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12民初5675号原告：王朋辉，男，1958年7月1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太一，武汉市汉阳区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翠兰，武汉市汉阳区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武汉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13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177682000W。法定代表人：彭明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前进，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冀磊，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卷烟厂，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办事处环湖路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XG0H5X。负责人：王军，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进，公司五险两金管理员。原告王朋辉与被告武汉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烟草公司）、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卷烟厂（以下简称武汉卷烟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0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2月25日、2019年4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朋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太一、李翠兰，被告武汉烟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前进、冀磊，被告武汉卷烟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朋辉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王朋辉与被告武汉烟草公司于2001年4月至2018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武汉烟草公司赔偿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缴费金额68,355.74元（2001年4月至2009年4月），2009年10月至2018年7月的社会保险金额以社会保险机构核定为准；3、被告武汉烟草公司赔偿2002年1月至2010年8月期间原告王朋辉在个人窗口的应缴社会保险费用36,088.36元。事实与理由：我于1974年下放，1976年进入被告武汉卷烟厂工作。1993年，该厂改制后将我转入被告武汉烟草公司富余职工安置办成为待岗人员。2001年4月13日，被告武汉烟草公司与我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01年4月1日起至退休时止。该劳动合同同时约定了其他事项：1、甲方（被告武汉烟草公司）无岗位安排乙方（即我本人）工作,准许乙方放假至退休，并由甲方负责办理退休；2、甲方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个人部分自行缴纳，退休时一并补发；3、签约后发给半年生活费（自2001年4月至2001年10月止）等。该劳动合同已在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理鉴证。2018年7月，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要求被告武汉烟草公司为我完善社会保险手续，办理退休，遭到拒绝。导致我不能正常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我现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时，王朋辉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被告武汉烟草公司在履行劳动合同中欠缴的社会保险部分，虽然其本人也未曾缴纳该期间的社会保险，但被告武汉烟草公司应赔偿相应的损失。被告武汉烟草公司辩称，第一，原告王朋辉主张的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双方的劳动合同已于2002年3月解除，王朋辉的工资发放至2001年9月。我公司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至2001年12月，为其缴纳基本医疗保险与大额医疗保险至2002年3月，仅为其缴纳了2005年5月至2006年8月期间的失业保险。根据原告王朋辉提供的公积金缴费明细可证明，自2003年7月之后，我公司已停止为其缴纳公积金。从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可知，原告王朋辉于2010年8月在个人流动窗口补缴了2002年1月至2010年8月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故其主张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直至2018年7月，与事实不符，不应得到支持。第二，原告王朋辉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均以劳动关系为前提，故该赔偿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第三，原告王朋辉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不应当受理。第二项诉讼请求，属于行政机关征缴社会保险的范畴，不应当由人民法院受理。第四，原告王朋辉于2001年9月停发工资，2002年3月解除劳动合同。其自行于2010年8月补缴了养老保险，故其诉请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王朋辉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武汉卷烟厂辩称，本案的劳动合同签订主体、社会保险的缴纳主体均为被告武汉烟草公司，而非我公司。原告王朋辉的劳动合同解除主体亦为被告武汉烟草公司。我公司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且与本案无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王朋辉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武汉烟草公司成立于1990年1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彭明权，经营范围为卷烟生产、普通货运。武汉卷烟厂成立于2008年5月29日，属于国有独资企业，负责人为王军，经营范围为卷烟生产。二者均系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单位。王朋辉于1974年参加工作。1992年至1993年期间，王朋辉被转入武汉烟草公司富余职工安置办成为待岗人员，未再实际至武汉烟草公司工作。此后，王朋辉每月需至武汉烟草公司报到，该公司每月向王朋辉发放300元生活费。2001年4月13日，王朋辉与武汉烟草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于同年6月6日在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理了劳动合同鉴证。该劳动合同的原件在王朋辉的个人档案中。王朋辉的个人档案由其本人保管。庭审时，王朋辉提交了该劳动合同复印件。其中，第八条第四款有手书部分，载明：1、武汉烟草公司无岗位安排给王朋辉工作，准许其放假至退休，武汉烟草公司负责办理退休手续；2、武汉烟草公司为王朋辉缴纳社会保险，个人部分自行缴纳，退休时一并补发；3、签约后发放半年生活费（2001年4月至2001年10月31日）。武汉烟草公司对该劳动合同复印件中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第八条第四款的手书部分不予认可。庭审后，武汉烟草公司申请对该劳动合同进行鉴定，鉴定内容包括：1、该劳动合同第八条第四款手书部分与其他手书部分是否为同一笔迹；2、该款项是否为2001年4月13日书写。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至武汉市硚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拟由该局工作人员拆封王朋辉的个人档案，取出劳动合同原件进行鉴定。却被王朋辉当场告知，其个人档案已于2019年5月13日遗失，其已于当日报警，并在2019年5月16日的《武汉晨报》中刊登《寻物启事》。该情形导致鉴定不能。另查，1998年9月15日，武汉烟草公司印发了《富余职工安置管理暂行规定》。其中，第五条第四款规定待岗人员，每月至单位报到二次（15日、30日），遇单位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报到日期顺延，连续四次或累计六次不按期报到者，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论处，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王朋辉于2001年7月前至武汉烟草公司报到，此后未再至公司报到，亦未实际提供劳动。武汉烟草公司于2001年10月起停发了王朋辉的生活费。2002年3月13日，武汉烟草公司印发《关于解除王朋辉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载明“王朋辉自2001年7月至今连续8个月未根据集团公司《富余职工安置管理暂行规定》到再就业中心报到，2001年9月再就业中心多次带信要求他按时报到，2001年10月又发出书面通知，同时停发了该同志生活费，同月要求其母亲帮助联系该同志要求他回单位报到，但该同志至今未到再就业中心报到，其行为已严重违反了集团公司有关规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鉴于王朋辉的行为，按照《劳动法》第三章第二项和《武烟集团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决定解除与王朋辉签订的劳动合同。后武汉烟草公司以劳动关系已解除，王朋辉不在是公司员工为由，将王朋辉的个人档案转移至武汉市汉阳区劳动力市场。2003年5月21日，武汉市汉阳区劳动力市场管理办公室出具《劳动保障事务代理证明函》，载明：“王朋辉同志已于2003年5月21日在我市场办理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手续（存档编号：03-1-331）。请持证明函到武汉市汉阳区社会保险处办理养老保险相关手续。”武汉烟草公司为王朋辉缴纳了自1994年1月至2001年12月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2002年2月至2002年3月期间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保险，2005年5月至2006年8月期间的失业保险。2002年1月至2010年8月基本养老保险由王朋辉在流动人员专户缴纳。2010年9月起王朋辉的社会保险为欠缴状态。武汉烟草公司为王朋辉缴纳的住房公积金2003年7月上年结转金额4,269.94元，之后无缴费记录。针对武汉烟草公司在解除与王朋辉劳动合同后，仍为其缴纳了2005年5月至2006年8月期间的失业保险的事实，该公司提交了《关于武烟集团失业保险缴交情况的说明》进行了解释。该《说明》载明：“武汉烟草公司失业保险于1986年10月在武汉市汉阳区社会保险机构建立账户并缴交，2006年社会保险五险合一时，我公司按照要求将失业保险由武汉市汉阳区社会保险机构转移至武汉市硚口区社会保险机构参保，转移时发现原汉阳区社会保险缴交的失业保险账户人员与企业实际人员有差异，部分解除、死亡、离职等人员仍在参保，故对失业保险参保人员进行了据实清理，对已不在企业的人员办理了停保手续。”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硚口社会保障管理处登记科在该《说明》中备注“情况属实”，并加盖科室章。2018年8月31日，王朋辉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武汉烟草公司、武汉卷烟厂：1、继续履行2001年4月31日与王朋辉签订的劳动合同，为王朋辉办理退休，并按武汉烟草公司、武汉卷烟厂上一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核定养老保险待遇；2、支付2002年1月至2010年8月期间在个人窗口缴纳的社会保险36,088.36元；3、支付2001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基本生活费354,600元；4、支付因未能及时办理退休应享受的养老待遇（2018年7月至办理退休享受养老待遇时止）；5、补缴基本医疗、大额医疗保险（2001年2月至2018年6月）。该委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武劳人仲裁字[2018]第378号仲裁裁决，驳回王朋辉的仲裁请求。王朋辉不服上述仲裁裁决，诉至本院，要求如诉称。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执、劳动合同、紫阳路派出所的《证明》、2019年5月16日的《武汉晨报》、《富余职工安置管理暂行规定》、《关于解除王朋辉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工资发放对照表》、《劳动保障事务代理证明函》、社会保险缴费明细查询单、住房公积金信息表、《关于武烟集团失业保险缴交情况的说明》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确认劳动关系诉请的程序性问题。王朋辉主张确认其与武汉烟草公司于2001年4月至2018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项诉请虽然与仲裁时主张的“继续履行2001年4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存在差异，但一方面，王朋辉提起诉讼即表明其不服原仲裁驳回的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仲裁请求，而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仲裁请求亦包括在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请之中。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请系其他诉请的基础，如不对该诉请进行审查，其他诉请即无法审查。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请与讼争的其他诉请具有不可分性，故本院合并审理。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武汉烟草公司于2002年3月13日印发《关于解除王朋辉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双方劳动关系是否于当日解除，即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综合全案而言，第一，王朋辉知晓武汉烟草公司对富余职工所制定的报到制度。其在1992年至1993年期间被转为富余职工后，就开始履行报到手续，并在庭审时陈述“不报到不发放生活费”。但王朋辉于2001年7月后就停止报到，其应知晓不报到所产生的后果，即停发生活费、解除劳动合同。第二，自2001年12月后，武汉烟草公司停缴了王朋辉的基本养老保险，2002年1月起，王朋辉自行在流动人员专户缴纳基本养老保。即自当时起，王朋辉已知道武汉烟草公司停缴社会保险的事实。第三，武汉烟草公司作出《关于解除王朋辉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后，即将王朋辉的档案关系转移至武汉市汉阳区劳动力市场。王朋辉于2003年5月21日在武汉市汉阳区劳动力市场管理办公室办理了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手续。即自当日起，王朋辉已知晓其档案关系已从武汉烟草公司分离。而王朋辉在武汉烟草公司停发生活费、停缴社会保险、转移档案后，未采用任何方式维护自身的权利，而在此后十数年间采取默认的态度，此行为与常理不符。第四，王朋辉对上述疑点的解释为，双方劳动合同第八条第四款有手书部分，载明武汉烟草公司无岗位安排给王朋辉工作，准许其放假至退休并负责办理退休手续；武汉烟草公司为王朋辉缴纳社会保险，个人部分自行缴纳，退休时一并补发；签约后发放半年生活费等。但针对武汉烟草公司的鉴定申请，王朋辉主张档案及其中的劳动合同原件遗失，导致鉴定不能。此责任应由王朋辉承担，且因王朋辉的行为阻止了鉴定程序，由此应作出有利于武汉烟草公司的认定，即此手书部分不能作为判断依据。第五，鉴于武汉烟草公司在解除与王朋辉劳动合同后，逐步采取了停发生活费、停缴社会保险、转移档案的措施，导致劳动合同事实上已处于解除的状态。而王朋辉事实上亦未提供劳动。鉴于这种解除状态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已持续十数年，已趋于稳定，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第六，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为一年，王朋辉应自武汉烟草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停发生活费、停缴社会保险、转移档案后一年内提起诉讼，现其提起诉讼已超过仲裁时效，无法得到支持。综上，对王朋辉的本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欠缴部分社会保险的诉请。王朋辉在庭审时已明确此项诉请为武汉烟草公司应赔偿履行劳动合同时欠缴的社会保险。鉴于该项诉请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且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关于赔偿社会保险费用的诉请。王朋辉主张武汉烟草公司赔偿2002年1月至2010年8月期间其在个人窗口的应缴社会保险费用36,088.36元。根据已阐明的理由，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02年3月13日后已处于解除的状态，且王朋辉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朋辉的全部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婧玉人民陪审员  胡秋梅人民陪审员  彭帮武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 记 员  石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