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05行终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玮民，男,1963年7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仓市公安局浏河派出所,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东港路**。 负责人郁宏兵，所长。 委托代理人雷清源，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周瑞昌，江苏周瑞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玮民因要求履行公安行政职责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行初6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6）民字第34号太仓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确认位于太仓县××河镇子××村民组西××西北角××一间(27.4㎡)、西北角大房之间的并堂(4.25㎡)、西半宅西客厅一间(24.9㎡)的一半归何淑英所有。范玮民系何淑英之子。2012年4月10日，何淑英向太仓市公安局浏河派出所（以下简称浏河派出所）报警称其前述房子被拆掉了。何淑英于2014年12月15日过世。 2017年12月11日16时许，范玮民向浏河派出所报警称：其母亲何淑英生前在浏河镇××村××一间半房子被人偷拆。同日，浏河派出所受案并向范玮民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笔录，范玮民向浏河派出所提交了“寻找目击证人”的材料，内容为“我叫何淑英…由于我早年就去上海…2012年，当我再回家时，发现一大圈的房子竟然已经成为废墟…”，范玮民还提交了民事判决书、证人金某1、何某,4、施某1等人签字的证明等材料。浏河派出所根据范玮民提供的材料向证人何某,4、证人金某1进行询问调查，以电话询问方式向证人施某1调查。 2017年12月26日，太仓市公安局出具太公(浏河)鉴聘字〔2017〕122601号《鉴定聘请书》，委托太仓市价格认定中心对本案44.1平方米木质结构青瓦房屋的价值进行鉴定。2018年1月10日，太仓市价格认定中心向浏河派出所出具太价认通(2018)第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内容为：你单位2017年12月26日《价格认定委托书》(太公浏河(2017)第122601号）收悉，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价格认定规定》中的相关规定，该委托存在基准日与委托日间隔时间较久，且与基准日相对应的市场数据无法查询的问题，我中心不予受理。庭审中，浏河派出所表示122601号《鉴定聘请书》即为第122601号《价格认定委托书》。 经调查，2018年1月19日，浏河派出所作出太公(浏河)行终止决字〔2018〕3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内容为：因故意损毁财物一案超出追究期限的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终止调查。同日，浏河派出所致电给范玮民要求范玮民前去派出所取调查结果，并以挂号信方式向范玮民邮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同年1月22日，范玮民到浏河派出所处，在浏河派出所处签收了《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及《受案登记表》。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有关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治安管理处罚工作。浏河派出所具有负责本辖区内治安管理工作的法定职责，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争议焦点一：范玮民提起本次诉讼是否超出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范玮民于2018年1月22日签收《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而该决定书中未告知范玮民相应的诉权及起诉期限，故范玮民于2019年1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 争议焦点二：浏河派出所作出的太公(浏河)行终止决字〔2018〕3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程序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4修正）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其他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二）违法行为已过追究时效的…。本案中，浏河派出所受理了范玮民的报案后，为查明案件情况向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取证，浏河派出所工作人员询问证人金某1“这幢房子消失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证人金某1陈述“至少也要有二十多年了…这边的房子就没有人管理，房子没人管理之后就慢慢的出现倒塌，住在旁边的人就会去捡块砖头、捡木头之类的，渐渐的这房子也就没有了”，结合2012年4月10日，范玮民母亲何淑英向浏河派出所报警时称“我们兄妹三个把房子分掉了…最近我的表妹告诉我房子拆掉了，所以今天我和我儿子来反映一下这件事”及范玮民向公安机关陈述“后来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母亲回到这里面的时候发现房子被拆掉了”，以上证据足以证实本案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办案追诉期限，因此，浏河派出所作出的太公(浏河)行终止决字〔2018〕3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机关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接受案件时，应当制作受案回执单一式二份，一份交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一份附卷。本案中，浏河派出所于2017年12月11日受理了范玮民的报案，履行了调查、委托鉴定的职责，根据调查的结果于2018年1月22日将太公(浏河)行终止决字〔2018〕3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送达给范玮民，故其程序并无不当。但，浏河派出所在履职过程中存在如下不规范之处：1、受案后未及时将受案回执交予范玮民；2、工作人员制作的电话记录笔录内容与电话视频内容略有出入，比如记载“出示警官证”与实际不符。但上述不规范之处对本案实体处理结果并无影响。前述不规范之处属于办案程序上的瑕疵，原审法院予以指正，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改正。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范玮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范玮民承担。 上诉人范玮民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超审限审理案件，未在判决书中说明任何原因，也未见其作出过报请审批的行为。二、原审于2019年9月4日更换审判长，2019年6月26日开庭的审判组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三、原审第二次开庭休庭、闭庭未使用法槌，不具法律意义的休庭、闭庭，故审理应当继续。“证据交换”被安排在开庭审理后进行的合法性有待商榷。法庭因设备问题当日无法正常进行，之后未再组织，因此证据质证活动并未结束，不具判决基础。另，原审法院至今未对上诉人的复议申请作出是否支持的决定，证明上诉人请求昆山法院调取证据、请求原审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申请依然有效，审理应当仍在进行中。判决书所谓“现己审理终结”的事实依据不足，系认定事实错误。四、原审法院对诉讼双方的证据以及其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作出的认定结果，存在不合法问题。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12与案情具有关联，对被诉决定书的不合法送达行为具有证明力，原审法院将该两项证据排斥在外，别有用心。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5排斥的理由具有避重就轻问题。证人何某,4明确其受被上诉人执法人员引诱，才对涉案房屋被毁损日期作出估摸的陈述意见，已申明没有证明力。然而原审法院仅以“(被告)询问调查时仅有一名执法人员”为由，作出不采信该证据的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0《20171211原告向被告报警的现场录音》，能清楚地听到制作笔录时仅有朱竞翔单人执法，位洪明未问过一句话，实际根本不在场，但《询问笔录》中却将其添加为“询问人”。同样的，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1《20171225原告受被告调查并随被告到案发现场检查的录音》，能清楚听到制作笔录时仅有位洪明单人执法，钱宸没有问过任何话，实际根本也不在场。因此被上诉人在调查取证中的单人执法行为事实清楚，也是被上诉人故意隐藏其相关录音录像的原因所在，上诉人系在无奈之下才向法庭提交了自己的录音证据，但是原审法院在认定证据时的司法标准不一，未将被上诉人的证据4两份《询问笔录》所谓证据排除。被上诉人所谓的邮寄送达实则在捏造事实，其故意向法庭提交虚假信息材料的行为，原审法院非但不依法作出处理，而且还滥用职权调取证据，已经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并且原审法院将不具有真实性、与案情无关联、来源不合法的所谓“本院调取的2份证据”作为其判决书认定事实的根据，是在枉法裁判。五、原审遗漏了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报案时陈述的：“2012年我们来报过案的，但是你们没有给我回复”的重要事实。上诉人2017年12月11日向被上诉人的报案，正是基于上诉人母亲何淑英生前2012年4月10日向被上诉人报警后其始终不作为，无奈以继承人身份继续报案求查，当时受案警官都是清楚知道的。被上诉人受案时、受案后均未依据其在诉讼中才向法院提交《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关于“六个月、二年”期限规定而直接作出被诉决定书，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当时依据的是第一百三十条第三款规定。因此，原审法院不查明事实，沿袭被上诉人在诉讼后才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在维护行政机关不合法的行政行为。六、遗漏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时未依法出具凭证，也未在《询问笔录》、《受案登记表》中注明等重要事实。七、遗漏被上诉人调查的时间在2018年1月15日之后的事实查明。实际该调查被安排在太仓市价格认定中心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之后，已经没有意义。证明被上诉人在鉴定委托时仅提交何某,4的证人证言作为鉴定依据。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废止，不应当再作为法律依据使用。实际上，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起诉，于法有据。九、原审法院不应无视被上诉人向其提交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内容，而第一款规定的内容，只是被上诉人在应诉后才希望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切合实际。十、被上诉人调查的三名所谓证人，是在何淑英2013年收集到并向被上诉人提交的证人名单，实际被延迟四年多时间后才进行调查的结果。从三名被调查人对涉案房屋被毁损日期作出三种时间跨度至少存在五年的不一致意见看，这些意见根本就没有可参考的价值。从证人何某,4对房屋被毁损日期已明确作出不能作证的意见看，被上诉人在调查中实施了诱供手段，因此被上诉人获取的相关证据实际都是非法证据、应当排除。但是，因原审法院不依法认定证据的证明力，所以将被上诉人实际无证据证明房屋被毁损的确定日期，被上诉人在开庭中自认其无法确定基准日，就因为没有确定的房屋被毁损日期。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十一、从被上诉人实际提交的所谓证据看，尚缺失其接收上诉人提交证据但是未出具书面凭证，询问调查时的录音录像被隐藏，证人何某,4指认被上诉人采用诱供手段，被上诉人第二次开庭承认其有现场勘验行为，但是隐藏了现场检查的记录；尤其《鉴定聘请书》被被上诉人的上级机关太仓市公安局制作，事实存在委托主体紊乱等问题。而被上诉人故意隐藏《价格认定委托书》，并在法庭上公然以两者文书不一致编号，声称是相同编号，且以122601号《鉴定聘请书》即为第122601号《价格认定委托书》来误导法庭。尤其被上诉人主张的邮寄送达行为，完全是子虚乌有。因此，被上诉人虽然表面上履行了部分的职责义务，但实际上都存在不合法的问题。原审法院经两次开庭审理后，没有查明相关事实，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十二、对于被上诉人办案中存在的瑕疵行为，原审法院作出避重就轻的整改意见，实则是淡化被诉决定书的不合法。被诉决定书不合法的事实是大量的、清楚的，原审法院仅对被上诉人不依法出具《受案回执》的行为作出认定，虽然是进步，但未真正履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职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昆山法院重审。 被上诉人浏河派出所答辩称，第一，答辩人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所调查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范玮民在2017年12月11日至浏河派出所报警，提供的线索是一份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有金某2、袁某,4、居建文、金某1、何某,4、陈某,4、施某1、施某2等人签字，浏河派出所民警根据范玮民提供的证人，分别进行了调查，发现其提供的证人袁某,4、陈某,4、施某2已经去世；证人居某,4无此人；证人金某2电话无人接听；证人施某1电话不肯配合公安机关制作笔录，民警制作电话笔录并进行了录音。派出所民警对证人金某1、何某,4依法进行了调查，两位证人均详细证实了房屋系在15年或者20年前消失的事实，范玮民母亲何淑英在2012年4月10日报警时只是反映没有房子存在的事实，也没有提供房子被拆或被偷的证据和线索，更没有房屋实际消失时间的证明材料，结合调查到的事实，可以充分地确定该房屋系在2012年前灭失，所有证人都没见到房屋系人为拆除或者偷盗的事实，所以浏河派出所调查的事实是清楚的，作出处理决定的相应依据也是确实充分的。第二，答辩人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4年修正)第一百三十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及答辩人调查中获取的证据材料，足以证实本案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办案追诉期限，因此，答辩人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第三，答辩人调查程序规范。范玮民于2017年12月11日报案，浏河派出所当场安排民警进行了接待，并制作了受案登记表和受案回执，向范玮民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于2017年12月25日又接待了报案人，又充分听取了报案人的诉求，又制作了完整的询问笔录；之后及时地向有关证人进行了询问，并对现场进行了取证，同时委托鉴定机构对房屋价值进行了鉴定，所有的调查程序规范、合法。综上，答辩人在行政行为规范性，证据形成的充分与合法性，适用法律的正确性都不存在错误和不当，完全接受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苏0583行初60号的判决结果，认为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关于上诉人在原审的调取证据申请，原审法院在2019年9月17日作出不予准许决定后，告知当事人在收到决定书后三日内可以申请复议。上诉人在2019年9月19日收到决定书后，于2019年9月23日向原审法院邮寄复议申请书。因2019年9月22日系周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于2019年9月23日邮寄复议申请书并未超过期限，原审法院未受理复议申请存在不当，但不影响案件的实体处理。经查，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的证据为：1、何淑英于2013年6月2日向苏州市公安局门户网站上“局长信箱”提交《请求立案调查我的房屋被拆问题》的信件材料与曾公开过的网页内容证据；2、被上诉人2012年4月10日在受理上诉人母亲何淑英报警时所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其录音、录像资料；3、被上诉人2017年12月11日至2018年11月16日期间有五次制作涉案《询问笔录》时的录音、录像资料；4、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证据中被署名位洪明2017年12月25日拍摄于现场八张照片的现场进行取证、检查情况所制作的检查笔录；5、编号为“太公浏河(2017)第122601号”的《价格认定委托书》；6、由被上诉人对邮件编号为XA47786994732国内挂号信函查询已送达的记录；7、被上诉人2018年1月19日用其所内固定电话拨打上诉人电话的通话录音记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但该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的报案所作出的终止调查决定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正当。根据被上诉人在2012年上诉人母亲报案时所制作的询问笔录可知，上诉人母亲在2012年报案时称房屋被拆了，但未能提供相关线索证明房屋被拆的时间以及具体的拆房人员信息。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母亲的报案所作的相关处理是否合法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因此，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1、2与本案并无关联，无调取的必要。关于申请调取的证据3、4，被上诉人表示并未制作相关材料，且对本案的实体处理亦无影响，无调取的必要。关于申请调取的证据5，被上诉人表示太公浏河聘字[2017]第122601号《鉴定聘请书》即为太公浏河（2017）第122601号《价格认定委托书》。关于申请调取的证据6，原审法院已经向太仓市浏河邮政局进行了相关调查，邮政局也出具了情况说明、邮件封发清单。结合双方的陈述，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2018年1月19日确有将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向上诉人进行邮寄送达的事实。被上诉人先采取邮寄方式送达，即使上诉人未实际收到，但其后又向上诉人进行了直接送达，并未实际影响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无调取的必要。关于申请调取的证据7，上诉人在原审时已经提交了相关录音，无调取的必要。综上，上诉人的调取证据申请复议的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申请调取被上诉人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20日期间所制作的《日戳打印簿（邮1615）》证据，主要涉及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送达问题，上诉人已实际收到相关文书，无调取的必要。 关于上诉人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出庭说明其制作《询问笔录》、《情况说明》、拍摄现场照片等情况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原告或者第三人要求相关行政执法人员出庭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一）对现场笔录的合法性或者真实性有异议的；（二）对扣押财产的品种或者数量有异议的；（三）对检验的物品取样或者保管有异议的；（四）对行政执法人员身份的合法性有异议的；（五）需要出庭说明的其他情形。第四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或者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本院认为，上诉人实际是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有异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并无准许的必要。 本院认为，2014年修改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一）没有违法事实的；（二）违法行为已过追究时效的；（三）违法嫌疑人死亡的；（四）其他需要终止调查的情形。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6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其他违法行为在2年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继续或者持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被侵害人在违法行为追究时效内向公安机关控告，公安机关应当受理而不受理的，不受本条第一款追究时效的限制。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可知，上诉人母亲何淑英在2012年4月10日曾向被上诉人报案称自己在太仓××河镇子××组的老宅被人拆了，但其对房屋被拆的具体时间以及拆房人员的信息并不清楚。上诉人母亲因病于2014年12月去世，期间未就老宅灭失或公安机关的履职情况提起过相关诉讼。2017年12月，上诉人就上述老宅灭失向被上诉人报案，称该房屋被人偷拆，其提供了一份证明材料，主要内容为房屋长期空着无人居住，被外来民工拆掉，并非自然倒塌。材料上有何某,4、金某1、施某1等8人的签名。被上诉人根据该份材料，与相关人员联系，能联系上的仅为三人，即何某,4、金某1、施某1。其中，何某,4、施某1陈述周边的外来民工见房子没人管，偶尔去拆根木头或窗户之类的，渐渐房屋出现了坍塌，旁边的人去捡木头和砖瓦，房屋渐渐就没有了。金某1陈述因房屋没人管理，之后渐渐出现倒塌，旁边的人去捡砖头、木头之类的，房子渐渐就没有了。另，何某,4和金某1陈述房子完全消失至少有15年或20年左右。综合全案来看，除了相关证人的陈述以外，并无其他线索可以查实涉案房屋灭失的相关情况。可以确定的是该房屋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2012年上诉人母亲报案前已经灭失，具体灭失的时间已经无法查清。被上诉人根据调查的情况，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4年修正）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终止调查并无不当。 关于询问笔录的制作，《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进行询问、辨认、检查、勘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表明执法身份。上诉人认为存在单人执法问题，并提供了其自行制作的录音及其与何某,4对话的相关视听资料。经查，相关询问笔录均在派出所制作，笔录中有两名民警的签名，被询问人也在笔录上签名。上诉人提交的其与何某,4的对话中，何某,4陈述对于房屋灭失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在公安作询问时是说了大约的时间。综合全案来看，相关询问笔录形式合法，记录内容均得到了被询问人的签名确认，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 关于文书送达问题，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二、三款的规定，送达法律文书应当首先采取直接送达方式，交给受送达人本人。无法直接送达的，委托其他公安机关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太公（浏河）行终止决字〔2018〕3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结合双方的陈述及相关邮寄凭证、录音等证据可知，当天被上诉人电话联系上诉人，因上诉人在上海，无法到被上诉人处领取决定书，故被上诉人先邮寄。2018年1月22日上诉人亲自到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又向其进行了送达，被上诉人的送达程序并无不当。关于受案回执，被上诉人称其在上诉人报案当天即向上诉人进行了送达。经查，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中有上诉人签名的受案回执，但没有落款时间。上诉人称其是在2018年1月22日才拿到受案回执。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报案后，当天即制作受案登记表并对上诉人制作询问笔录，其积极处理上诉人的报警事项，即使存在受案后未及时给受案回执，也未实际影响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今后工作中应予注意。 关于上诉人提及的原审审理程序问题。经查，原审法院在2019年6月11日书面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情况，2019年6月26日开庭时当庭告知了合议庭变更的情况，上诉人对合议庭成员并未提出回避申请。原审开庭期间对双方的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程序并无不当。关于原审法院未在文书中对审限变更情况予以表述以及开庭过程中未正确使用法槌问题，不影响案件的实体处理。 综上，上诉人范玮民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范玮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一鸣 审 判 员 陈芝颖 审 判 员 林 磊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赵 芬 书 记 员 孙晓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