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3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建，男，198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骁，贵州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江媛，贵州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桂国花，女，1974年4月15日出生，回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莎莎，贵州红连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桂传妃，贵州红连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温建因与被上诉人桂国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28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温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双方并非借贷关系，而是情侣关系，所有资金往来均系恋人间的赠与。2016年双方恋爱以来，上诉人转款打给桂国花的金额远超桂国花转账支付给上诉人的金额。被上诉人并无支付出借款10万元给上诉人的转账记录，而上诉人出具的借条系在桂国花分手后多次纠缠下迫于其威胁下出具，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桂国花答辩称，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频繁转账不影响民间借贷的形成，借条是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也未能证实存在胁迫，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证据充分，请求维持原判。桂国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所欠借款1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直至还清为止（资金占用费暂从2017年1月25日计算至2019年6月25日为14500元）共计114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温建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桂国花100000元（大写拾万元整），在2017年年底归还借款人温建2017年1月25日”，被告温建在借条上签字捺印。因被告未归还借款，原告遂起诉来院提出如前所诉。审理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下列证据1、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6年6月8日原告向被告打款2万元，2016年11月1日原告向被告指定收款人温琴打款2万元；2、借条（2017年1月25日），证明被告借到原告10万元；3、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28日、2018年11月25日），证明被告承认该笔款项，并承诺还给原告。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款项不是借款，打给温琴的是被告先打给原告的，再转给温琴的；证据2签字部分无疑，2017年1月25日借条实际是在2017年6月书写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借条上的金额没有实际发生，且在借条上面的间隔时间，原被告也有账目往来；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微信记录不完整，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下列证据1、银行流水（2016年1月3日-2017年12月31日）、电子回单明细、与原告的微信转账记录，证明被告与原告转账频繁不存在借贷关系，被告打款给原告金额超于原告所诉金额。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双方账目往来不能证实被告没有欠原告钱，正是因原被告账目复杂，所以原告要求被告通过出具借条方式确认债务，原告一直向被告索要，被告一直予以认可，被告举证达不到证明目的。就双方之间的账目往来，原告提交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交易清单、转账图片、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短信记录、微信账单、保证，证实原告向被告转账金额及取现交由被告金额超过被告转款金额及诉请金额，同时被告向原告部分转款是支付原告用自己的首饰及车辆为被告借款支付的利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意见转账明细、建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温建共收到4万元，剩余62800取现的与本案无关，被告没有收到；微信转账记录、交易明细真实性认可，被告共收到106456元；但是对原告认为12400元是典当利息不认可；转账图片、微信聊天记录转给被告温建前妻的一万元认可；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不认可，该份证据款项已经计算在前面的金额里；短信记录、微信账单、转账记录、保证与本案无关。原告提供有证据支撑的转账金额是146456元加上周敏的一万元，被告温建认可；根据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证实被告已经向原告转款共计209547元，其中微信转账以原告提供的为准，因此原被告双方并无借贷关系，双方就是情侣间共同用款，相互赠与。被告提交转账对比清单，原告认为支付现金因2016年6月被告需要周转，被告和原告一起到建行平坝支行取款共计6万元给被告；2016年11月2日原告和被告一起到合江支行会计柜取款2800元给被告，总共现金是62800元；原告尾号1008的卡号收到被告温建转款予以认可。其余被告转款至原告尾号为1557和8574两张卡是透支卡，被告温建所有转入这两张卡的钱都是还银行透支款。2016年12月8日温建打给刘阳萍的2万元，是被告温建自己借刘阳萍的，与原告无关。原告是用自己的首饰去典当行典当借钱给被告的，我们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中，被告温建从2017年12月2019年4月，每月转给原告桂国花的800元的一共是12400元，虽然是转给原告桂国花的微信，但是其实都是让桂国花归还典当行的利息的。原告两次抵押自己的汽车贷款，被告自己写了保证归还利息，原告每个月给被告偿还的利息是1677元，还了一年，共计是20124元。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典当等均没有证据证明是借给被告的，写的保证只是我们为其偿还贷款，与本案主张的贷款利息无关联性，其举证与本案主张的无关联性。另在2017年1月25日被告出具借条至今，原告向被告转款80506元，被告向原告转款118527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转款记录及借条，证实与被告存有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以双方是恋爱关系，因分手而受原告胁迫出具的借条，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为由抗辩。对此，原告未予认可。就双方存有的争议，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双方均有向对方转款的记录，被告于2017年1月25日出具的借条，虽被告提出是受胁迫出具，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实，结合在被告出具借条后与原告的聊天记录，可看出被告有欠款存在，故被告出具的借条应视为双方对之前资金往来的结算，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被告出具借条之后，被告向原告转款为118527元，虽原告提出该款中是被告向其支付借款利息及归还信用卡的透支款，温贤彬转款2万元系归还刘阳萍的款项，并向一审法院提交短信记录及被告出具的保证，但短信记录仅能证明原告贷款的事实，“保证”上的表述仅表明了用车抵押贷款期间的利息被告愿意承担，但无法证实与原告提供短信中显示的贷款有关，也不能证实原告名下信用卡的透支款系被告使用，对于温贤彬转款2万元，亦未有证据证实系归还刘阳萍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原告主张没有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双方提交的转款记录，在2017年1月25日后原告向被告转款80506元，扣减被告已支付的118527元，原告现收到被告的款项为38021元，扣减该部分，被告应归还原告的款项为61979元。对于原告诉请的利息，双方未约定利息，被告承诺在2017年底归还，故被告应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支付原告借款利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温建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桂国花借款61979元，并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支付上述借款的利息给桂国花，至借款61979元付清时止；二、驳回桂国花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90元减半收取1295元，由桂国花承担400元，温建承担895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有向对方转款的记录，上诉人于2017年1月25日出具的借条确认其借到被上诉人100000元，虽其称是受胁迫出具，但未提交证据证实。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上诉人此前对被上诉人欠有债务，故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应视为双方对之前恋爱期间资金往来的结算，应以此作为确定双方债权债务的依据与起点。上诉人出具借条之后，向被上诉人转款支付118527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80506元，被上诉人实际收到上诉人的款项为38021元，上诉人还应归还被上诉人61979元。至于债务利息，双方未约定，而上诉人承诺在2017年底归还却未归还，故上诉人除归还借款本金61979元外，还应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支付被上诉人逾期还款利息至实际清偿债务完毕之日止。故上诉人关于双方资金系恋爱间的赠与及借条系被迫签订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客观事实不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各项上诉主张及理由均不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2590元，由上诉人温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 娟审判员 黄智静审判员 李云鹤二〇二〇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黄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