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5民再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宦立和，男，1962年生，汉族，住吉林省集安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淑清，女，1963年生，汉族，住吉林省集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宦克岩（刘淑清女儿），女，1986年生，汉族，住吉林省集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鹏，吉林邦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凤武，男，1960年生，汉族，住通化市东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海，通化市东昌区环通乡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久，通化市东昌区环通乡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王继增，男，1950年生，汉族，住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新兴委一组。再审申请人刘淑清、宦立和因与被申请人刘凤武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吉05民终257号民事判决，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2019）吉民申225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淑清，宦立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宦克岩、金鹏，被申请人刘凤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海、张进久，被申请人王继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淑清、宦立和再审请求：1.撤销集安市人民法院2018吉0582民初1940号民事判决书和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5民终25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申请人刘凤武对申请人宦立和、刘淑清的告诉；2.诉讼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二审法院认定2004年6月3日宦立和与王继增签订的合同书合法有效，申请人无异议。既然合同书有效，那么合同中约定买卖的标的物包括厂房、场地、大门、毛台、（棉纱自愿卖给乙方）。上述财产申请人取得了所有权这是不争的事实。申请人将由矿渣堆积而成的大堆即毛台撤下的矿渣对外出售是享有处分权的，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二审法院均没有查清出售的矿渣是从毛台扒下来的事实。2.原一二审法院判令返还出售的矿渣款的错误的。一审法院判令王继增返还是错误的，因其超越代理权等原因造成刘凤武的损失应该是赔偿损失而不是返还出售的矿渣款。二审法院判令申请人与王继增共同返还更是错误的，因申请人在买卖过程中无过错并且因合同书有效取得了用矿渣堆积而成毛台的所有权，故并返还。本案案由是不当得利，因不当得利产生的法律勾过是返还，那么刘凤武就应该有证据证明该财产-矿渣是其所有。其提供的采矿证职能证明在其经营期间享有采矿权，不能证明该矿渣的所有权。合同约定毛台的矿渣是从建国前伪满时期到70/80年代开采的矿渣及刘凤武开采期间（2000年到2003年）的矿渣堆积而成，在刘凤武、王继增经营期间出售了一些矿渣。该毛台的矿渣如何确定哪些是刘凤武的。所以刘凤武主张矿渣的所有权明显不足。即使是刘凤武所有，也因出售的合法有效丧失了所有权，不能主张申请人返还。另外，从集安市国土资源局2016年10月28日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明确申请人出售的矿渣是老石棉矿斜井开采矿料并不是刘凤武开采的矿料。刘凤武辩称，1.在一二审中我们的主张是被告返还天发石棉矿归原告所有，确认买卖无效，将卖出的矿渣2.3万元归还给原告，该案件系归还被申请人财产所有权纠纷而不是返还不当得利纠纷；2.该案法院应当查清的事实是王继增与宦立和刘淑清的买卖协议是否有效，王继增是否有出售刘凤武财产的权利；3.王继增与宦立和之间的协议是否有表见代理的情形，本案中从第一次庭审至今所有的庭审过程中，王继增与宦立和、刘淑清均没有证据证明刘凤武知道该买卖的事实。刘凤武一直主张要求返还，返还其所有的天发石棉矿的产权及地上附着物。王继增私自与宦立和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其行为已经侵害了刘凤武的合法权益。且在多次开庭中王继增一直没有承认与宦立和之间签订了买卖协议，更主要的是买卖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04年6月3日，在2009年之前刘凤武一直在经营天发石棉矿及天发石棉矿引申的铁矿，铁矿生产至2013年，即在2013年之前天发石棉矿及铁矿都在正常生产经营中，出现的该买卖协议明显是不合乎常理的，从客观事实讲也是不会存在的情形。故请求法院在本次庭审中依法查清该买卖事实，依法确认其买卖合同无效，依法判令集安市天发石棉矿归刘凤武所有，依法支持刘凤武的诉讼请求。王继增答辩称：我是始终给刘凤武打工，宦立和说我卖给他天发石棉矿我没权利卖。刘凤武有700多平米的房子也不止7,000块钱。后来是刘凤武没有时间我去办的手续，我没有权利卖。工人开资也是刘凤武去的。刘凤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集安市天发石棉矿归刘凤武所有；2、确认王继增、宦立和、刘淑清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3、王继增、宦立和、刘淑清卖矿渣所得23,300元立即返还刘凤武。事实和理由：集安市天发石棉矿系刘凤武所有，刘凤武雇佣王继增为其管理集安市天发石棉矿。停产期间，王继增将该矿以7,000元的价格卖给宦立和、刘淑清夫妻二人。在此期间，王继增、宦立和、刘淑清三人将该矿矿渣以23,300元的价格卖给王建才。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继增原系刘凤武姐夫，宦立和与刘淑清系夫妻关系。刘凤武于2000年8月至2003年8月取得集安市天发石棉矿采矿权，期间雇佣王继增为其管理经营。集安市天发石棉矿经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经营者为王继增。2009年6月30日，集安市天发石棉矿注销。该矿停产后，王继增继续在集安市天发石矿看护管理。嗣后，王继增与宦立和签订合同书，约定该石棉矿买卖相关事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确认合同无效、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刘凤武主张集安市天发石棉矿所有权归其所有不符合法律规定，采矿权人的主要权力是开采特定矿产并对开采的矿产资源产品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并且刘凤武的采矿许可证已经过期，故对刘凤武请求确认集安市天发石棉矿所有权归其所有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集安市天发石棉矿始终由王继增经营管理，并且工商登记其为经营者，宦立和与王继增签订合同时有理由确信王继增有权处分，并且宦立和支付了相应价款。因此，王继增主张与宦立和签订的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刘凤武关于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王继增承认集安市天发石棉矿为刘凤武所有，对王继增承认的该项事实，结合其他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王继增明知其无权处分集安市天发石棉矿的财产，仍然予以处分，具有主观恶意，造成刘凤武财产损失，应当予以赔偿，所取得的不当利益应当返还。刘凤武主张王继增与宦立和、刘淑清恶意串通签订合同，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王继增返还原告刘凤武矿渣款23,300元。二、驳回原告刘凤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刘凤武、王继增不服一审判决，刘凤武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一审的诉讼请求。一、一审判决认定王继增有代理权只是一种推定，没有法律事实，有没有得到权利人的委托和追认，王继增在未经刘凤武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上诉人的财产出售给宦立和、刘淑清夫妻，三人的买卖行为无效是不争的事实。故原法院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王继增返还矿渣款23,300元是错误的，刘凤武的矿渣是三人共同卖的，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继增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继增返还刘凤武矿渣款5,000元。宦立和、刘淑清返还18,300元。一审法院判决王继增返还给刘凤武矿渣款23,300元是错误的，刘凤武所有权的矿渣是王继增与宦立和、刘淑清共同卖的，王继增只分得5,000元，其余矿渣款18,300元由宦立和、刘淑清取得，判决王继增返还全部矿渣款23,300元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于法无据，王继增应该返还5,000元矿渣款，其余18,300元矿渣款应该宦立和、刘淑清返还。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以上事实，依法公正判决。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王继增与宦立和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王继增将集安市天发石棉矿的厂房、场地、大门、毛台等出售给宦立和，价款7,000元，已由宦立和给付王继增。王继增与宦立和、刘淑清将集安市天发石棉矿的部分矿渣出售给案外人王建才，价款23,300元，王建才支付21,300元，其中王继增取得5,000元，宦立和、刘淑清取得16,300元，王建才出具的欠款2,000元的欠条由王继增持有。二审法院认为，王继增与宦立和签订买卖合同时，虽然王继增不是实际的所有权人，无权将集安市天发石棉矿出售给他人，但由于集安市天发石棉矿始终由王继增经营管理，并且工商登记其为经营者，因此，宦立和有足够的理由确信王继增有权处分，并且宦立和支付了相应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刘凤武的第一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王继增与宦立和签订的买卖合同的约定，集安市天发石棉矿的矿渣并不包括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因此，王继增、宦立和、刘淑清均无权处分该矿渣。三人将矿渣出售给案外人王建才的行为侵犯了刘凤武的财产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由于王继增、宦立和、刘淑清的出卖矿渣行为既没有处分权也未取得权利人追认，应当认定无效，对刘凤武的财产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宦立和、刘淑清主张其获得的价款扣除相关费用后为5,000元，但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成立，二审法院不予确认。虽然王继增、宦立和、刘淑清分别获得了不同数额的款项，但因无权处分行为系共同进行，且王继增、宦立和、刘淑清明知矿渣不包括在买卖合同内，明知没有处分权而予以出售，因此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赔偿数额以实际出售矿渣所获得的价款23,300元计算为宜。矿渣买受人与王继增、宦立和、刘淑清的债务关系可另行处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完整，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集安市人民法院（2018）吉0582民初19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维持第二项；二、王继增、宦立和、刘淑清共同赔偿刘凤武矿渣损失款23,3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7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1元，合计920元，由刘凤武负担184元，由王继增负担368元，由宦立和、刘淑清负担368元。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王继增原系刘凤武姐夫，宦立和与刘淑清系夫妻关系。刘凤武于2000年8月至2003年8月取得集安市天发石棉矿采矿权，期间雇佣王继增为其管理经营。集安市天发石棉矿经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经营者为王继增。2009年6月30日，集安市天发石棉矿注销。该矿停产后，王继增继续在集安市天发石矿看护管理。嗣后，王继增与宦立和签订合同书，约定王继增将清河镇矿山村的天发石棉矿，包括厂房、场地、大门、毛台（棉沙）出售给宦立和，价款7,000元。该款已由宦立和给付王继增。王继增与宦立和、刘淑清将部分矿渣出售给案外人王建才，价款23,300元，王建才支付21,300元，其中王继增取得5,000元，宦立和、刘淑清取得16,300元，王建才出具的欠款2,000元的欠条由王继增持有。本院再审认为，虽然王继增否认签订了买卖合同，但王继增收取了出售价款，且在一审提出笔迹鉴定后又放弃鉴定，因此可以认定合同系王继增所签。由于集安市天发石棉矿始终由王继增经营管理，并且工商登记也是王继增为经营者，因此，宦立和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王继增有权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王继增与宦立和签订的合同有效。宦立和取得天发石棉矿内厂房、大门、毛台等财产所有权，其后，宦立和、刘淑清将毛台内的部分矿渣对外出售所得价款属善意取得，刘凤武要求其返还或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因王继增自认集安市天发石棉矿为刘凤武所有，其本人无权处分刘凤武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对刘凤武的损失应由王继增承担。宦立和。刘淑清、王继增出售矿渣所得价款为23,300元，应由王继增返还给刘凤武。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认定“根据王继增与宦立和签订的买卖合同的约定，集安市天发石棉矿的矿渣并不包括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属事实认定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2020年第八次民事专业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5民终25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集安市人民法院2018吉0582民初1940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案件受理费27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1元，合计920元由刘凤武460元，由王继增承担4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艳玲审判员  王均红审判员  黄吉国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禹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