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67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某，女，1975年3月20日生，昆明市人，汉族，现在昆明市西山区近华街道办事处工作，住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云南云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某，男，1973年11月23日生，汉族，昆明市人，初中文化，自由职业，住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文娇，云南凌云（曲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某，男，1977年10月12日生，汉族，昆明市人，高中文化，自由职业，住昆明市西山区。上诉人樊某因与被上诉人樊某、樊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云0112民初4920号民事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樊某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共有人被上诉人樊某名下的××诉争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和过渡费共计1119101元的1／4即279775.25元和共有人被上诉人樊某名下的7××号诉争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和过渡费共计1063899元的1／4即265974.75元，两项合计545750元的份额，退还给上诉人樊某。三、依法判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案由认定为分家析产纠纷是错误的，应当依法认定为共有物分割纠纷。2、一审法院对“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档案摘抄表”复印件两份，及“卷内备考表”复印件两份不予采信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对“土地登记审批表填写说明”的涂改，即名称从当事人的母亲杨立峰涂改为繁华房明的证据效力的认定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对“2017年1月9日的村小组证明”效力的认定是错误的。5、一审法院对证人樊某的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的认定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是错误的。一审诉讼期间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上诉人对诉争的××和7××号房屋是享有份额的，但一审法院视而不见，对证据不予采信。应当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平均确定份额，回迁房的份额可待选房后另案处理。被上诉人樊某、樊某答辩：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樊某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樊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请求对原昆明市西山区近华乡大观楼一社门牌号分别为××、7××号两栋住宅的拆迁补偿款120万元、过渡费约78万元及400平方米回迁房依法析产并确定原告应得金额及回迁面积。一审法院确认的法律事实：原告樊某系被告樊某的妹妹，被告樊某的姐姐。原、被告的父母樊某、杨立芬于1993年1月15日经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樊某与杨立芬离婚时约定原告樊某、被告樊某、樊某由樊某抚养至结婚时止，并约定砖混住房一栋四层二十间归杨立芬、樊某、樊某、樊某所有。庭审中，原、被告确认砖混住房一栋四层二十间即为案涉的××房屋。杨立芬于2014年2月12日死亡。昆明市房屋交易产权管理处房屋登记簿查阅摘抄表显示，近华乡大观楼一社7号，所有权人杨立芬，共有人樊某、樊平（即樊某）、樊室（即樊某），房产证号：（95）私字××号，建筑面积462.11平方米，总层数4层。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近华乡大观楼一社7号房屋即为案涉的近华社区大观楼第一小组××房屋。××××年8月15日，原告樊某以被告樊某的名义向昆明市西山区土地局提交“申请”1份，载明：“西山区土地局办证处：兹有棕树营街道办事处近华第一居民小组樊某，于1978年3月经上级有关部门审批给宅基地面积为113.99平方，于当年已竣工，并办理过房产证（门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现申请贵处给予核实办理土地使用证为谢，持证人：樊某。申请人：樊某。”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棕树营街道办事处土地管理科、昆明市西山区近华居民委员会、西山区近华社区居民委员会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在该“申请”上加盖公章，并注明“同意办理”。2002年4月，被告樊某就案涉的××房屋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西棕国用（2002）字第0209号，土地使用权人为樊某。2010年3月7日，被告樊某（被拆迁人、乙方）与昆明昱诚源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西山区草海片区保护治理和安置地块项目近华社区第一小组居民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编号：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宅019），主要约定内容为：乙方被拆迁房屋位于近华社区大观楼第一小组××，宅基地面积113.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西棕国用（2002）字第0209号，房屋主体建筑面积464.17平方米；被拆迁方选择安置房两套面积共200平方米，拆迁方还应向被拆迁方支付货币补偿537901元、搬迁奖励费10000元、搬家费1200元、安置补助费3000元。付款方式：甲方在协议签订后五日内向乙方支付拆迁补偿费总额的50%，即276050.5元，乙方腾空房屋、交付钥匙、结清水、电、气、通讯等费用并办理销户手续，经各级部门验收合格，甲方向乙方一次性付清拆迁补偿总额的50%尾款，即276050.5元。临时安置过渡费由属地道办事处每半年支付一次，金额为12000元。2018年12月4日，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棕树营街道办事处、昆明昱诚源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兹有原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产权人樊某，与我公司签订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宅019号安置补偿协议书和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宅019（1-068）号安置补偿补充协议书。两份协议书签订后共支付补偿款585101元（其中该款项含100平方米6个月过渡费6000元）。过渡费截至目前共支付18个半年，前6个半年共支付过渡费102000元；后12个半年过渡费翻倍共支付432000元；过渡费共支付534000元。”庭审中，原、被告一直确认回迁安置房尚未建造完工，也未交付使用。另，原告樊某在庭审中主张上述“证明”中的补偿款、过渡费应由其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昆明市房屋交易产权管理处房屋登记簿查阅摘抄表显示，近华办事处大观楼一社所有权人杨立芬，共有人樊某、樊某、樊某，房产证号（95）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79.31平方米，总层数三层。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近华乡大观楼一社房屋即为案涉的近华社区大观楼第一小组7××号房屋。××××年8月15日，原告樊某以被告樊某的名义向昆明市国地资源局西山分局提交“申请”1份，载明：“西山区土地局办证处：兹有棕树营街道办事处近华第一居民小组樊某，于1993年2月经上级有关部门审批给宅基地面积为77.47平方，于当年已竣工，并办理过房产证（门牌7××号），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现申请贵处给予核实办理土地使用证为谢，持证人：樊某。申请人：樊某。”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棕树营街道办事处土地管理科、昆明市西山区近华居民委员会、西山区近华社区居民委员会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在该“申请”上加盖公章，并注明“同意办理”。2002年4月，被告樊某就案涉的7××号房屋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西棕国用（2002）字第0210号，土地使用权人为樊某。2010年3月7日，被告樊某（乙方）与（被拆迁人、乙方）与昆明昱诚源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西山区草海片区保护治理和安置地块项目近华社区第一小组居民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编号：大观一组宅012），主要约定内容为：乙方被拆迁房屋位于近华社区大观楼第一小组7××号，宅基地面积77.4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西棕国用（2002）字第0210号，房屋主体建筑面积390.6平方米；被拆迁方选择安置房两套面积共200平方米，拆迁方还应向被拆迁方支付货币补偿482699元、搬迁奖励费10000元、搬家费1200元、安置补助费3000元。付款方式：甲方在协议签订后五日内向乙方支付拆迁补偿费总额的50%，即248449.5元，乙方腾空房屋、交付钥匙、结清水、电、气、通讯等费用并办理销户手续，经各级部门验收合格，甲方向乙方一次性付清拆迁补偿总额的50%尾款，即248449.5元。临时安置过渡费由属地道办事处每半年支付一次，金额为12000元。2018年12月4日，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棕树营街道办事处、昆明昱诚源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兹有原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7××号，产权人樊某，与我公司签订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宅012号安置补偿协议书和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宅012（1-020）号安置补偿补充协议书。两份协议书签订后共支付补偿款529899元（其中该款项含100平方米6个月过渡费6000元）。过渡费截至目前共支付18个半年，前6个半年共支付过渡费102000元；后12个半年过渡费翻倍共支付432000元；过渡费共支付534000元。”庭审中，原、被告一直确认回迁安置房尚未建造完工，也未交付使用。另，原告樊某在庭审中主张上述“证明”中的补偿款、过渡费应由其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2017年1月9日，西山区近华居民委员会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出具“证明”1份，载明：“杨立芬、樊某原系夫妻关系（1993年离婚），婚姻期间育有长子樊某、长子樊某、次子樊某兄妹三人，共同居住在××，后在父亲樊某的支持下先后建盖了××、58号、4号三栋住房。兄妹三人于××××年至××××年相继结婚，母亲杨立芬在儿女结婚后对家里的房产做了分配并且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了户籍分户登记，××归属在樊某名下；大观楼新村58号归属于樊某名下；××归属于樊某名下；大观楼新村4号归属母亲杨立芬名下，分配后大观楼新村58号直接由樊某办理了名下房产证，××，7××号由樊某、樊某办理了土地使用证，因是一家人商量决定的，所以当时没有急于办理××，7××号的相关更名手续。2010年拆迁兄妹三人根据各自名下所属房产与昆明昱诚源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协议。特此证明。”西山区近华居民委员会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在该“证明”落款处加盖公章，并注明“情况属实，各自签各自的拆迁协议。”2017年1月12日，原告樊某与被告樊某、樊某的父亲樊某出具“情况说明”，载明：“××由本人出资于1983年建盖……，之后家里又相继建盖了3栋住房，分别是××、58号、4号……。××××年至2002年三兄妹相继结婚，樊某、樊某户口分别从她母亲处分出，同时全家人共同商议将××分给樊某，58号分给樊某，7××号分给樊某……。1998年，新宅基地审批，按规定在册户籍两人以上为新批户，我与樊某户籍登记均为一人不符合批地条件，经家庭内部协商后两户‘樊某、樊某’合并为一户批得宅基地一块，门牌地址为大观楼新村58号……。”本案第二次庭审时证人樊某出庭对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了确认。原告樊某于2016年7月19日诉至法院，要求对案涉的××、7××号房屋获得的拆迁补偿款、过渡费及回迁房进行析产并确定其应享有的金额及回迁房面积。本案受理后，因被告樊某下落不明，法院采用公告方式向被告樊某送达了应诉材料及开庭传票。后被告樊某到庭应诉。本案第二次庭审过程中，被告樊某、樊某对××××年8月15日“申请”上的签名持有异议，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经原、被告同意，法院委托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对“申请”上“樊某、樊某”的签名是否为原告樊某的笔迹进行司法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原告樊某认可“申请”上“樊某、樊某”的签名为其代签，原、被告表示不需要再对笔迹进行鉴定。后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作退卷处理。本案经审理后，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6）云0112民初49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樊某的起诉。原告樊某不服，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5日作出（2018）云01民终49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法院（2016）云0112民初4920号民事裁定书，本案指令法院审理。庭审中，被告樊某、樊某主张原告樊某于2010年就应当知道案涉的××、7××号房屋被拆迁，原告樊某于2016年才提起诉讼，原告樊某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并主张原、被告家庭于2002年左右已对案涉的××、7××号房屋分割处理，案涉的××、7××号房屋已分给被告樊某、樊某各自所有，案涉房屋与原告樊某无关。原告樊某认为原、被告家庭从未对案涉房屋进行过分割。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案由为分家析产纠纷，属物权请求权，而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始终存在并受法律保护，故对被告樊某、樊某提出的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法院依法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从昆明市房屋交易产权管理处房屋登记簿查阅摘抄表载明内容显示，案涉的昆明市西山区近华居委会大观楼第一小组××、7××号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杨立芬，共有人为樊某、樊某、樊某，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之规定，案涉的××房屋为杨立芬与樊某、樊某、樊某共同所有，7××号房屋为杨立芬与樊某、樊某、樊某共同所有。现原、被告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在于案涉的××、7××号房屋是否已经分割处理过。庭审中，被告樊某、樊某主张案涉的××、7××号房屋在原、被告母亲杨立芬在世前就经原、被告双方及双方的母亲杨立芬协商，已经将××房屋分配给被告樊某使用，将7××号房屋分配给被告樊某使用。原告则主张案涉的××、7××号房屋没有进行过分割。对此，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家庭在原、被告父母离婚前后建盖了案涉的××、7××号房屋，及大观楼新村4号房屋，后原告樊某与原、被告父亲樊某共同批得宅基地后建盖了大观楼新村58号房屋。2002年4月，被告樊某、樊某及原、被告的母亲杨立芬、原告樊某以各自名义申请对上述房屋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经核发，被告樊某、被告樊某、杨立芬、原告樊某分别取得了××、7××号、4号、58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人分别登记为樊某、樊某、杨立芬、樊某个人。之后，由被告樊某、樊某分别对案涉的××、7××号房屋管理、居住、使用。此种状况距案涉的××、7××号房屋拆迁前已持续近八年以上，而原告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未对此提出异议或者主张权利，较符合被告樊某、樊某对家庭已分家的陈述。同时，根据原、被告的父亲樊某当庭所作的××房屋分给樊某、7××号房屋分给樊某的陈述及原、被告所在村集体组织出具的载明有“兄妹三人于××××年至××××年相继结婚，母亲杨立芬在儿女结婚后对家里的房产做了分配并且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了户籍分户登记，××归属在樊某名下；大观楼新村58号归属于樊某名下；××归属于樊某名下；大观楼新村4号归属母亲杨立芬名下，分配后大观楼新村58号直接由樊某办理了名下房产证，××，7××号由樊某、樊某办理了土地使用证，因是一家人商量决定的，所以当时没有急于办理××，7××号的相关更名手续……。”内容的“证明”，结合案涉的××、7××号房屋分别由被告樊某、樊某个人与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协议书中对案涉的××、7××号房屋产权证号未有记载的事实，以及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棕树营街道办事处及昆明昱诚源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共同出具的“证明”载明的“兹有原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产权人樊某……。”及“兹有原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7××号，产权人樊某……。”的内容，也能够证实被告樊某、樊某对家庭已分家的陈述。综上所述，法院依法确认案涉的××、7××号房屋在拆迁前已经原、被告家庭分家确定××房屋归被告樊某所有、7××号房屋归被告樊某所有，故原告现要求对案涉的××、7××号房屋的因拆迁获得的收益进行析产并确定份额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樊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一、证明两份，欲证实××房屋拆迁户主为樊某，7××号拆迁户主为是樊某；二、房屋信息查询摘抄表、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欲证实××房屋是杨立芬、樊某、樊某、樊某共有，并有产权证书；三、房屋信息查询摘抄表、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欲证实7××号房屋是杨立芬、樊某、樊某、樊某共有，并有产权证书；四、证明，欲证实××、7××号房屋产权登记时所填写的“樊宝”是樊某的小名、樊平就是樊某、杨林芬就是杨立芬；五、协议及司法鉴定意见书，欲证实两份协议中“樊某”签名是他人代签，不是本人书写，不具法律效力；六、情况说明，欲证实居民小组2017年1月9日出具的证明内容只是证明2010年3月签署了拆迁协议，对杨立芬、樊某家庭财产是否分配过居民小组不在场，不作证明；七、人民调解协议书，欲证实樊某与樊某之间有经济纠纷，樊某一审所作证言不客观、公正；八、证明两份，欲证实原房屋坐落于近华办事处大观楼一社，房产证号（95）私字××号为门牌××、房产证号（95）私字××号为门牌××；九、昆明市人民政府文件，欲证实在农村是以幢为单位的。被上诉人樊某、樊某经质证提出以下意见：除证据五、六，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据一的证明内容，拆迁协议由房屋产权人签订；不认可证据二、三的证明内容，摘抄表存根上“樊平”不能确定为上诉人，且一审中樊某确认申领土地使用证时的申请为其亲自所写；不认可证据四的证明内容，居委会无权出具关于户籍登记的证明；对证据五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鉴定是单方鉴定且鉴定检材为复印件；对证据六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明与一审中村民小组证明相矛盾；不予认可证据七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对证据八予以认可；不予认可证据九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五实质是要证明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两份“协议”是虚假的，但一审并未认定两份“协议”的真实性，也未采纳，故上诉人对笔迹进行鉴定已无必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六与一审在卷“证明”均由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出具，但内容相矛盾且无负责人签名，本院均不予采纳；对其他经当事人质证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予以认定，但对证明内容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评价。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提出异议：西棕国用（2002）字第0209号及021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的土地使用权人樊某、樊某是经涂改的；樊某、樊某分别是××、7××号的户主，不是产权人；对2017年1月9日，西山区近华居民委员会大观楼第一居民小组出具“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对樊某出具的证言不予认可、均与事实不符；被告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在一审中上诉人是对协议的签字申请鉴定。经本院审查，上诉人所提异议系自己在诉讼中的主张，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只是对证据证明内容及原、被告主张作出客观确认，申请笔迹鉴定的情况也有经原、被告双方核对签字的庭审笔录为证，故经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樊某是否有权获得涉案××及7××号房屋的拆迁利益。本院认为：关于樊某、杨立芬、樊某、樊某、樊某一家是否进行过分户或分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的规定，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因此，农村宅基地以户为单位，即使各地的实际政策有不同，也不允许一户有多处宅基地。本案中，樊某、杨立芬、樊某、樊某、樊某共建有四处房屋（××、7××号、58号、4号），四处房屋分别位于四处不同的宅基地，五人如不分户则无法获得四处宅基地，且各人也不能分别属于两户或多户，即本案当事人樊某、樊某、樊某各人只能作为一户，获得一处宅基地。在办理土地使用证时，系樊某分别以樊某、樊某的名义向昆明市国地资源局西山分局提交了申请，也能映证樊某、樊某分别为××、7××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因此樊某、杨立芬、樊某、樊某、樊某已经分户。二、对于上诉人所提樊某因与其有利害关系所作“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的主张。本案中，樊某系樊某、樊某、樊某的父亲，与三人均有利害关系，但樊某与杨立芬离婚时，约定××房屋归杨立芬及三个子女所有，后在建盖7××号、58号、4号房屋时也给予支持，证实樊某对三个子女不论在情感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愿意支持的，故上诉人所提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不能证实樊某有理由作出对樊某不利的证言，而樊某、杨立芬的三个子女即本案当事人樊某、樊某、樊某，分别分得××、58号、7××号房屋既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公序良俗。故一审认定樊某、杨立芬、樊某、樊某、樊某已经分家并无不当，上诉人无权向被上诉人主张××、7××号房屋的拆迁利益。综上，上诉人樊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驳回樊某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58元，由上诉人樊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城橙审判员  陆有林审判员  唐 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侯成斌书记员李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