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赣0727行初1号原告杜美林，男，1968年4月18日生，汉族，住赣州市安远县。原告钟美娣，女，1968年11月4日生，汉族，住安远县。原告王卉，女，1994年8月30日生，汉族，住安远县。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钟大勇，江西红土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霞，江西红土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安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地址赣州市安远县欣山镇九龙路399号。法定代表人梅小龙，系该大队大队长。出庭机关负责人刘文泉，系该大队副教导员。委托代理人曾敏灵，系该大队事故处理中队长。委托代理人刘美荣，安远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原告杜美林、钟美娣、王卉因要求确认被告安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以下简称安远交管大队）处理杜啟生交通事故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杜美林、钟美娣、王卉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钟大勇、李霞，被告安远交管大队出庭机关负责人刘文泉及委托代理人曾灵敏、刘美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9年9月29日21时30分许，杜啟生与其同事在中央公园心乐迪KTVB06唱歌，于次日（9月30日）凌晨2时23分驾驶电动车离开歌厅，独自骑电动车回家，途中接听其同事陈梓阳电话，在途径安远县司法局时，因放置手机身体倾斜，导致电动车失控，于2时27分（监控器显示时间）撞向大道右侧花池上发生交通事故。9月30日凌晨2时50分，安远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报警电话后，分派陈金晖、陈日建和龚培乘坐903警车出警，办案民警到场后，既未查看杜啟生是否还有生命体征，也未搜寻当事人身份信息，更没有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120急救中心派员急救，仅在现场拍几张照片、徘徊走动20分钟之后，由陈金晖直接通知安远县殡仪馆。殡仪馆的人员达到现场后，在未获得死亡证明，也未检查杜啟生是否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直接将杜啟生装袋拉入殡仪馆冰柜。殡仪馆工作人员杜伟维电话通知家属，家属于当日6时40分赶往殡仪馆拉出时，冰冻后的杜啟生后颈还有微热，但已失去生命体征。原告认为，被告本次执法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造成杜啟生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侵犯了杜啟生的人身权，遂诉至本院，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在处理杜啟生交通事故时，未经有资质的专业人员确认杜啟生死亡而将其当做尸体进行处理的行政行为违法；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告行政行为违法造成杜啟生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的死亡赔偿金676380元、丧葬费35386元，合计711766元。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原告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江西省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2019年9月30日杜啟生发生交通事故。3.《证明》，证明：此次事故的执法人员陈金晖直接通知殡仪馆运走杜啟生冰冻。被告安远交管队辩称，一、答辩人在本次事故的履职行为合法、合理。一是出警及时，值班民警从接到指令到抵达事故现场仅用8分钟时间，符合出警时限的规定；二是现场处置正确，民警到达现场后首先对死者身体状况进行查看，通过查看脸部颜色、摸脉搏、看瞳孔，并结合现场血迹及其颜色，在确认杜啟生无生命体征、无抢救必要的情况下，通知殡仪馆拉走尸体，符合事故处置规则；三是事故后已尽最快速度联系、通知死者家属。二、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不能得到法律支持。一是答辩人的履职行为没有违法；二是杜啟生系交通事故死亡，其死亡与答辩人处理交通事故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三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原告的赔偿请求应当另案起诉。三、原告提出的民警出警后没有按规定组织抢救和确认死亡的行为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安远县道路交通事故接处警记录、派警单，2.温某电话报警录音，共同证明：2019年9月30日2时50分接到温某报警电话，死者杜啟生在温某报警前已摔倒在地不会动弹，地上有一滩血，有已死亡迹象。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安公交认字【2019】第198号）、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乙醇含量检测意见书、事故发生监控视频、现场照片（2张），共同证明：杜啟生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电动车，因操作不当，撞上道路右侧花池导致当场死亡的事实。3.事故现场勘查监控视频，证明：民警陈金晖等人到达现场后，对杜啟生身体状况进行了查看，确认已无生命体征。4.死亡原因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死者杜啟生符合交通事故重型颅脑损伤致急性死亡。5.询问笔录（沈海明、刘小明、杜卫伟），证明：民警到达事故现场后杜啟生已无生命体征、民警处置行为合法以及无法寻找死者家属相关信息的事实。6.视频截图（4张），证明：事故发生、报警、民警到达现场、殡仪馆人员到达现场的具体时间。7.执法记录仪光盘，证明：原告方不同意对尸体进行解剖。8.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起诉与杜啟生一起喝酒人员要求其赔偿的事实，杜啟生是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当庭播放视频）。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和内容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和内容有异议，不能说明杜啟生没有生命体征，可以证明交警是违法确认其死亡。对证据4的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和内容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对证据6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7，原告不是不同意解剖，而是要追究被告失职。对证据8，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可以证明杜啟生是严重醉驾。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可以证明殡仪馆工作人员是10多分钟后到现场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有异议的证据，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的证据予以认定；其他证据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30日凌晨2时27分许，杜啟生驾驶电动车途径安远县司法局门口路段时，因操作不当导致电动车撞上道路右侧花池，致杜啟生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的单方交通事故。被告安远交管大队接指令后指派民警进行现场处置，办案民警于凌晨2时50分到达事故现场，勘查发现杜啟生脸部朝下（头部离右侧花池距离为0.9米，脚部离右侧花池距离为1.9米）且造成头部大量出血，呈凝固状形成血滩（血滩长为1.4米，宽为1.2米）等。办案民警确认杜啟生已无生命体征，认为无抢救必要遂电话联系安远县殡仪馆。安远县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后，确认杜啟生已无生命体征便将杜啟生尸体运至殡仪馆冰冻存放。原告以其当日6时40分到达安远县殡仪馆后，发现杜啟生后颈还有微热，认为被告执法行为违法导致杜啟生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遂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经鉴定，在送检的杜啟生血样中检出乙醇成份，其含量为284mg/100ml；死者杜啟生符合交通事故重型颅脑损伤致急性死亡。2019年11月16日，被告安远交管大队作出安公交认字【2019】第19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杜啟生在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醉酒后（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284.00mg/100ml）驾驶二轮电动车，因操作不当，未确保行车安全，撞上道路右侧花池，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根本原因，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王卉系杜啟生的妻子，原告杜美林、钟美娣系杜啟生的父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应当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被告安远交管大队系经法律授权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部门，系本案适格被告。被告在接到指令后，指派民警进行现场处置，已履行了法定职责。办案民警现场勘查、确认杜啟生死亡等行为均属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关于原告主张办案民警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抢救和违法确认死亡的行政行为违法问题。本院认为，办案民警在事故现场的勘验、检查、对受伤者的抢救以及对现场情况的确认等并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仅是事故责任认定的程序性事项。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法工办复字〔2005〕1号）的答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所以，原告主张被告在杜啟生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处理行为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法应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杜美林、钟美娣、王卉的起诉。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杜美林、钟美娣、王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华生人民陪审员  廖彩宁人民陪审员  李玲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王 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