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3民终1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金沙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662026568Q。法定代表人：党建，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营业场所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秋收起义广场雅天大厦C座3单元17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006809479858。负责人：李红敏，该分公司总经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巧逢，该公司法务部经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晖，江西观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萍乡市安源区田源贸易商行，经营场所萍乡市安源区龙古坳富丽家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60302MA36JLQH3X。经营者：叶潺，女，1976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思达，江西金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啸，江西金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古公司）、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古萍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萍乡市安源区田源贸易商行（以下简称田源商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9）赣0302民初4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太古公司、太古萍乡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巧逢、胡晖，被上诉人田源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古公司、太古萍乡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田源商行的原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件受理费由田源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以及遗漏案件重要事实”的情形。一、遗漏的重要事实有：1、田源商行的老板叶可与案外人邓赟杰是亲戚。2、太古公司、太古萍乡公司与田源商行、叶可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或联系。3、《返利申请表》中太古萍乡公司负责人“李灵”的签名系邓赟杰伪造。二、认定事实错误的有：1、认定《返利申请表》加盖了太古萍乡公司公章错误，该申请表上加盖的系真假难辩的财务章。2、认定“2018年9月21日叶潺汇款4万元属于案涉款项”错误。叶潺与邓赟杰也是亲戚关系，该款属于双方之间的个人正常行为，该认定与叶可、邓赟杰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不相符。3、认定田源商行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错误。第一、对于款项所有者的确认民事判决应与刑事判决相一致。第二、在刑事案件中叶可认可涉案款项系其个人款项，并未提出自己只是相关款项的经办人，田源商行不但没有在刑事案件中主张权利，亦没有对叶可的行为提出异议。邓赟杰只是捏造了“虚假物流合同”的事实，但诈骗的对象是叶可。一审判决认定叶可只是案涉款项经办人的依据不能成立。第三、民事证据规则规定“已生效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在其他案件中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故田源商行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4、认定邓赟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错误，邓赟杰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一、认定叶可属于善意错误，叶可在与邓赟杰的交往过程中存在过错，不构成善意，不符合“有理由相信”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其一、不能由于叶可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就得出叶可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具有善意。其二、太古公司、太古萍乡公司与叶可无任何往来，叶可在初次交往时，理应保持正常、相应、有度的交往和防范。本案中，叶可在邓赟杰介绍虚构的物流项目时，因认为有利图并在邓赟杰保证能协助中标的情况下，就按邓赟杰的要求支付了所谓的“押金”15万元给邓赟杰个人。之后，在没有实施任何的投标行为的情况下，仅凭邓赟杰说“中标了”，叶可就相信自己中标了；并在没有签订物流合同的情况下按邓赟杰的要求分两次支付物流保证金30万元。期间，邓赟杰又提出了与物流项目没有任何联系的所谓“有给公司垫付费用义务”的理由，提供了一张内容漏洞百出的所谓“返利申请表”，叶可又支付了26万元给邓赟杰个人。在2018年10月叶可支付保证金后，邓赟杰拿出一份空白合同让叶可签字，合同约定于2018年11月履行。可到11月份，邓赟杰又提出原合同有错需要重新签订，叶可又签订了一份2019年3月1日开始履行的空白合同。由于邓赟杰没有按时归还26万元，叶可也曾怀疑过邓赟杰，但在邓赟杰找人一同欺骗下，叶可再次相信了邓赟杰。2019年2月，在邓赟杰没有归还26万元以及物流合同没有任何消息的情况下，叶可才找到太古萍乡公司的负责人进行核实，最终发现邓赟杰诈骗。叶可的上述行为根本不符合基本的、正常的商业交易习惯、逻辑和常理，超出了正常、相应、有度的交往和防范，这足以证明叶可完全是基于与邓赟杰的亲戚关系而产生信赖，并不是因为邓赟杰的业务员身份。叶可因贪图邓赟杰“画出的馅饼”，盲目的信赖邓赟杰，放弃了基本的风险防范，才导致上当受骗，叶可对此存在过错。第二，邓赟杰没有实施以太古公司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不具有“行为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的情形。其一、一审判决对邓赟杰的行为定性错误。邓赟杰没有为经销商配送货物的权利，更没有确定物流商的权利；其次，叶可支付的第一笔款项是支付到邓赟杰个人账户，认定叶可开始支付的前两笔款汇入了太古公司账户错误；再者，认定“返利申请表”系格式合同错误。该申请表系公司内部申请系统中就某个事项进行申请的打印页，就“萍乡营业部返利申请”这一合同向太古公司申请盖“合同章”，申请内容亦存在自相矛盾，申请时间为非工作时间，该申请表存在明显修改痕迹。作为常识，电脑办公系统的内部申请系为单位内部办公所用，根本不存在对外，根本不属于“合同范围”。该申请表同时显示该申请只是处于正在申请的状态，尚未获得审批批准，该申请表系为申请加盖“合同章”却只盗盖“财务章”，一审判决认定该申请表足以让叶可产生信赖的依据不足。其二，邓赟杰没有实施“以太古公司的名义”与叶可订立合同的代理行为。表见代理的构成，是以代理行为为前提。邓赟杰只是向叶可提出太古公司有一个“物流项目”可以协助叶可去中标，并非告之自己可以代表太古公司与叶可洽谈、签订物流项目合同。5、一审判决认定田源商行不属于重复主张权利错误。田源商行认可其主张的案涉款项与刑事案件中邓赟杰诈骗叶可所得的款项系同一笔款项，该款项在刑事生效判决中已判令邓赟杰退赔给叶可，案涉款项已经人民法院处理完毕。且叶可已申请退赔程序，人民法院正在执行处置叶可的住房，叶可可通过退赔以挽回损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遗漏案件重要事实，造成裁判错误，依法应予改判。田源商行辩称：一、从邓赟杰与太古萍乡公司的关系上看，田源商行有理由相信邓赟杰能代表公司。太古萍乡公司只有八名员工，邓赟杰在该公司工作了七年，已连续多年负责萍乡区域内的销售、配送等事情，长期、频繁的日常业务往来容易让客户产生邓赟杰可以代表太古萍乡公司的认知。太古萍乡公司负责人李灵亦认可分公司业务员确实能代表公司，只是具体的协议由总公司盖章确认。田源商行同样是相信邓赟杰能代表公司，才签订《物流承包合同》，只是太古公司的盖章流程田源商行作为外人无法跟进核实，且合同约定的30万元保证金又是直接汇到太古公司账上。二、从邓赟杰提供给被上诉人的物流配送服务合同来看，田源商行有理由相信邓赟杰的行为系太古公司行为。邓赟杰提供的物流配送服务合同上都加印了“太古饮料”的彩印标志，是太古公司正式的专用合同封面和材质。三、太古萍乡公司提供的《返利申请表》使田源商行相信物流配送项目真实。该返利申请表上加盖了太古萍乡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返利申请表主文部分明确合同标的为“田源商行”，申请理由及内容为“萍乡物流配送调整”，这足以使田源商行相信邓赟杰的行为系太古公司行为。四、案涉的67万元，太古公司确已收到。刑事判决认定邓赟杰从叶可处骗取的款项用于了之前贴钱配货的窟窿，根据邓赟杰的银行流水及萍乡区域物流配送商周正在公安机关的笔录，田源商行汇给邓赟杰的款项，都转给了太古公司萍乡区域物流配送商周正账户上（该配送商账户在太古公司备了案），再由该备案账户向太古公司转账还款。太古公司不能以其员工将田源商行支付的款项填平该员工自己所欠公司的货款。五、太古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存在重大过错，失察失职。邓赟杰从2017年就开始私自在太古公司仓库赊货倒卖，以至于欠太古公司上百万的货款。邓赟杰一直以公司名义对外向经销商、客户骗取货款来拆东墙补西墙，太古公司在长达数年的时间未发现。邓赟杰可以随意的打印公司合同、返利申请单，连公司财务专用章都随意使用，汇入太古公司账上的钱邓赟杰亦有办法使用。且太古公司收到田源商行汇入的保证金后，既未退回又没有表示任何异议，这才导致叶可相信物流配送项目真实。综上，邓赟杰的行为足以使田源商行相信与之交易的是太古公司而不是邓赟杰个人，太古公司对此事存在重大过错和管理失职，应承担相关款项的返还责任。田源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退还原告30万元人民币；2、判令二被告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汇款之日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6月17日，利息为1.0094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向一审法院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在原请求基础上判决二被告再予退还原告37万元人民币及该款2018年11月21日至2019年6月17日的利息1025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赟杰是被告太古萍乡公司的业务员，为填补其亏空，邓赟杰以让原告成为太古公司萍乡地区物流承运商及有货物发送至原告处为名，要求原告交纳保证金及货款，期间向原告出示了加盖有被告太古萍乡公司公章的返利申请表。2018年9月20日、10月17日，田源商行分两次，每次15万元，共计汇款30万元至被告太古公司账户，2018年9月19日，叶可通过手机银行汇款6万元至邓赟杰账户，2018年9月21日、10月10日、11月21日，叶潺分别汇款4万元、26万元、9万元至邓赟杰账户，共计汇款45万元至邓赟杰账户。2019年3月3日，邓赟杰主动投案，2019年7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赣0302刑初235号刑事判决书，以邓赟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7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责令退赔违法所得67万元给被害人叶可，退赔29万元给被害人双丽清、陈晓媛。邓赟杰不服上诉，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原告系家族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叶潺与叶可系兄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邓赟杰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3.本案原告是否重复主张权利。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019）赣0302刑初23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8年9月至11月间，叶可按照邓赟杰要求，先后通过银行汇款30万元到太古公司账号上，汇款45万元到邓赟杰个人账户上，期间邓赟杰还以需打点关系名义从叶可处拿了3万元。2019年2月，邓赟杰归还11万元给叶可。”虽然刑事判决书认定叶可为受害人，但在民事法律关系上，叶可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属于原告田源商行的行为，对于叶可而言，仍应依据民事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认定。转账凭证显示，2018年9月20日、10月17日，田源商行分两次，每次15万元，共计汇款30万元至太古公司账户，2018年9月19日，叶可通过手机银行汇款6万元至邓赟杰账户，2018年9月21日、10月10日、11月21日，叶潺分别汇款4万元、26万元、9万元至邓赟杰账户，该事实与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一致。民事诉讼应以合同相对人确定权利义务主体，本案所涉款项的支付人中有田源商行、叶可、叶潺，田源商行是家族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叶潺为工商登记的经营者，叶可与叶潺系兄妹，而邓赟杰诈骗的内容是让田源商行成为太古公司萍乡地区物流承运商，故相对人是田源商行，叶可只是具体经办人，且本案在审理中，叶可一直参与了诉讼过程，有关法律文书及授权委托均是其操办，其对田源商行的起诉并无异议，故结合原告的企业性质、转账情况，认定原告主体适格。关于邓赟杰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事实上没有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原告与邓赟杰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且在邓赟杰的刑事案件中，叶可系受害人，故原告属于善意。对于邓赟杰行为的定性，首先，从邓赟杰的身份看，邓赟杰是太古萍乡公司的业务员，在该公司工作多年，有为经销商配送货物的权利。其次，从汇款凭证看，原告开始支付的两笔款项都是汇入被告太古公司账户。再次，被告太古萍乡公司返利申请表从形式上看确如被告太古公司所说，像从电脑上打印出来的，该申请表属于格式合同，邓赟杰也供述，他将公司里配送物流项目的合同打印了一份给叶可看，结合邓赟杰的身份，加上上面还加盖了太古萍乡公司财务专用章，该申请表足以让原告产生信赖。综上表现，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邓赟杰的行为属于被告公司的行为，故邓赟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太古公司及太古萍乡公司承担。关于本案原告是否重复主张权利。在刑事案件中，原告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判决追究的是行为人违反刑法的责任，而民事合同当事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如前所述，邓赟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公司承担。邓赟杰的行为在刑事上触犯刑律、被追究刑事责任，与其行为在民事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认定，并不冲突，不能依据刑事判决认定案涉款项系邓赟杰骗取，就认定责任承担的主体是邓赟杰。案涉刑事判决责令邓赟杰退赔违法所得的事实并不影响原告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主张本案，且原告并未获得退赔，故本案原告不属于重复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67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汇款之日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请求，因原告主张利息的起算时间不明确，且无证据证明已偿还的110,000元的具体时间，无法凭现有证据确定，故对该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670,000元给原告萍乡市安源区田源贸易商行。二、驳回原告萍乡市安源区田源贸易商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03元，由被告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负担。二审审理过程中，太古公司提交了一份田源商行出具的证明，证实田源商行自认其2018年9月20日支付至太古公司账户的15万元系为中石油垫付太古公司货款，并证实太古公司在收到没有往来关系的款项后进行了查询，取得了该证明。田源商行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这份证明是邓赟杰伪造的，邓赟杰在刑事案件中亦认可该证明上的公章系伪造，刑事判决亦认定该款系邓赟杰诈骗田源商行而支付，田源公司不可能为中石油垫付货款，中石油自己也不知道垫付货款的相关事实。经审查，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该证据亦不能实现田源商行自愿为邓赟杰垫付以中石油名义所欠太古公司货款的证明目的。田源商行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一、田源商行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二、邓赟杰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三、田源商行是否属于重复主张权利；四、太古公司取得田源商行汇至其账户的30万元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款项虽经刑事判决认定系邓赟杰骗取叶可的财物，但叶可是为田源商行取得太古公司配送物流项目而受骗。田源商行系经工商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的经营者虽然为叶潺，但该商行系家庭经营性质的个体工商户，而叶可与叶潺亦系亲兄妹,该商行事实上亦是叶可与叶潺兄妹共同参与经营的商行。在案涉受骗款项中，既有田源商行支付给太古公司的款项，又有叶可、叶潺支付给邓赟杰的款项，叶可、叶潺与田源商行在本案中存在主体混同的情形。且在本案诉讼中，叶可、叶潺对田源商行全部主张案涉款项的民事诉讼权利亦无异议，一审判决认定田源商行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事实上没有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表见代理应当具备以下构成要件：1.须行为人无代理权；2.须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3.须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4.须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本案中，对于相对人叶可与行为人邓赟杰在案涉民事交往中的受骗情况，太古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对叶可的询问笔录予以证实，叶可在该询问笔录中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陈述：邓赟杰系叶可弟弟妻子的堂弟，也算是早就认识的亲戚。2018年9月份左右，邓赟杰告之叶可太古萍乡公司有一个物流配送业务，以前做的人现在可能不做了，现打算就这个业务重新投标，并拿出一些太古公司销售的数据、配送的费用、其他城市的物流配送合同给叶可参考，叶可觉得可以去投资，邓赟杰说愿意协助叶可去投标。叶可因与邓赟杰是亲戚关系，邓赟杰在太古萍乡公司已工作多年，与上面领导较熟悉，从中协调中标应该没问题，便相信了邓赟杰，并按邓赟杰要求交付了押金15万元给邓赟杰。不久邓赟杰说已经中标，需要交30万元的物流配送合同保证金，叶可便从田源商行账户支付了30万元至太古公司账户。付款后，邓赟杰于2018年10月拿了三份已打印好的太古公司没有签名盖章的物流配送合同给叶可签字，叶可签名后邓赟杰说要去给公司盖章，后邓赟杰就没有再将合同拿回。在合同签名后不久，邓赟杰说田源商行已是太古萍乡公司的城市物流配送商，有给太古公司垫付费用的责任和义务，并出具了一份太古萍乡公司的发货证明（货款26万元），要求叶可垫付这26万元货款，叶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26万元至邓赟杰个人账户。除上述款项外，叶可还另借了4万元给邓赟杰，总共给了邓赟杰75万元。在2018年10月叶可签名的合同上，约定物流配送从2018年11月开始执行；后邓赟杰说物流配送合同没写好要重新签订，又拿了太古公司没有盖章的物流配送合同要求叶可签名，该合同约定物流配送从2019年3月1日开始执行。中间叶可亦问过这垫付的26万元货款，但邓赟杰一拖再拖，叶可开始怀疑邓赟杰骗人，邓赟杰就请了一个人假冒太古萍乡公司经理来给叶可作解释。直到2019年2月叶可打电话给太古萍乡公司李灵经理核实，才确信自己已受骗。可见，邓赟杰虽然作为太古萍乡公司员工已为该公司配送货物多年，但邓赟杰并非太古萍乡公司的负责人，且太古萍乡公司亦不具有法人资格，从权利外观上叶可作为商业经营者应当知道邓赟杰并不具有代表太古公司擅自签订物流配送合同及自行收取太古公司往来款项的权利。在邓赟杰要求叶可支付押金时，亦只是承诺可以协助叶可去投标取得太古萍乡公司物流配送业务，邓赟杰并非以太古公司代表人或代理人的身份与叶可进行物流配送业务协商，叶可支付押金给邓赟杰应当是基于对邓赟杰个人的信赖。在邓赟杰说已经中标，需要交30万元的物流配送保证金给太古公司时，太古公司并未出具委托书委托邓赟杰与叶可协商相关事宜，在太古公司没有与田源商行签订物流配送合同及出具委托手续的情况下，叶可支付30万元至太古公司应当亦是基于对邓赟杰个人有能力帮其办成物流配送业务的信赖。对于上述款项的受骗，叶可作为受害人显然存在自身过失，太古公司及太古萍乡公司并不存在管理上的严重过错，叶可“有理由相信邓赟杰具有太古公司代理权”的依据存在不足，且邓赟杰亦未以太古公司代表人或代理人的身份实施上述诈骗行为，邓赟杰的诈骗行为并不符合成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2018年10月邓赟杰虽然拿了三份打印的物流配送合同给叶可签名，但在该合同上没有太古公司的盖章及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的签名，且在叶可单方签名后邓赟杰亦未将合同拿回给叶可。对于邓赟杰伪造而提交给叶可的“太古公司萍乡营业部返利申请”，该申请只是太古公司网络办公系统中“萍乡营业部（太古萍乡公司）请求太古公司加盖合同章”的一份内部申请，该申请明显不具有对外的合同效力。且该申请尚未经太古公司审查同意，还处于太古公司的审批之中，该申请中的合同名称“2018年10月利润返点”与该申请中的合同申请理由及合同内容简述“萍乡物流配送调整”存在矛盾，该申请中的“2018年10月返利”亦与叶可单方签字的物流配送合同约定“物流配送从2018年11月开始执行”存在矛盾，该申请不能证实太古公司已发货或同意发货26万元给田源商行，叶可转账垫付26万元货款给邓赟杰亦系自己疏忽大意缺乏应有谨慎的过失行为所致，邓赟杰实施的该诈骗行为亦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关于争议焦点三。生效刑事判决虽然认定案涉款项系邓赟杰骗取叶可的款项，并责令被告人邓赟杰退赔给受害人叶可。但对于同一行为在法律上同时涉及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追究并不相互排斥，单位的民事责任与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民法和刑法中并没有实质冲突。邓赟杰的行为在刑事上触犯刑律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必然影响受害人对该行为相关民事责任的追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该司法解释规定不予受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对象是“被告人”，并未禁止对“被告人”之外的民事主体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二项第3点规定“刑事判决对财产部分虽然作出追赃或退赔处理，但刑事责任主体与民事责任主体不相竞合，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应该根据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判断。如果当事人之间构成民事法律关系，除了刑事责任主体承担责任外，单位或者其他人仍应承担民事责任，民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故在案涉款项尚未获得退赔的情况下，作为受害方而言对被告人邓赟杰所在的单位且与案涉款项存在关联的太古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仍应依据民事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认定，田源商行有权依据其与太古公司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主张相关权利。田源商行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重复主张权利。关于争议焦点四。田源商行与太古公司事实上未发生过任何业务往来，与太古公司并不存债务关系，其与中石油及邓赟杰亦不存任何债务关系，田源商行没有支付或代为中石油及邓赟杰支付太古公司相关款项的义务。田源商行因叶可受骗而通过银行直接转账到太古公司账户的物流配送保证金，明显并非邓赟杰的个人款项。太古公司将田源商行受骗支付给公司的保证金，用以冲抵邓赟杰个人履行职务所欠的公司货款，擅自将自身管理原因所致的员工挪用公司货款风险转移至与之毫不相干的田源商行，显然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受害方的田源商行亦存在显失公平。因此，太古公司无权取得田源商行因受骗而支付至其账上的不当利益，田源商行作为受损失方有权请求太古公司予以返还，太古公司依法应将收其取的物流配送保证金30万元返还给田源商行。在太古公司返还田源商行该款项后，如邓赟杰退赔的违法所得67万元能够到账，太古公司有权取得该退赔款项中的30万元用于抵偿邓赟杰所欠其货款。综上所述，太古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9）赣0302民初45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告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30万元给原告萍乡市安源区田源贸易商行。二、驳回原告萍乡市安源区田源贸易商行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7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03元，合计21406元；由萍乡市安源区田源贸易商行负担9806元，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江西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共同负担116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红建审判员  聂奇能审判员  周金颉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李颖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