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82民初5187号原告（反诉被告）：单良，男，1965年2月3日生，汉族，住邳州市。原告（反诉被告）：单耀，男，1991年8月18日生，汉族，住邳州市。二原告共同诉讼代理人：刘光礼，江苏景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李浩，男，1974年2月2日生，汉族，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业伟，江苏金合（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振龙种苗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门面。法定代表人：龙钲，总经理。诉讼代理人：黄厚祥，武汉市黄陂区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辽宁开元市农科种苗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住所地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兴开街八里桥子村>法定代表人：吴建华。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有杰，辽宁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单良、单耀与被告（反诉原告）李浩、被告武汉振龙种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龙公司）、辽宁开元市农科种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科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单耀及二原告共同诉讼代理人刘光礼，被告李浩，被告振龙公司诉讼代理人黄厚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农科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单耀及二原告共同诉讼代理人刘光礼，被告（反诉原告）李浩及其诉讼代理人王业伟，被告振龙公司诉讼代理人黄厚祥，被告农科公司诉讼代理人王有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单良、单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17570元（包括可得利益损失87570元、土地押金损失2万元、土地租金4万元、江苏大庄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损失7万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单良、单耀于2018年6月下旬在被告李浩处（碾庄镇才庄村邳州浩宇果蔬种植农场）购买“荚天下”豆种500斤，后期又购买107斤，总共种植80亩左右大豆。大豆田间苗长势40公分高，每株仅结10多个荚，邳州市农业委员会作出《关于单良申请对其购买的大豆种子认定的认定意见》认定结论为：申请人提供的标注为“荚天下”的大豆种为假种子。邳州市价格认证中心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价格认定结论书》市场价格损失87570元。因假种子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严重，直接影响到原告与第三方邳州市欢乐农庄有限公司签订土地承包违约损失13万元。因被告生产、销售假种子给原告造成损失，原告多次主张权益被告以种种理由拒绝，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请人民法院判决诉请。被告李浩辩称：1、原告2018年6月21日购买500斤豆种，付款2769元，当时在购种的时候，当时根据历年来的播种经验，我告知原告，一亩地要多下种，后来过了三、四天，原告又到我这里买了107斤，但是没有付款。当时总共607斤种子，我一再叮嘱原告要多播种种子。2、对于原告所种的亩数有异议，后来原告带来剩下的50斤左右种子到我门市这来找我，告诉我种苗出苗不好，要求做种子鉴定，并拿出三个信封，并告诉我是农委给他的，要求我选种封包去做真假种子鉴定。这作为一个种植庄稼户，你买种子、剩种子应该及时找商家退了，你留50斤种子到底是想为了什么，地里种的到，地里种的到底是不是我的种子我也不知道芽不好，当时邳州农委朱海梅科长和碾庄镇刘镇长带着5名工作人员到地里调查，当时他们到另外两家种植户去查看了种植情况，然后又到了原告的地里，在他地头的时候，朱科长等工作人员得出了结论，告诉了原告地里的出苗情况不好与李浩的种子没有关系，是原告土地的问题，朱科长等人考虑到种植户不容易，和我商量让我赔偿2000元种子钱，就表示此事结束，当时我作为一个小商户想着息事宁人，就给了刘镇长，让刘镇长转交给原告。4、对于邳州市农业委员会所作出的文件，我不认可，这个文件是原告单方面认定的。5、对于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真假我无法认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6、当时根据原告单耀的要求，邳州市农业局、物价局、派出所、计量局、镇政府联合对原告种植的大豆进行测产鉴定，每亩大豆的产量是550公斤，根据这个收成是符合国家规定的，这个结果朱海梅科长是可以作证的。因此原告的诉请请法院驳回。7、对于我在2019年3月28日，我交付给碾庄镇政府处理这件事情的押金40000元，这40000元押金被碾庄镇政府交付给了原告，这里要求原告返还，要求反诉。8、2018年8月份，因为暴雨，邳州大部分庄稼都受损，原告当时投了75亩的保险，后来经保险公司调查，属于暴雨绝产，当时保险公司赔了他13995元，与我的种子没有关系，对于原告起诉我赔偿21万元属于敲诈。被告武汉振龙种苗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诉答辩人财产损害赔偿主体错误，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2017年12月，被告李浩来武汉答辩人的经营场所购买被告农科公司生产的豆种2000斤，豆种名称为荚天下，李浩购得种子后，于2018年6月21日售给原告单耀，答辩人出售给李浩的毛豆种子，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在种子包装袋上印制有种子标签，该标签上注明了检测日期和质量保质期、品种适宜种植区域、种植季节等内容。根据种子法第四十六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原告只能选择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提起侵权之诉，而无权向未实施侵权的答辩人提起财产损害赔偿之诉。2、原告出示的邳州市农业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单良申请对其购买的大豆种认定的认定意见”，不是司法鉴定，不能作为财产损害赔偿的合法证据采信。原告诉称购得被告李浩出售的荚天下豆种，种植后自称因大豆田间苗长势40公分高，每株仅结10多个荚，便单方申请邳州市农业委员会作出《关于单良申请对其购买的大豆种子认定的认定意见》，认定结论为“申请人单良提供的标注为‘荚天下’的大豆种为假种子”。对此答辩人认为，该认定不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不能作为合法证据采信。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原告使用的夹天下豆种是否是答辩人出售给李浩的荚天下豆种，是质量合格的镇种子还是质量不合格的假种子，储存时间是否过期，豆种是否适宜在原告所在区域种植，种植时间是否恰当等专门性问题，必须经过具备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作出司法鉴定，否则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原告种植80亩大豆因遭受不可抗拒的暴雨导致绝产，在保险公司获得赔偿，又无理起诉答辩人销售的种子是假种子，两者不具有因果关系。答辩人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调取了包括原告在内的64户村民2018年种植大豆遭受不可抗力的暴雨导致绝产，到保险公司索赔的登记表，该登记表显示单耀因暴雨绝产获得保险公司赔偿13995元。另据答辩人了解，邳州市农业局、物价局、公安局、计量局、碾庄镇人民政府等五家单位联合对原告播种的大豆进行过测产认定，结论为每亩大豆的收成为550公斤，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对此答辩人认为，原告无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是假种子，即使是假种子，也与暴雨导致绝产无因果关系。4、原告要求答辩人赔偿经济损失217570元，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如前所述，原告出示的申请人单良提供的标注为“荚天下”的大豆为假种子的行政认定不是司法鉴定，不具有民事诉讼证据的“三性”原则。不仅如此，原告还出示邳州市价格认证中心作出的邳价认定发（2018）248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结论为原告购种损失为875870元。对此答辩人认为，该证据亦不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予以采信，必须依法由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对其购种价格重新进行司法鉴定。至于原告诉称的土地承包违约损失13万元，既无合法有效证据证明，也无关联性法律依据支持。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农科公司答辩意见与李浩、振龙公司一致。反诉原告李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返还人民币4万元；2、反诉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反诉被告于2018年6月21日在反诉原告处购买豆种500斤，三、四天后又购买107斤，该107斤至今未付款。反诉原告叮嘱反诉被告种植时要多下些豆种，以免缺苗影响收成。后来反诉被告说豆种出芽不好，反诉原告认为是正规渠道购买的豆种质量肯定没有问题。同年9月，反诉被告同碾庄镇刘镇长和邳州农委朱科长实地查看，通过与他人种植地对比，均认为反诉原告的种子没有问题，是土地的问题。基于此，在朱科长见一下，让给反诉被告2000元了事。由于反诉原告长期做生意，为了息事宁人，就把2000元给了刘镇长，让刘镇长转交反诉被告。此后，被告又拿出农委的认定书说豆种假了，但原告不予认可，被告又去北京上访，在镇信访的调解下，让先拿4万元押着，再做处理。原告将4万元交给了信访办韩先峰，被告也承认收到了此4万元。现反诉被告起诉要求反诉原告赔偿损失217570元，反诉原告特提起反诉，请求判如所请。反诉被告辩称：1、答辩人是按照反诉原告在销售大豆种子每亩下种斤数上给的技术指导，每亩要求答辩人下种是6斤半至7斤，答辩人按照被告技术指导，按每亩7斤进行下种。2、答辩人收到镇政府韩先锋转交4万元现金作为反诉原告先行向原告赔偿，当时有碾庄镇派出所所长白宝中，碾庄镇政法委书记陈都伟在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综合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8年6月，单良、单耀在李浩经营的“邳州浩宇果蔬种植家庭农场”购买“夹天下”牌大豆种子共计607斤。该种子标签记载：“作物：大豆品种：夹天下产地：辽宁开源产期：2017年11月种子检疫证编号：2112822017001393种子生产许可证：C（辽铁开）农种许字（2017）第0003号种子经营许可证：C（辽铁开）农种许字（2017）第0003号生产单位：辽宁开原市农科种苗有限公司经销单位：武汉振龙种苗……”。单良、单耀购得种子后即在其承包的邳州市碾庄园区东园大棚进行种植。后单良、单耀以种子出芽率不高等原因要求李浩赔偿，双方遂产生纠纷。后单良向邳州市公安局报警。单良、单耀向邳州市农业委员会申请对于其所购种子进行真假鉴定。邳州市农业委员会于2018年9月6日作出《关于单良申请对其购买的大豆种认定的认定意见》：“申请人单良提供的包装袋及内标签一张，包装袋正面上标有天赐、菜用毛豆……标签上有种子标签、作物大豆……没有品种审定编号……认定结论为：申请人单良提供的标注为‘夹天下’的大豆为假种子。”2018年9月10日，邳州市农业委员会工作人员到种植地现场调查，经现场在长势最好的一亩承包地随机取样11平方当场称重，测出亩产为570公斤，但未制作书面意见。2018年9月14日，邳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受邳州市公安局碾庄派出所委托作出邳价认定发（2018）248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价格认定标的：72.32亩毛豆损失58380斤，无实物……价格结论：价格认定标的于2018年9月11日的市场价格为87570元……”。邳州市公安局分别于2018年9月6日、9月29日将上述两份认定书送达给单良、李浩，二人均未在限期内提出补充鉴定或重新申请鉴定。邳州市公安局分别于2018年10月10日、2019年1月24日向吕作林、李加胜进行询问。吕作林陈述：其五月初、五月下旬分两次从李浩处购买“夹天下”毛豆种子，共计种植50亩，株高80公分左右，8月份收获卖出，亩产在1600斤至1700斤每亩。李加胜陈述：其于2018年6月在李浩处购买“夹天下”毛豆种子，共计种植一亩多地（一亩为沙土地，五六分为淤土地），淤土不适合种植毛豆，故株高为五六十公分，亩产800斤左右，于9月份收获卖出,单良的毛豆是其找机器种植，种植时间交其他人较晚，蔬菜大棚的土质为淤土，土质不好。证人李某1到庭作证称：其于2018年在李浩处购买过夹天下大豆种，收成约为每亩1600斤，出售价格约为每斤1.35元。证人李某2到庭作证称：其于2018年在李浩处购买过夹天下大豆种，蒜套地收成约每亩1800斤，蒜茬地收成每亩1400斤到1500斤，出售价格为1.2元每斤至1.3元每斤。至本案起诉前，李浩已经给付单良、单耀4.2万元，其中2000元系赔付的购种款。另查明：2017年8月1日，单耀与邳州欢乐买农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东园大棚承包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限自2017年8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承包地为163亩，承包费每亩1700元/年，共计277100元/年，同时交纳押金2万元，第二年起每年提前3个月时间交纳承包费，逾期不交，发包方有权终止合同。单良、单耀购得案涉种子后即在该承包地上种植。2018年9月27日，邳州欢乐买农庄有限责任公司向单耀发出通知，主要内容为：2018年的租金已逾期，单耀应于2018年9月30日前付清该年度租金277100元，因已交4万元，尚欠237100元，如到期不付清，视为自动放弃合约。2018年8月31日，单耀（乙方）与（甲方）江苏大庄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种苗加工合同》，约定：乙方委托甲方加工种苗，种苗数量为40万株，单价为0.18元/株，总价款为7.2万元；合同签订时乙方应按合同总金额的60%支付给甲方，剩余款项在种苗出圃前一次性付清；超过合同约定日期5天不提苗本合同自动作废，合同定金不予退回。又查明：2018年8月14日8时至15日8时，邳州市24小时最大累积降水量为161.9毫米，暴雨导致包括单良、单耀在内的众多农户遭受损失，单耀获得保险理赔13995元。再查明：案涉“夹天下”大豆种子系李浩自被告振龙公司购买，振龙公司陈述该种子系从农科公司购买，但农科公司予以否认。振龙公司提供的审定证书复印件显示“开科源12号”大豆品种于2013年4月28日获得审定证书，振龙公司提供的加盖有农科公司公章的书面证明显示，“开科源12号”大豆审定品种名称在审号证下来之前称之为“荚天下”。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庭审陈述及种子标签、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第四十九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打击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下列种子为假种子：（一）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二）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本案中，单良、单耀自李浩处购买的“夹天下”大豆种子，并没有经过品种审定，被告虽称该种子实际为“开科源12号”品种，且审定前称为“荚天下”，但仅凭农科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并不足以证明该项辩解，因此，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案涉“夹天下”大豆种应认定为假种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李浩作为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其向单良、单耀出售“夹天下”品牌的假种子，在无法举证证明该种子质量合格且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下，应当就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振龙公司作为向李浩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与李浩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振龙公司虽辩称案涉种子系自被告农科公司处购买，但其出售的“夹天下”与农科公司认可的“荚天下”品牌尚有区别，振龙公司又未提供种子购买合同、购买记录等证据证明该种子系自农科公司购买，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农科公司系案涉“夹天下”种子的经营者，故农科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振龙公司另有证据证明，可另行向农科公司主张权利。关于赔偿数额问题。第一，对于购种价款单良、单耀本次诉讼并未主张，本院不予理涉。第二，对于种植大豆的可得利益损失问题：邳州市价格认证中心依据的价格认定标的即72.32亩毛豆损失58380斤，并无实物，单良、单耀于诉讼过程中又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损失的大豆斤数，故该58380斤本院无法采用。鉴于本案起诉前承包地上的毛豆已灭失，无法再行测产，而损失又客观存在，为维护公平，衡平双方利益，同时避免诉累，本院结合证人证言、邳州市农业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询问笔录，以及2018年8月曾存在暴雨影响农作物生长的事实因素，对相关亩产量、出售单价予以认定。对于类似位置、类似土质的承包地正常亩产量，本院结合证人证言等因素认定为850斤。对于案涉承包地上的实际亩产量，结合邳州市农业委员会工作人员意见，再考虑到当时承包地上的毛豆长势不均这一情形，本院认定为370斤，故每亩损失应认定为480斤。对于出售单价，结合证人证言及价格认定书确定的标准，本院认定为1.4元/斤。因此，单良、单耀的种植大豆可得利益损失为48599.04元（1.4元/斤×480斤/亩×72.32亩）。第三，对于土地押金损失2万元、土地租金损失4万元，单良、单耀未能按约定交纳租金，导致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并产生损失，是其自身违约所致，并非被告李浩的过错，其该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四，关于江苏大庄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损失7万元，依据单耀与江苏大庄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种苗加工合同》，在单耀能够提供约定数额的材料交由后者加工时，应由单耀支付加工费72000元，如最终单耀因毛豆减产而违约并产生了违约损失，则被告李浩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本次诉讼中，单耀除该合同外，并未提供付款凭证等证据证明其实际产生了损失，故其该项请求不应支持。综上，被告李浩应赔偿单良、单耀48599.04元，已支付40000元（另外2000元系赔付的购种款，不在本案理涉范围之内），尚须赔偿8599.04元。关于反诉请求。根据前述分析，反诉原告李浩要求反诉被告单良、单耀返还400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浩赔偿原告单良、单耀8599.0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武汉振龙种苗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单良、单耀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李浩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564元，由原告单良、单耀负担4514元，由被告李浩、武汉振龙种苗有限公司负担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反诉原告李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董可伟人民陪审员  胡忠良人民陪审员  贾继柱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王籽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