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3678号原告（反诉被告）：广州市冠昕尔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九谭新华工业区新都大道168号b5栋厂房第一层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71Ｒ。法定代表人：蔡建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鼎，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合肥立格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北，翡翠路东凯旋公寓101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Ａ2Ｆ。法定代表人：朱传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芬，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冠昕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昕尔公司）诉被告合肥立格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格公司）及立格公司反诉冠昕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冠昕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鼎，被告立格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111542.73元以及违约金56886.79元（按0.5%/日为标准，自2019年8月31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2月10日）；2、被告向原告支付本案律师费1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都是母婴产品销售企业。2018年1月31日，双方签订《合同书》，约定由被告经销原告代理的母婴产品，原告向被告供货，供货价格按合同附件《报价表》执行。原告每月8号前将上月对账单发送被告，2日内应予以确认，被告应在每月20日之前支付上月到期货款。收货地址为合肥瑶海工业园永达胶带厂内1栋三楼，收货人：朱传文，电话：137××××7717。同时，合同第十条第一款约定，被告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天，按应付金额的3%支付违约金……，并有权要求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等费用。合同生效后，原告陆续向被告多次供货，但被告多次拖欠货款，截至2019年8月31日累计拖欠111542.73元。被告辩称：双方并未进行结算，被告将货退完后双方多退少补。1、关于原告起诉欠款的问题。原告起诉我方欠款，我方不予认可，双方并未结算，所以我方是否欠原告货款不能确定。2018年1月31日，我方与原告签订《经销代理合同》一份，原告授权我方在安徽省区域内代理其品牌母婴产品，代理期限自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合同约定的代理期限内，我方多次发现原告业务经理私自发货、私收我方货款，导致我方未收到货款、库存积压及客户流失，代理期限届满我方遂不与原告合作，但原告多次与我方联系，承认其公司工作人员的上述违约行为，承诺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形，并同意我方退货且给予我方补偿。2018年12月21日，双方签订《广州市冠昕尔贸易有限公司业务联络函》一份，联络函载明：“1、合肥立格（朱传文）与我司黄经理有关且未收回货款共计85213.15元，其中6个客户合计货款64436.85元（回到我司），2个客户合计金额20776.3元（退货回我司），由我司业务黄成直接追收货款，冲抵立格（朱传文）应收；2、由于我司与合肥立格沟通不当，导致立格公司部分二级分销客户流失，给立格造成损失，现沟通如下：我司给予1万元作为补偿，其中以返货的形式给予冲抵；3、经确认立格公司仓库现在库存53万库存（预估金额），超市铺货预计还有10万元左右货物，共计63万以退换货的形式处理……。”但原告并未按上述联络函执行，存在以下违约行为：（一）关于原告收取我方货款的问题。根据上述联络函，原告承认已收取我方货款64436.85元并收到退货价值20776.3元，合计85213.15元，原告同意85213.15元冲抵我方应付货款，但原告仅冲抵45413.6元（其中2019年8月30日冲抵21784元；2019年9月19日冲抵10647元；及13000元），余款39781.75元未从我方应付货款中扣除。（二）关于退货问题。根据联络函，我方可退货63万元，但我方仅退货528361.8元（原告认可退货509343.1元），只要我方的退货金额小于63万元，我方即可继续退货，现原告拒绝接收我方退货，违反双方的约定，所以我方反诉要求原告立即接收我方退货。（三）关于退货金额差异问题。根据联络函，我方可退货价值63万元，根据原告提供的对账明细，原告认可我方共退货509343.1元（其中2019年2月28日，180308.4元+91123.2元+70374元=341805.6元；2019年9月21日，13305.8元+77020.4元+54448.7元+6802元+15960.6元=167537.5元），但我方共计退货528361.8元（其中2019年1月20日344505.6元；2019年8月26日183856.2元），相差19017.9元，差额部分19017.9元应从我方应付货款中扣除。（四）关于我方垫付的退货运费问题。首先，虽然我方与原告就退货运费由谁承担的问题并未进行约定，但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及合同法的规定，综合退货的原因等综合考虑，退货运费应由原告承担。其次，我方提供的退货明细中备注‘无单价’的货物，是原告与我方合作之前原告发往安徽的货物，原告要求我方帮忙将该部分货物一并退回原告，我方仅是单纯的帮助原告退货，所以该部分的退货运费不应由我方承担。综上，不管是何种原因，退货运费均应由原告承担。（五）关于原告收取的我方货款7923元的问题。经原告销售总监确认，原告业务经理收取了我方货款7923元，该货款亦未在我方应付货款中扣除。二、关于违约金及律师费的问题。本案中我方并无任何违约之处，所以不应支付违约金。另，双方合同到期后并未签订新的合同，即使我方尚欠原告货款，双方并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我方也未承诺具体的付款时间，所以原告主张违约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律师费的问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判。被告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原告立即接收被告退货，返还被告退货相应货款116102.7元并承担退货运费；2、原告返还被告垫付的退货运费7830元；3、反诉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业务联络函》的约定，被告可退货共计63万。原告接收被告部分退货后，尚有116102.7元货物原告不接收，根据双方签订的业务联络函，未退还的货物原告应承担退货责任，被告的退货系因原告原因造成，所以应承担退货运费。对被告的反诉，原告辩称：请求法院驳回被告全部反诉请求。1、2018年12月21日签署的《业务联络函》的背景并不是因我司私收货款引起的纠纷。而是由于被告欠付我司货款，我司停止发货，导致被告也无法向其客户发货，于是被告的客户找到我司，要求我司直接向其供货，我司供货后遂与被告发生纠纷。2、《业务联络函》第3条约定：“……外面超市10万左右在12月底之前退回（退货且严格按照我司退货流程清退，以冠昕尔公司仓库实际收到为准）……”约定退货期限的原因在于：第一，产品的生产日期越早，市场的接受程度越低，没人愿意买几年前生产的产品；第二，退货越早，我司就销售越早，回款越快，现金流就越多，库存积压就越少；第三，产品的销售有一定的时效性，产品的款式、技术更新换代很快，销量也分淡季和旺季，所以尽快退货对我们非常重要。被告当时50多万的库存退货我司已如数接收并抵扣货款，但被告10多万的超市铺货却迟迟不退，直到我司起诉，被告方才提出退货。所以无论从合同约定还是公平原则来看，该请求都不应得到支持。3、如上述第一点所述，被告退货不是我司造成的，而是双方友好协商的结果。虽然双方没有约定退货运费由谁承担，但根据交易习惯，我司发货运费由我司承担，那被告退货运费应由其自己承担，况且我司货物本身没有质量问题。但是，被告退货时发的是到付件，退货运费实际上是我司垫付的，现在反而向我司主张运费，实在令人诧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对被告所欠原告货款金额有争议，对此，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第一份对账单（该对账单双方予以确认）载明原告主张的货款319763.57元（截至2019年4月30日）中包括退货运费5250元，扣除了2019年2月份的退货金额341805.6元；被告有异议的部分包括差异部分9797.58元（2018年4月有一件5882未收到，金额1428元；2018年5月发的样品110.82元；2018年7月发的样品122.76元；退货运费5250元；2019年3月有一件9112未收到，金额2880元），补偿金10000元，冲减货款85213.16元。原告提交的第二份对账单，没有被告确认，是原告单方制作，是原告主张货款111542.73元的计算过程。从该份对账单可以看出，从2019年4月11日开始，没有新增货款，增加了运费2580元，其他均是扣减项目。扣减项目包括了被告在第一份对账单中主张的补偿金10000元，未收到的货物货款1428元、2880元，样品费223元（被告主张233.58元，相差10.58元），冲减货款21784元、10647元（被告主张85213元）；2019年9月退货货款167537.5元及其他扣减项目。单从数学计算而言，原告的第二份对账单的计算结果111542.73元无误。因此，只需要对被告有异议的部分进行认定。关于所退货款金额的问题。所退货款的具体数量及金额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对原告主张的金额（即对账单扣减的金额），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运费7830元，从双方确认的《业务联络函》可以看出，发生退货的原因在原告，因此，退货运费应由原告负担，应在原告计算的所欠货款中扣除。对于被告在第一张对账单中主张应冲抵的货款85213.16元。被告确认已冲抵45413.6元，尚有39781.75元没有冲抵。原告主张39781.75元已由被告收取，提供了案外人与原告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因该案外人的身份无法确定，聊天内容与事实是否相符亦无法确定，因此，对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确认。《业务联络函》明确约定该部分货款应由原告业务黄成直接追收，冲抵原告对被告的应收款。因此，被告主张39781.75元应在货款中扣除，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主张原告销售总监确认原告业务员黄成已收取被告对客户的货款7923元，提供的证据没有原件核实，故对被告该主张，本院不予确认。综上，被告应付的货款为63930.98元（111542.73元-7830元-39781.75元）。本院认为，被告向原告购买货物，应当支付货款。被告所欠原告货款为63930.98元，原告诉求被告支付111542.73元，不符合事实，对合理部分即63930.98元，本院予以支持，对超过该金额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双方确认的《经销代理合同》约定被告的代理期限自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该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续签合同。从原告提供的第二份对账单可以看出，原告在《经销代理合同》期满后向被告提供的货物货款（2019年1月供货88959.12元，2月27日供货4650元，2月28日供货5760元及3120元）已超过了被告所欠货款金额，故被告所欠货款应是2019年交易的货款，不是《经销代理合同》约定的货款，原告根据《经销代理合同》的约定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双方约定被告将预计63万元左右的货物退还给原告，但被告也负有及时退货的义务。从被告已退货物的时间看，原告给予了被告充分的退货时间（第二批退货时间原告认为2019年9月，被告认为是2019年8月），该时间远远长于《业务联络函》约定的超市铺货退货时间（《业务联络函》约定在12月底之前退回）。被告不及时退货，对原告进行再销售产生不利影响且原告对涉案商品的商标使用权已于2020年前（不包括2020年）到期，已不能销售涉案产品，原告因此拒绝接收被告退货，理由成立。被告反诉请求原告接受其退货并退还该货款、承担退货运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已退货运费7830元已在本诉部分处理，故对被告的该项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合肥立格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冠昕尔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3930.98元;二、驳回原告广州市冠昕尔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合肥立格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934元，由原告广州市冠昕尔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241元，由被告合肥立格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负担69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89元，由被告合肥立格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罗学云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陈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