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沪7101行初280号原告金伟，男，195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代理人李洪朴，上海申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璐，上海申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李某。委托代理人苏建新，男。委托代理人邹德佳，上海市龙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金伟诉被告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征收补偿协议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金伟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洪朴律师、王璐律师，被告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苏建新、邹德佳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7月20日原告被确认为本市西安路XXX弄XXX号(以下简称被征收房屋)公房承租人，其户除租赁部位外，另有1972年父母搭建的居住了47年的建筑面积12平方米的阁楼和建筑面积6平方米的小屋。2018年4月11日开始，被告经办人员对原告采取哄骗、威胁、欺诈的手段，一再表示签约不影响阁楼和小屋的面积补偿。2018年8月14日，原告在经办人员的胁迫下为保全奖励费用，在未签约的情况下交出房屋钥匙，同时经办人员也书面承诺“确保征收利益不受任何损失”。同月26日，被告经办人员诱导原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被征收房屋及阁楼、小屋均被拆除。原告直至2020年1月13日通过法院调取征收补偿协议，方得知被告在征收过程中程序、实体违法，遗漏阁楼和小屋的补偿，且与周边居民补偿不一，严重侵犯原告权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8条、149条及《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14条、41条、47条的规定。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等规定，请求撤销编号J-640116《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被告辩称，根据相关征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虹口区64、72街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以下简称补偿方案)，公房以租用公房凭证(以下简称公房凭证)所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经被告多次核实，原告所说的阁楼和小屋并未记载在公房凭证上，在公房权利人的内档资料中也未查到相关记录，说明该部分系租户未经批准私自搭建。因此，被告只能根据补偿方案第七条给予残值补偿40,000元，该内容在补偿协议的条款中已有体现。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内容符合规定，经办人员已为原告户争取到全部奖励费用，整个征收过程中，并不存在欺诈、胁迫、诱导等违法情形，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至于原告说的其他居民，被告经了解该户的阁楼属于公房凭证中已有记载、用于居住并已计算收取租金的情况，与原告并不相同。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11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决定对包括被征收房屋在内的虹口区64、72街坊实施征收，上海市虹口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被征收房屋原承租人为周瑜美，2018年7月19日变更承租人为原告，公房凭证上记载独用租赁部位：底层平房使用面积15.5平方米、平房前间使用面积5.2平方米。征收时，被征收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2018年7月2日，基地达到协议生效比例。因原告户之前未能与被告达成协议，为该户享受到相应的奖励费用，原告于签约前签署了《拆房(补偿费用结算)申请单》，载明原址已于2018年7月12日全部搬清，现交出钥匙一把，并同意拆除房屋，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原告表示实际交钥匙时间是8月14日，对此被告不否认，并称是为了保留奖励费用，才先交钥匙再签约，原告对此是知情并同意的。另被告经办人员出具情况说明，载明“西安路XXX弄XXX号，承租人为金伟，已与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因阁楼与小屋问题导致搬家存在困惑，现经办人承诺金伟搬家之后且所有手续办理清楚会去物业管理部再次调查西安路XXX弄XXX号原始内档材料，并调查金申之前享受的福利分房，给承租人金伟一个明确答复，且确保征收利益不受任何损失。”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同年7月19日，被告向上海北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核查，摘录的被征收房屋独用租赁部位及面积与公房凭证记载一致。因原告一直就阁楼等问题进行信访，2018年7月30日，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向原告出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称“关于您希望对您户居住了47年的阁楼和小屋，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给予补偿的问题。经查，您户的上海市租用居住公房凭证中登记部位只有底层平房和平房前间，您说的阁楼和小屋在公房租赁凭证上并无记载，根据《虹口区64、72街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中‘不予认定建面积残值补偿’的规定，您户系无不予认定建筑面积，按每证40,000元给予您户补偿……”2018年8月21日，原告以承租人身份与被告签订补偿协议，协议确定被征收房屋记载居住面积20.7平方米，认定建筑面积31.88平方米，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计2,452,631.06元，另第九条“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中有“无不予认定建筑面积残值补偿40,000元”。后被征收房屋及阁楼、小屋均被拆除，原告坚持认为阁楼和小屋未依法得到补偿，在向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访无果后，向本院提起诉讼。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户口簿、公有居住房屋承租户名变更通知、评估分户报告、房屋补偿方案告知单、阁楼照片、情况说明、短信截图、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信访复核意见书、被诉补偿协议，被告提供的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范围公告、公房凭证、房屋资料摘录表、户口簿、评估分户报告、评估均价公告、被诉补偿协议、公告、协议生效比例公告、拆房(补偿费用结算)申请单、资料送达签收单、其他居民租用公房凭证、补偿方案等证据及双方庭审陈述为证。原告另提供交税证明、工会及居民委员会证明、房屋测绘单、与被告经办人员谈话的录音资料，证明被告存在胁迫欺诈，遗漏补偿阁楼和小屋，并且根据补偿方案规定，对于1981年前建造的用于居住的部位应按照测绘面积进行补偿。被告则认为录音资料未经被录音人同意，对其合法性不予确认，且时间过长，当事人已无法回忆。至于原告提出的规定是针对私房，原告承租的是公房，根据政策阁楼和小屋不属于应认定的建筑面积，被告也已依法给予补偿。而且经办人员在向物业公司进行核实后，已通过口头及信访的方式回复原告，并非如原告所述没有回应。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规定，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诉补偿协议在签订过程中，是否存在上述情形。首先，征收相关规定如补偿方案等均在基地公示，同时也送达原告户，相关征收政策原告理应知晓。其中就公房建筑面积的认定，明确以公房凭证所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对于凭证中已有记载、用于居住并已计算收取租金的阁楼，按相应高度计算建筑面积。同时对于“不予认定建筑面积的残值补偿”补偿方案第七条明确“按规定不予认定建筑面积的部分，给予残值补偿，但经认定为违法建筑的不予补偿……说明：对于无上述情形，或有上述情形但不按上述规定计算残值补偿的，给予每证40,000元的补偿。”原告自称1972年父母便搭建了阁楼和小屋，但其户的公房凭证中并无记载，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户曾为此缴纳了租金，因此阁楼和小屋并不符合上述可计算建筑面积的情形。至于原告认为1981年前建造并用于居住的房屋应按丈量面积为准的条款，是针对私有居住房屋建筑面积的认定，不适用本案；其次，征收开始，原告就对公示及告知的被征收房屋的认定面积持有异议，认为阁楼和小屋未被计入，并为此进行交涉及信访，说明原告自始知道双方争议所在。签约前，征收部门曾作出书面信访事项答复，告知原告公房凭证中并无记载，阁楼和小屋的补偿涵盖在40,000元补偿中。这也说明被告已向原告表明对阁楼和小屋的态度，并不存在之后再行补偿的说法。而且不论是经办人员的情况说明，还是信访事项答复，均未向原告承诺阁楼和小屋可被计入建筑面积；第三，在信访答复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补偿协议，协议中明确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不包含阁楼和小屋，同时40,000元的补偿在协议中亦有体现，与补偿方案及信访事项答复一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协议格式文本中项目名称“无不予认定建筑面积残值补偿”容易引起歧义，征收部门应在今后操作中予以注意。原告系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是在知晓征收规定、政策及房屋征收部门意见后，才与被告签约的。整个签约过程，并不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应予撤销的情形，因此原告要求撤销补偿协议，缺乏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最后，补偿协议签约主体合法，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未侵犯被征收户合法权益，属合法有效，虽然在程序上有所不妥，但是出于最大限度的保留被征收户的权益且经过被征收户同意，故不影响补偿协议的效力。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金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金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邱 莉人民陪审员  解济民人民陪审员  凌金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苏琬越书 记 员  王丽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