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44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69号深国投广场1栋7楼。负责人：尤程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江峰，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曼，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淑凡，女，1963年5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祁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嘉成，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洁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罗蕾，女，198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津市。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淑凡及原审被告罗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27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应得赔偿总额为100612.15元，上诉人应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被上诉人100612.15元，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争议金额：111561.94元。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医疗费事实未核实清楚，被上诉人称2018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25日的住院费用为14314.7元，但未提交医疗费结算票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实际支出该笔费用，应发回重审并依法追加深圳市宝安中医院为第三人，核实被上诉人在2018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25日的住院医疗费用。二、一审判决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依据，争议金额93433.27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以下简称《中院裁判指引》）第十二条规定，“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说明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需满足两个条件且缺一不可，一为发生事故时连续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二为主要收入来源为城镇的。《中院裁判指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提供下列证据之一的，可以认为交通事故受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一）事故发生时在城镇已经居住一年以上的身份证件;（二）居住地公安机关出具的书面证明;（三）居住地居民委员会出具书面证明有相应房屋租赁手续证明材料的；（四）其他可以证明受害人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据”。首先，在居住方面被上诉人仅提供了一份《内地居民采集表》，首次录入时间是2017年2月16日，《内地居民采集表》仅是对被上诉人当时居住状态的登记行为，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自2017年2月16日起一直在深居住。因此被上诉人不满足事故前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其次，在收入方面被上诉人虽然提供了深圳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证明及劳动合同，称其每月收入3500元通过现金发放，但是未提交任何工资领取文件、参保证明等客观证据佐证，该证明及劳动合同不能作为认定有收入来源的依据。被上诉人还提交了两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其中一份仅有跨行汇款及取款记录，不能证明其有收入来源。另一份是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该清单显示从2017年3月20日起，每月有××SINGAPOREE-COMMERCE（××新加坡电子商务）汇美元至其账户，后马上转出至其另一账户，该流水与其称做清洁工且每月工资通过现金发放明显不符。该清单还显示，每月都将全部结余资金转给刘文龙或曾玲，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深圳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经验范围有：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等范围，需要使用美元进行资金结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刘文龙，监事系曾玲，被上诉人与曾玲及刘文龙明显有利害关系。我方在一审时提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明及无客观证据佐证的劳动合同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未予以采纳不合理。综上，一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依据不足，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故被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应为17168×20×0.11＝37769.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5411×5÷3×0.11＝2825.35元，总争议金额合计93433.27元。三、一审判决误工费依据不足，争议金额17966.67元。首先，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已达退休年龄，误工费不应计算。其次，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有收入来源，第二点已论述，不再赘述。因此，被上诉人的误工费不应计算，争议金额17966.67元。四、被上诉人的部分医疗费票据没有证据佐证，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争议金额162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被上诉人2019年2月20日的医疗费票据162元没有病历佐证，没有证据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机械的认为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产生的所有费用都与事故有关。所以该费用因与本案关联的证据不足，不应支持。二审时补充意见如下：第一，本案相对较复杂，不建议书面审理。第二，对于一审查明事实部分，我方意见与我方的上诉意见一致。第三，对于诉讼费，由败诉方直接向我方支付。第四，重要提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深圳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从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多次转账给深圳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文龙和监事曾玲。证明了被上诉人与深圳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文龙和监事曾玲有利益关系，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深圳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有劳动关系。被上诉人邓淑凡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合法、属实。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被上诉人主张按2018年深圳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残疾赔偿金。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内地居民采集表等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的事实。被上诉人从2017年起在深圳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清洁工作，提交了误工证明、劳动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深圳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文龙存在利害关系，不认可被上诉人的工作，提出的猜测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属实。深圳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文龙与被上诉人仅为上下级关系，该公司出具的误工证明、签订的劳动合同均为事实。二、住院费14314.7元为被上诉人因右耻骨上下支骨折术后3个半月余入在深圳市宝安中医院住院21天实际产生的医疗费，目前还未与医院进行结算，该金额与深圳市宝安中医院费用结算清单相符，与其第二次住院病案相对应，为实际已然产生的费用。三、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被上诉人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之前，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被上诉人如上诉人称已到退休年龄，但是其并未实际丧失劳动能力，如前所述，其在深圳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清洁工作，有稳定收入，被上诉人因此次事故产生误工费合法、属实。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邓淑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208507.67元（详见赔偿项目费用清单）。2.以上损失由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11000元后再赔偿其余损失；不足部分由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被告罗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辩论终结前，邓淑凡变更诉讼请求：1.残疾赔偿金由原来的116463.6元变更为126596.8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由原来诉求8430.4元变更为8917.7元，总额从208507.67元变更为219128.17元。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一、事故发生的基本情况：2018年8月15日15时许，被告罗蕾驾驶粤B×××7号车在前进二路彩虹城路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车头与在步行通过人行横道时的原告邓淑凡发生碰撞，造成原告邓淑凡以及刘欣瑶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二、责任认定情况：被告罗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不负事故责任。三、肇事车辆及司机情况：被告罗蕾是车辆粤B×××7号车的驾驶人。四、肇事车辆投保情况：肇事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不计免赔。五、治疗情况：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深圳市中医院住院治疗，住院73天，出院医嘱：1.出院后继续注意休息，避免剧烈运动；2.出院后定期复诊，不适随诊；3.盆骨内固定物建议术后3-4个月手术拆除，费用约10000元，左锁骨内固定物建议术后1年手术拆除，费用约10000元；4.出院后建议休息一个月；5.住院期间留陪一人，出院后继续留陪护。2018年12月4日，原告到深圳市中医院住院治疗，住院21天，出院医嘱：1.左锁骨骨折术后1年取出内固定；2.出院后建议休息一个月；3.住院期间留陪一人，出院后继续留陪；4.加强营养。六、伤残评定情况：2019年4月2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伤残等级为两个拾级。七、损失构成：医疗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一）关于损失数额的核算1.医疗费：122163.98元。根据原告提交的医疗病历、病假证明书、医疗费票据，被告罗蕾提交的医疗收费票据显示，原告两次入院治疗，治疗时间从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0月27日、2018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25日，经法院核算，其医疗费为122163.98元。2、后续治疗费：内固定物取出术是必然发生的费用，根据医嘱建议，法院酌定后续治疗费为10000元。3.残疾赔偿金：126596.8元。原告主张按2018年深圳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残疾赔偿金。根据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内地居民采集表等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的事实，故残疾赔偿金为57544元/年×20年×0.11＝126596.8元。4.误工费：17966.67元。原告主张，其从2017年起在深圳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并提交了误工证明、劳动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辩称原告与案外人深圳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文龙存在利害关系，不认可原告的工作。法院认为，首先，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认为原告与案外人刘文龙存在利害关系，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原告主张事故前月平均收入为3500元，符合清洁工的平均收入情况，亦有劳动合同、误工证明予以佐证，故法院予以采纳。根据医嘱及病假证明，误工费为3500元/月÷30天×（73＋30＋21＋30）天＝17966.67元。5.护理费：10350元。原告主张住院期间护理费按240元/天，出院护理费按120元/天计算。被告平安财产保险公司认为，原告主张的护理过高，应按每天150元/天，护理天数为94天。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原告主张按照240元/天的标准过高，法院予以调整，但被告罗蕾已支付原告第一次住院期间（73天）护理费17760元系被告罗蕾直接向护理人员支付，应按实际发生的为准，法院不予调整。根据原告伤情、医嘱建议，法院酌定护理费为150元/天×21天＋120元/天×（30＋30）天＝10350元。6.营养费：5000×11%＝550元。7.交通费：参照交通费票据，结合原告伤情，住院次数，法院酌定交通费为1000元。8.被扶养人生活费：7431.42元。原告主张8917.7元。本案中，原告主张其母亲84周岁，共育有三名子女，为此原告提供了村委会开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相关规定，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且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原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母亲已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对此法院予以采信。本案中，被扶养人为1人，抚养年限均为5年，扶养义务人为三人，原告主张根据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40535元/年计算，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0535元/年×5年×11%÷3＝7431.42元。9.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94天＝9400元。10.精神抚慰金：酌定11000元。11.鉴定费3276元。12.其他费用：非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必然费用，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邓淑凡因本次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损失为医疗费：122163.98元（被告罗蕾垫付30852元，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垫付76708.78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残疾赔偿金：126596.8元、误工费：17966.67元、护理费：10350元、营养费：550元、交通费：1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431.4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400元、精神抚慰金：11000元、鉴定费：3276元，以上共计319734.87元。由于肇事车辆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含不计免赔，本次事故由被告罗蕾负事故全部责任，责任比例为100%。故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医疗费限额内赔偿10000元，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110000元，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的损失319734.87-30852-76708.78-120000＝92174.09元，由平安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商业险范围内赔偿。故原告邓淑凡因本次交通事故应得赔偿总额为212174.09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邓淑凡因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应得赔偿总额为人民币212174.09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邓淑凡212174.09元（其中11000元为精神损害抚慰金优先赔偿项目）；三、驳回原告邓淑凡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14元，由原告邓淑凡承担人民币70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人民币2144元。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经审查一审庭审笔录以及上诉人上诉意见、被上诉人二审答辩意见，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已经就本案事实争点和焦点问题充分举证和辩论，当事人在二审亦提供了详细书面意见，事实已经查清，本院予以书面审理。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上诉主张原审认定的被上诉人邓淑凡2018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25日的住院费用14314.7元和2019年2月20日的医疗费票据162元有误，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邓淑凡在原审提交了医疗病历、病假证明书、医疗费票据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形成高度盖然性证明其医疗费总额为122163.98元，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虽对邓淑凡2018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25日期间及2019年2月20日的医疗费有异议，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上诉主张原审判决按城镇标准计算被上诉人邓淑凡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依据，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邓淑凡在原审提交了劳动合同、内地居民采集表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形成高度盖然性证明其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此虽有异议，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按城镇标准计算被上诉人邓淑凡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上诉主张原审判决误工费依据不足，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邓淑凡因本案事故受伤时只有五十多岁，尚有劳动能力，其因伤误工的事实清楚，理应得到相应赔偿，原审酌情认定的误工费并无不当，系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与举证责任分配中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各项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偿邓淑凡212174.09元的处理并无不当，原审判决阐述的事实和判决理由详细，本院认同原审判决阐述的理由和处理结果，相同理由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案件，可以不开庭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31.24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瑞香审判员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邓 懿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二）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四）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