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2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海波，男，1980年11月6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山东互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卞友信，男，1965年1月4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永治，山东优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全永，男，1972年10月13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秀珍，女，1971年8月23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上诉人魏海波因与被上诉人卞友信、张全永、刘秀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3民初60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海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被上诉人卞友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海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全永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也没有雇用被上诉人刘秀珍到被上诉人卞有信处收菜，一审法院对此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首先，卞有信提交李刘秀珍出具的收货单，上面虽然印有上诉人电话，但上诉人未在收菜单上签字，刘秀珍在其上面签字，只证明刘秀珍到卞有信处收菜，不能证明上诉人是货主且到卞有信处收菜；其次，刘秀珍的工资是张全永支付，刘秀珍与张全永之间存在雇用关系，不能证明上诉人与刘秀珍存在雇用关系。二、原审法院采信证据错误。卞有信提交录音资料及刘秀珍签字的收货单，但卞有信未提供录音资料的原始载体，其提交的录音证据不能证明与原始载体一致，上诉人也未在收货单上签字且未雇用刘秀珍，故上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没有雇刘秀珍到卞有信处收菜，刘秀珍收菜行为不是代理行为，且其是有民事行为能为的成年人，故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二条是错误的。上诉人不欠卞有信的货款，原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判令上诉人支付货款是错误的。 卞友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卞友信一审提交证据完善，足已证明卞友信与魏海波、张全永有买卖关系，也证实了魏海波和张全永拖欠货款未支付的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全永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张全永与魏海波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没有雇佣刘秀珍收菜，不欠卞友信任何款项，不应承担任何付款责任。 刘秀珍未答辩。 卞友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魏海波、张全永、刘秀珍立即支付货款3473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卞友信提交刘秀珍书写的收货单8张及欠条一份。卞友信主张魏海波与张全永是合伙关系，雇佣刘秀珍到其经营的菜市场收菜，刘秀珍每次收菜均填写收货单，其中一联交与卞友信；2017年12月17日，刘秀珍为卞友信出具欠条一份，并注明是“魏海波张全令欠”。刘秀珍质证后认可系其出具，但提出是卞友信让其写上的魏海波的名字，并认可“张全令”即“张全永”。对上述证据，刘秀珍认可系其本人出具，且内容与本案相关联，予以确认。刘秀珍主张受卞友信要求写上的魏海波的名字，其未提供证据证实，对其该项意见，不予采信。2.卞友信提交的收货单上印有“寿光市三江菜业有限公司”字样，下方印有货主电话，货主一个姓魏，一个姓张，其中魏姓货主电话由魏海波使用，张姓货主电话由张全永使用。魏海波、张全永均认可电话号码由自己使用，但辩称仅凭收货单上印有自己号码并不能证明该二人是货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人们的交易习惯，公民为方便业务联系，一般会将自己的电话留给交易对方，而不会留下他人的电话；因收货单开出时，魏海波、张全永使用的电话正是收货单上印制的货主电话，故应当认定该二人即刘秀珍所收货物的货主。3.卞友信提交录音资料三份。录音一、二是刘秀珍的丈夫桑荣元与魏海波的通话，由桑荣元录制并转发给卞友信。通话主要内容为因槐埠市场上的人向刘秀珍催要34000余元的柿子款，桑荣元问魏海波怎么办，魏海波称外面的欠款都分给了全令，柿子钱、刘秀珍的工资等也给全令打过去了。魏海波认可槐埠市场的柿子款即卞友信主张的欠款，但认为录音资料不是原始载体，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认为，魏海波并未提出录音资料中哪些内容进行了剪辑或存有疑点，且在法院已释明的情况下，其未按规定提出鉴定申请，故无证据证实录音资料存在问题，应当认定该录音资料是真实、有效的证据。审理中，魏海波否认本案欠款与其有关，否认雇佣刘秀珍，但在通话录音中承认卞友信的柿子款、刘秀珍的工资由其打给了“全令”，并拒绝回答原因，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根据谈话内容认定魏海波自认与“全令”是合伙关系并雇佣刘秀珍到卞友信处收菜。录音三是案外人李坤林、吴兰玲的通话，卞友信主张吴兰玲是受魏海波、张全永雇佣到李坤林处收菜的，因欠李坤林款，也被李坤林起诉到法院，二人的通话中吴兰玲陈述其与刘秀珍、杨玉梅受魏海波的指使，出具了受张全永（令）雇佣、与魏海波无关的证明。因在李坤林起诉的案件中吴兰玲未能证明受到了魏海波的指使，而本案中刘秀珍亦不认可受到了指使，故对该录音资料不予确认。4.卞友信提交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其于2017年2月份至6月份期间因与魏海波、张全永存在买卖关系而发生过资金往来。该交易明细证明魏海波否认与卞友信发生过交易的陈述是不属实的。卞友信主张交易明细中的张全伟是张全永的弟弟，张全伟的转款实际是张全永支付之前交易的菜款，能够证实张全永否认与卞友信之间存在交易是不属实的。张全永主张交易明细不能证明其与卞友信存在买卖关系，但认可其有一个弟弟叫张全伟。对卞友信与户名为张全伟之间的交易，应结合其他证据认定。5.刘秀珍提交交易明细，证明张全永于2017年7月9日向其丈夫桑荣元账户转款14930元，并主张该款为张全永给其发放的工资。因刘秀珍在卞友信处以印有魏姓、张姓货主电话的收货单收菜，且为卞友信出具的欠条中载明是“魏海波张全令欠”，而收货单与欠条是相对应的，故应当认定收货单中的张姓货主即“张全令”，因张全永使用的电话即张姓货主的电话，故应当认定“张全令”即张全永，且该事实有卞友信、魏海波、刘秀珍认可，故予以确认。刘秀珍使用的收货单及为卞友信出具欠条的行为，已显示刘秀珍与张全永（张全令）之间可能存在雇佣关系，其提交与张全永的交易明细并主张明细中的款项为工资，应予确认，且刘秀珍的丈夫与魏海波的通话录音中关于“全令”向刘秀珍支付工资的内容亦印证了上述认定事实。交易明细中载有张全永的银行账号，张全永否认上述交易中的款项为工资，应负举证责任，但其未提供向刘秀珍转款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的证据，故对张全永否认雇佣刘秀珍、否认款项为工资的意见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魏海波、张全永（又名张全令）曾合伙经营蔬菜生意，期间雇佣刘秀珍在卞友信处收菜。2017年6月15日至同年6月21日，刘秀珍在卞友信处因收菜共计欠款34735元，除将每日的收菜单交与卞友信外，刘秀珍于2017年12月17日又为卞友信出具了欠条，并在欠条中注明是“魏海波张全令欠”。上述欠款虽经卞友信催要，魏海波、张全永相互推脱，至今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魏海波、张全永是否是合伙关系，刘秀珍是否是该二人的雇员。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第一，卞友信持有的收货单上的货主电话即魏海波、张全永的电话，且刘秀珍为卞友信出具的欠条上注明欠款人为魏海波、“张全令”，而收货单与欠条是相对应的，故应当认为与卞友信发生交易的对方货主为魏海波、张全永。第二，魏海波虽否认与卞友信发生过交易，但其在与刘秀珍丈夫通话时认可其将卞友信的柿子款、刘秀珍的工资打给了“全令”，应认定其与“全令”即张全永是合伙关系并雇佣刘秀珍到卞友信处收菜。第三，张全永曾向刘秀珍发放工资，证明刘秀珍是张全永的雇员。第四，卞友信的账户收到了从张全伟账户上的多笔转款，且张全永的弟弟叫张全伟。以上一至三项证据和事实足以证明魏海波、张全永合伙雇佣刘秀珍在卞友信处收菜并欠款的事实；第四项事实中张全伟的转款虽不能单独证明某项事实，但与当事人的陈述及其他证据相互对应，进一步印证了上述事实的认定。根据法律规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刘秀珍在卞友信处收菜而产生的欠款，应当由魏海波、张全永负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卞友信要求魏海波、张全永支付34735元欠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其要求刘秀珍对欠款承担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魏海波、张全永向卞友信支付欠款3473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卞友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8元，由魏海波、张全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卞友信于一审诉讼中所提交录音证据中所涉的李坤林与魏海波、张全永、吴兰玲买卖合同纠纷，李坤林亦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追要货款。一审法院作出（2018）鲁0783民初6013号民事判决，认定魏海波与张全永存在合伙关系，判令魏海波、张全永向李坤林支付欠款46168元。魏海波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2020）鲁07民终213号二审判决，确认了魏海波与张全永的合伙事实，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卞友信所主张的案涉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卞友信作为出卖人享有向买受人追索货款的合法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魏海波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审判令其承担付款责任错误，故二审讼争焦点为魏海波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此：卞友信提交的由刘秀珍出具的收货单系印制有魏海波、张全永联系电话的制式单据，魏海波、张全永对相应联系电话未提出异议；对卞友信提交的通话录音真实性魏海波虽不认可，但未提交基础的反驳证据予以反驳，该三份录音证据内容上相互印证；上述证据与事实结合刘秀珍的陈述与张全永的付款事实等，能够对卞友信起诉魏海波债务清偿责任负担的主张构成证据链，能够使待证事实的存在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确认，一审法院据此判令魏海波对本案债务负清偿责任，具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综上所述，魏海波要求免除本案债务清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8元，由上诉人魏海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兰 审判员  孙 涛 审判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赵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