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367号原告：刘建梅，女，1978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鄄城县。被告：毛进红，女，197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莘县。原告刘建梅与被告毛进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建梅、被告毛进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建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欠款本金30万元及自2017年8月10日至2019年8月10日的利息78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年利率13%标准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11日被告作为中间人介绍原告到北京聚梦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梦利公司）进行投资理财，原告向聚梦利公司投资20万元，后又投资10万元，被告向原告承诺2017年7月全部返现。现还款期限已过，聚梦利公司迟迟未归还任何款项。被告于2017年12月24日签署借条，承诺偿还上述借款及利息，但至今未偿还任何款项，原告多次索要无果后，诉至法院。被告毛进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没有收到原告的30万元，原告的款项是直接支付给了聚梦利公司，如果聚梦利公司把款项退还给我，我同意将涉案的30万元及利息还给原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毛进红对刘建梅提交的2015年7月12日担保书、2015年9月16日欠条、2017年7月11日欠条、2017年12月24日借条、POS机小票、中国储蓄银行交易明细、电话录音的真实性均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的来源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毛进红虽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且其认可2015年9月16日欠条、2017年7月11日欠条、2017年12月24日借条是由其书写并签字确认，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效力将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毛进红对刘建梅提交的四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的真实性表示不清楚，但结合庭审查明情况，该证据与其他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相互印证，故对上述《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刘建梅对毛进红提交的视频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将结合查明的事实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12日，刘建梅（甲方、出借人）与聚梦利公司（乙方）签订第一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就乙方为甲方提供投资咨询、财务规划、投资管理、借款人推荐、风险管理服务达成一致，并约定：出借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自主选择出借一定数量资金给他人的自然人，借款人是指有资金需求，经乙方筛选推荐给出借人并得到出借人一定数量出借资金的自然人；资金出借及回收方式为月月通，出借金额为150000元，封闭期为12个月，预期年化收益13%；甲方出借一笔资金后，在12个月内甲方委托在乙方按月代甲方收到的借款人偿还的本息中，将月收益回收由乙方支付到甲方在服务协议第五条中指定的资金回收专用账户中，由甲方自行支配，其余部分参考乙方推荐进行新一次的出借，款项由乙方代为支付给对方；第五条约定甲方出借资金回收专用账户为：户名：刘建梅，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门头沟区大台营业所，账号：×××。同日，刘建梅向聚梦利公司支付150000元，并书写小条一张，载明“今有刘建梅在北京聚梦利理财150000元，确保安全，特有毛进红、张微担保本金安全。截直2017年1月4日共300000元。2015年7月12日。”其中“毛进红”及“张微”的姓名处覆有捺印。2015年9月16日，毛进红向刘建梅出具借条，载明“毛进红从刘建梅拿了20000万人民币，3个月以后连本带息一起给。毛进红，2015年9月16日。”刘建梅主张，上述借条中的“20000万”是笔误，应为20万元。2016年1月6日，刘建梅与聚梦利公司签订第二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约定刘建梅出借金额为50000元，12个月封闭期，意向出借期间为2016年1月6日至2017年1月5日。同日，刘建梅向聚梦利公司支付5万元。2016年7月11日，刘建梅与聚梦利公司签订第三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约定刘建梅出借金额为200000元，12个月封闭期。意向出借期间为2016年7月11日至2017年7月10日。刘建梅主张，该份协议的出借金额系其在第一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中出资的15万元的基础上，又另行支付了5万元现金，故签订了该份出借金额为20万元的协议；因自己当时只有44000元现金，该笔5万元现金其中有6000元现金是向张微借的。2017年1月4日，刘建梅与聚梦利公司签订第四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约定刘建梅出借金额为100000元，6个月封闭期，预期年化收益10%。意向出借期间为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7月3日。刘建梅主张该份协议的出借金额系其在第二份协议5万元的基础上，于2017年1月6日又另行向张微转账5万元，重新签订了此份出借金额为10万元的协议。该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封面上手写字体载明“5万续期5万现金”。2017年7月11日，毛进红向刘建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刘建梅苏兆强5万元整，7月初还回来，连本+息一起还回来，2017年7月11日，毛进红”。2017年12月24日，毛进红向刘建梅出具借条，载明“今有毛进红向刘建梅借钱30万元，外加4个月的利息，毛进红曾许诺钱要不回来由她来还。毛进红，2017年12月24日。”刘建梅主张2015年9月16日的借条是其与聚梦利公司签订第一、二份协议后，其找毛进红打的；2017年7月11日的欠条是在签订第三份协议后，因其不放心找毛进红签的；2015年7月12日的小条是其与聚梦利公司签订第一份协议当日由其书写，让毛进红以及聚梦利公司的业务员张微按的手印，2017年1月4日，其在小条上另加了一句“截直2017年1月4日共300000元”，意思是截至2017年1月4日其一共投资30万元；2017年12月24日的借条是上述四份协议到期后四个月，其本金拿不回来，去找毛进红签的。毛进红认可2017年12月24日签订的借条，对其他三份借条等的签订过程表示记不清了。毛进红提交一份视频，证明其是因为刘建梅在其家中撒泼才被逼写下了2017年12月24日的借条，刘建梅主张其只是为了去毛进红家中要个保证，并没有胁迫毛进红的行为。刘建梅提交尾号为8639的银行卡流水，主张自2015年8月10日起，聚梦利公司按期向其支付利息。其中2015年8月10日收入1630元、2015年9月10日收入1630元、2015年10月10日收入1630元、2015年11月10日收入1630元、2015年12月10日收入1630元、2016年1月11日收入1630元、2016年2月10日收入550元及1630元、2016年3月10日收入550元及1630元、2016年4月11日收入550元及1630元、2016年5月11日收入550元及1630元、2016年6月12日收入550及1630元、2016年7月11日收入550元、2016年8月10日收入550元及2170元、2016年9月12日收入550元及2170元、2016年10月10日收入550元及2170元、2016年11月10日收入550元及2170元、2016年12月12日收入550元及2170元、2017年1月10日收入550元及2170元、2017年2月10日收入2170元、2017年3月10日收入2170元、2017年4月10日收入2170元、2017年5月12日收入2170元、2017年6月12日收入2170元、2017年8月10日收入2170元。另查，聚梦利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事立案，相关责任人员王长英、蒋建峰、王建刚、刘铁德、张微已经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相关案件正在本院审理中。刘建梅未报案，毛进红称其已经就案涉30万元以刘建梅的名义向丰台分局报案。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四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约定，刘建梅系作为出借人将其资金委托给聚梦利公司，与聚梦利公司向其推荐的借款人之间建立借贷关系，聚梦利公司代为收取借款人每期偿还的本息，并向刘建梅支付月收益。根据刘建梅提交的借条、欠条、银行交易明细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刘建梅的投资款为30万元，分别于2015年7月12日投资15万元、2016年1月6日投资5万元、2016年7月11日投资5万元、2017年1月4日投资5万元。现聚梦利公司已经涉刑，到期无法向刘建梅支付本息，刘建梅依据毛进红于2017年12月24日出具的借条要求毛进红承担还款义务。毛进红抗辩其与刘建梅不存在借贷关系，其未收到任何款项，但毛进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2017年12月24日毛进红出具的借条中已明确写明30万元系毛进红向刘建梅借款，钱要不回来由毛进红还，可以认定毛进红对于刘建梅与聚梦利公司之间的债务责任作出了债的加入的意思表示。毛进红主张其是在被迫无奈情况下签订的涉案借条，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难以采信。故刘建梅虽然并未向毛进红实际支付过款项，但毛进红自愿承担还款义务，双方签订的借条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毛进红应当按照借条的约定向刘建梅履行还款义务，故对刘建梅要求毛进红偿还3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双方签订的借条未明确还款期限及利息标准，现刘建梅向法院起诉要求偿还借款及利息，其递交起诉状并经由本院向毛进红送达的行为视为向毛进红发出了要求偿还的通知，故本院对起诉状送达毛进红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对刘建梅超出上述部分的利息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需要说明的是，若刘建梅作为受害人就案涉30万元进行刑事报案，则其不应在刑事案件中重复受偿。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毛进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建梅偿还借款300000元及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刘建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85元，由刘建梅负担664元（已交纳），由毛进红负担282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静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 坤书 记 员  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