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03民初383号 原告：邓德全，男，汉族，生于1968年4月5日，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渊，四川辽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邻水县鼎屏镇挞子丘路锦云大厦16层。 法定代表人：郑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国均，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园园，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首明，男，汉族，生于1964年1月1日，住四川省南部县。 原告邓德全与被告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王首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德全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渊、被告正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国均和杨园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首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德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35194.5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息6%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2月25日，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将南充市高坪区白山沟综合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发包给正大公司施工。被告正大公司将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一（村民聚居点一）A区工程中的1-19栋的基础、主体、屋面、装饰（初装饰）、楼地面、塑钢窗、金属栏杆、室内水电安装、室内消防安装等工程内容交由王首明施工，并同意由被告王首明负责组建“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一）第三项目部”，双方并签订了《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一(村民聚居点一）A区土建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后第三项目部将栏杆、百叶窗工程分包给邓德全，双方并签订了《栏杆、百叶窗协议》。邓德全完成施工后，原、被告于2018年8月5日进行结算，确认被告欠付工程款为135194.50元。后原告多次要求二被告支付工程款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正大公司辩称：一、原告陈述，正大公司同意由王首明负责组建新农村综合体（一）第三项目部，与事实不符。正大公司只是决定“采取内部承包的方式”，也就是决定将案涉工程分包给王首明，并没有同意由王首明设立项目部；相反，《内部承包合同》明确约定由王首明组建项目部。现有多份生效判决已认定，均审理查明项目部是王首明个人设立的，并判决由王首明自行承担其对外债务。原告诉称被告与原告办理结算，是虚假的，正大公司从来没有与原告办理过结算，正大公司对于原告在王首明分包范围内从事劳务施工并不知情，与原告签订协议、办理结算的均是王首明个人。原告提交的《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甲方抬头是王首明设立的项目部，落款处是王首明个人签字，未加盖正大公司印章，也未加盖项目部印章，王首明签订合同的行为只能代表他个人，与正大公司无关。因此，原告依据其与王首明签订的合同和结算书，要求正大公司共同支付工程款，缺乏事实依据。三、正大公司与王首明之间签订的《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名为内部承包实为工程分包。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应当根据合同的约定内容来判断，不能仅凭合同名称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也明确规定，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认定是否属于内部承包，应当从人员雇佣关系、管理监督、资金技术人力支持等方面进行判断。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六条规定，只有将工程交由存在隶属关系的下届分支机构或存在雇佣关系的项目经理等本企业职工个人承包施工，并且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施工过程及质量进行管理，并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的，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时，才属于内部承包。本案中，首先王首明不是正大集团的员工（正大公司提交的《职工保险缴纳名册》可以证明，并已经被南充中院（2019）川13民终2084号判决确认）；其次，从《内部承包合同》的内容来看，王首明在组织施工过程中，正大集团并未对施工过程和质量进行管理，也未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因此，《项目内部承包合同》虽然名为内部承包，但是不满足相关法规规定的内部承包要求的三个要件，其实质上是工程分包合同。四、正大公司在案涉工程中的法律地位是总承包人。案涉项目属于南充市高坪区白山沟综合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移交（BT）项目（以下简称BT项目）中的一部分工程。BT项目的业主（即发包人）是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正大公司是总承包人。第三项目部是分包人王首明组建，正大公司未参与组建，正大公司并未向项目部派驻任何工作人员。因此，项目部对外产生的责任应由设立人王首明承担。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必须要有法律明确规定，现有法律并未规定总包方应当对分包方的再分包承担支付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各方的权利义务应当根据各自签订的合同分别处理。 被告王首明未到庭，也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 审理查明：2012年2月25日，被告正大公司（乙方）与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甲方，以下简称高坪区政府）签订了《南充市高坪区白山沟综合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移交（BT）项目投资建设合同》（以下简称《BT投资合同》），合同约定的工程主要内容为：（1）318国道拓宽工程、新建市政道路工程；（2）3个安置小区工程（包含还房工程，统筹城乡聚居点工程、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3）高速路两旁绿化带工程；（4）广场及游客接待中心工程；（5）市场建设工程；（6）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的电网、水网、路网、田网；（7）项目区内供水、污水管网系统工程等。工程投资建设方式为：乙方负责工程的投融资、施工总承包工作，工程完工后，通过竣工验收，并在政府有关主管部门通过备案，将符合设计各项要求的完好的工程移交给甲方，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以收购项目资产的形式支付回购价款。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暂定为20亿元，还约定投资额达到2亿元作为一个结算单元。 2012年11月10日，被告正大公司（甲方）与王首明（乙方）签订了《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三（新点子村村级活动中心土建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内部承包合同》），合同载明：为加快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的建设，甲方决定采取项目内部承包的方式，明确责任、权利与义务，并由乙方负责组建“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工程地点：南充市高坪区白山沟。工程内容：基础、主体、屋面找平层、塑钢窗、外墙、栏杆、室内消防安装等工程内容，建筑面积约1.07万平方米。合同金额：暂定金额为1100万元，最终以双方签字认可的结算为准。该合同在专用条款中约定，本工程项目总负责人为被告王首明，计价确认为甲方按政府审计部门最终审定的工程款总造价下浮10%（含税金）后作为甲方与乙方双方的工程结算总价。2014年1月25日，被告正大公司（甲方）又与王首明（乙方）签订了《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一（村民聚居点一）A区土建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内部承包合同》），合同载明：为加快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的建设，甲方决定采取项目内部承包的方式，明确责任、权利与义务，并由乙方负责组建“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一）第三项目部”。工程地点：南充市高坪区白山沟。工程内容：1-19栋的基础、主体、屋面、塑钢窗、装饰（初装修）等工程内容，建筑面积约18956.2平方米。合同金额：暂定金额为2274万元，最终以双方签字认可的结算为准。该合同在专用条款中约定，本工程项目总负责人为被告王首明，计价确认为甲方按政府审计部门最终审定的工程款总造价下浮10%（含税金）后作为甲方与乙方双方的工程结算总价。 上述合同签订后，王首明负责组建了相应的工程项目部，并担任该项目部总负责人。王首明并非正大公司的内部员工，与正大公司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也无正大公司为王首明购买保险的相应证据，正大公司也未向该项目部派驻任何工作人员。2014年4月5日，被告王首明以“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一第三项目部”的名义（甲方）与原告邓德全（乙方）签订了《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综合体三（游客接待中心）、综合体一（村民聚居点一）A区栏杆、百叶窗的制作、安装发包给原告邓德全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不包料、包质量、包工期、包安全文明施工、价格包干。随后，原告组织人员进场施工，案涉工程于2016年12月16日通过竣工验收。2018年8月5日，被告王首明向原告邓德全出具了《结算书》一份，王首明在《结算书》上确认总计费用为575194.50元，扣除已支付金额44万元，结算金额为135194.50元。在该《结算书》下方落款处注明为“项目负责人王首明”。正大公司与王首明至今尚未对工程款进行最终结算。 另查明，2017年1月25日，被告王首明书面委托被告正大公司向原告邓德全支付120000元，正大公司于2017年2月8日向原告转款120000元；2017年3月23日，被告王首明书面委托被告正大公司向原告邓德全支付50000元，正大公司于2017年3月27日向原告转款50000元。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正大公司、王首明要求结清工程欠款未果，双方因此产生争议，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身份信息、《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银行转账凭证、《BT投资合同》、《委托》、《借（领）支单》、《项目工程资金支付表》、《结算书》、《内部承包合同》、（2019）川13民终2084号民事判决书、（2019）川1303民初52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证明上述事实。 本院认为：案涉《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根据其合同内容，应当认为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原告主张本案中由二被告共同承担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在本案中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必须有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本案中，原告却未举证证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有关于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关约定和具体的法律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根据该规定原告可向案涉工程的发包人主张工程欠款及利息，而案涉《BT投资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是高坪区政府和正大公司，即高坪区政府是案涉工程的业主和发包人，正大公司是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而非发包人。因此，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而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除法律的特殊规定外，合同仅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才可以向对方当事人提出请求，而不能向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原告邓德全只能向与其有分包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人主张工程欠款及相应利息。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邓德全究竟是与正大公司还是王首明形成了分包合同关系。对于该焦点，本院分析如下。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对于正大公司与王首明之间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的性质、效力，无论当事人是否存在争议，都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对于合同性质，主要应当从合同内容出发，根据合同主体在合同中约定主要事项的性质进行判断，而不能仅根据合同名称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张确认。合法的内部承包是指，建筑施工企业将其承包的全部或部分工程交由其下届分支机构或在册的项目经理等本企业职工个人承包施工，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施工过程及质量进行管理，并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的。本案中，一方面，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王首明系被告正大公司在册的项目经理和企业职工，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以及社会保险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正大公司派驻其公司员工在王首明负责的项目部参与相关技术、设备、财务管理，也没有证据证明正大公司对项目部施工所需的人、财、物及资金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依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年发布的《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号）第十一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违法分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工程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把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分包：（一）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个人的；”。因此王首明与正大公司之间的所谓“内部承包关系”并非合法的内部承包关系，而是名为内部承包实为违法分包。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王首明与正大公司所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且属全部无效。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被告王首明与正大公司之间形成的并非是挂靠关系，因为依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年发布的《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号）第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挂靠，是指单位或个人以其他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前款所称承揽工程，包括参与投标、订立合同、办理有关施工手续、从事施工等活动。”，而本案中既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王首明参与了正大公司与高坪区政府签订《BT投资合同》过程中的投标、订立合同、办理施工手续等活动，王首明所承包的工程范围也仅是正大公司所总承包的工程范围中的一部分。 第二，被告正大公司作为法人，其对外发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只可能通过代表制度表达或代理制度表达。本案中被告王首明显然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故本案只需考虑是否存在适用代理制度的可能性。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代理分为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本案中显然也不存在法定代理的适用条件。故本案中需分析的是，被告王首明与原告邓德全订立案涉《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及结算的行为对正大公司是否属于委托代理（包括职务代理），如系无权代理则是否存在被代理人追认的情形，以及在系无权代理的情形下王首明的行为对正大公司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本案中，被告王首明与原告形成了《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且该协议的甲方虽载明为“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一第三项目部”，但合同上仅有被王首明个人签字，而没有被告正大公司盖章也无项目部盖章。被告王首明在《结算书》、上签字，但该《结算书》上没有被告正大公司的盖章，也没有加盖项目部的印章，且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王首明系被告正大公司的正式员工。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被告王首明与原告订立《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的行为不属于被告王首明履行职务的职务代理行为。 同时，根据《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建建﹝1995﹞1号）规定：“项目经理在承担工程项目施工的管理过程中，应当按照建筑施工企业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与本企业法定代表人签订项目承包合同，并在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范围内，行使以下管理权力；……（二）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身份处理与所承担的工程项目有关的外部关系，受委托签署有关合同；”，也就是说即使作为项目经理其也应当在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力，在对外签订合同时也应当得到企业的委托授权。本案中被告正大公司并没有授权被告王首明代被告正大公司与原告邓德全订立《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更没有授权王首明代正大公司与原告进行结算，被告王首明无权代表被告正大公司对外订立《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 更重要的是，委托代理关系因被代理人的代理权授予行为而发生。一般情况下，产生委托代理权的基础关系是委托合同，即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签订委托合同，而签订合同则属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但委托合同的成立并不当然产生代理权，而是被代理人将代理权授予代理人的委托授权行为才产生代理权。关于委托授权的性质，通说认为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因此委托授权行为如使用的书面形式，则应以授权委托书的形式。本案中，首先，正大公司与王首明所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实系违法分包合同，显然不是委托合同；其次，没有证据证明正大公司给王首明出具过授权委托书，即正大公司没有对王首明作出过委托授权成立项目部的行为。同时，由于正大公司与王首明所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本身属于无效合同，即合同双方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三项“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之规定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即使扩张性的将《内部承包合同》视为包含有委托合同的内容和作出了委托授权成立项目部的行为，则所谓“委托合同”和“委托授权行为”也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即使存在委托授权行为也属无效授权。自然，被告王首明不可能基于无效的委托授权行为而取得对正大公司的代理权，王首明对外订立《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的行为对正大公司也应属于无权代理。因此，被告王首明设立项目部的行为应属王首明为完成其分包工程的个人行为，其并没有得到被告正大公司的有效授权，该项目部对外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由其设立人王首明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案涉《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结算单》上并没有盖有正大公司的印章或项目部印章，即该结算行为没有得到正大公司的授权或追认。此外，虽然被告正大公司曾基于被告王首明的委托向原告支付过部分工程款，但付款行为本身并不等同于追认。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而本案中正大公司对王首明所作的结算显然没有作出过追认的意思表示。而实际上，委托付款是债权人委托其债务人向第三方支付款项，只是付款方式变更为委托他人付款，系付款方式的变化，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并没有发生变化，第三方与债务人之间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 更重要的是，本案中也不具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的“追认”的前提条件。因为在该条中的“追认”是指有权人对无权人订立的合同事后予以同意或承认的一种单方意思表示，其法律后果是使效力待定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后成为有效合同，其适用的条件是效力待定的合同。本案中，原告系没有施工资质的个人，王首明与原告所订立的分包合同违反了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及该解释第一条第一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同时被告正大公司与王首明所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也系无效合同，而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不可能因为追认而变成为有效的合同。因此，被告王首明对外订立《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的行为并未得到被告正大公司的追认。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该意见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因此，构成表见代理，必须要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一是须是无权代理；二是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三是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且无过失。而且判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当以合同签订时是否构成作为判断的节点。结合本案事实，本院认为被告王首明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一、被告王首明系无权代理，在前文分析时已经阐述，此处不再赘述。二、从案涉《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内容来看，被告王首明是以个人名义签字而不是以正大公司名义签字，从《结算书》的内容来看，虽然落款处有“项目负责人”字样，但该《结算书》上并没有出现过“正大公司”字样，因此案涉工程的发包人为被告王首明个人。且原告没有提交证明被告王首明在与原告订立《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时具有有权代表正大公司的客观表象的相关证据（如加盖了“正大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介绍信、授权委托书等），其相信王首明有代表权的理由不足，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三、在王首明与正大公司签订案涉《内部承包合同》之前与正大公司之间没有长期业务交易关系。正大公司也从未委托过王首明代表正大公司与原告发生过交易，即三方仅有一次交易，原告作为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承包人，理应核实被告王首明的实际身份和授权范围，且应当要求与项目部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并加盖正大公司印章或项目部印章，原告却仅仅与被告王首明个人订立《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并且原告应当知道承包人承揽建设工程必须具备相应资质，而原告本身系个人并无相应资质，因此原告自身也存在重大过失。因此，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应当就其主张的表见代理情形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本案中也不具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所规定的表见代理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如合同系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则合同依法为无效合同，代理人与相对人所实施的订立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属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也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因为代理订立合同的代理行为也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而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需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言以蔽之，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不得代理，表见代理虽系代理制度中的一种特殊情形，也应当符合代理的基本规定。因此，本案被告王首明与原告订立《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及结算的行为对被告正大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 结合以上四点分析，本案中正大公司与王首明之间形成的是违法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其与违法分包人王首明之间形成的是也违法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也就是说，正大公司、王首明及原告邓德全之间属于层层分包的关系。正大公司不是案涉水电工程安装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王首明与原告才是案涉水电工程安装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原告与被告王首明所形成的违法分包合同关系所对应的合同责任只应由被告王首明承担，而不应由被告正大公司承担。但王首明将案涉水电安装工程发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原告邓德全，也属于违法分包，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和第四条之规定，被告王首明与原告邓德全所订立的案涉《栏杆、百叶窗工程包工协议书》应属无效。鉴于案涉工程已于2016年12月16日通过竣工验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原告邓德全有权要求被告王首明按照《结算书》的约定支付工程款。被告王首明在《结算书》上的签字，应视为王首明和原告之间就结算形成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王首明应当按照《结算书》上确认的金额向原告支付欠付的工程款。根据《结算书》的记载，截止2018年8月5日止，原告邓德全还应收取的工程款为135194.50元。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王首明支付135194.5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至于原告所主张的欠款利息，关于计息基数，原告主张以135194.50元为基数，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准许。关于利息标准，原告主张从起诉之日（2020年1月20日）按年利率6%计算。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原告有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被告王首明主张欠款利息。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自2019年8月20日起取消,因此被告有权要求被告王首明从2020年1月20日起至欠款本金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计付利息。关于计息时间，鉴于案涉工程已于2016年12月16日通过竣工验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而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不能确认案涉工程的具体交付时间，但可推定交付时间最迟应为竣工验收时间，而原告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为2020年1月20日，符合法律规定也系当事人自愿处分权利，本院予以准许。结合上述分析，王首明还应支付的为135194.50元本金，并应以此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从2020年1月20日起支付利息至本金付清为止。 综上，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三项、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首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邓德全支付工程款135194.50元及利息（利息以135194.50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从2020年1月20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邓德全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04元，由被告王首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任 恋 人民陪审员  张文生 人民陪审员  刘美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