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民终4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营业场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开化北路16号。 负责人：何军，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影武，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志芬，女，壮族，1958年4月28日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富林，男，壮族，1957年7月12日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颖颖，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被告：文山州同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卧龙街道文新街社区普阳路延长线人财保险公司对面。 法定代表人：罗荣华，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文山古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普阳路延长线水岸四季莱茵。 法定代表人：杨昊天，该公司董事长。 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利丹，女，文山古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以下简称富滇银行）与被上诉人向志芬、马富林，原审被告文山州同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达公司）、文山古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古德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6民撤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富滇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影武，被上诉人向志芬、马富林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江，原审被告同达公司、古德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利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富滇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向志芬、马富林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向志芬、马富林承担。事实和理由：1.古德公司自愿用其拥有产权的土地和商铺为同达公司的300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与富滇银行签订《文山州房地产所有权抵押合同》、《担保抵押合同》。富滇银行的义务是按时发放借款和审查抵押物是否产权明晰。通过查验，担保人提供的抵押物产权人是古德公司，于是向相关主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富滇银行与同达公司、古德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程序时，人民法院查封了古德公司用于抵押的、位于文山市（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产权人是古德公司而非向志芬、马富林。一审法院仅凭向志芬、马富林提供的《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收据》、《签合同交费表》、《结算票据》就认定该房产是向志芬、马富林的房产，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2.《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等证据是由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办）与向志芬、马富林签订的，所承诺给予向志芬、马富林回迁房的也是征收补偿办，并非富滇银行、古德公司或同达公司。征收补偿办在案件纠纷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而本案却只对一审案件的当事人进行审理，不仅无法查明案件事实，也无法赋予征收补偿办相应的诉讼权利和义务，是不恰当的。 向志芬、马富林辩称，1.本案是第三人撤销之诉，针对的是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把征收补偿办引入本案是不合适的，且没有法律依据。富滇银行要求追加征收补偿办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向志芬、马富林基于行政合同取得了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的权利，并在2013年已实际占有使用，一审判决撤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事项，于法有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同达公司、古德公司述称，古德公司于2014年9月在富滇银行办理了贷款，在为贷款办理抵押担保时，因当时公司内部办理拆迁与贷款是两个不同的部门，工作人员之间的对接工作出现了失误，办理贷款的员工未将用于拆迁安置补偿的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剔除，而是一同抵押给了富滇银行。2013年12月17日，征收补偿办与小法古回迁户向志芬、马富林就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签署了协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富滇银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向志芬、马富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原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对抵押物，即：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富滇银行、同达公司、古德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9日，同达公司与富滇银行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由同达公司向富滇银行借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即自2014年9月19日至2015年9月18日止。按月结息，月利率7‰，到期一次性归还借款本金。同日，古德公司与富滇银行签订《文山州房地产所有权抵押合同》、《担保抵押合同》，自愿用其坐落于文山市为同达公司所借款项提供抵押担保，且均已办理了抵押登记。借款期间同达公司向富滇银行归还借款100万元（一审判决将归还借款金额误写为1000万元，本院予以纠正）。借款期限届满后，富滇银行与同达公司、古德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同达公司尚未清偿的本金2900万元展期12个月，即展期借款到期日为2016年9月17日，古德公司同意为借款展期继续提供担保，并向富滇银行提交抵押担保承诺书。借款展期届满后，同达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富滇银行于2017年9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于2017年10月12日达成（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的第四项内容为：四、原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对抵押物，即：文国用（2012）第××号地产、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02××14号、02××15号、02××16号、02××17号、02××18号、02××19号、02××20号、02××21号、02××22号、02××23号、02××24号、02××25号、02××26号、02××27号、02××28号、02××29号、02××30号、02××31号、02××32号、02××33号、02××34号、02××35号、02××36号、02××37号、02××38号、02××39号、02××40号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因（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内容中涉及的房产［文国用（2012）第××号地产、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属向志芬、马富林于2013年12月17日与征收补偿办签订《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后获得的回迁房（商铺），且该商铺也于2013年12月实际交付给向志芬、马富林使用。向志芬、马富林认为富滇银行、同达公司、古德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遂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有权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仅限于第三人，包括对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案中，首先，虽然富滇银行与同达公司、古德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已经（2017）云26民初45号案件调解结案，但调解书中的第四项内容涉及的房产［文国用（2012）第××号地产、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属向志芬、马富林于2013年12月17日与征收补偿办签订《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后获得的回迁房，且该回迁房也于2013年12月实际交付给向志芬、马富林使用至今，向志芬、马富林对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民事权益属于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予以保护的范围，故向志芬、马富林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其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和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本案中，向志芬、马富林并没有被列为（2017）云26民初45号案件的当事人，且其不存在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其也不知道富滇银行与同达公司、古德公司之间的诉讼，虽然古德公司主张其公司因内部人员职责分工问题，导致其在为同达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时将案涉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但古德公司理应知道案涉房屋属回迁房性质，其内部人员管理问题并不能对抗向志芬、马富林行使第三人撤销权，故古德公司将向志芬、马富林具有独立请求权的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为同达公司的借款设定抵押，侵害了向志芬、马富林的合法权益，（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错误地损害了向志芬、马富林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判决：撤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即：“原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对抵押物，即：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富滇银行、同达公司、古德公司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富滇银行除认为向志芬、马富林未获得回迁房（商铺），也无证据证实该商铺于2013年12月实际交付给向志芬、马富林使用，一审认定向志芬、马富林于2013年12月17日与征收补偿办签订《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后获得回迁房（商铺），且该商铺于2013年12月实际交付给向志芬、马富林使用有误外，对其他事实无异议。向志芬、马富林、同达公司、古德公司对一审认定的全部事实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认定事实，应予以确认。对存在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3年12月17日，向志芬、马富林与征收补偿办签订《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约定以产权调换方式，由征收补偿办提供给向志芬、马富林调换的商品房及安置的商铺（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向志芬、马富林向征收补偿办补差价106091元。合同签订后，征收补偿办于2014年1月22日向向志芬、马富林出具《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载明收到马富林、向志芬交来小法古征收补偿款106091元；古德公司于2014年2月18日出具《签合同交费表》，载明收到商铺全部价款；且本案中，古德公司认可向志芬、马富林在签订《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后，已实际占有古德公司名下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故在富滇银行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向志芬、马富林于2013年12月17日与征收补偿办签订《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后获得回迁房（商铺），且该商铺于2013年12月实际交付给向志芬、马富林使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一审是否遗漏诉讼当事人？2.向志芬、马富林要求撤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原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对抵押物，即：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 1.关于一审是否遗漏诉讼当事人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系向志芬、马富林以（2017）云26民初45号生效民事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向志芬、马富林民事权益为由，提起的撤销该民事调解书第四项部分内容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向志芬、马富林主张其二人对（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所涉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享有权利的依据，为其二人与征收补偿办签订的《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因文山市人民政府对向志芬、马富林位于文××社区××村房屋行政征收过程中，就所涉房屋征收补偿达成的行政协议；本案一审中，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古德公司作为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登记在册的产权人，对征收补偿办将该房产用于拆迁补偿，与拆迁户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亦予以认可。征收补偿办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非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且征收补偿办并非法律意义上可以对外独立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具备作为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富滇银行认为，一审法院未追加征收补偿办为本案第三人，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向志芬、马富林主张的撤销权能否成立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向志芬、马富林提交的《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收据》、《签合同交费表》等证据，可证实向志芬、马富林通过房屋征收补偿的方式，获得了（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所涉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向志芬、马富林系（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案件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向志芬、马富林未参加（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案件的审理，且本案其他各方当事人未举证证实向志芬、马富林系因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庭审，故向志芬、马富林具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其次，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向志芬、马富林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民事权益受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本案诉讼无异议，向志芬、马富林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再次，向志芬、马富林在签订《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后，已获得了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古德公司其后将该房产为同达公司向富滇银行的借款设定抵押，并经（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确认富滇银行对该房产享有抵押权，侵害了向志芬、马富林的合法权益。向志芬、马富林诉请撤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6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原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对抵押物，即：文山市房权证州属字第××号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向志芬、马富林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对其诉请予以支持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富滇银行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富滇银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 艳 审判员 邹 倩 审判员 郭婷婷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王怡青 书记员     李扬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