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1行终3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国强，男，1956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交通大队，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张自忠路**。 法定代表人李承涛，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峰，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交通大队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 法定代表人邬利平，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昱呈，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炳宽，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汪国强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交通大队（以下简称江岸交通大队）、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以下简称江岸公安分局）交通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上诉人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行初315号行政判决，向原审法院提起上诉。原审法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6月19日14时24分，汪国强将机动车（车牌号鄂Ａ×××××）停放在江岸区发展大道（文博路路口至青松路路口）“乡韵阁”餐馆门口的空地上，该处非停车场，路面上亦未划定停车泊位，事发路段设置有明显的禁止临时和长时停车标志。江岸××大队的协警巡逻至此路段，发现鄂Ａ×××××车辆违反禁止停车标志在道路上停放，遂对该车违法停放情况拍摄了现场照片，从现场照片可以清楚反映案涉路段禁止停车标志设置情况、鄂Ａ×××××车辆的停放方位及停放地点路面情况。协警拍照取证后在该车辆上粘贴了武汉市交通协管员记录道路停车行为告知单，江岸××大队对协警拍摄的现场照片审核后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2019年7月9日，汪国强持本人相关证件到江岸××大队违法处理窗口接受处理，江岸××大队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向汪国强作出编号：4201021451616290）《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内容为“被处罚人于2019年6月19日14时24分，在发展大道文博路路口至青松路路口实施机动车违反禁止停车标志、禁止停车标线指示的（仅限电子警察使用）违法行为（代码10393）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第九十条，《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决定予以200元罚款。”汪国强对上述行政处罚不服，于同年7月12日向江岸公安分局递交行政复议申请，江岸公安分局当日决定予以受理并向江岸××大队作出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2019年7月19日江岸××大队向江岸公安分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江岸公安分局经审查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岸公复决字〔2019〕第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33号《复议决定》）并依法向汪国强送达。汪国强因对该《处罚决定》及33号《复议决定》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处罚决定》及江岸××大队将处罚结果在网上公布的行为，撤销33号《复议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或者暂扣驾驶证处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决定。”根据前述条款，江岸××大队具有作出被诉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本案中汪国强的停车地点属于道路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通过江岸××大队提交的证据可知，汪国强2019年6月19日停放车辆的地段设有禁止停车标志，汪国强在案涉地点停放车辆的行为属于“机动车违反禁止停车标志、禁止长时间停车标志或者禁止停车线指示”的交通违法行为。汪国强主张停车的位置属于“乡韵阁”餐馆管理的区域不属于道路范畴，系可以停车的区域，该主张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该条款是针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通行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概括性规定。《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由公安交管部门处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汪国强违反禁止停车标志停放车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江岸××大队根据其违法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对其处罚200元，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本案中，江岸××大队对汪国强作出200元罚款，适用简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另，《湖北省实施办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聘用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道路交通协管员协助交通警察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劝阻、告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但不得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本案中由交通协管员对鄂Ａ×××××车辆违法停放情况进行拍照取证，并在该车辆上粘贴武汉市交通协管员记录道路停车行为告知单，该程序符合《湖北省实施办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案涉的行政处罚行为由江岸××大队审核相关证据后作出，处罚程序合法。故汪国强认为江岸××大队的交通协管员不具有拍照取证权利的观点不能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及第十二条的规定，江岸公安分局具有对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处理的行政职责。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受理汪国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及时告知江岸××大队作出书面答复。经书面审查相关证据材料，认为江岸××大队作出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并送达岸公复决字〔2019〕第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江岸××大队作出的处罚决定，该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汪国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汪国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汪国强自行负担。 上诉人汪国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包庇被上诉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存在滥用或超越职权过度处罚的行为。第一、涉案车辆是锁好车门“有序停放进行餐饮消费”，根本不是行驶、也不是行驶中临时停车。特别是涉案场地紧靠消费场所建筑物。依据建筑规划法的相关规定，涉案场地确属“绿化地或建筑间隔空白地”，与商户经营条件密切相关，而与道路的任何组成部分无关，且与道路设有“禁止临时或长时停放”交通标志无关（详见交通标志国家标准之“用途界定”及道路组成界定）。所以，行政处罚及复议决定对相对人的行为定性是错误的，其所称停车违法事实并不存在。第二、被上诉人行使职权不接受上诉人的申辩、拒不提供查阅被诉行政行为证据依据（无送达回证），未履行调查相对人、进行听证等程序，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存在程序违法。第三、交通协警并非合法执法主体，其认知交通与非交通行为之能力尚缺，本案报告单制作和送达程序违法。第四、对于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其网上公告的行政主体、职权、事由、依据、相对人、送达等形式和设定给付义务内容等构成具体行政行为，是具有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故该行政行为效力如同法院强制执行生效判决划扣到账，是足以强制划扣相对人的钱款。纸质载体的处罚决定书是行政行为的传统形式。本案诉请分别是撤销网上公布电文和纸质送达的处罚，原审法院不应选择、遗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第五、行政复议机关对拒不受理上诉人“对网上公布之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属程序违法。第六、该行政处罚行为的简易程序处罚超过罚款幅度，该程序违反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行政处罚行为进行实体处罚适用法律错误。其所援引“道路、行驶、停车、标志”条款没有针对性，概念混淆不清，确属垄统、过度处罚。第八、原审法院程序违法，拒不按照上诉人的申请勘察涉案场地导致基本事实错误、遗漏审查没有执法主体资格的协警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武断地包庇被上诉人错误认定停车事实、不当地忽略网上公布行政处罚。综上，上诉人提请二审法院重新质证、辨认、辩驳，请予照准案卷内2019鄂01**行初315号案件中交通违法处罚争议和上诉人的明确请求和理由及实地勘察涉案场地申请，以查明消费场所有序停放、被无执法主体资格的协警错误报告道路范围、“禁止临时或长时停放”交通标志、建筑物间空白地“违法停车”、行驶中临时停车和网上公布200元罚款处罚、23天后签收纸质处罚决定书的“当场处罚”简易程序合法性及实体依据“行驶、停车、停放、道路、标志”等合法性问题，依法判决撤销被上诉人违法的网上公布处罚及随附件纸质处罚决定书并在法定媒体上公布处理结果，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江岸××大队辩称：一、江岸××大队享有辖区内的道路安全行政执法权。二、江岸××大队作出的决定程序合法。2019年6月19日14时24分，牌号为鄂Ａ×××××的小型客车停放在江岸区发展大道（文博路路口至青松路路口），因机动车违反禁止停车标志指示的行为，被该队协警巡查至此路段发现，遂拍照取证并粘贴了武汉市交通协管员记录道路停车行为告知单，经该队审核无误后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作为该车的交通违法行为的证据。同年7月12日汪国强持本人相关证件到江岸××大队违法处理窗口对该起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理。通过公安交通管理信息平台记录的该车违法事实显示：鄂Ａ×××××小型客车在道路上停放时并未停在停车场或停车泊位以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及《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规定，依法对汪国强作出了罚款二百元的处罚，窗口民警在告知汪国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后将编号为4201021451616290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当场送达给汪国强本人。《湖北省实施办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聘用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道路交通协管员协助交通警察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劝阻、告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但不得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鼓励单位和个人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组织下，提供道路交通安全志愿服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加强对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和志愿者的管理和指导。故江岸××大队协警人员由民警带队对其车辆粘贴《武汉市交通协管员记录道路停车行为报告单》的履职行为符合该项法规。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道路的含义。从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可知，鄂Ａ×××××小型客车于2019年6月19日14时24分停放在江岸区发展大道（文博路路口至青松路路口）路段的人行道上属于法定“道路”范畴，且未停放在停车泊位内，其所停车辆的发展大道与三眼桥路口设置有禁止停车标志。江岸××大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条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对汪国强作出处罚。综上，上诉人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江岸公安分局辩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江岸公安分局具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上诉人停车地点属于道路的范围，上诉人的行为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的情形。上诉人停放的车辆违反禁止停车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有《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车辆停放照片、路段禁停标志指示牌照片等证据证实。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予以警告、200元以下罚款，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系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区别，且《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系针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作出的特别规定，且制定时间晚于该行政处罚法，系新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江岸××大队作出200元的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依法依规。四、《湖北省实施办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协管员张贴道路违停告知单的行为系告知程序，非行政处罚，该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且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诉交通处罚行为是否合法，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案涉停放车辆地点是否属于禁停路段的道路范围。二是被上诉人作出的交通处罚程序中协警收集证据的行为是否合法。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道路的含义，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机动车应当遵守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本案中，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结合被上诉人江岸××大队提交的照片材料来看，案涉停车地点属于道路的范围，且该地段设有禁止停车标志。其次，《湖北省实施办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聘用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道路交通协管员协助交通警察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劝阻、告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但不得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由此可见，交通协管员对案涉车辆违法停放情况进行拍照取证，并在该车辆上粘贴武汉市交通协管员记录道路停车行为告知单的行为合法。结合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江岸××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的法定职权对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合法。被上诉人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33号《复议决定》合法。 另，关于上诉人所称原审法院漏审上诉人申请撤销网上公布行为诉讼请求的主张。从原审法院庭审的笔录内容可知，原审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已就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进行释明，具体解释了上诉人所称的前期网上公布行为与后期交通处罚行为的法律关系，上诉人亦当庭表示接受原审法院为其总结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汪国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金梅 审判员  罗 浩 审判员  曾文亮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刘晨露 书记员李玲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