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9民初3702号原告：陈超，男，198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原告：顾琪，男，1990年1月18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杨浦区。上述两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杰，上海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奉君，女，198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被告：朱璟婧，女，1993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上述两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舒，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林蕾，女，197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第三人：上海市虹口区桃乐丝棋牌室，经营场所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3。经营者：徐静。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仲嘉，上海道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超、顾琪与被告朱奉君、朱璟婧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通知林蕾、上海市虹口区桃乐丝棋牌室(以下简称棋牌室)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杰律师，两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舒律师、第三人林蕾、第三人棋牌室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仲嘉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返还两原告65,000元；2.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两原告以6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8日，棋牌室与两被告、案外人蒋某某签订《棋牌室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3.8合同)棋牌室交由三人经营，期限自2018年3月9日至2020年3月8日。2018年6月8日，蒋某某将名下份额转让给两被告，两被告取得棋牌室100%的经营权。2018年9月15日，两被告、两原告及林蕾签订《棋牌室经营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9.15协议)，两被告转让50%给两原告，两原告共支付两被告65,000元，两被告出具了收条。同年11月1日，两被告与棋牌室经营者徐静签订《合同解除协议》，载明因两被告无心经营，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双方协商同意3.8合同于2018年11月1日解除，自此两原告无法继续经营棋牌室。9.15协议对原被告均具有约束力，两被告与徐静解除3.8合同导致两原告无法继续经营棋牌室，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收款项应予返还。两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两原告混淆了承包经营转让关系和转包关系，两被告并非将棋牌室经营权转包给两原告、林蕾，而是经徐静同意，将90%的棋牌室承包经营权整体转让给两原告和林蕾。另外，承包费从原先的6,000元上调到8,000元，也是应徐静的要求调整的，如果是经营权转包，根本无需徐静同意，也无需调高承包费。其次，9.15协议签订后，3.8合同发生变更，两被告已免除其在3.8合同中应当承担的90%的权利义务。两被告实际退出棋牌室的经营，只承担10%的房租和1,500元的承包费用，水电费也均由两原告、林蕾承担，两原告、林蕾与徐静实际建立承包经营关系，无论两被告是否履行，3.8合同和9.15协议对两原告、林蕾、徐静均有约束力。第三，两被告与徐静签订解除协议，只为退出棋牌室承包经营合同剩余10%的承包经营权，并不影响9.15协议对两原告、林蕾的约束力。该解除协议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应认定为朱奉君将其所持5%的经营权还给徐静，朱璟婧将其所持5%的经营权转让给林蕾，解除协议并不影响9.15协议对两原告、林蕾、徐静的约束力，不能视为两原告、林蕾与徐静之间的承包关系的终止，更不能视为9.15协议目的无法实现。两原告支付65,000元后，两原告已经履行9.15协议的义务，并由两原告、林蕾收取棋牌室经营收益。两原告无法继续经营，系其与林蕾的内部纠纷所致，与11月1日的解除协议无必然联系。之后徐静将棋牌室交由林蕾一人承包经营，对此两被告并无过错和责任。第三人林蕾述称，对于两原告支付65,000元一节事实不清楚。9.15协议自己也参与签订了，并支付朱璟婧65,000元(其中58,000元是签订协议后支付，7,000元是12月2日支付)，自己实际参与棋牌室经营。2018年9月1日就开始经营了，自己负责日常经营、进货，进货的钱是陈超给自己的，实际经营到10月底，这段时间的经营所得都进了陈超的“收钱吧”。自己、两原告和两被告是合作经营棋牌室的。11月1日之后就不再和两原告一起经营了，因跟陈超有矛盾，不想与其合作，两被告也不想再参与棋牌室经营。陈超也知道两被告不想做了，两被告就跟棋牌室的经营者徐静签订了解除协议，自己是知情且同意的，陈超也是如此，自己和两原告本来是希望和徐静直接签订合同的，但两被告没有承诺自己和两原告一定可以签成合同，如果没有签成的话，自己会找被告谈。徐静曾强调朱璟婧一定要在合同里，如果朱璟婧不想做了，就要重新签订合同。两被告在10月25日说不想做了，希望我和两原告就两被告所持10%的份额支付相应款项，但自己和两原告并未同意，因为当时自己和两原告对是否能与徐静订立合同还无法确定。两被告始终都有100%的经营权，9.15协议签订，自己与两原告获得90%的份额，而非经营权，直到11月1日解除协议订立，两被告丧失经营资格。第三人棋牌室述称，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关系，由法院裁决。对于被告答辩中称棋牌室与两原告存在合同关系，该说法与法院已经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不符。9.15协议项下两被告收取了款项，棋牌室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只是按月向两被告收取承包费用。两被告以钱款结算为证据，称棋牌室向两被告各购买5%的份额，以此认定棋牌室认可两被告各占5%的份额，该说法不足以证明棋牌室与两原告存在合同关系。两被告在10月底找到自己表示解除合同，之后棋牌室与林蕾签订合同，交由其经营。对于9.15协议订立后的经营权问题，意见与两原告、林蕾一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8日棋牌室与两被告、蒋某某签订3.8合同，其中约定两被告、蒋某某承包经营棋牌室，承包期自2018年3月9日至2020年3月8日。2018年9月15日，两原告、林蕾与两被告签订9.15协议，载明两被告及蒋某某……取得棋牌室2018年3月9日至2020年3月8日的经营权。2018年6月8日蒋某某将其名下全部份额共计30%转让给朱璟婧，故两被告取得棋牌室100%的经营权。棋牌室承租房屋的期限为2015年12月12日至2020年12月11日。两被告将棋牌室90%的经营权转让给两原告、林蕾，转让后的份额为两被告各5%，陈超40%、林蕾40%、顾琪10%。两原告、林蕾向两被告支付转让款14万元，其中13万元于协议签订并取得棋牌室经营者徐静同意后当天支付，剩余1万元于三个月后支付房款时再行支付。棋牌室经营负责人为朱璟婧。两被告已向棋牌室经营者徐静支付的承包押金28,000元归两被告和两原告、林蕾按比例分配所有，两原告、林蕾于三个月后支付房款同时支付两被告已经垫付的押金25,200元，合同期满由徐静按比例退还两原告、林蕾、两被告。棋牌室每月租金25,500元，承包费8,000元(其中1,500元由两被告承担支付)，租金及承包费于每月5日支付。2018年10月5日，两被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陈超支付的棋牌室转让费65,000元，用于购买50%的承包份额。2018年11月1日，两被告与徐静及案外人签订《合同解除协议》，载明棋牌室与两被告签订的3.8合同，现因两被告无心经营，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经双方协商同意，该合同于2018年11月1日解除。两原告称自2018年11月1日起无法再经营棋牌室，故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2019年4月1日，本案两原告向本院起诉本案两被告，以9.15协议未经棋牌室经营者徐静同意因此无效为由，要求判令两被告返还65,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即(2019)沪0109民初10368号案，该案中徐静述称“对于两被告与两原告、林蕾的经营权转让事宜细节不清楚，当时自己强调两被告仍要对棋牌室经营负责。对系争协议自己并未表示反对，两被告可以找人合作，但不能将经营权转让。两原告、林蕾签订系争协议后实际经营了棋牌室……”，故本院判决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2019年10月8日，本案两原告向本院起诉棋牌室，以徐静知晓9.15协议为由，认为两原告、林蕾取得棋牌室90%的承包经营权后，应视为加入到3.8合同中，棋牌室应向两原告、林蕾、两被告履行合同义务，棋牌室现不允许两原告参与经营构成违约，应当赔偿相应损失65,000元及利息，即(2019)沪0109民初25650号案。本院认定棋牌室或徐静与两原告并无合同关系，亦非9.15协议当事人，故判令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两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提供的证据和两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1、2018年10月的微信转账记录，陈超、林蕾支付2018年10月棋牌室房租共计25,500元给朱璟婧，后两被告返还了10%的金额计为2,550元，即两原告、林蕾承担90%的房租。2、2018年10月的微信转账记录，朱璟婧代为收取两原告、林蕾支付的承包费6,500元，并将两被告承担的1,500元合计为8,000元一并转账给徐静的合伙人吴婷。上述两份证据用以证明原被告间并非经营权转包关系，而是经营权转让关系。3、2018年12月的微信转账记录，林蕾支付朱璟婧7,000元，受让朱璟婧所持5%的承包经营权，并支付2,000元收益。4、2018年11月1日转账记录，徐静支付朱奉君16,800元，该款系押金28,000元*朱奉君的份额35%+7,000元(5%承包经营权份额转让款)+2,000元收益构成。上述两份证据用以证明解除协议签订后，两被告仅取得10%棋牌室经营权份额的对价。两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第1、2份证据是朱璟婧代为收取房租、承包费，再转给棋牌室，正因为有了3.8合同，两原告才能经营棋牌室，如果解除该合同，两原告就无法经营。对证据3，林蕾与朱璟婧的款项往来，两原告不清楚也未参与。第3、4份证据，两被告主张系经营份额转让，应提供相应合同，但未能提供，故对款项性质不认可。林蕾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棋牌室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中，认可徐静的转账记录，其他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徐静支付朱奉君的16,800元，包括退还的押金9,800元(28,000元*35%)，还有代林蕾支付的收购朱奉君份额的转让款7,000元。针对棋牌室的意见，两被告补充称，不认可棋牌室的说法，7,000元系徐静的回购款，并非代林蕾支付的收购款。朱璟婧收到徐静退回的押金(28,000元*65%)18,200元。第三人棋牌室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收据》一张，载明两被告收到徐静退回的棋牌室承包押金28,000元。2、2018年11月4日的转账记录，徐静支付朱璟婧18,200元。3、2018年11月4日的转账记录，案外人张得支付徐静35,000元，该款系张得代林蕾支付的款项，包括28,000元的押金和7,000元徐静代林蕾垫付给朱奉君的转让款。两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足以说明2018年11月1日解除的是3.8合同，涉及全部经营权，而非仅10%的经营权。证据2、3发生在两原告无法经营棋牌室之后，不清楚该款项往来。两被告对三份证据没有异议。林蕾对三份证据没有异议，自己曾委托徐静代为收购朱奉君的5%的份额。11月1日签订解除协议的时候，自己和两原告均在场，两被告要求当天就要拿到10%份额对应的款项，其中朱璟婧表示可以晚一点，当天自己没带够钱，徐静表示可以代自己垫付购买朱奉君的5%的份额。基于安全性考虑，自己在12月初才支付朱璟婧5%份额对应的款项。对于两原告手中50%的份额，自己无法确定当初两人是否付款，即使支付了，也与自己无关，跟棋牌室的经营权也无关。之所以愿意支付两被告共计10%份额的对价，是因为两被告要求自己支付14,000元才肯解除3.8合同，自己才能与棋牌室经营者签订新的承包合同。针对林蕾的说法，棋牌室补充称，9月15日的时候，两原告、林蕾也多次表示要与自己订立合同，但没有同意。后来徐静主观上也不愿意与两原告签订承包合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两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其法律后果。首先，从合同订立来看，两被告与两原告、林蕾签订9.15协议后，该协议依法成立、有效，各方均应恪守合同义务。该份协议明确两被告对棋牌室具有100%的经营权，且期限自2018年3月9日至2020年3月8日。此处两被告经营权的来源即3.8合同的订立及后续履行产生的结果。9.15协议中两被告将90%的经营权份额出让给两原告、林蕾，相应的，两被告应确保受让方经营棋牌室至2020年3月8日。但两被告实际于2018年11月1日即与棋牌室经营者徐静签订解除协议，解除了3.8合同，而非两被告辩称的10%经营权，提前将棋牌室的全部经营权交还于徐静，客观上导致9.15协议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两原告此后无法继续经营棋牌室，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次，从合同的履行来看，两被告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均为朱璟婧向棋牌室方支付房租、承包费，且9.15协议中也约定朱璟婧为棋牌室经营负责人，由此可以佐证棋牌室的经营事宜上两原告与棋牌室并无直接联系。两被告辩称其只承担10%的租金和1,500元承包费，因此其9.15协议项下权利义务也仅有10%，该说法实际属于两被告与两原告、林蕾之间的约定，并不能得出两被告在3.8合同项下也仅有10%的经营权这一结论。两被告辩称9.15协议属于承包经营转让，在该协议订立后，3.8合同即发生变更，该说法棋牌室并不认可，两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棋牌室变更成为9.15协议当事人，也未能证明两原告、林蕾获得的经营权来源于棋牌室或徐静。根据棋牌室提供的《收据》可以看出，在11月1日解除协议签订后，棋牌室依然向两被告全额退还了28,000元押金，而非向两原告、林蕾退还，也佐证了棋牌室并未参与9.15协议的履行。对于徐静支付给朱奉君的7,000元，两被告称系棋牌室从朱奉君处回购5%的经营权，以此证明棋牌室与两被告间仅余10%经营权的说法，然该说法既未得到徐静的确认，也与林蕾的述称不符。结合棋牌室提供的转账记录和徐静的陈述，该款实际为林蕾收购朱奉君5%份额的款项，徐静的支付行为实质为垫付。同时，根据林蕾的陈述，两被告当时要求其收购10%份额后才肯解除3.8合同，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两被告明确知晓3.8合同项下其享有100%的经营权，而非10%的经营权，否则林蕾亦无必要向两被告支付收购款。最后，3.8合同与9.15协议分属不同主体间订立，两份合同既紧密相关又相互独立，即3.8合同是9.15协议顺利履行的前提条件，而9.15协议中对经营权的划分系两原告、两被告、林蕾五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与棋牌室或徐静无涉。两被告以棋牌室或徐静同意9.15协议为由，认为其可以直接解除3.8合同而继续维持9.15协议的履行，显属悖论，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现两原告诉请要求返还全部转让款，但两原告实际经营过棋牌室，故应当酌情扣除相应款项。9.15协议签订时棋牌室的经营期限尚有18个月又23天，实际经营1个半月，按转让款总额65,000元计，应扣除5,200元，余款59,800元两被告应向两原告返还，对于两原告主张的利息，因双方未就此款结算的金额和支付时间达成一致，故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奉君、朱璟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陈超、顾琪转让款59,800元；二、驳回两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5元，减半收取为747.50元，由两原告负担88.20元，由两被告负担659.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海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练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