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1民再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公举，男，195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军，北京德恒（西咸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西安普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南。破产重整管理人暨诉讼代表人：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窦醒亚，破产重整管理人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豪，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龙，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西安普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负责人：窦醒亚，“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豪，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龙，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公举因与被申请人西安普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普众公司)、西安普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以下简称破产重整管理人)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陕01民终4403号民事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2019）陕民申2183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王公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军、被申请人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豪、陈玉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公举申请再审称，一、《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本案的核心证据之一，一审判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已认定，但二审判决该证据，既不质证，也不认定，于理不通，于法无据。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已说明《商品房买卖合同》实际是时任普众公司大股东兼高管的杨某某以房抵债的结果。但一、二审判决却认为《情况说明》没有证据证明，实属错误。二、对于本案另一个核心证据《收款收据》，一、二审法院既不作深入调查，也不质证，仅依据两被申请人“没有收到房款”的陈述就不予认定，这是导致本案错判的直接根源。首先，该收据是在杨某某办公室，当着申请人的面由出纳殷某某开具的，加盖的是被申请人公司财务公章。证明了该收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至于杨某某与其公司就该房款如何结算，完全是其公司内部的事情，不影响这一证据的成立以及合法性。其次关于杨某某，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5年9月9日之前，杨某某不但担任普众公司的高管，还直接持有普众公司30%的股份，同时通过杨某某的另一公司陕西诚兴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普众公司41%的股份,两项合计80%的股份，由此可知，杨某某当时是普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负责人，完全有权指派其下属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收款收据》。再次，本案中，两被申请人在质疑该《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时，按照举证责任转移原则，应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不成立。事实上，被申请人在一、二审庭审中一直没有举出新的证据，也没有证明该收据是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甚至伪造，只是口头否认没收到房款，显然没有证明力，但一、二审法院却判决支持其主张，显然错误。另外，殷某某是《收款收据》的关键人物，也是知情人，普众公司在一审时已承认殷某某是其公司财务人员。二审法院依申请人申请向殷某某调查取证，但“调查”后却说殷某某不是普众公司的财务人员，对其调查收集的证据亦不组织质证。三、二审法院适用2019年3月28日才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规定(三)》第九条来判决2018年的案件，直接赋予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该条司法解释是确定诉讼当事人主体资格的。既然以前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破产重整管理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作出明确的规定，那么，破产重整管理人作为本案诉讼主体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再审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申请人享有被申请人西安普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债权，被申请人西安市普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鼎翰名苑第22幢1单元10层11004号房屋（价值人民币505108元）并享有优先权；2、普众公司延迟交房的违约金（按合同约定依房价的万分之一每日计为46.285元，从2015年12月31日的次日起至2020年1月31日共计四年零一个月为1491天，此后直至交房之日的违约金据实另计）共计人民币69010.94元，申请人为诉讼支付的律师费83000元以及其他为本案支付的费用40000元，三项合计人民币192010.94元，应依法判由被申请人承担；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申请人承担。普众公司答辩称，一、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应当被驳回。1．被答辩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购房款，商品房买卖合同已解除。根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合同签订时买受人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的约定，被答辩人应在2015年2月4日向答辩人支付购房款462850元。经管理人核查普众公司财务记录，普众公司至今未收到被答辩人支付的购房款。被答辩人在一、二审及再审庭审中也自认未向普众公司支付过购房款。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解除了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2018年3月29日向被答辩人作出了不予确认通知书并告知被答辩人合同已解除。2．被答辩人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与普众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答辩人主张购买涉案房屋是以抵账形式支付的购房款，但在庭审过程中，被答辩人并未提供其与普众公司之间有关以房抵债的相关协议，被答辩人提供的其他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普众公司之间存在相关联的债权债务关系，亦不能提供杨某某与普众公司作为不同主体相互冲抵债务的契约关系等证据资料。3．杨某某是否为普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本案无关。本案是王公举与普众公司之间的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而根据被答辩人所提交的证据资料，没有一个证据能够证明杨某某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再谈杨某某是否为普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毫无意义。4．收款收据不能证明被答辩人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因为被答辩人未能举证证明其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又自认未向答辩人支付过购房款，故被答辩人提供的《收款收据》不能证明其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二、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法院应不予审理。被答辩人向法院提交的《关于调整再审申请书请求事项的申请》中，调整后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超出了原审的诉讼请求。综上，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既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又无证据证明其与普众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能提交以房抵债的相关协议，应该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恳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再审请求。破产重整管理人答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答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的规定，履行管理人的职责，代表西安普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普众公司”）参加诉讼，是普众公司的诉讼代表人。但答辩人本身不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被答辩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应向普众公司主张，被答辩人与普众公司的有关权利义务的纠纷，其后果也应当由普众公司承担。本案中，被答辩人已经起诉普众公司，不应再将答辩人列为被告。二、根据2019年3月2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九条第一款：“债务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他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本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债务人列为被告”之规定，被答辩人应当将债务人（普众公司）列为被告，而不能将管理人列为被告。综上所述，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不具有独立的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答辩人恳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再审请求。王公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告享有对被告“西安普众公司”的普通破产债权505108元，并享有破产优先权。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西安普众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8日。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14日作出(2017)陕0111破(预)1-1《民事裁定书》,受理了西安市高陵区建筑工程公司对“西安普众公司”的重整申请，“西安普众公司”依法进行企业重整。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陕0111破1-1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指定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为“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王公举于2017年9月27日向“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数额为511685.56元,包括原始债权462850元、利息或违约金28835.56元、其它费用20000元，并提交《商品房买卖合同》1份、《收款收据》1份、“情况说明”1份为证。“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作出(2018)普重管债不字2号《不予确认申报债权通知书》、(2018)普重管债不字2号《不予确认申报债权通知书》，以王公举无支付购房款的事实、“情况说明”无据可证且与“西安普众公司”无关为由，均对王公举申报的普通破产债权不予确认。王公举不服申报结果，于2018年6月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诉讼，诉讼中,王公举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王公举享有对“西安普众公司”的普通破产债权505108元，其中，包括购房款462850元、违约金42258元，并享有破产优先权，提出的事实、证据、理由与申报普通破产债权时的事实、证据、理由相同。又查明，王公举于2015年2月4日与“西安普众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后者开发的鼎翰名苑22幢1单元10层11004号房产，房价款为462850元，约定合同签订时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鼎翰名苑22幢1单元10层11004号房产与王公举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所涉杨某某并无关联。法庭审理中，王公举承认，未向“西安普众公司”支付《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所涉购房款项。“情况说明”系王公举所书自述材料，“情况说明”称他人杨某某用鼎翰名苑的房产来抵偿因购买王公举别墅所欠债务而形成与“西安普众公司”的本案债权确认纠纷。法庭审理中，王公举未就“情况说明”所涉以房抵债一节向法院提交证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解除。王公举于2018年6月21日起诉至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王公举享有对“西安普众公司”的普通破产债权505108元，并享有破产优先权。事实及理由:王公举于2015年2月4日与“西安普众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后者开发的鼎翰名苑第22幢1单元10层1004号房产，房价款462850元，后者于2015年4月3日向王公举出具《收款收据》，《收款收据》确认收到王公举购房款462850元。“西安普众公司”于2017年9月经法院裁定进行企业重整。王公举于2017年9月18日收到《申报债权通知书》，向“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于2018年1月24日向王公举出具(2018)普重管债不字2号《不予确认申报债权通知书》，不予确认王公举申报的债权，又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2018)普重管债复字2号《债权异议复核告知书》,以同样理由不予确认王公举申报的债权。王公举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西安普众公司辩称，其公司未收到王公举出示的2015年4月3日《收款收据》所涉购房款项，王公举提交的《关于杨某某承诺用鼎翰名苑房产抵欠本人别墅款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系王公举所书自述材料，不具有客观性，又无证据证明，不能作为确认债权的证据，王公举的诉讼请求无有效证据证明，不成立，其公司请求法院予以驳回。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辩称，西安普众公司是企业法人，其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和法院指定从事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不是王公举请求确认普通破产债权的相对方当事人,不管债权是否成立，均不承担西安普众公司相关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王公举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其提交的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成立,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据此,一审法院对王公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和法院指定从事“西安普众公司”企业重整，不是王公举请求确认普通破产债权的相对方当事人，王公举提起的对“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的本案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法释[2015]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王公举要求确认对西安普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享有普通破产债权505108元并享有破产优先权之诉讼请求;二、驳回对西安普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王公举已预交，由王公举负担。宣判后，王公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购买涉案房屋，与西安普众公司签订有《商品房买卖合同》，有西安普众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收据上加盖有西安普众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有出纳殷某某的签字。因此，王公举已履行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1、王公举购买涉案房屋时是以债务转移的形式支付购房款的。王公举与西安普众公司原股东兼公司监事杨某某相识。因杨某某与王公举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杨某某提出以西安普众公司四套商品房冲抵债务的方案，王公举也同意了。但是,杨某某只履行了一套商品房的购房手续后便无法联系，即涉案商品房的手续。在签订涉案商品房和西安普众公司出具收款收据时,杨某某是西安普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不能要求所有市场主体以法律专业人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处理问题。杨某某、西安普众公司、王公举通过《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这两项行为，完成了将杨某某欠王公.举的债务转移给西安普众公司，西安普众公司认可债务，并以涉案房屋冲抵王公举部分债权的两个法律关系。西安普众公司作为专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会在双方就债权清偿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出具收款收据。3、一审判决混淆了支付款项和履行付款义务的区别。王公举是以债权债务冲抵方式履行付款义务。二、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以西安普众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不止一枚，且管理混乱为由，无法核实王公举提交收款收据上加盖财务.章的真实性，拒绝认可签名真实性。一审判决应当将《收款收据》涉嫌虚假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西安普众公司和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否则，就应当认定该证据并作为定案依据。三、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对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享有解除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管理人行使解除权的前置条件是,债务人和债权人均未履行完毕合同义务。而王公举已经履行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全部付款义务。因此，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不享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权，应当继续履行。四、王公举对西安普众公司的债权享有法定优先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王公举对西安普众公司享有505108元破产债权并享有优先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二审中，王公举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1、《三方协议书》(非原件),2、《四期别墅工程款对账单(实际)》。证明亚建高尔夫以工程款抵了别墅的520万余元购房款。王公举有权将四期别墅转让给杨某某。王公举与亚建高尔夫间的购房合同价款为5276680元。证据二，1、《三方协议书》(非原件),2、银行流水两张及户口簿。证明目的:王公举将四期别墅转让给杨某某，同时根据银行流水，2011年前后杨某某共向王公举支付527万元，王公举与杨某某确实存在买卖别墅的法律关系。证据三，1、《合作协议书》，2、《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款收据》，3、《协议书》复印件。证明目的:杨某某确实以鼎翰名苑22幢11004号对王公举抵付了462850元，西安普众公司与王公举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对抵付款进行了确认。西安普众公司和诚兴公司就涉案小区进行合作，杨某某是诚兴公司实际控制人。证据四，1、西安普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基本情况，2、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3、陕西诚兴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目的:2010年4月28日至今，杨某某、孟某某是西安普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04年4月6日起，杨某某与孟某某登记结婚;杨某某、问剑玲是诚兴公司的大股东;杨某某对西安普众公司具有实际控制力。王公举还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法院去亚建高尔夫调取证据。针对王公举提交的上述证据，西安普众公司和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二:两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三:1、合作协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2、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性认可，合同没有履行。收款收据真实性不认可(殷某某表示其不是西安普众公司的财务)，证明目的均不认可。3、真实性不认可，西安普众公司原来的股东马秀琴与诚兴公司有过合作，但是合作经过生效判决书进行了否定，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四:1、三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论杨某某是否是两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没有权利处置两个公司的资产，证明目的不认可。王公举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二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公举主张购买涉案商品房是以抵账形式支付的购房款。但是，王公举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杨某某之间存在债务关系及西安普众公司同意以涉案房屋替杨某某清偿债务。因此，王公举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他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本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债务人列为被告”。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一审驳回王公举对西安普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的起诉正确，应予维持。综上,王公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王公举已预交，由王公举承担。再审审理查明，原审所查事实基本属实。再审庭审中，王公举提交了两份新证据，一是三方协议书、协议书、合作协议；二是其与殷某某的通话记录。证明普众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某某与王公举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且对王公举有欠款，殷某某承认是公司领导让她出具的收款收据。该三份协议书，其中两份系复印件，另一份王公举称自己找不到，才去亚建高尔夫公司取的，故现在才提交原件。对此证据，普众公司与破产重整管理人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王公举与普众公司之间存在以房抵债的协议，殷某某的录音真实性无法证明，且殷某某也说字不是她签的。庭审中，王公举承认未交纳房款。对于殷某某，王公举称其是诚兴公司财务人员，但也应是普众公司财务人员。普众公司称因王公举未履行缴纳购房款义务，故普众公司也无交房义务，如果能证明确实收到房款，则也认可合同成立。另查，杨某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逃，至今未被公安机关抓获。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普众公司是否事实上与王公举达成以房抵债的协议；二、破产重组管理人是否为本案适格报告。关于焦点问题一，虽然王公举不能提交其与普众公司就杨某某欠其款项达成以普众公司商品房抵债的书面协议，但从王公举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与杨某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杨某某及其妻问剑玲当年系诚兴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诚兴公司又系普众公司最大投资人，杨某某及问剑玲同时又系普众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杨某某夫妻对普众公司是有一定支配控制能力，故在杨某某不能偿还王公举款项情况下，提出用普众公司房屋抵债是存在可能的。现王公举又提交了与普众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款收据，印证以房抵债的事实，该收款收据明确了具体房号及购买人姓名、数额，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无异，且注明已经收到购房款，并加盖普众公司财务专用章。该收款收据及盖章行为应视为普众公司认可了以房抵债的事实，不然不可能在未收到购房款的情况下给王公举出具收款收据。普众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普众公司与王公举均未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理由系王公举未交购房款，又称如果收到购房款就认可合同成立。但对王公举提交的收款收据不能作出合理性解释，法庭要求普众公司提交2015年房屋销售全部账簿及资料。因其提交的账簿和资料，既不规范也不完整，故其应承担不理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举证的后果”，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该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王公举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普众公司以其房屋为杨某某抵债以及将该债务作为购房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其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王公举主张优先受偿问题，因主张法定优先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二，王公举对破产重整管理人的起诉，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他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本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债务人列为被告”。认为破产重整管理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并无不当。至于王公举其余再审请求，因超出原审请求范围，本院再审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陕01民终4403号民事判决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1民初3893号民事判决；二、确认王公举享有对西安普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普通破产债权505108元。三、驳回王公举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王公举已预交，均由西安普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车   宾审  判  员 晏  永  娟审 判 员  张      磊 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贾  磊  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