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46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辉，男，汉族，1984年2月29日出生，现住济南市历城区海亮院里10号楼1单元602室。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婷，山东强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翠苓，女，汉族，1984年2月20日出生，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军，山东颐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辉因与被上诉人张翠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4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王辉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依法判决张翠苓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王辉未能提交债权凭证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另根据张翠苓提供的其向王辉的转账记录多达十几笔，且双方电话录音中亦未有完整体现张翠苓与王辉之间系借贷关系的相关内容，故，王辉还应当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张翠苓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具体为：第一，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王辉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原件，且张翠苓对该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能够证实王辉向张翠苓支付款项的事实，且出借款项的多次性、金额不确定性以及借款人多次偿还款项并不违背交易习惯与法律逻辑；第二，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王辉提交了电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张翠苓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该证据内容完整记载了“张翠苓（陈述）最后再借我一次吧”、王辉向张翠苓多次出借款项的原因、王辉出借款项后不断的进行催要还款且要求张翠苓出具欠条、张翠苓不仅始终没有进行否认还陈述了不能及时偿还借款的原因，能够证实双方借贷合意的达成。综上，王辉一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实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王辉仅以与张翠苓的电话录音内容及向张翠苓的转账记录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不足，王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具体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应符合两个构成要件，一是出借人向借款人支付款项的事实，二是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第二，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王辉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张翠苓抗辩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系合伙关系，却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投资比例、盈余分配、合伙经营等事项。张翠苓抗辩的“养卡”“老毕平台”等，并不能证明王辉参与平台共同经营，也不能证实双方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因此，认定合伙关系证据不足，应认定为借贷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予以改判支持王辉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张翠苓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本案事实方面：本案中王辉提供的转款记录和录音不能证明双方系借贷关系。1、本案双方互相转款的流水可以用如下几个字表述：杂、乱、多、理不清楚。对于前述杂、乱、多、理不清楚的客观状况，结合一般人的理解和常识进行分析，不能得出双方是借贷关系的结论。2、结合王辉提供给法庭的两份录音，按照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对录音进行分析和梳理的话，双方在录音中应当明确的借贷关系、借款数额、借款方式或结算数额等均示明确，自2018年原莱城区人民法院到今天的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王辉提供的所有证据（包括录音）均不能证明王辉与张翠苓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两份录音的内容相互矛盾，细听并斟酌后，得不出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的结论。3、结合2018年6月4日莱城区法院庭审笔录第六页王辉的陈述，双方共同刷卡养卡的事实是成立的。再结合2018年9月27日莱城区法院庭审笔录第五页最后一段和第六页王辉的陈述，足以判定双方通过老毕平台进行资金操作的事实，王辉的该段陈述足以说明双方不是民间借贷关系。4、结合双方凌乱的转款状况及双方在原莱城区法院和本案一审中关于双方关系的陈述，不能得出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的结论。综上所述，王辉不能证实双方系借贷关系，一审法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驳回王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因此，请求二审法庭驳回王辉的上诉，维持原判决。王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翠苓偿还王辉借款本金130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按照银行实际产生的贷款利息计算）；2.判令张翠苓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辉通过中信银行分别于2016年3月24日向张翠苓转账50000元、2016年3月25日向张翠苓转账30000元、2016年7月22日向张翠苓转账30000元、2016年9月3日向张翠苓转账7000元、2017年1月23日向张翠苓转账29000元、2017年2月28日向张翠苓转账6000元；王辉通过广发银行分别于2016年3月27日向张翠苓转账50000元、2016年5月7日向张翠苓转账50000元；王辉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分别于2016年12月2日向张翠苓转账150000元、2017年1月14日向张翠苓转账100000元、2017年1月17日向张翠苓转账40000元；王辉通过招商银行分别于2016年1月31日向张翠苓转账4000元、2016年2月3日向张翠苓转账400元、2016年3月25日向张翠苓转账30000元、2016年5月24日向张翠苓转账330元、2016年6月16日向张翠苓转账10000元；王辉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分别于2016年8月1日向张翠苓转账20000元、2016年9月20日向张翠苓转账30000元、2016年10月27日向张翠苓转账9000元、2016年11月10日向张翠苓转账12000元、2016年11月19日向张翠苓转账5000元、2016年11月21日向张翠苓转账9900元、2016年12月6日向张翠苓转账19600元、2017年3月23日向张翠苓转账6500元、2017年4月26日向张翠苓转账69100元、2017年5月4日向张翠苓转账29700元、2017年6月1日向张翠苓转账9900元、2017年7月2日向张翠苓转账27900元、2017年7月4日向张翠苓转账5000元、2017年7月5日向张翠苓转账17900元、2017年7月7日向张翠苓转账20000元、2017年7月8日向张翠苓转账9950元、2017年8月21日向张翠苓转账20000元、2017年11月18日向张翠苓转账3000元、2017年11月20日向张翠苓转账1500元、2017年11月21日向张翠苓转账4100元、2017年11月23日向张翠苓转账3800元、2017年11月25日向张翠苓转账210元、2017年11月28日向张翠苓转账1100元、2017年12月3日向张翠苓转账14000元、2017年12月4日向张翠苓转账5000元、2017年12月7日向张翠苓转账4500元、2017年12月8日向张翠苓转账5000元、2017年12月10日向张翠苓转账15000元、2017年12月12日向张翠苓转账500元、2017年12月16日向张翠苓转账3000元、2017年12月21日向张翠苓转账500元、2017年12月26日向张翠苓转账5000元、2017年12月27日向张翠苓转账4750元；王辉通过微信支付方式分别于2018年2月9日向张翠苓转账3000元、2018年2月5日向张翠苓转账1500元、2018年2月2日向张翠苓转账3500元、2018年1月25日向张翠苓转账2900元、2018年1月24日向张翠苓转账2900元、2018年1月23日向张翠苓转账7000元、2018年1月20日向张翠苓转账200元、2018年1月19日向张翠苓转账14000元、2018年1月14日向张翠苓转账1500元、2018年1月13日向张翠苓转账3000元、2018年1月9日向张翠苓转账5000元、2018年1月8日向张翠苓转账2600元、2017年11月13日向张翠苓转账5000元、2017年11月10日向张翠苓转账20000元、2017年11月7日向张翠苓转账16900元、2017年10月30日向张翠苓转账34000元、2017年10月23日向张翠苓转账27000元。庭审中，王辉向一审法院提交第一组证据为2018年3月3日、3月9日王辉与张翠苓的通话录音光盘以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予以证实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借款方式为王辉通过借网贷、银行转账、信用卡透支、向亲戚朋友借款、让张翠苓持有使用王辉的浦发银行、广发、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信用卡等多种方式将款项多次出借给张翠苓；王辉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为中信银行交易明细、广发银行交易明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交易明细、招商银行交易明细、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对账单、中信银行信用卡对账单、浦发银行信用卡对账单、兴业银行信用卡，予以证实截止起诉之日，王辉向张翠苓出借款项及信用卡产生的利息共计2185252.84元；王辉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为王辉与优尼班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2016年10月10日的劳动合同续订书，证实王辉自2011年起从事广告运维工作，王辉有正式的工作，并不是职业放贷人，其向张翠苓出借款项不具有盈利性。经质证，张翠苓对于手机通话录音资料的意见为，第一，2018年3月3日的录音内容中有相互矛盾之外，录音的前面部分王辉虽有出借款的意思表示，但后半部分说“现在得20多万了吧，又有捣鼓100多万”的说辞。“前前后后给你打过去20多万”和“捣鼓100多万”这两部分内容相互矛盾。第二，从该段录音中不能得出张翠苓向王辉借款以及借款数额的结论。第三，2019年3月9日的录音中张翠苓说“还缺1800块钱”，王辉回答“昂”，由于3月9日这个日期晚于3月3日，若张翠苓向王辉有借款的话，王辉回答“昂”字可以理解再给他1800元就偿还完毕。综上，两个录音不能证明张翠苓欠王辉款项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欠款数额等事实。对于王辉提交的多家银行转账记录及微信支付明细有异议，该转账记录中既有王辉向张翠苓转款的流水，也有张翠苓向王辉转款的流水。对于两份劳动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即使王辉有正式工作也不能证明王辉与张翠苓之间的资金往来为合规资金。张翠苓为证实其反驳观点，向一审法院提交第一组证据为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邮储银行转账记录、交通银行转账记录、工商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招商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实张翠苓通过房志刚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王辉转账17次，涉及款额178100元；张翠苓通过亓纪先向王辉转账20次，涉及款额235500元；张翠苓通过亓芳向王辉转账11次，涉及款额94900元。张翠苓通过建设银行向王辉转账199090元；张翠苓通过邮储银行向王辉转账20010元；张翠苓通过交通银行向王辉转账4次，涉及款额36200元；张翠苓通过工商银行，以王栋的银行账户向王辉转账58598.9元；张翠苓通过微信向王辉转账61次，涉及款额69408元；张翠苓通过招商银行向王辉转账转账20次，涉及款额40366.66元。张翠苓通过微信向王辉转账76409.8元，王辉通过微信向张翠苓转账176300元。张翠苓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王辉转账以及ATM现金存款共计187330元，以上转款明细能够证明双方互有转账且资金流水量大，并非王辉所诉借款。经质证，王辉认为对于张翠苓通过案外人向王辉转账的证据，因系复印件，也未加盖银行的电子回单专用章，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外，转账人非张翠苓本人，与本案无关联性，该部分款项并不是张翠苓支付给王辉的款项。张翠苓提交的其他银行转账记录，因系打印件，未加盖银行公章，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金额也不认可。王辉对于张翠苓提交的微信交易明细证明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该微信交易明细所显示交易对方为“王”，并未体现王辉的名称、账户信息或者微信名，不能证实该款项发生于王辉与张翠苓之间。王辉对于张翠苓提交的邮政储蓄银行的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转账及ATM存款均未体现王辉的信息，仅显示金额、日期，不体现交易相对方，不能证实款项往来发生于王辉与张翠苓之间。张翠苓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为2018年6月4日、2018年9月27日原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城西法庭（现济南市莱芜区法院城西人民法庭）王辉以同一事实起诉张翠苓的庭审笔录，证明：一、双方出现流水的原因是张翠苓为王辉的信用卡进行“养卡”。二、双方流水所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双方共同以王辉信用卡或者王辉提供的资金通过张翠苓进入一个叫“老毕的网络平台”，赚取利润或者差价。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而非王辉起诉的借贷关系。张翠苓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为支付宝交易记录五份，共计金额9139元，该交易记录仅仅是张翠苓向王辉转账的部分支付宝凭证，证明张翠苓有向王辉转账的流水。张翠苓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实王辉与张翠苓之间并非一般的同学、朋友关系。经质证，王辉对原莱芜市莱城与人民法院城西法庭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庭审笔录中双方的陈述均没有经过法院作出事实认定，未经法院确认的陈述不能作为当事人的自认，笔录中的内容不具有证据的效力，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第二、根据庭审笔录中第六页王辉陈述的“从2016年3月份开始的她手中的五张说帮我养卡”，可以得知养卡并非是双方出现流水的原因，而是张翠苓为偿还王辉的借款与王辉协商的还款方式。借款原因为张翠苓因经营服装缺少资金，向王辉借款，并说可以支付利息，王辉出借后要求张翠苓还款，张翠苓无法及时偿还，便提出通过养卡的方式来偿还王辉的款项，养卡是当时张翠苓为了继续借款而向王辉解释的其中一个理由，并不是双方频繁出借款项的原因。对于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真实性无异议，但王辉在起诉时已经将张翠苓偿还的该部分款项予以扣减，不应在诉讼金额中再次扣除。对于聊天记录截图真实性不认可，该组截图不能体现双方的微信名称，不能证实聊天记录发生在双方之间，并且该内容中也不能体现双方关系超出朋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王辉与张翠苓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王辉与张翠苓对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发生争议时，主张存在借款关系的王辉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王辉提交了向张翠苓转款的多种方式的转账记录以及与张翠苓的电话录音，予以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未能提交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另根据张翠苓提供的其向王辉的转款记录多达几十笔，且双方电话录音中亦未有完整体现张翠苓与王辉之间系借贷关系的相关内容，故，王辉还应当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张翠苓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王辉仅以与张翠苓的电话录音内容及向张翠苓的转账记录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不足，王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王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主张的要求张翠苓偿还借款本金130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王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00元，减半收取计8250元，由王辉负担。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辉与张翠苓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王辉依据向张翠苓的转账凭证主张双方民间借贷关系，张翠苓虽认为双方系合作关系，但对此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双方在王辉向张翠苓的转款范围内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就王辉主张的其他因贷款产生的利息亦系因张翠苓向其借款形成，但仅凭欠款利息的凭证不足以证实该宗利息属于张翠苓向王辉的借款范围，或因借款形成的利息，且结合双方关于信用卡“养卡”的陈述，本院认为王辉关于贷款产生的利息亦属于借贷范围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双方的转账记录，王辉向张翠苓银行转账及微信转账共计1150476元，张翠苓直接向王辉银行转账及微信转账共计441484.46元，双方未约定利息，故张翠苓的上述转账应系偿还的借款本金，相抵后，张翠苓尚欠王辉708991.54元，故张翠苓亦应对该708991.54元的借款负有偿本付息的责任，双方未约定利息，故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综上，王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改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499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张翠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偿还上诉人王辉借款本金708991.54元，并支付自2019年6月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以708991.54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上诉人王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250元，上诉人王辉负担4125元，被上诉人张翠苓负担41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上诉人王辉负担8250元，被上诉人张翠苓负担8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栾钧霞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丁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