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晋11**民初177号 原告：高卫东。 被告：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南高速分公司，住所汾阳市西河北路。 负责人：王占军，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丽达，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卫东与被告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南高速分公司（以下简称吕梁高速）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9）晋1102民初3021号民事裁定，该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卫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丽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2018年4月18日被告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2.请求判决被告补发原告自2018年4月18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工资（平均按6000元/月计算）和经济补偿金（按照工资的25%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3月，原、被告建立劳动关系，此后双方签订过三次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到期日为2017年12月31日，劳动合同到期后再未签订，依法应视为建立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2017年5月，被告对各治超点主任（负责人）进行轮岗，将原告轮岗到柳林西治超点。2018年4月18日，被告作出晋交控吕南办发（2018）77号《山西交通控股集团吕梁南分公司关于柳林西治超检测点无人值守问题处理的决定》（事实是部分人员脱岗），后向原告邮寄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违法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并从2018年4月18日起停止支付原告的工资。根据相关法规，被告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并承担工资总额25%的经济补偿金责任。原告认为，柳林西治超检测点无人值守事件发生在原告请假期间，且上班排有值班表，部分值守人员无视当班纪律，违规脱岗纯属个人行为，与原告无关，且处理决定明显有失公平。原告多次向被告及上级主管部门申诉，至今未能得到解决。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1.原告高卫东的劳动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吕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诉求。根据被告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可知，原告申请劳动仲裁时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且在原告此前从未向被告或相关机构主张过任何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被告已依法与原告高卫东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属合法解除，原告请求撤销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根据被告作出的晋交控吕南办发【2018】77号关于《山西交控集团吕梁南分公司关于柳林西治超检测点无人值守问题处理的决定》可知,2018年4月5日至4月8日期间，柳林西治超检测点存在长时间无人值守情况，共有28辆非法超载车辆从柳林西驶入高速公路，该治超点无人值守事实经媒体曝光后，更扩大和加剧了其影响层面和损害程度，原告高卫东作为当时的柳林西治超检测点的负责人，严重失职、脱岗，违反相关治超法律法规及被告公司规章制度，给被告造成了重大损害和不利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被告作为用人单位依法有权与原告高卫东解除劳动合同，且根据申通快速3张运单编号及物流信息单，原告已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因此，被告解除与原告高卫东的劳动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合法解除，原告请求撤销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3.原告请求补发2018年4月18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工资(平均每月6000元)和经济补偿金(按照工资25%计算)的诉讼请求完全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全部驳回。被告于2018年4月18日与原告高卫东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原告高卫东自2018年4月18日起未在被告处提供过任何劳动，再未接受过被告任何管理。因此，原告上述诉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依据该条解除的情形不属于用人单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范围。因此，被告依法不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请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4.被告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应由原告承担。综上，被告认为，吕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予以确认被告依法解除与原告高卫东的劳动合同关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分别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高卫东是被告吕梁高速职工，自2006年3月1日起双方共签订三次劳动合同。2017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继续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5月，被告吕梁高速对各治超检测点主任（负责人）轮岗，原告被轮岗到柳林西治超检测点担任主任（负责人），负责柳林西治超点的工作。2018年4月17日，媒体对2018年4月5日至8日柳林西、离石西治超检测点无人值守的问题进行了曝光。被告吕梁高速对该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后，于2018年4月18日作出晋交控吕南办发[2018]77号关于柳林西治超检测点无人值守问题处理的决定，对2018年4月5日至8日柳林西治超点当班人员分别为张军强、宋芦峰、成星辉、白完照、张艳军、梁艳明、高彦武、张伟8名治超员予以除名，解除劳动合同；柳林西治超检测点负责人高卫东负有直接管理责任，予以除名，解除劳动合同；分公司治超办常务副主任胡振龙负有主要监管责任，撤销其治超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职务。同日，被告吕梁高速作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后向原告高卫东邮寄送达。2019年8月28日，原告高卫东向吕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10月30日，吕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高卫东仲裁申请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原告高卫东的仲裁请求。原告高卫东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结合原告诉称和被告诉辩意见，案件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二、关于解除高卫东劳动关系是否合法；三、原告主张补发工资及经济赔偿金的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高卫东主张2018年4月18日被告吕梁高速作出处分决定后1个月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邮件，至2019年8月28日申请仲裁期间一直向公司、上一级单位和国资委申诉。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申诉书三份。被告吕梁高速辩解，被告未收到原告的申诉，根据了解上级公司也未收到。原告也无证据证明上述单位是否收到申诉，申诉书只是原告单方作出。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后，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通知书，该邮件原告于2018年4月28日签收，而原告申请仲裁是2019年8月28日，明显已经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为证明其辩解意见，被告吕梁高速提供晋交控吕南办发[2018]77号决定、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申通快递跟踪记录、裁决申请书及仲裁裁决书。针对被告的上述证据，原告质证称对仲裁申请及裁决书无异议，对被告的处理决定关于解除原告劳动关系的内容有异议。对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无异议，但签收时间是在处理决定作出一个月后。对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有异议，当时为提取公积金在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上签字，签字时间是在2018年12月。本院认为，原、被告均对被告作出解除原告劳动关系的行为无异议，双方争议的是原告收到该解除通知的时间。无论是原告提到的2018年5月18日收到解除通知还是被告辩解2018年4月28日送达解除通知，距离申请仲裁即2019年8月28日均超过一年。判断原告申请仲裁时是否超过仲裁期间，关键在于申请仲裁期间是否存在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关于原告提到的向相关部门申诉的情况，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向吕梁南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复函称，集团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收到高卫东申诉书一份。原告高卫东称复函上收到申述书的时间故意延后，实际时间应为申诉书落款时间2018年9月10日后一两天。综上，本院认为，原告高卫东因2018年10月12日或2018年9月10日后一两天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救济，申请仲裁期间均中断。2019年8月28日，原告高卫东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期间。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吕梁高速主张因高卫东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故作出解除与原告高卫东的劳动关系是合法的。为证明被告主张，其提供了询问笔录、柳林西治超点人员脱岗问题的调查报告、关于下发《机关部门职责》《管理办法》《考核办法》的通知、《考勤管理办法》《治超管理规范化手册》、关于印发《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治超工作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设立集团公司16个高速公司分公司的通知、关于印发《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异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其中询问笔录、调查报告用以证明2018年4月5日至8日期间柳林检测点当班人员存在长时间脱岗事实，原告高卫东三天均未到岗，其虽陈述曾打电话请假，但没有证据。《治超管理规范化手册》第1页、第13页、第17页20条、第19页38条、第23页，《考勤管理办法》第2条、第9条用以证明原告对《治超管理规范化手册》是知情的，原告在未履行任何书面请假手续且存在脱岗事实的基础上，被告吕梁高速依据规范性文件和公司规定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 针对被告吕梁高速的主张和证据，原告高卫东辩解称，对询问笔录和调查报告有异议，询问笔录有交接班人员不属于脱岗。原告当初曾向治超办常务副主任胡振龙电话请假且后补了假条，但询问笔录上未写，该起事件发生在原告请假期间。对被告提供的其余证据，原告并未见过且和本案没有关联，可能是后补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高卫东为证明请假的事实提供了请假条。针对该请假条，被告吕梁高速质证称，对请假条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关于胡振龙本人的签字无法核实、不予认可，原告应提供胡振龙批准请假的权限。询问笔录中没有提到书面的请假，后期补假条的事情没有陈述，事隔10天如果补过假条原告应当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所以被告认为原告没有按照程序请假。 本院认为，山西省吕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关于下发《机关部门职责》《管理办法》《考核办法》的通知、《考勤管理办法》《治超管理规范化手册》、关于印发《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治超工作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设立集团公司16个高速公司分公司的通知、关于印发《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异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上述文件对全公司发布，程序符合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属公司规章制度，应当在公司范围内具有约束力。 本案认定原告高卫东是否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关键在于认定原告高卫东是否长时间脱岗且未履行书面请假手续。关于原告提供的请假条，本院庭后与胡振龙（事发时系治超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进行了核实，其陈述，原告高卫东当时确实通过电话向其请假3天，事后补了假条，他最长能批准三天之内的假期，三天之外的假期就得找分管领导批准。至于通过电话请假，是因为治超人员均在治超点工作，因为请假来回跑不合适，一般都是电话请假，事后补假条。至于请假条在个人手中，是因为请假情况与工资待遇挂钩，故请假条一般都在自己手中。当时调查不是由其负责，原告高卫东请假一事调查组也从未向其核实。原、被告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同时《治超规范化管理手册》请销假制度第6条规定，公司各治超点请假条应随同检测点当月考勤于下月三日前报回治超办公室。上述规定能够与胡振龙、原告高卫东陈述相印证，故对该请假条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吕梁高速虽主张，在和原告高卫东做询问笔录已事隔十天，如果补过假条应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本院认为，被告吕梁高速作为用人单位，在认定劳动者是否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时，应本着审慎的原则，在对原告高卫东的询问笔录中，在原告高卫东已经提出和胡主任电话请假情况下，应继续调查了解。被告吕梁高速在未进行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草率认定原告高卫东未履行请假手续且脱岗，缺乏事实依据，故对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吕梁高速要求原告高卫东提供胡振龙批准请假权限的证据。本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除名、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引发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故对被告的上述要求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吕梁高速在未做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在原告高卫东请假期间认定原告高卫东长时间脱岗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进而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现原告高卫东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被告吕梁高速作为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高卫东虽未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但其作为柳林西治超检测点主任，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原告高卫东的工资待遇与其可能承担的责任相关联，故在被告吕梁高速未对原告高卫东的责任作出决定前，本院暂无法支持原告关于补发工资的主张。关于补偿金的主张，因双方已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原告的此项主张已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高卫东与被告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南高速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自2018年4月18日起继续履行； 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南高速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武庆海 人民陪审员  马俊珍 人民陪审员  高媛霞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何梦竹 第1页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