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6民终15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女，199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鹿邑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2，男，196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鹿邑县，系陈某1之父。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7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鹿邑县，系陈某1之母。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林、时效帅，河南梓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某1，男，199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鹿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某2，男，1966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鹿邑县，系段某1之父。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自力，鹿邑县卫真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陈某1、陈某2、李某与被上诉人断传印、段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2020）豫1628民初1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某1、陈某2、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林、时效帅到庭，被上诉人段某1未到庭，被上诉人段某2及其与被上诉人段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自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某1、陈某2、李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2020）豫1628民初101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案件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陈某1与被上诉人段某1在2019年农历11月底经过刘春燕介绍认识，腊月28日订婚，2020年农历1月6日看嫁妆、确定婚礼的日子为2020年农历1月12日。由于上诉人陈某1已经结过一次婚，且带有一两岁的女孩，而被上诉人段某1未结过婚。故为了不让上诉人在婆家受气等原因，上诉人的家人未向段某1索要任何彩礼，更不用说“四金”。看嫁妆时，被上诉人段某1家人也未向上诉人陈某1的家人给付过任何礼金。实际上，被上诉人在婚前就打听认为上诉人陈某1有点钱，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催着上诉人结婚，其真实目的是以婚姻关系为掩护，在婚礼举行后的不到十天内向上诉人的亲戚借钱（要求上诉人必须向上诉人的舅舅借款25万元）从事在宁波的二手房租赁生意。因上诉人不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借钱，被上诉人段某1及其父母、叔叔婶子、堂兄等人便辱骂上诉人。这说明被上诉人一家人根本就不存在让陈某1和段某1和睦生活的想法。2020年3月30日，段某2已经换锁并立案起诉。这个过程说明上诉人及上诉人的家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给付的任何彩礼和礼金。订婚时上诉人李某通过刘春燕把订婚钱600元交给段某1。被上诉人在短时间内催陈某1办结婚、借钱，借钱不成便起诉解除婚约，这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涉嫌诈骗。另外，2020年3月4日，被上诉人段某1以投资为名骗取上诉人3500元，另外还骗取上诉人现金2000元。2、相关证据均证实上诉人及上诉人的家人未收到彩礼和礼金。一审判决书第三页刘春燕的证言证实刘春燕在段某2的家里接到段某2的68000元后，将钱交给段某1的婶子李富各，然后开车到上诉人家中。段某1的母亲说让段某1带陈某1去买四金，订婚那天有没有四金不清楚。通过此证言可以证明当日并没有四金出现在订婚现场。该证言不能证明这些钱被送到上诉人的家里。另外，刘春燕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说明没有看到李富各交给上诉人陈某2。但李富各的证言“关于四金，当时和礼品都放到车上，后把四金和礼品放到陈某1家西屋了。”但事实上，订婚时四金没有出现在订婚现场，更不可能交给了上诉人，且上诉人家中没有西屋，院子西侧仅有一间过道、一间厨房。从段传杰辱骂上诉人陈某1倒贴也能直接证明上诉人陈某1的家人没有收到段某1家人给付的彩礼和礼金。关于四金的证据，是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购买四金的证据。3、关于“用彩礼购买家具”的情况。2019年10月7日，在认识被上诉人段某1之前，上诉人陈某1就订购了家具以备将来婚嫁所用（由票据为证），绝对不是用段某1的彩礼钱购买，该款绝对与段某1无关。段某2声称上诉人已经拉回嫁妆纯属无稽之谈。段某1的房子大门门锁已经换掉，上诉人根本无法进院，根本不可能拉走家具。综上，上诉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给付的任何彩礼、礼金和“四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望二审法院能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段某2辩称，1、被答辩人称婚前就打听到其有钱错误。实际上，双方农历2019年12月28日订婚时，答辩人一家在准备过年事宜，而农历2020年1月1日，全国封禁，答辩人未打听被答辩人家庭情况，也不知被答辩人陈某1舅舅的家庭情况。2、被答辩人称答辩人一方辱骂被答辩人陈某1不属实。3、被答辩人否认收到彩礼款和“四金”不属实。另外，不是答辩人追着要举办结婚仪式，而是被答辩人陈某1骗答辩人称过年后是本命年（24周岁）结婚不好，要求在被答辩人陈某1生日前结婚。4、被答辩人称陈某1与段某1经刘春艳介绍于2019年10月份认识的是错误的，实际上，段某1是农历2019年12月9日才到家。5、被答辩人的嫁妆已被拉走。6、被答辩人陈某1称转给段某13500元错误，实际上是让段某1给其女儿买奶粉的费用，该费用实际上是3720元。被上诉人段某1辩称，1、被答辩人的上诉的核心是没有收到彩礼钱，这不是事实，也不符合当地风俗情理。第一，被答辩人陈某1与李富各均在刘春艳的鞋厂工作，李富各、刘春艳也是婚约的媒人，故刘春艳、李富各的证言内容属实，且除该两位证人的证言外，双方行政村的干部也有在场的，均看到彩礼钱放到了被答辩人陈某1家中的桌子上了。第二，根据当地的风俗，送彩礼是必经程序。第三，被答辩人陈某1在拉走嫁妆时，由于双方发生了争吵，答辩人报警后，被答辩人陈某1当场向民警陈述时也认可收到了彩礼。2、被答辩人称“刘春燕”把订婚钱600元交给了答辩人，但在本案中并无媒人“刘春燕”，媒人实际上是刘春艳。段某2、段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退还原告彩礼87990元；2.诉讼费由三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段某1与被告陈某1经媒人刘春艳介绍相识，2020年1月22日（即阴历二零一九年腊月二十八日）原告段某1与被告陈某1按照当地风俗习惯订婚，媒人刘春艳和李富各、段某1嫂子王福丽带着钱和物品一起去陈某1家送彩礼（分别是礼金66000元、肉钱2000元、编号T005564952金750钻石手链一条、编号为J005585428金750钻戒一个、编号为M051965059黄金项链一条、编号M049924322黄金耳饰一个，四金共计19700元）。2020年1月30日（阴历二零二零年正月初六），原告段某2与李富各、刘春艳、段某3、段某4一起去陈某1家看嫁妆，段某2将礼金22000元给付被告方。2020年2月5日（阴历二零二零年正月十二日）原告段某1与被告陈某1举行婚礼，后段某1与陈某1因故不再继续同居生活，原告方要求被告方返还彩礼，被告方未还，酿成诉讼。另查明，原告段某1与被告陈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彩礼通常系缔结婚姻为目的，婚约一方给予对方的金额较大的金钱或者价值较大的财物。本案中原告方向被告方给付礼金90000元及四金（详见审理查明），应当视为以缔结婚姻而给付的彩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如查明属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方要求被告方返还彩礼款87990元，根据其提供的证据及陈某1答辩意见和原告及陈某1的庭审陈述，2020年1月22日原告方给付被告方礼金68000元及四金价款19700元，于2020年1月30日给付被告方礼金22000元，结合本案案情，原告段某1与被告陈某1曾共同生活不满三个月，故本院酌定被告陈某1、陈某2、李某返还彩礼的70%为宜。被告陈某1辩称未收到彩礼，答辩称在举行婚礼前用彩礼钱购买的家具、家电、汽车、首饰等财产，是相互矛盾的。又称该彩礼购买嫁妆转化为陈某1个人财产，缺乏法律依据，其辩解不能成立。被告陈某1称段某2作为本案原告不适格。给付彩礼一方的婚姻当事人虽已成年，但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并用家庭财产给付的，婚约当事人与其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因此段某2是适格原告。被告陈某1称被告陈某2、李某主体不适格，法律没有规定被告适格，因此其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嫁妆问题，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被告陈某1可另案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某1、陈某2、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段某1、段某2彩礼76790元；二、驳回原告段某1、段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99.74元，减半收取计999.87元，由原告段某1、段某2负担199.87元，被告陈某1、陈某2、李某负担8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9年10月7日，上诉人陈某1购买家具家电的票据、质量保修卡、微信转账记录及收据，以此证明：上诉人陈某1在2019年10月7日（农历2019年9月9日）就在柘城县上海南路安宜国际家具宝莱佳家具店购买家具家电以备今后结婚所用，以及段某1将家具拉到其家中的事实。2、35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一份，以此证明被上诉人段某1以骗婚、骗钱的目的。3、柘城县香港金九福珠宝店的收据两张、安踏柘城步行街店出具的收据一张。以此证明：2020年3月16日，段某1欺骗陈某1，让其购买2770元的首饰及1300元衣服的事实。4、证人陈某3出庭证言一份，以此证明：上诉人一方未收到被上诉人一方给予的彩礼及礼品。对于上诉人一方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被上诉人段某1、段某2共同质证认为，1、由于上诉人陈某1与被上诉人段某1是2020年1月份才订婚的，故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10月7日的保修卡、2019年9月9日的出货单、2016年8月20日的鹿邑县玄武镇刘杰格力专卖店出具的收据等均与本案无关。2、关于证人证言，该证人在定亲时只是陪同人员，应能看到礼品，其声称未见到彩礼及礼品不属实。被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供了证人段某4、段某3的出庭证言两份，以此证明：定亲时给付彩礼的事实。对于被上诉人一方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上诉人陈某1、陈某2、李某共同质证认为，1、段某4证言称是四位男士到上诉人家中送的22000元彩礼，但在原审时李富各出庭作证时称其也参与送该22000元了，这说明一审中李富各在说谎。2、证人段某4、段某3声称将钱放到上诉人家中桌子上的是段某3，这与一审中李富各证明是段某2将钱放到桌子上的相矛盾，这说明李富各在说谎。3、段某4证明是段见民开车的事实与段某3称段某2开车的相矛盾。对于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所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定如下：对于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由于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是否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将另行论述。对于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结合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及上诉人在原审中的答辩意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综上，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本案中，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上诉人一方是否收到了彩礼款及“四金”。对此，针对上诉人在二审过程中提供的证据是否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关于购货清单、质量保修卡、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其证明目的是：上诉人一方在订婚前已经置办了嫁妆，未使用彩礼款购买嫁妆。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上诉人一方购买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的时间为2019年10月7日，送货详细地址及用户地址均为“玄武大陈”。由于当地的风俗习惯是一般女方是在举办结婚仪式前购买，故在上诉人一方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供的购货清单、保修卡等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二、关于微信转账记录，其证明目的是被上诉人段某1以骗婚、骗钱。对此，根据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仅有该转账凭证无法达到其证明被上诉人段某1骗婚、骗钱的目的。第三，关于柘城县香港金九福珠宝店的收据及安踏柘城步行街店出具的收据，该组证据虽能够证明上诉人陈某1消费购买了金银首饰及衣物，但仅凭该份证据无法证实购买的物品是被上诉人段某1购买的。故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上诉人所举的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四，关于证人陈某3的证言，由于该证人作为被上诉人一方定亲时的陪同人员，但在庭审中一是不能明确说出被上诉人一方和其同行人员情况；二是不能说出在上诉人家中的时间长短；三是自认在定亲时未全程在场，且不能说出外出时间。综合以上三点，考虑到其作为上诉人陈某1的姑姑这一身份关系，上诉人一方所举的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认定。综上，由于上诉人一方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结合上诉人在原审答辩中“答辩人用彩礼钱在登记结婚前购买的家具、加点、汽车、首饰等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以及“被答辩人要求返还彩礼的有关项目和数额与实际不符，彩礼用于婚后与男方一起居住生活开支”等内容，参照被上诉人一方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一方的陈述更具有合理性和可能性，故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一方向上诉人一方支付了彩礼款及“四金”并无不当。上诉人一方关于未收到彩礼款及“四金”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陈某2、李某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终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彩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收受彩礼时一般也是由父母代收。结合本案实际，由于上诉人关于其未收到彩礼款及“四金”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故原审列举上诉人陈某2、李某为被告，并判决陈某2、李某与上诉人陈某1共同返还彩礼款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陈某2、李某不应作为本案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陈某1、陈某2、李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0元，由上诉人陈某1、陈某2、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发亮审判员  张淮滨审判员  张建松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昱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