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4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创杰，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建明，广东公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灵辉，广东公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耀，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锦尧，广东南天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冠尧，广东南天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唐碧霞，女。原审第三人：茂名市鸿胜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名爱，厂长。原审第三人：茂名石化胜利水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发圣，董事长。上诉人朱创杰因与被上诉人李耀、原审被告唐碧霞、原审第三人茂名市鸿胜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胜公司）、茂名石化胜利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民初1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创杰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902民初1703号民事判决；2.判决驳回李耀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李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朱创杰所出具给胜利公司的收据签有“朱创杰代李耀”，从而认定朱创杰与李耀之间的委托关系成立，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关于朱创杰与李耀之间为何种法律关系，朱创杰已提供胜利公司财务黄某燕所作的《调查笔录》，该笔录可以反映出之所以会出现“朱创杰代李耀”的字样，这是公司财务记账的要求，并不能因为“代”字便认定是委托代领关系，而且证人黄某燕也证明朱创杰与李耀之间是合伙关系。如果是代领委托关系，为什么朱创杰签名代领的金额与实际代领的金额不一致呢？比如签名代领了403500元，而朱创杰在2017年12月6日领取了200000元，李耀在2017年12月5日领取了203500元，如果确实是委托关系，那么该403500元全部应该是朱创杰领取。而关于记账在李耀名下货款如何领取的问题，有时是朱创杰单独领取、有时是李耀单独领取，有时是朱创杰与李耀一起领取，黄某燕的《调查笔录》对此也予以证实。但李耀在一审庭审时称朱创杰代其领取货款时李耀均不在场。李耀对这基本事实的否认，其目的是将合伙关系扭曲为委托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付款申请表》、《收据》、《会计凭证》足以证明李耀起诉主张朱创杰代为领取的四笔代领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付款申请表》及《会计凭证》都是不完整的证据，两份材料名称和时间均不完整，本案是关于货款领取而引发的纠纷，作为会计凭证证据，该两份材料的名称及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但该两份材料不具备完整的要素。因此，不能作为本案的事实认定的证据。2.《会计凭证》记载朱创杰注明“代李耀”领取的货款与朱创杰实际领取的货款并不完全一致，不能因为朱创杰领取的金额加上李耀领取的金额与《会计凭证》的金额刚好一致便认定朱创杰在2017年9月22日至2018年2月12日期间代李耀领取了四笔款项。比如：第一笔，朱创杰在会计凭证签名代领350600元，2017年9月22实际代领300600元；第二笔，朱创杰在会计凭证签名代领403500元，2017年12月6日实际代领200000元。朱创杰领取的金额与在会计处签字确认的数额并不吻合，如果李耀自己可以领取货款，为何同时又委托李耀去领取呢，而且还是同一笔货款，朱创杰与李耀各领取一部分，这恰恰是符合合伙关系的表现特征，双方合伙做生意，以其中一方的名义对外，但是领取货款时双方均可领取。三、关于朱创杰于2018年出具收据的378200元款项，一审判决认定这是朱创杰代李耀领取的货款，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朱创杰2018年1月18日从胜利公司领取了378200元货款，但这是朱创杰自己名下的货款，朱创杰已举证证明其个人本身与鸿胜公司及胜利公司有业务往来，该笔收款并没有备注“代李耀”，如果认定签有代字的为代收款，那么该笔没有“代李耀”字样的就不能认定为代收款。在同一个案件中，同类证据的证据必须适用相同的认定准则，不能从有利益其中一方的角度来进行证据认定，一审判决将证据有利于李耀一方的角度来进行证据认定，有失公平公正原则。四、李耀之前在(2018)粤0902民初XX号案中主张要求朱创杰偿还借款760000元，贵院已作出(2019)粤09民终XX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该760000元不属于民间借贷资金，已裁定发回重审。本案与(2018)粤0902民初XX号案是基于同一合伙事实所衍生的两个纠纷，甚至可以说李耀利用证据的漏洞故意提起的两个诉讼，李耀与朱创杰之间不论是代理关系或者是合作关系，应该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处理，李耀本案的起诉是重复起诉的，应当予以驳回。李耀辩称：一、朱创杰主张双方是合伙关系，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二、经一审法院出具《律师调查令》后，调查所得的茂名市胜利建材有限公司出具的朱创杰领取货款明细表及相关会计资料，其计算准确，充分详细，足以证明朱创杰代李耀收取货款的事实和数额。三、2018年1月18日，朱创杰领取了李耀货款378200元，在会计表格上收款人处签有朱创杰代李耀结合付款审批表记录李耀煤炭款和朱创杰出具的收据，一审法院综合认定朱创杰代领了李耀货款378200元，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四、（2018）粤0902民初XX号案是基于朱创杰向李耀借款760000元并出具借据而产生的，本案是因朱创杰代领李耀2017年9月22日-2018年2月12日期间的货款而产生的，两个案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没有法律层面上重复起诉的情况。李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创杰、唐碧霞支付所欠李耀货款人民币贰拾捌万叁仟捌佰捌拾捌元叁角叁分(￥283888.33元)及起诉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其间的利息给李耀；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朱创杰、唐碧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耀与朱创杰是朋友关系。朱创杰于2017年9月22日至2018年2月12日到茂名市胜利建材有限公司领取了四笔货款，共计915888.33元。朱创杰于2017年9月22日出具收据给茂名市胜利建材有限公司，内容为：“收到胜利水泥厂付煤款共叁拾万零陆佰元整(300600元)，收款人：朱创杰代李耀，2017.9.22”，李耀于2017年9月21日出具收据给茂名市胜利建材有限公司，内容为：“我收到胜利水泥厂现金伍万元(50000元)，收款人：李耀，2017年9月21日”，该笔货款的付款申请表内容为：“李耀，煤炭款，叁拾伍万零仟陆佰零拾零元零角分(￥350600)，经办人：何名爱”。该笔货款的会计凭证收款人签名为“朱创杰代李耀”。朱创杰于2017年12月6日出具收据给茂名市胜利建材有限公司，内容为：“收到胜利水泥厂付煤炭款共贰拾万元整(200000元)，收款人：朱创杰代李耀，2017.12.6”，李耀于2017年12月15日出具收据给茂名市胜利建材有限公司，内容为：“我收到胜利水泥有限公司现金贰拾万零叁仟伍佰元整(203500元)，收款人：李耀，2017年12月15日”。该笔货款的付款申请表内容为：“李耀，煤炭款，肆拾零万叁仟伍佰零拾零元零角分(￥403500)，暂付贰拾万元(刘发圣12.5)，经办人：何名爱”。该笔货款的会计凭证收款人签名为“朱创杰代李耀”。朱创杰于2018年1月18日出具收据给茂名市胜利建材有限公司，内容为：“收到胜利水泥厂付煤款共叁拾柒万捌仟贰佰元整(378200元)，收款人：朱创杰，2018.1.18”。该笔货款的付款申请表内容为：“李耀，煤炭款，叁拾柒万捌仟贰佰零拾零元零角分(￥378200)，经办人：何名爱”。该笔货款的会计凭证收款人签名为“朱创杰代李耀”。朱创杰于2018年2月12日出具收据给茂名市胜利建材有限公司，内容为：“收到胜利水泥厂付煤款叁万柒仟零捌拾捌元叁角叁分整(37088.33元)，收款人：朱创杰代李耀，2018.2.12”。该笔货款的付款申请表内容为：“李耀，煤炭款，贰拾玖万柒仟玖佰零拾零元零角分(￥297900)，经办人：何名爱”。该笔货款的会计凭证收款人签名为“朱创杰代李耀”。上述付款申请表、收据及会计凭证均盖有茂名市胜利建材有限公司的公章。以上付款申请表、收据及会计凭证均保存在茂名市胜利建材有限公司。另，朱创杰已通过银行和微信转账支付了632000元给李耀。庭审中，对于朱创杰于2018年1月18日所出具的收据，李耀主张领款人朱创杰领款后，其在茂名市胜利建材有限公司财务表格上收款人处签下朱创杰代李耀后又出具收据，由于在茂名市胜利建材有限公司财务表格上已经注明“代李耀”，因此在收据上，当时的出纳人员没有要求注明“代李耀”，但结合三份书面材料可以说明2018年1月18日朱创杰代李耀领取了煤款378200元。朱创杰、唐碧霞则主张2018年1月18日的收据是朱创杰领取自己的货款，但朱创杰、唐碧霞手上现在没有证据证实，至于公司财务处有没有，需要查询后才得知。因为在公司领款后，朱创杰、唐碧霞手上没有相关凭证，包括供货单，都已经交回给公司。另，朱创杰、唐碧霞主张其与李耀之间虽无书面合伙合同，但口头约定为合作关系，李耀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李耀则主张李耀、朱创杰之间虽然没有签书面代理合同，但本案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依法成立的，朱创杰、唐碧霞在法庭的答辩时指出是合伙关系，但在法庭调查中没有看到朱创杰、唐碧霞提出任何的合伙证据。鸿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表示不清楚李耀、被告朱创杰双方之间的关系。以上事实有李耀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朱创杰、唐碧霞领取货款明细表、财务表格4张、朱创杰、唐碧霞收据4张以及申请法院调查令后调取的朱创杰领取货款明细表、财务表格8张、付款申请表8张、款项支出审批表1张、朱创杰、唐碧霞收据4张、李耀收据2张、转账结果1张，朱创杰、唐碧霞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3张、茂名胜利建材有限公司新型红砖厂收料单3张、朱创杰、唐碧霞出具的收据3张、茂名胜利建材有限公司付款申请表1张、李耀收据3张、对被调查人员黄某燕的调查笔录，鸿胜公司提供的由茂名胜利建材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何名爱通知聘任职的决定”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李耀、朱创杰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未明确委托具体事项，但朱创杰于2017年9月22日、2017年12月6日及2018年2月12日所出具收据的“朱创杰代李耀”签字确为本人所签，该签字为朱创杰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李耀与朱创杰之间的委托关系成立。对于朱创杰于2018年1月18日所出具的收据，朱创杰、唐碧霞主张2018年1月18日的货款是朱创杰自己的应收货款，但该笔货款的付款申请表上注明为李耀的煤炭款，朱创杰、唐碧霞也在该笔货款的财务表格收款人处签名“朱创杰代李耀”，且朱创杰、唐碧霞未就该主张提供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朱创杰、唐碧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朱创杰、唐碧霞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朱创杰代领后，未依约归还所代领货款，构成违约，故李耀请求朱创杰支付所代领的货款283888.33元(300600元+200000元+378200元+37088.33元-632000元)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关于本案所欠款项的利息计算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李耀诉请所欠款项的逾期利息应按年利率6%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所欠款项计息起点应从李耀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20日起计至朱创杰清偿所欠款项之日止。关于唐碧霞是否应和朱创杰共同支付所欠李耀代领款项，并共同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的问题，由于本案案由是委托合同纠纷，李耀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唐碧霞需要与朱创杰共同承担本案付款的责任，故李耀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胜利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七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限朱创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其代领的货款283888.33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3月20日起计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给李耀。二、驳回李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58元(李耀已预付)，由朱创杰负担。朱创杰应负担之金额在履行本判决义务时一并迳付李耀，一审法院不作另行退收。二审中，朱创杰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一，《民事起诉状》。证据二，（2019）粤09民终XX号民事裁定书。证据三，个人参加社会保险证明表。证据一、证据二，拟共同证明李耀与朱创杰合伙关系领取货款一事，李耀以朱创杰向其借款760000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朱创杰归还借款本息，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以双方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是其他法律关系为由，裁定重审。（2019）粤09民终XX号案件与本案是因同一事项的两个诉讼，李耀提起两个诉讼，本案属重复起诉。证据三，拟证明黄某燕系胜利公司员工。李耀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另案的发生时间是2017年8月26日之前发生的经济纠纷，本案李耀在一审主张的是2017年9月22日-2018年2月12日期间朱创杰及唐碧霞代领李耀货款915888.33元，所以两个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黄某燕是胜利公司的员工，但黄某燕的调查笔录作为证人证言，其证明力不足，也无法证明朱创杰与李耀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李耀提交如下新证据：（2019）粤09民终XX号的民事上诉状，拟证明朱创杰承认两者之间实际是委托关系。朱创杰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在另案中上诉时，是字面解释朱创杰代李耀的表述，所以从字面上说代字是委托关系没有错，在没有委托书和相关手续的情况下，胜利公司凭什么允许朱创杰代李耀？根据黄某燕所说两人是合伙关系，都是两人去拿钱，只是要完善财务的手续，朱创杰代李耀是财务记账的要求，不是这笔钱因为朱创杰的代字全部都是李耀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李耀与朱创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案号：（2018）粤0902民初XX号］中，李耀凭朱创杰于2017年8月26日向其出具的《借据》为债权凭证提起诉讼，一审判决后，朱创杰不服一审判决，于2019年1月11日向本院提出上诉，其在《民事上诉状》中明确表述“由此至终，都是李耀单方委托朱创杰领取货款，两者之间实际是委托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一、朱创杰与李耀在本案中是合伙关系还是委托关系；二、朱创杰是否存在代李耀领取货款的事实，如果存在，应如何认定领取的货款金额；三、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一、关于朱创杰与李耀在本案中是合伙关系还是委托关系的问题。从朱创杰分别于2017年9月22日、同年12月6日、2018年2月12日出具的《收据》和在茂名胜利建材有限公司的财务单据中的签名内容来看，朱创杰在领取涉案的四笔货款的签名均为“朱创杰代李耀”，故可以认定是朱创杰代李耀领取了本案的四笔货款，共计915888.33元。再从李耀与朱创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朱创杰在《民事上诉状》中明确表述“由此至终，都是李耀单方委托朱创杰领取货款，两者之间实际是委托关系”的内容来看，足以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关系，李耀委托朱创杰代为领取货款。朱创杰上诉主张其与李耀之间存在的是合伙关系，而非委托关系，但朱创杰并未提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据，其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朱创杰是否存在代李耀领取货款的事实，如果存在，应如何认定领取的货款金额的问题。从上述第一个争议焦点可知，朱创杰代领取了李耀四笔货款，共计915888.33元。朱创杰领取上述款项后，仅向李耀支付了632000元，因此，朱创杰尚应向李耀返还代领取的货款283888.33元。朱创杰主张2018年1月18日所出具的《收据》中收款人处仅是其本人签名，并没有“朱创杰代李耀”字样，因此，该笔款项378200元是属于朱创杰本人的款项。经查，虽然该份《收据》中的收款人处并不注明是“朱创杰代李耀”，但从该笔款项支付的财务单据中的收款人处注明是“朱创杰代李耀”和该笔款项的《付款申请表》中注明是李耀煤炭款的内容来看，可以认定该笔款项属于李耀的货款，朱创杰领取该笔款项是属于代李耀领取。一审判决对该笔款项的认定正确，判令朱创杰尚应返还李耀代领取的货款283888.33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朱创杰主张本案与李耀、朱创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同属一个纠纷，李耀提起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经查，在李耀与朱创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李耀是以朱创杰于2017年8月26日向其出具的《借据》为债权凭证提起诉讼，但李耀在本案中主张返还的代领取的货款时间发生在2017年8月26日之后，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没有关联，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朱创杰的该上诉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创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28元，由上诉人朱创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海清审 判 员 江剑兵审 判 员 庞健军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陈燕红书 记 员 汤智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