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73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张宜章，男，汉族，1940年8月23日出生，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苏蓉君，女，汉族，1944年4月23日出生，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雨晴，广东星辰（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融支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中心区民田路华融大厦1-2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1856555Y。负责人：徐志强，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琪，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小琛，女，系该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梅伟，男，汉族，1964年6月10日出生，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张宜章、苏蓉君因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融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深圳华融支行”）、梅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9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宜章、苏蓉君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交通银行深圳华融支行、梅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张宜章、苏蓉君主张的合资购买涉案房产极不可信”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关于以“《合资购买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没有签署日期”为由，判定张宜章、苏蓉君主张极不可信。首先，《协议》是张宜章与梅伟双方自愿签署，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签署日期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其次，在一审中，梅伟没有提出反证，证明协议双方并未达成合意或《协议》落款处签名不实，没有签署日期不影响《协议》的真实性。《协议》是张宜章与梅伟，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三十七条之规定，协议未签署日期，并不影响合同的履行与合同目的实现，亦不影响其真实性与合法性。本案中，张宜章与梅伟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以《协议》没有签署日期为据，判定张宜章、苏蓉君合资购房的主张极不可信，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虽然在《协议》没有签署日期，在《协议》中记载的房产证编号为：深房地字第××号，深房地字第××号，深房地字第××号，深房地字第××号。在执行异议中法院曾查明该中法院曾查明该编号与被查封房产编号不一致，经我方举证证明，该房产证编号为案涉商铺出售给梅伟前的房产证编号，恰恰证明了该《协议》签订于梅伟购买案涉商铺前，是张宜章与梅伟合意合资购买该商铺并暂登记于梅伟名下后，该《协议》的订立远早于案涉商铺被查封。2.关于以“双方无特殊关系，而存在300万元的无息借款。”为由，判定张宜章、苏蓉君主张极不可信。该借款是张宜章与梅伟自愿约定，约定300万元无息借款并不影响《合资购买协议》的真实性；且梅伟并未就此约定的提出异议与证据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没有特殊关系，而存在300无息借款，不符合人常情。首先，该300万借款的借贷基础，是双方合资购买的关系，是与涉案房屋购买相关的借款。其次，渉案房屋为商铺，并非住宅，属于张宜章与梅伟的合作商业投资行为，并不需要与梅伟有特殊关系，才能共同投资，合资购买房产。且张宜章、苏蓉君的儿子与儿媳与梅伟是朋友关系，彼此信任，梅伟能购买到案涉商铺及其他天利商铺，得益于张宜章、苏蓉君儿子与儿媳的帮助与沟通。最后，张宜章与梅伟约定在转让自身房产份额时需先清偿借款可知，这并非是无特殊关系的无息借款，而是从合资购房关系为基础的借款，借贷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合作投资。一审法院从《协议》双方约定无息借款为由，判定张宜章、苏蓉君合资购房的主张极不可信，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3.关于以“300万未归还的情况下，无需用租金抵扣借款”为由，判定张宜章、苏蓉君主张极不可信。一审法院认为300万未归还的情况下，无需用租金抵扣借款不符合一般情况。首先，张宜章与梅伟合资购买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登记于梅伟名下，张宜章、苏蓉君的购房款300万元以所借款项出资，其余以现金转账，最终张宜章、苏蓉君实际向梅伟支付合资购房款336万元。在张宜章、苏蓉君履行了出资义务后，张宜章、苏蓉君对外未就出资取得50%产权的房产登记，仅取得了50%的租金的利益，该约定是为了保护张宜章、苏蓉君未显名的权益，如此约定更体现了作为商业交往中的公平。其次，张宜章与梅伟在《协议》中对还款事宜作出了明确约定，借款期为2012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29日，期满偿还即可。再次，《协议》中约定梅伟收取租金后将张宜章、苏蓉君的份额支付给乙方，梅伟并未要求张宜章、苏蓉君以租金抵扣借款，而是自愿约定按期将租金支付给张宜章、苏蓉君。最后，该借款的产生基础是合资购房，法院不应从一般的民间借贷为据，衡量张宜章、苏蓉君与梅伟达成的协议条款的合理性。《协议》条款约定即使基于合资购房的事实，亦是基于双方彼此的信任，有极强的依附性。双方《协议》中的约定均是基于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真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在没有反证或相反主张时，从此为由判定张宜章、苏蓉君主张极不可信，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4.关于以“租金收入并未直接转入张宜章、苏蓉君亲属，而是转给不知关系的案外人”以及“案外人转账给张宜章、苏蓉君亲属未备注租金”为由，判定张宜章、苏蓉君主张极不可信。租金的代收人郑某是张宜章、苏蓉君儿子的司机，许某是亲属亦是照顾张宜章、苏蓉君儿媳孙女的家庭阿姨，并非与张宜章、苏蓉君毫无关系的案外人。因为郑某离职，将代收人变更为许某。郑某与许某均是张宜章、苏蓉君家庭亲近与信任的人。选择由郑某与许某代收租金，亦是基于商业投资的考虑，通过郑某与许某的账户收款，再向张宜章、苏蓉君、及张宜章、苏蓉君的儿子、儿媳账户转账，根据投资需要，为张宜章、苏蓉君家人账户提供现金流水，在其他项目投资时，方便银行贷款。通过对家庭已有现金的流动，获得更高的贷款资格，在家庭投资中是很常见的做法。张宜章、苏蓉君所提供的两个代收的户名虽不是张宜章、苏蓉君，但却由其实际控制，郑某与许某该账户仅为张宜章、苏蓉君使用，并未与郑某、许某个人资产混同，因此在操作转账时，并没有注重转账明细的填写。在家庭成员间转账，甚至一般对信任的人转账时，不准确标注明细，亦是符合普通人的转账习惯的，不能要求普通人具有法律工作者的风险意识与操作习惯。5.关于在法院查封前，案外人转账给张宜章、苏蓉君亲属的款型银行备注为“还款、门旅游、投资收益”而没有记载租金。关于从郑某、许某名下银行账户转账至张宜章、苏蓉君及张宜章、苏蓉君儿子儿媳账户的操作，并不是由郑某、许某操作的，而是由张宜章、苏蓉君儿子操作的，郑某、许某名下银行账户已经全权交给张宜章、苏蓉君儿子使用。对于张宜章、苏蓉君儿子来讲属于“本人”转本人的银行流水转账，在这种情况下不备注是正常的，根据自己需求备注也是正常的。且原审法院提及的备注为“还款、门旅游、投资收益”的流水记录仅有5条，张宜章、苏蓉君提供了从2012年合资购房至2018年租金收益被法院收取近6年的上百条的银行流水记录，以不足5%的记录为据，认定张宜章、苏蓉君主张极不可信，未免以偏概全。二、张宜章、苏蓉君是权利人，是案渉商铺50%的实际产权人，张宜章、苏蓉君提交的证据均为真实合法有关联的证据。1.《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张宜章、苏蓉君是案涉商铺的实际产权人。《协议》是张宜章与梅伟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有效合意。《协议》中对于涉案房产价款、价款的支付方式、涉案房产的权属比例、租金的分配、借款的还款日期均有明确约定。法院不应从《协议》约定的双方没有特殊关系，而作出的约定与格式合同不同为由，即否认《协议》的真实性，市场中的商业合作方式是自由的、多样的。如有需要，张宜章、苏蓉君申请对《协议》中梅伟的笔迹从及签署的时间申请鉴定，从确认《协议》的真实性。《协议》中序言以及第2条明确约定，双方各拥有案涉商铺50%的产权，张宜章、苏蓉君所持有的50%的产权登记于梅伟名下，由梅伟代为持有。张宜章、苏蓉君为案涉商铺50%的实际产权人，梅伟仅是名义产权人。2.张宜章与梅伟已实际履行《协议》，具有稳定性。张宜章、苏蓉君已实际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支付购房款义务，梅伟亦按期将租金支付至张宜章、苏蓉君所指定账户。《协议》中并未约定收款账户，张宜章、苏蓉君作为涉案房屋的事实权利人，享有收取租金的权益，亦有权指定或变更收取租金的账户。无论该指定账户是否为张宜章、苏蓉君账户，均不应该以此为由否认张宜章、苏蓉君因《协议》的达成，对享有涉案房产50%的事实权利，享有收取租金的权利。张宜章、苏蓉君通过指定代收人的方式，使现金在银行间转账，形成现金流水，以谋求家庭财富升值，为家庭谋求更多的投资机会并无不妥。关于银行流水，张宜章、苏蓉君在一审时向合议庭出示的完整的银行流水原件供法庭核查，并说明了，因为时间跨度较长因此将与本案无关联性的银行流水遮挡，从方便法官查看。张宜章、苏蓉君作为涉案房屋的管理人，与承租人商谈租赁事宜，对租金等重要事项予以磋商，如果张宜章、苏蓉君不具备涉案房屋的事实权利，为何可以支配控制涉案房屋，并且如期如约收取租金。张宜章、苏蓉君目前无法与梅伟本人取得联系，但其妻儿均知晓认可梅伟与张宜章、苏蓉君的合作关系，在梅伟被请协助调查后，梅伟儿子的银行账户一直如约向张宜章、苏蓉君转账租金，该租金金额与涉案房产《租赁合同》金额一致。且张宜章、苏蓉君自2012年签署《协议》，连续收取房租6年，具有稳定性，双方按协议履行义务，远早于涉案房产查封。张宜章、苏蓉君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可以相互佐证，形成证据链，证明苏蓉君、张宜章的主张。三、张宜章、苏蓉君享有的权益可以阻却执行。1.梅伟因金钱债权被查封名下案涉商铺，张宜章、苏蓉君符合法定要件，可以排除执行。（1）张宜章、苏蓉君与梅伟就案涉商铺于2012年9月，签订书面《合资购买协议》，远早于案涉商铺被查封的2016年5月6日。虽然《协议》落款处未签有日期，但通过合同约定的房产证编号、还款日期，张宜章、苏蓉君向梅伟支付合资购房款日期，张宜章、苏蓉君文件的撰写日期等均能证明《合资购买协议》签订于2012年9月。（2）张宜章、苏蓉君在查封前已经占有案渉房屋。张宜章、苏蓉君儿媳一直管理着案涉商铺，被登记在物业管理公司，并与承租人协商租赁合同相关事宜；张宜章、苏蓉君从2012年-2018年近6年的时间，一直稳定的收取租金，实际占有案涉商铺。（3）张宜章、苏蓉君已经足额支付《合资购买协议》约定的购房款项。张宜章、苏蓉君提供了银行流水予以证明。（4）张宜章、苏蓉君未显名不存在过错。张宜章、苏蓉君曾多次与梅伟洽谈显名的事宜。案涉商铺于2012年10月合资购入，2012年12月3日至2014年1月27日梅伟抵押给光大银行，不能办理登记；解封后恰逢年节，2014年5月初，张宜章、苏蓉君即无法与梅伟取得联系。2.张宜章、苏蓉君未显名的行为，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张宜章、苏蓉君在深圳名下没有任何不动产，案涉商铺的买卖也未有任何资格限制。因此，案渉房产未登记在张宜章、苏蓉君自身名下，并非政策限制，不涉及其他违法行为，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在案外人主张其与被执行人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且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被执行人只是名义产权人、案外人才是实际产权人的，如无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可从排除执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张宜章、苏蓉君的诉求。交通银行深圳华融支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梅伟未到庭参加二审调查，亦未作答辩。张宜章、苏蓉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宜章与梅伟签订的《合资购买协议》合法有效，张宜章、苏蓉君依约拥有深圳市南山区商业文化中心××广场（×期）114、115、116、117号房产50%的产权；2.停止对张宜章、苏蓉君享有50%份额的房产执行，并解除对张宜章、苏蓉君享有50%份额的房产的查封；3.梅伟立即协助和配合张宜章、苏蓉君办理涉案房产权登记手续；4.交通银行深圳华融支行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2018）粤0304执异247号执行裁定书查明：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94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依法受理，案号为（2017）粤0304执29780号。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6日查封了被执行人梅伟名下涉案房产并拟处分涉案房产。案外人不服，提出执行异议。案外人提交了《合资购买协议》、《买卖合同》、转账记录、《房屋租赁合同》等材料。其中，案外人张宜章与被执行人梅伟签订的《合资购买协议》约定合资购买商铺的房产证编号与涉案房产不一致，也无签订时间等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法院（2018）粤0304执异247号执行裁定书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本案中，涉案房产登记在被执行人梅伟名下，一审法院予以执行上述房产符合法律规定。案外人主张其对涉案房产享有共同所有权，可以排除执行，但案外人并没有提供其系涉案房产权利人的有效凭证，且即使涉案房产为其与被执行人梅伟共同所有，由于涉案房产也毫无疑问地包含着被执行人梅伟的个人权益，案外人在本次执行异议审查中要求整体停止执行该房产并解除对涉案房产的查封，该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案外人张宜章和苏蓉君的异议请求。一审法院（2018）粤0304执异247号执行裁定书查明的事实，本案予以确认。本案另查明，张宜章、苏蓉君系夫妻关系。张宜章与被执行人签订的《合资购买协议》约定，“双方合资购买涉案房产，各出资586万元，各拥有50%产权，收益各50%。梅伟借给张宜章300万元无息借款，借期从2012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29日。不管借款是否到期，在张宜章、苏蓉君转让其份额之前须还清借款或者以转让价款抵扣。房产登记在梅伟名下，张宜章所有的50%产权份额由梅伟代持，梅伟收到租金后，将张宜章的份额支付给张宜章。张宜章承诺协议签署之日起1年内，需将份额转让，梅伟享有优先购买权，等内容。”协议未签署日期。2012年9月17日，被执行人与地产公司签订了涉案房产的买卖合同。苏蓉君于2012年9月17日至21日转账给被执行人合计336万元，其中240万元载明“合作购房楼款”。张宜章、苏蓉君与被执行人的关系，张宜章、苏蓉君称为合作购房关系，无其他关系。合资购买协议记载的300万元借款是否归还，张宜章、苏蓉君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张宜章、苏蓉君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解释租金收入称，“张宜章、苏蓉君自2012年10月委托案外人郑某收取租金，2016年10月后委托案外人徐某收取租金，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儿子）将租金转账给郑某、徐某后，郑某、徐某再将租金转账给张宜章、苏蓉君的儿子或儿媳”。涉案房产查封前，郑某转账给张宜章、苏蓉君儿子儿媳款项的银行备注或载明“还款、门旅游等、投资收益”字样，无“租金”等字样。本案查封后，徐某转账给张宜章、苏蓉君的款项银行备注载明“租金”字样。张宜章、苏蓉君提交的郑某、徐某的银行流水证据被张宜章、苏蓉君屏蔽了部分，屏蔽的内容不清楚。涉案房产2012年12月3日抵押给银行，2014年1月27日注销抵押。一审法院认为，1、张宜章、苏蓉君与被执行人签订的《合资购买协议》没有签署日期；2、双方无特殊关系，而又有300万元的无息借款；3、300万元未归还的情况下，而不需要以租金来先抵扣借款；4、租金收入不是直接转账给张宜章、苏蓉君儿子儿媳，而是先转账给不知与张宜章、苏蓉君何关系的案外人，再由该案外人转账给张宜章、苏蓉君亲属；5、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产前，案外人转账给张宜章、苏蓉君亲属的款项银行备注记载为“还款、旅游等、投资收益”而没有记载为租金等。综上，张宜章、苏蓉君所称的合资购买涉案房产极不可信，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宜章、苏蓉君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2120元（已由张宜章、苏蓉君预交），由张宜章、苏蓉君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即使如张宜章、苏蓉君所主张涉案《合资购买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张宜章、苏蓉君不能证明其购房款已支付完毕，且涉案商铺于2012年10月购入，但仅登记于梅伟一人名下，张宜章、苏蓉君在长达数年时间内怠于行使变更登记的权利，对此存在过错。张宜章、苏蓉君仅就涉案《合资购买协议》享有对梅伟的债权请求权，并不享有足以对抗执行的所有权。综上所述，张宜章、苏蓉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120元，由上诉人张宜章、苏蓉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睿审判员 聂   效审判员 吴 春 泷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颖(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