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民再1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住所地承德市双桥区东大街3号。 负责人：张拥军，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克，该分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佳星，河北双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承德市开发区环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承德市开发区庄头营承栗公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蔡长仓，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朴淑梅，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承德晶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承德市开发东区阪禾公司西区院内。 法定代表人：张国成，该公司经理。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国成，男，1967年4月5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双桥区。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沈立侠，女，1968年7月21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双桥区。 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承德分行）诉原审被告承德晶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鑫公司）、承德市开发区环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达公司）、张国成、沈立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冀0802民初5460号民事判决。中行承德分行不服，提起上诉。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冀08民终63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中行承德分行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2019）冀民申844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中行承德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克、孙佳星，被申请人环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朴淑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银行承德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晶鑫公司偿还原告贷款本金8928456.65元及截止到2018年11月7日的利息10532.49元，之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继续计算；2、被告环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张国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被告沈立侠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律师费180000.00元由四被告连带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12月6日，原告与被告晶鑫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协议》，约定原告同意向被告晶鑫公司提供授信额度为9000000.00元，具体种类为贸易融资额度的贷款。同日，原告与被告张国成、沈立侠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张国成、沈立侠为被告晶鑫公司9000000.00元限额内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发生期间届满2年。同时约定，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2017年12月6日，原告又与被告环达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内容与上述原告与张国成、沈立侠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致的格式文本。被告环达公司在保证人处加盖公章，但因法定代表人蔡静不在承德，故当日未签字。该合同生效条款明确约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生效”。庭审中，原告提交了由“蔡静”签名并加盖被告环达公司公章的合同，被告环达公司提出对“蔡静”签名真实性的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双方共同选定的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对涉案笔迹进行鉴定。该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确认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蔡静”签字与样本非一人书写。在签订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前的2017年8月22日，被告环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担保决议，决议为被告晶鑫公司向原告申请贸易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具体决议如下：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2担保授信额度：贸易融资授信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000000.00元整；3、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4、担保款项用途，以签订的借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为准。授权蔡静同志（签字样本为：蔡静）就本公司为晶鑫公司向中国银行承德分行申请贸易融资授信提供担保进行谈判的全权代表，其有权力和资格代表公司谈判，签订担保合同等担保文件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股东会成员蔡静、杨晓凤签字。被告环达公司将该股东会担保决议及公司2017年10月财务报表、信用信息查询报送授权书、审计报告送交原告。原告持有上述材料及被告晶鑫公司的贷款申请手续向上级审批。经批准后，原告与被告公司签订了上述《授信额度协议》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据被告晶鑫公司申请，原告四次向晶鑫公司发放商业发票贴现贷款8940000.00元，其中2018年4月27日发放2140000.00元，到期日2018年10月8日，2018年5月25日发放2800000.00元，到期日2018年11月7日，2018年6月27日发放2000000.00元，到期日2018年12月7日，2018年7月27日发放2000000.00元，到期日2019年1月9日。上述四笔贷款综合报价均执行5.655%，逾期费率执行5.8725%。2018年10月8日，第一笔贸易融资到期后，被告晶鑫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原告扣收了被告晶鑫公司11543.35元，剩余2128456。65元没有清偿。随后第二笔，第三笔款项到期，被告晶鑫公司均未偿还。原告依据《授信额度协议》约定宣布贸易融资协议全部贷款到期。 另查明，被告晶鑫公司曾于2015年，2016年两次与被告晶鑫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协议》，授信额度均为9000000.00元，均由被告环达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双方签订了2015年及2016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本案所涉借款系被告晶鑫公司偿还2016年旧债后所借新债。在本案讼争借款到期后，原告公司人员于2018年10月31日16时42分与被告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蔡静通电话，电话时长1分23秒。通话内容为催索借款。蔡静陈述已经催过张国成，但问原告工作人员还欠多少钱，原告陈述欠款近9000000.00元。蔡静同意向张国成催索款项。查明，原告2018年11月12日与河北双恒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双恒律师事务所为原告与本案被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代理，原告同意向该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180000.00元。协议签订后，该所律师孙佳星到庭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晶鑫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原告按约提供借款本金，被告晶鑫公司未按约还款，已经违反双方合同约定，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上述借款原告分四笔出借，其中前三笔均已届清偿期，被告晶鑫公司未按时还款，第四笔借款约定还款日为2019年1月9日，虽未到期，但根据双方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原告有权基于被告晶鑫公司的违约行为而主张全部贷款提前到期，故原告主张被告偿还上述四笔借款本金8928456.00元及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协议约定，合同期内利率为5.655%，期满后为5.8725%。庭审中，被告晶鑫公司及被告张国成、沈立侠对上述尚欠本金及利息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张国成、沈立侠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亦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有三项，一为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是否应予支持。本院认为，原告与河北双恒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所律师已经依据合同约定履行出庭参加诉讼等相关合同约定义务，且原告与被告晶鑫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亦明确约定了违约方有权向相对方主张实现债权的费用，且原告主张数额低于河北律师收费办法确定的允许收费的金额，故该笔费用由被告晶鑫公司承担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二为被告环达公司是否应该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经过庭审可以确认，原告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人处公章为被告环达公司加盖，但法定代表人蔡静的签名非本人所签。审查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为“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印章之日生效”。本院认为，该合同系原告提供的格式文本，且与2015年、2016年提供的文本一致。原告提出环达公司在合同中盖章即视为该公司同意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定代表人签字与否并不影响合同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规定，该合同约定在代表人签字并盖章生效，且在尾部专门设定了双方加盖公章及负责人签字的栏目。签字与盖章系并列关系，只有在签字与盖章均具备的条件下合同方可生效。被告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在协议中签字，不具备合同生效的条件。原告主张被告环达公司在与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前，已经出具股东会议决议，同意为被告晶鑫公司向原告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向原告提交了财务报告、审计报告等资料。视为同意担保。本院认为被告环达公司提供上述材料系其与被告就保证担保问题进行磋商的过程中提供，股东会决议内容并非担保合同全部内容，是否最终担保取决于公司最终的意思表示，以其与原告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另外原告提出被告张国成带原告业务人员找到“蔡静”，由其在保证合同中签字，对于签字人是否为蔡静系被告张国成过错，庭审中被告张国成否认了这一事实。本院认为，即使原告的陈述真实，其也不能免除原告的相关责任，作为专业金融机构，面签系其必须遵守的行业规范，原告有义务对签字人的真实身份进行核实，其未进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为被告环达公司主张因原告私自伪造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侵犯蔡静的姓名权，其次系对环达公司的民事欺诈，导致被告环达公司被迫应诉，花费必要的律师代理费而主张原告赔偿其各项损失783520.00元，因与本案并非同一事由，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承德晶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928456.65元及截止到2018年11月7日的利息10532.49元，并自2018年11月8日至付清之日继续支付利息，利率为年利率5.8725%。二、被告承德晶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的律师代理费180000.00元；三、被告张国成、沈立侠对上述一、二项给付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承德市开发区环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五、鉴定费36000.00元，由原告承担。案件受理费74372.00元、保全费5000.00元，合计79372.00元，由晶鑫公司、张国成、沈立侠连带承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提交2017年8月22日环达公司自愿为晶鑫公司贷款向上诉人审批出具的证明资料，包括信用信息查询报送授权书、股东会成员签字样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蔡静的身份证复印件、环达公司章程，拟证明环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蔡静自愿为晶鑫公司在上诉人处贷款进行保证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否则不必向上诉人提交以上文件。被上诉人环达公司、晶鑫公司、张国成、沈立侠对以上证据均不予质证。二审法院对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具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另查明，承德市晶鑫玻璃贸易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变更名称为承德晶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二审法院认为，在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与被上诉人环达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前，被上诉人环达公司向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出具了股东会担保决议，该股东会担保决议是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为被上诉人晶鑫公司审批贷款流程中需要提供的资料，在涉案贷款被批准后，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与被上诉人晶鑫公司签订了《授信额度协议》，并与被上诉人环达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具体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在被上诉人环达公司提交股东会担保决议后，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又与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且《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对股东会担保决议内容进行了变更与补充。故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不同，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依据该规定主张股东会担保决议构成保证，被上诉人环达公司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能成立。在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与被上诉人环达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明确约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该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合同生效。本合同约定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字与加盖公章是并列关系，只有在签字及盖章均具备的条件下，合同才能生效。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提交的合同中虽然签署了“蔡静”二字，但经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笔迹鉴定，确认《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蔡静”签字并非本人所签，故本院认定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具备合同生效的条件，该合同并未生效。综上，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主张被上诉人环达公司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令鉴定费由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负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中国银行承德分行在一审缴纳的保全费5000.00元，一审判决中漏判，一审法院已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8）冀0802民初5460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补正。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但承德市晶鑫玻璃贸易有限公司已变更名称为承德晶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一审法院对公司名称未进行变更，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372.00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负担。 中行承德分行申请再审称：1、原审判决对合同“不生效”和“无效”的法律意义和处理方式认识不清，将“不生效”的合同用无效的方式来处理，判决自相矛盾、逻辑错误。《最高额担保合同》并非合同法中的格式文本，其中是否为蔡静本人签字不是合同生效的必然条件。该《合同》上加盖有环达公司的印章，结合面签过程和相关录音等证据，能够证实蔡静知道并承认担保事项。即使不是蔡静本人签字，该合同仍然成立并生效。2、《股东会担保决议》构成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从该《决议》的形成背景、内容和形式看，承德中行和环达公司之间已形成保证关系。即使不再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2条第三人单方出具保证书的有关规定，环达公司也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53号判例，与本案具有高度可比性，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环达公司答辩称：1、根据双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公司代表人签字和盖章系并列关系，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下合同方可生效。而该《合同》上“蔡静”的签名经司法鉴定并非其本人所签，且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8民终3281号民事判决已认定中行承德分行构成虚假诉讼。诉讼中承德分行所虚构的面签事实和偷录的通话录音，或为单方陈述或缺乏明确指向，且均不足推翻保证合同上未签字的事实。2、案涉《股东会担保决议》仅为环达公司拟对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但担保人签约过程中有放弃签字盖章拒绝签约的权利。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2条的规定适用于独立的保证合同，即未再签订正式保证合同的情形。而该《决议》系签订保证合同前的洽商文件，不能单独作为保证合同而存在。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94号判例，与本案情形完全相同，已确立上述两项裁判原则。 本院认为，再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环达公司是否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2017年12月6日环达公司和中行承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6条明确约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该条款约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与“加盖公章”系并列关系，表明只有在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同时具备的条件下，该保证合同才生效。该约定意思表示清楚，并不存在歧义。但本案中《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虽盖有环达公司印章，而并无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签字——“蔡静”的签字经司法鉴定并非其本人所签，不具备双方约定的生效条件。故此，原审判决认定该保证合同未生效并无不当。 在双方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前，作为办理贷款担保前期风险审查阶段之审核、报批流程所需的备案资料，环达公司确曾向中行承德分行提交了公司《股东会担保决议》等文件。但其中的相关内容仅表明环达公司有拟对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愿或意向，而并非其最终的意思表示。在双方正式达成担保合意且生效之前，环达公司仍然享有放弃签字、盖章而拒绝签约的权利。即，《股东会担保决议》并不能取代《最高额保证合同》而独立具备担保合同的效力。且在双方预期及确定将来签署正式书面保证合同的前提下，《股东会担保决议》亦不属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2条关于保证合同形式的规定中“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的情形。基此，中行承德分行主张环达公司应承担本案担保责任，连带清偿案涉相关债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办理本案贷款担保事项的过程中，中行承德分行未能严格按照相关行业操作规范履行面签等职责和义务，应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中行承德分行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8民终63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俊杰 审判员  宋 威 审判员  孟 慧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蔡静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