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民终2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梅州得明企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56，住所地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三乡。法定代表人：姚得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伟基，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古享林，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441************51X，住梅州市梅江区*********民小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大鑫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91281E，住所地梅州市梅江区火车站东侧义乌小商品批发中心****-1。法定代表人：古享林，该公司董事长。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宁，广东盛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梅州得明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古享林、广东大鑫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鑫豪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1402民初2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得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判令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76836元；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已履行完毕，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诉人所受让的股权份额是经工商登记确认原古享林持有梅州大鑫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改前67.6836/5000的原始股，并不是该公司经股改扩股至1亿股后，由上诉人自行登记的《股权证》给姚得志名下的45.1836/10000的股份公司股东的股份。即使姚得志代持上诉人股份的事实成立，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对《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因为需工商登记的有限公司的原始股与《股权证》上所登记的股份公司的股份有根本区别，原“梅州大鑫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原始股总股本在股改前才500股(按实缴注册资本500万元计)经送股、扩股至1亿股后的持股数量增加了20倍，而被上诉人登记在姚得志名下的《股权证》份额不但没有送股、扩股至20倍，反而被缩小至45.1836/10000。因而被上诉人不但没有按《房屋租赁合同》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上诉人受让的原始股东的股权份额经工商登记在上诉人名下，造成上诉人的原始股东权益一直无法得到保障，无法取得送股、扩股而取得的股权份额及分红收益，而且该《股权证》(股票)登记的股份数额被严重缩小了三分之二以上。其次，古享林、梅州大鑫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1日和10月13日与上诉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及《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虚假欺骗和违约行为：一是截至2019年5月9日，大鑫豪公司实缴出资额只有古享林的1000万元，其他股东包括丁伟华的出资为0，但是双方签订股权协议所约定的是按5000万元注册资本的总股本计算上诉人所购买的股份为67.6836/5000的股份，该交易股份的数额计算与该公司的实缴注册资本的总股份1000万元严重不符。二是被上诉人利用媒体虚假宣传“梅州大鑫豪公司”即将上市的消息吸引上诉人等不特定投资者购买其原始股权，违反我国《证券法》第十条的规定，属于非法销售股份行为。三是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被上诉人公司实缴注册资本才500万元，甚至在庭审时被上诉人公司经股改注册资本变更为1亿股后其公司的实缴资本才1000万元，而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却以5000万元注册资本计算上诉人受让的股权份额。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上诉人受让份额与实缴注册资本比例严重不符，存在欺诈行为，致使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四是两被上诉人没有将上述原始股份通过工商过户登记到上诉人名下。二、原审认定姚得志代上诉人持股，属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公司财务制度健全，公司财务与法人代表姚得志个人财产不存在混同，而且上诉人的财务收支报表中并没有收到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18日发给姚得志《股权证》所登记的任何分红收益。同时，《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确认的股份远大于姚得志持有的《股权证》所登记的股份。原审认定姚得志代持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确认的上诉人受让被上诉人占公司的全部股份，证据不足。三、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1日至10月份利用媒体虚假宣传梅州大鑫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即将在A股市场上市的消息，吸引上诉人等不特定投资者购买其股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0条的强制性规定，涉嫌非法销售股票，而且被上诉人未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股改前受让的原始股经工商登记至上诉人名下，造成上诉人无法行使和参与股东大会表决和送股、扩股分红等权利。而原审在没有查明认定被上诉人上述重大违法和违约行为事实的情况下，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起诉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以撤销并进行改判。大鑫豪公司及古享林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已履行完毕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1.上诉人歪曲事实，除姚得志的《股权证》外，还有上诉人起诉时提交的其与王柳娟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其在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给古享林的情况下即已向王柳娟转让了涉案67.6836/5000股权中的20万原始股权，相应部分权利义务随股权转让而由王柳娟享有和承担]、其一审时提交的王柳娟的《股权证》及上诉人一审开庭时持有的包括姚得志、王柳娟《股权证》原件在内的4个不同自然人的《股权证》原件。上诉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受让的股权已登记在其法定代表人姚得志、王柳娟等人名下，且姚得志领取了上述股权份额的历年股东分红。上诉人一审庭审中称“王柳娟名下的股权是原告同意内部转让给王柳娟的，不是姚得志本人名下转让的，该股权也是原始股，不是股改后的股东”。但是不能拿出上诉人在姚得志之外另外持有古享林股份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姚得志持有的股权不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股权。上诉人认为姚得志持有的股权不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股权，未代上诉人持有股份。则上诉人应合理解释：（1）为何姚得志持有答辩人股权，且收取历年分红；（2）究竟姚得志所持股分是否为上诉人代持？为何上诉人一审称姚得志收取的分红已转交上诉人；（3）为何一审庭审时上诉人持有姚得志、王柳娟等人的股权证；（4）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公司财务与姚得志个人财产不混同，且上诉人财务收支报表中没有收到古享林发给姚得志的股东分红，则证明姚得志作为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侵占公司财产。为什么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姚得志的陈述与上诉人提交的财务报表自相矛盾？上诉人无法自圆其说的根本在于其说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已履行完毕，姚得志持涉案股权并转让了涉案股权中的部分，且领取股权分红。上诉人诉求无理。2.上诉人一直在混淆概念，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资本可以认缴，可以实缴。大鑫豪公司向上诉人转让古享林的股权不需要全部实缴完成。古享林的资本实缴情况在工商登记中是公示的，上诉人称其被欺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上诉人认为其应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古享林的实缴比例受让股权是错误的，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也逻辑不通。按上诉人的逻辑，则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及上诉人与王柳娟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未向大鑫豪公司支付对价，也未与古享林抵对房租，其根本不应持有古享林的股权，其后未付清或抵对清股权转让款时姚得志也不应收取古享林的股权分红。根据上诉人的逻辑，上诉人与王柳娟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未向大鑫豪公司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已向王柳娟收取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才是欺诈。再进一步说，上诉人没有因为与答辩人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而受损，反而获利，其诉称欺诈受害，完全与事实相反。答辩人才是受害者，没有获取一分钱利益，还一直支付股权及分红。4.如前所述，大鑫豪公司已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比例足额转让所持有古享林的股权。姚得志股权证书所载持股比例与《股权转让协议书》持股比例不同，是因为上诉人向王柳娟等人转让了部分涉案股权，并不是古享林股改后缩小了其持股比例。5.姚得志持有的股份就是上诉人诉求的股份，姚得志收取的股东分红就是上诉人声称未收到的分红。6.根据公司法规定，古享林没有为姚得志扩股、送股的义务。7.上诉人称其诉请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答辩人返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依据充分，更是与事实背道而驰。如前所述，上诉人没有回答4个问题，就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未履行完成。既然《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成，则解除无意义，答辩人也不同意解除。退一步说，假如《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则应双方返还，姚得志已取得的股权分红也应该返还。假如《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则应双方返还，姚得志已向王柳娟等人转让其中部分股权。8.上诉人称答辩人对外宣传非法转让股票不是事实，在一审质证时答辩人已书面提交对原告证据3、证据7质证意见，该微信图片并不是答辩人宣传广东大鑫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即将在中国A股上市、向社会出售原始股的消息，证据P7-9是盛尊华龙公司（深圳市前海盛尊华龙控股有限公司）拟在香港上市时的推介会图片，答辩人与盛尊华龙公司签约并购入盛尊华龙公司股票，不是答辩人向社会出售大鑫豪公司的股票，可与证据7相互印证。上诉人有意混淆事实，误导法庭。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依法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得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两被告返还原告向被告购买股权本金人民币676836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1日，得明公司（甲方）与大鑫豪公司（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一份，约定甲方将座落于梅州市梅江区*************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费用总金额为2189761.2元，并约定甲方一次性向乙方购买入股686835.28元原始股，每股作价1元，股本金每月从房租中扣除18800.98元。2015年10月13日，得明公司（丙方）与古享林（乙方）、大鑫豪公司（甲方）就丙方受让乙方股权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同意转让伍仟份之陆拾柒点陆捌叁陆股权给丙方。转让价格：每份股权为人民币壹元，合计陆拾柒万陆仟捌佰叁拾陆元股。丙方同意受让股权的金额人民币为676836元。得明公司与大鑫豪公司共同确认，该股权转让款676836元已在上述租金中抵清。签订协议后，大鑫豪公司将上述股权登记至得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得志名下。姚得志表示，其收到股权证书后交给得明公司财务收执，未看清股权证书登记在谁名下，其本人在收到大鑫豪公司的股权分红后，亦已将分红转交至得明公司。2019年5月至8月期间，得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得志代表得明公司多次在微信向大鑫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古享林申请回购股权，至2019年8月1日，姚得志微信向古享林表示因其未能回购股权，得明公司拟通过公开市场进行公开转让上述股份，古享林表示OK。诉讼过程中，得明公司作为申请人于2019年10月1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俩被告财产进行保全，请求冻结古享林名下账号622*************340内金额（保全限额20万元）、大鑫豪公司名下账号4964961*********32325内金额（保全限额47.6836万元），得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担保。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9）粤1402民初2655号民事裁定书。得明公司预交了财产保全费3904.18元。以上事实，有经过庭审质证的得明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房屋租赁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得明公司与古享林、大鑫豪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古享林转让其于大鑫豪公司中的伍仟份之陆拾柒点陆捌叁陆股权给得明公司，转让款为676836元。得明公司已付清股权转让款，古享林亦将相应股权登记至得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得志名下。本案中，被告主张相关股权的实际购买人为姚得志，从双方均认可的证据来看，《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及支付股权转让款均为得明公司，故实际购买股权人为得明公司，被告提出的姚得志为实际购买人的主张，不予采信。得明公司主张被告未按《股权转让协议》将转让的股权登记至其名下并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退回股权款。根据得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得志的陈述，其收到大鑫豪公司的股权证书交由得明公司财务收执，其收到大鑫豪公司的分红后将分红转交给得明公司，虽然姚得志表示其未注意股权登记在谁名下，但从其收执的股权证书交由公司财务收执及收到股权分红转交给公司的行为来看，均表明上述股权登记到姚得志个人名下，是各方达成一致意见进行的登记。转让的相关股权，得明公司系实际股东、隐名股东，得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得志为其股权代持人。得明公司主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对转让股权进行登记，并据此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退回股权款，与事实不符，同时被告认为该协议已履行完毕，亦不同意解除，因此，对得明公司该主张，不予采纳。2019年5月-8月期间，得明公司多次向古享林提出回购股权，在2019年8月1日，得明公司表示因古享林未能回购股权，其拟向公开市场转让相关股权，古享林回复OK，即得明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相关股权最后达成的意见是，得明公司将在公开市场进行转让，双方未达成回购股权的最终协议。综上，得明公司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古享林和大鑫豪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676836元或支付股权回购款676836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判决：驳回梅州得明企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68.36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为5329.18元，财产保全费3904.18元，合计9233.36元，由原告负担。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补充提交姚得志、汤国钦和王柳娟的《股权证书》复印件，拟证明被上诉人未足额转让股权给上诉人。被上诉人质证认为：2015年10月13日，被上诉人已将涉案股权登记至得明公司名下，并向得明公司发放了股权证书，上述三人的股权都是上诉人转让的，上诉人在一审时当庭提交了4本《股权证书》原件，说明其至少将涉案股份转让给4个自然人，被上诉人已足额转让了涉案股份并向姚得志支付了历年分红，姚得志并未对此提出异议。被上诉人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证书编号为DXH204的《股权证书》复印件和2015年度大鑫豪公司的股东名册，拟证明梅州市大鑫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2015年10月13日已将67.6863/5000的股权登记到得明公司名下，并将得明公司列入股东名册内；2.姚得志的身份证及银行账号，拟证明被上诉人按上诉人要求将涉案股权的2016-2017年度分红款共计209818元支付至姚得志个人账户；3.姚得志、王柳娟、徐小义、刘远远的《股权证书》复印件，拟证明上诉人已将涉案股权转让给姚得志、王柳娟、徐小义、刘远远等人，被上诉人按其要求为上述4人办理了股权证书，上诉人不是大鑫豪公司的股东，无权起诉。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股东名册和得明公司《股权证书》的三性不予认可，上诉人未收到上述材料，且股东名册的备注栏亦注明得明公司的股权未经工商登记；姚得志的身份证、银行账户及股权证书与本案无关；上诉人认可转让20/5000的股权给王柳娟，不认可转让股权给徐小义和刘远远，且四份股权证书的股份相加也不足67.6863/5000，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完全履行转让义务。另查明，得明公司的企业类型为台港澳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据《股权证书》记载，姚得志、汤国钦、王柳娟、徐小义、刘远远的股权份额和出资金额分别是：姚得志（45.1836/10000,451836万元）、汤国钦（1/10000,10000元）、王柳娟（20/10000,200000元）、徐小义（0.5/10000,5000元）、刘远远（2/10000,20000元）。上述5人的出资金额合计686836元，股权份额68.6863/10000。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请求解除得明公司与古享林签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股权转让款676836元的依据是否充分。上诉人主张2015年双方签约时，被上诉人利用社交媒体虚假宣传“梅州大鑫豪公司即将上市”的消息误导上诉人购买涉案股权，存在欺诈行为。被上诉人对此已作出合理解释，该微信图片是大鑫豪公司与深圳市前海盛尊华龙控股有限公司签约并购入盛尊华龙公司股票，宣传盛尊华龙公司拟在香港上市时的推介会图片，并不构成虚假宣传或欺诈。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如上诉人认为涉案协议的签订存在欺诈或重大误解，应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但从2015年10月13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至今长达四年之久，上诉人均未对此提出异议，应视为撤销权消灭。上诉人以欺诈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对此依法不予支持。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古享林转让67.6836/5000股权给得明公司，由得明公司支付676836元转让款给古享林，合同生效要件以得明公司股权资金到账为准。据2015年7月15日大鑫豪公司章程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2017年6月20日的大鑫豪公司章程记载，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0万元。得明公司以抵对房屋租金的形式，在2018年9月30日付清股权转让款676836元。在得明公司付清股权转让款时，大鑫豪公司的注册资本已增加2倍，但得明公司的出资额并未随之增加，其所占的股权比例自然相应缩小。故上诉人以股权份额与合同约定不一致为由，主张被上诉人违约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对此依法不予采信。结合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姚得志的陈述，其收到大鑫豪公司的股权证书交由得明公司财务收执，其收到大鑫豪公司的分红后将分红转交给得明公司，从其收执的股权证书交由公司财务收执及收到股权分红转交给公司的行为来看，均表明上述股权登记到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姚得志个人名下，是双方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达成一致的变更。从2019年5-8月份双方协商退还股权款的微信聊天内容来看，上诉人并未对股权登记情况提出异议，而是以资金困难、债务压力大为由请求大鑫豪公司回购股权。此外，根据得明公司和大鑫豪公司在一、二审期间提交的多份《股权证书》，可认定得明公司在取得涉案股权后，已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汤国钦、王柳娟等人，并在2019年1月18日办理了相应股权登记。得明公司主张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对转让股权进行登记，并据此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退回股权款676836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梅州得明企业有限公司的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68.36元（已由梅州得明企业有限公司预付），由上诉人梅州得明企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莉芬审判员  陈立民审判员  曾园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巫锾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