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32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好栈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邬国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恒，该公司职员。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城市家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法定代表人：吴丽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燕，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艳秋，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海军，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燕，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艳秋，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丽萍，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燕，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艳秋，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好栈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栈公司）、深圳城市家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潘海军、吴丽萍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好栈公司法定代表人邬国清及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恒，上诉人城市公司及两被上诉人潘海军、吴丽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燕、江艳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好栈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城市公司承担因其履行合同严重违约对好栈公司造成合计1029309.66元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二、判令城市公司承担因其履行合同严重违约双倍返还好栈公司所支付的定金合计458255元的赔偿责任；三、判令潘海军承担因城市公司的严重违约就好栈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向好栈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判令吴丽萍承担因城市公司的严重违约就好栈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向好栈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判令城市公司承担好栈公司因提起本案而产生的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交通费、误工费、通讯费等；判令潘海军、吴丽萍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在一审程序中违法。在一审当中，好栈公司依据法定程序和要求及时向人民法院起诉并递交了起诉状和证据，但直至庭审开始前的那一刻好栈公司都没有收到法院转来的答辩状和证据。在庭审开始后，好栈公司才当庭收到法院转来的对方答辩状和三份微信聊天记录的复印件。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的行为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等相关条款的规定，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的这种行为严重损害好栈公司的诉讼权利，是一种典型的“赖诉”行为。因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的这种随意性以及对法庭和法律规定的蔑视，造成事实上在庭审中，因法庭需要查明真相，就必然要在庭审中对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耗费大量宝贵时间进行沟通和询问，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却可以随性地通过言语技巧对审判人员进行误导和迷惑，从而达到其转移庭审人员对重要事实的认定，进而转移案件中的焦点，转移庭审人员的注意力的目的，既不利于查明事实、解决纠纷，又严重侵害好栈公司的诉讼权利和利益。本来司法资源和有限的庭审时间对于双方都比较宝贵，双方基于通过平等的诉讼权利来解决纠纷，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的行为，造成庭审时好栈公司损失部分的事实以及城市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事实未查清。二、一审当中关于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是否因法人人格否认而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认定事实不清。（一）关于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之间法人人格否认的事实，一审中好栈公司承担了初步的证明责任，指出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之间存在公款私存的事实，并进行了举证，说明了理由。潘海军和吴丽萍是夫妻关系，且是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其中吴丽萍除了是城市公司的股东，还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知道也应当知道该公款私存的行为将要产生或会要产生的法律后果，其在一审过程当中也向法院表明与潘海军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因此理应承担连带责任。（二）公款不能私存除了是被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还是一项基本常识。作为一家有独立法人人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之所以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是，股东自履行了出资义务的那一刻起，其出资的财产归属于公司，股东取得的是相对应的决策权、经营管理权和分红的权利，进而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才相互独立，各自对外承担的责任才相互独立。公司将公款私存于潘海军个人的账户上，先不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其它要求，以及股东是否挪用、挤占公司财产造成公司债务承担能力、合同履约能力的下降，该行为起码无法避免股东因个人原因，其财产和账户被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结果发生，这种行为本身就有导致法人的合法财产被损害的可能，进而造成与之签订合同的守约方不能依约按时按量依法取得合同利益的情形，在本案中好栈公司也确实因为城市公司违约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好栈公司在本案中承担了初步的证明责任，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理应提出反证，但其并未提出。并且因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其在诉讼过程中程序违法，从而轻松地在庭审时耗费大量宝贵时间误导和迷惑审判人员，造成审判人员未对此事实进行查明，进而对该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因此，好栈公司无法接受该相关判决。（三）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结合会计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三章、第七章第五十条的规定，以及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准则》当中对于“收入”的确认四项同时必备条件等相关规定，作为一家具有法人人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必须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制规范和统一的财务账簿，形成统一的财务信息，这属于法律的强行性规定。法人人格否认的法定情形中包括财产混同、股东过度控制、利用公司逃避义务、利用合同逃避责任等，从公司制作的统一的财务信息中是可以区分法人财产和股东个人的财产是没有混同的。本案中，好栈公司与城市公司之间是签订了经济合同，并且好栈公司依约给付了合同款项、尽到了应尽的合同义务的。既然一审不认定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之间存在法人人格否认，那么该笔款项就应当依法被计入城市公司当期的应税收入当中；如果没有计入当期收入，首先是一种违法违规行为，更是说明了该公司财产与其股东财产高度混同。时至今日，好栈公司仍然没收到城市公司所开具扣税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此，好栈公司怀疑该笔收入未被其计入当期应税收入当中，而是被其在该期间挪作他用或被挤占、私分，从而造成城市公司在签订合同后，没有能力及时在该期间内履约，没有充足的资金用以备货、发货、安装、交付等，没有尽到应尽的合同义务，从而给合同守约方的好栈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产生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和社会矛盾，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因此，好栈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调取城市公司于2017年3-9月期间向税务机关申报的《纳税申报表》以进行查证，查明其在该期间是否将该笔款项计入应税收入。如果城市公司在该申报期间向税务机关申报的《纳税申报表》中应税收入部分有相对应的数额，或合计申报的数额与合同金额基本相等，好栈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当中不认定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之间发生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况，可以被理解。反之，该期间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的《纳税申报表》中的应税收入部分没有与双方签订的合同金额或好栈公司所支付的款项相对应的数额，潘海军、吴丽萍无法解释其之间发生的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形，理应对给好栈公司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一旦有此行为存在，那么不仅损害作为合同守约方的好栈公司的利益，更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但好栈公司本案当中此意，并不是针对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是否有偷税、漏税或逃税的行为，也不针对城市公司的应纳税款，以及是否有纳税和完税的行为，只是针对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之间因法人人格否认所存在行为，给作为合同守约方的好栈公司在尽到合同义务后未及时获得合同带来的利益和因为城市公司违约造成的损失查找原因。（四）好栈公司在一审当中，就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之间的法人人格否认的事实，尽到了初步证明责任。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若否认，应当由其反证，然而他们没有提供证据进行反证。关于好栈公司对上述新证的举证，由于无法获得，因此特向法院申请从税务机关调取，以进行查证。三、一审所认定的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违约的事实清楚，但判决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应承担的赔偿数额畸轻，适用法律错误。（一）好栈公司与城市公司之间签订的《酒店家具装修合同》中明确约定，签署的依据是我国合同法。好栈公司向城市公司支付的定金，是按合同金额的30%所支付，主张的“定金罚则”是依据合同金额的20%所主张；好栈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罚则”应当以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之和的数额主张，但好栈公司为尽量化解双方纠纷，节省宝贵的司法资源，仅仅只以直接经济损失主张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对此进行赔偿。既然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已经查明城市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当中违约，给合同守约方造成了经济损失，判令城市公司承担赔偿数额，理应在“定金罚则”和“违约金罚则”之间，即应在458255元和1029309.66元之间才属有法可依。一审判决仅以违约金5666元×城市公司所违约的天数132天，判令城市公司支付共计80451元。这对于好栈公司来说，仅仅获得了法庭对城市公司违约事实的认定，但城市公司因履行合同时严重违约行为给好栈公司造成的重大损失，却没有尽到赔偿责任。（二）一审认定的合同履行的事实为：至好栈公司最后一次即2017年8月7日支付进度款时，城市公司的交货比例一直严重不足，且仅有第一批货物于2017年5月19日在约定的期限内交货，故城市公司的交货明显存在迟延违约行为。至于截止2017年9月19日城市公司累计完成施工比例85%已超过合同约定的安装完成70%，但好栈公司支付合同金额未达90%，其是否构成货款支付迟延的问题，因此时好栈公司累计支付货款比例88%已超过累计到货比例85%，故可认定好栈公司并不构成货款支付迟延。换言之，只有在城市公司完成全部交货的情况下，安装完成70%时，好栈公司才需支付至合同金额90%。综上，城市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交货迟延的违约行为。（三）同时，本案的诉讼起因，是城市公司违约引发的。因此，好栈公司主张不应由合同守约方承担与本案诉讼相关的费用，应由违约的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承担。（四）城市公司履约时严重违约。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之间存在的法人人格否定的事实，造成城市公司履约能力的降低，给合同守约方的好栈公司带来的经济损失。收取合同尾款时又违背合同约定，不尽合同约定的义务，反而向守约方提出“不给付尾款，就不发剩余的货物、不安装”的无理要求，以此威胁守约方先给付剩余的尾款，即便守约方迫于尽早能够开业经营的心态，提前向其支付了款项，城市公司仍旧照样拖延。城市公司于审判过程中，又违反法定程序，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按法律规定和法庭要求，尽其应尽责任，及时提供答辩状和证据，通过技巧搞突袭赖诉，严重损害了好栈公司平等的诉讼权利，严重蔑视法律和法庭的权威和尊严。因此，好栈公司提请法院关注其一系列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城市公司应当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不能通过技巧躲避法律责任。请求二审法院给予好栈公司正当、公平、公正的权利，对于本案的纠纷的各方当事人给予公正、公平、客观的判罚。针对好栈公司的上诉，上诉人城市公司及被上诉人潘海军、吴丽萍答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好栈公司主张程序违法没有事实依据。（一）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递交了证据。如好栈公司认为需要延长质证期限的，可以向法院提出，但好栈公司并未提出延长质证期间，并对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提交的证据予以质证，视为其放弃申请延长质证期限。（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因此，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是否在答辩期限内答辩，不影响一审的审理。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法庭辩论阶段，被告及诉讼代理人可以进行答辩。因此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未在庭前提交答辩意见，亦不能剥夺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依法答辩的权利。二、本案纠纷与潘海军、吴丽萍无关，本案不存在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形，潘海军、吴丽萍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一）一审庭审中，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从未向法庭确认潘海军及吴丽萍的关系，好栈公司无中生有，潘海军与吴丽萍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二）好栈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赔偿责任，系好栈公司与城市公司之间的纠纷，好栈公司与城市公司才是合同权利义务的主体，潘海军、吴丽萍不是合同相对方，与本案无关。（三）城市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潘海军只是股东之一，未在城市公司中担任任何职务。城市公司使用潘海军的账户作为收款账户，属于城市公司内部财务管理范畴，并不能因此认定为法人人格否认，双方的合同自始至终都是由城市公司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并且，好栈公司所主张的损失并非城市公司委托潘海军的账户作为收款账户造成的，两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并不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好栈公司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潘海军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好栈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吴丽萍虽然系城市公司的股东之一及法定代表人，但吴丽萍并没有法人人格混同的行为，其资产并未与公司资产混同，好栈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吴丽萍存在与公司资产混同、法人人格混同的情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反观好栈公司，其以股东之一王某某的个人账号作为付款账号，其对城市公司、潘海军、吴丽萍的指控，亦适用于其自身，与其提交的证据5关于付款的《授权委托书》自相矛盾。因此，好栈公司主张潘海军、吴丽萍承担责任，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所主张的财务、税务问题，并非本案的诉争内容，亦不是民事诉讼受理的范畴。三、好栈公司未遵守合同约定，迟延支付合同款，违约在先。同时，由于施工现场迟迟不具备核量尺寸条件或送货、安装条件，以及好栈公司在工期内新增及变更订单，导致工期延期。工期延期并非城市公司原因造成的，好栈公司因此产生的损失，与城市家具公司无关，不应由城市公司承担。四、好栈公司未按预期开业，存在多方因素，并非城市公司造成的。根据城市公司一审提交的维也纳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多项工程均存在延期的情况，现场施工状况不断。2017年7月，尚有多项工程仍未完工，酒店于2017年8月15日才进行消防验收（消防验收与城市公司的家具安装无关）。好栈公司未能按预期开业，并非城市公司造成的，而是由于现场其他工程施工进度滞后导致的。五、城市公司已经按结算书约定，在2017年9月29日完成发货及家具安装义务，好栈公司无权主张经济损失。城市公司与好栈公司在2017年9月26日进行了两次结算，第一次结算对账确认金额后，好栈公司提出再次签订结算书，即好栈公司提交的《深圳市好栈酒店有限公司木制品家具结算书》。该结算书系对双方履行合同的补充及变更，系双方达成的新的合意，且结算书版本系由好栈公司提供，好栈公司在签订结算书时，并未提出任何的经济损失赔偿，反而确认于2017年9月27日支付余款，即视为对双方此前的合同履行予以认可。城市公司收到好栈公司支付的余款后，按照结算书约定于2017年9月29日将剩余的活动家具发货给好栈公司，好栈公司于9月30日凌晨收到全部活动家具。城市公司已经按结算书约定履行完毕，好栈公司无权再主张经济损失。六、好栈公司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好栈公司主张双倍返还定金，城市公司已经按合同约定及结算书约定，履行了送货及安装义务，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好栈公司主张双倍返还定金没有法律依据。（二）关于好栈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如前所述及城市公司上诉状所述，工期延期并非城市公司造成的，且好栈公司存在迟延支付合同款，违约在先，城市公司已经按合同及结算书约定履行送货及安装义务，好栈公司主张的损失不应由城市公司承担。七、好栈公司根据施工现场的情况，明知未能在2017年6月开业，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因此产生的损失。施工现场至2017年8月15日才通过消防验收，在此之前，尚有多项工程未完成，根本不具备开业的条件，好栈公司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因此产生的损失。且好栈公司于2017年9月1日开业，城市公司剩余未发货的部分活动家具，不影响好栈公司的正常经营。综上，好栈公司有先行违约行为，导致工期延期的责任不在于城市公司，双方已经作出最终结算，达成新的合意，城市家具公司按结算约定履行义务，好栈公司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与城市公司无关。潘海军及吴丽萍均是城市公司的股东，好栈酒店公司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潘海军及吴丽萍存在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的情形，也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损失与潘海军、吴丽萍存在因果关系，其主张不应采信。好栈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上诉人城市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好栈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好栈公司承担上诉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对于本案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结算方式为城市公司每批出货前好栈公司支付“已交货金额”的80%,明显与合同约定相违背，且均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城市公司与好栈公司签订的《木制品家具销售合同》第四条第2项明确约定：“甲方在下批出货前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80%(含预付款及后增金额）。”该条约定并未明确指出支付“该批货物”金额的80%或“已交付货物”金额的80%，而在一审庭审中，关于结算方式的争议，城市公司主张是出货前，好栈公司应当支付“合同总金额”的80%,而好栈公司主张是出货后，其才应支付货款。双方均没有主张该条款的理解为“该批货物”金额的80%或“已交付货物”金额的80%。另外，结合合同第四条第1项约定“后增木制品经甲方签字确认及付款后，乙方方可制作，不付款视为不须制作”，可以推定双方的货款结算方式应为：好栈公司先付款，城市公司再行制作及送货。因此，第四条第2项的理解应为城市公司出货前，好栈公司应支付“合同总金额”的80%，而非一审法院主观认为的“已交货金额”的80%。二、好栈公司未按合同约定，迟延支付合同款，违约在先。根据合同第四条约定，城市公司在下批出货前好栈公司支付合同金额的80%,安装完成70%支付合同金额的90%，安装完成100%支付合格金额的97%，如有新增木制品须好栈公司签字确认及付款后，城市公司方可制作，不付款视为不须制作。（一）城市公司2017年4月15日发货11楼、12楼样板房家具并开始安装，5月10日发货12楼样板房家具，5月12日发货10楼、11楼家具并安排人员安装。根据合同约定，好栈公司至少应当在2017年5月12日前支付货款572818.8元（1145636元×80%-343690元），在城市公司的催促下，好栈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支付40万元，2017年7月12日支付15万元，尚欠2万多元进度款，截止8月7日，好栈公司才将80%的合同款支付完毕。因此，好栈公司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的支付期限，其违约在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因此，在好栈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的情况下，城市公司有权暂停履行发货义务。然而，城市公司在好栈公司未履行支付义务之前，城市公司为避免工期延误，依然向好栈公司发货。（二）2017年9月26日，好栈公司与城市公司对工程进行结算，确认工程总额为1133111.6元，已付款项993690元，尚不足工程款的90%。而此时，城市公司安装完成远超过70%,按照合同约定，好栈公司需付至合同金额的90%，但好栈公司仍有差额未付，好栈公司再次违反了先履行义务。（三）根据合同约定，新增订单须先付款，后制作，但好栈公司在新增订单的同时，并未按约定支付相应对价。好栈公司的迟延行为不但属于违约行为，且根据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好栈公司如未按合同结算和期限付款，须按未付款金额的千分之五支付城市公司违约金。三、一审法院直接忽略本案的另一争议焦点，即好栈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变更、新增订单，以及施工现场原因导致的工期迟延的情况。庭前城市公司提交了大量关于此争议焦点的证据，且好栈公司也当庭承认此项证据的真实性。工期迟延并非城市公司原因造成的，城市公司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的迟延期间没有事实依据。（一）好栈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变更、新增订单，因此导致工期迟延的责任不在城市公司，不应由城市公司承担该期间的损失或违约责任。根据施工现场的基层工程变更，好栈公司将原来的22个衣柜变更为18个挂衣板，导致城市公司需要重新生产。2017年5月15日（详见城市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3第7页，微信摘要24)、2017年6月12日（详见城市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3第39页，微信摘要28)好栈公司均有新增工程，直至7月5日，好栈公司仍有新增活动茶水台的订单（详见城市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2第12页，微信摘要23)。（二）施工现场不具备核量尺寸的条件，导致图纸未能及时确定，家具生产相应迟延。合同签订后，城市公司即安排员工到施工现场核量尺寸，但现场仍在打墙改造，根本不具备核量尺寸的条件，城市公司只能根据施工进度核量尺寸，因此好栈公司于2017年4月8日才确认部分工程的深化图纸（详见城市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4维也纳现场陈伟彬与城市公司员工曾工微信聊天记录），城市公司于2017年5月1日才能完成核量10楼、11楼的衣柜尺寸（详见城市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1第122页，微信摘要10)。而12楼、13楼的改造工程未完成，尚不具备核量尺寸条件，导致12楼、13楼的图纸在5月31日才确认。房间新增订单的图纸好栈公司于2017年7月5日才最终确定（详见城市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2第12页，微信摘要23),电梯轿厢尺寸及图纸在2017年7月中旬好栈公司才确定（详见城市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3第57页，微信摘要32)。（三）施工现场不具备家具送货、安装条件，导致家具安装工程延期。涉案酒店属于老楼改造，必须先完成基层工程，再行安装家具。2017年5月9日，酒店10楼、11楼才具备安装条件，12楼、13楼仍在旧楼改造（详见城市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1第140页，微信摘要11)。城市公司在安装过程中，因工地停电、漏水、基层工程的变更、前置工程未完工及好栈公司提供的安装配件未到位的情况，导致安装工程也是断断续续的。同时，墙面不平、不直，也增加了城市公司安装难度。（四）施工现场尺寸的变更，导致家具二次生产。城市公司核量尺寸后即下单生产，但施工现场基层有变更，导致家具需要二次生产。2017年5月16日，城市公司在安装10楼、11楼的入户门时，发现门洞尺寸太大，与原核量尺寸不一致，城市公司要求好栈公司修改门洞，以符合安装条件，后经双方协商，由城市公司返工修改门的尺寸（详见城市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1第169页，微信摘要12)。12楼、13楼的安装工程，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的迟延交货期间自2017年6月1日起算。但在该日期之后，2017年6月12日、2017年7月5日好栈公司仍有新增的订单，2017年7月仍有尺寸及深化图纸需要好栈公司确认，一审认定的交货期限，城市公司根本不可能完成全部交货，工期迟延的原因系好栈公司造成的，并非城市公司的原因。城市公司不应因此承担违约责任。城市公司在2017年9月29日完成了全部交货义务及安装义务，而一审法院将迟延交货期间计算至2017年10月10日，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四、城市公司已经按《深圳市好栈酒店有限公司木质品家具结算书》约定，完成发货及家具安装义务，好栈公司无权主张经济损失。好栈公司与城市公司在2017年9月26日进行了两次结算，第一次结算对账双方签订了《深圳城市家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结算对账明细表》确认结算金额，其后好栈公司提出再次签订《深圳市好栈酒店有限公司木制品家具结算书》，约定好栈公司于2017年9月27日支付余款105428.25元，城市公司在2017年10月10日全部到货并完成安装。对账明细表及结算书作为主合同的附加约定，签订在后，系双方新的合意，双方应按照对账明细表及结算书约定履行。而对账明细表及结算书并未提及任何违约责任，好栈公司亦未主张任何损失。城市公司在收到好栈公司余款后，于2017年9月29日将剩余的活动家具发货给好栈公司，好栈公司于2017年9月30日凌晨，收到全部活动家具，好栈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亦确认上述事实，城市公司已经按结算书约定履行完毕，好栈公司无权再主张经济损失。事实上，一审庭审中，双方仅对一扇门的定性和交付时间存在异议，城市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向法庭说明该扇门系返修门，系城市公司履行质保期服务的内容，城市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3第92页、93页的对话内容，可以显示因酒店不具备切割及上油漆的条件，门需要拿回城市公司处进行返修，并非属于迟延交货。五、好栈公司未按预期开业，存在多方因素，并非城市公司造成的。根据城市公司一审提交的维也纳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即证据1),多项工程均存在延期的情况，现场施工状况不断，2017年7月，尚有多项工程仍未完工，酒店也于2017年8月15日才进行消防验收，好栈公司未能按预期开业，并非城市公司造成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违背了城市公司与好栈公司的合同约定，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故意忽视家具迟延交付的客观原因，未从事实出发，加重了城市公司的责任，严重偏向好栈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城市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针对城市公司的上诉，上诉人好栈公司未提交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城市公司违约132天的事实非常清楚，在这基础上好栈公司认为不足的是对于好栈公司的损失赔偿部分，与好栈公司的实际损失差距太大，好栈公司希望法庭能够在赔偿数额上参考好栈公司的实际损失，给予公正的判定。好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城市公司承担因其履行合同严重违约，对好栈公司造成合计1029309.66元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二、城市公司承担因其履行合同严重违约，双倍返还好栈公司所支付的定金合计458255元的赔偿责任；三、潘海军承担因城市公司的严重违约，就好栈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向好栈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吴丽萍承担因城市公司的严重违约，就好栈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向好栈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城市公司承担好栈公司因提起本案而产生的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交通费、误工费、通讯费等；潘海军、吴丽萍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20日，好栈公司（采购方）与城市公司（供应方）签订《木制品家具销售合同》，就好栈公司将维也纳智好酒店（深圳罗芳店）木制品项目交由城市公司生产供货及安装约定如下主要内容：合同暂定价为1145636元；合同签订后，城市公司深化图纸经好栈公司确认并签字后，城市公司50天内（即2017年5月31日前）完成所有木制品的发货，双方可约定分批次交货，城市公司如不能按双方约定的期限按时交货，应及时通知好栈公司，经好栈公司书面同意，视为交货时间变更；签订本合同后的3个工作日内好栈公司向城市公司支付合同金额30%预付款作为定金；城市公司出货，好栈公司到城市公司工厂验收货物，好栈公司在下批出货前向城市公司支付合同金额的80%(含预付款/后增金额）；城市公司安装完成70%,好栈公司向城市公司支付合同金额的90%(含预付款/后增金额）；城市公司安装完成100%,好栈公司向城市公司支付合同金额的97%(含预付款/后增金额）；城市公司如不能按本合同约定期限交货，按合同金额的千分之五支付给好栈公司违约金；如好栈公司未按合同结算和期限付款，按未付款金额的千分之五支付给城市公司违约金；业务进行中有关文件、家具清单及图纸、报价单、增补和变更协议，来往信函及电子邮件均作为合同的有效附件，具有同等效力。该合同尾部城市公司方落款处标注了收款账户为潘海军名下的平安银行深圳水贝珠宝支行的银行账户。合同签订后，好栈公司委托案外人王某某于2017年2月23日向前述合同约定的潘海军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家具定金343690元。随后，好栈公司又分别于2017年5月19日、2017年7月12日和2017年8月7日支付了进度款400000元、150000元、100000元。另查，2017年9月26日，好栈公司与城市公司签订《深圳市好栈酒店有限公司木制品家具结算书》，约定内容如下：经核对，现双方将此工程进行结算，好栈公司对剩余款项进行核准支付，城市公司在收到余款项后，履行按质按量尽速完工的义务。合同总金额1133111.6元，质保金33993.35元。好栈公司已经付款给城市公司共计993690元，包括2017年2月23日343690元、2017年5月19日400000元、2017年7月12日150000元、2017年8月7日100000元。工程到货、安装情况及进度确定：1.2017年3月24日双方确定图纸及色板；2.2017年5月19日到货比例20%；3.2017年6月15日到货比例20%,累计到货比例40%,完成施工比例10%，累计完成施工比例10%；4.2017年7月20日到货比例10%，累计到货比例50%，完成施工比例30%,累计完成施工比例40%；5.2017年8月15日到货比例30%，累计到货比例80%,完成施工比例30%,累计完成施工比例70%；6.2017年9月19日到货比例5%，累计到货比例85%，完成施工比例15%，累计完成施工比例85%；截止2017年9月19日尚未到货比例15%，未完成施工比例15%。现好栈公司要求城市公司在2017年10月10日前全部到货，并按质按量完成全部安装。双方确认到9月27日，好栈公司将余款105428.25元给付城市公司。随后，双方均按结算书的约定履行了支付余款与最后送货安装义务。城市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确认，除了合同金额3%的质保金33993.35元未支付外，好栈公司已付清合同其余款项。又查，好栈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8日，早于涉案结算书确定的城市公司剩余货物的最后送货及安装期限2017年10月10日。城市公司的股东为潘海军（出资比例为50%)和吴丽萍（出资比例为50%)，并由吴丽萍担任总经理、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好栈公司与城市公司之间签订的《木制品家具销售合同》及《深圳市好栈酒店有限公司木制品家具结算书》均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城市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二是假如城市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其应承担的赔偿损失数额如何确定。关于第一个焦点，双方在涉案结算书中确认了好栈公司支付定金和进度款的经过，以及城市公司送货、安装的进度情况，该等内容可作为双方实际履行合同过程的参照。合同约定城市公司应在2017年5月31日前完成所有木制品的发货，允许城市公司分批次交货，但又约定好栈公司应在出货前到城市公司工厂验收货物，并在下批出货前支付合同金额的80%，该两项约定内容存在货款结算方式理解上的分歧，考虑到好栈公司已支付总金额30%作为定金的事实及好栈公司先验货、城市公司分批次交货的约定，一审法院认定货款结算方式应为城市公司每批出货前好栈公司应支付已交货金额的80%(含预付款），而非好栈公司预先支付合同金额的80%(含预付款）后城市公司再分批交货。根据前述认定的货款结算方式及涉案结算书确定的实际履行情况，在好栈公司2017年5月19日支付进度款400000元时，累计支付合同金额比例为（400000元+343690元）/1133111.6元=66%,而城市公司截至2017年6月15日的累计到货比例仅为40%；在好栈公司2017年7月12日支付进度款150000元时，累计支付合同金额比例为（400000元+150000元+343690元）/1133111.6元=79%,而城市公司截至2017年7月20日的累计到货比例仅为50%；在好栈公司2017年8月7日支付进度款100000元时，累计支付合同金额比例为(400000元+150000元+100000元+343690元）/1133111.6元=88%，而城市公司截至2017年8月15日的累计到货比例仅为80%。由此可见，至好栈公司最后一次即2017年8月7日支付进度款时，城市公司的交货比例一直严重不足，且仅有第一批货物于2017年5月19日在约定期限内交货，故城市公司的交货明显存在延迟违约行为。至于截止2017年9月19日城市公司累计完成施工比例85%已超过合同约定的安装完成70%,但好栈公司支付合同金额未达90%，其是否构成货款支付迟延的问题，因此时好栈公司累计支付货款比例88%已超过累计到货比例85%，故可认定好栈公司并不构成货款支付迟延。换言之，只有在城市公司完成全部交货的情况下，城市公司安装完成70%时，好栈公司才需支付至合同金额的90%。综上，城市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交货迟延的违约行为。关于第二个焦点，合同约定，城市公司如不能按本合同约定期限交货，按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五支付好栈公司违约金。结合涉案结算书确定的合同总金额1133111.6元，城市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违约金数额仅为5666元。但考虑到涉案木制品项目系用于维也纳智好酒店的装饰装修，如城市公司迟延交货势必会影响到酒店的按时顺利开业，故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明显不足以弥补城市公司违约致好栈公司造成的损失，本案应参考好栈公司的请求内容、合同签订内容以及具体履行情况等因素予以相应增加。本案中，合同未约定木制品项目安装完成的相应期限，结合涉案结算书确定的剩余货物交货及安装完成期限2017年10月10日，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城市公司的迟延交货期间为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0月10日共计132日；参考买卖交易习惯通常确定的迟延交货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的标准，一审法院酌定城市公司应增加的赔偿损失数额为74785元（1133111.6元×万分之五/日×132日）。该增加的赔偿损失数额74785元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5666元之和计80451元，即为城市公司应承担的赔偿损失实际数额。综上，城市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迟延交货的违约行为，应向好栈公司赔偿损失80451元。好栈公司主张超过前述数额的其他经济损失赔偿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关于好栈公司能否以城市公司存在迟延交货违约行为为由，而要求其双倍返还定金的问题。因合同经双方结算并已履行完毕，城市公司的迟延履行违约行为并未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本案不适用定金罚则。另，好栈公司将涉案货款支付至潘海军个人银行账户系由合同所约定，且好栈公司未举证证明城市公司与其股东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故好栈公司要求潘海军与吴丽萍对城市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木制品家具销售合同》第四条“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注！后增木制品经甲方（即好栈公司）签字确认及付款后，乙方（即城市公司）方可制作，不付款视为不须制作。”城市公司提交的城市公司纪某与好栈公司法定代表人邬国清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5月15日，纪某向邬国清发送一张《工程款申请表》照片，该工程申请表“申请计算方式”一栏载明：“乙方（即城市公司）出货，甲方（即好栈公司）到乙方工厂验收货物，甲方在下批出货前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80%(含预付款/后增金额）。1145636.00×80%=916508.80元减去已付款343690.00元=572818.80元。”“合同支付方式”一栏载明：“1.定金条款。在双方签订本合同后的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上述总金额30%预付款作为定金，乙方提供定金收款收据。注！后增木制品经甲方签字确认及付款后，乙方方可制作，不付款视为不须制作。2.乙方出货，甲方到乙方工厂验收货物，甲方在下批出货前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80%(含预付款/后增金额）。3.乙方安装完成70%，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90%(含预付款/后增金额）。4.乙方安装完成100%，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97%(含预付款/后增金额）。”2017年9月3日，纪某又向邬国清发送一张《工程款申请表》照片，在“合同支付方式”一栏载明了同样的合同条款。好栈公司与城市公司在2017年9月26日进行了两次结算，一次是双方签订了《深圳城市家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结算对账明细表》确认结算金额，一次是双方签订了《深圳市好栈酒店有限公司木制品家具结算书》，结算书的具体内容一审法院已查明。城市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双方相关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并列表摘录，注明了证明的内容，一审时已作为证据材料交付好栈公司，本院不再一一摘录。本院认为：本案案由应为承揽合同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好栈公司与城市公司之间签订的《木制品家具销售合同》约定：城市公司应在2017年5月31日前完成所有木制品的发货，允许城市公司分批次交货；又约定，城市公司出货，好栈公司到城市公司工厂验收货物，好栈公司在下批出货前向城市公司支付合同金额的80%（含预付/后增金额）；城市公司安装完成70%，好栈公司向城市公司支付合同金额的90%（含预付/后增金额）；城市公司安装完成100%,好栈公司向城市公司支付合同金额的97%(含预付款/后增金额）。上述条款关于货款支付方式的约定，双方在理解上存在的分歧。城市公司认为在出货前好栈公司应当支付合同总金额的80%，而好栈公司主张是在出货后其才应支付货款。而就本案而言，上述条款从字面意思理解，是指城市公司出货，好栈公司到城市公司工厂验收货物，该批货物验收合格城市公司即发货，好栈公司在下一批货物出货前向城市公司支付合同金额的80%，其中既包括预付款，也包括以后增加家具的金额，即一次性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80%。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对合同约定的货款支付时间、金额发生过争执。城市公司纪某在与好栈公司邬国清微信聊天中多次催要货款，列出了“本次申请计算方式”为“总货款1145636.00×80%=916508.80元减去已付款：……”，得出催要的工程款，在“合同支付方式”一栏将《木制品家具销售合同》第四条“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的相关合同条款附上，城市公司以实际行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其对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的理解，而好栈公司接到上述工程款申请表并未指出城市公司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存在错误，本院确认城市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对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的理解符合合同条款本意。《木制品家具销售合同》第四条“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还约定，“后增木制品经好栈公司签字确认及付款后，城市公司方可制作，不付款视为不须制作”，应认定先付款、后制作，是双方交易的主要模式。本院认为，所谓违约责任，首先是违反双方合同明确约定的违约情形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合同约定应当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一审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之外对上述争议条款作出解释，认定货款结算方式应为城市公司每批出货前好栈公司应支付已交货金额的80%（含预付款），系不当解释合同，为好栈公司设定分批支付货款的义务，并进而根据好栈公司的付款进度认定城市公司交货安装迟延违约，确定城市公司应承担的违约金，系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本院予以纠正。虽然好栈公司提交了双方于2017年9月26日签订的《深圳市好栈酒店有限公司木制品家具结算书》，其中载明有好栈公司付款日期、付款金额以及城市公司“工程到货、安装情况及进度确定”，但双方并未约定城市公司需按照好栈公司付款比例依次交付一定比例的货物并完成安装，一审法院以此确定城市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双方签订的《木制品家具销售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但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双方也未再签订新的合同以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城市公司交付家具、完成安装比合同约定的时间迟延四个多月，好栈公司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城市公司交货迟延，其曾频繁催促城市公司尽快交货、安装，本院确认城市公司存在交货安装迟延的违约情形。但城市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可证明，好栈公司也存在违约行为：首先，好栈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80%的货款；根据合同约定，新增订单须先付款，后制作，但好栈公司在新增订单的同时，也未按约定支付相应的货款。其次，城市公司在交货安装过程中，好栈公司存在变更、新增订单以及施工现场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迟等情况。城市公司一审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并进行了摘录，用于证明如下主张：（一）好栈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变更、新增订单，因此导致工期迟延；（二）施工现场不具备核量尺寸的条件，导致图纸未能及时确定，家具生产相应迟延；（三）施工现场不具备家具送货、安装条件，导致家具安装工程延期；（四）施工现场尺寸的变更，导致家具二次生产。城市公司的上述主张，在上诉状中已详细列举了相关事实，并有相应的微信聊天内容予以证明，本院予以采信。由此可见，工期迟延好栈公司也有责任。根据城市公司一审提交的维也纳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酒店多项工程均存在延期的情况，2017年7月尚有多项工程仍未完工，酒店也于2017年8月15日才进行消防验收。可见，好栈公司未能按预期开业，存在双方之外的因素导致的迟延。好栈公司与城市公司在2017年9月26日进行了两次结算，一次是双方签订了《深圳城市家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结算对账明细表》确认结算金额，一次是双方签订了《深圳市好栈酒店有限公司木制品家具结算书》，约定好栈公司于2017年9月27日支付余款105428.25元，城市公司在2017年10月10日全部到货并完成安装。对账明细表及结算书作为主合同的附加约定，签订在后，系双方达成的新的合意，而对账明细表及结算书并未提及任何违约责任，好栈公司亦未主张任何损失。城市公司在收到好栈公司余款后，将剩余的家具交货给好栈公司，双方的合同已履行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双方提交的证据，特别是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虽然有互相抱怨及不满，但通过联络、沟通，本着互相配合、互相谅解的态度最终完成了家具的交付安装和货款的支付，双方的合同已履行完毕。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均存在违约情形，责任相抵，应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现好栈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城市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其损失，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潘海军、吴丽萍是否与城市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已毋需再作评判。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好栈公司应知道酒店不可能在2017年6月1日开业，也应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因此产生的损失。双方在《木制品家具销售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是城市公司如不能按本合同约定期限交货，按合同金额的千分之五支付给好栈公司违约金，如好栈公司未按合同结算和期限付款，按未付款金额的千分之五支付给城市公司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为合同金额的千分之五，现好栈公司主张的违约责任已超过合同的总金额，远远超过城市公司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人民法院亦难以予以支持。本院需要指出的是，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履行过程中遇到的复杂情况预测不够，导致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无合同可依；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但未签订补充协议进一步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双方对合同条款在理解上存在偏差，理应在履行过程中沟通协商达成补充协议，然而双方也未对争议条款进一步协商达成协议。在多种因素导致工期迟延的情况下，人民法院难以确定一方的违约责任。双方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应签订完善的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好栈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城市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40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深圳市好栈酒店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18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好栈公司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188元，均已由好栈公司预交，城市公司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54元（已由城市公司预交），均由好栈公司负担。城市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54元，本院予以退还。好栈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1254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陈毓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