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6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金富，男，197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正观，浙江晓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灵飞，浙江晓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荣志，男，197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政军，男，196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永进，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恒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戴灵霞，女，1977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原审被告：戴坚力，男，198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原审被告：夏道青，男，196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原审被告：胡鸿鹤，男，1962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原审第三人：胡玉琴，女，196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原审第三人：王金忠，男，1966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原审第三人：刘正良，男，1969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原审第三人：夏展川，男，198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原审第三人：杨明挺，男，198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原审第三人：夏福青，男，196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原审第三人：夏顺忠，男，1962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上诉人夏金富因与被上诉人杨荣志、杨政军及原审被告戴灵霞、戴坚力、夏道青、胡鸿鹤、原审第三人胡玉琴、杨明挺、夏福青、王金忠、夏顺忠、刘正良、夏展川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3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金富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3民初4159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杨荣志、杨政军的所有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荣志、杨政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杨荣志、杨政军与其他原审第三人之间成立合伙关系。（一）胡玉琴、刘正良、杨明挺、夏福青、夏道青、胡鸿鹤等出具的《情况证明》载明“11个人于2018年4月份共同出资股买了壹拾辆翻斗车，去山西省鑫源煤矿搞运输挣钱”及“在饭局上已商量确定，不管赔了还是赚了，都按以上股份认账”，表明胡鸿鹤、夏福青、夏展川、杨荣志、杨政军等十一人按认购股份共同出资购买工程车，工程车作为合伙财产用于工程运输业务，十一人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成立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情况证明》表明杨荣志、杨政军占2股，与杨荣志、杨政军关于其出资34万元购买两辆工程车用于合伙的主张相符。（二）胡鸿鹤一审时陈述“等工程运输款到账后我再分给大家的”，这句话背后的逻辑表明十一人系合伙关系，而合伙就是用翻斗车从事工程运输业务并根据取得收益进行分红。胡鸿鹤仅出资一辆车的钱，名下挂有3辆，如是各自购买，为什么有人愿意将自己的车辆挂靠他人名下，且胡鸿鹤自认其不知道谁的车辆挂其名下，直到一审法院释明后杨荣志、杨政军、杨政军才自认各有一辆车辆挂靠胡鸿鹤名下，但车辆挂靠胡鸿鹤名下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合伙关系。（三）刘正良一审时陈述“车买来跑运输亏了钱，大家坐下来商量叫13个人一起合伙分担”，可见杨荣志、杨政军与各原审第三人之间成立各自出资购车用于工程运输的合伙关系。（四）王金忠一审时虽陈述其未参与合伙购车，但陈述“我们的工程运输款亦未结算”，表明相关当事人之间建立了合伙关系并产生了收益。（五）胡玉琴一审时陈述“工程款还有三辆车的车款结算清楚就可以了”，表明涉案相关当事人合伙购车并从事工程运输业务。以上证据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杨荣志、杨政军与各原审第三人之间成立合伙关系。是否成立合伙关系，关系全案事实认定，而一审认为十一人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不在本案审查范围内，系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认定夏金富与杨荣志、杨政军之间就购买车辆一事成立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系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认为，杨荣志、杨政军将款项交给夏金富由夏金富代为购买车辆，双方之间成立的是杨荣志、杨政军委托夏金富购买车辆的委托关系，故夏金富负有交付十三辆车辆的义务。杨荣志、杨政军及其他合伙人与金华鼎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鸿公司）之间系杨荣志、杨政军等合伙人自行与鼎鸿公司沟通接洽并商谈车辆的型号、价款、数量、支付方式，买卖合同由杨荣志、杨政军亲自与鼎鸿公司签订，1万元定金也由各购买人直接向鼎鸿公司支付，可见，杨荣志、杨政军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鼎鸿公司之间成立的是直接对等的双方法律关系。根据法理，代理系委托人委托受托人，由受托人与合同相对人成立合同，使合同约束委托人与合同相对人的三方结构，夏金富未参与合同订立过程，而杨荣志、杨政军与鼎鸿公司之间的直接对等的双方法律行为并不符合代理的架构。其次，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结清证明》表明各车辆所有人以自己名义为车辆贷款并已结清，而根据车贷操作模式，签订购车合同与办理贷款手续为同一天办理，贷款手续须购车人亲自办理，不能由各购车人委托夏金富办理，更加佐证杨荣志、杨政军与鼎鸿公司之间直接产生法律关系，并未委托夏金富办理购车事项。综上，杨荣志、杨政军与夏金富之间并无事实上的委托购车关系，夏金富仅是帮助杨荣志、杨政军支付车款。退一步说，即使夏金富与杨荣志、杨政军及合伙其他成员之间成立委托关系，那也是委托支付的法律关系，夏金富承担的义务是向合伙组织归还多余的22万元款项，而非交付车辆。三、夏金富已将多余款项归还胡鸿鹤且胡鸿鹤已用于归还与合伙财产即翻斗车有关的贷款，各合伙人应就相关款项在合伙内部解决，而非向夏金富主张。（一）因支付按揭车贷，胡鸿鹤要求夏金富归还首期款项。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证明夏金富通过妻子戴灵霞的账户于2018年5月30日向胡鸿鹤转账67264.85元，于2018年6月26日向胡鸿鹤转账12万元（后胡鸿鹤归还2万元，实际支付10万元），于2018年7月26日向胡鸿鹤转账20万元，共计367264.85元，能满足夏金富应返还本案17万元款项和另案17万元款项，还多余27264.85元，且杨荣志、杨政军的车辆挂靠胡鸿鹤名下，款项亦汇入胡鸿鹤的账户，故杨荣志、杨政军不应再向夏金富主张。其次，夏金富因无法确认30多万元款项应如何返还给合伙组织，根据各原审第三人要求统一返还给胡鸿鹤，胡鸿鹤一审时也说“等工程运输款到账后我再分给大家的”，间接地表明其在合伙中处于领导地位，夏金富向其交付款项，并无不当。胡鸿鹤收到款项后也用于归还车辆贷款，故本案应由合伙内部进行结算。（二）胡鸿鹤一审时称收到的款项系工程运输款，而非返还的购车款，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其应对此举证证明但未提供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夏金富与杨荣志、杨政军及其他合伙人之间尚未结算工程运输款，具体金额无法确定，不会将款项支付给他们。另外，一审认为这些款项的性质不属本案审查范围，但这些款项的性质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夏金富是否已归还相应款项。（三）退一步说，即使夏金富尚欠杨荣志、杨政军工程运输款，但在工程运输款尚未结算且夏金富归还时未指定归还哪笔款项的情况下，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本案归还22万元购车款的义务已到期，应先行归还该款项，并非全部用于归还工程运输款。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撤销或发回重审，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杨荣志、杨政军辩称，一、夏金富与杨荣志、杨政军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杨荣志、杨政军将购买两辆工程车的首付款转给夏金富并且明确要求购买两辆工程车，夏金富收款后也同意帮忙购买两辆工程车，双方因此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委托合同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夏金富以未收取费用抗辩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是站不住脚的。二、杨荣志、杨政军与各原审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一）杨荣志、杨政军委托夏金富购买车辆时夏金富仅告知买车从事煤矿运输业务，并未告知其他人也委托夏金富购买车辆。杨荣志、杨政军连几人几辆车从事运输业务都不清楚，连自己的车辆挂在谁名下也不清楚。（二）杨荣志、杨政军与各原审第三人之间未曾协商合伙事宜，更未曾签订合伙协议。杨荣志、杨政军至今未参加任何盈亏分配。胡鸿鹤说夏金富向其交付部分工程运输费并要求转给各车主，但杨荣志、杨政军并未收到一分工程运输费。（三）如果各车主之间成立合伙关系，各车主肯定会将全部购车款转给其中一合伙人并由其委托夏金富购买车辆，而不是大费周章的由各车主转账给戴灵霞、戴坚力、夏道青再由夏金富分别购买车辆。综上所述，杨荣志、杨政军与夏金富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各车主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而是各自与煤矿承包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戴灵霞、戴坚力、夏道青、胡鸿鹤未作陈述。 胡玉琴、杨明挺、夏福青、王金忠、夏顺忠、刘正良、夏展川未作陈述。 杨荣志、杨政军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夏金富返还购车款320000元及利息损失（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被告戴灵霞对其中250000元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戴坚力对其中70000元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荣志、杨政军系兄弟关系。两人为去山西跑运输挣钱在取得案外人夏永军的购车名额后，委托被告夏金富代购两辆工程车。其中杨荣志在2018年3月13日按夏金富指示汇入戴灵霞账户250000元，杨政军在同年3月27日按夏金富指示汇入戴坚力账户70000元。夏金富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当日将该款项与其他第三人汇款（部分）一并汇至鼎鸿公司。另查明，第三人胡玉琴、王金忠、刘正良、胡鸿鹤、杨明挺、夏福青、夏顺忠和另两起案件原告陈金德、夏展川及本案两原告杨荣志、杨政军共计11人，分别各自委托被告夏金富代购工程车共计有13辆（其中夏展川委托夏道青，夏道青需再委托夏金富代购）。其中陈金德、胡玉琴欲各自购买二辆工程车，其他9人欲各自购买一辆工程车。每人每辆车交付夏金富170000元［包括车辆首付款、加油（水）费、轮胎更换费用及其他维修费用等］，夏金富共计收到1920000元。其中杨荣志交付250000元、杨政军交付70000元、胡鸿鹤（刘正良、杨明挺）交付510000元、夏道青（陈金德）交付200000元、陈金德交付140000元、胡玉琴交付240000元、夏福青交付170000元、王金忠交付170000元、夏顺忠交付170000元。后夏金富为购买10辆解放牌工程车用去（扣除）1700000元，并在2018年5月和6月分别打款到胡鸿鹤账户67264元和141750元。另有夏道青在收到夏展川交付的180000元后未再委托夏金富代购解放牌工程车，而将该款挪作他用。再查明，夏金富在购买10辆解放牌工程车后，其中分配给夏福青一辆（车牌号浙Ｇ×××××）、分配王金忠一辆（车牌号浙Ｇ×××××）、分配夏顺忠一辆（车牌号浙Ｇ×××××）、分配胡玉琴二辆（车牌号浙Ｇ×××××、浙Ｇ×××××）、分配杨明挺一辆（车牌号浙Ｇ×××××）、分配刘正良一辆（车牌号浙Ｇ×××××）、分配胡鸿鹤三辆（车牌号浙Ｇ×××××、浙Ｇ×××××、浙Ｇ×××××）。并由各人先行各自偿还车辆贷款，胡鸿鹤在收到夏金富的工程运输款等费用后按车辆多少再打款给各人。后因经营问题该十辆工程车陆续转让以偿还欠款。对于工程运输款各方至今未结算。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案原告及另两案原告陈金德、夏展川经该院释明，杨政军与陈金德认可挂靠在胡鸿鹤名下车辆，其中各一辆工程车作为夏金富为其各自代购的车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两原告为购买两辆工程车按每辆车170000元的费用（包括首付款及其他后续费用），汇至夏金富指定账户共计320000元。夏金富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即交付至汽车销售公司（另有20000元两原告已交付汽车销售公司），此至双方间构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夏金富作为受托人应当交付两原告两辆工程车。但结合（2019）浙1003民初4160号、（2019）浙1003民初4162号两案情况及各第三人的陈述可证，共计有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11人各自委托夏金富代购13辆工程车。而夏金富最终仅购得10辆工程车，并分配给夏福青（一辆）、王金忠（一辆）、夏顺忠（一辆）、胡玉琴（二辆）、杨明挺（一辆）、刘正良（一辆）、胡鸿鹤（三辆）等。由于胡鸿鹤仅支付一辆车的费用，其名下剩余两辆车的配额经该院释明由本案原告杨政军及另案原告陈金德各自认购一辆。至此夏金富在收取13辆车的费用（计有1920000元，另有180000元由夏展川交付夏道青并已挪作他用）后，仅交付10辆车尚缺3辆车未交付，其中就包括本案原告杨荣志的一辆工程车。现被告夏金富未如实履行委托事项造成杨荣志损失，其要求夏金富返还购车款及赔偿逾期利息损失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被告夏金富抗辩委托其代购车辆的11人是合伙关系，所购10辆车分为13股分配。其收到的1920000元扣除购车费用1700000元后，剩余220000元已作为银行还款汇入胡鸿鹤账户。但胡鸿鹤及其他第三人均认为夏金富在购车后5月、6月分别汇入的67264元和141750元系所购车辆投入运行后所得工程运输款，并非剩余3辆车的购车款。对该争议：委托夏金富购车的11人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及夏金富购车后汇至胡鸿鹤账户的款项性质应分别属另一法律关系调整，不在本案审查范围。同时夏金富提供的证据本身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所以对其抗辩理由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夏金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荣志购车款170000元，并赔偿原告杨荣志逾期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7月16日起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荣志、杨政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原告杨政军负担2400元，被告夏金富负担370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除对“后夏金富为购买10辆解放牌工程车用去（扣除）1700000元，并在2018年5月和6月分别打款到胡鸿鹤账户67264元和141750元。”这一事实不予确认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另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5月30日，夏金富通过戴灵霞的银行账户向胡鸿鹤转账67264元。2018年6月26日，夏金富通过戴灵霞的银行账户向胡鸿鹤转账120000元。2018年6月27日，胡鸿鹤通过戴灵霞的银行账户向夏金富转账20000元。2018年7月26日，夏金富通过戴灵霞的银行账户向胡鸿鹤转账2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杨荣志、杨政军与夏金富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及夏金富是否需向杨荣志、杨政军返还购车款？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夏金富述称，杨荣志、杨政军等与鼎鸿公司之间自行沟通接洽并商谈车辆的型号、价款、数量、支付方式，买卖合同由杨荣志、杨政军等亲自与鼎鸿公司签订，定金由各购买人直接向鼎鸿公司支付，杨荣志、杨政军等与鼎鸿公司之间是直接对等的双方法律关系，并未委托夏金富购买工程车。杨荣志、杨政军辩称，其将购买两辆工程车的款项转给夏金富，夏金富收款后同意帮忙购买，双方因此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杨荣志、杨政军为购买两辆工程车按每辆车170000元向夏金富指定的银行账户汇款，夏金富收到上述款项后即交付至鼎鸿公司。胡玉琴、刘正良、杨明挺、夏福青、夏道青、胡鸿鹤等出具的《情况证明》未涉及杨荣志、杨政军等是否委托夏金富购买工程车一事。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结清证明》仅表明车辆贷款已结清，并不能证明车辆贷款手续由杨荣志、杨政军等亲自办理，更不能证明杨荣志、杨政军等与鼎鸿公司之间直接产生法律关系。根据通常交易惯例，如各车主之间成立合伙关系，各车主应会将全部购车款交付给其中一合伙人并由其转交夏金富用于购买车辆，而不是由杨荣志、杨政军等各车主转账给夏金富指定的银行账户再由夏金富直接支付给鼎鸿公司。夏金富述称杨荣志、杨政军等十一人直接与鼎鸿公司发生买卖关系，但不能对此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依法不予采信。综合分析现有证据可知，杨荣志、杨政军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强于夏金富提供的证据，因此，本院依法认定杨荣志、杨政军与夏金富之间就购买车辆一事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夏金富述称，即使其与杨荣志、杨政军等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也是委托支付款项关系，其承担的义务是向合伙组织归还多余款项，而非交付车辆。这一主张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夏金富辩称，其收到1920000元款项后扣除购车费用1700000元，剩余220000元作为银行还款汇入胡鸿鹤的银行账户即已归还多余款项且由胡鸿鹤用于归还车辆贷款，杨荣志、杨政军等应就相关款项在合伙内部解决，而非向其主张。本院认为，至于杨荣志、杨政军等在购车后是否与胡鸿鹤、夏福青、夏展川、杨荣志、杨政军等成合伙从事工程运输业务，并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结果，胡鸿鹤和其他原审第三人亦均认为夏金富在购车后汇入的款项系所购车辆投入运行后所得工程运输款。因此，本院在本案中对夏金富等十一人在购车后是否构成合伙关系及夏金富汇至胡鸿鹤的银行账户的款项的性质均不加以认定，相关当事人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加以解决。 夏金富作为受托人，收到杨荣志、杨政军交付的购车款后应按约定购车并及时向杨荣志、杨政军交付工程车。结合（2019）浙1003民初4159号、（2019）浙1003民初4162号两案具体情况及各原审第三人的相关陈述可知，包括杨荣志、杨政军在内的十一人各自委托夏金富代购十三辆工程车，而夏金富最终仅购得10辆并分配给夏福青（一辆）、王金忠（一辆）、夏顺忠（一辆）、胡玉琴（二辆）、杨明挺（一辆）、刘正良（一辆）、胡鸿鹤（三辆）。胡鸿鹤仅支付一辆工程车的费用，但名下挂有三辆，多余两辆经一审法院释明后由杨荣志、杨政军、杨政军各自认购一辆。夏金富收取十三辆工程车的费用后仅交付十辆，尚有三辆未交付（包括杨荣志、杨政军拟购买的一辆），其未如实履行委托事项给杨荣志、杨政军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因此，杨荣志、杨政军要求夏金富返还购车款及赔偿逾期利息损失，与法相符，本院予以支持。夏金富主张，即使其尚欠杨荣志、杨政军等工程运输款，但在工程款未结算且其汇款时未指定归还哪笔款项的情况下，应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即汇给胡鸿鹤的款项应先用于归还购车款。本院认为，如上所述，夏金富汇给胡鸿鹤的款项的性质不明，且非直接汇给杨荣志、杨政军，故对其这一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夏金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夏金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至坚 审 判 员 王文兴 审 判 员 汤坚强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洪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