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81民初170号 原告：杜国林，男，196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遵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青、常瑞心，河北力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杜宝金，男，1975年8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遵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宝才，男，1950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现住遵化市，系遵化市村民委员会推荐人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杜国林与被告杜宝金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020年3月18日第一次开庭时原告杜国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青、常瑞心，被告杜宝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宝才到庭参加了诉讼。2020年3月31日，因本案案情复杂、争议较大，本院依法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20年5月11日第二次开庭时原告杜国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青、常瑞心，被告杜宝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宝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国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支付杜国林5个月工资147500元及路费600元；2.支付杜国林因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未与杜国林签订劳动合同所应支付给杜国林2倍工资；3.由被告承担因拖欠工资所产生的证人误工费1200元；4.承担因向被告索要工资所产生的过路费700元、燃油费1700元、伙食费500元（10天）、取证所发生的公证费1500元、通讯费50元、8月26日撤场差旅费397.50元、住宿费1000元（10天）、材料打印费260元；5.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6.被告支付杜国林自拖欠工资之日起，按拖欠金额的万分之五的补偿利息（自2019年3月底到2019年11月共8个月）。事实和理由：杜宝金是个体建筑队，承包了昌景黄高铁十八局标段内的臧湾东河特大桥工程。2019年初，原告杜国林经李某介绍到江西景德镇中铁十八局高铁工地杜宝金的承包队任现场管理兼技术，月工资30000元。自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8月26日，杜宝金只给付了2500元工资，还差146500元工资未付。此后原告又多次向被告催要该款，但被告总是以种种理由拒绝给付，至今分文未付，故起诉。 被告杜宝金辩称，被告不欠杜国林工资，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更不存在劳动合同之说。2019年，经李某介绍原、被告认识，共同介入景德镇市高铁工程，开始一直谈给被告打工，但没确定。后经被告与合伙人梁某及杜国林几次协商后决定按股份经营，杜国林在工地全权经营，前期资金及外部人事关系被告和梁某负责。杜国林和被告将家里有的旧设备无偿提供给工地使用，不作投资比例。原、被告和梁某三人的股份均等，利益及风险共担。在施工的过程中，发现原告的实际能力与自己毛遂自荐的差距悬殊，并且造成了巨大损失329700元。此款按理说应该让杜国林自己承担，但考虑到被告也有疏于管理的责任，就将此款均担，原告应付109900元。如此，被告不但不欠工资，原告还需赔偿此损失。 原告杜国林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杜国林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二、2019年10月15日原告杜国林与李某通话录音，中国移动公司唐山分公司出具的发票一张，证明该通话录音的对方机主为李某；遵化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一份，证明该通话经过遵化市公证处的公证；遵化市公证处出具的发票一张，证明原告开支公证费用1500元。原告提交该通话录音拟证明原告经李某介绍给被告工作，被告承诺给原告每个月开3万元工资。录音主要内容为：“杜国林：他（杜宝金）要是不答应我工资的话我给他干？李某：最后你们俩怎么谈的我也不清楚，咱不就见过那一回面吗？杜国林：最起码把工资定好喽，完了才能去呀！李某：我哪儿知道你俩最后怎定的？杜国林：当时是不是给我定的3万块钱我才去的？李某：有这么个数，但是说（被杜国林打断）。杜国林：你不用说但是。李某：根据我的经验，是有这么一个数，就是说，如果干好喽，还有可能比那多，可是要干不好，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你不能把这事说的那么死，这3万块钱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杜国林：当时咱也没说这基础，就是说定了3万块钱一个月。李某：那这样说你就属于混了。杜国林：我混啥呀？李某：你表态，你怎表态你忘了？杜国林：当时是不是问我在四川多少钱，我说3万。李某：是。杜国林：是他答应给我3万不，这才去的？李某：3万这个数是有，但是我也找过人（被杜国林打断）。杜国林：你既然承认3万数是有，杜宝金我跟他原先认识不？李某：你创造的价值跟你的工资是配的，德要配位。杜国林：我就问你是不是给我3万块钱一个月我才去的。李某：给你3万块钱一个月，是你既管生产还管技术，不配人啦”； 证据三、施工日志，时间为2019年3月1日至7月26日，其中2019年4月29日至5月31日无记录，7月7日至7月26日的日志，原告杜国林注明系贺志国书写。原告提交该施工日志拟证明原告为被告从事施工管理工作； 证据四、原告杜国林与被告杜宝金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被告通过微信转账预支给原告工资2000元及双方商谈工资支付情况的事实，微信聊天内容包括：“（2019年8月7日）杜国林：啥时把我的工资算算。杜宝金：得回家算了。（2019年8月10日）杜国林：我再等你两天，希望你抽出时间回景德镇工地把我的工资和设备款结算一下。杜宝金：我在大港，来这找我一样的，人都在这呢。（2019年8月12日）杜国林：我找你算账你总拖着，你是不想给还是嫌开始给我定的每个月工资30000的工资高了，如果是心疼把工资给我高了早和我说呀，如果我达不到你的满意，你也可以把我辞了。我是雇的管理人员，我在这工地多呆一天，你就得多花1000块工资，我要求你结算工资是为你好，免得你多花工资。杜宝金：3000不高。都放假了，早你就说走，我以为你有别的事呢”； 证据五、证人张某、苗某1、苗某2出庭作证，三位证人主要证言内容为：杜国林介绍三位证人去景德镇工地打工，被告杜宝金给三位证人和另外一名工人开某称杜国林是杜宝金3万元一个月雇的，让证人都听杜国林的，杜国林负责分配工作。关于开某的地点，证人张某称是在杜宝金住处开的会，证人苗某1、苗某2称是在工地干活时杜宝金开的会。三位证人均书写了书面证言，内容除证人基本身份信息外的其他内容基本一致，三位证人称均是在自己家中按自己想法书写，证人张某、苗某1称书写时原告杜国林在场，证人苗某2称书写时原告杜国林未在场； 证据六、原告杜国林与许某微信聊天截图、原告杜国林与许某通话录音，拟证明被告通过许某向原告预支工资款500元和许某为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20人转账的小记录本原件已由许某交给被告杜宝金的事实。微信聊天中许某转给原告杜国林500元，许某提供的电话号码为136××××7639。通话录音主要内容为：“杜国林：那回咱们不是每个人都预支了500块钱工资吗？许某：啊！杜国林：我原来不想要来着，你说拿着吧，杜宝金把钱打过来了。许某：啊，应该是，有你签字。杜国林：我记得是在你那个小本上是不。许某：是，我把那账交给杜宝金了”； 证据七、原告杜国林与申杰（焊工）通话录音，拟证明被告曾委托许某为包括原告、申杰在内的工人每人预支500元工资的事实；中国联通公司南阳市分公司发票，证明通话机主为申杰。通话录音主要内容为：“杜国林：7月21号由许某给咱每个工人都发了多少钱来着？申杰：500块钱吧”； 证据八、原告杜国林与马某1通话录音，拟证明被告杜宝金支付给包括原告、马某1等人每人预支工资2000元；微信聊天截图，证明马某1的手机号码。通话录音主要内容为：“放假了杜宝金不是给咱们管理人员一个人预支了2000元工资来着吧？马某1：2000。杜国林：600块钱的路费给了没呢？马某1：没给呀！杜国林：那回下账你给写的是预支工资不？马某1：是预支工资啊！杜国林：预支工资条给谁了？马某1：都在账上呢，都在杜宝金那儿呢”； 证据九、原告杜国林与贺志国通话录音，拟证明原告杜国林已经将自己记录的工资表交付给贺志国，贺志国将工资表交付给杜宝金的事实；中国移动公司唐山分公司发票一张，证明通话机主为贺志国。通话录音主要内容为：“杜国林：你想想，我交给你的工资表你到底给杜宝金没有？贺志国：我是给他了，他说找不着，我后来找他查来着，差两天工，查不了。后来他给弄的，不知道怎么弄的”； 证据十、调取证据申请书一份，申请调取保存在被告处的预支工资收条原件、许某记录的小记录本原件、杜国林记录的考勤表原件，拟证明原告为被告工作的事实； 证据十一、原告杜国林书写的为被告工作过程的书面材料； 证据十二、原告杜国林与被告杜宝金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被告将自己承揽的工程的现场施工、管理兼技术安排给原告的事实，主要内容包括：“2019年3月31日杜宝金：二哥，和工人说，白天把灯关掉吧，我看到几次关了几次了，以后生活区更得严加管束。杜国林：好的。杜宝金：这些琐事就得你替我费心了。杜国林：应该的。（证据12P10-11）2019年4月9日杜国林：宝金，刚才李玉江又问挖机啥时到了，还有，工人问啥时再给些零花钱。杜宝金：8号到，我转给大哥。（证据12P11）2019年4月20日杜国林：宝金，估计明天一天就没事了，准备放假，工人意思准备把工资算清。杜宝金：所有的活都没有了呗。杜国林：没了。（证据12P16）2019年4月26日杜宝金：派工单你写详细点，派工人写你的工班长。（证据12P23）2019年5月23日杜国林：试试吧，我再找找别的队，人工太贵，如果找队，还有小队长扒皮。杜宝金：我想你当自己的安排。杜国林：放心，从跟你干开始我就在当我自己的活在干。（证据12P25）”； 证据十三、杜国林的工作照片及制定的工作内容，拟证明原告是被告安排的现场施工管理兼技术员，与双方约定的月工资3万元相符并印证原告的真实工作量； 证据十四、证据十六至二十五、杜国林分别与邢浩雷等11人的微信聊天截图，主要内容为具体施工问题，拟证明被告雇佣原告从事被告的工地现场施工管理等工作； 证据十五、杜国林与许某的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许某的手机号码为136××××7639及许某微信使用情况的真实性； 证据二十六、车票，拟证明原告就被告拖欠其工资经浮梁县劳动监察大队约谈，双方无法达成调解后原告自被告工地撤离的事实； 证据二十七、就杜国林主张的工资一事，原、被告及案外人王**等人谈话录音一份。 关于上述证据，被告杜宝金经质证认为，这些证据均是正常业务关系产生的，只能证明原告在那儿工作过，与本案无关。原告是技术性入股，支点款项是正常的。李某给原、被告介绍的时候说3万，被告没同意也没反对，有2个股东，被告当时不能表态，后来被告商量让原告全权代理，包括工地上的、生活上的东西都归原告。工人是不可能管生活的，李某的说法只是个意向，并没有对外人说。当时在监察大队那儿，监察大队压公司，公司跟被告说给原告点钱打发了。被告没见过施工日志，不认可，不知道哪里来的。原告提交的证据四属实，是原、被告的聊天记录，第一张是4月份的，后面的是8月份的，当时是退场每个人给2000元回家。许某是被告雇佣的工人，转给原告钱的事被告不清楚，后面的电话号码不是许某的。2019年11月20日的录音太乱，被告不确定其中说话的是不是许某。录音中所说的账簿被告没经手过。原告问许某500元是否为工资，但许某始终没有承认是工资，同时，原告给李某打电话录像、录音中，李某也根本没有承认3万元工资的数额，同时李某也说了要根据原告的技术价值等给工资。被告认识申杰，但不确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七录音中的人是否是申杰，申杰转了500元不证明原告也有500元，两者没有关系。原告提交的证据八录音中的人是否为马某1被告不确定，证据九录音中的人是否为贺志国也不确定，工资表也不是贺志国做，贺志国没有管账，马某1管账。杜海军等人预支工资2000元有没有收条被告不清楚，许某的小记录本被告没有印象，杜国林记录的考勤表不在被告手。证据十二应该属实。不认识十八局队长邢浩雷，十八局的队长好几个，没有叫这个名的。关于三位证人的证言，书面证明从始至终一字不差的雷同，说明是原告预先打好了草稿，让三证人抄写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关于原告工资的问题，第一个证人称是在被告办公室开某时说的，第二个证人称是在工地说的，第三个证人称是在院里说的，证言雷同一字不差，但在关键点上不一致，因此三位证人的证言证据均不能作为证明出现，也不应采纳。同时被告与杜国林的事情只有领导班子知道，不可能告诉工人。 原告经质证认为，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应当按每月3万元支付原告工资，也可以证明双方从来没有合伙关系。可以证明2019年1月30日双方认识是经过李某介绍，被告因同学在十八局一公司江西景德镇昌景黄高铁项目任项目经理，欲将40米长的小桥工程让被告做，因被告无高铁工程施工经验，故通过李某介绍，聘用原告做现场项目经理及技术员，确定了3万元数额，原、被告一起自天津坐飞机到江西景德镇公司驻地，并在十八局的项目经理高云龙的带领下到施工工地臧湾东特大桥桥址，回来后又查看了被告准备的施工设备、物资，并着手配备了后勤管理人员，会计马某1、采购员马某2、货车司机杜海军、做饭大师傅杜宝成，前期让杜宝刚进场协助，这些费用均为被告承担。以上事实可以证实原、被告签劳动合同任现场技术员的事实。工资数额原告提供了公证过的与李某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对约定3万元工资的事实，原告也提供多种证据，可以证实杜国林在施工现场从事的工作与其应当取得3万元工资相符的事实，并就月工资约定为3万元的事实还有到庭的证人予以证实。原告为被告工作的时间自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8月26日，其中5月份放假1个月，共5个月，2019年2月26日原告开被告的皮卡车拉着马某1、马某2、杜宝刚三人到景德镇机场接着杜宝金一起到施工现场，2月27日开始正式进场施工。进场路途中及进场后所有的住宿费、饭费等均由杜宝金支付，施工后有施工日志证明施工内容，2019年5月放假1个月，2019年5月26日被告电话通知原告6月份进场，原告5月31日到达工地并组织施工，2019年7月7日下午杜宝金通知原告将施工日志、出勤表等交给被告找来的贺志国，接替原告在桥队的工作，并带着原告到安徽黄山市祁门县局项目部的拌和站主抓项目工作，许某负责项目管理，原告也配合许某项目施工。7月25日许某因家中有事7月30日才回到工地，期间原告带领工人按十八局现场副经理李玉江和技术员小王的要求提前1天完成，保证主机的按时安装，8月5日从安徽撤回江西原桥队驻地，8月6日原告配合贺志国零用工签证，8月7日原告同被告提出对工资额进行结算，后因无法协商8月24日原告找到浮梁县劳动监察大队，在监察大队，被告只认给7500元工资，而不同意给3万元工资，并约定8月26日继续到劳动监察大队调解。后双方就工资数额仍未达成协议，原告正式撤场，不再为被告提供任何劳务。对三证人的证言“三性”无异议，三人均受雇于被告，由被告发工资，被告是雇主，工地上不存在窝工怠工情况，被告所说损失不属实，杜国林管理得当。工地生产管理记工均是杜国林完成，杜国林的行为与李某介绍其到被告方工作时的要求是相一致的，而且有效的完成了工作，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每月向原告支付工资3万元属实，同时与刚才被告当庭所陈述的当事人约定3万元工资，被告并未肯定也未否定，与经公证处公证的3万元工资一致。因此可以看出双方约定的工资是3万元。在原告讨要工资的过程中被告歪曲事实，原告才找的证人，当时原告并不清楚杜宝金给三人开某的情况，杜宝金对工人说每月给原告3万的情况原告不清楚，原告在和工人聊天后才知道这一情况。当时还有一个叫王连彬的，是黑龙江鸡西的。三人均是真实意思的反映，该三证人出具的书面证言与当庭陈述内容相一致，三证人均是亲历者，作为本案被告不能否认的是三证人在被告所承包的工地打工，被告不能否定在该工地有办公室，三证人在地点上有所差别更反映了该证言的真实性，但所证明的聘用本案原告月工资3万元是一致的，对此被告也是承认的。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照片六张，证明原告在工作中存在失误，原告的生产技术及价值与原告所述不一致，照片显示为墙体和台阶，其中一张站在观测仪旁的为原告杜国林，被告杜宝金在该照片空白处记载“此处为台阶，没做”“此处为斜面，他让工人砌成台阶，直接间接损失3万元左右”； 证据二、视频两段，证明原告故意使混凝土上强度后才铲下，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视频为挖掘机挠挖水泥地面和工人铲除地面水泥的录像两段； 证据三、证人梁某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杜国林我们三个是股东，在江西施工过程中杜国林的错误造成损失，杜国林是技术入股，我和杜宝金以资金和外事入股，去年3月建立的合伙关系，合伙内容是搞工程，被告和证人是以前期工程、资金入股，原告技术股折价三分之一股份，口头的合伙协议，在江西杜宝金的办公室住宿屋达成的，当时就我们三个人在场。合伙现在赔钱了，具体数额记不清了，总支出100多万元。马某1管账，账本应该在马某1手，杜国林签过开支，没人每月向三合伙人通知收支情况，现在赔了30多万元，没正经算过账，杜宝金应该将亏损情况通知过杜国林，我没通知过。杜宝金通知我了，当时我们一直在工地，我就知道。我们合伙的工程的发包方是十八局，十八局一分钱也没拨工程款给我们，具体数字我不清楚，大体数字也不清楚。工程上的材料费、人工费我俩一共垫120万元，一人一半，我们贷的款，我把钱转账给杜宝金了，打的借条，借条在家。当时入伙时分工是杜国林管技术，我和杜宝金管资金和接活，原告提交的调解过程的录音中是不是我说的我不确定，但是商量的过程我在场。我和杜国林是在江西杜宝金介绍认识的，当时接了一个活，找一个懂技术的，在我去江西之前，杜宝金就和我说是三个人，有一个杜国林，知道也姓杜，不知道这个人。我3月份去的江西，去江西前杜宝金和我说过还有一个合伙人，我俩这么多年了，不用经过我同意。杜宝金没有和我介绍过杜国林给我们干一个月给3万元”； 证据四、证人马某1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我于2019年3月去江西景德镇工地当保管员及现金出纳，给杜宝金、梁某、杜国林三人打工。杜国林开某不止一次提到所有开支必须有他签字才生效，因为他有股份。据观察及工人反映能力极差，一次一次的失误给工地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我管账三个多月，我是受杜宝金委托管账，没有收过梁某、杜国林的钱。买材料、发工资没有票，都是通过杜总。支出由杜国林签字，没有杜宝金、梁某的签字。我在证明上说他们三个是合伙就是口头一说，我的账上不能反映。马某2管过一段时间账。2019年4月28日我的帐上没有杜国林手写的预支工资款2000元的收条，也没有杜海军、杜宝成还有我自己的预支工资的收条，当时好像是打的微信，好像都是给杜宝金打的条，算是预支工资。我不清楚杜国林打条了吗。原告提供的与我的微信聊天记录是我们两个的。我管的3个月的帐交给杜宝金了，一起交的还有库房的帐。商量合伙的时候我没在场，但是支取钱的时候需要原告签字，我认为原告是合伙人。杜海军给被告打条的时候我在场，杜国林给被告打条的时候我没在，打条的内容是否是工资款我也没看到。我是8月份走的，干了4个半月。我不知道工资款但我认为是工资”； 证据五、证人马某2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我于2019年2月27日和杜国林一起开车去江西景德镇工地，给杜国林、梁某、杜宝金三人在工地负责采购材料，所有采购材料都经杜国林签字。他多次在会上说他是股东，他有股份，不经他签字无效，不许下账。所购买的方木、模板、破桩设备等均无用途，而且技术能力、管理能力极差，错误层出不穷，在公司负面影响极大。我不知道他们三个人何时何地商量的合伙事宜，是采买都需要杜国林签字，我也签字，我不是合伙人，我是经手人。我采购的资金从马某1手支取，他们三人占合伙比例多少不知道，我所说的他们三人是合伙是会上说的，会上还有我、杜国林、杜宝金。他们商量合伙的事我没在场，我分管工作的时候他们说的，杜宝金安排我采买的。微信转给我2000元的工资，我没有给杜宝金打条。我签了字以后都给马某1了”； 证据六、署名李某的书面证言，主要内容为：“我与杜国林系同学关系，与杜宝金系朋友关系。2019年年初，杜宝金找到我说在江西承包了铁路大桥工程，让我找一名安排生产及施工技术于一身的复合型管理人才。我向他推荐了杜国林并约了见面谈。谈到工资待遇时，杜国林说在其他工地主管上述业务是30000元／月，当时杜宝金对此月工资额没有明确态度，说可根据项目收益及杜国林个人的工作成绩酌情增减，如果双方配合默契也有参股的可能”； 证据七、证人许某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杜国林在技术上不行，老出错老返工，造成了损失、浪费，半途清场，把我们都轰出来了，还有我回家的几天，每天出3.5个工，干活不多，花钱不少。原来有施工日志，后来退场了都没了，现在我有影像资料。损失数额没细算，清场的原因是延误工期，清场后有惩罚，罚款通知在安徽岐门工地，罚款的钱是我们队上杜宝金出的，我现在提供不了这些材料。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头像是我的，500块钱的事有。我的工资杜宝金给我算，我和原告杜国林在安徽岐门工地工作了大概2个多月，当时我在工地管理四五十人，这些人的工资十八局给杜宝金，杜宝金给结算。施工日志和记工本没有给老板杜宝金，都放工地了。2019年7月被告把我接到景德镇，带了3个工人，杜国林打的地面都已经快凝固了，被告手中的几张台阶的照片是我提供给被告的，原件没有了，手机都清干净了。大墙是杜国林给弄倒的，我回家的那几天杜国林1个人1天计3.5个工，一天打4车灰，一车8方，白天6个，晚上7个工。十八局领导指责我的工程，有个墩都是后来重新弄的。补地面、大墙倒了后来是我组织我的工人重新砌的，江西的地面是我弄的，一共花了几万块钱，具体多少都忘记了。我给杜国林发的500块钱是他借我的，我给别人发的500块钱是生活费，杜国林是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谁开工资我不知道，我没给他开过工资。我说给杜国林500是借款没有借条，没法证明这500块钱是借款”； 证据八、证人冯某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杜国林是股东，因为我们的吊车租在工地，应该工地上出钱，都听杜国林的，他说他是股东，什么都做主，杜宝金都得听他的，连卡口、钢丝绳还有枕木什么的都应该工地出，杜国林都让我们自己出，说我们要是不听他的，他就不用我吊车，我们就自己买的。我说的工地在江西浮梁县，我5月20几号去的，到8月中旬放暑假的时候，从7月29开始我是给中铁十八局项目部干。我和原、被告算朋友，当时是杜宝金让我去的，后来让人清场没用了，当时用了几天没算钱。杜国林离开工地的时候找了一个叫贺志国的代替他，杜国林就去安徽了，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一共去了2个车，开始是算杜宝金的，不具备主体施工条件，后来是项目部用我的车，开始1个后来用了2个车。杜国林和我说是股东的时候很多人在场，小辉在场，还有马某2。是杜宝金找的我让我去的江西，杜国林到工地管工地，马某2让我找的杜国林”； 证据九、证人尹某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2019年4月份勾机到江西景德镇杜宝金的工地施工，施工现场是杜国林指挥工作，刚到那儿的时候干围堰工作，当时活少，他让勾机待着，让人工填，他说现场是他指挥，他是股东，都要听他的。后期打桩的时候，他做的不符合规定，应该是切1刀，他切2、3刀，导致了很多工人加班，十八局项目领导特别不满意，还有打路面的事，打的特别墨迹特别混乱，后来让挖掘机把路面刨了重新弄的，后来把许某从安徽接过来弄的路面，十八局领导验收路面，导致更不满意，后来他给杜宝金找了一个叫贺志国的代替他指挥，就去安徽了。杜宝金让我去的浮梁县工地，从5月初到5月20几号中间停了20多天，我回来是7月底、8月份。我的工钱中铁十八局给了”。 原告经质证认为： 关于证据一，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不知道何时何地拍摄，也不知道现场为哪里，如果存在质量问题，该工程不能交付，其问题应为工程的发包方，被告无该部分证据，无法证明该问题的存在，故该照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关于证据二，是正在浇注混凝土的时候被告拍摄的，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无法证明这是什么时间的作业，是如何发现的问题如何解决的，解决问题时发包方是如何指示的，均不能得到证实。杜国林在履职期间不存在过错，并未下达过通知，也未发现发包方和项目方的处罚，被告所说扣了工程款或者罚款，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罚款及扣款原因，更重要的是直到现在被告均未提出反诉，其所述质量问题承担损失根本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证据三，梁某无证人资格，存在借贷关系，存在多年友好关系。证明内容虚假，其不能证明与原告有合伙关系，对投资比例、盈亏均不知情，没有反映出合伙。其证明有诈，在此情况下，被告提供的证人证明被告手中持有账目，被告应向法庭提交，避免混淆视听，如果存在合伙事实，原告均会依法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被告不能提供2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证明，不能提供合伙账目的情况下，仍然以合伙混淆视听不能成立。梁某称杜国林是技术入股，其与杜宝金是120万入股，而其称技术入股是杜宝金电话一说决定的，那么证人和杜宝金二人即认为杜国林的技术入股价值至少不低于60万元，而梁某本人和被告一再否认杜国林一个月3万元的事实，那么3万元与技术股60万元相比差额巨大，由此可知梁某与被告杜宝金杜撰杜国林技术入股这一事实。杜国林只工作了5个月合计也就价值15万元，那么他们又如何敢把工程交给原告； 关于证据四，证人证明其管过现金账，只收到过杜宝金的钱，没有收到原告和梁某的钱，因此不能证明合伙关系成立。其证明保管的现金账均已经交给了杜宝金，其没有看见过原、被告商量过合伙事宜，其在书面证明中所说的合伙是想象，不能作为证据，如果被告坚持合伙关系应提交书面证明，因其自己的证人已经证明账目交给了杜宝金，被告应依法提交账目，否则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证据五，购买相关材料的证据由马某2、杜宝林同时签字后予以报销，因其是签字人之一，但不是合伙人，与推断杜宝林是合伙人自相矛盾，违反同一律，其不知合伙数额、分配比例，其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案原告按被告的指示完成了工地上的技术管理工作，故原告应当获得工资报酬； 关于证据六，证人应出庭作证，结合该证明和原告提交的李某的通话录音及上次被告对发工资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可以看出，杜宝金对安排杜国林既管生产又管技术的行为是可信的，在其谈论中已经涉及到了月工资3万元，与被告在上次庭审中没有否认相一致，证言中可根据收益酌情增减，可以看出双方没有谈过增或者减，就应该是3万。因此被告所说三人是合伙关系是不存在的，对此证据我们认为可以结合其他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双方系劳务关系，工资为3万元； 关于证据七至九，三证人均是超过法定期限出具的证言，之前未协商过延期举证，2020年3月18日已经开庭完毕。证人许某所作证言与其与杜国林通话记录和聊天记录不一致，避重就轻，有意歪曲事实，将500元工资说成借款，其所作证言是按照被告意思出具的，不是客观事实，但有一个事实是其是队长，杜国林管技术，也就是杜国林履行了义务，所说四五十人工资是十八局结算没有依据，应该是承包方发放工资，本案中是承包方再次转包。被告收到许某的小记录本，其应当将该证据提交法庭而没有提交，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对冯国友的证言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不认可，其所说的时间不认可，所说的股东与上次被告开庭所说不一致，尤其是冯国友对何时为谁工作也说不清楚，但其同样反映了杜国林在工地说了算，符合被告选择复合型人才的标准，也就是杜国林完成了义务。对尹某的证言不认可，其没有一直在工地工作，但其对有质量问题的工作无一遗漏的清楚，这是不客观不真实的，对于破桩如何操作其并不知道，对于技术规范也不清楚，按照被告的意思制造证据，再次强调有施工日志，有记录本，这些都可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工作数量，这是建设工程所特有的，可是被告却不提交，用证人证言混淆事实，也可以证明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但证人都不可掩饰的是杜国林在工地全面履行了义务，既管生产也管技术。杜国林离开景德镇的施工现场并强加了罪名技术不行，而事实是杜宝金又承包了一个搅拌站，这才将杜国林调离了工地，只是因工作需要到了新的工地去工作了，所述离开工地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新的民事证据规则69条，证人出庭作证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被告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而且证人许某所出具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无法陈述当时杜国林组织技术工作的真实情况，其所提交的6张照片与其证言并不能相互印证来认定杜国林技术管理上在安徽岐门工地存在疏漏行为及给被告造成的损失情况，因其未向法庭依法提供相应的其他证据及技术规范，承包方或发包方、中铁十八局返工的任何事实证据。冯国友、尹某的证言不能证明杜国林为股东的事实。 被告经质证认为： 关于证据一，可以证实原告所作工程存在问题，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中照片中有原告，可以证实拍摄地点； 关于证据二，视频是事实； 关于证据三至五，认可证人证言； 关于证据六，证言很清楚，根据成绩酌情增减，原告所做的成绩与其所得不符，同时原告杜国林投资了一些建筑设备，形成了双方合股的事实； 关于证据七至九，证人证言合法合理，500元是借款，原告所指责的是断章取义，没有实质意义。原告所述杜国林履行了技术义务，被告也承认其履行了义务，但其履行的事实是垒墙墙倒，打地面地面返工，如果不是杜国林管理技术，该工程还会继续干下去，正是因为杜国林的行为导致被清场并没有给付工钱，因杜国林不具备技术，才给被告杜宝金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1个人赔了10多万元。原告没有技术，还造成了巨大损失，故其没有理由主张工资，其自己称是股东，也没有权利要工资，给被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其理应承担损失，请法院驳回原告讨要工资的请求，赔偿被告的损失。杜国林是带设备进行的技术入股，杜国林对于技术规范是不清楚的，被告给十八局干的是劳务，应该不用带设备，杜国林说带设备才带的设备，贺志国被告不认识，是杜国林自己找的贺志国代替杜国林给被告管理工地，到了黄山工地原告干的也是一团糟。因为杜国林是管理人员，所以没有杜国林的劳动信息。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杜国林与被告杜宝金经案外人李某介绍相识，双方协商原告到被告承包的江西景德镇高铁大桥工地工作，由原告杜国林负责工地的生产及技术，商谈时原告称其在他处工地从事类似工作时工资为30000元／月，就相关事宜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告于2019年2月27日出发，3月1日到达江西景德镇，原告自2019年3月1日起开始记录施工日志，被告称4月28日放假，又从6月初工作至2019年7月26日清场。被告杜宝金于2019年4月28日微信转账给原告杜国林2000元。 证人许某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六中的微信聊天和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于被告提供的证人马某1证称的账已交给被告杜宝金，被告称被驱逐施工现场时账本等物品都留在了现场，现在已经有其他人入驻施工现场，无法再取出。被告称2019年7月之前就已经发现原告技术不行、存在施工质量问题。本院庭审时询问被告，既然被告主张与原告是合伙，不是打工，为什么在2019年8月7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索要工资时，被告没有否认欠原告工资，还说回家算算工资，被告答称原、被告吵了一架，原告去十八局闹，十八局的领导让被告按照工人工资给原告结算，别让原告再闹了。还有个中间人王越军，说已经赔钱了，就按照一个月1万元左右给付一个技术员的工资。本院要求被告提供其主张的损失的确切证据，被告称没有证据，当时急着重修，后来就被轰走了，也没有统计材料和人工费用。本院庭审时询问被告有没有证据证明在李某介绍原、被告协商工程事宜后，原、被告另行协商过酌减工资的情形或者杜国林转股，被告称不存在工资这个说法，就是杜国林设备入股不计股份，切断机、弯曲机、电炒锅、配电箱、经纬仪等。 另，原告称其主张的住宿费是索要工资在江西住宿的费用。第二次庭审结束后，原告又提交了其分别给付证人苗某1、张某、苗某2出庭作证误工费各400元的收条3张。被告杜宝金经质证对该3张收条不予认可。被告杜宝金于第二次庭审结束后提交了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昌景黄项目部出具的《退场通知》，主要内容为：“因花架子综合二队三工班（杜宝金）施工屡屡出现问题，如：1、破桩操作不但不听指挥，而且野蛮施工，不按规程换作，致使首桩样板迟迟不能成型，业主不满，给公司造成很多负面影响。2、承台样板也同样未按时成型交付。3、迎检地面坑注不平、翻砂起砂，水沟篦子受力方向焊反。4、祁门1＃搅拌站挡土墙瘫倒，斜皮带及台阶干反。5、搅拌站地面局部粗糙，夜里管理人员喝酒，带头不配合车辆运输，阻挠车辆装卸车的速度。鉴于以上问题，证明此队伍技术及施工力量薄弱，项目部决定此队伍退场。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昌景黄项目部（公章）2019年7月24日。”被告同时提交了录音光盘一张，内有视频两段，为施工现场的水泥地面情况。原告经质证认为，《退场通知》不具有真实性，加盖的是昌景黄项目部公章，公章也不具有真实性；该两份证据均应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超期举证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退场通知》和录像光盘里的事实不能证明为原告负责的工段及原告负责管理的技术确实给被告造成的损失情况，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且该两份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不能证明被告损失情况和数额，更不能证明系原告技术管理及现场监工所致，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被告提交的书证、视听资料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杜国林与被告杜宝金之间的法律关系，被告杜宝金主张其与原告杜国林及证人梁某之间系合伙关系，但原告予以否认，被告未能提交书面合伙协议，被告提供的证人梁某证称口头协商合伙事宜时只有原、被告及证人梁某在场，现无其他直接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合伙关系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根据证人梁某的证言可得知其与被告已有多年的合作关系，而在原告到江西景德镇工作之前证人梁某与原告并不相识，被告提供的证人梁某所作证言并不属于无利害关系的人出具的证明，且也未达到上述意见规定的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条件。另，证人梁某称其将出资转给杜宝金，但是打的是借条，明显与常某；证人梁某称其与被告杜宝金多年的关系，有新的合伙人入伙不用证人梁某同意，但就原告所提月工资30000元一事被告杜宝金称“有2个股东，被告当时不能表态”，相比较入伙和聘用工人工资的数额，入伙属于更重大的事项，证人梁某称入伙不用其同意，而被告杜宝金称聘用工人工资的数额其自己不能做主，被告杜宝金与证人梁某的陈述相互矛盾。故，对证人梁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均不予采信，其证言不能证明原、被告及证人梁某之间系合伙关系。被告提供的证人马某1、马某2、冯某、尹某证称的原告杜国林称其是股东，属于传来证据，也无其他客观证据相互印证，且如果原、被告确实存在合伙关系并且应分配盈利数额大于原告现主张工资额的，如果原告主张系合伙关系并要求分配盈利，也不能仅依据类似证人马某1、马某2、冯某、尹某所证称的听原告说原告是股东即认定原告与被告存在合伙关系、原告为股东。证人李某出具的书面证言虽记载“如果双方配合默契也有参股的可能”，但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在李某介绍原、被告协商工程事宜后原、被告另行协商过杜国林转股的事宜。原告杜国林在江西景德镇和安徽为被告杜宝金提供劳务是不争的事实，而在2019年8月7日及之后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索要工资时，被告没有否认欠原告工资，还说回家算算工资。按常理，如原、被告确系合伙关系而非原告为被告打工，被告应当首先反驳欠原告工资的说法，且被告已被中铁十八局清场，被告完全没有理由在与原告是合伙关系、不欠原告工资的情况下而听从中铁十八局的指令承认欠原告工资。2019年4月28日放假时，被告转给原告及证人马某1、马某2等人各2000元，证人马某1、马某2均证称是预支工资，证人许某称受被告之托给付其他工人每人500元是生活费，给付原告的500元是借款，但就其主张的给付原告500元为借款并无证据提交，对证人许某的该证言本院不予采信。通过被告给付原告及马某1等人各2000元预支工资及证人许某受被告之托给付原告及其他工人500元的事实，能够认定原告与其他管理人员、工人相同均是挣取工资。关于原告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比照上述关于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和申请责令对方提供书证的法律规定，就原告诉称的保存在被告处的预支工资收条原件、许某记录的小记录本原件、杜国林记录的考勤表原件，原告应当申请人民法院责令被告提交，故对原告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原告提交的与证人许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许某当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在该微信聊天中许某陈述已将账交给杜宝金，对证人许某当庭所作证言“施工日志和记工本没有给老板杜宝金”，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其与证人马某1的通话录音中马某1陈述预支工资条都在账上，都在杜宝金处，证人马某1当庭也证实账已交给被告杜宝金。被告主张被驱逐施工现场时账本等物品都留在了现场，现在已经有其他人入驻施工现场，无法再取出，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杜宝金无正当理由未能提交上述书证，依法应当认定原告主张的原告为被告工作的事实成立。综上，被告主张与原告系合伙关系证据不足，原告为被告提供劳务的事实存在，本院依法认定原、被告之间形成劳务关系，被告依法应当给付原告劳务费。 关于原、被告协商的月工资数额，原告虽无直接证据证明被告明确认可原告月工资30000元的事实，但根据原告提交的与证人李某的通话录音、被告提交的证人李某出具的书面证言及被告的自认，能够认定经李某介绍原、被告认识并协商相关工程事宜时，原告曾提出其在他处从事类似工作时工资为30000元／月，被告无证据证明此后至原告到被告承包的江西景德镇工地工作期间双方就工资数额、工资的增减情形另行协商过，而是接受了原告到其承包工地工作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原、被告虽未签订书面合同确定工资额，但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就原告提出的月工资30000元的增减情形另行协商过，而事实上被告接受了原告为其提供劳务的事实，依法应当认定被告接受了原告提出的月工资30000元，且在2019年8月7日及之后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索要工资时原告曾提及其月工资30000元一事，被告也未予反驳或者否认。综上，对原告为被告承包的工地提供劳务月工资为30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根据被告的自认，原告为其提供劳务的时间为2019年2月27日至4月28日、6月1日至7月26日，原告未能举证证明2019年7月27日以后至2019年8月26日其仍为被告提供劳务的事实，故对原告主张该期间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且原告2019年8月7日开始向被告主张结算工资，原告滞留在江西向被告索要工资的期间不应计入其为被告提供劳务的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当事人一方要求另一方赔偿因逾期提供证据致使其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被告虽然是在第二次庭审结束后提交的《退场通知》，但因该证据与被告主张的原告施工在技术上存在失误导致被清场这一案件基本事实有关，故本院予以采纳。该《退场通知》加盖了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昌景黄项目部公章，对该《退场通知》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退场通知》落款时间为2019年7月24日，属于原始证据，内容上与被告主张的原告施工在技术和管理上存在问题这一事实存在直接的关联性，属于直接证据。根据被告提交的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昌景黄项目部出具的《退场通知》及被告提供的照片、录像和证人许某、马某1、马某2等证人的证言，能够认定原告在为被告承包的工地提供劳务期间在管理及技术上存在失误，且导致了被清场的严重后果。原告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土墙瘫倒、斜皮带及台阶干反等问题已经修复，被告在修复前就损失未进行评估，修复后也未统计材料费和人工费等，现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因原告施工存在问题给其造成的具体损失情况。根据原告杜国林既管生产管理又管技术，被告自认的技术员月工资1万元左右以及因原告在为被告承包的工地提供劳务期间在管理及技术上存在失误导致被清场的事实，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关于“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本院依法确定被告每月给付原告的工资由30000元酌减为20000元，根据原告的工作时间及原告自认的被告已付其工资2500元，本院依法认定被告还应支付原告工资75500元。 原告就其第一项诉讼请求所主张的路费600元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之间系劳务合同关系，原告主张按《劳动合同法》给付双倍工资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供的证人张某、苗某1、苗某2出具的书面证言内容雷同，三证人均称是在自己家中按自己想法书写，证人张某、苗某1称书写时原告杜国林在场，证人苗某2称书写时原告杜国林未在场，该三位证人的上述陈述明显与常某，且该三位证人当庭证称的被告杜宝金给工人开某的地点不同。故原告提供的证人张某、苗某1、苗某2所作证言相互矛盾且与常某，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证人误工损失，应当是证言被人民法院采纳、对案件待证事实有证明意义，该证人的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原告提供的证人张某、苗某1、苗某2所作证言未被本院采信，未能对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原告主张的工资额起到证明作用，故该证人误工费应由原告自行负担，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证人误工费12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就其主张的因向被告索要工资所产生的过路费700元、燃油费1700元、伙食费500元（10天）、通讯费50元、住宿费1000元（10天）、材料打印费260元，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亦无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取证所发生的公证费1500元，因公证不是视听证据被人民法院采信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即只要视听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即可作为定案依据使用，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视听证据即使经过公证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原告取证所发生的公证费1500元，属原告自己造成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撤场差旅费397.50元，并无证据证明该差旅费双方约定应由被告承担，故对原告该项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第六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补偿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杜宝金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杜国林工资款75500元； 二、驳回原告杜国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11元，由被告杜宝金负担1688元，由原告杜国林负担172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亚利 人民陪审员  唐振国 人民陪审员  李瑞芬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尹鹏 书记员曹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