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9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房伟红，女，197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30************580。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宣干，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志伟，男，1985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4。上诉人房伟红因与被上诉人文志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3民初4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房伟红上诉请求：一、文志伟偿还房伟红借款80000元；二、二审诉讼费用由文志伟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不支持房伟红的第一笔借款人民币8000元(港币10万元)错误。一、文志伟是分别于2012年10月15日、2017年2月4日通过借据形式确认向房伟红借款，如果没有借款，不可能两次确认。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文志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没有收到房伟红的借款，而房伟红的两份借据都是由文志伟出具的，两份借据一再确定了文志伟借款的事实。三、文志伟在2012年10月15日明确表达“我向房伟红借款港币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元)”，与在一审庭审中表达的“当时房伟红给了我10万港币筹码”明显不一致，实际情形是房伟红给了10万港币给文志伟，文志伟才会写借据给房伟红。四、至于房伟红两次开庭陈述有不一致的情况，事实上，过了七年时间，记忆上有出入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一审法院以此来认定事实是错误的。五、一审法院根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只是关于出入境人民币的管理规定，而对于其它币种并没有规定，因此，房伟红从澳门回来带10万元港币并没有受到限制，一审法院以此不符合常理是没有依据的。房伟红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文志伟于2012年10月15日所写的借据中载明“我向房伟红借款港币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元）”，而在庭审中又称“当时房伟红给了我10万港币筹码”。事实上，文志伟承认了借款的事实，只不过不承认是现金，而认为是筹码，但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应由文志伟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经过房伟红查找微信，文志伟于2017年4月17日支付过一笔还款2000元。如果没有借款，文志伟不会还款，该笔还款是在文志伟2017年2月14日的《借条》之后所还的。因此，更能证明文志伟借款13万元的事实。三、结合2012年10月15日的《借据》与2017年2月14日的《借条》可以看出，经过房伟红与文志伟的协商，才从原来的10万元港币折价为8万元人民币。因此，文志伟借款的事实通过两份借据可以反映出来，如果没有借款，不可能会有两次换算准确的确认。综上，文志伟借款10万元港币（人民币8万元）是事实，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文志伟辩称，当时文志伟和房伟红去澳门赌博，房伟红赢了钱，文志伟输了钱，房伟红还买了两部苹果手机。当时是施敏仪拿筹码给文志伟和房伟红赌博的。文志伟拿了房伟红10万元筹码输了，涉案的欠条是因为文志伟欠施敏仪钱，房伟红帮文志伟还了5万元人民币。微信转账记录是因为房伟红当时和文志伟说生活比较困难，文志伟在深圳工作就转账了2000元给房伟红。房伟红一审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是虚假的。涉案13万元欠条是房伟红叫文志伟写给房伟红老公看的，在场的还有文志伟契爷。房伟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文志伟向房伟红偿还借款人民币13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及合同约定计算至文志伟清偿之日止)；2、文志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4日，文志伟向房伟红出具一份《借据》，载明：“我本人文志伟向房伟红借款人民币拾叁万元整小写(130000.00)定于每月还款人民币叁仟元整，于2017年3月份开始还款，定于4年内全部清还。借款人：文志伟，2017.2.4，440************014”。房伟红主张文志伟未按约定还款，遂于2019年5月14日诉至法院。文志伟否认向房伟红借款。房伟红主张该13万元分两笔借款，一为2012年10月15日的港币10万元(折合人民币8万元)，二为2017年2月4日的5万元人民币借款。一审庭审中，房伟红主张2012年10月15日其在江门市五邑中医院旁边的茶庄里借10万港币给文志伟的时候有施敏儿和文志伟在场，文志伟对此表示否认，称该10万港币是其与房伟红在澳门赌博时，房伟红给他赌博的筹码，文志伟在澳门向房伟红出具了2012年10月15日的《借据》，载明：“我本人现向房伟红借款港币拾万元正小写(100000.00)，借款人：文志伟，2012.10.15，施敏儿”。庭后，房伟红确认与文志伟于2012年10月15日一起从澳门入境珠海拱北。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房伟红、文志伟提供施敏儿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但房伟红、文志伟均无法提供。另外，房伟红表示其于2012年10月底在逸豪的蕉叶西餐厅里当场把5万元人民币现金出借给文志伟，文志伟表示否认，主张该5万元是房伟红代其向他人偿还的款项。另查，一审法院2019年8月1日向房伟红作询问笔录一份，其中内容有：“审：为何房伟红本次陈述与上次庭审陈述不一致房伟红几点和文志伟去吃宵夜当时为什么身上有这么多现金有无在场人房伟红方出境是身上带了多少现金房伟红：当时我不想牵涉太多事，大概是半夜1点几，没有在场人，只有我和文志伟。我出境时大概带了2万多，入境回来江门时身上大概有10万多，当时在澳门赢了钱。审：为何房伟红在上次庭审时主张有施敏儿在场房伟红：我一直没有说过施敏儿在场，我只说施敏儿在借据上签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文志伟对房伟红提供的两张《借据》的签名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房伟红无实际交付借款给文志伟。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文志伟是否存在借款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上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在于房伟红。房伟红主张本案13万元借款分为两笔：一为2012年10月15日的港币10万元(折合人民币8万元)；二为5万元人民币借款。关于第一笔港币10万元。虽然房伟红对所主张的事实提供了两张《借据》为证，但该两份证据，难以充分证明房伟红存在实际交付现金10万元给文志伟的事实。诉讼过程中，房伟红陈述前后不一致，并且房伟红陈述“我出境时大概带了2万多，入境回来江门时身上大概有10万多，当时在澳门赢了钱”，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出境携带人民币实行限额管理制度，具体限额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而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个人每次携带人民币出入境的限额为2万元，现房伟红主张其当时身上携带10多万港币现金入境并出借给文志伟，不符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本案中，房伟红主张10万港币属于现金交付，但文志伟抗辩称房伟红没有实际给付借款给自己，故房伟红负有提供证据来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实际履行的出借义务，但房伟红仅提供了文志伟出具的《借据》两份，没有《收条》或其他凭证，也没有提供证人证言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综上所述，房伟红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交付现金10万港币给文志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房伟红主张文志伟偿还借款1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8万元)，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第二笔5万元借款问题。房伟红提供的2017年2月4日《借据》主张其除2012年10月15日的1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8万元)外，还曾向文志伟出借人民币5万元，文志伟对此表示该5万元款项是房伟红曾帮其向他人代为偿还，故此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017年2月4日《借据》载明，文志伟文志伟承诺每月向房伟红偿还借款人民币3000元，但没有约定利息，故房伟红主张文志伟向其偿还借款及支付相应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14日起计)，超出本金5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的规定》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文志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房伟红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以本金5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14日起年利率6%计算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驳回房伟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文志伟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1450元，由房伟红负担892.31元，文志伟负担557.69元。文志伟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房伟红提交了如下证据：1、转账记录，证明文志伟向房伟红转账2000元还款的事实。2、微信主体，证明转账主体是文志伟。文志伟针对房伟红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与答辩意见一致。经审查，房伟红二审提交的证据系对其上诉主张事实的证据补强，并无证据突袭故意，本院将综合全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进行综合认证。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依法受到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房伟红要求文志伟偿还的第一笔借款10万元港币（折合人民币8万元）的主张能否获得支持，即本案房伟红上诉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且合法。本院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房伟红主张10万元港币债权，应当对借贷的合意、债权的合法性以及借贷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等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但首先，房伟红提交的两份借据仅能证明双方之间曾存在借款10万元港币的合意，尚不足以证实款项交付的事实。其次，对于10万元港币的借款经过，房伟红在本案中先陈述其于2012年10月15日在江门市五邑中医院旁边的茶庄里将现金10万元港币出借给文志伟，当时还有施敏儿在场，后又陈述2012年10月15日其与文志伟从澳门回来后一起去吃宵夜时出借现金10万元港币给文志伟，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房伟红对于其主张10万元港币的借款经过的陈述前后不一致，难以令人信服。加之，《借据》中载明的借款数额为10万元港币，并非小额借贷，但是在诉讼中房伟红并未向法院提交筹集资金、财产变动情况等证据，仅凭其陈述不能达到证明其已交付了现金10万元港币借款的事实。由此可见，房伟红的举证责任并未完成。文志伟对房伟红提交的两份借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辩称房伟红没有实际交付款项，交付的是澳门赌场上的10万元港币筹码。文志伟就此提交了2012年10月15日的出入境记录，用以证明借据签订当天其与房伟红等人一起在澳门。二审中，房伟红对文志伟提交的出入境记录无异议，同时还明确承认其与文志伟等人去澳门的主要目的就是参与赌博活动。在此情况下，文志伟的抗辩理由具有一定的可信性。此外，在涉及金额较大的借贷时，无论是出借人还是借款人，一般都会对资金交付持较为谨慎的态度。房伟红及文志伟在二审中均确认，双方是一起去澳门后才认识的，亦即涉案借据是双方认识几天后即签订。在双方认识时间并不长，且文志伟没有提供担保、没有向房伟红出具收据的情况下，房伟红主张其向文志伟交付了借款10万元港币，与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不符。至于房伟红二审提交的转账记录，仅显示文志伟于2017年4月17日向房伟红转账2000元，但是该笔款项的性质如何及是否与本案双方的实体争议存在关联，房伟红未能举证进一步证明。即便可以认定该款项是文志伟针对本案讼争款项的还款，但仅通过还款行为并无法推断债务产生的原因。综合前述情况考虑，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文志伟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房伟红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已经使房伟红主张的合法民间借贷关系的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本案应当认定本案中不存在房伟红主张的与文志伟之间存在10万元港币（折合人民币8万元）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由于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房伟红存在对文志伟10万元港币（折合人民币8万元）的合法债权，房伟红要求文志伟偿还该笔借款的本息，缺乏请求权基础，一审判决驳回房伟红要求文志伟偿还10万元港币（折合人民币8万元）借款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房伟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房伟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黎景欣审 判 员  张萍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