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刑终41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木，男，1982年7月20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632，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委圩镇。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辩护人邱文杰，广东人可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锦祥，男，1972年7月17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518，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辩护人宋仕东，广东仕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剑峰，男，1971年10月27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839，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办事处永兴路。曾因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于2013年5月23日被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于2017年1月19日释放。因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张育根、陈国才，广东邦翰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显锋，男，1990年9月1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615，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吴谦，广东邦翰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志锋，绰号：忠古，男，1989年7月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612，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梁小芳，广东邦翰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加良，绰号：苦瓜良，男，1965年3月1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2************033，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印章、证件罪于2002年9月16日被惠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傅广伦，广东伍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运辉，绰号：张辉，男，1977年6月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015，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房毅坚，广东伍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田健鸥，绰号：田鸡，男，1990年1月20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51X，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陈晓越，广东伍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晓军，男，1981年8月8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51X，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段艳红，广东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温远波，男，1983年5月2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111，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温清华，广东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冯剑波，男，1973年2月2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330，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伍丽香，广东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文飞，男，1982年7月19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538，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郭荣清，北京市盈科（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巫国冠，男，1977年7月7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21X，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黄慧月，北京市盈科（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建彬，男，1990年11月2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53X，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9年6月15日被惠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因犯寻衅滋事罪，于2013年5月6日被惠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3年11月14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刁惠虹，北京市盈科（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汝彬，男，1993年5月24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338，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李志彩、陈纯彬，广东江畔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叶文锐，男，1996年8月28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511，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委糖厂宿舍。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宋外雪，广东江畔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文礼，男，1981年10月28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510，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于2014年7月7日被惠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于2016年5月2日释放。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张春森，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惠州市司法局指派。原审被告人廖晓敏，别名：廖恒贵，男，1989年10月18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032，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胡世灵，男，1983年6月24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57X，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陈伟良，绰号：九八，男，1972年12月19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052，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林罗生，男，1978年7月27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311，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谢晓明，男，1988年11月2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614，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朱国良，男，1974年8月27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011，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本案于2019年2月28日被抓获，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郑秋勇，男，1988年10月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41************59X，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因犯窝藏、转移毒品罪，于2012年7月30日被惠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于2016年2月7日释放。因本案于2019年3月14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于2019年3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罗木、罗锦祥、杨剑峰、谢显锋、谢志锋、胡加良、陈运辉、田健鸥、廖晓敏、胡晓军、胡世灵、陈伟良、温远波、冯剑波、林罗生、谢晓明、胡文飞、巫国冠、罗建彬、朱国良、陈汝彬、叶文锐、周文礼、郑秋勇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一案，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粤1323刑初第68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罗木、罗锦祥、杨剑峰、谢显锋、谢志锋、胡加良、陈运辉、田健鸥、胡晓军、温远波、冯剑波、胡文飞、巫国冠、罗建彬、陈汝彬、叶文锐、周文礼不服，均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提讯了各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决认定：2018年12月份（具体时间不详），被告人罗木叫被告人罗锦祥去找制毒物品盐酸羟亚胺（俗称“料头”，以下称“料头”，每个重约25公斤），然后罗锦祥找到被告人杨剑峰介绍“料头”商。2019年1月13日，罗木驾驶一辆白色众泰吉普车(车牌粤L*****)载着甘照强及罗锦祥、杨剑峰一同来到江苏盐城，通过杨剑峰的联系见到了贩卖“料头”的陈峰（在逃），经商量后，罗木同意以每个30万元左右的价格向陈峰购买“料头”。回到惠东后，罗木就开始联系人员购买“料头”。2019年1月份（具体时间不详），罗木找到被告人谢显锋说他可以找到“料头”，每个35万元，叫谢显锋去找销路，然后谢显锋又叫被告人谢志锋去找销路，谢志锋就去找被告人田健鸥说有“料头”，每个36万元，随后田健鸥找到被告人胡加良，经商量后，胡加良以每个“料头”38万元的价钱去找销路，所挣利润由胡加良、田健鸥平分，胡加良、田健鸥驾驶比亚迪轿车在大岭镇跟谢志锋商量购买“料头”的细节。之后，胡加良分别找到被告人陈运辉、被告人温远波，说有“料头”，每个要38万元，并且每个“料头”要收取5万元的运费，陈运辉、温远波都说要买1个，其中陈运辉拿了43万元给胡加良，温远波拿了38万元给胡加良，另外，胡加良通过被告人林罗生的介绍知道被告人陈伟良要购买“料头”，见面时，胡加良跟陈伟良说有“料头”，每个“料头”要36万元，并叫其安排人员及车辆去外省载2个“料头”，每个“料头”给5万元的运费，陈伟良叫了被告人冯剑波、被告人巫国冠、“老侄”（具体情况不详，在逃）去接“料头”，陈伟良还叫“老侄”拿了26万元，加上陈伟良将所挣到的10万元运费，凑够36万元向胡加良购买1个“料头”，这个“料头”制出毒品后所得利润由胡加良、陈伟良、林罗生、冯剑波、“老侄”五个人平分，这次胡加良向谢志锋确定先购买3个“料头”。陈运辉确定跟胡加良购买1个“料头”后，就与胡加良商量，按照每个“料头”38万元的价钱由陈运辉再去找销路。1月20日左右，陈运辉找到被告人廖晓敏，说有十一、二个“料头”，每个41万元，廖晓敏找到被告人胡晓军，胡晓军与被告人胡世灵商量后，胡世灵购买2个，胡晓军介绍联系他人购买9个，胡晓军通过廖晓敏支付了21万订金给陈运辉，陈运辉将这次贩卖11个“料头”所挣到的33万，加上自己出资5万元给胡加良，凑够38万元再购买1个“料头”。这次确定要增加购买12个“料头”后，胡加良、田健鸥驾驶比亚迪轿车在大岭镇跟谢志锋、罗木见面，确定购买15个“料头”，罗木说要交10万元订金。2月1日左右，胡加良就跟田健鸥一起到大岭镇马山饭店路边交10万元订金给谢志锋，谢志锋从中拿出l万元，将剩余的9万元交给谢显锋，由谢显锋再把这9万元订金交给罗木，期间胡加良和罗木谈购买15个“料头”事宜。1月31日左右，罗木安排罗锦祥搭乘曹远生的滴滴车前往江苏盐城与“料头”商陈峰联系。2月1日晚上，谢显锋出门去接“料头”时拿了42万元现金和1部专门在“料头”交易时联系电话和2个交易时的手机号码，谢显锋又把罗木给其去交易的手机号码和交易地点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谢志锋，谢志锋又交给田健鸥等人。后谢显锋雇请被告人谢晓明开一辆锐志轿车（车牌粤L*****）载他到江苏盐城交易“料头”，承诺给谢晓明2万元的好处费。2月2日晚上22时许，陈伟良驾驶一辆白色本田轿车(车牌粤P*****)载着冯剑波、“老侄”（在逃）带着胡加良的82万现金及“老侄”的26万现金（共108万）在热水服务区与巫国冠驾驶的白色皇冠轿车（车牌贵H*****）汇合，“老侄”在服务区将购买“料头”的钱拿过巫国冠的车并一起出发。胡晓军以10万元的好处费叫被告人胡文飞去接“料头”，并于2月3日晚上一同到惠州胡世灵住处拿了一百多万元现金及出门的一辆别克商务车(车牌粤S*****)，伙同“庙哥”（在逃）的一辆白色丰田越野车(车牌贵J*****)，胡晓军他们两部车4个人于2月4日0时许从惠州上高速去交易“料头”。2019年1月份（具体时间不详），“包头”（具体情况不详，在逃）一伙向罗木团伙购买3个“料头”，并找到被告人郑秋勇叫他安排人员跟车辆去山东接3个“料头”，事成后给30万元作为报酬，郑秋勇找罗建彬接“料头”，罗建彬叫了被告人叶文锐、被告人陈汝彬、被告人朱国良、被告人周文礼一起帮忙到山东接“料头”，并说事成后每人给予5万元作为报酬。2月1日23时许，罗建彬、陈汝彬、叶文锐三人驾驶一辆丰田花冠车（车牌粤N*****），朱国良、周文礼两人驾驶一辆本田轿车（车牌粤B*****），另外郑秋勇提供4部作案手机及14000元作为路费并给罗建彬联系料头商的电话，从惠东县大岭上高速，往山东方向去接“料头”。到江苏盐城后，谢显锋、谢晓明与罗锦祥见面后，通过罗锦祥与“料头”商沟通接触，先行支付了20万元定金给“料头”商。交易时，因为谢志锋这方错过了“料头”交易时间，导致“料头”商没收了20万元订金并取消这次交易。交易取消后，谢显锋、胡晓军、陈伟良、罗建彬等人均各自返回惠东。回到惠东后，胡晓军给了胡文飞3万元作为好处费，并通过廖晓敏向陈运辉、胡加良追讨订金。郑秋勇分别给罗建彬12000元、朱国良10000元作为这次出门的报酬，然后罗建彬分给周文礼3000元，陈汝彬1500元、叶文锐1500元。罗木、罗锦祥等人多次向杨剑峰追讨被盐城“料头”商没收的订金及这次出门的费用。上述买卖制毒物品事实中，被告人罗木买卖15个“料头”，被告人罗锦祥、杨剑峰居间介绍买卖15个“料头”，谢显锋、谢志锋、田健鸥、胡加良分别居间介绍、买卖15个“料头”，陈运辉自己购买2个料头并居间介绍买卖11个“料头”，廖晓敏居间介绍买卖11个“料头”，胡晓军居间介绍买卖11个“料头”并运输12个料头（包含陈运辉购买的一个“料头”），胡世灵购买2个“料头”，胡文飞运输5个“料头”，林罗生介绍购买1个“料头”，陈伟良购买1个“料头”，冯剑波、巫国冠运输3个“料头”（包含温远波的1个“料头”、陈运辉的另1个“料头”和胡加良、冯剑波、林罗生、陈伟良、“老侄”五人共有的1个），温远波购买1个“料头”，谢晓明参与1个“料头”的买卖。被告人郑秋勇、罗建彬、周文礼、叶文锐、陈汝彬、朱国良运输3个“料头”。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辨认笔录、抓获经过，户籍资料、被告人供述等。据此认为，被告人罗木、罗锦祥、杨剑峰、谢显锋、谢志锋、胡加良、陈运辉、田健鸥、廖晓敏、胡晓军、胡世灵、陈伟良、冯剑波、谢晓明、胡文飞、巫国冠、温远波、林罗生、罗建彬、朱国良、陈汝彬、叶文锐、周文礼、郑秋勇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明知是制造毒品的原料而非法买卖，其行为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其中，被告人罗木、罗锦祥、杨剑峰、谢显锋、谢志锋、胡加良、陈运辉、田健鸥、廖晓敏、胡晓军、胡世灵、陈伟良、冯剑波、谢晓明、胡文飞、巫国冠、罗建彬、朱国良、陈汝彬、叶文锐、周文礼、郑秋勇参与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数量超过50千克，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温远波、林罗生、谢晓明参与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数量超过10千克，属于情节严重，上述被告人已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是犯罪未遂，依法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根据各被告人参与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数量、作用、地位等情节，决定对被告人罗木、罗锦祥、胡加良从轻处罚，对其他被告人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杨剑峰、周文礼、郑秋勇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满释放后五年以内再行犯罪，系累犯，依法又应从重处罚。被告人郑秋勇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是自首，可从轻处罚。被告人谢显锋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其他被告人，是立功，依法可从轻处罚。综上，根据各被告人参与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数量、参与程度、归案后认罪态度、作用大小等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罗木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被告人罗锦祥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三、被告人胡加良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四、被告人杨剑峰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五、被告人谢显锋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八千元；六、被告人谢志锋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七、被告人田健鸥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八、被告人陈运辉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九、被告人廖晓敏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十、被告人胡晓军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十一、被告人胡世灵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十二、被告人陈伟良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十三、被告人温远波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四、被告人冯剑波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十五、被告人林罗生犯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十六、被告人谢晓明犯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十七、被告人胡文飞犯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十八、被告人巫国冠犯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十九、被告人郑秋勇犯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十、被告人罗建彬犯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十一、被告人周文礼犯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二十二、被告人叶文锐犯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十三、被告人陈汝彬犯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十四、被告人朱国良犯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十五、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手机35部、粤B*****、粤L*****小轿车，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粤L*****、粤LN*****、粤P*****、粤S*****小轿车退回给惠东县人民检察院处理。上诉人罗木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上诉人罗木在本案中作用地位低于同案犯谢显锋，应参照谢显锋的刑期对其量刑。罗木在本案的地位系司机，并非决策者；罗木叫谢显锋去找销路，只有谢显锋的一人供述，不能认定；谢显锋的42万元不是罗木安排。上诉人罗锦祥上诉提出：其不是主犯。杨剑峰单线联系卖方陈峰，不是其本人；罗木叫其去江苏盐城拿手机给他朋友，其没有参与交付定金。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罗锦祥是主犯不当。罗锦祥没有出资，没有参与组织策划，只是一个跑腿的角色，参与程度很低，只起协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上诉人杨剑峰上诉提出：上诉人仅是介绍陈峰与罗锦祥认识，未参与“料头”交易细节；上诉人的地位、作用明显小于谢志峰、谢显锋等人，但在量刑时却比他们重；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情节特别严重”的证据不充分；上诉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杨剑峰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未查获实物，无法确定其具体重量；交易“料头”是否为含有盐酸羟亚胺成分的制毒物品，无法确定；2、即使认定上诉人杨剑峰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上诉人是从犯，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仅是介绍陈峰与罗锦祥等人认识，没有参与罗木、罗锦祥等人买卖“料头”，也没有收取资金，联系陈峰买卖“料头”；3、上诉人杨剑峰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悔罪。上诉人谢显锋上诉提出：上诉人是从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具有立功情节，本案又是属于未遂，原审判决对其量刑显然过重。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谢显锋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未查获实物，无法确定其具体重量为25千克；交易“料头”是否为含有盐酸羟亚胺成分的制毒物品，无法确定；2、上诉人谢显锋具有立功、坦白、未遂、从犯、初犯等情节，原审判决量刑过重。上诉人谢志锋上诉提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上诉人只是中间介绍，是从犯，本案是未遂，应在量刑予以考虑。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谢志锋“情节特别严重”的证据不足。本案未查获实物，无法鉴定“料头”成分及重量，仅凭一两个同案犯口供认定重量过于轻率；2、上诉人谢志锋是从犯，具有坦白情节，本案未遂，应在量刑予以体现。上诉人胡加良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上诉人只参与买卖3个“料头”，未参与另12个“料头”的买卖，原审判决未认定其为从犯不当，所判处罚金过重。上诉人陈运辉上诉提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上诉人是从犯，本案未遂，认罪态度好，请求给予从轻、减轻处罚。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上诉人陈运辉是从犯，主要介绍他人购买“料头”；2、上诉人陈运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请求对其从轻、减轻处罚。上诉人田健鸥上诉提出：上诉人只是介绍胡加良给谢志锋认识，没有参与他们具体商量，应认定为从犯；本案是未遂，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田健鸥介绍谢志锋、胡加良购买15个“料头”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田健鸥仅介绍3个“料头”，事后在交易中止通过胡加良知道另12个“料头”存在；2、原审判决量刑过重，认定“情节特别严重”的事实不清。上诉人胡晓军上诉提出：上诉人不知道“料头”的重量，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胡晓军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证据不足。本案未查获实物，无法确定具体数量，因此认定“情节特别严重”的证据不足；2、原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给其一个改过自新机会。上诉人温远波上诉提出：本案应认定为犯罪预备，不是犯罪未遂。上诉人仅参与了出资预备行为，没有参与实施买卖行为。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上诉人温远波是从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请求二审法院对其适用缓刑。上诉人冯剑波上诉提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未充分考虑上诉人在本案中地位、作用。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上诉人冯剑波跟同案犯林罗生相比，地位作用相当，但量刑却不同；2、上诉人冯剑波是从犯，本案是未遂，具有坦白情节，请求对其从轻处罚。上诉人胡文飞上诉提出：本案属于犯罪中止；上诉人是从犯，准备参与运输5个“料头”。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胡文飞属“情节特别严重”的证据不足；2、本案应认定犯罪中止；3、原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巫国冠上诉提出：上诉人事前不知道要去接“料头”，直到被抓获才知道；本案犯罪未遂，不存在买卖数量的问题。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上诉人巫国冠是从犯，又是未遂，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2、认定“情节特别严重”的证据不足。上诉人罗建彬上诉提出：郑秋勇没有告诉上诉人“料头”是用来做什么。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上诉人罗建彬是从犯，具有坦白、未遂、认罪悔罪、初犯等情节，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上诉人陈汝彬上诉提出：上诉人地位、作用远低于林罗生、温远波等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本案是罗锦祥、陈峰等人设好的骗局。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上诉人陈汝彬不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本案不排除是卖家诈骗的可能性，本案无查获实物，同案人交易时也未看到“料头”真实样子，无法得知每个“料头”的真实重量；2、本案应认定为犯罪中止；3、即使认定上诉人陈汝彬构成本罪，应考虑其为从犯等情节予以改判。上诉人叶文锐上诉提出：上诉人不知道“料头”的数量，认定“情节特别严重”不符事实。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上诉人叶文锐不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本案不排除是卖家诈骗的可能性，本案无查获实物，无法得知每个“料头”的真实重量；2、本案应认定为犯罪预备后又犯罪中止。上诉人周文礼上诉提出：上诉人地位作用与温远波、林罗生、谢晓明等人相当，虽是累犯应从重处罚，量刑却比郑秋勇的量刑还要重，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上诉人周文礼的犯罪情节较轻，虽然是累犯，但参照其他同案犯，对其量刑也是过重。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份，上诉人罗木叫上诉人罗锦祥去找制毒物品盐酸羟亚胺（俗称“料头”，每个重约25千克），罗锦祥找到上诉人杨剑峰介绍“料头”商。2019年1月13日，罗木驾驶一辆白色众泰吉普车(车牌粤L*****)载着甘照强及罗锦祥、杨剑峰一同来到江苏盐城，通过杨剑峰的联系见到了贩卖“料头”的陈峰（另案处理），经商量后，罗木同意以每个30万元左右的价格向陈峰购买“料头”。回到惠东后，罗木开始联系人员购买“料头”。2019年1月份，罗木告诉上诉人谢显锋，他有找到“料头”渠道，每个35万元，叫谢显锋去找销路，谢显锋又叫上诉人谢志锋去找销路，谢志锋去找上诉人田健鸥说有“料头”，每个36万元，随后田健鸥找到上诉人胡加良，经商量后，胡加良以每个“料头”38万元的价钱去找销路，所挣利润由胡加良、田健鸥平分，胡加良、田健鸥驾驶比亚迪轿车在大岭镇跟谢志锋商量购买“料头”的细节。之后，胡加良分别找到上诉人陈运辉、被告人温远波，说有“料头”，每个要38万元，另加收取5万元的运费，陈运辉、温远波确定要购买1个，陈运辉、温远波分别拿了43万元、38万元给胡加良。胡加良又通过原审被告人林罗生介绍知道原审被告人陈伟良要购买“料头”，胡加良跟陈伟良商量，每个“料头”要36万元，并叫其安排人员及车辆去外省载2个“料头”，每个“料头”给5万元的运费，陈伟良叫了上诉人冯剑波、巫国冠、“老侄”（另案处理）去接“料头”，陈伟良还叫“老侄”拿了26万元，加上陈伟良将所挣到的10万元运费，凑够36万元向胡加良购买1个“料头”，这个“料头”制出毒品后所得利润由胡加良、陈伟良、林罗生、冯剑波、“老侄”五个人平分。这次胡加良向谢志锋确定先购买3个“料头”。陈运辉确定跟胡加良购买1个“料头”后，与胡加良商量，按照每个“料头”38万元的价钱由陈运辉再去找销路。1月20日左右，陈运辉找到原审被告人廖晓敏，说有十一、二个“料头”，每个41万元，廖晓敏找到上诉人胡晓军，胡晓军找到原审被告人其弟胡世灵商量后，胡世灵购买2个，胡晓军介绍联系他人购买9个，胡晓军通过廖晓敏支付了21万订金给陈运辉，陈运辉将这次贩卖11个“料头”所挣到的33万，加上自己出资5万元给胡加良，凑够38万元再购买1个“料头”。这次确定要增加购买12个“料头”后，胡加良、田健鸥驾驶比亚迪轿车在大岭镇跟谢志锋、罗木见面，确定购买15个“料头”，罗木说要交10万元订金。2月1日左右，胡加良跟田健鸥一起到大岭镇马山饭店路边交10万元订金给谢志锋，谢志锋从中拿出l万元，将剩余的9万元交给谢显锋，由谢显锋再把这9万元订金交给罗木，期间胡加良和罗木谈购买15个“料头”事宜。1月31日左右，罗木安排罗锦祥搭乘曹远生的滴滴车前往江苏盐城与“料头”商陈峰联系。2月1日晚上，谢显锋出门去接“料头”时从罗木拿了42万元现金和1部专门在“料头”交易时联系电话、2个交易时的手机号码，谢显锋又把罗木给其去交易的手机号码和交易地点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谢志锋，谢志锋又交给田健鸥等人。后谢显锋雇请原审被告人谢晓明开一辆锐志轿车（车牌粤L*****）载他到江苏盐城交易“料头”，承诺给谢晓明2万元的好处费。2月2日晚上22时许，陈伟良驾驶一辆白色本田轿车(车牌粤P*****)载着冯剑波、“老侄”带着胡加良的82万现金及“老侄”的26万现金（共108万）及交易地址、交易号码在热水服务区与巫国冠驾驶的白色皇冠轿车（车牌贵H*****）汇合，“老侄”在服务区将购买“料头”的钱拿过巫国冠的车并一起出发。胡晓军以10万元的好处费叫上诉人胡文飞去接“料头”，并于2月3日晚上一同到惠州胡世灵住处拿了100多万元现金及胡世灵提供的一辆别克商务车(车牌粤S*****)，伙同“庙哥”（另案处理）的一辆白色丰田越野车(车牌贵J*****)，胡晓军等4人携带写交易地址、手机号码的纸条，并驾驶两部车于2月4日凌晨零时许从惠州上高速去山东交易“料头”。2月2日至4日，谢显锋、谢晓明到盐城与罗锦祥见面后，通过罗锦祥与“料头”商沟通接触，经罗木同意，由谢显锋先行支付了20万元定金给“料头”商。交易时，因为谢志锋这方错过了“料头”交易时间，导致“料头”商没收了20万元订金并取消这次交易。交易取消后，谢显锋、胡晓军、陈伟良等人均各自返回惠东。回到惠东后，胡晓军给了胡文飞3万元作为好处费，并通过廖晓敏向陈运辉、胡加良追讨订金。胡加良相继退回大部分订金给陈运辉、胡晓军等人。罗木、罗锦祥等人多次向杨剑峰追讨被盐城“料头”商没收的订金及这次出门的费用。2019年1月份，原审被告人郑秋勇要上诉人罗建彬安排人员跟车辆去山东接3个“料头”，承诺事成后给30万元作为报酬，提供4部作案手机及14000元作为路费，并给罗建彬联系“料头”商的交易号码和交易地址。罗建彬叫了上诉人叶文锐、陈汝彬、周文礼、原审被告人朱国良一起帮忙到山东接“料头”，并承诺事成后每人给予5万元作为报酬。2月1日23时许，罗建彬、陈汝彬、叶文锐三人驾驶罗建彬提供的一辆丰田花冠车（车牌粤N*****），朱国良、周文礼两人驾驶罗建彬提供的一辆本田轿车（车牌粤B*****），从惠东县大岭上高速，往山东方向去接“料头”，罗建彬等人5人到了山东交易地点附近，因“料头”商取消交易而返回惠东。事后，郑秋勇分别给罗建彬12000元、朱国良10000元作为这次出门的报酬，罗建彬分给周文礼3000元，陈汝彬1500元、叶文锐1500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物证、书证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公安机关对本案受立案侦查情况。2、被告人的户籍资料，证实本案各被告人的个人身份信息情况。3、到案经过，证实2019年2月28日，公安机关抓获罗木、罗锦祥等23名被告人。2019年3月14日，郑秋勇到公安机关投案。4、入所体检表，证实上述24名被告人体表状况未见异常。5、刑事判决书、释放证明书，证实郑秋勇犯窝藏、转移毒品罪于2012年7月30日被惠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6年2月7日刑满释放。胡加良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印章、证件罪于2002年9月16日被惠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周文礼犯非法持有毒品罪于2014年7月7日被惠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16年5月2日刑满释放。杨剑峰于2013年5月23日被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2017年1月19日刑满释放。罗建彬犯寻衅滋事罪2013年5月6日被惠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3年11月14日刑满释放。6、惠东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出具《情况说明》、到案经过、在逃人员登记表，证实谢显锋归案后提供涉毒人员黄海波的藏匿地址，公安机关根据其交代于2019年3月27日将在逃涉毒人员黄海波抓获，于同日被瑞金市公安局刑事拘留。7、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实公安机关依法从各被告人处共扣押35部手机，还从罗木处扣押粤L*****白色众泰小汽车（车主**）、从谢晓明处扣押粤L*****白色小汽车（车主谢晓明）、从陈伟良处扣押粤P*****歌诗图小汽车（车主王明若）、从胡世灵处扣押粤S*****深蓝色别克牌小汽车（练锐锋）、从罗建彬处扣押粤N*****香槟色花冠小汽车（车主杨慧娴）、从罗锦祥处扣押粤B*****小汽车（车主罗锦祥）。二、证人证言1、证人曹远生证言及辨认笔录：我认识罗木，他是我同学。于2019年1月31日凌晨0时许，罗木安排我接送他一个男性朋友到江苏省盐城市一个车站，我只是按车载导航过去。该男子年约五十多岁，中等身材，讲客家话（马山口音）。罗木给我五千块钱人民币，过路费和油费全包。在出发时罗木就已经拿了一万元人民币给我，盐城回来后我除去该花费的油钱，过路费还退回一千多元人民币给他。我是在惠东县****汽车修理厂门口接该男子上车的，罗木开自己的车将该男子送过来，并将去盐城的所需费用一万元人民币交给我。我们到达盐城后，我就和该男子在车站附近一餐馆用餐，用餐后我就自己一个人空车回来。我找他退回一千多元人民币给他。经辨认照片，曹远生辨认出罗木、罗锦祥就是其开车接到盐城的人。2、证人黄森荣证言及辨认笔录：罗木曾经找过我，让我出资十万元参与非法买卖制毒物品（俗称“料头”或者“东西”)，后来，我没有筹到钱给罗木，也就没有参与购买制毒物品。罗木于2019年1月份找我筹钱购买制毒原料的。我们都称这种用来制造毒品“K粉”的原料叫“料头”。2019年1月份一天，罗木打电话叫我过他家，我们在他那辆粤L*****白色众泰SUV小车谈话，在车上就我和罗木两人。他对我说：“上面有东西，30左右，你有没有钱？最好搞10万元以上来。”我当时回答说，“我也没有钱，我想下办法。”罗木说的“上面有东西，30左右。”意思是说他能在外省找得到“料头”，价格是每件30万元左右。因为罗木之前都有参与买卖制毒原料的事，所以，他一说“有东西”就知道他说的是有制毒原料。我事后回复罗木说，“没有找到钱”，这事就不了了之，后来我没有再跟罗木打探购买制毒原料的事。经辨认照片，黄森荣辨认出罗木。3、证人罗锦韬证言及辨认笔录：我平时是驾驶一辆贵H*****白色的皇冠小汽车。2019年2月2日（年廿八）至2月5日（年初一）这几天巫国冠有向我借车去开。他于2月5日下午2时至3时这个时间段在淡水大埔路口将车还给我的。经辨认照片，罗锦韬辨认出巫国冠。4、证人甘照强证言：我认识罗木，不认识杨剑峰、罗锦祥。我没有去过盐城，我的电话157*****6666。5、证人翁小红证言及辨认笔录：我和罗锦祥是同居男女朋友关系。2018年农历10月一天晚上23时多，我和罗锦祥到杨剑峰家里，罗锦祥跟杨剑峰谈“料头”（制造“K粉”原料）生意（后供述不知道），20多分钟我和罗锦祥离开，至于之后事情就不清楚。罗锦祥使用过我的电话159*****416。罗木是罗锦祥的侄子，他经常到淡水找我们玩。三、被告人供述1、上诉人罗木的供述：我没有制造毒品犯罪行为。我不认识谢显锋、罗锦祥、杨剑峰、甘照强、黄森荣、曹远生。我平时使用一部白色众泰（车牌是粤L*****）吉普车，没有借过给他人使用，也没有去过江苏盐城。2、上诉人罗锦祥供述及辨认笔录：因我和罗木、杨剑峰等人，到盐城找人购买“料头”，再转卖给别人，但是没有交易成功。“料头”是制造毒品“K粉”的原料。2018年下半年，我堂侄子罗木问我，能不能找到人买到“料头”，于是我找到杨剑峰（他曾在盐城贩卖“料头”被判刑），问他能不能找到“料头”，杨剑峰说可以找到盐城的兄弟问问。2018年11月，杨剑峰、罗木和我三个人一起驾驶罗木的白色越野汽车（车牌有355数字），从惠州出发，到了接近盐城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与杨剑峰的朋友见面（经辫认是陈峰，盐城人，身份证号码：320************413）。见面后，我们四个人在服务区吃饭，杨剑峰和盐城人坐一台，谈的购买“料头”事情，我和罗木在旁边坐另一台。杨剑峰和盐城人具体谈的如何，我们不清楚。吃晚饭后，我和罗木、杨剑峰就回惠州了。第二次2019年1月13日至14日（农历是2018年12月份），我和罗木、杨剑峰及罗木叫了一个身材瘦的男子（经辫认是甘照强）开车，我们四个人驾驶罗木的白色越野车从惠州出发，到了盐城汽车站附近，罗木和他叫去的瘦个子朋友在车上等，杨剑峰带我和他盐城的朋友陈峰见面，在一间吃火锅鱼的饭店吃饭、商谈。陈峰说有40个左右“料头”，每个“料头”30万左右。我回签要回惠东找到下家需要多少个后，再让杨剑峰告诉你来订。吃完饭后，我和杨剑峰就回到车上与罗木汇合，我告诉罗木，盐城人这边有40个“料头”，罗木跟杨剑峰说全部要，等回惠东找下家来买。随后，我们就从盐城开车回惠州。回来后，罗木先跟杨剑峰说全部要，接着隔一天又变了，说要38个，再过一天说要35个，过两天又说只要25个。罗木每次变卦找杨剑峰减少购买“料头”的数量，杨剑峰都打电话或见面埋怨我，说这样老是变卦，不像是做生意的。具体购买“料头”数量和需要购买“料头”下家，都是罗木和杨剑峰商量后，再与盐城人谈的，后面杨剑峰要求罗木先拿15万的订金，2019年1月底罗木就拿了15万元现金给杨剑峰做订金。罗木找到购买“料头”的下家后，和杨剑峰谈好如何交易后，罗木找了他的一个做滴滴出租车的同学送我到盐城。出发前，罗木给了我一部黑色的老人手机，里面有电话卡，还有一万元现金，作为外出费用。罗木让我去盐城找杨剑峰的朋友，做中间人，联系下家找杨剑峰的盐城朋友购买“料头”，中间搭线，促成交易。另外购买“料头”的人，会带钱到盐城，下家会联系我手上罗木给我老人机。2019年1月31日22时，我按照罗木交代的，我打滴滴出租车，从淡水到惠东南湖公园大门对面的湖滨小区附近的一个修理汽车轮胎的档口，找到罗木开滴滴出租车的同学（经辫认是曹运生），然后我乘坐他同学的汽车从惠东出发，在大岭鸟塘上高速，往河源方向行驶，经过江西、安徽，2月1日晚上到了盐城，我和滴滴车司机一起在盐城吃了饭后，滴滴车司机送我盐城的一间名字有“龙”的大酒店，我开房住宿，滴滴车司机就驾车返回了。2月2日晚上，惠州购买“料头”的下家打电话到我手上罗木给的这部老人机，对方说快到盐城了，还有200公里左右，问我在什么地方等他们，我让他们导航到盐都车站，对面有间医院，我在车站等他们。当晚21点左右，我在盐都车站与两个从惠州过来购买“料头”的下家见面。见到一个胖一个瘦，驾驶一部白色丰田小汽车（经辫认胖子是谢晓明、瘦子是谢显锋），我把罗木给我的这部老人机给了瘦个子男子，然后我就使用我自己的158*****547号码手机的微信联系杨剑峰，告诉杨剑峰我和买“料头”的人，到了盐城盐都车站。后面杨剑峰就联系了他盐城的朋友。大约过了20多分钟，我和杨剑峰盐城的朋友在车站大门旁边的草坪见面，另外两个带钱过来买“料头”的人在车站的后面等，盐城人问我要不要“料头”？如果不要就好回去了。我说我问问，接着我就走路到车站后面找到下家两个人，把盐城人说的话转告他们。他们两个说让盐城人等一下，他们打电话问一下在惠州的老板。我就走回车站前门告诉盐城人等一下，盐城人说好，让我告诉下家要是有诚意的话，先拿20万订金。接着我又走回车站后面，盐城人也跟着我后面一起到了车站后面。我走到惠州下家两个人驾驶的白色丰田小汽车外面，告诉坐在车里面的两个下家，盐城人说要是有诚意，先给20万订金，下家在车上商量或者打了电话给惠州的老板后，同意支付20万订金。接着下家瘦个子男子（谢显锋）就用一个黄色塑料袋子装了20万现金给了盐城人。盐城人收了钱后，单独告诉我明天晚上交易的时候，送现金到盐都车站后面的一个巷子里，到了以后让杨剑峰联系他，他就过来收钱，交易“料头”地点在山东省的一个红花高速公路出口附近。随后盐城人拿了钱就走了。23时左右，我乘坐两个下家的白色丰田小汽车往回走了70多公里，在高速上的一个服务区睡觉休息，等第二天（2月3日）晚上交易。2月3日上午，因为北方天气太冷，我和两个下家又回到盐城购买衣服穿，并在盐城游玩了大半天，吃了晚饭后，我们又回到昨晚休息的高速公路服务区，等惠州过来送购买“料头”钱的人。大约等到晚上22时，下家瘦个子男子说，送钱的人没到，交易取消了，回家过年了。接着我们就一起往回走，在高速公路上堵车又堵了10个小时左右。大约是年初一（2月5日）凌晨2、3时，两个下家和我回到了惠东环城南路新汽车站附近，我老婆开车过来接我回到淡水的家里。罗木通过杨剑峰与盐城人商量是购买交易15个“料头”的，我只知道这15个“料头”是分两伙人购买的，一伙人购买12个，另一伙购买3个。驾驶白色丰田小汽车到盐城我和一起交了20万订金的两个下家，在服务区等了一天一夜，购买12个“料头”的人，没有及时送钱过来，并且打电话骗瘦个子男子，第一个电话说到了盐城车站，后面又打了一个电话说还在惠东，马上出发。说的是普通话，我在旁边听到他们手机联系的声音。2月3日晚上，瘦个子男子使用罗木给我的手机和罗木联系沟通，最终因盐城人要求一次性交易15个“料头”，不同意零散买两、三个，购买12个“料头”的人，没有按时送钱过来，导致交易取消。年初二（2月6日）下午，我让罗木和杨剑峰都到了我在淡水的家里商谈,罗木让杨剑峰退他交的15万订金，杨剑峰不肯。吵了一个下午，也没有商量出什么结果。后面就各自回家了。后面，罗木又通过我联系杨剑峰后，罗木自己去杨剑峰儿子的同学开的网上买卖车辆的公司（古井派出所附近）谈了几次。前两天，我听罗木说杨剑峰退了一半订金7万元现金，罗木并且让我转告杨剑峰，要拿回全部的15万订金，否则要报警。我使用微信转告了杨剑峰，杨剑峰说让罗木到淡水找他。罗木的意思是杨剑峰退15万订金后，给杨剑峰一、两万喝茶。罗木只告诉我，除非报警才能要的回盐城人收的20万订金，没有告诉下家追他要这20万订金的事情。之前谈的时候，罗木说交易成功会给我三、五万报酬，不包括路费及花销的钱，但是交易没有成功，我只拿了罗木一万元的外出费用，罗木给杨剑峰每个“料头”5000元。罗木叫我带去江苏盐城的工作机的电话号码我不记得了，这部工作机我给了谢显锋的。我是用158*****547这个号码跟罗木、杨剑锋、翁小红联系的，我都是用微信跟他们联系。他们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事后我用的158*****547手机跟杨剑峰手机150*****388在微信商量退赔事宜。我知道“料头”是制造毒品“K粉”的原材料，我跟杨剑峰、罗木去江苏城商量交易“料头”回来后，在路边我听杨剑峰讲一个“料头”可以包制出12条（公斤）“K粉”。我不知道一个“料头”多重，我也没看到“料头”的包装是怎样的。经辨认照片，罗锦祥辨认出杨剑峰、罗木、陈峰（杨剑峰的盐城朋友）、谢显锋是送现金到盐城购买“料头”的瘦个子男子、谢晓明是送现金到盐城购买“料头”的胖个子男子、曹远生是送我到盐城的滴滴出租车司机、我老婆翁小红，我拿她的手机使用微信与罗木、杨剑峰商谈过贩卖“料头”的事情。3、上诉人杨剑峰供述及辨认笔录：我没有参与制毒，我只是介绍罗锦祥给我一个在盐城看守所里认识的一个朋友陈峰给他认识。我和罗锦祥及罗锦祥带来的二个男青年（经辨认是罗木、甘照强）一起去过江苏盐城找我朋友陈峰。我认识罗锦祥有二年长，罗锦祥到我经营的麻将馆玩时认识的，他和翁小红一起同居，他经常变换租住地，翁小红也是在我麻将馆玩时才认识的。2018年罗锦祥要我介绍我以前贩卖制毒物品的朋友给他认识，11月，罗锦祥带罗木、还有另一个朋友（经辨认甘照强）开车（粤L*****)载我到盐城见我朋友陈峰，到盐城后陈峰带我们一起吃饭，吃饭时罗锦祥跟陈峰互留电话，饭后我们就回家。我介绍他们认识没有任何好处，只是口头承诺事后感谢我。2019年年初十，罗锦祥微信说罗木要找我，罗木到我朋友公司找到我，要我把年前他们去盐城给了陈峰20万，却没有拿到货，钱也没有退回，要我垫付15万元，我说你们做事不妥当，不会为他人负责，之后罗木带人找过我四五次，甚至找人要绑架我。我被缴获苹果手机号码是：150*****388，手机内微信视频、聊天记录是罗锦祥、翁小红等人要我退回罗木在盐城被陈峰吃了20万元，要我退赔的事宜。我没有找过陈峰商量此事。我们称呼为“料头”，化学名称是盐酸羟亚胺。我不清楚是如何包装的，因为这次我没有具体去参与贩卖盐酸羟亚胺，每包重量是多少我也不清楚，但我在之前因贩卖盐酸羟亚胺被判过刑，之前每包重量是50斤。这次重量是多少我确实不清楚。经辨认照片，杨剑峰辨认出陈峰、罗锦祥、罗木、甘照强、翁小红。4、上诉人谢显锋供述及辨认笔录:在案发约两个月前，罗木独自一人到我厂里喝茶时对我说他可以找的到“料头”（后来我通过上网查询所谓“料头”是违禁品，在通过别人了解到是制造毒品“K粉”的原料），并问我能否找到要购买的人，价格是每个“料头”（不知道具体重量）35万元，我当时答应他说会帮他找找。之后我与我同学谢志锋聊天时对他说起这件事，他说可以去找人要，不久后他就对我说有人要，不过要找话事人，因此我就叫他去找罗木，然后他们两人联系上，后谢志锋跟罗木订购15个“料头”。2018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1月31日）晚上，谢志锋、罗木、我在惠东县******见面，罗木在车上要谢志锋先付订金。第二天（2月1日），谢志锋、我在他车上谈“料头”交易事宜，谢志锋跟他下家说每个“料头”36万元，最终确定购买15个，下午，谢志锋拿了九万元现金到我厂里交给我，然后联系罗木，按其要求到平山的华侨城平深大道的农业银行把这9万元交给他。当时罗木开着他的一辆白色众泰SUV车过来，他说很累，叫我与他一起去惠阳区淡水，到达淡水的一间兰州拉面店前，罗木把9万元订金带走，不久后又空手回来，我们二人开车回平山，在回途中罗木对我说，谢志锋他们钱不够，叫我送笔钱到盐城交给一名叫“老叔”的人，给我二万元报酬，我就打电话联系我同学谢晓明，叫他开车和我一起去盐城，他答应了。之后罗木叫一名外号“朱哥”拿了42万元现金给我，我把钱拿回家后又去找华侨城罗木，他把电话号码（17071880285）写在两张小纸条上，说那是和盐城的“老叔”联系的电话号码，并叫我把其中一张小纸条另外交给谢志锋，以便联系“老叔”（交易“料头”），对方联系电话183*****113。当天晚上24时左右，我和谢晓明二人驾驶他的一辆白色丰田锐志小车（惠州牌照，数字078）从惠东大岭上高速，我导航到盐城的公交车站，我们一直开车，直到第二天（2月2日）的晚上20时许到达，然后我用号码为189*****487的电话联系“老叔”，之后我们相约在公交车站附近的一间医院旁见面，“老叔”上了我们车后就叫我们不要停下，他在车上用电话与人通话，说的是客家话，我听不太清楚他们的对话，反正就是一直在埋怨对方怎么安排的，之后我接到罗木的微信语音通话，叫我把手机给我“老叔”，他们两人又通话好一会。我与“老叔”接头后，当时“老叔”提出“料头”商要我这方付20万元订金，后我就用我150*****819微信联系罗木问他对方要我们交订金20万元，可不可以，罗木就吩咐你要联系谢志锋他们一伙有没有去江苏盐城接“料头”，如果去了就可以交订金，然后我就用我150*****819微信联系谢志锋问他，你们是否确定走了（即出发来江苏盐城交易“料头”），谢志锋说是，接着我又联系罗木说，谢志锋说他们的人已走了（即出门去接“料头”），罗木就对我说，确定谢志锋他们走了20万订金就付给对方。后我就在车上算了20万元订金装到车上一个纸箱，算20万元订金时我是坐在车副驾驶室里，谢晓明坐在驾驶里，“老叔”坐在车后排坐上，钱算好装好后，我就把钱交给“老叔”，后老叔就从车后排坐窗口传出去给了对方，来拿订金男子我没有看清楚其面部特征，因拿钱时间很短，订金付了后，因谢志锋那伙订购12个“料头”没有来接料头，所以这次交易取消，当时我们还怀疑是谢志锋他们一伙人在搞鬼。所以我们只好离开，年初一（2月5日）的下半夜四时左右到惠东。罗木叫我帮忙找人购买“料头”时，没有提到给我的报酬是多少，就说如果事情搞好了，反正酒就有得喝。我就告诉谢晓明说，我们二人一起去可以得到2万元工资，这2万元也是罗木口头答应我事情办完后会给我的，但是因为最后没有交易成功，所以他没有给我这笔钱，我也没有拿钱给谢晓明，只是把罗木之前给我的1万元费用放在谢晓明车里一起花费。在盐城期间，我有和家人通讯，还有就是“老叔”叫我与他人通话（这个是用他的手机与人通话），另外我用自己的手机与罗木微信通讯。去盐城期间，罗木有另外给我手机通讯工具使用，他有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卡，叫我去盐城要使用这个号码与人联系，不过这个号码不能正常使用，所以在去盐城期间，我都是使用自己的电话与他人联系的。我们三人回到平山的时间是大年初一（2月5日）凌晨4时左右，有一名男子打电话给“老叔”并叫我听（说普通话，我不认识此人），他叫我把剩下的22万元现金拿到平山华侨城凯旋一号附近交给他人，然后我到了地点后，把钱交给一名我不认识的男子，后我和谢晓明二人各自回家，而“老叔”则是先在平山环城南路下车了。罗木与我谈“料头”时对我说过，每个料头保证制出11条以上“K粉”，但后来谢志锋与我说过罗木与他老板保证每个料头制出12条“K粉”，如果达不到这个数量，每个料头要赔5千元，我才清楚这件事的，因这次谈料头交易，谢志锋与我和罗木都有见面谈过。这次“料头”不成功，在2019年2月27日，罗木要我和他一起去淡水去，当时是开二部车去，我一部车，罗木一部车，去时罗木对我说，是去淡水找那位中间人把20万元订金要回来，我们二部车共有四、五个人一起去，那几名男青年我不认识其名，是罗木找来的，当时我与罗木共一部车，是开罗木那部众泰，而我那部车给罗木叫来几个男子开，到淡水后约是白天11时多，当时罗木与那男子见面后，我在车上，当我看到罗木与其带来几个男子时，我发现罗木带来几名男子有人拉那男子，但罗木上车叫我开车走，我们二部车就回惠东。回到惠东后，在农历（初三、或初四日）下午16时至17时许，谢志锋用其短号打电话给我，我的短号是674819（也就是150*****819这个号码），谢志锋在电话对我说，你过来与我这方购买“料头”的客户说清楚，你是什么时候从江苏盐城回来的，后谢志锋约我到大岭点亮门前见面，我一个人开我自己其锐小车到点亮门前，当时谢志锋一个在那儿等我，谢志锋与我朋友后对我说，你同我朋友讲清楚，你这次去交易“料头”是几时去，几时回来的，接着我看到有几部车小车（具体多少部现我记不到了，什么车我也不清楚，这几部车开点亮酒店后面，然后从点亮酒店后面出来一群（约有十多人）围着我和谢志锋，这伙人来到后其中有一男子就大声问，钱是交给谁的，然后有人迫谢志锋到一条小巷里面，谢志锋见对方来人很凶，他乘乱溜走了，然后我就对那伙人讲，我是农历27日出门（即去江苏盐城交易“料头”），到农历29日晚上才从江苏盐城回来，具体是什么情况，你们自己清楚，而在“料头”交易不成功时，因当时主要责任就是谢志锋这方接头12个“料头”的那伙人没有来，所以才导致交易不成功，而在交易时谢志锋这方也有人与“老叔”联系过，在取消交易时，“老叔”给了我一个电话号，要我打给对方，现我记不到该电话号，而我与对方通话时被我录了音，意思就是“料头”交易不成功责任是在对方，所以当天我还把这段语音放给那伙人听，他们听了那段语音后我就离开，离开时那伙人没有为难我。在我手机微信通录中，我与谢晓明聊天记录时讲到“你那边现在还要多一个小时才上是不是？最迟明天下午五、六点到，你是不是12的？嗯对对对对对，我等一下看沟通一下看怎样”是当时我和“老叔”、谢晓明三人都在江苏盐城交易“料头”，当时对方购买“料头”的人有与“老叔”联系，我们在等，等了好久，然后“老叔”就叫我打电话问对方，于是我就用“老叔”的电话打对方的电话，我记不到对方的电话号码，同时我把我电话录音开了，把我与对方讲的话全部录音下来，我这句话意思就是问对方，也就是订购12个“料头”那方的人，是否能来接“料头”，后来我与对方说我要沟通下，意思是和谢晓明、“老叔”三人沟通下，我们担这么大风险，于是就不等他们了，所以后来我们三人就回惠东了。我录这段音目的是要把这段录音拿回来给谢志锋听，以证实他这方订购12个“料头”的人没有去江苏盐城交易料头，后我回来后我把这段录音给了谢志锋听过。公安机关查获我二部手机，一部号码17160421245，我用这号码来交易“料头”，对方号码183*****113。经辨认照片，谢显锋辨认谢晓明、罗锦祥（“老叔”）、谢志锋、罗木。5、上诉人谢志锋供述及辨认笔录:2018年12月农历27日（2019年2月1日）前20天，“田鸡”（经辨认是田健鸥）用电话微信问我能否找用来制造毒品“K”粉的“料头”，当时我回复要问过朋友,约过了二、三天，我用电话微信语音与我朋友谢显锋联系能否找到“料头”，谢显锋对我说，他要找找看。约过了四、五天，谢显锋联系约我见面，我们二人在大岭桥下路见面，在谢显锋那部车上，在车上谢显锋问我要多少“料头”，每个35万元，我车上当着谢显锋面前打通“田鸡”的电话，打电话给“田鸡”时我对谢显锋说，我与我朋友报价是36万元一个，我报价给“田鸡”每个36万元，田鸡当场对我说他要15个“料头”，然后我就对谢显锋说，我这边要15个“料头”。具体交易方式是由“田鸡”他们带好现金到现场与交易“料头”，我、“田鸡”及其带来一个人（经辨认胡加良）、谢显锋及其带来的罗木在大岭一块空地谈数量和价格，罗木跟“田鸡”带来的那个人说好要十万元订金。“田鸡”于2018年12月农历27日（2月1日）下午开部比亚迪汽车到我家附近把这10万元交给我，我扣了1万元，剩下9万元我送到谢显锋位于大岭点亮酒吧后金鑫鞋厂办公室交给了谢显锋，到了晚上谢显锋约我到大岭马山饭店见面，见面后，谢显锋给了我一张纸条，纸条上写有一个电话号码，并写有一个地址，地址是盐都盐城，并告诉说要分二伙人去，一伙人送钱去盐都交钱，接货就到盐城（指接“料头”），后我把这张纸给了“田鸡”，并按谢显锋吩咐告诉了“田鸡”。去交易“料头”时，我对“田鸡”说过，最迟你们要在农历28日（2月2日）去接“料头”，后来谢显锋联系我说，我那边的人没有来接“料头”，于是我就打电话联系“田鸡”，催他们快点去接“料头”，然后我又追“田鸡”，后来谢显锋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这边这伙人要是在今天下午18时没有来接“料头”，“料头”商就取消这次交易，我这边订金10万元没得退，且谢显锋他们这方路费也要我们赔，同时谢显锋还对我说，他们这方己付了20万元订金给“料头”商也要我们赔，于是我就把这个情况对“田鸡”说，“田鸡”当时是电话对我说，最迟在农历29日晚上0时（2月3日）就到交易现场，我就将此情况对谢显锋说清楚，谢显锋当时答应，但后来谢显锋联系我说，你这方“料头”的人不用来了，“料头”商已走了不同我们交易。这次交易不成功，“田鸡”之前付的10万元也不敢来找我赔，是他们违约，谢显锋我与他说，我这方的订金你不用赔，是我们违约在先，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参与他们的事了。“田鸡”订购了15个“料头”，其中有三个“料头”是“田鸡”称一个中年男子为哥哥的人订购的，另12个“料头”“田鸡”告诉我说是其哥哥另一伙朋友的，那伙人已交了24万元给“田鸡”的哥哥，而田鸡的“哥哥‘付了10万元订金订这批“料头”给“田鸡”再由“田鸡”把这10万元交给了我，我又付了9万元给谢显锋，当时“田鸡”带过该男子与我见面商谈过购买“料头”一事，我也对该男子作出了辨认。而在购买“料头”之时，田鸡这方订购3个“料头”的人已上了江苏盐城，是谁上去江苏盐城我就不清楚，但订购12个”料头”这方的人没有到江苏盐城，所以这次交代才没有交易成功。春节初二日下午16时或17时许，“田鸡”约我在大岭点亮酒店见面，见面后“田鸡”对我说我哥被人追，就是要12个“料头”的人追“田鸡”哥的钱，订12个“料头”男子找个借口说，你们当时交易“料头”时就超过12点就取消交易，但为何到了1点钟你们这方还打电话要我们去接“料头”，证明你们是骗人，要迫“田鸡”哥哥赔订购金，“田鸡’要我约我朋友谢显锋来与他们见面，解释清楚，后我约了谢显锋来与他们解释清楚这件事情是你们订购12个“料头”这方违约。我只是介绍“田鸡”与谢显锋和罗木购买了15个“料头”，后“田鸡”和其哥一起交给我10万元的订金，后我拿了一万元，给了9万元谢显锋作为订金，谢显锋给我价钱是35万元，我给“田鸡”的价钱是36万元一个，但后来双方没有交易成功，所以我最后我也没有赚到钱，我只是从前期订金中拿了一万元，现这一万元已被我平时生活用完了。经辨认照片，谢志锋辨认出田健鸥（外号“田鸡”）；胡加良和田鸡一起开车过来找我商量购买“料头”的男子；谢显锋；罗木是谢显锋叫过来与“田鸡”他们商量购买料头的男子。6、上诉人胡加良供述及辨认笔录：我有参与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行为。我通过田健鸥的介绍跟谢志锋购买“料头”的。我将“料头”卖给温远波、陈运辉，另外还通过林罗生介绍卖给陈伟良，但都没有交易成功。2018年8-9月，林罗生到我家找到我，提出陈伟良想购买“料头”（用制“K粉”原料），叫我帮忙找，找到后直接跟陈伟良联系。2019年1月20日左右，“田鸡”（经辨认是田健鸥）去我的家（南湖山庄3栋303房）里玩时，他说：“我朋友能找到货（“料头”，用制“K粉”原料），每个料头要36万元，你有没有客户要购买“料头”的，我跟他说：“要打电话联系一下试试”。隔了一个星期左右，我联系到“张辉”（经辨认是陈运辉）、温远波，我跟他们说：“有路数（指的是有“料头”购买）”，他们说：“好”，我叫他们过来我家商量，第二天下午15时左右，“张辉”到我家，我跟他说有货（“料头”）要38万元一个，这38万元是我跟“田鸡”商量好的价钱，我问“张辉”同不同意，“张辉”说可以同意购买1个“料头”，商量好“张辉”就离开了，当天17时左右，温远波去到我家，我同样跟他说每个“料头”38万元，他也同意并说要购买2个“料头”，我跟他说每个“料头”要5万元运费，他也同意了，商量好他就离开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田鸡”，“田鸡”说他会尽快联系“料头”，过了2个小时，“田鸡”说他那边“料头”已经定好下来了，我就告诉“张辉”和温远波“料头”定好了，他们说可以，我叫他们两人等电话，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交钱，但他晚上“张辉”过我家商量，我跟他说每个“料头”要5万元运费，他同意了。商量好购买“料头”的费用和运费之后，我就联系到一名叫“九八”（经辨认陈伟良）的男子，“九八”叫我去惠东县*****边他的车上商量运输“料头”的运费问题，我跟他说：“有3个“料头”，每个料头运资5万元”，他同意接受运输，商量好之后我叫他等电话，直到2月2日（年二十八）下午16时左右，温远波自己一个人去我家楼下（平山南湖山庄）地下停车场交给我43万元现金，这43万元其中有5万元是运输“料头”的费用，38万元作为购买“料头”的钱，因为他没筹够钱，所以他现在只能购买一个“料头”。当天晚上20时许，“张辉”把43万元现金在我家楼下（平山南湖山庄）地下停车场交给我，这43万元其中有5万元是运输“料头”的费用，38万元作为购买“料头”的钱。我收到购买“料头”的钱之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负责接送“料头”的“九八”，我叫他过来我家拿去交接“料头”的钱和“田鸡”给的联系料头上家的电话号码（纸条上写着山东方向），我当时拿了82万元给“九八”去接“料头”，“九八”具体怎么安排车辆、人员我当时不清楚。“九八”他们去到接“料头”的地方以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对方不肯发货（“料头”），他问我要不要回来，我就叫“九八”继续联系“料头”商，最后“九八”说“料头“商还是不肯发货，我就叫他们回来惠东，我就将“料头”商不肯发货的情况告诉“张辉”和温远波，等“九八”他们回来以后再商量这件事，“九八”告诉我，因为另一伙购买12个“料头”的人联系不上，所以“料头”商不肯发货。2月5日（年初一），“九八”他们回到惠东之后，当天晚上，“九八”来到我家将75万元退回给我，他们这次用了7万元费用，收到钱后我叫“张辉”、温远波来到我家再说退回购买“料头”的钱，当晚21时许，温远波来到我家我将购买料头的38万元退回给他还有5万元过完春节再还，他拿到38万元就离开了。22时许，“张辉”来到我家，我将购买料头的38万元退回给他37万元，还欠他6万元，他拿到37万元就离开了，至今我还没还温远波剩下的1万元欠款，“张辉”剩下的6万元欠款。我卖给陈运辉1个“料头”，卖给温远波1个“料头”，另外陈伟良帮我出门接这2个“料头”的同时，他自己还买1个“料头”。这个“料头”是陈伟良说要买的，陈伟良把运输2个“料头”挣的10万元运费，另外又找了26万）去买过一个“料头”（我是以成本价36万卖给他的），这个“料头”我、陈伟良、林罗生都有股份，但如何分配股份、还有无其他人占股份，就要陈伟良才清楚。陈伟良买的这个“料头”我没有出钱购买。田健鸥带我同“料头”中间商（经辨认是谢志锋）见过2次面，第一次就只见到谢志锋跟另一名男子（经辨认是罗木），第二次就只见到谢志锋一个人，田健鸥带我大岭马山饭店附近一块空地，由田健鸥交10万元给对方，中间商说一个“料头”包制出10千克“K粉”，陈也跟陈运辉、温远波、陈伟良说。陈运辉是有跟我要“料头”上家的联系电话，他说去另外联系找买家，若做的成功就会给我好处。我不知道陈运辉后面所联系的买家要购买多少个“料头”，是陈运辉直接跟我提供的“料头”上家电话去联系的，具体联系哪个买家、要买几个“料头”我都不知道。我提供给陈运辉的“料头”上家的联系电话是田健鸥给我的，陈伟良去外省接“料头”所联系的号码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我现在记不清该手机号码。我交给田健鸥的10万元“料头”订金是我收到陈运辉、温远波买“料头”的钱后，我从中抽出10万元给田健鸥介绍的“料头”卖家。“料头”每个重量我不知道。经辨认照片，胡加良辨认出陈运辉（“张辉”）、陈伟良（“九八”）、田健鸥（“田鸡”）、温远波;罗木是和我及田健鸥商量购买料头的男子；林罗生是介绍陈伟良同我购买料的男子；谢志锋是和我及田健鸥商量购买料头并拿10万元诚意金的男子。7、上诉人田健鸥供述及辨认笔录：2018年12月中旬，胡加良叫我开他的比亚迪车（车牌尾数Y47）到梁化路口马山饭店处找谢志锋，去到后胡加良和谢志锋在商量要购买“料头”，只说到要购买“料头”还没有决定要购买多少个“料头”，他们就各自离开。相隔有一个星期，胡加良与谢志锋约好在梁化路口马山饭店商量，胡加良开他的车过来我家接我，我就开他的车载他胡加良过梁化路口马山饭店对面路口一空地，当时胡加良和谢志锋商量购买“料头”我在车上，胡加良和谢志锋商量购买“料头”完后，我和胡加良一起回胡加良家，胡加良对我说已决定要购买3个“料头”，但不知道够不够钱。再相隔有3-4日时间，胡加良车他的车到我家接我载我去梁化路口马山饭店，我和胡加良去到就见到有谢志锋和有一名不认识的男子，当时我和谢志锋下车在车侧边，胡加良和那名男子在车上商量，第二次商量要3个“料头”要另加12个“料头”一共要15个“料头”，之后就各自离开，再过2-3日，胡加良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大岭镇达龙KTV路边等，胡加良开他的车过来接到我，对我说要去交10万元订金，然后我开他的车载胡加良到梁化路口马山饭店路边，由胡加良交10万元订金给谢志锋就离开了。具体交易“料头”由买家带现金到现场。2019年2月1日，谢志锋将一张写有联系“料头”商电话号码的纸条给我，地点在山东，我通过微信发给胡加良。购买“料头”每个是36万元，以38万元卖出给下家，我和胡加良每个“料头”各分1万元。我介绍胡加良跟谢志锋购买15个“料头”。我们以每个36万的价格跟谢志锋购买，当时没有说料头的重量，我不知道每个“料头”多重。我和胡加良去大岭马山饭店附近空地找谢志锋商量购买“料头”时，谢志锋带来一名男子跟胡加良商谈购买15个“料头”。经辨认照片，田健鸥辨认出胡加良、谢志锋、罗木是我和胡加良一起商量购买“料头”时谢志锋带来的一名男子。8、上诉人陈运辉供述及辨认笔录：2019年1月底，胡加良打电话叫我去他家（南湖山庄2栋303房）喝茶，我去到后，胡加良跟我说，他有“料头”（用于制“K粉”原料），每个要38万元，问我要不要，我说要考虑一下，我回家后，第二天我就去打电话叫“啊贵”（经辨认是廖晓敏）去我家里，见面后，我就跟“啊贵”说有“料头”、每个38万元，我说一半的股份给他，问他要不要，“啊贵”开始说考虑一下，第二天，“啊贵”就过来我家找我，他说一半的股份。后面胡加良叫我去他家里，他说每个“料头”要另外加5万元的运费，我说先给他3万元运费，我说不够钱，剩下的2万元等“料头”回来后才给，当时胡加良就没有表态是否同意，然后我就告诉“啊贵”说要3万元运费，加上“料头”的钱就是41万元，说没问题。2019年2月2日或者3日，胡加良打电话给我，叫我把钱拿他家里去，他还说运费一定要拿够5万元（即总共要43万元），然后我也打电话给“啊贵”叫让他把21万元拿到我家，加上我自己的22万元，我凑到43万元现金后就将钱送到平山南湖山庄胡加良的家里，拿了钱我就离开了。2月4日或者5日，胡加良打电话给我说“料头”没有买到，我就叫胡加良把钱退回给我，胡加良说等别人的钱拿回来就会把钱退回给我，我将情况告诉给“啊贵”。年初二（2月6日），胡加良打电话叫我去他家拿钱，我自己去到后，拿回37万元现金，胡加良说剩下的6万元要算作费用（指的是载“料头”出门时的路费），他说要扣我这6万元，我当时不同意，我说改天才算这6万元（因为当时是过年，不想在他家里争吵），我回家后，我就电话给“啊贵”叫他去我家拿钱，见面我拿了15万元现金给“啊贵”，我说还有6万元给老板欠了没有拿回来，要迟一点拿回来。2月7日（年初三），我就打电话叫“啊贵”出来说一起去找老板（胡加良）拿钱，我的意思是让“啊贵”知道这6万元不是我拿的，所以就叫他一起去。后面“啊贵”带了一个朋友（经辨认为胡晓军）开一辆车，我自己开车一起去胡加良的家小区的停车场，然后我说上去老板（胡加良）家里，我说若老板（胡加良）不还钱给我，我就要打他，后面“啊贵”就叫他朋友（胡晓军）一起上去，“啊贵”在车上等，我们去到后，我叫胡加良把钱给回我，他说要迟点，等他们商量好才给，那名男子（胡晓军）并没有说什么话，我们就是这样吵几句就离开了。我把情况告诉“啊贵”就各自离开。啊贵”（廖晓敏）为何要叫他朋友（胡晓军）跟你一起去追胡加良的6万元我不知道。我跟胡加良购买1个“料头”。我还通过廖晓敏卖了11个“料头”给别人（胡晓军），另外这次交易我挣到的钱又再先向胡加良买多1个，一共12个“料头”，这批12个“料头”都是向胡加良购买的。我自己最开始跟胡加良购买1个“料头”，我是以38万的价钱跟胡加良买这个“料头”的，这个“料头”是胡加良帮我运回来的，但我要支付5万元的运费给他。我拿了43万元现金到胡加良家里交给他的。我还通过廖晓敏卖了11个“料头”给别人，另外这次交易我挣到的钱又再先胡加良买多1个，一共12个“料头”，这批12个“料头”都是向胡加良购买的。我跟胡加良买1个“料头”的时候，他另外又叫我去找看有没有其他人要买“料头”，然后我就找到廖晓敏的。胡加良跟我说是38万元一个，然后我给廖晓敏的就是41万一个，每个挣3万元，卖11个，就挣了33万元，后面我自己又拿多5万元给胡加良筹够38万，说买多一个“料头”，叫廖晓敏的买家帮我们载回来。胡加良是知道我以41万卖给别人的，11个“料头”所挣的33万，胡加良跟我是平分的，但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分这33万，我也没有拿过这笔钱，我跟胡加良商量后，我就拿多5万元出来，连同挣到的33万，筹够38万，说买多一个“料头”，所以我跟胡加良是平分这个挣到的“料头”。廖晓敏买这11个“料头”时，拿了21万订金给我，他跟我说要半个“料头”的股份，我同意了，我就自己最开始跟胡加良买的那个“料头”分半个股份给廖晓敏。廖晓敏就得到这半个“料头”的股份，没有其他的好处了。我不知道每个料头有多重，我也没有见过“料头”。我还没有想过这些，我是想买到“料头”后才做打算的。经辨认照片，陈运辉辨认出胡加良、廖晓敏（“阿贵”）；胡晓军是和我一起到胡加良家追讨胡加良欠我购买“料头”款6万元的男子。9、上诉人胡晓军供述及辨认笔录：“料头”可以用于制造毒品“K粉”,每包“料头”重50斤。我帮我弟胡世灵购买“料头”，并叫了胡文飞开车去接“料头”。2019年1月24、25日，廖晓敏（别名：廖恒贵）打我电话叫我去惠东华侨城西枝江见面，见面后，他说有朋友有11、12个“料头”，每个“料头”41万元，问我要不要，我说要问问看，然后我就问我弟弟胡世灵要不要，他开始说太贵了，最后他说要买5个，接着我有打电话给“庙哥”，每个“料头”41万元，问他要不要，他说要6个，其中3的是“庙哥”的朋友。然后我就跟廖晓敏说要11个“料头”，廖晓敏说他朋友（经辨认是陈运辉）也要一个，廖晓敏打电话给我，让我交购买“料头”的订金，一个“料头”要2万元人民币，我就告诉胡世灵，让他准备好11个“料头”订金的钱，1月26、27日这样，我过去胡世灵的住处（惠州市仲恺区****）拿了21万元人民币订金（还欠1万元）。我拿到后就拿到廖晓敏家里附近交代他。2019年2月3日，廖晓敏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及地址，让我4日到了山东就打给这个号码。然后我打电话给胡文飞，跟他说去山东接“料头”答应给他10万元报酬，他说去，2月3日约21时，我就跟胡文飞驾驶我的黑色凯美瑞小车（粤S*****）从惠东出发到仲恺胡世灵的住处，同时我也打电话给“庙哥”叫他把车开去胡世灵的小区地下停车场等我，我跟胡文飞一起到我弟弟家里（7或8楼）拿钱，当时胡世灵在家里实现用2个纸箱（装矿泉水的纸箱、打了包装）装了约一百多万现金，我搬了钱，拿了别克商务车（车牌粤S*****）的车钥匙就下去地下停车场，当时“庙哥”的车也在那里（车上一共2个人），然后我们两部车从惠州仲恺平南上高速，往山东方向去买“料头”，我们两部车离目的地还有200至300公里时，我就打电话给“料头”商，对方关机了。我就打电话给廖晓敏，廖晓敏就说掉头回来，我跟胡文飞就开车回惠州，年初一（2月5日）早上约10时就一起将钱全部搬到我弟的住处，然后换回我的车就回惠东了。回来后，年初三我跟胡世灵就一起去找廖晓敏，他就带我们去找“张辉”，见面后“张辉”说他也不清楚情况，说带我们去找那个胡加良（平山南湖山庄）。我当时跟“张辉”一起上去胡加良说要去要时间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做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过了几天，“张辉”去廖晓敏家里时看到我，就拿了4间位于大岭镇敬老院附近的地皮村证（约160平方）抵给我，当时没有说抵多少钱，过了几天，“张辉”打电话叫我去他家（平山黄排）拿了2万元现金给我。按照一个“料头”41万计算，5个就要205万元，减去先前拿21万定金给廖晓敏（别名：廖恒贵），就还要支付184万，那么这两个纸箱应该有184万元左右。拿钱时，胡世灵之说了一句够数了，他没有跟我说有多少钱。当时一共两部车去山东买“料头”，还有一部就是白色丰田越野车，这部车也是去买“料头”的，这部车是老板“庙哥”，我们两部车一共要12个“料头”，其中我这部车要买5个，另外一部车要买7个，这7个中的其中1个是帮“张辉”（经辨认是陈运辉）买到。“庙哥”是我问他要不要买“料头”的，每个41万元，他说要买6个，其中3个是他朋友要的，这次出门去山东，“庙哥”就安排了一部车跟我们一起出门，买“料头”的钱是他们自己带去的。经辨认照片，胡晓军辨认出胡世灵、陈运辉（“张辉”）、廖晓敏、胡文飞。10、上诉人温远波供述及辨认笔录：2019年1月28日，胡加良打电话叫我去他惠东县南湖山庄的家里，他问我要不要“料头”（制“K粉”原料），他说每个“料头”33万元，另外还要出5万元运费，我当时说要考虑一下，晚上我回家后，就打电话给他说有要买1个，然后我就跟朋友借了10多万，筹够38万，2019年2月2日，胡加良叫我把钱拿到他小区楼下，一直到2月4日（年三十）胡加良说没有买到“料头”，我年初一就去他家里拿回33万元，胡加良说要扣我5万元作为运费，我就不同意，我就说不知道他是不是骗钱的，到了2月9日（年初五），胡加良叫我去他家拿回4万元，还剩下1万元，他说要过几天才退回给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拿到这1万元。经辨认照片，温远波辨认出胡加良。11、上诉人冯剑波的供述及辨认笔录：2019年1月30日左右，“老九”（经辨认是陈伟良）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帮他开车去拉“料头”（用于制造“K粉”原料），我说有钱赚可以去。2月2日中午又打电话问我有没准备好，我说准备好了，就问“老九”去拉几个“料头”，“老九”说去拉3个“料头”，其中两个是别人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公家的，做出毒品“K粉”卖完之后不会亏待我。当晚22时许，“老九”开着粤P*****白色本田轿车在南湖公园体育馆接我。当时副驾驶还有一名中年男子我不认识。过了省站之后，“老九”就把带的两台手机给了一台给中年男子，随后中年男子在服务区上了另一台车，具体什么车我不清楚。然后我和“老九”就驾驶粤P*****导航一直开，农历年二十九（2019年2月3日）我们到山东一个乡镇，具体是那里我不清楚，然后我们就在车上等一个晚上，期间“老九”时不时用手机联系其他人。农历年三十（2月4日）中午，“老九”接了一个电话后，告诉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拿不到“料头”，可以回去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开回惠东，路上“老九”拿给我1000元，2月5日9时许我们回到惠东。所谓“公家”这个“料头”，陈伟良告诉我一共五个人有份，分别是我、林罗生、陈伟良、胡加良、还有一个人是谁我不知道，陈伟良没告诉我。我们五个人用那一个“料头”做出毒品“K粉”，卖掉后赚的钱，减去买“料头”的本钱后我们五个人平分。我们用于买那个公家“料头”的本钱，陈伟良拿出来的，具体钱谁出多少我不清楚。听陈伟良说30多万一个“料头”。我们五个人的分工是，胡加良主要负责联系“料头”上家，陈伟良负责出买“料头”的钱和前往山东拉“料头”的车，我负责开车，林罗生负责拉到“料头”后把“料头”藏起来，我和林罗生还负责帮胡加良和陈伟良搭线，还有一个人我不清楚。经辨认照片，冯剑波辨认出胡加良、林罗生、陈伟良（“老九”）。12、上诉人胡文飞供述及辨认笔录：2019年2月3日早上10时许，胡晓军用他的手机135*****855打我的电话152*****288叫我去载“料头”（用于制造“K粉”原料），中午11时左右，我坐摩托车去到胡晓军在梁化镇星湖村的家找他，他要我到大概1600公里左右的地方载“料头”，年二十九晚上差不多年三十（2月4日）凌晨十二时左右出发，并承诺事成之后给我10万元报酬。2月3日晚上21时左右到胡晓军家，我跟他开一辆黑色凯美瑞汽车去到惠州市仲恺一个小区*，胡晓军带我上了一下小区7楼的出租房逗留了一小时左右，胡晓军吩咐我不要带手机去接“料头”，把手机放在他的出租房，我们就下去了，当时胡晓军在停车场开了一辆黑色的别克商务车出来，我跟胡晓军在别克商务车上面等另外两个人过来一起去山东接“料头”，一会儿另外两名我不认识的男子开一辆白色丰田越野车（贵州牌），然后我们两辆车就一前一后从仲恺上高速，按照胡晓军带的手机导航走惠河高速，两辆车一路开去接“料头”的地点，我跟胡晓军开着那辆别克商务车一直去到徐州的一个服务站，胡晓军就接到一个电话，胡晓军跟我说不去接“料头”，我们开车到服务区前面的一个出口下了高速，又重新上高速返回惠州，2月5日早上9时许，我们回到惠州市仲恺胡晓军出租房的小区，把这两黑色别克商务车停好，我跟胡晓军上去了一下他的出租房，接着就下来，他开了那辆黑色凯美瑞（车牌号不记得）载我回惠东他家里，他就说去接“料头”的报酬过两天再给我，然后我开摩托车离开了。2月9日（年初五）约20时、胡晓军打我的电话叫我去他家，我去到他家后，他跟我说“料头”没接接到，给我2万元的报酬，我就说2万元太少了，可不可以给我3万元报酬，他当时就拿了3万元报酬，我拿到报酬后就离开了。经辨认照片，胡文飞辨认出胡晓军；胡世灵，我和胡晓军去他惠州的住处搬过2箱矿泉水的纸箱。13、上诉人巫国冠供述及辨认笔录，2019年2月2日之前的三四天前的晚上，“阿狗”（经辨认是陈伟良）要我去一千多公里远的外地开车带一下路带点三两个“料头”回来，并给我三五千元做人工钱。2019年2月2日22时许，我驾驶的是一辆白色皇冠小汽车（贵州车牌，尾号977）从淡水出发上高速，凌晨1时左右去到热水服务区。我到了服务区停车后“阿狗”和“阿侄”直接走过来上了我的车，他们还叫我把车尾箱打开，并拿了一包东西放到我的车尾箱，在车上“阿狗”拿了一张手机卡和一万元人民币交给我，也给了一部老人机给“阿狗”，“阿狗”就跟我交代用他给我的那张电话卡，叫我先开车往江苏省盐城市方向走，具体的地址到时再来联系，“阿侄”坐我的车出发，“阿狗”乘坐另外一辆白色本田小轿车跟着我出发了。我们经过安徽省前往江苏省的途中，“阿狗”就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两辆要分开走，叫我先去江苏省盐城市，去到之后等他电话，他那辆车要去山东，我就载“阿侄”按照“阿狗”给的地址去到盐城市，“阿狗”交代我在盐城市等了几个小时，期间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载东西回去，“阿狗”就几次回复我说还没有买到“料头”让我继续等。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4时左右，我跟“阿狗”说如果没有买到东西我就不等了，我开车载着“阿侄”准备上高速回广东。在返程的途中，我联系“阿狗”说我不管你是否有买到“料头”，反正你需要给回五千块钱给我，就约他在江西跟广东交界的一个服务区汇合,我在那个服务区等了两个小时左右，“阿狗”坐的那辆车就来到服务区，然后在车上我就跟“阿狗”要了五千块钱，“阿狗”就把我车尾箱放的那包东西拿走了，然后“阿狗”、“阿侄”就一起上了另外那辆本田小轿车。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回家了。“阿狗”给我的手机卡号码是临时使用，还有一个陌生号码与我联系过，时是在去江苏省盐城市**途中，该号码联系过我，问我有没有那么快到盐城市，我说大约还有几百公里。后来在盐城市的时候，该号码又联系过我一次，对方说“没有货，可以回了。”巫国冠辨认出陈伟良就是叫我开车去盐城市的男子“阿狗”。14、上诉人罗建彬供述及辨认笔录：我有参与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行为，我有开车去山东载“料头”。我的同案有郑秋勇、陈汝彬、叶文锐、朱国良、周文礼（我均已辨认过）。是郑秋勇叫我去接“料头”的。郑秋勇答应事成之后给我30万元的报酬，但是由于这次没接到“料头”，所以他给我1.2万元的报酬。我找了陈汝彬、叶文锐、朱国良、周文礼一起开车去山东载“料头”。2019年1月份的一天晚上，郑秋勇约我到在黄板湖小学门前见面，叫我到外地有三个制造毒品的“料头”要运回惠东来，让我找两辆车、四个人，约一个月后去把制造毒品的“料头”载回惠东来。约半个月后，郑秋勇给我们一部车7000元人民币作为路费，两辆车一共是14000元人民币。在出发前的10天左右，我用电话联系周文礼、“阿彬”（经辨认陈汝彬）、“肥锐”（叶文锐）和“良哥”（朱国良），和他们说过几天有事做，让他们去约1000公里远的地方载点东西回来（当时没有直接说去载“料头”)，他们都说答应了和我一起去。在出发前的两、三天，郑秋勇微信语音电话联系我，让我过去在大岭镇前进街洪湖住宅区，去到前进街洪湖住宅区后，郑秋勇拿了四部电话给我，其中两部是老人机，一部是我用，一部是给周文礼用，让我们两人单线联系，另外两部电话是用来导航不打电话的。2019年2月1日晚上8时许，我到前进街洪湖住宅区找郑秋勇，去到洪湖住宅区看到郑秋勇后，他说可以出发了，让我回去和其他人联系好来，让我们去山东省载三个“料头”回来，并用他给我的老人机电话按了一个号码，说到了山东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中间人的，去到山东联系这个中间人。郑秋勇当时答应我，成功将“料头”载回来惠东县就给我30万元人民币作为报酬，我再分给其他几个人。郑秋勇当时给了我14000元人民币作为两辆车在路上的费用，并给了一辆黑色广本小汽车（我只记得车牌号码有520的数字）让我开回家。郑秋勇交待完后我就驾驶那辆黑色广本回家，然后打电话给周文礼、“阿彬”、“肥锐”和“良哥”，和他们说要出发了，做好准备，现在过来我家里。我在我家楼下等他们到来，他们来到后，我和他们说我们现在出发去山东省，并和他们说明白了我们现在是去山东省载“料头”回来惠东县，成功载“料头”回来后，他们每人能分得五万元人民币，没成功就没钱得。我给了周文礼两部手机（一部用来和我联系，一部用来导航）和7000元人民币作为路费。然后我们就安排周文礼和“良哥”驾驶那辆广本小汽车，我和“阿彬”、“肥锐”三个人驾驶我的花冠牌小汽车（车牌号为：粤N*****）出发。安排好后，我们两辆车一起出发，导航去山东省，周文礼他们的车在前面，我们的车在后面。出发后，郑秋勇打电话给我的那部老人机电话，让我们到了山东界打那个中间人的电话（号码：17160421245）。过了山东界后，我就打了那个中间人的电话，对方就让我在红花高速路口下高速。到了红花出口，我又打电话给那个中间人（中间人说普通话），和他说我们到，你们可以把东西（意思是“料头”）载过来。对方和我说让我们等一下。过了约半个小时，中间人打回电话来，说现在没“东西”，要次日晚上七、八时才有。到了第二天晚上七时许，我打电话给中间人，对方说要等到晚上12时许。到了晚上10时许，我又打电话给那个中间人电话（当时接电话的是另一名男子，声音听上去之前的年青，对方说如果等得到12点就等，等不到你们就回去吧。到了晚上11时30分许，我又打那个电话过去，我说“现在都这么晚了，天亮就过年了，兄弟，你这样搞不，如果是没有我们就走了”，对方说那就撤吧。我们就决定要走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郑秋勇，说“兄弟，搞不定”，郑秋勇说：这样吗？然后就挂了电话。我们开车快离开山东界的时候，我又打了个电话给那名是中间人，说“兄弟你们搞什么，这样做事的吗？我操你妈”，对方说我也不想啊。然后我又打了个电话给郑秋勇，但郑秋勇的手机关机了。我们开车回到惠东我家后，我先到惠东，“阿彬”和“肥锐”就离开了，我在家等周文礼和“良哥”。周文礼和“良哥”回到来后，我们三个人就去了洪湖住宅区找郑秋勇，“良哥”向郑秋勇要了10000元人民币。到了晚上10晚许，郑秋勇微信联系我，让我去找他，找到他后他拿了12000元人民币给我。我给了周文礼3000元人民币，给了“阿彬”3000元人民币，让他拿1500元给“肥锐”，我自己得了6000元人民币。我不清楚每个“料头”价格、重量，不清楚每个能制出多少“K粉”。经辨认照片：罗建彬辨认出朱国良（“良哥”）；郑秋勇；辨认出周文礼；辨认出陈汝彬（“阿彬”）；叶文锐（“肥锐”）。15、上诉人叶文锐供述及辨认笔录：我被罗建彬叫去的，我、罗建彬和陈汝彬开一部粤N*****的金色丰田牌轿车一同去了山东载“料头”（制毒的原材料）。罗建彬告诉我们，如果这次能够载到“料头”回来，每人有五万元人民币的运输的好处费，如果没能把“料头”运回来，就没有钱分。2019年月初，距离2019年新年还有4至5天晚上，我和罗建彬、陈汝彬准备好面包和水便一起驾驶一辆车牌为粤N95592金色的丰田牌轿车，约23时许从乌塘高速口开始上高速，驾车的人是我，副驾驶是罗建彬，后排坐着的是陈汝彬。第二天晚上便下高速了到近山东的地方，期间没有做什么，后我们决定返程了。回来之后罗建彬给了我1500元人民币。（3P86-122，13P127-131，检察卷P21-22)经辨认照片，叶文锐辨认出罗建彬；陈汝彬。16、上诉人周文礼供述及辨认笔录：我与朱国良、罗建彬、“彬仔”、还有一名男子，一共五人，驾驶两台车于2019年2月1日晚11时许从惠东出发，前往山东省临沂市拉“料头”(制作毒品氯胺酮的原料），于2月3日晚18时许到了山东临沂市，但是没有拉到“料头”，于2月4日回到家中。我跟朱国良驾驶粤B牌银灰色广本桥车（经辫认车牌为粤B*****),罗建彬、“彬仔”、还有一名男子驾驶银色丰田花冠（经辫认车牌为粤N*****)，是罗建彬自己的车。罗建彬叫我、朱国良、陈汝彬、叶文锐去山东临沂拉“料头”。2月1日晚22时许，罗建彬打电话叫我去他家，我去到他家看到朱国良、陈汝彬、叶文锐都在他家，罗建彬叫我们四人当天晚上一起去山东拉3个“料头”。2月4日我跟罗建彬借了三千元。我跟朱国良驾驶粤B*****银灰色广本轿车作为带路车在前面探路，陈汝彬、叶文锐驾驶粤N*****银色丰田花冠负责载“料头”，我们四人都是负责开车的，罗建彬负责安排我们四人干活以及打电话联系“料头”上家。是罗建彬提供的，其中粤B*****银灰色广本轿车是罗建彬借的，粤N*****银色丰田花冠罗建彬自己的车，还有4部手机，其中2部老人机、智能机，每辆车各有1部老人机、智能机。我们被山东的“料头”上家骗了，到了山东临沂罗建彬打电话给“料头”上家，却被告知没有“料头”，随后我们便返回惠州，后罗建彬带我、朱国良带郑秋勇的家，他们两个去他家，我在停车场等。经辨认照片，周文礼辨认出罗建彬；朱国良；郑秋勇；叶文锐；陈汝彬。17、上诉人陈汝彬供述及辨认笔录：罗建彬叫我去载三个“料头”（用于制毒原料），我是和罗建彬以及叶文锐一起到江苏省去载“料头”。2019年2月1日凌晨，叶文锐驾驶一辆金辉色的丰田小汽车（车牌号粤N*****）载着罗建彬到我家里找我，罗建彬见到我之后就叫我上车，我上车之后，罗建彬就直接跟我说跟他们一起到江苏省去载“料头”，如果做成功了，就给我五万元人民的报酬。当时我上了罗建彬的车之后，我们就直接开车去江苏省了。是罗建彬与卖“料头”的人联系的。一直到2月3日10点左右，罗建彬下车接了一个电话回到车上后就跟我们说回去惠东了，我们就问他干嘛回去了，罗建彬就说现在没有事，于是就叫我们回惠东了，一直到2月4日晚上我们才回到惠东，之后就各自回家了。2月6日凌晨，罗建彬叫我去他家里，我去到之后，罗建彬就给我1500元人民币，说是我开车的钱，但是当时我不想要那么多，我就退了1000元人民币给他，实际上我只拿了500元人民币。经辨认照片，陈汝彬辨认出叶文锐；罗建彬。18、原审被告人朱国良供述及辨认笔录：2019年1月30日晚上23时许，罗建彬在大岭“发记”的大排档吃宵夜叫我去接“料头”（制造“K粉”原料）。接到了就有5000元报酬，没接到就没钱。2月1日23时左右，周文礼就按罗建彬事先约好的时间开车（银色本田牌小轿车，车牌号码：粤B*****）过来我在大岭打工的大排档接我。跟我说要出门接“料头”。同时，告诉我罗建彬己经开车在前面先走。车上罗建彬还放了6000多元作为此次去接“料头”的路上费用。我们就在环城北路的龙华加油站对面的高速路口上高速往河源江西省方向走，周文礼用车上的导航负责和罗建彬联系。2月2日20时左右，我们到了山东省下了高速。罗建彬就下车走到我们车旁来跟我们说：“你们在车上等。”然后开车走了。2月3日0时，罗建彬开车回来说没交易成功，我们开车回去过年。2月4日18时左右。罗建彬说郑老板会给点钱给你们过年。然后，周文礼就开车载我去罗建彬家中（惠东县大岭镇新屋仔附近）拿钱，到了罗建彬家中大厅，罗建彬给了我和周文礼各3000元。没有拿过郑秋勇1万元。经辨认照片，朱国良辨认出罗建彬；辨认出周文礼。19、原审被告人廖晓敏供述及辨认笔录：2018年农历20左右，陈运辉打电话叫我到他家，他说自己有“料头”（易制毒原料），问我有没有认识要做制毒的人，承诺只要我能找到买家，他答应事成之后给我10万元作为报酬。过来两天左右（农历22日左右），我找到了胡晓军，告诉他有人有制造毒品氯胺酮的“料头”，问他有无这方面的意向，胡晓军说考虑下。后来胡晓军考虑了一天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去问清楚价格等情况。于是我就找到陈运辉，陈运辉说他有12个“料头”，他自己要一个，剩下的11个可以出售，每个制毒“料头”要41万。我将这个情况转告给胡晓军，胡晓军答应要剩下的11个“料头”。我告诉陈运辉已经找到买家后，陈运辉要求先付21万定金。农历年25日（1月30日），胡晓军拿给我21万人民币现金，答应事成之后给我20万元报酬。随后我把21万现金转交给陈运辉。农历年28日（2月2日），陈运辉交给我一张纸条，我打开看了一下里面写有收货地址和联系电话的纸条，只记得收货地址是在山东的，我把该纸条交给胡晓军，2月3日，胡晓军就出发去山东拿货，胡晓军出发到山东后发现纸上的电话号码是关机的，无人接听。胡晓军打电话问我，我打电话问陈运辉，“陈运辉”说关机了就没有办法了，让我叫他们回来。胡晓军春节年初二（2月6日）回到惠东，我去找陈运辉要求退钱，陈运辉说别人还没有把钱退回给他，所以先没有钱退给我。年初七、八的时候，陈运辉打电话给我，说他到我家找我，陈运辉到我家的时候，胡晓军刚好也到我家。陈运辉说他暂时没钱退，先把他的地契拿出来抵押，他当场把地契交给胡晓军，后来我听说陈运辉有拿了4万元给胡晓军，就用他地皮和4万元抵购买制毒“料头”的定金21万元。这事最终于没有购买到制毒原料结束了，我也没有拿到任何好处。经辨认照片，廖晓敏辨认出陈运辉、胡晓军。20、上诉人胡世灵供述及辨认笔录：我哥哥胡晓军跟我说，他有“料头”，每个要41万元，而且每个“料头”可以生产出10包“K粉”（每包重2斤），他说可以卖给我2个，然后我就说要买2个。他跟胡文飞一起开车出门去山东买“料头”的，他们开一辆蓝色的商务车（粤S*****)，该车是我提供给胡晓军出门的，该车是我跟朋友借的。我拿了123万元，其中82万是我自己的股份，另外的41万元中，有20万胡晓军跟我借的，还有21万就是他自己的钱，胡晓军自己买多少个，我估计是2个。胡晓军的“料头”是廖晓敏找胡晓军说有“料头”的，我后面才知道廖晓敏也是通过张辉（陈运辉）联系到的。胡文飞是胡晓军叫他去的。我们这次没有买到“料头”，胡晓军退回123万给我，我是没有先拿定金的，胡晓军有没拿定金给廖晓敏我就不知道。2月4日凌晨，我拿了123万（用矿泉水纸箱装）给胡晓军的，这些钱是胡晓军到惠州的住处拿的。胡晓军没有买到“料头”回来后，我没拿钱给胡晓军、胡文飞作为辛苦费。胡晓军他们这次打算要买多少个“料头”回来，我不知道。廖晓敏有无占有股份，我不知道。经辨认照片，胡世灵辨认出胡文飞；廖晓敏；胡晓军。21、原审被告人谢晓明供述及辨认笔录：我有载谢显锋到江苏盐城去购买“料头”（制作毒品“K粉”的原料），谢显锋承诺成之后给我2万元报酬，但后来这2万元没有给我。2018年农历12月27日（2月1日）23时许，谢显锋电话联系我，我在惠东大岭镇黄板湖路口处接到谢显锋，他带有一个黑色胶袋和一个桔子，上车时谢显锋把他带的那袋东西放在车后排坐位上，我是从惠东北高速路口上的高速路公路的，车上高速后，谢显锋就用我用机导航，他设定的地点是江苏省盐城市汽车客运站，然后我就按着导航走，到车开到江西境内时，谢显锋就对我说这是他是送钱去江苏省盐城购买料头的，并承诺事之后给我2万元报酬。2018年12月农历28日（2月2日）19时许，到一服务区（离江苏盐城还有90公里）处，谢显锋打了一个电话，我只在电话中听谢显锋在问对方，当时谢显锋是用客家话在问对方说，还有多久才能到，具体要到什么地方，打完电话后，谢显锋对我说，还是按导航走，到后把钱给对方，同时还有一个“阿叔”要坐我们的车回广东惠东，到盐城后我们导航到汽车站，到后不久我把车停在汽车站对面那间医院旁边，我们在那儿等了有半个小时，就有一个中年男子就走路过来上了我那部车，那男子上车后就对我们说，车不要停在这里，这里有录像的，然后我就把车开走，到一处较偏僻的地方停下，车停那后，那男人就下车打电话，我和谢显锋在车上，那男子打电话就上车问谢显锋，后面那人到了没有，谢显锋就回答那中年男子说，要晚一点才能到，那中年男子听后就说，这样不用料，可以回去，意思是这次料头交易不成功，不久那中年男子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就对谢显锋说对方要交20万元，问谢显锋说要不要拿这20万元给对方，后谢显锋打了一个微信语音电话，问对方要不要先付20万元，是打给谁我不清楚，谢显锋打完电话后就从他之前上车拿的那个黑色袋里拿出20万元，然后把这20万元用一个纸箱装好后给一个男子。交钱后我们接到那中年男子一起上高速服务区在车上睡觉，因当时谢显锋对我说车上还有很多钱，不敢去开房睡，怕警察查房出事。第二天，我们三人又到回盐城继续等“料头”，但还有一伙人购买“料头”的人没有来，我们要等他们一起来一起交易“料头”的，我们三人一直等到当天23时还等不到那伙人来，而盐城人当时不肯单独与我们交易这笔“料头”，要等另一伙人来才肯将“料头”卖给谢显锋。当天23时，我就开车载谢显锋及那中年男子回广东省惠东县，在回惠东路上，谢显锋用语音电话与罗阿木通话，谢显锋在电话中对罗阿木说，你去找出那个中间人来，其他我就记不到了，回到惠东后，谢显锋对我说，事情过完春节后再联系，但回来后我从没有过问过谢显锋要过那2万元报酬。经辨认照片，谢晓明辨认出谢显锋；罗锦祥是在江苏盐城接我和谢显锋去交易“料头”的男子。22、原审被告人郑秋勇供述及辨认笔录：2019年1月20日左右晚上23时许，“包头”在惠东平山929酒吧叫我帮他找车手接“料头”（制毒原料），他答应给车手每个“料头”10万元的报酬，他这次要接3个“料头”总共给车手30万报酬，我答应“包头”帮他去找车手，我们就互相留了电话号码，留完电话之后我们就各自离开了；第二天下午16时许，我找到罗建彬，要他接3个“料头”，每个“料头”10万元的报酬，总共给车手30万报酬，罗建彬就答应了我，之后我就叫罗建彬等我电话，商量好我就离开了罗建彬家了。这天的晚上23时许，我打电话给“包头”叫他出来929酒吧旁边的河边见面，他说好，然后我们在929酒吧旁边的河边见面后，我跟“包头”说车手已经找到了，他说：“好，等我电话”，我问他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他就跟我说“料头”载回来以后制出“K粉”再分利润给我，但当时他没说分给我具体多少的利润，商量好我们就各自离开了。2月1日晚上，“包头”打电话给我叫我出去929酒吧旁边的河边见面商量，我就去到那里跟“包头”见面，见面之后，“包头”给我5张电话卡和一张纸条写着一个电话号码（“料头”中间商使用的，号码为17160421245)，他说这5张电话卡给我们接“料头”用，纸上写的电话号码是“料头”中间商使用的，他还说这次去到山东接“料头”，料头”载回来惠东以后再打电话找他，他当时拿给我1.4万元钱给我，并说这是拿给车手用来做过路费等费用的，我拿到5张电话卡、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和1.4万元我就离开了。接着我就打电话叫罗建彬到我家，罗建彬开了一辆粤N*****的汽车来到我家，我跟他见面后，我跟他说现在就要出发去山东接“料头”，然后我给了他4张电话卡和一张写着“料头”中间商的纸条（“包头”给我的5张电话卡，其中1张我自己使用，4张我给罗建彬），我并给了罗建彬1.4万元作为过路费等使用，他拿到这些东西后就离开去山东接“料头”，罗建彬具体安排了多少辆车和多少人去接“料头”我不清楚。2月3日凌晨0时左右，罗建彬打电话给我说他联系到“料头”中间商，但没接“料头”，叫我问一下我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打电话问“包头”，车手打电话回来跟我说“料头”没接到，山东“料头”方叫他们等，到底是怎么回事，“包头”就叫我跟他们说继续等，我就打电话给罗建彬他们继续在那边等，直到2月3日23时许，罗建彬打电话给我说“料头”还没接到，我们不等了，要回来惠东了，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就回来吧”。2月4日（年三十）晚上，罗建彬还有两名不认识的男子（罗建彬找来的车手，一名叫“礼哥”，另外一名我不认识）来到我家找我，他们找到我之后，罗建彬就跟我说：“你朋友怎么这样，叫我们上去接料头又没接到”，其中一名我不认识的男子说：“事情又做不成，又快到过年了，你要叫你朋友拿点报酬给我”，然后这名我不认识的男子叫我先拿1万元给他作为报酬，我就给了他1万元的报酬，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我就打电话给“包头”约出来929酒吧附近河边见面，见面后，我跟“包头”说现在“料头”没接到，车手也要拿报酬过年，我跟“包头”拿了2.2万元，然后我就打电话给罗建彬叫他到我家，我就给了1.2万元给罗建彬，罗建彬拿到钱后，他跟我说之后如果有“料头”接也不去了。事后我没有再找“包头”（男，真实姓名不详，年约30多岁，惠东县镇人，其他情况不详）拿钱。事后，罗建彬没有再找我拿钱。我当时跟“包头”商量接“料头”的事情用的电话号码我忘记了，这张电话卡我扔掉了。“包头”的电话号码我不记得了。我叫罗建彬去山东接“料头”，“包头”给我5张电话号码，其中我留1张电话卡自己使用，号码是183*****113；还有给1张罗建彬使用的是183*****113，还有另外3张电话卡的号码我不记得了。“料头”中间商的电话号码是17160421245。经辨认照片，郑秋勇辨认出罗建彬；朱国良是跟我拿了1万元报酬的男子；周文礼是罗建彬找来的车手。23、原审被告人陈伟良的供述及辨认笔录：2019年2月1日左右，胡加良叫我去平山广汕路南湖公园大门旁边见面，叫我去载“料头”（制毒原料），叫我找人去，2月2日晚上，我出发之前跟胡加良在南湖小区附近见面的时候，胡加良拿了用两个纸皮手提袋装着的108万元现金给我，并给了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给我，他告诉我拿着这笔现金去山东，然后打纸条上的电话联系对方卖“料头”的人，并看情况买2-3个“料头”载回来，他还跟我说好说我们这些出发的人到回来再算辛苦费。当时他没有具体告诉我要给多少钱，但是我心里知道一般每个出发去买“料头”回来的人可以拿到1-2万元辛苦费。跟我一起出发去买“料头”的还有三个人，“阿冠”（经辨认是巫国冠）、“阿冯”（经辨认是冯剑波）是我以前一起开车的老同事，“老侄”是我以前认识的朋友。我有跟他们三个人说是去外地载“料头”，并跟他们说事后再给他们报酬，但没有说具体给多少报酬。我们出发的时候是分两辆车出发，其中“阿冠”是自己驾驶一辆白色皇冠牌小汽车出发的，我约他2月2日晚上20时出发，到高速热水服务区会合；然后我在当晚驾驶一辆白色的本田哥诗图小汽车（车牌尾号958）在平山体育馆附近接了“阿冯”，在新车站环城路边接了老侄”，之后在白花上高速赶到热水服务区跟“阿冠”会合的。我们大约是在2月2日23时至24时左右在热水服务区会合的，会合后我在那108万元中抽出了2万元，其中一万元留着用以我和“阿冯”在路上的开销，然后和“老侄”就拿着那两纸袋的钱去到“阿冠”的车上，我叫“阿冠”把车尾箱打开，并把那两袋钱放到车尾箱内，然后我和“老侄”就上了“阿冠”的车，在车上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手机卡交给“阿冠”，告诉他用那张手机卡在路上联系，把胡加良给我的纸条拿给“阿冠”看叫他跟我一起走，并交了一万元现金给“阿冠”给他用以路上的开销。安排好之后我就回到我自己的哥诗图小车上，留“老侄”和“阿冠”一辆车。我们两辆车就一前一后离开服务区往山东方向行驶。我们四个人离开服务区之后，我就拿出胡加良给的纸条，联系了对方卖“料头”的人，对方在电话中交代我安排一辆车去江苏省盐城市，另外一辆车去山东省一个叫什么“城”的小地方。于是我又通过电话与“阿冠”联系，叫他去盐城市等我们。然后我载着“阿冯”就直接去了对方指定的山东的那个地方。到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差不多要下高速的时候我就联系卖“料头”的人，对方告诉我说没有货了叫我们回去。冯剑波打电话给林罗生告诉他没货，叫林罗生去处理，随后胡加良打电话给我，说没有货，可以回来了，我们就休息到2月4日中午再返回惠州。我从胡加良处拿的108万元除去路上的花销和给“阿冠”的五千元，在回到惠东之后我和“阿冯”、“老侄”每人拿起了一千元，剩下的钱我就拿去还给胡加良，还钱之后我又自己单独拿起了两万元。剩下有104万多点的钱我还给了胡加良。我自己拿的那两万元是有告诉胡加良知道的。我们计划购买的三个“料头”，有两个我不清楚，胡加良负责的，另一个是公家的，如果拉到“料头”之后把三个“料头”都交给胡加良处理。一个“料头”36万左右，胡加良负责另外两个“料头”谁出钱我不清楚，公家的一个“料头”的钱是“老侄”和胡加良一起出的，胡加良拿给我108万，其中有26万是“老侄”，82万是胡加良给的，其中72万买两个别人的“料头”，剩下10万与“老侄”的26万用于购买公家的“料头”。“公家”那一个“料头”胡加良告诉我，这个“料头”由胡加良、阿冯（冯剑波）、“肥仔”（林罗生）、“老侄”和我一共五个人平分，做出毒品“K粉”后卖掉，赚的钱除去买那一个“料头”的本钱来平分。经辨认照片，陈伟良辨认出;冯剑波（“阿冯”）、巫国冠（“阿冠”）。24、原审被告人林罗生供述及辨认笔录：我是一名滴滴网约车司机。2018年8月份左右，冯剑波跟我说陈伟良要找“料头”（制毒原料），想赚点钱，我就想起以前胡加良和我说过他有买到“料头”的门路，我就和冯剑波说可以找胡加良买到“料头”，我让冯剑波可以去直接找胡加良。临近春节前的两天，冯剑波打电话和我说他们要出去接“料头”了。到了年二十九（2月3日）晚上，冯剑波打电话给我说胡加良没有联系到卖家，没有买到“料头”，交易不成功，让我去问问胡加良是怎么回事。我就去胡加良家里找他，打电话去胡加良让他出来，胡加良下来后，我就打电话给冯剑波（当时陈伟良和冯剑波在一起），接通后我就把手机拿给胡加良接听，让他们用电话谈话，我听到胡加良说没事，让冯剑波等，他会处理。如果这次交易“料头”成功，冯剑波和我说事成后我能分得一个“料头”的五份之一。按一个“料头”约价值约38万元算，我大概能分得75000元人民币。我们是冯剑波、陈伟良、胡加良和我各分一份，还有一份我不知道分给何人。经辨认照片，林罗生辨认出胡加良；冯剑波；陈伟良。四、指认笔录1、汽车卡口照片、治安卡口缉查布控信息：（1）贵H*****小型车2019年2月3日-5日，在江西往河源的高速行驶，经巫国冠指认贵H*****小型车是其和“阿侄”接“料头”在高速上的照片；（2）粤S*****小型车2019年2月4日-5日在河源至江西高速行驶，经胡世灵指认，这是提供给胡晓军出门的车；胡文飞指认这是胡晓军和其去买“料头”时卡口照片，开车的是我；（3）贵J*****小型车2019年2月4日-5日在河源去江西的高速行驶，胡晓军指认这是其和“庙哥”开白色丰田车一起去山东买“料头”的照片，这是其和陈伟良去买“料头”时开车去的照片；（4）粤P*****小型车2019年2月3日在粤赣高速的卡口照片，陈伟良、冯剑波指认这是其二人去买“料头”的照片；（5）粤L*****小型车2019年1月12-15日在安徽、江苏、广东等高速公路的卡口照片，杨剑峰、罗锦祥、罗木指认，这是其三人坐车去江苏、盐城的照片；指认开车的男子是罗本，粤L*****小型车是他本人的；（6）粤L*****小型车2019年2月2-5日在安徽、江苏、广东、江西等高速公路的卡口照片，谢晓明指认，这是其开车载谢显峰去购买“料头”；（7）粤L*****小型车2019年1月31日在惠阳区淡水卡口照片，谢显峰指认这是其开这部车载罗木去淡水；（8）粤N*****小型车2019年2月4日在粤赣高速的照片，罗建彬、叶文锐、陈汝彬指认，这是其三人一起去山东接“料头”在路上的照片；（9）粤B*****小型车2019年2月1日-4日在粤赣高速公路的卡口照片，周文礼、朱国良、叶文锐指认，这是其三人去山东接“料头”经过的照片；（10）粤L*****小型车2019年2月1日在河源至江西高速上卡口照片，罗锦祥指认这是我去江苏盐城交易料头的滴滴车。2、杨剑峰、罗锦祥指认其二人事后要处理“料头”订金的事宜；谢显锋指认其手机微信上要交易“料头”信息、交易号码183*****113、17160421245、17071880285。以上证据均经一审庭审示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证据之间具有关联性，应予以采信。关于各上诉人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结合本案证据，现综合评析如下：1、关于本案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料头”成分及数量认定。本案交易“料头”未成功，因客观原因未能查获制毒物品实物而依法认定犯罪未遂。从各被告人供述分析，被告人罗木等人前往交易现场买卖的是制造氯胺酮的制毒原料，俗称“料头”；上诉人杨剑峰供述其曾因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判刑，涉及每个“料头”（羟亚胺）约25千克；上诉人胡晓军供述每个“料头”重25千克；上诉人罗锦祥、谢显锋、胡加良、原审被告人胡世灵供述，每个“料头”可以制造出10千克以上的“K粉”，根据交易惯例，可以认定本案非法买卖制毒物品为羟亚胺，俗称为“料头”，每个约25千克。2、关于上诉人杨剑峰、谢显锋、陈汝彬、叶文锐辩护人提出其不构成本罪的辩护意见。上诉人杨剑峰供述罗锦祥要其介绍贩卖制毒物品的朋友认识，其带了罗木、罗锦祥到盐城见了陈峰，事后罗木、罗锦祥因为被“料头”供应商吃了20万元交易现金而多次找到其协商处理事宜；上诉人罗锦祥供述其要杨剑峰介绍贩卖“料头”的朋友，杨剑峰带罗木、其等人到盐城见到陈峰，并商量买卖“料头”事宜，事后也因为被“料头”供应商吃了20万交易现金而找到杨剑峰处理；翁小红证实，罗锦祥、杨剑峰在案发前商量买卖“料头”事宜，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杨剑峰明知罗木、罗锦祥要寻找买卖“料头”渠道，仍为其二人提供协助，应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共犯论处，应对罗木等人非法买卖制毒物品行为承担共同责任；谢显锋为罗木销售“料头”渠道，通过谢志锋找到胡加良、田健鸥购买15个“料头”，并携带资金到交易现场与“料头”商交易；陈汝彬、叶文锐明知前往交易现场是为了运载制毒原料“料头”，仍为罗建彬提供协助，上述三上诉人行为应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共犯论处，应为其各自罪行承担责任。3、关于上诉人胡加良、田健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数量认定。胡加良、田健鸥向罗木、谢志峰购买15个“料头”，一伙为3个，陈运辉1个、温远波1个及胡加良、陈伟良等人各1个，一伙为胡晓军、胡世灵、陈运辉等人12个，本案因为谢志峰这一边即胡晓军等人未及时到交易现场而被“料头”供应商取消，上述事实有谢志峰、谢显锋、胡加良、田健鸥、陈运辉、廖晓敏、温远波等人供述予以印证，足以认定二上诉人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盐酸羟亚胺“料头”数量为15个。4、关于上诉人巫国冠主观明知认定。上诉人巫国冠供述其明知前往现场运载制毒原料，同案犯陈伟良等人指认巫国冠明知此行目的；另从陈伟良等人运输物品方式、选择出发时间、交易方式等均不符合常理，因此，上诉人巫国冠主观上明知运载的是制毒原料仍为其提供帮助，应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共犯论处。5、关于各被告人涉及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盐酸羟亚胺（“料头”）的数量。原审判决认定罗木、罗锦祥、杨剑峰、谢显锋、谢志锋、田健鸥、胡加良、陈运辉、胡晓军、胡世灵、冯剑波、巫国冠、温远波、郑秋勇、罗建彬、周文礼、叶文锐、陈汝彬、朱国良参与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数量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但对廖晓敏、胡文飞、林罗生、陈伟良、谢晓明认定数量不当，应认定谢晓明参与买卖15个、廖晓敏参与12个、胡文飞12个、林罗生3个。谢晓明受谢显锋纠集参与本案，罗木通过谢显锋确定15个“料头”给胡加良等人，谢显锋、谢晓明前往交易现场，“料头”商因为不同意单独交易3个，要一起打包15个才能进行交易而取消交易，谢晓明理应为这15个“料头”承担责任，原审判决认定谢晓明参与买卖1个的依据不足；同理廖晓敏要为陈运辉、胡晓军等人行为承担共同责任；胡文飞为胡晓军行为承担共同责任；林罗生为陈伟良、冯剑波等人行为承担共同责任。根据查明各被告人参与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数量，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应认定罗木、罗锦祥、杨剑峰、谢显锋、谢志锋、田健鸥、胡加良，谢晓明、陈运辉、廖晓敏、胡晓军、胡文飞、林罗生、陈伟良、冯剑波、巫国冠、郑秋勇、罗建彬、周文礼、叶文锐、陈汝彬、朱国良为“情节特别严重”；胡世灵、温远波为“情节严重”。原审判决认定胡世灵情节特别严重、林罗生、谢晓明情节严重不当，本院予以改正。6、关于本案犯罪形态认定。本案罗木等人与“料头”供应商就“料头”的价格、数量、交易地点等基本达成一致，“料头”买家携带资金、带有交易地点、交易联系的纸条等驾驶车辆从惠东等地前往盐城、山东等地购买“料头”，由中间人接触“料头”供应商进一步确认交易细节，亦先行支付了部分订金，已进入交易环节，只是因为有“料头”买家未及时到“料头”供应商要求的交易地点，无法满足“料头”供应商要求，导致本次交易取消，属于意志以外原因未能得逞，并非各被告人主动、自愿放弃交易行为，不符合犯罪中止或犯罪预备的形态。7、关于各被告人罪责认定。上诉人罗木通过罗锦祥、杨剑峰找到购买“料头”渠道后，通过谢显锋、谢志锋积极联系购买人员，与购买人员确认“料头”数量后，收取订金，派遣罗锦祥、谢显锋携带资金前往交易地点与“料头”供应商磋商，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上诉人罗锦祥受罗木委托，通过上诉人杨剑峰找到了“料头”供应商，前往交易地点联系“料头”供应商，事后还跟罗木等人找杨剑峰处理交易订金退赔事宜，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上诉人胡加良通过田健鸥找到罗木、谢志锋，跟罗木积极协商“料头”交易数量、订金，联系下家购买“料头”，派遣陈伟良等人前往交易地点运载“料头”，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上诉人陈运辉在确定向胡加良购买1个“料头”，积极联系下家购买“料头”，并将赚取的运费再购买1个”料头“，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原审被告人郑秋勇雇请罗建彬等人交接“料头”，提供交易手机、运费，事后给付罗建彬等人报酬，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原审判决认定郑秋勇受“包头”纠集属从犯不当，郑秋勇连“包头”基本情况无法讲明，是否存在有“包头”这个人难以查证，认定从犯不当，本院予以改正；上诉人胡文飞、罗建彬、周文礼、叶文锐、陈汝彬、巫国冠、冯剑波、原审被告人谢晓明、陈伟良、朱国良受人纠集，前往现场交接“料头”，起次要作用，是从犯，相对比，罗建彬纠集叶文锐、陈汝彬、朱国良等人，其罪责稍重于上述三人；陈伟良纠集巫国冠、冯剑波等人，其罪责稍重于上述二人；上诉人杨剑峰、谢显锋、谢志锋、田健鸥、廖晓敏、胡晓军、叶罗生介绍他人购买“料头”，起次要作用，是从犯，相对比，谢显锋、谢志锋、田健鸥罪责相当。原审被告人胡世灵自己要购买2个“料头”、上诉人温远波自己要购买1个“料头”，是具体购买人员。8、关于本案量刑裁量。罗木、罗锦祥、胡加良是主犯，涉及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数量相同，胡加良具有前科酌情从重处罚，根据三人在本案中罪责量刑予以适当区分；谢显锋、谢志锋、田健鸥是从犯，三人罪责相当，涉及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数量相同，谢显锋具有立功表现，予以从轻处罚，量刑予以适当区分；陈运辉是主犯，涉及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数量略少于上述6被告人，量刑与谢志锋、田健鸥一致并无不当；廖晓敏、胡晓军、胡文飞是从犯，涉及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数量相同，与上述7被告人相比，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下量刑适当，胡晓军不但承担运输任务，还介绍他人购买“料头”及纠集胡文飞参与，量刑稍高于廖晓敏、胡文飞，廖晓敏罪责介于这二被告人之间，量刑亦介于二被告人之间，胡文飞仅从事运输任务，罪责较次之，量刑比胡晓军、廖晓敏适当调整；原审判决对上述被告人的量刑适当；杨剑峰明知罗木、罗锦祥等人非法买卖制毒物品，仍为其介绍“料头”供应商陈峰认识，是从犯，罪责稍次于罗木、罗锦祥、胡加良，原审判决未准确区分罪责，导致其量刑不当；陈伟良、冯剑波、巫国冠是从犯，涉及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数量相同，陈伟良纠集冯剑波、巫国冠参与，罪责较大，冯又参股“料头”事后分成，罪责比巫国冠大，综合三人罪责，三人量刑适当；原审判决认定胡世灵情节特别严重不当，胡世灵不但自己购买“料头”，还提供运载“料头”车辆给胡晓军，胡晓军还从胡世灵住处拿交易资金，原审判决对其量刑并无不当；温远波自己购买“料头”，情节严重，原审判决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对其量刑并无不当；原审判决根据林罗生、谢晓明的罪责及参与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情节等，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对二人量刑并无不当；郑秋勇、罗建彬、周文礼、叶文锐、陈汝彬、朱国良涉及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数量相同，郑秋勇是主犯，罗建彬比郑秋勇罪责稍轻，周文礼、叶文锐、陈汝彬、朱国良罪责相当，比罗建彬罪责稍轻，郑秋勇是主犯，且是累犯，具有自首情节，具有从重、从宽情节，罗建彬具有前科情节，酌情从重处罚，周文礼具有累犯情节，应从重处罚，综合上述6被告人的罪责，原审判决对周文礼的量刑偏重，对其他被告人量刑并无不当。本院认为，上诉人罗木、罗锦祥、杨剑峰、谢显锋、谢志锋、胡加良、陈运辉、田健鸥、胡晓军、冯剑波、胡文飞、巫国冠、温远波、罗建彬、陈汝彬、叶文锐、周文礼、原审被告人廖晓敏、胡世灵、陈伟良、谢晓明、郑秋勇、林罗生、朱国良无视国家法律，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非法买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属于犯罪未遂。其中，罗木、罗锦祥、杨剑峰、谢显锋、谢志锋、田健鸥、胡加良，谢晓明参与买卖15个盐酸羟亚胺（“料头”）约375千克；陈运辉参与买卖13个盐酸羟亚胺（“料头”）约325千克；廖晓敏、胡晓军、胡文飞参与买卖12个盐酸羟亚胺（“料头”）约300千克；林罗生、陈伟良、冯剑波、巫国冠、郑秋勇、罗建彬、周文礼、叶文锐、陈汝彬、朱国良参与买卖3个盐酸羟亚胺（“料头”）约75千克；上述22名被告人参与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数量已超过50千克，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胡世灵参与买卖2个盐酸羟亚胺（“料头”）约50千克；温远波参与1个盐酸羟亚胺（“料头”）约25千克，上述2被告人非法买卖制毒物品已超过10千克，未满50千克，属于情节严重。本案属于犯罪未遂，依法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根据各被告人参与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数量、作用、地位等犯罪情节、犯罪性质及社会危害程度，决定对上诉人罗木、罗锦祥、胡加良从轻处罚，对其他被告人予以减轻处罚。上诉人杨剑峰、周文礼、原审被告人郑秋勇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满释放后五年以内再故意犯罪，系累犯，周文礼还是毒品再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原审判决未认定周文礼为毒品再犯不当，本院予以改正；上诉人胡加良、罗建彬具有前科情节，酌情从重处罚；原审被告人郑秋勇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是自首，可从轻处罚。上诉人谢显锋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其他嫌疑人，是立功，依法可从轻处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惟未准确区分上诉人杨剑峰、周文礼的罪责而导致量刑不当，本院予以改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三百五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上诉人罗木、罗锦祥、谢显锋、谢志锋、胡加良、陈运辉、田健鸥、胡晓军、胡文飞、巫国冠、冯剑波、温远波、罗建彬、陈汝彬、叶文锐的上诉；维持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23刑初687号刑事判决中第一至三项、第四项对上诉人杨剑峰的定罪部分、第五至第二十项、第二十一项对上诉人周文礼的定罪部分、第二十二至第二十五项；二、撤销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23刑初687号刑事判决中第四项对上诉人杨剑峰的量刑部分、第二十一项对上诉人周文礼的量刑部分；三、上诉人杨剑峰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28日起至2025年2月27日止。）四、上诉人周文礼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28日起至2022年4月27日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邱志勇审 判 员 李汉加审 判 员 李浩浩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 袁琼君书 记 员 冼安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条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买卖、运输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配剂，或者携带上述物品进出境，情节较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生产、买卖、运输前款规定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第三百五十六条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五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达到下列数量标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重”：（一）麻黄碱（麻黄素）、伪麻黄碱（伪麻黄素）、消旋麻黄碱（消旋麻黄素）一千克以上不满五千克；（二）1-苯基-2-丙酮、1-苯基-2-溴-1-丙酮、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羟亚胺二千克以上不满十千克；（三）3-氧-2-苯基丁腈、邻氯苯基环戊酮、去甲麻黄碱（去甲麻黄素）、甲基麻黄碱（甲基麻黄素）四千克以上不满二十千克；（四）醋酸酐十千克以上不满五十千克；（五）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胡椒醛、黄樟素、黄樟油、异黄樟素、麦角酸、麦角胺、麦角新碱、苯乙酸二十千克以上不满一百千克；（六）N-乙酰邻氨基苯酸、邻氨基苯甲酸、三氯甲烷、乙醚、哌啶五十千克以上不满二百五十千克；（七）甲苯、丙酮、甲基乙基酮、高锰酸钾、硫酸、盐酸一百千克以上不满五百千克；（八）其他制毒物品数量相当的。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达到前款规定的数量标准最低值的百分之五十，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重”：（一）曾因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受过刑事处罚的；（二）二年内曾因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受过行政处罚的；（三）一次组织五人以上或者多次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或者在多个地点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的；（四）利用、教唆未成年人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的；（五）国家工作人员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的；（六）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七）其他情节较重的情形。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单位或者个人未办理许可证明或者备案证明，生产、销售、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确实用于合法生产、生活需要的，不以制毒物品犯罪论处。第八条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制毒物品数量在本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最高数量标准以上，不满最高数量标准五倍的；（二）达到本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量标准，且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一）制毒物品数量在本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最高数量标准五倍以上的；（二）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数量标准，且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