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01民终22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195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196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男，196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上述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为良，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月眉，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3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侯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女，194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侯县。 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举，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与被上诉人李某、高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4民初402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刘某1、刘某2、刘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审以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具体的四口人为由，认为本案讼争的被征收房屋权利尚不明确,起诉尚不具备条件,进而驳回了起诉是错误的。上诉人为了自己的主张，已经在一审中向法庭举证：证据一：1952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证明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的木构老宅（建筑面积216.89平方米〈其中包含共有厅、廊面积66.5平方米〉。旧契号：闽陆字第肆贰伍号）的户主为李必金，人口为四人。证据三：1955年９月１日全家合影“像片”。证明李必金与郑玉英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子李某，一女李清秀，从而证明当时登记上述木构老宅产权时全家人口为四人，即为李必金、郑玉英、李某、李清秀。该全家合影像片无论是从年代上、人物年龄还是从人口上，均可以与《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上登记的户主李必金和家庭人口为四人相吻合。而且，至今为止，本案并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显然，该证明三是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七：“《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ＨＷＢＤ-1008）”“《具结书》（李某出具的）”。证明上述老宅产权登记四人的名字是：上诉人之外祖父李必金、外祖母郑玉英、母亲李清秀、被上诉人李某。从而证明该老宅50%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归三上诉人所有、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只是由被上诉人李某代表为签订的事实。上诉人的上述证据，完全自然形成客观事实相吻合的证据链，证明本案讼争的被征收房屋的四个具体权利人是李必金、郑玉英、李某、李清秀。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基于以上证据，本案讼争的被征收房屋的四个具体权利人是明确的，然而，一审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公示原则规定,机械地对上诉人的上述证据不予确认，是适用法律错误。物权法第二章，除了第九条公示原则规定外，在本章第十九条还规定有异议登记的制度，即如果在发生登记上的不动产物权和事实上的不动产物权不一致的情况下，事实上的权利人可以进行异议登记。由此，说明房屋所有权证书记载的内容，它只起公示作用，也就是说，房屋所有权证书记载的内容还是应以实际物权为准。结合本案，当1952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上没有具体四口人的名字下，但有事实证据证明该四口人的具体名字，一审法院应以事实为准予以认定，这才符合物权法的第二章法律规定的精神。显而易见，一审法院过于注重登记形式，置事实不顾，是适用法律错误。 李某、高某辩称：请求法院维持一审裁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主张李清秀为“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具体的四口人”没有证据支撑。根据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载明：坐落于福建省闽侯县间房屋的所有证存根上，记载的户主为李必金，人口为四口。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并未登记有李清秀的名字，无法证明李清秀系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且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上载明的日期较为模糊，无法分辨出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出具的具体时间。故，上诉人主张《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是1952年出具的以及案涉房屋的具体权利人为李必金、郑玉英、李某、李清秀没有事实依据。对于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三像片，答辩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不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七《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具结书》可知，协议书上仅载明被征收人系李必金等四人，并未列明被征收人系李必金、郑玉英、李某、李清秀等四人，且从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2公告可知，由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刊登的公告内容为：李必金（已故）、郑玉英（已故）、李某、高某位于产仓山区的木构老宅。上诉人虽根据《具结书》错误的认为答辩人李某承认该房屋系李必金、郑玉英、李某、李清秀四人共有，但该《具结书》的出具属于答辩人李某当时的主观臆断，无法据此认定李清秀属于案涉房屋的共有人，且从公告可知，李某最终认为的案涉房屋具体的权利人为李必金、郑玉英、李某、高某等四人，并非李清秀。故该份证据无法证明李清秀系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 刘某1、刘某2、刘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称：李必金与郑玉英生前留下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的木构老宅（旧契号:闽陆字第肆贰伍号），但没有留下遗嘱。因此，作为其女李清秀对其父母留下的木构老宅遗产具有50％的继承权。因李清秀又于2017年去世，所以三原告对母亲继承的50％木构老宅遗产具有转继承权。故请求：1.判令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的木构老宅【建筑面积216.89平方米（其中包含共有厅、廊面积66.5平方米）、旧契号:闽陆字第肆贰伍号】的50％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归三原告所有，并予以分割；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未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主张被征收房屋系《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坐落于福建省闽侯县间，但该所有证存根上亦记载户主为李必金，人口四口，现原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具体的四口人，故本院认为本案讼争的被征收房屋权利尚不明确，原告的起诉尚不具备条件，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的起诉。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以其对母亲李清秀继承的50％木构老宅遗产具有转继承权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因此，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本案为共有物分割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刘某1、刘某2、刘某3提交的案涉房屋《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形成于1950年代初，记载户主为李必金，人口为四人，其提交的李某向案涉房屋征收单位出具的《具结书》载明“现因房屋所有权人李必金（已故）、郑玉英（已故）、李某、李清秀（已故），想所有李某、李清秀之子（刘某1、刘某2、刘某3）等四人协商，…”及其他亲属关系证明等，初步完成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所记载四口人的具体人员及其系案涉房屋转继承人的举证责任。其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以本案讼争的被征收房屋权利尚不明确，原告的起诉尚不具备条件为由径行驳回起诉，不仅剥夺了刘某1、刘某2、刘某3的诉权，亦使案涉房屋包括拆迁安置房屋在内的拆迁权益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物的效用发挥，亦侵害了案涉房屋管理人、拆迁协议被征收人的委托代理人李某的合法权益。因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某1、刘某2、刘某3起诉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适于适用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4民初4029号民事裁定； 二、指令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案预收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0元予以退还。 审 判 长 林守霖 审 判 员 俞贤忠 审 判 员 杨淑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王国委 书 记 员 林 莉 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适于适用解释》 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