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内民申75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通辽馨发混凝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学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乃良，内蒙古蒙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海纳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敏杰，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通辽馨发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馨发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浙江海纳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海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5民终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通辽馨发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依法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内05民终726号民事判决，维持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内0502民初794号民事判决。理由：一、本案一、二审法院已经查明和双方当事人均无争议的事实：（一）截止2013年11月11日，浙江海纳公司尚欠通辽馨发公司商品混凝土货款6,627,721.00元（6,461,571.00元+166,150.00元）；（二）通辽馨发公司2012年账面记载收到浙江海纳公司商品混凝土货款4,000,000.00元，2013年账面记载收到浙江海纳公司商品混凝土货款1,700,000.00元，合计5,700,000.00元，上述款项浙江海纳公司经二审庭审过程中与通辽馨发公司对账，也是予以认可的。上述无争议款项差值为927,721.00元，而浙江海纳公司下设的通辽京汉新城四期四标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金纬于2015年8月4日为通辽馨发公司出具的结算付款单金额为900,000.00元，系通辽馨发公司与浙江海纳公司下设的通辽京汉新城四期四标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金纬于2015年8月4日经核对往来账目，抹去零头27,721.00元后，金纬为通辽馨发公司出具的结算付款单。二、通辽馨发公司与浙江海纳公司的争议焦点是通过浙江海纳公司下设的通辽美瑞龙源项目部账户银行转账的2012年8月27日30万元、2012年8月29日10万元、2013年8月16日120万元，以及2012年7月6日金纬直接现金给付的6万元（以上合计166万元），及2013年11月15日收据16.45万元，合计182.45万元性质的认定。即上述182.45万元是否为浙江海纳公司下设的通辽京汉新城四期四标项目部给付的商品混凝土货款。通辽馨发公司提交证据证明上述182.45万元中的166万元为金纬向通辽馨发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志国个人借款的还款（借款中110万元为金纬与被申请人的共同借款），182.45万元中的16.45万元为通辽京汉新城四期四标项目部额外单独购买的350立方米地热所用细石混凝土货款，因为通辽京汉新城四期四标项目部拖欠货款，通辽馨发公司不再欠款付货，通辽京汉新城四期四标项目部直接付款提货的货款。三、2019年8月26日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873刑初836号刑事判决书，此刑事判决书作为新证据，从刑事判决书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认定吕志新身份为浙江海纳公司“项目负责人”，金纬身份为浙江海纳公司“项目主要管理人员”，从而构成了挪用资金罪；（二）在吕志新、金纬挪用资金罪的事实认定上，没有吕志新、金纬挪用通辽京汉新城四期四标工程款以及挪用通辽美瑞龙源项目部用于归还个人借款的事实。由此可以证明虽然吕志新、金纬伪造浙江海纳公司印章，且金纬用伪造浙江海纳公司印章与通辽馨发公司签订《混凝土买卖合同》，但是基于金纬是浙江海纳公司“项目主要管理人员”的身份，属于职务行为，不但其签订的《混凝土买卖合同》属于有效合同，而且金纬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为通辽馨发公司所出具的2012年8月27日30万元、2012年8月29日10万元、2013年8月16日120万元、以及2012年7月6日金纬直接现金给付的6万元（以上合计166万元）三份证明就当然的具有法律效力，对浙江海纳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在三份证明中金纬明确说明因为“没法走账，请求通辽馨发公司为其出具收商砼款收据，此收据不作为给通辽馨发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商砼款”。通辽馨发公司会要求金纬出具《证明》，其目的就在于防患于未然，防止浙江海纳公司混淆视听。四、由于金纬归还借款本息的166万元不是给付通辽馨发公司的商品混凝土货款，由于182.45万元中的16.45万元为通辽京汉新城四期四标项目部额外单独购买的350立方米地热所用细石混凝土货款，因此二审法院多认定给付的货款182.45万元根本就与金纬于2015年8月4日为通辽馨发公司出具的结算付款单金额为900,000.00元无关。正是由于182.45万元与浙江海纳公司工作人员崔瑾2013年11月11日所认定的所欠货款6,627,721.00元无关（16.45万元为通辽京汉新城四期四标项目部额外单独购买的350立方米地热所用细石混凝土货款，在货款6,627,721.00元之外），通辽馨发公司与金纬对账，浙江海纳公司下设的通辽京汉新城四期四标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金纬于2015年8月4日经核对往来账目，抹去零头27,721.00元后金纬为通辽馨发公司出具的结算付款单。鉴于金纬为浙江海纳公司“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其出具结算付款单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因此对于浙江海纳公司具有相应法律效力。五、如果按照二审法院判决认为的浙江海纳公司已经给付752.45万元（400万元+170万元+182.45万元）混凝土货款能够成立，浙江海纳公司就超额给付通辽馨发公司896,779.00万元。如此的超额给付，浙江海纳公司一审、二审却不要求通辽馨发公司返还。浙江海纳公司提交意见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内05民终726号判决所认定事实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通辽馨发公司的再审请求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与二审自认事实严重不符，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理由：一、二审法院认定截止2013年11月11日，浙江海纳公司应付通辽馨发公司商砼款6，627,721.00元的证据是依据通辽馨发公司提供的《馨发混凝土发出明细》和《补充协议书》单价计算的，而不是依据浙江海纳公司出示的证据认定的。二审法院认定的浙江海纳公司2012年6月至2013年12月15日浙江海纳公司已付给通辽馨发公司的商砼款752.45万元的证据首先也依据通辽馨发公司自认的款项，并结合浙江海纳公司出具的银行转账凭证及通辽馨发公司出具的商砼款收款收据相互印证的，并不存在将个人借款归入商砼款的事实。二、通辽馨发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提到的浙江海纳公司支付给通辽馨发公司的商砼款182.45万元是金纬个人支付给刘志国的借款及利息166万元及另外单独购买京汉新城四期国标项目部额外混凝土贷款16.45万元，无事实依据。庭审中，浙江海纳公司提交的证据已完全可以证实上述166万元款项是浙江海纳公司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支付给通辽馨发公司的，通辽馨发公司同时出具盖有财务专用章的商砼款收款收据也进行了确认。金纬个人出具的“证明”、“欠据”的法律证明效力明显低于银行付款单据的证明力。三、2013年11月15日浙江海纳公司向通辽馨发公司支付的16.45万元的商砼款，有银行流水及通辽馨发公司出具加盖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为证，通辽馨发公司自认收到此款项，辩解该款项是浙江海纳公司在合同以外另行采购混凝土所发生的款项，既无合同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没有事实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通辽馨发公司称2012年8月27日30万元、2012年8月29日10万元、2013年8月16日120万元、以及2012年7月6日金纬直接现金给付的6万元（以上合计166万元）出具的“商砼款收据”，均有金纬个人出具的《证明》，证明为金纬归还刘志国的个人借款，并非商砼款的主张。经审查，2012年8月27日30万元、2012年8月29日10万元、2013年8月16日120万元三笔款项均通过浙江海纳公司账户汇入通辽馨发公司账户，2012年7月6日6万元虽然是金纬直接给付的现金，但这四笔款项，通辽馨发公司均出具了“商砼款收据”，证实该四笔款确属浙江海纳公司支付给通辽馨发公司的商砼款，故原审认定正确。关于申请人称（2018）浙0873刑初836号刑事判决中认定金纬为浙江海纳公司的“项目主要管理人员”，故金纬出具的《证明》，对被申请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主张。经查，该《证明》未加盖浙江海纳公司公章，在以商砼款的名义通过公司账户走账情况下，亦未得到浙江海纳公司的认可，故该主张不成立。关于申请人称金纬为浙江海纳公司“项目主要管理人员”，故2015年8月4日金纬个人出具的欠据是履行职务行为，对被申请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主张。根据《馨发商砼发出明细》、2011年至2013年记账凭证（含附属票据）等证据可以证实通辽馨发公司与浙江海纳公司的《混凝土买卖合同》于2013年结算完毕并已全部履行。2015年8月4日金纬个人出具的欠据，既无加盖公司印章，浙江海纳公司亦不认可，且时间在两公司结算并已履行完毕之后，故原审判决不予认可正确。关于通辽馨发公司称2013年11月15日16.45万元为通辽京汉新城四期四标项目部额外单独购买的350立方米地热所用细石混凝土货款的主张，该款项同样有通辽馨发出具的“商砼款收据”证实为商砼款，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为混凝土货款情况下，原审认定为商砼款亦无不当。综上，通辽馨发公司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通辽馨发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杨丽云审判员  薛 敏审判员  鲍琳姝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 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