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15民初2081号原告：常州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泓口路218号C幢419室。法定代表人：杨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玉明，北京桂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婷婷，北京桂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上海煦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1220号6楼604-605室。法定代表人：蒋庆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高鸳，浙江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海斌，浙江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州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普莱德公司）与被告上海煦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煦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常州普莱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上海煦达公司向常州普莱德公司支付合同款2395000元；2.判令上海煦达公司向常州普莱德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至合同价款还清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9月26日为3106950元；3.上海煦达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20日，常州普莱德公司的母公司北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普莱德公司）与上海煦达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180420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北京普莱德公司向上海煦达公司提供其回购的梯次电池产品，上海煦达公司向北京普莱德公司支付费用。后北京普莱德公司与上海煦达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针对上述合同编号为20180420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签订了《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将合同签订主体变更为常州普莱德公司、对合同标的物的产品数量和价款也做了实质性的变更。根据该补充协议的内容，原、被告于2018年7月3日签订合同编号为CZ20180703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约定由常州普莱德公司向上海煦达公司提供其回购的梯次电池，上海煦达公司向常州普莱德公司支付费用总价为3850000元。合同约定常州普莱德公司在收到上海煦达公司盖章签字合同后，上海煦达公司需在5个工作日内向常州普莱德公司支付30%的产品预付款，待货到票到后30个工作日内上海煦达公司再支付给常州普莱德公司30%产品款项，待上海煦达公司储能产品运营满一年后向常州普莱德公司结清产品尾款。如上海煦达公司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天需承担总货款0.1%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常州普莱德公司按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向上海煦达公司交付了全部合同货物并于2018年6月30日、2018年7月31日、2018年9月19日分别给上海煦达公司开具了三张总额为3850000.5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海煦达公司在支付合同月付款1155000元后，只在2019年3月18日逾期向常州普莱德公司支付了300000元，至今仍拖欠合同价款。截至2019年9月26日，上海煦达公司共拖欠常州普莱德公司应付合同价款23950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3106950元。常州普莱德公司多次催要上述款项，上海煦达公司均置之不理，故常州普莱德公司诉至法院。上海煦达公司在答辩期提出管辖异议称：本案应移送至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理由：2018年4月20日，上海煦达公司与北京普莱德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20180420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2018年6月27日，上海煦达公司与北京普莱德公司签订编号为20180627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合同签订主体由北京普莱德公司变更为常州普莱德公司。《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原合同原则上自行解除失效。2018年7月3日，上海煦达公司与常州普莱德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CZ20180703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该合同第十条第三款约定：如双方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均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争议应提交原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首先，合同编号为20180420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与补充协议签订主体是上海煦达公司与案外人北京普莱德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编号为20180420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与补充协议中的“乙方”与本案管辖权的确定无关，且《补充协议》中约定，原合同自行解除失效，故本案不存在编号为CZ20180703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中表述的“原乙方”法律主体。其次，本案中，被告住所地（上海）、合同履行地（未约定，交货地点在南通市）、合同签订地（未约定）、原告住所地（常州）、标的物所在地（南通市）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均不在北京市大兴区，故编号为CZ20180703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中约定管辖与争议无实际联系点，违反法律规定。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之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由于本案不能确定管辖，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即本案应该移送至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常州普莱德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常州普莱德公司（甲方）与上海煦达公司（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CZ20180703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该合同第十条第三款的约定内容为：“如双方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争议应提交原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对于该条中“原乙方所在地”如何理解是本案管辖权审查中的争议焦点。就此，首先，从上述常州普莱德公司（甲方）与上海煦达公司（乙方）签订《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合同编号为CZ20180703）的过程来看。2018年4月20日，北京普莱德公司与上海煦达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20180420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后北京普莱德公司与上海煦达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针对上述《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签订了《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将合同签订主体变更为常州普莱德公司、对合同标的物的产品数量和价款也做了实质性的变更；根据该补充协议，常州普莱德公司与上海煦达公司于2018年7月3日签订合同编号为CZ20180703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其次，北京普莱德公司（甲方）与上海煦达公司（乙方）签订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合同编号为20180420）中第十条第三款约定，“如双方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均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争议应提交原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常州普莱德公司与上海煦达公司均认可该条款中的“原乙方所在地”为“乙方所在地”。北京普莱德公司与上海煦达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本补充协议与合同编号为20180627《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经双方签署生效后，以最新签署的合同与补充协议为准，原合同中甲方已履行支付乙方30%的预付款作为最新签署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中30%的预付款，原合同原则上自解除失效。常州普莱德公司（甲方）与上海煦达公司（乙方）签订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合同编号为CZ20180703）合同第十条第三款的约定内容与编号为20180420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第十条第三款一致，亦为：“如双方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争议应提交原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结合《补充协议》的内容，能够认定合同编号为CZ20180703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签订后，编号为20180420的《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已解除，且《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编号为CZ20180703）中除第十条第三款外，未再出现任何“原乙方”的表述，故该《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编号为CZ20180703）第十条第三款中的“原乙方所在地”应理解为“乙方所在地”，即常州普莱德公司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按上文的阐述，本案中，常州普莱德公司与上海煦达公司在《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编号为CZ20180703）中约定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该乙方所在地即为常州普莱德公司所在地，故双方当事人选择纠纷由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意思表示明确，符合上述法律关于协议管辖范围的规定，且未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约定管辖法院明确，应认定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本案所涉《梯次电池包销售合同》（编号为CZ20180703）存在明确的管辖约定，故本案应依据当事人的约定确定管辖。常州普莱德公司所在地位于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属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管辖，故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亦不具有管辖权。综上，上海煦达公司的管辖异议申请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本案移送至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处理。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海煦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蕊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刘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