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民再88号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诉人）：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新华西路128号新华商贸城三楼。负责人：姚国舜，该支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鑫鹏，上海融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方红，北京市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诉人）：孙炳东，男，汉族，1951年11月25日出生，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德坡，河南鼎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飞，河南鼎新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因与被申诉人孙炳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15民终1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豫民监6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鑫鹏、魏方红，被申诉人孙炳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德坡、谢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申诉称，一、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审判令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偿还孙炳东1100万元及利息缺乏证据证明。1.孙炳东主张的借款本金1100万元的证据是21张银行转账凭证，但该转账凭证金额合计为1033.9万元，孙炳东主张此前欠付利息计入本期本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仅孙炳东自己在转账凭证中单方手写的说明，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此前与邵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此前借款中约定了利息及邵某此前欠付孙炳东利息等事实；而且关于利息计入本金的主张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七条的规定，且根据该意见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2.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提供的新证据证明自2010年9月3日至2014年5月9日邵某实际向张某转账还款1231.6981万元，多于孙炳东提供的张某、孙某、张婉向邵某转账1033.9万元以及孙炳东主张的1100万元债权，邵某已将借款足额还清。3.原审认定民生人寿信阳公司自2014年5月1日起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原判作此认定所依据的张某、孙某、郑某、肖自莲以及邵某等人的证言，对是否支付利息和利息起算时间均无证明力。孙炳东在最先起诉状中称利息不固定，与张某、孙某夫妇所作的利息为3分的陈述矛盾，张某、孙某夫妇作为基础争议的一方当事人，不具有证人资格，邵某与张某夫妇、郑某、肖自莲之间存在相同的资金往来，郑某、肖自莲具有间接利害关系，邵某证言中证明争议中的3分5厘利息是张某委托理财的收益利息。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首期暂收收据》(以下简称暂收收据)上并无利息记载。4.原审对五张暂收收据“遗失声明”的刊登时间认定有误，尾号8083号暂收收据的遗失声明实际刊登时间为2011年12月29日。（二）原审认定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与张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缺乏证据证明。1.现有证据无法否认张某与邵某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张某等人均明知邵某将资金投入其经营的百年酒库生意。2.暂收收据记载内容为保险合同关系，不符合民间借贷关系外观要件，记载金额与张某等人汇给邵某的款项不具有对应关系，资金支付形式与张某汇给邵某款项的形式不同，暂收收据受理日期与张某和邵某之间汇款时间不具有对应关系。张某等与邵某双方的款项均是通过张、邵二人的私人账户往来，张某从未向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主张过债权，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某等人汇给邵某个人款项就是暂收收据项下的款项，尤其是在邵某本人否认的情况下，仅凭张某的证言，不足以认定张某和该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对应关系。故仅凭暂收收据达不到认定张某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标准。（三）原审对债权转让效力的事实认定不清。1.孙炳东起诉称1100万元归自己所有缺乏证据支持。2.债权转让的标的不清。1100万元标的是暂收收据中载明的标的，还是张某、孙某、张婉等人汇给孙炳东的款项，二者缺乏对应性，且无其他证据证明。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邵某签发暂收收据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其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邵某个人承担，而不应由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承担。（一）邵某签发暂收收据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属于无权代表行为。暂收收据是作为邵某个人收款凭证，目的是将个人债务转嫁为公司债务，邵某的行为属于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负责人法定忠诚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二）邵某的无权代表行为不足以让张某产生善意信赖。1.暂收收据中的郑重声明提醒暂收收据只具有暂时效力。2.邵某签发暂收收据代替个人资金往来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如果张某购买保险，钱款转入公司，邵某签发暂收收据，该行为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而邵某签发暂收收据代替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则不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明显超越代表权，张某应当负有谨慎的注意义务。3.张某作为法官，应当知道邵某签发暂收收据代替借据或者其他资金性质的收据是超越权限的个人行为，其存在故意转嫁债务给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恶意，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暂收收据对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不具有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拘束力。原判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判令公司承担责任，适用法律错误。4.邵某与孙炳东之间的大部分资金往来关系并非发生在邵某任职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邵某也一直主张借贷行为系其个人行为，故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无关。三、原审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张婉、孙某，且未追加邵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不当。四、本案存在司法干预和公职人员违法违纪情形。张某存在重大违纪违规甚至违法犯罪的嫌疑。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孙炳东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孙炳东负担。孙炳东辩称，一、邵某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与孙炳东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暂收收据系民生人寿信阳公司负责人邵某亲自出具、签字并加盖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寿险公司）及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印章，应作为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收款凭证，依法予以确认。（二）款项打入邵某银行卡，是邵某作为负责人的指定与安排，出借人有理由相信邵某有权确定其公司的收款方式。（三）邵某就案涉借款利率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其明确承认支付了利息。（四）关于暂收收据的性质，邵某在借款当时的说法是公司借款，并采取组织公司报告会、发放奖品等多种方式让出借人相信是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借款。现在邵某称是其个人借款，是受到刑事控告所迫而作的虚假陈述。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苏艳丽诉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所作（2015）信中法民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载明，在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提交的警方对邵某的询问笔录中，邵某称“之前在民生保险上班，手里有民生保险的收据，况且以前一直以这种方式收取资金，用于替代借条，客户也是认可的”。该陈述证明暂收收据功用是替代借条，自然人之间的出借人也不会被称为客户。邵某对外一直是民生人寿信阳公司负责人的身份，按照常人理解，邵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五）申诉人在本院再审立案审查程序中提交的银行流水可知，2010年4月1日出借人就在出借款项，邵某的百年酒库成立日期是2012年8月30日。这足以证明申诉人关于张某明知借款资金用于百年酒库经营的申诉理由不成立。（六）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2016）豫1302刑初525号刑事判决已认定邵某向受害人季彩云出具“首期保险费暂收收据”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邵某构成挪用资金罪，该判决已生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02号民事判决属于同类指导性案例，对本案认定邵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有参照意义。(七)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公告的声明没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孙炳东也无能力对出具的收据是否存在作废声明进行核对。二、原判判令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支付1100万元借款及利息正确。（一）孙炳东提供的五张暂收收据显示的借款数额1100万元为双方多年往来后结算的借款余额，提交的部分银行流水证明借款属实。（二）再审立案听证程序中，双方根据全部银行流水，按照3分利息计算，在不考虑往期借款利息转下期本金及双方长达七年往来中其他多次现金借款的情况下，双方计算的数额差距不大。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孙炳东的严格举证责任是提交借款凭证，提供双方转账凭证只是其辅助性举证义务，没有法律规定出借人持有借款凭证的情况下，还必须提供全部往来证据且分毫不差。原判按照月息3分计息，符合当时民间借贷的实际。三、申诉人关于“原审遗漏必要诉讼参与人张婉、孙某，且未追加邵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不当”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四、本院（2019）豫民监6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没有程序性法律依据。故，本案应驳回申诉，维持原判。孙炳东于2015年8月7日向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向孙炳东偿还借款1100万元并自2014年5月起按月息2％支付利息至付款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邵某在南阳市工作期间与张某、孙某夫妇相识交往。2007年邵某任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总经理后，以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由，要求张某帮忙借款。张某按照邵某的要求，通过亲属将其妻叔孙炳东的1100万元分别于2012年2月20日、3月20日和2013年3月6日、6月2日、11月2日分五次打入邵某指定的账户。经邵某签字同意，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为张某出具了五张民生寿险公司印制并加盖该公司收费专用章的暂收收据，其中2012年2月20日、3月20日和2013年3月6日出具的暂收收据上，还加盖了经公安机关审批备案刻制的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印章，并向张某支付利息。2015年6月10日，张某与孙炳东签订了一份债权转移协议，将该1100万元债权概括转让给孙炳东，并书面通知了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另认定，民生人寿信阳公司2013年2月25日作出的“民寿（河南）发（2013）73号文件”免去了邵某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总经理职务。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于2013年7月24日在《信阳日报》和《信阳晚报》上刊登“遗失声明”，声明其公司39份暂收收据作废，其中包括民生人寿信阳公司2012年2月20日、3月20日和2013年3月6日、6月2日出具的四张暂收收据。因该款不能得到清偿，孙炳东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一、邵某的借款行为是职务行为。证人张某、孙某、郑某、肖自莲的证言及出庭证词能够证实邵某在任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总经理期间多次向证人表示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资金，并在回答证人质疑时以公司种种业务收入来源为由，坚称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有偿还能力。证人张某、孙某到民生人寿信阳公司考察时亲见邵某于办公场所在暂收收据上签字、加盖印章。以上证言、暂收收据及银行转款凭证、付息等书证相互印证，该院予以采信。该院依法调取的三份证据，分别来自公司印章审批备案机关的证明，印章刻制受理单位的收费发票及印章制作公司留存的印章印模及说明材料，其真实性，该院予以确认。该三份证据涉及的印章名称、编号、印模与孙炳东据以主张权利的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交付孙炳东的暂收收据上的印章一致，证实民生人寿信阳公司该加盖印章的行为为有效行为。该五张暂收收据载明的投保单号、险种、金额、交费年限及间隔栏目均为空白，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向张某支付利息的行为相互印证，证实了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以暂收保险费的名义向张某借款，双方实为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虽然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出示的证据证明邵某于2013年2月25日被免职，但无证据证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曾将该事实告知张某或进行有效公示，故张某及孙炳东称对此并不知情，该院予以采信。二、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登报声明暂收收据作废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本案债务的消灭，不能对抗孙炳东的主张。出借人张某对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总经理亲自签字加盖公章的收款收据，有理由认定其真实性。对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收据的使用或遗失等情况，出借人没有义务了解和查实。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声明作废的涉案票据中的四张，均在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声明作废之前出具，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收到出借人的钱款，为出借人出具收据后，再声明其所出具的收据作废的行为是不具有导致其出具的收据无效的法律效力的。民生人寿信阳公司2013年6月2日和2013年11月2日出具的暂收收据，虽未加盖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印章，但该二份收据与之前出具的收据的形式完全相同，都是法人民生寿险公司负责印制，并加盖法人收费专用章的正规收据，又有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总经理的签名，出借人有理由相信邵某仍是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总经理和有权代理人。是对邵某的身份和所出具收据真实性的认同。符合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情形。对出借人所接受的该二份收据，该院予以确认与其他三份收据具有同等效力。三、本案债权转让有效，孙炳东、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主体是否适格。孙炳东提交的暂收收据、银行转账凭证，银行“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能够与孙炳东出示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实张某是按照邵某的要求，通过亲属向邵某指定的账户汇款，邵某为其出具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暂收收据并支付利息等事实。债权人张某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与孙炳东签订债权转移协议将涉案债权概括转让给孙炳东并书面通知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张某的债权转让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该院予以确认。孙炳东作为涉案债权的受让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孙炳东起诉主张债权符合法律规定。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作为涉案债权凭证的出具人，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该院予以确认。四、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应承担本案债务及利息的清偿责任。民生人寿信阳公司非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收取了孙炳东的钱款并支付利息，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该院认定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对孙炳东1100万元的借款应承担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责任。证人张某、孙某、郑某、肖自莲的证言证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是按月息3分支付利息，与邵某出具的证言称其是按月息3分5支付利息，均超出了法律对利息的限制规定的标准。依照法律规定，孙炳东主张民生人寿信阳公司自2014年5月起按月息2％向孙炳东支付利息，该院予以采纳。对孙炳东的合理诉请，该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5）信浉民初字第2024号民事判决：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孙炳东偿还借款本金110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5月1日起至该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民生人寿信阳公司负担。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孙炳东的起诉。二审认定的事实除与一审认定的主要事实相同外。另认定，二审庭审中，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向法庭提交七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关于邵某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一份，证明邵某从2008年12月4日开始担任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总经理，而在此之前邵某个人就与张某之间存在经常性借贷往来。第二组证据：营业执照、工商登记信息公示各一份，证明邵某离职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于2013年4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该工商变更登记具有公示效力。第三组证据：关于暂收收据用途的说明一份，证明暂收收据仅作为投保人缴纳首期保险费的临时收据，不能证明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第四组证据：郑州市公安局公章备案资料一份，证明本案暂收收据上加盖的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公章与借款发生时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实际使用的合法有效的公章不一致，郑州市公安局系统中没有449号公章的备案资料。第五组证据：信阳市公安局公章备案资料一组，证明本案暂收收据上的公章，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在信阳市公安局备案的公章不一致。第六组证据：南阳市公安机关介绍信及其所附材料一组，证明在与本案类似的案件中，公安机关已经开始进行立案侦查，本案依法应当中止审理。第七组证据：公章备案材料一组，证明一审法院调取的信阳市公安局出具的说明和欣欣印章社出具的说明与客观情况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证据错误。孙炳东质证称，对于第一组证据，本案证据均为邵某在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处任职后发生，不存在邵某在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处任职之前与张某存在借贷往来。对于第二组证据，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工商部门的变更登记也不具有公示效力；第三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仅为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上级公司的陈述意见，且暂收收据的用途不能否定本案暂收收据作为债权关系存在的凭证；第四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在一审时称现在用的公章是公司一开始设立时就使用的，但证据却显示公章从2009年1月开始使用。第五组证据不能否认本案暂收收据上加盖的公章系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刻制并持有使用的事实。第六组证据系复印件，不能核实真实性，且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事项和本案也不是同一事实。第七组证据不具有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主张的证明力，印模不存在法律上的瑕疵。二审庭审后，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二审法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1、该院于2016年10月25日在南阳市看守所向案外人邵某进行了询问，邵某陈述称，其和张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通过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陆陆续续收到张某及其妻子孙某一千余万元，双方约定月息2分。收到钱后其给张某出具的有借条，后来借条兑换成了保险公司的暂收收据，但收据上并没有加盖公章。其在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任职期间和离职后都向张某借过钱，借的钱是打入其个人账户，用于自己的公司经营，和保险公司无关，保险公司也不知道。中间还了三四百万，还有五六百万没还，资金来往可以通过银行账户查询。2、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于2016年7月6日对邵某的询问笔录，该笔录内容与该院询问笔录内容基本一致。3、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在中国建设银行查询的邵某的银行明细。4、信阳市欣欣印章制作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标号为4115010025449、名称为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印章的原始印模不在该公司保管，被人取走。对以上该院调取的证据双方进行了质证。民生人寿信阳公司质证称，认可邵某询问笔录的内容，该笔录能够说明本案借款为邵某个人借款，和保险公司无关且邵某已经偿还大部分借款，但孙炳东隐瞒了这一事实。对于银行流水，能够印证邵某陈述的事实，也说明孙炳东起诉数额不实。孙炳东质证称，邵某陈述的都是蓄意歪曲事实的谎话，其借款是职务行为，其陈述都是为了逃避刑事责任。对于信阳市欣欣印章制作公司出具的证明，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证明能够说明本案三张暂收收据上加盖公章系在该公司刻制且曾保管原印模的事实。对于银行明细，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根据该银行明细，可以看出张某和孙某共通过银行向邵某转账1144.25万元，而邵某向张某银行卡转款合计724.525万元，除210万元是本金外，其余514.525万元均为利息。因此根据该银行明细，邵某借款本金仍有934.25万元。按月息3分计算，期间内邵某应支付利息为530.4152万元，已付利息514.525万元，欠付利息15.8902万元。根据一审提交的证据和询问笔录，可以看出本案款项往来不限于本银行明细记载的范围，由于孙炳东调取银行流水程序繁琐，因此根据本次明细，可以看出应该支持孙炳东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案外人邵某分别于2012年2月20日、2012年3月20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6月2日和2013年11月2日向案外人张某出具5张暂收收据，其中2012年2月20日、2012年3月20日、2013年2月6日出具的3张暂收收据由案外人邵某签名且加盖有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印章，2013年6月2日和2013年11月2日出具的两张暂收收据未加盖有公章但有邵某本人签名。虽然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对三张暂收收据上的印章提出异议，但张某作为善意相对人，其基于邵某系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有理由相信该印章系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公章，由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存在恶意或者该印章系伪造的情形，因此邵某出具该三张暂收收据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虽然邵某于2013年6月2日和2013年11月2日出具暂收收据时已经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离职，无权作为代理人代理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出具暂收收据，但由于其从2008年12月4日至2013年2月25日一直在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担任总经理，且其在任职期间已经以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名义向案外人张某借款且出具有暂收收据，因此张某作为善意相对人，其相信邵某有权代表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借款并出具收据并无不当。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关于颜浩生等职务任免的通知》以及《停缴社保证明》等证据仅能证明其与邵某的劳动关系已于2013年2月28日解除，并不能证明张某于2013年6月2日和2013年11月2日知道邵某已经离职的事实。2013年8月1日《信阳日报》刊登的遗失声明既证明了本案5张暂收收据的真实性，也证明该收据属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所有，但并不能证明该收据失去法定效力。因此邵某出具五张暂收收据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应当由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对于本案资金往来并未经过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账户而是经过邵某个人账户的问题，由于邵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这一辩称不能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的张某。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关于邵某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的上诉理由不应支持。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张某作为债权人将本案债权转让给孙炳东，且转让行为已经通知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这一上诉理由不应采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对于其主张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由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偿还本案所涉债务，因此一审判决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按照暂收收据记载的内容还款并无不当。即使邵某已经偿还过借款，由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在本次诉讼中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其也可以在取得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关于程序问题，本案中，作为债权人的孙炳东向作为债务人的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由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并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应当追加邵某和张某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因此一审未追加第三人并无不当。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其他上诉理由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2016）豫15民终133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民生人寿信阳公司负担。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二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关于邵某出具暂收收据的行为是否为对外借款的职务行为，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与原债权人张某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问题。首先，从形式上看，邵某出具的是“保险费”暂收收据，并非借据。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业务范围为各类保险业务，如果邵某在公司业务范围之外以公司名义对外融资借款，应当有公司出具的相关决议及授权，通常情况下出借人应审核这些手续、要求保险公司出具借款合同或收据，对借款金额、期限、利息等作出约定，并加盖公章等，结合张某的职业身份，其应具有不低于常人的审慎注意能力和义务。而本案孙炳东主张其通过张某向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出借款项，只让该公司简单出具形式上不显示任何与借贷相关的内容的暂收收据，不符合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孙炳东也未提供其他证据印证张某等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故虽然该暂收收据形式上是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出具，但并不能以该收据本身说明该公司与张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次，该暂收收据显示的金额无相对应的款项支付凭证。孙炳东提供的转账凭证记载的转账时间和金额与暂收收据差距较大，孙炳东称是对以前借贷的总结。但张某等与邵某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均为个人账户之间的转账，并不涉及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之前资金往来皆以邵某个人名义转账进行，并非以公司法人名义进行，不能仅以邵某时任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负责人，就认定向邵某个人的转款为向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出借的款项。因此，孙炳东主张以前借贷关系的相对人也是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仅系对邵某身份的信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其关于对以前借贷结算后出具案涉暂收收据，借款人是民生人寿信阳公司的主张，也不能成立，对此亦不予支持。再次，民生人寿信阳公司2013年2月28日免去邵某总经理职务，于2013年4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该工商变更登记具有公示效力。邵某与张某、孙某、张婉之间的部分资金往来关系并非发生在邵某任职民生人寿信阳公司负责人期间，邵某本人对出具案涉暂收收据作出了解释，认可其个人经营有其他生意，案涉借贷均为自己经营所用，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无关。故，邵某虽以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名义向张某出具了案涉暂收收据，但不能据此确定张某系善意相信邵某代表民生人寿信阳公司向张某借款，不能认定邵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以及张某与民生人寿信阳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院（2017）豫民申1794号民事裁定及一、二审判决认定邵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不当，应予纠正。孙炳东以合法受让张某的债权为依据请求民生人寿信阳公司承担该收据载明款项的返还责任，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孙炳东与邵某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孙炳东可向邵某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15民终1338号民事判决，以及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2015）信浉民初字第202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孙炳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均由孙炳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燕萍审判员  李 杰审判员  张 伟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范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