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2民初9903号 原告（反诉被告）：刘芳淑，女，196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河南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张理铭，男，197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普，浙江三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少军，男，196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登封市。 原告刘芳淑为与被告张理铭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6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被告提出反诉，本院决定予以合并审理，并依法追加王少军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刘芳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被告（反诉原告）张理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普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少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芳淑向本院起诉，请求判决：1.依法撤销原、被告于2017年6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2.被告向原告返还款项15万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3年11月21日经他人介绍认识，原告当时是北京中京惠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京惠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被告认识原告后承诺有高级管理才能且能带领公司发展壮大。原告信以为真,而后通过股东会会议,在2014年1月16日将中京惠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更换为被告，且被告持有中京惠农公司的股权。被告在担任中京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不但未给公司创造任何价值，还利用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给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4年7月被告引咎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2014年12月17日,中京惠农公司召开股东会,最终决定被告同意将自己在中京惠农公司拥有的全部出资210万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20%）按折损价120万元转让给新增股东王少军，双方在北京市通州区工商局进行了股权转让、股东变更手续。2017年6月份,被告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到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控告原告涉嫌诈骗,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于2017年6月17日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原告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被告乘人之危要求原告购买其在中京惠农公司不存在的股权且将借条作废,原告不得已与被告再次签订了购买被告在中京惠农公司已转让给新股东王少军的股权,股价为205万元,并强行让原告女儿刘虹秀、女婿陈凯作连带责任保证，且让原告女儿刘虹秀在协议签订当天即2017年6月26日支付给被告15万元股权转让款。双方纠纷曾于2017年诉至鄞州法院，鄞州法院认为双方纠纷涉嫌刑事案件驳回双方起诉。后经公安机关侦查认为不属于刑事案件并于2018年7月13日撤销案件。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在中京惠农公司的股权已合法转让给新股东王少军，被告利用原告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机，严重违反《公司法》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和《民法通则》诚实信用的原则,采取欺诈或乘人之危的手段与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根据，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现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张理铭答辩称：原告起诉事由与事实不符。被告于2013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原告，原告声称有关系和能力可以为被告经营的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顺达公司）办理采矿证，于是双方于2013年11月21日及2014年5月22日达成协议，以互相参与对方公司股份的方式进行合作。被告应原告要求陆续向原告汇款2960115元，同时又现金支付部分款项用于原告宣称的办理采矿证的费用。但由于原告本身并无能力，且其宣称的社会关系等均系虚构，故实际未能为被告办好采矿证。为此，被告提出异议，双方于2014年8月16日达成协议，原告确认无法办理采矿证的事实及原告应向被告赔偿损失。该协议订立后，由于原告一直未能兑现赔偿承诺及归还款项，且原告虚构了事实，被告于2017年向公安机关报案，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立案后对原告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原告通过代理律师及家属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达成涉案的谅解协议。2.涉案《协议书》系原告代理律师起草，其中原告为脱罪提出回避办采矿证事实，仅体现折价赔偿事宜，被告为了能早日拿回损失，故同意并签字，并据此出具谅解书，故涉案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不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并且没有任何欺诈或者乘人之危的手段，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原告只履行了15万元付款义务，剩余款项190万元至今未付。3.协议书关于王少军股份的问题，实际上王少军仅仅是被告在中京惠农公司的股权代持人，不存在虚构股权的问题，原告对此也是明知的，故原告起诉的基础有问题。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未履行《协议书》确定的付款义务，尚有190万元未支付被告，故被告提起反诉，请求判决：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协议款19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 原告（反诉被告）刘芳淑针对被告（反诉原告）张理铭的反诉答辩称：1.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系被告在乘人之危的情况下签订，该《协议书》应当予以撤销。2.当事人明确认可被告在中京惠农公司已经没有股权，被告的股权不存在，原告系不得已的情况下签订购买被告在中京惠农公司已转让给王少军的股权的协议。3.被告控告原告的刑事案件中出具的谅解书与《协议书》没有必然关联。综上，请求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少军未到庭陈述，其在本院向其调查时陈述称：其于2013年与中京惠农公司合作，并在河南登封设立了中京惠农公司的分公司。2014年，因张理铭长期不在北京，离公司远，公司开会、协商事情等都不方便，故张理铭提出把股权转给他。其为了给张理铭解围，2014年12月17日，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从张理铭处受让了20%的股权，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时其他股东都知道。其不是代张理铭持股，当时约定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张理铭同意等其有钱时再支付。其受让股权后，未参与公司经营，过了一段时间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其就离开了，2015年4月，其又将股权转到了王佳琪名下，王佳琪也没有向其支付转让款。目前在公司内部其仍然是股东。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 原告刘芳淑原系中京惠农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张理铭系鑫顺达公司的经营者。2013年11月21日，中京惠农公司与鑫顺达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中京惠农公司参与控股鑫顺达公司51%股份，法人代表继续由张理铭担任，由中京惠农公司派出两名工作人员配合公司法人进行日常生产及财务管理工作，并建立独立财务账户由双方共同监管，公司原有投资2600万元归原股们所有，探矿证办完后双方投资陆续收回。”同月22日，案外人刘杰、原告刘芳淑与被告张理铭又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刘杰、刘芳淑保证能够在一年内办结张理铭个人、鑫顺达公司三个采矿证。若办证不成，刘杰、刘芳淑退还全部办证费用，赔偿张理铭所有损失。刘芳淑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中京惠农公司承诺对整个办证损失作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作为对2013年11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补充。”2014年5月22日，鑫顺达公司（甲方）与中京惠农公司（乙方）又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办理探矿证，甲方股东无偿转让51%给乙方，若乙方将公司探矿证（三个证）办理完毕，2014年5月22日签订的转股协议生效，若乙方不能在一年内将探矿证（三个）办理完毕，2014年5月2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乙方不在甲方公司占任何股份。若乙方无法在一年内办结采矿证，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将无偿所受让的51%鑫顺达公司股份无偿无条件转让给出资人张理铭。”上述协议签订后，同月23日，鑫顺达公司的股东由刘文凤、王朝平、张理铭变更为刘文凤、王朝平、张理铭、中京惠农公司，其中中京惠农公司的出资为25.5万元，占公司51%股份。同时，2014年1月16日，中京惠农公司股东会进行决议，决定张理铭受让中京惠农公司的股份，成为该公司新股东、法定代表人。2014年3月10日，被告张理铭正式受让中京惠农公司股份，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占中京惠农公司股权40%。2014年1月至7月期间，被告张理铭陆续向刘芳淑或者其指定人员汇款。2014年7月23日，经中京惠农公司股东会决议，张理铭将其在中京惠农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高永强、陈孟合，刘芳淑将股权转让给申书杰、刘虹秀。同时免去张理铭执行董事职务。2014年7月30日，张理铭与刘芳淑进行对账，张理铭出具《说明》一份，根据该说明，截止2014年7月30日张理铭投资400万元入股中京惠农公司，并占公司20%股份，扣除汇款和各种开支（合计2960115元），尚欠1039885元投资款未到位。为此，张理铭出具欠条一份（欠款金额为1039885元）。2014年8月16日，中京惠农公司与鑫顺达公司又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2013年11月21日双方在青龙县签订协议，中京惠农公司（甲方）愿意参与鑫顺达公司（乙方）51%股份，甲方愿意出资补充乙方公司流动资金，使乙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甲方派人协助乙方公司法人进行日常管理，甲方愿意出面办理乙方公司探矿许可证及采矿许可证，并支付费用，甲方承诺愿意缴纳控股公司（乙方公司）的办证矿价款。2014年8月16日，甲方提出，因甲方公司资金紧张，无法出资给控股公司（乙方公司）增资扩建，无法派人到乙方公司协助公司法人日常生产管理及财务管理，也无法出面支付办证勘探组费用、垫付公关费用，更不方便出面办探矿证、采矿证，并缴纳办证矿价款，可能给控股公司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特向乙方提出解除2013年11月21日签订的协议。经双方协商商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2013年11月21日签订的协议，甲方不再参与控股鑫顺达公司51%股份，不再出资、不再派人、不再支付费用、不再支付矿价款，放弃在控股公司（乙方公司）一切权益、权利，一致同意原协议同时作废。”在该《协议书》右下方，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1.甲方赔偿乙方合理的损失，具体金额由甲方法人代表刘芳淑和乙方协商，甲方承担所有损失；2.甲方在鑫顺达公司所占有的51%股份无条件转让归还给乙方大股东张理铭；3.乙方全权委托张理铭跟甲方交涉处理；等等”。2014年12月17日，中京惠农公司、刘芳淑向原告出具一份《说明》，载明：“截至2014年12月17日，张理铭共给公司（垫付）支付费用及出资共4010115元足额出资，占20%股份，为便于管理，同意张理铭20%公司股份由王少军代为持股，同意刘芳淑30%公司股份由刘虹秀代为持股，同意张理铭和刘芳淑互为一致行动人。”同日，张理铭与王少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张理铭在中京惠农公司20%股份以120万元的价格转给王少军，工商登记也进行了变更。但王少军并未向张理铭支付任何对价。因原告刘芳淑一直未与张理铭结算并支付款项，2017年6月，被告张理铭以刘芳淑诈骗为由向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报案，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立案后对刘芳淑采取了刑事拘留。同年6月26日，甲方刘芳淑、乙方张理铭、丙方刘虹秀、陈凯（系刘芳淑女儿、女婿）、中京惠农公司代表人张建合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张理铭于2014年7月30日前通过刘芳淑账户出资2960115元作为中京惠农公司的股东，多方均认可确认。2014年7月30日之后张理铭以汇款及现金方式交给刘芳淑的所有款项原用于张理铭所在的鑫顺达公司事项款，本应退还，然而由于张理铭借中京惠农公司及股东刘虹秀的借款，经张理铭同意用来抵扣借款40.5万元，剩余2555115元偿还的相关事宜，多方达成以下协议：1.张理铭出资的2960115元扣除借刘虹秀及中京惠农公司借款，尚有2555115元，现刘芳淑愿意以205万元的价格购买张理铭2014年7月30日确认的原在中京惠农公司对应的股权。本协议签订生效后视为张理铭已履行完所有出让股权的义务。2.刘芳淑于2017年6月27日前支付给张理铭15万元，于2017年8月10日前支付给张理铭35万元，于2017年12月30日前支付给张理铭155万元，由丙方刘虹秀在中京惠农公司的20%的股权及丙方两个人作为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3.此协议生效后，张理铭与刘芳淑以及张理铭与中京惠农公司相关关联人之间再无其它任何经济纠纷，互相不再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多方的关联借条、欠条、收条均作废，多方纠纷以此协议确认的205万元为准。4.此协议与以前多方协议不一致的，以此协议为准。”同日，被告张理铭向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区分局出具一份《谅解书》，表示：“张理铭举报刘芳淑涉嫌诈骗罪，海曙公安分局已立案，张理铭与刘芳淑、中京惠农公司之间的经济账目及定性都已结清，所有的行为属误会，有关经济纠纷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已达成协议。由此张理铭向公安机关提出谅解书，请求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不再追究刘芳淑的相关刑事责任。”协议签订后，刘虹秀支付给了张理铭15万元。2017年6月28日，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区分局对刘虹秀进行询问时，刘虹秀表示：“2014年8月张理铭在中京惠农公司的股份由王少军代为持股便于操作，期间张理铭与其母亲刘芳淑之间产生不少误会，现通过律师与母亲见面，并在2017年6月26日与张理铭达成了协议，协议的意思是张理铭退出中京惠农公司，由刘芳淑出面将张理铭的股权回购2960115元，扣除张理铭借款40.5万元，还有2555115元，现双方协议作价205万元收回。”2017年6月29日，2017年6月30日，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区分局向刘芳淑讯问时，刘芳淑表示2017年6月26日的协议是中京惠农公司及其女儿刘虹秀与张理铭协商一致的结果，其也认可该结果，同意张理铭退股，协议作价205万元，协议中“刘芳淑”也是律师会见时由其本人所签。随后，刘芳淑被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取保候审。但刘芳淑未履行2017年8月10日第二期付款义务。2017年8月16日，张理铭向本院起诉刘芳淑、刘虹秀、陈凯，要求刘芳淑支付第二期款项35万元，刘虹秀、陈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刘芳淑提出反诉，要求撤销2017年6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张理铭返还不当得利款15万元。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刘芳淑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尚在侦查中，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于2018年3月2日裁定驳回张理铭的起诉和刘芳淑的反诉。刘芳淑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7月12日，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对张理铭被诈骗案以根据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为由作出撤销此案的决定。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2017年6月26日《协议书》、中京惠农公司股东会决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说明》、《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2017）浙0212民初990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8）浙02民终2028号民事裁定书、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撤销案件决定书、银行转账凭证、《证明》等证据，被告提供的2013年11月21日《协议书》、2013年11月22日《补充协议书》、收条、2014年5月22日《协议》、2014年8月16日《协议书》、2014年12月17日《说明》、收据、汇款凭证、讯问笔录、询问笔录、《谅解书》等证据，以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第三人笔录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供的多份协议可以确认，自2013年起原、被告以双方分别参股到对方公司的方式进行合作，合作的项目是刘芳淑为张理铭经营的鑫顺达公司办理探矿证、采矿证。为此，被告张理铭自2014年1月起陆续向原告汇款或为此花费费用合计296万余元。后因刘芳淑承诺的采矿证一直没有办理下来，双方经协商后决定解除合作，双方分别从对方公司退股，且刘芳淑承诺赔偿张理铭损失。但因刘芳淑迟迟不予结算并支付赔偿款，导致被告的投资款无法收回，为此被告以原告涉嫌诈骗而向公安机关报案。最终双方在刘芳淑女儿刘虹秀、女婿陈凯的协调下达成了2017年6月26日协议，刘芳淑通过女儿支付了协议项下第一期款项15万元。现刘芳淑认为该协议是被告欺诈或乘人之危的情况下订立，应予以撤销。本院认为，该份协议形式上看是刘芳淑以205万购买张理铭在中京惠农公司的股权，但其实质是原、被告双方对2013年以来的所有合作予以解除所进行的最终结算，该协议不存在欺诈或乘人之危的情况。首先，原、被告合作以来，张理铭投入资金296万余元的事实经双方多次确认，客观属实；其次，在该份协议产生之前，双方早在2014年8月16日就对解除合作、刘芳淑退赔张理铭款项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协议，只是对退赔金额未在协议中列明；第三，该协议明确，此协议生效后，张理铭与刘芳淑以及张理铭与中京惠农公司相关关联人之间再无任何经济纠纷，多方所持有的关联借条、欠条、收条均作废，故该协议实际系双方最终进行的结算；第四，讼争协议签订时张理铭在中京惠农公司确实已没有股份，股份已转入王少军名下，但王少军并没有支付对价，故王少军陈述股权属于真实转让的事实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也与中京惠农公司的证据及其他股东的陈述相悖，本院不予认定。讼争协议中明确刘芳淑购买的是张理铭2014年7月30日确认原在中京惠农公司对应的股权；被告刘芳淑及其女儿刘虹秀（系中京惠农公司股东）对签订协议时张理铭名下没有股权是明知的，且2014年12月17日中京惠农公司、刘芳淑向张理铭出具的《说明》以及刘芳淑、刘虹秀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可以证实两人明知王少军为张理铭代持股份的事实。故原、被告以股权转让的名义结算款项，也并不违背客观事实。基于上述四点，本院认为原告提出被告存在欺诈依据不足。同时，原告在接受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为取得被告的谅解、改变刑事强制措施、避免被公安机关继续侦查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与被告就双方的经济纠纷进行协商并签订协议，是原告权衡利弊后作出的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原告认为是被告乘人之危，于法无据。相反，原告在被告出具谅解书、公安机关对其变更强制措施后即违反约定拒不履行协议，有违诚信原则。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2017年6月26日的协议系双方解除合作所作的最终结算，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原告要求撤销该协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按协议约定支付剩余款项19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刘芳淑的诉讼请求; 二、反诉被告刘芳淑支付反诉原告张理铭190万元，并以190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诉案件受理费33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950元，均由原告刘芳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彬彬 人民陪审员  应丽春 人民陪审员  柯亚顺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干依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