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102行初544号 原告黄雄雄，男，199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现住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恩增，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丁娟，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台江大队，住所地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路182号。 负责人张勉，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星，男。 被告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20号畅安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100003606681L。 负责人曾晖，支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奋，男。 原告黄雄雄不服被告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台江大队（以下简称台江大队）作出的编号为350103335013477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交警支队）作出的榕公交复决字（2019）第3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案，于2019年12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受理后，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雄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恩增、被告台江大队的诉讼委托代理人陈星星，被告交警支队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吴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台江大队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编号为350103335013477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认为原告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采取扣留机动车、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不服，向被告交警支队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交警支队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的榕公交复决字（2019）第3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台江大队作出的编号为350103335013477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 原告黄雄雄诉称，泛华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自2019年8月21日至今派遣原告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工作，职位是车物查勘定损岗。2019年10月28日，原告驾驶闽Ａ×××××白色查勘车外出查勘事故现场。19时30分左右在台港区行驶时被民警拦下，告知查勘车尾部牌照“闽Ａ×××××”涉嫌伪造，现场民警让原告卸下后车牌，扣留了机动车、驾驶证，并开具编号350103335013477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原告当场提出异议并在现场民警拿走凭证上写明有异议。民警在现场已拆卸尾部牌照，继续扣留机动车没有依据。原告认为，整个执法过程，没有出示人民警察证和交通执法证，也没有告知执法人员基本信息不合法。车尾部牌照固定螺丝严重生锈，该车尾部牌照至少存在一年以上，更不能排除2015年9月新车注册登记时就已经存在．而原告入职仅2个月，驾驶该车时间极短，车尾部牌照显然与原告无关，现场民警无视原告提出的异议，也没有证据证明系原告安装车尾部牌照并明知系伪造的，现场民警没有调查取证却认定原告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直接在《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记载当事人为原告．现场民警也未经调查、鉴定等直接认定车尾部牌照是伪造的缺乏依据，程序违法。原告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车外出查勘前，对车辆外观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前后车牌正常悬挂、完好无损坏，检查灯光、轮胎及平安外观标识正常，原告方才驾驶车辆外出查勘，由于车尾部牌照与行驶证、车前部牌照完全一致，原告已经尽到应尽能尽的义务，原告也不具备辨别牌照真伪的能力，也没有伪造牌照，现场民警认定原告是违法当事人不符合客观事实，系事实认定错误。既然现场不能查明、确认违法行为人，现场就不能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更不能在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将原告记载为当事人。《道交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适用的前提是行为人明知牌照是伪造的，原告主观上不知道车尾部牌照是伪造的，客规上没有实施伪造牌照的行为，现场民警适用法律错误。交警支队作为台江支队的上级机关，对原告提出的复议理由也未进行任何解释、说明，特别是原告在现场提出异议、并在相关凭证上签字有异议的情形下，交警支队未进行调查核实，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作为驾驶员就是违法行为人，交警支队复议维持错误。本案闽Ａ×××××白色查勘车登记至今有多条违章记录，该违章记录可以证实车辆尾部牌照从登记至今一直连续存在，不能排除该牌照系车辆管理所颁发。原告因无法查看己处理的违章照片，恳请贵院责令台江支队、交警支队提供闽Ａ×××××所有的违章照片。综上，台江支队认定原告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并扣留机动车、原告驾驶证至今，交警支队复议予以维持的行为均认定事实依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为此，原告特诉请:1.撤销被告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台江大队作出的第350103335013477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关于“当事人：黄雄雄；当事人于2019年10月28日19时36分在达江路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之认定；2.返还机动车、驾驶证，解除对原告驾驶证扣留的行政强制措施；3.撤销被告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榕公交复决字（2019）第359号行政复议决定；4.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于起诉时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Ｃ1.被告台江支队开具第350103335013477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被告台江大队直接认定原告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及一名执法人员；Ｃ2.被告交警支队作出榕公交复决字（2019）第359号《行政复议决定》，证明:被告交警支队对复议理由未进行任何解释说明，特别是原告在现场提出异议、并在相关凭证上签字有异议的情形下，被告交警支队也未进行调查核实，该复议维持错误；Ｃ3.离职证明，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6日至福建亚德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福州营业部任职，岗位业务员，于2019年7月12日离开该公司，之后才到平安保险公司上班；Ｃ4.2017年3月10日闽Ａ×××××与人保财险系统车辆相撞的查勘照片，证明:闽Ａ×××××车辆尾部牌照与“被告举证现场照片中的尾部牌照”完全一致，此时原告仅是福建工程学院在校生，可以确定尾部牌照与原告无关；Ｃ5.闽Ａ×××××违章记录，证明:闽Ａ×××××车辆存在众多违法记录，但被告系统保存所有违章照片，该违章照片可以确定尾部号牌存在多年，证明尾部号牌与原告无关。 被告台江大队辩称,2019年10月28日19时36分许,原告驾驶闽Ａ×××××号小型轿车行驶至台江区时，被执勤民警拦下检查，因其涉嫌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将予以计12分，根据道交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台江大队制作《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机动车及其驾驶证。被告台江大队认为原告实施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被告台江大队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Ａ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Ａ2.民警查处经过，Ａ3.现场照片，共同证明原告黄雄雄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事实；Ａ4.关于确认号码为闽Ａ×××××机动车号牌生产情况的证明，证明闽Ａ×××××机动车号牌为伪造号牌；Ａ5.光盘一张（记录执法记录仪当天记录的录音录像），证明原告驾驶伪造、变造号牌的车辆的违法行为，现场民警执法程序合法、正当;Ａ6.闽交警车［2007］33号《关于调整机动车号牌生产企业的通知》、被告台江大队出具的《关于协助鉴别号牌号码为闽Ａ×××××的机动车号牌真伪情况的函》，证明福建省金福制牌有限公司生产、销售全省机动车号牌的唯一性。 被告交警支队辩称，原告对被告台江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不服，向被告交警支队申请复议，经审查认为，被告台江大队是依法行政，故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并无妥。 被告交警支队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Ｂ1.行政复议申请书，Ｂ2.《公安交通行政强制措施扣车凭证》，Ｂ3.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Ｂ4.原告个人身份信息，在职证明，共同证明被告交警支队依法接收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有效；Ｂ5.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Ｂ6.被告台江交警大队行政复议答辩书，Ｂ7.行政复议案件现场查处照片、违法车辆现场照片，Ｂ8.福建省金福制牌有限公司《关于确认号码为闽Ａ×××××机动车号牌生产情况的证明》；Ｂ9.车牌号码为闽Ａ×××××小型汽车登记信息，Ｂ10.执法民警郭东华的执法经过，共同证明其受理后进行调查、审理，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有效，决定正确、适当；Ｂ11.被告交警支队内部文件呈报表，Ｂ12.被告交警支队作出的榕公交复决字［2019］第3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共同证明被告交警支队调查、审理且经审批后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有效；Ｂ13.送达凭证（邮政全程跟踪查询结果）（ＥＭＳ便于邮政特快专递1082957954331），证明被告交警支队依法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有效。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台江大队提交的证据Ａ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现场执法过程中被告台江大队民警未出示执法证件，对强制措施凭证中的“冯某某”签名时间有异议，原告持有的强制措施凭凭证仅一人签名，说明该签名并非执法现场形成、是事后补签属于违法；无证据证明号牌是伪造、变造的，也不能证明原告实施了伪造、变造的行为，更不能证明原告明知号牌是伪造、变造的，因此，原告现场提出异议，被告台江大队未制作现场笔录并记录异议理由不合法；未告知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期限、场所，违反了有关条规定。对证据Ａ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查处经过是原告申请复议后形成，不能作为本案证据；查处经过说明现场仅郭东华一名警察执法程序不合法，且未向原告出示相关执法证件；查处经过载明民警初步认定该车后牌系伪变造，就确认原告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并作出行政处罚不合法；查处经过载明“经鉴定，后车牌系伪造”缺乏依据，原告至今未收到鉴定报告。对证据Ａ3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照片不能反映执法全过程，照片说明装车牌的螺线生锈严重，该号牌已经存在多年，与原告无关。对证据Ａ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系单位证明，无企业信息，也无单位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字，依法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该证明也未向原告送达，也无法确定被告台江大队于2019年10月31日鉴定的号牌号码闽Ａ×××××就是原告于2019年10月28日驾驶车辆的尾部牌照；其次，证明内容为“非我公司生产的机动车号牌”，而不是“伪造机动车号牌”，证明对象与证明内容明显不一致；也不能证明原告于2019年10月28日驾驶车辆的尾部牌照并非车辆管理所颁发的合格牌照。对证据Ａ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整个执法过程没有出示执法证件，现场尾部牌照已被取下，被告台江大队扣押车辆缺乏法律依据。对证据Ａ6真实性无异议，这是2007年下发的文件，该公司是2009年成立，该文件也仅明确金福制牌厂统一生产销售，没有赋予号牌真伪情况鉴别的权力，该文件也不能排除车辆管理所从其他渠道获取牌照的可能，更不能证明尾部牌照并不是车辆管理所颁发的。 被告交警支队对被告台江大队提交的证据A1－A6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证据A5能证明被告台江大队在查处的整个过程符合法定要求，体现了一个以上民警着装制服现场执法，程序正当；证据A6说明该福建省金福制牌有限公司从2007年10月1日起是我省机动车号牌唯一生产、销售厂家，足以证明该号牌系伪造的。 原告对被告交警支队提交的证据Ｂ1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对证据Ｂ2、Ｂ3真实性、证明对象有异议，强制措施凭证仅有郭东华的名字，说明“冯某某”是事后补签，程序不合法。对证据Ｂ4真实性无异议，对制作人签名时间有异议。对证据Ｂ5真实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交警支队未依法进行调查、审理，行政复议程序不合法。对证据Ｂ6真实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行政复议请求是撤销对其个人的处罚，而非扣留机动车，被告台江大队仅对扣留机动车提出答辩，并未对原告行政复议请求提出答辩和提交证据、依据，决定复议维持错误，应予撤销。对证据Ｂ7的质证意见同证据Ａ3。对证据Ｂ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事故现场卸下的车牌是车辆管理所颁发的车牌。对证据Ｂ9真实性、内容及证明对象有异议，闽Ａ×××××登记至今有众多违章记录，被告台江大队仅摘录极少部分的违章记录，未查明原告在驾驶案涉车辆之前现场尾部号牌即已存在的客观事实。对证据Ｂ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Ｂ11、Ｂ12、Ｂ13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交警支队复核过程并未对被告台江大队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被告交警支队复议维持错误。 被告台江大队对被告交警支队的所有证据真实性、内容均无异议。 被告台江大队对原告提交的证据C1、C2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对象均无异议；对证据C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C4-C5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被告交警支队对证据C1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对象无异议；对证据C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交警支队对复议申请进行了调查核实，原告是现场车辆驾驶人，被告台江大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合法。对证据C3-C5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与原告本人是否驾驶涉案车辆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证据A1、A3、B1-B5、B6、B11-B13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认为证据A2、A4、B8、B10系在被告台江大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后形成的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的规定，不能以此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虽对证据B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该证据与证据A5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纳，但仅能证明执法过程的行为及涉案牌照。原告对证据B9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无证据推翻，本院予以采纳，但只能证明存在涉案车辆部分违反交通法规的记录。两被告对证据C1-C5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其中证据C4、C5可证明讼争车辆尾部的车牌在原告驾驶该车辆之前就已存在，与本案存在关联性。 经审理查明，涉案闽Ａ×××××车辆的所有人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2019年8月21日，原告受泛华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派遣至平安保险公司工作，其工作职责是车物查勘定损。 2019年10月28日19时36分许，原告黄雄雄驾驶案涉车辆外出查勘事故现场行驶至台江区时，被被告台江大队的执勤民警拦下检查。被告台江大队民警以原告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为由当场制作第3501033350ｌ3477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扣留机动车及其驾驶证。 原告不服，于2019年11月13日向被告交警支队申请复议，被告交警支队认为被告台江大队对原告黄雄雄采取的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维持的榕公交复决字（2019）第3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本院认为，根据《道交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行政法的公平公正原则，“使用伪造、变造”车牌应理解为违法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故意，即机动车驾驶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机动车车牌系伪造、变造的情况下使用，这才符合行政立法本意。本案案涉车辆的所有人为平安保险公司，原告是本案事发前三个月入职平安保险公司，且原告在驾驶涉案车辆上路前，车辆有悬挂机动车号牌并随身携带机动车行驶证及其个人驾驶证，已尽到普通驾驶人审慎注意义务。案涉车辆的车尾牌与车前牌即使同时放在一起进行精细比对也不一定能辨别出细微的差别，更何况车牌分别放在车辆不同的位置，更是难以区别。原告作为普通驾驶人员，在不具备辨别牌照真伪专业能力的情况下，要求原告能辨认出前后车牌的不同显然过于苛刻，由此说明原告对伪造、变造车牌是不知情的。同时，根据涉案车辆的登记信息及涉案车辆以往违章记录情况等证据，可证明涉案车辆的尾部车牌在原告入职前就已经存在，进而证实原告未实施伪造、变造车牌的行为。故原告认为二被告认定其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事实属认定错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认为涉案车牌系车辆管理所所颁发，并无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三）出示执法身份证件；…（七）制作现场笔录…”第二十四条“行政机关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履行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程序，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查封、扣押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查封、扣押的理由、依据和期限；（三）查封、扣押场所、设施或者财物的名称、数量等；（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查封、扣押清单一式二份，由当事人和行政机关分别保存。”第二十五条“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一般程序是先报请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由两个以上执法人员表明身份，通知当事人到场，告知权利，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再制作现场笔录。被告台江大队无证据证明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当场出示执法证并制作现场笔录；也无证据证明其制作查封扣押决定书并告知原告查封扣押的期限、场所；被告台江大队于2019年10月28日扣押机动车及驾驶证，未办理延长扣押的手续，至今仍未归还被扣押的机动车和驾驶证，扣押已明显超出法定期限，故应认定被告台江大队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违法。原告要求撤销扣押其驾驶证，并返还机动车、驾驶证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交警支队作出榕公交复决字（2019）第3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故原告要求撤销《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及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台江大队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的编号为3501033350l3477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关于扣押原告黄雄雄的驾驶证行政强制措施； 二、撤销被告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榕公交复决字（2019）第3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被告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台江大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闽Ａ×××××车辆及原告黄雄雄的驾驶证返还给原告黄雄雄。 本案诉讼费50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雨涛 审 判 员  郑 如 人民陪审员  胡梅贞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林 莹 书 记 员  陈晓希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