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18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某，女，194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轩，福建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某1，男，196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某2，男，1972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飞，福建千木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魏某因与被上诉人施某1、施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4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撤销《遗产分割协议书》；三、确认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XX镇XX村XX号房屋的房屋安置补偿权益的50%归魏某所有；四、依法定继承分割施仕宝的遗产，即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XX镇XX村XX号房产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权益的50%；五、本案的诉讼费及上诉费由施某1、施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重大误解”是对讼争房产归属的重大误解而不是对分割结果的重大误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的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认识错误，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所以重大误解可以包含的情况不仅仅有对结果单纯的误解，更包含有对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误解。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协议的法律后果，魏某不存在认识上的显著缺陷或错误。魏某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签署了讼争的《遗产分割协议书》，协议书上也确实告知了魏某根据协议书能够拿到遗产的份额数。但协议书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所谓被分割的“遗产”到底能不能全部都算是遗产。魏某在签署该协议时对此并不了解，因为魏某的年龄、没有文化的客观情况，使得魏某错误地以为讼争房产都是施仕宝个人所有的遗产。而实际上该房产应当被认定为魏某和施仕宝的共同财产。在对房产本身的归属认识错误的前提下，魏某才和施某1、施某2签署了本案的讼争《遗产分割协议书》。同时，该份《遗产分割协议书》写明“前述遗产按法定继承方式由各继承人继承……”的字样，可见该份协议书不仅清楚地将讼争房产界定为“遗产”，更是无论标题、文字、言辞意思、分割属性上都是用遗产的办法来对讼争房产进行的分割。如果魏某没有对讼争房产的归属发生误解，误将自己的财产也认为是施仕宝的遗产，魏某绝对不会签署该协议。因此，一审判决对“重大误解”的认定是错误的。二、协议中并没有对魏某的生活安排，判决显失公平。判决书陈述“从协议内容能够看出，魏某已经对今后的居住生活做好安排……”，但《遗产分割协议书》仅第三条约定“甲继承人魏某所继承遗产用于自己有生之年的养老基金以备不时之需”，该条根本不能证明魏某已经安排好了未来的生活。条文仅仅是以备不时之需，而不是对其作出了任何妥善安排。魏某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人，如果说作出妥善安排，起码应当说明魏某要住哪里，生活费谁来支付，施某1、施某2应当如何赡养老人等内容，但协议中都未约定，魏某认为一审判决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明显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协议体现了魏某对施某1、施某2的特殊关照，但却忽视了该份协议更体现了子女对老人的漠视。如果魏某明确知道该讼争房产中有魏某个人财产的部分，在面对这样两个儿子时，魏某绝对不会愿意将财产这样处分。三、本案的讼争房产理应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根据本案证据材料显示，讼争房产面积为62.57平方米，该房产产权证明补办在××××年。虽然该产权证书上显示该房产为补受“土改”产业，但根据夫妻一方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满8年后即成为共同财产的旧规定，魏某和施仕宝于××××年结婚，该讼争房产在1975年就已经成为了夫妻共有财产。旧法的规则中并没有要求在8年期满之后需要进行产权变更登记或者任何确权方式来确认相关个人财产变成了夫妻共有财产，因此应当认为该讼争房产在1975年就已经成为了夫妻共有财产。即便此后有物权法、婚姻法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文件对此类问题有过新的规定或解释，但基于法律无溯及力的基本原则，新法不应当对已经成为夫妻共有财产的财产进行重新确权。退一万步说，该房产产权登记的62.57平方米系施仕宝的个人财产，但一审法院也已经认可《遗产继承协议》所载的126.82平方米在扣除62.57平方米之后，多余部分属于被继承人施仕宝和魏某夫妻共有财产。四、魏某主张撤销协议还可以理解为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即便协议是有效的，魏某在协议中对自身所有财产的分割行为也应当被理解为是一种赠与行为。赠与人在赠与的财产尚未发生物权转移的情况下，可以随时撤销赠与，即魏某完全可以主张撤销该份协议。 施某1辩称，由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施某2辩称，一、遗产分割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法有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二、一审判决按协议书内容确定各继承人的继承比例，符合协议约定，故魏某主张按夫妻共同财产获得50%房屋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不存在重大误解，魏某让残疾的儿子适当地多继承份额，是母亲对生活困难的孩子的照顾，并不是重大误解行为。四、魏某在签署协议时，各方当事人均是以福州话或普通话交流，签署之前各方多次沟通，意思明确，不存在重大误解。协议中不是没有对魏某的生活进行安排，在房产份额获得后，施某2要另外补偿给魏某105000元，拆迁安置款共计20多万元就是对魏某未来生活的安排，不存在不公平的说法。五、本案是对施仕宝的遗产进行分割，在不动产未进行分割之前，该不动产仍然属于施仕宝的遗产，各继承人本着友好协商相互同情理解的前提，对施仕宝的遗产进行分割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即使作为具有继承权或者财产所有权的魏某，自愿将其本应多得的遗产份额让渡给施某1和施某2，也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处分行为合法有效，与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无关系。六、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是行为不具有公益性质，魏某对其残疾的儿子施某2让渡继承利益的行为，属于合同法规定不得撤销的情形。综上，魏某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魏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魏某与施某1、施某2于2017年9月23日签订的《遗产分割协议书》；二、确认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XX镇XX村XX号房产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权益的50%归魏某个人所有；三、按法定继承分割施仕宝的遗产即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XX镇XX村XX号房产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权益的50%；四、判令由施某1、施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施仕宝于1937年4月10日出生，于1997年10月21日去世，于2000年10月2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施仕宝与魏某于××××年依习俗结婚，生前与魏某共生育两个儿子，即长子施某1、次子施某2。讼争的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XX镇XX村XX号房产（房产证登记地址：福州市郊区）于1988年6月16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登记为施仕宝，建筑面积62.57平方米，权利来源为××××年10月9日补受土改产业。此后，该房产进行了扩建。施仕宝、魏某结婚时即居住生活在讼争房产中。2017年，讼争房产因旧屋改造项目被征收拆除。2017年9月23日，魏某、施某1、施某2就讼争房产（含已办理权属登记面积62.57平方米及未办理权属登记的面积部分）签订一份《遗产分割协议书》，载明房屋建筑面积126.82平方米，约定魏某继承讼争房产的26.82平方米，施某1继承讼争房产45平方米，施某2继承讼争房产55平方米，魏某、施某1、施某2三人均在上述协议的尾部签名捺印。同日，魏某、施某1、施某2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施某2以105000元的总价向魏某购买5平方米的面积，上述款项在回迁交房一次性付清，魏某、施某1、施某2亦在上述补充协议下方签名捺印。 另查，施仕宝去世前未留有遗嘱，施仕宝的父母早于施仕宝去世。施某2为肢体残疾人，伤残程度为叁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讼争房产的权属问题和案涉《遗产分割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关于讼争房产权属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该房产存在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产权证登记的62.57平方米，另一部分为在魏某与被继承人施仕宝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扩建部分。产权证登记的62.57平方米，权利来源显示系施仕宝于××××年补受“土改”产业，魏某亦陈述其与施仕宝结婚时即居住在该房屋中，可见该62.57平方米部分在施仕宝婚前即已存在，魏某并未就这部分房产与施仕宝约定为共同共有。因此，讼争房产中产权登记的62.57平方米应认定为被继承人施仕宝的个人财产。讼争房产中扩建的部分，系于魏某与施仕宝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建，应当属于魏某与施仕宝的共同财产，根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其中二分之一为施仕宝的遗产，另二分之一为魏某的个人财产。施某2在原一审中主张扩建部分属于家庭共同建造，未提交证据证明，不予采纳。关于扩建部分的面积，案涉《遗产分割协议书》载明的讼争房产面积126.82平方米无相关证据佐证，魏某提交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未经征收单位及征收实施单位盖章确认。因讼争房产已被拆除，故征收补偿面积应以征收部门测量结果为准。 关于《遗产分割协议书》效力问题。重大误解，是指误解者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误解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就本案而言，协议签订的背景是讼争房屋已确定被征收，此时被继承人施仕宝早已去世近二十年，魏某、施某1、施某2三人分割行为明确指向的是整座讼争房屋，对面积分割作出明确约定，应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魏某知道且应当知道依协议其可获得的面积为26.82平方米。从协议内容能看出，魏某已经对今后的居住生活做好安排，也能体现魏某作为母亲对两个儿子特别是施某2的照顾、关爱。因此，虽然《遗产分割协议书》的内容用语是“遗产”，但当事人之间处分的系整座讼争房屋，对于协议的法律后果，魏某不存在认识上的显著缺陷或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之规定，魏某认为其对《遗产分割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主张被施某1、施某2欺骗，无证据证明，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遗产分割协议书》系本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信守履约。 综上所述，虽然讼争房屋中既有属于被继承人施仕宝的婚前个人财产又有属于魏某与施仕宝共同共有的婚后财产，施仕宝未留有遗嘱，但案涉《遗产分割协议书》是魏某、施某1、施某2就整座讼争房屋的分配约定，系对各自财产及继承权益的合法有效处分。因此，讼争房屋应按该协议约定分割处理，施某2通过《补充协议》向魏某购买5平方米的面积，即魏某取得21.82平方米、施某1取得45平方米、施某2取得60平方米，三人之间面积比例为17.21%、35.48%、47.31%。但该面积系三人之间自行约定，无证据证明，应当以征收部门确定的面积为准，并按面积比例取得相应的征收补偿权益。此外，施某2在取得征收补偿权益后应依约向魏某支付购买5平方米的对价105000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五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一、被继承人施仕宝名下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XX镇XX村XX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权益由魏某、施某1、施某2分别按17.21%、35.48%、47.31%比例享有；二、施某2在取得征收补偿权益后应向魏某支付105000元；三、驳回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均表示无异议，据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讼争房产的权属，经查，讼争房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产权登记面积62.57平方米，该部分来源于土改产业，系施仕宝于婚前取得，属施仕宝个人财产，另一部分为施仕宝和魏某婚后扩建，属施仕宝和魏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讼争房产并非全部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魏某认为依据1993年11月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六条“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规定，产权登记面积62.57平方米已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2001年4月28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2001年12月2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婚姻法第十八条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三十三条规定，“婚姻法修改后正在审理的一、二审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一律适用修改后的婚姻法。此前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如与本解释相抵触，以本解释为准。”故魏某关于讼争房产中属于施仕宝个人财产的部分在1975年时已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与现行法律相悖，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魏某提出的魏某在签订协议时对讼争房产权属存在重大误解，协议应予撤销的上诉意见，经查，对于施仕宝个人财产部分，魏某主张其存在误解（将夫妻共同财产误认为系施仕宝个人财产）的前提即不存在，更遑论误解。对于夫妻共同财产部分，魏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确实对房产权属存在重大误解，使签订的协议内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并造成较大损失。虽然魏某、施某1、施某2在签订协议时对讼争房产称为“遗产”，但在本案这种民间签订家庭内部协议的场合，要求各方用施仕宝个人财产和施仕宝与魏某夫妻共同财产来准确描述讼争房产不切实际，“遗产”一词代指讼争房屋应属行文方便。且魏某声称自己没有文化，除了其分割所得的面积外，其对协议的其他内容都不清楚，所以不能以他人起草的协议中将讼争房产称为“遗产”来认定魏某主观上误将夫妻共同财产当作施仕宝个人财产。故本院对魏某主张协议应予撤销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魏某提出的协议显失公平的上诉意见，经查，协议经各方家庭成员充分协商后自愿签订，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魏某自认在签订协议前多年已经离开讼争房屋另有居所，故魏某的居住生活无需通过本案分割协议约定来安排，且魏某依据协议亦享有相应财产权益，故协议并不存在显失公平，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魏某提出的其主张撤销协议可以理解为赠与人行驶撤销权的上诉意见，经查，在施仕宝死亡后，魏某、施某1和施某2成为讼争房产的共有所有人，共有人之间订立协议对各自享有的共有物份额作出不同于法律一般规定的分配，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对各立约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魏某和施某1、施某2之间并非单纯的赠与和受赠关系，故协议不能通过魏某的单方主张予以撤销，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魏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47元，由魏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守霖 审 判 员 俞贤忠 审 判 员 杨淑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国委 书 记 员 唐巧灵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