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602民初342号 原告：苏卫忠，男，1969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霞，山东圆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玮，山东圆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滨北梧桐七路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7347186872。 法定代表人：王红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文，男，1988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玉良，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卫忠与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卫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霞，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文、姜玉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卫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2.判决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4282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3582.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7570元等，共计115434.5元；3.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停工留薪期工资17808元。事实和理由：原告苏卫忠原系滨州市滨城区第一油棉厂职工，工作岗位系驾驶员。2001年4月10日因工受伤，2001年8月16日滨州市滨城区劳动鉴定委员会就苏卫忠的工伤作出鉴定，鉴定结论为：伤残(职业病)玖级。滨州市滨城区第一油棉厂由于生产经营困难被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裁定依法破产，后由被告对其实施托管经营。被告接受托管后原告工作至2018年12月份，但是工伤待遇至今未付，为此原告提起劳动仲裁申请，滨州市滨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滨区劳人仲案字（2019）第352号仲裁裁决。现原告不服上述仲裁裁决结果，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于2006年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2019年1月原告自动离职。被告认为：一、原告提起工伤赔偿、仲裁申请以及本案诉讼，已超出法定仲裁和诉讼时效。原告自述2001年4月因工受伤，2001年8月鉴定工伤伤残级别，自原告确知自己因公受伤致残应当获得赔偿之日起，至其提起仲裁申请及本院诉讼之日止，期间已间隔19年，已超出我国法律规定的仲裁及诉讼时效。二、被告不是本案工伤赔偿的适格主体。原告向我公司主张工伤赔偿的理由之一是：原告受伤时为滨州市第一油棉厂职工，后第一油棉厂破产由我公司托管经营，原告接受托管后工作至2018年12月。但被告全称是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17日，是民营企业。被告从没托管经营原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原告工伤赔偿与被告公司无关，原告的工伤权益应当向其原工作单位主张，被告公司不是本案工伤赔偿的适格主体。三、原告依照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主张工伤赔偿待遇，违背法律规定。原告自述2001年因工受伤并经鉴定伤残等级，而我国《工伤保险条例》则是在其工伤2年之后的2003年才制定和颁布、2004年才开始实施的法规。《工伤保险条例》第67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实施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依据上述规定，属于原告这类在《工伤保险条例》颁布前已经完成工伤认定情形的，不适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处理。综上所述，原告要求其工伤待遇的主张已超出法定诉讼时效，被告公司不是其工伤赔偿的适格主体，原告要求工伤待遇依据法律错误，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仲裁裁决书、送达证明、工作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证、企业养老保险缴费历史明细、职工工伤致残证书、工资流水明细、已辞职/离职/解除合同职工登记表、委托管理协议书、关于第一油棉厂企业破产后职工安置的意见、职工花名册、城镇合同制工人简历登记表、破产财产处理和分配方案、破产财产处理分配情况表、民事裁定书等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苏卫忠原系滨州市第一油棉厂职工、城镇合同制工人，工种为司机。2001年4月10日原告苏卫忠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工作期间因工受伤，2001年8月16日，苏卫忠经滨州市滨城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批准为工伤，并经滨州市滨城区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GB/T16180-1996标准九级。 2001年8月13日，滨州市滨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向本院提交《关于第一油棉厂企业破产后职工安置的意见》（滨区供发（2001）第26号），内容为：“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因严重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经企业申请，同意依法破产还债。根据滨城区政府意见，进入破产程序后，委托山东亚光纺织集团对该企业实施接收，安排职工生产自救，破产程序终结以后，负责接收破产财产、有效债务和人员，并妥善安排职工的工作和生活。” 2001年8月14日，本院根据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申请作出裁定，宣告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还债，并组成清算组对该厂的财产进行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2001年8月16日，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清算组（甲方）与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乙方）达成《委托管理协议》，甲方委托乙方对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实施托管经营进行，并约定：“第一油棉厂破产程序终结后，由乙方收购该企业资产、安置人员、承担有效债务（除红枣饮品外）”。2002年7月1日，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清算组出具《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财产处理和分配方案》（修正案），对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财产处理和分配方案通报如下：“……第一顺序，应付职工工资1276204.64元，应付职工强制性集资11226638.22元，应付职工养老保险金351740.30元，应交失业基金70048.00元，总计为12924631.16元。第二顺序，欠滨州市国家税务局税款为951240.47元，滨州市地方税务局税款为304386.93元，总计为1255627.40元。第三顺序，经债权人申报，滨州市滨城区法院依法确认的破产债权为：39505625.91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提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如下：1、第一顺序应清偿额12924634.16元，但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仅为4285610.30元，清偿率为33.15%。2、第二、第三顺序不再进行清偿。”2002年7月8日，本院作出（2001）滨经破字第756-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清算组提出的破产财产处理和分配方案（修正案）合法有效，予以执行。2003年4月16日，本院作出（2001）滨经破字第75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终结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的破产还债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二、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清算组在本裁定送达后向该企业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2003年9月6日，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清算组、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职工花名册的移交单位、接收单位签字盖章，原告苏卫忠系花名册中的城镇合同制工人。 原告苏卫忠提交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证显示：姓名苏卫忠，工作单位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参加工作时间1984.8，类别合同制在职，发证时间2004年12月。 2006年1月之前，原告苏卫忠的养老保险参保单位为滨州市第一油棉厂，2006年1月至2018年12月，原告苏卫忠的养老保险参保单位为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 原告苏卫忠于2019年1月自被告处离职，于2019年3月11日在已辞职/离职/解除合同职工登记表上签字，并由被告公司所在车间（部门）、财务部、物业公司、户籍管理等部门在2019年3月12日签字确认。 苏卫忠作为申请人，以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滨州市滨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事项为：1.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2.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4282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3582.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7570元；3.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停工留薪期工资17808元。2019年10月29日，滨州市滨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滨区劳人仲案字﹝2019﹞第35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苏卫忠不服该仲裁裁决书，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3月28日，于2007年1月30日变更名称为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7453.8万元。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曾经为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93.29%。2007年3月30日，本院作出（2007）滨民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申请人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还债。2016年9月1日，本院作出（2007）滨破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原告苏卫忠的工伤保险待遇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和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时，均未得到给付。 原告苏卫忠主张，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后，其自2001年8月16日即在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棉花加工厂工作，但原告就在被告处的入职时间，未向本院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苏卫忠本人明确表示，苏卫忠作为工人对公司破产或者重组情况不清楚，只知道在亚光工作，苏卫忠于2001年8月被安排到棉花加工厂从事司机工作，2014年后到亚光总公司开车直到离职。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就苏卫忠的入职情况主张：2006年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濒临破产，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以偿债的方式购买了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厂房设备，包括原告苏卫忠在内的一批工人与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与被告建立劳动合同。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主张与原告苏卫忠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但未进行举证。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就该项主张，未提供证据。 滨州市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797.5元。 本院认为，原告苏卫忠于2019年1月份自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离职，于2019年3月11日在已辞职/离职/解除合同职工登记表上签字，并由被告公司所在车间（部门）、财务部、物业公司、户籍管理等部门在2019年3月12日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之规定，应当认定原告苏卫忠与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 原告苏卫忠系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工作期间因工受伤，因滨州市第一油棉厂依法申请破产还债，滨州市滨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提交的《关于第一油棉厂企业破产后职工安置的意见》（滨区供发（2001）第26号），由山东滨州亚光纺织集团对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实施接收，破产程序终结以后，负责接收破产财产、有效债务和人员，并妥善安排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并且，在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接收的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城镇合同制工人名单中包括本案原告苏卫忠，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第一顺序中也未向原告苏卫忠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企业实行租赁、兼并、转让、分立时，继续经营者必须承担原企业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并到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工伤保险登记。建设工程由若干企业承包或者企业实行内、外部经营承包时，工伤保险责任由职工的劳动关系所在企业负责。职工被借调或者聘用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由借调或者聘用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根据劳动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接收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的破产财产和人员，应当承担职工的有关工资福利待遇。 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为山东滨州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两者存在关联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后，原告苏卫忠被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接收并被安排在棉花加工厂工作，2006年1月至2018年12月，原告苏卫忠的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没有变化，只是劳动合同的主体由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该情形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即更名后的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原告苏卫忠是在何种情况下到该公司工作，且原告苏卫忠非本人原因先后在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工作，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导致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发生变动，该变动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由劳动者承担。从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就苏卫忠的入职情况主张看，亦可认定非苏卫忠本人的原因导致用人单位发生变化。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即更名后的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时，未对原告苏卫忠的工伤保险待遇予以处理，理应由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承担承继单位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原告苏卫忠2001年4月10日因工受伤，2001年8月16日经滨州市滨城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批准为工伤，并经滨城区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九级，但原告苏卫忠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工伤发生后的法定期限内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或有导致仲裁时效中断的其他正当理由，其主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停工留薪期工资的请求，已超出法定的仲裁时效，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停工留薪期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就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法律溯及力问题，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的法律溯及力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国法秘函[2005]314号）为：“福建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你办《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的法律溯及力问题的请示》(闽政法函[2005]43号)收悉。经研究，并征得劳动保障部同意，答复如下：《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这一规定，既包括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认定程序认定工伤，也包括按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因原告苏卫忠享受的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应在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解除时支付原告，故本院对被告称本案纠纷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主张不予采纳。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山东省贯彻实施办法》（鲁政发〔2011〕25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工伤职工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以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支付本人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具体标准为：七级13个月，八级10个月，九级7个月，十级4个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为：七级20个月，八级16个月，九级12个月，十级8个月。”对原告主张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3582.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757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山东省贯彻实施办法》（鲁政发〔2011〕25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苏卫忠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3582.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7570元； 二、驳回原告苏卫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魏 涛 人民陪审员  于广文 人民陪审员  于 波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婷婷 书记员  张乔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