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1民终47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连芳，女，197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丕文，山东昌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盖永霖，山东昌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夏青，女，198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汶上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博文，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连芳因与被上诉人刘夏青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10007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连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依法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刘夏青不能证明其与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邦公司）之间具有投资关系，孙连芳和刘夏青不是元邦公司涉及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一审法院认为“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已对元邦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立案侦查。”但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发布的公告中明确指出只有投资人可在2019年12月31日的公告发出后才可以前往派出所报案登记，并且投资人报案时还应当携带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已兑付本息银行转账凭证、收益表等。孙连芳与刘夏青都不是济南市历下区公安分局公告指的投资人，并且孙连芳与刘夏青都跟元邦公司、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青海万相元邦)不存在合同关系。换言之，公安机关也不会受理孙连芳与刘夏青之间的委托纠纷，因该案与上述两公司的刑事犯罪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公安机关只是处理与元邦公司、青海万相元邦两公司有直接关系的刑事案件，但本案孙连芳针对的是孙连芳与刘夏青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提起的诉讼，与上述两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孙连芳与刘夏青之间系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孙连芳主张的是刘夏青在履行委托理财合同中因擅自转委托而给孙连芳造成的损失。孙连芳与刘夏青经朋友介绍认识，在本次委托之前，刘夏青曾向孙连芳推荐并代持万相2号产品，此产品有证监协会备案，刘夏青在庭审时对此也提交证据予以认可，刘夏青在该推荐的产品中获得了个人收益!孙连芳基于刘夏青的极力推荐，以及之前的合作所产生的对刘夏青的信任才委托刘夏青个人进行代持。而刘夏青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代持，刘夏青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当庭陈述将孙连芳的款项转给案外人。刘夏青并没有经过孙连芳的同意或者追认的情况下，擅自转委托给案外人，系超越代理权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从一审庭审来看，刘夏青并无确切证据证明该资金的流向。在此情况下，孙连芳的本金流向何处?合同如何履行?在诸多事实都未查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擅自认为“鉴于本案可能涉嫌犯罪”系认定事实不清。退一步讲，即使存在支付案外人的情况，那也远远超出了孙连芳与刘夏青之间的委托合同约定，其所产生的法律风险也应由刘夏青个人承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的规定错误。上述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但是本案在一审法院受理后，不管是孙连芳还是刘夏青法院都没有认为存在犯罪的嫌疑，一审法院仅仅依据案外人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就将案件裁定驳回起诉，明显与法律条文规定相悖，一审法院属于断章取义，曲解法律。本案的情况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上述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本案中，涉及的是孙连芳与刘夏青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关键是刘夏青是否有违约行为，孙连芳的解除合同的诉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并不涉及案外人任何权利义务，退一步讲，如果通过本案的审理法院发现了案外人有经济犯罪的嫌疑，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查处，但本案应当继续审理。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2019]254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128条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主要有下列情形：……(5)受害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在上述情况下，有的法院仍然以民商事案件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对此，应予纠正。”本案系孙连芳请求刘夏青承担转委托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系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应分别进行审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刘夏青辩称，刘夏青按照协议约定购买了孙连芳指定的元邦理财产品，孙连芳的涉案资金90万元全部通过刘延荣、盖岩两人账户转入元邦公司，孙连芳也收到过刘夏青转去的全部收益，刘夏青在转委托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孙连芳的上诉请求。孙连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刘夏青偿还欠款本金9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刘夏青偿还孙连芳以5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1月5日起计算至欠款本金全部偿还之日止、以4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6月7日起计算至欠款本金全部偿还之日止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赔偿原告损失；3.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刘夏青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本案中，经查，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已对元邦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立案侦查。鉴于本案可能涉嫌犯罪，故孙连芳的起诉应当裁定驳回。如公安机关经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认为不存在犯罪行为的，孙连芳或相关主体可再行诉讼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孙连芳的起诉。本院认为，2018年1月至6月，孙连芳为购买元邦公司发行的基金理财产品与刘夏青签订了两份《代持投资协议》，协议签订后向刘夏青共计转款90万元。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现公安机关已对元邦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以本案属于刑事案件的侦查范围为由驳回孙连芳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孙连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孙 鹏书 记 员  赖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