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2302民初2818号 原告：李玉泉，男，197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系阜康市村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红，新疆益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骆宗汉，男，1971年8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被告：宫恩飞，男，1971年8月12日出生，汉族，系乌鲁木齐市玉竹木艺玉器店负责人，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新疆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玉泉与被告骆宗汉、宫恩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玉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红、被告骆宗汉、被告宫恩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玉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棉花款508496元并承担利息35595元（508496元×5‰×14，2019年2月4日至2020年4月4日共14个月，利随本清）。事实和理由：二被告系合伙关系，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10月25日签订了《棉花买卖协议》，约定原告将棉花出售给被告，被告向原告支付棉花款。原告向被告交付棉花后，被告未按约定付款，并于2018年11月2日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棉花款678496元，经催要，被告至今仍有508496元未付。被告骆宗汉辩称，原告主张的事实存在，但棉花款需双方算账后才能确定，棉花款应该由骆宗汉和宫恩飞共同承担。被告宫恩飞辩称，被告宫恩飞与原告没有签订买卖合同，没买原告的棉花，根据合同相对性，付款责任应当由被告骆宗汉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李玉泉出示被告骆宗汉于2018年11月2日出具的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李玉泉棉花款678496元（伍车棉花），今欠人骆宗汉2018.11.2日”。同时，该欠条下方空白处添注备注一处，内容为“注已付10万元（拾万元）李玉泉20181114。2018年11月14日”。被告宫恩飞表示备注的100000元系现金给付，被告骆宗汉表示李玉泉向其出具的收条“记不清放在哪里了”。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25日，被告骆宗汉与原告李玉泉签订《棉花买卖协议》，双方约定李玉泉将其棉花出售给被告骆宗汉，单价为5.2元/公斤，“乙方拉一车棉花给甲方（李玉泉）交一车的棉花款直至拉完为止”，“乙方向甲方付押金50000元，乙方负责将甲方的补贴款开发票交给甲方，乙方给甲方开完发票后甲方将押金退还给乙方”。当日，被告宫恩飞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李玉泉支付押金50000元。2018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被告骆宗汉与原告李玉泉共同在上户沟乡过磅，骆宗汉将李玉泉种植的八车共计210.66吨棉花送至由被告宫恩飞联系的棉花加工厂家。其中，2018年10月26日拉运三车，当日被告宫恩飞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李玉泉付款二笔，分别为130312元、44248元；2018年10月28日拉运四车，当日被告宫恩飞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李玉泉付款142376元；2018年11月1日拉运一车。2018年11月2日，被告骆宗汉向原告李玉泉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李玉泉棉花款678496元（伍车棉花）”。2018年11月14日，被告宫恩飞通过手机银行向原告李玉泉汇付棉花款200000元，当日，骆宗汉在向李玉泉出具的欠条上注明：注已付10万元（拾万元），李玉泉签名确认并书写日期“20181114”。2018年12月8日，被告宫恩飞通过手机银行向原告李玉泉汇付棉花款50000元。2019年2月春节期间，应李玉泉夫妻要求，骆宗汉妻子通过微信向原告李玉泉妻子转账20000元。原告李玉泉陈述，2018年11月2日其与被告骆宗汉结算未付款项为778496元，因骆宗汉与宫恩飞均承诺于第二日付款100000元，但一直没有兑现，直至2018年11月14日宫恩飞汇付200000元，因此与骆宗汉对账后由骆宗汉在2018年11月14日添加备注注明“已付10万元（拾万元）”。被告骆宗汉陈述，其与宫恩飞之间系合作关系，被告骆宗汉本人负责直接向棉农收购棉花，宫恩飞负责结款并将所购棉花送至联系好的棉花加工厂。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买卖合同的合同当事人及责任承担主体如何确定？原告主张的合同价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是否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本案当事人诉争焦点及相应法律关系，本院说理如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告宫恩飞否认与被告骆宗汉存在合作关系、共同收购棉花的事实，但其未能完成举证义务，证明其主张事实、反驳他方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1、当事人的陈述系民事证据的一种，本案中，被告骆宗汉陈述其与宫恩飞之间分工合作，宫恩飞负责收购棉花的结款及下游出售；原告李玉泉亦陈述二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被告骆宗汉收购原告的棉花，由被告宫恩飞付款。2、庭审查明，2018年10月25日，被告宫恩飞在骆宗汉与李玉泉签订《棉花买卖协议》当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李玉泉支付押金50000元。自2018年10月26日交易开始至11月1日，骆宗汉自原告处收购的棉花均由宫恩飞付款（至2018年10月28日付316936元）；2018年11月14日，被告宫恩飞通过手机银行向原告李玉泉汇付棉花款200000元；2018年12月8日，被告宫恩飞通过手机银行向原告李玉泉汇付棉花款50000元。以上查明事实与原告李玉泉、被告骆宗汉的陈述能够形成证据优势，证明被告骆宗汉、宫恩飞合伙收购棉花的事实，因此，对本案买卖合同，被告骆宗汉、宫恩飞系合同买受人，承担合同权利并履行合同义务。关于本案买卖合同已付款项。被告骆宗汉、宫恩飞均表示，骆宗汉在2018年11月14日在欠条上备注的“注已付10万元（拾万元）”系独立给付的款项，因此，二被告对该笔100000元的给付事实负有举证责任：1、根据庭审中查明事实，自2018年10月25日给付押金开始，被告宫恩飞、骆宗汉均以网银、微信等支付手段进行交易，被告宫恩飞辩解系以现金给付100000元，该主张与双方支付习惯不符，也与现实生活通常支付所追求的便捷、高效原则相悖，被告应承担举证义务。2、原告李玉泉陈述，2018年11月2日其与被告骆宗汉结算未付款项为778496元，该事实可依据双方交易金额及给付金额予以确定。2018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双方合同买卖标的物（棉花）共计210.66吨，合同约定价款为5.2元/公斤，因此案涉合同总价款为1095432元；至2018年11月2日，被告方已付款为316936元（2018年10月26日130312元、44248元；2018年10月28日142376元）。因此，原告李玉泉陈述至2018年11月2日实际未付款项为778496元，与本案庭审查明事实一致（1095432元-316936元=778496元）。3、被告骆宗汉陈述，李玉泉收到100000元后向其出具的收条“记不清放在哪里了”，依其陈述，被告骆宗汉向李玉泉支付100000元且在李玉泉向其出具收条后，又在双方2018年11月2日经过确认的欠条上备注已付100000元，该种出具凭条方法明显与常理冲突，与生活经验法则相悖。综上，被告骆宗汉、宫恩飞就其主张的已付款事实亦未能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对被告方已付款项，本院确认为586936元（2018年10月26日130312元、44248元；2018年10月28日142376元；2018年11月14日200000元；2018年12月8日50000元；2019年2月20000元），未付款项为508496元（1095432元-586936元=508496元）。本案中，被告骆宗汉、宫恩飞逾期给付买卖合同价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原告李玉泉主张利息35595元，该主张实质系要求对方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依据庭审查明逾期给付金额及逾期给付期间，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及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原告主张的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骆宗汉、宫恩飞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李玉泉支付棉花款508496元，并承担逾期付款损失3559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114元，由被告骆宗汉、宫恩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世星人民 陪 审员   马晓艳人民 陪 审员   魏宏梅二 〇 二 〇 年 五 月 十 一 日书  记  员   朱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