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民终5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川琴，男，1980年4月11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志伟，江西文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长红，男，1971年7月20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西省安福县，现住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军，江西文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龙辉，江西文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彭川琴与被上诉人黎长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2019）赣0821民初2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彭川琴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黎长红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黎长红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现原告支付股份转让款五年多，被告至今未让原告参与转让股份的项目经营，未分配利润给原告或进行账目清算”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本案所涉“娘娘岭白泥矿”自从接手并投资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办理合法的采矿许可证，所以一直没有开采，也就没有收入，更没有利润，当然也就不存在让黎长红参与股份的项目经营及分配利润。现该山场的承包期限已过，各股东都处于亏本状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2．正是由于案涉“娘娘岭白泥矿”没有办理合法的采矿许可证，导致本案非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支持非法债务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黎长红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黎长红辩称：１．彭川琴收取40万元股份转让款，不等于股份转让完成，彭川琴长达五年多没有履行相应的通知、协助等义务，未将股份实际交由黎长红，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黎长红可以解除合同；2．彭川琴占有黎长红40万元长达近6年，按照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已达10多万元，一审判决没有支持黎长红诉请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已经是让彭川得了便宜，彭川琴还无理由上诉，其上诉请求有违公平合理原则；3．本案诉讼费用应由彭川琴承担。黎长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当事人双方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转让股份协议》，彭川琴返还黎长红40万元及该款利息（利息按6%自2014年1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彭川琴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0日，黎长红与彭川琴签订《转让股份协议》一份，约定：彭川琴自愿将（郭建民与荷塘村娘娘活岺签订征占用林地协议内）现有郭建民转让与刘建兵的合同（股东周淳祥），其中彭川琴所持有的10%股份以40万元价格转让给黎长红，黎长红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彭川琴所持有股权转让后，该股权产生的利润收入归黎长红所有；彭川琴保证所转让给黎长红的股权是彭川琴在原始合同的真实股权，是彭川琴合法拥有的股权，彭川琴拥有实际股权的转让权。《转让股份协议》签订后，黎长红依协议向彭川琴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0万元。之后，黎长红并未参与所转让股权的有关事项的经营。2018年1月23日，黎长红以与彭川琴达成退款协议为由向吉安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彭川琴一次性退回其股权款40万元及挖机款2万元，吉安县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黎长红诉请。2019年8月4日，黎长红以彭川琴存在欺诈为由，向吉安县人民法院起诉彭川琴返还40万元，后黎长红撤回起诉。另，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8民终173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周淳祥、项龙德、项兴德、李春林、肖武生、彭川琴以股东身份签订《合作开采协议》，约定其中彭川琴享有白泥矿的股份为8.03%；2019年1月22日，案外人彭琳以曾龙明、彭川琴为被告，以彭会恩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合伙协议纠纷，要求确认其享有合伙项目7.5%股权，该案一审时，彭川琴否认其是荷塘瓷矿的股东，并称对该矿的经营和分红状况不了解。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签订的《转让股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黎长红按协议约定将股份转让款支付给了彭川琴，彭川琴应将相关股份实际交由黎长红享有。现黎长红支付股份转让款五年多，彭川琴至今未让黎长红参与转让股份的项目经营，未分配利润给黎长红或进行账目清算。在彭琳起诉彭川琴与曾龙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彭川琴否认其享有案涉项目股份。至今，彭川琴未提供其享有案涉项目20%股权的证据，依《转让股份协议》约定，彭川琴保证所转让给黎长红的股权是彭川琴在原始合同的真实股权，是彭川琴合法拥有的股权。而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彭川琴在涉案项目的股份只有8.03%，且彭川琴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黎长红加入合伙取得了其他合伙人同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黎长红诉请解除与彭川琴签订的《转让股份协议》，彭川琴退回黎长红股权转让款4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但黎长红诉请彭川琴按年息6%支付利息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彭川琴辩称黎长红已过解除合同期限的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而本案当事人并未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时间，彭川琴亦未催告黎长红在一定期限内行使解除合同权利，因此，彭川琴此辩称意见没有依据，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黎长红与彭川琴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转让股份协议》；二、彭川琴应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黎长红股权转让款400000元；三、驳回黎长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黎长红负担2077元，由彭川琴负担6923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根据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8民终173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及案涉林地股东周淳祥的证言证实：2016年6月1日，周淳祥、项龙德、项兴德、李春林、肖武生、彭川琴召开了股东会议，以股东身份签订了《合作开采协议》，约定将吉安县登龙乡所有白泥矿作价921万元（曾成明与万家山2015年底签订的除外），按各股东出资多少占白泥矿中的股份分别为周淳祥42.32%、项龙德28.9%、项兴德7.2%、李春林5.42%、肖武生5.42%、彭川琴8.03%，……。在该次会议中彭川琴没有向其他股东披露黎长红，黎长红也没有在该次会议中获得股份，故该份《合作开采协议》中股东签名中亦没有黎长红的姓名。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彭川琴的上诉和黎长红的答辩，归纳本案的焦点为：案涉《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彭川琴是否应当返还股份转让款40万元？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股份转让协议》没有异议，彭川琴亦确认收到黎长红股份转让款40万元。彭川琴认为案涉矿一直未开采，没有收入和利润，现已过承包期限，且该矿没有合法开采手续，双方债权债务关系不合法，故《股份转让协议》不存在解除的问题，股份转让款40万元亦不应返还。黎长红则认为，彭川琴收取其股份转让款后，没有履行通知其他合伙人和依据股份使黎长红分得利润等义务，即彭川琴未将股份实际交付给黎长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黎长红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彭川琴返还股份转让款40万元。本院认为，彭川琴与黎长红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彭川琴在取得40万元股份转让款后不仅不交付股份给黎长红，反而在2016年6月1日召开全体股东会议确认各股东在整个矿区的股份份额时将其已转让给黎长红的案涉林地10%的股份折算成其在整个矿区8.03%股份中的一部分，即对其已转让给黎长红的股份行使了处分权，违反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条第四项之规定，黎长红可以要求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并要求判令返还股份转让款。原判据此判决解除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并判令彭川琴返还股份转让款40万元并无不当。上诉人彭川琴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及本案为非法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彭川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彭川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星审判员 刘凯升审判员 彭 箭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张晨菁书记员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