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01民初56号 原告：刘奕铄，女，2000年1月8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义市人，住贵州省兴义市。 原告：刘某，男，2004年7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义市人，住贵州省兴义市。 法定代理人：匡某，女，1976年12月19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义市人，现住贵州省兴义市，系刘某之母。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福兴，系贵州森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杨紫淇，女，1974年1月23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龙县人，户籍地贵州省安龙县，现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廷祥，系贵州同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刘奕铄、刘某诉被告杨紫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奕铄、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福兴，被告杨紫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廷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奕铄、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杨紫淇返还刘奕铄、刘某不当得利款81万元；2.判令杨紫淇分别以31万元、50万元为基数，按0.5%的月利率为标准，自收到该款项之日起计算资金占用费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截止起诉之日共计占用费120800元;3.判令本案涉诉费用由杨紫淇承担。 事实及理由：刘来顺系刘奕铄、刘某之生父，于2018年2月11日死亡，刘来顺生前于2012年3月8日与高光忠（现更名为高章棕）、郑革新、杨江、皮祖华四人签订《册亨县威旁乡岜燕村大理石开采八股协议》，协议约定以“册亨县金利园石材有限公司”为名预登记注册公司，由高章棕任法定代表人，后刘来顺死亡，刘奕铄、刘某在整理其遗物时找到该份协议书，就持协议书向合伙协议的执行人高章棕主张权利，在此情况下，高章棕提供给刘奕铄、刘某一份银行流水，并告知刘奕铄、刘某，在2016年12月20日，杨紫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领走了刘奕铄、刘某之父的合伙分配款31万元。 刘来顺在世时曾在贵州大地春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名黔西南州森茂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入股50万元，因为刘来顺征信问题，遂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把股权转给了杨紫淇，杨紫淇又将股权卖给了贵州大地春林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陈仁富，陈仁富仅支付了部分股款，其后杨紫淇起诉陈仁富支付剩余股款，通过执行程序，该笔股款已经全部由杨紫淇领走，在刘奕铄、刘某之父刘来顺转让股权给杨紫淇时，杨紫淇未支付任何对价给刘来顺，现刘来顺死亡，应当由刘奕铄、刘某继承此财产，刘奕铄、刘某要求杨紫淇返还81万本金遭拒，无奈提起诉讼。 综上所述，此81万元系刘奕铄、刘某之父刘来顺的合法财产，杨紫淇没有正当理由，也未支付合理对价，获得此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刘来顺，但刘来顺已经死亡，故此款项应当由刘奕铄、刘某合法继承，并且刘奕铄、刘某皆在上学，无独立经济来源，生活非常拮据，生存状况堪忧，刘奕铄、刘某请求杨紫淇返还不当得利本金81万，法律应当予以保护，杨紫淇占用此81万元款项多年，原告主张以0.5%月利率分段主张资金占用费，从杨紫淇获得此款项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为维护社会的公正良俗，保护合法的财产归属，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并公正判决为谢！ 杨紫淇辩称，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刘奕铄、刘某对杨紫淇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由刘奕铄、刘某自行承担。 事实与理由：刘奕铄、刘某以不当得利起诉杨紫淇返还不当得利81万元及其资金占用费（截止起诉之日计算120800元），因其起诉的事实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定构成要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裁定或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刘奕铄、刘某不具备不当得利的诉讼主体资格，请求人民法院从程序上裁定驳回刘奕铄、刘某的诉讼请求。首先，所谓不当得利，根据法律规定是指一方得利，另外一方受损，得利方所得利益没有法律依据。因本案第一笔款项31万元属于案外人高章棕根据刘来顺的指示进行交付转给杨紫淇，高章棕转款31万元后获得股权，并不存在受损，不存在转错的情况。若高章棕转错，权利主体应当是高章棕，而不是刘奕铄、刘某。其次，转款前后，因刘来顺与杨紫淇存在恋爱同居关系，转款后至2018年2月11日刘来顺死亡，并没有向杨紫淇主过任何权利，同居期间双方有经济往来和消费等因身份的特殊性不能简单的认定为不当得利关系，因双方关于31万元已经全部混同使用，部分用于消费，部分用于归还刘来顺借款，部分转到刘来顺账户，并且总金额远远超出31万元，该款项因混同使用等全部不存在。第三，关于大地春公司50万元股权款，杨紫淇是实际投资人，刘来顺只是代持股份人。因此，刘奕铄、刘某不具备诉讼主体，请求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裁定驳回刘奕铄、刘某的诉讼请求。 二、刘奕铄、刘某起诉的第一笔款即2016年12月20日高章棕31万元转款不属于不当得利款项，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且该笔款项完成交付和占有处分，刘奕铄、刘某无权要求返还。首先，第一笔31万元系刘来顺自愿给杨紫淇的款项，以弥补同居期间杨紫淇出资的生活开支、其劝杨紫淇投资贞丰大地春公司、借口等产生损失的补偿。2013年杨紫淇在兴义市环路经营开贝乐卫浴店，2014年在下五屯南村枫林小区打羽毛球时认识刘来顺，认识后刘来顺经常带朋友来杨紫淇经营的店面聊天喝茶，后经了解杨紫淇发现刘来顺为人真诚、人脉资源广，杨紫淇也想了解更好的工程项目，刘来顺都很热心帮助，因此，双方经常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唱歌等娱乐活动，逐渐了解后，刘来顺称其单身，想追求杨紫淇，但当时杨紫淇没有离婚没有答应。2015年正月，刘来顺在兴义富康酒店带起其朋友参加杨紫淇的生日，并送杨紫淇999朵玫瑰花，让杨紫淇十分感动，2015年6月1日杨紫淇因刘来顺追求导致离婚，离婚后双方同居在一起，刚开始住在杨紫淇兴义市房子。同居后刘来顺自称其原来是经营煤矿老板，煤矿转让获得2000多万元用于投资房产和门面等，离婚时全部处理给前妻和孩子，现其在外投资款项没有收回，他投资几十万元属于小投资，但现其资金周转困难，想教杨紫淇做投资生意赚钱，充分利用其人脉资源和投资经验，劝杨紫淇出钱投资贞丰县大地春林业发展有限公司，称投资后政府验收后可获得补助款上百万元，刚开始杨紫淇不同意投资，怕血本无归，后来刘来顺说投资赚了是杨紫淇的，他分文不取，亏了是他弥补，因杨紫淇经不起刘来顺的劝说和利润的诱惑，先后筹资85万元给刘来顺去投资大地春公司，把股份22%登记在刘来顺名下。投资后为了经营管理方便，有段时间双方住在贞丰大地春林业公司租用的套房内，后投资没有收回任何成本，2016年5月24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刘来顺把其代持股份变更给杨紫淇，但其隐瞒了其代持名下22%股份中有刘先录10%股份，其投资大地春公司的股份只有70万元。2016年下半年，双方回到兴义，刘来顺又在兴义准备和朋友开构树苗公司，在兴义皇冠酒店后的安置区，一套用于办公，一套双方居住，租房费12000元每年都是杨紫淇支付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公司没有开办起来，因投资没有任何回报，导致杨紫淇经济困难，杨紫淇压力很大，精神恍惚，因此刘来顺自己觉得对不起杨紫淇，刘来顺在2016年12月的微信聊天中多次陈述觉得对不起杨紫淇，他在催册亨投资款，说人家已经准备了27万元，还差几万元，到时叫杨紫淇把卡号发给他，叫杨紫淇压力不要太大，根据刘来顺的指示，2016年12月20日高章棕转31万元到杨紫淇账户，到账后刘来顺说让杨紫淇自己支配，弥补投资利息损失和生活等开支。其次，该笔款项31万元到账赠与杨紫淇后，虽然由杨紫淇自由支配，但双方同居开始至其去世期间，因生活开支、刘来顺到处找项目投投资等支出的款项远远超出31万元。 三、刘奕铄、刘某起诉第二笔股权款项50万元，该款项杨紫淇系实际投资人，刘来顺只是名义投资人。第一，（2016）黔23民初20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该判决确认杨紫淇系实际投资人，且杨紫淇给刘来顺代杨紫淇投资的款只要70万元，其中有68万元的银行流水记录为证。且刘来顺参加庭审，亲自认可该事实。第二，刘来顺隐瞒了刘先录10%所谓承诺书股份，导致杨紫淇损失10%的股份，刘来顺对此是明知的，所以其自愿用2016年12月20日高章棕的转款31万元交给杨紫淇自由支配。该案2016年11月1日立案，2017年4月25日开庭，杨紫淇和陈贵春作为原告，其中杨紫淇的原始股金70万元，占股份22%,陈贵春股份33%,实际出资原始股金55万，二人股份共计55%,但庭审答辩中刘先录提出其股份分别在刘来顺和陈贵春名下分别持股10%,共计20%,后来该判决书中第11页倒数12至13行认定杨紫淇的股份只有12%,陈贵春的股份只有23%,所以按35%的股份判决，判决原始股款二人共的795454.55元，杨紫淇亏损10%的股份，按比例杨紫淇分到在执行款项46万元左右，亏损近24万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证据的证明内容，在本院认为处再作论处。对于高章棕的证人证言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客观反映款项支付的情况，至于黄初明的证人证言，因其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而其陈述的事实与（2016）黔23民初20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一致，且刘来顺是否代黄初明持有股份，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针对该事实黄初明已另案提起诉讼处理，故本院对黄初明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来顺与匡某于1999年12月15日经登记结婚，双方于2000年1月8日生育一女刘奕铄（曾用名：刘瑞迪、刘岐榄），于2004年7月1日生育一子刘某。2012年5月10日，刘来顺与匡某协议离婚，协议约定刘奕铄、刘某由匡某抚养，并对共同财产、共同债务进行了分割。2018年2月11日，刘来顺因病死亡。 2012年3月8日，刘来顺与高光忠（现名高章棕）、郑革新、杨江、皮祖华四人签订《册亨县威旁乡岜燕村大理石开采八股协议》，协议约定以“册亨县金利园石材有限公司”为名预登记注册公司，由高章棕任法定代表人。在2016年12月20日，高章棕向杨紫淇打款31万元。庭审中，高章棕到庭陈述：“1.刘来顺和我是一个项目的合作人，后面2016年合作结束，把结算的手续和钱都整清楚了，就需要打31万元退股款给刘来顺，当时刘来顺指定打到杨紫淇的账户上，当时刘来顺在场，他亲自要求我打给杨紫淇的，但是他没有和我说为什么要打给杨紫淇；2.我和刘来顺原来的所有手续都是签字捺印的，我和杨紫淇也没有任何的经济纠纷和来往，我和刘来顺还有其他股东之间所有的账目都是结算清楚了的，没有任何纠纷。”杨紫淇对收到该31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表示该款项已用于和刘来顺同居生活期间的开支以及帮刘来顺还账。 2016年11月1日，陈贵春、杨紫淇作为原告，以陈仁富为被告，以刘先录、刘来顺为第三人，向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黔23民初202号，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诉请陈仁富支付陈贵春、杨紫淇股权转让金115万元，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为：1.根据贞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6年6月23日颁发的营业执照，贵州大地春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春公司）成立于2007年2月7日，类型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系陈仁富。根据贞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09年2月6日颁发的营业执照，黔西南州森茂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茂公司）成立于2007年2月7日，类型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刘先录。森茂公司2009年5月18日的股金证载明刘先录在该公司出资参股（共计12股，股金12万元）。2.2015年10月10日，经大地春公司签章、陈仁富签名捺印的《承诺书》载明：因接管经营森茂公司，承诺按原始股本金退还原公司股东178.6万元。……及其他事项。根据大地春公司签章以及陈贵春、陈仁富签名的“退股东股金”单据载明刘先录12万元未付。3.2015年10月27日，经陈仁富、刘来顺、陈贵春签名捺印并由大地春公司签章的《承诺书》载明：因整合原森茂公司，现更名为大地春公司，营业执照办理完毕后，承诺刘先录享有现公司30%股份，从公司章程内陈仁富股份调出10%，陈贵春股份调出10%，刘来顺股份调出10%给刘先录。（公司半年后将刘先录的30%股份落实在公司章程内）。4.大地春公司2015年10月27日的《公司章程》第六章载明的股东及出资比例为：陈仁富（45%）、陈贵春（33%）、刘来顺（22%）；第十二条载明：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第十三条载明：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会议决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的，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5.大地春公司2016年5月24日的《公司章程》第六章载明的股东及出资比例为：陈仁富（45%）、陈贵春（33%）、杨紫淇（22%）。第十二条载明：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第十三条载明：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会议决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的，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6.2016年6月23日，陈仁富作为甲方、陈贵春作为乙方、杨紫淇作为丙方，三方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经甲、乙、丙三方于2016年6月13日在公司办公室共同协商，一致同意，乙方、丙方中大地春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甲方，并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守。一、乙方、丙方在公司55%股权按实际投资的1:1比例转让给甲方；……三、股权变更手续结束后，甲方必须于次日内支付乙方、丙方原投资的40%（50万元）股金，其余60%（75万元）于7月31日以前一次性付清给乙方、丙方，60%（75万元）从6月30日起按3%的月息计付（以实际天数为准）；……六、甲方必须在7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乙方、丙方60%（75万元）的股金，如果甲方违约，负责赔偿乙方、丙方200%的罚金（含本金）。若甲方不履行协议，乙方、丙方有权通过司法程序维护其合法权益。七、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丙方与公司的债权、债务无任何关系。……及其他事项。2016年6月23日当日，贞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qx06）登记内变字【2016】第0343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此外，陈贵春、杨紫淇均认可实际收取了陈仁富10万元转让款。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关于关于杨紫淇股东资格的确认问题认定为：1.刘来顺与杨紫淇之间的股权转让已实际完成，并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且杨紫淇的股东资格已由大地春公司2016年5月24日的《公司章程》载明；2.虽然第三人刘来顺在大地春公司《公司章程》中记载22%的股权应当包含第三人刘先录10%的股权，但第三人刘来顺与杨紫淇之间的股权转让并不因此而无效。理由为：根据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刘来顺与杨紫淇关系亲密，刘来顺对大地春公司的出资系杨紫淇实际出资，刘来顺只是名义股东，刘来顺与杨紫淇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且刘来顺的当庭陈述可以视为刘来顺向第三人刘先录披露了委托人杨紫淇，……。综上，应当确认杨紫淇系大地春公司的合法股东，但杨紫淇在大地春公司上述《公司章程》中记载22%的股权亦应当包含第三人刘先录10%的股权。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6）黔23民初2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贵春、杨紫淇与陈仁富于2016年6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部分无效；陈仁富向陈贵春、杨紫淇支付股权转让款695454.55元并支付违约金。后刘先录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又于2018年1月26日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书面提出撤回上诉申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3日作出（2017）黔民终109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刘先录撤回上诉。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得到利益，同时致使他人受损害的事实，其本质就是财产的损益发生变动，一方当事人受损，一方得益。构成不当得利的要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一方获得利益；2.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3.致使对方遭受损失，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涉及了两笔款项，即一笔为31万元的退股款，另一笔为50万元的入股款，由于该两笔款项并非一个法律关系，故本院分别进行分析论述。首先，关于高章棕支付杨紫淇的31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该31万元系高章棕于2016年12月20日按刘来顺的指示支付给杨紫淇的，杨紫淇并非毫无法律根据取得该款项，且在（2016）黔23民初202号案件的开庭时（2017年4月25日），刘来顺明确表示其与杨紫淇系恋爱关系，杨紫淇系其女朋友，鉴于当事人双方之间的该亲密关系，且在刘来顺已死亡的情况下，本院无法判断杨紫淇收取该31万元是代刘来顺保管，用于双方共同开支，还是接受刘来顺赠与，或者是有其他经济往来支出，但在指示支付该款项（2016年12月20日）至刘来顺过世（2018年2月11日）期间，并未有相关证据证明刘来顺曾向杨紫淇主张过返还该款项，而金钱属于种类物，本院亦无法查清该资金的具体流向，且在此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中，款项必定有所开支，刘奕铄、刘某无法举证杨紫淇收取该31万元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本院对刘奕铄、刘某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关于50万元的入股款的问题。在（2016）黔23民初202号案件庭审中，刘来顺已明确表示杨紫淇系其女友，其对大地春公司的出资系杨紫淇实际出资，刘来顺只是名义股东，刘来顺与杨紫淇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而（2016）黔23民初202号案件已认定杨紫淇系大地春公司的合法股东，并判决由陈仁富向陈贵春、杨紫淇支付股权转让款695454.55元及违约金，故刘奕铄、刘某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虽然刘奕铄、刘某提出其作为刘来顺的继承人，有权继承刘来顺的遗产，但是遗产是指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不管是上述31万元退股款，还是50万元入股款，均不能认定为刘来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且刘奕铄、刘某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杨紫淇获得上述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刘奕铄、刘某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奕铄、刘某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11554元（其中案件受理费13108元，减半收取6554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奕铄、刘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夏 玥 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日 书记员 韦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