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49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文彬，男，196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国，河南兰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智群，男，198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国，河南兰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俊霞，女，196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明辉，男，1976年11月29日出生，土家族，住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中青，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海朋，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孙萌琦，女，200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法定代理人：孙文彬，男，196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法定代理人：蒋俊霞，女，196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国，河南兰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因与被上诉人田明辉、原审被告孙萌琦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民初29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内容中的利息基数及改判基数为30万元，利息从2016年3月6日开始计算；2.一、二审诉讼费应该均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4个错误。1.认定购房款的基数错误，田明辉交房款是交给银行收的，不是交给孙文彬的，应该以田明辉交到银行的证据为基数，该《借据》无汇款凭证，事先设的骗局，原审法院认定错误。2.本案的房屋至今还存在，是田明辉拒绝要房，并不是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不履行合同，并不是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不交房，该房屋下来后，虽然只有73平方米，当时愿补偿田明辉差价，每平米5000元补给田明辉，因为田明辉在其他地方已买了房产，才拒绝要房，是田明辉违约在先。3.该房屋的面积是情势变更，当时买房交款时，户口本上有孙文彬的父亲的名字，后来政府通知父亲死亡的不再分房，拆迁安置购房时有这一事实。到后来变更了情势，有政府的文件，村里的处理的证明，都可证明变更的事实。4.关于利息的时间问题，利息计算时间应该是从2016年3月6日计算，此时才退钱，不应该从2013年计算。该购房款是田明辉当时直接交到银行拆迁办政府指定的郑州银行账户，不是直接给孙文彬，孙文彬没有直接接款，事实情况应该从政府退回来钱的时间2016年3月6日来计算。5.该款2016年政府退回来后，因为孙文彬、蒋俊霞离婚，法院直接强制执行走，没有及时给付田明辉，拖欠至今，而田明辉也找不到。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出现情势变更，有事实证据，可是原审法院没有适用该项法律规定，只是草率简单适用了《民法通则》。三、本案程序违法。本案应该适用简易独任审判是错误的，该案当事人多、时间长、房地产纠纷属于复杂案件应该实行合议制。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偏听田明辉方一面之词，不对《借据》、《收据》的关联性审查，认定本案基数及利息开始时间，适用法律全面的错误，审判程序违法，故请求二审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以体现法律的公正性。补充上诉事实：双方签订协议后，田明辉和孙文彬直接去郑州银行去交了款，给了孙文彬30000元好处费，根本就不存在打条的事实。田明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具体如下：一、一审判令孙文彬应返还35万元，符合事实和约定，应予以维持。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与田明辉于2013年6月3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和《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两份协议约定的购房金额为30万元。但实际履行时田明辉按孙文彬的要求以现金的方式向其支付了35万元，其中27万元以孙文彬名义付给了安置房指挥部郑州银行账户，剩余8万元孙文彬自己收取，并要求田明辉保密。收到款项后，孙文彬向田明辉出具了35万元的《借据》。此后由于孙文彬构成根本违约导致田明辉行使合同解除权，因此，孙文彬应按《借据》约定退还35万元。二、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拒绝按约定的100平方米面积向田明辉交付房屋，已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根据《房屋买卖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自愿将其获得的牛寨村拆迁安置房（100平方米）出卖给田明辉。根据《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自愿将其获得的政府补偿房屋和本次购买房屋中的一套过户给田明辉，合计100平米，选房顺序是第三套归田明辉所有。因此，田明辉购买的是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家庭获得的全部拆迁安置房中的一套100平米安置房。其次，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在选房时未按约定通知田明辉参与，导致未能按补充协议约定选定第三套房作为买卖标的物，已构成违约。再次，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于2018年2月份获得安置房，一直拒绝将约定的100平米安置房交付给田明辉，其只愿意交付73平米的房屋。从房屋面积看，73平米已远远小于约定的100平米，从户型看，100平为三室，而73平米为两室，无法满足田明辉自住需要，无法实现签订合同目的。因此，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已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三、本案不存在情势变更。孙文彬父亲早已于2003年去世，房屋买卖合同于2013年签订时，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应能预见到自己会获得多少套、多大面积的安置房。同时，根据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一审向法庭提交的其与拆迁指挥部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家庭有4口人，可免费获得100平米安置补偿。因此，在田明辉与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间屋买卖合同签订后，政府并没有减少对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的安置补偿面积，反而将其此前支付的27万元增购款退还给了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免去了增购费用。因此，本案自始至终未发生不利于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的情势变更，相对于合同签订时，反而是由于政府免除增购费用的政策变更，使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额外获得了27万元利益。四、一审判令孙文彬、蒋俊霞、孙智群、孙萌琦向田明辉承担的违约责任符合各方约定，应予以维持。首先，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主张利息应从2016年3月6日开始计算，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一审判令孙文彬承担支付利息责任符合《借据》约定。根据《借据》，借款本金为35万元；利息为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借款期限为借据出具之日起四年，即2013年6月3日起至2017年6月2日；在孙文彬将100平米房屋过户给田明辉后，借款及利息抵销，否则，孙文彬应退还35万元本金及按照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因此，一审判令利息的起算日为借款发生日，即2013年6月3日，符合《借据》约定。其次，一审判令蒋俊霞、孙智群在60万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符合各方约定。根据田明辉与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第九条约定，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违约的，应双倍返还购房款，该合同约定的购房款为30万元，因此，应承担支付60万元的违约责任。因此，一审判令二人在60万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符合各方约定。五、本案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事由。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解释，“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法院调查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本案中，虽然涉及人员较多，但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符合独任审理的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已构成根本违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应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应当予以维持。田明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房屋买卖补充协议》；2.孙文彬向田明辉支付35万元及利息（以35万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3.孙智群、孙萌琦、蒋俊霞对上述债务在60万范围内向田明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3日，田明辉作为买方（乙方），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作为卖方（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坐落郑州市××（××新区××村村拆迁补偿的未建楼房）（100平方米）出卖给乙方，总价款为贰拾柒万元整，乙方于2013年6月3日向甲方支付房款总价款30万元（其中270000元房款交入孙文彬购房指定银行账户，银行收据由田明辉保管，30000元现金交给孙文彬）；甲方于三年后楼房建成时，将该楼房购房合同及楼房一并交给乙方所有；甲方如违反本协议，则双倍返还乙方所付购楼房款项，乙方如违反本协议，返还乙方所付购楼房款项。甲乙双方分别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并摁手印予以确认。当日田明辉与孙文彬又签订《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约定孙文彬增购100平方米住宅用房，合计270000元。（孙文彬家庭共计5人，每人可购买20平米，合计100平方米）。孙文彬及家庭成员自愿将此套房屋以叁拾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田明辉；新房建成约在三年后，现约定好将政府补偿的房屋和本次购买的房屋其中一套过户给田明辉，面积合计100平方米，选房顺序是第三套归于田明辉所有，具体房屋为牛寨村拆迁时政府统一安排的所建房屋其中一套；卖方家庭成员五人全部通过同意本协议所有内容，因身体原因不能亲临现场在本协议上签字，委托家庭成员签字即可生效。协议签订后，孙文彬向田明辉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田明辉叁拾伍万元整（小写350000.00元），利息为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借款期限四年。到期孙文彬将购买的高新区牛寨村拆迁增购的壹佰平方米（100㎡）房屋免费过户给田明辉（办理房屋过户的手续费，税费由田明辉承担，购房款田明辉不负责）。此房过户完成后，此借款及利息抵销。若孙文彬到期不能将此房屋过户给田明辉，将退还田明辉叁拾伍万元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利息为同期银行利率的肆倍。”当日，孙文彬将27万元交于安置房指挥部的郑州银行账户，田明辉称其他款项均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孙文彬。郑州市高新区沟赵办事处合村并城牛砦村项目指挥部出具《收据》一份，载明：“兹收到牛寨八组孙文彬交来增购住房100㎡×2700元人民币贰拾柒万元￥270000元”，该单位在收据上加盖财务专用章予以确认。牛砦村物业客户服务中心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我小区10-1-2902房75㎡、14-1-2802房89㎡登记在蒋俊霞名下，9-2-1802房73㎡登记在孙文彬名下，12-2-3102房118㎡登记在孙智群名下，特此证明”。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至今未向田明辉交付房屋，也未返还款项，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称因增购房屋权有73平方米，无法交付100平方米的房屋，故引起本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房屋买卖协议书》的内容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孙萌琦虽尚未成年，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其父母孙文彬、蒋俊霞作为其法定代理人有权代理其从事民事活动，且本案合同约定出售房屋并收取房款等行为未损害其利益，综合考虑参加诉讼时被告孙萌琦的智力、年龄等因素，能够认定《房屋买卖协议书》的内容对其具有拘束力。合同约定田明辉需要购买的是100平米的房屋，现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仅愿意交付其73平米的房屋，虽然《房屋买卖补充协议》对房屋的来源进行了约定，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也愿意补偿田明辉房屋面积差价，但至今尚未实际履行，故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在履行合同中有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因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违约，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故田明辉主张解除《房屋买卖协议书》《房屋买卖补充协议》，该院予以支持。在签订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的基础上，孙文彬于同日又以其个人名义向田明辉出具《借据》一份，明确田明辉支付给孙文彬的款项为35万元，如按期过户房屋，则35万元及利息不再收取，否则将按照借款退还本金及约定的利息。上述《借据》所约定的款项实质上是房款，但与《房屋买卖协议书》中约定的房款30万元数额不一致，且无蒋俊霞、孙智群、孙萌琦的签字或授权，按照《借据》的约定，现该笔款项已转化为借款，故该院认为，该《借据》仅对孙文彬及田明辉有约束力，田明辉主张孙文彬向田明辉支付35万元及利息损失，该院予以支持。蒋俊霞、孙智群、孙萌琦不应承担因《借据》所约定的违约责任，仅应按照《房屋买卖协议书》的约定，在30万元购房款的双倍即60万元范围内与孙文彬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经查，本案孙萌琦系未成年人，在本案中其签订的合同虽然有效，但随后的违约行为是由其监护人不履行职责所引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应由其监护人孙文彬、蒋俊霞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2013年6月3日原告田明辉与被告孙文彬、蒋俊霞、孙智群、孙萌琦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及原告田明辉与被告孙文彬签订的《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二、被告孙文彬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田明辉35万元，并支付自2013年6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支付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三、被告蒋俊霞、孙智群对上述第二项判决内容在60万元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驳回原告田明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23元，由被告孙文彬、被告孙智群、被告蒋俊霞共同负担。二审中，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提交2016年3月11日郑州银行单据一份。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拟以该证据证明目的政府退的是27万，而案涉借据是35万，两者不一致。退款的时间为2016年3月11日，应该按照这个时间来计算利息，而一审法院计算利息时间是从2013年开始，多计算了三年时间。针对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提交的证据，田明辉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该证据恰恰证明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确实已收到了政府返还的免除增购费用27万元，获得了合同签订后额外的27万元利益。第二、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收款的时间与本案各方权利义务没有关联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是孙文彬向田明辉出具的借据，借据约定借款金额为35万元，利息为同期银行利率四倍，借款期限四年。借据的出具时间是2013年6月3日，因此一审认定从2013年6月3日起计算利息符合各方约定。针对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提交的证据，孙萌琦经质证认为，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针对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由于田明辉、孙萌琦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并不能否定田明辉因向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购房而于2013年6月3日支出35万元的事实，因此，对于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相同。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过程中，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按照双方协议，诚信的履行了通知、协助选房等义务。一审综合本案审理情况认定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孙萌琦违约并无不当。本案一审过程中，孙文彬对于田明辉提交的孙文彬出具的《借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二审中，孙文彬虽又对该《借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孙文彬并未提供充分的、合理的证据予以证明。同时，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对于田明辉支付案涉款项过程的陈述存在不一致。根据孙智群、蒋俊霞的陈述可知二人并未见到田明辉支付款项的整个过程。且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对于约定的好处费的金额陈述不一致。据上，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不能否定案涉《借据》的真实性，一审依据该证据认定相关事实并无不当。田明辉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于2013年6月3日将270000元交入孙文彬指定的账户，剩余款项支付给了孙文彬，即田明辉自2013年6月3日已经因履行协议而失去了对案涉款项的控制，现由于案涉协议无法履行，造成了田明辉相应的利益损失。因此，一审判决自2013年6月4日起计算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案案情简单，双方权利义务明确，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当。综上，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85元，由孙文彬、孙智群、蒋俊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黄智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赫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