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1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贤超，男，196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才燕（系郑贤超女儿），女，1988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朝燕，福建银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前路165号。 法定代表人：雷小云，该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瑞婷，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长，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贤超、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化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民初3115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贤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四项，改判二化公司支付郑贤超经济补偿金62400.96元、2014年7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差额65942.92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采纳郑贤超提交的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的工资收入证明及工资表，认定郑贤超无法举证证明2014年5月之前的工资发放情况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郑贤超提交了与二化公司签订了集体用工协议的厦门欣能机械有限公司的工资收入证明和工资表，事实清楚，二化公司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以二化公司不认可该证据为由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存在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二化公司调岗降薪未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而不支持非停工留薪期的工资差额系事实认定错误。二化公司多次对郑贤超进行调岗，每月实领工资明显低于原来的工资水平，无论工资如何构成，二化公司均应保障因职业病而工伤的劳动者的工资待遇不低于原来的平均工资。三、一审判决认为郑贤超无法举证证明2014年5月之前的工资发放情况，参照2014年5月至12月的工资收入计算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差额为7288.07元，不支持2017年9月7日至2018年9月6日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差额是错误的。郑贤超共三次工伤，且两次因职业病工伤，客观上需要停工留薪期的延长。自2014年7月起，二化公司已违法降薪，故2014年7月起的实际工资收入情况不应作为停工留薪期工资的计算依据，而应以2014年6月前的平均工资收入为依据计算2014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工资差额。四、一审判决以1800元作为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基数是错误的，应以2014年6月前的实际工资收入为依据计算。 二化公司辩称：一、郑贤超主张2014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5942.92元，于法无据，应予驳回。首先，郑贤超就2014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5942.92元的诉求，已超过其在仲裁阶段请求支付2014年7月至2019年2月期间未足额支付的工资差额51880.35元的仲裁请求。根据劳动仲裁前置之规定，郑贤超在诉讼阶段中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的相关诉求，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处理。换言之，本案审理的范围仅限于郑贤超之仲裁请求，即2014年7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51880.35元问题。其次，二化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郑贤超2014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工资，郑贤超无权再行主张相应的工资差额。二化公司提供的、经由郑贤超确认真实性的《考勤记录统计表》可以看出，自2014年7月起至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日，郑贤超大多处于未出勤状态（即未提供劳动）。在此情形下，二化公司在遵循双方2008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之《补充协议》第四条【即“乙方（上诉人）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工资标准不低于人民币700元/月。工资由所在车间、部门根据业绩考核，上报核发”】之约定，在综合考量二化公司的经济效益、郑贤超的工作岗位及工作表现等因素的基础上仍按月超额发放郑贤超工资福利待遇（发放的金额均不低于双方约定的700元/月工资标准），已然尽可能从工资福利待遇发放中照顾郑贤超；而且，该等发放标准也远远超出了《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的郑贤超享有带薪休假之工资待遇人民币700元/月的标准。故，郑贤超指称二化公司违法调岗降薪毫无事实依据，其无权再行主张2014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工资差额。即便郑贤超主张的工资差额期间涉及到停工留薪期（针对于2014年12月29日被诊断为电焊工尘肺一期、2017年9月7日被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二化公司也已足额支付了郑贤超停工留薪期工资。本案特殊情形在于，郑贤超自2014年7月起至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日基本上处于未出勤状态；而且在郑贤超被诊断患有职业病后，也从未向二化公司申报认定停工留薪期。鉴于此，本案不能简单的根据郑贤超被确诊前二化公司为其发放的工资福利待遇来计算停工留薪期工作。二化公司在郑贤超长期未提供劳动的情况下，仍按月超额发放其工资福利待遇，是出于对上诉人的体恤和照顾，不能因此认为系二化公司应尽之责任。故，二化公司有权依照双方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之约定，在综合考量之二化公司之经济效益、郑贤超的工作岗位及工作表现等因素的基础上发放上诉人工资福利待遇；事实上，二化公司也已足额支付了郑贤超停工留薪期工资。停工留薪期工资不是劳动法律法规项下的劳动报酬，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关于特殊时效的规定，其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即便二化公司存在未足额支付郑贤超于2014年12月29日被诊断为电焊工尘肺一期以及2017年9月7日被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所涉及的停工留薪期工资，相应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也已大部分超过了一年仲裁时效，郑贤超的主张不应支持。二、郑贤超主张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首先，二化公司已按月超额支付了郑贤超长期不上班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不存在拖欠劳动报酬之行为，郑贤超以二化公司拖欠劳动报酬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进而主张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其次，二化公司不存在违法调岗降薪之情形。在郑贤超确认工伤后，基于对其身体健康考量，二化公司在其同意下进行了调岗，但没有降薪，发放的工资标准均超出双方劳动合同之约定。郑贤超主张应按2014年6月以前的实际工资收入来计算经济补偿金以缺乏法律依据。再则，即便二化公司存在未足额支付郑贤超工资福利待遇的情形，亦是因郑贤超长期不上班、以及郑贤超未能及时向二化公司申报认定停工留薪期而导致双方对工资福利待遇计算方式认识不一致所致，二化公司并未存有无故或故意拖欠之主观恶意。而且，停工留薪期工资属于工伤保险待遇范畴，而非劳动法律法规项下的“劳动报酬”。因此，郑贤超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二化公司依法无需支付其任何的经济补偿金。 二化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四项，依法改判二化公司无需支付郑贤超经济补偿金43200元、无需支付郑贤超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7288.07元。事实与理由：一、二化公司无需支付郑贤超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7288.07元，一审判决存在如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简单认定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期间为停工留薪期，明显错误。根据《福建省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第六条之规定，郑贤超应向二化公司报送工伤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并向二化公司申请停工留薪期，后由二化公司根据诊断证明及《分类目录》确定停工留薪期。然而，本案中郑贤超自其2014年12月29日被诊断出尘肺壹期起至提起本案仲裁之日止，既未向二化公司报送工伤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并申请停工留薪期，亦未向相关部门提出停工留薪期鉴定，致使二化公司无法确定其停工留薪期。郑贤超应自行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包括停工留薪期不应当然以郑贤超被诊断出尘肺壹期之日起计算至鉴定结论作出之日（即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期间）、以及因二化公司无法确认停工留薪期进而可能无法依照停工留薪期的待遇标准及时发放停工留薪期工资之不利后果。其次，鉴于因郑贤超原因出现停工留薪期无法核定、且双方对郑贤超被诊断出尘肺壹期所涉及的停工留薪期间存有争议的情形下，一审判决参照郑贤超2014年5月至12月份期间的月平均工资来计算郑贤超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期间的工资，明显错误，且未考虑本案之特殊情况，即二化公司在郑贤超长期（自2014年6月起至被上诉人以仲裁方式解除双方之劳动合同关系之日止）基本没有提供劳动的情况下，仍按月超额发放其工资福利待遇（发放的金额均不低于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已然尽可能从工资福利待遇发放中照顾郑贤超，若再行要求二化公司依照2014年5月至12月份期间为郑贤超发放的工资福利标准来发放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期间的工资，明显是对二化公司的苛责。再则，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停工留薪期工资的性质，进而错误认定二化公司应支付郑贤超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7288.07元。停工留薪期工资不是基于劳动者付出体力或脑力劳动而获得的劳动报酬，而是基于劳动者工伤休息而获得的待遇，属于工伤保险待遇范畴。故此，停工留薪期工资不是劳动法律法规项下的劳动报酬，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关于特殊时效的规定，其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郑贤超于2019年3月12日申请仲裁，其主张的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已过一年仲裁时效，郑贤超的主张依法不应支持。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郑贤超长期不上班的情形下，二化公司仍按月超额支付了被上诉人工资福利报酬，二化公司不存在拖欠工资福利待遇的情形。二、一审判决错误判决二化公司应支付二化公司经济补偿金。首先，二化公司已按月超额支付了郑贤超长期不上班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包括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故此，即便二化公司存在未足额支付郑贤超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的情形，亦是因为双方对停工留薪期及该期间工资福利待遇计算方式的确认不一致所致，二化公司并未存有无故或故意拖欠之主观恶意。其次，停工留薪期工资属于工伤保险待遇范畴，而非劳动法律法规项下的“劳动报酬”。一审判决简单的将“停工留薪期工资”认定为《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并将其等同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劳动报酬”明显错误，进而错误认定二化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应支付郑贤超经济补偿金。因此，鉴于停工留薪期工资属于工伤保险待遇范畴，而非劳动法律法规项下的“劳动报酬”，且二化公司实际已按月支付被上诉人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不存在恶意或无故拖欠被上诉人款项的情形，郑贤超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二化公司依法无需支付其任何的经济补偿金。 郑贤超辩称：一、二化公司主张郑贤超没有上班没有工作，与事实不符；二、事实上郑贤超有上班有工作，因为二化公司答应说工作时间可以灵活一点，所以不用按时打卡；三、二化公司将郑贤超的工资从两千多降到一千多，应当按照郑贤超原来的工资标准来支付经济补偿金。 郑贤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郑贤超与二化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2.二化公司向郑贤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62400.48元；3.二化公司向郑贤超支付工伤住院期间的护理费5650元；4.二化公司向郑贤超支付工伤医疗费530元；5.二化公司向郑贤超支付支付2014年7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差额65981.21元；6.二化公司向郑贤超支付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2880元；7.二化公司配合郑贤超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理赔申领手续，上述合计197441.69元。郑贤超于2019年7月24日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郑贤超与二化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2.二化公司向郑贤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62400.96元；3.二化公司向郑贤超支付工伤住院期间的护理费5650元；4.二化公司向郑贤超支付工伤医疗费530元；5.二化公司向郑贤超支付2014年7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差额65942.92元；6.二化公司向郑贤超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2880元；7.二化公司配合郑贤超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理赔申领手续，上述合计197403.88元。郑贤超当庭明确：护理费计算公式为4655元/月÷21天/月×50%×20天＋5768元/月÷21天/月×50%×25天＝5650元；经济补偿金中月均工资的计算方式为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工资总和＋2013年的国庆节费及年终奖＋2014年的岗位津贴、工龄津贴、住房补贴以及年终奖合计31200.45元，31200.45÷12＝2600.04元；工资差额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工资差额组成为绩效工资和加班费；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计算公式为（78.03－58.20）×6288×0.4，未满一年的要按照一年来计算，故金额为6288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贤超于1995年6月1日入职二化公司，考勤方式依靠公司打卡机打卡，二化公司为郑贤超缴纳社会保险费。双方分别于2006年、2008年签订两份劳动合同（含附件），在2008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每月工资不少于700元，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为700元/月；2006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间，郑贤超与二化公司、厦门欣能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能公司）三方约定，郑贤超在欣能公司工作并由其发放工资，郑贤超与二化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在此期间视同延续，且由二化公司为郑贤超缴纳社会保险费。2014年4月1日起，郑贤超不再在欣能公司工作，转回二化公司工作，双方未再签订新的书面劳动合同，其在二化公司的新岗位为电木粉岗位，2014年6月起被陆续调岗至保洁、保安等岗位至其提请劳动仲裁之日。自2014年6月起，郑贤超没有加班。自2017年10月27日起，郑贤超未到二化公司工作。郑贤超于2007年4月30日摔伤，被认定为工伤，于2007年9月3日被鉴定构成伤残十级；2014年12月29日，郑贤超被诊断为电焊工尘肺一期，于2015年1月15日被认定为工伤，于2015年12月29日被鉴定构成伤残七级；2017年9月7日，郑贤超被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于2017年9月26日被认定为工伤，于2019年1月16日被鉴定构成伤残九级。郑贤超于2015年3月4日至2015年3月24日在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职业病救治病房住院治疗。2017年10月27日至2017年11月21日，郑贤超因神经性耳聋、耳鸣、尘肺等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四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12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郑贤超因职业病多次前往医院就诊。郑贤超没有申请延长停工留薪期。以上三次工伤，郑贤超均已向相关部门领取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没有领取。 2014年4月郑贤超回二化公司上班后，其工资由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加班费、奖金及其他构成，2014年5月实领工资为2331.8元（包括基本工资1320元、加班费800元、奖金1.96元及其他480元，合计2601.96元，扣除社医保、风险金、公积金后为2331.8元），2014年6月实领工资为3470.03元（包括基本工资1320元、加班费1380元、奖金100.92元及其他962.5元，合计3763.42元，扣除社医保、风险金、公积金后为3470.03元），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每月工资均为1820元（基本工资1320元＋绩效工资500元），2015年3月、4月的工资均为1770元（基本工资1320元＋绩效工资450元），2015年5月至7月的工资均为1320元，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每月工资均为1500元，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每月工资均为基本工资1500元＋岗位工资100元＋绩效工资200元＝1800元，2017年8月至2019年3月每月工资均为基本工资1700元＋岗位工资100元＝1800元，二化公司在实际发放工资时扣除了代郑贤超缴纳的个人应缴社保费、风险金和公积金。 2019年3月12日，郑贤超以二化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如下：一、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二、二化公司向郑贤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61056元（2544元×24个月）；三、二化公司立即向郑贤超支付工伤住院期间的护理费6780元（2015年3月4日至2015年3月24日、2017年10月27日至2017年11月21日共45天）、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2800元（6280×10个月）、补发2014年7月至2019年2月期间未足额发放的工资差额51880.35元（2544×55－88039.65）；四、二化公司协助郑贤超向厦门市集美区社保中心申请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62800元。2019年5月16日，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集劳仲案[2019]0578号裁决，裁决如下：一、确认郑贤超与二化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二、自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二化公司立即向郑贤超支付支付工伤住院期间的护理费5650元。三、自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二化公司应当支付郑贤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2800元。四、自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郑贤超与二化公司应当相互配合前往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理赔申领手续。五、驳回郑贤超的其它仲裁请求。郑贤超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郑贤超提交欣能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后康出具的工资收入证明及欣能公司出具的工资表（工资表系劳动仲裁裁决后欣能公司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而形成）拟证明其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的工资收入情况。二化公司认为，该证据由案外人签名、盖章，且郑贤超在仲裁阶段并未提交工资表，工资表在仲裁后才形成，对其三性不予确认。二化公司提交郑贤超的考勤记录统计表为证据，该统计表记载2014年6月签到天数为10天，2014年7月签到天数为11天，2014年8月至2017年2月、2019年2月至3月考勤表上没有郑贤超的打卡记录，2017年3月旷工23天，2017年4月、5月、6月、7月、9月签到天数分别为17天、20天、22天、21天、15天（且考勤表均显示一天只打卡一次）等。郑贤超对该证据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有时候上班不需打卡，都有按时上班。郑贤超当庭陈述其在欣能公司的工资均为现金发放。二化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陈述其提交的证据工资统计表上的“绩效工资”是指绩效奖，是根据公司当月的效益给予核定发放的；“奖金”是根据郑贤超的工作表现等情况核定的；“其他”是指其他一些奖惩的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郑贤超和二化公司均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予以照准。 二、郑贤超主张二化公司支付其工伤住院期间的护理费5650元，与劳动仲裁裁决的第二项裁决结果一致，二化公司也未提起诉讼，则对郑贤超该项诉求予以支持。 三、郑贤超主张二化公司配合其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理赔申领手续，二化公司对此无异议，予以支持。 四、关于工伤医疗费530元，郑贤超该项主张未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依法不予处理。 五、关于2014年7月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郑贤超该项主张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郑贤超于2019年3月12日申请仲裁，则2014年7月之前的工资发放记录应由郑贤超承担举证责任。郑贤超提交的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的工资收入证明及工资表均为案外人单方出具，尤其是工资表系劳动仲裁裁决后欣能公司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而形成，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二化公司也不予认可的情况下，难以确认其真实性，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根据原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伤保险待遇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厦劳社（2007）50号】第一条的规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未超过12个月的，从职工受伤之日起计算至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止。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至鉴定结论作出之日止超过12个月的，有办理延长停工留薪期确认的，其停工留薪期至延长停工留薪期期满之日止；未办理延长停工留薪期的，其停工留薪期至12个月期满之日止。2014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郑贤超进行了两次劳动能力鉴定，但郑贤超并未申请停工留薪期延长，则停工留薪期为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2017年9月7日至2018年9月6日，其余期间并非停工留薪期。 关于非停工留薪期的工资差额。郑贤超当庭明确其主张的工资差额由加班费、绩效工资组成。但其自2014年6月起便没有加班，自2017年10月27日起未上班。郑贤超在二化公司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加班费、奖金及其他构成，二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最为清楚工资构成，其陈述绩效工资是指绩效奖，予以采信。奖金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范畴，公司有权根据其经济效益和员工个人表现决定是否发放以及发放的标准和范围。郑贤超自2014年6月起岗位数次调整，根据二化公司提交的考勤记录统计表，郑贤超未出勤的记录较多，则二化公司根据郑贤超的工作岗位、工作表现、公司效益等调低其非停工留薪期的工资，并未违反法律规定。郑贤超辩称其有时上班无需打卡，均有按时上班，显然与其陆续治疗职业病、自2017年10月27日起未上班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之后不存在工资差额问题。故郑贤超主张的非停工留薪期间（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28日、2015年12月29日至2017年9月6日、2018年9月7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工资差额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关于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差额。因郑贤超无法举证证明2014年5月之前的工资发放情况，参照其2014年5月至12月的工资收入情况来计算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为（2601.96＋3763.42＋1820×6）÷8×12＝25928.07元，扣除该段时间已发工资1820×2＋1770×2＋1320×3＋1500×5＝18640元后，该段期间的工资差额应为7288.07元；2016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间郑贤超每月工资均为1800元，故郑贤超主张的2017年9月7日至2018年9月6日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差额，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关于经济补偿金。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的规定，工资总额系由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构成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属于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根据前述规定属于工资的范畴。如前所述，在郑贤超停工留薪期间，二化公司确实存在未足额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的情形，故郑贤超主张二化公司未按时足额发放工资的理由成立，其据此解除与二化公司的劳动关系并要求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郑贤超的工作年限应从1995年6月1日计至2019年3月12日，故二化公司应当支付郑贤超经济补偿金1800×24＝43200元。 关于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七级伤残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9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以及《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项规定：“五级至十级工伤职工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分别计算。其标准分别按照所在统筹地区最后一次公布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与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年龄之差以及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五级，每满一年发给0.7个月；六级，每满一年发给0.6个月；七级，每满一年发给0.4个月；八级，每满一年发给0.3个月；九级，每满一年发给0.2个月；十级，每满一年发给0.1个月。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五至六级工伤职工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低于15个月的，按15个月支付；七至八级工伤职工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低于10个月的，按10个月支付；九级工伤职工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低于5个月的，按5个月支付；十级工伤职工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低于3个月的，按3个月支付。患职业病的工伤职工，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发30%”，按6288×（78.03－58.2）×0.4计算低于10个月，应按10个月计算即6288×10＝62880元，郑贤超患职业病，还应增发30%，但郑贤超在仲裁时主张的金额仅为62800元，应以该金额为准，故确认二化公司应支付郑贤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28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确认郑贤超与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二、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郑贤超经济补偿金43200元；三、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郑贤超工伤住院期间的护理费5650元；四、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郑贤超工资差额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7288.07元；五、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郑贤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2800元；六、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日内配合郑贤超办理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手续；七、驳回郑贤超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二化公司提出以下异议：1.对“自2017年10月27日起，郑贤超未到二化公司工作”有异议，事实上郑贤超2017年9月份只上班了十几天，从10月1日起就未再到二化公司工作；2.郑贤超认定工伤的时间是2015年1月15日。除此之外，双方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非停工留薪期的工资差额问题。郑贤超在2014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进行了两次劳动能力鉴定，但并未申请停工留薪期延长，一审法院认定郑贤超的停工留薪期为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2017年9月7日至2018年9月6日，其余期间并非停工留薪期，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二化公司以打卡记录主张郑贤超在非停工留薪期未能正常提供劳动，郑贤超虽辩称其上班无需打卡，但未能就此提供证据，且该辩解亦与郑贤超陆续治疗职业病、自2017年10月27日起未上班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郑贤超自2014年6月起未再进行加班，而二化公司员工的工资收入构成中确实包含加班费、绩效奖等内容，尤其奖金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范畴，用人单位有权根据员工的工作情况决定是否发放及发放的标准，因此，郑贤超主张其在非停工留薪期间存在工资差额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二、关于停工留薪期的工资差额问题。郑贤超对一审法院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的计算标准提出异议，对此，本院认为，鉴于郑贤超系于2019年3月12日申请仲裁，因此郑贤超对于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这段停工留薪期之前的工资福利待遇情况负有举证责任。郑贤超提交的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的工资收入证明及工资表均为案外人单方出具，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二化公司也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参照郑贤超2014年5月至12月的工资收入情况计算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为25928.07元，扣除该段时间已发工资18640元后，认定该段期间的工资差额应为7288.0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016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间郑贤超每月工资均为1800元，郑贤超主张2017年9月7日至2018年9月6日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差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 三、关于二化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本院认为，停工留薪期工资系法律明确规定的工伤待遇，具有特殊性。本案中，二化公司确实存在未足额支付郑贤超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停工留薪期工资的事实，但究其原因此系基于双方对停工留薪期的时间及停工留薪期待遇的标准存在争议，而非恶意拖欠，在郑贤超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基于工伤待遇获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情况下，郑贤超主张二化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的其它内容均无异议，且已作必要分析，本院予以维持不再赘述。 综上，一审法院判令二化公司支付郑贤超经济补偿金43200元有误，依法予以纠正；其余判决内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民初3115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五、六项，即“确认郑贤超与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郑贤超工伤住院期间的护理费5650元”、“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郑贤超工资差额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2月2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7288.07元”、“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郑贤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2800元”、“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日内配合郑贤超办理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手续”； 二、撤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民初3115号民事判决第二、七项，即“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郑贤超经济补偿金43200元”、“驳回郑贤超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郑贤超的上诉请求和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厦门二化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纪赐进 审 判 员 庄伟平 审 判 员 陈丽端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张 艳 书 记 员 林少怀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