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574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钟祥华，男，195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陶，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晖，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九江市嘉隆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九瑞大道335号水韵风情小区4栋一单元1601室。 法定代表人：马来加，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扬，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震，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钟祥华因与再审申请人九江市嘉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2019）赣民终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钟祥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二、第三项，改判嘉隆公司向钟祥华归还借款本金37050000元、利息10418253元（暂算至2016年9月20日，2016年9月21日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以370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嘉隆公司负担。 事实和理由： 一、关于超出注册资本的100万元应否认定为借款的问题 超出注册资本的100万元，争议在于该100万元是否应当认定为借款。钟祥华提交的《股东会议决议》明确载明：“股东所出资金超出自身应出注册资金数额的部分的资金，按2.5%月计算利息。”显然，该决议是股东之间真实合法有效的表决，对公司及股东产生约束力，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股东承担有限责任，股东完成注册资本出资义务后多缴纳部分作为借款符合公平原则及意思自治原则，故该100万元应当认定为借款，并支付利息。而原判决认定属于股权性投资，而非债权性投资，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存在错误。 二、关于钟祥华向嘉隆公司出借2200万元是否成立的问题 2200万元借款中的200万元，无论是否是马来加支付给嘉隆公司的，都应当由钟祥华享有权利。根据借款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述款项均由钟祥华出借，故钟祥华与马来加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 三、关于150万元借款是否已经归还的问题 该笔借款发生在钟祥华与嘉隆公司之间，原本借款是500万元，嘉隆公司归还350万元后剩余150万元，故该150万元并未单独出借，关于该150万元是否归还，应由嘉隆公司承担举证责任。 钟安根的证言证明的内容是钟祥华将其对嘉隆公司的150万元债权转让给余柯，但钟祥华并未认可，钟安根也无钟祥华授意其办理债权转让的证据，其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同时，余柯的证明和庭审笔录表明，余柯主张其本人与嘉隆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但并非该150万元。两份证人证言主张事实不同，自相矛盾，应当不予采信。 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嘉隆公司提交的0144333号收据并没有加盖公章，是当时出纳钟安根私自伪造，不具有财务效力及法律效力的收据，其在0100388收据上注明是0144333号变更而来没有事实依据。故在该150万元款项的偿还问题上，不能因钟安根无权处分钟祥华的债权而认定钟祥华承担法律责任。 四、关于涉及魏云芳的300万元款项的问题 2014年4月1日，钟祥华向魏云芳借款500万元、向花水明借款700万元借款后全额转借给嘉隆公司，嘉隆公司对出借款无争议。嘉隆公司已经偿还900万元双方亦无争议，争议在于剩余300万元嘉隆公司是否偿还给钟祥华。 钟祥华作为1200万元的出借人，能够证明用自已资金偿还了上述剩余借款300万元，但嘉隆公司不能证明其已向钟祥华归还该300万元。 首先，魏云芳等人出具两次说明，其中第二次证言否认第一次证言，第二次证言的内容更加全面、清楚，更具证明力；其次，第二次证言与其他证据形成印证；第三，嘉隆公司提交的证据与证人证言相矛盾，且不符合基本逻辑。故原判决忽视钟祥华提交的银行流水及证人证言，片面采信嘉隆公司提交的严重不符合逻辑的证据，造成事实认定错误。 五、关于案涉全部借款是否均约定了利息的问题 由于钟祥华与嘉隆公司在案涉借款发生时是主要股东与公司的特殊关系，且钟祥华出借款项给嘉隆公司在很多情况下是股东为公司的经营需要而不得不扮演借贷“桥梁”的角色（如涉及毛磊的300万元、涉及魏云芳的300万元等），故钟祥华与嘉隆公司对于相互之间借款利息的约定，更多采取地是一种概括性约定，而没有采取每一笔借款均单独书面约定之方式，但双方对于利息约定之存在，以及利息约定之标准实际上是达成了一致的。 1.2015年4月7日的《股东会会议决议》约定：“5000万元土地款自交付之日开始计算利息，利率按2.5%/月计算，直至公司注册资金到6000万元时止……股东所出资金超出自身应出注册资金数额的部分的资金，按2.5%/月计算利息”； 2.《合作投标购地协议书》第三条约定，钟祥华先期应缴1000万元投资款，应于2010年11月18日之前一次性汇至竞标账户上，该投资款按月息2.5分从投资之日起计算，钟祥华按21.42%承担。第十二条约定如果该宗土地出现意外情况，未摘到牌，钟祥华、马来加、张长沐共支付的5000万元保证金应计利息一个月，计利息62.5万元由马来加承担42%、张长沐承担35.71%，钟祥华承担21.42%。 3.《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嘉隆公司目前所欠债务及利息1.3亿元，各股东包括钟祥华在内同意其中5000万元利息按原始股东协议内购土地条款（70%股份承担100%利息）执行承担至2015年6月20日止的利息，如果逾期，5000万元的利息由马来加承担60%；如提前归还金额则按实际日期计算；剩下的8000万元债务及利息按股东出资比例承担，钟祥华的出资比例为15%。 4.（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钟祥华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毛磊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131.33万元（逾期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5年7月31日起算至本判决履行期届满之日止）。 （2017）九中民二初252号民事判决书载明：“限被告钟祥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毛磊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131.33万元（逾期按年利率24%）”“原告履行了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其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归还代偿款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该判决书判决钟祥华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嘉隆公司支付代偿款1569377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利息至前款还清之日止（其中4000000元起算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11693770元起算时间为2017年9月6日）。 5.《借款协议》约定：“一、甲方同意借给乙方资金叁仟万元人民币；二、借款期限：从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5月19日。乙方根据自身情况，可随时提前归还部分或全部借款（其中2014年3月19日前至少还1000万元）；三、借款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按月先付，乙方在每月的18日之前将应付的当月利息支付给甲方。”（注：甲方为钟祥华，乙方为嘉隆公司） 2014年12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决定：“经马总（马来加）、张总（张长沐）、钟总（钟祥华）开股东会决定，确定2014年6月20日后公司财务对超出5500万元借款按照月息3分5厘计算，每月利息未付，转为本金，并计息。” 《嘉隆水韵风情项目核算单》证明双方进行债务结算时，不仅对本金进行结算，而且对利息按超过月利率2%不等进行结算。 6.（2018）赣04民初140号第17页第2段：“钟安根在2018年12月13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们家族欠余珂150万元，我们家族的钱都是放在嘉隆公司收利息的。”既然该事实经一审法院认定，应当对双方约定利息事实予以一并认定。 7.利息的起算点应当自欠款之日起算即从2014年5月20日起算，而并非自2016年12月1日起算。 嘉隆公司依照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嘉隆公司向钟祥华支付借款本金20万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钟祥华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原判决认定3000万元借款成立的证据不足，另有新证据证明，九江县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长隆公司）2#地抵押贷款9600万元中，3000万元是共同投资款而非钟祥华个人财产 （一）原判决认定3000万元借款成立确有错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钟祥华个人合法享有该3000万元权益，也不能证明钟祥华已履行出借款项义务，更不能证明嘉隆公司自认该3000万元借款的形成过程。原判决认为，“由于通过四家平台公司贷款的9600万元实际由马来加、钟祥华支配使用，钟祥华所称本案3000万元借款来源于9600万元贷款的一部分，并代嘉隆公司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和债务，与嘉隆公司在（2016）赣04民初221号案中对2013年12月20日《借款协议》中的3000万元借款形成的举证、质证、2017年9月14日的《代理词》、钟祥华的举证、九江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嘉隆水韵风情项目核算清单》、（2016）赣0402民初64号判决能够相互印证，且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案涉《借款协议》合法有效，民间借款关系成立”，并认为“嘉隆公司在（2016）赣04民初221号案中对2013年12月20日《借款协议》中的3000万元借款的举证、质证、2017年9月14日《代理词》对3000万元借款的形成进行的详细说明和陈述，应视为自认，该自认与本案其他证据材料能够形成证据链，还原本案《借款协议》3000万元借款的形成经过”。 上述认定没有事实依据,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钟祥华个人在9600万元贷款中享有3000万元权益，嘉隆公司也从未认可钟祥华个人债权，嘉隆公司三位股东（包括钟祥华在内）的询问笔录也一致确认《借款协议》实际未履行。具体如下： 1．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钟祥华个人在9600万元贷款中享有3000万元权益 首先，（2019）赣民终233号判决载明，长隆公司于2#地抵押贷款所得9600万元，其贷款主合同分别签订于2013年11月26日（3000万元）、2013年12月17日（2800万元）、2013年12月19日（2800万元）、2014年8月19日（1000万元），抵押合同分别签订于2013年（2800万元）、2013年12月17日（2800万元）、2014年8月19日（1000万元）、2014年12月25日（3000万元）。从上述时间可知，直至2014年12月25日，才最终以长隆公司2#地块抵押贷款取得9600万元，而案涉《借款协议》签订时（2013年12月20日）及钟祥华主张的代为支付工程款及对外还款时（2013年11月29日付张秋霞728万元、2013年12月22日付张秋霞772万元、2013年12月23日付蔡家松400万元、2013年12月23日付郑燕萍392万元、2014年1月20日付嘉隆公司8万元、2013年11月19日付庞柳保300万元、2013年11月28日付张静文200万元），甚至在钟祥华主张的嘉隆公司偿还800万元款项时（2014年2月12日500万元、2014年4月21日300万元），该9600万元贷款尚未形成或尚未以长隆公司2#地办理抵押手续。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该3000万元来源于长隆公司2#地9600万元抵押贷款显然错误。 其次，（2019）赣民终233号判决载明，2013年1月23日长隆公司股东会决议：2#地块由马来加、钟祥华和殷志明接手继续开发经营，同时马来加、钟祥华、殷志明需“将该地块除去其应得部分外的款项支付给其他股东”、“由马来加等三人以公司名义在一个月内缴纳2380万元政府拆迁款”、承担公司前期运营的盈亏。按照上述决议，2#地块抵押贷款所得款项应属于马来加、钟祥华、殷志明共同使用。更主要的是，上述2#地块上尚有其他负担，在与长隆公司及长隆公司其他股东结算之前，该2#地块抵押贷款取得的款项中马来加、钟祥华、殷志明分别享有多少权益尚不确定，而马来加、钟祥华等与长隆公司之间结算发生于2015年2月，马来加与钟祥华之间就2#地公账进行结算发生于2015年9月3日。因此，在2013年12月20日《借款协议》及2014年4月20日《收据》出具时，钟祥华在9600万元贷款中享有的份额根本无从确定。 最后，从长隆公司股东权益的清算结果来看，钟祥华在长隆公司2#地抵押贷款中享有的权益也远不足3000万元。(2019)赣民终233号民事判决载明，2015年2月长隆公司原股东拟将股权转让给叶文达、彭建华，需要对股东权益作出清算。原股份分红金额即2013年1月23日股东会决议的金额：退分红4000万元，是公司项目当时尚欠的工程款、税金等负债共有4000万元，由各股东按份额分担；退2#地差价，是因为当时房地产行情不景气，新股东只同意以每亩120万元收购2#地块，与之前每亩130万元，一共产生800万元的差价，由各股东按照份额分担。最终得出的实股份金，就是各股东应从公司分得的金额，按此计算马来加应得金额为2418.4万元，钟祥华应得金额为2295万元,远远不足其所主张的3000万元。不仅如此，现有新证据足可证明以上钟祥华名下15%股权中，另有代殷志明、毛磊持有的5%股权对应的分配权益属于马来加，钟祥华自身实际享有的长隆公司股东权益为10%,故其应分得收益只有2295万元的10/15,即1530万元。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9600万元贷款中的3000万元属于钟祥华错误。 2.无论在诉讼前或诉讼中，嘉隆公司从未认可钟祥华个人对嘉隆公司享有3000万元债权 首先，钟祥华本身担任嘉隆公司财务总监，掌管嘉隆公司财务印章，而其作为证据提供的2014年4月20日《收据》上加盖的正是其自行保管的财务印章。因此，上述《收据》系钟祥华自行制作，且其他股东马来加、张长沐对此均不知情，故上述《收据》不足以证明嘉隆公司认可钟祥华个人借款。 其次，原判决提及“嘉隆公司在（2016）赣04民初221号案中对2013年12月20日《借款协议》中的3000万元借款的举证、质证、2017年9月14日《代理词》对3000万元借款的形成进行的详细说明和陈述”中，嘉隆公司均陈述“借款合同并未履行,钟祥华并未向嘉隆公司交付该约定的3000万元借款”，“2800万元债权是马来加和钟祥华共同享有”，“根据二人在2#地的权益比例，钟祥华仅应享有1050万元”。因此，原审判决引用的上述嘉隆公司“自认”仅能表明，即使案涉3000万元款项可作为对嘉隆公司的债权，其中2800万元债权也是马来加和钟祥华共有，钟祥华无权以个人名义直接向嘉隆公司主张3000万元债权。原审判决认为“嘉隆公司的自认与本案其他证据材料能够形成证据链，还原本案《借款协议》3000万元借款的形成经过”无任何依据。 3.嘉隆公司三位股东马来加、张长沐、钟祥华在经侦所作《询问笔录》一致证明，嘉隆公司与钟祥华之间《借款协议》根本未履行。涉案《借款协议》借款方落款处未加盖嘉隆公司公章，而是由马来加、钟祥华、张长沐三名股东签字，三名股东就《借款协议》及其履行情况分别陈述如下： 马来加在2017年3月8日《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2013年底了，公司开了一个股东会议……当时钟祥华是财务总监，公司之前也有向社会借的钱是通过钟祥华去外面借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和钟祥华还有张长沐就同意委托钟祥华去社会上借3000万元来应急，但是这个钱钟祥华一直没有借进来，按正常这个3000万元的借款协议就应该是没有生效的，因为之前嘉隆公司这边也有签过这种借款协议,最后没有借到钱就没有生效的，有效的借款协议都是以转账凭证才能生效”。就长隆公司2#地贷款3000万元的用途，马来加陈述“因为当时我和张长沐都还欠嘉隆公司的股金，我大概欠2300万元的股金……我出来就找到了钟祥华……叫他把长隆那边该还的钱都还掉，然后把我欠嘉隆公司这边的2300万元的股金还掉”。 张长沐在2017年4月17日《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嘉隆公司这边需要支付工程款和一些借款的钱，因为钟祥华是公司的财务总监，而且他借钱的路子比较广一些，之前公司的一些钱也是通过钟祥华去借的。这样就委托钟祥华去社会上借3000万元到嘉隆公司来平衡债务，约定了3分的月息，但是这个协议在签订之后钟祥华并没有从外面借钱到嘉隆公司里面来，所以这个借款协议一直都没有生效……我之所以说这个借款协议没有生效是因为这个3000万元钟祥华根本就没有借到嘉隆公司里来，为什么会在嘉隆公司账目上反映我就不清楚了，他本身就是嘉隆公司的财务总监”。 钟祥华在2017年3月27日《询问笔录》中陈述：“这个收据是因为在2013年12月20日的时候嘉隆公司的法人代表马来加、股东张长沐、我一共三个人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由我借款给嘉隆公司3000万元，但是钱是先支付了的，当天没有开具收据给我，具体什么时候开的我也不知道，是钟安根开的，但是3000万的收据开始没在我这，直到后来2014年2月21日的时候换成2500万的收据的时候我才拿到收据。其实这3000万我个人是没有借给嘉隆公司的,这3000万元是当时嘉隆公司没有钱了，而当时我和马来加在九江县长隆的一块地贷款下来了，就从贷款的钱里面付了3000万元出去，收据算在了我个人名下”，“3000万元收据的钱的具体组成我都不是很清楚”,“这些贷款的钱所有的都是马来加支出的，我从来没有经手过,包括打到钟政账户的1600余万元”。 上述马来加与张长沐的陈述一致证明，案涉《借款协议》根本没有履行，钟祥华个人并未向嘉隆公司出借3000万元。而钟祥华的陈述虽然有众多矛盾之处，例如关于“3000万的收据”其一开始陈述不在其保管，后又陈述“我就把之前的3000万的收据由马少冬拿去到钟安根那里改成了2500万元的收据”；又如关于“3000万元款项的组成”其一开始陈述“由我借款给嘉隆公司3000万元，但是钱是先支付了的”，后又陈述“这些贷款的钱所有的都是马来加支出的，我从来没有经手过”等等；但从钟祥华陈述中也可看出，其主张的3000万元款项组成实际发生于《借款协议》签订之前，且并非钟祥华个人出借。因此，代表嘉隆公司签署《借款协议》的三名股东的《询问笔录》一致证明：涉案《借款协议》与用2#地抵押贷款对外偿还的几笔转账本无任何关联，完全是钟祥华利用其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职务之便，通过捏造收据等手段，人为地将二者相关联以达到证明虚假借款成立之目的。 （二）现有新证据“马来加与钟祥华之间结算《证明》”能够证明，就长隆公司2#地抵押贷款9600万元中，除3000万元作为共同投资款未结算外，其余款项均已结算，该3000万元并非钟祥华个人财产。原审判决认定案涉3000万元属于钟祥华个人债权错误。 钟祥华在2016年4月22日《询问笔录》中陈述，“因为长隆2号地的账户，也就是马少冬的这个账户里面的钱是我和马来加共有的账户……在2015年7月份我和马来加进行清算的时候算出来九江县长隆2号地这边还欠我630万元”;另钟祥华原审提交用以证明3000万元借款成立的2013年12月20日、2013年12月26日、2014年2月20日《收据》上，均载明“2号地公账”。上述钟祥华的陈述及《收据》共同证明，钟祥华与马来加就长隆公司2#地块设立有“公账”，在双方于2015年7月（实为2015年9月）就“公账”结算前，该“公账”中的款项属于马来加与钟祥华共有。因此，在案涉2013年12月20日《借款协议》及2014年4月20日《收据》出具时，即使该3000万元来源于2#地贷款9600万元，也并非钟祥华个人财产，钟祥华无权以个人名义主张债权，即2014年4月20日《收据》系钟祥华利用担任嘉隆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便利自行开具，并非嘉隆公司真实意思。 此外，马来加与钟祥华之间就2#地“公账”于2015年9月进行了结算，并形成《证明》及附件（新证据）。该《证明》及附件中明确载明，就长隆2#地块公账，经钟祥华确认的公账总收入16447.35万元（含2#地贷款9600万元及其他民间借贷款项），总支出12966.327万元，余额3481万元。其中，当时会计计算的钟祥华欠公账3503.5万元（其中将案涉3000万元款项算作钟祥华个人使用的款项），但钟祥华未予确认，其认为3000万元属于与马来加的共同投资，不属于其个人向嘉隆出借的款项，不应计算在其个人使用的款项之列，从而扣除3000万元及其他部分款项后“实欠公账223.202万元”。在此基础上，马来加与钟祥华结算确认，“马总实欠钟总6329011元”。 根据上述新证据可知，双方之间就2#地“公账”确已进行结算，但结算结果为除9600万元贷款中的3000万元作为双方共同投资外，其余部分“公账”马来加与钟祥华已进行了分配。因此，剩余未分配的3000万元款项属于双方共同投资，钟祥华至多仅应获得其投资比例对应部分的债权。原审判决将3000万元款项作为钟祥华个人对嘉隆公司借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直接导致钟祥华从2#地9600万元贷款中多分约2000万元款项。 二、原审判决认定“涉及毛磊的300万元借款”成立缺乏证据证明，且严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本案依法应当再审。 （一）原审判决认定“涉及毛磊的300万元借款”成立违反证据规则，且缺乏证据证明。为证明涉及毛磊的300万元借款成立，原审中钟祥华提交了收据、银行汇款凭证等证据，但是收据所载的付款人与实际银行汇款人并不一致（收据付款单位为毛磊，银行汇款人为钟祥华）。钟祥华对此解释为其先向毛磊借款，再转借给嘉隆公司，款项实际出借人是毛磊。就上述主张，钟祥华仅提供了毛磊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予以证明，但原审法院却据此支持了钟祥华的主张，上述认定明显错误： 首先，毛磊虽然出具了《情况说明》，但从始至终均无任何正当理由却不出庭接受询问；此外，除涉案300万元，毛磊与钟祥华之间尚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二人之间有着重大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第五项之规定，该《情况说明》不得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其次，根据证据规定第九条规定，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外，已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属于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关于毛磊、钟祥华以及嘉隆公司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嘉隆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2016）赣0402民初544号、（2017）赣04民终46号及（2017）九中民二初252号三份在先生效民事判决中已作相关认定，认定的是钟祥华向毛磊借款300万元，嘉隆公司作为保证人对该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而钟祥华在本案中就三者间法律关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张，即主张钟祥华向毛磊借款后转借嘉隆公司，但如前文所述，其仅提供了毛磊的书面《情况说明》支持其主张，显然不足以推翻已为三份在先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然而，原审法院却公然违反证据认定规则支持了钟祥华的主张，存在明显错误。 （二）原审判决嘉隆公司向钟祥华归还300万元借款严重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原判决认为，“虽然嘉隆公司基于上述生效判决的担保责任代钟祥华偿还了该300万元，但因该300万元系由钟祥华'过桥'给嘉隆公司实际使用，依照常理对该300万元嘉隆公司不应再向钟祥华行使追偿权，但根据嘉隆公司举证的(2017)九中民二初252号追偿权纠纷一案民事判决，嘉隆公司已包含对该300万元在内的共15693770元向钟祥华进行追偿，并且得到了判决的认定”。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钟祥华2013年5月14日支付给嘉隆公司的300万元就是毛磊借给钟祥华的300万元，两笔款项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退一步讲，即使毛磊的300万元最终由嘉隆公司实际使用，因该300万元款项纠纷已在(2016)赣0402民初544号、(2017)赣04民终46号、(2017)九中民二初252号案件中进行了处理，即使有错也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本案二审法院不应再予理涉。但原判决一方面认为“依照常理对该300万元嘉隆公司不应再向钟祥华行使追偿权”，另一方面又在本案中通过判决的方式让嘉隆公司将已通过行使追偿权向钟祥华追回的款项再以归还借款的形式返还，打破了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 三、原审判决认定“涉及钟政的500万元借款”、“涉及蒋国材的100万元借款”、“2014年1月23日的200万元借款”成立证据不足，确有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本案依法应当再审。 (一)关于涉及钟政的500万元借款。 钟祥华主张2014年4月16日其子钟政向嘉隆公司转账的500万元系代其出借借款，并提供同日嘉隆公司向其出具的500万元收据一份。在转账人与收据所载不一致的情况下，钟祥华并未就钟政系受其委托出借款项予以举证证明，钟政也未出庭接受询问。钟政本身与嘉隆公司存在众多款项往来，原审阶段钟祥华提交的证据显示，除该笔500万元外，钟政尚有多笔向嘉隆公司转账的记录，嘉隆公司提交的证据则显示，钟政在嘉隆公司支取的资金近1500万元。因此，原审判决仅凭转账凭证与收据日期、金额相符就认定钟祥华向嘉隆公司500万元借款成立，明显证据不足，加之钟祥华本人当时担任嘉隆公司财务总监一职，嘉隆公司出纳、会计均系钟祥华亲属或由其指派，故500万元收据不能排除是在钟祥华操纵下伪造的，因而更不能如此简单地认定借款成立。 （二）关于涉及蒋国材的100万元借款。 虽然钟祥华提交了嘉隆公司于2013年1月9日出具给蒋国材的收据，钟祥华于2013年1月9日转账100万元给嘉隆公司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蒋国材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出庭作证的证词，但从蒋国材的证词来看，其对于钟祥华向嘉隆公司借款一事并不知情，故其证词并不能证明钟祥华与嘉隆公司之间存在100万元的借贷合意。同时，钟祥华也未提交关于蒋国材向其支付100万元的付款凭证。因此，钟祥华就该笔借款提交的收据和转款凭证虽然日期、金额相符，但收据交款单位与实际转款人不符，且在现有证据下不能排除对该笔借款成立的所有合理怀疑，故未达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审法院不应认定该笔借款成立。 （三）关于2014年1月23日200万元借款。 关于2014年1月23日的200万元借款，嘉隆公司虽对该借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在原审中始终强调该借款已经归还，只是由于财务室失窃导致相关证据遗失，故对于已归还借款的事实难以举证。但是，鉴于钟祥华与嘉隆公司间款项往来众多（包括钟祥华的儿子钟政、侄子钟安根亦与嘉隆公司存在众多款项往来，钟祥华声称其中钟政及钟安根的部分款项归其实际所有），且情形极其复杂（包括钟祥华在本案中主张的部分借款以案外人的名义出借，款项实际由其支付，或者借款以钟祥华的名义出借，款项实际由案外人支付等），加之钟祥华作为嘉隆公司财务总监现涉嫌职务侵占罪，本案部分涉案收据等证据涉嫌系其伪造。更重要的是，钟祥华与嘉隆公司从未就双方财务往来进行总体对账。因此，在本案具体情况下，不应草率地无视嘉隆公司已经归还该笔200万元借款的抗辩，而应当在组织双方对账后再行认定。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嘉隆公司向钟祥华的四笔借款（包括涉及毛磊的300万元借款、2000万元借款、涉及蒋国材的100万元借款、涉及钟政的500万元借款）事实成立证据不足，系错误认定，认定嘉隆公司未向钟祥华归还2014年1月23日200万元借款亦属错误认定，由此判决嘉隆公司承担上述借款相应的利息亦属错误。因此，请求依法立案再审。 钟祥华答辩称，长隆公司申请再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且其提交的所谓新证据也不符合再审新证据情形，应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 一、案涉3000万元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嘉隆公司就案涉3000万元申请再审理由归纳起来主要包括：钟祥华不享有3000万元权益、案涉3000万元系马来加与钟祥华共有，钟祥华权益不足3000万元，并且嘉隆公司未形成自认等理由。答辩人认为其上述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能够证明借款成立的事实及理由如下：1.2013年12月20日《借款协议》证明钟祥华与嘉隆公司已达成了出借3000万元的协议；2.嘉隆公司出具的3000万元借款《收据》证明3000万元已实际支付，其中包括2013年9月15日，通过马来加银行账户向嘉隆公司银行账户支付150万元，2013年9月24日，通过马来加银行账户向嘉隆公司银行账户支付50万元，2013年11月29日，通过贷款平台（四冶公司）银行账户向张秋霞银行账户（梅炳焱指定账号）支付728万元，2013年12月22日，通过马少冬银行账户向张秋霞银行账户（梅炳焱指定账号）支付772万元，2013年12月23日，通过钟正银行账户向蔡家松银行账户（马少冬代为办理）支付400万元，该笔款项是代嘉隆公司向蔡家松归还的欠款，2013年12月23日，通过钟正银行账户向郑燕萍银行账户（蔡家松指定账号，马少冬代为办理）支付392万元，该笔款项也是代嘉隆公司向蔡家松归还的欠款，2014年1月20日，通过马少冬银行账户向嘉隆公司银行账户支付8万元，该笔款项也是用于嘉隆公司向蔡家松归还欠款，2013年11月19日，通过贷款平台银行账户向庞柳保银行账户支付300万元，2013年11月28日，通过贷款平台银行账户向张静文银行账户（庞柳保指定账号）支付200万元。嘉隆公司不仅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对借款3000万元构成自认，嘉隆公司在原审举证、代理词等自认借款3000万元。嘉隆公司的上述自认不仅有自行提供的证据证明，而且与钟祥华提供的证据完全吻合。嘉隆公司还拖欠钟祥华借款2200万元未还，且未完成上述2200万元欠款已偿还的举证责任。 马来加与钟祥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非本案审理范畴。钟祥华与马来加是否共同享有债权不是本案审理范畴。案涉3000万元《借款协议》是嘉隆公司与钟祥华签订，案涉先后3张《收据》均是嘉隆公司向钟祥华开具，故不论案涉3000万元借款来源何处，从何账户汇出，均不能改变嘉隆公司是与钟祥华之间发生3000万元借款关系的事实。至于嘉隆公司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曾提出的该3000万元借款债权是案外人马来加与钟祥华共有之主张，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应由案外人马来加与钟祥华另案解决。 案涉3000万元是以钟祥华名义出借。钟祥华与马来加就2#地块享有权益及贷款9600万元属实，案涉3000万元借款属于钟祥华2#地块中应享有的份额，在长隆公司财务也认定属于钟祥华所有，该笔借款也是以钟祥华的名义出借给嘉隆公司。 钟祥华与马来加就2#地块是否结算、结算各自份额多少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同样不是本案审理范围。合同具有相对性，本案中，钟祥华作为借款人与嘉隆公司签订协议，并且履行协议，嘉隆公司亦接受了借款，自认了借款事实。那案涉资金是否为钟祥华与第三人共有、是否未结算完全超出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嘉隆公司原一审中主动提交证据证明出借事实，代理意见进一步强化证明事项，自认借款事实及借款来源。在后来的诉讼中否认借款事实，认为钟祥华没有履行出借义务。在本案申请再审中又提出上述借款属于与案外人马来加未结算等理由，其反反复复、前后矛盾的主张，不仅逻辑错误，更违背诉讼诚信原则。 二、原判决认定钟祥华向嘉隆公司出借300万元本金事实认定准确 嘉隆公司提出的以下理由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 1.嘉隆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违反证据规则没有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就案涉300万元本金问题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采信有理有据，综合了收据、生效的（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2017）赣04民终46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九中民二初252号民事判决书、毛磊证言、嘉隆水韵风情项目核算清单等多份证据综合认定，原审认定与多份判决认定事实一致，并不存在矛盾。原审法院并非嘉隆公司主张的仅依据毛磊《情况说明》单独认定，事实认定矛盾等问题，退一步讲，即便毛磊提供的《情况说明》不采信，也不影响其他生效判决对全案事实的清晰认定。 2.嘉隆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没有法律依据。 一事不再理是指同一诉权或请求权只拥有一次诉讼系属，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的存在。诉权行使一旦经过一个完整的诉讼或仲裁过程就而行使完毕，不论结果如何，其对应的诉讼系属就消耗殆尽。一般认为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案件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同一当事人，即两次诉讼的原、被告是否相同 （2）同一诉讼标的，即两次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一致，诉讼标的即是诉讼事实与理由的结合；（3）同一诉讼请求，即后诉与前诉的请求是否一致，包括文字表述不同但实质一致的情况。只要满足上诉三个条件，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能够以任何理由就同一纠纷再次提起诉讼。 本案中，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即钟祥华与嘉隆公司的借款纠纷法律关系和嘉隆公司与钟祥华追偿权法律关系。显然，虽然双方涉争的金额一致，但相互之间存在关联但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三、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4月16日的500万元借款事实清楚。 嘉隆公司就案涉500万元借款否认客观证据、不顾原审自认事实、置原审中放弃案涉500万元上诉权等关键问题，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反复提出申请，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具体理由如下： （一）嘉隆公司于2014年4月16日向钟祥华出具的《收据》《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能够证明钟祥华向嘉隆公司出借5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嘉隆公司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对该笔500万元借款是认可的。（2016）赣04民初221号民事判决认定该笔500万元借款属实，嘉隆公司当时并未就该500万借款提出上诉；嘉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2017年9月14日《代理词》中已自认收到了470万元借款。 因此，嘉隆公司在没有任何足以反驳上述事实的证据情况下，反反复复，自我否认，无视庭审严肃性及证据规则，违背诉讼诚信原则，应予驳回。 四、原审法院认定案涉蒋国材100万元事实清楚。 原审法院认定案涉100万元本金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嘉隆公司主张蒋国材不清楚钟祥华向嘉隆公司借款事实与钟祥华主张的转借关系不矛盾。钟祥华提交的借款凭证原件、转账凭证及蒋国材证言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全部案件事实。 五、案涉2014年1月23日的200万借款问题。 嘉隆公司就案涉200万元借款否认客观证据、不顾原审自认事实、置原审中放弃案涉500万元上诉权等关键问题，在无证据的情况下提出申请，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具体理由如下： （一）嘉隆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向钟祥华出具的《收据》、2014年1月23日《九江银行凭证》能够证明钟祥华向嘉隆公司出借2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嘉隆公司在原一审及一审（发回重审后）审理过程中对该笔200万元借款是认可的。（2016）赣04民初221号民事判决认定该笔200万元借款属实，嘉隆公司当时并未就该200万借款提出上诉；在（2018）赣04民初140号审理过程中，嘉隆公司认可该20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嘉隆公司无证据证明该200万元借款已经偿还。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钟祥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一）关于钟祥华主张超出应缴注册资本的100万元应否认定为借款的问题。嘉隆公司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钟祥华持有嘉隆公司15%的股权，应缴出资900万元。钟祥华、马来加、张长沐签订的《合作投标购地协议书》明确约定钟祥华投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为15%，投资款于2010年11月18日之前汇入。2010年11月15日，钟祥华向嘉隆公司转款1000万元，嘉隆公司出具收据载明“购买土地款”。由此可见，该1000万元是钟祥华为履行《合作投标购地协议书》义务的投资款，而非借款。因此钟祥华关于1000万元中的100万元为借款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二）关于3000万元中的200万元是否属于嘉隆公司向钟祥华的借款的问题。原判决确认3000万元中的200万元是马来加个人支付给嘉隆公司，钟祥华实际出借款项为2800万元。钟祥华申请再审称，不论200万元是否是马来加个人支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借款协议》载明的出借人为钟祥华，30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均应认定为钟祥华，钟祥华与马来加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向二审法院回函称，3000万元款项中200万元是马来加的个人出借款，现钟祥华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200万元是其委托马来加出借给嘉隆公司，钟祥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判决未将该笔款项认定为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并无不当。 （三）关于500万元借款中的150万元是否已归还的问题。钟祥华提交银行转款凭证，证明其已将500万元出借给嘉隆公司，嘉隆公司尚欠150万元未归还。但嘉隆公司称500万元借款已全部归还，并提交钟安根的证明及询问笔录、余柯的说明、交款单位为余柯的收据、余柯出具的收条、借款抵款购房单价确认书、余柯出庭作证的证言等证据证明经钟祥华授意，钟安根将该150万元的出借人由钟祥华变更为余柯，余柯已与嘉隆公司办理以房抵款手续，该150万元已结清。嘉隆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能够较好地还原该笔借款还款经过，且嘉隆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钟祥华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原判决依照证明力较大的证据确认案件事实并无不当。 （四）关于涉及魏云芳的300万元款项的问题。钟祥华主张其已委托马少东在2014年8月30日向魏云芳归还该笔借款；但嘉隆公司主张其已于2014年9月24日向马少东转款300万元，用于归还魏云芳该笔借款。虽然钟祥华主张马少东受其委托向魏云芳还款，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而嘉隆公司提交转款凭证证明其已向马少东转款300万元，用于马少东向魏云芳还款。虽然嘉隆公司提交的转款凭证中单方备注为“还魏云芳款”，但现有证据也未能证明嘉隆公司与马少东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在魏云芳明确表示“至此钟祥华在我处的借款700万元已全部还清……本人与上述单位和个人无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形下，原判决认定嘉隆公司已归还该300万元并无不妥。 （五）关于全部借款是否约定利息的问题。本案所涉借款，除3000万元在《借款协议》约定借款利率外，其他借款均未约定利率。3000万元借款发生后，嘉隆公司先后归还500万元、300万元，并根据还款情况先后更换收据，这些收据均未载明借款利率。由此可见，双方对该笔借款的利率作了变更约定，该笔借款的利率不宜按《借款协议》约定执行。2015年4月7日签订的《股东会会议决议》《合作投标购地协议书》《合作开发协议》、2014年12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嘉隆水韵风情项目核算单》中关于利息的约定，以及钟祥华与案外人借贷关系中的利率约定均与本案无关。原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认定本案所涉借款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除2800万元借款约定了借款期限外，其他借款均未约定借款期限。原判决认定未约定借款期限的借款从立案受理日起计息并无不当。 二、嘉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 （一）嘉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情形 嘉隆公司向本院提交两组证据：1.马来加与钟祥华之间结算《证明》及其附件。证明钟祥华在原审中作虚假陈述，进而证明原判决将3000万元借款认定为钟祥华个人出借给嘉隆公司的款项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在钟祥华与马来加就长隆公司2#地公账进行结算时，钟祥华认为该3000万元是其与马来加共同投资的款项，而原本公司会计将该3000万元计作钟祥华个人使用的款项是不对的，并亲手对计算过程及金额进行了改动，将该3000万元划去。也就是说，钟祥华认为该3000万元并非其个人财产，而是其与马来加共同投资款，且就9600万元贷款中除案涉3000万元以外的款项已由马来加与钟祥华进行对账分配。2.殷志明、毛磊、马来加、钟祥华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及毛磊出具的《收条》；冯小平、叶汉智、马来加、毛磊、长隆公司于2007年10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同日签订的《代为持股协议》；冯小平、叶汉智、马来加、钟扶生、长隆公司于2007年10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冯小平、叶汉智、马来加、钟扶生、长隆公司签订的《代为持股协议》。证明长隆公司原股东计算股东权益时认可钟祥华持有的长隆公司股权中，其中5%股权的实际所有权人是殷志明和毛磊，进而证明钟祥华在9600万元长隆2#地抵押贷款中享有的权益仅有1530万元，根本不足3000万元。即使不考虑钟祥华与马来加对账的事实，原判决将3000万元款项认定为钟祥华个人对嘉隆公司的借款也是错误的。 证据1、证据2均为复印件，嘉隆公司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存疑，嘉隆公司主张证据1、证据2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再审理由不成立。 （二）嘉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1.关于3000万元借款的问题。对于该笔借款，原判决仅认定2800万元，其余200万元并未认定为本案借款，下面仅在2800万元的范围内论述 （1）关于该笔借款是否成立的问题。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嘉隆公司认可该笔借款所涉《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仅抗辩该笔借款未实际履行。证据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2016）赣04民初221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嘉隆公司在答辩、举证、代理词等中均阐述了该笔款项的组成。由此可见，嘉隆公司已收到该款项。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嘉隆公司在后续的审理过程中也未能提交相反证据推翻其认可的该项事实，因此，原判决确认该笔借款所涉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并无不当。 （2）关于钟祥华个人对该借款是否享有2800万元的权益问题。从现有证据来看，《借款协议》载明的出借人是钟祥华，该笔借款所涉收据载明的债权人也是钟祥华。除有证据证明其中200万元是马来加个人借款外，其余借款应认定为钟祥华与嘉隆公司之间的借款。若案外人主张其对该笔借款享有债权，可另行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寻求救济。 2.关于涉及毛磊的300万元的问题 关于该笔借款是否缺乏证据证明，是否违反证据规定的问题。原判决在认定该笔借款时，除考量了毛磊的《情况说明》外，还综合了收据、生效的（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2017）赣04民终46号民事判决及（2017）九中民二初252号民事判决、嘉隆水韵风情项目核算清单等多份证据，从而认定钟祥华与嘉隆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另案生效判决是毛磊诉请钟祥华归还借款本息、嘉隆公司对借款本息的归还承担保证责任，而本案是钟祥华诉请嘉隆公司归还借款本息。二者在资金来源上虽有牵连，但属不同事实。因此，原判决的审理不存在与证据规定第九条相悖的情形。 关于原判决对该笔借款的认定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一事不再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向法院起诉的案件重新起诉；另一是一个案件在判决生效之后，产生既判力，当事人不得就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再行起诉。关于毛磊的300万元，本案与另案生效判决所涉当事人、法律关系、诉讼请求均不同，原判决对该笔借款进行审理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3.关于涉及钟政的500万元的问题。嘉隆公司称其与钟政之间互有资金往来，加之钟祥华是嘉隆公司财务总监，嘉隆公司的会计、出纳均是钟祥华亲属或者由钟祥华指派，因此不能排除500万元的收据是在钟祥华的操纵下伪造。钟政与嘉隆公司之间的其他资金往来，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查，若嘉隆公司认为其对钟政享有相关权益，嘉隆公司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予以救济；嘉隆公司主张500万元的收据存在伪造嫌疑，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嘉隆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钟祥华已提交转款凭证、收据，且钟祥华与钟政属父子关系，钟祥华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原判决认定作为借款人的嘉隆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4.关于涉及蒋国材的100万元的问题。原判决查明，2013年1月9日蒋国材向钟祥华转款100万元，后钟祥华向嘉隆公司转款100万元。结合钟祥华提交的嘉隆公司2013年1月9日出具给蒋国材的收据、蒋国材的证人证言等可以证明涉及蒋国材的100万元是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作为借款人的嘉隆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蒋国材是否清楚钟祥华向嘉隆公司出借该笔款项并不影响钟祥华与嘉隆公司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因此，原判决认定嘉隆公司应向钟祥华归还该笔借款并无不当。 5.关于2014年1月23日的200万元嘉隆公司是否已归还的问题。原判决已查明，嘉隆公司对该笔借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嘉隆公司称其已归还该笔借款。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嘉隆公司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嘉隆公司应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钟祥华归还该笔借款，但其未能提交证据佐证其主张，嘉隆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判决据此认定嘉隆公司应向钟祥华归还该笔借款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 驳回钟祥华、九江市嘉隆置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肖 峰 审判员 张爱珍 审判员 何 君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秦润芝 书记员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