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7680号原告：江苏大红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鼓楼区广山东路东尚润景花园商业用房**-1-1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ＸＥ。法定代表人：昝传君。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明，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永光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011。法定代表人：吴长妹，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炎燊、陈辉，均系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苏大红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红妆公司）诉被告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立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红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锦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炎燊、陈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红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告双方解除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和经济赔偿金15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月18日签订《品牌特许经营协议》《佰肤草授权证书》和《佰肤草品牌授权合同》，约定被告将其注册登记的第3类商标（注册号8800501）许可原告为全权销售代理商，第三方对涉案品牌的销售必须得到原告的授权；许可期限为2018年1月18至2021年1月17日，许可地域为全球范围内，并约定不允许被告在合同期内将品牌直接授权给任何第三方企业或个人进行销售，如违约，须支付违约金50万元，如一方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或严重违反合同的规定而造成损失的，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提出经济赔偿。合同签订后，原告为推广涉案“佰肤草”品牌，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进行宣传，产品销量额呈暴涨式上升。被告在原告将市场成功开拓后，2018年6月单方面违约，将涉案“佰肤草”品牌产品直接交由第三方销售、代理，同时停止向原告供货，并且向第三方供货的价格明显低于之前销售给原告的价格。被告肆意违约的行为，违反了合同履行过程中应遵守的诚实守信的基本原则，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原告认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低，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和经济赔偿金共计200万元。锦立公司辩称，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请。我方没有和原告签订涉案协议，我方没有“佰肤草”品牌，“佰肤草”的商标权利人并非我方，原告主张依据合同要求赔偿损失、承担违约金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大红妆公司主张与锦立公司成立特许经营合同关系，并提交了《佰肤草品牌授权合同》《品牌特许经营协议》《佰肤草授权证书》予以证明。该三份文件约定内容分别如下：《佰肤草品牌授权合同》首部载明的品牌商标使用人（甲方）为袁春华，品牌授权使用被许可人（乙方）为大红妆公司。第一条约定：甲方将注册登记的第3类商标（注册号8800501）许可乙方为全权销售代理该品牌，以及使用在其销售的产品包装上，所有第三方进行此产品品牌销售必须由乙方授权，未经甲方许可，乙方只能授权第三方销售，不得用作其它授权，商标标识“佰肤草”，许可使用期限自2018年1月18日起至2021年1月17日止。第三条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为：双方在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上签字、盖章，合同生效以双方签字日期为准。第四条违约责任:1.甲方不允许在合同期内将品牌授权任何第三方企业和个人进行网络销售；2.甲方提供乙方该品牌商标产品，如出现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并构成对乙方权益损害；3.如有违反上述条款，违约方违约金额为50万元。《佰肤草品牌授权合同》落款许可人（甲方）处加盖“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印章，代表人签字处为空白，大红妆公司在被许可人（乙方）处加盖公章。《品牌特许经营协议》首部载明的特许方（即甲方）为袁春华，受许方（即乙方）为大红妆公司。该协议约定：甲方以特许经营的形式授予乙方从事品牌经营活动，许可乙方使用“佰肤草”品牌标识文字、图案和文稿、店铺门头、橱窗、店内装修布置及网络销售宣传展示，协议有效期为自2018年1月18日起至2021年1月17日止，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可以授权第三方销售“佰肤草”品牌产品，授权第三方有效期不得超过本协议有效期。《品牌特许经营协议》落款甲方处加盖“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大红妆公司乙方处加盖公章。《佰肤草授权证书》主要内容为：兹授权江苏大红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我司线上线下实体店微商渠道全国唯一合法招商总经销商，授权期限自2018年1月18日起至2021年1月17日止。该证书授权单位处加盖“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印章，袁春华作为法定代表人在该证书中签名。关于案涉《佰肤草品牌授权合同》《品牌特许经营协议》《佰肤草授权证书》的签订经过，大红妆公司陈述，袁春华向其自称为锦立公司的授权代表，三份文件的洽谈、签订和履行均系通过微信与袁春华或其指定的“佰肤草”品牌客服代表联系，袁春华向其员工王培风发送合同电子版，双方确认合同条款后，袁春华打印合同并加盖锦立公司公章后邮寄给大红妆公司，再由大红妆公司在合同上盖章。庭审中，大红妆公司确认签订及履行前述合同过程中，袁春华没有向其出示过任何关于锦立公司公司的授权文件，并表示不清楚与其联系的“佰肤草”品牌客服代表的具体身份。为证明其前述主张，大红妆公司提交了“佰肤草”品牌与代言人的签约视频、第8800501号“”注册商标网页截图、与袁春华、“佰肤草”客服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予以证明。经核证，大红妆公司提交的签约视频并非连续、完整的视听资料，视频中背景板内容为“佰肤草&董璇品牌形象大使签约仪式”，签约人为董璇、袁春华。第8800501号“”注册商标权利人为袁春华，国际分类为第3类，注册日期为2011年11月14日，现仍处于有效期内。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反映大红妆公司与袁春华、“佰肤草”客服就上述三份文件材料的签订进行沟通往来，但大红妆公司并未在庭审中出示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锦立公司否认与大红妆公司签订了案涉《佰肤草品牌授权合同》《品牌特许经营协议》《佰肤草授权证书》，对大红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称其并非“佰肤草”品牌的所有人，也非第8800501号“”注册商标权利人，袁春华并非其公司员工，从未在其公司担任职务，其也无授权袁春华代表锦立公司签署任何文件，并表示其系受广州佰肤草化妆品有限公司、袁春华的委托生产“佰肤草”系列产品，其不可能许可大红妆公司独家经营“佰肤草”品牌产品，因为“佰肤草”品牌在2010年就已经存在，在大红妆公司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经销商。除此以外与袁春华没有其他关系，对袁春华使用或私刻其公章并对外进行交易的行为表示不知情。大红妆公司称广州佰肤草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袁春华。诉讼中，大红妆公司提交了物流托运单、与袁春华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汇款记录截图、银行汇款记录，拟证明与锦立公司签订案涉合同后，锦立公司向其发货、其向锦立公司付款的事实。经核证，物流托运单中托运单位、托运人一栏为空白，银行汇款记录证实大红妆公司支付的货款高达上千万元，均直接支付至袁春华的个人账户，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反映大红妆公司与袁春华就下达订单、发货、产品质量等问题进行沟通，但大红妆公司并未在庭审中出示与袁春华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锦立公司对大红妆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系大红妆公司与袁春华之间的发生的行为，与其无关。诉讼中，大红妆公司提交了大量“佰肤草”品牌第三方代理商的微信朋友圈或公众号截图，拟证明锦立公司违反合同约定，直接将案涉品牌的代理权授权给第三方，并因此造成其巨大经济损失。锦立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大红妆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原始载体，也不能证明大红妆公司为推广涉案“佰肤草”品牌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进行宣传，不能证明大红妆公司的遭受经济损失。诉讼中，大红妆公司还提交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所得的锦立公司的企业信息，其中行政处罚信息栏目显示锦立公司曾于2017年2月14日被广州市花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穗花工商处字[2017]62号），处罚内容中有以下表述“……当事人的生产负责人袁春华是‘’注册商标的持有人，其同意当事人使用该注册商标……”。大红妆公司据此认为袁春华与锦立公司并非委托生产关系，袁春华系锦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权代表锦立公司与其订立合同关系。锦立公司则认为袁春华系“”注册商标的权利人也是委托生产方，其系作为产品的生产负责人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并非锦立公司的负责人。诉讼中，根据锦立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依法摇珠选定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对大红妆公司提交的案涉《佰肤草品牌授权合同》《品牌特许经营协议》《佰肤草授权证书》中加盖的“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鉴定过程中，本院依法发函至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查询锦立公司公章的备案情况，该局回函本院称，经在系统核查，均无发现有关锦立公司公章的刻章许可或刻章的备案资料。此后，本院向广州市花都区税务局花东税务所调取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锦立公司在该单位进行报税使用的报税材料（实际调取的报税材料时间为2018年4月16日），锦立公司提交了形成日期为2017年8月18日、8月29日并加盖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资料查询专用章的内档资料原件。经质证，大红妆公司同意以前述资料作为比对样本。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3月18日出具穗司鉴20440100061800000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大红妆公司提交的案涉《佰肤草品牌授权合同》《品牌特许经营协议》《佰肤草授权证书》中加盖的“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印章与比对样本上的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比对样本上的印文则来源于同一枚印章。大红妆公司对鉴定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比对样本并非涉案合同签订前后六个月的样本，锦立公司无法证明该段时间的印章具有唯一性，鉴定意见不能作为本案定性的依据。锦立公司对鉴定意见三性均无异议。锦立公司因鉴定程序垫付了鉴定费10000元。另查明，锦立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20日，法定代表人为吴长妹，股东为吴长妹、钟柳英。广州佰肤草化妆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6日，法定代表人为吴长妹，股东为吴长妹、袁春华。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大红妆公司、锦立公司是否成立特许经营合同关系，锦立公司是否需要依据案涉《佰肤草品牌授权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首先，大红妆公司主张与锦立公司成立特许经营合同关系的主要依据是双方签订了案涉《佰肤草品牌授权合同》《品牌特许经营协议》《佰肤草授权证书》，但该三份合同中加盖的锦立公司印章经鉴定并非锦立公司的真实、有效公章，故不能推断锦立公司有与大红妆公司订立特许经营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大红妆公司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其并未举证证明本案争议发生期间锦立公司使用了作为比对样本的印章之外的其他印章，其对本案鉴定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其次，结合大红妆公司陈述的案涉《佰肤草品牌授权合同》《品牌特许经营协议》《佰肤草授权证书》签订及履行情况来看，在签订合同时，袁春华并未向大红妆公司出示过任何关于锦立公司的授权文件，下单、发货等均与袁春华直接取得联系，且双方交易金额高达上千万元，但全部货款均支付给袁春华个人，大红妆公司对此却从未提出异议，自身存在重大过失，不能认定袁春华的行为构成对锦立公司的表见代理；再次，大红妆公司主张袁春华是锦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对此并未提交实质证据，单凭《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关于袁春华是锦立公司的生产负责人的表述，亦难以直接认定袁春华系锦立的实际控制人；最后，虽然广州佰肤草化妆品有限公司、锦立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有重合，袁春华系广州佰肤草化妆品有限公司的股东，但广州佰肤草化妆品有限公司、锦立公司在法律上系两个独立的商事主体，在袁春华的个人行为不能直接等同于锦立公司的行为，袁春华亦无权直接代表锦立公司与大红妆公司订立合同关系。综上，大红妆公司以与锦立公司存在特许经营合同关系并据此诉求锦立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苏大红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鉴定费10000元，均由原告江苏大红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徐韵琪人民陪审员  黄序洲人民陪审员  黄美好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庾健敏毕燕燕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