某1的出入境记录；2.调取吕某1第一次向公安机关报警要求公安机关追究朱某1侵占其机台设备、厂房的时间及询问笔录，拟证明吕某1所称“2015年6月之后即回台湾，8月回大陆时发现厂房、设备被占”并非属实，双方在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8月对交接资产无异议；后因双方发生矛盾，吕某1便到公安机关诬告朱某1。本案庭审时，原告确认，吕某1在《协议书》签订后的三个月都在公司内，仅是偶尔回台湾；二、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提出以下申请:1.准许许琴、萧玉容出庭作证，拟证明案涉交易不包括12台设备；2.准许高向峰出庭作证，拟证明案涉12台设备在2015年3月已卖给了东莞市忆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因设备太大，暂时先存放在原告仓库没有交付；3.因吕某1自2015年9月开始报案材料太多，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吕某1所有报案材料，以便确认是否有吕某1明确就案涉12台设备被侵占问题进行报案的材料；三、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提交朱某1、郑南飞在公案机关的询问笔录等材料，拟证明朱某1与郑南飞存在利益关系，两被告申请的证人郑南飞的证言不应采可信。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协议书及《财产清册》、询问笔录（朱某1在清溪大利派出所所作）、检查情况反馈单（国家税务局清溪分局）、询问笔录（萧玉容在清溪大利派出所所作）、询问笔录（许琴在清溪大利派出所所作）、询问笔录（高向峰在清溪大利派出所所作）、机台买卖合同书、补充协议书、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货物装箱单、进口货物报关单、进口货物装箱单、证明及批复、占有使用费明细表、协议书（修改稿）、照片（6张）、忆悦公司出具的《证明》、付款凭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工商登记的原告母公司证明、利润表（2015年6、7、8月）、许琴及萧玉容出具的《证明》和身份证、土地及厂房无偿使用协议书、证明、被告提交的会议记录、证人证言、（2018）粤1973民初17575号民事判决书、租赁合约书、工龄协议书、工资表、（2016）粤1973民初4596号庭审笔录、立案告知书、东莞市建骅五金塑胶有限公司和萧玉容劳动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机器维修凭证及本院庭审笔录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返还原物纠纷，结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12台设备是否属于《协议书》约定的交易对象，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从《协议书》内容本身来看，《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智丰公司、建骅公司以双方公司资产（见财产清册）作价960万元出售给德康公司，2015年6月1日前的材料、往来业务货款及私人物品归智丰公司、建骅公司双方所有。案涉12台设备并不属于协议排除对象即“材料、往来业务货款及私人物品”。双方起争议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存在共同确认的《财产清册》，原告陈述因质量问题不确定，故不确认数量问题，但《协议书》第三条第二款已明确约定，保证设备正常使用，三个月内维修费用由转让方承担，故原告的解释不符合逻辑；被告陈述“按公司现状整体转让，故未立即签清单”，此解释更为合理。案涉12台设备在案涉交易发生前，属于原告公司，存放于原告公司，从动产占有的公示公信效力来看，属于原告公司财产。至于原告提出，《协议书》签订时案涉12台设备已转让给东莞市忆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问题。首先，《机台买卖合同书》、《机台买卖合同书补充协议》的经手人高向峰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吕某1系东莞市忆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出资人之一，有自买自卖的嫌疑；其次，原告及高向峰陈述，《机台买卖合同书》签订后，因案涉12台设备太大，无法从原告公司搬出，故双方解除买卖合同关系。但对于涉及数百万的交易，对是否能够从原告公司搬运，是否能够交付的基本问题，都不确认即签订协议，与常理不符；再次，假如原告陈述属实，亦并不排除原告“一物二卖”的可能，因此，在无证据证明两被告知晓案涉12台设备不属于交易对象的情况下，两被告有合法、合理的理由，根据“动产占有公示公信效力”确信案涉12台设备属于原告公司，即属于《协议书》约定交易对象。至于原告提出《协议书》中存在“分红”条款，故主张《协议书》属于附资产转让的合伙协议，据此否定协议中买卖合同关系问题，本院认为，《协议书》第一条中清晰明确约定了双方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无论双方如何解释协议中的“分红”条款，均不影响上述条款中关于转让公司资产的意识表示。二、从2015年8月24日《会议记录》来看，《会议记录》主题明确写明“关于东莞市德康五金电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购买由吕某1实际投资的东莞智丰电脑制品有限公司、东莞市建骅五金塑胶有限公司全部资产的相关问题的纪要”，该《会议记录》系吕某1的律师何龙记录，吕某1对《会议记录》签名确认，而该《会议记录》显示，吕某1提出朱某1“扣留2015年6月1日前的材料款”等问题，并未提及“设备被侵占”的事情。三、假定《协议书》签订时，案涉12台设备不属于交易对象，按正常民事主体的行为模式分析，为避免产生歧义，《协议书》和《会议记录》不应出现“以双方公司资产……”、“公司全部资产”这样总括性的表述，况且，事件过程中，吕某1有聘请律师参与，该假定不合常理。再者，原告陈述，案涉12台属于大型设备，以至于“不易从公司搬出”，那么双方对占用费不作任何约定，也不合常理。综上所述，无证据证明案涉12台设备不属于《协议书》约定交易对象的情况下，诉请返还依据不足。最后，关于诉讼中，原被告双方的程序性申请：第一、两被告关于调取吕某1在2015年5月26日至2015年8月30日期间出入境记录的申请，庭审时，鉴于原告已确认，吕某1在《协议书》签订后的三个月都在公司内，仅是偶尔回台湾，并且，其是否经常回台湾与本案处理并无必然联系，本院不予准许；第二、两被告关于对《机台买卖合同书》形成时间的鉴定，如前所述，该合同是否在《协议书》形成之后，合同是否真实，并不影响本案的认定，故本院不予准许；同理，对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高向峰出庭作证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第三、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公安机关询问笔录，拟证明郑南飞与朱某1存在利益关系，郑南飞的证言不可采信；另外，原告提出许琴、萧玉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本院认为，结合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不难看出，郑南飞与朱某1，许琴、萧玉蓉与吕某1均各自存在利害关系，对两被告方的证人证言，本院不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原告的相应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第四、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吕某1的所有报案材料。首先，调取证据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均应在相应期限内提出；其次，原告已提交大量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其中并无关于“非转让设备被侵占”的报案材料；再次，报案材料，属于单方陈述，并不一定与事实相符。例如，吕某1曾在（2017）粤1973民初11709号案件陈述，朱某1趁其回台湾使用暴力强制占有智丰公司、建骅公司的全部财产及员工，并陈述被告未支付第一期转让款1000000元；但根据资料显示，案涉交易之初，系吕某1带领朱某1与其公司员工召开会议，并要求员工配合完成交接，另外，吕某1还协助两被告与房东重新签订厂房租赁合同，显然，关于“使用暴力强制占有智丰公司、建骅公司的全部财产及员工”的陈述并不属实；对第一期转让款1000000元，吕某1在（2018）粤1973民初17575号也确认已收到。综上，假如存在原告尚不确定的报案材料，其性质也属于单方陈述，并无调取之必要，对原告的相应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莞智丰电脑制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8393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东莞智丰电脑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钟丽丽审判员  刘 冠审判员  吉海燕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邓敏珠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