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9刑终160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叶某春，曾用名叶某威，男，199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因涉嫌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于2019年1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25日被逮捕。2020年1月8日被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取保候审。指定辩护人梁全旺，广州金鹏（茂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苏某1，绰号“阿苏”，男，198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因涉嫌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于2018年11月12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2月13日被逮捕。2019年11月11日被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苏某1、叶某春犯行贿罪一案，于2020年1月7日作出（2019）粤0983刑初36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叶某春不服，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阅案卷，讯问上诉人叶某春，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案件的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叶某春找被告人苏某1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双方约定叶某春给予苏某1每张机动车临时号牌300元的费用。苏某1找到在信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管所工作的警务辅助人员钟某1（另案处理），双方约定每办理一张机动车临时号牌苏某1给予钟某1100元或200元的茶水费。叶某春通过微信发送车主资料给苏某1，苏某1打印出来拿复印件给钟某1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2018年2月至10月，钟某1利用职务便利偷偷为苏某1、叶某春办理了486张机动车临时号牌，以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及收取现金方式收取苏某1茶水费累计人民币93300元。2018年9月，钟某1调离岗位，苏某1通过钟某1找到在信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工作的张某梅(另案处理)，大家约定每办理一张机动车临时号牌苏某1给予钟某1100元的茶水费、给予张某梅100元的茶水费。叶某春通过微信发送车主资料给苏某1，苏某1再转发给张某梅。2019年9月至10月，张某梅偷偷利用职务便利为苏某1、叶某春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89张，并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收取苏某1给付的茶水费累计人民币4510元。综上，被告人苏某1、叶某春共支付茶水费人民币97810元给钟某1、张某梅用于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案发后，公安机关扣押了被告人苏某1持有的工商银行卡二张、建设银行卡二张、农业银行卡一张、苹果6S手机一部、身份证一张、现金人民币70元。另认定，钟某1因犯受贿罪于2019年7月19日被高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后钟某1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辨认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苏某1、叶某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人民币97810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行贿罪。在行贿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苏某1、叶某春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苏某1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对扣押的被告人苏某1持有的工商银行卡、建设银行卡、农业银行卡、身份证、现金人民币70元，不属于涉案财物，也不属于专门用于作案的工具，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对扣押的苹果6S手机，属作案工具，予以没收，依法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苏某1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被告人叶某春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三）对扣押的苹果6S手机一部，予以没收，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四）对扣押的工商银行卡二张、建设银行卡二张、农业银行卡一张、身份证一张、现金人民币70元，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叶某春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上诉的理由及其指定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如下：1、本案未经信宜市监察委员会移送案件至信宜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信宜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起公诉程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法律规定。2、上诉人叶某春在本案中的行为依法也不构成行贿罪。首先，叶某春主观上无行贿的故意，也没有与其他人共同贿赂的合谋，因日常生活中“中介、代办员”等角色客观存在，且代办车辆年审、过户、办理临时号牌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叶某春给予劳务费给苏某1代办机动车临时号牌行为不违法，且本案没有证据证实叶某春对苏某1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的过程知悉，没有证据证实苏某1给予钟某1、张某梅财物的行为是叶某春与苏某1合谋所为，故叶某春在本案中无共同行贿的故意。客观上叶某春没有行贿的行为，叶某春与车管所的工作人员钟某1、张某梅没有直接接触，没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车管所的工作人员财物，只有在本案中为他人代办机动车临时号牌转委托苏某1代办，并给予苏某1劳务费。综上，请求本院对上诉人叶某春改判无罪。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以下证据证实：（一）物证扣押清单：信宜市公安局扣押了苏某1持有的5张银行卡、身份证、70元现金人民币、1台手机。（二）书证1.上诉人叶某春、原审被告人苏某1的照片、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证实苏某1、叶某春的身份户籍基本信息，案发时均已达刑事责任年龄。2.叶某春绑定手机号码1570662****的微信用户信息及予以指认。3.调取证据通知书、苏某1与钟某1的微信转账记录、苏某1与叶某春的微信转账记录、苏某1与张某梅的微信转账记录。证实苏某1分别与张某梅、钟某1、叶某春就买卖临时汽车牌进行交易的转账记录情况，苏某1、钟某1、叶某春分别对此转账记录予以确认。4.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工作流程说明。信宜市车管所对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的流程作出说明，证实非经批准，不准为外地购买的机动车办理临时号牌。5.信宜市车管所出具的证明2份。证实粤K17W**等605台小型汽车临时号牌属于钟某1办理（附有605副临时号牌号码的经办人、办理日期、车主的身份信息等具体明细）；张某梅经手办理的粤K11**F等89台汽车临时号牌属于违规办理（附有违规办理的89副临时号牌号码的经办人、办理日期、车主的身份信息等具体明细。）6.抓获经过。证实苏某1、张某梅于2018年11月12日被抓获归案，钟某1、叶某春分别于2019年1月8日、2019年1月9日被抓获归案。7.申请书。证实钟某1的儿子叶某佐申请对钟某1从轻处罚。8.接收回执。证实信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9年3月7日收到信宜市公安局关于钟某1、张某梅等人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的情况汇报。9.警务辅助人员政审表、荣利公司招录临时工勤人员审批表。证实钟某1、张某梅的录用情况。10.信宜市监察委员会查询金融财产通知书、苏某1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钟某1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实苏某1农业银行卡（卡号：62122620160********）与钟某1农业银行卡（卡号：62284811738********）转账交易情况。钟某1予以说明其账单中打勾的10笔银行转存和支付宝转账共45600元，是苏某1送给其作为办理车辆临时号牌的好处费，苏某1亦予以说明确认账单中打勾的10笔银行转存和支付宝转账共45600元是送给钟某1办理临时号牌的好处费。11.转账记录表。证实钟某1对苏某1朋友于2018年9月23日转给其的1万元予以确认。12.证明。证实钟某1为信宜市公安局招牌的辅助警务人员，其具体负责机动车登记审核岗位中的选号和临时号牌的发放，其职责就是审核资料、登记录入、打印临时号牌。张某梅属于荣利检测有限公司招聘的临时工作人员，于2018年5月借调到信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工作至2018年10月，具体在车管所塘面分所负责机动车登记审核岗位钟选号和临时号牌的发放，其职责就是审核资料、登记录入、打印临时号牌。13.办案说明。证实涉案人员均没有保存买卖临时汽车牌的资料，所以无法确认车主、领取临时号牌人的身份信息，无法提供其证言。14.钟某1忏悔书一份。15.证言徐某1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6.机动车登记规定部分内容摘录。证实信宜市车管所办理临时号牌的规定、程序及权限，其中业务流程及具体事项为：登记审核岗审车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属于购买等方式获得后尚未注册登记机动车的，还应当审查机动车来历证明、合格证或者进口凭证；符合规定的录入相关信息，向机动车所有人出具受理凭证，按规定核发临时行驶车牌。车辆管理所保存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交强险等资料及保存两年。17.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1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书。证实钟某1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18.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9刑终435号刑事裁定书。证实钟某1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二审裁定维持原判。（三）证人证言1.证人徐某1的证言：大约是在2018年的9月份，苏某1通过微信推荐了一个微信名片给我，并对我说因为他现在手上没有钱，让我加他推荐过来的微信的人，然后帮他转1万元给对方。于是我就加了那个微信名片的人，然后就向对方转账了1万元，对方接收钱后不久，我就删了对方的微信了，我通过微信信息知道对方是女的。我向对方转账时使用的微信号是weibosudan1759。徐某1在监察机关所作的证言与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证言基本一致。2.证人朱某云的证言：信宜市车管所制定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工作流程是根据《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第五十四条规定来制定的，该规定如下：“办理机动车临时行驶车号牌的业务流程和具体事项为：登记审核岗审查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属于购买、调拨、赠予等方式获得后尚未注册登记的机动车的，还应当审查机动车来历证明、合格证或者进行凭证，符合规定的，录入相关信息，向机动车所有人出具受理凭证，按规定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我任信宜市车管所所长期间，车管所办理临时车牌实际我所有两个地方是可以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的，一个是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位置在信宜市区城北），另一个是车管所塘面分所。办证是按照车管所制定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工作流程来办理的：车主或代办人（要填代办表）办理临时车牌的时候，要拿车主身份证原件、车辆购置发票、保险单原件和车辆合格证等材料到车管所大厅临时号牌2号窗（登记核实窗）进行核实，核实无误之后录入信息（车主、车辆信息），然后到3号也是登记核实窗）选车牌号，打印临时号牌，其他5号、6号窗口负责办理邮寄手续、登记证书和完善的手续归档。如窗工作忙不过来的时候，3号窗也可以负责核实车主身份证原件、车辆购置发票、保险单原件和车辆合格证等材料并选车牌号，打印临时号牌。塘面分所办理临时车牌的流程也一样，不过是4号窗负责登记核实，5号窗就根据之前录入系统里的资料打印临时号牌。办理临时号牌的资料（身份证、车辆购置发票、保险单和车辆合格证的复印件)是需要存档，是由我所的档案室保存，保存时间为2年。近两年我所办理临时车牌的资料是否放到档案室保管的情况具体不清楚。外地车辆（茂名市外）是不可以到信宜市车管所办理临时号牌，不过在特殊的情况下需要办理临时车牌的必须经过我同意批准才可以办理。茂名市内购买的车辆如果需要开出茂名市外，经本人申请，手续齐全的话，也需要我同意才办理，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我认识钟某1。她之前是信宜市公安局车管所的警务辅助人员。钟某1于2008年8月到信宜市车管所工作，刚开始时她是到制证室工作，2014年年初，她到临时车牌3号窗工作，负责车牌选号、打印临时号牌。2号窗工作量大的时候3号窗的钟某1也可以帮忙核实车主身份证原件、车辆购置发票、保险单原件和车辆合格证等材料并选车牌号，打印临时号牌。2018年10月左右钟某1调到资料室工作。钟某1负责登记核实车主信息并办理临时车牌工作的时候，她是有为外地车辆办理过临时车牌，2018年9月的时候，茂名市车管所的领导发一条信息给我，内容是说茂名市车管所有人倒买临时车牌，我收到信息后找张某梅了解情况，发现她帮人办理了大量的外地车辆临时车牌，后我将情况向局领导汇报，汇报后由局纪检进行调查，后来也发现车管所的钟某1办理了大量的外地车辆临时车牌，之后我将钟某1调到资料室工作。钟某1办理外地车辆临时车牌的时候没有找过我批准。3.证人林某峰的证言：其证言与朱某云的证言基本一致。补充说明：茂名市外车辆如果手续齐全，可以到信宜市车管所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根据我所的规定，必须经过所长同意才可以办理。不过这个业务的数量一直都很少。市内的车辆一般车行都包办机动车正式牌照，市内车辆需要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的情况很少。如果车主申请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在车主证照及资料齐全的情况下，车管所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办理。钟某1是信宜市公安局车管所的警务辅助人员，她在公安局城北办证大厅的3号窗工作了三年多，她平时的工作主要负责核实车主身份证原件、车辆购置发票、保险单原件和车辆合格证原件等资料，录入信息，打印、签发机动车临时号牌业务。直至2018年10月，钟某1调到车管所的资料室工作，就不在3号窗工作了。钟某1在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的时候，是否为外地车辆办理过临时号牌的情况不清楚。根据所的规定，为外地车辆办理临时号牌需经所长同意，她不需要向我请示。2018年年底，在信宜市公安局监察室调查钟某1时，我才知道钟某1为他人办理了很多外地机动车临时号牌。4.证人李某燕的证言：叶某春是我茂名市锦某汽车有限公司的同事，大概是在2017年7月4日开始在我们公司工作，叶某春是上牌员，负责拿资料带着客户去到公司旁边的车管所办理上牌手续。因为我们公司卖出的车是包牌的，当客户在我们公司买到车后，我们的销售员会准备上牌资料并把上牌资料交给叶某春，然后他就会拿着资料去买购置税并带客户选号。然后销售员就会把车开去车管所验车，接着叶某春就会配合客户完成上牌的流程。因为上牌的新车不能马上领到正规的铁牌，所以车管所就会发出一张临时牌照给车主。我公司的客户有要求直接办理临时号牌，但很少。通常是外地的客户才会需要办理临时号牌。例如外地来茂名买车的客户需要把买到的车开去外地上牌或外地的客户在茂名的居住证未办理到，所以未能在茂名本地上牌的。如果有这些客户，我们公司的销售员会带着客户开车去茂名的车管所办理临时号牌的。办理临时号牌的工作不需要叶某春负责，是由公司的销售员负责拿资料带客户去茂名铜鼓岭那个车管所办理临时号牌，临时号牌可以即办即拿的。叶某春在我公司除了负责上牌的工作，还负责国金融抵押的工作。例如客户在我们公司办理分期购车时，我们公司的金融专员就会与客户签订合同，接着把资料交给叶某春，叶某春带着资料和客户一起到公司旁边的车管所办理车辆的抵押手续，但这个过程叶某春不会与客户有金钱往来，叶某春只是负责拿着资料带领客户到车管所完成相关的程序。我们公司没有办理临时号牌的记录，因为办理临时号牌的客户是很少的。客户办理上牌或者办理临时牌及办理车辆抵押业务时，不需要支付钱给叶某春的，因为这些业务涉及的费用都不再需要客户另外出钱的。我曾经听外面的人说过叶某春在公司外帮别人办理上牌业务，但没有实质证据，我找他谈过话，说除了公司的工作，不可以私自帮别人办理上牌，如果发现就开除他。（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述与辩解1.原审被告人苏某1的供述：2018年5、6月份的时候，我找钟某1帮我办理外地新车的临时号牌，钟某1说不收我额外费用，但要按照10元一台车的牌照交工本费，然后我每隔几天就拿一叠办理外地临时车牌的资料去到信宜市公安局办证大厅交给钟某1，再到二楼缴费窗口缴纳工本费，当天下午就可以到钟某1处拿临牌。2018年8月，钟某1认为我找她办理的临时号牌太多了，就没有再帮我办理。到了2018年9月份，我找到在信宜市车管所丁堡分所上班的辅警张某梅，张某梅刚开始说是违规的，不肯帮我办理，后来我找她谈了两、三次，提出每办理一台车给她100元，张某梅答应帮我办理，我就通过微信发车辆信息资料给她办理，张某梅帮我办理好临牌后，就会通知我去到实验学校边靠近育龙湾的桥头处把临牌交给我。张某梅、钟某1办理的外地临时号牌的有效期是一个月。我找张某梅共办理了89张临时号牌，是通过微信（我的微信号“Atenza1392973****”）转钱给她结算的，我在2018年9月份通过微信转了4510元给她作为第一批41台车临证的费用，其中4100元是给她的，410元是工本费，现在还有48台车的临证费用没有给她，大概还要给她4000多元。钟某1因我借钱给她，我又帮她买她润喉膏，所以钟某1是免费帮我办理临牌的，我找钟某1办理了大概300多张临时号牌。我找人办理临时号牌的业务有时是帮东莞4S店做的业务，大部分都是在茂名做汽车中介的叫“阿叶”的男子找给我办理的，东莞4S店和“阿叶”给我的佣金基本都是200元一台车，只是我在他们店买车就在购车当中折扣，目前东莞4S店和“阿叶”都没有给钱我，车行从我购车资金里折扣了4000多元。之前说买柠檬膏的说法是我们怕坐牢，我和钟某1编出来的借口；之前在笔录中交代把临时车牌转卖给东莞的4S店的情况不属实，我办理到的临时车牌全部都是卖给了叶某春，他微信转给我的金额总数除以300就可以算出我总共卖了多少张临时车牌给他。大概是在今年4月份，我之前在茂名广本4S店的同事叶某春找我办理外地车辆的临时车牌，我就找到钟某1，钟某1提出说要200元一张就可以办理，于是我答复叶某春说300元一张临时牌就可以帮他办理。办理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办理了300多张，钟某1说不可以帮我办理了，但是她可以找张某梅帮我办理，前提是每张要给张某梅100元，同时要给钟某1100元。经钟某1的介绍，我找张某梅一共89张，找钟某1办理的数量就是拿总数减去89。支付给钟某1的钱通过四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微信转账，其中100元和300元的是本地发票汽车的临时车牌，所以100元每张，其他的200元的整数倍的金额就是每张200元。第二种我叫朋友微信转账10000，第三种就是现金，金额不记得了。第四种就是通过支付宝（我的支付宝绑定我7882尾数的工商银行卡）转账到钟某1银行卡，分了几次转，有三次是每次转5000的，有一次是三千多。支付给张某梅的钱就全部通过微信。叶某春以300元一张的价格向我购买，然后我就200元每张向张某梅购买，再出去办理每张临时牌要工本费10元及打印费4元，实际每张临时牌获利86元。但是通过张某梅办理的，我就不用出工本费，所以就每张获利100元。我平常除了与钟某1除了买卖临时汽车牌照的资金往来，就没有其他了。经我仔细确认，除了微信转账记录中出现的10以下的微信红包，以及250元那笔不是支付给钟某1买临时牌的，微信中其他的款项全部都是支付给她买临时牌的。因为有一些本地发票的汽车，所以这种车钟某1是收我100元每张的。还有那笔2900元的，因为我当时微信不够钱转给钟某1，所以是先转部分给她的。我向钟某1买的临时车牌都以300元每张卖给叶某春了。根据民警提供的我与叶某春微信转账记录，我可以算出我应该向钟某1购买了486张临时汽车牌，向张某梅购买了89张临时汽车牌。我确认我微信支付了32700元，银行及支付宝转账了45600元给钟某1。另外我还让朋友帮我通过微信转账了10000元给钟某1，现金多少就忘记了。帮我通过微信转账10000元给钟某1的人是不知道我和钟某1买卖临时汽车牌的事情的。序号时间金额（元）序号时间金额（元）12018-2-8100182018-4-1380022018-2-11100192018-4-1680032018-3-19300202018-4-1780042018-3-21400212018-4-1880052018-3-23400222018-4-1960062018-3-26600232018-4-2040072018-3-27400242018-4-2380082018-3-28600252018-4-2460092018-3-29600262018-5-41000102018-3-20400272018-5-263000112018-4-2200282018-5-263000122018-4-3600292018-6-135000132018-4-4600302018-6-133200142018-4-8600312018-8-9100152018-4-10400322018-8-23400162018-4-10400332018-10-81200172018-4-12600342018-10-82900苏某1在监察机关所作的供述：其所作的供述与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基本一致。2018年2月至10月期间钟某1帮我办理的临时车牌大约500张，本地的总数约10张，办理外地的临时号牌大约480多张，是根据叶某春微信转账给我的钱计算出来的，叶某春一共转给我173550元（其中有三项的金额350×3=1050元不是用于临时牌交易的，其余的金额都是办理机动车临时牌的，就除以300就得出575,575就是我卖给叶某春外地机动车临时号牌的总张数，其中有89张是我从张某梅出买来的，剩余的486张是我从钟某1处购买的）。我通过我的手机微信（微信号Sundy211）一共转账32700元给钟某1，我还叫我朋友徐某1通过微信帮我转账1万元给钟某1，我通过我的工商银行卡（卡号后四位尾数是7882）和支付宝一共转账45600元给钟某1。我给了钟某15000元的现金。以上合计我一共给了钟某193300元好处费，微信转账记录如下：序号时间金额（元）序号时间金额（元）12018-5-10480062018-8-9500022018-7-5400072018-8-10500032018-7-8500082018-8-11320042018-7-9360092018-8-22500052018-7-305000102018-8-235000支付宝及银行转账记录如下：辨认笔录：证实苏某1辨认出帮其办理外地小车临时牌照的张某梅、钟某1；辨认出向其购买临时号牌的叶某春。2.上诉人叶某春的供述：2018年3月份，我问“阿苏”在信宜帮客户办理临时牌收费多少，“阿苏”说办理一张临时牌收费300元。我们谈好合作后，我从茂名接到的业务，就联系“阿苏”，通过班车将资料带给他，并且将办理的费用在微信转帐给他，他办理好后就将资料通过班车带到茂名给我。从2018年3月份和“阿苏”合作至2018年10月份左右，我以300元每张的价格从“阿苏”处买得临时车牌，卖给客户就收取350或400元，每张获利50元或100元，是我自己收取的，共计买了七、八十张。“阿苏”原来是信宜市锦伦汽车有限公司的上牌员，我不清楚他的真实姓名，我不知道“阿苏”从中获利多少，也不知道他接到业务后，交给谁办理。办理临时牌，需要提交客户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车辆的详细资料给“阿苏”。找我办理临时牌的除了茂名本地的也有外地的客户。我不记得“阿苏”的微信号及联系方式了，因为我听说“阿苏”因办理临时牌的事被抓了，我害怕就把他的联系方式删了，原来和他联系的微信号也注销了，原来使用的电话卡也丢掉了。我注销的微信号不记得了，登录微信使用的手机号码是：1570662****。我可以辨认出“阿苏”。我大约找过“阿苏”办理了七、八十张临时车牌，每张300元，是通过微信方式转账。微信记录我分不清哪些钱是给“阿苏”办理临时车牌的了，时间长了我也忘记我把这些车牌卖给谁了。我办理临时号牌的业务都是来我公司买车的客户，找我买临时号牌的人的车都是从我上班那间公司买的。我接到临时号牌的业务后，我主观性就是找阿苏办理临时号牌，对于其他并不知情，我只需要提供四份资料（车主身份证复印件、车辆合格证、发票、还有一份我不记得了）通过客运车帮我从茂名带上给他的，每一张临时号牌都会提供上述资料，阿苏也是通过客运车把临时牌带给我的。我是通过微信把买临时号牌的钱给阿苏的，有时是当天发，有时是迟一两天发，客户则是现金给我买临时号牌的钱。我买卖临时号牌共获利大约3000元，大概买卖了七八十张。找阿苏买卖临时号牌是因为我在茂名车管所办理要第二天才能够拿到，但找阿苏买能当天就拿到。我公司办理临时号牌都是根据客户需求来做，当客户在公司买到车后，有的客户处于自身需要开车上路，还有一些是客户车的保险未生效，不能上正规牌照的，费用是客户自己出。3.同案人钟某1的供述：2018年11月12日：我于2014年至2018年9月在信宜市公安局办证大厅工作，主要是办理机动车选号及临时车牌。办理临时车辆号牌，需要办理人提供机动车合格证、发票、保险单、身份证这些资料到二楼窗口缴交工本费后开出单据，办理人再拿着单据到我的窗口由我录入并打印临时车牌，并由我留存上述资料，如果是外地车辆办理临时牌照则需要车管所领导口头同意才需要办理的。我大约是在2018年4月底开始为苏某1办理外地车辆的临时牌照，大约办理了两、三百份。我帮苏某1办理外地临时车牌时，没有领导口头同意的，也没有收受过苏某1的好处，苏某1也没有说过给我什么好处。苏某1说过他很多朋友在外地4S店做销售，外地办理临时车牌需要排期不方便，所以才找我帮他违规办理。我没有介绍过张某梅与苏某1认识，也没有委托或叫张某梅为苏某1违规办理临时牌照。因为之前我在微信朋友圈上卖自制的柠檬膏之类的东西，苏某1帮我买过很多东西，苏某1转账是转到我农业银行卡，有时是通过微信，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时约在2018年9月份通过微信转账了约4000元钱的柠檬膏给我。再加上在2018年6月开始，苏某1分了很多次共借了5万元给我。所以我觉得和他比较熟悉，才没有得到车管所领导同意的情况下为他办理的。2019年1月8日：我没有买卖国家证件，我只是帮别人打印临时号牌。我帮很多件车行打印临时号牌，群众拿到办理临时号牌需要用到的资料给我审阅后，我就负责帮他们打印临时号牌，我没有收取过一分钱的好处费。车管所领导有说过一次，只要手续齐全的就可以办理临时号牌。办理临时号牌需要身份证复印件、发票、合格证，以及到窗口交10元工本费，并不需要交手续费。苏某1经常来找我办理临时号牌，他没有说过是帮谁办理，我记不清帮他办理过多少次临时号牌，我帮苏某1办理临时号牌没有收取好处费。我从2017年年尾开始做柠檬膏生意，苏某1一直都有找我买柠檬膏，他转账给我的钱都是买柠檬膏的钱，不是办理临时号牌的费用。张某梅是和我一起在临时号牌窗口工作的同事，我没有委托过张某梅帮苏某1及其他人办理过临时号牌。我的微信号qw060903。2019年1月15日：我帮阿苏办理临时汽车牌的数量不记得了，我帮阿苏办临时汽车牌没有收钱。阿苏是通过微信转账给我，是他向我买柠檬膏的钱，具体转了几多不记得了，阿苏有转账到我的农业银行卡，因为我向他借了大约四万元。我不清楚阿苏从我处办到的临时车牌拿去哪里。2019年1月25日：2018年3月份以来，苏某1找到我说如果可以快速办理帮外地车临时车牌的，他可以给我200元一张。当时我觉得可以偷偷办理下来，赚200元一张也不错。于是我就开始帮苏某1办理临时车牌了，具体数量我不记得了。阿苏通过微信转账给我，还有支付宝转账，另外还有一次是现金给我的。总数忘记了，我知道多数都是微信的，苏某1曾经叫了他的一个朋友通过微信转了1万给我，另外苏某1有向我支付宝转了几次，应该每笔都是5000左右，我记得的全部的总数应该是5万左右，另外苏某1还有一万没给我，具体以转账记录为准。我不清楚阿苏从我处办理到的临时车牌拿去哪里了。我通过微信共收了苏某132700元，另外苏某1还通过朋友向我微信转账了10000元，根据银行交易记录，我通过银行卡转账及支付宝转账共收了苏某145600元，苏某1给了我一次约5000元的现金给我，苏某1大约还有10000多元办理汽车临时牌的钱没给我。钟某1在监察机关所作供述：与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供述基本一致。自2018年2月至10月期间，我个人直接帮助苏某1办理的临时车牌应该在500张左右，绝大部分都是茂名市外户籍的车主，也有小部分是茂名市本地户籍的车主，但两者各办理多少张我也说不清楚了。这些临时牌的用途我听苏某1说过，珠三角地区那里很多车主买了车，但由于还没排到摇号拿到正式车牌，便会大量需要这种临时车牌供车辆上路，苏某1具体提供给谁我就不清楚了。单位的其他人员不知道我办理这些临时牌的，办理临时车牌的程序由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也不用呈批相关资料，因此，我瞒着单位所有人帮助苏某1办理了上述临时车牌。我与苏某1不存在亲戚、亲属关系，也不存在生意合作、往来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苏某1一共送给我93300元，另外还有一笔大约1万左右苏某1说还没给我。苏某1送给我的这些钱中，有一笔是通过他人微信转给我1万元，其余情况如下：序号接收时间接收金额（元）序号接收时间接收金额（元）12018-2-8100182018-4-1380022018-2-11100192018-4-1680032018-3-19300202018-4-1780042018-3-21400212018-4-1880052018-3-23400222018-4-1960062018-3-26600232018-4-2040072018-3-27400242018-4-2380082018-3-28600252018-4-2460092018-3-29600262018-5-41000102018-3-20400272018-5-263000112018-4-2200282018-5-263000122018-4-3600292018-6-135000132018-4-4600302018-6-133200142018-4-8600312018-8-9100152018-4-10400322018-8-23400162018-4-10400332018-10-81200172018-4-12600342018-10-82900通过其个人微信转账送款给我34笔，合计32700元，具体如下：序号接收时间接收金额（元）序号接收时间接收金额（元）12018-5-10480062018-8-9500022018-7-5400072018-8-10500032018-7-8500082018-8-11320042018-7-9360092018-8-22500052018-7-305000102018-8-2350002018年5月10日至8月23日苏某1通过银行转账10次转到我户名的农业银行账户62284811738********，具体情况如下：还有一笔是是在大约2018年5、6月的某一天中午，在信宜市体育中心斜对面的路口，苏某1递了5000元现金放到我的车里面（车牌为粤KY76**）。4.同案人张某梅的供述：按照办理规定，办理临时号牌的程序是车主首先亲自开车到查验区照相（车辆概况）、摸码（发动机号、车架号码），接着是到2号窗查验、录入信息（车主、车辆信息）；然后到3号窗办理邮寄手续，再到4号窗登记，由车主拿车主身份证原件到登记核实窗口核实车主身份（本人未到场要写代办表）；查验无误后，车主就选车牌号，然后装订递交，我所在的5号窗就进入系统根据提交的资料打印临时号牌；6号窗打印行驶证、合格标志、登记证书；7号窗就将完善好的手续归档。我于2018年9月下旬，与钟某1、苏某1相互沟通，利用我工作岗位，帮助苏某1违规办理汽车临时上牌手续。2018年9月中旬的一天，钟某1叫我帮苏某1办理一批外地车辆的临时号牌，办理成功后会给我每辆车一百元茶水费，我答应后就和苏某1互相添加了微信。在2018年9月中旬的一天11时许，苏某1拿着要办理临时号牌手续的车辆信息到车管所塘面分所给我，我就按照钟某1的要求帮助苏某1办理临时号牌手续，打印好后就在实验小学大桥交给苏某1。自从第一次办理成功后，钟某1就没有亲自和我接触，都是苏某1和我接触，苏某1每天都会通过微信发一些要上临时号牌的车辆信息给我，少则两、三辆，多则八、九辆，在办理程序上有不明白的我就会打电话问钟某1，钟某1就会教我怎样做。每次办理临时号牌成功后，苏某1约我在实验小学大桥或我家楼下将临时号牌给他。苏某1第一次的时候有拿着自制资料给我，但我在没有车主在场、没有相关证件的原件、没有代办表及车辆概况表的情况下就直接通过电脑为他打印了临时号牌。后面办理的车辆，苏某1连纸质材料都没有提供，直接是发所需信息的图片给我，苏某1及车主也没有在场，我就直接根据苏某1通过微信发给我的照片信息录入系统为外地车打印临时号牌。我直到10月14日停止帮助他们办理临时号牌。苏某1向我递交的需要办理临时号牌手续的车辆有深圳、东莞、广州、湖北、湖南等外地的。我共帮助苏某1办理了88或是89张临时车牌，按一百元每张的价格，苏某1应该给我8900元，到目前为止苏某1只转账4510元给我，办理一张临时车牌需要缴10元工本费，所以我收到4510元包含了890元工本费，我实际只获利3620元。钟某1的手机号码是1343295****，微信号码是qw060903，昵称是“。”，苏某1的手机号码是1392973****，微信号码是Sudy211，昵称是“Atenza1391973****”。辨认笔录：证实张某梅辨认出苏某1是其违规帮他办理汽车临时号牌的人，辨认出钟某1是她叫其帮苏某1违规办理临时号牌。（四）视听资料、电子数据1.微信转账记录电子数据光碟一张。2.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茂名市锦某汽车有限公司2017年7月至2019年3月的购车客户清单电子数据。以上证据来源合法，证据间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叶某春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经查：1、公安机关以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对苏某1、叶某春立案侦查，并移送审查起诉，公安机关的上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公诉机关审查案件时,依法查明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后变更罪名为行贿罪对苏某1、叶某春提起公诉，公诉机关的上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2、叶某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通过苏某1帮忙，给予信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管所有关岗位上的工作人员茶水费97810元违规办理机动车临时车牌的事实，有微信转账记录、证人徐某1、李某燕的证言以及苏某1的供述予以证实，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叶某春构成行贿罪。原审法院对此已作评述，本院亦予认可，不再赘述。本院认为，上诉人叶某春及原审被告人苏某1无视国家法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人民币97810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行贿罪，应予刑罚。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叶某春、原审被告人苏某1犯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叶某春上诉要求改判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书铭审 判 员 李 楠审 判 员 周经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柯雅丽书 记 员 陈 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