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17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诸城市三春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诸城市兴华西路203号。 法定代表人：孟贤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江，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桂兰，女，1939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诸城市。系张某2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女，1978年11月10日生，傈僳族，住诸城市。系张某2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2003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诸城市。系张某2之子。 法定代理人：余某，女，1978年11月10日生，傈僳族，住诸城市。系张某1之母。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波，诸城锦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淑波，男，1974年5月7日生，汉族，住诸城市。 原审被告：诸城源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诸城市辛兴镇尧村。 法定代表人：赵玉盛，该公司财务总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清滨，男，1966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诸城市。该公司法务部主任。 上诉人诸城市三春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春装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桂兰、余某、张某1、刘淑波，原审被告诸城源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发生物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2民初4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春装卸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于桂兰、余某、张某1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于桂兰、余某、张某1、刘淑波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张某2生前与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认定事实错误，张某2与刘淑波存在雇佣关系。2.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不包括雇员因自身疾病造成损害，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不予准许，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 于桂兰、余某、张某1、刘淑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源发生物公司述称，本案与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于桂兰、余某、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淑波、三春装卸公司、源发生物公司连带赔偿其死亡赔偿金等损失44万元；本案诉讼费由刘淑波、三春装卸公司、源发生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1日，三春装卸公司与源发生物公司签订货物装卸搬运业务承揽合同，约定三春装卸公司承揽源发生物公司的货物装卸及搬运业务，每次完成装卸及搬运任务经验收合格后，源发生物公司支付承揽业务报酬，也可每月结算一次，结算方式包括承兑汇票、支票、现金等；三春装卸公司应以自有的人员、工具、机械和技术完成所承揽的装卸及搬运业务，不得将合同业务转包或者分解转包给第三方；装卸搬运人员由三春装卸公司自行聘用、雇佣、管理并支付劳动报酬等；合同履行过程中，源发生物公司有权对履约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指导、检查；三春装卸公司应采取技术和安全措施防范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发生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2016年12月26日凌晨2时许，于桂兰、余某、张某1亲属张某2在源发生物公司装卸玉米过程中，因身体不适突然晕倒，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确定死因为猝死。张某2亲属张际春于当天17时03分报警后，诸城市公安局辛兴派出所对刘淑波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刘淑波称其和张某2都跟着王盛（又名王玉海，即三春装卸公司法定代表人孟贤兰之夫）干装卸活，张某2出事后，其与工友将张某2送医。 张某2死亡后，于桂兰、余某、张某1以张某2在工作时突发疾病死亡为由向诸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张某2死亡时与三春装卸公司、源发生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诸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了于桂兰、余某、张某1的仲裁请求。于桂兰、余某、张某1对仲裁裁决不服，向诸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鲁0782民初4091号，诸城市人民法院亦驳回了于桂兰、余某、张某1的诉讼请求。于桂兰、余某、张某1对该判决不服，向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9）鲁07民终1164号，潍坊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于桂兰、余某、张某1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将刘淑波、三春装卸公司、源发生物公司起诉至法院。于桂兰、余某、张某1主张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其亲属张某2生前受雇于刘淑波，三春装卸公司明知刘淑波没有承接劳务资质也不具备保障工作人员安全生产的条件，还向其发包，源发生物公司疏于对三春装卸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同意三春装卸公司的分包行为，故刘淑波、三春装卸公司、源发生物公司应当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于桂兰、余某、张某1分别是死者张某2之母、妻、之子，于桂兰、余某、张某1主张因本次事故造成如下损失：死亡赔偿金325940元、丧葬费3756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9445元【于桂兰系张某2之母，生于1939年10月16日，农村户口，事发时年满77周岁，有5个子女，被扶养人生活费主张11270元（11270元／月×5年÷5人）；张某1系张某2之子，生于2003年12月30日，农村户口，事发时不满13周岁，有2个扶养人，被扶养人生活费主张28175元（11270元／月×5年÷2人）】、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1510元、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2000元，共计437967.5元。刘淑波及源发生物公司对于桂兰、余某、张某1的损失无异议，三春装卸公司要求依法认定。 另查明，山东省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549元/年，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297元/年，2018年度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11270元/年。 一审法院认为，三春装卸公司与源发生物公司签订承揽合同，约定三春装卸公司承揽源发生物公司的装卸及搬运业务，源发生物公司根据业务量与三春装卸公司办理结算，二者成立承揽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焦点是，张某2的雇主系三春装卸公司还是刘淑波。于桂兰、余某、张某1起诉时主张其亲属张某2与刘淑波系劳务雇佣关系，依据是（2018）鲁0782民初4091号及（2019）鲁07民终1164号生效法律文书，后在审理过程中，于桂兰、余某、张某1又提出其亲属张某2系由三春装卸公司雇佣的主张。张某2作为装卸工，在工作地点即源发生物公司经营场所内提供劳务过程中猝死。根据三春装卸公司与源发生物公司签订的承揽合同约定，该装卸业务已由三春装卸公司承揽。三春装卸公司在审理过程中，主张其承揽装卸业务后又包给了刘淑波一部分，张某2系受刘淑波雇佣，依据是（2018）鲁0782民初4091号及（2019）鲁07民终1164号生效法律文书，以及有关的音像资料证据。诸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2民初4091号判决书中确有认定张某2受刘淑波雇佣的内容，但该案审理中，刘淑波并不是案件当事人，没有参与案件的审理，对相关的证据不知情亦未质证。且该案潍坊中院作出的（2019）鲁07民终1164号二审判决书虽然维持了（2018）鲁0782民初4091号案件的判决结果，但该二审判决中并没有对张某2死亡前的雇主予以确定，二审判决书是终审判决书，与案件有关的争议事实及案涉法律关系均应以二审判决书的认定予以确认。因此，以上判决书文书不能确认刘淑波即为张某2的雇主。三春装卸公司提供的音像证据，刘淑波对于以上证据提出了录制程序不合法，录制者存在诱导倾向，以及录制内容不能完全反映刘淑波系张某2雇主等异议。经法院审查全部的音像证据，在内容上并没有直接反映刘淑波系张某2雇主的内容，特别是有刘淑波本人在内音像证据中，录制者并没有与刘淑波针对张某2的雇主问题进行交流，刘淑波在交谈过程中没有认可其为张某2的雇主。因此，以上音像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刘淑波为张某2的雇主。另外，三春装卸公司在审理中认可已为包括刘淑波及死者张某2在内的工作人员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险，法院要求其限期提供保险缴纳流程情况，三春装卸公司逾期未提供。综合双方举证质证情况，法院认定张某2生前与三春装卸公司系劳务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张某2在为三春装卸公司提供劳务的过程中猝死，于桂兰、余某、张某1作为张某2的亲属有权向三春装卸公司要求赔偿。三春装卸公司虽辩称于桂兰、余某、张某1在仲裁时主张张某2因突发疾病猝死，但这里的疾病应当做广义理解，因劳累过度导致休克、昏迷也应属于广义疾病范畴。且张某2生前2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从事装卸工作，应当具备与所从事工作相当的体力，三春装卸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张某2生前患有疾病。故对三春装卸公司的辩解，法院不予支持。张某2的猝死与工作时间过长及工作强度大等有直接联系。且根据张某2死亡过程的调查，其系在身体感觉不适休息较长一段时间后，才被其他工作人员发现昏迷而送往医院抢救的。因此，张某2生前的工作环境很差，劳动保护措施不到位，管理不善，以上均系管理者的责任，而这责任措施等安全生产条件的缺失，对于张某2在身体出现不适反应后未能及时送至医疗机构进行救治有直接影响，对造成张某2的猝死有直接的关联。三春装卸公司作为张某2生前工作时的管理者，依法应当承担责任。 关于于桂兰、余某、张某1的损失，法院认定如下：死亡赔偿金325940元，丧葬费37562.5元，于桂兰被扶养人生活费11270元，张某1被扶养人生活费28175元，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法院酌情认定交通费600元，误工费800元。精神抚慰金，结合本案赔偿义务主体的过错程度，法院认定精神抚慰金为30000元。以上共计434347.5元。 综上，于桂兰、余某、张某1要求三春装卸公司赔偿其因张某2死亡而造成的损失的诉讼主张，合法有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于桂兰、余某、张某1要求刘淑波赔偿其损失，因刘淑波与张某2间不构成雇佣关系，故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于桂兰、余某、张某1以源发生物公司监督管理不到位等要求其承担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源发生物公司与三春装卸公司订立合同不违背法律规定，其在张某2死亡过程中没有过错，因此，于桂兰、余某、张某1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诸城市三春装卸服务有限公司赔偿于桂兰、余某、张某1损失434347.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于桂兰、余某、张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00元，减半收取3950元，由于桂兰、余某、张某1负担50元，由诸城市三春装卸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900元。 二审中，三春装卸公司申请臧运棋、张月志、郭英亮出庭作证，臧运棋、张月志证实，其与张某2曾跟着刘淑波干活，由刘淑波给其发工资。郭英亮证实，刘淑波不干装卸后，其将装卸工作接了过来，由三春装卸公司给其发报酬，其再给跟其干装卸的工人发工资。于桂兰、余某、张某1经质证认为上述三名证人陈述虚假，其证言无法律效力，证人与张某2、刘淑波一同在三春装卸公司工作，三人系同事关系。刘淑波经质证认为，三春装卸公司给其发工资后，其再给工人发工资，三春装卸公司每月多给其600元管理费。源发生物公司认为该案与其无关，其不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三春装卸公司应否对于桂兰、余某、张某1因张某2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一二审所查明的事实，三春装卸公司与源发生物公司签订承揽合同，约定三春装卸公司承揽源发生物公司的装卸及搬运业务，源发生物公司根据业务量与三春装卸公司办理结算。三春装卸公司主张其将装卸业务分包给了刘淑波，张某2系受刘淑波雇佣，但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交相关分包合同，其二审期间提供的证人证言虽然证实三春装卸公司与刘淑波结算后，再由刘淑波与张某2等人结算，但没有证据证实刘淑波因张某2的装卸行为获利，只是相对于其他装卸工人刘淑波每月从三春装卸公司另获得600元管理费用。同时，结合三春装卸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可为工作人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可以认定三春装卸公司系张某2提供劳务的受益方，由三春装卸公司向其支付劳动报酬，刘淑波仅是代为领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张某2在为三春装卸公司提供劳务的过程中猝死，三春装卸公司主张张某2因突发疾病猝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张某2生前患有疾病，张某2的猝死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保护措施不到位，管理不善有直接影响。三春装卸公司作为张某2提供劳务的受益方及生前工作的管理者，对张某2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三春装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诸城市三春装卸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同文 审判员  刘宇宁 审判员  邵 淼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冯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