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24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琳，女，197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举，山东恒安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中正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安丘市石堆镇甘泉村（206国道北323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徐博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全，男，系该单位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绍全，男，197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安丘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凯博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安丘市央赣路西段（关王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奎恩，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丘市支行，住所地山东省安丘市向阳路**。 负责人：张文科，行长。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琳，山东文康（潍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旭，山东文康（潍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琳因与被上诉人山东中正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正公司）、张绍全、山东凯博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博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丘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安丘支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4民初2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举、被上诉人凯博公司、农行安丘支行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琳、姜旭、被上诉人张绍全并作为被上诉人中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琳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4民初2342号民事判决（因罗琳名章下的《担保合同》不成立，《同意担保书》系伪造、《债权转让通知书》不合法等，导致农行安丘支行对罗琳的债权转让行为不合法），依法改判罗琳无需向凯博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驳回凯博公司对罗琳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凯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凯博公司主张的罗琳名章下的《同意担保书》是真实的、合法的，农行安丘支行虽也主张该《同意担保书》是合法有效的，但农行安丘支行作为《同意担保书》的合同主体的另一方同时主张该《同意担保书》上的日期是后来农行安丘支行加上的，也就是说，该添加日期后的担保书假如是真的话没有经过罗琳的同意或者是罗琳不知道《同意担保书》已经被农行安丘支行伪造或者编造，由于该《同意担保书》系有利害关系的农行安丘支行日后伪造或者变造，又未经罗琳的事后追认，所以该证据应当对担保人罗琳无效，当然罗琳在开庭时主张不在山东而是在沈阳，签字不是罗琳所签，该证据显然是造假；同时，凯博公司和农行安丘支行都主张罗琳、张绍全在中正公司的办公楼上签的，且罗琳的个人名章是程相庆拿过去盖的，首先程相庆又画蛇添足的拿所谓罗琳的个人名章去盖章就不符合常理，再就是罗琳当时因怀孕从2013年12月底开始直至到这次安丘开庭都在辽宁沈阳不在山东（从庭审录音中可以听到原审第三人在听到罗琳说是当时是在辽宁沈阳不在山东时，在法官再次让农行安丘支行解释时，慌忙回答是后来加上的）。经过上次诉讼，罗琳经调查并核实，发现本案所涉罗琳的名章是程相庆自己未经罗琳准许私自刻了一枚，由于是程相庆拿私自刻制的罗琳的个人名章去签订担保合同，所以该《担保合同》对罗琳不发生效力，也就是该《担保合同》不成立；再，该担保合同是2014年5月13日签订的，当时罗琳也因有身孕从2013年12月底起直至这次安丘开庭都在辽宁沈阳不在山东；程相庆拿着伪造的罗琳的假名章，故意用假的罗琳名章去签收农行安丘支行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根据法律规定，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对罗琳无效，再，该《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时间为2014年10月17日，当时罗琳仍然还在辽宁沈阳。（二）农行安丘支行和凯博公司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违背了民事主体在民事交往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违背了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的禁止反言原则。凯博公司在（2016）鲁0784民初4785号案件审理和立案过程中，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很明显存在伪造证据：2014年10月17日，凯博公司向中正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送达的该通知书无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公司印章，仅有“程相庆”三字，但是没有回执时间；送达一审张绍全的通知书，立案、庭审时提供的证据不是同一份证据，立案时提供证据有“程相庆”和“张绍全”两个人的签名，而庭审时提供的是没有“张绍全”签名的证据，上面只签有“程相庆”三字；送达罗琳的通知书系复印件，没有签收人，签收人处是一处不清楚的方形印章，该印章是谁的不清楚，怎么证明是罗琳的印章。由于农行安丘支行主张是“其行在2014年11月27日将债权转让给原告，并书面通知债务人、担保人，有公司财务代收”（在判决书第7页第2行-4行），也就是原审第三人是在2014年11月27日才通知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与凯博公司在（2016）鲁0784民初4785号案件庭审时主张的送达时间“2014年10月17日”不符；从以上三份所谓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可以看出，假如按照凯博公司主张的由所谓的公司财务签收的话，那么“张绍全”三个字就是“程相庆”伪造的，同时，从三份通知书中看，“张绍全”通知书（证据100）和“罗琳”通知书（证据101）中的回执时间书写显然不一样，那么究竟是谁签的回执时间，是不是凯博公司和农行安丘支行、程相庆恶意串通来欺骗法院？假如农行安丘支行主张的是由公司财务“程相庆”签收，为什么上面还有“张绍全”的名字，如何解释，这不就是恶意串通造假。举重以明轻，既然“张绍全”名字可以造假，那“罗琳”的名章就更容易造假，事实就是罗琳名章造假，由于“罗琳”名章造假，那么《担保合同》就不成立；农行安丘支行在本案庭审中也承认造假即“担保申请书”上的时间是农行安丘支行后来加上的，担保申请书的时间对罗琳很重要，因为这是罗琳的申请书，只能由罗琳来签订时间否则无效。二、法律适用错误。（一）罗琳在2014年5月8日不在安丘而在辽宁沈阳，不可能签订《担保申请书》，更没有委托程相庆签订《担保合同》，事实上罗琳也没有名章，更没有名章存放在公司里，这一点，罗琳出庭时明确做了说明，但一审法院却直接认定为“被告述称，其知道公司刻有其个人名章的事情，该名章由公司保管使用，其没有用过该名章也没有保管过该名章”（判决第10页倒数第8-10行），本身该段表述就与庭审事实不符，同时由于罗琳出庭说是没有本人的所谓“名章”在公司里，一审法院应当让农行安丘支行来证明“罗琳”名章使用的合法性并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没有分配举证责任给原审第三人或者原审原告。（二）《同意担保书》上面既有“罗琳”字样也有“罗琳”名章，由于罗琳出庭证明该罗琳字样不是本人所写，该《担保同意书》保存在农行安丘支行处，农行安丘支行也承认该担保时间是农行安丘支行后来添加上去的，一审法院应当由农行安丘支行来证明《同意担保书》上的2014年5月8日是什么时间添上的，但一审法院没有调查清楚，更没有正确分配给农行安丘支行责任来证明。（三）农行安丘支行在庭审中以“程相庆为中正公司办理贷款的受托人”为由，说明程相庆签名盖章的正确，但整个一审没有见到所谓的公司的“授权委托书”，退一步讲，即使公司委托了程相庆办理贷款事宜，程相庆也无权“用假的罗琳名章”去签订对罗琳加重义务到灭顶之灾的所谓“《担保申请书》、《担保合同》”。（四）以上最主要也就是最可能造假的证据制造人“程相庆”没有出庭作证，导致所有重要的事实都是推出来的，事实是程相庆与农行安丘支行处的刘伟成系同学关系，这也说明农行安丘支行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程相庆”的签名、盖章的证据，随着庭审的进程，可能农行安丘支行和凯博公司在下一步的庭审中提出的证据上还有程相庆的笔迹或者签名。三、适用程序严重失当。本案一审法院给罗琳的开庭传票送达时间是2019年9月9日，距离开庭时间2019年9月18日只有9天时间，在罗琳要求一审法院延期开庭保障罗琳15天答辩期限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拒绝了罗琳的正当请求，仍然在2019年9月18日开庭，该行为剥夺了罗琳的相关诉讼权利，直接违反了法院诉讼程序。四、庭审中的庭审笔录与罗琳的庭审陈述和质证、答辩意见严重不符，导致判决中法院引用当事人的陈述和质证、答辩意见是错误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由此导致的法律适用等是错上加错，请求二审法院当庭播放庭审录音，还原罗琳的庭审陈述和质证、答辩意见。 庭审中罗琳补充如下意见：一、罗琳没有担保能力。罗琳没有固定工作及收入，没有任何的理财保险，没有养老保险，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单亲抚养两个上学的孩子及一位体弱多病又没有退休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70多岁的母亲。根本交不起近五万元的上诉费用，在2019年12月份向法院递交了司法求助申请书，因法院没有批准，所以这次上诉费是跟亲威朋友借钱交上的。并且从沈阳到出庭的费用也是借的。二、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担保书签字不是罗琳本人所签。被上诉人认为在借款合同成立且有效的情况下，才主张由罗琳担责，而罗琳否认本人签字，很明显对担保合同是否成立有争议，根据民诉法解释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应由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由被上诉人申请，罗琳承担笔记提供义务。三、放贷程序不符合金融部门的规定。（一）在安丘及全国各地，各金融机构不管放贷多么小的数额，如果提供信用担保，担保人统统是财政发工资的人员，如公务员、教师等。该笔贷款500万元人民币，罗琳没有能力担保500万元。（二）《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规定贷款调查：贷款人受理借款人申请后，应当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贷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抵押物、质物、保证人情况，测定贷款的风险度。第二十九条签订贷款合同：......保证贷款应当由保证人与贷款人签订保证合同，或保证人在贷款合同上载明与贷款人协商一致的保证条款，加盖保证人的法人公章，并由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姓名。抵押贷款、质押贷款应当由抵押人、出质人与贷款人签订抵押合同、质押合同，需要办理登记的，应当办理登记。农行安丘支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借款通则就是他们的宪法，他们在发放500万贷款时是否做到了上述两点：如何核实罗琳的风险度；500万贷款是否准许自然人担保暂且不说，保证合同上没有罗琳的签名。罗琳没有名章，此保证合同上的名章也不是本人加盖。四、合同形成时，罗琳正处于孕期，本人已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合同形成时罗琳不在安丘，在沈阳，合同并不是在沈阳签订的。五、罗琳是公司销售员，证据真实性无意义，债权转让通知书罗琳没有看到，也没有收到，也没有本人签字，对于本案中凯博公司提交的证据，加盖罗琳印章的提出异议，罗琳名字的印章由公司刻制保管，公司有罗琳印章的事情知道，但是罗琳也没有用过，也没有保管过。以上质证意见中“我名字的印章由公司刻制保管，公司有我印章的事情知道，但是我也没有用过，也没有保管过”罗琳没有说。由于罗琳没有说过带引号的上述意见，所以判决书中从第13页“焦点二。---本院不予支持”到15页倒数第6行止，论述和认定都是错误的。综上，程相庆私自用假的罗琳名章去签订罗琳名下的《担保合同》导致该罗琳名章下的《担保合同》不成立，更不能产生法律效力；程相庆在明知自己已经被公司辞退的情况下又按原审第三人工作人员刘伟成（刘伟成与程相庆系同学关系）的要求用假的罗琳名章签收所谓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也不合法，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当然对罗琳不发生效力，由于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没有查清、导致一审判决证据不足，同时导致法律适用错误；程序严重适当，剥夺了罗琳的答辩期；庭审中的庭审笔录与罗琳的庭审陈述和质证、答辩意见严重不符，导致判决中法院引用当事人的陈述和质证、答辩意见是错误的，由此导致的法律适用等是错上加错。综上，担保合同非罗琳签名、错误的举证责任分配、担保合同没有罗琳的签名、农行安丘支行根本未对罗琳担保能力进行调查、合同形成的时间、、地点与罗琳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另加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与庭审录音严重不符。请求查明案件事实，免除罗琳担保责任。 凯博公司、农行安丘支行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正公司、张绍全共同辩称，同意罗琳上诉意见，罗琳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凯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中正公司、张绍全、罗琳偿还凯博公司欠款500675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正公司与农行安丘支行签订的合同约定的利率，以500675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27日计算至付清之日；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中正公司、张绍全、罗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3日中正公司与农行安丘支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37010120140004146）一份，约定：中正公司向农行安丘支行借款500万元，用于购买热板、中板等，借款期限为一年，发放日期为2014年5月13日，利率为按照合同签订日所对应的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基础上浮35%，直至借款到期，借款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的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的基础上，按照逾期期限分段计收罚息：从逾期之日起30天内（含30天）上浮百分之伍拾计收罚息；30天以上至60天（含60天）上浮百分之伍拾计收罚息；60天以上上浮百分之伍拾计收罚息。逾期期间，采用固定利率计算的人民币借款，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调的，罚息利率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起相应调整。借款人未按期支付利息的，贷款人从未按期支付之日其按月计收复利。借款到期之日前未按期支付利息的，按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计收复利；借款到期之日后，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中正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张绍全在合同上签字并盖章。合同签订后，农行安丘支行于2014年5月13日将上述贷款打入中正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014年5月8日，张绍全、罗琳出具《同意担保书》，载明：“我自愿为山东中正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丘市支行办理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佰万元的还旧借新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张绍全、罗琳在该同意担保书上签字，庭审中第三人认可该同意担保书上的时间为后来填写，罗琳申请对该同意担保书上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但是在规定时间内未向法庭提交申请。2014年5月13日农行安丘支行与罗琳、张绍全分别签订《保证合同》，合同均约定：为保证债权人与中正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37010120140004146（下称主合同）的履行，保证人愿为债权人按主合同与债务人行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流动资金借款，本金数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张绍全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个人名章。农行安丘支行与罗琳的保证合同上加盖罗琳个人的名章，庭审中，农行安丘支行述称，该合同上罗琳的名章是由公司财务人员程相庆加盖的，非罗琳本人加盖。同时农行安丘支行述称，同意担保书先签订后签订担保合同。罗琳述称，其知道公司刻有其个人名章的事情，该名章由公司保管使用，其没有用过该名章也没有保管过该名章。 农行安丘支行向中正公司发放贷款后，中正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还本付息。2014年10月17日，凯博公司（乙方）与农行安丘支行（甲方）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标的包括：编号为37010120140004146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500万元（大写伍佰万元）及至债权交割日止的利息；上述债权借款人为：中正公司。上述债权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张绍全，《保证合同》编号为37100120140063114；保证人罗琳，《保证合同》编号为37100120140063113。转让基准日，指甲方确定且为乙方认可的计算贷款债权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余额的截止日，即2014年11月27日。甲方将上述其享有的贷款主债权、从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应的附属权利一并转让给乙方。甲方将转让标的整体作价人民币5006750元（大写：伍佰万零陆仟柒佰伍拾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应在2014年11月27日前将全部款项以转账方式转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用于重组中正公司在农行安丘支行的不良贷款。自乙方按本合同第三条约定付清全部价款之日起，转让标的归乙方享有，与转让标的有关的权利转移至乙方，乙方有权对受让资产进行处置并承担其风险。自乙方支付全部价款之日起5日内，甲方将持有的贷款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资料交付给乙方。乙方同意，只要甲方将前款所述的证明文件交付给乙方，即视为甲方的交付义务已完成。乙方按约支付全部价款之日起，甲方通过适当方式（不限于以书面、公证或媒体公告等）通知相关债务人及担保人本合同项下债权转让事宜，由此产生的通知费用由甲方承担。2014年11月27日凯博公司向农行安丘支行支付5006750元。同日农行安丘支行向中正公司、张绍全、罗琳发出《通知书》，载明：“根据我行与山东凯博药用包装有限公司2014年10月17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已将山东中正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所欠我行伍佰万元贷款主债权、从债权、担保权及相应附属权利全部转让给山东凯博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由山东凯博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向你行使债权权利，请你自本通知之日起，向山东凯博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履行保证责任。”程相庆在中正公司的通知书及张绍全的通知书上签字，罗琳的通知书上加盖罗琳的个人印章，庭审中，农行安丘支行述称，该印章系由程相庆加盖。 另查明，中正公司及张绍全向农行安丘支行出具《授权书》，载明：本单位同意并不可撤销此授权：贵行（包括贵行各分支机构，下同）自本授权书签署之日至约定用途的业务结算之日通过金融信用信息基数数据库查询、打印、保存、使用本单位的企业信用报告和其他信用信息。约定用途为以下第2、6项。2.审核本单位用信申请的；6、由财务总负责人代理公司、法人、保证人签收安行本业务相关资料。中正公司在该授权书加盖公司公章、张绍全在该授权书上签名。 再查明，2014年11月20日中正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财务负责人为程相庆，身份号码为3707841964××××××××。 一审法院认为，中正公司与农行安丘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且农行安丘支行已按合同约定向被告中正公司支付5000000元的借款，足以证明该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全面、善意履行，中正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农行安丘支行偿还借款本金5000000元及利息，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凯博公司与农行安丘支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二、罗琳、张绍全是否承担保证责任。 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规定，凯博公司与农行安丘支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上加盖了双方单位公章,该协议依法成立。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条款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签订该协议后凯博公司依约向农行安丘支行支付了5006750元，应为有效。理由是:第一、我国法律规定没有关于商业银行不得将其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给非金融企业的禁止性规定;第二、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银办函(2001)648号)批复中关于禁止商业银行将债权转让非金融企业的规定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三、凯博公司受让债权为一般债权,其行使权利行为并不属于经营商业银行业务；第四、农行安丘支行将其债权等价转让给凯博公司不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不会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因此，罗琳关于凯博公司作为非金融机构企业与农行安丘支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庭审中，罗琳表示中正公司刻制了“罗琳”的印章，该印章由公司保管、使用，用于公司的相关业务，凯博公司及第三人结合罗琳已向其出具的《同意担保书》有理由相信该担保系罗琳的真实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虽然罗琳的《保证合同》中的签章不是罗琳本人盖的，但是在该《保证合同》签订前罗琳向第三人农行安丘支行出具了《同意担保书》，在担保书中明确载明：其愿意为中正公司在农行安丘支行办理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佰万元的还旧借新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罗琳以时间太久对《同意担保书》上“罗琳”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提出异议，但是在法定时间内未申请笔迹鉴定，视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故对该《同意担保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综上，凯博公司及农行安丘支行主张罗琳的《保证合同》成立的主张，予以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债权同时转让，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对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保证人与债权人事先约定仅对特定的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禁止债权转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全部权利转让给农行安丘支行,在债权人通知债务人情况下即发生法律效力，并未要求通知保证人。本案中，农行安丘支行根据中正公司向其出具的《授权书》已将债权转让通知了债务人中正公司，涉案的保证权利亦应随之转让，而相关法律对债权人转让债权应否通知保证人未作出明确规定,即便债权人转让债权应当通知保证人,但合同法对通知的方式也无明确规定，凯博公司通过诉讼的方式已达到了通知的目的，该债权转让的效力同样及于保证人张绍全及罗琳，且本案中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中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但书情形，据上述规定，凯博公司要求罗琳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凯博公司起诉时罗琳是否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本案中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为一年，即2014年5月13日至2015年5月13日，故而保证期间从2015年5月13日起二年内，本案凯博公司受让债权后于2016年11月15日即向法院提起诉讼，在二年的保证期间内，未超出本案约定的保证期间。综上，罗琳关于其未在《保证合同》上签字不知道保证合同的内容，债权转让未通知她且已超过保证期间，该债权转让行为对其无效，其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农行安丘支行作为债权人将贷款本金5000000元及至债权交割日止的利息转让给凯博公司，并将债权转让事宜告知了中正公司、张绍全、罗琳，凯博公司依法受让该债权，中正公司作为债务人应当向凯博公司支付上述借款及按其与农行安丘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张绍全、罗琳与农行安丘支行签订《担保合同》并出具《同意担保书》，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现凯博公司要求罗琳、张绍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另，中正公司及张绍全辩称，凯博公司非法强占中正公司资产等事由，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一、中正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凯博公司偿还借款500675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正公司与农行安丘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以500675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27日计算至付清之日；二、张绍全、罗琳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4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中正公司、张绍全、罗琳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罗琳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1.2013年10月28日沈阳市皇姑区妇婴医院三维彩色超声报告单一份、2014年3月11日沈阳市皇姑区妇婴医院三维彩色超声报告单一份、2014年5月7日沈阳市皇姑区妇婴医院化验单一份、三维彩色超声报告单一份及门诊专用单据三张、门诊病历一份、2014年5月9日罗琳到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检查胎儿发育情况的门诊收费单据一张、2014年5月16日罗琳到沈阳市皇姑区妇婴医院进行三维彩色超声单一份及门诊医疗费单据一张，证明罗琳在2014年5月7日至2014年5月16日没有在山东，实际上罗琳从2014年1月份到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都未到过山东； 2.（2016）鲁0784民初478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凯博公司、农行安丘支行、程相庆等人恶意串通、伪造证据，栽赃陷害罗琳； 3.邮政单一份，证明罗琳收到一审起诉状后没有经过15天答辩期就开庭。 凯博公司、农行安丘支行共同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同意担保书》上有罗琳本人签字，视为对《同意担保书》予以认可，至于日期是事前添加或事后添加不影响其担保责任的承担。此外，在该时间段上诉人罗琳在沈阳并不排除其到潍坊签订《同意担保书》的可能；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系本案原一审判决书，该判决书之所以驳回凯博公司的诉讼请求，系因凯博公司提供的债权转让通知上签收人程相庆无法核实是否为中正公司员工，判决后凯博公司提起上诉，在（2018）鲁07民终5325号案件中中正公司已经明确认可程相庆为其公司财务负责人，有权限代收债权转让通知书，因此不存在罗琳所称的凯博公司、农行安丘支行恶意串通行为；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规定，法院在开庭前三天将开庭传票送达当事人。 中正公司、张绍全共同质证后认为，对于证据1、2、3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针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对于上诉人罗琳提供的证据1，各被上诉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1不能推翻罗琳在《同意担保书》上签字及盖章的事实，故对证据1的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2，各被上诉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凯博公司、农行安丘支行、程相庆等人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亦不予确认；对证据3，各被上诉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一审法院在2019年7月2日刊登于山东法制报的公告中及于2019年9月5日送达的《应诉通知书》均已指定15日的答辩期限，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罗琳关于一审法院未给予其15天答辩期的主张，故对于该证据的效力，本院依法不予确认。 经查阅一审卷宗及庭审视频，本院查明如下事实：（一）在2018年5月8日由张绍全和罗琳出具的《同意担保书》尾部担保人处有罗琳签字并盖有“罗琳印”个人印章；（二）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日刊登于《山东法制报》的公告中指定有15日的答辩期，并于2019年9月5日向罗琳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罗琳于2019年9月9日签收上述诉讼材料，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8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三）罗琳在一审中主张其个人印章由公司刻制保管，公司有其印章的事情知道，但是其没有用过也没有保管过。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上诉人罗琳应否承担担保责任；二是一审法院程序是否违法。 关于上诉人罗琳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罗琳虽然对《同意担保书》中的签字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佐证其主张，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罗琳虽还主张《同意担保书》中的日期系农行安丘支行后来添加，但其在《同意担保书》中签字却没有对该空白日期先行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即向对方交付，应视为向对方的无限授权，现其以农行安丘支行后添加日期存在伪造、变造为由主张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不足。该《同意担保书》明确载明，其同意为中正公司在农行安丘支行的借新还旧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由此可以看出罗琳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在该《同意担保书》的尾部，除有罗琳本人的签字外还加盖有“罗琳印”的个人印章，由此能够说明，加盖在《同意担保书》中的“罗琳印”印章系罗琳的个人印章且代表其个人对外使用，罗琳在一审庭审中亦认可知悉该枚印章的存在。该枚“罗琳印”印章亦加盖在涉案《担保合同》尾部担保人处，上诉人罗琳虽主张该枚印章由公司刻制保管，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将其个人印章交由他人保管的法律后果，结合其在《同意担保书》中签字并加盖个人印章为涉案债务提供担保的事实，能够认定为中正公司的涉案债务提供担保系罗琳本人意思表示，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故其关于凯博公司与农行安丘支行恶意串通其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法院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上诉人罗琳主张，其于2019年9月9日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距离9月18日开庭不足15天答辩期，一审法院剥夺了其诉讼权利故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于2019年9月9日送达开庭传票前，在于2019年7月2日刊登的《山东法制报》公告中已指定15日的答辩期限，已经有效保障了其答辩权利，故上诉人罗琳以此为由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罗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47元，由上诉人罗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祝卫华 审判员  郭淑娟 审判员  贾丽丽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