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0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铁路保安服务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79号深圳铁路公安处大楼二楼201-207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9182923F。法定代表人：徐汉新。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乙帆，广东世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骏，广东普罗米修（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泥岗西路梅岗南街七号林业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300K31725309D。负责人：吕周海，政委。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冰梅、于群，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铁路保安服务公司（以下简称铁路保安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以下简称森林分局）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24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铁路保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虽然正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是劳务外包服务合同，但没有对本案双方是否执行完毕所有合同，上诉人是否完成提供相应劳务的合同义务，双方是否存在再行订立背离原合同实质内容的其他协议，合同目标是否实现、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实际损失，计算损失的依据是否合理合法等重要、关键事实进行认定，这是导致错误判决的根本。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虽然正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是劳务外包服务合同而非劳务派遣合同，但判决的结果却违背了劳务外包服务合同的特点和处理原则，作出了错误的判决结果。1，双方履行的劳务外包服务合同应当适用《合同法》，该合同的工作量就是人数乘以国家正常工作制的工作时间，合同金额就是人数乘以月工资标准。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双方都发现，以每人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时，每月2600元的额定工资，根本难以招收到足够的从业人员，除了合同约定的厨师（大厨、二厨、三厨）、电工、巡防人员、保安员、物管人员、保洁员和服务员，此外还有理发师、文员、信息员等一系列人员，于是经过协商、实事求是地调整策略，采取调减总人数、强化一线人员、增加一线人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的方式，在保证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的基础上，让员工获得能够接受的工资待遇，使其得以安心工作。这完全符合双方合同的目的（合同约定的目的及要求相关岗位必须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均有人在岗），没有违背招标文件里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要求。而且，上诉人的工作是在被上诉人的直接领导、监督下完成的，三个年度的合同均完满、妥善地履行完毕，通过被上诉人的验收，双方结清了全部款项、退还了全部的履约保证金，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工作从未提出过异议，确认与上诉人的合同妥善履行完毕。一审法院对双方合同已经完整、妥善履行完毕的事实没有加以表述和确认，上诉人不能理解和接受。一审法院虽然正确确认双方的合同属劳务外包合同，但却片面的以经过双方协商调整后的人数机械的套用变更前的人数来核减合同金额，是完全错误的。在合同的任务完成后，合同的对价发放给通过加班方式超额辛劳工作的员工后，要求上诉人退还并不存在“多占或冒领”的差额，此要求既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毫无道理。一审对上诉人完成合同的义务视若无睹，完全没有论及，也未进行分析，就匆匆作出错误的判决，这是令人遗憾的。2,被上诉人代表政府管理森林事务，其任务预算是经过严谨的测算并经过主管部门审批、市财政核准后才由政府招标部门统一招标的，对合同的标的和金额有严格的依据。招标完成后，被上诉人通过合同的形式把工作任务发包给上诉人，在确认合同履行完毕，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主张上诉人造成其“严重损失”，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也没有依法予以查明，却错误的支持了被上诉人的完全没有依据、极其不合理的主张。3，一审片面、机械地适用《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把双方协商调整合同内容的行为简单地认定为无效是错误的。一审法院适用《招标法》关于“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内容的其他协议。”的规定判令上诉人退还合同费用明显不当。案涉劳务合同只是发生了履行方式的变更，并没有对合同订立的目的产生改变，第一份合同完全按照招标的文件签署，但在实践中发现难以操作的情况之后，双方经过协商进行技术层面的方案调整，以利于工作的稳定、持续开展，不属于“背离合同实质内容的其他协议”，是为了更好的履行合同，没有背离合同的实质内容。上诉人提供的保安服务也致使被上诉人适当地履行了其行政职能，并未造成实际损失或其他不利后果，故该变更行为应属于《合同法》调整范畴，遵循合意一致原则。况且，如果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等强制性规定，应追究行政责任而非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受《合同法》管辖，根据合同法的原理和规定，无损失无责任。再者合同的实质内容应当是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经过协商而减少部分人员、增加一线人员的工作强度，并没有使合同义务受影响，客观上不存在上诉人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合同任务完成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返还多达700多万元的所谓“多收取的合同费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关于认定合同是否有效的标准，应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进行判定。《招标法》关于“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内容的其他协议”的规定，属于从行政管理角度来规范管理当事人的要求。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过人次的方式对人数进行适当调整,已出色地完成地合同所约定的服务，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及被上诉人利益,因此本案并不存在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客观事实。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一审片面、机械地适用《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判令上诉人归还合同费用，也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三、深圳市审计局出具的《专项审计调查报告》的审计依据不足，数据来源不合法且不完整，依法不能采信、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该《专项审计调查报告》作出上诉人多取得合同费用的审计结论是以建立在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劳务派遣法律关系为前提的基础上，既然一审法院审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是服务外包的法律关系，并非劳务派遣法律关系，则不能以该《专项审计调查报告》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该报告机械地依照招标文件的人头指标，在调取不完整的岗位人数资料来归纳结论。该结论是不客观公正的，也是不科学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合同双方已经根据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经过协商后进行了调整。该调整行为的效率不由审计部门决定，因此其片面的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对审计调查报告不应予以釆信和适用。劳务合同顾名思义合同标的是劳务而非人口，不能简单比照买卖合同中货物数量与单价差额来折算。该劳务合同约定的标的价款针对的是上诉人提供的整体服务项目，包括保安人员的技能培训、配置调动、劳动保障等方面的费用。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人头折算的方式来判定违约责任。而应当在充分考虑双方责任分担的前提下，基于案涉三份合同中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违约责任来确定违约金的数额。3,该报告第二部分“关于部门购买服务方面存在问题”中的第三点“未按劳务合同约定履行劳务派遣业务”部分与本案有相关性。其中认定城管局与金才人力资源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中存在约定的派遣人数与实际到岗人数不符的问题，审计报告认为原因是“派遣相关支付标准过低”，责任在于“一直没有根据实际情况，重新招标，并对合同相关条款进行调整，导致实际派遣人数长期未达到合同约定人数”。以上客观事实与原因以及责任认定，同样适用于案涉三份合同。由此可知，该报告同样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过错有“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第一项规定该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应大于其他书证。而一审法院并没有对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存在明显过错的情况作出应有的说明和分析，就判令上诉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明显不公平不合理。四、被上诉人存在重大过失，一审在认定双方对合同进行变更的部分无效的责任分配明显违反公平公正的基本法律原则。1，双方的合同约定，对上诉人聘用的员工由双方共同管理，而且，对上诉人的员工的考核和工资的发放被上诉人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员工岗位及工资的资料被上诉人都有完整的报备。作为发包方的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完整的资料给审计部门，也有义务说明双方根据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进行协商调整合同履行方式的基本事实。2,审计报告披露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协商调整履行合同方式的事实，提到一份补充协议，该协议涉及双方对合同内容的调整和上诉人履行合同情况的认可。但经法庭正式要求被上诉人提交法庭，被上诉人在确认有该份补充协议并答应提交的情况下，在第二次开庭却表示找不到。属于故意隐瞒证据的行为。为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退一万步说，即使认定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无效，那么。作为政府部门和发包方的被上诉人在劳务合同中处于主导地位，审计报告确认：“森林分局未执行招标合同，认可保安公司在合同执行中减少派遣人员的行为，与原劳务公司续签合同和补充协议。”可见如非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不可能单方变更合同履行方式，因此被上诉人作为行政机关和发包方，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107条要求违约方承担责任，如此可见被上诉人也存在擅自变更合同的违约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被上诉人在明知存在派遣人数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情况，对此一直予以认可，并持续数年按原条件续签合同，其怠于采取合理措施止损的行为存在重大过错。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厘清双方的过错责任，再行确定违约责任。在本案中，未按合同约定少派人员与多付劳务费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二者也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双方签订的劳务外包合同仅约定提供劳务服务的总价款，并没有按约定人头折算的单价，也没有约定如果少派人员要支付违约金比例，即使上诉人存在违约，根据《合同法》第107条、113条规定，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建立在存在实际损失的前提下，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因此，被上诉人主张赔偿责任时，被上诉人也应对其实际损失予以举证。一审法院没有就如果客观上造成经济损失，那么被上诉人将承担何种责任，承担多少责任进行说明和分析。一审法院在所谓的“经济损失”都没有查清、说清楚的情况下，就判定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是不合理不合法的。4,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客观上通过减少人头增加人次的方式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服务，这一方式已经双方同意及共同实施。若完全判令由上诉人来承担所谓“变更部分无效”的全部法律后果，则明显存在被上诉人因为重大过错行为而获得意外重大利益不公正现象。故退一万步而言，即便认定双方通过减少人头增加人次的方式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服务为无效约定，亦应考虑到被上诉人已执行完毕前述服务合同，已提供了相应服务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仅判令上诉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明显不公。五、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被上诉人认为自接收审计报告时方知悉合同权益受损，不符合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如约支付合同进度款直至结算，期间均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和权利主张，显然是不认为上述合同的履行存有损害其合同权益的情形。其中2013年5月31日以及2014年5月31日的所签订的合同均早已履行完毕，在《民法总则》生效之前已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故被上诉人要求退还2013年及2014年度的服务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己丧失胜诉权。虽然在执行完毕相关服务合同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几次函件往来，但是该往来函件的内容仅为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提供合同执行期间总体收支执行情况，而上诉人回函中表示上诉人无义务将收支情况告知被上诉人。因此可见，该函件往来与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未能提供适格服务及主要退还合同费用的主张没有关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该往来的函件并非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函书，不属于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情形。一审法院以双方在合同执行完毕之后仍存在函件往来为由认定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系偷换概念。一审法院关于本案的时效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作出公正的判决。被上诉人森林分局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书对本案的事实与法律适用阐述得非常清晰，说理充分。本案的焦点其实是两个：一、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应严格按照招投标条件执行，二、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第一点，我们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是通过招投标程序确立的，根据《招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招投标程序建立的合同关系，必须严格按照招投标程序、招投标条件来履行，不能随意更改，即使双方事后协商也不行，这是为了维护招投标程序的公平和公正，如果上诉人认为按照招标条件无法经营，那么上诉人完全不必去投标，既然投了标也中了标，就应该严格按照招投标确定的条件来执行，这一点相关的法律规范是非常清晰且严格的。按照招投标程序确定的合同关系，与一般的合同关系在这一点上是有着明显的差异。对于第二点，一审判决书对于诉讼时效问题的分析与认定，非常地清晰、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森林分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铁路保安公司返还多收取的合同费用7646563.55元；2、铁路保安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及森林分局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5月31日、2014年5月31日、2015年4月1日，铁路保安公司与森林分局分别签订服务期限为一年的《保安服务合同书》，约定根据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招标项目名称为“劳务外包服务项目”（招标文件编号均为SZCG2013038239)的投标结果，铁路保安公司作为中标方，就森林分局委托铁路保安公司承担劳务外包服务项目达成协议；合同有效期分别为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森林分局聘用铁路保安公司临聘人员依序为138名（包括原有留用人员55人）、155名（包括原有留用人员138人）、155名（包括原有留用人员138人），且对新增人员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作出一定要求；森林分局向铁路保安公司支付有偿保安服务费依序为4,305,218元、4,836,000元、4,836,000元；合同保证金均为5万元；所有临聘人员均需进行岗前培训并由森林分局面试通过后可上岗，且服从森林分局的工作安排；所有临聘人员工作时间由森林分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实际工作需要做具体安排，巡防员和部分物管人员工作岗位特殊，实行365天上岗制，节假日的工作及加班，由铁路保安公司负责安排，所产生的费用包含在中标服务中；森林分局有权指派人员对临聘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有权要求调换不适合在森林分局工作的临聘人员；保安员的奖惩、休假、撤换或辞退等须经森林分局认可，但铁路保安公司认为严重违法违纪的除外，如因保安员的休假、撒换或辞退造成保安人数空缺，铁路保安公司须在三个工作日内补充；合同期限一年，森林分局对服务满意的，可与铁路保安公司续签用工合同，累计不超过三年；如未履行各自义务或无故提前终止合同的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支付给对方违约金为合同有效期内全部服务费总额的30%;等等。三份合同的区别在于，2013年签订的合同约定铁路保安公司每月提供临聘人员工资单，每3个月提供一次社保清单；另两份合同将该条约定修改为铁路保安公司负责提供临聘人员食宿。2015年9月16日，森林分局向铁路保安公司发出《关于清查核算劳务派遣有关费用的函》，载明双方于2013年5月31日、2014年5月31日签订的两份《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外包服务项目》“均已执行完毕”，请铁路保安公司将2013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两年合同执行期间总体收支执行情况书面复函给森林分局，并明确具体复函时间。针对该函所称的“均已执行完毕”，铁路保安公司在质证时认为系双方均已确认合同履行完毕，森林分局在此后要求返还经森林分局审核之后所支付的费用是没有依据的；森林分局则认为“均已执行完毕”的意思是这两份合同期限已完毕，而不是表明铁路保安公司完整地、合适地履行了合同的义务。2015年9月16日，铁路保安公司向森林分局复函，载明经项目管理组研究，铁路保安公司的服务内容为向森林分局提供合适的临聘人员上岗服务；临聘人员的具体岗位、职责范围和勤务安排可由双方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可见铁路保安公司在项目中的收支情况没有义务告知森林分局。2015年9月24日，铁路保安公司向森林分局发出《关于要求“清查核算劳务派遣有关费用”的情况说明及意见》，载明森林分局向铁路保安公司所发的《关于清查核算劳务派遣有关费用的函》，铁路保安公司于2015年9月21日向森林分局回复，并送交《复函》；铁路保安公司认为与森林分局系平等的民事主体，铁路保安公司并无所谓配合森林分局进行所谓清查核算劳务派遣有关费用及对账的义务，双方的争议可依约处理；双方所签合同法律性质属于劳务外包合同，并不属于劳务派遣合同，而森林分局要求清查核算劳务派遣有关费用，明显侵犯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根据双方约定，铁路保安公司先提供服务，然后按季度结算，每一次结算均系铁路保安公司的提出申请经森林分局政秘科、财务科层层审核、把关，然后再上报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付款；铁路保安公司所收到款项均系双方业已结算的服务费用，并非森林分局支付给铁路保安公司的预付款，森林分局现提出进行“对账”及重新结算不存在合法性及合理性；对森林分局尚未支付的服务费用，若森林分局认为铁路保安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应在审核时及时的提出异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约申请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临聘人员是森林分局确定才可上岗，具体工作由森林分局指定及安排，服务费用也是层层审批后才支付，且审批过程中森林分局未向铁路保安公司提出过任何书面异议，若铁路保安公司未依约完成此前的外包服务，森林分局是不会付款的；以上均证明铁路保安公司已出色完成此前的外包服务。2016年6月13日，森林分局向铁路保安公司发出《关于提供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劳务人员在职在岗人员名单的函》，载明其接深圳市城管局计财处通知要求，需核实2015年委托业务费情况和政府采购情况，需铁路保安公司提供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森林分局劳务人员每月在职在岗人员名单，请铁路保安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之前提供给森林分局政秘科。2016年6月14日，铁路保安公司向森林分局复函，载明由于与森林分局的《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劳务外包服务项目》于2016年5月31日已到期，有关项目的相关资料已销毁，由于电脑故障重装系统后，所有电子文档资料已丟失，故无法提供2015年1月至2016年4月劳务人员每月在职在岗人员名单。2017年8月1日，深圳市审计局出具深审行调报[2017]4号《专项审计调查报告》，被调查单位为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含下属单位），审计调查项目为深圳市本级2016年度部门预算执行联网审计专项调查。该报告载明2013年5月31日，深圳市城市管理局下属单位公安局森林分局通过采购中心进行劳务外包采购，与铁路保安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并在合同期满后两次续签合同；森林分局与铁路保安公司于2015年6月3日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将派遣人员从155人减少到76人;经森林分局经办人员提供资料，2013年、2014年、2015年铁路保安公司实到人数依序为59人、63人、76人，与合同约定的差额依序为79人、92人、79人；根据合同计算，森林分局2013年、2014年、2015年多付金额依序为2,464,580.82元、2,870,400元、2,311，582.73元，合计多付金额7,646,563.55元。该审计报告认定森林分局未执行招标合同，认可铁路保安公司在合同执行中减少派遣人员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且2015年的合同和补充协议未经分局局务会讨论通过，由该局原局长擅自决定与铁路保安公司续签合同和补充协议，也违反了民主决策制度。庭审中，铁路保安公司陈述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补充协议因退保证金已经交还森林分局。一审法院要求森林分局提交该补充协议，森林分局以找不到为由没有提交。2017年10月12日，森林分局再次向铁路保安公司发出《关于提供有关劳务支出费用说明的函》，载明双方于2013年、2014年、2015年签订了三份《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劳务外包服务项目》；近日，深圳市审计局对森林分局部门预算执行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及追溯，经计算三期合同执行的三年期间森林分局共多付劳务费764.66万元，并要求按规定做好整改工作；为核实合同执行期间各项费用及铁路保安公司利润等实际支出情况，请铁路保安公司配合提供以上三期合同执行期间劳务人员各项开支及铁路保安公司利润等材料，并于五个工作日内书面反馈给森林分局。2017年10月16日，铁路保安公司向森林分局复函，载明所涉三份“劳务外包服务合同”经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中心公开投标并且中标，双方单位都是依照中标签订的合同进行审核、付款，所以并不存在劳务多付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森林分局与铁路保安公司签订的三份《保安服务合同书》的性质；二、铁路保安公司是否在案涉三份合同中多收取了合同费用以及是否应当将其退还森林分局；三、森林分局要求退还2013年、2014年的合同费用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争议焦点一、森林分局与铁路保安公司签订的三份《保安服务合同书》的性质。首先，森林分局与铁路保安公司签订的三份《保安服务合同书》，均系根据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招标项目名称为“劳务外包服务项目”（招标文件编号为SZCG2013038239)的投标结果，由双方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合同，其中2013年签订的合同是双方首次签订，2014年和2015年签订的合同是根据双方的约定“森林分局对服务满意的，可与铁路保安公司续签用工合同，累计不超过三年”而续签，故案涉三份合同对应的是同一份政府采购招标文件。其次，案涉三份合同内容均为森林分局委托铁路保安公司承担劳务外包服务项目，森林分局向铁路保安公司支付有偿保安服务费，铁路保安公司提供的临聘人员由铁路保安公司负责，森林分局仅对临聘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因此，案涉三份合同均系劳务外包合同，故本案为服务合同纠纷。铁路保安公司关于其与森林分局所形成的是劳务外包服务而非劳务派遣服务的答辩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案涉三份合同是属于政府采购项目、通过招投标程序完成并由原铁路保安公司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形成的服务合同。关于争议焦点二、铁路保安公司是否在案涉三份合同中多收取了合同费用以及是否应当将其退还森林分局的问题。第一、森林分局至迟于2015年9月16日发函要求铁路保安公司书面函复2013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两年合同执行期间总体收支执行情况。至于森林分局在去函中使用了“均已执行完毕”的字眼，与铁路保安公司关于合同约定的人数并不属于双方结算的标准及依据、而是以“人次”完成服务的答辩意见吻合，因此，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确认案涉合同在实际履行中是以铁路保安公司提供的“人次”工作量为结算标准，而非按合同约定人数为结算标准。第二、铁路保安公司在收到2016年森林分局发出的提供在职在岗人员人员名单的函后，书面回函称有关项目的相关资料已销毁、所有电子文档资料已丟失，故无法提供2015年1月至2016年4月劳务人员每月在职在岗人员名单。此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铁路保安公司也一直未提交证据其向森林分局提供的服务人员数量与案涉三份合同约定的人数相符。第三、案涉《专项审计调查报告》虽然认定森林分局与铁路保安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但该认定并不影响该审计报告所查明事实的真实性。而根据该审计报告，森林分局与铁路保安公司于2015年6月3日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将派遣人员从155人减少到76人。虽然本案中森林分局与铁路保安公司均未提交双方于2015年6月3日签订补充协议，但一审法院结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确认双方曾签订补充协议减少铁路保安公司提供服务人数。此外，虽然该审计报告的依据为“经森林分局经办人员提供资料”，但铁路保安公司在该审计之前并未按森林分局要求及时提交相关材料，且书面函告森林分局其资料已销毁或未保存，因此，一审法院依法采信案涉审计报告，综合现有证据确认2013年、2014年、2015年铁路保安公司实际提供服务人数依序为59人、63人、76人，与合同约定的差额依序为79人、92人、79人，故铁路保安公司存在未按案涉三份合同约定提供服务人员的情形。第四、虽然铁路保安公司在答辩中提及与森林分局曾对案涉三份合同进行变更，即按“人次”而非按“人数”履行合同，且双方的确存在于2015年6月3日签订补充协议减少服务人数的情况。但是，案涉三份合同均属于政府采购项目且经过招标投标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釆购法》（2003年版）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00年版）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因此，案涉三份合同均属于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的合同，故森林分局与铁路保安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案涉合同的变更无效。综上所述，铁路保安公司未按案涉三份合同的约定提供服务人数，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森林分局有权主张铁路保安公司返还多收取的合同费用7,646,563.55元（2013年、2014年、2015年多付金额2,464,580.82元、2,870,400元、2,311,582.73元之和）。关于争议焦点三、森林分局要求退还2013年、2014年的合同费用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首先，虽然2013年、2014年签订的两份合同的履行截止时间分别为2014年、2015年，但现有证据显示森林分局至迟于2015年9月16日便开始书面要求铁路保安公司将2013年、2015年两年合同执行期间总体收支执行情况书面复函，也即森林分局曾向铁路保安公司提出了解合同具体履行情况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因提起诉讼或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等中断而需要重新计算，故因2013年、2014年签订的案涉合同所产生的纠纷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次，2013年、2014年的两份案涉合同虽然由双方当事人在履行过程中进行了变更，但其变更是否无效是由本案所确认，因此，森林分局在合同变更无效前起诉，均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铁路保安公司的关于两份合同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答辩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03年版）第五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00年版）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深圳铁路保安服务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返还多收取的合同费用人民币7,646,563.55元。本案受理费人民币65,326元，由深圳铁路保安服务公司负担。本院经二审查明，森林分局在一审庭后提交了《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签订于2015年6月2日，主要内容为：节假日加班工资151470元、机动（含平时加班工资）50000元由森林分局提供名单给铁路保安公司发放加班工资，其他费用支出标准见劳务派遣人员费用核算统计表；该协议后的所附的劳务派遣人员费用核算统计表中列明的财政拨款总金额为4836000元，对应的人数为155人，其后所列的分项支出对应的人数均为76人，该附表下方的备注为：合同要求的总人数为155人，实际到位76人。森林分局与铁路保安公司在该补充协议中均加盖了公章。另查，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服务合同纠纷。根据铁路保安公司的上诉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森林分局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2、深圳市审计局出具的审计报告的审计依据是否充分？3、铁路保安公司与森林分局变更保安人员的数量是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4、铁路保安公司退回的金额应如何确定？关于第一个焦点，虽然2013年、2014年的《保安服务合同书》在当年度已经履行完毕，但根据双方确认的事实，森林分局于2015年9月16日已经向铁路保安公司发出《关于清查核算劳务派遣有关费用的函》，要求铁路保安公司函复2013年5月3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的收支情况，说明森林分局在2015年9月16日就已经就上述两份《保安服务合同书》的服务费提出权利主张。森林分局此后于2016年6月13日向铁路保安公司发出《关于提供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劳务人员在职在岗人员名单的函》，于2017年10月12日向铁路保安公司发出《关于提供有关劳务支出费用说明的函》，多次要求铁路保安公司提供资料以核实支出情况，因此，森林分局于2018年10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二个焦点，森林分局和铁路保安公司作为《保安服务合同书》的履约当事人，应当均持有关于合同履行的相关证据材料。铁路保安公司主张，深圳市审计局出具的《专项审计调查报告》的依据不足，数据来源不合法，也不完整，但并未具体指出是哪些依据不足，哪些数据不完整，且铁路保安公司直至本案二审也没有出示其持有的相关证据，并申请重新审计，故本院对铁路保安公司的主张不予采纳。深圳市审计局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其与铁路保安公司和森林分局均不存在利害关系，在铁路保安公司拒不提供相关资料的情况下，深圳市审计局依据森林分局提供的资料进行审计，并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三个焦点，铁路保安公司是因中标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的招标项目，而与森林分局签订《保安服务合同书》，因此，双方之间的《保安服务合同书》实为经过招投标程序的政府采购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铁路保安公司中标的项目已经明确了该项目聘用保安人员的人数，而保安人员的人数是合同的实质性内容之一，森林分局和铁路保安公司在招标文件和合同约定之外，以自行协商及签订《补充协议》的形式，变更保安人员的数量，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一审认定双方对保安人员数量的变更无效，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第四个焦点，森林分局与铁路保安公司签订的三分《保安服务合同书》均约定，保安人员需要365天上工工作，但根据双方签订的三份《保安服务合同书》所约定的聘用人数和森林分局应支付的服务费用折算，森林分局对每位保安人员每月支出的费用仅为2600元左右，该费用标准对于服务条件而言，显然低于市场标准。鉴于以上事实，且变更后的合同已经履行，一审认定铁路保安公司应退回全部费用，有违公平原则。故本院酌情确定，铁路保安公司应向森林分局退回50%的费用，即3823281.78元。综上，上诉人铁路保安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24249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深圳铁路保安服务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返还多收的合同费用3823281.78元；二、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上诉人深圳铁路保安服务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65326元，由上诉人深圳铁路保安服务公司负担32663元，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负担32663元，二审受理费65326元，由上诉人深圳铁路保安服务公司负担32663元，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负担32663元。当事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缴纳，拒不缴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邓  亚  玲审判员 张  士  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静雯（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