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4500号原告（反诉被告）：雷高林，男，197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春江，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北京立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北京八仙宾馆1层1009室。法定代表人：章美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冬林，男，197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北京立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被告：范丽梅，女，198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兴市。北京立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范丽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权，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雷高林诉北京立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日公司）、范丽梅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立日公司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受理，并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雷高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春江，立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冬林、立日公司及范丽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雷高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立日公司支付拖欠雷高林的款项848956.2元；2.立日公司赔偿雷高林利息损失（以848956.2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3日起计算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年利率4.75%计算）；3.范丽梅对上述立日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制作道具并根据被告的要求发货至被告指定的收货单位。2016年12月4日，双方补签了一份《道具制作合同》，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8月，原告已按照被告的订单累计完成道具制作价款总计2436885.2元，截至2018年1月22日，被告共支付1574737元。被告立日公司辩称，第一，我方并未拖欠原告的款项，经原告核算，截至2018年2月14日，被告已经支付的款项总额为1809200元。第二，原告实际完成制作并且经被告认可的款项是1633769.97元，另外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需要道具的客户是深圳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资源是被告获得的，原告和被告这个案件发生之前就已经认识了，被告不从事道具的生产，就找到原告，让原告自己和深圳公司商谈，原告的回复是因为原告是个人，不方便签署合同，因此让被告和他一起和深圳公司谈这个业务，后来经过协商，以我方和深圳公司签这个合同，付款和收款及发票都是以我方进行。原告认为我方认可的163多万元，要扣除上方约定的8%，是130701.6元，也就是说，我方需要向原告支付的金额应该是1503068.37元。因此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原告要求支付利息没有依据，利息是存在欠付款项，并且有明确依据的情况下才可以给付。第四，双方的合同对最后需要的订单的确认、制作交货及验收款项的支付，都有严格的规定，我方不认可原告所说的累计的总款项的金额，不清楚原告是怎么计算的。被告范丽梅辩称，原告主张要求我方承担补充连带责任的请求，我方不同意。是否应该承担补充责任，与本案的承揽合同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原告根据的是公司法解释二的第13条，我方查阅了公司法解释二第13条，并不是原告所陈述的具体内容，如果法院认为，能在本案中一并处理，那退一步讲，我方同意立日公司的答辩意见。反诉原告立日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雷高林退还立日公司多支付的道具款322757.63元，及按现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的损失（从2019年2月22日之日计算至雷高林实际退还之日）。事实和理由：我方与雷高林于2016年12月8日签署了《道具制作合同》，合同约定了我方从雷高林处承担道具制作工作及相关的权利义务。2016年至2018年期间，我方向雷高林共支付本合同项下的制作款1809200元，其中，雷高林已在起诉状中确认我方已支付1769200元，除该1769200元外，我方还于2018年2月14日向其支付40000元。现经我方核算，雷高林实际完成交付的产品对应的款项为1633769.97元，扣除按照约定，雷高林应向我方返还实际制作款的8%即130701.6元，我方需向雷高林支付的制作款应为1503068.37元。我方已超额支付，故雷高林应向我方退还超额支付的306131.63元。另外我方为雷高林向蔡新峰垫付了16626元，该款项应由雷高林承担。反诉被告雷高林辩称，立日公司的反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于驳回。立日公司所主张的垫付16626元，没有看到相应证据，并且与本案无关。第一次庭审中我方最开始的订单总额是263万元，第6笔订单我方考虑到是章冬林本人写的，所以后来进行了调整。针对8%的返还款，立日公司向原告提供的订单里有说明，我方没有把包装费计算到道具款里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12月8日，立日公司与雷高林签订《道具制作合同》，约定雷高林根据立日公司的委托，对立日公司提供品牌专卖店道具打样、道具制作、未使用道具免费仓储、道具代发等服务，具体订货数量和交货时间以立日公司发给雷高林的《道具制作明细单》为准，道具制作明细单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应，道具制作明细单须由双方相关责任人签字确认。采购流程为，立日公司订单电邮告知内容及订单数量，雷高林确认并回复立日公司订单交期，雷高林根据订单和交期时间完成道具生产，立日公司现场批量验货，立日公司根据需求不定期提供发货清单由雷高林负责出货。订单经立日公司确认后，须于5-7个工作日内向雷高林支付订金，订金金额为订单总金额的30%；立日公司现场验货合格后，须于5-7个工作日支付第二笔款项，支付金额为订单总金额的30%；立日公司新增订单后，以第一批道具全部出仓为准，立日公司须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上一轮订单的最后一笔款项支付，支付金额为上一轮订单总金额的40%。后续订单付款方式以此类推完成本合同所有订单。立日公司要求雷高林将货物发至立日公司指定的地点所产生的物流费用由立日公司承担。立日公司如逾期未支付之后无任何邮寄及电话说明，立日公司需每天向雷高林支付按月项目总体服务费用计算的1%滞纳金。如拖欠时间超过15个工作日，雷高林有权终止本合同并按照月项目总体服务费用的3%索赔。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庭审中，雷高林出示了电子邮件记录。立日公司主张雷高林出示的2017年8月14日的电子邮件仅为初步意向，并非已经达成了具体的买卖合同。立日公司还提交了一份雷高林与章冬林之间的手写约定，载明：“2016年至2017年OHYA所有道具制作总款约定如下，雷高林向立日公司返还雷高林从立日公司承揽所有道具制作费用总款（不含税）的8%”。雷高林主张立日公司在支付道具款时已经扣除了该8%的款项。另查，2016年11月19日，章冬林在明细单中签字，确认已付1645000元，暂定欠194463元。庭审中，雷高林表示该部分款项系章冬林个人所写，是对双方之前欠款的确认，不在本案中主张，且主张章冬林已将该部分款项付清。再查，范丽梅为立日公司的唯一股东，持股比例为100%。庭审中，雷高林向本院提交了对账单一份，以及该对账单所对应的银行转账记录。银行转账记录显示，章冬林分别向雷高林于2016年11月11日转账19200元，于2016年11月20日转账10万元，于2016年11月23日转账10万元，于2016年12月2日转账5万元，于2017年1月3日转账5万元，2017年1月10日转账10万元，于2017年1月18日转账10万元，于2017年3月22日转账5万元，于2017年4月1日转账共10万元，于2017年4月2日转账3万元，于2017年4月14日转账3万元，于2017年5月11日转账共14万元，于2017年5月31日转账共18万元，于2017年7月11日转账共10万元，于2017年7月12日转账共10万元，于2017年7月13日转账4万元，于2017年7月29日转账5万元，于2017年8月25日转账5万元，于2017年8月31日转账2万元，于2017年9月5日转账3万元，于2017年9月30日转账共14万元，于2017年12月8日转账5万元，于2017年12月22日转账10万元，于2018年1月22日转账4万元。以上共计1769200元。该对账单中还记载：2018年2月14日立日公帐转款4万元未统计。庭审中，雷高林主张上述付款中包含2016年11月19日明细单中的194463元，本案已付款项为1614737元。上述事实，有明细单、《道具制作合同》、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银行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合法的民事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切实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雷高林与立日公司之间签订《道具制作合同》，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对于双方之间的道具款总额，因雷高林未向本院提交任何立日公司最终确认道具数量、价款的书面材料，故本院只能依据雷高林与立日公司负责人章冬林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确认。雷高林主张的2017年8月14日的电子邮件中456983.2元道具款本院无法确认，理由如下：一是雷高林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部分道具已制作完毕；二是根据双方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记录，立日公司在其他订单中基本上均会备注道具送货地点及送货期限，而2017年8月14日的电子邮件中无任何类似内容，本院无法认定立日公司发送的该封电子邮件系双方已对该部分道具达成了合意；三是章冬林在微信聊天中未对该笔道具款项进行过确认，雷高林亦未在微信聊天中对此单独提出过异议。同理，对于雷高林主张的其他未经章冬林确认的道具款，本院均无法确认。综上，本院确认双方之间的道具款总额为1883517元。立日公司辩称上述道具款应当扣除8%的款项作为回款，对此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一是章冬林向雷高林发送的2016年10月25日的电子邮件中载明包装费8%且未包含在道具款中，其余电子邮件虽然未明确约定的包装费为8%，但均列明了包装费且未包含在道具款中，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包装费为道具款的8%且另行结算的交易习惯，该部分金额与立日公司主张的8%回款相当；二是如果立日公司先行支付道具款时包含8%金额的包装费再要求雷高林退还，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而正常交易习惯应为支付道具款时直接扣除该部分金额。对于立日公司已经支付的道具款，根据雷高林提交的对账单及银行记录，可以认定立日公司已经支付了1809200元。雷高林在起诉状中自认立日公司已支付了本案道具款1809200元，后又在庭审中主张仅收到1614737元，其原因在于雷高林将章冬林签字确认的2016年11月19日明细单中194463元直接扣除，因该部分款项有章冬林签字确认，系对双方之前欠款的确认，雷高林直接在章冬林转账中扣除并无不合理之处，故本院确认立日公司已支付的本案款项为1614737元。立日公司主张其向蔡新峰垫付了16626元，并要求雷高林承担该部分款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立日公司尚未支付的道具款金额应为268780元。雷高林主张立日公司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仅支持以上述未付道具款金额为基数，自章冬林最终确认之日，即2018年11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范丽梅作为立日公司的唯一股东，且未能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应对立日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立日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立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雷高林道具款本金268780元；二、北京立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雷高林利息损失（以26878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范丽梅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北京立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向雷高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雷高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2290元，由雷高林负担6958元（已交纳）；由北京立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范丽梅负担533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3071元，由北京立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杜春龙人民陪审员  边丽冰人民陪审员  路玉国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刘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