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8民再8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某1，男，195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鲅鱼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淑珍，辽宁蓝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某2，女，195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娇利，辽宁昌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某3，女，196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盖州市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娇利，辽宁昌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1与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继承纠纷一案，盖州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辽0881民初1032号民事判决，张某2、张某3不服，向盖州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盖州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9）辽0881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盖州市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2019年6月28日盖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881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张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淑珍，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娇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偏听偏信被上诉人的谎言，作出了错误的判决。首先，上诉人的母亲于2012年4月8日作出的遗嘱中涉及的财产继承已经生效，并且已经由上诉人及两位被上诉人实际履行完毕。2011年5月7日立遗嘱人在之前已经将本案争议的两户动迁房屋赠与给了上诉人，并委托上诉人负责办理动迁的一切事宜。上诉人的母亲出具张某1办理此事的委托书中注明案涉房屋已赠与给上诉人夫妇。签订此委托授权书时被上诉人张某2是现场的见证人，并亲自在该委托书及赠与事项的说明书中签字。这份书证上诉人已向法院提供，但法院在审理时只强调了委托张某1办理动迁补偿的权限，并未对上诉人母亲已将动迁的房屋赠与给上诉人的事实、张某2在场见证的事实予以调查、质证、认证，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的母亲为了谨慎起见又用再立遗嘱的形式确认了其财产的分配问题。本案的客观事实是上诉人的母亲在生前已将遗嘱中的财产分配完，三户房产及4万元现金均是在生前处分的。第二，被上诉人否认复印件及原件的存在。被上诉人张某2在(2018)辽0881民初1032号案件庭审中陈述，先陈述遗嘱原件由上诉人在签字后撕毁了。再审时又陈述2012年4月9日张某3当着上诉人张某1的面撕毁了母亲在4月8日所立的遗嘱。前面否认自己手里持有复印件（卷宗第一次询问笔录），其先后反复的陈述是矛盾的。第三，证人张某4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但再审庭审记录中没有详细记录其证明涉案的重要事实。张某4在法庭作证时明确指出被上诉人出具的遗嘱是假的，内容是伪造的，这份遗嘱不是上诉人书写的。一审法院对此证言未记录、未理睬，令人不能理解。一、关于遗嘱的性质问题：上诉人的母亲生前已对遗嘱中财产处分完毕。2012年4月8日，上诉人的母亲因病重，其特别邀请了侄子张某4从鞍山到盖州县医院为其立遗嘱。因张某4眼睛手术不久又未戴眼镜，其母亲在征求三个子女一致意见后由上诉人代书。在三位当事人和其母亲共同确认遗嘱没有问题后4人分别签字、捺指纹。张某4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并捺指纹，这是遗嘱形成的过程。上诉人的母亲在立遗嘱前已将遗嘱中所涉的财产，三户房屋及现金4万元全部分配完毕。上诉人取得其母亲赠与自己及妻子的二户房子的时间是在2011年5月7日。而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取得母亲赠与长征街的房子的时间也是在2012年其母亲去世之前。上诉人实际取得其母亲所立遗嘱中财产是接受赠与的财产，而非其母亲死后分得的遗产。从以上事实及证据充分证明遗嘱重新强调了母亲将财产分配赠与给儿女及孙子女的事实。同时也是为防止在其过世后子女因财产的问题起纷争。二、遗嘱的形式内容是合法的。遗嘱经上诉人、被上诉人同其母亲共同签字，由上诉人亲笔代书，经见证人签字，由被上诉人的女儿李大玲拿去复印后，分发给三位当事人。遗嘱在形式上虽然不规范，但无法否定其具有的真实性、合法性。原一审及再审时被上诉人虽然千方百计地辩称遗嘱原件不存在，写完当时就由上诉人销毁了。试问，既然写遗嘱是为了安慰其母亲，为什么签完字后还要复印呢？没有原件复印件从何而来呢？按照被上诉人的陈述，有二人，分别撕毁了遗嘱原件。①上诉人张某1自己撕毁了其母亲所立的对上诉人本人十分有利的遗嘱。②张某3自己撕毁了对二位被上诉人有利的遗嘱。这种陈述、辩解是明显违背正常思维、违背逻辑的，二审法院应对此加以重视。二位被上诉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其陈述并认可了母亲立的遗嘱是张某1代书的。在再审时却向法庭出示了一份仿照张某1笔迹的遗嘱复印件。上诉人要求二审法院对这份拼接的复印件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签名以上的遗嘱内容是否是上诉人张某1书写。鉴定结果出来后建议对伪造证据者进行司法处理。二被上诉人反复重点强调，其母亲立下遗嘱是三人为了安慰重病的母亲才签字的。上诉人的父亲于1999年3月去世，其所留遗产全部交给了其母亲，由其继承，至2012年长达13年之久，二被上诉人对此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因此不存在其母亲侵占处分其父亲财产之说。上诉人已取得的动迁房屋奖励的面积、增加的面积，均由上诉人努力和付出取得的，并不完全是接受赠与、遗嘱继承取得。更重要的是，其母亲赠与行为在前，动迁安置在前，立遗嘱在后。第三，（2019)辽0881民再3号判决书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9通话记录，未提供录音载体，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采信。通过阅卷证实，再审开庭时上诉人提供了电话录音，并且当庭进行播放，且经过质证。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均承认录音中是自己说的话。但在判决中却作出错误的认定。该录音证据能充分的证明遗嘱复印件及遗嘱的内容均是真实的，二被上诉人在录音中均承认遗嘱是其母亲的意思，应配合上诉人办理受赠财产的过户手续，二被上诉人现在反悔了，要求重新分配遗产。被上诉人张某3答辩称，一、上诉人称涉及的财产继承已经生效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2011年5月7日其母亲将本案争议的两户动迁房屋赠与给了上诉人，2012年4月8日其母亲为了谨慎起见又用遗嘱的形式确认了其财产分配问题，故财产继承已经生效。上诉人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涉案的二套房屋天红铭居5号楼3单元503、1号楼3单元701的房屋系答辩人父母生前房屋动迁后分得的房屋，故属于父母的遗产。父亲于1999年3月22日病故，因该遗产有一半份额属于父亲的，故母亲没有权利对父亲的遗产进行处分，故委托书不属于遗嘱，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上诉人提供的所谓遗嘱系复印件，且没有经过公证，也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所以该遗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二、该遗嘱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上诉人所提供的遗嘱属于代书遗嘱，根据《继承法》第17条第3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而该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三、该遗嘱已经作废，并且销毁，故该遗嘱没有原件。该遗嘱是基于母亲当时病重，为了安慰病重的母亲，上诉人起草了一份遗嘱，让答辩人当着母亲的面签字，并告诉答辩人，签字后即毁掉。所以，答辩人才在遗嘱上签字的，签字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均同意将遗嘱作废，所以均没有遗嘱原件，现答辩人手里持有的复印件与上诉人手里持有的复印件内容不完全一致。对于没有原件的遗嘱，答辩人不予认可，只对签名认可，对内容不认可。四、遗嘱不是答辩人与上诉人双方意思表示。遗嘱没有原件恰恰说明双方对遗嘱不认可，才撕毁作废。上诉人提供答辩人录音中，答辩人从未认可遗嘱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正确。综上，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张某2答辩意见与张某3相同。张某1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确定原、被告签订的2012年4月8日的遗嘱有效；2、请求判决位于盖州市天红铭居5号楼3单元503室83.57平方米和天红铭居1号楼3单元701室78.43平方米的诉争房屋归原告所有，两套房屋价值总计260，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再审审理查明，张某4与侯某某系夫妻，生育长子张某1、长女张某2、次女张某3。位于盖州市鼓楼办事处兴隆社区崇教寺里有张永贵名下55.44平方米房屋（盖房权证字第××号)一处、侯绍珍名下32.53平方米房屋（盖房权证字第××号)一处，张某4、侯某某在盖州市另有房屋一处。张某4于1999年3月22日去世，侯某某于2012年12月1日去世。上述兴隆社区两处房屋于2011年被动迁，侯绍珍委托张某1、贺某某出面处理动迁事宜。2011年11月2日，张某1与大石桥市天红地产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达成协议如下：有照房屋34.07平方米，评估单价1050元，有照房屋55.44平方米，评估单价950元，无照房屋6.19平方米，评估单价500元；无照房屋、装修、附属物等的补偿金额为16，613元，经营面积、工资补偿等补偿17，495元；回迁备选户型为80-89平方米一套，70-79平方米一套。回迁享受奖励10平方米，优惠10平方米；在2011年11月4日前应将被拆迁房屋腾空。张某1提供一份侯某某所立遗嘱（复印件）显示：“张家现有祖上留有房产两处。老伴张某4已于1999年病故，现本人留下此遗嘱。一、盖州市盖州镇兴隆街崇安里此处房屋产权归儿子张某1所有；二、盖州市盖州镇长征街此处房屋产权归大女儿张某2与二女儿张某3两人共同共有；三、本人留有现金肆万元，本人遗愿分给大孙女张某5、二孙女张某6、外孙女李某、外孙子魏某某，每人各壹万元；其他生活物品，本人不在时由子女自行处理；五、本人百年之后，后事由儿子张某1、女儿张某2、张某3共同负责处理。立遗嘱人：侯某某儿子：张某1女儿：张某2张某3证实人：张某4签字捺手印2012年4月8日立”。张某2、张某3提供的一份侯某偶所立遗嘱(复印件)显示：“一、盖州市盖州镇兴隆街崇安里此处房产，盖州市盖州镇长征街此处房产，现在将两处房产，在我百年后，由儿子张某1、女儿张某2、二女儿张某3三人共同所有。其他内容与张某1提供的遗嘱一致。”2014年11月6日，张某1作为被拆迁人侯某某、张某4的委托代理人与大石桥市天红地产有限公司又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上述兴隆社区两处房屋被动迁后，回迁安置了盖州市天红铭居小区5号楼3单元503室83.57平方米、1号楼3单元701室78.43平方米两处楼房，其中超出优惠面积部分37.37平方米所在楼层商品价格每平方米按3180元结算，扣除房租、搬迁补助费，并经协商后，2014年11月16日张某1实际交付40000元。一审法院再审后认为，关于本案遗嘱的效力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两份遗嘱，两份遗嘱均系代书遗嘱，均系复印件，遗嘱内容除第一条关于房产处理问题不一致以外，其他内容相同。张某2、张某3提供的遗嘱，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张某1提供的遗嘱，是由继承人之一的张某1代写的，并由见证人予以证实，由于案涉遗产系张某4、侯某某夫妻共同所有，在张某4去世后，侯某某无权处理全部遗产，且两份代书遗嘱只有一个见证人，亦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故两份遗嘱均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对双方有争议的房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为宜。部分争议房屋已被拆迁，在回迁过程中，张某1支付的超出优惠面积部分的购房款，亦应由三位继承人分担。原判认定事实有误，应予撤销。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2018）辽0881民初1032号民事判决；二、盖州市天红铭居小区5号楼3单元503室83.57平方米、1号楼3单元701室78.43平方米、盖州市（张某4、侯某某名下）三处房产，张某2、张某3与张某1各享有三分之一份额；三、张某2、张某3各返还张某1支出的超出优惠面积部分37.37平方米购房款13333元。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张某2、张某3各负担1733元、张某1负担1734元。本院审理期间，双方未提出新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再审审理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案涉遗嘱的效力问题。经查，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两份遗嘱，两份遗嘱为代书遗嘱，且为复印件。首先，两份内容相悖的遗嘱涉及的遗产系张某4、侯某某夫妻共同所有，张某4去世在前，其去世时未留有遗嘱，张某4所有部分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分割，由侯某某及其子女继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者其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侯某某无权对张某4的全部遗产进行处理，因此两份遗嘱涉及分割张某4遗产部分无效。其次，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两份遗嘱均为“代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署名”。双方提供的两份遗嘱见证人均为一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见证人为两人的形式要件，且遗嘱为复印件无原件，该两份遗嘱均无效。再次，本案涉及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部分争议房屋已被拆迁，在回迁过程中，张某1支付的超出优惠面积部分的购房款，亦应由三位继承人分担。综上，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4元，由上诉人张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石平审判员  刘玉宁审判员  栾 娜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李丽敏书记员孙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