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5467号原告：广州市航达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茶东村东兴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邓胜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胜均，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娜娜，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唐来，男，197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培进，安徽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强，安徽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航达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达纺织品公司）与被告高唐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立案后，被告高唐来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裁定驳回了被告高唐来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被告高唐来不服裁定，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裁定。后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航达纺织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娜娜、钟彩，被告高唐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培进、梅强到庭参加诉讼。后原告航达纺织品公司变更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为邓胜均和袁娜娜。2020年4月29日，本案再次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航达纺织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胜均、袁娜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高唐来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航达纺织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1,117,148.5元；2.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利息354,534元（按年利率6%，以305,954元为本金，从2013年12月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23日利息为99,041元，以811,194.5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23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23日利息为255,493元）；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生产滚刷绒布的供货方，被告系销售滚刷绒布的购货方。2010年开始，原告向被告提供不同型号、规格和数量的滚刷绒布，开始双方合作关系尚属良好，但后来由于被告经常出现不按时结算货款的行为，因此双方于2013年8月13日签订产品销售代理合同，并签订补充协议确认结算之前的呆账。被告确认在2013年9月30日付清拖欠原告2012年的货款共400,000元，确认在2013年11月30日付清拖欠原告2013年3月12日至6月3日的货款共405,954元，并约定在被告付清该两笔拖欠的货款后，被告此后销售原告的产品则按产品销售代理合同执行。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并没有按约定在2013年9月30日支付原告400,000元货款，也没有在2013年11月30日支付原告405,954元货款。而是逾期至2014年1月29日支付200,000元、2014年1月30日200,000元、100,000元，共支付500,000元，之后被告再没有支付过原告任何货款。经原告对账结算，被告仍拖欠原告2013年3月12日至6月3日的货款共305,954元货款未付，及拖欠2013年8月9日至2014年1月22日货款共811,194.5元货款未付，以上两笔货款合计共1,117,148.5元。以上拖欠的货款，原告自2014年1月至今均从未间断地催收并于2018年4月9日向被告发律师函催收货款，但被告完全置之不理，拒绝支付上述拖欠的货款。综上，因被告拖欠货款的违约行为，造成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故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望判如所请。被告高唐来辩称，1.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是不正确的。除原告在诉状中认可的已经支付的三笔货款即500,000元外，被告于2013年8月13日和2013年10月21日分别支付200,000元，共计400,000元给原告，该400,000元应当抵销欠原告的货款。2.除原告主张的2012年和2013年3月12日至6月3日的货款外，另行主张2013年8月9日至2014年1月22日的货款811,194.5元，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3.无论原被告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时间或者如果在此之后有业务发生的最后期限，至原告起诉之日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经审理查明，航达纺织品公司与高唐来素有业务往来，由航达纺织品公司向高唐来供应滚刷绒布。2013年8月13日，航达纺织品公司（作为甲方）与高唐来（作为乙方）签订产品销售代理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具体约定。同日，双方再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1）付款方式为月结账90天内付清前面货款。2）乙方交付200,000元人民币给甲方作为信用保证金，若乙方逾期付款，则交付甲方的200,000元信用金，作为乙方补偿甲方的前期货款的滞纳金。甲方并且有权取消合约，并追讨乙方所有未付货款。3）原2012年前结下的400,000元乙方要在2013-9-30日付清。2013年3月12日至6月3日的货款405,954元要在2013-11-30付清。后面发货按协议执行。”2013年8月13日，高唐来付款200,000元给航达纺织品公司；2013年10月21日，高唐来付款200,000元给航达纺织品公司；2014年1月30日，高唐来分两次共付款30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给航达纺织品公司。航达纺织品公司主张在2013年8月9日至2014年1月22日期间陆续供应811,194.5元产品给高唐来，高唐来予以否认，称仅在2014年1月22日收到过航达纺织品公司送来的产品但不确认金额。另查明，航达纺织品公司在起诉状中自认收到高唐来于2014年1月29日支付的200,000元，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航达纺织品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由案外人叶连递支付并提供了相应证据。高唐来坚持认为2014年1月29日的200,000元为其支付，但未能就此举证证实。再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照航达纺织品公司的申请出具了律师调查令，调查邓胜均名下手机号码在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30日期间的通话和短信记录。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书面回复称无法提供。在本案第二次庭审时，航达纺织品公司申请了证人张某、王某及潘某出庭作证。张某的证言主要包括2015年3、4月份曾找过高唐来协调与航达纺织品公司的本案货款纠纷并在2016年春节前让航达纺织品公司邓胜均打电话、发信息给高唐来催讨货款。王某的证言主要包括在2015年6月单独与高唐来就本案货款纠纷进行协调，期间高唐来以航达纺织品公司违反双方的口头约定需承担赔偿责任为由认为不需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曾委托他人代为向高唐来催讨货款。潘某证言主要是2015年、2016年曾接送航达纺织品公司邓胜均前往高唐来处催讨货款，但其不在催讨现场。2018年4月9日，航达纺织品公司委托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向高唐来发出律师函催讨本案货款。以上事实，有产品销售代理合同、补充协议、送货清单、转账凭证、律师函、EMS快递单及送达记录、调查令复函、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产品销售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截止至2013年6月3日高唐来尚欠其货款805,954元（400,000元+405,954元）未付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航达纺织品公司主张2013年8月9日至2014年1月22日期间陆续供应了811,194.5元的产品给高唐来，并提供了送货清单等证据予以证实，虽然2014年1月22日送货单以外的送货清单均非高唐来本人签名，但双方在庭审过程中均确认案涉货物的交易方式为高唐来电话下单后航达纺织品公司通过物流公司送货，且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2013年6月3日前的送货清单也并非高唐来本人签名，故此，本院认为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可以证实其上述货款主张。对高唐来关于2013年6月3日后仅在2014年1月22日收到过航达纺织品公司货物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高唐来拖欠航达纺织品公司的总货款金额应为1,617,148.5元（805,954元+811,194.5元）。高唐来分别在2013年8月13日支付了200,000元、2013年10月21日支付了200,000元、2014年1月30日支付了300,000元给航达纺织品公司。航达纺织品公司主张高唐来2013年8月13日支付的200,000元是信用保证金，且因高唐来未按双方约定付款，应作为滞纳金没收。航达纺织品公司的上述主张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航达纺织品公司虽在诉状中自认高唐来在2014年1月29日支付了200,000元，但其此后已举证证实上述款项并非来自高唐来，高唐来坚持认为上述款项为其支付但未能就此举证证实，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故高唐来实际仍拖欠航达纺织品公司的货款金额应为1,117,148.5元（1,617,148.5元-200,000元-300,000元）。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高唐来在2014年1月30日支付的最后一次货款应认定为归还2013年8月13日补充协议中的欠款，故补充协议中所剩欠款余额应从2014年1月31日开始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根据双方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在每年年底结算，故航达纺织品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后当年即2013年送给高唐来的货物应在2013年年底结算付款，从2014年1月1日开始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2014年送给高唐来的货物应在2014年年底结算付款，从2015年1月1日开始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邓胜均分别于2016年1月29日及2016年7月8日发送给高唐来的短信记录，因没有原件且高唐来明确否认曾收到有关短信内容，故本院不予采纳上述短信记录；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证人张某的证言中关于让航达纺织品公司邓胜均给高唐来打电话、发信息的证言，因张某不清楚电话有否接通、有关短信是否发出或到达高唐来，故仅凭张某的该部分证言无法证实航达纺织品公司曾向高唐来催讨货款且高唐来收到有关催讨通知；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证人张某、王某的证言中关于其曾代表航达纺织品公司与高唐来协商案涉货款事宜的陈述及王某证言中关于其曾委托他人代为向高唐来催讨货款的陈述，因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本院亦不予采纳，并且证人张某、王某的证言显示其与高唐来协商的时间分别为2015年3、4月和2015年6月，两年诉讼时效的届满时间最迟也应为2017年6月；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证人潘某的证言无法证实邓胜均有否见到高唐来及有否向高唐来催讨货款。根据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仅能证实其在2018年4月9日向高唐来发出了律师函催讨货款，故航达纺织品公司的本案货款主张均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高唐来就本案提出的超出法定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有理，本院予以采纳。对航达纺织品公司起诉要求高唐来支付货款及利息的主张，因超出法定诉讼时效，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航达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46元，由原告广州市航达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宏平人民陪审员  吴婉婷人民陪审员  王志华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 记 员  冯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