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102民初16267号 原告：辽宁海韵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262号甲新华科技大厦2709，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号22101199310206760。 法定代表人：岳宁，系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雁青，系辽宁海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辽宁省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抚新区金枫街7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500MA0XYJ9Q4U。 法定代表人：赵宏，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佳奇，系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飓，系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辽宁海韵律师事务所诉被告辽宁省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原告辽宁海韵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雁青，被告辽宁省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佳奇、李祥飓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委托代理律师费78242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相关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15日，被告向原告律师李雁青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理被告与辽宁五味福集团食品有限公司等追偿权纠纷，案件标的1124846.67元，《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权限代为提起诉讼、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上诉，代收法律文书。原告按委托事项指派李雁青律师完成上述委托事项。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辽102民初30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了被告的全部诉请。案件诉讼代理过程中，原告多次提出与被告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协议，并要求其依法支付律师费，均被被告以各种理由搪塞拒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6条、第62条第（二）款及《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服务标准（试行）》第24条第（一）项第2款规定，原告诉请依照法律规定，被告需向原告支付律师费78242元。另2018年在被告基础上组建成立被告，被告的债权债务已归被告承接，所以诉请由被告承担连带给付义务。 被告辩称：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给付委托代理律师费78242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一、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出具《授权委托书》是基于双方已经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在被答辩人所述的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与辽宁五味福集团食品有限公司等追偿权纠纷案件（下称“五味福追偿案件”）中，确实由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但该授权是基于双方已经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协议第一条服务范围明确约定：“乙方及其委派律师作为甲方法律顾问，为甲方提供以下法律服务：10.经专项委托，代理甲方涉及民事、劳动、行政等诉讼或仲裁活动”，由此可见，被答辩人接受授权、代理五味福追偿案件的行为是在履行《法律顾问协议》约定的服务内容，而根据该协议，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提供的此类法律服务是不需要付费的。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尚未就五味福追偿案件签订专项书面委托合同，因此不存在给付律师费的义务。《律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约定：“甲方的项目追偿等专项律师代理工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委托协议，约定具体收费金额及支付方式”。因此，被答辩人就五味福追偿案件向答辩人主张律师费的前提是双方已经就该案签订专项的书面委托合同且合同当中约定了律师费用，而实际上双方目前尚未就该案签订相关合同。事实上，由于答辩人向外委托的追偿权纠纷案件大部分是基于担保代偿产生，该类案件的特点是“诉讼易、执行难”，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节约成本，从2017年开始，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及后来组建的答辩人，在选择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时，均陆续采取了“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具体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不论案件处于何种阶段，均没有基础代理费，二是按照执行回款（物）的比例给付代理费。在合作过程中，具体是双方先签订《法律顾问协议》，由受托方针对具体的项目完成前期诉讼环节、拿到胜诉判决，然后再签订专项追偿案件的委托代理合同，根据执行难易程度协商确定具体的风险代理费用。当然，也有个别合作项目是起诉阶段就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是此类合同也是采取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即最终代理费用是以执行回款（物）的相应比例为准。被答辩人在与答辩人签订《法律顾问协议》时，是非常清楚上述合作细节的，而且双方合作并非仅仅只有五味福追偿案件这一个项目，还包括例如抚顺海丰化工有限公司追偿案件、辽宁顺兴重型内燃机曲轴有限公司追偿案件、沈阳百锦隆食品有限公司追偿案件等诸多项目，这些项目，双方都是约定以执行回款（物）的比例支付律师费。因此，在双方未签订专项代理合同、答辩人未实际取得执行回款（物）的情况下，答辩人没有义务向被答辩人支付律师费。三、被答辩人主张按照《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要求答辩人支付律师费用，无事实依据。首先，《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第五条明确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律师事务所参照本标准与委托人自愿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数额和方式”。因此该收费标准所列明的收费价格，仅有参考价值，具体服务价格应当是双方结合案件的诉讼阶段、难易程度、标的额等因素协商确定，也正是基于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才选择了采取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并明确约定以执行回款（物）的一定比例支付代理费用。其次，根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已经签订的其他追偿项目委托合同，对于代理费的支付有明确约定，而且部分支付比例是高于《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的，但不论支付金额高低，付费的前提均是被答辩人实际收回了执行款物，因此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已经就五味福追偿项目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但若最终未能收回任何款物，答辩人也无需支付任何的代理费用。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请贵院依法公正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乙方）与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甲方）曾于2017年签订《法律顾问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委派李雁青律师作为甲方法律顾问，向甲方提供日常法律服务，甲方将律师代理工作优先安排乙方及其委派律师办理。协议期限自2017年4月2日起至2019年4月1日止。协议第一条“乙方的服务范围”中约定“乙方及其委派律师作为甲方法律顾问，为甲方提供以下法律服务：1.解答法律咨询，提供法律建议；2.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函；3.协助草拟、制订、审查或者修改业务合同等法律文书；4.应甲方要求，参与项目谈判，进行法律分析、论证；5.受甲方委托，签署、送达或者接收法律文件；6.应甲方要求，就甲方经营管理重大决策的合法性、可行性、风险预测及对策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意见；7.应甲方要求，就甲方的劳动用工等有关问题提供法律意见；8.提供与甲方经营活动相关的法律信息；9.应甲方要求，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培训；10.经专项委托，代理甲方涉及民事、劳动、行政等诉讼或者仲裁活动。”；第四条“收费约定”中约定“1.乙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对甲方日常的、一般性的法律顾问服务不收费用；2.甲方的项目追偿等专项律师代理工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委托协议，约定具体收费金额及支付方式；……”。该协议签订后，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曾于2018年1月15日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委托原告律师李雁青在该单位与辽宁五味福集团食品有限公司等追偿权纠纷一案中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委托权限为代为提起诉讼，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上诉，代收法律文书。2018年10月26日，本院依法就该案作出（2018）辽0102民初3018号民事判决。 另查，2017年5月8日，原告（乙方）与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就甲方与抚顺金汇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及其连带责任企业和自然人之间债权项目的诉讼阶段和执行阶段进行代理。代理方式为普通代理。代理费约定为“（一）代理费：甲乙双方商定诉讼阶段代理费以1000万元为标的额，按照《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沈律协字[2015]6号）第二十四条规定的40%收取，金额为168800元。计算公式为（10000000*3%+122000）*40%=168800元。执行阶段代理费按诉讼阶段代理费30%支付，金额为50640元。（二）代理费的支付：甲方收到法院出具的诉讼受理通知书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诉讼阶段代理费的20%；甲方收到法院出具的一审判决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诉讼阶段代理费的40%；整个诉讼阶段结束后十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诉讼阶段代理费的40%。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执行阶段代理费的40%，整个执行阶段结束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执行阶段代理费的60%。”。 又查，2017年5月8日，原告（乙方）与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通过诉讼与非诉讼相结合的方式，收回甲方在抚顺市海丰化工有限公司及其连带责任企业和个人在招商银行代偿项目中所产生的债权。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代理费约定为“(一)代理费:根据《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沈律协字[2015]6号)第十三条的规定,结合委托内容,甲乙双方关于代理费金额约定如下:1、甲方在代理期限内通过拍卖甲方有优先受偿权的土地收回货币资金,按收回货币资金的2%支付代理费。2、甲方在代理期限内通过其他渠道收回货币资金(不含拍卖甲方有优先受偿权的土地房产所得的货币资金):收回货币资金500万元以下(含500万元)部分,按收回金额的5%支付代理费;收回货币资金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含1000万元)部分,按收回金额的6%支付代理费,收回货币资金10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含1500万元)部分,按收回金额的7%支付代理费,收回货币资金1500万元以上部分,按收回金额的8%支付代理费。3、甲方在代理期限内收回甲方有优先受偿权的土地房产,按照法院裁定价值的1%支付代理费。4、甲方在代理期限内收回其他土地房产等不动产(不含甲方有优先受偿权的土地房产),按照法院裁定或相关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价值的4%支付代理费。5、甲方在代理期限内收回设备、车辆等动产,按照法院裁定或相关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价值的2%支付代理费。(二)代理费的支付:甲方实现合同中关于代理费的约定后30日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相应的代理费。”。 同日，原告（乙方）与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甲方）还签订另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通过诉讼与非诉讼相结合的方式，收回甲方在抚顺市海丰化工有限公司及其连带责任企业和个人在国家开发银行代偿项目中所产生的债权。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代理费约定为“(一)代理费:根据《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沈律协字[2015]6号)第十三条的规定,结合委托内容,甲乙双方关于代理费金额约定如下:1、甲方在代理期限内收回货币资金500万元以下(含500万元)部分,按收回金额的5%支付代理费:收回货币资金500万元以上,10oo万元以下(含1000万元)部分,按收回金额的6%支付代理费,收回货币资金10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含1500万元)部分,按收国金额的7%支付代理费,收回货币资金1500万元以上,20oo万元以下(含2000万元)部分,按收回金额的8%支付代理费,收回货币资金20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含2500万元)部分,按收回金额的9%支付代理费,收回货币资金2500万元以上部分,按收回金额的10%支付代理费。2、甲方在代理期限内收回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按照法院裁定或相关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价值的4%支付代理费。3、甲方在代理期限内收回设备、车辆等动产,按照法院裁定或相关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价值的2%支付代理费。(二)代理费的支付:甲方实现合同中关于代理费的约定后30日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相应的代理费。”。 2017年9月13日，原告（乙方）与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3个半月内收回甲方在沈阳百锦隆食品有限公司及其连带责任企业和个人的债权。代理方式为普通代理。代理费约定为“(一)代理费:根据《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沈律协字[2015]6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结合委托内容,甲乙双方关于代理费金额约定如下:1.如乙方收实物资产的,本合同代理费为60万元。2.如乙方收货币资产的,本合同代理费90万元。(二)代理费的支付:甲方实现合同中关于代理费的约定后30日内,向乙方支付相应的代理费。”。 同日，原告（乙方）与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甲方）还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就甲方与辽宁顺兴重型内燃机曲轴有限公司及其连带责任企业和自然人之间债权项目的执行阶段进行代理。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代理费约定为“(一)代理费:根据《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沈律协字[2015]6号)第十三条的规定,结合委托内容,甲乙双方关于代理费金额约定如下:1、甲方在代理期限内通过拍卖甲方有优先受偿权的机器设备收回货币资金,按收回货币资金的2%支付代理费。2、甲方在代理期限内通过其他渠道收回货币资金(不含拍卖甲方有优先受偿权的机器设备所得的货币资金)∶收回货币资金500万元以下(含500万元)部分,按收回金额的5%支付代理费;收回货币资金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含1000万元)部分,按收回金额的6%支付代理费,收回货币资金10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含1500万元)部分,按收回金额的7%支付代理费,收回货币资金1500万元以上部分,按收回金额的8%支付代理费。3、甲方在代理期限内收甲方有优先受偿权的机器设备,按照法院裁定价值的1%支付代理费。4、甲方在代理期限内收回其他土地房产等不动产(不含甲方有优先受偿权的土地房产),按照法院裁定或相关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价值的4%支付代理费(既有法院裁定又有评估的以法院裁定为准)。5、甲方在代理期限内收机器设备、车辆等动产(不含甲方有优先受偿权的机器设备),按照法院裁定或相关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价值的2%支付代理费(既有法院裁定又有评估的以法院裁定为准)。(二)代理费的支付:甲方实现合同中关于代理费的约定后30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相应的代理费。”。 再查，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系事业单位法人，于2020年4月3日被注销并并入被告，其资产和债权债务由被告接收。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就其与辽宁五味福集团食品有限公司等追偿纠纷一案向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2018）辽0102民初3018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认定原告与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就该案虽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协议，但存在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因双方就该案委托代理事项是否应当支付委托报酬未进行约定，亦未就此达成补充协议，故对于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委托报酬应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予以确定。首先，根据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与原告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中有关原告提供的法律服务范围，在第10项单独列明了涉及诉讼服务的“10.经专项委托，代理甲方涉及民事、劳动、行政等诉讼或者仲裁活动。”条款，结合该协议中有关收费的约定内容，即“1.乙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对甲方日常的、一般性的法律顾问服务不收费用；2.甲方的项目追偿等专项律师代理工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委托协议，约定具体收费金额及支付方式；……”。再对比协议约定的其他9项原告应提供的法律服务内容，可以认定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将涉及项目追偿的诉讼或仲裁活动归入专项委托范围，与协议中所约定的“日常的、一般性”的法律顾问服务并列为两类不同的法律服务。因此，原告所代理的上述（2018）辽0102民初3018号案件解释为属于“甲方的项目追偿”的专项律师代理工作更为合理。其次，被告在答辩时的主要观点为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与原告之间存在交易习惯，该交易习惯内容为有关诉讼案件的代理费标准均为“风险代理”，不论案件处于何种诉讼阶段，均没有基础代理费，且按照执行回款（物）的比例给付代理费。被告也为证明存在该交易习惯，向本院提交了四份与原告签订的其他案件的《委托代理合同》，该四份合同中有关代理费的约定均是按照执行回款（物）的相应数额确定一定的代理费比例。四份合同中有三份约定为风险代理，一份约定为普通代理。其中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5月8日。同时，原告亦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原告（乙方）与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甲方）于2017年5月8日签订的就甲方与抚顺金汇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及其连带责任企业和自然人之间债权项目的诉讼阶段和执行阶段进行代理的《委托代理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代理方式为普通代理。该合同分别约定了诉讼阶段和执行阶段的代理费数额。通过原告与被告所提交的上述五份《委托代理合同》对比可见，在2017年5月8日既签订了没有约定基础费用、按照执行回款（物）的相应数额确定代理费的《委托代理合同》，又签订了分别约定诉讼阶段和执行阶段代理费的《委托代理合同》，说明被告主张的原告代理案件“没有基础费用、按照执行回款（物）的相应数额确定代理费”的情况并非是其与原告之间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在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其主张为该领域（行业）通常采用的做法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双方就（2018）辽0102民初3018号案件的代理费一事存在被告主张的“没有基础费用、按照执行回款（物）的相应数额确定代理费”的交易习惯。综上两点，可以认定原告作为受托人，在完成受托事项的情况下，享有取得相应报酬的权利。被告作为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权利义务的承继者，应向原告支付报酬。 对于报酬数额的确定问题，因双方未约定报酬计算标准，结合双方所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中有关代理费用的计算依据均为《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沈律协字[2015]6号)，且该标准为本地区律师行业收费参照标准的情况，再考虑原告与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存在法律顾问关系及所代理案件的相关情况，参考原告就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与抚顺金汇肉类食品有限公司案件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有关代理费计算标准的约定，本院酌情按照《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第二十四条规定标准的40%确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委托报酬，按照原告所代理案件的标的额1124846.67元为基数计算为31297元（78242元×40%）。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辽宁省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辽宁海韵律师事务所给付委托报酬31297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或其他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 二、驳回原告辽宁海韵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7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辽宁海韵律师事务所负担527元，被告辽宁省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5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峰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岳岩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七条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 （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 （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 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