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5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飞，男，1980年2月16日生，汉族，广东省深圳市人，居民，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代理人：董智宇，云南星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学祖，男，1963年9月10日生，汉族，云南省祥云县人，农民，住祥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祥云县伟业石材加工厂。住所地：祥云县下庄镇水盆村一组。负责人：彭学祖，厂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艳芳，女，1961年11月10日生，汉族，云南省祥云县人，农民，住祥云县。系彭学祖之妻。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姚波，云南匡州盛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陈飞因与被上诉人彭学祖、祥云县伟业石材加工厂、彭艳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祥云县人民法院（2018）云2923民初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飞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云南省祥云县人民法院云2923民初872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支持陈飞一审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主要事实与理由：一、陈飞诉祥云县伟业石材加工厂、彭学祖、彭艳芳返还不当得利案，祥云县法院于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12月23日期间对本案中止审理，但中止审理事由不明确，且没有作出和送迗书面的中止审理民事裁定书，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中止审理的实体和程序要求。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违背当事人的自认、且与生效文书确定的案件事实不符。（1）在伟业石材厂诉陈飞合同纠纷案中（以下简称原案），祥云县法院一审判决、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均确认陈飞共支付伟业石材厂、彭学祖、彭艳芳3968000元，陈飞已付清承包费2800000元，实际经营过程中彭艳芳、彭学祖、伟业石材厂为陈飞支出511870元。据此，扣除承包费2800000元和垫付的511870元，陈飞多支付彭学祖、伟业石材厂、彭艳芳656130元，对此彭学祖、伟业石材厂、彭艳芳无权所有，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陈飞。（2）在原案一审判决后伟业石材厂提起上诉，但并没有对款项的往来和数额的认定提出异议。依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应视为当事人的自认。在陈飞提起本案诉讼后，伟业石材厂才对原审款项认定的事实提起再审，云南省高院依法驳回伟业石材厂的再审申请，证实了原生效判决认定的款项数额和性质是正确的。（3）原案二审中双方认可一审法院对双方诉争款项的结算结果，一审法院认为“伟业石材厂、彭艳芳、彭学祖与陈飞至今未对经营期间的相关费用经过结算”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依据无效证人证言错误认定案件事实。“四名证人”在原案一、二审、再审多次开庭审理过程中可以出庭但却未出庭作证，在知晓本案案件事实和争议焦点后才出庭作证，显然已经丧失证人资格；“证人证言”与“收条”均无法证实相关款项交付的真实性和陈飞承担的必然性。四人陈述所涉及的资金约125万余元，但四人均无法证实资金交付的事实。《采石场转让协议书》中的“承包费”不仅是租借伟业石材厂采矿资质的价款，还包括彭学祖提供的满足陈飞开采、加工、运输石料必备条件而只支出的费用。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代付125.47万元”与原案生效判决认定的数额不符、与常理不符、与裁判逻辑不符。伟业石材厂在原案中没有起诉要求陈飞支付承包费和垫付款项，仅主张部分罚款和高额违约金，足以证实双方就承包费用已结清，且不存在超额垫付费用。被上诉人彭学祖、祥云县伟业石材加工厂、彭艳芳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主要理由：1、一审法院程序不存在违法。一审法院在收到本案原告的诉状后已依法向被上诉人送达相关材料，被上诉人收到申请对原案进行再审的受理材料后，被上诉人请求中止审理，一审法院并未出现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2、原案审理中，被上诉人要求的是陈飞返还垫付的资金，陈飞一审中未提出反诉，在原案中也未提出反诉，上诉人在原案中仅提供了相关款项的票据，但并不是对双方承包过程中经济往来的总体结算，本案中上诉人陈飞未提出反诉，因此无需进行实体审查，原案对于超出诉讼请求部分无需进行审查，一审法院错误的对相关款项进行认定被上诉人为陈飞代付59万多。因此原案中一审法院的审理也未对原案款项的计算进行整体的审理，得出原案一审判决是错误的。3、对于本案这些款项，被上诉人收到过是事实，但有更多款项是被上诉人代陈飞垫付的，但原案一审未对此进行认定，违背一事一案不告不理原则，必然为双方下一步的认定造成障碍，（2018）云29民终260号判决中未对上述问题进行审理。被上诉人从来未自认过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4、四个证人都是本案一审才参加诉讼并未在原案审理中出庭。原案涉及的是我们是否为陈飞垫付款项的事实，而不是被上诉人方与陈飞之间整个过程中结算款项的事实，不存在丧失证人资格的问题。彭学祖是陈飞委托代理的厂长，彭学祖的行为是代生产行为，受益人是陈飞，费用是否应该由陈飞负担问题已经在协议中说明。5、采石场生产经营所产生的费用是否要算在双方订立合同的承包费中。6、上诉人对相关费用还未结算，因此不存在被上诉人方拒不支付款项的事实。原审原告陈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项656130元；2、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认定，伟业石材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彭学祖。2013年1月2日和2013年5月12日，伟业石材厂分别与陈飞签订了《采石场转让协议书》和《采石场转让补充协议书》，伟业石材厂将祥云县子乍么滑石板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矿采石场转让给陈飞经营开采。双方约定：开采期限为2013年1月2日至2017年1月2日；转让费用280万元；采石场转让乙方后，采石场新发生的一切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及生产安全保障等事宜由陈飞承担；陈飞聘用彭学祖为厂长，负责协调上下有关部门建厂开采事务、坐标内的农户耕地作物赔付、租用。双方还对费用支付、违约责任等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按照约定开展了采石经营活动，至2016年7、8月份结束。经营期间，彭学祖及其妻子代陈飞垫付、代付了部分费用，陈飞也向彭学祖、彭艳芳乙方支付了承包费和部分其他款项。2017年3月17日，伟业石材厂以陈飞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陈飞支付罚款、税费、采矿权出让价款及资源补偿费、违约金等费用。本院于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彭艳芳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本院审理后，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7）云2923民初3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陈飞支付伟业石材厂罚款56140元、税款135204.23元、采矿权出让价款及矿产资源补偿费132251.93元，驳回伟业石材厂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对相关证据的评判、认定意见中，对彭艳芳提交的相关付款凭证，仅认定了保险费5250元、砂岩矿开采设计及安全地专篇款14000元、2013年8月23日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500元和租用费用492120元的相关证据，认为彭艳芳提交的其余购买相关材料的收款收据、李某2及杨会兰工程款记账单、打井费收条、大井拌合站拉土运费单（送货单）等证据形式要件不合法，对该部分证据载明的款项（合计160万余元）不予确认，因而认定：“被告委托的何文波、陈能文、陈家明、曾玮、王容、吴锽旭等人向彭学祖、第三人彭艳芳及陶秋瑾转款共计人民币342.8万元，同时2016年2月14日彭学祖在祥云县农村商业银行普淜支行以支票取现的方式取走了祥云县伟业石材加工厂账户内的现金54万元，以上款项合计396.8万元。在被告经营、管理采石场期间，第三人彭艳芳为伟业石材加工厂支出保险费、租地费用等合计511870元”，“而从被告支付给彭学祖、第三人等的相应款项来看，彭学祖、第三人从被告处获得的款项共计396.8万元，扣除第三人在被告实际经营期间为被告支付的款项511870元外，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转让费280万元也已付清”。宣判后，双方均提起上诉。案经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于2018年5月23日作出（2018）云29民终260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现原告陈飞以前述生效判决确认的款项为基础，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其超额支付的656130元。本案受理后，伟业石材厂、彭学祖、彭艳芳以前述事实认定错误为由，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前述事实的认定。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伟业加工厂若认为该事实认定有错，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该事实认定即可，其权益可以在另案中提供充足的举证进行保护”，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另查明，伟业石材厂、彭学祖、彭艳芳与陈飞至今未对经营期间的相关费用进行过结算。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中，对原、被告双方经营采石厂期间部分费用进行了确认，但对采石厂生活区等相关工程施工费用、打深井费用、刘某运输费用等费用没有确认，其中被告主张的代付工程施工费用、打井费用、刘某运输费用合计约125.47万元。本案审理中，被告伟业石材厂和彭学祖申请了证人罗某、李某1、李某2和刘某出庭作证。经本院审查，四位证人的庭审证词与相关书证相互印证，能证明以下事实：一被告方在经营期间确实支付过部分租地费用；二采石厂经营期间确实请人打过深井，应支付相关费用；三应支付李某2相关施工费用属实；四应支付刘某运输费属实。据此，在计算原、被告双方款项支付时，理应将有证据证明的施工费用、打井费用和运输费用计入被告的代付、垫付款范围，即使李某1、李某2和刘某出具或签署的付款凭证载明金额与实际应付金额有一定出入，但也不能因此作全额否定。现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生效判决书中关于彭艳芳代付、垫付费用部分的认定，确实存在认定不全面的问题，判决书中关于“在被告经营、管理采石场期间，第三人彭艳芳为伟业石材加工厂支出保险费、租地费用等合计511870元”的认定确有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案涉生效判决书中关于“在被告经营、管理采石场期间，第三人彭艳芳为伟业石材加工厂支出保险费、租地费用等合计511870元”和“彭学祖、第三人从被告处获得的款项共计396.8万元，扣除第三人在被告实际经营期间为被告支付的款项511870元外，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转让费280万元也已付清”的事实认定部分，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原告关于其超额支付给被告656130元的主张，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确认，其要求被告予以返还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案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61元，由原告陈飞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确认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被上诉人伟业石材厂分别于2013年1月2日和2013年5月12日与上诉人陈飞签订了《采石场转让协议书》和《采石场转让补充协议书》，约定伟业石材厂将祥云县子乍么滑石板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矿采石场转让给陈飞经营开采。双方还就开采期限、转让费用、费用支付、违约责任等相关事项等作出约定，其中明确了采石场转让后新发生的一切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及生产安全保障等事宜由上诉人陈飞承担、陈飞聘用彭学祖为厂长负责协调上下有关部门建厂开采事务、坐标内的农户耕地作物赔付租用等内容。双方对履行协议过程中被上诉人彭学祖及其妻子代上诉人陈飞垫付、代付了部分费用，上诉人陈飞也向被上诉人彭学祖、彭艳芳支付了承包费和部分其他款项无争议。云南省祥云县人民法院（2017）云2923民初37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而从被告陈飞支付给彭学祖、第三人等的款项来看，彭学祖、第三人从被告处获得的款项共计396.80万元，扣除第三人在被告实际经营期间为被告支付的款项511870元外，被告应支付给原告转让费280万元也已付清”，案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2018）云29民终2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上诉人陈飞即起诉要求以前述生效判决确认的转让费等款项为基础，直接确认656130元为被上诉人取得的不当利益并要求返还。但第一、已经生效的其他民事判决是根据特定的当事人诉请、案由、证据和具体法律规定等要素而作出的裁判，现因事件存在关联即要求直接将他案判决的前提作为本诉的结论予以裁判无事实、法律依据，且一审法院受理上诉人陈飞就本案的起诉后，被上诉人伟业石材厂、彭学祖、彭艳芳曾以前述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为由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证明上诉人陈飞就此提出的被上诉人自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等上诉理由不成立；第二、被上诉人伟业石材厂、彭学祖、彭艳芳与上诉人陈飞之间客观上确实存在采石场转让协议，双方基于协议约定产生相应的取得利益是履行转让、经营管理协议的结果，故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取得相关利益具有法律依据，但双方未对全面履行协议的相关费用进行较为具体的结算，因此要求直接确认其他合同纠纷案生效判决未处理的656130元为上诉人受到的损失、被上诉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的不当利益等显无事实、法律依据；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明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上诉人陈飞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因被上诉人伟业石材厂、彭学祖、彭艳芳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致使其受损失的事实，故依法应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陈飞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的具体理由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361元，由陈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梓静审判员  潘文举审判员  段阿云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 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