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102行初14号 原告王振烈，男，1974年12月10日出生苗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西路1号。 法定代表人叶勇义，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贺菊英，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琳琳、谢坤培，福建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西门井边亭11号。 法定代表人邬勇雷，厅长。 委托代理人江胜超，男，该厅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施帅，女，该厅工作人员。 原告王振烈不服被告厦门市司法局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福建省司法厅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振烈，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副局长贺菊英、委托代理人李琳琳，被告福建省司法厅委托代理人江胜超、施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十二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于2018年9月26日对原告王振烈作出厦司罚决[2018]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当事人：王振烈，男，身份证号：，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13502200510474228。2018年7月6日，本机关收到厦门市公安局反映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振烈存在违规为其代理的犯罪嫌疑人颜毅彬传递信息，涉嫌妨害作证的相关材料，于2018年8月20日予以行政处罚立案。经查……本机关认为，王振烈律师作为一名执业多年的律师，在案件侦查阶段，帮助犯罪嫌疑人将明确包含找谁、如何作证以及如何联系的指示信息传递给犯罪嫌疑人家属，对该信息传出后存在家属干扰被害人或证人作证的风险应当是可以预见的。其在应当知道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仍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传递了信息，可以认定其对该涉案信息可能产生的不良结果抱放任的态度。王振烈律师对颜毅彬意图通过其家属伪造证据的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犯罪嫌疑人颜毅彬因已经向侦查机关交代参与阻挠工地施工的事实，担心会被认定为黑社会成员，因此要求王楚律师转告其妻子许爱治，让许爱治去找‘枪哥’等四人出面作证，目的是希望通过律师将信息传递出去，让家属干扰颜其安等四人作证，从而伪造对自身有利的证据。王振烈律师在听取王楚律师的会见情况汇报后，将王楚律师微信发送的会见情况文字汇报内容，在未进行任何甄别、筛选的情况下，转发给了颜毅彬的家属，导致家属收到信息后，即按照信息的指示实施了干扰被害人或证人作证的行为。王振烈律师客观上为颜毅彬意图通过其家属伪造证据提供了帮助。王振烈律师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六项以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机关于2018年8月29日向其送达了《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王振烈律师于2018年8月31日向本机关提交听证申请书。本机关于2018年9月12日公开举行听证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以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如下处罚决定：给予王振烈停止执业九个月的行政处罚。停止执业期限自2018年9月30日起至2019年6月29日止。”原告不服，于2018年11月15日向被告福建省司法厅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闽司行复[2018]14号《福建省司法厅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厦司罚决[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王振烈诉称，原告对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厦司罚决[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18年11月15日向被告福建省司法厅提出复议，2018年12月28日，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作出闽司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厦司罚决[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理由如下：一、原告的行为，是合法合规的辩护履职行为。原告与本所律师王楚一起担任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辩护人之后，原告本人没有会见过颜毅彬，王楚律师第一次会见颜毅彬之后，编辑了一条含有“让弟弟找一下颜永春，让颜永春看下是否能联系上（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能证明他只是帮忙看工地的，没有参与其他”内容的微信发给原告，原告则将该条微信转发给了颜毅彬的弟弟颜毅雄。原告的这一行为，是合法合规的辩护履职行为。因王楚律师于2018年4月12日第一次会见颜毅彬时，颜毅彬并没有将阻挠“大连金广”工地的行为如实告知王楚律师，在第二次会见时才如实告知,也就是说，在第一次会见并编辑上述微信发给原告时，王楚律师并不知晓颜毅彬有去阻挠“大连金广”工地的事情，在此情况下，颜毅彬声称“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能证明他只是帮忙看工地的，没有参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作为辩护人，完全可以据此判断这些人可能能够证明颜毅彬罪轻或无罪，颜毅彬进而要求王楚律师告知其弟弟找一下颜永春，让颜永春看下是否能联系上这些人。作为侦查阶段辩护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律师可以依法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辩护人有核实犯罪嫌疑人之陈述的真伪及收集相关资料的责任，鉴于颜毅彬提到的颜永春、“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等人，原告不认识，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原告就将上述微信转发给颜毅雄，目的是希望颜毅雄帮助核实颜毅彬的陈述的真伪，进而收集颜毅彬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资料，是辩护人依法履职的行为。二、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均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颜毅彬向王楚律师陈述“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等人能证明他只是帮忙看工地的，没有参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进而要求王楚律师告知颜毅雄找一下颜永春，让颜永春看下是否能联系上这些人；王楚律师编辑微信发给原告；原告将该条微信转发给颜毅雄；颜毅雄告知颜毅彬之妻许爱治；许爱治找颜永春；颜永春找“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等人。这是单线向前发展的，就原告而言，只是接收了王楚律师发来的微信，将微信转发给了颜毅雄，此外就没有实施其他任何行为。在此情形之下，仅凭颜毅彬的陈述，就认定原告帮助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伪造证据，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况且，颜毅彬的陈述前后矛盾、多变。再者，从6月23日讯问颜毅彬笔录记载可知，颜毅彬的陈述纯系推测，其陈述并没有明确承认其意图通过辩护人传递信息，要求其亲属实施伪造证据或妨碍作证的行为。还有，颜毅彬的推测性陈述与王楚律师的陈述相矛盾，与颜毅雄的陈述相矛盾。颜毅雄的询问笔录证实原告仅传上述微信后，原告没有就此事与其联系过，更没有实施任何指示、指使伪造证据或妨碍作证的行为。三、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均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没有法律依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七条第二项法律条文可以看出，“指示或帮助委托人或他人”、“指使或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威胁、利诱证人”三种行为是列举且并列的关系。但两被告所作出的决定，对原告的行为究竟具体违反上述条文哪种具体违法行为，含糊不清，应认定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没有法律依据。其次，据上述法律条文的规定可见，实施上述违法行为，主观上必须是直接故意，客观上是积极主动实施相应行为，方能成立。然而在本案中，主观上，原告没有指示、指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伪造证据或妨碍作证的故意，客观方面原告亦没有实施任何指示、指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伪造证据或妨碍作证的作为行为。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仅仅因为原告实施了转发含有“颜毅彬在会见时提供给王楚律师的认为自己罪轻、无罪的信息”微信的行为，就直接认定原告实施了帮助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许爱治伪造证据的行为，从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六）项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给予原告行政处罚，纯属适用法律错误。四、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均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在举行本案听证时，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程序严重违法。2018年9月11日，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向原告送达厦司听通字（2018）1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才告知原告次日举行本案的听证。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故，无论原告是否参加了本案听证，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在举行听证时，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二）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在举行听证时没有提供全案证据材料，属于程序严重违法。被告处罚决定中认定事实所依据的微信语音证据材料，并没有在听证会上提供，且故意曲解该微信语音。在整个听证会中，被告厦门市司法局的调查人员仅仅宣读了自己制作的证据清单，并没有向听证会展示、宣读证据，更没有播放上述微信语音证据材料。致使原告无法对全案的证据进行申辩和质证。被告据以作出本案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不在听证会上完全提供，属于严重程序违法。（三）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违反法定程序。原告于2018年11月15日向被告福建省司法厅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并于2018年12月12日通过邮寄方式向其递交《行政复议听证申请书》。但是被告福建省司法厅未予以理睬，亦未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予以回应或说明。因此，被告福建省司法厅的行为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属于程序违法。五、本案实体上的根本性错误，系被告厦门市司法局、福建省司法厅将许爱治的个人行为归责于原告，这显然无法成立。首先，许爱治系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配偶，又为颜毅雄的嫂子。本案中，许爱治确有通过颜永春去找相关证人进行交涉，但是许爱治却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妨碍作证或伪造证据的处罚或认定。其次，原告仅仅将需要核实内容的信息转发给颜毅雄，其初衷就是为了核实；原告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没有实施指示、指使颜毅雄伪造证据或妨碍作证的任何行为。颜毅雄本人也没有实施任何伪造证据或妨碍作证的行为，更谈不上颜毅雄因此受到任何妨碍作证或伪造证据的处罚或认定。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颜毅雄仅仅只是将案涉信息给许爱治浏览。主观上和客观上颜毅雄也没有实施指示、指使许爱治伪造证据或妨碍作证的任何行为。有鉴于此，原告将需要核实内容的信息转发给颜毅雄，这是会见之后的正常履职行为，原告与颜毅雄的联系点到此为止。因此，本案处罚认定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在原告与颜毅雄之间的联系已经断点，颜毅雄与许爱治之间的联系亦断点的情况下，属典型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综上所述，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特诉请：1、撤销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厦司罚决[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2、撤销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作出的闽司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 原告于起诉时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厦司罚决[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闽司行复[2018]14号《福建省司法厅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1-2证明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撤销。3、短信截图，证明2018年9月5日，被告厦门市司法局既没有确定本案听证的时间、地点，也没有将举行本案听证的时间、地点告知原告，程序违法；4、EMS邮寄单；5、EMS查询单；6、听证申请书；证据4-6证明原告向被告福建省司法厅邮寄了《听证申请书》，且其已经正常签收，但被告福建省司法厅未予听证，程序违法。 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于2019年3月13日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一、答辩人具有对原告行为作出处罚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四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条的规定，答辩人作为厦门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具有对厦门辖区内律师的管理及处罚权，在原告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况下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行使法定职权。二、《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存在向犯罪嫌疑人家属传递涉案信息，为其家属伪造证据提供帮助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8年7月6日厦门市公安局向答辩人发函要求对原告在代理刑事案件（侦查阶段）过程中存在违规为委托人传递信息，涉嫌妨害作证的事实予以查处。后答辩人根据收集的《厦门市公安局关于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线索的侦查建议函》、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询问笔录、颜毅雄等人的询问笔录、王楚律师与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与颜毅雄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相互印证，充分证实：2018年4月12日，原告为犯罪嫌疑人向其家属传递涉案信息，为其家属伪造证据提供了帮助，答辩人对上述事实的认定清楚，证据确凿。三、答辩人对原告作出停止执业九个月的行政处罚合法有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原告未经甄别、筛选，帮助犯罪嫌疑人将明确包含找谁、如何作证及如何联系的信息转发给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且家属也按照信息的指示对被害人及证人作证的行为进行了干扰，被害人更是将受到干扰的情况反馈到了侦查机关。虽然未达到使被害人违背事实改变相关陈述的严重后果，但原告主观上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伪造证据的行为存在放任态度，客观上也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伪造证据提供了帮助，完全符合前述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处罚的情形，答辩人对原告作出停止执业的九个月的行政处罚合法有据。四、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答辩人对原告违规为犯罪嫌疑人传递涉案信息的行为依法进行立案、调查，依据相关规定经严格审查、审批后对原告作出及送达《处罚事先告知书》，并依原告的申请组织听证，最后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依次告知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程序完全合法。五、原告要求撤销行政处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原告为犯罪嫌疑人传递涉案信息的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属于合法合规的辩护履职行为。涉案信息中“证明他只是帮忙看工地的，没有参与其他”含有明确指示如何作证的内容，不是单纯的证据线索。退一步来说，即使按照申请人的意见，认为涉案信息是证据线索，但申请人直接转发涉案信息让家属去核实证据线索的行为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1）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权利，该权利专属于律师，核实证据线索属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范畴，应当由律师行使；（2）该条款未明确授权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3）辩护律师向被害人收集证据需要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征得被害人同意。而本案原告转发微信给犯罪嫌疑人家属显然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二）原告传递涉案信息的行为已经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伪造证据提供了帮助。犯罪嫌疑人颜毅彬因担心会被认定为黑社会成员，因此要求王楚律师向家属传达信息，其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希望通过王楚和原告将如何伪造证据的信息传递出去，让家属去干扰颜国全等四人作证，进而伪造对自身有利的证据。原告事实上也按照犯罪嫌疑人的要求传递了涉案信息给其家属，不管最终是哪一位家属具体实施了干扰行为，都不能改变被害人和证人受到了干扰的客观事实，也不能改变原告传递的信息起到的帮助作用。原告作为一名律师，对于传递该信息会造成干扰被害人或证人作证的情况应当预见，原告主观上的放任和客观上的帮助最终为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伪造证据提供了帮助。六、原告主张答辩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与事实不符。（一）答辩人已按规定提前七日通知原告举行本案听证。早在2018年9月5日上午，答辩人已明确电话告知原告本案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原告已获悉，对此，答辩人也提交了通话记录予以证实。因原告在外地出差无法及时签署送达回证，所以原告确认2018年9月11日再到答辩人处补签送达回执，故认定通知日期应当结合全案证据，而非仅仅依据签收日期。此外，2018年9月5日上午答辩人在电话告知时，以及2018年9月11日答辩人进行现场送达时，原告均未提出任何异议，未提及听证举行的时间会影响其陈述申辩，也未提出延期申请。在后来的听证过程中，原告也从未对听证通知程序提出异议，并依照通知的时间、地点参加了听证，充分行使了陈述、申辩、举证、质证的权利，原告权利未受到任何影响。（二）听证中的举证质证合法有效，且经原告签字确认。听证过程中，案件调查人员就申请人的违法事实，全案证据材料以及处罚的法律依据和处罚意见都作了充分、全面的陈述，包括原告多次提到的微信语音材料。原告对听证笔录审核无误后，也在每页的听证笔录上均签名确认。以上足以证实听证中的举证、质证合法有效。故原告主张答辩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厦司罚决[2018]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恳请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于2019年3月13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厦门市公安局关于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线索的侦查建议函》；2、《厦门市公安局扫黑办关于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的情况报告》；证据1-2证明2018年7月6日厦门市公安局向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发函要求对其在侦办犯罪嫌疑人颜小敏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犯罪过程中所发现的，原告存在违规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颜毅彬传递信息，涉嫌妨害作证的事实予以查处。3、犯罪嫌疑人颜毅彬讯问笔录，证明犯罪嫌疑人颜毅彬已向侦查机关交代其参与阻扰大连金广工地和青礁西路工地施工的情况，担心自己会被定性为黑社会，因此要求王楚律师转告其妻子许爱治，让许爱治去找大连金广工地的受害人出具书面证明，证明颜毅彬“只是给颜小敏打工的，没有参与阻扰施工等违法犯罪的事实”；4、颜永春询问笔录；5、许爱治询问笔录；6、颜毅雄询问笔录；证据4-6证明颜毅雄将原告发给他的微信信息转发给颜毅彬妻子许爱治，许爱治根据微信信息给颜永春打电话，让他联系颜国全等人，并“交代他们如果有警察过去找他们问话，就说颜毅彬没有去参加工地的阻扰施工，他只是颜小敏公司那边打工的。”颜永春随后按照许爱治的交代，给颜国全等人打电话，交代他们“实话实说，不要添油加醋，就说颜毅彬是给颜小敏领工资请过来管理工地的。”7、颜海成、颜其安、颜晓彬、颜志刚询问笔录，证明颜海成、颜其安、颜晓彬、颜志刚系涉黑案件中的被害人,该四人接到颜永春的干扰电话后，主动向办案民警反映犯罪嫌疑人颜毅彬家属妨害作证的行为；8、接受证据材料清单；9、提取笔录；10、提取笔录照片；证据8-10证明原告将含微信内容“让弟弟找一下颜永春，让颜永春看下是否能联系上（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能证明他只是帮忙看工地的，没有参与其他”的信息原文转发给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弟弟颜毅雄。11、微信聊天记录语音光盘，证明原告通过微信语音告诉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弟弟颜毅雄：“这是你哥哥今天交代的事情，你看一下，以文字形式告诉你”、“你哥哥今天有点激动，他的意思没自己事，被冤枉的，我叫我同事也安慰他，教他怎么说了”；12、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13、原告的申辩书；14、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对王楚律师的询问笔录；15、王楚律师的申辩书；16、证据材料清单；17、王楚律师会见颜毅彬的会见笔录；18、王楚律师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12-18证明王楚律师会见完犯罪嫌疑人颜毅彬后将会见内容编辑成微信信息，并转发给原告，原告在收到上述微信信息后，全文转发给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弟弟颜毅雄。19、《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存根）》；20、《厦门市司法局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回证（存根）》；证据19-20证明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于2018年8月30日向被告送达了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1、《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22、《厦门市司法局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回证（存根）》；证据21-22证明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于2018年8月30日向原告送达了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23、听证申请书，证明原告于2018年8月31日向被告厦门市司法局申请听证；24、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25《厦门市司法局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回证（存根）》；26、行政处罚听证公告；27、行政处罚听证公告张贴图；28、听证笔录；29、听证程序有关情况说明；30、通话清单；31、信息截图；证据24-31证明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已提前7日通知原告举行听证，原告对此已知情且无异议，原告因外地出差无法及时签署送达回证，原告确认2018年9月11日补签送达回证，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依法召开听证，原告在参加听证过程中未对听证通知程序提出异议，依照通知的时间、地点参加听证，充分行使陈述、申辩、举证、质证的权利。32、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决定书》；33、《厦门市司法局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回证（存根）》；证据32-33证明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于2019年9月26日向原告送达了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决定书。34、《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系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于2019年2月25日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一、答辩人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王振烈不服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11月15日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11月16日答辩人向厦门市司法局发出《提出答复通知书》，要求其提出书面答辩并提交证据材料。11月26日，厦门市司法局提交答复书以及相关证据材料。12月13日，答辩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听证申请书。答辩人认为本案案情并不复杂，没有必要采取听证方式审理。经审查，答辩人认为，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决定予以维持。2018年12月28日，答辩人作出闽司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将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给申请人，该邮件于2018年12月29日投递签收。二、答辩人维持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据充分。厦门市司法局收到厦门市公安局要求对申请人涉嫌妨害作证的事实予以查处的函件后，对申请人涉嫌帮助伪造证据案进行立案查处。厦门市司法局查明，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指派王振烈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颜毅彬侦查阶段辩护人，王振烈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将包含找谁作证、如何作证以及如何联系的信息，在未进行任何甄别、筛选的情况下转发给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家属收到信息后按照信息的指示实施了干扰被害人或证人作证的行为等事实。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律师法》第四十条第六项规定，构成帮助伪造证据。厦门市司法局依法向王振烈送达了《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并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公开举行听证会，根据听证结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经答辩人审查，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决定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于2019年2月25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证明原告不服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2、行政复议立案审批表、提出答复通知书、EMS面单，证明答辩人立案受理，向厦门市司法局邮寄发出《提出答复通知书》；3、厦门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清单，证明厦门市司法局向复议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以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4、行政复议决定审批表、行政复议决定书、EMS面单，证明复议机关依法对本案进行审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依法送达申请人。证据1-4共同证明答辩人在本案中作出的复议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振烈对被告厦门市司法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内容与事实不符，事实是2018年4月12日王楚律师第一次会见犯罪嫌疑人颜毅彬，这次会见时，颜毅彬没有将其阻扰施工并帮助颜小敏实施强迫交易和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告知王楚律师，只是告知自己是冤枉的，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等人能证明他只是帮忙看工地的，没有参与其他，可以叫弟弟（即颜毅雄）去找颜永春（也不是叫自己的老婆许爱治去找），因此该证据无法证实厦门市公安局所得出的结论；对证据2不予质证，因在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作出行政处罚时，该证据并未作为其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对证据3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讯问笔录三性均有异议，颜毅彬系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真实，也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且颜毅彬的证言内容多处自相矛盾；对证据4、5颜永春、许爱治的真实意思无法判断，因为，原告将微信转发给颜毅雄后，不但没有再就此事联系过颜毅雄，也没有接触或联系过颜永春和许爱治，更没有实施任何帮助许爱治作伪证的行为，况且颜毅雄也证实其没有指示或指使许爱治作伪证，而许爱治在看到微信后，自己自行解读及自行实施相应的行为应属于许爱治的个人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与原告无关；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证人证言的真实意思无法判断，原告不认识这些人，且当时也不知道他们是受害者，也没有接触或联系过这些人，更没有帮助许爱治指示、指使、威胁、利诱这些人作伪证；证据8-10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1在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作出行政处罚时，并不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且在听证时，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亦没有向原告出示，故对该证据不予质证；对证据12-3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整个听证的通知过程是：2018年9月5日，原告刚下飞机打开手机就收到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工作人员的短信，原告立马回电，被告知听证会安排在11日，到厦门市司法局领取《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原告即回复人在外地，无法回去领取通知书，同时提出5日通知11日举行听证的程序违法的异议。该日被告厦门市司法局既没有确定本案听证的时间、地点，也没有告知原告举行本案听证的时间、地点。2018年9月11日，原告到被告厦门市司法局领取厦司听通字（2018）1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才被告知听证的时间、地点。故无论原告是否参加了本案听证，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在举行听证时，明显违反法定程序。 原告王振烈对被告福建省司法厅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4的三性均有异议，基于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是错误的，则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依此作出的维持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也是错误的，且被告福建省司法厅对原告的听证申请未进行回应或说明，存在程序违法。 两被告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被告厦门市司法局、福建省司法厅对原告王振烈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对象，举行听证并不是复议的必经程序。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王振烈虽对两被告提交的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反的证据加以驳斥，故本院确认原告及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均具备证据资格，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确认的事实，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2018年4月，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妻子许爱治与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指派原告及其同事王楚两位律师担任颜毅彬侦查阶段的辩护人。2018年4月12日，王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颜毅彬后，应颜毅彬的要求，将会见内容编辑成含“……3、让弟弟找一下颜永春，让颜永春看下是否能联系上（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能证明他只是帮忙看工地的，没有参与其他；……”字样的微信信息发送给原告，原告收到该信息后随即原文转发给颜毅彬的弟弟颜毅雄。颜毅雄将该微信信息转告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妻子许爱治，许爱治得知后给颜永春打电话，颜永春接电话后按许爱治的交代联系了颜海成等五人，交代他们“实话实说，不要添油加醋，就说颜毅彬是给颜小敏领工资请过来管理工地的”。 2018年7月6日，厦门市公安局向厦门市司法局发出《厦门市公安局关于福建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线索的侦查建议函》，将涉案律师基本情况、线索来源及调查情况告知厦门市司法局，并随函附送颜毅彬讯问笔录，许爱治、颜毅雄、颜永春等人询问笔录及颜毅雄手机微信记录照片，建议对福建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振烈、王楚在担任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辩护人期间，在明知颜毅彬意图通过家属阻扰被害人作证的情况下，仍违规为其传递信息，涉嫌妨害作证的行为依法调查处理。此前，厦门市司法局已于2018年7月2日、3日分别对王楚、王振烈就两人代理颜毅彬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王楚于2018年7月3日向厦门市司法局递交了申辩书及会见笔录3份、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王振烈于2018年7月4日向厦门市司法局递交了申辩书。被告厦门市司法局经调查，认定原告存在帮助犯罪嫌疑人作伪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以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于2018年8月30日对原告王振烈作出并送达《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拟对原告作出停止执业九个月的处罚。原告王振烈于2018年8月31日向被告厦门市司法局提交了听证申请书，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于2018年9月4日对原告作出厦司听通字[2018]1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次日短信及电话通知原告领取，原告回复其在外出差，要2018年9月10日深夜才回厦门，2018年9月11号过去签收。2018年9月7日，厦门市司法局发布厦司听公字[2018]1号《行政处罚听证公告》。厦门市司法局于2018年9月12日8时40分在厦门市司法局七楼会议室举行了关于王振烈涉嫌帮助作伪证一案的听证会。2018年9月26日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对原告作出并送达厦司罚决[2018]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王振烈停止执业九个月的行政处罚。原告王振烈不服厦门市司法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于2018年11月15日向福建省司法厅申请行政复议，福建省司法厅受理后于2018年11月16日向被告厦门市司法局送达了闽司行复[2018]10号《提出答复通知书》。2018年11月26日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向福建省司法厅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法规依据材料。2018年12月11日原告王振烈向福建省司法厅提交了听证申请书，要求以听证形式审理该行政复议案件。2018年12月28日福建省司法厅作出了闽司行复[2018]14号《福建省司法厅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厦司罚决[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8年12月29日向原告王振烈邮寄送达了该行政复议决定书。 本院认为，被告厦门市司法局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原告王振烈收到王楚律师微信发送的会见犯罪嫌疑人情况文字汇报内容后，未进行甄别、筛选即将明确包含找谁、如何作证以及如何联系的指示信息转发给了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家属，导致家属收到信息后，即按照信息的指示实施了干扰被害人或证人作证的行为。原告王振烈作为一名执业多年的律师，对该信息发出后存在家属干扰被害人或证人作证的风险应当是可以预见的，其在明知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仍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可以认定其对该涉案信息可能产生的不良结果抱放任的态度，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为犯罪嫌疑人颜毅彬意图通过其家属伪造证据提供了帮助，被告厦门市司法局认定原告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六项以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第四项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给予原告王振烈停止执业九个月的行政处罚，量罚在幅度范围内，并无不当。被告福建省司法厅在收到原告复议申请后，依法向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书，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关于被告厦门市司法局未提前七日告知原告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被告福建省司法厅对原告的听证申请未作处理或作出答复，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厦门市司法局于2018年9月5日已通知原告领取《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原告因其本人在外出差，未及时签领该通知书，其2018年9月11日前往被告厦门市司法局签领该通知书后并未对次日举行听证会提出异议，且准时参加了2018年9月12日举行的听证会，视为其同意该日举行听证会，故原告关于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听证会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根据该规定，是否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复议案件，属行政复议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并非申请人提出要求就应当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且法条并无复议机关对原告的听证申请应作何处理或答复的程序性规定，因此，原告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振烈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立红 人民陪审员  陈立波 人民陪审员  史锦红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杨上群 书记员林丽芳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