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青26民终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九龙大道。   法定代表人：张明锋，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鹏，青海凡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富，男，汉族，江苏省常州市人，现住青海省西宁市。   委托代理人：刘荣、城西区天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权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海地方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   法定代表人：王振，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恒濮，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上诉人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中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富、青海地方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铁投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玛多县人民法院（2019）青2626民初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西中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被上诉人孙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荣，被上诉人青海铁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恒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西中煤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青2626民初2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孙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数额存在问题。一审时，孙富要求江西中煤公司及青海铁投公司支付工程款1263683元，但是对于该1263683元的形成，江西中煤公司一直持有异议，并在庭审时数次要求孙富对1263683元的组成向江西中煤公司及法庭示明并作出合理解释，孙富却始终未能说明该笔款项的由来与组成。直到韩某出庭作证时才弄清该1263683元由窝工损失及借土填方两项形成，但是对于这两项费用的具体金额，孙富仍然不能分项说明。江西中煤公司认为，1263683元是孙富的诉讼基础，在江西中煤公司对于该款项持有异议的情况下，孙富应当对该款项作出分项说明，这也是法院是否能够查明客观事实的条件，能否作出准确判决的依据。但是，一审法院忽略了江西中煤公司的合理质疑，在未查明诉讼请求及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做出了不客观判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其次，工程结算审核单的定性问题，根据双方合同第7.1条约定双方采用预结算方式，7.4条《验工计价单》及《即时用工单》是双方进行财务预结算的唯一凭证，作为终期结算对账依据。由此可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工程完结算的支付方式，换言之，该工程的结算应当是在工程完结后，双方进行最终的对账结算；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双方对于结算方式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进行结算，且强制性法律规定也尊重了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并加以保护性规定，那么该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积极履行，不能突破合同约定。但是一审法院却将《审核表》定性为双方的结算依据，违反了法律规定，最关键的是该审核单并无孙富的签字与江西中煤公司的公章，不能认定为是双方对结算的认同。此外该审核单上并没有双方的签字确认，不能认定为双方结算的表示；通过审核单内容来看，所有签字人员都不具有最终的结算审核权，鉴于上述内容该审核单具有申请的性质，从法理上讲，该《审核表》属于孙富向江西中煤公司发出的要约，只能有江西中煤公司向孙富承诺，双方才能对请求内容形成作出统一的意见。但本案中，孙富提出批准支付的申请，江西中煤公司未批准同意，故不能认定为江西中煤公司同意按照该审核表作最终结算依据。一审法院未能查清该《审核表》的性质导致认定不同，致使判决错误。第三，双方合同效力认定问题，经查，孙富不具有劳务施工资质，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属于违反了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而孙富在整个施工过程中，除了包工之外还部分包料，其身份应当属于实际施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前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格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青海铁投公司与江西中煤公司尚未完成结算，尚欠工程款，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合同效力认定的事实不清，驳回江西中煤公司的起诉明显错误。二、一审支持判决结果的证据不足，认定存在瑕疵，导致判决错误。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以及江西中煤公司新发现的问题来看，孙富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江西中煤公司二审时提交关于孙富主体不适格的证据，因此，一审判决存在严重错误，应当驳回起诉，其次，证人证言的采信存在问题，一是韩某的证言虽然证明审核单的存在性，但是不能证明审核单上的1263863元系双方确认无误的结算数字，不能因证人证明审核单是真实存在的，而断定审核单内容真实性，二是在一审庭审时，韩某陈述其没有代表公司进行结算的权利，只有初审请示的权利，而一审判决忽略了该问题，三是江西中煤公司在一审时仅对韩某的身份不持有异议，对于证词持有异议，而一审判决中载明江西中煤公司对于证言内容不持有异议，明显曲解、误认采信证人证言。再次，江西中煤公司出示的《验工计价审批单》采信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该验工计价单系江西中煤公司单方核算的结果，不予认可。但是一审法院在不予采信的情况下，忽略了双方的合同，因此，江西中煤公司认为，所有的证据均应当在合同有约定的基础上进行审查，不应跳出合同的约定，片面的审查认定证据效力，否则违背了合同本意认定结论，肯定存在瑕疵。第四，窝工损失及借土填方的认定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窝工损失及借土填方不应计入总价款中，属于江西中煤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且无证据支持，不予采纳。对于该解释，实在难令江西中煤公司服判止诉。1.根据合同5.5条及附件计价表（附表03-1）第14项约定，窝工损失及借土填方均不属于合同计价范围，不应当补偿的内容。上述两条即是江西中煤公司的抗辩理由也是反驳证据，且该理由与证据均是具有事实依据与合同依据的。另根据合同第三条约定孙富对此应理解并自愿接受，足以证明孙富对于合同内容、双方权利义务、风险责任等是充分知晓并接受的，窝工损失属于其自身经营风险，均应自行承担；借土填方属于施工工艺问题，均包括在综合单价之内，不应当补偿。2.恰恰这两项与孙富主张1263683元的诉讼请求能够吻合，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孙富的诉讼请求已经在双方的合同中进行了限制，一审法院却突破合同的约定，直接采信并支持孙富的基本诉求，明显不公平。3.结合韩某的行为与证言分析，韩某作为合同的签订代表，在明知合同内容的情况下，擅自超越权限，突破合同约定给孙富额外进行窝工损失及借土填方的计量，其行为已经构成无权代理，根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超越权限或无权限发生的民事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全部由被代理人承担，因此，韩某的无权代理行为，应当由其承担责任，而非江西中煤公司内部管理问题。韩某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签署完审核单，便匆匆离开项目部，不排除与孙富恶意串通、捏造事实、伪造价款、损害江西中煤公司合法利益的行为。因此，江西中煤公司认为鉴于上述事实与分析，韩某与孙富存在利益关系，证人证言不具有合法性，不应采信，一审法院采信存在错误。综上所述，江西中煤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存在错误，为维护江西中煤公司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法律的权威性，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法上诉，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孙富辩称，1、江西中煤公司在其上诉状中认为，《劳务施工合同书》是无效合同，却又以有效合同多次适用，用来否定原审判决；2、江西中煤公司依据最高院相关的司法解释，将孙富界定为实际施工人，却又以孙富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由，称一审判决支持不适格的当事人，显属错误；3、上诉状中明确表示，青海铁投公司应当与江西中煤公司，就孙富诉求的1263683元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却又认为1263683元超出合同约定之外的计价，一审判决不应支持；4、江西中煤公司给其项目经理签发的《路基土方七对（孙富）施工队工程结算审核表》赋予了三种不同的性质，并以此否定一审判决将该表作为工程结算依据的正确性；5、江西中煤公司在其出具的《项目经理委任书》中明确授权韩某代表江西中煤公司，就该工程的质量包括结算与支付全面负责，而在上诉状中称韩某超越了代理权范围，韩某与孙富恶意串通，伪造价款等行为，用以否定一审判决采信证据的准确性和正确性。通过以上对上诉理由的归纳，明确的结论是，江西中煤公司无法否定孙富诉求的1263683元工程款的事实存在，上诉理由前后矛盾，表明江西中煤公司对欠付工程款事实的无所适从。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依法维持。首先，江西中煤公司为了要求青海铁投公司与其承担连带责任，与孙富之间不具备劳务施工资质，仅仅只是个实际施工人，江西中煤公司与孙富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书》，违反了国家强制性的法律规定，认为合同当属无效。而为了否定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的正确性，却又将该合同以有效而多次适用，上诉状中称，所用合同条款既是江西中煤公司的抗辩理由，也是其反驳的证据。江西中煤公司对该合同有效、无效的界定，依据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主观意志。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需要说明的是：2014年5月1日江西中煤公司与孙富签订了《劳务施工合同书》，合同的文本系江西中煤公司制作，合同规定中，充分地体现了江西中煤公司对孙富的管理职能，双方在合同中的地位并不完全平等，因此，这是一份有效的内部施工协议，即使无效，责任也完全归属于江西中煤公司一方，因为签订合同之前，江西中煤公司就明知孙富没有劳务资质，所以，其制作的是具有隶属关系、带有管理职能的合同文本。江西中煤公司所适用的合同条款，证明孙富诉求的工程款包括在合同约定的计价范围之内，而非江西中煤公司超出了合同的计价范围。还有在一审庭审中，主审法官当庭多次询问江西中煤公司及其代理人，该项目工程的劳务是否需要资质，江西中煤公司回答是不需要相关资质，请求二审法院查明。其次，江西中煤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将孙富的身份确定为实际施工人，江西中煤公司明知孙富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诉讼主体完全适格。而且，江西中煤公司及其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了江西中煤公司与青海铁投公司之间就该工程正在审核之中，并说明该纠纷与青海铁投公司没有关系。江西中煤公司的上诉理由与一审的当庭陈述存在前后矛盾。江西中煤公司为了否定一审判决的正确性，支持了诉讼主体不适格的当事人。这充分反映江西中煤公司拒付欠款的事实，不仅置司法解释规定及当庭陈述于不顾，同时也要推翻孙富是实际施工人的观点。再次，上诉状中明确表示，就孙富诉求的工程款青海铁投公司应与江西中煤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却又声称孙富诉求的工程款超出了合同的计价范围，一审判决不应支持，同时认为一审判决驳回对青海铁投公司的起诉，显属错误。表明江西中煤公司不仅确认孙富的诉求成立，而且应当履行付款义务。江西中煤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1263683元是有窝工损失和借土填方两项费用组成，试图证明这两项费用，超出了合同约定的计价范围。江西中煤公司已经认定合同无效，作为无效合同不能支持超出合同计价范围的上诉理由，江西中煤公司既然认为1263683元的工程款超出了合同的计价范围，就不能要求青海铁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江西中煤公司所引用的合同条款中没有规定借土填方不计价和约定借土填方的计价标准。合同的5.5条，对窝工费用明确约定，已列入合同价款之中。江西中煤公司制作的《路基土方七队（孙富）施工队工程结算审核表》（以下简称工程结算表），对孙富的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以及工程量等，审核计价后由项目经理韩某在其权限内予以了审定和签发。《工程结算表》系江西中煤公司制作，并由物资部、工程部、计划合同部和财务部等部门，审核、计价确认，最后由项目经理审定并签发，不属于孙富的要约行为。江西中煤公司向一审提交《验工计价审批单》《工程结算表》对内容的真实性是确认的。一审认定《验工计价审批单》是江西中煤公司的单方行为，并将《工程结算表》作为该工程的结算依据是准确的。2014年5月8日，江西中煤公司出具的《项目经理委任书》，明确该工程的进度、质量、结算和支付等，均由韩某代表江西中煤公司全面负责，而上诉状中称韩某超越了代理权限的范围，韩某与孙富恶意串通，伪造价款，损害江西中煤公司的利益的说法。孙富认为，依据《项目经理委任书》，韩某就该工程的各项指标，包括结算与支付，行使的是代理江西中煤公司审定的权利。那么，对该《工程结算表》的审定与签发，完全是在代理权限之内的行为。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该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江西中煤公司承担。上诉状中提出韩某证人证言，1263683元工程款，由窝工损失和借土填方两项费用组成，并且韩某当庭陈述其没有代表江西中煤公司进行工程结算的权力，这完全是由于韩某遭受到江西中煤公司的威胁和恐吓所致。江西中煤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和28日两次对韩某已函告的方式进行威胁与恐吓，并且阻止韩某出庭作证。江西中煤公司的行为，严重触犯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程序。该工程款的形成是依据《工程结算表》，同时江西中煤公司在已付工程款中，也没有说明这笔款项的事由，因此，江西中煤公司将孙富的诉求称之为窝工损失和借土填方两项费用，毫无根据。江西中煤公司对该《工程结算表》每一项的记载十分明确，并认可这是江西中煤公司用自己的行为，对该工程结算正确的肯定。综上所述，江西中煤公司无法否定其欠付孙富工程款1263683元的事实。因此江西中煤公司上诉理由前后矛盾，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   青海铁投公司辩称：1.对于江西中煤公司称应当由青海铁投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江西中煤公司主张青海铁投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时孙富也表明青海铁投公司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青海铁投公司欠付工程款，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2.江西中煤公司在本案中始终否认欠付孙富工程款，因此本案中青海铁投公司也没有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如果江西中煤认为青海铁投公司欠付工程款，应当另行起诉；3.根据江西中煤公司与孙富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中，合同双方是江西中煤公司和孙富，虽然合同无效，但是不能否认孙富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孙富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没有问题。   孙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青海铁投公司将共和至玉树公路改建工程GYII-SGC7项目工程发包给江西中煤公司，江西中煤公司又于2014年5月1日将该项目工程劳务分包给孙富，双方签订《劳务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地点、施工范围、承包单价、结算支付等内容。孙富按合同约定完成工程，并已交付使用。双方于2014年12月6日根据工程计量单据核算实际总工程量，确定总价款为9199231元，扣除材料款2385548元，应付工程款6813683元，已支付2550000元，剩余未支付工程4263683元。2014年12月29日江西中煤公司向孙富支付2550000元，2017年1月26日支付500000元。江西中煤公司合计向孙富支付5550000元，自2014年12月6日至2017年1月26日期间江西中煤公司未就结算审核表向孙富提出异议亦未通知孙富重新结算。2016年9月19日江西中煤公司依据该工程设计量自行核算总价款为7714777元。孙富对该工程施工期间，江西中煤公司委任韩某为青海省共和至玉树公路改扩建工程GYII-SGC7标段的项目经理，代表公司全面负责执行合同中有关技术、工程进度、现场管理、质量检验、结算与支付等方面工作。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孙富提供的结算审核表确定该工程总价款为9199231元，江西中煤公司提供的《验工计价审批单》确定该工程总价款7714777元，两者中如何确定那个应作为总价款核算依据；依据该《劳务施工合同》第5.5条“任何因市场人工、材料、配件、能源、运输、税费、甲方原因造成的停工、窝工的变动或政府及行业规定而引起的乙方的实际支出的增减，均属于乙方自身经营风险，视为已经事先充分估计并已经列入合同价款中”的约定，该工程中是否产生的窝工损失及借土填方且该费用该由哪方承担，针对以上争议焦点分述如下：一、如何确定总价款核算依据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孙富提交的结算审核表虽为复印件，但有证人韩某的证言予以印证，且江西中煤公司对结算审核表存在性不持异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其真实性。江西中煤公司认为结算审核表确定的总价款9199231元仅是拟结算意见，最终结算价款由公司审批确定，项目经理没有权限确定最终支付的数额，该结算审核表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依据。认为，该结算审核表是由双方核对工程完成量，且经江西中煤公司多个相关部门的主管人员、总工、项目经理多次审核确认的总价款。自2014年12月6日至孙富2019年6月25日提起诉讼之前，在长达四年半的时间内，江西中煤公司未就结算审核表向孙富提出不予认可的意见亦未就该工程做出竣工决算；该工程已于2014年11月交付江西中煤公司使用；2014年12月6日至2017年1月26日期间江西中煤公司分三次向孙富支付该工程款的行为，结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江西中煤公司对于孙富提交的结算审核表是持默认的态度。江西中煤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依据该工程设计量核算总价款为7714777元，是在没有原始工程完成量的依据，没有施工方孙富的参加下，江西中煤公司单方核算的结果，本院不予认可。综上认为，孙富提交的结算审核表，是其将该工程完工交付后与江西中煤公司根据实际完工量进行核算确认的结果，且有江西中煤公司相关部门主管、总工、项目经理的认可，江西中煤公司以该结算审核表为项目经理拟同意见，不是最终结算依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孙富提交的结算审核表中确定的总价款9199231元应当作为双方最终结算金额。二、该工程中是否产生的窝工损失及借土填方且该费用该由那方承担。江西中煤公司提出孙富提供的结算审核表确定总价款与江西中煤公司提供总价款差额1484454元，该差额包括窝工损失及借土填方两项，窝工损失依据双方《劳务施工合同》第5.5条约定视为已经事先充分估计并已列入合同价款中，属孙富自身经营风险，不应列入结算范围。借土填方，依据《劳务施工合同》附件计价表（附表03-1）第14项约定，属于合同的综合单价范围内，不应当另行计量结算。韩某在明知合同内容的情况下，擅自超越权限，突破合同对孙富额外进行窝工损失及借土填方的计量。本院认为，首先，在庭审中孙富、江西中煤公司、韩某三方都认可产生窝工的原因是江西中煤公司未能及时向孙富施工队机械提供燃油造成，依据《劳务施工合同》第5.5条约定，窝工损失属孙富自身经营风险，由其自行承担，江西中煤公司主张孙富提交的结算审核表确认的总价款9199231元中将不应计入的窝工损失及借土填方计入其中，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不应计入的具体数额为多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孙富提交的结算审核表中确定的总价款9199231元是由江西中煤公司的多个相关部门的主管人员、总工、项目经理多层审核确认，即使将窝工损失及借土填方计入该总价款亦是江西中煤公司员工过错，应属于江西中煤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能由此对抗孙富让其承担损失后果。江西中煤公司主张窝工损失及借土填方两项，依据双方《劳务施工合同》约定，视为已经事先充分估计并已列入合同价款中，属孙富自身经营风险，不应列入结算范围，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青海铁投公司是否对江西中煤公司具有欠付工程款的行为，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孙富与青海铁投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且孙富、江西中煤公司对双方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效力都无异议，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情形；青海铁投公司与江西中煤公司之间就该工程尚未决算，青海铁投公司是否具有欠付行为，孙富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孙富主张青海铁投公司在对江西中煤公司欠付工程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对孙富主张利息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结算审核表未确定工程款给付日期，孙富主张二倍的逾期利息，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孙富支付工程款1263683元；二、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孙富支付利息276702.7元；三、驳回孙富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153.8元，由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该费用已由孙富预交，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付给孙富。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江西中煤公司向法庭提交《劳务委托书》，证明孙富在本案中不是适格主体，其与江西中煤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并不是与江西中煤公司之间发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并写明授权委托的内容。2、孙富的委托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26名施工者的《劳务委托书》，证明孙富是本案的承担主体，同时应当是26人的全权代理人，其26人是在孙富的手下干活的工人。青海铁投公司，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案件事实，对双方争议的焦点分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中孙富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本院认为，第一，孙富以自己的名义与江西中煤公司签订了《劳务施工合同书》，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孙富应为该合同相对人；第二，江西中煤公司提出孙富为李学林等26人的委托代理人而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主张。本院认为，孙富与26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与江西中煤公司无关，该26人并不是江西中煤公司的合同相对方，且江西中煤公司自始至终向孙富一人支付款项，并在庭审中也认可孙富包工头的身份，该工程结算亦是由孙富与江西中煤公司的项目经理韩某进行的结算确认。故江西中煤公司提出的孙富系李学林等26人的委托代理人的事实与孙富系本案劳务承包人的事实并无冲突，因此，孙富作为劳务承包人主体适格。   二、关于1263683元的工程差价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韩某作为该工程的项目经理，同时作为江西中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行为应当认定为是江西中煤公司的意思表示，且江西中煤公司与韩某签订的项目经理委托书明确约定，韩某有权处理就结算与支付等相关工作，孙富提交的《路基土方七队（孙富）施工队工程结算审核表》上对工程总价款9199231元的确认，视为孙富与江西中煤公司之间的确认，且韩某在一审出庭作证时明确认可该工程结算单是工程最终总结算，是根据合同及实际施工情况最终确定的，因此，其与孙富间的最终结算就是江西中煤公司与孙富间的最终结算，江西中煤公司应按此履行支付义务。   综上所述，江西中煤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收取。二审案件受理费21153.8元，由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艳丽   审判员 拉毛措   审判员 才让太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赵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