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民终31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刘荣海，男，197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天津津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夏国平，男，197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跃东，男，住天津市河东区，天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推荐。上诉人刘荣海因与被上诉人夏国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民初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荣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被上诉人夏国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跃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荣海上诉请求：1.撤销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民初55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夏国平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夏国平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涉案3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刘荣海和夏国平合作做钢材生意用于前期考察、寻找市场的钱款，主要用于差旅费等日常消费。夏国平已经认可与刘荣海及案外人李某、王俊伟有做钢材生意的意向，并花费较多钱款。涉案3万元是夏国平应支付刘荣海的前期垫付费用。如果不是刘荣海前期垫付费用太多，那么夏国平及案外人李某、王俊伟不问刘荣海原因即共同给刘荣海5万元，不合常理。另外，夏国平仅给付刘荣海1万元，其取出2万元给付李某系其与李某之间的法律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没有合法根据”是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夏国平应当对欠付给缺原因的具体情形承担举证责任。夏国平提交证据只能证实其取款和给付刘荣海的事实，不能证明刘荣海取得款项没有合法根据的事实。夏国平辩称，请求驳回刘荣海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夏国平给付刘荣海3万元现金的目的在于救助刘荣海的朋友，该笔费用并不涉及刘荣海主张的因市场考察发生的费用。2.夏国平与刘荣海之间并不存在出资创办企业的民事法律关系。3.夏国平与刘荣海原系朋友关系，双方先后到过许多地方，双方均有花费，这些花费属于朋友之间的好意施惠行为，并非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4.夏国平在一审陈述仅是对朋友间开销花费的数额有异议，并非认可涉案3万元属于共同做生意的出资款。5.夏国平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无合法根据”通过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已经证实。夏国平给付刘荣海3万元是出于帮助刘荣海朋友的目的，刘荣海朋友并未出事，则证明刘荣海欺骗了夏国平。刘荣海拿到涉案款项后承诺会还款，但事后拒绝还款。6.刘荣海提出的抗辩理由缺乏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夏国平起诉请求：1.刘荣海偿还不当得利3万元，并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荣海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1日，刘荣海在其微信群发消息，要求夏国平、王俊伟、李某为其凑款5万元。当天三人凑齐5万元，由李某交给刘荣海。其中夏国平前后共计出款3万元。后夏国平向刘荣海索要3万元，被刘荣海拒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是：刘荣海收到夏国平的出款3万元有无合法根据，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本案中，刘荣海认可收到了夏国平3万元，但抗辩该笔款项系其与夏国平等人合作做钢材生意，因其投入多而应当得到的贴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刘荣海应当就其抗辩事由提供证据。现因刘荣海未提供证据，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对其该抗辩事由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刘荣海收到夏国平的3万元没有合法根据，应当将该笔款项返还给夏国平，因此，对于夏国平要求刘荣海返还3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刘荣海是否应当向夏国平支付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的规定，原物所生的孳息是指原物已经取得的收益，不包括可期待利益，本案中夏国平未举证证明刘荣海占有3万元实际取得年利率6%的利息，因此夏国平要求刘荣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荣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夏国平返还3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刘荣海负担。”二审审理期间，本院依刘荣海申请，通知证人李某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对李某的证人证言发表了质证意见。因李某与刘荣海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其证言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9月11日，夏国平、王俊伟、李某共同给付刘荣海的5万元包含王俊伟给付的2万元，夏国平给付的1万元以及夏国平代李某给付的2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荣海收取夏国平3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据此，审查不当得利是否成立有四个要素即一方受损、另一方得利、受损与得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得利没有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法律行为各构成要件成立的举证责任在于主张一方，举证责任倒置需法律特别规定。“得利没有合法根据”是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通常而言，证明消极事实的难度要大于证明积极事实的难度，在不当得利诉讼中，原告即请求权人系因自己的行为导致原本由其控制的财产发生主体变动，其在证据距离上比被告更为接近，由其承担“得利无法律上原因”这一消极事实举证困难所发生的风险，符合公平原则。故，夏国平应就“得利没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对举证证明责任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夏国平主张刘荣海以救助其朋友为由请求夏国平、王俊伟和李某共同给付其5万元，夏国平支出3万元，经李某交给刘荣海，但是刘荣海并未将该款项用于救助事项，故刘荣海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夏国平虽主张其给付刘荣海3万元的目的系用于救助刘荣海的朋友，但对此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即使夏国平主张的上述给付目的具有事实依据，其主张的给付目的未实现并非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给付目的未达到”的情形。夏国平作为给付涉案款项的主体即主动引起财产变动的主体，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个人向刘荣海支付款项缺失法律上的给付原因，刘荣海亦未能就其抗辩事由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夏国平作为对“得利没有合法根据”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一方，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故，本院对夏国平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向刘荣海提起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刘荣海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民初55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夏国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合计1100元，均由夏国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伟审判员 郝 艳审判员 段昊博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曹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