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26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贝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26956803712。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龙泉路7号A1-11号。法定代表人：孔德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万斌、陈太发，云南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良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589618718M。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江岸小厂村4-1幢604号。法定代表人：温树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曙、查朝立，云南冰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陈守畔，男，1993年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住址：云南省宣威市。上诉人云南贝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云南良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朝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陈守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民初5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贝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合同欠款157742元，合同违约金57207元及合同之外增加的设备及辅材6312元，合计为221261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被上诉人现在提交的所有证据中，无法证明已经付清对上诉人的欠款，相反其提交的供货单据证明货款为186541元，且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承认在合同之外增加供货的情况。其次，一审判决确认了第三人陈守畔的收款行为构成了法律上的表见代理，且判决上诉人承受陈守畔表见代理行为产生结果属认定事实错误。再次，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转款凭证、聊天记录及视听资料不应采纳。因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均无法核实。最后，上诉人未授权过陈守畔代表公司收款的权限，进而被上诉人微信转付给陈守畔的钱不应认定为其向上诉人支付款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并依法改判。良朝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贝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1.欠款157,742元；2.合同违约金57,207元（以欠款157,74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7年9月1日计至2019年3月28日止）；3.合同外增加的设备及辅材款6,312元；（二）判令被告支付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4月17日，被告良朝公司（甲方）与原告贝源公司（乙方）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书》，约定：1.甲方就“金色池塘第一店”项目相关设备采购事宜，向乙方采购合同附件对应的设备，合同总金额177,742元，不含税减去5,332元后为172,410元，合同最终优惠价为17.2万元；2.支付与结算：支付方式为转账。2017年5月15日前支付预付款5万元，余款12.2万元在三个月内付清，即2017年6、7、8三个月全部付清；3.交货时间：合同签订收到预付款后7个工作日内；4.违约责任：乙方……。甲方如逾期付款，应每日向乙方支付尚未给付部分的货款额的0.3%的违约金，或国家规定的最大额度的违约金；5.合同生效及其他：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盖公章之日起生效；6.本合同条款之修改、补充、变更需经双方授权代表以书面形式制成并签字盖公章，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7.合同附件：合同附件《设备采购清单》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效力；8.设备采购清单（合同附件）内容：总金额为177,742元的设备明细，包括设备名称、品牌、型号、数量、单价、备注……。合同签章：贝源公司（合同章、签字代表：陈守畔），良朝公司（合同章、签字代表：肖××）。合同履行中，原告贝源公司在2017年4月21日至同年6月2日期间共供给被告良朝公司价值186,541元（177,742元+8,799元）的约定和增加设备。2017年6月2日、26日和9月21日，被告良朝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和其他方式向原告贝源公司付款3万元、2万元、14,001元，合计64,001元。另确认，被告良朝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本院提交了2017年4月21日至2017年6月2日期间原告贝源公司的《销售出货单》（红单联），该单据记载的货款数额合计186,541元。《销售出货单》（红单联）内容：1.购货单位：良朝公司；2.销货单位：贝源公司；3.货品名称、规格、单位、数量、单价、货款、价税合计……；4.业务员：陈守畔；5.开单人：孔德恩；6.肖××，滇池路；7.备注：⑴购买单位未付清货款前，以上产品所有权属于贝源公司所有；⑵红单为收款联；⑶地州客户，我方将附黄联单据随货同行，验收后需要签字并发扫描件返回我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案涉《设备采购合同书》在法律上属于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合同项下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其次，结合合同、《销售出货单》（红单联）等有效证据证明力，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原告（出卖人）在履行案涉买卖合同过程中共向被告（买受人）供应了价值186,541元（177,742元+8,799元）的约定和增加设备。按照合同约定，买受人应向出卖人支付的货款总计180,799元（17.2万元+8,799元），扣除当事人无争议的已付款64,001元后，未付款为116,798元（180,799元-64,001元）。争议的已付款。被告主张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向第三人陈守畔支付货款116,798元：（一）微信支付30,750元（2017年4月18日至2018年11月27日期间）；（二）现金和其他方式支付86,048元。被告为证明付款事实，提交了微信转账凭证和原告贝源公司的《销售出货单》（红单联）佐证。本案中，《销售出货单》（红单联）属于原告公司销货三联单中的“收款联”，理论上出卖人可以此为凭证向买受人收款。审理中，当事人对《销售出货单》（红单联）原件现由被告持有各持己见：原告主张被告以对账为由要走“红单联”后拒不返还，被告则抗辩“红单联”系第三人陈守畔收款后交还的收款凭证，但均未能提交直接证据佐证其诉、辩理由。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一）第三人本系原告公司业务员，在案涉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均参与了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如原告公司订立合同的代表、供货过程中的业务员等，其以上行为均系职务行为。（二）微信付款凭证内容清楚、明确，能够证明被告向第三人付款的事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三）微信付款凭证与《销售出货单》（红单联）、微信聊天内容在法律上能够形成证据链，佐证被告主张的第三人陈守畔持《销售出货单》（红单联）向其收款的事实。因此，原告对《销售出货单》（红单联）现由被告持有理由无证据佐证，且有悖于交易习惯和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如其本可向被告提供“红单联”复印件或者其他单据供被告对账等，故其理由真伪不明，且与在卷有效证据反映的事实片段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销售出货单》（红单联）系三联单中的“收款联”，属于案涉交易中的收款凭证，结合银行转账凭证、微信付款记录、聊天记录、第三人在案涉合同订立和履行中的身份等事实片段形成的证据链，被告抗辩其根据付款事实取得本由原告持有的该凭证的理由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规定的证明标准，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予以采信，并根据形成证据链的《销售出货单》（红单联）、微信转账凭证、聊天记录、银行付款凭证、其他付款凭证的关联性确认案涉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180,799元已经付清。还有，第三人陈守畔作为原告公司业务员，其履行职务的行为后果应由原告承受。在案涉买卖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陈守畔先以原告公司授权代表身份参与合同的订立，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又以原告公司业务员身份参与合同的履行。因此，虽然原告主张其未授权第三人陈守畔收款，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规定，结合第三人陈守畔以其特定身份持《销售出货单》（红单联）向被告收款的事实，本院依法确认其收款行为至少构成法律上的“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原告承受。综上所述，根据法律对债的履行规定，结合合同约定、履行情况和在卷证据证明力，一审法院对被告已经付清案涉买卖合同项下价款180,799元的抗辩理由予以确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标的物价款（包括增加设备价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与第三人陈守畔之间的权利义务系其公司的内部法律关系，不得对抗案外善意第三人，也不在本案审理的买卖合同关系范围之内，故本案不作审理，当事人可另寻求合法途径救济权利。其次，原告对其诉求的合同外增加的设备及辅材款6,312元未提交证据证明，应由其承担不能证明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其诉求不予支持。第三，关于原告诉求的逾期付款违约金57,207元（以欠款157,74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7年9月1日计至2019年3月28日止）。⑴本案中，被告以现金等其他方式支付的86,048元货款的付款时间不明确，被告依法对此事实负举证责任。由于被告未能完成证明责任，结合审理确认的最后一笔货款300元于2018年11月27日支付的事实，以及交易习惯和案涉债务履行情况，一审法院确认300元为应付货款的尾款，故根据法律对不能证明的不利后果的规定推定86,048元的支付时间为2018年11月27日。⑵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2017年8月31日前）、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方式（按未付款数额的日0.3%计算），结合履行情况（2017年6月2日完成全部供货）和原告诉求，一审法院确认被告未按约定在2017年8月31日前付清货款95,348元（180,799元-64,001元-1450元-1万元-1万元）构成违约，其应向原告支付分段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根据法律对违约金调整的规定，结合被告抗辩（按司法解释规定的人民银行逾期付款利率计算违约金），以及实际损失属于资金占用损失的事实，一审法院酌情确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应按年利率9%计算，并确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0,147.07元（自2017年9月1日起按欠款数额分段计算至2018年11月27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云南良朝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云南贝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0,147.07元；二、驳回原告云南贝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19元，由原告云南贝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115元，被告云南良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4元。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送华单欲证实涉案总价款为228055元，其中书面合同约定的设备价款为177742元，而增加供应设备货款为50313元。针对上诉人所提上述证据，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认为送货单系上诉人单方制作且没有被上诉人的签章或签字，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原审第三人陈守畔未到庭亦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因其系单方制作，在无其他证据与之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良朝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陈守畔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在卷证据证实双方货款180799元已结清，且其中116798元被上诉人良朝公司支付给上诉人贝源公司的业务员陈守畔。上诉人贝源公司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货款尚未结清”的观点，针对其所提此项观点，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依据在卷证据确认的事实，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所提此项观点及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贝源公司主张“其未授权陈守畔收款，陈守畔的收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观点，经查，原审第三人陈守畔系上诉人贝源公司业务员，且其参与案涉合同的订立和履行，陈守畔接收货款116789元的行为亦属职务行为，故贝源公司所提此项观点与查证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贝源公司与陈守畔之间的权利义务系其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亦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当事人可另外寻求合法途经予以救济。关于贝源公司所提其他上诉请求及理由，经查，一审法院对此已进行详细评判且无不当，故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贝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19元，由上诉人云南贝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增龙审判员  宋光玉审判员  李 鸿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韩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