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10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金昌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公园路（倾城.HONE）。法定代表人：田波，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凤，系贵州元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骏，男，197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翠，女，1977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杨骏，本案被上诉人，与聂翠系夫妻关系。原审第三人：贵州诚意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麻园路街道三十米大道联邦金座5楼01号。负责人：何绿明。原审第三人：贵州诚意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阳科技产业园标准厂房辅助用房B316室。法定代表人：何绿明。上诉人贵州金昌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聂翠、杨骏及原审第三人贵州诚意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意通公司）、贵州诚意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以下简称诚意通毕节分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11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昌信房开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黔0502民初11471号民事判决，依法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自身义务，不存在违约。涉案合同约定在2018年4月30日前取得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合同明确约定的是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并非不动产权证。上诉人在完成网签、现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且取得商品房屋备案证明书后即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初始登记义务，根据《毕节市商品房备案证明书》载明的时间为2017年11月20日，变更的时间为2018年4月18日，上诉人已经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初始登记义务。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被告无需向原告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事实，备案登记证明是由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的，上诉人无需再单独履行交付义务，故上诉人不存在违约。（二）被上诉人客观上存在的违约行为不应忽视，一审法院关于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的截止时间认定错误。1.《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第3、4款：“乙方购买甲方商品房为现房并达到交房条件的，乙方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当日，一次性付清所承担的代收代缴及相关部门规定的税费。商品房交付之日30天内，乙方因自身原因未办理完毕商品房交付手续及付清所有房款和应承担的一切税收、费用的，自期满后次日起责任由乙方承担，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在合同签订后将税费交纳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并未及时将税款交纳给上诉人的行为客观上违反了合同约定，自一开始未履行完自身义务而导致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身承担责任。2.涉案房屋备案登记证明书的时间为2017年11月20日，更正时间为2018年4月18日，不动产权证书登记的时间为2019年2月19日，被上诉人契税交纳的时间是2019年4月19日。根据庭审情况被上诉人将税费交给其委托的管理人，委托管理人代为办理相关手续。第三人在对于备案登记证明书、大产权办理情况均第一时间就知晓，第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管理人，对管理人的通知应当视为对被上诉人履行了通知义务。而后第三人在无法代为交税的情况下通知被上诉人自行交纳契税，足以说明在2019年4月19日前被上诉人就已经知晓可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与被上诉人提出的其一直未收到任何通知不知晓可办商品房转移登记的说法存在矛盾。上诉人的大产权证的时间2019年2月19日，被上诉人在2019年4月19日交纳契税，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被告将办理涉案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到办证部门并通知原告后，即履行了约定的义务，何时能办理完权属证书已不在被告的控制范围内”的表述，大产权证办理是由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上诉人无需另外履行交付义务，大产权办理及购房人缴纳契税后不动产证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与上诉人无关，因此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不动产登记证上2019年7月13日的时间为截止时间缺乏依据，于理不符。即便法院认为应当以大产权证作为商品房转移登记的前提，在2019年2月19日房屋转移登记的前提条件已经实现，被上诉人未及时交纳税款导致未能办理不动产证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缺乏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根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逾期超过90日未交付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构成违约的应主张退房，上诉人应按照合同约定的退房条款来承担责任。本案是合同纠纷，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权利义务的认定应当以合同约定的为准。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第22条第三款第二小款的约定，出卖人不能在约定的期限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约定日期起超过90日以后的，出卖人仍不能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双方同意按照（1）项处理即：买受人有权退房，买受人退房的，出卖人应当自收到退房通知之日起30日内退还买受人已付款，并按照银行活期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逾期交付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已经超过90日的，被上诉人选择的处理方式是“退房”，“退房”的条款约定极大限度的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载明“合同文本中，原被告未对第22条第三款（2）项进行选择”，更加说明上诉人在合同中已经明确被上诉人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超过90日以后的选择的是退房，被上诉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上诉人未按时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未按时履行通知义务。被上诉人陈述其未收到上诉人的通知缺乏证据也不符合逻辑。本案并非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未履行通知义务的违约行为应当提供证据，整个庭审中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身履行了义务属于举证责任倒置，违反了法律规定。且第三人作为商管公司对于上诉人的备案证明、不动产登记情况均第一时间知晓。被上诉人将税款交给第三人委托其办理相关手续，第三人在无法代交契税的情况下，让其自行交纳税款足以说明第三人收到上诉人商品房可办转移登记的通知。作为被上诉人的管理人，对第三人的通知应当视为对被上诉人履行了通知义务。被上诉人杨骏、聂翠共同答辩称，除了坚持一审辩论意见外，补充如下：一、关于被告上诉状的第一条第（一）项，原告认为系属于故意曲解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含义，同时也是属于故意曲解一审判决关于部分事实的认定。二、一审判决关于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截止时间的认定确实有错误，但并不是被告上诉状中所谓的那种错误，而是少计算了违约时间并损害了原告利益的那种错误。一审判决错误确定的违约金计算截止最后时间为2019年7月13日，但原告认为正确的截止时间应为2019年7月30日，因为产权证上的时间不等于买受人取得产权证的时间，在被告方拒绝提交其送达回证来证明送达时间的情况下，具体送达时间就应以原告主张为准，因为送达回证系掌握在送达人（被告）的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受送达人（原告）的手里。一审判决颠倒了关于产权证送达时间的举证责任，显然系错误的。违约金的计算时间应由2018年4月30日计算到2019年7月30日，因为原告取得产权证的时间是2019年8月初，也就是说，原告主张只计算到2019年7月30日已经是少算了几天，属于仁义之举。至于税款交纳，原告并没有违约，都是按照被告的指示进行。原告交付购房款及税款时都是在被告的售房部同一个大厅同一时间进行交纳。三、原告作为买受人享有不退房的权利，上诉状中主张应当退房的说法属于利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被告的格式条款非法排除买房人不退房的重大权利的行为，是无效的格式条款。按照《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四、关于被告上诉状第二条所谓的举证责任承担问题，也属于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胡乱套用法律迷惑人的说法。五、一审判决确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确实也有错误，合理的标准应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以上的贷款年利率4.75%的1.4倍，因为按（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规定的利率副度是1.3－1.5倍之间，所以按1.4倍计算比较折中，而一审判决按1.3倍计算则明显偏向被告。六、关于一审第三人恶意缺席庭审的行为，答辩人认为应系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协商一致确定的诉讼策略，目的就是通过第三人缺席庭审回避一些问题，好让被告任意发挥表达。原告杨骏、聂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逾期办理交付不动产所有权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金，赔偿金额为56,863.00元人民币，并由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及第三人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第一项为：从2018年4月30日至2018年7月28日，按购房款总额842,418.00元的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为842元；从2018年7月29日至2019年7月28日，按购房款总额842,418.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1.4倍计算。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20日，原告作为买受人，被告作为出卖人，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ＪＣＸ20180120-0174），约定：买受人购买出卖人开发建设的位于毕节市联邦金座17层1号房，该房房号为17-1。建筑面积107.73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75.6平方米，按套内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总价款为695486.00元，买受人应当在2018年1月20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出卖人应当在2017年2月28日前向买受人交付符合交房条件的商品房。出卖人承诺于2018年4月30日前取得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买受人。出卖人不能在前款约定期限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约定处理：1、约定日期起90日内，出卖人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按已付房价款的千分之一承担违约责任；2、约定日期起90日以后，出卖人仍不能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双方同意按下列方式第（1）项处理：（1）买受人有权退房,买受人退房的,出卖人应当自收到退房通知之日起30日内退还买受人已付款,并按银行活期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2）买受人不退房的，出卖人自约定日期至实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之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并约定双方共同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日，原告与第三人贵州诚意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原告同意将其购买的涉案商品房委托给第三人管理，由于出租、经营。双方约定，实际接房之日后36个月免收租金（首3年租金已从购房总价扣减，不再另行支付租金），之后按租金明细表载明金额支付租金。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支付购房款695486.00元，交纳了维修资金8080.00元；第三人贵州诚意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代收契税、印花税、工地费22089.00元；2019年4月7日，第三人收取原告登记费583.00元、服务费400.00元。2019年7月13日涉案商品房不动产权证办理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按约定履行了交付购房款的义务，但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的义务，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对原告请求被告承担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违约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计算基数如何确定的问题，因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商品房总价款为695,486.00元，原告实际支付的购房款亦是695,486.00元，故本案违约金根据合同约定应以原告已付房款695,486.00元作为计算基数。对原告提以已付房款加已扣除的前三年租金之和作为计算违约金的计算基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问题。因合同约定，出卖人承诺于2018年4月30日前取得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买受人。出卖人不能在前款约定期限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约定处理：出卖人承诺于2018年4月30日前取得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买受人。出卖人不能在前款约定期限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约定处理：1、约定日期起90日内，出卖人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按已付房价款的千分之一承担违约责任；2、约定日期起90日以后，出卖人仍不能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双方同意按下列方式第(1)项处理：(1)买受人有权退房,买受人退房的,出卖人应当自收到退房通知之日起30日内退还买受人已付款,并按银行活期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2）买受人不退房的，出卖人自约定日期至实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之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文本中，原、被告未对（2）项进行选择，应当视为约定日期起90日以后，原、被告对买受人选择不退房的情形，双方对逾期交付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的违约责任未进行约定。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日。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的规定，本案被告逾期交付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已超过90日，故原告诉请的违约金可以按照原告已付购房款总额695,486.00元，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同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结合原、被告双方的履约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考虑逾期贷款利息可以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予以计算，即本案违约金以原告已付购房款总额695,486.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问题。因被告承诺于2018年4月30日前取得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买受人。被告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故违约金应从2018年5月1日开始起算。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违约金截止时间。关于违约金的截止时间，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虽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未约定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方式，但我国实行的是不动产登记制度，被告负有为原告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的义务，因此，被告无需直接向原告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而被告将办理涉案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交到办证部门并通知原告后，即履行了约定的义务，何时能办理完权属证书已不在被告的控制范围内。本案中，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取得涉案房屋所属联邦金座不动产权证，其已在具备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条件下，何时履行了通知原告提交应由原告提交的办证资料的义务，因此，根据举证规则，被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本案的违约金计算截止时间应为涉案商品房不动产权证办理完毕之日，即2019年7月13日。综上，本案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以原告已付购房款695,486.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为标准，从2018年5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7月13日止。因原告诉请2018年4月30日至2018年7月28日的违约金为842.00元,原告诉请的该期间的违约金未超过按695,486.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为标准计算的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28日的违约金(8055.25元),系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018年7月29日至2019年7月13日期间的违约金仍以原告已付购房款695,486.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为标准计算，经计算为695,486.00元×4.75%×1.3÷365天×349天=41,063.68元。故被告应承担的违约金为842.00元+41,063.68元=41,905.68元。被告提交的现售合同备案网上申请清单、备案登记表只能证明被告履行了涉案商品房的备案登记义务而非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的义务，故被告提出的其不承担违约责任的抗辩理由不成立。贵州诚意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贵州诚意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本案中虽代为收取了原告的办证费用，但与本案被告贵州金昌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无关联性，且其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系第三人，因此，原告诉请贵州诚意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贵州诚意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就该笔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州金昌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骏、聂翠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的违约金41,905.68元；二、驳回原告杨骏、聂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1.00元，由被告贵州金昌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48.00元，原告骏、聂翠负担263.00元。二审中，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1.不动产权证书（初始登记）复印件，拟证明在2019年2月19日实际取得了不动产权证书，证书下来之后及时通知过涉案楼盘的所有业主。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三性不持异议，但达不到上诉人证明目的，恰好证明上诉人不仅逾期向被上诉人办理转移登记证实，而且逾期办理其所有权的初始登记。二审认为，初始登记证书证明了涉案房屋在2019年2月19日取得初始登记。2.通银行回单，补充说明，上诉人的大产权办理下来作为被上诉人的管理人是知晓了可办理小产权证的情况，但是因为管理部门的要求，不能代为办理契税，所以将契税钱退还了被上诉人，也说明被上诉人是知晓了不能办证的原因。被上诉人质证称，第三人现在都还在代上诉人销售房屋。合同约定的是由房开公司向买受人办理相关文书，并没有说明是由第三人办理。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已经第一时间告知，回单是2019年4月份的，合同约定的是2018年。退还契税的时候说的是不能由房开代收，是向我销售房屋的人给我说的，而且推销员说的是包租10年，但是没有说是第三方来和我们签包租合同。原审第三人经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自身的相关诉讼权利。二审认为，该回单结合当事人陈述及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相应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委托管理协议》的时间，原审第三人代为收取契税、印花税等税费的时间，上诉人收取房屋维修资金、购房款（695486元）的时间均为2018年1月20日。涉案房屋在2019年2月19日取得初始登记。2019年4月17日，原审第三人将代收税费款项退回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又于2019年4月19日重新向税务机关缴纳。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是否构成违约；2.一审判决确定的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相关文书的截止时间是否适当；3.被上诉人是否只有主张退房的权利；4.一审判决对是否按时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是否按时履行通知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是否正确。关于焦点1，经查，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上诉人承担逾期办理交付不动产所有权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了相应的违约责任，但上诉人以其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初始登记和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无需向原告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事实为由，在二审中主张其未违约。由于初始登记行为并非被上诉人所诉的违约行为，故即使上诉人所称其已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初始登记的主张成立，也不能对抗被上诉人所诉请求。另，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无需向原告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是基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就合同履行方式发生变化，上诉人基于合同约定所负有的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义务转化为其他义务所作的认定，上诉人据此主张其不存在违约，属于断章取义，二审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构成违约正确，对此予以维持。关于焦点2，经查，双方已形成委托代办的关系，上诉人负有的向被上诉人交付办理转移登记相关文书的义务已转化为向办证机关提交办证申请资料并通知被上诉人。但由于完成转移登记是一个需要双方相互配合才能完成的行为，本案中，买受人虽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向原审第三人缴纳了用于办理转移登记的相关税费款项，但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相应税费需要由买受人自行到税务机关办理，因此，考虑到出卖人通知买受人缴纳税费到买受人完成缴纳税费，到出卖人向颁证机关提交办证申请，及颁证机关完成颁证行为，都需要一定合理的实际，而颁证机关的时间不受出卖人控制，从本案实际情况看，买受人缴纳税费后（2019年4月19日）到涉案房屋出证之日（2019年7月13日）的时间跨度并无明显异常，因此，将违约金计算至通知时止，在办理转移登记所需税费未有效缴纳的情况下，对违约期间自提交办证申请之日的合理逆向延伸，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出卖人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通知买受人重新建税费的实际，但可以确定出卖人至迟在买受人重新缴纳税费之日（2019年4月19日）已有效通知买受人为办理转移登记重新缴纳税费，故应以2019年4月19日为违约金截止日期。对上诉人关于以该日期为截止日期的上诉意见予以采纳。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的违约金为31904.5元。关于焦点3，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明确约定不能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且从上诉人已为被上诉人办理转移登记的后续实际履行情况看，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仅能主张退房的违约责任，也不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对上诉人提出的此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焦点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上诉人主张自己已如约履行义务，应对自己按约履行合同的情况承担证明责任，故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主张其未按约履行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金昌信房开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违约期间截止时间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11471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贵州金昌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杨骏、聂翠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的违约金31,904.5元；三、驳回上诉人贵州金昌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杨骏、聂翠原审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11.00元，由原审被告贵州金昌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18.00元，原告杨骏、聂翠负担29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22元，由上诉人贵州金昌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艳审 判 员  袁利萍审 判 员  李中付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郭友浪书 记 员  主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