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48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雅仕达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齐河县。法定代表人：阮加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满桂林，山东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姬长才，男，197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术海，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樊美秀，女，195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原审被告：阮加云，男，1964年4月2日出生，汉族，山东雅仕达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山东省济南市。原审被告：刘得民，男，1990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齐河县。上诉人山东雅仕达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仕达家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姬长才、原审被告樊美秀、阮加云、刘得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5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雅仕达家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587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姬长才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姬长才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提交的《对账本》是被上诉人的本人记录，该《对账单》上没有上诉人的盖章及相关授权人员的签字，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且非常容易伪造，因此该证据不具有证明作用。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公司的采购人员吴迎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8月12日吴迎通过微信明确告知被上诉人七月份的款额不对。被上诉人回复好的。之后被上诉人向吴迎发送八张收款收据，与《对账单》记载的数额一致。2018年8月13日被上诉人发送：对上了吗。之后吴迎微信未再回复。该过程，上诉人工作人员并没有给被上诉人明确的对账结果，亦未告知被上诉人对账结果是否正确，说明双方之间的对账结果不一致，存有争议，且双方对对账结果应当明确，不能以默认的方式作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的规定，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约定对方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即视为默认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采信仅有被上诉人自己书写的《对账单》作为证据，违反法律规定，错误明显。3.收据中部分供货单位是“鑫源”，部分收货人为杨坤。根据被上诉人的庭审陈述，收据中记载的单位名称“鑫源”系其个人开办厂子起的名字，没有进行登记。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被上诉人系“鑫源”的直接负责人的证据，不能排除被上诉人系“鑫源”工作人员的可能性，亦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被上诉人对其是适格主体提供证据，否则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该部分收据的诉讼主体存在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另，有2本收据签名为杨坤，杨坤系上诉人公司的司机，其职责是负责发物流、货运站有货往回提货，并没有签收货物的授权，因此对司机杨坤签收的货物，应由杨坤自己承担，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该部分请求。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姬长才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答辩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根据一审答辩人提供的证据聊天记录（2016年9月2日），被答辩人职工吴迎说：“你这样给我们发《对账单》是不行的，你得像上次那样手写，签字给我们传过来。”故此《对账本》是按照被答辩人的要求书写并上传给被答辩人的，上传给被答辩人对账无误后，任何一方都无法更改。结合答辩人提交的证据聊天记录、记账本、收据、银行流水等数据完全相符，能够证实本案的真实性，故该证据合法有效，具有直接关联性。2.根据原审法院答辩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账目确认的交易习惯是答辩人将当月发生的款项、被答辩人当月支付的款项及截至当月总尚欠款项发送至对方微信，被答辩人核对后，如无异议，交易继续进行。而2018年8月12日被答辩人说，七月份数额不对，答辩人上传八张收据后，被答辩人没有再提出异议，显然跟之前的交易习惯完全相符，说明双方对账目是没有异议的。另外在2018年11月22日，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货款15000元，也证实了上面的对账是没有异议的。同日，答辩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说：收到，谢谢。3.在答辩人提供的供货收据中，虽然有单位名称中记载“鑫源”二字，但是“鑫源”并不是法律上的主体，更没有“鑫源”的单位盖章，不能因为写上两个字就让人家承担责任，被答辩人的要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答辩人提供的收据系货物出卖人姬长才本人所写，权利义务应由本人来承担，不能因为本人书写了他人的名字就由他人来承担，收据中明确记载收款人是姬长才，其权利义务责任主体明确具体，被答辩人声称不符合主体资格没有任何法律依据。4.在部分收据中签名是杨坤，是因为被答辩人安排司机杨坤到答辩人处提货，并非是所谓的没有授权收货。被答辩人的说法跟客观实际明显不符，既然被答辩人声称司机主要职责是发物流、提货，那么杨坤提货时必然就会签自己的名字。另外根据答辩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4月9日）：答辩人说今天我这停电做好了给你打电话吧。被答辩人说：已经跟司机说了，让司机过去提。2018年5月3日，被答辩人说：这次提货没按我们的订单提，这两天再提一车。2018年5月17日，被答辩人说，下午去提可以吗？答辩人说，几点来？被答辩人说：这得看司机。2018年7月11日，被答辩人说:下午司机去不了了，明天去提。以上证据均已证明了被答辩人授权司机杨坤提货的事实。被答辩人明知以上事实，还在无理狡辩，通过上诉方式故意拖延时间，涉嫌转移财产，达到无财产执行的目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樊美秀、阮加云、刘得民未陈述意见。姬长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雅仕达家具公司支付姬长才货款348349元及以348349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樊美秀、阮加云、刘得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雅仕达家具公司、樊美秀、阮加云、刘得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姬长才与雅仕达家具公司存在长期买卖关系，姬长才为雅仕达家具公司提供家具软包等货物，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存在争议，一审法院查明如下：1.雅仕达家具公司的欠款数额。姬长才主张其与雅仕达家具公司每月通过微信对账，2018年8月7日经双方对账，雅仕达家具公司共欠其货款363349元。2018年11月22日樊美秀支付货款15000元，现雅仕达家具公司尚欠348349元。姬长才提交以下证据：供货《收据》7本、姬长才与雅仕达家具公司采购人员吴迎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宗、《对账本》1本、樊美秀给姬长才打款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7张、姬长才《记账本》一本、与吴迎的通话录音，证实姬长才与雅仕达家具公司员工吴迎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供货《收据》中的供货时间、供货数量均一致，雅仕达家具公司的打款时间、金额与微信聊天记录中发送的打款时间、金额均一致及雅仕达家具公司的欠款事实。樊美秀、阮加云辩称姬长才提交的供货《收据》中部分收据注明供货单位是“鑫源”，有两本签名为杨坤，不是刘得民，另有几份看不清收货人名字，无法证实与雅仕达家具公司具有完全的关联性及确实发生供货、收货的详细记录；对吴迎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账本》是姬长才本人的记录，没有其他人的签字或盖章；对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7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账户一直由雅仕达家具公司使用，从未存入过樊美秀款项，樊美秀也没有在该账户中个人使用过款项，不属于公司资金与个人资金混同。所有账户的资金均系雅仕达家具公司所有，樊美秀所转款项系货款；姬长才的《记账本》及通话录音真实性无法确定。刘得民辩称供货《收据》中有其签名（其在收据中的签名为刘德民）的均认可，对其他证据因未参与，故不知情,并陈述吴迎系雅仕达家具公司负责采购的人员。姬长才陈述《收据》中记载的单位名称“鑫源”系其个人开办厂子起的名字，没有进行登记，《收据》中的杨坤系雅仕达家具公司的司机兼收货人。刘得民陈述杨坤为雅仕达家具公司司机，主要负责发物流，货运站有货会往回提货。经一审法院核实，姬长才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与其手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一致。微信聊天内容涉及供货数量、规格、往来款项、欠款数额等买卖合同相关内容。其中，姬长才与吴迎2018年8月5日聊天记录显示，吴迎发送：我们这边现在的财务要离职，所有的未结的款都得发个《对账单》过来，他们财务要交接一下，谢谢你的配合，财务8号前交接完。姬长才回复：好的，明天给你。2018年8月7日，姬长才将如下内容的账单截图发送给吴迎：雅仕达2018年7月份货款24865元，2018年7月份汇款9200元，截至2018年7月底欠款363349元。落款处载明姬长才，2018年8月7日。姬长才接着发送的信息内容为：给打点款吧。2018年8月12日，吴迎发送：在吗，七月份的你再对一下，财务说不对啊。姬长才回复：好的。之后姬长才向吴迎发送八张收款收据，金额共计24865元，与发送的《对账单》记载的7月份货款24865元一致。2018年8月13日，姬长才发送：对上了吗，之后吴迎微信未再回复。2.樊美秀、阮加云及刘得民对本案欠款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姬长才主张樊美秀、阮加云系雅仕达家具公司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存在混同情形，且出资不到位，应当对雅仕达家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刘得民系实际收货人，亦应承担连带责任。樊美秀、阮加云主张樊美秀已不是雅仕达家具公司股东，樊美秀、阮加云均为实缴出资，雅仕达家具公司对外应独立承担责任，姬长才起诉樊美秀、阮加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樊美秀、阮加云提交以下证据：雅仕达家具公司企业变更情况，证实樊美秀已经不是雅仕达家具公司股东；2009年7月6日德大正齐验字（2009）第84号验资报告复印件一份，证实雅仕达家具公司注册资本均为实缴；2011年5月16日德大正齐验字（2011）第23号、2012年10月10日鲁华融会验字（2012）第4248号验资报告各一份，证实樊美秀、阮加云对雅仕达家具公司均为实缴出资。姬长才对雅仕达家具公司企业变更情况、德大正齐验字（2011）第23号验资报告、鲁华融会验字（2012）第4248号验资报告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德大正齐验字（2009）第84号验资报告复印件不予认可，并辩称涉案买卖合同发生时樊美秀系雅仕达家具公司股东，上述验资报告不能证实樊美秀、阮加云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应当在未出资到位的范围内对该笔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同时，雅仕达家具公司付款系通过樊美秀个人账户，股东与公司财产存在混同，股东应当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刘得民主张其系雅仕达家具公司员工，收货系履行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姬长才与雅仕达家具公司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姬长才为雅仕达家具公司提供货物，雅仕达家具公司支付了相关款项，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雅仕达家具公司的欠款数额,一审法院认为,姬长才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6年至2018年8月13日的内容显示,雅仕达家具公司通过该微信向姬长才发送要求供货的数量、规格，姬长才通过该微信向雅仕达家具公司进行催款并确认收到款项及尚欠款项的数额。该聊天记录中记载的雅仕达家具公司支付姬长才的款项数额、支付时间与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的雅仕达家具公司实际通过樊美秀账户支付姬长才款项的时间、数额一致,刘得民作为雅仕达家具公司收货人,其认可吴迎系雅仕达家具公司负责采购的人员,因此可以证实该微信系姬长才与雅仕达家具公司之间业务往来的书面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同时显示，姬长才与雅仕达家具公司往来账目确认的交易习惯系姬长才将当月发生款项、雅仕达家具公司当月支付的款项及截至当月总尚欠款项发送至对方微信，雅仕达家具公司核对后，如无异议，交易继续进行，下个月账单继续发送。雅仕达家具公司如对姬长才发送的账目有异议，则会要求姬长才重新核对数额。此前账目一直按照上述方式进行，至2018年8月7日，姬长才发送7月底欠款363349元后，雅仕达家具公司2018年8月12日发送该公司财务认为7月账目不对，要求进行核对，姬长才将与其所发送的7月份账目数额一致的八张收款收据发送给雅仕达家具公司，并于2018年8月13日微信询问“对上了吗”，之后雅仕达家具公司未再回复。姬长才提交的微信记录与其提交的《收据》、《记账本》、《对账本》能够印证。雅仕达家具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举证、质证及当庭陈述权利的放弃。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姬长才主张的至2018年7月底雅仕达家具公司欠款363349元的主张能够成立。雅仕达家具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通过樊美秀账户支付姬长才15000元，尚欠348349元，一审法院对姬长才要求雅仕达家具公司支付该款项的请求予以支持。上述欠款2018年7、8月即已存在，姬长才通过起诉的方式向雅仕达家具公司催要，雅仕达家具公司一直未偿还，给姬长才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一审法院对姬长才要求雅仕达家具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48349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姬长才要求樊美秀、阮加云承担连带责任，但根据樊美秀、阮加云提交的证据，两人均为实缴出资，雅仕达家具公司虽通过樊美秀账户支付款项，但不能据此认定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混同，姬长才对其主张的该两人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及出资不到位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故其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要求樊美秀、阮加云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刘得民系雅仕达家具公司员工，其接收货物系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雅仕达家具公司承担，姬长才要求刘得民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姬长才要求雅仕达家具公司支付姬长才货款348349元，并支付以348349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驳回姬长才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山东雅仕达家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姬长才货款348349元；二、山东雅仕达家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姬长才以348349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姬长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63元，保全费2520元，均由山东雅仕达家具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雅仕达家具公司对其与姬长才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予以认可，但认为姬长才主张的所欠货款数额有错误。其一，雅仕达家具公司主张2018年8月自己的工作人员吴迎在与姬长才对账时，认为2018年7月的账目不对，姬长才经核对后通过微信向吴迎传送了当月全部八张收据，虽与《对账单》相符，但吴迎未再确认对账结果，对此不能视为雅仕达家具公司认可了对账结果。一审法院并非仅依据吴迎未作回复即认定其默认了对账结果，而是经过对全案证据的综合分析，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和对账习惯，认定姬长才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账本、收据、银行流水等证据载明的数据能够相互印证，从而认定了雅仕达家具公司的欠款数额，故雅仕达家具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二，雅仕达家具公司否认收据中供货单位处签署为“鑫源”的业务以及由杨坤签收的业务与本案有关，姬长才主张“鑫源”系其开办厂子起的名字，没有进行登记，姬长才实际持有该部分收据，收据上载明的货物应视为姬长才所供。雅仕达家具公司认可杨坤为其司机，并认可其工作职责包括提货，故杨坤在相关收据上的签字应为履行职务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主体为雅仕达家具公司。此外，雅仕达家具公司在双方履行事实买卖合同期间，对于上述两类收据载明的业务也进行了对账结算，故雅仕达家具公司的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雅仕达家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26元，由上诉人山东雅仕达家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王京波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 瑞书 记 员 孙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