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156号原告：广州市三甲医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开源大道11号C2栋3层。法定代表人：余小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江丽，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大庆，该公司工作人员。被告：张燕君，女，196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雪仪，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懿飞，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三甲医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甲医疗公司）与被告张燕君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三甲医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江丽、董大庆，被告张燕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雪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三甲医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三甲医疗公司无需向被告张燕君支付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9月3日的工资差额324919.23元，只需支付2019年5月-2019年9月工资差额86755.3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张燕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三甲医疗公司与张燕君签订的劳动合同，张燕君的工资结构中，只有计时工资部分是有保障的，其他部分的计算与发放均必须满足一定前提条件，不是刚性的。三甲医疗公司与张燕君于2017年9月4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张燕君的工作安排为康复医学专家，并约定张燕君工资结构为：计时工资30000元/月（税后）+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绩效工资（提成），《劳动合同》第四条第2款：“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根据乙方的工作业绩表现和公司经营情况发放，与公司的业绩挂钩，具体方案甲乙双方共同商议……业绩考核符合甲方制定规章要求的，甲方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和发放奖金：业绩考核奖金+12个自然月计时工资-个人应缴所得税≥50万元。业绩考核未达到双方约定要求的，由甲方确定年度业绩考核奖的发放……”。《劳动合同》第四条第3款“（三）绩效工资：1.科室帮扶服务专业包：按4%提成；2.年度促成设备销售成交金额，按0.5%提成，提成金额均为扣除所得税后金额。”显然，乙方（张燕君）的工资结构中，只有计时工资部分是得到保障的。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计算与发放须有前提条件：如需“乙方的工作业绩表现”得到甲方（三甲医疗公司）认可、“与公司的业绩挂钩”“业绩考核符合甲方制定规章要求”“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等，即：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计算与发放，必须结合乙方（张燕君）的工作业绩表现和甲方（三甲医疗公司）经营情况来综合评判，若乙方的工作业绩表现不理想或者甲方经营业绩不理想，则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可以不予发放；绩效工资（提成）的计算与发放，必须有公司认可的提成计算的依据（有明确的计算基数且经公司认可）。（二）根据甲乙双方缔结之《劳动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如前所述，乙方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计算与发放，需与乙方的工作业绩表现及甲方经营情况挂钩，并不是说甲方必须无条件支付给乙方年度业绩考核奖金。至于《劳动合同》第四条第2款所述：在张燕君业绩考核符合甲方制定规章要求的前提下，三甲医疗公司可以按照不低于50万元年度报酬来计算张燕君的业绩考核奖金。该约定应是三甲医疗公司的选择权，不是三甲医疗公司的必然义务。事实上：1.张燕君在工作期间作为公司的康复医学专家外派到广西、云南、贵州当地医院提供指导服务时，纯属带家属去旅游，旅游费用全部回三甲医疗公司报销。在医院服务期间，张燕君不仅没有尽责指导医院医护人员提供服务，反而抱怨公司的设计方案有问题，抱怨公司的产品不好，向项目方推销跟其有利益关联的公司（系三甲医疗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抱怨销售人员没有及时跟进，得罪了当地的经销商及医院院长，导致公司还有余款无法收回，给三甲医疗公司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2.三甲医疗公司自2017年以来整体业绩下滑，长期处于严重亏损状态，财务状况不断恶化，现金流短缺，迄今还拖欠员工工资。（三）关于张燕君工资的2019年5月至9月未支付工资差额：按照月薪税后3万+餐补200元+工龄工资50元-社保个人缴费612元-公积金720元=28918元/月，张燕君未结算工资为：5月份工资28918.44元+6月份工资28918.44元+7月份工资28918.44元，合计86755.32元。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三甲医疗公司全部诉请。被告张燕君辩称，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已经对劳动报酬部分金额以及计算方式进行约定，三甲医疗公司拖欠张燕君工资事实清楚，依法应向张燕君支付尚拖欠的工资324919.23元。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4日，三甲医疗公司（用人单位、甲方）与张燕君（职工、乙方）签订《广州市劳动合同》，约定双方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2017年9月4日起至2019年9月3日止。乙方的工作内容为康复医学专家，工作地点为甲方办公地点及执行中国行政区以内的外派工作的地点。第四条劳动报酬约定，（一）乙方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为计时工资30000元/月（税后）；（二）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根据乙方的工作业绩表现和公司经营情况发放，与公司的业绩挂钩。具体方案甲乙双方共同商议。甲方并根据商议的结果制定业绩考核方式、奖金发放形式、发放时间等另行商议制定，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业绩考核符合甲方制定规章要求的，甲方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和发放奖金：业绩考核奖金+12个自然月计时工资-个人应扣缴所得税≥50万元。业绩考核未达成双方约定要求的，由甲方确定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发放；业绩考核双方没有约定的部分，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发放；（三）绩效工资：1.科室帮扶服务专业包：按4%提成；2.年度促成设备销售成交金额，按0.5%提成，提成金额均为扣除所得税后金额。2019年7月22日，三甲医疗公司向张燕君发出《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公司2017年9月4日与您签订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2019年9月3日期满，经公司与您沟通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不再续签劳动合同。2019年9月4日，三甲医疗公司再次向张燕君发出《通知》，通知上手写内容“工资结算到9月10日”。2019年9月10日，三甲医疗公司出具《离职证明》载明张燕君至2019年9月10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张燕君确认双方于2019年9月10日解除劳动合同，其称在仲裁时仅主张工资至2019年9月3日。关于张燕君在职期间三甲医疗公司已经发放的工资，双方确认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发放617590元（含2018年年底发放的奖金45210元）、2019年4月发放28917.2元、2019年8月发放28918.4元、2019年9月发放9640元（工资核算到9月10日），尚欠2019年5月、6月、7月的工资未发放。三甲医疗公司提交《张燕君个税申报与发放情况表》，显示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期间每月实发工资大部分为30201.5元、2018年9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每月实发工资为30250元。庭审中，张燕君明确表示其不主张2019年9月份的工资差额。张燕君陈述除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外，入职第一年即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每月应发的工资包括税后工资30000元+餐补200元，入职第二年即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每月应发的工资包括税后工资30000元+餐补200元+工龄工资50元，按上述标准计算，从入职起至2019年8月应发工资应为725400元。三甲医疗公司主张税后工资30000元中包括张燕君个人应缴的社保及公积金，应发工资中应扣减张燕君个人应缴的社保及公积金，但三甲医疗公司亦确认2019年之前，税后工资30000元是扣减张燕君个人应缴的社保及公积金实发的，从2019年1月开始，公司与张燕君口头协商在30000元中扣减张燕君个人应缴的社保及公积金。三甲医疗公司确认张燕君每月的餐补为200元，从2018年9月开始每月增加工龄工资50元。关于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庭审时，三甲医疗公司陈述，虽然劳动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年度业绩考核资金根据张燕君的工作业绩表现及公司经营情况发放，以及业绩考核符合不同标准时发放奖金的三种情形，但公司没有完善的工作业绩考核制度，在签订合同时双方也未对年度绩效考核进行协商，没有制定具体的方案作为合同附件，只是在年底时双方才会协商发放年终奖的金额。2017年因张燕君入职时间短，公司未发放年度业绩考核奖金；2018年发放了45210元年度业绩考核奖金；2019年因公司亏损，未发放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张燕君陈述双方对业绩考核没有约定，公司也一直没有发放年度业绩考核奖金，2018年三甲医疗公司发放的45210元是年终奖，根据劳动合同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应该是140000元。另，三甲医疗公司主张张燕君尚欠借支款2497.07元，应在欠付工资中抵扣，为此其提交公司自行制作的借支明细表及微信聊天记录（三甲医疗公司称系其公司财务与张燕君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张燕君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三甲医疗公司亦未能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的原件。2019年8月7日，张燕君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一、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的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9月3日工资355359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83333元；三、被申请人补缴社会保险和公积金。2019年12月24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176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9月3日工资差额324919.23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上述事实有《广州市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通知》、穗埔劳人仲案〔2019〕1766号《仲裁裁决书》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诚信履行。关于张燕君的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标准。首先，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根据乙方的工作业绩表现和公司经营情况发放，与公司的业绩挂钩。具体方案甲乙双方共同商议。业绩考核符合甲方制定规则要求的，甲方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和发放奖金：业绩考核奖金+12个自然月计时工资-个人应扣缴所得税≥50万元”，根据上述表述，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应当先由双方协商具体发放方案，但庭审时双方均确认没有具体协商过。而上述“业绩考核奖金+12个自然月计时工资-个人应扣缴所得税≥50万元”的计算方式前提是业绩考核符合甲方制定规章要求。故双方对于年度业绩考核奖金的计算方式和发放方案均没有协商一致达成一致意见，仅依照“业绩考核奖金+12个自然月计时工资-个人应扣缴所得税≥50万元”计算出业绩考核奖金为140000元缺乏充分依据。其次，上述约定中仅规定用人单位可以采用该方式发放业绩考核奖金，并非强制规定；最后，2018年年终发放奖金41250元，张燕君主张该奖金不是年度业绩考核奖金，而是年终奖，但劳动合同中并无年终奖的规定，本院认定该款项应为当年度的业绩考核奖金。张燕君主张年度业绩考核奖金为140000元，但是在该款项发放后，并无证据显示张燕君对此提出过异议。据此，双方对于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标准及支付并无明确的约定，张燕君主张年度业绩考核奖金按140000元的标准支付缺乏充分依据，三甲医疗公司无需再向张燕君支付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关于拖欠的工资问题。张燕君明确表示其不主张2019年9月的工资差额，因此本院仅对三甲医疗公司是否足额发放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工资进行审查。（1）根据双方的陈述，张燕君在2017年9月4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每月的工资应为税后30000元+餐补200元。三甲医疗公司主张税后工资30000元中应扣减张燕君个人应缴的社保和公积金，但上述大部分期间三甲医疗公司是按税后工资30000元未扣减个人缴纳的社保和公积金发放的，故本院对三甲医疗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上述期间每月应发的工资应为30200元。按该标准计算2017年9月4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应发工资合计为361358.62元（30200元/月÷21.75天/月×21天÷30200元/月×11月）。（2）根据双方的陈述，张燕君在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每月的工资应为税后30000元+餐补200元+工龄工资50元，三甲医疗公司主张税后工资中30000元应扣减张燕君个人应缴纳的社保和公积金，但2019年之前的大部分期间三甲医疗公司是按税后工资30000元未扣减个人缴的社保和公积金发放的，三甲医疗公司称其与张燕君口头协商从2019年1月起在30000元中扣减张燕君个人应缴纳的社保及公积金数额后再发放，张燕君对此不予确认，三甲医疗公司又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三甲医疗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上述期间每月应发的工资应为30250元。按该标准计算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的应发工资合计为363000元（30250元/月×12月）。综上，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8月31日应发工资共计724358.62元。根据双方的陈述，扣减2018年年底发放的年度业绩考核奖金后，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三甲医疗公司实发工资金额为630215.6元（617590元-45210元+28917.2元+28918.4元），故三甲医疗公司尚欠张燕君工资94143.02元（724358.62元-630215.6元）。另，三甲医疗公司还主张在欠付的工资中应扣减借支款2497.07元，张燕君对此不予认可，三甲医疗公司又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因此，三甲医疗公司应向张燕君支付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8月31日工资差额94143.02元，三甲医疗公司主张仅需支付86755.32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广州市三甲医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广州市三甲医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被告张燕君支付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工资差额94143.0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市三甲医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梦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敏张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