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3925号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和平路23号21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7868837139。法定代表人：王朝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存明，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玲，女，199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赣州市赣县，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帅，北京朗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顺通公司）与被告李玲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秀文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朝顺通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存明，被告李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朝顺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2017年6月15日至2019年10月23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6250元；2.依法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2018年、2019年未休年假工资3586.21元；3.依法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2019年6月至2019年8月工资差额3000元；4.依法判令原告向被告支付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20日工资3333.34元（庭审中，原告表示该项诉讼请求数额应为8333.34元）；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7年6月15日入职原告公司，2019年1月1日被告与原告签订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的协议，协议约定，被告自愿承诺放弃缴纳社会保险，原告每月支付被告1500元作为补偿。2019年6月至8月，原告每月支付被告5500元工资，起因于2019年6月被告要求原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故原告暂时每月少发其1000元，与保险事宜一并解决。故，被告主张因原告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拖欠工资而辞职的主张不能成立。实际上，被告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其工作失误，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公司准备对其进行处理，被告于2019年10月20日自行辞职后于2019年10月23日又向原告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被告的月工资为5000元，不是6500元，其中的1500元属于社保补贴。另外，被告2018年、2019年的年假已经休完。因此，原告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被告李玲辩称，1.李玲自2017年6月15日入职朝顺通公司，直至2018年8月朝顺通公司才与李玲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2月12日续签劳动合同，约定李玲每月工资6500元。因朝顺通公司老板跟李玲说需要签署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的协议书，不签的话不给李玲涨工资，故李玲又与公司签署了协议书，日期倒签为2019年1月1日，约定1500元的社会保险费以现金形式发放给李玲，签署协议后工资按照6500元的标准发放了，但公司依旧没有给李玲代缴社会保险，也从未发放过任何现金。2019年6月，公司开始无故克扣李玲工资，每个月均扣发1000元，出于无奈，李玲向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未足额发放工资及公司未按照相关规定为李玲缴纳社保为由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之规定，朝顺通公司应向李玲支付经济补偿金。2.根据李玲提交的考勤表及对话录音，李玲自2017年入职以来，勤勤恳恳，从未迟到早退，每天上班十小时，有很多周都是上班六天，加班加点上班，从未休过年假，故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职工累计工作己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之规定，朝顺通公司应向李玲发放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3.根据李玲提交的劳动合同、协议书、工资流水可以证实李玲月工资标准为6500元，2019年6月开始公司只发放5500元，此部分为朝顺通公司无故克扣李玲的工资，故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之规定，朝顺通公司应向李玲支付工资差额及2019年9月至10月工资。李玲提供实际劳动至2019年11月15日，对仲裁委的裁决中相关表述李玲是不服的，但是综合考虑如果能够按照裁决的数额得到赔偿李玲也能接受，得到赔偿后李玲也不打算在北京继续工作，打算回老家发展了。李玲以为公司不会起诉了，所以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没有向法院起诉。综上，朝顺通公司没有保障员工的基本权利，滥用诉权，导致李玲至今都无法回老家，一直负担在北京居住的房租，疫情发生后李玲一个人在北京生活的成本大大增加，李玲已无力负担，望贵院综合考虑本案证据及事实驳回朝顺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玲于2017年6月15日入职朝顺通公司，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2019年1月1日双方签订承诺书及协议书，承诺书的主要内容为因李玲在大学期间已缴社会保险，自愿要求朝顺通公司不再为其购买社会保险，同意接受公司每月给予的社保补贴1500元，作出承诺后，李玲不得在事后以公司未为其购买社会保险为由要求公司承担经济补偿金。协议书约定“李玲自愿不要求朝顺通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由李玲自行解决，朝顺通公司将承担给李玲的社会保险费1500元以现金方式每月支付给李玲。朝顺通公司承诺从2019年1月1日起，每月发放实际工资6500元到李玲银行卡内”。双方于2019年2月1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满后月工资标准为6500元。2019年10月23日，李玲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由向朝顺通公司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李玲称其提供实际劳动至2019年11月15日，朝顺通公司主张李玲提供实际劳动至2019年10月20日，当日李玲因工作失误自动离职，后来属于交接过程，交接至2019年11月15日。对于工资发放情况，双方均认可2019年1月31日发放2018年12月15日至2019年1月15日工资5000元，2019年3月18日发放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1月31日部分工资3250元，2019年3月19日发放2019年1月的剩余工资750元及2018年年终奖2000元，2019年4月19日发放2019年2月工资6500元，2019年5月13日、2019年6月11日、2019年7月19日分别发放2019年3月、2019年4月、2019年5月工资6500元，2019年8月15日、2019年9月16日、2019年10月22日分别发放2019年6月、2019年7月、2019年8月工资5500元。朝顺通公司并未向李玲发放2019年9月以后的工资。庭审中，李玲称其自2019年1月起月工资实为6500元，之前为5000元，不要求缴纳社会保险的承诺书及协议书签署时间实为2019年3月19日，当时公司扣发其2000元年终奖及750元工资，在其签署承诺书及协议书后，公司通过微信将上述2750元发放给了李玲。为证明其主张，李玲提交了银行流水、微信截图等证据。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3月18日收入3250元的摘要为“报销”，2019年4月19日收入6500元的摘要为“借款”，2019年5月13日分两笔收入6500元，其中1500元的摘要为“保险费”，5000元的摘要为“借款”，2019年6月11日收入6500元的摘要为“借款”，2019年7月19日收入的6500元摘要为“工资”，2019年8月15日收入的5500元摘要为“保险补贴2000元借款3500元”，2019年9月16日收入的5500元摘要为“工资2400元保险补助奖金3100元”，2019年10月22日收入的5500元摘要为“保险补助2000借款3500元”。朝顺通公司主张根据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9月16日、10月22日发放的款项均备注有社保补贴，只发放5500元的原因是李玲要求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所以公司就先暂扣了1000元的社保补贴，5500元中实际仍含有500元的社保补贴。对于每月发放款项摘要均不同的情况，朝顺通公司称因为是出纳实际操作，不知道为何每月摘要不同。对于2019年8月15日、9月16日及10月22日发放的款项摘要显示社保补贴数额均不相同的情形，朝顺通公司主张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备注，社保补贴实际数额为500元，其他5000元为工资。对于如果李玲月工资为5000元，为什么每个月发放款项中标注的工资数额不一致的问题，朝顺通公司称不清楚为什么银行流水中作出不同备注。就本案纠纷，李玲曾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1.确认自2017年6月15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与朝顺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朝顺通公司支付2019年6月至2019年8月工资差额3000元；3.朝顺通公司支付2019年9月、2019年10月工资13000元；4.朝顺通公司支付2017年6月15日至2019年10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9500元；5.朝顺通公司支付2017年6月15日至2019年10月话费补助3000元；6.朝顺通公司支付2017年9月至2019年10月31日周六日加班工资11954元；7.朝顺通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延时加班工资3212元；8.朝顺通公司支付2017年6月15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未休10天年假工资5977元。顺义仲裁委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143号裁决书：一、李玲自2017年6月15日至2019年10月23日与朝顺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朝顺通公司支付李玲2019年6月至2019年8月工资差额3000元；三、朝顺通公司支付李玲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23日工资11206.9元；四、朝顺通公司支付李玲2017年6月15日至2019年10月23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6250元；五、朝顺通公司支付李玲2018年、2019年未休年假工资3586.21元；六、驳回李玲其他仲裁请求。朝顺通公司不服上述仲裁裁决，持诉称理由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各方陈述、朝顺通公司与李玲提交的上述证据、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143号裁决书等在案佐证，可作认定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对于李玲的工资标准问题，虽然李玲2019年的银行流水中部分月份收入的款项摘要显示有“社保补助”或者“社保补贴”，但是综合李玲整体的银行流水来看，备注的补助或者补贴数额并不相同,与朝顺通公司主张的实际发放数额也不一致；另外，朝顺通公司对于李玲的工资备注也比较混乱，有“报销”、“借款”等等，数额也并不一致。而对于上述问题，朝顺通公司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仅凭银行流水，并不能认定朝顺通公司确实为李玲发放了社保补贴。另外，根据朝顺通公司与李玲就不缴纳社会保险事宜签署的协议书，明确对于“社会保险费”与“工资”的支付方式作出了区分，即“社会保险费”通过现金支付，“工资”通过银行打卡支付，故协议中约定的“工资”中不应包含“社会保险费”。综上，本院认为李玲所称月工资6500元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朝顺通公司在2019年6月至8月期间每月扣发李玲1000元，无法律依据，应当向李玲补足扣发的工资差额，因此，对于朝顺通主张无需支付李玲2018年6月至2018年8月工资差额30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问题，朝顺通公司虽主张2019年10月20日李玲自动离职，但在李玲对此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朝顺通公司并未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对于朝顺通公司称双方于2019年10月20日解除劳动关系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2019年10月23日，李玲向朝顺通公司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双方劳动关系因此解除。对于未发放工资问题，朝顺通公司认可未支付李玲2019年9月1日以后的工资，本院经审理认定双方于2019年10月23日解除劳动关系，朝顺通公司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李玲在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23日期间的出勤情况，因此，本院将按照月工资6500元的标准计算朝顺通公司应当向李玲支付的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23日工资数额。对于未休年假工资，朝顺通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已经安排李玲休2018年及2019年的年假，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经发放李玲未休年假工资，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因此，朝顺通公司应当支付李玲2018年及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具体数额由本院依法核算。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首先，朝顺通公司与李玲就不缴纳社会保险签订的协议书因与现行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相悖，应属无效。其次，李玲向朝顺通公司送达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显示解除理由为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经本院审理认定朝顺通公司确实存在扣发李玲工资且未为李玲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因此，朝顺通公司应当支付李玲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对于朝顺通公司主张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玲自2017年6月15日至2019年10月23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李玲2019年6月至2019年8月工资差额3000元；三、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李玲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23日工资11206.9元；四、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李玲2017年6月15日至2019年10月23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5312.5元；五、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李玲2018年、2019年未休年假工资3586.21元；六、驳回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诉讼费10元，由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秀文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郭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