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254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蓬莱市经济开发区昆明路81号。法定代表人：李随年，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胜男，山东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洪军，山东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宁波合生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沿山河北路27号10幢A栋。法定代表人：严江晖，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彪，浙江法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上海孚瑞恒众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众仁路399号1幢12层B区J848室。法定代表人：查剑平，任董事长。上诉人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合生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孚瑞恒众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4民初2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理由不当。被上诉人上海孚瑞恒众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诉人并不享有债权，其转让给被上诉人宁波合生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合生)的债权并不存在，宁波合生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上海恒众用于证明对上诉人享有债权的唯一证据就是其提交的《企业询证函》，一审法院无视其中存在的瑕疵和上诉人的意见予以采信，得出了截止2019年1月10日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9550430.50元的错误结论。事实上，上诉人账面记载上海恒众尚欠上诉人2341842.74元，不但没有拖欠上海恒众的货款，而且还对其享有债权。1、《企业询证函》中的“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尚无法确定，经上诉人庭后落实，上诉人在“财务专用章”使用记录中没有该询证函的加盖记录，说明该印章可能是上海恒众私刻加盖的，或者是与上诉人内部人员勾结盗盖的。事实上，2019年1月份，上诉人主管财务专用章的财务人员离职时拒不交出公司财务专用章，上诉人不得不在2019年1月29日挂失该印章，并重新刻制了财务专用章。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递交了书面说明，并表示将继续对该印章的真伪以及是否存在内部人员盗盖进行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向贵院申请对该询证函中财务专用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理会。2、上海恒众并不能说明该询证函的合法来源，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使用。该询证函中没有上诉人经办人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也没有落款日期。庭审过程中，上海恒众并不能讲明印章的加盖过程、加盖时间、上诉人对账以及邮寄经办人是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该证据不但来源合法性不能得到证实、而且在证据的形式上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3、该《企业询证函》的内容完全是虚假的。企业之间的对账应由财务人员通过查阅核对会计账目进行，不但应有经办人员的签名而且对账的结果也应与会计账目记载的数据相符。而《企业询证函》中的数据与上诉人的财务账目记录相差甚远，上诉人与上海恒众的往来账目余额显示截止2019年6月30日上海恒众尚欠上诉人2341812.74元，上诉人通过向财务人员调查了解，均称从未与上海恒众进行过对账、更未在该询证函上盖财务专用章。4、企业会计账目必须依法设立，而且必须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进行核算，准确度和公信力都是极高的。一审法院却以盖有上诉人财务专用章为由简单地采信了该询证函，并没有深入进行调查，致使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因此上每恒众出具的《企业询证函》不应予以采信，其对上诉人并不享有债权，其转让给被上诉人宁波合生的债权显然也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宁波合生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依据，应被依法驳回。二、本案庭审程序尚未结束，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庭后提交的证据尚未组织质证就径行作出判决，审判程序严重违法。庭审补充：被上诉人宁波合生的法定代表人严江晖一直是该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严江晖出任总经理，汤伟是财务负责人，保管着上诉人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严江晖于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1月2日期间担任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汤伟直到2019年3月份才离开上诉人公司，但是并没有交回上诉人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从时间上来判断，被上诉人上海恒众提交的《企业询证函》上载明的对账截止日期是2019年1月10日，如果上面加盖的上诉人的财务专用章是真实的，那么系汤伟加盖的可能性极大。从严江晖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关系上看，也完全存在其指使汤伟盗盖上诉人财务专用章伪造企业询证函、为此后的诉讼做准备的可能性。因此，从上述关联关系来分析判断，更加增大了《企业询证函》系严江晖、汤伟利用掌控上诉人财务专用章的便利伪造的可能性。被上诉人宁波合生制动科技有限公司答辩称，对一审判决认可，事实及法律依据都认可。上海公司是烟台公司的子公司，主要成立子公司的目的是上海公司为烟台公司采购货物。所有的货物采购合同都是上海公司跟供应商签的，但是送货地点都是送到烟台公司的。现在许多的供应商都在起诉上海公司。但是烟台公司仓库里的存货并没有把他收到的货款支付给上海公司，导致现在上海公司成为老赖，无法正常经营。上海公司是第三人上海孚瑞恒众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烟台公司是上诉人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一审原告宁波合生制动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750872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7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采购总合同，从2016年6月份开始，原告代替第三人给被告发货左、右前制动钳总成6826个，左、右后制动钳总成11143个，第三人共计欠原告货款1750872元。2019年7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第三人将其对被告享有的债权中1750872元的债权转让给原告。第三人于2019年7月5日向被告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被告收到通知书后没有支付货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原告举证的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采购总合同、2018年零部件产品价格清单，已经过原告与第三人确认，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因涉及本案债权转让，对关联性予以确认。销售出库单中列明物品的名称、规格、数量，托运单中亦标注重量及件数，且收货人为被告公司地址，综合被告在庭审中表述“向第三人采购物品，均收到了货物，具体谁发的不清楚”，可以认定原告发送的货物被告均收到，对销售出库单和托运单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三人认可已经收到，对其真实性及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债权转让协议系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经双方确认，对其真实性及证明效力法院予以确认。被告对第三人举证的企业询证函其证明内容有异议，但认可询证函中其印章的真实性，被告对欠款数额有异议但未与第三人进行对账，对其异议不予采信。对企业询证函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2018年2月13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采购总合同》，合同约定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向第三人采购产品，具体发货日期和交货数量等按被告下达的供货计划通知单进行确定。所涉外协产品价格以双方商定的价格协议或价格调整协议为据予以一并据此进行结算。合同对通知单的下达方式、质量要求等进行了约定。合同后附产品价格清单及零配件价格补充协议（产品为左、右制动钳分总成等）。2018年3月7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采购总合同》，合同约定，第三人向原告采购产品，具体的发货日期和交货数量等按第三人下达的月供货计划通知单确定。合同对通知单的下达及质量要求、验收等进行了约定。合同后附产品价格清单（产品为左、右制动钳分总成等）。自2016年6月始，原告接受第三人指示向被告发送左、右前制动钳总成计6826个，左、右后制动钳总成计11143个，第三人共计欠原告货款1750872元。2019年1月份，经第三人与被告对账，双方确认截止到2019年1月10日，被告共计欠第三人货款9550430.50元。2019年7月1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三人将其对被告享有的1750872元债权转让给原告。2019年7月5日，第三人向被告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被告收到通知书后未支付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采购合同、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采购合同，均系供求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均合法有效。第三人拖欠原告货款1750872元，第三人将其对被告享有的债权中1750872元债权转让给原告，双方签订有债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合法且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该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第三人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到被告，该债权转让对被告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应及时向原告支付欠款。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宁波合生制动科技有限公司货款175087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5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5558元，由被告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1、EMS快递单及邮件状态查询函各一份，证实上诉人在2019年9月20日已按照一审法院的要求将《关于本案《企业询证函》的质证意见及相关情况的说明》、我方会计账目记载的与被上诉人上海恒众之间的往来账款汇总及明细、2019年1月24日刊登于山东工人报上的上诉人财务专用章丢失作废的声明、《公章备案登记单》一并邮寄给承办法官，但是一审法院再未开庭对上诉人提交的说明及证据进行质证，审判程序违法。2、提交上述邮寄给一审法院的证据，共12张。证实截止到2019年1月10日我方会计账目上显示，上诉人并不欠被上诉人上海恒众的账款，而是上海恒众拖欠上诉人的款项，与被上诉人上海恒众提交的企业询证函上的数据严重不符，说明企业询证函上的数据并非来自我方会计账目记载，是虚假的。由于汤伟拒不交出上诉人的财务专用章，上诉人才不得已登报声明作废，重新刻制了新的财务专用章。3、2018年11月8日严江晖签署的《关于孚瑞克森人员职务任命的通知》，证实汤伟担任副总经理职务，分管行政财务中心日常工作。当时上诉人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都由汤伟保管。4、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上诉人的工商登记变更登记、被上诉人上海恒众的信息，证实严江晖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1月2日期间担任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在2018年4月13日担任上海恒众的董事，查剑平担任上海恒众的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而且查剑平还是被上诉人宁波合生的股东。以上共同证实，严江晖同时在两家被上诉人处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的同时，掌管控制着上诉人公司，本案的企业询证函上显示的对账截止时间就发生在严江晖刚刚离开上诉人公司，而且其团队中的汤伟仍掌管上诉人的财务专用章，上诉人质疑企业询证函的真实性是完全合理的。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1邮件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认为已经过了举证期限，本来就不应采纳。证据2我方不认可，不具有关联性。12张证据是上诉人单方面提供，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证据3也是单方面提供的，不予认可。证据4是认可的，但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上海孚瑞恒众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向其发出的《企业询证函》上加盖了“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而加盖公章是法人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上海孚瑞恒众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来说，其可以依赖公章显示来推定企业询证函记载的内容系上诉人作出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公章为上诉人所盖且确认企业询证函的证明效力，与法不悖。现上诉人上诉称，该《企业询证函》中的“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该印章可能是上海恒众私刻加盖的，那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上诉人否认公章及询证函的真实性应当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推翻，但其并未对公章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上诉时还称该印章可能是上海孚瑞恒众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内部人员勾结盗盖的，在二审庭审时则又改称存在严江晖指使汤伟盗盖上诉人财务专用章伪造企业询证函的可能性，但上诉人均未提供确凿证据证实。况且该企业询证函涉及金额高达9550430.50元，如果上诉人认为企业询证函及公章存在上述情形，显然相关人员已涉嫌刑事犯罪，但上诉人却从未向公安机关刑事报案以更有效更直接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明显有悖常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不能提供充分确凿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上诉称，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庭后提交的证据尚未组织质证就径行作出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但经查一审庭审记录，上诉人在一审时并未申请庭后提交证据只是请求三天内提交对印章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也未要求上诉人庭后限期提交证据。因此，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况且，上诉人所称的证据已在二审时提交并由本院组织质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58元，由上诉人烟台孚瑞克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鹏亮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王天松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郭春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