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03民初1466号原告：张某，男，汉族，1970年11月25日生，住址：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立勇，系河南高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男，汉族，1976年3月20日生，住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东，男，汉族，1972年7月28日生，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系刘某堂兄。原告张某诉被告刘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立勇、被告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301250元货款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张某与刘某亲属贺某、贺仁秀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某在信阳从事编织袋销售业务，被告需要编织袋时就与原告联系，原告从编织袋厂调货出售给被告，原被告双方常年以这种口头形式发生业务。后经对账，被告尚欠原告301250元。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一直未能及时支付，原告起诉来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求。被告刘某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是委托合同关系，答辩人受朋友张某委托，张某在信阳租仓库，联系好客户买家后让答辩人去送货，答辩人赚点运费，张某口头承诺每天支付100元辛苦费先试一年，如果明年生意好的话，可以每条袋子提1-2分钱作为劳务费，不再发工资。答辩人没有赚取差价，一部分客户的货款由答辩人代收后转给张某，一部分客户买编织袋（比如贺某、贺仁秀、罗老板）也是直接联系张某，货款由他们直接结算，事实上双方已经结算完毕，答辩人也没有赚取差价，依据合同法第402、403条“隐名代理”的规定，也应该是由张某直接向客户追要货款。二、张某陈述已收到441800元，经答辩人核对笔金额中441000元属实，但是还有数笔转账被漏记。三、有三笔货款是由买家贺某、贺仁秀、罗老板直接联系的张某，已直接把款支付给了张某，答辩人没有截流。四、另有2笔现金交付分别是3万元、1.3万元，1笔银行转账2.3万元，三笔微信转账共计8.5万元原告漏记。五、存放货物的仓库是被答辩人张某自己找的，是其租下的，答辩人只是担保人，为其垫付房费16000元，应由张某承担。六、被答辩人委托答辩人帮忙卸车、收货、入库、出货、代转货款，共7次卸车费、2笔运输费共计7930元是由答辩人垫付的，被答辩人应该自己承担。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请求。经审理查明：张某与刘某亲属贺某、贺仁秀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张某在信阳租赁了万德霞的仓库，约定每年租金为16000元，该笔租金由刘某垫付。2017年2月至11月，张某先后向该仓库发货1773000条编织袋，均由刘某接收。根据张某提交的“2017全国正表”中显示，“90型号”的编织袋单价,0.3元每个；“103型号”的编织袋单价为0.41元每个；“105型号”的编织袋单价为0.42-0.43元每个；“108型号”的编织袋单价为0.43-0.44元每个；“111型号”的编织袋单价为0.45元每个。其中“103型号”、“105型号”、“108型号”的编织袋居多。根据张某提交的由刘某本人书写的15张条子，其中记载了部分出单明细及款项结算情况。该15张条子中记录：“103型号”编织袋单价0.41元；“105型号”编织袋单价0.42元；“108型号”编织袋单价为0.43元；2018年后“每条袋子加一分”；2017年4月“卖给罗眼镜60×105.70000条60×108.10000条没收钱”、“罗眼镜钱是自己给的”；2017年4月22号-27号出单“7万条三姨转给张自斌29400元”。张某陈述，张自斌是其二妹夫，二人共同经营编织袋生意，发给刘某的1773000条编织袋中包含有张自斌发货的部分。张某陈述其与贺某、贺仁秀2005年左右开始合作，与“罗眼镜”合作也有七八年了。另查明，证人贺某出庭作证。贺某陈述其与贺仁秀一起从涉案仓库里拉了70000条袋子，金额是29400元，钱通过农村信用社转账的，不是给张某就是给张自斌了，付款时间是2017年5月份。还在该仓库里拉了286000条袋子，卖了198000条，剩下的袋子转到张自斌的仓库了，总共付的金额记不清楚，但钱都付给张某了，有转账也有现金。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陈述2018年8月20日，其与刘某一起办事，刘某到信用社取了30000元现金，到怡家花园宾馆一楼大厅交给张某，整个过程其均在场。王某陈述刘某是卖编织袋的。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其陈述2017年7月10日，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刘某向其借了13000元说是要交给自己的老板。其和刘某一起到酒店送钱，当时其坐在车里看到刘某把钱交给一个人，距离大概六七米，整个过程时间不超过一分钟，酒店门口收钱的那个人就是本案的原告张某。刘某当庭出示记账本，在一页纸的背面记载有“7月10日换电瓶给张某现金13000”字样。张某当庭口头申请对该笔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庭审辩论结束前又表示不再鉴定，请法院判定该13000元的付款情况是否属实。又查明，贺某、贺仁秀与张某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2016年2月7日，贺某、贺仁秀与张某结算后欠张某货款2290000元，后二人支付部分货款，仍欠张某1444800元。2018年，贺某、贺仁秀陆续向宋亮亮购买编织袋，并于2018年6月18日与宋亮亮结算后欠宋亮亮585000元，后二人支付部分货款，仍欠宋亮亮485000元，宋亮亮将该债权转让给了张某。张某于2019年11月14日诉至本院，要求贺某、贺仁秀支付上述欠付货款共计1929800元。贺某、贺仁秀对上述欠款没有异议，平桥区法院作出（2019）豫1503民初865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贺某、贺仁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张某支付货款1929800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有：1、编织袋总金额价值743050元；2、刘某已经与张某结算款项441000元；3、刘某代张某支付租金16000元；4、刘某于2018年1月4日、2月1日、3月25日、4月7日分别通过微信、银行分四笔向张某转账42000元；4、2017年8月刘某在怡家花园向张某支付现金30000元；5、刘某代张某支付的卸车费、运费等7930元。且上述第2-5项款项，原告同意在第1项总金额中予以扣除。上述事实有“洛阳市缔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刘某记账单16页、（2019）豫1503民初8652号民事判决书、农村信用社转账凭证、贺某、王某、张某证人证言、刘某微信转账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对于原、被告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1、编织袋总金额价值743050元；2、刘某已经与张某结算款项441000元；3、刘某代张某支付租金16000元；4、刘某于2018年1月4日、2月1日、3月25日、4月7日分别通过微信、银行分四笔向张某转账42000元；4、2017年8月刘某在怡家花园向张某支付现金30000元；5、刘某代张某支付的卸车费、运费等7930元。上述事实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上述第2-5项款项应从第1项总金额中予以扣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二、贺某、贺仁秀、“罗眼镜”三人的货款应如何处理；三、2017年7月10日刘某是否向张某支付了13000元现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张某主张其与刘某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刘某主张其与张某之间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各执一词，但都没有书面的合同予以证实，因此只能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行为习惯来认定二者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第一，刘某认可收到张某1773000条编织袋，后又通过银行转账多次向张某付款，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第二，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及相关陈述，不排除刘某有接受张某委托代其处理买卖事务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一）张某认可刘某为其垫付了房租费16000元，证明该仓库实际是由张某租赁，符合刘某陈述的“张某在信阳租仓库”的事实。如果双方仅仅是买卖合同关系，那么该仓库应由刘某租赁更符合常理，由张某租赁仓库来存放刘某的货物有悖常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二）张某本人不在信阳居住，其在信阳开展了很多业务，有委托他人代为处理事务的客观需求。（三）在刘某手写的记账单中有“卖给罗眼镜没收钱罗眼镜的钱是自己给的”、“7万条三姨转给张自斌29400元”等字样，若刘某的行为不受张某的约束，其没有理由在卖出编织袋后不收取货款而任由买家将货款支付给他人，因此可以认定刘某有按照张某的指示让买家取货的受托行为。综上，根据原、被告现有的证据及陈述，张某与刘某之间的行为性质复杂，既有买卖合同关系，也有委托合同关系，不能单纯地认定为某一种法律关系。但无论是何种法律关系，均不影响刘某向张某支付货款或者将其代为收取的财产转交给张某。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张某陈述，其与贺某、贺仁秀在2005年就有合作，与“罗眼镜”合作也有七八年了。结合刘某记账单中记录的情况，“卖给罗眼镜60×105.70000条60×108.10000条没收钱罗眼镜的钱是自己给的”、“7万条三姨转给张自斌29400元”，可以认定“罗眼镜”的80000条编织袋及“三姨”的70000条编织袋的货款不是由刘某代为收取的。虽然张某提交该证据的目的是用于证明刘某认可编织袋的价格，但是因该证据的不可分割性，该证据上记载的其他内容也应当视为张某认可的事实，因此张某不能向刘某主张上述两笔货款，即“罗眼镜”的货款33700元及“三姨”的货款29400元应当从编织袋总金额743050元中扣除。根据证人贺某的证言，她于2017年从张某的仓库中拉走286000条编织袋属实，贺某本人也认可这批编织袋的所有权人是张某而非刘某。刘某陈述其未收到该笔货款，贺某也陈述其未向刘某支付货款，而是将货款支付给了张某或张自斌，鉴于贺某与张某之间有长期合作关系，确实存在向张某直接付款的可能性，因此该笔货款也不宜认定为已由刘某代为收取。若张某确未收到上述286000条编织袋的货款，可另行向实际买受人主张权利。该286000条编织袋货款合计120000元应从编织袋总金额743050元中扣除。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证人张某当庭陈述2017年7月10日从刘某处接收13000元现金的人就是张某本人。结合刘某在记账本上记录有该13000元的付款情况以及双方之间曾经也有交付现金但不出具凭条的习惯及事实，本院对刘某于2017年7月10日向张某交付13000元现金的事实予以认可，双方可在结算过程中将该款项予以扣除。综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被告刘某应当支付给原告张某的货款为10020元。（743050元总货款－441000元原告认可已收货款－16000元房租－7930元卸车费运费－85000元现金或微信转账－贺某货款120000元－“三姨”货款29400元－“罗眼镜”货款33700元=1002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张某支付货款10020元；二、驳回原告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能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5818元减半收取2909元，由原告张某承担2000元，被告刘某承担90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提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通过本院向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名称：收款单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46×××16，开户行：兴业银行信阳分行。逾期未预交也未提出缓交、减交、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申请的，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依法按自动撤诉处理。审判员  季恒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邵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