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15100号原告：孙润堂，男，196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鹏（孙润堂之子），198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孙福堂，男，194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孙井堂，男，1957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孙润兰，女，196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孙翠珍，女，196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住北京市通州区，公民身份号码×××。上列四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润堂与被告孙福堂、孙井堂、孙润兰、孙翠珍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润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鹏，被告孙福堂、孙井堂、孙润兰、孙翠珍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润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归原告所有；2.被告孙福堂、孙井堂、孙润兰、孙翠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原告办理关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孙双海（出生日期1924年2月11日）与郝桂花（出生日期1928年11月1日）系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生育子女五人，即原告孙润堂及被告孙福堂、孙井堂、孙润兰、孙翠珍。孙双海于2011年4月7日去世，郝桂花于2016年3月5日去世。涉案房屋登记在孙双海名下，原告自2003年5月起实际居住该房屋至今。孙双海、郝桂花于2004年2月5日召集各被告共同签署《备忘录》，该备忘录中载明：“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如下：尽管目前该处房屋在孙双海名下，鉴于购买该处房产的款项全部系孙润堂出资，该处房产应当归孙润堂所有，各方均无异议。除孙润堂以外的各方均各自声明并承诺永远放弃对该处房产的全部权利，且不对该房屋提出任何权利要求。”《备忘录》签署完毕后原件交至原告保存。原告依据《备忘录》要求被告共同协助办理户口本户主变更及涉案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但被告予以拒绝协助。被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签署的《备忘录》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具有约束力。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涉案房屋虽登记在孙双海名下，但根据证据，不仅被告确认了原告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的事实，亦认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故原告是涉案房屋真实的物权人，故诉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孙福堂、孙井堂、孙润兰、孙翠珍共同辩称：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案由应为继承纠纷，而非所有权确认纠纷，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孙双海，属于父母遗产，应当按照继承对房产进行分割。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情况。原告具有伪造《备忘录》的嫌疑，2004年《备忘录》手写内容是原告方私自添加，不认可父母签字的真实性。即使真实亦为代书遗嘱，没有见证人，遗嘱无效。因2004年《备忘录》内容与实际不符，涉案房屋并非原告全部出资，故原告不能基于该《备忘录》取得所有权。即使将该《备忘录》视为协议，该协议属于无权处分孙双海夫妻财产，亦为无效。经审理查明：孙双海（已于2011年4月7日去世）与郝桂花（已于2016年3月5日去世）系夫妻，二人共生育五名子女即孙福堂、孙井堂、孙润堂、孙润兰、孙翠珍。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建筑面积52.79平方米，系孙双海生前所在单位的公有住房，1992年以标准价购买（房产所有证号为朝私优字第31502号，登记在孙双海名下），后2010年改按成本价购买并于2010年11月11日登记在孙双海名下，房屋性质为房改房（成本价），房屋所有权证书号为×京房权证朝字第×××号。原告孙润堂主张涉案房屋由其出资购买，经孙双海、郝桂花及四被告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且其一家自2003年起在涉案房屋居住至今，并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备忘录》一式二份。内容如下：“各方就朝阳区×××的房产（房产证号为朝阳U字第×××号，房产证所载明的地址为北京朝阳区×××室，面积为43平方米）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如下：尽管目前该处房产在孙双海（郝桂花）名下，鉴于购买该处房产的款项全部系由孙润堂出资，根据各方此前于1993年1月22日签署的备忘录，该处房产应当归属孙润堂所有，各方对此均无异议。除孙润堂（孙翠珍见备忘录2）以外的各方均各自声明并承诺永久放弃对该处房产的全部权利，且不对该处房产提出任何权利要求。本备忘录由各方于2004年2月5日签署，一式二份，各文本同等作准。各方签字：孙福堂三人，孙景堂三口人，孙润兰同意，孙翠珍同意最好公证”。该《备忘录》中同时有如下内容“父亲（孙双海）母亲（郝桂花）同意两人百年后将此房（×××室）的所有权规（应为“归”）孙润堂所继承。父亲（签字）：孙双海，母亲（签字）：郝桂花。”。孙润堂称上述《备忘录》中后部分手写内容系孙润堂之子孙鹏代写，孙双海、郝桂花签字并按压手印，上述《备忘录》签署时，原、被告及郝桂花、孙双海都在场并进行了签字确认。四被告称，不认可郝桂花、孙双海签字的真实性，原告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也不认可四被告签名的真实性并申请对一式二份的《备忘录》是原件还是复制件、形成时间以及签名笔迹真实性进行鉴定。后四被告撤回对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以及对孙福堂、孙井堂签名笔迹鉴定申请。2.便条。内容如下：“由于目前孙翠珍户口在×××处，如果将来国家占地拆迁、出卖、出租，孙翠珍本人有权根据国家拆迁办开发商有关政策，取得其相应的补偿款项。签字：孙润堂、孙翠珍最好公证，鉴证人：（同意）郝桂花、孙双海”。孙润堂称，该便条即前述《备忘录》中所称的备忘录2，与《备忘录》系同时签署。四被告认可该便条的真实性，但认为不能证明孙翠珍已放弃涉案房屋所有权。3.《备忘录》。内容如下：“于一九九三年购买管庄两居室公房一套共用元，到九三年四月前将钱全部交清，必须在三月将钱收齐，然后交房管部门。兄妹五人对房产权按以下方法分配：〈1〉谁交清全部购房费用，房产权（拥有权）归谁所有。〈2〉要房者，按规定时间，按要房人数平均交钱。〈3〉不要者，按自愿退出，不再有房屋拥有权。〈4〉如没有拿定主意者，先按第〈2〉条办法交钱。〈5〉如交钱后，再提出不要者，可将所交的钱全部退回，但利息不退，作为房屋修理费使用。〈6〉父母去世后归孙润堂所有房屋拥有权。要房者签字：孙润堂。不要房者签字：孙井堂三口人，孙润兰三口人，孙福堂三人。一九九三年元月二十二日”。原告孙润堂称，当时孙双海询问谁要涉案房屋谁拿钱，故形成了该份备忘录，该备忘录中第〈6〉条内容系原告添加，因该份备忘录没有孙双海、郝桂花签字，故才有了2004年2月5日一式两份的备忘录。四被告称，该份备忘录内容除了第〈6〉条以外系孙井堂手写，没有孙翠珍及父母签字，孙福堂、孙井堂认可签字的真实性，孙润兰记不清楚是否签字。4.房款收据及购房协议书。上述收据与协议书中载明的交款人或买方均为孙双海。原告孙润堂称，1992年购房时是原告出资以孙双海的名义交纳的房款，2010年房改时亦是原告补交的房款，相关证据原件在原告处保存。四被告认可证据真实性。孙翠珍称，1992年的购房款7000余元系孙翠珍全部出资，后经父亲孙双海提议让孙润堂负担了一半房款，而且房改时使用了父亲工龄优惠，并非孙润堂全资购买。孙福堂、孙井堂、孙润兰认可孙翠珍的陈述。另外，孙福堂称，上述证据原件原来由其保存，2004年签署备忘录时交给了父母，父母去世时也没说交给谁，因为原告与父母一起居住就把东西拿走了。依被告申请，经随机确定，本院委托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对2004年一式二份的《备忘录》（2份检材）是原件还是复制件以及上面的“孙润兰”、“孙翠珍”签名字迹进行鉴定。2019年12月27日，该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1.2份检材上的手写体字迹是利用书写工具直接书写形成，即原件；检材1、2上的“孙润兰”签名字迹与样本1至3上的“孙润兰”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检材1、2上的“孙翠珍”签名字迹与样本1至3上的“孙翠珍”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四被告支付鉴定费10800元。双方对上述鉴定意见均认可。孙润兰称，虽然是被告的签名，但不认可2004年一式二份的《备忘录》内容的真实性，当时签字确认的是孙双海出资购买的房屋而且使用了孙双海的工龄。孙井堂称，对该备忘录中原告之子孙鹏代写内容不认可，签字时没有此内容，且属于代书遗嘱，没有见证人，属于无效遗嘱。孙福堂称，父母不会写字，对父母签名真实性不认可，按照继承法相关规定应当由持有遗嘱一方对真实性举证。关于备忘录签订过程，孙福堂自述：“我当时在单位上班，父亲电话说有急事回家一趟，因他身体欠佳所以我急忙请假去了管庄，到时几个人全在，说签协议！我真不明白一家人好好的签哪门子协议，是谁提的？又是谁从中唆使的？当时我不签，说这是遗产几个人都有份，就跟我急了，说我们还活着呢，就不存在分，我说等百年以后再议，他也不干，因他身体不太好我们几个当时也不想让他生气，更不想因此伤了合气，所以老二当时手写份协议，他非让大家马上就签，不签不准离开，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勉强签了，当时只是协议并没有法律依据，因上班马上就要走，有人提出要房产证，我说第二天送来都不成，没办法才叫孙佳送来，这才允许我离开……”。孙井堂、孙润兰、孙翠珍认可孙福堂上述陈述。四被告认为，2004年一式二份的《备忘录》不是遗嘱，也不是合同，更不是分家依据。当年为迎合当时身有重病的老人高兴，大家才草签了这个便条，只是一个暂且性的安排，所以大家不情愿、违心的签了名。即使这种便条具有一定的依据，但是该便条没有原告签字，与原告无关，不能作为原告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依据。该便条没有公证，也没有过户，不排除当时父母有新的安排和想法。父母病重期间子女轮流照顾，现父母去世，涉案房屋应当作为共同遗产进行继承分割。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上述证据中所指房屋系同一处房屋即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备忘录》、房屋所有权证书、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原告孙润堂以涉案房屋由其出资购买，孙双海、郝桂花及四被告书面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判决确认该不动产归其所有，并在庭审中明确本案属确权纠纷，故本案属所有权确认纠纷。本案中，涉案房屋系孙双海生前所在单位分配的可以优惠价购买的公有住房，以孙双海的名义购买于孙双海与郝桂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孙润堂虽然支付了购房款，但支付购房款的行为非设立物权的行为，本院认为，涉案房屋在购买当时应属于孙双海与郝桂花共同所有。孙润堂能否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应根据购房后孙双海与郝桂花的真实意思及所作行为来认定。关于2004年2月5日四被告签署的一式二份的《备忘录》的性质以及原告孙润堂能否据此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问题。本院认为，根据2004年《备忘录》打印的内容，结合1993年《备忘录》以及2004年孙润堂与孙翠珍所签便条内容以及双方陈述的签订过程来看，孙双海为了明确涉案房屋权属，组织家庭成员确认房屋权属，避免以后子女之间发生财产纷争，四被告已签字确认放弃对涉案房屋的权利，孙双海、郝桂花作出了涉案房屋归孙润堂所有的意思表示。2004年《备忘录》系经过原、被告父母的同意或在父母授意之下，原、被告作为子女对其父母的财产在他们之间进行的分割，是一种分家行为，并非遗嘱，更非合同。这种分家行为，由于是父母对其共同财产的处分，实际上是赠与行为，故无须征得被分配财产子女的同意，即使某一子女不签字，也不影响分家行为的成立。故孙润堂作为财产受让方是否在2004年《备忘录》上签字并不影响分家行为的效力。虽然被告不认可孙双海、郝桂花的签字，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孙双海、郝桂花对涉案房屋作出了新的处分，也不能证明违反了权利人的意志，故上述《备忘录》对被告具有约束力。对于被告辩称2004年《备忘录》中孙润堂之子孙鹏代书遗嘱内容是否有效问题，并不影响《备忘录》作为分家行为的性质。同时，结合孙润堂持有涉案房屋权属资料原件，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并实际使用涉案房屋，四被告已签字确认放弃涉案房屋所有权等事实，本院认为，孙润堂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并要求四被告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归原告孙润堂所有；二、被告孙福堂、孙井堂、孙润兰、孙翠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原告孙润堂办理关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被告孙福堂、孙井堂、孙润兰、孙翠珍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鉴定费10800元，由被告孙福堂、孙井堂、孙润兰、孙翠珍共同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建审判员 李永芝审判员 刘 筠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陈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