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6民初2499号原告：邹田富，男，汉族，1961年5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兰，重庆索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乐事达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津西花园C-6-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762690749M。法定代表人：汤维彬，该公司经理。原告邹田富与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乐事达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乐事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田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兰，被告乐事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汤维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邹田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车主工资（车辆使用费）49220元及利息（从2016年9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1日，原被告签订《重庆市江津区乐事达汽车服务有限责任代管协议》（以下称《代管协议》），约定原告将自己所有的起亚牌YQ****AN型，车牌号为渝B***8，车架号为LIDM****6884的车辆委托被告管理。起初被告按照包月费7500元每月向原告付款，被告自行将车辆租赁给第三方，包月费应扣除管理费500元、洗车费50元、停车费50元，原告另按照包月费的10%向被告缴纳管理费。之后，被告又按照第三人实际租用车辆的费用结算给原告。被告以工资的形式向原告支付车辆使用费，领款时原告先签名后转账付款，原告未签字的工资表即为被告未付款。被告至今尚欠原告49220元（未签字的工资表总金额，加上被告口头承诺的2016年7月、8月应付5532元）未付，原告遂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请求。被告乐事达公司辩称，原告车辆放在我公司属实，取走车辆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我拿工资表同原告对账，付钱后才会将工资表复印给原告，付款并不一定都要车主签字，有些车主不会到场。不认可原告提供的工资表复印件，有车主签字的部分也可能是原告事后书写再复印所得；工资表原件在公司存档，但只保存两年，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方是把工资付清了的，有现金支付，也有转账支付，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代管协议》，主要约定：乙方所有的起亚牌YQ***AN型白色，车牌号为渝B***8，车架号为LID***6884的车辆自愿委托甲方管理，车辆管理期间，使用权归甲方所有；乙方应负责在代管期间车辆的正常维护、维修，费用由乙方自行支付；乙方按单次出车的10%向甲方缴纳车辆管理费，乙方每月应按时向甲方缴纳洗车费50元、管理费500元、停车费50元，甲方每月10日应及时将上月车辆使用者缴纳的车辆使用费的90%返回乙方；协议从2015年2月1日12时起至2016年2月1日12时止。协议后，原告将其所有的合同项下车辆交由被告管理，双方以工资表的形式进行对账付款。原告举示的《江津乐事达汽车租赁公司车主工资表》（以下简称《工资表》）复印件显示：车牌号为渝B**8的车辆2015年2月2日至2015年3月7日期间实结金额为6320元，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4月23日期间的实结金额为2300元，2015年5月19日至2015年6月19日期间的实结金额为5700元+450元，2015年6月19日至2015年7月19日期间的实结金额为6150元，2015年8月20日至2015年9月20日期间的实结金额为5700元，2015年11月10日至2015年12月11日期间的实结金额为5700元，2015年12月11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的实结金额为5700元，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2月13日期间的实结金额为5700元，2016年2月13日至2016年3月14日期间的实结金额为5700元，2016年3月13日至2016年4月15日期间的实结金额为5700元，2016年4月15日至2016年5月16日期间的实结金额为5700元，2016年5月16日至2016年6月24日期间的实结金额为3000元-132元。其中，2015年5月19日至2015年9月20日期间的3份《工资表》“车主签名”处有原告签字，总计金额18000元；其余《工资表》均无原告签字，总计结算金额为45688元。以上结算总金额为63688元。2015年10月26日，被告法定代表人汤维彬的妻子孟娟向原告转账6150元；原告称系支付的2015年6月19日至2015年7月19日期间的6150元。2016年11月13日，汤维彬向原告转账5000元；原告称系支付的2016年7月19日至2015年8月20日的费用，该笔款项无《工资表》。庭审中，原被告未能就还车时间达成一致意见。另查明，2019年6月17日，汤维彬向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报警称，原告因债务问题，在乐事达公司不走。出警民警告知原告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原告遂自行离开。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代管协议》、《工资表》、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车辆注册登记申请表、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保险单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应向原告付款的金额，以及被告是否已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关于被告应向原告付款金额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系以《工资表》的形式对账结算，原告虽仅举示了《工资表》的复印件，但被告认可《工资表》原件由其保管，付款后会将《工资表》复印件交给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被告应当提供《工资表》原件予以核对，而其辩称公司仅保存两年，并非正当理由，其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综合双方陈述，本院对原告举示的《工资表》复印件予以确认。被告应付款金额应以《工资表》载明的结算金额为准，共计63688元。原告称2016年7月19日至2015年8月20日另发生费用5000元，但其未提供相应《工资表》或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另称被告口头承诺应付2016年7月、8月费用共计5532元，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也未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是否履行完毕付款义务的问题。合同义务是否已履行完毕的举证责任应由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承担。被告辩称已付清全部款项，付款不一定有车主签字，有些车主不会到场，付款有现金也有转账。从常理来看，现金交易应为面对面交易，现金支付时被告完全可以要求原告在《工资表》中签字确认。再结合被告的辩称理由来看，未签字情况应存在于车主不到场领款的情况下。车主不到场领款的情况下，被告通过转账支付而《工资表》中无车主签字符合情理，但被告应当提供转账依据予以证明。现被告即未提供原告签字的《工资表》，也未提供其向原告转账付款的依据，原告又不认可，被告该辩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自认被告已支付2015年5月19日至2015年9月20日期间3张《工资表》载明的总费用18000元，其中包含2015年10月26日孟娟转账的6150元，本院予以确认。此外，原告举示的证据显示，2016年11月13日汤维彬向其转账5000元，用于支付车辆代管期间的费用。被告共计向原告支付了23000元（18000元+5000元），对其尚欠金额40688元（总金额63688元-已付23000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按照协议约定，被告应在次月10日前支付上月车辆使用费用。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理应在2016年7月10日前付清所有款项。被告未能及时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确给原告造成一定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应予以赔偿。现原告请求从2016年9月1日起计算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计算标准，2016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乐事达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邹田富40688元；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乐事达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邹田富资金占用利息（以40688元为基数，2016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报价利率计算）；驳回原告邹田富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6元（已减半），由原告邹田富负担106元，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乐事达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10元。此款原告邹田富已向本院缴纳，由被告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龚 娅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聂宇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