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牟定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2323民初323号 原告：牟定县共和镇军屯村委会山庙村村民小组一组。 负责人：李开聪，男，1962年4月24日生，村民小组长，住牟定县（未到庭）。 原告：牟定县共和镇军屯村委会山庙村村民小组二组。 负责人：代万彬，男，1963年11月13日生，村民小组长，住牟定县（未到庭）。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啸波，云南光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有彬，云南光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张培兰，女，1952年8月17日生，住牟定县（未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云南群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光林，男，1950年7月25日生，住牟定县，系张培兰之夫，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李开明，男，1955年6月18日生，住牟定县。 第三人：牟定县公证处，住所地：牟定县共和镇中园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323799865549N。 法定代表人：有晓东，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波，云南群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牟定县共和镇军屯村委会山庙村村民小组一组、二组（以下简称山庙村一组、二组）与被告张培兰、第三人李开明、牟定县公证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庙村一组、二组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啸波、段有彬、被告张培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代光林、第三人李开明、第三人牟定县公证处的法定代表人有晓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山庙村一组、二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冒用原告名义与他人于1997年8月26日在第三人牟定县公证处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19年在追讨李对门山老箐娃山的征收补偿款过程中，牟定县人民政府向原告出具了据以发放征收补偿款的《山林承包合同》及（97）牟证经字第129号《公证书》，经原告核实及第三人李开明确认，1997年8月26日在牟定县公证处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系盗用原告名称及私刻李开明印章、伪造李开明签字所捏造而成。李对门山老箐娃山属于原告集体所有，一直由村集体进行管理和使用，原告没有和被告签订过任何《山林承包合同》，该合同没有经过村民集体的同意和授权。合同的签订时间为1997年8月26日，而在1997年7月30日、31日的两份公证申请表中显示合同已经提交申请公证，为何合同是在提出公证申请后才签署，同时申请表中列明的“村公所证明材料”也是缺失的，完全无法显示出签署合同者是谁。同时在公证申请表中的申请人一栏中署名为“张丕兰”，在申请人签名盖章处签章为“张培兰”，在公证材料中均使用“张培兰”签章，在合同中使用的签章及签字为“张丕兰”，因此该合同系伪造的虚假合同，应当予以认定为无效合同。 被告张培兰辩称，1、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根据庭前证据交换，原告提交的第一组第二份证据显示山庙村村民户数为86户，召开村民会议到会户数应当达到本村三分之二以上，即要达到56户以上，但到会签字人数为54人，故两位村民小组长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全体村民，本案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超过了最长保护期20年。3、即使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其诉讼请求也不应支持。 第三人李开明述称，本案到法院送传票给我，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村上开会对承包合同反映了好几年，合同上的名字不是我签的，我自己认为这个合同无效。 第三人牟定县公证处述称，认可被告张培兰的答辩意见。本案的山林承包合同是与村民集体签订，不是与村小组签订，二原告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主体资格不适格。 在诉讼过程中，二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村民签字确认书、山庙村民会议纪要，欲证实经村民签字确认李对门山老箐娃山属于集体财产，对被告利用山庙村委会的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合同不属于集体同意所签订，（97）129号《公证书》不属于经村民同意而申请的公证，经村民集体同意提起诉讼； 2、《山林承包合同》，欲证实被告利用原告的名义及伪造当时村民小组长李开明的签字及印章，签署了李对门山老箐娃山的承包合同； 3、《牟定县公证处案件卷内目录》、《公证书》、《牟定县公证处申请表》、《牟定县公证处谈话笔录》、《公证处案件呈批表》、《牟定县公证处送达回证》，欲证实牟定县公证处在未审核公证申请人的身份情况、授权委托以及签署《山林承包合同》是否真实合法的情况下作出的（97）129号《公证书》不具有公证证明效力； 4、李开明的《控告信》、《举报信》，欲证实李开明未参与1997年《山林承包合同》的公证事宜。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认为是彩印件，而不是原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同意质证，对会议纪要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证实原告的待证事实，该证据证实了原、被告签订合同，对承包金、承包期限等作了约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该证据证实了1997年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公证合法；对证据4，认为没有提交原件，不同意质证。 经质证，第三人李开明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以前没有见过合同，现在才看到；对证据3，认为合同中的签名不是本人签的，印章也不是本人盖的，没有见过公证书，公证申请表的字不是本人签订，没有去申请过，也没有找本人去谈过话，谈话笔录不清楚，送达回证上的文书没有送给本人，受送达人栏的签名盖章不是本人所为；对证据4无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牟定县公证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一致，认为其中证据2、3与自己掌握的证据一致，但证据3证实不了原告要证明的案件事实，相反能够证实公证处依法为原、被告之间的山林承包合同进行了公证，对证据4，认为没有提交原件，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第一代身份证复印件、牟定县公安局共和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欲证实“张丕兰”与“张培兰”属同一人； 2、《林权证》，欲证实被告向原告承包的山林，已经由牟定县人民政府确权颁发了林权证书，被告是该林地合法的使用权人，同时是该林地上林木合法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 3、《公证书（含合同）》3份，欲证实涉案承包合同范围内的山林早在1991年，原、被告就签订过管护承包合同并进行了公证，1997年签订协议，解除1991年的管护承包合同，作了解除公证事项，同时双方签订了现在的山林承包合同，同样作了公证，签订山林承包合同的事项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合同已经履行了23年，至今有效； 4、收款收据，欲证实1991年被告缴纳李对门山承包款360元的事实； 5、《收条》3份、《情况证明》1份，欲证实被告承包李对门山后，至今共支付了5550元承包费、已经履行了37年山林承包费的缴纳义务的事实； 6、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2015）元行初字第27号《行政调解书》，欲证实2015年，在建设牟定县丰乐水库过程中，政府征用了李对门山部分林地而发生纠纷，后形成了生效的行政调解法律文书，作为行政调解案件的当事人，被告是合同的被征收林地使用权人； 7、李国态等人出具的情况证实（说明）8份，欲证实2020年1月20日山庙村组开会的情况，部分村民是在代天有欺骗说签字就可以领钱后才签字，现在申明签字无效。另外还证实当天存在一人代签多人的名字、不是该村的村民也签了字、未到会村民也有签字的情形，原告的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 8、彭忠云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欲证实被告承包李对门山后，雇请人员在李对门山挖沟栽树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2020年公安机关出具的“张丕兰”和“张培兰”的身份信息，没有出现在1997年的合同里面，公证书违反了公证程序，是违法的公证合同；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是基于违法的公证书取得的，是待撤销的权属证书，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认可；对证据3中1991年的公证书三性无异议，1997年的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违反了公证的法律规定，合同一方当事人假冒形成的公证合同及公证书不合法；山林承包合同形成违法，公证程序违法，对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对证据4，认为没有区分是针对1991年的合同还是1997年的合同收取的费用，对其证明力不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不能证实是村民认可1997年承包合同收取的费用；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不具有合法性，佐证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是不成立的，山林是集体财产，缴纳承包费的方式不合法，不能证实山林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案不是山林确认之诉，解决的是行政问题，不涉及产权归属，和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合同是否有效的依据；对证据7-8均不认可，认为证人应该出庭作证，相关的证明只有个人签字及捺印，无法核对真实性，不具有证明效力，村民的个人行为无法证明1997年村集体将山林合法承包给被告的事实。 经质证，第三人李开明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认为名字应该要一致；对证据2，认为不清楚；对证据3中1991年的公证书、山林管护合同无异议，认为1997年的公证书及合同协议书不清楚，协议书和山林承包合同上李开明没有签过字，印章也不是李开明盖的；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的3份收条不清楚、情况证明无异议；对证据6不清楚；对证据7，认为开会是广播通知的；对证据8，认为看见被告家去挖树沟了。 经质证，第三人牟定县公证处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认为能够证实原、被告自1991年以来就履行了山林承包合同，并且1997年新签订了承包合同后，原告又继续收取被告的山林承包款，累计收取了37年，已经超过了1991年合同约定的15年履行期限，双方实际已经履行了1997年的山林承包合同。 第三人牟定县公证处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欲证实其诉讼主体资格及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 2、《关于代天洪等人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信访文书送达回证，欲证实对案涉林地合同效力问题，原告的村民于2018年11月16日通过信访途径要求解决过，牟定县林业局、原牟定县国土资源局、牟定县司法局、牟定县水务局、牟定县公安局、共和镇人民政府均认为本案合同真实有效，在我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公证时办证程序合法； 3、牟定县林业局关于对军屯村委会山庙村村民张培兰林权证有关问题的情况说明，欲证实案涉林地在王国忠没有管理后，由被告家在1997年以前就开始管理； 4、牟定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对李开明做的调查笔录，欲证实李开明承认1997年7月31日亲自与李学孔、李国生一同到公证处办理后面50年即本案的合同的公证； 5、牟定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对李开昌做的调查笔录，欲证实本案诉争合同签订及办理公证时，李开明是山庙村的总社长，案涉林地是山庙自然村的； 6、牟定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对代万彬做的调查笔录，欲证实2005年山庙二组收到过200-300元的承包费； 7、牟定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对王国忠做的调查笔录，欲证实王国忠家没有管理山林后，由被告家接着管理案涉林地，被告家交过承包款； 8、收款收据、验收凭据、收条、情况证明、山庙村账本照片，欲证实被告1991年7月2日向山庙村交承包费360元、2012年3月17日交1000元、2005年修自来水就餐等开支1250元用于冲抵承包费、2009年冲抵了300元、2016年付了1000元，共计3910元； 9、牟定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向李开聪核实情况的视听资料，欲证实现任山庙村一组组长李开聪认可其签字收取的承包款，亦知道被告家自1991年开始至今管理（承包）李对门山； 10、《公证程序规则（试行）》，欲证实1997年7月30日办理公证时，在合同、申请等公证材料上，当事人签字或加盖印章均可； 11-15、1990年度牟证字第434号、1991年牟证字第093号、094号公证卷宗、1997年牟证经字第129号公证卷宗、1997年牟证解字第05号公证卷宗，欲证实1990年11月7日，山庙村委会与王国忠签订山林管护承包合同，当天到公证处办理了公证；1991年7月11日，山庙村与王国忠解除了双方签订的山林管护承包合同，并在公证处进行了公证；1991年7月13日山庙村委会与被告签订了山林管护承包合同，并在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后双方于1997年7月31日解除了1991年7月13日签订的合同并进行了公证；1997年7月31日，双方签订了本案诉争的合同，公证处依法为当时的当事人山庙村委会、被告签订的合同进行了公证，被告自1991年7月13日起就承包本案的林地，至今已有29年。 经质证，原告对第三人牟定县公证处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调查的事实无法证实公证合法，没有解决当事人的诉求，不具有证明效力；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是基于违法的公证合同所作出的颁发林权证的行为，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反映的事实无异议，但不同意欲证明的待证事实，1997年没有开过户长会，公证不具有合法性，集体资产没有按照村委会组织程序进行发包，李开明本人没有签字发包；对证据5的证明力不认可，对第一个管护合同无异议，第二个管护合同没有开过户长会，没有签过字；对证据6的内容认可，但不能证实其待证事实，能够证实对1997年的合同不知道，没有参与；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实的是1991年的管护合同；对证据8中1991年、1992年的收款收据认可。对2009年的收款收据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认为缴纳方式严重违法，承包费属于集体所有，相应的资金应该入集体账户。2012年的没有入账证明，不符合集体承包缴纳费用的法定程序。2016年的收条，没有证据证明入账，无法证实是1997年承包合同的基础上收取的费用；对证据9，认为公证合同反映出来是不合法的，不能证明是基于1997年承包合同缴纳承包费，1997年的承包没有开过村民会议，通过承包事项，所做的公证是违法的；对证据10，认为不是民事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如果按照公证程序规则执行，就不会出现1997年的公证书；对证据11-15能够证实1991年的公证程序合法，内容合法，1997年的公证程序违法，内容违法，公证处应该对真实性进行审查，1991年的公证卷宗附有村公所开会讨论的证明，1997年的却没有，1991年是本人签字及盖章，申请人主体身份有村委会盖章证明，1997年的申请人身份无法确认，1份公证书出现两枚印章，无法确认哪份合同是有效的公证，公证书的程序、内容违法，是侵害了集体财产的公证。 经质证，被告对第三人牟定县公证处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及待证事实均认可，1997年7月31日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已为有效的公证文书所证明，该合同的公证文书至今未被撤销，属于合法有效。 经质证，第三人李开明对第三人牟定县公证处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3、5、6、7、9、10认为不清楚；对证据4认为属实；对证据8，认为1991年的收款收据属实，其余的收款收据及账本照片不清楚；对证据11-15中，认为1997年第129号、第05号公证卷宗中“李开明”的签名及盖章不是本人所为，对其余卷宗无异议。 第三人李开明没有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通过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并经本院对本案证据进行全面客观地审核判断后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村民签字确认书，系将内容打印好后签名，明确记载有“公证违法”等内容，而公证是否违法，并不是村民签字就可以确定，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山庙村户代表会议纪要，证实了原告召开村民会议，就案涉合同讨论决定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2，证实了存在该承包合同，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交相反证据对该合同进行反驳，本院对于原告欲证实是被告利用原告的名义及伪造李开明签字、盖章而形成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3，本案并不是审查公证书是否错误，且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涉案公证书已经被撤销，故本院对原告欲证实公证书不具有公证证明效力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4，只能证实李开明向相关部门举报、控告，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2，虽然原告提出异议，但其没有提交相反证据进行反驳，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3，虽然原告及第三人对1997年的公证书等持有异议，但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公证书已经被撤销，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4-5，属合同履行情况，但合同是否履行，并不是合同是否有效的判断标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在本案中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7-8，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第三人牟定县公证处提交的证据1-3、11-15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4-7，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证据8-9，被告是否缴纳了承包费，并不是合同是否有效的判断标准，与本案无关联性，在本案中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10，是法律适用，即用来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合法、主张是否符合规定，而不是用来证明争议的事实，不是民事诉讼证据，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根据庭审和对证据的分析，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1990年11月7日，原军屯村公所山庙村委会与王国忠签订了《山林管护承包合同》，约定将李对门老箐娃山200亩林地承包给王国忠管护，管护期限为15年，牟定县公证处作出（90）牟证字第434号公证书对该合同进行了公证。1991年7月11日，双方签订《申请解除荒山承包协议》，约定终止管护合同，牟定县公证处作出（91）牟证字第094号公证书对该解除山林管护合同进行了公证。1991年7月13日，原军屯村公所山庙村委会与被告签订了《山林管护承包合同》，约定将李对门老箐娃山200亩林地承包给被告管护，管护期限为15年，牟定县公证处作出（91）牟证字第093号公证书对该合同进行了公证。1997年7月30日，双方签订《申请解除原公证的（91）牟证经字第093号山林管护承包合同协议》，约定解除管护合同，牟定县公证处作出（97）牟证解字第05号公证书对该合同进行了公证。1997年8月26日，原军屯村公所山庙村委会与被告签订了《山林承包合同》，约定将李对门山老箐娃山200亩荒山承包给被告经营，承包期为50年，并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在该合同上甲方法定代表人处“李开明”的签名为他人代签，加盖了李开明的印章，乙方的签名和印章均为“张丕兰”，牟定县公证处作出（97）牟证经字第129号公证书对该合同进行了公证。2006年6月28日，牟定县人民政府发给被告牟林证字（2005）第06号林权证，载明李对门山132亩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山庙村民小组，林地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被告。2018年11月16日，代天洪等山庙村群众对本案所涉山林系借用他人名义承包、偷刻他人私章公证、将假合同变为合法化等问题信访，相关部门调查后进行了答复。2020年1月21日，山庙村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本案的合同纠纷。2020年3月12日，原告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2020年3月26日，牟定县公安局共和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张培兰”与“张丕兰”属同一人。4月1日，原告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作出（2020）云2323民初2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原告撤诉，当天原告撤诉后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 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首先，1997年8月26日，签订《山林承包合同》的甲方是原军屯村公所山庙村委会，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山庙村，山庙村共有两个村民小组，即本案原告，故本院认为山庙村一、二组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其次，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无效，属于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事项，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已经召开村民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后才向本院起诉，虽然被告及第三人牟定县公证处认为参会人员不符合规定，但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故本院认为原告向本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该规定仅适用于请求权，而本案属于确认之诉，仅需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即可，判决当中不含有给付内容，不具有可执行性，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本院对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首先，本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无效，从原告陈述的事实及理由来看，原告是认为签订合同时第三人李开明并没有到场，合同上不是李开明签字，也不是李开明加盖的印章，是被告单方所做。按照原告的理解，实际上是认为合同不成立。如果合同不成立，则谈不上合同的效力。那么1997年8月26日原军屯村公所山庙村委会与被告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是否成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可以签字，也可以盖章。本案中虽然合同上“李开明”的签字系他人代签，但加盖有李开明的印章，第三人牟定县公证处对签订该合同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公证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由于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书，故本院确认被告与原军屯村公所山庙村委会签订本案诉争合同的事实存在，该合同成立。其次，合同成立，并不意味着合同就一定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实1997年8月26日军屯村公所山庙村委会与被告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由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未能证实诉争的合同不成立，也未能证实该合同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相应的法律后果由原告承担。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牟定县共和镇军屯村委会山庙村村民小组一组、二组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50元，由原告承担（已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光俊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红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