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4民初5210号原告：刘某某，女，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畅，吉朋飞，系北京德和衡（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武汉市霄佳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三路肖家地506号-1号。法定代表人：杨开明，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锦，系湖北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该公司员工（一般授权）。被告：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长安路18号永利新城东苑8栋。主要负责人：杨开明，系该单位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锦，系湖北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该单位工作人员（一般授权）。第三人：杨某某，男，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原告刘某某与被告武汉市霄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霄佳商贸公司）、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永利村改造委员会）及第三人杨某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朋飞、俞畅，被告武汉市霄佳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委员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锦、王华及第三人杨某某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经原被告同意，本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返还原告涉案房屋所对应的拆迁补偿权益100平方米的房屋或等值财产暂估4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原告当庭将第一项诉讼请求明确为：两被告返还原告涉案房屋所对应的拆迁补偿权益393.88平方米的房屋。事实和理由：原告系武汉市硚口区永利村村民，拥有永利村房屋一套，房屋坐落于武汉市硚口区永利村下铁路大厂20号附1号，该房屋实测面积322.75平方米，房屋标号为c169。2017年5月，两被告在未告知原告且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与第三人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将属于原告的财产权益处置给第三人，导致原告应得的拆迁权益无故流失，侵犯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本院。被告霄佳商贸公司、永利村改造委员会共同辩称：（一）原告诉称答辩人未经同意与第三人订立《永利村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不是事实。原告委托杨某某全权代理双登编号C169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协商及订立事宜，杨某某向答辩人提交《永利村分户申请表》，申请将杨某某、李俊、李惠萍、郑兰英、易建萍等作为房屋产权共有人，答辩人依据分户申请，根据《方案》的规定，分别与房屋产权共有人作为被拆迁人订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在启动还建房分配工作后，按照原告、杨某某以及案外人李承志对各自财产的约定与确认，分别与被拆迁人订立《永利村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答辩人没有实施未经原告同意将其财产处置给第三人的行为。（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杨某某将其本人以及案外人李俊、李惠萍、易建萍等人作为产权共有人申请分户的行为，应当依法对原告发生效力，答辩人依据分户申请分别与被拆迁人订立的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永利村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没有侵犯原告的财产权益。而且根据确认单记载，原告与杨某某、李承志等人合并选房的实际选房面积远大于约定的还建安置建筑面积，答辩人已经依约履行了拆迁还建安置义务，不应再向原告返还拆迁补偿权益或等值财产。（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因此，原告要求答辩人返还拆迁补偿安置权益的前提是答辩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永利村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被生效法律文书撤销或依法确认无效，否则，答辩人没有向原告返还的法定义务。（四）双登编号C169房屋分户后的被拆迁人享有的还建安置建筑面积分别为杨某某115平方米、李俊64.56平方米、李惠萍92.47平方米、郑兰英77.42平方米、易建萍64.56平方米，没有原告诉称100平方米拆迁补偿权益，原告诉称100平方米拆迁补偿权益指向不明确，其诉称的第三人是指经原告同意分户作为产权共有人的杨某某，还是指经原告同意分户作为产权共有人的李俊、李惠萍、易建萍、李承志等人，原告也未明确，因此，原告要求答辩人返还的100平方米拆迁补偿权益无法确定。（五）确认单中明确记载了原告刘某某、杨某某及李承志各自意向户型、选定房屋的坐落、面积及套数，确定被拆迁人实际选房面积超出还建安置面积共计33.45平方米以及被拆迁人应支付的房屋结算差价款和设施设备费的金额。在还建房现场选房时，原告刘某某对杨某某选择的意向户型以及实际选择还建房屋的坐落、面积、房号等信息均明确知晓，并且在选房现场对超出约定的还建安置建筑面积部分进行了分配与调整，最后统一由杨某某支付房屋结算差价款150525元、设施设备费19565元，合计170090元。其均证明原告刘某某对杨某某、案外人李承志订立《永利村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的过程与结果是明确知晓的，其诉称未经同意被处置财产不能成立。如果答辩人未经原告同意将属于原告的财产处置给第三人，原告作为一名完全行为能力人，不可能认可由杨某某统一结算房屋结算差价款以及设施设备费，也不可能直至2019年7月才向答辩人主张权利，显然与常理不符。（六）武汉市霄佳商贸有限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双登编号B163,C169房屋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永利村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均是城中村改造工作委员会与被拆迁人订立，武汉市霄佳商贸有限公司不应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如原告违背诚实信用，出尔反尔，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要求答辩人返还所谓拆迁补偿权益100平方米，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的，将自行承担一切责任。第三人杨某某辩称：被告提到的分配房子，我和刘某某离婚，2011年元月6日离婚，C169的房子全部是刘某某的，B163的1、2、3楼是刘某某的，4、5层是我的，是当时离婚约定，去民政局时怕多交钱，把财产分割好了，村里给了108平方给我，B163的分配情况如上，C169我没找过任何人，是村领导找我谈，我明确说房子是刘的，钱给刘某某就不会有事，胡书记当时在场，我明确说了你们没资格分配房子，后来他们还是找我谈，说给我一套房子，让我签字，我就有两套房子，刘某某发现我有两套房子，来找我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某某与第三人杨某某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1年1月6号办理离婚手续。原告刘某某系武汉市硚口区永利村村民，其在永利村登记有编号为B163与C169的房屋两栋，其中B163房屋实测面积481.25平方米，该房屋三层及以下实测面积309.22平方米，C169房屋实测面积322.75平方米，三层及以下实测面积310.86平方米。2012年11月8日，武汉市永利村村民委员会及武汉市霄佳商贸有限公司发布了《长丰街永利村“城中村”综合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该方案第六条规定：“被拆迁人及房屋面积确认的原则：（一）分户和房屋面积认定工作由永利村村民委员会、武汉市霄佳商贸有限公司指导进行。所有建筑物的面积以2008年政府房管部门双登的面积为依据，双登之后新增加的建筑物不给予补偿；（二）按公安部门双登双录的户籍和1户1处宅基地的原则结合城中村改造政策，由永利村村民委员会、武汉市霄佳商贸有限公司出具书面证明，作为被拆迁人房屋的权属认定和分户依据。每栋房屋分户总面积不得超过三层及以下的双登面积。”2016年3月8日，原告刘某某就B163房屋签署《永利村分户申请表》，申请将原告刘某某与案外人李承志作为房屋共有人分别立户。同日，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村民委员会与原告刘某某签订了编号为：B2432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原告还建的安置房屋总面积为303平方米，货币补偿194384元。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村民委员会与案外人李承志签订了编号为：B2433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案外人李承志还建的安置房屋面积130平方米，货币补偿14040元。2016年12月19日，第三人杨某某就登记在刘某某名下的C169号房屋签署了《永利村分户申请表》，申请将杨某某、李惠萍、易建萍、李俊、郑兰英作为产权共有人分别立户。同日，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村民委员会分别与第三人杨某某签订了编号为：C2482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杨某某的还建安置房屋建筑面积为115平方米，货币补偿64170元；与案外人李俊签订编号为：C2483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李俊还建的安置房屋建筑面积64.56平方米，货币补偿36025元；与案外人李惠萍签订编号为：C2484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李惠萍还建的安置房屋建筑面积92.47平方米，货币补偿56046元；与案外人郑兰英签订编号为：C2485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郑兰英还建的安置房屋建筑面积77.42平方米，货币补偿48443元；与案外人易建萍签订编号为：C2486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易建萍还建的安置房屋建筑面积64.56平方米，货币补偿36025元。2017年3月20日，被告武汉市霄佳商贸有限公司发布《永利村还建房分配方案》，正式启动还建房分配工作。2017年5月31日，原告刘某某与第三人杨某某及案外人李承志共同签署了《永利村还建房安置确认单》，该确认单载明由协议书号为2432、2482、2433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产权调换面积共计548.00平方米，实际选房581.45平方米，其中由原告刘某某选择永利新城北苑小区2栋2单元5层4号房（118.79平方米）及永利新城北苑小区2栋2单元32层4号房（118.79平方米），第三人杨某某选择永利新城南苑小区2栋2单元8层4号房（112.54平方米）及永利新城南苑小区2栋2单元14层4号房（112.54平方米），案外人李承志选择永利新城北苑1栋1单元32层1号房（118.79平方）。因原告刘某某最终选房面积超出33.45平方米，其于选房当日通过第三人杨某某账户补交超出面积的房款及设备费共计170090元。另查明，2019年5月7日，原告刘某某曾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案外人李惠萍及第三人杨某某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原告刘某某与案外人李惠萍就C169号房屋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本院作出（2019）鄂0104民初303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刘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生效文书查明以下事实：2007年2月，刘某某、杨某某与李惠萍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因刘某某、杨某某欠李惠萍装饰材料款总价值20万元，双方协议一致将下铁路大厂20号附1号房屋总面积313平方米的一半156.5平方米转让给李惠萍，从此甲乙双方债权债务互不相欠；该房屋如国家征用拆迁，刘某某、杨某某应协助李惠萍要求政府全额赔偿。合同签订后刘某某及杨某某将房屋一半面积交付给李惠萍。2013年1月该房屋经勘测，房屋实测面积为322.75平方米，房屋编号为C169，户主为刘某某。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户口本复印件、永利村房屋基本情况一览表、房屋建筑面积统计情况、离婚证复印件，被告提供的《永利村B片区村民单户房屋建筑面积统计表》、双登编号B163《永利村房屋基本情况一览表》、《永利村C片区村民单户房屋建筑面积统计表》、双登编号C169《永利村房屋基本情况一览表》、《长丰街永利村城中村综合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协议编号B2432,B2433《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B163房屋《永利村分户申请表》、B163房屋《永利村选房意向表》两份、协议编号C2482,C2483,C2484,C2485、C2486《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五份、C169房屋《永利村分户申请表》、C169房屋《永利村选房意向表》五份、《永利村还建房分配方案》、《永利村还建房安置确认单》、《永利村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五份、收据、银联刷卡凭证，第三人杨某某提交的武汉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明细等在卷为凭，并经开庭质证，本院审查，足以认定。本院认为，2017年5月31日的《永利村还建房安置确认单》中刘某某及杨某某的签名真实性原告及第三人均予以认可，该确认单中的产权调换面积为548平方米，由编号为B2432、2433及C2482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确定的还建安置面积组成，其中包含登记在刘某某名下编号为B163及C169房屋拆迁安置面积，而编号为C2482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第三人杨某某依据其向被告提交的登记在刘某某名下编号为C169房屋的《永利村分户申请表》及永利村选房意向表而来。原告刘某某亦认可，是先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后签订《永利村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刘某某在2017年5月31日签订《永利村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时亦知道该协议书中有手写编号：2432、2433、2482代表的之前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可推断原告刘某某知道其B163及C169房屋存在合并选房的情况，其明知道第三人杨某某就C169房屋与被告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永利村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而未提出异议，并通过第三人杨某某账户补交超出安置房屋面积差价的行为，可视为对第三人杨某某关于C169房屋所签订相关协议的追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故杨某某签订的关于编号为C169房屋的分户申请表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有效，两被告依据该分户申请就拆迁房屋面积分配并无过错。且早在2007年原告刘某某及第三人杨某某就将C169房屋一半的财产权益转让与案外人，现原告再要求两被告返还原告C169房屋所对应的拆迁补偿权益393.88平方米房屋的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本院减半收取10376元，由原告刘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林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