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34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易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47。法定代表人：余靖，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良，广东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娟，广东利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丹，女，1985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公民身份号码360************326。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福春，广东淼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美彩，广东淼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武，男，198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公民身份号码360************339。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福春，广东淼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美彩，广东淼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佛山市易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驾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晓丹、刘武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5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驾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李晓丹向易驾星公司缴纳出资款20万元及支付利息18583元（以2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1月16日起算，计算至实际出资之日，暂计至2019年11月16日，计算公式：200000×5%/360天×669天=18583元）；3.判令刘武对李晓丹上述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李晓丹、刘武负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李晓丹作为易驾星公司的显名股东，在2018年1月3日与易驾星公司的其他股东余靖、范维顺签订了《公司股份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李晓丹需在2018年1月16日缴足20万元的出资款。刘武作为易驾星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对上述内容也予以认可。《公司股份合作协议》系易驾星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内容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各方当事人应当严格履行。虽然在2018年1月22日，也就是在《公司股份合作协议》签署之后，易驾星公司的全体股东作出决议变更《佛山市易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在确认李晓丹的股东身份的同时，将其出资方式及出资时间规定为“在2021年1月1日前缴足”，但是股东会决议和变更的《公司章程》仅作为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所需的资料，并不代表全体股东对出资方式及出资时间进行变更的意思表示。全体股东还应当继续履行《公司股份合作协议》关于出资的约定。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之间不是吸收、包含或者替代的关系，股东协议不会因为公司成立后或者公司章程生效后就被替代、包含、吸收，股东协议是由全体股东充分协商而签订的，与公司章程一样，均代表着全体股东的意志；与公司章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对公司、全体股东均有约束力，两者在公司内部治理上均具有相同的调整功能，特别是在调整股东内部关系上无适用优先之区别。正因为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在公司内部治理上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所以当股东协议（特别是在公司存续期间签署的股东协议）的约定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产生冲突时，应当探究是股东协议还是公司章程代表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有代表全体股东真实意思表示的，才对公司及其所设机构适用。回归到本案，在出资时间上，《公司股份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产生了冲突，不过代表全体股东真实意思表示的应当是《公司股份合作协议》。易驾星公司在成立之初，以及在2017年12月7日原始股东范维顺退股而需变更公司章程之时，全体股东均没有另外特意签署股东协议，始终按照认缴方式出资，唯独在李晓丹受让股份之时特别签署了《公司股份合作协议》，还特别约定李晓丹具体的出资金额以及出资时间，且在该协议的第六条约定“公司今后如需增资，则甲乙丙三方共同按最初投资比例出资。”明确表示在本次出资不足以应付公司将来发展需要增资时，全体股东应在本次出资的基础上按照股份比例再次出资。《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代表公司全体股东的意志，相当于全体股东对公司章程修订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只是没有进行备案登记而已，但具有与公司章程相同的法律效力。公司正因发展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易驾星公司的其他股东才愿意以极低的价格，将20%的股份转让给李晓丹、刘武，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有资金又有能力的李晓丹、刘武加入，以达到人合和资合的效果。根据《公司股份合作协议》的约定，不仅要求李晓丹、刘武实缴出资20万元，易驾星公司的其他股东也不得继续以认缴的方式出资，也需要按照实缴的方式出资80万元，而且易驾星公司的其他股东已经实际出资，唯独李晓丹、刘武没有按约出资。从常理上看，若不需李晓丹在2018年1月16日出资20万元，公司已正常经营并有盈利，各股东仍以低价转让股份给李晓丹、刘武毫无益处；根本没有必要在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后另行签署《公司股份合作协议》对出资方式及出资时间进行特别的约定，不必对将来的增资进行特别的约定。因此，按照《公司股份合作协议》的约定，以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并经推理，李晓丹显然需要在2018年1月16日缴足出资20万元，且不需要易驾星公司再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全体股东确实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自由制定公司章程的内容，但在实践中，工商管理机关通常要求申请公司登记时必须按照其提供的公司章程范本进行填写，不得按照自己的要求个性化制定公司章程，否则不予办理登记，许多公司为了顺利办理公司登记，只得迎合工商管理机关的要求提交资料。这就导致了在工商备案登记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内容与股东会实际进行公司治理的约定产生冲突，许多公司为了执行自己的治理方案，都纷纷通过签署股东协议或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实行。正因为实践操作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或者股东会决议存在冲突的现象出现，经备案的公司章程不代表全体股东意志，未经备案的股东协议或者股东会决议却代表全体股东意志，所以不能以备案登记的公司章程作为确定各股东出资义务的唯一依据，还可以按照股东协议或者股东会决议等代表全体股东真实意思的法律文件。但是，一审判决仅以备案登记的公司章程确定显名股东李晓丹以及隐名股东刘武的出资方式为认缴制为由驳回易驾星公司的诉请，显然错误。最后，易驾星公司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仅对公司的治理进行了一般性的、框架性的、指导性的规定，而赋予了公司内部管理高度自治的空间，公司可以通过个性化设计的公司章程实行对公司的治理。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章程并没有局限于经过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才属于公司章程，也没有否认未经备案登记的公司章程章程以及股东协议以及股东会决议等的法律效力，从广义上理解，只要能代表公司全体股东真实意思的治理文件包括并不限于经过备案登记的公司章程、未经备案登记的公司章程、股东协议以及股东会决议等，都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上都应当适用，对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都应当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未查清是《公司股份合作协议》还是《公司章程》代表股东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就确定适用《公司章程》，显然是错误的。李晓丹答辩称：一、坚持一审答辩意见。李晓丹虽然登记为易驾星公司股东，但是实际股东为刘武，行使股东权利与履行股东义务均是刘武，李晓丹与易驾星公司无任何关系，与本案无关。2018年1月22日，易驾星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范维顺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4%的股份以1万元价格转让给李晓丹，余靖将占公司注册资本6%的股份以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晓丹，李晓丹占公司注册资本20%，并于当天在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了股东登记。变更后的易驾星公司股东分别为范维顺占20%，李晓丹占20%，余靖占60%。李晓丹虽然登记为易驾星公司股东，但从来没有参加过股东大会，从来没有行使股东权力和履行股东义务，行使股东权力与履行股东义务均是刘武，李晓丹实际是代替刘武持有易驾星公司股份。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易驾星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刘武答辩称：一、坚持一审答辩意见。刘武持有易驾星公司20%股份（登记在李晓丹名下），该股份是易驾星公司原股东范维顺、余靖分别将其拥有的占14%、6%的股份转让给刘武所有，并于2018年1月22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原股东范维顺和余靖未实际出资，该股份的股东出资责任在范维顺和余靖，不在刘武。刘武持有易驾星公司股份期间，在公司有盈利的情况下从未收到过股权分红。2019年1月21日，刘武从易驾星公司退出，将名下所占20%股份转让给余靖，未收取股权转让款，也未分配公司剩余财产。刘武已无出资义务。二、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刘武所持易驾星公司20%股份，实质是原股东范维顺和余靖赠与刘武，在刘武退出易驾星公司时已将该股份退还给余靖，该股份的出资责任仍在范维顺和余靖，与刘武无关。三、《公司章程》明确约定股东出资期限为2021年1月1日前。刘武在未到期之前已将股份转让给了余靖，再无出资义务。四、易驾星公司就同一实事在不同诉讼中作自相矛盾的表述，违背“禁止反言”原则，也违背诚信诉讼原则。首先，易驾星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公司正常经营并有盈利，但是另案[（2020）粤0606民初286号]中却说公司亏损，无钱支付刘武的劳动报酬、股权分红。其次，易驾星公司在上诉状反复强调公司应当执行股东会决议，但是实际上易驾星公司并不执行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份合作协议》第四条第2款B项第②目约定“非经三方同意，如一方不愿意继续合伙，而踢出另一方时，被踢出的一方，被迫退出时，则按被踢出股东占股比例以资金的形式进行赔偿”，但刘武在2019年1月21日被迫退出公司时，易驾星公司未按此约定将20万元股份赔偿款支付给刘武。再次，2018年8月24日《规范协议》的第一条财务制度第5款，约定支付股东每月1万元的生活费，但易驾星公司至今未履行该协议，连刘武出差费用也未予报销。最后，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刘武无需现金出资，而是以自己的软件技术等非现金出资，易驾星公司却在刘武退出公司后通过诉讼要求出资，明显违背股东会决议。五、退一步说，假设刘武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向易驾星公司出资20万元，但刘武退出公司后将20%股份转让给了余靖，余靖也应当将20万元股份转让款支付给刘武，而余靖是易驾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样必然产生另一个刘武向余靖追讨20万元股份转让款的股份转让纠纷诉讼。综上，刘武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易驾星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易驾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晓丹立即向易驾星公司缴纳出资款20万元及支付利息18583元（以2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1月16日起算，计算至实际出资之日，暂计至2019年11月16日)；2.刘武对李晓丹上述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李晓丹、刘武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月3日，余靖、范维顺、李晓丹签订《公司股份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合股（合伙）经营易驾星公司，实施三方共同投资、合作经营的决策，成立股份制公司；余靖出资60万元，出资形式货币，出资时间1月16日，占股份60%，范维顺出资20万元，出资形式货币，出资时间1月16日，占股份20%，李晓丹出资20万元，出资形式货币，出资时间1月16日，占股份20%；三方以上述占有股份公司的股权份额比例享有分配公司权利，三方实际投入股本金额及比例不作为分配股利的依据，股份公司若产生利润后，三方可以提取可分得的利润，其余部分留公司作为资本填充，如将股利投入公司作为运作资金，以加大资金来源，扩充市场份额，必须经三方同意，并书面认可；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共同投资人各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共同投资承担责任，共同投资人以其出资总额为限对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共同投资人的出资形式的股份为共同投资人的共有财产，由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比例共有，共同投资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后，各共同投资人有权按其出资比例取得财产；合伙期限为3年，自2018年1月16日起至2021年1月15日止，如公司正常经营，各方无意退股，则合同期限自动延续，入伙：1.需承认本合同，2.需经三方同意，3.执行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退伙：1.公司正常不允许退伙，如执意退伙，退伙后以退伙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不论何种方式出资，均以现金结算，按退伙人的投资股份50%退出，2.非经三方同意，如一方不愿继续合伙，而踢出一方时，则被踢出的一方，被迫退出时，则按被踢出股东占股比例以资金的形式进行赔偿，出资转让：允许合伙人转让自己的出资，转让时合伙人享有优先受让权，如转让给合伙人以外的第三方，第三人按入伙对待，否则以退伙对待转让人。2018年8月24日，余靖、范维顺、刘武签订《规范协议》，约定公司的财务制度、工作制度、约束制度。2019年1月21日，易驾星公司与刘武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刘武就易驾星市场开拓渠道达成以下协议，刘武为易驾星公司开拓易驾星市场渠道，并用新合作方法进行市场推广，刘武同意剔除易驾星公司股东李晓丹在易驾星公司股份，刘武与易驾星公司签约后，易驾星公司签约之前及签约之后的任何债权债务、经济法律纠纷与刘武及李晓丹无关，刘武应按照易驾星公司约定的时间配合做好剔除股份的工作。该《合作协议》还约定了不同合作类型的分成比例、分成周期和划拨方法等内容，易驾星公司落款处盖有印文为“佛山市*******合同专用章”的印章，并有字迹“余靖”“范维顺”的签名。易驾星公司认为李晓丹、刘武未履行出资义务，遂于2019年11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易驾星公司是于2015年3月26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股东为余靖、刘玉婷，余靖任法定代表人；《2017年度报告》记载股东为李晓丹认缴出资20万元，范维顺认缴出资20万元，余靖认缴出资6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与实缴出资时间均为2018年5月12日，实缴出资额均为0元，《2018年度报告》记载股东为范维顺认缴出资20万元，余靖认缴出资8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与实缴出资时间均为2019年5月3日，实缴出资额均为0元。2018年1月22日易驾星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范维顺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4%的股权以1万元转让给李晓丹，其他原股东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意余靖将占公司注册资本6%的股权以1万元转让给李晓丹，其他原股东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公司股权变更后股东为范维顺以货币出资20万元，总认缴出资20万元，在2021年1月1日前缴足，余靖以货币出资60万元，总认缴出资60万元，在2021年1月1日前缴足，李晓丹以货币出资20万元，总认缴出资20万元，在2021年1月1日前缴足。2018年1月22日易驾星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范维顺认缴出资20万元，在2021年1月1日前缴足，余靖认缴出资60万元，在2021年1月1日前缴足，李晓丹认缴出资20万元，在2021年1月1日前缴足；该《公司章程》最后一页有“李晓丹”“范维顺”“余靖”签名。2019年7月24日，易驾星公司出具《员工离职声明》，称刘武已于2019年1月21日离职。刘武与易驾星公司、余靖名誉权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已于2019年8月29日受理，案号为（2019）粤0606民初18836号。刘武于2019年10月8日向佛山市顺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已获受理，案号为佛顺劳人仲案字（2019）5319号。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易驾星公司称原李晓丹所持20%股权转让给了余靖，该20%股权至今仍未完成出资，现在公司股东为余靖、刘玉婷合共持股100%，均为认缴出资，出资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该100%股权对应出资至今未实际完成，易驾星公司现仅对本案所涉20%股权对应的出资主张权利，对其余80%股权对应的出资需对股东投入资金审计后才能确定；一审法院询问案涉20%股权经多次转让变动均未实缴，易驾星公司是否对李晓丹、刘武以外的其他曾经持有该股权的股东或现在持有该股权的股东主张权利，易驾星公司称李晓丹、刘武加入作为股东前出资形式为认缴制，李晓丹、刘武加入时股东签署了《公司股份合作协议》，约定出资形式为实缴制，因此易驾星公司根据该协议在本案仅向李晓丹、刘武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虽然案涉2018年1月3日所签订的《公司股份合作协议》约定李晓丹出资2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8年1月16日，但易驾星公司于2018年1月22日制定的《公司章程》规定，李晓丹认缴出资20万元，在2021年1月1日前缴足，两份文件对出资期限的约定不同。易驾星公司称该《公司章程》是为进行工商登记准备的文件，各股东实际履行的为《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但《公司股份合作协议》或《公司章程》中对此未作约定，易驾星公司在诉讼中也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各股东有该约定，而《公司章程》形成时间在《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之后，故应以《公司章程》约定内容为准。李晓丹签订的《公司章程》约定出资期限为在2021年1月1日前缴足，李晓丹所持股权转让后，易驾星公司承认现在股东的出资期限仍为2021年1月1日，即现在易驾星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仍未届满，其请求李晓丹、刘武连带缴纳出资20万元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易驾星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289.38元，由易驾星公司负担。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出资纠纷。易驾星公司以李晓丹违反2018年1月3日《公司股份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未在2018年1月16日前缴纳出资20万元为由，请求其承担相应的出资责任。依本案已查明事实可知，一方面，在《公司股份合作协议》签订后的2018年1月22日，易驾星公司各股东又签署了包括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在内的多份文件，对股东出资期限约定为“在2021年1月1日前缴足”。易驾星公司虽主张该部分文件为应工商登记备案要求而作，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易驾星公司各股东于2018年1月22日签署的各份文件应对各方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该部分文件与《公司股份合作协议》所作约定不一致的，应认定为系各方对原约定的变更。《公司股份合作协议》所约定的出资期限不再约束李晓丹。另一方面，2019年1月21日，易驾星公司作为甲方，刘武作为乙方形成《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剔除股东李晓丹在甲方公司股份”。该协议首部及尾部甲方处均加盖“佛山市*******合同专用章”，并有余靖、范维顺的签署；再结合各方共同确认刘武为易驾星公司实际出资人、其配偶李晓丹为名义股东的事实可见，该《合作协议》为其时易驾星公司全体股东及公司的一致意思表示。《合作协议》签署各方明知李晓丹、刘武退出易驾星公司时尚有出资款未缴纳，仍约定“甲乙方签约后，甲方签约之前及签约之后的任何债权债务、经济法律纠纷与乙方及股东李晓丹无关”，反映易驾星公司其余股东及易驾星公司已明确放弃相关权利主张。该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该部分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现易驾星公司又以李晓丹拖欠出资款为由起诉，有悖《合作协议》的约定，其请求明显无理。至于相应出资义务由何人继受、相关约定对外产生何种效力等问题，因与本案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作审查认定。综上所述，易驾星公司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78.76元，由上诉人佛山市易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李 炜审 判 员 刘金玲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杨德超书 记 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