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行终53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迟某，女，201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桂林市七星区。 法定监护人田某，女，1982年9月14日出生，回族，住桂林市七星区，系上诉人迟某之母。 委托代理人莫浩瀚，广西桂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桂林市七星区骖鸾路26号高新开发大厦。 法定代表人郑平，区长。 委托代理人张征祥，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公职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洁，桂林市七星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樟木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吴二双，村委主任。 上诉人迟某因诉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七星区政府）征地安置补偿纠纷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的（2019）桂03行初4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迟某的委托代理人莫浩瀚，被上诉人七星区政府出庭应诉负责人莫晟峰及委托代理人张征祥、苏洁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樟木村民委员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政土批函（2016）687号、（2016）688号征地批复，2017年1月，桂林市人民政府发布市政告字（2017）1号、（2017）4号征地公告，对原告所在的樟木村委渡头村18组（以下简称渡头村18组）75.63亩集体土地进行征收。2017年3月7日，桂林市国土资源局发布2批次《征收土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后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与渡头村18组签订《征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并付清全部征地补偿款项。2019年1月3日，七星区政府发布星政办发［2019］1号《塔山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1号安置补偿实施方案），2019年8月13日，桂林市七星区塔山片区改造项目指挥部与迟某所在户籍户主张玉兰签订的《（张玉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产权调换）中，安置人员没有迟某。 另查明，2017年9月，迟某户口从辽宁省大连市迁入其母亲田某所在的渡头村18组。在办理户口迁入时，田某书面承诺，迟某户口迁入后，不享受本组村民同等待遇。2019年10月，渡头村18组召开的村每年会议讨论享受村民待遇人数及人员时，田某及户主代表一致认可迟某不享受村民待遇。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关于迟某是否具有适格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七星区政府在与迟某所在户籍户主张玉兰签订的《（张玉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产权调换），没有对迟某作出征收补偿安置。因七星区政府没有对迟某作出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对迟某的权利产生实质影响，故迟某具有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 关于迟某是否属于七星区政府1号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安置对象问题。七星区政府发布的1号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经公告公示等程序，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迟某对此方案设置的条件及标准并无异议。根据该《实施方案》，安置对象必须同时具备本村户籍、享受村民待遇等条件。本案中，迟某在户口迁入时自愿放弃村民待遇，在村民小组会议户主代表讨论分配方案时，户主代表与其母亲田某一致认可迟某不具有村民待遇，故迟某不属于1号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安置对象，七星区政府未给予迟某拆迁安置补偿并无不当。迟某关于实施方案安置对象条件是选择性的条件，只要具备了本村户籍即应享受安置补偿待遇的主张，是对该方案安置对象条件的误解，不予采纳。 综上，迟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迟某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迟某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户口迁入时自愿放弃村民待遇，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母亲田某是樟木村村民，上诉人出生时本可随母亲落户樟木村，但考虑到父亲所在的辽宁省大连市教育条件更好，才跟随父亲落户大连市并在当地入学。后因父母离异，上诉人于2017年9月跟随母亲回到樟木村生活，户籍也只能跟随母亲迁入樟木村。但在办理迁户手续需所在村民小组盖章时，上诉人母亲被告知，必须先承诺“不享受村民待遇”才能办理落户手续。上诉人母亲认为这一要求不合法理，并未同意，但为了不影响上诉人入学，不得已按要求在申请人声明处写下“户口迁入后，不享受本组村民同等待遇”的字样，但在“声明人签字”处留空，既没有签署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代替上诉人签名，所以上诉人从来没有做过“放弃村民待遇”的表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户口迁入时自愿放弃村民待遇”,仅是上诉人母亲为了让上诉人享受义务教育而被迫作出的妥协，是受胁迫而代上诉人作出无效的民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没有法律约束力”。（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户籍已于2017年11月6日依法申报在第三人处，是樟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拆迁安置待遇是农村土地被征收后除土地补偿款以外的另一种补偿，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经济利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户籍所在地进行拆迁改造，应给予上诉人与其他安置对象同等的拆迁安置待遇。一审判决剥夺了上诉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基本权利，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七星区政府按照《星政办发［2019］1号》文件中的拆迁安置待遇标准给予上诉人安置房75平方米、商业房10平方米、购买车位补助2万元。 被上诉人七星区政府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迟某在户口迁入时自愿放弃村民待遇，事实清楚。2017年9月，迟某户口从辽宁省大连市迁入母亲田某所在的渡头村18组。在办理户口迁入时田某书面承诺，迟某户口迁入后不享受本组村民同等待遇。2019年10月，渡头村18组在召开村民会议讨论享受村民待遇的人数及人员时，田某及户主代表一致认可迟某不享受村民待遇。迟某上诉称田某是受胁迫而代迟某作出不享受村民待遇的承诺，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属于1号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安置对象，事实清楚，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七星区政府未给予迟某拆迁安置补偿并无不当。迟某上诉称其被剥夺了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征地补偿分配权，是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综上，迟某不具备渡头18组村民待遇条件，也不符合1号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安置对象条件，迟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樟木村民委员会没有向本院提交意见。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据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本案中，上诉人迟某诉讼请求中的“安置房75平方米、商业房10平方米、购买车位补助2万元”，是被上诉人七星区政府因对渡头村18组集体土地进行征收而依法支付的安置补助费用和安置方式，用于安置该组成员。根据上述法规规定，安置补助费应当用于需要安置的人员。因此，本案实质争议是上诉人是否可以享受渡头村18组村民待遇。根据查明的事实，在上诉人户口迁移时，其母亲田某在户口迁入申请表内亲笔书写“户口迁入后不享受本组村民同等待遇”，渡头村18组负责人莫燕民该表内也签写“户口迁入后不享受本组村民同等待遇”的内容；之后渡头村18组分配集体土地补偿费时，上诉人也没有以享受村民待遇参与分配。上诉人主张其户籍依法申报在第三人樟木村民委员会处即是樟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主张与其户口迁入的渡头村18组的意见并不一致。根据七星区政府1号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规定，“安置房75平方米、商业房10平方米、购买车位补助2万元”的安置标准适用于“有本村户籍、享受村民待遇”的安置对象。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符合前述方案规定的条件，被上诉人没有将其作为安置对象，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是否应当享受村民待遇与渡头村18组意见有分歧问题，不属法院行政审判主管范围，故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另外，根据上诉人迟某外婆张玉兰与被上诉人七星区政府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张玉兰户的渡头村18组25号房屋被征收后已经按照产权调换方式全部计入回迁补偿的面积内。由于上诉人与其母亲、外婆属于同一户口簿内，故不存在因住房被征收拆迁导致其居住权得不到保护的问题。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迟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迟某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威助 审 判 员 宋玉杰 审 判 员 黄碧辉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宋丹丹 书 记 员 刘阳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