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内25民终4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达拉特旗春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某，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内蒙古伊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内蒙古伊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内蒙古蒙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锡林郭勒盟伟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某。 第三人：刘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与刘某系亲属关系。 上诉人达拉特旗春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春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某、锡林郭勒盟伟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伟华公司）、原审第三人刘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2019）内2526民初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春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张某，被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原审第三人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伟华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春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为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3年10月4日上诉人春辉公司与第三人伟华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转让协议书》，并非对2013年7月10日被上诉人王某与上诉人春辉公司签订《协议》所涉项目工程转让价款最终确定的补充协议或对所涉项目转让款的重新约定，而是第三人伟华公司与上诉人春辉公司基于2013年10月2日三方所签订的《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对第三人伟华公司同意被上诉人王某挂靠其资质承建涉案工程，由被上诉人伟华公司另行与上诉人春辉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事宜所签订该协议，以作为今后“由乙方和丙方依照转让协议落实和实施”的履行依据。因此该协议并非是被上诉人王某与上诉人春辉公司就2013年7月10日《协议》约定的项目转让款所形成的的最后一次协议。而是基于挂靠事宜细化所形成的最后一份协议。两份协议对项目转让款金额事宜的约定，没有必然联系。据此，一审以该协议为依据，认定项目转让款为2400万元的事实认定错误，故虽然有“甲乙双方确认工程转让金额为2400万元，该款项在协议签订时已结清，给付完毕”的约定，但不能因此可以得出一审所认为的在2013年10月4日上诉人春辉公司对工程转让价款已全部结清的事实。对于本案所涉项目转让款是否实际给付，应最终以双方之间的转款凭据为依据，但被上诉人王某并未提交相应证据直接证明结清转让款。对于上诉人春辉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某之间是否存在债务抵顶及债务转移的问题，结合一审庭审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借款抵顶工程转让款的事实存在。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改判。 王某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刘某述称，没有意见。 春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所欠原告的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项目整体转让费合计人民币1800万元及逾期给付期间的转让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王某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退还超出项目转让费垫付款合计960,228元；2.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开具并交付工程项目转让发票；3.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本诉和反诉）全部由反诉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对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2013年7月10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涉案工程现状的现场照片、（2018）内2526民初40号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内25民终1724号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及2013年10月2日王某与春辉公司代理人刘海龙及伟华公司三方签订的《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用以证明涉案的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项目是原告以23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王某，包括春辉公司拖欠的施工费530万元，针对涉案工程的降水费、护坡费、诚意金不含在2330万元中，应由被告王某进行给付。被告王某对于原告这组证据所要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辩称双方实际约定的该项目总转让价格是1800万元，是原告原法人代表刘春为了应付公安局调查诱使他写成2330万元，之后说变更但因刘春进了监狱也没有变更成。为证明此问题，被告王某还特向法庭申请证人苗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双方实际协商过程最终确定的总转让价格为1800万元。同时，被告还辩称总的转让价款中包括施工费530万元、诚意金320万元、护坡费27.049万元，降水费22万元，还包括13家回迁户的停产停业违约损失，因为这些都是应该由春辉公司支付的钱，但由王某替其垫付了，所以垫付的所有钱都应该包括在总转让价款中，当时要是王某不垫付，接手的工程项目就无法进行下去。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明确写明转让价格为2330万元，对于被告（反诉原告）王某辩解事实上双方约定的转让价格是1800万元，但通过证人苗某的证言，只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因前期存在1000万元的借款不能偿还本息，所以才协商用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项目工程抵账，在协商过程中，双方最终口头约定转让价格为1800万元。但苗某的证言不能证明双方后来在正式签订书面协议时转让价款确定为多少，数额增减都是极有可能的，而且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王某在签订合同时是受到刘春的诱骗才没有把双方约定的真实转让价格写在协议中，故一审法院对涉案工程在2013年7月10日《协议》中写明的转让价格为233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该《协议》中约定原告（反诉被告）春辉公司施工过程中所欠的施工款、其他应付款如降水费、护坡费、拆迁户的安置补偿费、春辉公司收取的诚意金等由被告王某承担，一审法院认为，这些费用本属于春辉公司的债务，如果约定由工程受让方即被告王某来承担这些债务，就应当包括在总的转让价款中一同结算，否则王某是没有理由来替原告承担债务的。2．对于被告（反诉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公证书、《工程项目转让协议书》、土地使用权证、委托书，证明2013年9月29日，经河北省尚义县公证处依法公正，春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春，将本公司开发的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项目所有权的转让事宜，委托由刘海龙办理，刘海龙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春辉公司均予以认可，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春辉公司享有和承担。2013年10月4日，王某挂靠的伟华公司（第三人）与春辉公司签订了《工程项目转让协议书》，刘海龙作为代理人签字，转让的项目就是涉案的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占地面积是3346.54平方米，涉及回迁户13户。该协议第三条约定“甲乙双方确认工程转让金额为2400万元，该款项在协议签订时已结清，给付完毕”。2013年10月11日，涉案项目的土地3346.54平方米的使用权，转移登记到伟华公司名下。原告（反诉被告）对上述证据中刘春给刘海龙的授权委托书及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刘海龙对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事项的转让事宜是一般代理，代理权限范围是一般代理范围内的相关文件的签署，对春辉公司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超出此范围不具有相应的效力，因为授权委托书中写的是全权代表，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规定，授权委托书写的全权代表视为一般代理；对伟华公司给王某的委托书的真实性认可，但王某与伟华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违法，仅凭该委托书不能证明王某为该公司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项目经理；对2013年10月4日刘海龙与伟华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被告（反诉原告）所要证明的部分事实不予认可，因为该协议属于刘海龙超越了其委托代理的权限的范围，该协议第三条涉及到工程转让金额变更为2400万元，且款项已在本协议签订时全部结清并给付完毕，该条的约定涉及到工程转让价款的实体约定，不在公证书的授权范围内，因此该条款的约定是无效的。此外就2400万元转让款是否已在协议签订时就给付完毕，需伟华公司提供已给付春辉公司2400万元的证据。第三人伟华公司的质证意见是，春辉公司派代理人刘海龙过来的时候，已经按照春辉公司意思与王某将转让价款确定，签订《工程项目转让协议书》前我公司问过双方遗留问题都有什么，如果说差什么就应写上欠款欠多少，要是结清就写上结清，三方看了合同认可无异议，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2400万元转让款的协议书，这是正规的合同，不是无效的。2400万元转让款是王某给春辉公司付清的，伟华公司没有付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春辉公司在2013年10月4日与伟华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转让协议书》是涉及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项目转让事宜的最后一份协议，根据春辉公司原法人代表刘春给刘海龙的授权委托书及公证书可以证明春辉公司委托刘海龙为全权代表来专门办理工程项目转让事宜，故一审法院对刘海龙在转让过程中签署的《工程项目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予以确认。既然春辉公司委派专人来签订转让协议，那么转让方与受让方关于转让价款的确定及如何给付等内容肯定是转让协议中的核心内容，然后才是转让过程中涉及到的其他问题。根据该协议第三条约定，双方最终确定的工程转让金额为2400万元，协议中明确写明“该款项在协议签订时已结清，给付完毕”，此约定足以证明春辉公司在2013年10月4日对工程转让价款确定为2400万元，并经过结算，认可转让款已全部结清并给付完毕，因而才在协议中对转让价款全部结清进行了明确约定。此外，该协议还对春辉公司因工程项目涉及到的拆迁安置补偿、违约损失、已收取的“诚意金”等具体事项明确了责任约定。因涉案工程事实上受让方为被告（反诉原告）王某，王某只是借用伟华公司的资质办理相关事宜，伟华也认可转让款系王某全部结付，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反诉原告）王某已付清全部转让款的事实予以确认。3．对于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施工退场清算协议》、《西乌旗退场清算补充协议》、《借款协议》、春辉公司企业公示信息、《建设工程项目编制书》（工程造价预算）、《万中项目移交时投资明细》、《2010年临街旧楼拆改补贴资金领取通知单》、记账凭证、收据、项目转让款抵顶总明细，证明2011年1月22日，春辉公司为王某出具了借款1000万元的借款协议，约定月利息为3％，三月付息一次，到时未付，利息计入本金。借款人是春辉公司并加盖了公司的公章，由春辉公司的股东刘某、刘春同时签字确认，刘某是刘春的父亲。此笔借款至2013年8月31日，利息计算为570万元，本息合计1570万元用于抵顶转让款；2013年8月24日，在住建局局长李卫东担任主持调解下，刘春、郝东（原施工方）、王某一致同意，郝东的工程材料欠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30万元；万中购物中心项目移交时春辉公司预算投资完成额是17，668，560元，实际支出投资额是8，690，395元，移交时已完成工程造价为7，713，837元，以上综合证明春辉公司的法人刘春与王某协商的一次性项目转让价格实际是1800万元（本息合计1570万元＋郝东的工程材料欠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30万元=1800万元）。原告（反诉被告）春辉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清算退场协议》真实性认可，对《退场清算补充协议》因没有刘春的签字，无法确定真实性，认为这两份协议是在双方签署2013年7月10日《协议》之后所签的协议，按照2013年7月10日的《协议》，约定由王某处理的问题，因此与本案所要证明的1800万元或2330万元，不具有任何的关联性，均属于项目转让后王某自己应履行的义务；对《借款协议书》和《建设项目编制书》的真实性均认可，但就2011年1月22日第三人刘某与王某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认为系王某与刘某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本案的工程转让合同不具有任何关联性，应另案主张，对本案没有相应的证明能力。第三人伟华公司的质证意见是，春辉公司代理人刘海龙接手处理工程转让事宜时，是先算账后签订合同的，2400万转让款也是这么算出来的，故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刘某的质证意见是，刘某没有参与项目转让，对其他证据均不发表质证意见，仅对2011年1月22日的《借款协议》发表意见，认为此1000万元借款是刘某本人借的，是刘某用于扩大凯华物流时借的款，不存在与涉案的万中购物中心项目抵顶借款的事实，对1000万元的借款，已支付了一年的利息，本金至今未偿还。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双方认可的《建设工程项目编制书》，可以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春辉公司在转让工程时已施工完成的工程经核定总价为7，713，837元，对于春辉公司因该项目收取的拆迁补偿款、诚意金、购房款以及另行支出的其他费用，是双方在计算转让价款时的基础依据，但不管计算结果如何，一审法院只确认双方在不同时间段签订的协议书中写明的转让价款，先后签订的协议中有差异的，以最后签订的一份协议为依据。对于《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借款协议》显示，签订协议的当事人中贷方为王某，借方有两方的位置，上面借方有刘某签名，下面借方有春辉公司加盖公章，担保人处有刘春签名。从该协议的形式及内容来看，原告（反诉被告）春辉公司对2011年1月22日向被告（反诉原告）王某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依法负有还款责任。4．对于被告（反诉原告）王某向法庭举证的《协议》、《补充协议》、《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投资建情况说明》、收条、回迁户停产停业违约补偿金明细、13家回迁户供销社商住楼拆改置换补偿合同、万中购物中心入驻交费明细、何浩及汤宏亮补偿方案、13家收款收据证明及银行凭证计33枚、佟凤判决书、地勘费收据一枚、税收完税证明两份（包括契税、印花税、税务部门罚没收入）等证据，用以证明2013年7月10日至2013年10月2日，双方一直在不断完善此项目的转让协议，协商过程中此项目遗留的社会纠纷问题逐步为王某知晓，包括工程欠款、诚意金、回迁户的补偿金和违约金等诸多上访问题，假定一次性转让款是2330万元，包括施工费530万元，施工降水费22万元，实际已经付清552万元，护坡费27.049万元，诚意金约320万元，王某已代替春辉公司垫付20人的诚意金、购房款合计2，589，700元，13家回迁户停产停业违约补偿金共计1，711，135元，其中项目转售前的损失是327，284元由王某垫付，另外，王某还替春辉公司垫付拖欠的地勘费2万元、土地转让契税和印花税61，244元及罚款2000元。原告（反诉被告）春辉公司对此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依照2013年7月10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就诚意金及应给付的其他费用，全部由反诉原告自行承担，属于反诉原告2013年7月10日协议之后自己施工承建期间所产生的问题，按照双方《协议》签署的时间节点，协议之后的事项，应由反诉原告王某自行处理，因此，其所要证明的事项与反诉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关联性，没有任何的证明力。第三人伟华公司的质证意见是，根据《工程项目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对于诚意金，在转让协议中已经包含在2400万元转让款中，对于拆迁户的停业停产损失，因为从春辉公司拆迁开始，就已经产生停产停业损失费，在与王某交接之日前已经产生的赔偿损失费约定由春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此组证据，证明接手工程后支付了哪些费用，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一审法院不能据此为双方重新计算转让价款，只认定双方在协议中确定的金额。5．对于被告（反诉原告）王某向法院申请证人苗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借款1000万是春辉公司向王某借的，因为到期借款本息无法偿还，双方协商选定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项目以抵顶1000万元借款本息，双方经过协商，总敲定价口头协商的是1800万元，包括工程欠款、回迁户的停业停产损失及涉及工程的所有欠款。原告（反诉被告）春辉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苗某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基于证人的陈述，其与王某是朋友关系，又是所涉项目的合股人，根据民诉证据若干规定69条的规定，证人与案件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就证人的当庭陈述，其只是知道双方就涉案项目有过1800万的商定，但依照其陈述，其在当年的7月份，虽来过西乌旗，但对是否签订协议及双方最终达成了2330万的协议事实是不清楚的。根据证人证言对刘某借款陈述，其只是双方借贷人的引见人，但具体是否给付，以什么方式给付，春辉公司在借贷关系中是什么身份，证人是不清楚的，因此反诉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依据证人的证言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明力。一审法院认为，证人苗某的证言陈述了1000万元借款的事实及王某为什么接手春辉公司开发的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项目的原因及双方协商的过程，能够证实的问题就是刘某和春辉公司在欠王某1000万元借款无力偿还本息的情况下，春辉公司当时的法人代表刘春与王某协商确定用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项目工程抵顶借款本息，双方经过口头协商确定下来的总转让价格是18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春辉公司将开发的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项目工程转让给被告（反诉原告）王某的事实存在，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双方最终确定的转让价款是多少；二、转让价款是否已经结清；三、转让价款用什么方式结算的；四、王某是否已经超额给付春辉公司转让价款。综合本案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春辉公司因与被告（反诉原告）王某存在1000万元借款的事实，因到期无力偿还，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协商用西乌旗万中购物中心项目工程来抵付借款本息，继而双方形成工程项目转让的合同关系，原有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债务抵销而即行终止。对于工程项目转让的总价款最终确定是多少，通过本案先后时间签订的关于该工程项目转让的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应当以最后一次形成的协议中确定的金额为依据，因2013年10月4日形成的《工程项目转让协议书》是涉案工程项目转让过程中形成的最后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中双方确认的工程转让金额为2400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转让价款为2400万元。对于转让价款结算情况，因2013年10月4日形成的《工程项目转让协议书》第三条中明确写明转让款项“在协议签订时已结清，给付完毕”，原告（反诉被告）春辉公司在该协议中签字并加盖公章，可以证明在2013年10月4日时春辉公司对于工程转让价款认可已经全部结清。对于工程转让款是以何种方式结算清的，一审法院认为，通过转让协议中的约定、证人证言、收据等证据证明，双方是以1000万元借款本息抵销一部分工程转让款，还有一部分是由被告（反诉原告）王某替原告（反诉被告）春辉公司偿还特定债务的方式来履行，通过这两种方式，双方经过结算，认可转让价款已全部结清，故而才形成2013年10月4日的《工程项目转让协议书》。原告（反诉被告）春辉公司不认可债务抵销及债务转移的结算方式，但又在《工程项目转让协议书》中表明转让款已结清并给付完毕，与事实不符，自相矛盾，故一审法院对其仍以2013年7月10日双方签订的《协议》来主张工程转让款的诉求不予支持。对于被告（反诉原告）王某的反诉请求，通过本案现有证据来看，从2013年10月4日双方认可已结清转让款之后，王某并未向春辉公司再支付过任何款项，至于其接手工程后支付的款项，除转让协议中约定要替春辉公司承担的部分债务外，王某自愿承担其他给付义务的行为与春辉公司没有关系，其垫付的款项也未直接支付给春辉公司，故其主张春辉公司退还超出项目转让费垫付款的诉求一审法院无法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达拉特旗春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某的反诉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收取129，8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达拉特旗春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6701.14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某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上诉人春辉公司提交了证人苗某出具的补充说明“万中购物中心项目总转让价格1800万，王某只抵顶了1000万本金，免除了利息”，被上诉人王某认可该份证据是苗某书写；第三人刘某认可该份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的工程转让价款是否已经支付及支付多少的问题。上诉人春辉公司在一审中否认与被上诉人王某之间存在用借款抵顶转让款的情形，在二审中，上诉人春辉公司又认可存在用欠款抵顶涉案工程转让款，但认为抵顶的价款是1000万元，还剩余800万元未支付，上诉人春辉公司的陈述自相矛盾。本案涉案工程转让款数额巨大，但在双方签订的其他多份协议中，均未对最主要的条款即工程转让价款数额及如何给付问题、已给付金额等进行约定，不符合常理，再根据2013年10月4日形成的《工程项目转让协议书》中第三条明确写明转让款项“在协议签订时已结清，给付完毕”的约定，结合以上情形，本院认定双方当事人的涉案工程转让价款已经通过借款抵顶及被上诉人王某代为支付后续款项的形式全部履行完毕。上诉人春辉公司的上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达拉特旗春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800.0元，由达拉特旗春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涛 审判员 锡林塔娜 审判员 王 志 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高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