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91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冉文生，男，汉族，1969年8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云，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兵，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渝平，女，汉族，1956年7月6日出生，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军，重庆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超，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冉文生因与被上诉人王渝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5民初8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冉文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冉文生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渝平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4年5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王渝平将冉文生的股权转至其名下时，王渝平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一审法院将股权转让和支付价款分割开来，一方面认定转股的事实，另一方面却否认有支付价款的意思表示不当；2.冉文生起诉的依据为2014年5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8月31日与2014年5月8日的股权转让是不同的转让行为，从2015年8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债权债务的承担偿还协议》可以看出，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川公司）在2015年8月31日的流动负债高达19018100.87元，未分配利润为3529609.28元，即冉文生不支付此次股权转让款是基于要承担福川公司的亏损，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没有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意思表示；3.《债权债务的承担偿还协议》的第五条约定应理解为冉文生要对财务报表上福川公司的其他应付款和经营性亏损承担责任，王渝平对此不承担责任。即便如一审法院的理解，本案也是冉文生作为转让方向受让方王渝平提出的请求支付转让价款的股权转让纠纷，王渝平支付的转让款不包括在其他应付款和经营性亏损内。王渝平辩称，1.一审中，冉文生一再坚持以2014年5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主张权利，但该日双方并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现冉文生提起上诉，仍然坚持以前述协议主张权利，冉文生数次以“2014年5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来主张权利，但其却未举示该协议，故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2.2015年8月31日前，冉文生对福川公司没有投入任何资金，且福川公司增加的450万元注册资本也没有到位，福川公司的营运所需资金均是由王渝平支出的，冉文生对福川公司的股权根本不享有权利能力；3.2014年5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仅有将“隐名”股东“显名”的合意，并无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意思表示。该协议载明的有关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仅是工商代办人员按通常的范本填写，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约束王渝平；4.根据《福川公司股权转让债权债务的承担偿还协议》的约定，冉文生实质放弃了对王渝平“提出任何要求和其他条件”的权利，当然不能再根据该协议索要股权转让价款。另，假设按照2014年5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冉文生于2017年1月13日才提起诉讼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冉文生也没有全额缴纳一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本案理应按照撤诉处理。冉文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渝平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利息（从2017年4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一审庭审中，冉文生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王渝平支付股权转让款350万元及利息（以35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5月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福川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25日，冉文生是该公司工商登记的唯一股东。种明明与王渝平是夫妻，二人于1981年登记结婚。2014年5月18日，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冉文生将其持有的福川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王渝平。工商登记部门备案信息显示：冉文生、王渝平于2014年5月18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款350万元。2015年8月31日，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王渝平将其持有的福川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冉文生。工商登记部门备案信息显示：冉文生、王渝平于2015年8月31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款150万元，签订协议时支付30%，工商注册变更完成后支付30%，2016年2月28日前付清余款。2015年8月31日，冉文生（乙方、受让方）与王渝平（甲方、转让方）签署《福川公司股权转让债权债务的承担偿还协议》，载明，经甲乙双方股东友好协商，由甲方将持有的70%股权转让给乙方并承担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达成以下协议：甲方将福川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期为2015年8月31日，此前的债权债务由乙方全权承担，乙方同意接受2015年8月31日止的公司全部债权债务的经营性亏损即未分配利润项目中期末余款3529609.28元，乙方同意承担并负责偿还；资产损益表中反映的其他应付账款6336228元均由乙方负责偿还，乙方同意承担并愿意偿还；该协议为最终协议，乙方不得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和其他条件，并放弃诉讼权，乙方同意并按此协议执行。2016年，福川公司向重庆市公安局永川分局提出控告，要求追究张琦、顾秋渝、种明明以及王渝平的刑事责任。2016年3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永川分局决定对张琦等人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并分别对冉文生、王渝平、种明明、张琦、顾秋渝、刘兴乾进行了询问或讯问。冉文生在接受询问时称：其于2009年出资50万元设立福川公司，其自公司成立至2015年9月期间未参与福川公司实际管理，聘请种明明为福川公司实际负责人，王渝平等聘请张琦为公司总经理、顾秋渝为公司监事并负责公司财务工作；其不清楚福川公司的股权变更情况，不清楚王渝平何时开始持有福川公司股权以及持有股权的数量，相关股权变更的协议等都是种明明等人代签，工商变更登记后，种明明向其告知过股东以及股权变更的事情；后来涉及到福川公司的一些民事纠纷，经其与种明明交涉，冉文生又将福川公司的股权变更回来。种明明接受讯问时称：冉文生聘请其在福川公司任顾问，冉文生负责公司注册管理，其负责装修后勤，其不是福川公司的股东，公司成立之时股东只有冉文生。刘兴乾接受讯问时称：其不清楚福川公司筹建资金的来源，其参与筹建福川公司期间的费用均是向种明明报告，由种明明直接向其提供资金；种明明于2009年9月23日转款53万元至冉文生银行账户，9月24日从冉文生银行账户转出了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种明明还转款多笔款至其个人账户用于公司运转。2016年12月2日，重庆市公安局永川分局决定对种明明取保候审。2017年12月1日，重庆市公安局永川分局退还种明明取保候审保证金1万元。另，2014年5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冉文生、王渝平本人签署，该股权转让实际由种明明安排办理，冉文生、王渝平未参与办理该股权转让事宜。一审庭审中，冉文生另举示了福川公司章程，设立登记材料，张琦、顾秋渝起诉福川公司的起诉状，会计师事务所审查意见书，情况说明，冉文生对福川公司的投入明细、批售融资协议、授信函、保函格式、信用额度审批函等证明，拟证明冉文生履行了出资义务，王渝平等存在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以及冉文生个人为福川公司向福特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事实。一审庭审中，王渝平另举示了银行明细、福川公司工商档案材料等证据，拟证明王渝平是福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渝平是隐名股东，冉文生实际为代王渝平持股。冉文生陈述，2015年8月31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和债权债务承担协议，从债权债务承担协议来看，该日股权转让协议的转让款150万元是不用支付的。王渝平陈述，种明明是长安公司销售部门的负责人，种明明拿到了开4S店额度计划书，冉文生曾是种明明的下属，提出可以在永川设立4S店；因为种明明的身份，故商定借用冉文生的名义设立福川公司，福川公司设立时的租赁合同、聘用人员等都是种明明在负责，经营决定也是由种明明负责，种明明先后投入230余万元，仅收回了130万元；2014年，种明明提出将股权显名，冉文生提出保留30%的股权，所以将70%的股权让渡至王渝平名下；后来由于种明明自身身体原因无力经营，经与冉文生协商，将70%的股权低价转让给冉文生。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冉文生认为，冉文生一直认为王渝平将股权转让款支付到了福川公司，如果张琦、顾秋渝不起诉，冉文生也不会查询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至福川公司，进而才知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且，冉文生并未签署该协议，所以并不清楚具体的付款时间。一审法院认为，福川公司设立之初，冉文生是工商登记的唯一股东，种明明在公安机关讯问过程中亦陈述其不是公司股东、冉文生是公司的唯一股东，王渝平无直接证据证明冉文生代种明明或王渝平持有福川公司的股东，至于设立公司之时的具体操办人员以及资金来源亦不足以证明该代持股的事实，故王渝平有关冉文生实际代王渝平或种明明持股的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根据冉文生在公安机关询问过程中有关2014年5月18日、2015年8月31日两次股权变动过程的描述，冉文生起初并不知晓2014年5月18日股权变更的情况，冉文生知晓该情况后，因涉及福川公司的其他纠纷，双方商定将股权转回至冉文生名下。根据该事实，对于2014年5月18日、2015年8月31日两次股权变动，双方仅有股权变动的事实，并无股权转让支付价款的意思表示。另，2015年8月31日股权转让债权债务的承担偿还协议明确载明“该协议为最终协议，乙方不得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和其他条件，并放弃诉讼权，乙方同意并按此协议执行”，冉文生承诺就福川公司对王渝平不再享有其他权利。综上，冉文生要求王渝平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冉文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冉文生负担。二审中，冉文生向本院举示了如下新证据：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终7021、777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已有生效判决对福川公司股东及相应的变更情况进行了认定。对冉文生举示的证据，王渝平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相关当事人已对前述判决申请再审，且该案的当事人均非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王渝平向本院举示了如下新证据：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撤销案件告知书》，拟证明因种明明涉嫌职务侵占一案没有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已撤销该案，涉及刑事案件的相关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加以使用。对王渝平举示的证据，冉文生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种明明没有犯罪事实不能否认相关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认为，对冉文生、王渝平举示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冉文生举示的证据系案外人之间的纠纷，王渝平举示的证据亦与本案无实质关联性，故对前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另查明，2014年5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以货币方式在签订协议当日支付给甲方。另，冉文生在二审审理中陈述，上诉状中所称的2014年5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笔误，实际应为2014年5月18日。当时签订该协议时种明明没有与冉文生说，但一、二个月后种明明打电话告知冉文生，冉文生知道后没有反对。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冉文生、王渝平并未签署2014年5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事宜实际由种明明安排办理，冉文生亦称其在该协议签订后一、二月才知道此事，意即冉文生、王渝平并无订立前述《股权转让协议》的意思表示。因此，2014年5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有效成立，冉文生据此主张权利没有事实依据。其次，即便前述《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并生效，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有关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的约定，王渝平应于签订协议当日即2014年5月18日向冉文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现冉文生主张王渝平未按期支付，冉文生就应在2016年5月18日前向王渝平主张权利，但其实际于2017年4月10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亦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冉文生关于“其一直认为王渝平将股权转让款支付到了福川公司，如果张琦、顾秋渝不起诉，冉文生也不会查询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至福川公司，进而才知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诉称，因此，本案并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冉文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冉文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上诉人冉文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向 川审 判 员  章兴东审 判 员  汪 骞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钟 慧书 记 员  韩 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