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30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平安金融中心**。法定代表人：丁新民，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住所地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富中国际广场**。，住所地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富中国际广场**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吴树举，该公司总经理。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云，女。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丽梅，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男，2015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定代理人：陈某，女，胡某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声良，贵州北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某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5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上诉请求：1、将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102民初518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保险人所患疾病达不到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标准，不属于重疾疾病保险金的赔付范围。上诉人与陈某签署的《人身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了“少儿特定重疾”中的“严重癫痫”是指：“由神经科或儿科专科医生根据典型临床症状和脑电图及ＭＲＩ、ＰＥＴ、ＣＴ等影像学检查确诊。理赔时必须提供6个月以上的相关病例记录证明被保险人存在经抗癫痫药物治疗无效而反复发作的强直性挛性发作或癫痫大发作，或者已行神经外科手术治疗后反复发作的癫痫”；二、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被保险人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航空总医院”的治疗病例可知：被保险人实际住院天数为42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6个月以上病例记录”，且被保险人在2018年10月23日经行迷走神经刺激手术、术后恢复良好，被上诉人未证明术后存在反复发作的情况，不满足合同约定的“已行神经外科手术治疗后反复发作”的条件；三、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认为被上诉人所患疾病属于“严重癫痫”，不同意进行重大疾病鉴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胡某所患疾病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少儿特定重大疾病”中的“严重癫痫”，双方对此争议较大，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对被上诉人所患疾病进行专业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未查明案件事实即认定被保人所患疾病属于“严重癫痫”，被上诉人所患疾病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严重癫痫”，应当由专业的机构进行认定，因双方均非专业人士，无法对该疾病作出准确的判决及认定，故上诉人再次申请对被上诉人所患疾病是否系“重大疾病”进行专业司法鉴定，以维护司法公正；四、被上诉人投保时隐瞒曾患病及治疗事实，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投保后两年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上诉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给付保险金。被上诉人在投保前已确诊患“斜颈”并长期进行治疗，且其在胎儿时已有染色体异常，存在比较严重的胎儿遗传性疾病。五、而投保人在投保时，对被保险人的实际身体状况、曾患病或治疗的事实只字未提，故意隐瞒，未向上诉人如实告知实际情况，严重影响了上诉人所作出的承保决定，且根据2016年12月上诉人与陈某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书面询问事项，航空总医院确诊为“难治性癫痫、癫痫性脑病”，由此可知，保险事故发生时未超过保险合同成立2年，对于被上诉人带病投保，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上诉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支付保险金。六、对于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合同成立两年后不得解除保险合同的时间规定，起始期应间以合同成立之日起计算到保险事故发生时是否超过两年。而不是以保险公司作出理赔决定的时间为终止时间。双方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合同成立之日为2016年12月18日，被上诉人于2018年10月经航空总医院确诊为“难治性癫痫、癫痫性脑病”，未超过两年，故上诉人有权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解除保险合同，而按照被上诉人对于保险合同成立满两年的理解，如保险事故发生于投保后两年内，那受益人完全可以按照保险法第二十六条关于请求给付保险金诉讼时效为五年的规定，一直拖延至投保两年后再申请理赔，因此合同成立已超过两年，故保险公司不得解除合同。这显然是不符合民法通则、保险法中规定的公平公正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的。被上诉人胡某辩称，1、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偷换概念，双方订立的《人身保险合同》第41页第八项严重癫痫所记载的判断标准之一为已行神经外科手术以治疗反复发作的癫痫，而非上诉人所称已行神经外科手术治疗后而反复发作的癫痫。2、关于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对是否达到严重癫痫的司法鉴定的问题，保险合同中第41页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自己约定，不属于司法鉴定范围以及具有司法鉴定的可行性，是否达成严重癫痫的标准应当由法院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在审判过程中予以判断。3、陈某在妇幼保健院检测18号染色体异常，属于检查范围过程中的疑似，在最终羊水穿刺标本送北京检测后，确诊为正常。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已经提交胡某的遗传基因分析报告，该报告显示，胡某的ＤＮＡ染色体均正常，不属于遗传导致的癫痫。胡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送达的解除合同的通知无效，原《人身保险合同》继续履行；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少儿特定重疾保险金40万元及少儿特定重疾陪护保险金2.4万元；并以42.4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赔偿原告损失，要求付至实际给付全部保险金之日；3、判决原告已支付的2万元律师费由被告承担；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18日，陈某与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签订《人身保险合同》，合同号码Ｐ350000014675492，被保险人胡某，生存保险金受益人胡某，投保主险平安少儿平安福终身寿险（至尊版），附加险有平安附加少儿平安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并购买了两份少儿特定重疾陪护保险金等。平安附加少儿平安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中约定：等待期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认初次发生受保障的重大疾病，给付保险金40万元；重大疾病释义：8、严重癫痫：本病须由神经科或儿科专科医生根据典型临床症状和脑电图及ＭＲＩ、ＰＥＴ、ＣＴ等影像学检查确认。理赔时必须提供6个月以上的相关病历记录证明被保险人存在经抗癫痫药物治疗无效而反复发作的强直阵挛性发作或癫痫大发作，或者已行神经外科手术以治疗反复发作的癫痫。热性惊厥和没有全身性发作的失神发作（癫痫小发作）不在保障范围内；少儿特定重疾陪护保险金按月给付，共给付6次，给付金额2000元×6次＝1.2万元。在陈某为胡某投保时填写的《人身保险投保书》中的“健康告知”事项中，对询问事项“您目前或过去一年内是否去医院进行过门诊的检查、服药、手术或其他治疗？”、“您过去三年内是否曾有医学检查（包括健康体检）结果异常”、“你过去五年内是否曾住院检查或治疗？（包括入住处疗养院、康复医院等医疗机构）？”等，陈某均作否定回答。之后，陈某按约定交纳的保险费。2017年4月5日至2017年4月11日，胡某因发作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诊断为：主要诊断癫痫，其他诊断精神发育迟缓、斜颈、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该病历记载：“既往史：5月龄时于贵州省人民医院诊断‘斜颈’，1岁4月龄至今于贵州省中医二附院儿科推拿行推拿治疗，病情好转。”2017年7月14日，胡某因“语言发育落后”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治疗。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017年12月6日的门诊病历记载：“癫痫患儿复诊。返家后近4月反复抽搐发作，表现如前述……”2018年3月5日的病历记载：“继发性癫痫患儿复诊，基底节病变原因不明……诊断：继发性癫痫，发育迟缓，基底节病变。”2018年8月21日至同年9月7日，胡某因“确认癫痫1＋年，3天内再发抽搐1次”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1、癫痫；2、遗传代谢性疾病。”2018年10月17日至同年11月12日，胡某在航空总医院住院治疗，行迷走神经刺激术，病情诊断为：“1、难治性癫痫；2、癫痫性脑病。”后陈某申请理赔，被告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作《理赔决定通知书》，载明：“解除Ｐ350000014675492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解除上述保险合同后不予给付保险金及豁免保险费。本公司作出上述决定的理由是：经审核，被保险人投保前存在异常健康状况，而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严重影响了本公司的承保决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及保险条款的相关约定做出上述决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以原告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作出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2、原告的病情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中的“严重癫痫”范围？一审法院对此分述如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成立于2016年12月18日，被告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以原告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保险合同，违反了上述“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的法律规定；且原告所患“癫痫”疾病，是在其投保之后才出现，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原告在投保前所患“斜颈”疾病具有“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情形。被告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作出的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有悖于上述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的《理赔决定通知书》无效，予以支持。2、当事人双方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约定属于保障范围的“严重癫痫”的情形是“本病须由神经科或儿科专科医生根据典型临床症状和脑电图及ＭＲＩ、ＰＥＴ、ＣＴ等影像学检查确认。理赔时必须提供6个月以上的相关病历记录证明被保险人存在经抗癫痫药物治疗无效而反复发作的强直阵挛性发作或癫痫大发作，或者已行神经外科手术以治疗反复发作的癫痫。热性惊厥和没有全身性发作的失神发作（癫痫小发作）不在保障范围内”。原告于2017年4月5日因发作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时被怀疑为癫痫疾病；2017年12月6日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诊时被诊断为“癫痫”疾病并进行相关治疗；2018年10月17日至同年11月12日期间，在航空总医院住院治疗并行迷走神经刺激术（神经外科手术）。原告提交的病历记录证明原告从2017年4月5日出现癫痫症状到2018年11月12日在航空总医院住院治疗，期间长达1年7月余，并已行神经外科手术以治疗反复发作的癫痫，符合《人身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严重癫痫”的情形。故被告应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原告进行理赔，并支付延迟理赔期间的损失。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少儿特定重疾保险金40万元、少儿特定重疾陪护保险金2.4万元，并从2018年12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迟延支付期间的利息损失，予以支持。被告认为原告所患疾病达不到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的标准，不属于赔偿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律师费2万元，因双方对该费用的承担未进行约定，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向陈某出具的《理赔决定通知书》无效；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胡某保险金42.4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标准计算，从2018年12月21日计算至前述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8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人身保险合同》“平安少儿平安福终身寿险（至尊版）条款”7.5“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条款载明：“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如果您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主保险合同。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主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主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会退还保险费。”陈某为胡某投保的“平安附加少儿平安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的保险责任包括基本部分及可选部分，其中基本部分包含重大疾病保险金、少儿特定重疾保险金及特定轻度重疾保险金。可选部分包含重大疾病陪护保险金、少儿特定重疾陪护保险金及特定轻度重疾陪护保险金。少儿特定重疾保险金载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少儿特定重疾”，但此前未发生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人按照基本保险金额40万元给付少儿特定重疾保险金。少儿特定重疾释义：8、严重癫痫：本病须由神经科或儿科专科医生根据典型临床症状和脑电图及ＭＲＩ、ＰＥＴ、ＣＴ等影像学检查确认。理赔时必须提供6个月以上的相关病历记录证明被保险人存在经抗癫痫药物治疗无效而反复发作的强直阵挛性发作或癫痫大发作，或者已行神经外科手术以治疗反复发作的癫痫。热性惊厥和没有全身性发作的失神发作（癫痫小发作）不在保障范围内。对胡某治疗癫痫的就医过程本院查明如下：胡某于2017年4月5日到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入院记录记载：1天前因无明诱因出现发作。个人史：系第3胎第2产，母亲孕期产检行优生遗传科血清学检查（2014-11-18）提示：18-三体综合征，后行羊水穿刺提示：46，＊＊，1ｑｈ＋。既往史：5月龄时于贵州省人民医院诊断‘斜颈’，1岁4月龄至今于贵州省中医二附院儿科推拿行推拿治疗，病情好转。医嘱单记载，诊疗查头颅ＣＴ、头颅ＭＲＩ、脑电图等。出院诊断：1、发作原因：癫痫？2、精神运动发育迟缓？3、斜颈；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2017年8月14日、15日、22日，胡某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治疗，病历记载病情诊断为：1、继发性癫痫？2、基底节病变。建议外送相关遗传学检查。2017年12月6日，胡某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复诊，病历记载：癫痫患儿复诊。返家后近4月反复抽搐发作，表现如前述。ＶＥＥＧ示正常范围ＶＥＥＧ。结合临床表现，继发性癫痫诊断明确。外送干豆状核基因、尿有机酸、血氨基酸及酰基肉碱无异常。基底节病变原因不明。2018年3月5日，胡某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复诊，病历记载：继发性癫痫患儿复诊，基底节病变原因不明，仍有反复抽搐发作。诊断：继发性癫痫，发育迟缓，基底节病变。2018年8月21日至同年9月7日，胡某因“确认癫痫1＋年，3天内再发抽搐1次”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记录记载，08-31头颅ＭＲ示：双侧基底节区、双侧尾状核头异常信号。头颅ＭＲｓ示：双侧基底节区、尾状核区病变，结合ＭＲＩ平扫及ＤＷＩ，考虑中毒或代谢性疾病后遗改变，局部乳酸代谢增强。头颅ＤＷＩ示：双侧基底节区结节状扩散受限高信号。09-04请影像科会诊阅片对比外院头颅ＭＲ及本次我院头颅ＭＲ回示：1、双侧尾状核、壳核对称性异常信号，考虑代谢性疾病。2、对比2017年、2018年头颅ＭＲＩ，双侧尾状核、壳核对称性异常信号范围稍缩小（无进展，较前略有改善）。出院诊断为：1、癫痫；2、遗传代谢性疾病。2018年10月17日至同年11月12日，胡某在航空总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记录记载，2018-10-15北京航空总医院脑电图检查提示：异常脑电图，2018-10-23行迷走神经刺激术，出院诊断为：1、难治性癫痫；2、癫痫性脑病。另查明，胡某提交的2014年11月18日的优生遗传科血清学产前筛查报告单筛查18-三体综合征结果为高风险。2014年12月1日的优生遗传科染色体检查报告对送检的羊水检验诊断为：46，＊＊，1ｑｈ＋。2014年12月5日的荧光原位杂交（ＦＩＳＨ）检测报告载明，送检标本为羊水，送检原因为18-三体筛查高危，检测结果为：随机计数50个羊水细胞，13号染色体、18号染色体、21号染色体，ＸＸ／ＸＹ染色体探针数目均正常，其两个信号的细胞数目在90%以上。上述报告单载明的患者姓名为尹芯，陈某称该名系其小名。本院认为，虽上述报告单载明的患者姓名并非为陈某，但报告单的内容与涉案的病历资料可以相互印证，故对陈某的该陈述予以采信，上述报告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018年8月24日，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将胡某的ＥＤＴＡ抗凝血／尿送检至北京全谱医学检验实验室，2018年9月13日北京全谱医学检验实验室出具基因检测报告，载明患者临床表现：癫痫、头ＭＲ基底节病变（尾状核、壳核病变）语言发育落后，运动发育落后，运动不协调，血尿代谢筛查无特殊。怀疑疾病：基底节脑病、生物素，硫胺素反应基底节脑病、线粒体脑病。对送检样本作线粒体ＤＮＡ高敏感性测序分析后，血、尿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未发现疾病相关性较高的变异。再查明，陈某系于2018年11月22日向平安人寿公司提出理赔申请。除此之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所提胡某所患疾病达不到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标准，不属于重疾疾病保险金的赔付范围的上诉理由，经查，陈某与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约定，少儿特定重疾中的严重癫痫是指：本病须由神经科或儿科专科医生根据典型临床症状和脑电图及ＭＲＩ、ＰＥＴ、ＣＴ等影像学检查确认。理赔时必须提供6个月以上的相关病历记录证明被保险人存在经抗癫痫药物治疗无效而反复发作的强直阵挛性发作或癫痫大发作，或者已行神经外科手术以治疗反复发作的癫痫。根据胡某的就医治疗记录，胡某因癫痫反复发作就医治疗长达1年7月余，并已行迷走神经刺激术的神经外科手术，其病情符合《人身保险合同》中约定平安人寿公司承保的特定重疾中的“严重癫痫”的情形，平安人寿公司应依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要求对胡某所患疾病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严重癫痫”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经查，本案《人身保险合同》对“严重癫痫”已作明确的释义，亦对理赔须提交的资料亦有明确的记载说明，并未约定“严重癫痫”的确认需以鉴定机构鉴定为条件，胡某的病情以及所提交的病案资料符合本案《人身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严重癫痫”的情形，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提出的鉴定事项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的专门性问题，一审法院对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所提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所提胡某在胎儿时已有染色体异常，存在比较严重的胎儿遗传性疾病，陈某投保时隐瞒胡某曾经患斜颈疾病及治疗的事实，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其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给付保险金的上诉理由，经查，首先，根据陈某孕期产检报告及胡某有关遗传病的各项检测报告，均未显示胡某患有遗传性疾病，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亦未提交充分有效之证据证明胡某患有遗传性疾病，其次，本案《人身保险合同》“平安少儿平安福终身寿险（至尊版）条款”7.5“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条款在性质上属于保险责任免除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平安人寿公司应向投保人陈某作出明确说明的义务。但平安人寿公司只是在保险合同中以列举的方式列举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生活习惯、身体残障、症状体征、病史询问等情况，让投保人在“是”或“否”上以划勾的方式填空，没有任何告知投保人在上列情况作出“是”或“否”选择后的法律后果，是否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以及哪些情况属于“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的情形等等，显然平安人寿公司作为保险人在投保人的选择事关合同重要权利义务以及责任免除等情况下，未尽到应有的、合理的“明确说明”义务，应承担相应不能免除责任的法律后果。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亦没有提供证据证实陈某未如实告知之询问事项属于足以影响平安人寿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陈某为胡某投保的险种或者提高保险费率，并有权解除合同的情形，故对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所提本案《人身保险合同》成立之日为2016年12月18日，胡某于2018年10月经航空总医院确诊为难治性癫痫、癫痫性脑病，未超过两年，故其有权解除保险合同的上诉理由，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人身保险合同》成立于2016年12月18日，即使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有权解除本案《人身保险合同》，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保险合同，亦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胡某于2018年10月17日至11月12日在航空总医院住院治疗，行迷走神经刺激术，陈某于2018年11月22日向平安人寿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并不存在故意拖延至保险合同成立满两年后再申请理赔的行为，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提出应以胡某经航空总医院确诊为难治性癫痫、癫痫性脑病的时间2018年10月作为认定两年期间是否届满的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所提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平安人寿公司、平安人寿贵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60元，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厉文华审判员  任光焰审判员  邓 艳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张玉梅书记员冯宇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