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冀行终1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荆春雷，男，1983年5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竞秀区富昌乡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天威西路**。 法定代表人简智涛，该乡乡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竞秀区农业农村局，住，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五四西路**/div> 法定代表人田志宏，该局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五四西路**iv> 法定代表人张雪松，该区区长。 上诉人荆春雷因不服强制拆迁行为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行初21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荆春雷上诉称，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行初210号行政裁定书；2、依法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156642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荆春雷自2005年开始，在自家土地上修建养鸡场，总面积为3355平方米。养鸡场建成后，上诉人家庭以经营养殖业为生，至今已有14年。2016年9月20曰、2017年9月6日，保定市竞秀区富昌乡农业技术综合推广站两次向上诉人发放《告知书》，通知上诉人的养鸡场被列入搬迁、取缔范围，要求上诉人限期关停养鸡场，但并未向上诉人出示任何法律、政策文件，也未向上诉人进行说理。2019年3月19日，竞秀区政府领导李立军（副区长）、许保旗（区农业局书记）、田志宏（区农业局局长）、简志涛（富昌乡乡长）等干部，带领百余人，在没有出示任何工作证件和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对上诉人的养鸡场进行封锁，并强制抓鸡贩卖（产蛋高峰蛋鸡20000只），致使上诉人遭受财产损失1566420元。 2019年7月9日，上诉人将该案起诉到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定市竞秀区富昌乡人民政府根据《保定市竞秀区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作出自行处理存栏即拆除养殖汤的告知书。该告知书对上诉人设定了自行处理存栏的后果，上诉人所诉强制封锁养殖场、强行拉走饲养鸡的行为只是上述告知书的执行行为，未对上诉人重新设定其他权利义务，且上诉人未主张有其他损失，故本案上诉人以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政府、富昌乡人民政府、竞秀区农业农村局作为被上诉人起诉强制封锁养殖场，强行拉走饲养鸡的行为，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认为，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被上诉人强制封锁养殖场、强行拉走饲养鸡的行为是可诉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因此，被上诉单位的行为是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根据该法第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根据以上规定，行政强制行为是可诉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因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适用法律错误。二、被上诉人强制关停上诉人养鸡场的程序违法（一）被上诉人在进行强制关停前，未进行任何书面催告程序，未听取上诉人诉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地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如果说之前的《告知书》为催告：1、被上诉人未依法进行催告程序。未告知上诉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未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二）被上诉人单位在强制执行前，未向上诉人提供强制执行决定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在催告期间，对有证据证明有转移或者隐匿财物迹象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立即强制执行决定。然而被上诉单位未向上诉人提供以上强制执行决定文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三）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四）通知当事人到场；（五）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七）制作现场笔录；（八）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被上诉单位执法人员，在强制关停上诉人养鸡场时，未出示工作证件，未听取上诉人意见，未告知上诉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据、理由和救济途径，未制作现场笔录，违反了以上规定。（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迀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根据以上发条规定，因强制执行违法、撤回行政许可和新划定限养区需对上诉人的损失进行补偿。上诉人一家以养殖业为生多年，期间投入巨大人力、财力。而被上诉单位强制关停上诉人养鸡场，既未依法同上诉人商议补偿方案，也未给上诉人支付任何补偿款项，并在强制执行过程违法强行关停养殖场，给上诉人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经统计损失为人民币1566420元。综上，被上诉单位强制关停上诉人养鸡场的行为行为违法，请法院依法判决，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原审原告荆春雷诉称，其在小汲村经营养鸡场，合法拥有鸡舍和相关附属设施。被告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政府的副区长李立军、被告保定市竞秀区农业农村局的书记许保旗和局长田志宏、被告保定市竞秀区富昌乡人民政府的乡长简智涛未经法定程序于2019年3月19日以关停养鸡场为由，组织100余人擅自非法对原告养鸡场强制封锁，并强行拉走6车鸡（约两万只）。被告强行封锁、关停原告养鸡场并拉走6车鸡的行为已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原告巨大损失。综上所述，请求依法确认被告组织实施的强制封锁、关停原告养鸡场并拉走6车鸡的行政行为违法；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政府辩称，答辩人在本案中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因此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答辩人组织本次联合执法行动，是依据竞秀区政府文件而为，在该文件中对于所参与各职能部门的具体分配责任进行了详细的分配，切根据分配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具体行政强制措施均由各职能部门的法律许可范围内依法进行。答辩人本次联合执法行动中所起的作用只是组织、协调、监督，答辩人没有以自身名义做出任何影响被答辩人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能够成为被诉行政机关的必要条件，就是该行政机关做出了影响行政相对方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在本案中，答辩人没有作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故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提起的诉讼。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是原则性规定，且该条规定所强调的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才有权向法院起诉。本案中，原告的养殖场没有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排污许可证、防疫许可证等证件，需要具备的证件，原告均不具备，故原告的权益不属于合法权益，法律不应该保护非法权益，请求驳回原告诉求。此外，原告谈到行业现状问题，我们认为，行业现状如何并不能证实原告经营行为合法有效，而且经村委会同意，并非履行了法定的审批程序。原告养鸡场2005年建立，其建立之初，就没有办理任何经营性手续，属于违法经营，且其违法行为一直延续至今，那么庭审过程中被告提到的行政法规可以适用于本案。 被告保定市竞秀区富昌乡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的鸡场在禁养区内；二、原告的鸡场无任何合法手续；三、乡政府是基于区政府的文件的授权，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辖区内所有养殖场户进行搬迁取缔，负责与环保局对接，对于不配合工作的养殖场户进行关停移交；四、乡政府依照文件的授权事先多次对原告养殖场所进行关停告知，但原告扔拒不搬迁后于2019年3月19日由多部门联合执法进行关停取缔；五、由于原告是无证经营所以鸡场不能按照营业损失进行补偿，只能按照鸡的市场价值进行直接补偿，在处置养殖场的鸡的过程，对鸡的补偿款项我们多次要求原告支取，原告拒不支取，款项仍在乡政府保管，原告随时可支取。基于以上五点，原告诉讼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权益不是合法权益，故请求驳回原告诉求。此外，取缔行为不是征收和处罚行为，鸡场在前建立不能作为对抗法律实施的理由。原告没有合法手续，所以在补偿时不能按照经营性收益主张，所以涉及的补偿是不应当按照营业损失补偿。 被告保定市竞秀区农业农村局辩称，一、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原告所诉的强制关停行政强制行为的执法主体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答辩人不具备作出所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执法主体资格。二、根据《保定市竞秀区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竞政办字【2016】74）第六条规定其负责禁养限养区内畜禽养殖污染清理整治的政策宣传告知工作，2019年3月19日答辩人到现场是在从事实施方案中确定的政策宣传告知工作，并非所诉的强制关停行为，答辩人的行为合法且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所述，答辩人非所述的强制关停行政强制行为的实施主体，答辩人实际也没有实施强制关停并拉走六车鸡的行为，故被答辩人所诉答辩人行政行为违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依法判决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荆春雷在保定市竞秀区家养鸡场，拥有鸡舍和相关附属设施。2016年11月22日，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保定市竞秀区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实施方案》，规定了禁养区的事实依据、主要内容、禁养限养范围及污染防治目标、补偿依据及范围、时间安排、保障措施、工作经费及工作要求。荆春雷养鸡场所在区域被列为禁养区范围。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9月6日，保定市竞秀区富昌乡政府及该乡农业技术综合推广站先后五次向原告养殖场送达告知书，告知原告荆春雷所建的养殖场被列为搬迁、取缔范围，限期自行处理存栏及拆除养殖场。2019年3月19日，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政府根据《保定市竞秀区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告知书》，组织联合执法行动，拉走原告养殖场饲养鸡。 原审法院认为，保定市竞秀区富昌乡人民政府根据《保定市竞秀区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作出自行处理存栏及拆除养殖场的告知书。该告知书对荆春雷设定了自行处理存栏的后果，荆春雷所诉强制封锁养殖场、强行拉走饲养鸡的行为只是上述告知书的执行行为，并未对荆春雷重新设定其他权利义务，且荆春雷亦未主张有其他损失，故本案荆春雷以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政府、富昌乡人民政府、竞秀区农业农村局作为被告起诉强制封锁养殖场、强行拉走饲养鸡的行为，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荆春雷的起诉。 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查认为，保定市竞秀区富昌乡人民政府根据《保定市竞秀区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多次作出自行处理存栏及拆除养殖场的告知书。该告知书对荆春雷设定了自行处理存栏的义务，并明确规定了自行处理存栏的期限即进行了催告。荆春雷所诉强制封锁养殖场、强行拉走饲养鸡的行为是上述告知书的执行行为。该行为不属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故荆春雷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综上，原审裁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赵向鸿 审判员  李学境 审判员  刘云鹏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李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