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36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宏庆，男，1970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龙，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史同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云，山东天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运传，山东天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启红，男，汉族，1967年1月11日生，住山东省潍坊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粉，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潇，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宏庆因与被上诉人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发集团公司）、赵启红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撤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宏庆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5民初579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产发集团公司、赵启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从陈宏庆声明的权利依据着手，刻意回避职工股东已经确认将标的股份卖给陈宏庆的核心法律关系，审理方向错误。1.本案一审案件系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无疑应重点查明（2018）鲁0105民初5797号案件处理结果是否同陈宏庆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案件处理结果是否损害了陈宏庆的合法权益。2.根据2019年7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案外人是否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应当从其声明的权利依据着手，并根据相关实体法律规范作出初步判断”。因此，对于本案而言，一审法院应对陈宏庆所提出的其基于职工股东之间的股份买卖合同关系而享有涉案股份实质权益进行认定，即一审法院应以陈宏庆主张对涉案标的享有请求权为案件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查清基本事实，厘清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根据实体法律规范作出判决。3.本案中，陈宏庆主张其与职工股东赵启红之间系股份买卖合同关系，陈宏庆已实际享有涉案股份的全部实质权益，并基于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应从这一基础法律关系入手，查清此核心事实和全部事实，作出正确的认定和判决。但一审法院认为“陈宏庆、田金清和赵启红因2015年签订的《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以下简称《股份买卖协议》）相关问题产生争议，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审理”，明显刻意回避案件基础法律关系和核心事实。同一份涉案股份在2015年已经卖给陈宏庆的情况下，一股二卖的事实明显与案件审理具有直接关系。2015年的事实不查清，就无法对2017年9月二次出售行为进行认定和判决，田金清等购股代表、职工股东是否享有解除《股份买卖协议》的权利，须基于对陈宏庆2015年购股事实的查明和认定。总之，一审判决故意回避核心问题，审理方向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二）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的规定，未对陈宏庆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认定，导致未查清案件事实。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陈宏庆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大量证据，足以证明陈宏庆享有案涉争议标的实质性权益，并且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生效判决已认定陈宏庆享有案涉股份的实质权益。2018年12月底，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案涉股份权益归属问题作出一千多份二审生效判决，认定陈宏庆系涉案《股权买卖协议》的买方，陈宏庆享有职工股东涉案中国山水投资有限公司（注册于香港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投资公司）股份实质权益。2.本次系列第三人撤销之诉拟申请撤销的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产发集团公司系列案件，具有交易背景复杂、当事人关系复杂、利益关系重大、案件数量众多等诸多特点。在陈宏庆出具了大量、直接、具有极强证明力的证据，证明其为产发集团公司诉讼案涉争议股份的实质权益所有人的情况下，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对陈宏庆提供的证据材料采取不审不理的处理方式，明显违反上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及民事案件证据规定的明文规定，系回避现实、避重就轻，“走过场式”庭审的直接证明，必然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极大地损害陈宏庆的合法权益。（三）陈宏庆享有涉案诉讼标的的全部实质权益，而判决确认应属陈宏庆的涉案标的股份归产发集团公司所有，严重损害陈宏庆的合法权益。1.陈宏庆购买赵启红所持山水投资公司股份的背景事实和购股过程：山水投资公司系山水集团职工持股平台，职工股东以信托受益人身份实际持有山水投资公司的股份。2013年开始，山水集团内部爆发激烈的纠纷，原董事长张才奎父子强行低价收购职工股，虽然山水投资公司2631名职工股东于2014年至2015年间在香港提起信托诉讼，但一方面信托诉讼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老张”展开向职工股东收购股份的行动，并通过打压、威胁职工股东及山水集团高管人员的方法，要求职工股东撤回香港信托诉讼。“维权委员会”及职工股东为了对抗“老张”，打破张才奎强购职工股份的计划，防止张才奎再夺回山水投资公司的控股权，迫切需要找到第三方出资收购职工股份、保住其股东权益，否则一旦“老张”的计划得逞，香港信托诉讼面临瓦解，维权委员会及职工股东的权益可能全部落空。而维权委员会、职工股东的意图均是使股份尽快变现，其自身既无意愿、亦无能力购买职工股份，于是，维权委员会找到陈宏庆采取通过11名购股代表向职工购股的方式购股。陈宏庆于2015年8月共购买2091名职工股东的股份（包括赵启红所持涉案标的股份），并已支付购股资金9亿多元。陈宏庆的购股行为客观上已经实际解决了维权委员会、广大职工股东面临的重大难题，保住并兑现了广大职工股东权益。然而，宓敬田等管理层股东背信弃义，将已经质押给陈宏庆的股份出售给亚洲水泥。后陈宏庆强烈质疑并反对此行为，导致维权委员会、宓敬田等人与陈宏庆为敌，不配合陈宏庆的购股行为。在产发集团公司、山水集团支持下，10名购股代表（除购股代表刘德权外）不顾基本事实，声称自身为购股方，购股代表与陈宏庆之间系借款关系。事实上，11名购股代表的目的跟职工股东一样，系股份变现，且10名购股代表都已同时出售自身所持股份。10名购股代表在协议明确约定须将所购买的职工股份转让给陈宏庆、不得擅自转让相应职工股份的情况下，擅自处置陈宏庆购买的股份，该行为严重侵害陈宏庆的权益。1838名职工股东（包括赵启红）迫于压力，在明确认可、明知陈宏庆出资购股的情况下，将股份二次出售给产发集团公司。此1838名职工股东中，787人已收到陈宏庆100%股权转让价款，并且亲自签署确认函，确认陈宏庆系买方、并享有所购股份的全部实质权益；1051人通过完全相同的购股路径收到陈宏庆70%购股款（合同约定此时股份实质权益已归陈宏庆所有）。可见，职工股东由于自身或他人原因，背信弃义，单方毁约并严重侵犯了陈宏庆的合法权益。2.本案中，职工股东本人早在2017年3月签署《确认函》及《收据》，明确确认陈宏庆系标的股份购买人，陈宏庆享有涉案股份的实质权益及全部相关权益。2017年3月，基于前述陈宏庆购股背景和基本事实，陈宏庆作为买方、本案职工股东赵启红作为卖方直接签订《确认函》，明确陈宏庆与职工股东之间系股权买卖关系，陈宏庆系涉案股份的买方。该《确认函》载明，约于2015年下半年，陈宏庆通过与购股代表等11人签订借款协议及抵押文件的方式，促使其代为与卖方签署《股份买卖协议》。《确认函》同时载明《股份买卖协议》所提及卖方所售股份数量70%的售价，系买方陈宏庆通过买方代理人向其支付。职工股东赵启红同时向陈宏庆出具《收据》，载明职工股东赵启红所实际收到的100%股权转让款系陈宏庆支付，陈宏庆已享有涉案股份的实质权益及全部相关权益。3.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4民终440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陈宏庆享有赵启红所持山水投资公司股份的实质权益。基于上述事实，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陈宏庆于2018年7月开始，在汝州市人民法院以陈宏庆所出资购买其股权的职工股东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案件（下称“汝州案件”）。2018年底，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1069份生效判决书（其中包括赵启红的案件），认定陈宏庆与刘德权等11名购股代表之间存在委托购股关系，陈宏庆与职工股东之间存在股份买卖协议、陈宏庆享有案涉股份实质权益，职工股东应向陈宏庆履行出卖人的义务。依据陈宏庆的购股过程及已经产生既判力的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4民终4407号民事判决书可判断，陈宏庆对于产发集团公司、赵启红关于（2018）鲁0105民初5797号判决下的争议标的享有实质权益，对于该争议标的享有独立的请求权。4.一审判决未审查购股款项支付情况。（2018）鲁0105民初5797号民事判决书及本案一审判决，根本未审理查明股份转让价款支付情况。陈宏庆已经提供证据证明，购股资金完全由陈宏庆实际控制、管理、调配，其他方根本无法提供出资及向职工股东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凭证。（四）陈宏庆已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职工股东迫于现实压力，不得不依照山水集团的指示参与了本诉讼，职工股东在整个诉讼中表达的意思均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1.案件所涉职工股东或者该部分职工股东的子女仍在山水集团工作，上述职工股东为“保住这份工作”或出于子女利益的考量，导致他们不得不按照山水集团的要求签署了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律师参与该案件。事实上，陈宏庆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山水集团等相关方在组织职工股东签署授权委托书时，采取了利诱威逼等多种方式，结合该实际情况可以判断，整个产发集团公司诉讼过程中职工股东从未有机会向法院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职工股东代理律师在诉讼中所表达的意思并非职工股东的真实观点，未经职工股东确认。2.案涉职工股东将其股份权益卖予陈宏庆并收到股款之后便已经“落袋为安”，结合上述职工股东仍处在山水集团“胁迫”下的客观事实，从职工股东作为理性人的心理角度出发，只要不影响到其自身利益，职工股东更倾向于对产发集团公司诉讼及涉及陈宏庆的相关争议采取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的态度。或者说职工股东认为参与产发集团公司诉讼案件只是服从山水集团的安排，其并不关心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的进展情况。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部分职工股东已经明确说明，在其收到陈宏庆支付的购股款之后，便认定陈宏庆即为其所售股份的实质权益所有人，这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判决的认定直接相反。然而，对此能直接证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的有利证据，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却根本不予关注、不予回应，明显属于不想查清事实、刻意回避事实。（五）（2018）鲁0105民初5797号等系列案件系涉案当事人所制造的大规模系列虚假诉讼，其结果严重侵犯了陈宏庆的合法权益。2018年10月，陈宏庆经由香港律师转递的香港HCA2648/2017案材料获悉，产发集团公司于2018年8月开始在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就山水投资公司股份权益归属事宜，向山水投资公司原职工股东提起1829起案件，即产发集团公司诉讼（本次第三人撤销之诉所针对的（2018）鲁0105民初5797号判决即为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针对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作出的一份判决）。职工股东在参与汝州案件之后，产发集团公司仍提出诉讼，且职工股东仍配合产发集团公司进行了该系列虚假诉讼。结合以上背景事实介绍和相关判决情况可知，产发集团公司与职工股东（包括赵启红）系“手牵手”诉讼，存在恶意串通、对于案件事实存在重大隐瞒、完全不顾已依法开始的法律程序，构成虚假诉讼，具体理由如下：1.产发集团公司和包括赵启红在内的职工股东故意隐瞒已在进行的香港案件、贸仲案件、汝州案件，证明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系虚假诉讼。产发集团公司及职工股东均为香港案件之被告，并且香港案件中对于贸仲案件有直接涉及，产发集团公司及职工股东均明确知悉标的股份处于香港案件争议过程中。根据职工股东自己陈述的事实，自2018年7月7日开始，职工股东陆续收到汝州案件开庭传票，大量汝州案件已于2018年7月底、8月初开庭审理，且汝州案件情况，陈宏庆及职工股东在香港诉讼中均有提及。因此，职工股东和产发集团公司在2018年8月提起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之前，均明确知悉汝州案件及汝州案件的争议内容。且汝州案件中陈宏庆明确提出职工股东将标的股份出售给本案产发集团公司系侵权行为，2015年购股争议不解决，就无法处理产发集团公司与职工股东2017年《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权益转让协议》事宜。但产发集团公司和职工股东（包括赵启红）均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故意隐瞒香港案件、贸仲案件及汝州案件，对于2015年购股争议的核心事实只字不提，明显存在串通和隐瞒的故意，导致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作出包括（2018）鲁0105民初5797号在内的错误判决。2.汝州案件进行中，产发集团公司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诉职工股东（包括赵启红）的案件已经立案审理，但职工股东未将此重要事实向汝州市人民法院披露。在汝州案件和产发集团公司诉讼标的物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职工股东向汝州市人民法院故意隐瞒产发集团公司诉讼，其主要目的系防止陈宏庆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导致其双方无法快速取得判决，此事实能够直接证明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系虚假诉讼。3.产发集团公司的主张与职工股东（包括赵启红）答辩意见一致，双方无实质争议，本质属于相互串通的虚假诉讼。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中，职工股东对于产发集团公司的主要诉讼请求和主张不持异议，认可产发集团公司已经实质享有了相关股份权益。可见，产发集团公司与职工股东有明显的“串通”故意，属于典型的“手牵手”进入诉讼，利用法院判决实现其不正当目的的虚假诉讼。4.职工股东代理人情况，侧面印证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系虚假诉讼。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中，职工股东（包括赵启红）的代理人为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而汝州案件中，职工股东的代理人同样为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即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同时代理职工股东参与汝州案件和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但其一方面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故意隐瞒汝州案件，另一方面向汝州市人民法院隐瞒产发集团公司诉讼，更能证明职工股东与产发集团公司存在串通的故意，具有虚假诉讼之目的。5.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管辖权存疑，不排除双方串通确定管辖法院的情形。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中案件管辖确定依据是否充分仍需进一步核实。因产发集团公司与职工股东签订的《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权益转让协议》中约定管辖法院为“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而协议签署地为“山东省济南市”，并未明确具体地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是否享有管辖权需进一步核实。如若存在产发集团公司、职工股东重新协商确定管辖权等情况，而更能直接证明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系虚假诉讼。6.现有大量职工股东承认，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中代理律师的陈述意见，非职工股东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该部分职工股东明确认可陈宏庆系涉案股份的购买方。这一点更直接证明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系非真实的诉讼，系产发集团公司为实现其目的而作出来的诉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明显错误，陈宏庆特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保护陈宏庆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维护法治的尊严。赵启红辩称，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年相应的民事判决书不存在任何错误，没有侵害陈宏庆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2015年9月，职工股东与购股代表签订《股份买卖协议》，赵启红将其在山水投资公司的股份权益出售给购股代表。在协议约定的期间内，山水职工维权委员会财务组向职工股东支付了该笔款项。2017年9月，职工股东与购股代表签订《之解除协议书》，双方同意解除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股份买卖协议》及就该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签署的其他文件。之后，职工股东与产发集团公司签订合同、将股权出售给产发集团公司。职工股东从未出售股份给陈宏庆，陈宏庆并非相关股份的权益人。2017年3月，陈宏庆和维权委员会之间关系破裂，陈宏庆一改之前在香港法院审理中认为《借款协议》是借款关系的表述，开始主张其和购股代表是委托收股关系。陈宏庆联合职工股东在香港信托诉讼的前任代理律师高盖茨律师所，以香港信托诉讼需要签署调查问卷的方式蒙蔽职工股东签署了一批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其中就有《确认函》。陈宏庆方的工作人员声称签署了就给钱，由于现场时间紧张，职工股东在未完全弄清楚包括《确认函》在内的一批文件的内容及其意思的情况下就签字了。但是该《确认函》的内容与事实并不相符，并不代表职工股东认可陈宏庆系买方。一审法院依法查明了上述职工股东与购股代表解除《股份买卖协议》、将股权出售给产发集团公司的事实，认定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年相应民事判决书并无不当之处，没有损害陈宏庆的合法权益，认定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产发集团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陈宏庆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2017年9月份，产发集团公司与职工股东签署的《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权益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产发集团公司依法获得售股职工的股份权益；（三）陈宏庆作为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适格；（四）陈宏庆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陈宏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5民初579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2.请求判令赵启红、产发集团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赵启红向陈宏庆出具《确认函》，确认下述事宜：“（1）有关股份买卖协议内所提及卖方所售股份数量为18股，收取之70%有关售价，乃由买方透过买方代理人向其支付。（2）有关股份买卖协议内提及买方权益实为给与陈宏庆先生（即此确认函中提及之买方）享有。”2018年7月，陈宏庆以田金清、赵启红为被告，向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陈宏庆与赵启红系买卖合同关系（即陈宏庆从赵启红处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陈宏庆为买方，赵启红为卖方；确认赵启红在《股份买卖协议》项下的股份全部实质权益已经归属陈宏庆所有；赵启红向陈宏庆履行买卖合同关系中出卖人的义务等。2018年9月，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确认陈宏庆与赵启红系买卖合同关系，即陈宏庆从赵启红处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18股的股份实质权益；赵启红对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18股股份所享有的实质权益归陈宏庆所有；赵启红向陈宏庆履行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出卖人义务；驳回陈宏庆的其他诉讼请求。田金清不服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向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12月，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田金清的上诉请求。2017年9月10日，赵启红与田金清签订《〈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之解除协议书》，甲方（卖方）为赵启红，乙方（买方）为田金清，协议主要约定：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均同意解除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股份买卖协议》及就该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签署的其他文件；有关售价的返还，双方均同意由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向乙方及资金垫付方予以返还，具体返还事宜由相关方另行约定。赵启红与田金清分别在《解除协议书》中签字捺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5民初5797号股权转让纠纷案审理过程中，产发集团公司与赵启红均对双方签订的股份权益转让协议无异议，亦认可股份权益转让协议中涉及相关股份的股份权益自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即转为产发集团公司享有，故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105民初5797号判决，判决产发集团公司、赵启红签订的《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权益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产发集团公司实质享有涉案《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权益转让协议》项下转让的山水投资公司18股的股份权益，并无不当。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5民初5797号股权转让纠纷案审理范围是产发集团公司与赵启红之间因2017年9月签订的股权买卖协议产生的纠纷。陈宏庆、田金清和赵启红因2015年签订的《股份买卖协议》相关问题产生争议，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审理。根据产发集团公司提交的解约协议，无论陈宏庆与田金清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田金清与赵启红于2015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已于2017年9月解除，涉案股权相关权益重归赵启红所有，因此，赵启红有权与产发集团公司签订协议，将股份权益转让予产发集团公司。赵启红与产发集团公司签订的《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权益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陈宏庆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105民初5797号生效判决有误，而产发集团公司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2018)鲁0105民初5797号生效判决所载明的事实成立。综上所述，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105民初5797号生效判决并无不当之处，没有损害陈宏庆的民事权益，故陈宏庆的诉讼理由不成立，对其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驳回陈宏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5元，由陈宏庆负担。本案二审过程中，陈宏庆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书一份，拟证明购股代表不服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作出的认定陈宏庆享有案涉股份实质权益的民事判决，于2019年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审查，于2019年9月作出民事裁定，该裁定认定：（1）生效判决按照优势证据原则，据此认定陈宏庆与职工股东间存在股权买卖关系，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为委托购股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职工股东明知其已与陈宏庆签订《确认函》并全额收取转让款，却又与产发集团公司签订《股权买卖协议》，其做法是不诚信行为。陈宏庆为维护自身权益，于2018年7月针对该事宜向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汝州市人民法院于受理该系列案件后，经开庭审理，并于2018年8、9月作出一审判决。而产发集团公司与职工股东间的系列纠纷，产发集团公司最早是于2018年8月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11月份左右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就案涉争议股份处理而言，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立案在先、管辖在先、裁判在先，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依据本案证据就争议诉请作出裁判并无不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认定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系委托购股关系、陈宏庆享有案涉山水投资公司股份实质权益的二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购股代表和职工股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驳回购股代表的再审申请。证据2为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份，拟证明依据上述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生效判决，陈宏庆于2020年1月向汝州市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汝州市人民法院根据陈宏庆的申请及相关生效判决，已展开对案涉标的股份开始强制执行，进而证明陈宏庆是涉案标的股份的购买人、权益人，涉案标的股份归陈宏庆所有。赵启红质证称，对于证据1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职工股东及购股代表就是因为不认可股权权益归陈宏庆所有，所以才提起了再审，并将该意见在再审中表达。而且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已经判决股权权益归产发集团公司所有，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河南省平顶山市的二审判决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均在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判决之后，且裁判内容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相矛盾，所以该裁定不能证明股权权益归陈宏庆所有。对于证据2，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汝州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也进入执行程序。因绝大部分职工股东不认可股权权益归陈宏庆所有，所以已经提出执行异议，后又提起执行复议。职工股东也因为汝州案件的违法执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执行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向职工股东回复将案件交由汝州法院执行局信访庭处理。对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与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就同一标的、法律关系作出不同裁判内容的法律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百二十六条已明确规定：“执行中发现两地法院或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就同一法律关系作出不同裁判内容的法律文书的，各有关法院应当立即停止执行，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处理。”所以该份证据也不能证明股权权益归陈宏庆所有。产发集团公司质证称，对汝州案件的情况，产发集团公司不清楚也不了解情况，不同意陈宏庆的证明目的，同意职工股东的质证意见。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第三人应提供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且损害了其民事权益的证据材料。本案中，虽然赵启红与田金清于2015年签订了《股份买卖协议》，但在股权尚未过户的情况下，双方于2017年9月1日又协商一致解除该协议，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后赵启红与产发集团公司签订《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权益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018）鲁0105民初5797号的判决确认该协议有效，并判令产发集团公司享有涉案股权的权益并无不当。至于陈宏庆与田金清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赵启红出具2017年3月《确认函》的事实，均不能对抗产发集团公司。陈宏庆虽主张其为（2018）鲁0105民初5797号案件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享有涉案股权的全部权益，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判决错误。陈宏庆对其提出的该案系虚假诉讼，职工股东代表在诉讼过程中所表达的并非职工股东的真实意思等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陈宏庆以（2018）鲁0105民初5797号案件判决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要求撤销该判决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陈宏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5元，由上诉人陈宏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耀勇审 判 员 王京波审 判 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何淑平书 记 员 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