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30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昌波，男，汉族，1982年6月16日出生，住湖北省大冶市***************，公民身份号码420************737。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海波，湖南添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文娟，女，汉族，1983年7月9日出生，住湖北省大冶市***************，公民身份号码420************74X。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海波，湖南添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骏特诚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莲塘村康乐工业区****之四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C。法定代表人：钟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龙，广东法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邹昌波、董文娟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骏特诚纺织有限公（以下简称骏特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9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骏特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邹昌波、董文娟向骏特诚公司支付货款1008813.97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1.5倍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最后一次送货2019年1月19日的次日开始起算，暂计至2019年3月30日为13902.34元，扣除邹昌波、董文娟于2019年3月30日支付的10万元，剩余未付本金为1008813.97元，利息要求计至款项清偿之日]；2.由邹昌波、董文娟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判决：一、邹昌波、董文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骏特诚公司支付货款994911.63元，并支付利息（以994911.63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525%计算）；二、驳回骏特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为6940元，与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11940元，由骏特诚公司负担165元，邹昌波、董文娟共同负担11775元。邹昌波、董文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请求诉讼费由骏特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骏特诚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首先，双方签订买卖合同时，骏特诚公司单位未加盖公章，也未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案涉合同应该是无效的。其次，骏特诚公司的主体不能以佛山市骏特诚纺织有限公司作为其主体起诉，按照民事判决所述涉案《产品购销合同》在骏特诚公司的办公室所签，为什么不盖自己公章和签名呢?在合同中没有体现骏特诚公司的签字盖章。再次，邹昌波的主体地位为案涉合同中的委托代理人，真实主体应是株洲市吉吉贝尔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吉贝尔公司），无证据证明邹昌波主体是否存在。一审法院的民事判决违反了合同法主体原则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骏特诚公司不能作为本案民事主体提起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本着公平原则，驳回骏特诚公司的起诉。二、一审判决邹昌波、董文娟支付货款994911.63元，并支付利息，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双方并没有对账，来往的货款数字也不清，合同约定的是500条布料，货值55万多元，对此邹昌波、董文娟已全部结清，有银行转账凭证为据。一审法院判决994911.63元依据是什么?凭什么证据?一审法院未查明双方是否对账和结算，其判决缺乏事实依据。其次，骏特诚公司在法庭中举证的部分出库单不是邹昌波、董文娟的货物，是拿属棉制厂的货物来充当骏特诚公司的送货，该部分货物要求邹昌波、董文娟付款，不符合事实。骏特诚公司主张的部分货物没有邹昌波、董文娟在送货单上签字，也根本没有送货给邹昌波、董文娟。部分托运单是夏汉强的签字，但夏汉强不是邹昌波、董文娟单位的职工，其所收货与吉吉贝尔公司无关，其货款不能在本案主张，一审判决陈述夏汉强属邹昌波、董文娟厂的厂长，但又没有证据证明，故夏汉强签收的单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部分托运单是邹昌波自己签字，但货物是否已送到邹昌波处，无证据证明。再次，骏特诚公司一审庭审后向法院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做证据使用，因其未经双方质证其内容有剪辑和编造，且不是邹昌波的声音。一审法院采纳该记录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严重的违反了民事证据规则。综上，本案骏特诚公司主体不适格，因此导致合同无效，邹昌波、董文娟欠款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应当驳回骏特诚公司起诉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骏特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清晰无误，邹昌波、董文娟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一、骏特诚公司和邹昌波、董文娟主体适格，邹昌波、董文娟应按照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支付货款。（一）骏特诚公司是供应冰瓷棉给邹昌波、董文娟的供应商，其已经保质保量、按照约定向邹昌波、董文娟履行相应供货义务，具有本案适格的原告诉讼主体身份。骏特诚公司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邹昌波，邹昌波以家庭共同经营服装公司需要布料为由，于2018年11月10日以“湖南省株洲市吉吉贝尔服饰有限公司”的字号与骏特诚公司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邹昌波在委托代理人一栏签名确认。在签订购销合同后，骏特诚公司就按照邹昌波、董文娟的要求履行了送货的义务，邹昌波在签订购销合同后支付了20万元的订金，其后在骏特诚公司提供的名为“佛山市骏特诚纺织有限公司销售出库单”上签字确认收货情况，且截止到开庭之前，邹昌波、董文娟均未对骏特诚公司的身份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骏特诚公司与邹昌波、董文娟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成立生效，骏特诚公司在本案的主体适格。（二）邹昌波是本案适格债务主体，其是“湖南省株洲市吉吉贝尔服饰有限公司”字号的经营者之一，事实上又接收了骏特诚公司供应的冰瓷棉，无论从《产品购销合同》上，亦或是货物的签收、货款的支付等，均是可以确认其是本案适格债务主体。截至本案二审阶段为止，全国的工商部门查询均显示吉吉贝尔公司未有任何档案记载，邹昌波、董文娟亦是当庭向法院承认吉吉贝尔公司准备成立但到目前仍未成立的事实。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虽然邹昌波在《产品购销合同》上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签字，但其委托代理的吉吉贝尔公司并未设立登记，因此，邹昌波是《产品购销合同》的需方（买方），是本案直接的当事人，包括其购销合同签署后货物的签收、货款的支付均是由其个人指定或支付安排等一系列事实可以说明其是本案适格的债务主体。二、一审法院审查邹昌波、董文娟欠付货款事实清楚。骏特诚公司提供的托运单、出库单（或细码单）以及邹昌波、董文娟与骏特诚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骏特诚公司送了1257条冰瓷布给邹昌波、董文娟的事实。（一）下单及收费依据由董文娟通过微信联系骏特诚公司发送需要的布料色样或图案，骏特诚公司才能根据其要求制作其指定颜色的布料，该布料的单价是按照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协议》约定的单价进行计算（邹昌波、董文娟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认为即使《产品购销协议》不成立，也应参照该协议计算单价），如该布料还需要印制图案，则需要送往印花厂进行相应的印制，收取相应的加工费，按照每个图案有不同的颜色，收取对应颜色的网板费。（二）送货事实骏特诚公司根据邹昌波、董文娟指定的湖南省株洲市物流专线成达或成启物流进行托运，骏特诚公司会在托运单的收货人处填写“邹生及其联系电话（该联系电话是经邹昌波、董文娟确认的）”，由物流公司将骏特诚公司的出库单（或细码单）交由邹昌波、董文娟指定的人员（主要有张伟、夏汉强签收，骏特诚公司每一次将货物交由邹昌波、董文娟指定的物流公司托运后，均会在工作微信群上将托运单以及出库单（或细码单）拍照上传，董文娟则会在微信群上确认或是继续下单。现在邹昌波、董文娟承认部分送货单，以没有夏汉强此工作人员或是没有签收出库单为由，认为其没有收到货物，此是严重歪曲事实，骏特诚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是足以说明的，特别是邹昌波在微信中承认夏汉强是其厂长，以及董文娟收货后在微信群上回复的内容，这两点就可以说明邹昌波、董文娟虚假陈述的事实。更何况，骏特诚公司在2019年3月6日前往湖南省株洲市要求邹昌波、董文娟进行对账确认，二人是确认收到骏特诚公司1200多条布的，但就不肯确认对账。退一步而言，假如邹昌波、董文娟没收到货物，那么，物流公司在送货时拨打邹昌波电话，邹昌波则会拒收，更不会出现本次交易从头到尾在托运单以邹昌波作为收货人一事。综上，邹昌波、董文娟欠付骏特诚公司货款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邹昌波、董文娟是为了拖延时间故意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驳回邹昌波、董文娟的全部请求，从速判决。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范围为：1.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的认定问题；2.邹昌波是否拖欠骏特诚公司货款未付；3.董文娟应否对骏特诚公司主张的货款承担责任。关于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的问题。邹昌波上诉主张其系代表吉吉贝尔公司签署案涉《产品购销合同》，且骏特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在该合同上签字，公司亦未加盖公章，该合同为无效合同。经审查，吉吉贝尔公司并非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无法作为商事主体签署合同或者承担权利义务。案涉《产品购销合同》“需方盖章”处由邹昌波签名确认，可以反映其参与合同形成的过程，再结合邹昌波签收货款、支付货款的事实，可以认定其为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的购货方。骏特诚公司作为提供货物的一方，向邹昌波供应合同项下的货物，理应具有起诉主张货款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邹昌波、董文娟上诉所提该主张，显缺理据。关于邹昌波是否拖欠骏特诚公司货款的问题。骏特诚公司一审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物流货物托单、出库单、磅码单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据此主张对应的货款1008813.97元；邹昌波、董文娟上诉提出部分托运单为夏汉强签字确认，部分出库单为绵制厂货物，非骏特诚公司送货，且双方合同约定的货物为500多条布，价值55万多元，骏特诚公司的诉请缺乏依据。经审查，骏特诚公司所提物流货物托运单、出库单、磅码单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反映骏特诚公司发货、邹昌波收货的履约事实，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骏特诚公司所提物流货物托运单显示收货人、地址、联系电话均与邹昌波直接关联，邹昌波亦对其中18张由张伟签收的托运单予以确认，故该部分货物应由邹昌波承担货款清偿责任。至于夏汉强所签3张物流单据，因邹昌波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对夏汉强的身份予以确认，故该部分货款亦应由邹昌波承担偿付责任。双方合同签署确认货物虽然仅为500多条布，但双方交易结算应依据实际交付接受的货物进行计算，一审法院依据骏特诚公司物流单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认定骏特诚公司共向邹昌波供货1544911.63元处理正确。在扣减邹昌波已付550000元货款后，邹昌波尚欠骏特诚公司994911.63元货款未付。关于董文娟应否对案涉货款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董文娟在双方履约过程中，参与了货物下单、货物签收确认等交易环节，可以认为其与邹昌波共同生产经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债权人主张属夫妻共同债务情形的规定，故其应对案涉货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邹昌波、董文娟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80元，由上诉人邹昌波、董文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李 炜审 判 员 刘金玲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杨德超书 记 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