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渝0241行初4号 原告田维军，男，土家族，1952年11月13日出生，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 被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秀山县中和街道渝秀大道1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41MB1915376D。 法定代表人曾静，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雷大春，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杨斯祺，重庆春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田维军不服被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不予行政赔偿回复一案，本院2019年1月19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机关负责人出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2019年8月8日，本院作出（2019）渝0241行初38号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田维军的起诉。原告田维军不服，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2019）渝04行终147号行政裁定，撤销了本院作出的（2019）渝0241行初38号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田维军，被告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杨斯祺、雷大春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机关负责人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本院提交了说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3月22日，被告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以下简称《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该《回复》告知原告田维军：“你诉称在2018年6月7日上午8时20分被我局工作人员滕某华推出办公室进行殴打的行为属于你与滕某华之间的个人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之规定，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之规定，申请人田维军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作出的《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下称《回复》）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告田维军因征收房屋相关补偿一事于2018年6月4日找易茂松局长和滕勇华处理，因易茂松局长和滕勇华忙，便叫田维军星期三再去（即2018年6月6日）。2018年6月6日上午，滕勇华打原告电话叫原告在下午三点钟到易茂松局长办公室去。下午二点多钟，原告就到易局长的办公室，刚好滕勇华也在易局长办公室。滕勇华看到原告后就想走开，易局长对滕勇华说：“你特意打电话叫田维军来解决处理问题，因他家的房屋是你登记经办的，你走了我不清楚”。滕勇华说：“我有事”后就走了。于是，易局长就带原告到七楼会议室，当时有该局信访办田志勇和一个姓张的及征收办雷大春等人都坐在会议室里。易局长说：“滕勇华把田维军通知来他却走了，我对田维军家房屋的测算情况又不清楚，所以叫田维军来把事情当面陈述一下，你们看他提出的损失赔偿是不是应该得到支持”。于是，雷大春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天下午，因雷大春工作忙，要求原告明天再来。2018年6月7日上午8时20左右，原告又来到秀山县国土局五楼找雷大春，因雷大春不在，于是原告到四楼征收办公室找滕勇华。当时滕勇华在打字，于是原告就在旁边等候，当滕勇华打字结束后，原告问滕勇华，滕勇华却说此事不关他的事，并且殴打田维军。并用双手强行将田维军推出办公室房门直到走廊上，在走廊上滕勇华又对原告进行殴打。最后，是在场的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劝阻后，滕勇华才停止殴打。后原告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是：颈部、耳朵、右手多处软组织损伤。滕勇华殴打原告的行为，明显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项、第九条之规定，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接受原告的赔偿申请后，其作出的法律文书应该是《赔偿决定书》，并非是《回复》。被告作出的法律文书错误。二、被告认为：“你诉称在2018年6月7日上午8时20分被我局工作人员滕某华推出办公室进行殴打的行为属于你与滕某华之间的个人行为，并非其行使行政职权产生”明显错误。理由是：滕勇华在上班时对原告殴打的行为，属其行使行政职权，原告与滕勇华个人之间没有恩怨。原告因征收房屋补偿一事去找易茂松局长和滕勇华要求处理，滕勇华负责田维军拆迁房屋的登记。故，滕勇华在上班时对原告殴打的行为，属其行使行政职权。三、原告向被告递交的是《赔偿申请书》，由于被告适用法律文书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回复》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被告工作人员殴打田维军，造成田维军身心受伤，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撤销被告作出的《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答复》，并确认其行为违法。 被告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辩称，一、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并确认其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首先，答辩人收到原告寄送的《赔偿申请书》后，经调查核实，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利用其职权对其进行殴打，原告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所受人身损害是被告的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所致，原告不能证明答辩人对其实施了违法行为。因此，原告的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情形，答辩人在回复中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于法有据。其次，原告要求“确认其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并不明确具体，不知原告是要求确认答辩人对其作出的《回复》违法或是要求确认答辩人的其他什么行政行为违法？二、原告诉称的事实和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不能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理由。1、原告诉称答辩人的工作人员滕勇华对其进行殴打，并将其打伤显然与事实不符。首先，从原告诉称的事实和理由看不出滕勇华殴打原告的动机。滕勇华作为答辩人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无故殴打他人。原告诉称“滕勇华是负责田维军拆迁房屋的登记，故滕勇华在上班时对田维军殴打的行为，属其行使行政职权”。对此答辩人认为，原告显然是故意混淆视听。滕勇华不仅是负责原告拆迁房屋的登记，而且负责众多单位和个人的拆迁房屋的登记，难道负责原告拆迁房屋的登记就必然会导致滕勇华在上班时殴打原告吗？为什么滕勇华没有殴打其他拆迁户？其次，虽然原告因征地拆迁问题长期到答辩人处上访，但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均是按规定对其进行热情接待，并不存在对其进行殴打的行为。再次，原告向公安机关及纪检监察机关投诉其被答辩人工作人员殴打一事，已经由秀山县公安局乌杨街道派出所调查处理，原告是否受到答辩人的工作人员殴打以及工作人员的侵害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应以相关机构的调查认定为准。2、答辩人在回复中适用的法律正确，原告以答辩人“作出的法律文书错误”作为法律适用错误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首先，虽然答辩人作出的法律文书不是《赔偿决定书》而是对其所提赔偿申请作出的《回复》，但该《回复》中适用法律完全正确。因为本案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规定的情形。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应当给予赔偿的，应当作出赔偿决定书，而对于不符合赔偿条件的，则不可能作出赔偿决定书。因此，原告以答辩人作出的法律文书错误作为诉请撤销回复的理由显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的错误解读。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及诉称的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理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为证明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赔偿申请书》、田维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照片2张（1-6页）。证明目的：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了赔偿申请，但从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及其工作人员对其实施了殴打行为；被告在《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中认定其工作人员不存在对原告进行殴打的行为，对原告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完全正确。 第二组证据：《行政起诉状》、《行政裁定书》（7-12页）。证明目的：1、原告在2019年4月11日曾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起诉过被告，并且诉讼请求也与本案诉讼请求完全相同，除起诉的时间不同外，其他内容一字不差；2、人民法院已针对原告第一次起诉作出裁定，其裁定结果是按照撤诉处理；原告在撤诉后又再行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应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 原告对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举示的证据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不真实，达不到其证明目；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二次起诉的时候向法院作出了书面说明，原告第一次开庭没有到庭的原因是因为精神病发作。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第一次开庭时提交了七份证据，庭审前提交四份证据（一至四），庭审中提交了三份证据（五至七）： 证据一、原告受伤照片两张。证明目的：证明原告被滕勇华打伤的事实； 证据二、重新立案申请书。证明目的：证明重新立案起诉的证据； 证据三、《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做出的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证明目的：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 证据四、《行政裁定书》。证明目的：证明裁定没有调查清楚；庭审中提交了； 证据五、滕勇华签字的房屋登记调查表。证明目的：证明滕勇华是调查原告房屋拆迁的工作人员； 证据六、田维军找滕勇华的申请书（认为原来调查登记少补偿了款项）。证明目的：证明滕勇华在登记时少登记了拆迁补偿的财产。 证据七、照片一组（六张）。证明目的：证明拆迁房屋和财产原来（拆迁前）的状况。 被告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原告第一次庭审中举示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原告举示的五至七号证据属超期举证；对证据一的合法性有异议，这张照片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照片不能反映受伤的是谁，也不能证明是什么时候受到的伤害，更不能证明是滕勇华行为所致，也不能用照片上原告自己注明的文字来认定事实；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以申请书上自己陈述的事实用来证明原告第一次开庭没有到庭是正当的，不能作为第二次起诉的正当理由；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是认为这份《回复》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是不能证明被告的回复违法；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恰恰证明了本案的原告所提诉讼请求均已被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系复印件，没有注明证据来源，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用该证据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只能证明滕勇华是原告房屋的调查人员，也不能证明是滕勇华利用职务伤害原告；证据六与本案无关联性，即使是真实的，该申请书为原告所写，也不能够证明原告的房屋少获得了补偿；证据其七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被诉《回复》违法。 第二次庭审中原告举示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田维军受伤照片两张。证明目的：被告工作人员滕勇华对原告进行了殴打行为的事实； 证据二、重庆市公安局案接报回执。证明目的：因为滕勇华打原告的事情，报警后，派出所民警到现场来了并对原告伤处拍照查看监控的事实； 证据三、被告作出的《回复》。证明目的：被告作出了该行政行为，其内容也同时证明了滕勇华对原告进行了殴打行为，被告认为是滕勇华个人行为不合法； 证据四、派出所请示的复函。证明目的：滕勇华殴打原告的事情不应当公安处理，而是纪委； 证据五、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证明目的：滕勇华打原告的事情是违法的； 证据六、控告书。证明目的：原来准备提交给纪委，但我先到被告找原被告局长蔡向超，蔡局长给我说他安排人处理这个事，并把该人的名字职务电话写在了上面，被告局长了解这个事情的事实； 证据七、秀山县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书。证明目的：滕勇华当天打我后到县医院检查的事实； 证据八、重庆附二院住院病人出院证。证明目的：证明之前案件开庭时我发病了，到重庆附二院治疗的事实。 被告对原告第二次举示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请法庭核实，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是原告报警称双方打架；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回复被告并没有认可滕勇华对原告进行了殴打，只是根据原告的陈述表述其诉称的为真实的情况下，滕勇华的行为为个人行为，并没有认可其殴打行为；对证据四和证据五的真实性请法庭核实，都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均不能证明被告处工作人员对原告进行了殴打行为；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并不能证明其就医的原因，也不能证明原告受伤系因被告工作人员殴打所致。对证据八认为其提交的材料上入院、出院日期均是在2012年，与本案无关联性。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被告举示的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第一次庭审中举示的证据一能证明原告颈部和手部存在伤形，但无其他证据佐证系被告工作人员滕勇华殴打所致；证据二、四真实，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证据三真实，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五至七，能证明原告的土地房屋已被被告依法征收，原告认为有遗漏补偿事项要求被告处理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二次庭审中举示的证据一能证明原告颈部和手部存在伤形，但无其他证据佐证系被告工作人员滕勇华殴打所致；证据二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能证明2018年6月7日上午与滕勇华发生纠纷后报警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四真实，但达不到证明滕勇华对原告实施了殴打行为的证明目的；证据五与本案无关联；证据六、七真实，但达不到证明滕勇华对原告实施了殴打行为的证明目的；证据八与本案无关联，其是原告2012年治病情况，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被告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举示的证据，虽然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不能证明被告的工作人员滕勇华未对原告实施殴打行为，且系个人之间行为，亦不能证明其作出《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符合法律规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田维军的土地、房屋在秀山县凤凰新城建设中被征收拆迁，期间，原、被告双方就拆迁安置补偿事宜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田维军领取了协议约定的相应补偿款。后田维军认为其被征收拆迁土地、房屋存在遗漏补偿事项，多次到被告单位要求处理。后被告对田维军被征财产事项进行了复查，并对遗漏事项进行了补偿（9000元左右）。事后，田维军认为其被征收拆迁土地、房屋仍存在遗漏补偿事项，要求被告处理。2018年6月7日上午，原告田维军到被告单位滕勇华办公室要求处理拆迁遗漏补偿事宜（滕勇华系原参与田维军户征地拆迁工作人员之一），双方发生纠纷，后田维军报警，秀山县公安局乌杨派出所出警处理。当天，田维军到秀山县人民医院诊治为：1、颈部及右腕关节软组织损伤；2、C2棘突骨折。2019年2月26日，原告向被告递交了《赔偿申请书》，认为其在2018年6月7日上午在被告办公场所被被告工作人员滕勇华殴打受伤，侵犯其合法权益，要求被告进行赔偿。被告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该《回复》告知原告田维军：“你诉称在2018年6月7日上午8时20分被我局工作人员滕某华推出办公室进行殴打的行为属于你与滕某华之间的个人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之规定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之规定，申请人田维军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收到该《回复》后不服，于2019年4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出的《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并确认其行为违法(原告的代理人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明确为该《回复》违法）。2019年4月26日，原告田维军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因田维军未出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说明理由，本院于2019年6月5日作出(2019)渝0241行初24号行政裁定，按撤诉处理。2019年6月14日，原告田维军以同一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8日作出（2019）渝0241行初38号裁定，驳回了原告田维军的起诉。原告田维军不服，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在二审中提交新证据，该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2019）渝04行终147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9）渝0241行初38号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 另查明，被告办公场所走廊里面安装有摄像设备。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故，原告田维军在诉讼前向被告申请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告2019年3月22日作出的《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是否合法，是否应予以撤销。下面予以评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被告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19年3月22日作出的《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主要内容为：“你（田维军）诉称在2018年6月7日上午8时20分被我局工作人员滕某华推出办公室进行殴打的行为属于你与滕某华之间的个人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之规定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该回复内容表明，被告认定原告田维军2018年6月7日上午8时20分在被告单位与被告单位工作人员滕某华发生的纠纷系个人之间行为，被告单位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从被告在本案中举示的田维军《赔偿申请书》及《身份证》复印件、人体颈部和手部伤情部位照片2张、田维军的《行政起诉状》、（2019）渝0241行初24号《行政裁定书》所有证据看，其均无法反映原告田维军2018年6月7日上午8时20分在被告单位与被告单位工作人员滕某华发生的纠纷的过程和证实系个人之间行为的事实。故，被告2019年3月22日作出的《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缺乏事实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从本案查明事实看，被告收到原告的赔偿申请后，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了《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不符合法定形式，理应予以撤销。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19年3月22日作出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田维军申请赔偿问题的回复》。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白 云 人民陪审员  曾凡伟 人民陪审员  糜良政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伍佳丽 书 记 员  莫金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