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0101行初32号原告崔绍静，男，1957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告天津市医疗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咸阳路81号。法定代表人李国田，局长。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杨光，局长。委托代理人姚敬禹，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被告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18号。法定代表人高连欢，主任。委托代理人宁静，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干部。原告崔绍静诉被告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崔绍静诉称，原告系天津渤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国企退休职工。因天津市企业员工工资收入偏低，导致最近20-30年以来，职工基本生活出现困难。2013年2月17日，原告因申请内退一事曾与天津渤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孟某发生争执，在工作单位无辜被董事长孟某和其妹夫张某结伙打成重伤、造成左上肢残疾。从2013年3-4月间，原告从工作单位只能领取约544元/月工资。原告依法维权，相继4次遭遇民警绑架，把4肢打成残疾。原告无力承担治疗神经损伤，引起的肌肉萎缩、腰椎滑脱等伤昂贵治疗费用，又不能享受医疗保险救助，以及大额医疗保险费的救助。反而要用退休养老金去支付大额医疗救助费。2013年当大额医疗保险救助费被扣除后，月工资所剩金额349元，迫使原告无法生活。原告认为，天津市医疗保障局2019年8月7日作出的“关于反映停扣大额医疗救助费信访事项的答复”第1页第2自然段反映“2001年我市启动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之初，就按照国家要求，在建立医疗保险基础上，建立大额医疗费救助制度”。可是，并未提供“国家要求”，建立“大额医疗救助费”的相关法律依据。职工在未见到任何通知、公告，未经过听证会程序，也未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情形下。每年强行扣除“大额医疗保险救助费”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支持。三被告的行政行为，依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4条相关规定。综上，被告的行政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请求依法确认三被告乱扣在职职工工资与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34条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4、27条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34条相关规定，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禁止乱扣企业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大额医疗救助费”违法行为；判令本案的行政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天津市医疗保障局辩称，一、被答辩人诉请未明确要求确认答辩人作出的哪个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诉讼请求不明确,依法应驳回起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提起行政诉讼应有明确的诉讼请求。本案被告包括天津市医疗保障局以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被答辩人诉请要求确认三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却未明确要求确认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具体指向哪个行政行为,故被答辩人诉讼请求并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二、答辩人非本案适格被告,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起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被答辩人所诉每年强制扣除企业退休人员“360元大额医疗救助缴费”行政行为，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并非答辩人。根据《天津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办法》（津劳局[2001]329号）第四条的规定，“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缴纳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养老金中扣缴。”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的大额医疗救助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扣缴，而非答辩人。综上，被答辩人所诉的行政行为并非答辩人作出，因此，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扣缴大额医疗救助金系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具备充分的履职依据，被答辩人诉称无任何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天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津政发(2001)80号）第五条规定，“在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实行门（急）诊大额医疗费补助、大额医疗费救助、补充医疗保险和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等办法”以及第四十三条规定，“实行大额医疗费救助办法。职工和退休人员（不含享受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的人员）按照每人每月3元标准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大额医疗费救助金，用于职工和退休人员统筹基金支付的医疗费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至15万元部分的救助，救助比例为80%”。根据上述规定，从2001年起我市建立了大额医疗费救助制度。2001年11月，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提高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水平、减轻个人负担，依据津政发（2001）80号《天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制定了津劳局（2001）329号《天津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凡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退休人员（不含享受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的人员）应当参加大额医疗费救助”以及第四条规定，“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职工和退休人员缴纳。……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缴纳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养老金中扣缴”。2012年，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49号《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施行，再次明确建立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制度。职工和退休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缴纳救助费并享受相应待遇。被答辩人作为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按照上述规定应当参加大额医疗费救助，并享受相应待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每年从被答辩人的养老金中扣缴相应数额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的行政行为符合相关法律及规章的规定，具备充分的履职依据。综上所述，鉴于被答辩人所诉行政行为并非答辩人作出，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且被答辩人的诉请无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答辩人承担。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根据《天津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办法》第四条第四款“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缴纳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养老金中扣缴”的规定，我局作为人力社保行政部门，并非扣缴原告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的主体，也并未作出扣缴原告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的行为。二、根据《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津党厅〔2018〕150号），我局自2018年12月30日起，不再具有医疗保险行政管理职能。因此，我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局的起诉。被告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辩称，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天津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办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缴纳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养老金中扣缴。”答辩人经查询发现，原告现属于退休人员，其“退休人员所属机构”为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汉沽分中心，实施扣缴其360元大额医疗救助缴费的经办机构为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汉沽分中心，而不是答辩人。因此，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根据《天津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办法》（津劳局[2001]329号）第四条规定，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缴纳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养老金中扣缴。原告起诉请求判决确认“确认三被告乱扣在职职工工资与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当以实际扣缴其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的行为主体为被告。原告崔绍静系退休人员，其退休单位在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汉沽分中心登记参保，原告的大额医疗费救助资金由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汉沽分中心实施扣缴。原告起诉的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均非本案适格被告。经本院释明原告拒绝变更被告，故对于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崔绍静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崔绍静。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秦润林审判员  刘建景审判员  万 嘉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李 姗附：本裁判文书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