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91民初3405号原告：刘梅，女，197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磊（刘梅之夫），男，1975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肯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职员，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C座2层215室。法定代表人：张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江，男，该公司员工。原告刘梅（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对原告购买产品增加三倍赔偿，价款共计4317元；2.要求被告负担原告误工费1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2019年1月2日在歌华有线电视主页购物频道上看见京东的“臻选款燕之屋冰糖燕窝138g*6礼盒”的广告，页面介绍上价格显示“1499元1800元”，其中1800元上面有划线，但并未说明划线原因。感觉很优惠，于是通过歌华电视屏幕扫二维码订购了一盒该产品，实际交款为1439元。但是后来在京东商城上发现该“臻选款燕之屋冰糖燕窝138g*6礼盒”的价格实际为1668元，并无任何1800元的显示。原告认为，歌华有线电视购物频道发布的京东商城燕之屋广告中标明划线价1800元，会让消费者误认为该商品曾以该价格销售，如此对比现价格有很大优势，但是实际上京东商城从未以该价格销售过类似商品，有误导消费者的嫌疑。后原告向东城区发改委举报，后经该委调查认定京东商城属于利用虚假的价格手段，诱使消费者与之交易的价格违法行为，并给予了行政处罚。原告认为，京东商城在歌华有线上发布的广告涉及价格部分存在欺诈行为，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增加三倍赔偿。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退赔责任，对原告购买的产品增加三倍赔偿4317元并负担相应误工费。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支持原告的诉求。被告辩称：一、被告不存在《消法》第55条规定的欺诈行为。1.经营者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当结合民事法律上的欺诈行为构成要件综合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理论与实务界据此认为，欺诈的构成要件包括：（1）行为人主观存在故意；（2）行为人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3）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4）行为人的行为与对方错误意思表示存在因果关系（即实际对消费者选择构成误导）。该意见系目前唯一明确规定了欺诈行为定义的较高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在三十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已形成共识，在无充分论证的情况下不宜突破，否则会造成法律体系的混乱。《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该条也体现了对方违背真实意思、实际受到误导的情况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是欺诈的重要构成要件。2.我司已在商品页面进行了详细的价格说明，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也不存在欺诈的客观行为，消费者不会陷入错误认识。京东商城商品页面均会对价格进行特殊说明，即划线价是参考价，可能是品牌专柜标价、商品吊牌价或品牌供应商提供的正品零售价（如厂商指导价、建议零售价等）或该商品在京东平台上曾经展示过的销售价，该价格仅供参考。3.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我司存在标示划线价格的行为。商品的宣传页面与实际成交商品订单不同，同一商品，可能在多个平台、网站、渠道进行宣传。但最终，消费者只可能通过一个渠道进行购买。本案原告证据无法证明其是由歌华电视购物频道而下单购买商品，而依据交易快照显示，我司并没有标示划线价的行为，歌华电视购物频道的宣传与原告实际上的购买行为之间不具有关联性。综上，被告客观上没有欺诈行为。二、欺诈的认定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且应由原告进行举证，但本案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行为。1.原告负有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行为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而对于特殊情形下的举证责任分配，必须由法律明确进行规定，不得由下位法予以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特殊举证责任仅有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对于欺诈行为的认定，无论是民法、消法、诉讼法，均无特殊规定。故如消费者主张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则应当由消费者对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的几个要件（包括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予以举证。2.原告的举证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其主张不应采信。《民诉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原告关于被告存在主观故意，原告陷入错误认识，且因错误认识而购买的证据并不充分，完全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故不足以认定被告存在欺诈行为。三、从原告及其代理人购买商品的行为模式、多次索赔情况可以推断原告购买商品并非生活消费目的，不适用《消法》。1.原告的行为模式异于生活消费目的的消费者。原告在下单前、下单后，没有就商品与我司客服有过任何的交流或咨询，在订单完成一年后，直接提起诉讼索赔。同时，原告存在多次主张三倍赔偿的案例，均主张欺诈。原告对于价格问题的认识高于一般消费者，且京东对于价格条款的说明是清楚的，原告要对自己系生活消费目的尽到更严格的举证义务。故原告明显不符合生活消费为目的的特征，不适用《消法》规定2.《消法》保护的是作为弱者的消费者，原告的行为属于职业营利行为，属于经营行为，而非消费行为。原告及其代理人有大量购买索赔的诉讼记录，在多个案例中，其消费者身份已被法院否认。此外，据查询，原告之夫、代理人赵建磊系北京肯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曾名北京肯萨法律咨询服务中心）的法人，据裁判文书网查询，其公司股东赵建磊、汪晓辉等人，均有极多的诉讼索赔记录，相关案件的诉讼请求和行为模式高度一致，原告及其代理人的营利目的非常明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原告应当就其系生活消费目的购买商品予以举证，但其在本案中的未能就其生活消费目的充分举证，故不应适用《消法》。四、行政机关的法律认定与民事完全不同，行政机关文书的事实认定可以作为证据，但法律认定对于民事诉讼不具有任何效力。从我司提交的参考裁判文书可以看出，在行政机关对价格问题进行处罚的情况下，民事诉讼中有的法院会认定欺诈，有的则不会，恰恰反映了民事和行政的不同法律认定逻辑。行政机关关注的是经营者客观行为是否违反规章，不会考虑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考虑举报人是否为“生活消费目的”以及“陷入错误认识”，也即行政认定不直接影响民事认定。此外，行政机关所处罚的对象，是企业的宣传行为，而同一商品可能在多个渠道进行宣传（如电梯、网站、电视等等），对单个宣传行为的认定远不足以证明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购买方满足了被欺诈的多个法定要件，也不足以证明宣传行为和购买行为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联性。即使行政机关对欺诈行为的认定，亦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趋严，民事惩罚性赔偿的认定更应回归立法本意和法律理性。首先，从法院生效判例来看，过去类似案件中有一些依据《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及其《解释意见》等部门规章对欺诈进行认定，依据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对欺诈予以认定，但近年更多法院判决则充分认识到行政与民事的认定的区别，不轻易认定民事欺诈行为，而是严格遵循欺诈的四要件说，此乃法律逻辑与法律理性的回归。此外，总局今年将出台《明码标价与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即将被废除。新《规定》将对“价格欺诈”进行实质要件界定，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价格欺诈行为，应当综合考虑经营者是否运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实情况或者其他引人误解的价格手段；价格手段是否具有欺骗、诱导一般消费者的效果。”而实务中，行政机关已按照新《规定》的理念处理，慎重认定价格欺诈。最后，《消法》第55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是最为严格的民事责任产品质量问题尚且不会存在如此高额的赔偿，因此惩罚性赔偿必须在不法行为极为严重时才能适用，否则失去其立法本意，则会造成违法行为与民事责任严重失衡，民事责任体系会造成混乱。因此，无论是最高院，还是江苏、重庆、浙江等高级法院，均以各类文件、纪要、典型案例等方式重申欺诈的要件与适用。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交的订单信息显示：2019年1月2日09:55:04，购货人在京东商城上下单购买“燕之屋即食燕窝臻选款碗燕即食冰糖燕窝138g*6礼盒”（以下简称涉案商品），京东价1499元，返现60元后，支付货款1439元。被告提交了一份商品快照，商品快照的底部有如下“价格说明”：划线价：商品展示的划横线价格为参考价，该价格可能是品牌专柜标价、商品吊牌价或由品牌供应商提供的正品零售价（如厂商指导价、建议零售价等）或该商品在京东平台上曾经展示的销售价；由于地区、时间的差异性和市场行情波动，品牌专柜标价、商品吊牌价等可能会与您购物时展示的不一致，该价格仅供您参考。折扣：如无特殊说明，折扣指销售商在原价、或划线价（如品牌专柜价、商品吊牌价、厂商指导价、厂商建议零售价）等某一价格基础上计算出的优惠比例或优惠金额；如有疑问，您可在购买前联系销售商进行咨询。异常问题：商品促销信息以商品详情页“促销”栏中的信息为准；商品的具体售价以订单结算页价格为准；如您发现活动商品售价或促销信息有异常，建议购买前先联系销售商咨询。对上述商品快照，原告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其系通过歌华有线电视订购的，在歌华有线电视的宣传页面没有划线价的提示。原告提交了《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京东市监价信答[2019]3号）、《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京东市监价处[2019]第488号）、《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京东市监价罚字[2019]55号），原告以此证明被告对原告存在价格欺诈行为。被告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行政处罚与民事诉讼中的欺诈属于不同概念，不足以证明被告构成欺诈，原告提交的是京东订单，未体现通过歌华电视购物渠道购买，要求对原告的账户及购买事实进行核实。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当庭登录购买涉案商品的账号，账户显示：用户名天涯人185，绑定的手机号为185*****881，涉案商品的收货人为刘梅，该账号2018年部分订单的收货人为赵建磊，2016年部分订单的收货人为汪晓辉，部分订单的收货人为赵建磊。经询，原告称绑定的手机号是别人的手机号，绑定的手机号记不清了，涉案商品是赵建磊支付的款项。原告与赵建磊系夫妻关系，被告还提交了刘梅、赵建磊诉讼记录，诉讼记录显示：刘梅及赵建磊频繁购物，然后以欺诈等理由，提起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未提交通过歌华有线购买涉案商品时的商品介绍页面等资料。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订单信息、账单详情、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了订单信息等证据，以证明从被告处购买涉案商品，原告还提交了《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京东市监价信答[2019]3号）、《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京东市监价处[2019]第488号）、《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京东市监价罚字[2019]55号），相关行政机关已对被告的价格欺诈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原告以证明被告对原告欺诈，被告否认对原告欺诈，提交了商品快照以证明已对“划线价”等作出明示，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商品快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商品是购货人通过京东商城的注册账号下单购买，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商品快照不予认可，其未提交通过歌华有线购物渠道购物时的商品介绍页面，且购买涉案商品的账号绑定的系他人的手机号，在该账号内收货人涉及多人，涉案商品的价款亦非通过其本人账号支付，不排除存在多人使用该账号购物的情形，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涉案商品的买卖与歌华有线购物渠道价格宣传存在直接关联。原告夫妻频繁购物，随后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已成常态，即便原告系涉案商品的购货人，原告对商品价格标示的认知要远远高于普通善意的消费者，类似的价格标示问题已不足以对其形成误导，也不会诱使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综合考虑本案情况，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梅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然审判员  龚娉审判员  刘邢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