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91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云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办事处特区1980文化创意产业园3期1栋A座A202。法定代表人：汪炜。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阳，男，汉族，1975年2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海，广东钧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云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9民初5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猫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判令赵阳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赵阳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解除投资协议”，而非“确认投资协议已协议解除”。一审法院超越赵阳的诉讼请求，主动确认投资协议已于2017年4月19日解除，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显属程序违法。赵阳在一审中，以合同约定的一方解除合同条件已经成就为由，请求法院解除合同。而并非以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为由，请求法院确认合同已经协商解除。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基于赵阳的诉讼请求，对合同约定的一方解除合同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判，而不能超越赵阳的一审诉讼请求，主动确认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投资协议约定的协商解除条件为“双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协议解除”，即云猫公司与赵阳通过书面协议才能协商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以汪炜于2017年4月19日对赵阳的微信回复即认定投资协议已经协商解除，违反了合同约定的协商解除条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的认定与投资协议约定的协商解除条件完全不符，不能产生协商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首先，投资协议的签约主体为云猫公司与赵阳，而非汪炜与赵阳，因此，汪炜对赵阳关于退还投资款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云猫公司同意对赵阳退还投资款的意思表示。故即使汪炜与赵阳之间形成了退还投资款的合意，也无法得出云猫公司与赵阳之间形成退还投资款合意的结论。其次，即使法院将汪炜的意思表示等同于云猫公司的意思表示，双方也未签订协商解除合同的书面协议，不符合投资协议约定的协商解除合同条件。根据投资协议第九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本协议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解除：（1）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协议解除。”由此可见，双方协商解除合同的条件明确为另行签订书面协议。而汪炜与赵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明显不属于书面协议，故一审法院依据微信聊天记录作出双方已经协商解除合同的约定，严重违背合同约定，毫无事实依据。三、云猫公司的法人代表汪炜对赵阳虽作出过退还投资款的意思表示，但系在赵阳再三催逼下的个人行为，既不是汪炜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能代表云猫公司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汪炜作出的意思表示能够代表公司意志，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法人代表汪炜系在赵阳不断催逼的情况下同意退款，故同意退款并非汪炜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赵阳一审提供的证据来看，其自2017年3月14日开始，多次催逼汪炜退款。2017年4月15日，其向汪炜微信催款道：“兄弟我投的都是自己的血汗钱，不像机构的钱，能退多少先退我多少啊”，2017年5月29日，其向汪炜微信催款道：“我的公司运转也需现金流，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你，你也要帮帮我”，2017年6月12日，其向汪炜微信催款道：“兄弟你这么做对的起我对你的投入和信任么，每个月退5千总有吧”，2017年10月12日，其向汪炜微信催款道“我父亲住院了，着急用钱呢”，2017年11月4日，其向汪炜微信催款道：“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不能混为一谈，我是冲着你的人品去的，你要对你的人品负责。”由此可知，赵阳利用其与汪炜的朋友关系，知道汪炜碍于面子不好拒绝，多次催逼，迫使汪炜违背真实意愿作出同意退款的意思表示。（二）汪炜在多次在微信中告知赵阳投资款并非借款不能退还，并告知赵阳公司其他股东并不同意退还投资款，因此，汪炜同意退款的意思表示不能代表公司意志，且赵阳对此完全知情。2017年5月29日，汪炜通过微信告知赵阳：“你在是投资款协议兄弟，你现在是要撤资，之前协议里面是没有这些的。而且如果当时你的80万进来补足100万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错过了一个投资方。”2018年10月6日，汪炜通过微信告知赵阳：“你找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和其他几个投资人还有合伙人都说了一下，说实话，他们比较诧异跟反对，但是我还是答应你了”，“我自己现在转型在做AI了，新成立了一个公司，但是要明确一点，你的投资款不是个人借款”，“你自己看看投资协议书，你自己都没有全部打款进云猫，这个属于投资人反悔”，“你要我怎么履约，你全部投资款都没有进来，我可以说关键时刻最需要钱的时候，你没进来导致资金链断裂”。综上可知，汪炜虽然做出过同意退款的意思表示，但之后做出了完全相反的意思表示，且明确告知赵阳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退款，因此，汪炜关于退款的意思表示不能代表公司，赵阳亦明知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退款，一审法院仍然强行将汪炜的个人行为等同为公司行为，与客观事实严重相悖。四、云猫公司正是因为资金紧张导致经营困难才向赵阳及其他投资人融资，赵阳系在对云猫公司资金紧缺、经营苦难的情况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分三次向公司增资，而非在增资后公司出现重大不利事件和变化，故云猫公司完全符合合同2.1（4）、（7）约定的增资前提条件，赵阳无权以此要求单方解除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赵阳主张解除合同存在合同依据，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一）云猫公司系因资金紧张导致经营困难才向赵阳融资，赵阳亦是在对云猫公司经营状况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对公司增资。故公司经营状况困难并非在增资完成前发生的重大不利事件或变化，而是在增资过程中双方一致认可的事实。从赵阳提交的其与汪炜于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4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文字和语音）可以看出，赵阳在投资时对公司经营困难的状况完全知情并且同意继续投资。具体体现如下：2016年9月27日下午9点13分，汪炜微信告知赵阳：“赵哥，我们整体的企业还差一点盈利，所以还需要各位股东的投资款。”赵阳则回复“没问题”。2016年10月11日下午3点1分，汪炜微信告知赵阳:“赵哥，这边刚开完财务会议，大概资金缺口8万，5万不够。”，2016年10月14日下午12点4分，汪炜微信告知赵阳：“账上没钱啦，等你的米下锅了，你赶紧滴哈。”赵阳则于2016年10月17日向云猫公司汇入增资款10万元。从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赵阳向公司进行增资时公司就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况，汪炜及公司财务人员亦多次告知赵阳公司因资金紧张而经营困难的情况。故公司资金紧张和经营困难，并非在增资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不利事件和变化，而是云猫公司融资的直接客观原因，赵阳对此完全知情亦同意继续增资。(二）在云猫公司已充分告知赵阳经营困难的情况下，赵阳仍继续投资，并承诺后续投资在2017年4月到位，如不能到位则表示按其之前投入的资金份额变更股份，进一步表明赵阳对公司的经营状况知情并自愿继续投资。在签订投资协议后，汪炜在9月、10月多次通过微信告知赵阳公司资金严重紧张、员工工资没钱发放等经营困难的事实，赵阳在对公司经营困难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仍于2016年10月17日向公司打入增资款10万元（见云猫公司提供的北京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之后，由于赵阳未按照协议约定继续支付增资款，汪炜多次催促其及时打入增资款，以解决公司资金的困难。赵阳则于2017年1月4日1点28分通过微信语音告知汪炜：“今年四月份争取，如果到不了的话，就按我之前投的变更股份，没关系。”上述事实充分表明，赵阳是在明知公司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对公司增资，并且在因自身原因无法按约定继续打入增资款的情况下，作出在2017年4月份完成投资的承诺。并表示如不能兑现承诺，自愿以之前投入的资金份额变更为公司的股东，进一步表示其对己经投入的25万元表示认可。故其又要求退回25万元的请求，既违反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也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五、即使法院认为云猫公司存在不符合协议2.1（4）、（7）的增资前提条件，赵阳最迟应当在2018年3月18日之前提出按照2.2的约定行使单方解除权，而赵阳提出以2.1（4）、（7）解除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4月8日，已经明显超过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一年除斥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如果赵阳根据协议2.1（4）、（7）的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即2.2约定的协议签署后6个月后）一年内行使。按照协议约定，云猫公司如在协议签署后6个月内未达到增资前提条件，赵阳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协议签订后6个月为2017年3月18日。故赵阳最迟应自6个月届满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合同解除权，即在2018年3月18日以前行使合同解除权。而赵阳第一次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时间为2019年4月8日，明显超过了解除权行使的最长除斥期间，故其实体权利不应得到支持。赵阳未答辩。赵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赵阳、云猫公司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2、判令云猫公司偿还赵阳投资款250000元以及利息（自2016年10月17日起，参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年利率6%，计算至投资款退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一切实现本次债权的费用由云猫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阳与云猫公司于2016年9月18日签订《深圳市云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协议首部明确云猫公司法定代表人汪炜为“云猫信息的实际控制人”。协议1.1条约定：赵阳以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对价，认购云猫信息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7万元，占云猫信息本次增资后的1.6%股权。其中，第一笔5万元人民币将在2016年9月5日之前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至云猫信息指定的银行账户，第二笔25万元人民币将在2016年10月30日之前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至云猫信息指定的银行账户，第三笔35万元人民币将在2016年11月30日之前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至云猫信息指定的银行账户，第四笔35万元人民币将在2016年12月30日之前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至云猫信息指定的银行账户。协议第6.1.2条第一项确定：云猫信息及其实际控制人签署、履行本补充协议已获得其内部必要而充分的批准与授权。协议第2.1条约定，增资的前提条件：除非赵阳书面豁免，赵阳对云猫信息的本次增资以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为前提条件：（1）云猫信息股东会已通过本次增资的决议，批准云猫信息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引进赵阳作为股东；（2）云猫信息本次增资前的全体股东书面无条件放弃对云猫信息本次增资的有限认购权；（3）至本次增资完成前，云猫信息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协议中的每一项陈述和保证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并且没有任何违反本协议的行为；（4）至本次增资完成前，云猫信息没有发生或基于预测没有可能发生对云猫信息的资产、业务、财务、人员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5）至本次增资完成前，除已向赵阳披露的外，不存在任何已对或将对云猫信息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或本协议下的增资事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处罚；（6）至本次增资完成前，不存在任何限制、推迟、禁止或取消本次增资的有关法律法规或有权机关的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7）至本次增值完成前，云猫信息的主体、资产、负债、业务、财务、合法性及其经营环境、行业地位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协议第2.2条关于“前提条件的实现”约定：云猫信息或其实际控制人有义务促使第2.1条（1）至（7）项条件实现，如果该等条件在本协议签署后6个月内尚未实现，则赵阳有权终止对云猫信息的增资并解除本协议。协议签订后，赵阳分别于2016年8月29日支付5万元、2016年9月14日支付10万元、2016年10月17日支付10万元，共计25万元转账支付给云猫公司账户。2017年3月14日，赵阳通过微信向云猫公司法定代表人汪炜表示撤回投资。2017年4月19日，赵阳询问汪炜投资款退回的时间及金额安排时，汪炜回复称：“一共是25万对吧，前期，我只能挤牙膏弄几万出来啊，现在真没钱啊”，作出同意退回投资款的意思表示。2017年5月29日，汪炜称：“你这块的钱只要公司还在，肯定能给你还上的。”2017年7月2日，赵阳要求汪炜年底前出一个还款计划，汪炜回复称：“年底前够呛。25万对吧，我看看怎么做一个还款计划。”2017年11月4日，汪炜微信称：“本来是没有撤资的说法的，但是你不是投资的专业人士，所以我也理解，也答应了你的撤资的说法。”在上述表述中，云猫公司法定代表人汪炜同意赵阳撤回投资款，表示会向赵阳退还投资款，但以资金紧张为由，一直未向赵阳返还投资款。在双方的聊天记录中，汪炜还自认公司经营出现严重困难。2017年3月14日，汪炜称：“赵哥，现在公司前段时间没有新的投资进来，都是我们自己用信用卡套现支撑，人力成本大于实际收入，后面为了活下来我们选择了裁员到只有5个人了。……我们现在也是举步维艰啊……赵哥，这块不是兄弟们不想，是现在兄弟们都已经弹尽粮绝了，我找银行套了20万的信用卡他万民套了12万，现在在想从哪里套钱出来，现在很难搞啊。现在公司在生死边缘，公司现在到处找钱想办法活下来，裁员到只有五个人了，还都是发半薪，勉强活下来……”2017年3月27日，汪炜称：“现在拿不到投资啊，已经准备清算了，准备只保留3个人了。这几个月拓展市场没有新的学校，钱都发工资养人了，我借了钱都发工资了，现在打算不养团队了。”2017年7月26日，汪炜称：“现在资金还是很困难啊，加上学校放假，学校没收入，要九月份开学可能要好起来一点吧。我这也是没办法啊，现在就三个人，拿半薪。投资人那边也在看数据，最近要过会。”等等。以上事实，有投资协议书、转账记录汇款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以及开庭笔录为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赵阳与云猫公司签订的《深圳市云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赵阳履行部分义务后，向云猫公司法定代表人汪炜主张退出投资，要求退回投资款。汪炜表示同意并承诺退回赵阳投资款25万元。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云猫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汪炜同意退回投资款系个人行为还是代表云猫公司的行为，赵阳主张解除双方协议是否存在事实依据？汪炜系作为云猫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作出的意思表示，能代表公司意志。同时，根据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明确了云猫信息公司法定代表人汪炜为“云猫信息的实际控制人”。协议第6.1.2条第一项确定：云猫信息及其实际控制人签署、履行本补充协议已获得其内部必要而充分的批准与授权。因此，汪炜对赵阳所作的关于涉案投资款处理的意见，即为云猫公司的意思表示。汪炜同意赵阳撤回投资款，承诺退回25万元的投资款，系代表云猫公司作出愿意退款的意思表示。故，双方对同意赵阳撤回投资，解除双方的投资协议已达成一致意见，是为双方对投资协议的合意解除，故赵阳诉请解除赵阳、云猫公司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同时，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云猫公司法定代表人汪炜自认云猫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发生困难。根据协议第2.1条第（4）项、第（7）项的约定，赵阳主张解除双方的投资协议亦存在合同依据。协议解除后，云猫公司应对赵阳的投资款予以返还，故赵阳主张云猫公司返还赵阳投资款25000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赵阳主张的利息，赵阳提出撤回投资的时间为2017年3月14日，汪炜于2017年4月19日回复同意退回投资款25万，故双方的投资协议于2017年4月19日合意解除。合同解除后，云猫公司负担返还投资款25万元的义务，故赵阳主张的利息应自2017年4月20日起算。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赵阳与被告深圳市云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深圳市云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于2017年4月19日解除；二、被告深圳市云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赵阳人民币250000元及利息（该利息以25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7年4月20日计至云猫公司付清本金之日止）；被告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97元，由云猫公司负担。经审查一审庭审笔录以及云猫公司上诉意见，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已经就本案事实争点和焦点问题充分举证和辩论，事实已经查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本案进行书面审理。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汪炜系云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中亦明确了汪炜为“云猫信息的实际控制人”，并约定“云猫信息及其实际控制人签署、履行本补充协议已获得其内部必要而充分的批准与授权”。因此，赵阳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汪炜有权代表云猫公司对赵阳撤回投资款事宜进行处理。在双方的商谈中，汪炜表示同意赵阳撤回投资，并承诺退回25万元的投资款，故可认定云猫公司与赵阳已对赵阳撤回投资、解除双方的投资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双方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解除了投资协议。赵阳虽有催款，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其采取了胁迫方式或其他不当行为，故云猫公司主张汪炜系在违背真实意愿情况下作出同意退款的意思表示，依据不足，不能成立。赵阳请求解除赵阳、云猫公司之间的投资协议，并请求云猫公司承担投资协议解除后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情况确认双方的投资协议已于2017年4月19日解除，并判决云猫公司承担投资协议解除后的法律责任，云猫公司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超出赵阳的诉讼请求，原审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九十四的规定，合同的解除包括协商解除、约定解除、法定解除三种情形。如前所述，双方已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实际解除了投资协议，云猫公司关于本案不符合约定解除的条件、赵阳不能行使法定解除权的主张没有事实基础，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云猫公司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深圳市云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向军审判员 **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赖启彤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二）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四）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