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115民初948号之一原告: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定代表人：李景中，公司董事长。原告: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法定代表人：张祥，公司董事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小兰，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法定代表人：董恩和，公司董事长。第三人：何秋生，男，195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原告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第三人何秋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31日，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因向案外人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增资，与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何秋生签订了一份《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约定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与何秋生承诺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2015至2017年三年的可用于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分配的年净利润不低于1176.238万元，并在年可分配净利润不足前述金额时按照约定比例向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承担按份补偿责任。之后，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成为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的相对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49.5%。2019年底，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审计机构核实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2015年至今的经营情况时发现，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利用《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仅约定权利，未约定义务的条件，结合其控股股东地位和控制董事会决策权的优势，通过违规调整经营管理组织结构，撤换主要经营管理成员等手段，实际掌控和影响了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而使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何秋生向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担保经营收益的局面得以显现。因此《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该协议的订立显失公平。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还获悉，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后，利用其下属子公司与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发生大量关联交易，严重挤占经营资源，导致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的利益流失，且怠于组织清收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应收债权，人为造成经营流动性资金匮乏，严重影响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的经营业绩。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待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2015年至2017年可分配净利润未达成约定数值的情况下，依据《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向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何秋生索赔，实现其不正当合同目的。故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在签订和履行《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准则。故为维护其公司合法权益，诉至法院。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一、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已向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2019）浙09民初84号案，其公司要求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何秋生共同连带向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赔偿债权、收购进项税额抵扣、税额补缴等损失及过渡期净资产损失合计76,003,154.48元（截止2017年12月31日），并向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支付自2016年9月23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何秋生共同连带向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支付2015年至2017年盈利分配补偿款40,639,768.18元，并支付自2019年4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和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和审计费；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有权就上述债权对何秋生持有的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1.5%的股权折价或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该案件审理中，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曾提出过管辖异议，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诉讼系原告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要求各被告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何秋生按协议约定对第三人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资产损失赔偿并对原告投资损失补偿，系股东之间的纠纷，属合同纠纷。《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是各方签订《增资协议书》的附件，两份协议管辖约定不一致，应视为约定不明，故应依照法定管辖来确定管辖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作为接收货币一方，选择其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于法有据，故驳回了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如果认为《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可撤销，应当向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9）浙09民初84号案件过程中提出抗辩或反诉，故本案应由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二、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要求撤销《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的案件与（2019）浙09民初84号案件均为《增资协议书》和《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引发的纠纷，属于股东之间的纠纷，故本案的案由也应定为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因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先立案，故本案应移送给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合并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武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要求撤销《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系原被告在履行《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中发生的纠纷，即股东之间的纠纷，属合同纠纷。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合同履行地、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中约定了由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而武汉梁子湖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且按照《增资协议书》的约定，也可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原告武汉市梁子湖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故按照《增资协议书》和《关于增资并购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协议》的约定，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是同一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后，后立案的法院应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但本案与（2019）浙09民初84号案的原、被告不同，诉讼标的不同，不符合该条的规定，故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提出应将该案移送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审理的理由不成立。综上，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提出应将该案移送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两点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莉娜人民陪审员  谢琼利人民陪审员  张 燕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陈竹书记员熊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