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82民初546号 原告：吕敬忠，男，196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楠，浙江富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侯崇超，男，197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红，女，1976年7月26日出生，系侯崇超妻子。 原告吕敬忠与被告侯崇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期间因疫情中止审理，后恢复审理，并于2020年4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敬忠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楠、被告侯崇超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敬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侯崇超立即返还吕敬忠人民币5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初，吕敬忠和侯崇超经人介绍相识。侯崇超从事货运生意。吕敬忠有一朋友刘诗佳，承接了杭州大江东某一道路加宽工程，需要找人运输砀砂，于是吕敬忠就介绍侯崇超承运，但侯崇超提出，为了保证运费能够及时到位，需托运人提前预付一笔50000元费用作为保证金，但刘诗佳不同意。为了促成刘诗佳与侯崇超能够订立运输合同，吕敬忠向侯崇超支付了该笔运费保证金，但要求侯崇超在正式开工后一个月内返还。后刘诗佳与侯崇超因一些原因未能订立运输合同。于是，吕敬忠要求侯崇超返还该笔费用，但侯崇超以双方是合作关系，且该笔费用不是保证金，而是公关费（且该公关费己经花完）为由，拒绝返还。吕敬忠曾以不当得利纠纷作为案由，向临海法院提起诉讼，临海法院以对法律关系定性不当为由驳回诉讼请求。吕敬忠认为其是基于缔结合同关系（无名合同）向侯崇超支付50000元的保证金；侯崇超是基于合伙关系的认知，以公关费的名义收取50000元，双方未能达成合意，故侯崇超应返还上述50000元。 侯崇超答辩称：侯崇超收到50000元事实，但是这笔款项并非吕敬忠陈述的系运费保证金，而是公关费用，实际使用都超过了50000元，故吕敬忠要求侯崇超返还该50000元没有道理，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吕敬忠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刘诗佳证明1份，其主要内容是吕敬忠与我方达成协议，承诺如我将富阳到大江东的运输项目交给他来做，则将伍万元现金交由车队作为运费担保金（即如我方在车队完成运输任务没有给车队付款时，这伍万元则作为车队的运费，而不是作为车队的路保费用开支），后因各种原因，车队始终没能与我方合作，并找各种借口不合作，推三阻四。证据1拟证明吕敬忠基于支付给侯崇超50000元是保证金性质的认识，才向侯崇超支付。 2.银湖派出所询问笔录（被询问人吕敬忠）及工商银行明细单各1份，吕敬忠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双方经人介绍认识后，让侯崇超帮忙找运输车队运沙土，因侯崇超要求保证每天都能拿到运输费，故给了其50000元作保证金，后来因其他原因合同一直没有签成，于是吕敬忠就要求侯崇超还钱，侯崇超提出路上该打点的钱都打点好了，总共用了6万多元，要求吕敬忠承担30000元，吕敬忠不同意，侯崇超就不再露面，于是吕敬忠就来报案。证据2拟证明吕敬忠为侯崇超介绍货运生意，为促成双方签订合同，吕敬忠于2017年5月17日基于运费保证金的认识向侯崇超支付50000元的事实。 3.银湖派出所询问笔录（被询问人侯崇超），侯崇超在笔录中陈述其是搞车队运输的，挂靠在宁波一家公司，吕敬忠通过侯崇超舅子，说大江东有两千万方运输量，吕敬忠自己拿到2毛一方的利润，要侯崇超帮他运输，由侯崇超再给吕敬忠每方2毛钱的利润，吕敬忠拿钱给侯崇超让侯崇超去走一下运输过程中路上的关系，2017年5月17日吕敬忠将50000元钱交给侯崇超老婆，但后来反反复复，合同没有签下来，侯崇超因为运输工程疏通关系、请客吃饭等方面实际花费不止50000元，也不好意思再向吕敬忠要钱，但吕敬忠却开始还向侯崇超讨要50000元。证据3拟证明侯崇超承认吕敬忠为其介绍货运生意，并承认收到吕敬忠交付的50000元，但侯崇超认为该笔款项系公关费（疏通关系的钱）。 4.富阳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及（2017）浙0111民初6928号民事裁定书各1份，拟证明侯崇超在富阳法院庭审中陈述收到的50000元系调车费，这与其在银湖派出所陈述的为公关费，明显前后矛盾，此外，洽谈后期是侯崇超委托其妻子和小舅子与吕敬忠进行商谈，侯崇超事实上对谈话内容并不知情。 5.（2017）浙1082民初1291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浙10民终961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拟证明临海法院及台州中院以吕敬忠主张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适用不当为由，驳回吕敬忠的诉讼请求。 经质证，侯崇超认可收到了案涉的50000元，但认为其与吕敬忠是合作关系，该款项系公关费及调车费，不可能是运费保证金。本院认为，吕敬忠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吕敬忠已付给侯崇超50000元，吕敬忠曾以不当得利纠纷提起诉讼，经审理，以法律关系定性不当为由被驳回诉讼请求的事实，但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实该款项系运费保证金。 综上，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5月初，吕敬忠与侯崇超经人介绍认识，吕敬忠称有运输业务与侯崇超进行洽谈，于2017年5月17日交给侯崇超妻子现金人民币50000元。后因运输业务未能开展，吕敬忠要求侯崇超返还该款，侯崇超辩称已用于前期业务准备。吕敬忠遂于2017年7月2日向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银湖派出所报警，警方对双方制作了询问笔录各一份。吕敬忠于2017年8月16日以运输合同纠纷为由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0月9日、10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吕敬忠申请将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侯崇超遂提出管辖异议。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日裁定将案件移送本院管辖。经审理，本院于2018年3月5日作出（2017）浙1082民初12911号民事判决书，以吕敬忠法律关系定性不当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后吕敬忠提起上诉，经审理，台州中院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2018）浙10民终96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请求权关系的基本模式为“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有所主张”。当事人主张的请求权依其内容及归类应为具体且明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吕敬忠主张要求侯崇超返还50000元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即吕敬忠以何种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吕敬忠曾以运输合同主张返还，后变更为不当得利，经法院审理认为以不当得利为由作为诉讼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定性不当，被驳回诉讼请求，现吕敬忠再以合同纠纷进行起诉，其陈述案涉50000元款项系为了促成侯崇超与他人达成运输合同而预先支付的运费保证金，吕敬忠据此认为本案为一种类似居间合同的无名合同，现运输合同未能达成，故该运费保证金应当予以返还。对此，本院认为，法律关系的认定需根据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双方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性质来确定，本案中，吕敬忠陈述案涉50000元系运费保证金并据此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但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上述待证事实，也达不到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本院对吕敬忠主张案涉50000元系运费保证金难以确信，此外，吕敬忠为了促成他人签订合同而预付保证金50000元，显然超越了中间人的身份，有违一般社会常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与辩称，本院亦无法查明案涉50000元款项的性质，故吕敬忠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吕敬忠可依50000元给付时的法律行为性质确定一种真实准确的法律关系再行举证主张权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吕敬忠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吕敬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洪青卫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翁悄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