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初447号 原告：绍兴市上虞杭州湾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九东路**。 法定代表人：张永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尧坤，浙江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芳，浙江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南和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世贸大厦**。 法定代表人：冯长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江涛，浙江浙杭（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杨，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绍兴市上虞杭州湾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虞投资公司）与被告河南和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谐汽贸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2019）浙06民初44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和谐汽贸公司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被告不服上述裁定，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浙民辖终3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月7日进行了证据交换，于2020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虞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尧坤、杨芳，被告和谐汽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江涛、江杨到庭参加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虞投资公司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和谐汽贸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2400万元，并付清浙江绿野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野公司）欠原告的工程垫付款700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1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原告在绿野公司中的64.64%的股权(对应出资23400万元)作价23400万元转让给被告，被告先支付1000万元定金，剩余转让价款以绿野公司2017年6月17日前缴纳的全部税收对应获得的税收奖励(地方留成部分)支付，最迟于2020年6月17日前付清。该协议同时约定，被告应承担绿野公司欠原告的工程垫付款7000万元，也以绿野公司2017年6月17日前缴纳的全部税收对应获得的税收奖励(地方留成部分)支付，最迟于2020年6月17日前付清。该协议第七条约定如发生纠纷由绿野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被告支付了定金1000万元，原告已经配合被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剩余股权转让款及代垫工程款因被告未按照承诺投入后续运营资金导致绿野公司未能开展正常生产经营而未支付。2018年8月14日，上虞区人民法院受理绿野公司的破产申请。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原告已经依约履行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的合同义务，并将公司交由被告管理经营，被告应依约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和付清绿野公司欠原告的工程垫付款7000万元。2017年6月17日前绿野公司未获得税收奖励不能偿还上述欠付款项，现因上虞区人民法院受理绿野公司的破产申请，原合同约定的以绿野公司缴纳的全部税收对应获得的税收奖励(地方留成部分)支付欠款已经不能实现，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提前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和谐汽贸公司辩称：1.被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被告仅系《股权转让协议》的代表方，实际主体是河南和谐富腾互联网加智能电动汽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谐富腾公司），所有股权转让的法律责任应由和谐富腾公司负担。2.《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依据的审计报告数据失实，被告系在受到欺骗的情形下签订该协议。在签订协议后，被告发现了诸多的审计报告失实情况，与上虞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但相关部门以后续合作进行拖延，导致了现在的僵局。因此被告认为原告违约在先，并有严重的欺诈行为，导致协议项下的许多工作无法展开，被告不应承担股权转让款。3.关于7000万工程垫付款，债务主体是绿野公司，应由绿野公司支付。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上虞投资公司为证明其诉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原告上虞投资公司与被告和谐汽贸公司于2015年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原、被告就绿野公司股权转让达成一致，并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等做了明确约定； 2.原告上虞投资公司与被告和谐汽贸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协议》及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证明被告将其持有的绿野公司股权为原告办理股权质押； 3.绿野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信息，证明原告上虞投资公司已按照协议履行了过户义务； 4.原告上虞投资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向被告和谐汽贸公司送达的《催告函》，证明原告上虞投资公司要求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付款义务； 5.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4破14号民事裁定书及公告，证明绿野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被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宣告破产； 6.被告母公司中国和谐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谐汽控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公告信息，证明股权受让的主体是被告； 7.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产处置审批表，证明案涉国有资产转让已经过国资委及上虞区人民政府批准； 8.绿野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证明绿野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9.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6民初3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52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绿野公司股东深州市中科宏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诉请和谐汽贸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10.《投资合作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与中科公司等共同投资绿野公司项目，对于合作事宜以及相关地方税收及奖励政策等作了约定。 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的主体实际系原告与和谐富腾公司；工程垫付款7000万元的实际支付义务主体是绿野公司，被告仅仅是受让后的大股东，对款项有决定作用而无付款义务，原告也应该提供施工合同、银行凭证等证明垫付款项真实性；对于22400万元款项，《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原告披露的绿野公司债务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证据2，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系接受和谐富腾公司的委托代为与原告签订了协议，该股权出质给原告之后，被告要求将股权变更到和谐富腾公司名下，但是原告没有配合，故绿野公司登记信息中股东仍为被告。证据3，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股权仍登记在被告名下是因为原告不予配合变更登记。证据4，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证据5，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正是因为被告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原告对绿野公司资产债务情况没有如实披露，直接导致了被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证据6，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部分公告系被告母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披露规则发布，并不能表示被告系实际受让方。证据7，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判断原告是否履行了整个国有资产审批的全部流程。证据8，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形成时间无法看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也没有向被告递交。证据9，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案系中科公司与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该案与本案相比，双方主体地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内容、协议履行、付款主体均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标的都为绿野公司；且原告是绿野公司的大股东，对绿野公司的经营决策具有决定权。证据10，系复印件，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关于“互联网+智能电动车”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及该协议签署时的照片； 2.《协议书》； 证据1、2证明富士康科技集团、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和谐汽控公司三方（以下简称富士康等三方）合作设立和谐富腾公司，被告系接受和谐富腾公司委托代为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3.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郑州金水支行）借记/贷记通知，证明被告根据《协议书》约定于2015年4月10日向上虞投资公司支付保证金1000万元； 4.《爱卡智能电动汽车项目意向落户协议》（以下简称《落户协议》）、《爱车智能互联网电动汽车项目招商引资落户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证明和谐富腾公司为实现电动汽车项目的落地与上虞管委会沟通，并且上虞管委会承诺从资金、人才、资质审批多方面予以政策扶持； 5.《浙江绿野汽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债权核查通知书》、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郑州金水支行）借记/贷记通知、浙江爱车互联网智能电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车公司）工商查询信息、河南和谐富腾互联网加智能电动汽车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谐富腾合伙企业）工商查询信息，证明爱车公司系和谐富腾公司子公司，被告代和谐富腾公司向绿野公司投资5050万元，该部分款项后由爱车公司实际承担。 6.《股权转让公告》、上虞同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4年度《审计报告》（虞同会审（2015）第217号）及主要审计人员陈文珠相关谈话录音，证明2014年底被告计划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绿野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32775962.87元，录音证明该审计报告只是年审报税用的。 7.河南鑫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5年度《审计报告》（豫鑫会审字[2016]第S3-10号），证明目标公司的2015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绿野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132736286.5元，与被告受让股权时资产差距巨大，证明原告恶意隐瞒且构成根本违约； 8.《浙江绿野汽车有限公司管理人告知书》、《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4破14号民事裁定书》、《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8浙06**破14号公告》、《浙江绿野汽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证明目标公司资不抵债，负债高达433290961.61元，且债权人申报债权金额总计705397817.83元，与被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了解到的绿野公司资产状况相差悬殊，同时也证明原告作为债权人向绿野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7000万元，管理人已对该债权审核确认。 9.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初144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案涉股权转让的主体应为和谐富腾公司，本案应中止审理。 原告上虞投资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证据1，《框架协议》系复印件，且只有个人签名，未加盖三个单位的公章，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虽然被告提供了一张照片，但是该照片不能印证《框架协议》的真实性，且也无法看出照片拍摄的场合及内容，该两份证据均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2，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工商登记资料反映和谐富腾公司于2015年7月成立，很显然2015年3月30日该公司还未注册，不可能有印章。原告有充分理由怀疑该协议是被告为了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提起诉讼，事后伪造的材料，故原告申请对该份协议签署的时间进行鉴定，如为事后签署，原告将依法追究被告法律责任。即便被告和和谐富腾公司内部有约定，和谐富腾公司委托和谐汽贸收购涉案股权，该委托关系没有向原告披露，其内部的约定不能约束原告。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份证据的形成时间是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且《落户协议》和《备忘录》所记载的内容和《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直接关联，系被告受让股权之后，其相关联的合作伙伴有意向在上虞投资智能电动车的项目，与当地政府签署的协议，不能证明被告是受和谐富腾公司委托签署。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6，对两份公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2014年度《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陈文珠的电话录音，实际上是对被告的证明目的进行了否定，陈文珠并没有说报告书是股权转让的依据，而是当时受绿野公司委托进行的审计报告，用于工商年审，并不是为股权转让出具的；另外陈文珠讲到如果被告方进行股权受让，应该要到工商部门进行调查，不能根据该份报告。证据7，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仅以两份报告有些数据存在不一致就证明原告恶意隐瞒及构成恶意违约。从一般股权收购的习惯来说，任何一家收购方肯定要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价值评估，当时被告也委托财务人员及会计师进行了审计。假设该份报告反映了原告有隐瞒，被告从2016年3月到本案起诉，从未向原告主张因欺诈要求撤销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法明确规定撤销权的行使期限；在（2016）浙06民初3号及2016浙民终524号案件中，被告同标的公司的其他股权转让方也进行了诉讼，被告在诉讼中也提出受到了欺诈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但是均被法院驳回。证据8，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破产申请是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三年后，以绿野公司破产来说明股权转让时受欺诈不能成立。证据9，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案系和谐富腾公司起诉原告，案由是委托合同纠纷，但和谐富腾公司与原告之间并没有委托合同关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对股权转让有明确的约定管辖，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能对股权转让协议做出判决。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经审查后认为，证据1，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予以认定，至于《股权转让协议》约束的主体，将在下文予以评述。证据2，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3，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4，原告不能证明已送达至被告，且被告认为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5，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6，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7，能够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已履行审批手续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8，能证明案涉股权转让时绿野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予以认定。证据9，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将综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证据10，系复印件，被告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不予认定。 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经审查后认为，证据1，虽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证据4中提到该框架协议，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其证明力，将在下文综合评述。证据2，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事后伪造，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对该证据予以评述。证据3，原告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4、5，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6，对两份股权转让公告，予以认定；对于谈话录音，无法证明录音来源，不予认定。证据7-9，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将综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4年12月30日，和谐汽控公司发布名称为《自愿公布就拟收购事项订立谅解备忘录》的公告，该公告载明：于2014年12月30日，和谐汽控公司与新能源汽车控股（中国）有限公司（卖方）就拟议收购由卖方间接持有的绿野公司全部已发行股本订立了无法律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乃作为和谐汽控公司与卖方按照下列原则磋商就拟议收购事项订立之正式买卖协议的基础：（i）拟议收购事项的代价将于本公司对卖方、绿野公司及卖方透过其控制及持有绿野公司已发行股本的实体进行的尽职调查完成后按正式协议所载列者厘定；及（ii）本公司将于谅解备忘录日期起计五个营业日内展开尽职调查，而卖方需就尽职调查全力地与本公司配合及向其提供协助。进行拟收购事项的理由：探索将本集团业务扩充至汽车制造的可能性，利用绿野公司的专业知识及能力为本集团建立一个进入汽车制造行业的平台。特别是，本集团认为新能源电动汽车（绿野公司产品及优势之一）将成为汽车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拟议收购事项能够让本集团直接进入具有庞大潜力的新能源电动汽车业务。 2015年3月23日，富士康等三方签署《框架协议》，约定三方积极探索“互联网+智能电动车”的跨界合作，合作内容为（一）合作研究“互联网+智能电动车”的商业模式。深入分析，研究目前成功的“互联网+智能电动车”案例，展开市场调研，提出可行的“互联网+智能电动车”商业模式，以指引未来合作落实。（二）合作研究“互联网+智能电动车”产品。结合前期研讨，探索、研发、试制互联网化智能电动车产品及车联网方案，为进一步开展更深层次战略合作奠定基础。（三）在市场调研、商业模式、项目研发成熟后，在省市政府的支持下，努力打造在运营模式、商业模式及产品形态上最具创新能力领先的新型“互联网+智能电动车”。（四）相互协作支持，合作建立车互联网生态系统。三方将在富士康为主导的智能电动车技术及生产平台以及和谐汽车、绿野汽车的其他方面展开战略合作，合力打造完善的循环经济且智能安全的生态系统。三方将成立联合工作团队，建立联合团队工作机制。 被告提交落款日期为2015年3月30日的《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和谐富腾公司（筹备），乙方和谐汽贸公司。鉴于：为响应国家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战略，富士康、腾讯公司、和谐汽车于2015年3月23日在河南郑州签署了《框架协议》。为落实上述框架协议精神，把握机遇，三方拟在郑州筹备设立甲方(名称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最终批准的名称为准)投资智能电动汽车。现甲方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虞管委会)就在上虞投资建设智能电动汽车项目达成一致，甲方拟收购上虞投资公司持有的绿野汽车64.64%股权。因甲方正处筹备设立中，现授权周伟康为甲方代表，代表甲方就绿野汽车的收购与乙方签订本委托协议，委托乙方和上虞投资公司签署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收购相应的股权。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因甲方正处筹备设立中，现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收购上虞投资公司持有的绿野汽车64.64%的股权。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收购上虞投资公司持有的绿野汽车64.64%股权的收购价格以绿野汽车实际净资产为依据。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可以自己的名义收购上虞投资公司名下的绿野公司的64.64%股权并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据甲方和上虞投资公司前期协商的股权转让条件，前期需要支付的1000万元保证金由乙方代为支付，待甲方成立后由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返还给乙方，股权转让协议剩余应付的款项待甲方设立完毕后，由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待条件成就时直接向上虞投资公司支付。待甲方设立完毕并归还乙方代垫的保证金后，乙方应将代购的上虞投资公司名下的绿野汽车的股权过户到甲方或者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关于乙方股权收购及相关事项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甲方负责，乙方垫付款项的由甲方或甲方指定第三方返还给乙方。乙方应谨慎行使甲方授予的代理权利不得损害甲方的权益。本协议经双方有权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待甲方公司成立后由公司盖章对本协议进行确认。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均有权向有甲方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落款处甲方由周伟康签字，并加盖有和谐富腾公司印章，乙方加盖有和谐汽贸公司合同专用章。 2015年3月31日，上虞同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2014年度《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为除了强调事项（1.使用中的房屋未转入固定资产，并未提折旧。2.部分无形资产未摊销。上述两点可能影响当期损益，存在不确定因素）外，绿野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绿野公司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该审计报告后附资产负债表（2014年12月31日）载明所有者权益232775962.87元。 2015年4月7日，原告填写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产处置审批表，就案涉股权转让办理审批手续。 2015年4月10日，宁波之江拍卖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发布《股权转让公告》，载明经有关单位核准，公开转让绿野公司国有股权标的物，报名条件为注册资本人民币10亿元以上的从事汽车及相关行业3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以公司营业执照相关内容为准），报名时需交纳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不计息）。公告披露了标的企业名称、标的企业基本情况、标的企业股权结构、主要财务指标（包括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资产评估情况、债权债务承担、职工安置产权转让行为批准情况、交易条件、受让方资格条件、交易方式等。并载明本次挂牌交易公告后即可进入尽职调查期，意向受让方在公告期间有权利和义务自行对挂牌转让标的和绿野公司进行全面了解，认真全面阅读本次股权转让的评估报告。意向受让方通过资格确认后，即视为其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次股权转让所涉评估报告及该等报告所披露内容，已充分了解并自愿完全接受本次股权转让项目挂牌资料内容及挂牌转让标的的现状及瑕疵，以及已完成对本次股权转让项目的全部尽职调查；并依据该等内容以其独立判断决定自愿全部接受本次股权转让项目，保障履行有关的义务及承担投资风险和责任。 2015年4月13日至2015年12月3日，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共向绿野公司汇款5050万元，其中2015年4月13日汇款1000万元，2015年4月20日汇款1000万元，2015年6月2日汇款1000万元，2015年7月2日汇款1000万元，2015年9月24日汇款320万元，2015年10月16日汇款130万元，2015年12月3日汇款600万元。 2015年5月7日，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向原告上虞投资公司支付涉案股权转让保证金1000万元。 2015年5月11日，绿野公司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转让协议》，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5年5月11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标的公司（绿野公司）设立时，甲方持有股权49.21%，并与当时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其后，标的公司经过多次股权变更及增资，于本协议签订时，甲方持有标的公司64.64%股权(对应出资人民币23400万元)。同时，标的公司尚欠甲方垫付的工程款人民币7000万元。现甲方愿意向乙方转让，乙方愿意受让甲方持有标的公司64.64%股权。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达成条款如下：第一条股权转让标的、转让价格。本次股权转让标的股权为甲方所持有标的公司的64.6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23400万元)；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3400万元。第二条股权转让程序。乙方已按甲方国有资产公开出让相关程序支付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配合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将甲方标的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人民币1000万元保证金自完成工商股权变更手续后冲抵股权转让价款。第三条资金支付。1.鉴于乙方在收购甲方公司同时，承诺收购标的公司其他全部股东的股权且保证乙方及时纳税，甲方同意，以标的公司在2017年6月17日前缴纳的全部税收对应获得的税收奖励(地方留成部分)用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与工程款，共计人民币30400万元。乙方应妥善处理好税收奖励冲抵其股权转让款与股东结构之间的矛盾。2.乙方保证标的公司每年取得税收返还后5个工作日内将收到的税收奖励全部用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直至股权转让价款足额支付完毕，即2017年6月17日届满；若届满后未能足额支付完毕，则差额部分由乙方共同协助标的公司制定还款计划，在2020年6月17日前以现金的形式付清。若标的公司在2020年6月17日前仍未能付清，则差额部分由乙方在3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支付给甲方。同时，甲方承诺，若因甲方或政府其他政策原因导致标的公司缴纳税款后未能取得全部税收奖励的，则应视同于甲方已收到与应奖励税款相同金额的股权转让价款，具体操作办法另行商定。第四条股权质押。乙方应于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同时将全部标的股权质押予甲方，并于工商变更完成日办理完成标的股权的质押登记；甲方在收到每笔转让款7个工作日内，根据其累计收取的股权转让价款与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比例，及时办理标的公司同比例股权的质押解除登记，直至被质押的股权全部解除质押登记。第五条税费安排。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税费按法律规定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过程中涉及标的公司的费用由标的公司承担。第六条承诺和保证。甲方承诺继续履行《投资合作协议书》中尚未履行的全部承诺，包括但不限于：1.标的公司可按照《投资合作协议书》第4.3条约定，在税收奖励期间(自2010年6月18日至2017年6月17日)继续享有税收奖励；税收奖励期满后，标的公司继续享有上虞地方政府提供的除税收奖励以外其他有关优惠政策以及上级优惠政策的承诺。2.甲方承诺将努力协调出台地方政策，使乙方及标的公司所生产的产品车辆可以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以及绍兴市其他区域合法上路行驶。3.甲方承诺，在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在商业配套用地、人才引进、发展新能源汽车等方面给予乙方或标的公司一定的政策支持及优惠政策。4.为确保绿野汽车正常运行和长足发展，乙方承诺乙方或其关联公司以增资或借款形式向标的公司注入人民币30000万元，其中在本次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日起5个工作日内累计注入人民币5000万元；在2015年12月31日前分期或一次性注入人民币25000万元。乙方应及时将资金注入的情况报送甲方备案，甲方有权督促并要求乙方按时完成增资和流动资金注入义务。第七条解决争议。1.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管辖并适用其解释。2.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标的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第八条其他。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2015年5月11日，和谐汽控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须予披露交易收购目标的股本权益》，载明：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15年5月11日，本公司间接全资拥有附属公司和谐汽贸公司透过拍卖成功竞投目标64.64%的股本权益，现金代价为人民币234000000元，其后，和谐汽贸公司于2015年5月11日与卖方及目标订立协议。除1000万元保证金之外的交易代价余额将拟由本集团自其保留盈利产生的内部现金资源拨付，而部分保留盈利预期产生自本集团将于目标的股权投资中收取的分派。本集团将与目标执行其具备成功往绩记录的管理系统，本公司认为此举可为目标提供一个基础，以协助及支持目标取得良好的表现。因此，预期来自目标的预计分派足以满足代价余额。进行交易的理由为交易将可为本集团提供平台，以利用目标制造汽车的专业知识及能力进入汽车制造行业。特别是，本集团认为新能源电动汽车（目标的产品及优势之一以及获得中国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将成为汽车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卖方同意与上虞当地政府协调为河南和谐及目标提供包括税收优惠及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的研发及推售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的持续支持。董事认为交易条款属公平合理，而交易亦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目标余下的35.36%股本权益由本公司独立第三方拥有，而本集团拟于机会出现时自彼等各自的持有人收购余下的35.36%的股本权益。 2015年5月21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股权质押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绿野公司）61.88%的股权全部质押给甲方，以为乙方履行本协议鉴于条款中所述的《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提供质押担保。乙方应向标的公司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及办理其他相关手续。次日，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原告出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一份，载明该局于2015年5月22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 2015年6月25日，中国和谐新能源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须予披露交易及关联交易有关收购非全资附属公司绿野汽车22.93%的股权之协议》，载明于2015年6月25日，河南和谐订立上海特思克股权转让协议、闰土控股股权转让协议、金科控股股权转让协议及深圳中科股权转让协议，据此，河南和谐同意以人民币5810万之总代价，额外收购绿野汽车合共22.93%股权。于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透过河南和谐持有目标87.57%的股权。 2015年11月25日，上虞管委会（甲方）与和谐富腾公司（乙方）签订《落户协议》，载明乙方拟注资、重组甲方辖区内绿野公司，新成立浙江爱卡（iCar）汽车有限公司（以实际商标注册为准），总投资102亿元，建设年产3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项目，目标为打造成中国优秀的智能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之一。投资内容包括汽车生产资质的收购，现有绿野公司的设备改造，研发中心等。预计5年内上缴税收合计44亿元左右。计划乙方项目出资73.6亿元，甲方配套扶持和支持28.4亿元。对人才政策、审批服务等也做了约定。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爱车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成立，登记机关绍兴市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股东和谐富腾合伙企业、和谐汽贸公司。和谐富腾合伙企业成立于2015年7月9日，执行事务合伙人和谐富腾公司。 2015年12月30日，爱车公司向和谐汽贸公司汇款5050万元、6040万元、3872361元。被告称5050万元系被告代和谐富腾公司向绿野公司注入的注资款；6040万元中的1000万元系被告代和谐富腾公司支付的保证金，5040万元系被告代和谐富腾公司支付的绿野公司其他股权转让款；3872361元系被告代和谐富腾公司支付的设计费。 2016年1月4日，中国和谐新能源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有关成立爱车公司之自愿性公布及绿野汽车股权转让之须予披露交易》，载明于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河南和谐与和谐富腾签署一系列关于成立爱车公司的协议，以实现河南和谐与和谐富腾共同成立爱车公司，并通过爱车公司投资绿野汽车。具体交易包括：成立爱车公司，河南和谐及和谐富腾分别出资28%及55%，未来引入的其他投资者出资17%。爱车公司收购绿野汽车，和谐富腾及河南和谐同意日期为2015年12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将不会进行，且河南和谐将直接转让该协议下其于绿野汽车的55%股权至爱车公司。为此，河南和谐已于2015年12月31日与爱车公司签署新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绿野汽车87.57%股权全部转让给爱车公司。交易代价为人民币34740万元，于2016年1月31日或之前，爱车公司须以现金支付人民币12340万元。 2016年3月31日，河南鑫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2015年度《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为绿野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绿野公司2015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5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该审计报告后附资产负债表（2015年12月31日）载明所有者权益-132736286.50元。 2016年4月22日，上虞管委会（甲方）与和谐富腾公司（乙方）签订《备忘录》，载明富士康等三方于2015年3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并于2015年7月成立了和谐富腾公司，乙方同意将爱车公司落户到甲方辖区，建设年产30万辆互联网智能电动汽车项目，目标为将爱车公司打造成为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智能电动汽车研发及制造企业之一。甲方同意对本项目给予配套扶持和支持28.4亿元。对人才政策、审批支持等也做了约定。 2018年10月，绿野公司管理人编制绿野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其中包括绿野公司债权表（债权截止日期：2018年8月14日），该债权表包含原告上虞投资公司申报债权7000万元，并经管理人审核确认。 2019年3月18日，绿野公司管理人向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出具《告知书》，载明管理人对绿野公司的财产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关于浙江绿野汽车有限公司财产状况的报告》。财产状况报告反映，绿野公司资产的预计破产清算净值为346981108.48元，负债的预计清偿价值为812691062.11元，资不抵债465709953.63元。和谐汽贸公司可来管理人处查阅相应的财务状况报告。 2019年4月28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604破14号民事裁定书，宣告绿野公司破产。 2019年5月16日，绿野公司管理人向爱车公司出具《债权核查通知书》，载明爱车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向绿野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总额为无财产担保债权人民币66957856.67元。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爱车公司与和谐汽贸公司系关联公司。爱车公司依据与和谐汽贸公司签订的《确认协议》受让的债权54372361元申报债权，该受让款系和谐汽贸公司为履行与上虞投资公司签订的绿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4项约定的注资款；其余申报债权12585495.67元，经查爱车公司提供的资料，均为和谐汽贸公司在受让股权后，为管理绿野公司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支付员工工资、社保费、水、电费、律师代理费等），系和谐汽贸公司通过爱车公司转账到浙江绿野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认为上述66957856.67元款项不属于绿野公司所欠债务，查绿野公司账面也无欠爱车公司款项记录，故对于爱车公司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 另查明，2016年1月5日，案外人中科公司因转让其持有的绿野公司股权给和谐汽贸公司而发生争议，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起诉至本院；和谐汽贸公司提出反诉，认为其与中科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受到中科公司的隐瞒、欺诈，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6月4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外人和谐富腾公司诉和谐汽贸公司、上虞投资公司合同纠纷案，要求解除本案所涉《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是和谐汽贸公司还是和谐富腾公司；二、原告上虞投资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隐瞒行为，构成违约；三、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应否支付原告上虞投资公司股权转让款及工程垫付款。对于以上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上虞投资公司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以证明该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和谐汽贸公司，被告和谐汽贸公司认为其仅系签订该协议的受托人，并提交《协议书》等为证。本院认为，和谐汽贸公司系以自己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具备代理的显名要素，如若发生代理归属的效果，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隐名代理的构成要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据此，构成隐名代理需同时满足以下四个要件：一是受托人的名义；二是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三是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知道代理关系；四是消极要件。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关于和谐汽贸公司是否在和谐富腾公司（筹备）的授权范围内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因被告并未能证明存在授权委托书，因此其是否在授权范围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只能依据《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来判断。其一，《协议书》约定案涉股权的收购价格以绿野公司实际净资产为依据。以实际净资产为依据，应当指的是股权收购价格与实际净资产相当，而非与实际净资产相距甚远。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案涉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15701.4万元，而股权转让价格为23400万元，股权转让溢价率达49%。其二，《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和谐汽贸公司承诺收购绿野公司其他全部股东的股权。而在《协议书》中和谐富腾公司并未授权和谐汽贸公司做出如此承诺。其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绿野公司应以税收奖励支付工程转让款7000万元。此系在《协议书》约定的范围之外，增加目标公司债务。其四，《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和谐汽贸公司应以增资或借款形式向绿野公司注入3亿人民币。此亦系在《协议书》约定的范围之外，增加和谐汽贸公司负担。 《协议书》系和谐汽贸公司与和谐富腾公司之间对委托事项的专门约定，理应对涉股权转让的重大事项做出约定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这些重大事项理应也是前期磋商的重要内容，《协议书》自身也明确和谐汽贸公司应谨慎行使和谐富腾公司（筹备）授予的代理权利不得损害和谐富腾公司（筹备）的权利。本案亦无证据证明存在授权委托书或者补充协议，《协议书》用鉴于条款4条、约定条款16条等较多条款对委托收购进行了约定，对承诺收购绿野公司其他股权、重大款项支付等却并无约定，《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案涉股权转让价格、承诺收购绿野公司其他股权、重大款项承担、支付等的约定均超出了《协议书》约定的代理权范围。 关于原告上虞投资公司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否知道和谐汽贸公司与和谐富腾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三人知道代理关系，应当包含三层含义，一是第三人知道的时间，即订立合同之时，订立合同之后知道不在此列；二是上述第四百零二条并未强调知道或应当知道，故知道应是明知，必须满足代理公开的要求，才能成立隐名代理，并不包含应当知道的情形。三是知道的内容，不仅知道委托人的存在，而且知道其与受托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综合上述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以及本案的证据，本院认为，《协议书》的性质为委托合同，其系和谐富腾公司（筹备）与被告之间的内部委托关系，被告并未提交其将《协议书》披露给上虞投资公司的相关证据，上虞投资公司也不认可被告进行过披露，对于企业名称系暂定名、还未成立的和谐富腾公司而言，如不进行披露，第三方无从知晓筹备中公司的存在，更无从知晓其与被告的代理关系。故本案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原告上虞投资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知晓和谐富腾公司（筹备）的存在以及其与和谐汽贸公司的代理关系，只能通过其他证据间接证明原告知道。为此，被告提交了《框架协议》、《落户协议》以及《备忘录》作为证据。对于《框架协议》，虽签订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却不能证明原告上虞投资公司知晓该《框架协议》，且即使知晓该《框架协议》，《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系研究互联网加智能电动车案例，展开调研，以指引未来合作之落实；然后结合前期调研，才开始探索、研发互联网智能电动车产品；且《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将成立联合工作团队。可见，《框架协议》签订之时，互联网加智能电动汽车项目连前期的案例研究，市场调研都没有开展，更没有成立工作团队，其只是开展上述项目的一个框架性意见，故对于上虞投资公司来说，根据《框架协议》，无从知晓筹备中的和谐富腾公司的存在，更无从知晓其与和谐汽贸公司的代理关系。对于《落户协议》，系签订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后，不能直接证明上虞投资公司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知道代理关系的存在。根据《落户协议》，和谐富腾公司拟注资、重组绿野公司，总投资102亿元，然注资、重组、投资既可以是对自己控股的公司进行注资、重组、投资，也可以是对非由自己控股的公司进行注资、重组、投资，故根据《落户协议》也不能推断出和谐富腾公司与绿野公司之间已存在控股关系，也不能据此推定上虞投资公司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知道系和谐富腾公司（筹备）欲收购绿野公司，从而知道其与和谐汽贸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对于《备忘录》，该《备忘录》亦签订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后，且《备忘录》的内容系和谐富腾公司同意将爱车公司落户上虞辖区，《备忘录》的目标系将爱车公司打造为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智能电动汽车研发及制造企业之一，更不能据此往前推定上虞投资公司在订约时知晓和谐富腾公司（筹备）与被告之间的代理关系。通过上述分析，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从单个证据来看，均无法证明上虞投资公司知道代理关系的存在。将上述证据综合起来，能够证明富士康等三方于2015年3月签订《框架协议》，约定探索互联网加智能电动车的跨界合作，于2015年7月成立和谐富腾公司，和谐富腾公司于2015年11月签订《落户协议》，于2016年4月签订《备忘录》，约定开展智能电动汽车项目。但这一过程中仅有证据证明的是原告一方知晓《落户协议》和《备忘录》，不能推定其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即已知晓该项目；且需要指出的是开展互联网加智能电动汽车项目与绿野公司股权收购之间的关系。绿野公司系电动汽车制造平台，该平台系由合作的某一方提供，或者合作方共同收购，均无不可，项目的展开与平台的提供并无必然的联系，即富士康等三方合作开展互联网加智能电动汽车项目并不必然得出由三方共同出资成立新公司收购绿野公司股权的结论。故即使原告自《框架协议》签订时已全然知晓互联网加智能电动汽车项目的存在，也并不能证明其知晓案涉股权的收购方系为该项目的开展而筹备成立的和谐富腾公司。正如《落户协议》所言，和谐富腾公司可以注资、重组或者投资绿野公司，这种注资、重组或者投资均不排除和谐富腾公司后来加入的可能（参见后文和谐富腾公司受让绿野公司股权部分论述）；且《框架协议》约定：“三方将在富士康为主导的智能电动车技术及生产平台以及和谐汽车、绿野汽车的其他方面展开战略合作，……”根据该约定，绿野公司实际在签订《框架协议》之时已被列为合作方之一，而并非三方合作的产物，同时根据“和谐汽车、绿野汽车的其他方面”的表述说明绿野公司此时与和谐汽车同属一方，这与2014年12月30日和谐汽控公司发布公告称收购绿野公司相吻合。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知道和谐富腾公司与被告之间的代理关系。相反，股权转让公告明确载明了受让方的资格条件，即注册资本人民币10亿元以上，从事汽车及相关行业3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其规定的是受让方的资格条件而非受让方的委托代理人的资格条件；显然，筹备中的和谐富腾公司并不具备上述任一资格条件，即使成立后的和谐富腾公司其注册资本也仅有2000万人民币。如原告上虞投资公司或上虞管委会知道和谐富腾公司（筹备）系实际收购方，显然其不符合报名条件，不能通过资格确认程序。 关于本案是否有确切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只约束和谐汽贸公司和上虞投资公司。本院认为，第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新股东资格的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以及置备股东名册，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和谐汽贸公司虽称上虞投资公司拒不配合其变更股权到和谐富腾公司名下，但其并没有要求上虞投资公司配合变更登记的证据，上虞投资公司也不予认可。而且，股权变更登记系具有对抗效力而非设立效力，《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受让人即成为标的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其要求绿野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及置备股东名册并无任何障碍，然被告在庭审中确认绿野公司并未向和谐富腾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以及置备股东名册。故《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无论对内对外，和谐富腾公司均非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实际约束和谐汽贸公司。二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款项的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和谐汽贸公司应向绿野公司投入共3亿元，和谐汽贸公司实际共投入5050万元，该款项均系和谐汽贸公司向绿野公司汇入，其中在和谐富腾公司成立当天及以后仍汇入2050万元。和谐汽贸公司辩称上述款项系和谐富腾公司委托和谐汽贸公司支付，且已委托和谐富腾公司的子公司爱车公司归还上述款项。本院认为，无论款项的支付还是款项的归还，被告认为均系和谐富腾公司委托进行，对于委托付款，《协议书》并未约定，被告也不能提交委托付款的依据，且无法解释为何和谐富腾公司成立后仍由和谐汽贸公司付款。对于委托还款，被告亦未提交委托爱车公司还款的依据，虽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初1440号案件中和谐富腾公司提交了爱车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爱车公司确认款项系其受托支付，但爱车公司与和谐富腾公司系关联公司，且该情况说明系事后出具，其性质为证人证言，证人应依法出庭作证，该情况说明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此外，爱车公司支付和谐汽贸公司5050万元款项的时间是2015年12月30日，距今四年有余，经庭审确认并无和谐富腾公司归还爱车公司上述受托支付款项的相关证据，因此爱车公司支付和谐汽贸公司上述5050万元款项的原因存疑。通过上述分析，对于和谐富腾公司委托和谐汽贸公司支付款项，以及委托爱车公司归还款项，均系被告单方陈述，并无确切证明予以证明。相反，根据被告提交的《债权核查通知书》，爱车公司曾与被告和谐汽贸公司签订《确认协议》，受让债权54372361元，该受让款系和谐汽贸公司为履行与上虞投资公司签订的绿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4项约定的注资款。据此，该《债权核查通知书》可以说明，其一，既然爱车公司受让和谐汽贸公司向绿野公司投入的注资款，其向和谐汽贸公司支付的5050万元款项，很有可能系受让债权的对价。其二，爱车公司系和谐富腾公司与和谐汽贸公司的关联公司，现《确认协议》的签订主体系爱车公司与和谐汽贸公司，而非爱车公司与和谐富腾公司，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约束的主体应当是和谐汽贸公司。其三，爱车公司申报该笔受让款绿野公司管理人不予确认后20天，和谐富腾公司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笔款项提起诉讼。同一款项相隔二十天由互为关联公司的两个不同主体主张，被告解释爱车公司系受和谐富腾公司委托申报债权，然此亦系其单方陈述。本院认为，和谐富腾公司成立以后，仍由和谐汽贸公司代为向绿野公司注入资金，由和谐汽贸公司代为收购绿野公司其他股权并仍登记到和谐汽贸公司名下，由爱车公司代为归还注资款，由爱车公司代为归还其他股权转让款，且由爱车公司代为申报债权，上述所有事项均解释为受和谐富腾公司委托进行，在并无确切证据予以证明时，难以令人信服。综上，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无论是款项的支付主体，还是新股东资格的取得主体，均系和谐汽贸公司，而非和谐富腾公司，被告提出的抗辩和提交的证据均不能推翻上述结论。第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谐汽贸公司母公司和谐汽控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针对本案股权转让以及绿野公司其他股权转让发布过数份公告，在该些公告中，均明确表明其全资子公司和谐汽贸公司系收购主体，并详细阐述收购理由、收购价款的资金支付来源等问题，尤其是2014年12月30日公告，其公告时间远在涉案《协议书》签订之前。此系被告母公司对外公开和谐汽贸公司受绿野公司一系列股权转让协议的约束。且在涉中科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中，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均作为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应诉，在该案一、二审中其均未提及系受和谐富腾公司委托收购绿野公司股权，且和谐汽贸公司称判决其应支付的款项已履行完毕，并未提及系和谐富腾公司实际支付该判决款项，其对自身系股权受让方未持任何异议。第三，根据被告母公司和谐汽控公司公告，于2015年12月7日，和谐汽贸公司与和谐富腾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绿野公司股权至和谐富腾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和谐汽贸公司与和谐富腾公司签署一系列协议，具体包括成立爱车公司，爱车公司收购绿野公司；为此和谐汽贸公司与爱车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签署新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绿野公司87.57%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爱车公司。如根据和谐富腾公司（筹备）与和谐汽贸公司之间签署的《协议书》，和谐富腾公司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之一，其已系绿野公司股东，则其不可能再与和谐汽贸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绿野公司股权，也不可能通过其控股的爱车公司向和谐汽贸公司收购绿野公司股权。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发生2015年12月7日及2015年12月31日之股权转让事件，表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真正约束的主体的是和谐汽贸公司而非和谐富腾公司。故无论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履行，还是和谐汽贸公司母公司公告对和谐汽贸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同、和谐汽贸公司对涉绿野公司股权转让相关诉讼的应诉和反诉，以及后续绿野公司股权的再次转让，都表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只约束和谐汽贸公司与上虞投资公司。 综上，本案并不符合隐名代理的构成要件，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束主体是和谐汽贸公司与上虞投资公司。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和谐汽贸公司认为原告提交的2014年度《审计报告》存在诸多失实之处，原告在案涉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欺诈、隐瞒行为，构成违约。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股权转让公告》载明了转让方基本情况、转让标的基本情况、转让标的股权结构、最近一年度审计报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资产评估情况（包括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的评估值和相对应的审计后账面值等）、债权债务承担、职工安置、产权转让行为批准情况、交易条件、受让方资格条件、交易方式等信息，系已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信息披露义务。被告认为原告存在欺诈、隐瞒行为，违反如实披露义务，其举出的证据为绿野公司2014年度和2015年度两份《审计报告》。本院认为，两份审计报告并非同一年度，无法用2015年度《审计报告》年末值来否定2014年度《审计报告》年末值。被告庭审中指出坏账核算方法采用备抵法、报告附注应付账款未列排名前五位公司等存在不实之处，因2014年度《审计报告》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已披露给被告，故亦无法证明原告存在欺诈、隐瞒行为。综上，被告认为原告存在欺诈、隐瞒行为，依据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2014及2015年度《审计报告》均系由注册会计师完成，财政部为规范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颁布了若干项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其中《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31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系规范注册会计师在执行首次审计业务时对期初余额的责任的准则。上述准则规定：首次审计业务，是指在上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或上期财务报表由前任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情况下承接的审计业务。执行首次审计业务时，注册会计师针对期初余额的目标是，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期初余额是否含有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如果认为本期财务报表中存在这类错报，注册会计师应当就这类错报与适当层级的管理层和治理层进行沟通。如果不能获取有关期初余额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如果认为期初余额存在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且错报的影响未能得到恰当的会计处理或适当的列报与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2015年度绿野公司审计过程中发现问题，且该年度审计报告并未发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故2015年度《审计报告》并不能证明其期初余额即2014年期末余额存在问题。 第二，股权转让中与原告方如实披露义务相对应的是被告方的审慎审查义务，特别是，本案股权交易标的额高达23400万元，且涉及7000万元工程垫付款的支付以及除此之外高达30000万元的资金投入义务，被告和谐汽贸公司作为案涉股权的收购方和独立商事主体，在作出涉及数亿元资金支付的商业决定前，理应认真研读《股权转让公告》，以便对交易标的有充分了解后作出理性的商业判断。且在事实上，原、被告对尽职调查的重要性均也充分知悉。原告上虞投资公司在《股权转让公告》中特别提醒意向受让方尽职调查既是意向受让方的权利，也是其义务，并要求意向受让方自行对标的公司进行全面了解，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通过资格确认后即视为已完成全部尽职调查，以受让方的独立判断决定自愿全部接受本次股权转让项目，保证履行有关的义务以及承担投资风险和责任。被告和谐汽贸公司母公司早在2014年12月30日公告中即已将尽职调查作为收购绿野公司股权的原则，即拟收购事项的代价将于对绿野公司等进行尽职调查后确定；且将于谅解备忘录日期起五个营业日内开展尽职调查，而卖方需就尽职调查全力地与本公司配合及向其提供协助。 被告和谐汽贸公司系注册资本超10亿元的公司，其母公司系香港上市公司，理应具有健全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机构，以及较为专业的法律、财务风险预测和控制能力，具备尽职调查的能力。根据被告和谐汽贸公司提交的绿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绿野公司移交了其2010年至2015年完整的财务记账凭证；同时，原告也完整披露了国有股权转让应当披露的信息。故通过上述分析，被告和谐汽贸公司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期间开展尽职调查，不存在任何障碍。 关于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在案涉股权转让过程中有无开展尽职调查，其在本案证据交换和庭审中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陈述，证据交换时其承认派人去绿野公司进行调查；庭审时其又完全否认进行过尽职调查。原告则在证据交换时陈述被告于股权转让当时派团队去绿野公司进行调查，账目确认之后才收购的股权；庭审时陈述作为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肯定做过尽职调查，当时被告派了公司的财务人员及会计师进行调查，没有尽职调查不可能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关于税收奖励的内容，且当时原告还陪同被告调查人员到绿野公司财务部门进行财务的审计，只是没有形成尽职调查的会议纪要。本院认为，如被告做过尽职调查，则如上分析，根据其重视程度及原告的提醒，加上其专业能力与绿野公司的财务资料基础，其应当知道原告上虞投资公司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欺诈、隐瞒之处；如被告没有做过尽职调查，则根据《股权转让公告》“意向受让方通过资格确认后，即视为其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次股权转让所涉评估报告及该等报告所披露内容，已充分了解并自愿完全接受本次股权转让项目挂牌资料内容及挂牌转让标的的现状及瑕疵，以及已完成对本次股权转让项目的全部尽职调查”的约定，该约定通过连接词“以及”表达了两层含义，前者系瑕疵担保责任的免除，后者系对尽职调查期间的约定。不论被告出于何种原因不开展尽职调查，其放弃尽职调查均系对做尽职调查以发现标的瑕疵权利的放弃。 第三，特别是，自2015年5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至今，被告和谐汽贸公司一直系绿野公司控股股东，其掌握绿野公司财务状况无任何法律及事实上的障碍，即便现在绿野公司破产，其股东地位仍然不变，其依据公司法享有的知情权也未消灭，事实上，绿野公司管理人也向被告出具过《告知书》，告知其可来管理人处查阅相应的财务状况报告。和谐汽贸公司称其实际控制绿野公司的时间较晚，绿野公司的经营仍然由原有管理层进行，然对公司财务状况的知情权是公司股东的固有权利，公司法对此予以充分保障，和谐汽贸公司是否实际控制绿野公司经营，并不影响其对公司财务资料的查阅、复制权。在被告掌握绿野公司财务状况无任何障碍的情形下，其明确确认至本案股权收购至今并没有查询绿野公司财务状况。然2016年中科公司起诉被告，请求支付绿野公司股权转让款，和谐汽贸公司便以中科公司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恶意隐瞒事实，构成欺诈为由提出抗辩，该案一、二审法院均认定中科公司不构成欺诈，并判决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6510万元，该判决已履行完毕；在此案之前其已支付原绿野公司其他各股东股权转让款5040万元；且按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其仍需支付股权转让款22400万元，以及需要投入绿野公司资金3亿元，面对如此数量的付款数额和资金投入，在其自称2016年绿野公司诉讼大规模爆发，以及在前述中科公司案件中已以欺诈为由提出抗辩的情形下，难以理解此后几年时间内其为何不主动查询绿野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判定股权转让是否确实披露不实。被告和谐汽贸公司一旦被诉，即均以对方信息披露不实进行抗辩，而在自己完全能够掌握绿野公司财务资料的几年内不去查询以维权或应对可能发生的诉讼风险，亦难以理解。 第四，案涉股权评估价为1.57亿元，而案涉股权交易价格为2.34亿元，股权转让溢价率为49%，说明案涉股权价值并非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唯一因素。正如被告母公司在公告中所陈述，进行收购系探索将本集团业务扩充至汽车制造的可能性，为本集团建立一个进入汽车制造业的平台，以及认为新能源电动汽车系汽车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且《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一系列优惠政策，《落户协议》和《备忘录》中更是明确总投资102亿元，上虞管委会配套扶持和支持就达28.4亿元。可见，案涉股权交易的达成系上述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 第五，论及被告何时发现2014年度《审计报告》存在失实之处，被告和谐汽贸公司述称系2016年关于绿野公司的诉讼爆发，之后才核查发现。本院认为，诉讼爆发并不能证明原告存在恶意隐瞒行为，也不能成为发现《审计报告》失实的依据。理由在于2014年度《审计报告》已明确载明应付账款达1.7亿余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已经知晓，且根据中科公司案查明的事实，2015年度绿野公司经营需要投入2亿元以支付供应商款项和贷款。上述数字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相吻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为确保绿野汽车正常运行和长足发展，被告和谐汽贸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注入3亿元人民币，显然资金的注入关涉到“绿野汽车正常运行”。然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实际注入5050万元，面对众多应付账款、银行贷款等，绿野公司诉讼爆发，难以正常运行，与被告资金注入不足不无联系。被告和谐汽贸公司认为原告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给予其与标的公司政策支持及优惠政策，原告属严重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本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与保证条款，政策支持与优惠政策并未约定具体内容，属于原则性约定。《落户协议》和《备忘录》具体约定了扶持政策、地方补贴、人才支持、审批服务等内容，但《落户协议》规定该协议为项目意向落户协议，具体条款在项目正式落户协议中明确；《备忘录》规定双方将积极推动签署正式落户协议，以落实该备忘录的相关内容，并按正式落户协议履行。至于《落户协议》与《备忘录》为何未能履行，原告认为系由于被告和谐汽贸公司资金注入不足，造成绿野公司流动资金不足；以及相关新能源汽车项目未能引入，造成绿野公司经营状况不断下滑。本院认为，正式落户协议并未签订，不存在履行正式落户协议的问题；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落户协议》与《备忘录》未能履行系由原告违约造成，故对于被告认为原告未能提供优惠政策，构成严重违约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综合上述分析，本院对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关于原告存在欺诈、隐瞒行为，构成违约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被告以2014年度《审计报告》与2015年度《审计报告》相比财务数据存在较大差距为由请求调取绿野公司2014年、2015年全部财务报表及会计凭证，依据不足；且通过上述分析，被告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条件，本院不予支持；同样，被告以2014年度《审计报告》与2015年度《审计报告》相比财务数据相差悬殊为由请求对绿野公司2014年资产债务情况进行审计以及对2015年5月11日的公司资产债务情况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束原告上虞投资公司与被告和谐汽贸公司，双方主体适格，《股权转让协议》符合合同的有效要件，双方当事人应全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关于被告应否支付原告工程垫付款7000万元。本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资金支付第1项，工程垫付款系应以绿野公司在2017年6月17日前缴纳的全部税收对应获得的税收奖励（地方留成部分）进行支付，现原告确认绿野公司并未获得上述税收奖励，故无法采取上述支付方式。因工程垫付款系标的公司绿野公司所负债务，《股权转让协议》也并未约定该债务应由被告和谐汽贸公司负担，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程垫付款7000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应否支付原告剩余股权转让款22400万元。本院认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系股权受让人的主合同义务，在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支付款项时，该义务最终应由股权受让人承担。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资金支付第2项，绿野公司未能用税收奖励支付股权转让款，应由和谐汽贸公司共同协助绿野公司制定还款计划，在2020年6月17日前以现金形式付清。被告和谐汽贸公司自2017年6月17日至今并未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上述约定协助绿野公司制定还款计划，应视为其放弃该种支付方式，且绿野公司已经破产，其制定还款计划已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原告上虞投资公司要求被告和谐汽贸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2400万元，理由正当，应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使被告不应在2020年6月17日前付款，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其最终仍应在2020年6月17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付清上述股权转让款，本院在确定付款期限时对此予以考虑。 关于原告对《协议书》中“周伟康”签字的形成时间、对“河南和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的形成时间、对“河南和谐富腾互联网加智能电动汽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的形成时间以及上述三个形成时间是否为同一时间段进行鉴定的申请，因本案并无该《协议书》已披露给原告上虞投资公司的证据，故其并不能证明原告知道被告与和谐富腾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且本院已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约束原告和被告和谐汽贸公司，故对原告的申请，不予准许。关于被告和谐汽贸公司申请和谐富腾公司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认为，被告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主体，且即使和谐富腾公司申请参加诉讼，因其系《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协议书》已对其与被告和谐汽贸公司之间的管辖问题作出明确约定，原告亦未请求和谐富腾公司承担支付义务，故对被告的上述申请，本院不予允许。关于被告申请中止审理本案，本院认为，本案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中止审理的条件，对被告的该申请，不予准许。关于被告申请调取《投资合作协议书》，本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相关内容已固化为《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条款，《股权转让协议》数处约定“详见《投资合作协议书》”，则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被告理应查看《投资合作协议书》相关内容，被告并无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该份《投资合作协议书》并未披露给被告，故对被告的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被告申请调取案涉国有股权转让审批文件、评估材料，因原告已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已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且评估材料是股权转让应当披露的内容，评估相关结果也载明在《股权转让公告》之中，故对被告的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被告申请调取绿野公司所有的破产债权申报表，因破产债权申报表并不能证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欺诈、隐瞒行为，无调查取证必要，故对被告的该申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向本院申请开具调查令，申请调取绿野公司历次股权变更税务缴纳情况以及2014年、2015年的全部税务申报表，本院认为，上述待调取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存在欺诈、隐瞒行为，且绿野公司并未向原告支付税收奖励款，被告承担最终支付义务，故无调查取证的必要，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河南和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绍兴市上虞杭州湾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22400万元； 二、驳回原告绍兴市上虞杭州湾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11800元，由原告绍兴市上虞杭州湾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359952元，被告河南和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15184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河南和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夏 鸿 审判员 王红琴 审判员 张万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安妮 ?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