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7民终1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毅，男，195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建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男，系其胞兄，住建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飞，福建千木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珍，男，195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建瓯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高楼，男，1969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闽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严，福建锐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毅因与被上诉人李国珍、林高楼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2019）闽0783民初1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因没有新的事实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李国珍、林高楼负担。事实与理由：李国珍与林高楼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了郑毅的合法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一、李国珍与林高楼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损害了郑毅的利益，一审认定郑毅的利益未受到损害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1.收益权。当李国珍将股权转让给林高楼之后，股权收益也随之无取回可能。2.回购权。当李国珍未经郑毅同意就转让案涉股权时，郑毅的回购权已然受到侵犯。事实上，李国珍已不持有隽达公司股权，在此情况下，一审要求由郑毅先举证证明股权收益是否足于抵债、股权回购需先达成价格合意并支付回购价款的逻辑有误。二、李国珍与林高楼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涉及1.5%股权条款构成恶意串通，且损害了郑毅的利益，该协议涉及1.5%股权条款无效，一审在未全面审查本案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径行作出判决导致判决错误。首先，合同效力的审查属于法院依职权审查范围。其次，李国珍与林高楼之间的恶意串通意图明显。1.林高楼手上持有的《股权转让协议》与郑毅手上持有《股权转让协议》第2页的内容不一致。即两份协议是在不同的时间签署的，其恶意串通的意图明显。2.李国珍一审时对郑毅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林高楼”的签字质证时称是其本人所签，但在事后有告知林高楼，换言之，在林高楼根本没有买卖的意思表示情况下，李国珍就已经想好了如何如理案涉股权。3.李国珍在（2018）闽07民终1327号郑毅诉李国珍合同纠纷一案二审答辩状中称，其在将案涉股权转让给林高楼时有告知股权有受限的情况，但在本案中李国珍又对此予以否认且表述不一致。4.郑毅与李国珍签订的《股权抵债协议》之后，隽达公司已形成股东会决议并负责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并对股权变更涉及的财务调整事项作出了决议，且之前郑毅的股权被查封、拍卖，林高楼作为公司的股东和监事，其对郑毅和李国珍之间的债务纠纷也是知情的，故案涉股权转让时，其对郑毅拥有1.5%股权是让与担保给李国珍的事实亦是知情的。5.从郑毅及案外人郑明一审时向法庭提供的与林高楼电话录音，进一步佐证林高楼知道郑毅对案涉1.5%股权保留回购和股权收益的分配权。6.林高楼在受让案涉股权时是公司的股东，其作为公司股东在受让郑毅股权时负有充分注意义务。三、案涉股权是郑毅与郑明履行债务的担保物，郑毅与李国珍之间没有买卖的真实意思，仅有担保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协议属于非典型性的让与担保，案涉股权并未发生变动。四、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依法应当发回重审。1.郑明属于债务加入，亦属于股权抵债协议的当事人之一，一审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依法应当发回重审。2.一审时，郑毅申请对林高楼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进行鉴定，但一审在未予确定是否准许的情况下，却在判决中以不是关键必要证据为由对协议不作认定，严重违反程序。3.针对林高楼提交的证据，一审未给郑毅新的举证期限，剥夺了郑毅的举证权利。 李国珍辩称，《股权抵债协议》的性质就是以股抵债，并非让与担保。若郑毅想要获得股权，须先把所欠的350万元还清。另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之诉，不存在赔偿问题。 林高楼辩称，一、《股权抵债协议》实为郑毅所欠李国珍债务已届清偿期后约定的以股权抵债协议，非让与担保性质。本案，郑毅没有证据证明股权红利足以抵偿其债务，也未按约定支付相应的股权回购款项，且李国珍已就违反《股权抵债协议》约定承担了相应的违约责任。二、林高楼为善意取得股权。1.林高楼与李国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受让股权登记在李国珍名下，郑毅与李国珍就《股权抵债协议》内容也没有向隽达公司及全体股东告知及公示。林高楼并不是《股权抵债协议》的签约人，也不知晓该抵债协议的内容。2.郑毅主张李国珍处分股权的行为无效应当以其支付股权回购价款并享有实际股东权利为前提。但本案中，郑毅既未向李国珍依照依约支付股权回购价款，也未在其将股权折抵给李国珍后再行使隽达公司实际股东权利。3.股权在登记机关的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本案郑毅的股权已变更登记在李国珍名下，林高楼基于公司股权登记的公示方式而产生对李国珍合法持有隽达公司股权之信赖，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所规定的维护善意第三人对权利公示之信赖，以保障交易秩序的稳定及安全。 郑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国珍与林高楼于2017年9月5日签订的《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郑毅1.5%股权转让的相关合同约定无效。2.林高楼将受让李国珍名义持有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隽达公司）1.5%股权返还郑毅，并协助公司变更登记至郑毅名下。3.李国珍在无法将其名义持有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股权返还郑毅时，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65.69万元。4.诉前财产保全费4270元，由李国珍、林高楼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因郑毅、郑明未履行（2015）瓯民初字第370、371号民事调解书还款义务，李国珍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李国珍作为甲方与郑毅、郑明作为乙方于2016年6月10日签订《股权抵债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为履行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2015）瓯民初字第370、371号民事调解书（下称调解书），经充分协调一致，就乙方以质押股权抵债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条款：第一条根据调解书，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截止2016年6月10日，乙方郑毅拖欠甲方的借款本金为人民币160万元，利息82.32万元，本息合计242.32万元，乙方郑明对其中60万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第二条乙方同意将持有的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的股权抵偿给甲方，乙方抵债的该1.5%的股权包括乙方缴交的注册资本金75万元及按股权比例一、二期出资118.88万元等全部权益。甲方同意在本抵债协议完成，股权依法变更到甲方名下后，放弃以上全部债权，双方的债权债务消灭。同时，乙方郑明的连带偿还责任也全部解除。甲方应在股权依法变更到其名下后5日内，向执行法院撤销执行申请，由此产生的执行费用由甲方承担。股权抵债完成后，乙方对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1.5%的股权范围内所有的债权债务及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均由甲方享有和承担。但因甲方又承诺上述股权抵债后，1.5%股权及收益用于归还本协议第一条确定的抵债借款本息，如不足以偿还，甲方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乙方追偿；如偿还后尚有剩余，甲方同意将剩余的收益给乙方。同时，给予乙方赎回已抵债的股权的权力。因此，双方约定如下：１、股权抵债完成后，在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实现收益并分配时，甲方从乙方抵债股权及股权红利的收益超出本协议第一条确定的抵债借款本息的，对超出部分，甲方同意在收益分配后15日内给乙方。若股权红利收益足以抵债时，则甲方应将乙方上述抵债的1.5%股权退回乙方名下。２、如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房产方式分配收益，应以可实现销售价格或以第三方评估的公允价格八折为定价原则。３、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三年内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处分乙方上述抵债的1.5%股权。在本协议签订三年期满后如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5%（不含乙方抵债的1.5%股权）以上股东同意以合理价格将所持股权转让给第三方（非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及其关系方），乙方对甲方以同等条件转让抵债的１.5%股权不持异议。４、甲方承诺上述抵债的股权如因质押、第三方查封和处置，导致股权受损，损害乙方对超出抵债部分的收益权利的，应承担赔偿责任。５、如湖北隽达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增资扩股，甲方同意该抵债的1.5%股权的股东优先认购权，让由乙方行使。６、股权抵债完成后，乙方可对上述抵债股权予以回购，回购价以本协议第一条确定的抵债借款本息确定，可部分回购（１%以上为回购单位），乙方支付完股权回购款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股权转给乙方，否则构成甲方违约。７、乙方有权了解隽达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甲方应予以配合。第四条为简化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甲、乙双方同意按原始价格以股权转让方式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另行签订工商部门提供的股权转让规范合同，该合同仅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需要，若在办理过程中，需由乙方提供有关资料及出具证明，乙方应无条件协助。第五条违约责任１、除不可抗力的原因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应对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并向守约方支付欠款总额30%的违约金。２、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或其他义务，而使守约方遭受损失，则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予以赔偿。第六条生效条件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一式四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二份。2017年2月14日，一审法院向郑毅出具（2015）瓯执字503号案件诉讼费结算（执行扣划）11980元结算票据及向郑明出具（2015）瓯执字504号案件诉讼费结算（执行扣划）8110元结算票据。2017年2月20日，一审法院出具内容分别为“申请执行人李国珍与被执行人郑毅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已经执行完毕[（2015）瓯民初字第370号民事调解书]”和“申请执行人李国珍与被执行人郑毅、郑明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已经执行完毕[（2015）瓯民初字第371号民事调解书]”的证明各一份。2017年9月5日，李国珍作为甲方（转让方）与林高楼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同意将其在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叁佰柒拾伍万元整人民币（即公司注册备案股权资金额）的出资7.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五、特别约定：１、本次甲方转让给乙方的7.5%股权中有1.5%股权系甲方从公司原股东郑毅抵债取得，乙方同意甲方对该1.5%的股权有回购权。回购价格为242.32万元。２、如果甲方未回购，该1.5%股权收益在242.32万元以内归乙方所有，收益超出242.32万元部分归甲方所有。３、甲方如需了解1.5%股权的经营状况，乙方应给予提供方便。协议尚约定其他事项。郑毅得知李国珍转让股权后诉至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李国珍向郑毅支付垫付执行费20090元、违约金726960元，共计747050元。2、李国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闽0783民初597号民事判决：1.李国珍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郑毅代交的执行费13140元；2.驳回告郑毅的其他诉讼请求。郑毅不服上述判决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闽07民终1327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一审法院第一项判决，撤销第二项，并判决李国珍向郑毅支付违约金70000元，驳回郑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是，李国珍与林高楼之间《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本案属于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郑毅未明确《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情形，但在审理过程中，郑毅提出林高楼非善意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郑毅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故根据上述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郑毅确认合同无效应同时具备两点，一是李国珍与林高楼恶意串通；二是《股权转让协议》损害了郑毅利益。经庭审举证及当事人陈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尚未实际损害郑毅的利益：1.郑毅与李国珍的《股权抵债协议》第二条第一项约定了股权抵债完成后，隽达公司分配股权红利收益足以抵债时，则李国珍应将1.5%股权退回郑毅。但郑毅并未举证证明股权已分配且红利收益足以抵债，故其依据该条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损害了其利益，证据不足，不予支持。2.对于郑毅提出的第二条第三项“李国珍承诺未经郑毅同意，李国珍三年内不得处分股权”及其三年后股权的处置。该条是李国珍承诺对自身权利的限制，从该条内容来看并无设置郑毅的利益。实际上该条应当与抵债协议的其他条款，尤其是第二条第六项条款结合才使郑毅享有了相对完整的回购利益。《股权抵债协议》第二条第六项约定了“郑毅可以进行股权回购，回购价以第一条借款本息确定，郑毅支付完股权回购款后15个工作日内，李国珍应将股权转给郑毅”。郑毅主张其向李国珍发出了回购通知，但李国珍未回应，即李国珍因股权转让与林高楼，导致郑毅无法回购股权，利益受到了损害。郑毅虽然发出回购通知，但是对于回购价格并未按照原借款本息242.32万元确定，且其存款明细显示准备资金亦不足上述数额。而李国珍未予回应，双方未达成股权回购价格的合意，且李国珍亦抗辩至今并未收到郑毅支付的回购款，故无权要求李国珍将股权转回登记至郑毅名下。郑毅据此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损害其利益，理由不成立。综上两点，李国珍与林高楼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必然对郑毅利益造成损害，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前提下法律不禁止当事人为谋利而订立合同，因而对《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恶意串通（非善意取得）无审查必要，对郑毅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林高楼是否应当将涉案1.5%股权及收益返还郑毅。郑毅提出法律依据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即：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郑毅认为《股权抵债协议》系让与担保性质，其系1.5%股权的所有人，故有权追回。对此，郑毅与李国珍之间的《股权抵债协议》性质问题，与该争议焦点有重要关联，故应对涉案《股权抵债协议》是否是让与担保性质的协议进行分析认定。我国目前尚无法律法规对让与担保作出明确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及通说认为，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为担保债权的实现，将担保标的物之整体权利移转给债权人，在债务履行完毕后，标的物的整体权利又回归于债务人;在债务届时未能得到清偿时，债权人有就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由此可见让与担保应兼具“让与”及“担保”的属性。涉案《股权抵债协议》，具备让与性质双方均无异议。是否具有担保性质存在争议。郑毅主张《股权抵债协议》第一部分李国珍的债权通过抵债而消灭，《股权抵债协议》第二部分约定回购产生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由此股权为新的债权作担保，李国珍及林高楼不予认可。对此，可以明确的是李国珍的债权通过抵债而消灭。双方约定了股权回购属于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无疑，但是郑毅认为产生为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或是产生新的债权、新的债务，逻辑关系不正确，理由不充分。综上，《股权抵债协议》消灭了债权债务，并无需要担保的基础，即《股权抵债协议》不具备“担保”属性，不符合让与担保协议的特征，对郑毅的意见不予采纳。郑毅并非1.5%股权的所有人，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由林高楼返还1.5%股权并支付股权收益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对于郑毅第三项要求李国珍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对《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及无效后的处理问题进行审理，故原告的该诉请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此外，法院已对郑毅的该项诉请作出二审生效判决，郑毅如果认为有新的事实出现，应另行处理或起诉。郑毅诉请财产保全费用由李国珍、林高楼负担，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69元，由郑毅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郑毅于二审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债务分配调账表》、《清算决议》等证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供并经双方确认无误，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郑毅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7民终1327号民事判决书中，有相关内容表述：“案涉合同中，在以股抵债的基础上，还对郑毅、郑明享有股权回购权、增资扩股认购权、经营和财务状况的知情权及在收益超过原债务时，郑毅、郑明享有多余利益取回权和股权的归还做了约定，……”一节事实部分提出异议，经查，一审判决对（2018）闽07民终1327号民事判决书相关内容的引述无误，本院予以确认。郑毅另认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股权抵债协议》中约定的多余利益的返还等相关内容，该异议实质上是对案涉《股权抵债协议》性质的认定以及郑毅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亦系本案的争点问题，本院在下文中一并予以分析、认定。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6年6月10日，郑毅同时与案外人张华珍签订一份《股权抵债协议》，将其另持有的隽达公司的9.5%股权以抵债的方式转让给张华珍。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的1.5%股权转让是否存在无效的问题。二是关于林高楼是否应当返还案涉1.5%股权的问题。三是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 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的1.5%股权转让是否存在无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郑毅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是李国珍与林高楼恶意串通完成股权转让损害其利益。因此，该项诉讼主张能否成立需结合涉案股权转让双方主观上是否具有恶意以及履行协议是否存在损害郑毅利益的行为结果予以分析。具体到本案，第一，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第五条“特别约定”约定，“本次李国珍转让给林高楼的7.5%股权中有1.5%股权系李国珍从公司原股东郑毅抵债取得，林高楼同意李国珍对该1.5%的股权有回购权。回购价格为242.32万元……”。从该约定可以看出，李国珍与林高楼在转让股权时，双方已就李国珍享有案涉1.5%股权的回购权设定了特别约定，即郑毅基于《股权抵债协议》中关于股权红利足以抵债后享有的回购权、多余利益取回权等权利并不因李国珍的转让行为而消灭。换言之，即便林高楼在受让案涉1.5%股权时知晓郑毅与李国珍对该股权有作特别约定，但在其同意李国珍对案涉1.5%股权享有回购的的情况下，难于得出林高楼恶意受让股权以及其与李国珍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之嫌疑。第二，虽然郑毅基于《股权抵债协议》享有多余利益取回权及回购权，但郑毅并未举证证明案涉股权已分配且红利收益足以抵债，其虽有向李国珍发出回购通知，但并未支付相应对价款，因此，没有证据证明李国珍转让股权的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第三，郑毅将案涉1.5%股权抵债给李国珍时，双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李国珍与林高楼均系隽达公司的股东事实不争，李国珍将自己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系自主处分财产权利的合法行为。林高楼亦已向李国珍支付了对价,并已进行了工商登记信息的变更。综合上述分析，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郑毅亦未能举证证明李国珍转让股权的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或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其他应当被确认为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其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的1.5%股权转让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林高楼是否应当返还案涉1.5%股权的问题。郑毅主张《股权抵债协议》在性质上属于让与担保，李国珍并非案涉1.5%股权的所有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其无权处分涉案股权。对此，本院认为，郑毅与李国珍签订的《股权抵债协议》在性质上并非让与担保，对于该协议的性质，一审法院已作充分论述，且认定正确，本院对此不再赘述。即李国珍基于《股权抵债协议》取得案涉1.5%股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非无权处分人。退一步说，即便李国珍并非案涉1.5%股权的实际所有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在郑毅没有证据证明林高楼在主观上并非善意且案涉股权受让价格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郑毅无权向林高楼主张返还股权，故郑毅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郑毅要求李国珍赔偿损失的诉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郑明虽是《股权抵债协议》的合同主体，但郑明从未成为隽达公司的股东，即使其与郑毅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本案的实体处理也并不影响其实际权利，且二审中，郑明作为郑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全程参与本案诉讼，并且在庭审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故，为了避免诉累，本院对于郑明以一审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为由要求本案发回重审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对于郑毅提出的一审未对林高楼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进行鉴定的问题，因该申请事项并不影响本案对恶意串通行为作出的认定，一审不予准许并无不当。郑毅提出的一审法院其他程序违法问题，经审查，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郑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69元，由郑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争春 审判员  夏 雯 审判员  吴彦瑾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庄淑鸿 书记员任云卿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