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2民终46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鸡喇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0000498596103N。 法定代表人：陈强，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礼平，广西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兴，男，该医院医患关系办公室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瑞康（曾用名：王松敏），男，1974年4月21日出生，壮族，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 法定代理人：王某（系黄瑞康的兄长），男，广西隆林县各族自治县岩茶乡人民政府干部，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 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以下简称脑科医院）与上诉人黄瑞康因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8）桂0203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脑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礼平、黄东兴，上诉人黄瑞康之法定代理人王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脑科医院上诉请求：1.判决王某将黄瑞康接出脑科医院。2.判令黄瑞康赔偿脑科医院为其支付的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165934.50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黄瑞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审理该案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使脑科医院的合法权益受到巨大损失。一、黄瑞康是因××无法控制于2010年8月20日晚从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转入脑科医院住院治疗的，2011年1月12日虽然脑科医院为黄瑞康手术时其出现并发症，但黄瑞康法定代理人王某已以脑科医院在对黄瑞康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为由将脑科医院诉至原一审法院，该案已经审理终结，脑科医院已经对黄瑞康履行了赔偿义务，黄瑞康不存在后续治疗的情形，只存在其因××需要继续治疗的情形。二、一审法院以(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判决书确认的过错比例作为判决依据是错误的。本案中，黄瑞康自2016年2月15日至今在脑科医院治疗的均系其原发病即精神分裂症，并非其手术后并发症。本次治疗所发生的费用与手术及其并发症没有任何关系，黄瑞康也没有对治疗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任何异议。三、黄瑞康病情早已符合出院条件，其拒绝出院及强占病床的行为，不但增加了脑科医院对患者诊疗护理的难度，也对院内感染和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脑科医院多次通知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黄瑞康已经符合出院条件，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王某可以为黄瑞康办理出院手续，但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王某拒绝办理出院手续拒绝支付医疗费，其行为不符合医疗合同约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审理该案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使脑科医院的合法权益受到巨大损失。 黄瑞康辩称，一审法院侵犯了黄瑞康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驳回脑科医院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希望二审法院裁定中止本案审理。 黄瑞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91264元的医疗费、床位费、伙食费、消毒碗费由脑科医院自行承担；2.判令脑科医院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黄瑞康已在答辩期内口头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于2019年7月22日在补充质证及再补充代理意见也书面提出了异议。（二）黄瑞康与脑科医院双方没有约定诉讼管辖的情况下，一般主要是由黄瑞康住所地法院管辖，又因黄瑞康离开户籍所在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在广西百色市年以上，因此，对本案享有管辖权的法院是百色市人民法院，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三）脑科医院2018年4月10日提交民事起诉状，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宣判时间是2019年7月19日。从立案后至宣布判决的期间是14个月零22天，明显超过审限，应当给予主办人（法官）相应的行政处罚。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与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不符，一审法官认为(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案件是医疗服务合同案，这是主办法官曲解案件法律关系，拟把“侵权责任”变相为“违约责任”，并简单套用另案的过错责任比例来判决本案医疗费分担比例。(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已确认脑科医院与黄瑞康为医患关系，该案件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并非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医疗过错并非等同医疗违约，一审法院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医疗服务合同自始至终是无效合同。（一）黄瑞康和脑科医院于2010年9月20日至2011年1月9日期间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已自动解除。这期间黄瑞康已结算清楚医疗费等所有费用，故双方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已经自动解除。（二）2011年1月10日至2015年8月12日期间黄瑞康和脑科医院只存在医患关系，另案生效的（2015)鱼民一初字第3158号判决违背黄瑞康提交证据和陈述的事实来认定法律事实。黄瑞康和脑科医院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此前已经过一审、二审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来处理，柳州市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已生效，且医疗费已审理，只是该案的终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据此，2011年至2015年期间这个案件，既然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审理了，就不能再“就这五年期间发生的事情”又以医疗服务合同案件来审理医疗费用。2015年12月17日黄瑞康书面向脑科医院提交《转院申请书》，申请到有治疗条件的医院对黄瑞康进行治疗，基于脑科医院原因未能转诊，进而影响治疗，导致黄瑞康至今××未见好转以及身体偏瘫未治愈。（三）2016年至2019年期间黄瑞康和脑科医院也只存在医患关系。1.本案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未对黄瑞康提供的27个证据是否采信予以说明，而是采纳脑科医院提交的且黄瑞康有异议的病历证据材料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黄瑞康收到病历证据材料三天内邮寄书面质证意见给法院，未违反庭审笔录规定时间，一审法院未收到黄瑞康对脑科医院提交的640页病历的书面质证意见，就违反质证规定来认定案件事实。2.脑科医院不履行转诊法定义务，其构成对黄瑞康的侵权，该事实有（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生效判决确认，无须证明。3.脑科医院强制为黄瑞康医疗，并强制扣除黄瑞康在另案中获得的赔偿款，依法本案构成无效医疗服务合同，双方不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产生的没有必要的扩大损失医疗费等费用，由脑科医院自行承担。三、脑科医院应自行承担本案医疗费等费用，其无权向黄瑞康诉请索赔医疗费等费用。1.黄瑞康已被脑科医院毫无医学根据的实验毁损脑组织神经功能七个部位，被毁损部位是不可能再生的，其头脑已残废。而脑科医院还恶意打着治黄瑞康××的晃子，欺骗黄瑞康的近亲属，并利用其在一审法院内部关系涉案人员冻结20万黄瑞康在另案中获得的医疗损害赔偿款，目前两次共扣除188525.56元医疗费和诉讼费等费用，给脑科医院和一审鱼峰区法院。2.转诊义务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脑科医院不履行转诊义务就是违法，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脑科医院在没有治疗条件的情况下实施《立体定向手术治疗××技术》造成黄瑞康严重精神残疾和身体偏瘫，且在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向脑科医院提交转院申请书后，其依然未依法履行转诊义务，及时将黄瑞康转到有治疗条件的其他医院，而是有意识地留黄瑞康在脑科医院处治疗，这些行为明显迹反了黄瑞康的意愿，为以后医疗事故埋下了隐患，而最终受损害的将是黄瑞康的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四、手术医师混淆了“间歇性××人”和“正常人”的概念，让黄瑞康亲戚“王翠兰”来签《手术同意书》，未给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签《手术同意书》，而实施手术造成黄瑞康伤残，严重侵害了黄瑞康的生命健康权，应视为脑科医院未给黄瑞康签《手术同意书》，因为王翠兰并非黄瑞康家属。1.有证据链证明“王翠兰”并非黄瑞康家属，王翠兰早已嫁出隆林县新州镇坡瓜屯多年。2.2013年1月28日隆林县新州镇含山村委会指定监护人通知书证明黄瑞康的近亲属为父亲王思汉、母亲黄秀芬、同胞兄弟王松良、王某、王松磊，指定王某为黄瑞的监护人，该份证明并不包括王翠兰。3.脑科医院的病历证据材料证明：外一科四位手术医生“先斩后奏”对黄瑞康实施了“立体定向下脑深部核团毁损术”后，外一科手术李国成医师发现手术错位，导致黄瑞康伤残后才匆忙找来看望患者黄瑞康的亲戚王翠兰补签《手术同意书》，拟以此来减轻医疗过错责任和逃避法律的制裁。4.依据法律规定，王翠兰在该《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自始至终是无效的一份协议或医学文书。原审法院主办法官主观臆断黄瑞康的家属是“王翠兰”，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五、一审法院忽视了黄瑞康三份代理意见和补充代理意见及再补充代理意见中有证据支持的客观事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的规定。1.(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生效裁判书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审判程序等存在错误的问题，而一审法院置若罔闻。2.(2016)桂民申310号民事裁书只进行简单的形式审查（没有开听证会和开庭审理），未进行实质性审查，就作出裁定驳回黄瑞康的再审申请书。3.本案一审判决照搬（2013)鱼民初（一）字第196号的民事判决书和(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将错就错，把案件错误问题推给上级法院来处理。黄瑞康有证据证明（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和（2016)桂民申310号案件是冤假错案。且黄瑞康亦有证据证明脑科医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一审法院不应当套用(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侵权案件中认定的“过错责任比例”来判决本案的“违约责任比例”。六、一审法院采用未经法庭质证的补充病历证据材料而作出判书，违反了新《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一审法院抛开黄瑞康2019年7月22日邮寄快件发出对补充的病历证据材料的书面质证意见及再补充代理意见而提前五天作出判决书。 脑科医院辩称，黄瑞康本人因精神疾病目前仍然在脑科医院处治疗，每天均产生相关费用，双方的医疗服务合同一直存在，虽然黄瑞康拒绝出院，但其从未拒绝过对××的治疗，脑科医院为其实施的各项医疗措施均是治疗其精神疾患所支付的各项开支，因此黄瑞康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瑞康的上诉请求。 脑科医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王某将黄瑞康接出脑科医院处；2、判令黄瑞康赔偿脑科医院为其支付的各项费用共计14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黄瑞康承担。本案诉讼中，脑科医院变更诉讼请求第2项的140000元为165934.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从1991年起，黄瑞康开始出现间歇性××症状，并多次到广西百色市、南宁市治疗。2010年9月20日，黄瑞康因“乱语、疑人害、夸大19年”到脑科医院处住院治疗，经诊断为：1、双相情感障碍；2、习惯与冲动控制障碍；3、右侧基底节区脑梗塞；4、药物过敏性皮炎。黄瑞康入院后，脑科医院开始为黄瑞康进行药物保守治疗。2011年1月10日，经黄瑞康家属同意，脑科医院为黄瑞康实施“立体定向下脑深部核团毁损术”，并在《手术同意书》中将手术风险及并发症等告知了黄瑞康，黄瑞康的家属“王翠兰”在该同意书上签字。手术后，黄瑞康出现了口角歪斜、左上肢及下肢肢体偏瘫等状况，经治疗未见好转。2012年12月6日，黄瑞康自行委托柳州市金鼎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程度及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柳州市金鼎司法鉴定所于2012年12月14日作出柳州市金鼎司法鉴定所[2012]临鉴字第230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黄瑞康本次损伤所受到的伤残程度评定为Ⅲ（三）级伤残；2、黄瑞康本次损伤需要部分护理依赖。黄瑞康认为，脑科医院为其实施“立体定向下脑深部核团毁损术”系超越行医范围，并且在手术过程中存在过错，导致了黄瑞康的损害后果，为此，黄瑞康于2013年1月17日诉至该院，要求判令：脑科医院赔偿黄瑞康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定残后生活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打印复印费、律师费、康复及后续治疗费、鉴定费，合计2332309.76元。该院经审理于2014年10月29日依法作出（2013）鱼民初（一）字第19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脑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应承担45%的赔偿责任，黄瑞康自行承担55%的责任，遂判决：一、脑科医院赔偿给黄瑞康残疾赔偿金、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后续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家属误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433440.8元；二、驳回黄瑞康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8月12日依法作出（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一审法院酌定脑科医院承担4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误工费、医疗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以及黄瑞康家属处理医患纠纷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律师费、复印费认定有误，予以更正，并判决：一、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鱼民初（一）字第1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脑科医院赔偿给黄瑞康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后续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409656.5元；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鱼民初（一）字第19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黄瑞康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脑科医院的其他上诉请求。该判决生效后，黄瑞康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1日依法作出（2016）桂民申31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黄瑞康的再审申请。黄瑞康在脑科医院处住院期间，脑科医院于2015年10月19日向该院起诉，认为截止至2015年9月8日因黄瑞康在脑科医院处住院产生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费、床位费合计441984.53元，要求黄瑞康按55%的责任比例向脑科医院支付243091.2元。该院经审理于2016年9月13日依法作出（2015）鱼民一初字第3158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认定黄瑞康在脑科医院住院期间，截止至2015年9月8日发生未结医疗费用168760.41元，扣除预交余额1181.59元，尚余167578.82元未结，并依据（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的责任比例，遂判决如下：一、黄瑞康应支付给脑科医院医疗费用90441.74元；二、驳回脑科医院的其他诉讼请求。黄瑞康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于2017年5月5日作出（2017）桂02民终20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中，脑科医院主张黄瑞康支付截止至2019年7月11日在脑科医院处住院产生的各项费用。脑科医院举证的涵盖2016年2月15日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精神科监护记录单》中显示，黄瑞康住院号为82403，以上记录单从“自杀、自伤、伤人、毁物、治疗依从性、自理程度”等方面对黄瑞康日常评分进行记录；脑科医院举证的自2016年2月15日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的《查房记录》、《交班记录》、《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临时医嘱记录单》、《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长期医嘱记录单》、《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心理检测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普通放射检查报告单》、《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心电图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检验结果报告单》、《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检验报告单》中亦显示黄瑞康姓名及82403的住院号。脑科医院举证的2016年2月15日交班记录中载明的诊断为：1、双相障碍，目前为伴有××性症状的躁狂相；2、习惯与冲动控制障碍；3、脑立体定向下深部核团毁损术；4、脑梗塞恢复期；5、药物过敏性皮炎；6、腰椎间盘突出症；7、左坐骨支病变；8、头皮挫裂伤。2018年2月8日的医师查房记录中载明：“患者在本院经治疗，精神疾病病情已好转，目前残留有被害妄想，患者住院时间已有7年多，考虑患者住院时间过长容易引起社会功能减退，患者出院有利于其社会功能的保存，患者目前可以出院，建议患者家属接其出院门诊进行治疗。”脑科医院举证的涉及伙食费、消毒碗费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病人费用明细清单》中载明费用期间自2016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伙食费总额为23129元，消毒碗费总额为937.6元，并注明黄瑞康姓名及住院号。脑科医院举证的涉及医疗费、床位费的《广西脑科医院病人费用明细清单》中载明费用期间自2016年2月15日至2019年7月11日，费用总额141867.9元，并注明黄瑞康姓名及住院号。以上二份病人费用明细清单合计金额165934.5元。脑科医院举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病人费用结算单》中亦载明合计金额165934.5元，并载明“预交余额1181.59元，应补余额164752.91元，未结余额165934.5元”。 另查明，2015年12月17日，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王某为黄瑞康向脑科医院提交《转院申请书》一份，该申请书中提及：脑科医院为黄瑞康施行了“立体定向下脑深部核团毁损术”治疗××手术，手术不仅未能治愈疾病，且导致黄瑞康偏瘫以及毁损本人脑部等，经司法鉴定构成重度残疾和护理依赖，因脑科医院这几年对黄瑞康治疗效果不佳需转院，要求转至较高医疗水平的北京或上海等地医院医治，并要求在转院之前请外院专家会诊才转院等内容。脑科医院于当日收悉该申请书。 本案庭审中，脑科医院陈述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王某虽于2015年12月17日为黄瑞康申请转院，但未实际办理转院手续，系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王某将黄瑞康滞留在脑科医院处。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认为系脑科医院对黄瑞康提出的转院申请未予理睬，并认为侵权案终审判决至今，黄瑞康一直要求转院，脑科医院为了经济利益将黄瑞康留在脑科医院处治疗，并非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王某故意留黄瑞康在脑科医院处治疗。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脑科医院、黄瑞康双方的分歧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确定为：1.脑科医院就本案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2.黄瑞康是否应向脑科医院支付截止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的各项费用？3.黄瑞康是否应予出院？ 针对争议焦点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黄瑞康辩称脑科医院就本案起诉构成重复起诉，但是结合脑科医院就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所涉及的费用期间，与该院（2015）鱼民一初字第3158号民事判决书所处理的费用期间完全不相同，因此，本案并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重复起诉的情形，对于黄瑞康该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针对争议焦点2,黄瑞康因患病到脑科医院处住院治疗，脑科医院为黄瑞康提供了医疗服务，双方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本案案由应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对于黄瑞康辩称脑科医院对黄瑞康构成侵权的相关意见，由于黄瑞康与脑科医院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此前已经过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处理，且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作出的（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已生效，黄瑞康认为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与事实不符，该院对黄瑞康的意见不予以采纳。由于脑科医院与黄瑞康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脑科医院作为医疗机构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对黄瑞康进行诊疗，黄瑞康作为患者应当向脑科医院支付脑科医院进行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合同价款即医疗费及相关费用。虽然黄瑞康对于脑科医院所提供的病历资料及费用明细提出异议，但是结合截止至庭审时黄瑞康连续在脑科医院处住院的法律事实，该院对脑科医院所举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精神科监护记录单》、《查房记录》、《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临时医嘱记录单》、《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长期医嘱记录单》、《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心理检测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普通放射检查报告单》、《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心电图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检验结果报告单》、《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检验报告单》及费用明细清单均予以采纳，脑科医院所举证足以证实脑科医院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及产生相应合同价款即医疗费及相关费用的事实，该院对此予以确认。又由于（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生效判决已证实脑科医院在履行医疗服务合同过程中存在过错，即存在违约情形，那么黄瑞康应向脑科医院支付的合同价款即医疗费及相关费用应参照脑科医院的过错程度相应予以减少，因此，根据（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生效判决所确认的过错比例，黄瑞康应向脑科医院支付截止至2019年7月11日的医疗费、床位费、伙食费、消毒碗费合计91264元（165934.5元×55%），对于脑科医院诉请超过的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脑科医院举证的费用结算单中注明的“预交金额1181.59元”，已有（2015）鱼民一初字第3158号生效判决在认定的事实中确认抵扣，故在本案中不重复抵扣。对于黄瑞康辩称脑科医院存在没有收费标准的不合法收费行为，缺乏证据证实，该院对黄瑞康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黄瑞康向该院申请调取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王某投诉脑科医院的相关材料，与脑科医院就本案提出的诉请缺乏关联性，该院对该申请意见不予采纳。 针对争议焦点3,关于脑科医院主张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王某将黄瑞康接出院即要求黄瑞康出院的诉讼请求，由于黄瑞康系精神障碍患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教育、劳动、医疗以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并根据该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对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监护人可以随时要求患者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医疗机构认为前两款规定的精神障碍患者不宜出院的，应当告知不宜出院的理由；患者或者其监护人仍要求出院的，执业医师应当在病历资料中详细记录告知的过程，同时提出出院后的医学建议，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应当签字确认；对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医疗机构认为患者可以出院的，应当立即告知患者及其监护人。以及该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出院，本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的，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因此，依据前述法律规定，脑科医院作为对精神障碍患者诊疗的医疗机构，在患者达到出院条件时，负有通知患者的监护人可以为患者办理出院的法定义务，但不享有强制要求患者出院的权利，因此，在未有证据证实黄瑞康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经诊断符合出院条件，黄瑞康自行要求出院，或者黄瑞康的监护人未为黄瑞康办理出院手续之前，脑科医院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对于脑科医院要求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王某将黄瑞康接出院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黄瑞康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脑科医院支付医疗费、床位费、伙食费、消毒碗费合计91264元；二、驳回脑科医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19元（脑科医院已向该院预交），由脑科医院负担1629元，由黄瑞康负担1990元。 本院二审期间，脑科医院没有提交新证据，黄瑞康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王翠兰和黄大敏离婚相关证据材料：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离婚协议书、居民户口簿、身份证及盖有“原结婚证盖有双方离婚，证件失效”字样的结婚证；证据二、王翠兰与黄志杰结婚证。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1.脑科医院外科医生给黄瑞康实施“立体定向下脑深部核团毁损术”是试验性临床医疗，事前实施医疗告知的对象不是黄瑞康本人、其法定代理人及监护人。2.2011年1月10日，脑科医院外科医生给王翠兰签《手术同意书》，因王翠兰不是黄瑞康的家属和法定代理人及监护人，王翠兰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该《手术同意书》自始至终是无效的一份协议书或者医学文书；3.脑科医院医生涉嫌犯罪行为，侵犯了黄瑞康的合法权益。脑科医院认可黄瑞康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脑科医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部分无异议，黄瑞康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部分提出以下异议：一、关于一审判决第四页最后一段第一句，黄瑞康是三次到广西百色市、南宁市治疗，而非“多次”。二、关于第四页最后一段第三行，一审法院认定与事实不符，黄瑞康并没有“夸大19年”。三、黄瑞康2010年9月20日至2011年1月9日初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四、《手术同意书》脑科医院是告知王翠兰，并非告知黄瑞康。五、第四页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脑科医院为黄瑞康实施“立体定向下脑深部核团毁损术”不是超越行医范围，而是试验性医疗。 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和争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黄瑞康二审提交的证据为其妹妹王翠兰婚姻变化情况，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至于一审查明认定“黄瑞康多次到广西百色市、南宁市治疗，2010年9月20日因乱语、疑人害、夸大19年”等为黄瑞康在入院时的主诉记录，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而关于脑科医院为黄瑞康实施“立体定向下脑深部核团毁损术”属于诊疗活动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已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监督所桂卫医罚[201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黄瑞康认为是试验性医疗无证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还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二、黄瑞康针对前述案件的申诉请求是否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三、黄瑞康是否应当向脑科医院支付其在2016年2月15日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的各项费用，如需支付，是全额支付还是依据（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判决书所确认的过错比例进行支付。四、黄瑞康在脑科医院关于精神疾病的治疗是否稳定，是否符合出院的条件。 关于焦点一，黄瑞康因患病到脑科医院住院治疗，脑科医院作为医疗机构为黄瑞康提供诊疗服务，双方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且，脑科医院本次起诉要求黄瑞康所支付的各项费用亦为在为黄瑞康提供医疗服务合同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黄瑞康认为脑科医院在对自己的治疗过程中有过错，本次案由应确定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然，黄瑞康以脑科医院在对自己的治疗过程中有过错为由起诉脑科医院承担损害赔偿纠纷的案件经本院（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已经处理完毕并生效，故黄瑞康上诉认为本次脑科医院起诉其要求支付住院期间费用的纠纷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无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本案中，黄瑞康提出，由于其与脑科医院的医疗纠纷中有三个案件是依据（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生效判决所确认的过错比例进行裁判，且其亦认为（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存在错误，故要求将其对于（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的申诉事项在本次二审审理案件的程序中一并处理。然，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系黄瑞康诉脑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本院作出(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后，黄瑞康不服并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1日依法作出（2016）桂民申310号民事裁定，驳回黄瑞康的再审申请，即(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为生效判决。而本次二审审理系脑科医院诉请黄瑞康支付2016年2月15日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在该院住院期间的各项费用165934.5元及要求王某将黄瑞康接出脑科医院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二案案由、诉讼请求及审理程序均不相同，故黄瑞康请求将对前述案件即(2015)柳市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的申诉请求在本案审理中一并处理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本案中，黄瑞康因患病到脑科医院住院治疗，脑科医院作为医疗机构为黄瑞康提供了诊疗服务，双方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脑科医院此次要求黄瑞康支付其自2016年2月15日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在该院住院治疗的相关费用165934.5元，而黄瑞康在此期间亦在脑科医院住院治疗并接受脑科医院对其进行的诊疗服务，故黄瑞康应当向脑科医院支付其住院治疗期间的相关费用。黄瑞康上诉请求不应支付在此住院期间的相关费用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黄瑞康自2010年8月20日入住脑科医院住院治疗精神疾病，脑科医院在对黄瑞康的前期手术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这一事实有前述已生效的判决予以证实。黄瑞康在前期手术后并未出院离开脑科医院，其诊疗行为并未结束。而脑科医院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目前对黄瑞康所主张的2016年2月15日至2019年7月11日的医疗费、床位费、伙食费、消毒碗等相关费用为新的诊疗行为所产生的费用，故一审法院根据前述生效判决确定的过错比例认定黄瑞康应向脑科医院支付2016年2月15日至2019年7月11日的医疗费、床位费、伙食费、消毒碗费合计91264元（165934.5元×55%）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脑科医院上诉请求黄瑞康应全额支付住院期间所有费用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教育、劳动、医疗以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规定，对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医疗机构认为患者可以出院的，应当立即告知患者及其监护人。医疗机构应当根据精神障碍患者病情，及时组织精神科执业医师对依照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实施住院治疗的患者进行检查评估。评估结果表明患者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通知患者及其监护人。本案中，脑科医院主张黄瑞康2015年9月病情稳定，早已达到出院条件，但仅提供科室主任查房记录显示认为黄瑞康经过该院治疗，精神疾病病情亦好转，建议患者家属接其出院到门诊进行治疗等，并未提供对黄瑞康进行检查评估以及相关的评估结果证实其符合出院条件的相关证据。故脑科医院虽有查房医生认为黄瑞康的精神疾病经过治疗亦好转，但黄瑞康是否达到病情稳定、是否符合出院的条件并无相应的评估结果予以证实，因此脑科医院要求判决黄瑞康的法定代理人王某将黄瑞康接出脑科医院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另，关于黄瑞康二审期间申请本案承办法官回避一节，本院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以口头形式驳回黄瑞康的申请和复议。 综上所述，脑科医院与黄瑞康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49元（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已预交1667元），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负担1667元；黄瑞康应负担2082元（因黄瑞康申请免交诉讼费并已获本院准许，故对黄瑞康应承担的二审诉讼费2082元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智勤 审 判 员 赵 旭 审 判 员 王 维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黄姣姣 代书记员 曾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