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4民初2295号原告：上海天九共享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王洋，集团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言令。被告：王琪迪，女，198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现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湖滨，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天九共享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九公司)与被告王琪迪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而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以天九公司为原告，以王琪迪为被告，予以合并审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被告王琪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湖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不支付王琪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2,885.04元。事实和理由：王琪迪于2017年12月25日进入天九公司的母公司天九共享企业孵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九母公司)，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12月25日至2020年12月24日的劳动合同，约定王琪迪担任天九母公司下属“东方子集团”人事经理一职，当时天九公司因尚未注册成立，“东方子集团”即天九母公司内部对即将成立的天九公司的代称。2018年1月22日，天九公司注册成立后，王琪迪与其他一批原与天九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共同与天九公司以及天九母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劳动关系转至天九公司，协议约定原工作内容、薪资待遇、工作地点及合同期限等均无变化。王琪迪作为天九公司的人事经理，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和经办人，同时还负有该公司成立之后公积金账户设立、员工公积金账户变更及相关档案保管等工作职责。事实上，王琪迪的公积金账户也在2018年4月之后转入了天九公司，故天九公司一直认为王琪迪已经与其他员工一起签订了该协议，公司也从未收到过王琪迪任何书面或者口头关于不同意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的意思表示。直至王琪迪离职，天九公司才发现人事档案中并没有王琪迪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而王琪迪在申请仲裁时却据此提出要求天九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天九公司认为，因《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系由王琪迪负责，倘若她确实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为其自身过失导致，责任并不在公司；如果实际签订了却主张未签，则存在档案管理不当或被带走的可能。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王琪迪都负有主要责任，故不同意支付双倍工资差额。对王琪迪的劳动关系已自天九母公司转入天九公司的事实无异议。关于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天九公司原人力资源部的运行模式为“三支柱模式”，即通过三线向公司总部汇报，王琪迪入职后担任的即为共享支持部的薪酬福利经理。2019年，天九公司因组织架构调整，人力资源部的模式发生变化，设立统一的人力资源组，王琪迪原来的薪酬福利经理岗位被取消，新设人力资源组HRBP经理一职。当时王琪迪曾就自己以往的工作做了一次述职，但公司认为她尚未达到HRBP岗位的要求，故提出对其进行调岗，王琪迪明确表示不同意调岗，双方遂就劳动关系的解除进行了协商，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在此情况下，天九公司于2019年9月10日向王琪迪发出了《天九共享(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安置通知》(下称《安置通知》)，对之前的协商过程进行了描述，并向王琪迪提供了包括转岗、继续培训以及离职三种选择。同时写明王琪迪需在收到通知后，于2019年9月11日12点之前通过书面方式作出决定，但王琪迪之后并未回复公司。天九公司认为王琪迪不予回复的行为，应视作为选择了《安置通知》中的方案三即离职。故于2019年9月20日向王琪迪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21日解除。天九公司因组织架构调整，与王琪迪协商调岗不成，也未能就协商解除达成一致，最终基于王琪迪作出的离职选择而解除了双方劳动关系，并无不当，不同意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另，因王琪迪最终未能完成工作交接，故天九公司实际并未向其支付离职补偿金。王琪迪辩称，不同意天九公司的诉讼请求。王琪迪虽然于2017年12月25日与天九母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实际系与天九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并为其工作，入职后每月工资以及社保均由天九公司支付缴纳，且办公地点也在天九公司。王琪迪认为自天九公司注册成立当天开始，王琪迪的劳动关系就已经变更至天九公司，双方未签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天九公司。天九公司成立之后，确实组织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但并非由王琪迪负责，王琪迪仅依据主管领导侯某某的指示负责制作了人员汇总表。天九公司也从未主动提出要求王琪迪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王琪迪系在2018年4月才发现自己并未签订该协议，并口头询问主管领导侯某某，但未得到答复。王琪迪对天九公司陈述的组织架构调整的情况不予认可，2019年9月11日王琪迪通过微信收到了天九公司人事工作人员张某某发送的《安置通知》，王琪迪对其中三个选择方案均不予认可，并通过微信明确表示不同意，但之后天九公司也未再与王琪迪进行沟通，故2019年9月20日天九公司系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王琪迪基于上述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天九公司：1.支付王琪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5,790.75元；2.支付王琪迪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12月24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65,000元；3.支付王琪迪2019年9月的绩效工资差额970.45元。事实与理由：同前所述，王琪迪认为天九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现要求天九公司按王琪迪离职前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十二个月的全部收入(含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以及2018年度年终奖)，计算得出平均工资21,447.69元、以及按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折算为2个月的标准，计算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5,790.75元(21,447.69元×2个月×2倍)。王琪迪认为，自己没有与天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的责任并不在王琪迪。因王琪迪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每月基本工资均为15,000元(不含绩效工资)，现要求天九公司按此工资标准支付2018年1月25日至12月24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65,000元(15,000元×11个月)。另，关于2019年9月的绩效工资，王琪迪当月应得绩效工资为3,050元，但天九公司仅支付了绩效工资2,079.55元。王琪迪确认当月实际出勤天数为15天，但认为当月天九公司已扣除其未出勤天数的基本工资，再扣除绩效工资即为重复扣款。同时，因双方劳动关系的结束系天九公司违法解除导致，故王琪迪认为天九公司应按当月全勤天数支付绩效工资，尚存在差额970.45元(3,050元-2,079.55元)，要求天九公司支付。天九公司辩称，不同意支付王琪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理由同上述诉称意见。如果法院判决支付，对王琪迪陈述的计算方法无异议。关于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同前所述，王琪迪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的责任并不在公司，不同意支付。关于绩效工资差额，确认王琪迪2019年9月应发绩效工资金额为3,050元，天九公司系按实际出勤天数计算支付王琪迪当月绩效工资2,079.55元(3,050元/22天×15天)，并不存在差额。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2017年12月25日，王琪迪与天九母公司签订期限自2017年12月25日至2020年12月24日的《劳动合同》，担任东方子集团人事经理一职。天九公司于2018年1月22日注册成立，股东为天九母公司。2019年9月25日，天九公司由原来的“天九共享(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天九公司。2018年3月29日，由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通过了天九公司住房公积金缴存的登记审核，根据该中心盖章出具的《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审核表》显示，王琪迪系天九共享(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单位联系人。2018年4月10日，由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盖章出具的《企业社会保险信息登记(变更)核定表》显示，王琪迪作为天九共享(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单位经办人，办理了职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变更事项。2018年5月3日，《2018年4月天九孵化投资集团-东方集团转正人员汇总》显示，王琪迪入职时间为2017年12月25日，所在部门为人力资源中心，岗位为人事经理，转正时间为2018年4月25日。该汇总表下方“制表人”处有王琪迪的签字，“复核”处有天九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监侯某某签字。2018年6月4日，《2018年5月天九孵化投资集团-东方集团转正人员汇总》显示，分别有员工杨某在2018年5月3日、魏某某在5月23日、朱某某、赵某某在5月24日转正。落款处亦有王琪迪、侯某某的签字。另查，朱某某于2018年4月1日与天九母公司、天九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相关内容显示：“……1.鉴于2018年1月24日，甲(天九母公司)乙(朱某某)双方签订《劳动合同》……2.丙方(天九公司)系甲方的全资子公司，现甲方因经营发展的需要，就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及其他权利义务等相关事宜……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变更协议，以供各方遵照执行。1.2018年4月1日起，乙方与甲方“天九共享企业孵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上述《劳动合同》，用人单位甲方将变更为丙方“天九共享(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2.乙方和甲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全部权益和义务将由丙方全部承受。乙方原职务、薪资待遇、工作地点、劳动合同期限及其他劳动合同条款保持不变……”天九公司向王琪迪出具的《安置通知》显示：“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起，与您就此事协商了3次，情况如下：1、2019年8月27日与您进行了沟通，通过沟通，达成共识部分为N+1的补偿标准，五险一金缴纳至2019年10月未达成共识；2、2019年8月28日与您再次沟通,并提供了转岗机会,您回复要考虑,截至2019年9月9日尚未收到您的明确回复。3、2019年9月9日与您进行了第三次沟通，您明确表示不同意转岗，另表明补偿金7万元左右的诉求(高于N+1)，因您的补偿诉求高于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故仍未达成一致；综上，基于公司架构变化，结合您个人诉求，多次与您沟通，未能就变更岗位内容达成一致……我们为您提供下列选择：1公司的其他空缺岗位(具体岗位参见2019年8月29日向您提供的可转岗岗位清单)。2暂时未考虑好(我们会持续给您提供专业方面相关培训，以便于您后续更好的开展新的工作)。3离职，办理完交接手续后领取补偿金(n+1标准)。”该通知在下方有天九公司设计的回执,内容为：“本人已经收到通知单，同意在2019年9月11日12点前，将通知单书面交至人力资源部。如果公司在上述期限内没有收到您以书面形式作出的决定，可视为本人选择离职(办理完交接手续后，按国家规定领取相应补偿金)。”王琪迪未在回执签收人处签字。2019年9月10日14：11，天九公司人事工作人员张某某与王琪迪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显示：张某某通过微信将上述《安置通知》发送给王琪迪，并表示“这是刚刚咱们面谈时所涉及的员工安置通知，请关注回执要求时间，按时给出回复。”王琪迪于当日15：09回复：“第一对于上述文件我本人不同意，既然是沟通，没形成方案之前都不能称之为共识，第二请给我转岗的法律依据，第三，我主张的7万元左右远低于国家规定的2N。”2019年9月20日，天九公司向王琪迪送达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显示：“因截止9月11日12点前，未收到您关于《天九共享(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安置通知》的书面反馈。按通知约定的视为您本人选择离职。现正式通知您：公司自2019年9月21日起解除与您之间的劳动合同。请您在接收到此通知后2日内办理完毕工作交接与离职手续。在您完成上述事项后，可以领取剩余的工资及按照N+1的标准的解除劳动合同一次性补偿金。”王琪迪2018年9月、2018年11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工资明细显示每月应发工资为：2018年9月15,221.15元、2018年11月13,326.92元、12月13,326.90元、2019年1月15,050元、2月15,050元、3月15,652.31元、4月15,550元、5月15,855元、6月15,550元、7月15,550元、8月15,550元。2018年年终奖明细显示应发年终奖78,363.02元。另，2018年10月，王琪迪主张当月应发工资为13，326.92元。天九公司对此无异议。王琪迪名下《参保人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显示，2017年11月缴费单位为上海企信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12月未缴费、2018年1月至2018年3月缴费单位为上海易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18年4月至2019年9月缴费单位为天九公司。2019年11月6日，王琪迪向徐汇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后因个人原因于该日撤回调解，并于当日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徐汇仲裁)申请仲裁，要求天九公司：1、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5,790.75元；2、支付2019年9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的绩效工资差额970.45元；3、因未签订劳动合同支付2018年11月3日至2019年9月20日的双倍工资差额128,837.89元；4、因未签订劳动合同支付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11月2日的双倍工资差额100,898.14元。仲裁庭审中，王琪迪表示其虽然与天九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是与天九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天九公司也口头提出过2次要求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12月5日，徐汇仲裁作出徐劳人仲(2019)办字第4680号仲裁裁决书：一、天九公司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王琪迪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2,885.04元；二、对王琪迪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王琪迪、天九公司均不服该裁决，先后向本院提起诉讼，合并为本案。上述事实，除双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外，另有《劳动合同》、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审核表》、《企业社会保险信息登记(变更)核定表》、《2018年4月天九孵化投资集团-东方集团转正人员汇总》、《2018年5月天九孵化投资集团-东方集团转正人员汇总》、《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安置通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工资明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参保人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等证据证明，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王琪迪的每月工资明细由天九母公司制作并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实际发放则由天九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王琪迪的工资实得金额与工资明细显示的实发工资金额相一致。双方另确认自2019年9月10日之后，王琪迪即开始休年休假，双方此后再未有任何沟通，直至劳动关系解除。天九公司确认在2019年9月10日收到了王琪迪对《安置通知》的微信回复，但主张微信方式不符合公司规定的“书面形式”，故应视作王琪迪选择了第3项方案即离职。天九公司基于上述事实，只同意支付王琪迪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外加一个月的工资，不同意支付赔偿金。王琪迪确认与天九母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工作岗位“东方子集团”即为尚未成立的天九公司，亦确认天九公司成立之后的五险一金开户工作由王琪迪完成。但坚持认为，自己虽为人事薪酬福利经理，但并未负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仅根据领导安排协助了部分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期间，曾口头向主管领导侯某某询问自己的劳动合同主体变更一事，也问过天九母公司，但因自己当时工作量大，天九母公司对王琪迪的工作安排存在不确定性，故此事一直被搁置。且王琪迪认为，在没有损害到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也没有必要再次向公司提出。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王琪迪认为天九公司系因高层人事变动才导致自己被迫离职而并非因为公司组织架构调整。2019年8月27日，张某某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且没有岗位可以调整，并表示公司愿意支付经济补偿，王琪迪没有接受。8月28日，张某某又告知有转岗机会，并发送岗位信息，但该些岗位均为营销或财务岗位，王琪迪仍未接受。9月9日，张某某再次与王琪迪沟通，但双方还是未能就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达成一致。在此情况下，天九公司于9月10日在微信中发出《安置通知》，王琪迪予以拒绝。最终在9月20日，收到了天九公司的解除通知。关于2019年9月绩效工资差额，王琪迪对月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福利补贴、工龄工资，以及每月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及个税等金额均无异议，但坚持认为天九公司应发放全月绩效工资。同时主张，即便按照正常出勤15天计算，当月绩效工资也应按21.75个工作日计，而非22个工作日，故据此也存在差额23.90元(3,050元/21.75天×15天-已发2,079.55元)。天九公司于庭后以书面方式明确表示不对其所主张的公司组织架构调整提供相关证据。本院认为，关于天九公司要求不支付王琪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以及王琪迪要求天九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5,790.75元的诉请。根据天九公司于2019年9月21日向王琪迪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显示，解除的理由为因王琪迪未在2019年9月11日12点之前按要求的书面形式向天九公司回复《安置通知》。天九公司在庭审中确认王琪迪曾就《安置通知》在2019年9月10日当日通过微信回复人事工作人员张某某，但主张微信回复不符合规定的“书面形式”，应视作为离职，故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及一个月的工资。根据王琪迪在微信中的回复，其明确表示不同意《安置通知》，同时表示双方并未达成共识，并再次提出要求7万元的补偿。显然，王琪迪不仅回复了天九公司，还明确表示不接受《安置通知》，可以认定，双方未能就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天九公司主张王琪迪系选择离职，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天九公司另主张，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是公司内部架构调整，王琪迪原担任的薪酬福利经理一职已不存在，且其经考评又不能胜任新设岗位，王琪迪对此予以否认，天九公司亦未能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难以采信。综上，本院认定天九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系违法解除，应向王琪迪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天九公司要求不支付王琪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2,885.04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现双方对王琪迪名下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工资明细无异议，天九公司对王琪迪主张的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亦无异议，经本院核算，王琪迪要求天九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85,790.75元的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王琪迪的第2项诉请，即要求天九公司支付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12月24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65,000元。因王琪迪系于2019年11月6日向徐汇仲裁申请调解，可追溯自申请调解之日起逆推一年的双倍工资差额，故对其要求天九公司因未签劳动合同支付2018年1月25日至11月6日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对于2018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双方一致确认王琪迪于2017年12月25日与天九母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12月25日至2020年12月24日的《劳动合同》，约定担任的岗位为“东方子集团”人事经理，同时确认“东方子集团”即2018年1月22日注册成立的天九公司，王琪迪的具体岗位为天九公司薪酬福利经理。王琪迪在庭审中亦确认其自签订《劳动合同》起即为天九公司工作。根据现有证据显示，王琪迪作为天九公司的联系人于2018年3月29日为公司办理了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申请、于2018年4月10日又作为经办人办理了社保账户变更；之后在2018年5月3日制作了自己的自天九母公司转入天九公司的转正汇总表，该表明确显示其转正时间为2018年4月25日；继而又在2018年6月4日为其他员工制作转正汇总表，且上述两表中王琪迪均作为制表人签字，并经过了天九公司人事总监侯某某的批准同意，而其他员工显示已签订了《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由此可见，王琪迪不仅负责进行了天九公司成立之后的社保、公积金账户设立工作，还为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着手制作了包括自己在内的转正人员的情况信息汇总。由此可以认定，王琪迪作为公司人事薪酬福利经理，对上述各项事项负有工作上的职责。王琪迪确认协助安排了部分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但主张其并非主要负责人，系依据主管领导的指示进行工作，这并不能作为其否认具体工作职责的合理理由。王琪迪主张曾以口头方式就《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的签订一事向天九公司进行询问，公司未予答复，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王琪迪在仲裁庭审中承认天九公司曾两次口头提出要求签订劳动合同，显然前后矛盾，王琪迪亦未能就此作出合理解释。现并无证据证明双方未能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系天九公司的过错所致。鉴于王琪迪人事薪酬福利经理的身份，以及在《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签订一事中所负有的工作职责，王琪迪要求天九公司支付2018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因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琪迪的第3项诉请，即要求天九公司支付2019年9月绩效工资差额970.45元。现双方一致确认当月王琪迪实际出勤天数为15天，王琪迪每月正常出勤应发绩效工资为3,050元。现天九公司主张按实际出勤天数支付绩效工资的做法，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经本院核算，天九公司已按上述标准足额支付了王琪迪当月绩效工资，并不存在差额。王琪迪要求天九公司支付全月绩效工资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琪迪对其余仲裁裁决未提起诉讼，视为服从，其中无执行内容的部分，不在判决主文中予以表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天九共享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王琪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5,790.75元。二、驳回王琪迪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刘锋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邝蕴书 记 员 顾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