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1102行初26号 原告：熊淑芳，女，195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 委托代理人：彭学平（系熊淑芳之夫），男，195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 委托代理人：田鹏飛，五通桥区冠英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乐山市五通桥区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信业房产双江路85号。 法定代表人：吴智敏，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袁斌，乐山市森林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野平，四川追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侯桥佳，四川追求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熊贵友，男，195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 原告熊淑芳诉被告乐山市五通桥区自然资源局（简称五通自然资源局）林业行政许可一案，于2020年3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照法〔201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川高法〔2014〕198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五通自然资源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熊贵友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同年4月23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熊淑芳及其委托代理人彭学平、田鹏飛，被告五通自然资源局的负责人袁斌及该局的委托代理人杨野平、侯桥佳，第三人熊贵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五通桥区水务和林业局于2019年10月14日向第三人熊贵友颁发五林采字〔2019〕1014010号《四川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简称《林木采伐许可证》），载明：根据熊贵友提报的伐区调查设计（申请），经审核，批准在林场（乡镇）民安村作业区（村）6组林班（组）小班（地块）采伐；采伐四至：东／南／西／北／;林分起源：人工；林种：一般用材林；树种：其他软阔类；权属：个人；林权证号（证明）：／；采伐类型：主伐；采伐方式：渐伐；采伐强度：100%；采伐面积：0.01公顷（株数：30株）；采伐蓄积：5立方米（出材量3立方米）；采伐期限：2019年10月14日至2019年10月20日；更新期限为2019年11月30日，更新面积：／公顷（株数：50株）；不占限额。备注：不占限额（房前屋后林木，其他软阔类，采伐30株，商品材蓄积5立方米，商品出材3立方米。同年12月5日，被告辖区的五通桥区林业站（简称林业站）在该证上备注“因天气下雨，同意延期至12月上旬砍伐”并加盖该站印章。 原告熊淑芳诉称：案外人屈建华于1997年承包了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民安村（简称民安村）9组的集体荒山，承包期限30年（1997年1月10日至2027年1月10日）。2014年9月13日，案外人屈建华委托案外人李其泉办理其与原告的承包地使用权转让事宜，并签订了《转让协议》，转让了包括位于民安村小地名为沙坝儿的一宗地（简称争议地）。5年多来，原告一直承包经营该宗地，该宗地上的林木所有权人为原告，未与他人发生过争议。2019年9月中旬至12月12日，熊贵友以该宗林地属于茶场为由，修筑公路进行大肆砍伐，砍伐面积达3公顷左右，砍伐成材林木数百株，砍伐木材量达200吨以上，熊贵友的行为至少给原告造成了15万元的损失。原告于同年10月1日找到民安村民委员会，村书记到场干涉，明确争议地属于原告承包地范围，并提出“划一半土地给熊贵友”的调解方案，未果。同年12月5日，原告因熊贵友继续组织工人砍伐林木，原告遂向乐山市森林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简称森林公安）报案。同月9日，森林公安到现场但未作处理，并口头告知原告，是森林公安亲自为熊贵友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原告遂到当地纪委反映情况，同月16日，当地纪委通知森林公安派人到场处理，五通桥人民政府（简称政府）、森林公安告等部门的工作人员6人到熊贵友茶场进行处理，工作人员告知原告，熊贵友已于2019年10月14日取得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可以对原告承包地上面的林木进行采伐。同月17日，村主任和村书记找到原告进行协调未果。熊贵友既不是《林权证》所登记的林地使用权人和林木所有权人，也不是实际的林地使用权人和林木所有权人，原告才是《林权证》合法的林地使用权人和林木所有人。被告在熊贵友没有《林权证》和转让合同的情况下，为其颁发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存在严重的失职，所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不合法，其违法行为已给原告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被告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违法；2.判决被告与熊贵友共同赔偿原告损失15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和熊贵友承担。 被告五通自然资源局辩称：1.熊淑芳不具有本案的原告资格。《林木采伐许可证》所涉及的林木位于民安村集体茶场，而熊淑芳提交的《林权证》载明的林木位于民安村9组和10组的荒山，因此，熊淑芳不是《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相对人，与原五通桥区水务和林业局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无利害关系。2.原五通桥区水务和林业局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3.被告与熊贵友不存在共同侵权，退一步讲，即使原告有损失，原告请求的15万元赔偿也没有任何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熊贵友述称：原五通桥区水务和林业局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合法，许可采伐的树木是熊贵友种植在自己茶园的树木，不是荒山上的树木。熊贵友采伐自己的树木，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熊贵友系民安村10组村民。2002年9月16日，熊贵友（乙方）与民安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民安村茶场租赁承包合同书》（简称《承包合同》），约定：乙方租赁民安村集体茶场，租赁承包期30年，即从2003年1月1日起至2032年12月31日止；租赁范围为现有茶场面积约90亩，茶房约250平方米及现有的茶机具（见清单）。同时还约定有租赁承包费、交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 2019年10月11日，熊贵友向林业站提交《申请》，申请砍伐其所承包民安村集体土地上栽种的30株桉树，民安村民委员会、林业站、政府均在该《申请》上加盖公章同意。熊贵友随该《申请》一并提交了《承包合同》《见证书》《授权委托书》。 2019年10月14日，原五通桥区水务和林业局向熊贵友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2019年12月12日，林业站出具的《更正说明》，载明：“我站于2019年10月14日签发办理的民安村熊贵友林业采伐证，其采伐地点民安村6组有误，更正为民安村9组。” 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时称，李某自2007年至今任民安村村委会主任，民安村只有一个茶场，茶场一直由熊贵友承包。熊贵友申请的林木是在其承包的茶场里。李某知晓熊淑芳承包了屈建华的承包林地，界线划分是清楚的。熊贵友采伐的林木不在熊淑芳的林木范围内。被告认为证人李某的证言可以证明熊贵友的《申请》是真实有效的，但被告不认可证人李某陈述熊淑芳的土地有四至界线，认为存档的图纸只标示了土地长宽，没有经纬度，不能判断原告土地的四至界线。原告认为李某证言前后矛盾。 另查明：落款时间为1997年1月10日的《集体荒山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载明：转让方（甲方）为民安村委员会，承让方（乙方）为案外人屈建华，甲方将位于甲方九、十组地域上的“九组地域圈耳石两宗地、桥墩子沿烧房沟至村茶场两宗，十组双河口至村茶场所一宗，共五宗地计142965.14㎡（214.45亩）荒山”使用有偿转让给乙方。位置及四至界限见图。转承让年限三十年，即1997年1月10日至2027年1月9日止。附图五张。落款时间为1997年1月5日，面积为59597.18㎡的《屈建华权属界址示意图》位于民安村九组范围内。 2008年11月26日，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向案外人屈建华颁发五府林证字（2008）第020048号《林权证》，该证共登记有四宗土地，其中第四宗土地登记为：小地名沙坝儿，林班为民安村，面积为105亩，主要树种为桉树，林地使用期为18年，终止日期为2026年12月31日，四至：东与路连界，南与崖边连界，西与茶场边界，北与茶场连界。 原告熊淑芳提交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3日的《协议书》载明：甲方为原民安村八、九、十组“五荒”承包人屈建华，乙方为熊淑芳，甲方自愿将民安村原合同的荒山全部有偿转让乙方经营使用，承包期限以原合同期限为准，此协议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和见证方（即原合同的甲方民安村民委员会）各两份。民安村民委员会在“鉴证方：（签章）”处加盖印章。 2020年4月7日，本院组织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对第三人采伐林木的地点进行现场勘验，并制《询问笔录》和《现场示意图》，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现场示意图》中标示为“争议地”即为熊贵友的“采伐地”，“争议地”位于半山坡，原告与熊贵友均认可“争议地”上边与茶地相连部分的树木原属于案外人屈建华。 又查明：因机构改革，五通桥区将区国土资源分局的职责，以及区水务和林业局的林业管理职责等职责整合，组建区自然资源局，作为区政府工作部门，挂区林业局牌子。组建区水务局，不再保留区水务局和林业局。 上述事实，有被告五通自然资源局提交的《申请》《承包合同》《见证书》《授权委托书》《更正说明》、证人证言；原告提交的《集体荒山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五府土（1997）13号《关于民安村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给屈建华的批复》、辉集建（97）字第0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林权证》《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书》《个人授权委托书》《补充协议书》《林木采伐许可证》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关于“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第五款关于“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被告作为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有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职权。 综合诉辩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即原五通桥区水务和林业局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是否有利害关系；2.原五通桥区水务和林业局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是否合法；3.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是否应当支持问题。 （一）关于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向案外人屈建华颁发五府林证字（2008）第020048号《林权证》及《协议书》载明的内容看，案外人屈建华将其承包的民安村9组沙坝儿林地转让给原告，该宗地的西、北均与茶场连界，种植的树木为桉树；再结合证人陈述民安村仅有一宗茶场即熊贵友承包民安村9组的茶场，以及本院现场勘验情况来看，原告与熊贵友就熊贵友已采伐的林木权属尚存争议，而熊贵友庭审中明确其所采伐的桉树在《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许可范围内。因此，原告提交的《林权证》《协议书》等证据能够初步证明熊淑芳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根据上述规定，熊淑芳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二）关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除应当提交申请采伐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交其他有关证明文件：（三）个人还应当提交包括采伐林木的地点、面积、树种、株数、蓄积量、更新时间等内容的文件”，《四川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关于“申请采伐证的单位、个人，除持林权证外还应分别提交以下文件和资料：（二）采伐零星林木（采伐作业面积0.1公顷以下，下同）的，应当提交采伐申请文件，文件应载明采伐目的、时间、地点、林种、树种、林况、面积、蓄积、株数、出材量、采伐方式和更新措施等内容”，第二十七条关于“有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在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林权争议经人民政府裁决或人民法院判决后，仍有异议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生效的林权证明，审核发放采伐证”的规定，作为具有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法定职权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审查申请书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提交申请采伐林木权属证明包括林权证书或能证明林木权属有效材料，是否存在不得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形。本案中，熊贵友申请采伐林木时，没有提交前述法律规范要求提交的林权证，其提交证明林木权属的《承包合同》，也仅载明茶场面积约90亩，并无具体村组，也无四至边界；熊贵友提交的《承包合同书》并非申请采伐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书，且该合同书不能排除申请采伐林木的林地、林权无权属争议。而恰如前所述，原告与熊贵友对采伐林木权属尚存争议。同时，熊贵友提交的《申请》未载明采伐的具体时间，采伐的具体地点也不明确（仅为民安村集体承包的土地），且熊贵友本人也系民安村10组村民；民安村民委员会在其《申请》上加盖公章同意的也仅是其《申请》所载明的内容，未对其权属进行明确。因此，原五通桥水务和林业局在未对熊贵友申请采伐的林木权属及四至边界进行核实的情况下直接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不符合上述规定。另，该许可证载明的采伐地点为民安村6组（在许可期限结束后又出具《更正说明》，更正为9组），亦未明确四至边界，许可到期后又直接在《林木采伐许可证》上直接加盖林业站的公章进行更改，更改时间又不具体（仅为2019年12月上旬），导致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故应当予以撤销。原告主张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支持，但不应当判决确认违法。 （三）关于原告请求赔偿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被诉行政行为《林木采伐许可证》应当予以撤销，但该被诉行政行为被撤销是基于颁发该许可证涉及的林地、林木相关权属存在争议，而对于该争议林地、林木相关权属，原告并未提交确凿证据证明属于其享有，也就是在案证据不能认定，即使存在《林木采伐许可证》中许可采伐的树木被砍伐，也不当然能证明被砍伐树木系原告所有，也就是原告诉称的损失系原《林木采伐许可证》颁发机关造成的尚无损害事实的根据。再则，原告对于其主张的15万元的赔偿，同样未提交任何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关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的规定，对原告的赔偿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综上事实和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关于“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五通桥区水务和林业局于2019年10月14日向第三人熊贵友颁发的五林采字〔2019〕1014010号《四川省林木采伐许可证》； 二、驳回原告熊淑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五通桥区自然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曹银萍 审 判 员  陈 黎 人民陪审员  周静娴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田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