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3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李林堂，男，1976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唐世登，重庆市巫山县官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万聪，重庆市巫山县官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谭军吾，男，198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贵红，重庆岱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楠木村二组，住所地重庆市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楠木村二组。负责人：曾组华，该组组长。原审第三人：雷专权农村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雷专权，男，1967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上诉人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因与被上诉人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楠木村二组、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及原审第三人雷专权农村承包经营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巫山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7民初3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世登、宋万聪，被上诉人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诉讼代表人谭军吾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贵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3日作出的（2019）渝0237民初3541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持有的第CQ342XXXX00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上”地块中东齐大路林子边、南齐“扁崖垭”、西齐林子边、北齐克当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归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享有；3、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原判依据村委会的证明认定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等上”地块的四界与第三人“等上”地块四界一致，四界名称变化是按照土地现状登记的，属事实认定不清。因谭军吾的2010年农村承包经营权证上的“等上”地块四界与原审第三人雷专权农村承包经营户1998年农村土地承包登记底卡“等上”地块四界的方向和地理位置不一致。故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的2010年农村承包经营权证上“等上”地块的四界包含李林堂承包经营户承包的“扁崖垭”地块和李传榜农村承包经营户承包的“小麦坝”地块。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辩称，1、上诉人的1988年承包土地登记底卡只有“万家槽”，没有“扁崖垭”地块，2010年农村土地确权颁证时，上诉人申报的承包土地也只有“万家槽”，没有“扁崖垭”地块。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流转使用本案争议土地长达十多年之久，上诉人从未主张权利。上诉人在2018年12月31日才第一次提起。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兰木村第三组土地包干分户清册”是虚假的。从雷专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的“大门”“等上”地块的四界，以及协议中约定的山林土地四界来看，雷专权转让的土地未与上诉人土地接界；即使该分户清册是真实的，也看不出该册上的“扁崖垭”就是本案争议之地。因该清册上“扁崖垭”的上下左右都不具体明确，且本案争议之地没有“崖”，而“扁崖垭”的位置应该在楠木村安置点大门外，公路就是从“扁崖垭”经过；按照该清册上“扁崖垭”的四界，上与大路林子边结界，下与扁崖垭结界。故上诉人称的“扁崖垭”地块与本案争议之地不符，两地相距200米远。2、即使本案争议之地是上诉人的，雷专权对本案争议之地无权处分，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基于善意取得本案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3、本案争议土地的现状已为村集体公益用地，已不再是耕地，故上诉人要求法院确认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已不可能。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楠木村二组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雷专权农村承包经营户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谭军吾持有的第CQ342XXXX00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上”地块中东齐大路林子边、南齐扁崖垭、西齐林子边、北齐克当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归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享有。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84年，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原兰木村第三组《土地包干分户清册》载明李林堂承包“偏岩垭”（面积4.7亩，其中分等面积4.7亩，四界为：上至大路林子边、下至扁岩垭、左至林子边、右至克当井）等4块地；雷运辉农村承包经营户小地名“埫里至坎上”的承包地，面积9.59亩，四界为上至漆树对卯头、下至林子边、左至走路、右至后头大路。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没有延包“扁岩垭”地块。第三人雷专权农村承包经营户延包其父亲雷运辉为户主承包的“埫里至坎上”的部分土地，并分为“等上”和“门口”两块，1998年6月18日的土地登记簿上载明“等上”面积4亩，四界为东至草地、南至土坎、西至土坎、北至大路。雷专权农村承包经营户的（2006）第2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土地“大门口”、“等上”，“等上”面积14亩，四界为东至草地、南至土坎、西至土坎、北至大路。2007年3月29日，雷专权与谭军吾的父亲谭成进签订《契约协议》，约定雷专权将其在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楠木村二社的房屋、其承包经营户的承包土地和山林原界一并转让给谭成进，载明四界为东至池塘岩轮为界、南至邓家村岩轮直上“石灰窑”至“小垭河”、西至邓家村岩轮横过、北至高垭河柳杉直上直下与席秀林为界。2010年11月30日，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取得（2010）第CQ342XXXX00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地“大门口”、“等上”，“等上”面积9.68亩，四界为东至走路、西至本人林子边、南至走路、北至本人屋墙角。2019年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向巫山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土地仲裁申请，要求依法确认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楠木村二组2009年“山府林证字（2009）第91300353号”林权证中“屋后”地块内的“扁岩垭”4.7亩地合同无效，其无效合同地块的林权归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享有。2019年8月14日，巫山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巫山农裁字第013号仲裁裁决，以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所提供的书证缺乏辅助证据材料支撑，书证与庭审制作的物证不吻合，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为由，驳回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仲裁申请。2019年11月7日，重庆市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楠木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谭军吾2010年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等上”地块的四界与雷专权1998年承包土地及附属物明细登记底卡上“等上”地块的四界是一致的，虽然四界的名称有变化，那是因为“等上”地块的东方修了公路，南方也修了一条人行道，西方坎子处长出了树木，北方谭军吾建了房，在2010年确权时是按照土地现状登记的四界。”2019年10月31日，巫山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分别对雷云辉、左茂金、习兴元制作的询问笔录，雷云辉陈述其在1984年原户主李传扬农村承包经营户对“扁崖垭”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上”地块与本案争议地块“扁崖垭”没有包含关系，“扁崖垭”是另外一块地块；左茂金陈述其本案所有争议地块以前为雷云辉和其姐姐雷云秀的地块，不清楚有无“扁崖垭”这一地块。习兴元陈述其所争议地块以前为雷云辉所有。以上事实，有李林堂、谭军吾的身份证复印件，第三人雷专权的身份信息查询打印件，1984年兰木村三组包干分户清册复印件，1998年农村土地登记薄复印件，2006年农村土地登记薄复印件一页，编号为：260202018《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巫山县人民政府农地承包权（2010）第CQ342XXXX00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契约协议》复印件，（2019）巫山农裁字第013号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执，巫山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分别对雷云辉、左茂金、习兴元制作的询问笔录以及本案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已经一审法院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提供的《土地包干分户清册》证明其原享有“扁岩垭”地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认可该土地与第三人“等上”地块无包含关系。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从第三人处流转“等上”地块，并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主张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在办证时改变了原“等上”的方位和四界，将其原“扁岩垭”地块包含其中，但其对该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争议地村民委员会证明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等上”地块的四界与第三人“等上”地块的四界一致，四界名称有变化是因为按土地现状登记的。故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要求确认谭军吾持有的第CQ342XXXX00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上”地块中东齐大路林子边、南齐扁崖垭、西齐林子边、北齐克当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其享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交纳40元，由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负担。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左茂海的证明材料和声明，拟证明2019年11月7日村委会盖章的证明未经村主任签名认可，对村委会的证明的效力不予认可；谭军吾的2010年承包经营权证上“等上”地块的四至界限包含了上诉人主张的“扁崖垭”地块。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有异议，左茂海的证明无法确定是否是其本人所写，其现在不是村主任，该证明与上诉状内容一致，推定该证明是上诉人代理人所写，如果左茂海作为村主任出具相关证明，应加盖村委会公章，如果左茂海作为自然人作证，应出庭作证；左茂海与谭军吾有矛盾。本院审查认为，因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不申请左茂海出庭作证，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不认可该证据，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楠木村二组和雷专权农村承包经营户未到庭质证，视为其放弃相应权利。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楠木村二组（原楠木村三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地块分布图（二次公示图），拟证明2018年土地确权时，经李林堂现场指认，工作人员测绘争议土地面积为2.41亩，李林堂本人在该分布图上签字确认。即使李林堂在一审中所称的“扁崖垭”地块包含在谭军吾的“等上”地块中，争议面积也仅为2.41亩。李林堂“万家槽”承包地距离争议地大约有4.4公里，按照农村分配土地的习惯，给一户承包经营户分配土地的时候不会相离太远。争议土地现在已经变成了集体的公益用地，无法再确权。2、①邓家乡楠木村二组原楠木村3组地块签字确认表，②“万家槽”图纸，③谭军吾标注的“等上”地块示意图及情况说明，④1998年李林堂承包土地及附属物明细登记底卡。该组证据拟证明李林堂现在万家槽有三块地，面积分别为2.2亩、3.67亩、1.72亩，合计7.59亩，该登记底卡显示李林堂在万家槽只有一块土地，面积4.5亩，由此可以推测1998年及2010年承包土地登记时并没有实际测绘，而是根据估算填写的。故证明本案争议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归谭军吾享有。3、2020年3月23日重庆市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楠木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拟证明李林堂与谭军吾争议土地已经变成公益用地，李林堂与谭军吾对争议土地都不能主张承包经营权。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质证认为，证据1和证据2都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1，谭军吾于2010年时将李林堂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扁崖垭”地块包含在其承包的“等上”地块中。巫山县在2018年对农村土地确权时对凡是有争议的地块全部暂时不予确权，故李林堂的“扁崖垭”地块没有确权。楠木村二组相互间隔几公里，农村土地承包是好地坏地搭配，不分远近。对证据2中的签字表格：2018年谭军吾是村会计，具有填写表格的自身优势，李林堂签字确认的只是“万家槽”土地，表格上没有反映出争议地“扁崖垭”，但是图纸上的“扁崖垭”没有登记在表格上。其不清楚李林堂的签名及捺印是否是其本人所为。对证据2中的“万家槽”的图纸其不清楚。证据2中的谭军吾标注的图纸及情况说明不全部真实，因为“等上”地块中间应当有“漆树卯头”、“克当井”界限，原来1984年承包土地的时候上下左右对应现在的东南西北。证据2中的1998年的承包土地及附属物登记底卡，只能证明1998年李林堂在万家槽承包有土地，但不能证明1984年李林堂没有承包“扁崖垭”这块土地。对证据3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根据村委会组织法及重庆市公章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该证明没有村主任签名，会计签名盖章必须要经过授权，左茂海只是停薪没有停职，其仍是村委会主任。本院审查认为，对证据1，该公示图显示本案争议地块面积为2.41亩，李林堂在该公示图上有签名及捺印，以及李林堂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现场图片彩色打印件）亦显示争议地块面积为2.41亩，重庆市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楠木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11月7日的《证明》中载明：2018年10月31日，邓家土家族乡政府和我村工作人员带领土地测绘人员对谭军吾位于楠木村二组的“等上”土地进行测绘时，李林堂提出在谭军吾“等上”地块中，他也有承包土地，于是我们根据李林堂自己指定的四界进行了测绘，争议地面积只有2.41亩。故本院对该证据证明争议地面积有2.41亩予以采信，对该证据的其他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对证据2中的邓家乡楠木村二组原楠木3组地块签字确认表及表格，李林堂在该签字确认表上签名及捺印、在表格上有捺印。虽然李林堂的诉讼代理人在二审中称其不清楚李林堂的签名及捺印是否是李林堂本人所为，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签字确认表上的签名及捺印、表格上的捺印不是李林堂本人所为，故本院对该签字确认表及表格予以采信。证据2中的“万家槽”图纸，李林堂农村承包户虽不予认可，但该图纸显示李林堂在“万家槽”上有三块土地，该三块土地面积与李林堂在证据2中的签字确认表及表格中认可“万家槽”三块土地面积一致，故本院对证据2中的“万家槽”图纸予以采信。对证据2中的1998年李林堂承包土地及附属物明细底卡，该底卡与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在一审中出示的一致，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在一审中对其登记底卡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证据2中的谭军吾的情况说明及其在图片上的标注，因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3，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认可本案争议土地现已变为安置点的绿化用地，故本院对该证据证明本案争议土地变成了绿化用地、有的土地修建了公路予以采信，对该证据中证明李林堂与谭军吾都不能要求对争议地块享有承包经营权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1984年，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原兰木村第三组《土地包干分户清册》载明李林堂承包“偏岩垭”（面积4.7亩，其中分等面积4.7亩，四界为：上至大路林子边、下至偏岩垭、左至林子边、右至克当井）等4块地”不予认定外，对一审审理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984年，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原兰木村第三组《兰木村第三组土地包干分户清册》载明：李传扬有4块承包土地，其中“扁岩垭”面积4.7亩，四界为：上至大路林子边、下至扁岩垭、左至林子边、右至克当井。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对“扁崖垭”地块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主张的“扁崖垭”地块是否登记在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的CQ342XXXX00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上”地块中。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在一审中提交的1984年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原兰木村第三组《兰木村第三组土地包干分户清册》虽载明李林堂的父亲李传扬承包地块中有“扁岩垭”地块4.7亩，但其未提交李传扬的1984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佐证。即使李林堂的父亲李传扬1984年享有“扁岩垭”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但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的1998年承包土地及附属物明细登记底卡和2010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中均未载明有“扁崖垭”地块，其只有“万家槽”地块，李林堂在该登记底上签名确认。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明确认可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未将“扁崖垭”地块申请登记在其承包经营证上的原因之一是该土地贫瘠，二是如果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有该地块，其就要承担农税、提留等。因此，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对其承包土地有哪些是明知的。因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楠木村二组就“扁崖垭”地块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建立了承包关系，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后的登记确权过程其取得了“扁崖垭”地块的承包经营权。故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称其对“扁崖垭”地块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另案李传榜农村承包经营户分别起诉要求确认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持有的第CQ342XXXX00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上”地块中“扁崖垭”地块4.7亩、“小麦坝”地块6.6亩的承包经营权由其享有。如“扁崖垭”地块4.7亩和“小麦坝”地块6.6亩共计11.3亩包含在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的2010年承包经营权证上“等上”地块中，因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在二审中认可雷专权农村承包经营户的1998年承包土地登记底卡和2006年的承包经营权证上的“等上”地块4亩均不包含本案争议土地，而谭军吾农村承包户的2010年承包经营权证上“等上”地块面积9.68亩，故争议二块土地的面积11.3亩包在含5.68亩（9.68亩-4亩）中不符合常理。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的2010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上”地块四至界限虽与雷专权农村承包经营户的1998年承包土地登记底卡和2006年的承包经营权证上的“等上”地块四至界限不一致，但重庆市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楠木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了四至界限变化的原因，以及证明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的2010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按照土地现状登记的四至界限。因此，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上诉称1984年的“扁崖垭”地块包含在谭军吾农村承包经营户2010年承包经营权证上的“等上”地块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林堂农村承包经营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燕审 判 员  朱晓丽审 判 员  冯 波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黄 洋书 记 员  蹇佳丽书 记 员  王 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