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1民再15号 原审原告：姜进山，男，195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现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明，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山，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郭伟英，女，195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颖，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诸暨彩霞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西路195－67号。 法定代表人：何彩凤。 原审原告姜进山与原审被告郭伟英、诸暨彩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霞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4）绍诸商初字第398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2019）浙0681民监7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1日、2020年2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姜进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明、王山，郭伟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颖参加了两次庭审，姜进山参加了第一次庭审，郭伟英参加了第二次庭审；彩霞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被告郭伟英（申诉人）请求：撤销（2014）绍诸商初字第3983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郭伟英于2011年12月22日向姜进山借款20万元，据此判决郭伟英还本付息。但原审对此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因为本案实际借款人不是郭伟英，而是杨海英。郭伟英在原审法庭调查时已经说明，上述借款的借条和付款指令虽然由其出具，但自己并不是实际借款人。在原审立案之前，姜进山的妻子沈言辉已经就上述借款，以杨海英涉嫌集资诈骗为由向诸暨市公安局报案。2013年9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该判决将原审认定的姜进山汇入杨海英银行账户的20万元，纳入杨海英集资诈骗的犯罪金额。该刑事判决足以证明姜进山20万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应该是杨海英，而非郭伟英。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原审认定姜进山汇入杨海英银行账户的款项20万元，已经被（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纳入杨海英集资诈骗的犯罪金额，根据上述规定，原审法院应驳回姜进山的起诉，而不是判令郭伟英返还借款。综上，原审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在法律适用上都是错误的。 原审原告姜进山本人辩称：姜进山与沈言辉经济上是独立的，借款由姜进山经手，从其建设银行工资卡分两次汇入郭伟英指定银行账户，郭伟英出具借据给姜进山，借款人是郭伟英。第一次碰到郭伟英，姜进山问郭伟英，你在担保公司担任什么职务，郭伟英说公司里面的人大姐也叫叫，经理也叫叫；又问她把钱借去干什么，郭伟英说担保公司把你的钱借去，借给利息更高的人；还问她用什么抵押，郭伟英说用汽车、房子抵押；再问她，这个钱是借给她郭伟英的，郭伟英说对的。姜进山分两次借给郭伟英，其中有一次是郭伟英先给姜进山借条和汇款账号，姜进山再去汇款的，郭在江东路建设银行门口等姜进山。整个过程杨海英没有出现过，姜进山到现在也没见过杨海英。 原审原告姜进山的代理人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郭伟英一方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认为如果在案件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的犯罪事实，应该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但这个意见是2014年颁布的，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又有新的规定，即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本案中郭伟英与姜进山民间借贷意思表示明确，有借款的合意，有借款的行为，出具了借条，钱也已经交付至郭伟英指定的银行账户，借贷的一系列行为已经完成并生效。因此，郭伟英的申请理由不充分，请求驳回其再审请求。 原审原告姜进山向本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郭伟英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自借款日起至还清日止按2%计算的未还借款利息；二、彩霞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原审认定事实：2011年12月22日，郭伟英以急需资金为由，向姜进山借款20万元，并于2012年2月22日重新出具借据一张为凭，约定借期一年，自2012年2月22日至2013年2月22日，利息按月2%计算，担保人杨海英、彩霞公司在担保人处盖章。后姜进山按照郭伟英指令将款项直接汇入担保人杨海英的银行账户。另，彩霞公司于2013年1月4日因未参加2011年度年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本院原审认为，姜进山与郭伟英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彩霞公司为该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分别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郭伟英欠姜进山借款本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应承担归还借款的民事责任。现姜进山要求郭伟英归还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自借款日起至本金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郭伟英辩称其是代彩霞公司借的钱，应由彩霞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原审认为借条是由郭伟英出具，款项也是姜进山按郭伟英的指令完成出借，况且借款实际由谁支配均与借款主体的确定没有任何关系，故借款主体应是郭伟英，原审对郭伟英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彩霞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并未注销，故其主体仍然存在。姜进山在约定的保证期限内，要求彩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彩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伟英追偿。彩霞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鉴于案件事实已查清，依法可作缺席判决。本院原审判决：一、郭伟英应归还姜进山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自2012年2月22日起至本金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彩霞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彩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伟英追偿。 原审原告姜进山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并经质证如下： 1、2012年2月22日的借据1份（为格式借据），拟证明：郭伟英向姜进山借款20万元，并向姜进山出具了借据。该借据载明：“今借到姜进山人民币贰拾万元，利息按月2%计算。借期壹年，利息按二个月结一次。自2012年2月22日至2013年2月22日，到期本息还清。自借款生效之日起，如有经济纠纷由诸暨市人民法院管辖，保证责任为壹年。”借据的借款人栏由郭伟英签名，担保人栏由杨海英签名，并由彩霞公司加盖印章。姜进山称，该借据是就2011年12月22日20万元借款重新出具的，利息从原来的1分半调到2分。 经质证，郭伟英对借据在形式上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根据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该份借据是虚假的，实际借款人应为杨海英。 2、转账凭条2份、由郭伟英签字确认的指定汇款银行账号的条子1份，拟证明：根据郭伟英的指示，姜进山于2011年12月22日、2012年2月5日分两次各将借款20万元汇入杨海英的建设银行账户。（指定汇款银行账号的条子先由杨海英书写“建行4213491458583354杨海英”，下方由郭伟英书写“汇入该户郭伟英”。） 经质证，郭伟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指定汇款银行账号的条子上郭伟英所写内容是后来补写的，补写的时间及原因与证据3相同。 3、证明1份（无落款日期），拟证明：郭伟英向姜进山、沈言旭等四人借款合计76万元；出借人均是受郭伟英指令将款项汇入担保人杨海英的账户。 关于该证明的出具经过，姜进山称：杨海英出逃后，陈莉莉通知了沈言辉，沈言辉、姜进山和陈莉莉一起到郭伟英办公室打听消息。郭伟英看见沈言辉等人就说，姜进山、沈言旭等几个人的钱其一定会还的，然后就出具了该份证明。郭伟英则称：“当时杨海英已经被抓进去了，沈言辉一起有好几个人来找我，写好证明内容一定要我签字……”该证明只是沈言辉为使借款合法化而要求郭伟英出具的。 2020年4月8日，本院对沈言辉、姜进山等人进行询问时，沈言辉确认该证明内容由其拟写，姜进山对此未予否认。 4、2010年10月27日的彩霞公司章程1份，拟证明：郭伟英是担保人彩霞公司的股东，占15%股权，出资金额1500万元，出资已到位；郭伟英借款时，与彩霞公司有利害关系。 经质证，郭伟英对章程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彩霞公司出资人均为杨海英，郭伟英只是名义上的股东。 5、原审庭审笔录1份，拟证明：原审时郭伟英承认向姜进山借款20万元。原审中郭伟英陈述：“我仅仅是在第二被告（指彩霞公司）处上班的，我没有拿过钱，钱不是直接打到我这里。这笔钱应当由第二被告承担还款责任，钱也是他们用的，我不来承担责任。” 经质证，郭伟英对原审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6、（2016）浙06民申21号民事裁定书1份（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驳回郭伟英的再审申请），拟证明：（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不能推翻郭伟英向姜进山借款的事实。 经质证，郭伟英认为，本院已经裁定再审，故应当以事实而不是以上级法院的裁定书作为定案依据。 原审被告郭伟英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并经质证如下： 7、诸暨市公安局诸公法诉字2012第1305号起诉意见书、（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本案实际借款人为杨海英，且杨海英已支付姜进山利息22000元。 经质证，姜进山认为，起诉意见书仅仅是刑事犯罪处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最后应以判决为准。（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第24节讲到杨海英向沈言辉借款40万元，这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的实际出借人是姜进山，因为钱是姜进山汇的，借据也是出具给姜进山的。虽然姜进山与沈言辉是夫妻，但两人经济是独立的，不能以事后公安的笔录来否定姜进山是出借人的实际情况。 8、诸暨市原市领导的批复、诸暨市人民政府暨阳街道办事处函、诸暨海鹰时装浙江凯博担保公司债权人委员会向沈言辉出具的收款收据各1份，拟证明：沈言辉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已通过追赃程序主张赔偿，现该追赃程序尚未终结。 经质证，姜进山认为，追赃程序应由公安、法院来启动，该组证据不能达到郭伟英的举证目的。 本院收集、出示下列证据，并经质证如下： 9、2012年5月31日诸暨市公安局对陈莉莉的询问笔录（附2011年9月10日郭伟英作为借款人，杨海英、彩霞公司等作为担保人向陈莉莉出具的借据1份）。陈莉莉陈述：其朋友郭伟英到浙江恺博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博公司）做总管后，其又碰到曾一起上过班的杨海英。听杨海英介绍，其混得蛮好。杨海英还让陈莉莉看过一本《纪实》杂志，该杂志把杨海英捧到天上，说什么“鹰击长空，彰显巾帼本色”。陈莉莉去杨海英厂里看过，其也确实有很大一块地，有厂房。2011年5月至10月，杨海英以其公司资金有缺口，并让陈莉莉赚点利息为名，向后者借款共计160万元。因杨海英讲其作为担保公司的法人不好向外面借钞票，故由郭伟英出面写借条，并由杨海英担保，同时盖上彩霞公司的印章。 经质证，郭伟英对该证据不持异议。姜进山则认为：陈莉莉的笔录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其陈述与沈言辉等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虽然一致，但并不能说明笔录的真实性。陈莉莉始终未提到姜进山与杨海英的关系，且杨海英与陈莉莉原系同事，他们之间的借款关系是经过直接交流确定下来的，但姜进山是与郭伟英直接商谈的。 10、2012年6月14日诸暨市公安局对沈言辉的询问笔录。沈言辉陈述：其是去报案的，控告杨海英骗取其40万元钱的事情。沈言辉与郭伟英系朋友。有一次郭伟英对其讲，如果有钞票，好放到杨海英担保公司去的；杨海英有一个担保公司，一个投资公司，还有服装公司，比较稳当，利息也好赚一点。2011年7、8月份，沈言辉夫妻与沈言旭一道去杨海英担保公司考察。杨海英接待他们，并把担保公司的资料及一本《纪实》杂志拿给他们看。那杂志把杨海英说得很好，什么“鹰击长空，彰显巾帼本色”。沈言辉等也去杨海英厂里看过，其也确实有很大一块地，有厂房，服装厂也生产的，好像看不出不好的情况。杨海英讲其借钞票，都是一些要好的朋友、亲戚，是要他们赚点钞票的；利息是1分半到2分，钞票放在她那里绝对安全。经考察，沈言辉等相信杨海英是有经济实力的人。不久杨海英打电话向沈言辉借钱。沈言辉当时没有钱，沈言旭有10万元放到杨海英那里。2011年12月中旬，杨海英又打电话向沈言辉借钱。沈言辉夫妻商量后，决定把家中的20万元放到杨海英处。2011年12月22日，沈言辉到恺博公司办借款手续。杨海英写了一份借据，约定杨海英向沈言辉丈夫姜进山借款20万元，月息1分半，按2个月结算一次等，并要郭伟英在借款人栏签名，杨海英则在担保人栏签名，并盖上恺博公司的印章。沈言辉当时讲，借款人栏应该是杨海英不应该是郭伟英。杨海英说，其是担保公司法人，不能出面借钱，所以要郭伟英出面，她作担保。后沈言辉到建行把20万元钱打入杨海英账户。此后杨海英很准时支付利息。到2012年2月5日，杨海英又打电话向沈言辉借钱，沈言辉就将另外20万元打入杨海英的建行账户；借据也是沈言辉到杨海英的担保公司去写的，约定杨海英向姜进山借款20万元，月息2分，按两个月结算一次等，同样由郭伟英在借款人栏签名，由杨海英在担保人栏签名，并盖上恺博公司的印章。2012年2月22日，因首笔借款20万元到期，杨海英重新写了一份借据（即证据1），月息由原来的1分半变成2分。杨海英已支付利息22000元。做笔录过程中，沈言辉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打款凭证及借据。 经质证，郭伟英对该份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姜进山则提出：沈言辉不能代表姜进山，姜进山是直接出借人。去公安机关做笔录的前一天，郭伟英打电话给沈言辉，让姜进山等去公安机关做笔录。做笔录的当天，姜进山等在公安机关门口碰到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叫姚英。姚英讲她是去办案民警那里为郭伟英讲好话的。姚英先到办案民警办公室。姚英出来后，办案的何警官先对姜进山做笔录。何警官问姜进山他的钱是杨海英借的吗，姜进山答是郭伟英借的；何警官拿出一本书问姜进山，杨海英借钱时，这本书有没有拿出来，姜进山回答没看见。姜进山把头探过去，发现电脑中的内容已全部打好，何警官只不过在上面修改，把人家的名字换上姜进山的名字。过了一会儿，何警官又问姜进山有没有到杨海英厂里考察过，姜进山讲其从来没有去过。何警官讲，姜进山弄不清楚的，叫其走。姜进山站起来就走了。 11、2012年6月6日杨海英向诸暨市公安局的投案笔录。杨海英陈述：诸暨市海鹰时装有限公司、诸暨市海鹰时装厂、恺博公司、彩霞公司等企业均由其实际掌控。自2009年以来，杨海英以恺博公司等需要资金的名义，由诸暨市海鹰时装有限公司或者其个人出面陆续向他人借款1亿多元。向陈莉莉借款时，杨海英考虑到自己是恺博公司的法人，不宜向别人借款，所以在借条的借款人栏要恺博公司的工作人员郭伟英签名，自己在担保人栏签名，并盖上印章。杨海英还要郭伟英出面向别人借了一些钱。 经质证，郭伟英对杨海英之陈述不持异议。姜进山则提出：杨海英的该份笔录印证了陈莉莉的说法，陈莉莉出借款项共计160万元，是直接与杨海英商谈的，姜进山则是直接与郭伟英协商的，两者有本质区别。姜进山的钱最终汇到杨海英账户，并由杨海英用掉，这只是杨海英与郭伟英的内部关系。 12、2012年8月16日诸暨市公安局对杨海英的讯问笔录。杨海英陈述：2011年12月底和2012年2月底，其通过郭伟英分两次向沈言辉各借款20万元，共计40万元。该40万元的借条是写给沈言辉丈夫姜进山的，已支付利息22000元。 经质证，郭伟英不持异议。姜进山则认为，该笔录记载的是杨海英通过郭伟英借款，而不是授权或者委托郭伟英借款。姜进山是把钱借给郭伟英的，至于郭伟英与杨海英是什么关系，姜进山并不清楚。 13、2012年6月5日、2013年1月29日诸暨市公安局对郭伟英的询问笔录。郭伟英陈述：其于2010年4月到杨海英单位，为杨海英恺博公司的成立做前期工作。2011年3月恺博公司经营许可证发下来后，其就在该公司做工。有时杨海英说有急用，要郭伟英帮她借钱，郭伟英就向有钱出借的几个朋友联系。其帮杨海英联系好后，由杨海英与出借人商谈借款金额、期限、利息等。当出借人要求杨海英出具借条时，杨海英说她是担保公司的法人，不能向别人借钱，要郭伟英出面写借条给出借人，再由杨海英作担保。因此有好几个出借人的借条，是由郭伟英代杨海英在借条的借款人栏签名的，担保人栏则由杨海英签名或者由杨海英代她母亲签上何彩凤的名字，并盖上彩霞公司或者恺博公司的公章。但杨海英有的是她本人签名，有的是要郭伟英代签她的或者她母亲何彩凤的名字。所借到的钱都是给杨海英的。郭伟英作为彩霞公司的股东，是杨海英自己写写上去的，注册资金都是杨海英的。 经质证，郭伟英对该份笔录不持异议。姜进山则认为，郭伟英讲到借款内容当时都由杨海英来谈，其仅仅是将有钱的人介绍给杨海英，被介绍的人再借钱给杨海英，与事实不符。郭伟英承认其前后为杨海英一共向12个人共19次借款，故杨海英不是偶然的急用，而是常态化，经常让郭伟英借钱。因此，郭伟英讲是杨海英向出借人借款，并由其代杨海英作为借款人签字，与事实不符。杨海英作为担保公司的法人不能出面向他人借款，也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郭伟英出借账户，让杨海英通过其账户缴纳彩霞公司的出资，也有过错。 14、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对杨海英的询问笔录。杨海英陈述：郭伟英是恺博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郭伟英虽然也是彩霞公司的股东，但彩霞公司是空的，郭伟英的注册资金是杨海英通过郭伟英的银行账户打进去的。杨海英通过郭伟英向沈言辉、沈言旭等人借款，但其不认识沈言辉、沈言旭等人；郭伟英有没有带这些人见过杨海英，杨海英已记不清了。借据格式是杨海英公司早就打好的。郭伟英领取正常的工资，其他要靠她自己借进多少钱来计算业绩。所付利息都是先付给郭伟英，郭伟英再付给出借人的。 经质证，郭伟英认为：杨海英讲到其不认识沈言辉，没有与沈言辉见面等与事实不符。杨海英所讲的借款情况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出借人来了都是杨海英自己接待，如果由郭伟英代办，也是郭伟英事先与杨海英联系好。郭伟英只拿工资，并未根据借款业绩取得报酬。利息也均由杨海英自己支付。姜进山则认为：杨海英的该份笔录真实可信。杨海英融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其自己谈，一种是由郭伟英出面，本案属于第二类。因为有融资业绩报酬，郭伟英才有这么高的积极性，甘冒风险。姜进山是直接与郭伟英发生借款关系的。 15、姜进山、沈言旭有关银行账户自2011年8月至2012年5月的交易明细。交易明细除反映姜进山于2011年12月22日、2012年2月5日各向杨海英建行账户汇款20万元外，还载明：2012年2月22日，杨海英向沈言旭汇款15000元，同日，沈言旭将其中的12000元转汇姜进山。2012年4月20日，杨海英又向姜进山汇款8000元。 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姜进山确认杨海英向其直接支付的8000元，为其收到的利息。至于2012年2月22日由沈言旭转付的12000元的性质，2020年4月8日本院对沈言旭、姜进山等进行询问时，沈言旭确认系其转付的借款利息，姜进山则表示记不清了。 16、2012年2月5日的借据1份（亦为格式借据）。借据载明：“今借到姜进山人民币贰拾万元，利息按月2%计算。借期壹年，利息按二个月结一次。自2012年2月5日至2013年2月5日，到期本息还清。自借款生效之日起，如有经济纠纷由诸暨市人民法院管辖，保证责任为壹年。”借据的借款人栏由郭伟英签名，担保人栏由杨海英签名，并由恺博公司加盖印章。 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 证据1、2、3、4、5、8、16，对其真实性均予确认。 证据6，该证据仅能证明郭伟英被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事实。 证据7，对（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起诉意见书仅系程序性法律文书，不予采信。 证据9，虽然姜进山提出异议，但陈莉莉接受询问是在杨海英归案前，当时郭伟英亦尚未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受到的各种干扰因素较少，其陈述客观性较强，能反映杨海英通常使用的骗取他人资金的手段与方法，如展示介绍其本人的杂志，以其作为担保公司的法人不宜向外借款为由，让郭伟英作为借款人在借据上签字等。 证据10，姜进山认为沈言辉不能代表其做笔录，因为其是直接的出借人，且因其不承认是杨海英向其借款，当时的办案民警就不允许其做笔录。本院认为，姜进山虽提出办案民警不允许其做笔录，但并无相应证据证明；如果该主张属实，其妻子沈言辉随后仍做一份承认其夫妻将40万元放到杨海英处的笔录，实与情理不符。至于沈言辉笔录的真实性，本院注意到：证据9能够证明以展示介绍其本人的杂志，向他人表明其享有一定社会名望等方法，确为杨海英实施集资诈骗的手段之一；既然沈言辉夫妻把钱放到杨海英处赚利息，两人到后者公司进行考察，合情合理；公安机关对沈言辉所做笔录，亦是结合沈言辉提供的打款凭证和借据而形成；现未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对沈言辉做询问笔录的民警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之行为。因此，虽然公安机关制作的该份笔录部分内容与证据9相似度较高，似存在复制、粘贴之情形，但也只能反映出办案民警工作不甚严谨，其基本内容仍可认定属实。 证据11、12，姜进山虽提出异议，但仍能证明：杨海英向陈莉莉借钱时，确曾以其是恺博公司法人，不宜向别人借款为由，要郭伟英在借款人栏签名；杨海英还要郭伟英出面向别人借了一些钱。 证据13，姜进山虽提出异议，但该笔录与证据11、12、相互印证，基本内容属实。 证据14，虽然姜进山认可该份笔录，但杨海英所讲利息都是通过郭伟英转付并不属实；郭伟英在领取正常工资外，再根据借款业绩取得报酬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虽然杨海英讲到其不认识姜进山等人，但并不足以推翻根据相关证据对姜进山在出借款项前，其与沈言辉曾见过杨海英、考察过杨海英的公司之事实的认定。 证据15，因姜进山未提出实质性异议，且沈言旭系其妻舅，故应确认沈言旭转付的12000元系杨海英支付的利息。 根据上述证据，本院再审查明：郭伟英曾在以案外人杨海英为法定代表人的恺博公司工作。除恺博公司外，杨海英还实际掌控彩霞公司、诸暨市海鹰时装有限公司、诸暨市海鹰时装厂等。2011年，杨海英因急需资金，通过郭伟英向他人借款。郭伟英便联系朋友沈言辉，告诉沈言辉如果有钱，可以放到杨海英那里赚利息。2011年7、8月份，沈言辉、姜进山等到杨海英公司考察。考察过程中，沈言辉、姜进山曾与杨海英见面，杨海英谈及其借款的利息等情况。经考察，沈言辉等相信杨海英是有经济实力的人。2011年12月22日，姜进山将20万元款项汇到杨海英的建设银行账户。当时由郭伟英作为借款人、杨海英等作为担保人向姜进山出具借据一份。沈言辉即提出，借款人应该是杨海英而不应该是郭伟英。杨海英解释说，其作为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出面借钱，所以要郭伟英出面，其作担保。 2012年2月5日，姜进山又向杨海英建设银行账户汇入20万元。当时又由郭伟英作为借款人、杨海英及恺博公司作为担保人向姜进山出具借据一份，约定月息2%，借期一年等。2012年2月22日，郭伟英作为借款人、杨海英及彩霞公司作为担保人就第一笔借款20万元，向姜进山重新出具借据，约定月息2%，借期一年等。同日，杨海英通过沈言旭向姜进山支付利息12000元。2012年4月20日，杨海英又直接向姜进山支付利息8000元。 2012年5月中旬，杨海英因无力归还借款而出逃。沈言辉等人闻悉，赶至郭伟英处。其间，郭伟英在一份由沈言辉拟写内容的“证明”上签名。该证明的内容为：“借款人郭伟英向姜进山等肆人借款合计柒拾陆万元整。（清单附后）。当时均由借款人郭伟英授意直接汇入担保人杨海英银行账户。特此证明。证明人：郭伟英。”证明内容下方的“借款清单”载明：2011.12.22姜进山200000；2012.2.5姜进山200000…… 2012年6月6日，杨海英向诸暨市公安局投案。2012年6月14日，沈言辉到公安机关报案，陈述了经郭伟英介绍，其与姜进山等把钱放到杨海英处赚取利息的情况。2013年9月26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以集资诈骗罪、抽逃出资罪，二罪并罚，判处杨海英无期徒刑，并继续追缴犯罪所得及赃款赃物。该判决认定的杨海英集资诈骗犯罪事实包括：“24、2011年12月至2012年2月，被告人杨海英骗取沈言辉借款40万元，以支付利息方式归还2.2万元，实际骗得37.8万元。”此后，相关债权人要求有关部门对杨海英所掌控的企业进行审计，并对杨海英等犯罪所得及赃款赃物继续追缴。2014年12月28日，沈言辉向诸暨海英时装浙江恺博担保公司债权人委员会按比例交纳费用120元，用于启动对杨海英赃款赃物的追缴。 2014年11月，姜进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郭伟英归还2011年12月22日所借的借款本金20万元，支付相应利息，并由彩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15年1月14日，本院作出（2014）绍诸商初字第3983号民事判决：一、郭伟英应归还姜进山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自2012年2月22日起至本金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彩霞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彩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伟英追偿。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郭伟英作为涉案借据载明的借款人，是否应当承担向出借人姜进山返还借款2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民事责任。对此，本院持否定态度，理由如下：一、姜进山、沈言辉夫妻不仅明知其出借的款项将由杨海英使用，而且就是出于对杨海英实力的认可，将钱放到杨海英处赚取利息的;二、根据沈言辉、陈莉莉、杨海英、郭伟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认定由郭伟英在借款人栏签字，并非因姜进山或沈言辉提出，而是因杨海英借故要求由其公司员工郭伟英作为形式上的借款人；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借贷行为发生后，郭伟英以自己的名义向姜进山支付过利息；四、（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集资诈骗第17节，认定杨海英骗取借款的对象是姜进山之妻沈言辉，而非郭伟英，且该刑事判决生效后，沈言辉也要求向杨海英的相关公司进行追赃。换言之，就是本案中，郭伟英虽参与了借款的介绍，但其作为借据上的借款人仅是个形式而已，涉案民间借贷关系实际发生于姜进山和杨海英之间，故不应当由郭伟英承担还本付息的民事责任。 本院也注意到，郭伟英确曾在由沈言辉拟写内容的“证明”上签字，但该书证仅是一份证明，而非履行债务承诺书；其内容也只是从形式上反映本案借款人、出借人、实际用款人的基本情况，不能推翻本案借贷关系实际发生于姜进山与杨海英之间的事实。实际上，在杨海英集资诈骗案发后，姜进山之妻沈言辉也已选择实际借款人杨海英作为债务人主张权利。此外，郭伟英虽曾在杨海英指定汇款账号的条子上签字，但也只能理解为郭伟英受杨海英指示，要求姜进山将借款汇入指定账户。 姜进山虽辩称沈言辉的笔录不能代表其意见，但由于姜进山与沈言辉系夫妻；出借款项直接起因是郭伟英介绍沈言辉把钱放到杨海英处，实际又以姜进山的名义完成出借；查明部分的利息均汇至姜进山的银行账户；杨海英出逃后，让郭伟英签字的“证明”由沈言辉拟写，报案笔录亦由沈言辉提供借据、汇款凭证，配合公安机关完成；最后，又以姜进山的名义对郭伟英提起诉讼，因此，本案中款项的出借，体现的是姜进山与沈言辉夫妻的共同意志，沈言辉的行为即可视为姜进山的行为。 综上，姜进山出借的涉案20万元款项，应由实际借款人杨海英，而非名义借款人郭伟英承担偿还责任。原审判令郭伟英归还姜进山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又基于彩霞公司为郭伟英提供保证担保，而判令该公司为郭伟英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再审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4）绍诸商初字第398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姜进山的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审原告姜进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钢杰 审 判 员  楼科威 人民陪审员  张巧丽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蔡瑜洁 ?*MERGEFORMAT?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