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7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阳，男，1990年6月22日生，汉族，四川省绵竹市人，住四川省绵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虎，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和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南京路城上城综合大楼12座9层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322016857T。法定代表人：郑家全，总经理。上诉人黄阳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和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和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5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阳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596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黄阳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和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外人王燕销售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其销售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和愉公司承担。根据王艳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其称是玖业（酒业）公司的销售人员，当曾庆联系购酒事宜时，王燕将情况汇报给公司，有无30年茅台、公司有什么茅台酒，都是代表公司作出介绍。根据和愉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家全所做的书面陈述，王燕收到订单后问他有没有30年茅台酒，他说没有，后王燕问有没有飞天茅台，郑家全就安排人办理此事，并陈述“王燕收款是他本人收款，我同意的”。足以证明王燕是和愉公司的销售人员，对外联系客户，开展销售工作，系履行职务行为。至于和愉公司如何安排发货，从何处获得货源，显然是其自身的购销行为，与黄阳无关。二、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认定曾庆与王燕建立合同关系，是适用法律错误。黄阳与曾庆是好朋友，黄阳提出需要在贵州购买茅台酒时，曾庆告知黄阳其在遵义有战友陈加贵，可以帮忙问一下，后经介绍认识了在和愉公司上班的王燕，曾庆在与王燕取得联系后告知购酒事宜，曾庆与王燕协商好购酒事宜后黄阳支付酒款到王燕账户，王燕也一直清楚购酒方是黄阳。退一步讲，即便王燕在销售工作中不知道是黄阳购酒，并不知道黄阳与曾庆的代理关系，但黄阳知道购买到假酒后，多次到遵义维权，王燕已明知黄阳才是真正的买方，黄阳已完全介入到事情的处理中。另外黄阳在遵义维权过程中，一直在找和愉公司，但一直没有找到营业场所，黄阳无奈之下才寻求公安机关帮助，在公安机关的侦查下，黄阳最终找到和愉公司，但因不构成刑事案件公安机关没有进一步处理，将案件移交给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本案即便认定曾庆系代理黄阳向王燕购酒，黄阳也有权主张权利。三、职务行为是典型的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黄阳有权行使介入权要求和愉公司承担责任。黄阳知道王燕系和愉公司的职工，卖酒是履行职务行为。即便黄阳在购买酒时不知道卖方是和愉公司，在后期的维权过程中，王燕也说明了其是和愉公司的职工，且郑家全也明确认可，那么王燕的销售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黄阳有权要求和愉公司承担责任。四、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易方式的变革，交易便捷和交易安全应当得到同等的保护。现在有网上购物、电话购物、微信购物等多种形式，为了达到交易便捷的目的，黄阳在没有验货的情况下直接购买茅台酒，但购买假货的根源不在黄阳，而是不诚信的商家。综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和愉公司辩称：王燕曾在和愉公司上班，负责销售工作，但和愉公司并不知道王燕在工作期间是否向黄阳出售茅台酒。和愉公司与黄阳并不认识，也不知道是否出售过茅台酒，王燕也不认识黄阳，和愉公司每一单生意都有印章签字。上诉人黄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和愉公司以购买商品价格的三倍向黄阳赔偿83700元；二、诉讼费由和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8日，黄阳收到托运货物，收件人为黄阳的运单上注明托运货物名称为“酒”，类型为3泡沫（内含5件），寄件人为张经理，寄件公司张经理，寄方地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2017年10月，黄阳向遵义市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其购买了假冒贵州茅台酒，该局委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对黄阳提供的贵州茅台酒六瓶鉴定，该公司出具鉴定证明表，结论为：不是我公司生产包装。该局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扣押假冒贵州茅台酒。2019年5月17日，黄阳向绵竹市公安局刑事督察大队报案称自己购买茅台酒被骗，收到5箱白酒是假酒。绵竹市公安局刑事督察大队于2019年5月18日讯问曾庆，曾庆陈述：2017年5月黄阳想买点茅台酒送人，问我在这方面熟人，我就想到我的战友陈加贵是贵州的，我就帮黄阳牵了一条线，我们就和陈加贵取得了联系，陈加贵说他有一个妹妹王燕在贵州做酒生意，我们就和王燕取得了联系，当时是我和王燕在微信上面联系的，我告诉王燕要买30年飞天茅台酒，当时黄阳就给王燕打了一些钱过去。给了定金后王燕说的酒厂没有货，但王燕说她手上有几十件普通的飞天茅台酒，900多一瓶，黄阳就说有好多我们就要好多，……最后王燕又说手里只有5件，我们就说先把这五件拿着，王燕就说如果还要等30年的飞天茅台和普通茅台的话，之前打的钱不够，随后黄阳又转给王燕好像一万元钱。过了没有好久对方就通过物流的方式把5件普通茅台邮寄到绵竹。当时拿到5件酒后我们这边就喊对方把余下的钱退给我们了，王燕通过微信把余下的2万多元钱转给我了。后来黄阳说酒不对，我们拿着酒到贵州找陈加贵，我们三人一起准备去茅台酒厂，在路上我给陈加贵说他妹妹卖给我们的是假酒，陈加贵当时就和王燕联系了喊王燕必须把钱给我们退了，当时王燕就把这5件酒的钱也全部退给我们了，当时钱还是退到我的银行卡和微信上的。……2019年6月13日赴遵义讯问王燕，王燕陈述：2017年5月份我在遵义市玖业公司上班，主要负责销售白酒。我上班没几天认识了我姐姐王平的同学陈加贵，我向其介绍了我现在的状况，告诉他我在玖业公司卖酒，如果有需要白酒的时候就联系我。过了几天陈加贵就给我打电话说他成都有一个战友需要白酒，问我有没有30年的飞天茅台酒，我记得当时是陈加贵的战友庆哥在和我联系，我们是通过微信联系的，我给他说的30年的飞天茅台酒不好找，要不先打点定金过来我们这边先帮忙找。他们就给我打了4万9的定金，我们公司这边找了一下当时就说的没有，我就给庆哥推荐要不要普通的飞天茅台酒，我们公司有很多，……庆哥那边意思就是想全部要了，之后公司给我说的现在只有五件普通飞天茅台了，庆哥那边就说的就先发5件，还想找30年的飞天茅台酒，我就说如果发了5件普通飞天茅台酒后，之前的定金可能不够，对方又给我打了1万元定金过来，我就安排公司的人给发货了……他们收到酒后就给我说不需要帮他们找30年的飞天茅台，就喊我把余下的钱全部打给他们，我当时就余下的2万多元全部退给庆哥了。过了几天十天的样子庆哥那边就给我说酒是假酒，当时还是陈加贵给我转达的说庆哥他们收到的酒有问题，我之后给公司说了这个事情，公司老板就给我说他们不要就喊他们把酒退给我们，我又把公司的想法转达给庆哥，之后我就把余下的5件普通飞天茅台酒的钱全部退给庆哥了。公司那边还催我把那边人的酒退给我们，在退酒期间我已经离职了。我在公司只上了二十来天班。问：你知道是谁在购买这个酒吗？王燕回答：我从头至尾都是和庆哥联系的，就是庆哥在买。和愉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家全向绵竹市公安局刑事督察大队出具书面说明，王燕于2017年在和愉公司上班约15天左右，王燕的朋友要买30年的茅台酒，王燕找我问有没有，我说没有。过几天王燕再次找我要飞天茅台酒，记不起几件了，我就安排公司员工唐洋办理此事，让唐洋找我的亲家（夏仁波）拿了几件，夏仁波安排他的朋友发货。事隔几天，王燕的朋友说酒有问题，王燕找到我，我叫退货退款，当时退款是退给王燕，王燕收款是她本人收款，收到款后，给了夏仁波，由我的员工唐洋给的夏仁波，王燕的朋友说酒有问题，是由唐洋把款给王燕，王燕去退款给她的朋友。另查，黄阳于2018年2月11日，以民间借贷为由向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起诉曾庆，要求曾庆偿还借款95790元，其中包含王燕两次退还给曾庆购酒款，曾庆退还酒款给黄阳。后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由曾庆偿还黄阳95790元。一审法院认为：黄阳主张和愉公司出售假冒的贵州茅台酒，要求该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惩罚性赔偿，应举证证明其与和愉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关系。从公安机关的笔录分析，曾庆与王燕联系买酒事宜，并未以黄阳名义联系协商，且王燕也认为是曾庆购酒，而不是黄阳，王燕并不知道曾庆与黄阳的关系。王燕认为的购买人系曾庆非黄阳。即使曾庆是受黄阳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当曾庆以自己的名义与他人订立口头合同，向黄阳披露了第三人，黄阳如果向第三人行使介入权，符合法律规定。争议就在于与王燕订立口头合同的相对人是谁。从曾庆与王燕的陈述分析，曾庆从陈加贵处得知王燕在贵州做酒生意，王燕与曾庆联系时并未自我介绍系和愉公司职工，联系中回复曾庆也是说我们公司，但并未说明是哪一家公司，而曾庆也未询问，表明其接受王燕个人做酒生意，有能力卖酒，并未关心王燕的真实身份或王燕从何处得到酒，且曾庆预付的购酒款也是直接转给王燕个人，也未质询过是否转款给公司，显然曾庆信赖的是王燕，愿意与其直接建立茅台酒买卖合同关系，而非与和愉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虽然预付款系黄阳从银行转款，但从二人的陈述中，王燕未询问为什么由黄阳付款，曾庆亦未解释，但二人仍在微信中就交易进行反复磋商，显然这一付款形式并未对双方彼此信赖产生影响。本案中更重要的是，在曾庆向黄阳披露第三人后，黄阳怀疑酒有问题时，仍是曾庆通过陈加贵告知王燕，仍由曾庆以自己名义向王燕主张权利，曾庆接受了退款的解决方式，应视为双方已协商解决，且曾庆未将王燕退款返还黄阳时，黄阳是向曾庆提起诉讼而未向王燕主张，显然黄阳并未行使介入权。现黄阳再行提起诉讼，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权利行使规定，且也没有理由撤销当时的协商内容。退一步说，假使王燕系和愉公司职务行为，根据公安机关相关材料，王燕向公司法定代表人表示有朋友购酒，则王燕同时具备代理其所说的朋友向公司购酒的身份，而根据其与曾庆的微信联系内容，其此时所称朋友系曾庆非黄阳，即使王燕构成隐名代理，也是代理曾庆而非黄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只能是曾庆行使王燕对出卖人的权利而不应是黄阳。而且，根据和愉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家全陈述，其安排职工唐洋找其亲家拿酒，酒款支付给供酒的人，没有支付到和愉公司，因是即时清结的合同，在和愉公司未收货款情形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郑家全出于与王燕的工作关系，为王燕代朋友购酒方便，介绍王燕到夏仁波处购酒，向王燕提供机会，促成了王燕与他人的买卖合同，其行为符合居间合同的定义，而非与王燕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综上，黄阳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与和愉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为此，判决：驳回黄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0元（已减半收取），由黄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黄阳与和愉公司是否成立茅台酒买卖合同关系；二、和愉公司是否应承担三倍赔偿的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一，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关系的主体是出卖人和买受人，转移买卖标的物的一方为出卖人，也就是卖方、销售方、出售方；受领买卖标的物支付价金的一方是买受人，也就是买方、购货方、消费者。由于本案中黄阳购买茅台酒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对于买卖合同相对方的判断，应当结合合同缔约前的磋商、货款的支付、标的物的转移等实际履行情况综合判断。首先，根据绵竹市公安局对曾庆的询问笔录，曾庆是受黄阳的委托为其联系购买茅台酒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之规定，黄阳作为委托人可以行使介入权，故本院认为黄阳系案涉茅台酒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其次，黄阳委托曾庆联系购买茅台酒事宜后，曾庆通过其战友陈加贵联系到王燕购买飞天茅台酒，黄阳于2017年5月4日通过微信向王燕支付了59000元预付款。根据绵竹市公安局对王燕的询问笔录，王燕在收到黄阳支付的预付款后，就安排公司的人员发货了五件普通飞天茅台酒，并向曾庆退还了2万多元的预付款。至此，案涉茅台酒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在案涉茅台酒买卖合同过程中，根据绵阳市公安局对王燕的询问笔录、和愉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家全向绵阳市公安局出具的书面陈述，在案涉茅台酒买卖时，王燕是在位于遵义市汇川区南京路城上城的和愉公司工作，负责给和愉公司推销酒，且在绵阳市公安局对王燕的询问笔录中，绵阳市公安局询问“你是否知道销售出去的酒是哪里来的”时，王燕回答“就是公司的酒，我只是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就是帮公司推销酒的”。且按照郑家全向绵阳市公安局出具的书面陈述，王燕在和愉公司上班期间，当王燕向郑家全提出有人购买茅台酒后，郑家全安排职工唐洋进行办理，且在买方以所购买的酒有问题时，也是由郑家全决定退货、退款，并安排职工唐洋交给王燕进行退款，足以认定王燕销售茅台酒的行为是履行和愉公司职务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之规定，王燕在和愉公司工作期间对外销售茅台酒的责任应由和愉公司承担，和愉公司是案涉茅台酒买卖合同的出卖人。至于郑家全在向绵竹市公安局出具的书面陈述中提到案涉茅台酒是由夏仁波提供的意见。首先，判断合同成立与否的核心要件是意思表示，在案涉茅台酒买卖过程中，合同缔约前的磋商是由曾庆与王燕之间完成，因曾庆是受黄阳的委托、王燕是履行和愉公司职务代理行为，故可以认定案涉茅台酒买卖合同的要约与承诺发生在黄阳与和愉公司之间；其次，根据绵阳市公安局对王燕的询问笔录，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由王燕代表和愉公司收取黄阳支付的预付款，亦是由王燕安排和愉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发货，且王燕亦认可所销售的茅台酒是和愉公司提供，当黄阳提出所购买的茅台酒有问题时，也是由和愉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家全决定退货、退款，故足以认定和愉公司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至于和愉公司向黄阳销售的茅台酒的来源，不是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的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买卖合同相对方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出具的《鉴定证明表》，和愉公司向黄阳销售的茅台酒经鉴定并非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包装，和愉公司销售假茅台酒的行为已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和愉公司应当向黄阳赔偿其销售商品价格的三倍赔偿金。根据绵阳市公安局对曾庆、王燕的询问笔录，和愉公司以930元/瓶的价格向黄阳销售了五件普通飞天茅台酒，合计价格为（930元/瓶×6瓶×5件）＝27900元，故和愉公司应向黄阳赔偿837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黄阳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5962号民事判决；二、由贵州和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黄阳837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0元（已减半收取），二审案件受理费1900元，由被上诉人贵州和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胡晓波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王鸿雁书记员钟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