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内0526行初1号原告杨某，女，1938年8月6日出生，满族，农民，现住内蒙古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内蒙古蒙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男，1960年9月22日出生，满族，农民，现住内蒙古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被告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所在地扎鲁特旗鲁北镇。法定代表人王永清，职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杰，内蒙古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男，1974年9月26日出生，蒙古族，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现住内蒙古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原告杨某诉被告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2019）内0526行初1号行政判决，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9）内05行终99号行政裁定，发回重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变更其起诉的被告为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通知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依法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王某，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杰、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诉称，王某才系原告杨某的丈夫，于1927年出生，1945年参军，因战致贰级甲等伤残，具体的残疾时间、地点及原因：王某才于1946年在长春战役中、1949年在四平战役中曾两次负伤，并于1988年1月24日因脑颅骨外伤复发（战伤复发）死亡，发病时双手抱头、口吐白沫，当时在现场的有邢某和时任黄花山镇民政助理何某等都能证实，王某才死亡前后是扎鲁特旗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负责办理的入院、出院及丧葬手续，原告杨某没有参与。原告丈夫王某才去世后，原告杨某一直享受军人遗属抚恤待遇（享受至2015年12月31日），后因扎鲁特旗民政局的原因导致原告没有王某才的死亡证明，而后扎鲁特旗民政局取消了原告享有的军人遗属抚恤资格。根据相关规定原告应当享受军人遗属抚恤待遇，且原告不能享受军人遗属抚恤待遇的过错在扎鲁特旗民政局。2019年4月2日，扎鲁特旗民政局的军属优待、抚恤工作职权变更为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故要求依法判令被告按照国家标准给付原告自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军人遗属抚恤待遇，并要求依法确认原告享有军人遗属抚恤待遇的资格；并要求被告出具原告丈夫王某才的医院病历、诊断书及死亡证明。原告向法庭提交出示的证据材料如下：1.王某才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证明原告的丈夫王某才因战致残，等级为2等甲级，发证时间为1982年9月份。2.原告所有的通辽市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领取证，证明原告因王某才病故领取军人遗属抚恤待遇是自2007年至2015年年末的事实；原告在《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及《军人新旧残疾等级套改办法》实施以后就享有上述待遇，原告应当继续享有上述待遇；被告擅自取消该待遇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举证责任在被告。3.原黄花山镇民政助理何某的证明一份，证明王某才属于战伤复发，并在扎鲁特旗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一天后去世，期间的治疗费及相关手续及丧葬事宜均是民政局办理的，原告并没有参与，因此被告应当按战伤复发给付原告抚恤待遇，同时被告应当出具王某才的病历、诊断书、死亡证明。4.《军人新旧残疾等级套改办法》民发（2004）198号下载文件，证明按照套改原则原告应该享有遗属补助待遇。5.行政裁定书一份，证明被告承继了扎鲁特旗民政局原军属优待抚恤职能，被告主体适格。被告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辩称，原告丈夫王某才于1945年参军，1946年在长春战役和1949年在四平战役中两次负伤，于1982年9月颁发了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属于贰级甲等残疾军人，于1988年1月24日送到医院当天病故，具体死亡原因不明。2015年12月根据民政部办公厅于2014年11月28日印发的《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优抚对象数据核查规范的通知》和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于2015年6月25日《关于进一步明确部分优抚对象认定范围及工作程序的通知》之规定，扎鲁特旗所有符合享受优抚待遇的优抚对象，必须经过规定程序逐级审核通过，最后审批通过后录入到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内，上级才能拨付资金，旗民政局负责发放。但王某才的信息不在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内，按照规定程序上报审批不符合条件。如果王某才的病故原因为旧伤复发死亡的，其遗属享受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抚恤待遇。但原告未能提供旧伤复发死亡的相关诊断证明和病历记载。综上，因原告无法证明王某才的死亡原因，未能提供王某才病故原因为旧伤复发死亡，导致原告杨某的病故军人遗属抚恤待遇审批不能通过，无法录入到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上级不给拨付原告杨某的病故军人遗属抚恤待遇，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出示的证据材料如下：1.民政部办公厅文件（民办发201427号）、内蒙古自治区××区）、民办函（2010）84号文件，证明军人遗属享受优抚待遇的审批审核程序以及应当提供的材料。2.黄花山镇2015年度重点优抚对象定补确定表一份、2017年定期定量救济补助领取凭证、救助款审批手续2张、2018年扎旗城镇居民临时救助发放表一张、低保发放表6张，证明2015年被告按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优抚标准向原告支付过渡性遗属补助，取消资格后扎旗民政局以其他救助方式发放了各项补贴款的事实。3.扎鲁特旗民政局关于调查王某才住院病历的函一份、扎鲁特旗人民医院关于王某才住院病历查询结果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王某才的病历未找到。4.原告杨某调查记录一份，证明王某才在扎鲁特旗人民医院未对病故原因进行诊断，所以没有相应的病历。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在庭审中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分析认定如下：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依其证明目的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符合合法性、真实性要件，能证明原告丈夫王某才因战致残，残疾等级为贰级甲等及原告2016年之前一直领取军人遗属抚恤待遇的事实，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予以采信，但不能作为其不给付原告军人遗属抚恤待遇的依据，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王某才系原告杨某丈夫，于1945年参军，1946年在长春战役中、1949年在四平战役中负两次伤，198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王某才颁发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认定其残废等级为贰级甲等，王某才于1988年1月24日在扎鲁特旗人民医院病故，丧葬事宜由扎鲁特旗民政局办理。2007年7月1日，通辽市民政局为杨某颁发通辽市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领取证，2007年至2015年，原告杨某一直享有病故军人遗属抚恤待遇，并由扎鲁特旗民政局为其发放抚恤金。2016年以后的抚恤金未向原告杨某发放。另查明，2019年3月23日，中共扎鲁特旗委员会办公室及扎鲁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扎党办发【2019】24号《关于印发〈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职能设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的规定，扎鲁特旗民政局原军属优待、抚恤工作职能并入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根据中共扎鲁特旗委员会办公室及扎鲁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扎党办发【2019】24号《关于印发〈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职能设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的规定，扎鲁特旗民政局原军属优待、抚恤工作职能并入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现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具有军属优待、抚恤的法定职权，其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退出现役的因战、因公致残的残疾军人因旧伤复发死亡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按照因公牺牲军人的抚恤金标准发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其遗属享受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抚恤待遇。……因战、因公致残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因病死亡的，其遗属享受病故军人遗属抚恤待遇”。2007年7月1日，通辽市民政局已为原告杨某颁发通辽市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领取证，原告自2007年始享有病故军人遗属抚恤待遇，现被告自2016年始以原告不能提供医院病历和诊断书，王某才因旧伤复发死亡没有依据为由，取消原告杨某军人遗属抚恤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杨某不具有军人遗属抚恤待遇，不能享有遗属抚恤待遇。故原告要求享有军人遗属抚恤待遇，按照国家标准给付自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军人遗属抚恤待遇，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由被告出具王某才的医院病历、诊断书及死亡证明，不属于行政给付审理范围，故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七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杨某享有军人遗属抚恤待遇，被告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按照国家标准给付原告杨某自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军人遗属抚恤待遇；二、驳回原告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扎鲁特旗退役军人事务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玉 宝审 判 员 陈 光 飞人民陪审员 包 玉 荣 二0二0年五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哈斯毕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