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6行终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永英，女，1968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八一路34号。法定代表人李书勇，该局局长。上诉人余永英因诉被上诉人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核算退休待遇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行初7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余永英系原襄阳麻棉纺织总公司职工，1992年6月参加工作，1994年7月被招收为全民单位合同制工人。2016年6月13日，经襄阳市襄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余永英的连续工龄从1988年1月计算。2018年9月，余永英达到退休年龄，经襄阳市襄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退休。2018年9月11日，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对余永英的养老保险待遇进行核定。由于余永英在2016年补缴了1988年1月至1992年5月期间的社保费用，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在核定余永英的养老待遇时，认定余永英的缴费年限为1988年1月至2018年9月共30年9个月，其中视同缴费年限为1988年1月至1995年12月共8年，剩余为实际缴费年限。余永英认为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对其养老待遇核算错误，于2019年3月向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的主管单位襄阳市襄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反映其医保、养老待遇等问题。同年5月20日，该局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没有支持余永英的诉求，余永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的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的职责包括全区企、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国家机关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的申报核定、个人帐户管理、待遇审核支付及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管理等工作，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中余永英、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双方对余永英缴纳养老保险的时间为1988年1月至2018年9月无异议，对合并计算的缴费年限存在争议。经核算自1988年1月至2018年9月，余永英的缴费年限计30年9个月，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对余永英缴费年限的核算没有错误，余永英要求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按已缴养老保险31.25年核算退休待遇，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缴费性质问题，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鄂政发〔1995〕111号）的规定，湖北省自1996年1月1日开始建立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此前的缴费均汇入社会统筹账户，并不存在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概念。根据原湖北省劳动厅印发的《关于贯彻执行〈湖北省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二条“新方案实施前，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均不记入个人账户，但按规定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应合并计算为缴费年限，并作为计发基本养老金的依据”之规定，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将余永英1988年1月至1995年12月的缴费期间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同时作为计发基本养老金的依据，符合上述规定。余永英关于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对其缴费性质认定错误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的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余永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永英负担。宣判后，上诉人余永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全部为实际缴费的事实，错误的将部分定性为视同缴费，从而导致为上诉人核定的退休待遇明显偏低，同时对上诉人重复缴费的部分，被上诉人应当实事求是进行核定后予以退还。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递交答辩意见。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与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余永英起诉被上诉人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请求：1、撤销〔2019〕14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2、判令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按其已缴养老保险31.25年核算享受退休待遇。因作出上述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主体不是被上诉人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在一审庭审中，经审判人员释明，上诉人余永英撤回了其第一项撤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诉讼请求。全民单位新招合同制工人登记表中有关余永英简历载明“1983年9月至1992年5月待业，1992年6月在原湖北省襄阳麻棉纺织总公司工作。1994年7月经审批被原湖北省襄阳麻棉纺织总公司招收为合同制工人。”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申报审批表以及湖北省企业职工退休条件审批表中载明“余永英参加养老统筹时间为1988年1月，工种为工人，视同缴费年限为8年，实际缴费年限为22年，合并缴费年限为30年9个月，退休时间为2018年9月。其中退休条件审批表中职工个人签字处有余永英本人的签名”。《湖北省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鄂政发〔1995〕111号）已于1996年1月1日起施行。原湖北省劳动厅《印发关于贯彻执行〈湖北省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第二条“新方案实施前，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均不记入个人账户，但按规定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应合并计算为缴费年限，并作为计发基本养老金的依据。”《关于印发〈湖北省城镇用人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暂行办法〉的通知》（鄂劳社文〔2003〕190号）第二条第（二）项“原合同制工人，从被批准招收为合同制工人至参保前的时间，单位和个人按历年规定费率补缴。对于招收为合同制工人前在本单位从事过临时工的，在补缴资金到位后，当地实行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后从事临时工的时间，按规定计算为连续工龄并视同缴费年限；。如果不补缴，则当地实行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后至参保前的时间不能计算为缴费年限。”本案中，上诉人余永英以其2016年补缴了1988年1月至1992年5月期间的社保费用，请求养老保险缴费按31.25年核算其退休待遇，本应提供证明被上诉人对其退休待遇核算存在错误的证据、依据以及所诉请求能够成立的实质理由。在上诉人余永英未提供证明其退休待遇核算存在错误的证据的情况下，根据审理查明“全民单位新招合同制工人登记表、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申报审批表以及湖北省企业职工退休条件审批表中载明，上诉人余永英个人简历1983年9月至1992年5月待业，1992年6月在原湖北省襄阳麻棉纺织总公司工作。1994年7月经审批被原湖北省襄阳麻棉纺织总公司招收为合同制工人；参加养老统筹时间为1988年1月，视同缴费年限为8年，实际缴费年限为22年，退休时间为2018年9月，合并缴费年限为30年9个月，且在退休条件审批表中职工个人签字处有余永英本人签名”的事实，被上诉人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对上诉人余永英缴费年限合计为30年9个月，并以此核算退休待遇并未减损上诉人余永英的合法权益。综上，上诉人余永英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襄阳市襄州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按其已缴养老保险31.25年核算享受退休待遇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驳回余永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余永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杰锋审判员  杨 瑛审判员  曾建彬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