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11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恒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麦兴路19号悦洲广场四楼。法定代表人：邝智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龙，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宗，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惠州大道东平段178号。法定代表人：肖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仲民，广东人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动巡逻大队，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汝湖高速公路二大队二楼。法定代表人：江振辉，大队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东大队，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120省道与龙湖五路交汇处南面。负责人：邹碧明，大队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南大队，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鹅岭北路21号。负责人：张威，大队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北大队，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江北惠州大道42号小区。负责人：陈建锋，大队长。上诉人惠州市恒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动巡逻大队、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东大队、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南大队、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北大队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惠州市恒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诉讼请求，即判令被上诉人一依据保管协议支付拖欠上诉人的停车保管费18578555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算，按年利率6％计至付清之日止)，被上诉人二、三、四、五承担连带责任，或发回重审。三、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业经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2019)粤1302民初155l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有失客观和公允，遂向贵院提起上诉，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称上诉人主张按每辆车每天5元的标准计算停车保管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客观事实不符。l、按每辆车每天5元标准计算停车保管费符合双方关于“按物价部门核定的停车费收费标准计算”之协议约定。双方于涉案《保管协议》中约定“停车费根据物价部门核定的停车收费标准，按车型及实际停放天数计算”，而双方签署该协议时惠州市惠城区物价局对区内提供停车保管服务的收费标准为每辆摩托车每天5元，虽然物价部门后来取消了这一收费标准，但亦不能否认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订《保管协议》时均认可按照该标准计算停车保管费的客观事实。2、根据双方在保管关系期间已经结算的部分车辆停车保管费明细，双方此前一直按照每辆车每天5元的标准进行结算。一审中上诉人已向法庭提交停放车辆结算清单、发票、收费流水等书证物证，证实双方在保管关系存续期间已就部分已放行的车辆结算停车保管费，结算的标准为每辆车每天5元停车保管费的客观事实，被上诉人按照这一标准支付该部分停车保管费也进一步佐证这一标准符合双方协议约定。3、上诉人主张按每辆车每天5元的标准计算停车保管费有充分法律依据。尽管双方履约过程中，因物价部门取消停车费收费标准导致双方协议约定的“停车费根据物价部门核定的停车收费标准，按车型及实际停放天数计算”变得不明确，但双方已形成的按每辆车每天5元停车保管费标准计算的交易习惯却依然具体、明确且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之规定，在物价部门取消停车费收费标准，而双方又未就新标准达成一致的前提下，上诉人主张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即每辆车每天5元的标准进行结算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上诉人主张按每辆车每天5元的标准结算停车保管费既符合双方约定，又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称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二)一审中上诉人申请对车辆的实际停放时间进行司法审计，但一审法院未予审计，导致对车辆停放时间这一事实认定不清。根据涉案《保管协议》中“停车费根据物价部门核定的停车收费标准，按车型及实际天数计算”的约定，双方计算停车保管费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每辆车实际停放的天数，可见查清本案每辆车的实际停放天数是计算本案停车保管费的重要环节。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司法会计申请书》，要求对保管车辆的停放数量及天数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但一审法院以双方已在《会议纪要》中对保管车辆期间进行了明确，无须再次审计为由驳回上诉人这一请求。但双方在会议纪要中确认的仅是所有车辆保管停放的起止期间，并未就每辆车的停放时间予以精准计算。故一审法院拒绝对每辆车的停放时间进行司法会计，而是简单地以停放保管的统一期间作为计算停车保管费的依据，不仅违反了双方关于停车保管费计算方式的具体约定，也直接导致了本案无法查清停车保管费的准确、具体金额。据此，一审法院对本案保管车辆具体的实际停放天数审查不清，所作判决缺乏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以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咨询报告书》作为停车保管费的结算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一)某某公司不具备价格评估资质，其出具的《咨询报告书》不具备法律效力。1．某某公司不具有价格评估资质，一审法院称上诉人在委托评估时未提出异议即视为认可其相关资质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某某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其经营范围为土地及房地产资产评估，并不包括价格评估。一审法院称上诉人在委托评估时未就某某公司经营范围提出异议，视为上诉人认可某某公司的资质。但一个公司是否具有相应资质应由其是否达到一定行业标准，并取得官方认可决定，而非取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认可，否则我国众多行业的准入机制将形同虚设。且依法指定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系法院之职责，即审查评估机构的资质应由法院进行，而非当事人之义务。一审法院未尽审查义务查明某某公司资质，已违反法律规定。在发现某某公司并无价格评估资质后，一审法院又以上诉人事先未提异议而认为某某公司具备评估资质，并认可其作出的评估报告之效力，不仅违反法律，更违反程序正义之精神，并造成实体不公之恶果。2．某某公司出具的《咨询报告书》不具备法律效力。一方面，某某公司出具的《咨询报告书》不符合双方委托要求。根据双方与某某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第一条“……丙方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价格评估”及第四条“丙方须于2018年4月8日前向甲乙双方提交资产评估报告”，双方明确要求某某公司做“价格评估”而非“价格咨询”，某某公司出具《咨询报告书》并不符合委托要求，不得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的相关规定，某某公司出具给委托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应为《评估报告书》。本案中，某某公司对涉案电池价值进行评估后出具了《评估报告书》，但对涉案停车保管费进行评估后出具的却只是《咨询报告书》，并在报告中注明该文书仅供双方参考。《咨询报告书》所载反映出某某公司对其关于该项目评估的科学性、合法性均不敢承认，且《咨询报告书》也并非法定的具有效力之文书类别。据此，应认定该《咨询报告书》不具备法律效力。(二)委托关系解除后，某某公司出具的《咨询报告书》不应作为本案涉案停车保管费的结算依据。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与某某公司的《委托合同》之约定，某某公司应于2018年4月8日前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出具《评估报告》，但某某公司却迟迟未出，直至2018年4月25日才迫于无奈的出具了《咨询报告》。如上文所述，涉案《咨询报告》不具备等同于《评估报告》的法律效力，故某某公司逾期未向委托人出具《评估报告》已构成严重违约。上诉人在收到某某公司出具的严重缺乏科学性、合理性的《咨询报告书》后，即向某某公司及被上诉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解除《委托合同》。随后，某某公司亦向上诉人发出《关于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复函》同意解除。据此，一审法院在本案委托评估关系已解除后仍使用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半成品《咨询报告书》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严重违反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三)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违反法定程序。双方在与某某公司签订《委托合同》时已明确了出具报告的具体时间，某某公司应按约完成委托任务，上诉人已证实某某公司逾期仍未完成，此时应由某某公司证实其逾期完成的原因由上诉人导致，否则该逾期责任应由其承担。一审判决审理查明部分记载，某某公司回复称“延期提交报告是因其自身对‘保管费’的理解存在偏差导致”，即一审法院已查明某某公司逾期出具报告的原因系其自身导致，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裁决部分又认为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自身已按时提交了评估材料，从而认定不能将逾期责任归责于某某公司，该认定与查明事实相互冲突，于情不合，于法不符。且在某某公司已自认逾期出具报告系自身原因后，法院仍要求上诉人证实自己已按时提供材料，系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违反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称上诉人不申请对停车保管费进行重新评估是偷换概念，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在判决书审理查明中另查一部分已明确记载，一审法院当庭曾询问上诉人是否要对保管车辆的成本及利润进行司法评估，上诉人认为其作为一家营利性质的私营企业，非被上诉人附属单位，营利是其重要目的，故本案就算要重新评估也不应是对停车场的成本进行评估，且上诉人亦不认可本案成本法的评估方式，故拒绝了再次对保管车辆的成本及利润进行司法评估，但并未拒绝对停车保管费进行评估。且上诉人之所以提出对停放车辆及实际天数申请司法审计，亦是考虑到若要重新评估保管费所需要的依据。然而，一审法院却毅然拒绝上诉人司法审计的申请，且在明知《咨询报告书》仅是对保管费成本进行评估，遗漏诸多重要项目约情况下，仍偷换概念，称上诉人明确表示不申请对保管费进行重新评估，而直接采信《咨询报告书》作为本案结算依据，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利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未对停放车辆的数量及实际停放时间予以查实，在双方之间具有明确、合法的结算依据情况下，适用法律错误，采信一份不具有法律效力且严重缺乏科学性的《咨询报告书》，明显有失公平正义，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另外，上诉人补充如下事实和理由：第一方面，第一，某某公司出具的咨询报告书，不应该成为确定案涉停车费价格的依据，理由是，首先，该报告书不具备合法性，因为案涉的评估是为了重新确定停车费价格，因此委托评估的对象是有偿服务的价格，而不是某一项资产价值。而某某公司既不具备价格评估资质，其经营范围也不包括有偿服务的价格评估项目，因此其出具的评估结论不具有合法性。第二，咨询报告书的出具形式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委托合同的约定。那么根据资产评估法的第二条，以及委托合同的第四条、第九条等约定，评估机构应当依法提交的是评估报告，而不是咨询报告。那么从某某公司在本案中针对电池的价值出具了评估报告书，但是对停车保管费却另行出具的咨询报告书来看，咨询报告与评估报告显然是有本质区别的，否则不会用不同的形式出具。那么从两两份报告的内容来看，电池的评估报告表明其目的是评估目的载明的是提供参考依据。而停车保管费的咨询报告，这表明是咨询目的，载明的是提供参考意见，而不是依据。评估报告，载明评估结论。而咨询报告却说的是咨询结论，评估报告具有资产评估师的声明，但咨询报告没有，更重要的是评估报告显示其采用的是评估方法，而咨询报告则显示其采用的是咨询方法，那么根据资产评估法第26条，以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中的多条相关规定，出具评估报告只能采用评估方法，而且必须具备评估师声明，也没有任何规范允许评估机构采用咨询方法出具咨询报告，因此咨询报告完全不符合法律规范和行业规范的要求，也不符合委托合同的要求。第三，咨询报告的目的和委托的目的不符，与双方会议纪要所阐明的目的也不相符，而且其自行加上了成本的表述，并未征得委托方的同意。第四，从某某公司的复函来看，其同意解除合同，主要理由是对于评估对象未能与委托人取得一致，这也说明其咨询报告的出具，并非建立在完全了解委托方意图的基础之上，同时也表明其也不认为咨询报告是终局的结论性文件，否则其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合同并无解除之必要。第五，被上诉人在一审当中也确认会议纪要所载明的依据数据没有异议，而咨询报告所依据的保管期间与会议纪要也不一致，这说明咨询报告与交警一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相符。综合以上各种情况，我们认为咨询报告都不应当成为本案中确定双方停车保管费金额的依据。第二方面，是关于一审法院对我方询问，是否要求重新评估，但是却对评估的对象进行了限定，也就是只允许评估成本加利润的方式。然而根据发改委483号文的精神，以及双方的会议纪要，对于停车费的确定，应该是按照市场化的价格而市场化价格是盈亏自负的，并不保证一定会有利润，也不可能人为地确定利润的数量或者比例。因此一审法院所询问采取的评估方式，必然不能体现真实的市场化价格，对于双方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一审当中我方不同意评估，并非不同意对案涉的停车保管费进行评估，而是不同意采取成本加利润，这样子的不适当的评估方式。最后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双方会议纪要对合同定价方式予以变更的真实意思表示，导致合同变更的实质情况和效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在此我们恳请二审法院查明相关问题的基础之上，作出正确的认定。以上是我方补充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动巡逻大队、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东大队、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南大队、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北大队答辩称，一审的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1、双方2018年的1月份的会议纪要，已经改变了双方原来签订的保管合同中关于价格计算的方式和标准的约定，也就是说双方在会议记录中已经同意采用价格评估的方式来进行保管费的认定和结算，而且是在18年之前，在17年被上诉人一审时候也提交了，还有另外两份会议纪要当中也有提到了双方是要采用对成本的保管费成本的价格的评估方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咨询报告的采纳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在一审的判决书中已经对咨询报告书的认定作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认定。鉴于上诉人自己放弃在一审法院多次释明和要求下，但是上诉人自己拒绝重新进行评估，所以一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在之前在按诉讼前共同委托评估公司作出的咨询报告书是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认定本案这个价格也是事实的依据，这是两个主要的观点。另外，1、2005年，曾经发改委有一个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但是管理办法中要求的价格鉴定师和价格评估机构资质，在审核认定，在2016年的2月份，已经由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取消13项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文号是国发(2016)10号，以及还有一个《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这两个文就已经将价格鉴定师废止。这一个就是个人有价格鉴定师以及机构价格评估机构的资质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从16年2月份以后就没有价格评估机构这个资质了。2、本案的某某公司它是具备资产评估这个资质的，资产评估的，实际他也是包含了价格方面的认定的，因为它的范围更广，其实就说他已经是包含了价格认定。3、也就是如一审法院双方是在诉前合议，而且就是说共同委托某某公司去做的，并且按照刚才讲的，事实上也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具备有价格评估资质的中介机构，因此我们认为当时双方委托某某公司去评估是具备法律效力的。4、某某公司还是会惠州市某某局入库的资产和价格方面的一个中介机构。因为我们后来也提交了有一份证据，显示是，但是还是按照物财政和物价的要求，特别是财政的要求、政府的要求，走了那个流程，另外还签多了一份协议的。原审原告惠州市恒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交警支队依据保管协议支付拖欠原告的停车保管费人民币18578555元及利息，其他四被告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30日，原告惠州市恒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机动大队签订《交警支队机动巡逻大队暂扣交通违法车辆委托停车场保管协议书》（以下《协议书一》），约定：被告机动大队委托原告保管暂扣的交通违法车辆，保管费用结算方式为1、每辆车拯救、拖车、押车费用按汽车100元/辆、摩托车40元/辆计算，2、停车费根据物价部门核定的停车收费标准，按车型及实际停放天数计算。2016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江东大队签订《江东交警大队暂扣交通违法车辆委托恒润停车场保管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二》），对车辆保管费结算方式约定为按车型、时间、地方，根据物价部门核定的停车收费标准，经审核，由财政支付。2016年9月1日，被告江南大队与原告签订《交警支队江南大队暂扣交通违法车辆委托停车场保管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三》），对保管费结算方式的约定与《协议书一》约定一致。原告分别在汝湖、龙津租赁两处场地，用于保管被告机动大队、江南大队、江东大队、江北大队交通违法暂扣车辆，被告支付了部分保管费。2018年1月18日，原告与被告交警支队就其他四被告委托原告保管交通违法车辆所产生的停车保管费用进行协商，形成《会议纪要》，主要内容如下：一、对被告机动大队、江南大队、江北大队、江南大队委托原告保管车辆的起止时间、车辆类型及数量进行了核实，其中被告江南大队自2016年10月30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委托原告保管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共9635辆、汽车178辆，合计9813辆；被告江北大队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5月31日止，委托原告保管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共2994辆、汽车153辆，合计3147辆；被告江东大队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17年6月20日止，委托原告保管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共9077辆、汽车10辆，合计9087辆；被告机动大队自2015年7月30日起至2017年5月31日止，委托原告保管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共2064辆、汽车14辆，合计2078辆；确认原告在受委托保管期间未经被告的同意，私自拆卖了13759辆电动自行车上的电池。二、关于停车保管费的处理问题，双方确认《委托保管协议书》中未明确收取停车保管费的事实，因2015年8月10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关于放开住宅小区、商业配套、露天停车场停车保管服务收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5]483号）已取消这车场收费许可证，且该通知未对交通违法车辆的停放保管服务收费标准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导致被告交警支队无合法依据支付四个大队的保管费，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评估，第三方评估机构需入财政部门电子平台供应商库，双方认可评估结果，并对原告私自拆卖电动自行车电池价值一并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报政府有关部门复核和审批，各方应尊重评估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审核结果。2018年3月23日，原告与被告交警支队作为共同委托方，案外人广东某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规划有限公司（以下称某某公司）作为评估机构签订《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约定原告与被告交警支队共同委托某某公司对汝湖、龙津恒润停车场的停车保管费及所保管车辆已拆卸电动自行车电池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3月1日，某某公司需在2018年4月8日前提交资产评估报告；委托方需提供必要的资料等。2018年3月28日，某某公司出具粤金资评报字[2018]1045-1号、1045-2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为：原告位于汝湖停车场保管车辆已拆卸电动自行车电池价值为1944100元；原告位于龙津停车场保管车辆已拆卸电动自行车电池价值为670100元。2018年4月25日出具粤金咨字[2018]第005-1号、005-2号《咨询报告书》，咨询结论为：经评定估算，汝湖停车场在车辆保管期间涉及的停车保管费用成本（场地租金、场地建设、员工工资等）的咨询结果为3507320元，咨询结果明细表载明租金按3.1元/平方米标准计算36284平方米，计算期间为自2015年8月5日至2017年3月1日共18个月，场地建设及其他设施设备价格为保管协议期间的成本价格，人员工资计算7人18个月的工资；龙津停车场在车辆保管期间涉及的停车保管费用成本（场地租金、场地建设、员工工资等）的咨询结果为1687200元，咨询结果明细表载明租金按4元/平方米标准计算21220.96平方米，计算期间为自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共10个月，场地建设及其他设施设备价格为保管协议期间的成本价格，人员工资计算7人10个月的工资。两份《咨询报告书》均附有原告提交的停车场场地建设评估明细表、租地协议、工程施工合同、员工工资表、原告与被告交警支队共同确认的停车保管协议期间、现场照片等材料。其中2017年2月、3月的龙津停车场员工有30人，包含2名经理、2名财务、10名司机、9名押运人员、3名安保、3名内勤、1名厨师，2017年4月至6月的工资表显示有1名经理、1名财务、3名安保、2名内勤，与咨询结果明细表载明的员工数量及工资数额一致，原告提交的汝湖停车场员工工资表与咨询结果明细表载明的员工数量及工资数额一致。原告对某某公司出具的《咨询报告书》有异议，认为某某公司提交报告存在延期；评估期间与实际不一致；评估内容不完整，遗漏了装修费、办公设备及办公费用、消防工程费、场地平整费、电水费、通讯费、员工伙食费、员工福利、拖车租赁费、汽油费、维修费、财务成本、合理的利润，工作人员工种遗漏且数量不合理；评估标准不合理，场地建设评估单价应为150元/平方米以上，其他设施、设备评估单价与市场价相差太大。某某公司对原告的异议做出回复，称：延期提交报告是因其对“保管费”内容理解的偏差以至对所收集的评估资料的变动延长了出报告的时间以及委托方数据上的变动，导致其原确定的评估报告需进行较大的修改；评估期间问题，共同委托方签署了《停车保管协议期间》；对评估内容不完整问题，本次所评估“保管费”即为停车场运营的合理必要成本，并非一切费用，利润及财务成本不属于本次评估范畴，其进行现场基本时未发现地面硬化，原告提交的施工合同被告并不认可，员工工资问题，其认为1名经理、1名财务、3名安保、2名内勤已足够一个停车场正常运营；对评估标准不合理问题，场地平整价格是参与《广东省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额》与《惠州市惠城区土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更新结果报告》标准并结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得出，围墙价格是参照惠州市政府颁布的《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州市人民政府令第86号）相关补偿标准及结合市场调研得出，对活动板房、监控设备、地磅系统的评估需进行折旧，并非市场全新重置价，另汝湖停车场租期为3年，尚有剩余可用租期，可继续投入经营，不能将该停车场的全部场地建设成本计入本次评估，运营成本也应按一定折扣费计价。2018年9月10日，原告向某某公司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称因某某公司至其通知之日未能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其向某某公司征询时，该公司认为项目评估存在一定困难，评估目的无法实现，故通知其解除《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某某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回复原告，称同意原告提出的解除合同意见，但合同是否解除还需征得被告交警支队的意见。另查一，原告申请对其保管车辆的停放数量、天数进行司法会计鉴定，被告表示对《会议纪要》中确认的数据无异议，原告仍坚持不撤回其对保管车辆数量及天数的司法鉴定申请，且表示不申请对保管车辆的成本及利润进行司法评估。本院告知其若不申请对保管成本及利润进行鉴定，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仍未申请鉴定。另查二，被告交警支队称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若扣押车辆在扣押期间发生损失，其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并承诺若电动自行车所有人要求赔偿，由其承担赔偿责任，故其要求以原告私自拆卖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的价值抵扣部分保管费。原告表示同意。另查三，被告交警支队称委托原告保管的电动自行车均是超标电动自行车报废车辆，并就本市超标电动自行车报废回收项目委托惠州市********公开挂牌交易，中山市某某有限公司中标后，于2016年11月1日与被告交警支队签订《惠州市超标电动自行车回收合同》。本院就涉案车辆保管项目是否需由政府集中采购致函惠州市某某局，惠州市某某局回复称，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公开抬标数额标准为单次采购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达到80万元（含80万元）以上的货物或服务项目应采用公开招标方式，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的公开的招标数额标准为200万元，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采购项目，一般情况下，采购人须选择公开招标采购方式，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项目，采购人可依法选择采购方式；在惠州市政府采购计划管理系统，查询“交通警察支队”及“保管场”，可搜索出5个备案计划，2015年4月份交警支队保管场场地租赁采购计划（预算金额为492000元）、2016年11月份交警支队江南大队、江北大队、江东大队、仲恺大队管理场社会化服务采购采购计划（预算金额分别为2255933.15元、2532899.7元、1127283.6元、1520472.35元）。经查，惠州市********公布的江南大队、江北大队、江东大队管理场社会化服务采购项目中标公告显示，中标价分别为2250000元/年、2520000元/年、1067500元/年。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恒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被告机动大队、江南大队、江东大队、江南大队提供车辆保管服务，四被告应当支付保管费用，被告机动大队、江东大队、江南大队、江北大队是被告交警支队的下属单位，其民事责任应由被告交警支队承担。三份《协议书》虽均约定保管费按物价部门核定的停车收费标准计算，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相关部门发文取消停车收费许可证，原、被告就如何确定保管费问题经协商形成了《会议纪要》，双方一致同意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保管费进行评估，实际是对《协议书》中保管费计算标准的变更，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原告称此前被告已按5元/辆/天的标准支付部分保管费，故后续的保管费仍应按此标准计算，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原告与被告交警支队已共同委托某某公司对保管成本进行评估，该公司已出具《咨询报告书》，原告虽对两份《咨询报告书》有异议，对其异议理由，本院分析如下：关于某某公司的资质问题，原告与被告交警支队共同委托某某公司对保管费及原告已拆卸电动自行车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机构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应当是委托时审查的内容。原告在签署《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时未对某某公司的资质问题提出异议，应视为其认可某某公司的评估资质。关于某某公司延期出具报告书的问题，三方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虽对某某公司出具报告书的时间做出约定，但同时亦约定共同委托方应及时提供相关的资料，某某公司对原告的异议回复中称委托方数据上有变动，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已按某某公司的评估进度及时提供了应由其提供的相关资料，故现无证据表明延期出具报告应归责于某某公司一方，原告的该异议理由不成立。对于评估期间与实际不一致的问题，虽然《会议纪要》中对被告委托原告保管车辆的期间进行了明确，但《咨询报告书》中所附的停车保管协议期间已由原告与被告交警支队共同盖章确认，故原告对评估期间的异议不成立，其申请对保管车辆的停放数量及天数进行司法会计鉴定，本院不予准许。对于原告提出的遗漏评估项目问题，由于原告与被告交警支队未就具体的评估项目进行明确，某某公司回复原告时亦称部分项目是否纳入评估范畴有待委托方明确，并表示经双方协商后其可对评估结果进行调整，即某某公司并未否认原告的异议存在合理性。关于原告提出的评估标准不合理的问题，被告交警支队是共同委托方，原告要求适用的评估标准，应当与被告交警支队协商确定，但原告与被告交警支队亦未在委托评估时对适用标准进行明确，现评估机构就原告提出的异议对其适用的标准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其评估时适用相关标准并无不妥。综上，根据某某公司的回复，可能遗漏评估项目，但原告已当庭表示不申请对保管费进行重新评估，本院告知其不申请评估的法律后果后，其仍未提出重新评估的申请，故原告关于遗漏项目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如前所述，原告主张按5元/辆/天计算保管费无合同依据，在原告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情况下，对于被告应付的保管费，本院参照某某公司出具的两份《咨询报告书》确定。原告私自拆卖保管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的事实，双方已在《会议纪要》中进行确认，且拆卸的电池价值已经由某某公司进行评估，原告虽对《评估报告书》有异议，但未申请重新评估，对该《评估报告书》，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要求以原告私自拆卖的电动自行车上电池的评估价值抵扣部分保管费，原告同意抵扣，虽然被告应付的保管费与原告私自拆卖电动自行车电池的价值不属于原、被告互负到期债务，但被告认为其作为扣押车辆的行政机关，若扣押车辆在扣押期间发生损失，其负有赔偿责任，并承诺对电动自行车的所有人承担相应的返还与赔偿责任，本院予以准许。综上，被告交警支队应付的保管费为2580320元（3507320元＋1687200元－1944100元－6701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惠州市恒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保管费2580320元；二、驳回原告惠州市恒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271元（原告已预交133271元），由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负担37262元，原告惠州市恒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96009元。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负担的受理费37262元直接向本院缴交，逾期未缴交，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保管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确定停车保管费的计算依据。本院析判如下：其一，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在《关于放开住宅小区、商业配套、露天停车场停车保管服务收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停车收费通知》）于2015年8月10日发布前，每辆车按每天5元的标准计收保管费均无异议，但因《停车收费通知》发布后，原道路交通事故和违章车辆的停车收费许可已被取消，而涉案停车保管费用均发生在2016年《停车收费通知》发布后，故上诉人主张车辆保管费仍应按每辆车每天5元的标准计算，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会议纪要》，双方均同意委托政府采购部门入库的评估机构对车辆保管费进行估算。其二，2018年3月2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共同与广东金兰德房地产土地（某某公司）资产评估规划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委托某某公司对汝湖、龙津恒润停车场的停车保管费和被拆卸电池价值进行评估。某某公司接受委托后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两份），评估结论为：停放于汝湖停车场被拆卸的电动自行车电池价值为1944100元；停放于龙津停车场被拆卸的电动自行车电池价值为670100元；出具了《咨询报告书》（两份），结论为：汝湖停车场车辆保管期间涉及的停车保管费用成本为3507320元；龙津停车场车辆保管期间涉及的停车保管费用成本为1687200元。如上所述，因某某公司是双方自愿委托的评估公司，而某某公司是广东省财政厅登记备案、具有资产评估等资质的评估机构，且某某公司在评估过程中不存在程序违法和评估所采信的材料不真实的情况，故某某公司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和《咨询报告书》可以作为认定被拆卸电动自行车电池的价值和停车保管费用成本的依据。虽然，上诉人以某某公司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和《咨询报告书》超过了委托合同约定的时间（17天）而向某某公司提出解除委托合同，且某某公司亦同意解除合同，但首先，上诉人提出解除委托合同是在某某公司已出具上述两份报告之后，且某某公司尽管同意解除委托合同，但其认为是否解除应征得另一个共同委托人即被上诉人的同意，而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亦同意解除委托合同；其次，因某某公司在评估过程中委托方存在变更评估数据的情况，此情况必然导致评定时间的延长，且委托合同并未约定解除合同的情形。故上诉人以其已向某某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咨询报告书》不能作为涉案停车保管费的结算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主张因某某公司出具的《咨询报告书》是价格咨询，而非价格评估，不符合双方委托要求，本院认为，某某公司按双方委托要求对停车成本进行评估后使用“咨询”还是“评估”表述，并不影响实际停车成本结果的认定。综上，上诉人认为某某公司不具有评估资质，《咨询报告书》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对于保管车辆的利润问题，因评估事项仅为停车场保管的成本，并不包含利润或其他部分，故某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未对保管车辆的利润或其他部分进行评定，不属于遗漏评估事项。至于上诉人主张的保管车辆停放时间的确定，因咨询报告采信的车辆保管时间是以双方盖章确认的停车保管协议期间所确定的保管时间为依据，该依据真实可信，原审据此认定上诉人对评估期间提出的异议不成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某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和《咨询报告书》，被上诉人应付上诉人的保管费为2580320元（3507320元+1687200元-1944100元-6701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实体处理均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133271元，由上诉人惠州市恒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兵勤书 记 员  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