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212行初23号 原告车小红，女，197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代理人蔡英豪（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俞军（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下应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柴家村。 法定代表人钱彪，主任。 委托代理人肖镭（特别授权代理），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柴家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柴家（东兴社区）。 法定代表人林玲，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叶甬蓉（特别授权代理），浙江浙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车小红认为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下应街道办事处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8日受理，并向被告及第三人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柴家股份经济合作社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俞军、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钱彪及委托代理人肖镭、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叶甬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7月，原告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村的房屋被拆迁，并于2010年7月31日与被告下属新村建设办公室及第三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原告选择调产安置，拆迁房屋面积135.04平方米，优惠补助面积20＋10平方米以优惠价每平方米1800／2160元结算。涉案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搬迁，履行了搬迁义务和付款义务，2017年12月8日被告出具《拆迁调产结算单》，确定可调产面积212.3平方米，其中已交房一套117.3平方米，位于洋江水岸小区第******，另可再安置95平方米房屋，并已对其中85平方米结算付款，但10平方米未结。据此，原告认为，根据涉案协议，原告还应安置95平方米房屋，未结算10平方米部分应按协议约定每平方米2160元支付。因被告一直未结算，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确认在《拆迁调产结算清单》中原告还应享有95平方米房屋安置权益的未结算1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2160元计算。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安置95平方米房屋，其中10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2160元结算。 原告向本院提供并于庭审中出示了以下证据：1.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用以证明原被告就原告135.04平方米房屋拆迁安置达成协议的事实。2.拆迁调产结算清单，用以证明被告对原告拆迁安置调产结算进行分配的事实。 被告辩称：一、被告主体不适格。2010年7月31日，原告、第三人及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新村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新村办）共同签订了涉案协议。因此，被告并非涉案协议的签订主体，涉案协议所涉的相关权利义务应由协议各方承担。新村办虽然为被告的下属机构，但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故被告主体不适格。二、原告不享有该10平方米的安置权益。《柴家桥（高桥头、龙胆漕自然村）新村建设补充政策》（以下简称补充政策）第二条规定“我村未享受本政策第一条优惠补助的拆迁户中：社员每人允许以优惠价1800元/m2购买10m2；村民每人允许以优惠价2160元购买10m2；其他类型的每户允许以优惠价2520元购买10m2。”补充政策第四条同时规定“人口计算截止期为2008年8月1日到新房交付日止”。在2010年7月31日签订涉案协议时，原告与其儿子应渊名系柴家村村民，但其丈夫陈嘉定并非该村村民。原告曾承诺会在规定时间内将其丈夫户口迁入该村，故涉案协议第七条约定“可享受优惠补助面积20+10m2优惠价为1800/2160元/m2”，其中20平方米即原告及其儿子的可享受补助面积，10平方米即其丈夫若在规定时间内将户口迁入后可享受补助面积。2017年上半年，原告向新村办提交了洋江水岸小区安置房源申报表，申报套型为95档和115档（自住房屋），但因其丈夫的户口仍未迁入柴家村，故新村办对其中的10平方米安置权益表示待定。后新村办于2017年9月19日发布洋江水岸一期小区抽签定位通告，将于2017年9月23日至9月30日进行抽签。原告的115档自住房屋已抽签完毕，位于洋江，位于洋江水岸小区第******交付，但其95档因其丈夫户口尚未迁入，导致不能进行抽签。被告认为，补充政策第四条规定“人口计算截止期为2008年8月1日到新房交付日止”，对此应理解为新房可以交付日止，否则该条规定将毫无意义。而新房可以交付之日即第一次抽签之日，退一步讲，最晚也应当是调产安置新房结算开始日，即2017年10月16日。而原告丈夫的户口在2017年12月7日才迁入柴家村，明显不符合补充政策的规定，故原告不能再享受原待定的10平方米安置权益，该结果系由原告自身原因所导致，不能归责于被告。故原告在2017年12月8日前往新村办结算时，新村办对剩余10平方米未作结算。自2011年1月起，下应街道的房屋拆迁工作由被告委托宁波市鄞州下应东南片区拆迁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被告在2011年1月4日推出的《鄞州下应东南片区拆迁安置补充政策》中，对于人口的计算截止日期已明确规定为第一批安置房抽签日止。因原告选择的洋江水岸安置小区抽签时间在2017年，故均是以《鄞州下应东南片区拆迁安置补充政策》中规定的标准进行结算，如参照《鄞州下应东南片区拆迁安置补充政策》中对于人口计算截止日期的规定，原告也不符合规定。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于庭审中出示了下列证据：1.《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柴家村（高桥头龙胆漕）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编号为高桥头16）、《拆迁调产结算清单》、洋江水岸小区安置房源申报表，用以证明被告并非该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且对于涉案的10平方米，虽然计入协议，但未进行结算的事实。2.洋江水岸一期小区抽签定位通告、公告照片3份，用以证明新村办于2017年9月19日将洋江水岸一期抽签通告进行了公示，明确抽签时间为2017年9月23日至9月30日，调产安置新房结算为2017年10月16日开始办理的事实。3.原告户口簿1份，用以明原告及其儿子系非农户口，且其丈夫陈嘉定的户口于2017年12月7日迁入柴家村，不符合政策的规定的事实。4.《下应街道柴家村（高桥头、龙胆漕自然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柴家村（高桥头、龙胆漕自然村）新村建设补充政策》，用以证明当时人口计算政策是2008年8月1日到新房交付日止，新房交付时间是洋江水岸一期抽签日期，即2017年9月23日至9月30日，原告丈夫户口于2017年12月7日才迁入，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事实。5.《鄞州下应东南片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实施方案》《鄞州下应东南片区拆迁安置补充政策》，用以证明人口计算政策是截至抽签日止的事实。 第三人未作书面答辩，其在庭审中述称，本案拆迁主体是新村办，具体拆迁事项由新村办组织实施，第三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关于原告主张的10平方米安置权益，第三人与被告的答辩意见一致，认为原告已丧失了10平方米的安置权益。 第三人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第三人无异议，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称其未居住在拆迁地块，没有见过被告发布的抽签定位通告。经本院核实，被告在处理公告栏及新村办公告栏张贴了上述抽签定位通告，对此第三人亦予以认可，且原告在庭审中述称，抽签前村里电话通知过原告，原告亦据此填写并向被告提交了洋江水岸小区安置房源申报表，因此，可以推定原告对于抽签的通告的内容是知情的，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5，第三人无异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涉案区块拆迁安置补偿政策，显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该政策由被告发布，系被告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对其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可，鉴于原告及第三人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经审查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5予以采信。因原告提交的证据与被告提交的部分证据一致，本院不再重复阐述认证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0年7月31日，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共同签订涉案协议，对原告房屋予以拆迁安置，涉案协议第七条约定，“可享受优惠补助的面积20＋10ｍ2，优惠价为1800／2160元／ｍ2”。2017年上半年，经村里通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洋江水岸小区安置房源申报表，申报安置房屋套型为95档和115档各一套。申报表备注栏中载明“其10平方待定（人均10平方）”。2017年9月19日，被告发布洋江水岸一期小区抽签定位通告，告知被拆迁人于2017年9月23日至9月30日进行调产安置房屋抽签定位。原告申报的115档安置房屋经抽签确定为洋江水岸小区第15幢43号1201室。2017年12月8日，原告与新村办签订拆迁调产结算清单，其中载明“洋江水岸小区，第15幢43号1201室117.30平方米，……95平方米（其中10平方米未结）……合计：2套；建筑面积：212.3平方米”。另查明，户籍登记信息显示，原告及其子应渊名户口所在地位于宁波市鄞州区××街道××村××组××号，原告丈夫陈嘉定的户口于2017年12月7日从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长丰二村****迁入柴家村。 本院认为，涉案协议虽由新村办与原告签订，但新村办系被告下属工作机构，且未经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履行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工作职权，因此，新村办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因此，原告以新村办的上级机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下应街道办事处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上述规定，对被告的主体资格本院予以认可。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户是否享有涉案协议中约定的10平方米安置权益。本院认为，补充政策第二条规定“我村未享受本政策第一条优惠补助的拆迁户中：社员每人允许以优惠价1800元/m2购买10m2；村民每人允许以优惠价2160元购买10m2；其他类型的每户允许以优惠价2520元购买10m2。”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涉案协议签订时，原告丈夫的户口尚户口尚未迁入柴家村，村社员，亦不属于该村村民。同时，涉案协议第七条对于原告户可享受的优惠补助的面积约定为“20+10m2”，结合补充政策的上述规定，以及安置房源申报表中记载的“其10平方待定（人均10平方）”、拆迁调产结算清单中记载的“其中10平方未结”等情况，被告关于涉案协议中“20+10m2”的约定系因原告丈夫户口未户口未迁入柴家村，平方米安置权益待定的解释符合常理。因此，涉案协议第七条中约定的10平方米安置权益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协议条款，即原告丈夫户口迁户口迁入柴家村是原告户享受该10平方米安置权益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补充政策第四条规定，“人口计算截止期为2008年8月1日到新房交付日止。”《鄞州下应东南片区拆迁安置补充政策》第五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人口计算截止日期为第一批安置房抽签日止。”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拆迁区块第一批安置房屋抽签日期为2017年9月23日至9月30日，而原告丈夫户口迁户口迁入柴家村的日期为2017年12月7日，超出上述政策规定的人口计算截止日期。因此，涉案协议第七条关于原告户享受上述10平方米安置权益条款的前提条件并未成就，故该条款未生效。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涉案协议约定，对95平方米房屋安置权益中未结的10平方米予以安置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户享有剩余的安置权益，本院认为，涉案协议第二条第一款中约定，“新房的幢号、室号经抽签定位，抽签时间、办法另定”，被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原告户剩余的85平方米拆迁权益可在下一次安置房抽签时抽签确定。涉案协议的上述约定及被告在庭审中的承诺表明，被告的履约行为符合涉案协议约定，原告户享有的剩余拆迁权益可通过涉案协议的继续履行予以实现，被告并不存在违约情形。综上，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约定履行涉案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车小红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车小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50元；如通过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3766××××89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通过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未在上诉期限内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贺 磊 人民陪审员 王 芳 人民陪审员 徐慧娥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代书 记员 何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