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03民初979号原告：李铭，男，汉族，1988年2月7日出生，贵州省绥阳县人，住贵州省绥阳县。被告：黄云雷，男，汉族，1986年2月22日出生，河南省固始县人，住河南省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明，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立生，男，汉族，1970年9月7日出生，河南省固始县人，住河南省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泽前，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铭诉被告黄云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本院依被告黄云雷申请追加张立生作为本案被告，原告李铭对此无异议。原告李铭、被告黄云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明以及被告张立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泽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支付欠款98500.00元及违约金（其中10500.00元自2019年4月4日起按每月1%计算至欠款清偿之日止，88000.00元自2019年4月4日起按每月2%计算至欠款清偿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请求判决被告黄云雷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5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9年4月4日起，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人工费工资880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份，原告受被告黄云雷聘请在遵义市汇川区内墙刮瓷，同年又应黄云雷邀请在商贸城还房做外墙漆，黄云雷承诺完工后付清。商贸城那边的项目最初是黄云雷喊原告去做的，没多久黄云雷离开了，并让原告后期有什么事情就找张立生对接，张立生后期也支付了180000.00元工钱给原告。但是两处项目完工后，尚有尾款88000.00元未支付，其中40000.00元是反恐基地项目的尾款，48000.00元是商贸城项目的尾款。同时期，黄云雷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借款10500.00元。此后，原告多次以电话、微信等形式向黄云雷请求支付尾款和偿还借款，但黄云雷不回微信、不接电话，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期间，原告也向张立生主张过欠款尾款，张立生以黄云雷在项目部拿到的工程款已经拿超了为由拒绝原告的请求，让原告去找黄云雷解决。2019年4月，原告想办法联系上了黄云雷，在黄云雷通过微信将其定位告知原告后，原告独自一人前往湖北省十堰市找到被告，但黄云雷还是以没钱为由拒绝支付。原告遂要求黄云雷和自己一起返回遵义来找项目分包方了解情况，看是否还有未支付的工程款能解决自己的工钱问题，黄云雷答应后同原告一起返回遵义。黄云雷在遵义跑了两天还是没有解决，便主动向原告提出将尾款和借款打成《欠条》和《借条》，并承诺在2019年12月30日前付清。但到期后，黄云雷依然没有履行，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黄云雷辩称：一、欠条并非黄云雷主动出具。2019年4月，原告将黄云雷从湖北带回遵义入住新蒲新区美度酒店，并胁迫黄云雷出具条子；2019年4月4日，黄云雷出具条子后才得以脱身，这些条子不是黄云雷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二、黄云雷和原告一样，都是受雇于张立生。反恐基地项目在2017年1月12日前，由原告和黄云雷实际施工，原告负责的区域是地下室（约4000㎡），黄云雷负责的区域是1-5楼（约13950㎡），单价是8元/㎡。2017年1月，项目部对截至2016年12月的工程量及工程款进行了一次结算，结算下来的工程量是13,000㎡、进度款是83,200.00元，进度款由黄云雷统一领取。经黄云雷与原告协商，支付了18,000.00元给原告。2017年1月12日，张立生就反恐基地项目与项目部签订了《刮瓷（包工包料）、乳胶漆（单做人工）内部分包工程》，剩余的工程款由项目方全部直接支付给张立生，因此原告在反恐基地项目的工钱尾款应当由张立生承担。三、条子所列的商贸城还房工地项目系张立生承包，黄云雷实际并未参与施工，黄云雷委托律师调取的证据也显示张立生共领取了商贸城还房工地项目工程款262,260.00元，原告在商贸城还房工地项目的工钱尾款也应当由张立生承担。至于借款，黄云雷是曾经向原告借过21,000.00元，但是已经归还了15,500.00元，只剩下5,500.00元未归还，且这一问题属于民间借贷关系，原告应另案主张。综上，欠条系黄云雷受原告胁迫而出具，欠条所记载的内容不真实，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请法院予以撤销。案涉工程系张立生承包，且由张立生领取了工程款，相应付款责任因由张立生承担。因此，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张立生辩称：一、张立生不是适格的被告，不应追加为被告参加诉讼。原告主张债权的依据是《借条》和《欠条》，而这两张条子上的合同当事人为原告和黄云雷，张立生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只能向黄云雷主张权利。因此，张立生不是适格的被告，不应追加为被告参加诉讼，请求法院驳回黄云雷申请追加张立生为被告参加诉讼的请求。二、张立生已将涉案工程整体转包给黄云雷，张立生与黄云雷之间的工程款已经结清。案涉工程确实是张立生从项目方分包而来，但是张立生又将涉案工程整体转包给了黄云雷。至于黄云雷和原告是什么关系，答辩人不知情。按照工程款的结算程序，是项目方结算给张立生，张立生再结算给黄云雷。然而在施工过程中，黄云雷擅自在项目方领取了83,000.00元，张立生又向黄云雷转账了5,000.00元，合计88,000.00元，张立生与黄云雷已经结清。至于黄云雷和李铭之间怎么结算，张立生不知情。综上所述，原告与黄云雷之间的纠纷与张立生无关，张立生不是适格的被告，不应参加诉讼，请求法院驳回黄云雷申请追加张立生参加诉讼的请求，驳回原告对张立生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2017年，原告李铭应被告黄云雷之邀请先后参与了汇川大道汇川区反恐、特巡警综合训练中心项目（以下简称“反恐基地项目”）内墙刮瓷和乳胶漆以及遵义国际商贸城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以下简称“商贸城项目”）3＃楼标准层外墙真石漆等墙面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2019年4月4日，被告黄云雷向原告李铭出具《欠条》和《借条》各一张。《欠条》载明：“今欠李铭遵义市汇川大道反恐基地及国际商贸城还房工地人工费工资88000元，大写捌万捌仟元整，于2019年12月30日支付清，逾期未还则按月利率2%计付逾期利息。如果本人黄云雷在2019年12月30日未支付清，李铭为维护权益向黄云雷追偿，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交通费、差旅费、鉴定费等等）均由黄云雷承担。”《借条》载明：“黄云雷，身份号×××5418，李铭，身份证号5221231988××××××××。因由于生意周转于2019年4月4号向李铭借款人民币大写壹万零伍佰元整（现金支付），小写10500元，利息1%，期限为两个月内，于2019年6月4日归还本息。如偿务人逾期未还，债权人为维护权益向违约方追偿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交通费、差旅费、鉴定费等等）均由违约方承担。”前述两张条子，黄云雷均在落款处签名，并注明了自己的身份证号。另查明，2017年1月9日，被告黄云雷就反恐基地项目刮瓷班组在2016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完成的刮瓷工作量向案外人贵州鼎来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来公司”）提交了《工程劳务（土建工程劳务）进度款支付申请表》，申请支付工程进度款83,200.00元。鼎来公司审核后确认在此期间刮瓷施工班组完成的工程量为刮瓷（两遍）13,000.00㎡，工程款为104,000.00元，拨付80%为83,200.00元，并于2017年1月24日向黄云雷实际转账支付了83,000.00元。黄云雷收到款项后，于2017年1月25日向原告李铭转账支付了18,000.00元。2017年1月12日，被告张立生作为乙方与鼎来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刮瓷（包工包料）、乳胶漆（单做人工）内部分包工程》合同，合同约定鼎来公司将反恐基地项目的刮瓷、乳胶漆工程内部分包给张立生完成，双方对工程名称、承包范围、承包方式、双方权利义务、合同价款等内容作出了约定。根据该合同，工程量根据现场实际施工实测实量，工程单价采取综合包干单价15元/㎡。2017年3月28日，被告黄云雷就反恐基地项目刮瓷班组在2017年1月至2017年3月期间完成的刮瓷工作量向鼎来公司提交了《工程劳务（土建工程劳务）进度款支付申请表》，申请支付工程进度款185,600.00元。鼎来公司审核后确认在此期间刮瓷施工班组完成的工程量为刮瓷（两遍）4,500.00㎡和乳胶漆（两遍）10,000㎡，工程款分别为67,500.00元和30,000.00元，合计97,500.00元，支付80%为78,000.00元，扣除汇川区第一幼儿园新建工程地下室未按精装房标准施工应扣款24,800.00元，应付款实为53,200.00元。鼎来公司于2017年6月1日将前述53,200.00元通过网上银行支付给张立生，张立生向鼎来公司出具收款单确认收到该款。2017年4月12日，被告张立生作为乙方与案外人贵州鼎来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遵义分公司（以下简称“鼎来公司遵义分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外墙真石漆劳务内部承包合同》，合同约定鼎来公司遵义分公司将商贸城项目3#楼标准层外墙真石漆工程内部承包给张立生完成，双方对工程名称、承包范围、承包方式、双方权利义务、合同价款等内容作出了约定。根据该合同约定，工程单价为包干单价26.7元/㎡，工程量根据图纸且结合施工现场情况并结合贵州省2004版五部计价定额计算规则进行计算，工程面积约9000㎡，工程总款约24万元整。2017年7月9日，被告张立生通过手机银行向黄云雷转账5,000.00元，黄云雷认可收到该款。但是，对于这5,000.00元的款项性质，被告张立生陈述系其结算给黄云雷的转包工程款，被告黄云雷则认为不是转包工程款，而是黄云雷应得的后续工程款。2017年8月10日，被告张立生就商贸城项目在2017年5月31日至2017年7月27日期间完成的工程量向鼎来公司遵义分公司提交了《工程劳务（土建工程劳务）进度款支付申请表》，申请支付工程进度款320,400.00元。鼎来公司遵义分公司审核后确认在此期间张立生班组完成的进度款为240,300.00元，支付80%为192,240.00元，扣罚款2,000.00元，应付款为190,240.00元。张立生于2017年9月7日向鼎来公司遵义分公司出具收款单，确认收到192,240.00元。2017年9月4日，被告张立生就反恐基地项目刮瓷乳胶漆工程向鼎来公司提交了《工程劳务（土建工程劳务）结算支付申请表》，申请结算全部工程款。鼎来公司审核后确认被告张立生带领的刮瓷乳胶漆施工班组已完成所有施工任务，施工时段为2016年11月-2017年7月，全部工程款合计274,264.00元，扣3%质保金8,000.00元、已付工程款136,200.00元（含2017年1月支付给黄云雷的83,000.00元及2017年3月支付给张立生的53,200.00元）、卫生费900.00元后，应付工程款为129,100.00元。鼎来公司在该份结算支付申请表上注明：“特别提示：该工程黄云雷与张立生同属一个班组，签合同人张立生，黄云雷领款已应扣在张立生的结算中。”2018年2月22日，张立生向鼎来公司出具领款单确认领到反恐基地项目内墙涂料款71,760.00元。2018年1月9日，被告张立生就商贸城项目向鼎来公司遵义分公司提交了《工程劳务（土建工程劳务）结算款支付申请表》，申请结算全部工程款。鼎来公司遵义分公司审核后确认被告张立生分包的外墙真石漆工程已完成，施工时段为2017年8月-2017年12月，全部工程款合计308,700.00元，扣3%质保金9,200.00元、已付192,240.00元（含张立生已交的罚款2,000.00元）后，应付工程款为107,200.00元。2018年2月22日，张立生向鼎来公司出具领款单确认领到商贸城项目3号楼外墙漆工程款70,020.00元。2018年2月11日，被告张立生向鼎来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我保证在贵州鼎来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所有工程中的工人工资每月按时发放给工人，如因未及时支付工资引发的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并愿意接收公司的相应惩罚。由此产生一切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与贵公司无关，由本人自行承担。……”。本院认为：原告李铭在起诉时，将《欠条》和《借条》的金额合并后作为一项诉讼请求主张权利，因此本案系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法律关系：装饰装修合同关系和民间借贷关系，应按讼争的两个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来审理，因此对被告黄云雷提出将《借条》另案处理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黄云雷通过向原告出具《欠条》和《借条》的形式，确认其因反恐基地项目及商贸城项目差欠原告人工费工资88000.00元和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借款10500.00元。审理过程中，被告黄云雷虽然辩称《欠条》和《借条》系受胁迫而出具，但黄云雷代理人在本院电话询问时也认可黄云雷与原告李铭一起从湖北十堰返回贵州遵义的路途中，只有原告李铭一人和黄云雷一起。本院认为，原告李铭与被告黄云雷的年龄、体格大致相当，从常理来看，在黄云雷不配合的情况下，以原告一人之力，并不能顺利地将黄云雷从湖北十堰强制带回贵州遵义。并且，被告黄云雷提供的证人黄某出具的书面证词和酒店入住记录，仅能证明黄云雷与李铭一起离开湖北十堰以及黄云雷在2019年4月2日至4月4日期间入住遵义市新蒲新区美度酒店，并不足以证明被告黄云雷受到了原告李铭的胁迫，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本院对被告黄云雷这一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欠条》和《借条》系被告黄云雷与原告李铭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于人工费工资问题，原告在庭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黄云雷和被告张立生共同向原告支付余下的人工费工资88,000.00元，自愿放弃人工费工资的逾期付款利息。被告黄云雷辩称涉案两个项目均由被告张立生签订分包合同，被告张立生也向鼎来公司出具了按时发放工人工资的承诺书，因此应由被告张立生承担原告李铭余下的人工费工资88,000.00元。然而被告黄云雷根据本院发出的调查令从鼎来公司调取的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张立生和鼎来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以及张立生从鼎来公司领取部分工程款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黄云雷与被告张立生之间存在雇佣或委托等关系，也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张立生之间存在应由被告张立生直接向原告支付刮瓷人工费的法律关系。被告黄云雷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理解其向原告李铭出具《欠条》的法律意义，故本院对被告黄云雷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此外，原告李铭也没有举证证明其与被告张立生之间存在应由被告张立生向其直接承担付款义务的法律关系，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张立生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由被告黄云雷对原告李铭的人工费工资88,000.00元承担付款义务。对于借款问题，被告黄云雷认可其共向原告李铭借款21000.00元，但辩称已经向原告李铭归还了15500.00元，仅余5500.00元未归还，并提供了4张微信转账记录作为佐证。原告李铭质证认为，被告黄云雷确实于2019年4月4日、4月6日、9月22日向原告李铭微信转账4次，先后分别为3000.00元、7000.00元、5000.00元和500.00元，但是2019年9月22日的两笔合计5500.00元钱是被告黄云雷支付给原告李铭用于赔偿丢失的脚手架；被告黄云雷针对丢失的脚手架于2019年4月4日向原告出具了另一张《借条》，原告解释称因被告黄云雷已经支付这5500.00元，故此前未出示该《借条》，现在可以当庭提交给法院审查。经审查，该《借条》载明：“本人黄云雷，身份证号×××5418。因生意周转于2017年5月5日向李铭借款人民币5500元，大写伍仟伍佰元整，期限为2019年9月1日前归还。如偿务人逾期未还，债权人为维护权益向违约方追偿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交通费、差旅费、鉴定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本院认为，被告黄云雷差欠原告李铭借款10500.00元尚未归还属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被告黄云雷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故本院对原告李铭要求被告黄云雷归还借款本金10500.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至于利息，原告李铭与被告黄云雷在《借条》中明确约定了借款利率，且利率标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利息诉请也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云雷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李铭借款本金人民币10,5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从2019年4月4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被告黄云雷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铭支付人工费工资人民币88,000.00元。三、驳回原告李铭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0.00元（原告已依法减半预交），由被告黄云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娟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韩光凤书记员赵旭附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