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60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家新，男，汉族，1968年9月3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公安县,现住贵阳市观山湖区。上诉人（一审原告）：占良君，女，汉族，1969年9月9日出生，住址湖北省公安县，现住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良芹、杨秋萍，贵州泽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中山支公司，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中路吉泰公园世家2号综合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0007632377279。负责人：杨滨洋，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叔宜，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周贤生，男，汉族，1971年4月21日出生，初中文化，自由职业，户籍地湖南省临武县，现住贵州省榕江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艾贤海，男，汉族，1973年10月21日出生，初中文化，驾驶员，户籍地湖南省临武县，现住贵州省榕江县。周贤生、艾贤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景成、韦会琴，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石凡昌，男，苗族，1977年2月12日出生，初中文化，自由职业，住贵州省榕江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分公司，住所贵州省凯里市宁波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009159015950负责人：杜严华，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张家新、占良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中山支公司（以下简称人财保中山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分公司（以下简称人财保黔东南分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2632民初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张家新、占良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并支持张家新、占良君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以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该龙门吊设备瞬间向河边方向倾倒”的事实是错误的。事实上，氧割后的龙门吊横梁与两边梯形航轨支架仍处于原有的稳定结构，在没有向上起吊横梁的情况下航轨是不会倾倒的。二、一审法院认定“自谭久明爬上航吊横梁绑钢丝绳，至发生事故这一过程中，吊车一直处于准备起吊状态直至事故发生”的事实也是错误的。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艾贤海启动汽车起重机起吊龙门吊，石凡昌指挥不当导致龙门吊倒塌致使谭久明摔倒死亡。三、一审法院判决“由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三人作为吊车作业一方承担损失总额30%的责任”是错误的，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整个拆吊工作是承揽人周贤生的工作范围，在施工过程中未配齐相关人员，周贤生对此次事故应承担赔偿责饪。艾贤海作为专业的起重机司机，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违反起重机拆吊作业安全操作流程是此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应负事故责任。石凡昌作为周贤生聘请并参与拆卸施工的人员，未将施工现场的信息及时反馈给驾驶员，其未尽到职责，也是发生本案事故的重要原因，其应对本次事故承担责任。谭久明是受张家新、占良君的委托联系承揽人周贤生拆吊施工，周贤生安排具有驾驶起重机驾驶资格的艾贤海驾驶吊车施工，谭久明作为定作人对选任不存在过失。四、一审法院以“该起事故是在作业现场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而非吊车在道路行驶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故而认定“人财保黔东南分公司在本案中不负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已查明贵Ａ×××××号汽车起重机在人财保黔东南分公司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限额为122000元，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3条：“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中对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人民法院作出回复明确载明“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3条的立法精神，用于起重的特种机动车在进行作业时的责任事故，可以比照适用该条例”之规定，贵Ａ×××××号汽车起重机在作业时发生责任事故造成谭久明死亡，人财保黔东南分公司首先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全额赔偿张家新、占良君的损失。五、人财保中山支公司应在起重机综合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对张家新、占良君进行赔偿。六、一审法院按照贵州省标准计算谭久明死亡赔偿金错误，应按谭久明户籍住所地湖北省标准计算为689100元。因谭久明户籍地湖北省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455元，高于贵州省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592元。故谭久明的死亡赔偿金应按湖北省标准计算为689100元（34455元／年×20年）。七、一审法院依照2017年度贵州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谭久明丧葬费错误，应按2018年度贵州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78316元计算，故谭久明丧葬费应为35018元（70036元÷12个月×6个月）。八、本案直接侵权人是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三人怠于赔偿，导致张家新、占良君被起诉，并向受害人家属垫付赔偿款815000元，给张家新、占良君造成了严重损失，被上诉人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第29条的规定以81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向张家新、占良君支付资金占用费。九、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作为直接侵权人，应对受害人家属的损失进行赔偿，但被上诉人拒绝赔偿，导致受害人家属将张家新、占良君起诉至法院，为维护张家新、占良君的合法权益，特委托律师应诉，并依法向被上诉人进行追偿，为此被上诉人应支付张家新、占良君的律师代理费4.8万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适用赔偿标准错误，严重损害了张家新、占良君的合法利益。为此，恳请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依法改判并支持张家新、占良君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人财保中山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吊装作业安全规范（修订）》中的第4.3.2的规定“吊装现场应设置安全警戒标志，并设专人监护，非作业人员禁止入内，安全警戒标志应当符合规定”，联系上下文来看，该规定应当适用于在吊装作业“中”，并非在吊装作业“前”。根据常理，本案中死者谭久明自己主动要求爬上航轨挂好钢丝绳，从航轨上下来之后才能清除现场人员，设置警示标志，配备专人监护。即便是在谭久明挂好钢丝绳后，也需要做好吊装前的工作才能起吊，当时吊车也并未启动，还没有清退现场的非工作人员，并不是法院认定的随时起吊。本次事故不适用《吊装作业安全规范（修订）》中的第4.3.2的规定，吊车方不应承担责任。二、本案事故的发生与吊车方无任何关系，吊车方不应当也不可能对谭久明的死亡承担责任。本案事故的发生原因是在吊车进场之前，死者谭久明已经让柴老新将吊装物连接处切割完毕，同时航轨本身的倾斜加上其自身的重量，导致航轨倒塌造成谭久明死亡的事故发生。在吊装之前谭久明己经和吊车方周贤生商定好，挂钢丝绳的工作不在吊装作业范围内，谭久明自己派人将钢丝绳挂好。从挂钢丝绳到航轨的倒塌直至谭久明死亡，吊车方没有作出任何的侵害死者谭又明的行为。本案中，吊车方并不具有任何过错，与谭久明的死亡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也不应当为其死亡承担责任。三、周贤生所有的贵Ａ×××××吊车在人财保中山支公司仅投保有起重机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并未在人财保中山支公司处承保，应当由承保有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其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后，再由人财保中山支公司按照责任比例，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赔付义务。周贤生、艾贤海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谭久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仍然爬上横梁去绑钢丝绳，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张家新、占良君作为涵管厂的经营者，对谭久明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的事实清楚。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次事故是由周贤生、艾贤海的过错造成的，谭久明的死亡与作业现场未设置警戒线等不具有因果关系。三、周贤生、艾贤海已向人财保黔东南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向人财保中山支公司投保了起重机械综合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且已经向保险公司报案。为维护周贤生、艾贤海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石凡昌二审未作答辩。张家新、占良君一审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连带支付原告张家新、占良君垫付的赔偿款人民币815000元，并以815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28日至付清之日止年利率24%向原告连带支付资金占用费；2、依法判决被告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连带赔偿原告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4.8万元；3、依法判决被告人财保黔东南分公司在第三者交强险限额内、人财保中山支公司在责任保险限额内对第1项、第2项诉请承担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0月23日张家新、占良君夫妇以张家新的名义登记注册成立榕江县榕江涵管厂（厂址位于榕江县），以个体经营的形式生产经营水泥涵管，2018年10月11日该厂注销，停止生产经营。该涵管厂自建厂以来直至本案事故发生前，张家新、占良君夫妇一直都是聘请张家新的亲侄子谭久明对该厂负责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及该厂注销后的相关管理工作。因需对该涵管厂的旧设备进行拆除，2019年4月30日占良君电话联系谭久明，将该涵管厂旧设备的拆除工作以承包的方式包给谭久明去完成，承包费为2万元，并要求谭久明在2019年5月10日前拆除完毕。谭久明即按照占良君要求对该涵管厂的旧设备开展拆除工作，拆除过程中谭久明还聘请了柴老新作为氧割工对该厂龙门吊（本案也称航吊）设备的各个衔接部位进行氧割，并确保龙门吊设备的衔接部位完全剥离松动，以便吊车起吊卸载。在此过程中，谭久明通过电话与吊车车主周贤生联系，双方协商用吊车对龙门吊设备进行起吊卸载达成一致意见，周贤生即安排吊车驾驶员艾贤海及工人石凡昌于2019年5月8日下午13时40分许驾驶吊车到达榕江涵管厂作业现场，准备对该涵管厂的龙门吊设备进行起吊卸载作业。吊车达到作业现场后，先将龙门吊设备下面的电机、铁块等物吊到了旁边，即该吊车进入现场后有作业记录。因需要对龙门吊的横梁进行绑定方能将该设备起吊卸载，谭久明在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情况下，徒手从靠里边（公路方向）的航吊支架爬上该龙门吊走到横梁中间用钢丝绳去绑横梁，绑好后通过横梁往外边（即另一端，靠河边方向）走到横梁与支架交接处，正要通过支架回到地面，就在此时，该龙门吊设备瞬间向河边方向倾倒，谭久明逃避不及随同该龙门吊支架（靠河边方向的支架）一起摔到河边，造成谭久明伤害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榕江县公安局、榕江县应急管理局随即介入进行事故调查。经查事故基本事实是：吊车到达涵管厂作业现场的前几天，该涵管厂的管理人员谭久明就已着手对涵管厂相关设备进行拆除工作，包括对龙门吊设备各个衔接部位进行氧割，还动用锤子敲用铁棍撬，确保龙门吊各个衔接部位完全剥离松动；吊车到达作业现场后，在对龙门吊设备进行起吊卸载前，吊车未有按照《吊装作业安全规范》要求设置警戒标志和专人监护，未有安排吊装作业所需的指挥员，自谭久明爬上航吊横梁绑好钢丝绳通过横梁另一端（靠河边）方向走到横梁与支架交接处，正要通过支架回到地面，至发生事故这一过程中，吊车一直处于准备起吊状态，直到事故发生；经现场勘验，航吊的梁与支撑臂（支架）连接的切割面全部分割，没有连接，龙门吊西侧（靠公路方向）南支腿所在位置航轨高出东侧（靠河边方向）南支腿所在位置航轨23cm2，龙门吊西侧（靠公路方向）北支腿所在位置航轨高出东侧（靠河边方向）北支腿所在位置航轨26cm2，即航吊的两航轨未处于同一水平位置，有倾斜度，龙门吊支架是往河边方向倾倒。吊车所有人周贤生为该吊车（发动机号:3618G031750）在人财保中山支公司购买了起重机械综合保险，保险期限自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8月27日。同时周贤生为该吊车在人财保黔东南分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期限自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11月6日。本案事故发生时，周贤生已于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事故发生后，死者谭久明家属余平娥等四人以谭久明为张家新、占良君提供劳务受害为由，于2019年5月20日向榕江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家新、占良君夫妇赔偿各项损失共计908316元，案经榕江县法院主持调解，并以（2019）黔2632民初618号调解书的形式，明确张家新、占良君夫妇赔偿余平娥等四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815000元，该款限于2019年10月27日前全部付清。2019年5月30日，张家新、占良君以谭久明死亡系吊车驾驶员艾贤海违规操作导致为由，向榕江县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行使追偿权，要求本案各被告赔偿原告张家新、占良君应赔偿给死者家属的各项损失共计815000元及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为：谭久明在拆除榕江涵管厂龙门吊设备过程中摔伤致死属安全责任事故。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64号令”第八条规定，榕江涵管厂旧设备龙门吊的拆除工作，属该规定明确的危险作业范围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规定，榕江涵管厂旧设备龙门吊设备的拆除工作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来进行，而非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虽然榕江县榕江涵管厂已经被注销并停止生产经营，但张家新、占良君夫妇作为该厂原来的实际经营者，在对该厂的旧设备进行拆除过程中，仍应当履行作为责任主体的职责，应当依照相关规定落实安全措施，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占良君在明知谭久明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情况下，仍然将榕江涵管厂龙门吊的拆除工作承包给谭久明去完成，最终导致谭久明在拆除该涵管厂龙门吊设备过程中摔伤致死，故张家新、占良君夫妇作为该涵管厂的主体责任人应当对该起事故负主要责任。谭久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明知危险存在情况下，仍然爬上航吊横梁去绑钢丝绳，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对其摔伤致死自身负有一定责任。谭久明作为张家新、占良君的雇员，谭久明在为二人工作过程中摔伤致死，谭久明家属向张家新、占良君主张权利要求二人给予赔偿，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作为吊车作业的一方，吊车到达作业现场后，在对龙门吊设备进行起吊卸载前，未有按照《吊装作业安全规范》要求设置警戒标志和专人监护，未有安排吊装作业所需的指挥员，自谭久明爬上航吊横梁绑钢丝绳，至发生事故这一过程中，吊车一直处于准备起吊状态，直到事故发生，即吊车驾驶员艾贤海在应当知晓不符合起吊条件情况下，仍做好随时起吊准备，故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作为吊车作业的一方也存在一定过错，亦应承担相应责任。因该吊车投保有起重机械综合保险第三者责任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限内，故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三人负赔偿责任的部分，应由人财保中山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负责赔偿。被告人财保银川市中山支公司以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未在48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难以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不予承担赔偿责任作为抗辩，因其抗辩与客观事实不符，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该起事故是在作业现场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而非吊车在道路行驶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故被告人财保黔东南分公司在本案中不负赔偿责任。谭久明因摔伤致死造成的损失应为：1、死亡赔偿金：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00元/年×20年＝631840元；2、丧葬费：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244元/月×6个月＝31462元；3、尸体冷冻费、运输费：因无证据证明，但考虑两项费用确已实际发生，可酌情支持8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1）死者父亲生活费(20-〔68-60〕)×受诉法院所在地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8299元/年÷3（人）＝33190元，（2）死者母亲生活费(20-〔67-60〕)×受诉法院所在地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8299元/年÷3（人）＝35962元，两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69152元；5、精神抚慰金：可酌情考虑支持40000元；6、交通费：因无证据证明，但考虑确已实际发生，可酌情支持12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792454.00元。就本案而言，作为民事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应定性为“生命权”纠纷而非“追偿权”纠纷，原告以行使追偿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与案件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本案应根据各方在案件事故中应负责任大小，合理分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应由原告张家新、占良君二人承担损失总额792454.00元中70%即554717.8元的责任，由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三人作为吊车作业一方承担损失总额792454.00元中30%即237736.2元的责任，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三人应承担的237736.2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中山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负赔偿责任并直接支付给原告张家新、占良君。死者谭久明在事故中应负担的责任部分，因其系张家新、占良君的雇员，故其应负责任部分的损失由张家新、占良君二人负担。对于原告主张以81.5万元为基数，要求被告自2019年5月28日至付清款项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支付原告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因原告的该两项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告因申请财产保全而产生的保全费、担保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中山支公司赔偿原告张家新、占良君经济损失人民币237736.2元，该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原告张家新、占良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30元，由原告张家新、占良君负担8701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中山支公司负担3729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2019年4月30日占良君通过电话叫谭久明请人将涉案榕江涵管厂的旧设备拆除，谭久明即按照占良君的要求对该涵管厂的旧设备开展拆除工作。在拆除过程中，谭久明聘请了柴老新作为氧割工对该厂龙门吊（本案也称航吊）设备的各个衔接部位进行氧割。与此同时，谭久明通过电话请吊车车主周贤生用吊车对龙门吊设备进行起吊卸载。周贤生即安排吊车驾驶员艾贤海及工人石凡昌于2019年5月8日下午13时40分许驾驶吊车到达榕江涵管厂作业现场，先将龙门吊设备下面的电机、铁块等物吊到了旁边后，准备对该涵管厂的龙门吊设备进行起吊卸载作业。另查明：吊车所有人周贤生为该吊车（发动机号:3618G032750）在人财保中山支公司购买了起重机械综合保险，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为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100万元、累计责任限额100万元，保险期限自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8月27日。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龙门吊倒塌的原因是否是涉案吊车违规起吊所导致；2、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是否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3、人财保黔东南分公司是否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4、人财保中山支公司是否应在起重机械综合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5、谭久明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应当按其户籍地湖北省标准进行赔偿；6、谭久明的丧葬费的赔偿标准是否正确；7、张家新、占良君主张的垫付赔偿款的资金占用费、律师费、保全申请费、保全保险费是否应支持。一、龙门吊倒塌的原因是否是涉案吊车违规起吊所导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张家新、占良君诉称龙门吊倒塌致使谭久明摔倒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涉案吊车违规起吊龙门吊所致，张家新、占良君应当就其所称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榕江县应急管理局对柴老新、艾贤海等人作的《询问笔录》、对事故现场勘验后形成的《勘验笔录》等证据材料，结合吊车进场前柴老新和谭久明已对龙门吊设备的梁与支撑臂衔接面等衔接部位进行氧割分离、谭久明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爬上龙门吊横梁绑钢丝绳等事实和因素考量，张家新、占良君所诉称的龙门吊倒塌致使谭久明摔倒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涉案吊车违规起吊龙门吊所致的事实真伪不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本院认定张家新、占良君所诉称的龙门吊倒塌致使谭久明摔倒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涉案吊车违规起吊龙门吊所致的事实不存在。二、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是否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的问题。涉案榕江涵管厂的经营者是张家新、占良君夫妇，因榕江涵管厂旧设备需要拆除，占良君叫谭久明请人将旧设备拆除。谭久明即请柴老新参与对该厂龙门吊设备的各个衔接部位进行氧割，同时请周贤生用吊车对龙门吊设备进行起吊卸载。周贤生安排驾驶员艾贤海及工人石凡昌驾驶吊车进场起吊。榕江涵管厂旧设备的拆除工作，具体由谭久明安排、组织并参与拆卸工作。张家新、占良君与谭久明、柴老新、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形成雇佣关系，张家新、占良君是雇主，谭久明、柴老新、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等人是雇员。在对涉案旧设备进行拆除过程中，谭久明在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情况下，爬上航吊横梁绑好钢丝绳通过横梁另一端（靠河边）方向走到横梁与支架交接处，正在通过支架返回地面时，该龙门吊设备瞬间向河边方向倾倒，造成谭久明伤害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安全事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张家新、占良君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张家新、占良君要求雇员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对谭久明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使用吊车对榕江涵管厂内的龙门吊等旧设备进行起吊卸载作业，属高度危险作业。艾贤海系专业的吊车驾驶员，经常从事起吊卸载作业，其应当知道安全的施工环境、安全的防范措施对避免造成安全事故的重要性。艾贤海、石凡昌驾驶吊车到达施工现场后，明知谭久明、柴老新已对龙门吊设备的梁与支撑臂衔接面等衔接部位进行氧割分离，徒手爬上龙门吊去横梁中间绑起吊钢丝绳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但仍允许非专业人员谭久明徒手爬上龙门吊去横梁中间绑钢丝绳，进而引发本次安全事故。艾贤海、石凡昌在对龙门吊设备进行起吊卸载准备工作时，未按照《吊装作业安全规范》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未尽到相应安全注意义务，亦是引发本次安全事故的次要原因。艾贤海、石凡昌系受周贤生的指派进行的起吊卸载作业，故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应对本次事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谭久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系该拆卸工程的管理者、组织者，明知龙门吊设备的各个衔接部分已氧割分离，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仍然徒手爬上航吊横梁去绑起吊钢丝绳进而引发本次安全事故，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致害原因、因果关系、各方当事人过错程度等因素，判决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对本起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3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三、人财保黔东南分公司是否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四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年12月5日对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人民法院的《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回复：“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的立法精神，用于起重的特种机动车在进行作业时的责任事故，可以比照适用该条例。”根据上述规定，本院认为，结合交强险设立的目的及适用条件考量，用于起重的特种机动车发生责任事故后适用交强险赔付的前提必须是“在进行作业时发生责任事故”。而本起事故系在涉案吊车准备作业时，谭久明爬上航吊横梁绑好起吊钢丝绳后正在通过支架返回地面时发生的，涉案吊车尚未进行起吊作业。该责任事故不具备适用交强险赔付的条件。张家新、占良君、人财保中山支公司主张由承保涉案吊车交强险的人财保黔东南分公司先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四、人财保中山支公司是否应在起重机械综合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起重机械综合保险条款》关于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规定“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合同中列明的起重机械在保险合同载明的作业区域范围内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伤亡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本案中，人财保中山支公司承保的涉案吊车进入施工现场后，先将龙门吊设备下面的电机、铁块等物吊到旁边后，对涉案龙门吊进行起吊卸载准备工作，谭久明爬上龙门吊横梁绑好起吊钢丝绳后正要通过支架返回地面时发生时，该龙门吊设备瞬间向河边方向倾倒，谭久明逃避不及随同该龙门吊支架（靠河边方向的支架）一起摔到河边，造成谭久明伤害经抢救无效死亡。本起事故系涉案吊车在作业区域范围内准备对龙门吊进行起吊卸载时发生的事故，作为吊车一方的周贤生、艾贤海、石凡昌等人对本起事故承担30%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承保涉案吊车起重机械综合保险的人财保中山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应由涉案吊车一方承担的3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五、谭久明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应当按其户籍地湖北省标准进行赔偿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本院认为，上述第三十条规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较高地的赔偿标准，适用的条件是“可以”，而不是“应当”。一审法院适用受诉法院所在地贵州省的标准确定赔偿数额，并无不当。六、谭久明的丧葬费的赔偿标准是否正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案一审开庭审理时间为2019年8月27日，一审法院参照贵州省2019年公布的各项事故赔偿标准计算谭久明的丧葬费为31462元，并无不当。七、张家新、占良君主张的垫付赔偿款的资金占用费、律师费、保全申请费、保全保险费是否应支持问题。关于资金占用费问题，本院认为，本起事故发生后，责任方、责任大小、赔偿金额尚未确定，赔偿金支付条件尚不具备，张家新、占良君主张责任人支付其垫付赔偿款的资金占用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不是必须以委托律师代为诉讼为前提，委托律师所产生的代理费亦不是因本次事故必然产生的经济损失，故张家新、占良君要求对方承担其自行委托律师产生的代理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保全申请费，本院认为，本起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系由张家新、占良君承担70%的雇主责任，一审不支持张家新、占良君诉请的保全申请费并无不当。关于保全保险费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不是必须以保险公司提供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故张家新、占良君为申请财产保全提保担保所产生的保全保险费应由张家新、占良君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家新、占良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中山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380元，由上诉人张家新、占良君负担11950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中山支公司负担124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山地审判员  刘志红审判员  杨再幸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罗安松书记员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