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20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程辉，男，198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磊，广东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万奴，广东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琳，男，1971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泽宁，广东公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贵勇，广东公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董久安，男，195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飞鹏，广东南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夏艳红，男，1976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上诉人胡程辉因与被上诉人郭琳及原审第三人董久安、夏艳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6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程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郭琳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郭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郭琳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予以驳回。郭琳所主张的123万元汇款时间发生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最后一笔转账为夏艳红于2014年12月10日向胡程辉转账的2万元。而郭琳起诉的时间是2019年3月26日，距离最后一笔转账时间已逾4年多，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郭琳的诉请应当予以驳回。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发回重审或直接予以改判。1.在已有证据证明胡程辉与董久安、夏艳红在案涉款项转账支付前后具有频繁的资金往来，并且所有当事人都认可董久安、夏艳红的转账是替郭琳支付款项的情况下，足以证明胡程辉与郭琳之间的转账汇款，是基于某种法律关系，并且是双务性质的法律关系，否则不可能出现双方长期的、互相的巨额转账。一审法院忽略前述事实，仅仅截取郭琳单方向胡程辉支付的123万元这一情况，认为胡程辉没有理由收取该款项，属断章取义，片面看待胡程辉与郭琳之间的关系。而胡程辉能够如实全面的描述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也能够提供相对应的详细结算表，足以证明胡程辉所称全部是事实。另外，该结算表并非胡程辉制作的，而是郭琳制作后交给胡程辉的，胡程辉不排除对结算表形成时间申请鉴定。2.郭琳在（2019）粤01民终6850号案中主张案涉123万元是对胡来辉的借款进行还款，在法院依法审理查明认定该款项并非是郭琳对胡来辉的还款后，又向法院主张案涉123万元是不当得利，直接否认了胡程辉与郭琳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胡程辉曾经基于该合同关系向郭琳（或者董久安、夏艳红）支付了巨额的运费、代理费，既然各方均不成立任何合同关系，那么郭琳、董久安、夏艳红收取胡程辉巨额运费、代理费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胡程辉也有权要求郭琳、董久安、夏艳红返还所有已经支付的款项。如此一来，势必造成诉累，并且与实际的事实情况完全背离，扰乱了市场交易的稳定和安全。郭琳答辩称：一、案涉款项123万元系郭琳向胡程辉的转款。胡程辉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1312号案的询问笔录中，明确确认案涉款项123万元系郭琳转账的款项。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也确认案涉款项123万元系郭琳的转款。二、案涉款项123万元本系胡程辉代其胞兄胡来辉收取的还款，但胡程辉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1312号[二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6850号]案中否认了该事实，导致郭琳在该案中遭受巨大损失。因此，胡程辉收取的案涉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郭琳。胡程辉否认案涉款项系代其胞兄胡来辉收款的时间系2018年8月10日，而本案一审起诉时间是2019年3月26日，因此不存在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三、郭琳与胡程辉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或其他交易关系，胡程辉应对其将案涉款项属于货款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首先，郭琳与胡程辉根本不存在任何买卖关系及其他交易关系。其次，因郭琳与胡程辉根本不存在买卖关系及其他交易关系，胡程辉当然无法提供有关交易的证据，而郭琳也从来没向胡程辉出具过任何欠条，胡程辉也从未向郭琳催收还款，胡程辉主张存在欠条还把欠条遗失的说法显然不成立。第三，董久安、夏艳红根本不是郭琳的员工，胡程辉声称该两人系郭琳的员工，对此应提供证据证实，而不能仅是胡编捏造。第四，胡程辉在庭审过程一直声称其与郭琳之间存在银行流水，又说因时间久远无法提供，胡程辉此说法违背事实。事实上郭琳与胡程辉之间不存在任何银行交易。众所周知，银行流水无论该银行账号注销与否均能向银行申请调取，胡程辉对其名下的银行记录是相当清楚的。最后，胡程辉提供的结算单系其单方制作的，该结算单无显示与郭琳有关的内容，且郭琳与胡程辉从来不存在结算单上的交易。综上可见，胡程辉的上诉请求毫无依据，请求法院驳回胡程辉的全部上诉请求。董久安述称，同意一审判决的处理结果，请求二审驳回胡程辉的上诉。夏艳红述称，坚持其在一审期间发表的意见。郭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程辉向郭琳返还123万元及利息（以123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4年12月11日计算至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止），利息暂计至2019年3月25日为332100元，共计15621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胡程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4年1月23日、1月26日、1月29日及8月27日，董久安分别向胡程辉银行转账10万元、15万元、10万元及5万元，上述合计40万元；2.2014年2月23日、3月22日、3月27日、4月4日、4月30日、5月7日、5月18日、6月16日、7月9日、8月1日、10月1日、10月30日、12月5日及12月10日，夏艳红分别向胡程辉银行转账10万元、10万元、5万元、5万元、10万元、10万元、8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3万元、2万元、3万元及2万元，上述合计83万元；3.2013年11月12日（共3次）、11月21日（共2次）、11月22日、11月25日、11月28日、11月30日、12月2日、12月4日、12月27日及2014年1月3日胡程辉分别向董久安银行转账5万元（备注运费）、5万元、20万元、20万元（备注代理费）、10万元、10万元（备注代理费）、10万元、15万、15万元、2万元、5万元、13万元及8万元；4.胡程辉与案外人胡来辉为两兄弟，郭琳与案外人赵家为夫妻关系；5.2017年4月10日，董久安接受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的询问时称，其是中间商，向郭琳拿货，其不认识胡程辉及胡来辉，其替郭琳向胡程辉及胡来辉打过钱，记得有四笔款项直接从其账户汇给胡程辉，原因是其向郭琳拿货，郭琳通过短信要求其把钱打到胡程辉的账户上，短信没有保留；6.2017年4月10日，夏艳红接受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的询问时称，其是中间商，向郭琳购买冷冻食品，其不认识胡程辉及胡来辉，其曾替郭琳向胡程辉转过款，至于郭琳怎么确认胡程辉有无收到或怎么和胡程辉确认就不知道，当时的短信已无保留，与郭琳一般当天就结算完毕，郭琳让其打款给其他人的情况也有，但很少；7.2018年8月10日，胡程辉接受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询问时称，胡来辉从来没有委托过胡程辉帮胡来辉代收过任何款项，胡程辉与郭琳之间有生意往来，跟赵家没有直接的关系，胡程辉卖冷冻货物给郭琳，郭琳之前有欠胡程辉货款，所以会陆续向胡程辉支付货款，至于郭琳通过谁的账号向胡程辉汇款作为货款，胡程辉是无法控制的。董久安、夏艳红向胡程辉的账户上汇款与胡来辉无关，胡程辉不认识董久安及夏艳红，与两人也无经济往来，两人之所以向胡程辉汇款，是替郭琳向胡程辉支付货款，由于时间久远，与郭琳之间的生意往来的单据也没有妥善保存，跟郭琳之间的货款，郭琳已经基本还清了，具体是否存在尚欠款项，由于胡程辉生意忙，且认为尚欠的金额不多，所以暂时没有向郭琳追讨；8.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113民初1312号民事判决书[胡来辉诉郭琳、赵家民间借贷一案，二审案号为（2019）粤01民终6850号，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认定，虽然根据郭琳提交的董久安、夏艳红的银行流水、证明以及董久安、夏艳红在检察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郭琳曾委托董久安、夏艳红向胡程辉汇款共计123万元，但郭琳并未举证胡来辉曾委托胡程辉代为收取相应款项，胡来辉、胡程辉也均否认相应款项与涉案借款有关，且根据郭琳自行制作并提交的利息计算表，在董久安、夏艳红向胡程辉账户汇款之前，郭琳认为尚欠胡来辉的借款本金仅为566733.125元，若123万元是郭琳向胡来辉支付的涉案还款，该还款金额远超过按双方约定计算得出的尚欠借款本息之和，郭琳抗辩称其中包括滞纳金和额外的利息，但既未举证双方有约定额外利息的情况，也不能明确该123万元还款中滞纳金及利息的具体计算方法，另外根据郭琳所主张的事实，其已于2014年12月归还完毕全部借款本息，但却未向胡来辉取回涉案《借据》原件，亦与常理相悖，综上，郭琳主张董久安、夏艳红向胡程辉支付的123万元属于涉案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9.广州市番禺区***铭记冻肉店于2008年6月28日登记成立，经营者为赵家。诉讼中，郭琳、胡程辉以及董久安、夏艳红均确认案涉123万元款项属于郭琳向胡程辉转账支付的款项，但争议的是，郭琳诉称该123万元系其委托董久安、夏艳红转账给胡程辉以作向胡来辉还款，但由于（2018）粤0113民初1312号一案中，该123万元没有被认定为郭琳向胡来辉的还款，因此胡程辉取得该123万元属于不当得利，应向郭琳返还；对此胡程辉辩称，董久安、夏艳红是郭琳的员工，两人向胡程辉转账该123万元属于郭琳向胡程辉支付所欠货款；董久安、夏艳红述称，两人均是在向郭琳买货后受郭琳的指示将应向郭琳支付的货款转账至胡程辉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此，不当得利的构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一方获得利益，二是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三是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中区别不当得利与其他法律关系的关键在于：受益人获取利益是否存在法律上的根据。即，若受益人获利无任何法律依据，则构成不当得利，受益人应当返还不当利益；若受益人是基于某种法律关系而获利，则应按该法律关系处理，而非不当得利。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已确认案涉123万元属于郭琳转账给胡程辉的款项，故郭琳在给付行为上已完成举证责任，在胡程辉确认其收到的案涉123万元属于郭琳向其转账的款项的情况下，对于其受领利益的原因胡程辉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对此胡程辉未能提供相应的买卖合同、订购单、送货单、对账单等交易记录或凭证以证明郭琳向其转账的123万元属于郭琳应支付的货款，即胡程辉未能举证证实自己抗辩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胡程辉作为案涉123万元的收款人，取得该笔款项并没有合法根据，并造成郭琳损失，属于不当得利，应负返还义务。故郭琳要求胡程辉返还不当得利款123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郭琳自愿请求以本金123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2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返还之日止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胡程辉庭审中提出董久安、夏艳红是郭琳的员工，其于2013年多次向董久安转账系其与郭琳进行业务往来的依据，首先，在胡程辉与董久安、夏艳红之间是否认识及除案涉123万元外还有无其他转账来往的陈述上，结合三人在（2018）粤0113民初1312号一案中的陈述、在本案中的陈述及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胡程辉与董久安、夏艳红均有作不诚实的陈述，但该些陈述并不能推翻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的案涉123万元属于郭琳向胡程辉转账的款项的事实，至于胡程辉与董久安、夏艳红之间其他转账往来不能证实与本案有关；其次，胡程辉未能举证证实董久安、夏艳红为郭琳的员工，一审法院所调取的银行流水亦未能反映出董久安、夏艳红与郭琳之间属于雇佣关系的情况；最后，由胡程辉自行制作的流水账（即举证的结算表）中记录的每一笔所谓的交易都有详细的价格、数量、重量、交货时间等，亦清晰记载了所谓的郭琳拖欠货款、还款的每一笔累计，但对此胡程辉却未能提供数十甚至数百笔记录中其中任何一笔的单据、对账或聊天软件信息等凭证，亦未能提供其认为的郭琳的其他转账偿还货款的记录，与常理不符。故胡程辉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胡程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郭琳不当得利款123万元及其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123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12月11日起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429.45元（郭琳已预交），由胡程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对二审争议焦点分析如下：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一审中，胡程辉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视为对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放弃，且其在二审中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属于前述规定的除外情形。因此，胡程辉上诉主张郭琳的本案诉请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郭琳委托董久安、夏艳红向胡程辉转账的123万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的问题。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是取得不当得利，二是造成他人损失，三是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双方各执一词。郭琳主张，其委托董久安、夏艳红向胡程辉支付123万元是基于郭琳向胡程辉的胞兄胡来辉归还借款的过程中应胡来辉要求转款至胡程辉的账户，但在胡来辉诉郭琳、赵家民间借贷纠纷的前案[即(2018）粤0113民初1312号、（2019）粤01民终6850号一案]中生效裁判认定该123万元并非郭琳对胡来辉的还款。胡程辉则抗辩，一审称其与郭琳有多年业务往来，案涉123万元是货款；二审称胡程辉委托郭琳运输货物，案涉123万元是郭琳因丢失货物支付给胡程辉的赔偿款。经审查，郭琳提出的事实主张强调了案涉123万元转至胡程辉账户是应胡来辉要求归还其向郭琳出借的借款，即郭琳支付123万元当时以为是胡来辉委托胡程辉代为收款，后因前案生效裁判否定该款是胡程辉代收郭琳归还胡来辉的借款，郭琳继而在本案诉请返还。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案涉123万元属于郭琳支付给胡程辉的款项，而案涉123万元并非郭琳归还胡来辉借款的还款，已为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粤01民终6850号民事判决所认定。换言之，郭琳作为给付主体，已就案涉123万元发生变动的事实及原因完成举证责任。胡程辉辩称其收取案涉123万元有合法根据，但其一、二审抗辩的事实主张并未达到高度一致，也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胡程辉抗辩其合法取得案涉123万元款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此，胡程辉继续占有案涉123万元无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综上所述，胡程辉应将案涉123万元返还给郭琳，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即以123万元为本金，参照有关贷款利率计算的占用期间利息）。胡程辉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858.9元，由上诉人胡程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绮云审 判 员 袁秋华审 判 员 莫志恒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涵玉书 记 员 邓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