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104民初579号 原告：徐德风，女，196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霞，山东泉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丽，山东泉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叶芝，女，1950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告：刘宁，女，1979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原告徐德风与被告孙叶芝、被告刘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0年4月7日、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德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霞、王玉丽到参加诉讼，被告孙叶芝及被告刘宁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德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110万元购房款及利息（利息以11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差价损失、中介费、相关税费、诉讼费用、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损失等；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原告通过济南市天桥区麦田地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麦田地产)以11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刘维利名下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济齐路31号元6号楼4-201的房产，该房产虽登记在刘维利名下，但系刘维利与孙叶芝夫妻二人房改购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017年10月20日，原告与刘维利签订《二手房屋买卖合同》，2017年10月26日办理了过户登记，原告按照约定在2017年11月1日前付清110万元购房款。2018年7月16日，案外人张金风将刘维利、孙叶芝及徐德风（作为第三人）诉至槐荫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刘维利、孙叶芝与徐德风之间就涉案房产的转让行为并要求将涉案房产过户至刘维利、孙叶芝名下。此时，原告才了解到，刘维利、孙叶芝已经在原告之前将涉案房产出售给了案外人张金风，双方于2016年12月21日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张金风支付定金9万元，后因刘维利、孙叶芝不履行合同，张金风于2017年2月22日起诉要求刘维利、孙叶芝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金等，该纠纷历经一审、二审，最终判决刘维利、孙叶芝向案外人张金风履行过户义务并支付违约金。在撤销权纠纷中，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进行了调查，另，刘维利于2019年1月21日去世，张金风追加刘维利与孙叶芝之女刘宁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3日作出（2018）鲁0104民初4448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刘维利、孙叶芝向徐德风转让涉案房产的行为并判令徐德风协助过户。后徐德风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原告因购买涉案房产，除支付了110万元购房款外，中介费及房产过户的相关税费均由原告承担；合同被撤销，导致了原告购买房屋应获得的增值部分的损失；在张金风提起的撤销权诉讼中，原告更是付出了高额的诉讼费用，耗费了大量精力。现上述两判决均已生效，案外人已经对涉案房产申请执行。原告现在可谓是“房财两空”，现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原告只能是退而求其次，要求被告返还110万元购房款、利息及赔偿相关损失。现刘维利已经去世，刘宁系除了孙叶芝之外刘维利唯一的继承人，且孙叶芝夫妇出售涉案房产时，刘宁也知情，孙叶芝夫妇也表示所得购房款用于给刘宁买套小房子和给刘宁的孩子看病，因此刘宁也应对原告支付的购房款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曾与两被告就返还购房款及赔偿等事宜进行协商，两被告均已没钱为由推托，原告无奈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徐德风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明确要求两被告赔偿的损失包括中介费2万元、契税8550元、保全担保费3450元及此前张金风起诉案件中由其承担的诉讼费15500元；其并说明该项诉讼请求中的房屋差价损失等不再主张。 孙叶芝未作答辩。 刘宁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一、徐德风起诉我作为被告承担法律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对于父亲、母亲与徐德风买卖房屋，一无所知。我自2004年结婚后，便与父母分居，而且由于与父母关系不好，十几年来基本上见面很少，对于父母亲与徐德风何时买卖房屋一事，从来不知情，也没有收过分文房款，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我父亲于2019年1月去世后，我与母亲对父亲的遗产也没有继承析产，父亲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只留下债务，我没有继承父亲任何遗产，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三、我向法院提交放弃继承声明书，放弃继承父亲刘维利任何遗产的继承权；同时声明放弃对母亲孙叶芝任何财产的继承权，孙叶芝也签名认可。根据继承法的规定，我对父母与徐德风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不应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请求驳回徐德风的无理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徐德风提交《二手房买卖合同》复印件、银行账户明细、本院（2018）鲁0104民初4448号案件开庭笔录、本院（2018）鲁0104民初444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济南中院）（2019）鲁01民终8645号《民事判决书》《房屋权属状况信息》、中介费收据、契税发票、保全保险费发票，刘宁提交《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原件、公证书。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本院依以上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本案诉讼之前，张金风作为原告，以刘维利、孙叶芝为共同被告，以徐德风为第三人，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案号为（2018）鲁0104民初4448号。该案审理中，因刘维利在诉讼过程中于2019年1月21日死亡，本院根据张金风的申请，通知刘维利的继承人刘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张金风在该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撤销刘维利、孙叶芝将其所有的济南市槐荫区济齐路31号院6号楼4单元201室及地下室（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转让给徐德风的行为，刘维利、孙叶芝承担本案全部诉讼、保全、律师费等费用。其陈述事实和理由为：2016年12月21日，其与刘维利、孙叶芝及案外人山东仟佰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三方就刘维利、孙叶芝涉案房屋签订《居间服务合同》，同日其与刘维利、孙叶芝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房屋买卖成交总价款90万元。其依约向刘维利、孙叶芝支付定金9万元，刘维利、孙叶芝向其交付房产证及土地使用权证书。其后于2016年12月27日在建设银行办理完毕贷款审批手续。但刘维利、孙叶芝因房地产交易价格发生波动，违约翻悔，拒不配合办理房产交易的手续。无奈其于2017年2月22日在槐荫区法院起诉要求刘维利、孙叶芝继续履行合同，承担违约金等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0104民初766号判决书，判决刘维利、孙叶芝协助其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其名下以及刘维利、孙叶芝向其支付违约金4815元，赔偿律师费16000元。刘维利、孙叶芝不服，上诉到济南中院，二审法院作出（2018）鲁01民终11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生效后，其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时，发现刘维利、孙叶芝在二审期间将涉案房屋房产证公告挂失，并以57万元的价格违法转让给徐德风的事实。刘维利、孙叶芝将其涉案房屋低价出售，既低于其与刘维利、孙叶芝交易价格90万元，也远远低于2017年10月刘维利、孙叶芝与徐德风交易时槐荫区同地段同等状况房产的交易价格（当时同地段同状况房产市场价每平方1万多元）。刘维利、孙叶芝为逃避应承担的债务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不诚信行为造成其债权无法实现的事实。其依法起诉，请求依法撤销刘维利、孙叶芝为逃避债务，恶意转让财产，导致其债权无法实现的行为。 张金风在该案诉讼中明确撤销刘维利、孙叶芝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徐德风的行为后，将房屋所有权恢复至刘维利、孙叶芝名下。因刘维利在诉讼过程中去世，其诉讼请求中“两被告”在刘维利去世之前指刘维利和孙叶芝，在刘维利去世后是指孙叶芝和刘宁。 孙叶芝在该案诉讼中辩称，因其外孙有病需要钱治疗，就把房子卖了110万元，用于还账和给外孙看病。原来的房产证给了与张金风签订买卖合同的中介张军。在中介登记售房信息时，其没有告诉他们这个房子的官司，因为告诉他们房子就卖不了，后来在与徐德风办理过户时其到房管局挂失了房产证。2017年1月17日，其与张金风就可以网签，为什么张金风不去网签，因为张金风违约在先，其卖房子没有犯法，也没有责任，不同意承担她的各项费用，再次卖房子也是为了给孩子治病，所以对张金风起诉的都不同意承担。现在其和刘维利都不在涉案房屋居住了，户口也迁出来了落到其他人家中。 刘宁在该案诉讼中辩称，涉案房屋是已过世的刘维利和孙叶芝转让的，其无权撤销，再者刘维利、孙叶芝将涉案房屋转卖给第三人合法有效，也不存在撤销的理由。 徐德风在该案中述称，1.对于张金风与刘维利、孙叶芝之间的纠纷，其在2018年7月下旬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方才了解，在此之前毫不知情。刘维利、孙叶芝在与其进行涉案房屋的买卖时也未曾提及。涉案房屋在办理过户手续时，房管部门也未告知该房屋存在任何权利瑕疵，而正常办理了过户手续并向其颁发了权属证书，其系善意受让取得涉案房屋。2.刘维利、孙叶芝与其及中介方麦田地产订立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且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其已登记为涉案房产合法所有权人。依法成立并生效的买卖合同以及其对房屋的合法物权应得到法律保护。3.其为购买涉案房屋向刘维利、孙叶芝支付购房款110万元，并向麦田地产支付中介费2万元，上述款项均已付清。其是自房产中介获得房产信息，以合理的价格与刘维利、孙叶芝进行的二手房买卖交易并正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不存在以不合理低价受让涉案房产的情形。4.刘维利、孙叶芝对于张金风所负的判决义务系由济南中院（2018）鲁01民终1192号判决书认定的，该判决作出时间为2018年4月12日，而其与刘维利、孙叶芝进行房产交易及过户登记发生在2017年10月20日至27日。简单来说，其与刘维利、孙叶芝进行房产交易及过户登记时与张金风之间的纠纷尚未经法院判决确认，刘维利、孙叶芝对张金风并未负法定债务，涉案房屋不存在权利瑕疵，张金风不具备撤销涉案房屋转让行为的主体资格。综上所述，其是支付合理对价善意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应当受法律保护，张金风不具备要求撤销涉案房屋转让行为的主体资格，请求依法驳回张金风的诉讼请求，解除对其名下涉案房屋的查封手续。 本院在该案中审理查明并认定如下事实： 张金风非济南市户籍，自2014年1月至2017年3月在济南市社会保险连续缴纳超过39个月。刘维利与孙叶芝系夫妻，育有一女刘宁。2019年1月21日，刘维利死亡。 涉案房屋系刘维利、孙叶芝通过房改购房，于2014年12月12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刘维利名下，由刘维利、孙叶芝共同共有。 2016年12月21日，张金风与刘维利、孙叶芝在山东仟佰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涉案房屋的房款为90万元，2016年12月21日支付定金9万元，2016年12月27日前共同办理贷款手续，在张金风通过银行贷款审批手续五个工作日后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 张金风向刘维利、孙叶芝支付定金，并于2016年12月23日向贷款银行提交了贷款所需的材料及手续。受济南市新限购政策的影响，双方未在合同约定的2016年12月28日至2017年1月4日办理网签以及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张金风通过限购审核后要求刘维利、孙叶芝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刘维利、孙叶芝不同意，张金风于2017年2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刘维利、孙叶芝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违约金、承担居间服务费及律师费等，刘维利、孙叶芝提出反诉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并由张金风支付违约金、支付律师费等。张金风在该案审理期间向本院提存购房款45万元，并在庭审中，提交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称该证件系刘维利、孙叶芝在与其签订合同时为表示诚意交给其保管的。本院于2017年7月26日就张金风与刘维利、孙叶芝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作出（2017）鲁0104民初766号民事判决，要求刘维利、孙叶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张金风将涉案房屋及地下室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张金风名下，上述房屋及地下室所有权转移登记过程中产生的税费由张金风负担；刘维利、孙叶芝向张金风支付违约金4815元、律师费16000元，并驳回了刘维利、孙叶芝的反诉请求。 刘维利、孙叶芝不服本院（2017）鲁0104民初766号民事判决，于2017年8月向济南中院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为一审判决认定其存在违约的事实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因为张金风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存在违约，其卖房的目的是为了给孩子筹钱治病，剩余的钱款再买一套小房子，但由于政策变化及房价飞涨，错过了孩子的最佳治疗期，导致其卖房目的不能实现，因此要求解除合同，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济南中院对该案审理后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8）鲁01民终1192号民事判决，驳回刘维利、孙叶芝的上诉，维持本院（2017）鲁0104民初766号民事判决。 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刘维利于2017年9月29日通过刊登报纸的方式将涉案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挂失。 2017年10月20日，刘维利、孙叶芝与徐德风签订《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济存量房字00012017102000081号，载明刘维利、孙叶芝将涉案房屋以57万元售于徐德风。同年10月26日，徐德风取得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 涉案房屋后由徐德风出租给承租人淮进岭；淮进岭与张金风相识，该房产后由张金风依据淮进岭的房屋租赁合同自2018年6月份居住。 该案中，本院经向公安机关调查，得知刘维利、孙叶芝自2017年10月份已从涉案房屋将户籍迁出，现与刘宁在济南市历下区落户，刘维利、孙叶芝与刘宁的户籍在同一地址。 张金风在该案中称，刘维利、孙叶芝以57万元的价格将涉案房产低价转让给徐德风，逃避应承担的债务，造成其债权无法实现，向本院提出撤销刘维利、孙叶芝为逃避债务恶意转让财产的行为，并将房屋所有权登记恢复至刘维利、孙叶芝名下。张金风为本案委托律师支出律师费2万元，为进行财产保全向保险公司支付3000元保险费，并要求刘维利、孙叶芝承担上述费用。 刘宁在该案诉讼中称，刘维利、孙叶芝向徐德风售房与其无关，其没有继承刘维利的遗产，也不应承担责任，对于张金风提出的诉讼后果及于其不认可。 该案诉讼过程中，张金风向本院申请调取孙叶芝名下的工商银行账号（尾号为0475）自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1月10日交易明细，经本院调取该账号明细显示存取情况如下：2017年10月20日自祭富元的账户以跨行汇款的形式存入55万元，11月1日自刘松的账户以跨行汇款的形式存入55万元。2017年10月21日至10月23日以ATM交易、柜面交易的形式分8次在不同的营业室、支行提取现金，金额为五千元、二十万元、八万元不等；2017年11月3日至11月5日，以柜面交易的形式分七次在不同支行、营业室提取现金几万元、十几万元不等。2017年11月5月，孙叶芝的该银行账户销户。 关于该银行账户中钱款的去向，孙叶芝在该案庭审中称上述银行账户的钱均都是其和老伴刘维利取的，用于还账和给孩子看病。其中还账的钱是五十多万元，一笔二十多万，一笔三十多万。孩子在精神中心看病、拿药，没让住院，但是药挺贵的，但是具体花了多少其不清楚。这些钱其女儿刘宁没有拿，都是其夫妻取走的。现在购房款也没有剩余的钱了，现在租房子住。但在2019年5月8日的庭审中，孙叶芝对钱款的去向变更陈述，称购房款110万元没有用于孩子的治疗所需，而是被刘维利拿走给其他女人买高档品等挥霍，虽然钱存在其银行卡里，但是刘维利拿着银行卡。 徐德风在该案诉讼中明确2017年10月20日由祭富元的账户向孙叶芝账户汇款55万元，2017年11月1日由中介人员刘松的账户向孙叶芝汇款55万元，表明其已经向孙叶芝全额支付了房款共计110万元。 徐德风在该案诉讼中还（书面说明）称，其与刘维利、孙叶芝在买卖房屋之前不认识，与他们订立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应受法律保护。其对于他们与张金风之间的原有纠纷并不知情，其已支付合理对价善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其所拥有的物权应受法律保护。张金风不具备要求撤销涉案房屋转让的主体资格，也不存在相关的行使撤销权的事实。因其居住的山凹山庄拆迁，规划新建的小学未动工，其孙女面临上学，其与家人遂决定到房产中介看房，发现涉案房产的拟售房源信息，该房位于二楼，便于老人居住与出行，且属于匡山小学学区，遂决定买房。在2017年10月份看房时，刘维利、孙叶芝及外孙在此居住，10月20日签订《二手房屋买卖合同》，房款共计110万元，在合同中双方约定，为了避税则网签价格为57万元，实际成交价格以此合同为准。其在签订合同当日支付首付款55万元，10月23日将购房款30万元付至中介，10月26日与刘维利、孙叶芝办理房产过户登记，10月27日将购房款25万元付至中介，11月1日，中介将55万元购房款尾款付至刘维利、孙叶芝，11月10日左右，刘维利、孙叶芝结清水电费、腾空房屋并将钥匙交付给其，完成交房。现在刘维利、孙叶芝已从涉案房产迁走户口，去向不明。在其准备入住该房时，山凹庄小学动工且得知山凹庄居民孩子就读学校有优惠政策，家人商议后让孩子在新建学校就读，所以该房没有入住需求，通过房产中介对外出租。购房的资金来源于拆迁安置补偿款，因为其系山凹庄居民，因城中村拆迁获得补偿款180余万元。 徐德风在该案中提交了《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其对不能提交《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原件解释称，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过户登记已完成，其已经取得了涉案房产权属证书，对于原先订立的三方买卖合同保管不当，已丢失。其另提交祭增杰名下民生银行账户对账单，祭富元银行卡账户明细，刘松银行业务凭证/客户回单，刘维利、孙叶芝出具的房屋买卖首付款收条，麦田地产、祭富元及祭增杰对于受徐德风委托向刘维利、孙叶芝代付购房款以及中介人员刘松代收代转购房款的相关事实的书面说明，以证明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刘松在该案中还出庭作证，称其系麦田地产经纪人，与麦田地产签订期限自2016年5月12日到2021年5月11日的劳动合同，社保由其自行缴纳，并提交劳动合同。徐德风和孙叶芝在其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续的房款由其来代转。2017年9月初，刘维利登记房源信息时没有出示房产证，最早见到房产证是在签合同时候。当时同等位置同等房源每平米均价一万多点，涉案房产登记的是110万元。2017年10月初，徐德风和他儿子来公司询问附近有无合适的房子，看到了刘维利在其公司登记的出售信息，其公司的人员就带着徐德风母子去看房子，看房后双方就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后续进行网签付款、办理过户，从签订合同到履行完毕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涉案房产距离其公司两三站路远，其公司到实地看房子的时候，刘维利出示了A4纸质的权属状况登记证明，刘维利、孙叶芝和他们外孙在那个房屋居住。当时的市场价110万，网签57万左右，是因为要合理避税，双方商量就按照这个价格来网签。签合同的时候在场人有刘维利、孙叶芝、徐德风和她儿子。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双证合一，不需要土地使用证了，房子体现的是刘维利。房产证登记信息已经交给房管局了，其没法提供。因为是全款买房，为了双方安全，合同约定，后期房款就先支付给其。涉案房源在58、安居客等网上发布过，但是这个信息现在查不到了，因为其公司最多就能查80条，两年前的查不到了。这个房子是全款买的，合同在房友备案，其公司只留扫描件，原件找不到了。其每月工资底薪3000元，提成另算。工资有时候现金或者微信、支付宝发放。其促成这笔业务的提成款为9000元。合同中对户口迁移有约定，一年或者半年内迁走，现在已经迁走了，具体迁到哪里其不清楚。这个房子由其经手出租了，先后有两个房客，即2018年1月至5月、2018年6月至今。徐德风提交的麦田地产书面说明系其本人签字。 祭增杰、祭富元在该案中也出庭作证，就购房款的价格及支付等进行了陈述。 徐德风在该案中还提交麦田地产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加盖印章，该中心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李亚男，经营场所在济南市天桥区交校路14号4号楼3-103），麦田地产与刘松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出具的2017年11月份麦田地产工资明细，以证明刘松系麦田地产的员工，因促成涉案房屋交易获得提成9000元。其另提交视频光盘及由麦田地产经营者李亚男于2019年1月13日出具的《说明》《二手房屋买卖合同》扫描件证明：2019年1月13日，由代理人至济齐路13-6号招牌为“房友地产”店内，由一名女同志操作电脑，从环卫局宿舍文件夹中打开文件（建立时间为2017年10月23日），该文件是涉案房屋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扫描件，从该电脑中拷备出文件入U盘后以光盘形式提交法院。另，李亚男出具《说明》，内容为：徐德风与刘维利、孙叶芝订立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以及房产交易价款实际付款方式均为一次性付款，且办理完毕后产权已过户登记，其单位对此类已履行完毕的买卖合同纸质原件的保存期限一般为三个月，现早已超过保存期限。其单位实行电子档案管理，电子档案中留存《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纸质原件的电子扫描件，是自纸质原件扫描而来，内容与纸质原件完全一致。其单位与“房友地产”仅是品牌加盟关系，不存在管理关系，系独立经营的，“买房合同房友有备案”实际就是指其单位的电子档案留存。 徐德风在该案诉讼中另提交麦田地产出具的佣金收据一张，证明其向麦田地产支付2万元佣金。 孙叶芝在该案诉讼中认可收到了徐德风支付的购房款110万元；称在卖房之前不认识徐德风，是通过中介认识的。收到的钱都给孩子看病、还债了，收款的账户能不能用也记不清楚了。与徐德风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知道放到哪里了，找不到了，这个房屋卖了以后没有再另行购房。当初与徐德风签合同时，其女儿带着孩子在一边看着，其和刘维利，买房子的人（徐德风）和她的儿子小祭，还有刘松都在场。其对徐德风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 刘宁在该案诉讼中称，刘维利、孙叶芝向徐德风卖房的事，其没有参与也不知情，更没有用他们的钱，孩子治病也没有花他们的钱，在他们提出要把户口迁到其户籍地时，其才知道他们把房子卖了。 本院在该案中认为，该案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第一，刘维利、孙叶芝与徐德风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第二，徐德风与刘维利、孙叶芝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11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第三，张金风是否享有债权人的撤销权。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刘维利、孙叶芝与徐德风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首先，刘维利、孙叶芝向徐德风的售房行为，作为出卖方明显存在恶意。孙叶芝在前三次开庭以及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对其出售房产目的以及钱款的用途均称是给外孙治病，刘维利在前三次庭审中均缺席，后于2019年1月21日死亡，本院通知其继承人刘宁参加诉讼。刘宁本人未到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表示刘宁没有参与刘维利、孙叶芝夫妻再次出售房产的事，对此事也不知情，更没有使用他们的售房款，在他们想迁户口时才知道房子已出售了。孙叶芝在庭审中称徐德风等人来看房时，其女儿和孩子都在家，两次卖房子都是为了给孩子看病，但在第四次庭审中改称房款没有给外孙治病而是让刘维利把钱拿出去给其他女人了，前后不一的陈述，自相矛盾，系明知与张金风还存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且尚在审理过程中，将涉案房产转移至他人名下，属于恶意转让。 其次，徐德风是否存在与刘维利、孙叶芝的串通。从房管部门的档案材料，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载明的房产于2017年10月20日即办理了网签手续，该网签合同中载明的57万元明显低于孙叶芝与张金风合同约定的90万元。如果买卖双方确实以该57万元成交，该价格明显低于当时的房价，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交易，第三人获得该房产亦非善意。但根据房产交易的惯例以及审判实践中所遇到的其他房屋买卖合同案例，在房管部门网签合同的价格一般低于实际交易的价格。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刘维利、孙叶芝售于徐德风该房产实际交易价值，就是以下将述及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徐德风主张以110万元购买涉案房产的事实是否存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徐德风对此应负举证责任。为此，徐德风提交了证据，第一组书证包括《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麦田地产出具收据，刘维利、孙叶芝出具的房屋买卖首付款收到条，祭富元及祭增杰银行活期账户明细，刘松的中信银行客户回单，祭增杰、祭富元、刘松均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经查，孙叶芝与徐德风均认可在麦田地产的居间下签订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由祭增杰、祭富元向孙叶芝、刘松转账，再由刘松在过户后将余款转给孙叶芝，买卖双方在一个月之内就完成了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网签、付款、过户以及交付的事实。孙叶芝除了认可收到购房款110万元以外，未提交任何证据。徐德风提交了大量的书证：银行交易明细、房屋拆除补偿协议书及货币安置补偿协议书、收款条以及麦田地产出具的说明，上述书证均为原件，但唯独不能提供最基础的能够直接确认其与刘维利、孙叶芝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原件。徐德风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因为合同履行完毕且已经过户，取得涉案房产的权属证书，合同因为保管不当已丢失，所提交的复印件是来自麦田地产，在复印件上加盖了麦田地产的印章。居间方麦田地产工作人员刘松出庭称房屋买卖合同在房友备案，房子是全款买的，只留了扫描件，原件找不到了。出卖方孙叶芝更不能提供房屋买卖合同原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对于提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的，包括下列情形：（一）书证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二）原件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经合法通知提交而拒不提交的；（三）原件在他人控制之下，而其有权不提产的；（四）、（五）略。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从徐德风提交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来看，该合同应是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应由三方各自持有的合同均以不同理由不能提供，但徐德风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原件是如何遗失的，其所作出的解释并非合理解释，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对该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不予采信。对于徐德风提交的祭增杰、祭富元、刘松、孙叶芝的银行流水均系原件，只能够证明对应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动情况，在无基础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购房款。至于孙叶芝认可收到徐德风的款项，仅属于两者之间认可的事实，只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张金风从房管部门调取的《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及涉案房产的信息可以证实，徐德风与刘维利、孙叶芝在2017年10月20日签订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价款为57万元，同年10月26日已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涉案房产现已转移至徐德风名下。上述《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徐德风与刘维利、孙叶芝均称系在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过程中为避税而签订，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证据仅能证明徐德风与刘维利、孙叶芝之间按照房屋买卖所需要的法定程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手续。对于祭增杰、祭富元、刘松的证人证言，结合本院在证据认定时的分析，查明上述证言与徐德风陈述存在的矛盾之处。本院认为，作为标的额为110万元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履行的亲历者，徐德风及其子祭富元、卖方孙叶芝，麦田地产的中介刘松，应对房源获得、何人实地看房、签订合同在场人员等情况有充分明确的感知，虽然人有遗忘也是自然规律，但购房对一个家庭来说应是一件大事，尤其是花费百万元在短时间内完成签订合同、付款、过户等事宜，更应该印象深刻。但是在祭富元、刘松出庭作证以及徐德风在庭审后接受法庭调查时所称上述情节均存在矛盾，徐德风的当庭陈述与书面说明也不一致，且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麦田地产出具的说明与房友地产的关系，仅系其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印证，因此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徐德风主张与刘维利、孙叶芝以110万元进行房屋买卖交易的事实不成立。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张金风是否享有债权人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同时第七十五条规定了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为1年，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二是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三是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中的受让人应存在恶意；四是债权人应在除斥期间内，以其债权为限行使该权利。本院认为，结合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以及对相关法律关系的定性，张金风符合上述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条件。第一，按照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刘维利、孙叶芝负有协助张金风将涉案房屋及地下室转移至张金风名下的义务，因此张金风具备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主体资格。第二，刘维利、孙叶芝与徐德风通过表面上的房屋买卖，将涉案房屋及地下室转移登记至了徐德风名下。本院已经认定，徐德风与刘维利、孙叶芝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110万元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第三，张金风的债权已经进入执行程序要求履行之前签订的买卖合同，要求刘维利、孙叶芝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手续，因徐德风已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其名下，导致张金风的债权无法实现，而孙叶芝称已经花光了所有的购房款，也未购置其他房产，已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第四，刘维利、孙叶芝明知与张金风房屋合同纠纷尚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仍然出售该房产并办理所有权转移，属于恶意转让。第五，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让发生在2017年10月26日，张金风于2018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并不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综上，张金风要求撤销刘维利、孙叶芝与徐德风之间房屋转让行为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因刘维利在诉讼过程中去世，刘宁作为刘维利的继承人参加诉讼，刘维利的相关诉讼权利义务应由其继承人承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徐德风基于与刘维利、孙叶芝房屋买卖合同，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上述法律行为被撤销的情况下，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应当恢复至原登记状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据此，张金风为该案支出律师费20000元，要求孙叶芝予以承担的诉讼请求，亦有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张金风要求孙叶芝承担因财产保全支出的保险费用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就该案作出判决：一、撤销刘维利、孙叶芝向徐德风转让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行为；二、徐德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孙叶芝、刘宁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原产权人名下；三、孙叶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金风支付律师费20000元；四、驳回张金风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中并判决徐德风承担案件受理费4000元和诉讼保全费2000元。 徐德风对本院该判决不服，向济南中院提起上诉。刘宁也提交上诉，但未交纳上诉费用。 徐德风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张金风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金风承担。事实与理由：该案属于典型的一房二卖即孙叶芝先行将房屋出卖给张金风，未办理过户手续；后又将房屋转卖给徐德风，并办理了过户手续。对于该法律事实，法院审理应先适用《物权法》等法律规定进行裁判确权，再辅以《合同法》等法律规定，阐明孙叶芝违约。本案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都有所欠缺，应予以纠正，具体阐述如下：一、张金风不应成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本案的案由是撤销权纠纷，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撤销权行使主体身份必须是债权人，张金风在与孙叶芝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中，作为支付货币的一方属于债务人，其虽起诉至法院要求孙叶芝协助其办理过户手续，主体地位也是基于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人，并非债权人。因此，其在本案中以债权人提请本次诉讼，主体不适格。二、退一步讲，假设张金风主体地位适格，其要求撤销孙叶芝与徐德风的卖房行为，焦点问题在于徐德风是否支付了合理的涉案房屋对价以及徐德风购买房屋时主观是否善意。1.关于房屋对价，在徐德风与孙叶芝的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网签合同价格是57万元，但该价格只是出于避税目的，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民法理论中对该事实定义为“虚假行为下的隐藏行为”即网签价格57万元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虚假的，因此网签合同无效。纵观买卖行为是否有效，得看隐藏行为是否真实，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徐德风于2017年10月20日由祭富元的账户向孙叶芝账户汇款55万元，2017年11月1日，由中介人员刘松账户向孙叶芝汇款55万元。（该组证据是由张金风申请法院调取孙叶芝账户所得）以上款项共计110万元。110万元是买卖双方真实交易价格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整个买卖行为应为有效。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在说理部分，以徐德风与孙叶芝之间无房屋买卖合同原件，不能证实买卖行为成立这一论证，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该案中，大前提是撤销权行使的条件看法律如何规定，《合同法》74条规定，撤销权需审查徐德风实际给付房款价格是否合理，而不是看合同有无原件；小前提是房款是否支付及支付数额，而不是审查有无合同原件，因一审法院对大小前提无法准确认定，得出的结论必定是错误的，在此请求贵院依法纠正。2.徐德风购买涉案房屋是善意的。首先，徐德风在购房时孙叶芝并未告知涉案房屋已出卖给张金风，否则徐德风不会购买。其次，中介告知徐德风该房产并未被抵押，也没有网签，不存在产权纠纷，可放心购买。最后，虽然张金风和孙叶芝之间有法律纠纷，但徐德风购买涉案房屋时，张金风和孙叶芝之间并未有生效的法律文书，既然法律文书不生效，也不存在裁判文书上网公示，供大众查阅。基于上述，依据《物权法司法解释》第十五条“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徐德风主观是善意的，张金风认定徐德风与孙叶芝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存在恶意，徐德风认为其作为利害关系人且基于诉讼目的考虑，该想法可以理解，但一审法院有违中立，判案主观臆断性强，有失基本的公允，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3.纵观本案，依据一审法院已查明无争议的事实，孙叶芝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徐德风的行为，在时间上早于（2018）鲁01民终1192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孙叶芝协助张金风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孙叶芝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处分房屋，其行为合法有效，应予以受法律保护。退一步讲，假设孙叶芝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徐德风的时间在（2018）鲁01民终1192号民事判决书出具后，徐德风对涉案房屋构成善意取得。理由是：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善意取得的要件之一是处分人系无权处分，本案中，孙叶芝在（2018）鲁01民终1192号民事判决书出具后未办理宣示登记，其以自己名义实施买卖构成无权处分。2017年10月26日，徐德风取得了涉案房屋及地下室的不动产权证书，至此善意取得构成要件徐德风全部符合。结合上述，徐德风无论（2018）鲁01民终1192号民事判决书出具先后，都系涉案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张金风行使撤销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四、关于一房二卖，房屋归谁所有处理规则是：争议人之间谁先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优先，都未办理的以实际居住优先，都未居住以签订合同在先的优先。本案，徐德风取得不动产证在先，且交款数额为110万元，而张金风仅仅向孙叶芝支付了9万元定金，45万只是提存在一审法院，现孙叶芝除涉案房屋外无其他房产，徐德风向其支付的110万元也由孙叶芝挥霍。从情理上，徐德风和张金风都是孙叶芝一房二卖的受害者，对张金风而言若有损失，也是定金损失，但对徐德风而言，损失的确是好几代人的积累。 张金风针对徐德风的上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事实和理由：一、张金风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徐德风认为张金风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与事实和法律不符。张金风依据与刘维利、孙叶芝2016年12月21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同时享有债权和承担债务，因张金风依约承担了涉案房产及地下室的价款支付义务，张金风依据该合同同时取得要求刘维利、孙叶芝协助办理涉案房产及地下室过户手续，交接手续等合同债权权利。（2017）鲁0104民初766号判决书及(2018)鲁01民终1192号判决书都确定了刘维利、孙叶芝协助张金风将涉案房产及地下室转移登记至张金风名下以及刘维利、孙叶芝向张金风支付违约金4815元及赔偿律师费16000元的司法确认债权，对张金风依据该合同要求刘维利、孙叶芝协助办理涉案房产及地下室过户手续、交接手续等合同债权权利进行确认，因而原审判决认定张金风具有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主体资格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二、本案不适用善意取得，徐德风主张善意取得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物权法》106条设定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是无处分权人转让动产或不动产，而本案徐德风主张的所谓涉案房产及地下室的交易行为发生在张金风与刘维利、孙叶芝买卖合同纠纷原二审期间，此时张金风没有采取保全措施，该涉案房产及地下室也不存在阻碍所有权转让的其他权利，因而刘维利、孙叶芝转让涉案房产及地下室的行为属于有权处分，而不是无权处分，因而徐德风主张善意取得缺乏无权处分这个前提条件及事实依据。三、徐德风主张的所谓涉案房产及地下室的110万元阴合同交易行为是虚假交易，不适用徐德风主张的一房二卖的处理规则。（一）徐德风、孙叶芝两方都主张对涉案房产及地下室的交易110万元行为是真实的，而二手房买卖合同原件应是体现买卖关系的最基础的法律事实依据，但徐德风、孙叶芝、所谓的“中介公司济南市天桥区麦田地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都无法提供所谓徐德风与刘维利、孙叶芝、济南市天桥区麦田地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三方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原件”；一审庭审中徐德风提供盖有麦田地产公章的所谓二手房买卖合同，依然是复印件，徐德风提供的视频光盘及李亚男出具的《说明》《二手房买卖合同》扫描件证明，仍然证明不了本案徐德风主张的阴合同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本案一审徐德风等人主张所谓的交易过程，徐德风、祭增杰、祭富元、孙叶芝、刘宁、刘松的陈述或法庭调查笔录，涉及的交易过程8个基础事实，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也不符合常情常理。究其原因，徐德风等人主张所谓的交易行为，是他们恶意串通，通过虚假交易，造成徐德风、孙叶芝、刘维利真实交易的假象，欺骗张金风以及司法机关，对抗张金风对涉案房产及地下室的强制执行申请，同时妨害民事诉讼秩序。1.关于房源获得途径，徐德风在2019年1月11日的法庭调查中陈述、徐德风之子祭富元在2019年1月11日的法庭调查中的证言均是祭富元找中介知道的，徐德风没有参与房源获得途径；而刘松的证言是2017年10月初，徐德风和他儿子来公司询问附近有无合适的房子，看到了刘维利在其公司登记的出售信息，徐德风参与房源获得途径，是相互矛盾的。2.关于谁实地看房，徐德风陈述没到实地看房，祭富元的证言与刘松的证言证实徐德风实地看房去了，相互矛盾。徐德风在2019年1月11日的法庭调查中陈述，没有到那个房子看过，其儿子去看过；而徐德风之子祭富元在2019年1月11日的法庭调查中陈述，去现场看过房子，母亲徐德风应该是去过一次；而证人刘松证实，其公司的人员就带着徐德风母子去看房子。3.关于谁带着实地看房，祭富元的当庭证言，其和中介去看过房子，明确刘松带着实地看房；而与刘松的当庭证言，其公司的人员就带着徐德风母子去看房子了，刘松没有带着实地看房，相互矛盾。4.关于看房时谁在住，祭富元的当庭证言，当时去的时候，孙叶芝和一个小孩在那住，没有刘维利在场；而与刘松的当庭证言，刘维利、孙叶芝和他们外孙在那个房屋居住，有刘维利在场，相互矛盾。5.关于签订合同在场人员，祭富元的当庭证言及当庭孙叶芝陈述，认可签订合同在场人员有刘宁；而刘宁陈述、刘松的当庭证言证实，签订合同在场人员没有刘宁，相互矛盾。6.关于所谓购房款来源，徐德风书面说明，购房的资金来源于拆迁安置补偿款，而该款进入祭增杰民生银行个人账户进行理财；与祭富元的当庭证言，关于购房款来源，30万是拆迁款，55万、25万共计80万元，是其本人干工程挣的钱，并且祭富元以个人账户分别转款55万给孙叶芝、25万给刘松，与拆迁安置补偿款无关，徐德风、祭富元关于购房款来源相互矛盾。7.关于“钱生钱B”理财产品，徐德风在2019年1月11日的法庭调查中陈述，关于理财产品其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是钱生钱；与其夫祭增杰当庭证言，“钱生钱B”把钱放到民生银行卡的理财产品，这是徐德风购买的理财产品，相互矛盾。8.关于房产登记在徐德风名下的原因，徐德风在2019年1月11日的法庭调查中陈述，因为是其出资，所以房子就落在其名下，并且他是独子，都在一个户口上；与祭富元的当庭证言，房子落户在母亲名下是因为孝顺，购房款中80万元系其出资，相互矛盾。（三）对于交易完成后，购房款的用途、去向，孙叶芝前三次开庭称上述银行账户的钱均都是她和刘维利取的，都拿去还账和给孩子看病，2019年5月8日庭审中又变更陈述，购房款110万元没有用于孩子的治疗所需，而是被刘维利拿走给其他女人买高档品等挥霍；刘宁则称，刘维利、孙叶芝向徐德风卖房子的事，其没有参与也不知情，更没有用他们的钱，孩子治病也没有花他们的钱；购房款的用途、去向，两人解释互相矛盾，不符合常理。并且孙叶芝的个人银行流水显示孙叶芝于2017年11月4日、11月5日分5笔在工商银行不同支行柜台取现款，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取现金方式把55万元取出销户，但开庭过程中无法证实所谓交易款110万元的用途、去向，也不符合常理。从本案徐德风、孙叶芝、刘宁双方提供不了“阴合同”的原件，以及当事人徐德风、孙叶芝及刘宁及证人祭增杰、祭富元、刘松的陈述或法庭调查笔录关于交易过程的8个基础事实的相互矛盾又不符合常情常理的陈述，以及所谓孙叶芝及刘宁关于购房款的用途、去向的相互矛盾的陈述，可以证实徐德风、孙叶芝及刘宁主张的“阴合同”交易是虚假交易，依据《民法总则》第154条之规定，应是无效的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也就不适用徐德风主张的一房二卖的处理规则。四、本案徐德风、孙叶芝、刘宁主张的二手房买卖关系，在“阴合同”交易是虚假交易的情况下，应当以他们在房产交易部门登记备案的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阳合同”审查他们的交易行为的法律效力，该行为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条件，（2018）鲁0104民初4448号判决书依法予以撤销是正确的，依法应予以维持。“阳合同”备案涉及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具有公信力，也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产物，本案孙叶芝、刘宁、徐德风之间二手房买卖的依据应是“阳合同”，而“阳合同”交易价，既低于张金风与孙叶芝、刘宁一方交易价格90万元，也远远低于2017年10月孙叶芝、刘宁一方与徐德风交易时槐荫区同等地段同等状况房产的交易价格(当时同等地段同等状况房产市场均价每平方1万多元，刘松证言也证实当时房价为同类房产1万元冒头)，符合《合同法》第74条、7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部分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9条的“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规定。本案孙叶芝、刘宁一方与徐德风双方所谓的二手房交易行为发生在孙叶芝、刘宁一方在与张金风买卖合同关系纠纷二审期间，本案原审庭审中孙叶芝明确没有其他资产足以清偿对债权人所负债务，其在原二审上诉状中也认可了这一事实，因而无论孙叶芝、刘宁一方与徐德风双方主张的所谓阴合同或阳合同交易，都是为了对抗张金风依据（2017）鲁0104民初766号判决书及（2018）鲁01民终1192号判决书确认的司法裁判债权的强制执行，造成张金风债权无法实现的事实，都是妨害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行为，依法都应受到相应的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制裁。 济南中院在该案二审中对本院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济南中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规定：“一审宣判时或者判决书、裁定书送达时，当事人口头表示上诉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必须在法定上诉期间内递交上诉状。未在法定上诉期间内递交上诉状的，视为未提起上诉。虽递交上诉状，但未在指定的期限内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刘宁虽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但未交纳上诉费，经催交后仍未缴纳，视为自动撤回上诉，对于刘宁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该案中，在张金风与刘维利、孙叶芝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期间，刘维利、孙叶芝在明知涉案房产存有争议的情形下挂失张金风持有的原涉案房产所有权证，将涉案房产转让予徐德风并办理了过户登记，足以认定刘维利、孙叶芝在转让房产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主观恶意。从刘维利、孙叶芝与徐德风备案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来看，双方约定的房屋成交价是57万元，而双方自认的涉案房产购房款为110万元，购房款存在巨大差额，不管双方交易是否真实，双方签订该合同的行为明显不诚信。从刘维利、孙叶芝与徐德风涉案房产交易过程来看，在房源获取途径上，徐德风、祭富元的陈述与证人刘松的证言存有矛盾，在实地看房上，徐德风与祭富元、证人刘松相矛盾，在合同签订现场人员上，祭富元、孙叶芝的陈述与刘宁、证人刘松的证言相矛盾；在购房款来源上，徐德风与祭富元陈述的来源相矛盾，也与祭增杰、祭富元提供的银行流水交易不相符，作为短时间完成的大额交易，交易当事人及中介在上述诸多方面的陈述存在矛盾，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徐德风陈述的购房系因为孙女上学而涉案房屋交付后并未居住而是另行出租，对于收到的购房款孙叶芝先是陈述为外孙治病后又陈述另作他用，而作为重要依据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原件，孙叶芝、徐德风及中介均未提交，上述事实与常理相悖。综上，孙叶芝与徐德风的行为不能排除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合理怀疑，双方之间就涉案房产转让行为损害到张金风的债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张金风对刘维利、孙叶芝行使撤销权于法有据，一审判决撤销刘维利、孙叶芝向徐德风转让涉案房产的行为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受让人主张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取得所有权的，不予支持：（一）转让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认定无效；（二）转让合同因受让人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等法定事由被撤销。”依照上述规定，徐德风主张其构成善意取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济南中院就该案作出（2019）鲁01民终864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00元由徐德风负担。 二、2020年1月22日，涉案房屋登记至张金风名下。 三、本案诉讼前，徐德风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其在本案诉讼中提交2019年12月30日江苏律创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载明收取徐德风“鉴证咨询*担保服务费”3450元。 四、本案诉讼中，刘宁向本院提交刘维利、孙叶芝与徐德风及麦田地产于2017年10月20日签订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原件，合同内容与本院原审理案件中及本案诉讼中徐德风提交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基本一致，只是在合同的“十二、其它约定事项”处存在不同。徐德风提供合同复印件中“十二、其它约定事项”的内容为：（1）乙方（徐德风）避税则网签价格为57万，实际成交价格以此合同为准；（2）若过户期间导致不能正常办理完过户手续，则甲方（刘维利、孙叶芝）应无息返还乙方首付款55万元。在接到不能办理过户手续后三日内返还乙方首付款。若有延期甲方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3）在乙方过户后房产证办理完毕后丙方（麦田地产）当日无息将尾款55万转给甲方。刘宁提供的该《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原件中“十二、其它约定事项”处除载明以上内容外，另有：（4）乙方知情甲方房产有法院诉讼，若是不是因法院原因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双方应承担相应责任；（5）房产证过户办理时间为七个工作日，以房管局下证（内容不清晰）。 五、刘宁另提供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公证处于2019年9月2日出具的（2019）鲁济南天桥证民安第6361号《公证书》，证明刘宁于2019年8月26日在其处在《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上签名、捺指印，并无不知悉声明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该《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载明声明人刘宁，被继承人刘维利，内容为：“我父亲刘维利生前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遗有存款人民币叁仟元零伍角陆分及孳息（账号略）。上述财产是我父亲刘维利的个人财产，是他的遗产。我是刘维利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现我郑重声明：我自愿无条件放弃对刘维利上述遗产的继承权”。 本院认为，本案之前，本院就张金风提起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进行审理，即（2018）鲁0104民初4448号案件。该案中刘维利、孙叶芝及徐德风均主张双方之间经麦田地产居间于2017年10月20日签订了《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徐德风还主张依该《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向刘维利、孙叶芝支付了购房款110万元。其就该主张提供了银行账户明细，申请了麦田地产工作人员出庭作证。孙叶芝在该案中对收取徐德风购房款11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因该案中无论是出卖方刘维利、孙叶芝，还是买受方徐德风、居间方麦田地产均不能向本院提交《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的原件，且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等还存在矛盾之处，本院在该案中确认徐德风主张与刘维利、孙叶芝以110万元进行房屋买卖交易的事实不成立，本院就此作出判决，撤销了刘维利、孙叶芝向徐德风转让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行为。该案判决经二审生效后，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利已转移登记至张金风名下，表明该案判决内容得以履行。 徐德风在本案中以原房屋买卖被撤销为由，要求房屋出卖方孙叶芝及刘宁返还购房款。徐德风在本案诉讼中仍以此前案件中提交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作为依据。但刘宁在本案诉讼中提交了该《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的原件。两者对比，存在的重大差别在于合同原件中明确写明“（4）乙方知情甲方房产有法院诉讼，若是不是因法院原因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双方应承担相应责任”。由此表明，徐德风及刘维利、孙叶芝、麦田地产在签订《二手房屋买卖合同》时对涉案房屋已经存在诉讼均为明知，这也就揭示出在本院此前审理的原案件中，刘维利、孙叶芝及徐德风、麦田地产均不敢提交合同原件的原因所在。在本院此前案件审理中，孙叶芝称其在中介（麦田地产）登记售房信息时没有告知涉案房屋有官司；徐德风称其对于张金风与刘维利、孙叶芝之间的纠纷，其在2018年7月下旬收到诉讼材料后方才了解，在此之前毫不知情。刘维利、孙叶芝在与其进行涉案房屋的买卖时也未曾提及。由本案审理中查明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原件可知孙叶芝、徐德风均为虚假陈述。不仅如此，徐德风在本院此前审理案件中甚至本案中仍然提供虚假的《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麦田地产及工作人员在本案此前审理的案件中提供虚假证据、作伪证，不仅充分表明刘维利、孙叶芝及徐德风、麦田地产在该《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的主观恶意，更体现出刘维利、孙叶芝及徐德风、麦田地产在本院此前审理的案件中存在着的提供虚假证据、恶意陈述、作伪证等恶劣行为。对以上人员、单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本院将依法进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其中第一款第五项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院在此前案件的审理中确认徐德风主张与刘维利、孙叶芝以110万元进行房屋买卖交易的事实不成立，主要原因在于刘维利、孙叶芝及徐德风、麦田地产拒不提交《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的原件。本案诉讼中，基于刘宁提供的该合同原件，结合徐德风提交的其他证据及孙叶芝在此前案件诉讼中的自认，本院确认刘维利、孙叶芝与徐德风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确认徐德风为此向刘维利、孙叶芝支付了购房款110万元。 鉴于徐德风与刘维利、孙叶芝之间转让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行为已被撤销，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利已转移登记至张金风名下。徐德风在本案诉讼中要求返还110万元购房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关于返还的主体，因孙叶芝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出卖人、收款方，因此孙叶芝应当承担此项返还责任。徐德风除要求孙叶芝承担责任外，还要求刘宁承担责任。其在起诉状中主张要求刘宁承担责任的依据为“现刘维利已经去世，刘宁系除了孙叶芝之外刘维利唯一的继承人，且孙叶芝夫妇出售涉案房产时，刘宁也知情，孙叶芝夫妇也表示所得购房款用于给刘宁买套小房子和给刘宁的孩子看病，因此刘宁也应对原告支付的购房款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与徐德风之间存在房屋转让合同关系的为刘维利、孙叶芝，刘宁并非房屋转让合同关系的主体。且从本案及此前案件的审理中，查明的事实是刘维利及孙叶芝将徐德风支付的购房款取走，并未确认刘宁占有、使用了徐德风的购房款。徐德风在本案诉讼中亦未对该项诉讼请求提供相应充分、有效的证据。另，徐德风也无证据证明刘宁在刘维利死亡之后继承了刘维利的遗产。因此本院对徐德风要求刘宁承担购房款110万元及利息返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徐德风除要求返还购房款及利息外，还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包括中介费2万元、契税8550元、保全担保费3450元及此前张金风起诉案件中由其承担的诉讼费15500元。就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一是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应为孙叶芝，理由同前。二是赔偿的范围，徐德风要求赔偿的中介费2万元及契税8550元系其与刘维利、孙叶芝之间房屋买卖过程中交纳、产生费用，在双方房屋买卖关系被撤销后，以上已经支付的费用成为徐德风的损失，对此孙叶芝应予赔偿。但徐德风要求赔偿保全担保费3450元并无合同约定或法律依据，本院对徐德风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徐德风另要求赔偿此前案件中的诉讼费用15500元，通过本案审理，可以确认徐德风在此前案件中及本案中均有提供虚假证据、虚假陈述的行为，本院及济南中院在此前案件中未支持徐德风的主张，并判令徐德风承担诉讼费用实属应当，理所当然，徐德风在本案中要求赔偿无理，本院对其该部分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孙叶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德风返还购房款110万元； 二、孙叶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德风返还以上购房款的利息，以购房款11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标准，自2017年11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 三、孙叶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德风赔偿中介费2万元； 四、孙叶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德风赔偿契税8550元； 五、驳回徐德风要求刘宁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六、驳回徐德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900元，减半收取计7450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由孙叶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春疆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刘书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