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7民初333号原告：王喆，男，198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一、吕卓明（实习），江苏经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孔庆霄，男，198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玲、吴小凤，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喆与被告孔庆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0年4月15日和5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喆（第二次本人到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一，被告孔庆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玲、吴小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垫付款项人民币84.42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理由：2018年，原被告及第三人朱一骏共同收购广洋汽车服务(苏州)有限公司的100%股权，在2018年7月与原股东达成正式收购协议并且确认收购总额为700万元，其中被告认购15.8%的股权即被告应支付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但被告因资金紧张，其股权转让款系原告垫付。截止到开庭之日，原告一共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630万元，本次收购被告实际股权13.4%，因此原告为被告垫付的款项为84.42万元（630万元×13.4%）。被告孔庆霄辩称：原告的证据材料完全不能反映出被告对广洋公司股权出让方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也完全不能反映出原被告之间建立了关于84.42万元的明确有效借贷合意。原告主张是借贷关系中的出借人，被告是借款人，但双方之间从未建立过借贷合意，被告从未向原告要求借款，无论是110万元还是84.42万元，原告也没有向被告出借过任何款项。第三，被告也根本不存在原告所述的资金紧张情况，反而是原告自己存在资金紧张情况，原告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或垫付能力。第四，原告单独与唐广洋、唐广康签订了非常完备的股权收购文件，原告作为收购方是文件的制作方，700万元的股权收购款不是小数目，股权收购文件也覆盖了从收购意向到正式收购这一过程，所有收购文件都起草签署的非常完备，若真的是由3人一起收购并由3人分担这7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不可能由原告一个人来签订这些完备详细的股权收购文件的。第五，原告收购广洋公司股权前并不是网约车领域的从业人士，虽然看好网约车行业，但是原告需要被告在该行业的专业度经验以及行业影响力，并且需要被告为原告对公司进行管理。被告担任总经理期间也没有任何报酬，并且原告之所以有机会收购广洋公司股权，是被告把原告介绍给了唐广洋、唐广康，否则原告无从获得该商业机会。被告为原告成功收购广阳公司以及收购后的公司运营，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原、被告之间已经在2019年6月21日就被告13.4%广洋公司股权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合计60万元，并约定了分期付款方式。原告作为理性人和投资人，如果在被告尚欠原告110万元或84.42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却受让被告股权，又丝毫未体现这笔欠款，不合常理。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广洋汽车服务（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洋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8日，系唐广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广洋，经营范围包括汽车租赁服务、汽车代驾服务，销售汽车、汽车用品、汽摩配件、五金交电、音响设备，并提供上述产品的技术服务。其后，股东变更为唐广洋和唐广康两人。2018年6月15日，原告王喆（甲方）与案外人唐广洋、唐广康（共同作为乙方）签订《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一份，其中约定甲方以700万元的价格收购乙方持有的广洋公司100%的股权，甲方应在2018年6月15日向乙方支付定金100万元，在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情况下，双方应在2018年7月15日签订正式股权收购协议。2018年7月16日，王喆（收购方）与唐广洋、唐广康（出售方）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一份，约定收购方以总价700万元价格收购广洋公司100%股权，之前已支付定金100万元自动转为收购款；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办理本次股权收购的工商变更登记前，甲方向乙方支付收购价款250万元；股权收购。工商变更登记完毕后，甲方在2018年8月15日向乙方支付收购价款280万元；标的公司的工商登变更登记完成起满一年后，未发现标的公司存在未披露的债务、担保或其他对本次收购标的公司有重大不利的情形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收购价款70万元。该合同尾部还注明包括标的公司车辆明细、标的公司财产清单、标的公司收入成本明细、标的公司债务及对外担保清单、标的公司员工名单、标的公司对外投资以及分支机构清单、标的公司印章清单、移交清单等八个附件，该八个附件上均由王喆和唐广洋、唐广康共同签字。该《股权收购协议》实际附件除上述八项外，还包括《收购确认函》一份，该函中载明根据王喆与唐广洋、唐广康签订关于收购广洋公司股权的《股权收购协议》，现王喆确认，王喆、朱一骏、孔庆霄完成本次股权收购，其中王喆占收购后公司股权的52.5%（担任收购后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朱一骏占收购后公司股权的31.7%（担任收购后公司的监事），孔庆霄占收购后公司股权的15.8%（担任收购后公司的总经理），该确认函上有唐广洋、唐广康、朱一骏、王喆、孔庆霄分别签字确认。2018年7月18日，广洋公司工商登记变更为法定代表人王喆，股东王喆、朱一骏、孔庆霄。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王喆、朱一骏、孔庆霄受让股权的对价均为0元。2018年9月13日，王喆将其股份中的12.5%转让给案外人宋家乐，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转让对价为0元；同时朱一骏将其31.7%股权中的5.3%和3.3%分别转让给案外人宋家乐和朱文，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转让对价均为0元；孔庆霄将其15.8%股权中的2.4%转让给朱文，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转让对价为0元；2018年9月14日广洋公司经工商登记核准变更其股东为王喆、朱一骏、孔庆霄、宋家乐、朱文。2019年5月30日，孔庆霄将其持有的剩余13.4%的股份全数转让给案外人吴阿芳，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转让对价为0元；2019年6月24日，广洋公司经工商登记核准变更其股东为王喆、朱一骏、吴阿芳、宋家乐、朱文。2019年6月21日，孔庆霄（甲方）与王喆（乙方）签订了《广洋汽车服务（苏州）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孔庆霄将其持有的广洋公司13.4%股权以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喆，支付方式：于协议签订之日支付30万元；于2019年7月20日之前支付10万元，于2019年8月20日之前支付10万元，于2019年9月20日之前支付10万元。协议同时还约定，在签署协议后，孔庆霄应无条件配合王喆办理将登记在广洋公司名下的车牌为苏Ｅ×××××、苏Ｅ×××××两辆车辆权属过户给王喆的手续。王喆于2019年6月21日向孔庆霄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0万元，但余款30万元一直未付，孔庆霄为此将王喆诉至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苏0508民初7226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双方上述2019年6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有效，并据此判决王喆向孔庆霄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等。王喆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撤回上诉。以上事实由当事人举证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股权收购协议》、《收购确认函》、《广洋汽车服务（苏州）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民事判决书、工商登记内档信息及当事人陈述等附卷佐证。原告王喆为证明其诉请，另外举证：1、原告在中国建设银行流水一组，证明截止开庭之日，从原告账户上支付给唐广洋的股权收购价款是610万，朱一骏在股权收购期间先后打给原告大概199万用于支付他所认购的一部分股权，还有20万元是被告从招商银行卡上支付给唐广洋，后来这20万元又返还给原告了，因为被告没有钱，不想再参与收购，原告就先把被告应付款项款替其垫付。2、案外人谭松军的银行流水一组、情况说明原件一份，证明谭松军是现公司股东之一吴阿芳的配偶，谭松军向被告的招商银行卡转账21万元，其中20万元是返还其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还有1万就是放卡上用于公司的一些日常开销支付。3、朱一骏、宋家乐的情况说明原件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替被告垫付款项的情况。4、2019年11月19日王喆代表广洋汽车公司与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一份，证明王喆所作的才是事关公司战略性发展的业务，被告孔庆霄在公司供职期间所作的仅是一般工作人员的职责。被告方质证后认为，1、原告的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该流水体现了原告负有向唐广洋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并且体现原告不存在垫付借款能力，因为从流水中可以明显看出，原告每向唐广洋付出一笔款项之前都是由案外人向其转账支付，表明其需要朋友的资金帮助方能支付股权收购款，而且原告每支付完一笔后账户内的余额仅剩数千元，进一步表明原告不具有借款或垫付能力。2、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并且该份情况说明反而体现出原告返还给被告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表明即使原、被告之前存在所谓的股权转让，该股权转让也已经取消了。3、朱一骏、谭松军、宋家乐都是原告的朋友，证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不应采纳，并且宋家乐是后期原告拉入广洋公司的，与本案无关，其对本案相关事宜发表的意见，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不能作为证据采信。4、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也没有关联。被告孔庆霄为证明其辩解，另外举证：1、2018年7月、8月的被告招商银行账户的收支数据表，表明在2018年的7月，被告的收入是101.3万元，2018年8月收入是203.77万元，这个时间段也是原告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的时间段，被告不存在资金紧缺情况。2、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原告和唐广洋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组，表明原告之所以能够收购到广洋公司股权，该机会来源于被告的介绍和促成。3、提供7张钉钉工作记录，孔庆霄与滴滴工作人员关于广洋公司对滴滴的保证金缴纳、快专车等方面的工作沟通和安排，以及孔庆霄对广洋公司人员的报销审批，证明孔庆霄一直在经营管理广洋公司，并且在为广洋公司与滴滴的各项对接进行工作。4、滴滴公布的苏州滴滴各运力公司的排名表、苏州滴滴新型肺炎防疫站的指定地点通知、滴滴防护安装通知，其中被告孔庆霄现作为法定代表人经营管理的苏州优行公司排名第一，而优行公司亦是防疫站推荐前往和安装防护的的地点，这一组证据表明被告孔庆霄是拥有资源，并且能够促使公司获取到相应的在整个的苏州网约车行业，能够让自己成为比较有优势的或者滴滴指定的一些办理事项的，这就是为什么孔庆霄能够获得15.8%的公司股权不需要出资的原因之一。原告质证后认为，1、这个卡是卡踪公司的，被告私卡公用，往来流水是卡踪公司的，不能代表被告的收入水平。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原告和孔庆霄在2018年8月21日晚上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孔庆霄因为资金紧张想放弃这次收购，原告就同意为其垫付被告应支付的款项。3、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个工作不是孔庆霄作为总经理需要干的活，现在我们在做孔庆霄工作的这样一个工作人员的底薪工资是3500元。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而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庭审中，原告王喆对于整个股权受让后又部分转让的过程，陈述如下：我于2017年9月份由朋友介绍认识孔庆霄，然后在2017年的10月份正式入股卡踪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正式进入了网约车行业。在经营过程中，孔庆霄提出合资继续收购网约车公司的计划，我们于2018年5月份由孔庆霄介绍唐广洋给我和朱一骏认识，洽谈收购唐广洋名下的广洋汽车公司，初步由4人协商，收购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与唐广洋签订意向合同，确定收购流程并支付100万元定金；第二步，从签订意向合同起一个月时间完成法务尽调和负债调查，并支付250万元且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第三步，从工商变更后一个月时间内完成公司场地变更和人员变更并支付所剩尾款。我、朱一骏、孔庆霄、唐广洋从一开始洽谈收购方案时，就一起参与了所有的方案制定和收购细节，4人均知晓所有事宜及细节，包括孔庆霄出资人民币100万元，朱一骏出资200万元，我出资330万元，我们实际签订的收购合同价款是700万元，但是按照合同约定需质押唐广洋70万元作为债务担保，一年过后再支付。然而在实际收购过程中第一次支付的合同金额本金100万元，是由我一个人支付完成，因为当时朱一骏和孔庆霄没有准备好足够的现金；签订正式合同的时候，按照合同的比例开始出资，支付250万元时，朱一骏与我共同出资了230万元，孔庆霄支付了20万元，他与我协商说有别人借他的钱未还，到支付尾款时，借款人会归还他人民币，然后他正好够支付所有的等价的收购款项，我同意了就帮孔庆霄先行垫付了他第二次要支付的收购款。到2018年8月15日，孔庆霄与我协商说，当时他约定的借款人没有如期归还他借款本金，希望让我与唐广洋协商拖延一个月的时间支付孔庆霄剩余的80万元的收购款项，我与唐广洋也确实协商过这个事情，唐广洋也同意。到2018年9月15日，孔庆霄再次表示这个人没有办法归还所有的借款，我与唐广洋协商，但唐广洋判定我方3人均是合同主体，如果不如期完成收购，会追溯我们整个收购合同的违约责任。然后孔庆霄与我商议，由我借款人民币剩余80万元，帮孔庆霄垫付所有的出资款项，后我与另外一个收购人朱一骏商议最后出资80万元，付清所有收购款项。我在事后要求孔庆霄尽快归还我借款本金，但孔庆霄多次推脱，后由于我们收购后有两个投资人对项目有兴趣，也要出资加入公司。我与孔庆霄商议后，要他配合执行工商变更登记，但孔庆霄拒绝签字。孔庆霄提出当时在第二次收购唐广洋是他出资了20万元，他现在有别的使用用途，想让我再帮他垫20万元。我当时找了自己的朋友谭松军又出借他20万元人民币，然后孔庆霄答应到工商所签字，让另外两个投资人进入公司章程。我现在迫于经营压力和经营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合同关系，包括我们因为是一个租赁行业，需要跟资方或者大型的集团公司合作，多次需要有股东签字签订各项合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得不向他多次妥协，包括这次孔庆霄全额退出章程的事情。被告孔庆霄对此认为，我是在2014年从事网约车行业的，经营了将近六年，具有丰富的该行业的经验，收购广洋汽车公司也是我介绍的，如果没有我，收购是不可能的；另外，在获得广洋公司股份的同时，我付出了我的时间、资源、人脉用于公司的经营，我对接了很多的滴滴资源，使得广洋公司从开始的快车公司转变成了专、快经营的公司，在滴滴的整个行业当中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从2019年3月份开始我被王喆请出公司，最后协商让我撤出公司，把13.4%的股权转让给别人。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王喆认为其支付的收购款超过了其持有的股权比例，即认为其为被告垫付了收购款从而在其与被告之间成立了借贷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事先征得了被告孔庆霄的同意而为其垫付收购款，而被告也不认可其需要出资，故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的合意；相反，如果原告的主张成立，实在无法解释其在2019年6月21日与孔庆霄签订《广洋汽车服务（苏州）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其分期支付孔庆霄转让款，并且实际自动支付了前期款项的行为，因为两项款项无论从性质还是前因后果等方面考虑都是可以而且应该抵销的。因此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碍难支持。据此，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喆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735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12350元，由原告王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判员  乔宁宁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