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鲁0102行初220号 原告薛某某，男，1937年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 被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山东省文物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勇，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政策法规处二级调研员。 委托代理人何俊青，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山东博物馆，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郑同修，馆长。 委托代理人何俊青，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德义，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薛某某诉被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行政处理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山东博物馆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薛某某诉称,一、2018年9月24日，原告向山东省文物局领导和局长举报山东博物馆馆长郭思克在处理《张育瑾遗留的明代“一天秋”益王琴捐赠事件》中涉嫌严重违法、违规的问题，要求该局首先判定山东博物馆和张禔签订的《捐赠藏品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然后再解决其它后续问题。山东省文物局“不作为”、“乱作为”，竟把原告的举报材料全部转发给山东博物馆，叫该馆作答复(可提供山东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李栋的电话录音作为证明)，致使山东博物馆得以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有恃无恐，给原告的第二份书面答复与第一份完全相同。为此，原告于2018年10月31日给山东省文物局连发了三封邮件，但该局不予答复，应依法对其“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追责。二、2019年7月27日原告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厅长信箱发了关于这一事件的举报信，至今没有音讯。该厅对此举报的处理属于明显的“行政不作为”。三、第三人山东博物馆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包括：违反捐赠常规（竟能在一天内办完全部捐赠手续）、暗箱操作和不持有授权委托书的捐赠人之一的张禔签订非法无效的《捐赠藏品协议书》，该馆蓄意曲解文物定名原则，在《捐赠藏品协议书》上把所捐的古琴定名为《仲尼式“一天秋”古琴》(此琴的名称应是《明代“一天秋”益王琴》，而且必须写明是“张育瑾遗留的”这一限制性定语，理由见所附的故宫博物院鉴定专家郑珉中先生对此琴的鉴定书)，不公布对该古琴的鉴定结论，不举行捐赠仪式，不颁发捐赠证书。四、郭思克已于2019年8月底调离山东博物馆。原告于9月26日给新任馆长郑同修发了一封挂号信，要求尽快处理、解决此事，但迄今未见答复。自9月26日之后，原告己无法与该馆取得电话和电邮联系。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彻查第三人山东博物馆在郭思克任馆长期间所经办的《张育瑾遗留的明代“一天秋”益王琴捐赠事件》，依法、依规作出处理；2.要求由败诉方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旅费和住宿费在内。 被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辩称，一、从被答辩人自认的事实来看，被答辩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葛明显是民事活动。(一)被答辩人是要求答辩人判定《捐赠藏品协议书》是否有效。(二)第三人山东博物馆是独立法人单位，且无行政权力，是民事活动的主体。(三)所以，被答辩人和第三人双方构成的是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四)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的事实，是自认的事实，人民法院应贯彻告什么理什么的原则，严格在原告起诉的范围内进行审查。二、答辩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是业务指导和对第三人处级干部的任命关系，但本质上仍然是两个法人单位，第三人对业务活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处级干部的任命问题也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三、答辩人未作出、也没有法定职权应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不构成行政不作为；答辩人作出的回复，无论是否“乱”，都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构不成行政法上的乱作为，依法不属于法院审查范围。(一)答辩人在本案中没有必须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法律、法规、规章未授权答辩人可以干预、判断民事主体活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及相关法条的规定和精神，判断、改变民事合同的效力，是人民法院(民事法庭)和仲裁机构的专业范围；(二)答辩人作出的回复动作，是对第三人的干部工作作风的监督和要求，所以无论是否“乱”，概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范畴，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受案范围。四、被答辩人反映的信访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5]行立他字第4号回复精神，也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综上所述，被答辩人反映的合同问题、干部问题、信访问题，皆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人山东博物馆述称，一、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产生了合同争议。(一)被答辩人在诉状中自认，起因是对《捐赠藏品协议书》是否有效产生了意见；(二)答辩人是独立法人单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答辩人的处级级别的干部是由被告任命，但也仅限于此；(三)请法院行政庭不必浪费司法资源，对本案的民事争议进行审理。二、被告曾责令答辩人改善工作作风，积极处理和被答辩人之间的纠葛，但被答辩人无法沟通。(一)被答辩人既不是签订《捐赠协议》的当事人，也不是古琴的所有人，实际上并无提出合同效力问题的主体资格；(二)即使如此，答辩人也愿意与被答辩人协商有关问题，但与被答辩人沟通困难，无法解决；(三)根据法律规定，法院行政庭没有义务帮助被答辩人解决民事疑问，但若法庭愿意充分帮助被答辩人，则请法庭向被答辩人进行适度的法律释明。三、被答辩人在媒体上多次、持续、大量散布辱骂文章，对答辩人构成了民事侵权，答辩人保留诉诸法律、要求赔偿的权利，也请法院帮助答辩人对答辩人进行法律释明。 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7日，甲方张禔与乙方山东博物馆签订《捐赠藏品协议书》。2018年9月24日原告向山东省文物局举报第三人山东博物馆馆长在处理《张育瑾遗留的明代“一天秋”益王琴捐赠事件》中涉嫌严重违法、违规的问题，要求该局首先判定山东博物馆和张禔签订的《捐赠藏品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然后再解决其它后续问题。原告称其于2019年7月27日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厅长信箱发送关于同一事件的举报信。原告因举报事项未答复，认为属于行政不作为而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8年10月8日，鲁发[2018]42号《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省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四）组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整合省文化厅、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省文物局的职责，组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正厅级规格，保留省文物局牌子……不再保留单设的省文物局”。 2019年2月18日，鲁编办[2019]52号《中共山东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省文化和旅游厅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中规定“省文化和旅游厅：……五、山东画院……山东省博物馆……等18家事业单位调整为你厅管理。上述单位其他机构编制事项不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八）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根据原告薛某某提交起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可知，原告于2018年9月24日向山东省文物局举报第三人山东博物馆馆长在处理《张育瑾遗留的明代“一天秋”益王琴捐赠事件》中涉嫌严重违法、违规的问题。要求该局首先判定山东博物馆和张禔签订的《捐赠藏品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然后再解决其它后续问题。第三人山东博物馆针对举报向原告作出书面答复。原告为此以邮件方式向山东省文物局催促给予处理；2019年7月27日又向被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的厅长信箱发送关于该事件的举报信。原告认为被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未对举报作出处理属于行政不作为而提起本案诉讼。原告的举报事项实为请求上级机关履行监督查处下级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申请，属于要求上级机关履行内部层级监督的法定职责，该职责属于行政权力的内部运行范畴，被告对于举报事项如何进行查处均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法应予以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薛某某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文 人民陪审员 王 琳 人民陪审员 叶德行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杨淑贤 书 记 员 黄晓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