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2民初2049号原告：唐晓娟，女，汉族，1962年4月10日出生，住湖南省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时，北京德和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建文，男，汉族，1972年12月26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康，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晓娟与被告朱建文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晓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时、被告朱建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晓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朱建文与唐晓娟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无效；二、请求朱建文返还唐晓娟出资额50000元；三、请求由朱建文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四、请求由朱建文承担本案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以上共计55000元（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另计）。2020年5月6日，唐晓娟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一、请求撤销朱建文与唐晓娟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2、请求朱建文返还出资额50000元及损失费用2375元（以出资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暂自2019年1月9日计至2020年5月7日）；3、请求朱建文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1175元（暂计）；4、请求朱建文承担本案的财产保全费520元。事实和理由：唐晓娟与朱建文于2018年年底经人引荐结识。2019年1月初，朱建文以投资合作为由邀唐晓娟商谈投资项目“福道康共享智能陪护床”，唐晓娟无心经营便婉言拒绝。后朱建文致电唐晓娟，大肆吹嘘自己有极深的政治背景及强大的人脉关系，已获得国家卫计委领导支持协调及省领导等许多政府资源支持“陪护床”在全国三甲医院免费投放，且已经进驻几家医院。自己是该“陪护床”的研发创始者，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专利证书等，并承诺项目运作后，回报巨大，唐晓娟信以为真，于2019年1月2日向朱建文支付1000元定金，签订《投资分红协议书》，于2019年1月9日支付49000元并签订《投资合作意向书》，后于2019年6月28日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朱建文将之前的《投资分红协议书》收回。后唐晓娟发现朱建文成立的公司并未运作“陪护床”项目，也未有任何资源进入公司，朱建文名下的公司均为空壳，知晓被骗，唐晓娟要求朱建文退回投资款，且已有投资人追回了投资款，但朱建文却对唐晓娟避而不见，有意将50000元投资款据为己有，为维护唐晓娟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朱建文辩称，一、其并未采取欺诈手段，使唐晓娟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投资分红协议》。首先，唐晓娟是在反复了解考察后才进行的投资，其次，从唐晓娟提供的证据来看，主要认为朱建文在3月份与其的聊天内容存在虚假陈述，但唐晓娟与朱建文达成投资意向的时间是2019年1月，而聊天记录的时间为3月，故原、被告达成意向在前，主张欺诈在后，明显不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且该聊天内容也是朱建文转述项目前期合伙伙伴提出的，并非朱建文提出；二，湖南福道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道康公司）正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与唐晓娟所称空壳公司不符。朱建文向法庭提交了与供应链上游的厂家的相关合同及授权，也提供了与下游医院的相关合同，每月有收入进账，公司有健全的财务制度；三、撤销或者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并不会引起返还出资的结果。唐晓娟向本院提交了《股份代持协议书》、转账记录、《陪护床专利证书》、与朱建文的聊天记录等证据用以证明其主张；朱建文向本院提交了《投资分红协议》、福道康公司企业公示信息、房屋租赁合同、福道康公司财务流水、福道康陪护床战略合作协议3份、品牌专利授权书、福道康公司样品发放清单、收条、战略合作协议、医院入驻合同2份用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审查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后认定以下事实：一、湖南南山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山翁公司）系由朱建文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20日，经营范围为预包装食品、日用百货、果品及蔬菜等等，不包含医疗器械方面的研发、销售等。福道康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18日，由南山翁公司持股85%，朱建文持股15%；二、2019年1月2日，南山翁公司（甲方）与唐晓娟（乙方）签订《投资分红协议书》，约定：因甲方发展需要，乙方向甲方投入资金人民币5万元整；甲方经营项目：共享医院智能陪护床；在合同期限内，公司正常运营（陪护床投放医院后），甲方向乙方以首年年度利润0.5%向乙方分红，次年按照比例按月给予分红。南山翁公司在协议上盖章，朱建文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当日，唐晓娟支付1000元定金。2019年1月9日，唐晓娟向朱建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转款49000元。之后，朱建文通过微信私聊及群聊表示“陪护床最核心竞争力，最大壁垒就是医院资源，特别是部署三甲以上医院，这是一般人难以投放进去，我们现在有这个资源，产品已准备就绪，目前需要解决融资，项目战略通过国家卫计委领导协调，省委领导配合，院方领导参与，进行全国布局”，“长沙7家大医院都已经正式签下来了，晚上杭州投融界的打电话1个多小时，确定好了1600万意向投资”等。2019年6月8日，唐晓娟（甲方）与朱建文（乙方）重新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鉴于，甲方拥有湖南福道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0.5%的股份，其中，甲方欲将其中0.5%的股份委托给乙方朱建文代为持有；甲方将其拥有的湖南省福道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0.5%的股权，计出资金额50000元，通过本协议作为代持股份，由乙方代持；甲方作为实际出资人，在设立湖南福道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时已完成了实际出资。乙方作为名义股东，仅为代持目的，在工商变更登记时不再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三、朱建文提交的福道康公司财务流水中显示存在南山翁公司对公关费、朱建斌个人支出、餐费、话费、交通费、租房费等，无任何营收数据；四、朱建文提交陪护床战略合作协议及医院住院合同用以证明福道康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并实际推广陪护床业务，但均未向本院提交供货、财务往来等证据予以佐证；五、唐晓娟为主张权利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交纳保全申请费52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主张撤销《股份代持协议书》是否符合应予支持；二、被告应否向原告返还出资款并赔偿损失。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南山翁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投资分红协议书》明确南山翁公司的经营项目为共享医院智能陪护床，而南山翁公司经营范围并不包括医疗器械方面，朱建文作为南山翁公司的100%控股股东，与原告于2019年1月2日签订该份协议，并用其个人账户收取原告5万投资款，存在隐瞒南山翁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从事医疗器械方面的事实。签订投资分红协议后，朱建文通过微信鼓吹自己陪护床项目战略通过国家卫计委领导协调、省委领导配合、院方领导参与、进行全国布局、长沙7家大医院都已经正式签下来了，遂重新与原告于2019年6月8日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朱建文在2019年6月8日前并未取得从事医疗器械方面的资质，获得从事医疗器械方面经营权的福道康公司系2019年6月18日才成立。朱建文提交的与第三方签订的《福道康陪护床战略合作协议》中，其中与安徽省江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订的时间为2019年6月7日，此时福道康公司并未成立，其向本院提供的与第三方签订的《福道康陪护床战略合作协议》均未提供供货、财务往来等证据，福道康公司的财务流水中无任何营收数据，朱建文所举证据不能达到福道康公司实际经营陪护床项目的证明目的。综上，可以认定朱建文在邀请原告投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原告系违背真实意思签订合同并投入资金的事实，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原告主张撤销《股份代持协议书》有法定事由，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对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原告虽与被告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书》，但原告并没有与福道康公司签订入股协议，福道康公司也未向原告出具出资证明书，认定原告在福道康公司拥有0.5％股份的依据不足，该协议书所涉及的股份代持，实质系投资行为，《股份代持协议书》本质上为投资协议书。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撤销后，因该协议名为股份代持协议书，实为投资协议书，故被告收取原告的5万元投资款应返还给原告。对被告提出撤销《股份代持协议书》并不会引起返还出资款后果的主张，本院审查认为，南山翁公司与原告于2019年1月2日签订《投资分红协议书》后，原告于2019年1月9日向南山翁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建文银行账转入投资款5万元，2019年6月8日，朱建文又与原告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约定的原告出资款5万元，系《投资分红协议书》中的5万元投资款，原告的5万元不可能同时在两家公司投资，应视为南山翁公司与原告已一致同意终止《投资分红协议书》的履行，故该《投资分红协议书》对原告和南山翁公司已没有约束力，不能理解为《股份代持协议书》撤销后原告仍应受《投资分红协议书》的约束，本院对被告的该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财产保全申请费的主张，因财产保全申请费可认定为原告为实现债权的必要支出，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原告在投资时缺乏风险防范意识，未注遵循投资有风险、投资须谨慎的这一投资规则，亦存在一定过错，对原告要求支付利息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因没有合同依据，且律师费不是该案的必要支出，本院对原告要求支付律师费的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唐晓娟与被告朱建文于2019年6月8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二、限被告朱建文在本送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唐晓娟投资款50000元；三、限被告朱建文在本送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唐晓娟财产保全申请费52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一、二项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原告唐晓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75元，减半收取588元，由被告朱建文负担500元，由原告唐晓娟负担8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龚俊林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杨青叶书记员刘晓芳附本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