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25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东来飞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基地春漫大道80号云南海归创业园2幢13楼13275号。法定代表人：徐德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洲，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琪峰，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紫薇路8号华泰大厦（律政服务大楼）16楼23-32号房。代表人：严冠军，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贤，湖南存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昆明东来飞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来飞经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五湖律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39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来飞经贸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一审民事判决书；2、依法驳回五湖律所的一审诉讼请求；3、由五湖律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遗漏了案件重要事实，存在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东来飞经贸公司无正当理由擅自解除了委托代理协议。”此认定存在错误。1、2018年10月8日，东来飞经贸公司与五湖律所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协议》，由东来飞经贸公司委托五湖律所办理诉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根据该协议第四条第2项第（5）项约定：“本案本金金额以法院生效判决文书为准，执行回款34％归乙方所有，66％归甲方所有；本案利息以法院生效判决书为准，判决利息50％归甲方所有，50％归乙方所有；若本案进入二审阶段，所产生的上诉等费用均由甲方承担。”该条约定已经明确东来飞经贸公司与五湖律所之间代理采用的是风险代理模式。2、本案中，双方所采取的是风险代理模式，是以法院生效判决为准，执行回款后按比例支付律师代理费。而事实上，在《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支付条件尚未成就时，东来飞经贸公司之所以向五湖律所支付了律师代理费40000元，是由于双方经协商解除了代理关系后，东来飞经贸公司才支付给五湖律所的。具体是：2019年1月23日，在东来飞经贸公司与五湖律所就代理的案件一审尚未开庭审理的情况下，东来飞经贸公司向五湖律所支付了律师代理费40000元，完全是基于双方商定解除《委托代理协议》，是作为了对解除前五湖律所所完成工作的全部报酬，结合五湖律所收取了该40000元律师代理费并归还了东来飞经贸公司的全部案件证据原件，且五湖律所一并收回了由东来飞经贸公司持有的一份《委托代理协议》原件。对此，完全能够证实东来飞经贸公司与五湖律所之间解除了《委托代理协议》，且此事已经了结。3、一审判决将双方协商解除《委托代理协议》认定为东来飞经贸公司无正当理由擅自解除了委托代理协议，遗漏了案件中双方已协商解除了《委托代理协议》的重要事实，明显存在错误。二、东来飞经贸公司与五湖律所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第七条应属无效条款，而一审法院却在认定事实中，对该条的引用断章取义，严重违背事实，与实际不符，存在错误。《委托代理协议》第七条为：“甲方不得就本清收事项擅自与债务人和解或放弃权益，也不得无故解除对乙方的委托或者委托第三人，如甲方有上述行为，则乙方可按已全部完成委托事项计收代理费，其违约金（含利息）的数额以起诉状的数额为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又根据我国《律师法》第32条第一款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已委托的律师为其继续辩护或者代理，同时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者代理人。”本案中，《委托代理协议》第七条不仅是格式条款，而且约定内容违反了《合同法》第410条的规定和《律师法》第32条第一款规定，过分限制了东来飞经贸公司的法定合法权利，不仅与委托合同关系应有的目的、性质不符，更加重了东来飞经贸公司的诉讼负担和诉讼风险，不利于社会和谐，严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条款。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中，对该第七条的无效性未进行认定，却断章取义地仅认定了后半句：“东来飞经贸公司不得擅自单方解除委托，否则需要以案涉起诉状载明的金额计付律师代理费”。该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存在错误。三、关于一审判决认为：“东来飞经贸公司虽有权随时解除《委托代理协议》，但解除行为导致五湖律所无法通过完成代理行为来获得律师代理费，这属于给该律所造成的损失，故应由东来飞经贸公司予以赔偿。”此认为严重混淆了在委托代理合同中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与违约行为的本质区别，存在极端错误。在委托代理合同中委托人依法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承担的赔偿责任，与一般合同违约情形下应当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两者在责任的性质、程度和后果上是不能相等同的。五湖律所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五湖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东来飞经贸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356531元，并支付我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8日，五湖律所与东来飞经贸公司订立《委托代理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东来飞经贸公司因与国利建设公司、国利建设公司云南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委托五湖律所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委托事项包括诉前调解、一审、二审诉讼和执行程序，及非诉讼程序，以实现东来飞经贸公司的债权；东来飞经贸公司按执行回款中本金的34%和利息的50%向五湖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东来飞经贸公司同时不得擅自单方解除委托，否则需以案涉起诉状载明的金额计付律师代理费。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年10月18日，东来飞经贸公司委托五湖律所廖雅萍律师作为其与国利建设公司、国利建设公司云南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委托期限至执行完毕。同日，廖雅萍律师以东来飞经贸公司名义向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市盘龙区法院）起诉国利建设公司、国利建设公司云南分公司，要求其支付货款964210元，并支付截止同年10月20日的利息137400元，同时按年利率4.75%的标准继续支付至清偿款之日的利息。廖雅萍律师同时还向该院申请了财产保全，该院亦对国利建设公司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2018年12月4日，廖雅萍律师以东来飞经贸公司名义向昆明市盘龙区法院申请追加贾晨辉为该案的共同被告。2019年1月23日，东来飞经贸公司向五湖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4万元。五湖律所同时将上述案件的相关原件返还给该公司。2019年1月30日，东来飞经贸公司向昆明市盘龙区法院出具解除委托说明，解除了与廖雅萍律师之间的委托关系，并委托北京市昌久（昆明）律师事务所为其提供代理服务。同日，昆明市盘龙区法院作出（2018）云0103民初9718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确认贾晨辉尚欠东来飞经贸公司货款96万元；其中的40万元货款由国利建设公司于2019年3月31日前垫付；剩余的56万元，由贾晨辉在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7月1日期间，于每月1日向东来飞经贸公司支付2万元，若其有任意一期逾期付款，则东来飞经贸公司有权就全部未付款项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国利建设公司云南分公司在该案中不承担还款责任；案件受理费14714元，减半收取7357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东来飞经贸公司承担。东来飞经贸公司陈述，调解协议订立后，其仅收到国利建设公司支付的货款40万元，但贾晨辉却未支付应付的货款。五湖律所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贾晨辉支付了货款。东来飞经贸公司主张，五湖律所未经其同意便擅自追加贾晨辉为共同被告，影响了其与贾晨辉之间的关系，但未能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五湖律所抗辩称，追加系应昆明市盘龙区法院的要求而为，而事实上，贾晨辉在最终的调解协议中也承担了案涉的大部分债务，故贾晨辉为该案必要的共同被告，其追加行为并无过错，反而是维护了东来飞经贸公司的利益。该公司还主张，《委托代理协议》系经五湖律所同意后才解除的，但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征询五湖律所的意见，其同意该院就《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比例进行适当调整。同时查明，五湖律所原名称为湖南律言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2月24日变更为现名称。2019年2月21日，湖南五之律师事务所接受五湖律所的委托，指派律师担任其在该案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律师代理费为50000元。双方为此订立《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同日，五湖律所向湖南五之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0元，但五湖律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实现债权费用的负担作出约定。上述事实，有昆明市盘龙区法院作出的（2018）云0103民初971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8）云0103民初9718号民事调解书、民事调解笔录及《财产保全结果和期限告知书》各一份、《委托代理协议》一份、民事起诉状一份、追加被告申请书一份、授权委托书两份、湖南律言律师事务所函一份、解除委托说明一份、《民事（行政）案件委托合同》一份、律师代理证一份、微信转账记录四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一份、收据一张、《湖南省司法厅关于准予湖南律言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的决定》一份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东来飞经贸公司主张，五湖律所擅自追加贾晨辉为共同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其利益，但未能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同时，根据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内容可以确定，五湖律所追加的贾晨辉为诉争货款的真正债务人，追加行为并未损害该公司利益，故该院对该项主张不予采信。该公司还主张，《委托代理协议》系经五湖律所同意后才解除的，但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该院亦不予采信。据此，应认定系东来飞经贸公司无正当理由擅自解除了《委托代理协议》。东来飞经贸公司虽有权随时解除《委托代理协议》，但解除行为导致五湖律所无法通过完成代理行为来获得律师代理费，这属于给该律所造成的损失，故应由东来飞经贸公司予以赔偿。《委托代理协议》虽约定如东来飞经贸公司擅自解除委托，则需以案涉起诉状载明的金额计付律师代理费，但该公司陈述，仅获得国利建设公司支付的40万元，五湖律所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东来飞经贸公司还获得其他货款，如按起诉状载明的金额计付则显失公平，故该院酌定为以40万元为基数计付。同时，《委托代理协议》虽约定按东来飞经贸公司执行回款本金的34%和利息的50%计付，但比例也明显过高，考虑到五湖律所也同意由该院适当调整该比例，故该院酌情调整为30%。以此计算，律师代理费共为120000元，扣除已支付的40000元，东来飞经贸公司还应支付80000元。此后，如东来飞经贸公司还获得了义务人支付的货款，五湖律所仍有权要求其按上述比例计付相应的律师代理费。关于五湖律所主张的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50000元律师代理费，因该律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实现债权费用的负担作出了约定，故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东来飞经贸公司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五湖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80000元；二、驳回五湖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按该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受理费7398元，由五湖律所负担3000元，由东来飞经贸公司负担4398元。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东来飞经贸公司是否与五湖律所已就解除《委托代理协议》达成合意；二、东来飞经贸公司应支付律师费的数额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当事人在《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五湖律所应完成的委托事项包括诉前调解、一审、二审诉讼和执行程序，及非诉讼程序，并按照执行回款34%的本金和50%的利息收取律师代理费。而在该协议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在五湖律所代理的案件一审尚未开庭的情况下，东来飞经贸公司已于2019年1月23日向五湖律所实际支付了律师代理费4万元，并将代理案件的相关原件返还给该公司。虽然东来飞经贸公司并未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了解除《委托代理协议》的合意，但根据该协议的客观履行情况，即在双方约定律师费支付条件未成就时，五湖律所已实际收到了东来飞经贸公司交付的律师费4万元，五湖律所亦未能够对其提前收取律师费的行为作出合理说明，故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委托代理协议的内容以及协议实际履行的情况，可以认定东来飞经贸公司已依据五湖律所提供的阶段性的诉讼服务向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双方当事人已通过该履行方式实际上解除了《委托代理协议》。关于争议焦点二，因东来飞经贸公司与五湖律所已实际解除了《委托代理协议》，基于五湖律所在代理案件的一审开庭前也提供了阶段性的诉讼服务，东来飞经贸公司已向五湖律所支付了4万元，其后东来飞经贸公司另行委托北京市昌久（昆明）律师事务所为其提供代理服务。故在上述4万元之外，五湖律所再向东来飞经贸公司收取其他诉讼服务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对上诉人东来飞经贸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东来飞经贸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39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98元，均由被上诉人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祥伟审判员  熊 伟审判员  刘朝晖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