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5147号原告：王洋，男，198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聃，北京维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维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淑华，女，195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聃，北京维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维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喆，男，198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张北，男，195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帆，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桂菊，女，195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帆，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洋、杨淑华与被告张喆、张北、王桂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洋及杨淑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喆，张北及王桂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洋、杨淑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张喆、张北、王桂菊返还王洋、杨淑华投资款1065100元；2.张喆、张北、王桂菊以1065100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4日起按照年利率14%支付王洋、杨淑华收益损失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月14日为425353元。事实和理由：王洋、张喆系朋友关系，张北系张喆之父，王桂菊系张喆之母。2013年5月，张喆称其家要购买300万元年化收益14%，期限为2年的信托产品，其家只有190万元，让王洋投资110万元。王洋和母亲杨淑华商量后，同意委托张喆、张北、王桂菊投资该信托产品。2013年5月31日，王洋向张喆支付了95万元，2013年6月4日向张喆支付了15万元，共计110万元。张喆代表其与张北、王桂菊给王洋出具了110万元收条，予以说明。信托产品到期后，王洋多次找到张喆、张北、王桂菊催要该产品投资款及收益，被以各种理由拖延。张喆辩称：一、王洋与张喆之间存在的委托投资关系与本案无关，王洋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张喆与王洋是朋友。2009年王洋曾经委托张喆代其进行股票、期货投资活动，因投资取得较高收益，故王洋在此后才继续委托张喆进行投资。王洋、杨淑华本案提交的银行对账单上显示的110万元即王洋在2010年后委托张喆进行投资的款项。张喆于2013年5月31日及6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到王洋打入的110万元，此后将上述款项投入期货市场。因双方系朋友，为此张喆是无偿为王洋进行投资，双方从未约定在投资获得收益后张喆享有多少比例的收益权益，亦未约定在投资失败后由张喆承担多少投资损失。购买期货后由于市场波动很大，最终导致上述资金损失。王洋、杨淑华起诉的案由是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诉讼请求为返还购买信托产品投资款及赔偿损失，因王洋转给张喆的110万元并非本案涉及的购买信托产品款项，王洋亦从未委托张喆买过任何信托产品，为此王洋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二、王洋、杨淑华起诉的事实不存在。本案不存在王洋、杨淑华委托张喆购买信托产品的事实，张喆与杨淑华没有任何资金往来、委托理财、购买信托产品的关系。因投资失败王洋十分着急，2014年以后王洋就此前委托张喆代其投资失败事宜多次找张喆，表示为了让其母亲、妻子放心，要求张喆写个条子作为证明，因为是朋友，所以张喆每次都按照王洋的口述书写，本案涉及的收条就是在王洋要求下张喆按照其说的内容写下来的，收条记载的内容均不是事实。张喆与杨淑华没有任何资金往来关系，2013年6月1日张喆没有从杨淑华处拿走110万元。通过王洋、杨淑华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该110万元是王洋2013年5月31日、6月4日分两次打入张喆银行账户中，是王洋委托张喆代其投资的款项。本案不存在杨淑华委托张喆购买年化14%期限两年信托产品的事情。不仅张喆一家从来没有购买过信托产品，也从没有拿出过190万元用于购买信托产品。本案因根本不存在购买信托产品的事实，为此合同只能由张喆父亲一人签字的事实也是不存在的，张喆父亲从未购买过信托产品也没有开通过任何购买信托产品的账户，更不存在由他一人在合同书上签名的事实。张喆是为了让王洋母亲杨淑华放心才按照王洋所说的购买信托产品事实写下本案收条。王洋、张淑华提交的收条上面载明“附带信托原始合同复印件一份”，如果王洋、张淑华所述为事实应提交该信托合同复印件。综上，不同意王洋、杨淑华的全部诉讼请求。张北辩称：张北、王桂菊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王洋、杨淑华所述事实完全是编造的，故要求驳回全部诉讼请求。一、王洋与张北、王桂菊均非本案适格主体。本案王洋、杨淑华起诉的案由是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诉讼请求为返还信托投资款及损失，据此能够成为本案适格主体的当事人只能是信托理财的委托人与受托人，王洋与张北、王桂菊均与本案所属委托信托理财合同纠纷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二、王洋、杨淑华委托张喆、王桂菊进行信托产品投资的事实根本不存在。王洋、杨淑华未能向法庭提供其委托张北、王桂菊进行信托投资任何证据，为此其主张的事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三、张北、王桂菊与杨淑华无任何关系，杨淑华从未委托张北、王桂菊进行任何形式理财。四、王洋、杨淑华要求张北、王桂菊返还信托产品投资款及其赔偿损失的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张北、王桂菊自己都不知道有年化14%期限两年的信托产品，更不可能也不存在为王洋、杨淑华投资。五、张北未在任何机构开立过信托产品的账户或购买过信托产品。张北为视力障碍残疾人，因此进行书写时必须要有人帮助下才能完成，在有诸多健全人的情况下却由视障残疾人签名，完全是王洋杜撰出来的。王桂菊的答辩意见与张北的答辩意见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5月21日，王洋向张喆转账95万元；2013年6月4日，王洋向张喆转账15万元。2014年11月15日，张喆作为收款人出具《收条》，内容为：张喆于2013年6月1日，从王洋母亲杨淑华处拿走110万元整，用于和张喆家一同购买年化收益率为14%期限为2年的信托产品（张喆拿出190万元整，共计300万元整），因此信托产品的合同只能由张喆父亲一人签字，故立此字据作为王洋母亲杨淑华购买此信托的凭证，并附带此信托原始合同复印件一份。2015年9月2日，王洋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团结湖派出所报案，称其被人以投资理财信托产品为由诈骗180万元，并向公安机关提交了包括本案中2014年11月15日张喆出具的《收条》在内的证据材料。2015年9月2日的询问笔录载明，王洋称：2009年其在玩游戏的时候认识了张喆，后张喆称有门路进行投资，对王洋说可以帮其进行理财投资（股票期货），并称保本利润全给王洋，还承诺随时可将钱拿回去，2012年1月至2012年7月左右王洋共计向张喆打款90万元用于投资，后张喆陆续将投资利润返还给王洋；张喆向王洋介绍认识了一个叫杨某涛的人，2013年3月张喆称杨某涛在一个投资公司工作，该公司有一个信托产品利润很高，但张喆资金不够想和王洋合伙利润两人分，并称正式合同只能有一个人的名字要写张喆的父亲张北，可以给王洋合同复印件；王洋向杨某涛核实杨某涛确认有该产品；王洋于2013年5月将110万元汇给张喆；由于2013年11月以后张喆没有给王洋投资利润以及2014年12月以后张喆没有给王洋信托产品的利润，2015年3月，王洋要求张喆将其投资的70万元全部返还并将信托的利润和产品合同给王洋，张喆以信托公司没有给他钱为由没有给王洋钱，并称合同过两天再给，当时张喆的父母称会监督张喆还钱，并口头约定每月还3万元，2015年4月张喆仍未还钱，王洋就到公安机关报案了。2015年9月10日的询问笔录载明，王洋称：张喆称信托产品利润很高一年能有20%的利润，后张喆每三个月给王洋信托产品的利润5万元，直到2014年12月以后就没给信托产品的利润。2015年9月10日的询问笔录载明，王桂菊称：2014年，王桂菊儿子张喆和他的朋友王洋来找王桂菊，说张喆向王洋借钱做投资，现在王洋的父母很不放心，两个人写了个欠条让王桂菊签字，称就是让王洋的父母知道张喆的父母也知道此事，让他们放心；由于两人都这么说王桂菊就也没有看就签了，并保证张喆肯定会还钱；王桂菊知道张喆向王洋借钱做期货与股票，张喆没有提过做信托产品，也没有让签过信托合同。2015年9月10日的讯问笔录载明，张喆称：杨某涛说他们公司发行信托产品，300万元买一笔，年收益15%左右，当时张喆和王洋商量好买另一个朋友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每笔最少购买300万元，当时商量好张喆出190万元，王洋出110万元，但是这件事后来黄了，这个项目没有买成，当时王洋还没把钱给张喆，张喆就说这是要不算了吧，王洋告诉说钱已经从家里弄出来了，让张喆选个稳健一点的项目一起挣钱，于是张喆就答应了，王洋后来就把钱给张喆了，这笔钱张喆主要放在其自己的账户中炒股票和期货等，王洋知道此事，刚开始一直挣钱，张喆按照两人口头约定每三个月返还5万元利润，张喆大约一共给了王洋40万以上，但是具体记不清了;因为王洋的钱是从他父母那里来的，这么长时间没有给他父母，他父母担心了，王洋就要求张喆给他写一起购买了信托产品的收条回去给父母交代，由于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张喆就给写了。2015年10月5日的讯问笔录载明，当被问到根据公安机关调查张喆在王洋投资后曾跟王洋及共同的朋友说过王洋的投资购买了信托产品，而且购买信托产品的合同之所以不能给王洋是因为合同在杨某涛处保管，怎么解释时，张喆称其承认其说过这样的话，其无法解释；后又称其刚才说无法解释，现在想起来了，2014年王洋找到张喆，说他跟他母亲说投资的110万元用于购买信托产品了，现在他母亲要看购买信托产品的合同，当时王洋投资的钱已经赔了一部分，但张喆感觉还有能力把赔的补上，就说想办法把合同给王洋，后来张喆没把赔的补上，也没有能力购买110万元的信托产品，为了拖王洋一段时间，就跟王洋说信托产品已经买了，合同在杨某涛那里。2016年3月2日的询问笔录载明，杨某涛称：2013年杨某涛向张喆推荐过年收益率将近16%的信托产品，当时杨某涛在证券公司工作，公司有多种信托产品，公司推出较高收益率的信托产品时，杨某涛会向张喆推荐，经常发生杨某涛推荐的信托产品没有推出的情况。2015年10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书》，载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2015年10月9日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张喆，经该院审查认为证据不足，决定不准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张喆。自2013年5月21日起，张喆共向王洋转款717400元。王洋称：其中2013年9月30日的4万元、2013年11月14日的1万元、2013年12月30日的5万元、2014年6月27日的7000元、2014年6月30日的4万元，共计147000元为张喆支付的本案涉案理财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收益；2013年7月2日的21000元为偿还2012年4月16日王洋向张喆出借的款项，2013年8月5日的2万元中1500元为偿还2012年4月16日王洋向张喆出借的款项、7000元为偿还2012年6月13日王洋向张喆出借的款项、11500元为偿还2012年7月9日出借的款项，2013年8月29日的2万元中1500元为偿还2012年7月9日王洋向张喆出借的款项、14000元为偿还2012年8月13日王洋向张喆出借的款项、4500元为偿还2013年6月30日王洋向张喆出借的款项；2013年11月27日的5万元、2013年12月5日的10万元、2014年1月15日的5万元为偿还（2016）京0105民初16672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借款；其余309400元无法明确款项性质，同意在本案中进行抵扣。对此张喆表示除2013年6月30日王洋转给张喆的5000元以及2013年8月29日张喆转给王洋的5000元均记不清用途外，其余款项没有异议。关于309400元同意抵扣的款项，王洋称，因约定的委托理财期限为2年，自2013年6月4日至2015年6月3日，按年利率14%计算收益，故2年的收益应为308000元，又因已支付收益147000元，故其中于2015年6月3日前给付195900元，其中161000元抵扣期内收益，剩余34900元抵扣本金；其中113500元于2015年6月4日后给付，抵扣逾期收益。另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4作出的（2016）京0105民初16672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经审理查明，王洋提交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明细，证明其于2012年1月8日转账23万元，2012年1月9日转账6万元，2012年1月11日转账125800元，2012年1月12日转账143500元，2012年2月3日转账25万元，2012年2月4日转账5000元，2012年2月21日转账3万元，2012年3月7日转账5万元，共计向张喆出借894300元，张喆于2013年11月27日还款5万元、2013年12月5日还款10万元、2014年1月15日还款5万元，剩余694300元未偿还，后来加上利息等张喆凑了一个整数，于2014年5月1日出具收条时称共计借款70万元。判决张喆返还王洋欠款本金70万元及利息。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二、本案的适格主体；三、是否应当返还本金并赔偿收益损失。争议焦点一，委托理财是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将该资产投资于期货、证券等交易市场或通过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得收益由双方按约定进行分配或由受托人收取代理费的经济活动。本案中，王洋与张喆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综合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笔录、本案审理中各方的陈述,以及张喆出具的《收条》中的内容可以认定，王洋将本案诉争款项汇至张喆账户，系用于同张喆一同投资某一信托产品，而非王洋主张的委托张喆进行理财，故双方之间就本案诉争款项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本院将本案案由调整为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二，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笔录中未能体现杨淑华、张北、王桂菊参与了王洋将诉争款项汇给张喆一同投资信托产品一事，虽张喆出具的《收条》中有“张喆于2013年6月1日从王洋母亲杨淑华处拿走110万元整，用于和张喆家一同购买”、“信托产品的合同只能由张喆父亲一人签字”以及“并附带此信托原始合同复印件一份”的内容，但王洋实际诉争款项系王洋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分别于2013年5月31日、2013年6月4日汇至张喆账户，并非张喆于2013年6月1日从杨淑华处拿走，且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笔录及本案陈述中，各方均表示并未实际签订过信托合同，《收条》实际亦未附原始合同复印件，可见《收条》内容与客观事实并不相符，故杨淑华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张北、王桂菊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争议焦点三，王洋向张喆汇款110万元系用于共同投资信托产品，但该笔款项并未实际用于投资信托产品，张喆称后双方协商将该款项用于进行股票、期货投资，王洋对该意见不予认可，张喆对此未举证证明，对此本院不予采信，故王洋有权要求张喆返还其投资款。因未实际进行信托产品投资，故并不实际存在信托产品收益，张喆无需向王洋返还《收条》中载明的年利率14%的信托产品收益，但张喆在公安笔录中自认双方口头约定了每三个月5万元的利润，且张喆未将款项用于双方约定的事项，属于违约，故王洋有权要求张喆按照该收益标准支付期内相应收益损失。2013年5月21日后张喆向王洋支付的款项中，王洋主张的应为截至2013年6月30日的收益以及为偿还其他借款的，张喆予以认可的部分，不应抵扣本案投资本金及后续收益。关于2013年8月29日的5000元为偿还2013年6月30日借款，王洋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2013年6月30日王洋向张喆转账5000元，张喆对此不予认可，但无法说明款项性质亦未提交反证，故对于王洋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亦不应抵扣本案投资本金及后续收益。关于王洋主张的偿还（2016）京0105民初16672号民事判决书中所涉借款的部分款项，已经生效判决书认定，故不应抵扣本案投资本金及后续收益。关于王洋同意抵扣的309400元，王洋主张按照年利率14%标准计算收益，该标准低于张喆自认的三个月5万元的收益标准，对此本院不持异议，故王洋主张其中161000元应作为2年期内收益不抵扣本案投资本金及后续收益，本院予以确认，其余148400元均应抵扣本金。关于逾期损失，王洋主张仍应按照年利率14%的标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调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王洋投资款951600元；二、被告张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王洋逾期损失（以951600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王洋、杨淑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85元，由原告王洋、杨淑华负担1069元（已交纳），由被告张喆负担1331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孟 妍人民陪审员  刘立英人民陪审员  周志敏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书 记 员  戴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