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5民终3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民，男，汉族，1974年4月14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芳芳，女，汉族，1979年1月4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白全军，男，汉族，1974年11月26日出生。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洁，陕西李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晓琦，陕西李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言灵（又名王彦灵），男，汉族，1961年12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洁，陕西李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陕西秀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红侠，女，汉族，1973年2月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春录，陕西古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和永萍，女，汉族，1978年8月27日出生。原审被告：穆巧灵（又名穆巧玲），女，汉族，1962年6月29日出生。原审被告：雷红（又名雷斌红），女，汉族，1976年11月15日出生。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洁，陕西李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晓琦，陕西李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小民、谢芳芳、白全军、王言灵因与被上诉人惠红侠、原审被告穆巧灵、雷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澄城县人民法院（2019）陕0525民初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小民、谢芳芳、白全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洁、贾晓琦，上诉人王言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洁、李婷，被上诉人惠红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春录、和永萍，原审被告穆巧灵、雷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洁、贾晓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小民、谢芳芳、王言灵、白全军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判决，依法判令涉案借贷合同（金额400万元）无效；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上诉人关于涉案双方“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无效的辩解意见，因证据不足且无明确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其如此认定案件事实是典型的罔顾事实，指鹿为马；其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措辞也是有意回避法律适用，其判决结果必然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仅一审法院就为被上诉人审结“民间借贷”案件多达15起。针对类似本案的所谓民间借贷，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17年12月22日就高金公司等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曾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该案查明高金公司数年来从事向外借款业务，且借款对象主体众多等违法情形。因而判决认为，高金公司多年来通过向社会不特定主体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且高金公司的出借行为，未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其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活动，最终该判决认定，高金公司的行为违反了《银行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同时作出该规定系强制性规定且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认定。因而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法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认定高金公司所涉借款合同无效。表现在本案中，仅就法院网反映事实来看，被上诉人从2016年起的三年间，就在一审法院针对该类案件所谓“诉讼”多达15起（含本案在内）。需要说明的是，被上诉人的该类案件均具有如下特征：其一，上述15起案件涉及借款主体多达40余人，出借资金（本金）已逾1800万元。此点足以说明被上诉人行为符合职业放贷主体不特定的法律特征。其二，就被上诉人涉诉的15起案件的证据来看，其用于办理借贷业务的借款条、催款通知、还款协议以及还款承诺均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该类条款的反复使用足以证明其职业化行为及以经营为目的。其三，以本案为例，原告的借款条据反映，该借贷行为中不仅约定利息（月利率2.2%），同时还约定有担保费和逾期还款日违约金和诉讼、文印、差旅、车辆、人员误工、律师代理等名目繁多的收费约定。足以证明其为典型的以赚取高额利息为目的的职业经营行为。上述林林总总之特征，表明被上诉人的行为与高金公司并无二致。需要说明的是，《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一审法院针对被上诉人在澄城县人民法院类似的相关诉讼未予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未参考新的《会议纪要》。作为金融业的特别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2018年4月16日，针对全国民间借贷的乱象，银监会、公安部、国监总局、人行等四部委曾下发《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要求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资金健康有序流动，对相关非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净化社会环境。该《通知》第三条依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立法精神，再次重申“未经有权机关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18年8月1日下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要求加大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重申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正确理解和适用。就法律规定而言，《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而《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更明确此类“强制性规定”即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对此也有相同规定。表现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长期以来在未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向不特定主体多次发放贷款，前面说过被上诉人的涉案行为于(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高金公司的放贷行为并无二致，更何况最高院判决就该案的法律适用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作出了明释。随后，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年7月23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也将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经济欠发达的澄城地区数年来反复从事非法放贷活动，且涉案主体众多、涉案金额巨大，职业放贷行为应予认定。本案成诉前，上诉人曾多次表示愿意偿还借款本金。但被上诉人仍执意提起诉讼。因此，上诉人特就该判决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并请依法判如所诉。上诉人王言灵在二审期间提交上诉状书面补充意见:上诉人王言灵认为一审法院在审理惠红侠诉李小民、谢芳芳、王言灵、穆巧灵、白全军、雷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未能依法审查保证期间是否届满的问题。保证期间是除斥期间，《担保法》第二十五条和二十六条均明确规定“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说明保证期间届满，消灭的是保证债权这一实体权利而不是胜诉权。《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一条也规定了“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保证期间是不变期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中断，结合不变期间和期间届满消灭实体权利这一后果，那么保证期间就应当是除斥期间、不变期间。保证期间届满，必然导致实体权利的消灭，从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出发，法院应当主动依法审查保证期间是否届满的问题。二、一审法院在论理中认为王言灵系自愿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之借款清偿完毕，其是对《借款条》和对法律的错误理解。首先，《借款条》中根本没有约定担保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保证，是一审法院强加给本人的连带责任保证，与事实不符。其次，2018年2月9日的《还款承诺书》约定的宽限期是六个月，也就是说还款到期日是2018年8月10日，依据延期到期后的保证责任约定，保证期间是6个月，即2018年8月10日至2019年2月10日，而被上诉人惠红侠是在2019年2月25日立案的，显然已经超过保证期间，惠红侠已无权要求王言灵承担保证责任。最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依法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主张保证责任或者清偿债务，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该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并经保证人签字认可，能够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证人按照新保证合同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未能查清王言灵是否已超过保证期间而判决王言灵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查封、冻结了王言灵和其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该判决显然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惠红侠辩称：1．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澄城县人民法院(2019)陕0525民初219号民事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答辩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在上诉状第一部分所主张的“被上诉人从2016年的三年间，就在一审法院针对该类所谓诉讼多达15起（含本案在内）”与事实根本不符，纯属不实之词。客观事实是：答辩人近两年在一审法院的诉讼只有三起，且全部是发生在特定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在其他法院没有诉讼案件。1.2018年两起：一起是与张春发之间的借贷，借款人张春发与答辩人父亲是多年的好朋友，和答辩人的家人多年有交往，张春发和答辩人的父亲是结拜弟兄，因经营面粉厂资金周转困难，从答辩人处借款；另一起是与权月会之间的借贷，权月会和惠红侠均是澄城县尧头人，且在一个村，系同村村民。2.2019年就李小民一起案件。答辩人丈夫与王言灵、白全军、李小民均是多年的朋友，特别是与王言灵经营煤矿期间，在资金上互有帮助，王言灵曾在资金上给答辩人丈夫帮过忙。李小民因承揽房地产工程需要资金，先后多次和王言灵、白全军主动找答辩人丈夫提出借款，答辩人基于多年的朋友关系，在王言灵、白全军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同意给李小民借款，解决了李小民承揽工程的资金问题。以上事实足以证实，答辩人近两年在澄城县法院的民间借贷诉讼案件仅3起，且均系朋友间的借贷，是特定人之间的借贷，根本不存在向不特定人出借资金的问题。被答辩人关于答辩人“三年15起案件”的上诉理由纯属不实之词，根本不能成立。二、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引用的最高院(2017)最高民终647号民事判决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三条，均与本案无关，没有任何类比性。1．我国实行的是成文法，不是判例法；2．(2017)最高民终647号民事判决，最高院是以高金公司没有金融特许经营许可证认定借贷合同无效。本案是发生在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款，属合法借贷；3．(2017)最高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与本案事实没有任何关联性，上诉人引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三条完全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法有效，适用法律完全正确。被答辩人关于答辩人系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根本不能成立。1．九民纪要关于职贷人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的通知第53条【职业放贷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具体的认定标准。以上是最高院关于如何认定职业放贷人的相关规定。根据最高院九民纪要53条，认定职业放贷人有三个原则：一是以民间借贷为业；二是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三是具体认定标准由各省高级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制定。其目的是“统一裁判尺度、有效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这也是九民纪要的宗旨所在。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答辩人不属职业放贷人，理由如下：（一）出借资金：属答辩人自有资金。（二）答辩人有正当职业，不是以民间借贷为业。答辩人直接经营和参股经营多家公司，本案答辩人是1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陕西蓝智科技有限公司），4家公司的股东，这4家公司分别为：陕西旺佳惠置业有限公司、陕西月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陕西月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陕西蓝智机器人有限公司。（三）借贷关系发生在特定人之间，没有向不特定人出借资金。（四）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目前没有出台关于职业放贷人的具体认定标准。2．两院两部关于非法放贷经常性规定：《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两年10次、不特定对象”，是目前两高两部关于发放贷款经常性认定的最新标准。本案答辩人近两年民间借贷案件仅3起，且全部是向特定人出借资金，根本不能构成经常性借贷。被答辩人引用两高两部非法放贷意见认为答辩人属职业放贷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3．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引用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两院两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九民纪要以及相关通知，均不能证明本案答辩人系职业放贷人。理由是答辩人的民间借贷行为均未违反上述相关规定，属合法借贷，应受法律保护。综上，答辩人有正当职业，不是以民间借贷为业，所涉借款均发生在特定人之间，没有向不特定人提供借款，根本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关于答辩人系职业放贷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本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惠红侠针对上诉人王言灵的上诉状书面补充意见辩称：一、关于2017年3月29日《还款协议书》的性质问题。《还款协议书》是债权人惠红侠与保证人王言灵、白全军就债务人李小民所欠债务本息愿意继续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直至本息清偿完毕为止是达成了新的保证合同，不是催款通知书。二、关于2018年2月9日的《还款承诺书》的性质问题。1.《还款承诺书》核心是“还款”，而不是保证，即是承诺人王言灵、白全军与债权人惠红侠形成的“新的债务履行协议”。直接确认了承诺人王言灵、白全军的还款义务，且并未区分主债务人和保证人的责任，应当认定各“承诺人”共同与债权人形成了“新的债务履行协议”，从而在各保证人在2017年3月29日的还款协议书原本所承担的连带保证人责任的基础上，再次确认了保证人的还款责任。2.《还款承诺书》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效果，依法应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不能视为形成新的保证合同。三、根据上述一、二项，《还款协议书》是新的保证合同，而《还款承诺书》是新的债务履行协议，2018年2月9日的《还款承诺书》不能取代2017年3月29日的《还款协议书》。原审被告谢芳芳、穆巧灵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惠红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3年8月5日，李小民、谢芳芳从惠红侠处借款人民币5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四个月（从2013年8月5日至2014年12月5日），按月结息，月利率为2.2%，王言灵、白全军为该笔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1月5日、6月5日李小民分别偿还本金80万元、20万元，利息清至2014年7月5日，其余借款本息均未清偿，故提起诉讼，要求：一、李小民、谢芳芳归还惠红侠借款本金400万元，利息432万元（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4年6月6日至2019年1月5日），2019年1月6日后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二、王言灵、穆巧灵、白全军、雷红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一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5日，惠红侠通过卡号为6228462900003383612银行卡向李小民卡号为6228482900643882912的银行卡转款5000000元，作为李小民、谢芳芳向惠红侠的借款。2013年8月5日，李小民、谢芳芳在借款条上借款人处签名、按印，王言灵、白全军在担保人处签名按印，约定借款期限为四个月，自2013年8月5至2013年12月5日，月利率为2.2%，若到期后，经多次催收借款人在一个月内不能归还借款、利息，则由担保人一次偿还借款本息，且借款人、担保人承诺：遵守以上条款，按月结息，到期归还借款。在借款条上明确载明：借款已收到。2015年7月1日，李小民、王言灵、白全军向惠红侠出示书面还款计划，内容为：“还款计划2013年8月5日王彦灵、白全军担保李小民借惠红侠现金伍佰万元（5000000元）整，2014年7月5日前清偿壹佰万元本金及借款利息，尚欠借款本金肆佰万元（4000000元）整，此后利息一直拖欠，本金未还，现计划该笔债务按如下期限清偿：1、2015年8月底前清偿利息捌万捌千元（88000）整；2、2015年10月底前偿还完全部本息。借款人：李小民担保人：王言灵白全军2015年7月1日”。2015年7月17日，惠红侠向谢芳芳发出书面催款通知书，内容为：“谢芳芳：你于2013年8月5日借惠红侠现金伍佰万元，月利率2.2%，借款期限4月，现已超过了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为此请收到本催款通知书后尽快还款，避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影响，否则将采取必要之措施。特此催告”，2015年9月18日，惠红侠分别向李小民、白全军发出书面催款通知书，李小民、白全军分别签名按印。2016年3月3日，惠红侠向谢芳芳发出书面催款通知书，内容同上，由白全军在借款人处签名按印，并由白全军向谢芳芳代为送达。2016年5月27日、6月16日，惠红侠分别向白全军、王言灵发出书面催款通知书，白全军、王言灵均签名按印。2016年7月12日，惠红侠向李小民、谢芳芳发出书面催款通知书，白全军签名、按印予以代收。2016年11月12日，惠红侠通过邮局分别向李小民、谢芳芳邮寄了《催款通知书》。2017年1月4日，在署有债权人惠红侠、债务人李小民、谢芳芳、担保人王言灵、白全军的书面《还款协议书》上，惠红侠、王言灵、白全军分别在债权人、担保人处签名、按印，该《还款协议书》主要确认了2016年12月5日前欠利息2552000元，对债务人所欠本金4000000元自2016年12月6日起继续按照月利率2.2%承担利息，担保人继续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18年2月9日，王言灵、白全军在向惠红侠出示的书面《还款承诺书》上签名、按印，内容为：“惠红侠：我们于2013年8月5日借惠红侠现金肆佰万元整（小写：4000000）元，月利率贰点贰（2.2%），现已逾期，望宽限六个月，到期后清偿完全部本金、利息、滞纳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特此承诺担保人：王言灵白全军2018年2月9日”。上述事实，有借款条、担保承诺书、催款通知书、还款计划、还款承诺书、还款协议书及本院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李小民、谢芳芳借惠红侠5000000元，约定借款期限四个月，自2013年8月5至2013年12月5日，月利率为2.2%，在借款条上虽未约定保证方式，但在2017年1月4日的还款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担保人王言灵、白全军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李小民、谢芳芳在2014年7月5日前清偿了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尚欠借款本金4000000元整及利息，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予认可，双方当事人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惠红侠起诉要求李小民、谢芳芳按月利率2%承担借款利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018年2月9日，王言灵、白全军向惠红侠出示书面《还款承诺书》，要求将借款期限再宽限六个月，到期后清偿完全部本金、利息、滞纳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综上，李小民、谢芳芳应偿还惠红侠借款本金4000000元，并自2014年7月6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承担利息，至借款履行完毕之日止，王言灵、白全军对借款本息的偿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穆巧灵、雷红未对该笔借款承担担保责任，惠红侠起诉穆巧灵、雷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小民、谢芳芳关于惠红侠历年来以格式条款借据、催收函等形式开展的借贷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应认定原、被告间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无效的辩解意见，因证据不足且无明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〇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李小民、谢芳芳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惠红侠借款4000000元，并自2014年7月6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承担利息，至借款履行完毕之日止，王言灵、白全军对借款本息的偿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驳回惠红侠对穆巧灵、雷红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40元，由李小民、谢芳芳、王言灵、白全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李小民、谢芳芳、白全军、王言灵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惠红侠在陕西省澄城县人民法院涉诉情况汇总及相关法律文书，予以证明被上诉人惠红侠是职业放贷人，涉案借款合同应属无效。被上诉人惠红侠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无法证明惠红侠为职业放贷人。本院经审核，该证据仅能证明惠红侠与案外人存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但仅凭此不足以证明惠红侠系从事高息放贷的职业放贷人，故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惠红侠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陕西旺佳惠置业有限公司、陕西月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澄城县前滩水电有限责任公司、陕西蓝智机器人有限公司、陕西月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陕西蓝智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司登记基本情况，予以证明被上诉人惠红侠系上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或监事，惠红侠有正当职业，惠红侠不是职业放贷人。上诉人李小民、谢芳芳、白全军、王言灵认为被上诉人惠红侠所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影响惠红侠以放贷为职业。本院经审核，该证据能够证明惠红侠具有多种职业身份，并非以放贷为业。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对于一审认定事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系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主张惠红侠系从事高息放贷的职业放贷人，涉案借款合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惠红侠根据合同约定以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向上诉人提供借款。其次，根据惠红侠在二审提供的证据表明，其系多家公司的股东，并在多家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者监事，即惠红侠具有正当职业。因此，虽然惠红侠存在多起民间借贷纠纷，但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下，仅凭此尚不足以证明惠红侠系以借贷为业，进而认定惠红侠系职业放贷人而致使合同无效。上诉人关于涉案借款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上诉人王言灵、白全军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惠红侠与李小民、谢芳芳的借贷关系发生于2013年8月5日，上诉人王言灵、白全军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款条上签字并捺印，本案借款于2013年12月5日到期，到期后，借款人于2014年7月5日向债权人惠红侠清偿壹佰万元本金及借款利息，尚欠借款本金四百万元整。2015年7月1日，就该四百万元借款，借款人作出还款借款承诺于2015年10月底前偿还完全部本息，上诉人王言灵、白全军作为担保人又在该还款计划上签字捺印。被上诉人惠红侠分别于2015年9月18日、2016年3月3日、2016年5月29日、2016年7月12日向上诉人白全军送达催款通知书，其于2016年6月16日向上诉人王言灵送达催款通知书，白全军和王言灵均在通知书上签字，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对上诉人王言灵、白全军在该通知书上签字不应认定为是王言灵、白全军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2017年1月4日，上诉人白全军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2017年3月29日，上诉人王言灵亦在该还款协议书上签字，该还款协议书中明确了债务人李小民、谢芳芳未偿还的债务400万元，截至2016年12月5日所产生的利息2552000元，并明确自2016年12月6日起继续按照月利率2.2%承担利息，所欠利息不计算利息。关于保证责任方面，该协议书在第五条明确“该笔债务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由担保人继续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直至本息清偿完毕止。”即上诉人王言灵、白全军在李小民、谢芳芳与惠红侠的债务到期后，与惠红侠签订还款协议书，承诺为李小民、谢芳芳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尽管该协议书字面上记载为建立保证法律关系，但鉴于签订还款协议书时，债务均已到期，已为实际发生的债务，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承诺，实际上是对到期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承诺，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提供担保。故上诉人王言灵、白全军在李小民、谢芳芳债务已经到期未予偿还的情况下向惠红侠作出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承诺，形成了其与惠红侠之间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王言灵、白全军应当按照其承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鉴于该协议书对偿还债务的履行期限没有作出明确的约定，对于诉讼时效的起算应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2018年2月9日，王言灵、白全军承诺宽限六个月即清偿借款本息，即惠红侠主张偿还债务的诉讼时效应自2018年8月10日起计算，故该案不存在惠红侠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王言灵以被上诉人惠红侠向其主张权利超过保证期间，其依法应当免责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应予以支持。同时，原审法院未主动审查债务到期后上诉人王言灵、白全军提供担保的性质，判决上诉人王言灵、白全军承担保证责任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2019）陕0525民初21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2019）陕0525民初2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变更（2019）陕0525民初2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李小民、谢芳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惠红侠借款4000000元，并自2014年7月6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承担利息，至借款履行完毕之日止，上诉人王言灵、白全军对借款本息的偿还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上诉人王言灵、白全军承担上述民事责任后有权向上诉人李小民、谢芳芳追偿；四、驳回上诉人李小民、谢芳芳、白全军、王言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76760元，由上诉人李小民、谢芳芳、白全军、王言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耀武审 判 员 晏 海审 判 员 徐新卫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郭 彬书 记 员 常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