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云民申378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695690596R。住所地：云南省昆明经开区昆明出口加工区监管大楼609室。负责人：黄宗川，系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燕、黄朝阳，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昆明市盘龙区腾飞钢模租赁站。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龙泉办事处麦地村小龙潭厂房。经营者：彭代彦，男，1961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武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学好，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257485。住所地：重庆市经开区北区金开大道1596号。法定代表人：魏福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燕、黄朝阳，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一审第三人：胡林绪，男，1967年8月3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大足县人，住重庆市大足县。一审第三人：邓施宇，男，1972年3月27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大足县人，住重庆市大足县。一审第三人：雷天柱，男，197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县人，住重庆市铜梁县。再审申请人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昆明市盘龙区腾飞钢模租赁站（以下简称腾飞钢模租赁站）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胡林绪、邓施宇、雷天柱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终2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仅以《租赁合同》上盖有申请人的公章为由，就确认申请人为本合同的相对方，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1.申请人不需要租赁被申请人的租赁物资。2.租赁合同形成在第三次发货之后，可证明被申请人与雷天柱、胡林绪之间事实的租赁合同关系早已建立,仅是为保证租赁合同的履行在被申请人的要求下签订的《租赁合同》。3.被申请人明知涉案《租赁合同》是与雷天柱签订的,只是担心雷天柱的合同履行能力,要求邓施宇签字并加盖申请人的章。邓施宇在申请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加盖了申请人的章,在合同上加盖申请人公章不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4.四年多时间内,被申请人从未要求申请人结算或付款,可见被申请人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认为的合同相对方系雷天柱个人。5.从2018年1月12日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鸳鸯派出所对胡林绪作的询问笔录可知并进一步的证明,租赁合同的签订以及履行的合同相对方均为雷天柱,同时也证明了47张发料单并非在租赁期间形成,系事后补签的字,胡林绪并不能对签字的发料单的真实供货数量进行确认。(二)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欠付租金3837557.98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支付租赁物赔偿款3375398.4元这一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涉案《租赁合同》的履行不真实,被申请人举示的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其物资用于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涉案项目。2.裁判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欠付租金3837557.98元的发料单上的签字存在多处重大瑕疵,不能够证明其真实发生租赁合同的量。3.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租赁物赔偿款3375398.4元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二审法院裁判所依据的证据系被申请人自行制作的。（三）二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诉请租金及赔偿款的诉讼时效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继续性租金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如何计算的请示的答复》“对分期履行合同的每一期债务发生争议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的次日起算”。本案中,即使前述《租赁合同》真实有效且真实履行,该合同第七条约定“每月底结算一次当月租金,在次月10日前付清上月的租金。”因此,被申请人每月租金的诉讼时效均应自次月11日分开计算诉讼时效。被申请人自述2012年3月3日第一次发货，2013年1月15日最后一次发货,2017年5月起诉。即使全额租金均从其最后一次发货的次月11日计算,诉讼时效也早已经过。而二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自合同解除之日起算,系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综上，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申请再审。申请再审阶段，再审申请人补充提交以下意见：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雷天柱2019年9月23日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证实涉案项目所需的周转材料均由雷天柱向被申请人租用；二审认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欠付租金3837557.98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支付租赁物赔偿款3375398.4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发料单的价值远超涉案工程实际所需，大部分发料单上的签字并不是雷天洪、雷天友签字。2.雷天柱已归还大部分租赁物，且雷天柱已向被申请人支付了大量的租金。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是否是合同相对方的问题。案涉《租赁合同》载明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作为承租方与腾飞钢模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与腾飞钢模租赁站形成租赁合同关系。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主张案涉《租赁合同》上加盖其公司印章不是其公司真实意思的表示，系邓施宇在其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加盖。该主张仅有邓施宇的陈述，且邓施宇前后做了不一致的陈述。因此，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主张在案涉《租赁合同》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非其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成立。案涉《租赁合同》上加盖有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的印章，租赁物也用于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的工程项目施工。且发料单上租用单位也有“新螺狮湾第三期重庆建工”的相关记载。据此可以认定《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为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二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关于此问题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租赁费及租赁物遗失赔偿款的问题。案涉《租赁合同》依法成立，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合同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腾飞钢模租赁站将租赁物交付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履行了自己义务，作为承租人的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应按照约定履行租金给付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案涉《租赁合同》也约定承租方对租赁物的合理使用、妥善保管及遗失、损坏的赔偿义务。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已妥善保管、如数返还了租赁物。因此按照法律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应承担租赁物遗失之损害赔偿责任。腾飞钢模租赁站提交的发、收料单上有租赁合同确定的代表人胡林绪及材料员雷天洪、雷天友等人的签字，且经胡林绪质证认可，因此对于发、收料单应当予以确认。根据发、收料单，截止2013年1月15日腾飞钢模租赁站共向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提供钢管合计546.287吨，扣件合计96982套，顶托1300套。2013年1月15日，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向腾飞钢模租赁站返还钢管12.9吨，腾飞钢模租赁站自认已收回扣件801套。因此二审确认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尚欠钢管533.387吨、扣件96181套、顶托1300套未返还并据此对于腾飞钢模租赁站主张的3837557.98元租金予以支持并判令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支付租赁物赔偿费3375398.4元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关于此问题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本案是否构成新证据的问题。申请再审阶段，再审申请人提交雷天柱于2019年9月23日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欲作为新证据。经查，《询问笔录》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从内容上看，即使雷天柱对涉案工程的转包情况及租赁物的租赁情况所述属实，亦不能对抗腾飞钢模租赁站基于《租赁合同》等对合同相对方为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的认定。雷天柱关于46份发料单记载的数据不真实及工程结束后其已经向被申请人归还了大部分租赁物的陈述，仅有雷天柱的单方陈述，没有其他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再审申请人现提交的证据不能推翻原审判决，不属于再审新证据，其以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过的问题。租赁期限届满后，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未归还租赁物，腾飞钢模租赁站也未对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继续使用租赁物提出异议，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转为无固定期限租赁合同。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在双方合同解除之前仍应当向腾飞钢模租赁站支付租金，故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认为腾飞钢模租赁站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成立。综上，重庆建工云南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赵光喜审判员  薛 丽审判员  郭雅欣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