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22372号原告：杨某，女，1972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县。原告：马某1，女，199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县。原告：马某2，女，199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县。原告：马某3，男，199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县。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强，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靳现，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44号。法定代表人：马健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旭丹，女，该公司职工，住公司宿舍。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男，该公司职工，住公司宿舍。被告：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2号。法定代表人：廉大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沐汶，男，该公司职工，住公司宿舍。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杨，男，该公司职工，住公司宿舍。被告：孙成军，男，1989年5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北京国泰鼎盛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郭公庄中街20号院3号楼8层807。法定代表人：田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生,男，该公司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安阳县京鑫建设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安阳市紫薇大道中段（县建设局院内）法定代表人：贾丽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军付，男，该公司项目经理，住公司宿舍。原告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诉被告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规划公司）、孙成军、北京国泰鼎盛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安阳县京鑫建设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阳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强、靳现，被告新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旭丹、李伟，被告中航规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沐汶、周杨，被告孙成军，被告国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生，被告安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军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五被告连带赔偿医药费112924.6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100元、营养费12100元、死亡赔偿金528432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护理费24430.73元、交通费15000元、丧葬费50802元。扣除孙成军已垫付53000元，共计802789.34元；2、五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26日马某经人介绍与孙成军结识，孙成军带马某到由中航规划公司、新兴公司、孙成军承包的1号科研楼等3项（中国航空研究院研发保障基地）2#楼机电项目工程工作。2018年5月4日九点左右，马某在该项目工地工作期间受伤，后被送进航空总医院抢救治疗，于2018年9月10日治疗无效死亡，马某及其家人因此次事故产生了各种费用和损失。为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新兴公司辩称,起诉书内容与事实不符。事实是，2018年5月4日早8点左右，马某在如厕时晕倒在了小便池旁，后被工友送至航空总医院急诊救治，经医生诊断为症状性癫痫（继发性癫痫）。我公司就马某损害的发生无过错，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公司将本案劳务作业分包给有资质的国泰公司，尽到了选任合格分包方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我公司与马某之间不存在约定的或者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也非雇佣关系，故我公司与马某之间无任何约定或者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马某因自身疾病原因发病进而导致死亡，其损失应由个人承担，与他人无关。中航规划公司辩称，马某与我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我公司非适格被告。我公司是工程管理方，不参与具体的施工工作，从未与死者签订劳务合同。至于死者与其他被告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公司不清楚，也不了解。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分包人具有相应资质，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我公司协助建设单位合规发包，对马某不负连带责任。我公司非侵权人，对马某受伤无过错，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四原告起诉我公司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四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孙成军辩称，我与马某是老乡，我只是介绍他过来干活，我是国泰公司职工，我与该公司有劳务合同。四原告主张垫付的53000元是国泰公司垫付的。国泰公司辩称，马某在工地干电气的活，电气的活是安阳公司的承包范围。出事之后，我公司是替安阳公司垫付的各种费用。相关责任应该由安阳公司承担。安阳公司辩称，四原告起诉所有描述内容与本案事实不符。四原告在起诉状称“马某在工地工作期间受伤”与本案事实不符，本公司要求员工6点半至7点到达工地，需要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班组长安全讲话和工作培训后，方可正式上岗，在班组长安全讲话之后，未安排正式上岗工作前，马某去厕所小便，刚好有一名工友（范某）在厕所亲眼目睹了马某小便发病，瘫倒在地的整个过程，于是立刻通知了其他工友马上增扶到对面的航空总医院，而并非四原告所说打120送到医院。有医院医生诊断和证明马某有癲痫病和既往史脑梗死和高血压病史未按规律口服药物治疗，当时医生口述和医疗解说脑梗死和高血压与脑疝和脑出血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本事件是由马某旧病复发引起，由自身疾病引发的病情，和本公司无关系。二、马某有隐瞒自身疾病和治疗不当，而造成死亡。其损失由个人及家属承担。我们公司在安全培训和班前教育时，曾询问每个员工是否有恐高症，心脏病，高血压，而马某承认没有，因此马某存在对公司隐瞒了病情（原有脑梗死，高血压，家族性高血压）事实。当时在航空总医院治疗过程中已有病情明显好转，航空总医院住院时医生也并未提出要求出院，而家属要求出院，出院时也未带任何药物，医生在治疗时就提出要求做高压氧舱，我们当时也推荐了309医院治疗，而家属说要转到地方医院（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我公司在善意和人道的劝阻下并未得到家属采取和同意，故给我们打了收据条（即住院押金条）来办理出院手续，并且说转院后出现其他症状和我们公司没有任何责任关系，经转院到安阳三医院接受时出现了病情加重情况。在北京距安阳1000多里路程中长时间颠簸，而未有医院救护车护送，可想而知造成以后的不良后果。毕竟安阳地方医院没有北京医院医疗条件优良，又没有做高压氧舱治疗，最后导致病情恶化及死亡，系马某家属和患者本人所致，造成痛果，故一切责任由其家属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马某与杨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马某1、马某2、马某3三个子女。马某系农业户口。马某于2018年4月26日经孙成军介绍到中国航空研究院研发保障基地项目（以下简称涉案工程）工作。中航规划公司提交的中国航空研究院研发保障基地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书载明涉案工程发包人为中国航空研究院，承包人为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建设公司），工程管理总承包单位为中航规划公司；中航建设公司与新兴公司签订的合同载明中航建设公司将涉案工程2号楼机电工程分包给新兴公司，范围包括给排水、通风空调及电气工程等内容。新兴公司与安阳公司签订的合同载明该公司将给电气工程的劳务作业分包给安阳公司。新兴公司与国泰公司签订的合同载明该公司将给排水、通风空调工程的劳务作业分包给国泰公司。庭审中，安阳公司确认因马某从事的给槽钢打眼工作系该公司的工作内容，故工资应由该公司支付。2018年5月4日早八点左右，马某在工地公共厕所中出现昏迷，当日10：08，马某被送到航空总医院急诊救治，航空总医院入院记录载明马某突发意识障碍l小时，工友代诉患者l小时前被发现昏迷，不能唤醒，呼吸急促，呕吐严重；发病有间断四肢抽搐，牙关紧闭；无二便失禁，无发热寒战；急诊头部CT检查提示右侧脑内血肿，急诊以“脑出血”收入神经外科。既往有脑梗死、未规律口服药物治疗。患者事发当日行脑内血肿微创碎吸术，次日行气管切开术。马某在航空总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5月26日，共计22天。航空总医院出院记录载明患者经治疗病情明显好转，今予出院，嘱转科至当地医院继续治疗。出院诊断为：1、脑出血（右侧基底节区）；2、脑疝；3、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4、肺部感染；5、脑梗塞；6、气管切开术后，7、症状性癲痫（继发性癫痫）。建议事项：l、转科至当地医院继续治疗；2、高压氧仓及康复治疗；3、继续抗炎治疗肺部感染，继续抗癫痫治疗；4、定期复查头部CT；5、营养神经、加强全身营养，促进病情恢复。马某于2018年5月26日到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8月31日死亡，共计99天。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表载明：患者以“发现意识模糊22天，加重伴疼痛刺激无反应2小时”为代主诉入院，既往有“脑出血手术”史；入院22天前患者无明显原因和诱因出现意识模糊，遂呼120前往空军总医院急诊科，当时给予急诊手术治疗，后患者处于浅昏迷状态，给予气管切开、留置尿管等；治疗后患者仍处于浅昏迷状态，间断出现肢体抽搐，体温高于正常，家属要求会（回）当地，2小时前患者出现疼痛刺激后现右侧肢体后动差来我院就诊，门诊以“1．脑出血；2．脑出血术后”收入神经内科；于2018年8月31日出现脑疝，积极给予脱水药物应用，患者于2018年8月31日12:30突发出现心跳呼吸骤停，立即给予心肺复苏、呼吸兴奋剂、强心药物等应用，未出现生命迹象，告知家属病情，家属表示放弃继续抢救，患者于2018年8月31日12:45宣告临床死亡。事发后，孙成军向马某2支付了53000元医疗费，安阳公司确认53000元系国泰公司为该公司垫付。庭审中，国泰公司职工杨某1出庭作证，其确认如下内容：其与马某是同一通风班组的同事，孙成军系组长，事发当天大约早上7点半8点左右，其在工地去厕所的时候，发现马某已经坐在厕所墙根，当时马某不清醒，地上无血迹，当时马某是带着安全帽，但小便的时候安全帽掉落在小便池旁；其到国泰公司后有进行过体检和安全培训，进行三级教育，培训半个月，需要进行考试和签字确认，6点半进入工地后就要需要带安全帽，然后进行安全讲话，安全讲话结束后上班；马某在工地从事下料、打眼工作，每天中午11:30下班，下午1:00上班。晚上6:00下班，几乎很少加班。另查，新兴公司提交了职工三级安全教育记录卡及北京市建筑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考核试卷，用以证明马某入职后接受了安全生产知识教育。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此处的雇佣活动应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具体到本案中，马某系在工地公共厕所中出现昏迷，并非在从事劳务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且事发后亦被及时送往医院就医。此外，根据马某的病历载明的内容，其急诊头部CT检查提示右侧脑内血肿，急诊以“脑出血”收入神经外科，且其既往有脑梗死、未规律口服药物治疗的情况，出院诊断为脑出血（右侧基底节区）、脑疝等七项较为严重的疾病；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病历亦载明马某有包括脑出血等十七项较为严重的疾病。鉴此，本案五被告对于马某的死亡并不存在过错，马某的死亡应系其自身原发疾病所致，故四原告要求五被告对马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28元，由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共同负担，已交纳6135元，余款569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庞松人民陪审员  耿涛人民陪审员  李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