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34517号原告：刘小英，女，1970年9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原告：龚某1，女，199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某2，龚某1之父，男，197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慧，北京银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康瑞芝，女，1941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亚亭，康瑞芝之子，1969年2月27日出生，满族，无业。被告：高亚媛，女，1971年11月29日出生，满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高亚萍，女，196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玲，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小英、龚某1与被告康瑞芝、高亚媛、高亚萍用益物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小英、龚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慧，龚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某2，被告康瑞芝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亚亭，被告高亚媛、高亚萍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小英、龚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原告对海淀区柳浪家园北里×1号、柳浪家园北里×2号有居住使用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刘小英与被告康瑞芝之子高亚庆于2011年12月29日登记结婚，婚后原告刘小英及女儿龚某1一直与高亚庆共同居住生活在海淀区六郎庄大街×3号。原告刘小英因与高亚庆感情不和于2012年3月9日在海淀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离婚时，因原告不清楚共同财产故在离婚协议上写双方无共同财产。离婚后二原告得知2012年四五月间原告与高亚庆居住的房院拆迁，高亚庆作为被腾退人与北京市海淀区六郎庄村委会签订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安置人口三人高亚庆、刘小英、龚某1。拆迁协议中获得两套安置房屋分别是：海淀区柳浪家园北里×1号、海淀区柳浪家园北里×2号。高亚庆2013年8月6日去世，高亚庆的父母高德猛与康瑞芝2001年离婚，高德猛2010年9月2日去世。高亚庆与原告刘小英离婚后未再婚无子女。被告康瑞芝作为高亚庆的继承人，将上述两套安置房屋分别赠与给被告高亚媛和高亚萍。二原告曾起诉被告康瑞芝要求对拆迁取得的安置房、补偿款分家析产，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京01民终855号民事判决，确认原告对上述安置房屋享有一定的权益。二原告对上述安置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三被告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现起诉至法院请依法处理。康瑞芝、高亚媛、高亚萍共同辩称，法院应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依法追究刘小英虚假诉讼、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一、刘小英主张案涉房屋的居住使用权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故意捏造事实，进行虚假诉讼、虚假陈述，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高亚庆系康瑞芝的长子，高亚庆因为身体多病，始终未婚，一直与母亲康瑞芝共同生活，居住在康瑞芝名下海淀区六郎庄大街×3号院（以下简称×3号院）。2011年六郎庄村搬迁腾退，根据当时搬迁政策，高亚庆符合单独认定为被腾退人的条件，因此康瑞芝将×3号院宅基地面积分割给高亚庆27平方米，由高亚庆单独签订搬迁协议。在签订协议前，高亚庆说村里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的（就是本案原告之一刘小英）带一个孩子（就是龚某1），可以和他办理结婚登记。为了防止日后发生纠纷，高亚庆与刘小英于2011年12月27日签订了《婚前财产协议》，约定“本人刘小英与高亚庆签订自愿协议，婚后无论发生各种情况，以致于离婚，女方无权分割财产，子女无权继承财产。高亚庆名下的所有财产归高亚庆个人所有，此协议属平等自愿协商签订，如有反悔，愿负法律责任。”12月29日高亚庆与刘小英进行了结婚登记，12月31日高亚庆与海淀区六郎庄村民委员会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书》，并于2012年3月1日获得搬迁款，3月9日高亚庆与刘小英进行了离婚登记，并于当日给付刘小英人民币10万元作为感谢费。高亚庆与刘小英结婚登记后，根本没有共同生活过，高亚庆仍与母亲康瑞芝共同生活，刘小英一直和他真正的丈夫龚某2共同生活，当时在六郎庄村租房居住，（因为拆迁的原因，为了获得10万元感谢费，龚某2也与六郎庄村另一位高姓女子进行了结婚登记。）因此，原告诉称“婚后原告刘小英及女儿龚某1一直与高亚庆共同居住生活在海淀区六郎庄大街×3号。原告刘小英因与高亚庆感情不和于2012年3月9日在海淀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离婚时，因原告不清楚共同财产故在离婚协议上写双方于共同财产。离婚后二原告得知2012年四五月间原告与高亚庆居住的房院拆迁”是在编造事实，虚假陈述。根据双方签订的《婚前财产协议》的内容足以证实该协议是双方愿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此约定高亚庆名下的所有财产，当然包括搬迁利益，无论是安置房还是补偿、补助款均属于高亚庆个人所有，与二原告无关。因此，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的“双方无共同财产”是客观事实。原告诉称“离婚时因原告不清楚共同财产故在离婚协议上写双方无共同财产”也是编造事实，虚假陈述。而且原告的此陈述与其陈述的“婚后原告刘小英及女儿龚某1一直与高亚庆共同居住生活在×3号院。”相互矛盾，2011年下半年开始居住在该村的村民及租房的住户均知道该村搬迁的事实，因为有拆迁公司、评估公司等工作人员入户测量、张贴告示、下发通知等等，该村村民和租房户都开始到处租房准备搬家，刘小英和龚某2也是因为当时搬迁的原因才搬离的六郎庄。刘小英办理完离婚登记后获得10万元的感谢费，足以证实刘小英对搬迁的事实是明知的，对于签订的《婚前财产协议》及《离婚协议书》均是自愿的。因此其所述“离婚后二原告得知2012年四五月间原告与高亚庆居住的房院拆迁”是在故意隐瞒事实。关于刘小英对×3号院相应拆迁补偿利益的权利主张，在二原告起诉康瑞芝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中，（2017）京0108民初29825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Ol民终855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高亚庆与刘小英签署的《婚前财产协议》、《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刘小英无权主张分割×3号院的拆迁利益，因此其诉求享有对海淀区柳浪家园北里×1号房屋（以下简称×1房屋）及海淀区柳浪家园北里号楼×2房屋（以下简称×2房屋）居住使用权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上述判决已经生效，发生了既判力，刘小英无视生效的法院判决，坚持编造的事实，第三次向法院起诉，违背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诚信原则，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之规定，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罪，故申请贵院依法追究其虚假诉讼、虚假陈述的民事直至刑事法律责任。二、龚某1主张案涉房屋居住使用权的诉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l、根据当时六郎庄的搬迁政策，被安置人口享有的仅仅是每人50平方米的优惠价安置房指标，该面积需要交付购房款购买才能获得实际的安置房屋。案涉的×1、×2房屋的购房款的来源均为康瑞芝分给高亚庆27平米房屋在拆迁过程中根据房屋、宅基地和院落所获得的补偿、补助款及各项奖励费，刘小英和龚某1没有支付购房款。（2019）京01民终85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农村拆迁补偿中按所涉人口数取得的优惠购房权系基于特定身份获得的优惠安置利益，但并非优惠取得的物权本身，且龚某1对于诉争院落亦无贡献。”既然龚某1不享有物权本身的利益主张，就不应该享有基于物权而产生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各项权利，因此其也无权主张使用权。2、根据六郎庄的搬迁政策，是对六郎庄地区实施宅基地整体腾退改造，是针对符合条件的六郎庄村村民及符合条件的亲属的特定身份给与的每人50平方米的优惠购买安置房指标。高亚庆名下×3号院搬迁的补偿利益为一个整体，来源于×3号院的宅基地和房屋，50平方米的优惠购房指标的前提和基础是高亚庆系六郎庄村村民、享有×3号院房屋的所有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而不是六郎庄村无偿赠送给龚某1的。至今龚某1也不是六郎庄村村民，不享受六郎庄村村民的任何待遇，因此其不符合安置房的居住使用条件。综上l、2，高亚庆利用龚某1的50平方米的优惠购房指标购买的安置房实际上是为了享受优惠价格4500元/平方米，少交一部分购房款而己，因此，龚某1主张房屋居住权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如果认为高亚庆使用了其优惠价购房指标，获得了一定的利益，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关于相关问题的指导性意见，应该主张其他权益，而不应该主张居住使用权。3、龚某1的出生时间1997年10月18日，到2011年12月27日刘小英与高亚庆进行结婚登记，签署《婚前财产协议》时其年龄为15周岁，为未成年人，其母刘小英为其法定监护人，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母亲行使，她应该承受其法定监护人代理其做出的法律行为的后果。刘小英在《婚前财产协议》中明确表示“高亚庆名下的所有财产归高亚庆个人所有。”上述一、二审判决书中亦认定了此协议合法有效。龚某1亦应承受此协议内容的各项约定。根据此约定，高亚庆作为被腾退人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所有拆迁利益理应属于高亚庆一人所有。现在龚某1已年满18周岁，如果认为其母亲刘小英当年签订的《婚前财产协议》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根据当时实施的《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及现行《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规定，龚某1可以要求其母亲刘小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应该另行解决，与本案答辩人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康瑞芝与高德猛原系夫妻关系，高亚庆系康瑞芝与高德猛之子。2001年6月8日，康瑞芝与高德猛经（2001）海民初字第6359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离婚，并约定双方共同所有的×3号院归康瑞芝所有。高德猛于2010年9月2日去世。2011年12月27日，高亚庆与刘小英签订《婚前财产协议》，其中约定：本人刘小英与高亚庆签订自愿协议，婚后无论发生各种情况，以致于离婚，女方无权主张分割财产，子女无权继承财产，高亚庆名下的所有财产归高亚庆个人所有，此协议属平等自愿协商签订，如有反悔，愿负法律责任。2011年12月29日，刘小英与高亚庆登记结婚，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龚某1系刘小英个人婚前所生子女。龚某1于1997年10月18日出生，刘小英与高亚庆登记结婚时，龚某1尚未成年。2011年12月31日，高亚庆（乙方，被腾退人）与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乡六郎庄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六郎庄搬迁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主要约定：甲方因新农村建设需要，须拆除乙方在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乡六郎庄村大街×3号院房屋并腾退乙方使用的宅基地。一、甲、乙双方确认，乙方合法有效的宅基地面积为27平方米，安置人口3人，分别是高亚庆、刘小英、龚某1。二、乙方置换、购买安置房如下：1、六郎庄新村×1号2居室，预测建筑面积78.08平方米；2、六郎庄新村×2号2居室，预测建筑面积78.2平方米，共计2套，总建筑面积156.28平方米。三、合法有效宅基地面积（1:1）和安置人口（人均50平方米）置换安置楼房面积，若面积不足或剩余，按以下办法处理：（一）根据合法有效宅基地面积置换后，若安置楼房面积超过合法有效宅基地面积6.28平方米，依据本次搬迁腾退方案，应补交购房款。（二）根据安置人口置换，安置楼房面积超过合法有效宅基地面积123平方米，依据本次搬迁腾退方案，应补交购房款。五、乙方在合法有效宅基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面积为27平方米，评估作价14063元。七、款项结算：1、依据本次搬迁腾退方案，结合本户实际情况，应得各项补偿、补助、奖励共计1110235元；2、依据本次腾退改造方案及本协议第三条第（一）、（二）款，乙方应补交购房款479224元；4、乙方补偿、补助及奖励费扣抵购房款后总款为645074元。协议书另对交房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2年3月9日，刘小英与高亚庆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中约定：高亚庆、刘小英2011年12月29日在海淀民政局登记结婚，现因性格不合原因离婚，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双方自愿离婚；2、双方婚后无共同财产；3、双方无共同财产；4、双方无债务。高亚庆于2013年8月6日去世。康瑞芝系高亚庆的唯一继承人，高亚庆去世后，由康瑞芝继承其所签《六郎庄搬迁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置换、购买的两套安置房。后康瑞芝将两套安置房分别赠予给高亚媛及高亚萍。2013年11月6日，高亚萍、高亚媛分别就柳浪家园北里×1房屋、柳浪家园北里×2房屋与北京万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镇六郎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回迁安置交房协议书》。现该两套房屋已交房，未办理产权证，分别由高亚萍、高亚媛实际居住使用。2017年，刘小英、龚某1将康瑞芝诉至本院，要求分割高亚庆签订《六郎庄搬迁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书》所获得的两套安置房与拆迁款。本院对该案经审理作出（2017）京0108民初2982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就刘小英是否有权主张分割上述财产，根据高亚庆与刘小英签订《婚前财产协议》，双方已明确约定“女方无权主张分割财产……高亚庆名下的所有财产归高亚庆个人所有”，该部分约定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依据《婚前财产协议》内容，双方已对高亚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明确约定归高亚庆个人所有，刘小英无权主张分割，同时，根据刘小英与高亚庆所签《离婚协议书》，双方于2012年3月9日离婚时亦再次确认了双方无共同财产的事实。在刘小英认可其未参与×3号院建设且其未提供明确证据证明双方在×3号院共同居住生活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于庭审中的陈述及本案现有证据，高亚庆所有的×3号院部分宅基地应属高亚庆个人财产，高亚庆据此签订《六郎庄搬迁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书》所得的回迁安置房屋及拆迁款亦应归高亚庆个人所有，刘小英无权主张分割，对刘小英主张分割上述财产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就龚某1是否有权主张分割上述财产，龚某1系高亚庆继子女，其在×3号院拆迁腾退时未成年，且亦未参与×3号院的建设，其缺乏对高亚庆所有的×3号院拆迁所得拆迁利益主张分割的权利基础。此外，龚某1未能就其与高亚庆形成抚养关系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实，故龚某1亦无权主张继承高亚庆的遗产，对龚某1主张分割上述财产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驳回刘小英、龚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刘小英、龚某1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京01民终85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就刘小英是否有权主张分割诉争拆迁利益，根据高亚庆与刘小英签订的《婚前财产协议》，双方已明确约定“高亚庆名下的所有财产归高亚庆个人所有”，其后×3号院虽然经过拆迁，但是之后刘小英与高亚庆签订《离婚协议书》协议离婚，明确约定双方无共同财产。上述《婚前财产协议》及《离婚协议书》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故刘小英无权主张分割诉争的拆迁利益。就龚某1是否有权主张分割上述拆迁利益，×3号院在刘小英与高亚庆结婚之前已经存在，且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对于院落内房屋并无增扩建行为，保持原状，拆迁腾退时龚某1未成年，户口未迁入诉争院落，亦未参与×3号院的建设。×3号院拆迁的各项补偿、补助、奖励亦是针对院落内房屋及宅基地，未有针对人口项目，故龚某1无权分割×3号院拆迁的各项补偿、补助、奖励等款项。就安置房屋，根据拆迁政策及高亚庆所签订的《六郎庄搬迁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书》，依据合法有效宅基地面积和安置人口置换安置楼房面积，故龚某1对于安置楼房享有一定的权益，农村拆迁补偿中按所涉人口数取得的优惠购房权系基于特定身份获得的优惠安置利益，但并非优惠取得的物权本身，且龚某1对于诉争院落亦无贡献，诉争房屋亦未有产权证，故龚某1主张分割安置楼房本院不予支持，就龚某1所享有安置楼房的相关权益，其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2019）京01民终85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农村拆迁补偿中按所涉人口数取得的优惠购房权系基于特定身份获得的优惠安置利益，但并非优惠取得的物权本身”，并驳回刘小英、龚某1要求分割涉案安置房的诉讼请求。既然刘小英、龚某1不享有涉案安置房物权本身的利益主张，就不应该享有基于物权而产生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各项权利，因此其也无权主张涉案房屋居住使用权。综上，刘小英、龚某1请求确认其二人对海淀区柳浪家园北里×1号房屋、柳浪家园北里×2号房屋有居住使用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小英、龚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小英、龚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周志辉审判员  蔡 笑审判员  陈迎宾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