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30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庆彬，男，汉族，1972年2月1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县安达燃气有限公司，住所地：赵县柏林街农林局家属院。 法定代表人：姚冰，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伟，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献军，男，汉族，1966年2月11日出生，住赵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清波，女，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赵县，系何献军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想，河北冀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旭婵，女，1966年2月2日出生，住石家庄市赵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想，河北冀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庆彬、赵县安达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公司）与被上诉人何献军、赵旭婵合伙协议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2019）冀0133民初2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庆彬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不清。上诉人郭庆彬于2014年5月29日与原审第三人安达公司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郭庆彬与被上诉人何献军、赵旭婵三方于2017年6月19日签订《合资经营协议书》。事后安达公司对郭庆彬、何献军、赵旭婵三方的合作协议并未予以确认或追认。上述两个法律事实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审第三人安达公司与何献军、赵旭婵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安达公司与被上诉人何献军、赵旭婵之间具有直接的租赁合同关系显然不妥。另外，因郭庆彬与被上诉人何献军、赵旭婵三方于2017年6月19日签订的《合资经营协议书》存在重大的瑕疵，上诉人郭庆彬对一审出具的该《合资经营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不能认定该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故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法律关系不明确。二、一审法院对未发生的事情做出判决，有违审判原则。安达公司负有向上诉人郭庆彬支付第二周期租金的义务。但该义务尚未履行，上诉人郭庆彬并没有得到第二周期的租金。根据郭庆彬与何献军、赵旭婵三方的《合资经营协议书》的约定，郭庆彬在收到第二周期的租金后，应当三方共同共有按比例共同分配。上诉人郭庆彬对此原则并无异议。但是，郭庆彬并没有实际收到第二周期的租金。三方共同分配租金的条件尚未具备。一审法院却提前对未发生的事件做出了判决，违反了法律调整既成事实的基本原理。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何献军、赵旭婵第一周期的部分租金，不符合交易习惯的常理。2014年5月29日上诉人郭庆彬与安达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书》，郭庆彬已经获取了第一周期的租金收益。被上诉人何献军、赵旭婵作为投资人在2017年6月19日签订《合资经营协议书》时，对郭庆彬已获得第一周期的收益事实应当处于明知状态。该二人投资对象以及获得收益的指向应当是第二周期租金，否则在其投资款中应当进行天数计算，扣除第一周期剩余时间段的相应租金，不应当出现100万元和200万元的整数投资。四、一审法院依据未生效的《土地租赁补充协议》做出的判决，显然不当，缺乏说服力。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何献军、赵旭婵提交一份《土地租赁补充协议》的草稿。该补充协议充其量应为不确定的某一个人起草的一份草稿，其他当事人对此均不知晓，更没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一审法院根据原告对自己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认可，便推定予以认定补充协议有效，当事人实在难以服判。综上所述，上诉人郭庆彬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不明确，判决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此提起上诉，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安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事项，改判第三人不向被上诉人何献军、赵旭婵给付租金；或将本案发还一审法院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令上诉人安达公司向何献军、赵旭婵给付土地租赁费，没有事实依据。1、该判决是依据何献军、赵旭婵在庭审中提交的一份《土地租赁补充协议》初稿，该初稿中载有“因为出租人未办理土地产权手续而存在用地风险，初付租金为该支付周期全部租金80%。事实上，这份协议是何献军、赵旭婵起草了一份草稿，至本案判决之时，各方当事人都没有在这份协议上签字、盖章、更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安达公司对协议内容作出过任何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依据这份协议“草稿”判令上诉人安达公司按照80%的比例承担给付租金义务就等于代替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协议做出了意思表示，非合同各方自愿，违背《合同法》。2、被上诉人郭庆彬未履行办理土地手续的义务，按照租赁合同约定，上诉人有权拒付租金，一审法院未进行事实查明，判决没有依据。按照被上诉人郭庆彬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第二条之约定，郭庆彬负责协助办理与项目土地相关的各项手续，“土地证未办理完毕或者土地证上的可使用面积不足以上诉人建设、经营时，上诉人有权拒付租赁。”上诉人租用被上诉人郭庆彬的土地并委托被上诉人办理、完整土地手续和气站经营相关手续，是为了加气站的合规经营，这也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的共同目标及合同目的。但直至目前，该地块手续仍未完备，且在庭审时，各被上诉人均表示过上诉人未付款是因为加气站未开业经营。因此，一审庭审中未查明合同履行情况，直接判令上诉人给付租金没有依据。综上，一审判决上诉人安达公司向何献军、赵旭婵给付土地租赁费缺乏事实依据，判决错误。二、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与何献军、赵旭婵发生实质租赁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何献军、赵旭婵的法律关系错误。1、何献军、赵旭婵与郭庆彬签订《合资经营协议》，各方当事均知晓争议地块土地使用权手续正在办理中，因此该协议实质不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协议，而应当认定为合伙协议。何献军、赵旭婵各出资150万元投资的对象是郭庆彬对争议地块的投资收益权，二人更不能成为土地使用权的出租人。既然何、赵二人不具备出租人的身份，也就不存在上诉人与何、赵二人发生实质租赁关系的可能性。2、本案中，上诉人仅与郭庆彬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与何献军、赵旭婵未签订任何形式的租赁合同，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对何献军、赵旭婵和郭庆彬签订的《合资经营协议》作出追认，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三被上诉人之间的《合资经营协议》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何献军、赵旭婵之间为事实租赁关系认定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辩称：原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理由如下：一、尽管两名上诉人在庭审中故意混淆视听，尽管二原告没有在以前郭庆彬与安达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上签字，但本案证据链条证实两名答辩人同安达公司之间实际发生履行着土地租赁关系。二、答辩人成为该土地后续的实质上的股东。我方提供的与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冰建立微信群并共同实际履行出资方义务等行为的经营是足以证明答辩人实际参与了有关出租土地的经营活动，故二答辩人没有在原土地协议上签字，并不影响我们与安达公司成立合同关系，并不影响我们享有土地租赁费的债权。二上诉人以合同相对性原理混淆已发生的事实没有任何道理。三、合伙人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安达公司对我们3人合伙经营案涉土地是明知的。这么多年来，安达公司有好多事情都是找我们两个帮忙，有微信聊天记录为证。我们3人合伙经营案涉土地，安达公司多年来从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还与答辩人一起从事经营活动。实际上安达公司早就承认了答辩人是出租土地的股东。上诉人郭庆彬不是我们3人合伙的负责人，我们也没有约定由郭庆彬负责与安达公司的经营事宜并支取租赁费，安达公司只将租赁费付给郭庆彬没有任何道理。再说现在郭庆彬在外面欠债很多，已有多起以郭庆彬为被执行人的债务案件交付法院执行。如果将租赁费交给郭庆彬，必将会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答辩人的债权难以实现。四、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和法律规定，答辩人有权直接从安达公司收取租金。一是答辩人与郭庆彬的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一并出资给甲方后，此地块使用权归甲乙丙三方按份共有，各占三分之一的份额，共同收益共担风险，并约定本协议生效前与该地块有关的债权债务归甲方。本协议生效后，该地块对外租赁的收益归三方所有，这些约定足以证明答辩人对安达公司享有到期和逾期债权，不然我们合伙协议的合同目的将不能实现，合伙经营将无异议。五、根据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从我们与郭庆彬签订合资经营协议书开始，我们就与安达公司取得了联系，并与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冰互加微信好友，姚冰还特意成立了一个叫“最后冲刺”的微信群，该群内的成员只有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冰和我们答辩人，这足以证明安达公司与我们早就成立了口头合同，早就认可我们的合同相对方的主体身份，否则何以和我们谈该地块租赁的诸多事宜。退一万步来讲，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37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就本案来讲法律没有规定合同一方当事人增加合伙人后，必须与相对方补签相关合同。况且二答辩人已实际参加了与出租土地相关的跑办证件等经营活动，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财力，协助安达公司的开业和营业。我方履行合同义务的各项行为，安达公司已接受，足以认定答辩人与安达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六、尽管郭庆彬与安达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中有如果出租土地证件不全，安达公司可以拒付租金的约定，但从安达公司与郭庆彬有关该土地的补充协议和第一阶段的租金的支付情况看，应当视为补充协议对原租赁协议进行了修正并已实际履行，上诉人再以此理由抗辩毫无道理。七、当时经安达公司工作人员赵欢介绍，我们2017年6月19日与郭庆彬签订合资经营协议书，当时他们都说共谋发展、合作共赢。所以我们二答辩人倾尽所有，又借遍亲戚朋友筹得300万元的巨款交给了郭庆彬。然后我们二答辩人切实履行起该地块出租方的义务，积极帮助安达公司跑办有关手续，事无巨细一一倾力而为。时至今日已经四个年头了，倾注了我们所有的心血，投入如此巨大，几乎令我们倾家荡产。但一毛钱的回报还没有见到，巨大的债务被亲戚朋友催款压得我们喘不上气了。郭庆彬当初找我们合资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收巨款后却百般刁难，不支付我们应得的第一期租赁费。安达公司在找我们帮忙跑办手续的时候客客气气，当我们主张权利的时候却一反常态，这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绝不是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社会主体所应有的担当与作为，不得不说真的太令人遗憾了。安达公司本应于2019年6月29日前支付全部固定租金，法院判决80%是对安达公司的偏袒。我方不认可。因为我方实在承受不了高额的诉讼费而没有上诉。我方认为应当支付全部固定租金。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献军、赵旭婵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郭庆彬分别支付给原告何献军、赵旭婵租赁费各38万元，共计76万元；二、判令被告郭庆彬分别支付给二原告第一周期剩余的31万元租赁费中属于原告的份额，并由第三人安达公司分别支付给二原告出租共有土地第二周期的租赁费297.5万元中属于原告的份额。三、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5月30日，第三人安达公司与被告郭庆彬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定被告郭庆彬将其位于赵县角的土地使用权出租给第三人使用，租期为二十年。该协议第三条约定，租金分为固定租金和浮动租金两部分，支付周期为五年。固定租金为每年每亩7万元，每五年双方协商可以以不超过固定租金的3%为上限调整1次。浮动租金标准为第三人该租金支付周期累计净利润的5%，累计利润为负时则不支付浮动租金。固定租金的支付方式为第三人安达公司向被告郭庆彬一次性支付五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到下一个年度满十二个月的当日为一个租赁年度）固定租金，第二个支付周期开始的30日内支付该周期固定租金，此后的每个年度支付时间依此类推。本付款周期的浮动租金在下一个付款周期开始的30日内结算完毕并支付，支付期限为租赁期限。该协议还对土地租赁的其他事项做了约定。该协议生效后，2014年12月15日经过赵县测算，安达公司实际占有郭庆彬该块土地的面积为5675平方米（约折合8.5亩）。经被告郭庆彬与安达公司协商达成补充协议，由于被告郭庆彬办理土地及相关手续延迟导致安达公司不能按时开业，郭庆彬同意从待付土地租金中扣除15万元作为对安达公司的补偿，后二原告对此协议的效力作了追认。安达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14日、2015年2月10日、2016年1月25日分别付给被告郭庆彬土地租赁费105万元、96万元、50万元，三次共计251万元。第三人安达公司原未支付第一周期租赁费剩余的31.5万元。2019年11月27日，安达公司依据本院执行裁定将此款划拨于原告赵旭婵名下，用于偿还根据本院（2018）冀0133民初583号民事调解书被告郭庆彬应偿还赵旭婵的其它债务。第三人安达公司按土地租赁协议应付的第二周期（2019年5月30日到2024年5月29日）的租赁费预计297.5万元尚未支付给原、被告，但在原告提供的《土地租赁补充协议》初稿中，载有“因为出租人未办理完土地产权手续而存在用地风险，初付租金为该支付周期全部租金80%”的内容。 2017年6月19日，以被告郭庆彬为甲方，以二原告为乙、丙方，二原告与被告郭庆彬签订了《合资经营协议书》，约定二原告各出资150万元给被告，用于购买被告郭庆彬位于赵县亩土地的使用权，当时约定“乙丙出资给甲方后，此地块使用权归甲乙丙三方按份共有，各占三分之一份额，共同收益，共担风险。”并约定“本协议生效前之前与该地块有关的债权债务归甲方”“本协议生效后，该地块对外租赁的收益归三方所有”“本协议自三方签字后生效”。该协议还对合资经营该地块的其他事项做了约定。二原告于2017年6月19日、2017年6月25日各付给被告郭庆彬100万元、200万元，郭庆彬收款后给二原告出具了收条，至此原、被告的合伙经营协议已生效。但协议生效后被告郭庆彬拒绝将其此前已收到的2017年6月19日之后应付给二原告的第一周期土地租赁费支付给原告。二原告多次找被告讨要无果后诉至本院。 二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2017年6月19日二原告与被告郭庆彬签订的《合资经营协议书》（内附被告郭庆彬的收款条）、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转账传票、微信通话记录等证据；第三人安达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供了2014年5月30日第三人安达公司与被告郭庆彬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和后续的《补充协议》。安达公司按本院要求提供了证明根据《土地租赁协议》已支付、未支付土地租赁费情况的有关票据及补充协议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二原告所主张的与被告郭庆彬合资（实为合伙）经营土地的事实，有原、被告三方签字的《合资经营协议书》和被告郭庆彬签收二原告投资款的收条证实，可以认定二原告从2017年6月19日起成为此前于2014年5月30日由被告郭庆彬租赁给第三人安达公司土地的股东，二原告应当从2017年6月19日起享有因该地块出租所产生租金的收益权。尽管二原告没有在以前被告郭庆彬与第三人安达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上签字，但证据链条综合印证了二原告同第三人之间实际发生了的土地租赁法律关系，原、被告签订合伙协议前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行为则演变为被告对二原告的隐名代理，二原告作为该土地后续的、实质上的股东也实际参与了有关经营活动，故二原告没有在原土地租赁协议上签字并不影响二原告对第三人安达公司享有土地租赁费债权，故第三人安达公司所述与二原告没有合同关系的说法本院不予支持，从原、被告签订的《合资经营协议书》生效之日起，第三人安达公司即产生向原、被告三方支付租赁费的义务，此前已由被告支取而应属于二原告的部分应由被告郭庆彬归还二原告。由于第三人安达公司已于原、被告签订《合资经营协议书》前支付了第一个租赁周期的租赁费251万元，剩余的31.5万元尚未支付，被告郭庆彬按该协议应将2017年6月19日三方合伙协议生效后应付给二原告的租赁费归还二原告，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将其已从第三人处支取的第一周期租赁费中属于原告的份额归还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土地租赁第一周期剩余的31.5万元已通过本院执行划拨给原告赵旭婵用于归还其他债务，可视为被告郭庆彬已支取了此款，应由郭庆彬再归还此款中属于二原告的份额，二原告不得再就此款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经本院说明并询问后，被告郭庆彬对《合资经营协议书》第一页内容不置可否，被告又没有证据否认该协议第一页内容的真实性，按证据规则应视为被告对该项事实的默认。被告郭庆彬称原、被告双方合作的本意是只让原告享受第二周期之后的租金收益，又称原告享受租金权益的起点应从第二周期开始，但该协议中“本协议生效后，该地块对外租赁的收益归三方所有”“本协议自三方签字后生效”等内容已清楚表明原告享受股东权利的起点，被告又没有反证否定《合资经营协议书》的效力，故对被告的以上反驳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二原告对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效力予以追认，应认定该协议对各方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由于第三人尚未支付原、被告按份共有的土地的第二个周期的租赁费，而根据《土地租赁协议》，第三人支付第二租赁周期租金的时间为该支付周期开始（即2019年5月30日）的30日内，鉴于第三人未就出租土地的风险进行抗辩且已支付第一租赁周期大部分租金，原告也未就因所租土地存在风险而先由第三人支付第二租赁周期租金80%的动议提出异议，本院可以就第二周期土地租赁费中已明确且各方没有提出异议的部分先行判决，剩余部分待租赁双方协商一致后另案处理，故对二原告要求第三人安达公司支付第二周期土地租赁费的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注：有关数据计算公式为：土地租赁第一周期共计1822天，其中被告郭庆彬独有占1114天，原、被告三方共有占708天。第一周期每天平均租赁费为2825000÷1822=1550.494元。郭庆彬应得第一周期租赁费为[1550.494×1114]+[(1550.494×708)÷3]=2093167元。二原告应得第一周期租赁费为[1550.494×708]÷3×2=731833元。第二周期原告应得土地租金为(2975000×80%)÷3×2=1586667元。二原告两期应得租赁费合计为731833+1586667=23185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郭庆彬于判决生效后3日内分别支付给原告何献军、赵旭婵第一周期土地租赁费365916.35元，共计731833元。二、第三人安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日内给付二原告第二周期土地租赁费中属于原告份额的80%（每人793333元）、共计1586666元。三、驳回二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74元，由原告负担2372元，被告郭庆彬负担7930元，第三人负担2372元。 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安达公司直接给付被上诉人何献军、赵旭婵第二周期土地租赁费中属于二人份额的80%有没有依据；郭庆彬返还被上诉人何献军、赵旭婵第一周期部分土地租赁费是否有依据。 郭庆彬与被上诉人何献军、赵旭婵三方签订的《合资经营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各方均应认真履行，被上诉人按约定将出资入股款交付郭庆彬，履行了出资义务，郭庆彬应按约定自该协议生效后的土地对外租赁的收益款按份给付二被上诉人，郭庆彬主张该协议有重大瑕疵，并未提供瑕疵的证据，且该协议至今已经履行三年，其主张该协议不真实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其主张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虽然涉案《土地租赁协议》系郭庆彬与安达公司签订，但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冰与被上诉人何献军、赵旭婵的聊天记录及建立微信群“最后冲刺”聊天记录能够相互印证安达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郭庆彬与何献军、赵旭婵合伙经营事宜，且在微信中沟通办理出租土地经营活动，说明二被上诉人实际参与出租土地经营，鉴于安达公司现仍占有、使用该土地，安达公司主张不应支付第二周期土地租赁费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郭庆彬、赵县安达燃气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427元，由上诉人郭庆彬负担25348元，上诉人赵县安达燃气有限公司负担1907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瑞英 审判员  李坤华 审判员  任永奇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史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