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21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及艺某，女，200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宁晋县宁纺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及某，男，2006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宁晋县宁纺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岳利某，女，1976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宁晋县宁纺新区。 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岳赟，河北锦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永某，男，1975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赵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军平，石家庄市赵县宏业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及某（银）刚，男,194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邢台市宁晋县。 上诉人岳利某、及某、及艺某因与被上诉人史永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2019）冀0133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岳利某、及某、及艺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2019）冀0133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书，发还重审或者依法改判岳利某、及某刚与史永某签订的《赔偿和解协议》无效。2、本案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岳利某作为及艺某的委托代理人形成表见代理，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赔偿和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就岳利某代替及艺某签订赔偿协议而言，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原审法院己经审理查明岳利某向法院出具的及艺某的授权委托书不是及艺某本人签名，及艺某在协议签订时作为成年人并没有委托岳利某签订《赔偿和解协议书》；岳利某没有代理权，实施代理行为后，及艺某没有追认，故该《赔偿和解协议书》对及艺某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为判决依据，该指导意见的公布日期为2009年7月7日。而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对代理有明确规定。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原审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应当以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作为判决依据。原审法院是在认定签字并非及艺某所签的前提下，故意规避法律作出错误判决。该错误判决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二、原审法院认定岳利某作为及某的法定代理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赔偿和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就岳利某作为法定代理人代替及某签订赔偿协议而言，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三十四条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第三十五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予涉。协议签订时及某12周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岳利某代替及某签订《赔偿和解协议书》的行为明显不利于维护及某的利益，没有按照最有利于及某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没有尊重及某的真实意愿，因此该《赔偿和解协议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协议。三、岳利某、及某刚在签订协议时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情形。《赔偿和解协议书》是在同属河北众平律师事务所的史永某的刑事案件辩护人田绍池律师，与原审原告当时的民事案件代理人尚丽律师，两位的极力游说下签订的。尚丽律师告诉岳利某、及某刚，史永某同意支付22万作为经济补偿，以换取其在原刑期四年六个月的基础上得到减缓，但需要签一份和解书和刑事谅解书，否则拿不到这22万元，但是两位律师未告知岳利某、及某刚签字后会带来56万元无法得到赔偿的最终后果。岳利某、及某刚就是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签订协议后会使56万元经济损失得不到赔偿。史永某的辩护律师与尚丽律师相互串通，利用岳利某、及某刚没有文化、不懂法律，故意损害岳利某及其家人的合法权益。故在签订该协议时对岳利某、及某刚来讲存在被欺诈、被哄骗、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的情形，应依法予以撤销。综上所述，岳利某代替及艺某签订《赔偿和解协议书》，该协议因岳利某没有代理权而对及艺某不发生效力；岳利某代替及某签订《赔偿和解协议书》，该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岳利某在签订《赔偿和解协议书》时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情形，该协议应予以撤销。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上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史永某答辩称，一、双方在达成《协议书》前，岳利某向邢台中院提交了户口本、及艺某的身份证和及艺某全权委托岳利某的授权委托书。基于岳利某出示的证据和上诉人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答辩人方完全相信岳利某对及艺某有代理权。参照《最高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规定，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和《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岳利某代及艺某与答辩人方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完全形成表见代理。其效力是代理行为有效。因表见代理所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被代理人不得以表见代理人没有代理权抗辩善意第三人。2、答辩人所说的以上规定并没有冲突，《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定也没有废止。再：本案是合同纠纷案件，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据本案事实参照《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定，认定岳利某代及艺某与答辩人方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已形成表见代理的这一事实，没有错误：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依法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二、在宁晋县邢台市中院审理上诉人与答辩人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中，均有岳利某作为及某的法定代理人代及某参加诉讼，所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岳利某、及某刚和岳利某聘请的律师与答辩人方经多次协商后签订的。至于说双方签订《协议书》前，岳利某是否征求过及某的意见，答辩人不知，但从邢台中院询问岳利某、及某刚的笔录中可以断定及艺某、及某知道、并同意协议条款。协议中赔偿给上诉人和第三人的款没有分人、分项确定赔偿数额，就是赔偿给这么多款为清。对协议中的赔偿款谁分得多少，是上诉人之间的事，与答辩人无关。如果说岳利某在诉讼中代及某签订《协议书》的行为侵害了及某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应有岳利某对及某承担法律责任。但不能因岳利某在履行法定的监护职责中存在错误否定《协议书》合法有效。三、双方在签订协议时，答辩人在看守所羁押，是答辩人的弟弟史永亮代答辩人与岳利某、及某刚签订的，地点是在邢台中院审判庭，在场人还有双方当事人的律师、法官和书记员。签订协议后，答辩人方将自己东凑西借、给他人磕头作揖筹到的22万元款，通过转账给付岳利某后，岳利某、及某刚给答辩人出具了谅解书。就《协议书》、《谅解书》是否是岳利某、及某刚、以及岳利某代理的被代理人及艺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办案法官对岳利某和及某刚分别进行了询问，二人在询问笔录中均承认是他和他所有近亲属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邢台中院依法作出（2018）冀05刑终615号刑事判决书，2019年，上诉人向邢台中院提出申请要求再审，邢台中院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申诉。现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说：双方律师相互串通，利用上诉人没文化、不懂法，故意损害上诉人方的合法权益，签订协议时对上诉人方来讲存在被欺诈、哄骗、显示公平、重大误解的情形，应依法予以撤销。但上诉人对自己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根据举证责任，上诉人应承担对己不利的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判决正确。答辩人请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岳利某、及某、及艺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告岳利某与被告之间2018年12月12日签订的《赔偿和解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6月4日22时30分，史永某醉酒后驾车将及红沛当场撞死，后驾车逃逸。宁晋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史永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尚丽律师作为原告民事代理律师，于2018年6月25日向宁晋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要求本案被告史永某，以及肇事车辆的所有人贾丽丽、承保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670000元。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宁晋县人民法院以史永某涉嫌交通肇事罪需先开庭审理作出（2018）冀0528民初24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本案诉讼。2018年12月25日宁晋法院做出（2018）冀0528刑初130号判处史永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判决后，史永某不服上诉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12日岳利某、及某刚（岳利某做为及某的法定代理人、及艺某的委托代理人）为甲方，与史永某为乙方的委托代理人史永亮签订赔偿和解协议书，协议约定：“一、史永某一次性给付岳利某、及某刚、及艺某、及某经济补偿22万元，自本协议签订后立即给付，然后甲方对乙方的民事部分撤回起诉；二、乙方给付甲方的上述款项，不包括乙方车辆投保保险公司应当理赔给甲方的所有赔偿；三、甲方收到上述款项后，不再追究乙方的赔偿责任，并请求有关机关对史永某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四、其他事项双方互不追究。”签订协议时史永某因刑事拘留未在场。同日岳利某、及某刚出具谅解书，请求司法机关不再追究史永某的刑事、民事责任，对史永某免除刑事处罚或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岳利某已收到22万元赔偿款，现该款还在岳利某手中掌握。双方签订协议时及艺某已年满18周岁，及某为12周岁。2018年12月12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岳利某、及某刚的询问笔录中岳利某、及某刚均认可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谅解书是其以及及艺某、及某的真实意思表示。2018年12月1日岳利某向法院出具的及艺某的委托书经鉴定委托人及艺某的签名不是及艺某所签。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5刑终615号刑事判决书以刑事谅解为由改判史永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2019年4月4日宁晋县人民法院做出（2018）冀0528民初243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原告的损失金额为731983.4元，法院以签订和解协议和因史永某醉酒驾驶机动车肇事逃逸商业三者险免赔为由，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1万元，驳回了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宁晋县人民法院、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民事判决书，和解协议、谅解书、询问笔录、鉴定书、开庭笔录等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2月12日原被告以及第三人之间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在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签订，刑事案件的法官、书记员，原告岳利某，被告史永某的弟弟史永亮，第三人及某刚，以及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律师在场，办案法官就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协议双方当事人作有询问笔录，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且被告已将协议款于当日转入岳利某的账户，因此原告提出该协议存在显示公平、重大误解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提出的及艺某、及某对此协议毫不知悉的主张，岳利某是及某的法定代理人，虽然经鉴定及艺某委托岳利某的委托书的签名不是及艺某所签，但是，根据签订协议时的地点、在场人、岳利某提交的及艺某的委托书、被告史永某在签订协议时善意且无过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定，原告岳利某做为原告及艺某的委托代理人已形成表见代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岳利某、及艺某、及某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岳利某、及某刚（岳利某做为及某的法定代理人、及艺某的委托代理人）为甲方与史永某为乙方的委托代理人史永亮签订的《赔偿和解协议》，是在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下签订，刑事案件的法官、书记员，岳利某，史永某的弟弟史永亮，第三人及某刚，以及律师均在场。办案法官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均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和解款于当日转入岳利某的账户，史永某在签订协议时并不存在过错，对于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岳利某自持及某的法定代理人身份、及艺某的委托代理人手续签署和解协议，具有被授权的表象，其行为完全能够让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权，基于三上诉人特殊的身份关系，认定岳利某签署和解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故一审判决认定以不存在显示公平、重大误解为由驳回岳利某、及艺某、及某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岳利某、及艺某、及某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志刚 审判员  李荣水 审判员  史兆宏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金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