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4民初23210号原告：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中旺建筑材料租赁站，经营场所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纪东村纪鹤路XXX号。经营者：林国灿，男，1976年7月20日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拱辰街道南郊社区尾厝57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卿红波，上海市东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东辰工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田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达，男。上列当事人间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7日、2020年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卿红波、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自2017年12月2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为止的钢管、扣件租杂费746,700.53元；2.判令被告归还扣件41013只、钢管3285.40米、井架198只、套管2506只，如不能归还则按钢管每米10元、扣件每只4.90元、套管每只2.50元、井架每只38元赔偿；3.判令被告支付以746,700.53元为基数按银行同业间拆借贷款利率自诉讼之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的迟延付款利息。事实和理由：被告因承建平湖新城悦府项目向原告租赁了钢管、扣件、顶托和套管等物资。双方商定在2019年1月补签书面合同，2019年1月15日原告将合同文本与向被告开具的发票寄给被告，该合同文本就钢管、扣件、套管、顶托等租赁单价进行了约定，另约定杨增浩、杨良英为被告方代表等。被告未将合同文本盖章寄回原告，但双方实际按该合同履行，被告已将发票入账。2017年12月2日至2019年3月14日，原告共出租给被告钢管827879.50米、扣件546492只、套管9980只、井架1409只、大U托11501只。2018年5月11日至原告起诉时，被告归还钢管816243.20米、扣件489965只、套管7474只、井架1211只、大U托11501只；2019年7月17日，被告归还钢管8350.90米、扣件191只；2019年7月18日，被告归还扣件15323只。截至2019年11月30日，共计产生租赁费2,656,700.53元，原告已向被告开具总金额201万元的发票，被告已付201万元(该金额中包含杨增浩个人支付的55万元；被告于2019年11月1日交付的金额3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因未到期，故未在诉请金额中扣除)。案涉工程现已完工，脚手架已经基本拆除，但被告尚欠部分租杂费未付及部分租赁物未归还，故原告诉至法院作如上诉请。被告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辩称：其与原告间不存在租赁关系；案涉项目确为其总包承建，自2017年11月开工至2019年11月竣工验收，其将案涉工程的劳务和脚手架部分分包给了杨增浩所在的平湖市一宸劳务服务队，而原告主张的租赁关系就是和该劳务服务队发生的；由于发票不能直接开给劳务服务队，杨增浩要求将发票开给被告，由被告按照开票金额先付款给原告，相应金额再由被告在应支付给杨增浩的款项中扣除，被告只是原告和杨增浩约定的开票对象。针对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表示：被告曾向其发送过结算单，可以证明其与被告间存在案涉脚手架材料的租赁关系。对此，被告表示：其向原告发送结算单是因为其在付款时不仅要根据杨增浩的要求，也需要向实际收款人进行确认，且每次付款均是如此操作。审理中，本院向杨增浩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笔录，杨增浩表示：其与平湖市一宸劳务服务队为挂靠关系，其从被告处承接了案涉项目的脚手架及劳务业务，并以其个人名义向原告租赁了系争脚手架材料，也告知过原告其和被告是分包关系；由于原告经营者林国灿不放心其个人承租，要求案涉项目负责人作见证，而由案涉项目负责人史卫刚见证签字的租赁合同只有原告持有；在其与原告间的租赁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前期由其个人直接将租赁费支付给原告经营者林国灿，由于其和被告间存在分包关系，其应当向被告开具发票，而原告也应向其开具发票，故其与原、被告约定直接由原告将租赁费发票开给被告，由被告根据发票金额向原告付款，相应金额再由被告在应支付给其的款项中扣除。对于杨增浩的陈述，原告表示：案涉脚手架租赁存在两份合同，第一份是原告和杨增浩个人签订的，被告是该合同的担保人，该合同有被告项目负责人史卫刚签字盖章的一份在杨增浩或者被告处，原告持有的合同上没有担保人签章；第二份也就是原告在本案中所依据主张权利的合同。在第一份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被告和杨增浩要求将第一份租赁合同的主体从杨增浩变更为被告，其他条款不变，同时要求原告直接开票给被告，原告遂按照要求于2019年1月15日将变更主体后的租赁合同和发票邮寄给了被告，但被告收悉后仅支付了部分款项，却一直未在新的合同上签章并回寄给原告，但被告已将发票入账并付款，实际概括承受了第一份租赁合同项下杨增浩的权利义务；被告对于杨增浩在调查笔录中所作的陈述无异议。经审理查明：被告承建了浙江平湖新城悦府项目(以下简称：案涉项目)，2017年11月1日，被告案涉项目部与案外人平湖市一宸劳务服务队签订《施工分包合同》一份，将案涉项目使用的钢管、扣件等材料租赁和脚手架劳务施工分包给平湖市一宸劳务服务队，被告项目施工负责人史卫刚和案外人杨增浩分别代表双方在落款处签字。2017年12月1日，原告与杨增浩个人签订了《租赁合同》一份，首部列明出租方为原告、承租方为杨增浩、担保方为被告，约定：因杨增浩承建案涉项目工程，需要脚手架材料，原告有偿出租钢管、扣件、顶托、套管等脚手架材料；租赁期限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6月6日；租金自发货日起算至退货日等，该合同担保方落款处未有被告签章。2019年1月15日，原告向被告寄送了向其开具的发票，同时寄出的还有案涉脚手架材料的租赁合同文本，该合同文本上的出租方为原告、承租方为被告，落款处有原告方签字盖章。被告收到该合同文本后，未作理会。2019年5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2019年5月金额为20万元的结算单一张。2019年6月19日，杨增浩在案涉脚手架材料的租费单上签字确认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间合计发生租费2,610,951.97元。原告向被告开具了总金额201万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被告及杨增浩个人合计向原告支付了租赁费201万元(含被告于2019年11月1日签发的一张金额为30万元、期限为半年的商业承兑汇票)。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供的租费对账单、施工铭牌照片、邮局照片、邮局回执、增值税普通发票、与杨增浩签订的租赁合同、被告向其发送的2019年5月结算单一张、被告提供的施工分包合同、本院对杨增浩制作的调查笔录等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脚手架材料的承租方是否由杨增浩变更为了被告是案件的争议焦点。对此，一、原告主张其在2019年1月15日向被告寄出的租赁合同系其与被告、杨增浩协商一致的结果，然该合同未经被告签字、盖章，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合同系三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故该份租赁合同并未成立，充其量也仅是原告的单方邀约而已；二、在无直接证据证明原被告间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根据原告主张的“被告将发票入账并付款”以及“被告向其发送结算单”等事实来推定被告实际概括承受了杨增浩在第一份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本院认为，(一)法律上适用“推定”原则必须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本案中，被告与杨增浩间和杨增浩与原告间就涉案项目中的脚手架业务存在真实的三角关系，在商言商，从某些利益考虑，确实存在被告和杨增浩主张的开票方式和结算方式，虽然不合法，但在市场中却并不鲜见，而原告对此可能性却无证据加以排除；(二)综观原告在整个诉讼中的事实主张和举证过程，在杨增浩向本院提交其与原告间的租赁合同之前，原告均回避该节事实，从未主张过合同主体的变更，所举的证据亦始终围绕杨增浩为被告方人员的角度来加以证明，直至杨增浩提供了双方间的租赁合同后才重新明确在本案中合同主体的变更，该为追求某种诉讼利益而为的诉讼行为显然不够诚信。相比之下，被告和杨增浩的陈述更为客观，也较为合理，且杨增浩陈述的后果于其不利，更增加了法律上的可信度。基于上述观点，原告仅凭被告“收票付款”和“向原告发送结算单”等事实并不能推定被告已实际概括承受了杨增浩在与原告间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综上，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间存在案涉脚手架材料的租赁关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据此向被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中旺建筑材料租赁站全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33.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红军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 王奇彦书 记 员 顾 贤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