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民终5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坤，男，1960年4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河南省扶沟县，现住云南省元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佳琼，元谋县天衡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朝秀，女，1965年5月6日出生，傈僳族，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元谋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正聪，男，1964年5月15日出生，傈僳族，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元谋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李天圣（系杨朝秀、李正聪之子），男，1986年12月21日出生，傈僳族，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元谋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爱国，男，1994年4月5日出生，傈僳族，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元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玉明，云南昆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张玉坤因与被上诉人杨朝秀、李正聪、李爱国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8民初1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玉坤上诉状上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张玉坤不承担本案李天玉死亡的经济损失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元谋县法院重审。2.请求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二审中，上诉人张玉坤放弃一审程序违法，要求发回重审的诉讼请求。上诉的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9年6月20日，上诉人张玉坤与被上诉人李爱国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由张玉坤将本人在元谋县元马镇东城社区居委会官能村承包的22亩基地栽葡萄桩子的工程，以每一棵单价12元的价格，承包给李爱国负责施工。该项工作包括立（葡萄桩）水泥柱子，包柱子、打眼，并约定每十天先预付5000元的工程款，余款在做完全部工程后付清。李爱国承揽该项劳务之后，雇请了李天玉、祁某、张某为其做工，2019年6月27日，李爱国雇请的工人李天玉在去李爱国承包的莲花村基地上拿机油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在本案中，李爱国才是李天玉、张某、祁某三人的雇主。一审中被上诉人杨朝秀、李正聪申请的证人张某、祁某出庭作证证实是在张玉坤的基地上做工，但并不能证明他们二人及李天玉属于张玉坤雇请。在一审庭审中，李爱国对《承包合同》的真实性也认可，对双方认可的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采信。李爱国属于基地栽葡萄桩的专业承揽人，长期组织农民在各大种植基地上干活，从中赚取利润，这是当地众所周知的事实，事发当天，李爱国并未在上诉人的基地上，这足以证明李爱国属于承揽劳务承包的工头。二、原审判决张玉坤承担李天玉死亡的经济损失，属于判处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51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张玉坤将栽葡萄桩子的工程交由李爱国承揽，并约定按照每一棵12元的价格向李爱国支付其承揽该项工程的报酬，因此，张玉坤与李爱国签订的合同属于承揽合同，张玉坤属于定作人，李爱国属于承揽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栽葡萄桩的工作，并非高难度的作业，也不存在安全隐患，栽葡萄桩的承揽人也没有法律上需要承揽人具备相应资质的限制。张玉坤对本项工程的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中，没有任何过错及过失，不应对李天玉的死亡承担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张玉坤与李天玉及杨朝秀、李正聪素不相识，并非张玉坤雇请死者李天玉做工，李天玉不受张玉坤的安排及指派，李天玉到基地上栽葡萄桩，张玉坤并不知情，也不是张玉坤向李天玉发放工钱报酬，因此张玉坤与李天玉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李爱国才是李天玉的雇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李天玉死亡的经济损失应该由李爱国及李天玉按照各自的过错责任作相应分担，张玉坤与李爱国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承揽合同，在本案中张玉坤不存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的过失，不应该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杨朝秀、李正聪辩称：张玉坤和李爱国签订《承包合同》的时间是2019年6月20日，当时李爱国只雇请了祁某为其帮工，每天发放工资100元，李天玉和张某并没有受雇于李爱国，张玉坤与本地人不熟悉，为加快工作进度，其委托李爱国雇请李天玉、张某，李爱国找到李天玉和张某的时候也和他们明确说过，劳动报酬按每棵12元结算，由基地老板张玉坤和李天玉二人直接结算。张玉坤和李爱国签订的《承包合同》并未对工作进度进行要求，加快工作进度是张玉坤的单方要求，并不属于李爱国履行《承包合同》的义务，且张玉坤是李天玉所提供的劳动成果的直接享有者，故李爱国直接雇请的工人只有祁某一人，而张玉坤系李天玉和张某的雇主，二人的工资由张玉坤发放，至今都未结算，张玉坤与李天玉之间形成事实雇佣关系。其次。李天玉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骑普通两轮摩托车去取机油在路途中车辆侧翻，造成其驾驶的普通两轮摩托车受损，自己受伤死亡的交通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张玉坤作为雇主，对死者李天玉在务工期间因履行务工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承担相应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李爱国辩称：一审判决是正确、合理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朝秀、李正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张玉坤、李爱国共同赔偿因李天玉死亡的丧葬费52038元、死亡赔偿金215360元，共计267398.50元；2.案件受理费由张玉坤、李爱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法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21日，李爱国在张玉坤基地干活，主要做栽葡萄桩、包柱子及打葡萄桩眼。由于工程进度缓慢，基地老板张玉坤让李爱国叫几个工人和他一起干活，约定栽葡萄桩每棵为12元。李爱国分别打电话告知张某、祁某及死者李天玉来栽葡萄桩，其中祁某给李爱国做点工，张某及死者李天玉为张玉坤务工。2019年6月24日，杨朝秀、李正聪之子李天玉答应李爱国并到张玉坤位于东城社区官能村葡萄基地务工。2019年6月27日，张某在葡萄桩上绑竹子，李天玉与祁某在打葡萄桩眼，到中午14时50分许，打葡萄桩眼机器钻机机油用完，死者李天玉便骑车到莲花村李爱国租房处拿钻机机油，当天中午15时许，李天玉驾驶无号牌普通两轮摩托车沿元谋县元马镇莲花村公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广茂村路段时，发生车辆侧翻，造成该无号牌普通两轮摩托车受损，李天玉受伤的交通事故，李天玉受伤后，李爱国及基地上的工人张某、祈某等人赶到现场将李天玉送到元谋县人民医院抢救，因李天玉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双方当事人对死者李天玉死亡后的丧葬费52038元、死亡赔偿金215360元，共计267398.50元的经济损失数额没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劳动者在劳动中享有安全保护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死者李天玉经李爱国的邀约，到张玉坤的葡萄基地栽葡萄桩、包柱子及打眼等工作，在务工期间因打葡萄桩眼机器钻机机油用完，其驾驶摩托车往莲花村拿机油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不幸身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来分析，基地经营者张玉坤与死者李天玉确实构成雇佣关系，同时死者李天玉去拿机油的行为属于务工当中的职务行为，因此，张玉坤作为雇主对李天玉死亡的经济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死者李天玉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其驾驶无牌照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因此，本案的经济损失主要应由死者自行负担70%；应由雇主张玉坤承担30%的次要经济损失。张玉坤辩解死者的损失应由李爱国承担，理由为其与李爱国系承揽关系，死者属李爱国的雇佣工人。但根据证人张某、祁某出庭做的证人证言证实：死者李天玉和张某是李爱国介绍到张玉坤的基地做活，并不是李爱国雇佣他们到基地干活，他们的结算是直接跟张玉坤结算。同时基地经营者张玉坤觉得李爱国单独一个人做活比较缓慢，就让李爱国叫几个工人一起为其做工，故张玉坤的辩解无证据证实且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张玉坤作为雇主，对死者李天玉在务工期间因履行务工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承担相应责任。在务工期间，由于张玉坤嫌李爱国一个人做工进度缓慢，就要求李爱国邀约张某、祁某及死者李天玉到张玉坤基地干活，李爱国与死者李天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其邀约行为是受基地经营者张玉坤的授意下进行，故本案中杨朝秀、李正聪要求李爱国共同承担死者李天玉的经济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三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张玉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之内赔偿杨朝秀、李正聪因儿子李天玉死亡的经济损失80219.55元；二、驳回杨朝秀、李正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7元，减半收取718.50元，由张玉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二审中，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张玉坤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对“由于工程进度缓慢，基地老板张玉坤让李爱国叫几个工人和他一起干活，约定栽葡萄桩每棵为12元”有异议，认为张玉坤没有让李爱国叫过任何一个人，干活之前，张玉坤就与李爱国签订了承包合同，将栽葡萄桩的工程承包给了李爱国；2.对“李爱国分别打电话告知张某、死者李天玉来栽葡萄桩，其中祁某给李爱国做点工，张某及死者李天玉为张玉坤务工”有异议，认为张某、祁某、李天玉均是受李爱国雇请务工，不是受张玉坤雇请；3.对“死者李天玉便骑车到莲花村李爱国租房处拿钻机机油”有异议，认为李天玉是到李爱国承包的崔高强的基地上拿钻机机油。上诉人张玉坤认为一审判决遗漏认定了2019年6月20日张玉坤与李爱国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合同》定性为承揽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李爱国、杨朝秀、李正聪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表示无异议亦无遗漏。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只是对李天玉与张玉坤是否形成雇佣关系、张玉坤与李爱国之间是否形成承包关系存在分歧，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李天玉发生交通事故的经过、伤后治疗的经过、李天玉死亡后的各项经济损失无异议，至于是到莲花村李爱国租房处拿钻机机油还是到李爱国承包的崔高强的基地上拿钻机机油与本案法律事实关联不大。故本院对一审判决中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在本案中，李天玉与李爱国之间是否形成劳务关系（雇佣关系）、李爱国与张玉坤之间是否形成承包合同关系；2.本案的赔偿责任应当如何划分。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张玉坤在一审期间提交了李爱国与张玉坤于2019年6月2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原件），该合同上记明“本人张玉坤在官能村有基地22亩，将承包给姜驿李爱国，22亩负责摘（栽）葡萄庄（桩），包柱子，打眼。单价一颗（棵）12元，每10天先预付5000元，其他做完全部付清。”证人祁某证实是受李爱国雇请务工。张某证实李天玉和张某是李爱国介绍到张玉坤的基地做活，张玉坤未与其谈过价钱。因此，根据证据规则，《承包合同》是书证，其证明力大于证人证言，因此，应当以《承包合同》证明的事实为主，结合证人证言来认定本案的事实。且二审审理过程中，李爱国认可是其邀约李天玉在工地上做工，是其本人安排李天玉去拿钻机机油，故在本案中，李天玉与李爱国形成劳务关系（雇佣关系）。上诉人主张张玉坤与李爱国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但李爱国与张玉坤于2019年6月20日签订的是《承包合同》，且本案承包合同约定的栽葡萄桩，包柱子，打眼技术含量较低，本案的案件事实不符合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故李爱国与张玉坤之间是承包合同关系。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失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李天玉在从事雇佣活动中，缺乏安全意识，驾驶无牌照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后果，对本案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应当承担70%的经济损失。张玉坤将官能村基地22亩葡萄园里的栽葡萄桩、包柱子、打眼的工作承包给了李爱国，李爱国邀约李天玉到其承包的葡萄园基地做工，李天玉在从事葡萄园劳务活动的过程中，受李爱国的安排，驾驶无牌照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对此，李爱国作为雇主，未提供安全生产的条件，其对雇员在从事雇员活动中遭受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张玉坤作为发包方，对承包人李爱国完成工作的劳动工具的安全性缺乏监督管理，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在本案中应当与雇主李爱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张玉坤和李爱国连带承担30%的经济损失。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李天玉死亡后的各项经济损失无异议，只是对李天玉死亡的经济损失80219.55元由谁承担发生分歧，故张玉坤和李爱国连带赔偿杨朝秀、李正聪因儿子李天玉死亡后的经济损失80219.55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改判。上诉人张玉坤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8民初1555号判决；二、由张玉坤和李爱国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连带赔偿杨朝秀、李正聪因儿子李天玉死亡的经济损失80219.55元；三、驳回杨朝秀、李正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8.5元，由杨朝秀、李正聪负担502.5元（已交），由张玉坤、李爱国负担216元（未交，由张玉坤、李爱国在交付执行款时一并支付给杨朝秀、李正聪）。二审案件受理费403元，由张玉坤负担201元（已交），由李爱国负担202元（未交，由李爱国在交付执行款时一并支付给张玉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红云审判员  沈黎芸审判员  王中强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郑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