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1行初110号原告马桂林，男，195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代理人马伟，男，1979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代理人王永林，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郑州市桐柏路**。法定代表人李晓雷，区长。委托代理人孙延文，郑州市中原区柳湖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辉，河南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吕玲玲，女，1980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代理人董盈生，河南规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桂林诉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原区政府）行政补偿纠纷一案，于2020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在举证期内，被告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追加吕玲玲为本案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通知吕玲玲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马桂林及其委托代理人马伟、王永林，被告中原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孙延文、王辉，第三人吕玲玲及其委托代理人董盈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桂林诉称，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拆迁补偿款，并支付自房屋拆除之日起至款项清偿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为计算标准支付利息）。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1年5月16日，原告与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社签订《协议》，约定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社将其名下位于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庙王村的门市部房屋及土地作价抵偿给原告，房、地、地总面积18206㎡，房、地、地总价6万元，原告向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社支付房、地款6万元州市城郊须水供销社并向原告出具了《收据》。合同还约定，原告享有该房、地、地面积18206m2所有权，如条件成熟，由甲方负责办理土地过户和产权转让登记手续。2013年9月，被告决定对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进行拆迁，原告所拥有的位于中原区须水镇庙王村的门市部房屋及土地属于被告拆迁范围。原告多次联系被告，并邮寄相关材料向被告反映要求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但被告却置之不理。后被告在未与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将原告在原区须水镇庙王村的门市部房屋及土地强制拆除。截至目前为止，其他被拆迁人均陆续得到拆迁补偿，唯独原告至今未得到任何补偿，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综上，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特依法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理由是：一、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且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经核实，案涉土地上附着物业主（所有人）经普查确认是案外人吕玲玲，原告并非是地上附着物所有人。因此，原告所述“原告在庙王村的门市部房屋”与事实不符。因原告并非是地上附着物所有人，故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二、原告要求支付补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另经核实，案涉土地的登记使用权人是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合作社，并非原告。同时，被告认为，补偿款是针对地上附着物的补偿，由于被告没有与原告签订补偿协议，不存在补偿的前提基础，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就地上附着物对其补偿没有事实根据。另案涉土地上附着物在已经与案外人吕玲玲签订协议补偿的前提下，原告就案涉土地上附着物要求再次重复补偿，也没有法律依据。三、案涉土地上附着物拆除有合法依据。如前所述，被告认为，就案涉土地上附着物而言，被告在与案外人吕玲玲签订协议补偿后拆除，有合法依据，符合“先补偿后拆迁”的原则。四、经过被告核实，案涉的土地是在庙王片区的改造范围以内庙王片区改造拆迁的时间是从2015年的11月份开始，并非是原告诉状所述的2013年的9月份。第三人吕玲玲述称，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事实和理由：一、案涉附属物的所有权人系王喜俊、第三人吕玲玲及其家人共有，与原告马桂林毫无关系。因此，原告马桂林无权对本案提起诉讼。1.2001年5月26日，原告马桂林已把原属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合作社庙王门市部所有的院子及房屋的所有权以3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王喜俊。2001年5月26日，原告马桂林给王喜俊出具收到院款30000元的收据一份，并给了王喜俊一份《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复印件，而且还把房屋及院门的钥匙当场交给王喜俊。2.因房屋年久失修，王喜俊、第三人吕玲玲及其家人拆除了原属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合作社所有的庙王门市部院子及全部房屋，重新建造了楼房、仓库。3.案涉楼房、仓库，一直由王喜俊、第三人吕玲玲及其家人实际使用、占有到拆迁之时。其中一部分房屋有其自己使用，另一部分房屋出租给他人。4.房屋拆迁时，王喜俊、第三人吕玲玲及其家人均同意由吕玲玲与拆迁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同意拆迁补偿款直接支付给吕玲玲。综上，案涉附属物的所有权自2001年5月26日起就已归王喜俊及其家人所有。原告马桂林对案涉附属物不享有任何拆迁利益，其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二、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与第三人吕玲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本着客观、真实、公平、公正的指导思想，在认真核实的基础之上，与第三人吕玲玲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与第三人吕玲玲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不仅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而且适用法律正确。原告马桂林对案涉附属物不享有任何拆迁利益，因此其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应依法驳回其对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的起诉。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国有土地使用证、协议、收据各一份，证明目的：2001年5月16日郑州市城郊须水镇供销社与原告马桂林签订协议，协议约定须水镇供销社庙王门市部房屋即土地转让作价转让给原告，然后原告支付了6万元的转让费并且协议约定待条件成熟之后，为原告办理土地过户、土地过户和产权转让登记手续。涉案土地及房屋及地上附属物、附属物属于原告所有。证据二、证明一份。证明目的：证人海福顺系须水镇供销社职代会成员，其证言证明其参与了2001年须水镇供销社的改制同时参与并证明当时把门市部的土地及地上房屋作价转让并交付原告马桂林。证据三、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郑州市2013年度第五批乡镇建设征地的通告，【2012】47、49号文件，证明目的：2013年，郑州市郑人民政府下发关于落实郑州市乡镇建设征地的通告，原告所拥有的位于中原区须水镇庙王村的门市部，房屋及土地属于被告拆迁范围之内。证据四，权利主张声明材料、邮政快递单号、证人证言，证明原告多次以口头及书面形式向被告声明主张拆迁补偿权益，并通过邮政快递方式向被告设立的拆迁指挥部，由系国有土地使用证协议、收据、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材料。要求被告拆迁补偿时及时通知原告，保护原告合法权益，但被告回复涉案房产存在争议，不向任何人进行补偿，待争议解决后再行补偿。综上可以证明原告是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是本案的被拆迁人，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依法应向原告进行补偿。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中的协议，区政府之前没有见到这个协议。即使该协议是真实的，该协议的内容约定中对于划拨的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效力规定，应当是属于无效的。因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划拨土地的使用权在转让的时候必须经过有批准权的县人民政府的批准。对于收据和协议它应当是一体的，只能够证明在2001年5月16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原告马桂林取得了当时的房屋的所有权。而截止到庙王片区改造拆迁2016年的时候案涉土地上的房屋和附属物的状况和当年2001年已经不同了，而且所有人也并非是原告马桂林。证据二证人证言。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证据三，47号和49号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案涉土地上附属物的拆迁时间是在2015年11月份才开始拆迁，系因案涉土地是位于庙王片区的改造拆迁范围以内。对于证据四，真实性无法核实，邮政快递单所显示的收件人是中原西路办事处，案涉土地并非在中原西路办事处辖区范围内，不能够证明案涉土地在庙王村的片区改造范围以内，同时也不能够证明区政府收到了原告所邮寄的申请材料，更不能够证明截止到2015年11月份庙王片区改造拆迁的时候，案涉土地上的附属物所有人是属于原告所有。第三人吕玲玲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除同意中原区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之外，再补充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证据一中的协议、收据它的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原告马桂林是须水供销社主任，他本人持有单位的公章，不排除该份协议和收据是其自己出具的但是第三人认可涉案房屋已经作价处理给了马桂林，但是价格没有这么高，据我们所知当时可能是2万块钱出售给他的，因为当时的房屋已经非常破旧。对证据二，证人未出庭，无法核实该份证言的真实性，但是第三人吕玲玲认可当时供销社改制时把上面的房屋作价处理给原告。对证据四证人证言，对其真实性有异议。首先该证人与原告儿子系同学关系有利害关系，其次，该份证据内容是虚假的，原告根本没有真的邮寄过相关内容。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企业附属物清查登记表》，2页。证明案涉土地在拆除前地面附属物的现状及业主是吕玲玲且对应款项已经补偿的事实。2.《国有土地使用证》即郑国用（2000）字第0405号，5页。证明案涉土地是国有划拨土地，登记使用人是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合作社，并非是原告。3.《中原新区庙王片区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总11页。证明案涉土地所在的庙王片区改造拆迁的时间是在2015年的11月份开始，而并非是原告诉状上所陈述的2013年的9月份，并且拆迁改造的性质上是属于村庄的片区改造也并非是国有土地的征收。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附属物查清表的内容无异议，但是附属物的所有权人是原告，应当依法向原告进行补偿。对证据2国有土地使用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是所有权人，持有土地证等相关材料的原件，而且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但被告在明知原告持有相关材料原件是权利人的情况下，故意隐瞒原告补偿他人属于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对证据三《中原新区庙王片区改造拆迁补偿方案》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01年5月26日，原告马桂林向王喜俊出具的收条一份。2.2000年12月，郑州市人民政府为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合作社出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一份（该份证据是由原告马桂林提供给王喜俊的）。证明：2001年5月26日，原告马桂林把原属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合作社所有的庙王门市部院子及房屋的所有权以3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王喜俊，并向王喜俊出具收条及提供该院落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一份。第二组证据：购买院子及房屋时的照片13张。证明：王喜俊购买的房屋当时已破烂不堪，无法正常使用。第三组证据:1.新建厂房及楼房照片11张。2.吕玲玲盖房时的部分记账本7张。3.施工方出具的收取建房款的部分收据19张。证明：因房屋已成为危房，王喜俊及其家人多方筹措资金，并拆除原来的危房，在该院内建造厂房及楼房。第四组证据：1.电费催缴通知单3份。2.王雷交纳电费的发票3份。3.烟草销售清单5份。4.税务登记证及发票领购记录各一份。5.2015年8月10日，王喜俊与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签订的《厂院租赁合同》一份。6.2012年10月10日，王喜俊与苗立强签订的《厂院租赁合同》一份、苗立强出具的凭条一份及苗立强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该组证据证明：王喜俊及其家人新建的房屋一部分由自己家人在使用，另一部分对外出租。第五组证据：1.2016年，王雷与张化允签订的《收购楼板协议》一份。2.2017年7月26日，王雷与祁国政签订的《拆房协议》一份。证明：为配合政府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王喜俊儿子王雷主动找人拆除属于自己的楼房。第六组证据：2020年4月10日，郑州市中原区柳湖街道庙王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用章申请表各一份。证明：2001年，王喜俊从马桂林手中购买原属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合作社所有的庙王门市部院子及房屋，因房屋年久失修，王喜俊拆除后又建了新的楼房、仓库，并一直实际使用、占有到拆迁之时。第七组证据：1999年12月3日，郑州市公安局须水派出所为王喜俊颁发的户口本5页。证明：王喜俊与魏秀玉、王雷、吕玲玲系一家人。第八组证据：王喜俊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王喜俊、吕玲玲及其家人，共同参与原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合作社庙王门市部院内的房屋、仓库的经营、管理。王喜俊及其家人均同意由吕玲玲与拆迁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上八组证据充分证明：2001年5月26日，原告马桂林把原属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合作社所有的庙王门市部院子及房屋的所有权以3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王喜俊。因当时房屋已年久失修，无法使用。王喜俊便组织家人拆除老房，并重新建造房屋，期间又多次建造新的楼房、仓库，部分房屋由王喜俊家人在使用，另一部分出租给他人。拆迁时，王喜俊及其家人均同意由吕玲玲与拆迁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对第三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收条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证明目的不成立也不属实。该收条是王喜俊支付原告的租赁费，并非转让费，且收条上并没有出售二字。原告不可能十天内高买地卖以3万元的价格低价转让王喜俊，不符合生活常理。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是涉案房屋。第三组证据记账本以及收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且收条日期显示为2015年10月份，恰恰证明原告所有的涉案房屋在2001年至加盖期间涉案房屋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并非第三人所说的无法正常使用。关于新建厂房与楼房照片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是所有权人，依法应向原告进行补偿。第四组证据不予认可。该材料与本案无关。第五组证据不予认可。涉案房屋及附属物是原告所有，王喜俊的儿子王雷无权拆除涉案房屋。第六组证据不予认可，且证明上没有经办人的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第七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原告和王喜俊是同学关系，但原告并不认识魏秀玉、王雷、吕玲玲等人。第八组证据情况说明不属实。原告与王喜俊之间并不存在转让涉案房屋的事实。且本案的第三人吕玲玲与涉案房屋及附属物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被告对第三人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第三人所提交的证据综合质证意见共两点。一是对于第三人所提交的涉及到第三人与王喜俊、王雷、魏秀玉家庭成员及关系真实性没有异议。二是对于第三人家庭在案涉土地上修建房屋一直到2015年的11月份庙王片区改造拆迁的时候，第三人家庭是案涉土地上附属物所有人的事实也没有异议，该事实就是第三人所提交的证据证明的附属物所有人的事实与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一附属物清查登记表，能够相互印证。另外向法庭需要说明一点就是第三人所领取的款项仅仅是货币补偿，不涉及到安置问题。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证据一、三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对被告的全部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第三人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1照片、第四组证据、第六组证据、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第三人的其他证据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或者关联性，故不予采信。至于上述采纳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事实认定部分予以综合评述。经审理查明，由原郑州市土地管理局填发的证号为：郑国用（2000）字第040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的土地位于郑州市中原区徐水镇庙王村，登记使用权人为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合作社，使用权类型为：划拨。2015年，庙王村片区拟实施城中村改造项目，2015年11月13日，被告以庙王村村支两委的名义发布《中原新区庙王片区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后，郑州中原新区庙王片区改造指挥部对上述国有土地地上附属物进行清查，并制作《企业附属物清查登记表》，该表中显示业主签字为：吕玲玲，村组签字为：张春卫、张喜强、张保国，并附有办事处工作人员袁志宇、李朋磊的签名。据此，被告与第三人吕玲玲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且相应的补偿款已经发放完毕。另查明，2001年5月16日，原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社与原告马桂林签订《协议》，主要内容是双方约定将须水供销社庙王门市部房屋及土地作价6万元抵偿给马桂林。2001年5月26日，马桂林向王喜俊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王喜俊现金叁万元正（院钱）。同日，王喜俊接收并占有上述土地房屋直至拆迁改造之日，期间王喜俊一家对其地上附属物进行了翻建、新修和加盖。再查明，第三人吕玲玲、王雷系王喜俊的儿媳、儿子，魏秀玉系王喜俊的妻子。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涉案土地上的附属物是被告在履行补偿程序之后合法拆除的，并不涉及行政强制问题，亦不存在“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情形，因此，原告应对自己的诉求负举证责任。由于涉案地上附属物系因庙王片区改造而被拆除，为此，被告前期对涉案地上附属进行了全面清查，并制作了相关的《企业附属物清查登记表》，当时涉案地上附属物的实际占有使用人吕玲玲在登记表中“业主签字”栏中签字确认，庙王村组及当地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亦在其中签字见证。也就是说属于补偿范围内的涉案土地上的地上附属物已均在上述《企业附属物清查登记表》中予以列明，被告据此与实际占有使用人吕玲玲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且已全部实际履行完毕，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被告再次对其补偿，没有法律依据。其次，综合全案证据并结合原告的诉求、被告的辩称及第三人的述称意见，原告基于自己持有郑国用（2000）字第040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和2001年5月16日原郑州市城郊须水供销社与其签订的《协议》等证据主张相应的地上附属物所有权，进而提出本案诉求，其实质是原告对涉案拆迁利益主张实体权利，但本案涉案土地系国有划拨土地，登记权利人并非原告，且所涉行政补偿仅涉及地上附属物补偿，并不涉及土地补偿问题。尽管原告声称涉案土地及地上附属物系原告于2001年5月出租给第三人吕玲玲的公爹王喜俊的，但第三人则反驳称其占有使用涉案土地及地上附属物系因原告将其出售给了王喜俊，且上述《企业附属物清查登记表》中所列明的相关附属物均由其翻修加盖而来，与原告无关。由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因附属物归属纠纷而引起的拆迁利益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故不属于本案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原告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予以救济。综上，原告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桂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马桂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五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判长 李 岩审判员 张志立审判员 张 启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方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