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9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梁社堂，男，1964年3月23日生，汉族，住洛阳市涧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耀峰，河南耀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袁滚站，男，1969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汝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会珍，女，1963年4月27日生，汉族，住汝阳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兵，河南宛洛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连翼飞，河南宛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梁社堂因与被上诉人袁滚站、刘会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326民初1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社堂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根据证据材料予以充分核实，查清本案的真实情况。首先，本案作为保管合同纠纷，基本事实如下：2010年2月9日，上诉人将2119件酒存放在被上诉人袁滚站、刘会珍夫妇家中，由袁滚站、刘会珍夫妇代为保管，双方形成保管合同关系。2014年后，被上诉人袁滚站、刘会珍作为保管人却私自将属于上诉人的酒出售完毕。对于上述基本事实，上诉人一审已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且被上诉人夫妇对上述事实当庭表示认可，经一审法院查明并予以确认。但是对于以下事实，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存在错误。第一、关于上诉人寄存在被上诉人夫妇处的2000件酒（原为2119件，其中119件作为保管费用，以下简称寄存物）的规格以及价格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并未提及。本案中，上诉人提起一审诉讼的主要依据是被上诉人作为保管人却私自处分寄存物，因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寄存物的规格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交的由被上诉人刘会珍出具的《收到条》可以证明为年份为20年的专供酒1000件，年份为15年的专供酒1000件。对于寄存物的价格，上诉人在一审已经提交证据《送货单》、《销售清单》《酒级价格表》以及《产品检测报告》予以证明，并且上述证据均由一审法院向收据出具单位邮寄协助调查令予以核实，认定上述证据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已经对于寄存物的规格、价格充分举证，但是一审法院对此核心争议事实却并未提及。具体价格计算如下：专供酒的价值组成共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木盒包装、玻璃瓶包装以及酒浆，一件酒包括四瓶酒，每瓶酒为500ml，具体计算方式如下：1、木盒外包装（一件酒为一套，包含四个盒子以及一个箱子），根据无锡市荡口金典精裱木盒包装厂提供的送货单可知：十五年专供酒的外包装单价为每套156.6元，二十年专供酒的外包装单价为每套156.6元。2、玻璃酒瓶内包装（一件酒包含四个玻璃酒瓶），根据河间市馨宝阁玻璃制品厂提供的销售清单可知：十五年专供酒的酒瓶单价为每个45元，二十年专供酒的酒瓶单价为每个35元。3、酒浆，根据汝阳县杜康村酒泉酒业有限公司提供的酒级价格表可知：十五年专供酒的酒级为优级，单价为12元/500ml；二十年专供酒的酒级为优级，单价为12元/500ml。经计算，十五年专供酒的成本为：（156.6+45×4+12×4）=384.6元；二十年专供酒的成本价为（156.6+35×4+12×4）=344.6元。1000件十五年专供酒及1000件二十年专供酒成本价合计为：284.6×1000+344.6×1000=729200元。第二、一审法院对于以酒抵账事实认定错误，且该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以酒抵账是在一审庭审期间被上诉人夫妇提出的，被上诉人二人当庭提出将寄存物出售是由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21万元，因此将寄存物全部出售用于抵账。在一审判决书对此事实部分认定如下：“……至2014年，被告袁滚站要求原告梁社堂限期还款，否则处理存放的部队专供酒，由何某、王保成在场参与，经原告梁社堂同意，最终达成以酒抵账的口头协议。……”对该事实，上诉人认为与事实严重不符。首先，一审中证人何某明确表示，协商以酒抵账时上诉人梁社堂并未在场参与，且事后上诉人也并未对此予以追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梁社堂同意以酒抵账明显错误。其次，以酒抵账参与者仅有被上诉人袁滚站，证人何某以及案外人王保成，该三人达成的协议对上诉人梁社堂不具有任何效力，但是被上诉人袁滚站却据此将寄存物处理完毕，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以酒抵账是由被上诉人夫妇二人提出的抗辩理由，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在一审民事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却将举证责任分配在上诉人梁社堂一方，并据此认定上诉人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明显不符合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最后，被上诉人关于以酒抵账仅提供证人何某证言作为证据，该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明显系孤证，证明效力相对较低。但是一审法院却仅凭借证人何某单方的证人证言便认定其说法成立，对此上诉人不予认可。另外，证人何某出庭时并未提交相应的身份证明无法核实其真实身份，但是一审法院却允许其出庭作证，对此程序问题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核实。第三、对于本案其他认定事实部分。首先，对于“2009年原告梁社堂与案外人王保成合伙在汝阳县杜康村酒泉酒业有限公司开发部队专供酒，王保成投入36万元……就拉走了2600箱。”该事实与本案无关，且由于案外人王保成未参与庭审，且仅有报案材料对此事实予以佐证，因此不应当予以认定。二、本案系保管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却忽视该认定事实，适用其他法律，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消。”可知，在当事人双方互负债务的前提下，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将债务抵消。该条明确规定，抵消的前提是经互负债务的当事人协商一致。在本案中，上诉人梁社堂作为一方当事人，并未出面协商以酒抵账事宜，也并未授权任何人代其协商以酒抵账的相关事宜，不属于合同法一百条所规定的情形。第二、由于本案系保管合同纠纷，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六条：“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当事人对保管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保管是无偿的。”第三百六十七条：“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三百六十八条：“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但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可知，上诉人将寄存物交付于被上诉人的控制之下，且支付相应的保管费用，与被上诉人双方达成了保管的合意。在此前提下，被上诉人作为保管人私自处分寄存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明显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证人何某出庭作证程序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袁滚站、刘会珍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经查阅，在一审期间，上诉人就反诉所提交的民事答辩状第二页第二个观点中，载明的内容其自认了抵账的事实，且该事实上诉人知情，也对抵账的事实没有其他争议，且答辩中也写明了，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本院认为查明的事实完全一致，而上诉人上诉状中对民事答辩状中的事实又予以否认，显然是不真实不客观的，其民事答辩状中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双方的抵账事实客观真实有效。二、一审判决中查明的时间节点，从抵账至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本案的诉讼，已经间隔很长时间，但在此期间，上诉人并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双方之间的抵账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清结，故上诉人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一审查明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均属于民事法律的债的概念，合同之债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平等的，是可以进行抵消抵偿的。三、依据上诉人所提交的上诉状载明的内容提出的观点，与本案审理的焦点没有必然的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期间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多种民事行为，包括举报信、收到条等均已查清，而案件争议焦点之外的民事主体以及之间发生的其他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与本案无关，上诉人牵强的将案外的事实拉到本案中，无助于案件查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梁社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专供酒款525000元(成本价)；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袁滚站、刘会珍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反诉人赔偿反诉人借款损失10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原告梁社堂与案外人王保成合伙在汝阳县杜康村酒泉酒业有限公司开发部队专供酒，王保成投入36万元，共装了10000箱部队专供酒。后来部队（不再显示部队番号）不要，王保成担心酒卖不出去，本钱也收不回来，就拉走了2600箱。2010年2月，经证人何某介绍（何某与原告梁社堂系舅表关系，与被告袁滚站系远房表亲关系），原被告相识，原告梁社堂将上述部队专供酒2119件存放于被告袁滚站、刘会珍家中，由二被告暂时保管。2010年5月，原告梁社堂以给被告袁滚站办事为由，收取被告袁滚站支付的现金21万元，后因被告所托之事未能办成，被告袁滚站向原告梁社堂讨要该款，原告梁社堂于2010年8月20日给被告袁滚站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袁滚站现金贰拾壹万元整，2010年8月20日”，由王保成书写，原告梁社堂签名。此欠款经被告袁滚站多次讨要，原告梁社堂不予归还。在讨要过程中，被告袁滚站多次找何某要求协助被告向原告要账，何某顾虑到与双方的关系，不愿出面向原告讨要。至2014年，被告袁滚站要求原告梁社堂限期还款，否则处理存放的部队专供酒，由何某、王保成在场参与，经原告梁社堂同意，最终达成以酒抵账的口头协议。后被告袁滚站、刘会珍将原告梁社堂存放的部队专供酒出售完毕。至2017年11月16日，原告梁社堂找到被告家中，由被告刘会珍向原告出具《收到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梁社堂部队专供二十年壹仟件，十五年壹仟件”，落款时间写成“2011年11月16号”。2018年3月28日，原告梁社堂向汝阳县公安局蔡店派出所递交报案材料，控告被告袁滚站、刘会珍系黑恶势力，恶意侵占其2119件部队专供酒，要求追究二被告刑事责任。《报案材料》中称存放被告处两车酒，第一车规格为20年的784件，每件成本价300元，合计价款235200元；规格30年的335件，每件成本价400件，合计成本价134000元，第一车合计价值369200元。第二车规格为15年，共1000件，每件260元，价值260000元。合计总价为629200元。该报案材料后附被告刘会珍向原告梁社堂出具的《收到条》复印件一份。经公安机关侦查，认为报案人控告的犯罪事实不成立。上述事实，有《收到条》、《欠条》、《报案材料》、公安机关询问王保成笔录、证人何某出庭证词等证据，在卷资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梁社堂经人介绍将自己的2000箱部队专供酒暂时存放在被告袁滚站、刘会珍夫妇家中，未约定具体的存放时间，双方形成口头的保管合同关系。在保管期间，原告梁社堂从二被告手中拿钱，事后并出具《欠条》，双方之间形成对向支付或返还的债权债务关系。经王保成、何某参与，双方协商以酒抵债，该行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为有效行为。关于以酒抵账，原告主张“是以原告梁社堂存放在被告袁滚站家中价值21万元的酒抵其欠袁滚站的21万元，并非是以总价值70余万元的酒抵顶袁滚站的21万欠款”，被告辩称当时约定如果梁社堂还不上袁滚站的钱，就处理酒抵账，两清。原告就其主张没有证据，被告提供何某证言证明被告说法成立。一审法院认为，以物抵债正常情况下当事人首先应当对抵债物品有一个价格的协商，原价是多少，抵账价格是多少，应当有相应的约定。以物抵债后如果存在物品剩余价值，应当给予一个处理的结果，或制作抵账清单、出具欠条、付款计划等能够证明存在剩余价值及如何支付的凭证。结合本案，原告梁社堂不能明确不同规格专供酒的抵债价格，成本价是多少？抵账价格是多少？无法说清，也没有以物抵债后续的处理结果。按原告梁社堂主张，专供酒抵账后还存在几十万元的剩余价值，应当制作相应的债权债务凭证，来显示抵账后的结果。但原告梁社堂不能出示相应的证据，在被告将标的物处理后，时隔多年后才起诉主张权利，显然其主张不符合交易习惯，有悖常理。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梁社堂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被告袁滚站、刘会珍的反诉主张的借款损失，也不符合上述原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梁社堂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袁滚站、刘会珍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本诉部分9050元，由原告梁社堂负担；反诉部分23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梁社堂上诉称本案系保管合同纠纷，梁社堂将保管物交付于袁滚战，并支付了相应的保管费用，袁滚战、刘会珍作为保管人私自处分保管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梁社堂应就与袁滚战、刘会珍之间就保管物种类、数量、价值、保管费用、保管期限等达成合意提交证据。本案中，梁社堂据以主张权利的依据是袁滚战之妻刘会珍于2017年11月16日为其出具的收到条，该条子上仅注明“部队专供二十年壹仟件、十五年壹仟件”，没有具体的保管物的价值，且梁社堂在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就保管物的价值双方协商一致。为抗辩梁社堂的主张，袁滚战、刘会珍提交了2010年8月20日梁社堂出具的欠条，以证明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经抵消。从一、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在保管期间，双方还存在着民间借贷关系，袁滚战、刘会珍处分保管物的事实，梁社堂当时即已知情。欠袁滚战的款项，梁社堂未实际清偿，袁滚战也未主张权利。一审法院结合双方的证据和交易习惯，认定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以酒抵债的行为，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予以认可。梁社堂在时隔多年以后，起诉主张权利，且不能提供相关的保管合同，以及其他相应的债权债务凭证，因此，梁社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50元，由梁社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国欣审判员  王茂兵审判员  李依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炎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