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11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涛，女，199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高碑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永利，河北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淑静，女，197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高碑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国，河北诚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光源，男，1987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见路，河北达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涛因与被上诉人杨淑静、原审被告刘光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碑店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4民初3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永利、被上诉人杨淑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国、原审被告刘光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见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本案认定事实不清。刘涛与杨淑静不认识，从来没有经济往来。刘涛与刘光源是夫妻关系，以半成品加工收入维持生活，收入每年有十几万元，生活有结余。刘光源做缝纫机生意刘涛不知情，虽然刘涛签收过几个单子，但对于刘光源销售情况一概不知。185000元货款如何欠债刘涛不知道。刘涛是在提出与刘光源离婚时，方知刘光源欠债的事儿。这些钱都是刘光源用于偿还个人赌博和玩弄女人之用，现让刘涛承担刘光源个人债务于法无据。2.程序违法。杨淑静在起诉时未将刘涛列为被告，可见杨淑静指导刘光源卖出货物后，将钱全部用于个人的花费。刘光源之所以追加刘涛为共同被告，无非是企图逃避或减轻其所欠债务。在刘涛起诉刘光源离婚时，杨淑静作为刘光源的证人，作为诉讼参加人，杨淑静对案件事实十分清楚。现在他们二人恶意通谋追加刘涛为案件当事人系违法行为，而一审法院判令刘涛承担民事责任，有悖于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请上级法院维持杨淑静对刘光源的诉讼请求，改判驳回杨淑静和刘光源追加刘涛为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或发回重审。 杨淑静辩称，刘涛上诉的理由和事实均不能成立，也不属实。刘涛签单的那几次都是她本人到杨淑静的店里要完货签单，当时她签的是刘璐的名字，是她的小名，所以杨淑静当时没能将其列为被告，经过刘光源的追加以及二人离婚案件，杨淑静得知签单上的刘璐就是刘涛，该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且是共同经营的缝纫机店，所以应当属于共同债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光源述称，一审法院同意追加刘涛为共同被告，程序合法，认定该笔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证据充分，所以判决结果准确。刘涛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支持。因刘涛与刘光源的离婚诉讼是2019年9月19日开庭审理，当时本案一审尚未开庭，所以我方申请杨淑静作为债权人在离婚诉讼中出庭作证，并无不妥。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淑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刘光源给付缝纫机款185000元及利息（其中77000元的利息自2017年6月14日起至欠款全部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108000元的利息自2018年7月4日起至欠款全部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等一切费用由刘光源承担。后在诉讼过程中，杨淑静、刘光源申请追加刘涛作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通知刘涛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涛与刘光源系夫妻关系，曾经营缝纫机销售。2018年1月30日刘光源为杨淑静出具欠条一张金额77000元，2018年7月3日刘光源又为杨淑静出具欠条一张金额10800元，共计185000元。杨淑静提交了2017年3月7日至2017年5月9日的送货单四张，其中签收人为“刘璐”，刘涛认可该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另查明，刘涛曾起诉刘光源离婚，一审法院作出（2019）冀0684民初315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刘涛的诉讼请求；该案件审理过程中刘涛亦对“刘璐”的签字认可。刘光源于2019年11月14日申请追加刘涛为本案共同被告。上述，有杨淑静提交的欠条两张、送货单四张，刘光源提交的（2019）冀0684民初315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送货单三份以及杨淑静、刘光源、刘涛当庭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刘涛与刘光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缝纫机销售，杨淑静及刘光源所提交的送货单中均显示有刘涛的签字，并且在刘涛与刘光源离婚诉讼中刘涛已经认可与刘光源共同经营缝纫机销售的事实，刘涛与刘光源应对因此所产生的债务共同承担。杨淑静主张两笔欠款均应自出具欠条次日开始计算利息，但两份欠条中均未约定给付时间，故应该自杨淑静主张之日开始计算；杨淑静要求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该标准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刘光源、刘涛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杨淑静缝纫机款185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7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给付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0元（已减半收取），由二被告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涛提交银行机打记录一份，用以证明2015年至今由刘涛自己承担房贷还款。杨淑静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关联性不认可，与欠缝纫机款项没有任何关系。刘光源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房贷是以刘涛的名义办理的，所以以她的名义偿还贷款，但是并非是其个人在偿还房贷，每个月的房贷是刘光源以微信或者支付宝的形式提前转给刘涛，由刘涛从微信零钱提现到银行卡后还贷。因在一审法院审理的刘涛与刘光源离婚纠纷一案中，刘光源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用以证明刘光源向刘涛转款用于偿还车贷房贷，刘涛与刘光源之间存在银行转款的行为，刘涛所提交的银行机打记录不能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亦不能达到刘涛提交此份证据欲证明其独自偿还房贷的证明目的，故对此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涛与刘光源系夫妻关系，曾共同经营缝纫机销售。2018年1月30日刘光源为杨淑静出具金额为77000元的欠条一张，2018年7月3日刘光源为杨淑静出具金额为108000元的欠条一张，共计185000元。杨淑静提交了2017年3月7日、2017年3月16日、2017年5月6日、2017年5月9日的送货单四张，刘涛认可送货单上的“刘璐”的签名为其本人书写。另查明，刘涛起诉刘光源离婚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9）冀0684民初3155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刘涛的诉讼请求，该案审理过程中刘涛对刘光源提交的送货单上“刘璐”的签名为其本人书写不持异议。上述事实，有欠条、送货单、（2019）冀0684民初3155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的规定，杨淑静、刘光源于2019年11月14日庭审中向一审法院申请刘涛作为本案被告，后刘光源提交了书面申请，一审法院依据当事人申请追加刘涛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刘涛主张杨淑静、刘光源恶意通谋追加其为被告系违法行为，但未提供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刘涛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杨淑静在一审中提交了欠条、送货单，用以证明欠款事实，涉案债务发生于刘涛与刘光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欠条虽为刘光源单方出具，但刘涛对送货单上的“刘璐”为其本人书写不持异议，2018年1月30日欠条所载明“今欠缝纫机器款自2017年2月16日到2017年6月13日止”的内容与送货单上的时间、货物相符，且在一审法院审理的刘涛与刘光源离婚纠纷一案庭审中，刘涛陈述“我与被告共同经营缝纫机销售和书包加工，原告负责干活，被告负责销售和买卖；185000元早就还清，原被告的生意是赚钱的，被告没还钱，钱去哪儿了我不清楚。”杨淑静作为债权人已经提交证据证实本案所涉债务系刘涛、刘光源共同经营期间所产生，故刘涛、刘光源应对此产生的债务共同承担。刘涛主张刘光源将涉案款项用于了赌博等用途，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刘涛关于涉案债务不属于其与刘光源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上诉人刘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琦 审判员  祁峰 审判员  马媛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崔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