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4478号 原告：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高速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6739913710，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萧山高新科技广场3号楼二单元1402室。 法定代表人：周龙达，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文良、陈科杰，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萧山公路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210167316，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萧绍路221号。 法定代表人：杨文彪，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06789490X7，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瑞中心1幢501、502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彪，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叶平，浙江中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高速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机场广告公司）诉被告杭州萧山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开发公司）、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公路建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文良、陈科杰，被告公路开发公司、高速公路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叶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两被告赔偿因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437.22万元。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租金285.22万元，并支付自2014年4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2.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9500万元。后原告再次变更诉讼请求为：两被告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17697183.77元；并于2020年4月16日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解除《萧山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租赁合同书》。 事实和理由：2000年8月22日，原萧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杭州萧山机场公路等5条道路两侧户外广告由原萧山市公路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经营。2006年10月20日，杭州萧山机场高速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广告公司）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签订《萧山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租赁合同书》，约定由机场广告公司从事相应租赁范围内的广告业务，同时约定若因机场公路拓宽、转让等原因造成广告发布中断的，中断时间在租赁期满后顺延。2009年2月，机场广告公司、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签订《变更合同（协议）主体的协议书》约定将由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承受原合同中机场广告公司的权利义务。 2009年12月，萧山机场公路杭甬互通至终点段实施拓宽改建，原告经营的部分户外广告牌被拆除。2010年3月18日，萧山区委、区政府形成会议纪要明确对未到承包年限的广告牌经营可采用解除合同并给予补偿或顺延承包合同两种方式解决。被告公路开发公司委托评估机构对原告现有广告设施的预期可获收益进行评估，评估值为22709.97万元。2010年4月15日，杭州市萧山区交通局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交通局建设指挥部）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订立《拆迁赔偿结算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公路开发公司对广告经营权暂行中断，建成后顺延租赁。2013年5月8日，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浙交函[2013]160号函同意在相关项目概算中增加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赔偿损失。同年12月30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同意原机场公路全线广告经营权赔偿采用顺延方式处理。2014年7月10日，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与原告签订《机场公路改建拆除户外广告牌赔偿协议书》明确“因机场公路改建施工而中止经营广告媒体的期间予以顺延”。 2016年1月8日，原告向两被告的母公司杭州萧山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公司)发送《关于要求重置广告牌的函》，要求在春节前做好机场公路户外广告重置方案评审。同年1月14日，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复函明确待G20峰会结束后再进行广告重置方案评审和施工。同年5月3日，萧山机场公路改建完工后正式通车。期间，原告多次向交投集团公司及两被告要求进行机场公路户外广告重置方案评审，均未获同意。现被告明确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致使原告多支出租赁费、公司及员工未及时解散产生的经营费用、重置广告位设计、清退广告业主的广告费及税费等损失。 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公路开发公司系合同相对方，而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作为机场公路改建工程项目公司，与原告订立了赔偿协议书，系自愿加入本案债务。但两被告最终未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应共同承担本案责任。 两被告辩称，第一，被告公路开发公司无需承担违约责任。案涉合同主体为原告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根据双方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因市政工程需要或机场拓宽等原因致使租赁范围变更或广告发布中断的或合同不能履行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也不补偿乙方任何费用，可见在合同不能履行时被告公路开发公司无需承担违约责任；若按照原告此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要求顺延合同的请求看，合同尚未解除，只是处于中断阶段，被告公路开发公司只有待政策允许时进行顺延的义务，原告仍应另案主张合同延期；综上，无论合同解除或顺延，被告公路开发公司都无需承担责任。第二，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无需承担责任。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与原告签订《机场公路改建拆除户外广告牌赔偿协议书》的目的是解决拆迁赔偿问题，而不是广告租赁问题，协议书也明确了延期应另行签订协议，且延期的基础是《萧山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租赁合同书》，区政府会议纪要也明确由被告公路开发公司与原告就延期进行谈判，可见延期与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无关，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不是广告经营权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和合同加入方，无需承担责任。第三，原告没有损失，且尚欠付被告公路开发公司租金，就原告欠付的租金，被告公路开发公司将另案主张；原告对机场公路扩建是明知的，也配合拆除了广告牌，故其应当预见相关市场风险并自担相应损失。原告所主张的损失系其公司运营成本和日常开支，两被告从未要求原告经营专项业务，其所谓的退费系其与案外人之间的关系，且广告收入也非公司净收益，公司净收益应当扣除工人工资、租金、税负等成本，其将工资、租金等经营成本和广告收入一并计入损失不合理；杭州中航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公司）与案外人签订合同的行为系其自身经营行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即使其有损失也不等同于其控股股东的损失，故应由中航公司自行承担。原告提交的评估报告已过有效期，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原告无法就其损失大小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萧山市人民政府萧政发(2000)130号《关于市内“四自”公路沿线加油站及户外广告设置经营权事宜的批复》（复印件）1份，证明政府同意机场公路两侧户外广告由被告公路开发公司开发经营的事实；2.2006年10月20日《萧山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租赁合同书》及《变更合同（协议）主体的协议书》各1份，证明机场广告公司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订立合同，明确将萧山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出租给机场广告公司经营，后租赁主体变更为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的事实；3.2010年3月18日《机场公路改建工程专题会议纪要》（复印件）1份，证明会议纪要明确机场路沿线广告牌拆迁在2010年3月20日前完成杭甬互通至机场大门段北半幅的拆除工作，8月底前完成全线其余广告牌拆除工作，对其中未到承包年限的可采取两种方法(解除承包合同并合情合理给予补偿；承包合同顺延)解决，说明原告的广告牌系合法经营，区委、区政府明确未到期广告牌可采用补偿及顺延两种方式处理的事实；4.2010年4月15日杭萧资评报(2010）第1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1份，证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委托评估机构评估确定原告广告设施的预期可获收益评估值为22709.97万元的事实；5.2010年4月15日《萧山机场公路(杭甬互通至终点段)改建工程广告牌等拆迁赔偿结算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交通局建设指挥部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达成协议，约定由被告公路开发公司按原合同规定对广告经营权暂行中断，建成后顺延租赁的事实；6.2013年5月8日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浙交函[2013]160号《关于要求增加杭州萧山机场公路改建工程初步设计概算项目的函》及附件（复印件）1份，证明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同意概算中增加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损失赔偿概算的事实；7.2013年12月30日萧政纪[2013]84号《关于机场公路改建工程专题会议纪要》（复印件）1份，证明会议同意原机场公路全线广告经营权赔偿采用顺延方式处理的事实；8.2014年7月10日《机场公路改建拆除户外广告牌赔偿协议书》1份，证明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与原告达成协议约定“因机场公路改建施工而中止经营广告媒体的期间予以顺延”的事实；9.2015年9月30日萧交投[2015]193号请示（复印件）1份，证明两被告的母公司交投集团公司向萧山区政府请示明确原机场公路全线广告经营权赔偿采用顺延方式处理，故被告应履行顺延义务的事实；10.2016年1月8日《关于要求重置广告牌的函》1份，证明原告向两被告主张权利的事实；11.2016年1月14日《关于机场高速广告有限公司要求重置广告牌的复函》1份，证明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承诺将按区政府文件精神执行，待G20峰会结束后再进行广告牌重置方案评审和施工的事实；12.新闻报道（网页打印件）1份，证明萧山机场公路改建后于2016年5月3日正式通车的事实；13.两被告工商登记材料1组，证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的变更情况及两被告均属交投集团公司子公司的事实；14.萧山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无法恢复顺延造成原告直接损失以及2010年至2017年中止合同期间的损失清单及相关材料1组（包括工资清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公司员工节日福利费清单、关于终止劳动关系的协议书、设计费发票及支票存根等），证明原告广告设施被拆除及无法顺延经营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情况；15.中航公司营业执照、变更登记核准通知及确认书各1份，证明中航公司系原告子公司，原告在取得案涉广告经营权后委托中航公司从事发布广告等经营活动，后因广告设施被拆除导致中航公司产生清退客户广告费及税收损失723.22万元，且中航公司因等待广告经营权顺延而未及时解散，中止经营期间产生了大量的员工薪酬等损失，中航公司同意前述损失由原告向其合同相对方及相关单位提出索赔，所得款项归属原告的事实；16.办公用房租赁费清单及相关凭证1组（包括房屋所有权证、房屋租赁合同、记账凭证、银行支付凭证、收条及发票），证明原告自2013年至2019年止共支出办公用房租金107万元，因被告不再允许原告继续发布广告且未及时通知而造成原告办公用房闲置以及租金损失的事实；17.银行退款明细（包括广告发布合同、解除合同协议书、终止合同协议书、支票存根、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增值税发票等）、应收账款冲回及退票明细（包括广告发布合同、终止协议、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增值税发票、明细账等）各1组，证明原告在取得机场公路户外广告发布权后，实际由下属全资子公司中航公司与客户订立广告发布合同并履行，因原告的广告牌被拆除导致中航公司无法继续履行广告发布合同而退还客户广告费3701583.77元以及6笔应收账款合计3138600元无法收回而做财务冲回及退票处理的事实，该组证据与原告证据15相结合，可证明中航公司的损失即为案涉协议未获全面履行而遭受的损失，中航公司已明确由原告代为向协议相对方主张相应损失并归属原告所有的事实；18.增值税纳税申报表4组，证明因原告及中航公司长达几年的纳税申报期内没有发生应税事项，故在税务机关的留抵税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可见在原告及中航公司退回广告款及开具红字发票后，相应税款虽有退回，但因缺乏应税事项而导致退回的应税款一直留在税务部门的事实；19.2013年9月26日浙发改函【2013】393号关于同意变更杭州萧山机场公路改建工程项目法人的函1份，证明杭州萧山机场公路改建工程的项目法人变更为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道路的改建和管理均由其负责的，其加入了本案债务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两被告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公路开发公司确实有经营权；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了因不可抗力、市政工程、机场道路拓宽等需要的，被告公路开发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若合同不能履行的，合同可以解除；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既然该会议纪要明确有解除合同并进行合理补偿与顺延两种处理方式，说明即使要顺延，被告公路开发公司只是负责申报；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评估报告在2011年即已失效，故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仅能证明交通局建设指挥部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关于拆迁达成协议，与原告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定，由法院核查，该文件明确萧山区人民政府已收回广告经营权，故被告公路开发公司自2013年4月起已没有经营资质，除非重新获得授权；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法确定，由法院核查，该会议纪要仅原则同意顺延，具体需要被告公路开发公司与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谈判确定，也即在双方达成谈判之前，权利义务并没有确定；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书的内容仅为赔偿和奖励，并无关于租赁的约定，结合原告证据2和证据7，恰可证明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无权代理被告公路开发公司作出顺延的约定；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交投集团公司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无法确定交投集团公司有无收到，且此仅为请示报告，需交投集团公司做出明确表示才具有法律效力，何况租赁合同关系发生于原告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之间，与交投集团公司无关；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表达的意思是以区政府的意见为准，且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系无权代理，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其出具了相应的代理函件；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机场公路通车为事实，至于通车的时间由法院核查；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两被告系相互独立的公司，双方之间不存在控股等关系；对证据14、15，除对其中工商登记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外，对其余证据均有异议，案涉租赁合同系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签订，与中航公司无关，中航公司的开支系其意思自治的结果，与两被告无关，且原告所述的损失介于2010年至2017年期间，但原告的广告经营业务在2010年还是正常的；对证据16中房屋租赁合同及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因原告租赁办公场地系其法人意思自治范围内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属于损失范围；对证据17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中航公司系案外人，也无法看出原告所述的中航公司系为履行案涉合同而专门成立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控股股东系不同法律主体，公司的损失应由公司承担而非股东承担，中航公司的损失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中航公司的退费、退款证据恰可证明原告实际清楚机场公路因改建而需对广告牌进行拆除的情况，可见其清楚因政府政策原因不能履行合同的风险，原告所述的合同未获全面履行与合同终止是矛盾的，案涉合同因政府拆迁行为而终止；对证据18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是否继续经营系原告意思自治的表现，与本案无关，中航公司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且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当日的申报情况及留抵税额，不能证明该时间点以外的留抵税额情况；对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仅是拆迁主体，并非债务加入。 两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浙江成为全国首个高速公路沿线无广告牌的省份”新闻报道截图打印件、浙改拆办【2016】81号关于全省高速公路沿线广告牌整治工作情况的通报文件、杭政办发电【2015】13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两路两侧”、“四边三化”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范各1份，证明浙江省于2014年启动高速公路广告牌专项整治行动、杭州市关于机场公路沿线广告牌的整治规定以及原告的广告设施被合法拆除，符合合同约定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新闻报道及通报文件均非规范性文件，且通报范围为高速公路而非机场公路，杭州市政府的通知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调整这一情形，且通知只是明确整治内容包括广告牌，但并未明确拆除或者禁止设置两路两侧的所有广告牌，管理规范属于推荐性标准，非强制性标准，不能视为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调整，原告设置的广告设施不属于违法广告，不在整治范围之内，不能据此说明整治工作的合法性，被告作为广告经营权资源的提供方，应当对于合同能否继续履行有明确的认知和预判，原告基于信赖而一直与被告协商继续履行合同事项，被告在2016年1月14日仍回复原告“待G20峰会结束后再进行广告重置方案评审和施工”，从而导致原告产生了多年的待工损失。 对原、被告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至13及证据15、19，经审查系客观、真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4及证据16至18，尚不足以完全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但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公司运营成本及经营性开支情况，本院对其作综合考量。两被告证据，经审查系客观、真实，从该组证据综合而看，可推知在浙江省启动了高速公路沿线广告牌的整治工作后，案涉机场公路沿线实际已不再允许设立广告牌，本院确认该组证据相应的证明力。 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00年8月22日，原萧山市人民政府萧政发（2000）130号关于市内“四自”公路沿线加油站及户外广告设置经营权事宜的批复同意杭州萧山机场公路两侧户外广告由公路开发公司开发经营。2006年10月20日，被告公路开发公司（甲方）与机场广告公司（乙方）签订《萧山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租赁合同书》，约定：乙方可在杭州萧山机场公路K0+800—K18＋660公路用地范围内从事广告经营业务，租赁期限为2007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租赁费为每年800万元；因不可抗力因素（包括自然灾害、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调整）和市政工程需要或机场公路拓宽、转让等原因造成广告设施迁移，致使租赁范围变更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也不补偿乙方任何费用，涉及广告拆迁的补偿费用应归乙方所有，对乙方造成广告发布中断的，中断时间在租赁期满后顺延，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合同得以解除，租赁费按实计算，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也不补偿乙方任何费用。2009年2月，机场广告公司、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签订《变更合同（协议）主体的协议书》一份，约定《萧山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租赁合同书》中的乙方主体即机场广告公司均变更为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机场广告公司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变更为由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享有并承担，其余条款均不作变更。 因机场公路改建需要，萧山区委、区政府于2010年3月1日召开专题会议并形成【2010】5号会议纪要，明确机场公路沿线广告牌拆除后，对于未到承包年限的可采取两种方法（解除承包合同并合情合理给予补偿；承包合同顺延）解决，具体由被告公路开发公司提出方案，区交通局审核后报机场路改建办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 2010年4月15日，交通局建设指挥部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签订《萧山机场公路（杭甬互通至终点段）改建工程广告牌等拆迁赔偿结算协议书》一份，协议明确因区委、区政府对机场公路沿线广告牌按合同中止方案拆迁赔偿政策尚未明确，由被告公路开发公司按原合同规定对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租赁的广告经营权暂行中断，建成后顺延租赁，对现有广告牌等地面附着物实行评估拆除赔偿处理。 2013年9月26日，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发改函【2013】393号关于同意变更杭州萧山机场公路改建工程项目法人的函复函同意将杭州萧山机场公路改建工程的项目法人变更为高速公路建设公司。同年12月10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并形成萧政纪【2013】84号关于机场公路改建工程专题会议纪要，纪要明确考虑到目前建设资金紧张，原则同意原机场公路全线广告经营权赔偿采用顺延方式处理，具体合同期由被告公路开发公司会同机场公路改建工程项目公司与广告经营主体谈判确定。 原告在案涉机场公路沿线的广告设施分别于2009年9月、2014年4月15日被全部拆除。2014年7月10日，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与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签订《机场公路改建拆除户外广告牌赔偿协议书》，约定由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对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拆除广告牌予以赔偿，同时约定根据双方签订的《萧山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租赁合同书》和区政府联席会议《会议纪要》之规定，因机场公路改建施工而中止经营广告媒体的期间予以顺延，具体顺延时间和详细履行条款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书》。 2016年1月8日，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向交投集团公司发送《关于要求重置广告牌的函》，要求在春节前做好机场公路户外广告重置方案评审。同年1月14日，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复函表示：已收悉上述函件，根据萧政纪【2013】84号会议纪要精神，原机场公路全线广告经营权赔偿采用顺延方式处理，具体顺延时间将再谈判确定，但鉴于G20峰会即将召开，机场路沿线两侧正在整治违章建筑，因此对于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提出的春节前做好户外广告重置方案评审等的要求必须暂缓实施，待G20峰会结束后再进行广告重置方案评审和施工。此后，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在机场公路沿线的广告经营权未获顺延处理。 另查明，2015年8月1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杭政办发电【2015】13号杭州市“两路两侧”“四边三化”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对在全市公路、铁路两侧可视范围内的广告牌等问题进行整治。萧山区人民政府在开展集中整治行动时明确整治范围包括机场公路两侧各500米内的广告牌。2016年12月7日，浙江省“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浙改拆办【2016】81号关于全省高速公路沿线广告牌整治工作情况的通报，文件明确根据省委、省政府“两路两侧”“四边三化”工作部署和省领导对高速公路沿线广告牌整治的批示要求，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部署开展全省高速公路沿线广告牌“清零”行动……。 再查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系由交投集团公司独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系杭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交投集团公司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航公司于2012年3月27日登记成立，于2014年1月10日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原告国际机场广告公司将案涉机场公路沿线部分广告交由中航公司对外发布。原告的广告设施因机场公路改建而被拆除后，中航公司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陆续与各客户终止相关广告发布合同、退回终止协议后的广告费并开具相应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减少进项抵扣，至2018年8月其办理税务注销之时，尚有50448.97元留抵税额未能办理退税。中航公司明确其为等待广告经营权顺延产生的损失由原告索赔，所得款项归属原告所有。 原告提供的原告及中航公司与部分员工签订的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显示，其从萧山区人民政府萧政发（2016）58号文件（于2016年8月22日印发）内容知晓萧山机场公路沿线不可能重新设置户外广告牌，故自2016年9月30日起与该部分员工解除劳动关系。2016年11月1日，原告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两被告要求继续履行案涉租赁合同【案号为（2016）浙01民初1230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5日开庭审理，庭审中，两被告陈述称根据法律和政策规定，机场公路两侧不再允许设置广告牌。后原告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现起诉来院。 本院认为：案涉《萧山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租赁合同书》、《变更合同（协议）主体的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在原承租方机场广告公司将其在《萧山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租赁合同书》项下的权利义务转归原告继受之后，原告成为该租赁合同书的一方主体，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之间建立租赁合同关系，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 关于案涉租赁合同能否解除的问题。在原告广告设施被拆除后等待重置的期间内，浙江省启动了高速公路沿线广告牌的整治工作，本区亦开展了重点区域违法建筑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明确机场公路两侧各500米范围内的广告牌全部予以拆除。可见根据新的政策，机场公路沿线已不再允许设立广告牌，案涉租赁合同事实上已不能履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之规定，故应予解除。至于合同解除时间，虽双方在本案审理前均已知晓广告牌无法重置之事实，但双方均未明确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要求，直至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20年4月16日向两被告提出解除合同之主张，故本院认定案涉租赁合同解除时间为两被告收到解除通知之日即2020年4月16日。 关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如上所述，案涉租赁合同事实上不能履行系因政策发生变化，原、被告双方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之后果均无过错，且案涉租赁合同第七条约定：因不可抗力因素（包括自然灾害、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调整）和市政工程需要或机场公路拓宽、转让等原因造成广告设施迁移……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合同得以解除，租赁费按实计算，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故在原告的广告经营权未能获得顺延之后果不应归责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之下，被告公路开发公司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原告的损失处理问题。在原告的广告设施因机场公路拓宽改建工程而分别于2009年9月、2014年4月15日被全部拆除后等待合同顺延履行的期间内，原、被告从政府会议纪要等渠道所获预期均为采取顺延承包期限的方式处理广告经营权直至双方知晓机场公路沿线无法再重置广告牌的政策规定。被告就其知晓时间并未明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知晓后通知到了原告，而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从萧山区人民政府印发的萧政发【2016】58号文件内容知晓无法再重置广告牌的政策后即于2016年9月份与部分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故本院认为原告等待合同顺延的合理期间为自其广告设施被拆除后至2016年9月份。在此期间内，原告为处理案涉租赁合同中止后无法继续履行的广告发布合同、因公司经营状况变化所必须进行的员工数量调整同时保证在合同可获顺延之时具备继续履行合同之能力以及为重置广告设施进行必要的准备等，必然需要继续支出必要的公司经营费用，而该些费用因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成为原告损失。就该部分损失的发生双方均无过错，故以公平考虑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根据公平责任原则由双方分担更为合理。 关于原告的损失金额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子公司中航公司确也作为机场公路广告发布主体对外与部分客户签订合同、收取广告费，在原告的广告设施被拆除后，中航公司也向各广告客户清退了未发布期间内的广告费，可见中航公司确实参与了机场公路沿线广告的发布工作，并在等待广告经营权顺延的期间内发生了损失。就中航公司的损失，其明确同意由原告代为主张并归属原告所有，故本院在考虑原告损失时作一并考虑。关于维持员工在岗所需费用，本院综合考虑原告在案涉合同正常履行之时所需的员工数量、在等待合同顺延期间内因该部分业务暂停而所需适当减少的员工数量等因素以及原告根据其经营状况变化，为减少经营成本与部分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时间，结合历年浙江省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以及原告提供的工资清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体现的员工年薪酬水平、社保费用缴纳标准等因素，酌情考虑原告为等待合同顺延所需支出的必要且合理的维持员工在岗所需费用为1988000元；关于经济补偿金，原告在预计合同无法顺延履行之后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变化为减少经营成本而与部分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系为防止损失扩大之行为，其向该部分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亦为符合劳动合同法之行为，故酌情考虑原告为此支出的合理的经济补偿金为196500元；关于原告为广告牌重置方案支出的设计费30000元，系为准备合同顺延、重置广告牌而支出的费用，故应计入原告实际损失范围；关于因退回部分预收的广告费用而产生的留抵进项税额，中航公司已办理税务注销登记，根据税务相关政策，在办理注销之时，其留抵税额不予退税，故中航公司的留抵税额50448.97元确已无法退回，故应计入损失范围，而原告尚未办理税务注销登记，其留抵税额仍有可能退回，故原告目前在税务机关的留抵税额则不宜计入其实际损失范围；关于办公场所租赁费用，原告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必然需要相应的经营场所，无论其经营状况如何、经营业务多少，其均需为公司运营准备相应的场所并为此负担相应的费用，故其主张的租赁费用非案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会导致的必然损失，故就该部分费用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其因广告设施拆除而清退的广告费用，应属其合同正常履行之下预期可获利益，非属其实际损失范畴，亦不应计入原告损失范围。综上，本院酌情认定原告为等待合同顺延而产生的合理损失为2264948.97元，就该部分损失由双方平均分担。综上，被告公路开发公司应承担的原告损失为1132474.49元（2264948.97元*50%）。 关于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是否需要承担共同责任的问题。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在与原告签订的《机场公路改建拆除户外广告牌赔偿协议书》中明确因机场公路改建施工而中止经营广告媒体的期间予以顺延，具体顺延时间和详细履行条款将与原告另行签订协议，此后在原告向交投集团公司发函要求重置广告牌后，亦是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向原告复函明确具体顺延时间将由其与原告谈判确定，可见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自愿就原告广告经营权顺延事宜负担相应义务，也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原告对合同顺延的预期进而导致了原告等待期间的延长，故而应当对原告因等待顺延而产生的上述损失与被告公路开发公司承担共同责任。被告高速公路建设公司有关于非案涉广告经营权租赁合同相对方，仅参与广告牌拆迁赔偿事宜的抗辩不具有合理性，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对原告合理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两被告的合理部分抗辩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高速广告有限公司与杭州萧山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萧山机场公路广告经营权租赁合同书》于2020年4月16日解除； 二、杭州萧山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高速广告有限公司1132474.49元； 三、驳回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高速广告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两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7983元，由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高速广告有限公司负担112991元，杭州萧山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499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该院预交上诉受理费。 审 判 长  金晓璐 人民陪审员  汤林美 人民陪审员  闻人姣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孙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