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09行初183号 原告苏国山，性别××年××月××日出生，××族，居民。 委托代理人洪登山，盐城市亭湖区毓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青年东路。 法定代表人盛艳，该区区长。 出庭负责人高田钦，该区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陈辉芳，该区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红星，江苏治端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盐城市新洋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盐城市亭湖区开放大道155号。 法定代表人杨志刚，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守雄，该管委会政法委员。 委托代理人张红星，江苏治端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盐城市鑫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盐城市建军西路174号。 法定代表人陆海燕，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君，该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陆海林，该公司职工。 原告苏国山诉被告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亭湖区政府）、第三人盐城市新洋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洋管委会)房屋拆迁协议违法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受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亭湖区政府申请追加盐城市鑫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诚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国山及其委托代理人洪登山，被告亭湖区政府出庭负责人高田钦及委托代理人陈辉芳、张红星，第三人新洋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刘守雄、张红星，鑫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君、陆海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国山诉称，2016年6月2日，原告苏国山和第三人新洋管委会签订《盐城市房屋拆迁协议书》（货币补偿），原告提供了1996年12月3日盐城市新兴镇人民政府（第三人新洋管委会前身）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2004年1月6日集体土地使用证。建设位置和房屋坐落在盐城市××镇××村××（××组前身），证号为盐集用（2003）字第220031442号，地号为XX-三英220031442，土地使用面积229.620平方米，在拆迁时，新洋管委会利用原告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准的建设规模196平方米为依据，拆除原告宗地号为Z-11-06-4的房屋面积313.41平方米的住宅，将117.41平方作为违建没收。被告及第三人新洋管委会未尽审查核实义务，拆迁房屋和拆迁房屋证号不符，是严重的行政不作为，致使原告蒙受重大损失。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原告苏国山和第三人新洋管委会签订的《盐城市房屋拆迁协议书》（货币补偿），返还拆迁相关手续及房产，诉讼费由被告亭湖区政府和第三人新洋管委会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9民终262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于2019年8月7日生效，原告自此才知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 证据2，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释明函，证明亭湖区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 证据3，陈学斌的证人证言，证明当时亭湖区三英村多次找原告谈拆迁事宜，拆迁协议无效。 被告亭湖区政府辩称，1.案涉协议是第三人新洋管委会与原告苏国山签订并履行，我府没有与原告签约，故我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案涉协议是集体土地上搬迁补偿协议，是原告苏国山与第三人新洋管委会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案涉协议签订后，原告苏国山将案涉房屋腾空并交付拆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原告家庭内部矛盾所致。3.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案涉协议签订时间是2016年6月2日，但原告直到2019年9月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苏国山的起诉。 被告亭湖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盐城市房屋拆迁协议书》（货币补偿），由第三人新洋管委会与原告苏国山于2016年6月2日签订，原告对协议的内容应当知道； 证据2，房屋腾空验收申请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搬迁协议后，于2016年6月11日自觉履行了协议约定的腾空交房义务； 证据1－2，证明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起诉期限。 证据3，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证明原告取得案涉房屋建设许可的面积为196平方米，案涉房屋合法面积应认定为196平方米； 证据4，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8）苏0902民初2410号民事判决书、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9民终262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因家庭矛盾引起诉讼，同时案涉协议的补偿利益已经判决确认分割，案涉协议合法有效。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 第三人新洋管委会述称，案涉协议是新洋管委会与苏国山签订的，其他同被告亭湖区政府意见。 第三人新洋管委会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鑫诚公司述称，原告苏国山已经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并将房子腾空交付拆除，其他同被告亭湖区政府意见。 第三人鑫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苏国山向第三人鑫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证明原告从第三人鑫诚公司处领取拆迁补偿款55万元； 证据2，亭湖区人民法院（2019）苏0902执3126号执行裁定书、亭湖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亭湖区人民法院向鑫诚公司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目前该笔钱已被亭湖区人民法院扣划。 经庭审质证，原告苏国山对被告亭湖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2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亭湖区政府、第三人新洋管委会、鑫诚公司对原告苏国山提交的证据1三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三人新洋管委会、鑫诚公司对被告亭湖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4三性均予认可。原告苏国山对第三人鑫诚公司提交的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亭湖区政府、第三人新洋管委会对第三人鑫诚公司提交的证据1、2三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苏国山的证据1是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能够证明民事诉讼的相关事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是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的释明函，能够确定亭湖区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被告亭湖区政府的证据1是本案被诉协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能够证明案涉房屋的合法面积，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是两份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鑫诚公司的证据1，原、被告及第三人新洋管委会对其三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是亭湖区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2日，原告苏国山与第三人新洋管委会签订《盐城市房屋拆迁协议书》（货币补偿），该协议主要内容有：“甲方拆迁人：盐城市新洋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乙方被拆迁人：苏国山。补偿安置方式：乙方自愿选择的补偿安置方式为货币补偿。甲方应补偿乙方各项费用合计人民币1199800元。本协议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毁约，另一方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2016年6月11日，原告苏国山在《房屋腾空验收申请单》上签名。 另查明，2016年9月，苏国松起诉苏国山、第三人盐城市亭湖区新洋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洋街道办事处）、第三人盐城市鑫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诚拆迁公司），请求法院判决苏国山、第三人新洋街道办事处、鑫诚拆迁公司向其支付原位于盐城市××湖区××办事处××房屋70%的拆迁补偿款909860元。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亭湖法院）依法受理后，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6）苏0902民初5378号民事判决书，苏国山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2018年2月23日，本院作出（2017）苏09民终3956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6）苏0902民初5378号民事判决，发回亭湖法院重审。2019年2月15日，亭湖法院作出（2018）苏0902民初2410号民事判决书：一、苏国山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苏国松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455924元。二、驳回苏国松其他的诉讼请求。”苏国山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2019年8月7日，本院作出（2019）苏09民终262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9月25日，亭湖法院作出（2019）苏0902执312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第三人鑫诚公司协助：“1.扣划被执行人苏国山在你公司处的拆迁补偿款合计472624元至本院账户；2.剩余款项由你公司按照规定向苏国山发放。”后原告苏国山从第三人鑫诚公司领取拆迁款55万元。2019年9月4日，原告苏国山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对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其职能部门为被告；对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开发区管理机构没有行政主体资格的，以设立该机构的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本案中，原告苏国山和第三人新洋管委会签订了《盐城市房屋拆迁协议书》（货币补偿），但第三人新洋管委会没有行政主体资格，设立该机构的是亭湖区政府，依据上述规定，亭湖区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行为作出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将该规定修订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第三部分规定了“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并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对于发生在新法施行之前的行政行为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选择法律及司法解释适用。故从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行使诉权的角度，起诉期限也应当适用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行使诉权的司法解释。因而，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原告苏国山和第三人新洋管委会签订《盐城市房屋拆迁协议书》（货币补偿）的时间是2016年6月2日，但原告苏国山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9月4日，已明显超过两年的法定起诉期限。原告苏国山诉称应以民事判决生效之日即知道权利受损之日起计算起诉期限，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并且，本案原告苏国山和第三人新洋管委会签订的《盐城市房屋拆迁协议书》（货币补偿）已经履行，案涉房屋已经交付拆除，生效民事判决已经对案涉协议中的拆迁款予以分割，从严格意义上讲，本案也已不符合起诉条件。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苏国山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苏国山。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刘 红 审判员 秦广林 审判员 李星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陈 磊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