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3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致航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沪南路******。 法定代表人：常学鸿，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永铭，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曹娥江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住所地浙江省绍兴滨海新城马欢路**科创中心**楼**v> 法定代表人：柯志平，系公司执行董事。 诉讼代表人：杨延根，系浙江舜江律师事务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园园，浙江舜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英，浙江舜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上海致航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曹娥江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娥江游艇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4民初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致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常学鸿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永铭、被上诉人曹娥江游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园园、祝英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致航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致航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致航公司与曹娥江游艇公司的运输合同于2015年6月13日签订，并于同年7月24日开具增值税发票给曹娥江游艇公司，合同约定曹娥江游艇公司应当在致航公司开具发票之后7日内付清款项，但曹娥江游艇公司在成本进账及进行税务抵扣后一直拖延未付上述合同约定的款项。2017年4月10日致航公司致函曹娥江游艇公司副总经理谢利伟（运输合同签订者，以下简称“案外人”)，其在函上答复“我已离职，我会传达，俱乐部股东之间有矛盾，可以直接联系老板”。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该期间届满后，发生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其给付义务效果的法律制度。第一，致航公司于2017年4月10日的致函行为是致航公司实体请求权的行使，而且在致函中明确表示“保留法院起诉的权利”，自该日起诉讼时效应当适用中断，重新开始另行计算诉讼时效。第二，致函上的答复“我已离职，我会传达……”表明案外人首次将已离职的信息告知致航公司，同时基于商业行为上的信任，由案外人传达致函信息与曹娥江游艇公司，于情于法不悖。第三，俱乐部股东之间的内部矛盾不得对抗公司外部的善意相对人即致航公司，而对于曹娥江游艇公司股东矛盾重重，对于何人担任公司负责人，致航公司不得而知。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案外人将致函内容传达公司符合商业习惯。第四，由于基于信任和商业习惯，致航公司于2019年2月10日再次致函商业对接的案外人，该次请求后，致航公司于2020年1月6日起诉于原审法院。综上，2017年4月10日致函行为是致航公司行使请求权和曹娥江游艇公司基于事实的自认行为，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中断期间重新计算时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即使从2017年4月10日开始另行起算也应当至2020年4月9曰为时效届满。双方当事人是商业上的多次合作伙伴，在本案合同签订前后，致航公司与由案外人代曹娥江游艇公司签订了多次商业合作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62条的规定，案外人的行为对曹娥江游艇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致航公司请求曹娥江游艇公司支付合同约定的拖欠款项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 曹娥江游艇公司未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询中答辩称，致航公司于2017年向谢利伟进行催讨，而此时谢利伟明确告知致航公司其已经离职，即谢利伟已是案外人身份，谢利伟也只有在2016年3月、4月在曹娥江游艇公司有社保缴纳记录，致航公司并不能提供谢利伟在2017年4月还是曹娥江游艇公司员工的证据，而且曹娥江游艇公司也没有授权他，即致航公司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谢利伟的身份。致航公司在明知谢利伟离职的情况下也没有采用任何方式通知曹娥江游艇公司，致航公司在2019年2月10日又向谢利伟致函催讨都是无效的。二审中致航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材料，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致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娥江游艇公司支付拖欠运费15万元；2.判令曹娥江游艇公司支付拖欠货运款15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7月25日至致航公司实际收到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75%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谢利伟代表曹娥江游艇公司与致航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由致航公司就合同约定的参展游艇负责布展吊装及陆路运输等。致航公司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并于2015年7月24日向曹娥江游艇公司开具金额共计为15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2017年4月10日，致航公司向谢利伟发函追讨涉案款项，谢利伟在函件上备注“我已离职，我会传达，俱乐部股东间有矛盾，可以直接联系老板”。2019年2月10日，致航公司再次向谢利伟发函讨款，谢利伟在函件上备注“请直接联系俱乐部老板”。因催讨未果，致航公司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致航公司与曹娥江游艇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发生在2015年6月，于同年7月24日开具增值税发票，合同约定款项应于发票开具后七日内付清，即应于2015年7月31日前付清。曹娥江游艇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诉讼时效制度意在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稳定社会秩序，在2017年4月致航公司向曹娥江游艇公司业务联系人谢利伟致函时已明确得知其已离职，并要求致航公司直接联系曹娥江游艇公司，但致航公司仍未在诉讼时效内向曹娥江游艇公司主张诉讼权利，而是选择在2019年2月继续向谢利伟追讨，致航公司并不能举证谢利伟仍为曹娥江游艇公司员工，且事实上亦无任何社保缴纳记录，故在致航公司于2020年1月6日向法院主张权利时，致航公司作为请求权人的时效利益事实上早已享受完毕，诉讼时效已因此归于消灭。综上，对于致航公司主张曹娥江游艇公司支付运输款项的诉请，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曹娥江游艇公司辩称该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该院依法予以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致航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致航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货物运输合同一份，双方于2014年5月签订，这是双方之间的第一次合作，用来证明谢利伟是代表曹娥江游艇公司来签订合同的，其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至于是否有社保缴纳记录是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曹娥江游艇公司质证认为，合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而对于谢利伟的身份问题，在2017年4月的函件中，谢利伟已明确告知致航公司其已离职，但致航公司事后并没有向曹娥江游艇公司或法人等进行催讨。本院经审查认为，曹娥江游艇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且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 曹娥江游艇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即谢利伟于2017年4月10日对致航公司的函复能否构成本案诉讼时效中断。从曹娥江游艇公司在二审庭审陈述来看，对于谢利伟曾系其公司员工的事实并无异议，但就本案而言，谢利伟在致航公司的函件中已明确告知致航公司其已离职，并要求致航公司直接联系曹娥江游艇公司，但致航公司未能提供其事后曾向曹娥江游艇公司进行过联系的依据。谢利伟在函件中虽承诺会传达，但这系谢利伟向致航公司作出的承诺，现曹娥江游艇公司明确予以否认，因此，在致航公司既不能提供其向曹娥江游艇公司送达相关函件的依据，也不能提供谢利伟在2017年4月仍能代表曹娥江游艇公司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并不能以谢利伟在致航公司函件上的函复就认定曹娥江游艇公司对于2017年4月10日函件已知悉并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致航公司于2020年1月起诉向曹娥江游艇公司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致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上海致航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童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