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民申25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尉氏县永源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河南省尉氏县庄头乡郑一村。法定代表人：文新枝，该合作社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留根，河南循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孟冬，男，汉族，1991年11月17日生，住河南省中牟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根强，男，汉族，1978年2月21日生，住河南省中牟县。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静，河南尤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晨予，河南尤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国锋，男，汉族，1987年6月29日生，住尉氏县。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小金，男，汉族，1969年7月26日生，住河南省中牟县。二审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尉氏县希腾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尉氏县庄头镇郑一村。再审申请人尉氏县永源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永源合作社）因与被申请人孟冬、张根强及二审被上诉人郑国锋、张小金、尉氏县希腾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腾牧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2民终1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永源合作社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第一、一审法院根本没有依据尉氏县环保局出具的[2016]4003号《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以下简称《环保局处罚决定书》）认定双方合作协议无效,可二审法院判决竟然认定:“一审据以认定双方合作协议无效的依据为《环保局处罚决定书》。”第二、该决定书是尉氏县环保局出具并送达给永源合作社的法律文书,二审法院认定尉氏县环保局并未出具该决定书是错误的。《环保局处罚决定书》的文号出现问题,这属于尉氏县环保局在出具法律文书时出现的笔误,这不能成为尉氏县环保局并未出具该决定书的依据。只要该决定书上边的公章真实,依法就应当认定该决定书是尉氏县环保局出具的。第三、二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合同并不具备行使法定解除要件,一审认定永源合作社行使法定解除权,在解除通知到达二上诉人时合作即行解除的意见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此认定错误。这是因为:1、孟冬、张根强在负责猪场建设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规定,没有将有关防治污染的设施、环境保护设施与猪舍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永源合作社多次催告，可是孟冬、张根强不履行其义务,还擅自将猪舍出租养猪使用,严重污染环境,还被尉氏县环境保护局责令停业整顿,在此情况下,应当认定孟冬、张根强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2、孟冬、张根强不依约进行生猪饲养销售方面的合作,而是擅自将猪舍对外出租,这明显属于违约行为。3、孟冬、张根强收取的租金不给付永源合作社,到永源合作社向孟冬、张根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时仍然下欠8.3万元租金未付。第四、永源合作社与孟冬、张根强没有签订的《尉氏县永源养殖专业合作社新建猪舍合作协议》(二期猪场),孟冬、张根强没有开始着手对二期猪场进行建设。张根强于2016年7月16日收到郑国锋通过曹建华转款5.967万元,是建一期猪场剩余的材料折款,不是建二期猪场的材料折款,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16年6月25日签订的《尉氏县永源养殖专业合作社新建猪舍合作协议》(二期猪场),张根强于2016年7月16日收到郑国锋通过曹建华转款5.967万元,是建二期猪场的材料折款。”是错误的。二、二审法院酌定孟冬、张根强的可期待利益为4年应得租金,违法且不公平。第一、永源合作社没有违约。第二、孟冬、张根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依法不应当支持其可期待利益。第三、二审法院判决永源合作社除返还孟冬、张根强猪场建设款98.5158万元外,还要赔偿可期待利益为4年应得租金159.68万元,不公正。1、孟冬、张根强在2016年6月猪场还未完工的情况下就已经私自将猪舍出租,一次收取2年租金99.8万元,这样一来,孟冬、张根强在2016年6月便将其建猪舍投入的93万余元已经全部收回了。2、孟冬、张根强并未投入使用固液分离设备，没有投建粪污沉淀池等，有关环评手续没有办理,有关养殖生猪的手续没有办理。按照国家规定,在本案双方解除合同时,该猪场是不能进行经营的,也不应当有收益。3、孟冬、张根强所建猪舍质量差,后希腾牧业已经对猪舍翻修了一遍。4、永源合作社在2016年7月份之前已经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多次告知孟冬、张根强等人不能养猪乱排粪污,但他们都是推脱不肯见面解决,在此情况下,永源合作社只得向其书面通知解除合同。三、二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合同在起诉前未解除,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对孟冬、张根强的起诉不予支持,可二审法院判决却不然。孟冬、张根强向二审法院提交的双方微信聊天截屏记录不是原始的完整的记录,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二审法院判决时予以采信,不符合法律规定。《环保局处罚决定书》是尉氏县环保局出具的,并且该决定书与永源合作社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尉氏县庄头镇郑一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等相互印证,依法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可是二审法院对这些证据却不予采信。第四、永源合作社与希腾牧业是工商登记的彼此独立的法人,而且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人单位,不存在人格财产混同,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永源合作社与希腾牧业存在人格财产混同,希腾牧业应当就本案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错误的。四、原判决超出诉讼请求。孟冬、张根强的一审诉讼请求和二审上诉请求中均是主张要求赔偿可期待利益损失为110万元，可是，原审法院判决竟然认定赔偿孟冬、张根强可期待利益损失为159.68万元,这显然属于判决超出诉讼请求。五、孟冬、张根强将猪舍对外出租经营，属于违法经营,不应当认定有可期待利益损失。孟东、张根强与永源合作社签订的是《新建猪场合作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等法律规定，猪场建设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而本案涉及的猪场建设中防治污染的设施，没有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没有经过环评，更没有经验收合格，也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没有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因此，不应当认定孟冬、张根强有可期待利益损失的。六、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程序违法,漏列当事人。孟冬、张根强和刘某根是个人合伙关系,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刘某根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虽然是以永源合作社的名义与孟冬、张根强签订的合同,但是，实际上是郑国锋、韩某辉、陈某强、范某忠四人以永源合作社的名义进行经营。本案的处理结果与韩某辉、陈某强、范某忠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请求再审本案。孟冬、张根强提交意见称，一、永源合作社陈述自相矛盾、前后不一。(一)关于永源合作社和希腾牧业的关系,其自认混同经营,又以独立主体进行否认，自相矛盾。永源合作社在原审中称“永源合作社将猪舍租赁给养殖户后，就借用希腾牧业名义进行养殖”，又以尉氏县环保局对希腾牧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作为依据解除永源合作社与孟冬、张根强之间的协议。根据二审法院庭审调查和孟冬、张根强举证,两个主体在同一地点办公,使用同一片土地与孟冬、张根强签订合作协议建猪舍,后又出卖,资产相同，主要管理人员都是郑国锋，二审法院确定两个主体“人格混同”无误。(二)孟冬、张根强没有违约行为,永源合作社系办理环评手续的责任主体，本案系其恶意违约，将孟冬、张根强所建猪场卖掉后企图通过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方式来逃避法律责任,永源合作社作为违约方无单方合同解除权，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不产生解除的效力。1.孟冬、张根强没有违约行为。按照案涉合作协议约定,环评等手续由合作社负责办理。2.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前已经将猪舍卖予了张小金,因永源合作社恶意违约造成了孟冬、张根强被限制进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3.永源合作社辩称的所谓的“环保”问题并未影响猪场的经营,其无单方合同解除权。原审庭审中,永源合作社和张小金均认可猪场从未中断经营,根据案涉合作协议和变更约定,合作的目的在于获取租金,孟冬、张根强已经按照约定边出租边支付租金的对应比例给永源合作社,无任何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行为。养猪场持续稳定对外租赁,环保制度对合同目的实现无丝毫的影响。4.永源合作社无单方合同解除权，其解除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四项之规定。5.二审法院在审理中查明了整个猪场租金收取情况，孟冬、张根强向永源合作社（郑国锋）支付的具体金额为15.1万元。三、永源合作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向孟冬、张根强支付猪场建设款和经济赔偿金。1.郑国锋举证的复印件不能完全反映孟冬、张根强的投资和花费。2.二审判决亦未超出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确认诉讼请求计算依据时孟冬、张根强明确到“合同签订的是五年，已经收取的是两年,剩下三年的租金(扣除需向永源合作社支付部分)大约在120万左右,为了计算方便和利于解决纠纷,确认为110万元”。孟冬、张根强要求的可期待利益就是合同未付的三年的部分，对已收取租金已经给予了扣除,故法院的判决并未超出诉讼请求。四、关于诉讼主体的问题。本案系合同纠纷,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孟冬、张根强和永源合作社,无论是哪一方的合伙人，并未对外签署合同,对本案无直接的权利和义务。五、关于永源合作社称孟冬、张根强要求的是违法收益,不应支持预期利润的问题。其所述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当时厂区正在持续建设,设备也在添置，环评的问题也是可以弥补的,法律对事后的评审和整改也是允许的。六、关于异议期保护制度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于2013年6月4日作出《对〈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的答复》(2013年6月4日法研〔2013〕79号),该答复称: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法定解除)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按照上述意见,永源合作社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通知孟冬、张根强要求解除合同的,其不具备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法定解除)规定的条件,其发出的解除通知函不应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合同在法院判决解除前仍未解除。二审法院按照该批复处理本案是适当的，并不违法。七、关于永源合作社所称孟冬、张根强未实际管理的问题。猪场建成不到一个月,正在物资采购和补充过程中,永源合作社就提出了合作终止、解除合同，张小金入驻后就不断的产生冲突甚至报警,造成孟冬、张根强无法管理。八、关于永源合作社提到的孟冬、张根强举证的微信记录问题。首先永源合作社不能证明该微信记录不完整，其次当庭进行语音播放,同时提供了录屏光盘和截屏打印，庭审时永源合作社律师、郑国锋本人、几方当事人均在场质证。永源合作社本次申请再审又以没有原始载体为借口,请求法院不予采信，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永源合作社拿着卖场款恶意的提起上诉、虚假陈述,拖延时间。尉氏县环保局未出具涉案处罚决定书,永源合作社却持有，其中涉嫌刑事犯罪,孟冬、张根强将继续向公安机关要求出具结果。对孟冬、张根强而言,当时系贷款投资建厂，后来本钱都没办法收回,且利息在一年一年增长,如果是做生意亏损,孟冬、张根强二人也认,但本案都是人为造成。永源合作社的申请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环保局处罚决定书》的采信问题。一审法院采信该决定书，该决定书责令猪场停止使用。相应一审法院认为，孟冬、张根强在猪场建设时并未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设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规定，导致猪场无法经营使用，双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永源合作社向孟冬、张根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到达时，涉案《新建猪场合作协议》已解除。但二审时，尉氏县环境保护局限出具《证明》显示，该局从未向希腾牧业作出过上述处罚决定书，上述编号文件针对的是其他相对人。故一审认定的事实已发生重大改变，二审法院对其不予采信是正确的。关于孟冬、张根强举证的微信记录能否作为证据的问题。二审中，孟冬、张根强不仅向二审法院提交了与郑国锋的微信聊天截屏6页，而且附有原始载体一份，永源合作社关于双方微信聊天截屏记录不是原始的完整的记录,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张根强于2016年7月16日收到郑国锋通过曹建华转款5.967万元,是建一期、还是二期猪场的材料折款的问题。双方留存在账册副本显示孟冬就本案一期猪场建设最后一笔支出的时间是2016年6月12日；双方微信聊天录屏记录显示双方就二期工程合同签订事宜进行商谈、并开始施工的时间是2016年6月9日至6月25日；2016年7月6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根强给郑国锋报的数包括刮粪板、猪上料（机）、干湿分离机、部分砖、石子、砂、水泥等材料。因此，永源合作社认为“二审法院将该5.967万元认定为建二期猪场的材料折款错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永源合作社能否以孟冬、张根强擅自将猪舍对外出租,仍欠8.3万元租金未付及猪舍中的清除猪粪设备和化粪池里的干湿分离机当时未投入使用等理由,行使法定解除权的问题。1、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审判人员询问猪场出租事宜时，孟冬称“建厂之前,和郑国锋约定过,建厂就是为了向外出租,建成一栋就向外出租”，郑国锋回应称“我们两个之间没有谈过,我们之间有一个合作伙伴,他们之间沟通比较多。我知道出租了”。审判人员又询问郑国锋“你阻止了没有?”郑国锋回答“当时已经形成了事实,协商给我们20%的收益”。因此，永源合作社称孟冬、张根强擅自将猪舍对外出租的理由不能成立。2、二审已查明，孟冬向永源合作社（郑国锋）支付15.1万元。3、《新建猪场合作协议》第5条约定“永源合作社具体负责猪场的排污问题等。”对该条款的具体含义，各方解释不一。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孟冬、张根强二人在完成猪场建设时并未“三同时”将防污设备及时安装至可使用状态时，永源合作社理应要求孟冬、张根强继续采取补救措施，以利合同目的实现。根据孟冬一审提交的购买设备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其已于2016年7月1日购买了干湿分离机等设备拟对猪场进行安装，故本案永源合作社并不具备行使法定解除要件。关于涉案《新建猪场合作协议》解除时间的问题。尽管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如前所述，本案永源合作社并不具备行使法定解除要件。因此，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认定在解除通知到达孟冬、张根强时合作即行解除的意见错误”是正确的。关于二审法院酌定孟冬、张根强的可期待利益是否合法、公平的问题。永源合作社与孟冬、张根强作为涉案《新建猪场合作协议》的商事主体，理应诚信执行。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本案中，孟冬、张根强承建猪舍九栋，八大一小，按双方认可的大栋年租金5.8万元、小栋年租金3.5万元计，年租金可达49.9万元，效益不错。而根据孟冬、张根强与永源合作社之间的《新建猪场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年限自猪场建设之日起直至遇政府征用或其他商业征用，猪场拆除之日止。也就是说，有一定的预期经营期限。2016年7月，孟冬、张根强将该猪场建成。希腾牧业于当年8月1日即将该猪场另行租赁。孟冬、张根强租赁给各养殖户的租期为5年，已收2年租金。孟冬、张根强认为其与永源合作社的使用权是8:2，其年预期收益为40余万元，诉求剩余3年预期利润损失110万元。二审法院认为永源合作社径行解除双方协议，系主要违约方；孟冬、张根强二人未将全部环保设备一并调试至可使用状态时即允许租赁户进行养殖，亦有一定过错。该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酌定孟冬、张根强的可期待利益共为4年应得租金（包括已出租的2年），该酌定意见并未超出孟冬、张根强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永源合作社认为二审酌定错误的再审理由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关于永源合作社主张“二审法院认定永源合作社与希腾牧业存在人格财产混同,希腾牧业应当就本案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错误”的问题。首先，希腾牧业并未提出再审申请；其次，希腾牧业曾系郑国锋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永源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也曾为郑国锋，只是在本案审查程序中变更了新的法定代表人。郑国锋与张小金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希腾牧业（包括永源合作社、土地使用权及所有附属物）以5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小金。永源合作社与希腾牧业营业场所相同、业务相同、财产混同，据此二审法院认定二者存在人格财产混同、希腾牧业应当就本案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依据。关于原审是否漏列当事人的问题。本案《新建猪场合作协议》系孟冬、张根强与永源合作社所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本案并不存在漏列当事人的程序问题。综上，永源合作社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尉氏县永源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福蕾审判员  孔庆贺审判员  赵艳斌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君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