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8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启恒（曾用名李明），男，1974年6月23日生，汉族，宣威市村民，住个旧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有，方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个旧市老厂镇义昌选厂。地址：个旧市老厂镇一工段。法定代表人：张义昌，该公司负责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义昌，男，1967年11月16日生汉族，石屏县村民，住个旧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学明，男，1963年9月2日，汉族，石屏县村民，住个旧市。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强，云南李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启恒因与被上诉人个旧市老厂镇义昌选厂（以下简称义昌选厂）、张义昌、李学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1民初2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审理终结。李启恒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三被上诉共同支付原告的劳务分配款451447元；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义昌选厂的合同关系已成立。本案是一个内部承包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义昌选厂、张义昌有着劳务承包关系，因矿山大都是采用承包方式进行生产经营，本案中义昌选厂的法定代表人张义昌自己经营着义昌选厂，还承包了个旧市坑进行开采，而张义昌又将6号坑分成若干采区，分别承包给下面的十多个队组进行开采，上诉人就是其中一个队组，每个对组都有不同的分配比例。因矿山采矿承包已形成惯例，个人与老板承包，一般都不签书面合同，都是口头协议，承包者将承包采区内采出的矿产品按约定的锡金属吨单价交付给发包人结算后支付费用，谁交的矿产品就结算给谁。上诉人承包的采区由上诉人负责在坑内的所有生产投资和工人工资，开采出来的原矿交给义昌选厂加工后按锡金属吨以当时的市场价每吨10500元结算给上诉人，再以总价50％的比例分配给上诉人，所以，上诉人与义昌选厂的合同关系已成立。2.本案中，被上诉人李学明是张义昌安排在义昌选厂的主要负责人，专门负责管理和收购原矿，收购的原矿经加工后上报给义昌选厂财务，财务根据交矿人的锡金属吨以及单价进行结算。本案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的4批矿产品经计算总金属吨为8.599吨，接收矿产品的义昌选厂负责人李学明签字出具接收清单，结合2017至2018年的市场价被上诉人定给上诉人的单价为10500元／吨，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的锡金属8.599吨×10500元＝902895元，上诉人按50％提成，即为451447元，在李学明出具的收矿清单上第三批矿6车锡金属吨为3.468吨，对应被上诉人提交的“现金日记账”78页客户栏的内容：“2016年12月，李明”。在本页的最后一栏结算数据确认：“2016年12月19日结算李明选厂锡矿，应付李明138457元”，这个计算数字实际是减去了不合理的费用，应付给李明的实际款项应为3.468吨×93.5%×ｌ05000元＝340515元×50%＝170257.5元，被上诉人无理扣除了不合理的费用1800元和30000元，算成了138457元。而且领取该款项的人应当是李启恒，但在“现金日记账”上签字领取的人却是冯某。被上诉人以什么理由付给冯某上诉人不知道，在撤诉的个旧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1民初1778号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审判员问证人冯某当时是怎么去领李明的货款138457元的？冯某回答是李明委托他去领的，审判员又问有书面的委托书吗，冯某回答说没有，冯某又说是李明和他一起去的，审判员问：“既然是李明和你一起去，为什么李明不亲自签字领款，还要委托你签字领款吗？”。冯某的证言不能自圆其说，这充分说明了冯某擅自领取应该付给李明的矿款，而未经李启恒同意或授权，冯某无权代理上诉人领款，被上诉人应当将该款项支付给上诉人。3.上诉人在6号坑干出的矿产品己拉到义昌选厂加工，经选厂主要负责人签字认可（并开出单据证明），至于张义昌认为义昌选厂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结算是针对个旧市坑进行的，并不是与李启恒结算的说法，更是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上诉人的产品已拉到义昌选厂加工结算，难道还要叫睿达锡矿来结账吗？张义昌是6号坑的承包人，不与张义昌的义昌选厂结算，那要与什么人结算呢？上诉人交给义昌选厂的4批矿分别为第一批的锡金属吨为8.852吨，第二批1.373吨，第三批3.468吨，第四批2.906吨，合计59.0003吨，都有被上诉人签收单据，单据上清楚地写着李明交来的矿，并没有写周某或是冯某交的矿，上诉人并非周某队组的人，只是以前上诉人在6号坑开机车曾经拉过周红队组和其他队组的矿，本案上诉人交的4批矿与周某没有任何关系。周某与被上诉人结算的矿款201016.3元也不是上诉人交的这批矿，交矿时间、吨位、单价以及提成比例都不一样，周某交给被上诉人的矿款提成比例是70%,而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的矿款提成比例则是50%，这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3《现金日记账》中很清楚地显示出来，所以，被上诉人结算给周某的矿款201016.3元并不是上诉人应领取的矿款，而是周某个人的矿款，《现金日记账》上是谁的名字就是应付给谁的钱，《现金日记账》上清楚地写着：“应付李明选厂矿款”，而没有写什么周某队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交易这四批矿，正是因为与被上诉人达成口头采矿承包协议，被上诉人才会收取上诉人的矿产品并与上诉人形成结算单，况且周某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所交的这四批矿就是周某队组的，上诉人也不是周某队组的人，上诉人自己投资在承包采区内开采，有自己的工人（在一审庭审中已查明），上诉人自己开采的矿直接交给被上诉人，而周某队组的矿由周某直接交给义昌选厂，二者毫不相干，周某也不可能将自己的矿交给上诉人，上诉人交的矿被上诉人在结算单上确认应付给李明矿款，而并非付给周某，因矿山采矿队组下面的人员也是按采出矿的吨位计算提成报酬，如果上诉人交的矿是周某队组的，那么，周某就要将这批矿的提成款发给上诉人，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在周某队组对该批矿提取任何款项，这是在一审中应该查清的问题，而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就认定该批矿是周某队组的纯属是对事实认定错误，应在二审中予以纠正。4.被上诉人提交的《现金日记账》第86页载明周某的矿结算时间是2016年12月24日，与上诉人的结算时间不同，并且周某的矿是铜矿款，而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的矿是锡矿，吨位和单价都不同，被上诉人兑给周某的单价是106600元，上诉人的单价是105000元，并且提成比例不同，周某的提成比例是70%，上诉人的提成比例是50%，在本页最后一行：“2016年12月24日结算，张义昌应付周某结账款201016.3元”，周某的该结账款不包含上诉人的四批矿，被上诉人分别将采区承包给周某和上诉人，各自进行结算，互不牵扯。5.在被上诉人提交的《现金日记账》第81页客户栏同样写着：“2017年1月13日结算，张义昌应付李明矿款85581.06元”，上面虽然有李启恒的签字和手印，但该签字是双方对结算应付金额的核对确认签字，而不是领款签字，领款应当在收款时书写收条，上诉人确实没有领到这笔钱，被上诉人既没有上诉人的领款收条，也没有银行转款凭证，照他们的管理制度是领款人先确认金额签字后再将款打到其账户上，但被上诉人没有将该款打给上诉人，由于当时上诉人认为该结算不合理，不应当扣除不合理的部分，导致该批矿款没有领款，义昌选厂至今没有付款，按照被告方的管理制度，上万元以上的款项都是银行转账。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第8份证据2017年1月11日张义昌妻子唐丽云从农村信用社取款30万元不能证明用该款支付85581.06元给上诉人，因义昌选厂作为自然人独资企业发生银行存取款业务很正常，银行取款可能用于经营其他业务，也可能用于私人开支，银行不可能按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进行监控。所以，被上诉人没有支付该款项给上诉人的证据。6.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持有爆破证，被上诉人6号坑采矿区的爆破器材都是上诉人签字领取和管理，都要支付费用给上诉人，所以，上诉人作为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用人单位按国家政策购买工伤保险将上诉人名字编在周某队组里是正常的，但不能混淆为上诉人的矿款含在周某的矿款中。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对本案作出公正的判决。被上诉人个旧市老厂镇义昌选厂、张义昌、李学明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义昌系义昌选厂负责人，被告李学明系义昌选厂职工负责选厂日常工作。2016年之前周某队组与被告义昌选厂达成周某队组供原矿，被告义昌选厂选矿、结算、分成的口头合作协议。2016年12月7日周某队组供锡7.136吨，2016年12月8日至10日周某队组供锡矿10.443吨，应付款201016.3元，被告义昌选厂将锡矿款结算给周某队组，2016年12月25日款项200000元已经支付给周某。2016年12月10日至14日周某队组供锡矿20.342吨，2016年12月19日被告义昌选厂将锡矿款结算给周某队组，应付款为138457元已于当日支付给冯某。2017年1月7日至9日，周某队组供锡矿21.104吨，2017年1月13日被告义昌选厂将锡矿款结算给周某队组，应付款为85581.06元经原告签字确认已收到锡矿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起诉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期间其与被告义昌选厂达成口头协议，由其承包义昌选厂采区6号坑内的部分采区采矿作业，其与义昌选厂系承包合同关系，但庭审中，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与义昌选厂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按照诉讼证据规则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实。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启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72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4,036元，由原告李启恒负担。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李启恒提交个旧市社会保险中心《证明》，内容李启恒在睿达锡矿6号坑从2009年至2019年6月分一直在个旧市社会保险中心参保，欲证明其不是周某队组的人员。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李启恒提交的证据，认可真实性，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诉人李启恒提交的证据，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以下事实：被上诉人张义昌系义昌选厂负责人，被上诉人李学明系义昌选厂职工负责选厂日常工作。义昌选厂从2001年起承包睿达锡矿6号坑开采矿石，李启恒长期在睿达锡矿6号坑从事采矿工作。义昌选厂《现金日记账》第78页载明：“2016年12月李明2016年12月19日结算李明选厂锡矿，应付李明138457元冯某（签名捺印）”。义昌选厂《现金日记账》第81页载明：“2017年1月李明2017年1月13日结算，张义昌应付李明矿款85581.06元李启恒（签名捺印）已付款”。2019年6月13日，李学明依李启恒要求出具手写便签，载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李明（李启恒）四次加工矿石的时间、数量。其中2016年12月10日加工矿石的时间、数量与上述义昌选厂《现金日记账》第78页“2016年12月李明”账页所载的时间、日数量一致；2017年1月7日至9日加工矿石的时间、数量与上述义昌选厂《现金日记账》第81页“2017年1月李明”账页所载的时间、数量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启恒依据李学明2019年6月13日出具的手写便签向被上诉人主张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间劳务分配款451447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义昌选厂有合同关系，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采矿中投入资金、聘请工人、购买或租赁采矿设备等事实。一审中证人周某、冯某到庭证实：李启恒系曾系周某队组员工，周某撤出后冯某曾与李启恒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期间合伙采矿。被上诉人义昌选厂及张义昌陈述：其《现金日记账》第78页、81页所载义昌选厂应付李启恒矿款并注明已付款，冯某、李启恒分别签名，系二人合伙期间采矿款。被上诉人李学明陈述：其为何在事隔三年半之后于2019年6月13日出具的手写便签给李启恒，是因李启恒提出要与冯某结算合伙期间的矿款，其系应李启恒的要求而出具。李启恒对上述证言和陈述均予以否认，但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故李启恒关于其与义昌选厂有合同关系，义昌选厂欠其劳务分配款451447元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启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决。二审案件受理费8,072元，由李启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正平审判员  李云辉审判员  甘 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董之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