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05民初3267号 原告：许富利，男，1977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睢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柏杨，浙江佳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樊建达，男，1983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被告：宁波达挺石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MA2CLRW97J）。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689弄21号10幢112室托管6554（商务托管）。 法定代表人：樊建达，该公司执行董事。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锜海，浙江甬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琪，浙江甬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许富利与被告樊建达、宁波达挺石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挺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1日和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富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柏杨到庭参加二次庭审，被告樊建达、达挺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锜海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许富利、被告樊建达及被告樊建达、达挺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琪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审理中，原、被告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富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石子加工合同》；2.判令两被告支付加工费2479297.8元，设备拆、装、运费200000元。本案审理期间，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石子加工合同》于2019年6月25日解除。后原告向本院申请撤回第1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1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石子加工合同》一份，约定两被告将位于慈城镇双顶山石料场的加工生产承包给原告，加工期限最少不低于1年，加工费每吨15元，支付方式为每月结算；生产期间两被告必须确保生产所需原材料按原告的生产加工要求，保质保量的提供充足，若两被告因为原材料供应、政策协调、生产用电等问题给原告生产加工造成影响的，两被告应按每月不低于15000吨生产量结算给原告；两被告保证加工生产合同期限最少不少于1年或1年180000吨，若加工期限少于1年或1年180000吨，除了向原告支付1年生产量180000吨的加工费外，还须承担原告生产设备的拆、装、运费200000元；两被告在合同期内不得以任何不正当理由终止合同，加工总量应在原材料供应时按每月每天均匀提供，如两被告不能按期结算加工费，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两被告按1年生产量的加工费结算给原告。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组织生产，但两被告提供的原材料不符合生产要求，且每个月供应量远低于15000吨。原告多次要求两被告按约提供原材料，但两被告仍不能保质保量充足提供，原告依约提出按每月15000吨结算加工费，两被告也拒不履行。2019年6月15日，被告樊建达将涉案石料场承包给他人。原告认为两被告不诚实履行合同，已经严重违约，故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樊建达、达挺公司共同辩称，1.原告与被告达挺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委托石子加工的法律关系，且双方均已履行了加工、付款义务。但双方并未签订涉案《石子加工合同》，原告提供的《石子加工合同》仅有复印件及照片，并无原件，无法证实合同的真实性。而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两位证人，魏某2与原告存在巨额债务纠纷，申某已于后续庭审中承认其实际为文盲，根本没有辨认合同的能力，故原告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涉案《石子加工合同》系真实存在的。2.即便涉案《石子加工合同》真实存在，该合同亦是无效的。原告作为个人根本不具备石子加工的资质，而被告达挺公司经营范围仅为“石料的批发”，不具备石子加工的资质，更无法通过环保评估标准，故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3.即使涉案《石子加工合同》有效成立，合同主体也应为被告达挺公司，而非被告樊建达。根据原告提交的《石子加工合同》复印件及照片显示，该合同系被告达挺公司盖章签署的，而被告樊建达的签字系因其为被告达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涉案石子加工场地即慈城双顶山石料场一直悬挂着的是被告达挺公司的招牌。故根据合同签署方式以及实际履约情况可以确认，合同主体应为被告达挺公司，而非被告樊建达。4.即使涉案《石子加工合同》成立、有效，现双方已经确认解除，且原告存在违约行为，故被告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于本案起诉时诉请解除《石子加工合同》，后在庭审中确认《石子加工合同》已经解除。石子加工过程中，原告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了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一个月），原告根本无法履行石子加工的合同义务，且原告所雇佣的加工人员因无法与原告取得联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亦无心再继续加工，被告因无法联系原告，只得与原告所雇佣的加工人员张洪林签署结算协议并付清加工款项包括为原告垫付的水电等费用（本应原告承担的费用）。同时，为了继续加工，经张洪林介绍才引入新的加工承包人魏某2。原告实际为被执行人，对外负有巨额债务，其对此一直隐瞒，甚至借故要求被告樊建达将加工款付至其妻子江洪霞的银行账户，以躲避法院执行。被告樊建达因不知情亦予以配合支付，实在可能涉嫌构成协助原告躲避债务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违法行为。原告用于石子加工的机器设备亦被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扣押查封，原告所加工的石子均应予以执行归还其所负债务，而无法履行与被告之间的合同义务。5.原告诉请2479297.8元的赔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首先，原告与被告达挺公司双方之间石子加工法律关系的解除系原告的不诚信及无法履约造成的，两被告并无违约，故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其次，原告诉请2479297.8元的赔偿实则为违约造成的损失赔偿，其中包括原告生产设备的拆、装、运费200000元，以及原告继续加工生产满一年的可得利益，然前述的损失实则并未实际发生。其一，原告生产设备系被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扣押，且至今仍在原处并由原告继续生产、加工，并无发生拆、装、运费等费用，且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对该生产设备的评估其价值仅为80000余元，何以拆、装、运费却能高达200000元；其二，关于原告继续加工生产满一年的可得利益，原告按照加工款价格直接计算已然是错误，其生产成本理应予以扣除。再次，自原告与被告达挺公司解约之后至本案审理期间，被告达挺公司早已退出石子加工场地，而原告则一直持续在加工生产，其并无实际的利益损失。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可得利益的解释及规定，在具体案件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综合考量不可预见的损失、不当扩大的损失、因违约获得的利益、双方的过失及必要的交易成本。结合本案，原告对于双方合同的解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告系被执行人又涉嫌刑事犯罪其持续履约能力本就存在严重缺陷，且双方石子加工之行为亦会随时遭到相关部门的处罚，故原告诉请之可得利益存在不能完全实现的极大可能。再者所谓可得利益应当与原告的投入所相对应，而原告的投入仅有价值80000元的生产设备一台，就连本应由原告承担的水电等加工费用亦是由被告达挺公司为其垫付，投入、回报之间的巨额差异并不利于建立、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故不应予以支持。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各方争议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涉案《石子加工合同》是否真实存在。 原告主张，涉案《石子加工合同》真实存在，合同相对方为原告与两被告。为此，原告提供以下证据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1.《石子加工合同》（复印件）一份；2.产量记录单一组；3.申请证人申某、魏某1、魏某2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4.照片二张；5.短信截图一份。 两被告主张，涉案《石子加工合同》并非真实存在，原告与被告达挺公司仅口头达成石子加工合同关系。两被告提供结案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证人申某的证人证言不可采信，从而证明自己的主张。 原告质证认为，对两被告提供的结案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形式合法性有异议，若是刑事案件应是公安机关公文形式，被告樊建达与证人申某是因为其他事情发生纠纷，与本案无关。 两被告质证认为：1.原告未提供原件，对《石子加工合同》（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樊建达陈述与原告从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只有口头约定；2.对有被告达挺公司会计签字的产量记录单都予以认可，其他不予认可；3.对证人申某的身份真实性有异议，证人申某出庭作证前一天与被告樊建达发生纠纷，且申某系文盲，看不懂合同，对其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证人魏某1系原告员工身份予以认可，也认可其所说来料的时候工作；对证人魏某2证人证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4.对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以现有的技术，照片是可以被随意修改的；5.对短信截图无异议，确实是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琪于2019年6月25日所发送。 两被告对短信截图及证人魏某1的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产量记录单与两被告提供的石子加工清单经核对数量一致，本院对产量记录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两被告提供的结案证明虽系原件，但未有派出所相关材料予以佐证，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本院难以认定。其他证据在下文中综合论证。 原告提供的《石子加工合同》虽为复印件，原告无法提供原件，但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琪用短信发送给原告的律师函载明，“受宁波达挺石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挺公司”）的委托，解除与您之间签订的《石子加工合同》之事宜，特发本函如下：2019年3月1日，您与达挺公司签订《石子加工合同》一份……”，蔡琪本人在庭审中陈述系被告达挺公司工作人员告知其公司与原告有加工关系，无法确定是否有书面合同，并描述相关情形，他根据该员工的描述发送书面解除函不成后利用短信发送解除函。本院认为，蔡琪系专业律师，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在为委托人起草律师函时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解和确认，系作为律师做起码的专业素养，并且律师函中注明的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1日，与原告提供的《石子加工合同》的落款时间完全吻合，其在律师函中明确注明了合同签订的时间，表明其对相关事实应进行过核实。若是只有口头约定，连被告樊建达都无法提供明确协商时间以及最终确定口头合同的时间，蔡琪制作的律师函中的合同签订日期怎会与原告提供的《石子加工合同》中的签订日期出现一致？再结合证人申某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其作为涉案采石场合伙人，涉案《石子加工合同》签订时其在场并看到过原件，知晓合同约定原告每月生产15000吨。被告樊建达在第二次庭审中承认申某为涉案采石场的合伙人，亦承认被告樊建达以及原告口头协商的时候申某在场，除了是否有书面合同以外与证人申某的陈述基本一致。两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途申请证人申某作证，因申某一直旁听庭审，本院未予准许。庭后承办人对证人申某单独询问，申某承认2019年春节前被告樊建达与原告协商时其在场，但对是否看到原、被告签署书面合同拒绝作出明确回复。另外，原告提供的照片拍摄于2019年1月29日，与证人申某陈述原、被告协商的时间基本吻合，因此，本院认为证人申某在第一次庭审作证的陈述可信度较高。虽两被告辩称证人申某不识字，不认识合同，但证人是否识字并不影响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实陈述的能力，申某在第一次庭审的陈述清楚明确，与被告樊建达及原告庭审陈述基本一致，即便其不识字，也不影响其对原、被告是否签署过书面材料作出准确的认知和判断，因此，本院对该辩称不予采纳。两被告又辩称证人申某与被告樊建达在第一次庭审作证前发生纠纷，其证言不可靠，本院认为申某与被告樊建达是否确实发生矛盾，两被告尚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退一步讲，即便双方真的发生矛盾，亦不能据此直接推定申某为此虚构了签订书面合同一事。对原告提供的合同照片，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庭审陈述2019年5月27日前，双方是正常合作关系，并未发生矛盾，原告没有必要在2019年1月29日就拍照作假，且该照片上的合同条款与《石子加工合同》复印件一致。两被告虽辩称现有技术可以对照片进行造假，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照片系经修改，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照片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综上，本院认定涉案《石子加工合同》系真实存在的。根据该合同，抬头甲方以及落款甲方两处虽有被告樊建达签字，但都盖有被告达挺公司公章，合同骑缝章也系被告达挺公司公章，被告樊建达系被告达挺公司法定代表人，合同条款中“慈城双顶山”后缀有被告达挺公司，因此，本院认定涉案《石子加工该合同》的相对方为原告与被告达挺公司。 另外，证人魏某2的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被告樊建达亦否认指使其去骗原告妻子手中的合同原件，本院对该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2019年1月29日，原告与被告达挺公司签订《石子加工合同》一份，约定被告达挺公司将位于慈城双顶山（宁波达挺石料有限公司）石料场的加工生产承包给原告，“加工期限为最少不低于壹年，即从2019年3月1日起至2020年2月28日起止”，“加工费为15元每吨（包含水、电、工人、油、所有加工石子设备费用），加工支付方式为每月结算”。“甲方（被告达挺公司）保证乙方（原告）进驻前，生前中通路、通水、通电，乙方提供加工、粉碎、必须的生产设备（粉碎机流水线1套，铲车1台）供粉碎石子使用，最后安装调试生产设备、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生产期间甲方必须确保生产所需原材料按乙方的生产加工要求，保质保量的提供充足。若甲方因为原材料供应，政策协调，生产用电等问题给乙方的生产加工造成影响的，甲方应按每月不低于壹万伍仟吨（1.5万）生产量费用结算给乙方。若乙方完成不了甲方的壹万伍仟吨每月需求量，则同样按照生产单价赔付甲方所需求量中的不足数量”。“甲方保证加工生产合同期限最少不少于壹年或壹年拾捌万吨，若加工期限少于壹年或壹年拾捌万吨，除了向乙方支付壹年的生产量拾捌万吨加工费外，还须承担乙方生产设备的拆、装、运费贰拾万元”。“甲方在合同期内不得以任何不正当理由终止合同，甲方加工总量应在原材料供应时按照每月每天均匀提供。合同到期后，乙方有优先权。如果甲方每个月不能按期结算加工费，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按壹年生产量的加工费结算给乙方”。根据原告与被告樊建达庭审陈述，原告进场安装设备时间早于合同落款时间2019年3月1日。 2019年4月22日，原告通过微信联系被告樊建达，“兄弟原材料找到怎么样了，这样下去咋弄啦，这都十天过了，原材料一点也没有吗”，“快点快点来吧”，被告樊建达回道，“马上会有”，原告又回道，“棚子已好搭了，这么久还没来搭，原材料来了，又要耽误时间了，等久了你我都吃不消的老板”。 原告庭审陈述，2019年5月27日，原告因涉及其他刑事案件被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刑警从北仑骆驼直接带走，并没收手机。后原告在徐州被监视居住，一直无法与家人及员工联系。2019年6月25日，原告回到宁波。 2019年6月25日，被告达挺公司委托蔡琪律师用短信方式发送律师函给原告，载明“2019年3月1日，您与达挺公司签订《石子加工合同》一份，约定由您承包位于慈城双顶山（宁波达挺石料有限公司）石料场的加工生产活动，然合同签订后，您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加工生产义务，且目前您因涉嫌刑事犯罪遭到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故您已无法继续履行与达挺公司所签订的《石子加工合同》。综上，本律师认为您未能履行相应合同义务，且之后亦无继续履行合同之能力，已然构成违约。现本律师函告：一、解除您与达挺公司签订的《石子加工合同》；二、同时达挺公司将保留追究您因未能履行合同而造成的违约损失”。2019年7月1日，原告回复短信，载明，“蔡律师好：不好意思刚看到信息，我已回到宁波，我确实因老家事情配合调查去，但我方一直按照合同正常生产，不存在违约行为”。 2019年6月16日，被告樊建达与张洪林进行了结算，双方明确自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6月15日共计轧石子14173.48吨，每吨15元合计220702元，扣除代为开支的相关费用，支付给原告189800元。原告对此结算内容表示认可，承认收到上述款项。原告与被告樊建达均确认原告已加工的所有石子全部结算完毕。 被告樊建达陈述其于2019年7月初正式退出涉案采石场的合伙，被告达挺公司的招牌在与原告结算完毕就从采石场拆下。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达挺公司签订的《石子加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两被告抗辩因原告不具备加工石子的资质，被告达挺公司超越经营范围，且无法通过环保标准，故涉案合同无效。本院认为，关于石子加工资质，经营范围和环保相关要求，均系管理性规范要求，并不必然导致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涉案合同并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故本院对两被告关于合同无效的抗辩不予采纳。涉案合同有效成立，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 关于涉案合同是否解除的问题，被告达挺公司委托律师于2019年6月25日致函原告，以原告涉嫌刑事犯罪遭到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无法履行合同为由于要求解除涉案合同。本院认为，被告达挺公司作为加工合同的定作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要求确认涉案合同于该日解除，即便原告后来又向本院申请撤回了关于确认合同解除的诉讼请求，但原告该行为并不改变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 对于合同解除，被告达挺公司是否应该赔偿原告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主要看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在于哪方。对此，两被告首先抗辩因原告涉嫌刑事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故涉案合同因此解除。但根据原告提供的产量记录单显示，在原告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原告方工人仍旧在正常生产，生产量与原告失去联系前没有明显变化，两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原告提供了原材料，而原告方因为原告失联而无法继续生产的情况存在。并且原告回到宁波后即2019年7月1日回复蔡琪律师，对被告达挺公司的解除函提出质疑，明确己方一直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生产，不存在违约的情况，故本院认为两被告主张因原告人身自由被限制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依据不足。其次，两被告抗辩因原告系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其用于生产的机器设备被法院查封，其生产的石子也应被执行用以归还其所负债务，故原告事实上无法履行涉案合同。本院认为，原告作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未被剥夺履行合同的权利。从双方合同履行情况，也并未因原告系被执行人而影响涉案合同的履行；即便两被告对石子加工款支付给原告有顾虑，亦可通过向法院提存加工款等方式予以解决。而原告机器设备被法院查封日期为2019年9月2日，系涉案合同解除之后，故机器设备被查封并非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据此，两被告此项抗辩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三，根据原告提供的产量记录单及两被告提供的石子加工清单可以看出涉案合同正式履行以来，石子产量一直处于远低于合同约定的水平，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达挺公司存在提供原材料不足的情况，而两被告对此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系因原告加工能力不足造成产量短缺。第四，根据被告樊建达庭审陈述，其在2019年6月16日与原告员工张洪林结算之后就将被告达挺公司的招牌从涉案采石场拆除，并经张洪林介绍让案外人魏某2利用原告的机器进行生产，在原告回来明确对被告达挺公司主张原告违约的律师函提出质疑且魏某2不再继续使用原告设备生产的情况下，被告樊建达于2019年7月初退出了涉案采石场。综上，本院认为两被告抗辩涉案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系因原告造成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达挺公司单方解除涉案合同，应对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 对于原告的损失金额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利益。现双方合同解除，原告主张按照合同约定的保底加工量支付加工费，其实质系主张合同不能履行的可得利益损失。根据涉案合同约定，“甲方保证加工生产合同期限最少不少于壹年或壹年拾捌万吨，若加工期限少于壹年或壹年拾捌万吨，除了向乙方支付壹年的生产量拾捌万吨加工费外，还须承担乙方生产设备的拆、装、运费贰拾万元”。本院认为结合合同上下文以及合同双方庭审陈述，该条款为双方约定的违约条款，原告主张的实质系可得利益损失。根据该条款可以看出如果合同正常履行，原告可以获得的可得利益，而被告达挺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对该情况也是明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原告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系未达保底加工量的差额部分的全部加工费，未能扣除如果合同实际履行必然产生的生产成本。本院认为，这部分费用系因合同不能履行无需支付的费用，应从原告主张的金额中予以扣除。对于两被告主张原告在涉案合同解除后仍旧在涉案采石场加工石子，并无损失问题，因两被告未能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两被告此项主张不予采纳。对于两被告提出的原告仅用价值80000元的生产设备进行生产，并且生产过程中的水电费还由被告垫付，其收益回报与投入严重失衡问题，本院认为被告达挺公司需按约按月支付原告加工费，原告因生产产生的水电费，两被告完全可以主张与其应付的加工费进行抵扣，故本院认为水电费支付并不能成为减少原告可得利益的因素。而被告达挺公司在与原告签订涉案合同时对石子加工所需设备应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并且原告在生产过程中除了设备，还需投入人工等其他成本，故两被告仅以原告投入设备价值较低主张原告投入收益失衡，没有充分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两被告提出的原告因涉案刑事犯罪，履约能力存在缺陷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虽曾被限制人身自由，但其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并未影响生产，且原告在回复人身自由之后立即联系被告，表明可以正常生产的态度，而两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涉嫌刑事犯罪确实对履行合同造成严重阻碍，故本院对被告此项主张亦不予采纳。但原告因被限制人身自由，导致与外界失去联系近一个月，确实对被告达挺公司在解除合同问题上客观上造成一定的影响，本院会适当考虑该种情况对违约金进行适当调整。因双方均未能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因合同不能履行而无需支出的具体情况。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依法酌定原告的损失金额850000元。 被告达挺公司单方解除合同，应支付原告损失850000元。但被告樊建达并非涉案合同相对方，其系被告达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便与原告有协商或向原告付款的行为，均可视为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原告以被告樊建达系合同相对方为由要求其承担共同付款义务，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十三条、第一百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宁波达挺石料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许富利850000元； 二、驳回许富利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334元，减半收取计14167元，由许富利负担9634元，宁波达挺石料有限公司负担4533元；保全费5000元，由许富利负担1450，宁波达挺石料有限公司负担3550。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翔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方霞 附： 裁判履行告知书 一、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如涉款项支付的，付款义务人可将款项交付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账号：35×××79，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宁波市江北支行营业部。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一方当事人未按生效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逾期未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对逾期不履行裁判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可依法将其纳入失信人名单、限制出入境、限制高消费，一方当事人属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或公务员的，将向人大、政协、纪委、组织部门通报。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逃避或规避执行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