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1民终315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圆婷，女，198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小平，广西厚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及协，男，1992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诚，广西昭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慧梅，广西昭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何圆婷因与被上诉人黄及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2019）桂0105民初3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当事人均无新的事实、证据,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何圆婷上诉请求：1、撤销江南区人民法院（2019）桂0105民初375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黄及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系带第三人游小超还款，属于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仅根据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微信记录以及第三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就草率认为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属于代第三人还款，这与事实不相符，也违背常理。虽然从表面上看，根据该聊天记录以及第三人的确认，似乎聊天记录可以跟第三人的单方意思表示相互印证。但其中存在关键一环，就是作为转款方的上诉人是否存在为第三人代为还款的意思表示。根据通常的交易习惯，代人还款时，转账方一般都会在转账记录上专门备注说明。而本案关键的证据转账记录上，恰恰并没有备注为第三人还款的说明，并且在一审开庭审理时，上诉人明确表示没有为第三人还款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系代第三人游小超还款是没有根据的。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实际情形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双方都是通过第三人游小超作为中间人进行沟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并不相契合。上诉人并不存在帮第三人游小超还款的意思表示，而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游小超之间的债务关系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否认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那么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收到的50000元款项则没有合法依据。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黄及协书面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本案双方不存在上诉人可向被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的法律关系。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何圆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及协返还何圆婷货款50000元，并按6%的年利率支付自判决生效日起至清偿时止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黄及协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圆婷不认识黄及协。2018年游小超向黄及协购买电子产品，拖欠黄及协货款。游小超向何圆婷借款50000元，并指示何圆婷将款转账支付到黄及协中国民生银行账号为62×××10账户。2018年11月6日，何圆婷通过网银向黄及协中国民生银行账号为62×××10转账50000元。 庭审中，何圆婷陈述：2018年10月朋友杜文彪介绍称黄及协是卖手机的，杜文彪帮何圆婷购买8台华为不清楚型号的黑色手机，单价4000元；何圆婷购买手机用途为2018年11月何圆婷想开一个房产中介公司，何圆婷给员工购买手机，该公司于2019年7月登记成立；何圆婷不清楚黄及协卖手机的具体场所，亦未见过黄及协。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何圆婷与黄及协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问题。根据买卖合同的法律构成要件来看，何圆婷应证实买卖双方存在买卖的合意，即何圆婷向黄及协发出购买手机的要约及黄及协出售手机给何圆婷承诺的意思表示。本案中，何圆婷提供了向黄及协转款的证据，黄及协对何圆婷向其转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但黄及协否认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并提出了抗辩。一审法院结合查明的相关事实综合分析如下：一是从购买手机用途来看，何圆婷陈述房产中介公司于2019年7月登记成立，但何圆婷于2018年11月为员工购买手机，即在公司尚未成立的情况下，提前为员工购置手机，不符合常理；二是从购买手机价款来看，何圆婷陈述购买8台华为黑色手机，单价4000元，总价为32000元，但何圆婷却向黄及协转账50000元，不符合常理；三是从购买手机的行为方式来看，何圆婷陈述购买8台手机，在何圆婷从未见过黄及协，甚至不清楚黄及协销售手机的具体场所，直接向黄及协转账50000元，不符合普通民众的日常交易习惯。综合上述多方面因素考虑，何圆婷主张的买卖关系缺乏充分确凿的证明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何圆婷与黄及协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故何圆婷主张黄及协返还货款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圆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保全费1040元，由何圆婷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对一审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诉辩意见的综合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提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上诉人何圆婷主张其向被上诉人黄及协转账的50000元系购买手机的货款,但何圆婷除除提供银行转账凭证外,未提供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任何证据证明，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买卖手机达成合意或在汇款前曾与黄及协就购买手机进行过协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何圆婷就其主张的与黄及协存在买卖手机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从日常交易习惯来看，何圆婷购买手机应当知道手机型号，但一审庭审过程中何圆婷称既未见过黄及协，也不清楚手机型号，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再次，从购买手机价款来看，何圆婷称购买8台华为手机，单价4000元，总价为32000元，但何圆婷却向何圆婷向转账50000元，显然不合常理。一审法院结合向游小超调查的询问笔录及黄及协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出库单等证据，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定何圆婷向黄及协转款系代游小超还款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何圆婷主张与黄及协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何圆婷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黄及协收取的50000元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的问题，因何圆婷在本案中是基于买卖合同而非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向黄及协提出返还50000元的请求,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有关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且何圆婷向黄及协转账系按照游小超的指示代为偿还拖欠货款，黄及协收取货款合法有据，故何圆婷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何圆婷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何圆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莹 审判员 覃国雄 审判员 陈 健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叶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