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粤19行赔终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用兵，男，白族，1966年7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代理人：张**，湖南新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湖南省张家界市公安局。住所地：湖南省张家界市南庄坪。 法定代表人：谢振华，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珍荣，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维虎，湖南风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公安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南路3号。 法定代表人：郭向阳，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国宏，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东泳，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朱用兵、湖南省张家界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张家界市公安局”）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行赔初4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2月1日，朱用兵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一、撤销东莞市公安局作出的东公赔决字[2016]01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二、东莞市公安局赔偿朱用兵误工费等各项直接经济损失245012元（误工费：14个月，每个月10000元，共计140000元；扣车损失费：28000元；深圳到广州派车拖柜费用：3500元；柜租损失费：5320元；华彩物流公司工资：30000元；一鼎通工资：11400元；车旅住宿伙食费：15000元；律师费：10000元；通信费：每月128元，14个月，共计1792元）；三、本案一审诉讼费用由东莞市公安局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9月16日，朱用兵持A2驾驶证驾驶粤Ｂ×××××牵引车牵引着粤Ｂ×××××车从大岭山经107国道往东城方向行驶至东城牛山广创混凝土公司路段时与黄某驾驶的自行车碰撞，致黄某当场死亡。2013年10月11日，东莞市公安局下属东城交警大队（以下简称“东城交警大队”）作出东公交认字[2013]第A2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用兵与死者黄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并送达给死者黄某家属和粤Ｂ×××××牵引车所有人深圳市华彩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人潘某，但并未送达给朱用兵，后于2016年10月20日才向朱用兵送达，亦未制作《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告知朱用兵办理驾驶证降级注销业务。2013年11月15日，东城交警大队将事故信息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由于应用平台对接原因，张家界车管所未能接收到信息，该所于2014年8月25日仍为朱用兵办理了驾驶证审验业务。2014年10月3日，张家界车管所通过应用平台接收到朱用兵的事故信息，系统自动注销朱用兵A2驾驶证，降为B1B2，但该所并未通知朱用兵驾驶证降级事宜。2015年8月1日，朱用兵持原A2驾驶证驾驶大型挂车在广州市广园快速路行驶，被交警查扣，并被告知驾驶证已被降级。2016年9月7日，朱用兵向东莞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东莞市公安局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东公赔决字[2016]01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朱用兵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此外，2016年9月21日，张家界车管所向朱用兵发出《办理注销最高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同日对朱用兵作出《注销最高准驾车型决定书》，决定注销朱用兵A2驾驶证，注销后准驾车型为B1B2。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东城交警大队与张家界车管所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二、若存在违法行为，朱用兵是否应得到赔偿及赔偿数额为多少；三、若需赔偿，东莞市公安局与张家界市公安局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某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二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由办案民警签名或者盖章，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分别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复核、调解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期限”、《公安交管业务基础信息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第二十条：“事故处理民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对所涉及的机动车和驾驶人按照本章上述规定检查处理，对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构成犯罪的，应当制作《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告知、督促及时办理降级注销业务。法律、法规规定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或者行政处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案中，朱用兵于2013年9月16日驾驶牵引车在东莞市东城牛山广创混凝土公司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东城交警大队作为处理事故的交警部门，虽有依照上述规定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用兵和黄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将朱用兵发生上述交通事故的信息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但并未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时送达给朱用兵，也没有制作《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告知、督促朱用兵及时办理降级注销业务，违反上述规定，故东城交警大队存在违法行为。原《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12年修订)公安部令（123号）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并通知机动车驾驶人在三十日内办理降级换证业务：（一）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构成犯罪的”、第二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规定时间内未办理降级换证业务的，车辆管理所应当公告注销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公安交管业务基础信息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第二十一条：“车辆管理所应当利用交通管理信息系统，每月清理本地机动车和驾驶人基础信息，重点排查机动车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驾驶人逾期未审验、未换证、达到降级条件未降级等信息，建立重点车辆和驾驶人专门数据库。车辆管理所应当每月通过手机短信、信函等方式告知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办理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证审验、换证等手续，并按照车辆类型、辖区范围、存在问题等进行分类汇总，通报各辖区县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本案中，东城交警大队于2013年11月15日将朱用兵发生涉案交通事故的结案信息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虽由于系统对接原因，张家界车管所未能及时收到事故信息，于2014年8月仍为朱用兵持有的A2驾驶证办理了年度审验业务，但张家界车管所于2014年10月3日收到事故信息，系统自动将朱用兵A2驾照降级为B1B2后，却未及时通知朱用兵降级事宜，违反上述规定，故张家界车管所亦存在违法行为。虽张家界车管所主张收到事故信息后有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及时通知朱用兵降级事宜，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由于东城交警大队未及时向朱用兵送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亦未制作《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告知、督促朱用兵及时办理降级注销业务；张家界车管所通过系统收到事故信息，系统自动将原告A2驾照降级为B1B2后，亦未及时通知朱用兵降级事宜，导致朱用兵对驾驶证已被降级的事宜不知情，仍持原A2驾驶证于2015年8月1日驾驶大型挂车在广州市广园快速路行驶时被广州交警查处，并被扣留驾驶证及货物，造成了朱用兵经济上的直接损失。东城交警大队、张家界车管所的上述违法行为与朱用兵经济上的直接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朱用兵应获得赔偿。对于确定赔偿数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朱用兵的诉讼请求、举证情况、法定的赔偿计算标准及东莞市公安局、张家界市公安局的答辩意见、庭审陈述等，原审法院分析如下：1.误工费：对于误工时间确定，应是朱用兵驾驶证被扣至重新领取B类驾驶证所误工的时间，且时间长短应以是否具有主观过错确定。本案中，朱用兵于2015年8月1日被扣留驾驶证，至2016年9月21日取得B类驾驶证，时间约14个月，但朱用兵在2015年8月1日被广州交警告知驾驶证已被降级后，理应及时联系张家界车管所办理换证手续，故虽东城交警大队、张家界车管所未履行法定义务，存在主要过错，但朱用兵在换证时间问题上亦存在次要过错，故误工时间，本院酌定为9个月。虽朱用兵提交《收入证明书》，主张其在深圳市一鼎通物流有限公司的月收入为10000元，但该证明为上述公司单方出具，且无纳税证明等证据佐证，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朱用兵从事道路运输业，参照2017年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7085元/年计算。本院认定误工费共计为9个月×（67085元/年÷12月/年）＝50314元，朱用兵请求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2.扣车损失费：由于车辆并非属朱用兵财产，其所产生的收益显然并非朱用兵所有，故该赔偿请求不属于对朱用兵财产权造成的直接损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3.深圳到广州派车拖柜费用：朱用兵该项诉求是3500元；由于朱用兵并未提交发票等证据予以证实，结合深圳至广州的距离，原审法院酌定派车拖柜费用2000元；4.柜租损失费：由于车柜并非属朱用兵财产，其所产生的孳息显然并非朱用兵所有，故该赔偿请求不属于对朱用兵财产权造成的直接损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5.华彩物流公司工资：原审法院已对误工费作出认定，故该项诉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6.一鼎通工资：原审法院已对误工费作出认定，故该项诉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7、车旅住宿伙食费：由于朱用兵未能提交相关的票据，原审法院酌情支持4000元，朱用兵请求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8.律师费：不属于本案赔偿范围，原审法院不予支持；9、通信费：由于朱用兵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朱用兵的直接损失共计为56314元。关于焦点三，本案中，东城交警大队未及时向朱用兵送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亦未制作《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告知、督促朱用兵及时办理降级注销业务，但其于2013年11月15日已将朱用兵发生涉案交通事故的结案信息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虽由于系统对接问题，张家界车管所于2014年10月3日才通过系统收到事故信息，系统自动将朱用兵A2驾照降级为B1B2，但张家界车管所在此之后却一直未通知原告降级事宜，直至朱用兵于2015年8月1日被广州交警查扣后，于2016年9月21日才向朱用兵发出《办理注销最高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显然，张家界车管所的违法行为是导致朱用兵被查扣的主要原因，而东城交警大队的违法行为属次要原因。故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张家界市公安局应承担七成赔偿责任，东莞市公安局应承担三成赔偿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条：“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该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先予赔偿”的规定，由于朱用兵已要求东莞市公安局赔偿，故根据上述规定，东莞市公安局应当先予赔偿。因此，东莞市公安局作出的涉案《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原审法院予以撤销。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第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东莞市公安局作出东公赔决字[2016]01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二、限东莞市公安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用兵支付赔偿款56314元；三、驳回原告朱用兵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朱用兵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东莞市公安局作出的东公赔决字[2016]01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二、撤销原审赔偿判决，东莞市公安局赔偿朱用兵误工费等各项直接经济损失245012元（误工费：14个月，每个月10000元，共计140000元；扣车损失费：28000元；深圳到广州派车拖柜费用：3500元；柜租损失费：5320元；华彩物流公司工资：30000元；一鼎通工资：11400元；车旅住宿伙食费：15000元；律师费：10000元；通信费：每月128元，14个月，共计1792元）；三、本案一审与二审诉讼费用由东莞市公安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确认东莞市公安局行政行为违法，朱用兵对此认定没有异议，但朱用兵认为一审判决就朱用兵主张的赔偿损失的事实认定不清、判决错误。一、对于朱用兵的误工费一审判决酌定为9个月，不符合客观事实与法律规定相悖。本案属于行政赔偿案件，那么东莞市公安局的行政行为违法导致朱用兵直接遭受的直接损失，应当足额赔偿。一审判决认定了朱用兵务工期限为14个月，但却推定朱用兵有一定过错而减除5个月的工资赔偿，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朱用兵对于本人所持A2驾照被降级的事实自始不知，2015年8月1日被广州交警查扣后，为查清相关事实和主张的相关权利朱用兵一直奔波于广州各级交管部门要求处理，在寻求的权利救济途径无望的情况下，朱用兵为了减少损失维持生计，于2016年的9月21日向驾驶证发证单位重新申领B1B2驾驶证后上岗营运。而这个期间的务工，均是由于东莞市公安局作出行政机关违法而造成的。朱用兵出于积极的心态，挽救损失办理驾证务工就业，其愿望是善良的、其行为没有过错。一审判决酌定支持9个月的务工与事实不符，损害了朱用兵的利益，实际上朱用兵的各项损失要成倍的大于本案主张的损失。二、朱用兵主张的扣车损失费、柜租损失费均是朱用兵因本次扣车后给业主造成的损失进行了实际赔偿以后，从而向东莞市公安局主张赔偿，该损失应是朱用兵的直接损失，本案原一审和本案重审东莞市公安局均没有发表异议而且原一审法院对该两笔费用是予以支持的。本案重审的一审判决书不予支持没有法定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朱用兵主张的华彩物流公司工资和一鼎通工资并不是本案扣车后的费用，而是朱用兵在2013年交通事故发生前到相关单位工作应获得的劳动收入，而由业主单位将朱用兵的收入扣除后，到东莞市公安局处打理本案。既然东莞市公安局行为违法，相关的工资损失应该由东莞市公安局赔偿；朱用兵主张的律师费、通讯费用均属于朱用兵未解决本案而支出的实际费用，依据《国家赔偿法》应当认定为朱用兵的损失由东莞市公安局进行赔偿，通讯费用朱用兵虽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但一审法院可酌定支持，可是一审判决没有支持该项请求，与客观事实不符损害了朱用兵的利益。综上所述，朱用兵认为一审判决枉顾客观事实，袒护东莞市公安局，判决支持的损失额度太少，连朱用兵为本案奔波的相关车旅费都不够，极大的损害了朱用兵的利益；由于东莞市公安局违法的行政行为造成朱用兵为本案的解决不断地、长期的、多次的奔波于湖南与广东的路途中，此期间朱用兵不仅没有劳动收入，还要对外举债，用作于解决本案费用。朱用兵现已债台高筑、身心疲惫、家庭生活困难，面临着生活无法生存、子女无法就读的严重生活困境；希望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同情社会弱者，维护公平正义，还朱用兵予以公平公正，支持朱用兵的上诉请求。 一审宣判后，张家界市公安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关于张家界市公安局承担七成赔偿责任的认定；2.张家界市公安局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东莞市公安局的违法行为是造成朱用兵经济损失的根本原因。朱用兵持A2驾照于2015年8月1日驾驶大型挂车在广州市被广州交警查处，并造成后期重大损失，追根溯源，导致这一后果的根本原因，是东莞市公安局在处理2013年9月16日的交通事故时，在已确认朱用兵承担交通事故同等责任的情形下，根据《关于规范办理机动车驾驶证降级注销业务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3项、第5项规定，应当收缴其驾驶证并制作《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告知、督促其及时办理降级注销业务，但是，由于东莞市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在收到事故车主的好处后，没有按规定程序履行上述法定义务，正是因为东莞市公安局在这一关键环节的严重缺失，才导致了朱用兵错误的认为自己持有的A2驾照继续有效，加之，由于交警网络系统的原因。张家界市公安局的网络平台没有及时收到东莞市公安局发送的事故信息，致使朱用兵在案发后一年即2014年8月又顺利的通过了驾驶证的声验，朱用兵更加坚信所持A2驾照继续有效，才继续驾驶大型挂车，直至被广州交警查处。以上事实表明，东莞市公安局未按《关于规范办理机动车驾驶证降级注销业务的指导意见》规定履行法定职责，是导致朱永兵经济损失的根本原因。且这种不作为，不是一般的疏忽大意，而是故意不作为。二、原审法院认定张家界市公安局承担七成赔偿责任，属本末倒置，有失公允。张家界市公安局网络平台于2014年10月收到东莞市公安局的事故信息后，系统自动发送短信将降级情况告知了朱用兵，已履行了相应的行政职责，尽到了应尽的法定义务，至于朱用兵没有收到，不能否认张家界市公安局已经通知的事实。退一步说,即使张家界市公安局没有证据证明已通知朱用兵，只能认定张家界市公安局在行政管理中存在瑕疵，但与东莞市公安局上述行政不作为行为相比，其情节亦是较轻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原审法院认定张家界市公安局应承担七成赔偿责任，纯属本末倒置，明显有失公允。综上所述，张家界市公安局在本案中不存在违法行政的事实，至多存在行政管理的瑕疵，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张家界市公安局的正当权益，特向二审法院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关于张家界市公安局承担七成赔偿责任的认定，判决张家界市公安局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东莞市公安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赔偿责任分配合法合理。朱用兵对原审判决支持的数额不服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赔偿数额已经有详细说明，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具体作出降级处理的是张家界市公安局，在张家界市公安局作出决定后没有及时通知朱用兵，导致朱用兵在广州被扣车。主要责任是张家界市公安局，所以不存在张家界市公安局所说的本末倒置的情况，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家界市公安局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8月22日，朱用兵申领B驾驶证，2007年12月18日根据71号令要求换为A2驾驶证，2013年8月18日换成10年有效期证。2013年9月16日，即从案涉交通事故当天开始，东城交警大队陆续将现场勘查、事故快报审核、证据采集、调查报告、检验鉴定委托书、检验鉴定信息、事故调查报告书审批、事故认定文书等事故处理信息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2013年11月15日15时25分，东城交警大队将案涉交通事故处理转入结案管理状态，相关处理信息被同时自动推送至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大队车辆管理所，作为朱用兵驾驶证核发地的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张家界车管所”）则未收到。2014年8月25日，张家界车管所下属桑植县车管所仍为朱用兵办理了原A2驾驶证审验业务。2014年10月3日，张家界车管所通过应用平台收到前述事故处理信息，应用平台自动注销朱用兵的原A2驾驶证，并降为B1B2。张家界市公安局确认驾驶证核发地车管所才有权办理降级注销业务，应用平台没有赋予违法行为地车管所相关操作权限，并表示应用平台在张家界车管所收到案涉事故处理信息同时就已向朱用兵的手机139××××1756发送过信息，通知其办理降级注销业务，朱用兵否认有收到，但又确认其使用上述手机号码直到2016年。2015年8月1日，朱用兵持原A2驾驶证驾驶大型挂车在广州广园快速路行驶，因存在低证高驾和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被广州交警查扣，才得知驾驶证已被降级。广州交警随之在应用平台上将朱用兵的原A2驾驶证进行锁定，由于必须要先处理完前述违章事宜方可办理降级换证业务，朱用兵为此多次找广州交警等相关部门投诉反映寻求解决问题，直到系统解锁。据朱用兵所称，广州交警未将原A2驾驶证退还给其本人。2016年9月21日，朱用兵以原A2驾驶遗失为由，申请补发驾驶证，并填写了《机动车驾驶证遗失声明书》。同日，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则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构成犯罪”为由，作出[2016]第430822871000043号《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和[2016]第430800201601016号《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决定书》并送达给朱用兵，朱用兵没有提起行政复议亦或行政诉讼。 另查，张家界车管所于2015年8月21日出具《关于朱用兵驾驶证降级的情况说明》，述称朱用兵于2015年8月20日到该所反映本人不知因案涉交通事故须在规定时间内应办降级换证业务，而未办降级换证并持已被注销的原A2驾驶证一直在穗务工，且分析原因系应用平台信息转递迟缓导致朱用兵2014年度的审验正常通过，又因朱用兵长期在外地务工，难以通知和告知，导致驾驶证的降级换证业务未能按期正常办理。 再查，朱用兵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45012元，根据其制作的损失清单显示，具体包括：误工费140000元（10000元/月×14个月）、扣车损失费28000元、深圳到广州派车拖柜费用3500元、柜租损失费5320元、华彩物流公司30000元、一鼎通工资11400元、车旅住宿伙食费15000元、律师费10000元、通信费1792元（128元/月×14个月）。深圳市一鼎通物流有限公司出具《收入证明书》，证实朱用兵系其公司正式员工，担任司机职位，月薪10000元。此外，深圳市一鼎通物流有限公司还出具了一份《扣柜费用证明》，称朱用兵于2015年8月1日在深圳赤湾码头提APL船公司的45尺空柜（柜号为APHU4617189）去广州装货，当天下午被广州交警告知驾驶证已被降级处理过，与所属驾驶车型不符，被作扣车处理，导致APL船务公司货柜在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9月26日被扣期间产生柜租费用36820元，具体包括：8月1日至8月7日：7天×280元/天＝1960元；8月8日至8月15日：7天×480元/天＝3360元；被扣车辆损失（8月1日至9月26日）56天×500元/天＝28000元；深圳到广州派车拖柜费用3500元。 除上述查明事实外，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行政赔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朱用兵于2015年8月1日持原A2驾驶证驾驶大型挂车在广园快速路行驶，被广州交警以存在低证高驾为由查扣，才获知该驾驶证已被降级，因驾驶证随之被广州交警在应用平台上锁定，造成其无法办理降级换证业务，后经向多方反映及有关部门协调才得以解锁，并在2016年9月21日完成换证。可见，朱用兵被广州交警查扣后不能及时办理降级换证的直接原因是低证高驾，究其根本则系其本人对所持原A2驾驶证之前已被降级完全不知情。鉴于朱用兵所持原A2驾驶证被降级缘于朱用兵对案涉交通事故负有同等责任，而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起，直至朱用兵因低证高驾被查扣，先后经历了交通事故处理与应用平台信息录入、应用平台信息对接转递、原A2驾驶证被应用平台自动注销降级三个阶段，故在确定造成朱用兵就所持原A2驾驶证被降级不知情从而导致其低证高驾被查扣的责任主体时，应根据以上不同阶段的具体参与行政机关加以分析。 首先，针对交通事故处理与应用平台信息录入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某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并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二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由办案民警签名或者盖章，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分别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复核、调解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期限。”《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并通知机动车驾驶人在三十日内办理降级换证业务：（一）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构成犯罪的；（二）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有记满12分记录的；（三）连续三个记分周期不参加审验的。”以及公交管[2013]126号《关于规范办理机动车驾驶证降级注销业务的指导意见》第6条：“交通民警处理涉及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的交通事故时，对造成人员死亡被认定承担同等以上责任但未构成犯罪的，要制作《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交由驾驶人签字，并告知、督促及时办理驾驶证降级注销业务。”之规定，东城交警大队在案涉事故发生后虽有依规将相关事故处理信息录入应用平台，并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朱用兵与黄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但未及时送达给朱用兵本人，亦无制作《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告知、督促朱用兵及时办理驾驶证降级注销业务，确属违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修订）第二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扣留机动车驾驶证：（一）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二）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三）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的；（四）驾驶有拼装或者达到报废标准嫌疑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五）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十二分的。”东城交警大队于案涉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后，在没有发现应当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上述法定情形下，将原A2驾驶证退还给朱用兵本人，于法有据。 其次，针对应用平台信息对接转递阶段。2013年11月15日15时25分，东城交警大队将案涉交通事故处理转入结案管理状态，相关事故处理信息被同时推送至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大队车辆管理所，作为朱用兵驾驶证核发地的张家界车管所则未收到。2014年8月25日，张家界车管所下属桑植县车管所为朱用兵办理了原A2驾驶证审验业务。2014年10月3日，张家界车管所通过应用平台收到事故处理信息。因东莞市公安局与张家界市公安局均确认，事故处理信息是应用平台自动识别确定接收单位并发送，那么造成事故处理信息被错误转递至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大队车辆管理所系应用平台自身对接原因所致。朱用兵先办理完原A2驾驶证审验业务，其后事故处理信息才被正确推送至张家界车管所，张家界车管所下属桑植县车管所在未收到相关事故处理信息的情况下给予审验通过，并无不妥。 再者，针对原A2驾驶证被应用平台自动注销降级阶段。《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规定时间内未办理降级换证业务的，车辆管理所应当公告注销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公交管[2013]126号《关于规范办理机动车驾驶证降级注销业务的指导意见》第8条规定：“车辆管理所每个工作日要从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下载并打印符合降级注销条件的驾驶证信息，对未向驾驶人发送《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的，要确认邮寄地址并以挂号邮件、特快专递等形式邮寄《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并收存邮件回执；同时，要在当地报纸、电视媒体、车管所办事大厅、互联网网站等予以公告。在确认挂号邮件、特快专递已签收后的24小时内，将有关信息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驾驶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换证或注销的，要按规定予以降级注销并公告作废。对因地址、电话等联系方式不准确无法邮寄或者驾驶人未签收挂号邮件、特快专递的，要在公告满三十日后按规定予以降级注销并公告作废。”《公安交管业务基础信息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第二十一条规定：“车辆管理所应当利用交通管理信息系统，每月清理本地机动车和驾驶人基础信息，重点排查机动车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驾驶人逾期未审验、未换证、达到降级条件未降级等信息，建立重点车辆和驾驶人专门数据库。车辆管理所应当每月通过手机短信、信函等方式告知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办理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证审验、换证等手续，并按照车辆类型、辖区范围、存在问题等进行分类汇总，通报各辖区县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本案中，东城交警大队没有办理机动车驾驶证降级注销业务的职能，张家界车管所作为朱用兵原A2驾驶证的核发地车辆管理所，是办理相关降级注销业务的适格主体。张家界车管所于2014年10月3日通过应用平台收到相关事故处理信息，其称当天应用平台就已向朱用兵的手机139××××1756发送信息，通知朱用兵办理降级注销业务。朱用兵确认在前述信息发送时段使用的是上述手机号码，但否认有收到相关通知。张家界车管所无证据证实曾于2014年10月3日以手机短信方式通知朱用兵办理降级注销业务并发送成功，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于朱用兵此后未办理注降级注销业务是事实，根据上述援引之规定，张家界车管所作为朱用兵原A2驾驶证的核发地车辆管理所，应当每月通过手机短信、信函等方式告知朱用兵办理驾驶证换证，并负有定期清理降级注销信息之责，但其自2014年10月3日通过应用平台收到相关事故处理信息，即应用平台自动注销朱用兵的原A2驾驶证并降为B1B2当日起，直到朱用兵于2015年8月1日被广州交警以低证高驾被查扣，张家界车管所在长达近10个月的时间内，既未告知朱用兵办理降级事宜，亦无向朱用兵邮寄《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更没有公告后按规定予以降级注销并公告作废，亦构成违法。 由此可见，朱用兵就所持原A2驾驶证被降级不知情而低证高驾被查扣，系由东莞交警大队的事故处理告知不规范、张家界车管所未履行告知义务与清理降级注销信息职责的违法行为相互叠加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之规定，朱用兵有权就其因低证高驾被查扣所遭受直接损失要求给予赔偿。朱用兵主张其损失项目包括：误工费、扣车损失费、深圳到广州派车拖柜费用、柜租损失费、华彩物流公司工资、一鼎通工资、车旅住宿伙食费、通信费、律师费。 第一，误工费。朱用兵原A2驾驶证于2015年8月1日被查扣，2016年9月21日才办理降级注销业务，时间跨度将近14个月。朱用兵在此期间未及时办理降级注销业务，虽多基于客观不能，而非主观懈怠，但同时负有减损义务，理应积极谋求再就业，尽量降低由此造成暂时不能继续从事司机职业的误工损失。考虑到前述时间跨度长，朱用兵能够再就业的机会相对较大，本院酌情认定10个月作为朱用兵的误工时间。朱用兵担任司机的月收入为10000元，由用人单位深圳市一鼎通物流有限公司出具《收入证明书》为证，本院予以采信。据此，本院认定朱用兵的误工费为100000元。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扣车损失费、深圳到广州派车拖柜费用以及柜租损失费。朱用兵因低证高驾被查，事发时所开车辆及货柜亦作扣车处理，势必会产生前述损失。深圳市一鼎通物流有限公司出具《扣柜费用证明》证实存在前述损失，张家界市公安局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虽然东莞市公安局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又无证据能够加以反驳。故，本院对《扣柜费用证明》予以采信，认定扣车损失费、深圳到广州派车拖柜费用以及柜租损失费合计36280元。 第三，华彩物流公司工资。朱用兵于2017年5月15日接受原审法院调查询问时，明确表示系华彩物流公司拖欠自己的工资，与本案无关。故，就该项赔偿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车旅住宿伙食费、通信费。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地为东莞，朱用兵在广州因低证高驾被查扣，其驾驶证核发地在张家界。朱用兵原A2驾驶证被广州交警在应用平台上进行锁定后，要办理降级换证业务必须先行处理完毕案涉违章事宜并完成解锁，朱用兵为此需找三地交警等相关部门反映解决问题实属常情，但考虑到朱用兵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原审法院酌情支持4000元，并无不妥。 第五，一鼎通工资。朱用兵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且前述获得支持的赔偿费用已足以覆盖其所有损失，故该项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六，律师费。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处理正确。 综上，本院认为东莞交警大队的事故处理告知不规范、张家界车管所未履行告知义务与清理降级注销信息职责的违法行为，导致朱用兵就所持原A2驾驶证被降级不知情而低证高驾被查扣造成的直接损失共计：140280元。 东城交警大队未及时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由朱用兵签收虽属违法，但向朱用兵本人补送达后，朱用兵就其对案涉交通事故负同等责任的认定无异议亦或提出书面复核申请，而东城交警大队未制作及送达《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也仅仅是为没有履行督促朱用兵及时办理驾驶证降级注销业务的告知义务。由于东城交警大队本身并没有办理驾驶证降级注销业务的法定职责，所以其前述违法行为不会直接导致朱用兵原A2驾驶证被降级注销，只是对朱用兵不能及时知悉应当办理驾驶证降级注销业务产生影响，是朱用兵就其原A2驾驶证被注销降级不知情从而造成低证高驾被查扣的间接原因。相反，张家界车管所作为负有办理驾驶证降级注销业务的有权部门，收到案涉事故处理信息后，在长达近10个月内未履行告知义务及清理降级注销信息职责，则是朱用兵就其原A2驾驶证被注销降级不知情从而造成低证高驾被查扣的直接原因。原审法院认定张家界市公安局承担朱用兵因低证高驾被查扣所致损失的七成赔偿责任，其余三成赔偿责任由东莞市公安局承担，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该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先予赔偿。”由于东莞市公安局与张家界市公安局是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朱用兵已要求东莞市公安局赔偿，东莞市公安局应当先予赔偿。待东莞市公安局履行完毕赔偿责任后，可就张家界市公安局应当承担的赔偿费用向其追偿。东莞市公安局作出案涉《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予以撤销，处理正确。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971行赔初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项主文第一项与第三项； 二、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971行赔初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项主文第二项为：“限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用兵支付赔偿款140280元”。 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四）项之规定，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立凡 审判员  韦艳芹 审判员  张志强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添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