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终4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文爱，男，193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桂生，富川瑶族自治县精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久生（又名郑玖生），男，1965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 原审第三人：胡作伟，男，197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杰，广西守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郑绍林，男，194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 原审第三人：郑忠生，男，1956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壮族区富川瑶族自治县。 原审第三人：郑会生，男，196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 原审第三人：郑桂花，女，196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 以上四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天红，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毛文爱因与被上诉人郑久生、原审第三人胡作伟、郑绍林、郑忠生、郑会生、郑桂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123民初6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毛文爱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确权请求和赔偿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案由确定不当。一审法院确定的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该案由与上诉人所提请求确认胡作伟与黄秀英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书》无效、请求确认原告与郑久生签订的《契约书》有效、请求确认讼争土地使用权归原告所有不相符，原告的诉求是房屋所有权和国有住宅用地使用权的确认之诉，而合同纠纷一般而言是属于违约侵权之诉，本案被告在履行与上诉人签订的卖房《契约书》时，并不存在违约和侵权的情形。所以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与本案争议本质不符。二、本案被告不适格，本案被告郑久生与上诉人签订卖房《契约书》后既无违约的情形，也无侵权情形，相反，郑久生还依其与上诉人的约定完全履行了义务，协助上诉人完成了房屋产权登记，是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据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贺地民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强制执行了上诉人合法拥有的房产给了黄秀英，而贺地民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也没有将上诉人持有有效房产证的房屋确认归黄秀英所有的内容。是一审法院错误执行的违法行为造成上诉人的房屋财产权被侵害的，所以本案被告郑久生与上诉人不存在违约或侵权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郑久生与上诉人不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所以郑久生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被告不适格的情况下其他当事人也就不适格。三、一审判决认定郑久生与上诉人签订房屋转让《契约书》后将案涉房地产转让给上诉人合法有效是正确的。但认定黄秀英通过法院违法强制执行的违法行为获得案涉房地产合法有效则是错误的。因为黄秀英获得将上诉人合法拥有的房产转移到其名下，是富川县人民法院错误强制执行的结果，在富川法院据以执行的（2001)贺地民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1)桂民提字第11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后，其合法基础已丧失。一审法院置上述生效法律文书于不顾，以一句不负责的“不予置评”来维护其错误的强制执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黄秀英与胡作伟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四、一审法院在庭审时诱导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提出赔偿损失的请求，上诉人作为一个82岁高龄的老人还未反应过来，也未征求上诉人认可，未给上诉人收集相关证据的时间的情形下，即行审理了该项赔偿请求。明显不符合案件审理程序。上诉人因贺地民终字56号民事判决书的错误和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违法执行。为了维护合法财产权，维权过程历时20年。经济损失是显见的，一审判决显然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郑久生二审期间未作答辩。 原审第三人胡作伟述称，一、一审法院定案由并无不当。合同纠纷包含了买卖合同、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确权纠纷。二、关于被告是否适格问题，本案是因土地使用权纠纷所引起的，郑久生作为被告主体适格。三、一审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是清楚合法的，法律认定没有不妥的情形。四、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存在诱导行为是不正确的。一审法官根据本案上诉人的诉求来做释明，不存在诱导行为，并且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开庭时也有委托代理律师出庭参与本案的诉讼。所以一审判决不存在违法情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原审第三人郑绍林、郑忠生、郑会生、郑桂花述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本案所涉及到的房屋买卖合同，郑绍林、郑忠生、郑会生、郑桂花作为第三人，是被继承人的身份，原来交易的是其母亲黄秀英。我们参与诉讼是基于黄秀英死亡后，作为继承人参与诉讼，诉讼地位与本案的被上诉人郑久生是不一样的。二、如果按照上诉人本案是执行错误的观点，他应当申请国家赔偿。一审判决对案件程序方面、实体方面的处理都是正确的。三、作为第三人，本案历时20年之久，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案件的事实情况及时做出公正的判决。 上诉人毛文爱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胡作伟与黄秀英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书》无效；2.请求确认原告与郑久生签订的《契约书》有效；3.请求确认讼争土地使用权归原告所有。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如得不到讼争房地产，则要求被告及第三人赔偿交通费、住宿费共20万元、误工费按286元/天×900天共计25.74万元、20年门面租金损失60万元、20年房屋租金10万元、因强制执行损失3万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1999年1月17日，原告毛文爱与被告郑久生签订《契约书》约定：郑久生将登记在其名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的房地产［登记户主：郑久生，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富国用（1999）字第14-0102187号］转让给毛文爱，毛文爱支付购房款2500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毛文爱依约将购房款给付了被告，被告郑久生出具了收条，后将房屋交付给原告使用。1999年3月23日，双方到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土地管理所说明转让情况、拟办理过户手续，由原告缴纳了土地过户、变更权属测绘费等费用，并将转让事项备注在土地使用证变更记事栏，但未办理过户手续。1999年4月9日，被告郑久生母亲黄秀英以房地产属其所有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毛文爱停止侵占、搬出房屋，后案件经历上诉、再审、申诉等多环节，期间形成了（1999）富民初字第386号民事判决书(一审)、（1999）富民初字第386号民事判决书(再审)、（2001）贺地民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2001）贺地民再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桂检民抗［2010］201号民事抗诉书、（2011）桂民提字第110号民事裁定书、（2011）桂民提字第110-1号民事裁定书、（2017）桂1123民监1号民事裁定书、（2017）桂1123民再1号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在此期间，主管部门为毛文爱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富国用(2001)字第14-0102187号］、房屋所有权证［富房权证朝东镇字第××号］，但上述产权证书已被主管部门予以注销，但因毛文爱不肯交出而未收回。2002年4月17日，主管部门为黄秀英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富国用(2002)字第14-0102501号］、［房屋所有权证：富房权证朝东镇字第××号］。至本案庭审终结时，上述房地产最终系由黄秀英于2007年5月10日与第三人胡作伟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书》而转让给胡作伟，并办理了产权转让登记手续，现行有效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富房权证朝东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人：胡作伟。上述房屋最终系由黄秀英交付给胡作伟，并由胡作伟将旧房拆除，打好地基准备重建新房，因毛文爱阻挠一直未能施工。 另查明，第三人郑绍林、郑忠生、郑会生、郑桂花与被告郑久生系兄弟姐妹关系，其父亲郑启林1982年去世，母亲黄秀英2007年去世。郑启林与黄秀英共有七个子女：郑绍林、郑桂春（已故）、郑桂兰（已故）、郑忠生、郑久生、郑桂花、郑会生。 该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国家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所涉合同为房地产转让合同，各方争议的主要问题在于讼争的同一房地产存在两份转让合同，应该如何认定合同效力、应该如何履行、不能履行的合同该如何处理。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我国不动产权采取登记法定原则，经主管部门登记确认的产权证上的所有人应推定为该房地产的所有权人，所有权人对自己所有的房地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至于所有权人取得物权登记的原因或根据，系相关主管部门审查的问题，非该院审理范围,故本案讼争房地产在两次转让时出卖人均拥有产权证照，即视为转让人有权转让，应为合法有效。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故被告郑久生通过与原告毛文爱签订《契约书》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地产转让给原告，系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该合同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但在其后过程中，讼争房地产经由主管部门登记到了黄秀英名下，黄秀英即拥有了讼争房地产所有权，同样亦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故黄秀英通过与胡作伟签订《房地产转让协议书》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地产转让给胡作伟亦属合法有效合同。至于产权人取得物权登记的原因或根据，在未经主管部门撤销之前，并不影响其在转让过程中的效力，亦即诉讼中，原告、第三人均主张对方签订的合同无效，但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信；其次，本案中当事人讼争的同一房地产存在两份转让合同，在两份合同均为有效的情况下，关键在于如何履行。从庭审查明的情况看，原告毛文爱与被告郑久生于1999年1月17日签订《契约书》约定将讼争房地产转让给毛文爱，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本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在毛文爱支付了购房款25000元后，却因第三人主张权利并引发诉讼、申诉等问题，在主管部门注销毛文爱名下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后，该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已失去法律效力，原告毛文爱丧失了对讼争房地产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权利，致该合同履行未能完成。而黄秀英在主管部门为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后，即拥有了讼争房地产所有权、处分权，其与胡作伟于2007年5月10日签订《房地产转让协议书》将讼争房地产转让给胡作伟亦属合法有效。且上述房地产最终已交付给胡作伟并由胡作伟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最终亦系由胡作伟将旧房拆除、打好地基重建新房，本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胡作伟已实际拥有了讼争房地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应受法律保护。诉讼中，原告、第三人均主张己方为善意取得，其实本案应为普通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纠纷，并不适用善意取得的相关法律规定，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系指“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但本案出卖人转让自己名下房地产时均有主管部门核发的产权证照、不存在无权处分的情形。即使存在分关合约导致黄秀英主张权利、执行依据的撤销等影响产权效力的因素而适用善意取得，亦应遵循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定来决定讼争房地产的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两次转让时出卖人均拥有产权证照，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受让人有理由相信出卖人有权转让自己名下房地产，且均签订了等价、有偿的合同，均支付了合同约定对价，故在两份合同均为合法有效、两受让人均为善意的情况下，讼争房地产应归属于谁应看该房地产最终交付于谁、产权登记在谁的名下。综合本案实际情况，不论从产权登记还是从实际占有来说，讼争房地产现均归于胡作伟名下，故讼争房地产应归属于第三人胡作伟所有。而原告毛文爱已丧失了对讼争房地产的占有，名下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亦已经主管部门注销失去法律效力，无论从法律登记还是事实占有来看，原告对讼争房地产均已无权，故对原告毛文爱诉请要求确认胡作伟与黄秀英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书》无效及要求确认讼争房地产归原告所有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再次，鉴于讼争房地产已实际归于第三人胡作伟所有，原告毛文爱与被告郑久生于1999年1月17日签订的《契约书》虽为合法有效，但因有第三人主张权利，该《契约书》已无实际履行之可能，原告毛文爱要求确认其与郑久生签订的《契约书》有效并交付房屋已无必要及可能，故对其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的规定，本合同事实上已无法履行，故对原告毛文爱要求被告郑久生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原告毛文爱只能要求被告郑久生依法承担合同履行不能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被告郑久生在转让房地产过程中因有其他人主张权利并引发诉讼、导致原告毛文爱无法取得该房地产，其对该合同履行不能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承担责任的方式，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的规定予以确定，被告郑久生依法应当承担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至于损失数额问题，在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本应由原告对自己的损失予以证明，原告虽提出了要求被告及第三人赔偿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门面租金损失、房屋租金、强制执行损失的具体数额，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上述损失的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对原告要求被告及第三人赔偿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门面租金损失、房屋租金、强制执行损失等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考虑原、被告合同不能履行，原、被告之间即形成互相返还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郑久生未及时返还购房款，相当于借用原告毛文爱资金多年，依法应予承担赔付贷款利息的责任，即由被告郑久生自1999年3月23日毛文爱交付全部购房款起，以25000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完毕止。另黄秀英与第三人胡作伟依法转让自己所享有的房地产，不存在过错，原告毛文爱要求第三人胡作伟及黄秀英继承人(第三人郑绍林、郑忠生、郑会生、郑桂花)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没有理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毛文爱要求确认第三人胡作伟与黄秀英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书》无效、要求确认原告毛文爱与被告郑久生签订的《契约书》有效并将讼争房地产归原告毛文爱所有的诉讼请求；二、原告毛文爱、被告郑久生及第三人胡作伟讼争的、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的房地产(现房屋所有权证：富房权证朝东镇字第××号)归第三人胡作伟所有；三、被告郑久生返还原告毛文爱购房款2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5000元为基数，自1999年3月23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完毕止)；四、驳回原告毛文爱要求被告郑久生及第三人胡作伟、郑绍林、郑忠生、郑会生、郑桂花赔偿交通费、住宿费共20万元、误工费按286元/天×900天共计25.74万元、20年门面租金损失60万元、20年房屋租金10万元、因强制执行损失3万元的诉讼请求。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一审审判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当庭增加的诉讼请求未经上诉人确认，未给合理的举证期限。原审第三人胡作伟、郑绍林、郑忠生、郑会生、郑桂花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要证明的事实。原审第三人胡作伟、郑绍林、郑忠生、郑会生、郑桂花没有新证据提交。 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对上诉人的异议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一审当庭增加的诉讼请求无论是当事人本人还是诉讼代理人提出，当事人本人未明确反对，也未明确提出延长举证期限，视为上诉人本人对增加的诉讼请求无异议也无需延长举证时限。被上诉人以及第三人未要求延长举证期限，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不损害他人利益，一审不予考虑延长举证期限程序上不违法。 本院认为，上诉人毛文爱一审诉讼请求是：1.请求确认胡作伟与黄秀英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书》无效；2.请求确认原告与郑久生签订的《契约书》有效；3.请求确认讼争土地使用权归原告所有。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如得不到讼争房地产，则要求被告及第三人赔偿交通费、住宿费共20万元、误工费按286元/天×900天共计25.74万元、20年门面租金损失60万元、20年房屋租金10万元、因强制执行损失3万元。该诉讼请求均是基于《房地产转让协议书》、《契约书》的约定产生的纠纷。合同纠纷中有确认之诉（合同是否有效），也可有违约之诉（因违约导致的损失等），一审定性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上诉人毛文爱请求确认与被上诉人郑久生签订的《契约书》有效，一审法院列郑久生为被告是正确的。 郑久生与毛文爱签订的《契约书》以及胡作伟与黄秀英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书》均为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效力性的规定，均合法有效。但最终是黄秀英取得涉案房地产所有权，并按照《房地产转让协议书》约定将涉案房地产转移登记在胡作伟名下，胡作伟依法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所有权并将该房屋拆除欲重建。因此，上诉人毛文爱请求确认《房地产转让协议书》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驳回该诉请并无不当。但一审法院既认为该《契约书》有效，又在判项中驳回毛文爱“要求确认原告毛文爱与被告郑久生签订的《契约书》有效”的诉讼请求，前后矛盾，应当予以纠正。因涉案房地产已由胡作伟办理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用了房屋，且已将房屋拆除欲重建新房，现上诉人毛文爱诉请确认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已无可能，一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对毛文爱请求确认讼争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予以驳回亦是正确的。本案中，原审第三人胡作伟并未主张确定涉案房地产归其所有，一审法院判决涉案房地产归原审第三人胡作伟所有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违反民诉法不告不理的原则，应当予以纠正。 上诉人毛文爱在一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实际上即为诉请郑久生及第三人承担合同履行不能的赔偿责任。由于上诉人只与郑久生订立契约，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上诉人只能向郑久生请求因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而不能向第三人主张赔偿责任。现上诉人毛文爱主张交通费和住宿费20万元、误工费25.74万元、门面租金损失60万元、房屋租金10万元、强制执行损失3万元，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虽然上诉人并未请求解除合同返还财产，但一审法院考虑案件多年未解决的实际情况，为减少当事人诉累，解决案结事未了、衍生案件多的问题，一并进行处理并无不当。但一审法院只返还购房本金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合全案考虑上诉人毛文爱的损失，确认被上诉人郑久生应当返还上诉人毛文爱的购房款25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5000元为基数，自1999年3月23日起按法律支持的最高年利率24%计算至被上诉人郑久生付清为止。利息暂计至2020年4月23日为126500元，本息合计1515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123民初600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123民初60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三、被上诉人郑久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毛文爱的购房款2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5000元为基数，自1999年3月23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被上诉人郑久生付清为止），利息暂计至2020年4月23日为126500元，本息合计151500元； 四、驳回上诉人毛文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0元（上诉人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上诉人已预交），共计300元，由被上诉人郑久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献年 审 判 员 凌丽琪 审 判 员 张依传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侯美妃 书 记 员 李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