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40民初1124号原告：谭某1，女，1960年3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原告：张某，男，1958年4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小明，重庆市渝北区回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谭某2，女，1963年1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鸿磊，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谭某1、张某与被告谭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8日和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某1、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登记在谭登寿名下的位于石柱县沙子镇龙源村沿河组（小地名：杉树坝）的全木结构房屋三间《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归原告谭某1、张某继承所有；2.判令被告谭某2协助配合原告谭某1、张某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将权利人由谭登寿变更登记为原告谭某1、张某；3.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谭某1与被告谭某2系亲姐妹关系。原告母亲李光兰于1985年3月去世，父亲谭登寿于2008年9月去世。父母谭登寿、李光兰在小地名杉树坝修建全木结构房屋五间，在1986年谭某2结婚时将二间分配给谭某2，谭某2于2008年取得该二间房屋的房屋产权证。1992年9月25日谭登寿取得剩余三间全木结构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谭登寿、李光兰夫妻只生育了两个女儿，按照农村养老需要就留小女儿谭某2招赘。后因谭某2离婚后外出河北长期未归，谭登寿于1993年立约将其终身问题交由大女婿张某安排，家庭财产一律属其所有。该约定达成后，张某、谭某1全家迁回谭登寿家居住生活和照顾赡养谭登寿。2003年2月，谭某2从河北回到石柱又结婚至原卷店乡，在该处居住生活和经营餐馆。2006年5月15日，谭登寿口述遗嘱，村民谭弟华、张洪杰在场见证，谭登亮执笔书写了《遗嘱》，谭登寿将其房屋等家庭财产全部遗留给张某和谭某1，今后的生养死葬也由二人负责。后谭登寿于2008年9月因病去世，由二原告负责安葬。现二原告与被告就上述遗产的归属发生争议。原告认为谭登寿名下的房屋应属于谭登寿的遗产，其立下的遗嘱合法有效，涉案房屋应归二原告所有，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诉讼中，原告诉称若法院认定涉案房屋属谭登寿夫妻共同财产，则请求法院判令原告应分得三间房屋的六分之五份额。谭某2辩称，第一，原告方主张遗嘱继承的方式继承谭登寿的遗产，但张某并非谭登寿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也不属于丧偶女婿，无权以遗嘱继承的方式取得谭登寿的遗产，张某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第二，原告提交的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内容不真实。遗嘱全由执笔人签名，但遗嘱人、在场见证人及二原告均能自己签字，其当庭陈述不会写字系虚假陈述；第三，谭某2自2003年2月从河北省回石柱县后，一直与谭登寿生活，一直由其赡养、照顾谭登寿。谭登寿还于2005年农历腊月书面协议由谭某2负责老人的生养死葬，并由谭某2继承所有家庭财产。故2006年5月15日所写的遗嘱与前述内容完全相反，真实性与常理相悖；第四，谭某1、张某于2007年时就强行将谭某2赶出涉案房屋，阻止谭某2与谭登寿相见，谭某2通过诉讼才依法取回了自己的财产，可见二原告存在非法侵占的故意，具备主观上控制谭登寿并伪造遗嘱的动机，进一步证明该份遗嘱具有高度虚假性；第五，即使本案争议的遗嘱法院认定合法有效，但登记在谭登寿名下的三间木屋系谭登寿与李光兰共同建造，系夫妻共同财产，李光兰死亡后，属于李光兰的部分应当继承，谭登寿无权处分该部分房产，该部分内容应当认定无效。综上，属于谭登寿和李光兰所建的5间房产，在李光兰死亡时属于李光兰的2.5间就发生了继承，此时谭登寿取得3.333间房产，谭某1和谭某2各取得0.833间房产，后谭登寿将其中2间赠予给谭某2并完成过户，后谭登寿死亡时仅余1.333间需要继承。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谭登寿与李光兰结婚后在沙子镇龙源村沿河组（原湖镇乡三合村三组）修建了木质结构房屋五间、猪牛圈一间。夫妻二人婚后生育了原告谭某1、谭第平和被告谭某2，谭某1于1982年1月10日与张某结婚后在冷水乡居住生活，1985年3月20日李光兰病逝，同年5月8日谭第平病亡，谭第平去世时尚未结婚生子。1986年谭某2结婚时，约定由谭某2夫妻赡养谭登寿终老，谭登寿以分家的形式将涉案房屋分出2.5间，谭某2于1992年申请了土地登记，登记的土地占地面积为161.84㎡，其中建筑占地118.34㎡。后因产权证遗失，于2008年6月25日补办了《重庆市房地产权证》，记载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61.84㎡，房屋建筑面积180.96㎡。1993年正月初九，谭登寿与张某形成了一份“湖镇乡三合村三组谭登寿终身安排意见”，载明由张某负责谭登寿的赡养、安葬事宜，谭某2结婚由张某支付1000.00元，由张某继承谭登寿的所有财产，谭某2无一切继承权。2005年腊月21日，张某、谭某2和谭登寿形成了一份“关于张某与谭某2赡养老年谭登寿的协议”，约定由谭某2负责张某的赡养、安葬事宜，谭登寿的一切财产归谭某2所有。2006年5月15日，由谭登亮执笔为谭登寿书写了一份“遗嘱”载明：2006年5月15日遗嘱人谭登寿因年老严重丧失劳动能力，今后死后，怕子女说多话，经谭登寿口述：1.十几年来在身边只有张某、谭某1保障了我的衣食走行、治病，田土山林都是他们在管理。2.我的房屋家庭的财产都由张某、谭某1两个人继承，其他人无权继承。特别是谭某2更没有理由继承。3.我今后的生养死葬都由张某、谭某1安排，送归终身，其他人无权安排（包括谭某2）……该遗嘱全文含遗嘱人、被遗嘱人、在场人的名字等均由谭登亮书写，名字上均有指印。在场人有谭弟华、张洪杰（已去世），而李光林的名字列在在场人后又被划去。诉讼中，本庭向遗嘱执笔人和在场人调查，执笔人谭登亮证实称：谭登寿与其没有血缘上的亲戚关系，2006年5月15日的遗嘱是其在谭登寿沙树坝老家那里写的，当时谭登寿躺在床上不能起来，神志是不清楚的，说话也不清楚，吃饭要人喂，张某说的话我记入了遗嘱，写完后我们把遗嘱也念给谭登寿听的，因家里有事写完我就走了，至于后面他们怎么签字我不清楚。谭登寿从瘫痪开始至死两年时间一直由谭某1夫妻赡养，安葬也是二人负责。在场人谭弟华证实称：谭登寿是我亲四叔，谭登寿生前在家里立过遗嘱，2006年5月15日的遗嘱是第二份，立遗嘱时谭登寿意识清楚，是他本人说的，谭登寿也写不起字，当时李光林来了一会就走了。谭登寿晚年一直由谭某1、张某两口子照管，安葬事宜也是二人负责，谭某2在谭登寿要过世的一年才回来。另，李光林证实称：谭登寿是我大姐夫，我对2006年5月15日写过遗嘱的事情不清楚，遗嘱上的名字是他们添上去的，当时张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签字，我没有同意。那时谭登寿意识是清楚的，也能走路，说话没有问题，并不是在病中形成的遗嘱，谭登寿没有给我说过房子全部给张某，我猜测写遗嘱时谭登寿并不在场。谭登寿最开始给谭某2分两间房子的意愿是找一个上门女婿，后来谭某2离婚一个人去了河北，谭登寿的赡养成了问题时谭某1也来照顾谭登寿，后来谭某2是在谭登寿没有生病前从河北回来的，也跟谭登寿一起居住生活的，因财产问题两个都跟谭登寿闹得不好，因谭某1不要谭某2安葬谭登寿，最后是谭某1安埋的谭登寿。2008年7月9日，谭某2与谭某1因分家的房屋产生纠纷，谭某2诉至法院提出判令谭某1等人返还房屋三间等诉讼请求，该案经本院一审和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谭某2与谭登寿对房屋分割清楚，权利并不重合，并且谭某2已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书，故应予认定谭某2对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屋享有完全的权利。并判令谭某1等人搬出登记在谭某2名下的木质结构房屋二间、猪牛圈一间。该案在二审作出的（2009）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126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登记在谭某2名下的有房屋二间、猪牛圈一间，总面积为161.84㎡，建筑面积为118.34㎡。根据1992年9月5日谭某2、谭登寿的农村地籍测量户宗地草图记载，登记在谭登寿名下的有房屋三间，总面积为148.20㎡，建筑面积为105.12㎡。本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按该判决书中查明的相应面积分割涉案房屋。本院认为，涉案的位于沙子镇龙源村沿河组（原湖镇乡三合村三组）的木质结构房屋五间、猪牛圈一间系谭登寿与李光兰婚后共同修建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五间房屋和猪牛圈登记的土地使用权总面积为310.04㎡（148.20㎡+161.84㎡），建筑占地总面积为223.46㎡（105.12㎡+118.34㎡），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按此面积进行分割，本院予以确认。涉案房屋中已经登记在谭某2名下的部分房屋已经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其归属，原告方对此亦未提出请求，故对于登记在谭登寿名下的剩余三间房屋的继承问题，评述如下：一、本案应依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本案中，原告主张应当按照2006年5月15日的遗嘱继承谭登寿名下的房屋，但经本院调查遗嘱执笔人和在场人等，执笔人证实遗嘱人立遗嘱时存在意识不清的事实，且执笔人没有见证遗嘱人签字的过程，其证实与另一名在场人的证言存在明显矛盾之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因此，本案原告持有的遗嘱是否为谭登寿的真实意思表示存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依法应由主张遗嘱真实合法的原告方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应按该份遗嘱继承谭登寿名下的房屋，本院不予支持。另，对于1993年形成的“湖镇乡三合村三组谭登寿终身安排意见”，该意见形成的时间较久远，与谭登寿后来的实际居住生活、赡养情况不一致，且性质上属于遗赠扶养协议，现原告张某并无充足的证据佐证其按照意见内容尽到了完全的赡养义务，对其要求按该份意见继承谭登寿的财产，本院不予支持。而2005年形成的“关于张某与谭某2赡养老年谭登寿的协议”也并非遗嘱，系张某、谭某2对谭登寿赡养问题达成的协议，但双方此后也未按该协议履行相应的义务，故对于被告称该协议系当事人对谭登寿财产的有效处分，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谭登寿生前所书写的意见、协议、遗嘱均不能成为涉案房屋继承的依据，谭登寿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二、登记在谭登寿名下的房屋继承份额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李光兰于1985年去世，继承从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涉案房屋应当先就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李光兰享有的50%份额在第一顺位继承人谭登寿、谭第平、谭某1和谭某2四人中平均分配各享有12.5%（50%×25%）。后因谭第平去世，其继承李光兰的部分遗产依法由其父亲谭登寿继承，则谭登寿合计享有涉案房屋75%（50%+12.5%+12.5%）的份额。1986年，谭某2结婚后谭登寿分家赠予其房屋2.5间，土地使用面积和建筑（占地）面积分别占涉案房屋的份额为52.20%（161.84㎡÷310.04㎡）和52.96%（118.34㎡÷223.46㎡），谭登寿对该部分份额已经实际赠予谭某2并完成了过户登记。现谭登寿于2008年去世，应当作为遗产继承的份额为土地使用面积的22.80%（75%-52.20%）、建筑（占地）面积的22.04%（75%-52.9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谭某1与谭某2同为谭登寿的继承人，结合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谭某1对谭登寿进行了安葬和晚年的大部分赡养，依法可以多分遗产，本院酌情认定其继承谭登寿遗产的80%即涉案房屋土地使用面积的18.24%（22.80%×80%）、建筑面积占地的17.63%（22.04%×80%），加上继承李光兰的12.5%部分，则谭某1应当分得的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面积为95.30㎡[310.04㎡×（18.24%+12.5%）]，建筑占地面积为67.32㎡[223.46㎡（17.63%+12.5%）]。谭某2还应分得谭登寿名下房屋土地使用权面积为52.90㎡（148.20㎡-95.30㎡）、建筑占地面积37.80㎡（105.12㎡-67.32㎡）。根据谭登寿名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登记的面积，谭某1分得用地面积的份额为64.3%（95.30㎡÷148.20㎡）、建筑占地的份额为64.04%（67.32㎡÷105.12㎡），谭某2分得用地面积的份额为35.7%、建筑占地的份额为35.96%。因房屋原、被告各享有继承份额，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配合过户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谭登寿名下的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登记的房屋，原告谭某1继承用地面积份额为64.3%（95.30㎡）、建筑占地的份额为64.04%（67.32㎡），谭某2分得用地面积的份额为35.7%（52.90㎡）、建筑占地的份额为35.96%（37.80㎡）；二、驳回原告谭某1、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5.00元（二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谭某1、张某负担137.50元，被告谭某2负担137.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静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向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