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3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龙，男，198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赣榆县************，公民身份号码：320************619。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泳谊，人和启邦（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草山，男，197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公民身份号码：341************115。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冬梅，河北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世纪大道180号。法定代表人：周赢冠，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强，男，系该公司法律顾问。原审被告：樊文峰，男，1969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7。上诉人张玉龙因与被上诉人牛草山、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四建公司）、原审被告樊文峰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4民初2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玉龙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牛草山向张玉龙支付拖欠的劳务费591900元，同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5919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从2018年7月20日起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1月15日的利息约为7086元）；三、改判中化四建公司对牛草山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判令牛草山、中化四建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认定张玉龙与牛草山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为无效合同，且张玉龙无权代表工人主张涉案劳务费的错误事实，进而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首先，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认定事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等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张玉龙向法院提交了2018年6月29日签订的《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司中石化四公司牛草山一队樊文峰人员工资表》（以下简称《工资表》）、2018年7月19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这些证据是经双方当事人确认过的原始证据，是双方当事人结算和支付劳务费的唯一依据，这些证据可以充分地证明张玉龙带领工人在牛草山施工的工地提供劳务的人员、工时、劳务总费用等详细情况，在牛草山没有提交任何足以反驳这些证据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违反法律的规定，以“牛草山提供的断章取义的录音”就不予采信张玉龙提交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原始证据，存在错误。其次，一审法院没有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审核认定证据。本案中，牛草山与樊文峰虽签订《珠海中海油福陆重工钢结构制作工程承包合同》，但所有的证据显示，牛草山与樊文峰并没有履行该合同；而牛草山与张玉龙结算劳务费、支付工资的证据则显示，张玉龙是挂樊文峰的合同名义，实际上向牛草山承包的工程提供劳务，与牛草山进行结算，收取劳务报酬。由此可见，张玉龙与牛草山才是劳务分包合同的主体。在中国建筑行业劳务承包的个人，带领一班农民工从事简单的劳务操作，与上级承包方结算劳务费，承包人向农民工支付工资报酬，工程完结后，农民工返回老家是最正常不过的经济活动。承包的个人处于劣势地位，要从上级承包方处获得工程结算量、书面劳务合同是非常困难的，张玉龙已提供证据证实其承包范围内所产生的劳务费用，且经牛草山两次签字确认。一审法院不顾已形成的书面证据，却刻板认为张玉龙没有提供已纷纷返回老家已久的45名工人签字确认的工资数额、授权委托书，进而得出张玉龙无权代为追讨劳务费用的结论。这是一审法院对证据规则过于刻板理解造成的，显然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根本没有分析考虑日常经济活动常识。最后，纵然张玉龙没有工人书面授权、工资数额确认，牛草山基于工资表的事实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无需张玉龙证明。张玉龙作为承包人，没有书面授权、工资数额确认文件，向工人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时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去保存这些证据。没有农民工的书面文件并不意味着张玉龙没有权利向上级发包方索要劳务费用。退一万步说，张玉龙施工队从2018年3月起在涉案工地提供劳务，一直以来牛草山均未对张玉龙施工队提出任何异议，到起诉时却称不认可张玉龙提供劳务的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也明显违背诚实守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张玉龙与牛草山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为无效合同，且张玉龙无权代表工人主张涉案劳务费是不符合事实的，存在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中化四建公司不承担涉案劳务费的支付责任是错误的。首先，中化四建公司承认牛草山为实际施工人。庭审中，中化四建公司承认牛草山为其承包范围内的实际施工人，且承认张玉龙施工队的45人中除一名杂工和一名超过55岁的工人无法进场外，其余43名工人确实在其承包的工地内提供劳务。牛草山提供的证据也印证张玉龙施工队人员在其承包范围内提供劳务，可见张玉龙是在中化四建公司违法分包给牛草山的工程施工范围提供劳务的。其次，中化四建公司与牛草山直接结算支付工程款，不存在牛草山与中豫远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豫公司）结算的问题。牛草山在庭审中的陈述及与张玉龙的录音中均显示，牛草山直接从中化四建公司取得工程款，不存在从中豫公司取得工程款的事实。再次，张玉龙、牛草山均在中化四建公司办理工作证，牛草山听从中化四建公司的指挥，安排工人向中化四建公司提供劳务，可见中化四建公司违法分包劳务给牛草山的事实清楚，应当对劳务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中，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进而适用法律错误，属于明显错判。故张玉龙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判令支持张玉龙的诉讼请求。二审当庭补充事实和理由：张玉龙在2017年底，听朋友介绍中化四建公司缺工人，张玉龙就在2018年大年初六找到了自称是中化四建公司员工的刘杰，刘杰带张玉龙去找了牛草山，张玉龙和牛草山谈完后，张玉龙就安排工人开始进场干活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牛草山让张玉龙负责提供吃住、工具、车辆等，所有费用全是张玉龙来垫付。在垫付的过程中，张玉龙陆续安排了所有工人进场。在进场两个月期间，牛草山迟迟不按照和张玉龙的口头约定支付工人工资，然后导致工人因为拿不到钱，开始找牛草山、中化四建公司要钱。这时候牛草山就提议以樊文峰的名义共同签字，然后才能拿到钱。工人签了字，也都拿到了钱。在这种情况下，张玉龙等人就一直以为这是中化四建公司的正常流程，就一直以为是以樊文峰的名义干活。但实际上现场管理人员是牛草山和刘杰，他们安排工作，张玉龙等人施工。后面产生了纠纷，张玉龙和牛草山在现场沟通，确定了工人的工资数额并约定由张玉龙解决工人回去的问题，包括路费、工人后期安置，双方签了字。后来，牛草山带张玉龙前往海南、新疆、茂名三地，声称都是中化四建公司的活。张玉龙就答应了牛草山，珠海这边工资由张玉龙来全部解决。对于工人工资，因为牛草山资金紧张，而且中化四建公司并未支付，先让张玉龙来垫付。然后张玉龙就和牛草山写了一段字让张玉龙签字。因为之前工人要钱一直是以樊文峰的名字，所以张玉龙就按照牛草山写的东西，签字并按了手印。在调解室同样是按照牛草山说的，才那样写的。牛草山辩称，张玉龙在一审中所提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及工资表都是虚假、无效的，通过牛草山在一审所提交的相应证据已经证实了该工资的数额、工人名单存在大量的虚假情形。而且牛草山从始至终并未与张玉龙之间有劳务费，至于张玉龙陈述至一审才知道樊文峰的存在与谈话录音不符。张玉龙从一开始就明确知道樊文峰，而且樊文峰是支付相应款项。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张玉龙的上诉请求。中化四建公司辩称，本案张玉龙的身份不是实际施工人，不能跨越合同关系向中化四建公司主张权利。一、一审法院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是无效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牛草山对承担的责任风险显然缺乏常识性判断的情况下签署的，张玉龙正是利用了牛草山这一点并承诺给其好处，利用牛草山和樊文峰的合同关系虚构50万元工程款转嫁给樊文峰承受。协议书第四条第二款之约定存在疑问，既然双方确定了欠款金额却为何不约定直接还款方式，反而约定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符合常理。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就是张玉龙和牛草山为本案诉讼而准备的。一审法院结合各方证据判定协议书为无效合同并无不妥。二、实际施工人的范畴应当做缩小解释，不能扩大甚至类推解释。1.根据本案的各方诉讼法律关系，确定实际施工人为牛草山，理由如下：在本案所涉工程中，中化四建公司将承揽的工程分包给案外人中豫公司，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化四建公司认为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成立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牛草山以中豫公司名义在本案所涉工程现场执行管理工作与中化四建公司进行结算，因此中化四建公司认为本案的实际施工人为牛草山，张玉龙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向中化四建公司提起诉讼。2.牛草山又与樊文峰签订承包合同，将其承揽的工程以包清工的方式包给樊文峰，是劳务分包合同关系；本案张玉龙系牛草山或樊文峰临时劳务雇佣人员，退一万步讲，张玉龙也在牛草山或樊文峰处领取工资，按日领取工资报酬，成立的也是劳务合同关系，不能肆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中化四建公司主张权利。3.张玉龙仅是实际施工人的管理员代替其他工人向樊文峰讨要工资，截至二审开庭都无工人授权委托，张玉龙不应扩张解释为实际施工人，不可肆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在欠款范围内提起诉讼。否则不仅发包人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甚至有可能损害到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中化四建公司认为这是诉权的滥用。三、中化四建公司与中豫公司已经完成结算和付款，再无任何付款义务。综上所述，张玉龙在本案中主体不适格，更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中化四建公司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驳回张玉龙对中化四建公司的诉讼请求。樊文峰辩称，樊文峰仅单方面与牛草山签订了承包合同，之前与张玉龙并不认识，樊文峰是通过另外一个介绍人王洪杰介绍进场，张玉龙进场施工并非樊文峰介绍的，张玉龙也是因为王洪杰介绍进场，张玉龙进场施工时樊文峰不在珠海。王洪杰是樊文峰和张玉龙的介绍人，张玉龙之所以能进场施工是因为王洪杰，并非因为樊文峰的缘故。樊文峰是在2018年3月11日向刘杰（牛草山的管理人）的妻子账号缴纳合同保障金10万元。2018年3月19日，樊文峰与牛草山签订施工合同，牛草山也承认其收到了10万元保证金。但是，樊文峰带领的工人从未进过场，也从未到场施工过。樊文峰带领的工人一直到清明节都未进场施工，樊文峰有自己的工人，但并非张玉龙。张玉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牛草山向张玉龙支付拖欠的劳务费591900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逾期利息的计算：以5919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20日起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9月3日的利息为3543元）；2.判令中化四建公司对牛草山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牛草山、中化四建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月25日，中豫公司与中化四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中化四建公司将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司钢结构预制工程（四标段）分包给中豫公司，主要施工内容为7314LR01M、7314GR03M等工作包内钢结构预制工程，包括但不限于钢结构材料的卸车接收、打磨、钻孔、组对、焊接、报验、材料倒运等结构预制必须的工作内容，计划作业日期：2018年1月26日至2018年6月30日，合同价款为195万元。中化四建公司称其将工程分包给中豫公司，牛草山是中豫公司的管理人员，中豫公司又将工程分包给牛草山，牛草山与樊文峰签订合同，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樊文峰。牛草山称其与中豫公司之间没有关系，其与中化四建公司口头约定，其为中化四建公司介绍工人进场施工。2018年3月19日，牛草山与樊文峰签订《珠海中海油福陆重工钢结构制作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牛草山将珠海中海油福陆重工钢结构预制作工程承包给樊文峰施工，承包方式为樊文峰清包工（包工、包质量、包工机具）。工程付款方式为每月月底樊文峰向牛草山报已完成工程量并配合验收至拿到释放单的下下月3日前，牛草山根据业主释放单支付樊文峰已完成工程量的100%工程款，工期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止（按中化四建公司与中海油福陆重工实际进度计划执行）。根据现场条件协助樊文峰提供食宿，其中伙食费樊文峰自理，住宿费由樊文峰承担。牛草山据此主张涉案工程已经承包给樊文峰。张玉龙不予认可，主张在合同签订之前就入场施工，与樊文峰无关，也是牛草山在现场安排工作。樊文峰对牛草山上述主张不认可，主张该承包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樊文峰也没有进场施工，未收到牛草山的工程款，该合同与本案无关。珠海市人口信息自助申报云平台显示：张玉龙的工作单位是中化四建公司，入职登记时间为2018年3月21日。张玉龙及张龙、陈俊华、颛孙双勋、张飞英、齐国朋、李强、侯百海、贾士伟的工作证显示工作单位为中石化四公司，发卡时间为2018年3月至4月，工种分别为铆工、焊工、普工、钳工等。中化四建公司称根据业主方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司的要求，所有在中化四建公司工程施工范围内进场施工的工人都要以其公司名义进行登记和办理工作证。牛草山提交2018年5月4日的字据显示，张玉龙代借牛草山3万元，用于支付蔡恩金、李桂文等工人的工资，该借款由樊文峰归还，不还从工程款中扣除。该字据有张玉龙的签名。牛草山提交2018年5月10日的《收条》显示，今收到牛草山现金5万元，预支工资，该《收条》有张飞英、颛孙双勋、张龙、陈俊华、李强、侯百海、贾士伟、齐国朋签名并按捺指模。牛草山提交2018年5月10日、2018年5月11日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牛草山借支工资1.6万元、生活费4000元，该《收条》有杨军弟签名并按捺指模。牛草山提交2018年5月10日、2018年5月11日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牛草山代发工人生活费2.4万元、8000元，收款人处有王伯军签名并按捺指模。2018年5月10日的《借资协议》显示，杨军弟、王伯军、杨县军、张军善、李运启、露栋等人每人借资4000元生活费，由牛草山代发，分别由杨军弟、王伯军代领，如上述工人再闹事讨薪，杨军弟愿承担责任，并双倍赔偿牛草山，剩余工资由张玉龙协调樊文峰解决发放（包括去劳动局、法院起诉）。牛草山提供其于2018年5月10日出具的《保证书》显示，牛草山为解决樊文峰雇佣张玉龙、侯百海、贾士伟、李强、张龙、张飞英、陈俊华、颛孙双勋、齐国朋等工人工资，因资金不够，预支工资5万元，承诺2018年5月14日下午5时前付清所有工人工资。每人每天300元的标准计算，共计工资总额162900元。3月2日至5月10日、10日以后误工费另算每人每天300元，直至付清。开车来回费共计4600元，5人坐火车车票往返每人1000元，共计5000元。保证人处有牛草山的签名并按捺指模。牛草山提供2018年5月14日的《收条》显示，今收到工资款共计177425元，工资已全部结清，从即日起自愿离职，并与牛草山、中化四建公司及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司无任何劳资纠纷。收款人处有侯百海、李强、张龙、贾士伟、颛孙双勋、齐国朋、陈俊华、张飞英签名并按捺指模。该《收条》下方手写备注：牛草山2018年5月8日转入5万元算在177425元之内。牛草山提供2018年5月14日的《承诺书》显示，侯百海、李强、张龙、贾士伟、颛孙双勋、陈俊华、齐国朋是由张玉龙负责，老板樊文峰发放工资，为安装一队施工工人，此期间只在中石化四公司中海福陆重工钢结构预制项目工作过，并且只为樊文峰安装一队工作过，未给任何其他个人及单位工作过，承诺自领到应发工资之日起自愿离职，与牛草山、中化四建公司及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司无任何劳资纠纷，工资应由张玉龙、樊文峰发放，但张玉龙、樊文峰因个人原因不支付，现由牛草山代付。张龙、李强、侯百海、贾士伟的工作时间均为2018年3月2日至2018年5月14日；陈俊华、颛孙双勋的工作时间从2018年3月3日至2018年5月14日；齐国朋的工作时间从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5月14日；上述工作期间，张龙等人存在请假的情况。牛草山提交上述七名工人及张飞英领取工资的数额显示，张龙、陈俊华、颛孙双勋、张飞英、齐国朋、李强、侯百海、贾士伟实际领取的工资分别为24200元、21800元、21500元、21925元、21800元、21600元、22700元、21900元，共计177425元，张龙等人在上述工资数额上签名确认，并备注了各自的电话号码。《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司中石化四公司牛草山一队樊文峰人员工资表》显示，孙传伟等45名工人的工资、吃饭住宿交通费、来回路费、体检费等合计850900元，其中张龙、陈俊华、颛孙双勋、张飞英、齐国朋、李强、侯百海、贾士伟均为焊工，工作天数均为70天、300元/天，工资总额均为21000元，并详细列明45名工人的电话号码。备注：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司厂内，中石化四公司一队牛草山下属樊文峰班组工人工资共计850900元。该工资表下方写有确认人为张玉龙，并有手写内容“证明以上工人是樊文峰（张玉龙领班）工人，由张玉龙提供工资单，本人承认以上所有工人是樊文峰的工人、张玉龙领班，本人认可张玉龙帮助工人找樊文峰讨要工资（包括劳动仲裁、法院起诉），工人名单、工资标准及工作时长由张玉龙提供，真实性由张玉龙承担，工人工资由张玉龙发放”，牛草山在上述字样下方签名并按捺指模。牛草山主张该工资表是张玉龙通过手机发给牛草山，张玉龙发送给牛草山的工资表手写部分没有最后一句“工人工资由张玉龙发放”。2018年7月19日，张玉龙与牛草山因劳务费纠纷在珠海高栏港经济区南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显示，2018年7月19日9时许，牛草山与张玉龙带领的第一队施工队在高栏港中化四建公司因劳务费问题发生纠纷，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牛草山与张玉龙协商承认共欠张玉龙施工队2018年3月份至5月份的劳务费850900元，其中2018年5月10日已支付259000元；自该协议书签订并履行完毕后，张玉龙同意剩余款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追讨。本协议履行方式为已履行。牛草山认可其在该《人民调解协议》上的签名，但主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因为工人堵门闹事，牛草山无奈之下与张玉龙签订该《人民调解协议》，并先行向张玉龙支付劳务费25万余元。张玉龙称其与牛草山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工人并没有堵门闹事，由于牛草山暂时无能力支付剩余劳务费591900元，中化四建公司尚欠牛草山工程款，故要待中化四建公司支付工程款后再向张玉龙支付，或者张玉龙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中化四建公司或者业主方追讨。双方签订上述协议后，张玉龙就将所有工人的工作证、工资结算单、考勤表等交给牛草山处理，张玉龙开始是持牛草山的下属刘杰办理的假工作证进场施工。张玉龙与牛草山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劳务费总额是依据《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司中石化四公司牛草山一队樊文峰人员工资表》来确定。樊文峰提交《报警回执》显示，樊文峰于2018年11月30日到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报案，该分局已经登记受理。樊文峰据此主张王洪杰让其参与工程，但与张玉龙班组所在的涉案工程不同，王洪杰收了樊文峰2万元进场费后失联，故樊文峰认为王洪杰涉嫌诈骗，于是到公安机关报案。牛草山提交其与张玉龙的电话录音记录显示，牛草山：你起诉我跟四公司了啊，……张玉龙：我手里的工牌是四公司的工牌，然后是跟你干，我跟樊文峰没合同，手里没什么东西，我无法追加樊文峰……；牛草山：那你现在怎么弄呢？张玉龙：我现在意思是把流程走下去，这个你放心，我不找你要钱，我还那句话，我不想找你要钱，我还是想找樊文峰；牛草山：你要是真的非得那样起诉的话，这个即使我不报案，四公司也得报案，因为那个假工牌、假焊工证、假工资表，这个你能经得起审吗？……，张玉龙：如果你觉得我最后确实讹诈到你和四公司了，你们可以报案，我是想找樊文峰，……你知道我跟樊文峰什么东西都没有。如果我真找你们要钱了，你们可以报案，说我是假的，这我也担心。……牛草山：你这不能套人，在调解中心给你签这个，完了之后你起诉我，张玉龙：因为我的工牌是中石化四公司的，然后我和你签的字，一点都没有樊文峰的事情……；牛草山：……警察肯定不认你这个说法，你说那个考勤机坏了，调监控，警察能调监控对吧，你上了多少班，你什么时候进场，警察他会查出来的，你假焊工证、假工作证究竟谁做的，他会查出来，张玉龙：这个肯定会查，我也不担心，他肯定会查，因为我有转账记录，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办的假工作证，谁办的……，是不是进场，几月几号进场。不管是假工作证还是啥工作证也好，然后到了4月份，你说窝工也好，什么工也好，和樊文峰没有明确协议，说你是窝工怎么算钱，不窝工怎么算，没有这个协议，那时候就是在法庭上扯皮，就打比方说我说要100，樊文峰说给50，最后法院一判给70，有可能会这样。此外，牛草山提交了其与“樊文峰”之间的电话录音。牛草山根据上述两份录音资料，主张其与樊文峰之间有合同关系，与张玉龙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张玉龙等工人实际上是由樊文峰雇佣。张玉龙称牛草山的下属工人刘杰介绍张玉龙进场，并让张玉龙以樊文峰的名义领取工资，樊文峰并未实际进场，也未给张玉龙安排工作，张玉龙每次都是和牛草山、中化四建公司进行结算。樊文峰对牛草山与“樊文峰”之间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樊文峰”在电话中由始至终并没有承认雇佣了张玉龙等工人。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中化四建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劳务费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关于中化四建公司、中豫公司与牛草山之间的关系。中化四建公司称其将工程分包给中豫公司，牛草山是中豫公司的管理人员，中豫公司又将工程分包给牛草山。牛草山称其与中豫公司之间没有关系，与中化四建公司口头约定，其为中化四建公司介绍工人进场施工。中化四建公司提交其与中豫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显示，中化四建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了中豫公司，而非牛草山，至于中豫公司有无将涉案工程再分包给牛草山，由于牛草山对此予以否认，中化四建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中化四建公司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牛草山称与中化四建公司口头约定，其为中化四建公司介绍工人进场施工，由于张玉龙与牛草山的电话录音显示，涉案工人的工作证存在造假情况，仅凭张玉龙等人工作证显示工作单位为中化四建公司，不足以证明中化四建公司与牛草山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关系，对牛草山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张玉龙主张中化四建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牛草山，应当对上述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如前所述，《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显示，中化四建公司仅将工程分包给了中豫公司，张玉龙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中化四建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牛草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张玉龙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樊文峰是否应当对本案劳务费承担责任的问题。虽然牛草山与樊文峰签订《珠海中海油福陆重工钢结构制作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牛草山将珠海中海油福陆重工钢结构预制作工程承包给樊文峰施工，但该合同仅能证明牛草山与樊文峰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不能当然得出樊文峰与张玉龙之间具有劳务分包关系。张玉龙当庭陈述涉案工程劳务费应当由牛草山负担，樊文峰未入场施工，是牛草山安排张玉龙进行工作，并要求张玉龙以樊文峰的名义在涉案工程施工并领取工资。张玉龙与牛草山之间的电话录音显示，张玉龙在电话中多次强调其与樊文峰之间没有关系，且仅有张玉龙与牛草山对劳务费支付等文件进行签名确认。牛草山提交的《保证书》及《工资表》等证据，虽然上面写有张玉龙等人是樊文峰工人的内容，但上述证据只有张玉龙和牛草山签名，樊文峰并未在上述任何一份证据上签名予以确认。此外，牛草山虽然提交了其与“樊文峰”之间的电话录音，但樊文峰对该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樊文峰”在电话中并没有承认雇佣张玉龙等工人。综上所述，牛草山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张玉龙与樊文峰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关系，对其主张樊文峰应当支付涉案劳务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及张玉龙是否有权代表涉案工人主张劳务费的问题。首先，从《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来看，张玉龙与牛草山在调解协议中确认牛草山共欠张玉龙施工队2018年3月份至5月份的劳务费850900元，其中劳务费259000元已经于2018年5月10日支付，但却未约定剩余款项的具体支付时间及方式，反而约定调解协议的履行方式为已履行，且张玉龙同意剩余款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追讨，该约定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张玉龙与牛草山均确认《人民调解协议》关于劳务费数额的约定是根据《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司中石化四公司牛草山一队樊文峰人员工资表》得来，但该工资表中关于工人的工资、工种、工资数额、内容与牛草山提交的《收条》《承诺书》等证据不一致，且工资数额并没有得到工人签名确认。最后，张玉龙与牛草山之间的录音内容显示，张玉龙与牛草山确认张龙等工人的工作证及工资表存在造假的情况，牛草山对此明知，但仍配合张玉龙到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目的是为了让樊文峰承担涉案劳务费，且张玉龙与牛草山确认达成调解协议后，张玉龙不再向中化四建公司、牛草山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如前所述，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张玉龙与樊文峰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关系，樊文峰无需对本案劳务费承担责任，但张玉龙与牛草山恶意串通，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的方式来损害樊文峰的利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张玉龙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主张中化四建公司、牛草山承担支付劳务费的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工作证显示张玉龙是普工，工资表显示张玉龙是管理员、领班且张玉龙仅是帮助工人向樊文峰讨要工资，张玉龙在相关工资数额未得到工人确认，未取得工人授权的情况下，其无权代表工人主张涉案劳务费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张玉龙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877元，由张玉龙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张玉龙提交下列证据：1.转账凭证，用以证明张玉龙为履行劳务合同支出的部分工人工资、房租等费用；2.宿舍、饭堂租赁合同、3.证人证言，用以共同证明张玉龙为履行劳务合同租用大益工业园厂房作为工人宿舍之用；4.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张玉龙与牛草山就履行劳务合同的相关事务进行多次沟通；5.不起诉决定书、6.刑事赔偿立案通知书、7.刑事赔偿决定书，用以共同证明张玉龙被错误刑事羁押，一审阶段因该错误因素影响法官心证的形成；8.回执单，用以证明张玉龙带领的工人在中化四建公司处办理了门禁卡，并向中化四建公司缴交了门禁卡的押金及工本费；9.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4民初2750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樊文峰所述的是事实，张玉龙是由王洪杰介绍进场的。牛草山质证称：一、关于证据1转账凭证。第一，不属于新证据。第二，并不能证实与本案存在直接联系，特别是之前提及的侯凯，根据一审时牛草山提交的证据显示，牛草山已经向侯凯付清工资，所以刚好可以证明该证据的虚假性，另外提交的工资表数额与实际发放工资的数额不一致；同时与珠海房东转账的时间及数额显示2018年3月初并没有大量工人入场，经过初步统计，转账给杨军弟的数额为20余万元，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第三，张玉龙所提交的只是微信截图，并不能证实具体收款人的身份情况。第四，即使转账凭证是真实的，该转账凭证却恰恰证实了张玉龙所做的工资表系虚假的，进而调解协议也是虚假的；关于侯凯的转账记录，经过庭审询问张玉龙表述侯凯系工资表中的侯百海，根据一审牛草山提交的保证书、承诺书，侯百海等八人共计从牛草山处领取177425元，表示工资全部结清，且该八人在承诺书上写了入职时间和工作天数；按照承诺书，侯百海于3月2日入职，可是张玉龙却于3月2日、3月3日、3月4日、3月6日合计转账5490元，截至3月24日共15490元，与每天300元的工资标准不符合，而牛草山给侯百海结算的是全部的工资，可张玉龙又提到自己给侯百海结算了18990元，存在矛盾；关于孙传伟的转账记录，张玉龙提交的工资表孙传伟的工资总计14000元，而转账明细已经转给孙传伟24000元，按照张玉龙的说法，截止到调解协议也就是2018年7月19日，除了牛草山给付的工资，别人的工资都没有给付，可是该证据恰恰不是，截止到5月31日孙传伟就已经收到超过工资10000元的收入；关于张军善的转账记录，张军善的转账记录总计25000元，2018年5月8日5000元、7月25日20000元，牛草山与张玉龙的调解协议系2018年7月19日签订，在此之前张军善已经从牛草山处预支4000元，按照该转账记录张军善总计领取了29000元工资，而工资表上体现张军善工资14000元；关于杨军弟的转账记录，张玉龙提交给法院的有关杨军弟的转账数额为193275元，工资表上杨军弟的工资24500元，牛草山给付4000元，高达20万元的转款凭证不可能全部都是工资，杨军弟声称有些是购买劳保用品的，该说辞更是虚假的，因为张玉龙自述自己介绍一个工人，牛草山给他50元提成，张玉龙自己出资给工人购买劳动用品且金额高达20万元不可信；关于刘杰的转账记录，张玉龙并没有详细写明与刘杰的转账记录想要证实的具体问题，所以对于该部分的质证意见只能结合一审张玉龙的陈述，张玉龙在一审曾称刘杰帮忙办理假出入证，并不能被证实，如果张玉龙与刘杰的这些转账记录是办理出入证的款项，那么反而证实了3月初没有进场，工资表和调解协议是虚假的。二、关于证据2宿舍、饭堂租赁合同、证据3证人证言。第一，租赁合同上并无对方公司的盖章，不能证明其与该公司有租赁合同；即便该合同真实，仅能证明张玉龙在初期没有租赁大量的房屋，不能体现员工入职情况；张玉龙于一审庭审中提交过自身珠海市人口申报，张玉龙的申请地址与该合同的地址不一致，所以不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第二，该案在一审时曾开庭审理两次，可是张玉龙都没有提供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牛草山有权不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第三，该证据体现甲方为珠海大益纺织制衣有限公司，所谓的代表人以及证明人跟该公司是什么关系，是否为该公司人员、是否有权力签订该租赁合同都不能证实。第四，即使该租赁合同是真实的，那么恰恰证实了牛草山、张玉龙所签订的调解协议的不真实性；根据张玉龙所提交的工资表，3月初到场的工人应为27人，27人不可能只居住两个房间；按照张玉龙的说法两个人一个房间，后期23个房间，而且所付的租金数额与合同也不一致。第五，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3月28日、30日、31日转款25789.9元也证实了在3月28日之后工人才陆续入场。第六，合同写明饭堂使用期初定为个月，可是日期却又写一年。三、关于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第一，真实性认可，但是内容有删减；3月20日的聊天记录恰恰证实了张玉龙提交的工资表是虚假的，3月20日张玉龙表示其打算上人看看，3月23日张玉龙问牛草山能不能分批次进去试活给老师傅看看，行就让考试，不行撤回，3月24日张玉龙表述我现在买票，安排工人在外面练，进不去厂里，也就是说在3月20日张玉龙才与牛草山联系打算上人，3月23日联系想要试活、考试，安排了工人在外面练，4月1日张玉龙询问牛草山能否上一组人进场施工，即4月1日之前从未进场施工；但是根据牛草山和张玉龙签订的调解协议显示，3月初有工人工资，与事实不符，也反映了调解协议是虚假的，4月15日12:02上报给牛草山，包含李飞、庄喜涛、席国鹏、**刚等6人要进场施工，其中4人在张玉龙的工资表、考勤在3月初就已经有相应的数据，在3月24日张玉龙也曾表述两拨人，60个焊工谁合适谁干活，进不去场里，安排工人在外面练，管道结算方式按寸口还是按米，即截至该时间没有工人进场施工，同时通过张玉龙的询问，也证实了相应的工程是按量进行结算的，5月1日所提及的10人，其中权利民、何剑锋、张天宝在后期的工资表没有，恰恰证明张玉龙该调解协议及工资表是不真实的，是张玉龙单方制作的，是虚假的。第二，3月20日张玉龙表述“牛总，技术要求和价格能给我吗？我这边打算上人做给您看。3月24日管道结算方式按寸口还是按米”，可以证实当时双方并没有约定是按天支付劳务费用而是按量结算，也证实了工资表的虚假性。第三，5月1日张玉龙为了找牛草山要款所书写的10人，其中何建峰重复，该十人中有权利民、何建峰、张天宝三人，在后期张玉龙所做的工资表中却没有，也就是说无论是先期张玉龙找牛草山索要所谓的工资还是后期自身所做的有牛草山签字的工资表，都是不真实的。第四，4月15日张玉龙还在与牛草山确定进场的人数，没有进行培训也就是没有施工，尤其是李飞、**刚、于江、齐国鹏4月15日还没有培训，刚刚要进场办理相应的手续，该四人不可能有70天的考勤。四、关于证据5不起诉决定书、证据6刑事赔偿立案通知书、证据7刑事赔偿决定书。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法院审理案件依据事实与证据，判决结果也是根据证据来裁判的，不能证明张玉龙没有问题。五、关于证据8回执单。第一，不是新证据。第二，该回执单并非原件，不能核实真实性。第三，即使该回执单是真实的，恰恰证实了张玉龙所做工资表系虚假的，进而证实调解协议的虚假性；一审中牛草山提交2018年5月4日张玉龙所谓的代工人领取30000元的收条，张玉龙在该收条上明确写明十名工人姓名，其中一人就是蔡恩金，可是所谓的工资表中并没有该人，在该回执单上又出现了蔡恩金的姓名；工资表中李运启出勤天数70天，而余下的八人考勤天数都为30天，也就是说按张玉龙的工资表李运启3月初就来到施工现场了，可是根据该回执单却体现直到4月18日才办理了门禁卡，工资表是虚假的。第四，4月19日回执单所体现的杜某某，在工资表中根本没有此人。第五，陈俊华等九人的回执单，其余八人确实是干过活，可是时间也是在办理该门禁卡之后，结合张玉龙所提交的与牛草山的微信聊天记录，就连张玉龙都是3月20日以后才过来的，何况该9人，除杨县军以外的8人总计从牛草山手中支领了177425元，每人写了承诺书，表明了具体入职时间，实际上该8人所写的入职时间也是与实际不符的，每个人进入厂区干活都是在门禁卡之后。第六，关于郭书军等人的所谓回执单，如郭书军在工资表中的天数为70天，按照张玉龙的说法也就是最开始就入职的，候云春的考勤是30天，也就是说二人的入职时间肯定是不同的，可是二人却一同办理门禁卡，不符合常理，也就是说即使该回执单是真实的，每个工人的入职时间必然在门禁卡办理之后，恰恰证实了张玉龙提交的工资表是虚假的，进而证明调解协议是虚假、无效的。六、关于证据9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4民初275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对于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二，牛草山并不认识王洪杰。第三，本案系缺席审理，王洪杰并没有到庭，即使根据张玉龙自己的陈述，2018年2月28日与王洪杰签订协议交付5万元要到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司工作，不可能在第二天2018年3月1日就立即又与牛草山达成协议，并且已经安排多达30多人进场施工；如果张玉龙都已经联系好牛草山进场施工了，2018年2月28日就没有必要与王洪杰签订协议了（工资表以及调解协议70天考勤的人员按张玉龙的阐述是3月1、2日就进场了），也就是说根据该判决书，恰恰证实了牛草山与张玉龙签订的调解协议以及所对应的工资表是虚假的，2018年3月1日张玉龙不可能组织工人进场。中化四建公司质证称：关于证据1转账凭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发表意见，对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仅能证明张玉龙与他人的经济往来，但是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判决已经明确论证张玉龙仅是普工并领取工资，其身份不是实际施工人，不能跨越合同关系向中化四建公司主张权利；关于证据2宿舍、饭堂租赁合同和证据3证人证言，（1）对于证据《宿舍、饭堂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从合同内容上看，出租方珠海大益纺织制衣有限公司作为法人单位，签订合同没有加盖公章，未经法定代表人签字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对该份证据尤其是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2）对于《证人证言》其证人的身份无法确定，证人没有权力出租他人房屋并出具证明，无论证人是否到庭，均对此份证据不认可；关于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发表意见，对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张玉龙是否与牛草山有合同关系；关于证据5不起诉决定书和证据6刑事赔偿立案通知书以及证据7刑事赔偿决定书，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该份证据是张玉龙与案外人刑事案件的司法文书，与本案无关；关于证据8回执单，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首先，无法确认该书证是原件或是复印件，即便是原件，回执单上明确付款人是杨军弟，与张玉龙无关系，收款方没有盖章确认，仅有不知身份收款人签字，其真实性、合法性严重存疑，更证明不了是中化四建公司收到了款项；其次，该证据不能证明付款人是张玉龙雇佣的工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关于证据9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4民初2750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无意见，对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是张玉龙与案外人发生纠纷由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但是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另外，无法判断该判决书是否生效。樊文峰质证称：认可中化四建公司的质证意见，本案劳务纠纷与樊文峰无关，牛草山是介绍人不是承包人，《人民调解协议书》是为了转嫁责任而制作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有一定关联性，本院结合全案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牛草山是否拖欠张玉龙等人的劳务费；二是中化四建公司是否就支付上述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焦点一，首先，张玉龙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和《工资表》主张牛草山尚拖欠劳务费591900元。《协议书》达成的协议第一条记载：牛草山欠付张玉龙施工队2018年3月份至5月份的劳务费合计850900元，其中2018年5月10日已付259000元；而第五条记载：本协议已履行；条款之间存在相互矛盾之处，真实性存疑。其次，《工资表》明确记录了施工队员的工作日，从15天至70天不等。而张玉龙提交的与牛草山的微信聊天记录则显示：3月20日“我这边打算上人做给您看看”，3月23日“您看能不能安排分批次进去试活给厂里老师傅看看”，3月24日“进不去厂里，安排了工人在外面练”，4月1日“看看能不能先上一组人去干”等内容。由此可见张玉龙施工队4月1日尚未进场施工，与《协议书》记载的施工时间及《工资表》记录的工作日存在矛盾。牛草山在二审庭审时承认之所以签订《协议书》是因为张玉龙承诺给其好处，利用牛草山和樊文峰签订的合同虚构50万元工程款转嫁给樊文峰承受。一审法院综合上述事实和证据已就牛草山与张玉龙之间恶意串通签订《协议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本院在此不再赘述，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再次，至于张玉龙提交的转账凭证，一则未证明对方真实身份，二则无转账备注说明，仅仅能够证明其与他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无法证明上述款项系其垫付的劳务费。况且多人的转账金额与《工资表》存在较大出入，如《工资表》中孙传伟，记载工资总额14000元，而转账记录合计24000元，远超《工资表》记载的工资总额；再如侯百海的转账记录分别为3月2日270元、3月3日520元、3月4日4000元、3月6日700元、3月23日5000元、3月24日5000元、4月15日3500元，仅3月份发放金额就达到15490元，与《工资表》中300元的日工资标准不符。此外，《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7月19日，但有多条转账记录是在此之后，与常理相悖。综合上述分析，张玉龙提交的《工资表》、转账记录等证据存在诸多前后矛盾，悖于常理之处，无法佐证张玉龙关于牛草山欠付劳务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玉龙该项主张并无不当。最后，本案中张玉龙并未举证证明已获得涉案工人的授权追讨劳务报酬，故其无权代表工人主张涉案劳务费，一审法院对此项的论述有理，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焦点二，中化四建公司提交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证明将涉案劳务分包给中豫公司，并非牛草山。牛草山主张与中化四建公司口头约定为其介绍工人进场施工，但中化四建公司予以否认。因张玉龙与牛草山的电话录音显示涉案工人的工作证存在造假情况，仅凭张玉龙等人的工作证显示工作单位为中化四建公司，尚不足以证明中化四建公司与牛草山之间存在非法劳务分包关系。张玉龙主张中化四建公司应就上述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玉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54元，由张玉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伟民审判员  李 灵审判员  艾欣欣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陈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