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721民初2710号 原告:何源，男，196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灵山县居民，现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升庆，广西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基业，广西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满开，男，1949年08月13日出生，汉族，灵山县居民，住。 被告：黄运文，男，1968年07月30日出生，汉族，灵山县居民，住。 被告：黄景庄，男，1971年03月27日出生，汉族，灵山县居民，住。 被告：李冬梅，女，1972年03月07日出生，汉族，灵山县居民，住。 被告：黄景茂，男，1974年04月14日出生，汉族，灵山县居民，住。 被告：黄景正，男，1974年08月18日出生，汉族，灵山县居民，住。 被告：黄振林，男，1975年08月15日出生，汉族，灵山县居民，住。 被告：罗海群，女，1980年4月4日出生，汉族，灵山县居民，住。 以上八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高永，广西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满，男，1971年09月03日出生，汉族，灵山县居民，住太平镇长春街24号。 被告：黄秀萍，女，197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灵山县居民，现住。 被告：陈同潮，男，1986年01月03日出生，汉族，灵山县居民，住。 原告何源诉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黄振林、罗海群、何满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李靖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后因案情复杂，于2019年12月9日裁定转入普通程序，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靖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陈凤琪、陈子秋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2019年12月16日，原告何源向本院申请追加黄秀萍、陈同潮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追加黄秀萍、陈同潮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于2020年3月23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李汇莹担任法庭记录。原告何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升庆、郑基业、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黄景正、黄景茂、黄振林、罗海群、黄秀萍及八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黄振林、罗海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高永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冬梅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何满、陈同潮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黄景正、李冬梅、黄景茂、黄振林、罗海群、何满连带向原告支付属于原告从太平至南宁中分红所得的收益款408000元（以每月平均分红所得约17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份，共24个月，具体收益数额以法院调查核实为准），往后原告领取以实际经营收益分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黄景正、李冬梅、黄景茂、黄振林、罗海群、何满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各被告一直是从事营运太平至南宁班线客车，为了适应社会需要，改变以往各自营运、各自承担风险的落后经营模式，为了增加团队收益，原告与九个被告（除被告黄秀萍、陈同潮外）多次开会协商讨论，经多方面设计考虑，最终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实行太平联营车队体制改革，即实行合伙企业管理制度模式，合伙企业名称：太平至南宁，简称“联营车队”。并于2016年元月10日，大家集中开会签订“太平联营车队实行体制改革规定”，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约定从2016年元月11日起，全车队实行合伙企业式车辆统一更新，统一处理事故、统一收支管理。全队共10个股东，即本案原告及上述的九个被告，并从股东中选出相应合伙企业管理人员，各人合理分工，各项专人管理，其余股东有监督权力，从此所有太平至南宁的共有财产，各股东不再系车辆所有人，各股东在合伙企业中享有相应股份，每月领取相应股权分红收益，联营车队的所有车辆以挂靠钦州市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灵山客运分公司（注释：一个县城只能有一个汽车客运分公司，并且法律规定，全县内有客运班车运输必须挂靠该公司才能营运）。“合伙协议”还约定了其它事项。成立联营车队之后，车队统一收支管理，每月的收益按10个股东平均分配，后来由于原告有其他生意发展，把自己在车队中的股份转让给合伙发起人之外的他人，并于2017年1月1日与莫云清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书，莫云清享有在合伙企业太平联营车队中领取分红的权利，正式成为车队股东，后来莫云清在车队中领取9个月的分红之后，觉得太平联营车队收益不理想，莫云清向灵山县人民法院起诉本案原告，请求确认股份转让合同无效，经灵山县人民法院、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确认原告与莫云清的转让股份合同书无效，理由是股份转让合同没取得车队其他股东书面同意，转让之前没经过车队清算。在法院判决确认股份转让合同无效之后，原告于2018年11月起诉莫云清归还原告在车队中领取的9个月的不当得利收益，并经灵山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请。但从2017年10月开始至今，该属于原告所得的分红收益，太平联营车队应向原告支付，并且车队应恢复原告在车队中往后的股权分红收益。 被告黄满开、罗海群、黄运文、黄景正、李冬梅、黄景茂、黄振林辩称，1.原告何源没有取得合伙人资格，原告与被告没有形成合伙关系，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涉案合伙为自愿参加的未经登记的松散型合伙，该松散型合伙的各合伙人的出资、分红的基础为客运班线车辆使用权、经营权，参加合伙的合伙人均应拥有涉案客运班线使用权、经营权。而灵山县人民法院（2018）桂0721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已确认：涉案的桂Ｎ×××××号车辆使用权、经营权人为何满，原告何源未取得该涉案车辆使用权、经营权。由此可知，原告并未完成涉案合伙的出资义务，没有参加车队的管理，未取得合伙资格，原告的分红请求没有事实依据；2.车牌号为桂Ｎ×××××号车辆的使用权已由车辆原经营、使用权人何满于2017年6月29日转让给黄秀萍，黄秀萍于2018年8月21日又转让给陈同潮，2017年8月22日，车牌号为桂Ｎ×××××号车辆的使用权已由何满转让给黄振林，以上转让行为均经车辆所有人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灵山县客运分公司审查同意，自2017年8月22日起，原告何源及何满的入伙财产均已转让，构成了当然退伙，丧失对涉案合伙分红请求权，且车牌号为桂Ｎ×××××号车辆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31日并未参与涉案合伙运营，依法不享有合伙分红请求权，2019年1月至今，该车辆参加合伙营运的分红已由车辆经营、使用权人陈同潮领取，本案九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振林等人所在案涉合伙期间已按约定支付了应付的分红款，原告何源不具备相应的合伙资格，依法无分红请求权。 被告黄景庄辩称,其在涉案合伙中的车辆经营权和使用权及相应股份均已于2017年1月转让给黄振林,本案纠纷与其无关。 被告黄秀萍辩称，其在太平至南宁中的股份是被告何满转让而来，理应享有车队收益的分红请求权，但自始至终，其未得到分红。 被告何满、陈同潮未作答辩，也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何满、陈同潮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已放弃答辩及对到庭参加诉讼的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原告提供的证据：居民身份证、户籍登记证明、太平联营车实行体制改革规定、实行股份制分成表（太平至南宁的2016年3月、9月现金分红表及支出统计，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的现金分红表、票头分红表及各月的上中下旬支出统计）、本院（2018）桂0721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2018）桂0721民初2154号民事判决书、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7民终730号民事判决书、声明书、关于太平镇联营车队股东讨论向灵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太平信用社申请借款的决议（简称借款决议）、灵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太平信用社出具的证明，被告认为，太平联营车实行体制改革规定（即合伙协议）不能证明原告取得合伙人的身份，实行股份制分成表与原告无关联性，该分成表的依据是以经营的车辆为股份进行计算分红的，原告始终未取得案涉的合伙人身份资格，原告提供的法院三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涉案的桂Ｎ×××××号车辆已经转让给黄秀萍、陈同潮，从始至终原告都不是车辆的经营权人，原告未取得合伙资格，无权请求车队的股份分红，声明书恰好证实原告未完成合伙义务，原告无合伙人资格无权请求车队分红，原告提供的上述借款决议、灵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太平信用社出具的证明不具有真实性，车队中的车辆都是各股东自己出资购买的，购车贷款也是以个人名义贷款，并没有共同贷款。 被告提供的证据：太平联营车实行体制改革规定、声明书、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3份）、居民身份证（黄秀萍、陈同潮）、营运证、太平至南宁客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灵山县人民法院的询问笔录（2份）、灵山县太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笔录、车辆生产经营问题协调会议纪要、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灵山县客运分公司的证明、合伙协议书，被告黄景庄提供的证据：车辆股份转让协议、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被告黄秀萍提供的声明书，原告认为，依据太平联营车队实行体制改革规定这份合伙协议，太平至南宁是以合伙企业的形式进行合伙的，车队的车辆属于车队所有，不是各个股东个人所有，未经全体股东同意，禁止股东个人转让股份及车辆，原告是车队的十个原始股东之一，从证据声明书中也可以证实原告是车队的股东，依法拥有该车队的股份并应得到分红，被告提供的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被告黄秀萍、陈同潮的居民身份证、营运证、太平至南宁客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灵山县人民法院的询问笔录（2份）、灵山县太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笔录、车辆生产经营问题协调会议纪要、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灵山县客运分公司的证明、合伙协议书的证据，由于车队的体制改革规定中明确规定，不可转让车辆，只可以股份转让，但要经全体股东的同意，原告曾想转让股份给案外人，但因未取得全体股东同意而转让无效，原告当然继续享有车队的股份及相应的收益，被告黄振林有涉嫌恶意串通他人损害车队权益，该三份车辆转让协议均无效，被告何满将其股份转让给被告黄秀萍，黄秀萍再转让车辆给陈同潮，已得到车队及灵山县客运分公司的同意，但不是原告的股份转让，原告也没有授权被告何满转让原告的股份及车辆，且从被告提供的合伙协议书中可以看出，被告黄秀萍在车队中仍然保留有部分的股份，被告黄景庄在本案争议前虽已退出合伙，但原告始终未得到分红，原告对被告黄景庄依然有返还分红的请求权，被告黄秀萍认为，被告何满已将其车辆及股份转让给黄秀萍,后来黄秀萍又将车辆转让给陈同潮,但黄秀萍在联营车队中仍然留有部分股份,而且一直未得到分红。 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居民身份证、户籍登记证明、太平联营车实行体制改革规定（被告同时提供）、实行股份制分成表、本院（2018）桂0721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2018）桂0721民初2154号民事判决书、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7民终730号民事判决书、声明人为“何满”的声明书（被告同时提供），可以证明太平南宁在2016年1月10日时系由原告及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黄景正、李冬梅、黄景茂、黄振林、罗海群、何满共10人合伙组成的车队，至今未办理相关工商登记证照，合伙后约定车队的车辆统一管理，经营所得现金统一收支，利润平均分配，即每月所得的分红收益按10份股份由10个股东平均分配，并且约定车队在“实行企业式管理后，本股东没有权利自行卖车，经10大股东商讨同意后可转股”。且证实车队在2016年1月以后，按太平联营车队实行体制改革规定的约定，核算车队每月所得的总利润（以实行股份制分成表计算的数据），然后按10份股份进行平均分配分红给各股东至今，从庭审调查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可证实，被告何满于2017年6月29日与被告黄秀萍签订了《太平至南宁客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和《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各一份，将何满的股份及股份车辆（当时其约定的是桂Ｎ×××××号客车）转让给被告黄秀萍。原告提供的证据：借款决议、灵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太平信用社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2016年2月太平南宁的股东曾向灵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太平信用社申请贷款购买五台新客车，用于车队客运经营。 被告提供的证据：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3份）、居民身份证（黄秀萍、陈同潮）、营运证、太平至南宁客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灵山县人民法院的询问笔录（2份）、灵山县太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笔录、车辆生产经营问题协调会议纪要、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灵山县客运分公司的证明、合伙协议书，被告黄景庄提供的证据：车辆股份转让协议、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被告黄秀萍提供的声明书，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庭审调查的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被告何满与被告黄振林签订的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并非股权转让,也未经原告的授权同意及其他股东的一致同意,对其主张股份已转让给被告黄振林不予确认。被告何满与黄秀萍、黄秀萍与陈同潮签订的两份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结合营运证、太平至南宁客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本院询问笔录、合伙协议书等以上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被告何满已于2017年6月29日将其在车队中的股份及车辆（当时约定的是桂Ｎ×××××号客车）转让给被告黄秀萍，因车队各个股东对何满转让股份意见不一，未同意黄秀萍入伙到车队的合伙中，黄秀萍将案涉桂Ｎ×××××号车辆独自经营客运至2018年8月20日，再转让给被告陈同潮，陈同潮独自经营该车辆的客运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1日再入伙到太平南宁进行合伙经营，按合伙协议书的约定，陈同潮带案涉桂Ｎ×××××号车辆入伙车队，服从车队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负责联营收支（包括车辆加油、保险、司机工资等一切由车队支出），其中第二项约定“乙方（注：陈同潮方）以一台车的产值形式加入乙方的联营车队，甲方（注：太平南宁）原本有九个股份，每股为1.5台车辆，另加0.5台为九个股份共同拥有，乙方加入后拥有1台车的产值股份，加入后联营车队为10个股份，乙方分配方式为每股的三份之二。收入与支出为三分之二结算”，合伙协议书还约定了盈利分配及管理、退伙的相关事宜。此外，本院能够确认于2017年1月9日，被告黄景庄已将其股份及营运车辆转让给被告黄振林，被告黄秀萍受让被告何满的股份属夫妻共同经营。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与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黄振林、罗海群、何满共10人于于2016年元月10日签订《太平联营车实行体制改革规定》一份，约定太平南宁从2016年元月10日起实行企业式车辆管理改革，车队进行统一管理、现金统一收支，利润平均分配，全队共10个股东，从股东中选出管理员4人，各人合理分工，各项专人管理，其余股东有监督权力，其中第五条规定“实行企业式管理后，本股东没有权利自行卖车，经10大股东商讨同意后可转股”。太平南宁改革后，原告与签订体制改革规定的9个被告共10个股东，每个股东带一台客车作为股份车入伙，车队共有桂Ｎ×××××号、桂Ｎ×××××号、桂Ｎ×××××号、桂Ｎ×××××号、桂Ｎ×××××号、桂Ｎ×××××号、桂Ｎ×××××号、桂Ｎ×××××号、桂Ａ×××××号、桂Ａ×××××号、桂Ａ×××××号、桂Ａ×××××号、桂Ａ×××××号、桂A590212号、桂Ｎ×××××号15辆客车进行营运，每个股东各占1.5台的财产份额和产值,案涉的桂Ｎ×××××、桂Ｎ×××××号车辆属原告和被告何满兄弟两人的股份车辆，该客车登记车主均为钦州市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灵山县客运分公司，车辆登记的安全生产责任人为何满。2016年2月20日，太平南宁通过决议，约定由部分股东向灵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太平信用社贷款购买新客车用于运输经营，向信用社贷款后于2018年10月17日偿还结清贷款本息。2017年1月1日，原告与案外人莫云清签订了一份《太平至南宁客运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约定从2017年1月1日起，将原告在太平南宁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莫云清，转让价款为1000000元，莫云清先支付转让款500000元，余款500000元于2018年1月13日前付清。达成协议后，莫云清从车队领取了2017年1月-9月的分红款共计79473元，后因转让股份问题双方发生纠纷，莫云清于2018年1月4日起诉本案的原告何源，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书及退还股权转让款500000元，本院经审理于2018年5月7日作出（2018）桂0721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莫云清与何源于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太平至南宁客运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无效，何源退还给莫云清转让款500000元。何源不服一审判决，向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何源与莫云清股份以及车辆转让未经其他合伙股东同意，虽然莫云清已领取2017年1月至9月的分红款，但合伙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不等于对合伙人退伙、新的合伙人入伙的表决，属于合伙人的权力范围，合伙组织并不能替代其他合伙人行使表决权的权利，在没有证据证实其他合伙人同意何源与莫云清双方转让行为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莫云清取得股东的资格，而且何源、被告何满与车队以及其他合伙人之间并未对合伙的相关事宜进行清算，也不宜认定何源退伙、莫云清入伙，所以，一审法院对双方合同的效力的认定是正确的，二审予以维持。2018年9月11日，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07民终7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遂后，原告因要求莫云清返还车队分红款的问题发生纠纷，于2018年11月14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决莫云清返还不当得利款153000元给原告何源。本院经审理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桂0721民初21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莫云清返还给原告何源股东分红款79473元。 另查明，2017年1月9日，被告黄景庄与被告黄振林签订了《车辆股份转让协议》和《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被告黄景庄将其在太平南宁车辆使用权转让给被告黄振林。2017年6月29日，被告何满与被告黄秀萍签订《太平至南宁客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和《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被告何满在太平南宁股份车辆（当时双方约定的是桂Ｎ×××××号客车）转让给被告黄秀萍，原告在该股东转让合同书中见证签名。之后，因太平南宁的各个股东对何满转让其股份的意见不一，未同意黄秀萍入伙到车队的合伙中，黄秀萍从2017年10月起将桂Ｎ×××××号客车带离车队，独自经营客运至2018年8月20日。2018年8月21日，被告黄秀萍与被告陈同潮签订《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一份，被告黄秀萍将桂Ｎ×××××号客车经营权转让给被告陈同潮，陈同潮取得车辆经营权后独自经营该车辆的客运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1日，被告陈同潮与太平南宁的股东黄振林、黄满开、黄景茂、黄运文、罗海群签订《合伙协议书》一份，同意被告陈同潮带桂Ｎ×××××号客车入伙车队进行合伙经营，约定陈同潮入伙后服从车队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负责联营收支（包括车辆加油、保险、司机工资等一切由车队支出）、盈利分配及管理、退伙的相关事宜，其中第二项约定“乙方（注：陈同潮方）以一台车的产值形式加入乙方的联营车队，甲方（注：太平南宁）原本有九个股份，每股为1.5台车辆，另加0.5台为九个股份共同拥有，乙方加入后拥有1台车的产值股份，加入后联营车队为10个股份，乙方分配方式为每股的三份之二。收入与支出为三分之二结算”，在诉讼中，本案的各被告对陈同潮入伙的事项予以确认。经核查，太平南宁从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的利润分别为：2017年10月164283元、2017年11月36308.05元、2017年12月-65961.50元、2018年1月33464.65元、2018年2月387307.35元、2018年3月73859.24元、2018年4月161445.55元、2018年5月-45889元、2018年6月127454.86元、2018年7月17321.66元、2018年8月142529.45元、2018年9月97676.70元、2018年10月166587.84元、2018年11月-83927.80元、2018年12月-21717元、2019年1月74392.55元、2019年2月302461.05元、2019年3月-54759.85元、2019年4月167493.27元、2019年5月17708元、2019年6月107322.11元、2019年7月22337.14元、2019年8月154496.51元、2019年9月40887元、2019年10月-4762元。在庭审中查明，各被告自认从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按其股份分配车队的利润分红，其中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茂、罗海群各分配一份股份的利润分红，被告黄振林自认分配余下五份股份的分红，余下还有0.5台车股份的利润分红为九个股东平均分配。2019年1月以后，由于被告陈同潮带车入伙，车队按10份股份进行利润分红，被告陈同潮按三分之二份股份分配利润。 本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原、被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原告是否已经退出合伙?如果原告已退出合伙,双方是否已经清算?被告是否按约定履行了义务? 合伙协议是指两个以上的自然人为明确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所订立的协议。从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太平联营车队实行体制改革规定》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意思表示进行分析,该合伙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定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被告虽未按照协议约定进行登记,但双方之间已经形成合伙关系,并且已经由各人出资及进行了运输运营。本案的原告何源与案外人莫云清签订的《太平至南宁客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已依法被确认为无效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原告何源依法未被认定为退伙，且2017年10月以后至今，原告何源也没有将其在车队中的股份转让给他人的情况，所以，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本案的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黄振林、罗海群、何满系车队的原始股东，虽然被告黄景庄在本案纠纷发生前已将其车队中的股份转让给黄振林，被告何满又将其股份转让给黄秀萍，黄秀萍再而转让案涉的车辆使用权给陈同潮，但为查清案件合伙事实过程，故将上述被告追诉到本案中，符合法律规定，故上述被告的诉讼主体适格。由于原告依然系太平南宁的股东，被告黄满开、黄振林等人管理的合伙组织太平南宁未按约定履行股东分红的义务，已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则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应由现在太平南宁占有股份的股东按股份占有的份额及取得的分红收益，以不同时段的股权变动情况向原告承担返还分红收益款的义务。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从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的分红款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告何源与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黄振林、罗海群、何满共10人于2016年元月10日签订的《太平联营车队实行体制改革规定》协议，太平南宁共有协议签名的10个股东，15台车辆，每个股东各持1股份，车队实行统一管理、现金统一收支、利润平均分配，此后车队的合伙管理组织也按协议统计车队每月的收支盈余及分红情况，原告从2017年10月份起，因股份转让纠纷问题，被太平南宁停止分红（即分配利润），且以原告已没有股东资格无权向车队查询车队的经营收益情况，故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应由车队在该诉争时段占有股份的股东按其所取得的收益份额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分红款。基于以上调查的事实，被告黄景庄已于2017年1月9日将其股份转让给被告黄振林，则被告黄振林占有车队中的两个份额的股份，被告何满将其股份及车辆使用权转让给黄秀萍，虽然黄秀萍未能最终入伙到太平南宁，但在后来陈同潮取得桂Ｎ×××××号客车经营权，独自经营一段时间后，继而在2019年1月再入伙到太平南宁的合伙经营中，经太平南宁与陈同潮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核算的陈同潮占有股份比例（十份股份中的一份股份的三分之二）可以判断，被告何满所占的股份转让给黄秀萍已事实上得到被告黄满开、黄运文、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黄振林、罗海群（共7人）的事后确认，陈同潮受让该桂Ｎ×××××号客车也不等于取得原车队中一个股份的股份权利，被告黄满开等7人未予分配收益给黄秀萍，从2017年10月起至2018年8月20日止，黄秀萍独自经营桂Ｎ×××××号客车，自负盈亏，实际上黄秀萍将其一台车占有股份强行退出合伙，但黄秀萍按每个股份所占有1.5台客车中尚有0.5台客车的权益被告黄满开等7人未予退伙清算，所得的收益也未分配黄秀萍，而是由被告黄满开等7人约定该0.5台车为九个股份共同拥有。所以，从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太平南宁实际有九份和三分之一份的股份，原告及被告占有股份比为：何源（1股份）、黄满开（1股份）、黄运文（1股份）、李冬梅（1股份）、黄景茂（1股份）、黄景正（1股份）、黄振林（2股份）、罗海群（1股份）、黄秀萍（三分之一份股份），2019年1月以后，陈同潮入伙，按约定增加股份的为三分之二份股份，共计10份股份。所以，根据上述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车队每月利润收益情况及股东分红数额，原告每月应得的利润分红为：2017年10月17601.76元、2017年11月3890.15元、2017年12月-7067.31元、2018年1月3585.51元、2018年2月41497.36元、2018年3月7913.52元、2018年4月17297.80元、2018年5月-4916.70元、2018年6月13655.93元、2018年7月1855.90元、2018年8月15271.07元、2018年9月10465.40元、2018年10月17848.76元、2018年11月-8992.30元、2018年12月-2326.83元、2019年1月7439.25元、2019年2月30246.11元、2019年3月-5475.99元、2019年4月16749.33元、2019年5月1770.8元、2019年6月10732.21元、2019年7月2233.71元、2019年8月15449.65元、2019年9月4088.70元、2019年10月-476.20元，以上各月利润分红款合计为210337.59元。本案中，由于被告黄振林领取包括原告及其他股东股份的利润分红，其他被告黄满开、黄运文、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罗海群、黄秀萍、陈同潮并未领取原告的股份分红，因此，根据权责相当原则，依法应由被告黄振林返还给原告的股份利润分红款共计210337.59元。原告所占有股份的以后利润分红，可以按车队的实际经营收益按协议约定分配，原告如对收益分红有争议的，可另行主张。被告黄满开、黄振林等人以原告没有取得合伙资格，或者在本案诉争的时间前已将其股份转让、退伙出合伙组织的抗辩，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其抗辩主张成立，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黄振林返还给原告何源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的股份利润分红款210337.59元； 驳回原告何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420元，由原告何源负担元3339元，被告黄振林负担408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靖 人民陪审员  陈凤琪 人民陪审员  陈子秋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黄士轩 书 记 员  李汇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