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4民终11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夏体信，男，1971年2月5日生，汉族，住宣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飞，北京市北斗鼎铭（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睿珏，北京市北斗鼎铭（昆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永雄，男，1984年3月7日生，汉族，住宣威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宣威市昌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宣威市来宾街道左所村委会鲍屯村。法定代表人：鲍绍宽，董事长。原审被告：云南易门大椿树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大椿树。法定代表人：李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辉，男，1977年12月9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安宁市。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弦，女，1984年6月6日生，汉族，住玉溪市易门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昆明荣晓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西苑开发区西城枫景1幢5-301号。法定代表人：吕荣。原审被告：安宁博顺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宁市连然镇连然新村10号。法定代表人：邓俊成。上诉人夏体信、何永雄因与被上诉人宣威市昌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源公司）、云南易门大椿树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椿树公司）、昆明荣晓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晓公司）、安宁博顺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顺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易门县人民法院（2016）云0425民初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体信、何永雄共同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驳回昌源公司对夏体信、何永雄的诉讼请求，或者依法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昌源公司承担。二审中，上诉人夏体信放弃上诉请求中“依法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请求。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一审法院两次驳回夏体信、何永雄提出的管辖权异议。1、昌源公司在2017年2月15日一审庭审中口头提出追加被告申请，当时夏体信、何永雄就明确反对。一审法院完全不顾夏体信、何永雄的反对，于2017年2月18日，接受昌源公司书面申请，将案由“买卖合同纠纷”变更为“委托合同纠纷”，并变更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追加被告。夏体信、何永雄在收到昌源公司的变更申请后，于2017年5月31日书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于2017年7月26日裁定驳回夏体信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昌源公司的行为已经彻底改变了相关法律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夏体信作为第一被告，其住所地为宣威市环城西路27附1号，即云南省宣威市。另外，昌源公司也陈述其与夏体信未签订过书面委托合同。因此，只有作为被告所在地的云南省宣威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2、昌源公司于2017年5月31日在第二次庭审中再次口头提出追加被告申请，当时夏体信、何永雄再一次明确反对。一审法院完全不顾夏体信、何永雄的反对，于2017年8月7日，接受昌源公司书面申请。夏体信、何永雄在收到昌源公司的变更申请后，于2017年11月12日书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2日书面通知不再审查。本案中夏体信、何永雄，其住所地（户籍地）均为云南省宣威市，本案大椿树公司与昌源公司的煤炭购销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大椿树公司作为买卖合同履行责任一方，已经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在本案中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另外，一审法院定于2017年5月31日上午9时第四法庭开庭审理，贵院同时指定本案的举证期限至2017年5月31日届满。昌源公司于2017年8月7日向贵院申请追加被告，昌源公司的申请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按规定理应驳回。（二）一审法院未调取何永雄书面申请因其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相关证据。昌源公司追加何永雄为被告后，何永雄于2018年2月8日书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1、中国农业银行户名夏体信，账号62×××16，于2012年7月以后的转款记录。2、中国农业银行世纪支行户名夏体信，账号62×××77，于2012年7月以后的转款记录。3、中国工商银行户名夏体信账号62×××65，于2012年7月以后的转款记录。4、中国农业银行户名夏体信，账号62×××38，于2012年7月以后的转款记录。一审法院不调取的做法，不仅在实体上违反了法定程序，也导致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存在明显不当之处。二、一审法院对关键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部分，没有列明任何证据，没有以证据为依托，使证据与事实脱节，认定的事实缺乏基础，完全忽视了当事人围绕自己的主张而进行的举证、质证，以及法官对证据的甄别，无法反映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过程。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未列明任何证据，也未阐明对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即作出错误判决，对夏体信、何永雄明显不公，不仅在实体上违反了法定程序，也导致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同时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之规定。（二）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夏体信于2012年3月31日接受了昌源公司的委托与大椿树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事实上与大椿树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是何永雄，何永雄作为昌源公司的工作人员受公司指派利用夏体信名义的便利与大椿树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及抵款协议。昌源公司与夏体信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问题，对于该事实的认定应该以证据为依据。原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明显无任何证据为依据，显属事实推定，违反了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导致了本案法律关系的定性错误。就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举证责任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昌源公司主张与夏体信、何永雄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应该就合同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昌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三）根据何永雄陈述，何永雄己经根据昌源公司法人鲍绍宽的安排支付了抵款的400万元的全部款项，说明昌源公司已经收取并支配了该款项，但是昌源公司于2016年8月11日向宣威市人民法院起诉称夏体信擅自截留了货款并要求其偿还全部货款400万元，后又称夏体信与何永雄、大椿树公司、荣晓公司、博顺公司恶意串通为由分别追加了大椿树公司、荣晓公司、博顺公司，最后又追加其工作人员何永雄为被告。事实上通过几次庭审，一审法院均未查明夏体信有擅自截留400万元货款的行为，仅仅查明鲍绍宽安排何永雄将其中的150万元转入鲍绍宽的财务人员崔庆敏账户下。同时，一审法院也未查明夏体信与何永雄、大椿树公司、荣晓公司、博顺公司有任何恶意串通的行为。作为一审法院，在查明昌源公司诉称了虚假的事实理由以及故意隐瞒收到相关款项，又拒绝提供由其保管的财务账本的情况下，草率的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四）本案己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两年的诉讼时效期。根据昌源公司诉称，其于2012年3月31日将合同专用章交给夏体信、何永雄委托夏体信、何永雄与大椿树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昌源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大椿树公司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剩余400万元货款未付，昌源公司于2016年8月12日起诉催要该笔货款，在昌源公司未举证的情况下，其诉讼请求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其已丧失了胜诉权。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昌源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原判，驳回昌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夏体信的补充上诉意见为：1、夏体信与昌源公司之间的关系应当属于合伙法律关系，而不属于委托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按照委托法律关系来认定本案事实属于法律关系认定错误。2、昌源公司提起诉讼时是以买卖合同关系提起诉讼，在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并未释明本案的法律关系属于委托法律关系，昌源公司也没有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以委托合同关系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判决要求夏体信承担责任，属于程序上的错误。在昌源公司没有变更法律关系进行诉讼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判决驳回昌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昌源公司辩称，一、一审人民法院两次驳回夏体信的管辖权异议符合民事诉讼法律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首先，昌源公司起诉夏体信买卖合同纠纷案，宣威市人民法院受理后，昌源公司追加大椿树公司为被告，大椿树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宣威市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移送至易门县人民法院审理。在第二次庭审答辩期间，夏体信提出管辖权异议被驳回，昌源公司申请追加何永雄为被告后，何永雄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人民法院书面通知不再审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后的案件不属于本案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案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一审人民法院审查后不存在依照规定不属于应当报请指定管辖的情形。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异议审查后确定有管辖权的，不因当事人提起反诉、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改变管辖，但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的除外。故此，一审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夏体信的管辖权异议和何永雄的管辖权异议书面通知不再审查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其次，2017年5月31日开庭审理时查明，夏体信没有在《购销合同》及《抵款协议》上签名，其《购销合同》及《抵款协议》上“夏体信”字样系何永雄所签。昌源公司便在庭审时口头追加何永雄作为被告参加诉讼获得一审人民法院准许，要求昌源公司书写追加被告参与诉讼的申请书，申请书的时间是2017年8月7日。不存在超过举证期限申请追加被告的情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其三，2018年2月8日，一审人民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何永雄书面申请调取证据的做法超过了举证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况且何永雄申请调取的证据不属于民事证据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夏体信已经参加诉讼，凭夏体信就可以提交转账凭证，何须由何永雄申请调取。故此，一审人民法院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也没有导致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的问题。二、一审人民法院对关键事实认定正确和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判决书内容包括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及理由等等。一审人民法院没有一一列明双方提交的证据质证和认证情况并不实质影响判决书。况且在一审判决书第7页中部和在第8页尾部写明根据采信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综合认定以下案件事实。上述事实，有购销合同、抵款协议、授权委托书、个人业务凭证、客户存款回单等等证据佐证。其次，本案中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夏体信于2012年3月31日接受昌源公司的委托与大椿树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夏体信于昌源公司存在委托关系是证据证实的。在本案审理中，大椿树公司提交的证据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载明：易门县大椿树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兹有昌源公司法人鲍绍宽委托夏体信到贵公司办理煤的一切相关事实。夏体信无视大椿树公司提交的证据，否认昌源公司与夏体信存在委托关系明显错误。其三，昌源公司法人鲍绍宽从来没有安排夏体信及其何永雄签订《抵款协议》，更没有安排支付400万元所抵款项。根据庭审查明的结果显示，作为代理人的夏体信安排何永雄以夏体信字样签订《购销合同》和《抵款协议》。用水泥款抵煤款的方式致使昌源公司的煤款没有进入昌源公司的账户，反而进入了夏体信的个人账户。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等相关法律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其四，本案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昌源公司对大椿树公司履行了供煤义务后，昌源公司的法人打电话给夏体信询问煤款事宜。夏体信总说大椿树公司还没有支付煤款。2015年11月昌源公司的法人鲍绍宽到大椿树公司询问才知道夏体信签订《抵款协议》。2016年1月，昌源公司便向宣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此，昌源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一审人民法院（2016）云0425民初99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夏体信、何永雄的上诉，维持原判。大椿树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荣晓公司未作答辩。博顺公司未作答辩。昌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夏体信、何永雄及时向昌源公司给付货款400万元，大椿树公司、荣晓公司、博顺公司对该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夏体信、何永雄、大椿树公司、荣晓公司、博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5日，昌源公司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主要内容为“大椿树公司：兹有昌源公司法人鲍绍宽委托夏体信到贵公司办理煤的一切相关事宜，特此委托。”期间，昌源公司将公司印章及合同专用章交给夏体信管理使用。2012年3月31日，昌源公司（供方）、大椿树公司（需方）、宣威市永顺源民族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运输方）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昌源公司向大椿树公司供应烟煤，单价为930元/吨（到厂含税全价），合同有效期为2012年4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合同对烟煤质量、运输、付款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昌源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的签名为夏体信，系何永雄代签，并盖有昌源公司合同专用章。合同签订后，昌源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大椿树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大椿树公司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2012年7月26日、8月16日、9月3日，昌源公司、大椿树公司、荣晓公司分别三次签订三份《抵款协议》，约定将大椿树公司欠昌源公司烟煤货款中的300万元转为荣晓公司的水泥提货款。2012年8月24日，昌源公司、大椿树公司、博顺公司签订一份《抵款协议》，约定将大椿树公司欠昌源公司烟煤货款中的100万元转为博顺公司的水泥提货款。以上四个《抵款协议》上的昌源公司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处的签名为夏体信，系何永雄代签，并盖有昌源公司合同专用章。《抵款协议》签订后，荣晓公司、博顺公司从大椿树公司提走了相应价款的水泥。博顺公司支付了水泥款100万元，博顺公司持有的收据上盖有昌源公司财务专用章，收据上经办人处的签名为何永雄。荣晓公司通过昌源公司财务人员崔庆敏帐户支付昌源公司水泥款150万元，其余150万元水泥款何永雄认可荣晓公司已支付并由其经办收到。另查明，昌源公司曾在安宁租用一货场堆煤，货场由夏体信管理。2009年至2013年4月期间，何永雄经夏体信介绍到昌源公司租用的安宁货场工作，工资由昌源公司支付，主要工作职责是卸货、支付运费等。上述事实，有购销合同、抵款协议、授权委托书、个人业务凭证、客户存款回单、昌源公司公章及合同专用章、《大椿树公司产品结算对账单》、转帐支票图片、收据图片、客户存款回单图片、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证人证言、询问笔录、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昌源公司出具委托书并将公章及合同专用章交给夏体信管理使用，昌源公司与夏体信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夏体信代表昌源公司与大椿树公司等分别签订的《购销合同》及《抵款协议》，属夏体信处理昌源公司的委托事务。虽《购销合同》及《抵款协议》上“夏体信”的签名系何永雄代签，但根据本案事实，应认定何永雄签名受夏体信安排，夏体信安排何永雄代其办理委托事务。何永雄收取荣晓公司、博顺公司的货款，何永雄是经办人，其收到的货款，属受夏体信安排处理昌源公司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夏体信未将处理委托事务收取的货款转交昌源公司，应承担归还昌源公司货款的民事责任。本案以水泥抵款方式收取的货款金额共计400万元，150万元昌源公司已认可收到，予以确认，其余250万元货款何永雄认可收到，本案无证据证实何永雄已将收到的250万元货款转交夏体信或昌源公司，或者按安排支出，故夏体信作为昌源公司的受托人，何永雄作为收取货款的经办人，应共同承担归还昌源公司货款的民事责任。昌源公司要求夏体信、何永雄给付货款400万元的请求，因150万元货款昌源公司已认可收到，故仅支持250万元。夏体信系昌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四份《抵款协议》系夏体信代表昌源公司签订，并盖有昌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且荣晓公司、博顺公司已实际从大椿树公司提走相应价款的水泥，并按《抵款协议》将水泥款支付昌源公司有关人员。本案无证据证实大椿树公司、荣晓公司、博顺公司与夏体信恶意串通，损害昌源公司合法利益，故大椿树公司、荣晓公司、博顺公司不应承担责任。昌源公司要求大椿树公司、荣晓公司、博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夏体信、何永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共同归还原告宣威市昌源商贸有限公司货款250万元；二、驳回原告宣威市昌源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原告宣威市昌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4550元，被告夏体信、何永雄负担24250元。公告费1200元，由原告宣威市昌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夏体信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提出如下异议：1、对“2011年9月5日，昌源公司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认定错误，为方便经营过程中的使用，昌源公司的印章是交付给夏体信管理使用的，是夏体信因经营所需自己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不是昌源公司出具的。2、遗漏认定荣晓公司、博顺公司的400万元货款，夏体信依据双方的合作，将180万元转给王家宽，150万元转给崔庆敏，40万元转给鲍绍宽、30万元转给陈小朗。本院认为，授权委托书盖有昌源公司的公章，代表的是昌源公司，夏体信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夏体信提出遗漏认定的事实，转给崔庆敏的150万元一审已经认定，其余款项无充分的证据证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不予确认。二审中，夏体信提交了煤炭买卖合同、原煤合同补充协议。证明夏体信与昌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属于合伙法律关系，并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委托合同关系。昌源公司质证后认为，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大椿树公司证后认为，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夏体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本院不予确认。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根据昌源公司的起诉事实予以归纳，其起诉的事实基础属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依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昌源公司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并将昌源公司的公章及合同专用章交给夏体信持有，到大椿树公司办理煤的一切相关事宜，昌源公司与夏体信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故本案的法律关系属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夏体信代表昌源公司与大椿树公司等分别签订的《购销合同》及《抵款协议》，属夏体信处理昌源公司的委托事务。虽《购销合同》及《抵款协议》上“夏体信”的签名是何永雄代签，但《购销合同》及《抵款协议》均加盖了夏体信持有的昌源公司合同专用章，根据当事人及证人的陈述，何永雄签名是经夏体信授权，是何永雄代其办理委托事务。何永雄收取荣晓公司、博顺公司的货款，也是夏体信授权何永雄办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何永雄签订协议及收取货款是昌源公司的指派，仅证明夏体信与何永雄之间存在转委托关系。现夏体信未将处理委托事务，即收取的货款转交昌源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昌源公司以水泥抵款方式应收取的货款为400万元，昌源公司主张的也是400万元，经审理查明昌源公司已经收到150万元，对收到150万元昌源公司已经认可，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也已服判，本院予以确认。对尚欠的250万元货款，何永雄认可已经收到，但无证据证实何永雄已将收到的250万元货款转交夏体信或昌源公司，何永雄作为受托人收取货款，应对委托事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大椿树公司、荣晓公司、博顺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抵款协议》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为水泥款转让关系，但大椿树公司、荣晓公司、博顺公司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从现有证据证明已经履行完毕，故大椿树公司、荣晓公司、博顺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上诉人何永雄上诉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问题，一审法院已经根据法律规定做出相应的处理，本院对其异议不予支持；对夏体信放弃管辖权异议的上诉请求，予以准许。对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夏体信、何永雄一审中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中提出后并无新的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上诉人夏体信、何永雄其他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上诉人夏体信、何永雄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夏体信、何永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东审判员 刘 惠审判员 方 芳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冯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