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甘12民终4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县雄龙绿色饮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山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某1，户籍地康县，住甘肃省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户籍地康县，住甘肃省成县。系龙某1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某2，住甘肃省成县。系龙某1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住甘肃省成县。   上诉人成县雄龙绿色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龙某1、杨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县人民法院（2019）甘1221民初1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雄龙公司上诉请求：不服成县人民法院（2019）甘1221民初1099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事实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龙某1出示证据，2011年10月16日的借条“借款人：成县雄龙公司杨某（在杨某的名字上加盖雄龙公司印章）”，龙某1的证明目的为：杨某以现金方式借用资金。一审法院判决书认定的“借款人：成县雄龙公司、杨某，借款人处盖有被告雄龙公司的公章”有失客观。这既与该判决书载明的“被告杨某向原告借款67000元”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与证据载体呈现的客观信息不一致，更与龙某1自述的证据目的（杨某以现金方式借钱）、起诉事实（我借钱给杨某，至于杨某把这些钱用于何处，我并不知道）相悖。同类的错误同样发生在判决书对被上诉人龙某1出示的第三组2、3号证据事实认定上。2.被上诉人龙某1出具的第三组2号证据即2012年10月6日的借条，一审法院判决书认定：“借款人：杨某，借款人处盖有成县雄龙公司的公章”，表述偏失客观，应表述为：“在借款人杨某签名上盖有成县雄龙公司的公章”。该表述在逻辑上提供了两个平行的选项：A借款人杨某，B借款人成县雄龙公司。龙某1自认的起诉事实，对法院认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的，因此借条上的“在借款人杨某签名上盖有成县雄龙公司的公章”的事实，只能解读为成县雄龙公司的杨某是该笔借款的债务人。3.被上诉人龙某1出示的第三组2号证据即2017年6月4日的借条，一审判决书认定：“2017年6月4日，杨某将原告为其代购的物品及借款共计6740元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这一认定，依据不足。据被上诉人龙某1解释：“有一部分货款，茶叶（主要）、花椒、橄榄油（由武都发兰州），为给雄龙公司引资给别人送礼，打条子寄回来，货款不一定是整数。”上诉人的质疑意见是：“开办费”无事实依据，作为货款有可能但应有证据补强，不能仅凭龙某1的陈述就认定为“货款”；借条上标明“借款人”身份证号的行为，一般解读为个人的“借款”行为更具有解释力；同前二张借条上的情况相同，“在借款人杨某签名上盖有成县雄龙公司的公章”的事实，只能解读为成县雄龙公司的杨某是该笔借款的债务人。二、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判决书认为：“……这三笔借款的借款人均为杨某，并在借款人处均加盖雄龙公司的印章，杨某当时为雄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应视为雄龙公司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之规定，该三笔借款应由雄龙公司向原告偿还…”。上诉人认为该法律适用错误。理由是该条法律适用不具有适用条件，龙某1向法庭陈述的事实借钱给杨某，不知杨某将钱用于何处，并非“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一审法院判决书认定：“…该三笔借款的借款人均为杨某…”，上诉人“共同承担责任”的请求权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综上，一审法院（2019）甘1221民初1099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为此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偿还责任。   龙某1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请求维持原判，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事实清楚明确，证据合法有效。结合答辩人一审中提交的各项证据，足以认定杨某向龙某1五起借款的事实客观、真实。五起借款中，以时间为序，前两起借款有杨某本人签名，后三起借款除杨某本人签名外，另加盖公司印章。且依据杨某所写《还款保证》，以上款项均用于“引资筹款”，均证明时任雄龙公司法人的杨某借款的事实及用途。此外，本次二审过程中，杨某另向答辩人提供证据两份：(1)杨某与答辩人微信聊天记录。其自认“五笔借款条据，都是我写的，借款属实，至今分文未还，我承认借款全部事实。”(2)杨某所出具借款说明一份。承认借款是因其开办雄龙公司，资金短缺所致，并承诺借款和利息由其本人和雄龙公司承担。以上两组证据进一步说明该五起借款事实客观存在且用途用于被答辩人雄龙公司经营需要。2．针对被答辩人上诉状中将其中三张既有杨某本人签名又加盖雄龙公司印章的借条解读为“成县雄龙公司的杨某是该笔借款的债务人”的说法答辩人坚决反对。此中解读既不符合一般普通人的正常理解，也与一般的交易习惯不符，更与相关法律规定相悖。杨某时任雄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向答辩人借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且结合杨某后续补充证据，均证明所有借款均用于雄龙公司日常经营。雄龙公司在借款人处加盖公司印章，可认为是公司对借据内容进行了确认，表明雄龙公司应为实际借款人。同时，对借款用途，本案已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此三起借款均用于雄龙公司经营所需，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单凭答辩人自述（我借钱给杨某，至于杨某把这些钱用在何处，我并不知道）就否认杨某以法人名义从事借款行为无法律依据。且雄龙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实并不影响公司债权债务的承担。不能成为其拒绝债务责任的理由。因此，雄龙公司应当对以上三笔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的焦点之一是杨某的借款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这直接关系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在法律实践中，判断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应适用外观主义原则，应当以一般社会经验和认知水平作为判断标准。即只要法定代表人所为的行为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该行为是执行职务的行为，则该法定代表人的该行为就应当被认定为是执行职务的行为。本案中，杨某时任雄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明确表示这些借款均用于公司业务，且其中三张借条在借款人位置加盖雄龙公司印章，这些都使答辩人有理由相信其借款是为了公司需要，答辩人已尽一般注意义务。杨某的借款行为是职务行为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后果由法人承受”正确适当，判决合理。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处适当，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杨某答辩称，一审判决属实无假，接受判决，此款由我个人负责偿还，与雄龙公司无关，抓紧落实资金给龙某1还款债。   龙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58840元及利息；2.若被告无力支付借款本息，则原告要求以被告抵押的雄龙公司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优先受偿；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雄龙公司于2004年12月8日成立，成立时该公司股东为郭玉凤、职克军、杨彪、樊其山、杨某，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杨某。2005年12月10日，杨某在龙某1经营的门市部欠货款15100元，杨某以借款方式向龙某1出具借条一张，借条内容为：“今欠货款壹万伍仟壹佰元。￥15100元。欠款人：杨某”。2010年5月18日，杨某向龙某1借款46000元，并出具借条一张，借条内容为：“今向龙师借现4.6万元（肆万陆仟元），月息10%，本息一次结清。时间2010.1.20日借3.6万元，2010.5.8日借1.0000元，共4.6万元。借款人：杨某”。2011年10月16日，杨某向龙某1借款67000元，并出具借条一张，借条内容为：“向龙老板多次借款陆万柒仟元整，月息2%，付款时本息一次结清，￥67000元。借款人：成县雄龙公司、杨某”，借款人处盖有被告雄龙公司的公章。2012年10月6日，杨某向龙某1借款124000元，并出具借条一张，借条内容为：“向龙如海借现金壹拾贰万肆仟元，124000元，月息2%，付款时本息一次结清。借款人：杨某”，借款人处盖有雄龙公司的公章。2017年6月4日，杨某将龙某1为其代购的物品及借款共计6740元向龙某1出具借条一张，借条内容为：“今向龙如海先生借开办费6740元，大写人民币陆仟柒佰肆拾元整，归还时间本月30号。借款人：杨某。身份证号：×××”，借款人处盖有被告雄龙公司的公章。2017年8月10日，经龙某1催要借款，杨某向龙某1出具《借款还款付息计划》，内容为：“我公司因办业务向龙如海先生前前后后借款（以借款条据结算）。结息按借款之日起2%结息。本息12月底本息一次结清，如结不清可将酒厂大楼赔买收回借款。特此据。身份证号：×××”，借款人处有杨某的签名、盖章，借款方处盖有被告雄龙公司的公章。2019年9月6日，被告杨某再次向龙某1出具《还款保证》，内容为：“我于2005年5月以来以引资筹款陆续借龙如海的资金及货款，按借据及欠条计算本息，计划安排在2019年10月底前本息一次结清，还清债务，如按时还不上可将红川雄龙酒厂厂房进行赔买还清借款，特此保证”，杨某在还款人处签名，该《还款保证》上附有杨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另查明：2018年8月2日，雄龙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出资人由郭玉凤、职克军、杨彪、樊其山、杨某变更为王子文、彭山堂、何红霞、王佳。2019年3月28日，雄龙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出资人变更为李亚林、郭某。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有杨某向龙某1出具的借条为证，且结合龙某1陈述及杨某向龙某1出具的《借款还款付息计划》及《还款保证》均能证明每笔借款的真实性，虽部分借款中含有货款，但杨某出具债权债务凭据时将部分货款转化为借款，并以借款的方式出具借条，属双方对借贷关系达成的合意，因此，对龙某1与杨某产生的所有款项均应认定为借款。2005年12月10日的借款15100元，该笔款项实为货款，借款人为杨某，龙某1不能充分说明该笔借款实际用于公司经营，应认为杨某的个人借款，由杨某向龙某1偿还，该笔借款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时间，按照杨某于2019年6月1日书写的《还款保证》，本院认定2019年11月1日为逾期之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龙某1应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故杨某应向龙某1偿还该笔借款15100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从逾期之日（2019年11月1日）至该笔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0年5月18日的借款46000元，借款人为杨某，龙某1又无足够证据证明杨某将该笔借款实际用于公司经营，该笔借款应认定为杨某的个人借款，应由杨某向龙某1偿还。该笔借款约定的月利率为10%，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应按年利率24%支付从借款之日（2010年5月18日）至该笔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1年10月16日的借款67000元、2012年10月6日的借款124000元和2017年6月4日的借款6740元，该三笔借款的借款人均为杨某，并在借款人处均加盖雄龙公司的印章，杨某当时为雄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应视为雄龙公司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之规定，该三笔借款应由被告雄龙公司向龙某1偿还，并按借条约定及《借款还款付息计划》承诺，向龙某1按年利率24%支付从该三笔借款产生之日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龙某1主张以雄龙公司的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优先受偿，但其仅提供了杨某出具的《借款还款付息计划》的承诺，并未提供依法办理抵押登记的相关证据，该《借款还款付息计划》中“如结不清可将酒厂大楼赔买收回借款”的承诺不产生法律效力。故对龙某1主张以雄龙公司的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优先受偿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某出具的《借款还款付息计划》明确载明借款方为雄龙公司，借款人为杨某，借款用途为公司开办业务所需，雄龙公司又未举证证明上述加盖公司印章的三笔借款归杨某个人使用的事实，雄龙公司认为股权已经转让两次，但公司股权转让并不影响债权债务的承担，因此，雄龙公司认为杨某所借款项与其无关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龙某1请求杨某偿还借款本金15100元和46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龙某1请求雄龙公司偿还借款本金67000元、124000元、6740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龙某1主张以雄龙公司的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优先受偿，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龙某1借款本金61100元，并从2019年11月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本金为15100元的利息至该笔借款还清之日止，从2010年5月18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本金为46000元的利息至该笔借款还清之日止；二、雄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龙某1借款本金197740元，并从2011年10月16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本金为67000元的利息至该笔借款还清之日止；从2012年10月6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本金为124000元的利息至该笔借款还清之日止，从2017年6月4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本金为6740元的利息至该笔借款还清之日止；三、驳回龙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83元，由杨某负担1244元，由雄龙公司负担3939元。   本院二审期间，龙某1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情况说明》（杨某出具），拟证明借款人是雄龙公司，货物也是用于雄龙公司经营；雄龙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达不到证明目的，借款是杨某个人的。雄龙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建设银行打印的企业活期明细信息》，拟证明杨某借的钱没有存入公司账户，没有用于公司经营；龙某1发表质证意见称：不认可证明目的，杨某借款有货款有现金，是否存入公司账户无法判断。对以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经我院核实，龙某1提交的证据系杨某向龙某1出具，内容属实，本院予以采信；雄龙公司提交的证据，该证据只能证实借款期间公司账户无资金流入，但不能直接证明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没有投入资金或者财物，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2011年10月16日的借款6.7万元、2012年10月6日的借款12.4万元、2017年6月4日的借款6740元的这三笔借款人均为雄龙公司。一审认定“……该三笔借款的借款人均为杨某，并在借款人处均加盖雄龙公司的印章，杨某当时为雄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应视为雄龙公司的行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2011年10月16日、2012年10月6日、2017年6月4日的三笔借款的借款人是否为雄龙公司。   企业不同于自然人，其为法律拟制的人，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均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来实施。一般来讲，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企业的行为。但是法定代表人具有双重身份，在借贷关系中，一方面其作为自然人可能借贷，另一方面亦可能代表企业借贷。本案中杨某作为借款的实际实施人，其对借款事实的自认前后矛盾，故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从法律基本原理和我国整个法律体系看，公司印章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表达意思的一种方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并无二致。本案中，杨某出面向龙某1借款时杨某是雄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在借条上加盖了公司印章。根据龙某1陈述及借条内容（借款用途）、签字盖章行为，能和杨某二审时向龙某1出具的情况说明相印证，应认定雄龙公司是该三笔借款的借款人。雄龙公司亦无证据证实上述借款系杨某个人借款，故对雄龙公司请求将上述借款认定为杨某个人债务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至于雄龙公司现在负责人上诉称，其在受让该公司时约定了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务由转让方承担清偿责任，但该约定不能对抗本案借款债务的承担，受让方（现公司相关负责人）可在清偿后，依法向相关责任人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雄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83元，由上诉人雄龙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海涛   审判员 王彩霞   审判员 张曜曦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杜雪丽   书记员 张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