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2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必贵，男，195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凤鸣，女，1961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审第三人：郑根春，男，1955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审原告：徐院生，男，196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上诉人张必贵因与被上诉人王凤鸣，原审第三人郑根春、第三人徐院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606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必贵，原审第三人郑根春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王凤鸣、第三人徐院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必贵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改判王凤鸣对郑根春赔偿张必贵购车款100000元及逾期债务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处理本案纠纷，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郑根春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正是为其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其与王凤鸣正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们的儿子郑强也参与到郑根春与张必贵、徐院生合伙共同出资购买车辆及车辆营运之中，郑强替郑根春支付购车款，郑强代替其父郑根春与张必贵、徐院生共同向襄樊瑞飞公司签字承诺在该公司指定的永安保险公司投保并在收到瑞飞公司1500元费用的收条上签字。这充分说明郑根春与张必贵、徐院生共同出资购买车辆、合伙营运，所赚钱是为了其与王凤鸣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后郑根春擅自将车辆开走，独自经营。其谎称车辆被人抢走，其实是独自占为己有，私自处理所得的车辆价款亦是用于其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根本没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二）原审认定因果关系缺乏逻辑性，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为“即张必贵、徐院生认可王凤鸣不是直接的债务主体，因此，诉争债务不是王凤鸣、郑根春的夫妻共同债务。”缺乏逻辑性，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同样可以形成夫妻共同债务。(三)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基本事实的认定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在对原审认定“被告擅自将合伙购买的车辆开走独自经营”以及车辆被他人抢走是否属实的问题，认为郑根春在二审庭审中主张车辆是在其控制下被他人抢走因未提供证据证实，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而不成立，在此事实认定的基础上认为郑根春控制车辆时车辆下落不明，其应当对车辆下落不明给合伙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原该终审判决所称的“下落不明”，实际是指郑根春人为地制造车辆“下落不明”，郑根春应当为其人为制造的车辆“下落不明”给合伙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且这种“下落不明”建立在郑根春擅自将车开走独自经营的基础上。但一审法院在引用该判决时故意删去了“其主张车辆被他人抢走因未提供证据证实而不成立”这句话，而刻意添加了一句“合伙营运期间”。(四)原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建立在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的基础之上，因此是错误的。首先，本案郑根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并没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然而，原审法院却错误认定郑根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其次，根据本案事实，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不需要张必贵、徐院生提供证据以证明诉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当然更不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王凤鸣参与合伙营运车辆。然而，原审法院却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让张必贵、徐院生承担本不应承担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王凤鸣未答辩。原审第三人郑根春述称：王凤鸣从始至终就没有参与合伙经营，我所负的债务与其无关，不应该承担责任。原告张必贵、徐院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凤鸣对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襄阳中民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债务，即赔偿徐院生购车款90000元，赔偿张必贵购车款100000元及逾期债务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张必贵、徐院生、郑根春共同出资280000元购买自卸货车一辆，合伙从事营运期间产生纠纷，张必贵、徐院生将郑根春列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2013年10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鄂樊城民四初字第00129号民事判决书，郑根春不服上诉至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3月5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郑根春赔偿徐院生购车款90000元，赔偿张必贵购车款100000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2013年11月15日，郑根春与王凤鸣协议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张必贵、徐院生以诉争债务发生在王凤鸣、郑根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王凤鸣、郑根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王凤鸣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其理由是：首先，本案中，经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郑根春赔偿徐院生购车款90000元，赔偿张必贵购车款100000元。即张必贵、徐院生认可王凤鸣不是直接的债务主体，因此，诉争债务不是王凤鸣、郑根春的夫妻共同债务。其次，诉争债务是郑根春直接所欠，该债务系因郑根春与张必贵、徐院生共同出资购买车辆，合伙营运期间，郑根春控制车辆时车辆下落不明，给合伙人造成损失予以赔偿所产生，显然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张必贵、徐院生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不予支持；再次，张必贵、徐院生也没有提供王凤鸣参与合伙营运车辆，车辆营运收益用于夫妻生活需要等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共同生活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证据。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必贵、徐院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张必贵、徐院生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本院在（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上诉人郑根春控制车辆时下落不明，其主张车辆被他人抢走因未提供证据证实而不成立，其应当对车辆下落不明给合伙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张必贵、徐院生请求赔偿车款，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根据本院（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及判决理由，本案债务系郑根春在与张必贵、徐院生合伙期间，因其控制的合伙财产（营运车辆）下落不明，给其他合伙人张必贵、徐院生造成损失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并非因为从事合伙事务而产生的债务，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依法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张必贵、徐院生上诉主张车辆下落不明是郑根春人为造成，实际是郑根春私自开走车辆独自经营，私自处理车辆所得价款用于其家庭生活，既未提供证据证明，也与本院（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不符，故其上诉要求王凤鸣对本院（2014）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债务，即郑根春赔偿徐院生购车款90000元、赔偿张必贵购车款100000元及逾期债务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必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张必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俊审判员 严庭东审判员 刘丹丹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郭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