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13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桠枫，男，1982年6月23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邵敏玲，贵州金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李奂频，贵州金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7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纳雍县，现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文全，贵州省纳雍县董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1，男，200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纳雍县，现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2，男，2005年9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纳雍县，现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3，女，200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纳雍县，现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罗某1、罗某2、罗某3的法定代理人：王某1，女，1978年5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纳雍县，现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纯友，男，1948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槐兰，女，1961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罗纯友、张槐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罗良元，男，1980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系二被上诉人之次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武英，女，1981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雪，女，1976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朱洁，贵州衡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南部新区百里杜鹃路招商花园城酒店式公寓17层9至19号房间及20-24号房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675410008K。负责人：唐义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糜磊，公司员工。上诉人王桠枫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罗某1、罗某2、罗某3、罗纯友、张槐兰、金武英、王雪、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保毕节支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1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桠枫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5民初4288号民事判决，并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予以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程序存在应回避而未回避情形，影响公正审判，判决效力存在瑕疵。王某1代理人刘文全就职于鬃岭镇司法所，在诉前作为司法所工作人员对本案纠纷进行了调查和调解，应主动对该纠纷诉讼活动进行回避，但其却作为王某1一方代理人参加诉讼，无法排除其与王某1一方恶意串通以影响案件公正审判、损害上诉人利益的可能。上诉人因缺乏法律意识而未在一审中提出回避申请，一审判决后才了解刘文全代理行为不当，该不当代理行为导致一审存在瑕疵，判决效力存在瑕疵；2、一审判决对实际担责者认定错误。一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王某2出庭作证，王某2已当场指认王雪是拿钱的人，且王雪也具有购买能力，上诉人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王雪办酒宴的礼金本，法庭予以拒绝，但该证据可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证明王雪是实际车主的事实，一审法官拒绝上诉人提交该证据，已经对案件融入了主观色彩，超出自由裁量权范围，致使判决不公。在王某1和王雪的通话录音中已经可以明确王雪是车主，王某1对此也并无异议，可以证明王某1对王雪是实际车主这一事实是明知并以自己的行为予以认可。王雪与王桠枫之间虽无书面授权，但亲弟弟为姐姐管理车辆需要书面授权并无期待可能性，结合本案证人证言、上诉人合理陈述及王某1认可的事实，已经可以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能达到王雪为实际车主的证明目的；3、罗阳的死因虽经鉴定，但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效果，死因不明。根据六盘水市公安局钟山分局对罗成林的询问，在运输途中死者主动要求停车将罗成林、石欢车上的煤铲一部分到涉案车辆上，而在缺乏大型辅助器械情况下，将两车并排停放是最简便的方法，不能排除罗阳在铲煤过程中或铲煤结束后仍停留在车顶而罗成林突然发动车辆导致死者坠亡的可能性。从罗成林在案发几日便将自己所驾驶的车辆出卖也可印证该种情形存在的可能性。司法鉴定中并未对造成罗阳重度颅脑损伤的原因作出明确判断，缺乏其他证据以证明死者系意外从车上摔下导致颅脑损伤，无法完全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在此情形下认定死者系为上诉人提供劳务而判令上诉人承担雇主责任有损法律的公正与威严。另外，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证据进行倾向性否定，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在受让案涉车辆后，该车辆曾先后挂靠纳雍县纳电移民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晋翔运输有限公司，煤炭发货地点为：纳雍西、打括站、打括兴发、织金站，至今，一审中仅提交了贵州晋翔运输有限公司运煤流水，目的地为海座二厂。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所述与王雪所述不一致为由不予采信，但由于王雪并未直接参与车辆运营管理，车辆也的确曾经在织金、纳雍西等地运输煤炭到纳雍电厂二厂，二人表述并无不妥，且上诉人提交的挂靠公司记录，应当予以采信。同时，死者死亡地点距离运输目的地45公里，若死亡是为执行运输任务，不可能经过，双方也从未约定或雇主指定罗阳执行从鬃岭镇到中山区某配煤厂的运输任务。死者私自驾驶雇主车辆运煤，行驶路线偏离常态工作任务范围，完全背离雇主雇佣的初衷，使雇主利益遭受损害。同时，一审原告为积极诉求方，根据法律规定，其应当对劳务关系产生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该趟运输任务并非双方约定，也不符合双方运输习惯，因此认定死者在该趟运输中死亡系提供劳务的基本事实应当为上诉人曾对该趟运输存在指示行为，在一审原告缺乏直接证据、举证亦不能形成证据链证明死者系为上诉人提供劳务的情形下，以上诉人举证不充分而支持对方诉求，违反“谁主张、谁举证”原则。4、死者应当对自己的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一审中，死者亲弟罗成林称运输煤系其与他人合伙，死者要求把罗成林车上的煤铲到自己驾驶的车上，为雇主利益而损害亲弟利益，这种说法不符合常理，相反，可以推断出罗阳对自己运输的煤炭享有全部利益，因此才将二人车上的煤铲到案涉车辆上。另外，运输煤炭属于大宗货物运输，在发货点均有大型机械设备进行辅助装载，死者停车自行铲煤是造成其疲劳最主要的原因，死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疲劳的身体状态明知的情况下，可以且应当对自己所处位置高度危险性及自身疲惫的身体状态的认知与防范，铲完煤后却仍停留在驾驶室顶部，死者对自身死亡的后果应负主要责任，上诉人除雇佣死者提供劳务外并无任何过错，仅应承担适当补偿责任。5、尸检费用不应由上诉人全部承担。对死者进行尸检是死者家属申请，在已初步断定排除刑事案件情形下，尸检并非必经程序，因此，该项费用应当由谁申请，谁承担的原则进行明确，即便上诉人承担，也仅应根据过错比例进行划分。综上，一审程序存在瑕疵，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王某1答辩称：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4条和第47条之规定，刘文全受王某1委托，受法律服务所的指派，依法行使代理权，不属于应当回避的情形。2、根据一审庭审中双方的证据和质证意见以及法庭认定的事实，本案的车辆所有权人应是王桠枫，一审对该事实的认定无误，而上诉人称车辆所有权人是王雪缺乏事实依据。3、一审判决有公安机关的调查说明和相应的鉴定文书作为支撑，还有王桠枫与罗阳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罗阳死亡后王桠枫与罗良元的通话录音在卷为凭，认定事实清楚。4、一审判决死者对自身过错承担40%责任，这个划分合情合理合法。5、王桠枫到现场后认为死者死因不明，要报公安机关，鉴定是王桠枫本人强烈要求的，在调解中也有录音，公安机关要求死者家属申请无可厚非，但鉴定是王桠枫的要求，并且其自愿支付鉴定费用，该费用由王桠枫承担合情合理。王雪答辩称：1、案涉车辆所有权人是王雪而非王桠枫。案涉车辆是王雪家操办酒席收取的礼金加上王雪儿子被人打伤后的赔偿款购买，由于王雪与王桠枫系亲姐弟，签订车辆转让协议时便由王桠枫在协议上签字，卖家王某2已经出庭作证证明该事实。王雪购买案涉车辆后便聘请罗阳为司机，双方建立劳务关系，约定罗阳为王雪在织金到运输煤炭，由王雪提供车辆，该车挂靠在贵州晋翔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工资第一个月5000元，以后每月6000元，因王桠枫自己也有货车为别人拉货，王雪要到外地打工，就将涉案车辆委托王桠枫管理，王桠枫每月结算后与王雪对账。罗阳意外死亡后，王桠枫及死者妻子电话通知王雪，王雪就回来处理相关事宜，尸检费用也是王雪支付，还向王某1支付了临时安葬费用41000元。2、罗阳并非为王雪提供劳务而死亡，王雪不应当承担雇主责任。罗阳死亡地点距离运输目的地45公里，罗阳拉私活的行为不应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其行为已经超出王雪指示的雇佣范围，其在死亡绝不可能是为王雪提供劳务，责任应当由罗阳自行承担。3、即便法院认定罗阳的死亡与从事雇佣活动相关，罗阳也应承担较大过错。罗阳死亡是因铲煤后体力透支，在驾驶室顶部休息后跌落而死，作为一个货车司机，其应当知道疲劳驾驶的后果，但罗阳为了多运货而放任自己处于危险境地而发生意外，其应当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王雪仅承担次要或补充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其他人未作答辩。原审原告王某1、罗某1、罗某2、罗某3、罗纯友、张槐兰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王亚枫、金武英赔偿原告因罗阳死亡产生的一次性死亡补偿金631840元、安葬费31462、被扶养人生活费201615.66元、因安葬而产生的相关费用6284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921401.6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5日，被告王亚枫作为购车方乙方与案外人王某2作为转让方甲方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合同约定王某2将车牌号为贵Ｂ×××××号车以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王亚枫。当日，死者罗阳即开始驾驶该车辆。之后，该车转移登记在被告金武英名下。2019年7月2日17时许，罗阳驾驶贵Ｂ×××××号车与案外人石欢、罗成林从纳雍县鬃岭镇运输泥煤至六盘水市钟山区上的配煤厂。当日20时30分左右，三人将车停在六盘水市钟山区水小路上倒煤，石欢先行离开，罗成林站在罗阳驾驶车辆的前面，罗阳站在驾驶室的顶上对罗成林说“太累了、不铲了（铲煤）”，随后罗成林离开。当日22时09分，六盘水市公安局钟山分局月照派出所街道110指令出警，指令称六盘水市钟山区月照乡往老鹰山水小路方向有人睡在路边，接警后，该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经120检查，该名男子已无生命体征（经该所核实，该名男子为涉案死者罗阳），经民警现场通知法医赶赴现场勘验死者，初步判定死因为从自己驾驶的东风牌大力神车型车头顶部坠下死亡，不构成刑事案件。后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委托，2019年9月2日，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贵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病鉴字第260号），尸检鉴定结论为：罗阳系因重型颅脑损伤导致死亡。被告王雪支付了鉴定费1.7万元。同年9月9日，六盘水市公安局钟山分局月照派出所将该鉴定结果告知罗阳家属罗成林等人，其家属对尸检结果无异议。因协商赔偿问题，2019年7月15日，经纳雍县鬃岭镇司法所、综治办调查及主持调解。次日，被告王雪向原告王某1支付4.1万元因罗阳死亡的安葬费。另查明，死者罗阳系被告王亚枫邀请驾驶贵Ｂ×××××号车并由被告王亚枫进行管理和支付工资。其生前与原告王某1、罗某1、罗某2、罗某3共同在纳雍县文昌街道办事处老场社区五中侧边租赁房屋居住，其妻子王某1在骏豪·盛世国际物业管理处上班，其长子罗某1在上学。贵Ｂ×××××号车在阳光财保毕节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该车的被保险人为王亚枫。还查明，罗纯友系死者罗阳之父，1948年5月22日出生，罗阳死亡时其已71岁，原告张槐兰系死者罗阳之母，1961年2月1日出生，罗阳死亡时其年满58岁，原告罗纯友、张槐兰还生育有罗成林、罗良元二个儿子。死者罗阳与原告王某1为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有长子罗某1（2002年9月21日出生）、次子罗某2（2005年9月6日出生）、女儿罗某3（2003年11月21日出生），死者罗阳死亡时长子罗某1年满16岁9个月、次子罗某2年满13岁9个、女儿罗某3年满15岁7个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死者罗阳是为谁提供劳务；2、罗阳的死亡是否属于从事雇佣活动期间发生；3、原告请求被告王亚枫、金武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是否支持；4、阳光财保毕节支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5、死者罗阳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是否适当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减轻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6、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因罗阳死亡产生的安葬相关费用6484元是否支持，如何计算。一、关于死者罗阳为谁提供劳务的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贵Ｂ×××××号车的购买人为被告王亚枫，罗阳驾驶贵Ｂ×××××号车系受被告王亚枫邀约，同时，该车的平时运输及罗阳的工资待遇均系被告王亚枫负责。由此，可以认定罗阳系受雇于被告王亚枫，为被告王亚枫提供劳务。故原告方主张死者罗阳为被告王亚枫提供劳务的意见，予以采纳。被告王亚枫、金武英、王雪辩称死者罗阳系为王雪提供劳务的辩解理由，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二、关于罗阳的死亡是否属于从事雇佣活动期间发生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雇员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死者罗阳系受雇驾驶贵Ｂ×××××号车辆的驾驶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事发当时其也是在驾驶贵Ｂ×××××号车途中，故死者罗阳驾驶该车的行为应认定为正在履行职务。结合六盘水市公安局钟山分局月照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死者罗雍系从其驾驶的车辆车头顶部坠下死亡，不构成刑事犯罪及该所询问罗成林时罗成林称当日罗阳驾驶贵Ｂ×××××号车途中在事发地点停下站在车头顶部铲煤，以及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鉴定罗阳的死亡原因为重型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内容，能够认定罗阳系从其驾驶的贵Ｂ×××××号车车头顶部坠下死亡，被告王亚枫对罗阳的死亡原因认为可能存在发现死者地点并非案发地点、别处受伤转移事故现场或属于刑事犯罪案件，但未能举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其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死者罗阳系在从事雇佣活动期间死亡的事实。被告王亚枫、金武英、王雪辩称罗阳违背其指定的运输路线，并非从事其指示的劳务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该项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规定，被告王亚枫、金武英、王雪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罗阳违背约定的运输路线驾驶车辆及事故的发生并非为其提供劳务活动，三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该项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三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请求被告王亚枫、金武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是否支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原告王某1系死者罗阳的妻子，原告罗某1、罗某2、罗某3系死者的子女，原告罗纯友、张槐兰系死者的父母。罗阳系受雇于被告王亚枫，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故六原告作为赔偿权利人请求雇主王亚枫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死者罗阳系受雇于被告王亚枫提供劳务期间死亡，被告金武英并非死者罗阳的雇主，死者的死亡也并非是为其提供劳务所致，故六原告请求被告金武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四、关于阳光财保毕节支公司是否需在被告王亚枫投保的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死者罗阳的死亡系从贵Ｂ×××××号车车头顶部坠下所致，并非因为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涉案贵Ｂ×××××号车虽在该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但死者罗阳的死亡并非交强险赔付范围，故对罗阳的死亡，被告阳光财保毕节支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五、关于死者罗阳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是否适当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减轻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的问题。根据六盘水市公安局钟山分局月照派出所对死者亲属罗成林的询问可知，死者罗阳生前系站在贵Ｂ×××××号车车头顶部铲煤且明知自身身体不适仍站在该车车顶铲煤，其对自身安全没有尽到相应注意义务，其从贵Ｂ×××××号车车头顶部坠下导致自身死亡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可以适当减轻雇主王亚枫的赔偿责任，考虑到雇主对于涉案事件的发生并无错误指示等行为，酌情减轻赔偿义务人40%的赔偿责任。六、关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因罗阳死亡产生的安葬相关费用6484元是否支持，如何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的规定，罗阳因为被告王亚枫提供劳务而死亡，故六原告请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主张，予以支持。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死者罗阳的父亲罗纯友在其死亡时已年满71周岁，其母亲张槐兰在其死亡时已年满58周岁，参照现阶段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规定，原告罗纯友、张槐兰主张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王亚枫辩称张槐兰未年满六十周岁，无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或无其他生活来源，不应当支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不予采纳。又，原告罗某1、罗某2、罗某3作为死者罗阳的子女，尚未年满18周岁，尚需被告罗阳抚养，故原告罗某1、罗某2、罗某3请求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亦予以支持。但是，六原告请求赔偿因罗阳死亡产生的安葬相关费用6484元的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该费用为安葬死者罗阳发生的殡葬服务费用，应属于丧葬费范畴，六原告既已主张丧葬费，则该笔费用构成了重复主张，既已支持了其丧葬费的主张，故对该笔费用不再支持。对于精神抚慰金是否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因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等人格利益遭受不法侵害而导致其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精神反常或生理、心理上的损害而依法要求侵害人赔偿的精神抚慰费用。即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目的在于以物质形式弥补和减轻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慰藉受害人的感情世界。本案中，受害人罗阳的生命权受到侵害且发生死亡的严重后果，罗阳的死亡对其近亲属必然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六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予以支持。综上，对六原告主张的赔偿费用计算如下：1.死亡赔偿金，参照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2018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2018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元／年的标准，六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计算为631840元（31592元／年×20年＝631840元），六原告的主张未超过该标准范围，予以支持。2.丧葬费，参照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贵州省统计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布2018年贵州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平均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发布的2018年度贵州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7952元的标准，六原告主张的丧葬费计算为元（67952元／年÷12个月×6个月＝33976元），六原告主张31462元，在计算标准的范围内，其未主张部分，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予以确认。3.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死者罗阳的父亲罗纯友、母亲张槐兰的年龄及扶养义务人人数和原告罗某1、罗某2、罗某3的年龄及抚养义务人人数，参照《2018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2018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788元／年的标准，按照“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的法律规定进行计算，因原告罗纯友、张槐兰主张按8299元／年、原告罗某1、罗某2、罗某3主张按20348元／年计算的标准未超过计算标准的范围，且系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予以确认并采纳六原告各自主张的标准予以计算。六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具体为：罗纯友计算赔偿9年（108个月）、张槐兰计算赔偿20年（240个月）、罗某1计算赔偿1年3个月（15个月）、罗某2计算赔偿4年3个月（51个月）、罗某3计算赔偿2年5个月（29个月）。第1月至第15月，被扶养人为5人，即原告罗某1、罗某2、罗某3、罗纯友、张槐兰，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5068.33元［8299元／年÷12个月（月赔偿标准）×15个月×2人（罗纯友、张槐兰）÷3人（扶养义务人罗阳、罗成林、罗良元）＋20348元／年÷12个月×15个月×3人（罗某1、罗某2、罗某3）÷2人（扶养义务人王某1、罗阳）＝45068.3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为36054.67元［45068.33元÷15个月×12个月＝36054.67元］，年赔偿总额已超过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20788元／年，因此，第1月至第15月，被扶养人5人的生活费全部认定为25985元［20788元／年÷12个月×15个月＝25985元］；第16月至第29月，被扶养人为4人，即原告罗某2、罗某3、罗纯友、张槐兰，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0194.11元［8299元／年÷12个月×14个月×2人÷3人＋20348元／年÷12个月×14个月×2人÷2人＝30194.11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为25880.67元［30194.11元÷14个月×12个月＝25880.67元］，年赔偿总额已超过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20788元／年，因此，第16月至第29月，被扶养人4人的生活费认定为24252.67元［20788元／年÷12个月×14个月＝24252.67元］；第30月至第51月，被扶养人为3人，即原告罗某2、罗纯友、张槐兰，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8795.56元［8299元／年÷12个月×22个月×2人÷3人＋20348元／年÷12个月×22个月×1人÷2人＝28795.5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为15706.67元［28795.56元÷22个月×12个月＝15706.67元］，年赔偿总额未超过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20788元／年，因此，第30月至第51月，被扶养人3人的生活费认定为28795.56元；第52月至第108月，被扶养人为2人，即原告罗纯友、张槐兰，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6280.17元［8299元／年÷12个月×57个月×2人÷3人＝26280.17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为5532.67元［26280.17元÷57个月×12个月＝5532.67元］，年赔偿总额未超过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20788元／年，因此，第52月至第108月，被扶养人2人的生活费认定为26280.17元；第109月至第240月，被扶养人为1人，即原告张槐兰，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0429.67元［8299元／年÷12个月×132个月×1人÷3人＝30429.67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为2766.33元［30429.67元÷132个月×12个月＝2766.33元］，年赔偿总额未超过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20788元／年，因此，第109月至第240月，被扶养人1人的生活费认定为30429.67元。上述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135743.07元，六原告主张161615.66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4、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及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王亚枫雇佣罗阳为其驾驶车辆，其主观上并无希望涉案事件发生的意愿，同时，死者罗阳对于涉案事故的发生自身也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故对于六原告主张的50000元精神抚慰金，酌情支持8000元为宜，六原告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上述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费用合计为807045.07元，扣除减轻赔偿义务人40%赔偿比例即322818.03元（807045.07元×40%＝322818.0元）后，被告王亚枫需赔偿六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合计484227.04元。对于被告王雪支付的17000元尸检费用是否在上述赔偿额中予以扣减的问题，因无证据证明进行尸检的费用必须由六原告承担，故被告王亚枫请求该笔费用应当在赔偿费用中扣减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对于被告王雪先行垫付的41000元，被告王亚枫主张在其应承担的赔偿费用中予以扣减，被告王雪未提出异议，予以支持，即被告王亚枫尚需赔偿六原告因罗阳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合计443227.0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亚枫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1、罗某1、罗某2、罗某3、罗纯友、张槐兰因罗阳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443227.04元；二、驳回原告王某1、罗某1、罗某2、罗某3、罗纯友、张槐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1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507元，由原告王某1、罗某1、罗某2、罗某3、罗纯友、张槐兰负担3377元，被告王亚枫负担3130元。二审中，王雪提交以下证据：1、乔迁酒礼金本及赔偿协议书、收条，用以证明王雪具有购买涉案车辆能力，是车辆实际所有人。王桠枫、金武英对该证据无异议，王某1及罗纯友、张槐兰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王雪在一审中未提交，对该证据三性均持异议，不能达到王雪证明目的，阳光财保毕节支公司对该证据三性无法核实，请求法院认定。2、王雪与王某1的三段通话录音，用以证明涉案车辆为王雪所有，罗阳是为王雪提供劳务，且通过录音能清楚看出王某1明知雇主是王雪而非王桠枫。王桠枫、金武英对该证据无异议，王某1认可三段录音真实性，但达不到王雪证明目的，第一段录音是7月11日，罗阳死亡是7月2日，这相隔的9天中王桠枫拒不承担责任也不安慰家属，罗纯友、张槐兰认为金武英是法定车主，实际购买人是王桠枫，与王雪无关，这组证据达不到王雪证明目的，阳光财保毕节支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力由法院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王雪所提证据均非新证据，且均未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本案被告之一姓名应为王桠枫，一审判决书中将当事人名字罗列为“王亚枫”属笔误，本院予以纠正。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各方诉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死者罗阳受雇于谁；2、罗阳是否在履行雇佣活动过程中死亡；3、原判划分的责任比例是否合理；4、尸检费用应由谁承担；5、诉前作为司法局参加调查调解的人员能否在诉中作为一方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关于焦点1，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罗阳驾驶的车辆系王桠枫签订买卖合同购得，登记于王桠枫前妻金武英名下，此后的经营均是王桠枫与罗阳联系，王雪并未参与。现王桠枫主张王雪是车辆所有权人，其仅受王雪委托进行管理，但对委托事实并未举证证明，而购车款是否由王雪支付以及王雪是否有购买能力均不能证明王雪为车辆所有权人，结合罗阳与他人聊天过程中表明是受雇于王桠枫及王桠枫向罗阳发放工资的情况，一审认定罗阳受雇于王桠枫并无不当。关于焦点2，首先，根据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罗阳受损表现符合高坠伤形态特征，系因重型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结合公安机关调查后初步判定罗阳系因从自己驾驶的东风牌大力神车型车头顶部坠下死亡的情况，罗阳从自己驾驶的车头顶部坠落导致死亡的可能性较高。现王桠枫主张罗阳的死亡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未能证明罗阳系因其他原因致死，因此，对王桠枫认为罗阳死亡系因其他侵权行为所致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其次，王桠枫虽提交了王雪签订的挂靠合同以证明罗阳当天的运输路线不在约定的范围内，但在王某1提交的录音中，王桠枫说罗阳经常帮他到其他地方跑运输，可见罗阳并非仅在固定路线运输经营，而该行为显然得到了王桠枫的授意和认可，因此，仅凭挂靠合同的运输路线不能否认罗阳系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死亡的事实。第三，罗阳既受雇于王桠枫，事发当天驾驶的又是王桠枫的车辆，从该行为表征上看便应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现王桠枫主张罗阳并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却未能举证证明，应由王桠枫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据此认定罗阳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死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王桠枫认为应当由罗阳家属对其存在雇佣活动指示承担举证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认定罗阳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导致死亡并无不当。关于焦点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罗阳既受雇于王桠枫，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导致死亡，王桠枫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鉴于罗阳对其死亡结果存在一定过错，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之规定判决罗阳自行承担40%责任并无不当，王桠枫认为罗阳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4，一是王桠枫未举证证明尸检费用应当由死者家属承担，二是尸检费用系王雪支付，而王雪未提起上诉，即王雪对于一审判决认定尸检费用不作扣除并无异议，故，对王桠枫主张一审判决对尸检费用的承担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5，经查，王某1代理人刘文全在诉前作为司法局工作人员对本案进行了调查和调解，但当时所作的调查调解内容并未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刘文全作为王某1代理人参加诉讼并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王桠枫认为刘文全不能作为本案代理人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桠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14.00元，由王桠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世军审 判 员 徐 洪审 判 员 刘光全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代 珊书 记 员 蔡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