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94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喜万，男，汉族，1970年9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明，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创华影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沙头角君临海域名园一期B栋1401室。法定代表人：谢汉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文君，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炫，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赵喜万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创华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9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喜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程序，未通知深圳市东华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公司）参加诉讼，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从而判决出现错误。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明确东华公司为电影《谜证》的投资人，曾通过朱某、谭某、许某代其向电影《谜证》专用账号转入投资款，但并未明确东华公司实际投入影片《谜证》的全部投资金额、资金用途等，被上诉人亦未提供东华公司参与影片《谜证》投资的相关证据。同时，一审法院认定影片《谜证》于2016年9月拍摄完成，2017年2月1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出具电审故字（2016)第719号《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核准影片《谜证》的出品单位为被上诉人和东华公司。在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中亦显示，东华公司在涉案影片的投资、管理方面均有介入参与。据此，东华公司作为影片《谜证》的重要投资方和出品单位，对于查清涉案影片的实际投资、成本支出、合同投资方权利义务有着重大关系，与本案的审理存在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一审法院并未通知东华公司参加诉讼，导致在无法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即作出一审判决，显然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法院对影片《谜证》的投资款来源、款项金额、到账时间、款项支出、版权质押经过等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将东华公司的投资款和被上诉人的投资款混淆计算，导致认定被上诉人已足额投资，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既认定东华公司通过案外人朱某、谭某、许某向影片《谜证》专用账号转入投资款，为影片《谜证》的投资人，又将该投资款联同被上诉人股东邱某1、邱某2及其他第三方转入电影《谜证》专用账号的投资款合并计算为被上诉人向影片《谜证》的投资款7304952元，从而认定被上诉人己足额投资存在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将影片《谜证》拍摄完成且获得公映许可后转入被上诉人账户的款项，认定为被上诉人对影片的投资款是明显错误的，且将被上诉人投资影片《花小楼之捣浆糊》的款项认定对影片《谜证》的投资款亦是明显错误的。影片《谜证》于2016年3月底拍摄完毕，2017年2月17日获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电影片（数字）技术合格证》允许公映。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谭某代东华公司在2017年3月24日、8月21日、9月4日分别向被上诉人转账93500元、35000元、10万元为被上诉人对影片《谜证》的投资款是明显错误，因为该款项是在《谜证》拍摄完成且获得公映许可后转入被上诉人账户的。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涉案影片投资款800多万元已涵盖了电影拍摄、发行的整个过程，各投资方亦未曾就追加投资进行过协商一致，从道理上来讲，如果影片拍摄完毕而需要追加投资的，被上诉人不可能不要求上诉人亦同比进行投资，由此可以判断，东华公司在2017年3月之后汇入被上诉人的款项，并不能认定为被上诉人对涉案影片的投资款。同时，一审法院认定邱某1在2017年4月5日向被上诉人转账70万元、20万元、10万元、10万元为被上诉人对影片《谜证》的投资款是明显错误的。根据上诉人的了解，邱某1与上诉人妻子周某在2017年3月还曾洽谈过另一部影片《花小楼之捣浆糊》（影据备字【2016】第7509号）（2017年3月1日，赵喜万与深圳创华影业投资有限公司（被上诉人的关联方）签署《华语电影投资合作协议》，赵喜万投资500万元）的投资事宜，前述转账以及周某在2017年3月之后与被上诉人、邱某1、谢汉阳等之间的聊天主要是围绕《花小楼之捣浆糊》投资事宜进行，与涉案影片《谜证》并不相关。(三）一审法院釆信被上诉人提供的大量无法证明真假且款项用途不清的转账凭证，不符合证据三性规则，是明显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大量银行回单及转账凭证，一是无从证明真假，二是款项用途不清，且时间跨度自2016年2月自2017年9月，与涉案影片的实际拍摄、发行时间不相吻合。被上诉人提供的财务凭证列明的费用支出真假难辨，根本无法与《谜证》影片拍摄的实际费用支出相印证。而且，被上诉人曾在微信聊天群中发出《谜证》费用明细表，该明细表对于影片的投资款以及支出的记载，与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存在较大分歧，明显是被上诉人为了达到证明自己对影片的投资、支出符合合同要求而拼凑起来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支撑。另外，大部分的转账又是通过被上诉人股东邱某1、邱某2进行，双方存在利害关系，无法还原款项支出真相。(四）一审法院混淆事实，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就影片《谜证》版权质押事宜在事前与上诉人进行充分沟通，且上诉人是明知、认可的。2017年2月14日，被上诉人在未获得上诉人同意的前提下，擅自与全球播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签署《〈谜证〉宣传发行代理合同》，其中第五条第2款约定被告将影片的电视、网络、航空……手机等已知及未来以新的方式出现的新媒体等版权（含获得的相应实际收益）质押给全球播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且约定被上诉人应取得所有全权人充分授权，取得所有出品方授权。2017年3月1日，赵喜万与深圳创华影业投资有限公司（被上诉人的关联方）签署《华语电影〈花小楼之捣浆糊〉投资合作协议》，赵喜万投资500万元。被上诉人为了争取上诉人的第二笔投资款，知道若将影片《谜证》版权己被质押的事实如实告知上诉人，势必影响双方的第二次投资合作。故此，被上诉人从未曾将影片己被质押的情形告知上诉人，相反，涉案影片另一投资人东华公司则得到通知，且于2017年5月2日向被上诉人出具授权书。上诉人是迟至2017年6月才知道此事，但影片早已质押给宣发公司，上诉人无奈之下，只好要求被上诉人将第二部影片的投资款退回，而就涉案影片的善后事宜则继续沟通联系，之后双方无法协商解决，才产生本案起诉的由来。综上，一审法院将东华公司投资影片《谜证》的款项和被上诉人投资影片《花小楼之捣浆糊》的款项，均认定是被上诉人对影片《谜证》的投资款是明显错误的，并错误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大量无法证明真假且款项用途不清的转账凭证，亦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就影片《谜证》版权质押事宜与上诉人在事前获得上诉人的同意。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案件重要事实的前提下，作出明显错误的判决，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未取得影片《谜证》的署名权等主要事实的认定以及被上诉人行为的法律定性错误。《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联合出品、上诉人为影片的联合出品单位，享有该片“联合出品”署名权、“出品人”署名权、在全国发行及一切出版物的享有署名权等；约定“双方、制品人……等在电影片字幕及相关衍生品中以署名的格式、具体位置及字体大小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编排”。所谓编排应当指在原告署名权得以实现后，署名格式、位置、字体大小根据规定进行调整。但是，影片《谜证》及其宣传发行资料从头至尾并未出现任何“赵喜万”字样。虽然2003年10月27日实施的《国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项规定“获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和《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的单位，可独立或联合署名为出品单位、其法人署名为出品人。”，但是并未规定作为投资方的自然人是否享有“联合出品”、“出品人”的署名权。《国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仅为部门规范性文件，即使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具有真实意思表示的《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中关于“联合出品”、“出品人”的署名权的约定违反其规定，也不能贸然认定《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相关约定无效。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影片摄制单位，应当知道关于出品人、出版物署名权的相关规定，但仍在《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与《国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不一致，存在明显的主观过错。此外，2017年3月1日，深圳创华影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诉人签署的《华语电影〈花小楼之捣浆糊〉投资合作协议》，第七条署名权约定“甲方公司（深圳创华影业投资有限公司）署名为电影出品方，甲方代表署名电影出品人”，更加佐证自然人是可以在影片中署名为“出品人”，而且现实生活中所公映的电影中有关自然人署名为“出品人”的影片也存在。而且，2017年7月21日，上诉人专门登记注册成立“深圳市金嘉影业有限公司”，希望追加成为影片《谜证》的“出品人”，未获得被上诉人的支持和同意。然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最终未获得影片《谜证》的署名权，是因为署名不符合电影审核机关的审核规定，且被上诉人亦对此与上诉人充分沟通，被上诉人未在影片中署名上诉人的行为并未构成违约，且认为影片《谜证》已公开上映，合同目的己实现，被上诉人不构成根本违约。据此，因影片《谜证》及其宣传发行资料中从未出现任何“赵喜万”字样，被上诉人在的行为在客观上已根本违反《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未在影片中署名上诉人的行为并未构成违约，明显属于重大事实认定错误和对被上诉人行为的法律定性错误。四、一审法院认定《谜证》影片上映后，《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合同目的已实现，被上诉人不构成根本违约，是明显的法律定性错误。《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第八条约定合同生效后至结算完毕原、被告双方清账之日止。虽然影片《谜证》己于2017年9月22日上映，但双方关于影片的宣传发行、版权质押、票房等重大事项一直存在纠纷，双方亦未清账结算完毕；同时，《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约定“本片版权及音像版权由联合出品方共有”，而全球播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谜证〉影片结案书》约定“《谜证》影片除新媒体版权、电视版权已销售外，剩余其他版权全部归还给原版权方—深圳市创华影业有限公司”。根据前述分析，被上诉人将其他方的投资款或投入其他影片的款项认为是影片《谜证》的投资款，未按《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全部履行缴纳投资款的义务；又利用其作为专业的影片摄制单位，欺骗上诉人并剥夺上诉人署名为“出品人”的权利；还在未事先征得上诉人许可的前提下，擅自将影片的版权质押给第三方等；被上诉人的前述种种行为，已经致使上诉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已构成根本违约。此外，被上诉与上诉人在影片《谜证》的宣传发行、版权质押、版权归属、票房等诸多事项存在纠纷，双方至今未清账结算，导致《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至今未履行完毕。综上，一审法院在未通知东华公司参加诉讼，亦未查清影片《谜证》的投资款实际来源、款项金额、到账时间、款项支出、版权质押经过等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又错误认定被上诉人行为并未构成违约，导致上诉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创华公司答辩称：一、本案所涉的《投资制作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合同已依约履行完毕。双方在2016年2月14日签订的《投资制作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投资制作协议书》第2条明确约定协议书的目的就是制作电影《谜证》，而电影《谜证》已制作完成，2017年2月17日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光电总局颁发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电影片（数字）技术合格证，并且于2017年9月22日在中国大陆完成上映，对于上述事实，双方在一审中均予确认，且有相应证据证明，说明双方签订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合同已履行完毕，而上诉人在合同履行完毕的前提下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合作款、支付违约金，这一诉讼请求和上诉理由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被上诉人已经足额，甚至于超额履行了投资义务，同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允许第三方参与投资，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引进包括东华公司在内的第三方投资人是明知的，且在整个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并没有提出异议。首先，本案所涉的是拍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光碟已在一审向法院交付，电影聘请了多少演员，使用了多少道具，开展了多少工作，是可以在电影中真实呈现，故电影本身也足以说明投资款已实际到位。其次，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款约定电影总投资预算费用为人民币850万元，第六款约定了若在拍摄过程中由第三方参与投资拍片，在不影响乙方权益的情况下可与剧组签订合同，剧组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纠纷与乙方（即上诉人）无关。在电影总投资预算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并且又明确约定了第三人参与投资影片产生的经济纠纷与上诉人无关的前提下，第三人的投资款当然也必然构成协议书约定的被上诉人投资款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单独的、额外的投资。并且，除上诉人、被上诉人之外，第三方投资人如东华公司、游某等投资方均共同在“创华影业投资”、“谜证出品方”、“谜证股东群”三个微信群中，上诉人对于东华公司、游某作为投资人的身份以及投资的方式是明确知晓的，被上诉人从未隐瞒投资方，东华公司的投资款当然是创华投资款的组成部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意图将东华公司的投资款与创华公司的投资款分别计算，不符合合同的订立本意，违背客观事实。另外，一部电影的制作及放映需要经实地拍摄、后期制作、报批审核、宣传发行等多个阶段，在《谜证》拍摄完成后，电影的后期制作发行阶段仍需要投入大量经费及支付拍摄过程中的应付、未付账款，对此创华公司的股东邱某1等人也已明确告知上诉人及上诉人的配偶兼代理人周某，事实上创华公司在宣发阶段至今仍在投入经费，这符合行业的惯例。对此，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能予以证实，故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东华公司和创华公司在2017年3月之后汇入《谜证》专用账户的款项不能认定为是对涉案影片的投资款，不符合行业惯例和本案的客观事实。三、上诉人及其配偶兼代理人周某对创华公司和案外人全球播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签署《谜证》宣传发行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是明知的，甚至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表示其对于创华公司与全球播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签署这一合同是认可并赞许的。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确认其配偶周某是其在《谜证》项目中的代理人，代表其与创华公司沟通商议《谜证》项目相关事宜，而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分别在一、二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上诉人、被上诉人、周某在《谜证》项目的由始至终一直保持关系，赵喜万及其配偶在三个微信群组中也曾多次表示其对于签署代理合同和补充协议的过程是明知的，对签署的合同内容是认可的，而被上诉人也就代理合同和补充协议曾经发送至群组中，各方均未提出异议。同时，被上诉人在聊天记录中也表示很放心将宣发事宜交给全球播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四、《谜证》最终未能署名赵喜万是该类署名不符合电影审核机关的审核规定，对此创华公司不存在违约和过错。首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上诉人作为出品人，出品人并非法律上的定义，而仅仅是电影的投资方，作为投资方，核心利益是投资的收益，故上诉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字幕上，不影响其作为投资方的利益取得，并不构成合同的违约事由。其次，根据协议书第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署名是否最终落实，是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来决定的，并不由被上诉人能够单方决定的，客观上在影片第一次送交有关部门审议时，被上诉人已将上诉人署名为出品人，但因为不符合规定，所以才予以撤换。对此不仅仅是上诉人，另一自然人投资人游某同样被删除了出品人的署名。在本案发生之前，上诉人始终认为电影没有获得预期的利息，责任在宣发方的工作不利，而其未向宣发方主张权利后才转向起诉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认为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已实现，合同已履行完毕，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一直有沟通各项事宜，对于整个《谜证》项目的工作开展过程，各方均是明知的，不存在被上诉人违约的情形，恳请法庭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告赵喜万于2018年8月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2月14日签署的《制作协议书》已于2018年7月9日解除；2、判决被告退还原告合作款人民币102万元，并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7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6年2月1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约定：原、被告双方联合策划制作电影片《谜证》，电影总投资预算费用确认为850万元；被告负责剧本修改、项目立项等一切所有相关事宜，同时投资748万元，原告投资102万元，为该片联合出品单位；双方作为制作投资商各出资的投资款，投入到双方成立的电影项目《谜证》专用账号：69xxxx17,账号名称：深圳市创华影业有限公司；以上资金均用于本电影片的全部制作费用，预算为850万元，被告负责控制制作成本，超出部分须经双方协商同意，不可单一方随意增加费用；若在拍摄中有第三方参与投资该片，在不影响原告权益的前提下，可与剧组签订合同，剧组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纠纷，与原告无关；被告就该片拍摄资金预算、拍摄进度、资金使用计划、运作宣传与发行费用预算等定期向原告汇报；原告为该片的联合出品单位，对剧组重大事务和管理有表决权、决定权；原告享有该片的“联合出品”署名权，以字幕形式在片头和片尾出现；原告享有该片的“出品人”署名权，以字幕形式在该片片头出现；原告享有该片实施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但不得干预剧组的正常摄制工作；原、被告双方、制片人、编剧、导演、演员等演职人员以及鸣谢单位等在电影片字幕及相关衍生品种以署名的格式、具体位置及字体大小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编排；因一方违约，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违约方除应赔偿守约方损失外，还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投资总额的20%；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二、2016年2月17日，原告向双方指定账号69xxxx17转账支付102万元。三、2016年2月16日，证人叶某代游某向被告转账425000元；2016年2月18日、2016年3月9日、2016年8月1日、2017年8月31日，案外人朱某分别向被告转账170万元、110万元、20万元、196452元；2016年2月18日，证人尤某代邱某1向被告转账255000元；2016年3月7日，案外人深圳市惠言宣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转账100万元；2016年3月10日、2016年8月15日、2017年3月24日、2017年4月5日，证人邱某1分别向被告转账70万元、20万元、10万元、10万元；2016年3月10日，案外人许某向被告转账支付60万元；2017年3月24日、2017年8月31日、2017年9月4日，案外人谭某分别向被告转账93500元、35000元、10万元；2017年4月5日，证人邱某2向被告转账10万元；2017年8月28日，证人陈某代邱某1向被告转账40万元；以上款项合计7304952元。前述款项均支付至被告的69xxxx17账号。被告确认以上款项均用于拍摄电影《谜证》，其中，朱某、谭某、许某代表案外人深圳市东华影业有限公司转账，深圳市东华影业有限公司及游某均为电影《谜证》的投资人；邱某2、邱某1均是被告公司股东。被告并主张，剩余款项通过现金及微信转账的形式出资，证人王某亦证实电影拍摄现场确实存在现金支付的情况。四、原告确认，电影《谜证》于2016年9月拍摄完成。2017年2月1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出具电审故字(2016)第719号电影片公映许可证，许可片名为《谜证》，出品单位为深圳市创华影业有限公司及深圳市东华影业有限公司，发行范围为国内外发行。2017年9月2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的联合出品人未署原告的名称。五、2017年2月14日，被告与案外人全球播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签订《〈谜证〉宣传发行代理合同》，约定由案外人全球播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代理电影《谜证》的宣传发行事宜。2017年6月10日，双方再行签订《〈谜证〉宣传发行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就原合同的有关条款进行补充说明。六、原告与案外人周某是夫妻关系。庭审中，原告确认由周某代理其与被告沟通、协商电影《谜证》的拍摄等事宜。周某及邱某1均为“创华影业投资”、“谜证出品方”、“创华，报账群”微信群的成员，邱某1及名为“吴某”的成员曾分别于2017年6月6日、2017年7月7日在该群中发布《谜证宣传发行代理合同补充协议》、《谜证宣发方案12-29(1)》,周某均未对此提出异议。七、被告提交的《国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项规定：获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和《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的单位，可独立或联合署名为出品单位、其法人署名为出品人。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案件。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是缔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法院认为，首先，涉案账号69xxxx17(账号名称：深圳市创华影业有限公司）是电影项目《谜证》的专用账号，被告的股东及其他人转账支付至该账号的款项合计7304952元，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被告主张是涉案电影的投资款，符合常理，此外，证人王某亦证实电影拍摄现场确实存在现金支付的情况，故法院据此确认被告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出资义务；其次，原告确认涉案电影已经于2016年9月拍摄完成，于2017年2月17日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出具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并于2017年9月2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再次，原告的配偶周某是“创华影业投资”、“谜证出品方”、“创华，报账群”微信群的成员，被告的股东曾经在前述微信群中发布《谜证宣传发行代理合同补充协议》、《谜证宣发方案12-29(1)》,均未见周某对此提出异议，亦未有证据显示原告就其主张的被告未赋予其监督管理权提出过异议，原告在涉案电影已经拍摄完毕并已经上映后再就此提出异议，有违常理；最后，关于电影署名权的问题，被告辩称，影片最终未署原告的名字，是因该项署名不符合电影审核机关的审核规定，被告亦对此与原告充分沟通，原告对此是明知且认可的。法院认为，依据合同的约定，原、被告双方、制片人等署名的格式、具体位置及字体大小应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编排，而根据被告提交的《国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影片的独立或联合署名方应为获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和《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的单位或其法人，据此，被告未在影片署原告名字的行为并未构成违约，法院对被告的该答辩意见予以采纳。综上，被告已经依约履行了涉案电影的出资义务，且涉案电影已经取得了公映许可证，并已经公开上映，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其不构成根本违约，故原告主张被告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投资款、支付违约金，其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喜万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856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赵喜万自行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中，上诉人未提交追加东华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书；其提交的深圳市金嘉影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显示法人为赵喜万，成立时间为2017年7月21日，认缴注册资本总额1000万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诉讼程序是否违法；被上诉人创华公司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关于一审法院诉讼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鉴于本案所涉《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签订的主体是上诉人赵喜万与被上诉人创华公司，且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未提交追加案外人东华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书，故上诉人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并未通知东华公司参加诉讼，导致认定事实不清，显然违反法定程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上诉人创华公司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问题。上诉人上诉主张，被上诉人未足额出资，且在未获得上诉人同意的前提下擅自与案外人全球播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签署《〈谜证〉宣传发行代理合同》，上诉人未取得影片《谜证》的署名权，被上诉人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审对此认定错误。本案中，鉴于双方于2016年2月14日签订的《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联合策划制作电影片《谜证》，上诉人投资102万元，被上诉人投资748万元，双方投资款投入《谜证》专用账号69xxxx17,若在拍摄中有第三方参与投资该片，在不影响上诉人权益的前提下，可与剧组签订合同，剧组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纠纷，与上诉人无关”，且被上诉人称其已投入影片《谜证》专用账号69xxxx17合计7304952元以及部分现金，结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词，原审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认定被上诉人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出资义务，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与案外人周某是夫妻关系，周某是“创华影业投资”、“谜证出品方”、“创华，报账群”微信群的成员，该群发布了《谜证宣传发行代理合同补充协议》、《谜证宣发方案12-29(1)》,周某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上诉人对该合同补充协议享有了知情权。虽然《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约定“上诉人享有该片的联合出品署名权、出品人署名权”，但《国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中规定“获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和《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的单位，可独立或联合署名为出品单位、其法人署名为出品人”，该片于2017年2月17日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出具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故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未在该片署上诉人名字的行为并未构成违约，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于2017年7月21日成立深圳市金嘉影业有限公司（法人为赵喜万），并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对此，上诉人该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上诉人已按《投资制作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影片《谜证》已取得公映许可证并已公开上映，合同目的已实现，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560元，由上诉人赵喜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李小丽审判员 黄国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彭镘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