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27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20楼2001、21楼21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68P。负责人：张学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彦，广东拓孚创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嘉雯，广东拓孚创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巧平，女，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201，公民身份号码440************82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敏红，女，1987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867。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卓文，男，1988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36。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卓成，男，199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201，公民身份号码440************831。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宽军，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翠霞，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8民初4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向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支付吴国健意外身故保险金4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向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返还2019年3月、4月、5月保险费共1134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被告收取之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实际返还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由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支付保险金400000元；二、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返还2019年3月、4月、5月的保险费共1134元；三、驳回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17元，减半收取3658.5元，由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负担。因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已预缴3658.5元，故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在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时将3658.5元一并迳付给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法院不作收退。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400000的责任；改判由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给付“一般身故保险金”14288.4元及退还保险费1134元；3.判令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崔巧平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吴国健是意外死亡，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崔巧平等人提供的证据分别为：《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关于吴国健死亡原因的补充说明》；吴国健死亡头枕部出血情况的图片（5张）及视频。佛山市高明区*****卫生院（以下简称更合医院）2019年2月20日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吴国健的死亡原因为心跳、呼吸骤停，且死者家属已经在证明书上签字确认。《关于吴国健死亡原因的补充说明》将死亡原因补充为“心跳、呼吸骤停，原因待查：颅脑外伤？”。一审庭审过程中，崔巧平等人确认了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提供的调查报告及对医院的走访。对医院周院长的录音中，周院长明确了是因家属不断到卫生院强烈要求重新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医院在家属多次要求下才于2019年3月4日加出了一份补充说明，该补充说明也表明死者死因待查，并且该补充说明并不是医院的真实意思表示，仅是应家属的表述而写的。周院长同时陈述已于当时明确告知过家属需要尸检才知道具体死亡原因，没有证据证明死亡是由于脑外伤引起的，医院不能得出该结论。崔巧平等人提供的死者死亡后头枕部出血情况的图片及视频仅证明死者尸体头枕部有出血的情况而无法直接证明死者是因颅脑外伤而导致的死亡，更无法证明死者是意外死亡。由于死者在发生心跳、呼吸骤停前是站立状态的，疾病发作时不可能站着死亡的，必然倒下，倒下必然会导致一些外伤存在，不能因有外伤就推定死亡原因就是外伤。因此，吴国健的死亡原因就是心跳、呼吸骤停，具体是何疾病导致应该根据进一步的尸检才能最终确定，但不论何疾病都不是意外所致。家属怀疑是脑颅外伤引起的，但又在当天拒绝做尸检，有关证据在死者身体上，家属拒绝做尸检导致证据丧失，应当由家属承担举证责任，而不应当将举证责任倒置给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二）脑颅受伤与心跳、呼吸骤停没有因果关系。从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事发现场的录像显示：吴国健是因身体疾病导致心跳骤停而后直接后仰倒地，其死亡是有预兆而死者本人未足够重视并及时就医导致的，依据是公安机关对崔巧平的询问笔录第2页倒数第4行及公安机关对吴志江的询问笔录第2页第13行的内容。（三）死者是因突发的心跳、呼吸骤停引发的后仰倒地，死者倒地时已经处于急速死亡状态，而不是因倒地导致心跳、呼吸骤停。公安机关提供的调取的案发录像视频显示吴国健是在开阔地、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在原地站立时、直接直挺挺的后仰倒地，是因突发的心跳、呼吸骤停引发的后仰倒地，而不是因倒地导致心跳、呼吸骤停。如因不小心摔倒的结果仅是导致皮外伤，且摔伤者都会有各种应急保护动作的应急措施，如用手撑地动作等，但事故录像显示吴国健是直挺挺的向后倒下。且即使导致颅脑受伤，也不至于导致心跳呼吸骤停，颅脑受伤与心跳呼吸骤停没有因果关系。公安对谭志强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8行及公安机关对欧阳建平的询问笔录第2页倒数第8行可以反映上述内容。（四）吴国健自倒下至医院宣告死亡期间无外伤及出血情况，而死亡后2小时法医例行检查发现尸体头枕部出血的原因不明，不能认定为“颅脑外伤导致的出血”，也不能认定吴国健是因为“颅脑外伤导致的死亡”，更不能认定其是意外死亡。现场抢救医生欧阳建平的询问笔录、谭志强的询问笔录、吴志江的询问笔录、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委托的公估公司调查员对参与抢救的门诊张闯医生的录音询问、对医院周院长的录音询问可以反映上述内容。至于死亡2小时后法医例行检查时发现死者头枕部血流不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尸体头枕部出血无法查明，也无法确认死者存在脑外伤，因此不能据此认定死者吴国健是因颅脑外伤导致的出血，也不能认定其是因颅脑外伤导致的死亡，更不能认定死者就是意外死亡。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崔巧平等人应承担对死者是否因意外伤害死亡以及该意外伤害与其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但崔巧平等人未完成其应尽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崔巧平等人应对死者吴国健是否属于意外身故承担举证责任，而其一审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死者是意外伤害致死，故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保险受益人（即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应承担证明被保险人属于意外伤害死亡的举证责任。崔巧平等人的证据无法符合保单保险条款第7.2约定的意外伤害【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的情形。卫生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死亡原因为“心跳、呼吸骤停”，无法证明死者是意外死亡，崔巧平等人未完成其应尽的举证责任。（二）吴国健死亡的直接原因系心跳、呼吸骤停，且医生开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死亡的原因是因疾病所致，崔巧平等人对《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没有异议，吴敏红已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签名确认。（三）崔巧平等人未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和原因难以确定，且崔巧平等人现有证据未能证明吴国健系因意外导致死亡。心跳呼吸骤停并不能直接、充分证明死者就是意外致死，受益人并未完成对被保险人意外伤害致死的举证责任。（四）崔巧平等人未及时将吴国健死亡情况告知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致使保险公司在得知吴国健死亡情况时已无法再自行组织或者要求崔巧平等人共同委托专业机构对吴国健的死因进行核实，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对吴国健死亡原因无法核实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已经尽到最大可能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及法定的要求，完成了自己的证明义务。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委托公估公司走访事故发生地、走访派出所、走访更合镇卫生院及抢救医生、现场目击证人；申请法院调取案发录像视频及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搜集了录音、照片、视频、询问笔录等证据，这些证据均充分证明吴国健当时没有遭受任何外来意外伤害，并非意外伤害致死，且已有医院证明死者死因是心跳、呼吸骤停。崔巧平等人在更合医院告知的情况下拒绝做尸检，死者尸体也于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取证前火化，保险公司无法对死者死因作进一步核实，原审法院要求保险公司对死者存在具体的致死疾病承担举证责任显失公平。三、本案吴国健死亡的情形仅属于“一般身故”情形，不属于“意外身故”情形。本案的事故不符合《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条款》保险责任中约定的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情形。崔巧平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吴国健死亡是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意外事故，从公安调取的现场事故录像及询问笔录也无法作出死者是因意外受伤致死的结论。保单保险条款第7.2：[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因此，必须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才能按照【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标准给付保险金，根据被保险人提交的佛山市高明区*****卫生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吴国健的死亡原因为心跳呼吸骤停，因此，吴国健是基于其自身的潜在的疾病原因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在原地站立的情况下、突发疾病心跳呼吸骤停而发生向后直接后仰倒地。崔巧平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吴国健死亡是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意外事故，从公安调取的现场事故录像及询问笔录也无法作出意外受伤致死的结论。吴国健晕倒也只是死亡的最终表象，不是死因。从法院调取的事故现场录像及公安机关对吴志江的询问笔录及我方调查充分显示：吴国健是站在自己的车后面计算数写东西，在周围没有人的空阔平坦地、在站立不动的情况下、在无任何外力碰撞的情况下自行突然后仰倒地猝死，死亡时间非常迅速，倒地时面部发青，呼之不应，很快没有心跳，从更合医院出车到现场只有2分钟时间，医生到场时已是死亡状态。即使有伤也是因猝死致倒地后所产生的而不是因意外受伤而死亡。根据医学观点，猝死是指急性症状发生后快速死亡。吴国健是基于其自身的身体原因导致心跳呼吸骤停，吴国健的上述疾病及最终死亡的发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于不可抗力，不属于因意外伤害导致死亡的情形。故吴国健的死亡不属于意外伤害致死的保险责任赔偿范围，只能按照一般身故保险金进行理赔。根据人民人寿保险调查的现场图片显示：出事位置是水泥地面，非常平坦，可以行走车辆。根据法院调取及人民人寿保险获得的事发现场当时的录像显示：吴国健是站在原地一段时间没有任何走动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突然向后仰倒地，呼吸停顿，也没有任何摔倒的应急反应。吴国健是向后仰倒地的，故存在后仰倒地的后脑接触的存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家属对医院当时开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是没有异议的，吴国健的女儿吴敏红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已签名确认。家属也确认认为死因无异议，没有要求做尸检。后经过了一段时间家属因为发现了保险单，为了多收保险金，才强烈要求医院重新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但被医院拒绝重新出具，医院在家属多次要求下才于2019年3月4日加出了一份补充说明，该补充说明并不是医院的真实意思表示，仅是应家属的表述而写的。家属要求写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高额的额外保险金。判断责任与否应根据近因原则，近因原则是判断事故与标的的损失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而确定赔偿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案导致吴国健死亡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自身疾病导致猝死。因此，吴国健的死亡不符合《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2.3条款中的【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保险责任的范围，故吴国健的身故仅属于【一般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保险责任范围。四、本案的诉讼费用问题，由于吴国健发生的保险事故仅属于“一般身故”情形，不属于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故崔巧平等人主张意外身故保险金没有合同依据、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应由崔巧平等人自行承担诉讼不利的后果。故请求法院判令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综上，吴国健的死亡不符合意外伤害身故情形，不属于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中的【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保险责任赔偿范围，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不应承担赔付崔巧平等人基本保险金2倍400000元的保险金责任。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同意按照“一般身故保险金”约定的按所交保险费的105%给付一般身故保险金，吴国健从2016年5月10日合同生效至2019年2月19日已缴纳保费13608元，可以获得“一般身故保险金”14288.4元。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同意对2019年2月19日死亡之后托收的保险金予以退还1134元。崔巧平等人辩称，崔巧平等已经举证证明吴国健死于意外伤害，相应证据符合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主张吴国健死于疾病却没有举证证明。吴国健的死亡属于意外伤害，应适用保险合同意外身故条款予以赔付意外身故金400000元。一、吴国健颅脑外伤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案的证据足以证明吴国健死于颅脑外伤。（一）医学上的死亡原因不等于法律上的死亡原因，更不等于所有法律关系下的死亡原因。吴国健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载其死亡原因是心跳、呼吸骤停。该描述是笼统的，仅能反映吴国健死亡时的状况，不能反映出其死亡的原因，更不能解决吴国健死亡究竟是他人伤害、意外伤害还是疾病造成这一问题。吴国健法律上的死亡原因还需要从法律角度分析因果关系。（二）保险合同纠纷，采取近因原则，即最近的因果关系、最短的因果链条；本案，颅脑外伤是吴国健死亡的近因。吴国健摔倒后引发颅脑外伤，导致死亡。从因果链条看，颅脑外伤是与吴国健死亡最接近的原因。至于吴国健是因意外伤害摔倒，是他人故意伤害摔倒，是不慎摔倒，还是疾病休克摔倒，这些摔倒的原因只是颅脑外伤的近因，并不是吴国健死亡的近因。因此，本案我们只需要考虑颅脑外伤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无需考虑摔倒的原因。吴国健遭受颅脑外伤，继而很快死亡，说明了颅脑外伤与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吴国健的死亡原因是外伤。（三）本案适用的证据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不需要排除合理怀疑，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四）本案的证据足以认定吴国健死于外伤，并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1.吴国健16时59分摔倒，法庭调查的谭志强询问笔录第3页倒数第七行，可知吴国健倒地后还继续发出声音；救护车17时15分到达；吴国健的死亡时间为18时01分。从前述时间看，吴国健倒地前没有死亡，倒地后也不是立即死亡。因此，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在其上诉状所猜测的“因身体疾病导致心跳骤停而后直接后仰倒地”，与事实完全不符。再从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提供的案发现场录像视频看，事发地点处于路边，环境复杂，而监控画面质量偏低，无法看清吴国健是否遭受外力如车辆行驶弹起石子等导致其摔倒。但双方均确认吴国健是摔倒时后脑着地。2.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提交的与欧阳医生通话录音第4分04秒开始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欧阳建平询问笔录，均证明了吴国健头部有外伤，只是抢救时未发现。而崔巧平等提交的吴国健死亡时头枕部流血的照片、视频，也足以证明吴国健摔倒时因后脑着地，引发颅脑外伤，死亡时头枕部流血不止，其系死于颅脑外伤的事实。3.心跳、呼吸停止是医学描述，该描述并不能从法律上界定死亡原因是疾病还是外伤。更合医院受转移尸体、火化手续的时限限制，在没有发现吴国健颅脑外伤的情况下，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描述其死亡原因是“心跳、呼吸骤停”，这一描述并没有说明吴国健具体的死因。之后，崔巧平等要求医院对吴国健的死亡原因予以明确。由于无法更改《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更合医院基于吴国健颅脑外伤、枕部流血不止的客观事实，又有警察说明及目击陪同人员证明吴国健摔倒的事实，对吴国健死亡的进一步分析认定，于2019年3月4日出具《关于“吴国健”死亡原因的补充说明》，对其死亡原因的具体补充为：“心跳、呼吸骤停原因待查：颅脑外伤？”。这一补充说明是医院基于其专业知识、职业操守作出的，是对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死亡原因的详细说明，而不是为了某个人随意篡改事实，是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的。而且，补充说明写的是“原因待查：颅脑外伤？”，并没有写“原因待查：颅脑外伤？疾病？”，更没有写“原因待查：疾病？”，其表达的含义是：当事人死于外伤的可能性非常大，但不能绝对确定；根据外伤情况，并不需要考虑疾病致死的可能性。4.颅脑外伤的临床表现可以是迟发性出血，而不必然是立即出血；在抢救时过程中，医护人员没有发现外伤，是医护人员疏忽所致，不等于没有外伤。虽不知吴国健是受何外力导致摔倒，但能够确定的是，吴国健是自站立状态后仰摔倒，仅论已知的身体重力这一巨大的外力作用下后脑着地，其颅脑损伤都是必然的，其后果也是不可预估的。从吴国健摔倒陷入昏迷，到医护人员到场，已经过了足足15分钟。再从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与欧阳医生通话录音以及一审法庭调取的欧阳建平询问笔录中，均证实了医护人员在救治过程中，只顾着吴国健的生命体征，只关注其心跳和呼吸，而忽略了对其头部的检查，没有发现吴国健头部是否有血肿情况。又因为更合医院没有配备CT检查设备，在吴国健整个救治过程中，没有进行CT常规检查。也就是说，在整个抢救过程中，颅脑外伤的情况没有被发现甚至被忽视。5.吴国健在事发之前身体健康，也无疾病，是外出时摔倒后存在颅脑外伤而死亡，符合外来的、非疾病的特征。也没有任何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医疗机构的诊断书认定吴国健是死于疾病或猝死。再从盖然性角度分析，双方提交的证据均证明了吴国健意外摔倒、脑部有外伤、枕部流血不止的客观事实，医院的诊断也推断吴国健死亡原因是颅脑外伤，吴国健因摔倒导致颅脑外伤而死亡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他原因。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认定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吴国健的死亡属于意外伤害。二、吴国健2月19日死亡，2月21日火化。在警方排除他杀，崔巧平等不知道案涉保险合同存在的情况下，对吴国健进行尸检在当时明显是没有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崔巧平等放弃尸检，是正常人的选择，符合人之常情。三、根据上述意见，本案的证据足以证明吴国健死于意外伤害。而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主张吴国健的死亡是疾病所导致，应当对吴国健存在致死的疾病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吴国健死于疾病。（一）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没有履行格式条款告知义务，案涉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不产生效力，其保险责任不能免除。吴国健以电销方式购买保险合同，因电话通话的局限性以及保险合同篇幅长的特点，根据常理，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不可能通过电话逐一条款向吴国健释明。保险合同上的合同生效时间早于吴国健签收合同时间，也就是说，吴国健在购买该保险合同时是没有看到纸质合同的，勿论能够充分阅读并清晰理解合同条款。案涉保险合同第6页第5.2条“保险事故通知”没有加黑、加粗等予以提示，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因此，该条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也就是说，在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对于无法确定的部分，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更何况，在本案中，虽然崔巧平等是在吴国健火化后才通知，但吴国健死亡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均是确定的，并不适用案涉保险合同第6页第5.2条“保险事故通知”条款。（二）崔巧平等在吴国健火化后发现案涉保险合同，已经及时告知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举证责任也不应该苛求于崔巧平等。崔巧平等在吴国健火化后约一周整理其遗物时，才从其手机短信得知吴国健购买了案涉保险合同的事实。在吴国健死亡后约一周，崔巧平在朋友陪同下，第一次到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位于高明区荷城街道跃华路中意大厦的网点，确认吴国健是否向其投保并告知吴国健已意外死亡的事实；2019年3月12日，崔巧平再次到中意大厦网点，正式向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报告吴国健意外死亡的事实，并出示吴国健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死亡原因的补充说明等，要求理赔，中意大厦网点的前台工作人员当时就致电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报告该意外死亡事故和崔巧平的理赔申请。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委托广州市高澜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开展调查。（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本案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主张吴国健死于疾病，属于反驳，在崔巧平等已经完成举证的情况下，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应当对反驳的主张承担的举证责任。四、吴国健的死亡属于意外伤害，适用保险合同意外身故条款。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应向崔巧平等赔付意外身故金400000元进行赔付。吴国健死亡系因意外摔倒所致，颅脑外伤、枕部流血不止是客观存在的，完全符合保险合同第7.2项意外伤害的的解释，适用意外伤害条款，按基本保险金额的2倍进行赔付，即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应向崔巧平等人赔付意外身故金400000元。二审期间，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询问笔录（吴志江）、询问笔录（谭志强）、询问笔录（崔巧平）、询问笔录（欧阳建平）各1份；2.事发录像及照片；3.录音（更合医院张院长、接诊医生）、录音（吴志光）、录音及访谈记录（崔巧平）、录音（派出所）各1份；4.更合医院出车登记表1份；5.裁判文书4份。经审查，上述证据1-4均属为一审已提交的证据，并经法院组织双方质证，本院不予采纳。证据5为其他相关案例裁决，对本案审理没有约束力，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二审期间，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范围为：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应否向崔巧平等人给付保险金的问题。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吴国健因不慎跌倒，导致意外身亡，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应据其与吴国健之间合法有效的人身保险合同承担保险理赔责任，其中意外身亡保险赔偿金400000元。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崔巧平等向法院举示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关于“吴国健”死亡原因的补充说明》、照片及视频等证据。经审查，《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关于“吴国健”死亡原因的补充说明》两份均由更合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亡原因为：心跳、呼吸骤停，《关于“吴国健”死亡原因的补充说明》将死亡原因补充为：心跳、呼吸骤停，原因待查：颅脑外伤？根据医更合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书确定吴国健身亡原因为心跳、呼吸骤停；后更合镇中心卫生院补充说明原因待查：颅脑外伤？反映死亡原因可能是因颅脑外伤导致。但上述死亡证明及补充说明并未明确导致死亡的具体原因，崔巧平等人提交的照片、视频等证据也无法证明吴国健是意外跌倒导致身亡，在没有其他证据进一步证明的情况下，吴国健的身亡原因难以确定是否为保险条款约定是意外事故导致。故，本院对崔巧平等人主张吴国健系因不慎意外跌倒导致身亡的主张不予确认。另外，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诉讼主张吴国健为一般事故身亡，并向法院举示了《询问笔录》、录像、调查录音等多份证据，证明吴国健系在开阔平地上无故倒地致后身亡，该情形符合双方保险条款约定的一般事故死亡，其应承担该项的保险理赔责任，向崔巧平等人赔付14288.4元保险金。经审查，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在本案所举上述证据虽然可以反映吴国健在平地跌倒的情况，也反映了吴国健在身亡前可能身体不健康的情况，但对于吴国健是因不慎跌倒身亡还是其他原因导致跌倒身亡，亦或是自身原因身亡，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并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且死者吴国健已经火化，不具备进行尸检条件，故其死因已无法查明。承上，根据崔巧平等人及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本案举示证据材料、双方庭审陈述和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录像等证据材料，本案被保险人吴国健的死亡系由不慎跌倒导致，亦或是非意外的自身原因导致难以确定，崔巧平等人及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两方所举证据及陈述均无法直接、明确的证明吴国健的身亡原因。一审法院对吴国健死亡原因认定为意外身亡属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被保险人的损失系由承保事故或者非承保事故、免责事由造成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相应比例予以支持”的规定，结合本案吴国健身亡的相应情形、双方诉讼举证证明情况及被保险人吴国健继承人的损失，本院确定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第2.3“保险责任”部分中“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约定向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赔付该约定50%的保险金，即400000元×50%=200000元。吴国健多交部分保险金，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一并予以退回。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公司上诉所提，部分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8民初40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8民初40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支付保险金200000元；三、驳回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17元，减半收取3658.5元，由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负担1829.25元，由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负担1829.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17元，由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负担3658.5元，崔巧平、吴敏红、吴卓文、吴卓成负担365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李 炜审 判 员 刘金玲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杨德超书 记 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