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民终6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温华，男，197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涛德，男，198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红，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温华因与被上诉人郭涛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9）赣0902民初7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温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決，改判驳回郭涛德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郭涛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決认定“郭温华2018年农业银行转账系支付2018年运费”与客观事实不符，缺乏证据证明，推理不符合法律遇辑。郭涛德向郭温华主张2017年以前所欠运费54200元，郭温华抗辩已经付清并向法院提供2018年农业银行转账流水（转账51800元，其余现金支付）用以证明已付清。一审法院认为郭温华2018年农业银行转账流水是支付2018年运费缺乏证据证明。第一，郭涛德起诉未向郭温华主张2018年运费，故郭温华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其通过农业银行支付2017年以前运费的银行流水，支付2018年运费的证据（主要是银行转账方式，另有转款记录）未向法院提供；第二，郭涛德庭后补充的《证明》，因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也没有提供运输车辆行驶证，无法确定证人与其说的货车之间关系，即使各位证人真的在郭温华公司拉货，但无法确定是与谁形成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也有可能是郭涛德，也有可能是郭温华，更有可能是其他委托人，委托人不确定，支付运费的合同主体就不能确定，况且《证明》上没有确定运输费用的具体金额，也就无法证明2018年运费总金额，更何况《证明》中还包括2017年的运输货物明细，因此该《证明》既不能证明2018年郭涛德与郭温华发生的运费总金额，也不能证明郭温华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9月1日期间转款51800元给郭涛德是支付2018年运费。第三，本案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是郭涛德与郭温华，并不等同于郭涛德与郭温华在2018年成立货物运输关系，也有可能是郭涛德与宜春市温华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华公司）之间成立货物运输关系，而温华公司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与郭温华是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不能在本案中混为一谈，毕竟郭涛德并未向郭温华或者温华公司或者其他主体主张2018年运费。二、郭涛德未按照郭温华指定的路线、地点运输货物，郭温华有权拒绝支付相应运费。2017年以前，郭涛德在运输货物途中，因与郭温华有些许个人恩怨，多次不听指挥，在途中变更运输路线、送货地点，将货物运送至一家经营不下去的公司，导致郭温华的货款至今没有完全收回，所以郭温华迟迟不愿意付清运费。直到2019年郭温华的货物损失慢慢减少，资金充裕，又考虑到都是新坊人，才决定付清运费。所以郭温华2019年2月2日通过工商银行支付最后一笔款项10000元才付清2017年以前的运费并在对账单中注明。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支付记录没有体现在对账单有悖常理，但当时双方都没有打印2018年支付记录也不记得2018年具体支付时间和金额，只能在最后付清时记录最后一笔付款时间，况且郭温华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且最后一笔记载于对账单中，故而没有销毁该对账单，因此郭温华付清运费后没有收回对账单符合常理。综上所述，郭涛德主张支付2017年以前说欠运费54200元，郭温华提供2018年5月至9月农业银行转款凭证证明已经付清，郭涛德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无法否定郭温华2018年5月至9月期间农业银行转款是支付案涉运费。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充分。郭涛德未提交答辩意见。郭涛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温华偿还欠款542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郭温华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郭涛德自2014年为郭温华运输矿石，郭涛德提供的郭温华签名的《温华矿业有限公司对账单》显示：2015年郭涛德挂车运费103000元，并在挂车运费后标注了“（老账）”；2017年5月抵瓷砖45件，6月15日抵瓷砖48件、10件，2017年2月抵瓷砖43件、48件，合计194件×3=582片×20=11640元；6月8车石头720.3T×35=25210元；合计：36850元；合计欠老账66000元。郭温华在此内容下签名，并署期2017.12.15。在郭温华签名、署期之下，郭涛德书写2019.2.2付一万元；永固三车沙子1800元，并签名。温华公司在单位盖章一栏盖章，郭温华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涛德据此对账单诉至法院，要求郭温华归还欠其运费54200元（66000元-10000元-1800元）。一审法院认为：郭涛德为郭温华运输矿石，郭温华支付相应运费，双方依法形成货运合同关系，故本案案由应为货运合同纠纷。对郭涛德所举证的对账单，郭温华质证认为，根据该对账单来看，其欠郭涛德运费总计36850元（11640元＋25210元），该对账单郭温华仅书写了签名及日期，其余字迹系郭涛德配偶书写，温华公司的公章系郭涛德配偶在该公司工作期间私自加盖的。该院认为，从整个对账单内容的完整性、连贯性及逻辑性来看，36850元应是郭温华用瓷砖及石头所抵扣的郭涛德运费，因2015年及之前所欠运费总计为103000元，核减抵扣金额36850元，仍欠66150元，郭温华抹零确定仍欠运费66000元，并签名、署期，同时郭温华签名、署期的位置与尚欠“66000元”的书写位置亦吻合，故郭温华辩称其仅欠郭涛德运费36850元，依法不成立，不予采纳，该院依法确认至2017年12月15日郭温华仍欠郭涛德2015年及之前的运费66000元【（103000元-36850元＝66150元），双方抹零150元】是事实。庭后，郭温华提供其于2018年5月4日、6月5日、6月16日、9月1日以及2019年2月2日分别向郭涛德转账218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及10000元，共计61800元的银行明细以证明其已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的方式付清所欠郭涛德运费。对于郭温华该组证据，郭涛德主张系郭温华付其2018年的运费，2018年其仍在为郭温华运货，为此，郭温华提供了证人周某、钱某、付某、王某的证言及银行明细予以证明2018年其为郭温华运货的事实及郭温华2018年除有上述转账记录外，还分别于2018年3月16日、12月15日向其转账20000元、10000元用以支付2018年的运费。郭温华对郭涛德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上述四位证人系郭涛德的驾驶员，与郭涛德存在利害关系，且郭涛德主张的是2017年6月之前的运费，郭涛德承认双方2018年的运费已结清，故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该院认证，郭涛德认可其与郭温华2018年的运费已结清的前提正是基于郭涛德、郭温华提供的上述转账记录系支付2018年的运费，且根据双方提供的转账记录，可确认郭温华仅于2018年便向郭涛德转账了81800元，该金额大于郭温华对账单上所欠的66000元，由此可佐证，郭涛德在2018年仍在为郭温华运货的事实，且证人证言及银行明细能相互印证证明2018年郭涛德仍为郭温华运货的事实。所以，在郭涛德已提供对账单原件的情形下，郭温华所提供的银行明细不排除是其支付2018年运费的可能，故该转账明细不能证明系郭温华支付对账单上的欠款。另外，从对账单上的内容来看，郭涛德在上面签名已收付款及抵扣款是应郭温华要求，如郭温华在2018年已支付了涉案运费51800元，因该款项发生在对账单所载明的2019年2月2日所支付的10000元之前，那么该款更应在对账单上有所体现，故郭温华辩称其2018年5月4日、6月5日、6月16日、9月1日以及2019年2月2日共计61800元的银行转账系支付涉案对账单所欠运费的辩称有悖常理，不予采纳。综上，郭涛德所提供的证据能证明郭温华仍欠其54200元运费未付，而郭温华辩称其已付清运费的证据不充分，故郭温华依法应向郭涛德偿付运费54200元，其诉请依法成立，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九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限郭温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郭涛德支付运费54200元。案件受理费1155元，减半收取计币577.5元，由郭温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郭温华与郭涛德2017年12月15日签订的对账单注明“合计欠老账66000元”，由郭温华签名确认，该对账单实际具有欠条性质。郭涛德持该对账单原件起诉要求郭温华支付欠款符合法律规定。郭温华亦认可双方对账后2018年郭涛德仍然为郭温华运输货物，郭涛德提供的驾驶员证言与郭温华支付郭涛德的转账记录相吻合，可以证明郭温华2018年的银行转账系支付郭涛德2018年的运费，故郭温华主张其在2018年至2019年已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的形式付清该对账单上所注明的欠款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郭温华还提出郭涛德未按照指定的路线、地点运输货物其有权拒绝支付相应运费，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故本院对该上诉主张亦不予采纳。综上，郭温华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5元，由上诉人郭温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飞云审判员  涂青达审判员  杨耀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吴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