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61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华东，男，199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曙光，苏燕茹，福建世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居泰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蜂巢山路1号10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7054442507。 法定代表人：姚翠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丹，戴荣荣，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568号27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26503X1。 法定代表人：校荣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道琪，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洪华东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市居泰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居泰安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建八局）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10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洪华东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洪华东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洪华东和居泰安公司均为海洋公司的债权人和相关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居泰安公司对本案讼争房产不享有合法权益，洪华东经受让237号执行案件的债权而享有对本案讼争房产的合法权益。（一）洪华东的前手权利人李金大与海洋公司于2008年6月12日签订《协议书》取得对讼争房产的“经营管理权、收益权、拆迁补偿权”。同一天，李金大还与居泰安公司达成另一份《协议书》，明确李金大和居泰安公司对讼争房产收益采取七三分成。2010年6月，居泰安公司将其与李金大的分成所得权益转让给第三方。（二）居泰安公司抵债文件是案外人孙建斌滥用职权作出的损害海洋公司利益的行为和非法文件，不应作为居泰安公司对本案讼争房产享有合法权益的依据。（三）原审判决以居泰安公司提交的抵债协议已“备案”于贵院执行局为由而未进行实质审查是错误的。原审法院还认为，居泰安公司提交的其与海洋公司签订的2011年5-7月的《债务抵偿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居泰安抵债文件”）也已“备案”于贵院执行局。但是，洪华东抵债文件是相关当事人在执行程序过程中为解决债务清偿问题而在贵院执行局组织下达成的执行和解文件，而居泰安抵债文件则是在其提起执行异议过程中提交的抗辩类文件，且至今没有提供原件，只能提供由贵院执行局加盖印章的复印件。（四）退一步而言，上述《债务抵偿协议》中指称的居泰安公司对海洋公司享有的债权已在海洋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得以清偿，即居泰安公司对海洋公司已不享有债权，再次印证其无权再对海洋公司的财产主张权利。（五）上诉人洪华东对讼争房产享有的经营权和收益权是基于与讼争房产所有权人海洋公司协议，故有权向居泰安公司和中建八局主张讼争款项。在（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执行案件中，李金大已与海洋公司达成协议，海洋公司同意以讼争房产的“经营管理权、收益权、拆迁补偿权”抵销相应的债务。因此，洪华东通过债权转让也相应获得对讼争房产的“经营管理权、收益权、拆迁补偿权”。（六）贵院通过执行行为已多次确认洪华东对讼争房产享有经营权和收益权。2012年9月28日，贵院要求中建八局将租用讼争房产的租金、管理费支付至贵院，2015年9月22日，贵院裁定冻结、划拨中建八局应支付给居泰安公司的款项，2015年10月29日，贵院公告将讼争厂房交由上诉人洪华东的前手权利人王斯伟、梁连泉管理以抵偿债务。贵院在查明中建八局至2015年10月15日方才搬离讼争厂房后，于2017年3月9日进一步裁定冻结、划拨中建八局应支付给居泰安的款项。 二、一审判决认为“洪华东诉请确认《房屋租赁合同》和《管理协议》无效，并据此诉请居泰安公司、中建八局返还房屋占用费、管理费，本院不予支持”，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该规定，无权处分只有在获得权利人追认或者在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相应的合同才为有效合同；反之，合同就应为无效。本案中，如前所述，居泰安公司不享有对讼争房产的处分权，其在处分本案讼争房产之时和之后均未获得（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和贵院执行局的确认，不具有有效的要素，只能作为无效处理。（二）如上所述，居泰安公司明知讼争房产的经营权和收益权对外归属于李金大的情况下，仍与中建八局签订讼争《房屋租赁合同》和《管理协议》，存在明显恶意。（三）中建八局未经审慎审查而与居泰安公司签订讼争《房屋租赁合同》和《管理协议》，不具有主观善意。根据讼争《房屋租赁合同》和《管理协议》的约定，中建八局明知讼争房产未办理产权证，理应进一步审核讼争房产的权利状况。 三、在程序上，正是由于贵院执行局对居泰安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久拖不裁，洪华东才不得不提起本案诉讼。（一）原审法院查明，在237号执行案件项下，2006年4月30日，贵院执行局就已发布公告，对本案讼争房产进行查封；2008年4月30日，贵院执行局再次发布公告，对本案讼争房产续行查封。直到2012年，居泰安公司才对237号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认为该执行案件项下的应收执行收益不应归属于该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原审法院还查明，虽然贵院执行局要求中建八局协助执行，将未支付给居泰安公司的款项全部支付至贵院账户，但中建八局并未履行该协助执行义务。然而，原审法院却遗漏查明，时至今日，贵院执行局并未对居泰安公司提出的上述执行异议作出裁决，也未对本案讼争款项（即居泰安公司擅自出租讼争房产给中建八局产生的收益，也即中建八局应支付至贵院账户的款项）进行实际冻结。 居泰安公司辩称，其二审答辩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相同。 中建八局辩称，1、其二审与一审答辩意见相同。2、居泰安公司有权处分，即使存在无权处分，我公司认为合同也是效力待定的状态，在双方当事人没有撤销合同之前，合同是有效的。3、一审查明我公司需要支付到2015年的租金是错误的，中建八局只需要支付到2014年，现在仍然欠居泰安公司2363680元，该笔款项待执行局确定，给我公司开具发票或有相关法院裁判文书就可以支付了。 洪华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居泰安公司与中建八局于2011年7月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和《管理协议》无效；2.居泰安公司与中建八局共同向洪华东返还房屋占用费、管理费合计64250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8月27日，厦门中院就厦门交行起诉中贸公司、海洋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1998）厦经初字第254号民事调解书，各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一、中贸公司确认欠厦门交行贷款本金300万元及其自1998年3月21日起至1998年6月4日止的利息90267.62元，此后至实际还款之日按每日万分之四计息，中贸公司应于1998年12月31日前归还上述欠款本息；二、海洋公司对中贸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999年6月24日，厦门交行以中贸公司、海洋公司为被执行人，向厦门中院申请执行（1998）厦经初字第254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权，执行案号为（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2005年1月5日，厦门中院作出（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变更信达福州办事处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原申请执行人厦门交行的权利义务由信达福州办事处继受。2005年11月18日，厦门中院作出（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变更李金大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原申请执行人信达福州办事处的权利义务由李金大继受。2012年3月15日，厦门中院作出（1999）厦经执字第237-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蔡德标、王斯伟、梁连泉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原申请执行人李金大的权利义务由蔡德标、王斯伟、梁连泉继受。2017年1月11日，厦门中院作出（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洪华东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 另查明，2003年间，厦门中院就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建行）起诉海洋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三案作出（2003）厦经初字第116、117、1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海洋公司偿还厦门建行借款本金500万元、350万元、400万元及利息。 之后，厦门建行以海洋公司等为被执行人，向厦门中院申请执行（2003）厦经初字第116、117、118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权，执行案号为（2004）厦执行字第11、12、13号。2007年间，厦门中院先后两次作出（2004）厦执行字第11、12、13号民事裁定书，先裁定变更信达福州办事处为该三案的申请执行人，后又裁定变更居泰安公司为该三案的申请执行人。 又查明，2006年4月30日，厦门中院发布（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公告，载明厦门中院决定对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厦门市蜂巢山路29号“鹭台大饭店锅炉房”、厦门市“厦门市海光制衣实业公司的五层厂房”（即本案讼争厂房）进行查封。 海洋公司、厦门海味大酒楼及厦门市海光制衣实业公司对上述执行措施向厦门中院提出异议，请求裁定解除对上述两处房产的查封。厦门中院于2007年8月30日作出（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厦门海味大酒楼、厦门市海光制衣实业公司提出的异议。 2008年4月30日，厦门中院再次发布一份（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公告，载明厦门中院决定对厦门市蜂巢山路29号“鹭台大饭店锅炉房”、厦门市“厦门市海光制衣实业公司的五层厂房”续行查封。 2008年6月12日，李金大与海洋公司等协商并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李金大取得讼争厂房的经营管理权、收益权、拆迁补偿权等权益用于抵销（1998）厦经初字第254号案件的等额债务。上述协议在厦门中院备案。 2011年5月13日、2011年7月1日及2011年7月5日，海洋公司与居泰安公司签订两份《债务抵偿协议》及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根据（2003）厦经初字第116、117、118号民事判决及相关司法文件，海洋公司对居泰安公司超过1250万元的债务偿还义务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海洋公司将讼争厂房为期25年的使用权益及相关收益折价抵偿海洋公司对居泰安公司的债务。上述三份协议均在厦门中院备案。 2011年7月8日，居泰安公司与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居泰安公司将建筑面积为3700平方米的讼争厂房出租给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作为员工住宿使用，租赁期限三年，月租金77700元，每三个月支付一次，租赁保证金377400元。同日，双方还签订一份《管理协议》，约定月管理费48100元，每三个月支付一次。中建八局于本案审理中表示，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为中建八局的下属直营公司，相当于分支机构，未办理登记，亦未领取营业执照，中建八局同意承担《房屋租赁合同》及《管理协议》项下属于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的权利义务。 2012年9月28日，厦门中院向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发出（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载明厦门中院于2012年3月21日通知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将租用讼争厂房的租金、管理费支付至法院账户，该公司未支付，该公司即对被执行人海洋公司负有租金债务，至2012年9月28日止，债务总额为两个季度租金、管理费合计754800元，遂通知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于接到本通知之日起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对其所负有的债务，而应于15日内直接将租金、管理费汇至厦门中院账户，如对该到期债务有异议，应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厦门中院提出。 2015年9月22日，厦门中院作出（1999）厦经执字第237-2号执行裁定书，查明李金大与海洋公司等协商，取得讼争厂房的经营管理权、收益权、拆迁补偿权等权益用于抵销该案等额债务，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对于承租、占用讼争厂房未提出异议，但未在指定期限内将租金、管理费支付至厦门中院账户，并继续占用讼争厂房，裁定冻结、划拨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所有的款项5283600元。 2015年10月29日，厦门中院发布公告，载明厦门中院已将讼争厂房交由梁连泉、王斯伟管理以抵偿债务，任何人不得妨碍梁连泉、王斯伟对该房产行使管理权，否则将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7年3月9日，厦门中院作出（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查明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一直占用讼争厂房至2015年10月15日才搬出，其应缴纳从2011年7月8日至2015年10月15日占用期间租金、管理费合计6415800元，厦门中院（1999）厦经执字第237-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扣划的租金遗漏2011年7月8日至2012年3月20日期间的租金，故应补扣划该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并裁定冻结、划拨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所有的款项1132200元。 自2012年起，居泰安公司、中建八局向厦门中院就（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洪华东和居泰安公司均为海洋公司的债权人和相关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洪华东的前手权利人李金大和居泰安公司均与海洋公司签订了相应的债务抵偿协议，抵偿标的均为讼争厂房的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等权益，且相应的债务抵偿协议均在厦门中院备案。洪华东主张居泰安公司明知其对讼争厂房不享有处分权，讼争厂房的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属于洪华东，却仍将讼争厂房出租给中建八局，存在主观恶意，中建八局怠于对居泰安公司的权利来源进行审查，二者存在恶意串通，缺乏充分证据支持，故洪华东诉请确认《房屋租赁合同》和《管理协议》无效，并据此诉请居泰安公司、中建八局返还房屋占用费、管理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且洪华东诉请返还的款项属于厦门中院（1999）厦经执字第237-2号执行裁定书及（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的执行款项，应通过执行程序予以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洪华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8388元，由原告洪华东负担。 二审中，洪华东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以下异议：判决书第八页，实际上洪华东抵债文件是相关当事人在执行程序过程中为解决债务清偿问题而在贵院执行局组织下达成的执行和解文件，而居泰安抵债文件则是在其提起执行异议过程中提交的抗辩类文件，且至今没有提供原件，只能提供由贵院执行局加盖印章的复印件。可见，两者虽均有留存于贵院执行局，但其形成背景和法律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洪华东认为一审遗漏查明：在2011年7月20日之前，孙建斌既是海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居泰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居泰安公司在自设立开始至今的很长时期内，均由孙建斌实际控制。在此情况下，孙建斌利用同时控制两家公司公章的职务便利，自行对居泰安抵债文件进行盖章，以居泰安公司对海洋公司享有债权为由，将本案讼争房产的使用权益及相关收益抵偿给居泰安公司，是孙建斌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的财产转移行为，是不合法的。 中建八局对一审判决查明的租金有异议，认为目前应当尚欠236万元，而非6415800元。双方于2014年4月5日验收搬走。除此之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洪华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调查笔录，证明：该笔录摘自（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执行案件卷宗。调查笔录载明：李金大等支付完毕职工安置费后，海洋公司等应将讼争场地交付给李金大，有关《房屋租赁合同书》的全部权利义务转由李金大等享有，上述支付款项中，李金大承担70%，居泰安承担30%，收益应按该比例分享。2、合作协议权益转让合同，证明：居泰安公司于2010年6月18日将前述30%权益转让他人。 居泰安公司对证据1不予质证，证据2合作协议权益转让合同没有看到原件，不予认可。 中建八局质证认为，证据1、2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洪华东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居泰安公司与中建八局于2011年7月8日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和《管理协议》无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效力一般仅及于合同签订方。本案讼争合同系由居泰安公司与中建八局签订，该合同仅对居泰安公司与中建八局产生法律效力。洪华东上诉主张居泰安公司与中建八局恶意串通签订上述合同及协议，请求确认无效。恶意串通必须是双方的主观行为，从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看，讼争厂房为海洋公司的财产，洪华东和居泰安公司均为海洋公司的债权人和申请执行人，洪华东的前手权利人李金大和居泰安公司先后均就讼争厂房的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等权益与海洋公司签订了相应的债务抵偿协议，该协议均在本院执行局备案。洪华东并未充分举证证明中建八局与居泰安公司签订讼争租赁合同过程有串通行为，故洪华东的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洪华东上诉主张居泰安公司与中建八局共同向其房屋占用费、管理费合计6425050元。因本院执行局于2015年9月22日作出（1999）厦经执字第237-2号执行裁定，冻结、划拨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租金、管理费5283600元。于2017年3月9日作出（1999）厦经执字第237号之二执行裁定，冻结、划拨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租金、管理费1132200元。洪华东诉讼请求中的房屋占用费、管理费合计6425050元系本院执行局裁定冻结、划拨的执行标的，洪华东应通过执行程序解决，洪华东的该项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洪华东上诉主张执行程序问题依法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洪华东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6775元，由洪华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文珍 审 判 员 李向阳 审 判 员 胡林蓉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韩沁娟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