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81民初1495号 原告：潘是武，男，198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小丰，江西惟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龙泉市宝溪乡宝更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宝更村。 负责人：陈大善，任村主任。 被告：龙泉市宝溪乡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250200265610X9。 负责人：管乐，任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晓韬，龙泉市剑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潘是武与被告龙泉市宝花公路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龙泉市宝溪乡宝更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宝更村村委会）、龙泉市宝溪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宝溪乡政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因本案与陈大善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有关联性，故本院依法裁定中止审理，关联案件审结后，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是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小丰、被告宝溪乡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晓韬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宝更村村委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指挥部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应列为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是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各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195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6%自2013年12月7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龙泉市宝溪乡及宝更村为修建宝花公路，设立了指挥部。指挥部将修建宝花公路工程发包给季清阳施工，后经指挥部同意，季清阳将修建宝花公路的工程承包给了原告施工，并于2013年3月1日与原告签订了《宝花公路承包合同》，指挥部并在该合同上加盖了印章。后指挥部分别于2013年3月30日、2013年12月7日、2015年3月25日与原告签订了《协议》《宝花公路工程补充合同》《协议》，均约定同意补给原告工程款735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全部工程量，并已全部投入使用。工程竣工后，被告支付了部分工程款，被告每次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时均需原告先向被告出具领条，然后再由被告按领条上的金额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支付给原告。然而，在2013年12月7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了180万元的领条后，被告却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该180万元及剩余工程款。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被告仍未支付上述款项。故原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宝更村村委会未作答辩。 被告宝溪乡政府辩称，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原告将答辩人列为被告属于主体错误。从原告提供的合同来看，原告所对应的相对方为指挥部、自然人为季清阳。而指挥部并非答辩人设立，与答辩人没有关联。2.答辩人并非案涉工程的业主。案涉道路在未取得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宝更村的村民筹集了部分资金自发组织实施，因客观原因在基本打通宝更至基部分就停工了。为此，答辩人于2016年6月向上级申报改建，经过批准，2016年8月，答辩人对宝更至花桥段改建工程路基整修、路面及安保设施工程公开招投标，后由常山顺成建设公司中标建设。该工程于2016年10月26日开工建设，2017年9月30日完工。所以答辩人所担任业主的工程建设项目与原告主张的路基建设项目无论是工程内容、时间、相对方均不相同，答辩人不是原告主张的路基工程的业主。3.原告引以为据的合同不具备合法性要求。从原告提供的合同来看，原告主张权利的基础是其与季清阳订立的承包合同。而季清阳并不具备案涉工程的承、发包权利。现在原告所提供证据的合同相对方均不符合法律的合法性规定，原告的主张因缺乏合法性而不能成立。4.原告的诉请标的为195万元，事实与理由陈述为180万元，前后互不相符。该180万元源自哪份合同的约定内容不清、即便有约定合同内容是否已经履行不清。从原告领取款项的时间段自2012年11月18日起至2014年9月28日止来看，2013年12月7日的180万元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的款项均已经领取，单独这一笔未予领取，不符合常理及逻辑。根据纪检部门保存的账册，可知原告所主张的该180万元款项已经入账，记账凭证和领条齐全。本案诉讼时效已超，假设原告果真有该笔款项没有领取，原告不会任凭诉讼时效丧失后才提出主张。为此，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龙泉市宝溪乡宝更村村民为修建宝花公路，自发设立了指挥部。指挥部将修建宝花公路工程（包括路面、路基、涵洞等）发包给陈美亮施工，陈美亮和季清阳合伙，后季清阳又将案涉部分工程转包给了原告施工。 2013年3月1日，季清阳与潘是武签订《宝花公路承包合同》，约定季清阳将宝溪乡宝更村至花桥村省道线工程（不包括税收、路面压平和路面铺石块和压路机碾压、涵洞、桥梁工程）承包给潘是武施工，总工程款为248万元，工程质量要求按照测量图纸为准，全长12公里，宽度硬基5.5米。指挥部作为在场人在合同上盖章确认。 2013年3月30日，季清阳与潘是武签订《协议》，约定季清阳将宝花公路工程中的圆管涵承包给潘是武施工，工程款为65万元。指挥部作为在场人在合同上盖章确认。 2013年3月30日，指挥部与潘是武签订《协议》，约定指挥部自愿补给潘是武110万元。补给前提条件为潘是武必须要按照测量图纸的线路施工，需全程线路建造验收合格后再支付。 2013年12月7日，由于公路加宽需要增加工程量，将原承包合同中的硬路基宽度5.5米改为宽度8米，指挥部与潘是武签订《宝花公路工程补充合同》，约定增加工程款595万元，合同第八条约定此造价金额不包括政策处理款。 2014年5月20日，陈美亮和潘是武签订《协议》，约定陈美亮将宝花公路路面工程发包给潘是武施工，工程款为80万元。 2015年3月25日，指挥部和潘是武签订《协议》，约定将宝花公路福建行政界内的从马脚潭至苏坑段过板涵工程发包给潘是武施工，工程款为30万元。 宝花公路工程于2013年1月开始开工建设，于2017年10月建成通车。根据原告自行计算，已领取工程款共计9175375元。2013年12月7日，原告潘是武向指挥部出具一份180万元的领款凭证，由指挥部做账。 2020年1月20日，宝更村党支部书记、宝更村村委会主任陈大善犯非国家人员受贿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包括收受潘是武的35万元。 另查明，经与指挥部人员联系询问，相关人员陈述，180万元系协商一致用于政策处理的费用，无需支付。所有工程款已经结清，并不存在欠付的情形。 上述事实有原告潘是武提交的宝花公路承包合同、宝花公路工程补充合同、4份协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浙江省工程建设项目报建申请表、招标公告、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及各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庭后本院对指挥部相关人员所做笔录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 一、被告主体问题 原告同时向指挥部、宝更村村委会、宝溪乡政府主张权利，本院就各被告的主体一一予以评析：首先，指挥部系为了建设宝花公路而设立的临时机构，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不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不属于本案的适格被告；其次，虽然合同是由指挥部名义签订，但指挥部主要人员由宝更村村民组成，并且当时的业主单位实际上为宝更村村委会，故合同权利义务应当由宝更村村委会履行；最后，原告主张宝溪乡政府为业主，宝溪乡政府招标的工程是在原告施工的原有基础上进行的发包，时间在2016年，中标人为常山顺成建设有限公司，故与原告施工的虽为同段工程，但在原告施工时并非案涉公路的业主，故宝溪乡政府无需承担责任。 二、案涉工程款是否存在欠付180万 原告作为自然人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故原被告签订的宝花公路承包合同、宝花公路工程补充合同、4份协议均属于无效合同，但该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故被告应当按照完成的工程量支付工程款，本案关键在于案涉工程款是否存在欠付。对于180万元，被告宝更村村委会主张已经作为政策处理费用支出，原告主张595万为工程价，不包括政策处理款，该款项系被告宝更村村委会临时借用。针对双方该部分争议，本院评析如下：1、从时间上看，原告与指挥部签订595万合同的时间在2013年12月7日，原告出具180万领款凭证的日子也在2013年12月7日，可见二者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系同一次协商确定。原告自2013年12月7日至2016年2月5日期间共领取工程款40余笔，如180万元系临时借用，则之后支付的40余笔款项应当优先做账180万元，目前开具领款凭证未收到款的仅剩180万元的这笔，不合逻辑。2、从建设背景看，宝花公路为争取项目资金，号称“零政策处理”，但宝花公路建设涉及其他县市村民的山林，无法做到不处理，故被告宝更村村委会增加工程量后借用原告名义扣留180万元作为政策处理款具有合理性；3、从协商经过看，2013年12月7日晚大量人员参与共同协商，均一致确认当晚达成合同金额595万的前提是需扣留180万元作为政策处理款，并由原告当场出具领款凭证的事实，仅有原告声称180万元系临时借用，后续指挥部需重新支付；4、从合同内容上看，原告主张合同约定“此造价金额不包括政策处理款”，故该款项为纯工程款，应当全额支付；被告宝更村村委会称，因180万元需扣留，原告担心合同金额较高，别人会找他要求政策处理，故特别注明不包含政策处理。综合上述的几点来看，被告的解读更符合实际情况。 综上，合同中的180万元系原告与指挥部事前约定好的政策处理款，该款项无需支付，故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案涉工程款是否存在欠付15万 原告主张除180万元外，指挥部尚欠未结算的工程款304625元，原告自愿按照15万元主张。原告主张的15万元来源于宝溪乡政府（2019）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其中载明三份协议总价735万元，原告领取720.46万元。但该意见书在计算实际工程量时未将季清阳转包的合同金额计算在内，在计算已付款项时未将2014年9月28日之后的款项计算在内，故最终金额存在偏差，不应作为认定欠付工程款的依据。 原告主张根据计算，6份合同总价款1128万元，原告自行制作的领款明细中，其主张总领取款项为9175375元，还差2104625元，其中出具领款凭证但未收到款项的为180万，剩余304625元属于未结算的款项。本院认为，按照原告与指挥部结账的惯例，原告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向指挥部出具领付款凭证或者领条，再由指挥部打款支付，案涉工程自2016年施工完毕，原告未就该304625元出具领款凭证，并且在原告向相关部门信访以及在陈大善非国家人员受贿罪案件调查过程中只主张180万元，均未提及尚有304625元工程款未结算，结合原告承接的该工程存在违法承包、期间又有转包、分包，工程款账目不清，原告收到的款项无法查清；以及刑事判决书第2页中认定，2016年2月5日潘是武收到工程尾款等情形，综合认定本案并不存在欠付304625元工程款的事实。 综上所述，本院驳回原告潘是武的全部诉讼请求。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是武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548元，减半收取计13774元，由原告潘是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吴孝森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刘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