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3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万海，男，1969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春林，女，197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平，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俊锋，男，1980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露，湖北松之盛（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万海、余春林因与被上诉人何俊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691民初2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万海、余春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返还补偿款25849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诉争补偿款的钢构房，是被上诉人在拆除了上诉人原有的两间房屋基础上所建，双方租赁合同中也明确了拆除两间房屋的事。2.本案诉争补偿款的水泥地坪，原本上诉人出租给被上诉人的场地已经硬化，被上诉人又在原有硬化基础上进行了覆盖。本次诉讼前，上述的钢构房和水泥地坪已经被征用拆迁而消灭，一审判决仅以上诉人没有证据为由不予认定上述事实错误。3.一审判决对双方租赁合同中约定的“若国家征用该土地，属何万海、余春林的房屋及土地地面附着物补偿归何万海、余春林，属何俊锋投资的其他设施补偿归何俊锋”的意义解释认定错误。从上述这段话可知，其一，该段话前面表述了房屋、地面附着物补偿的归属，后面表述了“其他设施”的归属，如果该段话的意思表示是一审认定的“只要是何俊锋投资的东西补偿都归何俊锋”，那么双方在合同约定时肯定会同样明确为“属何俊锋投资的房屋及地面附着物、其他设施归何俊锋”，而不会是现在的租赁合同中仅有“其他设施”这个词语。其二，“其他设施”的意思，从合同这段话来看，是明确的排他性词语，就是排除了房屋、地面附着物之外的其他有价值的物品，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诉争的水泥地坪恰恰就是地面附着物，应该不在“其他设施”之内。其三，需要注意的是这段话中的“及”字，我们不能把它看成“、”的意思，这个“及”字承接的是“属何万海、余春林的房屋”这句话，而不是承接的是“房屋”这个词。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合同文本的意思表示，在明知米庄镇人民政府己经给付了被上诉人155210元其他设施的补偿款的情况下，擅自对合同文本词语“其他设施”进行扩大化解释，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判非所诉”，一审中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为“支付拆迁补偿款”、“退还房屋土地租金”，而判决结果为“返还补偿款”、“返还租金”。上诉人的拆迁补偿款来源是依据《拆迁补偿协议》由政府部门按协议支付的，并非是从被上诉人处取得。2.上诉人获取补偿款是征收方米庄镇政府支付，被上诉人因本案诉争事项己同征收方达成了补偿协议，一审判决将上诉人应获得的补偿判给被上诉人错误。上诉人是在2019年7月1日同征收方米庄镇政府达成补偿协议，被上诉人是在2019年7月23日同征收方米庄镇政府达成补偿协议，双方就本案诉争事项已经各自同征收方达成协议，被上诉人又向法院诉请要求分配上诉人获得的补偿款。3.就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来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双方争议的“添附物”也属于上诉人所有。本案的租赁合同期限为10年，至2021年3月到期，剩余租赁期限仅有一年多，合同终止并非属于一方违约，因此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承租人的被上诉人是无权要求上诉人补偿费用的。因此，即使双方租赁合同没有对补偿进行约定，依法被上诉人也无权要求上诉人给予其补偿的。4.一审判决违背了我国《民法总则》的公平原则,判决显示公平。本案中，在被上诉人己经领取补偿款的情况下:在10年的租赁合同仅有1年未履行完毕以及“添附物”是在上诉人原有附着物基础上形成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将“添附”于上诉人土地上的附着物、附属物补偿款判决归属被上诉人一方，明显显失公平。何俊锋答辩称，服从原判。何俊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万海、余春林向何俊锋支付拆迁补偿款258490元（厂房拆迁补偿款112308元、水泥地坪拆迁补偿款146182元）；2.何万海、余春林向何俊锋退还房屋土地租金10081.8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8月20日，何万海受让襄郜小学何冲分校围墙以内的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2011年3月20日，何万海、余春林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何俊锋签订《房屋、土地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案涉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何万海、余春林在原何冲小学有房屋及土地面积约3亩，出租给何俊锋，租赁年限十年，即2011年3月20日至2021年3月20日。年租金6000元，十年共计60000元。若国家征用该土地，属甲方的房屋及土地地面附着物补偿归甲方，属乙方投资的其它设施补偿归乙方。为方便乙方使用该土地，甲方须自行……并拆除2间瓦房，合同到期后，乙方负责把拆掉瓦房的地方砌成围墙就可以了。合同签订后，何万海、余春林依约将合同约定的房屋、土地交付给何俊锋租赁使用，何俊锋在案涉土地上建设了钢构厂房，并对部分土地进行了混凝土硬化以及添设码垛机、砌块成型机、搅拌机、水泥罐等机器设备。2012年1月16日，何俊锋向何万海、余春林支付租金60000元，余春林向何俊锋出具收条以示无异。2019年7月1日，襄阳高新区米庄镇王湖冲村村民委员会作为征收实施单位、甲方，与作为被征收人、乙方的何万海签订了《高新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等附属物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地上其它附属物补偿款为786386元，具体明细详见评估报告。上述协议签订后，协议约定的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屋、地上附着物被拆除。《王湖冲村征迁评估补偿明细》载明，何万海的补偿明细中，“砖木丁”247.92㎡、单价755元、评估金额112308元；“水泥地坪”1328.93㎡、单价110元、评估金额146182元。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上述“砖木丁”即系案涉争议的钢构厂房；“水泥地坪”即系案涉争议的水泥地坪。上述补偿明细载明的包括上述“砖木丁”、“水泥地坪”补偿款合计258490元在内的补偿款，何万海已经受领。2019年7月23日，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米庄镇人民政府作为征收实施单位、甲方，与作为被征收人、乙方的何俊锋签订了《高新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等附属物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地上其它附属物补偿款为155210元，具体明细详见评估报告。2018年12月21日，湖北华炬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鄂华资评报字（2018）第245号《何俊锋砖厂机器设备搬迁补偿价值评估报告书》，对上述何俊锋添设的机器设备的补偿价值评估为155210元。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本案立案案由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基础法律事实，针对案涉钢构厂房和水泥地坪，何俊锋没有与征收主体订立征收、补偿协议，亦非被征收、补偿主体，故不能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的法律关系的形成、后果来调整案涉法律关系。查明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为何万海、余春林与何俊锋之间设立的租赁合同关系，故本案案由依法应当变更为租赁合同纠纷。对何万海、余春林辩称意见中关于案涉法律关系及案由确定部分，予以采纳。虽人民法院应当对合同纠纷案件中合同的效力进行主动审查，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合同效力作出不同的处理结果，但案涉钢构厂房及水泥地坪已经被征收主体依法征收并作出补偿，案涉标的物已经被合法债权化，而该债权即系本案争议的标的物，故再评价案涉租赁合同的效力却无必要。何万海、余春林对案涉钢构厂房系何俊锋所建并无异议，但认为系何俊锋在拆除何万海、余春林原有房屋的基础上改造而来，并以此认为该钢构厂房拆迁的补偿款归于何万海、余春林所有。首先，虽何俊锋认可其在何万海、余春林同意的情况下拆除原有房屋二间，但何万海、余春林并未举证证实案涉钢构厂房是在拆除其原有房屋的基础上“改造而来”，且未举证证实“改造”之前的房屋价值，以及“改造”前后房屋的价值区分，故当承担举证不能和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案涉租赁合同约定，为方便何俊锋使用该土地，何俊锋……并拆除2间瓦房，合同到期后，何俊锋负责把拆除的地方砌成围墙就可以了。何万海、余春林对该条款认为，房子是何俊锋拆的，在不拆迁的情况下，何俊锋不再还建这几间房屋，砌成围墙就可以了，拆迁后，协商解决。由此可进一步证实，上述拆除二间房屋行为与建设钢构厂房并无法律和事实上的关联，故对何万海、余春林上述主张，不予支持。证人张某、冯某、杨某、刘某所作证言能够证实何俊锋在其租赁的案涉土地上以混凝土硬化地面形成水泥地坪。案涉租赁合同约定，若国家征用该土地，属何万海、余春林的房屋及土地地面附着物补偿归何万海、余春林，属何俊锋投资的其它设施补偿归何俊锋。何万海、余春林认为上述约定的“设施”仅指机器设备，何俊锋的机器设备已经得到补偿，房屋、地面附着物的补偿归何万海、余春林所有。首先，如前所述，不论案涉租赁合同效力如何，上述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和合意的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规定。其次，《辞海》对“设施”一词的定义为：1.安排布置；行事。2.为某种需要而建立的机构、组织、建筑等：设施完善、工程设施、军事设施。《百度百科》对“设施”一词的定义基本同上。再次，从双方当事人上述约定可见，对案涉土地征收补偿时，补偿归何万海、余春林的是“属何万海、余春林的房屋及土地地面附着物”，而案涉土地征收补偿时，本案争议的钢构厂房和水泥地坪的财产权益尚未归于何万海、余春林；补偿归何俊锋的是“属何俊锋投资的其它设施”，如果双方当事人订立案涉租赁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征收补偿开始时，何俊锋建设的不动产的补偿归于何万海、余春林，而何俊锋仅得机器设备之补偿，应当约定的更加清晰、明确。综合上述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规定，本院确定上述约定的“设施”包括案涉钢构厂房和水泥地坪。何万海、余春林作为案涉房屋、土地的被征收、补偿主体，与征收主体订立拆迁补偿协议，并受领案涉钢构厂房、水泥地坪补偿款合计258490元本不为过，但何万海、余春林在何俊锋向其主张返还时无正当理由拒不返还的行为却已对何俊锋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规定，何俊锋请求何万海、余春林返还补偿款258490元，具有事实依据和基础规范。何俊锋请求何万海、余春林向何俊锋返还房屋土地租金10081.88元，何万海、余春林同意返还，属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不违反法律规定。何俊锋与何万海、余春林在案涉租赁合同中对律师代理费的赔偿并未约定，且何俊锋提起本案诉讼虽委托律师出庭参加诉讼，但未明确赔偿律师费请求具体数额、未举出律师费已经实际支付的证据，故其要求何万海、余春林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基础规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何万海、余春林向何俊锋返还补偿款258490元；二、何万海、余春林向何俊锋返还租金10081.88元；上述一、二项内容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驳回何俊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30元，减半收取计2665元，财产保全费1810元，合计4475元，由何万海、余春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钢构厂房和水泥地坪的补偿款应当归谁所有。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从合同文本上看，双方签订的《房屋土地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若国家征用该土地，属甲方的房屋及土地地面附着物补偿归甲方，属乙方投资的其他设施补偿归乙方。”对该条款，何万海、余春林主张，应理解为属甲方的房屋及“所有”地面附着物补偿均归甲方，除房屋和地面附着物外的其他设施补偿归乙方。何俊锋主张，应理解为属于甲方的“房屋及地面附着物”补偿归甲方，属乙方投资的“所有”设施包括房屋和地面附着物的补偿归乙方。本院认为，双方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该条款约定不规范：一是虽然该条款系双方对政府征收时补偿问题进行的约定，但分别使用了不同的对象名称，对甲方使用了“房屋和地面附着物”，对乙方使用了“其他设施”。仅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其他设施”，应理解为除“房屋和地面附着物”以外的设施。二是该条款系当事人对有关概念未作细究的情况下拟定的。地上（面）附着物，是指在土地上建造的一切建筑物、构筑物、定着物的总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房屋，是指土地上的房屋等建筑物及构筑物。”地上附着物与房屋系种属关系，当两者同时作为表述对象时，应当表述为“房屋等地上附着物”、“房屋和（或者）其他地上附着物”。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二款“依法改变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因依法转让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附着物导致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必须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变更登记申请”。设施的含义正如一审法院所解释，其与房屋的关系也是种属关系，当两者同时作为表述对象时，亦如房屋与地上附着物的表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本案当事人在使用表述对象时语法错误，如果按照何万海、余春林主张的意思，应当表述为“地上附着物归甲方”，或者“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归甲方”，而不是“属甲方的房屋及土地地面附着物补偿归甲方”。如果按何俊锋主张的意思，应当表述为“其他由乙方投资的设施归乙方”，而不是“属乙方投资的其他设施补偿归乙方。”三是根据租赁合同的性质，遇政府征收时，作为租赁物的房屋和其他地面附着物补偿归出租方几乎是没有必要约定，需要约定的仅仅是承租方添附物的补偿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合同条款中的“地面附着物”，应指“原有的”及租赁期间添附的。如果是按照何俊峰主张的意思，该合同条款前半段就无存在的必要。当然，司法不能苛求当事人都具备很强的缔约能力。结合《房屋土地租赁合同》第七条“合同到期后，乙方负责把拆掉瓦房的地方砌成围墙就可以了。”的约定，本院认定双方约定对乙方投资的房屋在合同期满时由乙方拆除归乙方，相应地，政府征收时，乙方投资的房屋补偿款也归乙方。对水泥地坪，双方未约定，结合水泥地坪的性质，视为合同到期，乙方不拆除，应归甲方。在租赁期间，政府征收时，剩余租期相应的残值，应当归乙方。双方合同期间为2011年3月20日至2021年3月20日，政府征收日为2019年7月1日，经计算，剩余租期水泥地坪补偿为25176元。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何万海、余春林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691民初200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何万海、余春林向何俊锋返还租金10081.88元；”二、撤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691民初20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一、何万海、余春林向何俊锋返还补偿款258490元；三、驳回何俊锋的其他诉讼请求。”三、何万海、余春林支付何俊锋房屋（砖木丁）补偿款112308元、水泥地坪补偿款25176元，合计137484元；四、驳回何俊锋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逾期履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30元，减半收取计2665元，财产保全费1810元，合计4475元，由何万海、余春林负担4000元，何俊锋负担4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元，由何万海、余春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红审判员  张 杨审判员  刘媛媛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