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54民初8602号原告：祁杰伟，女，汉族，生于1977年8月11日，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胜利(特别授权)，男，汉族，生于1976年2月17日，住重庆市开州区，系祁杰伟的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冲(特别授权)，重庆市开州区文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李中华，男，汉族，生于1976年8月8日，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宋(特别授权)，重庆唐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幼霖(特别授权)，重庆唐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祁杰伟与被告李中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祁杰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胜利、张先冲，被告李中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宋、李幼霖，证人李健、林成然、刘齐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祁杰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还原告现金30万元，并从2011年7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6月，本案被告李中华找到原告称在云阳县江口镇的梯子路煤矿有200万元股份要转让，现在他已经把这个股份争取过来了，自己也投了几十万，让我也投五十万，夸张地表示年底至少要翻对本(连本带利润在100万)，并多次电话催促我叫我赶快，别人很多人也想投，如果错过了后面就投不进去了。经过被告多次欺骗性和诱导性的催促后，原告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最终同意入股30万元。2011年6月23日，原告以其丈夫的名义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贷款25万元到账，在当月24日原告从其丈夫左胜利的账户取现16万元，其中的13万保存家中。原告东拼西凑在2011年7月9日凑齐了余款，并于2011年7月10日从其丈夫左胜利的建设银行账户取现17万，合并原保存家中的13万，凑齐了总共30万元现金在开州区鹤翔豪苑北门对门的尚品轩茶楼交给了被告李中华本人。李中华当场就给原告出了一张《收条》，原告当时就要求被告一起到云阳县江口镇的梯子路煤矿去出具入股协议，但被告一直都说可以，却一直都不带原告去。随后原告多次找被告询问入股和分红的事，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脱。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李中华还在找原告说煤矿要扩大股份，叫原告再投钱进去，原告因原来的股份都没任何分红，就没有再投钱。在2016年年底，原告一直在向被告询问煤矿状况、股份以及分红的事，被告开始均以各种理由回避，后再就不接听电话。随后原告自己到煤矿去走访询问，煤矿的相关负责人称根本不认识李中华，更不存在退股入股的事。原告最终确定煤矿根本没有李中华入股的事实，更没有将原告的股本金投入到煤矿中。在原告调取到的该煤矿的《合伙融资合同》和《股东合伙协议章程》中并没有李中华的名字。综上，被告以入股煤矿的名义骗取原告的利益占为己有，严重侵害到原告的财产，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李中华答辩：1．原告所诉的事实不当。被告给原告出具收条这是事实，客观存在，当时要入股煤矿应该是很难的事情，没有特别的关系，别人是不会把股份让出来的，当时原告的丈夫与被告是很好的朋友关系。被告在云阳帆水乡梯子路煤矿占有小股，原告要入股通过被告和李健给原有股东做工作，才让给原告30万元入股。煤矿当时只有三个大股东对外，即刘齐钧、刘兆丙、林成然三人。李尚奎的股份就在刘齐钧的名下，是隐名的。当时煤矿的股份是1200万元，由于国家对煤矿的强制性要求进行技改，所以在经营过程中三个股东向外举债1229万元，在2014年强行关闭时三人进行了关于集体借款，偿还的决定，就说明了他们三人各自按比例承担外债。因原告的丈夫与被告都是国家公务员，不能成为开办煤矿的记名股东，只能是隐名股东，不能用转账的方式留下痕迹，所以原告在入股时全部取出现金进行交易，当被告收到原告的现金后，被告也用现金支付给了其中一个股东。这个事实就说明了原告的入股已实际完成。企业亏损后，原告方多次参与座谈，如何偿还股东欠的账，当时原告还愿意出资还债务。另外，云阳帆水乡梯子路煤矿在整合过后于2012年注销。注销后注册为云阳帆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田湾分公司。2．我方认为双方成立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属于隐名代理，理由：原告与煤矿的原始股东不相识，而被告与煤矿的原始股东相识，在被告知晓原始股东将要出让14%的股份后，将该消息告知原告的丈夫左胜利，左胜利同意入股后由被告将入股的30万元交予股份出让人林成然。3．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被告也按照约定的委托事项将30万元交付给林成然，且原告入股后也与公司的显名股东刘齐钧进行了接洽，被告已为原告履行了全部购买股份和入股，原告的委托事项已经完成。那么原、被告之间的委托法律关系因被告履行完委托事项而终止，现原告要求被告退还30万元，显然不合法，且有违约定。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资金占用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4．我方认为原告在被告交付30万元之后，已成为煤矿的隐名股东，依照法律规定隐名股东相对于公司来说不享有股东的权利，公司也没有义务通知其参与经营，参加会议的义务，隐名股东只能依据其与持股人的代持股协议，要求代持股人履行相关义务。5．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认为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7月10日，原告祁杰伟向被告李中华支付现金30万元。同日，李中华向祁杰伟出具收条一张，其上载明“今收到祁杰伟入股金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正)。付：经协商祁杰伟入股在云阳县帆水乡梯子路大煤矿，占股份30万元正．大写叁拾万元正．其中30万在厂股份李尚奎的股份中。全厂总股份1200万元大写(壹仟贰佰万元正)李中华2011年7月10日”。另查明，云阳县帆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田湾分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27日，登记负责人为刘兆丙，2016年7月14日核准注销。注销前隶属企业名称为云阳县帆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当事人的身份信息，收条，银行取款凭证、企业信息查询，证人李健、林成然、刘齐钧的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核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性质是合伙协议纠纷还是委托合同纠纷。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3．本案所涉委托事务是否已经完成。现评析如下：1．本案的性质是合伙协议纠纷还是委托合同纠纷。原告祁杰伟以合伙协议纠纷将本案起诉至本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请求变更案由为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结合原告和被告的陈述，可佐证如下事实“被告李中华知道云阳县江口镇的梯子路煤矿有股份要转让，并将该事实告知原告。原告遂将30万元入股金交于被告，由被告代其入股”。收条的内容也能够佐证该30万元属祁杰伟入股云阳县帆水乡梯子路煤矿。从原、被告的陈述，证人李健、林成然、刘齐钧的当庭证言，企业信息查询可以看出，祁杰伟、李中华并不是该煤矿的登记股东，也均未参与该煤矿的经营管理。且本案原告祁杰伟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李中华退还代其向煤矿投资的款项，并不涉及合伙事务，故本案中原告祁杰伟、被告李中华之间不属合伙关系。原告祁杰伟于2011年7月10日将入股金交于李中华，由李中华代其入股云阳县江口镇的梯子路煤矿，该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委托代理行为。据原、被告的陈述，双方仅是口头约定，并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据此规定，委托代理可以书面形式，也可以口头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据此规定，委托代理只能用书面形式。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本案中原告祁杰伟将煤矿入股款交给了被告李中华，李中华收款并出具收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六条第一款“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二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的规定，原告祁杰伟发出要约后，被告李中华以行为作出了承诺，故祁杰伟、李中华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被告李中华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诉讼时效是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定期间，应当从权利人能够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请求权时开始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适用诉讼时效的一般规定，即诉讼时效为三年。原告祁杰伟与被告李中华委托合同成立后，原告祁杰伟的丈夫左胜利于本案起诉前一直在找被告李中华要求说明情况，对于被告李中华是否按合同约定完成了受托事项，原告方的权利是否受到损害，原告方未明知。现原告祁杰伟因被告李中华未完成委托事务，要求解除委托合同并由被告李中华承担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对被告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3．本案所涉委托事务是否已经完成。本院认为，被告李中华未完成原告祁杰伟委托的事务。理由如下：第一，原告祁杰伟于2011年7月10日将30万元现金交给被告李中华，委托李中华将该30万元入股重庆市云阳县帆水乡梯子路煤矿。被告李中华收到原告祁杰伟的30万元入股金后，向原告祁杰伟出具收条，并在该收条上注明“经协商祁杰伟入股在云阳县帆水乡梯子路煤矿，占股份30万元正，大写叁拾万元正。其中30万元在厂股份李尚奎的股份中。全厂总股份1200万元，大写壹仟贰佰万元正。”证人刘齐钧当庭证实“煤矿卖股份前李尚奎的股份为10%，在卖股份后李尚奎的股份还是10%。原告祁杰伟的丈夫左胜利买的是林成然的股份，因我与李中华、左胜利熟悉，所以将左胜利他们的股份转到我的名下，左胜利所占股份为3%”。从证人刘齐钧的该证言看出，原告祁杰伟的股份并未在收条中约定的李尚奎名下，原告祁杰伟并未成为李尚奎名下的隐名股东。第二，证人刘齐钧的证言前后矛盾，在被告代理人询问时表示是因为和原告祁杰伟的丈夫左胜利熟悉，所以将左胜利的股份挂在其名下，而在之后又表示和左胜利只见过一面，是与其他股东在茗道茶楼算账时左胜利找到茶楼来，那时才认识的左胜利，也不知道原告祁杰伟是公司股东，表明刘齐钧与原告祁杰伟及其左胜利并不熟悉。第三，证人刘齐钧表示系在茗道茶楼与其他股东算账时左胜利找来的时候才知道左胜利在其名下有股份，原来一直以为股份是被告李中华的。而根据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胜利的当庭陈述，2011年年底时找李中华了解股份情况，李中华说他已经退股了，让他去找李健，多次向李健打电话，都没有联系上。后来听说煤矿股东在茗道茶楼算账，自己找上去的，那时才认识刘齐钧。左胜利找到刘齐钧的时间在2013年或2014年左右，时间距原告祁杰伟向被告李中华委托入股时间也已过了两年左右。表明被告李中华并未向刘齐钧及其他股东说明代原告祁杰伟或左胜利购买了30万元的股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原告将入股金交给被告李中华后，被告李中华并未和原告一起到煤矿去出具入股协议，也未向原告提供任何由煤矿公司或公司股东出具的书面凭证。且在被告李中华收到原告的30万元后，也一直没有公司或股东向原告通报经营及盈亏情况。第五，根据被告李中华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已经完成了委托事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认定被告李中华未完成委托事务，已构成违约。关于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李中华之间的委托合同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在委托合同中，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均享有任意解除权，可任意解除合同。委托合同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期限为合同成立后至委托事务处理完毕之前，在委托事务已处理完毕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不得再行使合同解除权。根据上述分析，原告祁杰伟与被告李中华委托合同成立，被告李中华未完成委托事务，原告祁杰伟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对原告方要求解除委托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原告祁杰伟系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解除与被告李中华的委托合同，开庭日应视为通知到达时，故原告祁杰伟与被告李中华的委托合同于2019年12月26日解除。关于原告祁杰伟要求被告退还委托入股金30万元，并从2011年7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院中，原告祁杰伟与被告李中华的委托合同未约定报酬，系无偿的委托合同。被告李中华未完成委托事务，应当向原告退还入股金，对原告祁杰伟要求被告李中华退还30万元入股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祁杰伟要求被告李中华从2011年7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的请求，因被告李中华未完成原告的委托事务，给原告方实际上造成了损失，但该损失原告祁杰伟在委托被告李中华后多年未主张，对损失扩大亦应承担相应责任，且考虑到本案委托合同系无偿的委托合同，故本院仅支持委托合同解除后的资金占用损失部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祁杰伟与被告李中华的委托合同于2019年12月26日解除；二、被告李中华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祁杰伟300000元，并支付以该3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2月2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三、驳回原告祁杰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60元，减半收取3980元，由被告李中华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曾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姜红书 记 员 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