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1民终18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桂婷，女，1965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庆波，山东鼎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培英，山东鼎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苗凤云，女，195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栋斌，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传柏，男，196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罡，济南槐荫冠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娟，济南槐荫冠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史桂婷因与被上诉人苗凤云、刘传柏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2018）鲁0105民初4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桂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苗凤云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苗凤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前准许苗凤云变更诉讼请求，程序严重错误。2018年8月，苗凤云将史桂婷起诉至天桥区人民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史桂婷）向原告（苗凤云）履行济南市南刘家庄15号楼底层2-1号（房产证号天267016）房产过户登记手续，将房产登记至原告（苗凤云）名下，并交付房产。2、判令被告（史桂婷）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18年9月21日第一次开庭后，苗凤云申请追加刘传柏为共同被告。2019年7月29日，在刘传柏缺席的情况下第二次开庭审理，并进行了充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2019年8月12日，一审承办法官电话通知史桂婷代理人，苗凤云提交了书面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将原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史桂婷向被告刘传柏履行济南市南刘家庄15号楼底层2-1号（房产证号天267016）房产过户登记手续；被告刘传柏再向原告苗凤云履行济南市南刘家庄15号楼底层2-1号房产过户登记手续，将该房产登记至原告苗凤云名下，并交付房产；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9年8月14日，一审法官助理对史桂婷代理人作调查笔录，史桂婷代理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苗凤云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变更诉讼请求。第二天，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而且判决内容与苗凤云在第二次开庭后申请变更的诉讼请求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程序正义决定结果正义。一审法院准许苗凤云在两次开庭结束后，即将判决前变更诉讼请求，并按照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径直判决，严重违反民事诉讼程序，并有司法不公之嫌。二、史桂婷、刘传柏均不认识苗凤云，二人与苗凤云没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苗凤云以落款为2002年5月20日的协议书、申请书、收条为由，向史桂婷、刘传柏主张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显然错误。第一，史桂婷自始至终不认识苗凤云，更没有为苗凤云签署过房屋转让协议。一审审理期间，经司法鉴定，证实2002年5月20日的协议书、申请书落款并不是史桂婷本人所签。第二，据悉刘传柏也不认识苗凤云，没有向苗凤云转让涉诉房屋，也没有收取过房屋转让款。一审庭审时，苗凤云也不能说明房屋转让款支付方式。第三，2002年5月20日的协议书、申请书、收条内容和落款签字，明显不是同一个人书写。一审庭审时，苗凤云也不能说明协议书、申请书、收条内容部分是何人所写。第四，苗凤云在一审审理期间，申请追加刘传柏为共同被告，但是没有提供确切送达地址，后经公告送达，一审法院在刘传柏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审理，并推定2002年5月20日的协议书、申请书、收条真实。结合鉴定机构对史桂婷的司法鉴定意见以及苗凤云不能说明协议书、申请书、收条内容部分书写情况以及款项支付方式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刘传柏将涉诉房屋转让给苗凤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五，一审法院认定“2002年8月至2018年8月期间，原告苗凤云向济南市房管局交纳了涉诉房屋的房租”，并且据此推定“能够确定该期间原告苗凤云实际占有使用涉诉房屋多年”，严重错误。苗凤云提交的租赁协议和收据，时间上断断续续，而且史桂婷2015年4月28日就已办理涉诉房屋房产证，苗凤云却向济南市房管局交纳涉诉房屋租金至2018年8月，显然矛盾，也违背常理。既然苗凤云主张2002年5月20日购买取得涉诉房屋，却又向房管部门交纳涉诉房屋的租金，显然自相矛盾，于理不通。涉诉房屋一直由刘传柏父母居住至2005年时有人晚上往院内扔砖头，刘传柏父母搬离，涉诉房屋闲置。2010年，刘传柏妹妹征得史桂婷同意后，对房屋打扫卫生准备做买卖使用，不明身份的人阻挠，涉诉房屋再次闲置。直至2018年，史桂婷更换水管并对房屋进行装修。涉诉房屋一直由史桂婷及亲属占有使用或闲置，苗凤云从未占有使用。因此，本案不但史桂婷与苗凤云没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刘传柏也与苗凤云没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刘传柏与苗凤云关于涉诉房屋的买卖合同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三、史桂婷为涉诉房屋合法所有权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994年5月27日，史桂婷与济南市房地产管理局拆迁办公室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以产权调换的方式取得涉诉房屋。2001年11月14日，刘传柏与史桂婷协议离婚并约定涉诉房屋归刘传柏所有。2009年8月20日，刘传柏与史桂婷签订协议，约定将涉诉房屋转让于史桂婷抵顶孩子抚养费。2015年4月28日，史桂婷办理了涉诉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上述房屋转让约定，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退一步讲，即使苗凤云以2002年5月20日的协议书、申请书、收条为由，主张其与刘传柏具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实际上也是刘传柏对涉诉房屋“一房二卖”。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和司法实践做法，审理一房数卖纠纷案件时，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因此，在史桂婷已经取得涉诉房屋产权登记的情况下，法院应当确认史桂婷为涉诉房屋合法所有权人。四、一审法院混淆法律关系，导致作出错误判决。2015年4月28日，史桂婷在济南市房管局依法办理了涉诉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一审法院也已经查明，史桂婷与苗凤云没有涉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硬是将没有合同关系的史桂婷和苗凤云进行了房屋转让，既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也混淆了行政法律关系和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综上所述，史桂婷为涉诉房屋合法所有权人，史桂婷、刘传柏与苗凤云没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部分错误，而且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苗凤云的诉讼请求。补充：1、一审法院认定苗凤云在2002年8月至2018年8月期间实际占有使用涉诉房屋，却又判决史桂婷将涉诉房屋腾交给苗凤云自相矛盾。并且，苗凤云在原未变更诉讼请求中亦要求交付房产。由此可以认定涉诉房屋由史桂婷实际占有使用。2、史桂婷之所以会办理涉诉房屋的过户手续，是基于刘传柏将涉诉房屋转让给史桂婷抵顶抚养费，在此前提下，史桂婷才会补交房屋差价款55825元。否则，在离婚协议书约定涉诉房屋以及婚姻存续期间债权债务归刘传柏情况下，史桂婷是无义务补交房屋差价款的。 苗凤云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史桂婷的上诉无任何事实与理由及法律依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88年刘传柏、史桂婷共同购买经七路256号南屋三间，产权归刘传柏、史桂婷所有，1992年该房屋拆迁，签订《产权调换协议》，通过产权调换形式被安置在案涉房屋。《产权调换协议》约定“安置房屋与被拆迁房屋两相作价找差，乙方应付给甲方金额55825元，并于迁入到位安置房屋前全部结清，逾期按承租公房处理，本协议自行解除”。因史桂婷、刘传柏未支付差价款等原因，案涉房屋一直由济南市公用房屋管修处代管，需与管修处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交纳房租。2014年10月史桂婷补交了55825元房屋差价款。至案涉房屋卖给苗凤云前，案涉房屋一直由史桂婷、刘传柏租赁使用，交纳租金。史桂婷对需承租涉案房屋及交纳租金的事项明知。苗凤云于2002年5月20日与刘传柏，达成涉案房屋转让协议，同日刘传柏向苗凤云出具收据。随后，刘传柏向济南市公用房屋管修处出具声明，将案涉房屋转让给苗凤云，要求房屋管修处给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自此，刘传柏将案涉房屋转让给苗凤云。2002年8月10日苗凤云与出租单位济南市公用房屋管修处签订《济南市直管公用房屋租赁合同》并于2001年8月12日交纳10元工本费，8-12月份房租，苗凤云开始实际取得案涉房屋，并一直承租缴纳房租，占有房屋，直至2017年4月份，史桂婷强行抢占房屋。史桂婷称“据悉刘传柏也不认识苗凤云，没有向苗凤云转让涉诉房屋，也没有收取过房屋转让款”等。首先，没有向苗凤云转让过涉案房屋与事实不符，双方之间有房屋转让协议，收到条，证明涉案房屋已转让。刘传柏在转让协议、过户申请、收到条上签名确认，刘传柏的签名与史桂婷提交的协议书上的签名仅凭观察就可认定完全一致，如史桂婷认为不一致，应在一审时申请鉴定。其次，案涉房屋在补交差价款前按承租公房处理，需要向济南市公用房屋管修处交纳房租，如果没有转让或没有收取转让款，不可能将案涉房屋交付苗凤云，由苗凤云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交纳房租，一直占有使用，而刘传柏、史桂婷自己不签租赁合同，不占有。再次，史桂婷表述“据悉”，就是说至少在一审以后见过刘传柏，才能够“据悉”。既然见过刘传柏，为何不让刘传柏出庭，当庭对质。况且，一审庭审时，法官询问史桂婷是否可以联系刘传柏，答复刘传柏的子女可以联系。但，苗凤云申请追加刘传柏后，史桂婷拒绝提供刘传柏的联系方式。一审法院用尽送达方式后，依法公告送达，送达方式合法。史桂婷在可以通知刘传柏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下，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刘传柏将涉诉房屋转让给苗凤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事实及证据证明。苗凤云在2002年8月至2018年8月期间交纳房租，有“济南市房管局房租收据”证明，并已向法院提交，史桂婷说“时间上断断续续”应明确指出，而不能随意说。该“济南市房管局房租收据”、租赁合同及案涉房屋为代管公房的事实，可以证明案涉房屋由苗凤云占有使用。史桂婷上诉称其一直占有房屋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证明。刘传柏与史桂婷2001年11月离婚后至2002年5月之前该房屋由刘传柏占有。2002年5月后由苗凤云占有。退一步讲，至2009年刘传柏与史桂婷达成抵顶抚养费协议前，该房屋也应由刘传柏占有，而非史桂婷占有。史桂婷达成房屋抵顶协议后，明知房屋为公房，需要交纳房租，但其从未交纳过。从中可知史桂婷明知涉案房屋已经卖给苗凤云，并由苗凤云实际承租占有使用。史桂婷无权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通过上述分析，史桂婷知道房屋已转让的事实，不属于无过失的善意第三人，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即便已办理房产证，其也无权取得房屋所有权。 刘传柏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完全错误，刘传柏从未对涉案房屋进行过转让、出卖的意思表示，请求依法驳回苗凤云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苗凤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史桂婷向被告刘传柏履行济南市南刘家庄15号楼底层2-1号（房产证号天267016）房产过户登记手续；被告刘传柏再向原告苗凤云履行济南市南刘家庄15号楼底层2-1号房产过户登记手续，将该房产登记至原告名下，并交付房产；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房屋所有权换发证办公室出具的产权证明载明：“今证明刘传柏、史桂婷于88年10月8日购买私房一处，已公证为合法产权，该房坐落经七路256号南屋叁间，其产权归刘传柏、史桂婷所有…”。1989年1月28日，刘传柏、史桂婷登记结婚。济南市房产管理局拆迁办根据济拆许字［92］第7号文批准，于1992年实施经七路拓宽工程，拆除市中区经七路256号房屋，建筑面积39.20平方米。1994年，济南市房地产管理局拆迁办公室（甲方）与被拆迁房屋所有人史桂婷（乙方）签订了《拆迁房屋补偿协议》和《产权调换协议》各一份，《产权调换协议》载明：“…因经七路拓宽工程建设，甲方拆除乙方经七路256号自用户使用的/屋/间，建筑面积39.20平方米。固定安置在北坦小区25#楼②-③轴，建筑面积53.55平方米，…一、甲方同意乙方用安置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申请，安置房屋和被拆房屋等面积部分39.20平方米，按安置房屋建筑造价计算，每平方米500元，计19600元；超面积14.35平方米，按商品价结算，每平方米2100/10㎡以内，3500/10㎡以上，计21000元、15225元；合计金额55825元。…安置房屋与被拆迁房屋两相作价找差，乙方应付给甲方金额55825元，并于迁入到位安置房屋前全部结清，逾期按承租公房处理，本协议自行解除…”。后济南市房产管理局出具证明载明：“坐落于天桥区北坦小区25号楼2-3轴，经现场勘察：现坐落为天桥区南刘家庄15号楼底层2-1号房，现予以更正，面积以实测为准。”上述协议签订后，两被告未交纳被拆迁房屋差价款55825元，被拆迁安置房屋即坐落于本市天桥区南刘家庄15号楼底层2-1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亦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2001年11月14日，刘传柏、史桂婷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手续，同时二人对共同财产分割和孩子抚养问题进行了约定：“…史桂婷放弃北坦小区一套房的所有权，归刘传柏所有…刘传柏抚养刘泽权…”。 2002年5月20日，被告刘传柏书写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内容为：“现将天桥区北坦小区公建25号楼（18号）2－3－12号门头房壹间，建筑面积53.55平方米，以壹拾叁万伍仟元的价格转让给苗凤云同志，房屋的过户费由苗凤云同志承担。转让时间为二ＯＯ二年五月二十日、转让前的有关房屋遗留问题由转让方负责。刘传柏、史桂婷2002.5.20”。被告刘传柏书写申请书一份，该申请书内容为“济南市公用房屋管修处：现将天桥区北坦小区25号楼（18号）2－3－12号门头房壹间，建筑面积53.55平方米的房屋使用权转让给苗凤云同志，望给予办理过户手续为盼。刘传柏、史桂婷”。诉讼中，被告史桂婷对原告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中“史桂婷”签字的真实性有异议，并申请司法笔迹鉴定。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上述两份证据中“史桂婷”签名不是史桂婷所写。 2002年5月20日，被告刘传柏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有：“今收到天桥区北坦小区25#楼（18号）2－3－12号门头房壹间，使用权转让费壹拾叁万伍仟元正（整）（135000元）刘传柏2002.5.20”。 2002年8月至2018年8月期间，原告苗凤云向济南市房管局交纳了涉诉房屋的房租。 2009年8月20日，被告刘传柏与被告史桂婷签订了协议书一份，载明：“…2009年7月30日因刘传柏不能尽到对刘泽权的抚养义务，经泰安市泰安区人民法院调解，变更为史桂婷抚养，在对孩子抚养中刘传柏因各种原因，不能提供孩子的抚养费用，现刘传柏愿将座落在天桥区北坦小区15号楼（原25#楼②-③轴建筑面积53.55平方米）转让于史桂婷所有，抵对刘鑫、刘泽权的抚养费…”。 2014年10月，被告史桂婷缴纳了房屋差价款55825元及涉诉房屋相关税费。2015年4月28日，被告史桂婷办理了涉诉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诉讼中，被告史桂婷主张涉诉房屋现由史桂婷及其亲属占有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涉诉房屋系两被告以其所有的被拆迁房屋实行产权调换而来。两被告履行1994年拆迁房屋补偿协议及产权调换协议时，未缴纳安置房屋与被拆迁房屋的差价款，涉诉房屋未有及时过户至被告名下。2001年11月14日两被告离婚时约定被告史桂婷放弃涉诉房屋的所有权，涉诉房屋归被告刘传柏所有，被告刘传柏实际享有了涉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故被告刘传柏于2002年5月20日将涉诉房屋转让给原告苗凤云的行为，应认定为有权处分，该转让行为合法有效。被告刘传柏收取了原告苗凤云支付的购房款后，应依其书写的转让协议协助原告办理涉诉房屋产权过户手续，但由于两被告仍未履行产权调换协议差价款支付的义务，致使涉诉房屋无法过户至原告名下，其过错方不应在原告。2015年被告史桂婷交纳了产权调换协议差价款后办理了涉诉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被告史桂婷有义务按照两被告的离婚协议将涉诉房屋过户至被告刘传柏名下，被告刘传柏再将涉诉房屋过户至原告名下。诉讼中，被告史桂婷抗辩称2009年8月被告刘传柏已将涉诉房屋转让给被告史桂婷抵顶孩子抚养费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两被告签订的协议从内容上看，双方约定由被告刘传柏将涉诉房屋转让给被告史桂婷以抵顶孩子抚养费，可以看出两被告均认可上述协议签订时涉诉房屋系归被告刘传柏所有；其次，2002年8月至2018年8月期间，原告苗凤云向济南市房管局交纳了涉诉房屋的房租，能够确定该期间原告苗凤云实际占有使用涉诉房屋多年，被告史桂婷所述一直占用涉诉房屋与事实不符，故两被告于2009年8月签订协议时，两被告均应该知晓涉诉房屋由原告苗凤云实际占有使用以及涉诉房屋已转让给原告苗凤云的事实，另2009年8月后近10年之间原告苗凤云亦实际占用涉诉房屋，被告史桂婷也未向原告主张过相关权利；再次，涉诉房屋于2015年办理产权登记至史桂婷名下非基于2009年8月刘传柏将涉诉房屋转让史桂婷抵顶孩子抚养费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因史桂婷交纳了被拆迁房屋与涉诉房屋差价款55825元后，基于产权调换协议而将涉诉房屋办理产权登记至史桂婷名下。因此，被告史桂婷主张2009年8月被告刘传柏已将涉诉房屋转让给被告史桂婷抵顶孩子抚养费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史桂婷对于诉讼时效的抗辩，因被告刘传柏签署的转让协议没有约定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的履行期限，且涉案房屋办理了产权登记后被告刘传柏也没有告知原告苗凤云，被告史桂婷的该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涉诉房屋现已具备了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条件，原告苗凤云要求被告史桂婷向被告刘传柏履行济南市南刘家庄15号楼底层2-1号（房产证号：济房权证天字第267016号）房产过户登记手续；被告刘传柏再向原告苗凤云履行济南市南刘家庄15号楼底层2-1号房产过户登记手续，将该房产登记至原告名下，并交付涉诉房产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刘传柏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答辩等权利，应当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判决：一、被告史桂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被告刘传柏办理坐落于济南市南刘家庄15号楼底层2-1号（房产证号：济房权证天字第267016号）房产所有权过户登记手续，原告苗凤云予以协助；二、被告刘传柏于济南市南刘家庄10号楼底层2-1号房产所有权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0日内协助原告苗凤云将上述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至原告苗凤云名下；三、被告史桂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将坐落于济南市南刘家庄15号楼底层2-1号房产腾交给原告苗凤云。案件受理费3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8000元由被告刘传柏、史桂婷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史桂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收到条5张、收款收据3张、出库单1张，证明：史桂婷为装修涉案房屋支付了相应的人工费以及装修材料费用；证据二、涉案房屋装修前后现状视频3份、照片3张，证明：2018年3月份，史桂婷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装修施工，于2018年4月份完成施工，通过视频以及照片可以看出史桂婷可以自由的出入涉案房屋，并可以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录像、拍照，可以证实涉案房屋处于史桂婷实际管控中，由史桂婷实际占有使用。苗凤云质证称，对两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两证据并非新证据，两证据在一审开庭前就已经存在，史桂婷无正当理由未提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收据没有发票、合同不能证明其真实性，且也无法证明是用于涉案房屋的施工，不具有关联性，两证据只能证明是在2018年期间房屋的占有情况，在苗凤云的起诉状中明确陈述2017年4月被告强行占有涉案房屋，自2017年4月份之前是由苗凤云占有房屋，史桂婷的证据不能证明2017年4月份之前由其占有该房屋。刘传柏质证称，对证据一因刘传柏没有参与，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二照片及视频真实性无异议，均是在涉案房屋拍摄，可以证明该房屋自2009年将房屋抵顶给史桂婷抚养费后，一直由史桂婷占有，刘传柏从未将房屋交付苗凤云，并且对一审判决中的转让协议、申请书及13万余元收条的内容均不认可，真实性不予认可，只有刘传柏的签字是真实的，协议、申请书及收条的内容刘传柏没有见过，是刘传柏签字后别人又后填的。2001年左右刘传柏准备与卜德鲁合伙开公司，因为刘传柏资金紧张卜德鲁要求刘传柏拿涉案房屋抵押筹钱，在办理筹钱过程按照卜德鲁的要求在纸上签过字，从没有写过具体内容。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一、一审程序是否合法；二、苗凤云与刘传柏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三、苗凤云要求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主张能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本案中，苗凤云开始起诉要求史桂婷履行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义务，将房屋过户登记至其名下，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史桂婷与其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后经审理，史桂婷的签名并不属实，据此，苗凤云依法申请追加刘传柏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经进一步审查，刘传柏与史桂婷已协议离婚并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分割。鉴于上述法庭审理的实际情况，为达到将房屋过户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目的，苗凤云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先要求史桂婷协助将涉案房屋办理过户登记至刘传柏名下，再要求刘传柏协助将涉案房屋办理过户登记至苗凤云名下，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对此予以准许，并无不当。史桂婷主张一审在判决前准予苗凤云变更诉讼请求审理程序违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二，苗凤云提交的2002年5月20日的协议书，虽经司法鉴定史桂婷的签名并非起本人所写，故对史桂婷不发生法律效力，但二审中刘传柏明确认可其签名属实，对此应予确认。刘传柏在协议书落款处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其对相关协议内容的确认和认可，至于协议书有关内容系何人所写，并不能否定该协议书的证明效力。刘传柏虽对协议书中记载的内容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根据协议书记载，刘传柏自愿将涉案房屋作价13.5万元转让给苗凤云，该内容系刘传柏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协议签订后，刘传柏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转让费13.5万元，现该收据由苗凤云持有。据此足以认定苗凤云已经履行了向刘传柏支付房屋价款的义务。史桂婷、刘传柏主张刘传柏并未收到房屋价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之后刘传柏书具申请书一份，请求济南市公用房屋管修处协助苗凤云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进一步印证其与苗凤云之间的房屋交易事实。综上，本案应当认定苗凤云与刘传柏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三，在刘传柏与苗凤元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苗凤云请求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至其名下，其前提是刘传柏在签约时对涉案房屋具有处分权，且现在该房屋办理过户登记并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障碍。根据查明事实，涉案房屋系刘传柏与史桂婷两人以其所有的被拆迁房屋进行产权调换而来，后两人离婚时协议将该房屋归属刘传柏。故涉案协议书签订时，刘传柏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处分的权利。协议签订后，由于刘传柏、史桂婷未能缴纳房屋产权调换的差价款，导致涉案房屋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但过错并不在于苗凤云。根据苗凤元提交的《济南市直管公用房屋租赁合同》及缴纳租赁费用的单据，可以证明上述协议签订后涉案房屋一直由苗凤云合法占有。史桂婷、刘传柏主张涉案房屋一直由他们占有，但其二审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史桂婷提出的涉案房屋已经其与刘传柏协商抵顶孩子抚养费而归属史桂婷的问题，首先，刘传柏与史桂婷于2009年8月签订协议时，涉案房屋早已由刘传柏转让给了苗凤云，苗凤云亦依约向刘传柏付清了房屋价款，并合法占有了房屋。其次，刘传柏在明知其已将涉案房屋出卖给苗凤云的情况下，又将该房屋转让给史桂婷，对此刘传柏明显存有恶意。苗凤云对涉案房屋合法占有使用多年，史桂婷与刘传柏于2009年8月签订协议时对此亦应明知。据此，刘传柏与史桂婷签订上述协议并非善意。最后，史桂婷虽于2014年10月缴纳了房屋差价款，并于2015年4月28日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但从办理手续的相关材料来看，史桂婷的上述行为仅仅系履行和完善之前的《产权调换协议》，而并非履行其与刘传柏之间的抚养费抵顶协议。据此，史桂婷关于涉案房屋已经其与刘传柏协商抵顶孩子抚养费而归属史桂婷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从现已查明的事实来看，涉案房屋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并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障碍，苗凤云要求将涉案房屋先办理过户登记至刘传柏名下，再由刘传柏协助办理过户登记至苗凤云名下，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对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史桂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上诉人史桂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宏伟 审 判 员 李莎莎 审 判 员 焦玉兴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乔 馨 书 记 员 李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