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425民初2899号 原告：杨幼红,女,197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崇州市人，居民，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盛，四川实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孙大华，男，198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居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被告：孙大荣，男，1981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居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被告：孙大英，女，197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居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被告：颜山，男，1975年2月7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居民，住址同上，系孙大英丈夫。 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荣，四川修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第三人：孙正明，男，195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会理县。 原告杨幼红与被告孙大华、孙大荣、孙大英、颜山、第三人孙正明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2017）川3425民初198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杨幼红提出上诉，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9）川34民终52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立案后，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幼红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盛和被告孙大华以及四被告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荣，第三人孙正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幼红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停止侵权，排除妨碍；2、赔偿损失5520029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3日，原告杨幼红以每年10万元的租金向会理县德林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林公司）租赁其位于会理县的场地和设备养猪并支付了5年租金50万元。原告杨幼红自2016年1月至今已投入近2000万人民币用于引种、买饲料、雇员工、买药品、技术咨询等。目前养猪厂初具规模，生猪存栏3047头，经鉴定价值为5122924元，库存饲料347105元，鉴定费5万元，共计5520029元，取得了较好效益。2017年6月10日四被告霸占原告的养猪场并将原告驱逐出去。原告无奈之下报警，经公安局处理，要求双方寻求人民法院处理，没有生效判决前谁也不能将猪卖掉。为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原告杨幼红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催款通知书证明养猪场出租的原因是出租方已经无法继续经营； 2、租房合同及收据证明原告养猪场地来源； 3、引种证明说明原告从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引进母猪128头，公猪7头； 4、安佑（四川）科技饲料公司销售清单证明原告养猪饲料来源； 5、工资表证明原告为员工发工资； 6、员工保险证明原告为员工购买保险； 7、证明说明原告雇人养猪； 8、杨幼红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原告自2016年以来投入养猪费用； 9、照片证明原告生猪存栏状况； 10、养猪场司法鉴定意见证明原告养猪场遭受被告侵占时生猪为3047头及饲料全部价值为5520029元，其中待配舍、怀孕、产房的母猪数量合计为336头； 11、鉴定费票据证明鉴定费用为5万元； 12、照片证明被告侵权状况； 13、报警记录证明被告侵权时原告进行了报警； 14、(2017）川3425民初2825号判决书证明因猪场原被告双方发生打架； 15、孙正明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复印件1页证明孙正明向章瑞珠支付欠款； 16、杨幼红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杨幼红在经营管理养猪场，并非德林公司的行为； 17、凉山方正司法鉴定所生猪养殖成本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收据证明养猪场的3047头猪养殖成本为4753320元，鉴定费开支3万元。 其中1至14号证据为（2017）川3425民初1985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15至17号证据为重审中提交的新证据。 被告方对原告的1号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公司有价值上千万的资产，50万的债务无法证明公司无法经营；2号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其中收据已经被鉴定为虚假，收据和租房合同都是孙正明和杨幼红恶意串通伪造的材料；3、4号证据三性均有异议；5、6、7、8号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杨幼红是作为公司的财务人员的行为，而不是杨幼红的个人行为；9、10、11号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显示的不是原告的合法财产，是被告的合法财产价值，该鉴定和本案无实质性关系；1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是作为德林公司股东在自身财产权益受到侵害时采取的自救行为，不是侵权行为；13号证据被告认可原告寻求司法组织介入纠纷的行为，但不能代表其胜诉结果；对14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15号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是孙正明和他人的转账与原告无关，不能证明原告交付租金；对16号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17号证据的意见和10号证据意见一致，认为显示的是被告的合法财产价值，与原告无关联性。 本院在重审中再次专门对原告的10号证据3047头及饲料全部价值为5520029元的鉴定意见向被告进行了询问，被告方认为该鉴定显示的不是原告的合法财产，是被告的合法财产价值，该鉴定和本案无实质性关系，不申请重新鉴定。 第三人对原告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方辩称：原告所述不是事实，真实的情况是，被告孙大华、孙大荣、孙大英的父亲孙正明与原告杨幼红系夫妻关系。孙大华、孙大荣、孙大英系会理县德林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2013年年底，应孙正明要求，将公司猪场暂时交由孙正明管理。孙正明将经营所得全部交给杨幼红保管，让原告充当德林公司出纳。杨幼红和孙正明夫妻二人为了将德林公司据为己有，先是自行伪造股权转让、法人转让协议到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将股权、法人变更至孙正明名下。2017年孙大华、孙大荣、孙大英通过行政诉讼方式拿回了法人身份和股权。原告利用其丈夫孙正明管理公章的便利条件，在2017年补签了时间为2016年1月3日的《租房合同》和《收条》，意在以合同方式变相控制公司养猪场。2016年1月期间，德林公司并未将猪场设施和数百头生猪移交给原告，原告并不存在经营养殖场的事实行为，而是德林公司在经营管理。2008年4月，德林公司注册成立，长期生猪养殖规模保持在3000头左右，德林公司并未实际出租，交给他人经营，孙正明在2016年10月行政诉讼中，明确是孙正明在经营管理，未提起杨幼红承租事宜，按照孙正明的统计，德林公司在2015年12月底，养殖场至少有2000头以上的生猪，若在2016年1月3日将猪场租给杨幼红，不可能将所有生猪赠送给杨幼红，去收取每年10万元的租金，于理不合。《租房合同》及收据均为虚假材料。通过鉴定已经能够明确《收据》的形成时间是2017年1月，《租房合同》未得到鉴定结果。若杨幼红确实以租赁方式取得了经营权，应该以“幼红家庭农场”的名义对外经营，从办理生猪检疫手续，到为生猪购买保险，改善电力设施签合同都是德林公司。工商登记载明杨幼红是公司财务人员，在德林公司对公账号未使用，杨幼红保管德林公司资金，产生的德林公司收支是属于公司财务人员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原告虚构材料欲以恶意诉讼方式达到妄图侵占各被告合法财产的目的，恳请法庭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驳回原告杨幼红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6）川3425行初17号行政判决书，（2017）川3425行初3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养猪场是德林公司在经营管理，实际管理人员是孙正明，2014年7月的法人变更被撤销，孙正明不是德林公司的法人和股东； 2、德林公司考勤表、工资表证明孙正明在登记员工出勤，工人工资是德林公司在发放； 3、情况说明证明养猪场从2014年1月至2017年6月10日是孙正明在管理，并非杨幼红； 4、税务发票证明德林公司在经营管理养猪场，经营用的电费是德林公司在缴纳； 5、施工合同证明2016年9月，孙正明作为德林公司管理人员，为了养猪场用电与西昌电力工程公司会理分公司签订合同； 6、检疫记录证明养猪场的生猪检疫手续是德林公司在办理； 7、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杨幼红是德林公司财务人员； 8、公司章程证明德林公司出租场地属于经营方针变动只能由股东会行使该权利； 9、保险单证明在杨幼红所称经营之前2个月，有几千头生猪； 10、德林公司银行流水证明德林公司在经营期间没有使用公司银行账户； 11、德林公司银行存款和现金账簿复印件证明德林公司2013年8月之后的利润有几百万元； 12、养猪场照片证明养猪场的位置和房屋情况； 13、收支利润表； 14、证人杨某证言证明2016年购买生猪，销售主体是德林公司，办理检疫也是德林公司，支付购猪款主要是支付给孙正明的媳妇，有时孙正明收取； 15、证人邬某证言证明2016年9月起开始在案涉猪场买猪，开始在养猪场路口是德林公司的广告牌，2017年广告牌更换为幼红农场，办理购猪手续一直是德林公司； 16、粮店出库销售单； 17、2014年、2015年存栏统计； 18、生猪交易凭证及磅单复印件。 19、证人李某、杨应琼证言证明2016年1月没有变更老板移交，饲养规模没有变化，长期是3000头左右。 其中1至11号证据为（2017）川3425民初1985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12至19号证据为重审中提交的新证据。 原告方对被告方的1号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孙正明当时是法定代表人，出租场地时孙正明和杨幼红不是夫妻关系；对2号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当时工资是由杨幼红在发放；对3号证据证明力有异议，认为该时间段是杨幼红在管理；对4号证据认为费用表面上是德林公司在交，实际是杨幼红在交；对5号证据认为无关联性；对6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德林公司破产以后，为了套取国家对养殖场的补贴，原告协助遗留下了该问题；对7号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杨幼红不是德林公司财务人员；对8号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9号证据认为2015年自己还没有承包，不清楚；对10、11号证据拒绝质证；认为12、13号证据没有关联性；认为14、15号证据不真实；16、17、18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19号证据认为猪的数量不对，与被告答辩的数量自相矛盾，不具有真实性。 第三人对被告的全部证据均有异议。 第三人孙正明陈述，孙大华所述不是事实，他们不要养猪场，将猪场转给我，猪价垮下来后，猪场经营不下去，原告杨幼红拿钱来买猪。签订合同是真实存在的。 第三人孙正明在（2017）川3425民初1985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结婚证复印件证明自己与杨幼红于2016年2月25日登记结婚。原、被告对此证据无异议。 被告申请本院调取下列证据： 1、（2017）川3425行初2号庭审笔录； 2、（2017）川3425行初3号庭审笔录； 3、（2016）川3425行初14号庭审笔录。 原告对被告申请调取的1、2、3号证据认为和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依职权调取出示下列证据： 1、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合同及收据的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收据； 2、询问刘正贵、潘其高、袁福会、李某笔录证明养猪场开始是孙大华经营，后来孙正明经营过，现在是孙大华在经营，不清楚养猪场是否承包给谁，员工们称杨幼红为杨经理或者老板娘，卖猪款都是杨幼红在收。 3、德林公司工商登记信息； 4、（2016）川3425行初14号判决书。 原告和第三人对1、2、3号证据无异议，认为4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对1、2、3、4号证据无异议。 本院在重审中重点对原告杨幼红在养猪场的实际投入进行了审查，原告方确认原告提交的8号证据杨幼红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账号为62×××72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就是杨幼红经营养猪场的收支，会理县幼红家庭农场的收入为零，会理县幼红家庭农场没有生产经营记录和财务记录。本院对杨幼红在中国农业银行尾号9172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进行了整理收支分类列表，该账户从2016年2月25日开户至2017年6月18日期间，共发生收支业务共386笔，其中收入113笔，金额合计11526316.70元，支出273笔，金额合计11461899.26元。该账户从2016年2月25日至8月1日期间仅5个月收入300多万元。依据原告杨幼红提交的养殖成本鉴定意见书中杨幼红银行卡备注支出项目以及庭审中向被告询问收款人的付款用途，本院整理出支付项目如下：向安佑饲料公司支付27笔，金额2935973元；向杨黎（安佑公司）支付8笔，金额367416元；向李春波购买玉米支付13笔，金额1553675元；向陈其芝购买玉米支付14笔，金额957104元；向曾存斌购买饲料支付3笔，金额49620元；向陈付海购买玉米支付2笔，金额220380元；向付雪梅支付饲料款1笔，金额81230元；向霍明芳支付玉米款1笔，金额54495元；向彭洪霞支付饲料款2笔，金额72500元；向起建生支付玉米款2笔，金额44075元；向任美芳支付玉米款4笔，金额20254元；向张洪祥支付玉米款2笔，金额110490元；向张远敏支付玉米款3笔，金额81966元；向王杏梅支付兽药款15笔，金额132335元；向洪文绍支付兽药款7笔，金额66120元；向陈明珠支付兽药款2笔，金额26718元；向黎学东支付兽药款1笔，金额20000元；向何成军支付兽药款2笔，金额1740元；向朱华菊支付兽药款5笔，金额68915元；向费磊支付疫苗款5笔，金额125390元；向王振支付兽用器材款8笔，金额17685元；向龙从华支付运费13笔，金额338450元。以上主要生产性支出项目为7347431元。另有支出项目消费45笔，金额755946.73元，2017年3月6日转开大额1000000元，转杨幼红其他银行账号27笔，金额218615元，2017年6月16日支付杨华盛律师费70000元，这四项开支金额合计2044561.73元。 原、被告和第三人对本院整理的杨幼红银行账户收支分类表均无异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孙正明与被告孙大华、孙大英、孙大荣系父子关系。2008年4月16日，孙大华、孙大英、孙正明成立会理县德林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林公司），德林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生猪养殖、销售。孙大华持有该公司40%股份、孙大英持有30%的股份、孙正明持有30%股份，法定代表人为孙正明。2009年10月10日，德林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孙正明变更为孙大华，孙正明持有30%股份变更为孙大荣持有30%股份。2014年1月被告孙大华将德林公司交给第三人孙正明经营管理。德林公司未真正建立公司制度，无内部控制制度，无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会计、出纳岗位未分开，公司开设的资金账户名存实亡，2015年1月至2017年7月期间，公司的经营收入支出没有从公司的银行账户经过，公司的盈利和亏损无有效的财务核算记录，公司的主要资产“生猪”没有清查盘点记录。第三人孙正明经营期间德林公司，2014年7月16日，孙正明在未经股东孙大华、孙大英、孙大荣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孙大华变更登记为孙正明，并将股东变更为孙正明和孙大英。经孙大华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后，本院于2016年12月6日判决撤销了2014年7月16日的工商登记。德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恢复为孙大华，股东恢复为孙大华出资40万元，占股40%，孙大英出资30万元，占股30%，孙大荣出资30万元，占股30%。孙正明2016年12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2009年将自己股份转让给孙大荣，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大华的工商登记行为，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裁定驳回孙正明的起诉。从2009年10月10日至今德林公司的合法工商登记信息为法定代表人孙大华，股东为孙大华占股40%，孙大英占股30%，孙大荣占股30%。2015年原告杨幼红与第三人孙正明认识后进入德林公司养猪场，原告杨幼红于2016年2月25日与第三人孙正明办理结婚登记，办理结婚登记的当天，原告杨幼红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账号为62×××72的银行账户，专门用于德林公司养猪场的资金结算。2016年12月20日，原告杨幼红注册登记“会理县幼红家庭农场”，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是生猪养殖、销售，经营场所是会理县，经营地点与德林公司重合。原告杨幼红于2017年初在通往养猪场的公路边竖立起“会理县幼红家庭农场”的广告牌。德林公司股东即被告为收回公司资产，于2017年6月10日强行控制了养猪场。原告杨幼红委托凉山方正司法鉴定所对2017年6月16日养猪场的生猪和饲料进行了清点鉴定，共有生猪3047头，价值5122924元，饲料价值347105元。2018年10月28日，凉山方正司法鉴定所再次对生猪的养殖成本进行了鉴定，鉴定这3047头的养殖成本为4753320元。 另查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孙正明向杨幼红出具的日期为2016年1月3日的50万元租金收条与2017年1月1日孙正明向关河供水站出具的收条字迹是同期书写形成。两张收据编号连号。说明孙正明向杨幼红出具的日期为2016年1月3日的50万元租金收条为虚假证据。 还查明，第三人孙正明实际经营控制德林公司养猪场期间，从2015年至2017年养猪场的生猪数量均在3000头左右，2015年12月和2016年2月期间并无生猪大规模死亡事件发生。所谓的第三人孙正明代表德林公司将养猪场出租给杨幼红，并无固定资产和生猪、饲料的清点移交手续。养猪场的工人证明从杨幼红进入养猪场后，生猪的养殖规模没有变化。“会理县幼红家庭农场”是在租金收条日期后11个多月才办理的工商注册登记，“会理县幼红家庭农场”没有独立于德林公司养猪场的资产，“会理县幼红家庭农场”是一个空壳的个体工商户。在所谓的第三人孙正明将养猪场出租给杨幼红的期间，孙正明还以会理县德林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于2016年5月6日向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6480头猪从2015年11月5日至2016年11月4日“育肥猪养殖保险”，保费18144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要保护的物权属于谁？原告杨幼红认为鉴定报告中的3047头猪和饲料的所有权属于自己，而被告认为这些猪和饲料属于德林公司的财产。养猪场的工人证明从杨幼红进入养猪场后，生猪的养殖规模没有变化。即使杨幼红真正承租（包）了德林公司的养猪场，也只有在原来生猪规模上增长的部分才属于杨幼红所有，保持原有规模部分的生猪还是属于德林公司的原有资产。杨幼红要证明这3047头猪和饲料的所有权属于自己，首先要有真实的承包或承租关系，其次要证明德林公司在2016年1月3日库存的全部生猪是德林公司自行销售了与自己无关。原告杨幼红委托鉴定的3047头猪和饲料的价值和养殖成本只能证明这些猪的客观价值及成本，不能证明这些猪是原告的合法财产。原告诉称自己投入近2000万人民币进入养猪场，证明该主张的证据是农业银行开立账号尾号为9172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该账户显示2016年2月25日至2017年6月18日期间，收入合计11526316.70元，支出合计11461899.26元，其中生产经营性支出仅只有700多万元，而杨幼红的收入有1100多万元。原告的起诉与自己提交的证据不符。进一步对该账户分析，支出中除了生产经营性支出700多万元，还有用途不明的其他支出200多万元。另有消费45笔金额755946.73元，2017年3月6日转开大额1000000元，转杨幼红其他银行账号27笔合计金额218615元，2017年6月16日支付杨华盛律师费70000元，这四项开支高达2044561.73元，说明原告杨幼红实际控制养猪场期间收支成本相抵后，获利约200万元。如果原告杨幼红2016年1月3日接手养猪场时，养猪场没有生猪，那么杨幼红银行账户从2016年2月25日至8月1日期间仅5个月收入300多万元从何而来？即使杨幼红从2016年1月3日就购入猪仔，按生猪养殖周期，应该在7个月后才能出售取得收入。因此从杨幼红银行账户收入和养猪场工人证言均说明养猪场原有大量生猪。而这些生猪在德林公司和杨幼红之间并未进行过盘点移交。在德林公司持续经营的状态下，杨幼红如果是真正的租赁德林公司的养猪场，必然要对德林公司原有的生猪饲料进行盘点移交和估价，并且对估价的这些商品资产在承租后的一定时间内将收入交还给德林公司。除非是在2016年1月3日德林公司养猪场的猪和饲料不翼而飞或者发生猪瘟全部死亡，但这种可能性被养猪场工人证明没有出现。杨幼红不能证明自己的个人财产和德林公司的财产是如何划分区别的。另外原告杨幼红自己提交的3号证据证明自己经营期间引进母猪128头，而10号证据鉴定报告上母猪存栏数为336头，说明仅只是母猪一项，德林公司原有的母猪至少有208头。结合西南政法大学对2016年1月3日租金收据鉴定意见认为和2017年1月1日的收据是同期书写形成的结论，以及原告杨幼红未提交租金来源证据和有效的租金支付证据，第三人未提交实际收到租金的证据，第三人未提交养猪场2016年1月3日库存生猪销售收入去向的证据，本院认为第三人孙正明将德林公司养猪场出租给原告杨幼红的事实不能成立。证据证明的事实是2016年2月25日原告杨幼红与第三人孙正明办理结婚登记的当天，杨幼红在农业银行开设了尾号为9172的银行账户，孙正明将德林公司的全部资金收支交付给杨幼红掌管，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该账户资金收入和支出分别达到1100多万元。通过以上证据的分析，双方争议的物权保护标的物3047头生猪和饲料并非杨幼红或者“会理县幼红家庭农场”的财产，而是德林公司的财产。原告杨幼红在2015年至2017年6月期间是基于和当时德林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孙正明认识进入德林公司养猪场，2016年2月25日因正式结婚而成为德林公司的资金管理控制人，并于2016年9月9日在工商信息登记为德林公司财务负责人，从杨幼红的银行账户可以看出在2016年2月25日到2017年6月期间杨幼红与孙正明在实际管理控制德林公司养猪场期间，已经获取了大约200万元的盈利。原告杨幼红无证据证明2016年12月20日登记的“会理县幼红家庭农场”有独立于德林公司养猪场的资产。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杨幼红在经营德林公司养猪场的过程中还存在侵害德林公司财产权益的行为，将德林公司库存生猪变卖后存入自己私人账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二款“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的规定，第三人孙正明作为当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规定，将公司养猪场虚假出租给妻子杨幼红，损害了公司股东即被告的利益。因此，原告杨幼红起诉要求保护的财产没有证据证明是原告杨幼红的合法财产，应当驳回杨幼红的全部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幼红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440元，合同及收据鉴定费11000元，由原告杨幼红负担，原告杨幼红已交案件受理费25220元，应补交案件受理费25220元、合同及收据鉴定费11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正江 审判员  余 香 审判员  黄 月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周婷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一十七条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 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 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五条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挪用公司资金； （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