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3民初1916号原告：上海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焦张锦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泉松，上海宝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黎，男，197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利军，上海美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张黎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泉松，被告张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利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税收罚金、税款损失共计126,236.55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以126,236.5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事实与理由：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为原告提供长期的运输服务，双方约定根据对账单按约结算支付。原告根据对账单每月向被告支付运输费用，据此，被告曾以上海精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抬头向原告提供对应的增值税发票。然被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系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导致原告在税务方面遭受被处罚金及补缴税款的损失共计126,236.55元。被告曾于2014年5月7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愿意承担原告在税务上所产生的罚金及补交的税款及相关责任。并以口头方式承诺后期以给原告做业务来抵扣损失，但双方并未约定履行期限，直至2019年原告员工与被告电话联系，被告表示不再给原告做业务了，因此原告才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张黎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接受税务机关的四份税务行政处罚书都发生在2014年7月25日，从接受处罚那一天起，原告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享有了起诉权，但直到2019年6月才诉至法院，其怠于行使诉权，显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第二，原告的非法利益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营改增试点是从2012年1月1日，在上海市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始的，而原、被告的合同业务恰恰发生在当年的二、三月份，当时增值税有四档，原告属于一般纳税人，其所从事的交通运输业适用11%的税率，被告属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的征收率，即被告是没有资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如果一般纳税人购买了小规模纳税人的服务，小规模纳税人只能申请税务机关代开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再转交原告。原告明知上述政策规定仍要求被告开具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属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向原告开具的处罚决定书中也认定原告在明知开票方与承运人不一致的情况下，收受第三方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恶意收受行为，其抵扣增值税和列支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和规则，属于违法行为。故原告理应自行承担损失。另，原告的损失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国家追缴的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其中追缴的税款是法律规定应当由原告缴纳的，不应计入损失范畴。滞纳金及罚款属于损失范畴，但导致这一损失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原告的抵扣行为，故被告的违约行为与原告的损失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不应赔偿。第三，被告的承诺应属无效承诺。承诺书系在原告当时的律师诱导下书写的，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至2013年期间，原、被告建立运输合同关系，约定被告为原告提供集装箱陆路运输服务，原告支付相应运费。2012年2月至3月间，被告向原告交付三份由上海精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XXXXXXXXXX、XXXXXXXXXX，发票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发票金额合计182,771.69元，税额合计10,966.31元，价税合计193,738元，应税劳务名称均为运费。原告持上述发票向税务机关抵扣后，经税务机关核查发现，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属虚开。2014年5月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称关于双方业务所开的精信物流的发票是找有业务往来的朋友开的，其本人也不知情，其愿意承担原告在税务上所产生的罚金及补交的税款及相关责任。2014年7月，国家税务机关向原告开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务处理决定书，对原告进行补征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2014年8月11日，原告缴纳了上述税费、滞纳金、罚款等共计126,236.55元。2014年10月20日，被告张黎因虚开涉案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税务处理决定书、税收缴款书、承诺书、被告提交的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此，被告认为，原告于2014年7月收到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从收到之日起，其就已经知道权利受到了损害，彼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其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至起诉之时，其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认为被告开具适格发票的法定义务应当作为运输合同的附随义务，本案中，由于被告的违约行为(提供瑕疵发票)导致原告损失，被告就违约赔偿损失自愿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系原运输合同的补充约定，故本案诉请所涉的履约依据为该承诺书，诉讼时效起算应当依据该承诺书，因被告出具承诺书时，双方口头约定被告以继续提供运输服务的方式抵偿，未约定具体的履行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才明确表示不愿承接原告运输业务，彼时原告的请求权方才受到损害，诉讼时效开始计算，故原告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该条款是判断诉讼时效起算点的核心依据。结合对《诉讼时效规定》第六款的文意理解，本院认为该条所涉履行期限应指合同义务的履行期限，而非违约责任的承担期限。本案原告诉讼请求的本质并非要求被告履行原运输合同的义务，而是要求被告承担因其未能开具合法发票而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违约责任。原告对被告上述违约行为造成的权利损害是早已明知的，原告收到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税务处理决定书及此后对上述决定书中税费、滞纳金、罚金等项目的缴纳行为，表明原告明知其损失已实际发生，原告要求被告出具承诺书的行为表明原告知道被告系前述损失的赔偿义务人。故此时即应当起算诉讼时效。原告要求依据被告出具的承诺书确定诉讼时效，但被告出具的承诺书不具有独立性，仅是被告对其因违反运输合同义务而需承担违约责任的确认，该承诺书并不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自述在案涉损失发生后，因自身业务变化、被告陷入刑事诉讼等原因主动终止了与被告的业务往来，此后长达近5年未向被告主张赔偿或恢复业务往来，原告怠于行使权利之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原告之诉讼主张，本院实难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412元，由原告上海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已预缴)。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季雅燕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 罗圣婕书 记 员 王晓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