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13行终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辉，男，汉族，1975年9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公民身份号码：441************814。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康华，男，汉族，1972年10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办事处松岭新村财贸集团宿舍B栋502号，公民身份号码：441************213。上述二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钟昆旻，广东创通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志科，广东创通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艳娣，女，汉族，1969年4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1************227。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法定代表人王德，主任。委托代理人曾远平，党工委委员。委托代理人周小兵，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因与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以下称水口街道办）行政强制暨赔偿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行初8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志辉及委托代理人钟昆旻、李志科，上诉人王艳娣，上诉人水口街道办委托代理人曾远平、周小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2月24日，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陂头经济合作社（甲方）与原告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及案外人黄光义（乙方）签订了《土地（荒地）租用合同》，合同约定甲方租用给乙方的土地位于甲方辖下的俗名“羊头山”至“李洞坳”内的耕地及荒地，四至范围东至榄洞水库两周边、南至上窝自留地边（即2011年挖的界线至山边）、四至羊角山脚下、北至李洞坳（所属坭坎生产队的土地全部至山边和氷库边），租赁面积约300亩左右。(除桥石队耕地外，除山态林面积及祖坟地外)，山地向上顺延20米内由乙方控制管理，乙方如须使用，经甲方同意，另行商计租金，租用期限为30年，从2012年7月1日起至2042年6月30日止，并约定在租用期间如遇政府征用土地乙方应无条件服从，甲方收取土地租金不予退还，土地征用补偿款归甲方所有，青苗及其它地上附着物等赔偿款及经营损失补偿归乙方所有。2013年6月23日，甲方同意案外人黄光义将股份转让给原告王艳娣经营。2013年7月12日，原告王艳娣在惠州市惠城区********羊角山内注册成立了个体工商户惠州市惠城区陂头农场。2016年11月15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修建河惠莞高速公路惠州平潭至潼湖段项目。惠州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7日发布了《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河惠莞高速公路惠州平潭至潼湖段项目用地土地征收的预公告》[惠府(2016)201号]，公告内容显示征地范围总共7599.23亩，包含三原告涉案土地所在的惠城区水口街道三联村，征地红线范围内的补偿标准为（一）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按《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2016年修订调整）》[粤国土资规字(2016)1号]规定的三类区、四类区补偿标准执行。（二）青苗、房屋等地上附着物补偿按《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执行。2018年1月12日，被告在河惠莞高速公路（水口段）项目指挥部召开了“河惠莞高速公路（水口段）地告知会”。2018年3月29日，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城区********联村陂头村民小组签订《集体土地征收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征收土地面积210.554亩，其中耕地150.264亩，林地60.29亩，耕地类型按64600元/亩标准进行补偿，林地类型按25067元/亩标准进行补偿，补偿款共计11218344元，地上附着物、青苗、零星果树及其他设施等另行补偿。上述陂头村民小组被征收的210.554亩土地中，经村委会、国土部门、被告、用地单位确认的各权利人的被征收土地面积分别为：张英华7.55亩；张佛粦15亩；张运强（张运新）4.25亩；张瑞光4.4亩；张耀辉5.23亩；张日基2.4亩；张春祥0.06亩；潘粤（潘祥兵）9.4亩；桥石生产队（权利人余伟东、温丽苗）14.292亩；坭坎、上窝及桥石生产队（权利人刘志明）9.77亩；陂头村民小组集体山林地60.29亩；王艳娣、王志辉、杨康华65.79亩；存在异议17.408亩，共计215.84亩。（备注：鉴于考虑施工需要，紧挨项目征地红线边部分地上附着物会一并予以征收，所以地上附着物的补偿面积普遍稍大于地上附物所在的土地面积。）上述权利人除了原告以及张耀辉、张日基是补偿款公证提存的外，其他权利人均在《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上签名确认，并领取了补偿款。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水口国土资源所于2018年4月17日将征地补偿款人民币11218344元转账给水口街道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2018年6月14日，被告、国土部门、律师、村委会及村小组干部和业主单位代表与王志辉、张国坚（王艳娣丈夫，陂头村民小组组长）、潘祥兵等人协商承租土地范围内的补偿问题，最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6月26日，被告组织有关部门人员在三联村陂头农场与张国坚、王志辉、王艳娣、潘祥兵等人协商，承租土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被告作出《通知书》给原告，通知原告收到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确认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征收补偿款，逾期未办理确认，政府相关部门将对其承包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进行公证并将补偿款提存到惠城公证处，三原告拒签该《通知书》，被告将此《通知书》和《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张贴在三联村陂头农场墙上。2018年7月5日，被告将《现场评估及公证通知书》张贴在陂头农场，并由被告工作人员发信息给原告王艳娣及其丈夫张国坚，通知被告将于2018年7月6日上午10时对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进行现场评估和公证，请原告务必到场，协助评估公司及公证部门进行现场评估和公证。原告及张国坚收到通告后均未到场。2018年7月6日、7日，惠城区公证处的公证员与被告的工作人员原告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现状进行拍摄并制作了两张影像光碟。被告于2018年7月7日对原告作出8份《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登记的内容包括芒果、番石榴、荔枝、其他树木、水管等，补偿金额计算为503968元，该表经村委会、国土部门、用地单位及被告确认。2018年7月6日，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城区分局委托评估公司对上述登记表外原告的万紫千红、秋枫、小叶榄仁等树木进行评估，估价为109610元。《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和《苗木评估明细表》于2018年7月21日在河惠莞高速公路项目（水口段）公示栏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2018年7月21日至2018年7月23日，水口街道三联村委会及水口国土资源所于2018年7月24日均盖章确认公示期间无异议。由于原告拒绝领取地上附着物补偿款，2018年7月25日，被告将原告的补偿款613578元提存到惠城公证处，公证处于当日向原告发出领款《通知书》，原告拒签，公证处将《通知书》张贴在陂头农场。被告于当日发函将河惠莞高速公路项目水口段三联村90.465亩、樟霞村40.769亩交付给惠州河惠莞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使用，并向惠城区政府和区委呈报了《河惠莞高速公路项目（水口段）已征土地依法清场行动风险评估报告》和《河惠莞高速公路项目（水口三联段）已征土地依法现场清场行动方案》。2018年7月30日，被告组织相关人员对涉案土地进行了清场。另查明，在庭审中，经原告申请，证人梁剑锋和证人辛梅出庭作证，两人是原告的聘请的工人，专门负责种树、看管等，两个均称是涉案土地上种植有沉香树。梁剑锋称沉香树2012年开始种植，最后一次种植是2016、2017年左右，记不是很清楚，被告工作人员进行清点的两天，其都有跟着去清点的，没有人派他去，其是看管农场的一定要跟着去看，清点时有跟工作人员说是沉香树，但工作人员说沉香树在征收目录中是属于其他树种，有清点的树木是有喷漆或者扎带进行标志的，但具体数量不清楚。被告提交的涉案原告的三份《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NO01-2、01-3、01-4），登记的地上附着物名称为“其他树木”，其中胸径5厘米以下有3804棵，补偿38040元；胸径6-10厘米有1146棵，补偿17190元；胸径11-20厘米有534棵，补偿26700元；胸径21厘米以上有306棵，补偿18360元；水管（塑料）ND50有1071米，补偿10710元。庭审时，原告王志辉、杨康华主张被告漏点的树木、规格、数量为：沉香树胸径在十至二十公分左右，大概一千二百棵左右；黄桐胸径在十至二十公分左右，有四百棵左右；罗汉松胸径是五公分以下，有两百棵左右。原告王艳娣主张当时租的时候就有木棉，有一百多棵，有些被村民偷了；黄花梨，大概有两百棵左右，胸径有二十五公分左右；凤凰树，一百多棵左右，胸径二十公分左右。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被告组织对原告承租的涉案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进行清场的行为是否违法；二、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原告相关损失以及赔偿数额如何确定。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也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其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决定。根据上述规定，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的，对拒不交出土地的，被告无权进行强制清场，而应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决定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此，被告对涉案地块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进行清场的行为属于超越法定职权，原告请求确认被告涉案强制清场行为违法，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原告起诉时主张其被清场的土地面积是136亩，诉讼过程中主张其被清场的土地面积是122.087亩，要求被告依据《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安置条例》第八条的规定，赔偿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费、果树花卉补偿、残地补偿、迁移补偿、经营损失补偿、租赁权损失补偿、承包人利益、土地使用人及其他相邻人权利受损补偿共6589200元，即按被征地人的补偿费用不得低于征地补偿费用的75%计算（64600元/亩×136亩×75%＝6589200元）。原告所主张的赔偿法律依据是《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安置条例》，因国家并没有颁布施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征用与补偿安置条例》，故原告请求适用该条例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征收城市郊区的菜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本案涉及的是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项目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原告作为土地承包人，根据上述规定，只能对其所有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主张权利，不可能按原告所依据的不存在的条例计算其他补偿项目。（一）关于原告涉案被清场的土地面积问题，原告主张有122.087亩，被告辩称只有65.79亩。根据查明的事实，水口街道三联村陂头小组涉案被征收的土地总共210.554亩，被告提交了210.554亩土地范围内其他被征收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权利人的签名确认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红线图、银行进账单等证据为证，证实其他相关权利人被征收的土地面积与被告确认的原告被征收的土地面积之和，与陂头村小组被征收的土地面积基本一致。因此，被告辩称征收原告的土地是65.79亩，有相关证明证实，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告的主张其被征收的土地有122.087亩，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赔偿的标准问题。惠州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7日发布了《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河惠莞高速公路惠州平潭至潼湖段项目用地土地征收的预公告》[惠府(2016)201号]，该预公告规定的补偿标准青苗、房屋等地上附着物补偿按《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执行。该补偿标准是适用于整个项目共计约7599.23亩的土地的全部相关权利人的，因此，被告适用该补偿标准对原告涉案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进行补偿，适用依据是合法合理的。本案中，原告经被告通告未到场进行清点确认，被告委托惠州市惠城区公证处对原告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并根据惠府令第86号和评估报告计算出补偿金额共计613578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但经庭审询问证人梁剑锋和辛梅，两人是原告的聘请的工人，专门负责种树、看管等，两个均称是涉案土地上种植有沉香树，梁剑锋称被告工作人员进行清点的两天，其都有跟着去清点的，清点时有跟工作人员说是沉香树，但工作人员说沉香树在征收目录中是属于其他树种，有对清点的树木喷漆或者扎带进行标志的，但具体数量不清楚。因两名证人均有到庭作证，结合其工作性质等因素，原审法院对其发表的意见予以采纳。鉴于被告在清点的时候将沉香树登记为其他树木，也可能存在将原告庭审主张的黄桐、罗汉松、木棉、黄花梨、凤凰树登记成其他树木的实际情况。结合被告提交的对原告作出的《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中其他树木的数量和补偿标准，虽然《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沉香树等树木没有具体的补偿标准，且因现场已被清除，无法再进行清点和价格评估，但结合原告的陈述，参照惠府[2017]189号《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中沉香树等树种的补偿标准，或者被告对万紫千红、秋枫、小叶榄仁等树种另行委托评估的结果看，被告将原告主张的沉香树等树种按其他树种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在相同胸径规格相同的情形下，补偿标准是明显偏低的，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于差额部分，被告应赔偿给原告。原审法院根据原告所称的沉香树、黄桐、罗汉松、木棉、黄花梨、凤凰树等树种的数量、规格、种植年限等因素，参照现行的惠府[2017]189号《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中相关补偿标准，酌情确认被告应赔偿价值差额为40万元。综上所述，本案被告应赔偿给原告的损失共计1013578元（包含公正提存的613578元）。关于原告王艳娣单独请求确认被告于2018年7月5日作出的《现场评估公证通知书》无效及依法撤销，判令被告于2018年7月5日作出将原告等人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提存到惠州市惠城公证处的行为违法，被告的这两个行为为征地补偿工作实施的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裁定予以驳回。为了方便诉讼和节约司法资源，原审法院在本判决中一并予以驳回，不再另行制作裁定。如原告与其他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权利人存在民事争议，认为其他权利人所取得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应归原告所有，原告可另寻民事法律途径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于2018年7月30日将原告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位于惠州市惠城区*******陂头小组65.79亩承包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强制清场的行政行为违法。二、限被告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1013578元。三、驳回原告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缴交），由被告负担。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上诉人被水口街道办违法强制清场的承包地面积为65.79亩，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依法应撤销原判。1.2012年2月24日，上诉人与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及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三联村陂头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土地（荒地）租用合同》，承包了位于惠城区水口街道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羊头山”至“李洞坳”内的耕地及荒地，约300亩。上诉人成立惠州市惠城区陂头农场，投入了数百万元和人力物力在该承包地上种植了荔枝、芒果、罗汉松、沉香等果树和名贵树种超过300亩。2.水口街道办违法强制清场上诉人的承包地的面积应该是122.087亩。根据水口街道办提供的证据87页征地附图以及上诉人提交的《集体土地征收协议书》、征地红线图、情况说明（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是可以相互认印证，足于证明水口街道办违法强制清场上诉人的承包地面积为122.087亩。即：征收协议书明确记载征用面积为210.554亩，扣除林地60.29亩，耕地为150.264亩，再扣除其他人的承包地28.177亩（其中潘祥兵8.35亩，张耀辉0.25亩+0.75亩，张英华0.34亩，张日基0.92亩，张佛粦1.12亩+1.91亩，共13.64亩以及桥石生产队14.537亩）。其余122.087亩被违法强制清场的土地均是上诉人承包种植了荔枝、芒果、罗汉松、沉香等果树的土地。二、水口街道办为了证明其已经支付了150.264亩耕地的补偿款，却将林地的补偿款重复列入耕地补偿款中，将不是三联村陂头小组的补偿款列入该耕地补偿款中，主要证据错漏百出，无法证明水口街道办违法强制清场上诉人的承包地面积为65.79亩。1.水口街道办提交的地上附着物补偿面积清单及附件，没有公示，没有上诉人确认，没有三联村陂头小组确认，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水口街道办作出本案行政行为的依据。2.从内容上看，严重与事实不符。从水口街道办补充提交的附件（1）-（2）张英华、张佛粦的附图就可以反映出张英华的承包地7.55亩、张佛粦的15亩不是所有土地都在征收的红线范围内，足于证明水口街道办弄虚作假，虚报其他村民的征地面积，以达到减少上诉人的承包土地面积，且从水口街道办最先提交的证据《征地红线图》中，可以证明张英华承包地为0.34亩、张佛粦承包地为1.12亩+1.91亩=3.03亩。附件（3）中共4.25亩已经出租承包给上诉人，属于上诉人的承包地的范围，地上附着物为上诉人所种植，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应支付给上诉人，所以水口街道办向案外人支付补偿款项，只能证明其工作不负责，不能作为水口街道办拒绝向上诉人支付补偿款的抗辩理由。附件（4）共4.4亩是集体山林地，应计算在60.29亩的集体山林地中，不应在耕地面积中扣除，这也证明水口街道办没有足额支付上诉人承包的耕地面积的补偿款；附件（5）、（6）、（7）、（8）存在夸大面积，不属实；附件（10）存属虚构事实，涉及土地是在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征地范围内，该村小组只认可桥石生产队占有14.537亩，水口街道办将桥石生产队权利人刘志明9.77亩列入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征地范围明显与事实不符，与《集体土地征收协议书》相矛盾。附件（11）是集体山林地，包含了附件（4）的面积，应计算在60.29亩的集体山林地中，不应在耕地面积中扣除。附件（12）王艳娣、王志辉、杨康华的面积与实际征收不符，也未经上诉人及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现场测量确认，根据土地权利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提交的“情况说明”与水口街道办提交的证据87页附图相互印证，证明水口街道办征收了张英华等人13.64亩，桥石生产队14.537亩，上诉人王艳娣、王志辉、杨康华农场被水口街道办违法清场的面积应为122.087亩。3.上诉人申请原审法院去现场勘查以准确确定水口街道办违法强制清场上诉人的承包地面积，原审法院却不去现场勘查就采纳了水口街道办明显存在漏洞的证据，偏袒水口街道办，有失公正。三、原审法院认为地上附着物补偿按照《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执行并无不当属于适用法律严重不当，依法同样应撤销原审判决。1.惠州市人民政府发布《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河惠莞高速公路惠州平潭至潼湖段项目用地土地征收的预公告》[惠府（2016）201号]不具有合法性，因为惠州市人民政府发布该文件时，该项目根本没有取得征地批文，至上诉人起诉时也没有取得征地批文，不具有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河惠莞高速公路惠州平潭至潼湖段项目用地土地征收的预公告》[惠府（2016）201号]不是法律、法规，只是一般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认定水口街道办补偿标准合法的依据。2.水口街道办在2018年7月实施违法强制清场行为时，《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文已经失效。根据惠府（2018）189号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的通知第七十三条规定：本办法从2018年1月1日施行，有效期三年，《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同时废止。原审法院认为水口街道办实施违法清场行为时适用废止惠府令第86号文进行补偿合法，属于适用法律严重不当。3.原审判令水口街道办赔偿上诉人1013578元，包含公证提存的613578元，加上将遗漏沉香树、黄桐、罗汉松等名贵树种按照[2017]189号《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相关补偿标准计算出的40万元差额。也就是说613578元的补偿款是按照《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进行计算得出的补偿价款；遗漏沉香树、黄桐、罗汉松等名贵树种的40万元差额是按照[2017]189号《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计算的。原审法院一方面适用[2017]189号《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标准计算遗漏沉香树、黄桐、罗汉松等名贵树种的差额，一方面又认为水口街道办适用《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进行补偿价款合法，在适用法律上存在自相矛盾。四、水口街道办没有取得征地批文，未依法支付征地补偿的情况下，就违法强制清场上诉人承包经营的农场，属于严重违法的行政行为。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违法清场或强拆，行政机关就是侵权，就必须要承担赔偿责任，而且要全面赔偿，才能体现权责相一致原则。按一般荔枝、龙眼果树每亩补偿60000元的标准（参照[2017]189号文），计算上诉人122.087亩承包地的损失就有7325220元，名贵树种及其他损失还没有计算，上诉人只主张6589200元已经远远低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依法应予支持。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指导意见，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违法清场或拆迁就是侵权，就必须要承担赔偿责任，而且要全面赔偿。赔偿责任比补偿责任更重，补偿责任小于等于受害人的损失，赔偿责任往往超过受害人的损失，让被征收人得到的赔偿不得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由于行政机关违法清场或拆迁，导致被侵权人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且行政机关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人民法院可在受害人就损失金额所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损失金额认定，才能体现权责相一致原则，才能更好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2.上诉人承包了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羊头山”至“李洞坳”内的耕地及荒地，约300亩。上诉人成立了惠州市惠城区陂头农场，投入了数百万元和人力物力在该承包地上种植了荔枝、芒果、罗汉松、黄桐、沉香等果树和名贵树种超过300亩。现因水口街道办动用公安、维稳等人员违法强制清场，依法应承担比补偿责任更加重的全面赔偿标准。上诉人只按照一般荔枝、龙眼果树每亩60000元的标准（参照[2017]189号文）计算上诉人122.087亩承包地的损失就有7325220元，名贵树种的成本更大，损失也更大，还没有计算。另外，上诉人承包涉案土地后成立的惠州市惠城区陂头农场，投入数百万元资金经营，现因水口街道办违法强制清场，导致无法正常经营，依法应赔偿上诉人的安置补助费，残地补偿，迁移补偿，经营损失补偿，租赁权损失补偿，承包人利益、土地使用人及其他相邻人权利受损补偿等损失数百万元，故上诉人的实际损失远远不止7325220元，上诉人只主张赔偿款6589200元已经远远低于上诉人实际损失，依法应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严重不当，依法应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动法治进步。上诉请求：1.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22行初80号行政判决书；2.改判确认水口街道办于2018年7月30日将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及王艳娣位于惠州市惠城区*******陂头小组122.087亩承包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强制清场的行政行为违法。3.改判水口街道办向上诉人赔偿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费、果树花卉补偿、残地补偿、迁移补偿、经营损失补偿、租赁权损失补偿、承包人利益、土地使用人及其他相邻人权利受损补偿损失共6589200元。上诉人王艳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所经管的农场被征收的土地面积为122.087亩，原审判决只认定有65.79亩，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也是对上诉人合法权益的公然剥夺。2012年2月24日，上诉人通过土地经营流转的形式承包了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及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三联村陂头经济合作社位于惠城区水口街道三联村陂头*民小组“羊头山”至“李洞坳”内的耕地及荒地，约300亩。2.在水口街道办对上诉人的农场进行征收补偿的磋商过程中，上诉人一直强调农场内被征收的土地面积为122.087亩，而且地上均种有各类已成材或准成材的经济树木，有的还形成了经济林。水口街道办并没有提出异议。更何况，在农场中明摆着的事实就是，被征用的土地都生长着有植物，没有任何空地。王艳娣因其丈夫张国坚是被征土地所在村的干部，不敢提出过份的要求，也没有给征收工作设置障碍、制造麻烦。没想到，本来已经谈好的以亩为计算单位进行赔偿的，水口街道办突然又说按照实际清点计算。加上补偿给其他人潘祥兵、张耀辉、张英华、张日基等人的补偿面积也没有丈量人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签名确认，水口街道办在原审提供的证据第85页现场图已有明确的面积，在庭审和质证上诉人也提出了意见。3.关于证据显示被征收土地的面积，上诉人在一审中一再说明，上诉人被征收的土地面积有122.087亩，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征地实际是面积为210.554亩，征收协议书明确记录征用面积为210.554亩。其中林地60.29亩(与上诉人无关)；耕地150.264亩，其中：（1）上诉人122.087亩;（2）潘祥兵8.35亩，张耀辉0.25亩＋0.75亩，张英华0.34亩，张日基0.92亩，张佛粦1.12亩十1.91亩，共l3.64亩;（3）桥石生产队14.537亩。因此，上诉人承包经营的**农场实际被强行清场面积为122.087亩。上诉人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理由充分。庭审是否查明补偿表中每一份未有清点人员、当事人即土地单位所有权人或代表签名确认，原审法院依据什么规定，有多出来的无主面积，反而支持水口街道办，依据什么规定，上诉人不明确。二、上诉人在提供补充证据中的征地补偿异议书也没有在本案中显示。三、本案征地地上作物补偿中，协商程序也没有证据显示，上诉人在水口街道办告知补偿数中立即向其提出补偿数及数额异议不予签名确认及提出书面征地补偿异议书给征地总指挥林某(镇办副主任)，地办余某(村第一书记)可作证。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被清偿及铲除的承包土地面积仅为65.79亩，显然与事实不符，应当予以更正为122.087亩。三、原审判决水口街道办赔偿上诉人因其违法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1013578元，这远远不足以弥补上诉人的实际损失。1.上诉人自2012年2月起便开始投资经营陂头农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该农场苦心经营七八年之久，不仅种植了大量的树木，还就管理、灌溉等工作便利安装了各种管道和喷淋设施。农场被征收后，规模明显缩小，原来聘请的工作人员也需要遣散安置;经济林的种植经营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益的，上诉人的投资是以三十年的承包期为基础进行筹划的，在不同的时间段种植了不同树种和树龄的树木，有的还是名贵树木如罗汉松、黄花梨、沉香木等，而至今经营还不足六年多的时间就被征收，其所造成的经营损失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估算。此外，根据《征收补偿办法》的相关规定，征收补偿还应当包括搬迁费、误工费、停工损失等。这些都应当纳入水口街道办征地补偿的协商范围之内。水口街道办却无视有关规定，无视上诉人的切身利益，将陂头农场内被征收土地上的价值数百万的林木以及农场内的相关灌溉设施全部铲除。2.现有证据已经证明，水口街道办开始实施征收土地时间是2018年3月下旬。根据惠州市《征地补偿办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本办法施行前已发布征地预告但未实施征地的项目，按本办法实施”。该《征地补偿办法》的施行时间是2018年1月1日，且已经明令废止了惠州市人民政府第86号令即《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据此，适用新的《征地补偿办法》所规定的方式和标准计算上诉人农场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款应该是没有争议的，水口街道办作为一级政府机关，其对于该文件条文的含义的理解应该更为透彻的。然而，水口街道办在2018年7月l3日竟然还以86号令为依据委托有关资产评估机构对上诉人的陂头农场位于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承包地上树木进行评估，其结果自然是与实际的补偿金额相差甚远。3.如上所述，上诉人被征收的承包土地面积确实是122.087亩，由于原判决在认定上诉人被征收土地面积存在错误，从而导致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也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相去甚远。上诉人仍坚持要求按照《征地补偿办法》的规定计算补偿款，这是完全正当的。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已查明2018年1月1日明令废止了惠州市人民政府第86号令，应予参照(2017)189号《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为依据。2.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其它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水口街道办提供的证据可显示，从评估到提存，实际上是决定，完全是职权上的行政决定)。3.至今本案水口街道办也未有提供合法有效的征地批准文件和项目用地批准文件。水口街道办怎么能强行拿上诉人的物品强行评估，将款项提存。原审法院在庭审证据中，在没有看到水口街道办提供合法有效的项目用地文件及征地批准文件，在无合法有效的项目用地文件及征地批准文件下，又怎能强行拿上诉人的物品强行评估，将款项提存呢，即其行为是违法的。上诉人请求依法撤销涉案公证书，法院应该支持。4.庭审是否查明中补偿表中每一份未有清点人员、当事人即土地单位所有权人或代表签名确认，原审法院依据什么规定予以支持，显然错误。根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请求依据《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安置条例》第八条规定赔偿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面附着物，水管、电安装补偿费，残地补偿，迁移补偿，经营损失补偿，租赁权损失补偿，承包人利益，土地使用人及其他相邻人权利受损补偿共6589200元，是有理有据的，并无不妥。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判决水口街道办将上诉人位于惠州市惠城区*******陂头小组承包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强制清场的行政行为违法，固然是正确的，但是原判决既没有采信上诉人的陈述和证据，也没有到现场进行查看，最终导致其作出的判决结果脱离了本案的客观事实。为此，上诉人向贵院提出上诉，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水口街道办按照惠州市《征地补偿办法》(2017)189号《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为依据，请求水口街道办接规定的标准赔偿上诉人因水口街道办的违法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即按照亩数为122.087亩，及（2017）189号《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第41页惠州市土地征收青苗补偿标准(多种树木、多种规格并种、间种、每亩补偿费30000元，即122.O87亩×30000元/亩=3662610元)十（赔偿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面附着物，水管、电安装补偿费，残地补偿，迁移补偿，经营损失补偿，租赁权损失补偿，承包人利益、土地使用人及其他相邻人权利受损补偿2926590元)，合计6589200元。上诉人的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理由充分，请求贵院支持。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粤1322行初80号行政判决；2.依法确认水口街道办将王艳娣承包经营位于惠州市惠城区*******陂头村民小组(注册为惠州市惠城区**农场)的土地范围内136亩土地上作物果树及喷淋设施、水电设施强行清场铲除的行为违法；3.依法改判水口街道办于2018年7月5日作出的《现场评估公证通知书》无效，依法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证处2018年7月20日作出的(2018)粤惠惠城第2102号公证书；4.依法改判水口街道办于2018年7月5日作出将王艳娣等人的地上附作物补偿款提存到惠州市惠城公证处的行为违法；5.判令水口街道办向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赔偿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费、果树花卉补偿、残地补偿、迁移补偿、经营损失补偿、租赁权损失补偿、承包人利益、土地使用人及其他相邻人权利受损补偿6589200元；6.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水口街道办承担。上诉人水口街道办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应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保全证据公证书和光盘（现场录像）进行明确，不应以采用推测方式来支持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经被告通告未到场进行清点确认，被告委托惠州市惠城区公证处对原告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并根据惠府令第86号和评估报告计算出补偿金额共计613578元，本院予以确认。但经庭审询问证人梁剑锋和辛梅，两人是原告的聘请的工人，专门负责种树、看管等，两个均称是涉案土地上种植有沉香树，梁剑锋称被告工作人员进行清点的两天，其都有跟着去清点的，清点时有跟工作人员说是沉香树，但工作人员说沉香树在征收目录中是属于其他树种，有对清点的树木喷漆或者扎带进行标志的，但具体数量不清楚。因两名证人均有到庭作证，结合其工作性质等因素，本院对其发表的意见予以采纳。鉴于被告在清点的时候将沉香树登记为其他树木，也可能存在将原告庭审主张的黄桐、罗汉松、木棉、黄花梨、风凰树登记成其他树木的实际情况。”上诉人认为，上诉人通知王艳娣拒不到场的情况下，依法委托惠州市惠城区公证处对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并根据惠府令第86号和评估报告计算出补偿金额共计613578元已提存到公证处，上诉人没有损害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不存在赔偿的事实。退一步说，假设证人梁剑锋和辛梅说涉案土地上种植有沉香树是真实的。既然上诉人已对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进行证据保全公证，法院就应以保全公证录像视频中的沉香树木来计算，有多少沉香树在征收目录中归属于其他树种，征收工作人员有对清点的树木喷漆或者扎带进行标志的，录像视频中可以清点。不能以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所说的沉香胸径10-20公分，大概1200棵左右来计算。在证人没有作证涉案土地上种植有黄桐、罗汉松、木棉、黄花梨、风凰树以及公证录像视频中也没有黄桐、罗汉松、木棉、黄花梨、风凰树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能以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的一面之词，就推测上诉人也可能将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在原审庭审主张的黄桐、罗汉松、木棉、黄花梨、风凰树登记成其他树木的情况。原审法院有意偏袒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涉案土地上是否种植有沉香树、黄桐、罗汉松、木棉、黄花梨、风凰树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不清，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限水口街道办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613578元（该款已公证提存）”。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22行初80号行政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限水口街道办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613578元（该款已公证提存）。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承担。针对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的上诉，水口街道办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被清场的面积为65.79亩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河惠莞高速公路项目《集体土地征收协议书》（河惠莞高速南段NO：17）在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征收了210.554亩土地，其中:耕地150.264亩,林地60.29亩。有2018年3月28日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城区分局与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签署的《集体土地征收协议书》可以证实。2.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与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陂头经济合作社承租的土地约300亩左右，并非全部被征收，只有在征地红线范围内的部分才被征收，且红线范围内征收部分地上附着物、青苗也并非全部归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所有，还有张英华、张佛粦、潘祥兵等其他人的。3.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被清场的面积为65.79亩，水口街道办在一审提交的补充证据能充分证明。河惠莞高速公路项目在水口街道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只征收了210.554亩土地。地上附着物、青苗已经水口街道办、用地单位、国土部门、村委会、权利人确认的土地面积分别为：张英华7.55亩;张佛粦15亩;张运强(张运新)4.25亩;张瑞光4.4亩;张耀辉5.23亩;张日基2.4亩;张春祥0.06亩;潘粤(潘祥兵)9.4亩;桥石生产队(权利人余伟东、温丽苗)14.292亩;坭坎、上窝及桥石生产队(权利人刘志明)9.77亩;陂头村民小组集体山林地60.29亩;王艳娣、王志辉、杨康华65.79亩;存在异议17.408亩，共计215.84亩。(备注:鉴于考虑施工需要，紧挨项目征地红线边部分地上附着物会一并予以征收，所以地上附着物的补偿面积普遍稍大于地上附物所在的土地面积。)，上述权利人除了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以及张耀辉、张日基没有在《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上签名确认外，其他权利人都已在《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上签名确认，并领取了补偿款。二、王志辉、杨康华在上诉状中称：“水口街道办为了证明其已经支付了150.264亩耕地的补偿款，却将林地的补偿款重复列入耕地补偿款中，将不是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的补偿款列入该耕地补偿款中”，没有事实依据。1.依据2018年3月28日，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城区分局与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签署的《集体土地征收协议书》，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被征收土地面积210.554亩，其中:耕地150.264亩,补偿款9707054元；林地60.29亩，补偿款1511289元，补偿款共计11218344元。依据2018年4月17日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水口国土资源所的转账单，该补偿款共计11218344元已全部补偿给了惠城区水口街道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依据2018年4月19日的《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林地60.29亩上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913916元已全部补偿给了惠城区水口街道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何来林地的补偿款重复列入耕地补偿款中？2.坭坎、上窝及桥石生产队是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下属生产队。依据2018年4月26日的《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村（组）代表（签名）处盖的是“惠城区水口街道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的章和张国坚小组长的签名。坭坎、上窝及桥石生产队(权利人刘志明)9.77亩应列入惠城区水口街道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征地范围内。怎么说不是三联村陂头村民小组的补偿款列入该耕地补偿款中？三、原审法院认为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按照《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执行是正确的。1.惠州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7日发布了《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河惠莞高速公路惠州平潭至潼湖段项目用地土地征收的预公告》[惠府(2016)201号]，该预公告规定的补偿标准青苗、房屋等地上附着物补偿按《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执行。该补偿标准是适用于整个项目共计约7599.23亩的土地的全部相关权利人的，该补偿标准当然适用本案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涉案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2.依据《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惠府（2018）189号]第七十二条“本办法施行前已发布征地预公告并已部分实施征地的项目，可根据有利于征地工作的原则，由县（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继续按原规定实施，或者按本办法实施。”河惠莞高速公路项目征地从2017年7月就开始实施征地工作，该项目即使到2018年1月1日之后仍未完成征地，未完成部分可继续按原规定实施。水口街道办对本案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涉案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按照《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标准进行补偿，是合法合理的。综上所述，水口街道办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被清场的面积为65.79亩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按照《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执行是正确的。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的全部上诉请求。针对上诉人水口街道办的上诉，王志辉、杨康华于二审查询时口头答辩称，首先，原审认定了水口街道办征地违法这个事实我们是基本认可的，但是要补充理由，街道办在征地过程中是没有任何建设用地许可批准文件的，因此我方认为其征地行为是违法的。其次，在征地的过程中程序也不合法，没有按照《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公示、听证等程序，因此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等人的合法权利。尽管一审对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等人的诉讼请求得到了部分支持，但是我们认为还没有全面、客观的认定，上诉人被违法征用果场补偿的实际数量应按照上诉人实质被违法征用的果木作出赔偿。同时，我们在原审的时候也提出了现场勘查，要求根据上诉人果场实际被征用亩数的情况以及按照上诉人果场的实际果木作出全面赔偿。假如无法对原来果木进行赔偿，建议法院按照惠州市惠府（2017）189号文件的规定，对上诉人果场果木按照最高的赔偿价格进行赔偿。针对上诉人水口街道办的上诉，王艳娣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在(2019)粤l323行初80号案件庭审审理中已查明并确认了水口街道办于2018年7月30日将王艳娣、王志辉、杨康华位于惠州市惠城区*******陂头村民小组承包地(工商注册为陂头农场)地上附着物及青苗强制清场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原审庭审审理中已查明了水口街道办提供的补偿表中每一份都未有清点人员签名确认及当事人即土地单位所有权人和承包人或代表签名确认，而补偿表中的数数和面积完全与事实不符，水口街道办在无合法有效的用地征地批准文件，就乱作为将未有清点人员签名确认及当事人即土地单位所有权人和承包人或代表签名确认的补偿款强行提存到公证处，而补偿表中的数数和面积完全与事实不符，水口街道办的行为严重侵犯了王艳娣、王志辉、杨康华(工商注册为陂头农场)的合法权益，其行为显然错误。三、从本案双方提供的证据中显示，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集体土地征收协议书明确记录征用面积为210.554亩。其中林地60.29亩;耕地150.264亩(陂头农场面积范围内为150.264亩，据水口街道办提供的证据中第85页显示，在150.264亩面积范围内中：(1)王艳娣等人65.79亩;(2)潘祥兵8.35亩，张耀辉0.25亩＋0.75亩，张英华0.34亩，张日基0.92亩，张佛粦1.12亩＋1.91亩，共13.64亩;(3)桥石生产队14.537亩。因此，证据中明确显示，王艳娣、王志辉、杨康华承包经营陂头农场实际承包种植地被强行清场面积应为122.087亩，不能认定王艳娣等人65.79亩。四、已然确认了水口街道办于2018年7月30日将王艳娣、王志辉、杨康华位于惠州市惠城区*******陂头村民小组承包地(工商注册为陂头农场)地上附着物及青苗强制清场的行政行为违法，那么，水口街道办于2018年7月5日强行作出王艳娣、王志辉、杨康华等人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613578元，并强行将提存到惠州市惠城公证处的行为应认定行为违法。五、原审法院从证据显示中已查明2018年3月28日才实施签订的集体土地征收协议书，明确记录证明了征地时间，而水口街道办于2018年7月30日将王艳娣、王志辉、杨康华位于惠州市惠城区*******陂头村民小组承包地(工商注册为陂头农场)地上附着物及青苗强制清场，据（2017）189号《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规定，2018年1月l日起实施，已废止了惠州市人民政府第86号令，应予依照（2017）189号《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为依据进行补偿。据《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安置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赔偿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面附着物，水管、电安装补偿费，残地补偿，迁移补偿，经营损失补偿，租赁权损失补偿，承包人利益、土地使用人及其他相邻人权利受损补偿，严格遵守征地补偿费应当主要用于被征地权利人的原则，用于被征地人的补偿费用不得低于征地补偿费用的75%的规定补偿。应该依照有效的《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2017）189号第41页“惠州市土地征收青苗补偿标准”多种树木、多种规格并种、间种、每亩补偿费30000元计算补偿。王艳娣的诉请，合法合规，理由充分，请求贵院支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涉案被强制清场的土地面积问题。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认为其应补偿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面积应按122.087亩计算，而上诉人水口街道办认为应按65.79亩计算。由于涉案土地的面积涉及被破坏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认定和计算，故本院有必要阐述如下：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8年3月29日，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城区********联村陂头村民小组签订《集体土地征收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征收土地面积210.554亩，上述土地中，经村委会、国土部门、水口街道办、用地单位确认的各权利人的被征收土地面积分别为：张英华7.55亩；张佛粦15亩；张运强（张运新）4.25亩；张瑞光4.4亩；张耀辉5.23亩；张日基2.4亩；张春祥0.06亩；潘粤（潘祥兵）9.4亩；桥石生产队（权利人余伟东、温丽苗）14.292亩；坭坎、上窝及桥石生产队（权利人刘志明）9.77亩；陂头村民小组集体山林地60.29亩；王艳娣、王志辉、杨康华65.79亩；存在异议17.408亩，共计215.84亩。上述被征收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除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以及案外人张耀辉、张日基提存外，其余已被权利人领取。因此，对于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主张其承包地范围内的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应按122.087亩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征地补偿的项目、计算数额及被毁坏的树木进行赔偿是否正确问题。首先，关于补偿问题，由于本案涉及征收耕地。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本案中，涉案的土地是在2016年经批准征收。而针对征地补偿的项目，上诉人水口街道办适用当时的《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对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所有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进行补偿，经清点评估，确定金额为613578元是正确的，也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诉称名贵树木被毁坏的问题。由于本案上诉人水口街道办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依法有权要求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水口街道办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本应依法妥善处置并保全证据，以证明其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已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对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所种名贵树木予以清点，但其未能提供任何相关证据，未尽到举证责任。由于上诉人水口街道办的违法强制拆除，且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提供其农场管理人员的证词，证明场内有名贵树木。基于公平原则，应适用上述法律规定，由上诉人水口街道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负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判决结合案件实际和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的诉求，采用酌定方式，支持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对名贵树木的损失，客观公正，已充分保护了其权益，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志辉、杨康华、王艳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丽蕴审 判 员 邱炜炜审 判 员 覃毅华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毛泳玲书 记 员 李冬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