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1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月安，男，196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倩雅，广东维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丹，广东凡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岑创旭，男，196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欣，北京市京师（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炬标，广东广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文霞，女，1969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乡县安生乡渔场01056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仁盼，广东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彬，广东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顺荣，男，198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浩瑶，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区*******（紫马岭公园西门南侧）二、三、四、五层。主要负责人：黄晓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丽妍，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闫铁山，男，197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蔡县********委后陈楼。上诉人薛月安、岑创旭因与被上诉人毕文霞、何顺荣、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公司）、闫铁山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0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月安上诉请求：判令薛月安不需要赔偿毕文霞任何损失。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未查明案件事实，胡乱判决，在发回重审的情况下，不认真弄清楚法律事实，而是通过猜想，与薛月安无关且未确认的事实进行臆想。在毕文霞起诉的事实理由中从未提及帮工关系的情况下，为避免麻烦，东拼西凑一堆莫须有的事实要求薛月安承担赔偿责任。二、薛月安与毕文霞之间不存在任何帮工关系。如何认定帮工关系和如何界定被帮工人是审判实践中解决此类纠纷的关键。界定被帮工人应当以实际受益为标准。谁是帮工人提供劳务的实际受益者，谁就应当为被帮工人。本案中，需理清薛月安及吊车司机的工作范围以及毕文霞搬砖行为导致谁受益。薛月安受岑创旭邀约，委派吊车司机驾驶吊车前往施工地操作吊车，吊车为薛月安自有，薛月安与岑创旭之间应为承揽合同关系，即薛月安的司机受岑创旭指挥，用吊车将建材吊运至屋顶，而将砖搬运至吊斗以及卸砖等工作不是也不可能由薛月安及吊车司机完成。岑创旭当庭陈述其有三个工人在场，而吊车司机的工作报酬由薛月安发放，因此，吊车司机不属于其工人。薛月安承担的工作是提供吊车及提供吊车司机吊运建材，因此，毕文霞的搬砖行为不在薛月安的工作范围。其次，毕文霞的搬砖导致谁受益的问题。岑创旭称毕文霞将砖直接传送至吊斗可以帮其节省人工，将砖搬运至吊斗由岑创旭雇请他人负责。毕文霞的搬砖行为并没有让薛月安由任何受益，而是让岑创旭有受益行为。再者，若从薛月安与吊车司机之间的关系分析。薛月安给吊车司机发放固定工资，如按原审判决认定吊车司机也要参与搬砖行为，但薛月安并未因为吊车司机的工作量减少而少发工资和报酬。因此，无论从任何方面都应当知道薛月安并没有因为毕文霞的行为而受益。毕文霞的配偶闫铁山存在严重过失行为。本案可以认定的事实是，毕文霞因在闫铁山的货车车厢上摔下受伤，货车车厢不能站人应是常识，且更不说还在车厢上来回走动搬运砖头。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毕文霞的所有赔偿责任都应当由闫铁山负责。三、毕文霞的搬砖行为不构成帮工关系。帮工关系是指帮工人为了被帮工人的利益，自愿、无偿提供帮助和协助工作而形成的关系。帮工活动最本质的特点是提供劳务的无偿性。所谓“无偿性”，是指提供劳务不给付任何形式的报酬，最根本上双方没有形成给付报酬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毕文霞和闫铁山应何顺荣要求将砖运到工地，何顺荣支付相关报酬，而该报酬已经包含了砖的价值和毕文霞闫铁山提供劳务的所得。将砖运到工地后，毕文霞和闫铁山还要将砖卸下，将砖卸到地上和直接转运到吊斗的工作量相当，从现场情况看应该是导致工作量减少，因为将砖搬运到吊斗可以让毕文霞减少上下车的时间。即毕文霞的搬砖无论是搬运到地上还是搬运到吊斗中，其已经收到了相应的报酬。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依法予以改判。毕文霞对薛月安的上诉答辩称，毕文霞与何顺荣、闫铁山是红砖买卖的法律关系，在正常的交易习惯中，毕文霞将红砖送到工地后需要把红砖卸到地上，由房东点数确认即可。因为包工头岑创旭工人的安排，才要求毕文霞在车顶将红砖存放在吊斗里。一审中毕文霞就自身位置、车辆位置、吊斗的运行轨迹均作了详细的陈述。一审判决也无法查实毕文霞是否为吊斗撞击跌落地面，但毕文霞已就被吊斗撞击的事实尽可能举证，因为现场除了毕文霞和闫铁山、薛月安的吊车司机、岑创旭雇请的工人外，没有其他目击人员，毕文霞陈述和闫铁山陈述均属于毕文霞受损害的证据，毕文霞从货车跌落的事实是否存在意外导致失足跌落，一审对此没有认定，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毕文霞的治疗病历，毕文霞没有任何其他的疾病。主动从车上跳下或意外从车上跌落的可能性均很小，根据其站位及车上作业的具体情况，最清楚的目击者应该是薛月安的司机，但事情发生后，毕文霞被送去医院就医，因为岑创旭承担了医疗费用，才没有及时报警。所以我方认为，作为吊车的作业者，在并非水平面的吊车作业，不符合吊车的安全操作规程。其致毕文霞陷入危险，并撞击毕文霞跌落，属于特殊的交通事故，薛月安的司机有报保险的义务，即事后陈述事实的义务，并非无法联系就可以推卸责任。我方没有提起上诉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并非认同一审判决。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公司对薛月安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毕文霞并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其本人与薛月安聘请的司机驾驶的吊车的吊斗发生碰撞，而且从现有证据看，均为毕文霞与闫铁山的自述，同时本案并没有向交警部门或公安部门报警，导致事故发生的事实无法查清，毕文霞出院后也没有报保险或交警部门，过失方不在我方，故本案不存在侵权的事实，也不能还原本案事故的性质与原因，导致事故无法查清，不构成侵权的四要素，故我方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何顺荣对薛月安的上诉答辩称，在一审判决中没有判决何顺荣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毕文霞也未提出上诉要求我方承担责任，其他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也没有要求何顺荣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在二审中何顺荣也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其他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闫铁山对薛月安的上诉答辩称，事故导致毕文霞从吊车跌落受伤，我当时在旁边想拉住吊斗，但拉不住，毕文霞就摔到地上，岑创旭不愿意赔偿，也没有亲自到医院看过毕文霞。当时是我和司机将毕文霞送到医院，在医院的费用一开始也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岑创旭和我们讲，他买了保险，叫我们随便治，治好了叫保险公司赔，叫我们不要报警。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还有三个岑创旭的工人在场，但一审那三个工人也没有来法院作证。岑创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毕文霞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岑创旭与本案事故的发生无关，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岑创旭与何顺荣签订《房屋建筑合同》，约定岑创旭为何顺荣完成住宅楼，施工方式为包工不包料。根据录音材料显示，岑创旭只负责施工，材料不由岑创旭负责。多段录音材料均能相互印证上述事实。事发当天，岑创旭像往常一样，打电话给薛月安，让其带其自有的吊车到涉案工地作业，岑创旭将吊运建筑材料的工作发包给薛月安，其到工地后自行组装吊机，自行安排时间，自行作业，并不受岑创旭监督，薛月安完成吊运工作后，岑创旭为其结算工程款。因此，两者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事故的发生与岑创旭无关，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中，岑创旭不存在任何过错，毕文霞的诉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建筑材料的吊运工作是由薛月安承揽的，对于毕文霞的帮工行为，其应予以拒绝。岑创旭没有要求毕文霞将红砖传送到吊车的吊斗上，毕文霞是自己操作，并非依照岑创旭的指示。事发时，岑创旭不在现场，不存在指示毕文霞要求帮忙的情况，也不存在拒绝其帮工行为的问题，且岑创旭已聘请三名工人在现场，足以完成传送红砖的工作，并不需要毕文霞帮忙。无论毕文霞将红砖卸到哪里，岑创旭应支付给三个工人的工资是不变的，岑创旭并未因此受益。三、若法院认定本案由薛月安承担责任，应由保险人即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公司承担责任。薛月安在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涉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涉案车辆为特种机动车，主要用途为专项作业，而不是专用运输，涉案车辆进行专项作业的时间明显多于通行时间。在进行专项作业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远大于通行中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公司作为一家专业的保险公司，在对此明确清楚的情况下，仍就该车与被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表明其认可特种车辆在停驶状态下开展作业的行为，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机动车的运行状态，与道路交通事故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应由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四、若法院认定本案由岑创旭承担赔偿责任，应由保险人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公司承担责任。岑创旭就涉案工程向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公司购买了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保险B型，毕文霞是在现场作业过程中受伤应属保险范围。若法院认定岑创旭系因毕文霞的帮工行为而需要承担责任，而帮工人也属于施工人员的范围，因此，应由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五、对本次事故，毕文霞及其配偶闫铁山存在过错，因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本案中，毕文霞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严重过失。闫铁山是毕文霞的配偶和老板，闫铁山应意识到工地作业的危险性，但其放任毕文霞站在车辆边沿卸砖，对毕文霞的损害存在严重过失。因此，闫铁山对毕文霞的损害也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毕文霞并未要求闫铁山承担赔偿责任，应在闫铁山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内减轻岑创旭和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综上，岑创旭与薛月安是承揽关系，岑创旭对本案损害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因此，岑创旭对本案损害的发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而应由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二审庭审时，岑创旭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本案的法律关系必须厘清，本案所涉法律关系有：1.岑创旭与何顺荣之间是工程承包合同关系，何顺荣为发包人，岑创旭为承包人，岑创旭包工不包料。2.岑创旭与薛月安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岑创旭是定作人，薛月安是承揽人。薛月安承揽了转运建筑材料的工作并由薛月安雇请司机操作吊车。岑创旭支付报酬。3.毕文霞、闫铁山与何顺荣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何顺荣向毕文霞、闫铁山购买红砖，毕文霞、闫铁山运送红砖到工地并负责卸货。以上法律关系理清后，就可以清晰看到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是错误的。二、本案不存在帮工法律关系。毕文霞、闫铁山、何顺荣、薛月安和岑创旭之间均是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关系。毕文霞、闫铁山负责运送并卸砖到工地，是收取红砖款，不是无偿的，不是帮工人。一审法院割裂整个事件，但就送红砖的行为进行分析，显然是错误的。传送红砖是依附在出售、运送红砖的行为上的，是一种延伸。总体而言，传送红砖不是单纯的帮工。三、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有过错就承担责任，无过错就无需承担责任。致使毕文霞受伤的侵权责任，过错原因分析如下：（一）毕文霞自身承担主要责任。1.毕文霞作为红砖出售人，明知其所运送的货车是4吨货车，红砖必须卸到地上才能传送到吊斗上，不能直接在货车上传送红砖。在货车上站立的位置也是错误的，存在极大的危险性。货车也没有足够的防护措施。毕文霞作为长期的红砖出售运送人，明知在货车上传送红砖到吊斗上存在巨大风险，仍然放任危险发生，应当对自身的损害承担主要责任。闫铁山作为毕文霞的配偶，两者是一个整体，在本案中不应分开分责。2.货车没有提供合格证，货车经过改装并存在安全隐患，也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二）薛月安在本案中应承担主要责任。薛月安雇请的吊车司机如果有资质，司机应当不允许人员在货车上传送红砖至吊斗。这是因为货车上人员本来就不安全，吊斗是可以抖动的，人的判断力是有限的，吊斗移动时容易伤到人，而货车的空间是有限的。本案中，毕文霞从货车上摔到地下，应当与吊斗抖动有关。薛月安的责任在于：1.吊车存在质量问题；2.吊车司机没有驾驶证，因其未提供；3.吊车司机违规操作；4.在楼上指挥吊车工作的工人没有阻止毕文霞、工人及吊车司机的危险行为；5.事发后吊车所有人或司机未及时报警。由于吊车违规操作，所以事发后应当及时报交警，否则应承担全部责任。虽然薛月安上诉称毕文霞摔伤与其无关，但基于上述事实，其本身本来可以通过报警澄清自身责任，但其没有尽到义务，所以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没有就报警义务责任进行分配，导致事实无法查清，归责模棱两可。（三）岑创旭不承担责任。1.岑创旭对毕文霞的受伤没有责任，不存在侵权行为。毕文霞将砖卸到地上，工人将砖放到吊斗，本身不存在任何风险，更不可能有摔伤的事故发生，之所以导致毕文霞摔伤，是因为毕文霞没有尽到出售人的责任，薛月安的吊车司机、指挥工人违规操作所致。2.岑创旭不能指挥毕文霞，也不能指挥吊车司机，所以本次事故与岑创旭没有关联。薛月安对岑创旭的上诉答辩称，一、请求法院调查清楚毕文霞是如何受伤的；二、岑创旭与司机没有及时报警导致事实无法查清而要求薛月安承担责任没有任何道理和依据，本案中毕文霞不存在被撞击一说，从事发后六个月到起诉为止，中间没有任何人找过薛月安赔钱，后来在信访办的人员找到薛月安协商，但在信访办大家调解的时候也没有提及过毕文霞被吊斗撞击的事情。若按岑创旭的理解，薛月安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是岑创旭将毕文霞推下去，不然按一审的逻辑，为何岑创旭会垫付医疗费，一审也判决岑创旭承担侵权责任。闫铁山在事发时是在货车的驾驶位，但刚才他在庭审中又说自己去拉吊斗拉不住，前后矛盾。如果法庭需要，薛月安可以当庭打电话核实司机的身份信息，一审并非我方不愿意提供司机的信息，而是时间太久无法确认。毕文霞对岑创旭的上诉答辩称，事故发生在2017.4.11，案情在安监局记录的时间是2017.5.22，毕文霞事发前不认识薛月安，只认识房东何顺荣。在住院期间也有联系过薛月安，故薛月安对于事故的发生知情，且一般吊车司机是属于特种作业人员，需要有资质才能驾驶，流动性不大，薛月安辩称无法找到司机不具有合理性。我们第一次庭审的时间距离事发时间不到半年，薛月安只作了简单否认，但其没有否认其与何顺荣的承揽关系。对于岑创旭称毕文霞与岑创旭之间是买卖关系，但毕文霞、闫铁山并不负责将货物运到吊斗上，这种运送吊斗的行为明显是岑创旭的安排，且岑创旭也安排了三个工人在车上运送红砖。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查明，判决相应的责任人承担责任。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公司对岑创旭的上诉答辩称，我方不同意岑创旭上诉状的第三、四点，以及补充上诉状的第二点意见。我方认为薛月安以及岑创旭均不在现场，故薛月安没有报警的义务，且岑创旭对于现场是如何发生事故的经过并不清楚，是谁要求毕文霞卸货到吊斗也无法得知。同时卸货行为是供货协议的一部分，本来就是毕文霞的义务之一，因此毕文霞的卸货行为对于岑创旭并不构成帮工。毕文霞也并非在施工现场从事管理而作业，并与施工单位即岑创旭允许后到施工现场视察监督检查工作及办理、监理工程设计事务的人员，所以并不符合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条款第二条规定的被保险人情形。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各方上诉人对我方的请求。何顺荣对岑创旭的上诉答辩称，与对薛月安的答辩意见一致。闫铁山对岑创旭的上诉无发表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毕文霞与闫铁山系夫妻关系。粤T*****号吊车为薛月安所有，在中华联合财保中山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险50万元及不计免赔，保险期限为2016年6月29日至2017年6月28日。2017年2月22日，何顺荣与岑创旭签署《房屋建筑合同》，将其位于中山市******益隆十一经济合作社的住宅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发包给岑创旭，由何顺荣提供工程材料，材料运至工地后的二次搬运由岑创旭负责。岑创旭雇请薛月安的粤T*****号吊车在工地上转运建筑材料，吊车运行由薛月安雇请的司机实际操作。岑创旭为案涉工程人员（共30人）向中华联合财保中山公司投保了“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条款（2014版）”（每人保额50万元）及“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每人保额5万元），保险期间为2017年2月25日0时起至2019年2月22日24时止。其中，“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条款（2014版）”第二条载明：“被保险人应为在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作业并与施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约定，事先经投保人允许后到施工现场视察、监督检查工作及办理监理、工程设计事务的人员可作为被保险人，但不包括与工程施工无直接关系的人员。”闫铁山应何顺荣要求向其供应红砖，将砖直接卸在案涉工地上后，由岑创旭负责将红砖运送上吊车的吊斗，再由薛月安的雇请的司机操作吊车转运材料至所需地点。2017年4月11日，毕文霞与闫铁山运送红砖到案涉工地。毕文霞在从其运送红砖的车辆向粤T*****号吊车的吊斗传送红砖的过程中，因故从车上摔落地面受伤。当时，在场人有毕文霞、闫铁山，岑创旭雇请的3个工人（负责传送红砖），薛月安雇请的吊车司机（薛月安称司机姓覃，不记得名字）及在楼上指挥吊车工作的工人（薛月安称名为薛志伟）。毕文霞提供的现场示意图显示，岑创旭的3个工人并排站在车厢靠近驾驶室的位置，闫铁山站在车厢右中侧，毕文霞站在车厢左后侧边缘（与吊车吊斗运行水平同向）。伤后，毕文霞被立即送往中山市东升医院住院治疗至同年6月5日出院，经诊断为右髋臼粉碎性骨折、右侧髂骨骨折、右耻骨上下支骨折、右侧尺骨冠突骨折、右肘部软组织挫伤等症，住院期间有1人护理。出院医嘱建议：定期门诊复诊（每周1次），休息1个月。2017年7月11日，毕文霞复诊时医嘱建议休息1个月。治疗期间（至2017年7月11日止），毕文霞共支出医疗费24293.90元，岑创旭为毕文霞垫付了20734.20元。2017年4月29日，闫铁山和女儿毕玲在与岑创旭交涉时进行了录音。录音显示，毕玲问“那现在这件事谁负责”，岑创旭表示“我现在都搞不清，现在先让吊车老板把医药费出了，叫律师告他，该怎么赔偿就怎么赔偿”，后来打电话给“吊车老板”（139*****665），毕玲问“11号你在益隆这边，吊车伤到人了，现在人还躺在医院，你们人都不管”，“吊车老板”表示“我不知道，哪个工地搞得你就找哪个工地就可以了”。在此后的交涉中，岑创旭称“我包人工的，我不包材料，我单包的，你叫我负责，我怎么负责，你房东、你吊车没有责任啊”“这几个最大责任就是房东，最大问题是开吊车的”，毕玲则称“全部都有责任”；在同一天另一次交涉时，毕玲问“不请律师这个责任就分不清是不是”，岑创旭称“应该是这样子”。2017年5月22日，闫铁山和毕文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仁盼与岑创旭交涉时亦进行了录音。录音显示，汤仁盼问“那这个材料，当时说拉这个砖头，他们是只负责卸在地上，当时为什么会让他们往升降机上卸呢”，岑创旭称“我那天叫他过来，一般就是这样，那个太重了升不起来，做工的就叫他放那个上面去做”“就是有几个工人（三个）和他两公婆，当时兜升不起来，当时兜放在地下卸下来，这个事情我就不知道”。2017年7月7日，毕文霞委托广东德胜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德胜司法鉴定所）对其损伤情况进行伤残程度鉴定，并为此支出鉴定费1500元。2017年7月15日，德胜司法鉴定所根据对毕文霞本人的体查及鉴定材料（中山市东升医院病历资料1份、X光影像片5张、CT片+骨盆CT平扫三维重建片8张），作出粤顺司鉴所[2017]临鉴字第0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毕文霞的损伤评定为九级伤残。在原一审中，薛月安、何顺荣未申请对毕文霞的损伤重新进行司法鉴定，而岑创旭申请对毕文霞的损伤重新进行司法鉴定，但在一审法院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及通知其缴纳鉴定费后又放弃鉴定申请，导致一审法院终止鉴定程序。重审过程中，中华联合财保中山公司对毕文霞的伤残等级提出异议，认为毕文霞仅提供一份中山市东升医院出具的《出、入院诊断证明书》，未提供其住院时的相应检查报告、出入院记录、影像报告等资料，根本无法证明毕文霞导致骨盆严重畸形愈合，并于2019年6月18日申请对毕文霞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薛月安、岑创旭、何顺荣同意重新鉴定，毕文霞及闫铁山则认为鉴定符合当时的伤情，不应重新鉴定。另查明：毕文霞的父亲毕仁云（1950年10月29日出生）、母亲张双珍（1950年9月18日出生）共育有包括毕文霞在内的3个子女，闫铁山与毕文霞育有儿子闫俊隆（2007年4月18日出生），闫俊隆分别于2017年2月13日、9月11日向江门市新会区司前镇华星学校交纳学杂费。为证明其已在中山市*住满一年以上，毕文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胡谋琳签署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1日的租房合同。该合同约定，胡谋琳将位于中山市******************出租给毕文霞使用，期限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19年3月1日止。毕文霞表示，当时系吊斗装好砖上升过程中，因吊车失控导致吊臂摆动，吊斗将其从车厢左后侧边缘撞击出去，其因此还抓了吊斗的钢索一下，但抓不稳摔下去；事发十几天后其曾电话报警，但公安机关没有作出处理；2017年5月16日，其曾向安监局反映情况（毕文霞提供了一份信访表，但该表无任何单位盖章确认），安监局组织调解但未调解成功；事发当天系因岑创旭想要省人工，要求毕文霞直接从车上将红砖传送到吊车的吊斗。薛月安则表示，事发时其不在现场，工人称事发前是毕文霞自己要求吊车直接到其车上装红砖，操作吊车的司机称是毕文霞自己踩空摔下来；事发时，毕文霞在自己的车厢内，距离其吊车吊斗七八米远，其摔落地面是因其配偶闫铁山操作不当所致；正常情况下，毕文霞运送红砖到工地后，不需要与其进行交接。岑创旭则表示，事发前，毕文霞运送红砖到工地后，其就离开了工地，没有要求毕文霞将红砖传送到吊车上，且毕文霞直接将红砖传送到吊车的吊斗并不影响其支付工人的工资，其并未从中获得利益；事发时其方3个在场工人均没有留意到事发的经过；没有相关部门对本次事故的责任进行定性，毕文霞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损害是第三方造成，不排除是其自身操作不当所致。本案重审过程中，经一审法院多次要求，岑创旭未提供其方3个在场工人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薛月安亦未提供其方吊车司机及指挥人员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致使一审法院未能通知前述5人到庭参加诉讼以便查明事发经过。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毕文霞在何顺荣所有且由岑创旭承包的工地上从其运送红砖的车辆向薛月安的粤T*****号吊车的吊斗传送红砖过程中从车上摔落地面受伤的事实均无异议，故予以确认。德胜司法鉴定所在毕文霞出院后一个多月后，根据当场对毕文霞本人的体查及鉴定材料（中山市东升医院病历资料1份、X光影像片5张、CT片+骨盆CT平扫三维重建片8张）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并非中华联合财保中山公司所称毕文霞仅提供一份中山市东升医院出具的《出、入院诊断证明书》而未提供其住院时的相应检查报告、出入院记录、影像报告等资料，故在中华联合财保中山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前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鉴定过程不合法合规、鉴定结论错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其关于应对毕文霞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采信德胜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认定毕文霞的伤情构成九级伤残。本案各方的争议焦点为：1.毕文霞从车上摔落地面受伤的原因；2.毕文霞受伤的损失构成；3.毕文霞损失的赔偿主体及责任比例。对此，逐一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毕文霞从车上摔落地面受伤的原因。毕文霞主张系受薛月安的吊车吊斗撞击所致，但其提供的录音资料无法予以证实，事发时其所站位置为车厢上的左后侧边缘，无法排除其本人因故失足跌落的可能。事发后各方均未报警或报保险公司，其他5个在场人又未能到庭陈述事发经过，闫铁山与毕文霞存在利害关系，其二人的陈述无法单独采信。在薛月安、岑创旭对其主张的原因均不予确认的情况下，毕文霞应进一步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但其至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原因不予认定。薛月安主张系因闫铁山操作不当所致，岑创旭主张系毕文霞自身操作不当所致，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二人又未能提供在场其他人员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故一审法院对其二人主张的原因亦不予认定。因此，本案毕文霞从车上摔落地面受伤的原因无法查实。其次，关于毕文霞的损失问题：1.医疗费。毕文霞支出全部医疗费24293.90元（按票据计，含岑创旭已垫付的20734.2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毕文霞住院治疗55天，按每天100元/天的标准计算为5500元（与毕文霞诉请一致）。3.营养费。虽然医疗机构出具的病例、诊断证明等并无关于加强营养的记载，但毕文霞被鉴定为九级伤残，其主张营养费1000元，未超出合理范围，应予以照准。4.误工费。毕文霞住院治疗55天（即2017年4月11日至2017年6月5日，尾日不计），出院后两次医嘱先后分别建议休息1个月（即2017年6月5日至2017年7月4日，2017年7月11日至2017年8月10日），德胜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7月15日评定毕文霞为九级伤残，也即毕文霞系在医嘱休息期间定残，故误工费应计算至定残前一天，即2017年7月14日。经核算，误工天数为95天。毕文霞未举证证明其收入情况，应按无固定收入处理，即按2018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8258元计算为15163.04元（即58258元/年÷365天/年×95天）。5.护理费。毕文霞住院治疗55天，住院期间有一人陪护，住院护理费标准应为每天150元，护理费应核算为8250元。6.交通费。毕文霞虽未提交相应票据，但其因伤住院治疗55天、一人护理，出院后仍需门诊复诊，故应认为其及相关护理人员确需支出交通费，毕文霞主张按1000元计算，未超出合理范围，予以照准。7.伤残赔偿金。毕文霞构成九级伤残，且其提交的证据反映其在事发前已在本市居住超过一年，故其主张按2016年广东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7684.30元计算未超出合理标准范围，其伤残赔偿金应为37684.30元/年×20年×0.2=150737.20元。8.伤残鉴定费。毕文霞因伤残等级评定支出鉴定费1500元，有相应票据为证，应予认定。9.被抚养人生活费。毕文霞因伤致残，其父母均已年满六十周岁，丧失劳动能力，其子闫俊隆未成年，故其主张应支付该三个被抚养人生活费有理，予以认定。毕文霞主张其父母按2016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12414.80元，其子闫俊隆按2016年广东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28613.30元（闫俊隆在江门市上学）计算，未超出合理范围，应予以照准。被抚养人生活费，其父母应分别计算13年（按3个抚养人），合计应为21518.99元；其子应计算8年（按2个抚养人），应为22890.64元，合共44409.63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毕文霞因伤致九级伤残，毕文霞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未超出合理范围，予以照准。上述毕文霞的各项损失合计为261853.77元。再次，毕文霞受伤导致的损失赔偿主体及责任比例问题。如前所述，因无法查实毕文霞是否粤T*****号吊车的吊斗撞击后跌落地面，即无法认定粤T*****号车为毕文霞受伤的肇事车辆，故毕文霞诉请粤T*****号吊车的保险公司即中华联合财保中山公司承担车辆保险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前述查明事实可见，毕文霞及闫铁山与何顺荣存在红砖买卖关系，其既非在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作业并与施工单位（即岑创旭）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又非事先经投保人（即岑创旭）允许后到施工现场视察、监督检查工作及办理监理、工程设计事务的人员，并不符合“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条款（2014版）”第二条规定的被保险人情况。退一步讲，即使毕文霞属于被保险人，中华联合财保中山公司应承担的亦为保险合同责任，与本案的侵权责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可在一案中同时主张。故何顺荣认为应由中华联合财保中山公司在“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条款（2014版）”范围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亦无依据，不予采纳。薛月安、岑创旭、何顺荣的责任问题。前述查明事实可见，毕文霞及闫铁山除与何顺荣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负有将红砖运送到工地并卸在地上的合同义务外，与岑创旭、薛月安之间均不存在任何合同及人身附属关系，不负有其他义务，也即毕文霞从其运送红砖的车辆向转运红砖的吊车吊斗传送红砖的行为，已超出其所负合同义务，从砖垛往吊车吊斗传送红砖系岑创旭的责任。虽然岑创旭认为其雇请的3个工人已在场传送红砖，毕文霞的行为并不影响其支付工人工资的情况，其既未要求毕文霞传送红砖亦未从中获益，但毕文霞直接将红砖传送到吊车吊斗确实可为其节省人工，故应认定毕文霞与其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帮工关系。另，虽然薛月安仅负有用吊车转运红砖的义务，但岑创旭在与毕文霞亲属交涉时称“那个（吊斗）太重了升不起来，做工的就叫他放那个上面去做”，薛月安对此并未作出任何抗辩，其吊车司机等工人亦未能到庭予以反驳，即岑创旭的该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应予认定。据此，应认定事发时因薛月安的吊车自身原因，无法按正常操作完成转运而将吊斗伸到毕文霞及闫铁山运送红砖的车辆上由毕文霞及岑创旭的3个工人向吊车吊斗传送红砖，方可完成转运。换句话说，毕文霞的行为客观上亦帮助薛月安完成转运工作，毕文霞与薛月安之间由此亦形成了事实上的帮工关系。搬运红砖并非何顺荣的义务，毕文霞的帮工行为非依其指示作出，故应认为其与毕文霞之间不存在除买卖合同外的其他法律关系，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本案中，岑创旭、薛月安既未举证证实其二人曾明确拒绝毕文霞的帮工行为，亦未主张及举证毕文霞受伤系第三人侵权所致，故应由岑创旭、薛月安对毕文霞的前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外，毕文霞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对自己的安全尽到注意义务，但从其提交的现场示意图来看，事发时其所站位置在车厢左后侧边缘且与吊车吊斗运行水平方向相同，无论其系被吊斗撞击跌落还系自己意外失足跌落，均与其站位存在一定关系，即其对自己的受伤存在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即岑创旭、薛月安的赔偿责任。为此，基于毕文霞确系在帮工过程中受伤，酌情认定由毕文霞自行承担20%的责任，岑创旭、薛月安各承担40%的责任，毕文霞夫妻支付的部分医疗费3000.7元（即24293.90元-20734.20元-559元）及岑创旭已垫付的部分20734.20元均应在自己责任额度范围内予以扣减。经核算，毕文霞应自行承担261853.77元×20%=52370.75元（含毕文霞夫妻已付医疗费3000.7元），岑创旭应向毕文霞支付赔偿款84007.31元（即261853.77元×40%-20734.20元），薛月安应向毕文霞支付赔偿款261853.77元×40%=104741.51元。毕文霞的诉讼请求超出一审法院前述核定的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薛月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毕文霞支付各项赔偿款合计104741.51元；二、岑创旭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毕文霞支付各项赔偿款合计84007.31元；三、驳回毕文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84元，由毕文霞负担1154元，薛月安负担2125元，岑创旭负担1705元（该款已由毕文霞垫付，薛月安、岑创旭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分别迳付2125元、1705元给毕文霞，一审法院不再另行收退）。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薛月安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岑创旭与毕文霞家属交涉时所称的“那个（吊斗）太重了升不起来，做工的就叫他放那个上面去做”中的“那个”理解错误，应系指货车的货箱太重了，而非吊车的吊斗。而“做工的”应该是指岑创旭雇请的三个工人。岑创旭则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被告岑创旭雇请薛月安”表示异议，认为两者不是雇佣关系，双方均确认系承揽关系。此外，其他各方对案件的事实部分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毕文霞的损失应由谁负责以及责任比例问题。现分析如下：首先，本案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主要涉及以下法律关系：一是何顺荣与岑创旭之间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两者签订《房屋建筑合同》，约定由何顺荣将其房屋以包工不包料方式交由岑创旭承建，由何顺荣提供工程所有材料，材料运送到工地现场后的二次搬运由岑创旭负责。二是岑创旭与薛月安之间的承揽法律关系。薛月安为涉案吊车的所有人，岑创旭雇请薛月安负责前述合同中建筑材料的二次搬运工作，双方按照工时计算报酬。一审庭审中，岑创旭确认在正常情况下，把砖从砖垛上装进吊斗的工作由其负责，即薛月安仅负责建筑材料的二次搬运，而不负责建筑材料的装卸工作。三是毕文霞、闫铁山与何顺荣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何顺荣向毕文霞、闫铁山购买红砖，约定由毕文霞、闫铁山将红砖运送至建筑工地并卸到地上即可。其次，本案所涉毕文霞损害事故的原因分析。综合各方陈述以及相关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事发当日，毕文霞、闫铁山将红砖运送到工地后，毕文霞系站立在闫铁山驾驶的运砖货车车厢上，将红砖传送到吊车吊斗的过程中从车上摔下受伤。至于是毕文霞自身原因失足从货车上摔到地上受伤，还是因吊机失控或吊斗晃动将其撞击跌落受伤，以及毕文霞系受谁指挥将红砖从货车上直接传送到吊斗中，各方说法不一，且无其他证据可资证实，事发后各方均未报警处理，故毕文霞受伤的真实原因无法查明。第三，毕文霞的损失应有谁负责以及责任比例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以及前述分析，毕文霞本应将红砖运送到工地并卸到地上即可，而将红砖装进吊斗的工作应由岑创旭雇请的工人负责。换言之，毕文霞系在协助岑创旭将红砖传送至吊斗的过程中受伤，因此，就毕文霞向吊斗传送红砖的行为分析，无论毕文霞系受他人指示为之，还是其主动为之，岑创旭均系受有利益的一方，属于被帮工人。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毕文霞与岑创旭之间存在帮工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岑创旭辩称其并未要求毕文霞向吊斗传送红砖，且即使毕文霞自愿协助其向吊斗传送红砖，其并不因此减少支付其雇请的工人的工资，据此否认从毕文霞向吊斗传送红砖的行为中受有利益。本院认为，岑创旭虽未因毕文霞的帮工行为而减少支付给雇请工人的工资，但其因毕文霞的帮工行为而直接导致工作量的减少，也属受有利益的范畴。故岑创旭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岑创旭作为被帮工人，对毕文霞的帮工行为未予明确拒绝，且其未举证证明毕文霞所受伤害系由第三人侵权所致，因此，岑创旭依法应对毕文霞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闫铁山系毕文霞的配偶，在本案中与毕文霞系共同一方，其责任问题应与毕文霞一并分析。本案中，毕文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预见到站立于满载红砖的货车车厢上向吊斗传送红砖存在巨大风险，但其却疏于防范，甘冒风险而为之。其配偶闫铁山作为货车所有人和驾驶者，对毕文霞的危险行为未予提醒和制止，故，毕文霞和闫铁山对造成本案损害均具有重大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故岑创旭可在毕文霞和闫铁山的过失范围内减轻其赔偿责任。至于薛月安、何顺荣以及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分公司的责任问题。本院认为，由于薛月安与岑创旭之间系承揽法律关系，其仅负责建筑材料的二次搬运工作，且不负责二次搬运过程中的装卸工作，同时亦无证据证实毕文霞系被吊斗撞击后跌落受伤，故薛月安对毕文霞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何顺荣为涉案房屋的所有人，其与毕文霞之间系红砖买卖合同关系，向吊斗传送红砖的工作也非双方约定的属于毕文霞的义务，故何顺荣对毕文霞的损害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中华联合财险中山支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依照前述分析，由于薛月安对毕文霞的损害没有过错，故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分公司无需基于薛月安对吊车投保的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而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中华联合财险中山公司是否应基于岑创旭投保的“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条款（2014版）”承担赔偿责任问题，由于两者系不同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审查，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根据以上分析，结合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事故中的过错情况，本院酌定由岑创旭对毕文霞的损失承担40%的责任，毕文霞因其自身过错应承担60%的责任，其他各方无需承担责任。鉴于各方对毕文霞的损失数额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毕文霞的损失261853.77元予以维持，按照以上责任比例，岑创旭应赔偿毕文霞的损失为104741.51元（261853.77元×40%=104741.51元），其余损失157112.26元由毕文霞自行承担。岑创旭已经垫付的款项20734.20元应予扣减，扣减后实际应赔偿毕文霞的损失为84007.31元。综上，薛月安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岑创旭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0196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0196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和第三项；三、驳回毕文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84元（已由毕文霞预交），由毕文霞负担2990元，由岑创旭负担199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4295元（其中薛月安预交2395元，岑创旭预交1900元），由毕文霞负担2395元，岑创旭负担1900元。综上，毕文霞共应负担案件受理费5385元，岑创旭共应负担案件受理费3894元。以上案件受理费均不作收退处理。岑创旭应在履行本案判决时迳付毕文霞1994元，毕文霞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向薛月安支付23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 文审判员 管晓明审判员 唐芙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谭长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