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24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禄芹，女，198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子聿，男，201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法定代理人：丁禄芹（刘子聿之母），女，住山东省新泰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宇翔，女，200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法定代理人：丁禄芹（刘宇翔之母），女，住山东省新泰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富洪，男，195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鲁孝美，女，195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边家祥，山东鼎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负责人：孙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丽燕，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新，男，1976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保济南分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6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647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人民财保济南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对此不能接受。在一审中，法院已认定刘元杰系第三人张新雇佣的冀BY4997号自卸货车驾驶员，上诉人对刘元杰的死亡原因及事故发生经过也作了详细说明，并提供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火化证明各一份，同时第三人张新对刘元杰的死亡原因也作了说明，证明刘元杰确是被投保的车辆轧死的，但是法院并未采信。在事故发生时，上诉人已经报警，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一直未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上诉人按照法定程序提请一审法院调取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审法院却并没有积极的调取证据，该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刘元杰的死亡原因及事故发生经过，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关于刘元杰是否属于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理赔范围，依据现有法律，此类受害人可以解释为“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交强险全称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它是我国第一个法定强制保险，所有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都必须投保交强险。交强险执行全国统一责任限额、统一基础费率和统一保单条款。三者责任险是指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责任，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司机责任险，也称“司机座位责任险”，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了意外事故，由于造成了驾驶座上的人员伤亡，保险公司予以赔偿，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附加险。比较与司机有关的几个险种来看，只要司机离开座位，就是一位正常的平常人，我们不能以司机的身份来确定保险的范围，而应以事故发生时，人是否处于车内，是否处于驾驶室司机的座位来确定是否适用第三者责任险。简单理解只要司机主动离开司机座位，或者被动离开座位后才发生死亡事故，不是在座位上发生事故当场死亡，就可以适用第三者责任险，因为在司机离开座位后，就是个平常人，其实就是第三者责任险的“第三者”，决不能简单以司机的身份来作保险范围的区分。也就是说不管是司机主动或者被动离开车辆，离开后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完全就是第三者责任险的“第三者”，所以，保险公司应该予以赔偿。商业三者险是商业保险，很多保险公司为了降低风险，在合同中都会有类似约定“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的免责条款，其主要是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即投保人与家属之间串通骗保，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这一条件发生时，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所以保险公司对于第三者范围的缩小目的不应当通过预先对合法权利的剥夺来实现。最后一点，公众服务性保险公司提供给消费者的合同是“格式合同”，就是为了重复使用方便，不需要和合同相对方进行协商的合同文本。根据合同法、保险法的规定，当出现对于“格式合同”不同解释的时候，应该做出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此类案件，现在针对保险公司的合同，对于此类极端的情形，司机是否是第三者责任险的“第三者”，产生了不同的解释。那么依据法律，我们应该做出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此种情形，司机是第三者责任险的“第三者”。综上所述，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上诉至二审法院，以求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人民财保济南分公司辩称，一、根据上诉人所提交证据，无法证明该案死者刘元杰的具体死亡情形。首先，本案上诉人，也就是死者刘元杰的家属，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刘元杰在2016年12月6日死亡时的具体情形，也没有提交发生交通事故后据以认定责任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一）“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因此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刘元杰是在法律规定的“道路”上出现事故，也就无法证明本案属于交通事故，而交强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予以赔偿的前提是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而本案无法证实发生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因此被上诉人无法定或约定义务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予以赔偿。二、退一步讲，即使发生了交通事故，刘元杰作为驾驶员，系事故车辆的车上人员，其人身损失不属于交强险或商业第三者险的赔偿责任范围。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使投保人遭受损害，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投保人为本车上人员的除外。”同样，根据保险合同相关条款，保险合同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保险合同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据上诉人称，本案中刘元杰从事司机工作，事故发生时在山上运输石头。因此，事故发生时刘元杰是车上人员，其并不是自行离开保险车辆导致受伤，即使作为驾驶人是因操作不当继而引发脱离车辆或者跌落摔伤也是一瞬间完成的连贯事件，中间并无停顿，不存在转化为第三者的问题，仍然是车上人员，即假设真的发生了交通事故，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刘元杰系事故车辆的车上人员，不是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中确定的“第三者”。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其人身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处警记录，也只能证明该案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不能证明刘元杰死亡时的具体事实。该证据也从侧面说明了该案不是交通事故，因为如果属于交通事故，报警后交警部门会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而该案件中上诉人没有提交交通事故认定书，也证实了该案不属于交通事故。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张新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人民财保济南分公司支付死亡赔偿金、抚养费、精神抚慰金、丧葬费共计1315253.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人民财保济南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元杰系第三人张新雇佣的冀BY4997号自卸货车驾驶员。冀BY4997号自卸货车车主李学远，被保险人张新，该车投保了交强险，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100万元，保险期间均为2016年8月4日至2017年8月3日。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诉称刘元杰驾驶车牌号为冀BY4997自卸货车于2016年12月6日凌晨在山上运输石头的过程发生意外，被车碾轧导致死亡，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上述主张。山东省立医院、济南市公安局港沟派出所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2016年12月6日6时34分，刘元杰因“开放性脑损伤”死亡，死亡地点为来院途中。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提交的户籍载明：刘元杰与丁禄芹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子刘子聿、一女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为刘元杰父母。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交强险条例规定，承保保险公司对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约定，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本案中，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未能举证证明刘元杰的死亡原因及事故发生经过，以及是否属于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理赔范围，故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诉请人民财保济南分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40元，由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共同负担。二审期间，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提交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分局港沟派出所2020年4月22日出具的《处警证明》一份，载明：“2016年12月6日5时30分许，港沟派出所接张新(男，电话15666416171)报警称大车司机受伤，已打120，人快不行了。值班民警联系报警人，确认事发位置位于港沟街道郭家庄村东山，随后出警前往现场。值班民警到达时，伤者已被救护车送至医院抢救，现场有一车牌号为冀BY4997的豪沃货车，货车车头朝西、前轮脱落，且车辆附近地上散落部分车辆零件、有大量血迹。进一步了解得知，伤者为冀BY4997的司机刘元杰(男，山东省新泰市放城镇上峪村人)，给车主张新打工;事发当日与另一名司机王茂水(男，电话15165131219)分别驾车到郭家庄村东山某山场运石头。刘元杰驾驶的车在前、王茂水驾驶的车在后，刘元杰驾驶的车装满石头离开山场后约20分钟王茂水驾车行至事发位置，发现刘元杰出事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车主张新，张新随后驾车到达现场。港沟派出所民警分别对张新、王茂水进行询问。结合现场及询问情况，排除刘元杰系他杀的可能性。”拟证明刘元杰死亡的原因及具体情形。人民财保济南分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处警证明》并不能证明刘元杰如何死亡的事实。最后的《处警证明》只能排除刘元杰系他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该案仍不属于交通事故。正如上诉人在答辩意见中所说，如果属于交通事故，报警后交警部门会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而该案件中上诉人没有提交交通事故认定书，也证实该案不属于交通事故。另外，该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对此不予认可。张新经质证认为，110民警到场时，刘元杰还在现场，这份证明说的已被救护车拉走不符合事实。警察一看现场就确定排除他杀。我投保的车，刘元杰被我投保的车轧死了，保险公司应该承担责任。本院对该份《处警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在一审中提交的刘元杰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火化证明，以及二审中提交的《处警证明》等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刘元杰的具体死亡原因，张新并非刘元杰死亡事件的直接目击者，其又是案涉车辆的车主，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民财保济南分公司对其陈述不予认可，因此，张新关于事件经过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刘元杰死亡经过的根据。故，一审法院认为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未能举证证明刘元杰的死亡属于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理赔范围，要求人民财保济南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证据不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40元，由上诉人丁禄芹、刘子聿、刘宇翔、刘富洪、鲁孝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耀勇审 判 员 王京波审 判 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 瑞书 记 员 孙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