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12民初73号 原告：邓林，男，197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被告：雷波，男，196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明全，雷波施工管理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权，四川齐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乐山市五通桥区水务局。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中心路274号。 法定代表人：余瑞，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长全，四川齐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799号1栋2栋7层17号。 法定代表人：杨春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四川齐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邓林与被告雷波、乐山市五通桥区水务局、四川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林，被告雷波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明全、刘正权，被告乐山市五通桥区水务局（以下简称“五通桥水务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长全，四川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恒建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雷波、五通桥水务局、鼎恒建工公司支付工程款320,597元（材料费282,452元+安装人工费38,145元）；2、判令雷波、五通桥水务局、鼎恒建工公司支付邓林23次成都到五通追款的交通费9099元、住宿费8200元、餐费8000元、误工费6900元，共计43,899元；3、判令雷波、五通桥水务局、鼎恒建工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363,486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至2020年1月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后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利率年息18%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3日,邓林与雷波签订《节水灌溉材料销售安装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工程完工结清余款。项目完工后，业主单位于2018年11月2日验收合格,现已经正常使用一年多了,经多次催收无果，雷波故意拖欠给邓林造成经济巨大损失,前后23次从成都到五通桥收款,产生交通费损失9099元,住宿费8200元，餐费8000元，误工费6900元。邓林从2018年1月19日开始购买管材及设备款,是朋友邓涛借款30万元高利贷，每天万分之七利息。还有从四川创信美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管材设备的欠款324,624元,逾期按欠款金额每天万分之七计算资金占用利息。 石麟项目是高效节水国家补助专项资金项目,中标价80万元左右,业主单位五通桥水务局全权负责该项目资金安排,石麟镇项目是鼎恒建工公司中标,中标单位转包给雷波,然后雷波再分包安装施工。依照建筑法律规定，案涉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依据“建工司法解释一”第26条規定,五通桥水务局、鼎恒建工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请求判如所请。 雷波辩称，承认邓林主张的项目中标、转包、施工等基本事实，案涉合同属于无效合同。雷波认为，1.邓林前后提交的两份合同文本不一，应以起诉时提交的为准，该文本也与雷波持有的文本一致；2.不认可邓林在本次诉讼中提交的材料款票据，认可邓林在第一次诉讼时提交的17张票据，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3.邓林拉走的材料应折价扣减；4.双方未完成结算，不应计算工程款利息，即使计算也应按银行同期利息标准计算；5.追款损失，双方没有约定，也无法律规定，雷波不应承担。 五通桥水务局辩称，认可案涉合同无效。石麟项目已付款477,000元，五通桥水务局与邓林无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支付责任。因鼎恒建工公司与邓林至今未提供完整的竣工验收资料，导致无法完成项目审计结算，不能确定最终结算价款，五通桥水务局也不应承担责任。 鼎恒建工公司辩称，认可案涉合同无效；鼎恒建工公司承包石麟项目后，通过口头协议交给雷波施工，不清楚雷波与邓林之间的事情；案涉工程款至今尚未与水务局办理审计结算。对邓林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鼎恒建工公司与邓林没有合同关系，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7年5月，五通桥水务局将五通桥区高效节水灌溉项目中的金山项目承包给四川佳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价款为162.86万元；将石麟项目承包给鼎恒建工公司，合同价款为79.5万元，工程内容包括“新建蓄水池1口、提灌站2座、附属部分（沉沙池、引排水渠）、石河堰整治、设备及机电安装等”，合同第23.4.3约定竣工结算方式为“工程结算造价以审计部门审计决算为准”。后，雷波通过口头协议方式分别转包了金山项目和石麟项目。 2018年1月3日，雷波与邓林签订《节水灌溉材料销售安装施工合同》，雷波将金山项目和石麟项目的管道和机械设备安装材料和人工费承包给邓林施工（挖沟槽除外）。双方约定：承包价格、总价以材料清单实际用量为准；材料和安装价格以清单（双方协商价）价格为准；总工期35天（2018年1月5日至2018年2月10日）；邓林应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材料进场要有产品合格证及检验报告，须经复检合格后才能使用，禁用不合格产品，管道须达到设计的1mPa的压力；付款方式为按实际进场材料支付材料款，材料全部进场支付总造价30%；工程全部完成支付总造价的5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以实际完成工程量结算余款。案涉合同所附《材料清单》2页（包括金山项目），载明“石麟项目的材料费合计280,190元，含安装人工费为293,161.60元”。 2018年1月23日，邓林与周某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金山项目和石麟项目的管道安装及设备安装交由周某完成，总工期为90天，采用总承包方式，费用为拾万元。石麟项目于同年4月动工，同年6月完工。现金山项目与石麟项目均已完工交付。雷波已支付邓林工程款603800元，其中金山项目款503800元，石麟项目款100000元。 另查明，2019年7月1日，邓林向本院起诉，请求“被告雷波、五通桥水务局、佳和建工公司、鼎恒建工公司支付金山、石麟两个项目工程款”，后于同年8月7日撤诉。同年8月14日，本院分别受理“邓林起诉被告雷波、五通桥水务局、佳和建工公司支付金山项目工程款，和邓林起诉被告雷波、五通桥水务局、鼎恒建工公司支付石麟项目工程款”两起案件，同年11月7日，石麟项目纠纷案以邓林撤诉结案。金山项目纠纷案，邓林在一审判决后上诉，现已二审终结。 关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五通桥水务局同意雷波的质证意见，鼎恒建工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石麟项目工程款的核定 邓林主张“合同约定内的材料费为303,390元，施工中增加材料费为79,062元，安装人工费为38,145元，合计工程款320,597元”的事实。 （一）当事人对于工程款的诉讼主张及举证、质证情况。 1.本案2020年4月1日的庭前会议。邓林提交1份《材料清单》载明“石麟项目的材料费合计303,390元，含安装人工费为330,936.60元”，请求更换其起诉时提交的《材料清单》（石麟项目的材料费合计280,190元，含安装人工费为293,161.60元），拟证明：在石麟项目施工中，邓林按约采购工程材料，价值303,390元。邓林提交有《送货单》7份、《销售清单》5份、2018年4月28日手写清单1份，拟证明：在石麟项目施工中，因工程需要，邓林增加采购工程材料，价值79,062元。 雷波质证认为：（1）关于合同约定价款事实。邓林更换的《材料清单》虚假，与其起诉提交的《材料清单》金额不符，其起诉提交的《材料清单》与雷波持有的合同文本相符，应以该份《材料清单》确认约定材料费为280,190元。但根据合同约定，该款系预估价，也不能直接以合同载明的金额来证明邓林的采购材料事实，邓林应承担举证责任。（2）关于施工增加材料事实。对《送货单》、《销售清单》的证据三性不认可，对2018年4月28日手写清单认可真实性，但对邓林主张增加材料费的事实不认可，邓林应承担举证责任。 雷波提交有双方签字确认的《送（销）货单》3份、2018年4月28日手写清单1份，拟证明：石麟项目施工中，邓林累计采购材料147,102元，按合同折算人工费为12,970元，合计工程款为160,072元。邓林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仅为部分材料采购，还有大量的雷波施工人员未签字的材料票据。因此，不能达到雷波的证明目的。 本院审查认为，邓林对其主张的“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材料购买使用”及“合同约定范围外增加的材料”事实，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2.本案2020年5月8日的第一次庭审。邓林出示《送货单》票据本，提交其中开具的“票据编号的尾号为781-786”《送货单》6份，载明的材料金额合计303,390元。邓林以该组票据，拟证明：签约估算的材料款，已实际施工产生。 雷波质证认为，该本票据薄只开具了6张票据，客户联也未撕取下来交给雷波对账，该组证据系虚假证据，雷波不认可。 经本院审查，对于案涉材料款，根据邓林提交的2组票据，显示其合同内材料款303,390元，增加材料款79,062元。而邓林承认的雷波持有的4张票据（系邓林制作填写）金额为147,102元，即使扣减证据重叠的“2018年4月28日手写清单”的金额7258元，就邓林认可的票据来看，案涉工程材料款已达到52万余元，与邓林的诉讼主张明显不符。 从证据形式及来源分析，邓林提交的材料款票据主要为《送货单》《送（销）货单》《销售清单》，三种制式票据的票据薄系邓林自行购买，内容也是邓林自己填写。根据邓林当庭出示的票据薄的情况来看，其多数票据联均未撕取下来，与其所称“票据交给雷波，雷波故意拒绝签字”的情形不符。特别是金额303,390元的6张票据，在庭前邮寄本院、庭审邓林出示原件、对方当事人质证等时间环节，邓林均未作出合理说明，结合邓林提交的两份《（合同）材料清单》，邓林已涉嫌捏造诉讼证据。在本院要求下，邓林解释为：自己法律意识差，不懂诉讼证据的法律规定；记账时，在找不到先期票据的情况下，就填写新的票据补充，造成重复开票；因为票据混乱，导致在本案中多提交了票据。 雷波提出，在案涉纠纷第一次诉讼中，邓林提交了金山项目及石麟项目的全部材料款票据，其中，涉及石麟项目的有17张（雷波持有复印件），雷波同意应以该组票据确定工程款。 邓林承认第一次诉讼提交票据的事实。但认为：一是自己没带票据原件，无法核实雷波提交的复印件；二是有些票据存在“标注是金山项目，但实际材料用于石麟项目”的情形，也需要核实梳理，故请求本院给予时间，让当事人回去后计算并制作清单。 经征求当事人意见后，本院指定双方当事人在三日完成提交票据和核算工作。 3.本案2020年5月11日的第二次庭审。邓林提交了16份票据原件（《送货单》8份、《送（销）货单》3份、《销售清单》5份；不含“2018年4月28日手写清单”），并明确表示不核实雷波的复印件，认可与原件一致。对本院提出的“为什么邓林第一次诉讼时就石麟项目以17份票据为诉讼主张，而本次诉讼却以另行填写的6份票据为诉讼主张”的问题？邓林解释说：是自己诉讼方案的调整问题，强调其主张是真实的，没有证据造假。 雷波对17份票据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载明的材料数量无异议；但对材料单价，若合同有约定的，应按约定单价计算，合同清单外的则可以按票据载明的金额计算。在此材料款基础上进行人工费计算，合同有约定的，按约定计费，合同外的则按材料费的10%计费。 对于邓林提交的两份《（合同）材料清单》，雷波提交了其持有的合同文本。邓林质证认为，两份材料清单的分项数据都是一致的，金额较小的清单系累加错误。在邓林当庭累加计算后，其明确表示“以双方一致的合同文本的金额数据为准”。邓林解释为：自己口袋里面的材料太多，有时是拿错了。 雷波提交了1份核算清单，内容为根据“17份票据中，其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部分材料”所计算的材料费、人工费。但邓林未提交有核算资料。 4.本案2020年5月21日的第三次庭审。雷波提交了1份核算清单，内容为根据“17份票据中，雷波未签字确认的部分材料”所计算的材料费、人工费。邓林仍未提交有核算清单。 根据17份票据，雷波单方核算工程款为：材料款206,905元+人工费18,232.50元=225,167.50元。邓林承认雷波的计算数据没有错误，但不认可雷波主张以此款额确定石麟项目工程款，坚持其诉状载明的工程款金额才是实际产生的。 综上情况，对于邓林提交票据混乱的错误举证行为，本院酌情考量案涉纠纷带给当事人的影响和压力，决定不给予邓林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处罚。但邓林的行为，已极大地降低其当事人的诉讼诚信可靠度，和单方制作证据的可信性。诉讼中本院多次释明，但邓林和雷波均明确表示不申请工程造价鉴定。 经本院审查认证，对于邓林的6份票据，金额303,390元，与其自认的错误合同清单金额完全一致；且在第一次诉讼中并未出现；也与17份票据冲突不符。明显可以认定该组证据是根据错误清单“量身定制”的，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 邓林主张以合同约定价款确定其在合同范围内施工的材料款，与合同约定和其诉讼主张相悖。根据邓林与雷波的“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双方也均承认“合同载明的价款系预估价，应当按实结算”。因此，本案不能直接以合同载明的估算价款来确定邓林在合同范围内实际施工的工程款。 根据邓林提交的其在第一次诉讼提交的17份票据的原件，其在本案中所谓“增加工程材料款的13份票据”也已包含在内。虽系邓林单方制作的书面材料，但对方当事人予以承认；本案在不作工程造价鉴定的情况下，邓林亦无其他证据能够认定工程材料款投入，因此，该组证据作为案涉工程款的确认依据，本院予以采纳。 雷波对17份票据载明的材料数量无异议。并根据合同载明的材料单价进行计价；对合同约定外的部分材料，其认可邓林票据载明的计算金额，以此确定邓林采购的材料费。对安装人工费，雷波根据合同载明的材料及安装费内容计价；对合同约定外的部分材料，雷波比照金山项目生效判决确认的“以材料费10%计算安装费”的方式计价。该计算方式和依据，与金山项目生效判决的计算一致，也不违背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其计算的数据结果，亦经邓林核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邓林主张其第一次诉讼提交的17份票据系部分材料款证据，但却不能提交其余部分材料款的证据，也未在本案中按本院指定时间提交有核实清单，对其施工事实及工程款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不利后果。因此，本院确认邓林在石麟项目中施工的工程款为225,167.50元。 （二）关于剩余材料抵扣工程款的问题 雷波提交了证人周某的书面证言1份，拟证明：石麟项目的剩余材料被邓林拉走。并以此计价20625元,主张在邓林申报的材料款中扣除。双方均承认周某在金山项目中出庭作证。邓林质证认为，不认可该证据，金山项目的生效判决也未采纳证人证言。 经本院审查认证，在本案中，周某未出庭作证，其证言真实性不能确认，雷波也无其他证据佐证；周某作为石麟项目的安装施工人，与本案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作为孤证，亦不能达到雷波的证明目的。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二、关于石林项目的工程交付时间 邓林称，石林项目于2018年6月初交付工程，没有办理交付手续，其主张验收时间为2018年11月2日。 五通桥水务局提交了《完工意见书》及《完工验收人员签字表》，拟证明：2018年11月2日，该局组织相关单位对石麟项目进行了完工验收，提出了需要整改的问题和处理意见。根据该组证据内容，应以石麟镇（工作人员）最后签字时间“2019年1月7日”为工程交付时间。雷波及鼎恒建工公司同意水务局意见。 邓林称，由于自己不在场，不清楚具体使用时间。认为1月7日是合同履行正式移交的时间，但村民早就在使用。 经本院审查认证，《完工意见书》载明“八、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因存在以下问题，运行单位暂不接受移交；处理意见：12月15日前将存在问题整改到位后，由运行单位、所在村民委员会或石麟镇验收合格后正式移交”。《完工验收人员签字表》显示，石麟镇（工作人员）签字时间为“2019年1月7日”。邓林主张村民已接收使用，但未有证据佐证。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纳，认定“石麟项目的工程交付时间为2019年1月7日”。 三、关于邓林追款损失的事实 邓林起诉提交有若干的车票、加盖有乐山红杏饭店章或乐山时美酒店定额发票（复印件），拟证明：邓林前后23次从成都到五通桥收款,产生交通费损失9099元,住宿费8200元，餐费8000元，并按300元/天计算误工费6900元。庭审中，邓林出示的原件为几捆装订成册的会计凭证，其中参杂大量其他地方的出差票据，邓林当庭无法完成票据原件的清理。雷波质证认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实，真实性不认可；邓林虽有到五通结算合同行为，但具体费用金额也有悖常理而不实，如餐费每次都是200元。 经本院审查认证，邓林在金山项目纠纷案二审中，主张20次追款损失，二审法院未予采纳。根据票据内容和邓林的解释，并不能直接证明其费用系催收工程款而耗支，案涉合同也未约定有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应由违约方承担，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邓林在庭审中，还申请增加诉讼请求，主张其在本案诉讼中产生5次费用9000元的损失，应由雷波赔偿。经本院询问后，自动放弃申请。 四、关于五通桥水务局与鼎恒建工公司的合同结算事实 邓林主张五通桥水务局作为工程发包人，应在欠付工程款中向邓林承担支付责任。但对“五通桥水务局欠付工程款”的事实未提交有合同结算或欠付工程款的证据，其称不清楚是否审计结算，也不清楚已付款情况。在本案中，五通桥水务局主张其已付合同工程款477,000元，但与鼎恒公司未完成合同约定的审计结算，不能确定欠付工程款数额。鼎恒建工公司承认尚未审计结算；雷波承认水务局已付款和水务局未完成审计结算的事实。 经本院审查认证，五通桥水务局与鼎恒公司的合同载明工程款795,000元，已支付477,000元，但根据合同约定，该合同款额系预估价，最终是以审计结算确定实际合同工程款。因此，不能直接推定出“五通桥水务局欠付工程款”的事实，而结合案情，邓林至今未提供有案涉合同约定的“材料合格证、检验报告、复检资料和增值税票”，与五通桥水务局提出的“鼎恒建工公司和邓林不能完善审计所需资料，导致无法提交审计”情形相吻合。本院对五通桥水务局与鼎恒建工公司的事实陈述予以采信，认定事实为：五通桥水务局已支付工程款477,000元，但与鼎恒建工公司未完成合同结算。 关于邓林提交的《销售合同》及《借款合同》，其明确表示，只为证明“邓林在案涉施工合同履行中，承担了资金利息损失”的事实，雷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经本院审查认证，根据邓林关于工程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其并未就该组证据提出实体上的民事权利义务，与本案没有关联，因此，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承认，由于合同双方均无相关建筑资质，为无效合同，该合同也已经金山项目的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无效。案涉合同虽无效，但石麟项目工程已经完工交付验收，邓林主张按约结算工程款，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工程款如何确定？二、工程款利息应否计算？三、邓林追款损失应否由雷波承担？四、五通桥水务局与鼎恒建工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案涉工程款如何确定？ 邓林认为，首先应按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主张来确定；若工程款发生争议，应当由发包人来确认，总包工程含土建和安装，应当以施工图和清单确定各款项，即土建款、材料款、安装费。 雷波则认为，邓林应对工程款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案件调查事实，应确定工程款为225,167.50元，结算应扣减已付款和邓林拉走的剩余材料折价款。 本案中，五通桥水务局与鼎恒建工公司的承包合同，包括了其他设施建设和土建工程内容，且也涉及到按实结算工程款的问题，以此并不能确定邓林的承包范围的工程款；邓林的该项结算主张既非邓林与雷波的合同约定，也于法无据，因此，邓林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 作为实际施工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案涉合同约定，邓林应对其在石麟项目中的施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案涉合同以及完工交付的项目工程，只能证明邓林系石麟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和项目完工交付的基础事实。对于邓林采购材料款及安装人工费的事实，除双方承认的17份票据证据，邓林并未就其主张的其他部分（包括其增量主张）工程款完成举证，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不利后果，对其事实主张，本院予以部分确认，即案涉工程款为225,167.50元。 雷波对其主张剩余材料应折扣工程款的事实，也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不利后果，本院不予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工程款利息应否计算？ 邓林坚持其诉状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雷波则认为双方发生结算争议而未完成结算，不应计息；即使计息也应按银行同期利息标准计算。 本案中，邓林对工程款利息的主张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但邓林主张的计息时间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计息时间应以工程交付时间的次日起算，即2019年1月8日。其主张的工程款利息标准，根据相关规定，应确定为：从2019年1月8日至同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三，即邓林追款损失应否由雷波承担？ 邓林坚持追款损失的诉讼请求。雷波则认为，邓林的诉讼请求，既无合同约定，也无法律规定，雷波不应承担责任。 邓林对其主张的追款事实，所提交票据并不能直接证明该费用系追款而产生，且其追款方式及次数不具有合理性，案涉合同也未约定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由欠款人承担。邓林诉请的交通费、住宿费、餐费、误工费以及追款损失的利息主张，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四，即五通桥水务局与鼎恒建工公司应否承担支付责任？ 邓林认为，依照“最高法院的建工解释一”第26条规定，五通桥水务局与鼎恒建工公司应承担付款责任。五通桥水务局则认为，其与邓林无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支付责任。即使邓林作为实际施工人，因公司与邓林至今未提供完整施工资料，导致无法完成审计，不能确定最终价款，因此，水务局也不应承担责任。 现行法律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在本案中，五通桥水务局是否担责，首先要确定其有无“欠付工程款”的事实，邓林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邓林并未提交有该项事实的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不利后果，邓林对五通桥水务局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依法不能成立。 本案中，鼎恒建工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一级承包人，虽又转包给雷波，但其与邓林并无合同关系。因为案涉施工合同无效，邓林主张鼎恒建工公司应对案涉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诉讼中，鼎恒建工公司未就案件争议焦点发表辩论意见。 需要指出的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同一合同两个项目，存在履行混同”的观点，均对金山项目的结算结果不满，而导致在本案中，双方坚持不当诉求，发生不同程度的缠诉行为。由于双方履约不当，造成证据缺乏，而又坚持不搞工程造价鉴定，双方均意图诉讼攻击对方的举证责任，虽然是当事人诉讼策略的选择问题，但在本案中，也均存在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不听从法庭指令，影响拖延诉讼时间的不良行为。特别是邓林对追款损失的苦苦纠缠，在金山项目生效判决已明确处理的情况下，还坚持其诉权，其诉讼行为表现，不单是诉讼法律能力低下和性格偏执，已严重违背民事诉讼诚信原则。 综上所述，案涉工程款为225,167.50元，雷波已支付100,000元，还应支付125,167.50元，邓林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雷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邓林125,167.50元及相应利息（以125,167.50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邓林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376元，由邓林负担2228元，雷波负担114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彭红松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程英杰 书 记 员 何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