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25刑初9号公诉机关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彭志坚，男，1959年7月30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2012年3月至2012年7月、副主任，2012年7月至2014年12月、主任，2014年12月至2017年10月、主任。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现住贵州省关岭自治县。因涉嫌滥用职权罪，于2019年8月6日被紫云自治县监察委员会留置。因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9年12月12日被紫云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12月19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紫云自治县康复中心。委托辩护人王彬，男，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紫检刑诉（2020）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彭志坚犯受贿、滥用职权罪，于2020年1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案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文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彭志坚及其辩护人王彬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贵州省紫云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被告人彭志坚在2012年2016年担任关岭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现金及茅台酒共计人民币356066元，具体情况如下：1、彭志坚为忠海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在销售核桃苗木方面提供帮助，于2012年10月至2016年1月期间，先后四次收受忠海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法人邓某1送予的现金人民币5万元，53度飞天茅台2瓶，合计人民币5.2398万元。2、彭志坚为贵州利林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商品鹅养殖项目上提供帮助，于2015年4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先后两次收受林某、邓某2送予的现金人民币8万元，53度飞天茅台酒2瓶，合计人民币8.2398万元。3、彭志坚为项城凯顺贸易有限公司在脱贫攻坚宣传标识牌业务上提供帮助，于2015年1月至2017年4月期间，先后四次收受项城市凯顺贸易有限公司法人周某领给予的现金人民币5万元，53度飞天茅台酒6瓶，合计人民币5.7194万元。4、彭志坚为关岭自治县断桥绿化农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在扶贫贷款奖补和贴息方面提供帮助，于2013年1月至2014年期间，先后两次收受关岭自治县断桥绿化农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陈某送予的现金人民币1万元，53度飞天茅台酒4瓶，合计人民币1.6076万元。5、彭志坚为富顺中药材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中药材桔梗种植项目上提供帮助，于2015年2月，在关岭自治县农业银行附近收受富顺中药材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王某1送予的现金人民币5000元。6、彭志坚为关岭自治县板贵花椒食品香料有限公司在关岭自治县实施花椒产业项目上提供帮助，于2014年春节前，收受关岭自治县板贵花椒食品香料有限公司管理人员罗某1送予的现金人民币3000元。7、彭志坚为贵州苗立克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在关岭自治县实施桔梗种植项目方面提供帮助，于2016年9月，彭志坚之子结婚当天，在关岭万绿城酒店收受贵州苗立克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送予的礼金人民币1万元。8、彭志坚为贵州天赐农业科技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在关岭自治县实施丹参产业项目上提供帮助，于2015年4月至6月期间，在其办公室收受贵州天赐农业科技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某送予的现金人民币5万元。9、彭志坚为贵州黔中大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销售核桃苗木方面提供帮助，于2016年4月，在其办公室收受贵州黔中大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罗某2送予的现金人民币6万元。10、彭志坚为关岭自治县扶贫办驾驶员邓某2在扶贫办借款方面提供帮助，于2015年至2016年期间先后两次在其家中收受邓某2送予的现金人民币2万元。（二）彭志坚在担任贵州省关岭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书记、副主任、主任期间，负责关岭自治县的优质核桃种植项目。在优质核桃种植项目实施过程中，彭志坚滥用职权，违规处理核桃种植项目中的重大问题，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609802.75元。2012年12月，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确定贵州省亚博生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博公司）为全省核桃育苗供给调节基地之一，并根据全省2013年核桃苗的用苗计划及2012年ＧＰＳ实测面积与出圃量，确定关岭自治县需从亚博公司调入60万株核桃苗。2013年3月，彭志坚在未组织关岭自治县关索街道、顶云街道、花江镇、岗乌镇、、上关镇与亚博公司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以上述6个乡镇（街道）的名义与亚博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亚仙协商签订了《核桃苗木供应合同》，然后安排时任关岭自治县扶贫副主任江某让该6个乡镇（街道）在合同上补签字。6份合同约定亚博公司为该6个乡镇（街道）总供苗数量为582867株，每株6元，在2013年3月20日前完成供苗。2013年3月15日，亚博公司向县扶贫办供苗161100株，因与亚博公司签订供苗合同的乡镇（街道）当时已经完成核桃种植任务，无法接收核桃苗，彭志坚便安排县扶贫办会计邱某接收并交关岭自治县永顺绿化种苗公司假植。2013年4月1日，彭志坚在未取得上述6个乡镇（街道办）同意的情况下，以县扶贫办名义与周亚仙签订了《苗木供应补充协议》，约定由于气候原因，剩余438900株核桃苗委托亚博公司管护至2014年1月31日，支付管护费3.6万元。并约定对接收的苗木按照前合同约定支付90%苗款，未收苗木先付30%订金。2013年7月，在彭志坚的要求下，上述6个乡镇（街道办）根据《苗木供应补充协议》约定，共支付给亚博公司人民币1414175元。2014年3月8日，在周亚仙多次催促彭志坚接收苗木的情况下，彭志坚与周亚仙联系，要求其供苗，周亚仙将182893株核桃苗运至关岭自治县。彭志坚安排将其中74333株苗木运送给原关索镇（现关索街道办），原关索镇将该批苗木进行补植补种。另外108560株核桃苗，被彭志坚安排拉到，由村民刘某进行假植，之后其中的10660株被时任长田村委会主任罗某3领取用于补植补种，剩余97900株死亡损毁。2014年10月，亚博公司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6）黔民终524号终审判决，判决关岭自治县扶贫办支付亚博公司1617960元苗款，各乡镇（街道办）已支付给亚博公司预付款不予返还。由关岭自治县扶贫办和六个乡镇承担案件诉讼费35307.75元，执行费18918元。被告人彭志坚到案后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供述受贿行为，且自愿认罪认罚，并于2019年12月11日上缴犯罪所得及违纪所得共计人民币390222元于紫云自治县监察委员会。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彭志坚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违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356066元；滥用职权，造成国有经济损失1609802.75元，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公诉机关提出被告人彭志坚具有以下量刑情节：受贿罪：（1）自首；（2）积极退赃；（3）认罪认罚。建议对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并处罚金。滥用职权罪：（1）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609802.75元，属情节特别严重；（2）坦白、认罪认罚。建议对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数罪并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并处罚金。被告人彭志坚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对量刑情节亦无异议，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认为指控的事实中，彭志坚收受周某领的一万元不应认定，理由为该一万元已退还给周某领；另认为收受赵某的1万元不应认定，理由为彭志坚主观上不明知赵某要送1万元的礼，且系礼尚往来款；另认为收受邓某2的2万元不应认定，理由为邓某2和彭志坚在请托与受托事项上未达成一致；另认为收受林某的8万元不应认定，理由为合伙人对送钱的金额陈述不一致；量刑上认为彭志坚对受贿罪具有自首情节，且积极退赃，本案系行贿人自愿行贿，不存在索贿行为，归案后彭志坚认罪态度较好，认罪认罚，综上，建议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一）被告人彭志坚在2012年至2016年担任关岭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现金及茅台酒共计人民币356066元，具体情况如下：1、彭志坚为忠海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在销售核桃苗木方面提供帮助，于2012年10月至2016年1月期间，先后四次收受忠海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法人邓某1送予的现金人民币5万元，53度飞天茅台2瓶，合计人民币5.2398万元。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以下证据证实：（1）书证①人民政府记账凭证、报账票据汇总单、资金往来结算收据、信用社进账单及存根、政府“财政扶贫资金”报账支出核销单、领条10张、人民政府记账凭证、保障票据汇总单、信用社电汇凭证、资金往来结算收据、发票、植物检疫证书、收据1张证实，与忠海园林购买核桃苗木的情况。②《关岭自治县2013-2014年度核桃产业化扶贫项目核桃苗木销售合同》、关岭自治县《党委会议纪要》（永镇党纪［2018］31号）、人民政府记账凭证、报账票据汇总单、进账单、领条、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对公对账单证实，与忠海园林购买核桃苗木情况。③关索街道办事处记账凭证、信用社现金缴款单、核桃苗退款说明、关索街道办事处记账凭证、“财政扶贫资金”费用支出核销单、发票1张、植物检疫证书证实，关索镇与忠海园林公司购买核桃苗款情况。④上关镇人民政府记账凭证、信用社电汇凭证、资金往来结算收据、发票、“财政扶贫资金”费用支出核销单、收条一张证实，关岭县上关镇人民政府与忠海园林购买核桃苗木的情况。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证实，关岭自治县忠海园林绿化种苗有限公司主体资格合法。⑥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2013年至2019年茅台酒指导价格，这期间最低价为1199元，彭志坚收受的两瓶茅台价值2398元。（2）证人证言证人邓某1的证言：我成立忠海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关岭县内符合省里面规定的核桃苗木供应只有一家叫永顺公司的，老板叫潘近弟，关岭自治县准备搞核桃项目，我打听到核桃种植项目是时任关岭县扶贫办主任彭志坚负责，我就找彭志坚请他帮忙买我们公司的核桃苗，彭志坚主任让我去和潘近弟商量，以永顺公司委托我们公司的形式来向各乡镇供苗。2013年永顺公司就安排我向供了几万株，之后就比较多了，我们公司与各乡镇的核桃苗木款全部结清的，结算时直接把款项拨给我忠海公司。为了供苗，2012年11月的一天在关岭县门口，我送了两瓶飞天茅台酒给彭志坚。2014年1月左右，我在彭志坚的办公室送了1万元给他，是用牛皮纸信封包装的百元现金，我给彭志坚说今年卖了一些核桃苗，感谢他的帮忙，我把钱放在他办公室桌上就走了。2014年下半年的一天，为了感谢彭志坚，我在彭志坚的办公室送了2万元人民币给他，全部是百元现金。2016年1月左右的一天，我在彭志坚的办公室又送了他2万元人民币。（3）被告人供述被告人彭志坚的供述：关岭县的核桃育苗基地是永顺绿化种苗有限公司，属于省扶贫办认定的50多家核桃育苗基地之一，除了永顺公司其他公司都不属于，在供苗过程中其他公司都是以永顺公司的名义供苗。忠海公司的苗圃场在龙潭街道办的叶落龙潭，老板叫邓某1，是我给永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潘近弟说，由他根据各乡镇的用苗情况安排这些公司的核桃苗供应给乡镇。2012年10月左右，邓中海在关岭县人大门口送给我两瓶茅台酒，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邓某1一个人到我的办公室送人民币1万元，都是百元面额的。2014年4月的一天，邓某1来我的办公室拿了2万元现金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说感谢帮助他销售核桃苗。2016年春节前的一天，邓某1来我办公室拜年，他把牛皮纸信封包装的2万元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想第一二次都收了，所以也就收下了。2、彭志坚为贵州利林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商品鹅养殖项目上提供帮助，于2015年4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先后两次收受林某、邓某2送予的现金人民币8万元，53度飞天茅台酒2瓶，合计人民币8.2398万元。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以下证据证实：（1）书证①关岭自治县扶贫办《关于2016年第一批因素法分配切块到县资金项目的立项批复》（关扶函[2016]9号）、《关岭自治县2016年第一批因素法分配切块到县资金项目分配表》、关岭自治县财政局、扶贫办《关于下达2016年第一批因素分配切块到县资金的通知》（关财农[2016]1号）、关于对《花江镇商品鹅养殖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关扶函[2016]11号）、花江镇会议纪要、花江镇人民政府记账凭证、信用社进账单、报账票据汇总单、借条1张证实，关岭自治县扶贫办花江镇商品鹅养殖项目情况。②《花江镇商品鹅养殖项目委托协议》证实，2016年4月28日关岭自治县人民政府与贵州利林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鹅养殖项目协议。③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证实，贵州利林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体资格合法及相关手续。④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2013年至2019年茅台酒指导价格，这期间最低价为1199元，彭志坚收受的两瓶茅台价值2398元。（2）证人证言①证人林某的证言：贵州利林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我2012年7月成立的，2014年我和周某、邓某2合伙使用贵州利林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关岭政府申报的养鹅项目，我一共投资了30万，周某和邓某2每人投入20万左右。2015年4月，我到关岭县对接工作，听说彭志坚生病了，我就买了牛奶和一些吃的，邓某2买了两瓶茅台酒，我们送到彭志坚家中。2015年11月左右，养鹅项目资金还没有到位，项目进度很慢，我和邓某2、周某就商量送钱给彭志坚，让他帮忙，由邓某2准备钱，我去彭志坚办公室找到他，把装钱的袋子放在彭志坚的火炉上，当时我知道送的是钱但不清楚具体是多少钱，都是邓某2弄好的，送钱之后邓某2和我说送了8万元，等以后我们三人平摊这个账。②证人周某的证言：大约2013年，经朋友介绍我认识林某，林某说他想养鹅，我就带林某到关岭县选址，最后该项目获得批准，是以林某的利林达公司名义实施的，林某让我给他找一个本地人管理，我就介绍邓某2，后来搞成合伙，邓某2参与该项目后，项目具体事项基本上是邓某2负责，林某不经常在关岭县，有一次邓某2和林某说花江养鹅项目推进有点慢，想请我和花江镇政府、扶贫办部门打招呼协调一下，并喊我入伙，当时我们三个签订了一个合伙协议，大概内容是我们三人共同出资实施花江镇养鹅项目，我负责协调相关的单位部门事务，邓某2负责管理，林某具体负责什么我想不起了。我听邓某2和林某商量，过节时买东西看领导，林某提出来要送彭志坚一点钱，但没有讲具体的金额，我没有反对，说把送给彭志坚的钱以项目开支的名义做账，以后好算账，但我记不起来他当时讲的金额是多少了。③证人邓某2的证言：2015年林某给我说彭志坚生病了，买点东西去看他，我就陪他去买了一些东西，有牛奶、茶叶，好像还有两瓶茅台酒，茅台酒是从林某车上拿的，送给彭志坚。2015年的一天下午，因为林某在个养鹅项目，当时项目款没有拨下来，林某说想找彭志坚帮忙，送点钱，问我送多少合适，我说具体你自己看着办，当天我就开车将林某送县人大路口，我开车离开了，林某自己去送的，具体的金额我不清楚，我记得林某还给周某提出来，说是把他送给彭志坚的钱算在项目的开支上，我当时听他讲是送了几万元。（3）被告人供述被告人彭志坚的供述：林某是清镇人，在个扶贫养鹅项目，2015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感冒在家中休息，林某和邓某2到我位于县人大背后的政府宿舍家中看望我，我看到林某手里提蛇皮口袋，说给我拿点东西，他们离开后我打开那个蛇皮口袋，内装有2瓶茅台酒、一点牛奶和一些蛋糕。2015年11月左右的一天下午，林某到我办公室送给我8万元现金，我把钱放在我办公桌抽屉里了。林某送8万元钱和两瓶茅台酒目的是为了感谢我在养鹅项目上的关心和支持。3、彭志坚为项城凯顺贸易有限公司在脱贫攻坚宣传标识牌业务上提供帮助，于2015年1月至2017年4月期间，先后四次收受项城市凯顺贸易有限公司法人周某领给予的现金人民币5万元，53度飞天茅台酒6瓶，合计人民币5.7194万元。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以下证据证实：（1）书证①关岭自治县扶贫办记账凭证、结算业务申请书、发票、产品购销合同书、关岭自治县政府采购申报表证实，关岭自治县扶贫办制作宣传牌的情况。②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2013年至2019年茅台酒的指导价格。这期间最低价为1199元，彭志坚收受的六瓶茅台价值7194元。（2）证人证言证人周某领的证言：凯顺公司是我于2016年5月在项城市工商局注册成立的，我在关岭县扶贫办制作宣传牌期间，2017年1月左右，我在关岭县特产。除此之外，我还送一件（6瓶）飞天茅台酒和两桶芝麻油，及5万元现金给彭志坚，第一次大约是2015年春节前后的一天，我在彭志坚办公室送他百元面值的1万元，是用牛皮信封袋装的;第二次是2016年的春节后不久的一天，在他的办公室送2万元现金，也是用牛皮纸信封装的，百元面值;第三次是2017年4、5月，在他的办公室送的2万元。三次送钱都是我们两个人在场，都是我主动送给他的，去年的一天，我打电话问彭志坚有没有业务做，他说没有并叫我等他一下，我就在关岭县政府外面的招待所门口等他，他从政府大院里面出来，退了1万元给我，当时他说剩下的钱以后再说，但是至今他也没有退给我，我也没有问过。因为他是关岭县扶贫办的主任，我的目的就是让我做扶贫办的业务和感谢他，最后我也得到了他们扶贫办的业务做。（3）被告人供述被告人彭志坚的供述：周某领是做广告牌的一个老板，周某领的5万元是分三次收受的。第一次大概在2015年年春节前，周某领来我办公室拿出一个信封装，内装1万元。2016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周某领送我一件6瓶装的飞天茅台酒。第二次是2016年4月左右，他来我的办公室送了我2万元现金，用牛皮纸信封装的，面值100元。第三次大概是2017年4月，周某领在我的办公室送我2万元，用牛皮纸信封装，面值100元。当时周某领问今年下半年有没有业务（宣传牌）做，我说下半年的业务量还是比较大的，他说希望我们继续合作。周某领是为了感谢我们扶贫办在他那定做宣传牌，照顾他的生意才送钱和酒给我。2018年4月左右，我已经调离县扶贫办到政府办工作，周某领到我在县政府的办公室来找我，给我说因为没有业务，之前送我的钱他们公司要收回去，因为当时门外面有人，我就说让他等一下。好像是第二天，我在关岭县政府的招待所门口拿1万元现金退给他，剩余的4万元和茅台酒没有退。钱一部分用于我的个人开支，有一部分用在家庭费用支出。4、彭志坚为关岭自治县断桥绿化农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在扶贫贷款奖补和贴息方面提供帮助，于2013年1月至2014年期间，先后两次收受关岭自治县断桥绿化农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陈某送予的现金人民币1万元，53度飞天茅台酒4瓶，合计人民币1.6076万元。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以下证据证实：（1）书证①《关于下达2011年中央财政扶贫贷款贴息资金的通知》（安开文[2011]122号、安市财农[2011]219号）、关岭自治县扶贫办记账凭证、存根、进账单、报账票据汇总单、财政扶贫资金费用支出核销单、贷款计收利息清单证实，关岭自治县扶贫办支付关岭自治县板贵花椒食品香料有限公司贷款贴息情况。②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2013年至2019年茅台酒的指导价格，2013年至2014年的价格为1519元/瓶，四瓶共计6076元。（2）证人证言证人陈某的证言：绿华合作社是我于2007年1月成立的，经营范围主要是糊辣椒的生产销售，在关岭县扶贫办获得过贷款贴息补助。2013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送了2瓶飞天茅台酒给彭志坚，地点是在他父亲家门口。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傍晚，我在关岭县人民医院门口送2瓶飞天茅台酒和一万元现金给彭志坚，送给彭志坚的茅台酒大约是在1680元-1880元之间，我是叫我女儿去关岭县城的茅台酒专卖店买的。（3）被告人供述被告人彭志坚的供述：2013年春节前，陈某送2瓶茅台酒到我县政府宿舍的家门口。2014年春节前，陈某打电话给我说有个申报项目的资料要拿给我，在医院门口陈某用茅台酒礼品袋装好的两瓶茅台酒放在我车上就走了，我回家后发现礼品袋里还有一万元钱，钱的面值是100元的。陈某是关岭县断桥镇的人，他自己开办糊辣椒面加工合作社，他为了感谢我对他申报龙头企业称号和企业补助的帮助，也希望我后续能继续帮助他申报扶贫项目资金，这些钱和酒我都没有退还过。5、彭志坚为富顺中药材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中药材桔梗种植项目上提供帮助，于2015年2月，在关岭自治县农业银行附近收受富顺中药材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王某1送予的现金人民币5000元。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以下证据证实：（1）书证①贵州省财政厅、贵州省扶贫办《关于下达2014年省级财政现代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中药材）发展资金的通知》（黔财农［2014］79号）、关岭自治县财政局、关岭自治县扶贫办《关于下达2014年省级财政现代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中药材）发展资金的通知》（关财农［2014］12号）、关岭自治县记账凭证、零户统管内部结算凭证、信用社进账单、财政扶贫资金请款审批单证实，关岭自治县开展桔梗种植产业，2014年12月19日关岭自治县扶贫办支付关岭自治县发展中药材（桔梗）产业项目情况。（2）证人证言证人王某1的证言：富顺合作社是我于2009年12月注册成立，主要是在关岭自治县境内种植和收购中药材。按照关岭自治县桔梗项目实施意见，我们2013年在亩左右土地种植桔梗，得到国家补助40万元左右，2015年在实施中药材种子种苗基地项目，实施桔梗育苗项目获得60万元的补助资金。2015年2月左右，考虑到平时得到了时任关岭自治县扶贫办主任彭志坚的支持和帮助，我准备了百元面值的现金5000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给他拜年，在县政府大门我将钱送给了彭志坚，还送几包我们试作的桔梗泡菜。（3）被告人供述被告人彭志坚的供述：2015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在县农业银行门口遇到王某1，他拿几包桔梗做的泡菜给我，还拿个信封放在我裤子的荷包里，说今年的收购效益不错，是给我的心意，之后我看信封里有5000元现金，面值都是100元的，他是为了感谢我对他桔梗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的帮助，还有感谢我推荐他去参加省扶贫办组织的展销会。6、彭志坚为关岭自治县板贵花椒食品香料有限公司在关岭自治县实施花椒产业项目上提供帮助，于2014年春节前，收受关岭自治县板贵花椒食品香料有限公司管理人员罗某1送予的现金人民币3000元。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以下证据证实：（1）证人证言证人罗某1的证言：在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家申报的花椒产业项目得到时任关岭自治县扶贫办主任彭志坚的支持，但还有5万元没有补助到位，想到快要过年了，给彭志坚拜个年，希望他能帮忙把剩余的5万元资金补助给我家的花椒加工厂。我准备了3000元百现金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连同2盒花椒系列套装礼盒，送到他家拿给他。（2）被告人供述被告人彭志坚的供述：2014年春节前一天，罗某1在县政府宿舍我家门口，提两盒板贵花椒系列产品给我，还拿一个信封放在我的裤子荷包里，我回家发现里面是3000元现金，都是100元面值。他是为了感谢我对他申报龙头企业的帮助，他获得过直接的企业补助，具体资金我也想不起来了，大概是十几万元。7、彭志坚为贵州苗立克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在关岭自治县实施桔梗种植项目方面提供帮助，于2016年9月，彭志坚之子结婚当天，在关岭万绿城酒店收受贵州苗立克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送予的礼金人民币1万元。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以下证据证实：（1）书证①关岭县财政扶贫项目验收表、原始凭证汇总填报单、发票、人工工资支付清单、土地租金支付清单、《关岭自治县2014年省级财政现代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资金中药材（桔梗）产业项目实施方案》证实，花江镇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与关岭苗立克中药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关岭富顺中药材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项目情况。②贵州苗立克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厂区药用植物展示工程施工合同证实，贵州苗立克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在关岭顶云办事处药食园内开展药用植物展示工程。③关岭自治县扶贫办记账凭证、进账单、财政扶贫资金费用支出核销单、发票3张、工资表9张、关岭自治县财政扶贫资金项目验收意见书、《关于下达2014年第三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客观因素到县资金的通知》（关财农[2014]20号）、关岭自治县扶贫办记账凭证、进账单、收款收据证实，2016年1月关岭自治县扶贫办支付贵州苗立克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中药材项目款。（2）证人证言证人赵某的证言：苗立克公司是我于2013年8月在关岭县工商局注册成立的，桔梗种植是关岭县扶贫办的项目，彭志坚儿子结婚时我送了10000元的礼金，在关岭万绿城酒店办的酒席，印象中好像是直接给彭志坚的，是用一个红包装的，但是我没有在万绿城参与酒席。因为我的公司是扶贫办招商引资的，彭志坚当时是扶贫办的主任，所以才送的。（3）被告人供述被告人彭志坚的供述：在我儿子结婚当天，赵某在办酒的万绿城酒店送了1万元，当时我没有看到他，钱是送给我的妻子，第二天清点时我妻子给我说有一个一万元的红包，面值都是100元的，我看到红包上有赵某的名字，我当成礼金收下了。赵某是浙江人，他在关岭注册成立苗立克公司，是做中药材深加工的，他为了感谢我对他企业初建的帮助，还有为了感谢我对他获得项目资金的帮助。8、彭志坚为贵州天赐农业科技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在关岭自治县实施丹参产业项目上提供帮助，于2015年4月至6月期间，在其办公室收受贵州天赐农业科技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某送予的现金人民币5万元。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以下证据证实：（1）书证①《2015年度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中药材（丹参）产业化扶贫项目实施方案》、关岭自治县扶贫办《关于对的批复》（关扶函［2015］32号）、花江镇委员会会议纪要、关岭自治县记账本、报账票据汇总单、资金往来结算收据、“财政扶贫资金”费用支出核销单、发票5张、花江镇2015年度航天丹参种植项目资金情况说明、拨款通知书3张、情况说明一份证实，贵州天赐农业科技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在花江镇实施中药材（丹参）种植项目的情况。②营业执照、丹参苗木培育合同证实，贵州黔贵天赐大健康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资格合法；2015年9月15日花江人民政府与贵州黔贵天赐大健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丹参苗木培育合同。（2）证人证言证人徐某的证言：贵州天锡大健康有限公司是在关岭县注册的，我们公司是招商引资来实施丹参种植项目的，在关岭县实施丹参项目的过程中我送过5万元现金给时任关岭县扶贫办主任彭志坚，2015年5、6月的一天，当时丹参项目苗木款没有拨下来，我就请彭志坚帮忙，我到彭志坚主任的办公室送给他5万元，还有一些丹参酒，主要是想和他打好关系，得到的他关心和支持，后来我们也顺利结算了我们苗木款。（3）被告人供述被告人彭志坚的供述：2015年4-6月的一天，徐某来到扶贫办我的办公室，他拿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我，我推辞后就出去开了个短会，回办公室后发现袋子里是5万元钱，面值都是100元的，我把钱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钱我用于家庭开支了。徐某送钱给我是为了感谢我申报丹参项目资金协调等方面的帮助。9、彭志坚为贵州黔中大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销售核桃苗木方面提供帮助，于2016年4月，在其办公室收受贵州黔中大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罗某2送予的现金人民币6万元。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以下证据证实：（1）书证《关于对贵州黔中大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关岭分公司（罗某2）反映其在原板贵乡实施核桃种植项目未得到补助的情况调查报告》、《关于对贵州黔中大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关岭分公司罗某2在原板贵乡实施核桃种植项目核实情况报告》、关岭自治县记账本、报账票据汇总单、支付业务来账补充凭证、《关于下达2016年核桃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的通知》（关财农［2016］17号）、关岭自治县记账凭证、借条1张、存根、进账单、《中共花江镇第八届委员会第76次党委会议纪要》、《关岭自治县2014年度核桃产业化扶贫项目核桃苗木销售合同》、《关岭自治县2015年度核桃产业化扶贫项目核桃苗木销售合同》、《花江镇优质核桃种植项目合同》证实，贵州黔中大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核桃苗木的情况。（2）证人证言①证人江某的证言：我们关岭县唯一符合规定的只有关岭县永顺绿化种苗有限责任公司，但我们采购的除了向永顺公司、亚博公司采购核桃苗以外，我知道的还有邓某1的关岭忠海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罗某2贵州黔中大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15年初我组织召开苗木采购会上邓某1和罗某2也参加的，是彭志坚叫我通知他们的，他们两个公司不属于省扶贫办规定的苗木公司，彭志坚的意思是让罗某2的公司打永顺公司的擦边球提供核桃苗木，其实这相当于指定了罗某2的公司作为核桃苗的供应商，按照省扶贫办的对采购核桃苗木的相关规定，这是不允许的。②证人罗某2的证言：我们大地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在贵州省工商局注册成立，因为我们公司不是省扶贫办指定的供苗商，没有向关岭县供苗的资质，我就多次找到关岭县扶贫办主任彭志坚，请他协调销售苗木，彭志坚说我们不是省里面指定的苗木供应商，要挂靠省里面指定的关岭自治县永顺绿化种苗有限公司才能销售，我不认识永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潘近弟，就请彭志坚协调，最后我就以永顺公司的名义给原板贵乡供应核桃苗。2016年2月至4月期间的一天，我为了感谢彭志坚在销售核桃苗木上的帮助，在关岭县送了他6万元的现金。（3）被告人供述被告人彭志坚的供述：关岭县的核桃育苗基地是永顺绿化种苗有限公司，属于省扶贫办认定的50多家核桃育苗基地之一，除了永顺公司其他公司都不属于，在供苗过程中都是以永顺公司的名义供苗。大地公司的法人叫罗某2，它的苗圃场在我们县的断桥和花江镇，是我给永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潘近弟说的，由潘近弟根据各乡镇的用苗情况安排这些公司的核桃苗供应给乡镇。2016年4月一天上午，罗某2站在办公室门边说他送得一份资料在我的办公椅上，我之后看是一个牛皮纸资料袋，里面有6万元钱，是用银行的绑扎纸扎好的，我就直接放在我的抽屉里。10、彭志坚为关岭自治县扶贫办驾驶员邓某2在扶贫办借款方面提供帮助，于2015年至2016年期间先后两次在其家中收受邓某2送予的现金人民币2万元。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以下证据证实：（1）证人证言证人邓某2的证言：我在县扶贫办主要是担任驾驶员工作，我送彭志坚的2万元是分两次送的。第一次是2015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第二次是在2016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第一次彭志坚没有在家，只有她父母亲在，我还送一些花椒、茶叶、辣子鸡等，1万元我放茶叶盒里用信封袋装的。第二次彭志坚在家，我也是送了一些花椒茶叶和一些二块粑，1万元也是放在茶叶盒里。我和彭志坚关系比较好，他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比较关照我，我借了一些高利贷，一直被债权人让还钱，但是我又找不到资金还债，在银行又贷不了款，我送钱给他是想让他帮我协调银行给我贷款，彭志坚也口头给我承诺过会帮助我，但是直到现在彭志坚都没有给我协调到银行的贷款。（2）被告人供述被告人彭志坚的供述：邓某2分两次送2万元给我。第一次是2015年春节前，我回到家我妻子说邓某2送了一个红包，里面是1万元，面值都是100元的，当时我就把钱放在我的公文包里。第二次是2016年春节前，邓某2有一天晚上扛着一袋二块粑来，他去到我的卧室，拿了一个红封给我，说是要给我拜个年，之后我看是1万元钱，面值都是100元一张的。邓某2是县扶贫办的驾驶员，他还以亲戚名义办过辣子鸡加工企业。邓某2没有明显给我说过为什么要送我的钱，我猜测是邓某2办的合作社困难，县扶贫办在2014年、2015年、2016年三次总的借了66万元给他的合作社，邓某2为了感谢我在他借钱的过程中给他帮助，所以才送我钱，钱都陆续用于我的个人开支了。（二）彭志坚在担任贵州省关岭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书记、副主任、主任期间，负责关岭自治县的优质核桃种植项目。在优质核桃种植项目实施过程中，彭志坚滥用职权，违规处理核桃种植项目中的重大问题，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609802.75元（扣除实际补植补种数额）。2012年12月，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确定贵州省亚博生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博公司）为全省核桃育苗供给调节基地之一，并根据全省2013年核桃苗的用苗计划及2012年ＧＰＳ实测面积与出圃量，确定关岭自治县需从亚博公司调入60万株核桃苗。2013年3月，彭志坚在未组织关岭自治县关索街道、顶云街道、花江镇、岗乌镇、、上关镇与亚博公司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以上述6个乡镇（街道）的名义与亚博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亚仙签订了《核桃苗木供应合同》，然后安排时任关岭自治县扶贫办副主任江某让该6个乡镇（街道）在合同上补签字。6份合同约定亚博公司为该6个乡镇（街道）总供苗数量为582867株，每株6元，在2013年3月20日前完成供苗。2013年3月15日，亚博公司向县扶贫办供苗161100株，因与亚博公司签订供苗合同的乡镇（街道）当时已经完成核桃种植任务，无法接收核桃苗，彭志坚便安排县扶贫办会计邱某接收并交关岭自治县永顺绿化种苗公司假植。2013年4月1日，彭志坚在未取得上述6个乡镇（街道办）同意的情况下，以县扶贫办名义与周亚仙签订了《苗木供应补充协议》，约定由于气候原因，剩余的核桃苗委托亚博公司管护至2014年1月31日，支付管护费3.6万元。并约定对接收的苗木按照前合同约定支付90%苗款，未收苗木先付30%订金。2013年7月，在彭志坚的要求下，上述6个乡镇（街道办）根据《苗木供应补充协议》约定，共支付给亚博公司人民币1414175元。周亚仙多次催促彭志坚接收苗木，2014年3月8日，周亚仙将182893株核桃苗运至关岭自治县。彭志坚安排将其中74333株苗木运送给原关索镇（现关索街道办），原关索镇将该批苗木进行补植补种。另外108560株核桃苗，被彭志坚安排拉到未参与签订合同的，由村民刘某进行假植，之后其中的10660株被时任长田村委会主任罗某3领取用于补植补种，剩余97900株死亡损毁。2014年10月，亚博公司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6）黔民终524号终审判决，判决关岭自治县扶贫办支付亚博公司1617960元苗款，各乡镇（街道办）已支付给亚博公司预付款不予返还。由关岭自治县扶贫办和六个乡镇承担案件诉讼费35307.75元，执行费18918元。被告人彭志坚到案后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供述受贿行为，且自愿认罪认罚，并于2019年12月11日上缴犯罪所得及违纪所得共计人民币390222元于紫云自治县监察委员会。1、书证①省扶贫办《关于认真做好核桃产业化扶贫有关工作的通知》（黔扶办通[2011]76号）、《关于召开全省核桃产业化扶贫育苗基地、采穗圃建设现场推进会的通知》、省扶贫办《关于明确2013年育苗基地的通知》（黔扶办函[2012]104号）证实，按照省扶贫办黔扶办通[2011]76号文件，2012年3月1日召开全省核桃产业化扶贫推进会，2012年12月6日确定2013年育苗基地有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省级）、永顺绿化种苗有限公司，其中亚博公司为全省核桃育苗供给调节基地。②省扶贫办《关于认真做好2012年核桃产业供用苗工作的通知》（黔扶办通[2012]133号）证实，2012年12月13日该文件明确了2013年核桃产业化扶贫项目关岭自治县因种植需要，需从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调入核桃苗60万株。③关岭自治县扶贫办《关于调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的通知》（关扶办党组[2015]4号）证实，2015年9月9日彭志坚主持县扶贫办工作。④《关岭自治县2011-2012年度核桃产业化扶贫项目造林技术实施方案》、《2013年扶贫攻坚示范县（关岭自治县）核桃产业化扶贫项目实施方案》、《关岭自治县2014年度核桃产业化扶贫项目实施方案》、《关岭自治县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方案（2015年度）》证实，2011年至2015年关岭自治县核桃种植的方案及所涉及种植的村镇。⑤《核桃苗木供应合同书》证实，2013年3月10日关岭自治县关索镇、上关镇、顶云乡、花江镇、、岗乌镇与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核桃苗木供应合同书》，约定供苗日期为2013年2月至3月20日，每株单价6元。⑥《苗木供应补充协议》证实，2013年4月1日关岭自治县扶贫办与贵州亚博生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苗木供应补充协议》，约定未供应的苗木有亚博公司代管，并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31日供应完毕。约定已经供应的161100株苗木，甲方按每株6元单价，一次性支付90%苗款，余下10%苗款按乙方与甲方项目乡镇所签合同约定，留为苗木质押金。尚未供应的438900株苗木甲方按每株6元人民币标准支付30%定金。以上款项于2013年4月底前支付完毕。另甲方委托乙方管护的苗木按以下标准支付管护费用，包括地租费用、假植费用、管护费用共计36000元。⑦关岭自治县记账凭证、收据、电汇凭证证实，2013年7月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公司收到关索镇支付核桃苗款563228元、顶云乡核桃苗款84456元、岗乌镇核桃苗款290904元、核桃苗款276000元、花江镇核桃苗款110439元、上关镇核桃苗款89148元。⑧关岭自治县扶贫办记账凭证、收据、银行回单、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4执2号执行通知书、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4执2号执行决定书强制执行申请书、执行完毕通知书证实，2019年1月3日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公司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关岭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关岭自治县顶云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上关镇人民政府、花江镇人民政府、岗乌镇人民政府、关索街道办事处已执行完毕。关岭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支付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核桃苗木价款1617960元；以上乡镇、街道办支付苗木管护费36000元。关岭自治县扶贫办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9343元，并与以上乡镇、街道办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217.75元，执行费18939元。⑨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安市民商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商终字第44号民事裁定书、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市民商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524号民事判决书证实，经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1）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关岭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签订的《苗木供应补充协议》有效;（2）由关岭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支付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核桃苗木价款1617960元；（3）解除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关岭自治县关索街道办事处、顶云街道办事处、岗乌镇人民政府、上关镇人民政府、人民政府、花江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核桃苗木供应合同书》；（4）给付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苗木管护费，其中关索街道办事处12604元、顶云街道办事处1890元、岗乌镇人民政府6510元、上关镇人民政府1995元、人民政府6176元、花江镇人民政府6825元。⑩《关于贵州亚博公司诉关岭县扶贫办、关索街道办、花江镇等6个乡镇、街道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判决、执行情况说明》、银行回单、退款审批表、收条证实，（1）关岭自治县扶贫办已支付亚博公司苗木款1617960元、执行费18579元；（2）关岭县关索街道办、顶云街道办、岗乌镇、上关镇、、花江镇共支付苗木管护费36000元；（3）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关索街道、花江镇等六个镇、街道办重复执行的案件受理费11978元已退还给各个乡镇。?核桃苗管护协议、关岭自治县人民政府记账凭证、借条证实，2014年3月20日人民政府与刘某签订核桃苗管护协议，约定人民政府出资2.3万元给刘某，作为核桃苗的假植费和管护费,管护期限至当年冬季天气适宜种植核桃苗止。2014年4月将该费用支付给刘某。?营业执照、《核桃育苗基地建设合同》证实，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主体适格；在荔波县建设核桃育苗基地。?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记账凭证、信用社支付业务来账补充凭证、票据证实，2013年7月共收到关岭县汇来苗木定金1414175元。?植物检疫证书、苗木检验证书、收条证实，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公司交付关岭自治县核桃苗木情况。?关岭自治县关索镇人民政府记账凭证、收据、进账单、通知证实，2013年7月11日关索镇人民政府接到关岭自治县扶贫办通知，并支付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贵州2013年核桃苗款563228元。?关岭自治县顶云街道办事处记账凭证、电汇凭证、支付业务来账补充凭证、收据证实，2013年7月顶云街道办事处支付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核桃苗木款84456元。?关岭自治县人民政府记账凭证、报账票据汇总单、电汇凭证、发票、财政扶贫资金费用支出核销单、收条、苗木标签、植物检疫证书、《核桃苗木销售合同》、《核桃苗木供应合同书》证实，花江镇人民政府支付永顺绿化种苗有限公司核桃苗木款情况，其中2013年5月902138元、2014年4月207290元及1257020元、2015年4月1113135元、2016年4月174924元；2013年7月支付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公司核桃苗预付款110439元。2、证人证言①证人江某的证言：我任关岭自治县扶贫办副主任期间，班子成员有彭志坚和我，我主要负责县扶贫办公室、项目申报和管理工作。2012年至2016年期间，核桃项目全部由彭志坚负责，2015年初彭志坚安排我组织召开过一次全县核桃项目苗木采购的会议，会上决定2015年全县核桃项目的苗木供应商为永顺公司，由项目实施的各乡镇人民政府与永顺公司签订合同。2012年省扶贫办调研发现关岭县核桃苗木供应不足，于是下文件要求全省相关县区向相关的苗木公司采购核桃苗木，其中安排我们关岭县向亚博公司采购60万株核桃苗木，之后亚博公司的人找到彭志坚主任对接供苗工作，2013年3月左右，彭志坚安排我到各乡镇签核桃苗木供应合同，这些合同上体现亚博公司是已经签好字和盖好章的，合同上由亚博公司供苗给关索、顶云、岗乌、上关、永宁、花江，每份合同上均体现供苗数量，合同分别于2013年3月上旬与以上乡镇的乡镇长签的，签后交给了彭志坚，没几天亚博公司就向我们供了10多万株核桃苗，彭志坚安排邱某接收，接收后这批苗木拉到前进村永顺公司的育苗基地假植，彭志坚给我说有签补充协议，但我不知道补充协议的具体内容。后来亚博公司起诉我们扶贫办和各乡镇，我才知道亚博公司一直在催我们县扶贫办履行合同，我们没有用他们公司的核桃苗，最后亚博公司胜诉，我们扶贫办和各乡镇赔了100多万元。②证人廖文建的证言：我任顶云乡乡长期间，2013年3月一天下午，县扶贫办副主任江某打电话找我签订一份供苗合同，说是省扶贫办安排的，叫我签字就行，我不放心就向时任顶云乡党委书记的金开虎汇报，金开虎书记告诉我按照县扶贫办的安排签字就行，得到金开虎确认后，我就在供苗协议上签字了，名字签好后还是江某拿到原顶云乡补盖乡政府的公章，合同是与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是我们乡政府向亚博公司购苗的协议，供苗数量是3万多株，总价约18万元左右，具体供苗时间为2013年2月至3月，合同签订后一直没有给我们乡供过核桃苗。合同签订后一段时间，县扶贫办与乡政府联系，要求顶云乡先支付亚博公司部分核桃苗款，之后在县扶贫办的安排下，我们按照县扶贫办提供的亚博公司的账户支付8万多元的苗木款。我们乡栽种的核桃苗是关岭永顺绿化有限公司提供的，也是县扶贫办安排永顺公司负责给我们供核桃苗的。③证人李用华的证言：我是2012年3月任关索镇党委副书记、镇长，2012年度的核桃种植项目，县扶贫办召开会议，明确全县各乡镇实施的核桃种植项目苗木供应商是关岭自治县永顺绿化种苗有限公司。大约2013年3月左右，县扶贫办主任彭志坚给我电话说今年实施的核桃种植项目省里选定的供苗商，要求我们各乡镇立即和供应商签订供苗合同，县扶贫办副主任江某就来找我与亚博公司签订供苗合同，合同是亚博公司签字盖章了的，里面的具体约定内容都是拟定好的，当时江某还拿了一份省扶贫办的文件给我看，文件上体现由亚博公司调60万株核桃苗到关岭栽种的要求，所以我就按照县扶贫办的安排在代表关索镇供苗合同书上签了字，并盖上关索镇政府公章。供苗合同签订没过多久，彭志坚叫我们镇支付苗木款给亚博公司，说是苗木预付款，但是我们乡镇没有和亚博公司见过面，也没有收到过亚博公司的苗木，我们不能付款，但彭志坚多次表示要我们支持工作，在他多次要求下，我就给他说如果一定要支付，必须给我们乡镇下发一个书面的意见，后来县扶贫办就给我们关索镇下发了一个通知，要求我们按照文件要求支付亚博公司苗木预付款56万多，最后我们支付了。2014年3月份左右，县扶贫办安排亚博公司拉了7万多株苗到关索镇种植，之后乡镇相互之间说县扶贫办不再要亚博公司的核桃苗，在此期间，常务副镇长彭某1说县扶贫办讲过，我们项目继续实施，苗由县扶贫办直接安排调度到项目实施点，不管是什么公司拉来的，要求我们接收后实施就行，之后就由其他供苗商给我们供苗，这些供苗商向我们供苗也是扶贫办安排的，使用了这些供苗商的核桃苗后，结算时，县扶贫办又要求我们与后来的这些供苗商补签供苗协议，我记得有永顺公司、忠海公司，这是县扶贫办安排的。在之后与亚博公司打官司时，亚博公司所供的苗款还没有达到我们支付预付款数额，所以我们就向法院提出反诉，其他涉及的乡镇也提出反诉的。县扶贫办开始与亚博公司打官司时听说县扶贫办接收过亚博公司的核桃苗到进行假植。按照我们与亚博公司签订的协议，拉苗来应该是交给我们栽种，但不清楚为什么会拉到沙营假植，听说有一部分死了。2015年1月县扶贫办又统筹给我们拉了18万多株，合同是与永顺公司签订的，但苗是由关岭忠海苗木有限公司拉的，苗款大约90多万元我们是如数报账支付给忠海公司的。④证人龙彬的证言：我在花江镇和上关镇分别任党委副书记、镇长期间，上关镇核桃种植的供苗方是贵州永顺绿化种苗有限公司和关岭忠海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上关镇还与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得有供苗合同，但至今我镇并没有得国亚博公司提供的苗木。2013年3月份左右，彭志坚主任电话通知我，要求上关镇与亚博公司签订供苗合同，并说亚博公司供苗是由省扶贫办定的，县扶贫办的人找到我，将亚博公司事先签订好的购苗协议到上关镇政府找我补签，之后又通知我们向亚博公司支付预付款，因为我镇并未实际得到过该公司的供苗，我是拒绝支付的，彭志坚告诉我亚博公司是省扶贫办安排的供苗商，为了全县扶贫大局，不影响后期扶贫项目的申报，要求我镇支持县扶贫办工作，先支付苗木预付款给亚博公司。之后我就按照县扶贫要求和县扶贫办提供的支付金额大约9万元付给亚博公司了。县扶贫办与亚博公司签苗木补充协议的事情我不知道，其他乡镇好像也不知道，我们是后来亚博公司起诉才知道的，协议期限到了，县扶贫办没有要求供苗，造成亚博公司损失。⑤证人王愎亮的证言：我在任镇长期间，和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是县扶贫办根据省扶贫办的一份文件，要求关岭县从亚博公司采购核桃苗木，县扶贫办副主任江某找我签，合同上亚博公司已经签字盖章了，亚博公司没有向供苗，我调离后听说按照县扶贫的要求支付过亚博公司一次苗木款，但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我们用的是另外一家公司的核桃苗，好像叫永顺公司，也是县扶贫办要求的。2013年6月至2016年4月我在任职，2014年3月份，经县扶贫办主任彭志坚安排，亚博公司将10多万株核桃苗木拉到，但由于过了栽种时机，就安排在长田村由种植大户刘某假植，管护费是由乡政府出的。⑥证人胡某的证言：我在岗乌镇任职期间，实施核桃苗木供苗方都是县扶贫办安排的，提供苗木的单位都是贵州永顺绿化种苗有限公司。2013年3月与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有核桃苗木供应合同，是县扶贫办副主任江某叫我到县扶贫办签订的，合同是之前就草拟好的，亚博公司已经在合同上签字和盖章了的，之后亚博公司没有人与我们对接过，都是县扶贫办安排的。合同签订后不久，彭志坚要求我们镇向亚博公司拨付苗木预付款，因为我镇当时并未得到亚博公司提供的核桃苗木，且对亚博公司不了解，我镇不愿意拨付预付款，我给县扶贫办主任彭志坚至少打了5次电话，彭志坚解释说亚博公司是省扶贫办认定提供核桃苗单位之一，是有保障的，于是我镇按照彭志坚的要求，于2013年7月拨付了29万元预付款，预付款的金额也是县扶贫办确定的，至今岗乌镇从来没有收到亚博公司提供的核桃苗木。⑦证人郭某的证言：2013年3月岗乌镇与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核桃苗木供应合同，当时亚博公司没有人与我们对接过，都是县扶贫办安排的，当时我们已经和永顺公司签订了合同，所以没有同意，是县扶贫主任彭志坚直接找岗乌镇书记和镇长签的合同。我们从来没有和亚博公司的人员联系或者见面过，在与亚博公司签订合同后不久，县扶贫办要求我们镇向亚博公司拨付苗木预付款。亚博公司没有向岗乌提供过苗木，据我所知好像和亚博公司签合同的乡镇都没得到苗木，我听说得过一点核桃苗，但是又没有和亚博公司签订供苗合同。⑧证人王某2的证言：我们核桃苗的供应都是由县扶贫办统一决定的，我听花江镇镇长石某讲2013年3月左右与亚博公司签订供苗合同，说是县扶贫办叫签的。合同签订几个月后，石某给我讲县扶贫办的叫给亚博公司打预付款，打了十多万元。在2013年年底，一直没有见亚博公司拉苗来，我们联系亚博公司拉苗，但一直没有供苗，我们后来用的永顺公司的核桃苗。⑨证人彭某1的证言：关索镇在实施核桃种植项目中核桃苗木供应商有关岭自治县永顺绿化种苗有限公司和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县扶贫办要求我们向亚博预付核桃苗木款，我们并没有收到亚博公司的任何核桃苗，所以我向时任关索镇的书记张炬和镇长李用华请示，他们要求县扶贫办出具书面的通知才能付，我直接联系彭志坚主任，要求他们出具书面的通知，当时彭志坚还很不高兴，过了几天县扶贫办向我们发出了书面的通知，要求我们预付核桃苗木款给亚博公司，付款金额是56万多元，这个金额是县扶贫办确定的。我们关索镇2014年3月得到亚博公司7万多株核桃苗，是我安排我们镇项目办负责人卢凤凯接收的。后来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我们才知道亚博公司的一部分核桃苗拉到潘近弟的苗圃场假植，也得到10多万株，但是并没有和亚博公司签供苗合同。⑩证人罗某3的证言：2014年3月的一天，我走到原大坡村办公室看到有一批核桃苗堆在村委会门前，并有人将苗拉到前面的田地面进行假植，当时时任干部唐某在现场，唐某给我讲准备将这些苗拉到田里假植，当时我说假植不如发放给老百姓去在原来实施的项目地进行补植补种，当时唐某说可以。之后我就通知我们长田村需要补植补种的村民到现场领取核桃苗木进行栽种，领取时，由我登记领取数量并制作花名册由村民签字领取，领取的共10660株。村民领取后我就将发放花名册交给了乡林业站站长周勇刚。?证人石某的证言：2013年1月，我到花江镇任职，花江镇的核桃苗木供应商一直都是贵州永顺绿化种苗有限公司，2013年3月左右县扶贫办又安排花江镇与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核桃苗供应合同，江某讲是省扶贫办安排的，不签的话可能影响关岭县的扶贫项目，要求我们从大局出发，所以我们签了，合同签订时已经错过了核桃种植的最佳时间，亚博公司至今都没有给我镇供应核桃苗木，县扶贫办还要求我们向亚博公司支付预付款，我镇支付了11万多元苗木款。2013年核桃种植项目安排下来后，我们花江镇林业站的技术员彭某2与扶贫办联系要求亚博公司按照协议供应核桃苗，一直都无结果，后来县扶贫办召开核桃苗采购会，确定永顺公司作为核桃苗木供应商，我们就用了永顺公司的苗。?证人彭某2的证言：花江镇的核桃苗木供应商贵州永顺绿化种苗有限公司，每年镇政府与永顺公司签供苗合同，用苗直接和永顺公司联系。花江镇还与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核桃苗供应合同，是时任花江镇的长石某签的，2013年度的核桃种植项目中要求亚博公司提供苗木，我们和亚博公司的周亚仙联系，电话中我要求他们分三次供五万株核桃苗，周亚仙说我的条件他们做不到，然后就不了了之，之后我们就从永顺公司要苗了。?证人周勇刚的证言：核桃项目一直是原副乡长、武装部长唐某分管。2014年3月的一天，唐某打电话给我，说是第二天要拉苗到，叫我和他去清点。当时我就在想，我们已经实施了15000万亩，并刚补植补种结束，这个苗木拉来已经没有安排地点栽种了，但因为是领导吩咐的，我也不好说。第二天9点左右唐某就在乡政府叫上我，到长田村老乡政府院坝里，大约有20多万株，这批苗拉来后，唐某就安排长田村的刘某假植在长田村。但由于我有事没有参与现场的清点工作，一个是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拉来108560株，一个是清镇春华苗木渔业有限公司拉来102000株，总的210560株。刘某假植后不久，时任长田村主任罗某3就将一份长田村核桃苗发放花名册拿给我，我问他是什么回事，他说是长田村村民看到拉苗来，拿去在原来的核桃地上补植和重新栽种的，总的有10660株。之后这批苗木在假植中大批死亡，2014年年底，唐某安排我与各个村联系，将这批假植的剩余的核桃苗分到各个村栽种，之后经与各个村联系，并按照各个村实际需求将苗交给各个村委发放给村民栽种。各村发放后将发放花名册提供交给我，由于苗死亡，我们实施起苗发放实施的只有102000株，所假植的苗木死亡约97000株。亚博公司的苗款一直没有付。?证人唐某的证言：2014年3月，县扶贫办安排贵州亚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拉了10万多株苗木和清镇市春华苗木渔业有限公司拉了10万多株苗木到我们乡进行假植。亚博公司一直没有和我们签订供苗协议，我们也没有支付亚博公司苗木款。彭志坚安排拉的这两批苗木到时，一是我们没有安排项目种植点，二是已经过了栽种季节，当时彭志坚叫我们接收苗木就明确要我们假植，等种植季节到后再发给农户种植。我接到彭志坚的电话后，想到在乡防雹站工作的临聘人员刘某家就在长田老政府门前，方便管护，就联系刘某和他讲好由其帮忙租地假植核桃苗木。这20多万株苗木长田村的时任主任罗某3看到准备假植后与我商量，领走了1万多株核桃苗发给他们村的农户补植补种，剩余的19万多株苗木，我就安排刘某假植在他家门口的土地上，我记得当时还补助了刘某租用土地假植核桃苗的费用、管护费、误工费等约2万多元，请刘某假植的事也是通过乡领导同意的。2015年1月，我安排各村将这批苗木领取种植，所假植的苗木死亡约97000株。?证人邱某的证言：2012年年底，省扶贫下一份文件，文件规定从亚博公司调剂60万株核桃苗给关岭县用于核桃种植项目，2013年3月份左右，彭志坚就安排江某副主任到各乡镇签核桃苗木供应合同，共有6个乡镇与亚博公司供苗签订供苗合同，分别是关索、顶云、岗乌、上关、永宁、花江。2013年3月15日，亚博公司拉了161100株核桃苗到关岭县前进村永顺公司苗木基地，彭志坚主任安排我去接收，当时是县扶贫办驾驶员邓某2开车和我去的，我还写了收条给亚博公司，接收后将核桃苗就地假植在永顺公司的苗圃基地里面。因为当时已经过了种植的季节，错过栽种季节，种下去是不会存活的，所以亚博公司拉来的核桃苗如果不假植的话，最多3、4天就会全部死掉。接收苗木的当天，彭志坚只是叫我接收苗木，假植是后来彭志坚另外安排的。我们没有与永顺公司签订假植协议，也没有支付永顺公司任何假植费用，现在这161100株核桃苗具体的去向我不知道。县扶贫办与亚博公司签订苗木供应补充协议，是后来彭志坚安排我通知与亚博公司签核桃苗供应合同的6个乡镇向亚博公司支付苗木款时拿给我看的，是彭志坚代表县扶贫办与亚博公司签订的。彭志坚安排我按照供苗合同和补充协议计算出各乡镇应付金额，最后由我和亚博公司的周亚仙到6个乡镇找到各乡镇的主要领导，要求他们按照我们计算出来的金额支付亚博公司，周亚仙向各乡镇开具收据。亚博公司已经供的161100株苗木按照90%支付，剩余438900株按照10%支付，当时补充协议规定的是总的支付金额，在实际过程中我还要按照6个乡镇与亚博公司的供苗合同的情况分摊到各乡镇。首先按照6个乡镇购苗木数占总数的比例将161100株苗和438900株分摊到6个乡镇，再按照支付的比例和苗木单价（6元／株）算出6个乡镇应付的苗木款金额，实际上6个乡镇与亚博公司签订的供苗合同的苗木数量没有60万株，大概有58万多株，所以最后支付给亚博公司的苗木款是141万多元。补充协议单位没有开会研究过，至于彭志坚是否与江某商量过我不清楚。?证人周亚仙的证言：2012年5月至2018年10月份期间我任亚博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底，亚博公司通过全省招标被确定为全省十家供应核桃苗的育苗基地，2012年底，省扶贫办下文明确亚博公司给安顺市的镇宁县和关岭县供应各60万株核桃苗。2013年初我们去关岭县找到时任扶贫办主任彭志坚，彭志坚答应按照省扶贫办的要求完成供苗任务。2013年2月，省扶贫办专门召开现场会，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彭志坚，并相互留了联系方式，之后我就与彭志坚联系签订供苗合同，经电话协议，我们草拟了供苗合同并通过邮件发给彭志坚修订确认，最后彭志坚决定将我们公司供应的60万株核桃苗株分解到关岭县的6个乡镇，我们是直接和彭志坚联系，没有和乡镇联系过。2013年3月初我带起公司的公章和合同到关岭县，我当着彭志坚的面在合同上签字和盖章后把合同交给他，过几天彭志坚就通知我到关岭县扶贫办拿合同，合同约定在2013年3月20日前供完60万株核桃苗，签合同后，彭志坚电话通知我供苗，我就安排拉了第一批16万多株核桃苗到关岭县扶贫办，彭志坚安排把核桃苗运到他指定的一个苗圃场卸货。过了一天，我把剩下的第二批40多万株核桃苗拉到关岭县，我联系彭志坚，彭志坚说这批苗木他们认可收到了，但因为天气的原因，核桃苗不宜种植，叫我们拉回去代为假植，由关岭县扶贫办负责假植费用，我们只有把核桃苗拉回荔波进行假植。之后我又去关岭找彭志坚商量，彭志坚就和我签了一份苗木供应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剩余的40多万株核桃苗由我进行假植并代为管护，支付3.6万的假植、管护费用，假植的苗木在2013年底至2014年1月底供应完毕，同时还约定支付我们一部分苗木款。2013年底彭志坚一直没有要求我们供苗，经过与彭志坚多次协商未果后，我就给彭志坚讲如果他们再不要苗，我就把苗拉到关岭县政府大院，大约在2014年3月初，彭志坚才安排我们拉18万多株给他们，分两车拉，一车10多株，一车有7万多株。核桃苗运到关岭县后，彭志坚安排一车拉到关岭县关索镇，一车拉到，剩下的核桃苗我们一直联系彭志坚，但彭志坚均以各种理由拒绝收苗木。我们没有和签合同，是彭志坚安排的，这个事情我专门与彭志坚沟通过，彭志坚说这是扶贫办的苗木了，安排供应到哪个乡镇都行，与我们没有关系，叫我们照办就行了，如果需要与补签合同，他会通知我，于是我们就根据彭志坚提供的电话号码与联系，将苗木运送到了，之后并没有打款给我们。2013年6、7月份，6个乡镇按照《苗木供应的补充协议》打了部分款项给我们，总共140余万元。到2013年底我就多次和彭志坚联系，还到关岭找他，他只说在安排，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运苗时间和地点。2014年春节后，有一个乡镇好像姓彭的联系叫我们拉一万多株苗到他们乡镇，彭志坚也给我讲过，但由于我们拉一车苗最低都有8、9万株，只拉一万多株我们路远运费高不好拉。一直到2014年3月份彭志坚才让我们运10万多株核桃苗到，7万多株苗到关索镇，其他的苗彭志坚没有再安排我们运。后来我们和关岭扶贫办联系很多次，但是一直没有支付相应的苗木款，在过了补充协议供苗时间后，居于我们所受的损，我们不得已于2014年10起诉了关岭县扶贫办和这6个乡镇。2018年10月左右经贵州省终审判决，判决关岭县扶贫办支付我们公司160多万元，关岭县6个乡镇支付我们公司3.6万元管护费，最后由于上述单位没有履行法院判决，我们才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4月左右才执行完毕。?证人刘某的证言：2014年3月，武装部长唐某电话联系我，让我帮忙找点土地假植核桃苗，我就在组里租10亩土地，20多万株核桃苗木运到后，唐某叫我请人把核桃苗卸在老政府，我再请三轮车运输到假植的地里并进行假植，假植费用一共是23000元，包括土地租金、运费、管护等。在2014年冬月，政府安排各个村的村干部开车到假植点取苗去栽，把存活的全部拉走，大约有10万株，剩余的有部分被河水冲毁了，有一部分干死了，存活率约50%。在假植之前，好像当时长田村村支书罗某3领得1万多株去给农户补种。假植的时候得了23000元，后来取苗时又得到了2万元左右。土地租金是600元／亩，我全部支付给相关人员的。我和政府之间没有签订过核桃苗管护或者假植的协议，2014年、2017年的记账凭证中借条上“刘某”的字是我签的，但是《苗木管护协议》上的字好像不是我签的。3、被告人供述被告人彭志坚的供述：亚博公司属于省扶贫办确定的三家省级核桃苗供给调节地基之一，老板叫周亚仙，育苗基地在荔波县。2012年底省扶贫办下发文件，从亚博公司调剂60万株核桃苗给关岭县。2013年2月下旬，省扶贫办组织到亚博公司育苗基地召开现场推进会，在会上我认识周亚仙的。回来后，周亚仙多次和我联系，要求签合同，后来我和江某商量，最后确定把亚博公司的这60万株核桃苗分到顶云、关索、永宁、岗乌、花江、上关这6个乡镇街道办。2013年3月初，周亚仙来到县扶贫办，我们按照周亚仙提供的核桃苗木供应合同模板，经双方协商好具体的内容后，由周亚仙签字并盖章，江某把合同带到各乡镇、街道办签订并盖章，最后签订的数量大约有58万多株，签好所有的合同交了一份给周亚仙。当时班子成员只有我和江某，我们只是简单的商量，没有召开正式的会议，涉及的6个乡镇、街道办没有参与商量，签的合同内容他们也没有参与商量。在签合同之前我给各乡镇、街道办的主要领导讲过这个事，说这是省扶贫办的安排，大家要顾全大局，虽然县扶贫办与乡镇、街道办之间不属于上下级关系，但扶贫办作为全县扶贫项目的主管部门之一，在扶贫项目的申报、审批审核、资金拨付等方面都要经县扶贫办，各乡镇在扶贫项目上都希望得到扶贫办的支持，所以我们安排下去的事情，各乡镇一般都会执行的。亚博公司与涉及的6个乡镇、街道签订的核桃苗木供应合同书内容包括苗木的品种类型、数量、质量、规格、价款、供苗时间、地点、付款方式等。合同是江某拿到各乡镇签订的，关索街道办的是主任李用华、顶云街道的是主任廖文建、上关镇的是镇长龙彬、花江镇的是镇长石某、岗乌镇的是镇长胡某、的是镇长王愎亮签的。与亚博公司签订合同后，2013年3月中旬我接到周亚仙的电话，她说安排运苗来关岭了，有一部分已经到关岭县了，我就安排会计邱某去接收，让邱某先把核桃苗运到永顺公司在沙营乡的苗圃基地，我当时与岗乌镇、花江镇的主要领导电话联系，他们都说不能接收，邱某接收苗木后说苗已经发芽了，我就决定先把苗假植，我联系永顺公司的潘近弟，把周亚仙运来的16万多株核桃苗假植在他的苗圃基地，现场口头委托给潘近弟进行假植和管护，管护到下个核桃种植季节，也就是2013年年底至2014年年初，并约定了1万多元的管护费。到2013年年底种植核桃过程中，我也通知各乡镇使用假植在永顺公司基地的亚博公司的苗木，但各乡镇都说苗太老，没有用，所以亚博公司的16万株核桃苗一直没有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苗木不断损毁，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省审计厅对关岭县扶贫资金进行审计，当时就提出这16万多株核桃苗的问题，然后潘近弟还做出了书面的承诺，如果损毁的话由他承担。2016年年初，潘近弟告诉我亚博公司的苗他全部处理了，意思就是卖了，以后如果用苗的话由他来补足就行了，但是损毁的数量和卖的数量我不清楚。我们接收16万多株核桃苗后，周亚仙说剩下的43万多株苗也要过来，我就给周亚仙说，我们先接收这16万多株，因为种植季节已过，剩余的核桃苗委托他们公司进行假植管护，到下一个种植季节再要，当时周亚仙表示同意，之后周亚仙一直和我联系商量剩余核桃苗的问题。大约在2013年4月，我以县扶贫办的名义与亚博公司的周亚仙签了一份《苗木供应补充协议》，协议大概内容是：亚博公司已经供苗16万多株，剩余43万多株由亚博公司代为管护，并在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月31日供苗完毕。已经供应的16万多株一次性支付90%的核桃苗木款，未供应的43万多株苗支付30%的定金，支付3.6万元的管护费，之后我们也没有要求亚博公司供苗。在此期间周亚仙多次电话联系我，说她租的土地到期，催我们用苗，一直到2014年2月底我们都没有让亚博公司供苗，2014年3月初我和各个乡镇联系，关索需要7万株左右，也需要一部分，所以我就通知周亚仙供苗，周亚仙就安排人运来了两车核桃苗，一共18万多株，其中关索街道办得了7万多株全部在当年种植了，得了10万多株，没有核桃种植项目，也不在与亚博公司签合同的6个乡镇之中，但是因为亚博公司催得紧，我想到只要能用苗就行。当时我和的党委书记王平和分管扶贫工作的副乡长唐某联系，我给他们说现在有一批核桃苗，你们能种就种，不能种的话，先假植，明年再安排项目给他们种植。所以亚博公司运来的18万多株，关索街道要了7万多株后，剩下的全部拉给交给唐某，后来唐某给我说用了一些，剩余的全部请人假植，几个月后唐某给我说假植的核桃苗死了一部分。与亚博公司签订的《苗木供应补充协议》是我和周亚仙商定并签订的，江某没有参加商量，单位其他人也不知道，县扶贫办也没有集体讨论过，涉及的六个乡镇都不知道，后来要求各乡镇付款给亚博公司时给各乡镇、街道办说过。2013年4月我和周亚仙签订补充协议后，一直催支付款项，我就安排邱某根据六个乡镇、街道办与亚博公司以及我与亚博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计算出涉及的六个乡镇、街道办应该支付的核桃苗木款，并由邱某带着周亚仙到各个乡镇、街道办拨款，各乡镇、街道办拨款前我还给六个乡镇、街道办的主要领导打过电话说明了支付核桃苗的原因。我记得关索街道办支付金额比较大，他们还让我们出具了一份书面的材料，涉及的六个乡镇、街道办就按照邱某计算的金额陆续的支付给亚博公司，付款时间大约是在2013年6月至7月，大概有140多万元。亚博公司大约是在2014年年底、2015年年初起诉我们，起诉的对象是县扶贫办和涉及的六个乡镇、街道办。亚博公司起诉我们违约、赔偿损失。在关岭县实施核桃种植过程中我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一是未落实省扶贫办的文件精神，我作为关岭县扶贫办主任没有主动与亚博公司联系。二是安排部署不到位，为了完成省扶贫办的文件精神和工作安排，在未与乡镇、街道办商量的情况下，把亚博公司的这60万株核桃苗分到关索、顶云、永宁、岗乌、花江、上关等6个乡镇、街道办。在各乡镇、街道办未参与的情况下，与亚博公司法人周亚仙商量好苗木采购合同后并要求各乡镇、街道办签订该合同，合同签订后，也没有督促合同双方履行合同。接收亚博公司苗木后，未及时通知、督促各乡镇、街道办用苗，而是采取假植方式处置，造成了国家资产的损失。三是滥用权力签订苗木补充协议，造成国家扶贫资金损失。在各乡镇、街道办未参与和未取得各乡镇、街道办同意以及各乡镇、街道办未收到亚博公司核桃苗木的情况，我以县扶贫办的名义代替各乡镇、街道办与亚博公司签订苗木补充协议并要求各乡镇、街道办支付苗木款，造成国家扶贫资金的损失。公诉机关除了提供以上证据外，庭审中逐项举证、质证的综合证据如下：1、户籍信息证实，彭志坚，男，1959年7月30日出生，作案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2、干部任免审批表（2019年度）、中共关岭自治县委《关于彭志坚同志降职的通知》（关县干任[2018]63号）、任职文件若干、退休文件证实，2010年7月13日彭志坚任关岭自治县农业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2012年3月31日彭志坚任中共关岭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2014年12月12日彭志坚任中共关岭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2017年1月22日彭志坚任中共关岭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2017年10月10日彭志坚任关岭自治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2018年6月9日免去彭志坚关岭自治县任免政府党组成员职务；2018年6月9日免去彭志坚中共关岭自治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职务，降为副科级非领导职务；彭志坚于2018年7月10日退休。3、中共关岭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给予彭志坚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决定》（关纪[2018]10号）证实，2018年4月24日经关岭自治县委常委会同意，给予彭志坚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涉案款93000元予以收缴。4、关纪[2019]35号《关于给予彭志坚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证实，2019年12月11日决定给予彭志坚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5、《问题线索分办呈批表》、到案经过证实，2019年8月6日紫云自治县检查委员会调查组到关岭自治县顶云街道办岭秀国际小区泰和苑通知彭志坚到案后，带至安顺市留置所进行留置。6、扣押通知书、扣押物品清单（编号：紫监查扣[2019]3号）、贵州银行凭条及进账单证实，紫云自治县监察委于2019年12月11日扣押彭志坚违法犯罪财务390222元，该笔案款当日已存入紫云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专户。本院认为，被告人彭志坚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356066元，属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彭志坚以各乡镇名义签订合同，超越权限，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609802.75元，属“情节严重”情形，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彭志坚犯有数罪，应数罪并罚。鉴于其因滥用职权被调查时主动供述自己的受贿行为，属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其归案后对全部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且对受贿数额全部退赃，具有一定悔罪表现，依法可从宽处罚。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经查，周某领的1万元系彭志坚收受钱财后近一年时间后才予以退回，其受贿行为已经既遂，之后的退款行为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另居于彭志坚的职位赵某才送予高额礼金，属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高额礼金，应计入受贿数额；行贿与受贿双方的请托事由不一致，多个行贿人内部之间数额不明晰，因有充分证据证实邓某2、林某的行贿数额与彭志坚的受贿数额相吻合。以上辩护意见，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收受钱款数额均应计入受贿犯罪数额。辩护人的以上辩护其提出彭志坚对受贿行为具有自首，积极退赃，建议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应予采纳，但建议适用缓刑的量刑意见，彭志坚并非犯罪情节轻微，不满足缓刑条件，故该量刑意见，不予支持。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情节，理由充分，应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三百八十六条、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彭志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彭志坚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六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羁押的，留置、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2019年8月6日起至2025年6月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交纳。）二、被告人彭志坚已退赃的受贿所得人民币35606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王 静人民陪审员  祝弋鸣人民陪审员  杨子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李安黎书记员杨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