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4民初4474号原告：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负责人：马友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生，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任飞，男，199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宿州市，现住上海市杨浦区。原告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畅律所)与被告任飞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畅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生、被告任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畅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任飞向国畅律所支付法律服务费47,900元；2.判令任飞向国畅律所支付本案律师代理费1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任飞委托国畅律所代理其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的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经友好协商，双方签署《聘请律师合同》，约定国畅律所指派律师代理任飞委托的事务，任飞以风险代理的方式给付国畅律所法律服务费。合同签订后，国畅律所经过多方努力，代理任飞与平安保险公司达成调解。任飞应该按约再支付国畅律所法律服务费84,000元，但任飞仅支付36,100元，拒绝支付余款。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国畅律所无奈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任飞辩称，打官司时，介绍国畅律所的朋友说只需要按照赔偿款的15%支付法律服务费，国畅律所的张春生律师也曾这样告知过。签订合同时，国畅律所曾告知，诉讼标的在100万元以下，只有按照标的的30%收取法律服务费的合同，没有按照标的的15%收取法律服务费的合同。任飞当时的理解是先签订按照标的的30%收取法律服务费的合同，实际履行当中仍然是按照标的的15%收取法律服务费，因此任飞就签订了涉案代理合同。之后任飞拿到赔偿款后就按照15%的比例支付了法律服务费。因此，任飞不同意国畅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任飞与国畅律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内容为：“任飞(下称甲方)因与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之间的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特聘请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下称乙方)的律师承办，并处理有关事宜，并经双方协议，订立下列各条，以资共同遵照履行：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张春生、刘建坤律师(下称承办律师)为甲方上述案件的一审、二审、申请强制执行代理人。二、代理权限：见授权委托书。三、承办律师必须认真负责，依法维护甲方合法权益，如因故不能出庭，乙方应指定其他律师接替，并于事前征得甲方同意，但紧急情况下除外。律师向客户提供的分析、判断和意见，均不可理解为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就案件作出了成功或胜诉的保证。四、甲方必须真实地向承办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有关本案证据。乙方接受委托后，发现甲方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有权终止代理，所收费用不予退还。五、甲方同意依据《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实行风险代理的方式支付律师费。先行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伍仟(5,000)元，该笔费用无论本案结果如何均不予退还。风险代理的律师费甲方同意根据本案生效的裁决书或者判决书或调解书裁决、判决或调解一致确认的款项的百分之三十计付。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撤诉或接受调解或单方解除本合同。甲方有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律师费以玖万玖仟玖佰元(99,900)计付。对此甲方无异议。六、甲方应于本合同订立时支付律师费计人民币伍仟(5,000)元。办案过程中所需的差旅费、调查费、保全费、诉讼费等均由甲方承担。七、若甲方未依上述第五、六条规定履行其付款义务或中途终止委托，则乙方有权终止代理，所收费用不予退还，并有权留置全部有关本案的诉讼文件、证据等。八、如一方要求变更合同条款，需再行协议。九、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包括双方和解、调解、撤诉、法院判决等)止。十、因本聘用合同而引致的争议及本聘用项下争议的解决，甲、乙双方确认由徐汇区人民法院管辖。”另查明，任飞诉平安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于2019年10月15日出具(2019)沪0117民初1483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载明平安保险公司应于2019年11月15日前偿付任飞保险理赔款280,000元。国畅律所的律师张春生、刘建坤作为任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该案的诉讼。再查明，任飞曾先后向国畅律所支付了两笔法律服务费，分别为5,000元和36,100元。上述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聘请律师合同、律师费发票、(2019)沪0117民初14837号民事调解书及该案诉讼材料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国畅律所与任飞之间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该诉讼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庭审中国畅律所、任飞均认可国畅律所已经按照诉讼代理合同约定履行了代理义务，现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任飞应向国畅律所支付的法律服务费的计算比例。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诉讼代理合同约定“风险代理的律师费甲方同意根据本案生效的裁决书或者判决书或调解书裁决、判决或调解一致确认的款项的百分之三十计付”，同时结合(2019)沪0117民初14837号民事调解书载明的赔偿款金额280,000元，任飞理应按照赔偿款280,000元的30%向国畅律所支付法律服务费即84,000元。虽然任飞辩称双方曾口头约定按照赔偿款的15%计算法律服务费，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更何况，即使双方曾口头约定按照赔偿款的15%计算法律服务费，亦不影响双方在之后的诉讼代理合同中按照赔偿款的30%计算法律服务费这一约定的效力，可视为双方对合同内容的变更，因此，本院对任飞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鉴于任飞事后已支付风险代理的法律服务费36,100元，扣除后任飞仍需向国畅律所支付法律服务费47,900元。虽然任飞还辩称其支付的第一笔法律服务费5,000元应抵扣风险代理的法律服务费，但根据诉讼代理合同中“先行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伍仟(5,000)元，该笔费用无论本案结果如何均不予退还”的约定，该5,000元可理解为并不包含在风险代理的法律服务费内，故不能抵扣风险代理的法律服务费。至于国畅律所主张的其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律师代理费，因双方在诉讼代理合同中并未对该项费用有所约定，且国畅律所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实际支出，故国畅律所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任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费47,900元；二、驳回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8元，减半收取计624元，由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负担125元，任飞负担49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范萍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田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