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522民初2307号 原告：赵仁义，男，196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河南省驻马店市人。 委托代理人：李大江，贵州水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孟尧，男，1966年10月3日出生，彝族，贵州省水城县人。 委托代理人：朱仁杰，贵州胜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贵州天健鑫黔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花溪乡借魁村。 法定代表人：吴雅。 委托代理人：宁志兵，湖南泰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赵仁义与被告刘孟尧、贵州天健鑫黔煤业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鑫黔煤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徐勇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仁义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大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孟尧委托代理人朱仁杰、被告鑫黔煤业公司委托代理人宁志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9年5月原、被告达成协议，被告自愿将其占原鑫黔煤业公司鑫黔煤矿95%的股权转让6%给原告，约定转让价款为60万元。2019年5月13日原告通过建设银行向被告转账40万元，同年5月15日转账20万元。2019年5月16日原、被告补签了投资权益协议，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协议约定，被告在国土厅抵押的一亿贷款由原、被告双方按比例分摊承担，被告承担89%为玖仟叁佰陆拾捌万肆仟贰佰壹拾壹元整（93684211元），原告承担6%为陆佰叁拾壹万伍仟柒佰捌拾玖元整（6315789元）。原告向被告支付60万元后，被告出具收据，由被告负责登记变更手续，预计三十天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因任何因素不能履行协议条约的，被告赔偿原告200%的违约金。协议签订后，原告要求被告办理变更登记，但被告因为与郑礼巧的股份转让协议产生纠纷，最终被告并未实际占有鑫黔煤矿的股份。若协议能履行，原告不仅要支付被告60万元，还要与被告分摊一亿元的债务，现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不能继续履行投资权益协议，原告不能成为鑫黔煤业公司的股东，使原告无法享受收益，给原告造成损失，构成违约。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退还了原告60万元，但没有支付违约金，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赵仁义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间内向法庭出示以下证据： 一、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 二、投资权益协议、贵州天健鑫黔煤矿股份转让协议、贵州天健鑫黔煤矿股份转让补充协议，证明原告赵仁义与被告刘孟尧签订的投资协议合法有效，无违反公司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 三、收条及银行交易记录，证明原告与被告刘孟尧及被告鑫黔煤业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后原告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投资义务并将投资款交付给刘孟尧； 四、贵州长顺巨能矿业有限公司（2019）53号文件、银行流水10张、租房协议一份、收据3张、发票一张，证明原告在未与二被告签订协议时，为长顺巨能煤矿的矿长月工资为3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为履行该协议辞去矿长职务并在黔西县租房居住，因此原告为履行该协议做出了巨大的付出，该协议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被告刘孟尧辩称：一、鑫黔煤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雅。约2014年6月，被告刘孟尧和邢和飞通过朋友介绍认识郑礼巧，其称吴雅及其他股东已将鑫黔煤业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他，其又将95%的股份转让给黄传练，现煤矿是黄传练经营，但黄传练没有支付转让款给他，其要通过诉讼将煤矿收回，如果愿意，其可将鑫黔煤业公司股份转让被告刘孟尧。在郑礼巧向被告刘孟尧，邢和飞出具相关资料后，邢和飞与被告刘孟尧都觉得天健公司有很大发展潜力，受让该公司股份是可行的。经过协商，2014年7月26日，邢和飞、被告刘孟尧与鑫黔煤业公司签订《贵州天健鑫黔煤款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刘孟尧与邢和飞受让天健公司95%的股份，作价2.5亿元，该款分三个阶段付清，郑礼巧应在收到第三笔款后三个月内，将鑫黔煤业公司煤矿的生产、经营、管理权全部移交给被告刘孟尧和邢和飞，该协议还对其他相关事项所了约定。签订协议后，郑礼巧说为办事方便，交给被告刘孟尧一枚鑫黔煤业公司的印章（3号印章）。之后，郑礼巧以黄传练为被告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解除《煤矿股份转让协议》及赔偿违约金100万元，滨江区人民法院判决解除郑礼巧、黄传练签订的《煤矿股份转让协议》。郑礼巧胜诉后，因天健公司法定代表人吴雅不配合，郑礼巧仍然没有把煤矿收回，郑礼巧于是向省法院起诉吴雅，诉请确认《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及返还转让款6000万元，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郑礼巧诉请。如此一来二去，郑礼巧总是无法将煤矿交给被告刘孟尧，期间郑礼巧、邢和飞等人还因强行收回煤矿被判刑。2019年3月初，郑礼巧的姐夫等人告诉被告刘孟尧，让被告刘孟尧做好准备，说条件已经成熟，要将煤矿交给被告刘孟尧了。被告刘孟尧考虑既然要入住煤矿了，那就要有人采掘，因此于2019年3月22日与赵仁义签订了《黔西县鑫黔煤矿采掘工程安全目标管理书》，将井下采掘工程发包给赵仁义。且在此过程中，原告赵仁义表示愿意购买天健公司6%的股份，经双方多次协商，被告刘孟尧于2019年5月16日与原告赵仁义签订《投资权益协议》，将天健公司6%的股份以60万元转给赵仁义。但是郑礼巧出狱后，反悔不将鑫黔煤矿交给被告刘孟尧，也不将转给被告刘孟尧的股份报工商登记部门登记，由此也导致被告刘孟尧无法履行与原告赵仁义签订的合同。后来原告赵仁义到黔西县公安局控告被告刘孟尧诈骗，经公安人员协调且经原告赵仁义认可，被告刘孟尧退还原告赵仁义64万元（其中依据《黔西县鑫黔煤矿采掘工程安全目标管理书》收取的2万元，依据《投资权益协议》收取的60万元，被告刘孟尧多付1万元，作为对被被告刘孟尧的弥补，另1万元是向原告赵仁义借款）。原告赵仁义收到钱后，却又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整个纠纷的来龙去脉。二、被告刘孟尧没有任何过错，签订《投资权益协议》没有对原告造成任何损失，且《投资权益协议》属未生效合同，被告刘孟尧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理由是：1、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损失。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违约金是以损失为基础进行计算，而被告刘孟尧已经将原告购买股份的60万元全部退还，还多付1万元作为补偿，原告没有任何损失，违约金自然也无从谈起。2、被告刘孟尧没有任何违约行为。《投资权益协议》第五条虽约定三十天内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但是，原告股份的取得要先以被告刘孟尧取得股份为前提，郑礼巧没有申请将被告刘孟尧的股份在工商部门登记，被告刘孟尧自然也无法申请登记原告的股份。何况，是否办理工商登记取决于国家行政机关，不是被告刘孟尧所能控制。在签订《投资权益协议》时，原告对于天健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被告刘孟尧股份的来龙去脉是知道的，被告刘孟尧不是故意不为原告申报登记，是根本不具备条件，被告刘孟尧没有任何过错，自然谈不上违约；3、原告之起诉违背民事诉讼“禁反言”规则，原告之前与被告刘孟尧微信语音聊天，多次承诺把本金退给他就行了（也就是不再主张其他权利），公安机关协调时，被告刘孟尧也是基于原告的承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退还原告全部款项（多退1万元）。原告现在提起民事诉讼，违背了民事诉讼“禁反言规则”，也违背其承诺。4、《投资权益协议》属于未生效合同，不存在违约责任问题。被告刘孟尧将鑫黔煤款6%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实质是转让了鑫黔煤款的采矿权，如果不是看中该煤矿的采矿权，鑫黔煤款6%的股权对于原告而言一文不值。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采矿权转让合同，自行政审批许可之日发生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采矿权转让合同属于未生效合同。这一精神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也有体现。合同既然未生效，自然不存在履行问题。而合同未生效的原因不在被告刘孟尧，自然也不存在违约金问题。特别向法庭说明的是，本案与郑礼巧起诉吴雅的案件没有任何区别，实质都是采矿权转让，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郑礼巧的诉请，依据的就是上述理由。综上，原告之诉请无理，请法庭予以驳回。 被告刘孟尧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出示以下证据： 一、被告刘孟尧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刘孟尧身份信息，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二、《贵州天健鑫黔煤矿股份转让协议》、《贵州天健鑫黔煤矿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两份7页，证明郑礼巧将鑫黔煤矿95%的股份作价2.5亿元（后变更为2.3亿元）出让给刘孟尧、邢和飞，这也是刘孟尧与赵仁义签订《黔西县鑫黔煤矿采掘工程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投资权益协议》的前提条件； 三、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4）杭滨商初字第1299号民事判决书8页，证明郑礼巧与刘孟尧签订《贵州天健鑫黔煤矿股份转让协议》，向法院起诉诉请解除其与黄传练签订的《煤矿股份转让协议》，获法院支持； 四、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初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6页，证明郑礼巧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吴雅，诉请确认《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省高级法院以《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系未生效合同，需行政机关审批为由，驳回郑礼巧诉请； 五、《黔西县鑫黔煤矿采掘工程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7页，证明2019年3月22日，刘孟尧代表天健鑫黔煤业公司与赵仁义签订《黔西县鑫黔煤矿采掘工程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约定将鑫黔煤矿井下采、掘、按照工程发包给赵仁义，约定赵仁义向天健公司交纳风险保证金80万元，签订合同之日交2万元，进矿之日交18万元，以后每月从工程款中扣除5万元，直至扣满60万元为止，违约责任约定为因手续或其他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时，甲方应付违约责任，赔偿乙方违约金20万元； 六、《投资权益协议》2页，证明刘孟尧将鑫黔煤业公司的6%股份转给赵仁义，作价60万元，违约责任约定为甲方负责登记变更手续，预计30天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因任何原因不能履行条约的（甲方赔偿乙方支付金200%的违约金）； 七、银行汇款凭证及微信转款截图二份，共6份，证明2019年12月5日，刘孟尧微信转1万元给赵仁义，2019年12月10日，分两次转款6万元给赵仁义（一笔2万元，一笔4万元），同年12月13日，又转2万元，2020年1月3日，转55万元，共计64万元； 八、微信语音聊天书面记录（4页）及光盘一份，证明赵仁义承诺让刘孟尧把本金退他就行。 被告鑫黔煤业公司辩称：原告诉称的股权转让交易因股权转让方刘孟尧并非鑫黔煤业公司股东，所以该合同无效，而且经对照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贵州天健鑫黔煤业公司”字样的印章不属于我公司所有，本案涉嫌伪造公章的犯罪行为，请法庭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予以调查核实及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立案查处。 被告鑫黔煤业公司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出示以下证据： 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诉讼主体适格，同时营业执照上加盖有被告法定用章，是经过备案登记的公章，证明原告和被告刘孟尧出示的协议书上的公章印记并非由我公司公章加盖形成； 二、鑫黔煤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鑫黔煤业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名在职股东吴雅，被告刘孟尧不是该公司股东，未持有股权。 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刘孟尧对原告出示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的解释，煤矿的股权转让必须经过行政机关审批许可，没有经过审批许可的合同未生效，同时也证明双方在签订投资权益协议时赵仁义也明知刘孟尧还没有取得鑫黔煤业公司的股份；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原告赵仁义是否辞职是否租房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 被告鑫黔煤业公司对原告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刘孟尧的质证意见基本一致，另外补充：对原告第二组证据投资权益协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更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除了依国家法律规定未达到生效要件之外，关键是转让方刘孟尧并非鑫黔煤业公司股东，不具备转让主体资格，其约定的交易标的物完全是虚构的，相对于被告鑫黔煤业公司而言股权交易是股东作为转让人和受让人发生的法律关系，公司并非交易主体；对贵州天健鑫黔煤矿股份转让协议、贵州天健鑫黔煤矿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因原告未举证其来源，被告鑫黔煤业公司不予质证；对收条、转账凭证均发生在原告和被告刘孟尧之间，与被告鑫黔煤业公司无关；对原告的第四组证据，认为与被告鑫黔煤业公司无关，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原告对被告刘孟尧出示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对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第六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七组证据，原告收到的金额为63万元；对第八组证据纸质上所写内容应当与实际的语音比对予以确认，且根据原告与被告刘孟尧的聊天记录，其并没有明确表示其放弃违约金的事实，该聊天记录仅为双方在协商过程中的商讨，并未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若双方已经就本金及违约金达成一致意见，应当另行签订相关协议。被告鑫黔煤业公司对被告刘孟尧出示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第五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上加盖的公章印记与我公司法定用章不一致，疑似伪造；对第六组证据投资权益协议三性均不予认可；对第七组证据与我方无关；对第八组证据请法庭与视听资料比对后依法审查。 原告对被告鑫黔煤业公司出示的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理由是被告鑫黔煤业印章是否与被告刘孟尧签订的印章一致是否真伪应当经有关部门予以鉴定确认其真伪；对第二组证据无意见，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理由是工商以企业信息登记上的股东信息仅是对外的公司信息，不能证实公司股东仅为一人。被告刘孟尧对被告鑫黔煤业公司出示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被告鑫黔煤业证明目的，理由是：在日常运营中企业往往刻制多枚印章，企业营业执照上加盖印章并不能否认其他印章的存在，三号印章是郑礼巧交给刘孟尧的，在郑礼巧因寻衅滋事一案中已认可这一事实，所以刘孟尧不存在私刻印章，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无异议，刘孟尧确实没有取得鑫黔煤业公司的股份。 经认定，对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出示的第二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出示的第三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出示的第四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刘孟尧出示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刘孟尧出示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刘孟尧出示的第五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刘孟尧出示的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刘孟尧出示的第七组、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鑫黔煤业公司出示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16日原告与被告刘孟尧双方签订《投资权益协议》，约定被告刘孟尧将鑫黔煤矿享有95%的股份转让6%给原告，双方约定转让款为60万元，原告分两次通过银行转账共向被告刘孟尧支付60万元，被告刘孟尧于2019年5月16日向原告出具收条，收到原告股权转让款60万元。双方签订合同后，被告刘孟尧在合同上加盖有“贵州天健鑫黔煤业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双方合同约定按照各自股份享有公司利润及分担风险，并约定“被告刘孟尧负责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如不能履行协议约定的（除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以外），甲方赔偿乙方支付金200%的违约金。”。原告向被告刘孟尧支付款项后，被告刘孟尧未按照合同约定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原告自称到公安机关报案，被告刘孟尧称经公安机关处理后于2010年1月前共向原告退还转让款共计63万元。 另查明，被告刘孟尧称享有被告鑫黔煤业公司95%的股权，经原告与被告刘孟尧二人进行磋商，双方达成的投资协议，被告鑫黔煤业公司辩称未参与磋商与签订协议，对原告与被告刘孟尧双方签订的投资权益协议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原、被告双方出示的证据及陈述的事实，原告与被告刘孟尧双方签订投资权益协议的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刘孟尧所转让的股权指的是享有煤矿股份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资产，并非采矿权本身，因此原告与被告刘孟尧签订的投资权益协议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确认其合法有效。原告与被告刘孟尧双方签订投资权益协议时原告明知被告没有进行相关股权登记的情况下仍与被告刘孟尧签订协议，原告对未能履行变更登记存在相应的过错，对原告以被告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违反合同约定构成违约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因被告已将股份转让款退还原告，原告自认已收到被告刘孟尧退还的款项共计63万元。在本案审理中，原告以被告未履行双方签订的《投资权益协议》主张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支付120万元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对被告的违约事实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应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大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现原告对此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12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被告刘孟尧抗辩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属于未生效合同不存在违约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仁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600元，减半收取7800元。由原告赵仁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附电子光盘），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勇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熊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