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16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子荣，男，汉族，1962年3月23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美云，女，汉族，1963年2月11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上诉人余子荣、李美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跃基，云南天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营业场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515号。负责人：周洪源，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懿慜、罗琴，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昆明德亨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住所昆明市滇池路福海街道办事处办公大楼内。法定代表人：谭奕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波，系昆明德亨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余子荣、李美云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以下简称中行云南分行）、原审被告昆明德亨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亨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3民初7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子荣、李美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跃基、被上诉人中行云南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琴、原审被告德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波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子荣、李美云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余子荣、李美云无责任，驳回中行云南分行对余子荣、李美云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将本案涉及的违法发放贷款、贷款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经济犯罪嫌疑移送公安机关处理；3.案件受理费由中行云南分行和德亨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中余子荣、李美云提交了书面答辩状，举证时限内提交了证据清单、证据、多份调取证据申请书和《责令原告提交其持有的对其不利的证据申请书》。案涉房屋系他人购买、登记、领证，是余子荣、李美云举证证明而不是法院调证查明的，一审判决对一审诉辩、举证、争议的记载严重失真。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案涉房屋登记至**名下，中行云南分行在2003年11月24日应当知道本案借款是虚假按揭贷款。2.余子荣、李美云早已提交查询到的案涉房屋完整材料，在中行云南分行并未申请调取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为推断余子荣、李美云与德亨公司串通合伙欺诈中行云南分行，主动重复调取证据，帮助中行云南分行摆脱违法发放贷款等经济犯罪嫌疑，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缺乏正当性，适用程序不当。3.余子荣、李美云2003年3月20日到中行云南分行签字的借据、合同是空白文书，余子荣、李美云过后去银行询问贷款审批结果时被告知银行不对个人、要去问开发商。中行云南分行提交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个人住房贷款抵押合同》系变造（2003）昆盘证经字第316号公证书而成。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中行云南分行审批同意贷款后通知余子荣、李美云并补填了法定必备条款、日期的借款合同签章并返回余子荣、李美云。中行云南分行违反了订立合同的法定程序，与公证书、个人住房借款申请审批表等证据相抵触，原审认定基本事实错误。4.《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个人住房贷款抵押合同》在余子荣、李美云和中行云南分行之间并未依法订立，辨识本案“借款合同”是否已依法成立不能适用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余子荣、李美云系真实购房但签字时两合同内容均是空白，缺少法定必备条款，且中行云南分行已明确告诉余子荣、李美云能否贷款、如何贷款还不确定、有待报批，审批结果不确定。5.余子荣、李美云未曾拿到、持有过德亨公司签章返回的“余子荣《商品房购销合同》”，中行云南分行出示的“余子荣《商品房购销合同》”不是余子荣、李美云提交中行云南分行的。余子荣、李美云到中行云南分行签字时，中行云南分行对“按揭贷款”、“申请贷款的条件和要求”等均未做过任何最低限度的介绍、释明。6.开发商提交材料虚假、余子荣、李美云无购房真意且对后续贷款知情，与银行是否被骗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推定申请借款人无购房真意、对后续贷款知情也未能否定中行云南分行明知虚假却协助配合或放任；未能确认银行明知虚假或串通，并不能否定其违反银行业审慎经营规则和行规对批量虚假按揭的发生、持续负有责任。原判决以余子荣、李美云无购房真实意思推定中行云南分行是被骗、无过错的推理不能成立。7.本案不是《商品房购销合同》纠纷，余子荣、李美云答辩状系为反驳中行云南分行诉由对历史事实经过的陈述，并非原判决所谓“对存在骗取贷款故意的辩解”。中行云南分行未起诉主张余子荣、李美云无真实购房意思、与德亨公司串通欺诈中行云南分行，一审法院未就余子荣、李美云是否与德亨公司串通以骗取贷款为目的欺诈中行云南分行进行调查、举证质证、辩论，未让余子荣、李美云针对该指控做过辩解，一审认定余子荣、李美云与德亨公司串通合伙欺诈中行云南分行骗取贷款，剥夺了余子荣、李美云的诉讼权利，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8.一审分配、确定举证证明责任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中行云南分行未主张更未举证证明其同意贷款、补齐合同条款后通知了余子荣、李美云、合同和存折交给了余子荣、李美云，余子荣、李美云对后续房款、还贷知情。原审不令中行云南分行举证证明余子荣、李美云知情，却令余子荣、李美云承担举证证明自己不知情的证明责任，颠倒了法定举证证明责任主体。9.原审中余子荣、李美云提交了多份调证申请，请求法院责令中行云南分行提交其持有且证据对中行云南分行不利的《按揭贷款合作协议》、《还款协议》等证据，原审法院未予调取，适用程序不当；中行云南分行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按揭贷款合作协议》，原判决不令其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却对该证据予以排除，适用法律不当。10.原审认证有错误，原审以“法律法规的摘抄不属于证据”为由对余子荣、李美云举证证明法律和中行规章制度对订立借款合同的规定和个人住房借款的常规程序以推定中行云南分行行为违法、反常的事实不予采纳，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三）项相抵触。原判决以“与本案无关联”排除余子荣、李美云证明中行云南分行与德亨公司串通违法发放贷款、本案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证据系统中的众多证据，然后认定余子荣、李美云未能举证证明他们串通，适用法律错误。11.这批涉众案件的大量互相佐证的证据组成的证明系统，足以证明中行云南分行与德亨公司是亲密的特殊合作协同关系，证明程度足以排除中行云南分行不明知或未曾与德亨公司串通的合理怀疑。原判决认定上诉人未能证明存在串通，不符合事实。12.原审判决已经认定德亨公司从中行云南分行处取得34万元、已还186739.75元，未还153260.25元，却判决余子荣、李美云分担未还额的20%，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判令余子荣、李美云分担未还款部分的20%与事实不符。13.余子荣、李美云提交了大量证据足以证明本案涉及中行云南分行与德亨公司串通违法发放贷款并涉嫌经济犯罪的事实，但一审判决的最终认定和处理与2008年底裁定驳回起诉的一批与本案相关的系列案件的处理相抵触。14.本案涉及多项经济犯罪嫌疑，应依法处理。被上诉人中行云南分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德亨公司述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行云南分行的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余子荣、李美云归还拖欠原告的借款本金265086.41元及计算至实际清偿款项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截止2018年5月30日本息合计426406.46元）;2.判令被告德亨公司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余子荣与被告德亨公司于2003年3月10日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中载明“被告余子荣购买被告德亨公司开发的位于昆明市西苑综合开发区房屋，建筑面积187.78平方米，房屋总价488228元。”2003年3月24日，原告中国银行与被告余子荣、德亨公司签订《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约定“被告余子荣向原告中国银行申请借款34万元，用于向被告德亨公司购买上述住房，期限自2003年3月24日起至2023年3月24日止。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担保采用抵押加阶段性保证的方式，即被告余子荣用贷款所购置的房产作抵押，在被告余子荣取得该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并送交原告中国银行办妥抵押登记之前，由被告德亨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03年3月24日，原告中国银行与被告余子荣、李美云签订《个人住房贷款抵押合同》，约定“被告余子荣、李美云用其所购买的该套房屋向中国银行作抵押担保。”原、被告签订以上合同后，并未就该套房产进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也未办理抵押登记。2003年3月24日，原告中国银行按照被告余子荣的指定向被告德亨公司账户转账34万元。该款项由被告德亨公司每月偿还，截止2018年12月4日止，被告德亨公司已归还中国银行共计186739.75元。另查明，经一审法院向昆明市不动产信息档案管理中心查询后得知，上述房屋的档案中无被告余子荣、李美云与被告德亨公司签订的涉案《商品房购销合同》的备案登记材料。上述房屋于2003年3月25日由被告德亨公司出售给案外人**，**到房管部门进行了初始房屋所有权登记并于2005年2月16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经过两次房产交易，上述房屋现登记在案外人白宝珍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余子荣、李美云陈述自己是真实想向被告德亨公司购房，所以才签订了涉案《商品房购销合同》和空白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个人住房贷款抵押合同》、《划款委托书》、《借款借据》等材料，后因被告德亨公司告知贷款未审批下来就该事未再追问。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余子荣、李美云在已经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个人住房贷款抵押合同》的情况下，得知贷款未审批下来却未主动联系办理贷款业务的银行询问相关情况，也未与被告德亨公司处理《商品房购销合同》不能履行的后续事宜，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综合被告余子荣、李美云自认是被告德亨公司关联公司员工，被告余子荣、李美云并未向被告德亨公司交纳过涉案房屋的购房首付款等事实，依法确认涉案《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和《个人住房贷款抵押合同》的真实意思并非为购买德缘小区南区第4幢第3单元第6层602号房屋，而是被告余子荣、李美云、德亨公司以欺诈的手段骗取中国银行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和《个人住房贷款抵押合同》应属无效。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被告余子荣、李美云、德亨公司的过错导致原告中国银行贷款未能如期收回，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被告余子荣、李美云和被告德亨公司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本案中，原告中国银行发放的借款34万元，被告德亨公司已归还186739.75元，剩余的153260.25元属于原告中国银行的损失。根据案情，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由被告余子荣、李美云承担原告中国银行损失的20%的责任、向中国银行赔偿款项30652.05元，被告德亨公司承担80%的责任，向中国银行赔偿款项赔偿122608.2元。至于原告中国银行主张的利息，其多年怠于主张权利，现要求两被告支付利息无依据，对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中国银行主张的律师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子荣、李美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30652.05元；二、被告昆明德亨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122608.2元；三、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96元，由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负担4930元，被告余子荣、李美云负担553元，被告昆明德亨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负担2213元。二审中，余子荣、李美云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2019）11号，证明：1.办理案涉按揭贷款之前，中行云南分行与德亨公司签订的《按揭贷款合作协议》要求德亨公司开立保证金账户缴纳贷款保证金，但中行云南分行未要求德亨公司开立保证金账户缴纳贷款保证金。涉德亨公司的45笔虚假按揭贷款的审批审查工作流于形式，逆程序发放贷款。14笔贷款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交房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27笔贷款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填错、19笔贷款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备案登记时间晚于审批时间，表明银行审批时手中没有《商品房购销合同》、且不以该合同为补填借款合同法定必备条款的根据和审批放款依据，17笔贷款的《借款合同》签订时间早于审批时间，表明借款合同时间系批后倒填。德亨公司提交的《个人住房贷款推荐保证书》才是中行云南分行审批的根据。2008年7月起的转账还贷是中行云南分行自己操作的，即中行云南分行按德亨公司提供的名单及金额，从中行云南分行的内部账户逐一转账到相应还款账户上还款，内部账户的资金则是德亨公司早先同意存入的。证据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信访答复意见书银保监信复（2019）302号，证明：米鑫、夏真真认为上列意见书仍存在重大基本事实不清，无视《还款协议》已排除了刑事报案可能、不查看2018年6月以后的“清收”效果就以“报案必妨碍催收最大化”盲目认定中行云南分行以清收最大化积极清收成效卓著，再次向中国银保监会申请复查，银保监会回复告知，已要求云南监管局对反映的问题作进一步核查。证据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信访事项延期告知书（2019）07号，证明：银保监会云南监管局经两个月的核查后，由于情况复杂，不能在60日内办结，延长办理期限30日。证据四、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建管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2019）24号，证明：银保监会云南建管局认定，这批虚假按揭贷款存在审批发放过程中贷前调查不尽职、贷时审查不严格、逆程序审批发放贷款、贷后检查不尽职等违规经营行为，“省分行提交签字的是包括日期、乙方等位置全是空着的”“存于公证处载于公证书的两份合同，不但借款期限全空着，文末乙方位置也没有签字、盖章”等情况基本属实，存在所签合同要素不全、中行云南省分行对已公证过的合同空白处进行了补充填全的情况；中行云南省分行未能提供已将上述合同交给本人的等级签收记录。证据五、事件时点和中行云南分行自称是其当年审批贷款依据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比对一览，证明：王虹、吴锐、杨光林、宁德恩、姚存福、纳丽购房合同“备案日”全在放款日之后，其中四份在放款日后超过一年；米鑫、余子荣、王涛、袁浩购房合同备案页空白、约定交房日在合同落款日之前2年，足以证明放款时中行云南分行没有对应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商品房购销合同》不是其审批放款、补填借款合同法定必备条款时的根据。经组织质证，中行云南分行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中行云南分行与德亨公司之间不存在串通也不存在虚假账户开立的情况。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份证据不能否认上诉人提供购房合同及其签订借款合同所导致的我方放款资金损失的责任。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德亨公司对证据一、二、三、四、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余子荣、李美云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明内容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证据五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以采信。二审期间，根据余子荣、李美云的调证申请，本院责令中行云南分行提供了《按揭贷款合作协议》。经组织质证，余子荣、李美云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协议内容与云南银保监局的回复和调查情况不一致。中行云南分行认为，《按揭贷款合作协议》是中行云南分行与德亨公司之间所签署的合作协议，也是按照当时人民银行的规定所签署的贷款流程性文件，并不能证明中行云南分行与德亨公司之间存在故意串通或者其他违法犯罪的情形，《按揭贷款合作协议》与本案无关。德亨公司认为，其与各大银行办理的商品房贷款合作协议均为住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该类协议为银行地产开发之间的程序性文件，对《按揭贷款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按揭贷款合作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以采信。经审查，一审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与本院二审查证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同时本院二审另确认：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针对2019年4月23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夏真真、米鑫信访事项重新核查的函”以及夏真真、米鑫2019年5月9日提交的补充材料并经调查核实之后，于2019年7月8日分别向夏真真、米鑫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其中针对夏真真及米鑫所反映的包括2001年至2003年期间中行云南分行因德亨公司开发的“德缘小区”项目存在虚假按揭贷款的审查程序是否合规以及是否存在被举报人（即中行云南分行本部）与德亨公司勾结发放虚假按揭且明知被骗取贷款但一直未报案而长期予以放任等六方面问题予以核查后，分别作出如下核查意见：“（一）2001年至2003年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本部发放的德缘小区项目虚假个人按揭贷款共计45笔，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经该行清收后还余29笔。（二）2001年至2003年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本部发放的29笔德缘小区项目虚假个人按揭贷款，该行在贷款审批发放过程中违反《中国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操作办法》规定的审批条件和审批程序，存在贷前调查不尽职，贷时审查不严和贷后检查不尽职等不审慎经营行为问题。（三）对于你举报的其他问题，经核查未发现明显违反原中国银监会发布有关监管规定的情形。（四）对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在涉德亨公司部分个人按揭贷款存在的问题，我局将依法采取相应监管措施”。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8月23日分别向夏真真及米鑫出具《信访事项复查答复意见书》，主要载明该委员会2019年7月分别收到其二人的信访复查申请材料并已复查结束，同时已要求云南银保监局再做进一步核查并由该局进行书面回复。2019年10月30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向米鑫作出《信访事项延期告知书》，载明：“我局于2019年9月3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转来你们提交的《复查申请书》，要求我局对有关情况重新核查，由于情况复杂，现不能在60日内办结。根据《信访条例》有关规定，延长办理期限30日，待重新核查完毕后，我局将核查情况书面告知”。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个人住房贷款抵押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应如何承担？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余子荣、李美云虽然提出其因具有真实购房的意思表示才与德亨公司及中行云南分行签订相应购房合同、借款合同以及抵押合同，但是根据本案查明的法律事实，余子荣、李美云并未就案涉合同项下房屋向德亨公司支付过首付款，且至今未向中行云南分行偿还任何一笔按揭贷款，该行为方式与正常办理住房按揭贷款业务的交易惯例明显不符。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结合二审庭审中德亨公司的明确陈述，即签订案涉合同系为公司融通资金需要，由公司管理人员或普通员工先行对房屋进行认购或推荐亲人购买并贷款，后因确实不需要房屋而办理退房手续后，再由公司完成最终销售的相关情况，现余子荣、李美云确无有效证据证实其与德亨公司具有真实购房意思表示，应当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余子荣、李美云关于其未与德亨公司共同欺诈中行云南分行而获得虚假按揭贷款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与此同时，结合此前生效民事判决就与涉案同一时期、同一楼盘类似虚假按揭贷款行为及对借款合同效力的认定事由，余子荣、李美云、德亨公司基于欺诈而向中行云南分行骗取虚假按揭贷款的缔约行为因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所涉《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及《个人住房贷款抵押合同》应属无效。余子荣、李美云及德亨公司作为具有过错的缔约当事人应就合同无效后的后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对此，一审判决就涉案合同效力及由余子荣、李美云与德亨公司对合同无效后的损失分担所作认定及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余子荣、李美云于上诉中同时提到的涉案借款合同及贷款抵押合同签订时均系空白（即主要合同内容未填写）且合同时间倒签，以及德亨公司曾向其明确告知如贷款不能如期办理则不再向其售房，以及余子荣、李美云曾向中行云南分行及德亨公司分别询问过案涉贷款的办理情况，中行云南分行及德亨公司均向其告知贷款已无法办理、购房合同及借款合同均失效，并最终导致其多年来对案涉贷款未予关注的问题均无充分证据证实且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余子荣、李美云欲以此证实涉案虚假按揭贷款的发放与其无关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余子荣、李美云提出中行云南分行与德亨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违法放贷等涉嫌刑事犯罪嫌疑的问题。根据余子荣、李美云提交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六项情况核查以及核查意见的具体内容，金融监管部门已针对余子荣、李美云在本案一、二审答辩及上诉过程中就与涉案贷款相关的疑问及其事由予以调查并作出认定结论，其中，仅认为中行云南分行已发放的包括涉案贷款在内的德缘小区虚假个人按揭贷款存在违规审批及不审慎经营行为的问题，并对所举报的包括中行云南分行与德亨公司勾结发放贷款并放任贷款损失等其他问题则给出“未发现明显违反原中国银监会发布有关监管规定的情形”的相应结论。换言之，金融监管部门并未作出中行云南分行在前述虚假按揭贷款发放过程中具有与德亨公司恶意串通并涉嫌刑事犯罪嫌疑的相应认定，故，本案余子荣、李美云未能充分举证的情况下，其前述上诉事由不成立，余子荣、李美云据此要求将本案因涉嫌刑事犯罪而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诉请亦无相应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余子荣、李美云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一审判决就中行云南分行所诉请的除本金之外的相应利息、罚息、复利未予支持，并就合同认定无效后余子荣、李美云、德亨公司应对剩余本金损失按份承担赔偿责任的处理，中行云南分行予以服从且未提出上诉，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之规定，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应予尊重。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处理并无不当，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6元，由上诉人余子荣、李美云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张 霞审判员 汪 佳审判员 李 希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昱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