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3民初13674号原告：江冠新，男，1950年6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号码为E441868(2)，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为H0660261701。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雄文，广东法铸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白烨，广东法铸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丽裳，女，1966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北，公民身份号码为440************008。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宪辉，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成浩，男，199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北，公民身份号码为440************11X。被告：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谢岗镇常公路谢岗区路段。法定代表人：谢某1。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谢瑞珊，女，199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1************507。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波，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揭小明，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冠新诉被告周丽裳、邓成浩、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谢瑞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受理，期间，谢瑞珊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申请变更长江公司的诉讼主体地位为本案被告（起诉时列为第三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0日、2020年4月27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雄文，被告周丽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宪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谢瑞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邓成浩、长江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第二次开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雄文，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谢瑞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周丽裳、邓成浩、长江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邓华疆（已故）代原告持有的长江公司5%的股权为原告所有；2.被告周丽裳、邓成浩立即协助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长江公司5%的股权变更到第三人谢瑞珊的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周丽裳、邓成浩负担。案件审理中，原告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三被告立即协助、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长江公司5%的股权变更到谢瑞珊的名下”。事实与理由：长江公司于1996年11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为3000000元，原告出资150000元，占5%的股权。2006年长江公司营业执照到期，需要办理续期手续，由于有原告及部分股东非内地居民，按照当时的相关政策规定，公司不能续期，为了能使公司持续发展，原告委托邓华疆代为持有长江公司5%的股权，邓华疆在《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上签名确认，该份协议书经东莞市谢岗镇法律服务所见证。2014年8月邓华疆去世，2017年1月13日原告与邓华疆的法定继承人被告周丽裳、邓成浩签订《协议书》，确认原告是长江公司5%股权的实际所有人，被告周丽裳、邓成浩配合原告将邓华疆代原告持有的长江公司5%的股权转让到原告指定的人员名下。2018年8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谢瑞珊签订《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实际所有的长江公司的5%股权及资产转让给第三人谢瑞珊，转让价格为1200000元。原告于2018年8月3日已收到第三人谢瑞珊支付的全部转让款，之后原告按与二被告之间的协议约定，明确指示二被告将代持股权变更到第三人谢瑞珊名下，现已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的部分步骤，被告周丽裳、邓成浩拒不配合办理剩余手续，导致原告与第三人谢瑞珊之间的交易至今未能完成。综上，因被告周丽裳、邓成浩没有按照约定协助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周丽裳辩称，一、被告周丽裳并非本案适格被告。1.被告周丽裳并非案涉股权的持有人。邓华疆生前是持有长江公司5%股权的股东，原告提出邓华疆生前系代其持有上述股权，并多次要求被告周丽裳配合将股权转移至他人名下。被告周丽裳是邓华疆生前配偶，但因邓华疆持有的股权权属存在争议，且股权继承需经法定程序才能变更登记，故被告周丽裳一直未办理继承手续，迄今仍非案涉股权的持有人。2.被告周丽裳并非案涉股权的转让人。原告的第二项请求其案由实为股权转让纠纷，办理股权变更的义务人系转让人即原告，原告作为承担义务的转让人要求被告周丽裳承担义务，没有法律依据。3.原告请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应以公司为被告。二、原告要求确认邓华疆在长江公司的股权归其所有没有法律依据。《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原告并非案涉转让标的的合法持有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境外投资者不能与境内自然人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境外投资者在国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也必须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方可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长江公司的出资人通过签订《股权协议书》的方式，将境外自然人的出资隐名于境内自然人的名下，该行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股权协议书》应属无效，原告不具有长江公司的股东资格，不能享受邓华疆名下股权的法定权益。三、原告要求周丽裳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1.原告并非长江公司的登记股东，无权对外转让股权，因《股权协议书》无效，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即使《股权协议书》有效，原告也应该依法确认其公司股东身份后再向外转让股权。2.周丽裳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要求周丽裳承担义务、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没有任何请求权基础。长江公司的5%股权应属邓华疆所有，原告无权转让股权，原告要求股权变更没有法律基础。周丽裳作为邓华疆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手续办理完毕前（即股权变更至周丽裳名下），对股权并无处分权限。假如《股权协议书》有效，则原告与邓华疆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原告才是长江公司5%的股权拥有者，此时该股权并非邓华疆死亡时的合法财产，周丽裳无继承股权的权利，也无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的权限和义务。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邓成浩未答辩、未举证。被告长江公司书面答辩称，长江公司成立于1996年11月12日，成立时股东为15人，1997年10月28日股东人数变更为16人，新增股东为江冠新，其出资150000元，占5%的股权，并在工商局备案。2006年长江公司营业执照到期，需要办理续期手续，按照当时相关法律规定，内地企业公司股东必须为内地居民，为了使公司能持续发展，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股权均由邓华疆等三人代持，并在东莞市谢岗镇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签订了《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其中原告的5%的股权由邓华疆代持。2018年8月1日原告将长江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并经过了隐名股东和备案股东的同意。被告长江公司确认，原告是长江公司的实际股东占股5%，邓华疆只是名义持股人（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代持原告持有的股权，实际股权持有人是原告，长江公司的股东权利义务均由原告行使。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谢瑞珊辩称，一、原告与谢瑞珊之间签订的《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合法有效。1.原告作为长江公司的实际股东，有权将自身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被告周丽裳、邓成浩作为邓华疆的法定继承人，同样与原告签订了《协议书》，明确了代持的事实以及协助转股的义务，被告周丽裳、邓成浩作为长江公司股权新的代持人同样有义务协助原告和第三人将上述股权转让给第三人。2.被告周丽裳、邓成浩重新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应视为原告与被告周丽裳、邓成浩对股权代持重新达成代持协议，而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也已经经过了全体股东的同意，故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3.被告周丽裳、邓成浩对股权代持的事实以及原告将案涉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是知情的，所以被告周丽裳、邓成浩才可能再行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确认代持的事实以及办理协助过户中的亲属关系公证、继承公证等事宜。4.原告与被告周丽裳、邓成浩就代持股权以及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事宜重新达成了《协议书》，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原告是具有实际转让股权的权利，与之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也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原告也同意将上述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而原告与被告周丽裳、邓成浩也有签订《协议书》也有义务将案涉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义务，故不存在合同相对性的问题。第三人已经实际受领了原告的股权，成了长江公司的实际股东，长江公司的其余全体股东均已经确认，且第三人已经将全额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原告。二、原告与被告周丽裳、邓成浩重新达成的《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1.2016年9月3日开始，相关的法律规定已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原告与被告周丽裳、邓成浩就代持事宜于2017年1月13日重新达成《协议书》，该《协议书》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2.原、被告于2017年1月13日达成《协议书》明确约定：原告与邓华疆的委托代管关系因邓华疆的去世而自然终止，被告周丽裳、邓成浩应配合原告将所持有的案涉股权转让给原告或原告确定的人员，由此可见，被告周丽裳、邓成浩成为了新的案涉股权代持人，且双方就代持和过户已经达成了合意并签订了《协议书》。3.被告周丽裳、邓成浩作为长江公司新的股权代持人应有义务协助原告将案涉股权过户至原告确定的谢瑞珊名下。第三人谢瑞珊向本院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邓华疆（已故）代江冠新持有的长江公司5%的股权为谢瑞珊所有；2.江冠新、周丽裳、邓成浩、长江公司协助谢瑞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长江公司5%的股权变更到谢瑞珊的名下。事实与理由：长江公司于1996年11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为3000000元，江冠新出资150000元，占5%的股权。2006年11月13日，江冠新委托邓华疆代为持有长江公司5%的股权，邓华疆在《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上签名确认，该份协议书经东莞市谢岗镇法律服务所见证。2014年8月邓华疆去世，2017年1月13日江冠新与邓华疆的法定继承人被告周丽裳、邓成浩签订《协议书》，确认原告是长江公司5%股权的实际所有人，被告周丽裳、邓成浩配合江冠新将邓华疆代原告持有的长江公司5%的股权转让到江冠新确定的人员名下。2018年8月1日，谢瑞珊与江冠新签订《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约定江冠新将其实际所有的长江公司的5%股权及资产转让给谢瑞珊，转让价格为1200000元，并约定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30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谢瑞珊于2018年8月3日已向江冠新支付转让款1200000元，但江冠新至今没有按照约定协助谢瑞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周丽裳、邓成浩、长江公司也没有履行协助义务，谢瑞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参加诉讼，请求判如所请。针对第三人谢瑞珊的独立请求，原告江冠新辩称，对第三人谢瑞珊提出的诉讼请求均无异议。针对第三人谢瑞珊的独立请求，被告周丽裳书面答辩称，谢瑞珊的诉讼请求与原告江冠新的第2项诉讼请求实际上是一致的，其并无单独提出诉讼请求的必要。谢瑞珊本已参加本案诉讼，其以提交参与诉讼申请书的方式在庭审结束后提出诉讼请求，程序不当且超出了可以合并审理的期限，应当另行起诉，本案并无再次开庭的必要。且谢瑞珊是长江公司大股东的女儿，被告周丽裳有理由怀疑本案系虚假诉讼，江冠新与谢瑞珊、长江公司恶意串通，虚构股权转让关系，妄图通过诉讼方式实现股权变更，侵吞邓华疆名下股权，损害被告周丽裳、邓成浩的合法权益。邓华疆生前系长江公司的合法股东，其股东权益应归其继承人所有。针对第三人谢瑞珊的独立请求，被告邓成浩、长江公司未答辩、未举证。本院经查明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长江公司登记成立于1996年11月12日，登记股东为邓华疆、谢树安、谢桥树等七人。长江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成立时股东为15人（部分股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1997年10月28日长江公司的章程修正案载明股东人数变更为16人，新增股东为江冠新，其出资150000元（以货币形式出资），占出资比例5%。2006年11月13日，长江公司的章程修正案载明的16名股东在东莞市谢岗镇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签订了《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载明了16人的持股比例，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股东的股权委托他人全权代管的情况，其中江冠新所持5%股权委托邓华疆代管。该《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还约定长江公司办理续期经营后，该公司的所有资产和收益均属原公司持股人所有，债务亦属于原公司持股人共同承担。邓华疆作为股权代管人在该份《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上签名。2014年8月19日，邓华疆因病死亡，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周丽裳及儿子邓成浩。2017年1月13日，甲方江冠新与作为乙方的周丽裳、邓成浩签订了《协议书》，载明：“甲方实际持有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5%的股权……甲方委托邓华疆代管所持有的股权。邓华疆先生于2014年8月不幸去世，乙方为邓华疆的法定继承人……达成如下协议：……二、甲方与邓华疆之间的委托代管关系因邓华疆的去世而自然终止。三、乙方配合甲方将甲方所持有的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邓华疆名下的股权转让给甲方所确定的人员……”2018年8月1日，江冠新与谢瑞珊签订了《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载明：江冠新将其实际持有的（邓华疆代持）长江公司5%的股权及资产转让给谢瑞珊，转让价格为1200000元，于2018年8月15日前一次性支付完毕，双方同意应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三十天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至2018年8月1日起，江冠新享有长江公司5%股东的权利、义务均由谢瑞珊享有和承担。2018年8月3日，谢瑞珊向于江冠新支付转让款1200000元。2018年8月20日，长江公司股东会决议（各登记股东、隐名股东均参会并签名）确认了登记在邓华疆名下的长江公司5%的股权属于江冠新所有，并同意江冠新将该股权转让给谢瑞珊，各股东均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另查明，本院向东莞市市*监督管理局去函询问本案中申请商事变更登记（即完成案涉股权变更）应提交的材料，该局回复称：“应提交以下材料：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3.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人民法院裁判导致股东变更的，提交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书，无须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和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文件。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4.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以上事实，有江冠新提交的《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协议书》、《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殓葬证、（2017）粤珠香洲第003818号公证书、收据、广发银行业务办理确认表、东莞市东部公证处公证受理通知单、股东会决议，及东莞市市*监督管理局的回函、本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江冠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应比照涉外纠纷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本案股权争议所涉公司即被告长江公司的注册地在广东省东莞市，故应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被告周丽裳、邓成浩、长江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当庭答辩及举证、质证的权利。结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江冠新、第三人谢瑞珊是否为被告长江公司的实际股东；二、要求三被告协助、配合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长江公司案涉5%的股权变更到谢瑞珊名下是否合法有据。一、原告江冠新、第三人谢瑞珊是否为被告长江公司的实际股东。根据长江公司的《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协议书》可见，长江公司案涉5%的股权的原实际持有人为江冠新，邓华疆仅为该股权的代持人。2018年8月1日，江冠新与谢瑞珊签订了《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谢瑞珊从江冠新处受让了案涉5%的股权并支付了相应的转让款，并约定从2018年8月1日起谢瑞珊享有和承担5%股东的权利，长江公司的各股东也同意上述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故从2018年8月1日开始，长江公司案涉5%的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应为谢瑞珊。因此，对江冠新在本案中要求确认目前案涉5%的股权的持有人为江冠新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要求三被告协助、配合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长江公司案涉5%的股权变更到谢瑞珊名下是否合法有据。如前所述，谢瑞珊系被告长江公司的实际股东，享有5%的股权，现江冠新、谢瑞珊要求被告周丽裳、邓成浩、长江公司协助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长江公司案涉5%的股权变更到谢瑞珊名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江冠新、谢瑞珊的上述请求已经经过长江公司登记股东和隐名股东的同意，又不存在上述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不予支持的情况，并结合东莞市市*监督管理局回函回复完成案涉股权变更应提交的材料，故可见被告长江公司应为协助办理变更登记的主体。因此，被告长江公司有义务协助、配合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长江公司案涉5%的股权变更到谢瑞珊名下。综上，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谢瑞珊为被告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被告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5%的股权（对应的股权份额现登记在邓华疆名下）；二、被告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协助配合第三人谢瑞珊将邓华疆持有的被告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5%的股权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登记到谢瑞珊名下）；三、驳回原告江冠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谢瑞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23400元（原告预交15600元，第三人谢瑞珊预交7800元），由原告江冠新负担15600元，被告周丽裳、邓成浩负担7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江冠新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周丽裳、邓成浩、东莞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以及第三人谢瑞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 冠审判员 钟丽丽审判员 吉海燕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少锋莫秀波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3.《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