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1民终6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发，男，196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全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斌，安徽环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继东，安徽环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厚林，男，196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全椒县。上诉人刘永发因与被上诉人戴厚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2019）皖1124民初1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永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戴厚林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戴厚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永发与戴厚林之间合伙经营房地产项目,相互之间有资金往来,刘永发的大额资金往来都是通过会计支付,平时刘永发并不过问。戴厚林提供的借条均是戴厚林在采用已经结算过的银行汇款记录,诱导刘永发签署的阶段性结算凭证,经刘永发查账,该三张借条所反映的借款双方已经结清,刘永发与戴厚林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1.戴厚林提供的2018年8月26日700万元借条,与戴厚林提供的70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时间并不吻合,不能证明700万元借款实际履行。况且戴厚林依据2017年5月26日转给刘永发的200万元、500万元的两笔转账记录,刘永发于2017年8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戴厚林1000万元,付清戴厚林700万元借款及其他款项的利息。2.刘永发114万元借条也是不真实的。戴厚林在民事诉状中陈述:“2017年5月26日被告刘永发向原告戴厚林借款700万元,原告将7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借给被告。2018年6月15日被告和原告结算700万元的利息为114万元,被告无钱支付114万元的利息,被告出具一张114万元的借条给原告,备注为700万元的利息款”。在刘永发提供700万元已经偿还的有力的证据后,戴厚林又改变了诉状陈述,为掩盖事实辩称:“700万元系由2017年10月31日刘永发借款的300万元本金和另案诉讼的400万元本金(2017年12月15日)组成。”戴厚林对114万元借款前后陈述矛盾,说明114万元的借条是虚假的。戴厚林又称469.5万元是刘永发向其借款2500万元的利息,且戴厚林提供不出刘永发2500万元借款组成。本案114万元借款利息,明显是戴厚林利用汇款记录采取欺骗的方式对刘永发重复计算本金和利息的情况,法院本应查明戴厚林与刘永发真实的借款、还款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判决,而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相关汇款、借款的真实性情况下轻易采信戴厚林改变后的陈述,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戴厚林提供的2018年9月9日469.5万元借条,戴厚林陈述是与刘永发结算2500万元利息,但戴厚林与刘永发之间并不存在2500万元的借款,因此,该笔2018年9月9日469.5万元借条没有真实的借款关系。刘永发在一审中要求法院对戴厚林与刘永发之间的资金往来进行综合审计,查明双方资金借贷往来、偿还情况,一审法院在2019年12月20日质证笔录中明确表示;“因双方之间资金较大,跨度较大,因此法庭无法理清双方之间的账目”。既然戴厚林对刘永发出具的借条没有提供对应时间的汇款凭证予以证明借条中的借款数额已经交付,充分证明刘永发出具借条的借款不具有真实性。刘永发已经提供证据证明了戴厚林通过银行汇款借给刘永发的款项,刘永发已经全部还清的情况下,戴厚林提供不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因此,一审法院草率认定刘永发借款700万元和2500万元的合理存在,是明显偏袒戴厚林一方,严重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第一、本案中戴厚林多次出借资金给刘永发,且数额特别巨大,按照相关司法解释,戴厚林不仅仅应当提供汇款凭证,还应当提供其资金来源、出处。然而一审法院对于戴厚林的资金来源、出处一概不予审查,显然是错误的。第二、本案中戴厚林多次出借资金给刘永发,且数额特别巨大,戴厚林的行为完全符合职业放贷人法定条件,存在涉嫌刑事犯罪,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向有关部门移送审查。一审法院对戴厚林符合职业放贷人条件是明知的,却未向有关部门移送审查,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第三、全椒县法院(2019)皖1124民初1229号民事案件与本案两起案件的原被告均是同一人,案由都是民间借贷纠纷,戴厚林在较短时间内分开起诉,是为了规避两案合并审理,扰乱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同意戴厚林分开起诉,从判决的结果看有利于支持戴厚林的起诉,完全脱离法院公正裁判的立场,一审法院的判决致使当事人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违背了法院审理案件应遵循合法性、公正性的原则,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程序违法。戴厚林辩称，1.戴厚林跟刘永发于2015年开始筹建瑞景嘉园开发项目，当时还有一个股东，后来那个股东的股份转给了刘永发。该项目的土地出让金是2005万元，是我一个人付的，款是打到土地局的，当时成立的公司叫众成公司，公司账都是挂在我个人头上。土地取得后，我们公司从农商行贷款了1800万，刘永发和另一个股东都没有出资，我是出资的，他们俩要还我钱。实收资本金1500万，三个人都没有交，以上三笔账财务结算后，产生戴厚林个人欠公司10083146元(实际是所有股东欠的)，到2017年财务为了平帐，从架构未开票销售款中拿出125万元冲账的，下余欠款由戴厚林、刘永发两人均摊，各人应付公司4416573元，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欠条。2.2017年12月15日的400万借条是结利息之后转成的借条。2016年11月28日我转给刘永发600万，当天刘永发出具两张500万和95万的借条，只差5万元钱，后来又进行结算的。300万、500万和1000万三张借条都没有还钱。3.本案的700万及利息也都没还。我借给他的钱都是我自有资金，不存在从银行贷款再转贷给刘永发的事实，不存在我控制公司做假账的行为。其服从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公平判决。戴厚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永发偿还其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暂自2018年8月26日按月利率2.5%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为7000000元×2.5%×7个月﹦1225000元，利息付至款付清之日止）；另支付己打欠条未付的前期利息款5835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6%计算，利息付至款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永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戴厚林与刘永发系朋友关系，因承建工程需要资金，刘永发陆续向戴厚林借款。2017年5月26日，戴厚林通过银行转账分别转给刘永发500万元（中行）、200万元（农商行），合计700万元，2018年8月26日双方结算利息后，刘永发重新向戴厚林出具一张700万元借条，约定按月息二分五厘计息，即月利率2.5%，未约定还款期限。2018年6月15日，刘永发向戴厚林出具一张114万元借条，借条备注“7000000元利息款”，未约定还款期限。戴厚林陈述该700万元系由2017年10月31日刘永发借款的300万元本金（已结清）和另案诉讼的400万元本金（2017年12月15日）组成，114万元利息款是按月利率2.5%计算至2018年6月15日所形成,其中300万元的利息为54万元，400万元的利息为60万元。2018年9月9日，刘永发又向戴厚林出具一张469.5万元借条，借条备注“此款是2500万元的利息款”，也未约定还款期限。戴厚林陈述该2500万元系由本案700万元本金（2017年12月26日，月利率2.5%，原条据日期，下同）和另案诉讼的500万元本金（2016年11月28日，月利率2.5%）、300万元本金（2017年8月4日，月利率2%）、1000万元本金（2018年1月4日，月利率2.5%）组成，469.5万元利息款是按约定利率计算所形成，其中700万元的利息自2017年12月26日计算至2018年8月26日为140万元、500万元的利息自2018年1月28日计算至2018年8月28日为87.5万元、300万元的利息自2018年2月4日计算至2018年9月4日为42万元、1000万元的利息自2018年1月4日计算至2018年9月4日为200万元。以上戴厚林陈述涉及的借款金额及借条日期与另案诉讼的相关条据相互吻合。此后，因刘永发不能及时还款，戴厚林分别于2019年4月1日(另案)、2019年4月10日提起诉讼要求处理。另查，2015年7月30日，戴厚林和刘永发合作成立全椒县众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瑞景嘉园住宅小区。该小区工程由全椒县教育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刘永发挂靠教建公司实际施工。2019年2月13日，众成公司法人代表由刘永发变更成戴厚林。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应当对自己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刘永发为承建工程需要，陆续向戴厚林借款，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从（2019）皖1124民初1229号案件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明确，双方之间的借贷交易习惯是，戴厚林通过银行将借款转账给刘永发，刘永发出具借条，刘永发还款或结算利息后抽回原借条重新出具新借条。2017年5月26日，戴厚林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永发提供资金700万元，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2018年8月26日，双方对借款利息进行结算后，刘永发重新出具了金额为700万元的借条交戴厚林收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刘永发理应依据其出具的条据履行还款义务。刘永发辩称，2017年8月2日，其通过银行转账向戴厚林支付1000万元，已经偿还了2017年5月26日戴厚林出借的700万元借款。该院认为，该辩称意见缺乏事实依据，理由如下：一、2017年5月26日，刘永发向戴厚林借款700万元，2017年8月2日还款1000万元，短短2个月零6天，即支付本息1000万元，不合常理，与刘永发与戴厚林之间正常的借贷往来也不相符，从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知道，双方之间的借款利息最高也没有超出月利率3.5%，且刘永发也不能对款项组成给予合理解释，其抗辩意见过于牵强，不排除该1000万元系偿还其他借款的可能；二、除去本案和（2019）皖1124民初1229号案外，刘永发与戴厚林之间还存在大量的借款，戴厚林提供的双方已经结清的借款借条复印件：2016年10月6日借款350万元、2016年12月2日借款430万元、2016年12月5日借款200万元，该三笔借款本息计算至2017年8月2日和2016年11月28日500万元借款的利息（1229号案件），与刘永发2017年8月2日支付的1000万元和2017年8月4日支付的329万元，合计1329万元，数字基本吻合，戴厚林提供的相关证据（借条复印件）可以印证戴厚林的陈述意见。三、借条作为表明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刘永发理应知晓出具借条后的法律后果，按照刘永发的辩称意见，其是在明知已经还清借款的情况下再次出具借条，该抗辩意见明显缺乏说服力，不能使人信服。综上，刘永发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1000万元系偿还戴厚林的700万元借款，故对刘永发该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对于刘永发于2018年6月15日、2018年9月9日出具的两张金额为114万元和469.5万元借条，分别为700万元和2500万元借款的利息，戴厚林均给予了合理解释，并提供了相关借款借条的复印件予以证实，也与刘永发重新出具的条据以及其在部分借条上自己注明的内容相吻合，戴厚林所提供的证据达到了其要证明的目的，对其要求刘永发偿还所欠的借款利息，该院予以确认，但该两张借条载明的利息金额，存在超出法律限定标准的情形，本院依法予以核减。其中469.5万元利息，戴厚林部分借款按月利率2.5%计算利息，超出法定标准，该院依法核定为384万元；114万元利息，戴厚林借款均按月利率2.5%计算利息，超出部分该院予以核减，核定为91.2万元，借款利息合计为384万元+91.2万元＝475.2万元。关于借款利息，对于借款本金700万，双方在借条中约定的月利率为2.5%，该约定过高，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该院依法调整为月利率2%；对于欠付的借款利息，戴厚林要求对所欠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不予支持。至于刘永发辩称，戴厚林多次向其出借巨额借款，应当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因双方系合作开发房地产，房地产本身是需要大量融资的行业，加之刘永发还挂靠承建开发的房产，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故戴厚林与刘永发之间存在大额资金往来，并无明显不妥，且法律法规对职业放贷人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因此刘永发该辩称意见缺乏法律依据，如刘永发认为戴厚林出借资金的行为涉嫌违法或者犯罪等情形，可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综上，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戴厚林履行了出借借款的义务，刘永发也应当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刘永发向戴厚林借款时均未约定还款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戴厚林可以随时要求刘永发在合理的期限内偿还借款，故对戴厚林现要求刘永发归还借款本息的诉请，该院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永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戴厚林借款利息475.2万元；二、刘永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戴厚林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8月27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戴厚林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160元，戴厚林负担10160元，刘永发负担96000元。二审中，刘永发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全椒农商行襄河支行、全椒农商行椒陵支行《关于戴厚林贷款的情况说明》各一份。全椒农商行襄河支行情况说明内容为戴厚林于2015年4月8日在我行抵押贷款150万元，该贷款已于2015年9月23日结清；全椒农商行椒陵支行情况说明内容为戴厚林于2016年1月18日至2018年2月28日分13次在我行共贷款1910万元，上述贷款多为一年期，已于2019年2月28日之前全部结清。刘永发认为上述贷款戴厚林大部分都转借给了刘永发，因此戴厚林存在高利转贷问题。证据二、2015年4月18日的银行转账流水、刘永发借条各1份。证明戴厚林以转贷牟利为目的，于2015年4月8日从全椒农商行襄河支行以月息9厘的利率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150万，在2015年4月18日以月息3.5分的高利转贷给刘永林240万。证据三、2016年11月24日银行转账流水1份。证明戴厚林于2016年11月23日从全椒农商行椒陵支行以月息9厘的利率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250万元，在2016年11月24日以月息3.5分的高利转贷给刘永发240万元。证据四、2017年1月22日的银行转账流水、刘永发借条各1份。证明戴厚林于2017年1月11日从全椒农商行椒陵支行以月息8厘的利率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470万元，加上其他银行贷款，戴厚林在2017年1月22日以月息3.5分的高利转贷给刘永发1000万元。证据五、2017年8月4日的银行转账流水、刘永发借条各1份。证明：戴厚林于2017年7月11日从全椒农商行椒陵支行以月息8厘的利率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470万元，戴厚林在2017年8月4日以月息3.5分的高利转贷给刘永发300万元。戴厚林质证认为：1.对刘永发调取的两份银行情况说明其不认可。2.对方调取我的银行账户流水清单，认为我从银行贷款后又借给了刘永发，我也不认可，如果刘永发讲我涉及刑事犯罪可以去举报我，但是本案无关。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一，戴厚林虽然从全椒农商行襄河支行、全椒农商行椒陵支行共贷款2060万元，但上述贷款戴厚林已于2019年2月28日之前已全部还清，该证据不能证明戴厚林从银行贷款是为了借给刘永发而实现高利转贷的目的。对刘永发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支持。对证据二至证据五，由于戴厚林从银行贷款的金额、日期与其转账给刘永发以及刘永发出具借条给戴厚林的金额、日期均不一致，故对刘永发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也不予支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永发应否偿还戴厚林700万元及利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其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戴厚林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其提供了由刘永发出具的一张700万元借条，并附有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在卷佐证，故本院依法确认借款本金为700万元。刘永发上诉称其已通过银行转账1000万元偿还了戴厚林的上述借款，故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于刘永发在一审时提供的其偿还戴厚林借款的银行转账凭证内容来看，系刘永发与戴厚林的其他经济往来，具体理由一审已阐明，在此不再赘述。对于刘永发于2018年6月15日、2018年9月9日出具的两张金额为114万元和469.5万元借条，这分别是700万元和2500万元借款的利息，戴厚林在一审时已提供了相关借款借条的复印件予以证实，这也与刘永发重新出具的条据以及其在部分借条上自己注明的内容相吻合，同时戴厚林也对这两张利息借条的形成作出了合理解释。但由于该两张借条所载明的利息金额，有超出法律限定标准的情形，一审法院对此已予以了核减，故本院对核减后的利息予以确认。关于程序问题，刘永发上诉称戴厚林多次出借资金且数额特别巨大,戴厚林应当提供资金来源、出处。另外，戴厚林前期借款利息达到月三分五,其行为完全符合职业放贷人法定条件,存在涉嫌刑事犯罪,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向有关部门移送审查。刘永发与戴厚林于2015年合作成立众成公司，2019年2月13日之前，刘永发任众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永发作为实际施工人因经营需要从戴厚林处多次借款，戴厚林虽然从银行有贷款，但其已及时还清，不存在刘永发所述的戴厚林套取银行资金而用来高利转贷的问题。另外，戴厚林也不是向不特定多数人以发放贷款收取利息为职业，故本案戴厚林的出借行为不符合职业放贷人条件。一审法院对众成公司的相关知情人员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材料在庭审中出示，由双方发表意见，该程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刘永发以此作为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刘永发申请本院对其与戴厚林自2011年8月27日起至2018年12月21日银行往来账目进行司法鉴定的请求，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本案不存在对双方银行往来款项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故对刘永发的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刘永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312元，由上诉人刘永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 根审判员 张立涛审判员 贺 斌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宗 娟附处理本案有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