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16267号原告：杜金兰，女，196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兼杜金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杨，男，1951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告：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地区佳世苑X号楼X层X-X。负责人：王涛，主任。被告兼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吉弟，女，198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原告杜金兰、李维杨与被告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太律所）、胡吉弟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金兰、李维杨，被告兼安太律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吉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维杨、杜金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被告：1.将自定标准收取代理费的超越政府指导价部分6500元、违规收取的强制执行费20000元、反诉代理费25000元，共51500元退还给原告；其中长期占用的强制执行费和反诉代理费两项，对原告经济损失按民间借贷付息方式处置，依年息20%计算；2.被告违规开具的三份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增值税发票：18908695#、18908696#、18908697#无效，重新开具符合事实，不违背相关法规的增值税发票；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夫妻关系，2017年2月4日，因购房合同纠纷，经他人介绍委托安太律所胡吉弟律师代理。胡吉弟称代理费3万元，强制执行费2万元，因被告未公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收费标准”，原告未提出异议，当即支付现金1万元，同日通过转账方式支付4万元。一审中，因对方提出反诉，胡吉弟通知原告再次支付2.5万元的反诉代理费。按照北京市律师收费标准，涉案房屋价款为48万元，按照标的收费一审代理费加办案费为18400元；二审代理费和办案费应为10200元，二审时对方撤诉，应减半收取，应为5100元。综上，被告收的代理费比政府指导价高，应退还6500元代理费。被告已经收了一审代理费，收取反诉代理费属于在一个审理阶段重复违规收费，应退回。被告提前预收强制执行费，其并没有进行代理，应退回。被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长期占用原告资金。故诉至法院，请查明事实依法审理。被告安太律所、胡吉弟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应为有效，收费是双方达成一致的结果，且委托代理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认可原告陈述的案件事实、代理经过，7.5万元是本诉的代理费3万元，反诉的代理费2.5万元，二审的代理费2万元，原告所说的强制执行费没有收取。安太律所、胡吉弟对李维杨、杜金兰提交的北京市增值税发票、中国储蓄银行入账的汇款清单、收据、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李维杨、杜金兰对安太律所、胡吉弟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019年7月15日，李维杨、杜金兰提出鉴定申请，申请鉴定内容为：《委托代理协议》的签字并非原告本人签字。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鉴定机构为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2019年9月2日，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李维杨、杜金兰签名字笔迹与样本中是同一人书写。2019年9月18日，李维杨申请重新鉴定，鉴定内容为：《委托代理协议》中原告签名是否为复印技术制作或是某类型签字笔手写。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鉴定机构为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2019年11月8日，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以其设备存在不足为由终止鉴定。2019年12月2日，原告再次提出重新鉴定申请，经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选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为鉴定机构。2019年12月23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李维杨、杜金兰的签名是书写形成。综上，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结合当事人陈述及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2月6日，杜金兰（甲方）与安太律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协议中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乙方律师代理甲方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阶段的代理人；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7.5万元；本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本审终结止；甲方选择做诉讼保全，保全金额为46万元人民币或保全物为涉案房屋；一审案件代理费三万元整，反诉案件代理费二万五千元整，判决生效后的执行案件代理费2万元整，若一审判决后一方不服上诉的，二审案件另行收取代理费。2017年10月27日，李维杨、杜金兰与安太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协议中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乙方律师代理甲方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阶段的代理人；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2万元；如委托合同期限内，甲方撤诉、自行和解或调解、委托他人或其他原因致使本合同变更或不能履行等一切情况，甲方均无权要求乙方退还已经收取的代理费及其他费用；甲方与乙方于2017年2月6日签订的代理协议中约定的执行案件代理费转为本案二审代理费，甲方与乙方之间就本案强制执行另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在李维杨、杜金兰及吴淑玲、解宗敏及第三人北京家和家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受安太律所指派，胡吉弟作为杜金兰、李维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一审本诉及反诉的审理，2017年9月28日本院作出（2017）京0111民初2613号判决书。吴淑玲、解宗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2月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2民终11717号裁定书准许吴淑玲、解宗敏撤回起诉。李维杨、杜金兰已支付委托诉讼代理费7.5万元。本院认为，杜金兰、李维杨与安太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一、关于退还超过政府指导价部分代理费的主张。按照《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安太律所为原告李维杨、杜金兰提供的法律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安太律所与李维杨、杜金兰协商确定。故，对于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退还违规收取的“强制执行费”20000元和“反诉代理费”25000元的主张。关于强制执行费。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可以预收全部或部分费用，也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在提供法律服务期间或完成法律服务后收取。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后，不得单方变更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提高或者变相提高收费数额、比例。有正当理由确需变更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书面约定将执行案件代理费转为二审代理费，故对原告要求退还强制执行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代理费。一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一个案件的多个阶段，可自第二阶段起酌减收费。本院认为，安太律所在代理案件时应按照诉讼阶段收费，本诉与反诉系一个诉讼阶段，安太律所不得采取分解收费项目的方式提高收费标准，本院根据一审阶段安太律所代理反诉的时间成本、代理难易程度及案件标的、一审本诉代理费等因素，酌情确定反诉代理费为5000元。故，对李维杨、杜金兰要求退还反诉代理费25000元的诉讼请求，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以违规收取的强制执行费和反诉费为基数，从收钱之日始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年息20%支付原告经济损失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违规开具的三份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增值税发票无效，要求重新开具符合事实，不违背相关法规的增值税发票的主张，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责任承担。因《委托代理协议》是李维杨、杜金兰与安太律所签订，胡吉弟系受安太律所指派担任李维杨、胡吉弟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吉弟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故李维杨、杜金兰要求胡吉弟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原告李维杨、杜金兰反诉代理费2万元；二、驳回原告李维杨、杜金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4元，由李维杨、杜金兰负担333元（已交纳），由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负担211元（已由李维杨、杜金兰预交，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李维杨、杜金兰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刘 宁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肖 贺书 记 员  张晓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