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鄂01民终128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经开区南四路931号。 法定代表人：邵泽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绪高，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光谷三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何昌杨，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洋波，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彤，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峡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B座3层。 法定代表人：钱锁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霞，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1418-41号6号楼（上城科技工业基地）。 法定代表人：黄文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明，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秦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天然气公司）、三峡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招标公司）、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威星公司）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192民初2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成都秦川公司代理人刘绪高，被上诉人湖北天然气公司代理人廖洋波、闵彤，三峡招标公司代理人冯霞、杨林，浙江威星公司代理人黄国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秦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192民初217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其一，本案所涉招标文件投标价格评判模糊不清，评审标准不一，采用不同标准评审。其二，对于第一项问题，招标方未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其三，本案所涉评标委员会未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制的中标人关键要件客观公正进行评标。其四，招标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未中标的投标方。被上诉人湖北天然气公司和三峡招标公司没有执行上述规定，而是内部操作直接与被上诉人浙江威星公司签约，严重违背了招标投标法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2.一审判决采信证据有误。一审对上诉人提供的大量证据漠视不予采信，而对被上诉人提出的证据全盘采信照单全收，不做甄别审查确定其效力。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予以判决不妥，一审法院似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二、三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予以判决。 湖北天然气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应该驳回。 三峡招标公司辩称：1.成都秦川公司把我方作为共同被告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公司是代理人，其民事责任应该由被代理人承担。2.成都秦川公司一审起诉的事由中没有一项是串通投标行为，我公司也不存在串通投标行为；3.招投标行为是行政机关监督管理范围，成都秦川公司应该通过行政投诉和行政诉讼等渠道维权。一审案件的事实部分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浙江威星公司辩称：一审民事判决中已经查明我方符合投标条件，有制造燃气表具的许可。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成都秦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被上诉人招标投标评标行为违法，属不正当竞争，原中标签约无效，应确认成都秦川公司为中标签约人；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因违法招标投标行为导致成都秦川公司的经济损失40000元；3.判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涉案“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城市燃气公司2018-2020年度燃气表采购项目”（以下简称“燃气表招标项目”）由湖北天然气公司批准实施，项目业主及招标人为湖北天然气公司，委托三峡招标公司作为招标代理机构组织招标活动，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择供应商。2018年5月19日发布项目招标公告（招标编号：TGT-HBNY-SB201804D），公告载明：“项目概况：湖北天然气公司为本项目招标人，需方为所属城市燃气公司，包括：石首市天然气有限公司、神农架天然气有限公司、保康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及通城天然气有限公司四家城市燃气公司2018年6月-2020年12月31日期间燃气表的采购。招标范围：四家城市燃气公司燃气表需求型号为G2.5、G4、G6、G10、G16、G25等。投标人资格条件：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为一般纳税人，企业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及以上；业绩要求：2015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具有连续3年每年不少于10000台IC卡表的供货业绩，且具有累计3000台以上物联网NB燃气表（含试用挂表）的供货业绩。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om）、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m.cn/）、三峡国际招标有限责任××s.com）上发布。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6月11日10时00分，开标时间为2018年6月11日10时00分，投标人提出问题的截止时间为投标截止日期18天前，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为投标截止日期前18天。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如发现缺页或附件不全，应及时向招标人提出，以便补齐；如有疑问，应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前在电子采购平台上以电子文件形式，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予以澄清。”公告载明评标方法为“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公告规定了详细的“技术标准和要求”，其中载明“规格要求：NB-IoT（窄带物联网）智能燃气表（无线远传燃气表或物联网智能燃气表或远控智能燃气表或无线远传膜式燃气表或无线膜式燃气表等同等功能的智能燃气表）：G2.5、G4、G6、G10、G16、G25；所提供产品须具有省或直辖市及以上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和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投标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表具电源：内置锂电池或外接碱性电池。” 2018年6月5日，湖北天然气公司在中国三峡电子采购平台上发布了一份涉案招标文件的澄清补遗文件，澄清内容为：“1、招标文件71页‘五、功能要求’表格中‘充值、阶梯气价管理’中的‘支持远程调价’，是否是通过用户IC卡购气的操作来实现的？答：是的。2、招标文件第70页中阀门耐用性是≥20000次，还是开、关各5000次？答：耐用性是≥20000次。” 2018年6月20日，涉案燃气表招标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三峡电子采购平台同时进行了发布，公示的三名中标候选人按投标价由低到高依次排序，其中，中标候选人第1名是浙江威星公司（投标报价960.8132万元），中标候选人第2名是成都秦川公司（投标报价977.5619万元）。 2018年6月22日，成都秦川公司向湖北天然气公司、三峡招标公司提出《建议函》称：“在本次招投标过程中，我公司被选为三个中标候选人之一。在三个中标候选人中，我公司是最合适的中标人，敬请贵公司选择我公司为中标人。” 2018年6月25日、7月7日，成都秦川公司先后两次向招标人提出异议，认为不应该将浙江威星公司作为第一中标候选人。2018年6月25日《异议书》内容为：“经查询，浙江威星公司提供的投标产品规格为G2.5、G4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发证日期为2016年9月26日，投标产品规格为G6、G10、G16、G25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发证日期为2016年3月3日。招标产品为NB-IoT（窄带物联网）智能燃气表，而NB-IoT的执行标准3GPPR13在2016年6月22日才制定完成，2017年正式进入商用，也就是说NB-IoT模组面市时间最早为2016年6月22日之后。所以，浙江威星公司提供的G6、G10、G16、G25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不是NB-IoT（窄带物联网）智能燃气表，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第七章技术标准和要求第一节物联网表技术标准和要求中加注星号(★)项‘所提供产品须具有省或直辖市及以上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和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的要求，按照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第3.1.4条款‘技术评议时，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1）投标文件不满足招标文件技术规格中加注(★)的主要参数要求或加注星号(★)且需提供技术资料支持的主要参数五技术资料的’的要求，应否决其投标，不能成为中标人选。因此，我公司提出异议。”2018年7月9日，湖北天然气公司针对该异议向成都秦川公司回函称：“1.经查询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ov.cn），浙江威星公司所提交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截止对2017年4月21日前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均为真实证书。2.关于贵公司针对浙江威星公司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的疑问。经调查，浙江威星公司已取得了以上4种燃气表规格型号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2018年7月7日，成都秦川公司再次提交《异议书》称：“异议一：对评审的投标价格有异议。本次评标采用的是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按照招标文件第七章技术标准和要求第一节物联网表技术标准和要求‘表具电源：内置锂电池或外接碱性电池’。按招标文件要求，应优先选择内置锂电池方案，在没有能力实施锂电池方案时，才选用外接碱性电池替代。我公司提供的投标技术方案及样品为内置锂电池，而浙江威星公司提供的投标技术方案为替代方案，其方案为外接碱性电池，其提供的样品也为外接碱性电池。由于锂电池的材料成本比碱性电池至少高出12元/只，按照本次招标物联网表G2.5的采购量17700只计算，总金额相差212400元，应综合评价在浙江威星公司的报价基础上增加这212400元，故我公司应为本次招标经评审的最低价。因此，我公司应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异议二：物联网表为我公司专利产品，采购其它公司该类产品涉嫌侵犯我公司知识产权。为保护知识产权，应将我公司列为第一中标候选人。”2018年7月19日，湖北天然气公司针对该异议向成都秦川公司回函称：“1.本次评标采用的是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即根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价格调整方法，对所有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以及投标文件的商务部分作必要的价格调整，将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的投标人推荐为中标候选人。目前入围评选单位投标文件符合投标文件技术标准和要求表具电源为‘内置锂电池或外接碱性电池’的要求，且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的投标人即推荐为中标候选人。2.关于贵公司已取得了物联网智能燃气表及其控制系统的国家发明专利和美国专利事项。经反馈，浙江威星公司所提供的产品从内部控制模块到外部产品外观及其控制系统均为自主研发和设计，具备本次燃气表采购项目生产和销售要求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纠纷及责任。” 2018年9月7日，涉案燃气表招标项目的中标结果公示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三峡电子采购平台同时进行了发布，确定中标人为浙江威星公司，中标价格960.813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涉案燃气表采购项目招投标引发的纠纷，成都秦川公司认为其最终未能中标是不公平的，而未能中标的结果是几被告的违法违规行为导致的。针对成都秦川公司就本案招投标过程提出的五点异议，一审法院评判如下： 关于异议一。成都秦川公司称“招标文件投标价格评判模糊不清，评审标准不一，采用不同标准评审”的问题。一审认为，因招标文件要求的表具电源为“内置锂电池或外接碱性电池”，所以不论是哪种电池，均符合招标文件的规定。本案项目评标采用的是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即评标委员会按招标文件规定进行评审，能够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的投标人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关于异议二。成都秦川公司称：“鉴于前述问题，招标方未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一审认为，对于前述问题即价格问题，招标文件并不存在“投标价格评判模糊不清”的问题。其次，招标文件明确规定“投标人提出问题的截止时间、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均为“投标截止日期前18天”，而投标截止时间为2018年6月11日10时00分，因此，成都秦川公司如果对投标价格评判标准有异议或者有疑问，应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但成都秦川公司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提出申请要求对招标文件予以澄清。再次，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成都秦川公司就价格评价标准提出了异议，湖北天然气公司已对其进行了书面回复，异议处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异议三。成都秦川公司称“评标委员会未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一条、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制中标人关键要件客观公正进行评标。”一审认为，该争议焦点在于招标人是否对规制中标人的关键要件进行了审核。成都秦川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涉案招标文件规制中标人的关键要件是“所提供产品须具有省或直辖市及以上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和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成都秦川公司曾经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对浙江威星公司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提出过异议，湖北天然气公司对该异议事项进行了调查，并向成都秦川公司书面回复，确认浙江威星公司已取得了相关燃气表规格型号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并确认了证书的真实性；在公示期间，成都秦川公司先后两次提交《异议书》，湖北天然气公司对异议问题均进行了调查核实，并逐一进行了答复。可见，招标人对投标人能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进行了认真审查，成都秦川公司关于“评标委员会未对规制中标人关键要件客观公正进行评标”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一审不予支持。 关于异议四。成都秦川公司称：“招标人应以书面形式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未中标的投标人，但湖北天然气公司和三峡招标公司没有执行上述规定，而是内部操作，直接与浙江威星公司签约，严重违背了招标投标法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基本原则。”一审认为，涉案项目招标过程中，不论是中标候选人名单，还是中标结果，均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和中国三峡电子采购平台上进行了公示，符合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的规定。成都秦川公司的该指控缺乏事实依据，一审不予支持。 关于异议五。成都秦川公司称“招标方确认的中标签约人浙江威星公司疑似侵犯成都秦川公司的专利。”一审认为，如果成都秦川公司认为浙江威星公司的产品侵犯其专利权，应当请求专利行政部门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否构成侵权应当经过依法认定，而成都秦川公司并未提供任何可以认定侵权成立的证据。即使成都秦川公司提供了自己的专利证书，也仅能证明自己享有某项专利权，不能证明浙江威星公司的产品落入其专利保护范围。成都秦川公司称浙江威星公司“疑似”侵犯专利权，这种猜测性的指控本身就没有事实依据，显然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认定成都秦川公司指控被上诉人在招标投标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主张，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成都秦川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由成都秦川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成都秦川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采信证据有误缺乏依据，对其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争议性质以及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2.被上诉人是否实施了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行为。 一、关于本案争议性质以及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问题 关于本案争议的性质。本案中，从成都秦川公司一审起诉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分析，其与三被上诉人之间系因参加湖北天然气公司2018-2020年度燃气表采购项目招标引发的争议。对于有关因招投标产生的争议，1993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五条曾对招投标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规定，其中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投标者和招标者不得相互勾结，以排挤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1999年，招标投标法正式制定，对有关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的程序以及法律责任作了全面规定。至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时，将原第十五条有关招投标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予以删除。从上述立法及修订过程看，在招标投标法已就招投标行为规范及相关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且反不正当竞争法已不再就招投标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专门规定的情况下，有关招标投标领域的争议主要应适用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不能任意拓展至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调整。因此，一审将本案诉讼案由界定为不正当竞争纠纷不妥，本案应属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 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民事诉讼问题。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招标代理机构违反规定，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如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均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成都秦川公司作为湖北天然气公司“燃气表招标项目”的投标人之一，系该项目的利害关系方，在其认为三被上诉人有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损害自身利益时，其当然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而不必然只能选择通过行政投诉等渠道维权。因此，本案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 二、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实施了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问题 本案中，成都秦川公司主张三被上诉人串通投标，但依其所举证据分析判断，并不能确定存在该项事实。成都秦川公司提出涉案项目“招标文件投标价格评判模糊不清，评审标准不一，采用不同标准评审”，“招标方对前述问题未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等主张，系其对涉案项目招标文件和招标程序所提单方质疑。事实上，本案项目招标文件明确评标采用的是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不存在评审标准不一的问题。且招标文件对“投标人提出问题的截止时间、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均设置了期限要求，成都秦川公司在相关期限内并未申请要求对招标文件予以澄清。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湖北天然气公司也已对成都秦川公司所提价格评价标准的异议进行了回复。仅凭成都秦川公司事后对招标文件的单方质疑，并不能确定三被上诉人实施了串通投标的行为。此外，成都秦川公司有关浙江威星公司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之主张亦缺乏证据佐证。成都秦川公司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对浙江威星公司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提出过异议，湖北天然气公司对该异议事项进行了调查，向成都秦川公司书面回复，确认浙江威星公司已取得了相关燃气表规格型号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并确认了证书的真实性。因此，成都秦川公司有关三被上诉人实施了串通投标、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等违法行为缺乏事实依据，一审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成都秦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千喜 审判员  余 杰 审判员  熊艳红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法官助理钟亚伟 书记员童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