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20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德昌，男，198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贤，山东现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省博兴县华祥家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吕艺镇驻地。法定代表人：洪明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军，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立国，男，1970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上诉人高德昌因与被上诉人山东省博兴县华祥家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祥公司）、赵立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38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德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3824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棉纱买卖关系，一审判决强行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被上诉人没有直接有效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上诉人却能够提供被上诉人开具给威海锦德莱针织有限公司等数家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对公付款回单，以及解某购买支付被上诉人棉纱货款的银行转账交易记录等，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增值税发票是国家认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证，真实记录了买卖双方的交易信息，包括购买方名称、销售方名称、货物名称、数量及单价，这些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及购买方对公汇款回单足以证明与被上诉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并非上诉人，从而证明被上诉人一审起诉上诉人属于诉讼主体明显错误。在一审诉讼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没有依法向法庭提交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应当具备的买卖合同、收货单、发货单、货运凭证、货款转账交易记录及完税发票等原始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其诉讼请求缺少有效证据支持，依法应当驳回。而上诉人却提供了完整的被上诉人诉称的187万多货款的交易信息，证明了被上诉人将价值187万多棉纱卖给了解某等20余家客户，相关客户给被上诉人的货款转账记录，以及被上诉人给购买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均属于客观证据，无法伪造，具有完全的证明效力，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是和解某等客户之间存在着棉纱买卖关系，而非和上诉人之间存在着买卖关系。一审法院未采纳上诉人提交的有效证据，没有在一审判决中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以及证明事项和证明效力进行分析陈述，却以与被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的赵立国的证言来认定买卖双方为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从而得出错误结论，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2.本案被上诉人与赵立国伪造担保协议，争夺案件管辖权，让本案在滨城区审理。实际情况是赵立国和上诉人非亲非故，年龄相差近20岁且是异地，本案涉案货款近三百万元，赵立国凭什么给没有经济来源，且还处于失业状态的上诉人出具担保书呢？这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本案显然属于虚假诉讼。3.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第三张明细表，自称是原件的复印件的照片的打印件，是不能作为本案直接有效证据使用的，该证据并非原件，系被上诉人后期自行伪造故意隐瞒真实交易事实的复印件。被上诉人一审开庭过程中说该原件是在上诉人处，完全是在撒谎欺骗法庭。作为被上诉人主张诉讼事实的关键证据怎么能给上诉人，这不符合逻辑。不可能三张密不可分的明细表，两张在被上诉人处，一张在上诉人处，所以被上诉人一审诉讼主张是不成立的。4.上诉人有新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该证据是一张被上诉人发给即墨解某的棉纱出库单，该出库单明确载明付给即墨解经理的棉纱明细：日期、单价和数量，和被上诉人提交的交易明细能一一对应起来的，这也证明了被上诉人是和案外人之间存在着买卖关系，而非和上诉人之间存在着买卖关系，从而证明被上诉人诉讼主体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依法审查，从而致使案件认定事实完全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华祥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同时原审判决根据我方提交的明细表等证据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货款360969.2元于法有据。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主张被上诉人是与解某等客户存在买卖关系并非客观事实，意在逃避付款义务，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赵立国未作陈述。华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德昌支付棉纱货款360969.2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360969.2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2.赵立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祥公司提交明细表三张，其中：《博兴华祥家纺科技有限公司发青岛即墨高德昌棉纱明细》原件两张，上述两份表中有日期、规格、重量、单价、金额，总金额为2235337.2元，高德昌在表中填写“以上业务情况属实高德昌370282198404153616”；明细表复印件一张，该表中有“以上业务情况属实高德昌370282198404153616”，金额为1874368元。高德昌提交证据一明细一张，日期及金额与华祥公司提交的明细表中的第三张复印件一致，该明细同时包括转入账、对方户名，高德昌同时提交证据二交易明细、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等18张，证明明细表中所涉业务是华祥公司与其他公司发生。赵立国出具担保证明“博兴县华祥家纺科技有限公司，棉纱销售业务由赵立国（身份证：）担保销售即墨高德昌棉纱销售，货款由赵立国担保（身份证号：）以此证明赵立国2016年8月24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华祥公司与高德昌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华祥公司提交三张明细表证明两当事人之间有买卖关系及货款金额，华祥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作为高德昌已收货的证据，华祥公司所提交证据符合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认定标准，故华祥公司与高德昌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高德昌应向华祥公司偿还所欠货款360969.2元。高德昌对华祥公司提交的三张明细表有异议，辩称系按赵立国的要求在空白纸上写下“以上业务情况属实高德昌370282198404153616”内容，赵立国有异议，高德昌对此无证据证明。高德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向他人书写“以上业务情况属实”内容并签名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其应当是清楚的。高德昌对其提交的反驳华祥公司主张的证据二交易明细18张的来源陈述意见：“第三页右上半部分并非空白，该部分记录了原告和相关客户之间的交易明细”，“我们在收到法院的开庭传票后就按照赵立国遗留在我们处的证据一跟查找相关单位的交易记录，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查找到的相关交易记录有18张，就是证据二”，“我们提交的这18份证据的来源，一部分是赵立国在要求高德昌帮助跑腿要款的过程中，赵立国送给高德昌的”，前后不一致。同时赵立国作为涉案买卖的业务员证实买卖双方为华祥公司和高德昌。华祥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盖然性大于高德昌的证据及辩解意见，高德昌的辩解意见缺乏合理性以及缺乏相关直接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华祥公司请求高德昌自2019年8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赵立国于2016年8月24日签订担保证明，未约定保证期间，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华祥公司至起诉之日，已超过保证期间，故华祥公司请求赵立国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高德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山东省博兴县华祥家纺科技有限公司货款360969.2元及利息（以360969.2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6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高德昌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山东省博兴县华祥家纺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14.54元,减半收取3357.27元，案件申请费2520元，共计5877.27元，由高德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1：出库单一份，证明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关系的是解某而并非上诉人。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该出库单没有我方的盖章，也不能证实我公司的发货情况。其次，我方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且能与我方在一审中举证提交的交易明细相对应，但因解某系上诉人的舅舅，双方系合作或合伙关系，其提交的该份证据仅能说明我方按照上诉人的要求直接发货给解某，而我方在一审中已提交上诉人本人签字认可的交易明细，完全可证实是上诉人与我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举证的主张不能成立。证据2：解某证人证言，证明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关系的并非上诉人，而是解某等其他客户。上诉人质证称，证人当庭证实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其证据真实有效，依法应予采信。被上诉人质证称，首先，证人与上诉人系亲属关系，双方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证言暂不论是否真实，请法庭考虑是否予以采信。其次，我方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一直在说是与赵立国间存在业务关系，其与我方既不认识，也不存在经济往来，不排除证人与赵立国间存在其他的业务关系。最后，通过一审认定的事实，上诉人作为中间商，其客户包括解某、祥泰公司等多家单位，不能仅凭解某的个人证言就能证实我方与高德昌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证据3：解某银行交易明细6张，证明解某一直与赵立国存在业务往来，后赵立国把解某付款明细说成是上诉人和华祥公司之间的，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解某与赵立国间发生的汇款往来与本案无关。与刘莉莉间的汇款往来关联性我方是认可的，但因高德昌系中间商，解某又是其客户，其指令解某向刘莉莉付款可以证实上诉人与我方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不能证实其刚才的主张，且该证据并非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此外，上诉人还申请对赵立国书写的担保证明的书写时间进行鉴定。被上诉人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赵立国与高德昌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6张，来源于赵立国个人微信。证明：1.通过我方提交的第一张截图中的手机号（该号码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高德昌认可系其本人手机号）以及第二张截图可以证实微信昵称“善德【竹节纱】”用户为上诉人高德昌本人。2.通过以上聊天记录，可以证实上诉人高德昌在被上诉人处购买棉纱后，又转卖给其客户，并指示其客户给我方汇款，然后要求我方为其客户开具发票。3.该聊天记录中体现的青岛恒昌荣公司、威海锦德莱公司、青岛丰之豪公司、烟台华鑫公司、青岛锦贝源公司等与高德昌在一审中举证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中所列的部分客户是一致的，且货款数额也相同，能够证实上诉人与我方存在棉纱买卖合同关系，只不过高德昌相当于中间商的角色，其购买我方棉纱后又转卖给第三方，由第三方直接向我方付款。结合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主张我方与解某等客户间存在买卖关系是不成立的，其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质证称，对于其提交的聊天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是否发生业务关系应当以真实的收货单以及付款凭证为准，被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试图证实高德昌系中间商，该事实并不存在。如果是中间商，被上诉人应当将棉纱等货品发给高德昌，再由高德昌与其结算。并且该聊天记录所载明的内容体现的是赵立国的内容，并未体现华祥公司的内容，所以该聊天记录载明的事实与华祥公司无关。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存在买卖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该证据未记载发货人名称，被上诉人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因解某与上诉人之间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且与赵立国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该证据属于公信力较高的第三方保存、提供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上诉人提交的鉴定申请，因上诉人在管辖权异议审查、二审中均未申请鉴定，且在本案一审中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明确放弃了该项诉讼权利，其在二审中再申请鉴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准许。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号码截图及聊天记录，上诉人虽不予认可，辩称该微信号是上诉人用自己的手机为解某申请的，但证人解某又表示对该微信号不知情，推翻了高德昌的主张。且微信聊天记录第一页即有高德昌以自己的名义给聊天对象拜年的内容，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一审中，上诉人高德昌对被上诉人华祥公司提供的第三张业务明细表照片不予认可，并提交了其自己制作的明细表。该明细表与被上诉人提交的明细表对比，所记载的时间、金额、收款总额以及货款总额、已收货款总额、未收货款总额均相同，所不同的是华祥公司提交的明细表照片上有高德昌的签字，无交易相对方的名称；高德昌提交的明细表上没有其本人的签字，但记载了交易相对人的名称。本院认为，第一，上诉人高德昌在本案庭审中存在多处虚假陈述，应当对其课以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具体表现为：1.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微信昵称为“善德【竹节纱】”用户的聊天记录，上诉人高德昌否认该微信号为其本人使用，而是其为解某注册使用，其中的开票信息等是替解某发送。但本院询问证人解某时，解某否认该微信号系其使用，也否认曾要求赵立国、华祥公司为其他主体开具发票，并称该微信号“应该是高德昌的”。结合该聊天记录第一条为高德昌以自己名义向他人拜年的信息，以及高德昌此后陈述的其使用该微信号帮赵立国处理索要货款等事项，应当认定高德昌存在虚假陈述。2.针对高德昌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三张明细表，本院询问高德昌对明细表中记载的解某之外的交易主体、交易内容是否知情，高德昌称只知道解某与赵立国之间的交易，对其他的不知情，是在赵立国遗留材料中找到的相关信息。但在确定微信号系高德昌使用后，高德昌又称其在聊天记录中向赵立国发送的信息是替赵立国催要货款。该陈述与其之前所称的对其他交易均不知情相互矛盾，明显存在虚假陈述。上诉人高德昌违反诚信原则、对关键事实作出虚假陈述的行为，使本院有理由对上诉人的其他陈述产生合理怀疑，并对其课以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故对于高德昌所陈述的、无证据证实的其在空白纸上签字后被上诉人制作明细表等主张，本院均不予采信。第二，关于本案买卖合同主体的认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以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虽然被上诉人收受了其他民事主体支付的款项，也向其他民事主体开具了部分发票，但通过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结算明细表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收取他人款项、向他人开具发票的行为系受上诉人指示，最终结算仍由上诉人进行。结合该种交易方式，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收取他人款项、向他人开具发票的行为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的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和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合同订立、履行、结算的意思表示均发生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合同主体不因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和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而改变。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诉讼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于法有据，上诉人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第三，关于买卖合同未付款金额的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第三张结算明细表虽系复印件（照片），但上诉人亦提交了一份由其自己制作、保存的结算明细表，两份明细表对应收货款、已收货款、未付货款金额的记载是一致的，上诉人仅是对欠款主体有异议。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的证明力瑕疵已得到补正，原审判决采纳该证据作为认定欠款金额的依据，符合证据规则，上诉人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此外，上诉人对本案管辖提出的异议，人民法院已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作出生效裁定，本案不再重复审查。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14.54元，由上诉人高德昌负担。审判长  郑乃群审判员  张发荣审判员  刘 洋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贾梦琦书记员孙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