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鄂06民终7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金菊，女，197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国增，湖北亘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红生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旭东路铁路物资供应站二楼。 法定代表人：龙凡，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林，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金菊因与被上诉人襄阳市红生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卫公司）撤销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6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金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上诉人“以受到被上诉人欺骗为由,主张案涉协议及承诺显失公平并要求予以撤销”错误。虽然在起诉状和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出过被上诉人是将协议书和承诺书混在办理失业手续的资料中,欺骗上诉人签字的，但是,上诉人起诉时诉状中明确撤销的法律理由是根据《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是利用了自己的这个优势和对方没有经验、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况的恶意行为。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故意选择不利于上诉人的法律条款。本案中只要有重大误解订立或者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情形存在,就可申请撤销,不必要有欺诈的情形为前提。原判应当适用上诉人认可的,对上诉人有利且符合法律规定的条文。三、《承诺书》和《协议书》显失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上诉人工作11年,应当享有的经济待遇有：1.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上诉人此前一年工资平均为2683.96元(只是发到卡上的,还有现金部分上诉人手中，没有书面证据。)双方的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书在失业保险机构备案的理由是“公司经营困难,需裁员。”如果该理由成立,依法应当给予的补偿金数额是2683.96元×11年=29523.56元。2.但实际上,被上诉人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依法支付赔偿金29523.56元×2倍=59047.12元。3.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垫付的养老保险费19204元和医疗保险费9903.10元,合计29107.10元。4.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中的另一倍2683.96X11月=29523.56元。上诉人于2008年6月应聘到被上诉人处工作,被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虽然被上诉人在2015年骗取上诉人补签了劳动合同,但该补签行为不具有追遡力，不能抵销此前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责任,仍需支付双倍工资。被上诉人的行为不但违反强制法规定,而且明显不公平,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劳动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中级入民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红卫公司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郭金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撤销2019年双方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书》和《承诺书》。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6月，郭金菊受聘于红卫公司处从事业务员工作。2018年9月19日，郭金菊提出辞职申请，辞职原因为：“因本人工作能力有限，不能胜任红生重要工作，特提出辞职申请，望领导批准”，红卫公司要求其待应收款结清后办理。2019年1月21日，红卫公司作为甲方，郭金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经济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1.乙方在甲方工作时间为2015年3月至2019年1月共3年10个月；2.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甲方对乙方作出相当于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即1200元；3.乙方的社会保险已由甲方交至2019年2月终止；4.从2019年2月1日起甲方与乙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终止”。同时郭金菊向红卫公司作出单方《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同贵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1月1日到期，经协商不再续签。本人承诺：合同解除后，本人不得再向公司主张因劳动关系产生的所有权利”。协议签订后，郭金菊支付了红卫公司1200元的经济补偿，并为郭金菊办理了相关的失业保险手续，郭金菊依规定领取了失业保险金。2019年8月27日，郭金菊向襄阳市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撤销双方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书》和《承诺书》，襄阳市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以不属于仲裁受案范围为由下发了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郭金菊以受到红卫公司欺骗为由，主张案涉协议及承诺书显失公平，要求予以撤销。另查明，郭金菊2018年1月至12月月均工资约2683元。因郭金菊在与红卫公司终止劳动关系前后为公司收取货款41409元，于2019年3月19日交付给了红卫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郭金菊要求撤销补偿协议及承诺书，并不涉及赔偿的实体处理，案由应为撤销权纠纷而非劳动争议纠纷。郭金菊以受到红卫公司欺骗为由，主张案涉协议及承诺书显失公平，并要求予以撤销。该理由不能成立。一、郭金菊主张受到红卫公司欺骗，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欺骗行为的存在，从而导致其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故对于该主张难以支持；二、郭金菊主张案涉协议及承诺书显失公平，要求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民事行为成立时是否显失公平，不能仅仅以民事行为成立时，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来进行判断，而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民事行为成立时是否自由表达了其意愿来进行认定。结合本案来看，郭金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且从事业务员工作多年，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处事能力，其完全明白签订协议并出具承诺书的法律后果。虽然从双方协议来看，红卫公司仅仅补偿了郭金菊1200元，但这是郭金菊对自身权益的放弃，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则。郭金菊自愿放弃权利后，又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予以撤销，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立法精神。综上所述，郭金菊的起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金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郭金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经审查，郭金菊与红卫公司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书》和郭金菊向红卫公司做出单方《承诺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郭金菊上诉提出，《经济补偿协议书》中经济补偿金额远低于其应当获得金额，显失公平，应予撤销。红卫公司辩称，郭金菊侵占公司大额货款，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害，本应开除，考虑到郭金菊在该公司工作时间较长，双方协商后达成《经济补偿协议书》，并非显失公平。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显失公平，不是仅仅考量金钱数额上的差异，还需考查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是否存在“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判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是否明显不对等，这种不对等违反公平原则，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限度。郭金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红卫公司存在利用其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郭金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郭金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焦静平审判员黄鹂审判员何小玲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付      亚      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