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7民初3523号原告：吴益雷，男，196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梅，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程扬，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实习律师。被告：茅卫忠，男，196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第三人：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漕泾张漕公路236号。法定代表人：陈燚。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玉秀，上海田玉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文慧，上海田玉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益雷与被告茅卫忠与第三人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申谊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立案受理。本院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12月19日、2020年3月9日、2020年5月15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吴益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梅、杜程扬（参加第一次庭审），被告茅卫忠，第三人申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文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益雷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投入的工程投资款合计人民币2011464元(包含以下项目：先期工程投资款人民币1836424元、后续工程补种费用人民币143040元、原告代垫工程审价费人民币32000元)；2、被告给付原告工程合伙收益人民币272774元；3、第三人对以上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12年5月，被告挂靠在第三人名下，借用第三人的资质并以第三人名义与业主上海绿地盛坤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盛坤公司）签订《绿地昌吉路项目A1地块景观工程施工合同》，承接绿地昌吉路项目A1地块景观绿化工程施工项目，合同暂定总价293.1601万元。后被告与第三人为此达成《绿化景观工程合作协议》，约定第三人将上述工程转包给被告施工，并根据业主支付工程进度款情况，按到账数93%向被告支付工程款，合同价款暂定272.64万元。被告承接上述工程项目后，因缺乏资金，与原告进行合作，双方约定系争工程项目由双方共同经营，被告负责人工和设备，工程所需资金全部由原告负责投入，工程竣工验收审核决算后收到的工程款优先由原告收回投资成本，剩余获得的利润按照原告享有40%、被告享有60%的比例进行分配。2013年9月，因被告将工程款据为己有，原告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由起诉被告、第三人至金山区人民法院(案号：(2013)金民一(民)初字第2028号)，后因第三人申谊教卫向法院出具承诺书而撤诉。第三人承诺：“就绿地昌吉路项目A1地块景观绿化工程一案，在吴益雷施工范围内(后期调整部门除外)，若收到上海绿地盛坤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的后续工程款，承诺停止向茅卫忠支付，待茅卫忠与吴益雷就该工程的供应商材料款、工人工资、吴益雷的投资款等成本及两人的利润分配协商一致之后，由我司向各权利人支付。如我司违反承诺，由我司承担连带责任。”2015年2月12日，被告向原告及第三人出具书面《说明》，确认涉案项目工程投资金全部由原告投入，业主已支付工程款136万，剩余工程款156万由原告与第三人直接结算。原告与被告达成合作协议后，实际投入资金并亲自参与项目管理，积极履行施工义务，根据系争工程财务帐簿记载，项目竣工验收前原告已投入资金人民币1836324元；2016年4月28日，原告又应业主要求进行补种支出费用143040元；2017年1月12日因审价结算产生审价费人民币32000元亦由原告垫付。上述工程所需成本共计人民币2011464元均由原告实际投入，而被告对诉争工程自始未有资金投入。目前，原告通过积极努力，已完成涉案工程项目的全部施工。2016年11月15日，上海城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经审核出具《绿地昌吉路项目A1地块景观绿化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报告》，确认系争工程竣工结算价为人民币338万元。但原告至今未收到分文工程款。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就系争工程项目合伙经营、共同管理、共享收益，双方合伙关系成立。系争工程竣工决算后，被告理应按照约定向原告返还投资款、给付合伙收益；第三人与被告形成挂靠关系，且是系争工程的受益人，其出具的承诺真实有效，被告确认剩余工程款由原告直接与第三人结算对第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故第三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被告及第三人拒不履行约定及承诺、拖欠原告投资款及合伙收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被告茅卫忠辩称，本案已经由上海嘉定法院判决吴益雷败诉，后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吴益雷已知在上海无法起诉及胜诉的情况下，同一纠纷在贵院诉讼，其目的是出于非法占有，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所涉吴益雷的256万元系出借给我的借款，其中大部分款项用于太仓工程购买大理石、支付人工费，小部分款项用于嘉定秋霞坊工地、顾村公园工地、新天地工程维修款以及昌吉路工程，该款由我统一分配使用。我曾经在上海法院开庭时陈述“四六分成”，当时的确有这么一个设想，但最终没有形成，也没有书面协议，所以昌吉路工程上我与吴益雷不存在合伙，他起诉本案依据不足。他借给我总共256万元，我已经在太仓工地上支付给他296万元左右，已经远超借款金额，至于借款本息是否结清，那么是另外一回事。此外，即使按照原告的理解是合伙，那么昌吉路工程338万元是审定价，要扣除成本后才能计算利润，按照比例分配，原告的计算方式是错误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申谊公司述称，第一，我方从绿地盛坤公司承接昌吉路项目后，转包给茅卫忠，由茅卫忠实际施工管理该项目，我方仅认可茅卫忠的实际施工人身份，不认可吴益雷作为实际施工人，且已有生效判决否认了吴益雷作为实际施工人，不得直接向我方主张工程款。第二，据我方了解，吴益雷与茅卫忠之间除昌吉路工程外，还有绿地太仓等其他项目存在，可能是合作关系，这些工程也是相互穿插的。在之前的诉讼中，茅卫忠也向法庭说明他通过绿地太仓项目将296万元工程款支付给吴益雷，要求我方不再向吴益雷支付任何工程款，并说明吴益雷仅为其聘请的项目管理人员，二人不存在合伙关系。因此，对于其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结算问题，由法院依法认定。第三，即使吴益雷、茅卫忠存在合伙关系，应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应当先将成本扣除后才能进行利润分配。我方目前收到绿地盛坤公司支付的2846000元工程款，尚有534000元未付。根据我方与茅卫忠之间的约定，应向茅卫忠支付2646780元。经我方统计，我方已经将应付的工程款超额支付给茅卫忠及吴益雷，故吴益雷再要求茅卫忠付款，我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2012年，上海绿地盛坤置业有限公司将上海市嘉定区绿地昌吉路项目A1地块景观绿化工程发包给申谊公司，双方签订了《绿地昌吉路项目A1地块景观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了工程范围及内容、工期、工程价款结算等内容。随后，申谊公司将上述绿地昌吉路项目A1地块景观绿化工程转包给茅卫忠，双方签订了《绿化景观工程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合同价款暂定272.64万元，工程（进度）款按照到账数93%支付工程款，暂扣到账进度款的2%作为工程质保费押金，本工程为500万元以下的工程，质保费累计扣至5万元为止，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资料齐全后一次性退还。保修期为工程竣工备案验收证明发出之日起2年。2012年3月至7月间，吴益雷陆续支付了256.27万元，由陆松作为收款人开具了9份收款收据，茅卫忠均在收据上签名确认。该9份收据中，记载了“工程投资款”、“昌吉路米兰公寓太仓新城工程投资款”、“昌吉路及太仓工地投资款”等内容。其中，2012年3月14日的2万元收据记载为“陈富路绿地改建投资款”，对此双方在庭审中确认该款的确用于陈富路顾村公园工程，但双方在该工地并不存在合伙。对于该2万元，茅卫忠认可返还，但认为其已足额返还了。2013年，吴益雷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谊公司、茅卫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3）金民三（民）初字第2028号），在该案2013年9月16日庭审笔录中，茅卫忠在陈述其与吴益雷的关系时称：“吴益雷因为在2个项目中给我承诺，他只是投入资金，涉及到利益分成……”、“他只是负责投资，我负责人工和设备，分成是他四我六”。该次庭审中，吴益雷举证了陆松统计的昌吉路米兰公寓工程施工成本明细表，合计1582045元（含管理人员工资177000元）。茅卫忠举证了10张费用结算费用报销单复印件，证明92万元工程款一部分用在昌吉路工地，并表示其没有算过用在昌吉路上的具体数额。吴益雷认为，承认汇过3万元给我们，至于其他钱还用在工程上我们不认可。此外，陆松在该院2013年8月8日的谈话笔录中称“关于利润是有协议的，大概四六开，茅卫忠是六，吴益雷是四，资金是吴提供，技术设备是是茅卫忠提供”、“（茅卫忠）给过（吴益雷）的，昌吉路工地大概给了5万余元，其他钱是另外一回事”。其后，申谊公司作出书面《承诺书》，内容为“鉴于吴益雷诉我司及茅卫忠一案，现已由金山法院开庭审理，现我司承诺如下：就绿地昌吉路项目A1地块景观绿化工程一案，在吴益雷施工范围内（后期调整部分除外），若收到上海绿地盛坤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的后续工程款，承诺停止向茅卫忠支付，待茅卫忠与吴益雷就该工程的供应商材料款、工人工资、吴益雷的投资款等成本及两人的利润分配协商一致之后，由我司向各权利人支付。如我司违反承诺，由我司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1月3日，吴益雷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2015年，吴益雷、秦春华、陆松、张真容四人分别在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起诉茅卫忠、申谊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案号分别为：（2015）普民一（民）初字第7420号、7422号、7423号、7424号），主张支付劳动报酬。在吴益雷作为原告的7420号案件庭审中，茅卫忠陈述“如果工地上需要资金原告可以投资进来，我给他分红，故我和原告间除了工资约定还有分红的约定”，申谊公司在该案谈话笔录亦称“吴益雷和茅卫忠在昌吉路项目是合伙人”。该四案中，申谊公司均举证签收清单、工程收支统计表、用款申请单、汇款凭证，证明申谊教卫公司根据茅卫忠的申请于2014年1月30日以苗木款名义向茅卫忠指定的第三方支付239000元，其中秦春华60000元、陆松60000元、茅卫荣50000元、张真容39000元。四名原告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均为“真实性无异议，该清单是办理支付工资的手续，申谊公司要求签字后把钱支付给指定的材料商，再提现支付工资；原告签字后，申谊公司将钱打给了材料商，但原告实际还是没有拿到该款”。该四案的民事判决书均查明：申谊公司系绿地嘉定新城(秋霞坊)东区绿化景观工程、绿地顾村公园商务广场室外样板段景观绿化工程、绿地新天地荻泾花园二期室外景观绿化工程、绿地昌吉路项目A1地块绿化工程等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人，其与被告茅卫忠就上述工程项目分别签订有《绿化景观工程合作协议》，约定将上述工程项目发包给被告茅卫忠进行施工。（2015）普民一（民）初字第7420号判决书中另查明：其后，原告吴益雷由被告茅卫忠招用在其承包的工程项目上从事管理工作。2014年1月5日被告茅卫忠出具“吴益雷工资结算清单(绿地顾村公园、新天地、嘉定新城秋霞坊售楼处)”，载明：“2012年，年薪35万元，未付，结欠35万元；2013年，年新35万元，未付，结欠35万元，合计结欠吴益雷工资柒拾万元整(700000.00元)，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茅卫忠项目部。”被告茅卫忠在“工地负责人”处签名。2014年2月被告申谊教卫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海盐昶贸易有限公司支付60000元，原告确认收到上述60000元。该案判决：一、被告茅卫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益雷工资报酬人民币640000元；二、被告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应对上述工资报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普民一（民）初字第7422号判决书中另查明：其后，原告秦春华由被告茅卫忠招用在其承包的工程项目上从事管理工作。2014年1月5日被告茅卫忠出具“秦春华工资结算清单(绿地新天地、顾村公园、昌吉路米兰公寓、嘉定秋霞坊)”，载明：“2010年，年薪12万元，已付2.7万元，结欠9.3万元；2011年，年薪12万元，已付5万元，结欠7万元；2012年，年薪15万元，已付8.59万元，结欠6.41万元；2013年，年薪15万元，已付／，结欠15万元，合计结欠秦春华工资叁拾柒万柒仟壹佰元整(377100.00元)，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茅卫忠项目部。”被告茅卫忠在“工地负责人”处签名。2014年8月19日原告与另案原告陆松向被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向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借人民币壹拾万元,用于支付陆松、秦春华、茅卫荣、张真蓉、黄红军2013年工资，此笔费用汇入上海盐昶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原告确认收到20000元。2014年12月31日被告茅卫忠再次出具“秦春华工资结算清单”，载明：“2014年，年薪15万元，未付，结欠秦春华工资计壹拾伍万元整。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负责人茅卫忠”。该案判决：一、被告茅卫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秦春华工资报酬人民币507100元；二、被告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应对上述工资报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普民一（民）初字第7423号判决书中另查明：其后，原告陆松由被告茅卫忠招用在其承包的工程项目上从事财务及管理工作。2014年1月5日被告茅卫忠出具“陆松工资结算清单(绿地顾村公园、昌吉路米兰公寓、嘉定秋霞坊)”，载明：“2011年，年薪8万元，已付1.5万元，结欠6.5万元；2012年，年薪15万元，已付1.9万元，结欠13.1万元；2013年，年薪15万元，已付2万元，结欠13万元；合计结欠陆松工资叁拾贰万陆仟元整(326000.00元)，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茅卫忠项目部。”被告茅卫忠在“项目负责人”处签名。2014年8月19日原告与另案原告秦春华向被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向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借人民币壹拾万元,用于支付陆松、秦春华、茅卫荣、张真蓉、黄红军2013年工资，此笔费用汇入上海盐昶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原告确认收到20000元。2014年12月31日被告茅卫忠再次出具“陆松工资结算清单”，载明：“2014年，年薪15万元，未付，结欠陆松工资计壹拾伍万元整。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负责人茅卫忠”。该案判决：一、被告茅卫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陆松工资报酬人民币456000元；二、被告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应对上述工资报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普民一（民）初字第7424号判决书中另查明：其后，原告张真容由被告茅卫忠招用从事后勤工作。2014年1月5日被告茅卫忠出具“张真蓉工资结算清单(顾村公园广场、嘉定秋霞坊)”，载明：“2012年，年薪3.6万元，已付1.8万元，结欠1.8万元；2013年，年薪3.6万元，已付1.5万元，结欠2.1万元；合计结欠张真蓉工资叁拾玖仟元整(39000.00元)，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茅卫忠项目部。”被告茅卫忠在“项目负责人”处签名。2014年8月19日另案原告秦春华、陆松向被告申谊教卫公司出具借条,载明：“今向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借人民币壹拾万元,用于支付陆松、秦春华、茅卫荣、张真蓉、黄红军2013年工资，此笔费用汇入上海盐昶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原告确认收到15000元。2014年12月31日被告茅卫忠再次出具“张真荣工资结算清单”，载明：“2014年年薪叁万陆仟元整，未付，结欠张真荣工资计叁万陆仟元整。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负责人茅卫忠。”该案判决：一、被告茅卫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真容工资报酬人民币60000元；二、被告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应对上述工资报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申谊公司对上述四份判决不服，均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分别作出（2016）沪02民终4460号、4461号、4462号、4463号民事判决书，均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后，因茅卫忠、申谊公司未按期履行生效判决的付款义务，吴益雷、秦春华、陆松、张真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后，申谊公司履行了四份判决书中载明的全部付款义务。审理中，各方均认可申谊公司的下列付款系用于昌吉路工程的支出：1、2014年1月28日支付上海盐昶贸易有限公司150000元；2、2014年1月29日支付给吴益雷的30000元；3、2014年11月3日、2014年12月31日向杭州绿冬苗木专业合作社支付的合计270000元；4、2014年9月支付养护人工费20000元。以上合计47万元。在昌吉路工程施工完毕后，绿地盛坤公司委托上海成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工程的造价进行结算审核，该公司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审核报告，审定造价为338万元。审理中，本院向上海绿地盛坤置业有限公司发函询问其针对绿地昌吉路A1地块绿地工程合同项目的工程付款情况。该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书面回复称“除质保金之外的款项尚有365000元未付……若物业确认该合同履约过程中不存在质量问题、不存在未及时维修事项或者无第三方扣款等相关事宜，待支付的质保金上限金额为169000元”。庭审中，申谊公司亦确认：针对昌吉路工程，上海绿地盛坤置业有限公司已付款284.6万元，尚余53.4万元未付。另查，2012年4月5日，吴益雷（作为甲方）与茅卫忠（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共同合作城建绿地集团太仓绿地城绿化景观项目（以上海申谊教卫名义中标项目）。”甲方在项目经验期间以人民币方式按工程进度分多次累加出资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元）（以交接财务人员陆松并以收到乙方签字确认、以陆松开出的财务收据为准），乙方以项目业务、人力资源和团队资源、工程机械、工具及其配套设备方式投入。本合作经营期限为工程验收决算及工程款全部回收后结束。双方共同经营，合作人执行合作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作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按比例份额承担。工程施工验收审核决算后收到的工程款优先偿还该项目材料款项、员工工资。其次甲方收回投资资金，剩余获得的净利润分配方式：1、提取总利润的20%作为本项目的业务费用归乙方所有，剩余80%，甲乙双方各得40%。甲方不再承担联系业务方面的费用，即工程未施工前的其他费用。”双方还作了其他约定，并均在合同中签名，陆松亦作为财务人员签名。在太仓新城工程施工完毕后，绿地集团（太仓）置业有限公司委托上海大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工程的造价进行结算审核，该公司于2016年6月2日作出审核报告，审定造价为326万元。审理中，关于太仓新城工程的总包、转包以及工程款支付情况，吴益雷、茅卫忠共同确认：绿地太仓新城A09地块项目高层景观工程的建设方为绿地集团（太仓）置业有限公司，原由申谊公司投标中标，后因故改由上海丽水生态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水公司）作为总包方签订项目施工合同，其后丽水公司与上海三月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月三公司）签订了转包合同。关于工程结算款326万元，在丽水公司扣除1%的管理费3.26万元后为322.74万元，该款已全部支付完毕，其中除第一笔30万元由茅卫忠领取外，剩余292.74万元实际均由吴益雷收取（吴益雷系收款方三月三公司当时的股东）。以上事实，有当事人举证的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绿地昌吉路项目A1地块景观绿化工程施工合同》、、收款收据、（2013）金民三（民）初字第2028号案件卷宗材料、（2015）普民一（民）初字第7420号、7422号、7423号、7424号案件庭审笔录及民事判决书，（2016）沪02民终4460号、4461号、4462号、4463号民事判决书，审核报告、回复函、工程付款申请单、支付凭证、发票以及当事人陈述等附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吴益雷认为，根据茅卫忠在金山法院、普陀法院相关案件中的陈述，可以证明其与茅卫忠之间在昌吉路工程上存在合伙关系，并主张其在昌吉路工程上投入的资金合计2011464元。关于太仓新城工程，其与茅卫忠亦存在合伙关系，除其投入的前期成本外，其后期又追加投资款，并支付了工程决算造价费用、审价费、税费。为此，另外举证：证据1、茅卫忠于2015年2月12日向申谊公司出具的说明一份，证明茅卫忠认可昌吉路工程资金由吴益雷投入，并确认后续工程款156万元由吴益雷与申谊公司直接结算。证据2昌吉路米兰公寓财务记账明细照片打印件1份，由陆松提供，证明该1836424元为吴益雷投入的工程前期成本；证据3、绿地昌吉路米兰公寓绿化补种交接单、补种费用表各一份，证明原告在昌吉路工程竣工后实施绿化补种并承担补种费143040元。吴益雷另解释，昌吉路工程在2012年就完工了，但由于绿化工程的特殊性，如发生苗木死亡都是需要补种的，如果我方不去承担补种的费用，根本无法完成审价、结算，而为此支付的劳务费用都是零散的，或是直接支付给个人，没有发票，该组证据中签名的秦春华是茅卫忠的管理人员。证据4、审价费收据一份，由上海成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证明原告垫付昌吉路工程审价费32000元。证据5、2014年7月10日陆松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其为昌吉路项目支付决算资料造价费用8000元。证据6、陆松2014年11月15日出具的人工费结算单，内容为：绿地11号线地铁口昌吉路米兰公寓绿化项目：人工李永华于2013年6月16日至2013年8月31日，两个半月，每月4500元，共计人工费壹万壹仟贰佰伍拾元整（11250），该结算单中有吴益雷、茅卫忠、陆松及李永华共同签名。证据7、陆松2014年8月15日出具收条1份，载明：本人于2012年12月10日收到吴益雷人民币伍万元，2013年元月5日收到吴益雷人民币肆万伍仟元；2014年2月10日收到吴益雷（三笔）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以上合计人民币贰拾壹万伍仟元整（215000元）此款为太仓工程款。证明吴益雷追加投资215000元。证据8、陆松2014年9月30日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吴益雷结标工地决算费用壹万壹仟陆百元整（11600元），证明吴益雷为太仓工地支出决算费11600元。证据9、税收通用缴款书1份（973元）、现金完税证2份（1230元、11850元）、建筑业统一发票1份（工程款30万元、税额13080元），该组证据开具日期均为2012年8月8日，证明其针对太仓工程支出了税费。证据10、上海励苑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于2016年12月8日出具收据一份，证明其为太仓工程支出38000元审价费。庭后，吴益雷补充提供上海大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备注处载明“审价费由合作方励苑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代收代付（绿地太仓南郊新城工程造价咨询）”。吴益雷另解释称，经向经办人员核实，当时大华公司提出是否可以接受其他公司的收据，我方为尽快完成审价就同意了。经质证，茅卫忠认为，对于证据1，因为吴益雷支付256万元大部分用于太仓工地了，而太仓工程回款比较慢，吴益雷催款又很急，使用了极端手段，我考虑到我在申谊公司处有钱可以拿，但申谊公司的账我无法直接经手，只有让申谊公司直接向吴益雷付款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将吴益雷支付的款项作为昌吉路项目的投资款出具了收据，并以此为名义要求申谊公司替我付款给吴益雷，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才出具了这份说明。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其中各项金额与实际不相符。证据3-4，吴益雷垫付的报告费用、补充费用已包含在256万元中。证据5-9，我不清楚这些费用陆松有无记录在明细账中，需要陆松来确认。如果陆松认可，我也没有异议。证据10不认可。申谊公司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当时吴益雷的确来闹过，茅卫忠就要求我方直接支付给吴益雷，但事实上2015年后没有再支付过吴益雷或者茅卫忠工程款，因为当时我方已经超付了。证据2不认可，如果该数据真实，再加上我方支付的费用，昌吉路工程成本远远超过结算价338万元，明显不符合客观实际。证据3真实性无法核实，吴益雷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支出了143040元。证据4真实性认可，但审价报告中确认人由茅卫忠签名，并不是吴益雷。证据5-10由法院审核、认定。针对昌吉路工程、太仓新城工程的成本情况以及吴益雷支付的256万元的使用情况，茅卫忠举证：陆松制作昌吉路工程、太仓新城工程的施工成本明细账及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三份，显示太仓新城工程的记账成本为1559823.75元（含管理费13500元），最后记账日为2013年2月28日，陆松另确认该工地还应分摊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用等合计17.7万元，该款已支付未入账，证明太仓新城成本合计1736823.75元；昌吉路工程账册显示成本为2812171.4元。茅卫忠另申请陆松出庭作证，陆松述称：我自2010年起在茅卫忠处担任其公司工程部员工，去年年底开始不再跟着茅卫忠干，但如果是之前工地的事情，仍然由我处理。工地的账是我负责的，其他的杂货我也干。关于太仓工程成本中的17.7万元，是6个工地平均分摊的办公费用，应计入成本，账册中原本没有记录进去。关于昌吉路的账册，1836324元的账是只记到2013年4、5月左右，之后账我没记了。1836324元这个金额在当时记录时还未全部实际支出，有部分是作为应付款入账了，最终全部支出了，但可能是申谊公司支付的。茅卫忠要求我根据申谊公司付款的情况将之后的账做好并提交给法院，新做好的281万元的账中新增的成本有可能在原先的183万元的账里已经记了，也可能没有记。2018年嘉定法院案件之后，我将账册和凭证全部交给茅卫忠了。对于昌吉路工程，茅卫忠没有投入资金，但有一些苗木、人员、设备是茅卫忠找的，具体金额没法明确。吴益雷投资的256万元中173万余元投入太仓工程，有30万元借给茅卫忠的前妻蔡鹰鹰，用于顾村公园、秋霞坊工地各8.5万元，剩下的钱投入到昌吉路工地上。金山法院的案件中我认为茅卫忠和吴益雷关于昌吉路工程是合伙关系，但之后两人没有形成书面协议，是否合伙我不清楚了。申谊公司在2014年之前支付的款项，茅卫忠将部分作为成本支出应该计入了183万元的账中，但金额无法明确了。昌吉路工程改造是找的黄红军做的，黄红军起诉后，私下和解了向法院撤诉，吴益雷对黄红军不认可是因为他认为找黄红军来施工不是其经手的。此外，昌吉路工程发生过补种，由吴益雷付款，这笔金额我不清楚，没有入账。此外，本院向陆松出示了吴益雷举证的证据5-9，陆松认为，收条和人工费结算单涉及的金额有无入账我搞不清了，如果要确定需要翻看原始的记账凭证。按照一般我做账的惯例，如果我需要将吴益雷的付款入账，吴益雷需要将支付的凭证给我，我再向他出具类似收条的材料，所以这些证据中3份收条可能入账了，人工费结算单原件保留在吴益雷处，可能没有入账。关于太仓工地的税费，印象中只有一笔30万元工程款的税入账了，其他没有入账。关于92万元，该款是申谊公司支付给茅卫忠的，与成本无关，但应该有部分款项茅卫忠作为成本支出，具体金额无法明确。茅卫忠及申谊公司均认为陆松的证词基本属实。茅卫忠另认为，太仓工程中需要分摊的17.7万元管理人员办公费用，这个金额是很低的，应当计入工程成本，太仓工程的《合伙协议书》中约定的吴益雷不承担的“联系业务方面的费用及工程未施工前的其他费用”是指我为了承接工程打点人员的支出，管理人员办公费用不包括在内。对于陆松移交的账册及凭证，因为搬家的关系，有一部分已经找不到了。吴益雷认为，对于茅卫忠举证的证据均不认可，陆松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内容与其在之前诉讼中的陈述有矛盾，不合常理，陆松与茅卫忠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陈述关于昌吉路施工成本以及256万元的使用情况等都是根据茅卫忠的要求制作的，与客观事实不符，也和其在上海金山法院作为茅卫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有所矛盾，不应采信。对于太仓工地成本，账册反映成本应该属实，但是管理人员办公费用17.7万元应由茅卫忠承担，不应计入在工程成本中，况且也未实际发生。另外，我举证的后期支付投资、决算费、审价费、人工费、税收等都没有入账。申谊公司认为茅卫忠在2016年后多次向其声明吴益雷系其聘用的管理人员，并要求其不要向吴益雷付款。为此举证：茅卫忠2016年2月24日出具的声明与承诺，2018年4月8日向上海嘉定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同日向我方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吴益雷系茅卫忠聘用并由其支付劳务款的管理人员，无权向我司主张权利。另外，申谊公司认为其针对昌吉路工程的各项付款已经超额支付。具体付款包括：1、因吴益雷、秦春华、陆松、张真容四人在上海普陀法院起诉劳务费案件，其在执行过程中支付合计1677355.5元，提供执行通知书、银行回单、法院收据；2、经茅卫忠、吴益雷、陆松等人申请以及供应商起诉支付的3150422元。对于其中470000元本案各方均无异议（注：具体明细已在前述审理查明部分记载）。对于其余付款，申谊公司举证：工程付款申请单、办公费用报销单、支付凭证、发票、诉讼材料等一组，其中具体包括：1、2012年8月14日被上海金山法院扣划的297906元，提供转账凭证以及民事调解书1份，原告为聂桃珍、被告为申谊公司，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2、2012年9月19日向上海玲友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的253647元；3、2012年11月19日向上海贺跃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的136500元；4、2013年2月1日向上海章帜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的273000元；5、2013年2月7日向上海润汶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的154700元；6、2014年1月30日支付嵊州市佳信苗木专业合作社193500元，用款申请单并中无陆松、吴益雷、茅卫忠签名，无发票。7、2014年1月29日支付上海钻玛贸易有限公司38000元，用款申请单显示苗木材料款，有茅卫忠签名，有发票及苗木清单。8、2014年9月27日支付上海盐昶贸易有限公司45000元，有发票，对应2份用款申请单均有陆松签名，其中1份的申请部门为昌吉路、付款金额20000元，另1份申请部门为秋霞坊。庭后申谊公司补充提供了付款的银行流水。9、向黄红军支付合计406812元。提供黄红军2014年2月5日在上海金山法院起诉申谊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起状、证据、庭审笔录、撤诉裁定书，2014年6月23日申谊公司、黄红军、茅卫忠（由陆松代签）共同签订的协议书及用款申请单、付款凭证、苗木清单、发票等。10、2014年11月3日、2014年9月3日支付上海锐森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44545元、50000元，用款申请单显示申请部门为昌吉路，用款事由为工程款、苗木，有陆松签字，另附有销售清单；11、2014年1月22日向周梅红支付97337元，申请部门为秋霞坊，用款事由为秋霞坊51437、顾村3900、昌吉路42000，有吴益雷、陆松共同签字；12、2014年1月30日向嵊州市佳信苗木专业合作社支付239000元，用款申请单显示申请部门为新天地，并提供签收单、情况说明；13、提供借条、工资结算，显示申谊公司出借45000元；14、收条一份，显示申谊公司支付16000元。经质证，吴益雷认为，对于茅卫忠出具的3份材料，均为其单方陈述，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其内容也不能对抗茅卫忠2015年2月12日出具的说明。此外，茅卫忠也并未将156万元款项付给我方，故我方仍然有权向茅卫忠和申谊公司主张权利。关于支付吴益雷的劳务费，生效判决已查明工资结算清单载明的工程项目不包括昌吉路，吴益雷受茅卫忠雇用，在其他工程项目提供劳务，不影响二人在本案系争项目进行合作，申谊公司支付的该笔劳务费与本案无关，不应扣除。对于秦春华、陆松、张真容的劳务费，申谊公司作为茅卫忠的债务的连带责任人，其付款与本案无关联。关于其他付款，除了我方已认可的47万元外，我方认为，对于支付聂桃珍的297906元，此人吴益雷不认识，茅卫忠与申谊公司合作的工地有六个之多，该款项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申谊公司在2014年之前的付款（第2-5笔）予以确认，这些是支付给茅卫忠的，当时也正是因此吴益雷才到金山法院起诉，但不认可该4笔系申谊公司直接用于昌吉路工程对外付款。其他单据中，因为申谊公司已在金山法院承诺未经我方同意不再向茅卫忠付款，故没有我方签字的均不认可，与本案均无关联性。部分申请单显示的部门为秋霞坊、新天地，明显与本案无关联。关于支付黄红军的款项，我方不予认可，黄红军是茅卫忠聘用的人员，茅卫忠利用黄红军的名义起诉又撤诉，向其付款不是因昌吉路发生的客观事实，该单据上也没有我方签名确认，与本案无关联性。茅卫忠对于申谊公司的证据均予认可，对证明目的无异议。茅卫忠另认为，由于吴益雷在太仓工地上实际拿到的工程款肯定大于其应得的，如果法院认定昌吉路工程上吴益雷与我存在合伙的话，我要求法院在计算吴益雷在昌吉路工程中应得款项时，将太仓工地上他多得的部分予以抵扣。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吴益雷与茅卫忠就昌吉路工程是否存在合伙约定。本院认为，虽然本案中吴益雷没有举证证明双方针对昌吉路工程签订的书面合伙协议，但是，根据茅卫忠的财务人员陆松向吴益雷出具的9份收据，均显示款项性质为工程投资款，且其中有多份明确记载昌吉路工程投资款。此外，在吴益雷与茅卫忠在上海地区的多次诉讼案件中，茅卫忠亦多次表示双方在昌吉路项目上系合伙关系，吴益雷负责投资以及二人之间四六分成的约定，并向申谊公司书面作出说明表示工程资金由吴益雷投入，工程余款由吴益雷与申谊公司直接结算。财务人员陆松以及申谊公司也曾在相关案件作出二人系合伙的陈述。综合上述分析，吴益雷主张双方在昌吉路工程上存在合伙关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定。茅卫忠虽对吴益雷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辩称吴益雷支付的款项系借款，但未能举证任何证据，无法采信；关于茅卫忠称其因吴益雷索要还款无奈下才作出书面说明，收据中写昌吉路投资款是便于吴益雷尽快通过该工程从申谊公司处收回款项的解释亦缺乏合理性，均不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在于吴益雷在昌吉路项目上的投资款金额及利润认定及计算。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为证明昌吉路项目的成本举证了多组证据，吴益雷、茅卫忠举证的证据为陆松在不同时间点所作的成本明细账。然而，根据陆松出庭作证时的陈述，可知1836424元的成本记账仅记录到2013年4、5月左右，并不完整，且对于申谊公司后续针对该项目的付款也无法明确是否已经被包含在1836424元中，还是应作为新的成本核算计入，故陆松新制作的账册显示的成本2812171.4元亦不正确。由于茅卫忠始终未向本院提供财务账册及相应的会计记账凭证、支付凭证等原始财务资料，故本院也无法根据相关证据对有关费用直接核算认定。考虑到吴益雷、茅卫忠均认可双方除昌吉路工程外，仅在太仓新城工程上存在合伙，故本院认为应通过太仓新城工程中吴益雷投入的资金情况反推其投入昌吉路工程的资金。关于太仓新城工程，吴益雷、茅卫忠对于陆松记录的入账成本1559823.75元（含管理费13500元）均未提出异议，茅卫忠认为应计入177000元的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用的分摊成本。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该工程1559823.75元的账册明细中显示工资项下为0，而施工过程中必定有相关人员参与管理，产生管理人员的工资及办公费用的分摊成本应符合客观实际。第二，在金山法院审理过程中吴益雷举证的由陆松出具的《昌吉路米兰公寓工程施工成本明细表》中亦有一项为管理人员工资177000元的记载，与茅卫忠在本案中主张分摊到太仓新城工程的费用项目及金额完全一致，故本院认定该项177000元计入成本。吴益雷认为根据其与茅卫忠《合伙协议书》的约定，该项不应计入成本，本院认为，管理人员工资及办公费用并不属于协议第五条中约定的“联系业务方面的费用及工程未施工前的其他费用”，故对吴益雷的该主张不予认定。吴益雷另主张其为该项目另投入资金、支出决算费、审价费、税费等，本院认为，在双方认可该账册记录真实的前提下，结合吴益雷举证的证据及各方质证意见，并考虑到茅卫忠无法对账册中涉及的原始凭证进一步举证应负有一定不利举证后果的情况下，本院对各项费用的认定如下：对于投资款215000元，由于1559823.75元账册系记录至2013年2月28日，故本院对发生在该时间节点之后的2014年2月10日的投资款12万元予以认定，对前两笔投资款不再认定。对于决算费11600元，收条出具的日期为2014年9月30日，陆松亦确认该笔费用系用于太仓工地，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审价费，结合吴益雷举证的收据及补充的发票，对该笔38000元予以认定。关于税费，两份完税证可与建筑业发票相互对应，亦可显示系针对太仓新城工程；印花税973元，太仓新城工程审定价1%管理费后的工程款合计3227400元，根据茅卫忠举证的举证的丽水公司的最后一份工程付款审批单中显示的结算金额为3226427元，正好相差973元，结合该缴款书记载的具体内容，应认定系针对太仓工程。虽然该组税费票据的开具时间为2012年8月8日，但考虑到吴益雷持有票据原件，应认为该部分税费并未入账，本院对13080元、973元均予认定。因此，本院认定太仓新城工程的成本（不含管理费）合计1906976.75元。吴益雷、茅卫忠共同确认该工程的工程款在扣除管理费后已全额付清，故两人实得工程款3227400元，该工程利润为1320423.25元。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吴益雷应获得其投入的工程成本资金即1906976.75元以及40%利润528169.3元，合计2435146.05元。吴益雷实际领取的工程款为2927400元，差额为492253.95元。本案中，吴益雷举证的9份投资款收据合计金额为256.27万元，其中2万元双方均确认实际用于双方未合作的陈富路顾村公园工程，故计算吴益雷投入到昌吉路工程资金时应扣除该2万元。根据前述认定，吴益雷前期投入到太仓工程的资金合计1723323.75元（1559823.75+177000-13500），故实际投入到昌吉路工程的资金为819376.25元。吴益雷主张其后期补种苗木、支付审价费等，本院认为，根据其所举证的证据，结合陆松的证言，本院对补种费143040元、审价费32000元、决算费8000元、人工费11250元均予认定，故吴益雷投入到昌吉路工程的资金合计1013666.25元。关于申谊公司主张针对昌吉路的各项付款，其中470000元各方均无异议，予以认定。对于其余付款，本院结合其证据及各方意见，分别作以下认定：1、关于聂桃珍案件中支付的297906元，现有证据无法确认该款与昌吉路工程存在关联，吴益雷亦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认定。2、关于吴益雷起诉劳务费案件中申谊公司履行的640000元，根据判决书的认定，该640000元系吴益雷在绿地顾村公园、新天地、嘉定新城秋霞坊售楼处作为管理人员的工资，与昌吉路工程无关，故对该笔付款不予认定。3、关于陆松、秦春华、张真容起诉劳务费案件中申谊公司履行的456000元、507100元、60000元（负担的诉讼费不计入），根据判决书的认定，陆松及秦春华的劳务费所涉工地包含昌吉路项目，由于现有证据无法区分各工地的实际分摊情况，本院认定应按照工地数量平均计算，故酌情认定陆松的劳务费456000元中1/3为支付昌吉路工程，为152000元，秦春华劳务费中1/4为支付昌吉路工程，为126775元，张真容的劳务费不涉及昌吉路工程，不予认定。4、2014年1月30日支付嵊州市佳信苗木专业合作社193500元，用款申请单并中无陆松、吴益雷、茅卫忠等案涉人员的签名，不予认定。5、2014年1月29日支付上海钻玛贸易有限公司38000元，根据现有证据情况予以认定。6、2014年9月27日支付上海盐昶贸易有限公司45000元，根据现有证据，对其中20000元予以认定，剩余25000元申请部门并非昌吉路工程，不予认定。7、向黄红军支付合计406812元，本院认为，申谊公司较为全面地举证了黄红军承接昌吉路更换苗木工程起至诉讼后双方协商、撤诉、付款中各节点的证据，尤其是黄红军起诉证据中包含的签证单编号在昌吉路工程审价报告中有所体现，且黄红军作为施工方代表签字，故对该406812元均予认定。吴益雷主张该项付款系茅卫忠故意借黄红军名义起诉，目的系取得工程款，未能提供充足依据，不予采信。8、支付上海锐森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94545元，根据现有证据予以认定；9、2014年1月22日向周梅红支付97337元中写明用于昌吉路工程为42000元，有吴益雷、陆松共同签名，故对该42000元予以认定，其余款项系用于其他工地，不予认定。10、2014年1月30日向嵊州市佳信苗木专业合作社支付239000元，用款申请单显示系其他工程，另外，申谊公司在陆松等四人劳务费案件中也提供了该笔付款的证据，但一、二审法院对此均未采信及认定，故本院亦不认定。11、45000元借款中20000元已计入各方无争议的470000元中，剩余部分系用于秋霞坊工程，不予认定；12、16000元的付款仅有收条，签收人员身份不明，不足以证明实际付款以及与昌吉路工程的关联性，不予认定。13、关于2014年前支付的4笔合计817847元，该笔付款即吴益雷2013年时向上海金山法院起诉的92万元中的实际付款部分（扣除管理费、质保金等）。根据各方意见，该笔817847元应认定系申谊公司支付昌吉路项目的工程款，但吴益雷主张该款实际由茅卫忠领取并且未再用于工地各项成本支出，本院认为，根据金山法院庭审笔录的记载，茅卫忠认为该款中一部分用于昌吉路工地，但未明确具体金额。即使按照其在金山法院举证的报销单复印件，也无法证明款项与昌吉路工程的关联性及使用情况；陆松在证言中认为该款与成本无关，系支付给茅卫忠，部分被茅卫忠实际用于昌吉路工地，但由于茅卫忠始终未对此举证证明，导致本院对此无法查明，应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该817847元由茅卫忠作为工程款领取，但未实际用于昌吉路项目成本支出。根据前述分析，本院认定申谊公司支付的各项费用合计2167979元系针对昌吉路工程，其中1350132元应计入工程成本支出。因此，昌吉路工程成本由吴益雷投入的1013666.25元、申谊公司投入的1350132元组成，合计2363798.25元。本案中，各方对于昌吉路结算价为3380000元没有异议，申谊公司认为目前尚有534000元未付，根据绿地盛坤公司向本院的回复意见，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故目前申谊公司已收到的昌吉路工程款为2846000元，根据申谊公司与茅卫忠《绿化景观工程合作协议》的约定，扣除申谊公司收取的7%管理费后，尚余2646780元。因申谊公司直接投入该工程1350132元，另向茅卫忠支付了工程款817847元，扣除该两项后，针对昌吉路工程还需支付的工程款为478801元。吴益雷主张其投入的工程投资款应予返还，根据前述认定，其投资款合计1013666.25元，由于吴益雷在2013年上海金山法院案件中已确认收到茅卫忠支付的30000元，该款应予扣除；此外，根据前述认定，吴益雷在太仓新城工程中实际多得到492253.95元，相当于茅卫忠向吴益雷多支付了492253.95元。茅卫忠亦明确如本院认定双方在昌吉路工程存在合伙的，该多得的款项应在计算吴益雷应得的昌吉路工程款中予以扣减。因此，本院认定该492253.95元可以视作茅卫忠以其在太仓工程的利润向吴益雷支付的昌吉路工程的投资返还款，亦应扣除。因此，在本案中，吴益雷就昌吉路工程可主张返还的工程投资款尚余491412.3元。关于工程利润，经本院核算，目前可供分配的利润应为282981.75元（2646780元-2363798.25元）。吴益雷主张其应得40%的利润，本院认为，根据茅卫忠在上海金山法院庭审中有过“分成是他四我六”的陈述，本院对此予以支持。茅卫忠辩称吴益雷没有投入全部工程所需资金，没有理由再要求分得40%利润，对此，本院认为，由于茅卫忠在相关案件中对于利润分配的陈述是清晰、固定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后期变更了“四六分成”的约定，况且从现有证据来看，申谊公司直接投入昌吉路的款项中大部分实际系通过案外人诉讼对外支付，况且吴益雷在2016年、2017年继续承担了补种费、审价费等，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吴益雷存在拒绝投资的情况，故本院对双方“四六分成”的利润分配比例不再作出调整。因此，吴益雷目前应得的昌吉路工程利润为113192.7元，其中仅有30000元支付给吴益雷，余款已足以覆盖目前吴益雷在该工程上的剩余投资款及应得利润，故对吴益雷主张茅卫忠向其返还投资款491412.3元并支付利润113192.7元，合计604605元。至于茅卫忠与申谊公司之间，可通过其他途径结算，本院对此不予处理。此外，关于吴益雷支付的2万元“陈富路项目投资款”，由于吴益雷与茅卫忠共同确认双方针对该工程不存在合伙，且茅卫忠也认可返还该款，故认定茅卫忠返还吴益雷该2万元。关于申谊公司在本案中的责任，本院认为，根据申谊公司在上海金山法院诉讼过程中作出的承诺，其承诺停止向茅卫忠付款，在吴益雷、茅卫忠就昌吉路工程的各项付款、吴益雷的投资款及利润分配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向各权利人付款，如违反承诺的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本院前述关于申谊公司针对昌吉路项目付款的认定，即使排除诉讼涉及的付款，仍有部分款项的支付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系经茅卫忠、吴益雷协商一致，况且吴益雷在本案中亦对这些款项的支付不予认可，应认定申谊公司违反了其上述承诺，考虑到申谊公司目前针对昌吉路工程尚有478801元工程款未付的实际情况，故本院认定申谊公司应在478801元的范围内对茅卫忠应向吴益雷返还投资款及支付利润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茅卫忠返还原告吴益雷投资款491412.3元并支付利润113192.7元。二、被告茅卫忠返还原告吴益雷2万元。上述第一、二项，均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采用转账支付，请汇入原告指定账户，或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建设银行苏州市相城支行营业部，账号：32201997436050630022020281）。三、第三人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在478801元的范围对上述第一项的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5073.9元，由原告吴益雷负担18436.9元，被告茅卫忠、第三人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负担6637元（该款原告已预交，本院予以退还，被告、第三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候佳芸人民陪审员  周云生人民陪审员  徐 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陆锦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