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再36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欧阳伟建，男，汉族，住广东省连州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连州市。法定代表人：欧阳伟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宁，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职员。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黄惠芬，女，汉族，住广东省连州市。一审第三人：欧敏静，女，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伟建，男，汉族，系欧敏静父亲。一审第三人：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法定代表人：莫应基。再审申请人欧阳伟建、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黄惠芬，一审第三人欧敏静、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8民终1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8）粤民申52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欧阳伟建、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宁、一审第三人欧敏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伟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欧阳伟建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即撤销俊达公司是欧阳伟建出资100万元设立是错误的。欧阳伟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俊达公司设立时的100万元注册资金由自己出资。（二）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即撤销黄惠芬将持有俊达公司40%的股权返还给欧阳伟建是错误的。欧阳伟建出资40万元，黄惠芬为挂名股东，其所持有40%的股权为代持股，欧阳伟建可依法请求黄惠芬返还股权。且欧阳伟建作为实际出资人，从公司设立起至今，自始至终控制和自主经营管理俊达公司。因此，二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予以撤销，并维持一审判决。俊达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并违反法律规定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出处理。黄惠芬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主动将黄惠芬列为第三人，并追加俊达公司为被告违反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其对案件实体所作的处理是非法无效的。（二）欧阳伟建所提诉讼请求没有请求确认其为俊达公司股东并请求确认黄惠芬不是俊达公司股东的任何内容。原审判决超出欧阳伟建诉讼请求。（三）原判决所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并且作为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未能排除合理怀疑从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欧阳伟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向俊达公司出资以及以其自己名义参与公司经营、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欧阳伟建与黄慧芬之间存在代持股的口头约定亦缺乏依据。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黄惠芬答辩称，同意俊达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及请求。欧阳伟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俊达公司是由欧阳伟建出资壹佰万元设立。2、判令挂在黄惠芬名下的俊达公司40%的股权归还给欧阳伟建。3、案件诉讼费由俊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7月7日，连州市捷通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通公司）收到欧阳伟建汇入的400万元人民币（《客户回单》、《记账凭证》）可证明。2010年8月20日欧阳伟建委托钟宁以欧敏静、黄惠芬名义制定了俊达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五条公司住所：连州市连州镇××路××楼之三。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同年8月23日，欧阳伟建委托钟宁以黄惠芬、欧敏静的名义到连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设立账户并通过捷通公司在农信社的账号80×××84将60万元和40万元共100万元汇入到钟宁办理的账户内，即汇到欧敏静和黄惠芬在农信社的账号80×××88和80×××38内（记账凭证、进账单、支票附加信息、支款报账单分类账、活期结算存折和银行询证函等证明）。同年8月29日欧阳伟建委托钟宁代欧敏静、黄惠芬签名签发了俊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监事任职书》，选举黄惠芬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任期三年。选举钟宁担任公司监事，任期三年。同年8月30日，欧阳伟建委托钟宁向连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俊达公司设立登记申请并由钟宁代签了黄惠芬的姓名。同年9月8日，经连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俊达公司依法登记成立，欧敏静和黄惠芬为公司股东，其中，欧敏静出资60万元，持股60%；黄惠芬出资40万元，持股40%；公司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上显示的法定代表人为黄惠芬，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碳酸钙、硅灰石购销；房地产开发经营；装饰材料贸易。2013年9月24日，欧敏静将持有的股权以60万元转让给黄伟杰，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因黄伟杰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欧敏静，被欧敏静诉至本院请求解除股份转让合同和返还已登记在黄伟杰名下的股权。诉讼期间，黄惠芬用重新刻制的公章重新办理营业执照、变更俊达公司办公地址等登记信息。2013年10月9日欧阳伟建以俊达公司为借款人与第三人阳山农信社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300万元，欧阳伟建以俊达公司名义授权贷款人可直接将贷款划入俊达公司或可直接从账号中扣收相应借款本息的账号均为80×××15。《借款合同》签订当日，连州市顺景商贸有限公司、黄伟杰、黄惠芬、连州市新科建水电发展有限公司、连州市创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贷款提供财产抵押和权利质押以及保证。其中连州市顺景商贸有限公司以自己名下的两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分别为连府国用（2013）第18827000010号、第18827000011号）提供抵押并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其中，黄伟杰、黄惠芬以其持有俊达公司60%和40%的股权提供质押并签订权利质押合同以及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其中，连州市创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连州市新科建水电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保证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俊达公司向第三人阳山农信社贷款后，双方每月均进行对账。欧阳伟建提供俊达公司与第三人阳山农信社余额对账单证实，从2015年10月4日至2017年1月12日，俊达公司在对账单上所盖的公章，是俊达公司设立时依法刻制的公章。该证据证明了俊达公司在此期间并没有遗失公章。欧阳伟建向本院提供俊达公司从2010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合订记账凭单上所盖的公章，证明了俊达公司从设立时起至今的公章没有遗失。目前，第三人阳山农信社的上述贷款已经由欧阳伟建负责偿还了22013109.35元，尚欠本金986890.65元未清偿。2016年5月1日，黄惠芬与另一案被告黄伟杰在清远日报遗失声明版刊登遗失俊达公司公章和个人印鉴各一枚。2016年7月20日，经办人黄伟杰以俊达公司遗失公章为由向连州市公安局申请刻制新公章并填写刻制公章申请表，经审批，俊达公司的公章被黄伟杰、黄惠芬重新刻制。另查明，俊达公司购买位于连州市××路地段的地块的资金来源是由欧阳伟建出资494万元以俊达公司的名义购买，是分两笔款支付，一笔410万元，另一笔84万元，具体手续由俊达公司的监事钟宁经手办理，土地证号：连府国用2015第**，土地使用权人：俊达公司。后黄惠芬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用重新刻制的俊达公司公章以土地使用权证遗失为由重新领取新证。此外，黄惠芬在诉讼期间用重新刻制的公章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人民银行连州市支行重新办理俊达公司的营业执照、机构信用代码证、连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户许可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当事人诉讼主体和诉讼地位问题。欧阳伟建起诉时以黄惠芬为被告，请求黄惠芬返还持有俊达公司40%的股权，即对股权权属发生争议。而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条文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院依法将与欧阳伟建有股权争议的当事人黄惠芬列为第三人，并追加俊达公司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对此提出抗辨，该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1、俊达公司设立时，黄惠芬出资40万元，该款是黄惠芬本人所出，还是欧阳伟建以黄惠芬的名义所出；2、欧阳伟建与黄惠芬谁具有俊达公司股东资格；3、黄惠芬持有俊达公司40%的股权应否返还给欧阳伟建。原、被告双方、黄惠芬均同意该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欧阳伟建和黄惠芬均认可用于注册设立俊达公司的100万元资金来源于捷通公司，根据捷通公司支款报账单和分类账、应付款项记载，上述100万元是转款给欧阳伟建设立俊达公司，并非是直接借款给黄惠芬，即俊达公司设立时的100万元注册资金是欧阳伟建向捷通公司所借，属欧阳伟建出资。同时，捷通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证实其与黄惠芬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和捷通公司对自己财产支配问题，即黄惠芬设立俊达公司的40万元不是捷通公司借给黄惠芬的借款，至于捷通公司的财产和独立行使财产权，与黄惠芬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此外，俊达公司的监事钟宁出具书面证言和出庭作证证实，设立俊达公司所办理的一切手续，是欧阳伟建委托钟宁办理。从证人钟宁提供给法庭有关黄惠芬、欧敏静签名样式可见，银行征询函、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信息、俊达公司章程、俊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监事任职书上黄惠芬、欧敏静的签名与证人提供的签名式样是一样的。而且黄惠芬本人在一审四次庭审活动中都没有出现与欧阳伟建和证人对质，没有否定证人陈述代其签名的事实。因此，俊达公司设立时登记在黄惠芬名下的40万元注册资金不是黄惠芬本人所出，而是欧阳伟建所出，即欧阳伟建以黄惠芬的名义出资。至于欧阳伟建以第三人欧敏静的名义出资60万元，因欧阳伟建没有主张权利，故本案不作处理。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欧阳伟建与黄惠芬谁具有俊达公司的股东资格问题。根据欧阳伟建提供俊达公司与第三人阳山农信社的对账单和俊达公司的记账凭单证实，俊达公司对账所使用的公章和自行记账所使用的公章是俊达公司设立时依法刻制的公章，俊达公司的公章从来就没有遗失。黄惠芬与另一案的被告黄伟杰知道、应当知道俊达公司的公章和经营管理从设立时起一直由欧阳伟建负责，但黄惠芬与另一案被告黄伟杰在没有征得俊达公司公章保管人和实际经营人证实俊达公司公章确实遗失的情况下，擅自登报声明遗失俊达公司的公章，并以遗失公章为由，向连州市公安局申请重新刻制公章，黄惠芬与另一案被告黄伟杰申请重新刻制公章的事实和理由不存在，黄惠芬与另一案被告黄伟杰采用隐瞒事实的方法取得刻制而来的公章从而产生和形成的所有证据，来源不合法。因此，黄惠芬和黄惠芬代表俊达公司向该院提供盖有俊达公司重新刻制公章的法律声明以及通过重新刻制的公章而取得的所有证据，该院不予采纳，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欧阳伟建提供俊达公司盖有设立时依法刻制的公章而形成的证据，合法有效，该院予以采纳，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俊达公司盖有设立时依法刻制的公章的三份证明证实，俊达公司的发起人和实际出资人是欧阳伟建，是由欧阳伟建出资100万元设立俊达公司，黄惠芬持股40%属名义股东，俊达公司自设立至今由欧阳伟建负责经营管理，黄惠芬没有参与俊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同意将黄惠芬的股权转回欧阳伟建名下。因此，欧阳伟建具有俊达公司的股东资格，黄惠芬不具有俊达公司的股东资格。此外，从欧阳伟建提供的其他事实和证据同样证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其中证据一是连州市顺景商贸有限公司出具证据证明，俊达公司向第三人阳山农信社贷款2300万元，因俊达公司由欧阳伟建经营管理并属于欧阳伟建所有，即欧阳伟建享受和行使俊达公司股东权利，基于这个原因，同意以本公司财产为贷款提供担保；证据二，连州市新科建水电发展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实，基于俊达公司由欧阳伟建出资设立和经营管理以及享受和行使俊达公司股东权利，所以同意以本公司的财产为俊达公司向第三人阳山农信社贷款23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证据三，连州市创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实，基于俊达公司由欧阳伟建出资设立和经营管理以及享受和行使俊达公司股东权利，所以同意以本公司的财产为俊达公司向第三人阳山农信社贷款23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上述三间公司以自己的财产为俊达公司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原因，是因为欧阳伟建出资设立俊达公司和经营管理俊达公司以及享受俊达公司股东的权利。证据四，黄惠芬以其名下的股权为俊达公司的贷款提供质押，是因为黄惠芬本人没有出资，欧阳伟建要求将挂在其名下的股权出质属情理之中的事情；证据五，另一案的被告黄伟杰以其名下的股权为俊达公司的贷款提供质押，是因为黄伟杰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本案第三人欧敏静，即欧阳伟建的女儿，欧阳伟建要求黄伟杰将欧敏静已转让并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出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证据六，俊达公司购买位于连州市××路地段的地块的资金来源由欧阳伟建出资，并由欧阳伟建决定以俊达公司名义购买，而黄惠芬和另一案的被告黄伟杰却没有主张其有出资的事实和证据，此法律事实又证明欧阳伟建视俊达公司为自己的公司并进行经营管理，所以才个人注资，充分行使俊达公司股东的权利，即经营决定权。黄惠芬是俊达公司注册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并且是与欧阳伟建发生股权争议的第三人，按理黄惠芬应直面欧阳伟建当面对质，但黄惠芬在该院四次开庭审理中均没有参加，只是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庭审活动，以致该院在法庭调查阶段询问俊达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资金来源情况、财产来源情况、债权债务情况、股东权力和权利行使情况等问题时，得不到俊达公司和黄惠芬清晰的回答。相比之下，欧阳伟建回答明确具体。因此，黄惠芬代表俊达公司以及作为与欧阳伟建发生股权争议的第三人向该院提出的抗辨理由欠缺事实和证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中当事人举证时限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二款【证据交换一般不超过两次。但重大、疑难和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进行证据交换的除外】。本案争议大，且属重大疑难和复杂，所以不受证据交换两次的限制。对欧阳伟建提交的同意该院判令黄惠芬返还40%的股权后，继续向第三人阳山农信社提供质押的补充意见，属欧阳伟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且该行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欧阳伟建请求确认俊达公司由其出资100万元设立和判令黄惠芬归还其持有的俊达公司40%的股权的主张，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俊达公司是由欧阳伟建出资壹佰万元设立。二、欧阳伟建具有俊达公司股东资格；黄惠芬不具有俊达公司股东资格。三、限黄惠芬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持有俊达公司40%的股权归还给欧阳伟建。四、欧阳伟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将黄惠芬归还的40%的股权质押给第三人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本案受理费87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俊达公司和黄惠芬负担。黄惠芬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欧阳伟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欧阳伟建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另查明，俊达公司名下的位于连州市××路地段的土地上的建筑物租金一直由欧阳伟建收取。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欧阳伟建与黄惠芬谁具有俊达公司的股东资格；2、若欧阳伟建具有俊达公司的股东资格，黄惠芬应否将持有俊达公司的40%股权返还给欧阳伟建。关于欧阳伟建与黄惠芬谁具有俊达公司股东资格的问题。本案属公司内部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应结合俊达公司的设立过程和公司具体运营管理中的相关事务以及本案证人证言所反映的情况，围绕欧阳伟建对俊达公司有无出资，以及其是否参与俊达公司经营管理等实质要件作为判断欧阳伟建的主张是否成立的前提。首先，设立俊达公司的100万元资金来源于捷通公司，捷通公司由欧阳伟建设立管理，欧阳伟建陈述100万元是其向捷通公司借来设立俊达公司的，捷通公司提供书面证明予以认可，其是根据欧阳伟建的要求代欧阳伟建转账给黄惠芬注册俊达公司；黄惠芬辩称该40万元是其个人向捷通公司的借款，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捷通公司也不承认与黄惠芬存在任何形式的债权债务关系；此外，公司监事钟宁书面证明及出庭作证称，其接受欧阳伟建的委托代黄惠芬及欧敏静签名领取捷通公司划转的100万元，其中划转到黄惠芬名下的40万元不是捷通公司借给黄惠芬的，而是欧阳伟建为了以黄惠芬的名义设立俊达公司才划转到黄惠芬账号。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黄惠芬在俊达公司并无实际出资，欧阳伟建是俊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次，从俊达公司的设立过程和具体运营管理中的相关事务中看，钟宁出具书面证明及出庭作证称欧阳伟建委托其办理俊达公司设立的一切手续，并结合两份《声明书》可证实，黄惠芬及欧敏静没有委托过钟宁办理俊达公司设立时的任何事项；俊达公司取得使用权的位于连州市××路地段土地是由欧阳伟建全资购买，且地上建筑物租赁合同由欧阳伟建签订，租金一直由欧阳伟建收取；俊达公司向阳山信用社贷款2300万元，借出及还贷均由欧阳伟建办理，连州市顺景贸易有限公司、连州市新科建水电发展有限公司、连州市创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并出具证明称因俊达公司由欧阳伟建出资设立和经营管理，才同意为俊达公司的前述借款提供担保。黄惠芬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反驳上述的事实及证人证言，且根据日常生活常理，欧阳伟建只有实际上参与俊达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才会就出资购买公司土地、收取地上建筑物租金、使用公司借款等事务行使相关管理和决策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欧阳伟建具有俊达公司股东资格、是俊达公司实际股东正确，该院予以维持。关于黄惠芬应否将持有俊达公司的40%股权返还给欧阳伟建的问题。经查，黄惠芬及黄伟杰为俊达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上记载的股东，黄伟杰占公司过半数60%的股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未经公司另一占股份过半数股东黄伟杰的同意，一审法院判令黄惠芬将持有俊达公司的40%股权归还给欧阳伟建不当，该院予以纠正。另外，一审法院判令欧阳伟建将黄惠芬“归还”的40%的股权质押给阳山信用社。经查，阳山信用社并未向法院主张该项请求，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未提出的请求作出裁判不妥，该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黄惠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予以驳回。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及部分实体处理错误，该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连州市人民法院（2016）粤1882民初745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二、维持广东省连州市人民法院（2016）粤1882民初74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欧阳伟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7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俊达公司和黄惠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黄惠芬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2018）粤民再30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8民终184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连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1882民初744号民事判决。即：一、解除欧敏静与黄伟杰于2013年9月24日签订的《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二、限黄伟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俊达公司60%的股权给欧敏静；三、欧敏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将黄伟杰返还的60%的股权质押给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再查明，本案再审庭审中，俊达公司陈述其没有提起再审申请，是黄惠芬以虚假的公章所提起的申请，不是俊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2018）粤民再308号民事判决，黄伟杰持有的60%股份已于2019年4月18日经法院强制执行转到欧敏静名下，俊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欧阳伟建。又查明，欧敏静向本院提交了连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服务中心出具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俊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欧阳伟建。投资者为欧敏静和黄惠芬。欧敏静持股比例为60%，核准登记日期2019年4月18日。欧敏静另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同意黄惠芬将代持的俊达公司40%股权返还给欧阳伟建。本院再审认为，本案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因俊达公司在本案再审诉讼中陈述其并未提出再审申请，是黄惠芬以虚假的公章所提起的申请，不是俊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是：一、黄惠芬应否将持有的俊达公司40%股权归还给欧阳伟建；二、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判项“俊达公司是由欧阳伟建出资壹佰万元设立”是否有误。本案一、二审法院已查明俊达公司是欧阳伟建出资壹佰万元设立，欧阳伟建是俊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且俊达公司由欧阳伟建实际经营管理。故黄惠芬和欧阳伟建之间存在实际的代持股法律关系、黄惠芬是代欧阳伟建持有俊达公司40%股权的名义股东的事实可予认定。欧阳伟建要求黄惠芬归还代持的俊达公司40%的股权，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以未经俊达公司另一占股份过半数股东黄伟杰同意为由，对欧阳伟建的诉请未予支持。对此，本院认为，从俊达公司的出资及股权结构看，欧阳伟建是俊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黄惠芬和欧敏静均为名义股东，此后黄伟杰受让欧敏静60%股权亦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从俊达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看，俊达公司系由欧阳伟建实际经营管理，无论是黄惠芬和欧敏静、还是后来受让欧敏静60%股权的黄伟杰，均未实际参与俊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黄伟杰实际上亦为俊达公司的名义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是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取得股东资格、即隐名股东显名化的规定，其目的在于保障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不被破坏，保护股东之间的信赖利益，针对的是公司其他股东不知道隐名股东的存在、认同的合作伙伴是名义股东的情形。而本案俊达公司的股东黄惠芬和黄伟杰均为名义股东，且均明知俊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实际经营者为欧阳伟建，因此，本案并不属于前款规定规范的情形。作为俊达公司实际出资人的欧阳伟建要求名义股东黄惠芬返还代持股权、成为俊达公司显名股东，无须征得俊达公司另一名义股东黄伟杰的同意。二审法院以未经黄伟杰同意为由，对欧阳伟建要求黄惠芬归还代持的俊达公司40%股权的诉请不予支持，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的（2018）粤民再308号民事判决，判令黄伟杰返还俊达公司60%的股权给欧敏静。根据该判决，黄伟杰持有的60%股份已于2019年4月18日转回欧敏静名下。本案再审期间，欧敏静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明确其同意黄惠芬将代持的俊达公司40%股权返还给欧阳伟建，更进一步表明欧阳伟建请求黄惠芬归还代持的俊达公司40%股权已不存在事实上的障碍。当然，如前所述，欧敏静实为俊达公司的名义股东，亦明知俊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实际经营者均为欧阳伟建，因此，无论其是否同意欧阳伟建显名的要求，均不影响人民法院支持欧阳伟建显名的主张。本案二审判决已查明并认定欧阳伟建出资壹佰万元设立俊达公司，是俊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故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判项“俊达公司是由欧阳伟建出资壹佰万元设立”不当，本院依法一并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欧阳伟建再审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8民终1844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广东省连州市人民法院（2016）粤1882民初745号民事判决。二审受理费17400元，由黄惠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捷夫审判员  胡晓清审判员  潘晓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姚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