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04民初366号 原告：杨彪，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廷辉，四川浩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阳，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斌，平武县平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莉（被告杨阳母亲）。 原告杨彪与被告杨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廷辉，被告杨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莉、陈晓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杨阳退还原告杨彪房款2,100元，退还房屋修建费用35,000元。2．判决被告杨阳支付原告杨彪信赖利益损失752,244元（其中集体建设用地损失348,450元，房屋损失175,609元×2=351,218元，地上附属物和青苗等损失52,576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由被告杨阳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杨彪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杨阳退还原告杨彪房款2,100元，并以2,1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1996年10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支付资金占用费；退还房屋修建费用50,000元。2．判决被告杨阳支付原告杨彪信赖利益损失1,007,892元（其中集体建设用地损失347,892元，拆迁补偿款660,0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由被告杨阳承担。事实和理由：杨彪系杨阳的亲舅舅，杨阳系原XX组（现更名为XX社区居委会第二居民小组）成员，杨彪不是该组成员。1992年杨阳分得位于XX组建筑面积92.92平方米的宅基地，由于当时杨阳未成年，杨阳的母亲与杨彪口头协议由杨彪出资在该处宅基地上修建房屋，条件是修好后分给杨阳一间门面。1994年杨彪在该处宅基地上修建了二层房屋一幢。1996年9月原被告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一份，约定杨阳将房屋产权证件等一切变更给杨彪，并将杨阳的20平方米卖给杨彪，转让价格为2,100元。该协议由杨阳母亲杨莉代被告签字，且XX村委会盖章确认了本协议并签署“以上情况属实，同意出售”。1996年9月19日，杨彪依该协议缴纳了相关税费，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政府向杨彪颁发了房屋契证，证号为绵游区契字第XX号，载明现业主为杨彪。1996年9月26日，原登记机关对涉案土地集建（）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变更为杨彪使用。同日，原登记机关将涉案房产证变更登记为杨彪个人所有。2007年1月14日，考虑到杨阳当时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未成年，杨彪又与杨阳签订《杨彪与侄儿杨阳的宅基地协议》一份，确认杨阳将宅基地转让给杨彪和杨彪已于1994年修好一楼一底房屋的事实，并约定如果今后国家征地，需拆迁到新的规划点修建，新的宅地基继续由杨彪修建。另，房屋从1994年建好后，一直由杨彪使用居住。杨阳于2013年在游仙东路社区金桃小区另行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一处，面积为53.1平方米，并修建房屋居住。后涉案土地和房屋被纳入政府拆迁范围，面对巨大的拆迁赔偿，杨阳于2017年7月4日向法院起诉，以上述两份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经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7民终2680号民事判决确认：上述两份协议无效。确认协议无效后，杨阳又于2018年10月8日起诉要求确认杨彪修建的涉案房屋归杨阳所有，后经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以城镇居民不能在农村宅基地建房为由确认涉案房屋为杨阳所有。杨彪认为，杨彪基于对至亲的信任，购买杨阳所有的宅基地修建住房，两次与杨阳签订房屋买协议和宅基地协议，并且于1996年办理了房产证和宅基地使用权证，得到政府的认可，且实际使用居住近30年，杨阳均未提出任何异议，且杨阳也已重新取得新的宅基地建房。现因为巨大的拆迁利益，杨阳就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导致杨彪如今居无定所，给杨彪造成了巨大的信赖利益损失，应该对杨彪进行赔偿。故杨彪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杨阳辩称，首先，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0704民初1469号判决书及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07民终2680号判决书，均认定位于XX村二组案涉房屋登记产权人及实际管理人均为杨阳。第二，杨彪诉称无住处不属实，杨彪有两处住所，一处科创园区、另一处是XX社，并且于2000年左右长期居住在XX二社。案涉房屋是杨阳之母杨莉于1993年底至1994年初建修，当时因杨彪无住处，杨莉就让其使用居住，并申明只能使用。杨彪将此房居住使用至2000年左右，就主动搬至XX组自建房居住至今。第三、请求法院调查XX社居民及村社干部，杨彪是典型的不诚信，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综上，请法院依法判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彪现持有落款时间为1996年9月7日的《房屋买卖协议》一份，载明“XX组杨洋与游仙镇居民杨彪房屋买卖协议如下：1．杨洋将房屋产权证件等一切变更给杨彪，因杨彪属杨洋舅父，在原建修房屋时舅父杨彪将出钱修建房屋建筑占地92.92㎡，其中杨洋修建20㎡，现将修建20㎡卖给舅父杨彪2,100元，贰仟壹佰元正。2．房屋坐向……3．经双方达成协议，所办理一切证件的费用由买方杨彪负责。4．从办证后，所建修的房屋财产归属杨彪所有无任何纠纷和矛盾，双方无意见，严格执行协议条款。5．……”，该协议落款署名有“杨洋”“杨莉”“杨彪”字样。绵阳市游仙区XX村民委员会在该协议上签注“以上情况属实同意出售”，并加盖了该村民委员会印章。杨阳在庭审中认可该协议上“杨洋”二字系杨阳之母杨莉所签写。 另，杨彪还持有落款时间为2007年1月14日的《杨彪与侄儿杨阳的宅基地协议》一份，约定：1．甲方（杨阳）将原有的宅基地让给舅父杨彪于94年已建好一楼一底，大约200平方左右，当舅父修好后，当时就立约赠送给侄儿杨阳一间门面，大约20多平方左右。2．如果今后国家征占用地，需拆迁到新的规划点建修，宅基地继续由舅父修建，任何人不得干涉和禁止。3．杨阳将一间门的赔偿款领取后，只在基础上修一层，如以后杨阳的宅基地之外，新增加的宅基地，应按公摊面积算，当时收多少就算多少；修好后产权和土地使用证各办各，可以自由买卖，互不干涉，相互不付空间费。4．如果有某一方违约，应加倍补偿给对方的修房款（以实际市场价计算），从签字之日起生法律效益。该协议落款为单独一页，甲方、乙方处分别有“杨阳”“杨彪”字样。杨彪陈述虽然“杨阳”字样系其本人署名，但因其年少，当时按杨彪要求在一张空白纸上签名，根本没有看到前一页的协议内容。 2017年，杨阳以杨彪为被告提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讼，要求确认1996年9月7日杨阳母亲与杨彪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以及2007年1月14日杨阳、杨彪签订的《杨彪与侄儿杨阳的宅基地协议》无效。本院于2017年9月5日就该案作出（2017）川0704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认定：杨阳之母杨莉与杨彪系姐弟关系。杨阳系原XX组（现更名为XX社区居委会第一居民小组）的成员，杨彪不是该组成员。杨阳于1992年10月分得位于XX组建筑面积92.92平方米的宅基地，1994年9月6日取得－集建（）字第9418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杨彪在该宅基地上修建了二层房屋一幢，现位于游仙区XX号。1996年9月7日，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一份，约定“……”原被告在庭审中均认可该协议上“杨洋”二字系杨阳之母杨莉所签写。2007年1月14日，杨阳（甲方）与杨彪（乙方）又签订《杨彪与侄儿杨阳的宅基地协议》一份，约定：“……”。本案所诉争房屋，绵阳市房产管理局2015年6月23日为杨阳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产权证号：XX号），载明：房屋所有权人杨洋，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坐落游仙区XX号1栋1-2层，建筑面积185.83平方米。并认为：杨彪并非是XX组的村民，其与杨阳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所涉房屋的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该土地性质的房屋买卖违反了国家土地管理法律关于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不得违法转让的规定，当属无效。因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身份相关联，故原被告于2007年1月4日签订的《杨彪与侄儿杨阳的宅基地协议》将杨阳的宅基地让与给杨彪的约定同样无效。杨阳主张其与杨彪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杨彪与侄儿杨阳的宅基地协议》无效，杨彪作为合同相对人就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可另案主张。杨阳主张上述两份合同无效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因诉争房屋现登记的产权人及实际管理人都是杨阳，故对杨阳诉请要求杨彪归还诉争房屋的请求，不予支持。遂判决：一、杨阳与杨彪于1996年9月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二、杨阳与杨彪于2007年1月4日签订的《杨彪与侄儿杨阳的宅基地协议》无效；三、驳回杨阳的其他诉讼请求。杨彪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川07民终2680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 2017年7月10日，本院受理了原告杨彪诉被告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第三人杨阳、第三人杨莉房屋登记管理（房屋登记）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一案，杨彪请求：1．撤销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5年6月23日对杨阳位于XX号1栋1-2层作出的房屋产权登记（房屋证编号：XX号），并责令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新办理产权登记。本院于2017年9月18日就该案作出判决，查明事实除与前述（2017）川0704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一致外，还查明：1996年9月19日，绵阳市游仙区游仙镇人民政府向杨彪颁发了XX号《房屋契证》，该证明上面载明现业主为杨彪，原业主为杨洋。1996年9月26日，原登记机关对集建（）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进行了变更登记，在该证土地使用者中添加“杨彪”，并加盖了土地证校对章，并在变更记事栏书写“由XX号杨洋的土地使用权变更为杨彪使用”，已加盖了土地证校对章，登记号：XX。同日，原登记机关在绵权私字第6701号房屋所有权证上作变更登记，在所有权人一栏添加“杨彪”，并注明由XX号变更为杨彪所有，并加盖了产权证校对章，现登记号为：XX。2015年6月15日，杨阳以房产证遗失为由向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补办。同日，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绵阳晚报上刊登了《公告》。同月23日，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杨阳颁发了X号房屋所有权证。并认为：杨彪与杨阳同系有权登记机关所确认的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且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当庭举出的《绵阳市房屋管理局私有房屋所有权在登记审核表》上，亦显示杨彪系产权共有人，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知晓该事实的情形下，仍向杨阳颁发了单独所有的房屋所有权证，无事实依据，且未在XX组进行公告，违反了法定程序，依法应予以撤销。故判决撤销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5年6月23日颁发的XX号房屋所有权证。该案上诉后，二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9日维持原判。 2018年，杨阳又以杨彪为被告提起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要求确认位于绵阳市游仙区XX号1栋1-2层房屋一幢归杨阳所有。后杨阳之母杨莉参加诉讼，要求确认前述房屋归杨阳、杨莉共有。本院于2019年1月4日作出（2018）川0704民初286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为：对争议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已经上述生效民事判决书查明是杨彪修建。杨阳在庭审中举证的证明及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并认为：本案宅基地使用权变更前是杨阳享有，现根据查明事实，宅基地上的房屋是杨彪所修建，且是经过宅基地使用权人同意修建的。根据民法中添附的原则，宅基地使用权是不动产，与建筑材料等动产发生附和，所修建的房屋应由宅基地使用权人所有，虽《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未被有权机关通过合法程序变更或撤销，但该证中宅基地使用权人中增加“杨彪”的事实基础已被确认无效。宅基地使用权证不是宅基地使用权认定的唯一依据，在其他证据能够证明争议房屋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变更过程的情况下，本院认定争议房屋归杨阳所有，较为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但该房屋是杨彪所修建，杨阳应对杨彪进行相应补偿。杨彪也可另案向杨阳主张。遂判决：一、位于绵阳市游仙区民生路280号1栋1-2层房屋归杨阳所有。二、驳回杨莉对位于绵阳市游仙区XX号1栋1-2层房屋享有共有权的诉讼请求。杨彪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日作出（2019）川07民终661号判决，维持原判，且认定事实亦与原判一致，并认为“由于争议房屋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杨彪修建，杨阳应当对杨彪进行相应补偿，但补偿问题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杨彪可另案对杨阳予以主张”。 2019年12月28日，绵阳市游仙经济试验区管理委员会（甲方）与颜敏、杨阳、杨莉（三人共同作为乙方）签署《游仙经济试验区辖区内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载明：因试验区辖区开发建设需要以及乙方自愿委托杨莉提交房屋拆迁申请，甲方对颜敏因与杨阳协议离婚取得，位于游仙东路社区二组土地上的房屋及附着物实施拆迁。……第一条地上附作物补偿标准及依据按照绵府函［2012］200号、绵府发［2016］23号文件等相关政策的标准，依据双方签字确认的各类建（构）筑物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资料和《各类建（构）筑物及附着物补偿明细表》（详见附件一），确定地上附作物补偿数据和补偿金额。第二条拆迁补偿总金额经核算甲方应支付给乙方拆迁补偿包干总费用为660,000元，包括房屋及附着物拆迁补偿、乙方提出的拆迁补偿等相关损失费用。乙方委托代理人杨莉提交房屋拆迁申请后，乙方及杨莉多次向拆迁办管委会提出，应参照周边房屋市场价格进行补偿，要求补偿总金额高达1,000,000元，经过多次政策宣讲协商，乙方及杨莉始终坚持补偿总金额不得低于660,000元的要求，甲方最终同意乙方的补偿要求，支付乙方房屋及附属物等补偿包干总费用660,000元（包含房屋及附着物拆迁补偿款、房屋残值补助费用、关于乙方提出的各项损失费用）。……第五条搬迁过渡方式及补助费实验区已对该户符合住房安置条件的杨阳进行了宅基地安置，甲方对乙方不予以支付过渡费。……第七条承诺保证乙方承诺此次拆迁补偿为一次性终结补偿。同时该协议的附件一《各类建（构）筑物及附着物补偿清点登记表》显示砖混结构房屋201.822平方米、砖墙草房14.875平方米，补偿总金额为183,465.22元。2020年1月31日之前，已经支付该户补偿款264,000元。 2020年4月14日，绵阳市游仙经济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明确颜敏户拆迁补偿总费用为660,000元，具体补偿项目如下：房屋、附着物及林木果树补偿费用、房屋拆迁奖励、宅基地安置回购费、房屋残值补助费、颜敏及其子女临时过渡费、颜敏户要求的其他补偿事宜。 绵阳市游仙经济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拆迁办工作人员赵自强陈述：660,000元包干补偿额中，除了房屋及附着物拆迁补偿款外，还包含了宅基地货币化回购安置费用，因以前已经对她（杨莉）的儿子安置过一块宅基地，她（杨莉）的媳妇没有宅基地安置，就采取了货币化回购形式安置，另外还包含了拆迁奖励、搬迁补助费、房屋租金补助。因为现在的补偿标准是2012年制定，该标准相当低，按照该标准计算的补偿款，连重修房子的钱都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县区各地对此都有相对调整，但是这个调整标准无法明确，所以具体各项赔偿项目的数额也不能明确。按照标准计算的补偿金额183,465.22元是确定包含在补偿金额中的，但也是做了调整的，调整的依据就是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和居有其所。拆了过后拿18万多去修200多平的房子肯定修不起，现修200多平的房子至少都要接近30万，包工包料至少都是1300多每平方米，处理拆迁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 杨彪就案涉集体建设用地及其上房屋、附着物价值委托四川广益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其中集体建设用地92.92平方米，评估总价为347,892元，评估总价为576,635元。杨彪为此支付评估费5,000元。 杨阳为证明案涉房屋是母亲杨莉出资修建，向本庭递交了由多人作为证明人署名的“证明”一份，但证明人均未到庭作证。杨彪对此质证认为，该证据杨阳在此前诉讼中也在法庭上出示，但生效判决未予采纳，且该证明人未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不具有证明力。 2018年1月15日，杨阳与颜敏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约定：有坐落于绵阳市游仙区X号1栋自建房（共两层，建筑占地面积92.92平方米），系男方婚前的个人财产，男方自愿将此房作为儿子的抚养过户给女方及婚生子XXX两人共同所有，如此房发生任何经济纠纷，一切责任全部由男方承担。2018年1月16日，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游仙派出所签发杨阳一户的户籍本，显示该户成员共三人，户主杨阳，子XX（2016年9月27日因出生入户），非亲属颜敏（于2015年3月17日迁来）。杨阳当庭陈述拆迁时其户内人口三人，与前述户籍本载明信息一致。 另查明，《绵阳市市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五章住房安置第三十四条“货币化住房安置。在绵阳中心城区以内征地，且户口在本村（社）的被拆迁农户，其地上房屋等附着物，除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绵阳市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外，被拆迁应安置人员，可按35平方米/人、4,500元/平方米标准补助，即按15.75万元/人标准（含35平方米/人等面积拆迁房屋部分按政策计算的补偿款，等面积还房部分抵扣的补偿款优先扣除本房本户房屋中补偿标准最高部分）以货币化方式一次性支付购房补贴。”第七章附则第四十四条“地面附着物所有权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拆除完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的，根据拆迁时间的先后按地面建（构）筑物及其他附着物补偿总额的3%给予拆迁奖励，列入征地成本。”、第四十五条“搬迁补助费按正房建筑面积2元/平方米补助，列入征地成本。”第四十六条“拆迁户过渡房补助费按120元/月．人标准执行，列入征地成本。过渡期原则不超过18个月，因安置单位原因导致过渡期超期的，从13个月起加倍补助。”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身份信息、房屋买卖协议、杨彪和侄儿杨阳的宅基地协议、民事判决书、行政判决书、评估报告书、证明、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拆迁补偿协议书及附件、通话笔录、关于颜敏户房屋拆迁补偿说明在卷佐证，事实清楚，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现有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原被告于1996年9月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于2007年1月14日签订的《杨彪与侄儿杨阳的宅基地协议》，因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律关于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不得违法转让的规定，系无效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对于杨阳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并按照过错比例承担杨彪因此受到的损失。至于双方过错比例认定，杨阳作为出让方，在出让案涉宅基地使用权时，应知宅基地使用权属于我国法律禁止流转范围，其在出卖多年后又主张合同无效，丧失诚信，其对合同无效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合同无效原因是杨彪不具有涉案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人资格，对此杨彪也有过错，酌情确定杨阳对损失承担80%责任，另有20%责任由杨彪自行承担。 杨彪要求杨阳退还其在案涉宅基地上修建房屋费用50,000元。对此，杨阳以房屋并非杨彪修建为由反驳。因生效判决已认定杨彪在案涉宅基地上修建了二层房屋一幢，而杨阳所举示证据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并且，原被告之间的两份协议虽然无效，但系双方共同作出的意思表示，一致表明杨阳将其宅基地使用权让与给杨彪后，杨彪出资在该宅基地上修建了房屋。杨阳提出《房屋买卖协议》系其母杨莉为便于杨彪落户而虚假签订，《杨彪与侄儿杨阳的宅基地协议》的签署也是杨阳受杨彪诱导在空白纸张上签字，对前页协议内容毫不知情，因此否认该两份协议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但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也与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相悖。加之，杨阳在经历的多次诉讼中均未就其受诱导在空白纸张上签字作出陈述，杨阳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协议内容应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足以证明杨彪出资在案涉宅基地上修建房屋。协议无效后，房屋所有权因“房地一体”原则而被判决确认归杨阳所有，但杨阳应向实际出资修建人杨彪作出补偿，该补偿以杨彪修建房屋出资为准。因修建出资额并无直接证据，但比照协议中杨彪从杨阳处回购20平方米门面的约定价款2,100元，可酌定修建该200平方米房屋出资额为21,000元，该21,000元应由杨阳予以补偿。关于杨彪要求杨阳返还的购房款2,100元，并无充分证据证实该款项已实际交付，且在2007年1月14日原被告签订的《杨彪与侄儿杨阳的宅基地协议》中又确认如遇征占，杨彪建房后赠与杨阳的20余平方米门面的相应拆迁补偿由杨阳享有，显示双方并未完全履行《房屋买卖协议》，故对于杨阳要求返还2,100元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 另，关于杨彪因信赖案涉合同有效成立而丧失与第三人另订有效合同的机会，现重置房屋价格上涨而造成的损失，属于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内，应由原被告按照过错比例承担。由于诉争房屋现已被拆迁，则重置房屋价格上涨额度可参照拆迁结果予以确定。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包干总费用为660,000元，考虑该包干补偿中包含了拆迁户内一人的宅基地安置回购费，系对人员安置的补偿，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特定身份有密切关系；同时，房屋拆迁奖励、临时过渡费的产生与拆迁前房屋使用人杨阳一户的使用行为密切相关，以上补偿具有专属性，均不应作为杨彪重置房屋的价格上涨部分，仅能以房屋及附着物补偿款数额作为该损失认定依据。因拆迁部门对各补偿项目进行包干协商，未明确具体金额，并提出因本地房屋及附着物补偿标准过于滞后，故根据现房屋修建成本情况对此作出了调增，故参照绵阳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中规定的本地各项补偿标准计算案涉房屋拆迁补偿费用总额约330,000元（其中房屋及附着物补偿款183,465.22元），与本案包干补偿款数额660000的差额比例，酌情确定房屋及附着物拆迁补偿款为367,000元，相较于原修建成本价21,000元，该项损失额度为346,000元。如前所述，该部分损失应由杨阳承担其中的80%，即276,800元。 关于杨彪主张的评估费用，因该报告将限制流通的集体建设用地价值纳入评估范围，其合法性和证明力具有瑕疵，该评估费用不属于必要且合理费用范畴，由杨彪自行承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彪支付房屋修建补偿21,000元。 二、被告杨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彪赔偿损失276,800元。 三、驳回原告杨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征收案件受理费14,340元、诉讼保全费2,020元，原告杨彪负担案件受理费11,456.5元、诉讼保全费11元，被告杨阳负担案件受理费2,883.5元、诉讼保全费2,009元（该款原告杨彪已预交，被告杨阳在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谌臻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冯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