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6民申25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某1，男，1952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顺,北京炜衡（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馨文，北京炜衡（烟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2，女，194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3，女，194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下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4，女，1944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5，女，193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再审申请人刘某1因与被申请人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分家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1民初164号及本院(2019)鲁06民终8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某1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诉争房屋权属证明清楚，产权清晰，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本案中，申请人的父亲刘学彦在1989年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书，该证书上记载的产权人是刘学彦，并未记载被申请人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为该房屋的共有人。依据《物权法》第9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本案诉争房产产权清晰，是申请人之父母的共同财产，在没有生效的裁判文书否认1989年房产所有证法律效力之前，该房产所有证仍然是认定诉争房产物权归属的合法依据。2.诉争房产权利转移清楚，被申请人在房屋土地登记确权的公示期内未有任何异议或者主张过任何权利。1989年取得房屋产权证是对于1977年《房产处理意见》的进一步落实。即便申请人父母在1977年7月24日对诉争房产作出的处分属于部分无效，但经过1989年房产确权，申请人之父母取得了诉争房产合法的权利依据，同时也为1977年房产处理意见提供了合法的权利来源。我国在1989年实施《土地登记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对全部的土地进行登记确权，建立起土地登记制度，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障土地使用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国家最后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村房产土地的普查公示确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被申请人必然知悉这项家喻户晓的国家政策，被申请人在登记确权的公示期内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也未曾主张过任何权利。因此，可以认为被申请人放弃了权利或者是对诉争房屋重新确权的认可。3.宅基地使用证具有物权公示的效力，受法律保护。1991年12月，申请人妻子吕爱玲取得了政府相关部门颁发的诉争房产的宅基地使用证，该项权利证书的取得具有物权公示效力的，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诉争房产归申请人所有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根据《土地管理法》13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4.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父母只给儿子安置住房，女儿出嫁从夫，娘家不给准备住房。1977年《房产处理意见》中“申请人父母百年后所有的房屋及物资归儿孙所有”，儿孙后代仅指申请人及其儿子，并且之后，申请人之父母再没有对自己的房产进行处分过。刘福民作为当时处分财产的执笔人，对财产处分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证明，并强调这是权利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申请人是刘学彦和鲍荣花唯一的儿子，在家中排行老小。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子女结婚时，父母只给儿子安置住房，申请人在结婚父母未曾为其单独准安置住房，一直随父母在一起居住，待父母百年后将其居住的房屋延续给儿子和孙子，这是当地传统风俗观念在1977年《房产处理意见》中明确、清楚的体现。5.申请人提供的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申请人四十多年以来，一直长期在此居住，被上诉人等均对此情况知晓，但无人提出异议，事实上已经认可了其父母于1977年作出的关于《房产处理意见》的内容，认为申请人享有房屋的完全所有权和合法的土地使用权。6.申请人取得拆迁补偿款是基于2017年三方签署的拆迁补偿协议，该拆迁补偿协议是本案的权利基础。一审法院和被申请人均已确认三方签署的拆迁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作为合同方主体的申请人是基于合法有效的拆迁补偿协议而取得拆迁补偿款，亦是其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的具体体现，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原审法院以法定继承纠纷为案由做出分割拆迁补偿款的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诉争的是拆迁补偿款，而不是房产或者遗产，申请人基于合法有效的拆迁合同取得房屋拆迁补偿款，是其合法的私有财产，不能作为被申请人分家析产的标的物进行分割。在本案的权利基础即合法有效的拆迁补偿协议被依法否定或撤销之前，原审法院以法定继承纠纷为案由做出分割拆迁补偿款的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7.原审法院仅凭楮佳疃大队1984年作出的《关于鲍荣花和儿子刘某1的家务处理》，就否认了申请人未按1977年《房产处理意见》履行其应尽赡养义务，欠缺事实依据。申请人之妻和母亲曾经有过矛盾，经过大队出面协调得到了解决，申请人和其妻继续履行赡养母亲的义务，并未有证据显示在此之后申请人没有继续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房产处理意见》的要求。原审法院仅凭一次大队出面协调解决的家务处理意见就认定申请人没有履行其应尽的义务，着实有点牵强。申请人之父母在1977年《房产处理意见》中作出了意见保留，约定申请人父母可以重新处理财产，以此来约束申请人对其父母的赡养义务。但在此之后，申请人父母并未对财产重新处理，也没有新的证据证明1977年《房产处理意见》被新的财产处理意见所取代，故1977年《房产处理意见》仍是申请人父母对其财产分配作出的最后约定。二、1.诉争房屋已经不属于本案当事人的共有财产，不属于继承遗产尚未分割的情况，不应再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分割相应的份额。原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析分申请人所得的拆迁补偿利益，属适用法律错误。诉争房屋因为被拆迁已经不复存在，申请人是基于合法的拆迁补偿协议取得拆迁款，是其合法的私有财产，此笔拆迁款不属于继承尚未分割的财产。2.关于宅基地使用证的举证责任。诉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归属是申请人之妻吕爱玲，申请人已经提供了该权属证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申请人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三、原审法院违背不告不理的原则。被申请人提出的案由是分家析产、继承纠纷，而原审法院却以法定继承纠纷为案由审理此案，违背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即原审法院审判的范围应与上诉人上诉的范围相一致，不得对上诉人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事项进行审判。四、被申请人应该先行解决房屋土地确权问题，基于合法有效的权属证明可主张分割诉争房屋拆迁款。《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诉争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已经有明确的权属登记，1989年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和1991年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是受法律保护的。被申请人如果对房屋的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有争议，认为权属登记错误，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更正登记，对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或更正行为不服的，可提起相应的诉讼。因此，被申请人应该先行解决房屋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在取得有关部门颁发合法有效的权属证明后，可向申请人主张分割拆迁款。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2018）鲁0611民初164号及(2019)鲁06民终82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再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刘某2、刘某3、刘某4提交书面意见称，一、二审判决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房产虽然登记在刘学彦名下，但该房产系1951年土地改革时所分，根据1951年房产所有证存根，应认定涉案房产原始所有权人为刘学彦、鲍荣花、刘某5、刘福海、刘某2、刘某4、刘某3。刘学彦、鲍荣花与申请人夫妻在1977年所达成的《关于房产处理意见》中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其他共有人财产部分应为无效。涉案房产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办理在申请人之妻名下，但申请人未提交该证办理到其妻名下的合理依据。一、二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法律规定对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利益进行的分割并无不当。综上，刘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某1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吉昌审判员  张婷婷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于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