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12民初202号 原告：中城投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和顺大道799号（永川区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园B区2号楼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XEB707B。 法定代表人：齐晓辉，总经理兼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栋，重庆乾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冬梅，重庆乾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秦诗，女，汉族，1986年1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江北区。 原告中城投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秦诗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曾庆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栋和袁冬梅、被告秦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城投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3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因与被告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0月9日所作的渝两江劳仲案字[2019]第1490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于2019年11月13日收到该裁决书，现依法提起诉讼。一、前述仲裁裁决书确认被告与原用人单位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的6年零8个月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在原告公司的工作年限，系事实认定错误。被告与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被告与该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终止，即使被告要主张在该用人单位的经济补偿金，也只能向作为独立法人的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主张，故依法不应将被告在该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计入原告单位计算经济补偿金。二、被告就在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应计算工作年限及经济补偿金的权利已经依法行使了处分权，不能在本案中再次主张。被告依法与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双方不再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及协议书内容产生其他经济纠纷”，亦即被告放弃向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主张相应经济补偿金。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有权对自己的民事权利作出处分，被告已自愿放弃了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及协议书向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主张包括经济补偿金在内的相关权利，故被告不能再就其己经放弃的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工作年限对应的经济补偿向原告主张权利。三、仲裁裁决书确认按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月平均工资系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到马来西亚USA大学进修深造期间，按照最低工资1500元计算。既然仲裁裁决书已经认定被告在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在原告单位的工作年限，那么被告的工资标准就应当按合并计算工作年限在内的12个月工资。经统计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工资标准应为4883元，即(7300×7+1500×5)/12=4883元。即使仲裁委错误认定应合并计算工作年限，被告的工资标准也只能按4883元计算。四、原告与被告系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裁决书确认原告向被告支付代通知金系错误。2019年2月26日，原告与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并于当月办理了工作交接手续，原告依据劳动合同约定为被告出具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结清了被告的工资。鉴于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依法不应支付被告1个月的代通知金。同时，被告在仲裁申请事项和事实中均未提及代通知金，亦即被告在仲裁申请中根本就没有申请代通知金，按民诉法不诉不理的原则也不应予以支持。另被告与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实际上是互负债务，由被告以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应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冲抵了被告应向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赔偿的出国留学培训费用的损失。综上，该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原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秦诗辩称，原告在未经被告同意前提下，单方面恣意提前解约、辞退被告，造成被告回国留学人员职称评审中因社保中断、电话调查等问题被拒，直接给被告职业晋升造成严重损害。被告在被告辞退前多次强调，原告提前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应依法参照被告连续7年工龄及月平均工资7300元的标准支付提前解约经济补偿。原告极力否认与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关联公司的事实，辩称两家公司为独立法人单位且拒付提前解约经济补偿金，被告只得提出劳动仲裁请求，要求原告支付提前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3800元。经仲裁后，被告的仲裁请求得到支持，但原告仍拒付违法解约经济补偿。原告列举的事实与理由存在重大瑕疵且无相关证据支持，本案民事诉讼起因是原告无故提前解除劳动关系且造成被告合法权益侵害，理由如下：一、仲裁裁决书据实认定被告6年零8个月工龄的事实符合劳动法相关条款，原告主观蓄意否认关联公司关系，旨在逃避承担无故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违约责任。1.原告原系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职能部门（经营中心海外事业部）因业务拓展而设子公司，其初始股东名单中有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占股80%。因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失信企业”问题，原告先后多次工商变更只为免遭其负面影响连累，其变更后仍与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拥有同一股东（中国城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原告法定代表人齐晓辉、总经理周长君、财务负责人钟代明均曾系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被委派至关联公司任职事实不可否认，被告被调入其公司实属同一劳动关系接续。3.被告被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安排至原告经营所在地工作，其工作内容、工作环境、服务对象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现经营场所系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产权物业，原告与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曾有内部书面约定（公文）可证实原告企业的由来。4.原被告续签劳动合同（2018年9月3日）前，双方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18年7月9日形成，原告在完全知悉各方背景前提下，同意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属于依法与同一单位或关联企业间“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关系后的转换续接劳动关系事实。同时，原告曾按其公司薪酬管理办法发放每月180元（6年工龄×30元/年）企业工龄工资承认了被告的连续工龄。二、被告自始至终并未书面与原告或第三方约定放弃向原告主张违约索赔权利。原告辞退被告当日（2019年2月25日）未依法提前30日书面通知被告，双方事实劳动关系在工作交接完成后依法解除（终止），原告蓄意违法解约，逃避经济补偿金的违法事实无疑，原告在交接完工作之日（2019年2月25日）未一次性结清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仅单方面以2019年1月工资7300元为基数补偿2个月工资（1个月解约代通知金、1个月工龄补偿金）分期于2019年3月和2019年4月支付给被告作为其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补偿，其旨在故意制造员工自动离职假象规避违法经济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是经过双方协商存在重大瑕疵且无证据证明。在被原告违法辞退前，被告曾多次提醒原告自觉守约履行劳动合同关系，但原告仍然置若罔闻。在原告单方强行终止劳动关系后，被告次日去往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取回人事档案、职称资料等个人物件，商定终结与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之间的《职工留学深造培训协议书》前置承诺“最低三年服务期”经济纠纷及其后续事项，这均属按公司流程办事，与本案无关，无需征得原告同意或批准。原告无故提前终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造成原告职称晋升权益损害，被告只需依法向造成违法解约事实的原告主张索赔权利。三、仲裁裁决书已于2019年10月9日开庭前详细调查涉案双方所述之事实，并于庭审中就各项未明确事实作出了当庭确认，符合国家劳动仲裁法审理程序，仲裁裁决书合法有效。依据被告被辞退前工资卡银行流水明细、社保参保缴费明细、公积金缴费明细可测算，原告已支付工资总额72893.26元，8个月月均工资为9111.65元。四、原告单方（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前30日未书面通知被告，未一次性结清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恶意辞退造成被告职业晋升合法权益侵害，原告系违法解约，被告有权向原告主张违约提前终止劳动关系2倍经济赔偿金。原告分别于2018年12月初、2019年1月底两次单方面向被告提出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且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被告处于职业关键期（职称待申报阶段）且受留学协议“最低三年服务期”前置承诺条款约束，应当按约履行当前劳动合同。2019年2月21日，原告第三次以辞退方式负面影响不利于新单位就职（含职称评定）说辞进行职业晋升威胁，要求签订离职交接表，被告拒签。为避免原告以职称证书扣押、人事档案与社保拒转出、工作履历记录抹黑等方式设置劳动关系接续障碍，被告只能应其要求于2日内快速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后于2019年2月25日离岗。本案中，原告明知其违约行为会造成被告职业晋升侵害仍然辞退被告，还否认关联企业事实且拒付经济补偿金，存在主观过错和违法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八十七条，被告有权要求原告承担违法提前解约的赔偿责任。综上，请求维持仲裁裁决结果。 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2日，被告与中城投第三工程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试用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书》，约定期限截至2013年7月1日止，其中试用期截至2012年8月1日止。后被告又先后分别于2013年7月2日、2015年7月2日与中城投第三工程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续签劳动合同，约定最后期限截至2020年7月1日止。其间，中城投第三工程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工商登记更名为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2017年8月22日，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职工留学深造培训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到马来西亚USM大学进修深造工程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学习期自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乙方学习期间学费、书本费、答辩费、考试费、报名费、申请费、考前辅导费及出国所有费用由乙方负责，甲方发放待岗工资、证书津贴等待遇，并按照重庆市最低社保缴费标准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乙方在甲方服务期不少于三年；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有关事项。2018年7月9日，被告到原告处从事工程档案管理工作。2018年9月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期限自2018年9月3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2年9月至2018年9月，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为被告缴纳企业养老保险。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原告为被告缴纳企业养老保险。2019年2月25日，被告与原告办理工作交接，此后离开原告处未再上班。 2019年2月26日，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内容载明：甲乙双方于2012年7月2日第三次续签劳动合同至2020年7月1日……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曾于2018年9月起将乙方劳动合同关系转出至中城投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乙方已与中城投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现因甲方经营困难，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承诺不向乙方追索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留职期间支付全部费用，包括待岗工资、五险一金、证书津贴；二、双方共同商定，甲方为乙方办理档案与人事职称转移手续，双方不再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及协议书内容产生其他经济纠纷；三、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随之终止。 2019年4月12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载明“兹有我公司员工秦诗（女，身份证号500103198601266525）自2018年7月9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与我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单位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我司已于2019年2月26日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办理”。原告按照7300元/月向被告支付额外一个月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一个月的经济补偿14600元。 2019年8月6日，被告向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差额43800元。2019年10月9日，该委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差额43800元。 另查明，原告于2017年10月16日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最初股东为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城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3月22日，原告股东变更为中国城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12月6日，原告股东变更为中建投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于2001年11月21日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股东为中国城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另仲裁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一致同意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期间计算经济补偿基数按照每月7300元计算。 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周长君出庭作证，证人周长君在庭审中陈述：我是原告公司的副总经理，认识被告，我是被告的领导，被告当时是原告公司综合部的主管；被告是2018年7月份通过私下关系找到原告，想到原告公司上班，我经询问得知，被告与中城投第三公司已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7月初被告入职原告，按照规定，有两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满2018年9月初，原告和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被告工资在2018年9月份转正后有提高，被告入职后给我提出几次，要求涨工资，原告工资根据公司规定不能随意涨。在2019年2月份，被告向我提出离职，我表示同意，被告还向我提出被告离职时能否拿到经济补偿，原告补发了2个月的工资，被告还向我提出评定职称，要求原告配合被告，我表示同意。后被告把相关职称评审资料拿到原告处盖章，盖章的经办人是综合部的部长周妮，被告要求原告继续为其缴纳社保，原告为被告缴纳社保到6月。被告在2019年2月25日和周妮办理工作交接，双方签字确认，被告走一个月后，被告回到公司找我，要求补签劳动关系解除证明，称新公司需要该证明，我当时没有多想表示同意；我系原告公司常务副总，公司日常工作均由我负责。 庭审中，原告陈述：不清楚被告前后工作地点、工作场所有无变化；双方之间劳动关系是被告先提出解除，然后再与原告协商一致解除，即使被告认为是原告单方面解除，原告也提前了至少30日通知被告解除合同。 庭审中，被告陈述：前后具体工作地点、工作场所有变化，以前是在茶园，后来是在汽博。工作场所的产权都是中城投第三公司的；双方之间劳动关系是原告单方面口头解除，最早是原告在2018年12月向被告口头提出解除，是以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为由要求解除，但被告没有同意，当时原告公司没有收益，经营困难。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被告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间的平均工资为7300元/月。 上述事实，有工商档案资料、劳动合同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工作交接单、银行交易明细、《职工留学深造培训协议书》、《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仲裁裁决书、证人证言、社保参保证明、原被告陈述等在案为凭，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告在庭审中主张系被告先提出解除，然后再与原告协商一致解除，原告为此申请证人周长君出庭作证。但周长君系原告公司常务副总，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且除周长君证言外，原告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据此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双方之间劳动关系解除方式不予采信。根据原告在庭审中举示且真实性得到被告确认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原告系因单位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于2019年2月26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亦认可当时原告公司没有收益，经营困难，但被告并未与原告就解除达成一致。此外，原告还按照7300元/月的标准向被告额外支付了一个月工资，据此，本院认定原告解除与被告的之间劳动合同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情形，而原告也曾还向被告支付过1个月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原告通过自己行为实际已认可其应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被告也认为原告应当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综上，本院认定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关于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具体金额，应当根据被告在原告处的工作年限及工资标准计算。关于工作年限，原告原系与中城投第三工程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为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员工，后又与本案原告建立劳动关系，且因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曾为原告公司股东，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与原告公司还有共同的股东即中国城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据此，本院认定原告与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前述二公司系先后轮流与被告订立劳动合同，故在计算被告经济补偿工作年限时本应把被告在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至被告在原告公司的工作年限。但根据原告提供的且真实性得到被告认可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已与被告约定双方不再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及协议书内容产生其他经济纠纷，解除劳动关系后双方权利义务随之终止，该约定当然包括被告向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权利的终止，据此，本院认定不应将被告在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纳入被告向原告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被告于2018年7月9日到原告处工作，双方之间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26日解除，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本院认定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原被告均一致确认被告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间的平均工资为7300元/月，故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300元。又因原告已向被告支付7300元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故原告无需再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中城投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不向被告秦诗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3800元； 二、驳回被告秦诗的其他请求。 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秦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曾庆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粟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