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再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罗电勇，男，1965年10月9日出生，壮族，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韦世仙，女，1969年6月25日出生，壮族，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 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建东，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舒朗，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兰照，女，1981年5月23日出生，壮族，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荣立，男，壮族，1983年10月14日生，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 再审申请人罗电勇、韦世仙与被申请人梁兰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宜州区人民法院(2018)桂1281民初2071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8）桂12民终18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2日作出（2019）桂12民申3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罗电勇、韦世仙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建东、韦舒朗，被申请人梁兰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荣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罗电勇再审称，(一)二审认定“梁兰照2016年4月27日通过韦忠慧向韦世仙转账95万元，同年4月28日梁兰照转账给韦世仙70万元，同年4月29日梁兰照通过韦建忠向罗电勇转账135万元，三次转账的“转账业务凭证”单中，款项“用途”一栏均记载为“借款”字样的事实错误。一审时，被申请人提交了5份“广西农村信用社转账业务凭证”，分别是：1.2016年4月27日梁兰照转账给韦忠慧95万元业务凭证；该转账业务凭证用途栏填写的是“货款”字样；2.2016年4月27日韦忠慧转账给韦世仙95万元业务凭证；该转账业务凭证用途栏填写的是“货款”字样；3.2016年4月28日梁兰照转账给韦世仙70万元业务凭证；该转账业务凭证用途栏填写的是“借款”字样；4.2016年4月29日梁兰照转账给韦建忠135万元业务凭证；该转账业务凭证用途栏填写的是“借款”字样；5.2016年4月29日韦建忠转账给罗电勇135万元业务凭证；该转账业务凭证用途栏填写的是“往来款”字样。根据该5份转账凭证，梁兰照转账韦忠慧填写用途为“货款”，二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为“借款”。二审还遗漏了韦忠慧向韦世仙转账用途填写为“货款”、韦建忠向罗电勇转账用途填写为“往来款”的事实。因此，二审法院认定梁兰照三次转账用途均为“借款”与客观事实不符。该事实应是：2016年4月27日梁兰照转账给韦忠慧，填写用途为“货款”，韦忠慧转账给韦世仙，填写用途为“货款”；2016年4月29日梁兰照转账韦建忠，填写用途为“借款”；韦建忠转账罗电勇，填写用途为“往来款”。 (二)二审认定：“另查明，梁兰照称：罗电勇与梁兰照合伙经营期间，梁兰照于2014年5月7日以罗电勇和梁兰照的名义，将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案外人韦罗巧，此款至今未收回。梁兰照还称，向外借出合伙款项是双方的合意。罗电勇称，梁兰照己经将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案外人的事实告知他，他要求梁兰照在需要偿还贷款时收回200万元款项。对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案外人的事实，罗电勇制作的账簿没有记载。”的事实错误。1.二审认定的上述事实，在二审庭审中双方都没有提及，该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该认定超出二审审理范围，属于程序错误。2.二审直接以当事人陈述的内容作为认定事实的内容，这一做法对正确审理案件没有意义。梁兰照陈述的内容和罗电勇陈述的内容，都没有反应在案卷材料当中。3.二审从何处得到这些认定的内容，应当给予说明。4.“对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案外人的事实，罗电勇制作的账簿没有记载”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二审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有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了案外人”的事实，其次，案外人是谁？什么时候借？怎么借？怎么认定合伙款项？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最后“罗电勇制作的账簿没有记载”不是事实，合伙账簿记载了2014年5月7日转账200万元给梁兰照，转账的用途不是外借款，而是“转小梁（梁兰照）收购干茧款”。 (三)一、二审遗漏如下事实未查明：1.罗电勇与梁兰照于2012年5月24日合伙收购蚕茧，双方于2016年5月6日散伙。2.2013年4月24日罗电勇从宜州农村合作银行贷款300万元用于合伙收购蚕茧，该贷款2014年4月15日还清;2014年5月6日罗电勇又从宜州合作行贷款300万元用于合伙收购蚕茧，该贷款2015年4月24日还清；2015年5月4日罗电勇再次从宜州合作行贷款300万元用于合伙收购蚕茧，该贷款2016年5月2日还清。3.当时罗电勇将本案转账（即2016年4月27日韦忠慧95万元、4月28日梁兰照70万元、4月29日韦建忠135万元）记载合伙账簿里的借方金额（合伙账目的进账）。4.当时罗电勇将2016年5月2日还银行贷款本息3028770元记载在合伙账簿里的贷方金额（合伙账目的出账）。 (四)一、二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有错误。1.罗电勇、韦世仙收到的95万元和135万元，转账凭证的用途栏分别填写“货款”和“往来款”，原告未完成初步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是缺乏借款合同时举证责任的分配，该条规定并不排除原告的举证责任，原告仍须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因此，“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该转账凭证的用途栏填写“借款”，才适用该规定。但在给申请人的转账凭证用途栏填写的是“货款”或“往来款”，因此借贷关系事实上被否定了，不应当适用该规定。2.一、二审在适用《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时，存在错误。该规定是举证责任在原被告间相互转移的规定，即被告举证证明有并非借贷关系后，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明责任就转回到原告。被告提供合伙账簿，证明本案300万元记载到合伙账簿里，并用于偿还合伙期间的债务。被告完成了举证责任，接下来应当由原告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但一、二审却没让举证责任转移给原告。3.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还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梁兰照提出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她就有责任提出证据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现梁兰照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五)二审认定“本案争议的300万元款项是梁兰照从银行贷款得到后分三次汇给罗电勇、韦世仙的，其性质本来就不是合伙经营的款项”的判决理由错误在于：1.钱款是种类物不是特定物，本案钱款的性质不能以来源确定。2.在合伙做蚕茧生意中，梁兰照负责销售烤茧和销售款的回流。梁兰照将销售的烤茧款用于其他事项，不能回款，而通过贷款回款，该贷款转账给罗电勇、韦世仙时，其性质就是合伙经营款。 (六)二审认定“参照罗电勇制作的账簿，在借出的合伙款项200万元未收回的情况下，当事人手中实际掌握的合伙款项远远不足300万元。罗电勇主张争议的款项为合伙款项明显与事实不符。毕竟，借给案外人200万元，是以罗电勇和梁兰照两人的名义借出，罗电勇对此亦是明知，两人应共同承担这次向外借出款项的法律后果”的判决理由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二审在未经法定程序审理的情况下认定，借给案外人的200万元由两人共同承担，程序存在错误。2.认定该200万元由两人共同承担，没有证据证实。实体存在错误。3.本案300万元用于偿还合伙债务，如果300万元是借款，就是罗电勇向梁兰照借款偿还合伙债务，这不符合常理。 (七)二审认定“由于罗电勇制作的账簿未记录将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案外人的事实，本案争议款项的性质不能以该账簿记录为依据”的判决理由错误在于：本案300万元实实在在的记录在合伙账簿里，即使没有记录其他事实，也不能抹杀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 (八)二审认定“在罗电勇制作的账簿未记录将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案外的事实而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证据的情况下，罗电勇收到的争议款项是否确实用于偿还合伙经营期间的共同债务亦不明确。而且，在梁兰照将争议款项汇给罗电勇已经明确记载款项性质为借款的情况下，即使罗电勇确实将收到的争议款项用于偿还合伙经营期间的共同债务，这也不能使争议款项变为合伙资金。因为，当事人双方从未达成过梁兰照再投入合伙资金的合意”的判决理由错误在于：二审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继续拿与本案无关的200万元借款作文章，抹杀300万元用于偿还合伙债务的事实。 (九)再审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案300万元不是借款。本案300万元已用于偿还双方的合伙债务300万元贷款。罗电勇不可能向梁兰照借钱来偿还双方合伙债务。1.《合资协议书》和《协议书》，可以证明罗电勇与梁兰照于2012年5月24日合伙做蚕茧生意，梁兰照负责销售及回收蚕茧款。双方于2016年5月6日散伙。2.农村信用社《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借据》、《贷款还款明细》和合伙《明细账记录簿》，可以证明在合伙期间，罗电勇2013年4月24日从宜州农村合作银行贷款300万元用于合伙收购蚕苗，该贷款2014年4月15日用合伙款还清；2014年5月6日罗电勇又从宜州合作行贷款300万元用于合伙收购蚕茧，该贷款2015年4月24日用合伙款还清；2015年5月4日罗电勇再次从宜州合作行贷款300万元用于合伙收购蚕茧，该贷款2016年5月2日用合伙款还清。 （十）在本案诉讼前，梁兰照从未提出过本案300万元是借款。罗电勇与梁兰照及其丈夫韦荣立谈判的《现场视频》及《文字整理稿》，可以证明2017年7月3日梁兰照与其丈夫韦荣立到罗电勇家，就罗电勇起诉其借款250万元案件要求罗电勇撤诉。在谈判中，梁兰照对本案300万元只字不提，其丈夫韦荣立对合伙明细账记录簿提出其他问题，毫无涉及本案300万元。如果本案300万元是借款，梁兰照理应会提出与250万元抵消。 综上，一、二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再审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案300万元不是借款。现再审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人民法院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撤销本案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梁兰照的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梁兰照辩称：一、从实体上来看，二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答辩人于2016年4月26日从农村信用社贷款300万元，于2016年4月27日通过韦忠慧向被答辩人韦世仙转账95万元，当月28日答辩人转账给被答辩人韦世仙70万元，当月29日答辩人通过韦建忠向被答辩人罗电勇转账135万元，转账业务凭证中记载为借款。被答辩人4月27日、4月28日、4月29日分三次合计收到答辩人300万元，后被答辩人将这300万元归还其名下的300万元贷款，这是本案事实的基本过程。 1.关于被答辩人在申请再审中认为二审法院认定转账过程中有货款或者往来款不是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通过银行转帐给韦建忠135万元、韦忠慧95万元、韦世仙70万元，三次“转账业务凭证”单中，款项“用途”一栏中均记载“借款”（以凭证为准）。对于韦忠慧转账给被答辩人韦世仙，“转账业务凭证”单中，款项“用途”一栏中记载“货款”以及韦建忠转账给被答辩人罗电勇135万元“转账业务凭证”单中记载“往来款”，韦建忠、韦忠慧两人都已经出庭证实这两笔款为答辩人出借给被答辨人的借款，只是通过他们的账户转账而己，韦建忠与被答辩人没有业务款项的往来，韦忠慧也与被答辩人没有茧款等物质的买卖。答辩人通过两个证人向被答辩人提供借款，是因为当时按照银行贷款用途的要求，答辩人刚贷款出来300万经营性贷款目的是购买原料的，不能马上打给被答辩人罗电勇作为借款使用，为了当时让银行相信是正常的交易，所以通过韦建忠、韦忠慧帮转账，而答辩人本人转给被答辩人韦世仙的70万元也是先取钱存到自己的另一张银行卡，然后才能转给被答辩人韦世仙的。 宜州区是全国的桑蚕大县，蚕茧贷款有政策优惠，各个烤房大都互相联保向银行贷大额借款(不用抵押)，烤房的贷款都是一年一贷，所以每年都需要归还借款，为了还款再贷款，各个烤房之间就互相借款过桥还贷，又重新再借，平时过桥时间都非常短，大都不签借款协议，因为大多数烤房都需要别的烤房借款过桥，帮助别人也是为了别人帮助自己，本案中，梁兰照和罗电勇本就是亲戚关系，借钱给罗电勇过桥还贷不签借款协议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答辩人不管是之前的250万元的借贷案，还是现在的300万元借贷案，都一直讲借300万元给被答辩人短期过桥还银行贷款，后被迫写协议书才得到大部分借款，因为自己的法律意识淡薄，又是亲戚关系，没有去报案，错失自我救助的机会，但事实就是事实，不能篡改。 韦建忠证人在两个案件中都出庭作证，两次证实的基本意思都是一致的，韦忠慧的第一次出庭作证的庭审笔录，问答上下根本不连贯，是书写错误。第二次出庭讲的比较连贯，问答清楚。 2.关于被答辩人在申请再审中认为二审法院在调查300万借款的基础上对共同对外借款200万的审理，超出法律审理的范围，是对民事诉讼法的理解错误，法院为查清案件事实，就原、被告之间的借款的前因后果进行查证，是法庭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有助于还原案件的真实面目，没有超出审理范围，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没有违反法定程序。 3.被答辩人在申请再审中多次否认对共同借出的200万元的事实，是对法院查清的事实的否认。2014年5月7日，被答辩人通过答辩人汇款到韦罗巧的账号上，有当日的银行流水为据，被答辩人对此一一知晓，只是共同借款借出后，该笔借款至今未收回，被答辩人不想承担此笔损失，谎称不知道该笔款，并且在诉讼阶段擅自在账本上篡改了这笔款200万用途，有通话录音为证。（录音内容为2016年12月19日被答辩人因为挪用烤房资金，其称没有钱了，向韦荣立借款，双方对这笔200万元放出去收不回的款项，商量如何进行催收，谈到既然借款人韦罗巧没有办法偿还现金，那我们就一起到韦罗巧象州楼盘拿房子抵债，并商量到把抵债的房产登记谁的名字的具体细节（录音证据、借条、银行流水为证)。 被答辩人直至今日，都没有和答辩人清算合伙烤房的账目。2017年的7月1日在被答辩人家协商时，双方讲到由被答辩人去请会计来清算账目，后因被答辩人没有拿出原账本而不了了之。2017年7月3日被答辩人和答辩人丈夫韦荣立通电话要求答辩人承认欠250万元后，被答辩人才拿账本出来清算，否则就不清算，也证明了2016年5月12日协议书的清算内容是虚假的（录音证据为证)。 4.关于被答辩人在申请再审中认为一审、二审所谓遗漏事实未查明部分，是将原来己经审理结案的另案的事实与本案联系，要求法院审理，超出了不告不理的原则，显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际另案中，被答辩人、答辩人合伙期间，被答辩人罗电勇一个人拿钱管账，账本均由其制作和保管，况且被答辩人早己把原始账本改得面目全非，再审申请书里面被答辩人多次拿己经涂写篡改得面目全非的账本做证据，违反民事诉讼法中证据出示的有关规定，至于合伙期间的账本问题，答辩人会在另案（合伙期间的合伙纠纷）中主张。 二、二审法院对本案适用法律准确。被答辩人在申请再审中认为一、二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进行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系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错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答辩人就债权存在的主张有初步的举证责任，答辩人己阐明了民间借贷款300万元事实和理由，转账记录，交代了款项来源和去向，并申请证人出庭证明其借款事实，答辩人己完成就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如被答辩人认为300万元系双方合伙期间的经济往来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被答辩人也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300万元系双方合伙期间经济往来款的事实,被答辩人一直管钱、管账、管茧，对茧站的情况非常熟悉，却说不出300万元是具体哪笔蚕茧销售的回款，只是谎称茧站货款，被答辩人未拿出实质性抗辩证据证明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三、二审法院判决理由正确，法律关系定性准确。1.答辩人未参与烤房的日常经营管理，烤房系由被答辩人一人管理，因此不存在答辩人掌握有合伙茧站款项的前提条件。被答辩人没有拿出实质性的由被答辩人本人签字销售后没有收款回来的茧款，明显是狡辩而已。退一步，参照被答辩人单方面制作的账本，2015年干茧销售账本上记录2015年整年度只销售了4次干茧一共317.46958万元，其收到12次回款一共177万元，截止2016年1月20日余140.46958万元茧款未收回（根据账本清算，罗电勇算错，所以账本写是141.46958万元应收款），答辩人如何能收得300万元茧款给答辩人？数目显然不符（在答辩人借给其300万元之前的三个月内，在外应收款不排除被答辩人己收回部分或全部)。申请人自己管钱、管账、管茧，应该是答辩人追问被答辩人茧款去何处了才是合理的。 从2012年5月24日答辩人和被答辩人签协议合伙经营烤房开始,虽然协议规定被答辩人、答辩人共同管钱、管账，但是烤房就在被答辩人家，答辩人在合作协议签订不久，一直在上海等地做自己的个人业务，根本没有办法参与管理。自合作后都是被答辩人实际管理，现金日记账，干茧销售出库、干茧入库管理等都是被答辩人一人管理、记账，这也为之后被答辩人侵吞合伙款创造了条件。被答辩人辩称答辩人负责销售，事实上，每次烤房干茧出库被答辩人都亲自参与出库，安排干茧发货，答辩人从来没有见过干茧出库单原件，更不用讲在出库单上面签过字，所有干茧销售都由被答辩人亲自出库销售和回款。综上所述，现金、干茧库存、出库销售都是被答辩人一手操作、自己记账。退一步，参照被答辩人单方面制作的2015年干茧出库登记本，整年度一共销售4次干茧317.46958万元，四次都是被答辩人自己卖出自己登记，截止2016年1月20日一共收到12次回款共177万元，被答辩人共收到厂家直接打回来的货款5笔共107万元，被答辩人的员工帮收回的是4笔货款共30万元，销售干茧回款跟答辩人无关。答辩人实际上并没有负责销售和回款一事，被答辩人说的话都是不真实的。以上有被答辩人提供的现金日记账、干茧销售账的复印件证实。二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借款，与事实相符。 2016年4月底，被答辩人贷款即将到期，问答辩人欲暂借300万元作过桥资金，承诺偿还自己贷款后就归还答辩人，但是至今未归还。在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书中，被答辩人用刚开始合伙时签字的合伙合同来证明答辩人在合伙中负责销售工作，并据此辩称本案借款为收回的货款，这与事实不符。另外，合伙合同约定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一人出会计一人负责出纳，后因答辩人外出另行经营自己的其他业务,实际上是被答辩人单方拿钱拿账，合同签订时的工作分配和与实际执行发生了重大改变，应以事实为基础。 2.法院认为“第二，参照被答辩人制作的账簿，在借出的合伙款项200万未收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答辩人）手中实际掌握的合伙款项远远不足300万元，被答辩人主张争议款项为合伙款项明显与事实不符。毕竟，借给案外人200万元，是以被答辩人和答辩人两人的名义借出，被答辩人对此亦是明知，两人应承担共同向外借款的法律后果”，法院的上述认定符合事实。 3.法院认为“第三，由于被答辩人制作的账簿未记录将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案外人的事实，本案争议款项的性质不能以该账簿为依据。第四，在被答辩人制作的账簿因未记载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案外人的事实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证据的情况下，被答辩人收到的争议款项是否确实用于偿还合伙经营期间的共同债务亦不明确。而且，在答辩人将争议款项汇给被答辩人己经明确记载款项性质为借款的情况下，即使被答辩人确实将收到争议款项用于偿还合伙经营期间的共同债务，这也不能使争议款项变为合伙资金。因为，当事人双方从未达成过答辩人再投入合伙资金的合意”，二审法院的上述分析逻辑正确，因为账簿系由被答辩人单方面制作并保管，且存在擅自篡改的情况，因此不能成为定案的直接证据，只能供参考。 本案中答辩人己经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本案争议款项为借款，但被答辩人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300万元系合伙款项的主张，应向答辩人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二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准确，程序合法。 四、关于被答辩人提供证据证明本案300万元不是借款的理由不成立。1.被答辩人把原来己经审理结案的另案的证据拿到本案中审理，超出了本民间借贷审理的范围，况且依据该证据，被答辩人讲的另案己经判决生效，被答辩人一份证据作为不同的还款凭证，违背了一事一告原则。所以该证据不能证实本案300万元不是借款的事实。2.被答辩人提供一个与本案无关的且不能说明借款300万元的来龙去脉的视频作为新证据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被答辩人提出的2017年7月1日视频中说答辩人当晚不提300万借款就没有借款的事实属无稽之谈，试想当晚许多其他证据没有提到，是否其他证据就不存在呢？答辩人当时提不提300万借款，都不能否认被答辩人借款的事实，被答辩人以此来作为申请再审的新证据根本不符合再审申请的理由和程序。同时该视频恰恰能证明被答辩人提供的2016年5月6日的协议书内容是虚假的，协议书写“甲、乙双方将2016年5月6日前的账目结清后，甲方将自己的烤房场地留给乙方独自经营，乙方利用甲方的各种证照，用甲方名义经营收购蚕茧”，其实从2017年7月1日在被答辩人家谈判的情况也证明了双方根本没有清算账目。 综上所述：一、二审在查明的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正确，做出了客观公正判决，被答辩人为了申请再审重复列罗了很多在一、二审过程中都举证质证过的事实，根本拿不出新的观点和理由，再审应维持原判结果。 梁兰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罗电勇、韦世仙共同归还原告梁兰照的借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4月30日起以3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60%计付至款项归还完毕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6年4月27日原告通过韦忠慧向被告韦世仙转帐95万元，2016年4月28日原告转帐给被告韦世仙70万元，2016年4月29日原告通过韦建忠向被告罗电勇转帐135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罗电勇、韦世仙共同归还原告梁兰照的借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万元）及逾期利息（从2018年7月17日起以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30800元，减半收取15400元，由被告罗电勇、韦世仙负担。 罗电勇、韦世仙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宜州区人民法院（2018）桂1281民初2071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梁兰照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梁兰照称：罗电勇与梁兰照合伙经营期间，梁兰照于2014年5月7日以罗电勇与梁兰照的名义，将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案外人韦罗巧，此款至今未收回。梁兰照还称，向外借出合伙款项是双方的合意。罗电勇称，梁兰照已经将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案外人的事实告知他，他要求梁兰照在需要偿还贷款时收回200万元款项。对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案外人的事实，罗电勇制作的账簿没有记载。再查明：梁兰照2016年4月27日通过韦忠慧向韦世仙转帐95万元，同年4月28日梁兰照转帐给韦世仙70万元，同年4月29日梁兰照通过韦建忠向罗电勇转帐135万元,三次转账的“转账业务凭证”单中，款项“用途”一栏中均记载为“借款”字样。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上诉人罗电勇、韦世仙于2016年4月27日、4月28日、4月29日分别收到被上诉人梁兰照分三次从银行转账支付共计300万元的事实，有广西农村信用社个人借款合同、农村信用社转账业务凭证在卷为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应当认定梁兰照就债权主张已初步完成其举证责任。罗电勇、韦世仙辩称这300万元是双方合伙期间的往来款，两人应对此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从查明的事实看，罗电勇、韦世仙主张该款项系合伙期间的经济往来，证据不足。首先，本案争议的300万元款项是梁兰照从银行贷款得到后分三次汇给罗电勇、韦世仙的，其性质本来就不是合伙经营的款项。其次，参照罗电勇制作的账簿，在借出的合伙款项200万元未收回的情况下，当事人手中实际掌握的合伙款项远远不足300万元。罗电勇主张争议的款项为合伙款项明显与事实不符。毕竟，借给案外人200万元，是以罗电勇和梁兰照两人的名义借出，罗电勇对此亦是明知，两人应共同承担这次向外借出款项的法律后果。第三，由于罗电勇制作的账簿未记录将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案外人的事实，本案争议款项的性质不能以该账簿记录为依据。第四，在罗电勇制作的账簿因未记载合伙款项200万元借给案外人的事实而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证据的情况下，罗电勇收到的争议款项是否确实用于偿还合伙经营期间的共同债务亦不明确。而且，在梁兰照将争议款项汇给罗电勇已经明确记载款项性质为借款的情况下，即使罗电勇确实将收到的争议款项用于偿还合伙经营期间的共同债务，这也不能使争议款项变为合伙资金。因为，当事人双方从未达成过梁兰照再投入合伙资金的合意。基于前述理由，本院亦认同本案争议款项为借款的性质。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在罗电勇、韦世仙对其主张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罗电勇、韦世仙应当承担偿还欠款的责任。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00元（上诉人罗电勇、韦世仙已预交），由上诉人罗电勇、韦世仙负担。 再审审理查明，根据再审申请人提交的三张转账凭据（其中一张是2016年4月27日梁兰照转给韦忠慧95万元，梁兰照转款用途为“借款”，同日韦忠慧转给韦世仙即罗电勇爱人韦世仙，转款用途为“货款”；一张是同年4月28日梁兰照转给韦世仙70万元，转款用途为“借款”；第三张是4月29日梁兰照转给韦建忠后同日转给罗电勇135万元，用途为“往来款”）。梁兰照转给到罗电勇的135万元和95万元，用途是往来款和货款，并非为借款。而一、二审查明的三张转账凭据转账用途均为“借款”。 本院再审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债务是合伙期间的往来款还是借款？2.本案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关于涉案债务是合伙期间的往来款还是借款问题。首先，从罗电勇与梁兰照2012年5月24日签订的合资协议书至2016年5月12日双方签订的散伙协议书来看，罗电勇与梁兰照合伙经营蚕茧期间均以罗电勇名义向银行共贷款五笔，其中2012年6月15日是在中国银行贷款100万元，另外四笔是2013年4月24日、2014年5月6日、2015年5月4日每次向宜州信用社贷款300万元，均为贷新还旧，2014年5月7日在柳州银行贷款70万元。梁兰照与罗电勇合伙经营期间，梁兰照负责收蚕茧和销售，罗电勇负责管账管钱，罗电勇提供的贷款凭据、账本往来账目的记录可以认定这一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其次，2016年4月27、28、29日梁兰照通过韦忠慧、韦建忠以及梁兰照本人转款给罗电勇、韦世仙的300万元的资金流向，罗电勇在收到300万元后并于2016年5月2日直接支付给宜州信用社。第三、从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5月12日签订的散伙协议书来看，双方约定散伙的事由，第一条约定双方于2016年5月6日前的账目结清后罗电勇将烤房留给梁兰照独自经营；第二条约定双方以罗电勇的名义与他人联保向宜州信用社贷款人民币300万元，罗电勇留下50万元作建材生意，将250万元借给梁兰照经营蚕茧，并约定贷款300万元产生的各种费用及利息全部由梁兰照承担。罗电勇依据双方的散伙协议约定于2016年5月15、16日通过广西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转账借款250万元给梁兰照，之后因梁兰照未偿还，罗电勇诉到法院，案经一、二审、再审均认定借款成立，梁兰照承担偿还责任。第四、梁兰照称借款300万元给罗电勇，该借款无借据、亦无约定利息，仅凭银行转账凭据，且从2016年4月29日到2018年7月9日，长达二年多的时间梁兰照才起诉到法院，与梁兰照抗辩称是“过桥借款”，借款时间很短的陈述自相矛盾，并且在本案诉讼之前，罗电勇诉梁兰照借款250万元，在该案的诉讼过程中，梁兰照并未就本案涉案款提出反诉或者提出抗辩其对罗电勇尚享有300万元的债权行使抵消权，这与正常的交易习惯不相符，违背交易常规。梁兰照是在双方签订散伙协议前转给罗电勇这300万元，罗电勇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该涉案款用于偿还其与梁兰照合伙期间向银行的借款。罗电勇主张涉案款项是双方合伙期间的往来款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申请人梁兰照主张涉案款是借款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应认定涉案款是梁兰照与罗电勇合伙期间的往来款。 关于本案举证责任如何分配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梁兰照凭银行转账凭据主张罗电勇借款300万元，并提供银行的转账凭据，梁兰照已初步完成举证责任。但罗电勇提出抗辩这300万元是用于偿还梁兰照与罗电勇在合伙期间的银行贷款，并提供在合伙期间用涉案300万元偿还宜州信用社贷款的相关凭据后。根据该司法解释，罗电勇的抗辩，致使本案举证责任的转移，梁兰照应当就借款关系是否成立继续承担举证责任。一、二审将举证责任仍由罗电勇承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立法精神。本案在罗电勇提出抗辩主张该涉案款是其与梁兰照合伙期间的往来款并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在此情况下梁兰照就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梁兰照除提供银行的转账凭据外，未能提供其他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涉案款项是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梁兰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一、二审认定涉案款是借款法律关系成立，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判决由再审申请人罗电勇、韦世仙偿还涉案借款，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再审申请人罗电勇、韦世仙再审请求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8）桂12民终1821号民事判决和宜州区人民法院（2018）桂1281民初207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申请人梁兰照对再审申请人罗电勇、韦世仙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5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罗电勇、韦世仙已预交，应予退回），共计46200元由被申请人梁兰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辉 审 判 员  黄庆文 审 判 员  寇四清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莫 静 书 记 员  陈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