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鄂0191民初258号 原告：李水娥，女，1948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 原告：余翠珍，女，1972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 原告：余序珍，男，1973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 原告：余巧珍，女，197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玲，湖北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奕，湖北相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贵平，男，1969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被告：刘红，女，1972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龙，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诗婷，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水娥、原告余翠珍、原告余序珍、原告余巧珍与被告余贵平、被告刘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9日受理后，根据申请人李水娥、申请人余翠珍、申请人余序珍、申请人余巧珍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9）鄂0191民初2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余贵平、被申请人刘红银行存款1,00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他同等价值财产。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21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水娥、原告余翠珍、原告余序珍、原告余巧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玲、张奕，被告余贵平、被告刘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龙、王诗婷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依夏桂荣申请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5月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序珍、原告余巧珍及其与原告李水娥、原告余翠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玲、张奕，被告余贵平、被告刘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龙，第三人夏桂荣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1月15日，第三人夏桂荣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水娥、原告余翠珍、原告余序珍、原告余巧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四原告为沌南街两湖路××房屋（即两湖路8号房二分之一份额）实际所有人；2.判令两被告返还四原告房屋拆迁款400,000元（暂定为400,000元，以实际拆迁协议载明的金额为准）；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返还四原告房屋拆迁款1,0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3年12月，四原告亲属余序平（已故）与被告余贵平在沌口街××路共建两套房屋，分别为两湖路××和两湖路8号。房屋建起后，经抓阄确定两湖路××房屋归余序平所有，两湖路8号归被告余贵平所有，双方均入住。1998年上述房屋办理了土地使用证及房屋产权证，因当时被告余贵平户口已迁至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故房屋所有证件均办在被告余贵平名下。2000年6月左右，案外人余序平因摔伤治疗无效去世。2001年3月10日，为避免日后因房屋的产权及拆迁产生纠纷，经其他原告同意，原告余序珍与被告余贵平签订了《房屋分割协议书》，约定将东边门牌号为××的独栋两层房屋作价3万元全部转让给原告余序珍。2003年1月9日，案外人余序平的父亲余龙豪去世，两人均未立遗嘱，现上述房屋被拆迁，两被告将房屋拆迁补偿款据为己有，各原告作为继承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起诉来院请求依诉予判。 被告余贵平、被告刘红答辩称，案涉沌口街××路××房屋为被告余贵平向村集体组织申请土地自行建造，且登记在被告余贵平名下，属于被告余贵平合法的个人财产，案外人余序平生前非房屋所在地村集体组织成员，没有取得案涉房屋权属的资格，故该房屋与各原告无关；两湖路××房屋所在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只能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转让，原告余序珍非烂泥湖村村民，故原告余序珍与被告余贵平、被告刘红之间签订的《房屋分割协议书》为无效合同，且双方也未实际履行，各原告的诉讼请求应该全部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余翠珍、原告余序珍、原告余巧珍、案外人余序平（已故）系同胞兄弟姐妹，原告李水娥、案外人余龙豪（已故）分别系上述四人的母亲和父亲，余序平与被告余贵平系堂兄弟关系，被告余贵平与被告刘红于1995年10月建立夫妻关系。2000年6月余序平去世，2003年余龙豪去世。余序平、被告余贵平的叔叔系案外人余某，余某为解决二人结婚住房问题，为二人在本辖区烂泥湖村申请了一块土地（以下简称案涉土地）建房，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土地，申请土地所需费用由余某缴纳。因余序平户籍未迁入烂泥湖村，被告余贵平户籍在烂泥湖村，故案涉土地当时以被告余贵平的名义申请。1991年10月，被告余贵平取得《个人建设工程许可证》《个人临时用地许可证》，《个人临时用地许可证》上土地使用者登记为“余桂平”，《个人建设工程许可证》上登记建设业主为“余桂平”。“余桂平”即被告余贵平，“桂”字系当时工作人员登记笔误。1993年，案涉土地上建成二层房屋，房屋北至沌口街××路，东至案外人董冬梅住宅、西至案外人陈永西住宅，房屋宽约7.4米，中间隔开分为东西两栋，分别登记为两湖路××及两湖路8号，通过抓阄，两湖路××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由余序平居住使用，两湖路8号由被告余贵平居住使用，装修费用各自承担。1997年，案涉房屋与两湖路8号房屋均办证登记在被告余贵平名下。1998年被告余贵平为案涉房屋和两湖路8号房屋办理土地证向本辖区沌口街土地管理所提交申请，申请人署名“余桂平”，由于本辖区发展的历史原因，2000年由蔡甸区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审批，在《宅基地界址调查表》上记载的土地使用者为“余桂平”，在《武汉市蔡甸区个人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上记载的申请人也是“余桂平”，土地坐落在沌口街××路南侧，档案编号为国有“K040050103”，办出的土地证为蔡国（2000）字第65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0年余序平因伤去世，为避免案涉房屋日后发生纠纷，余序平、被告余贵平的叔叔余某、婶婶吴桂兰（案外人）出面组织协调此事，2001年3月10日原告余序珍（受让方）与被告余贵平、被告刘红(转让方)签订《房屋分割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一、将東边独栋房屋（两层）（门牌号××）全部转让给余序珍作价叁万元人民币，转让金已一次性缴清。二、已转让的房屋部分如果今后拆迁，其等面积还建房或现金补偿费当由受让方享受，与转让方无关……”，原告余序珍与被告余贵平均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被告刘红作为分割方家庭成员亦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见证人签名一栏有余某、吴桂兰签字。各原告均认可签订该协议书只是一个形式，目的是对案涉房屋的权属做出约定，协议书上约定的三万元房款原告余序珍及其他原告均未实际支付，上述协议书其他内容亦未实际履行的事实。余序平去世后，案涉房屋由余某出面出租给他人，租金余某、被告余贵平均收取过，大部分租金转交给原告李水娥，后因案涉房屋年久失修空置。因本辖区沌口街“三旧”改造拆迁，2018年9月14日被告余贵平与案外人武汉沌南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贸公司）签订了《“三旧“改造拆迁安置产权调换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对两湖路××、8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达成了协议并对房屋进行了拆除，被告余贵平选择按照产权调换方式进行安置补偿，两湖路6、8号房屋住宅房屋面积158.9㎡，面积补助12%后面积为177.968㎡，选择安置房2套，其中70㎡安置房1套，120㎡安置房1套，总面积190㎡，按照安置协议约定，工贸公司还支付给被告余贵平住宅房屋装修补偿、临时安置补助费、困难弱势群体补助、按期签约搬迁奖励等费用共计20余万元。各原告与二被告对案涉房屋的面积为63.875平方米无争议，对案涉房屋的补偿计算方法为每平方米10,300元的单价与每平方米300元的装修补偿之和无异议，补偿利益共计为677,075元。现原告李水娥、原告余翠珍、原告余序珍、原告余巧珍认为案涉房屋与两湖路8号房屋系余序平与被告余贵平共建所得，案涉房屋应归余序平所有，余序平生前未结婚生子，其去世后，原告李水娥、原告余翠珍、原告余序珍、原告余巧珍作为余序平的法定继承人，有权向被告余贵平主张返还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利益，故原告李水娥、原告余翠珍、原告余序珍、原告余巧珍诉至本院以致成诉。 另查明，被告余贵平庭上自称案涉房屋所在土地曾办理的土地证性质为集体所有土地使用证，但该证遗失，故现有土地证系2000年被告余贵平重新申请办理的，不知何种原因重新办理出的土地证性质变为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蔡国（2000）字第65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本院在本辖区沌口街土地管理部门调查核实，并未查询到案涉土地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信息，案涉土地档案中登记土地证号为蔡国（2000）字第653号，档案信息中也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表述。同时沌口街土地管理部门向本院证实，案涉土地建房时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现在的土地性质依然是集体所有土地，办出国有土地使用证具体原因不清楚。关于案涉土地的土地证瑕疵问题，本院多次向各原告与二被告释明诉讼风险，各原告与二被告均明确表示不提起行政诉讼撤销现有土地证。 再查明，案外人夏桂荣在第一次庭审中作为原告方证人出庭，其陈述1992年其与余序平相识，1993年同居，案涉房屋也是1993年开始建设，1995年双方办了酒席，但未领取结婚证，办理酒席之后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1998年其与余序平分手后从案涉房屋内搬离。对于建房情况知道大概情况，系余序平与被告余贵平一起建房，各自出各自的钱。各原告均对其陈述真实性持有异议，理由是1993年案涉房屋尚未建成，余序平在本辖区无房屋，其与余序平同居没有可供居住房屋。第一次庭审后，夏桂荣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第二次庭审中，第三人夏桂荣起先陈述其认为应该支持各原告诉讼请求，在辩论阶段又改口，陈述其对案涉房屋的建造有过出资，且其与余序平系事实婚姻，其对案涉房屋理应享有50%的权利，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所陈述的一切。2020年1月，夏桂荣在本院询问过程中最终陈述为其认为应该支持各原告诉讼请求，并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予以准许。 还查明，本院对各原告间就拆迁利益是否主张分割进行询问，原告李水娥、原告余翠珍未表态，原告余序珍表示由各原告另行协商，本案中不主张分割，原告余巧珍表示同意给原告余序珍，但日后其不负担原告李水娥的赡养费用。 以上事实有《个人建设工程许可证》《个人临时用地许可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宅基地界址调查表》《武汉市蔡甸区个人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蔡甸区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案涉房屋所在土地查询信息、《“三旧“改造拆迁安置产权调换协议书》、结婚证、证人证言、庭审笔录、调查笔录、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 对于各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各原告提交的被调查人为闵荷花、余乃旺、戴水生、余南山的调查笔录证据属性为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本院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各原告提交的证人余某的证言，因余某系余序平与被告余贵平二人的叔叔，案涉土地的申请以及建房、出租等均系余某经手，虽被告余贵平、被告刘红对证言证明目的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推翻证人余某的证言，本院对证人余某的证言予以采信。被告余贵平、被告刘红提交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因本院在土地管理部门核实无该证书档案，二被告又不提起相关诉讼撤销现有的国有土地证，故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认可。被告余贵平、被告刘红提交《宅基地界址调查表》及《武汉市蔡甸区个人申请建房调查表》拟证明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被告余贵平，案涉土地上房屋均系被告余贵平所建，与余序平无关，本院认为，因余序平非本辖区烂泥湖村村民，没有申请土地建房的资格，而被告余贵平系本辖区烂泥糊村村民，二人为亲戚，当时二人叔叔余某通过其他途径申请到土地建房，以被告余贵平一人名义申请土地并建房符合常理，且所建房屋时居中分隔，各自负担各自的建房和装修费用，在房屋建成后，余序平分得案涉房屋并入住多年，余序平去世后出租所得也大部分由余某、被告余贵平转交给余序平之母原告李水娥，本院有理由相信案涉房屋系共建而来，余序平与被告余桂平达成了各自分得各自修建部分的一致。被告余贵平、被告刘红的证据仅能反映案涉土地是以被告余贵平名义申请，无法达到案涉房屋也系被告余贵平出资所建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余序平与被告余贵平当年的房屋共建行为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共建房屋时案涉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土地，余序平并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与被告余贵平共同建房违反了前述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为无效，余序平无法通过共建成为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人。且案涉房屋拆除前已办证在被告余贵平名下多年，余序平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余序平亦无法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利。余序平去世后，原告余序珍与被告余贵平、被告刘红2001年签订的《房屋分割协议书》，各原告均表示协议书所涉及的案涉房屋通过买卖确认权利归属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二被告均表示签订协议后双方长达近二十年均未实际履行，协议实际早已解除，本院认为《房屋分割协议书》签订后，双方以实际行动撤销了该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共建房屋行为无效，余序平应当向被告余贵平返还案涉房屋，现案涉房屋已被拆迁，案涉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已由被告余贵平所得，但案涉房屋系余序平出资建设，余序平生前基于共建行为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余贵平在未进行对价补偿的情况下即占有全部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有悖诚信。被告余贵平明知余序平非本村村民，没有在农村宅基地上的建房资格，仍与其共同建房，被告余贵平对共建房屋行为的无效具有较大过错；余序平自身亦明知其非村民而主动建房具有较小过错，其也应该自负相应责任，被告余贵平应对余序平进行相应赔偿，综合全案案情，本院酌定被告余贵平承担80%赔偿责任，剩余20%损失由余序平自行承担，赔偿损失的计算依据为案涉房屋的相应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现余序平去世，其权利由其法定继承人即各原告共同享有，被告余贵平向各原告赔偿案涉房屋拆迁利益677,075元的80%，计541,660元。被告刘红在房屋共建时与被告余贵平不是夫妻关系，无过错，但鉴于被告余贵平与被告刘红目前系夫妻关系，案涉房屋的拆迁利益已由其二人共同领取、共同支配、共同受益，故被告刘红与被告余贵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宜。各原告还主张案涉房屋的房屋搬迁补助费及按期签约搬迁奖励等应进行分割，但案涉房屋系空置，搬迁奖励与各原告无关，各原告又不具备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主体资格，搬迁补助亦与各原告无关，故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贵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水娥、原告余翠珍、原告余序珍、原告余巧珍支付541,660元，被告刘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李水娥、原告余翠珍、原告余序珍、原告余巧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6,9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1,900元，由原告李水娥、原告余翠珍、原告余序珍、原告余巧珍负担3,105元，被告余贵平、被告刘红负担8,79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费，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董力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法官助理任博骏 书记员魏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