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42981号原告：汪建华，女，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淑丽，北京市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卓，女，199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淑丽，北京市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素敏，女，193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淑丽，北京市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国华（原告朱素敏之女），女，196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北京中世科文图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迎宾北路7号。法定代表人：舒仲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辉，湖南楚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汪建华、沈卓、朱素敏与被告北京中世科文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世科文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建华、沈卓、朱素敏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淑丽，被告中世科文公司法定代表人舒仲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524255.2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汪建华系沈国强之妻，沈卓系沈国强之女，朱素敏系沈国强之母。沈国强于2018年9月13日因病去世。沈国强生前在舒仲秋处工作时，被告于2010年向沈国强借款，金额为524255.20元，并给沈国强出具了收据。沈国强去世前几日，将收据原件交与原告，希望原告将款项收回。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被告中世科文公司辩称：原告家属沈国强与被告中世科文公司并不产生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沈国强系语文出版社（现更名为语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退休后，经人介绍找舒仲秋（即被告以及北京敦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工版科文等系列图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总经理）合作。当时沈国强说借用舒仲秋名下的公司资质和办公工位，自己对外开展以图书为主的业务；其次顺便也帮助推销舒仲秋名下图书公司的图书产品，带些业务进来。为了保障资金安全，沈国强做其个人业务项目的资金采取舒仲秋名下公司借款的方式走公司账务，事后此款沈国强都全数拿走了。沈国强得病后找公司借款20万急用，目前被告得知其实他本人早以公司业务员名义，通过第三方走账，个人收取客户应支付给被告的货款20余万元至今未归还；被告保留向沈国强财产继承人追索沈国强生前欠被告借款、收走被告货款治病的全部权益。原告仅以被告开出后并未收回的财务收据认定被告拖欠原告款项未归还的想法是错误的，被告财务收据都是一式三联，开给客户联收据是不收回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据此查明如下事实：沈国强于2018年9月13日因病死亡。原告汪建华系沈国强之妻，原告沈卓系沈国强与原告汪建华之独生女，原告朱素敏系沈国强之母。沈涛系沈国强之父，沈涛于2001年12月18日因病死亡。对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6张收据，每张收据上均加盖了被告中世科文公司财务专用章，载明收款日期为2010年5月7日至2010年6月30日，载明收款金额从4万元到15万元不等，证明中世科文公司向沈国强借款合计524255.20元的事实。被告认可收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称被告与沈国强是合作关系，沈国强用被告资质开展个人业务；如果双方是真实的借贷关系，肯定会约定利息，即使朋友关系再好，第一次不主张利息，不可能多次均不主张；原告主张的6笔借款均未约定还款日期；借款的金额也有零有整，其中一张收据金额精确到角，一个公司的账上不可能几块钱都没有；6张收据中只有2张标注了现金交付，其他收据原告应提交转账凭证。由于被告对6张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采信6张收据的真实性。被告提供票面记载日期为2010年11月15日的转账支票2张，证明沈国强从被告公司账上取走了一笔40万元和一笔8424元。原告对支票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只有签字，且不能确认系沈国强本人所签；支票没写用途；支票的存根不能证明是被告的还款，应该有记账记录等账目作证，款项用途应该是基于业务往来。经本院当庭询问原告是否申请笔迹鉴定，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需要庭后征询原告意见。本院当庭为原告指定10日的申请鉴定期限并释明逾期不提交鉴定申请原告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本院确认原告在本案判决作出前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由于原、被告双方均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而部分收据在“交款人”栏存有沈国强本人签字，收据中沈国强本人签字与转账支票中“沈国强”字迹高度相似。原告对转账支票上“沈国强”三字是否为沈国强本人所签持有异议，在经本院释明后并未申请笔迹鉴定，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被告是转账支票的持有人，因此本院对被告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被告提供收条3张和支出证明单1张，证明沈国强生前收到了原告支付的对应款项。原告对收条的真实性存有疑问；对收条、支出证明单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已经还款；同时证明了沈国强从单位拿钱，单位有字条，单位向沈国强借款，沈国强手里有收据，说明被告尚未还款，不然沈国强手里不可能有单位出具的收据。经本院当庭询问原告是否申请笔迹鉴定，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没有见过沈国强的签字，需要庭后与原告核实。本院当庭亦为原告指定10日的申请鉴定期限并释明逾期不提交鉴定申请原告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本院确认原告在本案判决作出前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由于原、被告双方均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而部分收据在“交款人”栏存有沈国强本人签字，收据中沈国强本人签字与收条及支出证明单中“沈国强”字迹高度相似。由于原告对收条及支出证明单上的签字是否为沈国强本人所签持有异议，在经本院释明后并未申请笔迹鉴定，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本院确认收条及支出证明单的真实性。鉴于被告为收条及支出证明单的持有人，本院对被告提交收条及支出证明单的证明目的亦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沈国强与被告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原告主张诉争借款发生于沈国强在舒仲秋处工作时，但在案证据显示沈国强与被告未就借款事宜达成书面协议，也未在事前就借款金额、款项交付、利息计算、还款方式、借款期限等具体条款进行过磋商。原告主张沈国强与被告之间借贷关系成立依据的是被告出具的财务收据。被告抗辩沈国强是借用被告资质开展个人业务，双方是合作关系；原告主张的所谓6笔借款均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日期，其中一笔借款金额精确到角，但公司账上不可能几块钱都没有；收据载明资金原告并无实际交付证据佐证。本院认为在被告对双方缺乏借贷合意、借款未实际发生作出合理说明后，应当由原告承担继续举证责任，就双方借贷合意形成的过程、借款用途、款项交付、借款实际流向等进行举证。但原告截至庭审结束日所提供的借款证据只有被告出具的财务收据，该单一证据对双方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成尚不能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已经在认证意见中确认了原告提交收据的真实性以及被告提交转账支票、收条、支出证明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加之被告在答辩状中明确表示“为了保障资金安全，沈国强做其个人业务项目的资金采取舒仲秋名下公司借款的方式走公司账务，事后此款沈国强都全数拿走了”.据此本院认为，被告确实收到了收据中对应的款项合计524255.20元，其后又向沈国强分笔支付了转账支票、收条、支出证明单对应的款项合计548424元，沈国强与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据相互印证，证明被告并不存在拖欠沈国强款项的事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汪建华、沈卓、朱素敏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42元，由原告汪建华、沈卓、朱素敏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员 杨晓龙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康燕婷书 记 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