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204民初315号原告：湖南株洲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株洲市芦淞区。法定代表人：吴某某,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某某，湖南芸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湖南芸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某某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法定代表人：高某，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湖南添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某某，湖南添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金某某，男，汉族，1970年8月18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原告湖南株洲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劳务公司）诉被告武汉某某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某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因被告武汉某某公司申请追加金某某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通知金某某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某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某某、李某某、被告武汉某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蒋某某、被告金某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某某劳务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合同约定的施工补偿款等款项人民币20万元及产生的违约金40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28日，原、被告就原告接手株洲某某园某某项目18栋的土建工程施工，签订了《株洲某某园某某项目土建总承包内部框架协议》。原告按照协议的约定于2018年11月25日开始进场施工并且完成了部分施工进度，后因被告原因无法继续履行。2019年1月，双方经过协商签订了《关于解除〈内部合作协议〉的协议》，约定被告应该退还原告款项及其补偿金共计120万元，如果未按时退还，应该另行支付违约金给原告。协议签订后，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100万元，剩余的20万元至今未付。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武汉某某公司辩称：一、《关于·解除《内部合作协议》的协议》并非武汉某某公司与某某劳务公司所签订的，而是被告金某某与其签订的。武汉某某公司仅系金某某就该项目的劳务挂靠单位，根据武汉某某公司与金某某签订的《工程合作协议》约定，对于该项目的所有事项均由金某某自行负责，相关的责权利均由其负责。1、金某某通过内部承包经营合作的方式承接了株洲某某园某某项目土建总承包工程，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按照中标挂靠公司某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金某某需通过劳务公司管理项目劳务施工人员。故，金某某通过中间人张中找到武汉某某公司寻求资质挂靠，双方于2018年9月2日签订了《工程合作协议》一份，约定由武汉某某公司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和企业资质给金某某用于株洲某某园某某项目的劳务管理，武汉某某公司仅为金某某承包工程的劳务挂靠公司，项目施工中的所有事项均由金某某自行负责，相应责权利由其享有和承担，与武汉某某公司无关。在挂靠期间，因为无其他经营项目，故武汉某某公司将其公司账户提给金某某暂时使用，资金的收支均由其操作，从银行流水中可看出，自2018年9月19日开始该账户就由金某某使用；原告与武汉某某公司的资金往来实际是与金某某发生的,由金某某实际收取和退还的。2、武汉某某公司与金某某签订的《工程合作协议》后，该项目的所有事项全部由金某某在负责，虽然在协议第二、4条中约定了双方另行协商管理费用，但实际因该项目金某某中途退场双方在2019年1月终止挂靠，到目前为止武汉某某公司并未收取金某某任何管理费用，没有任何受益，反而因此产生了巨额的费用、耗费大量的心血来处理因此事产生的纠纷。故原告与金某某因该挂靠项目产生的任何纠纷均与武汉某某公司无关，武汉某某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某某劳务公司与金某某于2019年1月签订的《关于解除《内部合作协议》的协议》所依据的《内部承包框架协议》已于2018年11月6日废止，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某某劳务公司与金某某自2018年11月6日起再无合作关系，故原告起诉依据的解除协议所涉及的名为投资合作关系，实质应是借款关系。即原告在终止作后，出借资金65万元给金某某用于该项目，金某某已通过武汉林榔木帐户归还本金及利息共100万元，远远超过法定年息最高36%的规定，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1、某某劳务公司与金某某在2018年10月28日签订《株洲某某园某某项目土建总承包内部承包框架协议》，该协议第五条约定“在乙方按协议条款支付壹佰万元到甲方账户后生效。”从武汉某某公司帐户银行流水可以得知，某某劳务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2018年10月30日分别从马某某、吴某某的账户各支付了50万元共计100万元到武汉某某公司的账户上，但后又因为吴某某与马某某两人出现意见分歧要求退出合作，金某某于2018年11月6日分四次从武汉某某帐户退还了100万元的款项给吴某某、马某某，两人各收到50万元。从收到100万元到退回100万元仅仅相隔7天，双方合作协议并未真正实施即已终止。2、双方终止合作后，因实际施工人金某某确实存在资金周转困难，吴某某也自愿出借资金。在2018年11月13日吴某某向实际施工方出借资金50万元，2018年12月3日出借资金15万元，两次出借资金共计65万元，均付至武汉某某公司帐上。2019年1月，因金某某等实际施工人退出某某园项目，金某某与某某劳务公司（吴某某）签订了本案所涉的解除协议，约定退还本金65万元并赔偿损失55万元，共计120万元，在2019年1月25日前支付。金某某在2019年1月25日通过武汉某某公司帐户已向吴某某支付100万元。从上述可知，双方签订的该解除协议应该认定为名为投资关系实为借款关系，在借款期限仅仅为72天的前提下（自2018年11月13日至2019年1月25日），借款本金为65万元，利息支付已达35万元，远远超过民间借贷法定利率年息36%的标准，高达年息273%。从该解除协议约定的内容看，第二条第2、①约定了利息补偿10万元，也可以推定双方实为借贷关系。三、退一步讲，即使如某某劳务公司所述该解除协议是基于合作关系终止的赔偿，那么原告仅仅投入65万元运作了72天，就获得赔偿55万元的损失，显然是不合常理，属于约定了过高的违约赔偿金。现实中没有哪一个投资在短期内有如此高额的回报，故约定的高额赔偿金也应予以核减。故在金某某已归还本金65万元并支付了赔偿金35万元的前提下，法院不应再支持原告其他赔偿要求。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对武汉某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金某某辩称：一、武汉某某公司系本人的挂靠单位，双方签订的《工程合作协议》真实、有效；1、本人与张中合作，通过内部承包经营合作的方式承接了株洲某某园某某项目土建总承包工程，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按照中标挂靠公司某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需通过劳务公司管理项目劳务施工人员。故，本人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武汉某某公司借用资质挂靠，双方于2018年9月2日签订了《工程合作协议》；2、《工程合作协议》就本人与武汉某某公司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约定，自从双方签订该协议后，武汉某某公司一直将其公司的账户给本人使用，并未参与该项目的任何经营和资金支配，该项目一直由本人及后面加入的实际施工人自行负责，责权利均由本人享有和承担。后因该项目实际并未完成本人中途退场，故从未向武汉某某公司支付过任何管理费用。二、本人与某某劳务公司签订的《关于·解除《内部合作协议》的协议》名为合作关系实为借款关系。本人向某某劳务公司借款65万元，已归还本息共计100万元，无需向某某劳务公司支付其他任何费用。1、本人与某某劳务公司在2018年10月28日签订《株洲某某园某某项目土建总承包内部承包框架协议》，该协议第五条约定“在乙方按协议条款支付壹佰万元到甲方账户后生效。”从武汉某某公司帐户银行流水可以得知，某某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2018年10月30日分别从马某某、吴某某的账户各支付了50万元共计100万元到武汉某某公司的账户上，但后又因为吴某某与马某某两人出现意见分歧要求退出合作，本人于2018年11月6日分四次从武汉某某公司帐户退还了100万元的款项给吴某某、马某某，两人各收到50万元。从收到100万元到退回100万元仅仅相隔7天，双方合作协议并未真正实施，并在2018年11月6日即已终止。2、双方终止合作后，因本人及合作方对承包项目周转的确需要资金，经张中与吴某某联系，吴某某也自愿出借资金，双方达成借款意向，在2018年11月13日吴某某出借了资金50万元，2018年12月3日出借资金15万元，两次出借资金共计65万元，均付至武汉某某公司帐上。2019年1月，因本人提前退出某某园项目，与某某劳务公司（吴某某）签订了本案所涉的解除协议，约定退还本金65万元并赔偿损失55万元，共计120万元，在2019年1月25日前支付。当时是考虑到吴某某的确帮了些忙，再有吴某某是本地人，吴某某通过其助手黄某多次口头转达“如果达不到目的，吴某某会安排人员到工地去干扰施工”，且吴某某提出要多给他一些回报，本人无奈之下同意在列了利息10万元之外，还约定了几项损失赔偿共计45万元（名为损失赔偿实为利息）。实际上吴某某并未实际参与项目施工，也并没有造成其他损失。与其只是借款关系，解除协议约定的损失赔偿就是高额利息的意思。解除协议签订后，本人在2019年1月25日通过武汉某某公司帐户已向吴某某支付100万元（包括本金65万元、利息35万元）。在借款期限仅仅为72天的前提下（自2018年11月13日至2019年1月25日），借款本金为65万元，利息支付已达35万元，远远超过民间借贷法定利率年息36%的标准，高达年息273%。本人认为不应该再向其支付20万元，故之后未再支付。三、即使如某某劳务公司所述该解除协议是基于合作关系终止的赔偿，那么原告仅仅投入65万元运作了72天，就要获得赔偿55万元的损失，显然不合常理，属于约定了过高的赔偿金。现实中没有哪一个投资在短期内有如此高额的回报，故约定的高额赔偿金也应予以核减。况且，吴某某从未真正参与施工，只是设过一个临时办公室，添置过一点办公设备，没有投入任何人力物力参与项目实际施工，其手上拿不出任何实际施工人签字认可的施工单及损失依据。故在已归还本金65万元并支付了利息及赔偿金35万元的前提下，法院不应再支持原告其他赔偿要求。四、对于本人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部分，本人保留另行起诉要求其返还的权利。综上所述，应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评析：1、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武汉某某公司、金某某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名义上是合作关系上解除，实际是对利息、本金的约定，且约定超过了标准。本院认为，被告虽然有异议，但是该协议双方均有代表签名，并且加盖了公司公章，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2、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被告武汉某某公司、金某某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框架协议在100万退给原告公司之后，在2018年11月6日就已经解除终止了，双方已经没有施工合作的关系了。本院认为，对于该协议双方在2018年11月6日是否已经终止，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3、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被告武汉某某公司、金某某的质证意见是：对三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本院认为，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本院对其证人证言均不予采信。4、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8、9，被告武汉某某公司、金某某的质证意见：对三性均有异议，证人未出庭作证，平面图无法证明原告投入与损失及实际施工的关联性。本院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平面图无法证明原告投入与损失及实际施工的关联性，本院对证据8、9均不予采信。5、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0，被告的质证意见：对三性均有异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6、对于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的证言，被告武汉某某公司的质证意见：对三性都有异议，不能证明65万元的性质。被告金某某的质证意见：对65万是继续原来的协议这个有异议，协议是到款100万元才生效，这个65万元是借款。本院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双方签订框架协议以及解除协议的过程，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7、对于被告武汉某某公司提交的证据1，被告金某某没有异议，原告的质证意见：对三性均有异议，达不到被告的全部证明目的。至于被告武汉某某公司与金某某之间签订工程合作协议，并未告知原告，原告不知情，对真实性也存疑。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8、对被告金某某提交的证据1，被告武汉某某公司没有异议，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证据来源是被告公司不是金某某。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28日，原告某某劳务公司与武汉某某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武汉某某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于2018年12月21日变更为武汉某某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株洲某某园某某项目土建总承包内部承包框架协议》，该框架协议约定武汉某某公司通过议标方式承包了某某园某某的土建总承包工程，现在将后续9.5万平方米的土建总承包工程内部承包给某某劳务公司施工。该框架协议对承包范围、内部承包管理费用的确定及支付方式等进行了约定，该框架协议第四条约定：本协议为双方内部承包的框架协议，详细条款在某某劳务公司进场施工前5天另行签订正式合同，本协议条款在正式合同中不能更改。该框架协议第五条约定：在某某劳务公司按协议条款支付壹佰万到武汉某某公司账户后生效。该框架协议签订后，原告某某劳务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2018年10月30日分别从马某某、吴某某的账户各支付了50万元共计100万元到武汉某某公司的账户上。2018年11月6日，武汉某某公司分四次从公司帐户退还了100万元的款项给吴某某、马某某，两人各收到50万元。另查明：2018年11月13日，原告某某劳务公司通过吴某某向被告武汉某某公司的转账支付了50万元，12月3日转账支付了15万元，共计65万元。2018年12月3日，被告武汉某某公司向原告某某劳务公司出具了收据一份，其内容为：今收到株洲某某建筑劳务公司吴某某转账到我公司账户款陆拾伍万元整，详见银行转账记录。再查明：2019年1月，原告某某劳务公司与被告武汉某某公司签订了《关于解除〈内部合作协议〉的协议》，约定双方解除上述框架协议，被告补偿原告的利息损失、管理员及民工工资等共计55万元。同时约定了被告应于2019年1月25日前将意向款65万元以及补偿款55万元合计120万元支付给原告，逾期要求被告另行承担违约责任。2019年1月25日，被告武汉某某公司支付给原告100万元履约保证金及相关的违约金。本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一、原、被告于2018年10月28日签订的《株洲某某园某某项目土建总承包内部承包框架协议》是否已经在2018年11月6日终止。二、原告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吴某某的账户支付被告的65万元款项系履行双方于2018年10月28日签订的《株洲某某园某某项目土建总承包内部承包框架协议》的保证金还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三、如果认定原告向支付被告的65万元系合同的保证金，那么双方于2019年1月签订的《关于解除内部合作协议》的协议其约定的违约损失是否过高，是否应当适当予以降低。本院评析如下：一、原、被告于2018年10月28日签订的《株洲某某园某某项目土建总承包内部承包框架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该框架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协议向被告支付了1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原告付款后，经与被告协商，被告又于同年11月6日退还了100万元给原告。双方就退还事宜未签订协议，根据事后原告又向被告支付了65万元以及双方于2019年1月签订了解除该框架协议的事实，不能确认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已经在2018年11月6日终止。二、虽然被告一直认为原告通过吴某某的账户支付被告的65万元系借款，而非履约保证金，但是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并且在2019年1月与原告又签订了解除该框架协议的协议。故本院不能确定该65万元系借款，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虽然双方于2019年1月签订的《关于解除内部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是由于原告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自身的损失（在双方未签订正式合同的情况下，即使原告存在短期进场施工的情形，也与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的约定不符），在原告仅仅向被告提供了履约保证金65万元，并且时间较短的情况下，约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违约损失55万元，明显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适当减少。本院根据合同的性质，履行合同的情况，将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的违约金调整为35万元。综上所述，在被告武汉某某公司已经退还原告65万元的履约保证金以及支付了35万元违约损失的情况下，原告诉称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合同约定的施工补偿款等款项人民币20万元及产生的违约金4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湖南株洲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原告湖南株洲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户名：湖南省财政厅国库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81×××81，开户银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逾期未交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审判员  朱宏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张凯书记员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