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民终5号 上诉人（一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丰泽街610号。 代表人：周灿森，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艺珍，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霞，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陈金昭，男，197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娟，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刺桐红旅游商品（福建）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2368号505室之一。 法定代表人：郑金鸣，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莹，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泉州分行）、陈金昭因与被上诉人刺桐红旅游商品（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刺桐红公司）信用证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5民初1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工行泉州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艺珍，上诉人陈金昭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娟、被上诉人刺桐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泉州分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闽05民初1468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改判支持工行泉州分行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刺桐红公司、陈金昭负担。事实和理由：1、根据备用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工行泉州分行对外赔偿行为不存在逾期的情形，期间所产生的滞纳金损失及汇率变动损失应由刺桐红公司、陈金昭承担。讼争四份备用信用证均明确约定是依照第600号出版物《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以下简称UCP600）开立，故对于在讼争备用信用证业务所涉及开证行与开证申请人、受益行之间的关系应适用UCP600规定进行审查。根据UCP600第四条“信用证与合同”第a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可见备用信用证的本质是开证行根据开证申请人的请求向受益人开立的承担偿付义务的直接允诺，不受开证申请人与开证行以及受益人之间的其他关系的制约，具备独立性。换言之，讼争4份备用信用证既独立于基础交易，亦独立于《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从法律性质上而言，备用信用证属于合同，合同关系的设立、变更、履行及终止取决于合同当事人的意志。讼争4份备用信用证的当事人为工行泉州分行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迪拜分行（以下简称工行迪拜分行），则该4份备用信用证的当事人何时履行、如何履行及履行行为是否存在瑕疵应当由合同当事人工行泉州分行与工行迪拜分行决定，无需征得开证申请人刺桐红公司的同意。此外，讼争4份讼争四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第5.2条明确约定工行泉州分行向工行迪拜分行履行担保责任时，只负责按照备用信用证的约定处理工行迪拜分行提交的索赔文件，对所涉及的融资合同纠纷不负任何责任。在工行迪拜分行提交的索赔文件形式上符合备用信用证约定时，工行泉州分行有权按照约定向受益行履行担保责任，刺桐红公司承诺对此不提出任何异议。我国实行外汇管制制度，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外汇管理部门对境内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实行综合头寸管理。2017年以来，国家外汇资金持续流出、外汇储备持续下降。基于此，外汇管理部门推出对外汇资金的“控流出,扩流入”多项管制政策。收到索赔报文后，因外汇管制原因，工行泉州分行未能按时赔付。为此，工行泉州分行多次与陈金昭沟通由其处理境外贷款还款事宜，并与受益人协商将赔付时间延长至2018年7月2日，赔付币种变更为人民币。工行泉州分行直至2018年7月2日才以人民币对外赔付的行为系与工行迪拜分行的合意结果，现工行泉州分行已依约履行对外赔付行为，基于讼争备用信用证的独立性特征及外汇管制因素，其无需对期间所造成的滞纳金损失及汇率变动损失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工行泉州分行于2018年7月2日对外赔付的行为构成逾期垫款、由此所产生的损失（包括滞纳金损失、汇率变动所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即便法院认定工行泉州分行于2018年7月2日对外赔付的行为构成逾期垫款，基于讼争4份备用信用证的独立性特征，刺桐红公司、陈金昭无权就工行泉州分行在备用信用证项目的履行行为提出任何异议。工行泉州分行应刺桐红公司的申请开立备用信用证，刺桐红公司授权工行泉州分行在收到工行迪拜分行提出的符合备用信用证条款的索偿要求时，根据备用信用证条款进行付款。双方之间形成的这种具有委托性质的合同关系既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委托代理关系，亦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合同关系。在信用证交易中，信用证具备独立性，一经开立，工行泉州分行就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地、独立地对受益人承担付款责任。工行泉州分行对外赔付行为履行的是与工行迪拜分行间的担保合同，工行泉州分行与刺桐红公司、陈金昭间实际上是国内融资合同及反担保合同关系，这两种法律关系互相独立，刺桐红公司、陈金昭无权就工行泉州分行在备用信用证项下的履行行为提出任何异议。3、一审法院关于美元折算人民币标准及讼争4张存单本息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有违公平原则和损益相抵原则，应予改判。（1）本案应以工行泉州分行公布的汇率作为美元折算人民币标准。从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6第1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完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的公告》内容看，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实际上是一种指导价，各家银行可以根据情况适当浮动。结合讼争4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中关于适用工行泉州分行公布的汇率标准约定，本案应以工行泉州分行公布的汇率标准将索赔美元折算为人民币，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本意。（2）若法院最终认定工行泉州分行应当严格按照诉争4份备用信用证约定的5个银行工作日内对外履行赔付义务，在4份备用信用证及《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均未对具体赔付时间的确定作出特殊限制情形下，工行泉州分行有权自行确定具体赔付时间。讼争4份备用信用证约定的履行赔付时间为5个银行工作日内，但4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均未对具体赔付时间的确定作出特殊限制，工行泉州分行有权自行选择具体赔付时间，SL35501B500031、SL35501B500045、SL35501B500051、SL35501B500056赔付时间分别为2018年4月23日、2018年5月30日、2018年5月30日、2018年5月30日，主债务金额分别为：6309.6万元、4498.8339万元、4498.8339万元、3868.0961万元。（3）基于公平原则和损益相抵原则，法院在认定工行泉州分行应当按照讼争四份备用信用证约定的5个银行工作日内对外履行赔付义务的同时，亦应当将讼争4张质押存单本息的计算截止时间调整至相应的赔付时间。就本案而言，法院认为工行泉州分行应自行承担逾期垫付行为所造成的滞纳金损失和汇率损失。若讼争4张质押存单本息仍计算至2018年7月2日，则意味着刺桐红公司受到了双重受偿，显然有违公平原则、损益相抵原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编号分别为闽B03547651、闽B00013741两份质押存单，截止工行泉州分行选定的赔付时间均未到期。讼争4份《质押合同》第6.4条均明确约定，如用于质押的存单兑现或体现日期晚于工行泉州分行依据第6.1条的约定实现质权之日，质押人授权工行泉州分行在实现质权时可提前兑现或支取存单，因此而产生的损失由刺桐红公司自行承担。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结合《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工行泉州分行有权将前两份质押存单提前支取，并按照支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 陈金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第二项、第五项判决，驳回工行泉州分行要求陈金昭对刺桐红公司660.474115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2、支持陈金昭的反诉请求，即工行泉州分行向陈金昭退还款项642203.55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1、本案项下如有产生的任何工行泉州分行对刺桐红公司的债权均与陈金昭的最高额保证无关，陈金昭无需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1条规定，陈金昭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5年5月29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在20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工行泉州分行依据与刺桐红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产品协议以及相关文件而享有的对刺桐红公司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依合同约定，只有在2015年5月29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形成的主债权才属于陈金照担保的主债权范围，不是如原审判决所述，只要是在2015年5月29日至2018年6月28日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任何债权都属于陈金昭担保的主债权范围。根据陈金昭所担保的3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第4.2条约定，工行泉州分行对刺桐红公司债权的成立有两个条件，一是工行泉州分行已经支付了备用信用证项下的款项，二是刺桐红公司收到了工行泉州分行的通知。具体到本案中，工行泉州分行于2018年7月2日向工行迪拜分行支付备用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并于2018年8月27日向刺桐红公司发通知要求偿还款项，即《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项下债权在2018年8月27日后才有可能确定，2018年8月27日后才形成的工行泉州分行对刺桐红公司的债权，显然不属于陈金照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主债权范围。2、工行泉州分行应当将处置陈金昭名下存单所得的剩余款项以及扣划的陈金昭名下账户中不属于质押物的款项退还给陈金照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工行泉州分行与刺桐红公司于2015年4月14日签订《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工行泉州分行根据该协议开具了编号为SL35501B500031的备用信用证，备用信用证金额为美元1000万元。根据一审判决，刺桐红在该协议下应向工行泉州分行支付款项为美元1000万元×6.3034（2018年4月23日人行汇率）=63034000元，而工行泉州分行于2018年7月2日将陈金昭名下作为质押物的存单本金及利息合计63080416.67元全部扣划。根据《质押合同》第9.3款约定，工行泉州分行处分质物所得在偿还质押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后还有剩余的，应当将剩余部分及时退还陈金昭，故工行泉州分行应当将处置质物所得的剩余款项46416.67元退还给陈金照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此外，工行泉州分行除了处置陈金昭作为质押物的存单外，还将陈金昭名下账户中的款项595786.88元扣划走，工行泉州分行应将不属于质押物的款项退还给陈金昭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针对工行泉州分行上诉，刺桐红公司答辩称：1、一审法院关于工行泉州分行未按照信用证约定支付索赔款项的事实认定清楚。根据工行泉州分行在本案中提交的索赔报文以及《刺桐红公司内保外贷情况表》所记载的索赔报文生成时间，工行迪拜分行索赔报文的生成时间分别为2018年4月16日、2018年5月28日、2018年5月29日、2018年5月28日，工行泉州分行直至2018年7月2日才向工行迪拜分行支付索赔款项，明显已经超过备用信用证规定的五个银行工作日，该事实是基于工行泉州分行自行提交的证据，且工行泉州分行对前述事实在一审庭审中也予以自认。工行泉州分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逾期支付索赔款项是经过与工行迪拜分行的协商一致。更为重要的是，工行泉州分行逾期支付索赔款项未与刺桐红公司协商并征得刺桐红公司的同意和认可。工行泉州分行在一、二审庭审过程中的各种辩解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不符合逻辑。首先，四份索赔报文是分别发出的，与其中三份索赔报文相关的三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项下的质押存单在工行泉州分行收到索赔报文的五个银行工作日内已经到期，就算是按照工行泉州分行所谓“为了质押人能取得到期利息”的说辞，工行泉州分行完全可以先行支付该三笔索赔款项，而不是拖延至2018年7月2日才一次性对外支付四笔索赔款项。其次，工行泉州分行在开庭时确认其与刺桐红公司未就延期支付达成一致的意见，事实也是如此。最后，工行泉州分行在上诉状中辩称是因外汇管制原因未能按时赔付，并与工行迪拜分行进行协商，将赔付时间延长至2018年7月2日。该说法与本案一审中工行泉州分行提交的索赔邮件中记载的滞纳金起算的时间点相互矛盾，如工行泉州分行已经与工行迪拜分行协商将赔付时间延长至2018年7月2日，为何还会在2018年7月2日之前就开始计算滞纳金。根据《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汇发[2014]29号）第十四条规定：“如发生内保外贷履约，担保人为银行的，可自行办理担保履约项下对外支付。”据此工行泉州分行向工行迪拜分行支付信用证项下索赔款项是不存在法律或政策障碍的。诚如工行泉州分行所称信用证具有独立性，不应因任何原因而改变信用证项下合法索赔的付款义务。事实上，仅从工行泉州分行对其逾期支付索赔款项的理由几次表述不一已经足以看出工行泉州分行逾期支付索赔款项未与工行迪拜分行和/或刺桐红公司协商一致的客观事实。2、工行泉州分行错误解读信用证的独立性，要求刺桐红公司和陈金昭承担工行泉州分行违反信用证约定任意履行所产生的滞纳金损失及汇率变动损失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备用信用证的独立性，根据工行泉州分行上诉状所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该条款的确规定了信用证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仅指信用证独立于基础合同和申请开立信用证合同，并不能扩大解读为基础合同和申请开立信用证合同也独立于信用证。工行泉州分行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中扩大解读了信用证的独立性，造成法律适用的错误。工行泉州分行与刺桐红公司应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的约定履行。案涉四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第5.2条均规定，工行泉州分行“负责按照保函/备用信用证的约定处理受益人提交的索赔文件”，“按照约定向受益人履行担保责任”。工行泉州分行依据前述《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所开立的四份备用信用证均规定“工行泉州分行将在五个银行工作日内向工行迪拜分行支付其每项请求中指定的金额”。因此，工行泉州分行只有严格按照备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对外偿付所产生的损失才能要求刺桐红公司予以偿还。工行泉州分行违反信用证的约定，未经刺桐红公司同意擅自更改支付索赔款项时间增加的滞纳金、汇率变动损失是其违约行为的代价，不属于《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项下应由刺桐红公司支付的款项，工行泉州分行要求刺桐红公司承担该等损失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本案支持工行泉州分行的观点，每一个去银行开立备用信用证的人，都不确定开证行是否会按照备用信用证的约定对外支付索赔款项，且银行随性支付款项的后果均要由开证申请人承担，那么所导致的后果将会是没有一个理性的人敢去银行申请开立备用信用证。综之，刺桐红公司并不否认备用信用证的独立性，但对备用信用证独立性具有单向性应该要有正确的理解。在本案中，工行泉州分行将备用信用证的独立性无限放大并将其适用到与刺桐红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若工行泉州分行严格按照备用信用证的规定期限履行对外偿付义务，那么由此偿付的款项应由刺桐红公司承担；若工行泉州分行超出备用信用证规定期限履行对外偿付义务，那么由此产生的滞纳金损失和汇率损失，是工行泉州分行违约的后果，不应由刺桐红公司承担。3、一审法院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作为美元折算人民币的标准，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工行泉州分行主张适用其公布的汇率是依据案涉《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第5.4款约定：“在向受益人履行担保责任时，如甲方从乙方账户扣划款项与保函/备用信用证项下币种不一样，则应依据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按照甲方公布的适用汇率将扣划款项兑换成保函/备用信用证币种后向受益人支付”。然而，该约定适用的情形是在工行泉州分行将人民币存单扣划后，购汇美元后汇出时。而在本案一审审理中，工行泉州分行称该等款项并未购汇付出，而是直接以人民币汇出，因此该条款不适用于本案。在双方对本案情形下适用何种汇率没有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刺桐红公司主张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公平合理的。4、工行泉州分行在实际垫付款项后，依照约定行使对四份质押存单的处置权，其处置行为合法有效，无权要求对该等处置所得进行调整。首先，工行泉州分行在一审中自认其于2018年7月2日处置了案涉四份质押存单，一审法院依法确认了该等事实，一审法院据此查明相关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工行泉州分行违反约定逾期支付索赔款项，刺桐红公司依法有权要求按照其应当支付索赔款项时间的汇率计算其垫付的款项，工行泉州分行是依照约定行使对四份质押存单的处置权，任何人均无权要求对该等处置所得进行调整。按照各方约定调整工行泉州分行支付索赔款的时间进而确定应由刺桐红公司承担的垫付款项，与工行泉州分行要求的相应调整其处置质押存单的时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工行泉州分行违反约定逾期支付索赔款项并因此要求刺桐红公司承担滞纳金损失和汇率损失，刺桐红公司有权依照约定仅承担按照备用信用证确定的付款时间的汇率计算工行泉州分行的垫款数额，不予承担增加的滞纳金损失和汇率损失。因工行泉州分行的违约行为，刺桐红公司有权要求法院按照其应付款时间，而非实际付款时间来确定垫款数额。法院将工行泉州分行垫款时间依照约定调整为索赔报文生成后的五个工作日，那么在此后的任何时间工行泉州分行均可以处置质押存单，换言之，工行泉州分行在2018年7月2日处置质押存单是符合各方约定和法律规定的，并不需要将该等时间也相应调整到索赔报文生成后的五个工作日。本案四份质押存单始终处于工行泉州分行的控制之中，其有权在协议约定的“主债权到期（包括提前到期）债务人未予清偿的”之后的任一时间行使质权，工行泉州分行既然已经选择了在2018年7月2日行使该等质权并处置了质押存单，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支持其更改权利行使的时间。存单质押人存款的时间实际是到2018年7月2日，其按照存单约定获取计算至2018年7月2日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也是公平合理的。工行泉州分行接受该等质押款项直至2018年7月2日，并在2018年7月2日按照存单约定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也是公平合理的。退一步而言，即便如工行泉州分行所述，不更改质押存单的处置时间可能对工行泉州分行不公平或者可能给其造成损失的话，那么该等损失也是工行泉州分行违反备用信用证约定逾期支付索赔款项和自主选择在2018年7月2日处置存单的行为导致的，相应的后果由其承担合法合理。再退一步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以载明兑现或者提货日期的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其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后于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只能在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届满时兑现款项或者提取货物”，即便工行泉州分行提前赔付，在质押存单未到期之前，工行泉州分行也不得提前兑现质押存单，应于存单期限届满时兑现款项及相应的定期存款利息。 针对工行泉州分行上诉，陈金昭答辩意见与刺桐红公司答辩意见一致。 针对陈金昭上诉，工行泉州分行除了上诉意见外，补充答辩意见如下：《最高额保证合同》1.1已经明确约定，陈金昭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15.5.29-2018.6.28期间，在人民币2亿元的最高余额内，工行泉州分行依据以刺桐红公司签订的信用证开证协议等文件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无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内是否已经到期，只要主合同签订的时间在发生期间内，无论实际垫款时间是否在期间内，陈金昭应当履行担保责任。双方当事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在2015年5月19日至2018年的6月28日期间双方所签订的合同项下的债务得到支付和偿还，若将涉案后三份备用信用证项下债权排除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之外，显然不符合双方的真实本意。 针对陈金昭上诉，刺桐红公司答辩认为同意陈金昭的上诉请求，本案项下如有产生的任何工行泉州分行对刺桐红公司的债权均与陈金昭无关，工行泉州分行应当将处置质物所得的剩余款项以及扣划的陈金昭名下账户中不属于质押物的款项退还给陈金昭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本案项下如有产生任何工行泉州分行对刺桐红公司的债权，也均不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陈金昭担保的债权。因此，工行泉州分行应将处置陈金昭名下质押存单所得后的剩余款项以及工行泉州分行扣划的陈金昭名下账户中不属于质押物的款项退还给陈金昭，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一审查明：2015年5月29日，工行泉州分行与陈金昭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140800263-2015年自营（保）字第0057号】,主要约定：陈金昭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5年5月29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在人民币20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工行泉州分行依据与刺桐红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产品协议以及相关文件而享有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保证期间两年。 2015年4月13日，工行泉州分行与陈金昭签订《质押合同》【编号：0140800263-2015年自营（质）字第0026号】主要约定：陈金昭以个人三年定期储蓄存单提供质押担保，存单号码：闽B03547530，存入金额人民币5500万元，为工行泉州分行与刺桐红公司签订《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2012版）【编号：0140800263-2015（BG）00007号】提供质押担保。 2015年4月14日，工行泉州分行与刺桐红公司签订《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2012版）【编号：0140800263-2015（BG）00007号】，保函金额美元1000万元，用于博尔特公司向工行迪拜分行的美元994万元贷款提供担保，保函期限3年，工行泉州分行在向受益人履行担保责任时，工行泉州分行有权从刺桐红公司的保证金账户和其他账户中扣划相应款项用于向受益人支付。因刺桐红公司未备足应付款项导致工行泉州分行垫款的，刺桐红公司应按工行泉州分行要求及时偿还，并自工行泉州分行垫付之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向工行泉州分行支付利息。 2015年5月29日，工行泉州分行与陈金昭签订《质押合同》【编号：0140800263-2015年自营（质）字第0044号】主要约定：陈金昭以个人三年定期储蓄存单提供质押担保，存单号码：存单号码：闽B03173495，存入金额人民币3921万元，为工行泉州分行与刺桐红公司签订《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2012版）【编号：0140800263-2015（BG）00011】提供质押担保。 2015年5月29日，刺桐红公司与工行泉州分行签订合同编号：0140800263-2015（BG）00011号《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2012版），保函金额美元699万元，用于博尔特公司向工行迪拜分行的美元694.7万元贷款提供担保，保函期限3年，工行泉州分行在向受益人履行担保责任时，工行泉州分行有权从刺桐红公司的保证金账户和其他账户中扣划相应款项用于向受益人支付。因刺桐红公司未备足应付款项导致工行泉州分行垫款的，刺桐红公司应按工行泉州分行要求及时偿还，并自工行泉州分行垫付之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向工行泉州分行支付利息。 2015年6月4日，工行泉州分行与陈金昭签订《质押合同》【编号：0140800263-2015年自营（质）字第0050号】主要约定：陈金昭以个人三年定期储蓄存单提供质押担保，存单号码：存单号码：闽B03547651，存入金额人民币3921万元，为工行泉州分行与刺桐红公司签订《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2012版）【编号：0140800263-2015（BG）00012】提供质押担保。 2015年6月5日，刺桐红公司与工行泉州分行签订《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2012版）【编号：0140800263-2015（BG）00012号】，保函金额美元699万元，用于博尔特公司向工行迪拜分行的美元694.7万元贷款提供担保，保函期限3年，工行泉州分行在向受益人履行担保责任时，工行泉州分行有权从刺桐红公司的保证金账户和其他账户中扣划相应款项用于向受益人支付。因刺桐红公司未备足应付款项导致工行泉州分行垫款的，刺桐红公司应按工行泉州分行要求及时偿还，并自工行泉州分行垫付之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向工行泉州分行支付利息。 2015年6月12日，工行泉州分行与刺桐红公司签订《质押合同》【编号：0140800263-2015年自营（质）字第0051号】主要约定：刺桐红公司以三年定期储蓄存单提供质押担保，存单号码：存单号码：闽B00013741，存入金额人民币3382万元，为工行泉州分行与刺桐红公司签订《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2012版）【编号：0140800263-2015（BG）00013】提供质押担保。 2015年6月12日，刺桐红公司与工行泉州分行签订合同编号：0140800263-2015（BG）00013号《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2012版），保函金额美元601万元，用于博尔特公司向工行迪拜分行的美元596.4万元贷款提供担保，保函期限3年，工行泉州分行在向受益人履行担保责任时，工行泉州分行有权从刺桐红公司的保证金账户和其他账户中扣划相应款项用于向受益人支付。因刺桐红公司未备足应付款项导致工行泉州分行垫款的，刺桐红公司应按工行泉州分行要求及时偿还，并自工行泉州分行垫付之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向工行泉州分行支付利息。 2018年4月16日、2018年5月28日、2018年5月29日、2018年5月28日，工行迪拜分行依据工行泉州分行开具的备用信用证向工行泉州分行索赔，索赔金额分别为美元1000万元、699万元、699万元、601万元。2018年7月2日，工行泉州分行向工行迪拜分行分别垫款人民币67647695.99元、46991933.66元、46975187.84元、40338860.07元。同日，工行泉州分行扣划案涉质押存单本息总金额分别为人民币63080416.67元、44573274.50元、44571314.00元、38406555.67元；从刺桐红公司账户扣划人民币606.47元；从陈金昭账户扣划金额分为人民币403512.03元、150096.25元、42178.6元，合计人民币595786.88元。 工行泉州分行一审诉讼请求：1、刺桐红公司立即偿还工行泉州分行垫款人民币1072.572337万元及从2018年7月2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利息、罚息及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2、陈金昭对上述债务的660.474115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刺桐红公司、陈金昭负担。 刺桐红公司一审提出反诉请求：1、工行泉州分行向刺桐红公司退还款项人民币165397元及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8年7月3日起算至实际退还款项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和反诉费用均由工行泉州分行承担。 陈金昭一审提出反诉请求：1、工行泉州分行向陈金昭退还款项人民币1021853.88元及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8年7月3日起算至实际退还款项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和反诉费用均由工行泉州分行承担。 一审法院归纳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刺桐红公司是否拖欠工行泉州分行垫款。2、案涉利息约定是否过高。3、陈金昭是否应承担本案保证责任。4、工行泉州分行是否应返还刺桐红公司、陈金昭相应款项。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垫款发生后，刺桐红公司的欠款金额。1、关于工行泉州分行是否存在逾期垫款的情况。根据工行泉州分行提供的四份索赔报文的内容可以体现，案涉备用信用证的付款方式为即期付款。而根据案涉备用信用证适用的国际商会第600号出版物《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下称UCP600）第14条B款规定，上述索赔报文中提及的“5个银行工作日”是指工行泉州分行审核单据的期限，且该期限是最长期限，不论单据难易多寡、审单人员素质高低、银行工作忙闲，工行泉州分行的审核单据的期限均不得超过5个银行工作日。而本案中工行泉州分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受益人工行迪拜分行请求付款时，其因工行迪拜分行提供的单据不符合信用证相关条款而提出异议，因此，应视为工行迪拜分行已构成相符交单，工行泉州分行应于审核单据的期限届满之日立即付款。根据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以及上述四份索赔报文，案涉四份信用证（编号分别为：SL35501B500031、SL35501B500045、SL35501B500051、SL35501B500056）分别于2018年4月16日、2018年5月28日、2018年5月29日、2018年5月28日发生索赔并交单，工行泉州分行应分别于5个银行工作日届满之日立即付款，即上述信用证的应付款日应分别为2018年4月23日、2018年6月4日、2018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工行泉州分行实际于2018年7月2日方进行垫款违反UCP600的相关规定以及当事人的约定，构成逾期垫款。虽然刺桐红公司、陈金昭以工行泉州分行与工行迪拜分行往来邮件内容作为依据，主张编号为SL35501B500056的信用证付款日经工行泉州分行与工行迪拜分行协商变更为2018年6月12日。但经本院审查，上述邮件中的2018年6月12日系滞纳金起息日，并无证据证明工行泉州分行与工行迪拜分行就付款日进行协商，因此，对刺桐红公司、陈金昭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2、关于逾期垫款的损失。由于工行泉州分行逾期垫款，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包括滞纳金损失（因逾期垫款导致实际垫款时应多付给受益人的滞纳金）、汇率变动产生的损失，均应由工行泉州分行自行承担，工行泉州分行请求刺桐红公司承担该部分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3、关于工行迪拜分行的索赔数额。虽然刺桐红公司、陈金昭主张工行迪拜分行的索赔数额错误，工行泉州分行未对索赔数额进行审查，应承担不利的后果。然而，案涉四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2012版）第5.2条约定以及UCP600第4条A款规定，均体现了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即信用证与作为其开立基础的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是互相独立交易的，工行泉州分行的付款行为并不受境外贷款人博尔特公司或刺桐红公司、陈金昭与工行迪拜分行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任何请求或抗辩的影响。如前所述，工行泉州分行付款的前提是工行迪拜分行交付的单据构成相符交单，而根据UCP600第14条A款规定，工行泉州分行仅需基于单据（索赔文件）本身，确定是否在表面上构成相符交单，无需对单据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这同样是信用证独立性的体现。因此，工行泉州分行无需对工行迪拜分行索赔的数额进行审查，刺桐红公司、陈金昭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4、关于人民币折算美元的标准。虽然案涉信用证担保的债权币种为美元，但工行泉州分行最终以人民币方式向工行迪拜分行付款，因此本案涉及人民币折算美元标准的问题。如前所述，约定的审核单据的期限届满后，工行泉州分行即负有付款义务，如果以人民币垫款，也应于应付款日进行购汇，因此，应以前述工行泉州分行的应付款日的汇率作为折算标准。虽然四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2012版）第4.9条第二款均约定扣划款项与甲方（工行泉州分行）债权币种不一致的，按扣划日甲方公布的适用汇率进行折算，但上述内容是关于工行泉州分行支付外币后，扣划的人民币如何折算的约定，而非工行泉州分行支付人民币后按何种标准折算外币的约定，因此，上述约定不应适用于本案。由于博尔特公司贷款的币种为美元，而四份索赔报文中，工行迪拜分行向工行泉州分行请求付款的币种也为美元，本案中工行泉州分行自行改变支付币种，未经刺桐红公司同意，产生的损失应由工行泉州分行自行承担，因此，本案应以有利于刺桐红公司的标准将美元折算人民币，刺桐红公司、陈金昭主张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汇率作为折算标准，予以支持。综上，工行泉州分行发生垫款后，刺桐红公司应付的金额分别为：（1）编号SL35501B500031的信用证金额为人民币63034000元【美元1000万元（索赔金额）×6.3034（2018年4月23日人行汇率）=63034000元】；（2）编号SL35501B500045的信用证金额为人民币44881392元【美元699万元（索赔金额）×6.4208（2018年6月4日人行汇率）=44881392元】；（3）编号SL35501B500051的信用证金额为人民币44845743元【美元699万元（索赔金额）×6.4157（2018年6月5日人行汇率）=44845743元】；（4）编号SL35501B500056的信用证金额为人民币38589008元【美元601万元（索赔金额）×6.4208（2018年6月4日人行汇率）=38589008元】。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191350143元。二、关于刺桐红公司现欠款金额。根据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案工行泉州分行实际逐笔贷款扣质押存单本息，分别为人民币63080416.67元、44573274.50元、44571314.00元、38406555.67元。因此扣划后，刺桐红公司分别尚欠工行泉州分行贷款人民币-46416.67元、308117.5元、274429元、182452.33元（上述款项为刺桐红公司应付的金额扣除扣划金额，负数是指多扣划金额）。由于案涉《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2012版）4.9条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第9.2条均约定，工行泉州分行为实现债权有权扣划刺桐红公司与陈金昭账户的款项，因此，工行泉州分行虽然多扣划了刺桐红公司的款项，但可以在刺桐红公司的其他欠款中抵扣。另外，由于工行泉州分行还扣划刺桐红公司账户人民币606.47元，扣划陈金昭人账户人民币595786.88元，因此，刺桐红公司尚欠工行泉州分行122188.81元（308117.5元+274429元+182452.33元-46416.67元-606.47元-595786.88元=122188.81元）。 关于第二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四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第5.3条均约定，若发生垫款刺桐红公司应按照日万分之五支付利息，该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刺桐红公司、陈金昭主张上述约定中的利息明显过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工行泉州分行主张上述垫付的利息还要计算复利，未提供相应的合同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1条约定，陈金昭担保的主债权为2015年5月29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工行泉州银行与刺桐红公司之间签订的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等协议以及其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刺桐红公司的债权，由于案涉四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2012版）均发生在上述约定的期间，因此，工行泉州分行因上述合同而享有的对刺桐红公司的债权均属于陈金昭担保的主债权。工行泉州分行在保证期间内向依照约定的方式、范围向陈金昭主张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工行泉州分行扣划的款项不足以偿还刺桐红公司的欠款，因此，刺桐红公司、陈金昭无权请求工行泉州分行返还相应款项。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工行泉州分行与刺桐红公司签订的四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工行泉州分行与陈金昭签订的四份《质押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陈金昭已实际向工行泉州分行实际交付上述合同项下约定的存单，质权依法设立。因工行泉州分行逾期垫款，产生的相应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经核算，工行泉州分行实际垫款并扣划相应款项后，刺桐红公司尚欠工行泉州分行122188.81元。刺桐红公司在垫款发生后未依约还款，已构成违约，应立即偿还欠款及相应利息。工行泉州分行与陈金昭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陈金昭应依约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陈金昭承担保证责任后，依法对刺桐红公司享有追偿权。综上，工行泉州分行的诉讼请求，部分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刺桐红公司、陈金昭的反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刺桐红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工行泉州分行垫款人民币122188.81元并支付自2018年7月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2、陈金昭对刺桐红公司所负的上述债务，在人民币20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陈金昭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刺桐红公司追偿；3、驳回工行泉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4、驳回刺桐红公司的反诉请求；5、驳回陈金昭的反诉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6154元，由工行泉州分行负担人民币85173元，刺桐红公司、陈金昭共同负担人民币98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7605元，减半收取为人民币8802.5元，由刺桐红公司负担人民币1804元，陈金昭负担人民币6998.5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除了刺桐红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书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应完整表述为“陈金昭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5年5月29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在人民币20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工行泉州分行依据与刺桐红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产品协议以及相关文件而享有对刺桐红公司的债权”及相关合同编号中没有“第”字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工行泉州分行是否存在逾期赔付并承担因此所产生的损失；2、讼争四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项下赔付美元折算为人民币的标准如何确定；3、讼争四张质押存单本息的计算截止时间如何确定；4、陈金昭应否对刺桐红公司债务在人民币2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工行泉州分行应否退还陈金昭处置质押存单剩余款项及其扣划的陈金昭账户内其他款项。对此，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1、关于工行泉州分行是否存在逾期赔付并承担因此所产生的损失的问题。 本院认为，工行泉州分行与刺桐红公司签订的《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第5.2条均规定，工行泉州分行“负责按照保函/备用信用证的约定处理受益人提交的索赔文件”，“按照约定向受益人履行担保责任”。工行泉州分行依据前述《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所开立的四份备用信用证均规定“工行泉州分行将在五个银行工作日内向工行迪拜分行支付其每项请求中指定的金额”，即工行泉州分行应当严格按照备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对外偿付，工行泉州分行严格按照备用信用证的规定期限履行对外偿付义务，由此偿付的款项及损失应由刺桐红公司承担。但是，根据双方确认的事实，工行迪拜分行索赔报文的生成时间分别为2018年4月16日、2018年5月28日、2018年5月29日、2018年5月28日，工行泉州分行直至2018年7月2日才向工行迪拜分行支付索赔款项，已经超过备用信用证规定的五个银行工作日，工行泉州分行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逾期支付索赔款项已经征得工行迪拜分行与刺桐红公司的同意和认可。况且，根据《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汇发[2014]29号）第十四条规定：“如发生内保外贷履约，担保人为银行的，可自行办理担保履约项下对外支付”，工行泉州分行可以自行办理信用证项下索赔款项，其主张未及时对外偿付是基于外汇管制原因，但亦未提供相应的依据。根据国际惯例及现行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备用信用证独立于基础合同和申请开立信用证合同，但并不意味着工行泉州分行可自行改变备用信用证约定的履行对外偿付义务的期限。鉴于工行泉州分行没有严格按照备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对外偿付所产生的损失，其要求刺桐红公司承担逾期赔付所产生的滞纳金损失及汇率变动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该项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2、关于讼争四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项下赔付美元折算为人民币的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讼争《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第5.4款约定：“在向受益人履行担保责任时，如甲方从乙方账户扣划款项与保函/备用信用证项下币种不一样，则应依据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按照甲方公布的适用汇率将扣划款项兑换成保函/备用信用证币种后向受益人支付”，即该约定适用的情形是在工行泉州分行将人民币存单扣划后、按照工行泉州分行公布的适用汇率购汇美元后对外外支出。但是，工行泉州分行直接以人民币向工行迪拜分行支付，并未购买外汇，故该条款所约定的情形不适用于本案。鉴于双方对本案情形下适用何种汇率标准没有进行约定，一审法院依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进行折算符合公平原则。 3、关于讼争四张质押存单本息的计算截止时间如何确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陈金昭、刺桐红公司提供其名下四份存单为工行泉州分行与刺桐红公司签订的四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项下的债权提供担保。根据《质押合同》第6.1条、第6.4条之约定，讼争四份存单已经处于质权人工行泉州分行实际控制下，工行泉州分行在对外实际垫付款项后即取得对四份质押存单的处置权。工行泉州分行违反约定逾期支付索赔款项，刺桐红公司有权要求按照各方约定工行泉州分行应当支付索赔款的时间即索赔报文生成后的五个工作日，而非实际支付索赔款时间来确定应由其承担的垫付款项，这与工行泉州分行要求的相应调整其处置质押存单的时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工行泉州分行在索赔报文生成后的五个工作日后可以随时处置存单，但其选择在2018年7月2日行使质权并处置了存单，故讼争四份存单的实际存款时间到2018年7月2日，陈金昭和刺桐红公司作为存款人按照存单约定获取计算至2018年7月2日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工行泉州分行关于四份存单本息的计算截止时间调整为按照备用信用证约定的对外履行赔付义务时间的主张不能成立，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4、关于陈金昭应否对刺桐红公司讼争债务在人民币20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1条约定，陈金昭担保的主债权为2015年5月29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工行泉州银行依据与刺桐红公司之间签订的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等协议以及其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刺桐红公司的债权。刺桐红公司与工行泉州分行之间的后三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2012版）均是在上述期间签订，且《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1条已经明确约定“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现陈金昭以工行泉州分行于2018年8月27日向刺桐红公司发通知要求刺桐红公司偿还该笔款项后、《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项下债权才确定为由，主张讼争四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项下债权不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主债权范畴，该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5、关于工行泉州分行应否退还陈金昭处置质押存单剩余款项及陈金昭账户内其他被扣划款项的问题。 本院认为，前述已经分析，刺桐红公司与工行泉州分行之间签订的后三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项下债权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主债权范畴，且《最高额保证合同》第9.2条已经明确约定“陈金昭不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的，工行泉州分行有权扣划陈金昭开立在中国工商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所有账户中的款项以清偿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故工行泉州分行扣划处置陈金昭用以提供质押存单的剩余款项及陈金昭账户内其他款项具有合同依据，陈金昭关于要求工行泉州分行退还相关款项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工行泉州分行与刺桐红公司签订的讼争四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及工行泉州分行与陈金昭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四份《质押合同》均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工行泉州分行违反《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及备用信用证约定的期限逾期对外赔付，构成违约，应由其自行承担逾期赔付的损失，其要求刺桐红公司承担相应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陈金昭应当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对刺桐红公司与工行泉州分行之间的后三份《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项下的主债权向工行泉州分行承担担保责任，工行泉州分行处置并扣划陈金昭存单项下款项及陈金昭账户内其他款项具有合同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工行泉州分行及陈金昭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6865元，由工行泉州分行负担85421元，陈金昭负担11444元。一审案件受理费依原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詹强华 审判员  郑 唯 审判员  吴春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赵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