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民终10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遵义路67号。法定代表人：周遵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迅，贵州惟胜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双苹，贵州惟胜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科，男，汉族，1978年5月30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崇林，男，汉族，1963年7月2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恒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富华路中段遵义城市广场15#楼6楼。法定代表人：刘洪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凤刚，贵州元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科、杨崇林、遵义恒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7日进行了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三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黔01民初8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改判杨崇林、恒志公司对（2018）黔01民初8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将案件发回重审；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事实认定错误。关于杨崇林不承担责任的事实认定错误表现在：1.根据杨崇林与李科先后于2013年4月3日、2013年8月21日签订的《协议》、《协议书》的约定，双方实质上是转让贵州崇林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崇林意达公司）的股权，且（2017）黔0302民初3340号判决已认定，双方构成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该1.15亿元在法律上是杨崇林对李科而非崇林意达公司的负债，一审认定杨崇林是对崇林意达公司而非李科负有债务错误。2.2014年8月4日三建公司与杨崇林、崇林意达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的第二条—第五条约定，杨崇林与崇林意达公司共同就李科对三建公司的借款债务作出了具有“债务加入”性质的书面承诺，杨崇林同时还就该债务作出了“保证担保”的书面承诺，故杨崇林不仅应承担担保责任，也应承担其承诺债务加入的还款责任。从上述约定的文意分析,杨崇林以“康桥水岸”前期投资折款人民币一亿元范围内的担保是对整个《协议书》的担保,因此其担保范围不仅是崇林意达公司的相关债务,还包括李科对三建公司的债务。一审认为杨崇林仅对崇林意达公司而非李科的相关债务进行担保错误。3.2013年8月21日《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条约定，李科委托杨崇林经营管理崇林意达公司开发的“康桥水岸”项目,由杨崇林占90%的股份,李科占10%的股份;同时李科将前期投入抵价1亿元给杨崇林,杨崇林以1亿元为限处理崇林意达公司的债务,处理完债务有结余归李科所有,超出部分由李科自行承担。因崇林意达公司系李科个人全部控股的公司,且在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一系列涉及李科、杨崇林、崇林意达公司、恒志公司的诉讼、执行案件中,杨崇林均代李科及崇林意达公司偿还了刘国梁、舒晓洁、康杰等人的债务，且协议约定剩余款项归李科个人,而非崇林意达公司，亦足以说明杨崇林以1亿元为限处理崇林意达公司的债务外,实际上还包括李科的个人债务。关于恒志公司不承担责任的事实认定错误表现在：1.现有证据充分证明，恒志公司以拍卖名义取得的康桥水岸项目实为隐名股东杨崇林向恒志公司的出资，用以入股45%，恒志公司登记股东杨陈诚为杨崇林代持该股份，该土地拍卖款并非恒志公司实际支付而是杨崇林借恒志公司名义支付。恒志公司并非真正的购买人和出资人，却与杨崇林相互串通，通过拍卖程序将原本属于崇林意达公司的土地，以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的价格取得并转移至恒志公司名下。恒志公司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未对等全部支付相关的土地转让款和8000万元的维稳保证金,逃避法律责任,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他人利益,作为实际受益人,亦应对三建公司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恒志公司承继了崇林意达公司康桥水岸土地资产，两家公司的项目合并到恒志公司名下，所以恒志公司应对崇林意达公司债务负责。3.杨崇林通过将债务归为自身，资产归为公司并采用委托代持的方式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当通过揭穿公司人格面纱制度维护债权人权益。（二）法律适用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杨崇林在三建公司与其本人、崇林意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并没有约定保证方式,应当视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因此杨崇林应当对李科所欠三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恒志公司与杨崇林恶意串通,非法办理崇林意达公司名下土地的过户手续,采取他人代持股权的方式,隐瞒杨崇林作为实际股东,逃避自身和杨崇林的法律责任,损害了包括三建公司在内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恒志公司和杨崇林作为实际受益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对李科所欠三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关于案件受理费的问题。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三建公司已经撤回579万元的诉讼请求,因此一审的案件受理费应当是154050元,多余的5878.20元应当予以退还。三建公司在代理意见中提出，崇林意达公司亦构成债务加入，是本案债务的连带责任人，应当依法予以追加，一审未追加崇林意达公司属于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杨崇林辩称，三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三建公司所称的借款与杨崇林、恒志公司无关，均为李科个人借款，遵义市红花岗区法院关于李科所涉的借款案件的执行情况与杨崇林无关。关于刘国梁、康洁两案，是杨崇林主动协助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均是崇林意达公司。杨崇林为崇林意达公司承担的债务已经超过1.15亿元，超出部分还需要向李科追偿。杨崇林与三建公司、崇林意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杨崇林承担保证责任有两个条件，即代崇林意达公司清偿后有余额和需人民法院确认债务，现条件并未成就，三建公司要求杨崇林对李科个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既无法律规定也无事实依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被上诉人恒志公司辩称，三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三建公司在最初起诉时所列被告仅有借款人李科，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本案是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借款双方是三建公司与李科，并不涉及恒志公司及杨崇林，起诉以后因李科无音讯，三建公司为了实现债权，才追加杨崇林及恒志公司为被告，要求杨崇林与恒志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杨崇林与李科的债权债务产生于三建公司与李科借款发生以后，李科没有把借款用于项目上，两个项目的规划及用地范围、面积不同，恒志公司开发的“英伦国际”项目涉及政府拆迁安置，三建公司追加恒志公司突破了民间借贷合同的相对性，请求二审依法予以驳回。被上诉人李科未答辩。三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李科、杨崇林、恒志公司归还借款2979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玖佰柒拾玖万元），并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三建公司第一次起诉时间2013年7月25日起算至付清本息为止(利息约1552178.75元,本息合计约31342178.8元)；2.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至2012年，三建公司通过贵州科源消防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源公司）支付如下款项：1.2011年9月29日，三建公司委托科源公司支付李科345万元。李科在主要内容为“今收到三建公司安置房投标保证金500万元。备注：实付345万元”的借据上借款人处签名。庭审中，三建公司主张500万元的组成包括15万元的资金占用费和扣除的140万元工程款。李科在500万元的记账凭证中的经手人处签名，该记账凭证载明有140万元的李科归还项目借款/其他应收款、15万元的借款资金占用费/其他应收款、345万元的投标保证金。2.2011年11月4日，三建公司委托科源公司支付李科400万元。同日，李科在主要内容为“今收到三建公司安置房投标保证金400万元。”的借据上借款人处签名。3.2011年11月25日，三建公司委托科源公司支付李科1000万元。同日，李科在两张主要内容为“今收到三建公司投标保证金500万元。”的借据上借款人处签名。4.2011年12月5日，三建公司委托科源公司支付李科200万元。同日，李科在主要内容为“今收到三建公司投标保证金200万元。”的借据上借款人处签名。5.2011年12月8日，三建公司委托科源公司支付李科300万元。2011年12月19日，李科在主要内容为“今收到三建公司安置房投标保证金300万元。”的借据上借款人处签名。6.2012年3月14日，三建公司委托科源公司支付李科指定的林耘弘账户179万元。同日，李科在主要内容为“借到三建公司借款179万元。”的借据上借款人处签名。7.2012年3月14日，三建公司委托科源公司支付李荣400万元。同日，李科在主要内容为“借到三建公司借款400万元。”的借据上借款人处签名。庭审中，三建公司撤回了对第6笔和第7笔汇款的起诉，一审法院（2018）黔01民初803号之一民事裁定对此已予以准许。2013年7月25日，三建公司作为原告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李科、贵州崇林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崇林意达公司）及第三人科源公司，请求：1.判决李科、崇林意达公司共同返还三建公司借款61390000元；2.判决李科、崇林意达公司承担借款61390000元产生的银行利息（自2010年12月28日至2013年7月10日的利息8594670元，以及2013年7月11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费和保全费）由李科、崇林意达公司承担。该案诉讼中，三建公司撤回对借款本金61390000元中的7笔借款共计29790000元（即本案诉讼标的）的起诉。2014年12月1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黔高民商初字第3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以下调解方案：一、原、被告及第三人确认崇林意达公司、李科所欠三建公司借款本金31600000元。因本协议签订前案外人杨崇林已于2014年8月14日代崇林意达公司及李科向三建公司清偿了5000000元借款本金，现崇林意达公司、李科应共同向三建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6600000元。二、利息的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50%的标准以本金3160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7月10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14日止；以本金2660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8月15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20日止。2014年12月21日起，以本金266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协议约定的还款截止期限之日止。（被告如偿还部分本金，则利息计算的本金基数也相应予以扣减）。三、崇林意达公司及李科于2015年1月21日前共同向三建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800000元及相应利息；2015年7月2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8800000元及相应利息;2015年12月3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9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四、本案诉讼费389150元减半收取194575元，由崇林意达公司承担；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李科承担。另194575元由三建公司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退还。2013年4月3日，李科与杨崇林签订《协议》，其中第四条约定“杨崇林同意将李科前期投入‘康桥水岸’项目约6000余万元的投资抵价为1亿元，由杨崇林以1亿元为限处理崇林意达公司的债务，处理完债务若有结余，余额归李科所有，超出部分由李科自行承担。”2013年11月10日，李科与杨崇林在遵义市红花岗区的见证下签订《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因三建公司由省高院查封崇林意达公司17.5亩土地，“康桥水岸”项目暂时无法启动，双方同意签订补充协议……李科委托杨崇林处理崇林意达公司17.5亩土地的相关事宜期间，由杨崇林融资代为清偿刘国梁案、康杰案等法院调解或判决案件的债务……。2014年10月4日，李科与杨崇林就前述协议又达成《补充协议二》，对前述协议的约定进行了调整。2014年8月4日，三建公司作为债权人、崇林意达公司作为债务人、杨崇林作为保证人在遵义市红花岗区的见证下签订《协议书》，其中“鉴于”项下第3条约定“基于杨崇林与崇林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科于2013年4月3日和11月10日的协议约定，杨崇林要补偿人民币壹亿元给崇林意达公司。”，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根据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崇林意达公司对三建公司依法差欠的余下债务，杨崇林保证按2013年4月3日和11月10日杨崇林与李科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崇林意达公司对杨崇林享有的人民币壹亿元债权的范围内，按生效裁判确定的金额，并根据崇林意达公司总债务金额,按清偿顺序支付三建公司，不足部分,与杨崇林无关,杨崇林不再承担清偿责任”，《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杨崇林作为本协议的保证人愿意以2013年5月22日签订的康桥水岸房地产‘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人民币壹亿元投资作为对履行本协议的担保。”。2014年8月10日，三建公司作为债权人、崇林意达公司作为债务人、杨崇林作为保证人又签订《补充协议书》，对上述《协议书》的履行细节作了一些变更。2017年，杨崇林作为原告向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崇林意达公司，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崇林意达公司偿还杨崇林替其多支付的债务2502001.80元；2、判决崇林意达公司按照年利率24%支付上述款项从2016年12月3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认为杨崇林应当向崇林意达公司支付11500万元转让款，杨崇林实际代崇林意达公司偿还（含支付、垫付）的费用共计为5251.10万元，仅仅冲抵了部分金额，杨崇林认为自己在11500万元的基础上多支付了250.2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判决：驳回杨崇林的诉讼请求。杨崇林于2017年12月6日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止本案开庭，一审法院未收到上述案件的二审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有二，一是李科与三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本息金额；二是杨崇林与恒志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庭审中，杨崇林与恒志公司质疑三建公司与李科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但是，其一，案涉款项往来系发生在李科与三建公司之间，李科与三建公司最清楚案涉往来的款项的性质，但李科经一审法院传唤未到庭应诉，应承担未抗辩举证的不利后果；其二，李科均在每一笔款项对应《借据》上的借款人处签字，《借据》系证实三建公司与李科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在李科未到庭应诉抗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证据效力最强的直接证据认定李科与三建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李科应偿还三建公司案涉借款。关于利息，因三建公司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黔高民商初字第3号案件中自行撤回对本案标的的起诉，即三建公司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实际未要求李科立即偿还本案标的，故一审法院支持三建公司自本案起诉之日（2018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庭审中，三建公司已举证证实其于2011年至2012年，通过科源公司实际支付李科如下款项：1.2011年9月29日345万元、2.2011年11月4日400万元、3.2011年11月25日1000万元、4.2011年12月5日200万元、5.2011年12月8日300万元。以上实付款项共计2245万元，该2245万元系三建公司实际支付的款项，李科收到的本金金额应为2245万元，对三建公司关于第1笔款项除345万元外还包括15万元的资金占用费和扣除的140万元工程款故该笔借款本金金额应为500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科所借本金认定为2245万元，李科应偿还三建公司本金2245万元，并应从2018年8月1日（三建公司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止。关于第二个焦点，首先，2013年4月3日李科与杨崇林签订《协议》的第四条约定“杨崇林同意将李科前期投入‘康桥水岸’项目约6000余万元的投资抵价为1亿元，由杨崇林以1亿元为限处理崇林意达公司的债务，处理完债务若有结余，余额归李科所有，超出部分由李科自行承担。”，意即杨崇林以李科康桥水岸前期投资折抵1亿元为限处理崇林意达公司的债务，而非处理李科的债务；其次，2014年8月4日三建公司作为债权人、崇林意达公司作为债务人、杨崇林作为保证人签订《协议书》约定杨崇林要补偿人民币壹亿元给崇林意达公司，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杨崇林在崇林意达公司对杨崇林享有的人民币壹亿元债权的范围内按生效裁判确定的金额并根据崇林意达公司总债务金额按清偿顺支付三建公司，《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杨崇林作为本协议的保证人愿意以2013年5月22日签订的康桥水岸房地产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人民币壹亿元投资作为对履行本协议的担保，从上述约定的文意分析，杨崇林系在李科康桥水岸前期投资折抵1亿元范围内对崇林意达公司负有债务，且系对崇林意达公司的相关债务进行担保，而非对李科负有债务或对李科的债务进行担保。本案中，三建公司的债务人是李科而非崇林意达公司，三建公司要求杨崇林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三建公司关于杨崇林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既然认定杨崇林对案涉债务不承担责任，则三建公司基于杨崇林对案涉债务应承担责任，认为杨崇林系恒志公司隐名股东、恒志公司未支付相关土地转让款，主张恒志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诉请亦不予以支持。三建公司关于杨崇林、恒志公司对案涉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举证的证据目的，不予采信；对杨崇林、恒志公司反驳三建公司、认为杨崇林、恒志公司不承担责任的举证的证据目的，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三建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一、李科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三建公司借款本金2245万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2245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止）；二、驳回三建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计算后的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928.20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科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三建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4年8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拟证明：2014年8月4日，三建公司与崇林意达公司、杨崇林签订《协议书》，崇林意达公司承诺对三建公司承担归还借款义务，构成“债务加入”。且根据《协议书》第三条及第五条的“保证”表示的不同含义，杨崇林对李科债务既负有担保责任，同时还对三建公司承诺债务加入。2.2013年4月3日《协议》、2013年8月21日《协议书》。拟证明：杨崇林是对李科而非对崇林意达公司负有1.15亿元债务。3.（2017）黔0302民初3340号判决书、（2019）黔03民终96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杨崇林作为三建公司债务人，现本案债务金额并未超过一亿元，也未超过3340号判决确认的剩余债务金额，故杨崇林应当对三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且终审判决已经生效，证明杨崇林上述关于担保的前提不成立，判决已经确认其对李科还有债务余额。第二组证据：1、恒志公司工商信息及股权变更登记情况、2013年5月22日《项目合作协议书》、2018年7月9日红花岗区人民法院《询问笔录》。拟证明：《项目合作协议书》虽然是杨陈诚与四川思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凯公司）签订，约定以崇林意达公司17.57亩土地使用权出资入股45%共同成立恒志公司，但杨陈诚实际是为杨崇林代持股份，杨崇林以崇林意达公司康桥水岸项目和土地入股，是恒志公司的隐名股东。2、思凯公司工商登记信息、2013年8月30日《借款合同》、2013年11月7日《借款合同》、2014年5月5日《借款合同》。拟证明：（1）陈春兰系思凯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顺利促成杨崇林以康桥水岸项目作为出资，共同合作，多次借款给杨崇林，用于拍卖崇林意达公司17.57亩土地相关费用。（2）在法院拍卖崇林意达公司17.57亩土地使用权时，虽是以恒志公司名义取得该土地，实质上是杨崇林通过先借款，借用恒志公司名义竞拍的方式取得该土地，再作为自身对恒志公司的出资，入股45%，拍卖该土地的所有费用由杨崇林承担。同时又顺利达到其与思凯公司约定的将土地过户到恒志公司名下的目的。（3）恒志公司辩称其通过司法拍卖取得该康桥水岸土地与事实不符，恒志公司只是法院拍卖康桥水岸土地形式上的购买人，实际出资人是杨崇林，恒志公司系无偿取得。3.《杨崇林代崇林意达公司垫付款项及利息核算方式一览表》。拟证明：杨崇林将崇林意达公司土地拍卖款作为其履行与李科的转让协议转让价款的支付内容之一。4.（2016）黔0302执1470号之三《执行裁定书》、《遵义市国土资源局意见》。拟证明：（1）崇林意达公司康桥水岸项目与恒志公司英伦国际项目合并，杨崇林以康桥水岸项目作为出资入股恒志公司，恒志公司承继崇林意达公司康桥水岸项目开发，恒志公司作为实际受益人，应当承担责任。（2）案涉土地竞拍成交价远低于该土地价值及市场价值，恒志公司低价拍得该土地且未支付相关土地转让款，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当承担责任。杨崇林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中只有（2019）黔03民终969号民事判决书是新证据，其他证据在一审已经提交过，对判决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判决第七页证明杨崇林与李科的债权债务还没有清算，并确认杨崇林可以在与崇林意达公司结算或有新证据后重新主张。几个协议均不是约定杨崇林对李科本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是对崇林意达公司在1.15个亿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第二组证据不能达到三建公司的证明目的，案涉土地恒志公司是经过法院拍卖方式取得，17.5亩土地当时买的时候1800余万元，实际取得的价格是2000余万元，是高于拍卖价取得，双方并未有任何串通。恒志公司质证认为，对一审已经质证的第一组证据没有新的质证意见，终审判决书与恒志公司无关。第二组证据同意杨崇林的意见，崇林意达公司拥有的17.5亩土地是烂尾工程，经法院执行拍卖取得，不存在恶意串通。项目承继问题，三建公司想证明康桥水岸与英伦国际是同一个项目，而事实上两个项目的开发主体完全不同，英伦国际项目达80余亩土地且涉及还房，两个项目并非一个项目，崇林意达公司也没有进行清算和解散，其主体资格还存在，并无项目承继问题。如果三建公司认为崇林意达公司存在逃债可能且损害权利人利益，其可以提起撤销诉讼而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起诉恒志公司。本院认为，对三建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二审另查明，2014年8月4日，债权人三建公司作为甲方、债务人崇林意达公司作为乙方、保证人杨崇林作为丙方、遵义市红花岗区作为见证人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为：“鉴于1、甲方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对乙方及李科依法享有6139万元（本金）及其利息的债权，该债权金额及利息最终以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确定的应承担的金额为准”、第一条约定“乙方及李科依法应对甲方的借款本金6139万元及其利息承担归还责任，乙方应承担的债务金额最终以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的金额为准”、第三条约定“根据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乙方对甲方依法差欠的余下债务，丙方保证按2013年4月3日和11月10日丙方与李科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乙方对丙方享有的人民币壹亿元债权的范围内，按生效裁判确定的金额，并依据乙方总债务金额，按清偿顺序支付甲方，不足部分，与丙方无关，丙方不再承担清偿责任”、第四条约定“丙方在壹亿元人民币的范围内对乙方的全部债务清偿完结尚有余额，丙方根据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李科应承担的债务金额，乙方可协助将余额部分用于清偿李科个人对甲方所负债务”、第五条约定“丙方作为本协议的保证人。并愿意以2013年5月22日签订的康桥水岸房地产“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人民币壹亿元投资作为对履行本协议的担保。”另查明，杨崇林曾以崇林意达公司为被告向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追偿权诉讼，主张其代崇林意达公司共支付债务金额11750.20万元，超过协议约定的其应当承担的1.15亿元，故请求崇林意达公司偿还杨崇林多支付的债务2502001.80元，并对杨崇林已支付款项承担利息。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302民初3340号判决，以杨崇林代崇林意达公司（李科）总共支付款项为5251.10万元而非其主张的11750.20万元、其支付款项并未超付为由驳回杨崇林的诉讼请求。杨崇林不服，上诉至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9）黔03民终96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二审判决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作出两个方面的不同认定：一是杨崇林代李科偿还的款项，由于没有经崇林意达公司确认，故不认定为崇林意达公司的债务，包括：《2015年元月31日止李科借款本息确认单》中的第3笔款项系代李科还银行透支款1450690.27元、第5笔款项系代支付李科父亲李志清50万元；杨崇林主张的2014年10月24日李科借款20万元及2015年2月17日支付李科的借款15万元。二是由恒志公司支付的款项，由于未经恒志公司认可，不能视为杨崇林代崇林意达公司承担的债务。包括：《2015年元月31日止李科借款本息确认单》中的第4笔款项800万元、第6笔款项2335万元、第7笔款项500万元、第8笔款项736000元；杨崇林主张的2015年4月8日支付的律师费10万元、2015年11月2日支付的律师费10万元、2015年11月13日支付调解款50万元、2016年1月7日支付调解款500万元、2016年10月25日支付调解款400万元、2016年11月1日支付调解款320万元。二审法院认为，因杨崇林在该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恒志公司支付的款项系代杨崇林支付，亦不足以证明杨崇林向李科支付的借款、替李科偿还的信用卡透支款、向李科父亲支付的款项属于崇林意达公司债务，故对其上诉意见不予支持，杨崇林可在与崇林意达公司结算后或收集新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本案审理过程中，杨崇林主张代崇林意达公司支付了近1.3亿元债务，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对于案涉借款属于李科对三建公司的个人债务、借款金额均无异议，故二审争议焦点为：杨崇林、恒志公司是否应对李科的个人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本院认为，三建公司以李科作为被告提起诉讼，本案主要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纠纷，三建公司同时将杨崇林、恒志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尚有债务加入、保证责任、侵权责任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逐一评判如下：一、关于杨崇林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三建公司主张杨崇林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理由有三：一是杨崇林与李科之间实质系股权转让，该股权转让款是杨崇林对李科所负债务，故杨崇林应当就李科对三建公司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二是多份协议约定剩余款项归李科个人,而非崇林意达公司，故杨崇林应当以一亿元为限偿还债务，其中包括李科的个人债务。三是杨崇林就李科对三建公司的债务作出了兼具债务加入和保证担保的书面承诺，故杨崇林不仅应承担其承诺债务加入的还款责任，也应当基于保证担保关系承担还款责任。杨崇林辩称，其与李科之间并非股权转让而是项目转让关系，杨崇林支付的总金额已经超过双方约定，且多份协议均约定杨崇林仅对崇林意达公司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故其不应当就李科的个人债务向三建公司承担偿还责任。本院认为，三建公司提出的三项上诉理由中的第一、二项均主张，杨崇林与李科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杨崇林尚欠李科股权转让款，应当向李科的债权人三建公司支付。其隐含的法律关系为债权人代位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应以次债务人为被告、以债务人为第三人提起诉讼，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以及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两个诉讼不应合并审理。而本案中三建公司以债务人李科和次债务人杨崇林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不符合债权人代位权的法律规定。因本案并非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无论杨崇林与李科之间是基于股权转让关系还是项目转让关系形成债权债务，三建公司在未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情形下，均不能请求杨崇林直接向其进行支付。故三建公司的此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三建公司的上诉理由还称，根据2014年8月4日《协议书》第二条至第五条的约定，杨崇林既构成债务加入，又构成保证担保。本院认为，《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约定，杨崇林应在一亿元范围内就三建公司对崇林意达公司享有的债权承担支付责任，如有余额，崇林意达公司可协助将余额部分用于清偿李科个人对三建公司所负债务，上述约定不能得出杨崇林已对李科个人所负债务构成债务加入的结论，故三建公司关于杨崇林构成债务加入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关于杨崇林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对保证方式和保证范围自行作出约定。本案中，《协议书》首部明确将杨崇林的地位列为保证人，《协议书》中鉴于1部分及第一条约定，三建公司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对崇林意达公司及李科依法享有6139万元本金及其利息的债权，崇林意达公司及李科依法应对三建公司的借款本金6139万元及利息承担归还责任，该债权金额及利息最终以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确定的应承担的金额为准。第五条约定，杨崇林作为该协议的保证人，愿意以2013年5月22日签订的康桥水岸房地产“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人民币一亿元投资作为对履行该协议的担保。根据上述约定，杨崇林对三建公司向崇林意达公司、李科主张债权本金6139万元的事实及崇林意达公司、李科可能承担的事实均是清楚的，在此情形下，杨崇林作为该协议的保证人，同意对该协议承担保证责任，自然亦应包含同意对协议约定的6139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杨崇林以一亿元为限承担保证责任，该约定合法有效，应予遵守。本案中，李科的个人债务包括在《协议书》指向的6139万元范围内，杨崇林据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未超出当事人约定的范围，三建公司虽在前案中撤回对李科所涉债务的起诉，但其于本案提起诉讼时主张的李科所涉债务金额与前案一致，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撤回部分诉讼请求，其请求杨崇林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并未加重杨崇林的责任,故三建公司主张杨崇林系保证人的理由成立，应予采信。同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杨崇林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崇林意达公司及李科偿还的债务在其承诺的一亿元的保证责任范围内已经足额支付，本案中李科对三建公司所欠债务为2245万元本金及利息，而根据现有证据，杨崇林未支付的金额大于李科所欠债务，故三建公司请求杨崇林基于连带保证关系承担偿还责任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二、关于恒志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三建公司关于恒志公司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理由有三：一是恶意串通，损害崇林意达公司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二是存在法律上的承继关系；三是公司股东利用公司有限责任逃避债务，应当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维护债权人权益。恒志公司辩称，双方并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恒志公司与崇林意达公司之间亦并非承继关系。本院认为，首先，根据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4）红执字第100-1号执行裁定书记载，因案外人康杰申请执行崇林意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通过拍卖方式将崇林意达公司所有的案涉土地使用权予以处理，恒志公司以2300万元的最高价竞得，并裁定恒志公司可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故恒志公司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系通过正当途径取得，具有合法依据。其次，恒志公司开发的项目虽包含有崇林意达公司原开发的项目，但其土地使用权系有偿取得，恒志公司与崇林意达公司之间亦无法律上的联结关系，尚无证据证明恒志公司承继了崇林意达公司的相关权利义务。再次，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行为的规定，该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公司债权人利益，而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三建公司系恒志公司的债权人。综上，三建公司关于恒志公司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再有，关于案件受理费的问题。经查，三建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撤回原诉讼请求中579万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黔01民初803号之一民事裁定已经就案件受理费的退还作出处理，本院不再赘述。此外，关于一审是否遗漏本案当事人崇林意达公司、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三建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未将崇林意达公司列为被告、未请求崇林意达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是三建公司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崇林意达公司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未将崇林意达公司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三建公司代理人的此项意见不成立。综上所述，三建公司关于杨崇林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8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8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杨崇林对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8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判决内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驳回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9928.2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9928.20元，由李科、杨崇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雷苑审判员  张玮审判员  杨锐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田宇书记员肖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