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12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阜阳华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中市办事处颍上北路45号。 法定代表人：夏元龙，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松，安徽弘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袁向前，男，1971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迎春，安徽凯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璞金，安徽凯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阜阳华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阳华联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袁向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2民终1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阜阳华联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均以李某在包括袁向前等15人要求下,为其出具的格式欠条认定阜阳华联公司欠袁向前水果款,并认定李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上述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该欠条并无交易凭证佐证，属于证人证言,且证人李某并没出庭,该欠条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首先从欠条出具的时间来看,李某为袁向前等人出具欠条的时间为2017年元月16日或17日,李某在出具欠条前的2017年1月5日已被免去该公司生鲜水果部主采一职，李某此时已不具有代表阜阳华联公司给水果供应商出具欠条的职务,即使有职务也不能一人单独出具,因此,李某给水果供应商出具欠条的行为并非代表阜阳华联公司,而是其个人行为,与阜阳华联公司无关。其次,之所以在欠条的内容上出现了阜阳华联水果采购货款,系李某在2017年元月18日（误写为2016年元月18日）亲笔书写的欠条上载明:“以上欠条内容是因为钱还不上,供应商要求按照以上内容打的欠条”,此外李某在2017年元月18日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中记载:“他们到华联公司要钱时，才发现钱被我骗走了,在这些供货商发现钱被骗之后,就找我协商,他们要求我给他们打欠条,并且以华联公司的名义打欠条”。欠条是李某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或者是李某与水果供应商合谋的情况下出具的,欠条上明确的欠款人是李某,并且载有李某的身份证号码。李某不是在履行水果采购的职务行为过程中给袁向前出具欠条的,而是在行为终止数日后出具的,该欠条没有交易凭证来证明，也没有阜阳华联公司其他人签字,更没有阜阳华联公司盖章。第三,李某所出具的欠条,实际上是李某骗取袁向前的钱,李某2017年2月7日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讯问笔录记载：“我用多转款、转错款还有我个人私人名义借钱不还,这三种方式骗取他们的货款”，由此可知,李某给袁向前出具的欠条，实质上是李某个人所欠袁向前的钱,与阜阳华联公司无关。第四，证据证明秦文路、姜亮、李连清妻子等多人（原审一同起诉阜阳华联公司）与李某有债务关系,间接证实了李某为他们出具欠条与阜阳华联公司无关,欠条是李某个人借或者骗取袁向前的钱。李某出具欠条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也不是职务行为的延续。原审法院仅仅依据李某个人给袁向前出具的欠条认定阜阳华联公司欠袁向前水果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由于李某在水果采购的过程中涉嫌诈骗犯罪,其在一审及二审中均没能出庭,阜阳华联公司无法就李某出具欠条的内容与其当面质证。因此,作为法院定案的唯一证据是未经质证的,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三、原一审、二审法院均存在程序违法。一审时，由于李某在水果采购的过程中涉嫌诈骗犯罪,公安机关正在侦查。阜阳华联公司提出中止审理，法院中止审理后,由于袁向前等集体到法院闹访,一审法院违法恢复审理,作出判决。二审期间,阜阳华联公司同样提出中止审理申请,并申请追加李某为本案被告,二审法院对阜阳华联公司上述申请未作出任何回应,直接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四、原一审、二审法院的裁判逻辑违反常识，仅依据李某出具的欠条,即认定阜阳华联公司与袁向前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判决阜阳华联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故阜阳华联公司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之规定，提出再审申请。 袁向前提交意见称：一、袁向前与阜阳华联公司之间的水果买卖合同关系及阜阳华联公司尚欠袁向前水果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阜阳华联公司于2012年9月1日入驻阜阳瑶海农产品批发市场,并收购袁向前等水果经营户出售的各类水果,并分期以转账形式支付货款。原审中,袁向前为证明其与阜阳华联公司之间存在水果买卖合同的关系,分别提供了《阜阳农产品批发市场进场经营合同书》、银行转账明细、关于李某任职的证明、阜阳华联公司为李某制作的载有李某姓名、照片、职位和部门的工作吊牌、李某出具的华联欠条,以及李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等证据,这些证据相互关联,相互佐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客观真实地证明了李某代表阜阳华联公司向袁向前采购水果并欠款的事实。二、阜阳华联公司生鲜采购部负责人李某向袁向前出具的欠条系履行职务行为,阜阳华联公司应对职务履行人李某的职务行为承担付款义务。根据阜阳华联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李某于2014年10月至2017年元月任阜阳华联公司生鲜水果采购员。根据李某个人的供述和阜阳瑶海农产品市场数十家商户与阜阳华联公司之间的水果买卖合同的诉讼材料证明:李某是阜阳华联公司在阜阳瑶海农产品市场仓库总部的负责人,其直接与阜阳瑶海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水果商接洽并采购水果,李某在阜阳华联公司任职期间,为履行阜阳华联公司的职务行为所实施的水果采购、欠款和结算等行为,是明确的履行职务行为。因此,阜阳华联公司对李某职务行为应当承担责任。李某向袁向前出具欠条虽在李某任职结束以后,但李某系对其工作期间代表阜阳华联公司采购水果欠款进行的结算,仍为履行职务行为。三、本案袁向前举证充分,阜阳华联公司以袁向前未完成举证责任为由提出再审申请无任何根据。袁向前提供的相关证据,足以证实阜阳华联公司与袁向前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且充分证明了阜阳华联公司欠袁向前货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阜阳华联公司与袁向前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袁向前提供的相关证据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据类型和证据形式,且证据内容真实、客观、合法,足以证明袁向前与阜阳华联公司之间存在水果买卖合同关系,袁向前依法完成了充分的举证责任。四、原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程序正当。本案是一起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刑民交叉案件，李某也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主体,其并不涉及与袁向前和阜阳华联公司之间的诈骗犯罪,李某只是袁向前相对的买卖合同主体的经办人,其涉嫌的犯罪是职务侵占犯罪,和本案的买卖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该案民事部分的处理也不是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中止诉讼情形,因此,原一审、二审法院继续审理并作出实体判决并未违反相关程序。五、原一审、二审法院判决符合逻辑,合情合理。原审法院判决并不仅仅是基于李某出具的欠条直接认定阜阳华联公司欠袁向前的货款,而是结合袁向前所提供的全部证据及阜阳华联公司欠水果商系列案件的事实进行的综合认定。李某在为阜阳华联公司工作期间为阜阳华联公司采购水果、进行货款结算和支付货款是代表阜阳华联公司实施的职务行为,理应由阜阳华联公司承担责任。 本院经审查认为，李某自2014年10月至2017年1月在阜阳华联公司任生鲜水果采购员，期间，袁向前（袁武）通过李某的采购向阜阳华联公司供应水果。袁向前虽与阜阳华联公司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欠条等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证明袁向前与阜阳华联公司之间存在水果买卖合同关系。李某依据与袁向前的结算情况出具案涉欠条的行为，虽系在其被免去生鲜水果部主采职务之后,但由于是对其担任采购员期间代表阜阳华联公司采购水果欠款进行的结算,且该人事任免通知系公司内部发文，袁向前基于此前长期合作模式，亦有理由相信李某有权代表阜阳华联公司出具该欠条。同时由于阜阳华联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袁向前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李某被免除相关职务、袁向前与李某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或者李某受到胁迫、袁向前与李某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故李某出具欠条行为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阜阳华联公司承担。关于欠条载明欠付货款的金额，依据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李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李某系基于袁向前提供的单据记载金额出具欠条，而在本案中，阜阳华联公司未能提供其所保管掌握的送货单据，故原审法院基于案件事实，依据案涉欠条认定阜阳华联公司欠付袁向前款项，并无不当。阜阳华联公司的此节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案涉主要证据的质证。原审中，袁向前与阜阳华联公司均就欠条等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李某并非本案当事人，且李某在公安机关已就其出具案涉欠条情况予以供述，故原审法院采信该份证据，并无不当。阜阳华联公司的此节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原审程序问题。经查，由于李某没有以转错款为由从袁向前处要回过阜阳华联公司已支付的货款，不存在诈骗袁向前货款的犯罪事实，且李某系由于犯职务侵占罪被定罪量刑，该部分犯罪事实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不涉及同一法律关系，故原审法院对阜阳华联公司有关中止审理的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综上，阜阳华联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阜阳华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胡晓辉 审判员  卢玉和 审判员  吕巍巍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郭玮 书记员方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