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10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向文红，女，197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昌纯，重庆三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从梅，女，198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冲，重庆市开州区文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凯，重庆市开州区文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厚彬，男，197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上诉人向文红因与被上诉人张从梅、周厚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4民初8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文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判决驳回张从梅要求向文红对周厚彬借款承担共同给付义务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从梅、周厚彬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不存在夫妻共同举债的事实，不存在周厚彬个人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的事实，不存在周厚彬投资收益用于与向文红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一审判决使用推定认定周厚彬向张从梅借款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2.向文红知道借款放在门市不构成夫妻一方事后追认。⑴一审判决认为知道就是认可，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同意需要证据证明。向文红在一审庭审中表述只知道张从梅把钱放在门市，没有参与借款过程，没有签字，也没有同意借款，即向文红只是被动知道借款放在门市。一审庭审中向文红只认可录音是双方对话，对内容没有认可。⑵一审判决认为不反对就是同意，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同意需要证据证明。⑶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发生在工人聚集门市索要工资之时，客观上周厚彬、向文红均享受了该借款的利益，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夫妻共同经营受益需要证据证明。第一，没有证据证明当时有在工人在门市闹事；第二，没有证据证明工人索要工资的项目是夫妻共同经营；第三，没有证据证明平息了事态向文红就是受益人。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张从梅没有举证证明该借款是向文红和周厚彬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应承担败诉责任。我国婚姻法没有排除夫妻一方单独债务的存在，婚姻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是以夫妻共同生活所负为认定标准，而一审判决以周厚彬个人借款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借为由，认定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⑵张从梅提供的录音证据不具有合法性。该录音是偷录的，其形式和取得方式不合法，且张从梅多次诱导向文红答话。张从梅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维护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社会的诚信价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案涉50000元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具有充分的证据和法律依据。该借款是送到向文红手中的，向文红在开州区工业品市场经营门市，作为出借人将该笔借款送到其经营的门市上，张从梅不能区分门市是个人经营还是夫妻共同经营的，也不能区分该笔借款是用于门市经营还是周厚彬做什么使用。3.录音证据能够反映出张从梅当初借50000元给向文红、周厚彬夫妻二人，是出于对夫妻二人的信赖，虽然向文红没有在借条上签字，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夫妻共同经营所负债务，也是夫妻共同债务。4.根据向文红与周厚彬的离婚协议书，向文红除分得3套门市、2套住房外，还有债权470000元，其中明确了有100000元的外借款，从该描述看，向文红在离婚时就知道有外借款100000元，其中就有张从梅的70000元。在离婚时，周厚彬和向文红几乎将所有的财产分到向文红名下，显然是以离婚作为转移隐匿财产的手段，冲击社会的诚信价值体系。5.从交易习惯来看，张从梅把钱送到夫妻共同经营的门市上交给向文红，虽然张从梅没有法律意识要求二人签字，但其朴素的想法是，向文红收钱，其丈夫出条子也是正常的。向文红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与周厚彬之间有财产约定，也没有证据证明门市属于自己劳动收入所得。周厚彬的收益添置了家庭财产，向文红离婚时分得了门市和房产，却逃避债务。周厚彬未参加本案二审审理，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从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厚彬、向文红共同偿还张从梅借款本金70000元及其利息（以50000元为本金基数，从2015年2月1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该借款本金之日止；以20000元为本金基数，从2015年5月29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该借款本金之日止）；2.判令周厚彬、向文红支付张从梅因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3.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保全担保费由周厚彬、向文红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13日，周厚彬向张从梅借款50000元，并于当日向张从梅出具《借条》一张，其主要内容为“借条，今借到张从梅现金50000元，大写，借款人：周厚彬，2015.2.13”。张从梅允诺借款，并于当日现金支付了该50000元借款。同年5月29日，周厚彬又向张从梅借款20000元，并于当日向张从梅出具《借条》一张，其主要内容为“借条，今借到张从梅现金大写，小写20000.00元，借款人：周厚彬，2015.5.29，利息0.2”。张从梅亦允诺借款，并于当日现金支付周厚彬该20000元借款。审理中，张从梅、周厚彬均认可周厚彬偿还了18000元。但双方对该18000元的还款性质有争议，张从梅主张系支付的利息，周厚彬主张系偿还的本金。另查明，向文红、周厚彬于2013年6月4日办理结婚登记，于2016年12月30日办理离婚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张从梅与周厚彬对2015年2月13日50000元借款以及2015年5月29日20000元借款并无争议，亦有相应《借条》原件相佐证，且双方陈述的现金支付方式亦符合小额借贷中的交付方式。故一审法院对前述借贷予以确认。审理中，诉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有：1.2015年2月13日50000元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2.已偿还18000元的性质是利息还是本金；3.张从梅诉请的尚欠借款本息应否支持；4.张从梅诉请的律师代理费、保全担保费应否支持；5.向文红应否承担偿还责任。对以上争议焦点，一审法院逐一评判如下：（一）关于2015年2月13日50000元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的争议焦点。张从梅主张该笔借款约定月利率2%，周厚彬未予认可，该借款的《借条》上亦未载明利息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张从梅对前述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而其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张从梅主张的2015年2月13日50000元借款约定月利率2%，不予采信。（二）关于已偿还18000元的性质是利息还是本金问题。周厚彬对该18000元的还款日期等具体情况未予明确，向文红陈述不清楚前述还款，而张从梅认可该还款具体情况为2015年5月28日偿还3000元，2016年5月28日偿还10000元，2018年6月28日偿还5000元。因周厚彬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还款日期等具体情况，故一审法院对张从梅认可的前述还款情况予以采信。对于2015年5月29日20000元借款，张从梅主张借款的月利率为2%，周厚彬亦陈述“约定了2分的利息”，结合借贷当地的语言习惯及民间借贷利率情况，周厚彬前述“2分的利息”应为月利率2%，即与张从梅主张的借款利率一致。故一审法院确认前述20000元借款约定月利率2%。该利率约定不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而如前所述，2015年2月13日50000元借款未约定利息。由此可见，前述两笔借款在利息约定方面存在差异。前述2015年5月28日偿还的3000元发生在2015年2月13日50000元借款之后和2015年5月29日20000元借款之前，一审法院由此确认该还款系对2015年2月13日50000元借款的还款。因该50000元借款未约定利息，则前述3000元还款的性质应为偿还的借款本金。此外，周厚彬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他还款亦系偿还的借款本金，本案亦无证据证明其他还款系针对哪笔借款的还款。同时，两笔借款的《借条》亦未载明履行期限，一审法院以张从梅起诉之日的前日（即2019年11月4日）确认两笔借款同时到期。进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结合借贷当地通常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确认2016年5月28日偿还的10000元，2018年6月28日偿还的5000元均优先抵充2015年5月29日20000元借款的利息，再抵充在先的2015年2月13日借款的本金，最后抵充在后的2015年5月29日借款的本金为宜。由此，按以上抵充顺序经计算，截止2018年6月28日，2015年2月13日借款仅欠本金41866.67元，2015年5月29日借款尚欠本金20000元，尚欠利息5146.67元。（三）关于张从梅诉请的尚欠借款本息应否支付的问题。对于2015年2月13日借款，如前所述，该借款尚欠本金41866.67元，则周厚彬作为借款人应偿还该借款本金41866.67元。亦如前所述，该借款未约定利息，本案亦无证据证明借贷双方已对该借款约定了逾期利息。但周厚彬未能清偿该借款，势必造成张从梅的资金占用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一审法院按年利率6%支持该借款从起诉之日（2019年11月5日）起至付清该借款本金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由此，周厚彬作为借款人应偿还张从梅该借款本金41866.67元，并支付该借款从2019年11月5日起，以41866.67元为本金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该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利息。对于2015年5月29日借款，如前所述，该借款截止2018年6月28日尚欠本金20000元，尚欠利息5146.67元。那么，张从梅诉请借款人周厚彬偿还该借款本金2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亦如前所述，该借款约定月利率2%，则张从梅诉请中的从2018年6月29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该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尚欠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以及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张从梅诉请中的从2015年5月29日至2018年6月28日的利息已超出一审法院确认的截止2018年6月28日的尚欠利息5146.67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由此，周厚彬作为借款人应偿还张从梅该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该借款截止2018年6月28日的尚欠利息5146.67元，以及从2018年6月29日起，以20000元为本金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该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利息。（四）关于张从梅诉请的律师代理费、保全担保费应否支持的问题。案涉借款的《借条》均未载明关于前述费用的承担约定，张从梅亦未举证证明双方借款合同存在前述费用的承担约定，则张从梅诉请周厚彬、向文红承担前述费用，缺乏相应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五）关于向文红应否承担偿还责任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就案涉两笔借款，具体评判如下。首先，对于2015年2月13日借款而言，该借款属于向文红与周厚彬的夫妻共同债务。理由为：第一，该借款发生于向文红与周厚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第二，向文红对该借款知情。审理中，向文红对张从梅提供的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证明向文红亲眼看到借款的过程，与张从梅在庭审中陈述的向文红在借款现场相符。即向文红作为在场人，显然知晓该借款的情况。第三，结合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向文红在场目睹张从梅将借款拿到周厚彬、向文红门市上，并现金借给周厚彬，而向文红未对周厚彬的借款提出异议或阻止借款，可见其对借款的发生持积极态度，其主观上应为同意、认可周厚彬的借款行为，可视为向文红、周厚彬两夫妇具有共同借款的意思。第四，在情理上，借款时尚有工人聚集在周厚彬、向文红门市上索要工资，该借款的及时提供并用于工人工资的发放，化解了当时紧张的局势，客观上周厚彬、向文红均享受了该借款的利益。综合以上分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之规定，该借款属于向文红、周厚彬的夫妻共同债务。向文红应对该借款的尚欠本息承担偿还责任。审理中，向文红以离婚协议上已约定其与周厚彬各自名下债务各自负责偿还为由，抗辩其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前述约定系向文红与周厚彬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张从梅。故一审法院对向文红的前述抗辩不予采纳。最后，对于2015年5月29日借款而言，张从梅、周厚彬均认可该借款系在张从梅家交付，且认可向文红未在场。向文红主张其对该借款并不知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而张从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借款系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亦不足以证明该借款用于向文红、周厚彬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又不足以证明系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借款，且向文红亦未事后追认。故张从梅主张该借款属向文红、周厚彬的夫妻共同债务，缺乏充足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张从梅在起诉状中主张向文红、周厚彬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其借款，但其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双方的借贷合意，应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张从梅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周厚彬、向文红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共同偿还张从梅2015年2月13日借款本金41866.67元，并共同支付张从梅该借款利息（从2019年11月5日起，以41866.67元为本金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该本金之日止）；二、周厚彬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张从梅2015年5月29日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张从梅该借款利息（截止2018年6月28日的尚欠利息5146.67元，以及从2018年6月29日起，以20000元为本金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该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张从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30元，减半收取86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256元，两项费用共计2121元，由张从梅负担121元，周厚彬、向文红共同负担1400元，另600元亦由周厚彬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针对向文红的上诉请求及双方的诉辩事实和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2015年2月13日的借款50000元是否属于向文红与周厚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向文红应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本院综合评判如下：首先，该笔借款发生在向文红、周厚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次，张从梅提供的其与向文红之间的通话录音，向文红认可系双方通话内容，而该通话录音也未损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故能够证明张从梅将该笔借款交付到了向文红开州区工业品市场的门市上，且向文红在场亲眼看到整个借款交付过程，即向文红对该笔借款知情。而从向文红与周厚彬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上载明的内容来看，开州区工业品市场的门市属于向文红、周厚彬共同经营。该笔借款的借条中虽然没有向文红的签名，但借款发生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尚未出台，张从梅陈述将借款送至向文红、周厚彬共同经营的门市，由夫妻双方一人收钱，一人出具借条符合当时的交易习惯，其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张从梅主张该笔借款系向文红、周厚彬共同意思表示所为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再次，张从梅主张该笔借款发生时有工人聚集在向文红、周厚彬开州区工业品市场的门市上，这与周厚彬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该笔借款系用于支付其承接工程的人工工资相互印证，而在向文红与周厚彬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的内容中，双方将周厚彬承接工程的债权作为共同财产予以了分割，即双方约定周厚彬在外承接工地全部归周厚彬所有，而向文红分得房屋两套和门市三套，且在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向文红亦陈述周厚彬第一次搞工程，其还贷款为周厚彬偿还过欠款，故以上事实能够证明周厚彬承接工程的行为系向文红、周厚彬的共同经营行为，即该笔借款系向文红、周厚彬共同生产经营所负债务。综合前述分析，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2月13日的借款50000元属于向文红与周厚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向文红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向文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0.04元，由上诉人向文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玉婷审 判 员 李 斌审 判 员 柯 言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行 璐书 记 员 唐 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