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1行终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喜伟，男，汉族，1991年11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现住武汉市江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 法定代表人刘坚，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芳，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陈栋，男，汉族，1994年3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新洲区。 上诉人王喜伟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以下简称区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行初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喜伟与陈栋系同寝室同事，2018年10月6日早上7时许，两人因琐事在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泛海国际竹海园员工宿舍内发生纠纷，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互有损伤。同日陈栋向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王家墩派出所（以下简称王家墩派出所）报警，该所民警对王喜伟与陈栋分别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受王家墩派出所委托，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对王喜伟与陈栋的损伤程度进行了鉴定，并分别于2018年10月9日、19日出具了鄂明医临鉴字[2018]第2656号、28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王喜伟与陈栋伤情均属轻微伤，但其中对陈栋伤情分析说明记载“左侧钩骨骨折”“左肩部见一4×2cm青紫痕，左上臂内侧见一4×2.5cm青紫痕，右肩部压痛明显，颈部活动受限，左手腕关节活动受限”；对王喜伟伤情分析说明记载“主要损伤为身体多处软组织损伤”。2018年11月28日陈栋将鉴定意见书送达王家墩派出所，该所于同年12月20日出具《受案登记表》，并再次对陈栋进行询问，确认2018年10月6日询问笔录中“王熙伟”与本案王喜伟系同一人。2018年12月20日王家墩派出所民警向王喜伟进行了处罚前告知，王喜伟表示不提出陈述、申辩，并在告知笔录上签名捺印。同日，区公安分局作出汉公（机）行罚决字〔2018〕17403、174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对陈栋处以罚款壹佰元的处罚，对王喜伟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王喜伟不服汉公（机）行罚决字〔2018〕174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陈栋报警后，王家墩派出所组织了王喜伟与陈栋 进行治安调解，双方就调解内容未达成一致。 原审法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区公安分局负责本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职权。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王喜伟与陈栋因琐事发生纠纷及肢体冲突，依据王喜伟与陈栋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过程中的陈述、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王喜伟存在殴打陈栋的情节。鄂明医临鉴字[2018]第2656号、28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王喜伟与陈栋均构成轻微伤，且陈栋发生“左侧钩骨骨折”、王喜伟伤情为“软组织挫伤”，区公安分局据此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区公安分局接警后，依法对王喜伟及陈栋进行了询问、调查，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双方伤情进行了鉴定，组织双方进行治安调解，在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区公安分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在处罚前告知王喜伟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陈述、申辩权利，符合公安部令第125号《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调查取证的规定，程序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对王喜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喜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王喜伟负担。 上诉人王喜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确认处罚决定合法的证据不足。原审认定上诉人存在殴打原审第三人，情节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不存在殴打第三人的行为，第三人提供了虚假证明，其不存在头部受伤的痕迹，出现的症状是因自身疾病造成，并非上诉人殴打所致。二、原审法院认定区公安分局作出涉案处罚决定的证据充分，这一认定是错误的。第三人陈栋与公安机关存在串供行为。三、原审法院认定区公安分局经过立案调查、询问审查并告诉上诉人所享有的权利的程序的合法性存在错误。行政处罚过程中公安机关只让上诉人对材料签字未让其核实查看，没有赋予上诉人申辩的合法权利。四、区公安分局在办理治安案件上徇私枉法，使其本人在没有违法的情况下受到治安行政处罚，故意包庇打人凶手陈栋。五、对原审第三人报警的时间有疑问，第三人主观存在恶意，其在冲突发生时就应该报警，不应在就医后返回家中与家人商议后才报警。六、公安机关案件办理期限程序上存在违法，办理期限本应为1个月，实际上2个月都还未办结。综上，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的（2019）鄂0103行初81号行政判决书并撤销区公安分局作出的汉公（机）行罚决字﹝2018﹞174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区公安分局给上诉人作出的行政拘留处罚属于违法。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原审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原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诉处罚决定是否合法。首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中，鄂明医临鉴字[2018]第2656号、28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了原审第三人陈栋的伤情为“左侧钩骨骨折”“左肩部见一4×2cm青紫痕，左上臂内侧见一4×2.5cm青紫痕，右肩部压痛明显，颈部活动受限，左手腕关节活动受限”；而上诉人王喜伟的伤情为“主要损伤为身体多处软组织损伤”，陈栋的伤情明显严重于王喜伟。被上诉人区公安分局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上诉人王喜伟作出处以五日拘留的汉公（机）行罚决字[2018]174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 其次，关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存在超期办案的主张。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亲友、邻里、同事、在校学生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引起的，可以调解处理。第一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调解案件的办案期限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协议不履行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中，被上诉人区公安分局接到原审第三人陈栋报警后，虽及时受理该案并展开了调查。但办案人员将受案时间误制作成2018年12月20日，该行为虽然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被上诉人的实体权利。同时，结合案件事实及前述法律规定，本案存在对当事人伤情进行鉴定及调解的事实，故该鉴定及调解期限不计入办案期限。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未超过法定办案期限，上诉人王喜伟提出的超期办案的主张不能成立。 最后，关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剥夺其申辩权利及对原审第三人陈栋报警时间存疑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接警后对上诉人王喜伟进行了的询问、调查及后续的伤情鉴定、组织调解，在涉案处罚决定作出前对上诉人告知了事实、理由、依据及上诉人所享有的相关权利等，且上诉人王喜伟对于区公安分局送达的相关材料均签字予以确认，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询问笔录可知，陈栋与王喜伟发生肢体冲突后随即向公司领导报告相关情况后即向王家墩派出所报警，并非上诉人所称的就医返回家中与家人商议后才报警。故上诉人上述两项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喜伟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王喜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金梅 审判员  罗 浩 审判员  曾文亮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法官助理刘晨露 书记员李玲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