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34389号原告：北京嘉利运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金关北二街3号院3号楼8层802。法定代表人：曹海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津鹏，天津元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勇，男，北京嘉利运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职员。被告：徐进，男，197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洋，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朝阳，男，195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洋，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付振东，男，196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洋，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嘉利运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利运通公司）与被告徐进、李朝阳、付振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嘉利运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津鹏、崔勇，被告徐进、李朝阳、付振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洋，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嘉利运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嘉利运通公司经济损失60万元；2、判令解除嘉利运通公司与三被告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3、判令徐进向嘉利运通公司返还9万元，李朝阳向嘉利运通公司返还9万元，付振东向嘉利运通公司返还5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嘉利运通公司与徐进、李朝阳、付振东于2017年7月18日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双方以嘉利运通公司的名义，合作经营嘉利运通公司内设部门“航空事业部”业务，航空事业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合作期限自2017年5月2日至2020年5月1日，由嘉利运通公司提供办公用房、设备及流动资金，徐进、李朝阳、付振东提供客户渠道、技术支持、业务拓展，并由双方共同对航空事业部进行管理。协议书约定，如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解除本协议，应赔偿守约方违约金20万元及赔偿金20万元，以及因此产生的损失。自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徐进、李朝阳、付振东均不辞而别，拒绝履行约定义务，致使《合作经营协议书》无法履行。徐进、李朝阳、付振东以实际行动解除了《合作经营协议书》，违反协议约定，应当赔偿嘉利运通公司经济损失。嘉利运通公司曾以工资名义向徐进支付9万元，向李朝阳支付9万元，向付振东支付5万元。嘉利运通公司认为上述款项不是工资，而是为履行协议而暂时向三被告支付的款项，三被告并未履行协议，因此应当返还上述款项。被告徐进、李朝阳、付振东共同答辩称：不同意嘉利运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由于嘉利运通公司的原因，未按约定实际履行。2017年5月4日，三被告经中间人王某介绍，到嘉利运通公司工作，双方口头约定被告工资每月2万元，其中1万元当月发放，另1万元于年底盈利后补齐，当月发放上一个月的工资。嘉利运通公司实际执行人张X表示将签订聘用协议。三被告在嘉利运通公司主要负责航空事业部的业务，负责平台搭建、业务销售等工作。2017年7月18日，嘉利运通公司与三被告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协议书对双方的合作模式有着明确约定，航空事业部应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主体，航空事业部的日常经营、财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均应由双方共同确定。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并没有按照协议对航空事业部进行共同管理，没有制定财务管理制度，财务账目由嘉利运通公司自行掌握，三被告的业务往来账目均向嘉利运通公司财务报账，航空事业部的业务合同、往来资金账目、日常工作所需资金、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均由嘉利运通公司单方决定。航空事业部由嘉利运通公司单方管理，三被告按照嘉利运通公司指示开展工作，并没有管理权。嘉利运通公司违反《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导致双方合作无法继续开展，三被告的离职并不构成违约。协议约定嘉利运通公司应根据航空事业部的实际需求，为航空事业部提供流动周转资金300万元，但是款项并未到位，导致三被告无法开展工作。双方合作开展的空运服务是向需要运货方收取运费，再向航空公司订舱空运，但是嘉利运通公司一直拖欠航空公司运费，导致三被告工作无法开展。在此情况下，三被告只得离职，三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违约，是嘉利运通公司拒绝履行合同。此外，根据协议的约定，嘉利运通公司应提供航空事业部的办公用房及设备，但是2017年10月，嘉利运通公司将原海运部的办公用房退租，与航空事业部合并办公，导致三被告的办公位置被他人占用。嘉利运通公司还将三被告的网上办公系统的账户封停，导致三被告无法继续开展工作。嘉利运通公司存在挪用资金情况，导致协议无法履行。2017年12月，一辉公司与嘉利运通公司结账时，需要向嘉利运通公司支付运费，嘉利运通公司指示向财务人员魏XX账户汇款，在嘉利运通公司提交审计的账目明细中没有体现向魏XX账户的汇款。嘉利运通公司挪用资金，损害了三被告的利益。如法院认为本案涉嫌犯罪，请求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嘉利运通公司主张的60万元赔偿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嘉利运通公司并未说明赔偿金额的计算依据，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经济损失。按照嘉利运通公司于审计中提交的账目明细，截至2018年3月三被告离开航空事业部时，航空事业部依然盈利约30万元，嘉利运通公司没有实际损失。嘉利运通公司无权主张三被告退还工资款项。嘉利运通公司与三被告是聘用关系，按月发放工资，虽然未签订书面聘用协议，但是实际履行了聘用协议。三被告已经向嘉利运通公司提供了劳务，嘉利运通公司无权主张返还工资。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18日，嘉利运通公司（作为甲方，并载明实际执行人张X）与徐进、李朝阳、付振东（共同作为乙方，并载明乙方代表人付振东）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共同以甲方的名义，合作经营甲方公司内设部门“航空事业部”业务；甲乙双方合作经营期间，“航空事业部”相对于甲方各科室，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为确保经营成果的明确清晰，甲乙双方为“航空事业部”设立单独财务账目；合作期限：本协议合作周期为三年，即2017年5月2日至2020年5月1日；本协议期满后，如甲乙双方对合作无异议，本协议自动顺延至下一合作周期；由甲方公司成立内设部门“航空事业部”，并提供其所需办公用房及设备；“航空事业部”自行招聘所需人员，根据市场情况选择经营方向；甲方依照自身资金情况及“航空事业部”的实际需求，为“航空事业部”提供业务经营所需的流动周转资金，具体数额为三百万元，根据市场及业务需求，经双方协商认可增加或递减；乙方负责为“航空事业部”提供所需的客户渠道、技术支持、业务拓展等；甲乙双方共同负责“航空事业部”的日常工作；对经营管理与事务决策（包括但不限于日常资金调拨、业务承接与否、人事任免、经营与管理成本的支出等），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作出决定；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公司的营运和调度与管理；“航空事业部”执行单独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由甲乙双方协商制定；财务为双方共同管理，一切资金往来都按“统一管理、单独建账、自负盈亏”的原则划入公司账户，不得瞒报、漏报收入，进账后再由财务部门列支入账；甲乙双方对于公司各项业务合同、往来资金账目、日常工作所需资金、人事管理及财务管理决定等，由甲乙双方代表人或执行人协商一致后共同签署，财务人员应按人数设置，由甲乙双方共同派遣并共同管理；盈亏计算方式：以每年5月至次年4月实现的营业回款现金流水，减除甲方提供的流动周转资金、日常经营管理费用后，所剩余资金为本年度盈亏核算资金；如“航空事业部”经该年度盈亏核算后为盈利状态，则甲乙双方各分取该年度盈利资金额的百分之五十；如“航空事业部”该年度经核算后为亏损状态，则甲乙双方各承担该年度亏损资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乙方三人之间的利润分配方式及亏损分担方式，由乙方自行协商确定；因“航空事业部”发生的业务而产生的税金、行政收费，由航空事业部单独缴纳；因向乙方分配盈利而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乙方个人承担；“航空事业部”本年度营业额经核算后为亏损，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有权不向乙方支付任何赔偿金、违约金；如甲乙双方其中任何一人，无论任何原因，不再为“航空事业部”进行工作，应按国家规定，需要提前30天向甲乙双方同时提出；因个人提出离职后，有主观故意行为，导致该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应赔偿甲乙双方赔偿金各十万元人民币；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本协议签署后，在“航空事业部”以外的任何同行业单位兼职，否则视为违约，应赔偿另一方违约金二十万元人民币，本合同继续有效；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如无正当理由解除本协议，应赔偿另一方违约金二十万元人民币及赔偿金二十万元人民币，以及因此产生的所有损失，赔付完成后，本合同失效。2017年6月起，嘉利运通公司每月向徐进、李朝阳、付振东的银行账户汇款，每人每月汇款9255元，汇款附言均为“工资”。其中，嘉利运通公司最后一次向付振东汇款的时间是2017年10月27日，最后一次向徐进、李朝阳汇款的时间是2018年2月27日。嘉利运通公司共计向付振东汇款46275元，向徐进汇款83295元，向李朝阳汇款83295元。本案庭审中，嘉利运通公司陈述称该公司与徐进、李朝阳、付振东之间并非劳动合同关系，公司每月支付给徐进、李朝阳、付振东的款项是生活保障金，只是在财务账目上记载为“工资”。徐进、李朝阳、付振东主张自己与嘉利运通公司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嘉利运通公司主张付振东于2017年10月离开“航空事业部”，徐进、李朝阳于2018年2月或3月离开“航空事业部”，都没有办理任何交接手续，构成违约，按照《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徐进、李朝阳、付振东以实际行动解除协议，应当每人赔偿违约金20万元。经询，嘉利运通公司表示诉讼请求主张徐进、李朝阳、付振东赔偿经济损失60万元，是指要求徐进、李朝阳、付振东每人赔偿20万元违约金，合计赔偿60万元。经询，付振东自述于2017年11月底离职，徐进和李朝阳自述于2018年2月底离职。三人主张系因嘉利运通公司原因导致《合作经营协议书》未实际履行，嘉利运通公司停发工资，所以三人离职。经查，徐进、李朝阳、付振东三人均于2019年5月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自己与嘉利运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要求嘉利运通公司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双倍差额工资等款项。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29日分别向徐进、李朝阳、付振东及嘉利运通公司作出裁决书，认为三人与嘉利运通公司之间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对三人的仲裁请求均予驳回。徐进、李朝阳、付振东与嘉利运通公司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均未提起劳动争议诉讼，裁决书已经生效。另查，裁决书中记载，付振东自述于2017年10月31日离开嘉利运通公司，徐进、李朝阳自述于2018年3月31日离开嘉利运通公司。本案庭审中，嘉利运通公司提交房屋租赁合同，欲证明嘉利运通公司为“航空事业部”提供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金关北二街3号院3号楼801室房屋作为办公场所；嘉利运通公司提交业务审批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付款凭证，欲证明嘉利运通公司向案外人支付运费，是履行《合作经营协议书》为徐进、李朝阳、付振东提供的资金。经询，徐进、李朝阳、付振东认可“航空事业部”在上述地址办公，但是认为嘉利运通公司租房并非为“航空事业部”专用，业务审批单显示徐进、李朝阳、付振东隶属于嘉利运通公司，支出款项不是嘉利运通公司提供的流动资金而是正常业务支出。徐进、李朝阳、付振东提交王某书面证言，欲证明徐进、李朝阳、付振东对“航空事业部”没有管理权，离职原因是由于嘉利运通公司资金未到账，导致“航空事业部”无法运转。证人王某未到庭。嘉利运通公司对书面证言不予认可。徐进、李朝阳、付振东提交微信软件聊天记录打印件，欲证明嘉利运通公司存在拖欠运费的情况，导致“航空事业部”工作开展困难，付振东离职已经得到嘉利运通公司同意，并办理了钥匙交接手续。嘉利运通公司对聊天记录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但是认可该公司办公室经理张X的聊天记录。经查，2017年10月31日的聊天记录中记载，付振东对张X说：“张总，今天是10月31日。我刚才已把办公室钥匙移交给王X了。明天开始我不参与嘉利公司空运工作了。等你从大连回来北京咱们几个再聊。”张X回复：“方便时打给我，我这随时。”经询，徐进、李朝阳表示离职时未与嘉利运通公司书面沟通，嘉利运通公司发放了2018年1月工资后即停发了工资，也不再向徐进、李朝阳安排工作及提供办公条件，二人认为合同已自动解除所以没有以书面形式提出离职。徐进、李朝阳、付振东提交银行交易记录和公司文件的照片打印件，欲证明嘉利运通公司指示将进账汇入财务人员魏XX个人账户，存在挪用款项情况。经询，嘉利运通公司认为上述文件均无原件佐证，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嘉利运通公司主张付振东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中反映，付振东在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每月收到案外人陈X支付的工资，证明付振东违反《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在外兼职。经询，付振东陈述称陈X支付给付振东的是咨询费，自己与陈X不是劳动或劳务关系。本案审理期间，嘉利运通公司向本院申请对“航空事业部”自2017年5月2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账目进行审计。本院委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审计过程中，嘉利运通公司撤回了审计申请，故审计未能完成。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嘉利运通公司与徐进、李朝阳、付振东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徐进、李朝阳、付振东主张自己与嘉利运通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但是在三人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后，仲裁委员会在裁决书中认为双方并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裁决驳回了三人的仲裁请求，裁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徐进、李朝阳、付振东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合作周期为三年，自2017年5月2日至2020年5月1日，当事人自述及相关证据证明付振东于2017年10月31日离开嘉利运通公司，徐进、李朝阳于2018年2月或3月离开嘉利运通公司。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徐进、李朝阳、付振东的离职行为是否构成《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七条载明的“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解除本协议”，嘉利运通公司是否有权据此要求徐进、李朝阳、付振东每人支付违约金20万元并返还嘉利运通公司支付给三人的款项。徐进、李朝阳、付振东主张自己离职并不构成违约，理由包括：《合作经营协议书》由于嘉利运通公司的原因，未按约定实际履行；双方没有按照协议对航空事业部进行共同管理，航空事业部由嘉利运通公司单方管理；嘉利运通公司未提供流动周转资金到位，拖欠航空公司运费；嘉利运通公司未向航空事业部提供独立办公用房及设备；嘉利运通公司将三人的网上办公系统的账户封停；嘉利运通公司存在挪用资金情况；嘉利运通公司停发工资。本院认为，徐进、李朝阳、付振东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三人的主张：三人提交的书面证言因证人未到庭作证，证言效力不足以采信；微信软件聊天记录虽然提到拖欠案外人费用问题，但是不足以证明拖欠案外人费用是导致三人离职的原因；《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航空事业部”的财务由双方共同管理，嘉利运通公司对财务进行管理并不违反约定，徐进、李朝阳、付振东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嘉利运通公司排斥三人参与财务管理；徐进、李朝阳、付振东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嘉利运通公司停止提供办公用房与设备，未提交证据证明嘉利运通公司关闭三人网上办公系统账户；徐进、李朝阳、付振东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和公司文件是照片打印件，不能证明嘉利运通公司存在挪用款项情况；嘉利运通公司向付振东发放“工资”至2017年10月，向徐进、李朝阳发放“工资”至2018年2月，而付振东在2017年10月离职，徐进、李朝阳在2018年2月或3月离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停发工资是导致三人离职的原因。综上，本院对徐进、李朝阳、付振东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从付振东与嘉利运通公司张X的微信聊天记录看，付振东在2017年10月31日告知张X自己不再参与嘉利运通公司工作，张X作为嘉利运通公司在《合作经营协议书》中约定的甲方实际执行人，并未对付振东提出异议，可以证明付振东与嘉利运通公司之间就解除协议一事达成一致。因此，本院对嘉利运通公司主张付振东单方解除协议构成违约的意见不予采纳。徐进、李朝阳承认在离开嘉利运通公司前并未与嘉利运通公司书面沟通，也没有以书面形式提出离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徐进、李朝阳与嘉利运通公司就解除协议一事达成一致，因此，本院对嘉利运通公司主张徐进、李朝阳单方解除协议构成违约的意见予以采纳。《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解除协议，应赔偿另一方违约金20万元。嘉利运通公司要求付振东赔偿违约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嘉利运通公司要求徐进、李朝阳赔偿违约金，有事实依据，但是考虑到该违约金数额远高于徐进、李朝阳从嘉利运通公司获得的收入，且嘉利运通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徐进、李朝阳违约受到的实际损失，因此，本院酌情减少徐进、李朝阳应支付的违约金，酌定二人每人向嘉利运通公司支付违约金2万元。嘉利运通公司主张付振东在嘉利运通公司工作期间在外兼职，构成违约，付振东对此予以否认，由于嘉利运通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因付振东单方解除协议而要求付振东支付违约金，对于付振东是否在外兼职，并不是本案审理的争议范围，本院对此不予处理。嘉利运通公司主张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付振东离职时已经与嘉利运通公司就解除协议一事达成一致；徐进、李朝阳离职时未与嘉利运通公司就解除协议达成一致，但是双方在此之后停止履行《合作经营协议书》，协议已经实际终止，因此并无再予以解除的必要，本院对嘉利运通公司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嘉利运通公司要求徐进、李朝阳、付振东三人退还嘉利运通公司以工资名义发放给三人的款项，本院认为，虽然《合作经营协议书》仅对甲乙双方盈亏分配问题进行了约定，未约定嘉利运通公司支付三人报酬，但是从双方实际履约过程看，嘉利运通公司实际每月支付徐进、李朝阳、付振东三人报酬，应视作双方就支付报酬一事达成合意。现在嘉利运通公司要求徐进、李朝阳、付振东三人退还报酬，既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而且嘉利运通公司已经就违约问题主张了违约金，嘉利运通公司再主张三人返还报酬缺乏合理性，本院对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嘉利运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违约金2万元；二、被告李朝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嘉利运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违约金2万元；三、驳回原告北京嘉利运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00元，由原告北京嘉利运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1500元（已交纳），由被告徐进负担3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李朝阳负担3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帆人民陪审员 杜 娟人民陪审员 王凤山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王玮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