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8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厦门南强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大西村**楼****。 法定代表人：陈文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志飞，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志辉，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毓钦，男，197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福林，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毓钦与厦门南强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南强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3日作出（2017）闽0212民初3026号民事判决，南强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闽02民终446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7）闽0212民初302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经过重审，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闽0212民初1174号民事判决，南强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强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驳回李毓钦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南强公司的反诉请求；2.判令李毓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李毓钦提交的一系列委托书，原件在李毓钦手中。但一审法院却依据这些委托书认定“李毓钦、林永春委托南强公司对外付款时出具了书面的委托手续，该流程在施工过程中多次重复发生。”纯属事实认定错误。1.这些委托书基本内容为“兹需转款ＸＸＸＸ元至ＸＸＸＸＸ。”落款为“林永春李毓钦”，也有部分有“杨136××××9959”的记载。这些内容没有“致南强公司”之类的抬头，无法证明是提交给南强公司的。2.在（2017）闽0212民初3026号一案的庭审质证过程中，南强公司的代理人质疑，既然这些委托书是给南强公司的，为什么原件都在李毓钦手上？李毓钦的代理人对此作出的解释是，该委托书是提交给南强公司的，提交给南强公司看过后，南强公司再退回给李毓钦。这样的解释显然与事实不符。第一、李毓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委托书向南强公司提交过；第二、既然李毓钦凭该委托书要求南强公司付款，该委托书当然要交付给南强公司由南强公司留底。如果南强公司财务部门没有留底该委托书，若李毓钦不认可，南强公司付的款要自行承担。而且，没有留底委托书，导致南强公司财务部门付款没有凭据，构成擅自付款。南强公司系厦门大学下属的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严格，财务部门每年要应对学校审计处、教育部、督查组的各种审计，这种不符合财务制度的付款方式是不可能发生的；第三、委托书向南强公司出具，让南强公司看一下之后再拿回去的说法，根本不符合常理。3.在（2018）闽02民终4467号一案中，法庭针对李毓钦所谓的将委托书出具给南强公司后又拿回去的说法向李毓钦进行了提问，即“有无证据证明你方陈述的事实，你方提供了委托书给对方财务人员，但是对方财务人员没有收走”“你方主张1300万元的委托书原件在对方手中，有无证据证明”，李毓钦的回答都是没有。由此可以认定李毓钦所谓将委托书出具给南强公司后又拿回去的说法是编造的。4.该委托书留底在李毓钦处，并且部分有杨汉革的签名，应当是李毓钦、林永春及杨汉革三方之间内部同意付款，以便将来进行内部结算的凭据。二、就算杨汉革不是实际施工人，其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未对此进行认定，是错误的。1.在（2018）闽02民终4467号一案的庭审中，针对法庭关于“你们的财务联络人除了杨汉革还有其他人吗？”的询问，李毓钦的回答是“在本案中没有体现”。由此可以认定杨汉革就是与南强公司进行财务联络的人，其行为代表李毓钦，或者，南强公司有理由相信其代表了李毓钦。2.就算认定李毓钦的说法，其有向南强公司提交委托书，南强公司依据该委托书再付款。但是，李毓钦提交的这些所谓的委托书涉及的金额合计也只有2823.72万元，而李毓钦自认南强公司的付款金额达4186.22万元。这足以认定还有1300多万元是在没有南强公司委托书的情形下，由杨汉革来办理的付款手续。杨汉革办理付款手续的金额大、持续时间长，且李毓钦认可。杨汉革的行为足以让南强公司相信杨汉革代表李毓钦，这当然构成了表见代理。3.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南强公司的抗辩，南强公司已向李毓钦多付了工程款，这不符合常理，并据此认定杨汉革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这是错误的。第一、是否多付了工程款与表见代理构成要件没有任何关系，是否多付了工程款与表见代理无关。第二、工程施工具有工期时间长、结算金额大、涉及的工种繁多、人员复杂等特点，因此，对工程施工管理的要求很高。由于管理不到位导致多付工程款的情形很多，这是施工行业的常见行为。三、杨汉革是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之一且是李毓钦及林永春的代表，杨汉革的这个身份未得到认定是错误的。1.现在的建筑工程承包市场，在承接工程过程中一定会有一定费用的发生，比如招待费、差旅费等。若工程是自己施工，则这些费用属于整个项目的成本予以消化。若介绍人把工程转给他人施工，则介绍人会要求承包人支付一定的居间报酬，作为其发生的招待费等费用的补偿。李毓钦陈述没有向杨汉革支付分成或报酬。杨汉革作为一个总价达4684万元的工程的介绍人没有得到任何分成或报酬，这显然不符合常理。2.李毓钦确认杨汉革是工程介绍人，结合李毓钦一审证据第122页、126页、140页、146页、155页中，除了有李毓钦及林永春的前述签名外，还记载有“136××××9959杨”的内容，再结合李毓钦认可的南强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均由杨汉革办理，可以认定杨汉革是实际施工人之一，也是李毓钦及林永春的代理人。3.李毓钦一审证据第122页、126页、140页、146页、155页记载的“136××××9959杨”内容系杨汉革所签。第一、该证据原件由李毓钦持有，李毓钦虽然陈述该部分内容不是杨汉革所签，但其对该部分的内容既没有作出合理解释，也没有陈述是何人所签。第二、对南强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中“杨汉革”的签名，李毓钦是确认的。若李毓钦否认“136××××9959杨”内容是杨汉革所签，可以申请以南强公司证据中“杨汉革”的签名作为比对样本进行笔迹鉴定，李毓钦未申请鉴定应当承担不利后果。4.杨汉革因为不方便出面才让李毓钦及林永春出面与南强公司签订合同。在（2018）闽02民终4467号一案的庭审中，李毓钦陈述杨汉革是港务集团的工作人员，这足以证明杨汉革作为国企职工不方便出面的事实。四、依据《项目施工内部责任承包合同》的约定及“挂靠”的惯例，不必对案涉工程进行结算。一审法院认定李毓钦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1.本案起诉前，双方未发生过争议。2.依据双方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南强公司与建设单位进行结算后，该结算价款扣除管理费及税费，即为李毓钦应得的工程收入。依据该约定，自南强公司与建设单位的结算完成后，李毓钦就应当与南强公司进行结算，南强公司的诉讼时效就开始计算。3.李毓钦在起诉状中自认其与南强公司的结算方式为，建设单位与南强公司的工程结算总价扣除4.83%后为李毓钦应得的收入。该自认证明，李毓钦与南强公司之间不必再经过特别的结算程序，在建设单位与南强公司结算后就可计算出李毓钦应得的工程收入。也即，从李毓钦办理与建设单位的工程结算后，李毓钦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应得的收入，诉讼时效就开始起计。4.案涉项目于2011年1月14日最终结算并审核增加了865100元，李毓钦也在起诉状中自认建设单位于2011年4月13日前付清了工程款。李毓钦的诉讼时效最迟应当于建设单位付清工程款的2011年4月13日开始起计，至李毓钦2017年6月26日起诉，早已过两年的诉讼时效。5.李毓钦在起诉状中自认挂靠南强公司承接案涉项目。按照挂靠的方式，南强公司仅收取管理费及缴纳税费，与建设单位进行结算及收款均由李毓钦自行负责。李毓钦也陈述了建设单位于2011年4月13日付清了工程款。在此情形下，李毓钦对建设单位何时付清工程款是明知的，在建设单位付清工程款后的两年内，李毓钦就应当提起诉讼。6.李毓钦一审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要求南强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利息计算自2011年4月14日起计算。这也证明李毓钦自认南强公司应当自2011年4月14日起向李毓钦付款，则李毓钦的诉讼时效应自2011年4月14日起计。7.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为李毓钦，李毓钦在起诉状中自认其“将部分分项工程以南强公司名义分包施工”。其在施工过程中以南强公司名义将外墙涂料工程发包给案外人圣珊姆漆业（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珊姆公司），因李毓钦未按约付款导致圣珊姆公司于2013年1月4日起诉南强公司，该案由李毓钦委托本案代理人罗福林律师作为南强公司的代理人进行应诉。若南强公司欠李毓钦款项，李毓钦在委托律师应诉时，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应当向南强公司提出主张。8.依据挂靠的惯例，挂靠方与被挂靠方也没有结算的程序。作为挂靠人的李毓钦，在南强公司与建设单位结算后，李毓钦对应当收取多少工程款是明确的。五、就算双方应当进行工程结算，依据一审庭审中李毓钦的陈述，也可以认定李毓钦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017）闽0212民初3026号一案庭审中，李毓钦陈述：2011年4月13日南强公司收到全部工程款，但李毓钦是在事后才知道的，之后其有要求与南强公司进行结算，但南强公司回复待与圣珊姆公司的案件结案后再与李毓钦结算。依据李毓钦的这些陈述，也可以认定李毓钦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1.对于2011年4月13日南强公司收到全部工程款，李毓钦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是在事后才知道的。事实上，工程款支付是由实际施工人李毓钦与建设单位联系的，李毓钦对于建设单位何时付款是明知的。2.李毓钦作为实际施工人，对于建设单位何时付款是时刻关注的，其不可能在建设单位付款后若干年后还不知道。3.南强公司与圣珊姆公司一案，系由本案李毓钦的代理人罗福林律师作为该案中南强公司的代理人参加诉讼，故李毓钦对案件何时结案以及法院判决何时履行付款义务是明知的。该案于2014年结案，李毓钦的诉讼时效应自结案后就开始计算。4.上述南强公司与圣珊姆公司一案，法院于2015年4月10日划扣南强公司款项，依据李毓钦所述南强公司应在该案结案后与李毓钦结算的说法，诉讼时效最迟也应当自法院划扣款项后开始起计，即李毓钦最迟也应当于2017年4月10日前提起诉讼。李毓钦于2017年6月26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六、就算按照李毓钦的计算方式，南强公司也已超付款项达245156.62元。1.李毓钦自认南强公司已付款为41862261.52元，该付款期限计算至2010年7月13日的最后一笔38200元止。2.自2010年7月13日后，南强公司又代李毓钦支付了2871531.11元，具体如下：（1）2011年6月24日，支付水泥款300000元。（2）2011年11月14日，支付钢材款1614480元。（3）2011年12月27日，支付律师费及电汇费130015.5元。（4）2014年10月10日，支付劳务工资366649.69元。（5）2015年4月8日，因圣珊姆公司一案被法院划款460385.92元。3.李毓钦自认截至2010年7月13日已支付的41862261.52元，再加上2010年7月13日之后支付的2871531.11元，南强公司共计支付44733792.63元。4.南强公司与建设单位就案涉工程的总结算价款为46842712元，应扣除管理费及税费（4.83%）共计2262502.99元及劳保费实际支出91573元后，南强公司应向李毓钦支付的款项为44488636.01元。5.已付款44733792.63元减去应付款44488636.01元，南强公司已向李毓钦多支付了245156.62元。七、一审法院认定圣珊姆公司一案的迟延履行利息及执行费由南强公司承担一半，是错误的。1.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南强公司仅收取管理费，案涉项目所有工程的费用由李毓钦承担，由李毓钦自负盈亏。2.与圣珊姆公司一案，李毓钦指定其在本案的代理人罗福林律师代理南强公司参加诉讼，李毓钦及罗福林律师对判决结果是明知的，但其未按判决结果履行导致产生迟延履行利息及执行费，该结果应当由李毓钦承担。3.李毓钦未按约向圣珊姆公司付款导致诉讼，在李毓钦自负盈亏的情形下，从公平及诚信原则，也应当由李毓钦承担所有后果。4.没有及时履行判决导致产生的迟延履行利息及执行费，是因为未及时支付工程款导致的结果。而李毓钦自认愿意承担工程款的付款义务，在此情形下，未及时支付工程款导致的后果当然应当由李毓钦承担。八、李毓钦故意在杨汉革去世后提起诉讼，并一直作虚假陈述，构成虚假诉讼。1.在（2017）闽0212民初3026号一案，南强公司就杨汉革的身份对李毓钦进行发问，李毓钦仅回答杨汉革是项目介绍人。2.在（2018）闽02民终4467号一案的庭审中，李毓钦陈述杨汉革是港务集团的员工。3.在（2019）闽0212民初1174号一案庭审中，李毓钦又陈述杨汉革是其舅舅。4.案涉项目在2005年施工，2011年最终结算，若南强公司欠李毓钦工程款，李毓钦早就应当在2011年或2012年左右提起诉讼。若杨汉革在世，对于其如何与南强公司进行结算并出具“合同终止函”的事实很容易查清，李毓钦的目的无法实现。因此，李毓钦选择于杨汉革去世后在死无对证的情形下提起了虚假诉讼。5.如前所述，所谓将委托书出具给南强公司后又拿回去的说法，根本有悖常理，是虚假陈述。综上，一审判决存在错误，请求予以纠正。 李毓钦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1.一审法院未根据南强公司的申请追加林永春、杨汉革为第三人并无不当。2005年9月10日，李毓钦和案外人林永春挂靠南强公司中标了厦门市全和开发有限公司发包的位于厦门市同安区××镇××村的厦门同安工业集中区思明园一期工程第ＶＩ标段工程。2005年10月31日，李毓钦、林永春与南强公司签订一份《项目施工内部责任承包合同》，对挂靠施工的管理费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0年5月13日林永春领取128万元款项后已向南强公司出具书面文件授权李毓钦全权处理南强公司尚欠的剩余工程款并表示剩余工程款归李毓钦所有，林永春不参与剩余工程款的分配。因此，李毓钦作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和剩余工程款的所有人，有权单独向南强公司主张权利。李毓钦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林永春签名的《情况说明》对此予以证明。南强公司主张《项目施工内部责任承包合同》签订后，经协商，杨汉革也作为承包人参与该工程承包，主张杨汉革也是实际施工人，与事实不符。南强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在《项目施工内部责任承包合同》签订后，双方曾签订补充协议同意杨汉革也作为工程的承包人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变更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未根据南强公司的申请追加林永春、杨汉革为第三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关于南强公司应付李毓钦剩余工程款的金额问题，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也是公平的。由于上述圣珊姆公司一案的判决生效之后，南强公司和李毓钦均未向圣珊姆公司支付工程款，导致需要支付迟延履行利息和执行费共计173360.92元，故由南强公司和李毓钦各承担其中的50%即86680.46元是符合公平原则的。本案涉及的工程的总结算价款为46842712元，扣除管理费及税费2262502.99元，再扣除南强公司的已付／代付款项41862261.52元（含代付劳保费91573元），再扣除南强公司因圣珊姆公司一案被执行的款项460385.92元中应由李毓钦承担的工程款281502元、诉讼费5523元以及迟延履行利息和执行费的50%即86680.46元之后，南强公司还应当向李毓钦支付工程款2344242.03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支付利息。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也符合公平原则，应予维持。二、南强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李毓钦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南强公司未要求留下原件而由李毓钦保管的几十份委托书，足以证明实际施工人委托南强公司对外付款时，均须由李毓钦、林永春出具书面的付款委托书签名同意付款，之后南强公司才根据实际施工人的该项付款委托对外支付款项。南强公司未保留的部分委托书原件由李毓钦保管，但由南强公司保留原件的那部分委托书李毓钦确实无法向法庭提供。南强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对于前述委托书采取选择性承认的态度，即对其中有“136××××9959杨”字样的委托书的原件的真实性均予以承认，而对于没有“136××××9959杨”字样的原件的真实性则不予认可。实际上，李毓钦举示的所有委托书除了委托付款的金额和对外付款的对象不一样之外，都几乎是一样的，委托书的落款处同样都有李毓钦、林永春的签名和同意支付的字样。李毓钦手中保留的几十份委托书原件，足以证明实际施工人每一次委托南强公司对外支付款项均须由李毓钦、林永春出具书面委托书，之后南强公司才能根据委托书的内容接受委托对外付款。这些委托书还能够证明实际施工人委托南强公司对外付款均须有单项的付款委托，不存在南强公司所谓的实际施工人已全权委托杨汉革到南强公司处办理收付款的概括的授权委托。南强公司向一审法院举证的2005年10月31日《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中落款处“李毓钦”的签名被司法鉴定机构认定为“极可能不是”李毓钦的字迹，也印证了李毓钦未签署过概括授权杨汉革办理工程的收款或成本支出手续的事实，证明南强公司为了主张杨汉革的“概括代理”身份，伪造了证据。2.南强公司以其财务制度严格为由，否认南强公司自己保留一部分委托书原件、一部分委托书原件退还给李毓钦的事实，认为这种不保留委托书原件擅自对外付款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实属狡辩。从南强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的答复就可以看出，南强公司对于是否保管重要证据的原件采取了一种非常随意的态度，不存在财务管理严格和保管凭据规范的事实。在南强公司提交2005年10月31日的《授权委托书》之后，李毓钦立即向一审法院提出了笔迹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要求南强公司提供该《授权委托书》的原件作为笔迹鉴定的检材，南强公司承诺可以提供原件，但以保管原件的财务人员出差为由要求延期提供。此后，南强公司又表示没有找到原件，只能提供复印件，原因是《授权委托书》的原件在南强公司复印后已经由李毓钦、林永春、杨汉革三个人中的其中一人拿走了，南强公司只保留了该《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并表示其只能提供《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作为笔迹鉴定的检材。而南强公司提供的2005年10月31日的《授权委托书》是南强公司主张李毓钦曾“概括授权”给杨汉革的关键证据，假如南强公司对于这样重要的证据都只保留复印件，则南强公司以其财务制度严格为由否认南强公司自己保留一部分委托书原件、另一部分委托书原件退还给李毓钦的客观事实，明显系无理的主张。在（2018）闽02民终4467号案件庭审中，针对法庭关于“你方主张1300万元付款的委托书原件在对方手中，有无证据证明”的提问，李毓钦的回答虽然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但该主张可以从南强公司对于是否保存其他委托书原件的随意性中得到印证。南强公司主张这些在案的委托书没有出现“致南强公司”之类的抬头就无法证明是提交给南强公司的，但从这些对外付款的书面委托书的标题均体现为“委托书”以及委托的内容均需南强公司对外转账付款来看，无需出现“致南强公司”的抬头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委托书的内容系委托南强公司按照实际施工人的指示对外支付款项。南强公司主张这些委托书是实际施工人李毓钦、林永春与杨汉革之间的内部结算凭证，更不符合常理，因为这些委托书若是内部结算凭证，那所有的委托书原件就应当全部都在李毓钦处保管，而不会出现还有1300万元的委托书不在李毓钦处保管的情形。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见代理的裁判规则中明确体现，相对人未尽审慎注意义务，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不符合善意且无过失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南强公司明知实际施工人委托其对外支付款项均须有李毓钦、林永春签名同意支付的委托书，明知在林永春于2010年5月13日领取128万元款项后，剩余案涉工程款应当由李毓钦与南强公司进行结算，却在案涉工程交付使用多年以后，在未得到实际施工人李毓钦签名同意的情况下，根据其所谓的“代理人杨汉革”的签名以需支付材料款或需支付劳务费或需支付律师费为由，与案外人恶意串通制造南强公司代实际施工人对外付款的虚假证据，并企图以此拒绝向李毓钦支付剩余工程款。即使南强公司存在对外付款的事实，因南强公司在对外付款时未尽审慎义务，该付款行为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属于表见代理行为，具体如下：（1）2010年5月13日实际施工人林永春已向南强公司出具了一份书面文件，声明剩余案涉工程款由李毓钦与南强公司结算，南强公司理应知道此后的付款或者结算应当由李毓钦签名同意；（2）南强公司与李毓钦有争议的委托对外付款中，南强公司主张其代李毓钦对外支付的、李毓钦不予承认的付款既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李毓钦签名的对外付款委托书，且该付款不符合常理，南强公司未尽审慎义务，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举例如下：①南强公司主张其于2011年6月24日代李毓钦向伊迪公司支付水泥款30万元，但李毓钦或南强公司就案涉施工项目与伊迪公司并无任何合同关系。而根据实际施工人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前委托南强公司代付水泥款的交易记录可以知道，实际施工人的水泥均是向三航混凝土公司购买的，即便工程竣工验收后存在拖欠水泥款的情形，正常也应当是向三航混凝土公司付款，在案涉工程竣工5年后由案外人杨汉革提出向此前从未有过交易记录的伊迪公司支付水泥款，南强公司未审查是否有买卖合同，也未审查是否有实际施工人的委托就转账付款，显然未尽审慎义务；②南强公司主张其于2011年11月14日代李毓钦向广丰县祥丰贸易有限公司支付1093680元钢材款以及代李毓钦向修水县康永贸易有限公司支付528000元钢材款，但是，李毓钦或南强公司与前述公司无任何合同关系，且根据实际施工人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前委托南强公司代付钢材款的交易记录可以知道，实际施工人的钢材均是向厦门市路桥工程物资有限公司采购的，即使工程竣工验收后存在拖欠钢材款的情形，正常也应当是向厦门市路桥工程物资有限公司付款，在工程竣工5年后由案外人杨汉革提出向此前从未有过交易记录的广丰县祥丰贸易有限公司、修水县康永贸易有限公司支付钢材款，南强公司既未审查是否有买卖合同，也未审查是否有实际施工人的委托就转账付款，显然未尽审慎义务；③南强公司主张其于2011年12月27日代李毓钦支付律师费及电汇费13万元，但是，李毓钦就案涉工程唯一涉及诉讼的只有圣珊姆公司分包的外墙涂料工程，该案的讼争标的约为28万元，与代理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代理合同收费金额不到1万元，且案件的律师费已经由李毓钦支付，南强公司明知无需支付律师费却以案外人杨汉革提出支付律师费13万元为由对外转账付款，显然未尽审慎义务；④南强公司主张其于2014年10月10日代李毓钦向厦门市惠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劳务工资366649.69元，但是，南强公司在2012年10月14日和2014年6月曾向李毓钦多次出具书面证明或声明，明确表示由李毓钦全权负责案涉工程的结算，且根据实际施工人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前委托南强公司代付建工工资的交易记录可以知道，实际施工人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前均是向厦门市佳裕兴建工有限公司支付劳务工资，厦门市惠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李毓钦或南强公司就案涉工程项目并无合同关系，也未与南强公司或实际施工人有过交易记录，南强公司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8年后并未审查是否与厦门市惠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也未审查是否有实际施工人的委托就对外付款，显然未尽审慎义务。4.南强公司主张李毓钦于2017年6月26日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南强公司于2012年向李毓钦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认可李毓钦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并全权负责该工程施工及结算事宜，南强公司还于2014年6月向李毓钦出具书面《声明》，认为南强公司应向圣姗姆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项将从应付李毓钦的工程款中（具体金额有待双方最终结算确认）扣除。由此可见，南强公司始终都认可案涉工程尚未与李毓钦进行结算。从南强公司提交的《答辩状》也可以看出，双方对于南强公司应付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金额差距巨大，南强公司甚至认为李毓钦应当返还超付的工程款。因此，案涉工程款在未经双方结算或法院处理前，李毓钦并不知道南强公司应付工程款的具体数额。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起诉时起算是正确的，理由如下：（1）南强公司主张本案发生前双方没有争议与事实不符。上述南强公司于2012年向李毓钦出具的书面《证明》以及于2014年6月向李毓钦出具书面《声明》，足以认定南强公司与李毓钦就案涉工程项目尚未进行结算，而不是双方没有争议。（2）南强公司主张其应当向李毓钦支付的工程款余款不需要双方进行结算就可以得出具体金额，并据此主张李毓钦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本案存在南强公司接受实际施工人的委托对外支付材料款和分包工程的工程款以及代为支付建工工资和代付劳保费的事实，南强公司代为支付款项的具体金额需要双方结算才能确认，在结算后才能计算出南强公司需向李毓钦支付的剩余工程款金额。因此，南强公司主张本案案涉的尚未支付的工程余款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公式即案涉工程总价扣除4.83%后便能得出，实属狡辩。（3）南强公司主张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圣姗姆公司一案的工程款自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从南强公司的银行账户强制划款后起算，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从上述南强公司于2014年6月向李毓钦出具的书面《声明》的内容可以看出，南强公司也认为南强公司应支付李毓钦的案涉工程余款的具体金额需要双方结算才能确定，并不是应付圣姗姆公司的外墙涂料款确定后就可确定。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就圣姗姆公司一案于2015年4月10日从南强公司的账户中强制划款，但该划款行为并没有告知过李毓钦，且南强公司也并未在法院划款后通知李毓钦与其进行结算，因此，南强公司主张本案的诉讼时效要从2015年4月10日起算，不能成立。（4）李毓钦于2017年6月26日就本案案涉工程项目的工程余款提起诉讼，南强公司在收到起诉状后于2017年8月21日提起反诉，主张其已超付116万余元工程款给李毓钦并要求返还。由此可见，南强公司主张本案工程余款无需结算就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公式计算出其应付李毓钦的工程余款是多少，显然不能成立。南强公司提起的反诉也证明，南强公司与李毓钦从未就案涉工程进行过结算，南强公司在2014年6月向李毓钦出具的《声明》中表示应付实际施工人的工程余款的具体金额有待双方最终结算确认，但双方在本案起诉之前仍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结算。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起诉时起算是正确的。5.南强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圣珊姆公司一案的迟延履行金和执行费要由南强公司承担一半是错误的，该主张也不能成立。因为南强公司是该案的当事人，且其在给李毓钦出具的书面《声明》中也认为，应向圣姗姆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项将从应付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中（具体金额有待双方最终结算确认）扣除。该案件的判决生效后，南强公司就有义务先行支付判决中确定的应付款项再从李毓钦的工程余款中予以扣除；况且，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也是向南强公司发出履行通知书，并未直接向李毓钦发出圣姗姆公司一案的履行通知书。南强公司未根据法院的判决支付该笔工程款导致产生迟延履行金和执行费，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根据双方的责任比例判决各应承担50%，符合公平原则。6.南强公司主张李毓钦故意在杨汉革去世之后提起诉讼，并且作虚假陈述构成虚假诉讼，与事实不符。李毓钦在诉讼过程中陈述杨汉革是将案涉工程介绍到南强公司处挂靠的介绍人（挂靠项目介绍人），李毓钦与杨汉革存在亲属关系，该陈述是始终如一的，并不存在南强公司所称的前后不一致的行为。南强公司于2014年6月向李毓钦出具书面《声明》，认可李毓钦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并对案涉工程余款尚未与李毓钦进行结算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南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合同终止函》显示，南强公司在出具前述书面《声明》后仅4个月就故意隐瞒李毓钦并要求无代理权的杨汉革“代理”李毓钦出具损害李毓钦利益的《合同终止函》。南强公司本应及时与李毓钦就案涉工程进行结算，却一直找借口拖延结算，并隐瞒李毓钦、让无权代理李毓钦的杨汉革出具前述文件，明显是意图逃避案涉债务。南强公司在案涉施工合同最终结算的关键事项上完全可以直接联系李毓钦进行结算，但南强公司却故意拖延至本案一审应诉时才提出杨汉革已经“代理”李毓钦向南强公司出具了《合同终止函》，但却无法提供其认为杨汉革“有代理权”的关键证据即《授权委托书》的原件，且就其是否持有原件的问题上多次出现前后矛盾的陈述，该《授权委托书》复印件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结论是落款处的“李毓钦”的签名字迹与样本中字迹极可能不是同一人书写的字迹。究竟是谁想隐瞒事实作虚假陈述并将案涉工程的结算拖延至杨汉革去世之后，一目了然。综上，请求驳回南强公司的上诉请求。 李毓钦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南强公司立即支付李毓钦工程款2430922.49元及利息（自2011年4月14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五年以上贷款利率6.8%）；2.本案诉讼费由南强公司承担。 南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李毓钦返还南强公司多支付的款项1166467.82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李毓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1.2005年9月10日，南强公司（原名称为厦门大学建筑工程公司）中标厦门市全和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厦门市同安区××镇××村的同安工业集中区思明园一期工程第ＶＩ标段工程，中标价为45656100元。2005年10月31日，南强公司与李毓钦以及案外人林永春签订一份《项目施工内部责任承包合同》，约定由李毓钦、林永春承包前述工程，自主采购材料，自主用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李毓钦、林永春应向南强公司交纳管理费，按工程总造价1.5%计取，税收按有关规定执行代扣代缴。《项目施工内部责任承包合同》签订后，李毓钦、林永春以南强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2006年4月，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并于2006年11月7日交付使用。2010年3月16日，厦门市思明区财政审核中心对案涉工程的结算审核金额为45977612元。2011年1月14日，审核部门审核增加工程造价865100元，案涉工程总造价为46842712元。南强公司与李毓钦对于案涉工程总结算价为46842712元，以及应扣除管理费及税费合计按4.83%计算为2262502.99元，均无异议。 2.案涉工程的劳保费用为915730元，该款项由案涉工程的建设单位为南强公司代缴，之后按照南强公司的资质级别退回劳保费用824157元，劳保费用实际支出91573元。该款李毓钦在起诉时已计入南强公司代替李毓钦支付的各项款项41862261.52元中。 3.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南强公司将工程的外墙涂料工程交由案外人圣姗姆公司施工。因工程款未付清，圣姗姆公司以南强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经法院审理后判决，南强公司应当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圣姗姆公司支付工程款281502元及利息（自2006年5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该案诉讼过程中，南强公司于2014年6月出具一份《书面声明》，称圣姗姆公司与南强公司一案，不管以何种方式结案，该案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款项和利息应由实际施工人李毓钦承担。若南强公司根据该案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向圣姗姆公司支付工程款项，南强公司将从应付实际施工人李毓钦的工程款中（具体金额有待双方最终结算确定）予以扣除。判决生效后，南强公司未主动履行，李毓钦也未代为履行。圣姗姆公司遂申请强制执行。南强公司被执行的款项为460385.92元，包括工程款281502元、迟延履行利息169238.39元、诉讼费5523元，执行费4122.53元。诉讼中，李毓钦表示同意将其中的工程款281502元及诉讼费5523元从南强公司应付款中扣除，但不同意扣除迟延履行利息169238.39元和执行费4122.53元。 4.2012年10月14日，南强公司出具一份《证明》，载明李毓钦是案涉工程实际承包人，债权负责该工程施工及结算事宜。诉讼中，案外人林永春于2018年1月28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声明南强公司尚欠实际施工人的剩余工程款属于李毓钦所有，林永春不参与分配。 5.2014年10月10日，案外人杨汉革向南强公司出具“合同终止函”，确认与项目有关的债权债务已经结算清楚，双方合同终止。若因该项目引起的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由项目承包人承担，与南强公司无关。杨汉革于2016年3月8日因疾病死亡。 南强公司在诉讼中提交一份落款日期为2005年10月31日的《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载明林永春、李毓钦授权杨汉革办理案涉工程的收款及成本支出手续。但南强公司未提交该《授权委托书》的原件。李毓钦申请对该《授权委托书》上其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经鉴定认为，该《授权委托书》上“李毓钦”签名字迹与李毓钦本人签名字迹极可能不是同一人书写。 此外，李毓钦在（2018）闽02民终4467号案件中提交书面答复，主张：陈鑫也曾作为财务联络人员，参与结算；南强公司派人进行案涉工程的监督管理，实际施工人每月各支付朱凯、叶云良、黄辉武2500元的补贴费用；厦门市全和开发有限公司向南强公司支付工程款，陈鑫和李毓钦均负责跟踪，厦门市全和开发有限公司付款后，南强公司均以实际施工人李毓钦尚未与分包人结清款项为由未与李毓钦结算工程款。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李毓钦、南强公司均同意以（2017）闽0212民初3026号案件中的证据、庭审笔录、询问笔录、质证笔录及各方发表的意见等材料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同时，李毓钦认为：工程施工过程中，南强公司除向李毓钦支付工程款外，还按照李毓钦、林永春指示向材料供应商及相关班组支付材料款、人工费等；南强公司对外代为支付材料款或人工费之前，须由李毓钦、林永春出具书面的付款委托书并签名，再交由案外人杨汉革办理；其收到南强公司支付或代付的各项款项共计41862261.52元。而南强公司则认为，其从来没有向李毓钦支付工程款；李毓钦收到南强公司支付或者代付的各项款项共计45655103.82元；杨汉革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之一或构成表见代理，杨汉革经手的款项亦应视为南强公司已付给李毓钦的款项，故南强公司支付给李毓钦的款项共计45655103.82元，并反诉要求李毓钦退还多支付款项1166467.82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南强公司是否尚应向李毓钦支付工程款，或者南强公司是否已向李毓钦超额支付工程款。对于案涉工程总结算价46842712元以及应扣除管理费及税费合计2262502.99元，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杨汉革经手的款项中，未经李毓钦授权、认可的部分是否应认定为南强公司已付给李毓钦的工程款。一审法院认为，南强公司认为杨汉革是实际施工人之一，但并未能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实，其主张杨汉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也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南强公司提交的2005年10月31日的《授权委托书》仅是复印件，且该《授权委托书》上的李毓钦签字经鉴定亦不能确定为李毓钦的笔迹，该《授权委托书》及2014年10月10日杨汉革向南强公司出具的《合同终止函》均不能证明南强公司已经与李毓钦结清工程款。其次，李毓钦举示的证据可以证实，李毓钦、林永春委托南强公司对外付款时出具了书面的委托手续，该流程在施工过程中多次重复发生，而依照该付款流程，南强公司应当知道付款须经李毓钦、林永春认可，不能仅由杨汉革一人办理，南强公司主张杨汉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情形，杨汉革的行为结果不应由李毓钦承担。再次，工程款通常按发包人拨款进度支付，如果按南强公司所主张的，则出现南强公司超额支付工程款100多万元的情形，这显然有悖一般的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因此，南强公司关于表见代理等抗辩意见缺乏充分证据加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南强公司尚应支付给李毓钦工程款金额问题。从李毓钦提交的表格看，劳保费91573元确实已计入其主张的已付款项41862261.52元中，不应再行扣除。圣姗姆公司一案的执行款项460385.92元，李毓钦表示同意将其中的工程款281502元及诉讼费5523元从南强公司应付款中扣除，不同意扣除迟延履行利息169238.39元和执行费4122.53元。该案判决生效后，南强公司未主动履行付款义务，李毓钦作为实际施工人及该案所涉合同的实际缔结人，亦未主动代为履行，导致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故对于迟延履行利息169238.39元及执行费4122.53元的产生，双方均有过错，应由南强公司与李毓钦各负担50%（86680.46元）。案涉工程总结算价为46842712元，扣除管理费及税费2262502.99元，扣除已付款项41862261.52元，再扣除圣姗姆公司一案工程款281502元、诉讼费5523元、利息及执行费的50%即86680.46元后，南强公司尚应向李毓钦支付工程款2344242.03元及利息。因双方起诉前对工程款未进行最终结算且存有争议，故利息应自李毓钦起诉之日2017年6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南强公司主张超额支付给李毓钦工程款1166467.82元（或按李毓钦算法为245156.62元），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南强公司的反诉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关于南强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问题。由于南强公司与李毓钦在本案起诉前对剩余工程款存有争议，尚未最终结算，故诉讼时效应当自起诉之日起算，李毓钦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南强公司在诉讼中申请追加林永春、杨汉革作为本案第三人，由于林永春已经出具书面声明确认案涉剩余工程款属于李毓钦所有，林永春不参与分配，而南强公司举示的证据并不明证明杨汉革是实际施工人之一，且杨汉革已经于2016年3月8日死亡。故南强公司上述申请不符合关于追加第三人的相关法律规定，不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厦门南强建筑工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毓钦支付工程款人民币2344242.03元及利息（自2017年6月29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李毓钦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厦门南强建筑工程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中，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南强公司提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以下事实：1.在（2018）闽02民终4467号一案中，法庭询问李毓钦，是否有证据证明其陈述的“将委托书提交给了南强公司后又收回”的事实，李毓钦回答没有。2.在（2018）闽02民终4467号一案中，法庭询问李毓钦，是否有证据证明其陈述的“1300万元的委托书原件在南强公司手中”，李毓钦回答没有。3.在（2018）闽02民终4467号一案中，法庭询问李毓钦，与南强公司的财务联络人除了杨汉革是否还有其他人，李毓钦回答“在本案中没有体现”。4.李毓钦提交的委托书的格式为“兹需转XXX款项XXX元给XXX公司”，落款为“厦门大学建筑工程公司（思明园一期第六标段项目部）”，再由李毓钦及林永春签署“同意转账”。5.至2010年7月13日止，南强公司已支付李毓钦41862261.52元，该金额双方并无争议。6.李毓钦提交的证据第91页至166页的“委托书”中，记载的金额合计仅为2823.72万元。7.在（2017）闽0212民初3026号一案中，李毓钦承认案涉工程是杨汉革介绍来的，其陈述杨汉革在案涉项目中没有任何分成。8.在（2018）闽02民终4467号一案的庭审中，李毓钦陈述杨汉革是港务集团的工作人员。9.在（2019）闽0212民初1174号一案庭审中，李毓钦陈述杨汉革是其舅舅。10.在（2017）闽0212民初3026号一案中，李毓钦陈述，其在圣珊姆公司诉南强公司一案结案前有向南强公司主张付款，南强公司回复称，待圣珊姆公司一案结案后再付款。11.圣珊姆公司诉南强公司一案，由本案李毓钦的代理人罗福林律师代理南强公司参加诉讼。对此，李毓钦表示：对于南强公司提出的上述第1、2、3、4、6点的问题，李毓钦在答辩意见中已经一一作出回应；对于上述第5点的问题，在本案一审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6行中有记载；对于上述第7点问题，杨汉革是与南强公司原来的法定代表人比较熟，所以介绍李毓钦把项目挂靠到南强公司；对于上述第8、9点的问题，以李毓钦当时的陈述为准；对于上述第10点问题，李毓钦认为当时是南强公司一直拖延而未在案件一结案就马上付款，因为双方尚未结算，南强公司在本案中也提起了反诉，说明双方的差距很大。 二审中，南强公司补充提交以下证据：项目劳资管理工作联系单；支票存根及厦门市企事业机关单位资金往来统一票据；拟以此证明：2005年12月12日、2006年3月8日、2006年9月21日，杨汉革在南强公司处办理人工费支付手续，南强公司向厦门市佳裕兴建工有限公司支付了劳务费118万元、91万元、15万元，在李毓钦提交的所谓委托书中，并没有该三笔付款的手续，该三笔款项对应李毓钦一审证据的第80页倒数第11项、第81页倒数第8项、第83页倒数第14项，而这三笔付款李毓钦都是认可的，但却只有杨汉革的付款手续，这足以证明杨汉革构成表见代理。李毓钦质证认为：对于上述证据，李毓钦在答辩意见中已经予以了相应的回应，李毓钦对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些付款李毓钦没有提供相应的委托书的原件是因为当时有一部分委托书已经被南强公司收走了，故李毓钦现无法提供，李毓钦只能提供南强公司没有收走的委托书，但这并不能证明南强公司提出的证明对象即杨汉革已经构成本案的表见代理。南强公司还补充提交“委托书”作为证据，拟证明：李毓钦出具的委托书格式为“兹需转XXX款项XXX元给XXX公司”，落款为“厦门大学建筑工程公司（思明园一期第六标段项目部）”，再由李毓钦及林永春签署“同意转账”；南强公司认为，若该委托书是真实的，则该委托书其实是项目部向李毓钦及林永春请款，由李毓钦及林永春批准后，留存于李毓春及林永春处，用于与项目部对账使用的，该委托书并不是交付给南强公司用于办理付款。对此，李毓钦质证认为：这是李毓钦委托南强公司对外付款的委托书，李毓钦委托南强公司进行的每一笔对外付款都有书面的委托书，从该书证可以看出这是委托对外付款的凭证，而不是南强公司主张的内部结算凭证；如果属于内部结算凭证的话，这些委托书应该都在李毓钦手中，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委托书缺失的情形恰恰证明这是对外付款的凭证，当时被南强公司收走后的那部分李毓钦手中就没有了；另外，如前所述，对于南强公司据以主张李毓钦曾“概括授权”给杨汉革的关键证据即2005年10月31日的《授权委托书》，从南强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对于该证据是否有原件的前后不一的多次不同回答完全能够看出，南强公司并不存在其所说的财务管理严格和保管凭证规范的事实，南强公司对于是否保管重要证据的原件采取的是一种十分随意的态度。 本院认为，1.本案讼争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之一林永春已经出具书面声明确认案涉的剩余工程款项属于李毓钦所有，一审法院亦向林永春进行了核实且林永春确认其不参与案涉款项的分配，鉴于案涉的工程项目早已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故作为实际施工人的李毓钦有权起诉要求南强公司支付案涉的剩余工程款项。2.南强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杨汉革也是讼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之一，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实，依法不予采纳。南强公司还主张李毓钦曾经“概括授权”杨汉革办理案涉工程的收款及成本支出手续，但南强公司为此提交的2005年10月31日《授权委托书》仅是复印件，李毓钦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且该《授权委托书》上李毓钦的签字经鉴定亦不能确定为李毓钦的笔迹，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2014年10月10日杨汉革向南强公司出具的《合同终止函》均不能证明南强公司已经与李毓钦结清工程款，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3.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主要在于杨汉革所经手的款项中，未经李毓钦授权、认可的部分是否应当认定为南强公司已经支付给李毓钦的工程款。本院认为，南强公司主张杨汉革经手办理的上述付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依据不足，不能成立。理由是：首先，南强公司是在原先提出的“概括授权”的抗辩主张因为其不能提供2005年10月31日《授权委托书》原件的情况下，才主张杨汉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而且，南强公司关于2005年10月31日《授权委托书》原件问题所作的前后不一的多次陈述还体现出其对于是否保管相关的委托书原件是较为随意的，故李毓钦陈述其现仅能提供部分存留在其手中的委托书原件尚属合理，且南强公司在二审中补充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充分证明其提出的上述主张；其次，李毓钦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李毓钦、林永春委托南强公司对外付款时有出具书面的委托手续，该情形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是重复发生过的，南强公司亦认可其中的一部分委托书，根据该付款流程，南强公司应当知道其受托对外付款要经过李毓钦、林永春的认可而不能仅由杨汉革自行办理，因此，杨汉革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表见代理的相关规定，该行为的结果不应由李毓钦承担；再次，在通常情况下，工程款项是按照工程进度来拨付的，案涉工程对外系由南强公司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李毓钦、林永春再与南强公司签订《项目施工内部责任承包合同》进行实际的施工，故南强公司应当是在其收到发包方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后再向李毓钦、林永春进行拨付，但是，若按照南强公司在本案中的主张，其就案涉工程出现了超付工程款100多万元的情形，这显然与交易惯例和常理不符。因此，综合考量在案证据以及双方的诉辩意见以及上述情形，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南强公司关于杨汉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抗辩意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4.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南强公司与李毓钦在本案起诉之前对于李毓钦在讼争工程项目中应得的剩余工程款项仍然还有不同意见，双方并未最终结算清楚，南强公司甚至还认为其超付了工程款并为此提起反诉，故李毓钦起诉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南强公司关于其与实际施工人之间无须再进行结算、李毓钦起诉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5.关于南强公司还应当向李毓钦支付的工程款金额问题。双方当事人对于案涉工程的总结算价应为46842712元以及应当扣除管理费及税费合计2262502.99元并无争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从李毓钦提交的证据来看，劳保费91573元已经计入南强公司已付的41862261.52元款项之中，故不应再行扣除。圣姗姆公司一案的被告为南强公司，但在该案的判决生效之后，南强公司未主动履行付款义务，李毓钦作为实际施工人及该案所涉合同的实际缔结人也未主动代为履行，由此导致该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而产生了迟延履行利息169238.39元及执行费4122.53元，一审法院认为南强公司、李毓钦对此均有过错并判令由两方各承担其中的一半即86680.46元，合理合法，本院予以认同。案涉工程项目的总结算价为46842712元，扣除管理费及税费2262502.99元以及南强公司已经支付的款项41862261.52元，再扣除李毓钦同意承担的圣姗姆公司一案项下的工程款281502元、诉讼费5523元，以及上述应当由李毓钦承担的迟延履行利息、执行费中的一半即86680.46元，一审法院判决南强公司还应当向李毓钦支付工程余款2344242.03元及相应利息，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6.南强公司主张其已超额支付给李毓钦工程款1166467.82元并反诉要求李毓钦予以返还，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驳回南强公司的反诉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南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3203.12元（其中本诉部分为25554元，反诉部分为7649.12元），由上诉人厦门南强建筑工程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光辉 审 判 员 王 池 审 判 员 师 光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李雅芳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