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11013号原告：包建韻，女，195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市。原告：茅炜，男，198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市。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志刚，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琳，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新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孔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歆莹，女。被告：上海凯成动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顾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艳沁，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雄萍，上海惠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蔡建伟，男，196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蔡建荣，男，196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建伟。原告包建韻、茅炜与被告上海新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兰公司)、上海凯成动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成公司)、蔡建伟、蔡建荣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包建韻、茅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志刚、王晓琳，被告新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歆莹，被告凯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艳沁、姚雄萍，被告蔡建伟暨被告蔡建荣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包建韻、茅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确认2008年4月10日签订的《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第十三条第一项“该户安置人口5人，其中户籍人口3人，引入人口2人”无效。事实和理由：本案所涉西藏北路XXX弄XXX号房屋承租人为刘玲娣，在册户口人口为刘玲娣，配偶蔡全福，子蔡建荣，两原告户口不在此处。2007年该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2008年4月10日刘玲娣之子蔡建伟与被告新兰公司、凯成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将原告错误列入安置人员。原告认为，其不符合本案在册人员及户口引进之列，也从未参与过协议内容的协商并授权他人代为行使民事权利，更不知晓本人被作为了该房屋的被安置人口，事后也未对协议内容进行追认并取得拆迁补偿款，现签约人恶意串通，将原告列为该户被安置人员，致原告无法取得他处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利益，故该部分协议内容当属无效。至于被告出示的离婚调解书、独生子女等材料，包建韻仅在与蔡建荣登记结婚时提供了户籍资料，其余材料如何出具给被告原告不清楚。故起诉，要求判如所请。被告新兰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作为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应被拆迁人方的申请，审查了被拆迁人方提供的原告包建韻与蔡建荣的结婚证及包建韻与其前夫的离婚调解书、独生子女证、户口簿，确认两原告符合该户引进人员的安置条件，故在与被拆迁人方协商后与被拆迁人委托的代理人蔡建伟签订了本案所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体现了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约定内容也已履行完毕，不存在原告所述协议无效的情形。被告凯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签约时，基于原告包建韻与被告蔡建荣系夫妻关系，并提供了离婚调解书、独生子女证等相关材料，故可以确认两原告符合该户引进人口的条件。原告提出其不知晓拆迁事宜，与其主动提供相关材料的事实不符。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履行完毕已逾十年，原告至今才提起诉讼，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告蔡建伟、蔡建荣共同辩称：请求法院依法处理。蔡建伟系接受母亲刘玲娣的委托签订了本案所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相关补偿款确实已领取。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12月3日，被告新兰公司取得拆许字(2003)第2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被批准对原上海市西藏北路XXX弄XXX号房屋所在地块实施拆迁，拆迁期限自2003年12月3日至2004年6月30日。之后，经批准，拆迁期限延长至2008年12月31日。原上海市西藏北路XXX弄XXX号房屋系公房，其中西三层阁的房屋承租人为被告蔡建伟、蔡建荣母亲刘玲娣。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该户内在册户口人员为刘玲娣、刘玲娣丈夫蔡金福、被告蔡建荣，刘玲娣于2011年10月28日报死亡，蔡金福于2005年1月21日报死亡。2008年3月17日，原告包建韻与被告蔡建荣登记结婚。根据被告新兰公司持有的调解书、独生子女证、房屋租赁凭证、户口簿等材料显示，原告包建韻与其前夫茅亦新于1994年10月17日经原上海市南市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双方所生一子即原告茅炜随包建韻共同生活，两原告户籍于1995年迁入本市福佑路XXX号，该处房屋为公房，租赁户名为原告包建韻父亲包根富，租赁面积21平方米等。2008年4月10日，被告新兰公司(拆迁人、甲方)与刘玲娣(房屋承租人、乙方)委托的代理人即被告蔡建伟签订了《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乙方原承租的西藏北路XXX弄XXX号房屋，由甲方给予拆迁补偿安置，乙方选择货币补偿等，协议第十三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第1项记载，“该户安置人口5人，其中户籍人口3人，计入人口2人”，凯成公司作为拆迁实施单位在协议上盖章。同日，拆迁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甲方给予乙方人均不足10平方米补差等照顾补贴。之后，拆迁人按照前述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支付了全部拆迁补偿款，并由蔡建荣领取了全部款项，被拆迁房屋也已被实际拆除。根据《房屋拆迁安置情况签报表》《非常住人口计入安置审批表》显示，西藏北路XXX弄XXX号刘玲娣户安置对象为户主刘玲娣、夫蔡金福、子蔡建荣、媳包建韻、孙茅炜，计入人口为包建韻、茅炜。上述事实由当事人提供的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动迁居民基本情况表、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居住证明、房屋拆迁许可证及延长拆迁期限批复、授权委托书、补充协议、房屋拆迁费用发放凭证、房屋拆迁安置情况签报表、非常住人口计入安置审批表、结婚证、独生子女证、调解书、户口簿、房屋租赁凭证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的原《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条规定，“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以房屋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租用公房凭证、房屋租赁合同计户，由拆迁人按户进行补偿安置。与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以房地产权证所载明的所有人和租用公房凭证、房屋租赁合同所载明的房屋承租人为准。”本案中，被告新兰公司、凯成公司作为拆迁人、拆迁实施单位，经协商，与被拆迁人刘玲娣委托的签约人即被告蔡建伟签订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约主体符合前述规定，所约定的内容体现了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拆迁人方已对被拆迁人户进行足额补偿，各方亦已按照协议实际履行完毕，不存在前述法律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属合法有效。签约过程中，拆迁人方经被拆迁人户申请，考虑原告包建韻与被告蔡建荣登记结婚、包建韻与前夫离婚后他处无住房、茅炜随包建韻共同生活等具体情况，经审核结婚证、调解书、独生子女证等相关材料，将两原告计入本户安置人口，充分保障了被拆迁人方的利益，并无证据表明签约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原告提出，被告新兰公司处现留存的事关其个人情况的调解书、独生子女证及包建韻父亲包根富的户口簿、房屋租赁凭证等材料并非其提供，明显不符合常理。在此情况下，原告作为被拆迁人户家庭成员，提出其不清楚拆迁事宜亦不知晓被计入该户安置人口的陈述，本院实难采信。至于原告认为其未取得拆迁补偿安置款的问题，系其家庭内部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的分配问题，并非其要求确认协议条款无效的法定理由。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包建韻、茅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40元，由原告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秋萍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敏蔚书 记 员 刘敏蔚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