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34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禅城区年运车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经营者：简伟年，男，汉族，1974年7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娜，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红斌，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瑞龙，男，汉族，1989年2月10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群，广东万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广东万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禅城区年运车队（以下简称年运车队）因与被上诉人杨瑞龙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34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确认原告杨瑞龙与被告佛山市禅城区年运车队在2017年3月15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受理费5元免收。”上诉人年运车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年运车队与杨瑞龙之间不存在人身隶属性。（一）年运车队在一审中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杨瑞龙有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运输任务以及运输货物种类的权利，对自己的工作时间有自主支配权，不接受年运车队的管理。年运车队的运作模式类似“滴滴打车”或者“货拉拉”等运输类平台，在接到厂家客户的货运需求后，年运车队长冼某1会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询问包括杨瑞龙在内的合作司机是否有空余时间承接该批货物的运输工作，如拒绝则联系其他司机，某个司机同意出车后，由司机自行联系厂家核实运输数量和地点及安排装卸货等。年运车队在一审时，提交了车队长冼某1与杨瑞龙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对话内容可以看出，杨瑞龙不受年运车队的管理和约束，可自由选择是否同意承接单次货物的运输，对自身的工作时间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另外，杨瑞龙还可以向车队长冼某1提出其希望得到的运费价格，在运费价格无法满足其要求时，其亦可以拒绝运输。年运车队与杨瑞龙之间明显不存在劳动关系中的人身隶属性。原审法院对该重要证据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仅从杨瑞龙驾驶的货车是年运车队购买、年运车队提供维修保养服务、提供一定的耗油等对认定是否存在管理行为等无法起关键作用的角度进行论述，强行认定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没有说服力。年运车队在庭审中也作出解释，年运车队为司机提供前述附加服务主要是为了降低合作司机的运输成本，提升年运车队的利润空间，而并非是为了对合作司机进行管理和约束。（二）杨瑞龙不受年运车队的规章制度约束，亦无需接受年运车队的考勤管理。原审中，杨瑞龙也承认，其是通过亲戚介绍到年运车队承包货车。杨瑞龙与年运车队的工作人员第一次见面时并不需要填写入职申请表等入职材料，仅需提供身份证、驾驶证及货车从业资格证复印件作为备份，年运车队确认杨瑞龙具有驾驶货车的技能即可。双方的车辆承包关系即成立。合作期间，也不存在杨瑞龙等合作司机需要遵守年运车队规制制度的情况。从上述车队长冼某1和杨瑞龙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看出。原审认定年运车队组建了车队微信群、简伟年平时有在微信群向司机发送诸如按规定的路线行驶等各种注意事项，也并非规章制度。从杨瑞龙提交的证据来看，因合作司机驾驶货车所产生的违章罚款是由司机自行承担，与年运车队无关，简伟年在微信群中的提醒并不是年运车队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劳动者需要接受考勤管理是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重要参考。本案中，杨瑞龙从不需要到年运车队处报到，从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其可自主安排时间，货车亦由其自行开走保管。年运车队也向原审法院提供另一合作司机罗进树起诉年运车队的仲裁笔录，笔录中罗进树明确表示没有运输任务时，不需在年运车队处或者指定地点报到，由此可见杨瑞龙与年运车队之间松散的合作关系。（三）年运车队限制杨瑞龙私自在外接单是基于保障自身合作利益的一种考虑，也是其中一项合作内容的体现，并非劳动法意义上的管理行为。原审判决多次提到杨瑞龙在不能私自在外接单，接单应知会和征得车队同意的事实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因素。年运车队的利润来源是赚取货运厂家向年运车队支付的运费与年运车队再向合作司机支付运费的差价，而向合作司机提供货车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司机成本，吸引更多的司机到年运车队处承包运输业务，提高年运车队的利润，而为了避免合作司机驾驶年运车队的货车后确拒绝承接年运车队的运输业务，到外面寻找其他业务导致年运车队的利润损失，年运车队不允许司机驾驶年运车队的货车到外面接单，即便接单也要经过年运车队同意，此举并非劳动法意义上的管理，而是其中一项合作内容的体现。原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作出年运车队对杨瑞龙存在一定程度上管理的认定，实属错误，明显是毫无原则牺牲企业利益偏袒劳动工作者的体现，严重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二、原审法院通过杨瑞龙获得报酬的事实就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实属严重错误。本案无论是从杨瑞龙获取报酬的结算形式、时间等角度，都不符合工资的基本特征，不存在财产隶属性。原审判决第5页第2段论述从报酬方面可以看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该整段中并未对杨瑞龙所获得的报酬究竞是属于运费还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工资进行认定，而仅陈述事实；仅通过对事实的论述也无法证明杨瑞龙的报酬实为“工资”。杨瑞龙收入通过年运车队的法定代表人向其发放，以及按照车次计算价格，结合距离、重量等来计算运费是事实，单次运输过后节省的油耗由年运车队按照3.5元/升的价格回收亦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恰恰证明年运车队与杨瑞龙结算运费、发放运费的方式而已，而从运费的结算、发放可以看出，年运车队向杨瑞龙支付运费完全不符合工资以及符合工资的基本特征，更不能以此推断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年运车队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显示，年运车队向杨瑞龙支付运费之前会与杨瑞龙进行对账，对账单的抬头会写明是某一月份的“运费”，对账的内容包括运输月份、运输数量、运输单价、运输耗油等，并计算出年运车队应当支付给杨瑞龙的运费金额后由杨瑞龙签字确认，对账单上会注明向杨瑞龙发放运费的时间，但发放时间不固定。杨瑞龙是否获得运费收益及获得多少运费收益是要根据其提供的运输数量来决定，并非是根据年运车队的工资或考核制度。且年运车队向其支付的款项不具备工资收入所具有的发放时间固定、金额相对固定等基本特征，也明显不属于工资收入。三、原审法院对其他事实的错误认定，进一步导致了本案的错误判决。（一）以年运车队无法提供承包合同，作为认定双方不存在事实承包关系的因素之一，实属错误。原审判决书第5页第3段3-4句认为，年运车队无法提供与杨瑞龙之间的承包合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实属严重错误。正是因为年运车队在案发前法律意识相对薄弱，未与杨瑞龙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如双方签订了书面的承包合同，也就不可能会产生此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争议案件，在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和承包合同的情况下，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主要是通过其他证据判断双方是否存在人身和财产上的隶属，而不是从形式上是否能提供合同为准。（二）对合作模式理解不透彻，以杨瑞龙未直接支付承包费，作为认定双方不存在事实承包关系的因素之一，实属错误。原审判决第5页第3段5-6句认为，“双方均确认杨瑞龙无须支付承包费给年运车队，所谓承包费明显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此认定严重违背事实。年运车队在庭审中巳经作出过解释，年运车队的获利方式是赚取货运厂家向年运车队支付的运费与年运车队再向合作司机支付运费之间的差价，所以操作模式也是货运厂家先支付运费到年运车队账上，再由年运车队扣除一定成本和利润后结算给合作司机，合作司机并不需要额外向年运车队支付承包费，即可以理解为年运车队赚取的差价里实际上就包含了合作司机需要向年运车队支付的承包费。原审法院明显对年运车队与杨瑞龙之间的合作模式理解不够透彻才导致的错误认识。（三）对合作模式理解不透彻，以车辆和货运信息是年运车队提供，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之一，实属错误。原审判决第5页第3段最后一句认为，“案涉车辆由年运车队购买和提供，货运业务也是年运车队拉回来的，杨瑞龙自己无须提供车辆，纯粹是出卖劳动获取劳动报酬，性质上与承揽关系有所区别”，该事实的认定也明显错误。案涉车辆确实是由年运车队购买和提供，但年运车队已解释，因货车价值较大，一般的人购买能力较弱，年运车队为了吸引更多的司机合作，以及降低司机的成本提高年运车队的利润差价，所以年运车队可提供货车给合作司机在承包期内使用。货运业务由年运车队拉回来也属实，但年运车队模式就是将拉回来的货运信息提供给承包司机，由承包司机实际运输，模式类似“滴滴打车”和“货拉拉”，如果货运司机不需要年运车队就可以自行寻找货运信息，年运车队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也失去了与合作司机建立承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原审法院通过货运信息是由年运车队提供这一形式特征即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实属错误。（四）以是否提供纯粹的劳动力作为认定承揽关系和劳动关系的区别，实属错误。事实上，杨瑞龙在合作模式中并非是根据年运车队安排好的一切提供纯粹的劳动力，而是需要根据年运车队提供的初步货运信息自行去联系货运厂家，及协调有关装货/卸货地点、货运数量等问题，杨瑞龙最终能获得的运费数额和其与货运厂家实际沟通协商的运输情况息息相关，在杨瑞龙货运结束并向年运车队交单之前，年运车队都不知道杨瑞龙实际承运的货物多少以及货运厂家应支付的运费有多少。由此可见，杨瑞龙并非仅仅只是单纯提供劳力。再者，杨瑞龙作为司机，其无论是与年运车队建立劳动关系还是货运承揽关系，核心主要都体现在其能提供驾驶货车的技术和劳动力，即是否提供纯粹的劳动力根本不能此两种关系的区分因素。且除此之外，其他承榄关系当中绝大数也是以提供技术和劳动力为主，原审法院作出上述认定明显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年运车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关于确认杨瑞龙与年运车队在2017年3月15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判项，改判驳回杨瑞龙的诉讼请求，确认年运车队与杨瑞龙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针对上诉人年运车队的上诉，被上诉人杨瑞龙答辩称：原审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一、关于年运车队与杨瑞龙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杨瑞龙担任货车司机，从事运输工作，其工作属于年运车队的业务组成部分。（二）双方原审中已确认杨瑞龙的驾驶的货车由年运车队提供。作为司机，最主要的劳动工具就是汽车，杨瑞龙的劳动工具由年运车队提供，其主要是靠自身的驾驶技能获得劳动报酬。（三）司机的运输业务由年运车队承接而来，货主与年运车队结算运输费用并直接支付给简伟年（年运车队经营者），与司机无关。司机对自己运输的任何一车货物，只知道年运车队付给自己多少钱，即杨瑞龙无从知道年运车队从中赚取多少钱。（四）在管理方面，年运车队在货车上安装GPS跟踪系统进行监控；司机通过公司建立的“年运车队”微信群或者由公司车队长电话或者微信接活，同时年运车队也通过微信群发布车队的相关规章制度，年运车队将运输任务的定位发给司机，司机驾车运输货物行驶公司规定的固定路线；司机不能私自接单，如有在外的订单需上报给年运车队，由年运车队决定是否接单，若决定接单，运输费用也是由年运车队收取；车辆的维修、保养、保险等均由年运车队负责；年运车队对运输路线设置固定的起点至终点，还根据路途的长短，设置并提供固定的用油量，超出该用油量由司机自行承担，少于该用油量以3.5元/升作为省油奖奖励给司机作为福利；同时还设有安全奖等只有劳动关系中才具备的福利奖项（年运车队一审提交的杨瑞龙的结算单中2018年11月份就有安全奖励1000元）；年运车队设置有专门的停车场。根据汽车运输行业的特点，运输单位对驾驶员的管理可以较为松散，人身依附关系不如其他行业紧密等，如司机不一定需要固定的办公室，不一定要规定司机的上、下班时间及对司机实行考勤等，但年运车队的上述措施已对司机实行了足够的全覆盖的管理，且超过三天以上的休息需要向车队老板或者车队长请假。（五）杨瑞龙的工资按照自然月结算，每月的工资结算等同于计件，与司机运输的车次、重量、路程有关，有时也存在司机提前借支工资款的情况。综上，根据劳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杨瑞龙与年运车队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关于年运车队诉称杨瑞龙有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运输任务以及运输货物种类的权利，对自己的工作时间有自主支配权没有事实依据。（一）由于杨瑞龙是货车司机，经常需要长途运输，就算是短途运输也经常要排队卸货，很多时候不能当天就有位置卸货，在车辆还没有卸货空置的情况下年运车队安排拉货也无法去完成，且年运车队实行计件考核制度。由于年运车队车辆较多，又有长途运输、卸货时间不确定等多种因素，车队长无法统计到底哪个司机可以安排去拉货；且年运车队每个月的休息时间不定，除休息3天以上需要请假外，其余的休息时间只需要跟车队长报备一声即可。因此，公司统一规定，有货物运输安排时先跟司机确定司机是否长途运输已回来或者车辆已卸货，如果还在运输途中没回到佛山或者就算回到佛山还没休息不能疲劳驾驶或者车辆还未卸货在排队卸货等，司机无法安排运输时均不用被安排去拉货；或者司机卸完货之后主动找队长安排工作。这也就是上诉状中提到的微信聊天内容中的原因，这是长途运输司机这个行业的行业习惯和特殊性决定的，并不能等同于公司没有规章制度，没有统一管理，也不能简单的认定为司机与公司之间没有人身附属性。更不能说明“司机有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运输任务，对自己的工作时间有自主支配权”。(二）上诉状中提到的微信聊天内容年运车队只翻译了对于自己有利的对话，具有误导性。在杨瑞龙听完年运车队提交的微信对话的视频跟年运车队的翻译具有出入，杨瑞龙每段对话都是商量的语气，且都需要经过车队长最后的同意。对于2018年10月18日早上8:39、2018年10月18日早上8:39-8:46两段微信对话的原因在于，杨瑞龙计件的考核标准有“车次、重量、路程”，不同路程计件价格不一样，杨瑞龙在不知道路程的情况下问油给多少、人工给多少是符合常理的；跟年运车队诉称“可以讨价还价”完全不符。综上，杨瑞龙请求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请求确认劳动关系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应适用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认定处理。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就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具体评析如下：双方均确认杨瑞龙在年运车队提供劳务驾驶货车获得报酬，但对双方的法律关系属性各执一词。杨瑞龙认为其与年运车队系劳动关系，年运车队则抗辩双方是承包或承揽关系。第一，根据查明的事实，年运车队的经营范围为货运，杨瑞龙担任货车司机，固定驾驶赣F*****号货车从事运输工作，杨瑞龙的工作属于年运车队的业务组成部分。第二，双方均确认杨瑞龙驾驶的赣F*****号货车是年运车队出资购买，且该车的维修、保养、保险等均由年运车队负责。杨瑞龙作为驾驶员，使用年运车队提供的劳动工具，依靠自身的驾驶技能向年运车队提供劳动并获得报酬。第三，根据双方均确认的对账单反映，杨瑞龙的报酬费用结算周期为自然月，每月结算的费用与车次、运输物品种类、重量、路程相关，且存在有发放油费补贴奖励、安全奖励，有扣减借支等项目,也会在对账单中确认支付的日期;而支付款项时间大致相近，为每月的中旬。上述费用的计酬方法、计算周期、结算日期等均与工资类同。第四，双方均确认年运车队在杨瑞龙驾驶的货车上安装了GPS跟踪系统进行监控；年运车队管理人员冼某1通过微信向杨瑞龙分派工作任务；年运车队的经营者简伟年会在名为“年运车队群”的微信群中发布规定路线等注意事项及对该微信群内的司机的工作作统筹安排。根据杨瑞龙与年运车队管理人员冼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杨瑞龙在更改驾驶线路前需经得年运车队同意并需承诺因改变路线产生的违章费用需自行承担。杨瑞龙若接除年运车队摊派的运输业务货主以外的其他货主的运输业务时，须经过年运车队的同意，且该笔货运费用需由货主迳行支付给年运车队，年运车队再按照其与杨瑞龙之间惯常的计算方式计酬、结算。另外，从双方确认的对账单反映，年运车队还会设置安全奖来对司机进行激励。上述方面反映年运车队对杨瑞龙、杨瑞龙驾驶的货车以及杨瑞龙的工作任务等均进行了管理。由于运输行业的行业特征，出于保障道路安全、司乘人员的人身安全及运输货物的财产安全等原因，货物运输司机在岗时间较其他行业的在岗时间相异甚远，导致运输单位对驾驶人员的管理未能严格依照普通企业的要求实施。因此，对年运车队抗辩双方并不存在人身隶属性的主张不予采纳。综合以上几点，杨瑞龙与年运车队之间的关系特征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的劳动关系应具备的条件相符，应认定为劳动关系。年运车队抗辩称双方之间由于合作模式类似“滴滴”与“货拉拉”，是承包关系或者承揽关系，但其未能提供双方有承包或者承揽的协议或者口头约定，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杨瑞龙曾向年运车队缴纳过承包款项的事实；同时，如上几点所述，年运车队对杨瑞龙、杨瑞龙驾驶的货车、杨瑞龙的驾驶行为等方面都进行了管理，杨瑞龙完成运输任务的过程并非完全独立、不受监督和指挥；而且在杨瑞龙提供劳动过程中，除了提供劳动以外，并未向年运车队提交特定的成果。故此，对年运车队认为双方并非劳动关系而应系承包关系或者承揽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原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结合行业特点，甄别几种法律关系特征后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处理正确，应予维持。因年运车队作为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的入职及离职时间等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年运车队未能举证证实，原审采信杨瑞龙的主张，确认双方于2017年3月15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处理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佛山市禅城区年运车队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因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佛山市禅城区年运车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行政审判员  钟 玲审判员  周 嫄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钟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