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6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新伟，男，197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武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亚斌，福建联合信实（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华，福建联合信实（漳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阿燕，女，197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明凯，福建律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郑晓星，男，1986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霞浦县。 上诉人李新伟因与被上诉人吴阿燕、原审第三人郑晓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602民初5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新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亚斌、张志华，被上诉人吴阿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明凯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郑晓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新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吴阿燕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阿燕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依据李新伟申请追加朱天堂、段爱军到庭参加诉讼，遗漏重要当事人，导致案件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1、案涉的福建优佳名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佳名品公司）在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为郑晓星与段爱军，除了李新伟举证证明郑晓星代持其20%外，一审吴阿燕举证郑晓星将持有的显名股份20%转让给吴阿燕，但工商部门并未登记吴阿燕为股东，故吴阿燕无论从李新伟处受让股份或从郑晓星处受让股份，都存在被代持的可能；所以应追加优佳名品公司为利害关系人来确认注销时吴阿燕的实际持有股份数。因公司已注销，故应追加注销时的股东朱天堂、段爱军为本案有利害关系第三人参加诉讼。2、因工商部门登记的优佳名品公司股东郑晓星是将全部显名持有的60%股份于2018年5月28日都转让给朱天堂，且朱天堂已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故本案存在郑晓星将股份重复转让的可能、也存在受让人朱天堂只是全部受让郑晓星所持有的60%股份但又不存在对吴阿燕受让郑晓星的股份代持的可能（这种情形下吴阿燕主张的郑晓星转让给她的股份属于没有履行），故一审法院应追加朱天堂到庭参与诉讼才能查清本案所涉的股份最终去向。 二、李新伟已实际履行交付案涉股权的合同义务，吴阿燕请求解除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李新伟已向吴阿燕转让其实际投资、隐名持有的股权，而且吴阿燕持有该股权后已取得股东身份并参与决策，其股东身份已记载在2018年3月31日未进行工商登记的章程上。庭审已查明李新伟持有公司隐名股份20%，且已实际出资，转让其中10%给吴阿燕，才有吴阿燕在2017年8月之后的一系列增资行为。如吴阿燕所称其股份来自于2018年1月2日与郑晓星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却在受让郑晓星股份前的2017年度就多次向公司增资，有悖常理。2、吴阿燕自公司开业以来就是公司财务兼采购，是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其对李新伟作为股东及可转让隐名股份是完全了解的，而且其在公司的隐名投资股份来源于对李新伟10%股份的受让及之后的增资，而非从郑晓星处受让。3、一审将吴阿燕与郑晓星2018年1月2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作为定案依据属事实不清、认定错误。（1）2018年1月2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因郑晓星未庭，李新伟提出异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而且《股份转让协议》中记载的郑晓星持有公司股份20股，也与郑晓星实际持有40%股份矛盾；（2）《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前，吴阿燕却称分别于2017年12月15日二次、16日一次汇给郑晓星股权转让款6万元，不但与20%股权值10万元、而且与2018年1月2日的《股份转让协议》第一条（2）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日内”付款相矛盾；（3）若郑晓星有转让给吴阿燕20%股权，而该股权同时在2018年5月28日转让给朱天堂，存在重复转让行为，因此，吴阿燕在公司的股份不可能来源于郑晓星；（4）从吴阿燕实际到资的金额来看，吴阿燕若从郑晓星处受让20%股份，出资额是10万元，加上吴阿燕分别于2017年8月17日、2017年8月18日、2017年12月15日及2018年3月31日出资9万元，共出资19万元，完全与2018年3月31日未登记的章程签署时证实吴阿燕的已到资16万元不一致。4、隐名股份的交易有别于显名的股权登记变更，工商登记中的显名登记并不适合本案，所以不能以工商未能登记吴阿燕股东身份来否认李新伟已完成的交付义务。本案因交易双方都是公司实际管理人这一特殊性，对公司股权结构清楚，隐名股份的交易成立时，就视为股权已交付给吴阿燕，而吴阿燕2017年度的增资行为及在2018年3月31日章程记载其为股东行为，足以证明李新伟的隐名股份已实际交付给吴阿燕。 吴阿燕辩称，一、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不存在遗漏当事人未追加的问题。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是李新伟与吴阿燕，与他人无涉，吴阿燕以李新伟为本案被告提起诉讼并无不当。案涉公司的其他工商登记股东，均不是讼争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李新伟要求追加朱天堂、段爱军参加诉讼，混淆了举证责任与利害关系人两个不同概念。如果李新伟认为其主张的待证事实需要朱天堂、段爱军来证实，李新伟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申请证人出庭，这是李新伟诉讼权利和举证责任的问题，而并非需要追加两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李新伟在一审中也提交了所谓的朱天堂的声明作为证据，足以说明李新伟也是将朱天堂视为证人的角色。 二、李新伟收取吴阿燕股权转让款后，并未将股权交付吴阿燕。一审判决解除合同、返还款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从案涉公司成立到注销，李新伟并无股权转移的行为发生。根据李新伟一审中提交的账册显示，从2017年4月案涉公司成立起至2018年6月解散，李新伟（及其配偶吴其素）陆续出资共6笔，金额15万元。其中，2018年3月之前，李新伟实际出资是4笔、7万元；2018年3月之后，以李新伟的配偶吴其素的名义出资2笔、8万元。2018年3月31日，公司股东重新签署公司章程，约定总出资80万元，吴其素占股20%、到资16万元。该事实已经清楚地说明：李新伟从2017年4月开始出资到公司解散，总的出资15万元，到2018年3月31日以其配偶名义重新签署章程，还认资16万元、20%，李新伟期间的出资、股权并未变动，没有发生股权转移的行为，也就说明李新伟收受吴阿燕5万元转让款后未实际交付股权。2、吴阿燕在2018年3月31日章程中的股权是自己出资形成，李新伟并未将股权交付给吴阿燕。根据一审证据显示，吴阿燕从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共向公司出资11万元、向郑晓星购买20%股权6万元，合计认资17万元、占股20%（其中1万元因与李新伟共同名义转账，存在争议）。可以说明：吴阿燕至2018年3月31日章程中显示的20%股权、出资16万，均是自己实际出资，并没有继受李新伟的股权，也即李新伟未将股权交付吴阿燕。3、李新伟认为吴阿燕是因取得其股权才增资，该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吴阿燕2017年8月30日向李新伟转让股权，但2017年8月17日、18日就已在向公司注资了（各1万元），不存在先向李新伟受让股权才有权增资的事实。（2）吴阿燕认为，这是李新伟有意混淆股权转让与注资两个不同概念、不同法律关系。本案是股权转让，是李新伟将股权转让给吴阿燕、吴阿燕支付价款的关系，吴阿燕所取得的是从李新伟处转移而来的股权，支付对价的相对方是李新伟；而账册上体现的是吴阿燕向公司直接注资，是吴阿燕通过注资方式、从公司直接取得股权，是公司股权的原始取得，相对方是公司。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吴阿燕向李新伟支付对价后，李新伟是否交付股权，与吴阿燕直接向公司投资，是明显不同的两个概念、两个法律关系。即使吴阿燕没有向李新伟受让股权，也可以经得其他股东同意直接注资持股，这与李新伟是否实际履行、交付股权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 郑晓星未作陈述。 吴阿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吴阿燕与李新伟于2017年8月30日达成的股份转让协议；2、判令李新伟返还吴阿燕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1、2017年8月30日，李新伟向吴阿燕出具一份收款收据，记载“兹收到吴阿燕福建优佳名品贸易有限公司李新伟股权转让于吴阿燕的股权转让金计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经一审法院询问，双方均陈述该股权转让未签订书面转让协议，转让的标的是李新伟持有的优佳名品公司10%股权，转让价款5万元。关于5万元转让款的支付，吴阿燕陈述均为现金支付，李新伟陈述其中3万元由吴阿燕支付至其弟弟李海伟的银行账户，另2万元由吴阿燕支付至优佳名品公司出纳严丹丹的账户。 2、依据工商登记备案材料记载：福建优佳名品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注册成立，注册时工商登记的股东为郑晓星、段爱军，其中郑晓星持股60%、段爱军持股40%，吴阿燕为优佳名品公司的财务负责人；2018年5月28日，郑晓星将其持有的优佳名品公司60%股权以0元转让给朱天堂，段爱军同意该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优佳名品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朱天堂与段爱军；2019年1月18日，朱天堂、段爱军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供一份《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申请注销优佳名品公司；2019年3月19日，优佳名品公司登记注销。 3、一审诉讼中，李新伟提供一份2017年4月5日郑晓星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书》，记载：郑晓星与段爱军、李新伟合资成立优佳名品公司，李新伟以实物及其弟弟李海伟转账所投入占股权20%，因客观原因，工商只注册登记郑晓星与段爱军为优佳名品公司股东，郑晓星在工商登记的股份额为60%，其中郑晓星本人持有40%，代李新伟持有20%，该20%股份的实际所有人、收益人为李新伟，郑晓星承认李新伟是优佳名品公司的隐名股东，李新伟有权决定是否转让该隐名股份及是否进行增资扩股。该《股权代持声明书》加盖有优佳名品公司的印章，段爱军在该声明书上证明人栏签字。 4、2018年1月2日，吴阿燕与郑晓星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优佳名品公司注册资本一千万元，实际到资50万元，郑晓星将其持有的优佳名品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吴阿燕，转让价款6万元，吴阿燕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郑晓星指定的账户转账支付。吴阿燕于2017年12月15日至2017年12月16日分三笔合计向郑晓星转账支付6万元。 5、诉讼中，李新伟提供一份2018年3月31日优佳名品公司的章程（该章程未向工商管理部门备案），记载（摘要）：公司注册资本80万元，截止2018年3月31日实际到资80万元，公司的股东为：段爱军，认缴注册资本28万元，实际货币到资28万元，占股35%；吴其素，认缴注册资本16万元，实际货币到资16万元，占股20%；吴阿燕，认缴注册资本16万元，实际货币到资16万元，占股20%；朱天堂，认缴注册资本16万元，实际货币到资16万元，占股20%；洪惠民，认缴注册资本4万元，实际货币到资4万元，占股5%。吴阿燕对该章程没有异议，并陈述该章程记载吴阿燕认缴注册资本16万元中的具体构成如下：2017年8月17日、2017年8月18日、2017年12月15日各出资1万元，2018年1月2日向郑晓星汇款6万元受让其20%的股权，2018年3月31日出资6万元、2018年4月10日出资2万元，共计到资17万元。李新伟对吴阿燕陈述的2018年3月31日的6万元系吴阿燕的出资没有异议，其余均有异议。 6、关于李新伟主张的其由郑晓星代持的优佳名品公司20%股权（出资额10万元），李新伟陈述10万元出资额的构成包括实物出资54087元以及李海伟于2017年6月6日、2017年6月10日依次转账的5913元、4万元，此后其中10%转让给吴阿燕，另10%即出资额5万元转由李新伟的配偶吴其素持有，之后吴其素继续增资8万元，尚余3万元出资额中1万元是优佳名品公司结欠李新伟的工资转为投资，此外，吴阿燕本应支付给李新伟的本案股权转让款2万元，吴阿燕于2017年8月17日、2017年8月18日转账至优佳名品公司出纳严丹丹的账户用于作为吴其素的增资款。 一审法院认为，李新伟虽非优佳名品公司登记备案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股东，但依据李新伟提供的证据《股权代持声明》以及优佳名品公司记账凭证的记载，可以证明李新伟为优佳名品公司的隐名股东，其所持有的优佳名品公司20%的股权由郑晓星代持。李新伟与吴阿燕之间关于优佳名品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受法律保护。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实际履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吴阿燕应就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承担举证责任，李新伟应就其已履行交付转让股权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吴阿燕提供收款收据已证明其已交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李新伟对该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应认定吴阿燕已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则李新伟应履行向吴阿燕交付所转让股权的合同义务，对此，李新伟认为其已履行交付股权的义务，其转让给吴阿燕的股权已包含在2018年3月31日优佳名品公司章程记载的吴阿燕认缴并实际到资的16万元出资额中；吴阿燕认为李新伟并未履行交付股权的义务，2018年3月31日优佳名品公司章程记载的吴阿燕认缴并实际到资的16万元出资额并不包含本案转让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李新伟提供的优佳名品公司记账凭证、公司出纳严丹丹的银行流水以及吴阿燕提供的其与郑晓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银行转账凭证的记载，吴阿燕于2017年8月17日、2017年8月18日、2017年12月15日各出资1万元，2018年1月2日与郑晓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于此前向郑晓星汇款6万元受让其持有优佳名品公司20%的股权，2018年3月31日出资6万元、2018年4月10日出资2万元，以上出资已超过2018年3月31日优佳名品公司章程记载的16万元出资额；李新伟认为吴阿燕于2017年8月17日、2017年8月18日各转账1万元合计2万元系用于支付本案股权转让款而非出资款，与其提供的公司记账凭证的记载不符，且李新伟未提供其指示吴阿燕付款至公司出纳严丹丹银行账户的相关证据；李新伟另主张吴阿燕于2017年12月15日转账的1万元系其委托吴阿燕投资，但未就此举证；李新伟上述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此外，李新伟主张朱天堂委托吴阿燕向郑晓星购买优佳名品公司10%的股权后登记于朱天堂名下，但其仅提供朱天堂的声明，朱天堂未到庭作证并接受法庭质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便朱天堂的声明属实，依据吴阿燕与郑晓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记载，公司实际出资额50万元，转让20%股份对应的出资额为10万元，即便其中10%即5万元股权系朱天堂委托吴阿燕购买，另10%即5万元的股权为吴阿燕本人购买，与公司记账凭证以及出纳严丹丹银行流水记载的吴阿燕其余投资款合计为16万元。据此，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李新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案涉转让股权的合同义务。现优佳名品公司已于2019年3月19日注销，吴阿燕已无法实现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故吴阿燕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李新伟返还股权转让款5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郑晓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缺席审理和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吴阿燕与李新伟达成的关于优佳名品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二、李新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吴阿燕股权转让款5万元。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李新伟负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李新伟认为：1、吴阿燕与郑晓星之间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审认定其二人约定的股权转让内容不属实；2、原审遗漏认定李新伟于2017年12月15日转账给严丹丹1万元的事实，该1万元严丹丹记账为吴阿燕和李新伟前期投资款；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吴阿燕除认为原审第6项认定即李新伟主张的20%股权的出资、增资情况不属于事实认定，而属于分析归纳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原判决是否存在遗漏当事人导致程序严重违法问题；二、吴阿燕要求解除与李新伟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能否成立。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原审判决是否存在遗漏当事人导致程序严重违法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吴阿燕主张的股权转让纠纷，发生于李新伟与吴阿燕之间，吴阿燕系对其与李新伟之间的合同履行问题与李新伟纠纷，朱天堂和段爱军与本案的处理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与朱天堂和段爱军无关。而且李新伟追加该二人的目的是为了确认注销时吴阿燕的实际持有股份数，因为吴阿燕并非工商登记的股东，李新伟追加的目的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规则进行实现，追加朱天堂与段爱军并无法律上的必要。因此，原审未追加朱天堂与段爱军参加诉讼并无不当。 二、关于吴阿燕要求解除与李新伟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能否成立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吴阿燕的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吴阿燕二审的陈述，其明确解除合同的原因在于其股东权利没有得到实现，但从2018年3月31日未进行工商登记的章程上看，吴阿燕占股20%，其作为股东的身份已在该章程上体现，已得到其他股东的认可。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享有分红、决策等权利，同时也负有义务。吴阿燕主张其股东权利没有实现，但其并未就此举证证明具体哪项股东权利没有实现，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吴阿燕称其转让时不知道公司内部情况及李新伟是否公司隐名股东，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陈述与其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身份不符，有违诚信诉讼。 其次，吴阿燕主张其在2018年3月31日的章程上记载的20%股权系来源于吴阿燕与郑晓星2018年1月2日的《股份转让协议》的履行依据不足。第一，郑晓星转让给朱天堂之前，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为郑晓星与段爱军。除了李新伟举证证明郑晓星代持其股20%外，吴阿燕也称郑晓星将其持有的显名股份20%转让给吴阿燕，但因工商部门并未登记吴阿燕为股东，故吴阿燕无论从李新伟处受让股份或从郑晓星处受让股份，都均只能是代持于郑晓星名下，此情况下，不足以说明吴阿燕的持股来自于何人。第二，因工商部门登记的优佳名品公司股东郑晓星是将全部显名持有的60%股份于2018年5月28日都转让给朱天堂，故不排除郑晓星未将股份转让给吴阿燕、吴阿燕受让的股份来源于李新伟的可能。第三，从吴阿燕与郑晓星签订的协议内容和签订时间看，吴阿燕有关其与郑晓星之间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与协议内容约定不符。协议约定了“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日内”付款，但从吴阿燕的举证及陈述看，其支付该协议的股权款早已协议签订的时间（三笔付款时间分别于2017年12月15日至2017年12月16日间，而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2日），明显与常理不合；第四，2018年3月31日的章程上记载的20%股权对应的价款为16万元，但吴阿燕却汇款17万元，不符常理。而且对章程中所载的16万元注资方式是受让还是增资，吴阿燕在质证和庭审中先后做了不一致的陈述，难以自圆其说。且因李新伟转让行为在先，如若李新伟未履行转让协议，则吴阿燕在2018年3月31日公司章程登记其为公司股东时，其未要求李新伟履行协议从而增加其应持有的股份，显然有违常理。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吴阿燕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其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其与李新伟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其返还转让款，本院不予支持。李新伟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吴阿燕若与郑晓星有纠纷，其可以另行处理。一审判决认定李新伟未履行转让义务的依据不足，判决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郑晓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602民初537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吴阿燕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均由吴阿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小红 审判员  戴 旭 审判员  康少敏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谢建才 书记员薛怡婷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