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804民初1667号 原告：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8生产队，所在地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思屯。 主要负责人：黄承稳，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海东，广西贵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1生产队，所在地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莫屯。 主要负责人：黄汉电，队长。 被告：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2生产队，所在地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莫屯。 主要负责人：黄同昌，队长。 被告：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3生产队，所在地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莫屯。 主要负责人：黄确昌，队长。 被告：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4生产队，所在地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佛遥屯。 主要负责人：黄世信，队长。 被告：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5生产队，所在地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佛遥屯。 主要负责人：苏树环，队长。 被告：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6生产队，所在地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佛遥屯。 主要负责人：黄世放，队长。 以上被告第4、5、6生产队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宗晚，贵港市覃塘区覃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11生产队，所在地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新村屯。 主要负责人：韦育英，队长。 原告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8生产队（以下简称8队）与被告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1生产队（以下简称1队）、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2生产队（以下简称2队）、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3生产队（以下简称3队）、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4生产队（以下简称4队）、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5生产队（以下简称5队）、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6生产队（以下简称6队）、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11生产队（以下简称11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8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海东、被告1队的主要负责人黄汉电、3队的主要负责人黄确昌、4队的主要负责人黄世信、5队的主要负责人苏树环、6队的主要负责人黄世放以及4、5、6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宗晚、11队的主要负责人韦育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2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8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告村民黄承贯、黄承击与七被告签订的《山地界线划分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民委员会1982年10月27日依法取得6326亩山林所有权（山林权属证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2005年3月，原告村民黄承贯、黄承击及七被告未经召开村民会议，亦未经授权，在其他村民均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山地界线划分协议》，该协议严重损害了原告村民的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1队辩称，案涉《山地界线划分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被告2队未作答辩。 被告3队辩称，老支书黄克昌在一九九几年时口头分配了6142亩林地，被告1、2、3、11队共分得1054亩，其他队分得多少不清楚。后来有人来承包山林，被告1、2、3、11队就与被告4、5、6队及原告8队共同签订了《山地界线划分协议》，确认山林界线后就承包给别人了，3队认为应该按照该协议来确认界线。 被告4、5、6队共同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协议涉及的山林原来是登记在义合村的集体公山。案涉协议是2005年3月份在义合村委组织下签订的，当时为了确定各生产队的林地面积与界线，经义合村委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并经各生产队推选的代表参与将集体公山分配到各生产队。各生产队达成案涉协议后，根据该协议分配了林地，一直以来，各生产队都是按照该协议约定的界线经营管理，没有任何纠纷，且在2009年，各生产队都已经办理了林权证，林权证确定林地权属归生产队，林地的经营权和林木的所有权归各户村民，在办理林权证时原告也未提出任何异议。根据以上事实，该协议是各生产队村民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被告11队辩称，对山林界线的划分没有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原、被告均属于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以下简称东龙镇义合村）的管辖范围，其中原告8队属于思屯，被告1、2、3队属于莫屯，被告4、5、6队属于佛遥屯，被告11队原亦系属于莫屯，后经调整，现属于新村屯。东龙镇义合村在排山、六浪、蜡烛山一带有集体公山6326亩，为了调动全村群众造林灭荒的积极性，村委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口头协议的形式将上述公山分给各村（屯）生产队造林灭荒并长期经营管理，之后组织各村（屯）生产队代表走山踏界划线分山。为了便于经营管理，2005年3月19日，村委组织莫屯、佛遥屯、思屯（思盘片）各派代表协商进一步调整山界，形成了案涉《山地界线划分协议》，该协议约定：“经莫村、佛遥、思村各屯旧踏界人员和各屯代表上山实地踏界，各屯山地界线划分如下：一、嵩洋处佛遥与思村、盆古村山地界线划分如下：以嵩洋至七星至六牙山××横路为界，路下面属思盆片山地，路上面为属佛遥屯山地。二、从哥军顶路口至狗夫路止，南面属思村山地，北面为佛遥屯山地，钳淋横路入内第壹个山沟止（以山沟中心线划分），路上面属佛遥屯山地，路下面至哥军平止，属思村山地。三、从七刻山顶以山脊为界下至原封口水库指挥部止，西北面为佛遥屯山地，东南面直至马留跳塔山沟处，以山沟为界向上至六浪山横路止，向内至蓝冈逢界止的两个小山头为佛遥屯山地，向外至七刻山脊止为莫村屯山地，这样调整划分后，莫村屯山地内不再存在佛遥屯的扦花林地。”。在《山地界线划分协议》上签名按手印的人员分别为：1队代表黄道极、黄汉光、黄汉电；2队代表黄志标；3队代表黄确昌；4队代表黄世霞、黄世操、黄世碧；5队代表苏树环、苏树武、廖振展；6队代表黄志红、黄天贺、黄承律；8队代表黄承贯、黄承击；11队代表黄汉府。 根据前后两次分山和界线调整结果，2009年林权制度改革时，覃塘区林业局和东龙镇人民政府组织工作队对各村（屯）的山地进行“分山到户”。2009年12月，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政府给原、被告各生产队的农户发放《林权证》，《林权证》上记载的林地所有权利人为原、被告各生产队集体，林地使用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利人则为各生产队中的各农户。从签订案涉《山地界线划分协议》至2019年，原、被告各方均按原划分的面积、界线经营林地，未曾有过异议和纠纷，从林业部门发放《林权证》至今，原、被告也未曾对《林权证》提出过异议。 另查明，原告在庭审中自述，其在2019年之前一直处于无主要负责人即无生产队长的状态，涉及生产队集体的事宜系谁知道消息，谁热心就是谁去办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山地界线划分协议》的法律效力如何？ 本院认为，首先，从原告在2019年之前一直没有主要负责人即生产队队长，涉及生产队集体的事宜系由知道消息且热心的生产队成员去办理的实际情况而言，2019年前原告在办理涉及生产队的集体事宜时并无必须先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集体讨论再办理之要求和习惯，因原告此前并无生产队长，亦无会议召集人，因此虽然在签订《山地界线划分协议》时原告未经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开会讨论，但是此举亦符合原告在处理涉及其集体事宜时的习惯和处理方式。况且本案的山地踏界行为系由村委会组织的，《山地界线划分协议》亦系在村委会的组织下签订，踏界人员中有一部分系“旧踏界人员”，代表原告在《山地界线划分协议》上签字的黄承贯为时任村委会干部，且除了黄承贯，原告还有另一位队员代表“黄承击”在《山地界线划分协议》上签名按手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该法律规定，结合原告在处理集体事宜时的习惯及原告一直以来没有生产队队长的实际，合同相对人即本案的被告有理由相信黄承贯、黄承击已取得原告的授权，其有权代表原告签订《山地界线划分协议》，因此《山地界线划分协议》应对原告发生法律约束力。其次，从签订《山地界线划分协议》至原告提出异议已将近十五年，在此期间内，原、被告一直按原划分面积和山林界线经营或者发包给案外人经营案涉协议所指向的林地，而且原、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已于2009年12月获得林业部门发放的《林权证》，原告从未提出异议。由此推定，原告的大部分队员已以实际行动默许了黄承贯、黄承击代表原告签订《山地界线划分协议》的行为，并承认该协议的内容。综上所述，原告请求确认原告村民黄承贯、黄承击与七被告签订的《山地界线划分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8生产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义合村第8生产队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加五提出副本，上诉于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100元。款汇至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开户行：农行贵港分行，账号：20×××16。期满仍未预交也不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梁倚志 审 判 员  韦陆红 人民陪审员  彭美琳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刘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