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03民初1484号原告：高君良，男，1982年12月16日出生，满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超，河南倚天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玉丰，女，196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豪，河南星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君良与被告宋玉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君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超，被告宋玉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君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为其垫付的150000元对外债务；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9月，原、被告共同借用平顶山市汽车运输公司第二分公司名义，雇佣车主李会涛的大货车，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五矿和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ー矿发生运输业务，直至2017年结束。在此期间，原告于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分四次支付给李会涛40000元运费(佣金)。2015年8月，李会涛起诉原告，索要拖欠的下余运费(佣金)，平顶山市卫东区法院作出(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偿付李会涛运费200850元。至2018年8月，原告在执行程序中与李会涛达成《和解协议》，支付李会涛260000元(全部本金、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案件受理费)。加上原告之前支付的40000元，原告共支付李会涛运费300000元。原告认为，以上运费是原告与被告共同经营期间拖欠李会涛的共同债务，被告也应当承担二分之一的份额，因此请求判我所请。被告宋玉丰辩称，被告宋玉丰在之前诉讼中与高君良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一同借用市二运公司名义进行的五矿及十一矿运输业务”的事实，不得在本案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10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事实上，2017年1月3日，高君良起诉平顶山市汽车运输公司第二分公司、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五矿、宋玉丰、马向红至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索要运费452460元。在该起案件庭审中，高君良、宋玉丰都是主张独自享有运费的权利，与对方没有任何关系，双方不存在共同借用市二运公司名义进行运输业务这一事实。但该案经法院进行调解，考虑到宋玉丰与高君良之间的特殊关系，化解矛盾，同意作出相应的让步，便于高君良权益的最大化，才认可宋玉丰、高君良一同借用市二运公司名义进行运输业务，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就此在2017年6月27日作出了（2017）豫0411民初367号民事调解书。本案中，高君良以（2017）豫0411民初367号民事调解书中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起诉宋玉丰，宋玉丰不予认可。宋玉丰与高君良之间本身就不存在合伙关系，这一事实在（2017）豫0411民初367号的案件中卷宗中均已体现，因此，高君良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宋玉丰与高君良之间关于运输业务方面的所有纠纷在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17）豫0411民初367号案件中已经了结，高君良在本案中起诉系重复起诉。本案中，高君良起诉认为其与宋玉丰共同借用市二运公司名义与李会涛进行运输业务，共同拖欠了李会涛的运费，其与宋玉丰应当共同承担李会涛的运费。首先，高君良在湛河区法院（2017）豫0411民初367号案件中称运输业务与宋玉丰没有任何关系，与本案起诉的事实前后矛盾。其次，因高君良拖欠李会涛运费款，李会涛起诉至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法院判决高君良应当支付李会涛运输200850元，高君良才在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起诉宋玉丰等人索要运费，关于该笔运费双方已经达成调解，高君良不能再次进行起诉进行索要。再次，（2017）豫0411民初367号案件中，宋玉丰、高君良、市二运公司确认就所涉所有运输合同业务别无其他纠纷，因此，高君良在本案中基于双方与李会涛的运输业务起诉宋玉丰承担运费系重复起诉，不应当得到支持。高君良与李会涛发生的运输业务关系所出具的欠条与宋玉丰没有关系。根据（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首先，李会涛载明的运输清单中没有宋玉丰认可签字确认，与宋玉丰没有任何关联。其次，宋玉丰曾经只与五矿、十一矿发生过运输关系（与高君良无关），除了五矿、十一矿之外的九矿、香山矿、二矿、六矿、十三矿、一矿、七矿等单位，宋玉丰更是闻所未闻，就连市二运公司也不予认可，因此，李会涛基于运输九矿、香山矿、二矿、十一矿、六矿、五矿、十三矿、一矿、七矿等单位的货物产生的运费而起诉高君良，完全是李会涛与高君良之间的业务关系，与宋玉丰无关。本案高君良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高君良与李会涛在2013年6月10日进行结算，确认拖欠李会涛运费240850元。如果高君良认为其余宋玉丰存在合伙关系，宋玉丰应当承担部分运费，那么就应当在其明知拖欠李会涛运费款240850元之日起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高君良应当及时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但自2013年6月10日起至起诉日2019年5月24日已经近6年之久，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退一步讲，高君良丧失本案的胜诉权。综上所述，高君良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高君良的诉讼请求。原告高君良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判决书，证明2011年9月，原告在其父高晖去世后，继续雇佣司机李会涛与平煤五矿、十一矿发生运输业务往来；李会涛起诉原告，索要2011年9月至2013年6月为平煤五矿、十一矿运货的运费，该判决书判决原告支付李会涛运费200850元；原告曾分别于2013年6月、2013年9月、2014年1月支付李会涛10000元、10000元、20000元，共计40000元。证据2、和解协议，证明原告与李会涛在执行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原告在2018年8月28日前支付李会涛260000元，李会涛撤回执行申请。证据3、收到条，证明李会涛于2018年8月28日收到原告支付的260000元。证据4、（2016）豫0403执487-2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李会涛收到260000元后，按照约定撤销了原告的执行申请。证据5、（2017）豫0411民初367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自2011年9月起，原被告一同借用平顶山市汽车运输公司第二分公司的名义，与平煤五矿、十一矿发生运输关系至2017年6月止；原被告仅仅处置了共同经营期间的债权，而对于本案涉及的共同债务没有处置。被告宋玉丰围绕原告高君良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民事判决书李会涛提交的运输清单中运输货物由九矿、香山矿、二矿、十一矿、六矿、五矿、十三矿、一矿、七矿等单位，这些完全是李会涛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关系往来，与我方无关。对证据2、3、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案没有关系。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关于异议部分详见我方提交的证据1中证明目的。被告宋玉丰围绕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17）豫0411民初367号案件卷宗材料，证明高君良于2017年1月3日起诉市平顶山市汽车运输公司第二分公司、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五矿、宋玉丰、马向红至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索要运费452460元，诉状中称“高君良以二运公司的名义与五矿有过四次运输业务，总金额共计452460元；根据高君良出示的证据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确认：“高君良具体操作、实施着同五矿的运输业务，高君良承担着五矿运输业务需要支付的运费”，可以看出，卫东区法院判决高君良承担李会涛的运输费用，高君良认为该笔费用应当由五矿等人承担，因此才起诉五矿等人至湛河区法院索要运费；在庭审笔录中，宋玉丰始终坚持认为高君良主张的运输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宋玉丰才是实际权利的享有人，要求驳回高君良的诉讼请求。在庭审笔录中，宋玉丰发问：“四份合同实际运费是多少，高君良支付了多少，税费多少，由谁支付？”高君良答：“运费由卫东法院判决高君良承担的部分。”因此，高君良在湛河法院起诉的运费包含卫东法院判决高君良承担的部分；在调解笔录中，宋玉丰明确：“该运输合同，宋玉丰认为所有的运费均应归宋玉丰所有，但考虑到双方的特殊关系，化解矛盾，同意作出相应的让步，便于高君良权益最大化，认可宋玉丰、高君良一同借用市二运公司的名义进行五矿及十一矿运输业务”，因此，宋玉丰为达成调解协议而妥协认可的事实，不得在本案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在调解书中，第六项明确：“高君良、宋玉丰、市二运公司就其三方所涉所有运输合同业务别无其他纠纷”，且该调解内容发生在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民事判决书之后，因此，双方之间关于运输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了结，高君良再次起诉系重复起诉；在宋玉丰提供的证据中，宋玉丰向李会涛支付了运费320650元，如果高君良认为与宋玉丰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并未结清，那么高君良应当与宋玉丰共同承担该笔运费，返还宋玉丰160325元。证据2、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案件部分卷宗材料，证明：根据李会涛提交的运输清单中载明，李会涛运输的货物有九矿、香山矿、二矿、十一矿、六矿、五矿、十三矿、一矿、七矿等单位，完全是李会涛与高君良之间的业务关系，与宋玉丰无关；根据市二运公司提交的证据中，涉及高君良的三张领款条合计30万元，如果高君良认为与宋玉丰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并未结清，那么高君良应当与宋玉丰共同分割，返还宋玉丰15万元。证据3、证明一份，证明：宋玉丰与他人清算运费39万元，如果高君良认为与宋玉丰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并未结清，那么高君良应当与宋玉丰共同承担该笔运费，返还宋玉丰19.5万元。原告高君良围绕被告宋玉丰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案件应当以最终生效的判决或者调解确认的事实为本案依据，庭审中的各种意见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的问题，该案处理的是原被告的共同经营期间的共同债权并未涉及到与本案有关的共同债务，至于是否有其他共同债务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220号判决书涉及的相关判决只与五矿、十一矿有关，原告在庭审中并未认同李会涛就九矿、香山矿等其他单位涉及的运费予以认可，法院也并未支持李会涛除五矿、十一矿之外的运费请求，被告在经营期间是否有已发生的共同债务不是本案审理范围。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如果该债务确实存在，应当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该证据实际上是一份证人证言，证人也未按法律规定出庭作证，因此，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据效力。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情况及庭审情况，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3年6月10日，高君良向李会涛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共欠运费贰拾肆万零捌佰伍拾元整，240850，高君良2013.6.10”，李会涛起诉高君良至本院。在审理中，李会涛提交了运输清单一份，该清单载明，李会涛运输的货物有九矿、香山矿、二矿、十一矿、六矿、五矿、十三矿、一矿、七矿等单位。本院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高君良偿付李会涛运费200850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自2013年6月10日至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因高君良未履行（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民事判决书，李会涛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8月28日，高君良向李会涛支付260000元，李会涛撤销对高君良（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申请，（2016）豫0403执487-2号民事裁定书显示该案已执行终结。原告高君良认为系与被告宋玉丰共同经营期间与李会涛发生了运输业务，拖欠李会涛的运费款，原告高君良向李会涛支付了全部运费，要求被告宋玉丰承担一半债务，特诉至本院，双方形成纠纷。另查明，2017年1月3日，高君良以索要452460元运费为由，起诉平顶山市汽车运输公司第二分公司（以下简称市运二公司）、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五矿（以下简称五矿)、宋玉丰、马向红至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高君良诉状中称：“高君良以市运二公司的名义与五矿有过四次运输业务，总金额452460元”。在2017年3月13日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法庭审理笔录中，宋玉丰辩称：“高君良不具有起诉的主体资格，不是合同双方任何一方的主体，诉争的运输合同是五矿和运输公司之间签订的，与高君良没有任何关系，高君良不是形式上的当事人，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其次高君良不是实际承运人，该运输合同实际承运人、履行人是宋玉丰，所有运费、税金等其他来往费用均是由宋玉丰支付的，高君良只是作为继子按照宋玉丰指使参与了，不是实际承运人，不应得到运输款项。”，高君良出示的证据中有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高君良具体操作、实施着同五矿的运输业务，承担着五矿运输业务所需要支付的相关运费”。在2017年3月21日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复庭笔录中，宋玉丰出示证据有李会涛出具的证明以及九份收条，高君良质证称：“李会涛所有的账目的支付只向高君良主张，所有才引起卫东区法院案件，而卫东法院案件不牵扯宋玉丰”。高君良补充证据中有2016年9月20日出具的李会涛证明一份，证明：“该证据中显示高君良支付过40000元运费，判决给高君良的200000元运费，结合卫东法院第二页李会涛自己诉称为高君良长期运输发生运输费用，期间高君良陆续支付给李会涛运输费用，足以证明该业务系高君良一人经营。”。在2017年4月6日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复庭笔录中，宋玉丰发问：“四份合同实际运费是多少，高君良支付了多少，税费多少，由谁支付？”，高君良答：“运费由卫东法院判决高君良承担的部分。”。在2017年6月27日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调解笔录中，高君良调解意见：“双方除五矿之外还有十一矿、抚恤金案件，希望一并予以解决”。宋玉丰调解意见:“该运输合同，宋玉丰认为所有的运费均应归宋玉丰所有，但考虑到双方的特殊关系，化解矛盾，同意作出相应的让步，便于高君良权益最大化，认可宋玉丰、高君良一同借用市二运公司的名义进行五矿及十一矿运输业务。”。2017年6月27日，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411民初367号民事调解书：“一、原、被告认可宋玉丰、高君良一同借用市二运公司名义进行的五矿及十一矿运输业务。六、原告高君良、被告宋玉丰、市二运公司就其三方所涉所有运输合同业务别无其他纠纷。”，该调解书已经生效。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的规定，根据2017年6月27日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17）豫0411民初367号案件中宋玉丰的调解意见，宋玉丰、高君良认可一同借用市二运公司名义进行的五矿及十一矿运输业务是宋玉丰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因此，在本案中，除非被告宋玉丰同意，否则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被告宋玉丰不利的根据。其次，在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17）豫0411民初367号案件中，高君良认为：“李会涛所有的账目的支付只向高君良主张，所以才引起（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案件，而（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案件不牵扯宋玉丰”、“四份合同的运费有（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判决高君良承担的部分”，且高君良、宋玉丰、市二运公司就其三方所涉所有运输合同业务别无其他纠纷。再次，我院（2015）卫民初字第1220号民事案件中，李会涛起诉高君良索要运费的运输清单中包含有于九矿、香山矿、二矿、十一矿、六矿、五矿、十三矿、一矿、七矿等单位的货物。本案中，原告高君良认为是与五矿、十一矿发生的业务关系，由此可见，李会涛主张的运费来源与原告高君良的主张的运费来源并不一致。因此，原告高君良认为与被告宋玉丰共同经营期间拖欠李会涛的运费款，请求被告宋玉丰承担一半债务的诉讼请求，因其提供的证据和理由不足，且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宋玉丰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君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原告高君良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 奕审 判 员  李 超人民陪审员  陈晓林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齐茜婵书记员齐婉娣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