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96民终3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薛现富，男，198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霞，济源市济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亚军，男，1985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建波，河南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薛现富因与被上诉人黄亚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源市人民法院（2019）豫9001民初10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现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源市人民法院(2019)豫9001民初1050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黄亚军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黄亚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薛现富与黄亚军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借贷双方须有借款的合意且实际交付借款才能生效。本案黄亚军作为出借人应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已提供借款给薛现富负有举证责任。针对黄亚军一审中提供的借条,薛现富只认可借条是其出具的,并没有认可52000元的借款已经交付。黄亚军仅提供借条,只完成了“借款合同成立”的举证,而没有完成“钱款已付”的举证,黄亚军仍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薛现富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否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一审法院在黄亚军未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草率地作出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认定,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薛现富的财产权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薛现富对“受胁迫出具借条”无需举证。可撤销合同是针对已经生效的合同而言的,一审中黄亚军首先没有举证证明借贷合同已经生效,既然借贷合同没有生效,就表明该借贷合同不具备撤销的法定条件,那么薛现富就不承担申请撤销的举证责任。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未通知利害关系人柴宝宝参加诉讼，主观臆断地将薛现富出具借条的行为视为“债务加入”。债务加入的成立，必须以原债务关系有效成立为条件。如果薛现富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债务加入，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柴宝宝作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就必须参加诉讼，在审理中查明原债务是否合法存在，借款数额多少，是否偿还等事实。否则，一审法院作出“债务加入”的认为就缺乏事实依据，同时违反法定审理程序，使薛现富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薛现富的上诉请求。黄亚军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黄亚军与薛现富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事实是，薛现富持一张信用卡让黄亚军代其归还信用卡欠款52000元，后薛现富持有的信用卡被银行封卡，代还的52000元未能从信用卡中刷出，薛现富也未将黄亚军代还的52000元归还,薛现富为黄亚军出具了借条。一审中薛现富也认可黄亚军代还信用卡的事实，不管代还的信用卡所有人是谁,事实上是薛现富将该张卡交给黄亚军，让黄亚军代还的。而且，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借用他人信用卡消费的情况，不能因薛现富持有的是他人的信用卡,就否认黄亚军为薛现富代还信用卡的事实。黄亚军将52000元支付至薛现富持有的信用卡中,薛现富又出具了借条，双方的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因此，薛现富上诉称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二、薛现富上诉状中第二条、第三条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借条合法有效，薛现富辩称借条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其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并且如其受到胁迫,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或出具后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法院主张撤销该借条，其既未报警，也未申请撤销，故其辩解的主张不能成立。薛现富提供的自称是柴宝宝出具的证明和通话记录，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证人未出庭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柴宝宝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关，法院不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薛现富如认为柴宝宝是证人，应当向法庭申请出庭作证；如认为是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应当依法向法庭申请追加为第三人。但薛现富均未提出申请，因此,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薛现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予以驳回。黄亚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薛现富偿还借款5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9日，薛现富向黄亚军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黄亚军现金伍万贰仟元整（52000）薛现富41088119851013251915517791577131371703732014.9.29”。庭审中，黄亚军称其经常帮朋友代还信用卡，当时是薛现富的信用卡到期未还，薛现富和柴宝宝二人一起找到其，其为薛现富持有的信用卡代还52000元后，由于薛现富持有的信用卡被银行封卡，代还的52000元未能从信用卡中刷出，因此薛现富为其出具了借条，承诺有钱时归还；薛现富称黄亚军并未为其代还信用卡，是替柴宝宝还的，其并不欠黄亚军钱，借条也是在黄亚军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一审法院认为，薛现富对向黄亚军出具数额为52000元借条的事实无异议，对该事实该院予以认定。现薛现富辩称其并不欠黄亚军借款、借条是在受黄亚军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薛现富应对其该项辩称向法院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庭审中，经询问薛现富其称对受胁迫出具借条一事并未报警、也未申请撤销该借条，此外诉讼中其提供的自称是柴宝宝出具的证明及通话记录，由于柴宝宝未出庭作证，亦无法核实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故薛现富的抗辩主张无确凿证据予以证实；退一步讲，即使如薛现富所述是柴宝宝欠黄亚军借款，那么其向黄亚军出具借条的行为也应视为一种债务加入，表示其同意就该笔债务承担向黄亚军进行还款的责任。综上，黄亚军要求薛现富偿还借款5200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薛现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黄亚军52000元。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0元，减半计取550元，由薛现富负担。二审中，薛现富提供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中心出具的其于2014年8月23日至2014年10月22日龙卡信用卡对账单，证明其持有的信用卡在2014年9月29日前后没有52000元的存款记录，以此证明黄亚军一审中关于借款来源的陈述不属实，即民间借贷关系只成立，并未生效。黄亚军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信用卡仅是薛现富的一张卡，薛现富有可能存在多张信用卡。即使薛现富的信用卡没有52000元的存款交易，并不代表薛现富用他人的信用卡消费后，让其为薛现富代还信用卡，该证据不能证明薛现富的主张。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柴宝宝在交通银行名下的信用卡（卡号为：43×××50，开户日期为2014年3月26日；卡号为：62×××54，开户日期为2013年8月17日）自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期间的交易流水，以查证黄亚军是否将涉案款项转入柴宝宝名下的信用卡账户。黄亚军质证后，认为：对本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柴宝宝尾号为6350的信用卡2014年9月24日8:08:44交易说明项下显示“0560_票据还款-43200”，尾号为4054的信用卡2014年9月23日18:01:44交易说明项下显示“0560_票据还款-7600”，该两笔还款就是其代还柴宝宝名下的信用卡欠款，时间上的差异有可能是银行入账上的时间差。黄亚军另提供其名下的中国银行账户于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证明清单上2014年9月23日和2014年9月24日的其中两笔转账与上述柴宝宝名下的信用卡还款相印证。薛现富质证后，认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和黄亚军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这两份证据中，2014年9月23日和9月24日黄亚军与柴宝宝的两笔交易记录，反而能证明薛现富不欠黄亚军任何款项。理由如下：从债务主体上来说，该两笔交易记录显示的是支付给柴宝宝，而不是支付给薛现富，说明柴宝宝与黄亚军之间存在经济往来，至于是什么法律关系不清楚，并且黄亚军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支付该两笔款的行为是薛现富指示其交付到柴宝宝的账户上的，那么就不能证明薛现富欠黄亚军款项。另外从时间上来说，如果薛现富真正欠黄亚军款项，黄亚军为何不在支付两笔款项当时让薛现富出具欠条，故从出具时间上来说不符合常理。至于黄亚军庭上所述的与柴宝宝之间无纠纷是其权衡利弊之后觉得如果这次起诉薛现富胜诉就可以多得2万余元，对其来说有利可图，所以才做了虚假的陈述，自称与柴宝宝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本院认证如下：黄亚军对薛现富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薛现富、黄亚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另薛现富对黄亚军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也无异议，本院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和黄亚军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3日，黄亚军通过中行济钢支行向柴宝宝的交通银行信用卡（主卡卡号为:62×××54，交易卡号为：62×××53）转款7600元。2014年9月24日，黄亚军通过中行济钢支行向柴宝宝的交通银行信用卡（主卡卡号为:43×××50，交易卡号为：43×××81）转款43200元，共计转款508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薛现富是否应当偿还黄亚军款项。薛现富上诉称其与黄亚军之间只存在借贷的合意，但黄亚军未向其实际交付借款，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经查，薛现富认可其和柴宝宝一起去找黄亚军让黄亚军帮忙代还柴宝宝名下的信用卡，根据本院调取的证据和黄亚军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证明2014年9月23日、9月24日黄亚军向柴宝宝信用卡转款的事实，说明黄亚军实际上履行了代还信用卡欠款的义务。后薛现富为黄亚军出具借条，说明薛现富愿意承担该笔债务，薛现富称该借条系受胁迫出具，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至于薛现富质证时称其并未指示黄亚军将借款交付到柴宝宝的账户上，薛现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认为黄亚军是替柴宝宝偿还信用卡，仍为黄亚军出具借条，应视为薛现富自愿承担该笔借款的还款义务。二、关于柴宝宝是否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黄亚军称薛现富持有柴宝宝的信用卡要求代还欠款，并持有薛现富出具的借条，认为款项应由薛现富偿还；薛现富称系柴宝宝请求黄亚军代还信用卡欠款，黄亚军代还款项应由柴宝宝偿还，并且听柴宝宝说柴宝宝就该笔款项给黄亚军另行出具有借条，并偿还2万余元。从现有证据来看，黄亚军持有的借条以及银行转款记录，可以证明黄亚军确已代还信用卡欠款，且薛现富同意偿还该代还款项。薛现富应就其上述辩称理由提供证据证明，但其明确说明柴宝宝不同意出庭作证，故本案中薛现富未能就其主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至于柴宝宝是否给黄亚军另行出具有借据，是否会损害柴宝宝合法权益的问题，黄亚军当庭否认柴宝宝给其出具有借据，在此情况下，黄亚军不可能再持有柴宝宝出具的借据向柴宝宝主张权利，所以本案与柴宝宝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薛现富需要通过柴宝宝的陈述证明其辩称主张，则柴宝宝在本案中仅为证人身份，而不是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三、关于借款数额。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黄亚军共向柴宝宝名下的信用卡转款50800元，薛现富向黄亚军出具的借据载明金额为52000元，黄亚军称考虑到薛现富短期内不能偿还，故让薛现富出具了52000元的借条，因黄亚军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请求薛现富按照年利率6%支付其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4年9月至今，50800元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大于1200元的差额，所以黄亚军请求薛现富偿还其52000元并无不当。综上，薛现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薛现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商 敏审判员 林慧慧审判员 陈莎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琚磊磊书记员常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