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522民初1484号原告：李某1,男,199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原告:李某2,男,196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系原告李某1之父。原告:李某3,女,197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系原告李某1之母。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家富，安徽大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屠某1,女,1990年4月20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缺席）被告:屠某2,男,1970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系被告屠某1之父。原告李某1、李某2、李某3诉被告屠某1、屠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某1、李某2、李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家富，被告屠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屠某1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经原告申请并经合议庭准许，证人陈某、李某4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李某2、李某3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上列被告返还给原告彩礼款132000元；2.判令上列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春节前（农历戊戌年）经陈某介绍，原告陈孝龙与被告屠某1相处，2018年2月14日两被告一家四口人到杭州原告家过节，当时陈某牵头协商有原告陈孝龙父母即原告李某2、李某3各包一个钱包，每个钱包66000元计132000元，做为订婚礼金，于是在2018年2月15日即（农历丁酉年除夕晚）原告李某2、李某3，按被告要求将两个钱包计132000元交给被告屠某1，不曾想，2018年2月21日，即正月初六，被告屠某2打电话告诉介绍人陈某，说被告屠某1不同意这门婚事，之后，经多次协调，上列被告一拖再拖，至今不愿退还礼金，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的损害，为此，特具状起诉，请予依法判决。李某1、李某2、李某3为支持其主张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被告户籍信息，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身份及被告身份情况；2、陈某出具的书证，证明在2018年2月14日被告一家到原告家过春节，按照陈某的安排由李某2、李某3夫妇各包一个红包每个6.6万元作为李某1与屠某1的订婚礼金，并于2018年春节即2月15日将两份红包计132000元礼金交到被告屠某1手里，证明两被告于2018年2月14按照原被告事前约定自愿到原告方家中确定婚约关系，并接受礼金，举行订婚程序。3、李某2的银行取款对账单，证明原告李某2于2018年2月15日从银行取现金130000元，作为订婚礼金的事实。4、证人陈某（系原告李某2侄女婿)、李某4（系原告李某2亲弟弟）证言，证明原告李某1与被告屠某2的小女儿屠新菊的婚约财产问题已于先期因被告屠某2主动退还100000元而了结、双方经介绍人协调被告一家四口人于2018年2月14日去杭州原告家中举行订婚仪式、接受订婚礼金的事实并在2月15日吃年夜饭时交给被告屠某1两个红包。屠某1未作答辩亦未提供证据。屠某2辩称，2017年4月份屠某2的小女儿屠新菊与李某1订婚，到2017年底10月份被告小女儿因故坠楼去世，后来屠某2带了10万元过去交与原告方，双方并没有结算，2018年到原告家过春节确实给有两个红包，年三十晚上本人也包了一个红包给李某1，李某2给屠某2儿子的是6.6万元的红包，给屠某1的是6万元的红包。订婚彩礼是没有的事，没有订婚的事，原告要的是红包的钱。屠某2为支持其主张提供的证据有：1、证人屠某3（系被告屠某2之子）证言，证明屠某1与李某1没有订婚；2、陈思利的问话笔录，证明10万元钱是结算小女儿的事情；3、与陈某的通话录音，证明订婚是捏造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对于原告方所举证据2，即陈某出具的书证，到庭被告有异议，认为陈某当时不在场，不应采纳，合议庭认为因陈某本人已到庭，应以其当庭陈述为准。对于原告所举证据3，即李某2的银行取款对账单，被告有异议，认为过年都会取钱，不认可，合议庭认为取款单具有真实性，但不能证明相应用途，故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以证据4，即证人陈某、李某4证言，被告认为两证人系原告直接亲属，陈述不真实，合议庭认为被告一家人到原告方家过年时，两证人与原告方有亲属关系且当时并不在场，所陈述内容多系从原告方了解，且证人陈某当庭亦陈述双方“没有到订婚的程度”，故该组证人证言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二)对被告屠某2提供的证据1，即证人屠某3证言，原告方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合议庭认为证人所陈述内容部分内容与原告陈述一致，证人屠某3当时在场，原告诉状中称“各包一个钱包”，在当庭听到证人屠某3陈述为红纸包的红包后，又改变个人陈述，同意证人陈述事实，明显原告方存在不实陈述，结合当时给付时间为传统节日除夕，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更高，故对该证言予以认定。对证据3，即与陈某的通话录音，原告方有异议，合议庭认为证人与屠某2的通话内容与到庭所述基本一致,故对于陈某所述陈孝龙与屠某1没有订婚部分证言予以认定。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材料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审理查明的事实为：2018年2月14日被告屠某2与其长女即被告屠某1受原告李某1、李某2、李某3一家三口人邀请，到三原告在浙江杭州的家中过年。当时被告屠某2的儿子即本案证人屠某3也与其父亲一起去过年。2018年2月15日（除夕）被告李某2、李某3给了屠某1一个红包60000元，给了本案证人屠某3一个红包66000元。被告屠某2给原告李某1一个红包2000元。三原告认为该红包系“订婚”礼金，双方为此发生纠纷，致成本讼。另查明，被告屠某2小女儿屠新菊（已去世）曾于2017年与原告李某1订婚，后2017年10月，屠新菊因故坠楼去世。不久2018年1月份，被告屠某2经案外人陈思利手向三原告退还10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三：一是原告李某1与被告屠某1是否订婚；二是被告是否收到红包及红包数额，红包的性质是“订婚”彩礼，还是一般赠与红包，三是原告方要求被告方返还彩礼132000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焦点一，即原告李某1与被告屠某1是否订婚。原告诉称与屠某1订婚，但证人证言证明双方未到订婚程度，到庭被告亦不认可，合议庭认为陈孝龙与屠某1没有以恋人相处的过程，亦没有按习俗举行相应订婚仪式，原告亦无据佐证其诉称内容，至此可以认定原告李某1与被告屠某1未确定恋人关系，亦未有订婚的事实。关于焦点二，即被告是否收到红包及红包数额，红包的性质是“订婚”彩礼，还是一般赠与红包。三原告诉称两个“钱包”132000元给被告屠某1，被告方不认可，辩称给的是“红包”且给屠某1一个红包60000元，给本案证人屠某3一个红包66000元，合议庭认为原告虽自述“钱包”给屠某1，但无相关证据佐证，且其诉称内容与庭审查明事实相悖，故对于被告方自认的关于红包的事实予以采信。合议庭认为李某1与屠某1之间并没有恋爱经过亦无订婚事实，原告方给付被告方红包是基于之前双方两家因李某1与屠新菊（已故）订婚并缔结婚约形成特殊关系及传统年节的因素，具有赠与的性质，并不是订婚彩礼。关于焦点三，即原告方要求被告方返还彩礼132000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方要求返还彩礼，被告方辩称原告诉称不实，不同意返还，合议庭认为因李某1与屠某1之间不存在恋爱过程及订婚事实，原告方要求被告方基于婚约返还彩礼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三原告诉请返还订婚彩礼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某1、李某2、李某3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40元，由原告李某1、李某2、李某3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祖祥人民陪审员  张仁玲人民陪审员  陈炳友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陈孝升书记员张大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已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