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19296号原告：蒋某1，女，195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丰台区居民，身份号码×××。原告：蒋某2，女，196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东城区居民，住北京市丰台区，身份号码×××。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宾，北京市松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蒋某3，男，1947年9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身份号码×××。被告:王某1，女，194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身份号码×××。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齐静（蒋某3、王某1之儿媳），198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居民，住北京市东城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民，北京市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蒋某1、蒋某2与被告蒋某3、王某1分家析产、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某1、蒋某2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宾，被告蒋某3、王某1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齐静、谢敏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蒋某1、蒋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北正房西数第一至三间归原告蒋某2所有，北正房西数第四至六间归原告蒋某1所有，同意给予二被告房屋补偿款共计35900元；2．诉讼费、鉴定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蒋瑞峰、刘玉华为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原、被告三名子女，长子蒋某3，长女蒋某1，次女蒋某2。二被告为夫妻关系。蒋瑞峰于1992年9月去世，刘玉华于2005年4月去世。1978年，蒋瑞峰与刘玉华家庭在正房六间的东侧又建房三间。2005年蒋某3和王某1夫妇将西数第九间房屋翻建，该翻建行为未经二原告许可，应当对翻建后的房屋按照遗产予以分配。故依法诉至贵院，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被告蒋某3、王某1共同辩称：依据《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及存根可知蒋某3是房屋及土地原始取得人之一。蒋瑞峰夫妻在世时将宅基地权利人登记在蒋某3名下，充分证明父母将涉诉房屋占有使用及所有权、宅基地转让给了蒋某3，不存在继承遗产问题。涉诉房屋由蒋某3、王某11974年为结婚所建初始房产，且由二人实际使用，后期进行维修、翻建、重建，二原告仅认可房屋存在维修和装饰，但众所周知，70年代所建房屋多为土木结构，且遭遇过大地震，无论怎么使用也不能使用到今天，不可能还存在当年建房的结构，二被告在使用过程中重建、翻建是必然的，充分证明蒋某3、王某1为涉诉房屋的所有权人。另外根据评估报告中房屋成新率及建设部的相关规定可以证明涉诉房屋的建造和使用年限与被告陈述的房屋为2012年建成形成科学的证据链，如果房屋于1979年之后就没有发生变化而是原结构，按成新率计算使用年限为150年左右，明显不符合事实和科学依据。如法院认定存在支付补偿的情况下，应判决所有房屋归蒋某3、王某1所有，二被告同意给付二原告补偿款35900元。涉诉房屋是被告唯一住房，是被告生活、生存的依靠，原告根本不在涉诉房产居住生活，并且有更优质的居住条件和房产。如果在原告没有宅基地使用权情况下判决原告取得房屋所有权，会对被告宅基地使用权造成损害和障碍。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2018）京0113民初2580号、2581号、8228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14801号、14802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148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蒋瑞峰、刘玉华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子女三人，分别为蒋某3、蒋某1、蒋某2。蒋某3与王某1于1974年9月6日结婚。蒋瑞峰于1992年9月10日去世，刘玉华于2005年4月24日去世。1993年3月5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蒋某3，编号为×××乡×××集建（宅）字第383号。1992年4月1日的宅基地登记卡记载户主姓名蒋某3，家庭人口2人，建房时间为1974年4月。蒋某1、蒋某2曾起诉蒋某3要求确认蒋某3、蒋某1、蒋某2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遗产分割协议》有效并确认蒋某1分得涉诉宅院内父母遗留的遗产中北正房东数第三至五间，蒋某2分得涉诉宅院内父母遗留的遗产中北正房东数第六至八间，蒋某3分得涉诉宅院内父母遗留的遗产中北正房东数第一至二间。我院作出（2018）京0113民初82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出庭证人的证言，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前会议及开庭时的陈述和蒋某3等人作为原告的起诉状所述内容等，可以查明涉诉宅院内北正房西数第一至五间及西侧耳房一间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所建，在建房时蒋瑞峰、刘玉华在涉诉宅院居住生活且有收入来源，村生产队实施了建房行为，蒋某3在建房时无论是否退伍或已经参加工作，均为家庭成员之一，现无充分证据证实王某1参与了建房，故应认定该北正房五间及西侧耳房一间属于蒋瑞峰、刘玉华和蒋某3的家庭共同财产。1978年，在北正房五间东侧又新建北正房三间，王某1、蒋某3夫妻与蒋瑞峰、刘玉华夫妻共同在涉诉宅院内居住生活，蒋某3与其父母并未分家单过，收入、支出混同，且双方均无充分证据证实对方没有出资出力行为，故该三间房屋应视为家庭共同共有。2005年至2008年期间，蒋某3夫妻拆除北正房东数第一间后建北正房三间，并将北正房西数第一至五间重新进行翻修和装饰，对部分柁、檩条、椽子等进行了更换，将门窗进行更换，对室内重新进行贴地砖、刷白墙、吊顶、安装暖气等内装修。2009年及2012年，蒋某3夫妻将部分北正房进行翻修和内装修。另，蒋某3夫妻在2018年将北正房西侧耳房的部分墙面抹灰。从以上查明认定的情况看，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遗产分割协议》中处分的房屋，应属于蒋瑞峰、刘玉华夫妻和蒋某3、王某1夫妻的家庭共有财产，现在未经王某1同意情况下，蒋某3、蒋某1、蒋某2即签订《遗产分割协议》对涉诉宅院内房屋进行处理，侵害了王某1的合法权益，所签署的《遗产分割协议》应属无效。故对于蒋某1、蒋某2要求确认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遗产分割协议》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分割涉诉宅院内房屋的诉讼请求，因涉及案外人相关权益，且存在共有物分割、法定继承等多重法律关系，宜另行协商处理，协商不成可提起相应诉讼解决，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蒋某1、蒋某2的诉讼请求。蒋某1、蒋某2、蒋某3均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3民终1480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认定涉案北正房五间为蒋某3与父母家庭共有财产并无不当。关于新建的北正房三间，1974年蒋某3与王某1结婚后与蒋瑞峰、刘玉华夫妻共同在涉诉宅院内居住生活，蒋某3与其父母并未分家单过，收入、支出混同，各方当事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蒋某3、王某1夫妻及蒋瑞峰、刘玉华夫妻的出资出力行为，故该三间房屋应视为家庭共同共有。结合蒋某1、蒋某2认可2005年后蒋某3拆除1978年所建房屋最东侧一间并新建的行为，以及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蒋某3、王某1夫妻2005年后对诉争宅院翻修、装修的行为，故诉争《遗产分割协议》中处分的财产涉及王某1的权益，在未经王某1同意，王某1亦拒绝追认，各方当事人就该八间房屋归属仍存在争议的情形下，蒋某3、蒋某1、蒋某2签订《遗产分割协议》对该八间房屋进行分割，侵害了王某1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在此情形下对王某1请求确认《遗产分割协议》无效的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蒋某3起诉蒋某1、蒋某2一案，案号为（2018）京0113民初2580号，要求确认蒋某3、蒋某1、蒋某2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遗产分割协议》无效。我院作出（2018）京0113民初258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出庭证人的证言，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前会议及开庭时的陈述和蒋某3等人作为原告的起诉状所述内容等，可以查明涉诉宅院内北正房西数第一至五间及西侧耳房一间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所建，在建房时蒋瑞峰、刘玉华在涉诉宅院居住生活且有收入来源，村生产队实施了建房行为，蒋某3在建房时无论是否退伍或已经参加工作，均为家庭成员之一，现无充分证据证实王某1参与了建房，故应认定该北正房五间及西侧耳房一间属于蒋瑞峰、刘玉华和蒋某3的家庭共同财产。1978年，在北正房五间东侧又新建北正房三间，王某1、蒋某3夫妻与蒋瑞峰、刘玉华夫妻共同在涉诉宅院内居住生活，蒋某3与其父母并未分家单过，收入、支出混同，双方均无充分证据证实对方没有出资出力行为，故该三间房屋应视为家庭共同共有。2005年至2008年期间，蒋某3夫妻拆除北正房东数第一间后建北正房三间，并将北正房西数第一至五间重新进行翻修和装饰，对部分柁、檩条、椽子等进行了更换，将门窗进行更换，对室内重新进行贴地砖、刷白墙、吊顶、安装暖气等内装修。2009年及2012年，蒋某3夫妻将部分北正房进行翻修和内装修。另，蒋某3夫妻在2018年将北正房西侧耳房的部分墙面抹灰。从以上查明认定的情况看，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遗产分割协议》中处分的耳房一间及北正房西数第一至七间房屋，应属于蒋瑞峰、刘玉华夫妻和蒋某3、王某1夫妻的家庭共有财产，现在未经王某1同意情况下，蒋某3、蒋某1、蒋某2即签订《遗产分割协议》对八间房屋进行处理，侵害了王某1的合法权益，所签署的《遗产分割协议》应属无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蒋某3、蒋某1、蒋某2于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签订的《遗产分割协议》无效。蒋某3另起诉蒋某1、蒋某2一案，案号为（2018）京0113民初2581号，要求确认蒋某3、蒋某1、蒋某2于2017年10月9日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无效。我院作出（2018）京0113民初258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与（2018）京0113民初2580号案件一致并判决确认被告蒋某3、蒋某1、蒋某2于二〇一七年十月九日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无效。蒋某1、蒋某2、蒋某3对上述两份判决均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8)京03民终14801、1480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认定涉案北正房五间为蒋某3与蒋瑞峰、刘玉华家庭共有财产，并无不当。关于新建的北正房三间，1974年蒋某3与王某1结婚后与蒋瑞峰、刘玉华夫妻共同在涉诉宅院内居住生活，蒋某3与其父母并未分家单过，收入、支出混同，各方当事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蒋某3、王某1夫妻及蒋瑞峰、刘玉华夫妻的出资出力行为，故该三间房屋应视为家庭共同共有。结合蒋某1、蒋某2认可2005年后蒋某3拆除1978年所建房屋最东侧一间并新建的行为，以及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蒋某3、王某1夫妻2005年后对诉争宅院翻修、装修的行为，故诉争《遗产分割协议》、《财产分割协议》中处分的财产涉及王某1的权益，在未经王某1同意，王某1亦拒绝追认，各方当事人就该八间房屋归属仍存在争议的情形下，蒋某3、蒋某1、蒋某2签订《遗产分割协议》、《财产分割协议》侵害了王某1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在此情形下对王某1请求确认《遗产分割协议》、《财产分割协议》无效的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次庭审中，被告蒋某3、王某1申请证人王某2、阎某、刘某出庭作证，证实涉诉房屋均由蒋某3、王某1出资所建，2012年将房屋拆除重建。王某2的证言为：我和王某1是发小，王某1结婚后我去她顺义的家，见到过蒋某3的老母亲，老人经常和我聊天，说蒋某3不在家是回农村老家归置，我询问为什么不把老家房子卖了省的来回跑，老人说她没权利买，房子是蒋某3两口子的。我曾看见王某1给蒋某3200元用于蒋某3家建房。他家建了几间房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也不知道。阎某的证言为：我和蒋某3是高中同学，蒋某3是1972年年底退伍的，退伍费有400元左右。蒋某3的父亲是干部，在丰台上班。蒋某3和王某1结婚住在中街。1974年我去蒋某3农村老家给他送200元钱，当时院子里很乱，没注意建了几间房。2012年时我去蒋某3家看见他在翻建北正房五间，当时看见没有盖顶。刘某的证言为：我和王某1是邻居，蒋某3一家可能是1993年5月份搬到顺义×××小区居住的。蒋某3一家住在25号楼601，我家住在26号楼301。王某1和蒋某3之前一直在老家住，蒋瑞峰病了也是他们伺候。之后他们把老母亲接到顺义×××照顾至去世。我和蒋某3母亲聊天时，老母亲就说她有两个姑娘，但从来不来看她，也不给她钱，她就一个儿子，老家的房子也给儿子，房子由儿子做主。二原告对三位证人证言均不认可，王某2证言与之前在二审时证言相互矛盾。阎某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不是亲眼所见，没有证明力，且阎某证明蒋某3与王某1在1974年住在东直门中街，并未与蒋瑞峰夫妇共同居住生活。刘某的证言中关于赡养问题不认可，二原告尽到了赡养义务，均应平等享有继承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蒋某1、蒋某2提交了蒋维恕、刘淑兰、蒋振兴、张士兰等人的谈话录音或证人证言，蒋某3、王某1亦提交了上述证人的谈话录音，内容存有差异，且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干扰证人作证。我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与蒋维恕、蒋振兴、张士兰进行了谈话，蒋维恕表示其给蒋某1、蒋某2说的时候有些情况不准确，后来其又回忆一下，所以给蒋某3出了一份笔录。蒋某1她们家是拆的地主的房，其参与了拆迁，其1974年2月离开村里，所以应该是在1972年2月拆的地主的房，具体哪年记不清了。其是1968年至1970年在生产队当会计，之后的事就不清楚了，所以蒋某1她们家有没有往生产队交钱交多少钱就不知道了。蒋某3与其谈话没有威胁、干扰情形。张士兰表示蒋某1、蒋某2谈话录音中记载的一些事不属实，其能记得的就是她家盖房时其是小工，负责提泥和搬砖，建房时就蒋某1母亲在跟前，房子什么时候盖的、盖了多少间、蒋某1、蒋某3当时都在干嘛其都不知道。蒋某3与其谈话没有威胁、干扰情形。蒋振兴表示虽然蒋某1、蒋某2与其谈话时进行录音没有告诉其，但二人提交的谈话内容是真实的。其在1974年已经去了水磨石厂上班，所以她家建房应该是在1971年或1972年，其当时参与了建房，建了五间正房，是拆了地主的房建的。蒋某3与其谈话没有威胁、干扰情形。刘淑兰因不在家未能对其进行谈话。针对我院与三位证人的谈话笔录，原告表示张士兰部分陈述正确，但之前确实说过建房时蒋某3不在家在当兵的话。蒋维恕的证言是真实且准确的，他陈述1974年2月已经离开村里能够证实建房时间就是在1971、1972年。蒋振兴的证言也是真实且准确的，他参与了建房，且1974年也离开了村里，说明实际建房时间为1971、1972年。被告表示证人证言陈述与本案相关内容均是以回忆四十多年前的于己无关的事实，其证明效力均没有本案的书证证明效力高，且证人证言天然存在误差性。原告与上述证人谈话均是采用偷录、诱导方式违法取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除上述进行重点论述的证据以外，原告还提交了与王道林、蒋宗旺、贾殿恒、李之楷、黄铮钢、崔家栋、黄淑清、罗振福、李月林等人的证言、派出所证明、干部职工履历表等证据用以证实房屋建造时间、出资出力情况、蒋某3居住情况、赡养情况等。被告亦提交了袁守芝、蒋宗贵、蒋宗华、蒋宗旺、蒋宗福、王美芝、孙丽清、黄仁超、蒋连江、蔡宝春等人的证言、居委会证明、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建房时间、出资情况、改建情况、赡养情况等。经本院多次询问，蒋某1、蒋某2均表示坚持要求分割房屋，不同意以货币形式进行补偿。对于蒋某3后期的装修行为同意进行适当补偿，因双方就补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蒋某1、蒋某2申请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北京市京价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作出《价格评估报告》，鉴定结论为：按照蒋某3、王某1确定范围评估结论为131290元（五间瓦房106910元、西侧耳房4170元、空气源采暖热泵20210元）；按照蒋某1、蒋某2确定范围评估结论为35900元（五间瓦房33770元、西侧耳房2130元）。蒋某1、蒋某2支付鉴定费9000元。蒋某1、蒋某2表示认可鉴定机构对其确定范围作出的评估结论，不认可对蒋某3、王某1确定范围的评估结论。蒋某3、王某1认可鉴定机构对其确定范围作出的评估结论，并明确表示同意如果法院认为有原告相应房屋份额，要求判决房屋全部归蒋某3、王某1所有，以35900元作为标准进行补偿。本院认为：生效判决已经确认涉诉宅院内北正房西数第一至五间及西侧耳房一间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所建，该北正房五间及西侧耳房一间属于蒋瑞峰、刘玉华和蒋某3的家庭共同财产。本案中蒋维恕的证言表示拆地主房的时间大概是1972年，但具体记不清了，也表示原被告家中房屋是拆了地主房所建，并未明确建房时间，又表示其1974年离开村里，上述证言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证实建房时间在是七十年代初，且建房时间距今已经近五十年，其证言无法准确证实当时建房的实际情况。蒋振兴的证言也是通过其记忆中的去水磨石厂时间去推断原被告家建房时间应该是1971年或1972年，同前所述，蒋振兴的证言也不能准确证实当时建房的实际情况。而1992年进行土地使用权登记时，宅基地登记卡明确记载建房时间为1974年4月、户主为蒋某3，1993年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亦登记蒋某3为宅基地使用权人之一，故生效判决对于建房时间、房屋所有权人的认定是正确的。生效判决亦已认定1978年在北正房五间东侧又新建北正房三间属于蒋瑞峰、刘玉华、蒋某3、王某1家庭共同共有；2005年至2008年期间，蒋某3夫妻拆除北正房东数第一间后建北正房三间，并将北正房西数第一至五间重新进行翻修和装饰；2009年及2012年，蒋某3夫妻将部分北正房进行翻修和内装修；2018年二人将北正房西侧耳房的部分墙面抹灰的事实。故本院根据上述已经查明的事实，先将蒋某3、王某1的份额进行析分，对蒋瑞峰、刘玉华的遗产部分进行确认后，由蒋某3、蒋某1、蒋某2平均分割。鉴于本院多次询问蒋某1、蒋某2意见，二人均坚决不同意以货币补偿方式分得相应继承份额，且上述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对房屋进行实体分割。对于北正房西数第一至五间及西侧耳房，应由蒋瑞峰、刘玉华夫妻占绝大部分份额，对于北正房五间东侧三间房屋，应由蒋瑞峰、刘玉华夫妻和蒋某3夫妻各占一半份额。在分割遗产时，本院本着有利于生产、生活的原则予以确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乡×××集建（宅）字第383号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街50号宅院内西侧耳房一间、北正房西数第一间归原告蒋某2所有；北正房西数第二至三间归原告蒋某1所有；北正房西数第四至八间归被告蒋某3、王某1共同所有；原告蒋某2支付被告蒋某3、王某1房屋装修补偿款八千五百元，原告蒋某1支付被告蒋某3、王某1房屋装修补偿款一万四千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二、驳回原告蒋某1、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二千九百二十六元，由原告蒋某1、蒋某2共同负担九百七十六元（已交纳），由被告蒋某3、王某1共同负担一千九百五十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鉴定费九千元，由被告蒋某3、王某1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蕾人民陪审员  勘柏松人民陪审员  付庆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孙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