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1民再14号 原审原告：沈言旭，男，195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卢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明，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山，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郭伟英，女，195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颖，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诸暨彩霞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西路195－67号。 法定代表人：何彩凤。 原审原告沈言旭与原审被告郭伟英、诸暨彩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霞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4）绍诸商初字第398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2019）浙0681民监6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1日、2020年2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沈言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明、王山，郭伟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颖参加了两次庭审，沈言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郭伟英参加了第二次庭审；彩霞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被告郭伟英（申诉人）请求：撤销（2014）绍诸商初字第3982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郭伟英分别于2012年2月11日、2月21日向沈言旭借款10万元和5万元，据此判决郭伟英还本付息。但原审对此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因为本案实际借款人不是郭伟英，而是杨海英。郭伟英在原审法庭调查时已经说明，上述借款的借条和付款指令虽然由其出具，但自己并不是实际借款人。在原审立案之前，沈言旭已经就上述借款，以杨海英涉嫌集资诈骗为由向诸暨市公安局报案。2013年9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该判决将原审认定的沈言旭汇入杨海英银行账户的15万元，纳入杨海英集资诈骗的犯罪金额。该刑事判决足以证明沈言旭15万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应该是杨海英，而非郭伟英。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原审认定沈言旭汇入杨海英银行账户的款项15万元，已经被（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纳入杨海英集资诈骗的犯罪金额，根据上述规定，原审法院应驳回沈言旭的起诉，而不是判令郭伟英返还借款。综上，原审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在法律适用上都是错误的。 原审原告沈言旭本人辩称：（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认定杨海英骗取沈言旭15万元借款，与事实不符。郭伟英向沈言旭借钱，从开始商定借款金额、期限、利率，再到沈言旭把钱打入郭伟英指定账户，写好借条，签上郭伟英的名字，后来支付两次利息，都是郭伟英一手经办。为了让沈言旭等增加投资，郭伟英还主动把利息从1分半提高到2分。沈言旭与郭伟英借贷关系清楚，郭伟英也是承认的。至于郭伟英借款的用途是什么与沈言旭无关。郭伟英必须承担还款的法律责任，其要求沈言旭向杨海英催讨借款是个笑话。 原审原告沈言旭的代理人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郭伟英一方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认为如果在案件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的犯罪事实，应该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但这个意见是2014年颁布的，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又有新的规定，即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本案中郭伟英与沈言旭民间借贷意思表示明确，有借款的合意，有借款的行为，出具了借条，钱也已经交付至郭伟英指定的银行账户，借贷的一系列行为已经完成并生效。因此，郭伟英的申诉理由不充分，请求驳回其再审请求。 原审原告沈言旭向本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郭伟英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自借款日起至还清日止按2%计算的利息；二、彩霞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原审认定事实：2012年2月11日和2月21日，郭伟英以急需资金为由，分别向沈言旭借款10万元和5万元，约定于2013年2月11日和2013年2月21日按本金2%归还本息，并由彩霞公司为上述借款本息提供担保。担保人杨海英、彩霞公司在担保人处盖章。后沈言旭按照郭伟英指令将款项直接汇入担保人杨海英的银行账户。另，彩霞公司于2013年1月4日因未参加2011年度年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本院原审认为，沈言旭与郭伟英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彩霞公司为该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分别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郭伟英欠沈言旭借款本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应承担归还借款的民事责任。现沈言旭要求郭伟英归还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自借款日起至本金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郭伟英辩称其是代彩霞公司借的钱，应由彩霞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原审认为借条是由郭伟英出具，款项也是沈言旭按郭伟英的指令完成出借，况且借款实际由谁支配均与借款主体的确定没有任何关系，故借款主体应是郭伟英，原审对郭伟英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彩霞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并未注销，故其主体仍然存在。沈言旭在约定的保证期内，要求彩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彩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伟英追偿。彩霞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鉴于案件事实已查清，依法可作缺席判决。本院原审判决：一、郭伟英应归还沈言旭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10万元自2012年2月11日起至2012年2月21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支付15万元自2012年2月22日起至本金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彩霞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彩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伟英追偿。 原审原告沈言旭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并经质证如下： 1、2012年2月11日、2012年2月21日的借据各1份（均为格式借据），拟证明：郭伟英向沈言旭借款15万元，并向沈言旭出具了借据。两份借据的借款人栏均由郭伟英签名，担保人栏均有“杨海英”的签名及彩霞公司加盖的印章，但两份借据上“杨海英”签名之笔迹不同。 经质证，郭伟英对两份借据在形式上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根据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两份借据是虚假的，实际借款人应当为杨海英。同时，郭伟英承认2012年2月11日的借据上“杨海英”之签名为其所代签，代签原因是“当时借条到期了，要重新出具借条，杨海英不在，其让我写一下好了”。沈言旭则称：当时郭伟英要借钱，沈言旭把钱汇入其指定账户后，郭伟英就把借条开好，名字也是其当场签的。开借条之前先讲好，借一年，利息1分半。后来郭伟英重新出具借条，利息变成2分。 2、证明1份（无落款日期），拟证明：郭伟英向沈言旭、姜进山等四人借款合计76万元；出借人均是受郭伟英指令将款项汇入担保人杨海英的账户。 关于该证明的出具经过，沈言旭称：“杨海英出逃之后，陈莉莉通知了沈言辉，沈言辉、姜进山和陈莉莉一起到郭伟英办公室打听消息。郭伟英就说，沈言旭、姜进山等几个人的钱其一定会还的，然后就出具了该份证明。”郭伟英则称：“当时杨海英已经被抓进去了，沈言辉一起有好几个人来找我，写好证明内容一定要我签字……”并认为该证明只是沈言辉为使借款合法化而要求郭伟英出具的。 2020年4月8日，本院对沈言辉、沈言旭等人进行询问时，沈言辉确认该证明内容由其拟写，沈言旭对此未予否认。 3、2010年10月27日的彩霞公司章程1份，拟证明：郭伟英是担保人彩霞公司的股东，占15%股权，出资金额1500万元，出资已到位；郭伟英借款时，与彩霞公司有利害关系。 经质证，郭伟英对章程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彩霞公司出资人均为杨海英，郭伟英只是名义上的股东。 4、原审庭审笔录1份，拟证明：原审时郭伟英承认向沈言旭借款15万元，且款项已实际到账。 经质证，郭伟英对原审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其当时只是对由其在借据上签名不持异议。 5、沈言辉与陈莉莉的手机短信记录1页，拟证明：陈莉莉与郭伟英、沈言辉都是熟悉的，当时沈言辉没有到杨海英厂里考察。该手机短信中，陈莉莉作出“情况说明”：“据我所知，沈言辉原来不认识杨海英，是通过郭伟英才认识的杨海英，我与沈言辉同事期间，郭伟英有几次提出向沈言辉借钱，具体借款数额不明，借据如何操作我不清楚，以借据为准。借钱后沈言辉也曾与我说起她不了解杨海英的底细也从未去过杨海英的工厂。”沈言辉则回复：“收到，谢谢！其实我与杨也不曾认识，当时由郭引见驻足三分钟时间她给了份介绍本人的杂志也没扯借款之事。至于我哥和金山他俩更是跟杨一次面都没见过。” 经质证，郭伟英认为，该份证据系复印件，没有当事人的签名，陈莉莉也未到庭接受双方的质询，故不予认可。 6、（2016）浙06民申22号民事裁定书1份（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驳回郭伟英的再审申请），拟证明：（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不能推翻郭伟英向沈言旭借款的事实。 经质证，郭伟英认为，本院已经裁定再审，故应当以事实而不是以上级法院的裁定书作为定案依据。 原审被告郭伟英提供以下证据，并经质证如下： 7、诸暨市公安局诸公法诉字2012第1305号起诉意见书、（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本案实际借款人为杨海英，且杨海英已支付沈言旭利息15000元。 经质证，沈言旭认为，起诉意见书仅仅是刑事犯罪处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最后应以判决为准。（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第17节讲到杨海英直接向沈言旭借款，这与客观事实不符。沈言旭的15万元是借给郭伟英，而不是借给杨海英的。 8、诸暨市原市领导的批复、诸暨市人民政府暨阳街道办事处函、诸暨海鹰时装浙江凯博担保公司债权人委员会向沈言旭出具的收款收据各1份，拟证明：沈言旭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已通过追赃程序主张赔偿，现该追赃程序尚未终结。 经质证，沈言旭认为，追赃程序应由公安、法院来启动，该组证据不能达到郭伟英的举证目的。 本院收集、出示下列证据，并经质证如下： 9、沈言旭提交给公安机关的工商银行汇款凭证、活期历史明细清单各1份，载明：2011年8月11日、12月21日，沈言旭向杨海英工商银行账户分别汇入10万元和5万元，共计15万元。 经质证，郭伟英、沈言旭对其真实性均予认可。 10、2012年5月31日诸暨市公安局对陈莉莉的询问笔录（附2011年9月10日郭伟英作为借款人，杨海英、彩霞公司等作为担保人向陈莉莉出具的借据1份）。陈莉莉陈述：其朋友郭伟英到浙江恺博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博公司）做总管后，其又碰到曾一起上班的杨海英。听杨海英介绍，其混得蛮好。杨海英还让陈莉莉看过一本《纪实》杂志，该杂志把杨海英捧到天上，说什么“鹰击长空，彰显巾帼本色”。陈莉莉去杨海英厂里看过，其也确实有很大一块地，有厂房。2011年5月至10月，杨海英以其公司资金有缺口，并让陈莉莉赚点利息为名，向后者借款共计160万元。因杨海英讲其作为担保公司的法人不好向外面借钞票，故由郭伟英出面写借条，并由杨海英担保，同时盖上彩霞公司的印章。 经质证，郭伟英对该证据不持异议。沈言旭则认为：陈莉莉的笔录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其陈述与沈言辉、沈言旭在公安的笔录虽然一致，但并不能说明笔录的真实性。陈莉莉始终未提到沈言旭与杨海英的关系，且杨海英与陈莉莉原系同事，他们之间的借款关系是经过直接交流确定下来的，但沈言旭是与郭伟英直接商谈的。 11、2012年6月14日诸暨市公安局对沈言旭的询问笔录。沈言旭陈述：其通过妹妹沈言辉和妹夫姜进山认识杨海英。有一次沈言辉对其讲，如果有钞票，好放到杨海英的担保公司去的，利息也好赚一点。2011年7、8月，沈言旭与沈言辉一道去杨海英的担保公司考察。杨海英接待了他们，并把担保公司的资料及一本《纪实》杂志拿给他们看。那杂志把杨海英说得很好，什么“鹰击长空，彰显巾帼本色”等等。沈言旭等也去杨海英厂里看过，杨海英确实有很大一块地，有厂房，服装厂也生产的。杨海英讲其是不向社会上借钞票的，都是些要好的朋友、亲戚，是要他们赚点钞票的；利息是1分半到2分，钞票放在她那里是绝对安全的等等。后来杨海英打电话问沈言旭钞票有没有，沈言旭就把家里的10万元放到杨海英那里。2011年8月11日，沈言旭到杨海英的恺博公司去办手续。杨海英写了一份借据，约定由杨海英向沈言旭借款10万元，利息1分半（月息），三个月结息一次，并要郭伟英在借款人栏签名，杨海英则在担保人栏签名，并盖上恺博公司的印章。当天，沈言旭把10万元汇入杨海英的工商银行账户。后来杨海英利息三个月付一次，很准时。2012年2月11日，杨海英说那10万元利息提高到月息2分，故沈言旭又到恺博公司办手续。杨海英重新出具了借据，也由郭伟英在借款人栏签名，由杨海英在担保人栏签名，并盖上恺博公司的印章。2011年2月21日（注：该日期有误，实际应为2011年12月21日），杨海英又打电话问沈言旭钞票有没有，沈言旭又将5万元打入杨海英的工商行账户。借据也是到杨海英担保公司去写的，约定杨海英向沈言旭借款5万元，月息2分等，同样由郭伟英在借款人栏签名，由杨海英在担保人栏签名，并盖上恺博公司的印章。杨海英已支付利息共计15000元。 12、2012年6月14日诸暨市公安局对沈言辉的询问笔录。沈言辉陈述：其与郭伟英系朋友。有一次郭伟英对其讲，如果有钞票的话，好放到杨海英担保公司去的；杨海英有一个担保公司，一个投资公司，还有服装公司，比较稳当，利息也好赚一点。2011年7、8月份，沈言辉夫妻与沈言旭一道去杨海英担保公司考察。杨海英接待他们，并把担保公司的资料及一本《纪实》杂志拿给他们看。那杂志把杨海英说得很好，什么“鹰击长空，彰显巾帼本色”。沈言辉等也去杨海英厂里看过，其也确实有很大一块地，有厂房，服装厂也生产的，好像看不出不好的情况。杨海英讲其借钞票，都是一些要好的朋友、亲戚，是要他们赚点钞票的；利息是1分半到2分，钞票放在她那里绝对安全。不久杨海英打电话向沈言辉借钱。沈言辉当时没有钱，沈言旭有10万放到杨海英那里。2011年12月中旬，杨海英又打电话向沈言辉借钱。沈言辉夫妻商量后，决定把家中的20万元放到杨海英处。2011年12月22日，沈言辉到恺博公司办借款手续。杨海英写了一份借据，约定杨海英向沈言辉丈夫姜进山借款20万元等，并要郭伟英在借款人栏签名，杨海英在担保人栏签名，盖上恺博公司的印章。沈言辉当时讲，借款人栏应该是杨海英不应该是郭伟英。杨海英说，她是担保公司法人，不能出面借钱，所以要郭伟英出面，她作担保…… 经质证，郭伟英对上述两份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沈言旭则提出：第一，当时不是沈言旭等因主动报案到公安机关做笔录，也不是公安机关主动找沈言旭等做笔录。到公安机关做笔录是郭伟英叫沈言旭等人去的，郭伟英事先已经与做笔录的何警官设了圈套，是有联系、有预谋的。第二，做笔录时，何警官用问答诱导的方式要姜进山承认借款人是杨海英，遭到姜进山的反驳和拒绝。何警官恼羞成怒，便叫不是当事人的沈言辉做笔录。第三，杨海英这个人沈言旭根本不认识，笔录中讲到沈言旭等去杨海英处考察过，更是无耻的捏造。 13、2012年6月6日杨海英向诸暨市公安局的投案笔录。杨海英陈述：诸暨市海鹰时装有限公司、诸暨市海鹰时装厂、恺博公司、彩霞公司等企业均由其实际掌控。自2009年以来，杨海英以恺博公司等需要资金的名义，由诸暨市海鹰时装有限公司或者其个人出面陆续向他人借款1亿多元。向陈莉莉借款时，杨海英考虑到自己是恺博公司的法人，不宜向别人借款，所以在借条的借款人栏要恺博公司的工作人员郭伟英签名，自己在担保人栏签名，并盖上印章。杨海英还要郭伟英出面向别人借了一些钱。 经质证，郭伟英对杨海英之陈述不持异议。沈言旭则提出：杨海英的该份笔录印证了陈莉莉的说法，陈莉莉出借款项共计160万元，是直接与杨海英商谈的，沈言旭则是直接与郭伟英协商的，两者有本质区别。沈言旭的钱最终汇到杨海英账户，并由杨海英用掉，这只是杨海英与郭伟英的内部关系。 14、2012年8月16日诸暨市公安局对杨海英的讯问笔录。其中杨海英陈述：2011年8月和12月，其通过郭伟英分别向沈言旭借款10万元和5万元。杨海英已支付利息15000元。 经质证，郭伟英对杨海英的陈述不持异议。沈言旭则认为，杨海英讲到通过郭伟英向其借款，但其是把钱借给郭伟英的，至于郭伟英再转借给杨海英，或者与杨海英有什么样的经济交往，沈言旭并不清楚。 15、2012年6月5日、2013年1月29日诸暨市公安局对郭伟英的询问笔录。郭伟英陈述：其于2010年4月到杨海英单位，为杨海英的恺博公司的成立做前期工作。2011年3月恺博公司经营许可证发下来后，其就在该公司做工。有时杨海英说有急用，要郭伟英帮她借钱，郭伟英就向有钱出借的几个朋友联系。其帮杨海英联系好后，由杨海英与出借人商谈借款金额、期限、利息等。当出借人要求杨海英出具借条时，杨海英说她是担保公司的法人，不能向别人借钱，要郭伟英出面写借条给出借人，再由杨海英作担保。因此有好几个出借人的借条，是由郭伟英代杨海英在借条的借款人栏签名的，担保人栏则由杨海英签名或者杨海英代她母亲签上何彩凤的名字，并盖上彩霞公司或者恺博公司的公章。但杨海英有的是她本人签名，有的是要郭伟英代签她的或者何彩凤的名字。所借到的钱都是给杨海英的。郭伟英作为彩霞公司的股东，是杨海英自己写写上去的，注册资金都是杨海英的。 经质证，郭伟英对该份笔录不持异议。沈言旭则认为，郭伟英讲到借款内容当时都由杨海英来谈，其仅仅是将有钱的人介绍给杨海英，被介绍的人再借钱给杨海英，与事实不符。郭伟英承认其前后为杨海英一共向12个人共19次借款，故杨海英不是偶然的急用，而是常态化，经常让郭伟英借钱。因此，郭伟英讲是杨海英向出借人借款，并由其代杨海英作为借款人签字，与事实不符。杨海英作为担保公司的法人不能出面向他人借款，也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郭伟英出借账户，让杨海英通过其账户缴纳彩霞公司的出资，也有过错。 16、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对杨海英的询问笔录。杨海英陈述：郭伟英是恺博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郭伟英虽然也是彩霞公司的股东，但彩霞公司是空的，郭伟英的注册资金是杨海英通过郭伟英的银行账户打进去的。杨海英通过郭伟英向沈言旭、姜进山、沈言旭借款，但其不认识沈言辉、沈言旭等人；郭伟英有没有带这些人见过杨海英，杨海英已记不清了。借据格式是杨海英公司早就打好的。郭伟英领取正常的工资，其他要靠她自己借进多少钱来计算业绩。所付利息都是先付给郭伟英，郭伟英再付给出借人的。 经质证，郭伟英认为：杨海英讲到其不认识沈言辉，没有与沈言辉见面等与事实不符。杨海英所讲的借款情况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出借人来了都是杨海英自己接待，如果由郭伟英代办，也是郭伟英事先与杨海英联系好。郭伟英只拿工资，并未根据借款业绩取得报酬。利息也均由杨海英自己支付。沈言旭则认为：杨海英的该份笔录真实可信。杨海英融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其自己谈，一种是由郭伟英出面，本案属于第二类。因为有融资业绩报酬，郭伟英才有这么高的积极性，甘冒风险。沈言旭是直接与郭伟英发生借款关系的。 17、杨海英卡号尾号0916、沈言旭卡号尾号8319、6896的工商银行账户自2011年8月至2012年5月的交易明细。交易明细除反映沈言旭于2011年8月11日、12月21日向杨海英分别汇款10万元和5万元外，还载明：2011年11月14日、2012年2月13日，杨海英向沈言旭各汇款4500元，共计9000元。2012年2月22日，杨海英向沈言旭汇款15000元（同日，沈言旭将其中的12000元转汇姜进山，沈言旭称这是由其转付给姜进山的利息）。2012年4月12日、4月20日，杨海英又向沈言旭分别汇款4000元和2000元。 经质证，沈言旭、郭伟英均无异议。沈言旭认可杨海英向其汇入的4500元、4500元、4000元、2000元及15000元中的3000元，共计18000元，均是其收到的利息。 本院认证如下： 证据1、2、3、4、8、9、17，对其真实性均予确认。 证据5，因该证据系复印件，且陈莉莉未到庭接受质询，故难以确认陈莉莉“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但沈言辉作为沈言旭出借款项的介绍人，其回复“当时由郭引见驻足三分钟时间她给了份介绍本人的杂志也没扯借款之事”的内容，能佐证沈言辉确实见过杨海英。 证据6，该证据仅能证明郭伟英被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事实。 证据7，对其中（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起诉意见书仅系程序性法律文书，不予采信。 证据10，虽然沈言旭提出异议，但陈莉莉接受询问是在杨海英归案前（当时郭伟英亦尚未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受到的各种干扰因素较少，其陈述客观性较强，能反映杨海英通常使用的骗取他人资金的手段与方法，如展示介绍其本人的杂志，以其作为担保公司的法人不宜向外借款为由，让郭伟英作为借款人在借据上签名等。 证据11、12，沈言旭认为做笔录的何警官滥用职权、捏造事实。本院注意到：证据5中沈言辉的回复，能够佐证沈言辉在公安笔录中讲到的其曾与杨海英见面，杨海英还拿出过一本介绍其本人的杂志之事实；证据10能够证明以展示介绍其本人的杂志，向他人表明其享有一定社会名望等方法，确为杨海英实施集资诈骗的手段之一；既然沈言旭把钱放到杨海英处赚利息，其与介绍其出借款项的沈言辉到杨海英公司进行考察，亦合情合理；笔录中体现的相关细节，如沈言旭讲到杨海英支付利息很及时，月息从1.5分增加到2分，利息支付从三月一结变更为二月一结等，均与事实相符；同时，现未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对沈言旭、沈言辉做询问笔录的民警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之行为。因此，虽然公安机关制作的该两份笔录部分内容与证据10相似度较高，似存在复制、粘贴之情形，但也只能反映出办案民警工作不甚严谨，其基本内容仍可认定属实。 证据13、14，沈言旭虽提出异议，但仍能证明：杨海英向陈莉莉借钱时，确曾以其是恺博公司法人，不宜向别人借款为由，要郭伟英在借款人栏签名；杨海英还要郭伟英出面向别人借了一些钱。 证据15，沈言旭虽提出异议，但该笔录与证据11、12、13、14等相互印证，基本内容属实。 证据16，沈言旭认可该份笔录，但杨海英所讲利息都通过郭伟英转付并不属实；郭伟英在领取正常工资外，再根据借款业绩取得报酬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虽杨海英讲到其不认识沈言旭等人，但并不足以推翻根据相关证据对沈言旭在出借款项前，其与沈言辉曾见过杨海英、考察过杨海英的公司之事实的认定。 根据上述证据，本院再审查明：郭伟英曾在以案外人杨海英为法定代表人的恺博公司工作。除恺博公司外，杨海英还实际掌控彩霞公司、诸暨市海鹰时装有限公司、诸暨市海鹰时装厂等。2011年，杨海英因急需资金，通过郭伟英向他人借款。郭伟英便联系朋友沈言辉，告诉沈言辉如果有钱，可以放到杨海英那里赚利息。沈言辉又将此情况告知沈言旭。2011年7、8月份，沈言辉、沈言旭等到杨海英公司考察。考察过程中，沈言辉、沈言旭曾与杨海英见面，杨海英谈及其借款的利息等情况。经考察，沈言辉、沈言旭相信杨海英是有经济实力的人。2011年8月11日，沈言旭将10万元款项汇到杨海英的工商银行账户。当时由郭伟英作为借款人、杨海英等作为担保人向沈言旭出具借据一份，约定月息1.5分，三个月结息一次。2011年11月14日、2012年2月13日，杨海英以银行汇款方式向沈言旭支付利息两笔各4500元，共计9000元。2011年12月21日，沈言旭又向杨海英汇款5万元。当时也由郭伟英作为借款人、杨海英等作为担保人向沈言旭出具借据一份。2012年2月11日、2月21日，郭伟英作为借款人、杨海英及彩霞公司作为担保人，就上述10万元、5万元两笔借款，重新向沈言旭出具借据，均约定利息按月2%计算，两个月结息一次，借期自重新出具借据之日起一年（但10万元的借据上担保人杨海英的名字由郭伟英代签）。2012年2月22日，杨海英向沈言旭汇款15000元；同日，沈言旭将其中的12000元转汇姜进山（沈言旭主张此12000元是由其转付给姜进山的利息，另3000元为其收到的利息）。2012年4月12日、4月20日，杨海英又以银行汇款方式分别支付沈言旭利息4000元和2000元。 2012年5月中旬，杨海英因无力归还借款而出逃。沈言辉等人闻悉，赶至郭伟英处。其间，郭伟英在一份由沈言辉拟写内容的“证明”上签名。该证明的内容为：“借款人郭伟英向姜进山等肆人借款合计柒拾陆万元整。（清单附后）。当时均由借款人郭伟英授意直接汇入担保人杨海英银行账户。特此证明。证明人：郭伟英。”证明内容下方的“借款清单”载明：2011.12.22姜进山200000……2011.8.11沈言旭100000；2012.12.21（实际应为2011.12.21）沈言旭50000。 2012年6月6日，杨海英向诸暨市公安局投案。此后沈言辉、沈言旭到公安机关报案，陈述了经郭伟英介绍，沈言旭等把钱放到杨海英处赚取利息的情况。2013年9月26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以集资诈骗罪、抽逃出资罪，二罪并罚，判处杨海英无期徒刑，并继续追缴犯罪所得及赃款赃物。该判决认定的杨海英集资诈骗犯罪事实包括：“17、2011年8月至12月，被告人杨海英骗取沈言旭借款15万元，以支付利息方式归还1.5万元，实际骗得13.5万元。”此后，相关债权人要求有关部门对杨海英所掌控的企业进行审计，并对杨海英等犯罪所得及赃款赃物继续追缴。2014年12月28日，沈言旭向诸暨海英时装浙江恺博担保公司债权人委员会按比例交纳费用40元，用于启动对杨海英赃款赃物的追缴。 2014年11月，沈言旭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郭伟英归还借款本金15万元，支付相应利息，并由彩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15年1月14日，本院作出（2014）绍诸商初字第3982号民事判决：一、郭伟英应归还沈言旭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10万元自2012年2月11日起至2012年2月21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支付15万元自2012年2月22日起至本金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彩霞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彩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伟英追偿。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郭伟英作为涉案借据载明的借款人，是否应当承担向出借人沈言旭返还借款1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民事责任。本院对此持否定态度，理由如下：一、沈言旭不仅明知其所出借的款项将由杨海英使用，而且就是出于对杨海英实力的认可，将钱放到杨海英处赚取利息的；二、根据沈言旭及沈言辉、陈莉莉、杨海英、郭伟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认定由郭伟英在借款人栏签字，并非因沈言旭提出，而是因杨海英借故要求由其公司员工郭伟英作为形式上的借款人；三、根据本院调查取得的银行流水，沈言旭因出借款项而收取的利息，均直接由杨海英支付，此前沈言旭所称利息由郭伟英支付，与事实不符；四、（2013）浙绍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集资诈骗第17节，认定杨海英骗取借款的对象是沈言旭，而非郭伟英，且该刑事判决生效后，沈言旭也要求向杨海英的相关公司进行追赃。换言之，就是本案中，郭伟英虽参与了借款的介绍，但其作为借据上的借款人仅是个形式而已，涉案民间借贷关系实际发生于沈言旭和杨海英之间，故不应当由郭伟英承担还本付息的民事责任。 本院也注意到，杨海英出逃后，郭伟英确曾在由沈言辉拟写内容的“证明”上签字。但该书证仅是一份证明，而非履行债务承诺书；其内容也只是从形式上反映本案借款人、出借人、实际用款人的基本情况，不能推翻本案借贷关系实际发生于沈言旭与杨海英之间的事实。实际上，在杨海英集资诈骗案发后，沈言旭也已选择实际借款人杨海英作为债务人主张权利。 综上，沈言旭出借的涉案15万元款项之本息，应由实际借款人杨海英，而非名义借款人郭伟英承担偿还责任。原审判令郭伟英归还沈言旭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又基于彩霞公司为郭伟英提供保证担保，而判令该公司为郭伟英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再审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4）绍诸商初字第398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沈言旭的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原审原告沈言旭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钢杰 审 判 员  楼科威 人民陪审员  张巧丽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蔡瑜洁 ?*MERGEFORMAT?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