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云龙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2929民初383号 原告（反诉被告）：王桂林，男，1961年10月5日生，汉族，四川省崇州市人，住四川省崇州市，现住云龙县。 原告（反诉被告）：王桂成，男，1963年11月24日生，汉族，四川省崇州市人，住四川省崇州市，现住云龙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明，男，云南欣晨光（大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反诉原告）：李泽君，男，1943年6月6日生，白族，云南省云龙县人，住云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波（李泽君女婿），男，1971年11月23日生，白族，云南省云龙县人，住云龙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林（李泽君之子），男，1977年9月28日生，云南省云龙县人，住楚雄州楚雄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王桂林、王林成诉李泽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李泽君对王桂林、王桂成提出反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受理。对本诉和反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桂林、王桂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诉原告王桂林、王桂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李泽君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人民币466874.30元；2、由被告李泽君承担因停工、误工给原告造成的损失432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李泽君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王桂林、王桂成为亲兄弟关系，在云龙县从事建筑施工劳务。2018年初，李泽君拟在云龙县，经与原告平等协商，自愿将该私人住宅工程发包给原告施工。2018年3月4日，原告王桂成与李泽君签订了一份《私宅建房合同书》，该合同对工程概况（工程名称、地点、内容）、合同日期（建设期间）、承包方式、合同价款、室内外装潢材料的选购、建筑主材、付款方式、保修、合同生效等条款作了明确约定。在合同签订后，原告立即组织施工人员进场施工，起初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在合同履行期间李泽君增加了工程（增加了一层），双方也确定增加工期，具体工程按实际结算，双方无异议。但至2018年8月间李泽君增加内墙、墙裙、瓷砖工程，因对该增加工程的款项发生争议导致工程停滞。2019年4月22日经过云龙县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达成一份《调解协议书》，确认双方于2018年3月4日签订的建房合同书有效，对合同第五条、第八条作了部分修改，明确从2019年4月23日起至2019年6月22日完成发包方全部工程内容。2019年6月15日双方就房屋建设面积计算及验收，同年6月18日原告出具了竣工验收记录表交给被告，但李泽君拒绝签字。现李泽君已经实际使用房屋，虽然李泽君没有签字认可，但经双方核算，总工程价款为1159804.77元，扣除李泽君支付的材料款87930.40元，已支付的工程款605000元，李泽君尚欠原告工程款466874.30元。另外，地板砖及内墙砖按照建筑行业通行做法，应当由发包方支付每平方米5元的破损费。门和窗子李泽君承包给其他人施工，但卫生由我方清理，所以该部分的卫生费用应当由李泽君支付给我方。有5根管道井不在卫生间内，所以这5根的费用也应当由李泽君支付。同时由于李泽君一方的原因导致施工过程中停工，其应当承担由此给原告造成实际损失，即停工期间雇请工人的工资损失43200元。综上，原告已经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李泽君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现李泽君已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应当视为对房屋的验收合格，至于对工程价款的计算，原告是严格按照工程量计算并得到李泽君一方口头认可的，如果李泽君对工程价款有异议，可以委托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由此产生的费用应当由其承担。据此，为维护原告自身及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决。 李泽君针对本诉辩称，2018年3月1日，王桂成拿着他们拟定的合同书，这是他们几年格式化版本的合同书。经过磋商，3月4日本人与王桂成签订了合同。3月8日动工，工程进展顺利。但从7月王桂林治病回来介入后，矛盾不断，直至停工、司法调解、基本完工等（反诉状中详述）。到6月20日双方交谈验收和结账同时完成，还签了司法调解的“补充协议”。在实际结账过程中，我方对王桂林一方送来的“工程完工结算汇总表”中的一些项目有异议，王桂林还问，我方停工施工期间的损失是否让他们赔偿，我回答“肯定要赔偿”，他就说要法院判决，拂袖而去。现双方未进行结算，哪来的总工程款1159804.77元，哪来的尚欠原告466874.30元，我方总工程价款核算是1149444.91元，尚未支付尾款311057.36元。二、原告方称我方给其造成损失43200元不属实。原告方于2018年11月27日送给我方的告之书中明确提出，如不答应其三个无理要求就停工，并于2018年12月2日强行停工，不让工人干活，却要受害者付误工工资，简直无理取闹。况且原告方施工队没有注册、没有登记，而是将工程多次分包给别人，本身就已经违反该合同第三条第一款，且违反《合同法》和《建筑法》。综上，王桂林一方的各项诉讼请求均应予以驳回。 反诉原告李泽君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反诉被告立即赔偿延误工期（2019年1月8日－2019年6月22日共计165天）给反诉原告造成损失66000元；2、请求判令反诉被告立即赔偿其格式化合同所造成我方缴纳的施工税6727.61元，赔偿楼梯栏杆柱子和运费1920元，除去出檐11190元，还有挡土墙钢筋砼不能列在全楼造价外另计价；3、请求判令反诉被告立即赔偿其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给反诉原告造成经济损失26000元；4、请求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其在本次工程施工过程中擅自停工，要挟、威胁、逼迫所给我方所造成的精神损失费20000元。以上四诉讼请求金额共计131837.61元；5、请求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我方于2018年3月1日接到王桂成拿来已经拟定的合同书，这是他们这几年格式化版本的合同书，由于我方对合同法不甚了解，所以经过磋商，3月4日与王桂成签订《私宅建房合同书》。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建筑及装潢材料的品牌、选购方式、方法、工程款结算方式、方法及开工完工时间均有明确约定。按该合同第二条约定工程于2018年3月8日开工至2018年10月8日交工，后因考虑雨天及其它一些原因，我们同意延期至2019年1月8日交工。但在施工过程中，王桂林一方于2018年12月2日起擅自强行停工，经多次协商仍不复工，后经诺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开始施工至2019年6月22日基本完工。在6月20日双方约定验收和结账同时完成，并签了“补充协议”。其中写明“在合同书框架内共同确定总工程价款”。合同书第七条付款方式中写明王桂林一方必须按合同期完工，每超期完工一个月（超期天数按比例进行扣减，我方按出租房每月房租费扣除工程款），所以超期五个半月，165天，12000元/月租，400元/天，共66000元。二、合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工程包工包料保质量扫地进屋的方式承包给王桂成。根据我国《税法》的规定此次工程的施工税应当由王桂林一方缴纳，但王桂成利用格式化合同，在我方无认知情况下，利用我方对《税法》掌握不全而帮他缴纳税款，有发票为证。王桂林一方理应赔偿我方替其缴纳的施工税6727.61元。楼梯栏杆厂家是扶手栏杆和柱子分开计价，但王桂林一方未告知，使我方承担了柱子9根1620元的费用和运费300元。根据建房原则，如按图施工，包工包料、扫地进屋，出檐11190元不应该由我方承担。还有地基到出土的90公分的挡土墙钢筋砼不应列在全楼造价外，应当由王桂林一方承担，没有道理使墙砖埋在土层。以上几项都应该由王桂林一方赔偿我方。至于玻璃窗和门的卫生打扫费与卫生间洁具安装费由我方负责，简直是无理取闹，那还是包工、包料、扫地进屋吗？三、施工过程中，反诉被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给我方造成经济损失，要求反诉被告赔偿26000元，并保修20年。四、在此次双方合作过程中，施工前期双方合作顺利，但自2018年7月王桂林住院回来介入后，几次提某几项要加钱，要工程款打入他的信用卡，都被我方拒绝后，他就肆意曲解合同，阻挠施工，例如合同中第五条第一款每面墙贴砖1.5米高，我方只负责工时费，王桂林盗用与我方于2018年8月12日签订所谓《气象新村李泽君家内墙、墙裙、瓷砖增加工程》协议，偷换概念，明明签的是增加工程部分，却要求我方承担所有瓷砖费及工时费，被我方拒绝后，于2018年11年27日送来一份《告知书》，威胁3天内不答应其无理要求就要停止施工，12月2日真的停工了。我方为什么要司法调解，因为他们为了省工省料，在楼顶不安装独立排水系统，直接把雨水从排污气管排入，直下各层卫生间流入化粪池。雨季快到了，为防止化粪池堵塞，迫于无奈，只能委曲求全，作出让步，求得调解，多出瓷砖款10219.77元。《调解协议书》第一条已明确双方所签合同有效，但在最后工程款结算时反诉被告多次拒不承认合同中违约条款。反诉被告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不讲信用、恃强凌弱的行为给我造成严重精神创伤和名誉损失，现要求其赔偿我精神损失费20000元。综上，我方认为，双方签订的《私宅建房合同书》及《调解协议书》是双方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合同是维护双方合法权益，工程的各项价款合同都已明确，工程款结算必须以此为依据，而不是漫天要价，对造成我方的损失也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进行赔偿。 针对反诉，王桂林一方的答辩意见：一、造成工期延误是反诉原告造成，反诉原告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其第一项诉讼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我方在《私宅建房合同书》签订后，立即按照合同约定组织施工，工程顺利进行。但在施工过程中，反诉原告提出增加工程，并新增一层楼，我方考虑到是承建私人住宅工程，应当尽量满足发包方的需求，于是答应按照反诉原告的要求进行增加工程施工。经双方协商于2018年8月12日，我方与反诉原告共同签订《气象新村李泽君家内墙、墙裙、瓷砖增加工程》，确认对增加的工程材料的购买人及工价的计算方式。合同履行至2018年11月间，反诉原告拒不承认增加的工程量的计算方式及顺延工期，提出按照原合同的工程量计价及施工期完工的无理要求。为此，我方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避免损失扩大。于2018年11月27日向反诉原告发出书面《告知书》，明确告知反诉原告必须严格履行双方签订的《私宅建房合同书》及《气象新村李泽君家内墙、墙裙、瓷砖增加工程》确认书，并且应当顺延工期。由于反诉原告拒不履行合同，导致工程不得不停止。至2019年4月23日，双方在诺××人民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一份《调解协议书》，对增加的贴瓷砖的工时费及内墙瓷砖费用作了重新约定，对工期作了重新约定，自2019年4月23日起至2019年6月22日完成发包方的全部工程内容。反诉原告作为发包方也承诺在承包方完成全部工程后一个月内付清合同约定的工程款项。后我方按期完成了全部工程，反诉原告也实际使用了建设的房屋。由此可见，我方所承建的房屋，造成工期的延误是反诉原告造成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提出的反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二、双方所签订的《私宅建房合同书》是经双方平等自愿，充分协商后所签订，且内容不违背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全面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双方于2018年3月4日签订的《私宅建房合同书》针对反诉原告的私人住宅特定的合同，合同对工程概况、合同日期、承包方式、合同价款、建筑主材的选购、室内外装潢材料的选购价款的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都是按照反诉原告的实际需求和特定经认真协商后所确定，合同是经双方平等自愿，充分协商后所订立。反诉原告在合同签订并生效后，从未对合同提出异议，在双方发生争议后在诺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还再次确认双方签订的《私宅建房合同书》是有效合同。但反诉原告在针对本诉答辩及反诉状中却提出双方签订的《私宅建房合同书》是格式合同。我方认为这是反诉原告对法律的理解错误。所谓格式合同，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在合同签订时未与对方协商的合同条款。从双方所签订的《私宅建房合同书》的条款来看，均是按照反诉原告建房的客观实际要求所定，不存在我方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问题。反诉原告一方面提出是格式合同，一方面又认为合同经双方磋商后签订，应当按照合同履行，反诉原告的观点相互矛盾，不知所云。针对反诉原告的第二项具体主张，首先对于税款的问题，双方在合同第四条合同价款的约定中明确：“税收由甲方负责”，即我方所获得的工程款是不含税的，由建设方承担税款，这样的约定没有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于楼梯栏杆柱子和运费，出檐价格，挡土墙钢筋砼的费用是合同的明确约定，不是格式条款的约定，所以反诉原告的第二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三、针对反诉原告提出的要求赔偿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造成的损失26000元的主张，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在工程完工后，双方尚未对工程进行验收的情况下，反诉原告就已经实际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同时，反诉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方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故反诉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四、反诉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于法无据，该主张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本案案由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是侵权责任纠纷，更不是人身损害纠纷，反诉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失费的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 经审理查明：王桂林与王桂成（以下简称王桂林一方）系兄弟关系，两兄弟长期在云龙县共同承包建盖房屋（未组建公司，王桂林持有《云南省建筑企业建造员证书》）。2018年初，李泽君拟在云龙县房屋（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通过与王桂林一方协商，双方于2018年3月4日签订《私宅建房合同书》一份，约定:李泽君的房屋由王桂林一方建盖，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扫地进屋；工程单价为1568元／ｍ2；税收由李泽君负责；房屋出檐500元／ｍ2；内、外墙用“立邦”、“华润”牌环保乳胶漆；客厅、楼梯、走道等每面墙贴面砖1.5米高，李泽君负责工时费；王桂林一方必须按合同期完工，每超期完工一个月（超天数按比例进行扣减），王桂林一方按出租房每月房租费扣除工程款；保修期一年，保修金5%，一年以后无质量问题返还保修金；开工日期为2018年3月8日，交房日期为2018年10月8日，合同期为210个晴天……。 合同签订后，王桂林一方即于2018年3月8日开始施工。双方产生争议之前，工程进展顺利，双方均按合同行事，李泽君按约定交纳了施工税款6727.61元，按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等。签订合同时李泽君拟建盖的房屋为三层半，在施工过程中，李泽君决定再增加一层至四层半，并对房屋的有些工程作了改动。经双方协商一致，部分建材改由李泽君购买、工期延长至2019年1月8日。2018年8月12日，双方补充签订了一份《气象新村李泽君家内墙、墙裙、瓷砖增加工程》书，载明：“1、内墙墙裙、瓷砖工价35元／ｍ2;2、内墙墙裙瓷砖由房主人购买；3、内墙墙裙的贴瓷砖砂浆抵乳胶漆、仿瓷；4、一层铺面增加两格地板砖由房主人购买；5、地板砖工价35元／ｍ2；6、一层增加壹格卫生间的工料价由房主负责，最后由（按）实际工料价结账”。后在施工过程中，双方对此协议理解不一致，双方由此产生分歧。2018年11月27日，王桂林一方送给李泽君一份《告知书》，载明：“第一、双方必须严格履行《合同》；第二、双方必须履行2018年8月12日签订的《气象新村李泽君家内墙、墙裙、瓷砖增加工程》协议书；第三、增加新增一层的工期2个月，及增加贴墙砖工时26天，下雨天不能施工30天，发包方在11月30日前不答应以上三条，施工方停止施工，一切责任由发包方负责，待发包方答应后，签订补充协议，施工方才继续施工”。2018年12月2日，王桂林一方停止施工。至2019年4月22日，双方在云龙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协议：“一、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3月4日达成的建房合同书有效。二、合同书中第五条第一项中最后一个条款改为每面墙贴面砖1.2米高，李泽君一方负责工时费，内墙瓷砖费由双方各承担50%（不含卫生间瓷砖，包含现已贴内墙瓷砖部分）。三、承包方自2019年4月23日起至2019年6月22日完成发包方全部工程内容，如不按期完成，自愿承担总工程款2%的违约责任。四、发包方自承包方完成全部工程后一月内付清合同约定工程款项。合同书中第八项保修金5%变更为3%。如未付清，自愿承担总工程款2%的违约责任”。《调解协议》签订后，王桂林一方恢复施工。停工期间，李泽君告知王桂林一方，王桂林一方同意后，门和铝合金玻璃（由李泽君购买）安装工程由李泽君发包给他人施工。2019年6月21日，双方再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一、2019年4月22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中第三条即‘承包方自2019年4月23日起至2019年6月22日完成发包方全部工程内容，如不按期完成，自愿承担总工程款2%的违约责任’作废。二、《调解协议》第四条中‘发包方自承包方完成全部工程后一月内付清合同约定工程款项。如未付清，自愿承担总工程款2%的违约责任’作废，保留‘合同书中第八项保修金5%变更为3%’的内容。三、双方确定工程价款当日签署竣工验收记录表”。 2019年6月22日施工结束时，王桂林一方完成了卫生清理，双方共同确认了房屋建筑面积680.229m2,出檐面积30m2、挡土墙方量9.74m3，其他室内墙砖、地砖、地板等的面积和数量双方基本无异议。李泽君共向王桂林一方共支付了工程款605000元。但双方在结算时，因李泽君要求王桂林一方支付停工期间的损失费用以及双方对变更工程的部分项目费用承担意见不一致，双方再次产生争议。李泽君于2019年6月27日开始使用房屋。 上述事实有《私宅建房合同书》、《气象新村李泽君家内墙、墙裙、瓷砖增加工程》协议书、《调解协议书》、《补充协议》、隐蔽工程及工程验收记录表、下雨停工天数记录、云南省建筑企业建造员证复印件、告之书、告之书的告知书、照片、税收缴款书、工程款收据、勘验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双方签订的合同效力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以发包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发包人在起诉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的除外”的规定，李泽君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就开始与王桂林一方签订施工合同建盖房屋，故李泽君与王桂林一方签订的《私宅建房合同书》无效。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条“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本案中王桂林向本院提交的《云南省建筑企业建造员证书》，拟证明其具有施工资质。但涉诉合同标的物为四层半高，已经不属于低层民用建筑，王桂林不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故双方所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 第二，关于涉诉房屋工程款如何计算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十三条“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本案中，李泽君一方已经于2019年6月27日使用房屋，所以本院认为李泽君一方已认可涉诉房屋工程质量合格（除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外），涉诉房屋的工程款应当参照双方的合同以及其他补充协议约定计算。工程竣工后，双方已经共同测量确认过房屋的建筑面积、出檐面积、挡土墙方量、室内墙砖、地砖、地板等的面积，对于面积、方量和数量双方基本无异议，只是在由谁承担费用的问题上产生争议。施工过程中，新增加的工程部分，应当由李泽君支付工程款；部分建材改由李泽君购买、部分工程双方协商一致后由李泽君另发包给他人完成的部分，应当在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对于应当增加和扣除的工程款部分，有的项目双方无异议，有的项目双方有争议，本院参照双方的合同及其他补充协议约定，结合李泽君提交的两份甲乙双方互补工程款列表，从公平、合理角度考量，综合确认支持如下：（一）、应当增加的工程款64334.1元，由以下15项组成：1、墙裙工价21875.7元（625.02m2×35元/m2）；2、墙砖款10219.07元（625.02m2×16.35元/m2）；3、一层地砖工价1703.8元（48.68m2×35元/m2）；4、一层地砖款1467.42元（东标553.86元+西标785.4元+卫生间128.16元）；5、集成吊顶765.6元（38.28m2×20元/m2）；6、塑料扣板吊顶1265.4元；7、管道井1920元（6管×320元/管）；8、一、二层砖砌加围墙工料价3949元（17.95m2×220元/m2）；9、五层地砖款53.55元（15.3m2×3.5元/m2）；10、花岗石3730元；11、一层卫生间材料工价款600元；12、四、五层三间厨房墙砖896.96元；13、二、三层卫生间一面砖墙4518.8元；14、一层两堵砖墙9375元（37.5m2×250元/m2）；15、挡土墙1993.8元[（9.74m3×600元/m3）－（24.84m2×155元/m2）]。（二）、应当扣除的工程款97624.54元，由以下13项组成：1、14个卫生间20300元（14×1450元）；2、14个卫生间门7000元（14樘×500元/樘）；3、普通室内门16000元（20樘×800元/樘），五楼楼梯双开门支持1600元，门款共计16000元+1600元＝17600元；4、复合地板4800元（40m2×120元/m2）；5、卫生间内墙砖2564.55元[（208.5m2×40元/m2）－（208.5m2×27.7元/m2）]；6、厨房内墙砖337.39元[（27.43m2×40元/m2）－（27.43m2×27.7元/m2）]；7、地板砖2054.6元：四层746.4元[（93.3m2×50元/m2）－（93.3m2×42元/m2）]、三层563.2元[（70.4m2×50元/m2）－（70.4m2×42元/m2）]、二层96元[（12m2×50元/m2）－（12m2×42元/m2）]、二层649元[（59m2×50元/m2）－（59m2×39元/m2）]；8、阳台、卫生间地砖462元[（84m2×50元/m2）－（84m2×44.5元/m2）]；9、铝合金门窗36454元（165.7m2×220元/m2）；10、楼梯栏杆3852元（19.26m×200元/m）；11、水费1000元；12、电费800元；13、安装大门费用400元。另，在工程款的计算上，双方对房屋出檐面积的工程款是否单独计算有争议。本院认为，涉诉房屋完工后，双方共同丈量的出檐面积为30m2，李泽君提出出檐面积的工程款应当包括在房屋的主体工程款内，不应当另行计算。虽然双方约定的合同无效，但工程款的计算应当参照双方的合同及其他补充协议约定进行计算（理由同上）。合同中双方对出檐面积作了单独约定，为500元/m2，所以出檐面积的工程款15000元（30m2×500元/m2）应当单独计算并由李泽君支付。综上，李泽君应当支付的总工程款为：1048308.63元[（680.229m2×1568元/m2）+出檐工程款15000元+增加工程款64334.1元－减少工程款97624.54元]，扣除李泽君己经支付的工程款605000元，李泽君还应再支付给王桂林一方工程款443308.63元（1048308.63元－605000元）。因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本案实际，工程质量保证金不再预留。 第三、其他双方争议的问题。（一）、卫生费用问题。王桂林一方要求李泽君支付玻璃窗及门的擦拭卫生费用，理由是上述两项李泽君承包给其他人，但卫生由其完成，所以此两项的卫生费用要由李泽君另付。对于卫生费的问题，合同中双方约定扫地进屋，即卫生问题由王桂林一方负责。工程完工后，王桂林一方已经将卫生打扫完毕。在庭审中查明，上述两项双方协商一致后李泽君才承包给其他人，当时对于上述两项的卫生费用双方并没有明确单独计算，打扫卫生时王桂林一方亦未提出异议，所以对王桂林一方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停工期间的损失费用承担问题。双方对2018年8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理解产生争议后，王桂林一方于2018年11月27日给李泽君送去《告知书》，于2018年12月2日停工至2019年4月23日。王桂林一方认为其停工行为完全是李泽君造成，主张李泽君应当赔偿其停工期间的损失费用43200元。而李泽君认为停工过错完全在王桂林一方，主张按照合同约定“每超期完工一个月（超天数按比例进行扣减），李泽君一方按出租房每月房租费扣除工程款”，要求王桂林一方支付66000元房租损失费用。本院认为，对于造成停工行为，双方均存在过错，应当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但王桂林一方停止施工的范围不是有争议的部分，而是停止了整个工程的一切施工行为，其行为的过错程度要大于李泽君一方，故本院酌情判令王桂林一方承担李泽君的停工损失费用5000元，王桂林一方主张的43200元停工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三）、李泽君已经支付施工税6727.61元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本院认为，李泽君己经同意并自愿支付了6727.61元施工税，从民事法律行为应当诚实守信的角度来评判，李泽君不能以其不知晓施工税应当由承包方支付为由要求返还，故李泽君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四）、偷工减料的问题。李泽君认为施工过程中，王桂林一方存在偷工减料的问题，要求其赔偿损失26000元。本院认为，双方约定“内、外墙用‘立邦’、‘华润’牌环保乳胶漆”，但王桂林一方实际使用的是“雅格兰”牌乳胶漆、卫生间和厨房有些没地漏，在施工中确实存在以次充好等不诚信的行为。但李泽君于2019年6月27日擅自使用建筑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对李泽君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五）、李泽君诉请的精神损失费20000元问题。本案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审理的是合同纠纷，不是人身损害侵权纠纷，精神损失赔偿属于侵权法调整的范畴，如果李泽君认为王桂林一方给其造成了精神损害，并有相应的证据，其可另行起诉请求处理，在本案中本院不作审查。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本诉被告李泽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诉原告王桂林、王桂成支付工程款443308.63元； 二、驳回本诉原告王桂林、王桂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由反诉被告王桂林、王桂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反诉原告李泽君支付停工损失费用5000元； 四、驳回反诉原告李泽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本诉原告王桂林、王桂成承担950元，由本诉被告李泽君承担79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937元，由反诉原告李泽君承担2887元，由反诉被告王桂林、王桂成承担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丽萍 审 判 员  杨江燕 人民陪审员  苏丽萍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吴四梅 李晓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