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72民初15481号原告：梁培森，男，198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原告：黄健琼，女，1984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玉怡，广东瀛嵪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惠仪，广东瀛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强，男，196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小春，广东上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炜幸，广东上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梁培森、黄健琼与被告**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培森、黄健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玉怡、肖惠仪，被告**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小春、黄炜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承包土地的征地补偿款470000元（最终金额以被告收到的征地补偿款为基数，按原告经营的鱼塘占承包面积的比例确定）；2.被告向原告返还承包土地的押金30000元。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其第1项诉讼请求的征地补偿款金额为500710元。事实和理由：两原告为夫妻关系，原来与被告共同承包位于中山市*****队二草塘围的土地（下称涉案土地）作鱼塘经营之用，并以被告的名义与中山市******第十一经济合作社（下称坦背十一社）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期限自农历201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20日，土地面积约178亩，押金款为178000元。后原、被告双方一直经营所承包的土地，并为此投入不少资金。但因经营过程中出现意见不合、无法达成一致想法，遂分开经营，以双方确认的经营鱼塘为准，由原告经营5号、10号鱼塘（两鱼塘面积约30.32亩），其余的由被告经营。在原告经营其承包的鱼塘期间，因鱼塘所产生的需缴纳费用均由原告向被告支付，再由被告向村委支付。现因征地需要，政府已将178亩的征地补偿款支付给被告，原告要求被告将其依法享有的其中30.32亩的征地补偿款给予原告，但被告一直拖延。且按合同约定，租金也要退还，按原告承包的鱼塘面积，被告也应将押金的一部分即30000元退还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为合作经营关系，被告作为承包人于2015年1月1日与坦背十一社成立土地承包经营关系，承包经营土地约178亩，被告自行修建了相应的生产设施，栽种了绿化树，并实际进行了生产经营。后经原告要求，被告同意与其对5号、10号鱼塘进行共同合作经营，原告投入人力、鱼苗成本等，被告投入设施。但由于初期原告因自身原因无法实际进行投入，故2015年至2016年期间所需的运营成本均由被告独自承担，原告直到2017年才开始对实际生产成本（如租金、水电费、鱼苗等）进行承担。该两个鱼塘的承包押金也是由被告支付的，原告没有予以返还。现被告基于该两个鱼塘共获得补偿款256932元，其中地上附着物补偿为38088元、绿化树搬迁补偿为23750元、鱼塘设施及青苗补偿为195094元。因地上附着物、绿化树、鱼塘设施均由被告投入，故相应补偿应归被告独自享有。而青苗补偿部分可由合作经营的原、被告双方按比例分享。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014年12月8日，被告与坦背十一社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主要约定由被告承包涉案土地，面积约178亩，押金款178000元，第1-5年每年每亩租金2000元。2015年2月17日、3月26日，原告黄健琼两次共向被告转账支付款项200000元。2015年8月3日至2016年1月6日间，被告六次共向原告梁培森转账支付款项650000元。2015年5月，原告梁培森取得全国无公害农产品内检员证书。2015年11月9日，广东省海洋与渔业技术推广总站颁发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认定中山市东升镇强裕水产养殖场的12公顷草鱼产地为无公害水产品产地。后期，涉案土地上的5号、10号鱼塘（鱼塘面积为24.3868亩，含塘基面积为30.32亩）对应的全部租金（按30.32亩计算）均由原告支付给被告，再由被告支付给坦背十一社。2016年6月24日、12月31日，原告梁培森曾分别向被告转账支付款项3488元、60640元。2017年9月22日、10月23日、11月23日、12月25日、12月27日、2018年3月9日，原告梁培森曾分别向被告转账支付款项5280元、5333元、4837元、65440元（分三笔4800元、6064元、54576元）、4110元、7279元。此后，原告梁培森与被告之间仍陆续有转账往来，其中原告梁培森曾于2018年12月28日向被告转账支付款项60640元。原告与“吴卫娟”之间存在微信聊天往来，2017年12月27日，“吴卫娟”向原告发送电费单，后原告回复“老板娘！电费转过去了，4110元”；2018年2月6日，原告问“吴卫娟”“老板娘，今个月电费几多钱啊！你发过来我转给你”；2018年3月9日，“吴卫娟”向原告发送电费单，后原告回复“老板娘，2个月电费7279元转过去了”；（此后，双方仍一直就电费的支付存在往来沟通）；2018年12月28日，原告向“吴卫娟”称“老板娘，今年的塘租转过来了，60640元”；（此后，双方仍一直就电费的支付存在往来沟通，直到2019年9月7日）。诉讼期间，本院依原告的申请向中山市***********调取了与涉案土地相关的征收资料。其中，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合同反映，征收面积为171.6066亩（鱼塘面积165.9791亩、花木及道路面积5.6275亩），补偿金额为3523650元（地上附着物1149345元、绿化树搬迁169875元、鱼塘1792574元、一年租金补偿411856元）；现在支出证明单反映，被告已于2019年7月4日收取补偿款3523650元。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反映，2016年1月14日，原告梁培森与被告曾就鱼塘经营问题进行沟通；2016年1月21日，“吴卫娟”在微信语音聊天中询问原告梁培森“电费是不是5月1日开始分开”，原告梁培森确认“是啊”；2017年12月25日，原告梁培森在与被告的通话中询问“看一下那些星铁，算好钱，想转钱给你”，并表示“我顺便交鱼塘的租金给你”“看下电费，发下电费的数，我出去银行顺便一起转账”，被告称“锦仔已经计了，但没计人工费给他，问问锦仔摊分多少”“我们摊分就可以了”“电费，你不是每个月和她对的”，原告梁培森又称“是个个月对的，不过今个月她那么迟都没发给我，每个月都是21、22号发过来的，这个月还没有到”；2019年8月5日，原告梁培森在与被告的通话中询问“想问问你和拆迁办那边谈成怎么样”，被告称“拆迁办那边基本都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已经签了…过几天我看一下多少钱，大家讲讲，好吗”，原告梁培森又表示“好啊，顺便看一下老板娘电费都两个月没有发过来了”，被告问“电费”“你们没表，不是分开表的吗”，原告梁培森答“电表没有分开，还是你的名字，一样都是在你那边计过来的”；2019年9月24日，原告黄健琼在与被告的通话中询问“鱼塘征收的事，你现在想怎么样的”，被告称“我要过两天回来，拿数出来再大家怎么跟才行的，有面积，有什么面积，大家讲出来”“要拿那些面积，那时候怎么样，大家‘跟翻好晒’，没什么的”；2019年9月29日，原告梁培森与被告、苏锦添曾就鱼塘面积问题进行沟通，被告称“那核算少7亩呢”，原告梁培森问“现在相关7亩啊”，被告问“那时你们那张图，卢工测出来两张塘是多少亩，你的那两张塘是多少亩啊”，原告梁培森答“是三十零几亩，三十点三二还是二三，现在相关7亩是怎样，是摊分，还是怎样”，被告又称“那你都是这样的了，那些我是根据实际知道多少就告诉你多少的”，原告梁培森表示“是啊，我都已经讲清楚了，收到自己的份，如果测出来是不足的，就摊分，无所谓的”。被告表示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审核，但录音资料只能证明原、被告在实际合作过程中进行交流。因被告未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明确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原告提交核算总表、投入明细表、明细表、流水明细、现金明细表等拟证明原、被告在合作经营涉案土地期间的投入情况、收支情况等，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表示不确认。因该证据没有任何人签章确认，没有原始的会计凭证佐证，亦未经被告确认，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被告提交汇总表拟证明其基于涉案土地上的5号、10号鱼塘获得征收补偿款256932元，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表示不确认。因该证据没有任何单位签章，且与上述本院调取的征收资料反映内容无法相互印证，亦未经原告确认，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被告提交支出记账单拟证明其为涉案土地（含5号、10号鱼塘）的实际投入者，投入包括道路、经营设施设备、鱼苗等，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表示不确认。因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未经原告确认，且即使支出属实，也不能显示其资金来源，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关于争议的双方之间的相关款项往来问题。原告称，其于2015年2月17日、3月26日支付给被告的款项200000元是开始合作时的投资款。被告则称，该200000元是原告委托被告代为购买鱼苗的款项。被告又称，其于2015年8月3日至2016年1月6日间支付给原告的款项650000元是因为原告无法履行对应的义务，故被告支付款项给原告用于经营。原告则称，该650000元是被告对涉案土地经营的投入，不是代原告履行部分义务，而且从该投入的时间及金额可印证原告所陈述的“双方一开始是一起经营涉案土地，后来才分开”的事实。关于争议的合作经营的问题。原告称，双方一开始口头约定共同出资合作经营涉案土地，比例为二八或三七，但开始没有具体约定总投入金额，原告先投入200000元，后面再投入，但因在投入期双方就产生了异议，没有再继续合作，最后按照测量图分开各自经营，原告独自经营5号、10号鱼塘，5号、10号鱼塘对应的生产设施、道路、绿化等已包含在涉案土地的合作总投入中。被告则称，5号、10号鱼塘是由原、被告双方合作经营，生产设施、道路、绿化等由被告支出，经营所需鱼苗、人力、水电等由原告负担，双方对经营收入按比例分成，但双方未对经营进行结算、对账、利润分配。关于争议的征收补偿款分配问题。原告称，双方开始共同经营涉案土地（178亩的鱼塘），后分开经营，而征收补偿是对涉案土地的总体补偿，故应按原告经营的5号、10号鱼塘面积（24.3868亩）占涉案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来计算征收补偿款，即为500710元。被告则称，征收资料仅反映涉案土地总的补偿款，并没有明确5号、10号鱼塘的补偿金额，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每个鱼塘的补偿项目不一致，不能简单以5号、10号鱼塘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确定对应的补偿款；在确定5号、10号鱼塘的补偿金额后，应当按双方各自的实际投入确认双方应获得的补偿比例。关于争议的押金问题。原告称，分开经营时包括押金，押金应核算到原告投入的费用中，而发包方会退回押金。被告则称，原告没有实际支付押金，押金均由被告实际支出，原告也没有折算或者返还给被告，被告不同意原告关于返还押金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中，涉案土地虽以被告名义与坦背十一社签订承包合同承包而来，但结合双方的相关陈述及证据反映的事实可知，原、被告均承认双方存在合作经营的行为，双方的争议在于合作经营的范围。原告主张合作经营的范围是涉案土地，且合作经营只存在于前期，后期已因双方存在不同意见而分开经营，由原告独自经营5号、10号鱼塘，被告独自经营其他鱼塘，与双方的款项往来情况及后期由原告独自负担5号、10号鱼塘的全部租金、经营费用等事实，以及录音资料反映的对话内容等，较为相符，可信度较高，本院予以采纳和认定。而被告抗辩主张合作经营的范围仅限于5号、10号鱼塘，与相关事实不相符，缺乏可信度，本院不予采纳和认定。因此，在后期原、被告双方已分开各自对涉案土地的相应部分进行独立经营，而后来涉案土地被征收，相应的征收补偿款已统一由出面签订承包合同的被告收取的场合，原告向被告诉讼主张其独立经营的5号、10号鱼塘对应的征收补偿款有理，本院予以认定。关于5号、10号鱼塘对应的征收补偿款的计算问题。如征收补偿合同反映，征收部门确认的涉案土地征收面积为171.6066亩，补偿金额为3523650元。原告仅主张按5号、10号鱼塘面积24.3868亩占涉案土地征收总面积171.6066亩的比例来计算5号、10号鱼塘对应的征收补偿款为500710元，有理有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以每个鱼塘的补偿项目不一致为由抗辩主张不同意原告的计算方法，但未能明确每个鱼塘的补偿项目及计算方法，故本院不予采纳和认定。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被告返还征收补偿款500710元有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诉讼请求被告返还押金，因原告未举证证实其已交纳押金或对押金出资，且在双方分开经营时是否对押金问题存在结算，故其该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梁培森、黄健琼返还征收补偿款500710元；二、驳回原告梁培森、黄健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80元，减半收取计4554元，由原告梁培森、黄健琼负担150元（已付4554元），被告**强负担4404元（该款已由原告梁培森、黄健琼垫付，被告**强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并迳付给原告梁培森、黄健琼，本院不另行收退）。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庆争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岑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