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民初218号 原告:张国梁，男，汉族，1978年1月8日出生，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山东法德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耿添，男，汉族，1989年2月23日出生，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梅，北京市盈科（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淄博方正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荆家镇府驻地。 法定代表人：祁志军，董事长。 被告：山东嘉毅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兴桓路**。 法定代表人：刘健，董事长。 被告：祁志军，男，汉族，1971年5月14日生，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被告：荆娟，女，汉族，1980年12月30日生，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被告：李全文，男，汉族，1964年10月14日生，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被告：刘国栋，男，汉族，1971年1月28日生，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被告：郭永，男，1976年9月4日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原告张国梁诉被告耿添、被告淄博方正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公司）、山东嘉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毅公司）、祁志军、荆娟、李全文、刘国栋、郭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张国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被告耿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方正公司、嘉毅公司、祁志军、荆娟、李全文、刘国栋、郭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国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本次执行拍卖为带租拍卖。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因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执行的申请执行人耿添与被执行人方正公司淄仲裁字第686号执行案件，贵院拟拍卖被执行人方正公司印刷机器设备，原告对此提出执行异议后，贵院作出(2019)鲁03执异157号裁定书子以驳回，现原告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该设备原告已经于2013年11月12日与被告方正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的标的物包含该设备，并先于人民法院的查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2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31条规定，请求法院依法认定原告已经依法租赁的事实，确认本次执行拍卖为带租拍卖。1、2013年11月12日，原告与被告方正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物，包含印刷机器设备。合同行文没有明确写明包含印刷机器设备，是用“等”字包括了印刷机器设备等其他物品在内。2、《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三天内，甲方将租赁物内所有人员及合同外的事务清退出厂区”。现在印刷机器设备仍在原告租赁的厂区内，并在使用中，这说明印刷机器设备是《租赁合同》的标的物，否则，应于2013年11月被清退出厂区了，并且也不在原告的掌握和使用中。原告已经占有使用租赁物至今，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3、原告已在涉案设备在查封之前向方正公司交清所有租赁费用。 被告耿添辩称：被告申请查封方正公司设备时，不存在设备出租的情况，原告请求确认带租拍卖没有事实依据。1、原告作为股东成立了淄博卓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时间是2014年12月29日，被告查封涉案设备3个月之后，在租赁合同签订1年多之后。2、2014年9月，方正公司在正常生产，在2014年9月底之前，方正公司不存在设备对外租赁的情况。3、原告所述借款抵顶租赁费的说法不成立，2013年11月，原告没有租赁方正公司设备。4、原告在2013年11月租赁方正公司设备、以借款抵顶租赁费后，又在2014年8月与方正公司签订设备抵押合同，证明借款抵顶租赁费的说法不成立。原告在执行案件中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设备在2013年11月租赁的事实不存在。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张国梁提交：证据一，2019鲁03执异156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证明本次执行异议之诉提出之前原告的异议被驳回。证据二，2013年11月租赁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已经在涉案标的物查封以前，于2013年11月12日，与方正公司及其法人代表祁志军签订租赁合同。证据三，2014年方正公司出具的租赁费800万元的收款收据一份。证明原告于2014年1月22日用借款650万元和150万元，抵顶了支付方正公司的租赁费800万元。证据四，银行转账明细一组。证实原告张国梁曾在2013年向方正公司及祁志军出借借款650万元，后于2014年1月21日，又向祁志军和方正公司出借借款150万元，双方约定将借款转为向方正公司支付的租赁费800万元。证据五，祁志军于2014年月22日为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以及借款800万转抵租赁费800万的事实。证明查封时间均发生在租赁费缴纳之后。证据六，桓台县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方正公司股东信息一份。证明祁志军于2011年8月8日开始即是方正公司持股百分之百的1人有限公司股东，故原告之前向祁志军个人转账的款项用途即为方正公司所使用，故用方正公司的租赁物合法有效。证据七，阿里拍卖司法信息一份。证明本案租赁物的土地部分在淄博高新区人民法院予以拍卖，并已经确定了原告为租赁权人和优先购买权人。证据八，卓阳文化传媒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股东信息一份。证明张国梁为卓扬文化传媒公司的控股股东，张国梁租赁涉案设备的目的，为了筹建卓阳文化传媒公司，并进行生产经营，而非被告所称的规避执行。证据九，卓阳文化传媒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办理的印刷经营许可证一份。证明此后原告张国梁使用涉案的印刷机器设备正式经营，卓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证据十，2013年11月至2014年12月的张国梁支付管理人员工资的报销表及记账凭证一组。证明张国梁于2013年11月12日租赁涉案的设备以后，即排除管理人员对设备进行使用及经营，证明租赁物的实际使用时间，均在查封之前。证据十一，淄博卓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社会参保缴费名单，证据十二，原告向被告祁志军账户转款名细。 被告耿添经质证提出：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二，对真实性和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根据该份租赁合同显示，租赁期限为16年，租赁费用为50万每年，租赁费共计800万元，该800万租金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全部支付完毕。第五条约定，合同签订之日三天内，方正公司将租赁物内所有的人员清退出厂区，该租赁费一次性支付的约定方式与正常的交易习惯完全不符。而且通过后面原告的举证，以及被告将要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该份租赁合同于2013年11月份并未签订。对证据三真实性与证明内容均有异议。2014年1月22日。原告向被告祁志军支付了150万元,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二，可以说明该150万元系支付租赁费，但是在租赁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祁志军支付该150万元时，祁志军仍然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并且约定了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相应的内容。对证据四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有可能在2013年以及2014年1月份，向祁志军出借了借款，但是该借款绝对没有在被告1查封之前转化为租赁费。对证据五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份情况说明所陈述的内容与被告将要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并不能够说明祁志军所出具的该份证据当中的内容属实。在被告一查封涉案设备以后，祁志军曾经向他的保证人提出过将引进投资者与他共同进行印刷业务经营。虽然该说法被告并不能够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是该说法足以印证涉案设备在被告予以查封时，是不存在对外租赁的情形。对证据七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份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原告系拍卖土地的租赁权人和优先购买权人，而且该份证据与本案并不具有关联性，并不能够以此证据来证明原告对涉案设备享有优先购买权以及在先租赁权。对证据八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结合被告将要提供的证据，可以说明2013年11月份设备租赁并不存在。证据九真实性没有异议，卓扬文化公司于2016年11月份才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也就是在原告所谓的租赁涉案设备3年以后，卓扬公司才具备了办理印刷业务的相关资质，进行相关的印刷业务。这与正常的租赁开办公司经营业务的交易习惯完全不符。对证据十证据真实性以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组证据系由原告单方制作，而且该份证据也不能够证明费用的支出与租赁涉案设备进行管理存在关联性。同时原告也没有提供相应费用支出的银行转账相关记录。对证据十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 被告耿添提交：证据一，（2014）桓民保字第194号、195号、196号民事裁定书各1份，查封、扣押财产清单1份。证明法院根据马雷申请查封方正公司设备的时间为2014年9月22日。证据二，工商登记资料3份。证明与方正公司注册地为同一地址的淄博卓阳印务有限公司、淄博卓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时间均为2014年12月29日。两公司均在马雷查封方正公司设备三个月之后成立。其中淄博卓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有张国梁。印证张国梁所陈述的其已于2013年11月12日租赁方正公司的房地产及设备是不符合事实的，其所谓的在查封之前租赁设备是不存在的。证据三，桓劳人仲案字[2015]第7号、8号、9号、10号仲裁调解书各1份、离职申请书2份、方正公司提供的2014年9月份工资表1份。以上证据均于桓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取，该批次方正公司与员工的劳动争议案件有几十件，仅调取部分材料。证明方正公司于2014年9月底之前仍在正常生产，甚至部分员工于2014年10月、2014年12月初才离职，法院根据马雷申请查封方正公司设备时，方正公司仍在进行正常生产，不存在设备对外租赁的情形。通过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张国梁所谓的2013年11月份的设备租赁是不真实的。证据四：2013年11月12日张国梁与方正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1份，2013年7月15日祁志军出具的650万元的借条1份，2014年1月21日祁志军出具的150万元的借条1份。以上证据系张国梁一方在执行案件中提交。租赁合同第一条约定的租赁物仅限于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并不包含生产设备，法院查封的设备并不在租赁合同的租赁范围内。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租赁费共计800万元。根据张国梁一方的说法该800万元租赁费通过祁志军的800万元借款抵顶。但是在租赁合同签订后于2014年1月发生的150万元祁志军却仍然向张国梁出具了借条，这明显可以看出800万元就是借款，根本不存在所谓的800万元租赁费的情况。证据五：2014年8月30日张国梁与方正公司签订的《设备抵押合同》1份。该证据系张国梁一方在执行案件中提交。通过该证据可以看出因祁志军向张国梁借款，方正公司用所有的设备提供抵押。该证据结合证据四张国梁一方提供的租赁合同，完全可以证明在张国梁所谓的设备租赁后且借款已经抵顶租赁费的情况下，针对祁志军的借款张国梁又要求方正公司提供抵押,证据自相矛盾，可以证明所谓的设备租赁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原告张国梁经质证提出：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查封设备的时间2014年9月22日，发生在设备租赁给原告时间之后，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首先方正公司从原告方租赁以后，其营业执照尚未注销的原因是祁志军为了应付之前的贷款，后续的盖章事宜，以确保之前的银行贷款的后续稳定，而不是为了经营。其次，卓阳文化传媒公司虽然成立时间发生在租赁以后1年，但是这也完全符合先租赁土地、设备后申请筹办公司的正常时间范围。因为印刷行业还需要办理一个特许经营许可证，这些时间都发生在租赁以后，这符合正常设立公司的期限。第三，张国梁所控制的卓扬文化传媒公司和方正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单位，两者没有任何出资上的关联之处。所以该证据不能否定张国梁租赁土地和设备的时间。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仲裁所达成的系双方当事人的约定的调解书，而不是依据事实所作出的判决。同时调解书所确认的是租赁设备以后方正公司所欠的2014年9月份的工资，这与事实也完全相符。因为原告租赁设备以后，由于相关技术人员尚未到位，所以就要求方正公司继续流派相关技术人员，以确保租赁以后的顺利交接和运营。而上述人员即使在2014年9月份离职以后，也印证了方正公司的留守的技术人员，已经纷纷离开。此时已经由张国梁所安排的人员对设备开始了实际的正常的运营。这些工资表反映的是租赁以后的过渡期的人员安排情况，并不能否定租赁的真实时间。对证据四，租赁合同以及2013年7月15日的借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2014年1月21日的150万的借条，这个没有相关的原件，这些证据也印证了原告所称的租赁费800万元的构成其中一部分650万是用借款冲抵的，是符合事实的。对于证据五，真实性有异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针对耿添诉方正公司、嘉毅公司、祁志军、荆娟、李全文、刘国栋、郭永借款合同纠纷即(2014)淄仲裁字第686号裁决书一案中，桓台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2日，对被执行人方正公司的生产线、印刷机等相关设备进行了保全查封。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上述查封已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因原告主张其与方正公司就涉案标的自2013年11月12日起发生租赁合同关系，其向方正公司出借的资金800万元亦抵顶了租金，对上述仲裁执行查封行为不服，随提出执行异议,本院对其异议以（2019）鲁03执异157号裁定书予以驳回后，其隧提起本次执行异议之诉。 原告主张方正公司就上述借款于2014年8月30日以涉案印刷设备抵押与原告签订了抵押合同。原告于2019年I2月成立淄博卓阳传媒文化公司。原告主张其与方正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后至卓阳文化成立期间，其以方正公司的名义实际经营，被告耿添提交部分仲裁调解书证明在涉案设备查封时方正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被告耿添提供证据相比原告证据具有较大的证据优势，故对原告主张其租赁后以方正公司的名义实际经营，本院不予支持。法院查封涉案标的物时间即在原告主张的上述期间内，故可以确认法院查封时方正公司仍然在生产中。 本院认为，法院查封涉案标的物时，方正公司仍然在生产中，原告作为股东成立的淄博桌阳文化传媒公司在该查封标的物之后，原告主张800万元租赁费其中的150万元，向祁志军交付时间在租赁合同之后，祁志军仍然向其出具了借条不合常理，该款项不宜认定为交付租金，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原告一方面主张800万元借款抵顶租赁费，另主张就该借款以涉案设备抵押签订了设备抵押合同并向法院提交作为阻却执行的证据，前后矛盾。原告主张租赁合同文本中租赁物范围“等”字即包括涉案设备，证据不足。因此，原告主张其与方正公司就涉案设备存在租赁关系，并要求带租拍卖，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驳回原告张国梁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张国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边存鑫 审 判 员  孟庆红 人民陪审员  韦素良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祝奉田 书 记 员  皮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