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3民初3818号原告：胡超，男，198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洋，湖北朴诚勇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营业场所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18号。负责人：张小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玲，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胡超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胡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祥，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平安保险公司向胡超给付胡超已垫付的交通事故赔偿款712144.1元；2、判令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等。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12日，胡超向平安保险公司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期间自2018年1月23日至2019年1月22日止。胡超依照合同的约定向平安保险公司支付了保险费，平安保险公司向胡超送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2018年3月2日21时许，胡超驾驶鄂Ａ×××××号小型轿车沿武昌区和平大道由北向南行驶，至积玉桥消防中队门前路段时，疏于观察路面情况，将由西向东横过道路的行人撞倒致伤。胡超事故后于当日被公安机关查获，致伤行人后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交通大队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武公昌交认字【2018】第B-00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胡超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2018年3月16日，胡超与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在武汉市武昌区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了昌交通民调字（2018）第145号《武汉市武昌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协议书》，由胡超向交通事故死者家属支付抢救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参与事故调解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等全部赔偿金共计人民币712144.17。胡超认为：该交通事故发生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内，胡超有权向平安保险公司请求在赔偿数额的限度内进行赔偿，平安保险公司亦有义务向胡超给付胡超已垫付的交通事故赔偿款712144.1元。平安保险公司以胡超交通肇事逃逸为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然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平安保险公司向胡超送达的保险合同及载明的免责条款未引起胡超的注意，胡超亦未在保险合同上签字确认，平安保险公司胡超胡鈒未将免责条款向胡超进行充分告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1条之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鉴于此，本案中合同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平安保险公司仍应当在保险限额内承担给付赔偿款的法律责任。故胡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平安保险公司辩称：1、我公司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胡超系交通肇事后逃逸，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刑法中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我司不承担本案的任何赔偿责任；2、我公司与胡超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肇事后逃逸属于免责条款，根据法律规定，我公司并没有加重当事人的合同义务。且该条款与法律规定一致。并且按加粗处理，胡超应履行合同义务，自行赔偿受害人损失；2、我公司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胡超系车牌号为鄂Ａ×××××号大众牌小汽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的所有人。2017年12月12日，胡超为涉案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两种商业保险，并购买了不计免赔。交强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1月22日17时起至2019年1月22日24时止，商业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1月23日0时起至2019年1月22日24时止；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额为174371.2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为1000000元。2018年3月2日21时许，胡超驾驶涉案车辆沿武昌区和平大道由北向南行驶，至积玉桥消防中队门前路段时，疏于观察路面情况，将由西向东横过道路的行人周正云撞倒致伤。胡超事后驾车逃逸，并于当日被公安机关查获。周正云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2018年3月20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交通大队作出武公昌交认字【2018】第B-00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胡超驾驶机动车疏于观察路面情况，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且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故胡超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周正云无责任。后胡超被司法机关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2018年3月16日，胡超、周正云双方家属在武汉市武昌区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达成昌交通民调字（2018）第145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由胡超赔偿周正云抢救费2144.1元（已支付），赔偿周正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参与事故调解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等全部赔偿金共计710000元。后胡超按人民调解协议约定履行了赔偿义务并取得了受害人家属谅解。另查明，胡超系通过手机网络投保本案保险，投保过程中曾在手机屏幕上签名。胡超当庭陈述，其在投保过程中未在网页上看到免责条款，平安保险公司也未就免责条款对其进行提示或说明。平安保险公司为证明已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投保单（打印件）两份；2、《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复印件）一份，其中第二十四条就商业三者险免责事项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3、案外人袁志华2019年手机投保屏幕照片一组。胡超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为打印件，证据2为复印件，证据3平安保险公司未提供照片原始载体，且为案外人袁志华的投保网页；对三组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胡超未在纸质投保文件上签字，也未在网页上看到过免责条款，三组证据均无法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在与胡超订立保险合同时尽到了提示及说明义务。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为本案保险合同订立时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就机动车商业险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及说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保险系通过互联网销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的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胡超主**安保险公司未尽提示及说明义务，而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投保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均无投保人胡超手写签名，其提交的案外人袁志华投保手机屏幕照片系为证明投保网页情况，但并非直接打印自投保网页，而是第三方手机翻拍袁志华手机屏幕的照片，平安保险公司也未提供两部手机原物，显然无法认定该网页内容的真实性；且案外人袁志华2019年手机投保网页内容也不能证明胡超2017年12月12日购买保险时的投保网页情况。综上，平安保险公司在本案中为证明其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所提供的证据均非原件，显然不足以证明其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胡超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平安保险公司怠于就其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积极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该免责条款对胡超不产生效力。案发后，胡超垫付了受害人抢救费2144.1元，并赔偿受害人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710000元。经核算，上述金额未超过胡超应承担的死亡赔偿金（34455×20=689100元）、丧葬费（60561÷2=30280.5元）之和，故对胡超要求平安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12144.1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平安保险公司主张胡超系交通肇事后逃逸，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情形，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认为，胡超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属实；但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只是免除了保险人就此类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后的说明义务，保险人仍需证明保险合同订立时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提示，而平安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提示。故对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述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胡超支付保险金712144.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461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此款胡超已预付本院，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胡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鹞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刘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