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9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开阳嘉缘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城关镇开州大道。法定代表人:段进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飞，贵州非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凯，贵州非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乐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遵义路与青云路交叉路口城市方舟B栋1单元5楼。法定代表人:张国钰，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剑，贵州知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乐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开阳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城关镇正街30号购物中心。法定代表人:李奇，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剑，贵州知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开阳嘉缘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乐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转公司”）、贵州乐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开阳分公司（以下简称“乐转开阳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2019）黔0121民初30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嘉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未认定上诉人对“开阳县城关镇正街30号购物中心项目”享有发包权和管理权，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乐转公司就该案涉项目进行协商合作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占股49%、51%。上诉人对该项目进行出资并承担责任，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基于此，上诉人对该项目享有发包权和管理权。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乐转开阳分公司签订《“乐转天街”商业街道建筑改造工程承包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方面，双方系自愿签订该合同，并未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属有效。另一方面，上诉人对该案涉项目享有发包权和管理权，该项目的建筑改造工程前期需要投入大笔资金，双方约定由上诉人将该案涉项目的建筑改造工程发包给被上诉人乐转开阳分公司，上诉人因此抵押贷款支付被上诉人乐转开阳分公司前期款项100万元；3、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乐转开阳分公司签订的《补偿协议》不予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在上诉人将该案涉项目的建筑改造工程发包给被上诉人乐转开阳分公司后，因该建筑改造工程利润丰厚，被上诉人便与上诉人达成《补偿协议》，该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协议内容行使权利，承担义务。被上诉人乐转公司、乐转开阳分公司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所谓合作关系，合作已经终止，并且双方已经签订终止协议，因为嘉缘公司经理也是乐转开阳分公司的经理，嘉缘公司与乐转开阳分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二》、《补偿协议》是该经理为了达到贷款的目的，属于非法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经查并不具备真实性，一审已查实，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嘉缘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补偿款50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0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查明：2014年3月4日，原告嘉缘公司与被告乐转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就开阳县城关镇正街30号购物中心项目（以下简称“开阳乐转天街项目”或“项目”）进行合作。约定，合作方式：项目由甲方即乐转公司成立分公司独立核算运营，双方按出资比例承担项目的权益、责任和风险，甲方与乙方即嘉缘公司的比例为甲方占比51%、乙方占比49%；项目总投资额约人民币480万元；甲乙双方按出资比例享受或承担此项目所带来的收益或亏损，商业运营相关事宜全权由甲方负责，乙方可提供建议供参考，工作中的重大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同商议决定，分公司的公章由乙方人员保管。合作协议签订后，嘉缘公司及乐转公司便分别按照约定开始履行协议。因项目改造，经乐转公司发包相关机构对项目进行勘察、设计后（相关勘察、设计合同签订的时间系在合作协议签订以前），乐转公司于2014年5月26日与遵义高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乐转天街”商业街建筑改造工程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一”），将项目改造工程发包给遵义高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后因故双方解除了该工程承包合同；之后乐转公司又分别与贵州福美软瓷有限公司签订《外墙软瓷购销合同》、与贵州天兴钢结构有限公司签订《装修工程合同》、与广西裤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防工程合同书》；针对项目的防雷装置设计，2015年7月乐转公司委托开阳县星城避雷安全检测站进行技术鉴定评价；2015年10月24日，乐转公司又与贵州米兰春天暖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将项目的相关装修发包给贵州米兰春天暖通工程有限公司；双方进行了相应的出资，2014年5月27日，乐转开阳分公司成立。2015年9月28日，因乐转公司与嘉缘公司合作过程中实际情况变化，双方签订了《乐转开阳项目合作补充协议》，约定，乐转公司同意按照嘉缘公司实际投资额121万元接收嘉缘公司法定代表人成为嘉缘公司员工持股的合伙制企业的股东，嘉缘公司法定代表人成合伙制企业的股东后，嘉缘公司不再享有开阳乐转天街项目的分红权，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依《乐转开阳项目合作补充协议》，2015年10月22日，乐转开阳分公司退还了嘉缘公司出资款（现金）59万元，2015年10月30日，时任嘉缘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一浔以个人名义将投款资款121万元缴给前述合伙制企业贵阳乐聚咨询服务部（有限合伙），赵一浔成为乐转公司员工，也系前述合伙制企业的投资人。另查明：2014年9月10日，嘉缘公司与乐转开阳分公司签订《“乐转天街”商业街建筑改造工程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二”），2014年11月23日，嘉缘公司与乐转开阳分公司签订《补偿协议》，补偿协议约定：“因甲、乙双方合作共同投资开阳县城关镇正街30号购物中心项目，就‘开阳县乐转天街项目’商业街建筑改造工程管理权一事，经甲、乙双方遵循公正、公平等自愿的原则下，现甲、乙双方应‘开阳县城关镇正街30号物中心乐转天街项目商业街建筑工程项目’，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内容：一、甲方放弃‘开阳乐转天街项目’商业街建设改造的管理和工程发包权及作为该项目承包方的施工权。二、乙方今后负责‘开阳乐转天街’项目的投资改造管理权利，但该项目总投资不得超过2014年3月4日甲乙双方共同约定的投资额480万元，如管理不善超出480万元后，由乙方自行负责承担，与甲方无关。三、甲方放弃该项目发包权和管理权后，乙方负责在2017年12月28日前一次补偿甲方人民币50万元。四、本协议甲、乙双方共同遵守，如有单方违约，应向守约方支付人民币10万元违约金。五、在本合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方有权向本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六、本协议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甲方：开阳嘉缘商贸有限公司乙方：贵阳分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阳分公司2014年11月23日”。2014年11月26日，嘉缘公司与乐转开阳分公司签订《解除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就此前签定的“乐转天街”商业街建筑改造工程承包合同达成一致协议，乙方承诺，在100万元进度款返还甲方后，甲乙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自动解除。再查明：贵州乐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乐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开阳分公司分别系贵阳分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贵阳分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阳分公司更名而来。2014年11月26日，由黄平振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转款100万元至乐转开阳分公司在开阳县农村信用合联社开洲分社的账户，该转账注明用途为嘉缘公司项目款。当日，乐转开阳分公司通过其在开洲分社的账户分两笔将100万元转至嘉缘公司在贵阳银行开阳支行的账户。2019年7月31日，原告嘉缘公司以其已履行了《补偿协议》的全部义务，被告乐转开阳分公司未按照《补偿协议》支付补偿金为由，诉至法院，提出如前诉讼请求。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嘉缘公司与被告乐转开阳分公司之间是否因《合作协议》、《承包合同二》、《补偿协议》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嘉缘公司向乐转开阳分公司及乐转公司主张50万元的补偿款及10万元的违约金之诉讼理由是否成立。针对焦点，原审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合作协议》的当事人系嘉缘公司和乐转公司，并非乐转开阳分公司，从合同的相对性来看，嘉缘公司与乐转开阳分公司之间并不会因该《合作协议》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二、关于《承包合同二》。首先，从合同内容来看，嘉缘公司与乐转开阳分公司签订该合同系因案涉项目的改造施工，合同签订到解除时隔近四个月之久，然而，在本案中，发包方嘉缘公司认可双方均未履行合同，原告嘉缘公司也未对双方未履行该合同作合理解释。其次，就在振兴村镇银行放款当日即2014年11月26日，双方便签订《解除合同》，在《解除合同》中径直以承包方返还发包方100万元作为《承包合同二》解除的条件，并未提及合同的履行以及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等任何情况，当日就将所放款项100万元由乐转开阳分公司返还给嘉缘公司。再次，乐转开阳分公司是乐转公司成立的分公司，依《合作协议》，成立的目的是由该分公司对案涉项目独立运营，故案涉项目主体即为该分公司。然而，依《承包合同二》，乐转开阳分公司却成了案涉项目改造的承包方，也即乐转开阳分公司自己承建了自己的项目。综上，足以说明嘉缘公司与乐转开阳分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二》的民事法律行为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民事法律行为不生效，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三、关于《补偿协议》。首先，协议明确甲方为嘉缘公司，乙方为乐转开阳分公司，协议的签章也为嘉缘公司和乐转开阳分公司，协议中又有“因甲、乙双方合作共同投资开阳县城关镇正街30号购物中心项目”、“但该项目总投资不得超过2014年3月4日甲乙双方共同约定的投资额480万元”的表述。然而，前述协议表述内容均系嘉缘公司与乐转公司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事项，嘉缘公司与乐转开阳分公司并未有过关于这些事项的约定。其次，从《补偿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签订该协议的前提是嘉缘公司本身享有案涉项目的相关权利（如协议所列的项目改造的管理权、发包权等）。然而，依《合作协议》约定，嘉缘公司并无这些权利（《合作协议》第6.7条约定，案涉项目商业运营相关事宜全权由乐转公司负责，嘉缘公司可提供建议供参考，工作中的重大事宜，由乐转公司和嘉缘公司商议决定。），相反，乐转开阳分公司成立后，其作为案涉项目的独立运营主体，相对于嘉缘公司来讲，享有这些权利更为正当。故《补偿协议》所述与事实不相符，具有虚假性，双方签订该协议之法律行为不生效，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对于乐转开阳分公司，嘉缘公司并不享有50万元的债权，对于嘉缘公司，乐转开阳分公司也不存在违约。进而，作为总公司的乐转公司在本案中也不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嘉缘公司提出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故对其诉讼请求原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开阳嘉缘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0元（已减半），由原告开阳嘉缘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嘉缘公司基于其与乐转开阳分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二》、《补偿协议》而要求乐转开阳分公司、乐转公司支付补偿款50万元及相应违约金，本案应当审查《工程承包合同二》《补偿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是否具有合法性、真实性。首先，从嘉缘公司与乐转公司、乐转开阳分公司先后订立多份协议或合同及履行情况看，乐转开阳分公司是乐转公司依据与嘉缘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而成立的分公司，成立的目的是由该分公司对案涉开阳乐转天街项目独立运营，即案涉合作项目系通过设立乐转开阳分公司为主体而进行运作的。但乐转公司与嘉缘公司于2015年9月28日签订《乐转开阳项目补充协议》约定：乐转公司按照嘉缘公司实际投资开阳乐转天街项目的金额121万元接收嘉缘公司法定代表人成为嘉缘公司员工持股的合伙制企业的股东，嘉缘公司由此而不再享有开阳乐转天街项目的分红权，即嘉缘公司通过将其投资额作价入股加入“合伙制企业”的方式而退出开阳乐转天街合作项目。其次，嘉缘公司与乐转开阳分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约定嘉缘公司将开阳乐转天街项目发包给乐转开阳分公司施工改造，其实质系将本应由乐转开阳分公司作为发包人的建设工程发包权，变为由嘉缘公司将案涉项目发包给乐转开阳分公司承包施工，也即乐转开阳分公司自己承建自己的项目，而乐转开阳分公司也非取得建筑施工资质的企业，并不具有施工承揽资质。由此足以说明嘉缘公司与乐转开阳分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二》并非基于真实存在的权利基础和法律关系而订立的，该民事行为对双方当事人不产生约束力。其三，嘉缘公司与乐转开阳分公司于2014年11月23日签订《补偿协议》约定双方就嘉缘公司所享有的开阳乐转天街项目的相关权利（管理权、发包权）进行处理，但该补偿协议应当系基于《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项目而产生的，而《合作协议》第6.7条约定：案涉项目商业运营相关事宜全权由乐转公司负责，嘉缘公司可提供建议供参考，工作中的重大事宜，由乐转公司和嘉缘公司商议决定。《合作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嘉缘公司独立享有开阳乐转天街项目的管理权、发包权等权利。因此，《补偿协议》的内容与《合作协议》不相符，不具有设立权利义务的事实基础，不产生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综上，嘉缘公司与乐转开阳分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二》、《补偿协议》不具有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嘉缘公司诉请乐转开阳分公司、乐转公司支付补偿款50万元及相应违约金，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开阳嘉缘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俊审判员 颜 云审判员 姜彦宏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潘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