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再155号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华山，男，1964年2月2日出生，汉族，山东省肥城市东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住山东省肥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晖东，山东信望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甄传林，男，1957年6月6日出生，汉族，济南槐荫通达工程机械修理厂业主，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宝（系甄传林侄子），男，1975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二审上诉人李华山因与二审被上诉人甄传林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2月21日作出（2012）济商终字第221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2018）鲁民监12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审上诉人李华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晖东，原审被上诉人甄传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华山再审称，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收据》和《证明》是伪造的。1.肥城市公安局对孙勇和孙建忠的询问笔录证实，孙勇所写二张《收据》的压路机没有用在李华山承包的工程上，付款人是孙建忠，与李华山没有任何关联。原《收据》条上没有“李华山”这个印章。2.肥城公安机关对董军询问笔录证实，董军所写《证明》上挖掘机没有用在李华山承包的工程上，董军与李华山不认识，挖掘机的付款人是肥城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肥城建安公司），该工程与李华山没有关系。上面“李华山印”系伪造。3.李林《证明》、宋光荣《证明》上的“李华山印”系甄传林私刻李华山印章所盖而成。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退案说明》证实，董军、孙勇，宋光荣、李林书写《收据》、《证明》条上“李华山印”为同种印油所盖形成。二、《租赁合同》是甄传林单方伪造的证据，原审判决以《租货合同》上载明的机械设备单价作为计算租赁费和支付违约金的依据，判决李华山支付租赁费完全错误。1.《租赁合同》上的“李华山印”的方形印文系甄传林私刻的印章所盖。2.《租赁合同》出现“山东兴润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润公司）的字样早于工商登记核准时间，2003年修建文化路时，根本没有“文化路陈柳村路段”的说法，该字样亦出现在《租赁合同》中，可以证实合同是虚假的。三、原审判决在证据的认定上和证据规则的适用上明显错误。李华山提供了肥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宗、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退案说明》、肥城市工商局登记改制材料、百度地图等证据证明租赁合同和相关证明是伪造的，证据真实、合法，证明力强。但原审判决仅以“其举证的相反证据不足以推翻甄传林的主张”判决李华山败诉错误。甄传林提供的录音证据，等同于甄传林个人陈述，该录音中李华山没有认可使用过甄传林的机械设备，该录音证据没有任何证明力。原审判决在没有认可特殊情形的情况下，适用法官自由心证进行判决，必然导致错判。四、本案争议焦点应为甄传林提供《租赁合同》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以及《证明》和《收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在李华山否认与甄传林签订过《租赁合同》以及“李华山印”不是李华山本人的印章所盖的情况下，甄传林必须证明《租赁合同》、《证明》和《收据》上的“李华山印”方形印文系李华山本人的印章所盖。但甄传林始终没有举出有效证据，甄传林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五、《租赁合同》、《机械设备租赁结算》均只有李华山的印章，没有李华山签字。证明合同成立和租赁事实存在的证据只有“宋光荣的个人证言和一份录音，宋光荣与甄传林之间熟识且有利益往来，故宋光荣证言证明力较低，不能作为有力证据使用。宋光荣与李华山曾有过租赁关系，也有经济往来，但并没有签订过租赁合同。请求撤销原判，驳回甄传林的诉讼请求。甄传林答辩称，一、租赁合同是真实的。1.《租赁合同》上有李华山印章，说明李华山是合同当事人，李华山否认有这个印章，其有义务证明这个章不是他的，是甄传林私盖的，一审中李华山提出对章鉴定，可以看出证明甄传林私刻、私盖印章的举证责任在李华山。2.经过鉴定无法证明该名章是甄传林所刻，无法否定李华山名章的真实性。相反，在鉴定退案说明中，关于印油的两个不同和一个相同的结论性说明，支持了甄传林的主张，说明租赁合同是真实的。二、李华山再审理由均不成立。1.李华山用肥城市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证明租赁费与李华山无关，公安部门之所以制作询问笔录，是因李华山报案称甄传林诈骗李华山，但2008年至今，肥城公安机关并未认定诈骗。2.虽肥城建安公司改制工商登记核准时间在2004年12月，但肥城市政府批准文件在2004年3月，该单位申请报告在2003年，肥城市要求各单位改制的文件在2002年，如李华山再审称2004年12月工商局才核准兴润公司名称，事实上在核准以前，肥城建安公司就刻制了兴润公司公章而且使用。兴润公司是李华山让写的这个称谓。宋光荣挖掘机先期为李华山干工程，因文化路工程李华山让宋光荣为其联系机械设备，李华山讲了合同条件后，宋光荣联系的甄传林，至于李华山租设备后在何处施工、施工空闲中再到何处干活等具体工地名称和总承包单位名称与租赁价格无关，甄传林没有义务审查这些与价格无关的内容，只要按时给付租赁费就行。3.《租赁合同》中对兴润公司和文化路陈柳村路段的提法，及对工程量要求签章为准是按李华山提的要求制作的。4.案件原审过程中，法官要求双方提供所施工路段的照片及资料，而李华山提供的是下载的该路段的百度地图。5.李林是李华山的施工代表，他俩有亲属关系，原审中李华山不承认认识李林，但肥城车管所登记中，李华山使用的帕萨特轿车登记在李林名下，在与李华山的讲话录音中也有李林出国了，去韩国了等言词，如不认识李林，怎么知道李林出国了。6.李华山没有提供对李林的询问笔录，也说明李华山不敢让李林到公安部门作询问笔录，因为李林一露面，李华山报假案的事就露馅了。7.李华山认为录音显示王慧个人要账，显示李华山、宋光荣有合同关系，那么李华山应进一步解释，王慧要的是什么账，李华山欠王慧什么款。李华山还应提供他和宋光荣的合同以证明他与宋光荣是什么样的合同关系。现在王慧承认是甄传林的汽车队长，宋光荣认可是甄传林的工地代表，李华山拿不出他与宋光荣的合同来，李华山欠甄传林租赁费很清楚。8.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07)槐民初字第568号济南城建爆破工程中心诉宋光荣欠款—案，工程量、工程造价与李华山爆破款完全—致。公安机关对爆破工程的审批、爆炸物的购领是很严格的，李华山对该证据的质证自始不敢提及。一审、二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恰当，请求维持原判。甄传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华山向甄传林支付租赁费730985.20元及利息16525元。事实与理由：2003年，李华山因承接肥城市文化路修路工程，急需修路用的挖掘机、推土机、油锤等设备，李华山通过宋光荣与甄传林相识，并于同年2月26日与甄传林签订租用甄传林机器设备的《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李华山租赁甄传林挖掘机、推土机、油锤等修路设备，李华山按照约定支付租赁费。合同签订第二天，甄传林设备入场至2003年7月29日工程结束。租赁期间李华山仅支付油料费、生活费约20万元，租赁完毕后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租赁费，尚欠租赁费730985.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甄传林系济南槐荫通达工程机械修理厂个体业主。2003年2月26日，甄传林以济南槐荫通达工程机械修理厂名义（乙方）与李华山（甲方）签订租赁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李华山因承接山东兴润建筑有限公司路桥项目部文化路修路工程，为施工需要，经宋光荣联系租用乙方济南槐荫通达工程机械修理厂挖掘机、推土机、油锤等施工机械，双方自愿协商如下：一、工程名称、地点：肥城市文化路陈柳村路段0+554.4至1+250.4的路段工程。二、甲方租用乙方机械设备及单价：挖掘机装车，每车30元；20吨斯太尔自卸车运输，每车30元；日立300挖掘机，每台班2000元；大宇220挖掘机、日立200挖掘机，每台班1600元；大宇280挖掘机，每台班2000元；住友280油锤，每月4.5万元；170推土机，每月1.1万元；山推D85推土机，每月2.2万元；18吨振动压路机，每月1.5万元，厦门40装载机每月1万元。执行每8小时一台班，每30天一月。三、使用时间、工程量由经办人以现场实际发生、报甲方签章为准。四、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五日内机械进场，甲方应负责机械设备进场、机械存放费用，乙方负责雇佣该设备的操作人员，雇佣费用由乙方承担。五、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工程图纸以及地下管网、电缆等各种地下埋藏物的布局、位置、深浅，否则造成的任何后果与乙方无关，由甲方负责。乙方机械操作人员必须服从甲方现场人员的指挥和安排，但甲方不准要求乙方违章作业。六、施工期间的日常油料费、生活费由甲方根据乙方需要随时借支，该款项计入总租金中，待租赁结束后从总租金中扣除。剩余租赁款于租赁结束、工程完工后一年内付清。七、如乙方机械未按时进场或施工迟延，除不可抗拒因素外由乙方赔偿甲方实际损失；如甲方未按时支付租赁费用，则按照租赁费总额的日万分之五承担违约金。八、租赁、施工期间如有其它租赁或施工项目可据实结算。九、双方如因履行合同、租赁费用等发生争议协商不能解决，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十、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盖章后生效。”该合同甲方落款处盖有“济南槐荫通达工程机械修理厂合同专用章”，乙方落款处盖有李华山名章。2007年5月8日，原审法院作出（2007）槐民初字第568号民事判决，已生效。该判决认定：2003年3月25日，原告济南城建爆破工程中心与被告宋光荣签订爆破工程施工合同，对肥城市文化路西段路基石方进行爆破施工，完成工程量2万立方米，该工程于2003年5月6日竣工。该案中宋光荣作为被告辩称其仅是中介人，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是李华山。本案中，甄传林及宋光荣均认可宋光荣是甄传林驻工地的代表。甄传林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自2003年3月11日起到2003年8月11日的证明、收据等书证一宗，经手人分别为李林、孙勇、宋光荣、董军等，以说明甄传林挖掘、推土、压路、运输等工程量，上述书证均加盖李华山名章。甄传林还提供了土方工程量计算表及（2007）槐民初字第568号民事判决书，以印证工程量的真实性。甄传林据此工程量并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的单价结算，总租赁费为999960元，扣除李华山已付款268974.8元，尚欠租赁费730985.2元。李华山对甄传林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并提供2003年3月3日工程承包合同，以证明其承包的肥城建安公司路桥项目部城西路网工程。工程内容为：文化路（0+560～李卫东接头处）段，约计0.6公里，包括全部路床、开挖、石方爆破及土石方挖填运输，管槽开挖及路基碾压成型，边坡找平等。工程任务自2003年3月3日开工至2003年3月28日完工。肥城建安公司2004年12月14日改制为兴润公司。李华山还提供了公安机关对孙勇、董军等的询问笔录。甄传林对李华山提交的承包合同、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甄传林、李华山双方不存在租赁关系。甄传林还提交了其委托代理人甄宝、王慧与李华山的谈话录音、王慧的存折、宋光荣等的证明，以证明李华山与甄传林有租赁业务关系，并曾向甄传林付过款的事实。李华山对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未提出鉴定申请。原审法院对上述录音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从录音的内容看，李华山认可使用过甄传林的机械设备的事实，对于王慧提出李华山曾向甄传林付过款、李林为李华山打过工的事实，李华山也未否认，只是说应让宋光荣算账、结款。庭审中，李华山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租赁合同中“李华山印”与起诉状中“甄传林印”是否同一机器所刻或同一人所刻、是否同一时间所刻、是否使用同一印油，以及孙勇、宋光荣、董军、李林书写收据、证明条上“李华山印”与起诉状中“甄传林印”是否同一时间所盖、是否使用同一印油进行鉴定。原审法院技术室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后出具退案证明，内容为“经检验《起诉状》中“甄传林印”、《租赁合同》中“李华山印”两印文为不同印油盖印形成，不具备进行相对形成时间检验的条件；《起诉状》中“甄传林印”、孙勇、宋光荣、董军、李林书写《收据》、《证明》条上“李华山印”为不同印油盖印形成；孙勇、宋光荣、董军、李林书写《收据》、《证明》条上“李华山印”为同种印油盖印形成，但标称时间间隔较短不具备进行形成时间检验的条件。根据现有条件无法对两枚印章是否出自同一机具进行鉴定。根据现有检验无法满足委托要求，故本案做退案处理。”甄传林、李华山双方均未对该退案说明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有无租赁合同关系。甄传林提交的租赁合同盖有李华山的名章，李华山辩称从未刻制、使用过该名章，认为该名章系甄传林伪造并提出鉴定申请。但经鉴定无法认定该名章系甄传林所刻，无法否定李华山的名章的真实性，故只能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根据甄传林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认定甄传林、李华山双方有租赁业务关系，李华山辩称的与甄传林不认识、没有业务关系，显然不能成立。因此，结合甄传林提交的存折、收据、证明等书证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李华山租赁甄传林机械设备的事实。李华山辩称甄传林提交的租赁合同与承包协议签订日期不符合施工习惯、单位名称不符、工程标段不符等不合常理，合同内容不符合签订习惯，故租赁合同是虚假的。对此法院认为，因双方仅是机械设备租赁关系，对甄传林要求不能过于严苛，另外，合同中“签章为准、盖章后生效”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因此李华山的上述观点不能对抗甄传林提交的录音证据、书证及证言，不能仅据此否定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法院对李华山上述辩称不予采纳。甄传林为证明其履行了租赁合同义务，提交了证明、收据、土方工程量计算表、民事判决书等工程量的证明，李华山不予认可，但没有提交相反证据，并且合同中约定由经办人负责、报李华山签章为准，甄传林的做法符合合同约定，因此甄传林要求李华山支付尚欠租赁费730985.2元合法有据，应予支持。甄传林主张该款自2004年7月30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违约金，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判决：一、李华山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甄传林租赁费730985.2元；二、李华山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甄传林上述款项自2004年7月30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违约金。案件受理费17060元，由李华山负担。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予以确认。另，一、甄传林根据李林、孙勇、宋光荣、董军等经手的收条计算的《机械租赁费结算清单》载明:1.斯太尔运输车运土石方，数量为8746车，单价为30元/车，合计262380元。2.挖掘机土石方装车，8746车，单价为30元/车，合计262380元。3.日立300挖掘机台班，数量为10台班，单价为2000元/台班，合计20000元。4.DH280（挖掘机），数量为21.8台班，单价为2000元/台班，合计43600元。5.170推土机，数量为1个月，单价为11000元/月，合计11000元。6.住友280油锤，数量为36天，数量为1500元/天，合计54000元。7.DH220挖掘机，数量为25.4台班，单价为1600元/台班，合计40640元。8.日立220挖掘机，数量为20.6台班，单价为1600元/台班，合计32960元。9.厦门40装载机，数量为2个月，单价为10000元/月，合计20000元。10.山推D85推土机，数量为1个月，单价为22000元/月，合计22000元。11.18吨振动压路机，数量为4个月22天，单价为15000元/月，合计71000元。12.石方爆破，数量为2万平方米，单价为8元/平方米，合计160000元。总合计999960元，已付款268974.80元，尚欠730985.20元。二、甄传林提供的录音中“李华山”部分讲话内容如下：“咱干的那一块连上土的一块钱都没付，03-04年欠一百多万对方如果给我，我不给你，那我不够意思，我准备打官司告他们去。”“付油款十多万，打的（运输）车数八千多车，油锤（4.5万每月）压路机、推土机包月，我光欠油款还不少，上次你和老甄来我付了伍万。”“老宋给停车，是老甄还是老甄媳妇停的，第二天停的当时都上二灰了。”“我接着给你打电话，路床完事了，上二灰了，停车都是老宋办的，那时候公家不拨款，第一次拨了四万，我给老宋两万，我留下两万。”“所有设备都是通过老宋过来的，土方两元一方，挖掘机还有一块台班。”“大推干了一个月，他说这个钱我怎么付法，油锤老甄给我叁万伍，老宋给我定肆万伍，你说他实在吗？”三、在重审一审庭审中，在要求李华山一方对甄传林提供的录音证据进行质证时，李华山代理人表示录音听不清楚，且认为数码录音很容易修改，真实性不好确定。审判人员询问：被告，2005年10月28日星期五，李华山是否与王慧、甄宝谈过话？李华山代理人回答：被告本人称记不清了。审判人员问：被告，你认为录音有不清楚的，但也有清楚的，录音中是否有李华山的声音？李华山代理人回答：不能确定。审判人员问：被告认为数码录音有可能被修改，对录音本身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事实是否认可？李华山代理人回答：不清楚。审判人员问：被告如果对录音的真实性是否经过剪辑不好确认，庭后七日内可以向本院申请鉴定，逾期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明白了吗？李华山代理人回答：明白了。审判人员问：被告，录音中提到已经付款，其中有一段“老宋拿了2万元，之后拿了5万元……如何解释”？李华山代理人回答：无法解释。李华山未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时间内提交鉴定申请。在本院二审庭审中，本院询问李华山代理人对录音证据的意见，李华山代理人称李华山说记不清了。四、宋光荣和王慧二审出庭作证。宋光荣作证称，我有200挖掘机和400装载机，在2002年曾经给李华山干过工程。后来李华山承包了肥城市文化路工程，需要很多设备，我的设备不够，所以我就介绍了甄传林。涉案租赁合同是李华山打印后交给我的，我拿了文件给甄传林看，甄传林说虽然约定的租金很低，但活不好干，就同意了，并加盖济南槐荫通达工程机械修理厂的公章，我又拿着合同去找李华山，在李华山工地的工棚里，李华山加盖了自己的人名章。涉案的证明条中我写的收条都属实，证明租赁设备给李华山干活的工程量。因为设备（其中也有我的设备）租赁给李华山后，甄传林委托我在文化路负责。李华山一方是李林负责，对于每次使用的租赁设备的工程量，李林处也有一个小本子，只有我写的条子与李林写的本子对起来，李华山才给我加盖人名章。董军、孙勇、李林出具的条子上当时都没有李华山的人名章，都是我找李华山加盖的人名章。李华山付过生活费和油料款。王慧作证称，我通过干活认识的李华山，与甄传林是合伙关系。李华山在文化路施工，租赁的机械设备有甄传林的，也有宋光荣的，其中的运输车辆是我的，车辆与设备是一并出租给李华山的，对外是以甄传林的名义，只签订了涉案的一份租赁合同。之后李华山付过个人的生活费和油钱。我多次去找李华山要钱，我与甄宝至少去过三次，我与甄传林去过一次，我与甄传林去的那次李华山给过伍万，然后通过我的银行卡在2004年1月19日打给我两万。甄传林一方提供的录音证据中是我与甄宝代表甄传林去找李华山要账时的录音。李林是李华山在工地上的负责人。五、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李华山发出开庭传票及到庭参加诉讼通知，要求李华山亲自到庭参加庭审。在本院指定的开庭时间，李华山没有到庭，其代理人称已经收到通知，但李华山出差了。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甄传林与李华山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甄传林提供了租赁合同、存折、土方工程量计算表、结算单及证明、收据一宗、录音、证人证言、民事判决书、照片等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李华山提供了工程承包合同、公司改制批文等工商材料、公安询问笔录一宗、刑事案件登记表、地图等支持自己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陈述及举证情况，虽然甄传林提供的租赁合同和证明、收据等材料中仅有李华山的人名章，没有李华山的亲笔签名，但是可以认定甄传林与李华山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李华山提供的其与肥城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路桥项目部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工程内容是文化路（0+560——李卫东接头处）段，约计0.6公里。而甄传林提供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工程名称、地点为肥城市文化路陈柳村路段0+554.4至1+250.4的路段工程。甄传林称两份合同约定的路段是重合的，0+560或0+554是文化路的桩号，指0至554米我方施工或李华山承包路段的实际长短。李华山不予认可，但对于0+560或0+554具体是什么意思不清楚。但从字面看，两者应该有重合，故可以认定租赁合同中约定的路段与李华山承包的文化路路段应该是重合的。2.对于甄传林提供的录音，李华山称对真实性不好确定，对于2005年10月28日李华山是否与王慧、甄宝谈过话也记不清了。经一审审判人员充分说明，李华山代理人仍表示不能确定录音中是否有李华山的声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根据上述规定，应视为李华山一方对录音内容的认可。根据录音资料，其中提到运输车数八千多车，油锤4.5万元每月，压路机、推土机包月等，这与租赁合同中的约定及甄传林提交的《机械租赁费结算清单》中的部分内容相符，且李华山认可曾给过宋光荣和甄传林钱，甄传林或其妻子曾给停车等事实。3.宋光荣、王慧均到庭作证，证实李华山租赁甄传林设备及拖欠租赁费的事实。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甄传林主张与李华山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李华山予以否认，但其举证的相反证据不足以推翻甄传林的主张。综上，原审判决李华山支付甄传林租赁费730985.2元及相应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李华山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60元，由上诉人李华山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2003年2月26日，甄传林以济南槐荫通达工程机械修理厂名义（乙方）与李华山（甲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否真实。1.从合同签订过程看，本案一审起诉状、宋光荣提交书面证言、宋光荣庭审证言存在矛盾之处。甄传林在起诉状中称，合同是李华山与甄传林通过宋光荣相识后，于2003年2月26日签订。宋光荣提交的书面证言称，合同是李华山先跟宋光荣谈好条件后，宋光荣于2月25日与甄传林见面，按照李华山要求打印好合同，由甄传林签章后交给宋光荣保管，2月26日，宋光荣又回到肥城找李华山盖章。庭审中宋光荣称，合同是李华山在肥城打印好后交给宋光荣，宋光荣又交给甄传林。宋光荣的证言自相矛盾，与甄传林的起诉状陈述也不一致。2.从工程来源看，《租赁合同》中表述为“李华山因承接山东兴润建筑有限公司路桥项目部文化路修路工程”；李华山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中表述为“完成我路桥项目部（甲方）承接的城西路网工程”，该甲方为“肥城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路桥项目部”。两份合同对于承接涉案工程的来源表述不一致。3.《租赁合同》签订时，合同中所述“山东兴润建筑有限公司”尚未成立。根据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原名称为“山东省肥城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2004年9月22日，肥城建安公司申请名称预先核准登记时共提供了四个公司名称以备选，“山东兴润建筑有限公司”仅是其中之一，2004年12月14日肥城建安公司变更名称为兴润公司。4.《租赁合同》签订时间为2003年2月26日，《工程承包合同》签订时间为2003年3月3日，《租赁合同》签订时间早于李华山自肥城建安公司承包工程的时间。5.《租赁合同》中加盖有“李华山印”私章，但无李华山签字，而《工程承包合同》是李华山签字。6.合同内容中的表述有刻意之嫌。《租赁合同》第三条、第十条约定“使用时间、工程量有经办人以现场实际发生、报甲方签章为准”、“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盖章后生效”，两条款中都只约定“签章”“盖章”，合同最后也没有李华山、甄传林签字，只有印章，且《工程量证明》上，也只有“李华山印”章。7.《租赁合同》“乙方”加盖的印章为“济南槐荫通达工程机械修理厂合同专用章”，再审中，本院调取了济南槐荫通达工程机械修理厂工商登记材料，显示该厂系个体工商户，业主为甄传林，成立日期为2005年12月14日。双方当事人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均无异议。根据工商登记信息，2003年2月26日《租赁合同》签订时，该厂尚未成立。综合上述事实，《租赁合同》与其他相关证据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客观性不足以认定，对于该《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二、对于甄传林是否实际履行了租赁合同义务。1.原审中，甄传林提交了18份《收据》、《证明》，用于证实已经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及李华山使用设备时间及工程量。该18份工程量结算证明条中，宋光荣签字的10张、李林签字的5张、董军签字的l张、孙勇签字的收据条2张，18张证明条均加盖有“李华山印”的印章。对于该18份证明李华山均不认可，认为上述证明条中的“李华山印”系伪造，证明中所涉工程与涉案工程无关。2.甄传林为证实其实际履行了租赁合同，在一、二审期间申请宋光荣出庭作证。经查明，宋光荣系合同签订介绍人、甄传林所称工地负责人，与甄传林系同村，本案涉案工程之前与李华山有业务往来的人员，其证言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和疑点。(1)证明条中宋光荣是证人，与系甄传林施工负责人的身份不符，是利益相关人，缺乏足够证明效力。（2）宋光荣称证明全部是其书写后，李华山加盖私章，但其中2003年4月26日的证明条显示为先有章，后有字，表现为“字压章”。(3)宋光荣称李华山使用工程机械全部来自于甄传林，与孙旭东（时任肥城市公路局机务科工作人员）在公安机关笔录矛盾。孙旭东证实李华山承揽的路段，租用的是东平县公路局的路拌机。⑷与《工程承包合同》相矛盾。承包合同的工程约定的总施工期大约一个月左右、且仅此一项工程，但工程量结算《证明》时间跨度从2003年3月份到8月份。故对其宋光荣证言本院不予采信。3.李华山于2007年12月17日向肥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称甄传林伪造其私章，有诈骗嫌疑，肥城市公安局对董军、孙勇、孙建忠、孙旭东制作了询问笔录。董军（时任肥城市建筑安装公司的施工负责人）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其署名的证明条是其本人签属，是其当时负责刘庄步行街的结算凭条，该路段施工与李华山没有任何关系，其亦不认识李华山，当时将证明条交给挖掘机司机时上面没有“李华山印”章。4.再审期间，李华山申请证人孙勇、孙建忠出庭作证。孙勇（孙建忠工程队的施工负责人）称，两张收据条是本人所书写，与李华山没有任何关系，是孙建忠承揽肥城左丘明路工程的压路机租赁费用，由司机按照收据条的工程计量找孙建忠结账。孙建忠与孙勇的陈述一致，并称该收据已同压路机司机结算，收据有回联，回联上没有李华山的章。5.对于在本案李林的证明，甄传林称李林是李华山施工负责人，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李华山称在承揽该工程以前，李林确实跟着李华山干过一些住宅施工工程，但未参与过涉案工程的施工。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甄传林提供的证明中的设备系在李华山承包工地施工及为李华山施工，不足以证实甄传林已履行了租赁合同义务。三、甄传林提交(2007)槐民初字第568号民事判决，拟证明爆破土方的实际承包人是李华山，甄传林施工涉案工程。经审理本院认定，该案件原告是济南城建爆破工程中心，被告是宋光荣，与甄传林或槐荫通达工程机械修理厂没有关系，与李华山也没有关系。该判决已经认定宋光荣系欠款人，不是中介人，宋光荣也未对该判决提出上诉。故，通过该判决不能认定爆破土方与李华山有关，也不能认定甄传林施工该判决所涉工程。四、甄传林原审提交录音摘录，拟证明追要工程款，自己施工涉案工程的事实。经审理本院认定，录音是甄宝、王慧向李华山催要账款时录制。该录音并不能得出李华山与甄传林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结论，录音中李华山反复提到宋光荣，并称应向宋光荣要钱，表明宋光荣并非只是甄传林的施工负责人。五、对于《租赁合同》及收据、证明中“李华山印”是否系李华山所印。一审时，李华山曾申请法院进行鉴定，因根据现有检验无法满足委托要求，故鉴定机构做退案处理。再审中，本院调取了李华山在银行预留印章，与本案所涉印章存在明显差异，但因时间相距较长，本案不作为有效证据。六、甄传林未提交证据证实李华山曾使用过案涉印章。本院再审认为，一、甄传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该条明确了当事人在合同书上签字或盖章的时间为合同成立的时间，不仅确认了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外在表现形式为签字或者盖章，而且赋予了盖章与签字在合同成立上同等的法律效力。依法成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有登记备案的公章，经登记备案的公章对外具有公示效力，所以，通常情况下，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外签订合同时，采用盖章的形式。而自然人的私章没有登记备案的要求，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该私章为其所有，盖章行为是其所为时，该方当事人实质是否认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合意、成立了合同关系。这就涉及到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在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该私章为其所有，盖章行为是其所为，即否认与对方成立合同关系时，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该方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该枚私章为对方所有以及盖章的行为为对方所为或对方委托他人所为。就本案而言，李华山否认合同书上的私章为其所有，也否认在合同书、工程量证明上盖过私章，实质是否认与甄传林订立、履行过涉案租赁合同，在此情况下，甄传林应该举证证明私章为李华山所有且盖章行为也为李华山所为。原审判决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李华山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在甄传林不能证明李华山的私章为李华山本人所有并加盖，也不能证明李华山曾使用过该印章的情况下，对于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本院难予认定。甄传林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甄传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实际履行了租赁合同义务。在本案不能认定《租赁合同》真实成立的情况下，甄传林主张与李华山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其应举证证明其实际履行了租赁合同义务。综合对本案证据的分析，甄传林提供的证据与起诉状、审理中的陈述不一致，证人宋光荣证言前后矛盾，对于“李华山印”的真实性不能举证证明，故甄传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履行过合同及李华山使用过甄传林的机械设备，甄传林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华山的再审请求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2）济商终字第221号民事判决和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08）槐商重字第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甄传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060元，由甄传林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060元，由甄传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蔚大鹏审判员  林洁华审判员  秦华玲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姜蒙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