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3民初964号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统称原告）：练鹤群，男，1985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甲子镇东宫社区******，公民身份号码：441************65X。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泽锋，广东雄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统称被告）：周超，男，1986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公民身份号码：431************810。委托诉讼代理人：饶素清，广东顺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练鹤群诉被告周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被告周超也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周颖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练鹤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泽锋、被告周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素清均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练鹤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被告退还股权转让款234000元；3.被告赔偿原告实际损失108468元；4.被告承担律师费34246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11月1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其享有的东莞市一块共享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13%的股权作价234000元转让给乙方，原告按协议约定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全额支付该股权转让款，并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期间共计向东莞市一块共享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08468元。后被告并未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办理股权变更程序，且经原告催告仍拒不履行，被告已构成根本违约。综上原告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要求被告退还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承担因其违约造成原告的实际损失及为维护合法权益所产生的相关费用。被告周超辩称，1.被告周超没有违反《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周超一致催促原告练鹤群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但原告练鹤群予以拒绝，违约一方系原告练鹤群并非被告，被告周超不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要求练鹤群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2.练鹤群已事实上成为了东莞市一块共享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并享有股东权益。被告周超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练鹤群将尚在周超名下的东莞市一块共向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13%股权变更登记到练鹤群名下；2.练鹤群向周超支付因本案产生的律师费56000元；3.练鹤群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周超与练鹤群于2018年11月14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周超将东莞市一块共享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13%的股权转让给练鹤群。《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后，周超已经根据协议之约定完成各事项，练鹤群也事实上成为东莞市一块共享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并相应地享有了股东的权利及承担股东义务，但练鹤群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向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练鹤群受让股权后经营不善，却转而起诉周超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练鹤群的行为不但违反了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更违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违约的一方系练鹤群而非周超。针对被告周超的反诉，原告练鹤群辩称，被告提出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原告成为一块共享公司的股东并享有股东权利不是事实，成为股东是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另原告也没有实际享有股东权益，自签订转让协议至今，没有获得任何盈利或分红；2．被告称原告以各种理由未向工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无事实依据。原告认为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双方的合同义务应该是受让人支付股权款，而出让人向受让人转让股权并办理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该手续应当是被告主导，而被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协议之后的合理期限内向原告进行上述的催告，直到原告向法院诉求解除该协议后，即2020年3月21日后，被告才向原告发送催告函，这距离签订协议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多，明显超出合理期，因此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综上，请求法院解除该协议。经审理查明：目标公司东莞市一块共享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块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设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周超为该公司股东，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周超占目标公司45%的股权，案外人庄跃鸿占股35%、案外人陈海龙占股20%。2018年11月14日，被告周超作为甲方（股权出让方）、原告练鹤群作为乙方（股权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周超将其享有的一块公司13%的股权转让给练鹤群，转让价款为234000元（第一条）；周超与练鹤群双方应当在签订该协议之日起5日内启动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手续，双方均应配合管理（第十条）；任何一方违约，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拒不履行，还应承担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和为维护合法权益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担保费、公证费、差旅费）；等。2018年11月9日，练鹤群向周超转账50000元；2018年11月23日，练鹤群向周超转账184000元，至此，练鹤群已付清案涉股权转让款。2018年11月14日，一块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议决议，会议通过了周超将一块公司13%股权转让给练鹤群，其他该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同意变更公司章程及办理增加股东的工商登记手续。该股东会议决议有当时一块公司的全部登记股东即庄跃鸿、周超、陈海龙签名，并盖有一块公司公章。2019年2月14日，一块公司再次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两份股东会议决议，该两份决议对周超向案外人刘英、廖汉杰各转让8%一块公司的事项作出了表决，原告练鹤群、被告周超及案外人庄跃鸿、庄焕杰、陈海龙均在该两份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名。2019年2月14日，原告练鹤群、被告周超以及案外人庄跃鸿、庄焕杰、廖汉杰、陈海龙、刘英签署目标公司一块公司公司章程，章程明确：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共有7名股东，分别为庄跃鸿、周超、陈海龙、练鹤群、廖汉杰、刘英、庄焕杰，其中练鹤群以货币出资65万元，总认缴出资65万元，在2037年8月31日前缴足，该章程签订之日起，公司原章程自动失效。2019年6月14日，周超与案外人庄跃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周超将其持有的一块公司16%的股份转让给庄跃鸿，该协议还载明，周超为目标公司即一块公司现有股东，于该协议签署之日享有目标公司45%的股权，其中周超为他人代持29%的股权，庄跃鸿亦为目标公司之现有股东，于本协议签署之日享有一块公司35%的股权，受让周超股权后，庄跃鸿即享有一块公司51%的股权。周超主张，该协议中所称为他人代持29%的股权，即为周超向练鹤群转让的13%的股权以及向案外人刘英、廖汉杰分别转让的8%的股权。至此，周超已将其持有的一块公司全部45%的股权全部出让，周超不再持有一块公司股份。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9月2日，练鹤群分八次共计向一块公司账户转账共计108468元，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该108468元系练鹤群向一块公司支付的投资款。2020年3月21日，周超向练鹤群送达《关于股权变更登记的催告函》，通知练鹤群于2020年3月27日前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并表示其愿意积极予以配合。练鹤群与周超在庭审中均表示在练鹤群提起本案诉讼前，双方均以微信、电话或面谈方式催告对方就案涉股权转让进行变更登记，但原、被告双方不确认对方主张的催告情形，亦均未能对自身的催告行为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原、被告双方主张起诉前存在的催告行为均不予采信。另查明，截止至庭审之日，一块公司的股权登记情况为庄鸿跃出资175万元，持股35%，陈海龙出资100万元，持股20%，周超出资225万元，持股45%。再查明，2019年11月7日，练鹤群与广东雄爵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广东雄爵律师事务所代理练鹤群提起本案诉讼，在签订合同当日支付基础费用10000元，并在收回款项三日内按收回款项的10%支付律师服务费。2019年11月7日，练鹤群向广东雄爵律师事务所账户转账10000元。2020年3月21日，周超与广东顺言顺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广东顺言顺律师事务所代理周超参与本案诉讼，周超应向广东顺言顺律师事务所支付一审阶段律师服务费26000元。2020年4月1日，广东顺言顺律师事务所向周超出具了26000元律师代理费发票。以上事实，有原告练鹤群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18年11月14日）、银行转账电子回单、《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合同》、转账电子回单、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被告周超提交的股东会议决议、章程、《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6月14日）、关于股权变更登记的催告函、顺丰订单、短信记录、邮件、微信记录、《委托代理合同》、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工商查询信息及本院庭审笔录附卷为证。本院认为,原告练鹤群与被告周超于2018年11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合同约定,练鹤群、周超应于签订该协议之日起五日内启动股权变更手续。另，练鹤群已于2018年11月23日向周超足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34000元，且双方一致确认至庭审之日尚未就案涉股权转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现练鹤群以周超未依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由，主张解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练鹤群是否有权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周超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练鹤群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周超提交的2019年2月14日的公司章程、2018年11月14日的股东会议决议、2019年2月14日的股东会议决议可以看出，练鹤群已于2018年11月14日经公司章程确认为一块公司股东，并参与公司股东会会议表决，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力；其次，在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9月2日期间，练鹤群分八次共计向一块公司账户转入投资款108468元，用于一块公司的生产经营，但并未举证证明其就上述投资另行签署了其他入股投资协议，由此可以看出练鹤群系以股东身份向一块公司进行出资；再次，周超在2019年6月14日与案外人庄跃鸿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亦确认其名下29%的一块公司股权均系代持，再次在与公司大股东庄鸿跃签订的协议中就其股权出让的事实进行了明确；最后，练鹤群主张其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后通过电话等方式催告周超就案涉股权转让办理变更登记，但未能就其催告行为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练鹤群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练鹤群已于2018年11月14日经公司章程确认为一块公司股东，并实际行使了一块公司股东权利，周超以其实际行为积极履行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合同义务，不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形。根据练鹤群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周超经其催告后仍不配合变更股权登记，练鹤群请求解除案涉其与周超于2018年11月1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三款规定的情形，亦无其他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既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予解除，故练鹤群诉请退还该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234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周超诉请将其名下一块公司13%的股份变更登记到练鹤群名下，符合双方约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关于律师费。首先，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一条：“任何一方违约，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拒不履行，还应承担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和为维护合法权益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担保费、公证费、差旅费）”的约定，练鹤群、周超均不能证明其在诉前有按照该协议的约定进行催告，周超虽于2020年3月21日向练鹤群送达了催告函，但当时本案已处于诉讼中，练鹤群诉请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否解除尚未经生效判决确认，周超此时向练鹤群发出的催告函，已无实际催告意义；其次，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亦无法确认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双方存在违约行为。故对于周超和练鹤群主张的律师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练鹤群主张的损失。练鹤群在庭审中明确确认其在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9月2日期间向一块公司账户转入的108468元是投资款，系练鹤群与一块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练鹤群主张该108468元属于其因《股权转让协议》造成的实际损失，本院不予采信。故，练鹤群主张周超向其赔偿实际损失108468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练鹤群与被告周超继续履行2018年11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告练鹤群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被告周超办理将东莞市一块共享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13%股权转让到原告练鹤群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二、驳回原告练鹤群的全部本诉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周超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3475.36元，原告练鹤群已预交，由原告练鹤群负担。反诉受理费2825元，被告周超已预交，由被告周超负担545.52元，由原告练鹤群负担2279.4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 颖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曾玉琴附本案适用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