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83民初7726号原告：杨某某，女，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封某、章某，江苏盛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某某，男，汉族，住江苏省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某某与被告徐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各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尾款82万元整；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4日，被告徐某某通过“陌陌”聊天软件添加附近人，加原告杨某某为好友，两人认识后成为朋友交往。约半月后，被告即以丹阳工地开工缺钱向原告借款，并承诺按年利率10%支付利息。基于对被告的好感，对被告的信任，以及是用于正常生意周转还有回报，原告同意借钱给被告。后被告又陆续以承包其同学白某某在泰兴的钢结构厂房需要垫资、在泰州佳源新天地开服装店需要进货、安徽一医院做水电工程、扬州一银行装修工程、高港一酒店装修工程、江西南昌小蓝经济开发区工地需要资金转账等借口陆续借钱。原告为了被告能够尽早还款，一直借钱给被告。为了帮助被告，原告向其朋友、家人借钱给被告使用。被告自2017年2月24日起至2019年4月13日止，因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向原告多次借款。原告通过银行卡转账、支付宝、微信、他人代为支付等方式先后借给被告借款本金合计81万多元，每次出借款项累计，见面时补写借条。部分补写借条时间、金额分别为：2017年2月24日，金额10万元；2017年6月21日，金额10万元；2018年4月12日，金额20万元；2019年1月25日，金额10万元；2019年4月13日，金额11万元。2019年5月6日，原告接到一女子电话，称其借给被告50万元左右。次日，原告前往高港工地向被告讨要借款。基于对被告失去信任，怕被告逃避，原告报警求助。民警到达被告租住地（泰兴市济川新村2区2幢504室）了解情况，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双方进行对账，确认尚欠原告89万元整。被告亲笔书写了借条、还款计划给原告。2019年5月21日，被告还5万元，5月30日还1万元，5月31日还1万元，合计还款7万元，剩余尾款82万元经多次催要未果。原告认为，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为了帮助被告出借钱款给被告。原告给付款项给被告，被告补写借条确认收到款项事实，双方的借贷合意明确，双方对产生的法律后果明知，双方口头约定10%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理应受法律保护。2019年5月8日，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双方进行对账，后由被告出具借条、还款计划，是对欠款事实的再一次确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徐某某辩称，1、被告并非向原告借款82万元，本案涉嫌套路贷以及砍头息的违法行为，应当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处理。2、原、被告本身系男女关系，将生活开销与借款混为一谈，恶意诉讼，同时原、被告的行为也侵害了被告妻子的切身利益，被告妻子也保留起诉原告的权利。3、原告诉称与被告发生89万元经济往来，仅凭几张借条，同时该借条也没有89万元，希望原告要拿出相应的凭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无争议事实：2017年正月，原告杨某某与被告徐某某通过“陌陌”社交软件相识，后确立男女关系。双方交往期间存在经济往来，并形成借条数份。2019年5月8日，原、被告在泰兴市分手并发生纠纷，原告杨某某拨打了110，公安机关现场处警。当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还款计划》各一份，《借条》载明：“借条/本人今借到杨某某捌拾玖万元整。”《还款计划》载明：“本人保证2019年5月31日下午5:00之前先还杨某某贰拾万元整，剩余借款从2019年6月底开始平均每月还款叁万元整（注：有特殊情况保证一年还叁拾陆万元整）。”此后，被告陆续于2019年5月21日、5月30日、5月31日偿还原告5万元、1万元、1万元，合计7万元。余款82万元原告催要未果，诉来本院。审理过程中，本院依原告杨某某申请，依法对被告徐某某名下82万元财产进行了诉讼保全。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本案原、被告虽曾系男女关系，但此身份关系并不当然否定双方间存在借贷往来，这从双方相处期间频繁存在的大额支付行为以及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数份借条均可以得到印证。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在于：被告2019年5月8日向原告出具的89万元借条是否体现了双方之间真实的借款往来。原告杨某某主张，当时原告接到了另一女子的电话，称其借了50万元给被告，还自称和被告关系特殊，希望原告能与被告彻底划清界限，基于此原告才找被告对账，否则可能还会再继续借钱给被告。案涉89万元借条系公安机关介入后，由原、被告对账所形成，其中本金为83万元，利息为6万元。在双方对账时，原告将持有的之前的五份借条原件当着被告的面销毁，再由被告签写了总借条。之前的五份借条分别为：（1）2017年2月24日10万元，支付方式：通过任某某农业银行卡于2017年2月24日分两次汇款，一次3万元、一次2万元，2月26日合计汇款两次，3万元一次、2万元一次。（2）2017年6月21日10万元，支付方式：原告的女儿王某2017年6月27日从尾号为4773的农业银行卡转账10万元到被告尾号为9774的农业银行卡。（3）2018年4月12日20万元，支付方式：原告于2018年3月底持现金在浙江省绍兴市存到被告尾号为9774的银行卡上10万元，另还存了一次2万元，还有在丹阳被告的工地上支付了5万元现金及其他部分现金，一共合计20万元。（4）2019年1月25日10万元，支付方式：王某于2019年1月5日通过尾号为1517的农业银行卡支付4万元至被告尾号为9774的农业银行卡，通过支付宝分两笔支付到被告的支付宝上，一次1万元、一次5万元。（5）2019年4月13日11万元，支付方式：2019年1月5日通过支付宝支付给被告3万元、1万元、1万元，于2019年4月13日通过支付宝支付被告6万元。原告同时说明，所有借条均是事后补写，签写的日期是根据双方回忆的汇款的大致时间，从未先出借条后付款。除了上述借条之外，原告另通过支付宝、微信支付分17笔合计支付被告173000元。2019年5月8日双方对账时，被告一笔一笔进行核对，自己书写了一个流水清单，确认借款本金是83万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7年2月2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某某壹拾万元整（100000￥）。”2、2017年6月2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某某壹拾万元整（100000￥）。”3、2018年4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某某贰拾万元整（200000￥）。”4、2019年1月2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王某（杨某某女儿）壹拾万元整。”5、2019年4月13日被告向杨某某甲出具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某某甲（杨某某姐姐）壹拾壹万元整”。6、任某某尾号为9670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王某尾号为4773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王某尾号为1517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原告杨某某的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一组。7、被告徐某某书写的清单一份（无落款时间），清单左半部分载明：“19.3月33万/2月281万/2月161万/2月63000/1月61万/1月22万/18.12月151万1万/11月272万/262万/6月151万/2月221000/2月15888/17.12月30”；右半部分载明：“10万10万+13=237+2+3=1243+40=83”。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6，5份借条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借款金额有异议：2017年2月24日被告确实向任某某借款5万元，当时出具了10万元的借条；被告在2017年6月27日收到王某的10万元，但在2018年4月12日对之前的对账是出具了20万元的借条；2019年1月25日的10万元借条，被告当时确实是收到了10万元；2019年4月13日的11万元借条，被告只在2019年4月13日当天收到了6万元。对证据7，内容是被告的笔迹，但被告真记不清楚内容是什么了。被告徐某某主张，2019年5月8日民警在场仅是防止双方起冲突，并不能对双方之间的借贷进行数额或事实的确认，当时被告考虑到原告以死相逼，所以写下了借条。在2019年8月11日晚上，原告找蒋某某、吴某某等人对被告扇耳光、脚踹，进行债权的转让，后来第二天被告也报警处理。同时，原告在南京江宁区起诉程某某的借贷案件，当时被告和原告一起去向程某某要钱，约定的月息是5%，还有一个叫李某某甲，也差原告的钱，也是月息5%，所以原告是职业放贷人。另外，在2019年9月20日，原告的姐姐杨某某甲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也存在砍头息的情形。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任某某、王某以及王某的配偶徐某的微信转账记录一组，用以证明：被告向原告的真实借款金额为36万元。2、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原、被告在一起生活的开销都是在一起花掉的，包括原告承认殴打被告。3、照片一组，用以证明：当时被告被原告殴打致骨裂。4、照片一组，用以证明：原告至被告家中将被告的衣服、鞋子全部用剪刀剪坏。5、照片一组，用以证明：被告的车辆玻璃被原告砸坏。6、照片一份，用以证明：蒋某某和吴某某对被告进行暴力催收。7、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原告杨某某甲与被告徐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沪0115民初72757号民事判决书（杨某某甲主张2018年4月30日提供20万元借款给被告，后法院依银行转账金额，判决支持杨某某甲16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用以证明：当时原告的姐姐杨某某甲向被告提供借款20万元，提前预扣了4万元，实际上被告只拿到了16万元。8、被告向蒋某某出具的借条一份（落款时间：2019年8月11日，借款金额35万元，并载明系杨某某转给蒋某某和吴某某，约定分期偿还），用以证明：原告当时使用套路，准备将债权转让给蒋某某和吴某某，一人35万元，一人30万元，后来没有谈成。9、被告制作的微信转账、银行转账和其他开支明细单一份。用以证明：被告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陆续归还原告237300元，双方的开销还不在此费用之内，生活开销更多是向第三人支付，被告也通过整理出双方自2017年去除一些现金、吃喝生活等费用，还花费近274500元。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只是借款的支付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所主张的借款是明确的、具体的，没有计算所谓的生活开销，被告出具借条已充分说明被告对借款金额的确认。对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审理的是民间借贷案件，应围绕争议焦点展开，且根据被告陈述，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相信相关职能部门会做出相应处理，今天原告本人参加庭审，也没有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可见被告所称的与原告无关。对证据4、5、6，均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8，原告不认识蒋某某、吴某某，也不清楚该借条的情况。对证据9，严格来讲这不是一个证据，从载明的金额来看，大部分为520、1314、420、300、200、8888、3888、210、240、284、680、1560等等，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假定被告所称属实，对于发放工人工资、原告女儿结婚给的钱款、大年三十给付的钱款，正常人都应当知晓与还款没有任何关系。原告仅认可其中的7万元为还款，即2019年5月20日以后所收到的5万、1万、1万元，其他与本案无关。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均主张2019年5月8日的《借条》、《还款计划》是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出具的。但被告主张，其当时并不愿意出具借条，出具借条完全是为了脱身。为此，本院依职权至泰兴市公安局济川派出所调取2019年5月8日该所处警的相关材料，该所向本院提供了当日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报警人：杨某某；报警内容:“我的情人许国先骗了我一百多万元钱”；处警经过及结果：经了解系，2019年5月8日19时许，在本市济川旅馆内，杨某某与徐某某以前为情人关系，徐某某称其在2017年做工程时向杨某某借款一百万元，现二人感情破裂，杨某某因还款问题与徐某某发生纠纷，现场平息事端，告知双方通过合法途径处理。）本院询问有无当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该所答复执法记录仪内视频的保存期限只有三个月，无法提供。本院认证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结合双方陈述及举证，可以认定案涉89万元借条体现了原、被告之间真实的借款往来。理由如下：一、出具2019年5月8日《借条》、《还款计划》系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从本案债权凭证形成的前因、形成经过以及履行情况来分析，可以认定案涉《借条》、《还款计划》系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原、被告在交往期间存在借款往来已是不争事实，双方在分手时形成结算借条以固定往来金额，符合一般习惯，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其次，案涉债权凭证虽系原、被告分手发生纠纷时形成，但被告出具债权凭证时，民警已现场处警平息了双方冲突，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被告原先出具的五份借条被当场销毁，被告出具了案涉债权凭证，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当时遭受胁迫而导致表意不真实。再者，从公安机关《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载明的处警经过来看，被告当时向处警民警作出了“其在2017年做工程时向杨某某借款一百万元”的陈述，此亦可印证原、被告间确存在约100万元借款的事实，而稍后形成的《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并未超出上述金额。最后，在《借条》、《还款计划》出具后，被告并未报警求助或诉讼撤销，而是陆续偿还原告7万元，此亦可辅证上述债权凭证系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退一步讲，即便原告在后续讨债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亦不当然影响案涉《借条》、《还款计划》的效力。综上，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其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与原告对账，销毁先前借条，出具结账借条并制定还款计划的行为，依法产生法律效力。二、2019年5月8日《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可以得到认定。首先，2017年2月24日、2017年6月21日、2018年4月12日、2019年1月25日、2019年4月13日的五份借条，均形成于原、被告交往期间，原告举证及陈述已能证明上述五份借条载明的借款款项的交付事实。在被告无充分反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五份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予以确认。其次，被告手书的清单（即原告举证7），内容虽不甚明确，但明显与2019年5月8日《借条》具有关联，清单内容可以印证《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系被告对账后确认的金额，即原告所主张的借款本金为83万元，利息为6万元。考虑到该利息金额并不超出按年利率24%计算的上限，本院予以支持。再者，虽然原告在本案庭审中就五份借条之外的借款组成的陈述及举证存在部分瑕疵，但在其已完成大部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不能完全否定其相关陈述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被告在交往过程中向原告及原告女儿等人的转账付款，金额大都零碎，且夹杂购买礼品以及诸如520元、1314元等表态爱意的金额，显然不能认定为被告对借款的还款行为，不应进行冲减。综上，原告已对2019年5月8日《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的组成及款项交付进行了合理陈述并举证证明，应视为其已完成相应举证义务，本院依法确认《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综上，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往来，截止2019年5月8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息89万元，被告未按还款计划约定自2019年6月起按月还款3万元，仅陆续还款7万元，已构成预期违约，原告有权向本院一并主张剩余借款本息计82万元。关于被告主张的原告系职业放贷人的问题，经本院检索，除本案诉讼外，原告杨某某在我省仅有一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法院：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案号：(2019)苏0115民初13520号；案件名称：原告杨某某与被告程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立案标的金额：98500元；立案时间：2019年8月15日，结案时间：2019年10月26日；结案方式：按撤诉处理（原告未按期预交案件受理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徐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杨某某借款本息82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00元，保全费4620元，合计16620元，由被告徐某某负担（此款原告已垫付，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吕 兵人民陪审员  何昌龙人民陪审员  刘云飞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肖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