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3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住所地湖北省保康县城关镇光千路145号。负责人：徐云红，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荣海，湖北元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晓敏，湖北元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康九鼎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保康县城关镇迎宾路69号（县财政局内）。法定代表人：柴耀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国，保康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宗发，男，1970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保康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先勇，男，196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保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芦进，湖北元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以处简称农行保康支行）、保康九鼎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担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向宗发、杨先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2018）鄂0626民初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行保康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荣海、崔晓敏，上诉人九鼎担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国，被上诉人向宗发，被上诉人杨先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芦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行保康支行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2018）鄂0626民初89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向宗发、九鼎担保公司、杨先勇承担。事实和理由：1.杨先勇从未要求向宗发给邓某帮忙偿还贷款，向宗发与邓某本身就认识，向宗发曾是邓某公司的法律顾问，向宗发是自愿向邓某提供过桥资金，帮其偿还借款，并从邓某处收取高额利息。2.没有证据证明杨先勇向向宗发承诺农行保康支行必定会给邓某续贷。杨先勇系农行保康支行职工，是否发放贷款不是其个人能决定的，向宗发提供的录音中，杨先勇也称是收集贷款资料，不能决定贷款发放，杨先勇并未对向宗发承诺为邓某续贷。一审法院认定农行保康支行向邓某续贷为条件达成新的约定错误的。3.杨先勇对信贷业务的处理只是收集借款人的贷款资料，并向支行和分行上报资料，并无贷款审查、审批权。无证据证实杨先勇向向宗发承诺过为邓某续贷事宜，也没有任何约定，一审法院认为杨先勇向向宗发承诺过为邓某续贷事宜，杨先勇作为农行保康支行信贷部的工作人员，有权处理信贷事宜，应当认定其行为为职务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4.农行保康支行并未向向宗发作出任何书面承诺和保证函，与向宗发不存在信赖利益。也无证据显示农行保康支行工作人员杨先勇对向宗发作出任何承诺。一审认定“向宗发基于对农行保康支行、杨先勇及九鼎担保公司的信赖，借款为邓某还贷款790000元”错误。邓某与向宗发之间借款是否以农行保康支行续贷为附生效条件是邓某与向宗发之间的约定，与农行保康支行无关，即使邓某与向宗发之间借款无效，按照约定应当由邓某返还，而不是农行保康支行返还。5.一审法院认定向宗发共向其他人借款79万元，与事实不符。向邓明忠借款的人是邓某，由邓某向邓明忠出具10万借条，向宗发实为担保人。6.本案涉及多个法律关系，一审判决混淆了本案的相关法律关系。一是农行保康支行与邓某金融借贷关系，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已于2014年7月18日履行完毕，邓某的借款是由九鼎担保公司担保，九鼎担保公司有实力保证农行保康支行的贷款收回，不需要通过向向宗发借款给邓某来偿还到期贷款。二是邓某与向宗发民间借贷关系，与农行保康支行无任何关系，无任何证据显示农行保康支行对邓某是否续贷向向宗发作出承诺和保证函。三是尹世平与保康农商行金融借贷关系，九鼎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邓某与邓宽承担反担保责任，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一审法院将与本案无关的法律关系混为一体，任意解释。7.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以合同纠纷案由立案，适用法律错误。农行保康支行与向宗发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也没有产生相关纠纷，一审判决以合同纠纷立案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法院要求农行保康支行参与本案诉讼的话，最多只能是以第三人身份参与。（2）邓某应作为被告而不是证人参与诉讼。本案中邓某与向宗发是借款合同的双方主体。农行保康支行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邓某为被告，一审判决不仅不追加，而且认可邓某以证人的身份参与诉讼，最后采纳了邓某作为证人的证人证言。邓某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其作为证人的证言不应被采信。（3）一审判决超出向宗发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裁判，存在重大过错。一审中向宗发诉称要求九鼎担保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杨先勇承担连带责任，农行保康支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一审判决却变更为由农行保康支行承担返还责任。向宗发辩称，1.杨先勇是农行保康支行发放贷款的承办人，其让向宗发替邓某还款。杨先勇的行为系职务行为。2.本案系合同纠纷。3.邓某是本案的证人。向宗发不认识邓某，其既不是担保人，也不是借款人，向宗发替邓某还款是受农行保康支行和九鼎担保公司指示，向宗发与九鼎担保公司及农行保康支行达成了附生效条件的协议。4.希望法院调取农行保康支行对杨先勇作出开除处理决定的文件，该文件涉及本案事实，如果农行保康支行不提供，应当认定向宗发的主张成立。九鼎担保公司辩称，同意农行保康支行的上诉意见。杨先勇辩称，同意农行保康支行的上诉意见。杨先勇的行为只是对客户进行贷款的说明和宣传，贷款是否能够获批不是杨先勇能决定的。一审判决认定杨先勇属于职务行为错误。九鼎担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2018）鄂0626民初897号民事判决，驳回向宗发对九鼎担保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向宗发、农行保康支行、杨先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向宗发和邓某一起去九鼎担保公司时，九鼎担保公司柴总根本不认识向宗发，他不是公司客户，也不知道向宗发要替邓某偿还农行这笔贷款。他们只是问，贷款还了以后若续贷，九鼎公司还同意担保吗？柴总回答说贷款还了以后，农行同意贷，担保公司就担保。九鼎担保公司并没有给向宗发承诺过什么。一审法院认定向宗发与农行保康支行、九鼎担保公司之间形成附生效条件合同错误，杨先勇是农行保康支行职工，不是九鼎担保公司工作人员，他无权代表九鼎担保公司与向宗发达成约定或协议。2.九鼎担保公司替向宗发之妻尹世平偿还农商行贷款是九鼎担保公司另外一笔担保业务，在贷款人尹世平贷款后连续三个月未能偿还利息的情况下，农商行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以尹世平违约为由宣布贷款提前到期，从尹世平的担保人九鼎担保公司账户上强制划扣40多万元偿还了这笔贷款本息。根本不是支付给向宗发代邓某偿还款的本金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九鼎担保公司代尹世平偿还保康农商行城关支行407547.34元的贷款及利息，应从向宗发代邓某偿还的79万本金及利息中冲减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九鼎担保公司与向宗发之间存在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关系错误。向宗发辩称，九鼎担保公司的上诉称“柴耀武说的贷款还了，农行同意贷……”属于自认，另还有录音可以证明，一审的时候向宗发有提交，九鼎担保公司也认可担保贷款的事。协议约定的是向宗发帮邓某还款，九鼎担保公司要给邓某贷款。既然九鼎担保公司不给邓某贷款，那么协议就不生效，向宗发的钱应该返还。农行保康支公司收了向宗发的款，国家单位不能损害向宗发的个人利益，既然杨先勇贷款作假是职务行为，他收款也是职务行为，应该将钱退给向宗发。农行保康支行辩称，同意九鼎担保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杨先勇辩称，对九鼎担保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向宗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农行保康支行、杨先勇、九鼎担保公司支付给向宗发现金944000元（其中本金800000元，利息544000元，合计1344000元，九鼎担保公司已付利息400000元，下欠本金800000元，利息144000元）；由农行保康支行、杨先勇、九鼎担保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诉讼过程中，向宗发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九鼎担保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农行保康支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杨先勇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3年7月19日，保康县马桥镇中坪村2组邓某在农行保康支行贷款100万元，贷款期限12个月，九鼎担保公司为邓某贷款提供担保。2014年7月中旬，因贷款即将到期，邓某去农行保康支行找贷款经办人杨先勇称还贷款还差80万元。因向宗发也来到杨先勇办公室，杨先勇对向宗发说要其帮忙给邓某想办法还款，并说贷款还了以后就可以贷出来，但要九鼎担保公司担保。向宗发和邓某一起到九鼎担保公司问柴耀武，柴耀武说贷款还了，农行同意贷，担保公司就担保。向宗发和邓某又去农行保康支行将九鼎担保公司同意担保的意见告诉了杨先勇，杨先勇表示负责给邓某申报贷款资料，并让邓某早点提供贷款资料。邓某因此接向宗发、杨先勇、邓明忠（农行职工）、张某（向宗发姐夫）、陈某等人一起吃饭，期间，向宗发提出向邓明忠借款10万元，向杨先勇借款10万元，向张某借款50万元，向宗发另给其外甥马来军打电话提出借款10万元。邓明忠出借10万元、杨先勇出借10万元、张某出借50万元分别于2014年7月12日、同年7月14日、同年7月17日存入邓某用于还贷的银行账户，马来军于2014年7月17日转存9万元于邓某用于还贷的银行账户。向宗发共借款79万元为邓某偿还贷款。2014年7月18日，邓某在农行保康支行贷款100万元本息全部还清。此后，农行保康支行以邓某在银行有逾期还款记录，九鼎担保公司不同意担保为由未给邓某续贷，向宗发多次找农行保康支行、杨先勇、九鼎担保公司要求给邓某续贷无果，向宗发诉至一审法院。（2）九鼎担保公司为邓某贷款提供担保的同时，九鼎担保公司与邓某签订了房地产抵押反担保合同，由邓某用其所有的房产作为反担保抵押物进行抵押反担保。九鼎担保公司与徐庆学签订个人反担保保证合同，由徐庆学提供个人反担保。（3）邓某证明其将还贷的银行卡提前交给杨先勇，并告诉了密码，是杨先勇代为办理的还款。杨先勇否认该事实并称是邓某本人办理的还款手续。农行保康支行提交的2014年7月18日邓某还款凭证上无人签字。（4）因农行保康支行未给邓某续贷，向宗发多次找农行保康支行及九鼎担保公司，2017年9月14日，九鼎担保公司为向宗发妻子尹世平担保在湖北保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贷款40万元，贷款期限一年，2017年12月11日，因尹世平未按期偿还利息，湖北保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给九鼎担保公司送达了将扣除担保金的告知函。2017年12月20日，邓某及其子邓宽共同写下还款承诺书，九鼎担保公司在承诺书上加盖了印章。该承诺书载明内容为：“承诺人：邓宽电话：183××××3040邓某电话：189××××3871邓宽、邓某于2017年8月7日用尹世平名义在保康农商银行贷款40万元用于周转，由九鼎公司作担保，邓宽、邓某担任个人反担保。贷款发放后未按期偿还利息，保康农商银行于2017年12月14日向尹世平下达提前还款通知书，经与九鼎公司领导协商一致，此贷款由九鼎公司代为偿还，后由邓宽、邓某承担此笔贷款偿还全部责任，分四年还清，2018年6月30日前付3万元，12月30日前付7万元，直至2021年12月30日全部付清，若有一期未按时还款，由九鼎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特此承诺。保康九鼎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印章）邓某邓宽2017.12.20”。2017年12月26日，湖北保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从九鼎担保公司银行账户强制扣划407547.34元代偿了尹世平贷款本息。2018年6月19日，向宗发与杨先勇一起到九鼎担保公司找柴耀武问是否承诺过贷款之事，向宗发对三人在柴耀武办公室的谈话进行了录音，并在一审庭审中当庭播放，在三人谈话中，柴耀武说了“我没说负责贷出来，我说想办法贷出来”，并说“向宗发，我给你弄40万元钱，费的不是力，先到马桥请人贷款，没贷出来，后来又到保康才贷出来，前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柴耀武认可录音中说话的是本人，但称贷款40万元是另外一笔业务。一审法院认为：农行保康支行工作人员杨先勇，知晓借款人邓某偿还农行保康支行即将到期的贷款资金不足时，要求向宗发给邓某帮忙偿还贷款，并以农行保康支行向邓某续贷为条件达成约定，同时约定九鼎担保公司为邓某续贷提供担保。杨先勇作为农行保康支行信贷工作人员，其有权处理信贷事宜，应认定杨先勇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向宗发与农行保康支行、九鼎担保公司之间形成附生效条件合同。向宗发基于对农行保康支行、杨先勇及九鼎担保公司的信赖，借款为邓某偿还贷款790000元，但农行保康支行以邓某不符合续贷条件未予续贷，九鼎担保公司也未提供担保，双方约定的条件未能成就，致使双方之间的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农行保康支行应对向宗发不能收回的本金承担返还责任。根据过错程度，农行保康支行、九鼎担保公司对于向宗发的资金占用损失，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向宗发为邓某偿还贷款时未尽到审查和注意义务，对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应承担次要责任。因九鼎担保公司代向宗发之妻尹世平偿还湖北保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的贷款，九鼎担保公司已同意转由邓某及其子邓宽承担偿还九鼎担保公司。因此，九鼎担保公司代尹世平偿还的407547.34元，应从向宗发代邓某偿还的790000元本金及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中冲减。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从2014年7月18日还款之日以本金79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7年9月14日尹世平贷款400000元之日，利息为149861.92元，九鼎担保公司代偿的407547.34元贷款本息冲减利息149861.92元，下余257685.42元再冲减本金790000元后，下余本金532314.58元由农行保康支行返还向宗发。另从2017年9月15日起以本金532314.5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本金付清之日止，该期间利息由农行保康支行及九鼎担保公司各赔偿向宗发40%，由向宗发承担20%。农行保康支行、九鼎担保公司辩称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三）项、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限判决生效之日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返还向宗发532314.58元。二、从2017年9月15日起，以本金532314.5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利息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与保康九鼎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各赔偿向宗发40%。三、驳回向宗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40元，由向宗发负担2648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负担5296元，保康九鼎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负担5296元。限判决生效之日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向宗发申请证人张某、陈某、李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杨先勇让其替邓某还款，并承诺帮邓某还后再从农行贷出来。经质证，农行保康支行称张某系向宗发的姐夫，且在一审也出庭作证，张某一审作证其借款给邓某，二审作证其借款给向宗发，两次证言相互矛盾；根据陈某的文化程度，其宣读的书面证言不是其本人所写，且与其一审出庭作证证言相互矛盾；李某的证言只是对向宗发与杨先勇之间一些争论的表述，与本案无关。九鼎担保公司称三位证人均在一审出庭作证，不是新证据，且证人出庭宣读书面证词，与一审证言相矛盾，证言不能采信。杨先勇对三位证人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张某系向宗发亲戚，陈某的证言绝大部分为传来证据，从三位证人证言内容亦不能证明杨先勇指示向宗发为邓某还款，亦不能证明杨先勇对向宗发作出任何承诺。向宗发认为三位证人证言真实。经审查，张某、陈某一审均已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李某证明“杨先勇说的就是邓某还的钱中间有10万元，让你（向宗发）先还给他……就是为了10万元的事情。”该证言不能达到向宗发拟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农行保康支行未提交新证据。九鼎担保公司未提交新证据。杨先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除“2014年7月中旬，因贷款即将到期，邓某去农行保康支行找贷款经办人杨先勇称还贷款还差80万元。因向宗发也来到杨先勇办公室，杨先勇对向宗发说要其帮忙给邓某想办法还款，并说贷款还了以后就可以贷出来，但要九鼎担保公司担保。”“向宗发共借款79万元为邓某偿还贷款。”“农行保康支行以邓某在银行有逾期还款记录，九鼎担保公司不同意担保为由未给邓某续贷”外，其余部分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关于杨先勇是否指示向宗发为邓某偿还银行贷款，并保证贷款还了后再贷的事实。邓某证明：“16号我找杨经理（杨先勇）说还差80万你给我想办法，向宗发这个时候来了，那时候我不认识他。杨经理说向宗发你帮他凑点，我也想办法……杨经理说他只认向宗发，我问向宗发我说这么大的数目不用打条子？他说个把星期就贷出来了，钱贷出了给邓某，邓某又不得跑了。”陈某证明：“我认识向宗发，我原来在农商行借款向向宗发借过钱，被告方杨经理和柴总我认识。我和邓某成立了一个曙光建筑公司，一起承包工程。邓某还款前我开车带他一起到农行杨经理办公室谈还款事，邓某说只有20万现在还不上，这时候向宗发进来了，杨经理说向老板你给邓某想想办法，你活动能力大帮他还这个款。杨经理说还款后一个星期后能贷出来。”杨先勇称当时邓某和向宗发去其办公室，陈某没有去。丁某证明：“2014年腊月22日左右，向宗发和我说让我借他点钱，我借了他10万借钱后给我打了借条，借钱后他说让我和他去找杨先勇，说钱给邓某还款了。后来又说担保手续没办好”。张某证明：“事情发生在2014年7月16日左右，那天有邓某、向宗发、杨先勇在百盛市场吃饭，向宗发问我认不认识农行的人，我说认识，当时杨先勇在场。杨先勇说让我帮忙借款50万元，杨先勇说他自己也借了10万元，你怕什么，农行的邓明中也借了10万。杨先勇我们之前也熟悉，向宗发让我把钱借给他，我想着就用几天，我们也不是外人。当时约定的月息2分，一个月10000元利息，只用6天，由向宗发付息，向宗发给我打的条，他们之间的约定我不清楚，我说我认杨先勇，是他对我表态的。实际没给我支付利息，50万元分文未付。其他别的我都不清楚。”向宗发提交其与杨先勇2018年6月19日通话录音载明：“向宗发：柴总都承认了，实事求是，你杨先勇说了没说再贷出来。”“杨先勇：我是办事人员，能不能当家。”2018年7月16日通话录音载明：“向宗发：还了再贷出来是你说的吗？”“还了一般的情况下是还能贷出来的，只要担保公司搞。”二审还查明，关于向张某等借款和还款的事实，向宗发二审庭审中陈述：“……邓某没有利息给我，邓某直接把钱给他们（张某等出借人），也不经过我。我就是以我的名义借的钱。”“我一分钱都没有出，就是帮忙借了80万元。”“（邓某）给了杨先勇两个月的利息，给了邓明忠4000元，给了马来军1万元利息。他们自己给的，我不清楚。”二审同时查明，邓某的案涉贷款清偿后，因邓某不符合贷款条件，未能再贷。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能否认定杨先勇指示向宗发为邓某偿还银行贷款，并保证贷款还了后再贷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向宗发主张其与杨先勇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负有对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事实，即杨先勇让其为邓某偿还银行贷款，并保证贷款还了后再贷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证明的义务。首先，向宗发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邓某、丁某、陈某、张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其与杨先勇的通话录音。但证人证言仅能反映案涉借款、再贷的商讨过程，且张某与向宗发之间具有亲属关系，其与丁某为案涉还款的出借人，邓某为案涉贷款人，陈某与邓某存在业务关系，上述证人均与本案存在牵连关系。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杨先勇让向宗发为邓某偿还银行贷款，及杨先勇保证贷款还了后再贷的事实，更不能证明杨先勇向向宗发作出由其对向宗发负责，并承担不能再贷责任的承诺。其次，向宗发主张邓某银行贷款系由其偿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归还邓某银行贷款的款项，由出借人张某、马来军、杨先勇、邓明忠直接存入邓某的还款账户，向宗发向出借人出具借条，向宗发在二审中的陈述，系以其名义借款，邓某直接向出借人还款付息；借款时，由向宗发提出，邓某、向宗发、杨先勇、邓明忠、张某等共同洽谈；邓某陈述其对杨先勇出借的10万元，当时即向杨先勇支付5000元利息。虽然由向宗发向出借人出具借条，但是出借人和借款人均知道实际借款人为邓某，向宗发仅为名义借款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向宗发关于杨先勇让其为邓某偿还银行贷款，并保证贷款还了后再贷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关于杨先勇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农行保康支行应当承担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九鼎担保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即使向宗发陈述九鼎担保公司承诺为再贷提供担保属实，因邓某不能再贷系因其自身不具备贷款条件所致，并非九鼎担保公司拒绝提供担保的原因，向宗发主张九鼎担保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农行保康支行、九鼎担保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2018）鄂0626民初89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向宗发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240元，由向宗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536元，由向宗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