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18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南舟路鸿光城南华府正一楼20号门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7309559334。法定代表人：殷发亮，董事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殷发亮，男，196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国，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有全，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晏松涛，男，196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殷亚华，男，197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和平，男，196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先平，男，1966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金章，男，195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舒水清，男，196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佳勒，男，1989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上述七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康，贵州舸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七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贵州舸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晏菊林，女，1962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晏法鹏，男，1989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县孝南区。系晏菊林侄子。原审第三人：肖子辉，男，1954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上诉人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光公司）、殷发亮因与被上诉人肖和平、王先平、胡金章、陈佳勒、晏松涛、舒水清、晏菊林、殷亚华以及原审第三人肖子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民初96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光公司、殷发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晏菊林在一审中并未授权任何人提起诉讼，对起诉情况并不知情，且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表示了持有的股份比例是针对城东华府项目，而非鸿光公司股权。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肖子辉持有的鸿光公司40%的股份不是代各被上诉人持有，一审判决认定各被上诉人具有鸿光公司股东资格错误；2.各被上诉人的出资时投入城东华府项目，并非鸿光公司，且收据也是城东华府项目部出具，鸿光公司并未收取各被上诉人的出资款，不能认定各被上诉人系鸿光公司股东；3.肖子辉作为股东，因未参加2019年1月26日和2019年3月23日的股东会，故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肖子辉时候的补签行为应属无效，不具有追认和导致股东会决议有效的法律后果；4.陈佳勒并未参加上述会议，也未出具委托书委托赵云清参加会议，赵云清在决议和确认书中的签字对陈佳勒不具有约束力，陈佳勒不具有原告诉讼资格；5.晏菊林未参加上述会议，晏汉涛在决议和确认书中的签字不能代表晏菊林，且从晏菊林出具《情况说明》内容来看，晏菊林的出资时针对城东华府项目的投资，而非鸿光公司的股权出资，同时鸿光公司和城东华府项目部均未收到晏汉涛的任何款项；6.根据各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显示，其投入的资金是向城东华府的投资，故领回的也只能是该项目的投资款，且收据中也予以注明，各被上诉人主张系向鸿光公司的股权出资的事实不能成立；7.各被上诉人并未向鸿光公司出资，也未让肖子辉代持公司股份，《股权比例确认书》中确认的金额是虚拟的；8.2019年3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2019年4月19日的《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书》以及《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因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召开程序违法，均应认定为无效。肖和平、王先平、胡金章、陈佳勒、晏松涛、舒水清、殷亚华辩称：1.晏菊林享有的股权是晏汉涛以股权折抵债权的方式取得，该转让已经得到《股权比例确认书》、《投资确认书》以及两份股东会决议确认，一审中，晏菊林委托晏法鹏参与了诉讼，对另外七名一审原告的陈述和请求均予以认可，审理程序并不违法。2.肖子辉自认系代肖和平、王先平、胡金章、陈佳勒、晏松涛、舒水清、殷亚华持有鸿光公司股份，应予确认。3.《股东会决议》、《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书》以及《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均有当事人或委托人在上述文书中签字确认，故上述人主张上述决议和确认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晏菊林、肖子辉的答辩意见与同上。殷亚华、王先平、陈佳勒、舒水清、晏松涛、晏菊林、胡金章、肖和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鸿光公司及第三人殷发亮协助办理股东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执行董事变更、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的登记；4.诉讼费由鸿光公司及第三人殷发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鸿光公司成立于2001年3月14日，原名称为遵义华晨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10月10日的公司章程记载注册资本200万元，章建群和高宇各出资100万元；2003年3月30日，经过股权转让，公司章程2003年第1号修正案中，股东及出资变更为罗朝光出资120万元，章建群出资40万元，向朝发出资40万元；2003年7月9日，公司章程2003年第2号修正案中，公司名称变更为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1月25日，章建群、向朝发将其股权转让给刘金平，罗朝光将其股权转让给殷发亮；2008年12月25日，公司章程修正案中将公司股东出资总额及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万元变更为800万元，即由殷发亮出资120万元变更为480万元，刘金平出资80万元变更为320万元；2014年9月28日的公司章程载明股东出资情况为：殷发亮出资480万元，出资比例60%，晏松涛出资320万元，出资比例40%；2015年1月4日的公司章程载明股东出资情况为：殷发亮出资480万元，出资比例60%，王先平及肖子辉分别出资16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20%；2015年9月9日的公司章程载明股东出资情况为：殷发亮出资480万元，出资比例60%，肖子辉出资320万元，出资比例40%。目前鸿光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情况即为2015年9月9日的公司章程载明的情况。鸿光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为房地产开发，该公司于2010年以前开展“城南华府”房地产开发项目，该项目完成后，开始建设“城东华府”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开发过程中，因资金短缺，2010年-2015年期间，晏松涛等人向鸿光公司投入资金，鸿光公司向投资人出具《收据》并注明系“鸿光公司城东华府项目投资款”或“城东华府投入款”，收据中加盖的公章部分为鸿光公司城东华府项目财务专用章，部分为鸿光公司财务专用章；同时，鸿光公司财务“资金月报”表中载明了“股东投资”包括：殷发亮8527100元、晏汉涛2219200元、晏松涛5119900元、殷亚华1158900元、王先平1826400元、胡金章500000元、舒水清500000元、潘旭斌25000000元等。城东华府项目开发过程中，曾于2010年8月15日与舒水清签订了《聘用合同》，约定甲方聘请乙方担任城东华府项目总经理，聘请条件为“双方商定乙方入股项目贰佰万…按实交金额享有股东权益。”晏松涛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2015年8月14日，鸿光公司（甲方）与潘旭斌（乙方）、陈友发（丙方）签订一份《合伙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在建的城东华府项目作价5500万元，占合伙份额的64.71%，由乙方、丙方投入资金共同开发建设城东华府项目。其中乙方投入3000万元占合伙份额的35.29%；丙方投入1500万元，超过部分按每月2%计算利息，丙方的投入不占合伙份额，甲方在工程竣工验收后除返还丙方1500万元外另行支付投资回报收益1000万元。落款“甲方代表人”处晏松涛、肖子辉签字确认，并加盖鸿光公司印章。之后，潘旭斌、陈友发履行了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鸿光公司城东华府项目于2017年开发建设完毕。之后，潘旭斌、陈友发将其中的3000万元合伙投资款所享有的权益全部转让给陈佳勒，并在本案中陈述二人不再向鸿光公司主张权利。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肖和平、胡金章、晏汉涛代晏菊林等曾以向公司领回投资款的形式支取了部分款项。2019年1月26日，经殷发亮召集，鸿光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载明：“参会人员：殷亚华、舒水清、肖和平、王先平、殷发亮、胡金章、赵云清、晏汉涛、晏松涛、肖子辉；经鸿光公司全体股东决议，更换鸿光公司法人，通过全体无记名投票，一致认同王先平为新的鸿光公司法人，以前鸿光公司法人殷发亮代表公司对外签的协议及相关手续，由鸿光公司新的法人王先平来完善并履行相应的法律责任。（注：在20天内完善更换法人的相关手续）。”其中，除肖子辉并未参加会议外，其余参会人员均参会并在决议中签名捺印；事后，肖子辉在决议中注明“补签，肖子辉”并捺印。2019年3月23日，经王先平召集，鸿光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议决议》，载明：“参会人员：殷发亮、赵云清、殷亚华、胡金章、晏汉涛、晏松涛、肖和平、舒水清、王先平、肖子辉；（1）今天股东会议决定：由王先平担任鸿光公司董事长；（2）由王先平同志根据实际股东的投资，确定实际股东的真实股份，并在相关部门进行合法变更；（3）由公司决定变更法人代表，现暂定王先平同志为法人代表；（4）今后的日常工作开展，由王先平提出各种方案，并全权决定执行。”所有参会人员均在该决议中签名并捺印。2019年4月19日，经王先平召集，鸿光公司再次召开股东会，形成《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投资金额比例确认书》及《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其中《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载明以下内容：“1.鸿光公司登记法定代表人为殷发亮，持股比例60%，肖子辉持股比例40%，监事为王先平。2.鸿光公司实际股东及（隐形股东）为：殷发亮、晏松涛、殷亚华、王先平、肖和平、胡金章、舒水清、晏菊林、赵云清（特别说明：肖子辉为工商登记代持股东，非公司实际股东）。3.鸿光公实际股东（隐形股东）股权及出资比例经公司财务核实确认如下：殷发亮出资8527100元，占股比例27.79%；晏松涛出资2850700元，占股比例9.29%；殷亚华出资1158900元，占股比例3.78%；晏菊林出资2219200元，占股比例7.23%；肖和平出资2269200元，占股比例7.4%；王先平出资1826400元，占股比例5.95%；胡金章出资500000元，占股比例1.63%；舒水清出资500000元，占股比例1.63%；陈佳勒出资30000000元，占股比例35.29%。4.鸿光公司实际出资及股权比例经财务核实后确认如下：殷发亮、晏松涛、殷亚华、王先平、肖和平、舒水清、胡金章、晏菊林共计出资19851500元；以上原股东占城东总项目64.71%；（由于项目在运营6年后资金短缺、通过引进陈佳勒资金3000万元，达成合作协议，确立了原项目市值为5500万元，形成现在的占股比例），陈佳勒出资3000万元，达成了原股东与处理的股权比例为64.71:35.29的股权形式。特别说明：城东鸿光壹品项目为鸿光公司目前唯一的一个项目；原城南项目已完全结算清楚，如有任何问题由原股东负责承担。”《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投资金额比例确认书》，在“股本15年9月前余额”的基础上，列明股东的“股权转移”情况及“转移后”的股本，其中股权转移情况可以看出：1.晏汉涛将全部股本金额2219200元转移给晏菊林；2.晏松涛将全部股本金额5119900元转移给殷亚华，殷亚华又转移股本金额2269200元给肖和平，后殷亚华又回转股本金额2850700元给晏松涛。经转移后的股本与前述《鸿光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中的第3项出资金额完全一致。该确认书列明了股东的“内部比例”及“项目总比例”，其中内部比例不包括陈佳勒部分；项目总比例包括陈佳勒部分，且与《鸿光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中第3项“占股比例”完全一致。以上两份确认中的签名情况为：赵云清代表陈佳勒签名捺印，晏汉涛代表晏菊林签名捺印，殷发亮本人捺印、但其签名分别为“殷发元（殷发亮代）”、“殷发亮（殷发亮代）”，其余参会人员均签名捺印。两份确认书中均加盖了鸿光公司公章。之后，王先平等人以未能办理法定代表人、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为由提起诉讼。本案第一次开庭时，鸿光公司提交了晏菊林的一份《情况说明》：晏菊林称其未参与鸿光公司的股东会，不清楚确认书中的股权确认，未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案等；庭审后，晏菊林于2019年11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作为原告与其余原告一起参加诉讼，并要求作为原告享有鸿光公司7.23%的股权。一审法院遂组织第二次开庭，庭审中晏菊林表示其受让晏汉涛的股权，认同其余原告的诉讼请求、认同其余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及观点。晏汉涛于2019年12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情况说明》：晏菊林系其堂妹，因差欠晏菊林的债务，将其在鸿光公司享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晏菊林，本人退出鸿光公司由晏菊林向鸿光公司及其他股东主张股东权益及其他相关权益等。庭审中，殷发亮称2019年4月19日的《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及《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是签字的其他人员以退回投资款为由胁迫其签订的，但审理中殷发亮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至今也未主张撤销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八原告有权主张确认其股东资格。从查明的事实来看，鸿光公司于2019年1月26日、3月23日召开股东大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并于2019年4月19日形成《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及《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针对签名情况，作如下认定：1.三次会议中，第三人殷发亮作为持股60%的显名股东均参与会议并签字确认，庭审中称2019年4月19日的确认书中是被迫签字，但并未提交被胁迫的相关证据，也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撤销，因此决议及确认书对第三人殷发亮具有法律效力；2.第三人肖子辉作为持股40%的显名股东，虽然于2019年1月26日及3月23日未实际到会，但其对会议情况了解且在会议决议中补签确认，该决议对第三人肖子辉具有法律效力；3.陈佳勒虽未参与以上会议，但决议和确认书中均由赵云清代其参会并签字确认，陈佳勒在本案中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以其实际行为表示其对确认书中的内容表示认可，因此，决议及确认书对陈佳勒具有法律效力；4.晏菊林未参加会议，但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前后说明，且最终明确表示接受晏汉涛的股权以折抵债权，且要求按照确认书确认其股权，决议及确认书中晏汉涛已经签字确认，晏菊林对于晏汉涛的前期行为导致的后果享有权利，决议及确认书对晏菊林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以上三次会议形成的两份决议、两份确认书在形式上对于案涉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效力。以上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内容。2019年4月19日的《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中载明的八原告及第三人殷发亮享有的出资金额及占股比例，其中八原告的出资主要源于2010年后投资城东华府项目的投资款，且部分为投资款相互转让后的出资。除陈佳勒以外，其余七原告的出资金额，与被告鸿光公司的财务“资金月报”、收款收据等以及《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一致，陈佳勒从他人手中转让的对城东华府的投资款数额与《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也是一致的，结合陈佳勒转让而来的3000万元投资款在《合伙协议》中的约定，投资3000万元后享有35.29%的份额是事实。因此，《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中各当事人的出资金额与事实相符。虽然部分股东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以向公司领回投资款的形式支取了部分款项，但领款发生于城东华府项目竣工后，并不能区别该款系领回的投资款还是分红款项，且《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是在领款后签订，鸿光公司对于前期领款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可另案主张。2019年4月19日的《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是在各当事人就城东华府项目投资款确定的基础上，将项目投资款转为鸿光公司的投资进而明确为股权的确认。首先，该确认系所有投资人包括鸿光公司所有股东的一致意见，其形式合法；其次，城东华府项目系鸿光公司的唯一项目，八原告投入城东华府项目的款项系用于该项目，且该确认中的股权份额与当事人实际投入项目的份额一致，该出资总额已经超过鸿光公司注册资本中确定的800万元，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八原告及殷发亮在鸿光公司内部均系显名股东，并不存在鸿光公司辩称的需要显名股东殷发亮认同的情形。综合以上认定，鸿光公司于2019年3月23日作出的《股东会议决议》、2019年4月19日签订的《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其形式和内容均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为有效，故对八原告要求确认其有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2019年4月19日的《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对股东及股权进行了明确，因此该确认中的八原告及殷发亮均应当按照确认股权享有鸿光公司的股东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八原告主张确认其为鸿光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鸿光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第三人殷发亮、肖子辉，与事实不符，八原告要求进行变更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予以支持。原告要求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因公司决议中已经明确由王先平担任新的法定代表人，担任董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的规定，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其余部分，根据公司自治原则，应由被告鸿光公司在办理变更登记过程中根据股东会决议的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为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3月23日作出的《股东会议决议》、2019年4月19日形成的《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有效；二、确认晏松涛、殷亚华、肖和平、王先平、胡金章、舒水清、陈佳勒、晏菊林系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三、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四、驳回晏松涛、殷亚华、肖和平、王先平、胡金章、舒水清、陈佳勒、晏菊林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元，由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违法；2.案涉《股东会议决议》、《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是否有效；3.肖子辉持有的鸿光公司的40%股份是否系代各被上诉人持有。针对第一个焦点。第一次开庭时（2019年11月12日），在鸿光公司提出晏菊林的委托书中不是晏菊林本人签字，一审法院核实后，遂进行了第二次开庭（2019年12月3日），期间晏菊林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与诉讼，且委托了其亲属晏法鹏参与诉讼，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本案审理程序不存在违法情形。关于第二个焦点。2019年1月26日和2019年3月23日形成的两份《股东会决议》、2019年4月19日形成《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中，均有鸿发公司法人和股东（股份60%）殷发亮签字确认，虽然肖子辉、陈佳勒、晏菊林未参会，但也有委托代理人签字或事后追认的事实存在，上述决议的形成程序和内容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有效的合法决议，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定约束力。上诉人主张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三个焦点。肖子辉作为鸿光公司40%股份的持股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自认其持有的股份系代各被上诉人持有，认可被上诉人的系鸿光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该自认的事实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也未损害其他人的权益，且该事实与《股东会议决议》、《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确认》、《鸿光公司城东华府投资人金额比例确认书》明确的内容能否相互一致，故对肖子辉系代各被上诉人持有鸿光公司股份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故各被上诉人要求鸿光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殷发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遵义鸿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殷发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晓波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朱小燕书记员徐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