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902民初2782号原告：杨建国，男，1978年出生，汉族，泰安市源发经贸有限公司经理，住泰安市满庄钢材大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海，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席传甫，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爱国，男，1981年出生，汉族，泰安市瑞鑫达钢材有限公司业务员，住泰安市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山东东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建国与被告赵爱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海、席传甫，被告赵爱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建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489963元，并承担利息（自2011年12月27日起至被告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2.本案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赵爱国于2011年12月27日未经国家主管机关批准，将一张票面金额为426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从原告经营的梁山县某某经贸有限公司贴现1200000元。2012年1月10日，经与被告杨建国对账，杨建国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借到人民币1134963元。后，因上述汇票系虚假汇票，杨建国被法院判决构成非法经营罪。直至今日，被告仍有489963元尚未退还原告，为此起诉，请求判如所诉。被告赵爱国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我方没有跟原告个人产生纠纷。首先，我是与梁山某某经贸有限公司，而非原告杨建国个人，因贴现汇票而产生的纠纷。梁山某某经贸有限公司注销后，成立由杨建国、郑某某、秦某某组成的清算组，该三人约定对公司注销后的债权债务共同承担，故其三人应当作为共同原告。其次，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9民终923号民事裁定书也认定与我方发生纠纷的是梁山某某经贸有限公司，只是因为该公司已经注销，所以应由杨建国、郑某某、秦某某三人主张尚未清算的债务。再次、原告在肥城市法院起诉时也是杨建国、郑某某、秦某某三人作为共同原告起诉的。二、我因为贴现汇票的事情已经被肥城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刑，承担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并交纳了相应的罚金。我还退赔了原告30万元的款项，已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不应当再向原告返还款项。并且贴现汇票所得120万，我也不是自己使用，而是由其他人使用的。三、根据原告在肥城市人民法院起诉的的民事案件相关材料、刑事案件材料以及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相关材料，都发现该案件涉及包含被告在内的多人，并且所涉其他人也向原告归还过款项，因此我方有理由认为其他人有可能已经向原告归还全部款项，现原告仅仅起诉我方有虚假诉讼的可能。因此我方认为郑某某、秦某某、张某某、郑某某1、李某、李某1、国某某、张某某1、武某某、泰安某某康食品有限公司不参与该案件的审理，无法查清案件事实。四、按照原告起诉的案由，是要求我返还占有原告的财产，但汇票贴现所得120万，我并没有全部使用，只使用了其中的一部分，现在我已经返还了原告超过我使用数额的款项，因此我不应当再向原告返还财产。五、原告要求我按照中国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杨建国系梁山某某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的股东，某某公司与被告赵爱国所在单位同在满庄钢材市场经营钢材，彼此存在业务关系，原、被告也相互熟识。经营活动中，赵爱国欠付某某公司钢材款，截止2011年11月左右共计欠款34924元。2011年12月24日，被告赵爱国找到原告杨建国，称自己手中有一张票面金额为426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其想用该汇票结算所欠钢材款，汇票可以按照4000000元进行贴现。原告杨建国用公司的一部老式查验承兑汇票的机器检验被告的汇票，没有验出问题，遂向被告赵爱国表示，某某公司与莱钢某某钢厂有业务来往，如果某某钢厂接收这张汇票的话，其就同意用该汇票结算，否则，就将汇票退还，被告表示同意。后双方又商定，某某公司先向被告支付1200000元作为定金，余款待某某钢厂收下再付清。同年12月27日，杨建国通过自己工商银行账户向赵爱国账户转账1200000元，同时向赵爱国出具了欠付2794997元的欠条，赵爱国则将该汇票交付杨建国。随后，原告持汇票向某某钢厂购买钢材，某某钢厂无法确定该汇票的真假，故不同意用汇票结算。因此，2012年1月10日，杨建国找到赵爱国，要求赵爱国退还1200000元，赵爱国表示同意，就连同原先欠付某某公司的钢材款，确定欠付某某公司款项共计1234963元（因当时双方对所欠钢材款的具体数额记不清楚，凭记忆认为是34963元，据此确定的该数额），因被告手头没钱，当天仅向原告杨建国账户转账100000元，下欠1134963元。为此，被告于当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并承诺1月13日前偿还250000元，1月17日前再偿还50000元，该借条载明：“出借单位或姓名：杨建国，借款日期：2012年1月10日，借到人民币（大写）：壹佰壹拾叁万肆仟玖佰陆拾叁元（1134963元），于元月13日还25万元，于元月17日还5万，借款人：赵爱国。”被告赵爱国出具该借条后，原告杨建国遂将汇票退还给赵爱国，但是未收回原先向赵爱国所打欠条（赵爱国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称该欠条其已丢失）。此后，原告一直向被告催要款项，赵爱国于2012年1月11日转账支付杨建国88000元，同年1月17日分两次转账又分别支付杨建国162000元和50000元。原告将上述汇票退还被告后，被告赵爱国经与交付被告汇票的李某1等人商量，决定持该汇票去银行办理业务，银行工作人员发现是假汇票随即报警，公安机关遂予立案。后经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检察院公诉，2013年2月6日，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肥刑初字第42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郑某某1、李某、李某1、赵爱国犯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另一被告人张某某在该案审理中一直未到案，中止其审理程序，故未在该判决中处理）。原告认可，在上述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郑某某1的家人为给郑某某1争取缓刑，由其妻子于2013年1月1日替郑某某1退还原告60000元现金。2015年1月30日，原告从泰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退还285000元（通过转账支票）。至此，连同之前赵爱国在刑事案发前退还的400000元，原告共计收取赵爱国等人退还款项745000元，被告尚欠489924元未偿还。2014年2月12日，某某公司经清算后注销，该公司股东杨建国、郑某某、秦某某作为原告于2015年4月9日起诉至山东肥城市人民法院，告诉被告张某某、郑某某1、李某、李某1、赵爱国、国某某、张某某1（承诺为张某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武某某、泰安某某康食品有限公司（武某某、泰安某某康食品有限公司承诺为郑某某1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要求上述被告共同偿还原告489963元并赔偿损失，张某某1对张某某所应退还的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武某某及泰安某某康食品有限公司对郑某某1所应退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后肥城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5）肥民初字第1246号裁定书，认定杨建国、郑某某、秦某某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三人的起诉。杨建国等不服该裁定，上述至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4月17日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902民终92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杨建国等三人作为某某公司的承继者，主张尚未清算的债务权利，并无不当，裁定撤销肥城市人民法院（2015）肥民初字第1246号裁定书，案件指令肥城市人民法院审理。肥城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杨建国、郑某某及秦某某于2018年3月15日申请撤诉，肥城市人民法院裁定准许。2017年5月17日，杨建国（甲方）与郑某某、秦某某（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梁山某某经贸有限公司股东有杨建国、郑某某、秦某某；2013年12月5日公司成立清算组，2014年2月12日公司注销；经协商，公司的所有债务由杨建国个人承担，公司的所有债权(包括对赵爱国享有的债权)由杨建国个人享有。为此，杨建国、郑某某及秦某某于2018年3月15日在肥城市人民法院撤诉后，原告杨建国于2019年5月20日诉来本院，要求处理。被告赵爱国称，承兑汇票是案外人李某1、李某给自己的，自己找到某某公司进行贴现，自己收到某某公司的1200000元款项后，将其中的35000元用现金方式支付给了李某1，将其中的1000000元转入了李某的账户，并由李某给了案外人张某某、郑某某1、国某某（张某某、郑某某1、李某1、李某同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后某某公司要求退回该1200000元，除了原告认可的400000元以外，自己还曾于2012年1月退还原告10000元现金，对该10000元，被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庭审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还提交从杨建国、郑某某、秦某某诉赵爱国等一案的二审卷宗中调取的，“杨建国”2014年4月16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泰安中院卷内即为复印件）一份，该证明写明：“今收到肥城郑伟（注：即郑某某1）还票据案中欠款贰拾叁万元整（其中现金叁万元，泸州酒贰拾万元），从今以后，票据案与郑伟无关。特此证明。”被告方称，该证明是该案被告国某某二审中向法院提交，据此证据，被告方有理由相信，除原告认可偿还的款项外，其他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还曾向原告返还过款项（如郑某某1就返还了230000元），同时，考虑到涉案款项由包含被告在内的多人使用，为查清原告实际收到款项的数额，申请追加张某某、李某、李某1、郑某某1、国某某、张某某1、武某某、泰安某某康食品有限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本案诉讼。针对被告以上提出的原告实际收到退回的款项问题，原告坚称自己只收到了被告偿还的400000元（含2012年1月10日转账100000元）、郑某某1之妻偿还的60000元，以及经侦大队退还的285000元，除此以外，自己既没有收到被告所说的10000元现金，也没有收到其他人的退款。至于所谓郑某某1还款230000元，原告表示，除前述在刑事案件审理期间，郑某某1之妻偿还60000元外，自己从未收到过郑某某1的退款（不论现金，还是以酒顶账），被告提交的2014年4月16日的证明不是自己出具，自己也从未出具过，该证明中的“杨建国”的签名并非是本人所签，且明显与自己的字迹不符。针对被告提出追加张某某等人作为共同被告的问题，原告称，某某公司是与赵爱国进行的交易，而且将款项直接支付给了赵爱国，在发现汇票是假汇票后，某某公司也是向被告主张还款，并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据，据此，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权利，至于张某某等人，其与被告有何法律关系，原告并不清楚，也与原告无关，故本案无需追加张某某等人作为共同被告。关于上述所谓“杨建国”向郑某某1出具的证明复印件，经查，确在泰安中院审理的杨建国、郑某某、秦某某诉被告张某某、郑某某1、李某、李某1、赵爱国、国某某、张某某1、武某某、泰安某某康食品有限公司一案，二审（2017）鲁0902民终923号卷宗中，但在该案包括庭审笔录在内的所有相关材料中，均未记载涉及该证据的提交人、来源、交接过程，尤其是举证、质证的相关信息（（2017）鲁0902民终923号案件的审理，基本是围绕着杨建国、郑某某、秦某某三人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程序问题），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案2019年8月2日第一次庭审中也未讲明何人向泰安中院提交该复印件。2020年3月31日，在本院向被告本人及其代理人共同进行调查时，被告代理人首次提出该复印件系国某某向泰安中院提交，与此同时，被告赵爱国则表示：“据我们了解，在二审开庭前，原告好像因为买卖发票被采取强制措施，有可能国某某提交的证明不是他本人所签的，但具体情况因不是我经手的，我不清楚。”鉴于以上情况，尤其是被告赵爱国本人对于证明复印件的签名情况的表述，本院询问被告是否对该证明中“杨建国”的签名是原告本人所签申请鉴定，被告方明确表示不申请，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并解释：“一、我们认为我们调取的证据是从国家机关调取，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举证，我们认为举证责任应当给原告杨建国。二、我们在中院调取的证据系复印件，无法进行笔迹鉴定，因为原件我方无法掌握，刚才赵爱国本人也说，有可能是其收款的时候原告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具体手续有可能不是其本人办理的。”。另查明，（2012）肥刑初字第423-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案发前，赵爱国退还杨建国16.5万元，李某退还21万元，案发后，李某退回7万元，李某1退回3.5万元,郑某某1退回8万元”，原、被告认可的被告偿还的400000元，包含了该判决书中载明案发前赵爱国退还的165000元、案发前李某通过赵爱国退还的210000元，杨建国通过经侦大队收到的退款285000元，则包含了判决书中案发后李某退回的70000元，李某1退回的35000元，郑某某1退回的80000元。此外，经向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了解，285000元中应还包括一个案外人（办案人员称可能是郑某某1，实际太久记不清了）退回的100000元。本院认为，2011年12月27日，被告赵爱国将票面金额4260000元的承兑汇票交付某某公司，准备贴现4000000元，双方约定某某公司先行支付赵爱国1200000元，当日某某公司依约付款，后经检验，某某公司无法确定汇票的真实性，双方遂于2012年1月10日商定，某某公司交还赵爱国汇票，赵爱国则退还某某公司1200000元。当日，赵爱国退还某某公司100000元，这样，连同此前赵爱国欠付某某公司的钢材款，共计欠款1134963元，为此，被告赵爱国出具1134963元的借据一张。以上事实，有借据等证据证实，原、被告对此也无异议，足以认定。2014年2月12日，某某公司注销登记，在此情况下，该公司的三位股东杨建国、郑某某、秦某某，有权主张尚未清算的债务，这也包括该1134963元中未偿还的部分。2017年5月17日，原告杨建国与郑某某、秦某某二人约定，某某公司的所有债权（包括本案债权）由原告杨建国个人享有，该约定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据此，原告杨建国有权主张本案所涉上述债务。被告辩称，自己是与某某公司产生的纠纷，固然是事实，但其主张杨建国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则是不考虑上述债务承继、转移的事实，本院对此不予采纳。被告赵爱国出具借据后，于2012年1月11日及同年1月17日分三次共计退还原告杨建国300000元，该款应从欠款总额中予以扣除。本案所涉汇票系假汇票，后张某某、郑某某1、李某、李某1、被告赵爱国因此构成刑事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鉴于在原告将1200000元给付被告后，其中部分款项由被告赵爱国直接交付或间接流转给郑某某1、李某等人，故在该刑事案件的侦查及审理过程中，原告通过经侦大队收到退款285000元，并收到郑某某1退款60000元，该两笔款项亦应从欠款总额中扣除。至此，被告尚有489963元未归还，现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该489963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还要求被告支付利息，但作为双方结算依据的2012年1月10日被告出具的借条中，虽约定“2012年1月13日前偿还250000元，1月17日年偿还50000元”，但未约定剩余款项的偿还时间，也未约定支付利息，故直至郑某某、秦某某、原告杨建国三人于2015年4月9日向肥城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等人偿还489963元并支付利息前，应视为原告方同意不支付利息。因此，本案利息可自原告等三人向肥城市人民法院起诉之日，即2015年4月9日起算，自此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辩称，票据贴现款1200000元，是由包括自己在内的多人使用，故申请追加张某某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事实是，某某公司只是与被告赵爱国进行协商、交易，并将1200000元支付给赵爱国本人，在该债权债务关系中，并不涉及其他人，只有某某公司与被告才是当事人、相对人。至于被告又将款项转交何人、如何使用，均与原告无关，也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再加之原告也不要求追加他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故对被告的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被告还称，自己于2012年1月偿还10000元现金，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而被告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被告还提交“杨建国”2014年4月16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主张郑某某1曾于2014年4月16日退还原告230000元，且除原告认可收到的退款外，可能还有他人向原告退款。对于该证明，首先，该证明是复印件，且无法与原件核对，同时，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表示自己从未收到过郑某某1的230000元，并指出该证明中的“杨建国”的签名与自己字迹不符，并非自己所签。其次，被告虽然是从泰安中院（2017）鲁0902民终923号卷宗中取得，但是其在卷宗中就是以复印件的形式存在，且卷宗中并未记载其来源，更未经任何举证、质证，这也使得其真实性无法认定，至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称“。证据是从国家机关调取”,则显然是混淆了有关概念，因为该证据只是现存在于卷宗之内，而并非是生成于国家机关，该复印件并不会因简单的从某个当事人手中转移至法院，而提升其可信度。第三，更应注意的是，甚至被告赵爱国本人也提出，因时间不对，“有可能。证明不是他本人（注：指杨建国）所签的”。综上，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认。鉴于此，被告主张郑某某1曾于2014年4月16日退还原告230000元，并认为“可能还有他人向原告退款”，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今后如有充分的证据证实，除原告本案中认可收到的退款外，其还收到了其他退款，可依法主张权利。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赵爱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建国489963元及利息（以489963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08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共计14628元，由原告杨建国负担1763元，由被告赵爱国负担128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万 峰人民陪审员  张红梅人民陪审员  翟汉芹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宋丽平书记员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