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23民初418号 原告：张新国，男，1954年7月4日，汉族，住正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婧，河北带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庆水，河北带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正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正定县恒山东路27号。 法定代表人：王昌骅，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龙，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红刚，该局工作人员。 被告：正定县市场管理服务中心，住所地：正定县华安西路。 法定代表人：肖永慧，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霜，河北鼎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志娟，女，汉族，1975年9月10日出生，住正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霜，河北鼎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新国与被告正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正定县市场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场管理中心”）、吴志娟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新国的诉讼代理人石婧、崔庆水、被告住建局的诉讼代理人朱红刚、王玉龙、被告吴志娟、被告市场管理中心及吴志娟的诉讼代理人张晓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新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三名被告连带给付原告863648元；二、本案诉讼费由三名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27日，原告与被告一、二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由被告一正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收办公室（甲方）征收原告位于正定镇××街房屋及××套，建筑面积为305.03㎡，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25.7㎡，二被告以货币补偿方式给付原告2258041元，被告二正定县市场管理服务中心为征收实施单位。被告三吴志娟代表被告正定县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在合同上签字。《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另约定：如果西临（邻）、后邻比此房屋高时，就高不就低。现据原告核实，按照规定的补偿标准，与西邻少补偿863648元。原告为此事多次找三名被告协商，但被告均互相踢皮球。无奈，原告诉至法院，请依法判令三名被告连带给付原告与西临、后邻的差额，最少863648元。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的数额变更为1870030.26元。 被告住建局辩称:一、《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二、“就高不就低”内容未经答辩人认可同意，原告要求增加补偿费用，既无事实证明也无法律依据。根据答辩人提供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中并没有“就高不就低”的内容。而原告提供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中的“就高不就低”的内容，没有经过答辩人认可同意，而是私下填写的，答辩人对此既不知情也不认可，对答辩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由于房屋征收行为涉及国家利益，应严格按照制定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安置补偿，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擅自调整补偿标准，未经法定程序，私下填写的内容无效。所以，原告据此要求增加补偿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补偿费用已全部到位，无权按照2019年征收补偿方案要求增加补偿费用。本案中，原告于2014年11月27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是依据2014年的征收补偿方案；而本案原告所称的西邻、后邻是在2019年签订的房屋补偿协议，是依据2019年的征收补偿方案，两者属于不同时期不同补偿方案下的补偿事项。造成两者补偿标准不同的原因，是由于房屋市场价格浮动调整，而不是征收部门擅自提高补偿标准。2019年补偿方案中只是明确了征收范围，并不包括已经拆迁的拆迁人，不包括原告。原告依据2019年的补偿标准要求对其2014年已征收的房屋增加补偿费用，不符合公平原则，没有法律依据。四、答辩人为征收部门，市场管理中心及其工作人员无权做出补偿的承诺，该书写内容无效。 被告市场管理中心辩称：一、2014年11月27日，正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正定县征收办”）作为征收部门，答辩人作为征收实施单位和被答辩人张新国签订了关于征收被答辩人位于正定镇××街私有房屋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了涉案房屋货币补偿款为2258041元，正定县征收办依约向被答辩人张新国支付了全部补偿款，该补偿协议因双方已全部履行完毕而终止。只有被答辩人留存的补偿协议最下方有吴志娟签名书写的“如果西邻、后邻比此房屋高时，就高不就低”的字样，这是附条件的补偿约定，意思是在同等时期，补偿标准相同的情况下被答辩人被征收房屋的西邻、后邻房屋被征收，若出现比被答辩人房屋补偿高时，就高补偿费的标准补偿被答辩人，但在同时期被答辩人被征收房屋的西邻和后邻房屋均没有被征收，就高补偿的条件没有成就。该份《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所依据的《正定县成德街道路与恒山北市场升级改造项目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征收补偿方案》）实施的有效期是2014年7月30日起至2015年4月24日止。时隔近五年，正定县人民政府依据2019年8月5日正式实施的《正定县成德街道路与恒山北市场升级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对成德街拓宽道路涉及的29户房屋进行了征收，包括被答辩人被征收房屋的西邻。因征收不在同一个时期，补偿方案也不同，被答辩人没有任何依据再要求按照新的征收补偿方案要求补偿。二、答辩人是房屋征收的实施单位，并不是征收单位，正定县征收办、答辩人和被答辩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中并没有约定由答辩人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原告要求被答辩人连带支付拆迁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 被告吴志娟辩称：一、2014年11月27日，正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正定县征收办”）作为征收部门，答辩人作为征收实施单位和被答辩人张新国签订了关于征收被答辩人位于正定镇××街私有房屋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了涉案房屋货币补偿款为2258041元，正定县征收办依约向被答辩人张新国支付了全部补偿款，该补偿协议因双方已全部履行完毕而终止。三方签订协议后，被答辩人担心其邻居房屋被征收补偿标准高于自己，就要求若西邻、后邻房屋征收标准高于自己，就高补偿。答辩人吴志娟在正定县市场管理服务中心指示下在被答辩人留存的该份协议书最后部分书写了“如果西邻、后邻比此房屋高时，就高不就低”的字样，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同等时期，补偿标准相同的情况下被答辩人被征收房屋的西邻、后邻房屋被征收，若出现比被答辩人房屋补偿高时，就高补偿费的标准补偿被答辩人，但在同时期被答辩人被征收房屋的西邻和后邻房屋均没有被征收，就高补偿的条件没有成就。该份《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所依据的《征收补偿方案》实施的有效期自2014年7月30日起到2015年4月24日止。时隔近五年，正定县人民政府依据2019年8月5日正式实施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对成德街拓通道路涉及的29户房屋进行了征收，包括被答辩人被征收房屋的西邻。因征收不在同一个时期，补偿方案也不同，被答辩人没有任何依据再要求按照新的征收补偿方案要求补偿。二、答辩人是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的工作人员，其在被答辩人留存的这份2014年11月27日正定县征收办、正定县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和被答辩人张新国签订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的最下方空白处书写“如果西邻、后邻比此房屋高时，就高不就低”的字样，是经过正定县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的同意后书写的，其行为是职务行为。正定县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并不是征收单位，《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中并没有约定由正定县市场管理服务中心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答辩人是正定县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的职工，被答辩人诉求答辩人连带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对于吴志娟书写“如果西邻、后邻比此房屋高时，就高不就低”文字的过程，原告称：是吴志娟先写的该文字内容，而后张新国才签的字，之后再由吴志娟拿回去单位盖的章。 吴志娟则称：涉案合同一式四份，三方签字盖章后，向原告送达时，原告要求增加补充条款。我做不了主，就向当时的市场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褚相国电话请示，答复说不让同时期先拆迁的吃亏。所以我才写的补充条款。其他三份我没有写，包括住建局和市场管理中心存档的都没有写。写这条补充条款时没有向住建局请示，事后也没有向住建局报告。 被告住建局称是在原告起诉后才知道吴志娟在给张新国的协议上写了这些文字，留存的协议上没有这些文字内容。 针对三被告的上述意见，原告称：关于被告陈述说补充条款的真实意思应该是同一时期、同等条件下的意见，我方认为对方的该种陈述不属于反驳，属于对方的本证，被告应举证证明，如无法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与原告谈判拆迁过程中，有且只有吴志娟一个人，吴志娟代表住建局和市场管理中心履行职务行为签订的合同，她的意思表示也是住建局和市场管理中心的意思表示，住建局称不知道补充条款的内容，不能免除履行合同的义务。至于住建局和市场管理中心具体如何约定与原告无关。拆迁补偿协议没有明确履行期间，应按照协议来履行。被告留存的协议没有补充条款，说明被告方对原告方存在欺诈，不能免除被告方补偿责任。2019年补偿方案中有征收范围，原告也属于征收范围中的一户。 原告为支持其诉求，提交了下列证据： 1.正定县房权证正定镇字第××号，登记号0130009146。用以证明正定县正定镇××街房屋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对应土地证号为正定国用（2002）字第0550号，原告西邻为李学峰。 2.正定国用2002字第055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张新国）。用以证明原告拆迁的土地位置及面积。 3.成德街道路与恒山北市场升级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张新国）补偿测算单。用以证明原告因房屋征收拆迁获得补偿的项目及金额。 4.《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用以证明原告因房屋征收拆迁获得补偿的项目及金额，原告认可补偿总金额为280万元整。根据吴志娟所书内容，如果原告的西邻和后邻的补偿款比原告高时，被告对原告的补偿款就高不就低。 5.《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用以证明原告的西邻李学峰、后邻均是按照该补偿安置方案中的标准补偿的。原告房屋属于该方案中第一期29户中的一户，原告的补偿标准应参照该标准补偿。原告实际获得的补偿款按照该方案标准，比西邻、后邻少，其差额为1870030.26元。 6.房屋估价分户结果报告（李学峰），编号冀嘉泽（2019）征（成德）字第004号。用以证明原告的西邻李学峰的拆迁房屋位置、评估项目及金额。 7.房屋征收产权调换测算表（被征收人李学峰）、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用以证明原告的西邻李学峰因房屋拆迁获得补偿的项目及金额，补偿总额为4043517元。其补偿款比原告高，被告应给付原告该差额。 对上述证据，被告住建局质证称：对证据1和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手写内容不知情也不认可，且手写内容没有经过盖章确认。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该方案是在2019年制定的，但原告的房屋在2014年就已经签订补偿协议，补偿费用已经全部支付，房屋已经拆除，原告无权再要求增加费用。证据6和证据7无原件不予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协议签订时间是2019年8月13日，依据2019年拆迁安置方案，合法有效，原告的房屋在2014年已补偿到位，二者属于不同时期的不同补偿行为，原告无权要求参照该协议提高补偿标准。住建局是法定征收部门，市场管理中心负责具体征收工作，市场管理中心的行为需要征得住建局的同意。 被告市场管理中心和吴志娟质证称：同意被告住建局的质证意见，做如下补充：对证据4的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当时征收办和市场管理中心留存的协议书并没有吴志娟书写的内容，此内容是在协议三方均签字盖章之后，向原告送达时填写上的，其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同时期补偿方案相同的情况下，若原告的西邻后邻比其房屋补偿标准高时就高不就低，且该协议内容未经征收办同意，市场管理中心不是征收主体，协议未约定由市场管理中心支付拆迁补偿款，吴志娟是市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原告无权要求市场管理中心和吴志娟支付。吴志娟是市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她只接受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的指示和领导。 被告住建局为支持其意见，提交了下列证据： 1.《征收补偿方案》（2014）。用以证明该项目为政府公益项目，经法定程序批准进行征收补偿，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符合当时的房屋市场价款，补偿程序合法、补偿标准合法合理。 2.住建局留存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第23号）。用以证明当事人达成补偿协议，约定了补偿费用，该协议中并不体现原告主张的“就高不就低”内容。 3.收款凭证和支付申请表。用以证明补偿协议内容已履行完毕，补偿费用已支付到位。 对上述证据，原告质证称：没有意见。但对证据2中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在我方的三方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就高不就低的内容，且市场管理中心和吴志娟也确认了吴志娟作为职务行为签署的补充协议的内容。证据2中，被告提供的补偿协议与原告的协议不一致，存在欺诈。被告留存的协议没有补充条款与原告无关。 被告市场管理中心和吴志娟对被告住建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市场管理中心和吴志娟为支持其意见，提交了下列证据： 1.正政【2012】17号文、2014年7月30日实施的《征收补偿方案》、市场管理中心留存的2014年11月27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2014】第23号）。用以证明原告房屋被拆迁的货币补偿是按照2014年7月30日实施的《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补偿的，且协议已履行完毕。 2.2019年8月5日实施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用以证明2019年拆迁成德街拓通道路涉及的29户房屋拆迁补偿的依据。2019年只针对尚未拆迁的住户，不包括原告。 对上述证据，原告质证称：同对被告住建局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2中，29户中包括原告。 被告住建局质证称：29户不包括原告。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27日，征收部门住建局征收办公室（甲方）、被征收人张新国（乙方）、征收实施单位市场管理中心（丁方）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项目房征协【2014】第23号），约定对张新国位于正定镇××街，房屋产权证号为01××77的房屋予以征收，张新国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甲方付乙方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补偿费1752991元、公摊补助费315926元、附属物补偿费40695元、搬迁补偿费4880元、临时安置补偿费69547元、电器迁移费700元、其他补偿费5000元、搬迁奖金68302元，以上合计货币补偿款总额为2258041元。协议签订后，2014年12月1日，张新国支取了补偿款2258041元，三方均依约履行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此次征收补偿标准依据的是正定县人民政府2014年制定的《征收补偿方案》。 原告张新国所持有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项目房征协【2014】第23号）上，在各方签字盖章的下方空白处，有吴志娟手书的“如果西临（邻）、后邻比此房屋高时，就高不就低”的字样。但住建局及市场管理中心所留存的协议上，均无该文字内容。 2019年8月13日，征收部门正定县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甲方）、被征收人马胜雨、马东喜（李学峰）（乙方）、征收实施单位正定镇人民政府（丁方）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正征调第017号），对马胜雨、马东喜的房屋进行征收；此即张新国所诉称的其原有房屋的西邻李学峰的房屋。马胜雨、马东喜得到的征收补偿总价款为4127081元。此次征收补偿安置依据的是正定县人民政府2019年制定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上述事实，有《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项目房征协【2014】第23号）、《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正征调第017号）、2014年的《征收补偿方案》、2019年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收款凭证及支付申请表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吴志娟在原告张新国持有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项目房征协【2014】第23号）上所书写的内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原告张新国是否可以据此要求三被告赔偿征收款差额。 关于被告吴志娟手书文字内容的法律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吴志娟手书的文字内容位于协议各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的下方空白处，从形式上看，位于协议各条款之外，除有吴志娟本人签名外，无其他各方当事人的签字或盖章确认；且被告住建局及市场管理中心留存的协议文本上均无该手书文字内容，在征收部门住建局明确表示不知情不认可的情况下，原告无证据证实该文字内容得到了住建局征收办公室的同意或追认。即便如吴志娟所说，其书写该文字内容时征得了所在单位领导的同意，但其所在单位市场管理中心仅仅是征收实施单位，并非征收部门，市场管理中心未经征收部门授权或同意，无权对已签署的协议条款进行增删。故该手书文字内容对征收部门住建局不具有法律效力。此其一。 其二，该手书文字内容不能成为原告向被告市场管理中心及吴志娟索赔的依据。房屋征收补偿款的高低，应在同一条件下比较，离开了相同的条件，便失去了可比较性。虽然吴志娟手书的文字内容没有明确写明条件及时间，但亦应以同等条件作为考量比较的前提。因此，被告所辩称的该文字内容系指同一时期、同等条件下的补偿价款，应予采信。原告房屋被征收发生于2014年，补偿标准依据的是2014年的《征收补偿方案》。同一时期，其邻居房屋的征收补偿皆依据此标准，无证据证实有高低之别。因此，吴志娟手书文字内容的兑现条件并未成就，原告不能据此要求补偿。 原告张新国所诉称的其西邻的房屋被征收发生于2019年，依据的是2019年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两者前后相差了五年，时间不同，依据的标准亦不同，不能简单地比较，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以实际购买力计算，后者得到的补偿款并不必然高于前者；且这样的比较亦非吴志娟的本意。 其三，原告亦不能依据2019年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要求补偿。随着原告与征收部门及征收实施单位签订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项目房征协【2014】第23号）于2014年履行完毕，其所有的房屋便于当年完成了征收，在此情况下，其无权要求按照2019年的方案重新进行评估补偿。 其四、关于原告张新国所诉称的其属于2019年征收范围中的29户人家之中的意见，经查，无论是2014年的《征收补偿方案》，还是2019年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均载明：“征收范围：107国道以东，市场北路以南，成德街以西，恒山路以北（不含石家庄瑞成房地产开发公司建成区域），以规划局出具的征收红线为准。成德街拓通道路涉及29户为一期，恒山北市场升级改造为二期。”根据客观事实，经过2014年征收拆迁后，该区域实有住户已不足29户，依照常理，2014年征收拆迁后的房屋不可能再次进行征收拆迁，因此，后一方案中的29户当是对之前表述的沿用，只是一个区域概念，应非指具体人家。 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的数额变更为1870030.26元，但未在本院指定的时间内补缴相关诉讼费，故该增加部分不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新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437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7日内预交，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诉讼费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梁志勇 人民陪审员  孙晓阳 人民陪审员  张建乾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于二俊 第2页共15页 第1页共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