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83839号原告：马洪彬，男，197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桐，天津儒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北方文化产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津滨大道169号B-213室。法定代表人：刘贵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方，该公司员工。原告马洪彬诉被告天津北方文化产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至院，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洪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桐，被告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贵良、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方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洪彬向本院提交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9年3、4、5月份工资差额300元整；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9年3、4、5月份工资差额赔偿金300元整；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0816元整；4、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2年至2019年未休年假工资63210元整；5、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9年5月27日至5月31日工资1402.3元整；6、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9年5月27日至5月31日工资赔偿金1402.3元整；7、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代通知金5900元整；8、请求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退工退档手续；9、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于2012年12月18日入职被告公司，工作岗位为专职司机兼办公室，并先后四次订立劳动合同。2016年12月19日第四次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工作岗位为办公室，工作地点为公司内部，主要工作内容为公司行政、安全管理、车务、后勤等工作。原告在被告公司任职期间，工作认真尽责，于2017年6月升任文化公司办公室主任。2019年5月20日、2019年5月27日，被告先后两次向原告下达《员工调职通知书》和《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变更确认书》，在未与原告协商的情况下，单方决定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原告于2019年5月31日向天津港保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3、4、5月工资差额赔偿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支付2019年5月26日至5月31日工资，支付2019年5月26日至31日工资未及时发放赔偿金，支付代通知金。该会于2019年8月5日作出津保劳人仲裁字[2019]第50362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不服，故起诉至院。被告文化公司辩称，第一项诉请不予认可，该方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所有员工原职务均被免除，为促进公司内部人才有序流动，集团对系统内各单位员工统一平衡调整岗位工资结构，属于公司经营自主权范畴，2019年3月公司开始执行新的工资发放标准和工资结构，在新的工资标准确定后，通知原告本人新的工资标准为5800元/月，原告本人原工资标准为5900元/月，通知完原告本人，原告本人当时认可，新的工资标准也未违反劳动合同内容，并且已执行了三个月，表明职工是认可的。第二项诉请该方不予认可，赔偿金有相应的规定情形，该方没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应支付赔偿金。第三项诉请该方不予认可，按照法律规定该方同意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经济补偿金57151.29元。自2016年5月起已无新业务，公司实际维系运转，与公司经营范围和形式出现不符，需要转换经营机制，提高运行效率，经过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用民营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竞争力，内部经营战略调整，企业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多次与劳动者协商解决企业无岗位后妥善解决为其安排岗位的事宜，该员工到会协商，有会议记录，有证人，经多次协商不成，2019年5月30日，该公司与原告就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事宜以会议方式进行协商，仍协商未果，该公司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章第四十条第三款，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情形，以书面形式正式通知劳动者本人解除劳动合同，在原告不同意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采取会议纪要公示的方式，整个过程属于合法过程，且企业尚未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第四项诉请该方不予认可，本企业严格执行国家法律规定，支持劳动者享受国家政策，原告2018年、2019年已休年休假分别为8天、2天，未休年休假原告未提出休假申请，原告自2012年入职该公司，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计算，原告年休假天数为10天，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折算原告2019年未休年休假为2天，原告2018年及2019年未休年休假共计7.5天，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计算原告未休年休假工资为5630.7元。第五项诉请该方不同意支付，但同意支付1333元，该公司按照考勤周期4月26日至5月25日，已发放员工5月份工资，5月27日至31日在岗未发放的工资应于6月28日发放，公司尚未到工资发放时间，原告就申请仲裁了，公司未表示不予支付。第六项诉请该方不予认可，赔偿金有相应的规定情形，该方没有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双方协商过程中被告明确表示支付5月27日至5月31日的工资。第七项诉请该方不同意支付，同意支付5800元，该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与原告就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事宜以会议方式进行协商时该方已向原告书面通知将支付代通知金5800元整。第八项退工退档咨询了保税区退工窗口及仲裁委员会，退工窗口表示在仲裁期间不能办理退工退档。第九项诉请本案诉讼费不应由该方承担。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文化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2日，曾用名金水（天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2017年更名为天津北方文化产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2019年年初在更名为现用名。天津市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大股东。根据文化公司提交的财务情况说明，该公司自2016年5月起经济效益下滑。文化公司称以其注册资金的银行存款利息发放员工工资。原告2012年12月18日入职被告处，任司机兼办公室职员。2017年6月升任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年底，因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原告及文化公司其他员工原职务均被免除。原告工作包括行政、后勤、车务、安全等内容，双方签订过四次劳动合同，最后一次为期限自2016年12月19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2017年6月起工资升至5900元/月，2019年3月被告上属的天津市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对集团系统内各单位的员工统一平衡调整工资结构，原告岗位定薪为5800元/月，每月28日银行转账发放当月工资。2019年5月20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通知原告到天津市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开会，并告知原告当天调至天津市水产集团鑫惠达水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任业务配送工作。新工作地点为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69号。2019年5月21日，天津市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向原告下达《员工调职通知书》。当日原告向天津市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书面声明，由于该通知书内容未与原告协商，且未注明对原告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等具体条款，原告不同意调职安排，要求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并继续从事原岗位工作。2019年5月27日被告向原告下达《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变更确认书》。明确变动生效日期为2019年5月27日。次日，原告向被告声明，由于该变更通知书未遵循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被告硬性决定对原告的工作变更，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拒绝被告单方决定的工作变更，要求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2019年5月30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天津市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及人力资源部三人和原告共同召开会议，被告法定代表人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按照法律规定给予补偿。原告发表了不同意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意见。被告决定，按照客观条件发生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会后形成会议纪要并在被告公司进行公示。当日，被告向原告下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写明由于客观情况发生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决定自2019年5月30日起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为57151.29元。同时，被告向原告下达说明，写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向原告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5800元。原告经天津市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签收，并在回执写明不同意解除要求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另查明，根据原告提交的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薪酬发放情况统计表和工资收入汇总表核算，原告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应发工资分别为6400元、6400元、8000元、6400元、8100元、6400元、6400元、6400元、6400元、6400元、6237元、6070元（每月均另含餐费），2018年11月发放当年度全年奖金32000元，折算2018年6月至12月18666.67元计入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工资总额，2018年10月发放取暖费520元不计入工资总额，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原告应发工资总额为97753.67元，月平均应发工资为8146元。又查明，原告2019年5月27日至31日出勤并签有考勤记录，工资结算至5月25日。双方尚未办理离职手续，社会保险缴纳至2019年5月。就原告工作年限，原告称1994年9月10日首次就业入职天津工业缝纫机有限公司至2000年底，2001年至2010年自由职业，2010年10月至2012年12月在某医药公司就职，后入职被告处。再查明，马洪彬为申请人，以文化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天津港保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会于2019年6月3日依法受理。马洪彬仲裁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9年3、4、5月份工资差额300元整；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9年3、4、5月份工资差额赔偿金300元整；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0816元整；4、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2年至2019年未休年假工资43860元整；5、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9年5月27日至5月31日工资1355元整；6、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9年5月26日至5月31日工资赔偿金1355元整；7、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代通知金5900元整。该会于2019年8月5日作出津保劳人仲裁字[2019]第5036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1、文化公司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57151.29元；2、支付原告2018年和2019年未休年假工资4504.54元；3、支付原告2019年5月27日至5月31日工资1355元；4、支付待通知金5900元；5、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起诉至院，被告认可裁决内容且并未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关于文化公司与马洪彬解除劳动合同是否为违法解除一节，本案中，文化公司向马洪彬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载明，其解除理由系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上述法条的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根据文化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股东决定书、支部委员会文件等证据，可以证实文化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经济效益出现下滑，同时，其内部结构、人员配置和经营方式均面临调整，上述情形可以认定为客观情况与订立合同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被告难以就原劳动合同订立时约定的工作岗位、内容和模式继续履行。并且，就上述情形，文化公司已通过上属集团公司为原告安排调任至集团内其他下属公司，此调岗行为属于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的范畴，且未有证据显示上述调任有对原告显失公平的情形，现双方对于调整岗位事宜未能达成一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上述情形属于用人单位依法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结合原告工作年限和经查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情形，可认定被告应支付原告的经济补偿金数额为57022元。（8146×7个月=57022元）。因被告未对仲裁支持的经济补偿金数额57151.29元提出异议，本院对于仲裁确认的经济补偿金数额予以支持。同时，根据本案情形，被告应依法额外支付原告一个月工资作为代通知金，经计算，原告主张5900元代通知金和经济补偿金总额不超过原告主张的经济赔偿金数额，本院对上述数额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系违法解除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判令支付2019年3、4、5月份工资差额300元整的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2017年6月升任办公室副主任，同时工资升至5900元，2019年3月前原告职务已因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被免除，被告集团公司对集团内各单位的员工统一平衡调整工资结构，将原告岗位定薪为5800元/月，具有合理性，无证据显示原告就调整工资事项在调整后一个月内对被告提出异议，可视为双方已就劳动合同内容进行了相应变更。综上，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支付2019年3、4、5月份工资差额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因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亦不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请求支付2012年至2019年未休年假工资63210元整的诉讼请求，其中，2018年前的未休年假工资缺乏相关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告自2018年应享受10天年休假无异议，2019年依法折算后原告应享受4天年休假，原告2018年休年假4.5天，2019年休年假2天，故被告需向原告支付2018年及2019年应休未休年假工资2809元。关于判令被告支付2019年5月27日至5月31日工资1402.3元整的请求，本案中，被告同意支付上述期间工资，经核算，上述期间工资数额应为1402.3元，原告主张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请求判令支付2019年5月27日至5月31日工资赔偿金1402.3元整的请求，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支付条件，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请求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退工退档手续的请求，属于被告法定义务，且被告认可上述请求，本院照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北方文化产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马洪彬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7151.29元、代通知金5900元；二、被告天津北方文化产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马洪彬2018年及2019年应休未休年假工资2809元；三、被告天津北方文化产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马洪彬2019年5月27日至5月31日工资1402.3元；四、被告天津北方文化产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为原告马洪彬办理及办理退工退档手续，原告应尽必要配合义务；五、驳回原告马洪彬其他诉讼请求。如文化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元，由原告负担3元，由被告负担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 婧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卫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