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01民特148号 申请人：沈忠凯，男，1979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军，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如意，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牛国立，男，198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鲁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军，河南春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沈忠凯与被申请人牛国立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沈忠凯称：1.《代工生产合同》是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足以影响本案公正裁决。2.该证据仅为牛国立掌握，其在仲裁程序中承认与案外人夏兴礼签订了《代工生产合同》，其隐瞒该证据，未向仲裁庭提交。3.沈忠凯在仲裁程序中知悉存在《代工生产合同》，要求牛国立提交，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牛国立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交。4.沈忠凯在仲裁庭审后获得了该证据的原件，足以证明牛国立存在严重违约的事实。5.即使该证据为复印件，也不应当被排除，而应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认定。6.仲裁庭未责令牛国立提交《代工生产合同》原件，不同意沈忠凯对《代工生产合同》的笔迹申请鉴定的情况下，直接作出驳回裁决，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2018）成仲案字第942号裁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请求贵院依法撤销。 被申请人牛国立称：1.沈忠凯与牛国立2014年3月有委托加工关系，双方没有签订加工合同、保密协议。2015年11月，沈忠凯与案外人夏兴礼签订加工合同，并为其生产手机支架，沈忠凯在市场上发现夏兴礼销售的手机支架，在2016年10月找到牛国立，要求牛国立要么给沈忠凯加工手机支架，要么给夏兴礼加工手机支架，牛国立考虑到沈忠凯的市场份额较大，同意给沈忠凯继续加工手机支架，放弃给夏兴礼继续加工手机支架。当时在牛国立的生产基地，沈忠凯问牛国立与夏兴礼是否有签订合同，牛国立告知有，沈忠凯提出要看合同，然后按照合同内容与牛国立也签订合同，沈忠凯将牛国立与夏兴礼的加工合同原件拿走了。此后沈忠凯草拟了加工合同与保密协议让牛国立签字，牛国立以回去与其他股东商议为由，没有在加工合同与保密协议中签字，拿走了只有牛国立签字的加工合同与保密协议。其后将本来应当是2016年10月签订的合同倒签为2014年10月，牛国立手中没有与夏兴礼所签订的合同原件，甚至连复印件都没有。因此沈忠凯陈述牛国立隐瞒证据是错误的，相反是沈忠凯故意隐瞒证据。2.仲裁庭审中沈忠凯没有向仲裁庭提出证据保全，沈忠凯在仲裁程序中没有提出要求牛国立出示与夏兴礼的加工合同原件。3.仲裁法庭以沈忠凯提供的牛国立与夏兴礼签订的加工合同系复印件，无法认定牛国立有违约事实，裁决驳回沈忠凯的仲裁请求，符合法律规定。4.沈忠凯提出仲裁法庭不让对牛国立与夏兴礼签订的加工合同复印件进行鉴定是正确的。5.沈忠凯提出仲裁庭后获得了牛国立与夏兴礼签订的加工合同原件，那么该《加工合同》原件是如何取得的？如果是牛国立交付给沈忠凯的《加工合同》原件，只能证明沈忠凯隐瞒证据。综上，沈忠凯以牛国立违反《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完全不符合案件事实，恰好是沈忠凯隐瞒相关证据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其仲裁败诉系其玩弄证据，在其仲裁败诉后又拿出证据原件企图欺骗法庭，达到其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不法目的。请求法庭依法驳回沈忠凯的申请撤销裁决的请求。 经审理查明，沈忠凯与牛国立之间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商业保密协议》，约定牛国立不得为第三方生产、加工、销售与沈忠凯相同或者类似的产品，一经查证，牛国立应支付沈忠凯100万元违约金。后沈忠凯认为牛国立与案外人夏兴礼之间签订《代工生产合同》，为夏兴礼生产同样的产品，故向成都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牛国立向沈忠凯支付违约金50万元及律师费5万元。2018年8月31日，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沈忠凯与牛国立之间的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在仲裁程序中，沈忠凯仅提交牛国立与案外人夏兴礼之间签订的《代工合同》复印件，未提交原件，也未向仲裁庭提交关于证据保全的证据，未向仲裁庭提交案外人夏兴礼销售的与沈忠凯相似产品系牛国立代工生产的其他证据。2019年9月18日，成都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成仲案字第942号《裁决书》，裁决：（一）驳回沈忠凯的仲裁请求；（二）本案仲裁费18967元，由沈忠凯承担。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沈忠凯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代工生产合同》原件，该证据可以证明被申请人牛国立与案外人夏兴礼签有手机支架合同。该合同在仲裁阶段被申请人质证认为该合同系申请人伪造，并且强调没有与夏兴礼签订过《代工生产合同》，因此该证据是仲裁庭认为申请人举证不利的关键证据，且牛国立又否认隐匿该证据。2.关于《代工生产合同》来源情况说明，该证据系由王春2020年5月8日出具，证明该证据系由王春与牛国立在洽谈业务时牛国立提供了《代工生产合同》原件，以表明其具有履行能力与业绩，因此该材料属于客观存在，并且是由王春持有。 牛国立质证称，对《代工生产合同》真实性无异议，该《代工生产合同》系夏兴礼与牛国立签订，但该合同在2016年10月被沈忠凯拿走，该合同签订时间是2015年11月，沈忠凯与牛国立签订的《加工合同》与《保密协议》系沈忠凯伪造，其伪造时间是2014年10月，与《代工生产合同》形成证据链，来证明牛国立违约。因2014年10月沈忠凯与牛国立没有实际签订《代工合同》与《保密协议》，因此该代工合同不能证明牛国立违约，不能达到沈忠凯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由于牛国立手中没有该《代工生产合同》原件，不可能交由王春，情况说明不符合证人证言格式，证人应当当庭出庭作证，王春系何人不清楚，其佐证内容更无法证实，对该情况说明不予质证。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沈忠凯提交的《代工生产合同》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其提交的王春的情况说明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纳。 沈忠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陈述，其在仲裁程序中提交的《代工生产合同》复印件由牛国立提供，时间是2017年，具体时间不清楚；其在本案中提交的《代工生产合同》原件由王春提供，时间是2020年5月8日，是在仲裁程序结束后经多方打听，知道王春有原件。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根据沈忠凯的申请理由及牛国立的答辩理由，本案主要审查在成都仲裁委员会（2018）成仲案字第942号裁决中，牛国立是否有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对此，本院认为，沈忠凯与牛国立之间签订的《加工合同》和《保密协议》载明的签约时间是2014年10月1日，约定牛国立不得为第三方生产、加工、销售与沈忠凯相同或者类似的产品，一经查证，牛国立应支付沈忠凯100万元违约金。沈忠凯陈述在仲裁程序提交的《代工生产合同》复印件系牛国立在2017年向其提供，在双方2014年合同中已经约定了100万元的违约责任的前提下，牛国立在2017年主动向沈忠凯提交证明自己存在违约的直接证据，这不符合正常的生活常理。牛国立关于其将《代工加工合同》原件交给了沈忠凯，之后双方倒签的加工协议和保密协议，沈忠凯在仲裁程序中提交的《代工加工合同》复印件来源于其已经掌握的原件的主张更符合逻辑，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沈忠凯关于其掌握《代工加工合同》的原件来源的解释，因王春没有出庭作证，其对于如何取得该原件不能做出合理说明，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沈忠凯在仲裁程序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代工加工合同》的原件。沈忠凯在仲裁过程中隐瞒己方已经掌握的证据，仲裁裁决作出后又以己方所隐瞒的证据足以影响公正裁决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沈忠凯的申请。 申请费400元，由沈忠凯负担。 审 判 长 侯文飞 审 判 员 仇 静 审 判 员 董荣昌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曾 欢 书 记 员 甘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