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24734号原告：任某，女，196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华，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楠，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唐某1，男，196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华，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楠，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唐某2，男，195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唐某3，男，196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唐某4，女，1966年5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唐某5，女，1972年4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任某、原告唐某1（以下合称二原告、各称姓名）与被告唐某2、被告唐某3、被告唐某4、被告唐某5（以下合称四被告、各称姓名）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华、姚楠，四被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撤销二原告与四被告之间的赠与合同；2、要求唐某2返还25万元、唐某3返还10万元、唐某5返还10万元、唐某4返还18万元；3、要求四被告连带赔偿115189元。事实和理由：唐某10与王某系夫妻，二人育有子女八人，即唐某2、唐某6、唐某7、唐某3、唐某1、唐某8、唐某4、唐某5。其中，唐某1与任某系夫妻，唐某8未婚未育即已于1986年过世。王某于1994年10月7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唐某10于1997年因死亡注销户口。2018年12月，二原告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黑桥村XXX号院（以下简称黑桥村XXX号院）拆迁，其中涉及唐某1应继承父母唐某10和王某的宅基地补偿协议均由唐某1签署。早在1996年3月30日，针对王某的遗产和唐某10的赡养、财产问题已形成书面协议，该协议在2014年3月8日再次予以明确，基于此，唐某10夫妇的遗产均已分割完毕。唐某10院落拆迁后，任某在唐某1极力反对的情况下，基于亲情向唐某5汇款35万元（其中25万元系给唐某2的，因为唐某2曾向唐某5借款25万元，故款项均由唐某5收取），向唐某4汇款18万元、向唐某3汇款10万元。上述人员收到款项后，均口头表示不再向唐某1主张任何遗产权利。但四被告收到款项后，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承遗产。法院最终做出民事判决，驳回了四被告的主张，同时认定唐某1应向唐某6给付20万元。现该判决已生效。二原告认为，四被告在收到款项后违背诚信原则，恶意提起诉讼，且给二原告造成115189元的经济损失，故二原告提起本诉。四被告辩称：不同意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任某给付款项并非赠与，而是基于拆迁的事实，大家做出的关于遗产利益分割的处理方式。最初形成的那些协议都是大家顾及亲情且唐某1已明确表示以后拆迁会给与一些补偿才形成的，不能据此认定四被告之前即已放弃了唐某10夫妇的遗产继承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唐某10与王某系夫妻，二人育有子女八人，即唐某2、唐某6、唐某7、唐某3、唐某1、唐某8、唐某4、唐某5。其中，唐某1与任某系夫妻，唐某8未婚未育即已于1986年过世。王某于1994年10月7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唐某10于1997年因死亡注销户口。黑桥村XXX号院由两块宅基地组成，其中西侧宅基地使用去管人登记在唐某1名下，东侧宅基地登记在唐某10名下。2018年12月31日，唐某1（被腾退人、乙方）与中交沃地（北京）置业有限公司（腾退人、甲方）针对唐某10名下宅基地签订了《房屋腾退补偿协议（货币补偿安置）》。约定唐某10名下宅基地证载面积193平方米，正式房屋建筑面积417.76平方米，腾退补偿款共计3489803.2元，其中包括被腾退房屋评估补偿价款3481298元、一次搬家费8355.2元、危电改造费150元。上述补偿款均由唐某1领取，现该院也已被拆除。另外，唐某1名下宅院也已拆除，并由唐某1签订了《房屋腾退补偿协议（定向安置房安置）》，唐某1另领取4055846.2元。上述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后，任某于2019年3月7日分别向唐某3转账10万元、向唐某5转账35万元、向唐某4转账18万元。唐某5、唐某3均于当日出具了收款收据，其中唐某5的收款收据中载明：“今收到唐某1给唐某2分家款25万元，就是大哥说的数，就要25万元，已认可，我们大家证明，唐某5要10万元，已认可。其中大哥的25万元，以打到我的卡里，特此证明。”其中唐某3手写的一份字据为“唐某3收到唐某110万元。”关于上述已付款，二原告主张系对唐某2、唐某5、唐某3、唐某4的赠与，四被告则认为上述款项并非赠与。此外，2019年，唐某2、唐某6、唐某7、唐某3、唐某4、唐某5曾以继承纠纷案由将唐某1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9）京0105民初50278号民事判决，在该案审理中，法院即已查明如下事实：1、1996年3月30日，唐某2、唐某6、唐某7、唐某3、唐某1签署了《证明决定》一份，内容为：“家父财产，主房三间、东边小房二间，经唐某2、唐某6、唐某7、唐某3、唐某15人协商同意，由唐某1为继承人，经5人同意，主房三间，包括房内一切财产，归唐某1继承所有，别人不须干涉，但唐某1必须尽到赡养家父的一切责任，否则重新修订决定，进行商量。另，家父财产小房二间（东），东一间归唐某2，西一间归唐某6所有及处理权。唐某2、唐某6、唐某7、唐某3每月付家父生活费50元。”2、2014年3月8日，唐某2、唐某9（唐某6之子）代唐某6、唐某7、唐某3、唐某1，经高万和、李泽辉、周凤伟见证，签订《约定》一份，内容为：“唐某10有房屋五间，其中三间主房，两间小房（东面），经唐某2、唐某6、唐某7、唐某3、唐某1五人协商同意，主房三间及房内一切财产由唐某1继承，他人不得干涉，唐某10由唐某1一人赡养。如有违约，该约定作废。两间小房中，东面一间归唐某2，西面的一间归唐某6所有及处理权。唐某2、唐某6、唐某7、唐某3每月付唐某10生活费50元。96年3月30日生效。”在该《约定》下方注明“于2014年3月8日重新做一次见证。”3、2014年3月8日，唐某1、唐某2、唐某6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兹唐某10有北房五间，其中三间主房，两间小房（东侧），两间房中，东面一间南北长5.4米，东西宽2.75米，总面积14.8平方米。西面一间，南北长5.4米，东西宽2.75米，总面积14.8平方米。注：东面一间房归唐某2继承所有，唐某2本人放弃继承所有权，由唐某1继承所有。如遇拆迁，唐某2本人对此房的地上物赔偿自愿放弃，但不放弃此房的平米数份额。西面一间由唐某6继承所有，此房如翻建，每层的费用均由唐某6全额支付给唐某1。如遇拆迁，此房补偿款及相应补偿事宜全部归唐某6所有，与其他人无关。当事人均无异议，不得反悔。”在该《协议书》落款处也有高万和、李泽辉、周凤伟的签名。4、唐某1在该案的审理中答辩称“唐某2、唐某6、唐某7、唐某3收到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应向唐某1夫妇返还，因为他们向唐某1再次通过诉讼讨要了拆迁款。当时唐某1是出于亲情向他们汇了部分拆迁款，现在看来应属于不当得利。因为1996年3月30日的《证明决定》、2014年3月8日的《协议书》约定可以证明父母的遗产已经分配完毕。”5、在该案生效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定了1996年3月30日的《证明决定》、2014年3月8日的《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定拆迁时唐某2、唐某6、唐某7、唐某3、唐某4、唐某5委托唐某1办理唐某10拆迁事宜的委托书以及唐某1向唐某5、唐某4、唐某3支付拆迁款的事实与当事人就分割处理唐某10夫妇遗产的协议并不矛盾，足以认定唐某2、唐某3、唐某4、唐某5与唐某1之间已就唐某10夫妇遗产分割问题处理完毕的事实。所以，本院驳回了唐某2、唐某3、唐某4、唐某5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看，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赠与合意，则赠与合同即成立，受赠人仅需表示接受赠与即获得利益，所以，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单务合同，基于赠与合意而得成立。本案中，结合当事人之间曾于1996年3月30日签订《证明决定》，于2014年3月8日签订《协议书》的事实，可以认定当事人之间就唐某10夫妇的遗产分割问题早已存在协商，并达成了共识，而且，结合唐某5手写的字据可见，明确列明了所得款项属于“分家款”，并非接受赠与的款项。由此可见，当事人之间在拆迁款的分割问题上考虑到了之前签订的《证明决定》和《协议书》的事实，考虑到了亲情等因素，款项的分割并非不当得利，也并非单纯的赠与，而应认定为当事人就唐某10夫妇遗产的实际分割，此分割方案得到了相应当事人的一致认可。所以，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基础错误，双方并非赠与合同法律关系，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任某、原告唐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26元，由原告唐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黎伟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