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1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衡水红莉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衡水市桃城区何家庄乡西滏阳村东10号楼车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02MA07K1J223。 法定代表人：张红莉，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智慧，河北人民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景宽，河北人民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伟然，女，198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丙浩，北京市华德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勇，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金韵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藁城区廉州镇北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26946553264。 法定代表人：樊彦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衡水红莉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莉公司）、李伟然因与被上诉人河北金韵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韵公司） —2— 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1102民初3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红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令李伟然给付红莉公司定作校服款643460元及利息（该利息以64346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依法改判李伟然给付红莉公司定作校服款755055元及利息（利息以755055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欠款还请之日止）；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金韵公司与李伟然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金韵公司与李伟然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李伟然与金韵公司之间属于法律上的挂靠关系，应依法对红莉公司货款承担共同给付责任。金韵公司出借资质给别人用于招投标，中标后与衡水实验学校签署《学校校服供需协议书》，明知李伟然以其公司名义与红莉公司签署合同而未作否认，在红莉公司和李伟然将校服交付衡水实验中学后，向衡水实验中学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并在收到衡水实验中学付款后收取了管理费。对金韵公司而言，明知挂靠方行为不适，为获得管理费“利益”而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经营，使红莉公司陷入错误的思考状态中，由此造成的债务，理应由李伟然与金韵公司共同承担，以保护善意第三人，规范市场交易秩序。金韵公司系2018年衡水实验中学订做校服中标唯一单位，红莉公司提交金韵公司为衡水实验学校出具的校服发票足以证明金韵公司承揽衡          —3— 水实验学校的校服加工业务。第二，一审判决对红莉公司提到的收款中包含十万元军训服的主张不予支持错误。红莉公司提供的张红莉与李伟然微信聊天记录、张红莉与武文洋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张红莉的已付款微信截图，以及李伟然提供的微信聊天内容均能证实张红莉为李伟然代购军训服并已实际交付，军训服货款及时清结的事实。李伟然对于由红莉公司代购且己收到军训迷彩服没有异议，只是提出因质量不符合要求，已全部退货，但对已退货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红莉公司对李伟然主张的退货事实不予认可。且红莉公司提交的金韵公司为衡水实验学校开具的军训服发票复印件（金韵公司盖章确认），发票内容和金额也能从侧面证明李伟然所提的已退货主张完全不成立。第三，一审判决未支持成套以外的衣服货款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已查明初中夏装6826套，一审判决按6606套计算，有220套初中夏装未计算货款。相应货款为10560元。高中校服七分裤认定为2009件。秋长裤2001条，秋上衣1997件，均按1990件计算校服款，有相应货款1035元应予支持。 针对红莉公司上诉请求，李伟然答辩称，不同意红莉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应该按照李伟然的上诉请求进行判决。 针对红莉公司上诉请求，金韵公司答辩称，请求法院驳回红莉公司对金韵公司的上诉请求。 李伟然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经折抵后红莉公司向李伟然赔偿因其延迟供货造成的损失154460.5元；2.本案的诉讼费、担保费、保全费等费用由红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予改判。第一，一审判 —4— 决对于李伟然与红莉公司及金韵公司之间的关系认定错误。根据一审庭审中李伟然、红莉公司、金韵公司提供的证据和当庭的陈述可以明显看出，李伟然是挂靠金韵公司中标了衡水实验学校2018级学生校服供货项目，并以金韵公司名义与衡水实验学校签订合同，后李伟然以金韵公司名义与红莉公司签订关于衡水实验中学校服合同。关于中标产品价格的补充协议的真实与否及其与李伟然之间的关系，由金韵公司即可当庭阐述清楚。且红莉公司在一审中起诉金韵公司也是基于李伟然以金韵公司名义承揽衡水实验中学校服合同项目而起。因此，李伟然实际承揽了衡水实验中学2018级学生校服项目，并由此与红莉公司签订合同，由于红莉公司迟延履行合同造成的李伟然被衡水实验中学扣款的损失应由红莉公司承担。第二，一审判决对李伟然与红莉公司签订的关于衡水实验中学校服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对合同内容的范围认定错误，对小张超市部分校服价格认定错误，小张超市的校服不是合同内容，李伟然与红莉公司的结算也是明确区分的。合同约定的内容仅限于向衡水实验中学提供校服的部分，该约定不包括小张超市供货的部分，因此合同内容不适用于小张超市供货。由于红莉公司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李伟然已不再将小张超市的供货需求交付给红莉公司，但红莉公司为了承揽该部分供货，承诺降价至100元一套来供货。因此，小张超市的供货价格是100元一套。2、一审认定李伟然没有支付小张超市的校服款错误。李伟然没有提供红莉公司的收条是因为对于小张超市的供货是双方独立于衡水实验学校的校服进行的，同样红莉公司在一审中主张该部分货款时同样也没有提供其          —5— 向李伟然供货的收条等证据。李伟然已足额的向红莉公司支付了对价，因此该部分双方都没有证据提供。不能因为李伟然自认收到了该部分货物就片面的认定李伟然没有支付对价。3、一审判决对高中部校服数量的认定是错误的，收条内容不是高中部的校服，而是初中部校服的一部分。收条内容并不能体现出李伟然收到的衣服即是高中部的校服，而实际上上述校服也是初中校服的一部分。李伟然与红莉公司共同将高中部校服送到学校去，因此李伟然收到的高中部校服数量应以衡水实验学校实际收到的校服数量为准。4、李伟然与红莉公司签订的合同并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责任，一审判决对于李伟然远早于合同约定向红莉公司付款的事实视而不见，反而根据红莉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任何合同依据的判决李伟然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系判决错误。庭审中李伟然将上诉请求第一项损失数额改为151094.5元，计算方式是，我方应该向红莉公司支付的货款585174元减去已付的40万元，得出来的数是185174元，这是我方欠付的部分，用这个数减去红莉公司给我方造成的损失336268.5元，得出来数是151094.5元，这个数是红莉公司应当向我方支付的数额（折抵后的损失）。 针对李伟然的上诉请求，红莉公司答辩称，李伟然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 针对李伟然的上诉请求，金韵公司答辩称，李伟然上诉中未提及我公司，所以我方没有答辩意见。 红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李伟然、金韵公司给付红莉公司货款808580元及利息15926元（资金占 —6— 用的利息损失按年息6%已计算至2019年6月13日，剩余利息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上共计824506元；2．请求依法判令李伟然、金韵公司给付红莉公司保函费用1700元；3．本案受理费由李伟然、金韵公司承担。 李伟然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红莉公司赔偿因其逾期交付导致案外人衡水实验中学扣除李伟然货款损失336268.5元；2．本案的诉讼费、担保费、保全费等费用由红莉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红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红莉与李伟然分别以红莉公司（乙方）与金韵公司（甲方）的名义签订《关于衡水实验中学校服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定作衡水实验中学初中部校服3000套（夏装加秋装为一套），高中部校服2200套（夏装加秋装为一套），初中部校服一套价格为120元，高中部校服一套价格为126元；2018年8月16日交付夏装，2018年9月16日交付秋装；付款方式为甲方于2018年12月底一次性付清。合同均未加盖两个公司的公章，只有张红莉与李伟然的个人签名。合同签订后，李伟然又与张红莉口头约定增加初中校服若干。因工期紧张，红莉公司将承揽的部分校服交由案外人罗春兰代加工。后红莉公司共计向李伟然交付初中校服夏装6826套、秋装6606套、高中校服夏装上衣1990件、裤子2009件、高中秋装上衣1997件、裤子2001条。李伟然于2018年7月27日、2018年7月30日、2018年9月4日、2018年9月15日分别向红莉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红莉转账付款150000元、5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合计400000元。          —7—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合同主体问题。李伟然虽以金韵公司的名义与红莉公司签订的合同，但合同上没有加盖金韵公司的公章，只有李伟然个人的签名，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交付定作物以及给付货款均是在红莉公司与李伟然之间进行的，案涉合同的主体应认定为红莉公司与李伟然，与金韵公司无关。红莉公司以金韵公司为衡水实验学校2018级学生校服供货中标单位为由主张案涉定作合同的定作人为金韵公司，金韵公司否认，红莉公司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李伟然在与红莉公司签订合同时取得金韵公司的授权，故对红莉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红莉公司要求金韵公司给付货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红莉公司与李伟然签订的《关于衡水实验中学校服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合同内容对红莉公司与李伟然具有约束力，红莉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制作了定作物并向李伟然进行了交付，李伟然应按照约定向红莉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红莉公司主张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工期紧、工人加工费上涨等原因，经与李伟然协商，每套校服的价格增加15元，李伟然辩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红莉公司自动降价为每套校服100元，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故均不予采信，价格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初中每套120元（秋装加夏装）、高中每套126元（秋装加夏装）计算。二、关于红莉公司向李伟然交付的校服数量，被告李伟然认可初中夏装6826套、秋装6606套（其中学校部分为夏装3244套、秋装3267套，小张超市部分为3582套、秋装3339套），红莉公司同意按照该数量计算，系双方自认，应予照准。对于红莉公司提交的李伟然于2018年8月31日书写的收条，李伟然认可 —8— 其签名以上部分内容即“一中夏装半袖T恤1990件、七分裤2009件、秋长裤2001条、秋长衣1997件”，但对其签名以下的内容“十件T恤”不予认可，因红莉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对签名以下的内容进行佐证，故应认定红莉公司向李伟然交付高中校服的数量为夏装半半袖T恤1990件、七分裤2009件、秋长裤2001条、秋长衣1997件。三、关于总价款问题。根据合同约定的初中校服每套120元（秋装加夏装）、高中校服每套126元（秋装加夏装），经计算，初中校服夏装加秋装成套的数量为6606套、高中校服夏装加秋装成套的数量为1990套，故成套的初中校服部分的总价为792720元，成套的高中校服部分的总价款为250740元。因红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单件的夏装、秋装、上衣、裤子的价格，故红莉公司所交付的单件夏装、秋装、上衣、裤子的价款待红莉公司有新的证据之后可另行主张。李伟然辩称，其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其中向红莉公司转账付款400000元，剩余款项均通过现金给付，红莉公司认可收到李伟然转账的400000元，但主张其中300000元是案涉合同中的校服款项，剩余100000元系李伟然向红莉公司定作的军训服货款，因红莉公司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与李伟然之间存在定作军训服的合同关系，不能证明军训服的数量、单价及总价款，故对红莉公司主张的100000元军训服款不予采信。李伟然支付的400000元应认定为案涉合同价款。李伟然主张的给付现金部分，红莉公司否认，李伟然仅提供书面证人证言，且证人也未出庭接受质询，未提供红莉公司出具的收条等证据，故对李伟然的该部分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李伟然应向红莉公司支付的总价款          —9— 为1043460元，已付款400000元，现尚欠红莉公司价款643460元。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2018年12月底一次性付清，李伟然逾期付款，应自逾期之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双方未对逾期付款利息进行约定，红莉公司主张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李伟然要求红莉公司支付逾期交付校服而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李伟然仅提交了《关于中标产品价格的补充协议》的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李伟然亦非该协议当事人，不能证明其与该协议之间的关联性，故对其反诉主张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李伟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衡水红莉服装有限公司定作校服款项643460元及利息（该利息以64346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衡水红莉服装有限公司对被告河北金韵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被告）李伟然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31元、保全费4770元，共计10801元，由原告负担2159元，被告李伟然负担8642元，反诉费用3172元，由反诉原告李伟然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李伟然新提交如下证据： —10— 证据一，尚某的证人证言及尚某的记账笔记本3页，因为尚某的爱人是负责将涉案服装从龙店送往学校的超市，红莉公司向李伟然交付服装时都是在尚某的茶叶店交付，尚某负责清点后由其爱人送往学校，其在笔记本中记载每次交付的服装的数量及价格。其记载数额的目的是为了核对李伟然向其借款支付给红莉公司方现金的事实。 证据二，金韵公司向李伟然转款的银行流水明细单和李伟然与金韵公司法定代表人樊彦刚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伟然以金韵公司与学校订立服装供销合同，然后李伟然以金韵公司的名义向红莉公司采购服装，向学校交付后学校将款项支付到金韵公司，然后金韵公司将服装款转给李伟然，由此证明金韵公司是校服供需合同和采购合同的当事人。 证据三，补充协议原件，一审中因李伟然未找到该协议原件，在庭审中提供了复印件，现李伟然发现原件请法庭审核。 证据四，由于李伟然没有参加本案一审庭审，原一审代理人对于事实的自认有误，在本案二审第一次庭审后，李伟然审核证据发现，2018年8月31号的收条中，李伟然签字上面七分裤、秋长裤、秋上衣是李伟然签字后加的，如果红莉公司对此事实不认可，我方申请对该收条中上下两部分是否同时形成进行鉴定。 红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于证人证言，证人属于利害关系人，证人的证言与事实不符，系伪证，证人证言与其在一审提交的书面证言以及武文洋的书面证言相互矛盾。该证人证言不具备客观性、合法性特征，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另外，在上一次开庭时，李伟然本人到场，在庭审时明确除了迷彩服相          —11— 关证据外，对于其他的没有任何证据提交，所以该证言依法不应采信。对于证据一的记账本，该记账本记账内容不完整，不具有连续性，记录内容与证人在一审法院审理时提交的书面证言相互矛盾，所以该证据系伪造证据，不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和合法性特征。对于证据二，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明目的我方认为李伟然和金韵公司均应作为采购合同的当事人，均为货款的责任承担者。对于证据三，因为在一审开庭时，金韵公司代理人明确表示对该补充协议不认可，不知情，所以该协议系伪造协议。补充协议明确金韵公司自愿减免货款，所以该责任应承诺者自行承担。李伟然与红莉公司签署采购合同后，另行追加了大量校服，追加时张红莉明确告知不能在原有期限内交货，需找服装加工者代为加工，因为时间紧所以张红莉经李伟然同意，一套增加15元由罗春兰代为加工。所以逾期交货并非张红莉原因造成的，系李伟然和金韵公司追加校服所致。所以无论是否减免了货款都与红莉公司无关。关于补充协议没有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名，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依法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对于证据四，因为李伟然全权代理人在一审和二审开庭时对该证据予以认可，属于法律上的自认。应依法直接作为证据采用。李伟然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尽管时间过去一年多，但证人证言结合笔记本原始证据基本证明了双方关于超市部分货物的交接履行过程，证明李伟然已经以现金的方式向红莉公司结清了此部分款项，证人证言的陈述符合客观规律，合情合理，客观真实，应予以采信。 红莉公司新提交如下证据： —12— 第一组证据，金韵公司给衡水中学实验学校出具的发票三张，编号分别为28622150、28622151、28622152，服装为2405套，价款为190399.5元，证明李伟然所主张的军训服已退货不是事实。 第二组证据，红莉公司为向李伟然交付军训服装采购及付款的相应微信聊天截图4张，其中张红莉向李会冉采购迷彩上衣2400件，付货款3万元，证明交易的金额、数量、采购时间；张红莉向微信号标记为军训服的人采购裤子2400件和帽子2400件已实际支付26080元的五张微信截图，证明采购时间、金额、数量；张红莉与温县垚金制鞋厂军训鞋小齐的聊天记录4张，证实张红莉向对方采购军训鞋2400件，已实际支付货款26481元。李伟然代理人在一审中对已收到张红莉交付的军训服、帽子、鞋没有争议，上述证据与付款时间相互印证，足以证实10万元军训服款李伟然已及时清结。 第三组证据，从市场信息网打印的武邑县然硕农业种植合作社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尚某和李伟然都是武邑县然硕农业种植合作社的社员，并非证人所说的没有任何关系，证人的证言属于虚假证言。 李伟然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于第一组证据，发票是金韵公司与衡水中学之间的合同关系产生的票据，与红莉公司无关，发票显示的内容数量上与红莉公司主张的2400件不符，发票的内容与红莉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对于第二组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方提交的微信上的钱超过了10万元，红莉公司主张李伟然转给其公司的10万元是对应的，          —13— 其主张自相矛盾。红莉公司自始至终没有说清李伟然转给其哪一笔钱是对应军训服的。对于第三组证据，当时注册这个合作社需要5个户口本，因为我和这些街上的人不熟悉，是由我三姐帮我借的。武邑县然硕农业种植合作社没有实际经营，该证据不证明李伟然与证人有利害关系。 金韵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我公司认为红莉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因此对于上述证据与金韵公司无关，我公司不予质证。关于三张发票，不清楚对方的取证方式，且与本案无关，对其来源合法性有异议，不认可该发票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其真实性。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红莉公司向李伟然交付的校服数量问题。双方对一审认定的初中校服供货数量没有异议，仅对高中校服供货数量存在分歧。一审以李伟然认可的2018年8月31日收条中签字以上部分所涉数量认定为高中校服供货数量，但李伟然在本案二审时予以否认，称李伟然签字以上部分有后添加内容，应以学校实际收到的校服数量为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关于自认的规定，一审诉讼中李伟然的代理人对2018年8月31日收条质证意见为“只认可李伟然签字以上部分，”并未提出签字以上部分有后添加内容，且该事项并未在授权委托书中被排除，代理人的自认应视为李伟然的自认。李伟然虽提交了学校的收货单，但红莉公司申请证人魏某出庭证明李伟然手中仍有剩余校服对外出售，在李伟然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收货单仅能反映学校收货数量并不能证 —14— 明红莉公司向李伟然送货的数量。针对李伟然前后矛盾的陈述，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故应以其一审中自认内容为准。一审对此节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单价，向衡水实验中学供货部分因有书面合同约定，双方对此无异议，但向小张超市供货部分的单价，双方说法不一。李伟然主张向小张超市供货的校服单价为100元，是红莉公司为承揽该部分供货承诺降价，但其提交与红莉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红莉的聊天记录并未反映单价问题。红莉公司则称经李伟然同意交由案外人罗春兰代为加工，每套增加15元加工费，对此红莉公司仅提供罗春兰的证人证言证实，红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罗春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并未反映单价问题，不能对证人证言予以佐证。故李伟然与红莉公司关于向小张超市供货价格的主张均不能成立。一审参照合同约定认定校服单价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总价款，红莉公司主张剩余未成套服装应计算至总价款中，对于单件的价格计算依据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一审对此部分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并无不当。 关于李伟然已付货款数额问题。双方对李伟然通过转账支付40万元的事实没有争议。红莉公司主张该40万元中包含定作军训服的货款10万元，对此，红莉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反映其与李伟然之间存在定作军训服的合同关系，但不能证明支付的40万元中包含军训服款，故对红莉公司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双方间定作军训服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理涉，相关权利人可以另行主张。李伟然主张小张超市的货款已经通过现金方式全额支付，并申请证人尚某出庭作证，但仅有证人证言及证人记录的记账本而没有其他证据          —15— 佐证，且该证人与李伟然有利害关系，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李伟然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李伟然已付货款40万元正确，应予维持。关于欠付货款利息，因李伟然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付款，显然违约，一审依据红莉公司的主张，判决自2019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 关于李伟然主张因红莉公司逾期交货导致衡水中学实验学校扣款，该损失应由红莉公司负担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作为补充协议一方的当事人金韵公司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李伟然并非该协议签订主体，李伟然未能证明该协议与其具有关联性；再次，该协议中称“中标物品（军训服装、床上用品、学生校服等物品）在供货过程中存在逾期交货的情况”，并未明确是因为案涉校服逾期交货导致。故，李伟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金韵公司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红莉公司主张李伟然系金韵公司代理人，以金韵公司名义与其签订合同，金韵公司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李伟然以金韵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但并未加盖金韵公司公章，合同履行过程均发生在红莉公司与李伟然个人之间；其次，红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李伟然以公司名义与其签订合同时出示了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等其他证明代理人身份的相关文件。因此，红莉公司关于李伟然系金韵公司代理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李伟然辩称其与金韵公司系挂靠关系，但李伟然未提交其与金韵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的协议等相关证据。金韵公司称对于案涉校服中标问题，是案外 —16— 人邹云龙以公司的资质投标，2019年4月之前并不认识李伟然。综上，不能认定李伟然与金韵公司之间存在代理或挂靠关系，金韵公司对本案债务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衡水红莉服装有限公司、李伟然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251元，由上诉人衡水红莉服装有限公司负担2352元，由上诉人李伟然负担989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天杲 审判员  关信娜 审判员  朱一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