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陕0503行初13号 原告:刘某，男，1984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渭南市华州区华州街道办事处城内村西街组。 原告：刘某甲，女，1980年4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原告刘某之姐。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彦涛，陕西哲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渭南市华州区不动产登记局。 负责人：姚某某，渭南市华州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某，渭南市华州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第三人：王某，男，198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渭南市华州区莲花寺镇高家河行政村一组人，现住渭南市华州区新华城市广场小区A座6单元1401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某，男，1948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渭南市华州区军民南路21号，系第三人王某之父。 原告刘某、刘某甲认为被告渭南市华州区不动产登记局侵犯房产权一案，于2019年7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某、刘某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彦涛，被告渭南市华州区不动产登记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某，第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某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渭南市华州区不动产登记局于2003年4月23日给第三人王某颁发了华房权证登有（华私）字第0200371号房屋所有权证，将座落在华州区军民南路的房屋（一间半两层，总面积163.73㎡）登记在第三人王某名下。 原告刘某、刘某甲诉称，1990年原华县华州镇城内行政村为解决村民口粮问题，将位于军民南路的土地按人头每人宽1.23米分给村民建房使用，原告全家四口人共分得4.92米宽宅基地，后原告家庭在分得的土地上建房。2019年5月30日原告发现，原告家庭共同所有的房屋已于2003年4月23日被渭南市华州区房屋管理局初始登记在第三人王某名下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书。后经了解，当时申请办证的材料是虚假的，王某并不是城内村村民，军民南路的房屋也不属于其所有。房管局未尽到审慎审查职责，办证程序也存在违法情形，其给王某办理房屋登记的行政行为违法。现请求判决撤销渭南市华州区房屋管理局2003年4月23日作出的房权证华字第0200371号房屋所有权登记，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莲花寺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资料查询结果，证明第三人王某是渭南市华州区莲花寺镇高家河村一组人。2、渭南市华州区华州街道办事处城内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材料，证明涉案房屋所占的土地所有权归华州街道办事处城内村，宅基地使用权归原告家；同时证明原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还证明该土地具有身份性及社会保障功能。3、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发出的（2019）陕0503民初564号调查令，证明被告违反不动产登记条例，不接受律师查看房产信息，原告通过申请法院调查令才得知该房屋已经办理房产证，证明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渭南市华州区华州街道办事处城内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材料只能证明土地权属，不能证明房屋权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第三人提出2006年签订补充协议的时候原告刘某参与且见到了房产证原件，证明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同被告。 被告渭南市华州区不动产登记局辩称，1、为第三人颁发房产证依据的事实清楚、资料齐全、程序合法，完全正确适当，并不存在违法不当之处；2、原告起诉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成立；3、原告在近二十年后提起本诉，显然早已超出起诉期限，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均不应当受理，应当驳回起诉；4、原告并非合法权益的所有者，其无权提起本案之诉，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起诉。综上所述，被告所作的房屋登记事实清楚准确，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完全符合当时的法规和政策；原告起诉的理由与实际情况不符，于理不通，均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维持行政机关正确的登记行为，维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1、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房屋测丈计算表、房屋所有权登记测丈表及房屋平面草图，证明第三人作为申请人向登记机关提交了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登记机关经过审批程序进行了登记。2、申请人向登记机关提交的原华县华州镇城内行政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材料（上有原华县华州镇人民政府公章，并注明情况事实），证明申请人王某是原华县华州镇城内行政村西街组村民，还证明王某申请登记的房屋是其在原划庄基上盖的。3、房屋所有权登记委托代理书、原华县华州镇城内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委托证明书(有原华县华州镇城内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公章）、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有原华县华州镇城内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公章），证明第三人王某作为申请人委托原告之父刘建国作为代理人去登记机关办理的房屋登记手续，并且得到了房屋四邻及所在村民委员会的认证。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的房屋测丈计算表、房屋所有权登记测丈表及房屋平面草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为该申请书载明的申请时间是2003年4月22日，经办人审批意见时间是2003年4月25日，复核意见是2003年4月25日，领导批示时间也是2003年4月25日，但是房管局颁发的房产证是2003年4月23日，该申请书上显示的领证时间却是2002年3月25日，可见该份材料明显是在办证以后补充的，房管局的办证程序明显违法。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明是虚假证明。对证据3中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为委托代理书上在委托人签章处是空白的，也就是说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代理书，且该委托代理书载明，委托人王某与受委托人刘建国是女婿关系，这明显是虚假的；委托证明书载明王某系城内村西街组村民，与当庭查明的事实明显不符；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在调查意见处未填写调查意见，经办人也未签字，根据办证程序该申报表属于无效文件。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所有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王某述称，1、涉案房屋是原告之父刘建国于2003年卖给我的，当时我的前提条件是办了房产证我才买；后我给刘建国提供了我的真实身份证，并委托其给我办理了房产证；房产证办好后我才支付的房款，而且将《房屋买卖协议书》进行了公证。2、2003年房屋买卖协议达成后曾宴请四邻，当时原告刘某甲及其父亲刘建国都参与了，刘某甲那时即知道了其父是将房屋卖给我的；2006年原告刘某及其父亲刘建国多次找我说卖房时其房后搭的棚及辅助设施未算钱，找我要钱我不同意，并将公证书和房产证拿出让原告刘某及在场说话人看，后经张备战和刘俊智从中说话我又给其付了2000元，原告刘某于2006年也知道了其父是将房屋卖给我的，而且还办理了房屋登记；所以二原告现说他们对其父于2003年将房屋卖给我的事实不知情不属实。 第三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03年4月22日二原告之父刘建国与第三人王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一份及2003年4月28日原华县公证处作出的（2003）华证字第086号公证书一份；2、2006年2月16日二原告之父刘建国与第三人王某签订的协议一份（即房屋买卖补充协议）；3、房权证华字第0200371号房屋所有权证一份；4、证人黄绍钦、张备战、刘俊智证言。以上证据证明第三人与二原告之父刘建国之间于2003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及2006年签订的补偿协议均为有效协议，且涉案房屋办理了房权证，本案涉案房屋所有权归第三人所有；还证明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其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审理的是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不是民事纠纷，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宅基地不允许向本经济集体组织以外的人转让，所以该份协议不合法，达不到证明目的。证据2上没有原告的签名，对其真实性原告无法确认，对其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同证据1。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其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诉争的就是该房屋登记行为是否合法，在法院未作出生效判决前该份所有权证书不应作为证据出示。证人黄邵钦证言与本案无关，因为本案是行政诉讼，主要审查的是被告作出房屋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对证人张备战、刘俊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为张备战在两次出庭作证时的陈述中前后不一致，不具有可信性；刘俊智年龄大且有疾病，却对十几年前的事情记忆犹新，连具体的年月日都清清楚楚，可见该证人证言明显是提前准备好的，不具有可信性；且本案主要审查的是被告作出房屋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证人张备战、刘俊智的证言均与本案无关。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与原告之父刘建国谈话，刘建国称：其于2003年4月22日与第三人王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并办理了公证及于2006年2月16日与第三人王某签订了协议一份（即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的事实均属实，但对于涉案房屋于2003年在房管局办理房屋登记的事实不知晓，因为当时第三人之父王某某只是说让其一起将房屋买卖协议公证了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不用其管；其就没有去过房管局，没有见过房产证，其是在2019年原告起诉民事案件时律师调取了房产证让其看时才知道的。本院于2019年12月27日与渭南市华州区房屋管理局副局长李永峰谈话，李永峰称：房管局原来的办证程序都是申请人先申请并交纳所有证件和资料，工作人员调查后对符合条件的填写好房产证后再将所有材料交领导批示，所以造成了房产证填发日期在先领导批示日期在后的现象；关于房屋所有权登记委托代理书，这是房管局制式的委托书，是申请人及其受委托人同时到场填写的，为了稳妥，该委托书下面还有委托证明书，让申请人带回去，行政村盖章后再交回房管局，而且这个委托书在后面的签名盖章处虽然没有委托人及受委托人签名但有他们盖的指印；关于领证签名的问题，不管是申请人还是受委托人领取，领证时必须带上本人身份证并填写本人名字方可领取，绝对不存在领证人领证时填写别人名字的现象。后李永峰向法庭提供了房屋产权发证登记簿，该登记簿载明，涉案房屋房产证是刘建国于2003年4月25日领取的。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刘建国的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本案涉及的房屋是原告家庭共有财产并非刘建国一人所有，其无权处分；并且本案是行政诉讼，主要审查被告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刘建国谈话与本案无关。对李永峰的谈话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李永峰系华州区房管局副局长，其单方陈述不具有客观性，且李永峰系当时办证的具体参与人，与本案存在巨大的利害关系，其证言的真实性不可采信。对于房屋产权发证登记簿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登记簿系被告单方制作，不具有客观性，并且登记簿上刘建国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本案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国家法律明确规定集体土地不允许转让，即使办证也应该办理农村宅基地确权证，而不应该办理房屋产权证，并且被告在办证过程中未履行法定职责，在办证材料明显存在虚假、办证程序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仍然登记的行政行为已经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不但损害原告的利益还损害渭南市华州区华州街道办城内村集体的利益，至于是谁领的证不是本案的核心问题，因此该登记簿与本案关联性不大。被告和第三人对本院与刘建国、李永峰谈话笔录及房屋产权发证登记簿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综合认定如下：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供证据证明的被告依第三人的申请为其办理了房屋登记的基本事实予以认定。对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2、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人黄邵钦证言主要证实了原告之父刘建国于2003年与第三人达成房屋买卖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人张备战、刘俊智证言证明原告之父刘建国于2006年与第三人达成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且当时原告刘某参与，第三人之父王某某现场出示了房产证，虽原告仅承认达成补充协议的事实而否认当时见到房产证的事实，但是按照一般人的生活常理和习惯做法，既然涉案房屋已于2003年取得了房产证，2006年又因该房屋买卖产生新的纠纷，双方为此协商时持证一方应当会拿出自己保管的房产证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于证人张备战、刘俊智证言证实的事实予以认定。对证人刘建国证言，因证人系原告之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该证言与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认定。对证人李永峰证言，因该证人系当时办证的具体参与人，且其证言与本案关联性不大，对该证言本院不作认定。对李永峰向法庭提供的房屋产权发证登记簿，因该登记簿系当时的办证机关发证时作出的，在领证人签字（盖章）和发证时间处由所有领证人亲笔填写，结合涉及房产证的登记时间、领证时间及其他证据，可以认定本案涉案房产证系原告之父刘建国于2003年4月25日领取的基本事实。 经审理查明，2003年4月22日，二原告之父刘建国与第三人王某经人说话达成了房屋买卖协议，刘建国将位于军民南路门面房一间半出卖给王某，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并于同年4月28日在原华县公证处办理了（2003）华证字第086号公证书。同时，王某委托刘建国在原华县房管局将涉案房屋进行了登记（房屋所有证号为房权证华字第0200371号）。2006年2月，因涉案房屋内部设施等问题，刘建国找王某之父王某某协商，后于同年2月16日经张备战、刘俊智从中调解，在原告和其父刘建国、第三人之父王某某的参与下，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协议》一份：由王某一次性付给刘建国人民币2000元，从此双方房屋及设施（包括附属设施）再无任何经济手续。期间，王某某现场曾出示了2003年办理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公证书》、《房屋所有权证》。2019年5月，二原告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为由将刘建国和第三人王某诉至本院，本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涉案房屋已于2003年给第三人王某办理了房屋登记，二原告撤诉，提起本次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应当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发生在2003年，原告于2006年2月就已经知道了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因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时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原告应当自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后一年内提起诉讼，其于2019年7月3日起诉，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且原告也未提供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关于原告诉称的“其于2006年2月仅仅知道其父刘建国将涉案房屋卖给了第三人王某，并不知道给王某办理了房屋登记的事实”的主张，因在2006年原告刘某和其父刘建国与第三人王某之父王某某协商买卖房屋内部设施问题时，王某某现场曾出示了2003年办理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公证书》、《房屋所有权证》，故对原告该主张不予采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某、刘某甲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刘某、刘某甲。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爱珍 审 判 员  王 欣 人民陪审员  薛海萍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