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昌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25民初3676号 原告：何在添，男，196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昌乐县。 原告：何建苇（曾用名何伟），男，1987年6月22日出生,住昌乐县，系原告何在添之子。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国，山东宝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鄢国敏，男，196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昌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山东点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在添、何建苇诉被告鄢国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国，被告鄢国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在添、何建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两原告的股份转让款4400000元及逾期利息(2011年10月21日之前的逾期利息为3242880.01元；2011年10月21日之后的逾期利息以44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分计算至转让款实际付清为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2月25日，两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两原告将昌乐县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5%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款为14715000元。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被告付定金300000元，合同签订13日内支付第一期转让款4000000元，剩余款项按照月息2分计息，直至全部转让款付清为止”。合同签订后，被告在2009年3月13日付清第一笔转让款4000000元，后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分11笔支付转让款6315000元，共计向原告支付10315000元，尚余4400000元一直未支付。2019年9月5日，原告与被告召开股东会，双方形成股东会决议，确认被告应付而未付两原告的股份转让款为4400000元，被告同意按照约定立即计息支付。但决议签订后被告仍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 被告鄢国敏辩称，一、案涉股权转让总价款的实际数额应为13815000元。2009年2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一款明确约定了股权购买价款的计算方式，同时第二款明确约定了“上述购买价款，以本合同第二条、第六条以及乙方（被告鄢国敏）认可的公司财务账册等为根据”。后经核对财务账册后，原告向被告出具了13815000元的收款收据（加盖公司印章）作为受让股权实际价值证明并记入财务凭证；二、原告主张尚欠4400000元股权转让款与事实不符。原告主张的“双方形成股东会决议确认鄢国敏应付而未付两原告的股份转让款为4400000元”是对2019年9月5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的错误理解，该股东会决议中第3条明确备注未付款“见股份转让款付款明细”。自《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被告累计付款14515000元，已超额支付；三、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3款明确约定：“若超过180日，按实际出资额调低乙方股份比例，180以后不存在违约金”，已经明确约定180天后按照实际的出资额计算被告的股份比例，因此不存在本案所述的尚欠股权转让款。2、被告之所以不再继续出资购买原告股份系原告违约在先导致，原告在《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公司的权益和负债中明确承诺：中国宝石城扩建项目中A区、B区规划建设净用地分别为236亩和135亩，而至今原告未取得上述土地的开发权；四、2019年9月5日股东会决议形成原因。该决议是在被告向昌乐县人民法院起诉昌乐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何在添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二审的过程中，经双方调解形成的。决议的核心目的是对公司的账目进行审计，为实现一方退出公司做准备。原、被告之间的矛盾在昌乐县人民法院（2019）鲁0725民初6号案卷笔录中均有体现，且本案原告在此期间单方撤销被告在公司的一切职务，更换办公室门锁，禁止被告进入公司，要求股东代表鄢仁文搬离公司提供的阁楼。在此情况下，针对2019年9月5日股东会决议中的第三条，被告不可能认可继续购买原告的股份。综上所述，原告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9年2月25日，作为甲方的原告何在添、何建苇（曾用名：何伟）与作为乙方的被告鄢国敏签订《昌乐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出资）转让合同书》，约定：“一、标的物为甲方拥有的公司股份的45%；公司股东变更为何在添占55%股份，鄢国敏占45%股份，相关变更手续由甲方负责办理，乙方给与协助；公司注册资本额人民币叁仟零柒拾万元，实际投资额为叁仟贰佰柒拾万元（含项目前期费用），以实际投资额计算股份购买价款。二、公司的权益和负债。（一）公司的权益：1、“中国宝石城”扩建（五期）项目，其中：A区西至文化路、东至昌大路、北至营邱街、南至新城街约276亩地（规划建设净用地约236亩），规划为集宝石展示交易、旅游购物、办公商住、文化娱乐、商场于一体的组团式商住园区的开发权；B区西至文化路、东至昌大路、北至北三里街、南至营邱街约159亩地（规划建设净用地约135亩），规划为宝石城高档商住园区的开发权；向昌乐县人民政府预付的拆迁安置补偿费用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按政府批准的规划、设计，在上述商住、办公综合用地开发、建设、招商等权利。3、已签订全部合同、协议等文书项下的权益和成果。（二）、负债范围：公司没有向他人借款，为他人提供担保。三、转让价款：乙方受让45%股权，向甲方支付股权购买价款3270万元×45%=1471.5万元（大写壹仟肆佰柒拾壹点伍万元）。上述购买价款，以本合同第二条、第六条以及乙方认可的公司财务账册等为依据。如与上述规定不符，乙方利益小于本合同预期收益，甲方负责补偿。四、付款办法、变更登记。1、本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应向甲方缴纳定金人民币叁拾万元整，该定金抵作乙方应付购买款。若违约方赔偿对方壹拾万元整。2、本合同签订后13日内，乙方对公司文件、证书、合同、财务等进行确认，并支付第一期购买款肆佰万元（定金抵购买款）。3、乙方支付第一期购买款之日，向甲方出具未到资部分1071.5万元的借条，利息按月息2%计算，计息时间从当日始至全部投资到位之日止。若超过90日，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日万分之三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若超过180日，按实际出资额调低乙方股份比例，180以后不存在违约金。4、甲方前期投资利息，根据不同的投资时间以月息2%进行计算，乙方按股权比例分担，并于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一次性付给甲方，逾期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利息，利息按月息2%计算。5、2009年3月10日之前，双方共同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六、甲方的保证和承诺。1、本合同签署之前，没有与乙方受让股权有关的诉讼、仲裁。2、甲方所持的公司股权，未向任何第三者提供担保，甲方为该股权的合法、完全的所有人。………转让方：何在添、何建苇，受让方：鄢国敏，签订时间：二00九年2月25日，签订地点：福州市鼓楼区”。合同签订当日，被告支付保证金300000元，后被告于2009年3月13日支付两次分别为660000元、2040000元，于3月14日支付1000000元，以上共计4000000元，即双方约定的第一期购买款肆佰万元（定金抵购买款）。原告何在添、何建苇于2009年3月13日将公司45%股份工商登记变更到了被告鄢国敏名下。后被告鄢国敏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分9笔陆续支付转让款共计6315000元，分别为：“2009年5月14日、6月9日、6月13日、6月27日、7月3日、7月29日、8月13日、9月30日、2011年10月21日支付给原告150000元、1000000元、500000元、900000元、1300000元、850000元、115000元、1400000元、200000元。其中，2010年3月29日，原告何在添返给被告鄢国敏100000元”。以上被告共计支付两原告股权转让款10315000元，2019年9月5日，原告何在添与被告鄢国敏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3、按照2009年2月25日号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鄢国敏受让公司45%股权应支付何在添（何伟）股份转让款尚未支付部分440万元（见股份转让款付款明细），鄢国敏同意按照2009年2月25号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计息支付；……股东签字：何在添、鄢国敏，2019年9月5日”。后两原告向被告主张上述440万元股份转让款及利息未果。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股权转让书、股东会决议等书证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中，关于案涉股权转让的真实总价款是多少的问题：被告辩称股权转让总价款为1381.5万元，原告主张股权转让总价款为1471.5万元。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就股权转让总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1471.5万元。理由为：1、从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来看，在合同第三条第一款中明确约定“乙方（被告）受让45%股权，向甲方（两原告）支付股权购买价款3270万元×45%=1471.5万元（大写壹仟肆佰柒拾壹点伍万元）。”；同时在合同第一条第三款中明确约定“公司注册资本额人民币叁仟零柒拾万元，实际投资额为叁仟贰佰柒拾万元（含项目前期费用），以实际投资额计算股份购买价款”；2、从原、被告双方在诉前最后一次就案涉股权转让价款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进行协商而达成的书面内容来看，在2019年9月5日《股东会决议》第3条中再次确认按照2009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作为计算应支付股份转让款而尚未支付部分的依据；3、被告鄢国敏辩称股权转让总价款为1381.5万元，提出：根据2009年《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购买价款，以本合同第二条、第六条以及乙方认可的公司财务账册等为根据”，两原告向被告承诺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中的公司权益未全部实现，但在该《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的后半句中同时约定，“如与上述规定不符，乙方（被告）利益小于本合同预期收益，甲方（原告）负责补偿”，即被告认为原告承诺的公司利益小于预期收益，可向原告主张补偿，而非成为抗辩股权转让总价款多少的理由，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同时，被告提交2009年3月13日记载有“收款事由：投资款，交款单位鄢国敏，人民币1381.5万元”的收款收据两份、3月31日记载有“实收资本鄢国敏1381.5万元”记账凭证一份、2009年3月12日股东会决议一份、2009年3月13日股东会决议两份、2009年3月13日公司章程修正案一份、2009年3月13日股份转让协议一份，欲证明实际受让股份转让价款经2009年3月13日核对后确定为1381.5万元。原告质证称，“被告提交的上述材料都是原告与被告办理股份工商变更登记时的备案资料。其中，股权转让协议是工商局的制式合同，条款简单且支付时间都是空白的，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双方后续实际履行的协议；记账凭证是公司财务的一种记账行为，与两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没有关联性，被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应当向两原告个人进行支付，其不可能也不存在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且收款收据也没有基础性的给付行为，被告也从未向公司交纳过1381.5万元。这些收款收据，仅是为了配合股东之间的工商登记变更行为，不能证明双方的实际交易价款，其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发生效力性对抗”。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收款收据、记账凭证、股东会决议、2009年3月13日股份转让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出具时间与双方实际办理股份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相同或接近，同时从被告提交的以上材料中所记载的内容以及文本形式来看，制式性突出、内容存在空缺，且被告未提交相应给付证据证明已实际给付原告1381.5万元，故原告辩解的以上被告提交的材料系原、被告双方在办理股份工商变更登记时的备案资料的可能性较高。同时结合被告提交的上述材料形成时间之后的原、被告双方2019年9月5日《股东会决议》第三条中再次确认根据2009年2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来计算尚欠股权转让价款，可以综合认定，原、被告双方真实的股权转让合意应依据2009年2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来履行，双方股权转让总价款真实合意应为1471.5万元。 关于被告实际已给付两原告多少股权转让款、尚欠两原告多少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在2019年9月5日的《股东会决议》第三条中明确记载：“按照2009年2月25日号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鄢国敏受让公司45%股权应支付何在添（何伟）股份转让款尚未支付部分440万元”，同时，原告提交股份转让款付款明细一份（被告已付股份转让款1041.5万元，其中，原告于2010年3月29日转回被告10万元，合计被告共支付原告股份转让款1031.5万元，被告尚欠440万元股份转让款，具体付款明细同审理查明中的付款明细）。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付款明细中所列的款项均予以认可，但辩称除原告提交的付款明细中所列的付款外，还支付原告8笔共计390万元股权转让款，分别为：2009年10月26日陈明贞(被告妻子)转原告二100万元；2009年10月27日陈明贞(被告妻子)转原告二40万元；2009年12月24日陈明贞(被告妻子)转原告一60万元；2012年2月7日陈明贞(被告妻子)转原告一10万元；2013年1月18日陈明贞(被告妻子)转原告一29.25万元；2013年3月8日陈明贞(被告妻子)转原告一100万元；2013年3月20日陈明贞(被告妻子)转原告一50万元、7500元。原告认可8笔付款的真实性，但辩称该8笔付款与本案的股份转让款无关。本院认为，根据举证规则，在原、被告双方未就已付股份转让款、尚欠股份转让款进行对账的情况下，被告若另行举证还有其他付款的情况下，就其他付款的性质，若原告不能举出相反证据证明被告的其他付款系支付的其他事项，则原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应认定为被告支付的本案股份转让款；反之，在原、被告双方已就已付股份转让款、尚欠股份转让款进行对账的情况下，被告另行举证在双方对账之前还有其他付款，就其他付款的性质则应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进一步举证证明该另行付款系支付的本案股份转让款，若举证不能，则被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不宜直接认定为本案股份转让款。本案中，被告辩称在原、被告双方2019年9月5日《股东会决议》第三条中载明的尚欠440万元股份转让款之外，被告于2009至2013年间分8笔另支付原告共计390万元股权转让款。经三次庭审举证、质证，被告认可2013年1月18日29.25万元、2013年3月8日100万元、2013年3月20日50.75共计180万元付款系双方共同投资石油的资金往来，与本案股权转让款无关。被告辩称的2009年10月26日100万元、10月27日40万元共计140万元付款，因该140万元付款凭证未载明付款性质系股权转让款，在被告未进一步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付款性质，且原告予以否认并主张该140万元系与被告之间的临时借款，并提交2010年3月29日原告偿还被告127.3万元银行转款记录进行初步印证的情况下，被告的140万元付款，无法充分证明系支付的本案股权转让款。被告辩称的2009年12月24日60万元付款，因该60万元付款凭证未载明付款性质系股权转让款，且原告提交付款人被告之妻陈明贞出具的记载有“2009.12.24汇给何在添户头60万元，该款已结清”的证明，故在被告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该60万元付款性质系本案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应由被告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被告辩称的2012年2月7日10万元付款，因该10万元付款凭证未载明付款性质系股权转让款，且原告不予认可，故在被告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该10万元付款性质系本案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应由被告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综上，被告尚欠两原告多少股权转让款应为440万元。 关于尚欠股权转让款，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是继续支付还是根据已付转让款数额来调低被告股份比例的问题：原、被告双方争执的关键是对2019年9月5日股东会决议中第3条的内容“按照2009年2月25日号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鄢国敏受让公司45%股权应支付何在添（何伟）股份转让款尚未支付部分440万元（见股份转让款付款明细），鄢国敏同意按照2009年2月25号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计息支付”及2009年2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的内容“乙方(被告)支付第一期购买款之日，向甲方（原告）出具未到资部分1071.5万元的借条，利息按月息2%计算，计息时间从当日始至全部投资到位之日止。若超过90日，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日万分之三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若超过180日，按实际出资额调低乙方股份比例，180以后不存在违约金”的内容如何理解。原告对此理解并主张：被告在《股东会决议》中同意继续支付尚欠的44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支付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的计息方式计算出的利息；被告对此理解并辩称：《股东会决议》第3条中约定“……鄢国敏同意按照2009年2月25号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计息支付”，结合《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的内容“……若超过180日，按实际出资额调低乙方股份比例”，则支付的内容应单指根据2009年2月25号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约定的计息方式计算的利息。因原告诉请的股权转让款已超过180日，未付的股份转让款不再支付，而是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的约定，自动根据已付股权转让款数额调低被告股份。本院认为，对于理解存在争议的约定，应从该约定内容的形式、性质以及双方当事人在股份转让履行过程中的行为表现来综合予以认定。一、从股东会决议第3条内容记载的形式来分析，只有一句话，但分成了两部分，前半部分确定了尚未支付的股份转让款为440万元，中间用逗号隔开，后半部分同意计息支付，则支付的对象应包含前半部分的本金440万元，后半部分仅是约定了计算利息的方式为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的约定来计息；二、从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内容的性质来分析，该款是有关乙方（被告）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违约责任的约定，虽然单从“……若超过180日，按实际出资额调低乙方股份比例”的内容表述上来看，未约定谁来调低股份比例，即是原告主动决定调低，还是被告申请调低，亦或是自然、自动调低，但该款既然是违约责任条款，则应理解为守约方的权利条款较为合适，且更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即应理解为若被告超过180日未付股份转让款部分，原告有权决定是调低被告股份还是继续追索未付股份转让款。三、从原、被告在本诉之前的纠纷主张及在本诉股权转让款的实际给付行为来分析：原告何在添、何建苇已于2009年3月13日按约将公司45%股份工商登记变更到了被告鄢国敏名下，在2019年1月2日鄢国敏诉昌乐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何在添公司解散纠纷诉讼中，被告鄢国敏亦主张持有公司45%股份，且在超过《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约定的180日后，被告鄢国敏继续多次支付给原告何在添股份转让款，故原告的主张更符合客观事实。综上，结合股东会决议第3条内容记载的形式、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内容的性质、以及被告在本诉前主张持有公司45%股份、在超过支付股份转让款180日后继续支付款项的行为表现来看，可以综合认定原告的主张成立。 关于两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的问题，原告何在添与被告鄢国敏在股东会决议中约定按《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计算利息，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乙方(被告)支付第一期购买款之日，向甲方（原告）出具未到资部分1071.5万元的借条，利息按月息2%计算，计息时间从当日始至全部投资到位之日止。若超过90日，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日万分之三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若超过180日，按实际出资额调低乙方股份比例，180以后不存在违约金”，现被告于2009年3月14日支付完毕第一期购买款共计400万元，根据原告提交的股份转让款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明细及关于逾期利息的诉求，原告系以各阶段未付股权转让款为基数，自2009年3月14日开始至付清之日止，以月息2%计算主张逾期利息，符合双方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何在添、何建苇与被告鄢国敏于2009年2月25日签订的《昌乐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出资）转让合同书》、原告何在添与被告鄢国敏于2019年9月5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遵约履行。原告的诉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鄢国敏支付原告何在添、何建苇尚欠股权转让款4400000元及逾期利息（2011年10月21日之前的逾期利息为3242880.01元；2011年10月21日之后的逾期利息以44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9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鄢国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葛春晖 人民陪审员  刘绍法 人民陪审员  王爱国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