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91341号原告：侯俊，男，196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宗仿，上海翰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泰州市同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法定代表人：陈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会，上海明梓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森睿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XXX号XXX号楼XXX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法定代表人：代成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会，上海明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侯俊与被告泰州市同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同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宗仿，被告泰州同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会、郑翔到庭参加诉讼。其后因原告申请追加上海森睿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森睿公司)作为第三人，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宗仿，被告泰州同源公司与第三人上海森睿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会、郑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侯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79,717.44元以及利息(以9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7年10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89,717.44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9年1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7年9月根据被告的要求，承接被告施工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保利周浦中建五局”工地项目的前期路面及零星工程。2017年11月21日原、被告签订内部承包合同(钢筋分项)，约定被告将上海市浦东新区“保利周浦中建五局”工地项目的钢筋分项等工程(以下简称系争工程)交由原告承包施工，并约定计算价格标准，其中夹层按建筑面积(按总包计算规则)92元/平方米结算。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组织工人进行施工。2017年10月24日，原、被告对前期因施工条件不成熟和项目路面硬化等产生的承包范围之外的工程款进行结算，其中工程款为75,000元，误工费为15,000元，但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一直拖延未付。2019年1月31日，因工人讨薪，原告找到被告结算后期正常施工的工程款，但被告以没钱为由，要求对夹层工程先按照36元/平方米进行结算，减少部分以后再说。原告迫于工人讨薪压力只能按照被告的说法先行结算一部分。经原告计算，夹层部分减少的款项为74,717.44元。此外，被告还以原告班组中的工人打架为由扣除了15,000元的工程款，原告认为该笔费用不应当扣除。被告泰州同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系争工程最初确实是被告分包给原告的，但是在2018年5月5日，合同的主体已经进行了变更，被告已经从中退出，由第三人上海森睿公司与原告进行涉案项目的合同履行，故原告起诉的主体有误。原告与森睿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就系争工程进行了结算，夹层费用以及15,000元的工人打架罚款也都包括在结算单中，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任何人胁迫原告，结算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相应的工程款已经结清，原告也向森睿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所以不同意支付原告所主张的夹层部分工程款74,717.44元和工人罚款15,000元。原告所主张的2017年10月24日发生的90,000元，这两笔费用是不存在的，当时是农民工围着被告的工作人员成正贵，他逼于无奈才写下的这两张字据，他最初写的是15,000元的欠条，因为原告觉得金额少了，又由原告草拟了75,000元的承诺书让他签字，实际上欠条上的15,000元是包含在承诺书的75,000元之中的，而且在2019年1月31日系争工程结算时这笔费用已经包含进去了。其已将与第三人签订《三方协议书》变更合同主体的情况告知过原告。第三人上海森睿公司称同意被告泰州同源公司的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0月24日，被告的工作人员成正贵向原告出具《承诺书》，内容为“侯俊班组在前期施工中因施工条件不成熟和该项目路面硬化、以及其他零星工程、图纸更改、围护加强等产生承包范围之外的工人工资合计7.5万元，定于2017年腊月22日前一次付清。说明：指地下二层所属范围。”2017年10月24日，成正贵向原告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侯俊误工费人民币15000元。”2017年11月2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内部承包合同(钢筋分项工程)》(以下简称《内部承包合同》)。其中，第三条约定：1、承包价格：(以图纸建筑面积为基价，不含保温面积，结算时不做调整；承包价格含扎丝、垫块、马凳、钢筋的焊接、对焊及所有钢筋加工机械；二级电箱后的电箱电缆；按建筑面积结算)；2、地下车库按建筑面积负二层95元每平方米结算、地下车库按建筑面积负一层92元每平方米结算、夹层按建筑面积(按总包计算规则1/2)92元每平方米结算、一﹣三层按建筑面积36元每平方米计算…。第五条约定，6、在施工过程中，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安全违规行为进行安全处罚和签发停工令，具体如下：…现场发生打架斗殴事件罚1,000元每次。在合同落款“甲方现场负责人”处由成正贵签署。2019年1月31日，被告的工作人员侯中年向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侯俊班组工人王卫与中建五局项目部生产经理打架，罚款一万五千元在结算中已扣除。”落款日期为2019年1月31日的《上海保利周浦项目森睿劳务一标段工种汇总清单》(以下简称结算单)中载明工种为钢筋工，班组为侯俊，结算应付的金额为288,912.89元。其中序号一.4名称为“31#夹层”的项目，数量为1138.9平方米，单价36元，合价41,000.4元；序号一.5名称为“27#夹层”的项目，数量为195.34平方米，单价36元，合价7,032.24元；序号三扣除部分第4项扣除20,250元注明“含去年罚款18,750元”；在结算单底部有侯俊和潘合刚的签字。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序号一.4和序号一.5的项目即为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所提及的夹层部分工程。原告称诉讼请求中所涉及的15,000元工人罚款包括在“含去年罚款18,750元”项目之中。2019年2月3日，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向原告名下的建设银行账户(尾号为2552)汇款287,962.89元，附言为“上海周浦保利项目代上海森睿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农民工工资”。2019年2月3日，侯俊出具《承诺函》，内容为“我是27#、31#(楼梯+工种)钢筋工，上海森睿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与我班组的费用已结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与中建五局华东建设公司无任何关系。”另，被告还提供其(乙方)与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甲方)、第三人(丙方)签订的《三方协议书》，内容为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由丙方代替乙方履行《上海保利周浦西社区项目一标段主体劳务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劳务分包合同》)全部内容，乙方不再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乙方退出后，其依据《劳务分包合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丙方自愿全部接受。在《三方协议书》的落款处有被告和第三人的盖章，但无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的签字或盖章。审理中，关于在结算单上签字的潘合刚的身份，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称潘合刚是被告的工作人员，被告亦认可潘合刚是其施工现场负责人；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和第三人称潘合刚是上海森睿公司的财务主管，原告表示对此不予认可。原告还向本院陈述到，被告已经根据结算单上的金额支付完毕；被告与第三人从未向其披露过合同主体发生变更的情况，其一直是和被告在联系，结算单上虽然写的是森睿劳务，但是并未加盖第三人的公章，而且在结算单上签字的也是被告的工作人员；《承诺书》中的75,000元包括工程款和工人工资，《欠条》中的15,000元为窝工费，结算单中不包括《承诺书》和《欠条》上的金额，其认为该两笔金额已经由被告工作人员签字确认，故无须再进行结算。被告向本院陈述到，成正贵和侯中年均是其工作人员；施工过程中原告的工人与总包的工作人员的打架，总包对被告罚款3万元，后原、被告协商各自承担一半；在系争工程施工期间由于工人闹事，总包方对其管理能力表示怀疑，故其退出《分包合同》并由第三人接手；其认为《欠条》中的15,000元是窝工费，《承诺书》中的75,000元包括窝工费和工程款。第三人向本院陈述到，2018年5月5日，因为被告的主体资质有问题无法完成工程网上备案，故其与被告以及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三方协议，约定将原《劳务分包合同》的履约主体变更为第三人，并由第三人承担相应的债权债务；其还表示认可原告负责施工的系争工程的质量。以上事实，由《内部承包合同》《承诺书》《欠条》、结算单及原、被告、第三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侯俊系自然人，不具有施工资质，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虽《内部承包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关于被告辩称与原告建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已经变更为第三人的意见。本院认为，即便被告所称《三方协议书》属实，被告在《劳务分包合同》的权利义务已转让给了第三人，但是被告也未能举证证实其将上述转让情况告知过原告并取得原告同意，故在原告明确表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原告不产生效力；而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原、被告之间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并未进行过合同主体变更，故原告仍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此外，结算单的名称中虽然有“森睿劳务一标段”的称呼，但是并未加盖第三人的印章，而且被告亦曾在庭审中陈述在结算单上签字的潘合刚系其工作人员，故原告有理由相信与其进行工程款结算的仍是被告。至于《承诺函》，虽有“上海森睿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与我班组的费用已结清”的表述，但是根据前文分析，并不能单凭此认定原告已经知晓并同意被告将相关的权利义务转移给了第三人。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夹层费用74,717.44元和工人打架罚款15,000元的诉讼请求，由于原、被告双方在结算单中已经对相应的相应进行了结算，原告也认可被告已付清结算单上的金额，故其再要求被告支付上述费用，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承诺书》中工程款和工人工资75,000元，以及《欠条》中的窝工费15,000元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该两笔款项均是成正贵在被原告的工人围堵的情况下无奈书写的且15,000元的《欠条》是包括在《承诺书》的75,000元之中的，但被告对此并未能举证予以证实，而且即便认为成正贵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写的，被告也未在法定的除斥期间内行使过撤销权；此外，《欠条》中的15,000元注明是误工费，而《承诺书》中所载明的75,000元的构成并不包含误工费，从文字内容上判断两者之间并无包含关系，故对被告的该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辩称《结算单》中已对上述两笔费用进行过结算的意见，本院认为《承诺书》中明确载明该费用系在前期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承包范围之外的工人工资，《欠条》中也载明为误工费，该两笔费用在《结算单》中均未体现，故对被告的上述辩解，本院也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15,000元和75,000元两笔费用，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承诺书》中已明确约定2017年腊月22日(即2018年2月7日)前一次付清，故逾期支付该笔费用的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2月8日；《欠条》中并未约定付款期限，故应以系争工程结算之日作为付款之日，逾期支付该笔费用的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19年2月1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泰州市同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侯俊工程款90,000元；二、被告泰州市同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侯俊工程款利息(以75,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8年2月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以15,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负有给付金钱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95元，减半收取计1,947.5元，由原告侯俊负担971.5元，被告泰州市同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97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凡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沈佳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