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5民终1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施秋云，女，汉族，1963年3月14日出生，无业，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祥，内蒙古典鉴（科左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岩，男，汉族，1990年10月16日出生，南露天煤矿单位职工，现住霍林郭勒市，公民身份号码：×××，与上诉人系母子关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华祥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铁东苗卜东片。法定代表人：姜华，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会，通辽市科尔沁区西门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央储备粮通辽甘旗卡直属库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后旗甘旗卡镇铁东。法定代表人：魏建波，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立，内蒙古双合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蒙，女，蒙古族，1983年3月9日出生，单位职工，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施秋云因与被上诉人科尔沁左翼后旗华祥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祥公司）、中央储备粮通辽市甘旗卡直属库有限公司（中粮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科左后旗人民法院（2019）内0522民初4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施秋云的上诉请求是：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足够证据支持。上诉人在原审庭审时通过现场目击证人马俊义、赵印的证人证言、法医学尸检报告、装卸劳务承揽合同、安全文明作业责任书等证据,证实王喜良生前直接雇佣单位科尔沁左翼后旗华祥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并未依据法律规定，以及前述承揽合同和安全文明作业责任书约定要求,为雇工王喜良提供必要劳保用品和防护措施,致使王喜良在从事装卸作业时从一人多高的粮堆上摔落地面诱发心脏病最终抢救无效死亡,而非原审判决所认定的王喜良因突发心脏病摔倒经抢救无效死亡。2.原审法律适用错误。原审判决援引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4月11日发布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第59条作出进一步释明的答复》，依法认定死者王喜良生前与两被上诉人间存在雇佣关系，尽管前述答复意见针对的是建筑施工合同领域,但对其结论性意见即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无异议。与此同时,两被上诉人之间又基于承揽合同存在承揽关系。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在没有任何实体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径直判令驳回原告诉请实属适用法律错误。由于被上诉人华祥公司没有为雇工王喜良配备提供必要劳保用品和防护措施,被上诉人中粮公司在劳务外包过程中,选任定作人存在重大过失，同时对其缺乏必要监管。根据2015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6条规定，“要准确理解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只有在两个自然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前提下，才能适用该条规定。承揽人履行承揽合同中造成他人或者提自身损害,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十一条二款之规定,应根据各自过错程度两被上诉人依法承担相应连带赔偿责任。既然王喜良与两被上诉人间存在雇佣关系,作为直接雇主的被上诉人华祥公司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而被上诉人中粮公司作为承揽合同的定作人因自身存在过错也应与其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然而,原审判决仅认定作为共同受益人的两被上诉人承担区区两万元补偿责任，于情于理很难讲得通,如此判决，既是对生命的漠视，也是对构建良好公序良俗的巨大负面冲击，更重要的是缺乏最起码的实体法律依据支撑。综上所述,为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诉人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被上诉人华祥公司答辩称：王喜良系突发疾病死亡，属意外事件，不属于在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和损害的范畴，因此被上诉人没有法定的赔偿责任，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中粮公司答辩称：原告的丈夫王喜良直接受雇佣于第一位被上诉人，科左后旗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认定王喜良是心源性猝死，不是摔伤致死。被上诉人中粮公司对此没有任何过错，为此不承担赔偿及补偿责任，希望二审法院重新审查后，维持原审法院判决。原告施秋云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747246元×40%=298898.4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对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施秋云系死者王喜良妻子，王喜良自1998年起一直在被告中央储备粮有限公司处从事粮食装卸工作。2017年9月23日，中央储备粮有限公司与华祥劳动服务签订《装卸劳务承揽合同》，中央储备粮有限公司将装卸业务虽以承揽合同形式转包给华祥劳动服务公司。2018年12月12日早8时许，在常胜粮库的院内粮食场地，正在装卸作业的王喜良（原告丈夫）因突发心脏病摔倒，当时在场的工友送往医院实施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经科左后旗公安局法医鉴定，王喜良死因系“心源性猝死”。于2018年11月30日科左后旗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0522民初1048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丈夫王喜良与中央储备粮有限公司不存事实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于2019年4月1日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内05民终10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后被告华祥劳动服务公司给付原告丧葬费20000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被告陈述及出示的证据：王喜良与施秋云的结婚证、科尔沁左翼后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后）公（司）检（石表）字[2017]029号法医学尸表检验报告、王喜良的火化证明、赵印和马俊义的书面证言、（2018）内0522民初1048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9）内05民终10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中央储备粮有限公司与华祥劳动服务公司于2017年9月23日签订的装卸劳务承揽合同一份和2016年9月22日签订的安全文明注意责任书，予以采信。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4月11日发布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第59条作出进一步释明的答复》认为，实际施工人与其招用的劳动者之间应认定为雇佣关系。中央储备粮有限公司与死者王喜良之间系提供劳务的雇佣关系，王喜良在提供劳务期间突发心脏病死亡，对其死亡，中粮公司不存在过错。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由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中粮公司作为接受劳务的受益方，应当对王喜良的死亡予以适当补偿。事后被告华祥公司给付原告丧葬费20000元。综上，对原告其他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施秋云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92元，由原告施秋云负担。二审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2017年12月12日8时许，上诉人施秋云的丈夫王喜良在常胜镇粮库院内装卸时摔倒，后由在场的工友送往医院途中死亡，而不应是原审认定的因突发心脏病摔倒。科左后旗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法医学尸表检验报告中写明：“颈项部：颈软，气管居中，未触及舌骨、甲状软骨骨折，未见损伤及异常。”“胸腹部：左右胸廓堆成，未触及胸骨、肋骨，锁骨骨折。未见损伤及异常。”检验意见为：“王喜良系心源性猝死死亡。”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施秋云的丈夫王喜良为被上诉人华祥公司提供劳务，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死亡事件。中粮公司与华祥公司签订的《安全文明作业责任书》中，要求华祥公司“必须为生产作业人员提供安全帽、安全带、口罩、手套、绝缘胶鞋等劳动保护用品、用具，……，2米以上登高作业必须佩带安全带或设安全网、安全护栏”。但是在公安检验报告的现场检验中未显示被上诉人华祥公司为王喜良提供以上安全用品，被上诉人华祥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所以华祥公司没有尽到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被上诉人华祥公司对王喜良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负次要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的检验意见为“心源性猝死死亡”，但该鉴定意见只说明死亡的原因是由心脏原因引起的猝死死亡，并不能证明引发心脏病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说明系自身疾病原因还是外力原因，即死亡诱因不明，双方当事人亦没有证据证明。所以并不能排除劳累过度、或摔倒后引发的死亡，还是由于自身存在疾病而引起心源性猝死死亡。由此可见，虽然被上诉人华祥公司存在一定的过错，但王喜良自己也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存在着重大过错，应负主要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华祥公司不存在过错不当，应予纠正，上诉人施秋云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被上诉人华祥公司应赔偿上诉人施秋云死亡赔偿金713400元（35670元×20年）、丧葬费33846元（5641元×6个月）总额747246元的30%，即224173.80元。扣除被上诉人已给付的20000元，被上诉人华祥公司还应给付上诉人施秋云赔付款204173.8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科左后旗人民法院（2019）内0522民初4078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科尔沁左翼后旗华祥劳动服务有限公司赔偿上诉人施秋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计204173.8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施秋云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92元、二审受理费2892元计5784元，由上诉人施秋云负担1833.02元，被上诉人科尔沁左翼后旗华祥劳动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950.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娟审判员 李雁北审判员 石 莹 二0二0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袁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