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琼96民终5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昌文城凯大汽车修理厂，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育才小学东北面。 经营者：林海燕，女，1969年2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街**。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尉，男，1970年8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新风北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建一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园林西街农贸市场门口何美玉住址**。 法定代表人：李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森，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青艳，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邢益芬，男，197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文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成哲，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先发，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文昌文城凯大汽车修理厂（以下简称凯大修理厂）因与被上诉人海南建一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一公司）、原审第三人邢益芬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文昌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5民初1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凯大修理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尉、建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森，原审第三人邢益芬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成哲、王先发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凯大汽车修理厂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双方未签订维修车辆的书面合同，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明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关系的证据”属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车辆维修合同，但并不影响2015年至2016年间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汽车进行维修的事实。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劳动合同》，可证明涉案的邢益芬、何勉、邢勇、符永悦、郭智军、邢益道、符国尧、何瑞云、童良明、周公宝、符茂聪等人均系被上诉人员工,无论其在被上诉人公司从事何种职务,都不影响其在公司用车并有权进行车辆维修的事实,而且车辆维修的最终受益者也是被上诉人，而非员工受益。即使是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吕书纲、陈泽平和李永，也与被上诉人直接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既然不是被上诉人的员工,被上诉人何来吕书纲、陈泽平和李永与其他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理不符，唯一可解释的是与吕书纲、陈泽平和李永签订《劳动合同》的这家公司,属于被上诉人下属或者关联公司，否则被上诉人如何能提供他人的《劳动合同》。因此,根据上诉人一审所提供的《凯大汽车处理厂结算单》以及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员工离职申请表》等相关材料,完全可以证实上述人员皆为被上诉人公司员工,无论其是采购部、购销部还是饲料销售人员,甚至是监事,都不可避免的会使用公司车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将问题车辆进行维修的事实。即使在签单时,上述员工可能已经离职,但也是针对其在职期间所从事工作的确认,而上诉人作为善意第三人无法判断其是否在职。所以一审法院无视上述证据的关联性,片面的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存在长期合作关系,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对“第三人邢益芬、何勉、邢勇、符永悦、郭智军、邢益道、符国尧、何瑞云、童良明、周公宝、符茂聪等人签名的结算单对被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吕书纲、陈泽平和李永签名的结算单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可证实,第三人邢益芬的任职时间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第三人邢益芬签字的《欠款确认书》正是发生在，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的汽车维修款的2015年至2016年间。虽然上述《欠款确认书》的签署时间为2018年3月,但《欠款确认书》中所确认的内容也是第三人邢益芬对其在职期间的工作事项进行的确认。上诉人认为,第三人邢益芬作为被上诉人公司高管,并负责车辆的管理,其完全有权代表被上诉人签署《欠款确认书》,即使第三人邢益芬无权代理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第三人邢益芬的代理行为应视为有效。2、对于邢益芬、何勉、邢勇、符永悦、郭智军、邢益道、符国尧、何瑞云、童良明、周公宝、符茂聪、吕书纲、陈泽平和李永等人的签单问题。如前款所述，上述人员均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无论他们从事何种职务,都不可避免的会使用公司车辆,也不可避免的将车辆进行维修,根据一般的“谁维修、谁签字”的习惯,自然均由实际车辆使用者将车辆维修。上诉人作为善意第三人也仅能知晓上述人员为被上诉人公司员工,以往的单据也均系由被上诉人公司员工统一签字后,被上诉人派员与上诉人进行结算付清。因此上诉人有理由认为上述人员有权代表公司签署《凯大汽车处理厂结算单》，其代理行为应视为有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建一公司辩称，一、上诉人诉称答辩人拖欠汽车修理费用既无事实依据，也无合同依据，且答辩人不是适格的被告，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二、本案上诉人对结算单上记载的汽车修理费用所主张的权利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本案中，上诉人诉请结算的维修费用产生的时间大多都是在2015年至2016年初，至今已逾三年，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所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退一万步来讲，即便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汽车修理合同，但也由于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间里行使权利而致使上诉人的公力救济权归于消灭。三、上诉人提供的《欠款确认书》对答辩人不具有任何效力。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由上诉人提供模板、第三人邢益芬签字确认的《欠款确认书》，签字时间是2018年3月12日，内容是“2016年1月至12月期间，海南建一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共拖欠文昌文城凯大汽车修理厂汽车修理费人民币53075元。”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结算单来看，其修理费用多是发生在2015年期间，发生在2016年间的修理费用仅有七千多元，与《欠款确认书上》所述数额相差甚远，该《欠款确认书》的真实性有待核查。而第三人邢益芬与答辩人签订的劳动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其职务是公司董事会监事。第三人邢益芬作为答辩人董事会监事，无权代表答辩人在《欠款确认书》上签字。而且根据第三人邢益芬与答辩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其合同已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而《欠款确认书》中确认的是2016年1月至12月的修理费用，因此第三人邢益芬更加无权代表答辩人签字《欠款确认书》。四、上诉人提交的结算单及《证明书》不仅存在各种问题还互相矛盾，也与答辩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存在矛盾，因此上诉人提交的结算单及《证明书》不能对上诉人的诉求形成佐证。综上所述，上诉人将不是适格被告主体的答辩人诉至法院，其行为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利益，恳请驳回其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邢益芬述称，原审第三人是在离职后签署的确认单，因为第三人跟上诉人关系比较好，原审第三人在建一公司任职时知道被上诉人确实欠上诉人的钱，但具体数额不清楚，上诉人当时称要拿着确认单去找建一公司对账，签署确认单不代表第三人对数额的认可，欠修理款应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账为准。 凯大修理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汽车修理费人民币5307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凯大修理厂的前身为文昌文城凯达汽车修理厂，2011年8月23日变更名称为凯大修理厂，经营范围为汽车修理、汽车美容、汽车配件、代理保险业务等。被告建一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15日，法定代表人李建，经营范围为水产养殖(罗非鱼)与销售、饲料的销售等。2015年,吕书纲、邢益芬、何勉、陈泽平、邢勇、符永悦、邢益道、符国尧、何瑞云、童良明、周公宝、符茂聪、郭智军、李永等14人在原告处维修车辆，维修的17辆车均未登记在被告名下，共产生维修费用53075元。2018年3月12日,第三人邢益芬向原告出具欠款确认书,确认上述维修费用53075元系被告建一公司拖欠。原告依据上述欠款确认书等证据材料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支付上述欠款。另查明,第三人邢益芬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系被告公司员工，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担任被告公司董事会监事。吕书纲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系海南鑫群旺饲料有限公司员工。何勉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系被告公司员工。陈泽平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系文昌南森饲料有限公司员工。符永悦系被告公司业务员,于2019年9月30日离职。邢益道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系被告公司员工，担任业务经理。符国尧原系被告公司员工，于2016年12月20日离职。何瑞云自2014年1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系被告公司员工，从事蛙科销售工作。童良明原系被告公司业务员，于2017年1月9日离职。符茂聪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1日系被告公司采购部打样员。邢勇原系被告公司员工，于2016年9月30日离职。周公宝系被告公司员工，2016年10月10日仍在被告公司任职。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长期合作关系，被告是否指定原告作为被告的指定车辆维修点；2.第三人邢益芬是否有权代表被告签单确认车辆维修费用；3.原告的诉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1.关于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长期合作关系，被告是否指定原告作为被告的指定车辆维修点。原、被告双方未签订维修车辆的书面合同,原告亦未提供证明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关系的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关系,被告指定原告为其公司车辆维修点”的主张不予采纳。2.关于第三人邢益芬是否有权代表被告签单确认车辆维修费用。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17辆维修车辆均未登记在被告名下。第三人邢益芬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系被告公司员工而非法定代表人,在未经被告授权的情况下无权代表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其签名的欠款确认书亦未经被告追认,对被告不产生法律效力。同理,邢益芬、何勉、邢勇、符永悦、邢益道、符国尧、何瑞云、童良明、符茂聪、周公宝签名的结算单对被告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告未提供证明吕书纲、陈泽平、郭智军、李永系被告公司员工的证据，该4人签名的结算单与本案缺乏关联性。3.关于原告的诉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提交的结算单及欠款确认书均未约定付款期限,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原告可随时提起付款主张，故原告的诉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凯大修理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3.44元，由原告凯大修理厂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涉案车辆的维修是否形成汽车修理承揽合同关系；2、原审第三人邢益芬签署的欠款确认书对被上诉人是否具有约束力。 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形成汽车修理承揽合同关系问题。本案中，双方之间既未签订书面汽车修理承揽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达成口头协议。而吕书纲、邢益芬、何勉、陈泽平、邢勇、符永悦、邢益道、符国尧、何瑞云、童良明、周公宝、符茂聪、郭智军、李永等14人在上诉人处维修的17辆车，均未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也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所维修的车辆属于被上诉人所拥有或使用，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就涉案车辆的维修形成事实上的承揽合同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原审第三人邢益芬签署的欠款确认书对被上诉人是否具有约束力问题。原审第三人邢益芬在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期间系被上诉人公司员工且担任公司监事，而非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也未授权其与上诉人签署维修车辆费用结算的相关文书,其在本案中所签署的欠款确认书亦未经被上诉人追认,故其在本案中的行为对被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 综上所述，凯大修理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6.88元，由文昌文城凯大汽车修理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 敏 审 判 员  陈小燕 审 判 员  吴党恩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超慧 书 记 员  陈素园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