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13730号原告：王某1，男，201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北京垂杨柳小学学生，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理人：王某2（王某1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赛，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骆丽，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西站，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负责人：陈洪亮，站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瑾颖，女，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西站职员。被告：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法定代表人：孙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豫昆，男，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露，女，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职员。原告王某1与被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西站（以下简称北京西站）、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局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骆丽、丁赛，北京西站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瑾颖，郑州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豫昆、**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北京西站、郑州局公司赔偿我医疗费52994.0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营养费4500元、残疾赔偿金407940元、护理费21600元、交通费450.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鉴定费4200元，以上共计508784.56元；2.本案诉讼费由北京西站、郑州局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我系未成年人。2018年8月3日，我和叔叔杨鹏飞来到北京西站乘坐该日22时20分由北京西开往郑州的列车。我和杨鹏飞到达火车站后便检票进入列车站台，由于正值夏日车厢内温度较高，我便与叔叔在列车18号车厢站台处休息等待列车发车。因列车车厢之间连接处与站台之间存在较大空隙，但北京西站的工作人员并未在此处设有警示标识或者警示线，且列车的检票乘务人员及车站执勤人员也没有尽到安全提示注意义务，导致我失足跌落至车厢连接处的铁轨上，跌落后头部受到撞击，当时头部眉弓处便出现血肿及擦伤的情况。由于并没有严重的开放性外伤，我的伤口经简单处理后便乘车出发，在乘车过程中，我身体出现呕吐的情况，先是在23时左右出现流鼻血，后在次日3时左右出现呕吐的情况，列车长见状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列车到达郑州火车站后，我即被救护车送至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2018年8月4日，我到达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初步诊断后被送入PICU科室进行急救，后经医院诊断为：坠落伤、左侧颞叶血肿、左眼睑挫伤、左眼视神经挫伤，建议继续治疗。2018年8月6日我出院后便转院到北京儿童医院及北京同仁医院进行治疗。2018年8月17日，我在同仁医院的出院诊断结果为：左视神经损伤、局灶性大脑挫裂伤、创伤性硬膜外血肿、颅骨骨折、颅底骨折。我经过长期治疗，现仍无法完全治愈，此次事件给我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亦会对我以后的成长及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我在本案中不要求杨鹏飞承担责任，不排除另案主张。北京西站辩称，不同意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王某1的监护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事件发生时，王某1的同行成年家属不在王某1身边，没有及时关注其动向，严重疏于履行监护责任，应承担主要责任。北京西站从进站口到站台都设置了安全提示，并有语音播报，可以引起乘客的充分注意，达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提示义务。王某1受伤不是因为铁路运行事故，或者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是其在站台上奔跑，且监护人疏于监管责任等自身原因造成的。故北京西站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郑州局公司辩称，不同意王某1的诉讼请求。一、王某1遭受损害事实系王某1、其同行成年家属和王某1法定监护人之过错，应当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事发当日，王某1乘坐从北京到郑州，该次旅客列车在北京西站正常放行。22时左右，列车长接到18车列车员对讲机汇报说有一男孩从站台不慎掉进轨道摔伤的情况后，第一时间赶往事发现场。经询问王某1及其同行家属杨鹏飞，了解事发经过。同行家属表示，因王某1在站台跑的较快，他由于疏忽没有注意到王某1跑到了站台和该次列车最后一节车厢中部的地方，从站台缝隙掉进轨道摔伤。1.王某1疏于对自身安全的保护存在过错。铁路站台及轨道属于铁路作业区域，其危险是人所共知的。综合王某1年龄及精神状况来看，具备了一定的危险认知和预见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能力有一定的控制，却在认识到危险性的情况下未能充分注意自身安全，对损害事实的发生有一定过错。2.王某1同行成年家属未尽到监管照看义务，致使王某1身体权、健康权遭受损害。王某1在事发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虽有一定的安全认知能力，但与成年人相比仍然是欠缺的。杨鹏飞作为与王某1同行的成年家属，应当依法全面履行教育、管理保护义务，尤其是在明知王某1日常活动较为调皮的情况下，更应针对未成年的行为特点，尽到更高的安全注意和看管义务。王某1同行成年家属有失监管职责，未能对其危险行为及时防范、发现、制止，致使王某1脱离其监护范围掉入轨道，对损害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3.王某1法定监护人未能对其人身安全尽到充分的预见和保护职责，应对王某1伤势的加重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事情发生后，列车乘务人员及时赶至现场处置，并在初步判断王某1摔伤后伤情的基础上，劝阻其尽快就医治疗。同行家属杨鹏飞表示到郑州有急事办理，坚持乘车。在列车发车前和乘车过程中，我公司人员数次就继续乘车可能带来的伤势变化和不可控因素进行了提醒告知，杨鹏飞在电联王某1父母，即其法定监护人后，均坚持继续乘车前往郑州。在王某1跌落摔伤后，王某1法定监护人和成年家属，应当最了解王某1身体状况，本着最大程度为其利益考虑出发，作出最有利于王某1的选择，但其法定监护人在发车前及途中王某1出现病情恶化后，仍表示不下车进行救治，未能对王某1人身安全尽到充分的预见和保护职责，对王某1伤势的加重存在明显失误和过错。综上，王某1对自身安全的疏忽，与其同行的成年家属未尽到临时监护和管理照看的职责和其法定监护人未能充分履行监护职责是其身体权、健康权受到损害的原因，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二、我公司尽到合理充分的安全保障和提醒告知义务，王某1要求我公司赔偿医疗费等相关费用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事发当时，我公司的职责是按照铁路运输相关规章制度，落实车门口立岗放行要求，做好验票上车，检票行为依法合规。同时，安全设施和警示标示齐全，在车厢连接处设置有黄色醒目的“请勿靠近、当心坠落”安全警示带。同时在车门口设置有安全踏板，确保车门口良好秩序，保障上下车旅客的人身安全，尽到了安全保障和防护义务。从视频录像及证人证言中可以看出，王某1及其同行家属对王某1跌落地点发生在18号列车车厢中部的事实表示认可。经查实，事发当日王某1乘坐的列车共18节车厢，18号车厢为该列车最后一节车厢。事发当时18号车厢列车员正在车门口组织旅客乘降，面向旅客上车的放行方向站立，王某1跌落地点发生在18号车厢列车工作人员身后，且没有其他列车工作人员在后面，故无法第一时间看到身后发生的情形，后经其他旅客告知，才立即用对讲机通知列车长到现场处理。接到通知后，我公司列车乘务人员及时赶至现场，询问了解事发详情，劝阻王某1尽快就医治疗。在王某1同行家属继续乘车的坚持下，列车长安排王某1到列车医药室用碘酒对伤口进行消毒，用冰块帮助王某1缓解病情。同时及时进行广播寻医，协助随后到达的外科医生对王某1进行了冰敷、诊断等简单的伤情处理，履行了充分的安全救助义务。本案中，在安全警示标志设施齐全，列车工作人员依法依规作业，事故发生后及时救治多方联系，对王某1及时就医治疗进行了充分提醒告知的情况下，我公司已尽到了充分的安全保障和提醒告知义务。因此，我公司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与王某1损害的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王某1要求我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王某1为一名年仅7岁的男孩，对于伤害的发生，我公司深感同情和遗憾，对其家属的心情也表示充分理解。但是因为一方受有损失就要求铁路企业无条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是对铁路企业的苛责，也不利于国家铁路运输事业的长远发展。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的履行需要多个环节配合作业，是一个综合的联动系统。在铁路旅客运送期间，我公司作为客运乘务部门，职责是在旅客乘坐列车运输行进中，为旅客提供安全的车厢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旅客服务。在本案中，无论是列车开行前立岗放行验票的作业流程，还是事发后及时有效的应急处置和安全提醒，我公司都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和铁路行业职业标准，履行了旅客运输合同的相关约定，尽到了善良承运人的安全保障注意义务，不应对本起损害发生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3日晚10时左右，王某1随其成年亲属杨鹏飞至北京西站乘坐郑州局公司承运的发车时间为22:20时的火车至郑州。王某1验票上车后随杨鹏飞再次下车。在站台等待发车过程中，王某1失足掉入北京西站站台与列车间的空隙导致头部受伤。事发后，列车工作人员对王某1进行及时救治，并劝杨鹏飞带王某1即时就医，杨鹏飞坚持带王某1继续乘车前行。到达郑州站后，王某1于2018年8月4日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2天，支出医疗费共计7644.85元，诊断为坠落伤、左侧颞叶血肿、左眼睑挫伤、左眼视神经挫伤。2018年8月6日，王某1自北京西站至同仁医院支出急救费220元、自同仁医院至北京儿童医院支出急救费190元。王某1至北京同仁医院支出医疗费共计30875.32元，其中住院9天，诊断为左视神经损伤、局灶性大脑挫裂伤、创伤性硬膜外血肿、颅骨骨折、颅底骨折。王某1至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支出医疗费共计24899.24元，其中住院治疗10天，诊断为左眼撞击暴盲、气虚血瘀症、左眼外伤性视神经萎缩、左眼视神经管减压术后。王某1至北京儿童医院治疗支出1010.93元、至北京朝阳医院治疗支出医疗费2755.68元、至国医堂中医门诊部治疗支出2742.27元、至社区服务部治疗支出35元，以上共计70373.29元。其中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理赔13850元、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理赔3529.23元，故王某1实际支出52994.06元。经王某1申请，本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2019年12月6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王某1的伤残等级属八级，护理期可酌情考虑以90日-120日，营养期以60日-90日为宜。为此，王某1支出鉴定费4200元。庭审中，郑州局公司提交杨鹏飞书写事情经过及旅客证人证言证明王某1受损害事实发生在车厢中部位置，其同行人杨鹏飞照顾不周是导致王某1摔伤的主要原因；事发当日列车视频记录仪取证视频资料七份证明其在事发时立岗作业行为依法合规，事发后及时救治，劝说王某1尽快就医治疗，尽到了充分合理的安全警示和提醒告知义务，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北京西站对上述证据均认可。王某1对杨鹏飞书写事情经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作为郑州局公司免责事由，对旅客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其对视频资料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北京西站亦提交杨鹏飞书写事情经过及旅客证人证言、自候车室至列车18车厢的沿途情况的视频资料等证明其对王某1受伤没有责任。郑州局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王某1对杨鹏飞书写事情经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作为北京西站免责事由，对旅客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视频资料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北京西站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90条、第301条、第302条等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的大小；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有关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大小。本案中，王某1随其成年亲属在站台等待发车时失足掉入站台，并非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导致的侵权纠纷，因此本案适用一般侵权归责原则。北京西站作为站台管理者，已尽到了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王某1受伤是其自身原因及监护人监护失职所致，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北京西站、郑州局公司对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对王某1要求北京西站、郑州局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88元、鉴定费4200元，由王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綦宗霞人民陪审员  马明菊人民陪审员  张 晖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王 鹏书 记 员  申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