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381民初9126号 原告：黄星立，男，196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 被告：江苏康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新沂市无锡-新沂工业园泰山路8号。 法定代表人：朱奇，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相敏，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沂市盛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黄星立与被告江苏康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程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星立，被告康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相敏、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星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康程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销售报销费用20867.5元；2.判令康程公司支付销售提成7466.4元；3.判令康程公司支付2019年4月至10月共7个月工资21000元（3000元/月×7个月）；4.判令康程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4500元（3000元/月×1.5个月）。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5日，黄星立入职康程公司，负责南京及周遍地区的销售工作。依据康程公司当时的营销政策，黄星立每月基本工资为3000元，另外每月销售费用固定报销2000元。销售提成按实际销售额的2%计算，销售额超出公司指导价的部分由个人获得60%。自2019年1月1日起，公司营销政策作了部分调整，由原来每月固定报销费用2000元调整为按出差费用实报实销，并规定了车费、住宿、伙食补贴等相关报销标准。自2018年9月起，康程公司一直未给黄星立报销销售费用，也未支付相应的销售提成。因此，2018年9月至12月，康程公司应按每月2000元的固定标准向黄星立支付报销费用，合计8000元；2019年1月至4月，应按照新的营销政策为黄星立报销因出差实际产生的车费、住宿费、伙食补贴合计12867.5元。自2019年4月起，康程公司停发黄星立工资。2019年7月1日，经黄星立询问，康程公司告知停发工资的原因是由于黄星立没有销售业绩。后黄星立向康程公司索要工资，并表示将申请劳动仲裁。康程公司于2019年7月5日向黄星立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莫须有的理由解除劳动关系，以此逃避支付义务。 康程公司辩称，1.康程公司解除与黄星立之间的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无需支付经济赔偿金、经济补偿金。黄星立于2018年3月6日入职康程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双方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如黄星立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规章制度，康程公司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自2019年4月1日起，黄星立未办理请假手续，连续旷工近3个月，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康程公司经书面通知所在地工会后于2019年7月5日向黄星立邮寄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函，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2.康程公司营销政策3.1、3.2条规定，黄星立的工资及各项费用报销不能高于其销售总额的5%。黄星立在康程公司工作期间仅实现两笔销售业务，销售总额合计315843.72元，按照5%计算仅为15792.186元。截至目前，康程公司共计向黄星立支付67835元，其中基本工资38419元、差旅费及招待费报销21910元、销售提成及奖励7506元。因康程公司向黄星立支付的工资等款项已远远超出其销售总额的5%，故康程公司不应再向黄星立支付工资、销售提成及报销费用。另从黄星立向康程公司提交的费用报销审批单、康程公司财务记账凭证及银行回单可以证实，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期间，康程公司系按照黄星立提交的报销审批单，由公司财务进行报销支付，且一直按照实际支出进行报销，并不存在黄星立所主张的每月固定报销2000元的情况。3.黄星立主张的2019年4月至10月期间的工资，没有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本案中不应予以处理。黄星立于2019年7月申请劳动仲裁时已提出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由此可见，黄星立认可双方已于2019年7月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故即使黄星立陈述属实，康程公司也不应当支付2019年7月之后的工资。综上，请法庭驳回黄星立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对案件事实认定如下：黄星立于2018年3月6日入职康程公司，工作岗位为销售，工作地点在南京，主要负责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销售业务。黄星立与康程公司约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度，无固定的办公地点，但须按照康程公司的规定通过报送月报、周报的形式汇报工作情况。 2018年3月6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康程公司实际系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向黄星立支付基本工资，并另外支付销售提成（含超价奖励）及报销费用。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期间，康程公司为黄星立缴纳了社会保险费。2019年4月至6月，因黄星立无销售业绩，康程公司停发了黄星立工资，并于2019年7月停止为黄星立缴纳社保费。结合康程公司提供的工资汇总表、费用报销凭证及黄星立提供的银行流水，能够认定康程公司已向黄星立支付的销售报销费用为：2018年3月1400元、4月2060元、5月3900元（1900元+2000元）、6月2240元、7月5020元（2160元+2860元）、8月2640元、9月2250元。 黄星立在康程公司工作期间共实现两笔销售业务，第一笔为2018年6月的销售额232395.72元，第二笔为2019年3月的销售额83448元。对于第一笔销售额，康程公司已按照营销政策的规定向黄星立支付了销售提成。对于第二笔销售额，康程公司至今未向黄星立支付销售提成。黄星立主张第二笔销售额的销售提成为7466.4元；康程公司认可按照公司营销政策规定的计算标准，第二笔销售额计算出的销售提成为7466.4元，但辩称因黄星立从康程公司领取的工资、销售提成等款项累计已超出了黄星立销售总额的5%，故不应再向黄星立支付该笔销售提成。 2019年3月6日，黄星立经批准至厦门出差，交通工具为火车往返；2019年3月13日，黄星立经批准至合肥出差，交通工具为火车往返；2019年3月15日，黄星立经批准至山东东营出差，交通工具为火车往返；2019年3月19日，黄星立经批准出差，出差事由为接待北京大兴机场项目客户，交通工具为火车单程，黄星立主张本次出差系至上海接北京大兴机场项目人员至公司考察，行程为南京-上海-昆山-上海-徐州-定远-南京；2019年4月2日，黄星立经批准至上海出差，交通工具为火车往返；2019年4月10日，黄星立经批准至北京出差，交通工具为火车往返；2019年4月18日，黄星立经批准出差，出差事由为商谈合同事宜，交通工具为火车往返，黄星立主张本次出差系至北京商谈大兴机场项目，行程为南京-北京-天津-徐州-上海-南京。 庭审中，黄星立为证明差旅费支出情况所提交的与上述出差审批时间、出差地点、交通工具及其主张的往返情况相对应的火车票、住宿费票据为：1.2019年3月5日至3月8日期间的火车票5张，依次为南京站至上海虹桥站票价139.5元,上海虹桥站至厦门北站票价462元，厦门北站至莆田站票价49元，莆田站至杭州东站票价284元，杭州东站至南京南站票价117.5元，合计1052元；2019年3月5日、3月6日、3月8日分别在上海、厦门、莆田支出的住宿费增值税普通发票三张，票号72504419的金额为419元，票号05966720的金额为288元，票号06261056的金额为316元，合计1023元。2.2019年3月14日，南京南站至合肥南站往返的火车票两张，金额共计117元（50元+67元）。3.2019年3月19日至3月21日期间的火车票5张，依次为南京南站至上海虹桥站票价134.5元、昆山南站至上海虹桥站票价24.5元、上海虹桥站至徐州东站票价279元、徐州东站到定远站票价94.5元、定远站至南京南站票价56.5元，合计589元。4.2019年4月2日，南京南站至上海虹桥站往返的火车票两张，金额共计274元（134.5元+139.5元）。5.2019年4月18日至4月22日期间的火车票4张，依次为南京站至北京南站票价313元，北京站至天津站票价21.5元，天津站至徐州站票价93元，上海站至南京站票价46.5元，合计474元。上述火车票票价合计金额2506元，住宿费票据合计金额1023元。 另查明，2019年1月1日，康程公司执行的营销政策中关于基本工资部分规定，销售人员当年累计销售额小于200万元的，月基本工资3000元。关于费用报销部分规定：员工出差在公司未安排住宿的地区应选择连锁经济型酒店单人间作为住宿的标准，集团副总以下的人员住宿标准为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不超过260/天，非一线城市不超过200元/天；出差外地产生的飞机票（经济舱）、火车票（普通座或高铁二等座）经与出差计划核对后，实报实销；业务员外出或出差，每天的综合补贴为一线城市80元、其他城市60元；出差外地，自己解决住宿的业务员，每天综合补贴费用100元。 2019年7月5日，康程公司经通知当地工会后向黄星立寄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以黄星立自2019年4月1日起未上班考勤，也未办理请假手续，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通知自本函送达之日起与黄星立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黄星立于2019年7月12日前至公司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黄星立于2019年7月6日收到了该份通知函。 2019年7月11日，黄星立向新沂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事项：1.康程公司向其支付销售报销费用20867.5元；2.康程公司向其支付销售提成7466.4元；3.解除劳动关系并赔偿1.5个月工资4500元。2019年9月24日，该仲裁委作出新劳人仲不字〔2019〕第6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黄星立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关于康程公司是否应向黄星立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本案中，2019年4月至6月期间，因黄星立无销售业绩，康程公司停发黄星立工资。后康程公司于2019年7月5日以黄星立持续旷工为由，向黄星立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康程公司为证明黄星立旷工情况虽提供了钉钉软件电子考勤记录。但从2019年4月前的工资发放情况看，康程公司并非是以电子考勤记录作为对黄星立的考勤及工资发放依据。从黄星立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钉钉软件出差审批截图、相关差旅费票据等证据，可以认定该期间黄星立与康程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还存在工作上的交流、汇报，2019年4月还存在因工出差的事实。且2019年4月至6月，康程公司仍正常为黄星立缴纳社会保险费，停发工资的原因也系因黄星立无销售业绩，并非系因旷工。另，黄星立属于康程公司外派的销售人员，平时无固定办公地点，且实行不定时工作制。而根据不定时工作制下采取集中工作、集中休息、弹性工作时间的特点，通常无法采取常规的连续的日常考勤模式。故结合双方劳动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康程公司提供的钉钉软件电子考勤记录，不足以证实其所主张黄星立旷工的事实。综上，康程公司以黄星立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足。黄星立以此为由要求康程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4500元（3000元/月×1.5个月），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黄星立主张的销售提成问题。庭审中，双方对于根据黄星立2019年3月销售额计算出的销售提成7466.4元，均无异议。康程公司虽辩称由于黄星立前期领取的工资及销售提成远远超出其销售总额的5%，不应再支付该笔销售提成。但该抗辩主张与双方之间长期以来的实际履行情况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对黄星立要求康程公司支付2019年3月销售提成7466.4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黄星立主张的报销费用问题。黄星立主张2018年9月至12月期间，即使未出差，每月也应获得固定销售报销费用2000元。因黄星立的该主张与双方之间长期以来实际履行的费用报销情况不符，且未提供相应的出差审批、差旅费支出凭证印证该期间应予报销的费用数额。故本院对黄星立要求康程公司支付该期间报销费用8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康程公司2019年1月1日起执行的营销政策规定，差旅费等销售费用采取实报实销。据此，根据黄星立提交的出差审批情况，按照审批的出差时间、出差地点、交通工具及相对应的火车票、住宿费票据支出凭证，对其上述实际支出的火车票费用2506元，本院予以支持；因其在2019年3月5日至3月8日出差期间，实际支出的住宿费1023元，已超出公司营销政策限定的标准，应按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260元/天、非一线城市200元/天的标准予以报销，故共计应予以报销660元（200元/天×2+260元/天）。另根据康程公司2019年1月1日执行的营销政策中关于综合补贴报销标准的规定，2019年3月5日至8日、3月14日，黄星立经批准分别至厦门、合肥出差，康程公司应按照60元/天的标准向其支付综合补贴共计300元（60元/天×5天）。对于黄星立以上2019年3月19日至21日、4月2日、4月18日至22日期间的三次出差，因其未提供相应的住宿费票据，不能证明已实际支出了住宿费，故对其主张该期间的住宿费报销，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该三次出差期间的综合补贴费用，可参照100元/天计算报销，共计900元。综上，康程公司应向黄星立支付报销费用共计4366元（2506元+660元+300元+900元）。 关于黄星立主张的2019年4月至10月期间的工资问题。因黄星立并未在本次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中提出该项请求，该项工资主张系其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其依法应另行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故本案中对于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理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苏康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黄星立支付经济补偿金4500元、销售提成7466.4元、报销费用4366元，合计16332.4元； 二、驳回原告黄星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未收取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方方 人民陪审员  宋雨莲 人民陪审员  张凤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樊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