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8民终4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庆生，男，196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艺华，福建天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斐娜，女，197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贵天，福建金磊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杨庆生因与被上诉人邓斐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19)闽0802民初9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庆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庆生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2019年12月10日，一审法官向陈丹调查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并制作了问话笔录，陈丹明确陈述2018年4月18日这张借条与邓斐娜借款无关，并非邓斐娜与杨庆生的借款。还谈到邓斐娜有向杨庆生借款，但借款金额不清楚，利息是30元/天/万元，邓斐娜有借给我，利息是30-100/天/万元。一审法庭调查已经查明陈丹与本案无关。另外，也有证据证明陈丹与杨庆生的借款与本案毫无相关。2018年3月21日陈丹与杨庆生的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陈丹向杨庆生借款30万元毫无相关。陈丹的陈述、杨庆生的陈述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完全可以证明陈丹与本无任何关系。二、一审法庭审理对杨庆生与陈丹之间的借贷关系进行实质性审查属于严重超范围审理。一旦一审判决生效，将直接否认陈丹向杨庆生借款30万的借贷关系，导致杨庆生的财产权利未经任何审判即被剥夺。三、一审认定陈丹于2018年4月18日出具的借条系本案讼争款项的借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1.陈丹与杨庆生均明确陈述2018年4月18日出具的借条与邓斐娜借款无任何关系。2.陈丹与杨庆生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陈丹另行向杨庆生借款，陈丹的借款与本案毫无关系。3.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借条系对本案借款的结算，一审认定没有证据基础，完全靠推测。4.若作出该认定，显然陈丹与该认定有利害关系，一审明显遗漏当事人。四、一审判决对案件以下关键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均未审理：1.未认定杨庆生与邓斐娜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合法，如果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则应当向当事人释明；2.未认定杨庆生是否履行出借义务；3.未认定邓斐娜是否履行了还款义务；4.在本案借款发生时，杨庆生、邓斐娜、陈丹之间是否有达成本案借款不需要邓斐娜归还，由陈丹归还的合意？5.本案借款未能归还后，邓斐娜、杨庆生、陈丹是否达成本案借款不需要邓斐娜归还，由陈丹归还的合意？五、根据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在案证据，是邓斐娜向杨庆生提出借款的要约，杨庆生支付邓斐娜借款，后邓斐娜出具借条给杨庆生。邓斐娜和杨庆生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邓斐娜在微信聊天中根据借到的数额多次出具借条给杨庆生，表明向杨庆生借款的事实。2017年12月12日邓斐娜在收到杨庆生支付的30万元后，在微信中出具了借条，借条内容为：“前面的条子作废，重新写过。今日向杨庆生借款30万元，暂定12月30日归还，具体以杨庆生需求为准”。因借款当天借，次日还，每天结息，杨庆生在收到回款后将借款立即转给邓斐娜。双方按照前述规律转账，至2018年1月17日杨庆生支付30万元给邓斐娜后，邓斐娜未将30万元归还。2018年3月13日，邓斐娜仍向杨庆生支付借款30万元的利息。另外，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邓斐娜本人也承认至今未归还30万元。杨庆生实际支付给邓斐娜30万元借款，邓斐娜出具了借条给杨庆生，借条出具后邓斐娜至2018年3月13日仍支付利息给杨庆生，但至今邓斐娜未将借款归还。涉案借贷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杨庆生的诉请应当得到支持。六、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借款主体只能是杨庆生与邓斐娜，至于邓斐娜收到借款后又给谁用还是和别人合伙根本不会影响本案借贷主体的认定。七、邓斐娜答辩其只是“资金通道”、“出具借条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借款已由陈丹与杨庆生进行结算”均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综上，本案借贷有借条、转账、当事人陈述为证，法院也已经向陈丹查明其出具给杨庆生的30万借条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判决明显错误，依法应当改判。 邓斐娜辩称，原审判决驳回杨庆生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答辩人邓斐娜与上诉人杨庆生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借贷”关系。1.上诉人杨庆生与答辩人的丈夫章文系熟识多年的好友关系，此前两个家庭关系很好，而答辩人与案外人陈丹系闺蜜关系。2017年下半年，上诉人杨庆生得知陈丹在龙岩从事资金生意，利息回报高达每月15%，利息诱人，便主动找到陈丹讨论投资事宜，杨庆生要求借条上陈丹夫妻都签字，陈丹没同意，表示只能签她本人名字，杨庆生就不放心，起初只借了10万元给她（即原审杨庆生根据法庭要求后已提供的10万元《借条》所指款项）。由于陈丹资金需求量很大，于11月下旬又找杨庆生借20万（而前后两笔款项10万、20万元相加，即为涉案杨庆生主张的30万总金额来源），杨庆生就担心，便提出资金要从答辩人处经过，要用钱时也好以答辩人的名义向陈丹催款。因为答辩人对上诉人杨庆生及陈丹均较为了解且关系好，便答应了上诉人的请求，所以同意上诉人投给陈丹的款项以及陈丹转给杨庆生的回报均通过答辩人支付，答辩人只是其双方资金往来的一个“通道”。2.不管是陈丹，还是上诉人杨庆生，对于真正的出借人和实际的用款人，都是明知的。所以上诉人将款转给答辩人后，答辩人立即转给陈丹，在陈丹将受益转给答辩人后，答辩人也立即转给上诉人，全部为背对背立即支付，但是不管是上诉人杨庆生，还是陈丹，均没有给答辩人任何好处或回报。在已经提供给法庭的聊天记录及转、付款记录等证据，都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3.在陈丹资金出现问题后，上诉人要求答辩人带其去找陈丹。此后，上诉人便与陈丹直接结算收益，陈丹将每天收益直接通过微信等方式转给上诉人，上诉人也没再找过答辩人。2018年4月18日，陈丹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款总额为30万元的借条。因此，答辩人只是上诉人杨庆生与陈丹资金往来及沟通的一个“通道”，答辩人也未从中获取任何的经济利益，实际用款方是陈丹，投资利息也是陈丹支付，且最后杨庆生与陈丹有进行了最终对账结算，答辩人与上诉人杨庆生不存在真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原审判决不存在超范围审理的情况，更未损害上诉人的财产权利。原审判决仅仅是根据已查明的客观事实，结合在案证据，得出上诉人关于与答辩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张不成立，从而驳回其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而对于上诉人与陈丹的真实法律关系，原审判决并未进行实质性评判，上诉人完全可以另案进行主张，因此，原审并不存在超范围审理的情形，程序合法。三、答辩人在微信聊天中的所谓“借条”系按上诉人杨庆生的要求发送的内容，非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并非双方真实法律关系的写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应具备三个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正如前述所述，本案当中，对于真正的用款人及收益支付人是陈丹，各方均是明知的，在此情形下，答辩人为了方便上诉人催款，而根据上诉人的要求在微信中出具了所谓“借条”，该“借条”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更不能证实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存在真正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规定，上诉人以虚假意思表示的“借条”向答辩人主张权利，其诉请主张显然不应被支持。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主张，于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杨庆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邓斐娜立即归还杨庆生借款300000元，并支付该款从2018年2月9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邓斐娜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庆生与邓斐娜、邓斐娜之夫章文、案外人陈丹均系朋友，各方互相熟识。邓斐娜、章文夫妇与陈丹有大量、巨额的经济往来。杨庆生与陈丹有经济往来。2017年10月，案外人陈丹向杨庆生借款100000元。2017年11月始，杨庆生与邓斐娜有大量、巨额的经济往来，经济往来主要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等形式进行。双方就经济往来事项在微信聊天信息中予以沟通确认，邓斐娜收到款项后向杨庆生发送的信息大部分为“今日向杨庆生借款xx元，暂定x月x日归还，具体以杨庆生需求为准”，款项流通的大部分时间为杨庆生当日转款给邓斐娜，邓斐娜次日转还杨庆生，后杨庆生和邓斐娜再按前述规律转账，款项收益大多为50元/万元/天。杨庆生知道实际用款人系案外人陈丹，讼争款项未及时返还且收益未按约支付时，杨庆生与邓斐娜在2018年3月13日通过微信进行协商处理，杨庆生要求邓斐娜带其到陈丹家中协商处理。2018年3月份，陈丹多次向杨庆生支付收益，杨庆生亦通过微信向案外人陈丹主张收益等款项。2018年4月18日，案外人陈丹向杨庆生出具金额为300000元的借条一张。2018年8月份涉嫌诈骗犯罪被刑事拘留，后被逮捕。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杨庆生主张邓斐娜尚欠其借款并提供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杨庆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由如下：1.杨庆生在微信聊天信息中明知款项实际使用人、实际还款付息人系案外人陈丹，杨庆生与邓斐娜在2017年12月8日和2018年1月12日、15日及3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均有体现上述情况；2.款项系当日出借，次日返还，后再按前述规律进行，款项收益大多为50元/万元/天，且款项并未按常理出具书面的纸质借条、借据并约定借款期限、利息等情况，明显与正常的民间借贷特征不符；3.杨庆生与邓斐娜于2018年3月13日通过微信协商讼争款项事宜并要求邓斐娜带其到案外人陈丹家中协商处理，此后案外人陈丹多次向杨庆生支付收益，杨庆生亦通过微信向案外人陈丹主张收益，案外人陈丹又于同年4月18日向杨庆生出具金额为300000元的借条一张，借条金额与讼争款项金额一致，杨庆生主张案外人陈丹另行向其借款现金300000元明显不符合常理，案外人陈丹已经未按约定支付讼争款项收益，且又未返还讼争款项300000元的情况下，杨庆生如何会再次向陈丹出借现金300000元？同时，杨庆生对另行借款300000元的资金来源、出借情况等的陈述与案外人陈丹陈述相矛盾，亦不符合常理。综上，杨庆生主张邓斐娜还本付息的诉请，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杨庆生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670元，由杨庆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杨庆生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但其对原审法院调取的陈丹的问话笔录补充质证意见如下：该笔录可以证明陈丹出具给杨庆生30万元的借条与本案无任何关系，并非本案邓斐娜与杨庆生的借款纠纷。邓斐娜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诉讼期间，杨庆生对原审判决查明认定的如下事实有异议：1.“杨庆生与邓斐娜有大量、巨额的经济往来有异议”有异议，应为“邓斐娜向杨庆生借款30万元，不存在大量、巨额”。2.“杨庆生知道实际用款人系案外人陈丹，讼争款项未及时返还且收益未按约支付时，杨庆生与邓斐娜在2018年3月13日通过微信进行协商处理，杨庆生要求邓斐娜带其到陈丹家中协商处理”有异议，应为“事实是邓斐娜告知本案借款是借给陈丹了，杨庆生想让邓斐娜找来陈丹确认是不是邓斐娜把本案借款借给陈丹了。如果没有邓斐娜告知。对于谁是实际用款人，杨庆生如何求证？2018年3月13日，邓斐娜还支付15000元利息给杨庆生。双方之间没有协商处理，是杨庆生一直联系邓斐娜如何处理”。3.“2018年3月份，陈丹多次向杨庆生支付收益，杨庆生亦通过微信向案外人陈丹主张收益等款项”有异议，应为“陈丹另有向杨庆生借款，陈丹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无任何关系”。原审判决遗漏认定如下事实：1.关于本案邓斐娜支付利息的事实；2.关于借款是否归还的事实。邓斐娜对原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其认为，原审判决遗漏查明认定：上诉人杨庆生就其与陈丹款项纠纷刑事报案的事实。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此法律规定，具体到本案，杨庆生与邓斐娜、邓斐娜之夫章文、案外人陈丹均系朋友，各方互相熟识。邓斐娜、章文夫妇与陈丹有经济往来。杨庆生与邓斐娜、陈丹亦有经济往来。二审诉讼中，杨庆生、邓斐娜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根据邓斐娜向原审法院提供的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月17日期间邓斐娜与杨庆生，陈丹资金往来银行流水，及本案的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本案杨庆生与邓斐娜30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杨庆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杨庆生的诉讼请求理由正确，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杨庆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庆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70元，由杨庆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 敏 审判员 谢 勇 审判员 陈聪聪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陈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