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12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某，女，196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鑫，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某1，女，1981年2月4日出生，汉族，公司员工，户籍所在地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宋诏桥村鄞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某2，男，××××年××月××日出生，汉族，就读于宁波蓝青小学，住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宋诏桥村鄞县。 法定代理人：毛某1（系毛某2母亲），1981年2月4日出生，汉族，公司员工，户籍所在地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宋诏桥村鄞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某1，男，1965年11月23日，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郁忠，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美玉，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邱某因与被上诉人毛某1、毛某2、叶某1婚姻家庭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11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邱某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邱某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邱某和叶某1于2013年5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不是约定夫妻财产制，双方仍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协议书》约定“……各一半分配，由邱某负责监督……”，意思是一半各自保管，并非一半各自单独所有，邱某对叶某1名下另一半财产享有监视、督促、管理的权利。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挽回家庭，而不是离婚分家。《协议书》共有六条，根据该协议，叶某1不得探视、联系毛某1、毛某2母子，作为赔偿，叶某1支付毛某1母子350万元。因此，这是附条件的赠与。但叶某1违反约定，与毛某1母子同居，则350万元赔偿款不应支付。一审法院另认定叶某1向案外人借款350万元不符合事实。2013年至今叶某1收入2100余万元，根本无需向他人借款，也从未提起借款之事。叶某1提供的相关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向案外人借款的事实。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叶某1婚内与毛某1非法同居，并生子毛某2，其行为违反婚姻法、违背公序良俗，理应受到法律谴责。基于该前因行为，叶某1对毛某1母子的私自赠与，理应无效。毛某2一出生就获得巨额财产，对邱某的合法家庭造成了巨大冲击。一审法院以非婚生子享有与婚生子同等权利为由支持毛某2获赠350万元，但忽略了婚生子的利益。350万元定性为抚养费，但实际上叶某1和毛某1母子同居一起，无须支付如此巨额的抚养费；且以18岁计算，毛某2每年可得近20万元抚养费，远超其成长所需。 被上诉人叶某1辩称：原审法院认定邱某和叶某1于2013年5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是约定夫妻财产制，是正确的。根据该协议，邱某对给付非婚生子350万元是知情的；双方同意在叶某1的收入各半分配的前提下，该350万元由叶某1自行承担；等债务还清后，叶某1将所有收入交邱某。该350万元均为叶某1对外借款，并非夫妻共同财产。叶某1已经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每年收入的一半交给邱某，同时用自己名下的一半收入偿还借款。根据双方的协议，邱某无权要求返还该35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毛某1、毛某2未做答辩。 邱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确认叶某1赠与毛某1、毛某2383万元无效，毛某1、毛某2返还邱某383万元；二、叶某1对上述第一项返款义务承担50%的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邱某与叶某1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叶某2，现已成年，目前两人仍系夫妻关系。××××年××月××日，叶某1与毛某1非婚生育一子，即毛某2。2013年5月4日，邱某与叶某1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因叶某1私生子问题造成家庭婚姻严重影响，为挽救家庭，经双方及儿子叶某2共同协商，订立如下协议：一、两年以内或叶某2还未从部队回来以前，叶某1不得以任何理由联系或探视其私生子母子，退伍回来后在叶某2陪同下，可以限时陪叶某1探视，但不得以父子相称；二、叶某1的工资、奖金及分红由邱某、叶某1各一半分配，由邱某负责监督，等全部债务还清之后，叶某1将其所有收入交邱某；三、赔给私生子的350万元由叶某1自行承担，邱某不予承认；四、目前夫妻双方共有的房产均归邱某所有，两年后世纪花园房产过户给叶某2，叶某1享有居住权；五、双方需保持平和心态，在共同生活中，不得提及此事，并不得恶语相向；六、不得要求对方做违背其意愿的事情。叶某2作为见证方在该《协议书》中签字。 协议签订前后，叶某1转入毛某1个人账户的款项及用途：1.2012年3月6日汇入10000元；2.2013年4月24日，叶某1委托叶方炉现金转存100000元；同年5月13日，叶某1通过尾号为4439的银行卡转汇2300000元，毛某1卡内合计收到2400000元，其中2178857.88元用于购买位于润和园6号901室房产，该房产由毛某1、毛某2各持有1%、99%份额，合同价为2115396元，税费合计63461.88元；3.2013年7月12日叶某1通过尾号为4439的银行卡转汇1100000元；4.2016年7月23日叶某1尾号为4439的银行卡汇入50000元；5.2017年4月29日，叶某1向宁波市海曙区港丰置业有限公司汇款210611元，ｐｏｓｅ机消费，用于购买登记在毛某1名下的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镇××幢××号××室房屋的首付款；6.2019年2月28日汇入60000元，以上合计3830611元。 另查明，叶某1系宁波公路市政设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显示其持有该公司49.49%的股份，系该公司控股股东。自2013年5月4日邱某与叶某1签订《协议书》至今，叶某1在市政公司的部分收入通过出纳俞冰的银行账户支付给邱某。俞冰于2019年9月26日出具证人证言一份，载明“我，俞冰，是市政公司出纳，叶某1系市政公司董事长。自2013年5月起，叶某1向本公司提出要求将其工资、奖金、分红等收入的50%直接支付给其妻子邱某。按照叶某1的要求，市政公司通过我银行账户，将叶某1的工资、奖金、分红等收入的一半打款给邱某，一半打款给叶某1”。宁波市永欣公证处对该证人证言予以公证。邱某自认，自2013年5月起收到叶某1在市政公司的部分收入，分别为2013年度收到210730.25元，2014年度收到337683.06元，2015年度2018633.25元，2016年度收到2111839元，2017年度收到97800元，2018年度收到2505341.05元，2019年度收到68732.80元，合计7350759.41元，另有2014年、2015年购股权款合计2517146.77元其并不知情，也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权益。2013年5月2日，叶某1尾号为4439的银行卡内余额为297.03元，此后该卡内汇入合计3400000元，分别为：1.2013年5月2日汇入三笔500000元，其中两笔的汇款人分别为案外人彭庆猛、徐学深；另一笔出处目前不确定，案外人郑力仁的书面陈述该笔款项系其出借给叶某1用于毛某2的抚养，该笔借款系叶某1个人债务，与配偶邱某无关；2.同年5月6日，汇入300000元，汇款人为经颖容，系刘伟妻子；3.5月9日，汇入500000元，汇款人为徐学深；4.5月31日，汇入500000元，汇款人为董姣琴，系戴斯良妻子；5.7月5日，汇入300000元，汇款人为市政公司；6.7月9日，汇入300000元，汇款人为董姣琴，系戴斯良妻子。2015年4月29日，案外人桂益君汇入叶某1账户1120000元，次日，叶某1将该笔款项汇入徐学森账户；2016年1月25日，叶某1向彭庆猛汇款560000元，向董颖姣汇款900000元；2017年2月12日，叶某1向刘伟汇款300000元。2019年10月10日，案外人徐学深、刘伟、戴斯良分别在宁波市永欣公证处证明，上述汇入叶某1的款项均系叶某1以支付非婚生子毛某2的抚养费需资金周转为由所借，其中，向徐学森分两次所借的1000000元已于2015年4月30日还清，收到本息合计1112000元；向刘伟所借的300000元系通过刘伟妻子经颖容账户转账交付，该款已于2017年2月12日还清，收到本金300000元；向戴斯良所借的800000元系通过戴斯良妻子董姣琴账户分两次转账交付，该款已于2016年1月25日还清，收到本息合计900000元。桂益君在公证处证明，其系市政公司会计，叶某1以需返还向案外人徐学深的借款1000000元为由，向其借款1120000元，其于2015年4月29日转账交付上述借款，目前该笔借款尚未还清，系叶某1个人债务，与邱某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邱某要求确认叶某1支付给毛某1、毛某2的383万元无效，系基于以下三点理由：第一、该笔款项系夫妻共同财产，叶某1的处置行为损害了邱某的共有财产权；第二、叶某1、毛某1婚外同居并生子的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叶某1据此赠与毛某1、毛某2款项应认定为无效；第三、因叶某1违反《协议书》约定的不私下探视私生子母子及将其收入各半分配的义务，将本应分配给邱某的市政公司收入赠与毛某1、毛某2，应予以返还。叶某1、毛某1、毛某2答辩称，350万元系叶某1支付给非婚生子毛某2的抚养费及房产安置费，《协议书》中对此作出明确约定，邱某明知，故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等无效情形，且该笔款项由叶某1自行向他人借款筹得，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与邱某无关；另33万元系以其婚内个人财产支付，无需返还。对以上争议，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采取的是法定夫妻财产制与约定夫妻财产制相结合的模式，法定夫妻财产制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约定财产制则是夫妻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本案中，邱某与叶某1通过《协议书》约定将叶某1一方的奖金、工资及分红、家庭共有的不动产进行了分配。其中，双方对第二条的内容存有争议，邱某认为，“叶某1的收入各半分配”应理解为双方各半保管，并非归各自所有，且该条中的“债务”仅指不动产贷款，债务还清后所有收入应全部交由其保管；叶某1则认为，其收入应归夫妻双方各半所有，夫妻各方可自由支配，此处的“债务”既包含不动产贷款，也包括第三条约定的支付给毛某2的350万元，目前筹措支付给毛某2的款项尚有150万元未还清，故其收入仍应按约定归各自所有，待债务还清后收入交邱某保管，并非归邱某所有。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该协议中对“债务”的范围并未作出明确的说明，但该协议系因叶某1婚内与他人生育私生子毛某2问题引发家庭矛盾后，由邱某与叶某1自行协商后签署的，对叶某1向毛某2支付350万元款项金额及支付对象均明确具体，邱某对此明知，故一审法院认定此处的债务不仅包括双方一致确认的房屋贷款，同时还包括叶某1应支付毛某2的350万元。虽然协议约定对叶某1支付给毛某2的款项“邱某不予承认”，但联系上下文，此处的不予承认应理解为该笔款项邱某不予负担，由叶某1在其个人财产中支付，也进一步印证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各半分配”系归各自所有而非保管，只有约定了财产归各自所有，叶某1以其个人财产对外履行债务的基础才得以存在。其次，事实上，该协议签订后，叶某1的收入也按约进行了分配，虽然邱某认为并未做到平均分配，但至今已收到700余万元，其对分配金额提出异议，系夫妻内部纠纷，可另行解决，不能据此对抗外部债务的履行。第三，毛某2为叶某1的非婚生子，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毛某2当然有接受父亲叶某1赠与财产或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的权利，因其未成年，故其财产由法定代理人即母亲毛某1代为持有亦符合法律规定；第四、根据叶某1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其支付给毛某2的350万元均系其自行向他人筹措，且目前已还款的部分也是以借款的形式或以自市政公司获得的收入中支付，债权人桂益君亦通过公证方式明确该笔借款系叶某1个人债务。《协议书》约定的债务包含支付给毛某2的350万元，故叶某1已还款的金额未超过该限额，可由其自行支配，与邱某无关。综合以上四点，一审法院认为，叶某1通过《协议书》约定支付非婚生子毛某2350万元，邱某对此明知，且叶某1支付上述款项的来源系其个人借款或根据《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婚内个人财产，并不损害邱某的夫妻共有财产权。本案中存在非婚生子女抚养权和共有人财产权的冲突，基于共有权人在婚内对财产做出了分配且配偶另一方明知的情况下，从保护非婚生子女权利出发，应认定为该行为有效。邱某要求确认该部分款项的赠与行为无效并要求毛某1、毛某2返还，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除此之外的33万元，部分用于购买登记在毛某1名下的房产，部分汇入毛某1账户，均系叶某1对毛某1个人的赠与。邱某要求确认该赠与行为无效成立并要求毛某1返还财产，理由为：第一，叶某1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毛某1存在短期同居并非婚生育子女，有违公序良俗，根据民法总则第8条及第143条第（三）项的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不违背公序良俗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前提条件之一，叶某1赠与毛某133万元应认定为无效；第二，根据《协议书》约定，叶某1在还清债务后，所有收入交邱某，也就是双方对婚内部分财产的分配设置了金额及期限，故邱某对债务范围外的叶某1的收入仍与叶某1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任何一方无权单独处分，若另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另一方有权请求返还，故邱某要求毛某1返还33万元，与法有据，予以支持。返还财产之诉的相对方即为该财产的接受方，而叶某1作为赠与人及该财产不分份额的共有权人对返还义务不负连带清偿责任，对邱某要求叶某1对毛某1返还义务承担50%的清偿责任，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叶某1赠与毛某133万元无效；二、毛某1返还邱某33万元，该款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7440元，减半收取计18720元，由邱某负担17107元，毛某1负担1613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邱某提出，因俞冰和桂益君分别为宁波公路市政设计有限公司的出纳和会计，故其相关证言真实性存疑，不能认定桂益君和叶某1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经审查，本院认为，虽邱某对叶某1和其他案外人之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各债权人均声明叶某1的借款系其个人债务，与邱某无关；即便叶某1隐瞒收入，没有将其收入与邱某各半分配，也系叶某1与邱某夫妻之间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邱某的上述事实异议不予采纳。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叶某1赠与毛某2350万元的行为是否无效。邱某主张赠与行为无效，理由除坚持一审提出的三点外，二审中又提出，一审判决过于倾向支持非婚生子的利益，而忽视了对婚生子利益的保护；叶某1对毛某2的350万元定性为抚养费，但实际叶某1与毛某1母子同居，根本无需支付如此巨额的抚养费。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叶某1对毛某1、毛某2母子的赠与行为从2012年3月6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处于持续发生的状态，因此对于上述事实和行为的规范，可以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其次，对于《协议书》第二条的理解问题，本院认为，该条是约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而且，在该《协议书》第四条，还对夫妻名下的共有的房产做了分割，若叶某1与邱某为夫妻共同财产制，则无分割房产之必要。再次，《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不是附条件的赠与。《协议书》第一条虽对叶某1探视毛某2的方式做了约定，但从协议文本看，当事人并没有为叶某1赠与或赔偿毛某2350万元设立条件的意思表示。最后，叶某1与毛某1婚外同居的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固然应受道德和法律的谴责，但叶某1与毛某2之间的亲子关系是事实，法律赋予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故其有接受父亲叶某1的赠与或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权利。叶某1在其个人财产范围内，对儿子毛某2的赠与或支付抚养费的行为，应受法律保护。而且，根据《协议书》，婚生子叶某2也获赠房产一套。 综上，上诉人邱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34800元，由上诉人邱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房 伟 审判员 王 坚 审判员 尹振国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萍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