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411民初2872号原告：赵国欣，男，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亚慧，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崔付全，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保红，河南昌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一萍，女，196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河南省平顶山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员工，住本市湛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袁一萍之夫），男，196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堂，河南元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向红，女，197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平顶山市卫东区。原告赵国欣与被告崔付全、袁一萍、第三人李向红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国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亚慧、王鑫，被告袁一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孙建堂，被告崔付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保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向红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但第三人李向红在答辩期内向法庭递交书面答辩状一份，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国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赵国欣对崔付全享有650000元债权转让给袁一萍，该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崔付全、袁一萍负担。事实与理由：袁一萍曾任赵国欣公司会计。2014年5月2日至2015年7月1日期间，赵国欣与袁一萍及其亲友发生多笔借贷共计3785000元，扣除期间已偿还的20000元，下余3765000元。经各方确认，赵国欣用银行贷款偿还了125000元;用儒骏地产公司两套房产抵偿借款1142880元；2016年3月9日，又用儒骏地产公司一套房产抵付借款590488元，下余781630元。另外，崔付全2014年向赵国欣分两次借款800000元。应实际出借人赵国欣要求，崔付全向第三人李向红出具500000元借条一张，向袁一萍出具300000元借条一张。之后崔付全已向实际出借人赵国欣还款150000元本金及部分利息，尚欠本金650000元及计算至2015年10月的利息174000元，合计824000元。2015年12月27日，赵国欣与袁一萍协商下余款项偿还事宜，双方将对崔付全的债权转让给袁一萍并形成转让意向。此后，袁一萍夫妇专程赶赴崔付全洗煤厂考察，并在实地考察后确认债权转让并以更换借条形式确认债权转让。之后袁一萍、崔付全以实际行动履行该转让的债权债务，包括:袁一萍丈夫到崔付全家中找崔付全催款;崔付全向袁一萍还款现金40000元;崔付全向袁一萍担任股东的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抵帐。上述事实，在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豫04民终5157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事实部分陈述如下:“袁一萍和赵国欣商量好之后，袁一萍及其丈夫王海还有司机一起去汝州崔付全开的洗煤厂里，将被告崔付全出具的一张50万元、一张30万元的条子当面撕毁后，被告崔付全又给被告袁一萍打了一个50万元、一个15万元的欠条。崔付全表示，之所以给袁一萍打借条是因为袁一萍和赵国欣商量好了，把账磨给袁一萍，崔付全也是认可的。后来开票(开增值税发票，时间大约是2016年前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还钱什么的都是对准袁一萍。2016年4月1日、2016年6月4日，崔付全依袁一萍要求分两次通过工商银行漯河柳江路支行向王宇奇账户尾号为1054的账户分别汇款20000元(崔付全备注:还平袁总利息2万元)，共向王宇奇的账户转账40000元。综上，赵国欣对崔付全享有的650000元债权本息已经转让给袁一萍且已经实际履行，现袁一萍因崔付全经营不善担心债权难以实现而对债权转让约定反悔，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违反了双方口头债权转让合同约定。该违约行为并非如袁一萍辩称，因其反悔行为并未使赵国欣债权减少也没有使赵国欣债务增加，就可以随时反悔。为维护赵国欣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袁一萍辩称，赵国欣的起诉违背了一事不两诉的基本原则。本案诉请即赵国欣对崔付全享有的债权是否转让给袁一萍。这一请求在与本案存在直接关系的（2018）豫0411民初1471号案件中赵国欣的抗辩理由完全一致。该案件归纳的唯一争议焦点也是双方争议的债权是否转移，在前述关联案件的判决中已经充分论述和阐释了本案诉争的债权转移不成立，并判令赵国欣仍然对袁一萍承担借款偿还义务。该判决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而赵国欣在被法院依法驳回其抗辩理由后，将抗辩理由作为一个诉请重新提起诉讼，实际上是一事两诉的情形。如果法庭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的话，就有可能与前述生效判决发生实质冲突或者重复。因此，请求法庭依法驳回赵国欣的起诉。赵国欣诉称的债权转移不成立，因为从法律上讲债权债务的转让需要经过债权人的同意，并通知到债务人。尽管作为债务人的赵国欣曾经向袁一萍提议由袁一萍向次债务人崔付全催要欠款，但袁一萍从来没有明确、接收和认可债务的转移。从情理上，袁一萍对崔付全不了解和相识，更不具有任何信赖关系，任何有理智的人不可能将自己的几十万债权承诺转让给并不了解的陌生人。且在赵国欣与袁一萍协商债权债务的转移过程中作为次债务人的崔付全也不在场。因此赵国欣诉请并不成立。赵国欣将此前关联案件中的证人崔付全列为被告，并将与本案没有利益关系的李向红列为第三人违背了诚实信用和程序正当原则，因为无论债权债务转移是否成立都不增加崔付全的权利义务。崔付全在本案中根本没有出庭的必要也不具备作为被告的必要性。在郑州中院将本案从郑州管城区法院移送至贵院的民事裁定中已经明确赵国欣与崔付全之间没有实质争议。而本案诉争的债权债务是否转移更与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赵国欣将该二人分别列为被告和第三人实质上是人为的为赵国欣作证。赵国欣、李向红、崔付全是对抗执行的不良目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赵国欣的诉讼请求。维护袁一萍合法权益和法律公正。崔付全辩称，赵国欣对崔付全的债权65万元借款及利息已经转让给袁一萍，且崔付全已经向新的债权人袁一萍履行了还款义务。崔付全与赵国欣系朋友关系。2014年崔付全向赵国欣借款80万元。截止2015年下半年尚有借款本金65万元及利息没有偿还。因袁一萍对赵国欣享有债权，经赵国欣、袁一萍协商，将赵国欣对崔付全的借款65万元及利息转让给袁一萍，并通知了崔付全。崔付全重新向袁一萍出具了借条两份。袁一萍受让赵国欣的债权后，崔付全于2016年4月1日向袁一萍偿还借款利息2万元，于2016年6月4日向袁一萍偿还借款2万元，现两份借条均由袁一萍持有。现袁一萍拒不提供上述借条应推定转让债权事实成立，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袁一萍承担。李向红述称，李向红不是崔付全的债权人，但存在以李向红名义作为债权人开具的借条。李向红与袁一萍曾共同就职于河南常亮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2014年9月到11月，赵国欣向崔付全出借了80万元，其中50万元崔付全以李向红名义出具借条，另30万元以袁一萍名义出具借条。这两张借条的实际债权人均为赵国欣。后崔付全向赵国欣偿还了15万元，以袁一萍名义出具的借条换成了15万元，仍沿用袁一萍的名义。赵国欣与崔付全、袁一萍已经达成合意，崔付全欠赵国欣的款项抵给了袁一萍。李向红知道袁一萍说其已经和赵国欣达成合意，通过房产和崔付全的欠债等实物抵偿赵国欣的欠款。袁一萍还说其拿到了上文提到的两张欠条，且与丈夫王海共同去考察了崔付全的洗煤厂，认为崔付全有能力偿还借款，就要求赵国欣把崔付全的借条交付给自己，就算是磨账完成了，赵国欣和袁一萍之间的欠款就此两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赵国欣提交如下证据：1.赵国欣向崔付全的账户交易明细3页，拟证明赵国欣于2014年9月30日、2014年10月13日、2014年11月7日向崔付全转款，共出借了800000元（含砍头息12000元，实付788000元）。2.2016年4月1日与2016年6月4日历史交易明细复印件2页，拟证明崔付全通过王宇奇账户向袁一萍转款，清偿对象已从赵国欣转变为袁一萍，对应涉诉债权转让的事实。3.录音材料一份配套录音文字材料共17页，拟证明袁一萍与赵国欣达成合意，即再行抵让一套房产和赵国欣享有的对崔付全的债权，用二者清偿赵国欣对袁一萍的债务；袁一萍知悉存在崔付全2014年所写的借款人为其和李向红的两张借据；袁一萍也知悉截至到2015年12月27日涉诉债权本金数当为650000元；袁一萍于2015年向崔付全追要了一万元现金，即崔付全向袁一萍于2015年8月转款为袁一萍为赵国欣受领。4.（2018）豫04民终515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赵国欣系河南常亮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一萍在该公司担任会计；录音发生后，赵国欣以平顶山市儒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产一套以590488元抵付给袁一萍丈夫王海的妹妹王宇奇，说明王宇奇在当时是袁一萍债权利益的代为受领人。证人刘某、张某的证人证言各一份，拟证明赵国欣已经将崔付全出具的借条于2015年12月差遣证人送给袁一萍。6.刘x的证言，赵国欣和袁一萍已经达成了合意，同意用赵国欣享有的对崔付全的债权抵偿赵国欣对袁一萍的债务。崔付全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1—证3均无异议，这是赵国欣向崔付全出借资金，债权转让之后向袁一萍偿还债务的相关证据，我们对此无异议。证4、证5及证人证言均无异议。袁一萍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1无法确认与本案是否存在关系，也无法确认是否属于本案涉及的债权债务。证2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袁一萍对赵国欣合计持有的借款债权高达300多万元，其中已经通过现金或房屋抵偿等方式偿还了一部分，这种偿还行为与本案诉争的是否构成债权转移没有因果关系。证3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该录音资料的完整性无法证明。是否由录制人赵国欣进行过剪接删除无法查清。其次该录音是赵国欣未经袁一萍同意和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偷录的，侵害了袁一萍的知情权。使双方丧失了公平的谈判条件，袁一萍不知道被录音。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个录音的过程反映的是相关当事人对有关债权债务的协商过程，并没有做出最终结论，更没有签署债权债务转让的书面协议。根据合同法规定，债权转让应当由债权人同意并通知到债务人。也就是债权转让是否成立的核心要件取决于债权人是否同意，而作为债权人的袁一萍从没有同意债权转让，只是表示可以向崔付全催要。但如果要不回来仍然由赵国欣承担偿还义务。双方的意思表示十分清楚明了，并不是法律意义的债权转让。且结合赵国欣提供的证人证言也与录音资料存在明显冲突，因此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已经形成债权债务转移。证4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判决恰好证明本案的诉请是实质上的重复起诉。判决的主文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一审判决已经明确否决了赵国欣关于债权转让的抗辩观点，并判令偿还袁一萍借款。原告对法院已经驳回的抗辩请求重新起诉实质上也是重复起诉。证5该两份证言对本案诉争的问题没有证明意义，且张某的证言与此前存在庭审的证言存在严重出入，且两证人均系赵国欣的亲戚，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其出庭作证的动机和目值得怀疑。证6刘x的证言持有异议。首先刘x作为赵国欣的雇员，有紧密的利益关系，其出庭作证的可信性大打折扣。其次刘x的证言与实际情况和逻辑常理存在严重出入。因为根据赵国欣在此前多次庭审的陈述协商债权转让时的4个在场人只有赵国欣、袁一萍、王海、刘xx，且提起该问题的诱因不是袁一萍向赵国欣催要欠款，而是由于刘xx来平顶山向赵国欣催要借款时赵国欣才提起这个念头。且赵国欣从未提及与袁一萍存在多次协商的情形。而根据袁一萍和赵国欣双方此前的庭审陈述崔付全已经不知所踪，不可能像证人当庭陈述多次到常x公司参与协商。刘x的证言纯属虚构，不足采信。崔付全提交如下证据：1.转账凭证一页，存款凭证一页，拟证明赵国欣将债权转让袁一萍后，崔付全按照袁一萍的指示，分别于2016年4月1日向袁一萍指定银行账户偿还利息2万元，于2016年6月4日向袁一萍指定偿还借款2万元，于2016年6月4日向袁一萍指定偿还借款2万元，共计向袁一萍偿还借款4万元。赵国欣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1无异议。以我方提交的证2复印件完全一致，赵国欣与王xx没有任何交集也不认识，赵国欣不可能要求王xx代收账款，故证明崔付全证明目的与我方一致。袁一萍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1存款凭条真实性持有异议，该证据本身不能证明与本案有任何关系，其上面手写加注内容认为是主观添加，不具有客观性和任何证明效力。转账凭证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与赵国欣和袁一萍也不能证明有直接关系。上面手写加注内容认为是主观添加，不具有客观性和任何证明效力。退一步讲，即使赵国欣通过崔付全向袁一萍偿还了部分债务也不能据此认定已经构成债权债务转移，由他人代偿债务在实际生活中十分普遍。此前赵国欣偿还袁一萍的多笔债务也是通过他人代为清偿的，这并当然构成债权债务转移。袁一萍提交如下证据：1.（2018）豫0411民初1471号民事判决书、（2018）豫04民终5157号民事判决书（2019）豫01民辖终652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本案的诉请已经在1471号案件中作为核心抗辩理由和法庭归纳的唯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充分的质辩和详细的法理评析，该判决没有采信赵国欣的抗辩理由，那么在本案中又以该抗辩理由在没有其他新证据的情况下另行起诉，实质上是重复起诉，违背了一事不两诉的原则。652号裁定书认定与赵国欣存在实质争议的是袁一萍，而不是崔付全。且崔付全在此前的关联案件中始终作为证人出庭的，而李向红与本案的债权债务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原告将该两名与其没有实质争议和法律利害关系的人分别列为被告和第三人参加诉讼，实质上让二人不恰当的以当事人的身份为其作证。赵国欣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确给付之诉不同于确认之诉，今天赵国欣诉请与已经审理过的袁一萍的起诉不重合不矛盾。同时依照生效的判决书5157号第11页显示本院认为650000里面的债权是否转让，因崔付全可以参与本案诉讼，本院不予评判。当事人可就该债务是否转让另行主张。一审在崔付全未参加诉讼的情况认定债权转让成立不妥，应当予以纠正。二审将一审此错误部分进行了纠正的情形，认为一审错误认定。对于债务债权是否存在和债权债务合同转让合同确认之诉，两个完全不同的诉讼，一个是给付之诉，一个是确认之诉。对于最后一个证据郑州中院但关于管辖裁定，也是对于确认之诉主要被上诉人之间的管辖。被告所在地来确认是对被告所在地来确认，是对管辖的确认。录音中对债权转让的过程描述中说，王海对此债权转让表示不同意或者是等等再说。从袁一萍提交的所有证据来看，债权人是袁一萍和赵国新而非王海与赵国欣，故袁一萍完全有能力决定是否与赵国欣、崔付全进行磨账。而在通篇的录音中袁一萍都是同意的，王海对于商量一下再说并不是本次诉讼争议决定人也不是看王海的意思表示。确认该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应当看袁一萍以及赵国欣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是否通知到债务人崔付全，从双方确认的王海、袁一萍一同到崔付全处考察可以看出崔付全是知情并被通知到的。同时债权转让合同是非要式合同，不要求一定是书面形式，对于各方形成的一直意思表示所确认的口头合同也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且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最后一套抵扣的房产也在该合同中，该房产抵扣590844元，是在协商后履行的，并非经履行了4万元现金。袁一萍的代理人代为履行之说不成立。2015年12月27日双方形成的口头协议不仅包含了65万元本息的债权转让同时包含590488的房产抵扣。该转让合同已经履行了超过50%，也证明双方在2015年12月27日达成了口头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整体的还款计划。因此该两项约定不能割裂来看，不能将王海的意思表示理解为袁一萍的意思表示。在所有的诉讼中袁一萍是单独作为债权人出现的，袁一萍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决定本协议的成立和履行。崔付全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471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主要依据的是赵国欣提供的录音证据且援引了录音证据的内容，由此可以推定录音证据客观真实，在录音中袁一萍本人也自认崔付全向其出具的有借条两份，另外关于4万元的付款崔付全备注的均系还袁一萍的借款或利息，收款人是王海的妹妹王宇奇。崔付全支付款项的用途是按照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新的债权人袁一萍履行义务，偿还借款的行为不仅对崔付全并且对赵国欣都有实质性的影响，该款项的性质袁一萍是否收到均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所以也恳请法庭对4万元款项的性质在本案中查清，以免发生错误履行。另外，袁一萍如果认为崔付全是替赵国欣代偿，代偿后的债务金额是多少也希望法庭查明。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赵国欣系河南xx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一萍原系河南xx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会计。2014年5月2日至2015年7月1日期间，袁一萍及其亲戚耿xx、李xx、朋友刘xx与赵国欣发生多笔借贷，共计向赵国欣提供借款3785000元。经双方确认赵国欣已经用贷款偿还1250000元，并用三套房产抵偿借款，下余781630元是否偿还双方存在争议。赵国欣认为其对崔付全享有的65000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债权已经转让给袁一萍，上述债务已经不存在，故提起本案诉争要求确认债权转让合同关系成立。赵国欣与崔付全系朋友关系。赵国欣提供会计记账凭证显示2014年9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崔付全曾向赵国欣借款1360000元。崔付全对此予以认可并提供银行转款证明其在2014年10月至2014年11期间已经偿还赵国欣本金710000元。上述债权中800000元赵国欣（实际借款人）让崔付全以李向红、袁一萍作为出借人出具借条两份。其中一份显示崔付全向李向红借款500000元。另一份显示向袁一萍借款300000元。后期在崔付全又向赵国欣归还本金150000元情况下。崔付全又以袁一萍为借款人出具150000元借条取代原300000元借条。2015年12月27日，袁一萍、赵国欣、刘xx在河南常亮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赵国欣办公室协商债务清偿一事。期间，赵国欣将谈话过程录音。该录音显示：赵国欣与袁一萍、袁一萍之夫王海协商赵国欣对案外人崔付全享有的债权650000元及利息174000元转给袁一萍一事。袁一萍之夫王海参与谈话后，袁一萍表示：“现在算账，算账了以后还是，原来你不是说包括阿丽（刘xx）那，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那老婆那，秋xx，总共经我的手是3765000（元），贷款的钱不是125万，这个房子的钱是114万，减了还有130多万，130万元按你原来的意思是再抵两套房子都差不多了是不是，现在是我跟赵总（赵国欣）说的，刚才我说的，我做主，在耀威那再抵一套房子，抵一套房子那钱从哪，因为付全那账你不是也去过一回，跟付全也谈了谈，现在就按付全的账，算上我的钱妥了”、“大差不差就那几万块钱，几万块钱，利息咱不是174000元嘛，也抵着我类，我只管要”、“咱这都是账不是钱，但是类现在咱了结一下，这样说了以后，责任权利分开，各自承担各自的权利，各自承担各自的义务，事走到这一步…”最后王海表示：“中啊，你说这个事原则上我都同意，就是错点都无所谓”、“崔付全的账，要是他一直认这个账也好说，就怕他，说哩急了，他说我不认这个账…”，袁一萍表示：“这样，现在咱先是应住…”、“你要想的多，咱扯捞不清”，王海表示：“应住，中中中，先应住”，后又表示：“我给你说，详细的时候，我想着，你跟崔付全，（你）想不想见面，咱都见下”，赵国欣表示：“咱见下，跟着你见下都可以”，王海表示：“见了咱得说清楚…”。另查明，2018年5月7日，袁一萍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赵国欣、李向红诉至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诉请赵国欣、李向红偿还上述未归还借款781630元中的570000元及利息。赵国欣辩称其与袁一萍之间的借款已经通过抵偿房屋及赵国欣将其对崔付全享有的650000元债权转让给袁一萍的方式清偿完毕。经本院审理认为赵国欣与袁一萍就650000元债权转让未形成明确合意。于2018年11月5日做出（2018）豫0411民初14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赵国欣、李向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袁一萍清偿借款本金57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7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5年10月1日起计算至上述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在执行时扣除4万元利息）。后赵国欣、李向红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国欣所享有崔付全65万元的债权是否转让与袁一萍，因崔付全未参与本案诉讼，本院不予评判，当事人可就该债权是否转让另行主张。一审在案外人崔付全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认定债权转让不成立不妥，应当予以纠正。上诉人赵国欣、李向红上诉称案涉57万元借款已全部清偿之意见，因其提供证据不足，本院不支持。该院于2018年12月25日做出（2018）豫04民终51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依职权调查崔付全笔录一份。崔付全在笔录中表示，袁一萍及其丈夫王海还有司机一起去汝州崔付全开的洗煤厂里，将崔付全出具的一张50万元、一张30万元的条子当面撕毁后，崔付全又给袁一萍打了一个50万元、一个15万元的欠条。崔付全表示，之所以给袁一萍出具借条是因为袁一萍和赵国欣商量好了，把帐磨给袁一萍，崔付全也是认可的。后来开票（开增值税发票，时间大约是2016年前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还钱什么的都是对准袁一萍。本次庭审中，法庭询问崔付全其认可赵国欣将65万元债权及利息转让给袁一萍，后重新对准袁一萍出具借条，为什么依然出具两张以袁一萍为借款人的借条而不是出具一张借条。崔付全当庭陈述其中间又偿还150000元本金，所以针对本金500000元出具借条一张，另一张系针对利息的借条，具体利息是150000还是175000元崔付全记不清楚了。崔付全并未提供再次偿还150000元借款的证据。另，崔付全当庭表示如果债权人为赵国欣，其认可债权为650000元，其与赵国欣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分，174000元利息系按照月息2分进行计算。如果债权人为袁一萍，其仅认可债权50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有效纠纷。确认合同有效纠纷是指当事人诉至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合同依法生效，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的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赵国欣与袁一萍是否就赵国欣对崔付全享有的650000元债权转让给袁一萍达成合意，该债权转让合同是否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该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债权转让系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的关于债权转让的合同。我国合同法规定对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债权转让合同亦应遵守要约、承诺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一）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二）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本案赵国欣主张其与袁一萍将赵国欣对崔付全的650000元债权转让给袁一萍已经形成合意，形成口头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其提供的证据为赵国欣、袁一萍及其丈夫王海的对话录音。该录音显示，赵国欣转让其对崔付全享有的650000元债权意向明显，其在对话中向袁一萍发出要约，袁一萍丈夫王海在录音中并未明确表示受让该债权。按照法律规定，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及时作出承诺。且袁一萍、崔付全、赵国欣没有在面对面商谈确定此事。袁一萍并未作出有效承诺。合同法约定承诺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合同成立。现赵国欣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袁一萍对其发出的债权转让要约作出有效承诺，故其主张的债权转让合同关系不成立。故应驳回赵国欣的诉讼请求。崔付全的辩称意见因与之前询问笔录存在出入，且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赵国欣与崔付全之间的纠纷可以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赵国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赵国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伴伴审 判 员  焦俊艳人民陪审员  刘怀仁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 记 员  徐甜甜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三条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一）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二）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二十六条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