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9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远洪，男，197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93X，现被羁押在鹤山市看守所。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振军，广东永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鹤山市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鹤山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82P。法定代表人：叶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坚明，广东叠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叶某1，男，196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古劳镇连南管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9。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坚明，广东叠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远洪因与被上诉人鹤山市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叶某1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4民初1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远洪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二、判令解散永安公司；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永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永安公司的经营管理没有陷入僵局及永安公司继续经营不会侵害股东权益，从而认定不具备解散的条件事实不清。(一)2002年11月11日，吕远洪和叶某1成立永安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开发位于鹤山市***和鹤山市*******交汇处的两处房地产，永安公司成立后，上述两处房地产已经开发完毕。叶某1为了以永安公司的房地产为其融资用于银行抵押贷款，吕远洪不予同意，拒绝召开公司股东会及签署股东会决议。叶某1为了达到其目的，2008年9月5日，永安公司及叶某1擅自伪造吕远洪的签名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将吕远洪所持有永安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叶某1，叶某1成为永安公司唯一股东后，将永安公司的房地产抵押给银行贷款为其自己融资。吕远洪发现永安公司及叶某1的上述违法行为后，遂向公安以合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报案未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经鹤山市人民法院和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确认吕远洪持有永安公司40%股权，叶某1擅自受让吕远洪的股权无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生效后，案经鹤山市人民法院立案强制执行。2017年7月10日，吕远洪才得以恢复永安公司的股东身份，多次发函给银行投诉，叶某1才还款，公司的房地产才得以解押。(二)2017年7月10日，吕远洪得以恢复永安公司的股东身份后，发现叶某*利用其担任公司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大肆利用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掌控公司印鉴的便利条件，存在以下侵占永安公司资产的行为：1.将属于永安公司所有的位于鹤山市**********交汇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中的171.53平方米(价值约人民币205万元)私下转移登记到叶某1名下。2.将属于永安公司所有的位于鹤山市**************商铺、928-936号商铺、9-11号商铺，约650平方米以叶某1的名义从2009年开始对外出租，叶某1私下收取本属于永安公司所有的租金人民币约490万元。3.将属于永安公司所有的位于鹤山市沙坪镇东升邨392号之一、之二商铺约20平方米、392-397二层26个套间以叶某1的名义从2009年开始对外出租，叶某1私下收取本属于永安公司所有的租金人民币约155万元。4.将属于永安公司所有的位于鹤山市*****************商铺、住房约1400多平方米私下无偿转移登记到叶某1名下，并从2010年开始对外出租，叶某1私下收取本属于永安公司所有的租金人民币约400万元。5.将永安公司开发的位于鹤山市**********交汇处地块的建筑物三至八楼的面积约3260平方米的房地产全部出售而售房款没有进入永安公司银行账号全部占为己有，并将一楼商铺1534.43平方米和二楼的商铺800多平方木全部私下登记到叶某1本人名下。6.将永安公司开发的位于鹤山市*******块的建筑物三至八楼的面积约3900平方米的房地产全部出售而售房款没有进入永安公司银行账号全部占为己有。7.擅自将属于永安公司所有的位于鹤山市**************商铺、928-936号商铺，位于鹤山市沙坪镇东升邨392-397号的物业抵押给鹤山市****商业银行为叶某1担保贷款。8.叶某1预见其违法行为的后果，为了达到长期侵占永安公司资产不予以返还的目的。叶某1伙同其女婿余剑锋于2017年1月13日成立鹤山市凯盛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并擅自以永安公司名义与鹤山市凯盛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又通过以合法行使掩盖非法目的的方式将永安公司的资产收益权转移给鹤山市凯盛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鉴于永安公司的资产被叶某1大肆侵占，吕远洪作为公司的股东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吕远洪又于2017年8月8日以叶某1涉嫌职务侵占罪向鹤山市公安局报案，鹤山市公安局于2017前10月6日作出江公(鹤)不立字(2017)00019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吕远洪不服上述《不予立案通知书》，于2017年10月11日向鹤山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鹤山市公安局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江公(鹤)刑复字(2017)004号《复议决定书》。鉴于吕远洪因另案于2017年11月10日被刑事羁押而中止上述案件的复核申请或立案监督申请。(三)、永安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位于鹤山市******及位于鹤山市**********交汇处的两处房地产，建筑面积高达几万平方米，但剩余的房地产仅为1400多平方米，且根据永安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资产负债表》反映，永安公司资产仅有货币资金6347.24元，预付账款333492.11元，其他应收款590039.94元，在建工程590039.94元，总计1229879.29元，如扣除负债211200元，净资产仅为1018679.29元，大额资产不翼而飞。(四)一审判决认定永安公司尚有物业出租，可以正常经营，但即使永安公司仅有的1400多平方米的商铺出租，但根据永安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损益表》反映，2018年全年的租金收入仅有88000元，月平均收入为7333.33元，则商铺租金每月每平方米仅为5.23元。(五)由于叶某1为了掩盖其早有预谋的违法行为，永安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召开股东会，也无法形成股东会议决议。叶某1为了达到其非法目的，只能通过非法途径使其成为唯一股东，且在此期间大肆侵吞永安公司资产。以上的事实足以证明永安公司的经营管理陷入僵局，且永安公司继续经营已经且也将导致吕远洪作为其股东权益收到重大损失，依法应予以解散。一审判决认定永安公司的经营管理没有陷入僵局及永安公司继续经营不会侵害股东权益，从而认定不具备解散的条件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吕远洪没有穷尽其他的法律救济途径保护其权益，故认定永安公司不能解散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关于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的规定，被告应予以解散的规定。永安公司只要达到以上法定条件，就应依法予以解散。吕远洪是否应穷尽法律救济途径才能申请解散永安公司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贵院依法支持吕远洪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吕远洪补充上诉意见：一、一审判决已经查明吕远洪与叶某1即永安公司另一股东存在多宗涉及永安公司的诉讼，就说明永安公司的两股东也就是吕远洪与叶某1所存在的矛盾不可调和，也表明永安公司的经营管理形成僵局，且在本案前诉前长达19年的时间内都没有或者无法召开股东会，在永安公司要用房地产向银行抵押贷款时，由于吕远洪不同意，永安公司和叶某1才仿冒吕远洪的签名，并加盖永安公司的印章，将吕远洪持有永安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叶某1。叶某1和永安公司才得以将永安公司的资产抵押给银行贷款，直到吕远洪的股权经过诉讼途径得以恢复后，并发函给银行，叶某1和永安公司才还款解除永安公司的资产抵押。上述行为都说明永安公司两股东就永安公司的经营管理陷入僵局。二、一审判决认为永安公司一直通过工商年检可以正常经营，但是工商年检只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种书面形式审查，并不审查一个公司实质经营状况和经营管理结算，是否通过工商年检并不是判断一个公司是否存在经营管理僵局的必备条件。另一审判决认为永安公司存在未出售的房产，但并没有查明永安公司存续期间开发了多少面积的房地产，尚有多少面积的房地产没有出售，已经出售的房地产的销售收入的去向，没有出售房地产用于出租的租金状况，但根据永安公司提供的会计报表表明，永安公司开发房地产高达几万平方米，现仅是没有出售的房地产为1400平方米。出售几万平方米的房地产的销售收入在会计报表中并没有载明，而1400平方米用于出租的房地产每月的租金收入仅为7333.33元，且该1400平方米的房地产属于商铺，每月每平方米的租金仅为5.23元。这些证据就表明叶某1利用其作为永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掌控永安公司公章的权利，大肆低价处理或者无偿转移永安公司几万平方米的房地产。如果永安公司继续经营下去必然将严重侵害到吕远洪的合法权益。三、一审判决认为吕远洪没有穷尽相关的救治途径维护自身权利，如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损害股东权益诉讼等，并非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永安公司辩称：一、永安公司每年均有向税局报税，并且按规定上报税表，一直守法经营，至今未触犯任何法律法规，不存在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也不存在经营困难。二、叶某1是鹤山市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额出资人，一直担任永安公司法定代表人，从未侵占公司权益，叶某1与吕远洪在2008年9月18日变更股权后一直相安无辜，吕远洪也从未有异议，2015年9月1日，吕远洪向鹤山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叶某1与吕远洪一直处于诉讼中，股权一直未明确。2017年3月，永安公司40%的股权方登记在吕远洪名下，其后，吕远洪被羁押，无法联系，永安公司未召开股东会是有上述客观原因，非永安公司无法召开股东会。三、永安公司一直有出租资产获利，并且正常通过工商年检审验，公司业务正常开展，股东权益并未受侵犯。吕远洪行使股东权利可以有多种方法，包括向永安公司、叶某1提出建议，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了多种救济途径，如股东知情权诉讼、分红请求权诉讼、损害股东利益责任诉讼、损害公司利益责任诉讼、股权退出机制等，吕远洪可选择适当的救济措施对其自身的权利进行救济，但吕远洪均未行使，从未向永安公司、叶某1提出管理公司建议或要求召开股东会，直接就起诉要求解散永安公司，纯粹是为一己私利，瓜分永安公司的财产，对永安公司、叶某1进行打击报复，侵害永安公司、叶某1的权益。四、永安公司从没有被别人追债，也没有被行政部门处罚，而且吕远洪多年举报，基本上已向所有有监督功能的部门举报，永安公司及叶某1均毫发无损，足以证明永安公司经营正常，叶某1也没有侵占公司资产。吕远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散永安公司；2.本案诉讼费用由永安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6月3日，叶某1与吕远洪为成立永安公司而制定了《鹤山市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章程对公司的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方式、股东权利、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和议事规则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规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股东二人，为叶某1和吕远洪；叶某1货币出资60万元，吕远洪货币出资40万元；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每月召开一次；执行董事或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等等。2002年9月30日，江门市英翔会计师事务所接受永安公司股东会的委托，对永安公司申请设立登记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英翔会验（2002）135号验资报告。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02年9月30日，永安公司已收到股东叶某1、吕远洪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1000000元，其中叶某1缴纳人民币600000元，吕远洪缴纳人民币400000元。2002年11月11日，永安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并取得营业执照，叶某1为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吕利明为公司监事，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叶某1持有60%的股权，吕远洪持有40%的股权。2008年9月5日，叶某1和永安公司向鹤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假冒“吕远洪”签名的《股权转让合同》和《股东会决议》，将吕远洪持有永安公司40%的股权转让至叶某1名下。2008年9月18日，经鹤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永安公司的股东由叶某1、吕远洪两人变更为叶某1一人。2015年8月，吕远洪得知其所持股权转移到叶某1名下后，于2015年9月1日以叶某1私自变更公司股权、侵占其股权为由向鹤山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鹤山市公安局经审查于2015年10月29日向吕远洪发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叶某1的行为不符合职务侵占的构成要件，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吕远洪不服并申请复议。鹤山市公安局于2015年12月4日作出《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不予立案。吕远洪不服复议决定，向江门市公安局申请复核。江门市公安局于2016年2月5日作出《刑事复核决定书》，认为叶某1并无非法占有永安公司财物的主观故意，决定维持复议决定。2016年5月16日，吕远洪以叶某1、永安公司假冒其签名，伪造《股权转让合同》和《股东会决议》，将其持有永安公司40%的股权转让至叶某1名下，损害其合法权益受损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该案案号为（2016）粤0784民初1412号。经审理后，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2016）粤0784民初1412号民事判决：1.确认叶某1、永安公司于2008年9月18日将吕远洪持有的永安公司40%股权变更到叶某1名下的行为无效；2.叶某1、永安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永安公司的40%股权恢复转移到吕远洪名下，并在工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驳回吕远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叶某1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2016）粤07民终2969号民事判决，驳回叶某1的上诉，维持原判。后经吕远洪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7月10日，永安公司的40%股权恢复转移到吕远洪名下，并在工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9月21日，叶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2016）粤0784民初2574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以永安公司登记设立时以吕远洪名义登记持有的40%股权属叶某1所有，叶某1是该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和真实股东。2016年12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784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驳回叶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叶某1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日作出（2017）粤07民终326号民事判决，认定叶某1以吕远洪未实际出资为由请求确认其为吕远洪持有的40%永安公司股权的实际股东，从而否认吕远洪的股东资格，理由不充分，判决驳回叶某1的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5日，吕远洪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解散永安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司解散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规定，既是法院受理案件的条件，也可作为判断公司应否解散的标准。从现有的永安公司登记在册股东的股权比例来看，吕远洪持有永安公司40%的股份，其持股比例符合法律规定，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永安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以及股东吕远洪对其自身权利的救济是否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对此，该院分析如下：一、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如果公司权力运行发生严重困难，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有严重障碍，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任何事项作出任何决议，公司已陷入僵局状态，可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陷入僵局状态，通常由股东纠纷引起，但并非所有的股东纠纷均导致公司僵局。股东纠纷有多种类型，并非均通过解散公司解决。结合本案的情况，虽然永安公司的股东吕远洪与叶某1之间自2015年9月产生纠纷，后来更引发互相诉讼，但双方的诉讼均是围绕吕远洪持有的永安公司40%股权的归属问题，并非基于永安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产生。吕远洪所提供的现有证据并未能证明叶某1与吕远洪之间就永安公司的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运行产生分歧，也未能证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吕远洪在本案中提出，自公司成立后，永安公司一直没有召开股东会，也没有形成股东会决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中规定的“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意指公司陷入僵局，长期无法召开股东会。本案中，虽然永安公司成立后至今并没有召开过股东会，但未召开股东会不能等同于无法召开股东会。永安公司成立后一直正常经营，吕远洪作为股东，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对公司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质询的权利；若吕远洪认为有需要，可以行使股东权利，建议要求执行董事或监事提议召开股东会。但事实上，吕远洪一直以来并未就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提出建议要求执行董事或监事提议召开股东会，在本案诉讼中也未提供其曾提出要求召开股东会而遭到拒绝的相关证据。为此，吕远洪认为因其与叶某1之间存在冲突，致使永安公司的权力机构和正常机构无法正常运行，公司的经营管理陷入僵局的主张，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作为解散公司的要件之一，所谓“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指由于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运行出现长期持续性严重困难，致使公司经营管理事务停滞，公司事务处于瘫痪状态，公司资产及全体股东权益在僵持中耗竭。目前，永安公司正常经营，公司一直通过工商年检审验，有已开发但尚未出售的房产对外进行出租，公司业务正在开展，并未出现管理瘫痪、业务停滞的状况。因此，尚无依据支持股东整体利益会因公司存续而受损的判断。三、吕远洪对其自身权利的救济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首先，解散对于公司而言，是最严厉、最具破坏性的后果，若非万不得已，不宜选择解散公司的办法来解决股东之间的矛盾。公司的法人性质及多数决的权力行使模式决定了公司经营管理和发展方向必然不能遵循所有投资人的意志，但是最终的结果仍应由多数决作出，如果少数股东动辄请求解散公司，公司解散制度将沦为小股东制衡甚至打击大股东的工具。故不能因为公司股东间存在分歧就直接解散公司，仍应当结合公司组织机构是否运行正常、公司经营管理是否正常进行综合认定。其二，公司解散涉及多种利益，不仅仅涉及股东利益，还涉及公司债权人、公司员工等多方利益主体，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安宁。司法对公司解散应采取审慎态度。本案中，永安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目前尚有已开发的房地产尚未销售完毕，如果解散公司，最终会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这也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目的不符。其三，对于吕远洪主张因股东之间的冲突导致其无法享有适当的经营决策、管理和监督权利以及叶某1利用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将永安公司的财产据为己有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了多种救济途径，如股东知情权诉讼、分红请求权诉讼、损害股东利益责任诉讼、损害公司利益责任诉讼、股权退出机制等，吕远洪可选择适当的救济措施对其自身的权利进行救济。因此，在吕远洪并未穷尽其他救济手段的情况下，不宜采用最为严厉的公司解散措施。综上，依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公司权力运行发生严重困难，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无法正常运行，公司陷入持续性僵局，穷尽其他途径仍无法化解，且公司不具备继续经营条件，继续存续将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法院方可依法判决解散公司。依目前的情形，尚不能判定永安公司的经营管理出现严重且不能解决的困难；吕远洪与叶某1虽就永安公司之间存在争议，但该争议可依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因此，吕远洪请求解散永安公司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吕远洪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诉讼费5100元，由吕远洪负担（吕远洪已预交本案诉讼费5100元，该院另作收退）。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吕远洪二审提交的证据是其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就已经掌握并能提交的证据，其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未提交且无正当理由，其提交的证据依法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并且，吕远洪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系其控告叶某1侵占其股权及侵害永安公司权益的证据材料，这些证据不足以证实永安公司是否发生经营管理困难这一争议焦点，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对吕远洪二审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公司解散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吕远洪主张解散永安公司能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在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根据该规定，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在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二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针对第一个条件，“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应当理解为公司在决策、管理层面上的困难导致自治机制失灵，主要是指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本案中，吕远洪、叶某1分别持有永安公司40%和60%的股权，而《鹤山市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约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遵照《公司法》和章程的规定执行。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以及公司章程的修改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因此，根据永安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及股东会的表决机制，即使吕远洪与叶某1之间存在矛盾，但股东之间的这种矛盾并不足以使永安公司出现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情形。因此，永安公司并不具备“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这一法定的公司解散条件。虽然永安公司成立以来，多年未召开过股东会，但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未召开股东会不是公司解散的充分条件，该司法解释规定的“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还须结合出现“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这一要件才符合公司解散的构成要件。而且，从双方的诉讼陈述来看，永安公司由叶某1实际经营管理，永安公司多年未召开股东会并没有导致永安公司出现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虽然吕远洪与叶某1因永安公司40%股权归属问题进行过诉讼，吕远洪也以叶某1假冒其签名过户并侵占其永安公司股权为由向公安部门进行过报案，但是吕远洪与叶某1之间围绕永安公司40%股权权属的争议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因此，吕远洪在本案提出诉讼主张司法解散永安公司，但本案中永安公司并不具备“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这一法定的公司解散条件。针对第二个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其立法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小股东滥用司法解散制度，鼓励当事人通过其他非诉讼途径解决僵局，同时也是为了使法院审慎适用强制解散公司的手段。因此，股东应当优先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化解公司僵局，只有通过其他途径仍不能解决公司僵局时，申请司法介入强制解散公司才符合立法的目的。本案中，从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特别是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的庭审陈述来看，诉讼双方并未通过其他途径来化解公司的僵局及股东之间的矛盾。虽然吕远洪述称其就永安公司40%股权归属问题提起过诉讼，也就叶某1假冒其签名过户并侵占其永安公司股权的问题向公安部门进行过报案。对此，本院认为，吕远洪述称的上述诉讼及向公安部门的控申、举报，均不是针对解决其所主张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公司经营管理中的公司僵局和困难”而寻求的解决途径，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公司解散的第二个条件即“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综上，吕远洪提出解散永安公司，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永安公司已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法定解散条件，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本院对其上诉请求及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吕远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吕远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黎景欣审 判 员  张萍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吴飞凡书 记 员  李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