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20）最高法委赔监153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王辉，女，汉族，1967年7月3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60号6号楼1单元302号。系死者李煜配偶。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李润辰，男，汉族，2000年6月9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60号6号楼1单元302号。系死者李煜儿子。 委托代理人：王辉，与李润辰为母子关系。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孟宪如，女，汉族，1940年2月29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系死者李煜母亲。 委托代理人：王辉，与孟宪如为婆媳关系。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 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旅游路17777号。 法定代表人：**生，该局局长。 王辉、李润辰、孟宪如以济南市看守所对李煜在该所羁押期间死亡负有赔偿责任向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鲁委赔20号决定书，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2017年12月23日，王辉向赔偿义务机关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以下简称济南市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济南市公安局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济公赔决字(2018)1号国家赔偿决定，对王辉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王辉、李润辰、孟宪如向山东省公安厅申请复议，山东省公安厅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鲁公赔复决字(2018)003号国家赔偿复议决定，维持济南市公安局的不予赔偿决定。王辉、李润辰、孟宪如不服，遂向山东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山东高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查明：李煜，男，汉族，1967年10月30日出生，原系中国重汽部件制造厂职工。2015年11月11日，李煜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济南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羁押于济南市看守所。2015年11月13日被决定延长刑事拘留期限至2015年12月11日。2015年12月17日被逮捕。2016年12月29日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0104刑初246号刑事判决，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李煜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15年11月11日起至2018年11月10日止)。一审宣判后，李煜服判不上诉，同案犯李坤坤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以量刑偏轻为由提起抗诉。该案二审期间，李煜于2017年3月7日死亡。2017年4月17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1刑终127-1号刑事裁定，对原审被告人李煜终止审理。 2015年11月11日，李煜在济南市看守所入所体检时，自述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病史12年，经体检身体状况符合收押条件，其本人在体检结果上签字后于当日凌晨入所。入所后，济南市看守所向其发放《在押人员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其在所羁押期间享有的权利和必须遵守的规定，其中包括患病时获得及时治疗，生病及时报告，如实陈述病情，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等权利义务。李煜入所初期服用家属所送药物，从2016年1月8日开始服用济南市看守所提供的复方丹参片、伲福达、卡托普利等药物，济南市看守所值班医护人员每天对其巡诊，一天两次发药，李煜血压稳定，其本人未报告不适症状。2017年2月27日，李煜报告出现心慌，无胸闷胸痛，值班医生给予速效救心丸5粒舌下含服，值班民警将其带至诊室查体：BP：149/80mmhg,血糖6.8mmol/L,心率63次/分，律齐，听诊(-)，胸腹检查无异常，四肢功能正常，心电图示：大致正常。经观察病情缓解后，嘱其不适随时报告，并安排人员将李煜抬回监室。当天李煜呕吐并卧床。同年2月28日，值班民警将李煜带至诊室复诊：血压130/80mmhg。随机血糖7.9mmol/L，心电图示：无明显改变。给其服用胃复安，嘱其不适随时报告。同年3月1日复查血压130/67mmHg，未述不适，嘱其注意休息不适报告。同年3月2日血糖：6.8mmo1/L，未述不适。2017年3月1日至3月7日，每天都有医护人员对其巡诊，一天两次常规发药，李煜起居正常，未报告不适。 2017年3月7日17时46分，李煜在307监室内卫生间洗澡过程中突然晕倒在地，同监室在押人员立即通过报警系统报告中队监控室。当日17时49分，值班民警和值班医生携带诊疗器械到达307监室，值班民警按照医生吩咐拨打120急救电话，值班医生对李煜实施心肺复苏术直到120急救车到达。当日18时06分，120急救车到达后，现场医护人员和民警一起协助急救人员将李煜送上急救车，当日18时25分急救车到达山东省警官总医院，采取进一步抢救治疗。当晚19时许，李煜亲属包括配偶王辉、其子李润辰等人接济南市看守所通知到达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当晚19时42分，李煜经抢救无效死亡。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确诊为猝死。经济南市看守所与赔偿请求人协商，共同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对李煜进行死亡原因鉴定。2018年3月7日，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人员在济南市莲花山殡仪馆对李煜的尸体进行法医学尸体解剖检查，同年6月11日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崇新司法鉴定中心〔2018〕病理鉴定第51号)，鉴定意见认为李煜符合在重症冠心病的基础上，因主动脉夹层破裂合并心包压塞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该鉴定意见在分析说明中排除了李煜因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以及药物中毒致死的情形。2018年6月28日，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出具《被监管人死亡检察情况通知书》，认定李煜属正常死亡。 另查明，2014年公安部和国家卫计委联合印发《公安监管场所医疗卫生专业化建设工作方案》，要求于2016年底前实现“公安监管部门负责监管安全、卫生计生部门负责医疗卫生”的专业化运作模式。2016年12月15日，济南市公安局监管支队与济南市历下区第三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协议书》，按照“所院协作”机制，在监管场所内设立济南市历下区第三人民医院监管分院。2016年12月2日经审批取得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资质，正式名称为济南历城育仁医院，法定代表人潘德宝。 以上事实，有赔偿义务机关向该院赔偿委员会提交的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拘留证、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逮捕证、换押证、在押人员健康检查表、收押登记表、告知书、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被监管人死亡检察情况通知书、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监控视频资料、李煜的病历、值班登记表、血压血糖复查记录、排药单以及公安监管场所医疗卫生专业化建设工作方案、合作协议书等证据证实。 山东高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四)项的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济南市看守所对李煜依法收押并履行监管职责，羁押期间为李煜提供了必要的医疗保障。2017年2月27日李煜出现心慌不适后，值班民警及时对其送医检查治疗，随后几天内症状缓解，未出现病情加重情形。2017年3月7日李煜在洗澡时突发疾病晕倒，值班民警和值班医生及时赶到现场急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将李煜送往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抢救，不存在延误治疗情形。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诊断李煜系猝死，济南市检察院认定李煜属正常死亡，司法鉴定意见也证实李煜系突发疾病死亡，且排除了因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以及药物中毒致死的情形。李煜在羁押期间的病情状况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的通知》的附件《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规定的情形，赔偿请求人主张未对李煜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属变相虐待的理由不能成立。赔偿请求人关于济南市看守所强迫李煜洗冷水澡属变相虐待、故意隐瞒病历资料、拖延尸检导致毒物鉴定不能等主张，均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赔偿请求人对济南市看守所合作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的质疑，不属于国家赔偿的审查范围。综上，济南市看守所对李煜依法监管、积极救治，并无过错。李煜的死亡与济南市看守所的监管、救治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赔偿请求人要求济南市公安局对李煜的死亡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山东高院赔偿委员会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8)鲁委赔20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维持山东省公安厅鲁公赔复决字（2018）003号国家赔偿复议决定。 王辉、李润辰、孟宪如对山东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鲁委赔20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请求：（一）撤销山东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鲁委赔20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二）指令山东高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或直接作出决定，依法支持申诉人要求赔偿义务机关向申诉人赔偿死亡赔偿金（含丧葬费）1351380元、被害人之子生活费8940元、被害人之母生活费357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共计1696080元的请求。主要理由：（一）山东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鲁委赔20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认定济南市看守所不存在延误治疗情形是错误的。1、李煜于2017年2月27日病发，济南市看守所将其送入看守所内部门诊，仅进行了心电图检查。监控显示，李煜于2017年2月27日上午10:23服用了看守所值班医生分发的治疗药物后突发严重疾病，此前一直正常。济南市看守所未针对李煜病情特征进行针对性的检查，也没有将其送医院进行治疗，更没有通知家属，导致李煜丧失及时诊断、治疗的最佳机会，上述行为是李煜死亡的重要因素。2、赔偿义务机关与济南市历下区第三人民医院合作设立的济南育仁医院，该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不具备专业的医疗水平。受害人李煜在发病初期未能得到专业的救治，也是受害人死亡的原因之一。赔偿义务机关在设立医疗机构时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看守所有保护在押人员生命安全的法定行政职责和义务，对李煜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山东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鲁委赔20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认为受害人李煜在羁押期间的病情不符合《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规定的情形是错误的。根据《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受害人李煜符合在重症冠心病的基础上，因主动脉夹层破裂合并心包压塞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重症冠心病属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赔偿义务机关未对李煜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属于变相虐待。（三）山东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鲁委赔20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认为申诉人关于赔偿义务机关拖延尸检导致毒物鉴定不能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是错误的。受害人死亡时间为2017年3月7日，尸检时间为2018年3月8日至6月11日，申诉人在此期间多次要求进行尸检（为公平公正，要求外省或公安部的鉴定机构）以查明死亡原因，但是均遭拒绝。最终导致鉴定机构在受害人死亡一年后才进行尸体解剖，经过长时间的冷冻存放，受害人是否存在药物中毒，已经不可能检测出来，对此，赔偿义务机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四）济南市看守所在受害人被羁押期间没有向其提供正常的药物施治，最终导致其病发死亡，济南市看守所具有重大过错。山东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鲁委赔20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对此没有认定，显属认定事实错误。赔偿义务机关只是给受害人服用了替米沙坦和氨氯地平（其它药物未给被害人服用也没有退回），导致受害人长期得不到正常的药物治疗。2017年2月27日，受害人在服用了赔偿义务机关工作人员分发的药物后出现身体严重不适，导致死亡。申诉人认为，一方面因受害人长期得不到正常的药物治疗，另一方面与2月27日服用的药物有关。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羁押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现被羁押人李煜于2017年3月7日死亡，赔偿义务机关济南市公安局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济南市看守所的行为与李煜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济南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已经证实，李煜2015年11月11日在济南市看守所入所体检时就自述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病史12年，经体检身体状况符合收押条件，其本人在体检结果上签字后于当日凌晨入所。济南市看守所向其发放的《在押人员权利义务告知书》已经告知其在羁押期间享有的权利和必须遵守的规定，其中包括患病时获得及时治疗，生病及时报告，如实陈述病情，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等权利义务。李煜入所初期服用家属所送药物，从2016年1月8日开始服用济南市看守所提供的药物，及至2017年3月7日死亡，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未报告不适症状，也未对济南市看守所提供的药物提出异议，故申诉人认为其长期得不到正常的药物治疗，明显与事实不符。李煜2017年2月27日报告身体不适，值班民警即将其带至诊室检查，次日又带至诊室复诊，3月1日复查血压，3月2日检查血糖，在3月7日其晕倒在地3分钟值班民警和值班医生就到达监室，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故济南市看守所对李煜已经尽到了及时给予救治的义务，不能认为李煜的死亡是由于济南市看守所怠于治疗所致。《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李煜符合在重症冠心病的基础上，因主动脉夹层破裂合并心包压塞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该鉴定意见系李煜死亡后经尸检所作出的认定，并不足以否定李煜2015年11月11日入所羁押之时经体检身体状况符合收押条件，不能以此倒推认为赔偿义务机关就应当知晓并为其变更强制措施，更不足以认定未变更强制措施属于变相虐待。李煜2017年2月27日出现不适症状，申诉人遂推测2月27日错误分发了药物。但济南市看守所已经提交了证据证实2月27日全监区服用该批次药物的在押人员均无不适，全所当日也没有发错药物的报告，特别是李煜2月27日报告身体不适后就到诊室接受了治疗，随后数日也在用药，尸检结论并未支持2月27日的用药与3月7日的突然死亡存在关联。李煜于2017年3月7日死亡当日，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法医王振宏、济南市人民检察院驻济南市看守所检察室主任刘鲁超接济南市看守所通知就赶到了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王振宏法医对李煜尸体进行检查，排除外力致死，初步判断为因病自然死亡。刘鲁超主任经现场监督后告知家属初步判定李煜系因病正常死亡，如家属有异议可提出尸体解剖的书面申请，以查明死因，依法处理。因此，死者家属当时就知晓可以书面申请尸体解剖，最终由济南市看守所与死者家属王辉协商后共同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对李煜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在李煜死亡后一年才对李煜的尸体进行法医学尸体解剖检查，系双方通过协商后共同委托山东省外的机构，并非赔偿义务机关单方拖延所致。现申诉人对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无异议，该鉴定意见认为李煜符合在重症冠心病的基础上，因主动脉夹层破裂合并心包压塞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在分析说明中排除了因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以及药物中毒致死的情形。故该鉴定已足以证实李煜2017年3月7日的死亡不是2月27日服用的药物所致。至于济南市公安局监管支队与济南市历下区第三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协议书》按照“所院协作”机制在监管场所内设立的济南历城育仁医院的医疗机构资质问题，因与李煜的死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也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审查之范畴，原审认为其不属于国家赔偿的审查范围，该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王辉、李润辰、孟宪如的申诉事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赔偿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驳回王辉、李润辰、孟宪如的申诉。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