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鲁甸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1民初2478号原告李灿，男，汉族，1976年12月13日生，云南省鲁甸县人，住鲁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定虎，云南众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施辉亮，男，汉族，1987年6月15日生，云南省鲁甸县人，住鲁甸县。被告余顺仙，女，汉族，1973年2月4日生，云南省鲁甸县人，住鲁甸县。原告李灿诉被告施辉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2018）云0621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李灿不服提起上诉，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原告李灿于2019年12月10日申请追加余顺仙为被告。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灿及其委托代理人许定虎，被告施辉亮、余顺仙，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灿诉称，2017年农历4月25日，被告因急需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112000元。同日，原告将112000元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被告，约定还款时间为2017年8月4日。为保障按时履行还款义务，被告施辉亮将其位于火德红车站对面的两个地基以转让方式抵押给原告。现还款期限早已届满，但被告施辉亮拒不还款。被告余顺仙系连带责任保证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一、二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12000元；二、二被告承担自2017年8月5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被告施辉亮辩称，原告所诉内容不属实，我没有向他借过112000元。我之前向原告借的40000元，已经还清。地基转让协议是虚假的，是原告谎称要借款给我用于赌博赢回我输掉的钱，我才在协议上按手印，但我并没有转让地基给原告的意思表示。原告后来未实际支付112000元给我，故我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余顺仙辩称，地基转让协议的内容我不知晓，我是应原告要求在协议上“在场人”处捺印，我并非保证人。至于原告是否支付112000元给施辉亮我不清楚，当日我只是看到李灿和施辉亮数钱，至于原、被告之间是何关系我不清楚。现在针对原告的起诉，我不认可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不认可我承担保证责任。原告李灿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证据如下：1、身份证，欲证明原告的基本身份信息。2、《地基转让》协议，欲证明原告借款112000元给被告施辉亮，施辉亮将土地以转让形式抵押给原告，双方在签订地基转让协议后又在协议后面注明被告施辉亮欠款112000元，并约定了还款期限，被告余顺仙作为“担待人”即担保人签名，执笔人为杨某，见证人为李某。3、地基转让协议，欲证明原告曾出售地基给他人，并将转让款用于出借给被告施辉亮。4、原告在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2016年至2018年的存取款流水，欲证明原告从银行取款后借款给被告施辉亮的事实。5、证人李某出庭证言，欲证明李某是应李灿要求在《地基转让》上作为“见证人”签名捺印，至于被告施辉亮是否亲笔签名捺印、原告是否支付112000元给施辉亮、二人为何会签这样的协议，李某均表示不清楚，其不知道原告李灿与被告施辉亮之间是何关系。签订《地基转让》协议时余顺仙并不在场。6、证人杨某出庭证言，欲证明杨某是应李灿要求代写《地基转让》协议，杨某以为双方是买卖地基，当时李灿、施辉亮均在场，双方均未提及借款之事，说的就是地基转让。事后李灿是否支付112000元给施辉亮，杨某表示并不知情。被转让的地基是施辉亮家土地被征收后政府安置的地基，土地是以户为单位安置的，土地性质杨某不清楚。签订协议时被告余顺仙并不在场。经质证，被告施辉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地基转让协议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留，“施辉亮”字样上的手印是本人按的，但并无地基转让意思表示，更不存在借款事实，因原告谎称借款给被告赌博，被告才按下手印，但事后原告并未实际支付该款；“2017年4月25日（农历）到2017年8月4日（新历）还钱”字样上的手印是否是施辉亮所留不能确定，但坚持不申请鉴定。对证据3、4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6无异议，但认为证人均不能证实原告已经支付借款给被告施辉亮。被告余顺仙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但认为其在地基转让协议上的签名仅是见证人身份，不是担保人。被告施辉亮围绕其答辩主张，提交证据如下：1、身份证，欲证明其基本身份信息。2、手机通话录音，欲证明余顺仙之夫黄国发告知被告施辉亮“余顺仙准备和李灿恶意串通，伪造施辉亮借款”。原告李灿对被告施辉亮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录音来源不清，内容含糊，无法辨认是否与本案相关，故不应采信。被告余顺仙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录音确系黄国发与施辉亮之间通话录音，但谈论的是施辉亮与余顺仙的其他债务纠纷，与本案无关。被告余顺仙围绕其答辩主张，提交证据如下：身份证，欲证明其基本身份信息。原告李灿、被告施辉亮对被告余顺仙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1、本院（2018）云0621民初1467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明原告在2019年6月11日庭审中陈述到“被告来借款当天，我就一次性拿了现金112000元给被告的了，一次性现金支付完毕的，（其中有3万元）是我在鲁甸县中医院对面的农业银行取出来的，一次性取3万”。2、原告李灿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鲁甸县支行（位于鲁甸县中医院对面）的账户存取款流水，证明原告在该行的银行账户在2017年5月20日（即农历2017年4月25日）无大额资金存取。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施辉亮提交的证据1，被告余顺仙提交的证据，均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即地基转让协议，只能证明原、被告于2017年农历4月25日签订地基转让协议，但不能证明该协议的合法性，不能证实原告是否已向被告施辉亮支付了112000元，也不能证实被告余顺仙“担待人”即为债务连带责任保证人，故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3，地基转让协议是否合法存疑，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15日的《地基转让协议》（甲方为李世灿，乙方为李世能，甲方卖土地给乙方）、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28日《土地出让合同》（李灿出让土地给雷云、雷云春、雷涛），两份转让协议因约定的付款时间与原告主张的借款时间有两年左右的差距，且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15日协议中出让方为“李世灿”，故该两份协议无法证实原告出让土地获得的资金与本案的关联性；根据原告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4日的《协议》（卖方洪荣海，买方李灿），该证据恰好证实李灿在2015年卖地，2016年又买地，2015年卖地的价款是否用于出借存疑；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23日的《地基转让》（甲方李灿，乙方金桂平，甲方卖地），协议落款日期“2017”处有明显改动痕迹，不足以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落款日期为农历2017年2月26日（新历为2017年3月23日）的《转让基地文书》（李灿转让土地给杨和安），不足以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故该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对证据4，原告在鲁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账户在2017年5月20日前后几日内无存取款记录；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鲁甸县支行的账户在2017年1月至5月20日期间没有大笔现金存取，仅有5月23日（协议签订之后）的三笔合计80000元的取款，故两个账户均无法证实原告在2017年5月20日存在取款情况。对证据5、6，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但证人证言只能证实原告李灿与被告施辉亮于2017年农历4月25日签订地基转让协议，但不能证实原告李灿与被告施辉亮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也不能证实余顺仙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故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被告施辉亮提交的证据2，因证人未出庭作证，证据来源不清，不予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依法应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法律事实，2017年5月20日（即农历2017年4月25日），由案外人徐某执笔，草拟一份《地基转让》协议，内容为“甲（施辉亮）、乙（李灿）双方协商将火德红车站对面两个地基转让给乙方使用，面积126平方，共计112000元，一次性付清，这两个地基将为李灿使用，李灿享有修建房屋和出售这两个地基的使用权。甲乙双方不能返悔，此协意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上注明“证人”为李某，“提笔人”为“徐万仓”（即证人徐某）。该协议下方有“2017年4月25日（农历）到2017年8月4日（新历）还钱”字样，被告余顺仙仅在此处“在场人”处捺印，原告李灿及被告余顺仙均认可该处“余顺仙”三个字并非余顺仙本人所签，李灿当日并未告知余顺仙其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庭审中，原告坚持认为其与被告施辉亮之间不存在地基转让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地基名为转让实为抵押。被告施辉亮认可《地基转让》中“施辉亮”字样上的手印为其本人所留；被告施辉亮对“2017年4月25日（农历）到2017年8月4日（新历）还钱”处“还钱”上的手印存疑，但经法庭示明，被告施辉亮明确表示不申请笔迹和手印鉴定。另查明，原告在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账户在2017年5月20日前后几日内无存取款记录；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在2017年5月20日及此前几日内没有大笔现金存取，与原告在2019年6月11日庭审中所陈述的“被告来借款当天，我就一次性拿了现金112000元给被告的了，一次性现金支付完毕的，（其中有3万元）是我在鲁甸县中医院对面的农业银行取出来的，一次性取3万”不符。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依法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原告提交的《地基转让》协议中并未提及借款之事，“证人”李某、“提笔人”杨某、“在场人”余顺仙均表示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虽《地基转让》协议中有“2017年4月25日（农历）到2017年8月4日（新历）还钱”字样，但该处并无被告施辉亮签名；原告李灿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出借资金的来源、款项流向等主要案件事实，故而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证据予以证实。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原、被告之间借贷合同生效以交付借款为条件，但原告未能证实其已实际交付112000元给被告施辉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也不能证实其已经实际支付了借款112000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因原告李灿认可其并未告知被告余顺仙需要承担保证责任，“余顺仙”签名并非余顺仙本人所留，余顺仙仅是在“在场人”处捺印，故原告主张被告余顺仙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40元，由原告李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 丹审 判 员  田 琼人民陪审员  刘从向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李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