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95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东华协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竹子林路益华大厦7楼。法定代表人：仇秀斌，主任。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仇秀斌，男，汉族，1973年12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称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大新路198号马家龙创新大厦17层1701室。法定代表人：刘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继恒，广东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溪杰，广东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东华协（珠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横琴新区德政街12号10栋201号1-3轴。法定代表人：胡琳娜，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仇秀斌，广东华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华协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协所）、仇秀斌因与被上诉人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海股份公司）以及原审被告广东华协（珠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珠海华协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3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华协所、仇秀斌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壹仟贰佰伍拾万陆仟元；三、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审理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日海股份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珠海华协所答辩称：其与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一致。日海股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5月19日签订的编号为“华协Q20160519001号”《法律服务合同》自2016年10月13日起解除；2、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返还基础律师代理费及借款共计人民币108万元；3、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85320元（逾期利息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华协所及仇秀斌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日海股份公司向反诉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12，506，000元；2、判令反诉被告日海股份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19日，原告（甲方/委托方）与三被告（乙方/受托方）签订编号为华协Q20160519001号的《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经各方协商一致废止原《法律服务合同》（合同编号：华协Q20150916001号）和《法律服务合同》（合同编号：华协Q20150123001号），现达成新合同”。合同第2条约定委托事项为：1、代理甲方的关联公司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国维公司）办妥该公司启动清算程序，刘某任清算组组长、仇秀斌律师参加清算组。仇秀斌律师在2016年8月20日之前完成取得胡某侵占国维公司财产确定证据、取得公安机关对胡某涉嫌职务侵占罪的《立案决定书》，并取得国维公司实际控制权（包括但不限于取得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变更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某）；2、代理甲方和其子公司日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日海通信公司）追究胡某刑事责任，工作期限目标为：2016年6月20日之前，乙方确保公安机关依法对胡某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立案，取得《立案决定书》，并经检察院批准逮捕，取得《批准逮捕决定书》。胡某被刑拘、逮捕的羁押期限必须在90天以上（连续、不得中断）、羁押于看守所内、不得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3、代理日海通信公司诉安徽浩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浩阳公司）和胡某支付业绩考核赔偿经济纠纷，工作期限为100天；4、代理日海通信公司诉浩阳公司支付应收款经济纠纷，工作期限为100天；5、代理日海通信公司与浩阳公司关于撤销安徽国维公司经营团队调整之董事会决议的纠纷，工作期限为100天；6、代理日海通信公司与浩阳公司关于要求提供日海通信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纠纷，工作期限为100天；7、代理国维公司与胡某关于返还公司证照、公章的纠纷，工作期限为100天；8、代理国维公司与胡某关于确认免职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的纠纷，工作期限为100天。以上委托事项的工作期限不含法定期限中止、中断等是事由。合同第4条约定：乙方指定仇秀斌律师及其助手作为本合同委托事项的承办人员。合同第5条约定：本案律师代理费由“基础代理费”和“风险代理费”两部分组成，其中“基础代理费”为人民币28万元，已支付20万元，本合同生效后再支付8万元。风险代理费约定如下：1)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的甲方诉浩阳公司和胡某支付业绩考核赔偿款系列案，甲方最终执行到位款2,200万元以内归甲方所有。超出2,200万元部分的20%作为律师费付给乙方；2）关于乙方代理的日海通信公司诉浩阳公司支付应收款案【（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842号】，最终执行到位款超出800万元的部分作为律师费付给乙方。同时还约定，甲方同意在2016年5月27日之前，向乙方提供借款80万元（其中50万元已支付，本次支付30万元），待委托事项办结时抵扣。以上借款指定收款账户为：户名仇秀斌；账号622xxxx33；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合同第10条约定：“1．2016年6月20日之前，乙方确保代表甲方收回国维公司的控制权，代理国维公司启动清算程序，刘某任清算组组长、仇秀斌律师参加清算组。仇秀斌律师在2016年8月20日之前完成取得胡某侵占安徽国维财产确定证据、取得公安机关对胡某涉嫌职务侵占罪的《立案决定书》、并取得安徽国维实际控制权（包括但不限于取得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变更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某）；2．2016年6月20日之前，乙方确保公安部门对国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胡某（身份证号：34011119660515701X）的犯罪行为进行立案追诉，即公安部门对胡某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立案，并依法取得《立案决定书》，并经检察院批准逮捕，取得《批准逮捕决定书》。胡某被刑拘、逮捕的羁押期限必须在90天以上（连续、不得中断）、羁押于看守所内、不得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若乙方未在上述期限内完成上述一、二项工作，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约定委托事项，并不再另行支付费用，已支付的基础律师代理费28万元及借款80万元，乙方应于本合同解除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予以归还，愈期按每日万分之五加收利息。日海股份公司提供的多份转账凭证及银行流水等证据载明，其分别于2015年9月22日向被告珠海华协所转账支付20万元，转账摘要为“律师费”；于2016年1月27日、28日共计向被告仇秀斌622xxxx33账户支付40万元（付款回单载明预借律师费），向案外人彭某4100xxxx08账户支付10万元；于2016年5月25日向被告仇秀斌622xxxx33账户支付38万元。2016年1月27日，仇秀斌及华协所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为完成《法律服务合同》（合同号华协Q20160123001号）约定的委托事项，今借到人民币五十万元整，该预借费用从华协Q20160123001号合同约定应结的费用中扣减，若该合同下借款总额超出该委托事项应结总费用，则退回多借支部分。以上借款付到以下账户：户名仇秀斌，账号622xxxx33，开户行工商银行深圳分行，金额40万元；户名彭某，账号4100xxxx08，开户行招商银行，金额10万元。本借条生效的同时，2016年1月23日签定的该合同项下40万元的借条作废。合同下方列载借出人：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处由“仇秀斌”签名（律师执业证号1440xxxx90），并由华协所盖章确认。2016年5月19日，被告仇秀斌出具另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30万元，以上借款指定收款账户：户名仇秀斌，账号622xxxx33，开户行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到账此借条生效。借款人处由“仇秀斌”签名。庭审中，各方确认至今未取得胡某涉嫌犯罪的《立案决定书》或《逮捕决定书》。2016年10月13日，日海股份公司通过EMS快递方式向华协所登记的住所地邮寄了《解除法律服务合同通知函》一份，函告被告因其未按合同约定完成委托事项，提出编号华协Q20160519001号的《法律服务合同》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解除，并要求被告在收到该通知函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返还基础律师费及借款共计人民币108万元，逾期按每日万分之五加收利息；同时，该通知函提供了日海股份公司收款账号信息。根据日海股份公司提供的相关EMS邮件查询打印单，该通知函于2016年10月14日被签收，签收人为“他人收同事”。对此被告当庭予以否认，称收到时间为2016年11月26日，但被告提交的答辩状、反诉状以及庭后提交的《案件情况汇报》均自称于2016年10月16日收到该解除通知函。经查，日海通信公司是日海股份公司的子公司，日海通信公司自2013年9月4日起持有国维公司100%的股权。2016年8月18日，日海通信公司与浩阳公司签订《关于国维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日海通信公司将其持有的国维公司100%股权以76,890,548元的价格转让给浩阳公司，协议自双方签署并经日海股份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该股权转让事项经日海股份公司召开董事会通过，并于2016年10月2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另华协所成立于2003年9月24日，组织形式为普通合伙，仇秀斌是合伙人之一，任该所主任。珠海华协所是由华协所申请并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于2013年2月25日成立的分所。被告华协所及仇秀斌反诉主张以日海通信公司转让所持有国维公司100%股权的价款（76,890,548元）为基数，按照华协Q20160519001号《法律服务合同》第5条中约定的关于风险代理费的计算方式向日海股份公司计收律师费1,250.6万元，即“1)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的甲方诉浩阳公司和胡某支付业绩考核赔偿款系列案，甲方最终执行到位款2,200万元以内归甲方所有。超出2,200万元部分的20%作为律师费付给乙方；2）关于乙方代理的日海通信公司诉浩阳公司支付应收款案【（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842号】，最终执行到位款超出800万元的部分作为律师费付给乙方。”经查，该约定中所涉及的（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723号（业绩考核赔偿款）、（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842号（应收款）均于2016年8月24日以撤诉方式结案。以上事实，有法律服务合同、转账凭证、银行流水、解除合同通知函、快递单及签收信息、民事裁定书、工商登记资料、律所设立信息资料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足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涉案编号华协Q20160519001号《法律服务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涉案《法律服务合同》是委托合同性质，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同时也受《律师法》约束。关于合同相对方及责任主体。根据《律师法》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律师事务所符合条件并经批准可以设立分所，合伙律师事务所对其分所的债务承担责任。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本案中，华协所、珠海华协所以及仇秀斌共同作为“乙方”与日海股份公司签订涉案《法律服务合同》，但仇秀斌个人（合同中被指定办理委托事项的律师）不能作为该法律服务合同的相对方，其收取日海股份公司费用以及参与相关委托事务均为代理华协所执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华协所承担，故亦不能作为本案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本诉的责任主体。珠海华协所作为华协所的分所不具备法人资格，但在依法领取分所的执业许可证后，能够以分所自己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故可以作为涉案法律服务合同的相对方，但其债务责任应由华协所承担。关于合同的解除。《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涉案法律服务合同第10条明确约定日海股份公司解除合同的条件为“若乙方未在上述期限内完成上述一、二项工作，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约定委托事项，并不再另行支付费用，已支付的基础律师代理费28万元及借款20万元，乙方应于本合同解除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予以归还，愈期按每日万分之五加收利息”。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条所约定的“一、二项工作”【具体为：1．2016年6月20日之前，乙方确保代表甲方收回国维公司的控制权，代理国维公司启动清算程序，刘某任清算组组长、仇秀斌律师参加清算组。仇秀斌律师在2016年8月20日之前完成取得胡某侵占国维公司财产确定证据、取得公安机关对胡某涉嫌职务侵占罪的《立案决定书》、并取得国维公司实际控制权（包括但不限于取得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变更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某）；2．2016年6月20日之前，乙方确保公安部门对国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胡某（身份证号：3401xxxx1X）的犯罪行为进行立案追诉，即公安部门对胡某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立案，并依法取得《立案决定书》，并经检察院批准逮捕，取得《批准逮捕决定书》。胡某被刑拘、逮捕的羁押期限必须在90天以上（连续、不得中断）、羁押于看守所内、不得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乙方”均未完成。因此，日海股份公司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具体到本案中，日海股份公司向华协所登记的住所地邮寄《解除法律服务合同通知函》的行为合法有效，根据EMS邮件查询单显示，该通知函于2016年10月14日被签收，法院据此认定涉案法律服务合同于2016年14日解除。被告对该收到时间不予认可，但其陈述前后矛盾，亦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原告的主张，故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华协所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日海股份公司提供的转账凭证、银行流水以及2张借条，与涉案法律服务合同中确认的事实相互印证，法院据此认定日海股份公司依约支付了28万元“基础代理费”并按约定提供了80万元“借款”。被告未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完成委托事项，日海股份公司依据约定解除合同，要求被告返还基础律师代理费及借款共计108万元并按日万分之五标准支付逾期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符合合同约定，且未超出法律规定的利息标准上限，法院予以支持。逾期利息自被告收到解除通知函之日起第3个工作日的次日，即2016年10月20日起算。至于被告提出的涉案“借款”不属于本案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原告应另案起诉。法院认为，涉案“借款”与基础代理费是在一份法律服务合同中约定，从合同及借条内容来看，该80万元在性质上是日海股份公司预支华协所完成委托事项所需款项，未体现还本付息等借贷关系一般应具有的法律特征。合同还明确约定该借款“待委托事项办结时抵扣”以及被告未完成委托事项时应返还款项等内容。故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关于被告的反诉请求。华协所及仇秀斌主张依据涉案《法律服务合同》第5条的规定计收律师费12,506,000元。但该条所约定的风险代理费付款条件为：“1)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的甲方诉浩阳公司和胡某支付业绩考核赔偿款系列案，甲方最终执行到位款2,200万元以内归甲方所有。超出2,200万元部分的20%作为律师费付给乙方；2）关于乙方代理的日海通信公司诉浩阳公司支付应收款案【（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842号】，最终执行到位款超出800万元的部分作为律师费付给乙方。”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约定中所涉及的“甲方诉浩阳公司和胡某支付业绩考核赔偿款”案，案号（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723号以及日海通信公司诉浩阳公司支付应收款案，案号（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842号均于2016年8月24日以撤诉方式结案，两案均未产生任何“执行到位款”，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且至被告提出反诉时，涉案合同已解除并终止履行。因此，被告的反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原告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华协律所事务所、广东华协（珠海）律师事务所、仇秀斌于2016年5月19日签订的编号华协Q20160519001号《法律服务合同》于2016年10月14日解除；二、被告广东华协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基础律师代理费及借款共计108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108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6年10月20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广东华协律师事务所、仇秀斌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受理费人民币15288元，由被告广东华协律师事务所负担。反诉受理费48418元，由反诉原告广东华协律师事务所、仇秀斌共同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于2018年11月8日刊登公告，载明“本案于2018年12月5日9时30分在该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审理原告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华协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协（珠海）律师事务所、仇秀斌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珠海华协所未到庭应诉。上诉人在二审中称珠海华协所未收到一审开庭传票和诉讼文书，剥夺了珠海华协所的诉讼权利，一审程序违法。上诉人在原审中称，其已办妥了被上诉人的委托事项，查明了胡某伪造公司印章，立即制定并实施以追究胡某伪造公司印章刑事犯罪和深挖胡某职务侵占等其他刑事犯罪为核心、以其他各项民事起诉和应诉为辅助的工作方案，并提供证据材料予以说明。其中部分证据材料为：1、2015年11月25日广州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二大队出具给仇秀斌的《报警回执》、《受案回执》；2、2016年4月22日深圳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向龙华刑警大队发出的《关于核查案件线索的通知》，载明仇秀斌举报深圳日海通讯服务有限公司印章被伪造案；3、2015年6月10日原告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徽浩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胡某的《民事起诉状》，原告代理人为仇秀斌；4、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载明该院受理原告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徽浩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胡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723号】。被上诉人对《报警回执》、《受案回执》、《民事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可认，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关于核查案件线索的通知》不予质证。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诉讼程序以及律师代理费的认定问题。关于一审诉讼程序的认定问题。上诉人上诉主张，原审被告珠海华协所未收到一审开庭传票，一审剥夺了珠海华协所的诉讼权利，程序违法。因原审法院于2018年11月8日通过刊登公告的方式，已向珠海华协所送达了开庭传票，珠海华协所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自身的答辩权利，故上诉人该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律师代理费的认定问题。上诉人上诉主张，其已办妥了被上诉人的委托事项，被上诉人应支付其律师代理费12，506，000元，原审对此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则认为，上诉人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委托事项，已构成根本违约，其应返还基础律师代理费28万元以及借款(预付律师代理费)80万元。本案中，因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银行流水、借条与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中确认的事实相吻合，故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已依约支付上诉人基础代理费28万元、借款(预付律师代理费)80万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法律服务合同》第5条约定，本案律师代理费由基础代理费和风险代理费组成。根据该合同第2条约定的8项委托事项以及第10条的约定，上诉人实际上也为被上诉人提供了部分法律服务，即体现在《报警回执》、《受案回执》、《关于核查案件线索的通知》、《民事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故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基础代理费28万元。原审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调整。至于上诉人主张的该合同第5条约定的风险代理费，即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其12，506，000元，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此，上诉人应退回被上诉人借款（预付律师代理费）80万元。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合理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其余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3775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377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37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广东华协律师事务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上诉人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借款人民币8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6年10月20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四、驳回被上诉人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人民币15288元（日海股份公司预交），由日海股份公司负担3964元，华协所负担11324元（该款华协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法院）；反诉受理费人民币48418元，由华协所、仇秀斌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3706元（华协所、仇秀斌预交），由日海股份公司负担1426元（该款日海股份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法院），华协所、仇秀斌共同负担622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李小丽审判员 黄国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彭镘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