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5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波，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锐煌，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宝宝，女，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崇贤，北京天驰君泰（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宗燃，北京天驰君泰（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波、上诉人黄宝宝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13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袁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黄宝宝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错误认定袁波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应当予以纠正，改判驳回黄宝宝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期间，袁波已陈述事实：2018年6月袁波、黄宝宝、案外人甘智慧已达成新的协议，由袁波持有15%的股权并承担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公司亏损的30%作价10万元。此后袁波也已按照新的协议履行完毕。直至黄宝宝提起诉讼以前，黄宝宝均未再另行主张要求袁波支付转让款，案外人甘智慧作为公司股东也未要求袁波支付所谓投资款，由此足以证明袁波所述即为事实。一审法院未能查明事实，依据错误的事实认定作出错误判决，应当予以改正，改判驳回黄宝宝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作为公司股权转让引起的纠纷，与甘智慧存在实体利益上的关联，一审法院未能追加甘智慧作为本案第三人，可能损害甘智慧的利益，应当予以纠正。一审期间，双方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双方与甘智慧是否达成新的协议，即案涉公司的实际持股情况如何。甘智慧作为案涉公司股东，上述事实的认定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黄宝宝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袁波的合法权益。针对袁波的上诉，黄宝宝辩称：一、双方并未就股权转让达成新的协议。袁波上诉称2018年6月已达成新的股权协议的说法不属实。如果真如袁波所称达成过新的协议，应当要有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并进行工商登记，但袁波无法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相反，黄宝宝提交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公司章程》等证据可以证明袁波股权为35%。黄宝宝未及时向袁波主张权利不等于袁波已履行完毕义务。投资款的权益享有人为公司，甘智慧虽然是公司的股东，但只有公司才有权追究袁波支付投资款。袁波的上诉主张存在逻辑错误。二、一审法院程序正确，本案无需追加甘智慧为第三人。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当事人为黄宝宝与袁波，甘智慧并非合同相对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甘智慧不能作为本案当事人。三方没有形成新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案与甘智慧也没有利益冲突。综上所述，袁波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认定清楚、适用证据规则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袁波的上诉请求。黄宝宝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宝宝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袁波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依法应予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袁波于2018年3月20日转账的5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袁波于2018年3月20日向甘智慧转账支付10万元时，备注为股权转让款。袁波同日向黄宝宝转账支付的5万元没有任何备注，但2018年3月31日向黄宝宝转账支付5万元时却又备注为投资款。对此，袁波在一审庭审中的解释却是忘记了，这与袁波的生活习惯极不相符。实际上，该5万元应当是公司投资款。另外，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袁波应当举证证明2018年3月20日向黄宝宝转账支付的5万元为股权投资款。一审法院却将举证责任倒置给黄宝宝来承担，并认定袁波于2018年3月20日支付的5万元为股权投资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时间节点有误。根据合同约定，袁波应当在2018年3月20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袁波逾期支付，应当自2018年3月21日起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而一审法院认为“鉴于黄宝宝在庭审中表示，其经沟通后同意袁波可以延迟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可视为双方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作出了相应变更”，并判令自黄宝宝起诉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9月5日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但是，黄宝宝在一审庭审中没有表示过同意袁波可以延迟支付款项，一审法院对此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为维护黄宝宝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黄宝宝的全部上诉请求。针对黄宝宝的上诉，袁波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袁波2018年3月20日支付的5万元为股权转让款，该事实认定正确。袁波2018年3月31日支付的5万元也是股权转让款，具体理由与上诉意见一致。二、如果法院最终认定袁波仍欠付5万元股权转让款，违约金的计算时间节点也应当为一审判决认定的节点。黄宝宝在一审庭审期间陈述（一审笔录第18页有记载）“可以先支付投资款，支付给我的股权转让款可以晚一点”。虽然袁波对这个陈述是不认可的，但该陈述已经构成黄宝宝的自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节点是没有问题的。黄宝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袁波向黄宝宝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二、判令袁波向黄宝宝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自2018年3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暂算至2019年8月29日，违约金为26,300元）；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袁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东颜养阁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颜养阁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7日，原有股东黄宝宝、甘智慧二人，其中黄宝宝持有80%的股份，甘智慧持有20%的股份。2018年3月1日，黄宝宝（甲方）、甘智慧（乙方）、袁波（丙方）三方就股权转让及增资等事宜签订《协议书》,颜养阁公司作为目标公司亦在《协议书》上盖章。该协议书第一条“股权转让”约定：1.甲方同意转让其所持有目标公司5%的股权给丙方，乙方同意转让其所持有目标公司5%的股权给丙方；2.丙方同意受让甲方、乙方各5%的目标公司股权。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约定：1.三方同意，丙方受让甲、乙方目标公司各5%的股权的价格共计20万元，即丙方应分别向甲方、乙方支付10万元转让款；2.2018年3月20日前，丙方应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10万元转让款；2018年3月20日前，丙方应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10万元转让款。第三条“目标公司的增资”约定：1.甲、乙双方同意，由丙方向目标公司增资40万元；2.丙方同意于2018年6月30日前，将40万元增资款全额支付至目标公司账户；3.基于乙方股权不被稀释之原则，甲方同意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20%的股权给丙方。第四条“股权的赠与”约定：经甲方与丙方一致同意，于完成股权转让及增资的基础上，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目标公司5%的股权，无偿赠与给丙方。第八条“违约责任”约定：1.……；2.丙方应依本合同约定之条款向甲方、乙方支付股权转让金及依约支付增资款，如有逾期，则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乙方及目标公司支付应付款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同日，黄宝宝、袁波、甘智慧签署颜养阁公司章程，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黄宝宝以货币出资500万元，总认缴出资5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0%；袁波以货币出资350万元，总认缴出资3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35%；甘智慧以货币出资150万元，总认缴出资1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5%。2018年3月12日，颜养阁公司经市场监管部门核准，股东由黄宝宝、甘智慧变更登记为黄宝宝、甘智慧、袁波。2018年3月20日，袁波向甘智慧转账支付10万元，并附言注明为“股权转让款”。同日，袁波向黄宝宝尾号为0055的民生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万元，但未附言注明款项用途。2018年3月31日，袁波又向黄宝宝尾号为0055的民生银行账户转款5万元，并附言注明为“投资款”。为追讨股权转让款，黄宝宝于2019年9月5日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黄宝宝陈述，当时说好同步给黄宝宝和甘智慧转股权转让款，但因为公司资金紧张，在与袁波沟通后，黄宝宝要求袁波先支付投资款到公司用于公司运营，给黄宝宝的股权转让款可以晚一点支付。袁波对此不予认可。为证明自己尾号为0055的民生银行账户是颜养阁公司财务管理账户，袁波于2018年3月20日、3月31日向该账户转账的共10万元款项是向颜养阁公司支付的投资款而非股权转让款，黄宝宝提供了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记账凭证、收款收据、《关于广东颜养阁健康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1月至11月财务状况咨询报告》、微信聊天记录、证人陈文莉、谢振梅出庭作证的证言等证据。其中，黄宝宝尾号为0055的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2017年4月至2018年11月期间，该账户曾用于支付货款、办公费、广告费、工资等。2018年3月20日、3月31日的颜养阁公司记账凭证显示：摘要内容为，“收袁波投资款”。证人陈文莉（原颜养阁公司出纳）出庭作证称：其任颜养阁公司出纳期间，发放工资及操作银行款项用的都是民生银行尾号0055的账户，账户的U盾、卡号、密码都在其处；袁波转来的10万元用来发了工资，支付员工的社保费。证人谢振梅（原颜养阁公司会计）出庭作证称：平时颜养阁公司进出款的银行账户以黄宝宝尾号0055的账号为主，以中信银行账号为辅；因为黄宝宝说过有新的股东要加入投资，所以其知道2018年3月20日、3月31日转账的10万元是投资款。袁波对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凭证无效。对证人陈文莉、谢振梅的证言，袁波认为，两名证人提到的款项用途是由黄宝宝私自确认，袁波不明确黄宝宝是以借款形式挪用到公司支付日常开支，尾号为0055的账户属于黄宝宝管理个人资产或公司的个人账号。一审法院认为，黄宝宝与袁波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黄宝宝将其持有的颜养阁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袁波，袁波于2018年3月20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同时，《协议书》又约定，袁波于2018年6月30日前将40万元增资款支付至颜养阁公司账户。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袁波已受让黄宝宝持有的颜养阁公司5%的股权，其已于2018年3月12日登记成为颜养阁公司的股东。袁波于2018年3月20日、3月31日向黄宝宝尾号为0055的民生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两笔各5万元款项。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该两笔共10万元款项是袁波向黄宝宝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还是向颜养阁公司支付的投（增）资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袁波于2018年3月20日在转账支付5万元款项时，虽然没有附言注明是“股权转让款”，但同一天袁波亦是在向颜养阁公司另一股东甘智慧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从时间上看，该转款日亦与《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日相吻合。该5万元款项在黄宝宝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款项性质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为股权转让款。至于黄宝宝提出的其个人收款账户实为颜养阁公司财务管理账户，所收款项系用于公司日常开支，仅能反映出其将收到的股权转让款直接用于了公司经营，其款项的去向并不足以说明先前所收款为投资款。第二，袁波于2018年3月31日在转账支付5万元款项时，已附言注明为“投资款”。该5万元款项在袁波没有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按其当时附言明确的意思表示认定为投资款，而非股权转让款。故此，袁波在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后，未按约支付余下5万元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应继续向黄宝宝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黄宝宝对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调整。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支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双方在《协议书》第八条第2款中约定了逾期支付股权转让金时应按日万分之五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违约责任，黄宝宝诉请袁波按日万分之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起算时间，鉴于黄宝宝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其经沟通后同意袁波可以延迟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可视为双方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作出了相应变更。黄宝宝主张自2018年3月21日起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黄宝宝未举证证明其在起诉前曾向袁波催要过股权转让款，故逾期付款违约金起算日应为黄宝宝起诉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9月5日。黄宝宝有关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袁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宝宝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二、袁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宝宝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5万元自2019年9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13元，由黄宝宝负担854元，袁波负担55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152元，由黄宝宝负担696元，袁波负担456元。本院二审期间，袁波向本院提交《证人出庭申请书》，申请甘智慧出庭说明案件争议的事实。本院根据袁波提供的甘智慧的联系方式向甘智慧送达了《证人出庭通知书》，甘智慧未出庭作证。袁波还提交如下证据：袁波名下尾号为0316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颜养阁公司的三股东于2018年6月达成新的协议，由袁波负担颜养阁公司2018年3-6月的亏损10万元，袁波已经向颜养阁公司及黄宝宝合计支付10万元，履行完毕上述协议。黄宝宝提交如下证据：一、2018年3月1日经工商登记备案的股东会决议；二、2019年6月27日未经备案的股东会决议，拟证明两份股东会决议记载的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协议书》的记载一致，股东之间并未形成新的协议。经审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黄宝宝主张其名下尾号为0055的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显示，该账号多次支付“星润”个人所得税、“星润”员工社保等，并与黄宝宝的其他银行账户有多笔往来。一审期间，陈文莉出庭作证称，黄宝宝名下尾号为0055的银行账号中支出每笔款项，都需要经过黄宝宝签字。根据黄宝宝提交的与袁波的微信聊天记录，黄宝宝于2018年3月20日通过微信向袁波提供银行账号，并告诉袁波“这个是公司的私人账户”。在随后的聊天中，黄宝宝要求袁波不要掉链子，并于2018年3月20日晚18：32确认5万元已到账，要求袁波“月底也要继续给力”。2018年3月30日，黄宝宝发微信给袁波“你要再掉链子，我砍死你”，“因为今天30号了”……双方在聊天中未提及转款的性质。本院认为，本案系黄宝宝起诉袁波支付股权转让款，涉及的是黄宝宝和袁波之间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与颜养阁公司的另一股东甘智慧的权益并无直接关联。袁波上诉称一审法院应当追加甘智慧为本案第三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协议书》约定，袁波应当于2018年3月20日前向黄宝宝的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于2018年6月30日前将40万元增资款全额支付至颜养阁公司的账户。袁波于2018年3月20日、3月31日分别向黄宝宝名下的银行账户各支付5万元，合计10万元。此时，《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履行期已经届满，而增资款的履行期尚未届满。综合付款时间、付款金额和收款账户等因素来看，该两次付款的性质都更符合《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黄宝宝主张双方协商变更了《协议书》有关股权转让款和增资款支付顺序以及增资款收款账号的约定，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对于一审的相关证据，本院论述如下：一、黄宝宝提交了袁波两次转款前后的聊天记录，只提及黄宝宝提供的银行账号为“公司的私人账户”，未涉及付款的性质。仅凭“公司的私人账户”的表述不足以认定双方协商一致先支付增资款。二、证人陈文莉称黄宝宝名下尾号为0055的银行账号的账号、U盾及密码等都由其掌控，但亦称款项的支出需黄宝宝签字。也即说，该银行账号内的款项支付实际还是根据黄宝宝的指示进行。而银行流水显示，该银行账户多次支付了“星润”的相关款项，并且与黄宝宝名下的其他银行账户之间有多次大额资金往来。因此，本案的证据无法证明该账户实际由颜养阁公司专用。三、关于记账凭证、《财务状况咨询报告》等证据。根据谢振梅的证言，黄宝宝告知其有新的股东要加入投资，所以将袁波支付的款项记入了实收资本。也即说，记账凭证是由谢振梅根据黄宝宝的指示制作的，无法反映袁波的意思表示。对于中介机构依据颜养阁公司的财务资料制作的《财务状况咨询报告》等，同样也不能证明袁波认可上述款项为增资款。四、关于两份转款凭证的附言。首先，袁波向黄宝宝支付第一笔5万元的当日，袁波向甘智慧支付了10万元，并在付款凭证上备注款项性质为股权转让款。但是，转款凭证的附言不是法定需要填写的项目，仅凭袁波向黄宝宝转款时未备注款项性质的消极事实，不足以认定袁波支付给黄宝宝的款项与支付给甘智慧的股权转让款性质相异。其次，《协议书》本身未使用投资款的字眼，而投资款也不是法律专用术语，不具备确定的法律意义。无论是受让股权还是直接向公司增资，对袁波而言均是以颜养阁公司的股权为标的的投资行为，为此而支出股权转让款或增资款均可表述为投资款。因此，对于2018年3月31日的5万元，仅凭袁波转账时备注为投资款的事实，不足以认定该款项为增资款。综上，本案中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黄宝宝、袁波已经达成了变更《协议书》有关付款顺序和增资款受款账号的合意，黄宝宝提交的各间接证据也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上述事实，本院对黄宝宝有关袁波于2018年3月20日、3月31日支付的款项为增资款的主张不予采信。本院确认，上述款项为袁波向黄宝宝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黄宝宝要求袁波再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理据不足。虽然袁波支付第二笔款项的时间晚于《协议书》约定的时间，但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双方已经就第二笔款于当月月底支付达成合意。袁波于2018年3月31日支付第二笔款是符合双方变更后的约定，不构成违约。故此，本院对黄宝宝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3月31日的5万元为增资款属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双方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指向的待证事实为颜养阁公司的股东有无就股权问题达成新的协议。根据前文的分析，袁波已经履行完毕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至于此后颜养阁公司的各股东有无就股权问题形成新的合意，与本案的审理并无直接关联，故本院对双方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均不作审查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袁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上诉人黄宝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1323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宝宝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13元，保全费11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均由黄宝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烽娟审判员  张榕华审判员  李 苗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景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