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9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定福，男，196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本新，重庆江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明，重庆江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明望，男，197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迎秋，重庆市巫山县大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祝瑜灼，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定福因与被上诉人杜明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7民初4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定福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杜明望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或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杜明望承担。事实和理由：1.刘定福与杜明望之间无借款事实的发生。杜明望（50000元）、祝继平（50000元）、郑永喜（50000元）共同向李建生出资，李建生向郑永喜出具了150000元的出资凭证，该凭证原件至今由郑永喜保存，刘定福并未收到杜明望支付的任何款项。六合伙人投资办矿系共同商议的结果，共同出资、共担风险是合伙关系的基本特征，不存在由牵头人对其他合伙人的投资款负有保证不亏损和返还投资款的义务，负有返还义务的债务人应为案外人李建生。2.刘定福于2016年5月13日向杜明望出具的借条系杜明望纠集黑恶势力在威逼、恐吓、胁迫之下出具的，该借条应为无效。刘定福对杜明望不负有任何债务，所以从未清偿。杜明望第一次向法院起诉时所称的内容与本案完全矛盾，杜明望未作出解释和说明。关于案涉的50000元，刘定福从未向杜明望出具过任何性质的债权凭证，即使刘定福曾经向杜明望出具过案涉款项的证明，只能证实杜明望在合伙项目中有出资，但并不代表刘定福负有返还出资的义务。刘定福在2016年5月13日向杜明望出具的借条并非刘定福的真实意思表示，刘定福法律意识淡薄，无法区分证明和借条的利害关系，加之，出于内心的恐惧和认为出具借条等同于出具出资证明的内心活动才向杜明望出具的借条。3.退一步讲，在不考虑借条是否有效的前提下，该借条已过诉讼时效保护期。本案并未发生事实上的借贷，按杜明望所述内容，在不讨论借条合法性的前提下，该款项的性质应当属于合伙纠纷产生的欠款，即借条实为欠条，则应从出具的次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杜明望超过诉讼时效主张权利，不应当得到支持。即使认定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因杜明望在一审法院（2019）渝0237民初4276号案件中明确自认首次向刘定福主张案涉款项的时间是2016年6月30日之前，而杜明望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7月16日，在此期间杜明望并无证据证明向刘定福催要过或经催要后刘定福明确同意还款之情形，因此，杜明望的债权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2018年12月和2019年6月的短信聊天记录不能达到刘定福同意或承诺偿还案涉50000元的真实意思，且短信内容不完整，杜明望也未提供原始载体。4.其他情况。即使一审判决正确，那么郑永喜处的债权金额、债权凭证下的实际权利人以及将来案外人李建生向谁返还和返还多少等问题将无法确定。刘定福退还郑远福、吴文军出资款的行为并不必然等同于杜明望的款项也应当由刘定福返还。杜明望、刘定福、郑永喜以及案外人李建生并未就杜明望出资的50000元达成债务转移、债权转让以及债的加入或者承担的相关协议和承诺。杜明望辩称，1.杜明望是按照刘定福的指示将合作款项交付给刘定福指定的收款人，刘定福之后两次确认该借款，本案中借条是刘定福与杜明望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2.在一审中，刘定福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方式陈述该借条是受黑恶势力恐吓、胁迫之下作出，之后经过公安机关立案调查，该陈述不成立，借条是双方协商之后的结果，合法有效。3.因为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因此不受三年诉讼时效的影响，并且杜明望在借款期间也通过电话、短信、当面等方式向刘定福催要过上述借款。因此，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杜明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定福偿还借款本金60000元，其中50000元从2016年5月13日起按月利2%支付利息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截止到2019年10月30日，利息41000元）；2.诉讼费由刘定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日，杜明望、刘定福与吴文军、郑永喜、郑远福、祝继平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载明：“将云南丽江市虎跳峡矿山承包负责人刘定福、郑永喜、杜明望、吴文军、郑远福、祝继平共6人条例如下：1.必须做到统一管理，统一安排。2.经济上必须做到公私分明，账目清楚，一切开支必须由郑永喜签字生效……4.工厂需钱急用，若有人15天内，钱不到位者自动弃权，无有怨言……8.在矿上有任何事不由一人做主，必须由6人商议决定。此协议签字生效，2014年9月1日，刘定福（捺指印）、吴文军（捺指印）、杜明望（捺指印）、郑永喜（捺指印）、郑远福（捺指印）、祝继平（捺指印）”。其中吴文军出资的50000元、郑远福的出资转入刘定福的卡中。其中杜明望出资为50000元。刘定福在巫山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7民初4276号案件庭审中认可已将吴文军的投资款50000元退还给吴文军,还将投资款50000元已退还给郑远福。2016年5月13日，刘定福给杜明望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条，今借到杜明望人民币（50000）元整，大写伍万元整，借款日期2016年5月13日，月利息2%，借款人：刘定福（捺指印），身份证号码：XXXXXX，2016.5.13日，注：另，壹万元不要利息。共60000元，大写陆万元”。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该借条出具后，刘定福未支付过款项。另查明，2018年12月10日，杜明望、刘定福相互发手机短信内容为：“福哥，我打电话都不意思了啊！帮忙想到没有啊！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兄弟让你为难了，我十分抱歉，今天我一直在他等着，他出门去借钱去了，一直没回来，现在连电话都关机了，急死我了，我想出来看吴文军都没有路费出巫山，今晚上我就在他家看今晚回不回来，等到明天再说”。“哎！那我要怎么办，医院天天要钱”。“兄弟，叫我真的没办法，我要钱把人要跑了，到今天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打电话关机，我也不想活了，兄弟你说我该怎么办，人是两块脸，叫我怎么做人”。2018年12月11日，杜明望、刘定福发手机短信内容为：“没事的，福哥，我先想办法，后面在说，兄弟不会为难你”。“兄弟谢谢！请兄弟相信我，我会东山再起的，我会记得你”。2019年6月24日，杜明望向刘定福发送的短信记录内容为：“福哥，你怎么不接电话呢？好坏你要接电话撒，你要这样，我就起诉你哟！到时候不要怪兄弟不够意思”。杜明望主张短信内容系向刘定福进行催要还款。刘定福对前述短信的真实性无异议。杜明望庭审时陈述，本案借条是刘定福用于更换2015年下半年给杜明望出具的50000元欠条（已撕毁）所产生，该50000元系杜明望出资款；除本案外，杜明望、刘定福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刘定福庭审时陈述，刘定福曾在2015年约5月给杜明望出具过50000元的证明（非欠条、未约定利息）、说明杜明望在丽江的投资；杜明望、刘定福还有件5000元的案件（但刘定福已撤诉）。此外，杜明望、刘定福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对于款项其中10000元的问题。杜明望陈述，该10000元是刘定福给杜明望认可的利息（系杜明望在别处所借按2分计算的利息）；刘定福则陈述，对“不要利息的10000元”的意思不清楚、借条系杜明望逼迫刘定福所写、叫刘定福怎么写刘定福就怎么写。对于本案款项是否催要的问题。杜明望主张在刘定福女儿出嫁时、杜明望之妻向刘定福催要过（时间已记不清）；杜明望也曾发短信向刘定福催要过；杜明望还在其子女上学时（2019年9月1日）打电话向刘定福催要过。而刘定福则陈述，杜明望仅在2016年6月催要过，后就未催要过。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借条的效力；2.诉讼时效是否经过？对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依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般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但是，当事人在诉讼前，经过清算、结算后，将非民间借贷之债通过意思自治转化为民间借贷之债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刘定福向杜明望出具借条，将杜明望的出资款转为借款，并约定“月利率为2%，另，壹万元不要利息，共60000元，大写陆万元”，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刘定福对借条真实性也无异议，该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金额应认定为60000元。刘定福辩称借条系在杜明望威逼恐吓情况下出具、应为无效。经审查，刘定福提供的录音真实性无法核实，杜明望对该录音也不予认可，即使该借条是在胁迫情况下出具的，也并不致使借条无效，因此，对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同时，为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对诉讼时效的把握不宜过于严格。因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应为不定期借款，借款人可以随时偿还，出借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偿还。根据查明的事实，刘定福对杜明望出示的短信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可知，杜明望曾有向刘定福催要借款及表达起诉的意思表述，也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刘定福辩称已过诉讼时效，但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本案诉讼时效并未经过，对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杜明望主张刘定福偿还借款60000元及自2016年5月13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与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由刘定福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杜明望借款60000元及利息（从2016年5月1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案件受理费2320元，减半交纳1160元（杜明望已预交），由刘定福负担。二审中，刘定福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询问笔录2份，来源于巫山县公安局，被询问人分别为杜明望和案外人卢辉。拟证明：⑴刘定福与杜明望系合伙承包采矿的合伙关系，各自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⑵杜明望所交付的50000元资金直接交付至案外人李建生处，同时一起交付出资款的还有祝继平、郑永喜。同日，案外人李建生向郑永喜出具包括杜明望50000元在内的金额为150000元的借条或者欠条，该借条或者欠条由案外人郑永喜持有。⑶2016年5月13日刘定福与杜明望在巫山县大昌镇一品茶楼出具案涉借条时，案外人卢辉在场，进一步说明刘定福在一审时提交的关于吴文军的通话录音，能够证实刘定福向杜明望出具借条时卢辉进行了恐吓和威胁。2.（2019）渝0237民初4276号案件的庭审笔录、杜明望第一次起诉刘定福的民事起诉状，拟证明：刘定福从未与杜明望就案涉的50000元进行结算，也未约定由刘定福向杜明望承担清偿案涉50000元的义务。自2016年5月13日出具案涉借条后，杜明望在2016年6月30日前多次向刘定福主张要求支付案涉款项，相应的记录在庭审笔录的第14页第一段，但刘定福明确予以拒绝，并告知该款项应当由案外人李建生负责偿还。因此，杜明望辩称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条不存在三年的诉讼时效，但是从其向刘定福主张权利要求偿还案涉款项而刘定福又明确拒绝时，其时效应当开始计算。而杜明望首次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7月16日，因此杜明望主张案涉借款已过诉讼时效。杜明望首次向法院提起案涉款项诉讼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与杜明望于2019年11月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完全不相符，但是案涉的金额是相同的。杜明望质证认为，1.该两份询问笔录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认定标准，不应当作为二审新证据进行提交和质证。如果要求进行质证，那么意见如下：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无法达到刘定福的证明目的。首先，刘定福与杜明望双方虽然是以合作经营煤矿的起因作为基础法律关系，但杜明望按照刘定福的指示将款项交付给指定的收款人，双方经过协商一致由刘定福出具借条对案涉款项予以确认，刘定福与杜明望双方成立了借贷的法律关系。其次，该两份询问笔录还原了事实，也认定该借条不存在违法恐吓等犯罪行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庭审笔录一审已经提交过，不再重复质证；民事起诉状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认定标准，也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针对刘定福的上诉请求及双方的诉辩事实和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1.刘定福与杜明望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案涉借条是否有效；2.若刘定福与杜明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则本案借款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分别评判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刘定福虽然上诉主张其与杜明望之间并无借贷的事实，但刘定福认可其与杜明望之间存在合伙承包矿山的法律关系，且杜明望出资50000元，这与杜明望所主张的因合伙承包矿山未果，其与刘定福经过清理、清算后协商一致由刘定福返还杜明望的出资50000元，并由刘定福向杜明望出具案涉50000元借条能够相互印证。即本案中，杜明望所主张的借贷关系并非原始的款项出借，而系双方对合伙关系清理、清算后所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案涉借条中明确约定了借款金额、借款日期、利率标准等内容，刘定福以借款人的身份签名，而并非刘定福所主张的出资证明，故足以认定双方所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为借贷关系。杜明望是否将出资款直接交付给刘定福以及合伙关系中是否应由牵头人承担返还出资的义务，并不影响合伙人之间通过清理、清算达成关于债权债务关系的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定福上诉主张案涉借条系在杜明望的威逼、恐吓、胁迫之下而出具，应为无效。本院认为，刘定福就案涉借条的出具事宜向重庆市巫山县公安局进行报案，而重庆市巫山县公安局通过调查询问后，并未认定案涉借条系刘定福在杜明望的威逼、恐吓、胁迫之下而出具，刘定福亦陈述据了解，公安机关认为杜明望的行为并不构成强迫交易罪。故刘定福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案涉借条应为合法有效。另，刘定福上诉主张杜明望和郑永喜将出资款共计150000元交付给李建生后，李建生已向郑永喜出具了150000元的借条或者欠条，刘定福不应再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杜明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虽然也认可李建生向郑永喜出具过150000元的借条或者欠条，但本案中并无当事人将该借条或者欠条作为证据提供，且即使该借条或者欠条存在，因李建生出具借条或者欠条的对象并非杜明望，而本案中杜明望系依据刘定福向其出具的借条提起诉讼，故刘定福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后可与郑永喜、李建生另行协商解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案涉借条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故杜明望可随时向刘定福主张偿还借款。刘定福上诉主张案涉借条实为欠条，应从出具的次日起算诉讼时效与本院查明的刘定福与杜明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杜明望主张在借款后其通过电话、短信、当面等方式向刘定福催要过借款，并提供了其与刘定福之间在2018年、2019年的短信记录佐证。刘定福虽然上诉主张杜明望在另案中自认曾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向刘定福催要过借款，但杜明望并未自认刘定福明确予以了拒绝，而刘定福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杜明望催款的当时明确予以了拒绝，故也不能以此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综上，刘定福上诉主张本案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定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99元，由上诉人刘定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玉婷审 判 员 柯 言审 判 员 李 斌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行 璐书 记 员 唐 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