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03民初200号 原告：曹洋林，男，197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现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英，攀枝花市东区倮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303071100022，特别授权。 被告：李成伟，男，1986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 第三人：宗思成，男，196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山县。 原告曹洋林与被告李成伟、第三人宗思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洋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成伟、第三人宗思成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曹洋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原告通过微信认识了做玉米生意的李成伟。双方分别于2019年6月16日、2019年7月6日通过微信买卖了两次玉米，均是原告先付款后李成伟发货。2019年8月13日，原告与李成伟通过微信进行商谈，约定原告以每吨2205元的价格（含运费），向李成伟购买60吨玉米，货物运输方式为铁路运输，由被告负责办理货物运输手续，货物到达地为攀枝花市东区密地火车站。协议达成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和微信支付的方式先后将货款132300元支付给李成伟指定的收款人尹菲菲（与李成伟系夫妻关系）。李成伟收到货款后通过托运人黑龙江省肇州县富强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将原告所购玉米交付运输，收货人为原告。2019年8月23日，原告到查询运输情况时发现，被告发送的玉米收货人由原告曹洋林变更为第三人宗思成，导致原告无法收货。宗思成来到攀枝花后称被告还欠他的货款5万多元，他要扣货。2019年8月25日，宗思成在收到被告付给他的欠款后向原告索要3万元的差旅费才肯将提货单交给原告。原告为了及时要回货物，无奈支付宗思成3万元差旅费。原告向被告购买玉米，已付清了全款，被告欠第三人的货款，理应自行处理，与原告无关。原告没有义务替被告处理与第三人的债务纠纷，而且被告在运输过程中变更收货人的做法已造成违约，给原告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为此，依照《合同法》第107条之规定，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以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 被告李成伟经本院依法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答辩状，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宗思成述称，收取曹洋林的3万元系玉米的尾款，而不是原告所说的差旅费。发送到密地站的玉米李成国只给付了102,300元货款，还有3万元尾款没有支付。第三人不认识原告，但作为玉米货权人，在未收到所发运货物的全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有权利改变收货人。第三人到达攀枝花后，原告主动找到第三人，愿意支付货物余款，第三人才答应把玉米给他。第三人作为发运人，只要收到货物的全款，就会把货物给货主，没有收到货物全款，改变收货人合情合理合法。原告和李成伟之间的任何事情与我无关。 对于曹洋林提供的居住证明、李成伟及宗思成的身份证复印件、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借记卡明细清单、货物运单［副本］复印件、铁路传真电报复印件、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因其系书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李成伟、宗思成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宗思成提供的货物运单［正本］复印件、货物运输变更要求书复印件、铁路电报，曹洋林无异议，李成伟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宗思成提供的证明，曹洋林不予认可，李成伟未到庭质证，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13日，曹洋林通过微信向李成伟购买60吨玉米，每吨价格为2205元。曹洋林于2019年8月13日通过微信向李成伟转款1万元，2019年8月14日，曹洋林通过其卡号为62×××80的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借记卡向李成伟指定的收款人尹菲菲转款5万元及12300元。同日，曹洋林通过微信向李成伟转款1万元。同日下午17时15分，李成伟将货物运单拍照通过微信发给曹洋林。2019年8月15日，曹洋林通过其卡号为62×××80的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借记卡再次向尹菲菲转款5万元。李成伟在电话中向法庭确认已收到曹洋林支付的玉米款132300元，60吨的玉米款已付清。 2019年8月14日，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票号为TQTZA0044548的货物运单记载：“托运人名称：肇州县富强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车种车号：P64K3407640；收货人名称：曹洋林；付费方式：银行卡；领货方式：纸质领货；货物名称：玉米；件数：1200；包装：编织袋；货物价格（元）：50,000；重量（kg）：60000；……”同日，李成伟通过微信将该货物运单发送给曹洋林。 2019年8月14日，肇州县富强粮油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货物运输变更要求书将运单号码为TQTZA0044548，从太阳升站发到密地站的车种车号为P64K3407640的60吨玉米的原收货人曹洋林，变更为四川攀枝花国家粮食储备库专用线。 2019年8月19日，太阳升站货运室传真密地站货运室的铁路传真电报记载：我8月14日承运你玉米1车，车号3407640，票号44548，因托运人误填收货人，现更正收货人宗思成，电话137××××3555，特电。 2019年8月24日，太阳升站货运室传真密地站货安室的铁路传真电报记载：我站8月14日承运你玉米1车，车号3407640，票号44548，原收货人曹洋林，变更收货人四川攀枝花国家粮食储备库，专用线为四川攀枝花国家粮食储备库专用线，电话：135××××6807，望贵站见电后按电交付为盼。 2019年8月25日，曹洋林通过其卡号为62×××80的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借记卡向宗思成转款3万元，转账摘要为“差旅费”。 庭审中曹洋林自述，与李成伟就是否支付宗思成3万元进行过协商，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曹洋林与宗思成协商后，向宗思成支付了3万元后领取了玉米60吨。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曹洋林与李成伟在微信中约定买卖玉米的价格、数量等事项，曹洋林支付李成伟玉米款132,300元，李成伟向曹洋林发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故曹洋林与李成伟的玉米买卖合同成立。在玉米运输过程中，收货人由曹洋林变更为第三人宗思成，可视为李成伟实际变更了合同内容，形成了新的要约。对于变更收货人的事实，曹洋林如不同意，可通过向李成伟主张违约责任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变更收货人并不必然造成这3万元的损失。曹洋林在庭审中自述与李成伟就是否支付宗思成3万元进行过协商，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曹洋林与宗思成协商后支付了3万元，并领取了这60吨玉米。通过曹洋林上述实际行为可视为其已接受了增加支付的款项，曹洋林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清楚其作出上述行为的相应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应尊重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合同双方均以行动履行了各自权利义务，虽与合同约定并不相符，但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双方实际变更了合同义务。曹洋林与李成伟的买卖合同经变更后，双方已履行完毕。曹洋林以李成伟变更收货人违约为由要求李成伟赔偿其经济损失3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曹洋林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计275元，由原告曹洋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苏敏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徐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