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皖0291行初2号 原告汪奎，男，197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市。 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住所地安徽省无为市无城镇恺帆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217MB1757590U。 负责人刘献峰，局长。 委托代理人万长玲，安徽万长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汪奎诉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民政行政管理（民政）其他行政行为一案，原告汪奎请求判令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为其上报评残申请，于2019年9月2日向无为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无为市人民法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5日指定本院进行审理。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并依法向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奎，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分管负责人梁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长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收到原告汪奎的补办评定伤残等级申请材料后，认为其档案无因公因战致残记录，原始病历无致残原因情形表述，未向市级民政部门报送原告汪奎的申请材料。原告汪奎诉称，原告服现役部队是武警北京二总队十七支队（后并至武警××市总队××支队、武警北京市第十三支队，现为武警北京市总队执勤第十三支队）。1998年6月，原告通过严格的政审被选中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国庆阅兵武警特警方队训练。1998年9月，原告在训练中不慎晕倒头部着地受伤，由于阅兵训练机构为临时组建单位，未能及时治疗，原告一直坚持训练。1999年1月，部队将原告送至武警××总队医院（现为武警××总队第三医院），医院建议原告去上一级医院检查治疗，原告回到部队后经领导批准去武警总部医院检查；1999年1月22日，部队将原告送往武警总部医院检查，武警北京二总队医院为原告开具了介绍信；当时，检查的医生说原告应当早点就医，耳朵已经发炎有脓了，系头部受到猛烈的撞击导致鼓膜穿孔，后原告住院手术治疗。2017年2月15日，原告旧伤复发，双耳均听不见；经到北京同仁医院、解放军总医院、武警总医院检查治疗，被诊断为双耳感音性神经性耳聋、耳鸣。2017年4月原告申请评残，无为县民政局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以档案内无因公、因战致残记载，原始病历无致残原因情形表述，不予上报。原告后提起行政诉讼，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无为县民政局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8月15日，被告的工作人员以口头形式告知，市局要求原告继续查找补充因公因战的相关证明材料；在原告坚持要求书面回复的情形下，被告向原告发出补充材料告知书。被告以省厅规定，必须为原始材料否则不予上报，没有考虑到原告在建国50周年国庆阅兵训练中受伤的特殊情况，构成行政行为违法。原告要求判令被告为原告上报评残申请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国庆阅兵荣誉证书、转业证、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部队证明，医院证明及医生证明，住院材料，战友证明，行政判决书，医生回函，部队回函，无为县人民法院关于为汪奎同志评定伤残等级的函，无为县民政局关于汪奎同志评定伤残等级的报告，补充材料告知书共计十一份证据，证明原告参加了建国50周年阅兵，诉讼主体适格，系因公因战受伤，符合补评伤残等级条件。 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辩称：一、原告提供的申请材料缺失因公、因战的档案记载或者原始医疗证明，属于材料不全、不符合法定形式情况。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民政部发布的《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三款、《安徽省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皆规定已退役军人因战、因公致残，未及时评定残疾等级，补办评定伤残等级的，须有因公、因战的档案记载或者有原始医疗证明。《安徽省评残工作规范》规定“档案记载”是指个人正式档案中由其所在部队作出的法定有效的涉及本人负伤原始情况、治疗情况及善后处理情况的书面记载。“原始医疗证明”是指军人服役期间由其原所在部队军以上单位指定的军队医院出具的能说明其致残原因的《病情诊断书》、《出院小结》、正式病历或者正式的病情检查、实验分析记录。档案记载或原始医疗诊断证明中，不仅要有负伤事实记载，且须有能认定的因战因公受伤的情形表述。本案中原告汪奎个人档案无任何因公、因战致残情形记载,且无法提供能说明其因公致残原因的原始医疗证明。其提供的在1999年1月23日在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的住院病历既不是原告陈述的1998年9月头部受伤的当时救治病历，也不是原告所称头部受伤之后时隔一段第一次看病医疗机构的原始病历。且该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的住院病历出院诊断结果是“左耳慢性化脓性中耳炎”、院内无并发症。从诊断结果来看，结果是“病”，不是“因公、因战致残”。原告提供的该病历不仅没有负伤事实记载，也没有能认定的因战因公受伤的情形表述。相反，该住院病历中“病历记录”第1页记载“现病史：患者于1995年3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左耳间断流脓，当时无耳痛，听力下降，就诊于当地医院，给予双氧水洁耳后症状消失，之后又反复出现左耳间断流脓，患者均未进行治疗。1998年12月患者出现左耳听力下降，伴有耳痛、耳鸣，耳鸣呈低调嗡嗡声，无眩晕畏寒。就诊于武警北京二总队医院，给予增效联黄片，口服后症状未缓解。于1999年1月23日来我院门诊”表明原告在1996年12月入伍前左耳就有患病史，本次治疗是因为1998年12月发生左耳听力下降。该病历没有任何有关原告所称的1998年9月头部受伤关联陈述和记载。至于原告提供的2018年5月26日武警北京市总队执勤第十三支队政治工作处、2018年1月11日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三医院医务处、2018年1月12日原武警总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康梦奎出具的证明以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于2017年3月24日为其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等相关证明材料都是时隔二十年后制作的，在形式和性质上均不属于《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规定的“档案记载或原始医疗证明”范畴。此外，原告及其原单位所称原告因参加阅兵集训，头部受伤，因封闭式训练，未能及时检查和治疗，阅兵训练机构为临时组建单位，也未及时将因公致残相关材料放入档案等，显然与事实和情理不符；封闭训练也必然有为集训人员受伤、疾病等提供救治服务的配套医疗机构，原告所称受伤时隔一段时间后才在1999年1月才开始治疗，但这也是在封闭集训期间。另外，因训练受伤致残情况的档案文书记载，固然不会存放临时机构，应随本人随后的档案在存放机构一并存放。否则，原告因集训荣立三等功并提干的情况也不会体现在其本人的人事档案中。 二、针对原告缺失因公、因战的档案记载或者原始医疗证明等材料情况，被告已经履行告知其补充材料的回复职责，原告要求办理补评残并上报，被告根据《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七条等文件规定，已经书面告知其应补充材料，其中包括2018年11月27日原先民政局的《补充通知书》以及被告2019年8月21日的《补充材料告知书》，该两份回复告知书,皆明确需补充提供因战因公致残证明材料，即档案记载或原始医疗证明，并附了详细说明和解释。 三、被告也帮助原告向有关机构和人员收集材料，但结果也均不符合“原始医疗证明及档案记载”范畴。被告于2019年分别向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为原告做手术的医生康梦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病案室、武警北京市总队执勤第十三支队政治工作处发出了调查函，但回函材料均不符合“原始医疗证明及档案记载”范畴。 四、在通知原告补充材料以及被告帮助原告收集材料之后，对于原告的申请材料仍然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被告无法定职责和义务将材料不全、不符合法定形情形的原告申请材料上报市局。根据《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报送的有关材料进行核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签发受理通知书；材料不全或者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告知当事人补充材料。《安徽省实施办法》第十七条对退出现役的军人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提出的申请，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一）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材料齐全的应当受理……因此,被告只能对符合受理条件的有关材料签发受理通知书，履行上报职责。同时，根据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的通知》（皖民优字(2018)74号）的文件补办评定残疾等级的，也明确规定“对不符合因战因公负伤条件或经鉴定达不到评定残疾等级标准的（在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下），继续报送市级民政部门。对没有原始因战因公致残记载的，认定为材料不全，书面告知申请人补充材料，不必上报。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要求的，不予受理，不必上报”。因此，本案中被告只能对材料齐全的申请材料履行上报职责，反之，对于原告没有原始因战因公致残记载的不齐全的申请材料我局无上报权利和职责。 综上，被告未将原告材料上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是依据相关法规和文件规定，原告要求被告上报评残申请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于法无据。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法律依据： 1、评残申请书、关于汪奎同志评定伤残等级的函、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2018年12月原告通过现单位同意向被告申请补办伤残评定； 2、原告转业证复印件，证明原告2006年7月31日被部队批准转业； 3、武警部队干部转业审批报告表、荣誉证书复印件，证明原告转业档案载明身体状况健康，参加50周年阅兵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三功一次，但对阅兵集训头部耳部受伤没有档案记载和情形表述； 4、2018年5月26日武警北京市总队执勤第十三支队政治工作处出具的证明，系原告所称1998年受伤时隔20年后所在单位才表述受伤事项及无档案说明，不属于原始档案记载，不符合评残要求； 5、2018年1月11日武警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三医院医务处证明，证明在原告所称1998年9月受伤之后，第一次于第二年1999年1月在武警××总队医院（现为武警部队××总队第三医院）治疗，时隔二十年后，该院出具的当年接治原告左耳受伤，并转送武警总部医院治疗的证明，该证明没有提供当年治疗的原始病历或材料，不属于原始医疗资料，不具法定合法形式； 6、1999年原告在武警部队总医院住院病历5页复印件，其中缺失病历记录第1页，证明在原告所称1998年9月受伤之后，第二次在武警部队总医院治疗的原始病历资料中无患者受伤记录陈述和记载，且缺少病历记录的第一页。 7、2017年3月24日武警部队总医院诊断证明，该诊断证明的内容不规范，明显自相矛盾，抬头诊断原告现病史感音神经耳聋耳鸣（双），对于处理意见却又叙述1999年诊断为混合性耳聋，实际当年诊断为左耳慢性化脓性中耳炎，还有叙述根据部队证明特注明1998年原告头部外伤，但不知是何部队证明，语焉不详，而1999年该部队医院原始病历完全没有上述内容和部队证明，故不是法定有效原始医疗证明； 8、2018年1月12日原武警部队总医院1999年接治原告的医生康梦奎出具的证明，该医生个人证明内容同样不规范，明显自相矛盾；首先叙述1999年原告诊断为中耳炎静止期、纯音测试为混合性耳聋，又写明原告追述病史1998年集训有外伤，再写明现病史为双耳感音神经性耳聋，又说根据患者单位有证明曾有外伤史，说明诊断治疗后果，而1999年该部队医院原始病历完全没有上述所说外伤记载和证明，也没有纯音测试为混合型耳聋的诊断，故不是法定有效原始医疗证明； 9、原告两名战友郝志杰、蔡俊红书面证言，证明虽然在形式上是补办评残的材料之一，但不是主要材料，且内容不具体、不翔实，难以认定真实性； 10、被告2019年5月27日向武警北京市总队执勤第十三支队政治工作处所发函，2019年5月27日武警北京市总队执勤第十三支队政治工作处回函，证明被告也帮助原告向所称原告受伤单位收集受伤材料，但回函材料仍属于是在原告所称1998年受伤时隔20年后才表述受伤事项及无档案说明，该证明不予属于原始档案记载，不具有合法形式； 11、2019年6月9日原武警部队总医院1999年接治原告的医生康梦奎回复被告的了解函，证明被告也帮助原告向原告所称受伤之后第二次就诊医院的医生收集医疗资料，但个人回函内容不规范，明显混乱自相矛盾； 12、被告2019年7月18日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院中心病案室所发函、部队总医院回寄的原告武警部队总医院完整病历（其中有病历记录第1页），证明被告也帮助原告向原告所称受伤之后第二次就诊的医院收集原始医疗证明，但该院只回寄了原告的整套病历，其中弥补了原告原先没有向被告提供的病历记录第1页，病历记录第1页表明原告在1996年12月入伍前，即1995年3月左耳就有患病史，本次治疗是因为1998年12月发生左耳听力下降，而没有载明是1998年9月训练外伤导致； 13、（2018）皖0291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证明2018年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无为县民政局在收到原告申请材料后有义务告知原告补充材料或依法逐级上报； 14、2018年11月27日无为县民政局补充材料通知，证明被告前身单位己依法向原告发出补充材料通知书，其中包括补充提供档案记载和原始医疗证明，并附了详细说明和解释； 15、2019年8月21日的补充告知书，证明被告单位成立后，本着对原告负责再次向原告发出补充材料告知书，专门要求原告补充提供档案记载和原始医疗证明，并附了详细说明和解释，被告已依法履行回复等相关义务； 16、《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伤残抚恤管理办法》、《安徽省实施办法》、《安徽省评残工作规范》、《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释义，系被告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原告汪奎对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交的证据、依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证据合法；证据2无异议；证据3内容属实，但档案记载不完善；证据4中的材料是符合法律规定，具备合法形式的；证据5的背景是因为当年情况特殊，办事程序也没有那么完善；证据6系1999年在武警部队总医院诊疗材料，就是原告的第一次治疗；证据7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应当以专业医生的诊断作为结果；证据8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原始病历所有内容虽不是康医生所写，但是都是其签字的认可，且载明是初步诊断，后面明确写了双耳均有穿孔；证据8是对病历材料的补充完善；证据9系真实的，充分证明原告当年参加国庆阅兵受伤的客观事实；证据10能够充分证明原告申请符合法律法规；证据11可以证明原告提交的是原始的有效医疗证明，是主治医生手写的；证据12系医生治疗了解原告有无遗传病史，原告陈述曾经洗澡导致耳朵流脓，但是和1998年原告因训练受伤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4可以证明原告符合评残要求；证据15不能证明原告履行了上报程序；对原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无异议。 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原告汪奎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均以被告的证明目的为准；相关证据均不是原始材料，原告主张其在1998年的训练中不慎晕倒，这一事实无法核实，无法证明耳朵化脓转入治疗是因为受伤还是因为洗澡耳朵进入导致，原告材料且也不属于相关条例要求的形式，病例也不能证明是原告系因公因战受伤致残；另从病案首页可以看出来，康医生只是其手术医生、非主治医生，其出具的证明也是不可靠的。 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庭审调查，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关于案涉证据的关联性及是否能达到各自的证明目的在判决主文部分综合论述。 经审理查明：1996年12月，原告应征入伍至原武警××总队××支队服役。1998年6月，原告被选调参加建国50周年阅兵武警特警方队训练。1999年1月，原告因左耳听力进行性下降在武警××总队医院（现为武警××市第三医院）就诊，后因病情需要转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治疗。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检查诊断为左耳慢性化脓性中耳炎（静止期）并入院治疗，同年2月4日在院行左耳鼓室成形术，于2月18日出院。2006年7月，原告汪奎转业被分配至无为县人民法院工作。2017年2月，原告突发耳部疾病；2017年3月24日，原告汪奎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诊断，被确诊为“感音神经性耳聋、耳鸣（双）”。2018年12月6日，无为县人民法院向无为县民政局（当时被告尚未成立，关于退役军人的优抚工作由无为县民政局分管）发出《关于为汪奎同志评定伤残等级的函》，该函载明经武警北京市总队执勤第十三支队政治工作处核实，汪奎同志曾在该部服役（原武警北京二总队十七支队），1998年9月汪奎在被选调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集训训练中晕倒头部着地受伤，此后一直伴有耳鸣，听力也感到下降，由于当时系封闭式训练，直至1999年1月，该部才将汪奎同志送至武警××总队医院（现为武警××总队第三医院）检查，后转至武警总医院治疗，由于阅兵训练机构为临时组建单位，未能及时将因公因战致残材料放入其档案，2015年2月15日，汪奎同志突发耳部疾病，3月24日，经武警总医院确诊为混合性耳聋，建议该局为汪奎同志评定伤残等级，随函还附有汪奎本人的评残申请书、部队干部转业审批表复印件等材料。后被告成立，关于退役军人的优抚工作交被告负责、处理。被告接手后，曾向为原告手术的康梦奎医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病案室、武警北京市总队执勤第十三支队政治工作处发出调查函，调查了解是否存在因公因战致残的情况或材料。武警北京市总队执勤第十三支队政治工作处回函主要内容为原告汪奎1998年9月在国庆50周年阅兵高强度训练中不慎晕倒，头部着地受伤，此后一直伴有耳鸣，听力也感觉下降，由于当时系封闭式训练，直到1999年1月先后被部队送往武警××总队医院（现为武警××市总队第三医院）、武警总医院治疗；由于阅兵训练机构为临时组建单位，未能及时将因公致残相关材料放入档案，情况属实，特此证明。康梦奎医生书面回函主要内容为原告汪奎予以1999年1月到原武警总医院就诊，当时带有原单位证明（该同志曾于1998年9月有因训练时头部外伤史，当时因训练任务忙，未曾及时就医），诊断为混合性耳聋（左），感音性神经性聋（双）；有关当事外伤情况不详，但有单位证明有头部外伤史，有关汪奎同志在外伤前听力情况不详，头部外伤会导致神经性聋，该证明仅作参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原武警总医院）病案室收函后将原告汪奎的病案、病历记录、手术记录、出院小结、检查单等诊疗材料复印件寄交被告；病历材料记载最终诊断为左慢性化脓性中耳炎（静止期），现病史为“患者于1995年5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左耳间断流脓，当时无耳痛，听力下降，就诊于当地医院，给予双氧水洁耳后症状消失，之后反复出现左耳间断流脓，患者均未进行治疗。1998年12月患者出现左耳听力下降，伴有耳痛、耳鸣，耳鸣呈低调嗯嗯声，无眩晕畏寒。就诊于武警北京二总队医院，给予增效联黄片，口服后症状未缓解。于1999年1月23日来我院门诊”；另在上述诊疗材料复印件中无外伤史记载。被告收到前述回函材料后，认为原告申请补评伤残等级的材料中仍然缺少“档案记载或者原始医疗证明”；故于2019年8月21日制作《补充材料告知书》送达原告汪奎，该告知书载明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安徽省评残工作规范》等文件规定，需补充“因战因公致残证明材料：档案记载或者原始医疗证明”及“医疗证明材料”；同时在该告知书中就上述两项材料形式、内容等要求做了明确解释。后原告汪奎认为其提交的申请材料及相关单位、医生的回函材料已达到补办评定残疾等级的材料要求，未再向被告补充提交告知书中所要求的材料；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亦未向市级机关报送原告的申请材料。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提交的申请材料及被告向相关单位、医生发函后收到的回复函件、材料是否符合申报材料的法定形式要求。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释义》之规定，档案记载是指军人个人正式档案中由其所在部队作出的法定有效的涉及其本人负伤原始情况、治疗情况及善后处理情况等所作出的书面记载；“原始医疗证明”是指下列医疗证明：1、军人退出现役后补办评残的，是指军人服役期间由其原所在部队军以上单位指定的军队医院出具的能说明其致残原因的《病情诊断书》、《出院小结》或者正式病历或者正式的病情检查、实验分析记录。虽然原告的个人档案中没有因公受伤的档案记载，在原武警总医院的诊疗材料中亦无因公头部受伤的诊断材料；但考虑到个人档案材料原告汪奎个人无法掌握，且原告汪奎主张的受伤时期特殊，并结合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发函获得的武警北京市总队执勤第十三支队政治工作处的证明、为原告实施手术的康梦奎医生手写证明等材料，可以视为原告已提交与《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等规定中的“档案记载或者原始医疗证明”相似形式的材料。故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原告申请材料中缺少“档案记载或者原始医疗证明”为由未向市级民政部门报送申请材料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其行为违法。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为原告汪奎上报补办评定残疾申请材料。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无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 芸 人民陪审员  汤方明 人民陪审员  陈世富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汤韫佳 附本案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