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09民初871号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迎泽大街300号。负责人:翟因华,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盛韬，山西泰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1号丽华大厦A座第四层。负责人:王伟军，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海源，山西硕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婧禾，女，本单位员工。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盛韬,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海源、杜婧禾，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按照《共保协议》的约定支付原告已垫付的赔款合计825230.6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11月26日，原告与包括被告在内的6家保险公司共同签订了《太钢集团2011至2012年财产保险共保协议》，由6家保险公司成立“共保体”，对太钢集团企业财产一切险、扩展地震条款、机器损坏险、公众责任险共保事宜达成协议，约定由原告作为首席保险人先行对被保险人太钢集团赔付，后由各家保险公司按照“共保比例”分摊赔款，其中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应分摊的赔款比例为8%。上述协议签订后,在该2011至2012年度内,被保险人分别于2012年4月19日、2012年5月28日、2012年7月3日、2012年7月10日、2012年8月17日、2012年9月12日、2012年9月13日、2012年10月23日、2012年10月29日出险，按照8%的共保比例,被告对应分摊赔款的金额分别为15568.4元、20089.86元、8838.84元、111486.32元、1600元、27064.8元、154533.09元、68020.89元、119464元、9673.8元。2012年11月23日,原、被告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8家保险公司共同签订《太钢集团公司2012至2013年度财产一切险、机器损坏险、公众责任险共保协议》,由上述8家保险公司成立“共保体”,对太钢集团企业财产一切险、机器损坏险、公众责任险共保事宜达成协议,约定由原告作为首席保险人先行对被保险人太钢集团赔付,后由各家保险公司按照“共保比例”分摊赔款,其中被告应分摊的赔款比例为6%。上述协议签订后,在该2012至2013年度内,被保险人分别于:2013年3月29日、2013年5月20日出险、2013年11月26日,按照6%的共保比例，被告对应分摊赔款的金额分别为5571.18元、104167.08元、49163.62元。2013年11月22日,原告与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8家保险公司共同签订《太钢集团公司2013至2014年度财产一切险、机器损坏险、公众责任险共保协议》,由上述8家保险公司成立“共保体”,对太钢集团企业财产一切险、机器损坏险、公众责任险共保事宜达成协议,约定由原告作为首席保险人先行对被保险人太钢集团赔付,后由各家保险公司按照“共保比例”分摊赔款,其中被告应分摊的赔款比例为3%。上述协议签订后，在2013至2014年度内，被保险人分别于:2013年12月14日、2014年1月2日、2014年1月7日、2014年1月13日、2014年2月18日、2014年2月24日、2014年6月6日、2014年8月11日、2014年10月12日出险，按照3%的共保比例，被告对应分摊赔款的金额分别为：2400元、29891.55元、1701.96元、18605.6元、22554元、5250元、28669.53元、14944.95元、5971.22元。原告作为太钢集团财产保险“共保体”的首席保险人，直接对被保险人太钢集团履行赔偿义务后，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却以种种理由拖延给付分摊金额（累计拖欠825230.69元），并且在近日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又以“公司更名”为由拒绝履行给付义务。尽管当时签订《共保协议》的主体“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更名为本案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但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故此更名后的本案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应当继续履行《共保协议》的分摊给付义务。综上所述，被告拒不履行赔偿款分摊义务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请。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辩称原告排斥被告在内的其他共保人介入理赔事务，扭曲了正常共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关系，实际变成了其与太钢代理公司之间的多重交易关系，缺乏监督，赔款数字总体可信度低。原告怠于履行其合同主要义务，是其垫款未摊回的主要原因，原告诉讼请求涉及多个案件，理赔案卷材料粗糙。以被保险人提供的材料作为理赔依据的居多，客观第三方勘察、理算资料极少，不排除有虚假理赔和理赔环节的“跑、冒、滴、漏”等损害其他公报人利益的情况。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原告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并没有任何行使协议规定权利的举动。原告作为国内最大的财产保险公司和上市公司的分支机构，在索要财物欠款时，不可能不保留任何书面证据，只能说明原告根本没有证据举证证明其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主张过权利。本案诉讼请求涉及20多起赔案，均是各自独立形成的，原告应该各自独立计算诉讼时效。在起诉时，上述20多起赔案均超过了法定的时效，且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导致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实。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1月26日，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包括本案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在内的6家保险公司，签订了《太钢集团2011至2012年财产保险共保协议》。协议就包括原、被告在内的6家保险公司成立“共保体”，对太钢集团企业财产一切险（费率0.184‰）、扩展地震条款（费率0.184‰）、机器损坏险（费率0.285‰）、公众责任险（费率1‰）共保事宜进行约定。协议主要内容为：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作为首席保险人，为各共保方的代表。其他共保人承诺接受首席保险人提出的承保条件，委托首席保险人负责处理与太钢集团之间根据保险合同规定的日常业务事项，以及与太钢集团洽谈有关保险事宜，遵守由首席保险人与太钢集团就有关保险事宜所作的规定。首席保险人直接对太钢集团负责，并在保险单有效期内对发生的一切事宜在不损害其他共保人利益的前提下，拥有最终决定权；协议约定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承包份额为保费金额的8%，共保各方按照比例承担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责任并享有相应的权益，且按各自承保的份额办理再保险并按规定缴纳各种税费；协议关于共保赔偿处理约定，太钢代理在接到被保险人的报案后，应立即通知首席保险人或指定保险人进行事故现场的查勘、定责、估损工作，保险人在报案通知四小时内到达事故现场。必要时，保险人、被保险人、太钢代理三方协商一致后，可聘请专业清算公司为本项目下的理算人。查勘定损的保险公司结案赔偿后，应向其它共保方发出完整的理赔资料，其它共保人按共保比例向查勘定损的保险公司支付已垫付的赔款。在上述《共保协议》上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加盖公章并有各自授权代表签字确认。2012年11月23日，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包括本案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在内的8家保险公司，签订了《太钢集团2012至2013年财产一切险、机械损坏险、公众责任险共保协议》，约定包括原、被告在内的八家保险公司为太钢集团一切险、机械损坏险、公众责任险的共同保险人，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为首席保险人，首席保险人为各共保方的代表。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承保份额为6%，按共保比例承担保险责任并享有相应的权益。协议关于共保赔偿处理约定，太钢代理在接到被保险人的报案后，应立即通知首席保险人或指定保险人进行事故现场的查勘、定责、估损工作，保险人在报案通知一日内到达事故现场。必要时，保险人、被保险人、太钢代理三方协商一致后，可聘请专业清算公司为本项目下的理算人。查勘定损的保险公司结案赔偿后，应向其它共保方发出完整的理赔资料，其它共保人按共保比例向查勘定损的保险公司支付已垫付的赔款（要求一个月内摊回）。在上述《共保协议》上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加盖公章并有各自授权代表签字确认。2013年11月22日，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包括本案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在内的8家保险公司，签订了《太钢集团2013至2014年度财产一切险、机械损坏险、公众责任险共保协议》，约定包括原、被告在内的八家保险公司为太钢集团一切险、机械损坏险、公众责任险的共同保险人，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为首席保险人，首席保险人为各共保方的代表。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承保份额为3%，按共保比例承担保险责任并享有相应的权益财产。一切险费率：0.1402‰；机器损坏险费率：0.2082‰；公众责任险费率：1‰。协议关于共保赔偿处理约定，太钢代理在接到被保险人的报案后，应立即通知首席保险人或指定保险人进行事故现场的查勘、定责、估损工作，保险人在报案通知一日内内到达事故现场。必要时，保险人、被保险人、太钢代理三方协商一致后，可聘请专业清算公司为本项目下的理算人。查勘定损的保险公司结案赔偿后，应向其它共保方发出完整的理赔资料，其它共保人按共保比例向查勘定损的保险公司支付已垫付的赔款（要求一个月内摊回）。在上述《共保协议》上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加盖公章并有其授权代表签字确认；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有其授权代表签字予以确认。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自2012年4月19日至2014年10月12日期间，按照上述《共保协议》的约定，向共保协议的被保险人太钢集团理赔22次。按照原、被告约定的分摊比例，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垫付了应由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分摊的金额825230.69元。另查明，2018年3月7日,被告公司名称由“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变更为“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营业执照；被告工商登记信息；被告企业名称变更信息；《太钢集团2011至2012年财产保险共保协议》；《太钢集团2012至2013年财产保险共保协议》；《太钢集团2013至2014年财产保险共保协议》；2011年至2012年度理赔资料:赔款分摊通知书、费用计算书、付款截图、银行回单、索赔申请书、查勘报告、理赔报告、赔案审批表、理赔报告等理赔资料共9份；2012年至2013年度理赔资料：赔款分摊通知书、费用计算书、付款截图、银行回单、索赔申请书、查勘报告、理赔报告、赔案审批表、理赔报告等理赔资料共3份；2013年至2014年度理赔资料：赔款分摊通知书、费用计算书、付款截图、银行回单、索赔申请书、查勘报告、理赔报告、赔案审批表、理赔报告等理赔资料共9份；原、被告的陈述及庭审笔录。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诉请的其垫付的本案诉争赔款系发生在2012年4月19日起至2014年10月12日期间，先后涉及20多个独立的理赔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诉争赔款最后一笔发生在2014年10月12日，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提起诉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原告提供案外人王栋（系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出具的证明主张，案外人王栋曾就上述本案诉争赔款自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拖欠之日起，每年向被告相关负责人进行索要，但却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明。本院认为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提供的案外人王栋的证明材料并未形成一个完整证据链条，且其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故对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辩称的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026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立功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梁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