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503民初398号 原告：李艳恒，女，1981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行政文员，群众，住邢台市桥西区。 委托代理人：张延延，河北哲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邢台市襄福家政服务部（普通合伙），住所地邢台市桥西区泉北大街1001号创业服务中心大楼191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魏学，该服务部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英俊，河北律己律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艳恒与被告邢台市襄福家政服务部（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襄福家政）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艳恒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延延、被告襄福家政的委托代理人赵英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艳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2、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原告的两个半月工资（2017年6月份、2019年2月份、2019年3月份）共计4500元；3、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7200元；4、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私自断停公益性岗位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7473元；5、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提前扣除的2017年11月份的社保个人负担部分金额285.69元；6、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在职期间政府给予的困难就业人员岗位补贴共计49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7年6月15日入职襄福家政，工作地点为邢台市桥西区李演庄老年养护院（以下简称养护院），入职后从事行政工作，月工资1800元。工资不是每个月发放，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发，有时能够拖欠三四个月。原告属于就业困难人员，家庭情况窘迫，特向政府申请了公益性岗位，在2017年12月以公益性岗位的用工身份与被告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只签订了一份在被告处保管，原告手中没有劳动合同，现在给被告要被告也不给，还说根本就没签过合同。被告于2017年12月开始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因为是公益性岗位，所以保险只是被告垫付，然后国家再返还给被告，实际上保险并不是被告给原告缴纳的。2018年底，被告的管事人员给原告说保险交到年底，让原告把关系转走，原告询问转走关系的理由是什么，被告告知原告是公司退出，说不上来别的理由，原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找不到其他接收单位。到2019年1月被告不再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无缘无故的将原告公益性岗位的身份终止，在其过程中原告并没有与被告签订过任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文件，也没有办理过终止公益性岗位的任何手续。工作过程中原告始终兢兢业业，从未违反过任何工作制度，至今原告还有跟原告一批的其他公岗还在李演庄养护院工作。原告本来就属于困难群众，是国家照顾给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政府给予补贴国家给缴纳社保，人社部门每月发放的350元的岗位补贴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因为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导致原告保险断缴，造成原告成为没有保障的人，给原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生活上更是雪上加霜没有安全感，生活十分艰难。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使原本国家给予的照顾都无法保障，诉请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襄福家政辩称，一、原告起诉的范围已经超过了桥西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的范围。二、被告不存在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第二项请求拖欠工资不存在；对于第三项经济补偿金不合法；对于第四项公益性岗位损失不合法；对于第五项不属于法院的审理范围；对于第六项请求不存在、不合法。三、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确认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与其他的诉讼请求之间不是同一诉，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不能在同一案件中同时主张。四、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0月份原告以自己的行为主动解除了与被告的劳动合同，与养护院建立了劳动关系。我国不承认双重劳动关系，因此原告的诉请均不成立。我方尽管对桥西区劳动仲裁的裁决书的结果不满意，但考虑到原告的实际情况，认可和接受并履行该仲裁裁决书。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1日，养护院（甲方）与襄福家政（乙方）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作协议》，其中载明：甲方委托乙方作为甲方建设的“邢台市桥西区李演庄老年养护院”的全权委托经营管理人；乙方在受委托管理期间内发生的各项运营费用及工作人员工资、福利由乙方承担；合作时间为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1日，襄福家政（甲方）与李艳恒（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其中载明：甲方聘用乙方期限三年，从2017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11月30日止，详细工作地址邢台市桥西区李演庄老年养护院；甲方于每月28日前按每月不低于邢台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甲方在日常管理工作中不能随意辞退乙方，确实需要辞退乙方的，需提前一个月告知备案同意后才可以辞退；乙方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连续或者累计旷工超过15天、经常性不能完成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的，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解除劳动关系。 李艳恒主张系襄福家政招聘后于2017年6月15日安排到养护院工作，但襄福家政提出异议，而且襄福家政实际于2017年7月开始向李艳恒支付工资至2018年10月（实际支付时间为2019年1月11日）。李艳恒主张养护院分别于2019年2月18日、3月4日、4月12日向其支付了2018年11月工资1470.6元、2018年12月工资1470.6元、2019年1月工资1362.6元。目前，李艳恒仍在养护院工作，工资由养护院发放。李艳恒在襄福家政工作期间的工资为每月1800元，包括保险。 双方发生争议后，李艳恒向邢台市桥西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邢西劳人仲案（2019）154号裁决，由襄福家政向李艳恒支付经济补偿金3600元，驳回李艳恒其他仲裁请求。李艳恒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 庭审中，襄福家政主张李艳恒原系养护院的职工，襄福家政与养护院于2019年2月终止合作关系，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艳恒主张其系公益性岗位，但襄福家政不予认可，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因此，其主张的公益岗位损失、岗位补贴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虽然签订劳动合同时间2017年12月1日，但通过襄福家政向李艳恒支付2017年7月工资的事实，可以印证双方实际于2017年7月建立劳动关系。虽然襄福家政主张于2019年2月终止与养护院合作关系，但李艳恒与襄福家政之间的劳动合同期限尚未届满，劳动关系仍在存续期间。劳动合同中不但没有约定“与养护院终止合作关系导致劳动合同的终止”，反而约定了“不能随意辞退乙方”。因此，襄福家政以此为由终止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依据，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的规定支付赔偿金。襄福家政主张李艳恒于2018年10月份主动解除劳动合同，但李艳恒不予认可，且襄福家政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考虑养护院已经于2019年2月开始向李艳恒发放工资，劳动合同实际不能履行，此时应视为劳动关系终止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李艳恒工作时间为一年七个月，应当计算2个月工资。综上所述，根据李艳恒应得工资1800元计算，经济赔偿金为7200元（1800元×2个月×2倍）。 李艳恒要求支付2017年6月15日至30日的工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实际于2019年2月终止，李艳恒要求襄福家政支付2019年2月、3月的工资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艳恒主张的社保问题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本院无权处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邢台市襄福家政服务部（普通合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艳恒支付经济赔偿金7200元； 二、驳回原告李艳恒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邢台市襄福家政服务部（普通合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立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豆亚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