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33民初161号原告：袁德文，男，生于1953年11月29日，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原告：袁华林，男，生于1977年9月15日，汉族，住湖北省公安县。原告：袁谭森，男，生于1980年1月30日，汉族，住重庆市忠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祥军，重庆泰源（忠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琪，重庆泰源（忠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忠县九六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忠县石宝镇金山村一组61号院子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MA5XDWP97N。法定代表人：袁勇锋，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明，重庆兴忠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原告袁德文、袁华林、袁谭森诉被告忠县九六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六农业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黎卫民独任审判，并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德文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祥军、谭琪，被告法定代表人袁勇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九六农业公司赔偿原告丧葬费40884元-30000元=10884元、死亡赔偿金226995元，亲属办理丧葬事项的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1000元、其他合理费用2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293879元。事实和理由：三原告分别系死者邓大秀之配偶、长子、次子。邓大秀从2018年起在被告经营的忠县石宝镇金山村一组茶厂从事扯草、煨茶工作。2019年8月7日，邓大秀到茶厂上班，被马蜂蜇伤并当场死亡，但被告仅支付丧葬费30000元，双方多次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被告辩称，邓大秀并非他公司职工，只是从2018年6月起在他公司人员紧张时到茶厂零星务工，其中2018年6月务工11天，2019年6月务工13天，2019年7月务工3天，2019年8月务工1.5天。他公司夏季上班作息时间为上午6点至10点，下午3点至7点，且事发当天因茶厂带班的管理人员要到亲戚家奔丧，已安排全部员工下午不上班。邓大秀被马蜂蜇伤的时间为上午11点左右，地点在茶厂门口，即事故发生不在上班的时间内和工作场所。而且事发后，因原告方反对进行尸体解剖，故公安机关未对邓大秀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仅根据尸表检测，初步判断死亡系毒蜂所致。但邓大秀从被马蜂蜇伤到死亡时间极短，且与邓大秀一起被马蜂蜇伤的另一人员并无严重后果，故不排除邓大秀因有其他基础性疾病在被马蜂蜇伤后诱发导致死亡。而且，茶厂工人在事发前20多天就发现钢棚房内有马蜂窝，邓大秀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预见到有马蜂的地方存在危险仍然选择到钢棚房门口休息，将自身置于危险当中，其本人亦有重大过错。他公司出于人道主义已向原告方支付了30000元，且在本次事故中无任何过错，故不应对邓大秀的意外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死者邓大秀出生于1953年12月24日，与原告袁德文系夫妻关系，婚后共生育两个子女，即原告袁华林、袁谭森；邓大秀的父母早年均已离世。被告九六农业公司系2017年9月30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在忠县石宝镇金山村一组租用土地从事茶叶种植、初加工、销售等。被告因公司生产经营之需，长期临时雇请周边群众到其茶厂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务活动；邓大秀亦从2018年起在被告人员紧张时零星季节性到该茶厂务工。2019年8月7日上午11时许，邓大秀与同在九六农业公司所属茶厂务工的朱太兰在茶厂的钢棚房屋外休息时，遭到马蜂攻击，二人随即向外逃离躲避，邓大秀跑出后不久即倒地不起，“120”救护车赶到现场时发现其已死亡。经忠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法医初步鉴定，邓大秀死亡系毒蜂所致。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或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当庭称述以及原告方提供的户籍资料、死亡注销户口证明、法定继承人关系证明；原、被告分别提供的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等证据在案佐证，故本院予以认定。庭审中，被告抗辩事故当天安排的下午不上班，且不知道茶厂的钢棚房内有马蜂窝，故不应认定邓大秀属于上班期间意外死亡。被告为证明其抗辩理由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申请了证人袁亚清、邓礼洪、袁世芳出庭作证：1、考勤表，拟证明邓大秀只是在被告处零星务工，且有时根据季节、天气等因素，只上半天班。2、2019年8月7日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拟证明邓大秀死亡时间是2019年8月7日上午11点至12点之间，并非正常上班时间内。3、公安机关对朱太兰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事发季节的上班时间为上午6点至10点，下午3点至7点，而邓大秀死亡时间是上午11点至12点之间，并非正常上班时间期间。证人朱太兰在公安机关陈述：我和邓大秀都是金山村一组茶厂的工人，事故发生地就在茶厂内的钢棚房外；2019年8月7日11时许，我和邓大秀就到了茶厂里面，准备休息一会儿等人来开工；到了茶厂门口，邓大秀刚一坐下去，就有一只牛角蜂爬到她手上蜇了一下，邓大秀就说有蜂子蜇她，我这时也看到有很多牛角蜂在飞，我就赶忙叫邓大秀跑；我们跑出八九米左右，我就看到邓大秀头上爬着几个牛角蜂，我就用手去帮她把牛角蜂打开，这时就有几个牛角蜂爬到我头上蜇了我几下，当时我就感到很痛，我和邓大秀就又往前面跑，大概又跑了10米左右，邓大秀就说她不行了，说着就往地上倒，我过去将她扶起靠在我怀里这时我们茶厂另一个带班的工人也过来了，我就叫她叫医生，当时邓大秀靠在我怀里已经小便失禁，嘴里流着口水，出很大的汗，我叫她她也没回答我，我当时也是被牛角蜂蜇了的，头也很晕；后面只知道有人在说邓大秀不行了，我也被送上了救护车；我们上班的时间是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左右，因当天天气好，我们几个约好早点去做完早点收工；我不知道牛角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4、对证人袁亚清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事发季节的上班时间为上午6点至10点，下午3点至7点，而邓大秀死亡时间为上午11点至12点之间，并非正常上班时间内，且事故当天并未安排下午上班。5、对证人邓礼洪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事发季节的上班时间为上午6点至10点，下午3点至7点，而且事故当天并未安排下午上班。6、对证人袁世芳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事发季节的上班时间为上午6点至10点，下午3点至7点，而且事故当天并未安排下午上班。7、现场照片，拟证明邓大秀被马蜂蜇伤的地点与其死亡地点距离有80米-90米，故不能认定在工作场所死亡。8、领条一份，拟证明已支付原告方因邓大秀意外死亡的补偿款30000元。9、证人袁亚清当庭证实：我是茶厂的工头，负责记工打考勤，茶厂的上班时间为上午6点至10点，下午3点至7点；在事发前一天，邓大秀打电话问我是否有活干，我说第二天有扯草的活，干上午半天。当天扯完草后，我们就下班了，由于我要去吃丧酒，我下班后就走了，我走的时候看到茶厂已经没有人了；我回去吃饭后，大概11点半左右，听见有人在说邓大秀因被马蜂蜇伤过世了，我马上过去看，当时我还有点生气，我们说好的10点下班后下午就不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又跑过来了；以前不知道厂棚里有马蜂窝，是我们打药的时候才发现的，马蜂窝不大，茶厂负责人由于不在家，不知道马蜂窝的事情；负责人不在时，茶厂是自己负责，邓大秀家在茶厂附近没有田地，事发当天上午上班期间，邓大秀提出下午要和朱太兰来上班，但我没有回答她，我说我下午赶不回来。10、证人邓礼洪当庭证实：茶厂的上班时间为上午6点至10点，下午3点至7点；2019年8月6日下午下班时，工头袁亚清说8月7日她要去走人户，只做上午半天；8月7日上午我没有上班，在11点半赶场回家后听人说邓大秀被马蜂蜇伤了，我去看时已经死亡了；头天我还在那个屋子（钢棚房）里打瞌睡，马蜂都没有蜇我。11、证人袁世芳当庭证实：我也是茶厂的工人，茶厂规定的上班时间为上午6点至10点，下午3点至7点，一般没有改过上班时间；邓大秀死亡的事情我不知道，当天我已下班回家了，事发头天都说好了7号下午不上班。经庭审质证，原告方对被告提供的考勤表提出异议，表示不清楚被告内部的考勤情况，但该考勤表能够佐证邓大秀为被告提供了劳务；对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无异议，该回执已明确了邓大秀是在等待开工时被马蜂蜇伤而中毒身亡的；对证人朱太兰的询问笔录无异议，且朱太兰是唯一的目击证人，能够最真实的陈述事情经过；证人袁亚清、邓礼洪、袁世芳是被告公司雇请的务工人员，且均不是现场目击证人；对现场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受害人遇险后不是立即死亡，其逃离躲避马蜂是出于本能，不能据此认定受害人遇害地点为工作场所以外；对领条无异议，但不能据此认定被告的赔偿义务已全部履行；证人袁亚清、邓礼洪、袁世芳现尚在被告公司上班，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其当庭佐证内容虽有避重就轻的情形，但均能够证明邓大秀是在被告的茶厂被马蜂蜇伤后死亡，且马蜂窝就在茶厂搭建的钢棚房内，而被告方在事发前20余天就知道该危险存在；死者出事当天的工作安排只有证人袁亚清、朱太兰清楚。原告方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佐证：1、2019年8月23日重庆市公安局出具的案（事）接报回执，该接报回执与被告提供的内容一致，拟证明邓大秀是在从事雇佣活动期间因被马蜂蜇伤而死亡。2、公安机关对朱太兰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内容同上。3、对证人袁世军、朱太兰、袁亚清的调查笔录各一份，拟证明内容同上。证人袁世军陈述：他是忠县石宝镇金山村的村长，事故当天接到电话说邓大秀在茶厂上班时被蜂子蜇死后即赶到现场，听说邓大秀在工棚处被蜇伤后，往前面走了100多米才倒下的；他去时蜂窝还在工棚内顶棚靠边上的位置，蜂子也在里面，派出所所长来取证时还被蜂子蜇了，法医鉴定的结果是邓大秀被蜂子蜇死的，并说有5个蜂子蜇的；工棚是九六农业公司去年建的，用来堆放杂物、肥料等，平时工人也在此休息；邓大秀家离茶厂较远，又是茶厂的工人，故当天到茶厂肯定是去上班；金山村组织过调解，双方对邓大秀在茶厂上班被蜂子蜇死没有异议，只是赔偿金额没有达成一致，当时说的先支付3万元丧葬费，把人安埋了，赔偿费用后面再商量。证人朱太兰证实：因为头天下了雨，天气比较凉快，而带班的袁亚清晚上5点要去参加追悼会，我们上午上班时在9点半左右就商量把下午上班时间调整下，还是凑足8个小时上一天班，约定下午从12点上班至下午4点，袁亚清说可以。就这样，上午11点半左右我就和邓大秀从家里出发往茶厂走，刚到茶厂准备在工棚坐着休息会，邓大秀就说被马蜂蜇了，我当时也被蜇了，后来邓大秀就没反应了，不知道蜂窝具体在什么位置；袁亚清就住在茶山那个队，中午都要回去休息，她一直在茶厂上班并负责给我们记工，茶厂的老板就根据她的记录给我们发工资。证人袁亚清证实：她在茶厂负责帮老板记工打考勤，老板就根据她的记工考勤给每个人发工资。茶厂端午节前的上班时间为上午7点至11点，下午2点至6点；端午节后的上班时间为上午6点至10点，下午3点至7点，每天上班必须准时。茶厂工棚是今年二三月份搭建的，不久就发现工棚内顶棚处有小土豆大小的蜂窝，后面逐渐变大到小碗大小；因为老板没在，一直没有处理这个蜂窝。事发当天她去的时候，看见朱太兰把邓大秀抱在怀里掐人中，她也过去帮忙掐，但发现邓大秀已经不行了。经庭审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均提出异议，认为不能仅依据证人证言认定邓大秀是在务工期间被马蜂蜇伤导致的死亡。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公民、法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权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方主张邓大秀在茶厂等待上班时被马蜂蜇伤导致死亡，并提供了2019年8月23日的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该接报回执与被告提供的2019年8月7日报警人为朱太兰的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记载的内容高度一致。被告虽抗辩邓大秀可能因有其他基础性疾病在被马蜂蜇伤后诱发导致死亡，但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抗辩已安排邓大秀在事故当天下午不上班，且事故时间也不是正常的上班时间内，故不能认定邓大秀是雇佣期间身亡。但证人朱太兰已证实：“因为头天下了雨，天气比较凉快，而带班的袁亚清晚上5点要去参加追悼会，我们上午上班时在9点半左右就商量把下午上班时间调整下，还是凑足8个小时上一天班，约定下午从12点上班至下午4点，袁亚清说可以。就这样，上午11点半左右我就和邓大秀从家里出发往茶厂走……”这也与证人袁世军证实：“邓大秀家离茶厂较远，又是茶厂的工人，故当天到茶厂肯定是去上班。”的内容高度一致，即邓大秀家因离茶厂较远，且在茶厂附近没有承包田地，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到的茶厂。这也与被告提供的证人袁亚清当庭证实“邓大秀家在茶厂附近没有田地，事发当天上午上班期间，邓大秀提出下午要和朱太兰来上班，但我没有回答她，我说我下午赶不回来。”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因此，本院认定邓大秀死亡是因其在茶厂钢棚房处休息并等待开工时，被马蜂蜇伤而中毒身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被告应对邓大秀在雇佣期间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关于被告抗辩邓大秀应当预见到有马蜂的地方存在危险仍然选择到钢棚房门口休息，其本人亦有重大过错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即在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场合时，才应当考虑受害人的过失，且受害人的过失应当限于重大过失，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证人袁亚清、邓礼洪均已当庭证实在事故发生前即发现茶厂钢棚房内有马蜂窝，但被告作为茶厂的管理人、所有人，未及时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以消除该危险，导致安全隐患持续存在，危及茶厂不特定人员的安全，其过错责任明显。相比较于被告的上述行为，正如被告抗辩：“邓大秀并非他公司职工，只是从2018年6月起在他公司人员紧张时到茶厂零星务工，其中2019年7月务工3天，2019年8月务工1.5天。”的，受害人邓大秀只是零星到茶厂务工，如果仅以其应当预见到有马蜂的地方存在危险就因此而认定其有重大过错，显然对受害人是不公平的，也有违该司法解释旨在保护受害人的本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现被告未提供邓大秀在本次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其抗辩在本次事故中无任何过错，请求驳回原告方诉讼请求的理由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主张的丧葬费40884元-30000元=10884元。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和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的规定，原告方主张支付丧葬费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方主张根据2018年度重庆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丧葬费，不违反上述规定，故丧葬费应确认为81764元/年÷12月/年×6月＝40882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30000元，被告现还应赔偿原告方丧葬费10882元。关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226995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予以支持。邓大秀出生于1953年12月24日，死亡时间为2019年8月7日，现原告方主张按2019年度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15133元/年×15年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上述规定，故本院亦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方主张的亲属办理丧葬事项的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1000元、其他合理费用2000元。因原告袁德文、袁谭森的户籍地均为忠县石宝镇金山村本地，其也未向本院提供其在处理此次事故中开支了交通费、住宿费的相关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告袁华林的户籍地为湖北省公安县毛家港镇曹嘴村，其虽也未提供交通费、住宿费的相关依据，考虑到其从湖北省回重庆市奔丧需坐乘交通工具，且三人因为死者办理丧葬事宜必然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即存在误工等其他合理损失，故本院酌情认定交通费及其他合理费用共计2000元。关于原告方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本院认为，死者邓大秀因等待开工而被马蜂蜇伤中毒死亡，必然给本案三原告带来精神上的影响和伤害，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情认定4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被告作为茶厂的管理人、所有人，在发现茶厂钢棚房内有马蜂窝后，未及时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以消除该危险，导致其雇员邓大秀在等待开工时被马蜂蜇伤而中毒身亡，故应对邓大秀死亡所产生的丧葬费40882元、死亡赔偿金226995元、误工费及其他合理费用2000元承担赔偿责任，并赔偿原告方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30000元，现被告还应赔偿三原告279877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忠县九六农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袁德文、袁华林、袁谭森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及其他合理费用共计239877元；二、限被告忠县九六农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袁德文、袁华林、袁谭森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三、驳回原告袁德文、袁华林、袁谭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0元，法院减半收取的935元，由被告忠县九六农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到本院第三人民法庭领取《预交上诉费通知书》，并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忠县支行汝溪分理处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审 判 员 黎卫民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 莎书 记 员 张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