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11民初1885号原告吴登杰，女，汉族，1990年10月17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委托代理人刘永祥，云南弘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张玉贵，男，汉族，1967年12月3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代理人彭建平，云南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贵熙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大板桥街道办事处矣纳社区居民委员会三十工村32号。法定代表人张玉贵。被告昆明玉艳娱乐服务部。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大板桥街道办事处矣纳社区三十工村32号。投资人张玉贵。原告吴登杰诉被告张玉贵、云南贵熙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熙然公司”）、昆明玉艳娱乐服务部（以下简称“玉艳服务部”）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根据《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由审判员林胜华独任审判，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登杰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刘永祥、作为被告及被告贵熙然公司法定代表人、玉艳服务部投资人的张玉贵及被告张玉贵的委托代理人彭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登杰诉称：2019年2月17日，原告与被告张玉贵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被告张玉贵将位于云南昆明市的“贵熙然山庄”及“贵熙然ＫＴＶ”内的休闲娱乐设施设备承包给原告使用。承包期限五年，自2019年3月8日至2024年3月7日止。承包年租金26万元，第一年、第二年承包金不变。合同约定：被告应提供原告所承包的房屋、土地及相关娱乐设施、设备的相关权属证明，并保证“贵熙然山庄”及“贵熙然ＫＴＶ”的相关资质无瑕疵，保证能正常经营，如果因此造成原告损失的，被告应当承担责任。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于2019年3月向被告支付了26万元的承包经营费，但在原告经营过程中，因“贵熙然无相应的证照，导致原告无法经营，并两次受到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治安管理大队下达整改通知。因被告隐瞒承包标地物真实情况，导致原告无法经营，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但被告拒绝履行义务。经查，原告所承租的“贵熙然山庄”全称为“云南贵熙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为一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玉贵。“贵熙然ＫＴＶ”全称为“昆明玉艳娱乐服务部”为个人独资，投资人为张玉贵，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张玉贵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诉请判令：一、解除原告与被告张玉贵于2019年2月17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二、三被告退还原告194994元承包经营费；三、三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52000元；四、三被告赔偿原告装修损失20000元、宣传费1000元、宽带费1093元；五、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于2019年9月6日解除。被告张玉贵辩称：一、本案案由应为租赁合同纠纷，租赁标的是贵熙然山庄及贵熙然KTV内的“休闲娱乐设施设备”，被告张玉贵已经依约交付标地物，不存在违约情形。经查，没有平等自然人主体之间“承包经营合同纠纷”的案由，被告同意本案案由为“租赁合同纠纷”，本案涉案合同虽然名为《承包经营协议书》，但实际上是被告张玉贵是将标地物——贵熙然山庄和贵熙然KTV内“休闲娱乐设施设备”出租给原告经营使用及收益，被告张玉贵收取租金的行为，该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租赁合同构成要件，因此此案应按照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及判决。根据《承包经营协议书》第一条第1款及第5款约定，租赁的标地物是山庄和TKV内的“休闲娱乐设施设备”，是合同附件《移交清单》中的物品和相关设施设备，并不是出租贵熙然山庄的整体经营权，而被告张玉贵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标地物——贵熙然山庄及贵熙然KTV内的休闲娱乐设施设备全部交付了原告投入使用及经营收益，被告张玉贵已经完成了交付租赁标的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情形。二、原告起诉云南贵熙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昆明玉艳娱乐服务部属于诉讼主体错误，依法应驳回起诉。涉案《承包经营协议》协议由原告吴登杰及被告张玉贵双方签署，租赁标的是张玉贵在山庄的个人资产，合同也是由被告张玉贵实际履行，故本案适格诉讼主体为原告吴登杰及被告张玉贵。但原告起诉却肆意突破合同最基本的相对性原则，意图将自然人之间的纠纷简单粗暴的归咎于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贵熙然公司及作为企业的玉艳服务部，这显然违背我国《合同法》相对性原则及《公司法》有限责任的法理和规定，法院依法应驳回原告对贵熙然公司及玉艳服务部的起诉。三、原告事先已明知贵熙然KTV没有办理特种行业许可，也不可能办得到娱乐经营许可证的实际情况，自愿与被告张玉贵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并约定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原告无权以贵熙然KTV没有娱乐许可证为由解除合同及追究所谓违约责任。本案贵熙然山庄属于农村自建房，没有城镇商业经营用房的各项审批手续，按照现行法律及政策根本无法办理，也不可能办得了娱乐经营许可证，但是在当地相关部门是默许居民经营类似山庄以及将类似KTV投入使用的，这在当地是众所周知的一个普遍想象。原告吴登杰正是因为了解了当地政策及市场情况，看中贵熙然山庄所拥有的设施设备及区位条件，才与被告张玉贵达成租赁协议。原告吴登杰在承租本案标地物前，多次至贵熙然山庄进行实地考察，被告张玉贵将“贵熙然山庄”及“贵熙然KTV”拥有的各项证件都向原告进行说明和展示，后续也将证件交给原告保管，原告在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前反复询问被告张玉贵此前的具体经营方式，经营情况等，原告是在对山庄各项情况都非常了解，在认可贵熙然KTV没有娱乐经营许可证等情况的基础上，经充分考虑及评估后拟定并与被告张玉贵签署《承包经营协议书》，原告对KTV没有娱乐经营许可证的事实是事先明知的。《承包经营协议书》第一条第2款明确约定原告“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该概括性的约定即包含了KTV没有娱乐经营许可证可能产生的问题也需要由原告自行承担的意思，另外合同第一条第4款明确注明标地物功能和用途为餐饮娱乐服务（见工商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第四条乙方义务第（3）项约定因原告调整转变经营范围及使用功能所需办理的全部手续，由原告吴登杰按政府有关规定申报，因申报产生的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以上约定均说明原告吴登杰是知悉并充分认可山庄现状的。根据上述事实及合同约定，就贵熙然KTV没有娱乐许可证导致的相关问题，责任和过错本身不在被告张玉贵，原告无权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及追究违约责任。四、原告提出解除《承包经营协议书》的真正原因是因其缺乏资金及经营不善进而导致无力继续经营，并非贵熙然KTV没有娱乐许可证所致，另原告也不能以小部分合同履行存在问题或争议为由要求解除整个合同。原告提出解除《承包经营协议》真正原因是其因其缺乏资金及经营不善进而导致无力继续经营。首先，涉案山庄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山庄以餐饮服务为主，兼营棋牌、桌球、钓鱼、划船等休闲服务，而原告认为有问题的KTV占地面积仅约200平方米，仅为山庄的一小部分，山庄一小部分运营遇到问题并不会对整个山庄经营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原告不能以小部分合同存在问题或争议为由即要求解除整个合同。其次，请法庭注意，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第三组《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娱乐服务场所检查表》记载，原告吴登杰是在2019年5月24日就收到KTV的整改通知，但其一直未将此事告知被告张玉贵，更没有提过解除合同要求，2019年6月份、7月份、8月份原告还在正常经营，直至2019年9月份才将娱乐经营许可证的问题告知被告并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这有效说明了并非因为KTV娱乐许可证的问题导致其无法继续经营，另外请法庭注意公安部门也只要求KTV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到当地派出所，并没有责令KTV停产、停业或永久性关闭，公安部门此次检查并没有导致原告往后都不能继续承租使用。再次，根据被告张玉贵提交的证据第二组第4项《大板桥街道办事处矣纳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原告吴登杰从2019年3月份开始经营就一直拖欠山庄鱼塘抽水电费，三十工居民小组因此于2019年8月27日将山庄内的鱼塘抽水用电电线掐断，鱼塘作为山庄开展钓鱼、划船活动的硬件设施，原告连费用较低的鱼塘抽水电费都长期拖欠，这更加能说明原告的资金及经营本身就存在很严重的问题，KTV娱乐经营许可证的问题只不过是原告事后为达到解除合同目的，要回剩余期限租金而找的一个借口。五、本案合同解除时间应是2020年4月9日，原告应支付被告张玉贵2020年3月9日至2020年4月9日期间的租金23,111.11元。原告因其自身资金问题导致无力经营，后以被告证照有问题为由提出解除合同，双方因此发生争执，但直至2020年4月9日原告才将山庄钥匙交还被告张玉贵，故合同解除时间应是2020年4月9日。根据本案查明的情况，2019年10月8日，原告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解除《承包经营协议书》，但在2019年10月20日被告因张玉贵担心租赁标的安全情况、翻墙进入山庄查看情况时，原告发现后还以山庄还在其租赁期间，被告张玉贵不能擅自闯入为由报警，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小哨派出所民警出警并进行调解，这充分说明本案合同在2019年10月20日《承包经营协议书》并未解除，本案合同实际停止履行、真正解除时间应以原告交还山庄钥匙的时间为准，即2020年4月9日。另张玉贵拿到钥匙当日进入山庄、发现山庄内一片狼藉，部分设施设备存在损坏或严重污染等情形，给被告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原告的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及双方合同约定，原告依法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张玉贵将另行提诉讼主张2020年4月9日前的租金及追究吴登杰违约责任。六、《承包经营协议书》中有关营业执照、资质证件出租、出借给原告吴登杰使用的相关约定依法应认定无效。根据上文，KTV娱乐经营许可证问题的责任和过错不在被告张玉贵，原告无权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及要求被告承担所谓违约责任，即使再退一步，根据由原告拟定的《承包经营协议书》第四条甲方义务第3项约定，原告需使用被告张玉贵关联公司名义报工商年报及缴纳税收，租赁期间也使用张玉贵关联公司营业执照进行经营，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现出租、出借营业执照或挂靠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或者出卖。”故该项约定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被认定为无效。其次，如按照协议约定、原告起诉状要求、原告当庭陈述需要出借、出租的是《娱乐经营许可证》等特种许可，那么这将是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十条规定：“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本案中原告意图使用被告的营业执照、相关资质证件，先不论被告是否拥有这些证件，单是原告这种意图都是违法违规的不良企图，不应被法律及司法实践所认可，故《承包经营协议书》中有关营业执照、资质证件出租、出借给原告吴登杰使用的相关约定依法应认定无效，特别是协议第四条甲方义务第3项内容。《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原告已经实际占有、使用被告的出租标的（含山庄和KTV设施设备），并且使用被告的租赁标的进行经营获益，被告根本不能返还原告财产，也没有义务返还原告财产。另在此案中被告张玉贵是不存在过错的，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如果一定要说被告张玉贵就KTV资质证照问题有过失，那么该过失也是原告吴登杰与被告张玉贵的共同过失，原告不能将违法目的不能实现的责任归于被告，更无权要求被告承担所谓违约责任。最后，请求法院明察秋毫，判决原告吴登杰与被告张玉贵签署的《承包经营协议书》于2020年4月9日解除，驳回原告吴登杰对贵熙然公司、玉艳服务部的起诉，驳回原告吴登杰的其他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贵熙然公司、玉艳服务部的辩称与被告张玉贵的一致。原告吴登杰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明：一、营业执照，欲证明被告贵熙然公司、玉艳服务部的身份主体信息。被告贵熙然公司、玉艳服务部登记住所一致，且与被告张玉贵的身份登记住址一致，三者之间住所混同。二、承包经营协议书、付款凭证，欲证明2019年2月17日，原告与被告张玉贵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被告张玉贵将“贵熙然山庄”及“贵熙然KTV”承包给原告经营，第一年的承包年租金为26万元。原告已于2019年3月足额支付完毕。三、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娱乐服务场所检查表，欲证明2019年5月24日，经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检查，被告所发包的“贵熙然KTV”并未取得文化经营许可证，原告根本无法开展经营。四、解除协议通知，欲证明因被告所发包的“贵熙然KTV”资质证照不全，导致原告无法经营，原告于2019年9月6日向被告发送了解除协议通知，通知被告解除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被告已收悉。五、赞助协议书、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业务登记单、付款证明单，欲证明原告为经营需要为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提供赞助费1000元、办理宽带支出费用2186元、购买物件、装修支出2万元。六、补充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原告收到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整改通知后，向被告及时反映，但被告未履行合同约定的整改义务，反过来要求原告自行整改。原告于2019年9月6日向被告发送了《解除协议通知》，被告已收悉，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经解除。原告向被告发送解除通知后即撤出了承租场地。被告张玉贵质证认为：认可证据一、二、三、四，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不存在被告混同的情形。被告的KTV是为了吸引前来消费的人群而提供的附带设施，来玩的人在这里唱歌是不收费的，否则就是违法，因为没有相关部门的许可。不予认可证据五中的赞助协议书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据五中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业务登记单，不予认可证据五中付款证明单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贵熙然公司、玉艳服务部质证意见与被告张玉贵的一致。被告张玉贵为其辩解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一：1、承包经营协议书，2、云南贵熙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3、昆明玉艳娱乐服务部营业执照，欲证明被告与原告本着实事求是、真诚合作、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充分协商于2019年2月17日签署《承包经营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条第1款约定被告张玉贵将“贵熙然山庄”、及“贵熙然KTV”内“休闲娱乐设施设备”承包给原告承包经营使用，双方约定的承包标的为“休闲娱乐设施设备”；第一条第2至5款约定原告采取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运行模式自行管理，同时协议明确约定标地物的功能和用途为“餐饮娱乐服务”，使用范围以被告“原核准”的经营范围相符，因调整转变经营范围及使用功能所需办理的全部手续由原告按政府有关规定申报，产生的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核对过山庄所拥有的证照，并明确约定原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需要办其他手续的由原告自行办理。二：4、大板桥街道办事处矣纳社区君盟委员会证明，5、微信聊天记录，6、2020年4月9日录像，欲证明原告开始经营后，因其自身资金出现严重问题等原因，经营始终未能步入正轨，自承包之日起原告就开始长期拖欠水电费，山庄内的鱼塘抽水也因原告长期拖欠水电费而被居民小组切断。原告未转嫁责任及主张所谓的损失，以“贵熙然KTV”相关资质不全等为由提起诉讼，提出解除协议并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但直至2020年4月9日，原告才将山庄钥匙交还被告。被告进入山庄后发现山庄内杂草丛生、一片狼藉，多项设施设备也存在损坏或严重污染等问题。7、网络关于贵熙然山庄的资讯截图，8、2019年10月20日警察出警视频，欲证明贵熙然山庄在出租（承包）给原告经营前长期处于正常运营的状态，没有出现过因为资质问题而不能经营的情况，原告吴登杰不能正常运营的真正原因是其资金出现问题。因2019年9月6日，原告提出解除合同，被告张玉贵担心租赁标地物的安全问题，于2019年10月20日翻墙进入查看，被原告方发现，原告方报警，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小哨派出所民警出警，警方执法记录仪记录了原、被告双方的相关陈述，原告明确表示当时合同并未解除，被告无权进入山庄。截止2019年10月20日，原告自己认定涉案《承包经营协议书》并未解除。原、被告自始至终都认为双方是租赁合同关系。警方也要求双方到法院解决。原告吴登杰质证认为：认可证据一，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二中证据4不予认可其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该证据应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并未到庭陈述，不应当被采信。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6的合法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认可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证明目的。认可证据8，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贵熙然公司、玉艳服务部无证据向法庭提交。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形式合法，内容印证本案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四可以印证原、被告履行合同过程中的书面材料来往，本院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五证据6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被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证据8，不能证明装修材料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六，被告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提交的证据一，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中证据4为单位证明，形式合法，内容印证本案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6反映本案案件事实，本院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证据7，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8印证本案部分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原、被告举证、质证情况及庭审情况，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9年2月17日，原告吴登杰（承包方，合同乙方）与被告张玉贵（发包方，合同甲方）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大板桥街道办事处矣纳社区居民委员会三十工村32号的“贵熙然山庄”及“贵熙然ＫＴＶ”内休闲娱乐设施设备（以下简称标地物）承包给乙方经营使用。本标地物采取整体承包的方式承包给乙方经营使用，乙方采取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运行模式自行管理。标地物的功能和用途为餐饮娱乐服务（见工商营业执照核准范围），乙方向甲方承诺，对所承包的标地物的使用范围与甲方原核准的经营范围相符。该标地物现有设施、设备及装修情况（详见协议附件一），该附件作为甲方按照协议约定交付乙方使用和乙方在承包期满交还给甲方时的验收依据。该标地物的承包期限共5年，自2019年3月8日至2024年3月7日止。该标地物每年承包金为26万元。合同第四条第1款第3项约定：甲方应保证“贵熙然山庄”及“贵熙然ＫＴＶ”的相关资质的无瑕疵，并协助乙方完成“贵熙然山庄”及“贵熙然ＫＴＶ”的年报和税收缴纳，不得影响乙方正常运行。如果因此而造成乙方的损失，由甲方承担。合同还约定：乙方应按时交纳因经营所产生的水电及相关的一切费用，如不按时交纳费用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第三方向甲方主张水电及其他经营产生的费用的，甲方在承担后向乙方追偿。乙方承包期间，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公章及其他合法经营文件手续，乙方应依法、诚信、谨慎使用。乙方只有经营使用权，该山庄及山庄内的相关设施设备的所有权属于甲方。双方不得将“贵熙然山庄”的名称及资质转交给他人使用，不得在昆明市辖区”等相同或者近似的名称。发包方需保证所提供的相关资质证明文件真实有效。发包方需保证所提供的设施、设备均可安全使用。发包方需保证“贵熙然山庄”、“贵熙然ＫＴＶ”所述场地及房屋均为合法建造。发包方需保证提供给承包方的全部物品能确保“贵熙然山庄”、“贵熙然ＫＴＶ”正常经营。发包方保证在遇监管部门检查时，积极协助承包方迎检。本协议的有效期内，任何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协议的相对方（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年承包金20%的违约金。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当日，原、被告签订《贵熙然山庄移交清单》明确了移交物品名称和数量。其中包括大量的餐饮用品和休闲用具以及茶几、话筒若干。原告向被告支付了一年的承包金26万元。2019年5月24日，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检查时作出娱乐服务场所检查表，提出整改要求及整改期限：未按规定悬挂相关证明，未取得娱乐治安许可证等，立即整改，15日内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到小哨派出所。被检查单位意见及签字由原告吴登杰签署。2019年9月6日，原告吴登杰以被告提供的“贵熙然KTV”相关资质不全，致使《承包经营协议》目的落空要求解除该协议，并要求被告退还剩余承包金以及赔偿违约金和由于被告违约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被告于2019年10月20日进入山庄查看与原告发生争执，双方均报警，执法记录仪显示视频中原告称还在承包期间，被告无权进入。纠纷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庭审中，被告张玉贵认可2020年4月9日，原告将山庄钥匙归还给被告。因双方就合同解除及租金是否退还等问题产生纠纷，原告诉至法院诉请如上。本院认为，原告吴登杰与被告张玉贵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成立，原、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原告向被告张玉贵承包了“贵熙然山庄”及“贵熙然KTV”内休闲娱乐设施设备，并且原告继续沿用被告张玉贵“贵熙然山庄”及“贵熙然KTV”相关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从《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来看，被告张玉贵有协助原告使用资质证明经营的义务，但属于原告吴登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部分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相关义务，2019年5月24日，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治安管理大队进行娱乐服务场所治安检查工作作出的检查表要求原告限期整改，该整改工作应由实际经营者吴登杰完成，原告吴登杰以此作为合同解除依据，本院认为其理由不成立。现原、被告均有解除《承包经营协议书》的意思表示，但对于合同解除时间，双方各执一词，针对该争议，本院认为原告虽通过短信通知被告解除合同，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原告遂向本院起诉。但原告提交证据，结合查明事实，不能得出原告陈述的“贵熙然KTV”相关资质不全，致使《承包经营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事实成立。该KTV属山庄附属设施，本身不能收费经营。原告承包被告的经营场所应依赖餐饮、垂钓、休闲等收费项目进而盈利。故对原告主张的其发出通知之日为合同解除日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认为原告退还山庄之日（2020年4月9日）即原告向被告交回了大门钥匙、双方进行了清点为合同解除之日，本院确认该时间为合同解除的时间。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承包经营费、承担违约金的诉请，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宣传费1000元，因该费用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装修损失，因无辅证证明费用发生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宽带费为原告自主经营产生的费用，其要求被告承担，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合同相对方为原告吴登杰与被告张玉贵，原告要求被告贵熙然公司、玉艳服务部承担本案合同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吴登杰与被告张玉贵于2019年2月17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于2020年4月9日解除；二、驳回原告吴登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36元，由原告吴登杰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胜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彦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