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26行终3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卧龙街道办），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10522206388。住所地：文山市开化北路45号。法定代表人陈桂秀，办事处主任。出庭应诉负责人傅德忠，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委托代理人侬宁，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文山市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市综合执法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1574655129W。住所地：文山市西正街88号。法定代表人邱昌海，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左伟，文山市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木生将，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文山市蚂蟥塘大棚养猪场（以下简称蚂蟥塘养猪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32621MA6L3RTNXF。住所地：文山市卧龙街道蚂蝗塘粮食储备库旁。经营人：罗兴文。委托代理人张权珏、祁阳阳，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与被上诉文山市蚂蟥塘大棚养猪场、文山市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因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行初4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出庭应诉负责人傅德忠及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侬宁，被上诉人文山市蚂蟥塘大棚养猪场经营人罗兴文、委托代理人张权珏，被上诉人文山市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出庭应诉负责人左伟及文山市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木生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一审原告蚂蟥塘养猪场圈舍建盖于文山市卧龙街道办事处蚂蟥塘粮食储备库旁，该地点位于盘龙河河堤两岸500米禁养区范围内。2018年3月13日中共文山市委办公室、文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印发的通知》（文市办通［2018］19号，以下简称19号通知），对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全方面的部署，并设立4个联合执法工作组，由各乡镇、街道以及市级各单位人员抽调组成。19号通知第5页载明联合执法工作组的主要工作任务“具体负责盘龙河各排污口的整治工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调查摸清盘龙河排污现状，对排污个体经营户及排污企业调查取证、督促整改，采取强力措施，查处沿河违章建筑，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第7页职责分工载明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调查摸底、对沿河村寨垃圾、环境卫生清理整治、对垃圾的堆放采取必要的措施等工作，第8页载明市综合执法局负责盘龙河城区段污水管网管护、环境整治以及配合做好盘龙河沿河违章建筑的依法拆除工作。2018年3月16日，一审被告卧龙街道办下发《关于印发××龙河××街道辖区段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文卧办发［2018］34号，以下简称34号通知），对盘龙河卧龙街道辖区段的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卧龙街道辖区设立5个联合执法工作组。34号通知第五页载明卧龙街道5个工作组的主要工作任务为“具体负责辖区内排污口的整治工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调查摸清盘龙河排污现状，对排污个体经营户及排污企业调查取证、督促整改、采取强力措施，查处沿河违章建筑，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第7页载明第二联合执法组（组长：卧龙街道办副主任熊友发）的工作职责为对整治范围内37户违章养殖建筑、4处违章建筑进行下发通知，于3月20日前全面清除，第五联合执法组（组长：卧龙街道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燕）的工作职责为负责卧龙街道辖区河段两侧清理、打捞及处理。2018年4月13日文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印发的通知》（文市政办发［2018］88号，以下简称88号通知），对文山市畜禽养殖的禁养区、限养区作出了详细的划定。88号通知第12页载明街道办事处职责为在上级要求的时限内组织关闭或搬迁各自辖区内禁养区内的养殖场，第13页载明市综合执法局的职责为协助做好畜禽养殖禁养区内养殖场关闭或搬迁有关工作。2018年9月4日、9月29日，卧龙××××组织卧龙辖区联合执法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含市执法局），对一审原告的房屋及养猪场予以强制拆除。2019年9月24日，一审原告对该强制拆除行为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应依据谁作出，谁负责的基本原则，即行政机关依据自身的意思表示，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或相关人作出增减其权利义务的行为，该行政机关即为被告。结合本案证据，卧龙××××组建了卧龙辖区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市综合执法局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卧龙街道办、市综合执法局及其余成员单位开展联合执法行为，对一审原告房屋予以强制拆除，对一审原告的实体权利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故一审被告主体适格。一审法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市综合执法局、卧龙街道办二者谁是本案的责任主体；责任主体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针对谁是本案责任主体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认为行政诉讼中责任主体确认须遵循被诉行政机关应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这一基本条件。结合本案证据，卧龙街道办系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行政机关。34号通知是由卧龙街道办依据文山市委办公室、文山市政府办公室的19号通知所作出的对外生效的法律性行政文书。34号通知中明确载明其为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卧龙街道辖区领导小组组长，下设五个联合执法工作组，工作组包含市综合执法局等成员单位，各工作组根据工作需要实行有分有合，由街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调配。其中第二联合执法组系由卧龙街道办直接领导的小组，职责为对37户违章养殖建筑、4处违章建筑进行下发通知，于3月20日前全面清除，第五联合执法组系由市综合执注局直接领导的小组，职责为负责卧龙街道辖区河段两侧清理、打捞及处理等工作。上述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组在行政诉讼法意义上是并不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卧龙街道办以对外生效文件形式成立的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小组，进行联合执法，并对各成员单位的执法时间、方式、目的、职责范围等进行具体安排部署。虽然市综合执法局及其余成员单位直接实施了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但市综合执法局及其余成员单位必须依照市级党委政府19号通知及卧龙街道办34号通知规定的职责范围协助配合并完成卧龙街道办交办的工作事项，并且市综合执法局依据卧龙街道办34号通知确定的职责范围只是负责卧龙街道辖区河段两侧清理、打捞及处理等工作，故市综合执法局实际是以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卧龙街道办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组的名义参与行政强制拆除工作，其在是否执法以及具体执法方式上没有自行判断权和选择权，即市综合执法局在卧龙××××组建的领导小组中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本案责任主体应为卧龙街道辖区内盘龙河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的组建单位卧龙街道办。市综合执法局依据34号通知的规定，向一审原告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该行为系市综合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前的程序性环节，对一审原告的权利义务的增减不会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终局性，且该程序性行为也是在卧龙街道办的组织领导下，市综合执法局予以配合的行为。针对强拆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强制拆除属行政强制范畴，应当有行政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授权，即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应当遵守行政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法定执行程序，即程序正当原则。卧龙××××组织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并无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授权，系无权实施，且在文山市通知中明确载明对违章建筑的拆除应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故卧龙××××组织领导的拆除行为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上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授权或委托，该拆除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卧龙街道办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并未按照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法定程序进行，未告知一审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也未作出最终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而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卧龙街道办在法定期限内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其主张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系市综合执法局单独作出也无证据予以佐证，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卧龙街道办认为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的强制拆除行为系卧龙××××组建的无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组作出的行政行为，市综合执法局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不承担责任后果。卧龙街道办系本案责任主体，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且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卧龙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9月4日、2018年9月29日对一审原告文山市蚂蟥塘大棚养猪场建盖于文山市卧龙街道办事处蚂蝗塘粮食储备库旁的圈舍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驳回蚂蟥塘大棚养猪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卧龙街道办承担。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上诉称：（一）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体适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根据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的要求，作出了《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关于印发××龙河××街道辖区段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文卧办发［2018］34号），上诉人在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中主要职责为对违章建筑等违法行为进行摸底调查，将调查落实的违章建筑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上诉人并不具有强制执行权，文卧办发［2018］34号文件也已明确对于违章建筑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本案强制拆除行为发生在2018年9月，而上诉人作出的文卧办发［2018］34号文件是明确三个工作组对相关范围内的违章建筑下发通知后，于2018年3月20日移交市拆违指挥部全面依法拆除，本案强制拆除时间与上诉人文件明确的时间不一致，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证明强制拆除行为是由市政府下属职能部门实施完成的，上诉人只是履行了违章建筑调查摸底工作，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强制拆除的组织领导者，上诉人并没有向蚂蟥塘养猪场发出任何行政文书，没有对蚂蟥塘养猪场作出任何行政强制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是本案行政强制的主体，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上诉人具有主体资格的基础上，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养猪场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上诉人为强制拆除主体的基础上，认为上诉人在没有法律、法规及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且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中明确违章建筑的拆除应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故上诉人的拆除行为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上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授权或委托，该拆除行为违法。同时认定上诉人实施强制拆除程序违法。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错误、证据采信错误。首先，根据文市办通［2018］19号的要求，作出了文卧办发［2018］34号文件，一审法院认定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中明确违章建筑的拆除应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而上诉人作出的文卧办发［2018］34号文件同样规定了违章建筑的拆除应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作出的上述内容没有认定和采信，片面的采信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的内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其次，上诉人是根据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的要求，在文山市的领导下，履行辖区内违章建筑等违法行为的摸底数据调查，成立工作组，对相关范围内的违章建筑下发通知，于2018年3月20日移交市拆违指挥部全面依法拆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且程序违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遗漏重要当事人，程序违法。上诉人在整个行动中履行了辖区内违章建筑等违法行为的摸底调查，对违章建筑下发通知，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等相关义务。上诉人并非强制拆除的责任主体，强制拆除程序是否违法的责任，也不应由上诉人来承担。一审法院遗漏了本案当事人，属于程序违法。（四）本案原告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强制拆除发生在2018年9月初，被上诉人起诉时间为2019年9月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依据本案的事实真相和法律法规，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作出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市综合执法局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是盘龙河城区段污水管网管护工作和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以及文山市城区畜禽禁养区养殖场拆迁关闭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两违建筑”处置工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对一审原告的房屋及养殖厂实施强制拆除，属于盘龙河城区养殖场拆迁关闭工作中的一部分，强制拆除的主体是卧龙辖区联合工作小组，并非答辩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答辩人不是实施强制拆除的责任主体，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上述事实可知，实施强制拆除的主体是卧龙辖区联合工作小组，结合本案证据，卧龙街道办系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行政机关。文卧办发34号通知是由卧龙街道办依据文市办通19号文件所作出的对外生效的法律性行政文书。文卧办发［2018］34号文件中明确载明其为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卧龙街道辖区领导小组组长，下设五个联合执法工作组，工作组包含市执法局等单位成员，各工作组根据工作需要实行有分有合，由街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调配。其中第二联合执法组系由卧龙街道办直接领导的小组，职责为对37户违章养殖建筑、4处违章建筑进行下发通知，于3月20日前全面清除，第五联合执法组系由市执法局直接领导的小组，职责为负责卧龙街道辖区河段两侧清理、打捞及处理等工作。上述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组在行政诉讼法意义上是并不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卧龙街道办以对外生效文件形式成立的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小组，进行联合执法，并对各成员单位的执法时间、方式、目的、职责范围等进行具体安排部署，虽然市综合执法局及其余成员单位直接实施了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但市综合执法局及其余成员单位必须依照文市办通19号文件及文卧办发34号文件规定的职责范围协助配合并完成卧龙街道办交办的工作事项，并且市综合执法局依据文卧办发34号文件确定的职责范围只是负责卧龙街道辖区河段两侧清理、打捞及处理等工作，故市综合执法局实际是以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卧龙街道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组的名义参与行政强制拆除工作，其在是否执法以及具体执法方式上没有自行判断权和选择权，即市综合执法局在卧龙××××组建的领导小组中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本案责任主体应为卧龙街道辖区内盘龙河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及联合执法工作的组建单位卧龙街道办，答辩人仅是联合执法工作组的成员之一，所作出行为的法律责任应由组建机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蚂蟥塘养猪场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卧龙街道办是本案强制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于法有据。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下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属于依法享有行政职权，能够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上诉人是文山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属于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其次，上诉人根据中共文山市委办公室、文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文市办通［2018］19号，以下简称19号通知），作出并下发《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关于印发××龙河××街道辖区段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文卧办发［2018］34号，以下简称34号通知），对上诉人所属辖区段的盘龙河整治工作明确具体实施步骤，有具体的组织保障，且由上诉人主任担任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并确定领导小组下设五个联合执法工作组，对于各个工作组的职责、组长、成员以及整治范围均作了具体部署。同时，《文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文市政办发［2018］88号，以下简称88号通知）内容明确“街道办事处按属地管理原则，在上级要求对时限内组织关闭或搬迁各自辖区内禁养区内的养殖场”以及禁养区内要求“确需关闭或搬迁的，由养殖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责令限期搬迁、关闭或取缔。”并且根据《文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方案的通知》（文市政办发［2018］168号，以下简称168号文件）内容“按照属地原则，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本辖区内关闭搬迁工作的责任主体”，综上即可确定，上诉人既是对本辖区段整治工作的领导人、组织者，又是具体关闭搬迁、拆除工作的实施者、责任人，结合本案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完全可以印证上诉人组建了卧龙辖区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且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为对答辩人的养猪场内的房屋予以强制拆除，而无论是哪一联合执法组对答辩人的养猪场内的房屋进行拆除，均是以上诉人的要求和名义进行，故对此所产生对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二）上诉人没有实施本案强制拆除行为的职权，且本案强制拆除行为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是正确的。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条的规定，虽然上诉人属于享有行政职权并能够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但法律并未赋予其行政强制职权，同时，根据19号通知已明确“对违章建筑的拆除应移交市拆违指挥部依法拆除”，然而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按照法律规定及相关文件通知将违章建筑移交给市拆违指挥部进行拆除，反而是上诉人实际组织相关部门具体实施了本案的强制拆除工作，故上诉人的拆除行为既无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授权也无上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授权或委托，系无权实施。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程序规定，即行政机关在强制执行前应当履行作出事先催告书并依法送达、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和期限等义务，上诉人既未对本案强制拆除进行前履行催告义务，亦未在强制拆除进行中告知答辩人陈述、申辩以及相应复议、诉讼权利，故本案拆除行为程序违法。（三）如前所述，上诉人系本案强制拆除行为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一审并未遗漏诉讼参与人，其是本案一审适格的被告，一审审理程序合法。（四）本案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本案强制拆除行为分别是实施了两次，2018年9月4日、9月29日，两次强制拆除过程中，上诉人及现场实施强拆的工作人员从未告知过答辩人有起诉的权利，也未告知过关于起诉的期限，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1年的起诉期限，答辩人是在2019年9月24日起诉的，因此，本案起诉并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起诉未超起诉期限，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卧龙街道办在法定期限内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被上诉人市综合执法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第一组证据：文市政办发[2018]88号文件、文市办通[2018]19号文件、文市政办发[2018]168号文件、文卧办发[2018]34号文件。以证明一审原告建盖的房屋位于盘龙河河堤两岸500米范围内，属于在禁养区范围，一审原告在盘龙河河边建盖石棉瓦房用于居住和养殖。在文山市城区畜禽禁养区养殖场拆迁关闭工作中，卧龙街道办才是实施主体，市综合执法局仅是起到协调配合的作用，并不是实施文山市城区畜禽禁养区养殖场拆迁关闭工作的责任主体，市综合执法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第二组：责令改正通知书、送达回证、现场检查笔录、情况说明、承诺书及照片复印件。证明2018年7月4日，市综合执法局向一审原告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一审原告在规定时限内拆除其建盖的石棉瓦房，彩钢瓦房，市综合执法局依照相应的文件精神履行了协调配合义务。被上诉人蚂蟥塘养猪场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第一组证据：1．营业执照；2.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一审原告主体适格。第二组证据：1.责令改正通知书；2．关闭搬迁协议书；3.视频、照片资料。证明市综合执法局于2018年7月4日向一审原告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卧龙街道办于7月10日向一审原告送达关闭搬迁协议书，但并未告知一审原告相关权利救济的途径，也未送达任何强制执行决定等文书，2018年9月4日、9月29日，二一审被告联合多部门至一审原告养猪场进行强制拆除，强拆的工作入员并未向一审原告出示任何强制拆除文件，也未出示任何工作证件就进行强拆。第三组证据：《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文山市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方案的批复》（文市政复[2018]604号）。证明一审原告养猪场被列为文山市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对象，但该文件系2018年11月23日批复的，在二一审被告进行强制拆除行为之后。第四组证据：1．(2019)云2601行初23号行政答辩状；2.(2019)云2601行初24号行政答辩状。证明在杨光景、万大荣诉一审被告市综合执法局一案中，市综合执法局答辩称在文山市城区畜禽禁养区养殖场拆迁关闭工作中，卧龙街道办才是事实主体，本案两一审被告存在强制拆除行为主体认定上互相推诿，逃避责任。第五组证据：文山市新闻网、新闻截图。证明一审原告养殖场被拆除是由卧龙街道联合部门进行拆除。一审法院认为，一审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能证明一审原告在卧龙街道办蚂蝗塘建盖养殖场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第二、三、四、五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被告市综合执法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文市政办发(2018)168号文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组其余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能证明本案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上述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认为，市综合执法局提交的文市政办发[2018]88号文件、文市政办发[2018]168号文件和一审原告提交的文市政复[2018]604号文件和文山新闻网关于文山市7家规模养殖场被关闭的新闻报道，能证明一审原告蚂蟥塘养猪场位于文山市政府划定的禁养区范围内，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本辖区内关闭搬迁工作的责任主体，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同样在文市政办发[2018]168号文件中明确，对2018年8月20日前未按时关闭或拆除的，由各乡（镇）、街道牵头，组织有关单位依法依规关闭或拆除，上述四份证据能证明上诉人是本案责任主体和具体组织关闭拆除的实施者，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审核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本案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原告的养殖场被划定在禁养区范围内，属于被关闭拆除的对象，文山市人民政府文市政办发[2018]168号文件明确规定上诉人是本案组织实施行政关闭拆除的责任主体。经审查，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本院认为，结合庭审审理情况，本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1.上诉人卧龙街道办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责任诉讼主体；2.本案的被诉行政强制行为是否违法；3.一审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4.本案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1．关于上诉人卧龙街道办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责任诉讼主体的问题。文山市人民政府下发的《文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方案》（文市政办发［2018］168号）文件在“责任划分”中明确规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本辖区内关闭搬迁工作的责任主体，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其他部门全程全力指导配合；同样，在该文件的“关闭搬迁”中也明确，对2018年8月20日前未按时关闭或拆除的，由各乡（镇）、街道牵头，组织有关单位依法依规关闭或拆除。按照中共文山市委办公室、文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市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文市办通［2018］19号）、《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关于印发××龙河××街道辖区段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文卧办发［2018］34号）两份文件内容，卧龙街道办事处组建了盘龙河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联合执法工作组，五个联合执法工作组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实施对蚂蟥塘养猪场的房屋及养殖场进行强制拆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联合执法组虽然实施了具体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但其并不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且联合执法组也是以卧龙街道办的名义实施强拆，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卧龙街道办承担。因此，上诉人卧龙街道办是该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其亦组织实施了对一审原告房屋及养猪场的强制拆除行为，诉讼主体适格。上诉人卧龙街道办认为其不是适格被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本案被诉行政强制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履行义务的期限；（二）履行义务的方式；（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四）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在催告期间，对有证据证明有转移或者隐匿财物迹象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立即强制执行决定。”第三十八条规定：“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行为应当严格遵循作出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义务，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当事人逾期不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并送达，公告后，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方能实施行政强制行为。本案中，上诉人卧龙××××组织实施的行政强拆行为均不符合上述行政强制程序，且超越职权，其行政强拆行为违法。上诉人卧龙街道办认为被诉行政行为未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一审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上诉人卧龙街道办于2018年9月4日、2018年9月29日实施了对蚂蟥塘养猪场的行政强拆行为，蚂蟥塘养猪场于2019年9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起诉未超过一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卧龙街道办认为本案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4．关于本案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卧龙街道办并无证据证明对蚂蟥塘养猪场的房屋及养殖场实施的行政强拆行为系其他行政机关所为，其认为一审法院审理遗漏当事人，程序不合法的主张，无相应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文山市人民政府卧龙街道办事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巧玲审判员  陈古洪审判员  王汉水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盘日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