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8民终4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珍，男，195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建瓯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武平双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武平县平川镇百斤税联发花园8号楼3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2458531272X8。 法定代表人：魏振文，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福建武平双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罗少龙，龙岩弘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烈豪，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李国珍因与被上诉人福建武平双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成公司）别除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2019）闽0824民初2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国珍、被上诉人双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烈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故意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以房抵债在前，破产申请立案在后的事实不作任何评判，实属认定事实不清。首先，被上诉人以物抵债形成时间早于其申请破产时间的事实认定和评判与本案的审理结果至关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3）22号）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有明确规定，（其条款是第十二条、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债务人提前清偿的未到期债务，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已经到期，管理人请求撤销该清偿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清偿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且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第十四条、债务人对以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清偿时担保财产的价值低于债权额的除外。第十五条、债务人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关键点是被上诉人自愿提出以房抵债协议的形成时间。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在执行过程中，双成公司与李国珍于2015年2月12日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双成公司将座落于武平县的商店1、商店2、商店3、商店4、商店8、商店9、商店10、商店14以物抵债给李国珍，上述8个店面总面积和总金额以购房合同确定为准；如果双成公司归还李国珍债务，李国珍须无条件退还店面……。此后双方签订了商店4、商店8、商店9、商店10、商店14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2015年2月9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执字第4－1号执行裁定书，解除对五个房产查封，李国珍于2015年3月8日办理了五个商店的网签备案手续”、“2017年11月21日，武平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练丹文对双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于2017年12月6日依法指定龙岩弘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双成公司管理人”。由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自愿以物抵债给上诉人的时间超过了破产申请时间。因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以物抵债协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管理人可以撤销的合同范围。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规定（一）（法释（2011）22号）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有关问题实施。尽管上诉人在一审的庭审中多次提出“以物抵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早于破产申请时间两年多，案涉以物抵债的房产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观点，但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则只字未提，故意回避这一与本案审理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事实作确认和评判，不但是在袒护被上诉人，也是对一审法院作出《关于注销相关商品房网签（2017）闽0824破1号之六关于注销李国珍名下的五个商店网签备案的裁定》的错误拒绝改正。其次，一审法院认为房屋未实际交付，抵债的行为并未实际完成，双方未对该商店抵偿消灭的债务进行清算的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从履行的过程看，房屋未实际交付，这种抵债的行为并未完成，双方也未对该商店抵偿消灭债务进行清算”并认为案涉的《执行和解协议》和《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为有效合同，但其享有的仍为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上诉人认为这也是错误的。⑴房屋是否交付，并不影响合同的履行，是否履行完成也不是破产法中规定的可以撤销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况且未完成是由于被上诉人的原因，而不是上诉人的原因。⑵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已经确认了上诉人持有的《执行和解协议》和《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就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办理了网签备案，这就确认了上诉人对案涉房产享有物权的期待权。因此案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所记载的包括但不仅限于价款在内的条款内容是受法律约束和保护，合同的价款就是结算的以物抵债的结果，一审法院认定“未对该商店抵偿消灭债务进行清算”是非常错误的。⑶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持有的《执行和解协议》和《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只是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所以上诉人认为一审这一事实的认定也是错误的。第三，一审认定上诉人的诉请“主张购房优先债权”简直是莫名其妙的错误。上诉人从来没有主张过“优先购买权”！可以查一下上诉人的起诉状、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上诉人有过主张“优先购买权”吗？一审认定“在双成公司破产管理人确认了李国珍的债权为债款债权后，其也未提出异议。现在又主张购房优先债权……”这简直是莫名其妙的认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赤裸裸袒护被上诉人一方，这所谓的“主张购房优先债权”从何而来，上诉人不得而知。上诉人主张的是“以房抵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且早于破产申请前的二年多时间，是在法院执行局的组织下实施的，而且法院有备案，应排除破产财产，而非“购房优先债权”。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主张购买优先债权，存在严重的错误。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本案的案由是别除权纠纷，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也不是执行异议之诉，根本就不存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或者购房优于债权之情形。现在被上诉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而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享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因此，一审在本案的审理中存在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自愿将案涉房产抵偿给上诉人，上诉人已按规定将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办理了网签备案登记，且该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是合法有效的，即上诉人享有案涉商品房的物权期待权。上诉人提起案涉房产排除于破产财产之外，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故意对关键事实回避和不作评判，且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之情形，其判决根本不能令上诉人服判。据此，请求判如所请。 双成公司答辩称，一、根据本案李国珍与双成公司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书》，双方之间以物抵债的方式是新债清偿而不是债的更改。由于李国珍以其债权申报行为表明其主张的是借款债权而非购房债权，为此其不能要求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1.李国珍与双成公司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以物抵债方式应为新债清偿而非债的更改。理由是：（1）实践中，以物抵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新债清偿，一种是债的更改。所谓新债清偿，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由债务人负担新的债务以履行原有的债务，在新债务未履行之前，旧债务并不消灭，当新债务履行后，旧债务同时消灭。其特点在于成立新债务（如以物抵债）并不等于旧债务（如金钱债务）消灭，新债务只是作为履行旧债务新增加的一种清偿方式，此时新债与旧债并存。当债务人不履行新债务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时，债权人不得强制要求债务人履行新债务，只能行使旧债务的请求权。债的更改，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以新债务替代旧债务并使旧债务归于消灭。债的更改一般需有当事人明确消灭旧债务的合意，否则，以物抵债协议性质一般应为新债清偿。（2）《执行和解协议书》中，双方仅约定8间店面用于抵债，但并未明确抵债金额多少以及所抵的旧债务消灭。而且，该协议第二条约定“如果甲方（即双成公司）还清乙方（即李国珍）债务，乙方须无条件退还甲方店面”，表明即便该8间店面登记在李国珍名下也不发生旧债消灭的法律后果，而是仍然要求双成公司以金钱方式清偿旧债，并设定了旧债还清后可以将店面退还的条件。可见，对于借款债务，双方只是在金钱履行方式以外又增加了以店面抵债这一种履行方式，应属新债清偿。（3）债的更改还要履行相应的清算程序（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72号指导案例），即一方面对抵债物的价值进行清算，另一方面对原借款债务的本金和利息进行清算，然后二者对抵，多还少补。但是，从《执行和解协议书》来看，双方对于8间店面的价值是不确定的，只是暂按每平方15000元计算，将来还要根据是否验收合格及能否开票核定最终抵债单价；对于签订协议之日止借款债务的本金和利息金额也没有确定；对于8间店面到底折抵多少本息（即约定以物抵债需消灭的旧债务金额）更未涉及。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仅就其中5间店面办理了商品房备案手续，但也仍然没有履行清算和消灭旧债务的程序。甚至直至起诉，李国珍在起诉状中仍未说明其应通过抵债方式消灭多少旧债务。因此，该协议并不符合债的更改的构成要件。2.李国珍已经以行为表明其主张的是借款债务，而非购房债务。（1）李国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时，其是以借款债权性质进行全额申报的，并未申报案涉5间商品房的购房债权，亦未将《执行和解协议书》作为证据提交给管理人。可见，李国珍并不认为5间店面登记在其名下是一种已经生效并履行完毕的以物抵债行为，还是要求双成公司以金钱方式向其履行偿还81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务。（2）李国珍申报的借款债权已经债权人会议核查无异议，即其他债权人也都认可李国珍对双成公司享有的是借款债权而非购房债权。而且，其借款本息都已经武平县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即债权性质和金额都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不能再予以变更。现在李国珍企图在借款债权之外，再取得5间店面的购房债权，实际上是一种双重受偿行为（李国珍在上诉状中一直回避这一事实），不应予以支持。3.案涉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视为解除。由于李国珍与双成公司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书》并未对借款本息与购房款如何折抵进行清算，其在破产受理后申报的也是借款债权，而非购房债权，也就是说他没有主张将全部或部分借款本息转化为购房款，那么，为了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书》而签订的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购房款也未支付。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之规定，由于管理人在法定的二个月期间内，并未同意或者书面答复继续履行该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该五份合同应视为已经解除。二、李国珍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规定了不应当认定为债务人财产的四种情形，本案不属于上述情形之一。李国珍认为其是在破产受理之前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就可以将案涉5间店面排除在破产财产之外，缺乏法律依据。因为，案涉5间店面至今仍是双成公司名下的一手房，并未交付并办理初始登记。李国珍只能基于“以物抵债已经生效并履行”，从而享有“物权期待权”为由，要求双成公司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付该房屋和办理初始登记。但是，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执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该协议作出以物抵债裁定”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书》只是当事人之间一种债的履行方式的约定行为，而不是一种实际产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司法行为。因此，李国珍对双成公司享有的仍然只是一种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第二，由于本案以物抵债的方式是新债清偿而非债的更改，且李国珍已经申报了借款债权，其无权再以以物抵债为由主张享有购房债权，对此前面已作详细分析，不再赘述。第三，李国珍主张其享有物权期待权，至少应当证明其符合法定情形（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或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但是，案涉房屋属于店面而非居住所需的房屋，至今未实际交付，且李国珍也没有支付购房款，对此一审法院认定其不享有物权期待权是正确的。2.本案为别除权纠纷。所谓别除权，是指债权人因其债权设有物权担保或享有特别优先权，而在破产程序中就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的个别、优先清偿的权利。从李国珍的诉讼请求来看，其主张案涉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并要求双成公司履行，本质上就是以其与双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享有物权期待权为由，要求在破产程序中，对案涉5间店面这些特定财产享有个别、优先清偿的权利，即购房优先债权。但李国珍却将此曲解为房屋的“优先购买权”[这是指在房屋买卖过程中，特定人（如承租人）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第三人购买房屋的权利]，系其自己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3.李国珍在一审中主张其系基于“以物抵债”享有“物权期待权”，而要求双成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上诉状中也仍持这一观点）。判断买受人是否享有“物权期待权”，目前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除了援引《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还以上述批复和规定为依据，认为案涉标的物为店面，李国珍并非基于生存、居住所需购房，其不享有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人的债权请求权，从而不支持其别除权的主张，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国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国珍与双成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及基于该协议签订的商店4、商店8、商店9、商店10、商店14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法有效并且履行完毕，依据该五份合同办理在李国珍名下的五个商店分别是商店4、商店8、商店9、商店10、商店14网签备案手续合法有效，排除在双成公司破产财产之外；2.依法撤销武平县人民法院关于注销相关商品房网签（2017）闽0824破1号之六关于注销关于李国珍名下的五个商店网签备案的裁定；3.本案的诉讼费由双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国珍诉老区公司和双成公司、陈亚平民间借贷纠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6日分别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1135号、1136号、11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老区公司和双成公司共同偿还李国珍借款本金合计810万元和相应的利息，陈亚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4年12月间，李国珍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双成公司与李国珍于2015年2月12日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双成公司将座落于武平县的商店1、商店2、商店3、商店4、商店8、商店9、商店10、商店14以物抵债给李国珍，上述8个店面总面积和总金额以购房合同确定为准；抵债金额及方式：店面价格以每平方15000元为暂定价格，如果双成公司归还李国珍债务，李国珍须无条件退还店面……。此后，双方签订了商店4、商店8、商店9、商店10、商店14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2015年2月9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执字第4-1号执行裁定书，解除对五个房产查封，李国珍于2015年3月8日办理了五个商店的网签备案手续。 2017年11月21日，武平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练丹文对双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于2017年12月6日依法指定龙岩弘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双成公司管理人。 2018年3月5日，李国珍委托詹旋薛向双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其中本金债权为810万元，孳息债权为1215万元，合计2025万元。此后，双成公司向李国珍送达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知，于2018年4月10日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初步确认李国珍的债权为借款本金810万元、利息947.58958万元，合计1757.58958万元。2018年4月25日，管理人将上述初审结果以《债权初审征询意见函》送达给李国珍。2018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重新核定李国珍的债权为借款本金810万元、孳息1215万元，合计2025万元。2018年10月15日，管理人提请一审法院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2018年12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闽0824破1号之三民事裁定书附件的《福建武平双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表》序号98的债权人为李国珍，债权性质为借款，确认金额为本金810万元，孳息1215万元，合计2025万元。2019年5月29日，管理人向李国珍发出《关于配合办理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手续的函》，要求李国珍在收到函件后五日内与管理人工作人员一同到武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手续。李国珍收到该《函》后向管理人提出异议，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李国珍与双成公司在执行过程中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系一种以物抵债的方式。从《执行和解协议书》中关于“如果双成公司归还李国珍债务，李国珍须无条件退还店面”的约定可以认定双成公司将五间店面通过协议方式给李国珍，仅仅是履行债务的一种担保方式。从履行的过程看，房屋未实际交付，这种抵债的行为并未实际完成，双方也未对该商店抵偿消灭的债务进行清算。虽然其与双成公司在执行过程中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和《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为有效合同，但其享有的仍为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而目前双成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在这种情形下，如支持李国珍诉请要求双成公司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必然会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有违债权平等性原则。此外，案涉标的物为店面，并非李国珍基于生存、居住所需的购房。李国珍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和《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消费者”、“买受人”,所以，其不享有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人的债权请求权，李国珍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别除权无法律依据。其次，李国珍在2018年3月5日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时仅申报借款债权，并没有申报5间商店的购房债权。在双成公司破产管理人确认了李国珍的债权为借款债权后，其也未提出异议。现又主张购房优先债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李国珍在申报债权时明确了其地址和电话，且在庭审中李国珍也表示该地址系其本人常住地址，电话也由其本人一直在使用，双成公司破产管理人按照李国珍提供的地址和电话通过邮政特快专递EMS向其邮寄的材料，均有人签收，李国珍关于没收到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的意见，无事实依据，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李国珍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李国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国珍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如何认定李国珍与双成公司签订讼争的《执行和解协议书》与《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性质；2.讼争房产（店面）是否应被排除在破产财产之外；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关于讼争的《执行和解协议书》与《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行为的性质问题。本案中，李国珍主张其与双方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与《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性质系“以物抵债”；本院经审查认为，所谓“以物抵债”，是指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以债务人或经第三人同意的第三人所有的财产折价归债权人所有，用以清偿债务的行为；而讼争的《执行和解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如果甲方（双成公司）还清乙方（李国珍）债务，乙方（李国珍）须无条件退还甲方（双成公司）店面”，该约定明确在债务清偿后，双成公司可以回赎涉案的五间店面，且涉案的房产仅办理了网签备案，并未实际交付，双方也未对涉案房产抵偿消灭的债务进行清算，据此，可以认定双成公司基于前述《执行和解协议书》就涉案的五间店面与李国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行为，系以前述行为为双成公司履行李国珍的债务提供担保，而非“以物抵债”的性质，亦非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李国珍与双成公司在执行过程中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与《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系一种以物抵债的方式，确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讼争房产（店面）是否应被排除在破产财产之外的问题。虽然李国珍与双成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就涉案的房产签订的上述《执行和解协议书》与《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均合法有效，但前述合同不具备“以物抵债”的性质，双方就涉案的房产仅办理了网签备案（注：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签备案并不产生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未实际交付涉案的房产，涉案房产未完成财产权利变动公示，其所有权仍然属于双成公司，并未发生转移；且双方也未对涉案房产抵偿消灭的具体债务金额进行清算，因此，依据前述的《执行和解协议书》与《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双成公司欠李国珍的债务并未得到清偿，而前述的《执行和解协议书》与《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虽系一种非典型担保，但其未完成财产权利变动公示，李国珍亦无法据此取得涉案财产的担保物权，故李国珍对于涉案房产所享有的权利仍为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亦不因其已办理了涉案房产的网签备案而享有物权期待权（因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所述，本案中，虽然李国珍与双成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与《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行为在前，双成公司的破产申请立案在后，但因前述理由，本案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故讼争房产（店面）仍然属于双成公司的破产财产，李国珍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一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等相关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李国珍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李国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353.6元，由李国珍负担。变一审案件受理费39353.6元，由李国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陈日耀 审 判 员 詹跃忠 审 判 员 许培清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黄达康 书 记 员 邱艺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