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29民初471号原告：刘前举，男，1951年9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原告：黄吉明，男，194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权，男，197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系原告黄吉明之子。原告：王超琼，女，194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康松，贵州文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廷凯，男，1933年8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通英，女，196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系被告王廷凯之儿媳。被告：王成军，男，196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蒲云江，余庆县敖溪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刘前举、黄吉明、王超琼与被告王廷凯、王成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前举、黄吉明、王超琼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康松，被告王廷凯的代理人杨通英、被告王成军及与王廷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蒲云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二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应当领取的生态林补偿款84687.75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1984年10月1日，根据中央《1984》1号文件精神，黄吉明、刘正权（刘前举之父）、冯德伦（王超琼之夫）及被告王廷凯与关兴镇狮山村毛湾经济联合社签订了山林承包合同，由黄吉明、刘正权、冯德伦、王廷凯共同承包看护“清明山、五朵梅花”的山林，承包期限为50年（即1984年10月1日至2034年10月1日）。同时对看护期间的报酬比例进行了约定，毛湾经济联合社占1成，黄吉明、刘正权、冯德伦、王廷凯占9成，并在余庆县公证处进行了公正。黄吉明、刘正权、冯德伦、王廷凯与毛湾经济联合社签订合同后开始履行合同。1999年5月2日，因黄吉明、刘正权、冯德伦、王廷凯之间发生内部分歧，原关兴镇狮子场管理区组织黄吉明、刘正权、冯德伦、王廷凯进行座谈，准备将山林的承包看护权转移给王廷凯个人，但因分歧较大未果。之后，黄吉明、刘正权、冯德伦继续履行山林看护义务。2011年开始，国家开始对山林进行补偿，黄吉明、刘正权、冯德伦、王廷凯承包的土地得到了相应补偿，在兑现期间，二被告欺骗狮山村委会及林业部门，称王廷凯已将看护权转移给了王成军，其他看护人已退出。后林业部门直接将该山林的补偿款全部支付给王成军，截止2019年，被告王成军共计领取生态林补偿款112917元。综上，被告王成军领取的补偿款应当按黄吉明、刘正权、冯德伦及继承人各1/4的比例进行分配。被告王廷凯、王成军辩称，王廷凯与刘正前、冯德伦、黄吉明于1984年10月1日与余庆县狮子场乡毛湾经济联合社签订山林（水域）承包合同书是事实，但刘正前、冯德伦、黄吉明已于1999年5月2日在狮子场管理区组织的座谈会中退出合伙，由王廷凯一人继续履行山林看护，又和关兴镇林业站签订的合同及贷款合同、会议纪要、贷款单据、工资支付单据、林权证及公示表等证据证明，故刘正前、冯德伦、黄吉明已没有实际权利，不应当分割林木补偿款。经审理查明，王廷凯与刘正前、冯德伦、黄吉明于1984年10月1日与余庆县狮子场乡毛湾经济联合社签订山林（水域）承包合同书，约定由王廷凯、刘正前、冯德伦、黄吉明四人看护清明山、五朵梅花的林地，期限为1984年10月1日至2034年10月1日。经双方协商，1985年正月初五，原狮子场管理区毛湾大队又与王廷凯、刘正前、冯德伦、黄吉明重新签订了毛湾大队大户林场承包合同。1992年11月24日，王廷凯与王成军于2010年12月30日签订了山林承包继承合同遗交书，将王廷凯前述承包的清明山林地交由王成军管理看护。1992年11月26日，王成军、王成正与余庆县关兴镇林业工作站签订了毛湾林场联办合同书，约定由王成军、王成正种植杜仲500亩，9万株，其余面积为用材林，合同期限从1992年11月26日起到2034年12月31日，同时对种植任务、巡视管理、盗砍林木、效益分成等事项进行了约定。1997年3月6日，五朵梅花林场与青山、蚂蝗沟签订了关于青山、蚂蝗沟修建公路经过毛湾村有林场至大银山小组边界，下至红岩村有林界的协议，五朵梅花林场的王洪、王成军等、青山蚂蝗沟的鲍从福、黄昌华等人签名确认。1999年5月2日，经原狮子场管理区召集，王廷凯、刘正前、冯德伦、黄吉明及管理区工作人员在原狮子场管理区会议室进行调解，达成了会议纪要，载明：一、依法变更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一九八五年正月初五签订合同其内容真实合法有效，鉴于具体情况，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原承包人冯德伦、刘正前、黄吉明相继退伙，原《毛湾大队大户林场承包合同》中权利义务受王廷凯一人享受和承担；二、原一九八五年正月初五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第二款中山林款200.00元，经甲、乙双方协商由王廷凯于一九九九年古历九月三十日前付给毛湾村委会，到期不交清楚则按超期1天按10%计算违约金；三、考虑到履行原一九八五年承包合同中相关义务涉及到税收问题，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在首先完税后按甲方享受三成，乙方享受启程受益执行。四、其它相关义务按一九八五年正月初五签订的《毛湾大队大户林场承包合同》履行。五、本纪要一式叁份，王廷凯一份、毛湾村委会一份、狮子场管理区一份。由杨再兴、董开明、刘孝春、刘前举、王成军、冯德伦、杨虎云、韩自帮、陈天香、冉光明、田应财、王廷凯、刘锦黔、张礼等人签名。2002年余庆县关兴镇狮山村村民委员会与王成军签订了关兴镇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森林资源管护承包合同，约定由王成军对余庆县关兴镇狮山村地名为清明山的3000亩林地进行管护，期限为一年。2020年12月30日，王成军办理了余府林证字（2010）第020200003号林权证，并公示30日，林权证载明小地名为清明山，面积为2280亩，使用期为24年。2011年至2018年，王成军共计领取林地补偿款112917元。同时查明，王廷凯与王成军系父子关系。刘正权、冯德伦均已过世，二人的其余继承人均放弃继承刘正权、冯德伦在林地承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由本案原告继承。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冯德伦、刘正前、黄吉明是否还享有于1984年10月1日与余庆县狮子场乡毛湾经济联合社签订山林（水域）承包合同书中约定的权利的问题，根据经审理查明事实，本院认为冯德伦、刘正前、黄吉明不再享有该合同中的权利，其理由如下：1、双方在签订合同后，王廷凯于1987年12月以个人名义与松烟林业站签订了林业贷款。1992年11月26日王成政、王成军与余庆县关兴镇林业工作站签订了毛湾林场联办合同书。1997年3月6日，五朵梅花林场与青山、蚂蝗沟签订了关于青山、蚂蝗沟修建公路经过毛湾村有林场至大银山小组边界，下至红岩村有林界的协议中五朵梅花林场的协议签订人系王洪、王成军。2002年余庆县关兴镇狮山村村民委员会与王成军签订了关兴镇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森林资源管护承包合同。这些合同中均未出现冯德伦、刘正前、黄吉明的名字，也未约定冯德伦、刘正前、黄吉明的权利、义务。2、1999年5月2日原狮子场管理区组织座谈的会议纪要中载明黄吉明、刘正权、冯德伦已退出于1984年10月1日与余庆县狮子场乡毛湾经济联合社签订山林（水域）承包合同。原告刘前举陈述没有参加1999年5月2日原狮子场管理区组织的座谈，对该次座谈的内容不清楚，但原告提交的诉状中载明“1999年5月2日，因黄吉明、刘正权、冯德伦、王廷凯之间发生内部分歧，原关兴镇狮子场管理区组织黄吉明、刘正权、冯德伦、王廷凯进行座谈，准备将山林的承包看护权转移给王廷凯个人，但因分歧较大未果。”。同时，该会议纪要上有刘前举的签名，故本院认定该会议纪要的内容真实有效；3、被告王成军于2010年12月30日办理了林权证，并进行了公示，期限为30日，原告方未在公示期限内提出异议。4、被告王成军提供了因看护不力被罚款的处罚通知书,五朵梅花林场栽种杜仲验收单据、领取杜仲苗的领条、看护工人领取工资的领条、五朵梅花杜仲林场清查被盗（杜仲苗）现场记录、农户砍柴记录等证据。综上，刘正前、冯德伦、黄吉明在1984年10月1日与余庆县狮子场乡毛湾经济联合社签订山林（水域）承包合同书后，于1999年5月2日退出，不再履行相应义务，也不再享有相应权利。同时，原告方只提供了余庆县狮子场乡毛湾经济联合社签订山林（水域）承包合同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被告王成军则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对余庆县关兴镇狮山村清明山的林地履行了看护义务，应当独自享有相应权利，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生态林补助款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无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前举、黄吉明、王超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958元，由原告刘前举、黄吉明、王超琼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明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