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5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汉族，1982年11月07日出生，住址：云南省安宁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汉族，1971年9月24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丽、潘行建（实习），云南华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2019）云0181民初2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争议的昆房公司87.73%的股权是2014年公司原股东依法转让给上诉人的，上诉人也支付了950万元的股权转让金，被上诉人并没有证明其实际支付了股权转让金，上诉人是公司的实际按制人，被上诉人仅是公司外聘的经理，因涉嫌刑事犯罪，公司于2019年8月6日登报将其解聘。《代持股协议》是复印件，且产生于2016年1月10日，从2014年上诉人受让股份的时间看，不符合常理。2、本案不是简单的委托合同纠纷，因涉及昆房公司87.73%的股权，除合同法的关于委托的规定外，涉股权变更的应优先适用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绕开公司法及其司到解释的规定，而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明显错误。被上诉李某2辩称，上诉人的诉请及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系上诉人的亲叔叔，在2013年收购昆房公司的股份时，因被上诉人担任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了不影响贷款就暂时让上诉人代持股，案涉的股份的购买均是在被上诉人的操办下实施的，上诉人仅是配合签字。后因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股份未变更回被上诉人名下，故双方于2016年签了《代持股协议书》，该事实有护国路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昆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提供的《代持股协议收》佐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李某2与李某1于2016年1月10日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2、判令被告李某1履行双方于2016年1月10日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的义务，配合原告李某2将昆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7.73%的股权变更至原告李某2名下；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昆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4月8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00万元。2014年6月至2015年8月，李某1出资965万元收购昆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贺晋昆等自然人股东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87.73%。2016年1月10日，李某2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某1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约定，甲方因实际经营需要不方便持有昆明房地产开发公司股份，委托乙方代为持有其全部股份；乙方代甲方持有全部股份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归甲方所有；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私自转让其代持有的部分或全部股权给第三方，甲方需要转让股份时，乙方需无条件配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李某2与李某1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约定了由李某2委托李某1代为持有昆明房地产开发公司股份的内容，由此可见，李某2是委托人，李某1是受托人，并负责处理李某2委托的代为持有股份的事务，故该协议书应属法律规定的委托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据此，李某2作为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代持股协议书》。故李某2请求判决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李某1出资965万通过收购股权成为昆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后，又与李某2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确认，李某1持有昆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份是代李某2持有，该股份归李某2所有。由于《代持股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故根据该合同的约定，李某1持有昆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7.73%的股份，应归李某2所有。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在《代持股协议书》解除后，李某2可以要求恢复原状，即将李某1代持股份恢复为李某2实际持有。故李某2请求判令李某1配合李某2将昆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7.73%的股权变更至李某2名下的诉讼请求，也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李某2与被告李某1于2016年1月10日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二、由被告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配合原告李某2将被告李某1持有的昆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7.73%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李某2名下。诉讼费（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李某1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李某1未提交新的证据，但庭审中口头申请法院调取护国路派出所及昆明市公安局真属分局对其询问时的录音及监控录相，以证明其作当时的陈述是在威迫下作出，因上诉人的申请调取的内容涉属于是对公安办案过程的合法性审查问题，系一审前就发生的事情，上诉人完全有充分的时间、途径依法予以救济，现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被上诉人李某2提交了有昆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扫黑办签字盖章的《代持股协议书》作为补强证据，用于证明协议书的真实性，因该协议书系公案办案机关出具，与其他证据予以相印证，上诉人对自已的签名及手印也予以认可，故对被上诉人要的证明内容能够成立。上诉人认为系在威迫下作出的签名按手印，但没有证据证实，其不予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不能成立。二审中，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李某1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代持股协议书》内容不予认可，认为涉案股份是上诉人出资购买，出资除来源被上诉人李某2个的资金、借款外还是包括了爷爷、本人及其他家人的资金，被上诉人李某2则对一审判决认定李某1出资购买股份的认定有异议，认为应为李某2以李某1的名义出资购买，而不是李某1直接出资，其他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对双方异议的出资问题，因双方当事人均无证据证实自已的观点，本院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一致。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李某2要求解除与上诉人李晓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并由被上诉李某2协助将持有的昆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7.73%的股权变更至其名下的请求是否成立？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双方均应严格遵守。根据协议的约定，上诉人李某1持有昆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7.73%的股份，应归李某2所有，上诉人不享有法律规定的涉案股份的权利义务，在被上诉需要变更股份的时被上诉人应无条件的配合。因此，本案中被上诉人要求解除《代持股协议书》并由上诉人协助办理变更涉案股份的登记手续，合符双方的约定，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判予以支持，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也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以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主张是其出资购买的案涉股份上，并提交收被收购股份职工出具的载有自已签名的《收条》以证明是自已出的资事实，但根据上诉从在护国路派出的陈述，其仅是配合被上诉签字办理手续，整个收购股份的事情全是被上诉一手操办，该意见也与《代持股协议书》的内容相吻合印证，虽然上诉人认为其在公安部门的陈述是受胁迫作出，但对所主张的反驳事实，上诉人并无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上诉人主张的案涉资金除被上诉人的外还有全家人的出资，不能认定为被上诉人的个人出资的问题，这只是涉及资金来源的问题，属于双方当事人家庭内部的法律关系问题，不产生上诉人主张的抗辩效力。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有林审判员  李城橙审判员  唐 勇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罗娟艳书记员杨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