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闽0602行赔初25号 原告薛秋德，男，196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浦县。 委托代理人邱达芳。 被告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福建省漳浦县绥安镇朝阳路5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623003897773M。 负责人林芳艺，大队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杨天辉，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陈志坚。 委托代理人洪旭辉，福建方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漳州瑞合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长泰县武安镇官山工业园区安鼎路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5MA345LNK0A。 法定代表人蔡素芬，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丽勤，女，住福建省漳浦县。 原告薛秋德诉被告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漳浦交警大队”）、第三人漳州瑞合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合公司”）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8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闽0602行赔初23号行政判决。原告不服，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4日作出（2019）闽06行赔终5号行政赔偿裁定，裁定撤销（2018）闽0602行赔初23号行政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8月5日重新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薛秋德及委托代理人邱达芳，被告漳浦交警大队的副大队长杨天辉及委托代理人陈志坚、洪旭辉，第三人瑞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丽勤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薛秋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违法扣车行政赔偿责任，赔偿原告车辆损失及停运损失计人民币170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15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一份，以分期付款的形式从第三人公司认购闽Ｅ×××××号货车一部，从事货运业务。按合同约定，原告认购的车辆只能在该车所应缴的款项完成后才属原告所有，因此该车辆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合同履行期间，双方曾因缴款问题发生诉讼纠纷，第三人即利用社会关系准备讨回车辆。2017年8月11日10时20分，第三人发现原告营运的闽Ｅ×××××号车上路运土，即向被告漳浦交警大队报警扣车。漳浦交警大队派员出警将装载泥土的车辆扣留在指定停车场，当场并没有出具扣车单和告知处理办法。2018年9月6日，被告在一年之后通过微信形式通知原告在十日内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理。原告因没有车辆行驶证而未能到场处理。同日，登记车主即本案第三人，也通过书面形式向原告发出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理的同样内容。原告认为，本案第三人是登记车主，为解决经济合同纠纷利用向交警部门报案，扣押自己登记运营的车辆，以实现扣车讨款的目的。被告作为具有强制力的执法机关，强制扣车未出具扣车单，在法定的期限内未书面通知当事人接受处理，明知闽Ｅ×××××号车的登记车主，又未调查核实及时处理扣押车辆，拖至一年二个月之后才以非书面送达告知的形式通知原告到场处理，致使闽Ｅ×××××号车辆负载重压、风吹日晒而严重变形损害，致使原告投资认购的车辆不能正常运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如下：（1）购车款及保险费48万元；（2）14个月营运收入损失132万元（按每月均8万元计）。综上所述，被告扣车行为违反行政法律规定，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原告特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望判如所请。 原告薛秋德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A1.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欲证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关于涉案车辆的利害关系。 证据A2.2018年8月29日作出的违法处理通知书、2018年9月3日做出的违法处理通知书，欲证明原告作为违法主体被行政机关作为处罚对象，第三人被交警部门认定为登记车主。 证据A3.（2017）闽06民终3017号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欲证明跟本案有关的车主、挂靠和买卖等事项。 证据A4.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书，欲证明车辆是第三人购买，第三人为法定车主，原告为实际车主。 被告漳浦交警大队辩称，一、本案中，答辩人作出的扣留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符合法定程序。2017年8月11日9时42分，漳浦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人电话举报，称在国道查岭往石榴东山路段有一辆无牌运土车超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因此，漳浦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随即将这一警情转交给答辩人办理，由答辩人下属的出警前往国道查岭往石榴东山路段查看。答辩人下属的警察和协警到达现场后，发现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载碎石停放在道路一侧，当时该车尚未熄火，但驾驶员不在驾驶室，原告薛秋德从旁边走过来说车是自己的，却又未能提供行驶证证明其为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车主。经通过电话与报警人核实，报警人说就是闽Ｅ×××××号车超载。答辩人下属的警察一再向原告薛秋德询问闽Ｅ×××××号车是谁开的，并请原告薛秋德将该车的驾驶员叫出来说，但原告薛秋德既不说闽Ｅ×××××号车是哪个驾驶员开的，也不将驾驶该车的驾驶员叫出来陈述、申辩和接受调查。后经警察做原告薛秋德的思想工作，原告薛秋德就安排一名驾驶员驾驶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并载原告薛秋德，跟随警察和协警到与漳浦县公安局签订《涉案车辆寄管协议书》的漳浦县鸿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停车场（以下简称“鸿杰停车场”），经过磅，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连同车上碎石的皮重为78160千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也规定：“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质量”。虽然原告薛秋德未能提供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行驶证明确该车核定的载质量，但该车为四轴载货汽车，且不属于半挂车，根据《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ＧＢ1589—2016），除半挂车外，四轴载货汽车的最大允许总质量限值不超过36000千克，其中双转向轴四轴货车的最大允许总质量限值为31000千克，四轴汽车列车的最大允许总质量限值为36000千克。因此，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明显超载，且超载超过100%。由于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存在超载超过100%、未随车携带行驶证等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一条、第七十四条第（九）项的规定，答辩人应当对驾驶超载的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违法驾驶员处以罚款并按有关规定扣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答辩人应当扣留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直至超载这一违法状态消除且当事人向答辩人提供行驶证、驾驶证等证件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驾驶超载的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违法驾驶员还应当负责在车辆被依法扣留后将车上超载的货物卸载。因此，答辩人派出的警察针对驾驶超载的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驾驶员违法超载100%以上且未带行驶证的行为，依法采取扣留车辆的强制措施，开具了编号为3506233000651312的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和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对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予以扣留。由于在场的原告薛秋德一直不提供违法驾驶超载的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驾驶员的姓名，而且拒绝叫该驾驶员来签收编号为3506233000651312的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所以，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无法填写当事人姓名和机动车驾驶证、居民身份证号码，但在场的警察在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注明“扣车鸿杰车场”，并口头告知原告薛秋德尽快通知违法驾驶员携带驾驶证、行驶证前来接受处理。2017年8月11日当天，经办警察就采取上述行政强制措施、开具上述《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一事依法补报审批，完成了报备案手续。然而，在扣车后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原告薛秋德仍未通知违法驾驶员携带驾驶证、行驶证前来接受处理，答辩人不得不于2017年9月7日上网查询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有关信息，这才查到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并非原告薛秋德，而是本案第三人漳州瑞合物流有限公司。因此，答辩人于2017年9月7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漳州瑞合物流有限公司邮寄了《通知》，向该公司告知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因违法超载100%以上被答辩人扣留于鸿杰停车场、至今未到答辩人下属接受处理的情况，通知该公司速责成驾驶员或派人到答辩人下属接受处理，并备注来处理时请带介绍信、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该《通知》发出后，第三人瑞合公司也迟迟未派人前来接受处理。经答辩人多方联系，瑞合公司实际管理人蔡桂勇于2018年8月27日到答辩人下属接受警察的调查询问，并提供了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营业执照、蔡素芬居民身份证、蔡桂勇居民身份证、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机动车行驶证及注册登记信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蔡桂勇提交的材料表明：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机动车购车发票上购买方为漳州瑞合物流有限公司；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为漳州瑞合物流有限公司，登记的车辆类型为重型自卸货车，核定的总质量为31000千克,核定在质量为15790千克,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6月。蔡桂勇陈述：瑞合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与原告薛秋德签订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车主为薛秋德；因2017年6月份车辆年检的时候薛秋德只缴纳强制险未投保商业险，蔡桂勇于2017年6月将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等相关手续收押起来；直至2018年8月27日，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等相关手续仍在蔡桂勇处；漳浦交警大队于2017年9月7日发的《通知》瑞合公司已于2017年9月14日前收到，并由该公司管理员蔡小琳通过电话通知薛秋德前去处理。2018年8月29日，答辩人向原告薛秋德邮寄《违法处理通知书》，告知原告薛秋德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现仍被暂扣于鸿杰停车场，通知原告薛秋德十五日内到漳浦××大队××中队接受处理，并备注前来处理时请提供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介绍信或相关证明文书手续。但由于答辩人于2018年8月29日向原告薛秋德邮寄的《违法处理通知书》因薛秋德拒收而被退回，经办警察又于2018年9月2日将该《违法处理通知书》连同相关法律条文拍照后通过手机彩信发送给原告薛秋德。但原告薛秋德至今仍未叫2017年8月11日驾驶超载的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违法驾驶员与其一同前来接受处理。2018年9月3日，答辩人又向第三人瑞合公司邮寄《违法处理通知书》，再次向瑞合公司告知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超载的事实及该车现仍被暂扣于鸿杰停车场的情况，再次通知瑞合公司责成当事人或派人十五日内到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接受处理，并备注前来处理时请提供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介绍信或相关证明文书手续。但扣留在鸿杰停车场的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上超载的碎石至今仍未卸载。鉴于2017年8月11日驾驶超载的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驾驶员至今仍未接受处理并对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上超载的碎石进行卸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和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答辩人可以扣留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直至当事人向答辩人提供驾驶证并经核实且超载这一违法状态消除之日。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扣留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答辩人作出的扣留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因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车辆损失及停运损失计人民币17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由于原告薛秋德既不是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依法登记的所有人，又非答辩人采取扣留超载货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及后续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所针对的违法驾驶员，因此，原告薛秋德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原告薛秋德对答辩人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薛秋德对答辩人的起诉。 被告漳浦交警大队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B1.接警单，欲证明2017年8月11日9时42分，漳浦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人电话举报，称在国道查岭往石榴东山路段有一辆无牌运土车超载。 证据Ｂ2.人民警察证4份、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光盘、涉案车辆寄管协议书，欲证明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由四名具备人民警察证的警察负责具体经办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超载违法案件。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警察和协警到达现场后，发现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载碎石停放在道路一侧，该车尚未熄火，但驾驶员不在驾驶室，原告薛秋德从旁边走过来说车是自己的，却又未能提供行驶证证明其为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车主，经办该案警察通过电话与报警人核实，报警人确认就是闽Ｅ×××××号车超载。漳浦交警大队下属的警察在现场一再向原告薛秋德询问闽Ｅ×××××号车是谁开的，并请原告薛秋德将该车的驾驶员叫出来，原告薛秋德既不说闽Ｅ×××××号车是哪个驾驶员开的，也不将驾驶该车的驾驶员叫出来陈述、申辩和接受调查。经多次沟通，原告薛秋德同意安排一名驾驶员驾驶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跟随警察和协警到指定的停车场。漳浦县公安局与漳浦县鸿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有《涉案车辆寄管协议书》，就车辆的停放和保管等相关事宜作出了约定。 证据Ｂ3.漳浦县鸿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过磅单，欲证明经过磅，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连同车上碎石的皮重为78160千克。 证据Ｂ4.编号为3506233000651312的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欲证明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派出的警察针对驾驶超载的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驾驶员违法超载100%以上且未带行驶证的行为，依法采取扣留车辆的强制措施，开具了编号为3506233000651312的《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予以扣留，由于在场的原告薛秋德一直不提供违法驾驶超载的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驾驶员的姓名，而且拒绝叫该驾驶员来签收编号350623000651312的《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故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无法填写当事人姓名和机动车驾驶证、居民身份证号码，但在场的警察在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注明“扣车鸿杰车场”。同日，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经办警察就采取扣留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开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一事依法补报审批，完成了报备案手续。 证据Ｂ5.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邮政快递专递详情单及2017年9月7日《通知》，欲证明被告经办警察于2017年9月7日上网查询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有关信息，才查到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是本案第三人瑞合公司，该车出厂日期为2016年5月18日，初次登记日期为2016年6月6日，强制报废期止于2031年6月6日。被告于2017年9月7日通过邮政快递专递向第三人邮寄了《通知》，向该公司告知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因违法超载100%以上，被被告扣留于鸿杰停车场、至今未到被告下属接受处理的情况，通知该公司速责成驾驶员或派人到被告下属接受处理，并备注来处理时请带介绍信、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 证据Ｂ6.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8年8月27日询问笔录、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营业执照、蔡素芬居民身份证、蔡桂勇居民身份证、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机动车行驶证及注册登记信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2018年9月29日询问笔录，欲证明经被告多方联系，第三人实际管理人蔡桂勇于2018年8月27日到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接受警察的询问，并提供了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营业执照、蔡素芬居民身份证、蔡桂勇居民身份证、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机动车行驶证及注册登记信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第三人瑞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蔡素芬，实际管理人为蔡桂勇；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机动车购车票上购买方为第三人，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为第三人，登记的车辆类型为重型自卸货车，核定的总质量为31000千克，核定载质量为15790千克，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6月；第三人于2016年6月15日与原告薛秋德签订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车主为薛秋德，但双方仍未就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办理所有权转让和所有人变更登记；因2017年6月份车辆年检的时候薛秋德只缴纳强制险未投保商业险，蔡桂勇于2017年6月将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证书、行驶证等相关手续收藏起来，直至2018年8月27日，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等相关手续仍在蔡桂勇处。被告于2017年9月7日发出的《通知》，第三人已于2017年9月14日前收到，并由该公司管理员蔡小琳通过电话通知薛秋德前去办理。 证据Ｂ7.2018年8月29日发出的《违法处理通知书》、手机彩信，欲证明被告于2018年8月29日向原告邮寄《违法处理通知书》，告知原告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现仍被暂扣于鸿杰停车场，通知原告十五日内到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接受处理，并备注前来处理时请提供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介绍信或相关证明文书手续。由于该《违法处理通知书》因原告拒收而退回，被告执法警察于2018年9月2日将该《违法处理通知书》连同相关法律条文拍照后通过手机彩信发送给原告。 证据Ｂ8.2018年9月3日发出的《违法处理通知书》，欲证明被告于2018年9月3日向第三人邮寄《违法处理通知书》，再次向第三人告知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超载的事实及该车现仍被暂扣于鸿杰停车场的情况，再次通知第三人责成当事人或派人十五日内到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接受处理，并备注前来处理时请提供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介绍信或相关证明文书手续。 证据Ｂ9.2018年10月4日对扣留在鸿杰停车场的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拍摄的照片4张，欲证明截至2018年10月4日，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上超载的碎石仍未卸载。 第三人瑞合公司述称，其同意被告漳浦交警大队的意见；被告扣留车辆并非第三人报警；其并未利用社会关系讨回车辆，而是要求原告依法缴纳代办合同中未交的保险费用；根据原告提供的代办合同和起诉状，其只是代理本案原告缴纳保险费和年检费，由于原告未按时缴纳费用和营运中产生的损失，均由原告承担。 第三人瑞合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C1.分期付款合同书，欲证明在车辆款项还清之前，车辆所有权归第三人所有，原告付清购车款后，第三人才会将车辆过户给原告。故原告没有提起确认违法和行政赔偿诉讼的资格。 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所举的证据Ａ1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Ａ2-Ａ4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同被告一致，并提到《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第七条的相关约定。本院认为，《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有原告的签字及第三人加盖的公章，第三人在质证时亦提到该《合同书》，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实原告为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经营者，故原告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Ａ2-Ａ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待本院综合全案予以认定。 第三人对被告所举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Ｂ2、Ｂ4、Ｂ5、Ｂ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所举证据的合法性均有异议。原告认为，接警单中报警人无详细信息记录且报警内容为无牌照车辆，与涉案车辆不具有关联性；被告由一名民警和一名协警进行执法，程序存在瑕疵；通过执法记录仪可以判定，涉案车辆处于静止状态而不是被告判定的营运车辆进行违法上路；过磅单没有公司盖章确认，真实性有异议；审批表中不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予以批准，系审批违法；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被告在扣车当天就可以调取，不应当在一个月后才调取；2018年9月29日制作的询问笔录是在本案诉讼阶段所制作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通过彩信方式送达程序违法，被告一方面认定原告为实际车主，又认为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前后矛盾；被告违法扣车，放任损失发生。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本案中，原告于2018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不得再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故本院对被告于2018年9月29日向第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不予认定。被告所举的证据Ｂ1可以证实2017年8月11日，被告接到报警电话称，在国道查岭往石榴东山路段有一辆运土车超载，并将该警情转交其下属的的事实；证据Ｂ2可以证实的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载碎石停放在道路一侧，该车尚未熄火，但驾驶员不在驾驶室。原告薛秋德出现在现场称其是车主，但却不说车辆是哪个驾驶员驾驶的。经执法民警与原告沟通后，由原告安排驾驶员将该车辆停放至与漳浦县公安局签订有《涉案车辆寄管协议书》的漳浦县鸿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停车场的事实；证据Ｂ3可以证实经过磅，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连同车上碎石的皮重为78160千克的事实；证据Ｂ4可以证实当日，被告作出编号3506233000651312《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作出扣留该机动车的强制措施决定，并于同日完成补报审批手续。该《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未填写当事人姓名和机动车驾驶证、居民身份证号码，凭证下方标注限载36Ｔ及扣车鸿杰车场的事实；证据Ｂ5可以证实2017年9月7日，经漳浦××大队××中队查询，涉案车辆登记所有权人为第三人漳州瑞合物流有限公司，登记的车辆类型为重型自卸货车，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6月30日，强制报废期为2031年6月6日。同日，被告向第三人邮寄一份《通知》，主要内容如下：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因违法超载于2017年8月11日被扣留于鸿杰停车场。经电话联系，至今未到漳浦××大队××中队接受处理。第三人收到本通知书后应速责成驾驶员或派人到接受处理，并备注来处理时请带介绍信、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的事实；证据Ｂ6可以证实2018年8月27日，蔡桂勇到漳浦××大队××中队接受询问，陈述其是瑞合公司的实际管理人，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是薛秋德挂靠在其公司的车辆，双方有签订《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由于2017年年检时，薛秋德只缴纳强制险未投保商业险违反公司规定，其将车辆的登记证书、行驶证等相关手续收藏起来。瑞合公司有收到被告于2017年9月7日作出的《通知》，但认为该车属于挂靠车辆，公司没有权利处理，有通知薛秋德前去处理。蔡桂勇向提供《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营业执照、蔡素芬居民身份证、蔡桂勇居民身份证、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机动车行驶证及注册登记信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事实；证据Ｂ7可以证实被告于2018年8月29日向原告邮寄《违法处理通知书》，告知原告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现仍被暂扣于鸿杰停车场，通知原告十五日内到漳浦××大队××中队接受处理，并备注前来处理时请提供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介绍信或相关证明文书手续。由于该《违法处理通知书》被原告拒收而退回，被告于2018年9月2日将该《违法处理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条文拍照后通过手机彩信发送给原告的事实；证据Ｂ8可以证实被告于2018年9月3日向第三人邮寄《违法处理通知书》，再次向第三人告知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因超载现仍被暂扣于鸿杰停车场的情况，再次通知第三人责成当事人或派人十五日内到漳浦××大队××中队接受处理，并备注前来处理时请提供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介绍信或相关证明文书手续的事实；证据Ｂ9可以证实截至2018年10月4日，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上超载的碎石仍未卸载的事实。但被告所举的证据并不能证实本案强制扣车行为的合法性。 原告对第三人所举证据Ｃ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分期付款合同书是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的组成部分，若车辆所有人为第三人，则被告不应通知原告处理违法行为。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恰好可以证明原告不是涉案车辆所有权人，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以证实2016年6月14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分期付款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购买一部车牌号为闽Ｅ×××××号解放牌普通货车，由于原告购买该车缺乏资金，余欠319700元由第三人代垫，原告分18个月偿还，原告付清余款319700元之后，该车辆所有权归原告所有的事实。 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对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自2017年8月11日被其采取扣留的行政强制措施以来停放在漳浦县鸿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停车场期间的车辆损害直接损失数额进行鉴定。本院委托福建德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2020年3月25日，福建德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两份评估报告，其中福德信资评字［2020］003号《车辆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论如下：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8月11日，闽Ｅ×××××自卸汽车的评估值为人民币295800元；福德信资评字［2020］004号《车辆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论如下：在评估基准日2020年3月16日，闽Ｅ×××××自卸汽车的评估值为人民币196040元。即被扣留期间车辆实体直接损失为99760元。被告此次鉴定支付鉴定费9000元。原告认为关于案涉车辆直接损失的评估结果偏低，但未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第三人对评估结果无异议。本院认为，案涉车辆的价值评估系人民法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具有评估资质，各方也共同参与了评估程序，原告亦未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故对以上两份资产评估报告，本院予以采纳。而关于因未对车载货物进行卸载，车辆长期负重而导致的损耗部分，经本院释明，原告拒绝对该部分损耗进行评估。 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11日，被告漳浦交警大队接到报警电话称，在国道查岭往石榴东山路段有一辆运土车超载，并将该警情转交其下属的。的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载碎石停放在道路一侧，该车尚未熄火，但驾驶员不在驾驶室。原告薛秋德出现在现场称其是车主，但却不说车辆是哪个驾驶员驾驶的。经执法民警与原告沟通后，由原告安排驾驶员将该车辆停放至与漳浦县公安局签订有《涉案车辆寄管协议书》的漳浦县鸿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停车场。经过磅，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连同车上碎石的皮重为78160千克。当日，被告漳浦交警大队作出编号3506233000651312《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以车牌号为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于2017年8月11日10时20分在绥安镇查岭往石榴1ＫＭ路段实施载货超100%以上、擅自改装、未带行驶证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和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作出扣留机动车的强制措施决定。并在该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标注限载36Ｔ，扣车鸿杰车场。后被告于同日完成补报审批手续。该《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未填写当事人姓名和机动车驾驶证、居民身份证号码。2017年9月7日，经漳浦××大队××中队查询，涉案车辆登记所有权人为第三人漳州瑞合物流有限公司，登记的车辆类型为重型自卸货车，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6月30日，强制报废期为2031年6月6日。同日，被告向第三人邮寄一份《通知》，主要内容如下：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因违法超载于2017年8月11日被扣留于鸿杰停车场。经电话联系，至今未到漳浦××大队××中队接受处理。第三人收到本通知书后应速责成驾驶员或派人到接受处理，并备注来处理时请带介绍信、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2018年8月27日，蔡桂勇到漳浦××大队××中队接受询问，陈述其是瑞合公司的实际管理人，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是薛秋德挂靠在其公司的车辆，双方有签订《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由于2017年年检时，薛秋德只缴纳强制险未投保商业险违反公司规定，其将车辆的登记证书、行驶证等相关手续收藏起来。瑞合公司有收到被告于2017年9月7日作出的《通知》，但认为该车属于挂靠车辆，公司没有权利处理，有通知薛秋德前去处理。蔡桂勇向提供《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营业执照、蔡素芬居民身份证、蔡桂勇居民身份证、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机动车行驶证及注册登记信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被告于2018年8月29日向原告邮寄《违法处理通知书》，告知原告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现仍被暂扣于鸿杰停车场，通知原告十五日内到漳浦××大队××中队接受处理，并备注前来处理时请提供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介绍信或相关证明文书手续。由于该《违法处理通知书》被原告拒收而退回，被告于2018年9月2日将该《违法处理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条文拍照后通过手机彩信发送给原告。原告在庭审中确认其有收到该《通知》。被告于2018年9月3日向第三人邮寄《违法处理通知书》，再次向第三人告知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因超载现仍被暂扣于鸿杰停车场的情况，再次通知第三人责成当事人或派人十五日内到漳浦××大队××中队接受处理，并备注前来处理时请提供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介绍信或相关证明文书手续。截至2020年4月16日，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上超载的碎石仍未卸载。2018年9月11日，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决确认被告扣车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因违法扣车行为产生的原告车辆损失及停运损失共计170万元，具体包括：购车款及保险费48万元；14个月营运收入损失132万元。 另查明，案涉车辆购车发票上载明的购买方为第三人瑞合公司；该车机动车行驶证上载明：所有人为瑞合公司，车辆类型为重型自卸货车，总质量为31000千克，核定载质量为15790千克，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6月。2016年6月14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分期付款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购买一部车牌号为闽Ｅ×××××号解放牌普通货车，由于原告购买该车缺乏资金，余欠319700元由第三人代垫，原告分18个月偿还，原告付清余款319700元之后，该车辆所有权归原告所有。2016年6月15日，原告即委托服务方（实际车主或经营者）与第三人即受托服务方签订《营运车辆委托代办合同书》，双方约定原告将闽Ｅ×××××号车从事营运活动的有关事务委托给第三人代为办理。服务范围：代办汽车挂牌入户登记手续；代办公路营运证；代收代缴各种税费和保险费等。 原告在庭审中确认，从案涉车辆被扣到现在，其都没有主动向第三人要求取回行驶证。被告在庭审中表示，扣车之后，其除了通知登记车主和实际车主来处理，并没有对案涉车辆进行其他处置；现在要求原告尽快来领取车辆，领取车辆时最好携带行驶证来办理相关手续。第三人在庭审中表示，其愿意将行驶证给原告。 另，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闽0602行初155号《行政判决书》，以被告作出的强制扣车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确认被告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闽Ｅ×××××号重型自卸货车实施强制扣留的行政行为违法。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此，公民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违法行政行为有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在本案关联的请求确认违法之诉一案中，已被本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确认违法，故原告作为赔偿权利人有权请求国家赔偿。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1、关于本案扣车行为引起的赔偿项目问题；2、关于被告是否应当对扣车行为产生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针对争议焦点1，本案原告以被告违法扣车为由，要求被告赔偿因此产生的购车款、保险费48万元及14个月营运收入损失132万元，共计170万元。经审查，原告的诉请实质是要求被告赔偿因本案扣车行为给其车辆造成的损失及14个月营运收入的损失。因营运收入损失并非案涉扣车行为引起的直接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原告可获得的赔偿项目为扣车行为造成的车辆直接损失，评估值为99760元。 针对争议焦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八条的规定被扣留的机动车，驾驶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30日内没有提供被扣留机动车的合法证明，没有补办相应手续，或者不前来接受处理，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并且经公告3个月仍不前来接受处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该机动车送交有资格的拍卖机构拍卖，所得价款上缴国库；……”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8月11日扣留案涉车辆，并出具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于2017年9月7日通过查询系统查询到案涉车辆登记所有权人为第三人。同日，被告向第三人邮寄了《通知》，要求第三人收到通知后来接受处理。但是第三人一直没来接受处理，原告也没有过来接受处理。直至2018年8月29日，被告才又通过邮寄送达方式通知原告来接受处理，但原告仍不前来接受处理。在此情况下，被告从未采取其他相关措施来处置案涉车辆，确有不妥。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交通警察应当在扣留车辆后二十四小时内，将被扣留车辆交所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的，不得扣留车辆所载货物。对车辆所载货物应当通知当事人自行处理，当事人无法自行处理或者不自行处理的，应当登记并妥善保管，对容易腐烂、损毁、灭失或者其他不具备保管条件的物品，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在拍照或者录像后变卖或者拍卖，变卖、拍卖所得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本案被告在扣留案涉车辆后，未及时对车载货物进行处置，导致车辆长期负重而加重车辆的损耗，故被告应当承担该部分损失的主要责任。但经本院释明，原告拒绝对该部分损失进行评估，本院将在评判赔偿数额时酌情予以考虑。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应当扣留案涉车辆直至超载这一违法状态消除且当事人向被告提供行驶证、驾驶证等证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驾驶案涉车辆的违法驾驶员还应当负责在车辆被扣留后将车上超载的货物卸载。本案中，原告对案涉车辆被开到鸿杰停车场是知情的，后被告亦正式通知其车辆被扣的情况，并通知其携带行驶证等速到被告下属的接受处理。而原告不愿意让实施超载行为的驾驶员对超载的货物进行卸载并到被告处接受处理，也不主动到第三人处取回行驶证，是导致车辆一直被扣留在停车场的原因之一。因此，原告对车辆损失的扩大负有一定的责任。至于第三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不是本案评判的范围，原告可以另案进行主张。 综上，本院综合各方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的大小，酌定被告应按照车辆直接损失99760元的50%即49880元予以赔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薛秋德赔偿金人民币49880元。 二、驳回原告薛秋德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鉴定费9000元，由被告漳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承担4500元，由原告薛秋德承担4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晓雯 人民陪审员  杨丽虹 人民陪审员  张雅嫔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曾桂芬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三十二条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