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1民终6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八永旺，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李某1与被上诉人李某2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4民初17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审查和询问双方当事人，对证据和事实进行了核对，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某、李某1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4民初1757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完整，导致的案件事实不清,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后，双方根据公司的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将股权进行变更，这一事实没有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股权转让的价值、价格、交付方式，在协议中并没有作出说明，章程中也未作规定，只能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转让。一审法院只是单纯的按照注册资金认定为原始价值为33万元，存在严重错误。2、原值应当是根据实缴资本认定的，而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根据公司的章程来看，公司注册资本是认缴制，认缴最后时间为2048年。那么，被上诉人转让的股权是否已经实缴了注册资金，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存在两种情况，第1种情况,如果被上诉人按期或者实际缴纳了注册资本金，其股权转让给上诉人，那么按照原值就是应当33万元；第2种情况,如果被上诉人未能向公司进行实缴注册资本，那么，它的原值就没有价值，对其股权就没有处分权。一审法院针对被上诉人是否实际缴纳股本金并没有查明。3、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其并未依法缴纳注册资金，只是上诉人与张某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往来。4、上诉人接受被上诉人的股权后，收到汇利信公司追缴注册资本的通知。此时，上诉人李某1才得知被上诉人并未实缴注册资金，如果按照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未缴纳注册资本金的情况下再另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二、上诉人并没有实际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也未给上诉人保留一定的答辩期。一审法院的程序有误，应当发回重审。上诉人在成都出差，听别人说收到了法院开庭传票，当时上诉人都在成都无法回来按时开庭。对此，上诉人通过电话跟法院沟通申请延期审理，但法院并未同意。导致上诉人未能参加庭审，无奈之下口头委托代理律师参加庭审，直至事后由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的委托书，但也剥夺了上诉人参加诉讼的权利。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应当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第71条及《合同法》60条规定作出的判决，只是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进行了审查，但并没有审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股权价值的认定，也没有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8条第19条的相关规定查明被上诉人是否完全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出资的，为此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 被上诉人李某2辩称，一、本案一审判决正确，查明事实清楚。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关于股权转让的事实是清楚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但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而且履行了股权变更的配合义务，进行了变更登记，实际上完成了股权变更。股权转让协议上明确了双方转让股权的份额及价值，在接受转让时，两上诉人完全清楚公司的股权既有情况，根本不存在所谓不知晓公司股东实际出资与否的问题。上诉人张某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公司的创始人，自始至终都是公司的实际掌控者。上诉人李某1加入公司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也是了解的，而且在加入时还与张某共同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所谓李某1在接受股权后，才收到汇利信公司追缴注册资本的通知，明显与事实不符。第三，上诉人对支付转让价款也是认可的。股权转让完成后，被上诉人多次向二被上诉人讨要转让款，二被上诉人都认账，承诺给出退款计划（被上诉人出示了微信记录）。因此本案在上诉人应当支付转让款问题上不存在争议，事实是清楚的。二、一审认定的转让款金额是正确的。被上诉人李某2在加入公司时，认缴出资33万元是登记备案的，转让协议分别约定转让给李某120万元股份，转让给张某13万元股份。该约定是转让方与受让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理应得到履行。转让协议注明的按原值转让不产生增值就是指的李某2占有注册资本的金额。转让时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万元，其中李某2占有33万元，转让股份的价值总和与李某2所占股份完全相符，也说明转让双方对此是一致认同的。再者，本案的转让款与实缴出资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8条之规定，实缴出资与否是股东与公司之间问题，上诉人将实缴出资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缠在一起没有法律依据。第三，李某2在本案中实际出资了17万元，占到当时注册资本的33%。李某2入股时，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当时约定李某2加入后占三分之一的股份。2018年11月1日，李某2向张某转账支付16万元。其后又于2019年5月20日转账张某支付1万元。由于李某2没有相关的法律知识，当时没有让公司出具证明，但出资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正是由于该事实，所以在其后增资100万元时，被上诉人李某2的股份才占到33万元。三、本案判决二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是的公平的。股东李某2在加入公司时缴纳了出资，在经营过程中，二上诉人想让李某2退出，才与李某2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转让股份价值。如果当时认为李某2的转让是0元转让，依常理肯定会在协议中注明，而不可能约定为13万元和20万元。而且股权转让后，并没有当然免除李某2的出资责任，李某2在转让股份后，公司后续经营的债务仍有可能追责到她。四、上诉人在一审中，委托专业律师出庭，当庭也未提出程序有误。证明上诉人接到了通知，其委托代理律师出庭，也充分保证了上诉人的权利，不存在程序上的错误。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李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某向李某2支付股权转让款13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欠款自2019年7月23日至实际付清日的利息；2.判令李某1向李某2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欠款自2019年7月23日至实际付清日的利息；3.判令张某、李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宁夏汇利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利信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为张某、李小红，认缴出资额均为25万元，出资截止时间均为2038年6月12日，持股比例均为50%。2018年10月15日，汇利信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吸收李某2为公司新股东，出资33万元，出资时间为2048年11月15日；张某增加出资9万元，出资时间为2048年11月15日；李小红增加出资8万元，出资时间为2048年10月15日；增加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万元，李某2出资33万元，占33%的股权，张某出资34万元，占34%的股权，李小红出资33万元，占33%的股权。2018年11月9日，汇利信公司就上述增加股东及增加注册资本事宜办理了变更登记。《汇利信公司章程》第七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证明有公司盖章，股东证明一式两联，一联交股东，一联留公司备查。第八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第十条规定，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名称、住址以及受让人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第十二条规定，股东承担以下义务，（一）遵守公司章程，（二）按期缴纳所认缴的出资，（三）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承担公司债务，（四）在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后，股东不得抽回投资。 2019年7月18日，李某2与张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李某2将其在汇利信公司所持有的13万元（占注册资本13%）的股权全额转让给张某，转让后李某2不持有汇利信公司注册资金，张某持有汇利信公司注册资金80万元（占注册资本80%），此次转让按照原值转让，不产生增值。同日，李某2与李某1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李某2将其在汇利信公司所持有的20万元（占注册资本20%）的股权全额转让给李某1，转让后李某2不持有汇利信公司注册资金，李某1持有汇利信公司注册资金20万元（占注册资本20%），此次转让按照原值转让，不产生增值。亦在同日，汇利信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同意股东李小红将持有本公司33万（占注册资本33%）依法转让给张某、股东李某2将持本公司13万（占注册资本13%）依法转让给张某，股东李某2将持本公司20万（占注册资本））依法转让给李某1，转让后张某持有汇利信公司80%（80万）股份、李某1持有汇利信公司20%（20万）股份。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其中股东张某增加出资720万，股东李某1增加出资180万，出资时间2048年10月15日。”2019年7月23日，汇利信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及增加注册资本事宜办理了变更登记。现李某2以张某、李某1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由诉至本院。 一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李某2与张某、李某1均系汇利信公司的股东，李某2分别与张某、李某1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汇利信公司章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故各方均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汇利信公司就该股权转让办理了变更登记，李某2不再具有汇利信公司的股东资格，张某、李某1应当向李某2支付股权转让款。 关于案涉股权转让的价格。虽然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未直接明确约定股权转让的价格，但是明确了“此次转让按照原值转让，不产生增值”。现李某2与张某、李某1就“按照原值转让”产生争议，李某2认为系按照认缴出资额的价格转让股权，张某、李某1认为系按照实缴出资额的价格转让股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李某2向张某转让的是其持有汇利信公司13万元的股权、向李某1转让的是其持有汇利信公司20万元的股权，该协议并未明确约定“按照原值转让”就是按照实际出资额的价格转让；其次，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李某2所转让的股权数额即为其所认缴出资的股权数额，且该协议中并未提及股东实际出资额的情况；再次，《汇利信公司章程》未就未足额实缴出资的股东转让股权作相关的限制性规定，而且股东是否实缴出资系该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股权出让人与受让人就此无明确约定及公司章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是否实缴出资并不影响股权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退而言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的规定，即使李某2在未向汇利信公司实际缴纳出资的情况下转让了所持有的全部股权，其对汇利信公司所负缴纳出资的义务亦未当然免除。综上所述，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按照原值转让”应为按照认缴出资额的价格转让，据此，张某、李某1应当分别向李某2支付股权转让款13万元、20万元。对张某、李某1称李某2并未向汇利信公司实缴出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按照原值转让”实为按照实缴出资的金额转让，李某2的实缴出资额为0元，张某、李某1不应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亦未约定违约责任，故对李某2要求张某、李某1承担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某2支付股权转让款13万元；二、被告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某2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三、驳回原告李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50元，减半收取计3125元，由被告张某负担1218元，被告李某1负担1907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章程修正案（复印件加盖印章），证明：1、上诉人李某1作为汇利信公司股东，与公司约定其出资方式为：认缴出资方式，货币认缴时间为2048年10月15日；2、该公司原股东李某2的出资方式也是认缴出资，货币认缴的时间约定的也是2048年10月15日的事实。 被上诉人李某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修正案内容为变更注册资本金，并未说明股东是否实缴出资，因此，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达到。 证据二、《股东出资通知书》复印件一份、资产负债表扫描件一份、利润表扫描件一份、《快合财税代理服务协议》扫描件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汇利信公司实缴出资为零，侧面印证了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 被上诉人李某2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组证据均为扫描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其次该组证据与本案也没有必然的关联。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与公司利润及负债不存在关联性。股东出资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18日，系公司与股东之间的通知关系，与本案无关。 经审查，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章程修正案》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因证据二系复印件或扫描件，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均予以认可，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本院在此予以确认，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至于股权转让价格，双方对原值标准以认缴出资额或者实际出资额发生争议。双方约定按照原值进行转让，不产生增值，《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认其转让股权价值合计为33万元，协议并未提及实际出资额。《股东会决议》载明李某2出资资本为33万元，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李某2持有33万元的股权，故股权原值即为出资额。至于李某2是否实际出资到位，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该责任是李某2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能成为上诉人不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事由，故上诉人应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另，经查，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未有不当，对于上诉人称一审送达程序不合法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由上诉人张某、李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刚 审判员 **程 审判员 李玉霞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马丽媛 附：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