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721刑初186号公诉机关安乡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龚爱平，男，1970年4月26日出生，湖南省澧县人，汉族，本科文化，澧县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澧县，现住澧县。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问题，于2018年12月10日被安乡县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因涉嫌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高利转贷罪，于2019年6月10日经安乡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并由安乡县公安局执行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于2019年6月24日经安乡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并由安乡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常德市看守所。辩护人：黄文彬，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肖兴利，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安乡县人民检察院以湘安检职检刑诉［2019］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龚爱平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于2019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遵照2019年6月4日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7刑辖13号指定管辖决定书，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11月11日中止审理，于2020年5月11日恢复审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艳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荣丽丽、伍贤杨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5日、5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安乡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霞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龚爱平及其辩护人黄文彬、肖兴利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安乡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上半年至2018年，被告人龚爱平以他人名义出资入股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者、领导者孙某1开办的湖南普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伴公司”），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骨干成员向某设立的常德市溢彩商贸有限公司谋取利益。期间，龚爱平利用其担任澧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以及“向某经营期货案”（以下简称“期货案”）专案组负责的职责便利，多次为以孙某1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逃避查禁而通风报信，隐匿、毁灭证据，帮助逃匿。具体事实如下：1.2015年12月23日上午，因借款人陈某1未向普伴公司按时归还借款本息，孙某2、孙某3（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等人前往陈某1位于澧县澧西街道关心社区的住所找其讨账，并殴打陈某1的妻子孙小蓉、妻妹孙某6。孙小蓉报警后，澧县公安局出警将双方带至龙潭寺派出所。孙某1电话请托龚爱平将其组织成员放回，龚爱平向时任龙潭寺派出所所长郑某打招呼，并把郑某及接警民警陈某2电话号码发给孙某1。郑某则将龚爱平请托事项转告陈某2。孙某1与陈某2多次电话沟通后，陈某2未按程序处警便将孙某2等人放回。2.2016年6月某晚，孙某1女儿孙伟（普伴公司出纳）与其女婿李澧（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及朋友在澧县欧巢假日酒店一房间内打麻将赌博时，李澧被澧县公安局澧阳派出所民警当场抓获，查获赌资3000余元。龚爱平受孙某1请托后向时任澧阳派出所所长郭敏说情打招呼，郭敏将此事转告办案民警杨大春，最终导致李澧等人当晚被放回，未受治安处罚。3.2018年3月26日，澧县公安局对孙某1黑社会性质组织收网（以下简称“3.26案”），抓获孙某1、孙某3等多名组织成员。当日，向某与龚爱平在常德市见面。龚爱平当场电话询问办案人员（澧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曾某）“3.26案”案情，并要求办案人员曾某将孙某1手机交给自己查看，并将涉案人员、涉嫌罪名及扣押物品等内容泄露给向某。随后，龚爱平与向某从常德市区驱车赶回澧县。龚爱平单独前往澧县政务服务中心附近与曾某见面，由曾某将孙某1手机解锁，龚爱平将手机中部分短信内容删除。事后，龚爱平将删除孙某1手机信息一事告知向某。此后，在“3.26”案侦办过程中，专案组安排民警王某对孙某1手机进行勘验取证。龚爱平经询问王某得知勘验内容中有与自己相关的记录后，于2018年3月底的某个星期六上午约王某在澧县国皇酒店茶楼见面，要求王某将其与孙某1的通话记录和信息删除，但被王某拒绝。4.澧县公安局在侦办“3.26案件”过程中，发现向某涉嫌非法经营股指期货案线索并开展调查。向某得知后，于2018年4月某天约龚爱平在常德国茂大厦茶室见面，询问应对措施。龚爱平用手机搜索“公安部经侦局非法期货交易犯罪案件侦办指南”、“湘阴县某非法经营期货案刑事判决书”后转发给向某，并告知向某公安机关侦办此类案件的方式为“查数据、赶资金”，要其举一反三应对调查。龚爱平还建议向某外出躲避侦查，更换手机及电话号码以防公安机关提取手机数据及定位，且只能与自己保持“一对一”单线联系。随后，向某将自己的智能手机丢弃更换“老人机”，并先后前往湖北监利、张家界等地躲藏。5.2018年四五月某天，向某从外地回到澧县后与龚爱平再次见面，询问如何应对公安机关侦查。龚爱平要向某与孙某1涉黑犯罪组织撇清关系，以免受到牵连；建议向某在合适的时机投案自首，并将经营期货的资金做好安排，提前准备合理说辞，争取少交违法所得、获判缓刑。此后，龚爱平授意澧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江某对向某予以关照。6.2018年5月27日，向某向澧县公安局主动投案。同年5月28日，澧县公安局对向某涉嫌非法经营期货案立案；次日，对向某刑事拘留。6月中下旬的一天，澧县公安局“3.26案”专案组决定将向某非法经营期货案与“3.26案”分开侦查，由经侦大队具体侦办，龚爱平负责。江某在向某未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多次向分管法制的副局长向延贵汇报对其变更强制措施。6月21日，澧县公安局决定对向某取保候审。经龚爱平同意，江某带领专案组将向某带至长沙、上海等地开展调查工作。期间，龚爱平为让向某弄清如何应对调查，在与专案组商讨案情及专案组日常侦查活动中均未回避向某，令其知晓了专案组的办案方式、技术手段、薄弱环节等内容。公诉机关就指控的上述事实提供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龚爱平的行为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且情节严重，结合龚爱平具有一般立功及坦白的量刑情节，提请本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龚爱平辩称：1.起诉书所指控的六次行为均真实存在，但认为起诉书指控的第2、3次行为不构成犯罪；2.第4、5、6次行为应整体评价合并为一次，即便成立犯罪，也仅存在二次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辩护人黄文彬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龚爱平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1.对起诉书指控的第1次行为，龚爱平主观上不知道被帮忙的人是犯罪组织的成员，没有使他人逃避处罚的主观目的，实际上也没有使得他人逃避处罚，因此该笔指控与法律、事实不符，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对起诉书指控的第2次行为，龚爱平主观上没有“为使他人逃避查禁”的目的，孙伟、李澧与同学打麻将的行为亦不构成违法犯罪，龚爱平客观上没有包庇、纵容违法犯罪行为。3.对起诉书指控的第3次行为，系龚爱平担心自己被查而为，并非为了包庇、纵容他人。4.对起诉书指控的第4、5、6次行为，均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起诉书指控的第4次行为，龚爱平既未要向某作虚假证明，亦未帮助其逃匿。对起诉书指控的第5、6次行为，实际是帮助公安机关查处向某的合法履职行为。另外，即便起诉书指控的4、5、6次行为构成犯罪，也只是属于连续犯的数个行为，应作一罪论处。辩护人肖兴利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起诉书指控龚爱平“多次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逃避查禁，而通风报信，隐匿、毁灭证据，帮助逃匿，情节严重”不成立，理由是：1.起诉书指控的第1、2次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行为。龚爱平对普伴公司所实施的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犯罪活动既不知情，也不支持，其主观上不具有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故意。2.起诉书指控的第3次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起诉书指控的第4、5、6次行为系龚爱平基于一个犯罪故意针对同一对象实施的包庇、纵容行为，在刑法上仅能认定为一次犯罪行为而不能人为割裂后进行多次评价。二、被告人龚爱平具有法定或酌定从宽情节。具体为：1.龚爱平检举揭发他人行、受贿300万元，属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系重大立功。2.龚爱平主观上有归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另外，本案系孙某1涉黑案牵连出来的案中案，但孙某1在侦查机关仅供述“为孙伟、李澧赌博请龚爱平出面打招呼”一事，在留置期间，龚爱平主动交代了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起诉书所指控的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特殊自首。3.龚爱平在工作期间因表现突出曾多次立功受奖，连续多年资助家庭贫困学生，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坦白、认罪、悔罪，积极劝说家属配合监察机关退缴违纪所得款项，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综上，在卷证据仅能证明被告人龚爱平实施一次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不构成“情节严重”。鉴于龚爱平具有重大立功、自首、积极认罪、悔罪、案发前曾多次立功受奖、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等法定及酌定情节，建议法院对其在有期徒刑二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27日，孙某1（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者、领导者，已判刑）为实施非法高利放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犯罪行为，注册成立湖南普伴信用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伴公司），孙某1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向某（已判刑）任总经理，公司另有工作人员孙某3、孙某2、李丹（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参加者，已判刑）等人。2012年下半年，时任澧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的被告人龚爱平经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澧县支行书记、行长戴某（另案处理）介绍认识孙某1。2013年上半年，龚爱平与戴某商量开办投资公司赚钱时，戴某建议直接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者、领导者孙某1开办的普伴公司。2013年6月，龚爱平以同学黄某的名义投资500万元入股普伴公司，2015年5月后退出，期间获利398万元。龚爱平和戴某在普伴公司没有具体职责，普伴公司日常经营主要是孙某1、向某和向佐军。2013年10月后，除继续实施以上违法犯罪外，该组织又实施沪深300指期货非法经营及其他犯罪行为。2015年6月1日，公司重组，向某退出公司，孙某3、孙某2成为公司新股东，孙某1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此后，公司新进工作人员有孙某4、孙伟（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参加者，已判刑）等人。该公司成立之后即从事高利贷、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犯罪活动，并采取暴力手段或者软暴力手段追讨高利债务，实施多起非法侵入住宅等犯罪行为，逐步形成以孙某1为组织者、领导者，以从事高利放贷、吸收公众存款、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活动为主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期间，龚爱平利用其担任澧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以及“向某经营期货案”（以下简称期货案）专案组负责的职责便利，多次为以孙某1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逃避查禁而通风报信，隐匿、毁灭证据，帮助逃匿，致使孙某1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称霸一方，被称之为“澧县第四派出所”，致使被害人不敢通过报案、控告等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报案后案件不能得到依法处理，致使陈某1等人房屋被强占，有家难回。另查明，被告人龚爱平于2018年12月10日被安乡县监察委员工作人员带至留置场所采取留置措施后，如实供述了本案事实，并检举揭发了中国人民银行澧县支行党组书记、行长戴某向澧县工商局局长杨明智行贿300万元的犯罪事实。2019年5月20日，办案机关扣押龚爱平所购澧县红日大厦预售、可售、空置的住宅18套。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本院认定的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户籍信息、中共澧县县委组织部干部档案室出具的《干部基本情况表》，澧县公安局出具的领导班子成员2013-2018年度职责分工情况、澧县人事信息卡、公务员登记表、中共澧县县委文件，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被告人龚爱平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龚爱平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及其任职经历、工作职责等。2.指定办理通知书、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案件揭发及归案过程，龚爱平的供述，证明龚爱平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3.安乡县监察委员会《关于龚爱平检举揭发他人的情况说明》、澧县监察委员会起诉意见书、龚爱平手书材料等，证明龚爱平具有一般立功情节。4.搜查证、《退还、返还暂扣/封存款物文件呈批表》、《查封／扣押通知书》、《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红日大厦楼盘信息表》，《解除查封/扣押通知书》、《解除查封财物清单》、《红日大厦楼盘表信息》，证明2019年5月20日扣押澧县红日大厦预售、可售、空置的住宅49套、商铺2套。2019年6月11日，解除查封住宅31套及商铺2套。5.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湖南省公安厅关于下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批联合挂牌督办案件的通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7刑终118号刑事裁定书等：证明孙某1、向某、孙某3、孙某2、孙伟、李澧等人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其中孙某1为组织者、领导者，向某、孙某3、孙某2、孙某4、李丹、苏毅、李澧、袁某、孙伟等14人为参加者。该黑社会性质组织还犯有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等。该犯罪集团利用本案被告人澧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龚爱平、澧县人民银行原行长戴某（另案处理）等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该案追缴的财产包含龚爱平以同学黄某入股普伴公司的分红款398万元。6.被告人龚爱平的供述与辩解：龚爱平出资500万元，以黄某名义入股孙某1开办的湖南普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每年按照入股资金30%的固定回报。黄某的建行卡上有两次分红。第一次是在2014年7月4日，袁某的工行卡（尾号3337）转入150万元。第二次是在2015年7月10日，孙某1的建行卡（尾号3291）转入黄某建行卡25万元，2015年7月10日左右，袁某的工行卡还给我其他的银行卡转入了120万元左右，具体的情况我记不清楚。第二次分红的金额也是150万元。除了2014年、2015年两次分红外还有两次补息。分别为38万元，60万元。2016年2月3日，孙伟（孙某1女儿，普伴公司接替袁某的出纳）工行卡（尾号8901）转入38万元。2016年7月22日，孙伟工行卡（尾号8901）转入20万元，2016年7月29日，孙伟工行卡（尾号8901）转入40万元，两次总共60万元。因为2015年5月退股，直到8个月后才退300万元，孙某1同意这300万按月息2.5分补息，这么算下来8个月正好60万元。我在入股普伴之初就先后问过戴某和孙某1，我在普伴公司有没有具体的职责，戴某和孙某1回答的基本差不多，都是说的让我在普伴的经营过程中打打招呼，协调关系。我认为就是利用自己公安局副局长的身份，对在普伴经营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或者纠纷，在政法系统内帮忙协调关系，打招呼，让矛盾纠纷能够得到顺利的处理。普伴公司是利用股东的自有资金向社会上有资金需求的人进行放贷收息，一般是月息3分，在放贷之前会对借款人进行调查，看借款人经营的行业，看是否有还款能力，考察合格的情况下再签订协议。资金来源基本都是股东的自有资金，我在与向某、孙某1喝茶的过程中听他们提起过，这里面可能有少量他们亲戚朋友的资金，其他资金情况不清楚。我在入股普伴的初期就知道普伴公司没有发放贷款的职能。在我的印象中普伴公司是不能吸纳社会资金的，在澧县所有的投资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都没有这项职能。2014年澧县对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一个调查通报，其中写了关于普伴公司的问题。普伴及其他公司存在通过员工私人账户归集民间资金，存在一定的非法集资隐患，属人民银行禁止的行为。对这种行为要求公安局、工商局等部分及时立案查处，对严重违法经营的公司依法予以取缔。我可以肯定的讲对于包括普伴在内的类似公司在经侦大队的工作例会上安排过调查工作，但没有针对普伴安排过专门的调查工作。普伴公司首先会与借款人签订协议，到期后借款人会主动上门还款，如果不主动还款普伴公司会派人电话催讨或者上门催讨，如果别人还是不还钱，就会电话威胁或者上门威胁，还会采取“看牛”（人盯人），甚至出现动手打人的违法现象。这种情况我都是听向某说的。孙某1也给我说过。大概是在2014年底、2015年初，在喝茶闲聊的过程中听他说过，孙某1说借款人来借款的时候都会上一课，上课的内容大概就是：普伴公司开在这里，有胆量把钱借给你，就有能力把钱收回来，希望你按照协议主动还款，基本上就是一些威胁的话。向某是在2015年5月，当时普伴公司股东要求退股，他认为普伴公司的经营理念不对，在收账的过程中出现人盯人、电话威胁、上门威胁甚至动手打人的少量违法现象。我没有将普伴暴力讨债，发放高利贷的情况进行上报。因为我曾经是普伴公司的合伙人，上报以后会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因为我是公务员及分管经侦工作的副局长，入股普伴违纪违规，普伴公司涉及到高利贷等可能涉嫌违法行为，用黄某的名义入股及使用黄某的银行卡是为了规避风险。我作为公安局副局长，对暴力讨债，发放高利贷的行为进行查处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因为自己的利益问题没有对普伴公司进行查处，这是一种包庇纵容的行为。龚爱平的手书材料：2012年下半年经戴某、王绍波介绍认定孙某1，2013年上半年，龚爱平与戴某商量开办投资公司赚钱时，戴某建议直接加入孙某1开办的普伴公司。后，在清心茶楼某包房和孙某1、戴某谈入股的事，孙说，普伴公司已在运行之中，现想扩大规模至7份，每份500万，已联系好杨晚球、向左军、向某三位股东，如果龚爱平和戴某参与就是6个股东，孙某1占2股1000万（1份自己的，另1份解决员工和社会关系），总共3500万。孙某1还说，普伴公司就是利用股东的自有资金对社会上有需求的人放贷收息，获取利润，利息大约是月息3分。过了几天，孙某1、向某、戴某、龚爱平又一起在清心茶楼某包房坐，继续谈入股的事，孙某1说他自己是董事长，向某是总经理，入股资金要在2013年5月30日前交齐。龚爱平和戴某提出要以别人名义入股，孙同意。后，龚爱平将此事告知同学黄某，并要黄给其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一张建行卡，并以他的名义入股，黄同意。经多方筹资龚爱平于2013年5至6月将500万转入普伴公司出纳袁某的工行卡中，并以黄某的名义正式入股了普伴公司。龚爱平的职责就是公司经营过程中如果出现了矛盾、纠纷，就帮忙协调关系，龚心里明白，就是利用身份和权力找体制内的人协调关系。7.证人孙某1的证言，证明龚爱平以黄某的名义于2013年投资500万元入股普伴公司。黄某总共领取了398万元分红款。2014年、2015年给龚爱平的分红按照股本金30%的年利率分红的，2014年150万元，2015年150万元，2015年以后，龚爱平退出300万元股本金，给龚爱平38万元资金当做分红，另外还给龚爱平打过一次60万元的分红，总共398万元。8.证人黄某的证言，证明龚爱平以黄某的名义于2013年投资500万元入股普伴公司，2018年一天，龚爱平约我见面，告诉我他实际投资普伴公司500万，第一年分红150万，第二年分红150万，第三年分了98万。并且2016年时他已经从普伴公司退出，但还有200万本金未收回。龚爱平和戴某在普伴公司没有具体职责，普伴公司日常经营主要是孙某1、向某和向佐军。9.证人戴某的证言：龚爱平比我早一年入股，那么他应该是2013年至2014年获利150万元，按本金30%分红，2014年至2015年获利150万元，按本金30%分红；2015年至2016年获利100万元，按本金的20%分红（这部分不太确定，要看龚爱平的退股时间）。2013年初，孙某1成立了普伴公司，要我帮人拉点投资人。在我与龚爱平的接触过程中，龚爱平多次表示手上有些钱想投资。就这样，我就向龚爱平介绍了孙某1和普伴公司。2013年上半年某晚，我约了孙某1到桃花滩宾馆八号楼茶楼包间见面，我和龚爱平到时，孙某1和向某已到，孙某1介绍说向某是普伴公司股东，介绍了普伴公司和股东们的基本情况，告知普伴公司是以放贷收息为主，如果入股每人要投入500万股金，我和龚爱平是给予固定回报，不参与股东会议及日常管理，每年回报是股本金的30%。后来，龚爱平以他同学黄某的名义入股。第一方面，孙某1需要资金，想为普伴公司拉投资者；另外一方面，是因为龚爱平澧县公安局副局长的身份，如果普伴公司在放贷收息过程中出现矛盾或者问题时，龚爱平能够帮忙协调处理（帮忙协调是指龚爱平利用他公安局副局长的身份，在出现违法或者其他问题的时候通过公检法部分打招呼）。所以，孙某1就同意我和龚爱平以给予固定回报，不参与股东会议及日常管理的股东来入股普伴公司。龚爱平清楚原因，一个是因为普伴公司缺钱，另外就是因为他公安局副局长的身份。并且我听向某说过，孙某1经常在外面说县里有龚爱平，市里有龚道义。孙某1经常打着龚爱平的牌子办事。普伴公司是放贷收息，但是收账的过程中会采取一些暴力手段，我第一次听说普伴公司采取暴力手段是在2017年年底，是因为我亲哥哥戴作军被普伴公司的人“看牛”（就是人盯人，把人控制在普伴公司），我因为一些事情要找戴作军，但是他手机关机了，我就找我弟弟戴爱军问情况，后来才搞清楚被普伴公司“看牛”了，我给孙某1打电话后才放人，在孙某1被抓后，2018年5月，向某到过我家里说过普伴公司及孙某1的事，向某告诉我普伴公司暴力讨债的事情。龚爱平清楚普伴公司的运营模式，我在给龚爱平介绍孙某1的时候，就告诉过他孙某1以前就是放高利贷的，并且提起过普伴公司就是以放贷收息为主的。10.证人向某的证言：2014年吃饭，孙某1喊我过去，介绍认识了戴某和龚爱平。3.26案发后，我通过龚爱平、戴某的言行察觉到龚爱平跟黄某入股500万有关。我从普伴公司退出后，参与了孙某1与龚爱平为黄某500万股本金四次结账的过程。11.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澧县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出具的普伴信用2017年职工花名册，普伴信用股权证，证明湖南普伴信用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成立，经营范围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分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原始股东为：孙某1（法定代表人）、叶小红、王少波、向某。现股东为叶小红、孙某3（法定代表人）、孙某2。孙某1、孙某3、孙伟、胡晓菊、孙某4、徐连英、孙某2、孙龙、孙建东、李澧为其职工。12.袁某分红流水记录，股本变动明细表，2013年至2018年红利分配明细表、黄某领款明细，黄某、向某、孙某1入股、分红及退股相关财务资料，证明龚爱平以黄某名义于2013年6月30日入股普伴公司500万元，于2015年11月30日退股200万元、100万元，2016年12月26日退股200万元。期间，黄某代龚爱平领取分红获利398万。13.立功证书照片3张、一等功奖章照片2张、个人记功审批表复印件1份共6页，胡吟蕾、钟梓晴出具的受被告人龚爱平无偿资助完成高中、大学学业的书面证言，证明被告人龚爱平工作时的功绩曾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被告人龚爱平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具体事实如下：一、2013年7月起，被害人陈某1先后向普伴公司贷款40万元，约定利息4%。2015年12月23日上午，因借款人陈某1未向普伴公司按时归还借款本息，孙某2、孙某3（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均已判刑）等人前往陈某1位于澧县澧西街道关心社区的住所找其讨账。因陈某1不在家，孙某2要求被害人陈某1父亲孙某5（1937年8月出生）和儿子陈文涛（患有肌无力）搬出该房屋，陈某1妻子孙小蓉、妻妹孙某6赶回家制止，被孙某2、孙某1、孙某3等人殴打。孙小蓉报警后，澧县公安局出警将双方带至龙潭寺派出所。孙某1电话请托龚爱平将其组织成员放回，龚爱平向时任龙潭寺派出所所长郑某打招呼，并把郑某及接警民警陈某2电话号码发给孙某1。郑某则将龚爱平请托事项转告陈某2。孙某1与陈某2多次电话沟通后，该案经调解结案。后普伴公司将陈某1家门锁强行换掉，并要求陈某1家人限期搬离。2016年下半年，孙某4在孙某3的指使下，将孙某5、陈文涛赶出该房屋后自行入住。2017年，普伴公司将该房屋转卖他人。该行为最终被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行为之一。二、澧县公安局在侦办“3.26案件”过程中，发现向某涉嫌非法经营股指期货案线索并开展调查。该非法经营期货案由孙某1、向某于2013年10月预谋共同经营沪深300股指期货，并先后与不具有组织期货交易活动和经营期货业务资质的长沙诺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贝公司）、湖南安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现代财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迅公司）签订配资协议，由诺贝公司和安迅公司违规提供带保证金的期货子账户，孙某1、向某支付保证金利息和期货交易手续费，非法经营该期货子账户。向某得知被调查后，于2018年4月某天约龚爱平在常德国茂大厦茶室见面，询问应对措施。龚爱平用手机搜索“公安部经侦局非法期货交易犯罪案件侦办指南”、“湘阴县某非法经营期货案刑事判决书”后转发给向某，并告知向某公安机关侦办此类案件的方式为“查数据、赶资金”，要其举一反三应对调查。龚爱平还建议向某外出躲避侦查，更换手机及电话号码以防公安机关提取手机数据及定位，且只能与自己保持“一对一”单线联系。随后，向某将自己的智能手机丢弃更换“老人机”，并先后前往湖北监利、张家界等地躲藏。三、2018年四五月某天，向某从外地回到澧县后与龚爱平再次见面，询问如何应对公安机关侦查。龚爱平要向某与孙某1涉黑犯罪组织撇清关系，以免受到牵连；建议向某在合适的时机投案自首，并将经营期货的资金做好安排，提前准备合理说辞，争取少交违法所得、获判缓刑。此后，龚爱平授意澧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江某对向某予以关照。四、2018年5月27日，向某向澧县公安局主动投案。同年5月28日，澧县公安局对向某涉嫌非法经营期货案立案；次日，对向某刑事拘留。6月中下旬某天，澧县公安局“3.26案”专案组决定将向某非法经营期货案与“3.26案”分开侦查，由经侦大队具体侦办，龚爱平负责。江某在向某未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多次向分管法制的副局长向延贵汇报对其变更强制措施。6月21日，澧县公安局决定对向某取保候审。经龚爱平同意，江某带领专案组将向某带至长沙、上海等地开展调查工作。期间，龚爱平为让向某弄清如何应对调查，在与专案组商讨案情及专案组日常侦查活动中均未回避向某，令其知晓了专案组的办案方式、技术手段、薄弱环节等内容。上述事实，有如下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本院认定的如下证据予以证明：第一组：与陈某1案相关的证据1.被告人龚爱平的供述与辩解：2015年的一天，孙某1给我打电话说：“我的一个亲戚和别人发生纠纷了，刚刚被龙潭寺派出所带了过去，帮忙给龙潭寺派出所打个招呼，事情不大的话能不能调解处理把人放回。”我说：“我问了情况再说。”这样我就给龙潭寺派出所的所长郑某打电话，我说：“刚刚被传到派出所的，是我一个熟人亲戚和别人发生纠纷，如果是事情不大，看能不能调解处理把人教育放回。”郑某说：“事情不大，可以调解处理教育放人。这个事是陈某2（龙潭寺派出所副所长）处理的。”我说：“那你给陈某2说下，我就不找陈某2了。等下我叫这个姓孙的熟人到派出所来找你处理。”郑某说可以。主要我就把联系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孙某1，并把郑某和陈某2的电话通过短信发给了孙某1并叫他找郑某去处理。后面就没过问了。因为我和孙某1是普伴的合伙人，以前就讲过在普伴经营的过程中，如果发生纠纷矛盾就让我在政法系统内做协调、打招呼，孙某1的意思就是要我给龙潭寺派出所的所长郑某为他亲戚和别人发生纠纷的事情打招呼。我没有过问后面的结果，也没有人告诉我，孙某1也没有告诉我处理结果，我分析应该是调解处理教育放人了，因为孙某1后面没找过我了。2.证人陈某2（龙潭寺派出所副所长，处警人员）的证言：我记得当时110把双方都带到派出所来了，后来又陆续赶来几个人，在我处理这个警情时，双方到派出所的人总共有六七人，具体哪一方有多少人记不清楚了，只能确认报警人那一方的人少些。当时我口头询问了双方当事人，事情经过是报警人孙小蓉差钱，另一方孙某2带人进到孙小蓉家里讨账，关于讨钱被打的事情，一个当时就要钱，一个说当时没得钱给，双方发生推搡、拉扯。报警人孙小蓉讲自己被孙某2等人打了，并言语和动作描述了被打的过程，我接着问孙小蓉哪里有伤？孙小蓉说没得伤。我又问了孙某2等人，他们说没有打孙小蓉。后来我就对这个警情调解处理，我对双方讲清楚借款要尽快归还，可协商还款计划，债权方讨要借款是合法的，可通过法院处理，不能采取打人、拘禁等非法手段讨账。后来双方都同意调解结果并离开派出所了。我没有到现场去走访调查。因为我认为不是个案子，再加上警力不足，警情多。孙小蓉两姐妹没有明显的伤情，按照她们描述的情节就是在讨账过程中的推拉行为，再加上调解时，孙小蓉两姐妹没提出异议，事后也局里回访没听说对调解处理不满。3.证人郑某（龙潭寺派出所所长）的证言：时任公安局副局长龚爱平为了这个讨账引起的纠纷给我打过电话，当时他说有个朋友因纠纷报警后被带到派出所来了，只说朋友讨账引发的经济纠纷警情，没有讲姓名、地点以及经济纠纷的具体内容，要我引起重视，关照下。我了解到是陈某2值班后就跟陈某2讲龚局长为这个报警事件打电话过来了，你重视下妥善处理。后来我也就没再具体过问此事了，陈某2调解处理完之后也没有向我汇报。4.证人孙某1（黑社会性质组织者、领导者）的证言：2015年年底，因陈某1没有向普伴公司按时还本付息，我、孙某3、孙某2等人到陈某1住的银谷国际小区旁边的家里去要账，与陈某1的家里人发生冲突，双方发生了揪扭，对方报了警，派出所来人后把我们带到了龙潭寺派出所，我就跟龚爱平打电话，要他跟派出所打哈招呼，关照处理。没过多久，龚爱平回话说一句跟派出所长打招呼了。最后调解处理。5.证人孙某2（黑社会性质组织参加者）的证言：陈某1住在澧县小产权房三楼，当时我一个人上楼去陈某1家三楼的，陈某1老婆和父亲等人在家，我们当时因为收账的事情还发生了肢体冲突，我和陈某1老婆发生了打斗，我也被陈某1老婆打了，同时我把陈某1老婆头发扯掉了一些，我被二三个人按倒在地上后把陈某1老婆踹了两脚，打了她。到陈某1家讨账是孙某3安排的，和我去的应该是孙建东。双方争吵并发生了肢体冲突，后被民警制止。6.证人孙某3、孙某4（黑社会性质组织参加者）的证言，证明去陈某1家讨账时，双方争吵并发生了肢体冲突。7.《三合一指挥中心接警单》、处警情况说明、接处警案（事）件登记表、报警案件登记表、澧县公安局龙潭寺派出所对孙小荣、孙某2债务纠纷的处理情况，证明该案系2015年12月23日孙小蓉报警称自己与孙某2因经济发生纠纷，后公安将双方带至派出所，受理民警为陈某2、李超，该案系调解结案。8.相关案件笔录，孙小蓉（孙培志前妻），陈文涛（陈某1儿子）、曾祥菊（出租人）、孙某5（陈某1父亲）、孙某6（孙小蓉妹妹）的证言，证明因陈某1在普伴信用公司借了钱，2015年12月底，孙小蓉和孙某6在家被孙某2、孙某1殴打，民警将双方带至派出所，进行调解。9.澧县人民检察院线索移交函及孙某1等人涉黑案报案及处警情况说明，证明澧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孙某1、孙某2等13人组织、领导、掺假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等案中，发现该案共有七起被害人在遭受暴力讨债后，由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报警，但处警结果存在不当。其中一起案件为本次事件。10.澧县人民检察院湘澧检刑诉（2019）135号起诉书、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7刑终118号之二裁定书：证明经法院判决，孙某1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孙某3、孙某2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因本案纠纷成为三人另行成立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犯罪行为之一，龚爱平为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恶行向相关公安办案机关打招呼，致使行为进一步恶化为非法侵入住宅。第二组：与向某案相关的证据1.被告人龚爱平的供述与辩解：（1）在“3.26普伴”案收网后，我帮向某打听基本案件情况。（2）为向某非法经营期货案出谋划策。（3）为向某给办理非法经营期货案的办案人员打招呼。（4）在向某协助侦查期货案阶段，给向某透露案情。（帮向某打听案情）2018年3月26日，我当时被抽调到市委工作组工作，“3.26普伴”案收网之后，向某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澧县公安局把普伴公司的相关人员全部抓了，问我事先知不知道。我告诉向某我不清楚，向某跟我说当时他在普伴公司附近，公安局的人看见他了但是没有抓他，向某觉得该案与自己没有关系。当天晚上，向某来到常德，约我到国贸大酒店的茶吧见面，见面后问我是什么事为什么要抓这么多人，并且问我事先知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就打电话给澧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教导员曾某，问他知不知道普伴的事，曾某告诉我他是临时参与行动的，具体情况不知道。然后我就问曾某澧县公安局抓了哪些人、收了哪些东西，抓的人涉及哪些罪名，有没有与我有关的负面消息，并且我还问曾某孙某1的手机被收了没有。曾某针对这些问题都向我作出了回答，曾某告诉我普伴公司的相关人员可能涉及到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罪名，没有关于我的负面传闻，并且扣押了孙某1一台手机。我跟曾建说我等下回澧县想约他出来看看孙某1的手机里和我的短信息，然后我就问向某，普伴公司的事与他有没有关系，向某表示普伴公司暴力讨债的事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与他没有关系。当天晚上我就和向某一起回澧县了，在路上就和健约好在行政中心见面，大概晚上12点的时候，进入县城，向某就下车了，我自己开车前往行政中心前与曾某见面。因为知道删除的信息可以恢复，我在删除信息后曾经向王某咨询过如何彻底删除手机内容。向某约的我在常德国贸大酒店见面，我们见面后，向某又把在电话中问我的话又问了一遍，他这次来的目的是想通过我了解“3.26普伴”案件的具体情况，我通过打听后也告诉他了。我给曾某打电话时向某就在旁边，我和曾某的通话内容向某基本听到了，我挂电话之后也给向某具体介绍了曾某告诉我的情况。就是曾某告诉我的有一共抓了人，可能会涉嫌哪些罪名，扣押的普伴公司的电脑、账本等情况我全部告诉向某了。（向某非法经营期货案出谋划策）2018年4月某天，向某约我到常德国贸大酒店的房间里，他说公安局在收缴扣押普伴公司的相关资料中，发现了经营期货的线索，公安局对相关玩家调查后，玩家将被公安机关调查的情况告诉给了向某，向某问我怎么办，我告诉向某我不懂期货，也没有经办过相关案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我就在手机当中打入沪深300指期货经营等关键字进行搜索，就查找到与期货经营相关的信息，我选了《公安部经侦局关于办理期货案件的办案指南》和《湘阴县某某某经营期货涉嫌非法经营的刑事判决书》两条信息，我觉得这两条信息对向某有点帮助，就发给向某，让向某对照这两个文件学习，帮助向某举一反三，方便以后应对公安机关的调查。同时建议向某到外出避一下风头，最好到境外去，同时换掉他自己的手机和手机号码。尽量少和家里联系，以免被公安机关抓获。如果有事情就要向某打我的手机，保持单线联系。在此之后也是4月份的一天，向某约我到常德的某个茶楼见面，我们见面后，向某还是因期货案的事情问我怎么办，我说我查阅了相关资料，类似期货非法经营的案子，最后都是收缴非法所得，判处的缓刑，我告诉向某也要朝这个目标打好基础。一是将期货所涉及的资金资产整理好，对于来源和去向要有合理的解释。二是要找好人与公安局协调好关系，为今后少交非法所得，争取判缓刑打好基础。三是尽可能的找准机会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这个时候澧县公安局还没有接触向某。我给了向某建议后，向某就到湖北时间。第一，我给向某的资料，他看了。第二，向某确实外出躲避了一段时间。第三，在之后向某的手机和手机号码也确实换了。第四，向某直至主动投案确实一直和我保持的单线联系。第五，向某对期货资金资产的处理情况我不了解。第六，在向某投案自首期间，我确实给向某推荐过人去私下联系江某并且我亲自给江某打过招呼，要求他给向某照顾。第七，向某也确实听了我的建议跟江某建立联系，之后认为时机成熟才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为向某给办理非法经营期货案的办案人员打招呼）在2018年5月，我结束常德市工作组的工作回到原单位上班，5月初局里决定期货案的侦查交由经侦大队大队长江某负责，局里确认他负责后，江某到我办公室说过这个情况，因为我之前在常德市工作的时候打过电话问过期货案的情况，他知道我比较关心向某。我当时就说合适的时候给向某一点关照，江某对我说知道了。江某负责期货案后不久，向某打电话向我询问能不能与江某见面认识下，把期货案子和江某说一下，让江某心里有数，但第一次见面不会给江某提任何要求。我给他建议可以通过原经侦大队大队长彭德淑介绍认识江某，向某说知道了。过了几天，向某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通过他妻子袁某的姐夫洪某和江某的妹夫李某1牵线与江某见了面，洪某和李某1都是澧县交警大队民警，但是向某没有告诉我他与江某见面的具体情况。向某将与江某见面的事告诉我之后没多久，江某也给我汇报过向某找他的事情。向某找我的目的是为了与江某建立私人关系，想私下与江某见面。向某与江某建立良好的关系后能够达到从轻处理的目的。我的话肯定是影响到江某了的，因为之后我和江某也探讨过向某怎样才能达到少交罚款，判处缓刑。江某和向某见面后的第二天，江某到我办公室跟我说昨天他和向某见面了，我跟江某讲合适的时候给向某一点关照。我要江某关照向某的目的就是少交非法所得，尽量能够判处缓刑，江某也明白我的意思，我和江某讨论过向某的案子，一致认为完全逃避刑事追究是不现实的，只能向争取少交非法所得，判处缓刑努力。明确江某负责期货案之后，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调查，但是进展不大，到5月底的一天，江某到我办公室告诉我，现在专案组的侦查工作很缓慢，连上线的银行账户都搞不清楚。江某的意见是想让向某投案自首，这样既有利于侦查工作，又有利于向某今后的处理。我就告诉江某说他这个想法很好，对向某今后的处理有帮助。江某问我如何通知向某，我就说之前向某是通过谁找到他的他就通过这层关系去找向某，后面通过洪某劝说向某投案自首，之后向某也打了电话给我向我征求意见，我说投案自首当然是可以的，这是法定从轻条件，对他今后的处理有帮助，两三天后，向某就到澧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投案自首了。因为这时向某通过与江某私下搭上关系，且我知道向某的事必须要查之后，我也给江某打了招呼，向某咨询我是否能去投案自首，我认为既然案子是必须要查的，他又跟案子负责人江某联系上了，我就建议他去公安机关投案，并且告诉他投案自首对今后处理有帮助。（在向某协助侦查期货案阶段，给向某透露案情。）向某投案自首之后，在经侦大队断续的进行了几天的审查。审查几天后，专案组成员在向某的住处开展搜查，发现了关于期货方面的结账单据，单据显示向某经营期货以来盈利2700多万元，专案组成员认为向某不老实，便研究对其采取刑拘措施，将向某关押进临澧县看守所之后，专案组由副局长向延贵和江某的带领下前往长沙调查，并抓获了上海方面的吴汨云，对上线**凌刑拘、上网追逃。5月底的一天晚上，“3.26”专案组召开会议，通过研究会议决定了以下事项，但是我没有参与该项会议，我是后面结合陈世杰局长的谈话和江某的转达归纳的：一是普伴专案组和期货专案组分开侦查，江某任期货专案组的组长，我是分管局领导。二是期货案是围绕打上线、摸套路、捞创收、促打击开展侦查工作。三是侦查工作首先由上海诺贝公司这条线入手，摸清嫌疑人作案的具体方式方法，12月份开始对长沙安迅公司这条线动手。四是向某可以取保候审，但必须协助专案组的协查工作。第二天陈世杰局长就找我谈话，传达先天晚上的会议内容，并要求当天外出开展调查工作，之后我就把江某及其他专案组成员喊到我办公室，简单的了解了他们前期的工作情况，然后决定由江某带队前往长沙开展工作，当时江某建议将向某取保后一并带往长沙协助调查工作，我同意了。这样专案组就带着向某前往长沙开展调查。向某随同专案组两次到过长沙，一次到过上海，都是江某带队，我是在他们在长沙搞了三四天后过去的，上海我没去过，只去了长沙。长沙住了两个地方，金麓国际酒店和戴斯酒店。江某告诉我他和向某约定了让向某带一辆商务车供专案组使用，车辆由向某先垫付。住宿可报销的330元以外的差额部分由向某垫付，部分开餐费也有向某先垫付，这些垫付的费用等专案组到局里报销后再支付给向某。正式的开会和研究案子从来没有让向某参加过，但是在吃饭时和在房间与侦查员闲聊的时候，就没有避开向某。这样也就让向某知道了一些办理期货案的情况。向某知道了侦查的目的、方向、途径、方式方法及证据收集的薄弱环节。我和江某及其他专案组成员谈到案情时，我和江某都没有制止。一是我觉得围绕打上线这个主题需要向某的协助。二是无意识的行为。三是潜意识中我也是想让向某知道了解案情，让他知道怎么避重就轻、应对调查工作，对他今后自己的案子处理有帮助。我前面讲过，我一直想帮向某达到少交非法所得，判处缓刑的目的。一是办理期货案件需要省证监局进行资质鉴定，让向某知道有无经营资格是案件定性为非法经营的关键点。二是办理期货案件中要获取期货软件的后台电子证据，并报省证监局对被告人进行行为鉴定，向某通过与专案组一同外出调查知晓我们当时未取到上海这条线上的电子证据。知道了案件的薄弱环节。三是向某知晓了我们当时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打上线、高创收，通过对上线的调查，对中下线一并打击处理。这样让向某知道了他的案子不是重点，当时的重点是放在上线上面的，如果上线查不清，对他的案子有利。另外向某还知道了通过银行账户查询期货账户、分析银行账户等，这样向某就了解了该案的涉案人员及涉案情况及公安机关的一些办案手段。2.证人向某（黑社会性质组织参加者）的证言：2013年3月底，普伴公司注册，注册股东有孙某1、王少波、向某、叶小红，注册资金1000万，法人是孙某1。后来王少波的份额由杨晚球进入，杨晚球、向某、叶小红各注资500万，公司2013年4月1日开业。2013年9月，孙某1告知向某，黄某、王春明各注入500万到公司。2015年5月，向某从公司退股。因为2013年9月，孙某1的堂弟孙某3进入普伴公司工作，向某不赞同孙某3的三个做法，导致与孙某1的公司发展理念发生偏移，一个是收上门费、二个是损公肥私收别人烟，三是乱放款，孙某3还带人打别人车玻璃，向某担心孙某3暴力讨债的行为出事，遂要求退股。不知道是2018年3月26日当天还是后一两天的晚上，也不知道是我跟龚爱平打的电话还是龚爱平跟我打的电话就问我普伴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就跟他说电话里面说不清楚，见面再讲，然后我就一个人开自己的车到常德去了，跟龚爱平约的到国贸一个客房里见面（具体房间号不记得了，应该是用我自己的身份证开的房），我们到国贸的时候就到了晚上八九点的样子了，见面之后我就告诉龚爱平我在派出所听到的普伴公司的人暴力讨债的事情，当时龚爱平听了这个情况之后，就开始因为3.26当天跟孙某1有过通话的事情比较担心，认为那几个电话不应该打（不该接），然后还告诉我他在我到之前给澧阳派出所所长刘钧打过电话，问刘钧说3.26普伴收网的时候龚爱平跟孙某1之间有5个电话联系，会不会有影响。刘钧回答他说哪个警察没两个朋友了，没什么问题。在国贸房里聊了一会之后，龚爱平又背着我去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就喊我开他的车陪他回澧县，当时他并未告诉我回去干嘛去，然后就要我把他送到行政中心的红绿灯那里他就下车了，到行政中心的时候已经到半夜凌晨了，龚爱平当时下车之后就要我离开，我就驾车离开了。（我把车开到了桃花滩宾馆门口在车上睡觉），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龚爱平又要我去接他，我忘记是在哪里接的他了，接到他之后，龚爱平就告诉我他刚刚在澧县政务中心下车是去跟调查普伴案件的保管手机的民警见面去了，然后他把孙某1手机里面跟我们几个人的通讯短信都删了，我就问了哪几个人的信息，龚爱平就告诉我有戴某的、陆立新的、龚道义的、他自己的和我的，我就问他我跟孙某1里面有什么东西，龚爱平就告诉我：“你们两个没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删了。”再之后我们两个又开龚爱平的车回常德各自回各自住处去了。第二次是2018年4月，在“3.26”案发后十来天，听说澧县公安局在查我经营期货的案子，我就和龚爱平在常德国贸酒店的一个房间里见面扯这个事情。龚爱平讲他们局里没有办过类似案子，要我到网上搜下相关案例来应对。我们两个人都拿着手机搜索关于期货的案例。搜完案例，龚爱平告诉我按照他的理解，公安办类似案子的方式就是查后台数据、赶资金，对经营所得都会进行追查，到时候对资金的去向要有合理的说法等等。龚爱平问我后台数据有没有？当时我就给龚爱平介绍了经营期货的操作情况，并说后台数据在“上线”和每个期货点上的电脑里面，我这里没有保留相关的后台数据。龚爱平又问我赚到钱没有？我说没有。龚爱平还提醒我到时候公安机关问我普伴分红所得去向时要准备好说辞，比如说买了车等等。我当时说我又没从普伴分到钱。龚爱平的意思是要我把从普伴出来的钱想好去向应对侦查，避免与溢彩公司的资金发生联系，因为他和黄某的钱投在了溢彩里。后来聊了一阵我就说这么查是不是要出去躲一下，龚爱平讲他现在在常德办的案子的对象躲到香港去了，国内没什么躲头，要去就去境外。到了四月底五月份左右，我认为境外不方便，就去湖北我一个女朋友处避风头，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星期。龚爱平告诫我公安机关会对智能手机进行定位，要我换个“棒棒机”（指老人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非智能手机），我按照龚爱平的建议把自己以前用过的智能手机换成了一部“棒棒机”。第三次是我从湖北回来后，我与龚爱平在澧县瑞高酒店四楼棋牌室房间见了一次面，龚爱平找我讨账（之前我给龚爱平打了600万的借条），后来我们聊了期货案子的事情，龚爱平问我期货是真盘还是假盘，我讲是真盘，钱都进了大有期货的盘子。后来我还和大有期货金银银通了电话，龚爱平自己与金银银聊的，他问了大有期货公司的情况，是不是正规公司等等。打完电话之后，龚爱平就告诉我大有期货是正规公司，后台数据肯定有，只能去投案自首、实话实说，这样才能从轻处理。龚爱平还说现在这个案子是经侦大队江某办的，要我去找江某投案自首，并问我认不认识江某，我说不认识。龚爱平说你去找个和江某熟悉的人与江某坐哈，聊投案自首的事。龚爱平还特意提醒我不能自己去与江某见面，因为是江某办的我的案子，看到我不捉违反了办案原则，提了就不算投案自首了。后来龚爱平说为了避嫌自己不方便与江某联系，建议我通过原经侦大队长彭德淑与江某联系好之后再去投案自首。隔了一二天，我通过姐夫洪某与江某见面联系投案自首的事，洪某回来后把江某的号码给了我，我打给了江某，江某问到底是真盘还是假盘，我说是真盘，江某就要我第二天早点到公安局8楼找易某把问题交待清楚。2018年5月27日，我到经侦大队投案自首，连着问了几天，突然澧县公安局决定将我刑事拘留，关了24天之后对我取保候审（先是关在澧县后来转到临澧），是谭某和刘某办的释放手续。从临澧看守所出来后直接把我带到了澧县，并和江某他们一起吃晚饭，江某在饭桌上讲带我到长沙去搞调查，配合好了算我立功，并提出要我派一台车，食宿费用超出330元的部分都由我负责。接着江某他们就和我一起去长沙办案。过了几天，龚爱平也赶到长沙，说是具体负责期货案件的侦办。在长沙期间我全程参加了他们专案组的内部碰头会，我记得有一次龚爱平还在会上对我讲要我配合好工作。通过参加专案组的碰头会我了解到澧县公安局的领导意图是先拿诺贝公司练手，练完再去找安迅公司，安迅公司是国有公司有钱些；另外通过参加碰头会，我了解到了经侦在查诺贝这条线时发现进入诺贝的钱有50多个亿，但没有搜集到后台数据，案子好像搞不下去等等情况。我以前用的手机是一台国产手机，vivo超薄的那款，黑色。在2018年8月左右，有一次我开车经过澧县澧水大桥的时候想起了龚爱平的那句话就把手机扔到河里去了。孙某1被抓后澧县公安局开始查我搞期货的事，我因为怕被抓就出去“跑路”，去湖北待了1个多星期，后又在张家界待了3个星期左右。在出去之前我和龚爱平在国贸大酒店见过面，龚爱平给我出主意要我出去躲几天并说最好就躲出境，不要在国内，并告诫我公安机关会对智能手机进行定位，要我换个“棒棒机”（指老人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非智能手机）。之后我就跑路先后去了湖北和张家界，在这期间我按照龚爱平的建议把自己以前用过的智能手机换成了一部“棒棒机”，后来我按照龚爱平的建议通过姐夫洪某与办我案子的江某联系上，再自己去公安局投案自首的。2018年6月21日我被取保候审，直到2018年9月27日再次被刑事拘留。在6月21日至9月27日这个时间段，是龚爱平、江某负责侦办我非法经营期货的案子，每逢周六、周日，我和龚爱平、江某经常在茶楼玩牌（跑胡子），多次聊起案子的事情。我记得有几次龚爱平向我提起过我的案子不能和普伴的案子搅在一起，搅到一起就是涉恶不能判缓刑，要我争取交点罚金判缓刑。他还讲我的案子可能会在公安机关就“鸢了”（指不会起诉到检察院），万一起诉到检察院了再去找关系。江某也讲过取保候审之后不查的话，一年满了证据不足我的案子就自动销号了。2018年5月二十几号的时候我去澧县公安局自首，在自首之前龚爱平给我说：“你给江某搞几条烟，你去自首就直接取保。”在自首的前一天我要我姐夫洪某找江某到茶楼里面坐，这个过程我没有参与，洪某给江某说我要去自首，并且说我给江某要搞几条烟的。因为期货中具体的案情洪某和江某都不清楚，所以江某告诉洪某要我给他打个电话。洪某回来后我就给江某打电话，江某问我：“你的期货盘子是真盘还是假盘？”我说：“是真盘。”江某说：“我也听不懂，你还是明天早上到经侦大队找易某调查，我给你安排好。”之后我就去自首，后来先后被刑事拘留关押在澧县、临澧看守所。2018年6月21日我被取保候审，然后跟着公安局的人一起长沙调查期货的事，期间有一天回到了澧县，我听龚爱平说江某为我取保的事情出了力，还与澧县公安局副局长向局长吵了一架，要我感谢江某。我就准备了8条和天下烟给洪某，然后要洪某联系江某把这8条烟送给他，但是江某当时不要（具体怎么联系的不清楚）。所以我就要洪某把这8条烟交给了江某的妹夫李某1（具体的过程不清楚），之后洪某告诉我把烟交给了李某1，放在了他的车上。当时向某关在临澧县看守所，澧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谭某、刘某将向某从看守所提出来，吃饭时，江某要向某配合调查，因办案经费有限，超出每天每人330元外的经费由向某出，向某同意，并电话租了一辆商务车供长沙开展期货案的侦查。向某和江某在长沙待了差不多一个月。在长沙市政府对面的一个酒店住的时间最长，约500元／天／间。刚到长沙时，龚爱平还不是调查组成员，过了几天后，龚爱平到长沙为主负责期货案的调查。向某主要协助查询银行流水、核对人名、找公司和相关人员的住址、提供期货业务的咨询，包括有哪些期货公司、公司用哪些账户、期货的操作手法等。每天晚上都是在江某住的套间开会研究案情，每次向某都在场，开会时每名调查民警汇报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然后安排第二天的具体工作。龚爱平在长沙时会参加会议，每次都会布置具体的工作，并由江某具体实施。期货专案组在长沙调查期间有十几万的花销，以刷卡为主，大部分都开了发票，由向某保管。通过向某，澧县警方弄清了期货的资金流向等情况。3.证人江某（澧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的证言：2018年5月，向某通过洪某找到我想要投案自首，我同意了，并安排易某接待向某。隔了一二天，向某到经侦大队投案，是易某接待的。但据易某讲，向某态度不好，说经营期货亏了。当时负责指挥案件侦办的副局长向延贵就决定对向某家进行搜查，搜出账本和书证，证明向某经营期货盈利二千多万，接着局里就决定对向某刑事拘留。羁押后不久，易某对向某进行了几次提审，向某对我们在其家中搜出的书证材料上都写了“有出入”。大约6月，局里召开专案会议，会上陈世杰县长提出把非法经营期货单列侦查，争取打上线，搞创收。后来我们就对向某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并将向某带至长沙外调侦查。我向陈世杰局长和向延贵副局长都汇报过。在向某自首前，我就向陈世杰局长汇报过期货案侦办情况，当时我提出线索不多，能否做向某的归案工作，并对其取保。陈世杰同意。向某被拘留后十多天，我问了易某，他说向某态度还可以。我了解这个情况后就一人去了向延贵办公室要求对向某取保，但向延贵不同意，我还和他争论了几句。因为洪某找到我做的向某的自首工作，之前陈世杰也已表态，把向某拘留这么多天，我心里过意不去。再加上我考虑不利于以后做归案工作。我记得在向某取保候审前的一次专案调度会上，陈世杰对我讲过非法经营期货的案件是个经济案件，这个案件你们不懂就把向某带出去配合调查，让他争取立功。在向某被取保候审的当天我也向向延贵打电话汇报过，他也同意了。把向某带到长沙开展侦查期间住宿具体是易某报销的，当时吃饭的时候有向某结账买单的情况。（长沙工作）主要工作是查银行流水、捉人、分析资金流向赶账、省厅汇报等等，龚爱平副局长具体负责后，我每天都会召集专案组成员在我住的房间开碰头会，进行工作总结、分析和安排。龚爱平以及专案组成员参加，有时候也会要向某参加，问他有关资金以及人员等情况。龚爱平在长沙期间开碰头会时，有时候也会把向某叫过来问情况，吃饭我们也在一起。开碰头会时我们会聊起非法经营期货案件的侦查情况、进展以及要取哪些证据等等，龚爱平是否回避过向某我记不清楚了。吃饭时我印象中很少聊起案子的事情。住过岳麓区家宾馆以及中国城戴维斯酒店。向某和我们住一个酒店，吃饭也在一起。在龚爱平负责非法经营案之前，我们没有沟通过上述案件的案情，他也没有找我打听过上述案件的案情。4.证人洪某（澧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作人员）的证言：2018年5月，向某打电话给我：“公安局在查我搞期货的事，这要不要紧？经侦大队是哪个负责？”我说：“经侦大队是江某负责的，期货的事我搞不清楚。”向某说：“你帮我问问江某这个事的情况，看看要不要紧。”我同意了。我没有江某的电话号码，但是我和江某的妹夫李某1关系很好，李某1和我都在交警大队工作。于是我给李某1打了电话：“江某的电话是好多？我有点事要找他。”李某1没有多问就把江某的手机号码报给了我。然后我马上给江某打了一个电话，我问他：“向某的事情严不严重？”江某说：“这讲不好，你要他自己来，配合调查。”然后我说：“你在哪里？我来问问情况。”江某说：“你到我屋里来。”我问了他家庭住址后就约他到紫藤阁茶楼见面（江某家住紫藤阁茶楼上面），见面后我再和他聊了向某的事，我说：“这个期货的事到底大不大？”江某说：“你要他自己来自首，跑是跑不好的，外面好多红通人员都抓到了。”我就问：“是直接找你还是哪门搞？”江某说：“你把向某带起直接找易大队就好。”也就聊了十多分钟，然后就走了。不知道是当天还是第二天我去向某的家里（韵达城别墅区），当时向某老婆袁某也在家。我当时都没进屋，向某开门后我就在门口给他说的，我说：“我向江某咨询了，还是要你自首配合调查。”向某也没有多问说：“要的，那就明天去。”之后我就走了。不知道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开车到了向某家里，把他接了以后就一起到公安局经侦大队自首。我们二人是直接到的经侦大队副大队长易某的办公室，易某要我先走，然后我就一个人回家了。他们谈的内容我不清楚，大概是三天后向某就被关起来了。5.证人李某1（澧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码头铺中队中队长）的证言：2017年四五月，我和江某、小舅子江平等几个人准备在紫藤阁茶楼吃饭，洪某打电话跟我说找我舅姥江某咨询点事情，我就告诉洪某我和江某正准备吃饭要他也过来。洪某来了之后，我、江某和洪某三人在紫藤阁茶楼的包间里见面，洪某找江某说：“向某的事要怎么搞？”江某说：“你最好是让他投案自首，有个立功表现。因为他案子涉案金额比较大。”因为我不懂他们所说的案情，只是从他们的交谈中大概听到了“期货”的词语。我们三人总共在包间里谈话不超过二十分钟，具体的谈话内容我记不清楚了。但最后江某告诉洪某要向某自己投案自首。6.证人易某（澧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的证言:5月底的一个周末，江某电话通知我向某要来投案，要我做好接待的准备，并且要求谭某、刘某、王焕宽一起进行接待。5月27日向某在他交警队的亲戚陪同下到经侦大队投案，首先是到的我的办公室（澧县公安局803），然后我、刘某、谭某就在我办公室开始对向某进行问话并且宣传政策，向某在表面上还是配合，承认了经营期货的事情，但是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还是避重就轻。因为没有对向某进行立案，在进行问话后就让向某回去了，第二天（星期一）开队务会将向某的情况进行汇报，会上一致认为向某虽然自首了，但是态度不是太好。江某安排我把前期的情况写一个调查报告星期二到市经侦支队汇报，下午的时候决定向某立案，对房屋、车辆进行搜查，下午下班后把向某传唤到公安局，然后让向某带着我、谭某、刘某、张仕楠一起参加搜查。因为当时没有立案，又找不到向某的人，所以才上的临控措施，具体上临控没有需要找经办人核实。向某带着我们4个人到了运达城别墅区，首先是在他家门口对他的汽车进行了搜查，里面没搜查出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在向某家里进行搜查的时候发现部分账本和记录盈利情况的纸张，上面记载向某经营期货共获利2700多万元。在搜查结束后没有带向某回到公安局。搜查中是没有扣留Ｕ盘、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我在搜查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也没有人告诉我发现了这些东西，但是后来我听说第二天的时候又扣了向某的电脑等物品，至于手机有没有扣留我不清楚。这是江某安排的，他说让向某先回去，明天谭某、刘某到法制办汇报情况。第二天我和江某去市里面进行汇报，一起汇报了三个经侦大队的案子，分管经侦的副局长龚爱平也一起去了。市经侦支队也没有办理过这类非法经营期货的案子，所以也没有做明确的指示。汇报的结果也不好，回澧县后我也比较郁闷就没去公安局，然后第二天上班就听谭某、刘某说法制办认为向某态度不好已经刑拘了。当天晚上搜到的书证资料放在了我办公室的档案柜里面。没有人借。这些书证资料一直放在我办公室的档案柜，后来我记得因为不方便附卷就叫刘某把一些资料内勤保管（李某2或者专案内勤）。之后通过向某通知另外一个涉案人员苏毅投案自首，刑拘后向某一直不配合审讯工作，认为他投案自首了就不该刑拘，还闹情绪，之后我们还从澧县看守所转到了临澧看守所，向某仍然不配合。所以就将调查转向外围，然后我、江某、向延贵去了省厅汇报，并且去湘阴县学习，我取了一份判决书，并且在长沙进行了相关账户的查询工作。通过调查把向某经营期货的资金走向基本搞清楚，但是期货交易都是通过软件进行，然后相关后台数据一直没有获取到。刑拘二十多天的时候因为证据不足以提捕对向某进行了取保候审，然后要向某协助调查组进行调查。我记得是江某通知我在网上呈报向某的取保候审，还告诉我向某协助调查组进行调查，具体的研究过程我不清楚。在对向某进行取保候审前是向延贵副局长负责这个案子，取保后由龚爱平副局长负责这个案子。局里面定了先从期货案的上线诺贝公司入手，熟悉工作后再对上线安迅公司动手。调查组先是把向某从临澧看守所接了出来，然后跟随调查组一起到长沙协助调查诺贝公司。向某主要是协助调查组抓捕长沙诺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凌，向某督促**凌投案自首，另外办案中涉及调查组不清楚的问题就咨询向某。调查期间的费用是我负责支出的，去长沙去了差不多一个月，前后住了三四个地方，印象比较深的是戴斯酒店，总共去了十几个人，住的酒店大概500-600元一晚上。我记得江某住的是一个套间，通常都是在里面研究案子，其他的有的是两人一间房，有的是一人一间房。按照规定，住宿费是330元／人，我结账都是按照不超过330元／人开票，超出的部分由向某支付，另外向某还支付了部分餐费，向某还搞了一辆商务车协助调查。向某为调查组支付的房费、车费、餐费是没有在公安局报销，也报销不了。我只报销了从我这里经手的费用，具体的数额记不清了。江某给我说过，向某是协助办案，戴罪立功，多出的费用由向某出。向某出钱是领导安排的。每天晚上会在江某的房间集中讨论案情，有的时候向某在旁边，因为需要找他咨询一些问题，但是平常吃饭或者其他时候讨论案情的时候就没有避开向某了。附：《呈请刑拘解除转取保候审报告书》1份，证明对向某取保由易某、江某承办，经向延贵同意。7.证人谭某（澧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主任科员）的证言:2018年5月4日，经侦大队开会时江某就非法经营期货案件调查进行了工作安排，我和龚道见负责找向普伴公司借款人员追赃，易某、王涣宽、刘某负责非法经营期货的调查工作。5月27日向某来大队投案自首，大队长江某安排我配合易某对向某进行问话，之后我就正式加入了“3.26”专案非法经营组，我不是主办侦查员，负责的工作就是配合搞审查，调查相关银行资金流水等。当晚搜查后扣押了有8页记载期货盈利的纸张，2个账本以及购房合同复印件，第二天早上补充搜查扣押了一台电脑主机。账本等相关书证资料是由我保管的，我放在我自己812的办公室锁着的，812办公室就两个人，我和龚道见。电脑主机是由跟我一起搞搜查工作的刘某（现任刑警大队民警）交给当时专案组负责搞电子勘验的王某勘验。当时工作疏忽了，没有立即扣押电脑主机。第二天早上汇报后才补充搜查并扣押的。开始是我保管的，第二天我将资料交给队里的内勤保管，最后10月份安乡公安局来协助的同志过来后，我就将资料交由3.26专案组法制组办公室保险柜锁着，具体是谁负责保险柜的我不清楚。5月29日对向某其刑事拘留，6月21日取保候审。办理释放手续后，江某、易某、刘某和我带着向某前往长沙开展外调工作，期间主要是抓捕**凌，查询相关银行流水，及对“安迅”公司非法经营期货调查取证。前期由向延贵局长负责指挥调度的，6月21日向某取保候审之后第二天、第三天的样子，龚爱平局长就赶到长沙具体负责调度指挥期货案的侦查工作，向延贵局长就没管了。当时听江某大队长说陈县长便于侦破期货案，所以把向某带着一起到长沙开展侦查。专案组带向某到长沙去了两次，向某两次总共在长沙呆了大概有十多天的时间。这两次龚爱平局长都参加了，只是每次都会迟一两天到。这两次在长沙开展调查时向某出了部分餐费，并提供了一辆商务车。当时去长沙开展调查的内勤是易某。碰头会都是龚爱平召集在江某房间开的，内容就是汇报当天的工作进展情况、证据收集情况、讨论侦查思路、方向以及布置下步工作安排等等。就是龚爱平、江某、易某、刘某、我。向某有时候也参加了。向某不是每次都参加了。8.证人刘某（澧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的证言：从3月26日开始我就一直参与了孙某1、向某的调查工作。4月初，领导安排我和王焕宽（经侦大队民警）负责“3.26”专案中呈现的股指期货线索。前期主要是对澧县范围内期货经营点负责人段远辉、马峰等人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呈现了向某、苏毅涉案的线索。我通过网上查阅案例和相关的资料后结合调查情况给领导进行了汇报，认为有涉嫌非法经营的问题。5月初，局里面开会决定将“3.26”专案中非法经营期货、逃税漏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问题交给经侦大队办理，因为我前期为主调查了股指期货的问题线索，所以我就被安排进了经侦大队非法经营期货小组。当时向某和苏毅已经外逃，我们还对这向某上了临控手段。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别人说向某要自首，要我们做好问话的准备工作，具体是谁告诉我的记不清了。5月27日早上9点左右，向某来经侦大队投案自首。向某投案自首后就开始进行问话，一直到下午，之后就让向某回去了。首先是对向某进行问话，给领导汇报后对向某的进行了搜查，然后立案刑拘。搜查是我、易某、谭某、张仕楠一起参加的搜查，是向某开车带我们四个人到他的家里，搜查发现了两个账本，几张Ａ4的打印纸上面记载了期货的盈利情况。没有录像，这个搜查是临时决定的，人手也不够。我在搜查的当天发现了一台电脑，当天晚上没有扣押，第二天给领导汇报后领导决定马上对这台电脑进行扣押，然后我马上去了向某家里面把这台电脑扣押了。没有意识到这个电脑必须扣押，是工作上的疏忽。是放在公安局803易某的办公室，后来应该给了物品保管员，具体给谁不清楚。经过我回忆，向某投案自首的时候没有带手机，在他家里搜查也没找到手机，后来对向某立案并刑拘前采集信息时要向某老婆袁某把向某的手机带到了老公安局信息采集室。采集完后就把手机还给了袁某。没有勘验，领导布置工作的时候没有要求对向某使用的手机进行勘验取证。主要是对向某进行审查，以及外出调查他所讲的问题。但是调查工作进展不大，刑拘快到期的时候对向某进行取保候审。向某取保的前一天陈世杰局长组织开了一个会，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决定把非法经营期货的案子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案子来办。第二天，领导通知我办理向某的取保候审手续，当天我和谭某一起到临澧看守所释放向某并且带到了澧县，紧接着江某、易某、我就带着向某到长沙继续调查取证。带向某去长沙去了几次，大约有一个月。住过岳麓××国际酒店、解方路的中国城戴斯酒店。向某自己带了一辆7座的商务车，调查期间有时候打车，有时候就用向某的车。向某取保候审后没几天，龚爱平一个人来到长沙见我们，江某告诉我们龚爱平是负责非法经营期货案的，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龚爱平负责这个案子，就这样一直到后来安乡公安局的调查组接手这个案子。主要是我、易某、谭某搞外调工作，龚爱平、江某负责调度。基本每天都会召开案件碰头会，一般是在江某或者龚爱平的房间，每天都讨论相关侦查方向、资金流水、调查情况、方式方法手段等，会议都是由江某或者龚爱平召集。他参加过碰头会，但不是每次都参加。平常在一起或者吃饭的时候都会讨论案情，向某经常会在场，没有刻意的回避过他。这方面案件的调查方向、方式方法他应该是清楚的。这个案子中的薄弱环节就是期货软件后台数据的获取，因为这个后台数据能够直接地反映资金的走向，但是我们在长沙调查期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据，如果这个证据取不到，后面能不能判刑都是问题，这个证据是核心证据。9.证人戴某（中国人民银行澧县支行党组书记、行长）的证言：2018年五六月，向某被公安局刑事拘留期间，我和龚爱平一起坐着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了向某，我说：“向某这肯定搞不好了啦（指被刑事拘留后出不来了）。”龚爱平就回答说：“问题不大。”龚爱平先是告诉我向某期货案件公安机关没有找到相关证据，我就问他：“那么明显的案件，怎么会没有证据。”龚爱平就又告诉我龚爱平跟向某就公安机关的行动进行了通风报信，并要向某销毁了期货案相关证据。当时龚爱平告诉我，在准备对向某家进行搜查之前，期货专案组就开过会确定进行搜查。在会议结束之后，就有人通知了龚爱平要对向某家进行搜查了，龚爱平知晓该情况之后就从公安局出去了并立马联系了向某在翊武公园见面，龚爱平告诉我他们见面后就告知向某家进行搜查，要他把涉案的东西处理好。最后龚爱平告诉我后来在向某家里没有搜到东西，证据不足。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又聊到了向某，龚爱平就跟我埋怨说到：“这个伙计我跟他交代又交代，前两天在他家里搜出东西来了（指公安机关对向某家搜查）。”龚爱平告诉我在向某家的茶几上面有一个手包，手包里有涉及期货的部分清单。10.证人袁某（向某妻子）的证言：“3.26”孙某1他们被抓后，向某比较着急，担心公安机关找他的麻烦，离开澧县躲在外地待了二次。第一次是2018年4月初，向某曾经到外地待了十天左右，当时他的手机一直打不通，他也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失联了十多天。后来向某回来，我还跟他大吵了一架，我这才知道他是因为公安要查他经营期货的案子躲到湖北去了。第二次是向某从湖北回来之后，只在家里待了几天，又躲去了张家界，两三个星期之后才回澧县。我记得第一次向某躲去湖北时没有跟家里人讲，期间我拨打他的手机总是打不通或是关机。从湖北回来后我发现他的手机换成了一部老人机，就是只能打电话发信息的非智能手机，之前用的是一部苹果7黑色手机（号码189××××9769）没用了。我当时问他之前用的苹果手机哪去了，他没有详细讲，只是说扔掉了。11.证人王某（澧县官垸派出所教导员）的证言：在“3.26普伴案”案发之初2018年3月底左右一天晚上，我正在局里加班搞事，龚爱平就跟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他在电话里面就问我：“你搞普伴的信息采集有没有关于我的内容”，我就说我还没有看，紧接着我就挂了电话翻了一下提取的对象的资料，有很多人手机里面都存有龚爱平的手机号码和短信记录，我没有具体看通讯记录和内容，看到这些之后我就跟龚爱平回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跟龚爱平说：“有一些手机存了你的号码，还有一些通话记录。”龚爱平就问：“还有其他内容没有？”我回答还没有看，之后龚爱平就挂电话了。到了第二天，我就到局党委曹龙的办公室单独跟曹龙汇报了龚爱平跟我联系的内容和部分龚爱平与普伴涉案人员的联系情况。当时曹龙跟我说“普伴专案”刚刚开始办理，外面也传有龚局长的一些传言，要我注意保密，因为这样影响不好，不利于办案，要我固定证据，他会把相关情况向局长汇报。再之后紧接着的星期六早上，龚爱平就跟我打了个电话约我到“国皇酒店”的茶楼见面，接着我就去了，当时是在一个包间里，就我们两个人，进去后龚爱平就跟我聊天，说我们两个平时没有交际，就是在工作中建立的感情，然后他就问我对他是否认可，我就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来他话锋一转说：“涉及到我和孙某1的通话记录和信息，你就帮我处理掉啦，也不是个大事，但是传出去对我这个领导影响不太好。”我就应付性的说了一句好，然后龚爱平又问我：“怎么处理手机可以让手机内的资料彻底恢复不了？”我就说除非刷机或者物理破坏。最后他还提了一句：“局里马上要成立侦查实战中心，你又懂技术，又懂经侦案件侦办，这是以后澧县公安局的核心部门，到时候我推荐你去搞主任。”并且还问到我老婆在哪里上班，我说在乡里教书，他还说他有熟人，可以帮我把我老婆调上来，我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后来他就主动说不留我吃饭了，我们就一起走了，当时我记得包间费都还没有用完，结账走的时候还拿了两瓶牛奶给我说是给我孩子去喝，账是他结的。这次从茶楼出来之后，我又把这次见面的情况跟曹龙打了个电话汇报了见面的情况。此外证明带向某到长沙取证的情况。12.关于抓获孙某1的情况的补充说明，非法经营案揭发经过，专案组发现非法经营期货线索后相关研究会议资料，向某资金资产情况，向某家中台式主机硬盘勘验分析报告光盘，向某、李澧、袁某手机勘验，苏毅手机勘验，向某手机信息采集资料等电子数据，澧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澧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张仕楠出具的情况说明，谭某、刘某、王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8年5月28日晚对向某家进行搜查时已制作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但没有进行视频录像。在向某的路虎越野车后备箱搜出部分书证。在向某二楼书房搜到袁某在普伴公司任出纳时的2个记账流水本及几份记载期货盈利的纸张。2018年5月29日，再次到向某家对书房的电脑主机进行扣押。当天下午约五六点的样子，将扣押的电子产品交给王某。搜查的电子物证只有一台台式电脑主机，没有手机和Ｕ盘等电子证物。取证结果是：对该电脑主机硬盘进行取证和恢复功能后，发现在三个硬盘分区内除了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外没有任何电子资料。也即龚爱平利用职责便利，在“3.26”案案发后，毁灭证据，多次向涉嫌犯罪的向某泄露案情及公安机关查禁犯罪活动的措施，并指使其隐匿、毁灭证据，为其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处罚。针对被告人龚爱平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被告人是否成立自首。经查，安乡监委工作人员得知被告人龚爱平将在2018年12月10日到市公安局汇报工作后事先蹲守，后将其抓获并留置，故龚爱平的投案不具有自动性和自愿性，不成立自首。另，本案虽系孙某1涉黑案牵连出来的案中案，孙某1在侦查机关仅供述“为孙伟、李澧赌博请龚爱平出面打招呼”一事，在留置期间，龚爱平主动交代了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起诉书所指控的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的犯罪事实，但不属于特殊自首。根据法律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该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行，一般应以罪名区分。虽然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应认定为同种罪行。本案中，立案时的滥用职权罪与之后侦查的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在法律、事实上均具有密切关联，且供述的行为仅增加了同一罪名下包庇、纵容次数，故不成立特别自首。二、关于被告人龚爱平是否构成重大立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前款所称“重大立功”的标准一般是指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受贿300万是受贿罪在十年以上量刑的起点刑，无其他量刑情节，几乎不可能判处无期徒刑，实际也未判处无期徒刑，故龚爱平不成立重大立功。三、关于被告人龚爱平可否酌情从轻。经查，被告人龚爱平在澧县公安局工作期间，于1996年被湖南省公安厅记个人一等功，2001年被常德市公安局记三等功，2002年被澧县人民政府记三等功，2010年被记三等功。立功奖励证明，龚爱平作为一名从警三十余年的公安人员，在工作期间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屡立战功、成绩显赫，并因此受到组织的肯定和表彰。而且，龚爱平多年以来无偿资助家庭贫困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不图名利，不求回报，这种无私奉献行为弘扬了社会正能量，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四、关于起诉书指控的第一次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经查，2009年两高一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明确，确定某一犯罪组织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需要经历一个极为复杂的司法认定过程。因此，认定该罪时不要求行为人确知其包庇、纵容的对象具有“黑社会性质”，只要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仍对该组织及其成员予以包庇，或者纵容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即可。被告人龚爱平身为澧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在与孙某1长达6年的共事相处中，应当知道其普伴公司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而且，根据法律规定，“纵容”，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对于已经存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即使其在某个时期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但由于其存续、发展本身就是犯罪行为，故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续、发展予以纵容的，也构成本罪。此事件后续进一步发展为非法侵入住宅犯罪，也是此次纵容行为使其有恃无恐。故对辩护人黄文彬、肖兴利提出的被告人龚爱平主观上不知道孙某1请托帮助的人是否为犯罪组织的成员、没有“为使他人逃避查禁”的目的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五、关于起诉书指控的第二次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经查，《湖南省公安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了对“为赌博提供条件”和“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行为给予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罚款的最低标准为单注金额二十元以上，或全场输赢额二千元以上。本案中，打牌当日为李澧朋友生日，关于赌博大小仅有李澧的证言说“一般情况下一场可以输个七八百元”，在案证据也仅能证明查获的赌资为3000余元。而赌资金额并非“全场输赢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赌资”是指赌博犯罪中用作赌注的款物、换取筹码的款物和通过赌博赢取的款物属于赌资，即只要赌博行为未结束，赌资的金额就会大于输赢额。本次事实中，因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孙伟、李澧与其同学打牌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不能排除打牌行为仅为亲友间的娱乐行为，根据疑罪从无的刑事审判原则，龚爱平的此次打招呼行为不成立包庇、纵容行为，故对被告人龚爱平及其辩护人黄文彬、肖兴利提出的被告人龚爱平的此次行为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六、关于起诉书指控的第三次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经查，起诉书指控龚爱平要求曾某将孙某1手机交给其查看，并删除部分短信内容一节，除龚爱平本人的供述外，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而且，证人曾某否认案发当日曾与龚爱平通话或见面，更没有提及其曾将孙某1的手机交给过龚爱平。曾某的证言与负责保管手机的证人陈某3的证言一致，证人李某2、陈某3、曾某系对物证手机具有保管职责的公安干警，均不能证明曾将孙某1手机借出。因此，龚爱平的供述属于孤证，且与在卷其他证据存在矛盾。起诉书指控龚爱平要求王某将孙某1手机中的通话记录与信息删除一节，仅有证人王某一人的证言，龚爱平本人未作供述，根据疑罪从无的刑事审判原则，起诉书指控的该起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依法不予认定。故对被告人龚爱平及其辩护人黄文彬、肖兴利提出的被告人龚爱平的此次行为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七、关于起诉书指控的第四、五、六次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及应否合并为一次认定。经查，被告人龚爱平在向某期货案可能被查处的前期，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应当积极履职，反而为向某出谋划策，为其搜索相关案例，令其举一反三应对查处，后又为争取获判缓刑、少交违法所得，让其择机投案自首，并为其向公安干警打招呼。在向某期货案立案侦查后，又为向某获取反侦查的信息提供便利，致使公安机关对期货案的查禁工作受阻。被告人龚爱平先后三次行为虽然针对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向某一人，但三次行为相互独立，均应分别予以认定。对于辩护人黄文彬及肖兴利所提该三次行为实为连续犯，应合并认定为一次的意见，因连续犯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实施了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但连续犯并不否认数个行为的次数另行成立量刑情节，辩护人实际是混淆了将连续犯以一罪论处的刑事处理原则与量刑参考情节的区别，故对被告人龚爱平及其辩护人肖兴利提出的三次行为应合并为一次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对辩护人黄文彬提出的该三次行为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的意见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龚爱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位居公安局副局长，身负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却长期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交往，且交往频繁、密切，利用其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多次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逃避查禁，而通风报信，隐匿、毁灭证据，帮助逃匿，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情节严重。故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龚爱平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成立。被告人龚爱平具有以下量刑情节：1.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从轻处罚；2.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依法减轻处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第三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龚爱平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被告人龚爱平的刑期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21年12月9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陈 艳人民陪审员  荣丽丽人民陪审员  伍贤杨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杨彬书记员王明兴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犯前三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包庇”，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逃避查禁，而通风报信，隐匿、毁灭、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检举揭发，指使他人作伪证，帮助逃匿，或者阻挠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查禁等行为。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纵容”，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第六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跨境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二）包庇、纵容境外黑社会组织在境内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三）多次实施包庇、纵容行为的；（四）致使某一区域或者行业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遭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别严重破坏的；（五）致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逃匿，或者致使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查禁工作严重受阻的；（六）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