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民终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滁州嘉宇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天长西路**。 法定代表人：张成胜，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海燕，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响宇，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嘉年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乳山路******/div> 法定代表人：汪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升山，安徽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滁州嘉宇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嘉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嘉年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嘉年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1民初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滁州嘉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海燕、陈响宇，被上诉人上海嘉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升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滁州嘉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上海嘉年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上海嘉年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错误，超出了上海嘉年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一审判决结果的数额虽然没有超过上海嘉年公司的请求数额，但计算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与上海嘉年公司主张的内容大相径庭，实际上改变了上海嘉年公司诉讼请求的内容。上海嘉年公司在诉讼请求中自认其应向滁州嘉宇公司缴纳注册资金9850万元，总投入款扣除该部分款项后的余额为借款，但一审判决却认定扣除的注册资金为4151万元，从而加大了余额数值，超出了上海嘉年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一审判决认为超出注册资金外的部分为借款，属性质认定错误，其性质应为出资额。第一，财政部《企业会计制度》第八十二条规定，资本公积中的资本（或股本）溢价是指企业投资者投入的资金超过其在注册资本中所占份额的部分。由此可见，企业投资者投入的资金超过其在注册资本中所占份额的部分应首先被认定为出资额，如有借款协议或其他约定，方可另行处理。本案中，上海嘉年公司和滁州嘉宇公司从未将超出款项约定为借款，其性质应为出资额。第二，自滁州嘉宇公司成立之日起至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公司）进入之前，滁州嘉宇公司的全体实际股东始终是上海嘉年公司、潘国平、杨子宝、郭本新及许前高，黄劲松仅系根据股权让与担保的约定，作为滁州嘉宇公司的名义股东存在。上述原始股东在其共同签订的《滁州原水泥厂2号地块项目合作协议》和《股权（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中均明确将全部投入款项的性质约定为对滁州嘉宇公司的“出资额”。这一约定对包括上海嘉年公司在内的全体原始股东和滁州嘉宇公司均具有约束力。第三，滁州嘉宇公司引入中融信托公司的信托投资时，上海嘉年公司和滁州嘉宇公司均以书面形式确认滁州嘉宇公司对上海嘉年公司没有任何负债，这与原始股东将全部投入款项约定为出资额完全相符，进一步证明如有超出注册资本金的款项，其性质也是投入的资本。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计算错误。1.一审判决在计算上海嘉年公司应向滁州嘉宇公司缴纳的出资款中漏算了上海嘉年公司应缴纳的溢价出资款642.5万元。2011年8月，滁州嘉宇公司增资2000万元，上海嘉年公司以643.5万元溢价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中的1万元。上海嘉年公司有义务向滁州嘉宇公司缴纳新增注册资本1万元及溢价出资款642.5万元，其中溢价出资款642.5万元作为资本公积注入。一审判决仅计算了1万元的注册资金，漏算了作为资本公积的溢价出资款642.5万元。2.上海嘉年公司从滁州嘉宇公司借支用于向中融信托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预付款65412924.64元，一审判决未从总投入款中扣除。上海嘉年公司作为原始股东代表，为引入中融信托公司对滁州嘉宇公司的投资，同意向中融信托公司支付未来回购滁州嘉宇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预付款。为此，上海嘉年公司于2011年至2012年期间分三次从滁州嘉宇公司借款750336.51元、44380993.98元和6025200.52元，并要求名义股东黄劲松配合从滁州嘉宇公司借款14256393.61元。上海嘉年公司和滁州嘉宇公司均书面确认黄劲松上述借款14256393.61元的债务人为上海嘉年公司。四笔借款金额合计65412924.64元，至今尚未归还，应从总投入款中扣除。3.滁州嘉宇公司代上海嘉年公司支付给安徽安源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筒称安源典当公司）的借款本息4800万元，应从总投入款项中扣除，一审法院仅扣除2800万元，并错误地将上海嘉年公司支付的利息计入总投入款项。上海嘉年公司利用其系滁州嘉宇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借滁州嘉宇公司名义向安源典当公司借款2800万元，但该笔借款实际使用人是上海嘉年公司。此后，滁州嘉宇公司代上海嘉年公司向安源典当公司清偿了借款本金2623.09万元、利息2176.91万元，共计4800万元，该笔款项应从总投入款中扣除。此外，上海嘉年公司作为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向安源典当公司支付利息413万元，一审法院将该款视为上海嘉年公司为滁州嘉宇公司垫付的利息计入总投入款项。以上累计数额达89722924.64元。四、一审判决对滁州嘉宇公司的真实股权关系未予查明。本案确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是明确上海嘉年公司应承担的出资额，出资额的计算取决于滁州嘉宇公司的真实股权关系。上海嘉年公司的诉讼请求表明其认为黄劲松仅为名义股东，涉及黄劲松的出资额5700万元应由上海嘉年公司承担，是其应当支付的注册资本金。一审判决没有明确这一事实是否成立，却支持了上海嘉年公司的诉讼请求数额，认定事实不清。 上海嘉年公司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且没有超出上海嘉年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根据上海嘉年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上海嘉年公司向滁州嘉宇公司总汇款为19296万元-9850万元（注册资金）-2800万元（典当行借款）=6646万元，一审判决结果为6477万元，计算公式为：13248万元（上海嘉年公司付出的款项总额）-4151万元（注册资金）-2800万元（典当行借款）=6477万元。一审判决将上海嘉年公司汇入滁州泰鑫置业有限公司为黄劲松垫付增资款的5700万元剔除，认为该款系上海嘉年公司与第三方的资金往来，不属本案审查范围。9850万元注册资金-5700万元为黄劲松增资款=4150万元；增加滁州嘉宇公司第三次增资即注册资金由1.3亿元增加到1.5亿元时，上海嘉年公司持有滁州嘉宇公司0.05%股权应增资1万元，应扣减注册资金总额为4151万元；另，一审判决在扣减滁州嘉宇公司与安源典当公司2800万元借款本息上出现计算错误，少扣了上海嘉年公司为滁州嘉宇公司垫付的利息168万元。上述三项资金调整后的数额正是一审判决认定的6477万元，未超出上海嘉年公司诉讼请求范围。二、一审判决认定超出注册资金的部分为借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股东对公司的投资及管理均应依据公司章程的约定，而滁州嘉宇公司的章程虽经数次修改，但修改的内容只是注册资金的增加及股东股权比例的调整，从未涉及追加投资及资本公积。滁州嘉宇公司设立发起股东上海嘉年公司、潘国平及后加入的股东黄劲松从未就追加投资及资本公积达成过协议。故将上海嘉年公司通过融资手段筹集注入滁州嘉宇公司的资金视为滁州嘉宇公司的资本公积，无合同依据。滁州嘉宇公司关于上海嘉年公司超出注册资金的投入系资本公积的上诉理由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上海嘉年公司与股东以外的投资人达成的协议，只能证明上海嘉年公司注入滁州嘉宇公司的资金来源，不能证明该资金属滁州嘉宇公司的资本公积，更不能免除滁州嘉宇公司的还款义务，在没有约定和法定事由的情况下，滁州嘉宇公司不能无偿占有上海嘉年公司注册资金以外的资金。三、滁州嘉宇公司关于一审判决存在计算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一，2011年滁州嘉宇公司向中融信托公司股权融资借款时，将上海嘉年公司4.95%股权让与中融信托公司，当时滁州嘉宇公司的注册资金为1.3亿元，故上海嘉年公司所持4.95%股权价值643.5万元，该款不属于股权溢价款。2011年8月中融信托公司受让股权后，上海嘉年公司仅持有滁州嘉宇公司0.05%股权，故在滁州嘉宇公司注册资金从1.3亿元增至1.5亿元时，上海嘉年公司只需增资1万元。第二，滁州嘉宇公司用股东股权从中融信托公司融得信托资金3.37亿元用于生产经营，其以股东名义偿还中融信托公司借款是法定及约定义务。上海嘉年公司与中融信托公司除本次股权信托借款外，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滁州嘉宇公司将其偿还中融信托公司借款的义务转嫁给上海嘉年公司，既有悖事实，也不符合与中融信托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第三，关于2800万元典当借款，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及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终500号民事调解书均确认滁州嘉宇公司系实际借款人，负有还本付息义务。但本案一审判决确实存在计算误差，即：滁州嘉宇公司与安源典当公司签订三份借款合同合计2800万元，实际到位2632万元，发放借款时安源典当公司预扣了168万元利息，对此上海嘉年公司提交的原始汇款单及民事判决书足以佐证。据此，一审法院应扣减的典当借款应为2632万元，多扣减的168万元仍应加入滁州嘉宇公司向上海嘉年公司的借款总额，即6477万元+168万元=6645万元，再加上一审增扣的应付增资款1万元，这与上海嘉年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完全一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嘉年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滁州嘉宇公司向上海嘉年公司返还经营借款6296万元，并自2012年5月1日起按月息六厘计息至还清借款之日止，计算至2019年2月底利息为30598560元；2.滁州嘉宇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诉讼中，上海嘉年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滁州嘉宇公司向上海嘉年公司返还经营借款6646万元，并自2012年5月1日起按月息六厘计息至还清借款之日止，计算至2019年2月底利息为3300万元；2.滁州嘉宇公司承担财产保险担保费用85500元；3.滁州嘉宇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滁州嘉宇公司于2010年11月5日成立，在滁州市琅琊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登记，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上海嘉年公司持股55%，认缴注册资本为2750万元。潘国平持股45%，认缴注册资本2250万元。 2010年12月18日，滁州嘉宇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将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7000万元，并于2010年12月24日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上海嘉年公司持股55%，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为1100万元，变更后的认缴注册资本为3850万元。潘国平持股45%，认缴新增注册资本900万元，变更后的认缴注册资本为3150万元。 2010年12月26日，黄劲松分别与上海嘉年公司、潘国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0年12月28日，滁州嘉宇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上海嘉年公司（占股5%）、黄劲松（占股95%）。 2011年1月10日，滁州嘉宇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1.因公司发展需要，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增加注册资本6000万元，其中：上海嘉年公司认缴3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黄劲松认缴57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本次变更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3000万元，实收资本为13000万元。2.修改公司章程”。滁州嘉宇公司于2011年1月18日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上海嘉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为300万元，黄劲松新增注册资本为5700万元。 2011年7月20日，中融信托公司分别与黄劲松、上海嘉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8月5日，滁州嘉宇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上海嘉年公司（占股0.05%）、黄劲松（占股0.95%）、中融信托公司（占股99%）。 2011年8月15日，滁州嘉宇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1.同意向本公司增资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中融信托公司认缴本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中的99%（即1980万元），黄劲松认缴本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中的0.95%（即19万元），上海嘉年公司认缴本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中的0.95%（即1万元）。3.前述增资事项完成后，本公司注册资本由增资前的13000万元变更为增资后的15000万元，其中：中融信托公司占本公司全部注册资本的99%；股东黄劲松占本公司全部注册资本的0.95%；上海嘉年公司占本公司全部注册资本的0.05%。滁州嘉宇公司于2011年9月16日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 2014年6月30日，上海嘉年公司（转让方）与潘国平（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海嘉年公司将持有滁州嘉宇公司0.05%的股权转让给潘国平。2014年7月4日，滁州嘉宇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黄劲松、中融信托公司、潘国平。 2009年10月26日、2010年4月26日、2010年12月3日、2011年1月27日，上海嘉年公司分四次向滁州市财政局汇款500万元、6000万元、1900万元、2000万元，共10400万元，用于支付滁州嘉宇公司的土地转让款。 2010年10月29日至2012年5月14日，上海嘉年公司以验资款、增资款、划款等形式向滁州嘉宇公司汇款24笔，合计9044万元。2010年11月25日滁州嘉宇公司向上海嘉年公司汇款4999万元，汇款用途为借款。2011年1月17日，滁州嘉宇公司向上海嘉年公司汇款1999万元，汇款用途为还款。上海嘉年公司认可2011年10月11日收到杨**的20万元、2011年8月2日收到中融信托公司的1万元记在滁州嘉宇公司名下。上述款项相抵后，上海嘉年公司共向滁州嘉宇公司转款合计为2025万元（9044万元－4999万元－1999万元－20万元－1万元）。 2011年6月2日，黄劲松、滁州嘉宇公司、安徽新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建设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新力建设公司为配合黄劲松、滁州嘉宇公司就偿还借款资金的支付需要，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开设一个临时资金账户，专用于滁州嘉宇公司偿还黄劲松的过账之用。2011年11月9日，上海嘉年公司向新力建设公司的该账户汇款440万元。2011年11月28日，上海嘉年公司向新力建设公司汇款150万元。 2012年4月7日，滁州嘉宇公司工程部加盖印章，财务部杨**签名的《关于滁州嘉宇公司使用新力建设公司账号用工程款还黄劲松借款的备忘录》载明：滁州嘉宇公司自2011年8月17日起至2012年1月20日通过新力建设公司账户支付给黄劲松借款利息共计3364万元（含上海嘉年公司代滁州嘉宇公司支付的440万元），新力建设公司没有实际收到上述工程款。 2011年5月9日、5月25日，安源典当公司与滁州嘉宇公司签订《典当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分别借款1000万元、1000万元。2011年10月13日，安源典当公司与上海嘉年公司签订《典当借款合同》，借款800万元。安源典当公司将上述款项汇入上海嘉年公司。2011年7月11日至2011年12月13日，上海嘉年公司向安源典当公司支付413万元利息。2016年12月14日，安源典当公司以滁州嘉宇公司为被告、上海嘉年公司为第三人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滁州嘉宇公司偿还典当借款本金2800万元及利息。判决后，滁州嘉宇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由滁州嘉宇公司偿还安源典当公司借款本金2623.09万元，利息2176.91万元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上海嘉年公司作为滁州嘉宇公司的股东期间与滁州嘉宇公司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的纠纷。上海嘉年公司在作为滁州嘉宇公司的股东期间，与滁州嘉宇公司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上海嘉年公司现主张其向滁州嘉宇公司支付的款项超出其应缴的注册资金外，系其向滁州嘉宇公司的借款。作为股东，上海嘉年公司应当向公司交缴其应缴的注册资金，对于超出其应缴的注册资金外的款项，应当根据双方之间的约定等确定该部分款项的性质系股东向公司的借款还是公司的公积金等。本案仅涉及上海嘉年公司与滁州嘉宇公司之间往来款项的关系，关于上海嘉年公司与他人之间的款项关系及滁州嘉宇公司与他人之间的款项关系非本案审查的范围，本案不予以审查。 关于滁州嘉宇公司是否存在向上海嘉年公司借款的事实。自滁州嘉宇公司设立至上海嘉年公司退出该公司期间，滁州嘉宇公司与上海嘉年公司之间存在多次资金往来，既存在上海嘉年公司向滁州嘉宇公司汇款，亦存在滁州嘉宇公司向上海嘉年公司汇款。本案中，滁州嘉宇公司章程中并不存在除注册资本外的其他投资约定，且无证据证明除汇款外的款项在其会计凭证上进行了登记并被记录为“投资款”或“资本公积”，其他股东亦按相应的比例对公司进行了投资转为“资本公积”。关于上海嘉年公司向滁州嘉宇公司支付的款项超出其应缴的注册资金外双方款项是何性质，双方没有书面的证据能够确定。只有根据本案中的相关证据综合分析判断。上海嘉年公司向滁州嘉宇公司的汇款凭证中的用途中分别注明是验资款、增资款、划款等，而滁州嘉宇公司向上海嘉年公司两笔汇款用途分别为借款、还款。根据上海嘉年公司向滁州嘉宇公司汇款的上述用途，向滁州市财政局汇款的用途为支付滁州嘉宇公司的土地转让款等，以及滁州嘉宇公司向上海嘉年公司汇款的用途系还款、借款，可以认定上海嘉年公司的款项除其应向滁州嘉宇公司缴纳的注册资金外，其超出部分系上海嘉年公司为滁州嘉宇公司经营需要而垫付的款项，其性质应为借款。故应当认定上海嘉年公司与滁州嘉宇公司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 关于滁州嘉宇公司是否应当偿还借款及利息，借款金额是多少。上海嘉年公司已退出滁州嘉宇公司，其向滁州嘉宇公司出借的款项滁州嘉宇公司再占有使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偿还。根据工商登记材料，上海嘉年公司应向滁州嘉宇公司缴纳的注册资本为4151万元（3850万元＋300万元＋1万元）。上海嘉年公司代滁州嘉宇公司支付的款项及向滁州嘉宇公司支付了下列款项：1.上海嘉年公司代滁州嘉宇公司支付了土地转让款为10400万元。2.上海嘉年公司与滁州嘉宇公司之间的往来账冲抵后的余额为2025万元。3.上海嘉年公司与新力建设公司并无经济往来，2011年11月9日、2011年11月28日，上海嘉年公司向新力建设公司汇款440万元、150万元。根据2011年6月2日，黄劲松、滁州嘉宇公司、新力建设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系代滁州嘉宇公司支付，其中的440万元亦得到《关于滁州嘉宇公司使用新力建设公司账号用工程款还黄劲松借款的备忘录》的确认。故上海嘉年公司向新力建设公司支付的590万元应视为代滁州嘉宇公司支付的款项。4.上海嘉年公司支付安源典当公司的借款利息已计算在滁州嘉宇公司名下，系代滁州嘉宇公司支付，滁州嘉宇公司应当予以支付。上海嘉年公司实际支付安源典当公司的利息为413万元。上海嘉年公司收到安源典当公司的借款2800万元后，并未转付给滁州嘉宇公司，该笔款项应当视为滁州嘉宇公司偿还其垫付款项，应予以扣除。上海嘉年公司向滁州嘉宇公司汇款及代付土地转让款、借款、垫付款及利息等合计13428万元（10400万元＋2025万元＋150万元＋440万元＋413万元）。滁州嘉宇公司应当返还上海嘉年公司的借款数额为6477万元（13428万元-4151万元-2800万元）。 关于借款利息。本案中，双方没有约定借款偿还的期限，且在上海嘉年公司向滁州嘉宇公司借款过程中，亦存在滁州嘉宇公司偿还部分借款的事实，并没有约定借款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上海嘉年公司主张起诉前的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案涉借款利息应当自上海嘉年公司主张之日起计算，即2019年6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之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结合本案实际，对上海嘉年公司主张按照月利率0.6%标准支付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上海嘉年公司多次向滁州嘉宇公司汇款，滁州嘉宇公司亦存在向上海嘉年公司还款的事实，关于超出上海嘉年公司应缴的注册资本外的款项，双方没有约定还款的期限。对没有约定还款的期限的债权，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其诉讼时效应从主张之日起计算。故滁州嘉宇公司认为上海嘉年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超出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因本案纠纷，上海嘉年公司申请对滁州嘉宇公司财产保全，为提供财产保全担保，其购买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支付了财产保险担保费用85500元。上海嘉年公司与滁州嘉宇公司之间关于案涉款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没有明确该费用应由滁州嘉宇公司承担，且非必要产生的费用。故上海嘉年公司要求滁州嘉宇公司承担财产保险担保费用855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判决：一、滁州嘉宇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海嘉年公司6477万元及利息（以6477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2日起按月利率0.6%的标准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驳回上海嘉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9528元，由上海嘉年公司负担189446元，滁州嘉宇公司负担35008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滁州嘉宇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滁州嘉宇公司围绕上诉请求进行举证 第一组证据：证据1，《变更诉讼请求民事起诉状》。证明：一审判决超出上海嘉年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二组证据：证据2，《滁州原水泥厂2号地块项目合作协议》；证据3，《股权(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书》；证据4，2011年4月30日《股东会决议》；证据5，《资产负债表》；证据6，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证据7，《增资协议》；证据8，《股权转让协议》；证据9，滁州嘉宇公司的两份验资报告及2张汇款凭证；证据10，[同证据6]。证明：上海嘉年公司向滁州嘉宇公司支付的款项中超出注册资本部分，是向滁州嘉宇公司的投资款，不是借款。 第三组证据：证据11，《增资协议》[同证据7]；证据12，银行汇款凭证8份；证据13，《中融-滁州嘉宇房地产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预付款协议》；证据14，《原股东会决议》；证据15，《债务结算协议》；证据16，《补充协议书》；证据17，滁州嘉宇公司工商档案及上海嘉年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18，《债务结算协议》[同证据15]；证据19，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同证据6]；证据20，滁州嘉宇公司章程；证据21，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终500号民事调解书；证据22，银行汇款凭证5份。证明：一审判决漏扣上海嘉年公司的缴资义务、上海嘉年公司对滁州嘉宇公司的借款欠款等。 第四组证据：证据23，《股东会决议》[同证据4]；证据24，《资产负债表》[同证据5]。证明：上海嘉年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 补充证据：证据25，《拍卖出让宗地成交公告》；证据26，《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据27，《房地产开发项目备案的通知》；证据28，《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1996年〕35号）；证据29，《国务院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国发〔2009〕27号）。证明目的：结合相关规定房地产项目的资本金要求不低于项目总投资额的20%，滁州嘉宇公司开发的项目资本金（即投资者投入的非债务性资金）应不低于2.36亿元。 上海嘉年公司质证意见： 证据1，滁州嘉宇公司解读错误，一审判决没有超出上海嘉年公司的诉讼请求。 证据2、3并非新证据，质证意见同一审。 证据4，1.从证据来源看，该证据保存在中融信托公司，主要用途是滁州嘉宇公司向中融信托公司办理信托借款时签订的一揽子法律文件。2.该股东会决议作出时，黄劲松持有滁州嘉宇公司95%股权，从股东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黄劲松增加的出资应该是上海嘉年公司的9.5倍，即7442万元×9.5，说明不可能由上海嘉年公司单方面完成出资。3.2011年滁州嘉宇公司向中融信托公司融资时，在财务账册中将对外借款核减为零，主要目的是取得中融信托公司的信任以获得其信托融资借款。 证据5，对其关联性、真实性均有异议。资产负债表只是当时为向中融信托公司融资借款所做的资料，从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不仅上海嘉年公司超过注册资金的借款没有记明，滁州嘉宇公司向另一股东黄劲松的2亿元借款也没有记录。而中融信托公司3.37亿借款汇入滁州嘉宇公司账户后，黄劲松作为滁州嘉宇公司的大股东，率先将滁州嘉宇公司向其借款中剩余的1.8亿元全部取走。如果是滁州嘉宇公司正常的股东会决议，公司不可能没有原件存档。 证据6，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不同意其证明目的。 证据7，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份《增资协议》也是滁州嘉宇公司向中融信托公司信托借款时所签订的系列法律文件之一，从其内容可以看出，主要目的是顺利从中融信托公司取得信托借款。 证据8，该证据不是新证据，质证意见同一审。 证据9、10，滁州嘉宇公司汇入上海嘉年公司的款项4999万元和1999万元已在双方往来款中冲减，不影响滁州嘉宇公司向上海嘉年公司借款总额的认定。 证据11，对滁州嘉宇公司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增资协议》所述643.5万元系上海嘉年公司转让给中融信托公司4.95%股权的信托借款而不是溢价款，该借款已汇入滁州嘉宇公司账户为其所用；增资款1万元一审判决已予扣减。 证据12，该款项系滁州嘉宇公司向中融信托公司偿还的信托借款。3.37亿元股权信托借款用于滁州嘉宇公司项目，在与中融信托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三条第3款已经明确约定。滁州嘉宇公司是信托资金的实际使用人，当然负有还本付息义务。 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从证据内容可以看出，《预付款协议》只是“中融-滁州嘉宇房地产股权投资安全资金信托计划”一系列协议中的一份协议。该信托计划签订的关联协议不下二十份，但基础信托计划协议系《合作协议》，信托计划资金用于滁州嘉宇公司项目，还本付息是其应尽义务。 证据14，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即使真实，这些自然人均不是滁州嘉宇公司股东，更不能改变滁州嘉宇公司系信托资金使用人的事实，其负有向中融信托公司还本付息的义务。 证据15，该结算协议第一部分已清楚证明信托融资借款系滁州嘉宇公司项目建设需要，而非股东资金需求。 证据16，《补充协议书》第三条证明信托借款计划系滁州嘉宇公司的项目需要，最终由滁州嘉宇公司负责偿还；第五条证明中融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需签署一系列法律文件。 证据17、18，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否定滁州嘉宇公司向上海嘉年公司借款事实。 证据19，不属于新证据，质证意见同一审。 证据20、21、22，不属新证据，且滁州嘉宇公司向安源典当公司借款的事实已为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 证据23、24，对滁州嘉宇公司增加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证据25、26，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同意其证明目的。 证据27、28、29，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能确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2、3、6、8、9、10、13、15、16、18、19、21、26并非二审新证据，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已进行认定，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5、16并非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对于滁州嘉宇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上海嘉年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上海嘉年公司认可证据4（证据23）、5（证据24）、7系滁州嘉宇公司向中融信托公司办理信托借款时所制资料，故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海嘉年公司对证据11、12、17、20、25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4虽然名为“滁州嘉宇公司原股东会决议”，但签名的自然人均不能确认是滁州嘉宇公司股东，上海嘉年公司亦不认可，故不予认定。证据22系滁州嘉宇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27、28、29为规范性文件，本院不作为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1年4月30日滁州嘉宇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上海嘉年公司超过其认缴注册资本以外投入滁州嘉宇公司的资金7442万元为上海嘉年公司对滁州嘉宇公司投资款，计入滁州嘉宇公司的资本公积。2011年4月30日滁州嘉宇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滁州嘉宇公司负债为其他应付款300万元和未交税金94640元。2011年6月23日上海嘉年公司、黄劲松与中融信托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亦载明：“各方确认，截至2011年4月30日，项目公司共有两笔尚未归还的既有债务，共计人民币3094640元”。《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一显示：滁州嘉宇公司各项负债清单：其他应付款除欠付新力建设公司300万元外，上海嘉年公司和黄劲松均为0万元。 2011年5月9日、5月25日、5月26日、6月7日、6月24日、7月1日、7月4日、8月2日上海嘉年公司分别向滁州嘉宇公司转款100万元、500万元、43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合计1880万元。2011年10月9日、11月9日、11月28日，上海嘉年公司代滁州嘉宇公司分别向新力建设公司转款440万元、150万元；2012年4月11日、5月11日上海嘉年公司分别向滁州嘉宇公司转款2万元、1万元。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上海嘉年公司转入滁州嘉宇公司超出注册资金以外部分的款项性质；二、上海嘉年公司出借滁州嘉宇公司的借款数额。 一、关于上海嘉年公司转入滁州嘉宇公司超出注册资金以外部分的款项性质。《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资产负债表》均显示，截至2011年4月30日，滁州嘉宇公司对上海嘉年公司及其他股东没有负债；2011年4月3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上海嘉年公司超过其认缴的注册资本以外投入的资金为其对滁州嘉宇公司的投资款。上海嘉年公司虽辩称滁州嘉宇公司的对外借款核减为零是为了取得中融信托公司的信任，以获得其信托融资借款，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佐证。而上海嘉年公司作为滁州嘉宇公司的股东，对该部分投资在《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中明确约定注册资本以外投入的资金为投资款，计入滁州嘉宇公司的资本公积；且双方并无关于借款的其他约定。因此，2011年4月30日之前上海嘉年公司作为滁州嘉宇公司股东转入滁州嘉宇公司超出注册资金以外部分的款项应认定为出资款。 二、关于上海嘉年公司出借滁州嘉宇公司的借款数额。2011年4月30日之后上海嘉年公司转入滁州嘉宇公司的款项，总计为2473万元。上海嘉年公司主张为借款，滁州嘉宇公司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就该部分款项滁州嘉宇公司作出了增资协议或股东之间有增资约定，故应认定该部分款项为滁州嘉宇公司对其股东上海嘉年公司的负债。另，2011年5月9日、5月25日、10月13日，安源典当公司与滁州嘉宇公司签订《典当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分别约定借款1000万元、1000万元、800万元，安源典当公司已将上述款项汇入上海嘉年公司。2011年7月11日至2011年12月13日，上海嘉年公司向安源典当公司支付413万元利息。原审法院关于上海嘉年公司收到安源典当公司借款2800万元，以及上海嘉年公司向安源典当公司支付利息的认定，并无不当。上海嘉年公司收到安源典当公司的借款2800万元后，并未转付给滁州嘉宇公司，该笔款项应当视为滁州嘉宇公司偿还上海嘉年公司的款项，应予扣除。因此，上海嘉年公司关于滁州嘉宇公司应向其返还借款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滁州嘉宇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1民初22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海嘉年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395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508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99610元，由上海嘉年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佳华 审判员  卢玉和 审判员  吕巍巍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李晓茜 书记员方也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