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6956号原告：胥兆迪，男，198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代理人：马晨，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磊，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72551611J。法定代表人：奚丹，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胡洁，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于正弋，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胥兆迪与被告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胥兆迪及其委托代理人马晨与被告腾讯公司之委托代理人胡洁、于正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胥兆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腾讯公司支付我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90656元；2、2016年7月11日至2018年12月27日期间平日延时加班费320399.52元。事实与理由：我与腾讯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本应于2019年9月到期终止，但腾讯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向我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我提出离职申请且公司同意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我从未提出离职申请，腾讯公司于2019年3月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为了编造我辞职假象，腾讯公司还冒充我在OA系统中提交了离职申请。即使按照腾讯公司所编造的理由，我于2018年12月28日提出离职，腾讯公司将劳动者辞职的预告期由30日延长到三个月之久，也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腾讯公司使用OA系统管理员工的加班行为，员工所完成的工作成果储存于公司的电脑系统中，我不仅提交了OA系统记录的加班日期及每日加班时长，而且提交了加班期间所完成的具体工作内容的证据，这些证据均由腾讯公司保管，我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能够证明加班事实的存在，关于加班费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腾讯公司辩称，我公司同意仲裁裁决结果，不同意胥兆迪的诉讼请求。胥兆迪于2016年7月入职我公司，在魔方工作室担任游戏策划，双方劳动合同于2019年9月30日到期。2018年12月28日胥兆迪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随后胥兆迪迅速与其团队成员完成工作交接，开始向公司请假。2019年1月10日起公司未再给胥兆迪安排工作任务，胥兆迪也没有实际向公司提供劳动，我公司支付胥兆迪工资至2019年3月15日，并为胥兆迪交纳社保及公积金至2019年3月。2019年3月15日，因胥兆迪一直没有办理离职手续，我公司向胥兆迪发函正式催告其办理离职手续，重申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我公司没有提出过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因胥兆迪个人原因提出离职而解除。2018年底胥兆迪与其直接上级孙某产生矛盾，并公开发帖声讨其上级存在管理不公，在公司内部产生很大影响。我公司经调查发现其上级并无管理不公行为，胥兆迪对公司处理结果不满，并自认为受到了伤害，于2018年12月28日表示要离开公司。当日，在公司未作出任何单方解除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胥兆迪向主管领导夏可表达了需要谈离职交接的事情。随后，胥兆迪与其团队成员完成了工作交接。工作交接完成后，由于胥兆迪表示需要寻找未来方向，并看一看其他工作机会，我公司没有再给胥兆迪安排工作任务，胥兆迪也未再提供劳动。胥兆迪提出离职后，我公司为了照顾其在公司内部及外部寻找工作机会，同意宽限解除时间至2019年3月15日，从未同意胥兆迪撤回离职申请，双方也没有就其他事宜达成任何一致意见。我公司无需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胥兆迪未举证证明存在工作日延时加班的事实，其主张的“加班”证据，一来无法核实来源，二来系胥兆迪单方制作，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我公司不对员工进行统一的考勤管理，对上下班时间也没有统一要求。我公司还在工作区域为员工提供了休闲和健身设施，一切目的是鼓励员工劳逸结合，通过自主安排工作时间更有效率的完成工作任务。因此，单纯的上下班时间和系统流程变更的具体时点无法证明胥兆迪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具体到胥兆迪个人，其在工作时间以及声称加班的时间内经常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我公司已掌握并提交相关证据。我公司不鼓励加班的同时，公司规章制度明确要求加班必须经过审批，我公司从未审批或安排胥兆迪加班，胥兆迪在下班后仍在办公区域逗留或自主调整工作和休息时间的行为不能视为加班。胥兆迪不存在工作日延时加班的事实，我公司无需支付加班费。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胥兆迪于2016年7月6日入职腾讯公司，担任游戏策划，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6年7月6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约定胥兆迪执行标准工时制。胥兆迪入职后月工资标准为28000元，2017年4月起调整为每月31000元，2018年4月起调整为35310元，腾讯公司每月5日向胥兆迪支付上一自然月工资。胥兆迪工作至2019年1月3日，此后休假至春节期间。2019年3月15日，腾讯公司以书面形式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向其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内容载明“鉴于乙方（胥兆迪）通过企业微信及面谈沟通向上级提出离职申请，并已完成工作交接，现甲方（腾讯公司）同意甲乙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5日解除”。胥兆迪对离职理由不予认可，主张系腾讯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腾讯公司主张胥兆迪于2018年12月28日在该公司工作平台以发送公开函的方式提出离职，同时通过微信向其主管领导夏可提出离职。腾讯公司提交了公开信（工作平台网帖）及微信往来记录（胥兆迪与主管领导夏可），其中公开信显示胥兆迪曾于2018年12月28日下午在腾讯公司内部工作平台发布消息表示：“一旦产生了伤痕其他很难消散。我会在不影响工作进展的情况下，尽快地尽职尽责地交接我的相关工作离开这里”；微信往来记录显示2018年12月28日其曾与夏可微信沟通，胥兆迪提出：“元旦之后希望和你谈一下离职交接的事情”，2019年1月3日下午胥兆迪告知夏可已经进行了工作交接和讲解，并“再次感谢您的知遇之恩和信任认可”。胥兆迪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其主张公开信并非发送给腾讯公司的，“离开这里”仅指离开项目组。另查，胥兆迪提交的其与直属上级孙某的谈话录音（时间2018年12月18日下午）、与主管领导夏可（时间2019年1月3日）的谈话录音予以佐证，其中与孙某的录音显示：“孙某：绩效其实并不高……能力这方面我们都觉得没问题，还是主要产出、对团队贡献上面觉得还是没有达到对你的预期……胥兆迪：需要激活吗？孙某：嗯，有这个可能……提前也是通知你一下，你如果是说是觉得想要内部转活水的其他的机会，或者其他的一些想法就是提前告诉你一下”；与夏可的录音显示：“胥兆迪：我主要是想确认下咱们这边激活我的具体时间，想确认一下……夏可：就是这个事情呢，可能现在，可能采用一种协商离职的方式可能更合适一点……如果你觉得自己在目前这个团队待下去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考虑去其他的腾讯内的其他团队，也可以考虑说，你觉得说，腾讯这次事情这么大，然后可能大家对你有好的声音，也可能有不好的声音，可能在这边工作不是很合适，想去其他的地方，那这个也可以和我们确认一下。对这个其实自由权在你这边现在。”庭审中，双方均确认“激活”系指因不胜任工作而解除劳动关系，“活水”系指内部转岗。胥兆迪主张2016年7月11日至2018年12月27日期间每周周一至周五工作，工作时间为早十点至晚十点，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两点期间自由安排休息时间，晚上没有明确休息时间；2018年12月3日之后工作时间调整为早九点半至晚七点半，午休时长一小时，晚上没有明确休息时间；腾讯公司有门禁，进出需刷卡，且该公司有加班管理系统，下班时点击结束自动生成加班时间。胥兆迪主张其存在平日延时加班情况，并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佐证：证据1、加班管理系统截屏，该证据显示有胥兆迪周六日加班时间及时长、工作日申请调休时间及时长。证据2、微信群截屏及视频光盘，该证据显示2018年11月30日微信群发布通知，自12月3日起开始执行以下作息时间：晨会9:30-9:35、工作9:35-12:30、吃饭及午休12:30-13:30、工作13:30-19:00。视频光盘所载视频拍摄内容均为对应证据网页内容。证据3、网帖资料及视频光盘，该证据显示发帖人曾在留言中表示原来的作息时间为早十点至晚十点工作，周六加班。视频光盘所载视频拍摄内容均为对应证据网页内容。证据4、加班管理系统截屏（延时）及视频光盘，该证据显示有工作日加班时间及时长。视频光盘所载视频拍摄内容均为对应证据网页内容。证据5、tapd系统截屏及电子邮件截屏，该证据均为胥兆迪工作内容显示有工作完成时间及电子邮件发送时间，多数时间均为工作日的晚上。腾讯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腾讯公司主张该公司不做打卡考勤，员工出勤由各部门自行决定，周一至周五上班，工作时间自行决定，该公司对迟到早退不做处理；该公司加班管理系统仅针对周末加班及调休，加班需经过审批。腾讯公司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016）深盐证字第9577号公证书，该公证书公证内容为腾讯公司OA系统，系统内载有该公司《员工假期管理制度》，该制度第3条规定如劳动合同中约定标准工时制的，各部门可依据工作岗位需要弹性安排上下班时间，确保每天工作时间为八小时，具体由管理者负责监督执行……为营造自由、宽松的工作氛围，根据互联网企业的特点，公司薪酬福利部不对员工考勤作统一安排；第6条规定由于部门工作需要加班的，应由部门管理层发起，并事前由部门秘书向薪酬福利部提出报备，由于员工工作原因需要加班的，须由本人事前提出申请。证据2、照片4页，该证据显示腾讯公司内部办公区域设有休息、休闲区域，包括健身器材、沙发卡座等；证据3、胥兆迪个人游记截屏及视频光盘，该证据显示胥兆迪在马蜂窝等旅游网站发布的个人游记等信息，发布时间多为胥兆迪所主张之工作时间。视频光盘所载视频拍摄内容均为对应证据网页内容。胥兆迪对（2016）深盐证字第9577号公证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自述腾讯公司OA系统中确有规章制度，但无法确认是否与本案中腾讯公司所提交的一致；对照片、胥兆迪个人游记截屏及视频光盘的真实性认可，但其主张公司办公区域健身器材较少不足以支持所有人休息，游记上传人为其家属并非本人。胥兆迪曾以要求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工资等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仲裁委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709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胥兆迪的仲裁请求。胥兆迪不服仲裁结果，于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胥兆迪主张腾讯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然而2019年3月15日腾讯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中未载明系由该公司与胥兆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依据前述通知书不足以认定系腾讯公司提出与胥兆迪解除劳动合同。结合胥兆迪提交的录音证据及腾讯公司提交的公开信及微信往来记录可知，2018年12月18日胥兆迪直属领导孙某与胥兆迪沟通，提前告知胥兆迪绩效考评结果不佳，有“激活”可能，但该谈话中孙某仅表示提前向其口头告知相关可能性，未见有明确表示因胥兆迪不胜任工作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之意思表示；2018年12月28日胥兆迪在腾讯公司工作平台中发布的公开信明确写明“尽快地尽职尽责地交接我的相关工作离开这里”，同日其与主管领导夏可的微信往来记录显示胥兆迪主动要求与夏可“谈一下离职交接的事情”，据此，本院有理由相信胥兆迪已向腾讯公司表明离职之意愿；2019年1月3日胥兆迪与夏可的录音显示夏可曾提出可以双方协商离职或调岗至其他团队，同时向其明确主动权在胥兆迪处，而当日双方的微信记录显示胥兆迪向夏可汇报已交接工作，并感谢夏可知遇之恩等，由此可见，腾讯公司自始未曾提出与胥兆迪解除劳动合同，反而胥兆迪在公开信及与主管领导的谈话、微信沟通中多次明确表达了离职之意愿。鉴于此，对于胥兆迪所持腾讯公司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之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进而对于胥兆迪要求腾讯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就加班费一节，胥兆迪主张存在平日延时加班费，理应就存在工作日延时加班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胥兆迪为证明其加班事实提交了加班管理系统截屏（延时）及视频光盘、tapd系统截屏及电子邮件截屏，然而加班管理系统截屏（延时）仅能证明其点击确认下班时间，即“下班打卡时间”，tapd系统截屏及电子邮件截屏仅可证明该组证据中所载工作内容在系统中的生成时间如工作成果反馈时间、电子邮件发送时间等，上述二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胥兆迪在工作期间的持续工作状态。反而言之，依据腾讯公司所提交的（2016）深盐证字第9577号公证书显示该公司规定对于执行标准工时制的员工可根据工作岗位需要由各部门弹性安排工作时间，公司对于考勤不做统一管理；再结合腾讯公司所提交的照片可知腾讯公司内部办公区域设有休息、休闲区域，腾讯公司已为员工提供休息区域及休息设施，本院有理由相信胥兆迪在其所述的“工作时间”内在一定程度可自行安排工作及休息时间，且确有休息条件。鉴于此，虽胥兆迪所提交的微信群截屏及视频光盘、网帖资料及视频光盘所载之作息时间不足以证明胥兆迪存在平日延时加班之客观事实。对于胥兆迪要求腾讯公司支付平日延时加班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胥兆迪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元，由胥兆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十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马敬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乔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