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01行初566号原告王宗顺，194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原告王宗利，194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上列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王余，天津国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南马路11号。法定代表人张月田，局长。委托代理人李锦，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罗洁，天津共融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云南路4号。法定代表人章毓海，局长。原告王宗顺、王宗利不服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S112010120190860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于2019年12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于2019年12月2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根据案情需要，本院依法追加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为本案第三人，向第三人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宗顺、王宗利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王余，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代理人李锦、罗洁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宗顺、王宗利诉称，受害人王某系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已故孤残职工，1952年参加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按反革命罪被判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被开除公职，服刑期间被迫害致重残罹患××，1963年刑满释放出狱后即住进××院直至2013年11月。1981年2月2日经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依法撤销原判、宣告无罪。1981年10月受害人工作单位撤销其开除处分、为其恢复公职（无任何行政处分），1958年至1981年10月其错服刑、错被开除处分期间受害人工作单位计算工龄，但至今未予以补发其错受行政、刑事处罚期间被停发的工资、工伤医疗费、未冤狱赔偿补偿和未予以工伤和因工、因公致残认定、未享受工伤、因工、因公致残待遇于1996年退休，2016年5月9日病故。王某因冤狱坐牢和住××院约60年，恢复公职后又受到受害人单位不公正对待，致使其一生无妻无子、无任何财产，直至逝世也未解决存在的问题。原告于2017年2月17日、6月25日从受害人工作单位原天津市和平区国税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首次获知、确认“王某在监狱服刑期间罹患××是不争的事实”、“我局认为，王某在监狱服刑期间罹患××。”后，于2017年3月20日向天津市人社局邮寄提交《工伤确认申请书》，该局于2017年4月19日送达《回复》“不具有管辖权，建议向有关部门反映”。申请人于2017年3月31日、4月24日、12月28日向受害人工作单位及其上级天津市国税局递交了《赔偿、补偿申请书》、《工伤确认申请书》和《因公致残认定申请书》，受害人工作单位至今未依法处理和予以工伤和因公致残认定。受害人工作单位应负责工伤申报，其上级天津市国税局作为垂直管理系统受害人工作单位上级机关，应负责2018年1月1日前系统内的工伤审批、认定工作，市国税局人事处负责人2017年曾表示，因该局没有专业人员和专业技术无法为王某工伤认定，曾联系委托天津市人社局认定，但市人社局不接受委托。原告于2018年4月1日、7月23日、8月8日向受害人工作单位及其上级天津市税务局、国税总局提交《启动工伤、因公致残确认认定程序的履职申请书》、《关于督促履职申请书》、于2018年8月5日向天津市信访办公室、市纪委监委、国税总局邮寄《督促税务局启动补发工资、赔偿补偿、启动工伤、因公致残确认认定程序履职申请书》、2019年1月18日向天津市信访办公室、市纪委监委提出《税务局不履职控告投诉》、于2019年3月5日、11日向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驻总局纪检监察组、市税务局监察室、国家信访局、国家纪委监委和中组部提出《关于天津市税务局、和平区税务局不依法履职、失职失责渎职问题的再次投诉》、于2019年3月26日向人社部《投诉举报》上访、于2019年3月27日向人社部邮寄公务员错受行政刑事处罚适用文件信息公开申请、解读申请、投诉举报、2019年5月2日、4日向天津市信访办公室、市纪委监委提出《投诉举报》;原告于2019年6月8日就相关诉求（包括工伤问题）向受害人单位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书》，受害人单位于2019年8月6日送达《关于王宗利、王宗顺〈国家赔偿申请书〉的答复意见》，拒绝原告补发工资、冤狱赔偿，拒绝工伤、因公致残认定、补发相关待遇等诉求。受害人单位对王某错受行政刑事处罚，错服刑期间致重残罹患××的工伤、因公致残认定申请和履职申请，至今未予以工伤、因公致残认定。原告于2019年10月5日向被告提交（王某）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9年10月31日送达编号：Ｓ112010120190860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经审查：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二）款规定的受理条件，现决定不予受理。”，认为原告申请不符合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伤申报期限的规定。原告认为：一、被告编号：Ｓ112010120190860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违法、行政不作为、滥作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应责令被告依法对原告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1、原告自2017年2月17日、6月25日从受害人工作单位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首次获知、确认“王某在监狱服刑期间罹患××是不争的事实”、“我局认为，王某在监狱服刑期间罹患××。”后于2017年3月20日向天津市人社局邮寄提交《工伤确认申请书》，该局于2017年4月19日送达《回复》“不具有管辖权，建议向有关部门反映”。原告于2017年4月24日向受害人工作单位及其上级天津市国税局（当时作为垂直领导上级机关具有工伤认定管辖权）递交了《工伤确认申请书》。此前原告并不清楚王某其在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罹患××；原告自2017年2月17日、6月25日从受害人工作单位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首次获知、确认“王某在监狱服刑期间罹患××是不争的事实”“我局认为，王某在监狱服刑期间罹患××。”后1年内，于2017年3月20日向天津市人社局邮寄提交《工伤确认申请书》，于2017年4月24日向受害人工作单位及其上级天津市国税局（当时作为垂直领导上级具有工伤认定管辖权）递交了《工伤确认申请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受理期限规定。被告《不予受理通知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被告《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适用依据错误。（1）被告《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经审查：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二）款规定的受理条件，现决定不予受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是工伤认定受理期限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十五条规定才是受理条件，被告《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适用依据错误。（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由于不属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的规定，王某尚未完成工伤认定，不属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被告《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适用依据错误。3、被告对原告工伤认定申请具有法定职责，其以实际不存在的“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二）款规定的受理条件”不能成立的理由，“现决定不予受理。”，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其违法、行政不作为、滥作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应责令被告依法予以受理。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王某错受行政刑事处罚，错服刑期间被迫害致重残患××应属于工伤、因工、因公致残，被告应须认定其为工伤和因工、因公致残；受害人单位应补发工伤、因工、因公致残待遇。1、王某在工作（服刑）时间、工作（服刑）场所、因为（服刑）工作致重残患××，符合国务院586号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七）项工伤认定条件和人社部8号令《工伤认定办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告应予以工伤和因工致残认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四款、第六十五条规定，受害人单位应承担支付相关费用、补发其工伤、因工致残待遇。2、根据民政部第50号令《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项规定，符合王某情形，应予以执行、应认定王某为因公致残。受害人王某服刑和服刑期间致重残罹患××，系冤假错案所致，并非因私、而因公，受害人单位应认定其为因公致残，补发相关待遇。三、关于国务院586号令《工伤保险条例》的适用。1、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的特别规定，王某尚未完成工伤认定，被告应依法予以工伤认定；按照该《条例》第十七条第四款、第六十五条规定，应由受害人单位承担支付费用、补发相关待遇。2、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法秘函［2005］314号《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法律溯及力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这一规定，既包括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认定程序认定工伤，也包括按照本条例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特别规定，王某尚未完成工伤认定，被告应依法予以工伤认定、按照《条例》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由于不属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的特别规定，王某尚未完成工伤认定，不属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被告以此为理由不予受理，实属不当。原告不可能知道服刑场所内发生的事情，包括其服刑期间致重残罹患××发生工伤的原委，且发生工伤时王某尚未平反、未恢复公职，无法申报工伤，2017年前未知工伤场所、原委，因此1958-2017年间被耽误的时间不属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不应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4、王某生前所在单位原天津市和平区国税局已于2018年1月1日加入我市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工伤保险同时纳入，且同意执行《工伤保险条例》、《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在天津市和平区人社局的指导下开展工作（见证据16）;因此，被告对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管辖权和法定职责，应予以认定。四、关于民政部第50号令《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的适用。根据《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项规定，符合王某情形，应予以执行、应认定王某为因公致残。王某服刑、并服刑期间致重残罹患××，系冤假错案所致，并非因私、而因公，受害人单位应认定为因公致残，补发相关待遇。五、关于申请工伤认定的时效。1、受害人王某是失去行为能力的××人，且在服刑失去自由期间罹患××，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的被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情形。2、原告作为受害人王某的近亲属，此前只知其患有××，但并不清楚、不确认其在何时、何处、是何原因所致，无法申报工伤；自原告于2017年2月17日、6月25日从受害人单位《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首次获知、确认，“王某在监狱服刑期间罹患××是不争的事实”“我局认为，王某在监狱服刑期间罹患××。”后，原告在首次知道或应当知道王某罹患××工伤场所、原委后，于2017年3月20日向天津市人社局邮寄提交《工伤确认申请书》，于2017年4月24日、12月28日向受害人单位和其上级天津市国税局（当时具有工伤认定管辖权）递交了《工伤确认申请书》、《因公致残认定申请书》，在法定期限内已进行工伤、因公致残申报，未超过申报时效1年的规定。3、自受害人单位2019年8月6日送达《关于王宗利、王宗顺〈国家赔偿申请书〉的答复意见》，不予为受害人王某工伤认定违法行为终止于2019年8月6日后，原告于2019年10月15日向被告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书》等工伤认定资料，未超过申报时效1年的规定。六、关于原告所依据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适用。1、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原告的诉求适用其所依据的规定。《立法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1）人社部8号令《工伤认定办法》、《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由人社部同一机关起草制定，均含有工伤认定问题的特别规定或新的规定，本案应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二条规定，适用以上相关规定，应责令被告、受害人单位执行上述相关规定，依法为王某依法予以工伤和因工、因公致残认定、补发相关待遇。（2）人事部人函［1999］177号《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处理意见的复函》第二条第（一）项规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经核实确被错判犯罪的，应恢复其原工资待遇，在原判期间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按《国家赔偿法》中的有关规定予以补偿；”属《立法法》第九十二、九十三条规定的有关赔偿补偿方面的特别规定，应包括王某错服刑原判期间被迫害致重残患××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须按有关规定予以补偿的特别规定，被告、受害人单位应依法为王某予以工伤和因工、因公致残认定、承担支付费用补发相关待遇，作为赔偿补偿的一种补救方式。2、受害人单位“根据法无溯及既往效力原则，该文件不适用解决王某过早问题”主张，属断章取义、错误理解。（1）《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原告依据的上述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文件均含有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属“除外”，对本案有溯及力、可溯及既往，被告和受害人单位应依法予以执行，受害人单位“根据法无溯及既往效力原则，该文件不适用解决王某问题”主张，属断章取义、错误理解。（2）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二、九十三条规定，本案应适用以上相关规定。七、本案特别说明。1、根据1954年《宪法》第九十七条、1982年《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的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王某错受行政刑事处罚，停发工资、工伤医疗费、冤狱未赔偿补偿、错服刑期间致重残罹患××未予以工伤、因工、因公致残认定，并得不到相关补偿，属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是不争的事实，有依照法律的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2、原告于2017年3月20日向天津市人社局邮寄提交《工伤确认申请书》，该局于2017年4月19日送达《回复》的“不具有管辖权，建议向有关部门反映”，此情形自王某生前所在单位天津市和平区国税局于2018年1月1日加入我市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工伤保险同时纳入，且同意执行《工伤保险条例》、《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在天津市和平区人社局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之时，已发生根本变化：被告对原告工伤认定申请具有管辖权，原告为受害人王某向被告申报工伤认定申请正当、合法，被告应依法履行为王某工伤认定法定职责。3、原告在2017年2月17日、6月25日从受害人单位《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首次知道或应当知道王某发生工伤场所、原委后1年内申报工伤认定，符合申报期限规定，被告《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主张、依据的“经审查：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二）款规定的受理条件，现决定不予受理。”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立法法》第八十七、九十二、九十三条、《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三）（六）（十）（十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国务院令586号《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七）项、第十七条第四款、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六十五、六十七条、民政部50号令《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二条（三）（七）项、人事部人函［1999］177号《复函》第二条第（一）项、人社部8号令《工伤认定办法》第一、二、三、四、五、九、十七条、第二十三条、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法秘函［2005］314号《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法律溯及力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特提起行政诉讼。一、依法确认被告编号：Ｓ112010120190860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违法、行政不作为、滥作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依法予以撤销；责令被告依法对原告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二、依法确认受害人王某错受行政、刑事处罚，错服刑期间致重残罹患××属于工伤、因工、因公致残，被告应须认定其为工伤和因工、因公致残。三、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二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80）津中法刑申判字第1274号《刑事判决书》、王某身份证、王某精神残疾评定表、司法鉴定收据、残疾人证、天津市安定医院王某住院费清单、《职工住房补贴发放通知单》。证明1、受害人王某错受行政、刑事出发，错服刑期间罹患××的事实；2、受害人王某错服刑期间罹患××，住××院50年，其工伤、因工致残持续至其病故未愈的事实；3、受害人单位对受害人王某错受行政、刑事处罚期间计算工龄（《职工住房补贴发放通知单》）职工可用工龄：35年，指1952-1986年，包括其错受刑事处罚的1958-1963年期间；1987-1996年退休，因其××病休住院，单位不予计算工龄，王某罹患××错服刑期间仍属受害人单位职工的事实；4、受害人王某与受害人单位有职工关系的事实；5、受害人单位对受害人王某未予福利分房，延迟（应2009年发放）发放其职工住房补贴，对其不公正对待，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事实；6、受害人王某与原告王宗利兄弟关系，王宗顺为王某生前监护人，原告符合工伤认定申请和本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事实；7、原告的诉讼请求、主张，事实有据的事实。证据2、受害人单2017年2月16日、6月22日、2018年1月11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1、受害人单位确认受害人王某错受行政、刑事处罚，错服刑期间罹患××的事实；确认受害人王某罹患××发生工伤的时间、场所的事实；2、受害人单位拒不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不予为受害人王某补发其错受行政、刑事处罚期间被停发的工资、医疗费、不予冤狱赔偿补偿和不予以工伤和因工、因公致残认定、不予补发工伤和因工、因公致残待遇，不予行政给付王某死亡一次性抚恤金的事实；3、受害人单位2017年2月16日、6月22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明确表明、原告首次获知、确认，“王某在监狱服刑期间罹患××是不争的事实”、“我局认为，王某在鉴于服刑期间罹患××。”的事实。证据3、申请人2019年6月8日《国家赔偿申请书》首、尾页及邮寄凭证，证明原告2019年6月8日就为受害人王某补发其错受行政、刑事处罚期间被停发的工资、医疗费、冤狱赔偿补偿和予以工伤和因公致残认定、享受工伤、因公致残待遇问题主张权利，向受害人单位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书》的事实；证据4、受害人单位2019年8月6日《关于王宗利、王宗顺的答复意见》及邮寄凭证。证明受害人单位2019年8月6日《关于王宗利、王宗顺的答复意见》，不予为受害人王某补发其错受行政、刑事处罚期间停发的工资、医疗费、不予冤狱赔偿补偿和不予以工伤和因公致残认定的违反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其违法行为终止于2019年8月6日后，原告2019年10月15日向天津市和平区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表》等工伤认定资料，未超过申报时效1年的规定的事实；证据5、申请人于2017年3月31日、4月24日、12月28日向受害人单位递交《赔偿、补偿申请书》、《工伤确认申请书》和《因公致残认定申请书》邮寄凭证。证明原告从受害人单位2017年2月16日、6月22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首次获知、确认“王某在监狱服刑期间罹患××是不争的事实”“我局认为，王某在监狱服刑期间罹患××。”后1年内，于2017年3月31日、4月24日、12月28日向受害人单位递交《赔偿、补偿申请书》《工伤确认申请书》《因公致残认定申请书》，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有关时效、期限规定的事实。证据6、原告于2017年3月20日、4月25日向天津市人社局邮寄《工伤确认申请书》、《举报、控告、信访书》邮寄凭证和该局《回复》、人设信（访）170505号《告知单》。证明原告从受害人单位2017年2月16日、6月22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首次获知、确认“王某在鉴于服刑期间罹患××是不争的事实”、“我局认为，王某在鉴于服刑期间罹患××。”后1年内，于2017年3月20日、4月25日向天津市人社局邮寄《工伤确认申请书》、《举报、控告、信访书》，原告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有关时效、期限规定的事实。证据7、原告于2017年1月10日向国家人社部、监察部邮寄《举报、控告、投诉书》凭证。证明原告于2017年1月10日向国家人社部、监察部邮寄《举报、控告、投诉书》，对受害人单位拒不执行国家向政策，不予为受害人王某补发其错受行政、刑事处罚期间被停发的工资、医疗费、不予冤狱赔偿和不予以工伤和因工、因公致残认定、不予补发工伤和因工、因公致残待遇的违法行为行为举报、控告、投诉，主要权利的事实；原告不间断相关举报、控告、投诉，申诉主张权利，原告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有关时效、期限规定的事实。证据8、原告于2017年11月8日向国家人社部、监察部、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国税局监察室邮寄《关于不履行工伤职责举报、控告书》凭证。证明原告于2017年11月8日向国家人社部、监察部、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国税局监察室邮寄《关于不履行工伤职责举报、控告书》，对受害人单位拒不执行国家香瓜政策，不履行为受害人王某错受刑事处罚期间致残罹患××予以工伤和因工、因公致残认定职责的违法行为举报、控告，主张权利的事实；原告不间断相关举报、控告，申诉主张权利，原告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有关时效、期限规定的事实。证据9、原告2018年4月1日、7月23日、8月8日向受害人单位及其上级天津市税务局、国税总局提交《启动补发工资、赔偿补偿程序的履职申请书》、《启动工伤、因公致残确认认定程度的履职申请书》。证明原告不间断相关申诉、主张权利，本工伤认定申请和劳动保障监察申请，原告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有关时效、期限规定的事实。证据10、原告2018年8月5日、2019年1月22日向天津市信访办公室、市纪委监委邮寄《督促税务局启动补发工资、赔偿补偿、启动工伤、因公致残确认认定程序履职申请书》、《关于天津市及和平区税务局不依法履职、不担当问题的控告投诉》的邮寄凭证。证明原告2018年8月5日、2019年1月22日向市信访办公室、市纪委监委邮寄《督促税务局启动补发工资、赔偿补偿、启动工伤、因公致残确认认定程序履职申请书》、《关于天津市及和平区税务局不依法履职、不担当问题的控告投诉》，原告不间断相关问题的控告投诉、申诉主张权利，原告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有关时效、期限规定的事实。证据11、原告2019年1月18日向天津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室、市纪委监委邮寄《关于天津市税务局、和平区税务局的控告投诉》的邮寄凭证。证明原告2019年1月18日向天津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室、市纪委监委邮寄《关于天津市税务局、和平区税务局的控告投诉》，原告不间断相关控告、投诉，申诉主张权利，原告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有关时效、期限规定的事实。证据12、原告2019年3月11日向国家信访局、中组部、中央纪委监委、天津市税务局监察室邮寄《关于天津市及和平区税务局不依法履职、失职、失责、渎职问题的投诉》的邮寄凭证。证明原告2019年3月11日向国家信访局、中组部、中央纪委监委、天津市税务局监察室邮寄《关于天津市及和平区税务局不依法履职、失职、失责、渎职问题的投诉》，原告不间断相关控告、投诉，申诉主张权利，原告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有关时效、期限规定的事实。证据13、原告2019年3月5日向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驻总局纪检监察组邮寄《关于天津市及和平区税务局不依法履职、失职、失责、渎职问题的再次投诉》邮寄凭证。证明原告2019年3月5日向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驻总局纪检监察组邮寄《关于天津市及和平区税务局不依法履职、失职、失责、渎职问题的再次投诉》，原告不间断相关控告、投诉，申诉主张权利，原告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有关时效、期限规定的事实。证据14、原告2019年5月2、4日向天津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室、市纪委监委《关于天津市税务局、和平区税务局的投诉举报》的邮寄凭证。证明原告2019年5月2、4日向天津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室、市纪委监委《关于天津市税务局、和平区税务局的投诉举报》，原告不间断相关投诉、举报，申诉主张权利，原告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有关时效、期限规定的事实。证据15、原告2019年4月28日向人社部邮寄公务员错受行政刑事处罚补发工资、冤狱赔偿、工伤认定等适用文件信息公开申请、解读申请、投诉举报邮寄凭。证明原告2019年4月28日向人社部邮寄公务员错受行政刑事处罚补发工资、冤狱赔偿、工伤认定等适用文件信息公开申请、解读申请、投诉举报，不间断寻求相关政策文件信息、政策解读并投诉举报，寻求政策依据、申诉主张权利，原告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有关时效、期限规定的事实。证据16、受害人单位津和税告[2018]《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1、受害人王某生前所在单位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已于2018年1月1日加入我市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工伤保险同时纳入，且同意执行《工伤保险条例》、《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在天津市和平区人社局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的事实；2、被告对原告本工伤认定申请具有管辖权、相关职责的事实。证据17、原告于2019年10月15日向被告邮寄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书》的邮寄凭证。证明受害人单位2019年8月6日《关于王宗利、王宗顺〈国家赔偿申请书〉的答复意见》，不予为受害人王某补发其错受行政、刑事处罚期间被停发的工资、医疗费、不予冤狱赔偿补偿和不予以工伤和因公致残认定的违法行为终止于2019年8月6日后，原告2019年10月15日向天津市和平区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表》等工伤认定资料，未超过申报时效1年的规定的事实。证据18、被告编号：S112010120190860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被告《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违法、行政不作为、滥作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的事实。证据19、原告2019年10月15日提交被告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据20、原告2019年10月15日提交被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书》证据目录、证据简要说明。证据21、原告2019年10月15日提交被告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书》。证据22、原告2019年10月15日EMS邮寄提交被告《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书》、所附证据1-18项共72页，被告于2019年10月16日已签收的EMS查询单；被告2019年10月31日《工伤认定送达回证》。证据19-22证明原告申请工伤认定未超过法定期限，有事实根据的事实。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被告依法具有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190860)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全市的工伤保险工作。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以及《天津市工伤认定工作操作规程》第一条工伤认定管辖“2.各区人力社保行政部门负责市人力社保行政部门管辖以外,登记注册在本辖区内的用人单位职工工伤认定工作。”依照上述规定，被告依法负责天津市和平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天津市和平区国家税务局登记注册地为和平辖区内，故被告依法具有作出本案中《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190860)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二、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190860)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以及《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2012版）第十五条第一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15日内，对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工伤认定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在15日内补齐。”依照上述规定，2019年10月15日原告王宗顺、王宗利向被告提交受伤害职工王某工伤认定申请，根据原告递交的相关书面材料显示，天津市安定医院2009年3月19日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评定王某精神残疾等级壹级，经审查，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二）款规定的受理条件，被告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编号：Sll2010120190860)，被告并于2019年10月31日依法向原告予以送达。综上，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二）款规定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190860)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法律准确，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王某身份证复印件、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据2、工伤认定自述材料、工伤认定证明材料。证据1、2证明：1、原告于2019年10月15日向被告处递交工伤认定申请材料；2、原告王宗顺系受伤害职工王某的生前监护人，王宗利系受伤害职工的近亲属（兄弟关系），原告依法具备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的资格。证据3、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职工住房补贴发放通知单、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受伤害职工王某生前系天津市和平区国家税务局的退休职工。证据4、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残疾人证（王某）。证据5、天津市安定医院出具的门急诊医疗费用清单、住院费用清单。证据4、5证明：1、天津市安定医院于2009年3月19日评定受伤害职工王某精神残疾等级为壹级；2、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笫十七条之规定原告所递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已超过法定申请工伤的时限。证据6、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190860）、原告签收送达回证。证据7、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190860）、案外人签收送达回证。证据6、7证明：1、原告于2019年10月15日向被告递交的材料，被告经审查，认为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笫十七条（二）款规定的受理条件，并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190860）；2、被告将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190860）分别向原告、天津市和平区国家税务局进行送达，依法履行了送达程序。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1、《工伤保险条例》；依据2、《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2012版）；依据3、《天津市工伤认定工作操作规程》（津人社局发〔2017〕14号）。第三人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庭前向法院提交了不出庭申请，其认为该案与和平税务局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参加审理。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4、5、6、7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证据15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是向被告提出的，没有原件，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16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对证据17-证据22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经对原、被告出示的证据、依据进行审查,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8、被告提交的证据6中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190860），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不作证据认证。对原、被告提交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证据15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原、被告提交其他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依据适用本案。经审理查明,王某系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职工，于1996年退休，2016年5月9日病故。二原告与王某系兄弟关系，原告王宗顺是王某的监护人。二原告认为，王某1958-1963年在监狱错服刑期间劳动改造，受虐待、受迫害致重残罹患精神分裂症，其错服刑、被错开除期间计算工龄，与其单位有人事、劳动关系，王某是在工作（服刑）时间、工作（服刑）地点、因为工作（服刑）致重残罹患精神分裂症，于2019年10月15日向被告申请予以工伤认定。2019年10月16日被告收到二原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及工伤认定自述材料和证明材料等相关证据材料。被告根据相关材料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编号S112010120190860《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经审查：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二）款规定的受理条件，决定不予受理。2019年10月30日被告向第三人直接送达该决定书，10月31日向二原告直接送达。二原告对被告作出的编号S112010120190860《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不服，向我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及《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之规定，被告作为天津市和平区区域内的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其辖区内的工伤事故有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二原告于2019年10月15日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等相关材料，被告于2019年10月16日收到上述材料，2019年10月29日作出编号S112010120190860《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并向二原告直接送达，原告王宗顺于2019年10月31日签收，未超过《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2012版）第十五条第一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15日内，对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所规定的期限,程序合法。本案争议焦点为二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一）不可抗力；（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三）属于用人单位原因；（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登记制度不完善；（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二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2009年天津市安定医院出具精神残疾评定表，评定王某为壹级精神分裂症，2013年取得精神残疾壹级的残疾人证。2017年2月16日第三人向二原告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载明王某在监狱服刑期间罹患××。2018年8月24日第三人向二原告出具的津和税告【2018】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载明，第三人于2018年1月1日加入天津市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工伤保险同时纳入，第三人负责办理涉及工伤有关事项的机构为人事教育科，在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二原告于2018年8月25日收到了该告知书。至此，二原告对王某在监狱服刑患××、王某就职的第三人单位工伤保险纳入天津市社会医疗保险统筹以及办理涉及工伤有关事项的职能部门、办理流程均已知晓，已经不存在二原告无法为王某申请工伤认定的事由。二原告于2019年10月15日向被告提出王某工伤认定申请，已经超过了法定1年的期限，被告据此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宗顺、王宗利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宗顺、王宗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晓琳审 判 员  范奚菲人民陪审员  王 顕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韩桂兰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