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再59号监督机关：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付增翊，男，1976年10月2日生，汉族，住河南省，现住卫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小衬，河南佑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闫丽华，女，1977年1月13日生，汉族，住河南省，现住卫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增翊，男，1976年10月2日生，汉族，住卫辉市西门南街**。系闫丽华丈夫。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安华，男，1976年5月5日生，汉族，住卫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席顺国，河南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玲，河南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付增翊、闫丽华因与被申诉人安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的（2016）豫07民终3396号民事判决，向新乡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新乡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1月28日以新市检民（行）监［2019］41070000079号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书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20）豫07民监1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曹文召、吴冰出庭。申诉人付增翊及其作为闫丽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小衬、被申诉人安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本案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二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认定付增翊、闫丽华未完成举证责任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业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安华主张与付增翊、闫丽华系借贷法律关系，付增翊、闫丽华否认。安华提供的证据仅有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一份，以此证明2013年9月27日安华通过银行帐户汇入被告账户50万元。付增翊抗辩提出，双方存在业务关系，又是朋友，涉案的50万元是案外人苗某向付增翊的还款，苗某使用安华的银行卡还的，还提供了2015年3月25日其委托代理人徐成才会见苗某的会见笔录一份及其他转款记录以证明其抗辩理由。且根据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对苗某的询问笔录，均可以证明案外人苗某认可自己曾向安华借涉案的50万元，并直接通过安华向闫丽华转账支付，以折抵其偿还付增翊50万元欠款的事实。根据以上证据，付增翊、闫丽华已经对安华主张的借款，阐明了理由，提供了反驳证据。根据法律规定，付增翊、闫丽华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安华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二审判决认定付增翊、闫丽华未完成举证责任明显不当。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付增翊对其主张既作出合理解释，又提供了苗某的会见笔录作为证据，结合一审、二审、再审法官对苗某笔录，已经足以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因付增翊、闫丽华所承担的是反证义务，其提交的证据不必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更不必达到排他证明的标准，只需使待证的借贷合意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此时安华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原审认为付增翊、闫丽华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申诉人付增翊、闫丽华称：一、转账记录既不能证明涉案性质也不能证明双方具有借贷合意，不能证明涉案50万元属于借款。二、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虽然申诉人承担一部分的举证责任，但并不能排除被申诉人为自己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3、徐成才律师一审提交的苗某会见笔录已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法官的核实，可以认定苗某的陈述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予以采信，同时徐成才律师不是本案利益关系人，不存在利益冲突。被申诉人安华辩称：一、安华与申诉人系朋友关系，因各自经营范围不同不存在所谓的业务往来，安华自2002年起，一直经营餐饮生意，而付增翊开始是在苗某成立的公司担任高管，后自己设立卫辉市华信热力管道维修处，对新乡医学院一附院供暖，闫丽华在卫辉老体育场商圈经营内衣店，三人从事业务不同，不存在业务往来，且业务往来一事亦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二、苗某的笔录不具有客观公某，不具备证据要件，且一、二审均未予以认可。三、付增翊、苗某及徐成才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付增翊2004年起在苗某任法人代表的卫辉市天龙实业公司担任监事，徐成才为长期法律顾问。徐成才作为申诉人代理人同时又是苗某刑事案件辩护人，一审时苗某还未收监，徐成才是唯一可以见苗某的人，三方关系微妙且存在利益冲突，根据证据规则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该证据来源合法性存疑，不具客观公某，不能被采信。四、苗某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度，苗某于2016年因票据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苗某作为信用瑕疵之人，其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五、苗某的笔录前后矛盾、重叠反复，不具真实性，系单一证据，在无其他事实共同证明的情况下，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六、原二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申诉人的申诉。安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付增翊、闫丽华连带偿还借款50万元及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全部借款利息。一审认定事实：安华与闫丽华、付增翊系朋友关系。2013年9月27日，安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闫丽华账户转账50万元。2014年2月27日，闫丽华通过银行向原告转账1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系朋友关系，平素双方有经济转账往来。安华主张与闫丽华、付增翊系借贷法律关系，闫丽华、付增翊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同时，该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双方存在相互转账的行为，安华在没有提供涉案款项存在借款借据或借款协议等情况下，仅凭一份转账凭单，主张闫丽华、付增翊还款50万元的证据不足，该事实无法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对于安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安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安华承担。安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闫丽华、付增翊共同偿还借款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6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息计算）。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双方存在50万元借贷关系，有银行交易明细为证；2、一审证人苗某证言不具有客观真实性；3、闫丽华、付增翊称案涉50万元系对案外人苗某的还款，闫丽华、付增翊应对其答辩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安华与付增翊、闫丽华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安华以银行转款凭证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认定其与付增翊、闫丽华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付增翊、闫丽华应当对案涉款项系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债务承担举证责任。对于付增翊、闫丽华一审提交的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一份；2、2015年3月25日，付增翊、闫丽华委托代理人会见苗某的会见笔录一份。”本院认为，对证据1：付增翊、闫丽华提交的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双方有互相转款的事实，但不能排他证明双方案涉借款并非民间借贷之债的事实，不能作为证明案涉款项系其他债务或之前借款的唯一证据；对证据2，经本院二审审查，案外人苗某在刑事审理阶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付增翊、闫丽华一审阶段的诉讼代理人为同一人，故苗某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与公某，也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有效证据。综上，因付增翊、闫丽华提交的证据不能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其二人未完成举证责任，故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院二审认定安华与付增翊、闫丽华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付增翊、闫丽华应当依法承担偿还责任。又，因双方借贷无利息约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案涉借款从安华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直至借款清偿为止。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付增翊、闫丽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安华借款500000元及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安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安华以银行转款凭证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与付增翊、闫丽华夫妻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要求付增翊、闫丽华夫妻承担还款责任。付增翊、闫丽华夫妻抗辩主张案涉款项系苗某借付增翊、闫丽华夫妻的款项而通过安华的银行卡归还的，安华与付增翊、闫丽华夫妻之间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付增翊、闫丽华夫妻应当对案涉款项系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债务承担举证责任。付增翊、闫丽华夫妻在一审中称“原告与答辩人是朋友关系，其以前做生意时曾向答辩人借过远远超过50万元的借款，同时还在答辩人处拉过货物和衣服，50万元的转账凭证是以前双方资金走账的凭证”，在二审中又称“我和案外人苗某之间有借贷关系，因为我急着要钱进货，苗某说用朋友的卡给我打过来。安华起诉的时候才知道这50万元用安华的卡转过来”，对案涉款项性质前后陈述矛盾。付增翊、闫丽华夫妻以苗某的证言来证明其主张，二审判决以苗某在刑事审理阶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付增翊、闫丽华一审阶段的诉讼代理人为同一人，认为苗某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与公某，也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有效证据而不予采信，并无不妥。付增翊、闫丽华夫妻对其主张的与苗某之间存在债权关系及苗某指示安华还款的事实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二审认定安华与付增翊、闫丽华夫妻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付增翊、闫丽华夫妻应当依法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综上，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6）豫07民终339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琦审判员  吕亮审判员  杨府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冯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