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81民初93号 原告：周金梅，女，1977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 原告：江某1，女，200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 法定代理人：周金梅（系原告江某1母亲），女，1977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 原告：江某2，男，200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 法定代理人：周金梅（系原告江某2母亲），女，1977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 原告：江民齐，男，195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 原告：徐立兰，女，1954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 上述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菊，浙江南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尚为锋，男，197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被告：常州港龙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人民西路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57135008XJ。 法定代表人：黄衍波，总经理。 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芬，江苏森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江苏森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常发商业广场5幢10层部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766536108K。 代表人：钱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解，男，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员工。 被告：商付昌，男，196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 被告：阳信县盛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城北侯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22062960154H。 法定代表人：王忠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5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866917987Y。 代表人：刘艳玲，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平蓥，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梁国华，男，1972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 被告：上海景加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5500号第2幢24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6942308548。 法定代表人：李保兰，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群，女，系该公司员工。 被告：商国建，男，1986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 被告：嘉兴市嘉绍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经济开发区新气象路618号3-4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17664180219。 法定代表人：张正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樑，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星海，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周金梅、江某1、江某2、江民齐、徐立兰与被告尚为锋、常州港龙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龙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商付昌、阳信县盛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滨州公司）、梁国华、上海景加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加公司）、嘉兴市嘉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撤回对被告嘉兴市嘉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裁定予以准许。原告向本院申请追加嘉兴市嘉绍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绍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依职权追加商国建为本案共同被告。后因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金梅及原告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尚为锋及港龙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芬，被告华安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解，被告梁国华，被告景加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群，被告嘉绍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商付昌、盛源公司、人保滨州公司、商国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方总损失2267552.08元（包括医疗费19009.08元、死亡赔偿金1366080元、丧葬费332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家属处理事故误工费20000元、交通费和住宿费2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59247元），请求判令被告华安保险公司、人保滨州公司分别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及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剩余经济损失由其余被告连带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主张应按照2019年度上海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故将死亡赔偿金变更为14723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变更为796488元，总损失变更为2411013.08元。 事实和理由：2019年10月27日15时19分许，被告尚为锋驾驶的苏Ｄ×××××号车途经Ｇ1522（常台）高速公路往苏州方向130公里处时，车上载运的货物（以下统称“钢板”）遗洒至左起第三车道上，随后该车驶离现场，该钢板经过多车碾压后移位至左起第四车道。同日15时40分，被告商付昌驾驶的鲁Ｍ×××××／鲁Ｍ×××××号车途径上述路段时，车辆轮胎碰撞该钢板并破裂，致钢板弹起后与梁国华驾驶的沪Ｅ×××××号车驾驶室乘员江金忠、楼开锋发生碰撞，造成沪Ｅ×××××号车乘员江金忠死亡、楼开锋受伤及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9年12月10日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嘉兴支队三大队作出浙公高嘉三证字［2019］第30011号事故证明书。经查，被告华安保险公司、被告人保滨州公司分别是被告尚为锋所驾苏Ｄ×××××号车、被告商付昌所驾鲁Ｍ×××××／鲁Ｍ×××××号车的保险人，被告嘉绍公司系事发路段管理单位。原告认为，被告华安保险公司、人保滨州公司均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及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优先支付，剩余损失由其余被告连带承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尚为锋及港龙公司答辩称，被告尚为锋对车载钢板的遗撒属过失行为，并非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本次事故是商付昌驾驶的重型货车碾压钢板后钢板弹起所致，商付昌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梁国华也存在一定过错，嘉绍公司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方起诉的赔偿标准计算错误，应按受诉地法院上一年度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进行计算。 被告华安保险公司答辩称，港龙公司在我司投保了交强险、20万元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事故发生后，我司未垫付赔偿款。根据交通事故证明，我司认为尚为锋虽有遗撒钢板行为，但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钢板是在经过多次碾压后从第三车道位移至第四车道，最后被商付昌所驾车辆碾压后弹起导致事故发生。本次事故与钢板掉落无因果关系，我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若法院最终认定尚为锋驾驶行为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所有碾压钢板的车辆与本起事故发生也同样存在因果关系，所有碾压钢板的车辆也都是本案的侵权人，应为本案共同被告。对于原告方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按上海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在原告方未提供除人证外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司主张应按照受诉地法院标准计算，且被扶养人生活费累计计算不能超过上一年度人均消费支出总额；家属处理事故误工费，应按照3人3天，151元/人/天标准计算；交通费不超过1000元；其余损失请法院酌情认定。 被告商付昌、商国建书面答辩称，1.案涉交通事故主要是因尚为锋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运载货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货物在高速公路路面未及时清除所致，尚为锋的行为违反了道交法的相关规定，是造成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尚为锋及港龙公司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2.事发时正值嘉绍公司作业时间并且视线良好，嘉绍公司未及时清除路面遗洒物，其行为违反了道交法及高速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嘉绍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3.梁国华在本次事故中未尽到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形成存在一定责任，梁国华及景加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责任。4.商付昌所驾的车辆证照齐全符合道交法规定，并没有超速、饮酒等违法行为，对于原告的合理合法损失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5.我方驾驶的车辆在人保滨州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105万元商业三者险（主车100万元，挂车5万元）、不计免赔险；在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1000万元超赔险（绝对免赔额100万元）。对于原告的合理合法损失，应当首先由交强险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超过部分应当按照责任比例或各方当事人过错大小承担赔偿，由我方车辆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付或者超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人保滨州公司书面答辩称，本起事故的责任方为遗撒物车辆，其应承担全部责任，对于我司承保车辆来说，这是一起意外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退一步说，如法院认为我司承保车辆有过错，也不应超过10%。商付昌驾驶的车辆在我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挂车在我司投保了5万元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若我司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请求在商业险范围内对主挂车按照20：1比例进行分配。对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认定，家属误工费认定3人3天，182元/人/天标准计算，丧葬费认可，医疗费应扣除非医保。 被告梁国华、景加公司答辩称，梁国华是正常行驶的，也是本起事故的受害者，请求法院减轻或免除梁国华的赔偿责任。 被告嘉绍公司答辩称，本案案由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应当由直接侵权方承担责任，本起事故中我方不存在过错，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中也未认定我方存在过错；事发当天我方已经依法履行公路养护义务，不存在管理上的缺陷，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盛源物流公司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原告提交的江金忠与江民齐户口簿、道路交通事故证明，驾驶证、行驶证、保单，死亡记录、住院费发票及费用汇总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火化接受证明、火花证明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被扶养人证明，车辆技术性能鉴定报告、2019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证据，经质证，到庭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商付昌提交的驾驶证、行驶证、道路运输证、保单、挂靠经营合同、营业执照，被告嘉绍公司提交的公路养护技术规范节选、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节选、附录D高速公路巡查，经质证，到庭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依职权向浙江高速交警总队嘉兴支队直属大队调取的尚为锋等人询问笔录、嘉兴市嘉绍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出、入口流水明细报表、南北湖收费站查询记录、路巡巡查情况、及嘉绍783监控中心监控日志。本院依职权向楼开锋制作的询问笔录，楼开锋述称，其与江金忠已经认识两三年，自认识起江金忠就一直在上海江阳水产批发市场做批发沼虾生意，江金忠经营的店铺名称不清楚只知道是几号店铺，店铺是江金忠租来的。事故当天，是梁国华开车搭载二人一起去海盐收购沼虾。对江金忠在上海的居住情况不清楚。经质证，到庭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相对方提出异议，本院认证如下： 1.原告方提交2019年10月29日门诊收费票据1份，证明江金忠受伤急救产生门诊医疗费119.92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方对该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定。经审查，该份票据中病人姓名栏目记载无名氏，且江金忠已于2019年10月28日死亡，在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补强的情况下，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2.原告方提交票号为13887119、13888755、13933818的浙江增值税发票3份，嘉兴市第一医院门诊处方笺1张，嘉兴市第一医院劳动服务公司新特大药房出具的销售收据2份及购物清单1份，证明江金忠因治疗需要购入了人血白蛋白及其他医疗辅助用品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经审查，对于江金忠治疗过程中外购人血白蛋白，在原告方提供了医生出具的门诊处方笺及购买发票的情况下，结合受害人伤情及治疗需要，对江金忠在治疗过程中需要辅助使用人血白蛋白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但所需的数量，结合门诊处方，应以2瓶为宜，即840元（420元/瓶×2瓶）；对于购置呼吸回路管及其他医疗辅助用品所需的费用465.20元，结合江金忠的伤情、治疗方案，及产生费用的数额，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经核算后确认江金忠因本起事故产生的医疗费共计18049.16元。 2.原告方提交周某等8人出具的江金忠工作情况证明1份及旭东水产行照片1张，上海江阳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江金忠工作情况的证明1份，上海市宝山区旭东水产行出具的江金忠工作情况证明1份，上海潜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江金忠居住情况证明1份，房屋租赁合同、房内器物交接单及收款收据各1份，证明江金忠生前在上海工作并长期居住在上海，其死亡赔偿金应参照上海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方认为上述证据均系书证，在证人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经审查，上述证据均系原件，相关证明中具有证人签名捺印，形式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能否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将结合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3.原告方提交的交通费发票2份，证明原告方因本起事故产生了交通费损失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方对票号为33573719的增值税发票关联性不予认定。经审查，该份发票的开票时间为2019年12月18日，且发票名称为“*交通管制设备*交通费”，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4.原告方申请证人汪某、周某出庭作证以证明江金忠生前在上海江阳市场内做水产生意，其死亡赔偿金应参照上海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事实。证人汪某述称，其系上海市宝山区旭东水产行的经营者，2016年在江阳水产市场做生意时认识江金忠，当时江金忠是在其同村人处租摊位做生意的。2017年5月，其将江阳市场内Ｍ3-144旭东水产行出租给陈爱平、江金忠，因其与陈爱平同村比较熟悉，就与陈爱平签了合同。按照市场惯例，谁租谁交钱，当时陈爱平、江金忠一人交一半租金，两人应该是合伙做生意。证人周某述称，其系江金忠的姐夫，也是上海市宝山区逢清水产行的经营者，其与江金忠三四年前就在江阳水产市场做虾生意，二人经营的摊位中间只间隔一个摊位。江金忠是与陈爱平合租了别人的摊位一起经营的。江金忠在上海租住在一个酒店，租金大概1000元／月。经审查，二证人对所要证明的事实能陈述清楚，其中证人周某虽与原告方存在亲属关系，但其关于江金忠生前在上海工作情况的陈述与证人汪某及案外人楼开锋的陈述基本能吻合，且与原告方提交的江金忠的工作情况证明、居住情况证明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可信度较高，故本院予以认定。 5.被告嘉绍公司提交的巡查车辆信息、路巡巡查日志、保洁工作记录表各1份，证明嘉绍公司已按照规定巡查、清扫，履行了日常巡查义务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方及其余被告认为该组证据系嘉绍公司单方制作，真实性不予认定。经审查，本院认为，路巡巡查日志及保洁工作记录表系嘉绍公司内部记录，只有嘉绍公司一方能够生成并持有，鉴于嘉绍公司提供了包含事故当日在内的一定时期内的较为完整的记录资料，且路巡巡查日志中关于巡查路线及时间的记录与嘉兴市嘉绍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入口流水明细报表、出口流水明细报表、南北湖收费站查询记录及嘉兴市嘉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南管理处出具的路巡巡查情况基本吻合，对路巡巡查日志中关于巡查路线及时间记录的及保洁记录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 结合上述认定的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本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与原告方民事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陈述基本一致。 另查明，尚为锋驾驶的苏Ｄ×××××号车，在华安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20万元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登记所有人为港龙公司，事故发生时，尚为锋正在执行港龙公司指派的工作。商付昌驾驶的ＭＡＰ351／鲁Ｍ×××××号车，在人保滨州公司处投保，其中牵引车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商业三者险，挂车投保了5万元商业三者险，均投保了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二车实际车主为商国建，与登记所有人盛源公司系挂靠关系，事故发生时，商付昌正在执行商国建指派的工作。梁国华驾驶的沪Ｅ×××××号车，系被告景加公司所有，梁国华系景加公司员工，事故发生时，正在执行公司指派的工作。事故发生时，沪Ｅ×××××号车内共乘坐梁国华、江金忠、楼开锋三人，其中江金忠死亡、楼开锋受伤。 2019年10月28日，浙江省高速交警总队嘉兴支队直属大队工作人员对尚为锋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尚为锋确认事发当天其驾驶的车辆装载了三件“钢板”、一件“角码”，四件呈田字形摆放，左上角（以车辆行驶方向为前方）是“角码”，另三个位置放置“钢板”，其中“角码”位置最低，右上角放置的“钢板”较低，这两件高度均未超过栏板，右面放置的两件“钢板”高度超过栏板高度约5-6公分。其中“角码”没有外包装，右上角的“钢板”及“角码”后方的“钢板”都有打包带，右后方位置高于栏板的“钢板”没有打包带，3件“钢板”的外围都是用保鲜膜裹起来，装载出发的时候3件“钢板”四周的保鲜膜都是完好的。从装车直至货物卸载期间，未对货物进行专门加固、捆扎。 交通部发布的《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5.2.2规定，高速公路沥青路面的日常养护，应坚持巡视检查制度，及时发现路面及其附属设施的损坏情况和可能影响交通的路障，以便养护部门及时、合理地安排维修和清理，尽快恢复路面正常使用状态。巡视检查分为日巡查、定期巡查、特殊巡查和专项巡查，各类巡查的内容、频率、方法、装备按附录D执行。其中附录D中关于日常巡查的巡查频率为每天一次双向全程。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路养护技术规范》4.2.4沥青路面的日常养护2（3）规定，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路面的清扫作业频率宜不少于1次/d。 2019年10月27日，嘉绍公司浙Ｆ×××××号路巡车路面巡查情况：第一次上午9：05杭浦高速南北湖站-嘉绍南湖收费站9：30-尖山收费站10：10-王店东站11：07；第二次下午14：25王店东站-南湖收费站14：31-尖山收费站15：01-王店东收费站15：25-南北湖收费站15：50；第三次下午15：50南北湖收费站-嘉绍嘉向Ｋ1288（事故处理）-王店东收费站17：18-南北湖收费站18：20。同日，保洁工作记录表嘉绍双向南湖-尖山（6：00-17：00）路段，嘉向保洁记录清理次数为5次，绍向保洁记录清理次数为5次，嘉绍北接线双向流动巡查共捡车道抛洒物1次。 江金忠出生于1978年2月15日，因本起交通事故抢救无效于2019年10月28日死亡，其死亡时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妻子周金梅、父亲江民齐、母亲徐立兰、女儿江某1、儿子江某2。江民齐（1951年9月18日出生）、徐立兰（1954年5月18日出生）共生育一子一女，即江金忠、江小云。江金忠、周金梅共生育一子一女，其中江某1出生于2003年7月27日、江某2出生于2005年4月25日。 2019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615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8272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本起事故的另一伤者楼开锋在本院制作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本起事故中交强险份额由江金忠家属优先受偿。 本院认为，自然人的生命权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方因江金忠死亡造成的损失，具有赔偿义务的主体应依法予以合理的赔偿。就本起事故的责任划分，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起事故中，被告尚为锋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同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尚为锋在运输货物时，明知其中2件“钢板”放置的高度超过了车辆栏板高度，此时其不仅没有采取加固或者重新放置等措施以降低运输过风险，甚至放任装运人员以保鲜膜外围包裹的方式固定运载物，致使运输过程中运载物遗撒造成了本起道路交通事故。尚为锋的上述行为对本起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且与江金忠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本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被告商付昌驾驶机动车行驶过程中未集中注意力观察路面情况谨慎驾驶，未及时发现路面上的钢板，对本起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且与江金忠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本起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被告梁国华驾驶车辆事故发生时系正常行驶未有违法行为，梁国华、江金忠、楼开锋三人客观上对本起事故的发生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故三人均无事故过错。被告嘉绍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经营管理者，负有对事故路段进行日常养护，保障公路安全、畅通的义务，但事故发生时间段内其巡查车未经过事发路段，亦未收到清障通知，结合提交的路巡巡查日志、保洁工作记录，应认定被告嘉绍公司已经履行了日常养护、确保公路安全畅通的义务。对于原告方主张的嘉绍公司应及时发现路面及其附属设施的损坏情况和可能影响交通的路障，本院认为，及时发现并清除并不等于随时发现随时清除，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公路养护单位对路面遗撒物等路障做到随时清除，故嘉绍公司对本起事故的发生无过错。综上，结合本起事故发生时造成危险局面的成因、危害回避能力的大小、驾驶员的过错程度、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关联度的大小等具体情况分析，本院酌定尚为锋承担70%的赔偿责任，商付昌承担30%的赔偿责任，梁国华、江金忠、嘉绍公司无事故责任。 关于原告方请求的各项赔偿数额，本院认定如下：医疗费，被告方提出应扣除非医保费用，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医疗费经核算确认为18049.16元。死亡赔偿金，受害人江金忠虽为农村户籍人员，但其长期在上海经商，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另，根据原告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上海潜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居住证明，并结合证人证言，可以确认江金忠自2017年12月起居住在上海市宝山区出租房内，现原告方举证证明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本院所在地标准，主张按照2019年度上海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对原告诉请的死亡赔偿金数额本院予以确认，即1472300元（73615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江民齐、徐立兰、江某1、江某2符合被扶养条件，扶养人均为2人，赔偿年限分别为12年、15年、2年、4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可以按照上海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计算，但累计数额不得超过一个上一年度上海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即651672元（48272元／年×12年＋48272元／年×3年÷2人），计入死亡赔偿金项下。丧葬费，原告方诉请的赔偿数额，符合法律规定，且费用在合理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原告方虽未提供证据证明，但鉴于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势必产生误工损失的客观事实，参照浙江省上一年度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44元／天的标准进行计算，酌定三人，每人七天。家属处理事故的交通费、住宿费，原告虽方未提交相关票据，但鉴于原告方处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用和住宿费的客观事实，本院酌定交通费、住宿费共计3000元，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参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结合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举证和陈述，本起事故原告方的各项财产性损失本院确定为：医疗费18049.16元、死亡赔偿金2123972元（死亡赔偿金14723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51672元）、丧葬费33216元、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3024元（144元/天×3人×7天）、交通费和住宿费3000元，合计2181261.16元。 另，本起事故中原告方的亲属江金忠死亡，给原告方确有带来精神上的损害，原告方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理由正当，可以支持。就赔偿数额，综合考虑损害的后果、侵权行为人的过错程度、本地的经济生活水平，侵权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原因力因素，酌定50000元，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方主张该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优先赔付，符合法律规定，且数额未超限额，予以支持。故原告方的各项损失合计为2231261.16元（财产性损失2181261.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本起交通事故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首先应由本案机动车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关于分项限额赔偿的规定，被告华安保险公司、人保滨州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应各赔偿原告方119024.58元，合计238049.16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交强险限额外的损失1993212元，应由被告尚为锋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1395248.40元；被告商付昌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597963.60元。经查，被告尚为锋事故发生时系履行职务行为，应由被告港龙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苏Ｄ×××××号车在被告华安保险公司处投保了20万元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险），应由被告华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剩余1195248.40元由被告港龙公司继续赔偿。被告商付昌事故发生时系履行职务行为，鲁Ｍ×××××号车、鲁Ｍ×××××号车分别在人保滨州公司投保了100万元和5万元商业三者险，二车均投保了不计免赔险，应由被告人保滨州公司根据二车投保的商业三者险限额的比例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综上，被告港龙公司赔偿原告方1195248.40元，被告华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方319024.58元（交强险119024.58元＋商业三者险200000元），被告人保滨州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方716988.18元（交强险119024.58元＋商业三者险597963.60元）。 综上所述，原告方请求被告方赔偿费用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常州港龙石材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周金梅、江某1、江某2、江民齐、徐立兰各项损失1195248.40元； 二、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赔偿原告周金梅、江某1、江某2、江民齐、徐立兰各项损失319024.58元； 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赔偿原告周金梅、江某1、江某2、江民齐、徐立兰各项损失716988.18元； 上述款项，由各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四、驳回原告周金梅、江某1、江某2、江民齐、徐立兰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455元，由原告周金梅、江某1、江某2、江民齐、徐立兰负担929元，由被告常州港龙石材有限公司负担8076元，由被告阳信县盛源物流有限公司、商国建负担34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莉莉 人民陪审员  姚姜法 人民陪审员  冯 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 鹯 附页 1．如当事人不服本判决提起上诉的，需按照本院送达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用缴纳通知书》规定的收款单位、银行、账号、金额及期限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 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 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