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3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男，1953年9月23日生，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高中文化，现住文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2，女，1949年12月27日生，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高中文化，现住文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3，男，1952年3月12日生，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文洪，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周某1、周某2与被上诉人周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4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某1、周某2与被上诉人周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文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1、周某2上诉请求：撤销（2019）云2601民初4284号民事判决书，并查明事实后改判。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1977年周某1在东山××建房，1981年周独愚退休后来与周某1居住，直到1987年周独愚去世周某3均未在东山新村居住。1994年前，周某1多次找有关部门办理土地和房屋权属证书，皆因各种原因未能办理。1994年文山县政府对违章建房和无证房屋进行清理，文山县土地管理局下发了两份文件给周某1和周独愚，要求两人补办相关的用地手续，并据此办理土地使用证和其他相关的证件，两人各自补办建房用地131平方米，至此，周某1和周独愚占用东山新村××号土地建盖的房屋才合法化。一审法院不顾事实，仅凭一份通过不正当途径得来的《房产所有证》，即认定东山新村××号房屋属于周某3所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我国物权法第16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由登记机构管理。第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上诉人提供的2号证据即不动产登记簿的复印件来源于文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庭审质证时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不动产登记簿的记录错误。在周某3提供的《房产所有证》（房产证号：Ｎ0.××3）与上诉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簿不一致时，应以上诉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簿的内容为准，认定周独愚在东山新村××号拥有13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和附着的房屋的所有权，才符合本案事实。周独愚妻子马月楼2003年过世，此后的10多年间，周氏姐弟从未协议过父母遗留房屋的分割问题，直到2017年政府进行棚户区改造征收补偿才知道周某3瞒着两上诉人把东山新村××号房屋和土地的所有人进行了非法变更，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证。两上诉人提供的3号证据（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私有房产申请登记审批表，两份证据均复印于文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充分证明了上述事实，两证的变更是源于继承。从上述事实及庭审质证的结果来看，两上诉人提供的1-3号证据足以证明周独愚名下的东山新村××号13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和附着的房屋属于夫妻俩留下的遗产。二、两上诉人要求周某3平均分割父母的遗产，周某3不同意。为此，2017年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分割遗产，在诉讼期间，周某3找两上诉人协商，同意分一部分补偿款给两人，让两人撤诉。周某3同意补一格房屋的款项2万元给周某1，同时要周某1承担他付给律师的法律服务费5000元（收条上写的是诉讼费），周某1按照周某3写的条子照抄了一遍并签名按手印后拿到了15000元，是周某3的欺诈行为，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拆迁办领取补偿款时，周某1承诺放弃其土地上附着的房屋的补偿款，只领取了土地的补偿款，房屋的补偿款全部被周某3领取。1994年，马月楼的身体出现了偏瘫状况，周氏兄弟把马月楼送到周某2处，让周某2照顾老人，当时老人随身携带了25000元的存款。到2003年老人过世为止，10年间，周某2每月为老人购买药品和生活必需品均花费巨大，25000元早就用完了。周某3同意补给周某2，但却要求扣除5万元（理由是当初老人带了25000元到周某2处，10年的利息也有25000元了），同时还要承担他的律师的法律服务费5000元（收条上写的是诉讼费）。最终让周某2在他写好的条子上签名按手印后拿了45000元给周某2，但周某2没有放弃继承，纯属姐弟之间家务算账。两上诉人第一次起诉时错把整个东山新村××号的房屋和土地的补偿款的分割作为诉讼请求，金额为200多万元，把遗产的范围扩大了一倍，一审法院调解无果。由于无充分的证据，两人向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在对两上诉人书写的两张收条的具体内容未作充分的核实的情况下，简单粗暴的认定两上诉人违背了诚实守信原则，应该按协议履行，并据此驳回两人的诉求。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4号证据证明了周某1向拆迁办领取了131平方米的土地的征用补偿款。周某3领取了131平方米的土地的征用补偿款和所有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补偿款。如果周某1和周某3协议时把所有的补偿款都进行了分配，写了收据为凭证，那周某1领取土地补偿款的事岂不自相矛盾，周某3又怎么会同意，他又不傻。并且，周某2书写的收条上写的是房款，不是土地和房屋两样的款项。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采取了以偏概全的认定，严重损害了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本案的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周某3辩称：一、文山市东山新村199号（原48）房屋所有权人为周某3，土地使用证登记的使用权人为周某1、周某3，房屋和土地不属于周独愚和马月楼的遗产。一审对此事实认定清楚，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房产作为不动产，其物权的设立，需要进行登记，其权利的归属依登记确定。文山市东山新村199号（原48）房产依法进行了办证登记，文山县人民政府1984年1月22日颁发的ＮＯ.××号《房产所有证》，证上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周某3；文山县土地管理局于1994年8月27日办理的文国用（1994）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确认土地使用权人周某3和周某1。文山市东山新村199号（原48）房产、土地权属是明确的。不要说上述房产从未登记在周独愚和马月楼的名下，即使曾经登记在周独愚和马月楼名下，房屋被征收时，也要以征收时间节点登记的权利主体确认归属。不然，房产征收时，要考虑这个房子在几年甚至于几十年前曾经有谁住过，此前有过几次交易，从前的房屋所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是谁，那么，国家的不动产登记就无意义。如果周某1、周某2对国家机关的颁证行为有异议，那应该通过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房产、土地的登记，而不是让人民法院抛开政府的确权，另行确认房屋和土地的权利归属。因政府建设需要，文山市东山新村199号被征收，虽然周某1从未在该房居住过，但因土地使用证上有周某3与周某1两人的名字，周某3考虑兄弟情分，土地补偿款还是在两人之间做了平均分配。周某1分取了131平方米土地的补偿款，共领取补偿款866500元。然而，周某1仍不知足，鼓动周某2一起在2017年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周某1、周某2见胜诉无望，几次三番找周某3，想要点钱。这并非像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说的，是周某3去找他们商量。周某3是心软之人，经不住两人多次索要，就答应给他们点补偿。周某3给了周某115000元，给了周某245000元，两人写下《收条》，在收条中承诺今后不再纠缠、不再向法院起诉。周某1、周某2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清楚明确的认知和判断，出具收条完全是自愿的行为。两人在上诉状中陈述：写下《收条》，是受了周某3欺诈、是家务算账。这个辩解与《收条》产生的前因后果不相符，纯属无稽之谈。二、上诉人上诉称，本案《房产所有证》、《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事项与不动产登记簿不一致。这个说法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没有搞明白什么是不动产登记簿。所谓不动产登记篝，是指记载不动产上的权利状况并保存于特定机关的簿册。不动产登记簿证样式由国家机关统一制定。在本案房屋、土地登记的时间点，即1984年和1994年，我国尚未开展房屋与土地合二为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房管部门有房屋登记簿，土地管理部门有土地登记簿。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2号证据，只是申请登记时提交的材料，不是登记机关审查批准后作的记载，即不是“登记簿”本身。上诉人将申请时提交的材料等同于不动产登记簿，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其次，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己颁《房产所有证》、《国有土地使用证》与不动产登记簿存在何种差异。上诉人没有提交不动产登记簿，也没有国家机关的证明，说明房屋、土地权利证书存在主体或者面积、四至界限等错误。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外，关于上诉人提到的家庭问题。周某3想说，文山市东山新村199号（原48）房屋是周某3建盖与父母一同居住，周某2从来没有住过，周某1在单位上分得集资房，也未在此居住。几十年的辛酸，各人自知，对上诉人，周某3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其他家长里短，周某3不想再做无谓的纠缠。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周某1、周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某3给付周某1、周某2土地和房屋征用补偿款603644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周独愚和马月楼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了周某2（女）、周某1、周某3。周独愚于1987年去世，马月楼于2003年农历正月十二去世，二人均未留下遗嘱。周独愚和马月楼生前居住在文山，文山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1月22日依法为该房屋办理了产权人为周某3的《房产所有证》［房产证号为：Ｎ0.××号］；文山县土地管理局于1994年8月27日依法为该房屋的土地办理了使用权人为周某3、周某1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文国用（1994）字第××号，用地面积为262.03平方米］。2017年8月，政府因建设需要对文山进行征收。周某1领取了一半被征用土地131平方米的土地补偿款866500元，周某3则领取被征用房屋补偿款及剩余一半被征用土地的补偿款共计959496元（不包含被征收房屋附属设施补偿款）。周某2、周某1于2017年8月21日以继承纠纷为案由向本院起诉周某3，又于2017年9月29日向本院申请撤诉。撤诉后，经过三人协商，周某3补偿了周某115000元、补偿了周某245000元被征用的房款，周某1向周某3出具《收据》，证实土地房款已全部给清，承诺今后不再纠缠，不再向法院起诉；而周某2则在写好的《收条》上签名印确认。现周某2、周某1又于2019年9月9日以继承纠纷为案由向本院起诉周某3，主张被告周某3给付两原告土地和房屋征用补偿款603644元。针对诉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1、被征用的争议房屋是否属于遗产；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原告的诉请应否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别评判如下：一、被征用的争议房屋是否属于遗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征用的争议房屋位于文山。周某1、周某2主张被征用的争议房屋属于父母周独愚和马月楼的遗产；周某3则主张被征用的争议房屋属于自己出资建盖，双方均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畜；（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并结合上述法律规定综合分析，首先，父亲周独愚于1987年去世，母亲马月楼于2003年农历正月十二去世，二人均未留下遗嘱。本案被征用的争议房屋在周独愚、马月楼在世时已依法办理了《房产所有证》，颁证时间为1984年1月22日，产权人为周某3一人。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本案争议房屋经依法登记确权为周某3一人所有，周某1、周某2直至父母去世时均未对房屋的权属登记提出过任何异议，周独愚和马月楼本人也从未向相关部门提出过产权登记异议。周某1、周某2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该产权归属至房屋被征用时一直合法有效，因此，被征用的争议房屋文山属于被告周某3的合法财产，不属于周独愚和马月楼的遗产。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我国传统家庭习惯是父母只要有一方健在，子女一般不会要求分家析产。父母全部去世后，才会对父母的遗产进行分割。本案当事人的父亲周独愚于1987年去世，继承开始后，继承人周某1、周某2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权属状态应定性为共同继承人共同共有。双方的母亲马月楼于2003年农历正月十二日去世，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周某1、周某2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2003年农历正月12日起计算，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三、周某1、周某2的诉请应否支持。首先，周某1、周某2主张周某3给付两原告土地和房屋征用补偿款603644元，根据对争议焦点1的论述，因被征用的争议房屋文山属于周某3的合法财产，不属于周独愚和马月楼的遗产，故对周某1、周某2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周某1、周某2于2017年就本案事实以相同案由和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起诉后又撤诉，经过三人协商，周某3分别补偿了周某1、周某2被征用的部分房款，周某1向周某3出具《收据》，证实土地房款已全部给清，承诺今后不再纠缠，不再向法院起诉；而周某2则在写好的《收条》上签名按手印确认。周某1、周某2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被征用的争议房屋及土地补偿款的处理均系真实意思表示，周某1、周某2未提交证据证明《收据》、《收条》是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该民事法律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周某1、周某2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按双方协商的内容履行。最后，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周某1、周某2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由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周某1、周某2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周某1、周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00元，由周某1、周某2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证据向本院提交，案件经过二审审理，本院确认本案的案件法律事实与一审确认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周某1、周某2上诉认为，东山新村199号是周独愚夫妻的遗产，该房屋为周某1建盖，其父母退休后来与周某1居住，文山县政府经过清理下文该房地基给周某1和周独愚，后周某3通过不正当手段将产权办在其名下，现该房被政府拆迁征收，款项被周某3领取，周某1虽然放弃房屋征收款，但其中131平方米的宅基地是周独愚夫妻遗产，周某1、周某2应享有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一审判决不当，应该改判。周某3认为，东山新村199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周某1与周某3，周某1已经领取了其应得份额，房屋所有权属于周某3，不属于父母遗产，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该维持。关于东山新村199号是否属于周独愚夫妻遗产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一审庭审查明，1987年周独愚死亡，文山县土地管理局1994年对周独愚违章建房处理后，下文补办131平方米的建房占地手续，故周独愚死亡时东山新村199号房屋还属于违章建筑，不属于周独愚的合法财产和遗产。东山新村199号依法办理产权证后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周某1和周某3，房屋所有权人为周某3。马月楼2003年死亡时，也不是东山新村199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故东山新村199号也不属于马月楼的遗产。现在东山新村199号房屋因拆迁被政府征收，作为土地使用权人的周某1和周某3已经分别领取了土地补偿款，作为房屋所有权人的周某3也领取了房屋补偿款，现在周某1和周某2以东山新村199号系周独愚夫妻的遗产起诉要求继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判决驳回二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周某1和周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0元，由周某1和周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祖俊审判员  曾建宏审判员  曾志萍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冯梦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