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渭 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事判决书   （2020）陕05民终5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甫，男，1973年4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大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陕西方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党冬丽，女，1974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大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阔，陕西森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秀荣，女，1951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大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桂梅，陕西泰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辉，陕西泰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李春甫、党冬丽因与被上诉人葛秀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大荔县人民法院（2019）陕0523民初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春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上诉人党冬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阔、被上诉人葛秀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桂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葛秀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3.2万元及利息，详情如下：1、本金20万元，月息5厘，自2017年3月3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本金20万元，月息5厘，自2018年1月1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3、本金14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自2018年3月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本金3.6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自2018年3月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4、本金10万元，月息5厘，自2017年7月15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5、本金17万元，月息5厘，自2017年12月3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6、本金5万元，月息5厘，自2018年1月1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7、本金2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8年3月9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8、本金10万元，月息1分，自2017年1月1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9、本金5万元 ，月息1分，从2017年2月26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10、本金5万元，月息1分，自2017年2月28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11、本金10万元，月息1分，自2017年3月18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12、本金8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4月1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13、本金3.6万元，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自2017年7月1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亲戚关系，二被告在大荔县城西环路54号经营九龙烟酒门市部，二被告以门市部资金周转等为由，自原告处分多笔借款，其中从原告处直接借款57.6万元，通过原告从高金凤处借款34万元，被告李春甫于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分七次向原告出具了欠条，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二被告同样以资金周转为由从高西良处借款41.6万元，约定月息1分，并分别于2017年1月至7月分六次向高西良出具了欠条六张。2019年1月8日高金凤和高西良与原告协商后，将其债权转让给原告葛秀荣，同时将该债权转让事宜书面通知了二被告，债权转让成立。原告认为二被告具有偿还原告以上所述借款的能力，却在原告多方、多次催要时拒绝偿还，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李春甫在一审答辩称：原告出具的欠条并非被告李春甫书写，对其主张的债务均不认可。李春甫的小名叫李虎子，原告是李春甫的亲姨，高西良是李春甫大姨家的儿子，是李春甫的表哥。李春甫虽然与高西良有经济往来，但李春甫不欠高西良钱，高西良还欠李春甫约3万元。李春甫不认识高金凤，不欠高金凤的钱。   党冬丽在一审答辩称：二被告虽系夫妻关系，但二人在2015年开始分居至今，经济各自独立，故对原告葛秀荣主张的借款不知情，原告主张的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与被告党冬丽无关，党冬丽也未收到上述债务中涉及到的任何书面材料，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党冬丽的诉请。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被告李春甫系葛秀荣二姐之子，又名李虎子。二被告共同经营大荔同州九龙烟酒商行期间，曾多次从原告处借款。被告李春甫给原告出具欠条三份，借款金额共计574800元，分别为：1、2017年3月31日欠条载明现款贰拾万元整，利息为月息5厘。借款过程为2014年5、6月份，二被告因生意周转向樊凤丽借款30万元，2016年12月14日，被告党冬丽通过银行转账向樊凤丽还款10万元，剩余的20万元借款，原告葛秀荣 于2017年4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代二被告偿还给了樊凤丽；2、2018年1月16日欠条载明欠现款贰拾万元整，利息为月息5厘整；原告于2016年1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将20万元借款交付于被告李春甫；3、2018年3月9日欠条载明欠现款壹拾肆万元整，利息参万陆仟元整，减2018年3月9号1200元，未约定利息。形成过程为：原告通过其丈夫刘占西于2016年8月22日转账给被告李春甫借款15万元，起初并未要求被告出具借条，后原告因对被告党冬丽产生不信任，才于2018年3月9日要求李春甫出具了该欠条，欠条中的14万元为该15万元借款减掉原告欠二被告货款后所形成， 3.48万元系被告借款的前期利息。   高金凤系原告葛秀荣大姐之女，与被告李春甫系表亲关系。2015年后半年至2016年期间，二被告因经销雀巢咖啡和康师傅产品向原告借款，原告即找到高金凤，高金凤将借款共计32万元通过原告以现金的形式交付给二被告，李春甫出具欠条后交由原告转交给高金凤。分别为：1、2017年7月15日欠条载明现款1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5厘；2、 2017年12月3日欠条载明现款17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5厘；3、2018年1月17日欠条载明现款5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5厘。以上合计32万元。 2018年3月9日被告李春甫将借款前期利息结算后，给高金凤出具欠利息3万元欠条一份， 2018年9月10日被告党冬丽偿还高金凤利息1万元。2018年12月，高金凤通过微信向被告党冬丽催要上述借款，被告党冬丽以资金紧张为由未还款。2019年1月8日，高金凤将上述债权34万元借款本息转让给了原告，并通过顺风速递向被告李春甫送达了该债权转让通知书。   高西良系原告葛秀荣大姐之子，又名良娃，与被告李春甫系表亲关系。高西良经营烟酒零售商店，2011年起经常从二被告经营的大荔同州九龙烟酒商行进货，双方交往过程中，常有资金往来。二被告因生意周转向高西良借款5笔共计38万元，2017年以后给高西良出具欠条5份。分别为：1、2017年1月19日欠条载明欠良娃哥现款100000元，约定利息为月息1分；2、2017年2月26日欠条载明欠良娃哥现款50000元，约定利息为月息1分；3、2017年2月28日欠条载明欠良娃哥现款50000元，约定利息为月息1分；4、2017年3月18日欠条载明欠良娃哥现款100000元，约定利息为月息1分；5、2017年4月10日欠条载明欠人民币80000元，未约定利息。 2017年7月11日被告李春甫给高西良出具借款前期利息3.6万元欠条一份。2019年1月8日，高西良将上述债权41.6万元借款本息转让给了原告，并通过中国邮政EMS快递向被告李春甫送达了该债权转让通知书。   依据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6日依法经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对其13份欠条证据的签名字迹进行了笔迹鉴定，陕正义司鉴【2019】文鉴字第216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检材中的“李春甫”签名字迹与样本中的“李春甫”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原告花费鉴定费20700元。被告李春甫对该鉴定意见书提出以下异议：1、送检材料与样本未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经原、被告质证，鉴定程序不合法；2、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鉴定资格；3、鉴定人未取得标识为“YB1”扫描原件时已得出结论制作成表，鉴定程序严重违法。对于以上异议，鉴定机构答复如下：1、该案检材和样本材料均采用法院经过质证后转至鉴定中心，未采用法院委托之外的其他材料，鉴定程序合法；2、鉴定人范文慧和张占良、鉴定机构均具备鉴定资质；3、样本1法院转来的是复印件，鉴定人已于2019年8月30日前往大荔县档案馆扫描原件，但该案鉴定人在制作特征对比表时未将模板上的日期进行更改，致使存在瑕疵，现予以补正，但该瑕疵并不影响鉴定意见的使用。补正：鉴定意见书特征对比表右下角“制表时间：2019年8月26日”应更正为“制表时间：2019年9月2日”。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经过庭审可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二被告是否应偿还原告借款133.2万元及利息。原告主张的借款本金合计为133.2万元，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系其与二被告直接形成的借贷关系共三笔本金合计为57.6万元，具体为：1、2017年3月31日本金20万元，约定利息月息5厘；2、2018年1月16日本金20万元，约定利息月息5厘。3、2018年3月9日本金17.6万元，无利息约定。第二部分为高金凤转让债权四笔本金共计34万元，原告作为受让人而形成与二被告的借贷关系，具体为：1、2017年7月15日本金1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5厘；2、2017年12月3日本金17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5厘；3、2018年1月17日本金5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5厘；4、2018年3月9日本金2万元，未约定利息；第三部分为高西良转让债权六笔借款本金共计41.6万元，原告作为受让人而形成与二被告的借贷关系，具体为：1、2017年1月19日本金1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1分整；2、2017年2月26日本金5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1分整；3、2017年2月28日本金5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1分整；4、2017年3月18日本金1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1分整；5、2017年4月10日本金8万元，未约定利息；6、2017年7月11日本金3.6万元，未约定利息。对于原告的主张，被告不承认原告的欠条证据系其出具，否认借款真实存在。因陕正义司鉴【2019】文鉴字第216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原告的13份欠条证据的签名与鉴材中被告李春甫的签名是同一人书写，故参照该司法鉴定意见，本院认为原告持有的13份欠条确系被告李春甫出具，对被告李春甫不承认欠条系其出具的辩称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现场笔录。关于原告的诉请，下面分别论述。1、关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直接形成的三笔借款，原告提供了欠条书证、鉴定意见书、银行交易凭证、证人樊凤丽、刘占西的证言、二被告婚姻关系证明、二被告有共同经营行为等证据，能够完整反映出借款发生的过程，对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及证据，被告未提供反驳证据，故本院认为该三笔借款（57.6万元）借贷事实成立，对被告否认该部分借款真实性的辩称不予采信，被告作为债务人应负还款义务。原告主张该三笔借款本金合计为57.6万元，因其提供的证据显示被告已偿还1200元，故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直接债务的借款本金应为57.48万元，对原告主张本金为57.6万元的述称不予采信。2、原告主张的第二部分债权共4笔，本金34万元，系因原债权人高金凤债权转让而形成，第三部分共6笔，本金41.6万元，系原债权人高西良债权转让而形成。对于原告上述的两部分转让债权，被告否认债权转让的效力的同时，也否认该部分借款真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原告提供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向被告邮寄递送债权转让通知书以及原债权人高金凤、高西良的证言等证据，能够显示债权转让的真实性，以及债权转让的结果已经通过邮寄的方式通知给了被告，故本院认为债权转让的事实成立，原告作为受让人依法享有该部分债权。至于该部分债权的真实性，因借款发生在亲戚之间，且为现金交付，原告提供欠条书证、鉴定意见书、高金凤向被告党冬丽催要借款的微信聊天记录、高西良短信催要借款等证据的同时，原债权人高金凤、高西良的证言能够显示借款交付给被告的过程，而对于原告主张的事实及证据，被告未能作出合理说明，也未提供反驳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判断。结合双方的证据，本院认为该两部分债权转让借款的借贷事实成立，被告作为债务人应负还款义务。   被告党冬丽辩称其对诉争债务的发生不知情，诉争债务不构成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党冬丽对诉争债务不负有清偿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因党冬丽未提供其与李春甫分居生活或者经济分立的证据，诉争债务发生在二被告婚姻存续期间，原告提供了二被告共同经营大荔同州九龙烟酒商行及被告党冬丽曾参与偿还原告部分借款的证据，故本院认为诉争债务构成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对原告要求被告党冬丽共同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借款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直接发生的三笔借款，本金合计57.48万元，从原告提供的欠条证据可知， 2018年3月9日的欠条内容中的36000元借款为利息，且被告已偿还1200元，结合原告的证据，本院认为该3.6万元-1200元=3.48万元，系原告与被告对前期有利息约定的借款40万元（2017年3月31日欠条的20万元和2018年1月16日欠条的20万元）的到期利息的结算，该40万元借款2019年3月9日以后的利息，应按照约定的月息5厘计算为宜，本院对原告要求从欠条之日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2018年3月9日17.6万元利息也应作为借款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因欠条证据显示无利息约定，故对原告的该17.6万元借款利息主张不予支持。2、由高金凤转让而来的四笔借款34万元的利息，因原告证据显示2018年3月9日的3万元为利息，且被告已偿还1万元，结合原告的证据，本院认为该2万元系高金凤与被告对前期有利息约定的借款32万元（2017年7月15日借款10万元、2017年12月3日借款17万元、2018年1月7日5万元）的到期利息的结算，故该32万元借款2018年3月9日以后的利息，应按照约定的月息5厘计算为宜，本院对原告要求从欠条之日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2万元本金系32万元借款前期利息而来，未约定利息，故对原告该2万元的利息主张不予支持；3、由高西良转让而来的六笔借款41.6万元的利息，因原告证据显示2017年7月11号借款3.6万元为利息，结合原告的证据，本院认为该3.6万元系高西良与被告之间关于有利息约定的借款30万元（2017年1月19日借款10万元、2017年2月26日借款5万元、2017年2月28日借款5万元、2017年3月18日借款10万元）到期利息的结算。该30万元借款2017年7月11日以后的利息按照约定月息1分计算为宜，对原告要求从欠条之日起计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17年4月10日借款8万元和2017年7月11日借款3.6万元因双方没有利息约定，故对原告的利息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结合双方的证据，认为双方之间的借款本金应为133.08万元（其中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直接形成的金额为57.48万元，原债权人高金凤转让给原告的债权为34元；原债权人高西良转让给原告的债权为41.6万元），二被告对此依法负有还款义务。原告因鉴定产生的鉴定费、因申请诉讼保全而产生的保全申请费，依法应由二被告负担。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遂判决：一、由被告李春甫、党冬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葛秀荣借款133.08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借款72万元的利息按月息5厘从2018年3月10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借款30万元的利息按月息1分从2017年7月12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二、驳回原告葛秀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964元，鉴定费207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3664元，由被告李春甫、党冬丽负担。   李春甫、党冬丽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的民事判决书，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诉请的款项已实际交付，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并未成立生效，二上诉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审法院以13份无任何支付凭证的欠条，草率判决二上诉人承担130余万元的还款责任，其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且未依照法律规定严格审查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理由如下：l、葛秀荣的3张欠条，其中2017年3月31日的欠条（20万元），葛秀荣称其于2017年4月22日代二上诉人偿还樊凤丽的借款20万元，由上诉人李春甫出具，但该欠条时间与葛秀荣称的还款时间（转账凭证）不一致，该证据相互矛盾，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且上诉人现有新证据能够证明其在2018年6月12日再次向樊凤丽偿还借款20000元，故该份欠条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明显存在问题；2018年1月16日的欠条（20万元），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2016年1月16日转账凭证，该份转账凭证与欠条时间不符，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凭证中2016年3月3日上诉人党冬丽向被上诉人转款10万元，5月5日转款3万元，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党冬丽已经向被上诉人偿还了该款项，即该份欠条与2016年1月16日的转账凭证并无关系，不能认定其为该笔欠条的支付款项的证明；2018年3月9日的欠条（14万元、利息3.48万元），葛秀荣称该欠条系刘占西于2016年8月22日转款15万元，在减掉原告所欠的货款形成，2017年3月1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50000元，与被上诉人陈述不符；且上述三份借条，按照被上诉人的陈述，均为上诉人李春甫结算后出具的新条据，但双方在亲戚关系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未要求二上诉人共同向其出具总结算债权债务凭证，这与交易习惯不符，欠条中没有载明债权人名称，无法确认债权人的身份，本案的诉讼主体是不是被上诉人，原审法院未做查明。在以上疑点重重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错误的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借款数额贸然认定，实属不该。2、关于高金凤将债权转让给葛秀荣的部分，原审法院认定二上诉人因经销雀巢咖啡和康师傅产品向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找到高金凤，高金凤以现金形式向二上诉人出借32万元，无事实依据。理由如下：2017年7月15日的欠条载明欠款10万元，在庭审中高金凤称该欠款是多年前现金形式出借，款项在保险柜中存有，当上诉人问及该款项为何是大额现金时，高金凤称该款项是为买房存有的，但其未提供取款凭证，且借款多年，高金凤未向二上诉人主张，房屋也至今未购置，在上诉人未按时偿还先前大额借款的情况下，高金凤再次向其出借17万元现金（2017年12月3日）及5万元现金(2018年1月17日)，在上诉人还款不能的情况下，高金凤仍然大额出借现金，其陈述与交易习惯及事实不符，不合常理，以上共计32万元的现金，无任何转账、取款凭证来证明其已经实际支付款项，且事后双方未出具总的债权债务凭证，与交易习惯不符，欠条中没有载明债权人名称，无法确认债权人的身份，现无证据证明款项已经支付，高金凤是否为上述债务的债权人，目前不得而知，故本案的诉讼主体是不是被上诉人，原审法院未做查明。但原审法院却在此情况下，以二人存有亲属关系，现金出借可以理解为由进行了错误的认定。且上诉人李春甫多次强调，其与高金凤并不存在债权债务纠纷，但原审法院却无视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主观臆断的进行了错误认定，认定高金凤与二上诉人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2019年1月8日高金凤称其将该笔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但其以顺丰快递邮寄送达方式通知上诉人，快递单中只载明收件人系李春甫，并无党冬丽的信息，快递反馈情况的签收人为他人，快递中的物品是何材料，亦无证据证明，故二上诉人认为债权转让通知书未送达至二上诉人，二上诉人对此不知情，即该债权转让通知书未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上述债权的诉讼主体不应为被上诉人，故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判决结果必然不公。3、关于高西良将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的部分，被上诉人称共有欠条5份，但以上五份欠条被上诉人均未提供转账凭证，取款凭证，共计41.6万元的债权债务，但无一份转账凭证、取款凭证来证明资金已经交付，不符合客观事实，无法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且高西良当庭承认其欠上诉人货款、借款未付的事宜，但其未在所谓的借款处予以抵扣，不符合交易习惯。且高西良与高金凤一致的行为是于2019年1月8日将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并以快递形式通知上诉人，但无任何证据证明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到达二上诉人，故该债权转让通知书未产生任何法律效力，诉讼主体存在严重错误。上述13张欠条落款均为李春甫，并未体现任何党冬丽信息，且李春甫拒不认可该13张欠条为其本人出具，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笔迹进行了鉴定，但作出司法意见书内容错误百出，鉴定时间及录入证据、采集证据时间均存在错误，鉴定人员只有两名且资格证书格式不同，年限不一，在网上也无法查明该两名鉴定人员的资质，并且该鉴定文书无复核人员，致使鉴定意见书存在严重瑕疵，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九条，鉴定人员应当出庭接受询问，但在意见书错误百出的情况下，鉴定人员未出庭，仅以一份书面答复草草了事，其专业性及准确性无法判断，致使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无法让人信服。另外该司法鉴定意见书选取的对照检材未经过上诉人的质证确认，依照法律规定，不应作为证据使用。故原审法院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认定属于错误认定，当然对鉴定结果及证明目的的认定必然错误。另外以上13笔欠款无上诉人党冬丽的签字及事后追认，亦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上述款项用于二人的共同经营，故不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进行确认，但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其认定为共同经营产生的借款，其行为严重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缺失，严重违反司法原则，行径判决。本案中，1O张欠条载明的债权均系他人让与被上诉人产生，但原审法院并未适用债权让与的法律规定。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证明高金凤、高西良享有的债权转让于被上诉人的事宜并未告知二上诉人，二上诉人对此不知情，转让未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故该部分债权二上诉人不应承担。且鉴定费、保全费等由二上诉人承担法律依据亦未载明，故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缺失法律依据，严重不公。    被上诉人葛秀荣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共涉及葛秀荣名下三笔、高金凤名下四笔、高西良名下六笔共计十三笔借款。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围绕该13笔借款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上诉人李春甫本人出具的欠条13张、被上诉人代二上诉人还款2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有上诉人党冬丽通过微信向高金凤偿还一万元的微信聊天记录、有高西良向二上诉人发送短信催要借款的记录，有上诉人党冬丽偿还其欠高西良前期借款的银行交易记录，有对上诉人李春甫在欠条上签名的笔迹鉴定结论、有高金凤催要借款的录音证据三份，有证人刘占西、樊凤丽等人的证人证言，均能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该13笔借贷事实的存在。因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葛秀荣及高金凤、高西良之间相互都存在亲戚关系，一审法院为充分查明案件的基本事实，还于2019年12月2日向二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所在的大荔县许庄镇义井村治保主任了解各方之间存在的关系及相关事实，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对该案事实认定是谨慎的，确凿的。二、针对二上诉人提出的葛秀荣名下2017年3月31日的借款20万元，认为其于2018年6月12日再次向樊凤雨还款20000元的说辞是完全不成立的。另外，即便如上诉人所说其又偿还樊凤丽2万元，那么在无葛秀荣代其偿还20万元的情况下，二上诉人仅偿还樊凤丽2万元也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三、针对二上诉人提出的葛秀荣名下2018年1月16日的20万元借款，认为已由党冬丽于2016年3月3日向被上诉人偿还10万、于5月5日向被上诉人偿还3万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是不成立的。如果说如上诉人所述，偿还的时间为2016年3月3日、5月5日，那么上诉人又为何会于已还款后的2018年1月16日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显然该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凭证与欠条时间不符的问题，我方也已多次向一审法庭作出合理解释，因为本案中的当事人都存在亲戚关系，借款大多是多次现金交付的，最后的13张欠条也是多次倒换欠条形成的。四、对于上诉人针对高金凤、高西良名下借款的上诉观点，我方也不想再过多解释，只是想说明的是，在上诉人李春甫坚决不认可欠条是其出具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依法申请了笔迹鉴定，鉴定结论已经证明了最基本的事实。在上诉人多次陈述其不认识高金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也已出于对法律事实的尊重，对涉及案情的事实也做了充分的调查。五、对于二上诉人提出的欠条无党冬丽签字，二上诉人之间也无共同经营的观点，我方认为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调取了大荔县档案馆出具的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明确记载二上诉人于2010年7月13日补办结婚登记手续，此后至令，二上诉人告一直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我方提供的多份证据足以证实党冬丽明知并实际参与借款：2016年12月14日，党冬丽向证人樊凤丽的爱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偿还借款十万元；2018年9月，党冬丽通过微信转账向高金凤偿还一万元借款，且有与高金凤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证据中，2019年1月7日，高金凤到二上诉人家向二上诉人催要借款，党冬丽明确认可其偿还高金凤借款一万元；2018年12月8日，高西良以短信方式向党冬丽催要借款；2016年10月10日，党冬丽通过银行转账向高西良偿还其他借款46539元的事实。上述证据均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党冬丽明知并实际参与借款的事实。另外，为明确二上诉人将部分借款用于经营烟酒生意，并共同经营的事实，被上诉人向大荔法院调取了（2017）陕0523民初字第1421号案件判决书，证实二上诉人共同经营大荔县同州九龙烟酒商行的事实。六、针对二上诉人所谓的债权转让未发生法律效力的观点，我方认为是不成立的。高金凤、高西良依法将其名下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且将债权转让通知书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告知二上诉人。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提供了邮寄送达的回单，债权转让已依法发生法律效力。退一万步，即便如上诉人所说，其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那么根据最高院（2016）最高法民申3020号再审案件观点，债权受让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并借助人民法院送达起诉状的方式，向债务人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亦可以发生通知转让之法律效力。在法院送达起诉状后，只要二上诉人未向高金凤、高西良偿还借款，那么作为债权受让人的被上诉人就有权利向二上诉人主张权利。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恳请二审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尽早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二审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李春甫系被上诉人葛秀荣二姐之子，案外人高金凤系葛秀荣大姐之女，案外人高西良系葛秀荣大姐之子，互为亲戚关系。李春甫与党冬丽系夫妻关系。2017年左右，党冬丽登记并经营“大荔县同州九龙烟酒商行”至2019年元月份；2019年以前，党冬丽以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身份经营“大荔县同裕祥商贸有限公司”。   2014年5、6月份，李春甫向案外人樊凤丽借款30万元，2016年12月14日党冬丽通过其银行账户还款10万元，下剩20万元约定由葛秀荣偿还。李春甫遂于2017年3月31日向葛秀荣出具了20万元的欠条，葛秀荣于2017年4月22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樊凤丽偿还了20万元。证人樊凤丽出庭对上述事实进行了陈述。李春甫质证认为：“证人说的话属实，借证人樊凤丽的钱是我在官池盖酒厂借的钱，借这钱时党冬丽不知道，也没有用到党冬丽烟酒店面的经营，也没有用到家庭日常开支。”李春甫上诉称，其在2018年6月12日向樊凤丽偿还借款20000元，故该份欠条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存在问题。本院认为，李春甫于2017年3月31日向葛秀荣出具了20万元欠条后，已不再欠樊凤丽的20万元。其在2018年6月12日向樊凤丽还款20000元的事实，不足以证明是偿还葛秀荣20万元欠款的行为。   2016年1月16日，李春甫作为葛秀荣的代理人，从葛秀荣银行账户取款20万元。2018年1月16日，李春甫向葛秀荣出具一份20万元的欠条。李春甫、党冬丽上诉称，2016年3月3日党冬丽向葛秀荣转款10万元，5月5日转款3万元，证明党冬丽已经向葛秀荣偿还了该笔借款，即该份欠条与2016年1月16日的转账凭证并无关系，不能认定其为该笔欠条的支付款项的证明。葛秀荣辩称，党冬丽偿还的10万元是双方之间的另一笔借款，3万元是10万元借款产生的利息，借条已经返还给上诉人，这两笔转款与此笔欠款无关。本院认为，2018年1月16日的欠条是在2016年3月3日、5月5日的两笔转款之后出具的，上诉人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就是偿还的该20万元欠款，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诉称不予采信。   2016年8月22日，葛秀荣之夫刘占西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李春甫转款15万元。2018年3月9日，李春甫向葛秀荣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下欠本金14万元、利息3.6万元，已还1200元。上诉人诉称，2017年3月13日向葛秀荣转账支付50000元。葛秀荣辩称，2017年3月13日是还的另一笔欠款，欠条已经抽回。本院认为，转账支付50000元在前，出具欠条在后，上诉人主张该份欠条不真实，本院不予采信。   2015年后半年至2016年期间，李春甫通过葛秀荣向高金凤借款共计32万元。2017年7月5日至2018年1月17日，李春甫向高金凤出具了3份欠条，合计金额32万元。2018年3月9日，李春甫向高金凤出具了借款利息欠条3万元。2018年9月份，党冬丽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偿还高金凤借款利息1万元。2018年12月，高金凤通过微信向党冬丽催要上述借款，党冬丽回复资金紧张，未予归还。证人高金凤陈述：“原告是我姨，被告与我是表兄妹关系。2015年后半年，原告找到我说党冬丽给她打电话说给雀巢咖啡打款钱不够，从我这借17万元周转。我以现金的形式给付了原告，李春甫打了条子让原告给了我。2016年被告给‘康师傅’打款的时候，原告又来找我借钱。因为我当时准备给家里买房，原告说党冬丽承诺尽快会偿还的，我就将15万元现金给了原告，党冬丽给原告出具了借条，原告把条子给了我。15万元借款分两次给的，一笔10万元，一笔5万元，所以这笔借款有两张欠条。2017年12月，李春甫过来给我倒了借条。我向被告要过，给党冬丽打电话要的，党冬丽一直推脱。二被告只通过微信转账给我还了1万元利息，是党冬丽用她的微信给我转的钱。除了转账，我们还有微信上要钱的聊天记录。因为钱是我给原告了，我找二被告要钱要不到，所以我就将该笔借款的债权转让给了原告，并通过顺丰快递给二被告邮寄了一份债权转让通知书。”李春甫的质证意见：“我与高金凤没有任何经济来往，对交付的金额、时间、地点没有详细陈述。高金凤所说的债权转让我也不知道。”高金凤与党冬丽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显示：1、高金凤向党冬丽催要借款，党冬丽以资金紧张为由请求缓一缓；2、2018年9月20日、23日党冬丽通过微信向高金凤转款8000元和2000元。   李春甫曾向高西良借款5笔共计38万元。2017年1月19日至2017年4月10日期间，李春甫向高西良出具了5份欠条，合计金额38万元。2017年7月11日，李春甫向高西良出具了3.6万元的借款利息欠条。2019年1月8日，高西良将上述债权41.6万元借款本息转让给了葛秀荣。证人高西良陈述：“我是2011年开始与二被告有经济往来，我是零售商，党冬丽与李春甫是批发商，我从二被告处进货。有时党冬丽说她资金周转需要用钱，我就借钱给他们。之前我借钱时还问原告二被告是否可靠，原告说都是自己人，放心给。之前借款还款都比较顺利，2016年借款都没有问题。到2018年要账的时候，党冬丽说她名下有一处房产，让我帮她卖掉再给我还款。我同意后党冬丽却反悔了，后来我还通过亲戚说这事，也不了了之。因为我儿子投资生意，我从二被告要10万元的借款，被告也没有给我。后来我还发短信向二被告要过，都没有结果。”高西良与党冬丽、李春甫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显示，2018年12月8日高西良分别向党冬丽、李春甫索要借款未果。   本院认为，葛秀荣持有的李春甫出具的13份欠条不是借贷行为发生时的借条，而是李春甫在未归还借款的情况下，经双方结算后形成的欠款条据。从欠条的性质来说，李春甫对债务存在的事实是认可的。李春甫上诉称，葛秀荣诉请的款项未实际交付、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并未成立生效，但是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欠条没有载明债权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之规定，在债权凭证未载明权利人的情况下，推定条据持有人为权利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葛秀荣持有李春甫出具的欠条，推定葛秀荣就是债权人。李春甫对债权人资格提出抗辩，但未提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债权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李春甫、党冬丽上诉称，高金凤、高西良转让债权时并未告知二上诉人，上诉人对此不知情，转让未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法律虽然规定债权转让未经通知债务人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但并未限定通知的形式。葛秀荣提起诉讼后，相关诉讼材料送达李春甫、党冬丽，足以达到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律效果。另外，一审庭审中，原债权人高西良承认尚欠二上诉人30000元左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李春甫、党冬丽在一审时可以向葛秀荣主张债务抵销，但应当明确表示。一审时，李春甫、党冬丽没有提出债务抵销的主张，故本案不予处理。   关于司法鉴定的问题。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之后，李春甫提出书面意见，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司法鉴定意见补正书》和《答复函》。一审经审查，认为鉴定人没有必要出庭，故未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上诉人认为鉴定意见书存在严重瑕疵，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选取的比对样本是：1、李春甫、党冬丽于2010年7月13日在大荔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补发结婚证时，在《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上的签名；2、大荔县人民法院（2017）陕0523执字第322号案卷中第26页的《变更申请书》、第34页的《谈话笔录》、第37页的《执行和解协议》上的签名。二审中，李春甫认可比对样本中的签名是本人所签，故司法鉴定选用的比对样本是真实有效的。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债权人能够证明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李春甫借樊凤丽的钱用于在官池盖酒厂，党冬丽向樊凤丽归还借款，党冬丽向高金凤归还借款利息，高金凤、高西良与党冬丽、李春甫的微信聊天记录，高金凤、高西良的证言，以上事实和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是李春甫、党冬丽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故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所述，李春甫、党冬丽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260元，由上诉人李春甫、党冬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耀武   审判员  李豪玲   审判员  徐新卫     二0二0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柴莉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