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504行初22号 原告福建晋江市山水鞋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四境旧埭场。 法定代表人丁山水，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欣莉，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小伟，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196号。 法定代表人柯发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苏鸿斌，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子峰，男，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何伟，男，198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代理人南将胜，福建秦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福建晋江市山水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公司）不服被告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晋江人社局）、第三人何伟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于2020年1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20年2月5日向被告晋江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水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欣莉、被告晋江人社局委托代理人苏鸿斌、第三人何伟委托代理人南将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晋江人社局于2019年8月2日作出晋人社工认［2019］86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查明：何侠日系山水公司装卸工。2018年10月3日上午10时18分许，何侠日受该公司指派跟随同事艾万良驾驶的闽Ｃ×××××号厢式货车前往泉州台商投资区惠丰鞋厂送货，该车途经县时，不慎发生交通事故致何侠日当场死亡。晋江人社局认定何侠日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工伤。 原告山水公司诉称，涉案交通事故的死者系其公司员工“黄作杰”，原告从未招用何侠日，被告认定原告与何侠日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何伟与“黄作杰”之间不存在直系亲属关系，其无权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请求判令：1.撤销晋人社工认[2019]86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被告重新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山水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身份情况； 2.晋人社工认[2019]86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的认定结论错误； 3.简历表； 4.员工薪资表； 5.个人缴费明细； 证据3-5，证明原告与“黄作杰”存在劳动合同关系、“黄作杰”的身份信息及原告未曾招用过何侠日此人。 被告晋江人社局辩称，答辩人具有作出工伤认定法定的职权，其认定何侠日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晋江人社局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晋人社工认[2019]86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2.泉政文[2014]176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 3.工伤认定申请表； 证据1-3，证明被告因第三人申请依职权作出被诉行政行为。 4.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5.2019年6月5日对何伟的调查笔录； 6.何侠日、何伟身份证复印件； 7.常住人口登记卡； 8.2019年6月26日对黎小龙的调查笔录； 9.黎小龙的身份证复印件； 10.授权委托书； 11.交警部门对黎小龙的《询问笔录》； 12.兴业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 1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14.死亡证明； 证据5-14，证明何侠日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认定何侠日符合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证据充分。 15.受理决定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3份），证明工伤认定程序合法。 16.《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证明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第三人何伟述称，原告所提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其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13有异议，认为证据13中交警部门仅凭何伟一面之词认定死者为何侠日缺乏事实依据，同时这些证据均无法证明何侠日与原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外，对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均有异议。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2暨被告提供的证据1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证据；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均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何侠日冒名以“黄作杰”身份于2010年3月入职山水公司，担任搬运工。2018年10月3日上午，何侠日受公司指派跟随同事艾万良驾驶的闽Ｃ×××××号厢式货车前往泉州台商投资区惠丰鞋厂送货。当日10时18分许，艾万良驾驶的闽Ｃ×××××号厢式货车（载何侠日）在县白沙沙场路段与王阳展驾驶的闽Ｃ×××××号重型专项作业车发生碰撞，造成何侠日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019年6月5日，何侠日的儿子何伟向晋江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晋江人社局于同日受理该申请，并于2019年6月26日将《举证通知书》送达给山水公司，山水公司委托黎小龙配合调查。2019年8月2日，晋江人社局经调查核实作出晋人社工认［2019］86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何侠日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2019年8月5日，晋江人社局向何伟和山水公司分别送达了《认定工伤决定书》。山水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福建省实施办法》第十三条及泉州市人民政府泉政文［2014］176号文件的规定，晋江人社局具有受理晋江市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事务的法定职责。山水公司和何伟对此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有以下两个：一是何伟是否有权提起工伤认定申请问题；二是山水公司与何侠日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现对这两个焦点综合分析如下。 从庭审过程来看，原告自始至终并不否认涉案交通死者为其公司员工。原告以死者为“黄作杰”而非何侠日为由否认其与何侠日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以及质疑何伟提起工伤认定申请资格的辩解不能成立，主要理由有：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交警部门具有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职权，其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在无相反证据证明情况下，涉案交通事故中当事人的真实身份应以被告提供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相关内容认定，而非原告提供的简历表等证据确认。其次，从原告提供的简历表所附“黄作杰”身份证复印件情况看，其于2010年3月招录“黄作杰”时，“黄作杰”所提供的身份证（1990年12月30日签发、期限10年）已失效，这说明原告当时并未尽到核实“黄作杰”真实身份的责任和注意义务。第三，被告提供的证据11、10和8能够证明，黎小龙作为原告委托配合被告调查工伤认定的员工，其在交警部门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承认死者的真实身份为何侠日，其在被告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中另陈述死者为原告公司员工“黄作杰”。上述证据结合何伟在被告对其所作调查笔录中承认何侠日以“黄作杰”名义入职原告公司的陈述，足以证明原告所述的“黄作杰”与何侠日乃同一人，何侠日系冒名以“黄作杰”身份入职原告公司以及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第四、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何伟系何侠日的儿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何伟作为死者何侠日的近亲属，其有权提起涉案工伤认定申请。此外，晋江人社局收到何伟的申请后，及时依法受理和开展调查工作，符合法定程序，其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职工申请工伤认定的最终目的是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获取或向用人单位索赔工伤保险待遇，而非仅仅是获得工伤的确认，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处理工伤认定事务时，对于一些能够查明的对工伤认定无关但影响工伤保险待遇索赔的事实，应尽量在其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加以载明，以减少不必用的争执。对于何侠日冒名以“黄作杰”身份入职原告公司这一不影响涉案工伤认定以及结果正确性，但影响第三人索赔工伤保险待遇的内容，虽然晋江人社局在庭审时有加以说明，但在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调查核实部分却未见有所体现，被告应在以后的工伤认定工作中加以注意。 综上所述，山水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福建晋江市山水鞋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福建晋江市山水鞋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正乾 审 判 员  谭海燕 人民陪审员  潘清辉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林前枢 书 记 员  邱 思 附注：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