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5民终2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96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甘肃省天水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1966年5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甘肃省天水市。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明圆，甘肃观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1，男，199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甘肃省天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2，男，196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甘肃省天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某，女，1971年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甘肃省天水市。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敏，甘肃鑫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1、刘某2因与被上诉人闫某1、闫某2、石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2020）甘0503民初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刘某2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彩礼数额不当，认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返还彩礼82300元是不合理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订立婚约的过程中，被上诉人给付的彩礼仅为60000元，被上诉人提出的其他钱款均不是彩礼，而是双方为订立婚约而支出的必要花费。根据双方地方风俗，订立婚约时一般情况下双方应多次见面详谈婚约细节，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用意和礼数，而这些过程大多会在女方家中进行，男方作为上门客，带礼品和见面礼是礼节需要，所以这些花费均是为订立婚约必要支出的。微信红包是现时代年轻恋人间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是双方自愿为恋爱所付出的。所以被上诉人提出的“看屋里”、“喜眉钱”、“追节钱”和微信红包都属于双方在订立婚约过程中的礼节往来和必要支出，不属于婚姻法上彩礼的范畴，一审法院将这些全部认定为彩礼是不当的。二、被上诉人一方提出退婚，应对上诉人名誉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并赔礼道歉。在双方商谈婚约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无故提出退婚，该行为对上诉人一方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上诉人作为婚约纠纷中的女方，是弱势的一方，上诉人刘某1年纪尚轻，对于退婚一事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被上诉人一方，被上诉人对此应当对上诉人刘某1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诉称其与上诉人多次协商属不实之词，被上诉人从未因此事与上诉人进行任何的商谈。据上诉人所知，被上诉人闫某1之所以提出退婚，是因为其在外已经有了其他恋人，被上诉人有了其他恋人仍与上诉人刘某1商讨婚约，是典型的脚踏两只船的行为，是极其不道德的。闫某1、闫某2、石某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彩礼数额符合风俗习惯及法律规定。所谓彩礼，是男方为了达成婚约，给女方的财和物。这种财和物都是按照民间习俗产生。所以彩礼并不是民间俗称的干礼，只要是按风俗给付的财物，都应当认定为彩礼。而且彩礼的特殊性在于男方给女方财物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双方结婚并长期生活。本案中，一审对于答辩人给被答辩人的所有财物数额共认定为105335元。原则上，答辩人给付105335元的目的为与被答辩人刘某1结婚，因此，该财物全部应当为彩礼范畴。但本案中，由于部分款项给付主体不是本案被答辩人，部分款项（如置办酒席费用）由双方消费，所以没有认定，答辩人也没有上诉。但一审法院认定的干礼60000元、“三见面”8600元、“看屋里”6800元、“喜眉钱”240元、追节钱3200元均为按风俗给付的彩礼范畴。至于一审认定的微信转账3460元，该款项为答辩人恋爱期间为了与被答辩人刘某1缔结婚姻而给付的较大额的现金，但给付该现金的目的是为了结婚。故该现金为附条件的赠与，只有结婚的条件成就时，赠与才完成，而本案中，双方并没有结婚，故一审判决该款项退还并无不当。二、被答辩人提出退婚并非自己的原因，而系双方在婚恋上有很大的分歧造成，被答辩人要求赔偿并道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在双方经人介绍恋爱期间，被答辩人刘某1多次向答辩人闫某1提出与闫某1没有感情，要培养感情后再结婚，而闫某1则认为，双方本就是按媒妁之言订立的婚约，结婚后可以慢慢培养感情。双方多次因为类似事件吵架。后来答辩人闫某1觉得，双方还没有结婚就矛盾不断，并不适合结婚。因此，被答辩人在起诉书中提出的另有恋人，并不是事实。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闫某1、闫某2、石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由两被告返还彩礼10877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在订立婚约过程中，原告方给付被告方彩礼6万元、“三见面”礼8600元、“看屋里”钱6800元、“喜眉钱”240元、追节钱3200元、原告闫某1给被告刘某1微信转账3460元，现金1900元，买衣服花费5040元。举行订婚仪式中，烟酒等及酒席费用3940元，其他支出为：端午节给原告刘某1三个姐姐3600元，给刘宝存生日礼品360元，给被告刘某1嫂子买衣服160元，被告搬新房随礼及被子费用1300元，平时礼品烟酒茶干果等4265元，商量婚事花费1070元，敬酒红包1400元。原告闫某1与被告刘某1间的婚约现已终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方给付被告方彩礼的范围及数额。一、关于彩礼的认定问题。彩礼是男女双方在订立婚约中，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按照当地风俗，男方给付女方的礼金，本案中，彩礼6万元、“三见面”礼8600元、“看屋里”钱6800元、“喜眉钱”240元、追节钱3200元、原告闫某1给被告刘某1微信转账3460元等。共计82300元属于彩礼范畴，应予返还。烟、酒茶干果等礼品属增进亲戚关系的赠与行为；随礼及给付被告姐姐、嫂子等亲友的现金及礼品等，被告方不是接受主体，不属于彩礼范畴；男方代替女方支付的酒席费用，不符合风俗习惯，不属于彩礼范畴。订婚费用、敬酒红包、给女方购买衣服的钱亦不属于彩礼范畴。原告闫某1在往期间给付被告刘某1的现金，应予返还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彩礼的返还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在订立婚约的过程中，原告方按照习俗给付被告方的彩礼应当返还。原告闫某1与被告刘某1间的婚约关系已终止，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由刘某1、刘某2共同返还闫某1、闫某2、石某彩礼82300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76元，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238元，由闫某1、闫某2、石某共同负担302元，由刘某1、刘某2共同负担936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应予确认。另查明，一审中，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彩礼项目和数额，上诉人陈述意见为都有，但具体数字记不清了。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一份自写彩礼清单，为彩礼6万元、见面礼14000元、追节（三个节）3400元，共计774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彩礼如何认定与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本案中，被上诉人闫某1与上诉人刘某1订立婚约后未结婚即发生矛盾纠纷，因婚约无法继续履行，被上诉人提出退还按照习俗给付上诉人的彩礼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彩礼内容的认定，彩礼是为了缔结婚约，按照当地习俗，给付较大数额的财物，一审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彩礼内容予以承认，且一审对不符合彩礼内容的项目未予认定，认定的彩礼“三见面”、“看屋里”、“喜眉钱”、追节钱均为双方在缔结婚约过程中按照习俗给付的礼金，上诉人虽然一审中对数额未予承认，但也未否认，且二审中其对一审认定的彩礼数额亦未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反驳，一审对上述彩礼的认定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关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微信转账，属被上诉人闫某1为了增进感情促成婚姻给付刘某1的钱款，因数额较大，一审认定上诉人予以返还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提出的彩礼仅为6万元，认为其他钱款均不属彩礼范畴，属为订立婚约的礼节往来和必要支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提出的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一方无故退婚，给上诉人刘某1产生很大负面影响，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名誉受到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并赔礼道歉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1、刘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6元，由上诉人刘某1、刘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虓晖审 判 员 包新萍审 判 员 王梅芳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 徐 艳书 记 员 张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