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黔0525民初3526号 原告：纳雍县锅圈岩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纳雍县锅圈岩苗族彝族乡马场村。 法定代表人：石泳，该乡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阮谊，贵州煜昌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某某，男，某年某月某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曾铎，贵州讼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纳雍县锅圈岩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以下至裁定主文前简称“锅圈岩乡政府”）与被告纳雍县纳海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至裁定主文前简称为“海峰公司”）、刘某某联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9月20日、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查明海峰公司在原告起诉前已经注销，依法不能再列为当事人。原告锅圈岩乡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阮谊、被告刘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锅圈岩乡政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成本、利润及违约金等共计67.2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为推进扶贫攻坚工作，提高贫困户收益，2017年9月9日，原告与海峰公司经协商一致签订了《锅圈岩乡红托竹荪种植协议》，后原告按约向被告支付了45.5万元，由被告帮助原告种植红托竹荪。合同约定，被告应当在2018年8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28.6万元，2018年12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28.6万元，共计57.2万元。违约责任约定，除了负责对方成本外（以相关部门认定为准），另处罚对方违约金10万元。经多次催促支付及要求整改，被告一直未支付上述款项，也向原告表明不愿整改。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贵院依法判决。 被告刘某某辩称，海峰公司是应原告要求签订合同的需要注册登记的一人公司，因无钱缴税，已经注销；我与公司之间的财产并未混同，故我不应承担责任。合同是原告单独起草的格式合同，目的是用我的技术帮助原告种植红托竹荪，资金全是原告投入。口头约定我分30％红利，没有写入合同。场地是原告选定，种植竹荪的大棚也是原告事先修建好的，我只负责种植、管理、销售，所有权归原告。按照原告要求2018年12月30日销售后全部归还资金。我为了想得到30%的报酬，还投入了18万元。原告选址种植竹荪的场地在河道上，开始种植时，我就告知原告清理河道，预防洪水，原告未及时清理河道，导致洪灾，造成损失。洪灾发生后，我已书面呈报灾情，获得2万元的救灾补助，该救灾款已打入原告账户。我与原告不是合伙、也不是联营，而是受雇佣提供技术服务。 原告锅圈岩乡政府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证据: 一、《竹荪种植协议》，证明原被告双方达成合议之后签订该份协议，二被告主体适格。 二、《付款凭证》9张，证明我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足额向被告方支付了全部款项45.5万元。 三、照片14张，证明被告方在收到我方资金后建设了大棚种植竹荪且绝收。 四、《情况说明》，证明被告方无视13个大棚绝收的事实对乡政府提出的整改意见拒不采纳，直接造成了13个大棚的绝收。 五、《锅圈岩乡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冬荪大棚层架式栽培项目实施方案》及《关于锅圈岩乡明星村13个红托竹荪大棚及其利益分配的情况说明》，证明锅圈岩乡明星村13个红托竹荪大棚系锅圈岩乡政府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持后续项目，其收益中将50％作为扩大再生产和人工工资，50％案移民家庭实有人口分配到户，上田坝、文化两个安置点移民户直接受益。 被告刘某某对原告锅圈岩乡政府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竹荪种植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意思是原告种植竹荪，被告提供技术指导。对证据二《付款凭证》金额没有异议，《付款凭证》注明是借款，但是双方之间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基于竹荪种植原告支出的费用。对证据三照片14张无异议。对证据四《情况说明》有异议，该《情况说明》是证人签字的打印件，证人未出庭作证，达不到证明要求。对证据五《锅圈岩乡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冬荪大棚层架式栽培项目实施方案》及《关于锅圈岩乡明星村13个红托竹荪大棚及其利益分配的情况说明》无异议。 被告刘某某对其反驳原告锅圈岩乡政府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 一、企业登记信息，证明被告纳海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已经注销的事实，不具有主体资格。 二、企业信息公示报告，证明企业登记情况信息 三、照片，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亲自动手砍柴做指导的事实。 四、《纳雍县锅圈岩乡移民搬迁红托竹荪大棚2018年洪水淹没受灾报告》（以下简称《受灾报告》），证明按照乡政府要求，村委会上报灾情的事实。 五、费用支出清单，证明种植竹荪大棚各项费用支出的事实。 六、纳农牧发（2018）98号文件，证明竹荪受灾补助2万元，钱在乡政府账上。 七、《灾情报告》，证明原告已经确认竹荪种植遇洪灾受损的事实。 八、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证明海峰公司已于2018年10月17日注销。 九、证人证言，证明目的：1、种植竹荪的地方存在洪灾风险，向原告提出排洪，原告未及时处理，发生洪灾，造成损失；2、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分离。证人赵某证言：我是刘某某聘请的领工，种植竹荪的地方无水无电，种植条件差，存在河水上涨的危险，向乡政府反映，未得到解决。后面发生水灾、竹荪受损。证人杜某证言：我受刘某某聘请负责采购和出纳。去了以后由于地理位置不行，多次向乡政府反映没有得到解决，后面受水灾导致竹荪全部被淹。刘某某的经济支出总共是60多万元，有相关发票。公司财产与刘某某财产是分离的。当时政府承诺的时候盈利的30%支付工人工资，但是至今都还没有支付。证人付某证言：被告海峰公司给原告乡政府种植竹荪，得到40多万元资金，用途都是由公司财务人员经手；被告海峰公司资金和刘某某财产是分离的。 原告锅圈岩乡政府对被告刘某某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二、三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也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相反证明刘某某在公司注销以后仍然在履行公司的职能。对第五组证据系被告方单方行为，无法证实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第六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是达不到被告方证明目的。第七组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八组证据无异议。第九组证据中，对证人赵某的证言无异议；证人杜某的证言不符逻辑，如果洪水淹没了大棚的第四层，不可能还有残留；证人是公司员工，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证言可信度不高；其次证人不是专业会计人员，并不懂得会计记账的规范。因此证人证言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人付某的证言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证据原告提供的付款凭证、照片、《锅圈岩乡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冬荪大棚层架式栽培项目实施方案》及《关于锅圈岩乡明星村13个红托竹荪大棚及其利益分配的情况说明》，以及被告刘某某提供的企业登记信息、企业信息公示报告、照片、纳农牧发（2018）98号文件、证人赵某的证言、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有争议的部分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锅圈岩乡红托竹荪种植协议》，被告刘某某只提出合同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对签订合同的事实不否认，对原、被告签订合同的事实应予认定。对被告刘某某提供的《灾情报告》与纳农牧发（2018）98号文件对应，予以采信，同时认定竹荪种植基地遭受洪灾的事实。被告刘某某提供的费用支出清单，虽然有海峰公司管理人杜某、付某的签字，且列明的支出费用中有大棚布、菌种、腐质土等与种植竹荪相关的项目，但作为海峰公司支出，原则上应经财务审计，方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人杜某、付某证言海峰公司与刘某某的财产分离，原告提出异议，结合刘某某提供的费用支出清单未经审计，本案不能认定公司财产独立于刘某某个人财产。 本案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锅圈岩乡政府制定了《锅圈岩乡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冬荪大棚层架式栽培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为《方案》），《方案》明确在锅圈岩乡明星村建冬荪层架式栽培大棚13个，用于种植冬荪，产生的收益中将50％作为扩大再生产和人工工资，50％按移民家庭实有人口分配到户，上田坝、文化两个安置点移民户直接受益。该项目由锅圈岩乡政府组织实施。 2017年9月9日，原告锅圈岩乡政府作为甲方与海峰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锅圈岩乡红托竹荪种植协议》。协议内容：原告选址在锅圈岩乡明星村种植红托竹荪，预先搭建了13个大棚。按每个大棚投入3.5万元基金，原告向被告提供共45.5万元基金，将竹荪的种植、管理、技术、销售承包给被告。种植竹荪所取用原材料“如因乙方拉桦槁材，被林业部门阻拦，甲方协助乙方协调。”种植时间2017年10月中旬开始，2017年12月30日种植结束。乙方按每一季每个大棚向甲方交付4.4万元，13个大棚共计交付57.2万元，交付时间分两段，2018年8月30日前交付28.6万元，2018年12月30日交付28.6万元。协议第七条约定的违约责任：“除了负责对方成本之外，另处罚对方违约金10万元。”协议第八条约定“解释权归甲方所有，经双方认可的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明确合同目的是“为了推进扶贫攻坚工作，提高贫困户的收益。” 合同签订后，以进度款借资方式原告分九次向被告刘某某支付了资金45.5万元，其中19.5万元的一笔借资还通过锅圈岩苗族彝族乡于2017年12月14日召开的第二十一次研究资金专题会议明确。该款来源属于扶贫资金。被告将借资用于购买腐质土、菌种、支付部分工人工资及其他支出。在竹荪种植过程中，对材料加工原告方领导对材料加工作过示范指导。因竹荪种植基地位于河道旁，协议履行过程中，为避免洪灾，刘某某及其管理人员向原告提出清理河道，因河道未得及时清理，2018年6月发生洪灾，洪水淹没了种植竹荪的大棚，造成竹荪绝收。洪灾发生后，海峰公司向纳雍县农牧局呈送了受灾报告，纳雍县农牧局在2018年12月18日印发的纳农牧发【2018】98号文件中明确海峰公司获得救灾补助款2万元。该款已打入原告账户。海峰公司已于2018年10月17日注销。 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告锅圈岩乡政府将海峰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某某列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经查，原告起诉前海峰公司已经注销，海峰公司不能再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海峰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如就民事法律关系而言，虽然海峰公司已经注销，但原告对刘某某可能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不因海峰公司的注销而随之消灭。审查海峰公司的财产是否独立于被告刘某某本人财产，即审查海峰公司的财产与刘某某个人财产是否混同确有必要，无论审查结果如何，案件应当继续审理。 原告锅圈岩乡政府的诉请是否民事案件审理范围的定性是本案审理的关键。原告诉状中没有明确案由，本院以联营合同纠纷立案受理。联营合同是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达成的联合经营的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条第二款“党政机关和隶属党政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军事机关、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和各种协会、学会及民主党派等，不能成为联营合同的主体”的规定，原告锅圈岩乡政府不能成为联营合同的主体，故本案不是联营合同纠纷。原告与海峰公司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原告提供场地和45.5万元资金给海峰公司种植竹荪，海峰公司提供技术，负责种植、管理、销售，海峰公司按57.2万元返还原告。海峰公司在利益方面的享受，协议没有约定。被告刘某某称口头约定原告给予其利润的30％，而原告并不认可。只能推定海峰公司返还原告57.2万元后，其余则属于海峰公司享有。从协议名称《锅圈岩乡红托竹荪种植协议》及协议内容表达的意思，原告与海峰公司之间可能存在以下法律关系：一、一方以现金出资，另一方以技术出资的合伙关系；二、农业技术服务合同关系；三、承揽合同关系。从资金支出方式看，原告所付资金都是以借款方式支付给被告刘某某，又是借贷关系。原告与海峰公司是否成立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的规定，原告不得成为合伙人主体，排除原告与海峰公司是合伙关系。原告与海峰公司是否成立农业技术服务合同关系，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农业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农业技术服务组织与农户等对象签订的以农业技术培训、农业技术指导和农业技术咨询等为内容的合同，提供农业技术服务的在我国一般是农业技术服务站派遣的农业技术人员，当然，具有一定农业技术服务资质的公司也可成为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的主体，但从协议内容看未体现海峰公司的义务是为原告提供技术指导或者技术咨询，而是以打包的方式为原告创收11.7万元盈利，可以排除原告与海峰公司是技术服务合同关系。原告与海峰公司是否成立承揽合同关系，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根据合同内容，原告与海峰公司之间不具有加工、定作等以交付工作成果为目的的意思，原告获得的是投资盈利，故不属于承揽合同。原告与被告刘某某及海峰公司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与海峰公司签订的协议未明确原告向海峰公司的投资可用借资方式冲抵，然而原告的付款都是以借资方式支付，支付渠道未流经海峰公司账户，直接支付给刘某某个人，刘某某出具给原告的凭据都是借条，对其中的19.5万元借款，原告方还召开过专题会议明确。刘某某借款是否代表海峰公司借款，基于合同关系，刘某某是海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理，应属于公司借款。从证据上看，原告支付给刘某某的钱是借款，但刘某某抗辩称其向原告领取的钱实际是竹笋种植款，是原告要求要以借款方式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二款“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虽然原告不是以借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但对厘清本案法律关系是否属于借贷亦必要进行审查。被告刘某某的抗辩意见本案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是民间借贷，结合原告与海峰公司签订竹荪种植合同的事实，刘某某向原告领取的借款应为竹荪种植款。可以排除原告与刘某某及海峰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当指出，借款的资金来源系扶贫资金，性质上不能出借。原告以出借方式支付的款项，是原告对资金使用的管理行为。原告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成本、利润及违约金等共计67.2万元与其提供的依据不能对应，同时，性质上也不能和前述民事法律关系对应。综合前述，原告锅圈岩乡政府的诉请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审理。 那么，原告与海峰公司签订的《锅圈岩乡红托竹荪种植协议》的性质应如何认定。合同有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之分，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服务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协议。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相同之处都是协商一致，区别在于主体的权利义务，判断标准是：一、是否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二、是否为实现公共服务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三、在协议里或者法律上是否规定了行政机关的优益权。本案中，首先，原告具有对其辖区内扶贫项目进行管理的行政职责，必须通过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来推进扶贫工作开展。其与海峰公司签订《锅圈岩乡红托竹荪种植协议》是为了推进扶贫工作，系履行行政职责，符合行政协议的主体要素。其次，案涉合同明确合同目的是：“为了推进扶贫攻坚工作，提高贫困户的收益。”具体来说，在《方案》文本及《关于锅圈岩乡明星村13个红托竹荪大棚及其利益分配的情况说明》中明确了收益除50％作为扩大再生产和人工工资，50％按移民家庭实有人口分配到户，上田坝、文化两个安置点移民户直接受益。以种植红托竹荪创收让移民户从中获得红利来实现推进扶贫工作的行政管理目标，说明合同目的具有公益性。再次，虽然协议约定种植竹荪项目的投入、种植、管理、技术、销售等过程均是由被告海峰公司负责，但种植竹荪的场地是原告指定，大棚是由原告提供。在种植竹荪的原材料桦槁（树木）材来源上，合同约定“如因乙方拉桦槁材，被林业部门阻拦，甲方协助乙方协调。”该约定嵌入了行政管理因素。海峰公司是否有收益，协议无约定，协议的解释权归甲方（原告）所有，表明合同约定原告具有优益权。因此，原告与被告海峰公司签订的《锅圈岩红托竹荪种植协议》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协议，而行政协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催告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经催告后，行政相对人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行政相对人在收到该处理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原告在诉前于2019年8月5日向本院提交了查询申请书，申请查询刘某某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存款余额信息，目的是依据查询结果，决定是否提出保全申请，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未向本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不予查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纳雍县锅圈岩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依法不予收取，原告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260元，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弦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彭朝婷 书记员丁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