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内0603行初232号原告北京铁运通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6004624955。法定代表人王某1，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常某、木某，北京尚衡（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准格尔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52723011732549T，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党政大楼西副楼。法定代表人鲁某。出庭负责人贾某。委托代理人王某2、李某，内蒙古义盟（准格尔）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某，公民身份号码：×××，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代理人周某，北京大成（内蒙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铁运通科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运通公司）与被告准格尔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准旗人社局），第三人刘某1人社工伤认定一案，于2019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铁运通公司委托代理人常某、木某，被告准旗人社局出庭负责人贾某及委托代理人王某2、李某，第三人刘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准旗人社局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准人社认字[2019]9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内政办发[2016]119号文件精神，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刘恩义为工伤。原告铁运通公司诉称，1、请求撤销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准人社字[2019]9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认定刘恩义为工伤的行政决定；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29日下午16时20分左右，施工人员刘恩义在位于北京铁运通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准格尔旗七星湖农场临时性彩钢房一层板房内被发现，发现时脸朝上距离自制铁马架1.43米处，自制铁马架无倒塌、倾斜。2018年10月31日23时，刘恩义被诊断为脑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11月1日凌晨4时家属将其尸体拉回原籍并埋葬。2019年6月3日被告受理了刘恩义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为，一、刘恩义和北京铁运通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准格尔旗七星湖农场事实劳动关系成立；二、以上事故经过属实，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准格尔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6月17日对原告下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已在举证期限内举证。但原告认为被告核实情况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刘恩义与原告之间并无劳动关系。原告与张金锁于2018年9月15日签订《房屋建设协议》，并约定张金锁负责承建原告黄芪加工房屋420平方米，且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根据《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原告与张金锁之间的发包协议并非非法转包，其承揽的加工房屋为彩钢房，属于临时性建筑，因此并不在建筑法的调整范围，即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刘恩义是张金锁个人找来的吊顶工人，与张金锁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即直接的雇佣关系，因此刘恩义的死亡应由张金锁承担全部责任，与原告无关。二、刘恩义的死亡虽然在彩钢房内，但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有：（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工”中最核心的因素“工作原因”，是构成工伤的充分条件，“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更多的是证明工作原因的辅助因素，同时也对工作原因起补强的作用。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则推定为工作原因，亦可认定为工伤。但刘恩义的死亡是否是因工作原因导致的，没有事实依据，理由是：（一）刘恩义倒地时没有人在现场，旁边的脚手架也没有倒塌，不能认定是自己晕倒还是从脚手架上摔倒。（二）死亡后家属将刘恩义的尸体自行埋葬，并没有做尸检，没有尸检结论不能认定刘恩义的死亡是因“工作原因”导致的。（三）在抢救刘恩义时，其家属就告知原告刘恩义患有高血压多年且并不治疗，因此刘恩义的死亡原因是因自身疾病导致的可能性大。因此，刘恩义的死亡是否是因工作原因导致的，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主管推断其必然是因工作原因死亡的，也不能认定其是工伤。三、刘恩义的死亡即便是突发疾病死亡，但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之规定。2018年10月29日下午16时20分左右，刘恩义被发现，于2018年10月31日23时刘恩义被诊断为脑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期间共计55个小时左右，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但职工虽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经过48小时抢救之后才死亡的，不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此，刘恩义的死亡虽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但经过48小时抢救之后才死亡的，不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原告铁运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内行终315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准旗人民政府的批复在涉诉阶段，是否属于非法发包没有明确，不能以此政府批复作为认定工伤的依据。被告准旗人社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合法。被告受理工伤申请、作出工伤认定的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刘恩义从吊顶架上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发生之日为2018年10月29日，其家属作为申请人于2019年6月3日向被告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关于申请工伤的时间规定。且第三人申请工伤提供了相应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医院病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人证明等材料，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关于申请工伤所需提交材料的规定。被告依据《工伤认定颁发》第五条、第七条之规定，受理了第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书面通知原告有举证的权利，原告在举证期内已举证。被告经过调查核实，综合全案证据材料，依据法律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了准人社认字[2019]9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同时被告将决定书进行了送达，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本案中关于受理、审查、决定、送达程序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二、被告认定刘恩义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刘恩义在七星湖农场中施工厂房内进行顶棚吊顶作业过程中，从吊顶架上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属于工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4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本案中，原告将七星湖农场用于生产黄芪的厂房建设施工范围内的房屋钢结构焊接、防火彩钢屋面板及屋顶防火彩钢安装、室内门窗安装、室内顶棚安装等整体施工工程全部发包给无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张金锁，并由张金锁雇佣刘恩义从事顶棚吊顶工作。由于张金锁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因此，应当有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原告对刘恩义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及被告根据上述规定及在案佐证的证据与事实认定刘恩义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2、关于原告提出刘恩义的死亡是否因“工作原因”所致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因工作原因”，是指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间存在管理关系，即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存在一定关联。2018年10月29日下午，刘恩义在七星湖农场中在建厂房内进行顶棚吊顶作业，为完成顶棚吊顶的工作任务，必须借助一点高度的工具并且站在脚手架上才能够得着屋顶完成工作任务，该行为与其工作任务密切相关，是刘恩义为完成工作任务客观上必须进行的行为，不属于超出其工作职责范围的其他不相关的个人行为。因此，不管是刘恩义从脚手架上因自身疾病的自然晕倒还是其工作中不够谨慎从脚手架上跌落的过失都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情形，故不影响工伤的认定。所以刘恩义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系为完成工作任务所致，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至于原告提到“未做尸检及刘恩义的死亡原因是因自身患有高血压疾病导致的可能性大”等问题，由于从最初的十二连城乡医护人员的出诊记录到大路医院的院前医疗急救病历再到中心医院的检查结果以及刘恩义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中已经明确诊断为脑出血，创伤性脑干出血等，系脑死亡，符合人从高处跌落脑袋着地会产生的后果特征，与高血压无必然的因果联系。综上所述，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的准人社认字[2019]9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原告提起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准旗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一份4页；2、受伤害职工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3、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4、工伤认定书送达回证，证明刘恩义于2018年10月29日在工作期间从吊顶架上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家属作为申请人于2019年6月3日向被告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关于申请工伤的时间规定。被告受理工伤申请后依照法定程序于2019年6月17日向原告下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期内已举证。被告的受理、办理，以及最终做出工伤认定程序合法。并在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后，将工伤决定书进行了送达，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第二组证据,1、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中心卫生院转诊登记单；2、准旗大路医院院前医疗急救病例及急救病情告知、转送书；3、准格尔旗中心医院住院病历及诊断证明书；4、准格尔旗中心医院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5、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文件（十政发[2018]419号）；6、准格尔旗人民政府关于北京铁运通科贸有限责任公司七星湖农场“10.29”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7、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8、证人刘某2的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9、公安机关的十份调查笔录（包括占星媛、王某1、赵喜平、刘某13份、张金锁2份、田巧荣、王昊）；10、原告公司关于刘恩义的情况说明；11、受伤经过；12、房屋建设协议，证明刘恩义在工作期间从吊顶架上跌落，从最初的十二连城乡医护人员的出诊记录到大路医院的院前医疗急救病例再到中心医院的检查结果以及最后刘恩义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中已经明确诊断为脑出血，系脑死亡，符合人从高处跌落脑袋着地会产生的后果特征，相当程度上排除了自身身体特殊体质介入因素。经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北京铁运通科贸有限责任公司七星湖农场“10.29”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准旗公安局的调查，综合能够证实刘恩义确系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商保险条例》关于工伤认定的情形，被告据此作出工伤认定，基本事实认定无误，适用法律正确。虽然原告主张与刘恩义之间并无劳动关系，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张金锁，刘恩义与张金锁系雇佣关系。但是原告将建筑主体工程非法发包给无用工主体资格、又无建设资质的个人，根据法律规定应由原告对刘恩义承担用工主体资格。第三组证据,社保局证明一份，证明刘恩义未参加工伤保险的事实。综上，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请。第三人刘某1述称，一、铁运通公司准格尔旗七星湖农场与刘恩义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资格。2018年9月15日，原告北京铁运通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准格尔旗七星湖农场（以下简称七星湖农场）作为发包方，将其加工厂房建设项目整体以造价每平方米500元发包给了无任何资质的自然人张金锁，工程总造价21万元，并签订了《房屋建设协议》。主体工程完工后，张金锁又聘用刘恩义做顶棚吊顶工作。该建设项目在施工前一直未向主管部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根据2005年5月25日发布并实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自这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因此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将业务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保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这表明，即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存在实际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也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劳动者不因非法用工而丧失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避免用工单位通过违法发包行为逃避其应当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建筑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小型房屋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参照本法执行。依法核定作为文物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和古建筑物等的修缮，依照文物保护的有关法律规定执行。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因此不适用建筑法的工程包括3种，一是纪念建筑及古建筑，二是抢险救灾的临时性房屋建筑，三是农民自建低层住宅。这里的临时性建筑，是指经市、区政府成立的抢险救灾机构认定，为抗击突发性灾害或险情、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免受损失而必须紧急建设的工程。因此，原告发包的工程显然不属于临时性建筑，仍然属于违法发包。二、刘恩义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伤。2019年10月29日下午，刘某1及刘恩义两人按施工计划在加工厂房进行顶棚吊顶作业。刘恩义负责固定顶棚吸音矿棉板，刘恩义在距离地面1.5米高的自制铁马架上进行吊顶作业，后由于铁马架不稳固，导致刘恩义从架子上跌落。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刘恩义的死亡并非突发疾病，而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导致摔落而死，属于法律规定的工伤情形，并非《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视为工伤的情形。退一步讲，用人单位或社保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则推定为工作原因，亦可认定为工伤。综上，七星湖农场明知自然人张金锁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确违反法律规定将其工程发包给张金锁，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七星湖农场承包工伤保险责任有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劳动者在遭遇工伤时的主要救济途径，其待遇的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如果由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那么自然人往往缺乏相应的赔偿能力，就会使劳动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劳动者在整个违法发包的过程中是完全没有过错的，不应该因自然人无力赔偿而承担不利后果。第三人刘某1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一份，2、房屋建设协议一份，证明原告将建设工程非法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张金锁，应当由原告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经庭审质证，被告准旗人社局对原告铁运通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关于该批复是否涉诉与本案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必然决定因素。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是综合全案证据，尤其是准旗中心医院的诊断，符合外伤致害的情形。诊断证明是医师事故发生后对受害人刘恩义受伤情况进行检查，结合自身的医学知识综合作出的诊断证明书，加盖了医院的印章，是对外具有强制效力的生效的诊疗证明文件，是客观真实的，最能够还原案件事实。第三人刘某1对原告铁运通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问题不予认可，121号调查报告批复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与本案的工伤认定没有关系。原告铁运通公司对被告准旗人社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工伤认定申请表系刘恩义的儿子刘某1填写，其内容中刘恩义从吊顶架上跌落，与事实不符。工伤认定申请表中七星湖农场不具备主体资格，其他的证据均认可。对第二组证据，十二连城乡及大路医院及中心医院病例只能证明刘恩义的受伤情况，不能证明刘恩义的死亡原因，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仅是推断，要想知道真正死亡原因，必须做死亡鉴定。诊断证明的主述部分是家属称刘恩义是坠落的，并不是医生做出的诊断。十二连城乡419号文件、事故调查报告及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原告已经诉至鄂尔多斯市中院，要求撤销该调查报告的批复，中院不予受理，原告上诉至内蒙高院，高院指令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立案，该批复现在在涉诉阶段，没有经过法律确认，能否证明事实是待定的。2019年1月8日刘某2与赵喜平的证明在工伤认定材料中，但被告代理人在举证目录中没有写明，该证明只有刘某2的身份证复印件，但证明上却有赵喜平的签名。在询问笔录中赵喜平明确称没有看到刘恩义是如何坠落的，且没有对刘某2的询问笔录，只有经过科学的死因鉴定，才能证明刘恩义是因坠落死亡的。关于占星媛的调查笔录，占星媛是十二连城乡的医护人员，作为初诊大夫第一时间到现场后，没有发现刘恩义头部有明显外伤，由此说明脑出血并非外伤所致，是自身疾病引起的。对赵喜平的询问笔录，也没有看到刘恩义是怎么掉落的事实。刘某2只有一个证明，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刘某2的陈述符合事实，刘某2是刘恩义的哥哥，刘某1是刘恩义的儿子，对刘某1的3份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作为书证且刘某1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单凭其询问笔录而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其对事实的证明力弱，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于房屋建设协议，是原告与张金锁签订的，除了建设内容外，双方对施工过程中的其他要求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即张金锁负责对其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及安全管理，并自行提供需要的工具，如出现安全事故，均由乙方自行解决，因此应当由张金锁承担其雇佣刘恩义的相关责任。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建筑、农民自建建筑，不适用本法。本案中施工场地属于临时性建筑，即彩钢房。被告的处罚对是否属于临时性建筑没有明确说明。因为彩钢房属于临时性建筑，不适用建筑法，所以不存在非法发包的情形，因此刘恩义与原告不具有事实劳动关系。对第三组证据，1、主体明确不符合；2、证明事实不清，死亡原因不清楚，证据不足，不能作为认定工伤的法律依据；3、适用法律错误，并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请求依法予以撤销。第三人刘某1对被告准旗人社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提交的三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证明问题也予以认可。综合被告提交的三组证据，可以证明其作出工伤认定的程序合法、证据充足、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告铁运通公司对第三人刘某1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工伤认定申请表，其主体不符合，七星湖农场不具备主体资格不予认可。对于房屋建设协议，建设内容是彩钢房结构，本案中施工场地属于临时性建筑即彩钢房。被告的处罚对是否属于临时性建筑没有明确说明。因为彩钢房属于临时性建筑，不适用建筑法，所以不存在非法发包的情形，因此刘恩义与原告不具有事实劳动关系。被告准旗人社局对第三人刘某1提交证据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铁运通公司提供的证据系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但其主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证。被告准旗人社局提供的三组证据，原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且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刘某1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29日16时15分许，第三人刘某1父亲刘恩义（已故）在铁运通公司准格尔旗七星湖农场在建的彩钢房内从事顶棚吊顶作业时，从自制脚手架上坠落倒地。经准格尔旗中心医院诊断，刘恩义受伤情况为：1、颅内损伤；2、创伤性脑干出血；3、硬膜下血肿（右侧额颞枕顶叶）；4、硬膜外血肿（左侧颞叶）；5、创伤性蛛网膜下出血；6、脑疝；7、脑挫伤；8、肺损伤（创伤性湿肺）；9、胸腔积液（双侧）；10、应激性溃疡；11、肺部感染；12、原发性高血压；13、中枢性呼吸衰竭；14、循环衰竭；15、多脏器功能衰竭。2018年10月31日23时，刘恩义经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6月3日，第三人刘某1向被告准旗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相关工伤认定材料；2019年6月17日，准旗人社局向铁运通公司准格尔旗七星湖农场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铁运通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2019年7月12日，被告准旗人社局作出准人社认字[2019]9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恩义与铁运通公司准格尔旗七星湖农场的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一）项之规定，认定刘恩义为工伤。原告铁运通公司不服该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铁运通公司准格尔旗七星湖农场系铁运通公司的分公司。2018年9月15日，铁运通公司准格尔旗七星湖农场与张金锁签订《房屋建设协议》，约定铁运通公司准格尔旗七星湖农场将黄芪加工房屋420㎡承包给张金锁施工建设。该工程采用防火彩钢板构造，工程造价为500元/㎡，具体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房屋钢结构焊接、防火彩钢屋面板及屋顶防火彩钢板安装、室内门窗安装、室内顶棚安装。2018年10月27日，张金锁将该工程的室内顶棚吊顶装修以32元/㎡口头包给刘恩义施工。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准旗人社局具有对辖区内的受伤职工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情况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本案中，铁运通公司准格尔旗七星湖农场是工程发包人，李金锁是总承包人，通过公安询问调查笔录、事故报告等证据，可知刘恩义又分包了案涉工程的顶棚吊顶的装修工程，刘恩义与李金锁之间是雇佣还是承揽关系存在疑问；被告准旗人社局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认定铁运通公司准格尔旗七星湖农场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但本案原告并非建筑施工、矿山企业，其是否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存在疑问。被告准旗人社局做出刘恩义系铁运通公司准格尔旗七星湖农场职工，二者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对案件事实调查清楚后再作出认定。综上，被告准旗人社局作出的准人社认字[2019]9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并重新作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准格尔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准人社认字[2019]9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被告准格尔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第三人刘某1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准格尔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伟强审 判 员  胡文静人民陪审员  李胜清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曹彦飞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