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108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纬四路。 法定代表人：李家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昆文，山东信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新建路195号二层221室。 法定代表人：王志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昆文，山东信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重庆南路26号。 主要负责人：单正鑫，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斌，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朋，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青岛塑料实验厂。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鞍山路32号。 法定代表人：谭希诚，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山东物流）、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物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四方支行）因与被申请人青岛塑料实验厂（以下简称青岛塑料厂）委托监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2019）鲁民终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中海山东物流、中海物流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相关人员恶意串通骗贷，价值高达一亿余元超过信用证约定货物总额三分之一的货物没有实际进口。2.山东高院二审案件（2019）鲁民终934号对应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一审案件（2016）鲁02民初456号、山东高院二审案件（2019）鲁民终953号对应青岛中院一审案件（2016）鲁02民初457号、山东高院二审案件（2019）鲁民终952号对应青岛中院一审案件（2016）鲁02民初458号、山东高院二审案件（2019）鲁民终1168号对应青岛中院一审案件（2017）鲁02民初635号（以下简称四个系列案件），涉及7份信用证，每份信用证项下以及信用证项下信托收据贷款涉及的质物与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质物无关，且由建行四方支行通过与青岛塑料厂签订《信托收据贷款合同》的方式直接向青岛塑料厂放货，中海山东物流不具备向建行四方支行交付信用证项下货物的基础。3.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以及核库确认书、核库报告、编号201401的《出质通知书（补充质物适用）》，系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骗贷形成，存在明显漏洞。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上的货物到目前为止，已有大部分货物被仓库否认实际存在。4.建行四方支行在诉讼中明确否认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与四个系列案件中每个案件涉及的信用证项下质物的对应关系，且在诉讼中明确表明对信用证项下的货物处置无争议。建行四方支行之所以自相矛盾，是为了掩盖与青岛塑料厂恶意共同骗贷的事实，向中海山东物流、中海物流转嫁推脱责任。5.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与四个系列案件涉及的信用证项下货物无关联。6.一审法院从海关调取的青岛塑料厂自2013年1月至今的进口货物情况、本案争议涉及的保税仓库的进出口以及仓储货物情况，进一步证明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虚假。7.一审法院对青岛塑料厂、中海山东物流及相关仓储公司调取的日常经营所开发票证明案涉保税仓库与中海山东物流以及青岛塑料厂无业务往来，无货物存放，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缺乏货物来源。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四个系列案件的实质是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工作人员恶意骗贷，恶意诉讼。2.原审关于《动产质押监管三方协议》的效力问题认定错误。建行四方支行与青岛塑料厂存在恶意串通且并未实际交付质物，该协议无效。3.关于质物的最低价值认定问题，原审判决在普通民事审判过程中，超越职权径行认定其他生效判决系笔误，属于滥用职权。4.判令中海物流承担连带责任不当。综上，中海山东物流、中海物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建行四方支行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对本案法律性质及事实认定均错误。原审法院将借贷法律关系中质物交付责任和委托监管合同法律关系中受托监管责任予以混淆，作出错误判决。本案应该根据双方委托关系，审查各方权利义务，确认违约事实和违约责任。中海山东物流全面违背了双方关于质物保管、监管的合同义务，构成了严重违约，给建行四方支行造成了重大损失。根据合同约定，中海山东物流应当对上述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中海山东物流应当独立为其违反委托监管合同的严重违约行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青岛塑料厂未能提供质物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中海山东物流未尽保管和监管职责、建行四方支行未尽法定审查义务，各自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违背法理和各方约定，是错误的。三、如果认定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没有货物，那么中海山东物流就应当向建行四方支行提供信用证项下的质物或赔偿违规放货造成的全部损失。四、原审法院分配责任的方式纵容了货物监管行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也将对质物监管融资金融产品造成重大打击。综上，建行四方支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为：一、案涉《动产质押监管三方协议》是否无效；二、原审关于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在核库时存在的认定是否有误；三、原审认定各方过错及责任分配是否适当；四、原审认定质物最低价值不低于31567万元以及判令中海物流承担连带责任是否错误。 一、关于案涉《动产质押监管三方协议》的效力问题 中海山东物流、中海物流申请再审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在于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相关人员恶意串通骗取贷款，但却没有提供证据足以证明本案存在恶意串通骗取贷款的事实。至于中海山东物流、中海物流所主张贷款合同项下的质物并未全部交付给质权人问题，因质物交付影响担保合同效力并无法律依据，质物是否交付对监管合同效力并无影响。因此，原审认定《动产质押监管三方协议》有效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中海山东物流、中海物流关于该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审对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在核库时存在的认定是否有误的问题 根据原审已查明的事实，青岛塑料厂作为出质人于2014年1月22日向中海山东物流出具《核库确认书》及《质物查询确认清单》（货物数量合计33647.45吨、仓库11家）；同日，中海山东物流向建行四方支行发送了与上述核库确认书内容一致的库存明细单；2014年1月24日，中海山东物流作为监管方与建行四方支行共同出具《中国建设银行核库报告书》（货物数量合计33647.45吨、仓库9家）；2014年1月28日，青岛塑料厂与中海山东物流共同向建行四方支行出具了质物清单。该质物清单与其他相关单据相互印证，且其上盖有中海山东物流公章。同时，根据一审和二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建行四方支行和中海山东物流均认可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在核库时存在。中海山东物流、中海物流虽主张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系虚假、项下货物不存在，但其关于部分货物没有实际进口、信用证项下质物并非质物清单项下货物、大部分货物被仓库否认、建行相关陈述自相矛盾以及缺乏货物来源、无业务往来等抗辩理由，实质上是货物权属、货物监管问题，均不足以推翻上述事实。故原审认定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货物在核库时存在并无不当。 三、关于原审认定各方过错及责任分配是否错误的问题 根据原审已查明的事实，本案主要交易过程为：1.2013年10月，青岛塑料厂与建行四方支行签订《信用证开证合同》《信用证开证动产质押合同》，建行四方支行向青岛塑料厂开立了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青岛塑料厂将该开证进口的全部货物提供给建行四方支行作为质押担保。与此同时，建行四方支行、中海山东物流、青岛塑料厂签订《动产质押监管三方协议》，由中海山东物流接受建行四方支行委托代其保管、监管质押货物。2.2014年1月21日，青岛塑料厂因无力偿还前述信用证项下到期款项，又与建行四方支行签订《信托收据贷款合同》，以贷款偿还前述信用证项下款项。次日，中海山东物流对青岛塑料厂已质押的货物进行查询确认并向建行四方支行发送了监管库存明细单，建行四方支行于当日向青岛塑料厂发放贷款。2014年1月28日，中海山东物流与青岛塑料厂共同向建行四方支行出具了质物清单，并承诺在监管期间，质物的最低价值始终不低于31567万元。之后，因青岛塑料厂未偿还贷款，建行四方支行起诉要求青岛塑料厂偿还借款并处置上述质押物以清偿债务并胜诉。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建行四方支行未发现青岛塑料厂有可执行的财产，且因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质押物不具备处置条件，导致建行四方支行的质权无法实现，债权未获得全部清偿。本案当事人均未提交质物权属的证据，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及依照职权，对案涉仓库、海关、税务等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仍无法查明货物权属，不能认定青岛塑料厂对其交付的货物享有所有权。 本案核心问题在于根据《动产质押监管三方协议》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各方当事人对案涉贷款所对应的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项下的质权无法实现的过错和责任认定。对于建行四方支行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中国建设银行信贷业务手册》第3.4.4条明确规定了建行四方支行作为债权人和质权人负有严格审查质物权属的法定义务，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6.2.2条也表明建行四方支行应当要求青岛塑料厂提供相关资料并予以审查。对于中海山东物流而言，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6.3.1条、6.3.4条、4.4条、6.3.16条、6.3.19条均明确规定了其作为专业监管人对质物权属、数量、存放、异动等情况应履行的职责和应采取的措施。但从原审已查明的事实可知，建行四方支行对青岛塑料厂提供质物的权属未依法依规履行严格审查义务，疏于防范风险，中海山东物流也未对质物清单项下监管物的权属进行审查、未有效履行监管，各自均存在过错，对质权不能实现的损失均应承担部分责任。因此，原审基于上述事实，综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中海山东物流对建行四方支行相关贷款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在责任认定及比例分担上并无不当。建行四方支行关于原审混淆质物交付责任和监管责任以及中海山东物流应承担全部损失的主张，中海山东物流关于自己不应承担责任的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四、关于原审认定质物最低价值不低于31567万元以及判令中海物流承担连带责任是否错误的问题 在2014年1月28日质物清单中记载的质物最低价值分别出现4088万元和31567万元两个数值，而在建行四方支行及青岛塑料厂向中海山东物流出具《质物通知书（补充质物适用）》中该最低价值显示为31567万元。原审据此认定4088万元的记载系笔误并无不当，亦未超越职权。中海物流在其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承诺，就其下属业务单位（即分公司和子公司）在协议约定的合作领域内与建行下属业务单位（即分支行）的具体业务合作所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因建行四方支行与中海山东物流均属于上述协议所界定的下属业务单位，原审根据该协议约定判令中海物流对中海山东物流案涉相关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中海山东物流、中海物流、建行四方支行的再审申请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海山东物流有限公司、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黄 年 审判员 周伦军 审判员 郑 勇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陈明 书记员张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