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02民初1836号原告：谢某1，男，196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亓渤，辽宁律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谢某2，男，195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辽宁宪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爽，辽宁宪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谢某3，女，195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君书，女，198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被告：谢某4，男，1959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被告：于某，男，198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原告谢某1诉被告谢某2、谢某3、谢某4、于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亓渤律师、被告谢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刘爽律师、被告谢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君书、被告谢某4、被告于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继承人张福兰于2013年10月6日所作的代书遗嘱合法有效；2.依法判令张福兰对大连市中山区房屋的所有权份额由原告继承；3.依法判决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全部归原告所有。事实与理由：被告谢某2是原告的哥哥，被告谢某3是原告的姐姐、被告谢某4是原告的哥哥，被告于某是原告已逝的姐姐谢连红的儿子。原告的父母亲共有一套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的产权房，于2010年10月25日被动迁，2016年10月26日回迁安置大连市中山区。原告父亲谢瑾昌2012年4月4日死亡，2016年10月13日大连市中山区公证处根据原告的申请做出了（2016）大中证民字第2740号公证书，公证书公证了其他继承人张福兰、谢某2、谢某3、谢某4、谢连红的继承人于广敏以及于某均自愿放弃对谢瑾昌遗产的继承。该公证书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的母亲张福兰2013年10月6日经他人代书遗嘱，遗嘱中表示其对该回迁安置房屋中其个人所有的份额由原告继承。张福兰2016年12月12日去世。综上，原告父母共有的房屋中原告父亲谢瑾昌所有的那一部分经公证，其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而原告母亲所有的那一部分经代书遗嘱也由原告继承。现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谢某2辩称，原告所述的代书遗嘱并不真实。第一，张福兰从未做出过要将涉案的诉争房屋属于张福兰的份额由原告继承的意思表示，也从未说过她有代书遗嘱。即使是在2016年10月就谢瑾昌房屋份额进行继承公证时，张福兰也未有过该意思表示。被告在本案被诉时头一次听说和见到原告出具的代书遗嘱复印件。第二，案涉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依据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法律上对代书遗嘱的要求非常严格，包括形式要件及见证人身份、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形式要件中必须同时满足“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而涉案代书遗嘱并没有遗嘱人张福兰的签名，见证人也非在场见证张福兰遗嘱的过程，遗嘱内容也非代书人本人代书所写。第三，依据继承法之规定，代书遗嘱的见证人不能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而涉案代书遗嘱上体现的那两个见证人都是原告多年的非常要好的朋友，还曾经是同事关系，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第四，案涉代书遗嘱并非张福兰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谢某1在场录像让张福兰存有顾虑，导致老人无法表达其真实意思。综上，要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谢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我姥姥生前也多次说过我小舅、小舅妈照顾他们，生病多年也是他俩在照顾，我姥姥生前也表示过这处房产是要给的小舅的。被告谢某4辩称，对案涉公证书和代书遗嘱均无异议，同意老人的处理意见。被告于某辩称，同意被告谢某3的答辩意见。原告谢某1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公证书、回迁房屋投资代建协议书、代书遗嘱、录像、证人证言等证据；被告谢某2围绕其辩称意见提交了公证材料、录音、住院病志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依法确认如下案件事实：1.被继承人张福兰因病于2016年12月12日死亡，张福兰的配偶谢瑾昌因病于2012年4月4日死亡。两人共育有子女五人，按长幼排序分别为被告谢某2、被告谢某3、被告谢某4、被告于某之母谢连红、原告谢某1。谢连红于2012年6月5日死亡，育有婚生子于某。2.2016年10月13日，大连市中山区公证处出具（2016）大中证民字第2740号《公证书》，谢某1申请继承谢瑾昌与张福兰在大连市中山区警卫街6-4-1号遗有的夫妻共有财产即已动迁的私房一处（回迁安置协议书：N00000214）。公证处经调查，被继承人谢瑾昌的在世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张福兰、谢某2、谢某3、谢某4、于某均放弃对上述遗产的继承权，故而出具公证书证明谢瑾昌的遗产（上述动迁房产）由其三子谢某1继承。谢某1继承上述房产后，占该房产权50%的份额。3.2016年10月26日，谢某1与张福兰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大连市中山区城区改造办公室就中山区警卫街6-4-1号房屋签订了《回迁房屋投资代建协议书》，回迁安置房屋坐落于中山区警卫街2号2单元13层4号，建筑面积87.05平方米。4.2013年10月6日，原告谢某1的工友修志敏、丛某作为见证人，由丛某按照原告谢某1事先拟好的遗嘱在被继承人张福兰的住处当面抄写，对遗嘱进行了见证。原告提交的现场录像显示：修志敏在场与老人聊天，张福兰在聊天过程中有问有答、思路清楚、表达清晰。因张福兰不会写字，丛某将抄写的遗嘱内容向张福兰进行了宣读，张福兰当场捺印，两位见证人亦当场签名、捺印。整个遗嘱的形成过程，由在场的谢某1全程进行录像；庭审时原告表示因录像的相机时间过久未能找到，故而当庭播放的录像系其自相机导入电脑后又导入U盘后形成的。当庭播放的U盘在电脑操作时属性中显示修改时间为2013年10月9日，创建时间为2013年10月10日，访问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案涉代书遗嘱的内容为：立遗嘱人姓名张福兰，女，1936.7.13，民族，汉，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身份证号2102021936********。为了防止产生遗产继承纠纷，特请修志敏和丛某作为见证人并委托其中丛某代书遗嘱如下：一、本人与老伴谢瑾昌（已于2012年4月4日）去世，共有的房屋坐落于中山区警卫街6号4-1，产权证号（1998019249）已于2010年10月25日经中山区城区改造办公室拆迁改造，并签订了回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由政府回迁安置一套房屋。我对该房屋享有大部分的所有权。二、本人对上述房屋享有的所有权份额全部由我的小儿子谢某1继承。三、希望大家尊重我的遗愿和平处理遗产继承事宜。本遗嘱一式四份，由我本人、见证人、谢连林各保存一份。立遗嘱地点：南山路107号3-2-1。立遗嘱时间2013年。立遗嘱人（手印）。见证人：修志敏（签名、手印）。见证人：丛某（签名、手印）。代书人：丛某（签名、手印）。2013年10月6日。5.上述遗嘱的见证人修志敏、丛某作为原告的证人出庭作证。被告谢某2对于遗嘱的真实性和见证人的出庭证言均表示异议，主要理由是：其一，该代书遗嘱未体现被继承人张福兰本人表述、他人代书的过程；亦未体现代书人对张福兰进行询问，张福兰进行回答的过程；张福兰未在代书人向其宣读遗嘱后，对遗嘱所涉房产以及由原告继承的事项进行确认。其二，两位见证人与遗产继承人谢某1均系工友及多年朋友关系，客观上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并且继承人谢某1作为利害关系人亦不应在场。其三，见证人丛某的当庭陈述与被告谢某2对其录音中的陈述自相矛盾。在录音中见证人对于其见证的时间表述为老人在铁路医院出院后。根据相关时间判断，被告有理由相信代书遗嘱实际形成于2016年张福兰出院后，此时老人的健康状况存在问题，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四，按照原告的主张，案涉代书遗嘱形成于2013年10月，远在案涉公证书做出之前。但在公证机关对谢瑾昌的遗产份额进行公证时，张福兰和原告谢某1均未提起过该份遗嘱。并且原告在能够对张福兰的房产份额或遗嘱本身进行公证的情况下而没有公证，被告有理由怀疑遗嘱的真实性。对此，原告谢某1主张代书遗嘱未事先告知被告谢某2是张福兰本人的意思；未对张福兰的房产份额进行公证，是因为当时房屋未取得产权证，经咨询，公证处不接受公证，律师亦不接受见证。被告谢某3和于某均对遗嘱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张福兰老人生前曾多次说过因原告和妻子在其生病期间一直负责照顾，该房产留给原告。对于案涉代书遗嘱形成时张福兰的身体状况，该两被告表示老人虽然有病，但头脑是非常清楚的；对于案涉房产的处分，老人当面表达过要把房产留给原告谢某1。被告谢某4对遗嘱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同意老人的处理意见。6.被告谢某2提交了其对见证人丛某的录音，在该录音中见证人表述：张福兰当面向其表达想将房子留给小儿子谢某1。对于代书遗嘱的形成时间，见证人前后表述存在矛盾之处，曾数次表述时间记不清楚了，还做出如下表述：“咱说实话，你们家大哥对我有恩，连琳跟我是朋友，你说我怎么去说，人家老太太说什么咱就听什么”。7.被告谢某2提交了张福兰的三次住院病历显示，张福兰第一次于2014年1月3日至1月10日在大连医院住院，被诊断为糖尿病及病发症、血脂异常、双下肢、颈动脉硬化、颈椎病；其中住院病历既往史中载明：平素健康状况良好，无手术史、无外伤史、无过敏史；第二次于2015年11月7日至11月17日在大连医院住院，被诊断为心脏病和糖尿病；第三次于2016年12月5日至12月10日在大连医院住院，被诊断为心脏病、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肺内感染。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代书遗嘱是否合法有效。如果该遗嘱合法有效，则应按遗嘱继承依法处理；如果该遗嘱无效，则应当照法定继承依法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综合本案的证据进行分析，应认定案涉代书遗嘱合法有效，理由如下：其一，从遗嘱形成的过程分析，应认定案涉代书遗嘱的内容是张福兰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1.案涉遗嘱形成时，被继承人张福兰在与见证人修志敏聊天的过程中问有所答，回答问题虽然简洁，但能够听懂问题并明确进行回答，偶而还会进行提问，可以看出在与人交流过程中张福兰神志清楚、表达顺畅。2.因客观上张福兰不会写字，见证人将代书遗嘱的内容原文向其进行宣读后，老人并未表示任何异议，随即捺印进行了确认。正是由于其不会写字，客观上亦无法书写自己的姓名，而是以捺印的方式进行确认。3.遗嘱录像显示，见证人丛某宣读的遗嘱与原告当庭提交的遗嘱内容和形式完全一致。其二，从张福兰订立遗嘱时的身体状况分析，其具有定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客观上患有病症，但从2014年1月的住院病历分析，其平素健康状况良好，并未记载头脑存在问题，故而在2013年代书遗嘱形成时其应当具有独立思考、判断和表达的能力。在张福兰离世前两个月所做的公证书中，其尚能清楚表达放弃继承份额的真实意思，故而对于2013年10月形成代书遗嘱时其民事行为能力亦无庸置疑。其三，代书遗嘱见证人的身份合法有效。1.从被告提交的其对丛某的录音证据分析，见证人丛某不仅与原告谢某1是朋友关系，而且与被告谢某2关系亦较为熟悉，其自述“大哥（谢某2）对我有恩”。因此，代书遗嘱的见证人与原、被告相识，其进行遗嘱见证符合生活常理，其与原告谢某1之间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见证人丛某对于代书遗嘱形成时间的表述，在被告谢某2对其进行录音时，因时间和记忆的关系，其本人也表示不是非常确定。因张福兰三次住院均在铁路医院，故而证人表述其在老人从铁路医院出院后立的遗嘱，客观上可能存在误记。因此，不能仅凭见证人丛某的表述不一致之处即否认案涉代书遗嘱的效力。其四，虽然案涉代书遗嘱形成于公证书之前，结合庭审中被告谢某3、于某对于张福兰夫妇生前原告谢某1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以及老人曾明确表示要将案涉房产留给原告的表述，原告谢某1实际持有遗嘱而被告谢某2对此不知情亦属可能，不能因一方当事人不知情即否认代书遗嘱的客观性。其五，虽然案涉代书遗嘱形成过程中原始录像的相机已遗失，但从当庭播放的录像分析，U盘形成于代书遗嘱书写三日后，遗嘱现场的录像当事人及时进行了转存；并且录像内容前后连贯，并无矛盾之处。录像显示当场形成的遗嘱与原告当庭提交的遗嘱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完全一致，因此，对该份录像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综上所述，我国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代书遗嘱形成过程中继承人能否在场、代书遗嘱的内容是否必须由立遗嘱人口述、以及立遗嘱人对遗产如何进行确认等问题并未进行明确规定。对于代书遗嘱法律效力的判定，需要结合案情和全案证据综合进行判定，核心问题是判定遗嘱内容是否系立遗嘱人本人的真实意思。结合本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谢某1提交的代书遗嘱虽然系事先拟定，但对其内容被继承人张福兰全然知晓，并且按印确认，应当认定案涉代书遗嘱对其房产份额的处分，系张福兰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代书遗嘱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案涉争议房产作为被继承人张福兰和配偶谢瑾昌的夫妻共有财产，已通过代书遗嘱和公证遗嘱的方式分别由原告谢某1取得相应的继承份额，现原告谢某1主张涉案房产由其一人继承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此外，继承案件请求权基础为继承权，由于在行政机关更名过户的程序中，确认所有权征税标准与继承征税标准可能存在区别，为防止操作中出现认识差异，本案诉讼请求对应的标准判项不宜表述为确定房屋所有权。本案被告谢某2的辩称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在原告谢某1依法继承全部房产的情况下，本案诉讼费酌情全部由原告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继承人张福兰于2013年10月6日所作的代书遗嘱合法有效；二、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被继承人张福兰享有的50%的房产份额由原告谢某1继承；三、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全部份额均由原告谢某1继承；四、驳回原告谢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明芬人民陪审员  陈 萍人民陪审员  毛文洁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刘渐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