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2301民初5735号 原告：蔺志忠，男，1965年5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 被告：昌吉市新天联种子商行。 经营者：王侠，女，197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新疆新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蔺志忠与被告昌吉市新天联种子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新2301民初6504号民事判决。被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昌吉州中院），昌吉州中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2019）新23民终4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8）新2301民初650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重审。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蔺志忠，被告昌吉市新天联种子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棉花种子款6720元；2．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9388.63元；3．被告支付鉴定费1462.5元；4．鉴定人员出庭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4月15日，原告蔺志忠从被告处购买新陆早45号棉花种子240公斤，购种单价每公斤28元，共计支付6720元。2018年4月27日至28日，原告将棉种播种到117亩地中。2018年5月12日，原告发现棉花出苗率很低，不足一半，当即，原告给被告打电话，要求被告到棉花地查看出苗率情况，被告带着技术员到地里查看后说补种，并于2018年5月18日交付原告新陆早45号棉花种子70公斤，但由于时间太晚未补种。2018年5月20日，原告到昌吉市农业局种子执法大队报案，该队推荐原告到新疆臻冠达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原告与被告共同委托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论为“蔺志忠、吕补补、武付军、逯永安、毛国义在昌吉市全优种子市场九农农资经销部、新天联种子商行购买的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陆早45号棉种发芽率达不到种子袋上标注的发芽率大于等于80%的指标。减产损失为蔺志忠49388.63元”。由于被告销售的新陆旱45号棉种发芽率达不到种子袋上标注的发芽率，造成原告种植的117亩棉花出苗率低，减产损失为49388.63元，同时原告支付鉴定费1462.5元。被告销售不合格棉花种子，造成原告损失，经与被告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请求。 被告辩称，原告陈述被告销售的种子发芽率达不到种子袋上标注的发芽率，与事实不符，被告销售于原告的种子合格，原告单方委托的鉴定无法证明原告的诉请成立，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 1．包装袋1份。 2．短信记录打印件1张、手机录音资料2份，证明：1．鉴定机构去原告棉花地现场进行田间测定前，原告给被告打电话、发短信告之鉴定的相关事项以及时间，被告明确回复“好的”，但最终被告并未到现场；2．后面被告给原告补种的种子出苗率很好，但是前面购买的240公斤种子出苗率不足一半。前后两个种子型号一致，但是包装不一样。 3．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被告销售给原告的新陆早45号棉花种子发芽率达不到包装袋上所标注的指标，被告销售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这是造成原告减产的主要原因。 4．发票一张，证明原告等五人向鉴定中心支付5000元鉴定费，原告按照亩数分担鉴定费1462.5元。 5．棉花的收购发票三张，证明原告种植的117亩新陆早45号棉花总产量30387公斤，亩产是259.7公斤，远远低于昌吉市2018年的平均亩产，造成原告实际损失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2、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无法证明被告出售的种子是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包装袋内封装的种子，证据2电话录音陈述的是当时原、被告双方各自做鉴定的事实，证据4认为鉴定是原告单方做的，对鉴定费票据关联性不认可。被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该鉴定意见书不认可，该鉴定系原告自行委托；鉴定过程不合法，实际测量是按田间出苗率为标准。该鉴定机构不具有鉴定资质，鉴定人员也没有鉴定资质；送检样品是从蔺志忠、毛国义家剩余的种子抽出来的，并非双方共同封存的样品，送检样品不合格。现场田间勘测出苗数没有现场随机取样方法。鉴定是2018年6月11日由包含原告在内的五位农户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原告在诉状中诉称原告与被告共同委托鉴定，与意见书不一致，委托鉴定事项为棉花出苗差的原因及损失，但该鉴定书鉴定结论却是棉种发芽率达不到种子标签上标注发芽率的指标，此鉴定结论与委托事项不相符，同时该鉴定意见与委托事项不吻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鉴定程序上讲鉴定人员的资格，鉴定人高声亮、赵桂荣、赵明三位司法鉴定人提供的执业证中均显示行业职业资格以及专业技术职称，不符合司法鉴定关于鉴定人的专业技术职称的要求，因此该三位鉴定人员鉴定资格不明。鉴定意见书第二页的第三项，现场勘验“亩理论株数17780株”该数额如何得出没有说明，因此后续随机取样的每亩出苗株数没有看到现场随机取样的方法以及每亩出苗株数的原始资料，因此对于该鉴定意见书中五位种植户的出苗数的客观性无法认同。第三页的第四项，从剩余种子中抽取种子样品，不符合种子法的送检样品规定，送检样品一定是经原被告双方共同抽样，鉴定种子不具备送检条件。室内发芽率的表述，该鉴定机构不具备室内发芽率的资质。故对意见书中关于种子发芽率的结论表述，因违反法律规定，被告无法认同。第五部分第二项，综合评定的依据在意见书中没有说明，缺乏公允性，所以对减产损失得出的结论缺乏客观依据，不能认同。对于棉花市场收购价每公斤7.56元，也没有在鉴定意见书中看到市场询价资料。第四页鉴定意见中表述棉种发芽率达不到种子标签中的发芽率与鉴定委托事项不相符，对原告出示的鉴定书不科学不公允，被告无法认同。 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如下： 本院对证据1、2、3、4、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被告针对鉴定提出的该鉴定是五原告单方委托的，委托鉴定事项为棉花出苗差的原因及损失，鉴定结论是棉种发芽率达不到种子标签上标注发芽率的指标，与委托事项不相符，鉴定人高声亮、赵桂荣、赵明三位司法鉴定人提供的执业证中均未显示行业职业资格以及专业技术职称，不符合司法鉴定关于鉴定人的专业技术职称的要求，现场勘验“亩理论株数17780株”该数额如何得出没有说明，从农户剩余种子中抽取部分样品等事项。经法庭询问，五原告委托鉴定时昌吉市新天联种子商行的经营者王侠与五原告一起到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送交了样品，表明送检时双方是同意在该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的。在鉴定机构到现场进行田间测定时，原告亦通知被告到场，但被告并未到场。鉴定人高声亮、赵桂荣、赵明三位司法鉴定人提供的执业证中均有农林牧鉴定的资质，故本院对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为反驳原告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1．种子样品检验报告3份、合格证书1份、检验项目范围表1份、种子检验员证2份，证实被告在得知原告从其店内购买的棉花种子在种植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后，经昌吉市种子站调解未果，被告于2018年6月18日即将双方共同封存并保管完好符合检验条件的种子样品（共3份）委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对涉案种子发芽率进行检验，该检测中心于2018年6月25日出具检验报告证实送检样品的发芽率在90%以上，且该检测中心具有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的资质，检验人员具有田间检验和室内检验的资质。 2.通报1份、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认定1份、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公司营业执照、具备相应检验资质人员花名册。证实农业农村部根据种子法及相关规定，依法管理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能力验证活动，通报了全国348家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能力的验证机构，新疆具备种子质量检测资质的只有两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公司不具备农作物检测资质，鉴定人员不具备田间和室内检测资质。 3．销货票4张，证实同一时期，与原告同批次购买的同一型号的种子农户，无论时间前后，数量多少，均未因种子质量问题与被告发生纠纷。 4．种子法、农作物种子质量田间现场鉴定办法、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核管理办法，证实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公司不具备检测资质，鉴定人员也并非具有专业种子检验技术能力和水平的种子检验员。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不认可，认为系原告单方委托鉴定，如何鉴定的也不清楚。对证据2的效力不清楚，称当时经昌吉市种子执法大队推荐至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公司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原告并不清楚该鉴定中心有无相应资质。对证据3不认可，称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原告均是农民，对鉴定机构有无资质并不清楚，当时因棉种出苗率很低，双方协商无果，经昌吉市种子执法大队推荐到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公司进行鉴定。 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如下： 对证据1、2、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据1因系被告单方委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对涉案种子发芽率进行检验，且该中心仅提供送验样品检测值，不下结论，故对该检验报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3，因与本案原告不是地块相邻的农户，故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依职权对昌吉州种子质量检测中心质检科科长刘怀梅所做的调查笔录1份、退函1份、（2018）新2301民初6501号民事案件第68页至71页质证笔录2份。在本案重审中，原告申请对案涉棉花种子重新进行鉴定，经本院向昌吉州种子质量检测中心质检科了解，河南中农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具有农作物种子鉴定资质，后本院委托该公司进行鉴定，该公司以棉种已超过包装袋标明的保存期限为由退回鉴定事项。原、被告对调查笔录及退函均无异议。在（2018）新2301民初6501号民事案件中鉴定人员高声亮出庭接受法庭质询，鉴定人员就原告委托鉴定的事项及依据进行说明。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五农户支付鉴定人员出庭费用1000元，原告分担200元。原告对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对鉴定人员出庭的质询意见不认可，称该鉴定机构不具备室内发芽率检测的资质，且鉴定人员陈述室内发芽率由其他人员完成，不符合鉴定程序，因此不认可。 本院依职权询问了案外人王萍，经营者王侠与案外人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经营者王萍系同胞姊妹，2018年王侠与王萍二人向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大西渠村六片区其他四位农户吕补补、武付军、逯永安、毛国义出售的棉种均系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陆早45号同批次棉花种子。案外人王萍陈述，当时原告蔺志忠反映棉花出苗率低，其到田间查看，蔺志忠的棉花田间出苗率不足一半。 根据原、被告举证、相互质证，本院认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原告于2018年3月1日在被告处预购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陆早45号棉花种子240公斤，棉种款共计6720元。原告于4月28日至30日进行播种，于5月12日至13日发现出苗不好，原告给被告打电话，要求被告到棉花地查看出苗情况，被告带着技术员到原告田间查看后给原告提供补种棉种，但由于时间太晚未补种。后原告与其他四位农户毛国义、逯永安、武付军、吕补补到昌吉市农业局种子执法大队报案，执法大队组织双方协商未果即推荐原告到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鉴定，原告与其他四位农户及被告经营者王侠共同到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田间出苗率低的原因及损失进行司法鉴定，并将双方共同封存的由原告保管的棉种交给鉴定中心，该鉴定中心还抽取蔺志忠、毛国义部分棉种进行检验。原告及其他四农户在鉴定委托书上签名，王侠未在鉴定委托书上签名。6月12日，原告以短信方式告知王侠次日去原告棉花地进行田间测定，王侠回复“好的”，但次日并未前往。 2018年6月13日，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的三位鉴定人员组成鉴定组，在原告及其他四位农户及见证人驻村干部、在场人员村委会主任，对涉案地块进行了现场勘验及调查。2018年6月28日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新臻冠达鉴字［2018］第06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四、检验过程：3、现场勘验及调查：蔺志忠、吕补补、武付军、逯永安、毛国义种植的400亩棉花都是滴灌种植，品种都是新陆早45号，种植模式一膜四行两带，膜距1.5米，株距10厘米，每亩播种量在1.8－2公斤，亩理论株数17780株。4、我们分别在蔺志忠、毛国义家的剩余种子抽取了种子样品，进行室内发芽率测定，发芽试验结果：蔺志忠的种子样品平均发芽率21%，毛国义的种子样品平均发芽率45%；种子经销商与农户共同送来的、双方认可的棉花种子封存样品室内发芽试验结果为40%。五、分析说明1、根据现场调查，棉花种植模式一膜四行两带，膜距1.5米，株距10厘米，每亩播种量在1.8－2公斤，亩理论株数在17780株。吕补补地块出苗平均6840株/亩，出苗率38.47%；逯永安地块出苗平均5750株/亩，出苗率32.34%；蔺志忠地块出苗平均5220株/亩，出苗率29.36%；毛国义地块出苗平均6000株/亩，出苗率33.75%；武付军地块出苗平均7760株/亩，出苗率43.64%。无论是田间出苗调查结果，还是种子室内发芽结果，蔺志忠、吕补补、武付军、逯永安、毛国义购买的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陆早45号（这一批次）棉种发芽达不到种子袋上标注的发芽率大于等于80%的指标。2、根据现场出苗调查情况，经鉴定专家组成员综合评定，因缺苗造成减产损失为25%。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年鉴数据，昌吉市前三年棉花平均产量为307公斤/亩，棉花市场收购价7.5元/公斤（含补贴），拾花费2元/公斤。减产损失：蔺志忠：117亩×307公斤/亩×25%×（7.5元/公斤一2元/公斤）＝49388.63元。六、鉴定意见：蔺志忠、吕补补、武付军、逯永安、毛国义购买的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陆早45号（这一批次）棉种发芽率达不到种子袋上标注的发芽率大于等于80%的指标。减产损失为：蔺志忠49388.63元。 原告委托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的次日，即2018年6月12日，被告单方委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对涉案种子发芽率进行检验，该检测中心于2018年6月25日出具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仅提供送验样品检测值（发芽率90%），不下结论。 另查明，被告将240公斤棉种交给原告，双方共同签字封存样种2袋，一袋由原告保管，一袋由被告保管。 庭审中，经法庭询问，被告陈述自己经销种子已经十几年了，知道双方封存种子样品的目的是当种子出现质量纠纷时，双方可以到种子质检部门进行鉴定，但在本案原告与其他四位农户及被告一起将原告保管封存的样种提交给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时，被告未对鉴定机构提出异议，却又将自己保管的样种另行提交其他鉴定部门进行鉴定，且鉴定过程中未通知原告。在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后，认为该鉴定部门无室内发芽率检测资质（无“CASL”授权证书），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在案件发回重审后，为查明案件事实，经合议庭决议，预对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再次进行鉴定，但原告能提供的种子样品一袋已经开封，其他农户提供的一袋样品只剩余半袋，被告不认可系双方封存样品，且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也陈述，因双方在产生纠纷后分别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双方共同封存各自保管的种子样品在原告起诉到昌吉市人民法院的（2018）新2301民初6501号民事案件已经不存在了。 另查明，蔺志忠、吕补补、武付军、逯永安、毛国义申请鉴定共支出鉴定费5000元、出庭人员出庭费1000元，原告分担鉴定费1462.5元，原告分担出庭人员出庭费200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 结合本案，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的种子出苗率不足一半，被告认可销售给包括原告蔺志忠在内的五农户的棉花种子出苗率均在40%-60%之间。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具有田间测定及减产损失鉴定的资质，鉴定意见为田间测定出苗率远远低于种子包装袋上标注的发芽率大于等于80%的指标，其出具鉴定意见时，综合考虑了农作物受天气、土壤、田间管理等综合因素的影响，确定因缺苗造成的减产损失为25%，对该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辩解原告在播种期间出现异常气温、原告播种、田间管理不规范等多种因素影响棉种出苗率，但对其辩解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被告的经营者王侠与原告共同到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送交了封存样品，王侠虽然没有在鉴定委托书上签名，但其亦未对由该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提出异议。关于种子的室内鉴定。原告种子出苗率不足，造成减产损失后，原、被告无法协商解决，原告诉至昌吉市人民法院，本院受理后，立案案号为（2018）新2301民初6501号，在该案开庭审理时，被告在庭审前已经单方对样种进行了鉴定，导致在案件审理时已经没有样种，种子的室内鉴定已经无法进行。被告作为经营种子多年的经销商，在明知农户保管的双方封存种子样品已用于做鉴定的情形下，又单方将自己保管的封存样种另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导致重新鉴定已无双方共同封存的样种的后果，被告对不利后果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原告在委托鉴定时未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原告也存在一定过错。参照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确定由被告承担蔺志忠减产损失49388.63元的80%，即39510.9元。原告自行承揽20%，即9877.73元。对原告的购种款损失6720元，被告承担6720元×25%×80%，即1344元，原告自行承担5376元。原告等五农户已支付鉴定费5000元，原告分担的部分1462.5元，由被告承担80%，即1170元；出庭人员费200元，被告承担80%为160元。其余部分由原告自行负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昌吉市新天联种子商行赔偿原告蔺志忠购种款1344元； 二、被告昌吉市新天联种子商行赔偿原告蔺志忠损失39510.9元； 二、被告昌吉市新天联种子商行支付赔偿原告蔺志忠鉴定申请费及出庭人员费用1330元； 四、驳回原告蔺志忠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应付款项，被告须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40元，由被告昌吉市新天联种子商行负担992元，原告蔺志忠负担24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云 审 判 员  陈学艳 人民陪审员  潘 军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蔡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