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1民再13号 原审原告：王月芬，女，194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现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言辉（王月芬亲家母），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明，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郭伟英，女，195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颖，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诸暨彩霞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西路195－67号。 法定代表人：何彩凤。 原审原告王月芬与原审被告郭伟英、诸暨彩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霞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4）绍诸商初字第397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2019）浙0681民监5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1日、2020年2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王月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明、郭伟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颖参加了两次庭审，王月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言辉参加了第一次庭审，郭伟英参加了第二次庭审；彩霞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被告郭伟英（申诉人）请求：撤销（2014）绍诸商初字第3979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郭伟英分别于2011年8月29日、12月21日向王月芬借款10万元和5万元，据此判决郭伟英还本付息。但原审对此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因为本案实际借款人不是郭伟英，而是杨海英。郭伟英在原审法庭调查时已经说明，上述借款的借条和付款指令虽然由其出具，但自己并不是实际借款人。在原审立案之前，王月芬的女儿徐鸣明已经就上述借款，以杨海英涉嫌集资诈骗为由向诸暨市公安局报案。2013年9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该判决将原审认定的王月芬汇入杨海英银行账户的15万元，纳入杨海英集资诈骗的犯罪金额。该刑事判决足以证明王月芬15万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应该是杨海英，而非郭伟英。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原审认定王月芬汇入杨海英银行账户的款项15万元，已经被（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纳入杨海英集资诈骗的犯罪金额，根据上述规定，原审法院应驳回王月芬的起诉，而不是判令郭伟英返还借款。综上，原审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在法律适用上都是错误的。 原审原告王月芬辩称：郭伟英向王月芬分两次借款共计15万元，出具了相应的借款凭证；王月芬根据郭伟英的指定，将款项打入相应的银行账户。从合同相对性来讲，是由郭伟英向王月芬借款，故（2014）绍诸商初字第3979号民事判决完全正确。郭伟英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有错，只是一面之词，因为当时借钱谈判是在郭伟英与王月芬之间发生的，钱也是受郭伟英的指定汇入相应账户的；至于借款到底是郭伟英所用，还是杨海英所用，是另外的法律关系。（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确实认定涉案借款为杨海英非法集资的犯罪事实，但该判决只能说明谁最后用了这个钱，以该判决推断是由杨海英向王月芬借款，不符合事实。郭伟英一方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认为如果在案件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的犯罪事实，应该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但这个意见是2014年颁布的，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又有新的规定，即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因此，刑民可以分离，也就是说一方面，可以认定为犯罪事实，另一方面，如果是正常的借贷，照样可以由法院受理、判决、执行。综上，郭伟英提出的两方面理由均不能成立。 原审原告王月芬向本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郭伟英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自借款日起至还清日止按2%计算的利息；二、彩霞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原审认定事实：2011年8月29日和12月21日，郭伟英向王月芬借款10万元和5万元，并于2012年3月1日重新出具借据一张为凭，约定借期一年，自2012年3月1日起至2013年3月1日止，利息按月2%计算，按二月结一次。担保人杨海英、彩霞公司在担保人处盖章。王月芬按照郭伟英指令将款项直接汇入杨海英的银行账户。另，彩霞公司于2013年1月4日因未参加2011年度年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本院原审认为，王月芬与郭伟英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彩霞公司为该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分别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郭伟英欠王月芬借款本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应承担归还借款的民事责任。现王月芬要求郭伟英归还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自借款日起至本金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郭伟英辩称其是代彩霞公司借的钱，应由彩霞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原审认为借条是由郭伟英出具，款项也是王月芬按郭伟英的指令完成出借，况且借款实际由谁支配均与借款主体的确定没有任何关系，故借款主体应是郭伟英。彩霞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并未注销，故其主体仍然存在。王月芬在约定的保证期内，要求彩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彩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伟英追偿。彩霞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鉴于案件事实已查清，依法可作缺席判决。本院原审判决：一、郭伟英应归还王月芬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自2012年3月1日起至本金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彩霞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彩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伟英追偿。 原审原告王月芬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并经质证如下： 1、2012年3月1日的借据1份（为格式借据），拟证明：涉案借款为郭伟英向王月芬所借。该借据内容为：“今借到王月芬人民币壹拾伍万元，利息按月2%计算。借期壹年，利息按二月结一次。自2012年3月1日至2013年3月1日，到期本息还清。自借款生效之日起，如有经济纠纷由诸暨市人民法院管辖，保证责任为壹年。”该借据的借款人栏由郭伟英签名，担保人栏有“杨海英”的签名及彩霞公司加盖的印章。 经质证，郭伟英对该借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同时承认“杨海英”之签名为其所代签，代签的原因是“当时借条到期了，要重新出具借条，杨海英不在，其让我写一下好了”,并认为王月芬明知实际借款人为杨海英，郭伟英只是作为名义借款人在借据上签名，款项都是直接汇入杨海英账户的。王月芬代理人沈言辉则称：王月芬当时腿脚不便，让其代理。沈言辉跟郭伟英交代，王月芬这点钱是仅有的养老钱，郭伟英要有十分把握其才帮这个忙。郭伟英每次要求帮忙借钱，都拍拍胸脯保证很安全的。王月芬分两次借给郭伟英15万元，借款手续都是委托沈言辉办理的。办理过程中，只跟郭伟英一个人发生借款关系，没有第二个人出现。借款协议由郭伟英拟定并签字，汇款也是郭伟英拿着借条及指定账号的条子到银行全程陪同完成办理。 2、2011年8月29日、12月21日的工商银行自助服务终端凭条各1份，拟证明：王月芬按照郭伟英的指示，分两次分别交付借款10万元和5万元。 2011年8月29日的凭条载明：从尾号为20的工行卡（无汇款人信息）向杨海英尾号为47的工行卡转入10万元；2011年12月21日的凭条载明：从尾号为96的工行卡（无汇款人信息）向杨海英尾号为16的工行卡转入5万元。 经质证，郭伟英认为，汇款凭条恰恰能够证明王月芬明知实际借款人为杨海英。 3、证明1份（无落款日期），拟证明：郭伟英向王月芬、姜进山等四人借款合计76万元；出借人均是受郭伟英指令将款项汇入担保人杨海英的账户。 关于该证明的出具经过，王月芬的代理人沈言辉称：“当时杨海英出逃了，郭伟英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可能她认为，借款是她借的，没必要通知我们。是陈莉莉通知我，我和陈莉莉一起到郭伟英的办公室去打听消息，郭伟英看见我们就说，我们几个人的钱其会还的，为了使我们放心，就出具了这份证明。”郭伟英则称：“当时杨海英已经被抓进去了，沈言辉一起有好几个人来找我，写好证明内容一定要我签字……”沈言辉对证明内容由其拟写不持异议。 4、2010年10月27日的彩霞公司章程1份，拟证明：郭伟英是担保人彩霞公司的股东，占15%股权，出资金额1500万元，出资已到位；郭伟英借款与彩霞公司有利害关系，这解释了为什么当初彩霞公司愿意为郭伟英提供担保。 该章程载明：彩霞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股东为何彩凤（杨海英之母）、郭伟英、黄艳，出资比例分别为70%、15%和15%，出资均已到位。但王月芬的代理人沈言辉却称：“……郭伟英交不出钱，其就单独向我们借款，郭伟英借款是用于出资的，缴股本金的。” 经质证，郭伟英认为，彩霞公司均由杨海英出资，郭伟英的出资由杨海英通过其账户缴纳；彩霞公司成立于2010年，沈言辉提出的郭伟英为出资而借款是虚假陈述。 5、原审庭审笔录1份，拟证明：原审时郭伟英对于向王月芬借款15万元没有异议。原审中郭伟英陈述：“钱是借了，钱确实打到他们账户，我只是在他们那里上班，她（指何彩凤）女儿（指杨海英）有服装厂很大，表面上她有个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注册资金也有一个亿，她说要用钱。”“杨海英判掉了，何彩凤没有判掉。5月15日杨海英逃走，6月6日投案，这期间何彩凤变卖厂里财物，会计事务所盘点出来价值1700多万元的实物全部是她卖的。”“应该向何彩凤要钱。1700多万元在何彩凤手中，何彩凤的退休费也比我高。” 经质证，郭伟英对于原审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当时其只是对由其在借据上签名不持异议。 6、沈言辉与陈莉莉的手机短信记录1页，拟证明：陈莉莉与郭伟英、沈言辉都是熟悉的，当时沈言辉没有到杨海英厂里考察。该手机短信中，陈莉莉作出“情况说明”：“据我所知，沈言辉原来不认识杨海英，是通过郭伟英才认识的杨海英，我与沈言辉同事期间，郭伟英有几次提出向沈言辉借钱，具体借款数额不明，借据如何操作我不清楚，以借据为准。借钱后沈言辉也曾与我说起她不了解杨海英的底细也从未去过杨海英的工厂。”沈言辉则回复：“收到，谢谢！其实我与杨也不曾认识，当时由郭引见驻足三分钟时间她给了份介绍本人的杂志也没扯借款之事。至于我哥和金山他俩更是跟杨一次面都没见过。” 经质证，郭伟英认为，该份证据系复印件，没有当事人的签名，陈莉莉也未到庭接受双方的质询，故不予认可。 7、（2016）浙06民申20号民事裁定书1份（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驳回郭伟英的再审申请），拟证明：（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不能推翻郭伟英向王月芬借款的事实。 经质证，郭伟英认为，本院已经裁定再审，故应当以事实而不是以上级法院的裁定书作为定案依据。 原审被告郭伟英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并经质证如下： 8、诸暨市公安局诸公法诉字2012第1305号起诉意见书、（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本案实际借款人为杨海英，且杨海英已支付王月芬利息9000元。 经质证，王月芬认为，起诉意见书仅仅是刑事犯罪处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最后应以判决为准。（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载明，第18节事实由徐鸣明证言、杨海英供述等证据所证实，但借款时徐明鸣并不在现场，该判决写到徐鸣明的证言证实其母亲王月芬借给杨海英15万元，与客观事实不符；杨海英也只是讲到通过，而不是委托郭伟英借款，以杨海英实际用款人的身份推断出杨海英为借款人是错误的。 9、诸暨市原市领导的批复、诸暨市人民政府暨阳街道办事处函、诸暨海鹰时装浙江凯博担保公司债权人委员会向王月芬出具的收款收据各1份，拟证明：王月芬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已通过追赃程序主张赔偿，现该追赃程序尚未终结。 经质证，王月芬认为，追赃程序应由法院启动，该组证据不能达到郭伟英的证明目的。 本院收集、出示下列证据，并经质证如下： 10、2012年7月11日诸暨市公安局对徐鸣明的询问笔录。徐鸣明陈述：其不认识杨海英，但其婆婆沈言辉认识在杨海英担保公司工作的郭伟英。沈言辉有一些钱通过郭伟英放在杨海英那里，杨海英支付一定利息。徐鸣明母亲王月芬是听沈言辉说的把钱放在杨海英处赚利息的情况后，把自己的10万元在2011年8月29日由徐鸣明划到郭伟英提供的杨海英工行卡中。当时由郭伟英写一份借据给王月芬，借款人为郭伟英，担保人为杨海英，并有彩霞公司的印章盖着。到2012年3月1日，王月芬又有5万元由徐鸣明转到郭伟英提供的杨海英工行卡中。郭伟英带给王月芬一份15万元的借据（即证据1），把原来的10万元借据拿回。王月芬共拿过第一笔10万元借款按1.5分计算的6个月利息，共计9000元。 经质证，王月芬认为，徐鸣明的陈述基本属实，但细节方面徐鸣明并不清楚。郭伟英则认为，对于徐鸣明的陈述，应当结合刑事案件审理查明事实，以及沈言辉在公安机关的笔录综合考量；徐鸣明陈述的汇款情况与实际不符。 11、2012年5月31日诸暨市公安局对陈莉莉的询问笔录（附2011年9月10日郭伟英作为借款人，杨海英、彩霞公司等作为担保人向陈莉莉出具的借据1份）。陈莉莉陈述：其朋友郭伟英到浙江恺博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博公司）做总管后，其又碰到曾一起上过班的杨海英。听杨海英介绍，其混得蛮好。杨海英还让陈莉莉看过一本《纪实》杂志，该杂志把杨海英捧到天上，说什么“鹰击长空，彰显巾帼本色”。陈莉莉去杨海英厂里看过，其也确实有很大一块地，有厂房。2011年5月至10月，杨海英以其公司资金有缺口，并让陈莉莉赚点利息为名，向后者借款共计160万元。因杨海英讲其作为担保公司的法人不好向外面借钞票，故由郭伟英出面写借条，并由杨海英担保，同时盖上彩霞公司的印章。 经质证，郭伟英对该证据不持异议。王月芬则认为：陈莉莉的笔录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其陈述与沈言辉、沈言旭在公安的笔录虽然一致，但并不能说明笔录的真实性。陈莉莉始终未提到王月芬与杨海英的关系，且杨海英与陈莉莉原系同事，他们之间的借款关系是经过直接交流确定下来的，但王月芬是与郭伟英直接商谈的。 12、2012年6月14日诸暨市公安局对沈言辉的询问笔录。沈言辉陈述：其与郭伟英系朋友。有一次郭伟英对其讲，如果有钞票的话，好放到杨海英担保公司去的；杨海英有一个担保公司，一个投资公司，还有服装公司，比较稳当，利息也好赚一点。2011年7、8月份，沈言辉夫妻与沈言旭一道去杨海英担保公司考察。杨海英接待他们，并把担保公司的资料及一本《纪实》杂志拿给他们看。那杂志把杨海英说得很好，什么“鹰击长空，彰显巾帼本色”。沈言辉等也去杨海英厂里看过，其也确实有很大一块地，有厂房，服装厂也生产的，好像看不出不好的情况。杨海英讲其借钞票，都是一些要好的朋友、亲戚，是要他们赚点钞票的；利息是1分半到2分，钞票放在她那里绝对安全。不久杨海英打电话向沈言辉借钱。沈言辉当时没有钱，沈言旭有10万元放到杨海英那里。2011年12月中旬，杨海英又打电话向沈言辉借钱。沈言辉夫妻商量后，决定把家中的20万元放到杨海英处。2011年12月22日，沈言辉到恺博公司办借款手续。杨海英写了一份借据，约定杨海英向沈言辉丈夫姜进山借款20万元等，并要郭伟英在借款人栏签名，杨海英在担保人栏签名，盖上恺博公司的印章。沈言辉当时讲，借款人栏应该是杨海英不应该是郭伟英。杨海英说，她是担保公司法人，不能出面借钱，所以要郭伟英出面，她作担保。后沈言辉到建行把20万元钱打入杨海英账户…… 经质证，郭伟英仅对沈言辉讲到的由其介绍后者把钞票放到杨海英处持有异议。王月芬代理人沈言辉则认为：该份笔录是假的。沈言辉去公安做笔录既非公安通知，亦非因自己报案，而是郭伟英跟其讲，钱虽是郭伟英所借，但要向杨海英讨来才有能力归还。去做笔录前，郭伟英还提前一天告知沈言辉公安方面其已请过客，并已全部讲好，沈言辉他们只要去，不要多说话，公安干警问什么，就答什么；并讲到其有一个好朋友与何警官是同学关系，会陪沈言辉他们去的。次日下午去做笔录时，碰到郭伟英朋友姚英，姚英讲是郭伟英让其跟何警官打招呼的。姚英打招呼后，姜进山第一个进去做笔录。何警官问姜进山杨海英是不是向他借钱，姜进山说不是的，是郭伟英向其借钱，并认为何警官明显是诱导，故拒绝做笔录。沈言辉做笔录时，因郭伟英事先再三强调何警官会问的，沈言辉也不敢说什么。何警官其实也没问什么，就埋头自己做笔录。后来何警官打印好笔录交给沈言辉，沈言辉第一页还没看完，何警官就让其签字，且还把手按在笔录中间位置，光是右下角翻起来让其签字。这个笔录的内容完全与事实不符。 13、2012年6月6日杨海英向诸暨市公安局的投案笔录。杨海英陈述：诸暨市海鹰时装有限公司、诸暨市海鹰时装厂、恺博公司、彩霞公司等企业均由其实际掌控。自2009年以来，杨海英以恺博公司等需要资金的名义，由诸暨市海鹰时装有限公司或者其个人出面陆续向他人借款1亿多元。向陈莉莉借款时，杨海英考虑到自己是恺博公司的法人，不宜向别人借款，所以在借条的借款人栏要恺博公司的工作人员郭伟英签名，自己在担保人栏签名，并盖上印章。杨海英还要郭伟英出面向别人借了一些钱。 经质证，郭伟英对杨海英之陈述不持异议。王月芬则提出：杨海英的该份笔录印证了陈莉莉的说法，陈莉莉出借款项共计160万元，是直接与杨海英商谈的，王月芬则是直接与郭伟英协商的，两者有本质区别。王月芬的钱最终汇到杨海英账户，并由杨海英用掉，这只是杨海英与郭伟英的内部关系。 14、2012年8月17日诸暨市公安局对杨海英的讯问笔录。杨海英陈述：2011年8月底和2012年3月初，其通过郭伟英向沈言辉亲家王月芬借款15万元。第一次是10万元，月息1.5分，第二次是5万元，月息2分。杨海英已支付利息9000元。 经质证，郭伟英对杨海英的陈述不持异议。王月芬则认为，杨海英讲是通过郭伟英，而不是授权或者委托郭伟英去借款；王月芬的钱是借给郭伟英的，至于郭伟英指定把钱汇给杨海英是另一回事。 15、2012年6月5日、2013年1月29日诸暨市公安局对郭伟英的询问笔录。郭伟英陈述：其于2010年4月到杨海英单位，为杨海英恺博公司的成立做前期工作。2011年3月恺博公司经营许可证发下来后，其就在该公司做工。有时杨海英说有急用，要郭伟英帮她借钱，郭伟英就向有钱出借的几个朋友联系。其帮杨海英联系好后，由杨海英与出借人商谈借款金额、期限、利息等。当出借人要求杨海英出具借条时，杨海英说她是担保公司的法人，不能向别人借钱，要郭伟英出面写借条给出借人，再由杨海英作担保。因此有好几个出借人的借条，是由郭伟英代杨海英在借条的借款人栏签名的，担保人栏则由杨海英签名或者杨海英代她母亲签上何彩凤的名字，并盖上彩霞公司或者恺博公司的公章。但杨海英有的是她本人签名，有的是要郭伟英代签她的或者何彩凤的名字。所借到的钱都是给杨海英的。郭伟英作为彩霞公司的股东，是杨海英自己写写上去的，注册资金都是杨海英的。 经质证，郭伟英对该份笔录不持异议。王月芬则认为，郭伟英讲到借款内容都由杨海英来谈，其只是借款的介绍人与事实不符；杨海英作为担保公司的法人不能出面向他人借款，也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 16、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对杨海英的询问笔录。杨海英陈述：郭伟英是恺博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郭伟英虽然也是彩霞公司的股东，但彩霞公司是空的，郭伟英的注册资金是其通过郭伟英的银行账户打进去的。杨海英通过郭伟英向王月芬、沈言辉丈夫姜进山及沈言旭借款，但其不认识王月芬等人；郭伟英有没有带这些人见过杨海英，杨海英已记不清了。借据格式是杨海英公司早就打好的。郭伟英领取正常的工资，其他要靠其自己借进多少钱来计算业绩。所付利息都是先付给郭伟英，郭伟英再付给出借人的。 经质证，郭伟英认为：杨海英讲到其不认识沈言辉，没有与沈言辉见面等与事实不符。杨海英所讲的借款情况亦与事实不符，因为出借人来了都是杨海英自己接待，如果由郭伟英代办，也是郭伟英事先与杨海英联系好。郭伟英只拿工资，并未根据借款业绩取得报酬。利息也均由杨海英自己支付。王月芬则认为：杨海英的该份笔录真实可信。杨海英融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其自己谈，一种是由郭伟英出面，本案属于第二类。因为有融资业绩报酬，郭伟英才有这么高的积极性，甘冒风险。王月芬是直接与郭伟英发生借款关系的。 17、杨海英卡号尾号0916、郭伟英卡号尾号3886、徐鸣明卡号尾号1920的工商银行账户自2011年8月至2012年5月的交易明细。交易明细载明：2011年8月29日，徐鸣明向杨海英汇款10万元；2011年12月3日、2012年2月28日，杨海英向王月芬账户各汇款4500元，合计9000元。2012年3月1日，郭伟英收到他人汇款5万元；次日，郭伟英将该5万元转入杨海英银行账户。 经质证，王月芬认可两笔4500元是收到的利息；双方确认2012年3月1日郭伟英收到并转给杨海英的5万元，即为王月芬第二笔出借款项5万元。 本院认证如下： 证据1、3、5、9，对其真实性均予确认。 证据2、10、17相结合，可以确认王月芬提供的2011年12月21日的汇款凭证与本案无关，徐鸣明关于王月芬第二笔借款5万元系通过其银行账户转入杨海英银行账户的陈述有误；其余则能客观反映王月芬款项出借、利息收取等情况。 证据4，其真实性可予确认，但该章程反映出2010年10月彩霞公司所有股东的出资已经到位，故王月芬代理人沈言辉主张郭伟英于2011年8月后向王月芬借款用于缴纳股本金，显与事实不符。 证据6，因该证据系复印件，且陈莉莉未到庭接受质询，故难以确认陈莉莉“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但沈言辉作为王月芬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同时亦作为王月芬出借款项的代理人，其回复“当时由郭引见驻足三分钟时间她给了份介绍本人的杂志也没扯借款之事”的内容，能佐证沈言辉确实见过杨海英。 证据7，该证据仅能证明郭伟英被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事实。 证据8，对（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起诉意见书仅系程序性法律文书，不予采信。 证据11，虽然王月芬提出异议，但陈莉莉接受询问是在杨海英归案前，当时郭伟英亦尚未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受到的各种干扰因素较少，其陈述客观性较强，能反映杨海英通常使用的骗取他人资金的手段与方法，如展示介绍其本人的杂志，以其作为担保公司的法人不宜向外借款为由，让郭伟英作为借款人在借据上签名等。 证据12，王月芬代理人沈言辉认为该份笔录是假的。本院注意到：证据6中沈言辉的回复，能够佐证沈言辉在该笔录中讲到的其曾与杨海英见面，杨海英还拿出过一本介绍其本人的杂志之事实；徐鸣明亦确认，“她（母亲王月芬）也是听我的婆婆（沈言辉）说的把钱放在杨海英处赚利息的情况后”出借钞票的；证据11能够证明以展示介绍其本人的杂志，向他人表明其享有一定社会名望等方法，确为杨海英实施集资诈骗的手段之一；既然王月芬把钱放到杨海英处赚利息，作为款项出借代理人的沈言辉到杨海英公司进行考察，亦合情合理；同时，未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对沈言辉做询问笔录的民警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之行为。因此，虽然公安机关制作的该份笔录部分内容与证据11相似度较高，似存在复制、粘贴之情形，但也只能反映出办案民警工作不甚严谨，其基本内容仍可认定属实。 证据13、14，王月芬虽提出异议，但仍能证明：杨海英向陈莉莉借钱时，确曾以其是恺博公司法人，不宜向别人借款为由，要郭伟英在借款人栏签名；杨海英还要郭伟英出面向别人借了一些钱。 证据15，王月芬虽提出异议，但该笔录与证据12、13、14等相互印证，基本内容属实。 证据16，王月芬认可该份笔录，但杨海英所讲利息都通过郭伟英转付并不属实；郭伟英在领取正常工资外，再根据借款业绩取得报酬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虽杨海英讲到其不认识沈言辉等人，但并不足以推翻根据相关证据对王月芬在出借款项前，沈言辉等人曾见过杨海英、考察过杨海英的公司之事实的认定。 根据上述证据，本院再审查明：郭伟英曾在以案外人杨海英为法定代表人的恺博公司工作。除恺博公司外，杨海英还实际掌控彩霞公司、诸暨市海鹰时装有限公司、诸暨市海鹰时装厂等。2011年，杨海英因急需资金，通过郭伟英向他人借款。郭伟英便联系朋友沈言辉，告诉沈言辉如果有钱，可以放到杨海英那里赚利息。沈言辉便于2011年7、8月份到杨海英公司考察。经考察，沈言辉相信杨海英是有经济实力的人。此后，沈言辉介绍其亲家母即原审原告王月芬，把钱放到杨海英处（沈言辉自称王月芬当时腿脚不便，其是王月芬出借款项的代理人）。2011年8月29日，王月芬让其女儿徐鸣明将10万元划到郭伟英提供的杨海英的工商银行账户。当时由郭伟英向王月芬出具借据一份，约定月息1.5分；借据上借款人是郭伟英，担保人是杨海英，并盖有彩霞公司的印章。2011年12月3日、2012年2月28日，杨海英向王月芬支付利息两笔各4500元，共计9000元。2012年3月1日，王月芬又出借5万元。该款先汇入郭伟英工商银行账户，次日再由郭伟英转入杨海英工商银行账户。郭伟英将原来的10万元借条收回，重新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王月芬人民币壹拾伍万元，利息按月2%计算。借期壹年，利息按二月结一次……”该借据除借款人栏由郭伟英签名外，担保人栏的“杨海英”亦由郭伟英代签，并盖有彩霞公司的印章。 2011年12月，沈言辉、姜进山夫妻经商量，决定把家中的20万元放到杨海英处。同年12月22日，郭伟英作为借款人，杨海英等作为担保人向姜进山出具借据一份。沈言辉当时提出，借款人应该是杨海英而不应该是郭伟英。杨海英解释说，其作为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出面借钱，所以要郭伟英出面，其作担保。 2012年5月中旬，杨海英因无力归还借款而出逃。沈言辉等人闻悉，赶至郭伟英处。其间，郭伟英在一份由沈言辉拟写内容的“证明”上签名。该证明的内容为：“借款人郭伟英向姜进山等肆人借款合计柒拾陆万元整。（清单附后）。当时均由借款人郭伟英授意直接汇入担保人杨海英银行账户。特此证明。证明人：郭伟英。”证明内容下方的“借款清单”载明：2011.12.22姜进山200000……2012.2.28王月芬150000…… 2012年6月6日，杨海英向诸暨市公安局投案。此后沈言辉、徐鸣明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了经郭伟英介绍，王月芬等通过郭伟英把钱放到杨海英处赚取利息的情况。2013年9月26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以集资诈骗罪、抽逃出资罪，二罪并罚，判处杨海英无期徒刑，并继续追缴犯罪所得及赃款赃物。该判决认定的杨海英集资诈骗犯罪事实包括：“18、2011年8月至2012年3月，被告人杨海英骗取王月芬借款15万元，以支付利息方式归还0.9万元，实际骗得14.1万元。”此后，相关债权人要求有关部门对杨海英所掌控的企业进行审计，并对杨海英等犯罪所得及赃款赃物继续追缴。2014年12月28日，王月芬向诸暨海英时装浙江恺博担保公司债权人委员会按比例交纳费用40元，用于启动对杨海英赃款赃物的追缴。 2014年11月，王月芬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郭伟英归还借款本金15万元，支付相应利息，并由彩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15年1月14日，本院作出（2014）绍诸商初字第3979号民事判决：一、郭伟英应归还王月芬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2012年3月1日至本金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彩霞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彩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伟英追偿。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郭伟英作为涉案借据载明的借款人，是否应当承担向出借人王月芬返还借款1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民事责任。本院对此持否定态度，理由是：一、王月芬不仅明知其所出借的款项将由杨海英使用，而且就是出于对杨海英实力的认可，将钱放到杨海英处赚取利息的；二、根据王月芬借款代理人沈言辉及陈莉莉、杨海英、郭伟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认定由郭伟英在借款人栏签字，并非因出借方主动提出，而是因杨海英借故要求其公司员工郭伟英作为形式上的借款人；三、根据本院调查取得的银行流水，王月芬因出借款项而收取的利息，均由杨海英直接支付；四、（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集资诈骗第18节，认定杨海英骗取借款的对象是王月芬，而非郭伟英，且该刑事判决生效后，王月芬也要求向杨海英的相关公司进行追赃。换言之，就是本案中，郭伟英虽参与了借款的介绍，但其作为借据上的借款人仅是个形式而已，涉案民间借贷关系实际发生于王月芬和杨海英之间，故不应当由郭伟英承担还本付息的民事责任。 本院也注意到，郭伟英确曾在由沈言辉拟写内容的“证明”上签字，但该书证仅是一份证明，而非履行债务承诺书；其内容也只是从形式上反映本案借款人、出借人、实际用款人的基本情况，不能推翻本案借贷关系实际发生于王月芬与杨海英之间的事实。实际上，在杨海英集资诈骗案发后，王月芬也已选择实际借款人杨海英作为债务人主张权利。 综上，王月芬出借的涉案15万元款项，应由实际借款人杨海英，而非名义借款人郭伟英承担偿还责任。原审判令郭伟英归还王月芬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又基于彩霞公司为郭伟英提供保证担保，而判令该公司为郭伟英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再审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4）绍诸商初字第397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王月芬的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原审原告王月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钢杰 审 判 员  楼科威 人民陪审员  张巧丽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蔡瑜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