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28304号原告：梁木添，男，汉族，1957年8月24日出生，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原告:梁焕英，女，汉族，1961年9月20日出生，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原告：梁焕颜，女，汉族，1966年3月14日出生，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上述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林振金，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富力盈隆广场812。法定代表人：卿爱国，职务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利，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姗珊，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伟豪，男，汉族，1994年10月3日出生，住，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div>被告：梁伟健，男，汉族，1994年10月3日出生，住，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div>被告梁伟豪、梁伟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锦明，广东维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木添、梁焕英、梁焕颜诉被告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泽律所）、梁伟豪、梁伟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振金及原告梁焕颜、梁焕英，被告中泽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利、潘姗珊，被告梁伟豪、梁伟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锦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木添等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确认被告中泽律所于2016年5月6日自行伪造的《民事委托合同》（以下又称委托合同）对梁成不发生效力；2.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中泽律所于2016年5月9日自行出具的《遗嘱律师见证书》（以下简称律师见证书）；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鉴定费3600元由三被告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委托合同是购买法律服务性质的合同。被告中泽律所的所谓律师见证书是向购买人履行合同义务的一种法律服务交付，但是，梁成没有签订委托合同，是被告中泽律所冒充梁成签名的。因此，梁成没有委托被告中泽律所，也没有支付律师费给被告中泽律所，梁成无需被告中泽律所出具所谓的律师见证书。二、委托合同不发生效力的依据如下：1.委托合同约定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现梁成没有签字，同时也没有支付律师服务费，显然购买法律服务的人不是梁成。2.梁成没有签订委托合同的意思表示。3.被告中泽律所没有代理权，委托合同以及由此作出的律师见证书行为，对梁成不发生效力。三、撤销律师见证书的依据如下：1.经过笔迹鉴定部门的专业性技术鉴定，鉴定结果为律师见证书的“梁成遗嘱”不是梁成的签名。2.假设“梁成遗嘱”的签名是真实的，也是梁成处于病危状态下的行为。试想，黄某律师给梁成做笔录，为什么由廖万心代替梁成认可口述笔录？显然梁成无精神力气口述和签名。3.假设“梁成遗嘱”的签名是真实的，也是一种遗嘱赠与合同的法律关系，而非继承关系，不动产的赠与，只有在不动产办理变更登记后才能发生效力。四、三原告提供的笔迹鉴定结论，是以政府部门的档案资料、住院病历档案资料作为样本的。档案、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大于其他证据的律师见证书、廖万心的证人证言。五、梁成的询问笔录，案外人廖万心无权代表梁成认可。案外人廖万心既是被调查人，又是梁成的“代表人”，其证人证言，当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所述，为维护自身的权益，三原告特提起诉讼，望法院判如所请。被告中泽律所辩称，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中泽律所与梁成签订的委托合同上的指模，是梁成所按，并非任何第三方仿冒。2016年5月6日，梁成因为身患肺癌晚期，想要立遗嘱，在与中泽律所商定律师费标准、服务项目等合同内容后，双方签署了委托合同。因为梁成签字困难，最终由梁成在委托合同上按下手印，中泽律所加盖公章的形式，签订了委托合同。为了证实委托合同上的指模为梁成所按，中泽律所委托了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以委托合同上的指模为检材，以2016年5月9日中泽律所对梁成的询问笔录上梁成所按指模为样本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显示：委托合同上的指模与询问笔录的指模是同一人所留。二、委托合同的签署，是梁成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一，主治医生的调查笔录，能够证实梁成在签署委托合同时，意识是清醒的。第二，遗嘱见证过程也能够证实，委托合同是梁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具体详见中泽律所与梁成所做的询问笔录。第三，委托合同的履行情况，也能够证实，委托合同是梁成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委托合同后，梁成分两次支付了合计1万元的律师费，中泽律所也指派了律师完成了见证。三、委托合同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的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四、律师见证书是中泽律所履行职务的必然产物，见证过程完全合乎法律规定，不存在可被撤销的情形。综上所述，三原告的诉请，歪曲事实，企图撤销见证书的方式，来否定已经被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判决合法有效的遗嘱，故三原告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被告梁伟豪、梁伟健共同辩称，被告梁伟豪、梁伟健并非委托合同的签订主体，不应是本案的被告。关于原告要求撤销律师见证书问题，由于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05民初865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有明确论述，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故请求法院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主张的鉴定费用，由于三原告没有按照法定程序提出相应鉴定，所以该鉴定费不应由被告梁伟豪、梁伟健承担。其他答辩意见与被告中泽律所相同。本案当事人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被告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结合案件事实分别认定其证明力。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梁成（出生于1935年8月4日）曾与陈土妹结婚，生育原告梁木添、梁焕英，两人于1962年10月28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后梁成与黄亚玉于1964年5月22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原告梁焕颜，及梁木金、梁金好、梁木华。被告梁伟健、梁伟豪为梁木华的儿子。梁成于2016年5月21日死亡。根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显示，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新洲东水棚117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产权人为梁成，占有部分为全部，所有权来历为1983年建。2019年4月3日，梁木添、梁焕英、梁焕颜、梁木金、梁金好为继承梁成的遗产对黄亚玉、梁木华向本院提起了继承诉讼，该案案号为（2019）粤0105民初8656号。该案审理过程中，梁伟健、梁伟豪申请作为原告参加了诉讼；梁木添、梁焕英、梁焕颜、梁木金、梁金好对《遗嘱》上梁成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进行鉴定。本院据梁伟健、梁伟豪的申请，准许廖万心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廖万心出庭陈述：其为梁成的主治医生，梁成立遗嘱时因肺癌在医院治疗，梁成在立遗嘱时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有律师帮忙写遗嘱、做询问，其见证了整个过程，知道梁成把房子转给他两个孙子，也看到了梁成在遗嘱上签名，现认可当时律师给其做的调查笔录，同时表示梁成曾在该医院多次住院，有时是他自己来的。另，本院据梁伟健、梁伟豪的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琶洲派出所调取2016年5月26日给梁伟健所做的询问笔录，内容包括梁伟健陈述“2016年5月26日12时许，我和我哥哥梁伟豪、我大伯梁木添还有我爸爸梁木华一起去广州市海珠区新洲东水棚117号家里，和我爸爸的妹妹梁木金等人谈家庭财产分割问题，因为谈不好，后来他们就不让我和我哥哥离开，还打电话报警说我偷了我爷爷的东西，当时我也打电话报警了。”等内容。本院审理（2019）粤0105民初8656号案件后认为，“在本案2016年5月9日遗嘱中，代书人黄某、见证人张某及遗嘱人梁成均在遗嘱中签名，且整个过程有梁成的主治医生廖万心另外在询问笔录上签名确认见证整个订立遗嘱过程，梁木添等五原告主张的梁成与代书人黄某之间有无办理委托授权及律师费有无收取等诉讼理由，并不属于代书遗嘱的要件要求范围，本院不予采信，故该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结合黄亚玉陈述其与梁成的文化程度不高，结婚申请当时两人并没有签过名……由于鉴定样材无法确定，加上代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订立遗嘱时又有廖万心等证人证言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笔迹鉴定的申请不予支持，梁成于2016年5月9日所立遗嘱应合法有效”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了第一审判决，现该案尚在第二审的审理中。本案诉讼中，三原告还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民事委托合同》1份，用以证明梁成没有签订委托合同。委托合同内容为：委托人（甲方）梁成，受委托人（乙方）中泽律所；甲方因立遗嘱事宜委托乙方律师作律师见证；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黄某律师为甲方见证律师；律师见证费壹万元，乙方支付5000元后，乙方律师即开展工作，余款待见证事项完成后即刻支付；等。落款处，可见“甲方”有“梁成”字样的签名和手印。2.《遗嘱律师见证书》[（2016）中泽律见字第02号]和《遗嘱》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中泽律所违法见证。律师见证书内容为：中泽律所于2016年5月6日接受委托，指派律师黄某、张某办理遗嘱见证；由黄某根据梁成口述代书遗嘱，并经梁成和见证人复核确认代书遗嘱内容与梁成口述一致；等。遗嘱内容为：“本人愿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新洲东水棚117号属于本人的房屋全部给梁伟健、梁伟豪两兄弟共同继承”；等，落款处，可见“立遗嘱人”处有“梁成”字样的签名和手印；“代书见证人”由黄某签名，“见证人”由张某签名。3.《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粤恒[2019]文鉴字第105号]）及发票各1份；该意见书及发票反映，2019年11月29日，梁焕英（委托人）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对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9日《遗嘱》复印件上落款位置的“立遗嘱人”栏内“梁成”签名笔迹以及日期是否梁成书写进行鉴定。同日，原告梁焕英支付文书鉴定费3600元。该所于2019年12月3日给出鉴定意见：送检的笔迹以及日期倾向认为不是梁成书写。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三被告均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上述证据3的三性，三被告均不予确认，被告中泽律所并认为该鉴定结果与（2019）粤0105民初8656号案民事判决书关于遗嘱为梁成亲笔签名的认定相矛盾；被告梁伟健、梁伟豪补充认为，该鉴定的检材和样本均为复印件，不具备鉴定条件；鉴定结论并非确定性结论等。三原告于本案诉讼中也提出对《遗嘱》上“梁成”签名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由于《遗嘱》上“梁成”签名真实性的问题，本院已在（2019）粤0105民初8656号案民事判决书进行了论述，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本院对三原告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支持。被告中泽律所还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黄某、张某律师向廖万心医生调查梁成健康状况的《调查笔录》1份，内容有廖万心医生的“他（梁成）的精神状态没问题，现在是清醒的”回答记录，用以证明梁成在立遗嘱时精神状态是清醒的，可以立遗嘱。2.黄某、张某律师在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向被询问人梁成询问的《询问笔录》1份，《询问笔录》可见被询问人最后回答“没记错”旁，摁有手印，下方还有廖万心医生书写并签名的“该笔录跟梁成所说一致”的记录。用以证明廖万心医生见证了梁成口述遗嘱的整个过程，黄某律师代书的遗嘱与梁成口述遗嘱的内容是一致的。3.《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天正司鉴中心[2019]痕鉴字第026号]1份，该意见书反映，2019年12月16日，被告中泽律所（委托人）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民事委托合同》中甲方位置的指模、授权委托书中委托人位置的指模与询问笔录中的指模的同一性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12月19日给出鉴定意见：上述指模是同一人所留。上述鉴定样本之一《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为：委托人：梁成，受委托人：黄某，委托人现委托受委托人对委托人立遗嘱事宜作律师见证；等；落款处，可见“委托人”处摁有手印，时间为2016年5月9日。对上述证据1－3的三性，三原告均不予确认，三原告认为廖万心医生不能以证人身份做调查笔录；被询问人是梁成，而签名却是廖万心医生，显然造假；鉴定书结论是手印相一致，但并不能证明是梁成的手印。根据三原告的申请，本院准许黎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黎某陈述：我与梁成在同一单位工作十几年，在工作过程中，我与梁成关系比较好，在退休后，节假日都相约喝茶吃饭。在2016年5月6日梁焕英通知我，梁成入院了。第二天10点，我就买了水果去看望梁成，我去到病房与他打招呼，但他没有什么反应也无法说话，眼睛时开时闭，后来我加大音量叫他，他也无法说话，我摸他的手也没有反应，我看他精神状态很难交谈，我就与他打了招呼就走了，整个探视过程都无法沟通。之后，我没有再去探望他，对2016年5月9日梁成的状况不清楚。根据被告中泽律所的申请，本院准许黄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黄某陈述：我出庭澄清两个方面的事实，第一，委托合同上梁成没有签名问题，梁成没有签名是基于两个原因，1.客观的条件限制，他的体力跟不上，以及呼吸很困难了，医生建议他躺下休息，那么他就没办法在上面签字了。2.我作为律师知道，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明确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指模的，与签字或者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那么在一个客观条件的限制和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根据医生的建议，我就让他在上面就按了手模，这是一个方面，这是合法的，没有什么违反什么法律和规则的问题。第二，委托合同上梁成签名字样如何形成问题，作为我们律所对合同有个管理规范，就是不能空白，所以我把梁成名字写上去，是为了注明委托人的姓名，而不是假冒签名。《民事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询问笔录》的指印均是梁成的。2016年5月，郭女士（梁伟豪母亲）来电话称，需要找我们律所律师做遗嘱见证，后是梁伟豪直接跟我联系了，我于5月6日把材料准备好后，于5月9日按照梁伟豪给我的社区医院地址，到达后先找了医生，医生说梁成现在的状况精神状态是可以的，可以跟他谈话做一些法律事务，所以我就去见了梁成，跟梁成亲自确认后形成了委托关系，现场加盖我们律所的公章是我们带过去的。先付的5000元律师费，由郭女士通过银行转给我，后付的5000元现金由梁伟豪支付给我，律所有开发票。《遗嘱》上是梁成亲笔签名和摁手印的。遗嘱见证后约35天，我曾与梁伟豪回访，他称现在的长辈、亲戚都知道遗嘱的事，没有人提异议。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辩论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焦点问题并作如下分析认定：一、涉案《民事委托合同》的效力问题（一）《民事委托合同》上没有梁成的亲笔签名，并不影响《民事委托合同》的效力首先，《民事委托合同》上甲方按下了手印，乙方加盖了被告中泽律所的公章并有经办律师黄某的签名。结合黄亚玉于（2019）粤0105民初8656号案的关于其与梁成的文化程度不高，结婚申请当时两人并没有签过名的陈述，本院认为梁成没有亲笔签名并不违反传统文化习惯。其次，《遗嘱律师见证书》上有律师黄某、张某的签名并加盖了被告中泽律所的公章；《遗嘱》上有代书见证人黄某、见证人张某的签名，有立遗嘱人“梁成”字样的签名和手印，且整个过程有梁成的主治医生廖万心另外在《询问笔录》上签名确认见证梁成整个订立遗嘱过程。再者，通过被询问人为梁成的《询问笔录》可见，被询问人处有摁下手印，下方还有廖万心医生书写并签名的“该笔录跟梁成所说一致”的记录。再次，律师黄某、医生廖万心分别于涉案的诉讼中出庭对梁成是否在《遗嘱》上签名或摁印问题进行了陈述。最后，被告中泽律所提交了《民事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询问笔录》上的指印是同一人所留的《司法鉴定意见》。以上等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证据链，能反映梁成有因立遗嘱的事宜委托被告中泽律所律师作律师见证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已履行了委托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又鉴于《遗嘱律师见证书》属于有公文书证性质的证据，现三原告虽对《民事委托合同》梁成的手印提出异议，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足以推翻上述公文书证性质的证据，也未能证明《民事委托合同》的手印非梁成所摁，故本院对三原告的异议不予支持，并推定《民事委托合同》上的手印为梁成的手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故，本院认为梁成有因办理委托律师见证的真实意思表示，《民事委托合同》成立并生效。（二）退一步说，双方没有签订《民事委托合同》，双方的口头委托合同关系也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该法规定的委托合同的成立只须双方当事人达成意思一致即可，无须以一定物的交付或一定行为的完成为要件，订立合同也无须遵循固定的形式，因此委托合同是诺成、不要式合同。具体到本案，关于梁成有因立遗嘱的事宜委托被告中泽律所律师作律师见证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已履行了委托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事实，本院已在前述焦点问题上作论述，故此处不再赘述。综上，即便梁成未签订书面的《民事委托合同》，双方的口头委托合同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口头委托合同也是成立并生效的。二、涉案《遗嘱律师见证书》是否存在可撤销事由及申请撤销的期间问题首先，关于梁成有因立遗嘱的事宜委托被告中泽律所律师作律师见证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已履行了委托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事实，本院已在第一个焦点问题上作论述，故此处不再赘述。其次，退一步说，《遗嘱律师见证书》存在可撤销事由，根据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琶洲派出所于2016年5月26日所做的询问笔录记载，2016年5月26日梁伟豪、梁伟健曾与各法定继承人之间就继承问题进行协商，并且表明了梁成所立遗嘱内容，各方协商不成遂报警处理，上述时间可视为三原告作为受损害方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三原告于2019年9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有效期限，撤销权已消灭。综上，本院对三原告提出的撤销《遗嘱律师见证书》的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三原告主张的鉴定费的负担问题。原告梁焕英单方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对《遗嘱》上“梁成”的签名进行鉴定，因此支付了鉴定费，由于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得到本院的支持，该鉴定费作为三原告的维权成本，理应由三原告自行承担。三原告主张该鉴定费由三被告承担的请求缺乏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理由也不够正当充分，故本院全部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木添、梁焕英、梁焕颜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梁木添、梁焕英、梁焕颜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本案判决确定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同等金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冯小娟人民陪审员  庄红胜人民陪审员  卢洁如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倪萍书记员马谆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