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384号原告：李坤逢，男，1970年5月17日出生，台湾人，现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忠，广东国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萍，广东国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增城市奔马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甘湾开发区甘涌路段。法定代表人：钟志洪，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秋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坤逢诉被告增城市奔马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马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为劳动争议纠纷，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理，本案应为劳务合同纠纷，故变更本案案由。原告李坤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忠，被告奔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蓉、梁秋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坤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九个月工资共1061100元；2.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700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100000元。庭审中，原告明确其主张的工资系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工资。事实和理由：原告因被告拖欠工资并在终止劳动合同后拒绝履行相关补偿义务酿成劳动合同纠纷一案，经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于2019年10月18日送达裁决书后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2002年5月8日，原告经录用进入被告处工作，岗位是总经理助理，具体负责涉外销售业务，每月基本工资30000元，另加销售提成，每月平均工资为100000元，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被告亦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18年5-6月，被告开始对原告降低工资，每月仅支付10000元，两个月共少支付了180000元工资。2018年7月至2019年3月，被告每月仅支付2100元，9个月共少支付891100元。两项共计少支付工资1061100元。2019年4月起被告停发原告工资，单方面终止了劳动关系。原告在被告处工作了十七年，为被告创造了高达30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双方产生矛盾的起因在于南非一笔约300万美元的货款没有收回，被告老板在其他人的挑唆下，双方发生矛盾。2018年7月20日中午1时许，被告叫来八个长期盘踞在新塘镇的黑恶势力黑衣男子，强迫原告写欠条，并要求原告用房产抵押，否则不许离开新塘。原告当场报警后被公安局民警带到新塘镇甘东派出所，到派出所后，民警组织双方调解，但被告的副总和八名黑衣男子还是强迫原告写下欠条，次日下午原告的家人和律师来到派出所后，原告仍遭辱骂和恐吓，并在22日晚上在宾馆被迫签订一份《担保函》，但原告仍无法自行离开宾馆，原告遂报警处理，直至25日凌晨原告才回到家中。以上事实，有工作牌、组织架构图、工作证明、银行流水、刑事控告材料等为证。原、被告之间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准原告诉请。被告奔马公司答辩称：一、答辩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其要求答辩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属于基于劳动关系而衍生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前提是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经济补偿金的支付需符合《劳动合同法》当中关于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的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内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本案中，李坤逢作为台湾地区居民，却始终未曾办理《港澳台人员就业证》，其不是适格的劳动关系主体，结合上述法律规定，答辩人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此前，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穗增劳人仲案(2019)1175号”《仲裁裁决书》认定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故其请求答辩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二、关于原告所主张答辩人拖欠其自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1061100元，更是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原告自2018年4月底就基本没有去答辩人公司，也未为公司提供任何工作成果。根据2011年原告自己提出的申请，原告的报酬以其负责的出口业务盈利的20%计算，即其若主张报酬，需以其负责的出口业务有盈利为前提。但李坤逢此前所负责的萨尔瓦多客户自2013年起拖欠答辩人公司的货款高达230万美元左右，巨额货款均未有回款，不仅无盈利还给公司造成了巨额损失，因此原告的提成主张毫无依据，答辩人更不存在拖欠其工资的情况。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台湾人，未办理就业证件。被告系1998年12月29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11月26日由“湛玉娟”变更为“钟志洪”。2019年7月25日，原告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工资共291100元；2.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410000元；3.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3000元；4.被告补缴原告自2002年5月8日起的社会保险。仲裁委于2019年9月13日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117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所有的仲裁请求。该裁决书于2019年10月18日送达原告，原告于2019年10月30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联调，调解无果后转为本案诉讼。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于2002年5月8日入职奔马公司，担任常务副总，月工资30000元，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于2007年1月开始其被调整至外贸部担任外贸副总职务，无底薪，按每台10元的业绩提成领取工资，后因业绩太好，业绩提成改为销售利润的20%。但因2013年至2016年期间公司业绩一直下滑，所以其提出从2017年1月起改为按月薪30000元的标准发放工资，年底有盈利再发放奖金，但公司突然于2018年4月未作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单方将月工资降到10000元；其与公司因货款问题发生矛盾，从2017年7月20日被黑社会组织软禁，此后不敢再回公司上班。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了《工作证》、《组织架构图》打印件、《工作证明》打印件、银行流水、刑事控告材料为证，其中《工作证》显示原告为奔马公司的常务副总，于2002年5月8日进厂；《组织结构图》打印件显示原告先后担任被告的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外贸总监；《工作证明》打印件显示有被告的公章及“湛玉娟”的签名，但内容为英文，原告未提交翻译文件；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1月19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湛玉娟”曾多次向原告转账款项，其中转账金额为30000元的转账日期分别为2017年4月1日、2017年4月12日、2017年6月2日、2017年7月4日、2017年8月5日、2017年9月5日、2017年10月25日、2017年11月28日、2017年12月25日、2018年1月25日、2018年2月26日、2018年4月26日，“湛玉娟”还于2018年5月26日向原告转账工资10000元、于2018年6月26日转账工资10000元、于2018年7月28日转账2100元、于2018年8月29日转账工资2100元、于2018年9月27日转账工资2100元、于2018年10月25日转账工资2100元、于2018年11月26日转账工资2100元、于2019年1月8日转账2100元、于2019年1月18日转账1050元、于2019年3月4日转账3150元；此外“湛玉娟”还曾多次转账金额不等的款项给原告；刑事控告材料显示原告自认其于2018年7月20日在奔马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后曾被非法拘禁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等。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工作证》不予认可，认为无公章无照片；对《组织架构图》打印件不予认可，应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对《工作证明》打印件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原件且未经翻译；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原告月工资为100000元；对刑事控告材料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被告更主张，原告系“湛玉娟”私人聘请的秘书，从2011年开始已经没有固定工资，需以销售利润计算业绩提成，但因为原告无法收回货款，原告已经无法领取业绩提成，因此“湛玉娟”转账给原告的注明为“工资”的款项系原告预支的工资，其余款项均系私人资金往来。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交《申请》复印件为证，《申请》上载明“从2011年元月份开始，外贸部的工资、奖金与利润挂勾，在总年度结算完后，出口盈利的20%作为总工资及奖金。每月20日先算出上月已出货并收回款的订单数量，每台预提人民币壹拾元整发放月工资与月奖金，此费用在总结算时一次性在出口盈利的20%中扣除。外贸部/2011年5月30日”，落款处有原告的签名。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只是一份复印件且落款的是外贸部，而非原告个人的申请。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交证据、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原告在庭后提交的书面陈述为凭。本院认为，原告是台湾人，故本案属于涉外民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民事案件确定管辖和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原告主张其入职被告处，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而被告的住所地为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因此，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原告提交了《工作证》及《组织架构图》打印件主张其在被告处工作并担任过包括“外贸总监”等相应职务，结合被告提交的《申请》复印件显示原告在“外贸部”落款处旁边签名的事实，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申请》复印件与其辩称的原告系受雇于“湛玉娟”个人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系台湾地区居民但未办理就业证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第一款“外国人、无国籍人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内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之间形成的应为劳务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被告住所地在广州市增城区，故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原告向被告提供劳务，被告理应依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原告主张其从2017年1月起每月劳务报酬为30000元，结合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被告的原法定代表人“湛玉娟”确实在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几乎每月向原告转账30000元，转账时间、转账金额符合支付劳务报酬的规律，被告辩称原告并无固定工资，以销售利润计算发放绩效，但其提交的《证明》仅为复印件，而且《证明》的落款日期是2011年，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从2017年1月起每月劳务报酬固定为3000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即使双方曾在2011年约定工资以利润提成计算，但已在2017年通过实际行动变更了双方的约定。至于原告在诉状中主张其加上销售提成后每月工资达到100000元，但在庭后出具的书面陈述中主张其从2017年1月起每月固定报酬30000元，业绩提成视年底盈利情况计发，原告对其前后陈述不一未提交证据为证，亦无证据证明其业绩提成计算标准及计算依据，被告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纳。原告诉请被告支付2018年5月起至2019年3月的工资，但由于原告自认其于2018年7月20日双方发生矛盾后未再回到被告处工作，即从2018年7月21日起原告没有再向被告提供劳务，故原告诉请2018年7月21日及之后的劳务报酬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在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20日期间应得的劳务报酬为80000元（30000元/月×2个月+30000元/月÷30天×20天），因原告自认被告已经支付劳务报酬38900元（10000元/月×2个月+2100元/月×9个月），故被告仍应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41100元。因原、被告之间系劳务合同关系，不受劳动法律法规调整，故原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及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增城市奔马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李坤逢劳务报酬41100元；二、驳回原告李坤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50元，由原告李坤逢负担14294元，由被告增城市奔马实业有限公司负担56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李坤逢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增城市奔马实业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 欣人民陪审员  刘晓燕人民陪审员  汤素玲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 记 员  周思珍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外国人、无国籍人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内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持有《外国专家证》并取得《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国人，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