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0502民初804号 原告：杨菊兰，女，1956年12月01日出生，白族，保山市隆阳区人，农民。住隆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应，云南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保山市珑阳众合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007972417918。 法定代表人：汪海峰，系该公司总经理。 地址：保山市隆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国山，男，1969年9月1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保山市珑阳众合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住保山市隆阳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保山市隆阳区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026626306690。 法定代表人：刘传术，系公司执行董事。 地址：保山市隆阳区（肖家磨）。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云南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杨菊兰与被告保山市珑阳众合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菊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应、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国山、刘磊、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菊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向原告杨菊兰支付地质灾害搬迁补助费用60000元；2、判令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向原告杨菊兰支付地质灾害搬迁补助费用3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杨菊兰系隆阳区岩峰头自然村村民，位于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矿区采矿范围，多年的采矿作业造成原告房屋受损、生活水源枯竭等地质灾害问题。2013年4月，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受瓦窑镇人民政府委托，救援搞地质灾害问题作出了《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岩峰头、小水自然村地质灾害成因调查鉴定报告》建议村民搬迁。2013年11月12日，隆阳区政府召集政府各职能部门、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在隆阳区政府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并作出了《隆阳区人民政府关于瓦窑镇木瓜村岩峰头自然村搬迁及人畜饮水有关问题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由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给予搬迁户每户6.8万元的补助，由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给予搬迁户每户3万元的补助。由于履行《会议纪要》过程中发生争议，2017年1月19日在瓦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原告在内的共9户受灾村民与二被告达成调解协议书：由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会议纪要》每户6.8万元（已支付）的基础上在向原告9户村民追加地质灾害搬迁补助费用人民币54万元，平均每户6万元，约定于2017年2月28日以前一次性支付；由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在《会议纪要》的规定补助原告在内受灾村民每户3万元，18户受灾农户共计54万元，约定于2017年3月31日以前支付27万元，剩余27万元于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被告拒不履行，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辩称：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杨菊兰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一、原告杨菊兰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①原告与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中第一条约定“乙方在2013年11月15日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第53期）确定的原岩峰头18户地质灾害搬迁补助每户6.8万元的基础上（已支付），再追加地质灾害搬迁补助费用人民币54万元，且该调解协议书中并未明确原告领取款项为每户6万元，原告的诉求由被告直接补偿其6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②原告杨菊兰等提交的与其他9户村民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被告的签名、盖章，对被告不具有法律效力；加之，调解协议书上作为乙方的其他9户村民有部分并不是本人的亲自签名按印，委托代签的农户更没有书面的授权委托书，应视为无效的合同，对被告不具有法律约束效力。二、原告未履行调解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即本协议签订3日内，甲方向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对隆阳区人民政府及第三人乙方、丙方的行政诉讼。因原告未撤回行政诉讼，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行初22号行政裁定书，原告不服一审裁定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行终126号行政裁定书；对于会议纪要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裁定认定。根据《合同法》第4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由于合同中约定的条件未成就，不再产生法律效力。三、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调解协议书并未生效，不具有法律效力。调解协议书第七条约定：本协议经甲方签字按印及乙方、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发生法律效力。该协议的生效条件作出特别的约定，未按约定加盖公章，此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成就，该调解协议书应认定未生效。四、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调解协议书中基础事实即2013年11月15日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第53期）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被告不产生拘束力。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行初22号行政裁定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行终12号行政裁定书，均确认该《办公会议纪要》只在行政机关内部运转、不对外发生法律效力、没有对原告杨菊兰等九人设定权利义务、且未直接送达，不产生直接的影响、不具有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根据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办公会议纪要》而衍生的调解协议书缺乏合法性基础，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合同义务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杨菊兰起诉所依据的调解协议书相对于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并未生效，要求被告承担合同义务缺乏事实依据。调解协议书第七条约定“本协议经甲方签字按印及乙方、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发生法律效力”。该协议的生效条件作出特别的约定，即只有在答辩人签字又要盖章均具备的条件下，合同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一方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但未加盖单位印章的，应当认定合同因不具备双方约定的生效条件而未生效；《合同法》允许当事人通过设置条件或者期限来控制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第4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在调解协议书中，被告保山市珑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既签署了委托代理人的姓名也加盖了单位印章;而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名，而未加盖单位印章。未按约定加盖单位印章，此协议所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成就，该调解协议书应认定未生效。二、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调解协议书中基础事实即2013年11月15日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第53期）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被告不产生拘束力。调解协议书第二条丙方（即被告）根据2013年11月15日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第53期）要求，补助合计18户受灾农户每户3万元，共计补助地质灾害搬迁费用54万元。该款项分两次付清，第一次于2017年3月31日以前支付27万元；第二次于2017年6月30日以前支付剩余27万元，由丙方转账拨入瓦窑镇人民政府财政账户。事实上，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行初22号行政裁定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均确认该《办公会议纪要》只在行政机关内部运转、不对外发生法律效力、没有对杨菊兰等九人设定权利义务、且未直接送达，不产生直接的影响、不具有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根据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办公会议纪要》而衍生的调解协议书缺乏合法性基础，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三、原告杨菊兰并未履行调解协议书第六条撤回对隆阳区人民政府及第三人乙方、丙方提起的行政诉讼。调解协议书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3日内，甲方向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对隆阳区人民政府及第三人乙方、丙方提起的行政诉讼。为此，2017年2月3日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行初2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杨菊兰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6月1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行终1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综上，调解协议书对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并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且调解协议书是建立在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办公会议纪要》的基础上、且原告并未按调解协议书第六条撤回行政诉讼；因此，要求被告承担合同义务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围绕各自的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原告杨菊兰提供的以下证据： 1、《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会议纪要》一份，证实：原告位于被告的开矿活动造成严重地质灾害隐患，经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鉴定，建议对原告住房进行搬迁，为此隆阳区政府作出解决该地质灾害的办公会议纪要，决定由政府政策扶持和二被告资金支持的方式处理；具体为：珑阳众合公司补助每户6.8万元，德源公司补助每户3万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会议纪要约定的由珑阳公司负责支付6.8万元已经履行完毕；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对证据的三性均持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会议纪要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任何涉事单位签字、加盖公章，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会议纪要已经有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对外不具备法律效力，不产生具体的法律效力，会议纪要错误认识产生的法律行为应当归于无效，基于此产生的第二份证据属于无效的行为。 本院认为，原告杨菊兰向本院提交的《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会议纪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行初22号行政裁定书认定《会议纪要》作为一种公文形式，属于记载和传达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适用于行政机关内部处理行政事务的文件，其本身不对外发生法律效力，议定的事项对于相对人并不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 2、隆阳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一份；证实：2017年1月19日在隆阳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原告在内的共9户受灾村民与二被告达成调解协议书：由珑阳众和矿业公司在《会议纪要》每户6.8万元（已支付）的基础上再向原告在内的18户村民追加地质灾害搬迁补助费用人民币54万元，追加的54万元约定于2017年2月28日以前一次性支付；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按《会议纪要》的规定补助原告在内的受灾村民每户3万元，18户受灾农户共计54万元，约定于2017年3月31日前支付27万元，剩余27万元于2017年6月30日之前支付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对法律效力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未按约定在签订3日内撤回对隆阳区人民政府及被告的行政诉讼，该调解协议书属于附条件生效合同，在原告违约后不在对被告具有法律效力；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对证据的三性持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对会议纪要错误认识，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七条约定：写明产生效力的条件，但该协议德源公司没有加盖公章，不符合生效条件。 3、隆阳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18户受灾农户间签订的）一份，证实：王志富、杨光赵、蹇光赵、赵子花、赵国发、余光明、杨光武、杨光文、杨绍武与原告在内的其它9户受灾户达成协议，珑阳众合公司追加的54万元补助款由原告在内的9户受灾户平均分配，王志富等9户自愿放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证据的三性持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原告与其他的9户达成的协议，与公司没有关联；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对证据的三性持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没有参与，不具备真实性；协议内容约定由珑阳公司追加的54万元由他们分配，创设了他人义务归于无效。 本院认为，原告杨菊兰等九人与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属于附条件的合同，原告杨菊兰等九人未按调解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的内容履行撤回行政诉讼；同时，在调解协议书上，原告杨菊兰签字按印，但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并未加盖公章，为此，该合同成立，但并未生效。对于原告杨菊兰提交的第3组证据，该协议无二被告的参与，为此，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1、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行初22号行政裁定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行终126号行政裁定书各一份；证实：①原告在2016年7月19日以不履行会议纪要要求职责为由，以隆阳区人民政府为被告，被告保山市珑阳众合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为第三人向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法院驳回起诉和维持原定裁定的事实；②原告未按调解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履行，在签订3日内撤回对隆阳区人民政府及第三人的行政诉讼，该调解协议书属于附条件生效合同，在原告违约后应不在对被告具有法律效力。经质证，原告杨菊兰对证据的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签订调解协议书后政府答应为原告落实安置地搬迁，但未得到落实，根据行政诉讼的规定，撤回起诉后不能以同样的理由再次提起诉讼，原告撤诉将丧失行政救济权，调解协议书属于为案外人设定的义务，撤不撤诉不影响该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协议书本质是在行政诉讼中一并解决民事纠纷的赔偿协议书，原告损失是由二被告开矿侵权行为造成的，签订协议后原告没有向二被告提起过任何民事诉讼；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对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 2、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5行初204号行政裁定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行终181号行政裁定书各一份；证实：①原告在2016年7月19日向保山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书，原告未按协议履行，裁定驳回起诉；②原告在后4次的行政诉讼中，均未提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书之事，更证实原告未按第六条约定履行撤回行政诉讼。经质证，原告杨菊兰提出与本案没有关联，认为2017年年的裁定书是原告要求隆阳区政府履行地质灾害提起的行政诉讼，2018年、2019年的裁定书是因为隆阳区政府为履行保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提起的诉讼，与本案无关；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对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 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1、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行初22号行政裁定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行终126号行政裁定书各一份；证实：①原告以不履行会议要求职责为案由，对隆阳区政府、被告提起了行政诉讼，已由两级法院裁定驳回起诉，②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会议纪要》不具有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对外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③原告未实际履行调解协议书第六条约定撤回行政诉讼。经质证，原告杨菊兰对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质证意见与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证据该组证据质证意见一致；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 2、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行初63号行政裁定书一份，证实：原告于2017年12月12日再次以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为案由，对隆阳区政府、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却因被告涉及事项不具有法律利害关系，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经质证，原告杨菊兰提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认为由于隆阳区政府不履行地质灾害法定职责向保山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不受理后提起的诉讼；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证据的三联性不持异议。 3、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5行初204号行政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行终181号行政裁定书各一份；证实：原告于2018年11月26日再次以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为案由，对隆阳区政府、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却因该权利的救济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此事件的当事人应当由隆阳区政府进行确定，不应当由二被告承担责任及义务。经质证，原告杨菊兰对证据提出异议，认为由于隆阳区政府不履行保山市政府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 4、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民一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实：①调解协议书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但未加盖单位印章，应当认定因不具备约定的生效条件而未生效；②未生效的调解协议书被被告不产生法律约束力。经质证，原告杨菊兰对证据的三性持有异议，认为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该判决仅是众多判决中的一种表述，也不是最高法公布的指导性案件，不能当做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进行使用；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提供的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行初22号行政裁定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行终126号行政裁定书系生效的裁判文书，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提供的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5行初204号行政裁定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行终181号行政裁定书、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行初63号行政裁定书，虽然是生效裁判文书，但与本案无关；对于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民一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 根据庭审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并经认证，本院确认本案如下法律事实： 2013年11月12日，隆阳区政府召集政府各职能部门、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在隆阳区政府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并作出了《隆阳区人民政府关于瓦窑镇木瓜村岩峰头自然村搬迁及人畜饮水有关问题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由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给予搬迁户每户6.8万元的补助，由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给予搬迁户每户3万元的补助。2016年7月9日，原告杨菊兰等九人因认为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不履行会议纪要要求职责一案，向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1月19日，在隆阳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原告杨菊兰（甲方）等九人与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丙方）达成调解协议，其主要内容为：一、乙方在2013年11月15日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第53期）确定的原岩峰头18户地质灾害搬迁补助费每户6.8万元的基础上（已支付），再追加地质灾害搬迁补助费用人民币54万元，追加款项由乙方于2017年2月28日以前一次性转账拨入瓦窑镇人民政府财政账户；二、丙方根据2013年11月15日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第53期）要求，补助合计18户受灾农户每户3万元，共计补助地质灾害搬迁费用54万元。该款项分两次付清，第一次于2017年3月31日以前支付27万元，第二次于2017年6月30日以前支付剩余27万元，由丙方转账拨入瓦窑镇人民政府财政账户；三、……；四、……；五、……；六、本协议签订后3日内，甲方向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对隆阳区人民政府及第三人乙方、丙方提起的行政诉讼；七、本协议经甲方签字按印及乙方、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发生法律效力；八、本协议共六份、甲、乙、丙方各保存一份，瓦窑镇人民政府、瓦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各存档一份，提交隆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一份。原告杨菊兰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捺印、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签名后并加盖公章、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并未加盖公章。同日，由于王志富、杨光赵、蹇光赵、赵子花、赵国发、余光明、杨光武、杨光文、杨绍武自愿放弃追加的补助费用，则与原告杨菊兰等九人达成：珑阳众合公司追加的54万元补助款由原告在内的9户受灾户平均分配的协议。协议签订后3日内，原告杨菊兰未按协议约定撤回对隆阳区人民政府、二被告的行政诉讼；2017年2月3日，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5行初2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杨菊兰等九人的起诉，原告杨菊兰不服裁定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6月1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行终12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为此，2020年2月26日，原告杨菊兰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向原告支付地质灾害搬迁补助费用6万元、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向原告支付地质灾害搬迁补助费用3万元。 本院认为，原告杨菊兰等九人与被告保山市陇阳众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在隆阳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双方约定了由二被告负担追加地质灾害搬迁补助费用的数额、补助对象、付款、撤回行政诉讼时间及调解协议书生效要件，双方签名捺印并加盖公章后，合同成立；该合同属于附条件的合同，但合同签订后，由于原告杨菊兰等九人未按调解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的内容履行撤回对隆阳区人民政府、二被告的行政诉讼；且被告保山德源矿业有限公司在调解协议书上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并未加盖公章；原、被告双方均未按约定的内容履行，附条件不成就，不具备合同生效的形式要件，该合同成立，但并未生效。原告杨菊兰请求被告承担给付义务要基于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成立并生效，因该协议未生效，故本院对于原告请求被告按照调解协议的内容承担支付款项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菊兰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050元，减半征收1025元，由原告杨菊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 孝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施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