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2民初3445号原告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志先，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智，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鑫，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俞先禄，董事长。被告俞先禄。被告俞明。被告俞艳。被告吴黄贵。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皓明，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天宇，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实习律师。原告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欣公司）与被告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其昌公司）、被告俞先禄、被告俞明、被告俞艳、被告吴黄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原告康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智、石鑫，被告和其昌公司和被告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皓明、娄天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康欣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解除原告康欣公司与被告和其昌公司及被告俞先禄、被告俞明、被告俞艳、被告吴黄贵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2、请求判令被告和其昌公司向原告康欣公司返还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3、请求判令被告和其昌公司向原告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占用保证金期间的资金利息（从2018年4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暂计算至2019年7月1日，为人民币530,458元；4、请求判令被告和其昌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200,000元、公证服务费2,060元，保全责任保险费（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前述第2、3、4项请求合计人民币10,732,518元（暂计算至2019年7月1日）；5、请求判令被告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对前述第2、3、4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请求判令被告和其昌公司和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4日，原告康欣公司作为甲方，被告和其昌公司作为乙方，和其昌公司的主要股东被告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作为丙方，三方共同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约定：甲方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乙方全体股东（含丙方）所持乙方的100%股权，该协议同时对收购方式和支付方式、业绩承诺条款等作了初步约定，为保证协议履行，该协议第七条“保证金和违约条款”约定：“本协议签署之日后，甲方向乙方支付1000万元作为本协议的履约保证金。如甲方违约，则该1000万元作为违约金由乙方转付给丙方，归丙方所有；如丙方违约，则乙方向甲方返还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如本次收购成功，则该1000万元抵作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转付给乙方原股东。”2018年4月18日，康欣公司依照前述协议的约定，向和其昌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保证金。2018年5月3日，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股东俞先禄等人又根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约定，就拟议收购事宜签署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以及《关于和之补充协议》。前述协议签署后，为本次收购提供服务的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公司）、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雍行律所）及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公司）等中介机构对收购标的和其昌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和其昌公司存在着“贴牌生产、业绩增长不符承诺无证据支撑、不动产权属不清及违建”等诸多法律及财务问题，使交易存在重大潜在纠纷与风险，构成了本次收购的实质性障碍，导致收购无法进行，该等机构就前述问题建议康欣公司终止收购。后经协商，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一致同意终止收购，2018年8月3日，康欣公司董事会通过该项终止收购议案并对外发布公告。至此，《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以及《关于和之补充协议》因生效条件不具备而未生效。本次收购终止后，康欣公司多次与和其昌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沟通，并委托律师发出律师函，要求返还之前康欣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和其昌公司一直不予理会、拒绝返还，其占用康欣公司保证金至起诉日已长达一年有余。《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第八条约定：“本协议如有纠纷，各方约定向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该协议签订时，原告康欣公司的住所地为“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环湖路57号中部慧谷”（2018年10月变更为现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经济开发区新河工业园路特一号”），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现原告依法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二条，应由贵院审理。原告认为，因被告和其昌公司存在诸多法律及财务问题，构成收购的实质性障碍，导致收购终止，被告已构成违约，三方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无法达成，现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要求解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并要求被告和其昌公司返还原告之前支付的保证金1000万元，同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并赔偿原告因追索该笔债权所支出的包括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责任保险费等在内的所有费用。同时，因《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约定，保证金最终由被告和其昌公司的主要股东即被告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收取及所有，故被告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应共同向原告承担返还保证金并赔偿相应损失的连带责任。恳请贵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公正的裁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和其昌公司和被告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共同辩称，和其昌公司与其他股东个人在责任承担上有区别。个人被告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其并未收取1000万元保证金。具体理由是：一、和其昌公司以及四位股东并未违约、案涉股权收购亦并未终止，康欣公司无权解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根据康欣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的表述，其主张解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请求权基础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但目前和其昌公司以及四位股东并未发生任何违约的行为、亦未导致也不可能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具体如下：（一）按照《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约定，和其昌公司以及四位股东并未违约。《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关于乙方、丙方的违约相关条款约定如下：“第七条保证金和违约条款2、（乙方不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不视为乙方或丙方违约）在此基础上：丙方和乙方不可在本协议签署至乙方审计报告出具后3个月内提出终止本次交易，否则视为丙方违约。”首先，《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明确即便乙方（和其昌公司）不具备保证金和违约条款中的三个条件（出具2016、2017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7年经审计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不存在对本次收购构成实质性障碍的法律问题）并不视为和其昌公司和四位股东的违约。而除“三项条件”的条款外也没有其他和其昌公司以及四位股东对和其昌公司现状的承诺保证约定。所以，康欣公司关于和其昌公司存在法律、财务问题导致和其昌公司和四位股东构成违约的主张并不能成立。其次，《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亦明确约定仅在和其昌公司和四位股东在指定审计报告出具后3个月内提出终止本次交易的情况下，才视为和其昌公司和四位股东构成违约。但无论是和其昌公司还是四位股东均未在指定审计报告出具后的3个月内提出过终止本交易的要求，和其昌公司以及四位股东均不构成协议中约定的违约。（二）案涉股权交易并未终止，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说法亦不成立。截至目前为止，和其昌公司以及四位股东并未与康欣公司达成终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及系列补充协议项下所涉的股权收购事宜，因此其主张合同目的不能达成的说法无法成立。而康欣公司单方面通过上市公司公告、诉讼的方式主张双方对终止案涉股权收购达成一致的行为本身是对双方协议安排的违反，其中上市公司的公告亦涉嫌构成证券虚假陈述。综合以上，由于和其昌公司以及四位股东并未违约、案涉股权交易亦未通过双方达成一致的方式终止，康欣公司无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同时，康欣公司在《股权收购框架协议》项下也不享有约定解除权。因此，康欣公司要求解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以及请求权基础，不能成立。二、无论《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是否被解除，康欣公司均无权要求和其昌公司返还10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一）四位股东未违约，康欣公司无权依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要求返还1000万元保证金；若案涉股权收购被终止，因康欣公司自身违约，和其昌公司及四位股东有权不退还1000万元保证金。首先，《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关于1000万元保证金的留存/退回的约定如下：“本协议签署之日后,甲方向乙方支付1000万元作为本协议的履约保证金。如甲方违约，则该1000万元作为违约金由乙方转付给丙方，归丙方所有。如丙方违约，则乙方向甲方返还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如本次收购成功，则该1000万元抵作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转付给乙方原股东。”因此，康欣公司仅在四位股东违约的情况下，有权要求和其昌公司退还1000万元保证金。而根据第一部分的论述，四位股东并未违约，康欣公司无权依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约定要求和其昌公司退还1000万元保证金。其次，按照《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约定：“如果丙方未违约，且乙方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而本次收购没有成功，则视为甲方违约。”该条款所述的三个条件分别是：（1）2018年4月25日前（含），完成2016年和2017年财务预审，且会计师（由乙方指定且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之后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2017年经审计的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合并报表口径）就乙方的对外担保和员工社保缴纳事项,甲方承诺将认同会计师的专业意见。（3）乙方不存在对本次收购构成实质性障碍的法律问题：如乙方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重大专利侵权诉讼或者潜在纠纷、不存在不能解除责任的重大对外担保。如存在上述问题，但乙方实际控制人或他人兜底代为承担责任并可消除实质性障碍的亦除外。其中，就（1）项条件而言，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42位股东签署的《关于和之补充协议》中已经确认2018年4月25日前和其昌公司已经完成2016、2017年财务预审（第七条第1款），并由具有证券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6月10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编号为致同审字（2018）第320ZB0113号的《审计报告》。因此（1）项条件已经按约实现。就（2）项条件而言，上述《审计报告》显示：2017年度合并后的净利润为61,622,150.80元，扣除包括其他收益（1768748.01）、营业外收入（84007.49）在内的非经常性损益收入总和1,852,755.5元后，仍然达到59,769,395.3元，超过约定的5000万元标准，（2）条件也符合约定。就（3）项条件而言，和其昌公司本身符合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重大专利侵权诉讼或者潜在纠纷、不存在不能解除责任的重大对外担保的列举情形。而康欣公司列举的“贴牌生产、业绩增长不符承诺无证据支撑、不动产权属不清及违建”问题中，“贴牌生产”并不是法律问题，而是经营模式问题，康欣公司在证据中所反应“贴牌”的法律风险并不现实、亦不客观，且所谓的“贴牌”实际上是一种外部协助生产、本身是行业内常见的经营模式，作为上市公司的康欣公司自身亦存在外协的业务模式，由此可见“贴牌生产”并不是对本次收购构成实质性障碍的法律问题，“业绩增长不符承诺无证据支撑”亦不是法律问题，只是财务上的考量，且业绩增长在2017年度本身是超出承诺的，此外和其昌公司股东亦对业绩作出了赔偿承诺，该点也不可能构成对本次收购的实质性障碍；“不动产权属不清及违建”所涉及的财产价值较小、客观上并不影响和其昌公司股权的价值，康欣公司自聘的律师事务所在对其收购预案的反馈公告中亦认同“不动产权属不清及违建”不构成对本次收购构成实质性障碍，并作了重点解释。因此，和其昌公司完全符合《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第七条第1款约定的三个条件，此时如果案涉股权收购被终止，则康欣公司应当被视为违约，和其昌公司有权将1000万元保证金转付给四位股东、归四位股东所有，而无需将其返还给康欣公司。（二）1000万元保证金已经转到后续的补充协议中，康欣公司无权要求和其昌公司返还保证金。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42位股东签署的《关于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第七条保证金和违约条款……本协议签署前，甲方于2018年4月18日向和其昌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作为本协议的履约保证金。……第八条本协议项下第七条自相关各方签署之日即生效，其余条款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一并生效。本协议如有纠纷，各方约定向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因此，1000万元保证金已经与《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无关，而《补充协议》系由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42位股东签署且第七条已经生效，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即便康欣公司要求返还1000万元保证金，其起诉的也应当是和其昌公司的42位股东，无权要求和其昌公司返还1000万元保证金。综合以上，无论《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是否被解除，康欣公司均无权要求和其昌公司返还1000万元保证金。三、康欣公司主张和其昌公司支付1000万元保证金资金占用利息、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责任险费用，要求四位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均缺乏合同依据，不应当得到支持。首先，无论是《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还是《补充协议》的第七条均未约定在返还保证金时需要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也未约定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责任险费用的承担以及四位股东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因此康欣公司的诉求缺乏合同依据。其次，和其昌公司收受、占有1000万元保证金是依据其与康欣公司之间的明确约定，并非是非法占有、其占有保证金并未对康欣公司造成损失，就1000万元保证金的资金占用利息的主张而言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最后，即便案涉股权收购终止，实际的违约方应当是康欣公司，包括资金占用利息、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责任险费用如需要任何一方承担也应当由实际违约的康欣公司承担而非和其昌公司或四位股东。综上所述，康欣公司无权解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更无权要求和其昌公司返还1000万元保证金；康欣公司关于要求和其昌公司赔付保证金资金占用利息、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责任保险费用以及四位股东对和其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当得到支持。因此，恳请贵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康欣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康欣公司据其诉请，向本院举示了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所订立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合作备忘录》《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关于和之补充协议》及中国船级社工厂认可证书（编号WH16S1001）、法国船级社工厂认可证书、中国船级社工厂认可证书（编号ZJ17S1006）、法国船级社FSC证书（证书编号：BV-COC-128350）、中企华公司的《附件一》和《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关于康欣新材终止收购“和其昌”项目的情况说明》，以及康欣公司有关公开披露的《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等及其他相关付款凭证等证据材料作为证据，以佐证其诉请事实与理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被告和其昌公司及其实际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对原告康欣公司提交的证据《和其昌公司客户访谈记录》、《康欣新材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之标的公司和其昌会议纪要》、法国船级社FSC证书（证书编号：BV-COC-128350）和康欣公司与雍行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律师费）、增值税专用发票（律师费）、增值税普通发票（公证服务费）、利息计算表均有异议，对中企华公司的《附件一》及其出具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关于康欣新材终止收购“和其昌”项目的情况说明》也均有异议，且二者表述的内容亦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对康欣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对于被告和其昌公司及其实际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提出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据庭审事实及双方质辩作相应评判。其中，对于《和其昌公司客户访谈记录》，本院认为，康欣公司依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约定合法聘请的中企华公司、申港公司和雍行律所均具有相应从业资格，其所进行的客户访谈亦属于尽职调查的职责范围，因此形成的书面访谈记录是进行股权收购项目评估的重要依据，和其昌公司及其实际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虽然否认其真实性和证明效力，但并未提供足以否定其客观真实性的相应事实与证据，本院经审查，对由双方约定合法聘请的中介机构独立作出的《和其昌公司客户访谈记录》依法予以认定。对于2018年7月27日《康欣新材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之标的公司和其昌会议纪要》，本院认为，该证据虽载明和其昌公司股东俞先禄、吴黄贵及其公司人员曾长华参加了会商，但他们并未在由此形成的会议纪要上签名表意认可纪要关于终止收购的内容，因此，不能证明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认可并同意终止收购的所谓会商结果。因此，本院对康欣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法国船级社FSC证书（证书编号：BV-COC-128350），本院认为，康欣公司并未提交该证书的相应中文译本，且该船级证书所载明的企业与本案争议的当事人并不一致或存在关联，因此，本院对此证据不予认定。对于中企华公司出具的《附件一》和其对自身未能作出评估鉴定报告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关于康欣新材终止收购“和其昌”项目的情况说明》，和其昌公司认为，2018年7月30日康欣公司聘请的中企华公司的员工穆XX个人向和其昌公司发出《附件一》时，并未获取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执业执照，因此其代表中企华公司向和其昌公司发送《附件一》的行为违法，且与中企华公司的上述情况说明不一致，法院不应认定。本院认为，虽然穆XX在发送《附件一》时并未获取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执业执照，但是，中企华公司为康欣公司依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所聘请的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该中介机构具有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和执业资格，符合从事重大资产重组之目标公司评估项目的具有证券资格的执业许可，而穆XX作为中企华公司承担邮件发送工作的个人，其代表评估单位从事相关邮件传送的事务性工作，并不需要具备单位及单位评估专业人员所必需具备的执业资格，因此，其代表中企华公司发送涉及和其昌公司评估材料《附件一》并无法律障碍或程序不当情形。对于和其昌公司认为《附件一》与《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关于康欣新材终止收购“和其昌”项目的情况说明》所述的客观情况与事实存在差异的问题，本院认为，《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关于康欣新材终止收购“和其昌”项目的情况说明》是中企华公司在履行评估职责过程中对其不出具评估报告的原因所作的说明，而《附件一》则是其在评估中期向和其昌公司等所作出的工作情况与问题的通报，且中企华公司的上述情况说明并未否认中企华公司《附件一》原有的认知与判断，只是在最终结论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而这种差异也符合中介机构在本案评估不同阶段所形成结论的个案特点，因此，和其昌公司的反驳意见不能成立。《附件一》的形式合法，且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对于《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关于康欣新材终止收购“和其昌”项目的情况说明》，本院认为，该情况说明系中企华公司履行评估职责的行为，且已加盖了公章确认，在和其昌公司不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证据形式不合法或出证单位资格不合规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亦予以确认。对于康欣公司所举的与雍行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律师费）、增值税专用发票（律师费）、增值税普通发票（公证服务费）、利息计算表等证据材料，本院认为，《委托代理合同》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律师费支付流水）、增值税专用发票（律师费票据）、增值税普通发票（公证服务费）均为履行股权收购协议中为合法推进收购进程所支出的费用，虽然和其昌公司认为系非纠纷所发生的额外费用，但是，其发生客观存在，本院对相关事实证据依法予以认定；对于康欣公司提交的利息计算表，由于其属于康欣公司对其诉求损失的单方量化计算材料，本院将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作规范衡量与取舍。综合上述对康欣公司所举证据的质证与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18年4月4日，原告康欣公司作为甲方，被告和其昌公司作为乙方，和其昌公司的主要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作为丙方，三方共同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明确：甲方系一家依照中国法律法规设立，且其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系一家依照中国法律法规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集装箱底板的生产和销售，丙方系乙方的主要股东，合计持有和代表超过73%的乙方股权，参与业绩承诺、补偿及奖励，其中丙方一、丙方二和丙方三合计持有乙方58.15%的股权，为乙方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协议第一条约定：本次收购的标的为乙方全体股东所持有的乙方100%的股权（如有少数股权未纳入本次收购，则以实际交易股权为准，下同），乙方100%股权估值总额为10.8亿元，即2018年、2019年、2020年三个会计年度乙方承诺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年平均值的12倍。收购标的的估值=乙方100%股权估值总额×实际收购股权比例。第二条约定，甲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标的股权。协议第三条约定，“丙方承诺：乙方在业绩承诺期间（即2018年、2019年、2020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非后净利润合计不低于27000万元（合并报表口径，以甲方聘请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为准，但丙方乙方如有异议，另由三方共同认可聘请的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下同）”。协议同时对收购方式和支付方式等作了初步约定。为保证协议履行，该协议第七条“保证金和违约条款”还约定：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如乙方（指和其昌公司）具备如下条件：（1）2018年4月25日前（含），完成2016年和2017年财务预审，且会计师（由乙方指定且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之后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2017年经审计的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合并报表口径）。就乙方的对外担保和员工社保缴纳事项，甲方（指康欣公司）承诺将认同会计师的专业意见。（3）乙方不存在对本次收购构成实质性障碍的法律问题。如乙方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重大专利侵权诉讼或者潜在纠纷、不存在不能解除责任的重大对外担保。如存在上述问题，但乙方实际控制人或他人兜底代为承担责任并可消除实质性障碍的亦除外。2、[乙方不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不视为乙方或丙方（指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实际控制人违约]在此基础上：丙方和乙方不可在本协议签署至乙方审计报告出具后3个月内提出终止本次交易，否则视为丙方违约。如果丙方未违约，且乙方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而本次收购没有成功，则视为甲方违约。3、本协议签署之日后，甲方向乙方支付1000万元作为本协议的履约保证金。如果甲方违约，则该1000万元作为违约金由乙方转付给丙方，归丙方所有；如丙方违约，则乙方向甲方返还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如本次收购成功，则该1000万元抵作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转付给乙方原股东。4、如果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后两周内未支付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则甲方构成违约，甲方须向乙方支付1000万元违约金。同日，康欣公司又与和其昌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备忘录》，约定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进行业务战略合作与股权合作事宜达成了初步共识。约定具体收购方式、收购股权比例等事项有待于尽职调查工作完成后，进一步协商确定。“本次股权合作的估值、业绩承诺应参照所聘请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经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为保证本次重组事项的顺利开展，上市公司将督促所聘请的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双方应积极配合各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要求，以便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报批和审议程序。对于本次尽职调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双方合作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共同努力、积极协商解决方案”。同时，还约定“本协议设定违约金为人民币壹仟万元，如交易双方就本次交易重要条款达成一致，且经中介机构认定，和其昌不存在影响本次合作推进的重大障碍（包括财务、法律等），则康欣新材将上述违约金作转化为股权价款支付给和其昌”。2018年4月18日，康欣公司依照前述协议的约定，向和其昌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2018年5月3日，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股东俞先禄等人又根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约定，就拟议收购事宜签署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以及《关于和之补充协议》。并在《关于和之补充协议》中对《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约定的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的处置作了与《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相同的原则性约定。前述协议签署后，康欣公司依据协议约定和上市公司（A股）重大资产重组程序聘请了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中企华公司、申港公司和专门提供法律服务的雍行律所作为中介机构对收购股权的和其昌公司进行独立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和法律审查。2018年7月27日，在康欣公司召集的有和其昌公司派出的俞先禄、吴黄贵和曾长华参加的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关于和其昌公司股权收购之重大资产重组会议上，中企华公司、申港公司和雍行律所明确认为“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就和其昌项目的主要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致评估报告无法形成，股权收购无法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如期推进。2018年7月30日，中企华公司根据2018年7月27日会议情况，向和其昌公司发出名为《附件一》的邮件，明确和其昌公司存在贴牌生产、盈利能力无实质产能支撑和行业未来盈利保持快速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等重大收购瑕疵，并据此明确表明评估机构无法出具评估报告。此间，和其昌公司及其实际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在双方履行《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发生障碍的情况下，并未依照双方同时订立的《合作备忘录》中关于“本次股权合作的估值、业绩承诺应参照所聘请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经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和“对于本次尽职调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双方合作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共同努力、积极协商解决方案”的约定，与康欣公司协商解决尽职调查和评估鉴定过程中由中介方发现和提出的交易障碍，致使股权收购合同因无法获取中介机构的评估结果而无法继续履行，本案股权收购的合同目的无法得到实现。2018年8月3日，康欣公司监事会通过并公开发布了《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45），明确终止和其昌公司股权收购项目。和其昌公司对此公告并未明确表示反对，亦未明示要求与康欣公司协商解决《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交易障碍。随后，康欣公司多次与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沟通协商，并委托律师发函，要求返还康欣公司先期支付的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均予以拒绝。此间，康欣公司为维护自身权利还聘请律师进行交涉和诉讼，共支出了律师费20万元、公证服务费2,060元、保全责任保险费用10,732.25元。原告康欣公司认为，因被告和其昌公司存在诸多法律及财务问题，构成收购的实质性障碍，导致收购终止，被告和其昌公司已构成违约，三方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无法达成，遂于2019年6月26日诉至本院，诉求如诉称。审理中，中企华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通过康欣公司向本院提交《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关于康欣新材终止收购“和其昌”项目的情况说明》，明确重申了和其昌公司存在其发函的《附件一》中提出的问题，并进一步作出说明：“由于一直未取得所需要的重要资料，且被评估单位也未提供我司出具报告所需的盖章文件，根据相关准则规定，我们认为不具备出具康欣新材拟收购‘和其昌’股权项目评估报告的条件”。因此，拒绝出具评估结果。本院审理中，被告和其昌公司除康欣公司已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外，还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会计师事务所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和其昌公司申请所作的《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审计报告》[编号：致同审字（2018）第320ZB0113号]，以证明（1）审计报告已经按照《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约定作出；（2）2017年度净利润以及扣非后净利润均超过约定的5000万元；证据2、从事证券期货业务会计师事务所目录（2017及2019年度），以证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符合《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关于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要求；证据3、《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以证明康欣公司自身的商业模式中就存在贴牌外协的情况；证据4、《XX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证明XX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也存在贴牌外协的经营模式。以证明贴牌外协的模式在集装箱底板行业是正常的商业模式，不会对上市、上市公司收购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证据5、和其昌公司与XX集装箱有限公司订立的《材料采购合同》、与XX装配设备有限公司订立的《购销合同》、与XX货柜有限公司订立的《采购合同》、与XX物流装备有限公司订立的《集装箱用地板采购合同》，以共同证明和其昌公司与大多数供应商之间的合同均未对外协的情况作出禁止性规定或违约责任的约定。即便有约定外协的内容，也是明确外协部分的产品质量亦应当保证合格，而不是禁止外协；证据6、法国船级社认证文件以及翻译稿、法国船级社简介，以证明和其昌公司的所有产品均具有相应船级社认证的产品、通过历年的抽检，符合各供应商的需求，其质量有相应的保证；证据7、和其昌公司成本支出列表及票据凭证（复印件）,以证明和其昌公司在本次康欣公司对其组织的收购中，实际支付了大量成本，共计用去人民币1914843.97元；证据8、2018年1月17日康欣新材：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8年2月5日康欣新材：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2018年3月6日康欣新材：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2018年4月4日康欣新材：关于更换重大资产重组标的暨继续停牌公告，载明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等四家集装箱底板公司进行了深入沟通，“根据初步判断，该事项已达到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准”；2018年5月4日康欣新材：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继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2018年5月5日康欣新材：重大资产购买预案；2018年6月5日康欣新材：复牌提示性公告；康欣新材股价列表；上证指数价格表（均为复印件），以共同证明康欣公司本次对和其昌公司组织的收购活动，其目的并非是单纯的商业收购，而是为了促成重大重组停牌，避免公司股价进一步下跌、并以重大重组事由提高公司股价获取利益；证据9、法律服务协议以及票据、财务顾问协议以及票据、业务约定书及票据（均为复印件），以共同证明和其昌公司已经在2018年1月初启动上市项目，由于康欣公司的收购，导致和其昌公司暂停了上市筹备工作，导致和其昌公司交易受阻，1000万元保证金的设置亦是双方考虑到了康欣公司的收购会影响和其昌公司上市申报；证据10、《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的专项回复意见》，以证明康欣公司自行聘请的外部律师在出具的上市公司公告中确认“不动产权属不清及违建”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证据11、《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之专项核查意见》，以证明（1）申港公司认为和其昌公司盈利状况较好，2018年利润承诺可实现性较强，不存在康欣公司主张的承诺业绩不符的说法；（2）不动产权属的问题不会对和其昌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证据12、《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回复公告》，以证明康欣公司自身也对《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之专项核查意见》和《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的专项回复意见》的证明目的予以确认；证据13、中国资产评估网站截图，以证明中企华公司向和其昌公司等发出《附件一》复印件上“穆XX”系中企华公司上海分公司注册评估师，首次执业是在2019年11月22日至今，即该邮件发送人员在2018年7月30日发送电子邮件时并不具有“执业评估师资格”，因此证明该份情况说明所表述的客观情况与事实存在差异，该企业以不具备执业评估师资质的人员所出具的评估意见、并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评估意见。原告康欣公司对和其昌公司所举康欣公司发布的康欣公司的公告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双方共同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但对被告方其他单独提交的证据均有异议。对康欣公司有争议的证据，其中，对于和其昌公司提交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做的致同审字（2018）第320ZB0113号《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审计报告》，本院认为，该证据为和其昌公司聘请的相关人员对其公司的股权状况所作的评估，虽然其形式符合相关评估资格与程序，但其只能作为《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中约定的和其昌公司具备可收购性的条件之一，即和其昌公司完成的2016年、2017年的公司财务的预审结论。并非原、被告双方在《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中约定由康欣公司聘请的作为作出股权交易根据之评估审计报告的专业机构，且相关的业绩考查期限与《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第三条业绩承诺条款所确定的具有对赌补偿性的业绩承诺期（2018年、2019年、2020年）并不相同。因此，其结论并非《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约定作为股权收购最终交易估值的依据，不能作为《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实际履行收购交易时的交易依据。对于和其昌公司提交康欣公司公开披露的《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和《XX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康欣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也存在贴牌生产的情况，康欣公司认为其公司存在购买上游企业原材料的外协生产，但不存在直接购买他人产成品贴牌的情况。本院认为，购买上游企业原材料加工制品的工作与收购他人产成品贴牌销售不同，从本案股权交易合同的目的来看，股权收购之生产产能和盈利能力的考查关注的是企业本身的自生产能力，贴牌生产可能使重大资产重组的目标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无法通过其实际产能和产量的衡量而获得，从而得出目标企业的确切的价值和盈利能力的判断。和其昌公司虽否认其公司存在贴牌生产而只认可有不高于5%的产量的外协零件之加工情形，但其在相关中介机构要求其作出进一步澄清和说明时，无法举证证明其不存在贴牌生产的情况或者作出必要的量化澄清，且其亦未及时按照《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约定，向中介机构履行提供相关资料，作出解释和必要说明的配合义务。由此造成重大资产重组的中介评估机构无法获得目标公司的真实情况和使其在尽职调查中审查出的存疑问题得到妥当解决，以致相关中介机构据此作出审计评估结论无法作成的结论。因此，对和其昌公司的此项举证，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康欣公司本身存在贴牌生产情况，也不能证明和其昌公司因为情况类似而符合股权交易的规范条件。因此，对和其昌公司提交此类证明所欲证明的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于和其昌公司与XX集装箱有限公司订立的《材料采购合同》、与XX装配设备有限公司订立的《购销合同》、与XX货柜有限公司订立的《采购合同》、与XX物流装备有限公司订立的《集装箱用地板采购合同》等证据，本院认为，其属于销售领域的买卖合同，对产品的生产厂家及资质并无特殊的约定属实，但这并不能证明，作为关注企业内在质量、产能与盈利水平的股权收购的目标公司而言，就可以排除对于目标公司贴牌生产或外协加工情况等影响目标公司产能和盈利水平指标的特别考查。因此，对和其昌公司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于和其昌公司为证明其公司生产的产品符合国际认证标准和质量要求所举的法国船级社认证文件以及翻译稿、法国船级社简介等资料，本院认为，该证据属实，能够证明其生产的产品经检测合格，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和其昌公司如果收购其他企业的产品贴牌销售时，对外协企业的生产质量具有同等的质量监督和控制能力，并且这种控制能力是可持续的。因此，和其昌公司证明其所有生产的产品均为合格且具有可持续性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和其昌公司所举欲证明和其昌公司在本次康欣公司对其组织的收购中，实际支付了大量成本和费用，有总计1914843.97元的实际支出，如果不是康欣公司要收购和其昌，和其昌是计划自己上市的，由于康欣公司终止收购的行为导致和其昌公司未能及时上市的间接损失已实际超过了1000万元的成本支出列表及票据凭证（复印件），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在履行《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定的成本投入，但和其昌公司就本案所举示的相关成本支出的列表及票据凭证，均为单方支出的凭证和票据，没有相关支出必要性和实际使用方的签字确认或其他方式的认可，且均为复印件，其证据形式不合法、不规范，缺乏与本案争议事实实际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依法均不予确认。对于和其昌公司为证明康欣公司本次对和其昌公司组织的收购活动，不是单纯的商业收购，而是为了促成其重大重组停牌之商业策略，避免其公司股价进一步下跌、并以重大重组事由提高公司股价获取利益所举的2018年1月17日康欣新材：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8年2月5日康欣新材：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2018年3月6日康欣新材：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2018年4月4日康欣新材：关于更换重大资产重组标的暨继续停牌公告、2018年5月4日康欣新材：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继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2018年5月5日康欣新材：重大资产购买预案、2018年6月5日康欣新材：复牌提示性公告、康欣新材股价列表、上证指数价格表（均为复印件），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康欣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康欣公司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但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康欣公司存在为阻止其股价下跌而实施收购或终止收购行为的主观恶意，故对和其昌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于和其昌公司所举法律服务协议以及票据、财务顾问协议以及票据、业务约定书及票据（均为复印件），共同证明和其昌公司已经在2018年1月初启动上市项目，由于康欣公司的收购，导致和其昌公司暂停了上市筹备工作，导致和其昌公司交易受阻，1000万元保证金的设置亦是双方考虑到了康欣公司的收购会影响和其昌公司上市申报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和其昌公司关于康欣公司终止收购，导致其自行上市可得利益的损失超过了1000万元的上述证据并不全面清晰。同时，和其昌公司选择自行上市或者进行股权转让，为其自主和自决的商业行为，是否造成其机会损失，取决于其公司在股权转让上是否存在问题与过错，其自行上市也同样绕不开相关中介机构在股权收购程序中发现或向其所举示的问题与障碍，因此推论影响其自行上市的损失超过1000万元，没有事实基础和证据支撑，对此证明目的，本院亦不予采信。对于《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的专项回复意见》中关于“不动产权属不清及违建”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内容，本院认为，康欣公司并不否认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该证据载明的内容，关于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判断是建立在和其昌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康欣公司“出具了补偿承诺”的基础之上的，并非事实上已排除了“不动产权属不清及违建”的问题，而且单方承诺在发生评估障碍时，仍需要双方通过后续协商来解决如何补偿以排除此项交易障碍。对于《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之专项核查意见》和《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回复公告》，本院认为，康欣公司并不否认其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但两份材料的内容均与《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的专项回复意见》相同或相关，本院对两份证据不再作内容评判。对于和其昌公司提出关于“穆XX”“执业评估师资格”的身份与职业资格的相关材料，均为相关单位公开的信息，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对于“穆XX”个人职业资格对其工作效果的影响，本院已在前项相关争议中作出了评判，在此不再重复。综合上述对和其昌公司所举证据的质证与认证，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2018年6月10日，和其昌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会计师事务所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和其昌公司作出了致同审字（2018）第320ZB0113号《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审计报告》，报告明确：和其昌公司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为61622150.8元，达到了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的股权交易的预审要求。2018年1月至2018年6月，康欣公司就涉及和其昌公司的股权收购事宜对其公司在所上市的股票市场（A股）先后分别作出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关于更换重大资产重组标的暨继续停牌公告、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继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和复牌提示性公告等市场操作。同时表明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等四家集装箱底板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协商与沟通，且“根据初步判断，该事项已达到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准”。审理中，和其昌公司自认其“外协生产”量不超过公司销售产量的5%；“不动产权属不清及违建”所涉及的财产价值较小、客观上并不影响和其昌公司股权的价值。本院对此自认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因谁的行为致合同双方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未能实际履行；2、本案争议之《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是否应当解除；3、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是否应当退还及相关费用如何负担。从合同关系总体上讲，本案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及其实际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所订立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及相关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信守合同并依据合同全面和实际履行各自义务。针对双方争议，本院具体评判如下：首先，对于因谁的行为致合同双方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未能实际履行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康欣公司收购和其昌公司股权的行为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因此，双方关于和其昌公司股权收购的协议并非单纯的双务合同，还涉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对上市公司的市场管理。由于康欣公司为上市公司，其协议收购和其昌公司股权的行为，既涉及公司股权交易，又涉及上市公司众多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规范保障。因此，其重大资产收购行为既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又需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收购管理的相关程序和规范。故涉案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应当受到相关合同法和公司管理规范的双重规治。根据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及其实际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在双方签订的旨在具体落实《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所附的《合作备忘录》中的约定，康欣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聘请了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企华公司、申港公司和雍行律所作为股权收购的评估审计和法律服务机构，依照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程序组织进行了尽职调查、资产评估、财务审计和法律评价。双方明确约定了相关调查、评估、审计和法律评价作为收购的前置条件和股权收购的合同价值参照。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以及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就重大资产重组出具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审慎核查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并依据核查确认的相关事实发表明确意见。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就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资产交易定价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的，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本案案涉的公司股权收购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系由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及其实际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共同协商订立，依据上述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管理的法律规定和《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及保证其具体履行的《合作备忘录》，双方明确约定了此次和其昌公司股权收购是以资产评估报告作为定价依据。因此，康欣公司依据双方协议，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程序，聘请了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企华公司、申港公司以及从事法律服务的雍行律所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对本案收购股权的目标公司和其昌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和财务及相关评估审查。在评审过程中，中企华公司、申港公司及雍行律所经调查和审核，均以和其昌公司企业本身存在生产形式、生产能力和行业预期等等问题和其主观上消极对待中介机构的问询和质疑等障碍的存在而拒绝作出相关独立的评估与审计报告和关于收购的法律建议。对于中介机构拒绝作出评估报告及收购可行性建议对《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之实际履行的影响，本院认为，中企华公司、申港公司均为独立的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并从事评估、审计的专业机构，雍行律所作为提供相应法律咨询工作的中介机构，三者均具有独立从事重大资产审计、评估和法律服务的合法服务资格和范围。本院对其作出或者不作出评估、审计结论和是否提供收购建议的行为，可以进行资格与结论合理性的法律审查。由于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并未提供出上述中介机构存在不符合规定资格、条件和程序的证据，且从中企华公司等中介单位进行尽职调查所查明的问题和和其昌公司的相关自认来看，和其昌公司客观上存在外协生产情况、业绩不明和“不动产权属不清及违建”等问题，且在中企华公司向和其昌公司发出相关进一步求证与求解相关问题的函件后，其并未作出积极解决问题的有效回应。并对中企华公司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的要求不能作出及时与合理的回应。因此，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在其公司本身存在一定瑕疵的情况下，对中介机构提出的和其昌公司存在的瑕疵和问题不能作出回应，也未提出解决问题或消除实质性障碍的办法，其行为客观上阻碍了重大资产重组的股权收购之审计评估结论的无障碍形成的规范化进程，造成康欣公司实践资产收购的目标公司经营情况和作为合同主要条款的交易定价无法确定。在审计评估的中介机构相继向康欣公司提出终止收购建议后，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与会商，康欣公司明确认为和其昌公司对终止收购无异议后，对外发布了终止收购的公告。对此，康欣公司虽然提供不出和其昌公司明示同意的相关证据，但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消极对待终止收购宣告的行为是明显的。据此，康欣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在没有评估机构作出的目标公司经营状况和资产价值的评估审计报告，且又不能按照双方事先约定，经友好协商妥当解决此等障碍的情况下，自行终止收购并发出公告的行为虽无和其昌公司的明示同意，但其基于相关重大资产重组规范的要求和公司及其相关股东利益保护的目的，选择终止交易的行为并无法律过错。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在审计评估机构提出其公司存在收购障碍的问题后，不积极回应，对康欣公司关于终止收购的表意与公告也不作明示拒绝，且不按照《合作备忘录》的约定与康欣公司进行“友好协商”，以消除股权收购的相关障碍。在此情形下，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的股权收购行为实质上已经无法继续规范推进。故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在中介机构明确不能依据和其昌公司现有状况作出评估报告，且康欣公司已向其明确表意终止收购程序的情况下，未能积极配合中介机构澄清或者解决评估障碍，且亦不积极与康欣公司协商寻求替代方案，其对合同的履行停滞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后果负有直接的过错责任。其次，对于康欣公司起诉解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未依法配合中企华公司等中介机构履行其相关义务，致使康欣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无法规范推进，其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条关于“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各方必须及时、公平地披露或者提供信息，保证所披露或者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造成中介机构无法形成作为股权交易基本价格参照的评估报告，且使和其昌公司作为目标公司的产值和盈利能力等基本信息不清，和其昌公司在接到交易问题和障碍反馈后，亦不依据双方约定解决相关交易障碍，造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康欣公司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拥有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在中介机构以信函方式告知了和其昌公司评估报告无法形成的障碍，且康欣公司就此在中介机构参与下与和其昌公司进行了会商沟通后，和其昌公司虽并未作出书面同意终止合同履行和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康欣公司关于解除合同履行并终止收购的公告完全包含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且以公告方式公布其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履行的行为可以视同其已实际通知对方，因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确认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所订立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已在康欣公司2018年8月3日发布终止收购公告的当日已依法解除。再次，关于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是否应当退还及相关费用如何负担的问题，本院认为，《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重大资产重组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案造成《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不能实际履行的原因不在康欣公司，责任亦不应归结于康欣公司。而履约保证金设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股权的正当且合法的转让。因此，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和《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已实际解除的情况下，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原依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收取康欣公司的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已丧失了继续占有的法律根据。依照《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相关违约条款，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作为应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后果负主要责任的过错方应向康欣公司返还此款，并应从失去合法占有依据的合同解除的次日起向康欣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对于逾期返还履约保证金的占用利息损失的计算，应当自《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解除的次日，即2018年8月4日起算，计算至付清时止。康欣公司超出此部分的利息给付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康欣公司要求和其昌公司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对和其昌公司的返还履约保证金、承担利息损失的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本院认为，本案所涉股权交易不仅是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的履行股权收购合作交易的协议，也是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的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之间实现股权转让的所有权交易。俞先禄、俞明、俞艳作为《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约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吴黄贵作为实际参与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并共同占股73%的主要股东，亦应为和其昌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之一。作为和其昌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根据合同约定，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实际上是本案《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股权标的的所有者和出卖人，虽然协议约定由和其昌公司具体收取或返还履约保证金，但是，按照《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履约保证金的最终受益人仍为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和吴黄贵。履约保证金付至和其昌公司的财务安排，只是作为本次交易控股股东的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实践自己合同权利的一种方式。在和其昌公司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无法通过对和其昌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行使积极消除自身交易障碍并配合相关中介机构继续推进《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正当履行的情况下，本案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继续占有康欣公司为实践股权交易而提供的履约保证金已丧失合法根据。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作为股权收购交易的实质主体，和其昌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应当按照《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对由和其昌公司应当返还的履约保证金之约定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对于康欣公司对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的上述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康欣公司要求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承担支付律师费20万元、公证费2,060元及保全责任保险费10,732.52元的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的诉请，本院认为，依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和其昌公司的预审报告，和其昌公司作为股权收购的对象，在初步预审时，其形式上是符合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协商购买股权企业的产能和盈利水平等预估的预设条件的。双方对《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履行之所以未能有效继续，则是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后，在康欣公司依约聘请中企华公司等审计评估机构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中，发现和其昌公司仍然存在交易障碍。且中介机构所发现的主要交易瑕疵存在于双方协商收购股权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订立前。在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后，相关中介机构仍然发现目标公司存在收购障碍，这表明双方在缔约过程中并未选择恰当的方式提早发现目标公司尚存有的瑕疵，同时，康欣公司和和其昌公司及其实际控股股东亦并未在相关合同协议中明确约定为解决上述纠纷所支出的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责任保险费等费用应如何负担。因此，在双方选择交易方式和控制交易风险存在不当，且未在相关合同协议中对解决纠纷所衍生出的费用作出明确的责任及负担约定的情况下，宜由其各自承担各自支出的相关费用。故康欣公司关于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责任保险费等费用的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此外，对于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所争议的关于和其昌公司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在订立和执行《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及《合作备忘录》前，对和其昌公司进行过一定的初查，双方在初审时并无相关争议。在双方订立《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及《合作备忘录》后，相关资产收购程序进入了有政府管理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实质性收购程序。此时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康欣公司聘请了中企华公司等相关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和评估审计。作为中介机构中企华公司等是依据其职业资格与专门程序，独立进行审查并作出相关调查结论和出具意见的组织，其发现和其昌公司存在的收购障碍与问题和最终作出不出具相关收购意见的决定的行为是由其依据自身的资质和职业判断所作出的，并非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所争议的和其昌公司是否根本违约的问题。和其昌公司作为收购对象在中介机构尽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无法得到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的回应与相应的配合处置，由此造成《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约定的收购无法正常推进，且在中介机构作出不予出具收购意见的情况下，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亦并未按照双方《合作备忘录》的约定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现实的交易障碍。因此，和其昌公司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问题在中企华公司的调查材料与向和其昌公司发出的事实求证函件中均无法形成全面和准确的结论，因此，本院对双方在无实质上的评估审计结论的情况下，对和其昌公司的未确定事实所形成是否根本违约的争议，不作无充分事实和证据支撑的法律评判。但是，在中企华公司等的尽职调查中确实提交了和其昌公司存在资产瑕疵的相关证据，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在本院的审理过程中，亦自认存在一定的“外协生产”和“不动产权属不清及违建”的问题。和其昌公司对这些问题不予澄清或不依合同约定作规范的回应与清查配合，客观上构成了双方继续实际履行《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交易障碍，促使本次交易无法在公平和信息对称的条件下依法依规正当进行，以实现康欣公司预期的重大资产重组的合同目的。对于本案中双方争议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及《合作备忘录》与后续《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关于和之补充协议》的关系与影响的问题，和其昌公司认为即使《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解除了，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实际已转化为后续《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关于和之补充协议》的合同义务，且相关合同为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的42位股东签署，故康欣公司亦无权只要求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四人退还；康欣公司认为《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解除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关于和之补充协议》实际无法履行，也就失去了合同存在的法律意义与约束力。对双方的上述争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由当事人的诉请决定，民商事案件的审理范围适用“不告不理”的原则，康欣公司未向本院主张解除《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关于和之补充协议》或作其他诉请，故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之外的其他合同或协议，不在本院本案的审理和裁判范围。同时，本案当事人双方的争议实际只在《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及其相关具体履行的附件中发生，属于缔约阶段的纠纷，因此，和其昌公司的相关抗辩，不影响双方在履行《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过程中发生纠纷案件的审理。且上述协议并不与《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中关于履约保证金的约定存在实质性冲突，故本院对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的该辩论意见依法不予采纳。但是，对和其昌公司认为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属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关于和之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原告康欣公司就本案对被告和其昌公司的该主张不当的意见，本院认为，合同是以其实际权利义务的约定和履行事实为根基和依归的，不同阶段的合同约定具有不同的性质，解决不同阶段的问题。本案双方约定的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属于缔约过程中的阶段性约定，不属于合同实际履行阶段的权利义务履行或转让物抵付性设置，因此，后续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关于和之补充协议》作为实际履行股权交易的权利义务约定，即使与《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存在冲突，也应当以《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约定作为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故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的该项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双方争议的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遗漏的程序问题，和其昌公司及其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认为康欣公司的诉讼对象应当是和其昌公司的全体股东，仅仅起诉现有被告，遗漏了被告。本院认为，康欣公司诉请裁判的其与和其昌公司及其实际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的纠纷为双方订立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履行中发生的争议，且处于缔约阶段，根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在本案的争议并未涉及未实际参与合同订立的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以外的利益和责任，双方对和其昌公司100%股权的收购条款也只是以实际交易为准，且在双方订立《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时亦无任何和其昌公司的其他股东参与表意与明确责任负担，双方的合同进程也尚未涉及所有股权的收购阶段和事实。因此，根据解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和相关约定，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争议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订立主体为康欣公司与和其昌公司及其实际控股股东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和其昌公司的其他股东对于本案的争议并无直接的利益与利害关联。对于此缔约过程中发生的纠纷，追加其他股东参加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故对和其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依法亦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2018年4月4日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已实际解除；二、被告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下欠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被告俞先禄、俞明、俞艳、吴黄贵对上述第二项给付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19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1196元，由原告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331元，由被告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868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预交上诉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xxxxxx；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杨汉平人民陪审员  辛汉华人民陪审员  李 波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谢然书记员黄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