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506民初52号原告：常宏的，男，195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顺堂，安阳市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工作人员。被告：安阳县善应镇南平徐磊经销部，住所地安阳市龙安区。负责人：徐磊，职务经理。被告：徐磊，男，198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县水冶镇天池村。被告：牛成书，男，195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龙安区。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笑春，河南勇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宏的诉被告安阳县善应镇南平徐磊经销部（以下简称徐磊经销部）、徐磊、牛成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后，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豫0506民初2213号民事判决。被告牛成书不服提出上诉，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豫05民终6006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豫0506民初2213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宏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顺堂、被告徐磊经销部、徐磊、牛成书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笑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常宏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徐磊经销部、徐磊、牛成书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8600元，利息从借款之日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当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8600元，利息从借款之日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事实与理由：2011年7月6日，徐磊在安阳市龙安区善应镇南平村开办了徐磊经销部，由于资金周转，徐磊通过其岳父牛成书向原告借款，并于2011年9月1日达成一份借款协议，借款100000元，约定管理费（利息）每年25%，原告主张年利息24%，双方约定每月1日前由牛成书负责给原告现金或卡上打款2500元，如到期不还，常宏的可到纺织厂内部变卖机器及法人的家产来抵欠所有欠款，直到还清为止，并有牛成书的签字指印和徐磊经销部印章为证。协议签订后，根据被告用款需求原告分几次借给二被告158600元。有证据证明该款用于被告经所用。期间，被告支付管理费（利息）6000元，原告给被告出了收据。该借款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向二被告催要，被告以无款为由推诿，原告诉至法院。南平纺织厂、棉纱经营部、徐磊经销部这三个不同名称的企业都是同一厂址，同一套设备，同一个办公室，同一张办公桌，同一本账目，并且是父子女婿家族企业，在该企业中，牛成书具有特殊的领导代理地位。签协议的地址和交付款项的地点大都是在徐磊经销部办公室。协议上公章本身就有法人徐磊的名称，况且，协议上的实际情况是落款处有两个法律不同层次的距离，只有两厘米，公章的直径为四厘米，如果不另行确认，势必会盖在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人上面，有被告签订的日期，只有另起一行确认标志是“齐年盖月”。当时在徐磊经销部企业经营中，看到的都是由牛成书在指挥生产。上述表明，原告没有理由不相信牛成书在该企业中的地位及代理权。另外，在以后履行协议的义务中，无处不体现原告的善意与无过失。1.考虑到管理费的产生会加重企业负担，原告不是机械的实施协议内容，而是根据被告的实际需求分期分批的放款，以减少企业利息的支付。2.被告已经按协议支付给原告管理费6000元，这表明被告以承认该协议的内容（这6000元原告已给被告出具收条，明确标注为管理费），为了使被告尽快恢复生产，除了超出协议约定的款项外，还利用本身的有利条件。被告在另案中已明明知道南平纺织厂不存在，仍然以纺织厂的名义借款，用作废的营业执照和现在的营业执照交替使用，当安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去执行时，又拿出现行的营业执照来阻扰。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徐磊经销部、徐磊、牛成书辩称，1.徐磊经销部、徐磊从没有向原告借过钱，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告起诉不是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与徐磊经销部、徐磊无关联性，徐磊经销部和徐磊与本案借款关系无关，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应当作为被告。2.原告提供的2011年9月11日的借款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该借款协议与原告提供的7张单据之间不存在关联性，如果是依据借款协议交付的钱款，因为已经签订借款协议，根据正常的民间借贷交易习惯，被告应当向原告出具收到条而不是重新出具借款、欠款等手续，原告提供的7张单据中，2012.7.17和2012.10.12的单据并非借款。3.原告提供的单据上并未约定利息，根据法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出借利息，法院不应支持。4.安阳县善应镇南平纺织厂经营者是牛成书、善应镇南平棉纱经营部经营者是牛保亮、徐磊经销部经营者是徐磊，分别是三个独立的个体工商户，是三个不同的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他们的经营者不同，各自独立，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个体工商户是个体工商户，个人本身是个人本身，他们是六个不同的，在法律上没有关联的民事主体，原告将个体工商户和经营者个人混为一谈，又将不同的个体工商户混为一谈，这是原告的自我错误认识，没有事实证据予以支持。徐磊经销部工商信息显示存在，但是实体不存在了。原告常宏的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1年9月1日的借款协议书一份。2.2011年9月22日被告牛成书出具的9600元的借条。3.2011年10月11日被告牛成书出具的30000元的借条。4.2011年10月15日被告牛成书出具的11000元的借条。5.2011年11月8日被告牛成书出具的45000元的借条。6.2012年7月18日被告牛成书出具的35000元的借条。7.2012年10月12日被告牛成书出具的20000元的借条，借条上显示2012.11.26号收成书给10000元，下欠10000元。8.2013年8月19日被告牛成书出具的8000元的借条，借条上写明22号下午还款。用以证明被告牛成书、徐磊经销部向其借款158600元，并约定年利率25%。三被告认为，2011年9月11日的借款协议，首先协议中的“期限为六年，即2011.9.1—2017.9.1日”是原告方自行修改的，实际协议中约定的期限是一年。其次，借款协议内容是牛成书与原告协商借款事宜，与徐磊经销部、徐磊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该借款协议有明确的格式，注明了借款人和出借人，在借款人处只显示牛成书三个字，徐磊经销部并没有在借款人处盖章，也没有经销部负责人徐磊的签字，所以徐磊经销部并不是共同借款人，只是作为见证人在区别于借款人、出借人的其他空白处盖章予以见证。再次，借款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原告并没有将借款协议中约定的10万元交付给被告牛成书，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原告认为其与牛成书之间的个人借条7张就是给付的该借款协议约定的钱款，但实际原告提供的7张单据，仅能反映出与牛成书之间可能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2011年9月1日的借款协议根本不存在关联性，借款协议签订了并没有实际支付钱款，借款协议中未约定利息。这7张单据上只显示有牛成书的签字，并没有徐磊经销部的盖章，也没有徐磊的签字，也无法证明与徐磊经销部、徐磊存在关联性，这是原告与牛成书之间的借款，对徐磊经销部和徐磊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且与本案借款协议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并不能证明该借条与借款协议存在关联，也不能证明牛成书的签字是代表徐磊经销部和徐磊的，或不能证明该笔借款是用于徐磊经销部处的。2011年10月15日的11000元的这张单据该笔借款被告牛成书早已在2013年夏天偿还了，没有抽手续。2012年7月18日单据，首先就该份单据的全部内容反映其实是一份对账单，并非是牛成书向被告借款出具的借条，而且该份单据写明是欠条并非借条，根据欠条的诉讼时效，原告已超过诉讼时效。2012年10月12日的20000元借条，根据借条内容，很明显只是经原告的手，原告并非出借人，所以该借贷关系是牛成书和他人之间，与原告无关。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债权转移。在该单据日期的下方，原告常宏的清楚注明11月26日收牛成书给10000元，下欠10000元，这是原告自己注明的，内容清楚。2013年8月19日的8000元借条，该借条右下方注明还款期为2013年8月22日，至今已经6年的时间，已超过诉讼时效。在原审时，原告对该借条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已经认可。根据原告提供的全部单据显示的时间，原告主张自2011年9月22日至2011年11月8日，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原告便向被告牛成书出借了近10万元的借款，根据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原告应当提供交付钱款的证明，并证明自己具有出借该大笔借款的能力。另外，在原告提供的所有单据中，都没有约定利息。被告牛成书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2年9月8日存入原告账户3000元的银行存款凭条一份，证明牛成书向原告还款3000元。2.2015年12月被告牛成书存入原告账户500元的银行存款凭条一份，证明被告牛成书向原告还款500元。原告常宏的在原审中对证据1的3000元还款认可，对证据2的500元还款不认可,认为字体无法辨认，并不能确认是转给原告的。在本案庭审中称2015年12月的还款单上没有姓名金额和日期，不承认该500元存款凭条；2012年9月8日的3000元，不是牛成书的还款，那是牛成书让常宏的去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打听机器零件的消息时的路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通过质证、认证，被告牛成书提交的500元的银行存款凭条因不能辨认姓名及数额，且原告不予认可，因此本院不予采纳。其他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和辩解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9月1日，牛成书和常宏的签订一份借款协议，约定牛成书向常宏的借款100000元，期限为六年，即2011.9.1-2017.9.1，管理费用为2.5%，每月1日前牛成书给现金或卡上打款2500元，如到期不还，常宏的可到纺织厂内变卖机器及法人的家产来抵所欠款项，直到还清为止。该协议上借款人处有牛成书的签名捺印，借款人下方为出借人，常宏的在出借人处签名捺印，出借人下方为落款日期，落款日期上加盖有徐磊经销部印章。2011年9月22日牛成书向常宏的借款9600元并出具借条。2011年10月11日牛成书向常宏的借款30000元并出具借条。2011年10月15日牛成书向常宏的借款11000元并出具借条。2011年11月8日牛成书向常宏的借款45000元并出具借条。2012年7月18日牛成书向常宏的出具欠条一份，写明其从6月份先后几次借款共35000元。2012年10月12日牛成书向常宏的出具借条一份，借条上显示“由常宏的手从水冶保险公司借款2万元，2012.11.26号收成书给10000元，下欠10000元。”2013年8月19日牛成书向常宏的出具的8000元的借条，借条上写明22号下午还款。2012年9月8日，牛成书存入常宏的河南省农村信用社的银行账号3000元。另查明，徐磊经销部系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11年7月6日，经营者为徐磊。本院认为，原告常宏的依据2011年9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上加盖有徐磊经销部的印章，要求被告徐磊经销部、被告徐磊和被告牛成书共同偿还借款及利息。但是该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1年9月1日-2017年9月1日，未明确借款的交付时间，根据协议内容，正常情况下原告应在2011年9月1日前或者当天将借款100000元交付给被告，但原告主张的多笔、合计金额158600元的借款均发生在2011年9月1日以后，且原告不能证明其158600元的借款与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100000元存在关联性，被告也不予认可，故该协议不能作为原告主张借款及利息的依据。另外，即使原告主张的158600元的借款适用该借款协议，但协议内容中，徐磊经销部并非借款人或者保证人，其经营者徐磊也未签名，原告也没有证据证实徐磊经销部参与了借款合意，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徐磊经销部、被告徐磊归还借款和利息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牛成书下欠原告的借款数额，其中9600元、30000元、11000元、45000元的收据，被告牛成书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35000元的欠条及20000元的借据，被告牛成书认为与原告无关，原告不是出借人。但该欠条和借据明确注明了原告的资金来源，且系被告牛成书本人书写，故被告牛成书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但其中20000元的借据上注明“2012.11.26号收成书给10000元，下欠10000元”，本院认为该笔借款可以证明牛成书已经归还10000元。2013年8月19日牛成书出具的8000元的借条，被告提出超出诉讼时效，原告认可该借款约定2013年8月22日还款，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本院对原告要求偿还该笔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牛成书还借款3000元的事实，原告在原审中认可，本案中原告予以否认，但没有提供证据推翻自认，故对牛成书还借款3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应从借款数额中扣除。被告牛成书还款500元的单据，因难以辨认姓名及数额，原告不予认可，被告牛成书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牛成书下欠原告的借款数额为137600元。被告牛成书出具的借条除了2013年8月19日8000元的借条外，均没有约定还款日期，也均未约定利息，原告主张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于法无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本院认为，应当自原告主张还款之日即原告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为宜，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牛成书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常宏的借款本金1376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8月8日起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常宏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72元，由原告常宏的负担460元，由被告牛成书负担301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于利军审判员  雷 扬审判员  魏成飞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李志娟书记员尚瑞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