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18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原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788号。 法定代表人：叶新平，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志军，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大燕，女，1980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秀荣，河北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建工)因与被上诉人石大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8）冀0929民初3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建工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冀0929民初3967号民事判决书，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一）本案性质应当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当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本案的基本事实为：湖南建工承接了贵阳市高雁垃圾填理场滤液处理站升级改造工程的土建及附属工程，并将该工程发包给彭林施工，彭林又将该工程的不锈钢亚克力盖子、酸罐钢雨棚、浓缩液池钢爬梯等制作与安装工程发包给宋海威施工，证据见原告提交的宋海威施工的收方记录、宋海威向彭林催要工程款的通话录音。庭审中，原告陈述，为了开具发票，原告与“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签订《购销合同》。需方处加盖“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高雁垃圾填理场渗沥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部”印章。根据上述事实，原告虽与项目部签订了《购销合同》，但该合同仅仅是为了开具发票所签订，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P5倒数第十行也进行了正确认定）。故本案中不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请求权基础在于宋海威施工后所产生的工程款请求权，本案真正的法律关系是宋海威与彭林等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因此，案件性质应当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由工程所在地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二）一审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导致基本事实不清。一审法院既已查明，本案的纠纷由宋海威在彭林处承包工程所引起。那么宋海威与彭林就涉案工程的分包范围、价款、付款时间和期限等关键内容是如何约定的，必须要追加彭林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才能查明。并且，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3662号《民事判决书》P9第12行虽查明了“宋海威应获得的劳务费包含在王志富主张的涉案工程款项之内”，但又将宋海威应获得的工程款判决向王志富支付，故本案的审理结果与王志富亦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应当追加王志富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最后，项目部印章是彭林所刻制还是王志富所刻制，直接影响本案合同主体的认定，与本案处理结果具有重大关联，这些都是本案的基本事实，必须追加彭林和王志富才能查清。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需要追加彭林及王志富参加诉讼才能查清案件基本事实，而一审法院并未追加，程序不当，且导致基本事实不清，理应发回重审。二、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一）被告并非合同主体。合同首部上需方一栏显示的是“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与被告现在的名称“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及以前的名称“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均不相同。商事活动中应当坚持“外观主义”原则，即使“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与“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并不能等同。（二）“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高雁垃圾填理场渗沥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部”印章不能代表被告签订合同。1、项目部印章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设立项目部或刻制项目部印章的法人承担，而该项目部并非被告设立，被告也从未刻制并使用该印章。从基本常识上讲，被告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即使确有需要设立项目部，也不会连基本的企业名称都写错。很显然，该项目部印章是他人未经被告同意私自刻制的印章，该印章并不能够代表被告对外签订合同。2、一审判决错误地适用了表见代理规则（一审判决P5第一段）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则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是，在相对方有过错的场合，不论该种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无表见代理适用之余地。该裁判规则见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11期（总第157期）。本案原告具有重大过错，不应当适用表见代理规则。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对外发生民事法律关系时，首先应当查清合同相对方的名称，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原告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完全可以查询到被告的真实名称。更为重要的是，原告称货物供应到了被告施工的“贵阳市高雁垃城填理场升级改造工程”并进行了加工安装，原告在安装时必然会看见工程相关标识牌。上面显示施工单位是“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告更应该知道被告当时的名称是“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而不是“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显然，在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的名称是“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的情况下，有人持“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高雁垃圾填理场渗沥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部”的印章以“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发现该错误，并应当及时到被告公司进行核实。但原告怠于履行必要的核实义务，导致合同主体明显错误，原告本身具有重大过失，故本案不能使用表见代理规则。3、需要说明的是，一审法院调取了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2民初604号案件中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报审表》等加盖有“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高雁垃圾填埋场渗沥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部”印章的证据材料，并据此认为被告湖南建工组建了项目部，使用了项目部印章，这是错误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报审表》等材料均是该案原告王志富所提供，被告湖南建工并未认可其真实性，不能证明湖南建工组建项目部，使用项目部印章的事实相反可以证明项目部是王志富所组建，项目部印章是由王志富刻制的事实，该枚印章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由王志富承担。（三）退一万步讲，即使项目部能够代表被告，则原告与项目部签订的《购销合同》亦不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也没有实际履行。1、根据原告的陈述，该合同是在2016-12-15为了开发票所补签的，此时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根本没有供应货物的必要。故该合同仅仅是为了开具发票而签订，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以此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供方的主要义务是提供货物，而石大燕并未向被告提供货物。石大燕虽然提供了增值税发票，但湖南建工并未签收该发票，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石大燕交付货物的事实。同时，该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6-12-15，此时工程早已竣工验收并结算，石大燕也不可能向被告交付货物。综上所述，被告不是合同主体、项目部不能代表被告，《购销合同》也并非石大燕和项目部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石大燕也未向被告提供货物。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三、一审判决将“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与“宋海威与彭林等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糅杂在一起审理，审判逻辑不当。本案中石大燕与项目部签订的《购销合同》所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宋海威进行施工所形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系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理由如下：（1）主体不同：一个是“石大燕与项目部”，另一个是“宋海威与彭林等人”（2）法律关系性质不同：一个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另一个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3）标的不同。《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产品名称“不锈钢骨架、防臭雨棚”；而收方记录显示分项工程项目名称是：栏杆、楼梯、生化设备棚、膜车间钢雨棚、水池盖。（4）数量不同：《购销合同》约定的数量是480.8平方与收方记录中显示的数量不一致。综上，石大燕与项目部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同宋海威与彭林等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从主体、性质、标的、数量等方面均不能一一对应。宋海威施工的事实，不能作为认定石大燕已经提供了货物的证据。石大燕与项目部签订的《购销合同》也不能作为对宋海威施工价款进行确认的证据。根据被告向彭林核实，彭林称宋海威所做工程要扣除相关管理费、配合费、税费等费用后，才是宋海威应得的费用。同时，彭林又已经向宋海威支付了10万元工程款。上诉人不否认宋海威进行了施工，应获得工程款，但其应获得多少工程款，应由宋海威另案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解决。四、一审判决严重不公。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3662号《民事判决书》P9第12行虽查明了“宋海威应获得的劳务费包含在王志富主张的涉案工程款项之内”，但又将宋海威应获得的工程款判决向王志富支付。而本案一审又再次将宋海威应获得的工程款判决向石大燕支付。这导致湖南建工就一个施工事项进行了两次支付，对湖南建工严重不公。同时，两次判决都没有将工程款判决支付给真正的权利人宋海威，两次判决都是明显错误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敬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石大燕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一审程序合法，并未遗漏当事人。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是购销合同，合同载明“由上诉人购买答辩人不锈钢骨架，防臭雨棚。每平方680元，共480.8平方，合计：326950元。上诉人对答辩人的货物如有数量、质量异议应在货物收到后七日内，且未使用前书面提出。答辩人依合同约定为上诉人完成了供货及施工义务，并且所施工的工程已竣工验收，答辩人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需要说明：涉案合同只涉及上诉人与答辩人，除此之外与其他任何单位及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答辩人对其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合情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依购销合同审理本案并无不当，本案更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二、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买卖关系确实、明确。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购销合同中，需方加盖着上诉人所属高雁垃圾填埋场渗沥处理站升级改造工程项目部印章，供方由上诉人石大燕签字。该合同已实际履行是不争的事实，有贵州省两审法院的判决书对此予以认定。上诉人因对合同上加盖的印章有异议：“认为是他人未经上诉人同意私自刻制的印章，故对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不予认可”，事实上，上诉人在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在施工过程中一直使用，答辩人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调取的“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3662号民事判决和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2民初604号民事卷中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报审表》、《除臭风机安装报验申请表》、《水泵安装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述证据中均加盖着本案购销合同中上诉方加盖的“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高雁垃圾填埋场渗沥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部”印章。另外：两份判决书对“上诉人和北京天地人公司于2014年8月5日联合中标涉案工程，上诉人负责工程的土建及附属工程”也做了认定。上诉人对自认的事实在本案中明显是故意否认，其目的就是为了逃脱付款义务，上诉人故意否认双方的买卖关系，将其与答辩人签订的合同，说成是他人私自刻章签署，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更没有证据。三、上诉人称“一审判决将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宋海威与彭林等人之间的建筑施工合同法律关系糅杂在一起审理，审判逻辑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纯属上诉人为了逃避付款义务无中生有，编造谎言。石大燕与宋海威是夫妻关系，石大燕所签合同由其丈夫施工理所当然、无可厚非，且石大燕与上诉人所签合同中上诉人加盖了印章，就连双方的结算单上，上诉方也加盖了印章，确认了双方存在购销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判决正确合法。综上所述，上诉人欠答辩人货款32695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合法正确，适用法律得当，应予维持。 石大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货款326950元、利息19617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366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和北京天地人公司于2014年8月5日联合中标了贵阳市高雁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升级改造工程，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负责工程的土建及附属工程，该公司将该工程以口头约定的方式发包给彭林，彭林又以口头约定的方式发包给王志富，后北京天地人公司、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彭林、王志富因工程款的结算发生矛盾产生诉讼，在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2民初604号一审民事案卷的中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报审表》、《除臭风机安装报验申请表》、《水泵安装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上均盖有“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高雁垃圾填埋场渗沥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部”印章。 2014年12月份，因该工程消化池、碳化池等需要安装防雨棚，彭林等人找到宋海威让其施工安装防雨棚和栏杆等工程。2015年1月25日，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高雁垃圾填埋场渗沥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部出具了水池盖收方记录，共计防雨棚总面积496平方米。原告于2016年12月15日给该项目部开具了一张金额为326950元的《贵州省增值税发票》，同时原告与该项目部补签了一份《购销合同》，合同约定防臭雨棚单价为每平方米680元，共计480.8元，合款326950元，合同上加盖是“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高雁垃圾填埋场渗沥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部”印章。原告丈夫宋海威与工程实际施工人彭林的录音中，彭林也认可原告进行了防雨棚施工，公司一直没有拨付工程款的事实。原告的丈夫宋海威另外施工了栏杆部分，（有该项目部出具的宋海威进行栏杆施工的验收记录）彭林已经给付了100000元的工程款，与本案搭建防雨棚并不是同一工程。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否认该公司持有过“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高雁垃圾填埋场渗沥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部”印章，从而认为原告提供的盖有该项目部印章的购销合同无效，而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2民初604号一审民事案卷的中案件当事人确认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报审表》、《除臭风机安装报验申请表》、《水泵安装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上均盖有“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高雁垃圾填埋场渗沥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部”印章，证实该工地向监理公司和甲方报送材料曾经多次使用过该枚印章，实际施工人彭林、王志富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故被告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原告有理由相信在公司施工的就是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该项目部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应由其上级法人单位即本案被告承担。原告为项目部施工在前，因开具发票的需要才补签的合同，应以增值税发票记载的金额为双方确认的结算金额（326950元），双方最后确认工程款的时间为2016年12月15日，原告起诉的时间为2018年10月份，故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庭审中认为彭林曾经给付宋海威100000元工程款，原告提供了其丈夫宋海威另行给被告进行栏杆施工的验收记录，而且彭林在与宋海威的通话录音中认可公司一直没有给付防雨棚的工程款，故该笔工程款与本案所涉及的工程无关。原告要求被告按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支付利息，但该合同是工程施工完毕后，原、被告为开具发票而补签的，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从欠款数额最终的确定时间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湖南建工集团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石大燕货款326950元，并从2016年12月15日以326950元为基数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15元，由被告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湖南建工提出一审程序违法，其中关于管辖问题，上诉人湖南建工在一审中已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其异议已被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9民辖终124号民事裁定书予以驳回，上述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故对上诉人提出的管辖错误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提出的遗漏当事人问题。经审核，一审中上诉人并未主张追加彭林、王志富参加诉讼，本案系湖南建工与石大燕签订的购销合同，依据合同相对性，一审法院未通知彭林、王志富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问题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其并非合同主体问题及涉案“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高雁垃圾填埋场渗沥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部”印章不能代表其公司签订合同问题。经审核，湖南建工对其承包涉案贵阳市高雁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升级改造工程并无异议，且其亦认可施工现场展示牌显示施工单位系湖南建工，其将工程违法转包给没有资质的彭林、王志富等个人行为系其内部行为，对外公示施工人仍系湖南建工。湖南建工在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其内部转包人在基础回填报审、报验表、地坪硬化报审、报验表、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报审表等材料中均加盖有涉案项目部印章，一审法院认定实际施工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石大燕有理由相信涉案项目部印章在涉案工程中系代表湖南建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双方间的合同性质及履行情况，虽涉案购销合同系双方后期因开具发票所补签，但补签合同系双方协商一致自愿签订，应认定属于双方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间签订的合同系购销合同，被上诉人石大燕一审中提交了加盖有涉案项目部印章的水池盖收方记录，应视为已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上诉人亦应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涉案款项已在（2018）黔01民终3662号案件中支付给王志富，因上述案件中被上诉人石大燕并非案件当事人，上述案件并未明确王志富所得款项中包含有石大燕的货款，亦未明确宋海威劳务费范围及数额，且石大燕明确并不认识王志富，其亦没有权利向王志富主张货款，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30元，由上诉人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景岭 审判员  程晓明 审判员  高玲玲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陈莹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