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13326号 原告：王姬，女，196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蓉，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智超，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6号高发大厦B栋310号。 法定代表人：张波，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姬与被告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福兰特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蓉、胡智超，被告福兰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姬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福兰特公司立即向原告王姬支付委托代理费3443000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以3443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福兰特公司承担原告王姬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50000元。事实及理由：被告福兰特公司因河南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河南移动公司）拖欠其款项超过十多年一直未能收回，经双方协商，被告福兰特公司希望原告王姬予以帮助催收，双方于2018年6月27日签订了《委托代收款协议书》，被告福兰特公司承诺“应于收到货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原告王姬支付代理费，代理费按收回金额的50%支付”。2019年3月26日，双方再次签署《委托代收款协议书》，对委托期限进行调整，协议其他条款与第一份协议约定事项基本一致。在此期间，原告王姬通过多种方式向河南移动公司催讨欠付被告福兰特公司的货款，河南移动公司在2019年3月18日与被告福兰特公司达成支付协议，并向被告福兰特公司支付了欠付款项7686000元。根据《委托代收款协议书》，被告福兰特公司应在收到款项后向原告王姬支付代理费用3843000元，但被告福兰特公司至今仅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张波的账户向原告王姬支付了400000元，剩余3443000元一直未支付，被告福兰特公司的行为已构成《委托代收款协议书》项下违约。故原告王姬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福兰特公司答辩称，第一，案涉合同名为委托代理实为抽逃出资。原告方系我方隐名股东，其以子女作为显名股东于2013年12月入股我方公司，股本金3000000元。因河南移动公司欠付我方货款、安装款等未支付，原告方一方面在入股后没有得到回报，另一方面确实在河南当地有一定的政治资源，遂告知我方以介绍相关领导的方式，让领导协助帮忙催款，成功后支付一点报酬并将其3000000元股本金退还，双方遂达成案涉合同约定。上述合同形成背景亦可从原告方与我方法定代表人张波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印证，但抽逃出资违反了我国公司法规定；第二，我方能够成功收回河南移动公司的欠款与原告方所述履行受托义务无关。原告方确实向我方介绍认识了一些领导，但其想让我方通过给领导行贿、领导再向有关人员打招呼的方式收回欠款，我方已明确予以拒绝。我方能够收回欠款主要是依据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关于开展中国移动“工程管理攻坚行动”的通知》（中移有限计【2018】14号）中关于各省移动公司积极开展清欠活动的规定，我方依此规定积极向河南移动公司主张我方的合法权利并在与河南移动公司协商的过程中主动对我方享有的债权金额进行相应减少方才收回了欠款，与原告方无关；第三，本案的关键是河南移动公司因何原因支付我方欠款，如双方对此有异议，我方就查清该事实申请河南移动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出庭。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26日，于2015年5月14日经核准更名为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波，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天线、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线电缆及接头设备、机电设备（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辆）及以上产品的设备维修及软件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物联网技术开发；通信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从事经营）。庭审中，福兰特公司与王姬均认可王姬系福兰特公司的隐名股东。 2006年10月13日，福兰特公司与河南移动公司签订《河南移动与成都福兰特基站放大器、塔放采购框架合同》，约定河南移动公司向福兰特公司采购相应型号的基站放大器及配件，合同价格为固定不变价，包含福兰特公司将货物运送至河南移动公司指定交货地点并交付给指定收货人的所有费用及后续费用，双方还就具体标的价格、付款方式、运输与包装、交付与验收、保修与维修、违约责任等作出约定。 2018年，福兰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波就上述合同中河南移动公司存在货款未支付一事，与王姬进行商议，二人遂形成福兰特公司委托王姬向河南移动公司追要货款的合意，并于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期间通过微信就收款事宜进行沟通，具体为： 1.2018年6月19日，张波向王姬发送抬头为“河南移动公司领导”的“关于福兰特与河南移动公司…情况说明”文件，载明“至2012年3月，我司接到郑州移动和洛阳移动公司通知，要求我司尽快供货，因此我司于2012年5月30日向郑州发出设备100套，其中60套设备交于郑州移动，40套交货洛阳移动，并于2012年7月起至2013年期间陆续将设备安装并调试开通。至于货款未收事宜：因前期签订了框架合同，确保了项目合作，2011年，我司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对设备进行升级，以保障2012年贵公司通信网络基础的建设和通信网语音、数据的通信质量，保证设备正常运行。所以期间未考虑合同的事宜。2012年至2015年期间，我司内部人员结构发生变化，河南对接项目经理因个人情况离职，所以迟迟未收到货款……”，次日，王姬称“我现在联系上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局长，整个移动联通都归他管”并让张波提交具体欠款材料。 2.2018年6月26日，张波向王姬发送截图，显示为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就解决各省（区、市）公司超长建设工期以及长期未付工程，于2018年5月23日发布的《关于开展中国移动“工程管理攻坚行动”的通知》（中移有限计【2018】14号）。 3.2018年6月27日，张波向王姬发送加盖福兰特公司公章及其名章的《委托代收款协议书》，载明福兰特公司委托王姬采取合法手段及措施，代为收取福兰特公司在河南移动公司的货款，委托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福兰特公司应于收到货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向王姬支付代理费，代理费按收回金额的50%支付。 4.2018年7月13日，王姬向张波发送了“黄卫东133××××0009”并称“这是我同学，是组织部部长”“你们到那儿去带点四川特产……请人家吃饭，多快好省的把事情办完。”。7月17日，张波向王姬汇报了其与相关人员见面的进展并称“省移动主管建设副总余总安排开专题会解决我司货款，我提供全套合同、安装、到货等资料，下步工作是方局催着点余总”“黄部长和方局会商量后再去找移动领导落实”。 5.2018年7月25日，张波称“河南省移动公司总经理杨剑宇，今年三月份从河北移动公司总经理调到河南移动”。2018年8月，张波催问河南那边有没有消息，王姬回复称“河南有个领导被抓，要张波继续等待”。 6.2018年11月30日，张波再次询问进展，王姬回复称“在往前推进，像这种欠款很多，而且里面可能有企业的人从中拿回扣，所以要先处理人再处理事，所以今年年底解决完有点够呛，可能要拖到明年了，这是得到的最新消息”。 7.2019年3月1日，王姬在张波发送的《委托代收款协议书》“受托方”处签名并回传给张波，张波回复“收到”。当天王姬还称“我已全力以赴解决河南移动的问题，你不用打电话给任何人询问此事，就等我这方有人可能会找你要材料等事宜……另外上面签的委托代收款协议为税后款，我希望追加到总回款额的60%”。2019年3月18日，福兰特公司向河南移动公司出具《承诺函》及《付款通知书》，承诺就前述合同项下未结算总款10980000元，同意实际结算7686000元并明确该项款支付后不再向河南移动公司主张任何权利。 8.2019年3月26日，王姬又称“事情我搞定了，收到钱赶紧给我打过来”，2019年3月27日，王姬将更改的《委托代收款协议书》发送给张波，载明“委托期限延长至2019年12月30日，代理费变更为6000000元”，张波于当日收到后回复“同意”。当天，王姬还称“你现在就去找以前联系的那些人，我已经完全问好了，不可能让他们讲价，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张波回复“对方回复未接到新的通知，还说了要打折”，王姬知晓福兰特公司出具前述《承诺函》后要求张波给方局长打电话并称“反正你现在定了，按的就是780万，他们要回去批了这么多，就是你一再妥协的结果，结果来我跟方局长都很气，我们这么努力，最后你给弄成这样，那是你的问题了”。 9.2019年4月至7月期间，张波通过微信持续就其与河南移动公司相关人员的沟通情况向王姬进行汇报，并表示希望王姬继续催促方局长。2019年7月17日，河南移动公司向福兰特公司转账支付7686000元。 10.2019年8月28日起，王姬开始要求张波支付约定的代理费用，并称“从我刚开始注资3000000元投入到你的公司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收”“我没办法向帮助的几个人交代”，随后，双方就王姬以其子女名义入股福兰特公司的相关事宜及入股金退还事项进行了沟通。2019年8月29日，张波向王姬转款20万元、10万元后表示公司经营困难，王姬称“我找各种关系，从同学到主管前后近两年时间，最后把款追回来，你不兑现了？”“你要赶紧先汇120万元给我，我承诺帮忙的几个人，要感谢大家，你要知道，人家费了多大的力才把这事通过这么长时间完成，否则你一分钱都拿不回来”，后王姬继续催要款项，双方还就前期股本金3000000元的退还事宜进行协商，直至2019年9月10日，张波又向王姬转款10万元，并称“收到的货款是企业的，我们都是股东，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费用”，王姬回复“公司股东是高丽雯和高岳成，我是以个人名义帮你追讨公司货款”，张波称“本来这笔账是央企欠的，也有文件清欠民营企业的欠款，由于您的帮助加快了进度，我们自己收就是慢些时间”“我们帮别人办事，按行规也只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佣金”。 后双方无法就款项支付达成一致，遂引发本案纠纷。2019年9月25日，经王姬申请，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其查看上述微信记录的全过程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并据此出具（2019）京方圆内民证字第08875号《公证书》。庭审中，福兰特公司对微信记录真实性均不持异议。 本案审理中，就《委托代收款协议书》的形成过程及合同项下受托义务的履行情况，王姬本人到庭接受本院询问并陈述“张波说一旦起诉对方，就会被拉入黑名单而失去业务，所以不敢以诉讼方式进行”“这次收款很难，需要动用我自己很多资源，所以决定要收费，一人一半是张波提议的”“张波把资料提供给我后，我去找了我的同学核实，合同和欠款均是真实存在的”“前期推进时我的同学帮我找到相关领导询问事情进展，并和相关主管领导见面进行商谈，请他们帮忙。这个项目本来存在一些问题，经办人员已经更换了几波了，张波自己去的话连对账的人都找不到，包括手续和一些材料都可能不匹配，我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去推进这个事情，通过我找相关领导，河南移动公司为推进这个事情开了专题会议来解决遗留问题，可以说没有我的协助，这笔货款是收不回来的”。王姬同时明确其诉请款项数额系按福兰特公司实际收回数额的一半并扣除已支付的400000元计算得来。 另查明，2019年9月25日，王姬与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其代为处理本案纠纷，委托代理费为50000元。2019年10月8日，王姬向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转账支付了包含上述费用在内的10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委托代收款协议书》，（2019）京方圆内民证字第08875号《公证书》《委托代理合同》及转款凭证，被告提供的《河南移动与成都福兰特基站放大器、塔放采购框架合同》《关于开展中国移动“工程管理攻坚行动”的通知》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被告福兰特公司与原告王姬订立《委托代收款协议书》，双方就原告王姬代为处理河南移动公司欠付货款一事形成合意，就合同内容而言，性质上应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合同。但于庭审查明事实来说，原告王姬本人的陈述及其与被告福兰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波的微信往来记录均反映出，被告福兰特公司委托原告王姬催收货款及原告王姬实际履行受托义务的具体方式即是利用原告王姬的人脉关系，通过联系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河南移动公司的领导实现款项催收，故案涉协议的签订实为请托行为。本案中，被告福兰特公司具体能否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成功追回欠付货款自是不明，但即便被告福兰特公司所述欠款属实、合法，即其请托目的、请托内容并无可责性，但其选用之手段明显不妥，如人民法院对此类事项有所容忍，合法之事尚需用不当请托手段才可实现，长此以往则会滋生不良风气，明显扰乱正常社会秩序，违背善良风俗。 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规定，案涉委托合同因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明显之损害，应属无效。原告王姬依据无效民事行为诉请被告福兰特公司支付约定代理费用、赔偿利息损失及因本案纠纷发生的律师费用，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福兰特公司申请追加河南移动公司为当事人以查明事实，因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本院对原告王姬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姬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717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2172元，由原告王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董淼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代 智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