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10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若雄，男，196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公民身份号码：440************079。委托诉讼代理人：劳美秀、赖雨峰，均系广东维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开平市******************。法定代表人：吴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鸿发，广东风采新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聪，广东永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骆海威，男，1998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办事处长沙沿江东路138号203房，公民身份号码：440************416。原审第三人：雷灼许，男，194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办事处长沙梅园路14幢604房，公民身份号码：440************41X。以上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劳美秀、赖雨峰，均系广东维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台山市第二建筑集团公司，住所地：台山市**********。法定代表人：陈某1。上诉人梁若雄因与被上诉人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鸿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骆海威、雷灼许、台山市第二建筑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台山二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3民初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若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良鸿公司对梁若雄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良鸿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还款期限的附条件约定不明确为由判决梁若雄返还借款495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该判决在事实认定存在错误。1.梁若雄和良鸿公司在协议书约定“以上款项(不计利息)在打桩施工队梁若雄收回台山二建开平中富三期工地打桩款后，打桩施工队的工程款付给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余款一年半内由梁若雄支付”。该条款的约定是明确的，在梁若雄收回打桩工程款后一年半内支付完毕给梁若雄。2.梁若雄收回台山第二建筑集团公司工程款是可以确定的。梁若雄已于2019年8月2日向开平市人民法院提出起诉(案号为(2019)粤0783民初3502号)，要求追回台山市第二建筑集团公司拖欠梁若雄的工程款及其利息、并赔偿停工损失2232000元，并于上诉当天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追回工程款增加至2024968.2元。同时，良鸿公司也一直未支付以房抵债的工程款622万元，良鸿公司应在其未支付工程款622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因此3502号案判决生效时，即为梁若雄收回工程款之日。综上所述，梁若雄和良鸿公司之间关于借款还款时间的约定是明确，不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二、根据梁若雄和良鸿公司之间关于还款期限的约定，鉴于还款期限未届至，同时梁若雄不存在违反手写《保证》中的保证条款，不存在违约责任，良鸿公司无权要求梁若雄提前还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请求二审法院充分考虑梁若雄的上诉意见，依法作出判决。梁若雄二审补充意见：对于台山二建的款项梁若雄是积极去追索的，只是台山二建债务很多，目前在法院都还有很多执行案件，也没有执行完毕，也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所以梁若雄在台山二建没有财产可执行的情况，没有提起诉讼。现由于良鸿公司和台山二建之间关于622万元工程款支付案件，梁若雄才了解到台山二建还有工程款可以执行，所以先提出诉讼追回工程款，整个过程中梁若雄是积极索回工程款，并不是一审法院怠于追回工程款的事实。良鸿公司辩称：一、梁若雄认为良鸿公司与梁若雄签订的协议对还款期限已作明确约定，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良鸿公司与梁若雄签订的协议约定“以上款项（不计利息）在打桩施工队梁若雄收回台山第二建筑集团开平中富三期工地打桩款后，打桩施工队的工程款付给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余款一年半内由梁若雄支付”，上述关于还款期限的附条件约定是不明确的，台山二建是否拖欠梁若雄工程款及梁若雄何时能够收回台山二建的工程款是不能确定的。虽然，梁若雄曾于2019年8月2日对台山二建向开平法院提起诉讼，但该案尚未审结，台山二建是否拖欠梁若雄工程款仍未有生效的裁判进行确定。退一步说，即使有生效裁判可以确定台山二建拖欠梁若雄工程款，但并不代表可以确定梁若雄何时能够收回台山二建的工程款。此外，梁若雄从2016年9月开始就已发函向台山二建催收工程款，但直至2019年8月2日才向法院起诉，应视为其怠于主张权利，也由此促使协议中关于还款期限的附条件一直未能成就，存在一定的过错，应由梁若雄承担相应的后果。综上，台山二建是否拖欠梁若雄工程款及梁若雄何时能够收回台山二建的工程款是不能确定的，梁若雄认为良鸿公司与梁若雄签订的协议对还款期限已作明确约定，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一审判决判定梁若雄向良鸿公司返还借款本金及支付逾期利息，于法有据。如上所述，良鸿公司与梁若雄签订的协议并未对还款期限作明确约定，不存在梁若雄认为的还款期限未届满的问题。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良鸿公司要求梁若雄返还借款本金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良鸿公司要求梁若雄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向良鸿公司计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全部还清之日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是基于上述法律的明确规定，而非基于梁若雄是否违反《保证》中的保证条款。梁若雄以其未违反《保证》中的保证条款，不存在违约责任为由，认为不需向良鸿公司支付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以上款项（不计利息）在打桩施工队梁若雄收回台山第二建筑集团开平中富三期工地打桩款后，打桩施工队的工程款付给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以及在上述表述完成以后，另外在其后单独约定了“余款一年半内由梁若雄支付”。从上述表述的逻辑关系来看，并不能明确得出双方的意思表示为梁若雄在收回台山二建打桩款后的一年半内还款给良鸿公司的结论。上述约定也可以理解为双方在梁若雄在收回台山二建打桩款后还款，但最迟还款时间不超过一年半。而且由于梁若雄收回打桩款的时间是由梁若雄的行为决定，良鸿公司在与梁若雄协商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权益设置一个最长还款期限，符合合同双方互相制衡的常理，将协议书的约定理解为后者更符合公平原则和交易习惯。因此，梁若雄主张双方约定梁若雄在收回台山二建打桩款后的一年半内向良鸿公司还款没有事实依据。2.如果上述两种表述并非综合起来一起理解，而是分别独立进行理解的话，则协议书约定的还款时间也显然是不明确的。前者所指向的时间点是以梁若雄以及台山二建的行为所决定的，然而梁若雄以及台山二建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具体债权债务的金额为多少，台山二建何时履行付款义务等均是不确定的，显然前者所指向的时间节点并不必然在签订协议书后的一年半内，这与后者“一年半内支付”的约定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双方就同一合同义务的履行时间同时作出互相矛盾的约定，这显然是约定不明确的。3.退一步说，即使良鸿公司与梁若雄的约定确实如梁若雄所说，是约定双方在梁若雄收回台山二建打桩款后的一年半内还款，然而本身梁若雄收回台山二建打桩款的时间就是以梁若雄与台山二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债权债务的金额以及台山二建核实履行债务等诸多因素所左右的，是不确定的。那么再此后的一年半这个时间节点自然也是不确定的。因此，在该种理解下，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点依然是不明确的。二、即使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是明确的，该时间定也应该确定为2018年2月15日（即签订协议书一年半）。从协议书的文字书写顺序以及修改痕迹。可见双方在最初签订协议书时是约定梁若雄在收回台山二建打桩款以后偿还借款，但后面双方又在结尾处约定了余款一年半内由梁若雄支付，显然后者是在前者已经书写完毕之后，在字体之间的空隙处加以约定的，并在修改处重新捺印。由此可以推断必然是前者约定在前，后者约定在后。后者约定与前者存在矛盾，应视为双方对前者约定的变更。因此，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已经从“梁若雄收回打桩款后”变更为“签订协议书后一年半内”，即2018年2月15日，然而良鸿公司在起诉时该期限早已届满，梁若雄应该履行还款义务。三、梁若雄从2016年9月开始就发函向台山二建催收工程款，但直至2019年8月2日才向法院起诉（良鸿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以后），显然其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况，故意使台山二建向其支付打桩款的时间点延后，存在过错，梁若雄也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四、梁若雄手写的《保证》只是其单方承诺，对良鸿公司没有约束力。而且梁若雄违反手写《保证》中的条款，是良鸿公司要求梁若雄还款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在本案中良鸿公司从来都不是基于梁若雄违反《保证》中的承诺而要求其提前还款，而仅仅是基于还款时间约定不明确而要求梁若雄立即履行还款义务而已。因此梁若雄以没有违反保证中的承诺为由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梁若雄履行还款义务的期限已经届满，依法良鸿公司有权要求梁若雄偿还借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予以维持。台山二建辩称：一、台山二建对良鸿公司与梁若雄之间的民间借贷事实不知情，亦不确认。二、台山二建与良鸿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以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已另案处理，良鸿公司与梁若雄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与台山二建无关，梁若雄申请追加台山二建参与本案诉讼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台山二建与梁若雄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与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审理于法无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骆海威、雷灼许述称，没有意见。良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若雄向良鸿公司支付购房款162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梁若雄负担。第一次庭审后，良鸿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梁若雄向良鸿公司偿还借款1495000元以及利息（以1495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起诉之日计算至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梁若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良鸿公司是开平市**********开发项目的开发公司。2013年12月17日，良鸿公司与第三人台山二建签订《广东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2009年版）》，约定由台山二建承包中富花园三期半地下室、地下室、第三、四幢工程。2013年12月30日，台山二建与广东耀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南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桩基础施工合同》，约定中富花园三期的桩基础工程分包给耀南公司施工。实际施工人为挂靠在耀南公司名下的梁若雄的打桩工程队。2016年8月15日，良鸿公司与梁若雄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现买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平中富花园二套房屋及一个车位。第一套.房位：A7-5D，作价：170.67㎡×5000元/㎡=853350元/第二套.房位：A3-404房，作价：128.33㎡×5000元/㎡=641650元/车位.1个.作价130000元。二套房及一个车位作价共1625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佰陆拾贰万伍仟元正）。以上款项（不计利息）在打桩施工队梁若雄收回台山第二建筑集团开平中富三期工地打桩款后，打桩施工队的工程款付给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余款一年半内由梁若雄支付”。良鸿公司在落款处加盖公章，梁若雄签名确认。同日，梁若雄向良鸿公司出具两份《证明》及一份《保证》，其中，由梁若雄手写的《证明》载明：一、开平中富花园三期停工的主要原因是台山市第二建筑集团公司因经济问题无法支付打桩施工队的工程款，桩队无钱购买打桩材料，无钱支付工人工资。二、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司给我二套房屋及一个车位（作价1625000元），以解决打桩施工队的工程款及工人工资问题。打桩施工队.证明人：梁若雄/日期：2016.8.15。一份由A4纸打印并由梁若雄签名捺印的《证明》载明：梁若雄（买方）于2016年8月15日以买楼方式在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司（卖方）以￥641650元（陆拾肆万以前陆佰伍拾元整）取得新城路5号楼404房一套。/另景福楼A7-5D座一套，总价为￥851700元（捌拾伍万壹仟柒佰元整）。/以上两套合计为人民币￥1493350元（壹佰肆拾玖万叁仟叁佰伍拾元整），另加车位￥130000元，合计为￥1623350元（梁若雄实际应付款为￥1623350元给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司）。备注：此款按双方约定条款结账。另，梁若雄亲笔书写一份《保证》载明：1.不得阻碍良鸿公司现场的施工，配合提交桩基础原始资料；2.将工地内影响桩基础施工的铁块搬离出去；3.对已施工的管桩质量负责，配合桩基础检测。4.如果不遵守上面保证，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司即刻追讨梁若雄的买房款壹佰陆拾贰万伍仟元正。（共二套房、一个车位）/房号是A7-5D房、A3-404房、车位一个/打桩施工队：梁若雄/2016.8.15。2016年8月15日、2016年8月17日，良鸿公司分别向梁若雄指定的第三人雷灼许、骆海威开具位于开平市****************、开平市****办事处幕桥西路中富花园2号景福楼5D座（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购房发票（发票编号为01729005、01729006），并将两房屋分别过户至雷灼许、骆海威名下。而上述车位则至今未交付给梁若雄使用。2019年1月8日，良鸿公司因要求梁若雄支付1625000元款项无果，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9年8月2日，梁若雄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台山二建支付其工程款399968.2元及利息，并赔偿其停工损失2232000元；良鸿公司在欠付台山二建6220000元工程款范围内对台山二建应付给梁若雄的工程款、利息以及停工损失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以（2019）粤0783民初3502号立案受理，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良鸿公司主张其为促使资金短缺的梁若雄尽快恢复施工，通过将涉案房屋交付给梁若雄变卖套取现金的方式，向梁若雄支付了1495000元的借款，双方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民间借贷关系。梁若雄则抗辩良鸿公司所主张的款项实为良鸿公司代台山二建支付给梁若雄的工程款。因此，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代支工程款关系？梁若雄应否向良鸿公司返还1495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确定良鸿公司本案所主张款项的性质问题。首先，梁若雄辩称良鸿公司是以房抵顶，属于代支工程款，明显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具体分析如下：第一，良鸿公司与梁若雄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其对梁若雄并不具负有支付工程款的法定或约定义务。如果良鸿公司是代台山二建向梁若雄支付工程款，应当满足两个前提条件:1.台山二建在2016年8月15日当时确实拖欠梁若雄桩基础工程款，而且该拖欠金额应当大于或等于1625000元；2、良鸿公司代为支付工程款的行为应当有台山二建的事先同意或委托授权，或者是事后的追认。但根据本案的证据事实显示，梁若雄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台山二建在2016年8月15日当时拖欠其工程款，更不能证明拖欠的金额大于或等于1625000元，梁若雄主张良鸿公司当时是代台山二建向其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625000元，明显缺乏事实基础，也缺乏合理性和可信性。另外，良鸿公司、梁若雄均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台山二建事先知情并同意、或者授权委托良鸿公司代其向梁若雄支付工程款1625000元，台山二建虽然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但其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中明确表示对于良鸿公司、梁若雄之间的行为不知情也不确认。何况，代为支付工程款是一种委托行为，其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在台山二建与梁若雄之间至今尚未结算确认工程款而且也没有生效裁判确认的情况下，是否拖欠工程款仍然存疑，如果在本案中将良鸿公司这种未经台山二建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的付款行为直接认定为代支工程款，等于在本案中变相确认了台山二建在2016年8月15日当时拖欠梁若雄工程款债务（大于或等于1625000元）、良鸿公司代台山二建向梁若雄支付了1625000元工程款、台山二建对良鸿公司负有1625000元代付债务等事实，既缺乏证据支撑，也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要求，让台山二建承担这个行为后果更是对其不公平。第二，良鸿公司、梁若雄签订的书面协议和梁若雄出具的两份书面《证明》和一份《保证》，当中并无任何“代付”或“垫付”的字眼，如果当事人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确系代付工程款的，按常理分析，上述四份书面材料中不可能一字不提。而且，如果是良鸿公司代台山二建向梁若雄支付工程款，则相等金额在梁若雄与台山二建的工程款总额中已作相应扣减，梁若雄收取款项后必定是无需向良鸿公司返还。但是，良鸿公司、梁若雄签订的书面协议明确约定梁若雄须在收到台山二建的工程款后归还给良鸿公司，这是明显冲突的。再者，梁若雄向台山二建发函催收工程款5631000元，其中就包含涉案的1625000元，可见在其主观认识中亦未将该1625000元认定是良鸿公司代台山二建支付的工程款，所以催款时才不作扣减处理。第三，梁若雄已经另案起诉台山二建，要求其支付中富花园三期的桩基础工程价款。梁若雄应当在该案中与台山二建对工程进行全面结算，然后就该拖欠的全部工程款向台山二建主张权利。也就是说，梁若雄如果因为台山二建拖欠工程款而权利受到侵害，应当寻求正确的救济路径，在该案中请求支付工程款来进行救济，而非在本案中主张是良鸿公司代支工程款从而达到与台山二建冲减工程款的目的。第四，良鸿公司在之前其与台山二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曾就其向梁若雄借支工程款的债权主张与其对台山二建的债务进行冲抵，但台山二建并不认可，而且最关键的是由于梁若雄与台山二建之间的工程款债权债务尚未确定，故此法院在前案中亦未支持良鸿公司关于冲抵的主张，良鸿公司的借款债权在前案中未能获得救济。有权利就应当有救济，如果法院在本案中采纳梁若雄的主张而不支持良鸿公司的还款请求，则必然导致良鸿公司的借款债权陷入无法救济的困境。综合上述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良鸿公司将涉案房屋交由梁若雄转卖套现的行为不属于代付工程款。其次，从良鸿公司、梁若雄双方于2016年8月1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的具体内容分析，虽然字面表述的是“买卖房屋及车位”，但良鸿公司、梁若雄在本案中均承认双方之间并无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结合本案的相关事实可知，良鸿公司将房屋交付给梁若雄并非是为了收取梁若雄的购房款而让渡房屋的所有权，梁若雄也并非为了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而愿意向良鸿公司支付购房款，实则系梁若雄缺钱而影响楼盘建设进度，良鸿公司作为开发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向梁若雄交付房屋，交由梁若雄迅速变卖套现，也就是说，良鸿公司是向梁若雄提供资金帮助（以实物变现的特殊方式），并且明确约定是需要梁若雄不计利息偿还的。此外，梁若雄亲自手写的一份《证明》，也充分说明了良鸿公司向梁若雄提供房屋（车位）的原因和用途，就是梁若雄向良鸿公司借款用来解决打桩施工队的工程款及工人工资问题。良鸿公司、梁若雄之间的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基本法律特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并采信良鸿公司的主张。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良鸿公司、梁若雄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两套房屋加一个车位共作价1625000元，但良鸿公司实际上仅向梁若雄交付了两套房屋，而作价130000元的车位至今没有交付，则应在1625000元中扣减130000元，据此认定良鸿公司实际出借1495000元本金。其次，良鸿公司、梁若雄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以上款项（不计利息）在打桩施工队梁若雄收回台山第二建筑集团开平中富三期工地打桩款后，打桩施工队的工程款付给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余款一年半内由梁若雄支付”，上述关于还款期限的附条件约定是不明确的，梁若雄何时能够收回台山二建的工程款本来就不能确定，加上梁若雄从2016年9月开始就已发函向台山二建催收工程款，但直至2019年8月2日才向法院起诉，应视为其怠于主张权利，也由此促使上述附条件一直未能成就，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由其承担相应后果。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良鸿公司在2019年1月8日起诉要求梁若雄立即返还借款本金1495000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协议中明确约定借款不计利息，因此借期内不计算利息，而应当从起诉之日的次日起计付逾期利息。再次，由于良鸿公司、梁若雄之间对于逾期利率没有作出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关于“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良鸿公司主张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全部还清之日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合理合法，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诉讼费用收取问题。良鸿公司起诉请求判令梁若雄支付购房款1625000元，后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梁若雄偿还借款本金1495000元，因此本案的受理费应当按照良鸿公司变更后的标的额进行计算。综上所述，良鸿公司起诉请求梁若雄还款付息，理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梁若雄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向良鸿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495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495000元为本金计算，按年利率6%，自2019年1月9日计付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如梁若雄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255元、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23255元（均已由良鸿公司预交），由梁若雄负担。良鸿公司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和诉讼财产保全费合共24425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梁若雄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18255元和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2325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本院二审仅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作审查。本案中梁若雄对于其与良鸿公司存在1495000元借款关系并无异议，其仅是上诉主张其与良鸿公司明确约定的还款期限尚未到期，其无需提前还款并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梁若雄确认与良鸿公司存在1495000元的借款关系，梁若雄负有还款的义务，梁若雄与良鸿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虽约定有“梁若雄收回台山第二建筑集团开平中富三期工地打桩款后，打桩施工地的工程款付给开平良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余款一年半内梁若雄支付”条款，但因梁若雄能否从台山二建收到工程款及何时能收到工程款均存在不确定因素，即使梁若雄与台山二建关于工程款的诉讼已在进行中，但梁若雄何时能收到工程款的时间亦是不确定的，因此上述双方关于还款期限的附条件约定并不能明确，且梁若雄亦未积极向台山二建主张权利，导致上述条件一直未能成就。故涉案债权债务关系属于未明确约定还款期限，良鸿公司作为债权人可以随时向梁若雄主张还款，一审法院判决梁若雄向良鸿公司偿还借款1495000元及相应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梁若雄关于双方约定的还款期尚未届至，其无需提前还款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若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55元，由上诉人梁若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黎景欣审 判 员  张萍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吴飞凡书 记 员  李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