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02民初1377号原告：胡运丽，女，汉族，1975年3月27日出生，现住濮阳市华龙区。被告：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原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16号1号楼5层51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573593042Y。负责人：韩丙学，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娟，女，汉族，该公司员工。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16号2号楼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776506869D。负责人：胡建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良，男，汉族，该公司员工。原告胡运丽诉被告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大家人寿公司）、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安邦财险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9)豫0902民初59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胡运丽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胡运丽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1月4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豫09民终1798号民事裁定，认为应进一步查明胡运丽与原安邦人寿公司、安邦财险公司劳动关系建立、变更的情况，做好调解工作，依法保护企业和劳动者权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依据不清，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本院重审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通过互联网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运丽，被告大家人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娟，被告安邦财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运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从2006年1月2017年8月的经济补偿金84000元，标准按照月工资7000元计算，经济赔偿金不再主张。事实和理由：2006年1月，原告正式入职被告安邦财险公司的濮阳中心支公司，职务为银保负责人。原告工作12年后，2017年9月，安邦财险公司和安邦人寿公司通过强制划转的方式将原告等多名员工直接从安邦财险公司转入安邦人寿公司，安排原告与安邦人寿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并向原告等多名被划转员工承诺工龄会连续计算。2018年9月，安邦人寿公司单方擅自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在计算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时，原告才知道二被告人为的割断了原告的工龄时间，并且安邦人寿公司拒绝合并计算原告在被告安邦财险公司工作的年限，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之责任。被告大家人寿公司辩称，原告已在濮劳人仲案字（2018）224号仲裁中对其在安邦财险公司的工作经历进行了主张，但是没有得到支持，仅裁决了3500元的经济补偿金，原告已经服判，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安邦财险公司辩称，原告于2006年1月1日入职其公司，2017年8月31日因个人原因向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依法不属于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原告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不应予以支持。原、被告双方已经签订协议书，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原告已经确认与我公司的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放弃对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二被告属于相互独立的公司，不属于劳务派遣，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经审理查明，原告胡运丽于2006年1月1日入职被告安邦财险公司，从事银行理财的相关保险业务工作。至2017年8月31日，原告胡运丽与被告安邦财险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乙方胡运丽（身份证号码）。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由于乙方因个人原因单方提出要求与甲方解除劳动关系，甲方同意乙方申请，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8月31日解除。经双方友好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需按甲方相关规定办理离职相关手续。二、因双方劳动关系而产生的所有义务及未结清款项甲方均已全部履行和结清，乙方对此予以确认，并自愿放弃以任何理由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提起劳动仲裁、提起诉讼或任何其他控告投诉等）。三、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贰份，乙方壹份；自甲方盖章、乙方签字后生效。”甲方签章处被告安邦财险公司加盖公章，乙方签字处原告胡运丽签字按印。签订日期年月日处为空白。2017年9月1日，原告胡运丽作为乙方与甲方安邦人寿公司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主要内容为：一、劳动合同期限约定，本合同为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自2017年9月1日起至劳动合同法定终止条件出现为止。二、工作安排约定，甲方因业务需要，乙方同意甲方将其委派至关联公司为甲方工作。三、劳动报酬约定，乙方基本工资为3000元/月。同时还对劳动规范、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进行了约定。当日，原告胡运丽与安邦人寿公司又签订了廉洁守律协议、保密协议、劳动关系承诺书、用印管理使用承诺书、工资发放方式申请承诺书等。之后，原告与其他从安邦财险公司离职又入职安邦人寿公司的员工仍在原工作场地从事原保险业务工作。2018年9月30日，双方因工作安排原因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10月26日，原告胡运丽向濮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濮阳市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告安邦人寿公司恢复其工作并支付解除合同经济补偿金，濮阳市劳动仲裁委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濮劳人仲案字（2018）224号仲裁裁决书。该仲裁裁决书中查明原告胡运丽于2017年8月31日与安邦财险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同年9月1日与安邦人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9月30日与安邦人寿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原告胡运丽月工资7000元，根据相关规定，安邦人寿公司应支付解除合同经济补偿金10500元，因安邦人寿公司已支付原告胡运丽解除合同经济补偿金7000元，另裁决安邦人寿公司应再向原告胡运丽支付经济补偿金3500元。2018年11月22日，原告胡运丽因本案劳动争议纠纷向濮阳市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告安邦财险公司恢复其劳动关系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要求被告安邦财险公司及案外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濮阳中心支公司支付其解除合同经济赔偿金、补偿金168000元。濮阳市劳动仲裁委于当日向其出具濮劳人仲裁不字[2018]第65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同年12月4日，原告胡运丽不服上述不予受理决定诉至本院。同年12月27日，原告胡运丽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当日作出（2018）豫0902民初12178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胡运丽撤回起诉。2019年1月4日，原告胡运丽再次因本案劳动争议纠纷向濮阳市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本案二被告向其支付解除合同经济赔偿金、补偿金168000元，濮阳市劳动仲裁委于当日向其出具濮劳人仲裁不字[2019]第1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本案原审及本次重审过程中，原告胡运丽为证明其非因个人原因离职，而是因二被告的工作安排从安邦财险公司被划转至安邦人寿公司工作，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离职和重新入职，也不是其本人真实的离职意愿表示。为此，原告胡运丽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劳动合同、照片、业务统计表。二被告对原告胡运丽提交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劳动合同、照片、业务统计表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辩称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二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原告胡运丽的离职证明、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劳动合同等证据。对此，原告胡运丽认为是基于对二被告工作划转行为的信任，劳动关系及工作年限不会发生变化才签署的与安邦财险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不能证明原告放弃工作十多年的工作的经济补偿。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我国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就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本案原告胡运丽及二被告均予认可原告胡运丽于2006年1月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在安邦财险公司工作，并于2017年8月31日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在安邦人寿公司工作，于2018年9月30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现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2017年8月31日原告与被告安邦财险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后至安邦人寿公司工作是正常的企业业务及人员划转，还是原告从原工作单位安邦财险公司自愿离职，以及所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是否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安邦财险公司是否就此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签订的目的和法律后果对原告进行过明确的说明或解释，在此过程中是否有对原告有误导的行为。针对上述争议问题，经双方诉辩及举证和质证，本院审查认为，首先，原告与被告安邦财险公司在2017年8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次日即与安邦人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而本案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安邦财险公司、安邦人寿公司就离职和重新入职如此重大事项进行协商、沟通过程的事实。原告作为劳动者相对于被告安邦财险公司、安邦人寿公司属于明显的弱势方，对于较强势方的安邦财险公司、安邦人寿公司的工作安排更多的是服从和认可。本案原告虽然是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但其是一名从事保险业务的工作人员，从安邦财险公司到安邦人寿公司工作，其工作地点和业务均未改变，根据一般成年人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对于安邦财险公司与安邦人寿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很难明知的，认为是正常的工作调动或工作划转是符合基本常理的。在此情况下，由于对相关劳动法律及法规的缺乏了解，原告对于签订解除劳动协议的后果是不可能知晓的。而作为具有强势方的安邦财险公司、安邦人寿公司应当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和义务，确实保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其次，2017年8月31日原告与被告安邦财险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中，虽然约定了“因双方劳动关系而产生的所有义务及未结清款项甲方均已全部履行和结清，乙方对此予以确认，并自愿放弃以任何理由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的内容，但是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支付及标准没有明确约定，而同时也没有相关原告自愿放弃经济补偿金的约定内容，所以，该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的签订不符合常理，其所体现的内容亦有失公平。综上分析，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被告安邦财险公司、安邦人寿公司在对原告的离职和重新入职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不当操作行为，即未告知原告二者单位的法律关系，未告知离职后的法律后果，在此过程中对原告有一定的误导性，致使原告在不完全明知的情况下签署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和离职证明，侵害了原告在被告安邦财险公司工作十余年应享有的权益，该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明显有失公平，也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立法宗旨，故，被告安邦财险公司应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现原告主张被告安邦财险公司支付其2006年1月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安邦人寿公司即现被告大家人寿公司与被告安邦财险公司共同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及金额问题，参照2018年11月26日濮阳市劳动仲裁委濮劳人仲案字（2018）224号仲裁裁决书认定的原告胡运丽月工资标准7000元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故本案被告安邦财险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为7000元×12年＝84000元。被告辩称原告本次起诉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而且原告胡运丽于2018年10月26日向濮阳市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仅就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原告主张的相关权利进行了处理，并未处理2006年1月至2017年8月31日原告胡运丽在安邦财险公司工作期间的相关权利。故在原告胡运丽首次申请劳动仲裁时，仲裁时效中断。后原告胡运丽分别于2018年11月22日、2019年1月4日再次申请劳动仲裁，均未超过仲裁时效期间，故被告上述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支付原告胡运丽经济补偿金84000元。二、驳回原告胡运丽对被告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文军审 判 员  胡爱国人民陪审员  马 迅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陈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