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92民初852号 原告：岳某1，男，200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高新区。 法定代理人：况某，女，1977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高新区。系原告岳某1之母。 法定代理人：岳某2，男，1980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系原告岳某1之父。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法森、姚远，北京盈科（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三亚阳光金融广场**。 法定代表人：李科，该公司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桂晓龙、邓玉阳，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岳某1与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人寿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岳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法森、姚远，被告阳光人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桂晓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岳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金额共计230054.06元（其中重大疾病基本保险金20万元，截至起诉之日已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产生的住院费30054.0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9日，原告通过业务员陈丹丹在被告处购买了三份名称分别为《阳光人寿臻逸两全保险》《阳光人寿附加臻逸重大疾病保险》《阳光人寿附加住院费用医疗保险Ａ款》的人身保险，2018年2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保单载明原告（现年14岁）为三份保险的被保险人。2018年2月13日原告再次通过业务员陈丹丹在被告处购买了一份名为《阳光人寿融合医疗保险Ｃ款》的人身保险，2018年2月2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保单载明原告为被保险人。2019年1月26日，原告因左侧颈部有包块于绵阳市中心医院住院部就医，于2019年2月2日出院，诊断为霍奇金氏淋巴瘤待诊。原告依照保险合同向被告申请报销医疗费用，被被告拒付。2019年2月28日，原告由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门诊转入住院部，确诊为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混合细胞型），原告向被告申请重大疾病基本保险金，被告仍然拒付。原告认为被告应履行保险合同约定，支付原告保险金。 被告阳光人寿公司辩称：1.阳光人寿公司在岳某1投保时已尽询问及提示说明义务，岳某1法定代理人即本案投保人岳某2通过书面和口头方式予以认可。2018年2月12日，岳某2作为岳某1法定代理人以岳某1为被保险人为其投保《阳光人寿臻逸两全保险条款》及其附加险条款，阳光人寿公司在投保时对岳某1健康信息进行详细询问，其中包含是否具有淋巴结肿大、肿瘤、其他包块或肿物病症。同时在《阳光人寿附加臻逸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保险责任”中加粗加黑作了明确提示和约定。岳某2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及阳光人寿公司的回访录音中对以上事实予以确认，并明确表示“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因此保险责任中为防止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及防范道德风险而设置的“等待期”条款对双方具有约束力。2.岳某1于2018年7月21日因“左侧颈部及锁骨上区淋巴结肿大”就诊，于2019年1月因相同部位相同疾病就诊，其后确诊为“霍奇金淋巴瘤”，2018年7月21日距离保险合同生效尚在180日等待期内，符合阳光人寿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条款的约定。岳某1在投保时已具有左侧颈部包块病症，但投保人岳某2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存在故意不如实告知行为、故意隐瞒行为，导致阳光人寿公司错误承保，且该隐瞒的病症一直持续发展至确诊为霍奇金淋巴瘤，符合保险合同关于180天内因导致“轻症重疾”或“重大疾病”的相关疾病就诊，阳光人寿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附加合同效力终止，主合同效力同时终止的约定。3.阳光人寿公司已申请司法鉴定，但由于原告方拒绝配合导致鉴定无法进行，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在阳光人寿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相关性”且申请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原告方拒绝配合导致鉴定无法完成，结合证据及鉴定无法完成的法律后果，应对阳光人寿公司证明病历具有“相关性”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综上，阳光人寿公司因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符合“等待期”条款约定的情况下，已依法解除双方保险合同，阳光人寿公司不应承担任何保险责任，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2月9日，原告岳某1的法定代理人岳某2在被告处缴款投保了《阳光人寿臻逸两全保险》《阳光人寿附加臻逸重大疾病保险》《阳光人寿附加住院费用医疗保险Ａ款》，保单载明生效日为2018年2月10日。2018年2月13日，岳某2在被告处缴款投保了《阳光人寿融合医疗保险Ｃ款》，保单载明生效日为2018年2月15日，以上保险的被保险人为原告岳某1。2018年2月12日，岳某2在以上两次投保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中书写“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并签名，在《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落款处签了名。《阳光人寿附加臻逸重大疾病保险》保单载明基本保险金额为20万元，该险种的保险条款第2.3条约定：“自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180天内，被保险人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本附加合同约定的‘轻症重疾’或‘重大疾病’；（二）因导致‘轻症重疾’或‘重大疾病’的相关疾病就诊，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主合同效力同时终止，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主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的保险费。”该险种保险条款第2.3.2条约定：“若被保险人经我们认可的医院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本附加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我们按照确诊时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保单还载明了其他事项。此后，被告于2019年2月11日和2019年2月15日分两笔通过银行扣款方式收取了原告2019年度的上述险种保费。 2018年7月21日，原告因左颈部包块到绵阳市中心医院行彩超检查。2019年1月26日，因左侧颈部有包块原告在绵阳市中心医院住院部住院治疗8天，于2019年2月2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左颈部包块待诊：霍奇金氏淋巴瘤？”原告产生了治疗费用9574.14元，其中自费6231.88元。 2019年2月26日，原告左颈部包块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出具《院外会诊病理报告》确诊为“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混合细胞型）”，并自2月28日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住院治疗15天，出院诊断为“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混合细胞型）ⅡB期中危组”。产生的治疗费用29252.87元，其中原告自费23822.18元。后原告向被告阳光人寿公司提出医疗费理赔申请，2019年3月19日，被告作出赔案号为8060000005343198的《理赔决定通知书》，以被保险人投保前存在左颈部包块病史，但未如实告知为由对被保险人岳柏忠的本次申请做出拒付、解约的决定。原告对该理赔决定不服，诉至本院。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阳光人寿公司于2019年7月21日向本院申请对原告于2018年7月21日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就诊结论与2019年2月确认霍奇金淋巴瘤的关联性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0月30日向本回复《关于终止鉴定的函》，称经多次与岳某1的家属沟通后，被告知无法到场配合鉴定，故给予终止鉴定处理。 另，被告阳光人寿公司在庭审中提交了一份对电脑屏幕拍摄照片打印件，载明：原告岳某1在2018年7月21日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就医时“主诉左颈部包块6月”。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阳光人寿臻逸两全保险》《阳光人寿附加臻逸重大疾病保险》《阳光人寿附加住院费用医疗保险A款》和《阳光人寿融合医疗保险C款》等四份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 本案争议焦点一：被告阳光人寿公司能否以被保险人投保前存在左颈部包块病史但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合同并拒赔。被告在庭审中称因原告在2018年7月21日于绵阳市中心医院因“左颈部包块”就诊时医院诊疗系统记载有“左颈部包块6月”，认为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就原告健康信息在保险合同的“健康信息告知”栏内如实勾选，导致被告错误接受投保。庭审查明，被告提供该医疗记录信息为对着电脑屏幕拍摄的照片打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也无其他病历档案资料相印证；同时保险合同中的“健康信息告知”栏（问答表）系由被告单位业务员引导机选生成，通过打“√“的形式回答问题，且只能选择“是”与“否”，是完全格式化的电子文本，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对投保人进行了详细说明和询问。故，电子化生成的“健康信息告知”栏内容不能反映原告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告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有该情形。故，被告阳光人寿公司以被保险人投保前存在左颈部包块病史，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合同并拒赔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争议焦点二：《阳光人寿附加臻逸重大疾病保险》第2.3条约定的“等待期”内因导致“轻症重疾”或“重大疾病”的相关疾病就诊免除保险责任的效力及被告能否据此以原告2018年7月21日因左颈部包块到绵阳市中心医院就诊免除保险责任。 根据《阳光人寿附加臻逸重大疾病保险》2.3条的约定，本案所涉等待期为本附加合同生效之日起180天，即从2018年2月11日起开始计算，截止日期为2018年8月9日。原告左颈部包块初次检查时间为2018年7月21日，被确诊为霍奇金淋巴瘤的时间为2019年2月26日。本院认为，《阳光人寿附加臻逸重大疾病保险》第2.3条条款属于被告提供的格式性免责条款。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二条：“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上述规定，保险人应向投保人对所涉免责条款尽提示和明确说明两项义务，且明确说明应当以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作出。但被告阳光保险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针对《阳光人寿附加臻逸重大疾病保险》第2.3条对投保人履行了上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所提供的回访音频也没有关于对该2.3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内容。故《阳光人寿附加臻逸重大疾病保险》第2.3条对原告不产生效力，被告不能依此条款免除保险责任。据此，被告虽提出对岳某12018年7月21日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就诊记录与2019年2月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的关联性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以原告不配合鉴定为由退回鉴定，原告也不因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依照《阳光人寿附加臻逸重大疾病保险》第2.3.2条“若被保险人经我们认可的医院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本附加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我们按照确诊时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约定以及《保险法》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之规定，被告应当按照《阳光人寿附加臻逸重大疾病保险》条款向原告支付保险金20万元。 关于原告主张在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原告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自行支付医疗费用共计30054.06元，根据《阳光人寿附加住院费用医疗保险A款》和《阳关人寿融合医疗保险C款保障范围》的约定，被告应当予以支付原告。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原告岳某1保险金230054.06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750元，减半收取计2375元，由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 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杨金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