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22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松义，男，1962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平，安徽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士礼，男，1992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平，安徽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立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0004850003071。 法定代表人：刘连新，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成雨，该院神经外科医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亮，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北路1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12044858811083。 法定代表人：程颍谯，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强，该院医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卫国，安徽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松义、袁士礼、安徽省立医院因与被上诉人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3民初10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松义、袁士礼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一审袁松义、袁士礼全部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安徽省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按照鉴定责任的比例最下限判决安徽省立医院承担20%的赔付比例，明显过低，有失公正公平，系错误判决。 一、关于安徽省立医院的过错： 1、没有认真评估术前情况，选择正确的手术方式和手术时机，手术操作不当，导致术后脑脊液鼻漏、颅内感染的严重病情。 2、患者术后出现颅内感染，安徽省立医院没有给予规范治疗和完善检查，病情没有完全稳定，即要求患者出院，延误患者的病情。患者回家后出现发热、鼻腔流液，在安徽省立医院手术医生误导下，没有及时就诊，严重延误了病情，丧失了宝贵救治时机，导致患者死亡。患者回家后出现发热、鼻腔流液，多次向手术医生夏成雨告诉病情，患者在夏医生的错误指导下，在家耽搁一周时间，后病情持续加重，脑脊液鼻漏未及时处理导致颅内感染，直至6月17日患者出现昏睡，夏医生才要求患者到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脑脊液鼻漏、颅内感染、肺部感染、癫痫、2型糖尿病、电解质代谢紊乱、肾功能异常”，如患者及早得到规范救治，完全可以避免本案悲剧的发生。 3、患者在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无效，再次入安徽省立医院处住院治疗，安徽省立医院没有及早规范处理，再次延误患者病情。 4、安徽省立医院对于患者术后出现的血糖增高，没有给予处理，加重颅内感染。关于安徽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参与度，法院委托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并做出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已对安徽省立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严重过错予以认定，过错参度20%-40%。但该鉴定存在鉴定不完整，除已确认的过错外，尚有部分过错没有认定，如上述过错中的第1、2、3、4条，并且鉴定机构在回复函第1条也明确了“医方行巨大嗅沟脑膜瘤切除术时已破坏了脑膜，且使用人工脑膜重建了颅底”也说明了鉴定意见书中第11页第1(3)款认定“术中见颅底受肿瘤侵犯破坏并使用人工脑膜重建了颅底”事实是错误的，鉴定意见书对安徽省立医院手术操作不当，导致脑膜破坏，术后脑脊液鼻漏、颅内感染的严重病情这一严重过错未认定，导致安徽省立医院过错参与度过低。违反客观、科学、公正、公平的鉴定原则，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综合全案分析，安徽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严重过错，并导致患者邵翠平死亡，安徽省立医院至少承担50%比例的赔偿责任，袁松义、袁士礼按照50%的赔付比例计算赔偿款，合情合理，有依有据。 二、一审法院判决袁松义、袁士礼承担鉴定费用5000元，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在诉讼中申请其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鉴定，其支付的鉴定费用5000元系其完成举证义务的费用，与袁松义、袁士礼无关，袁松义、袁士礼也没有将此费用作为损失主张，且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已将该费用发票入账抵单位其它款项税。 安徽省立医院针对袁松义、袁士礼的上诉辩称：同我方上诉意见。 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针对袁松义、袁士礼的上诉辩称：同意安徽省立医院的意见，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鉴定费，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安徽省立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予以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袁松义、袁士礼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定安徽省立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以及患者死亡与安徽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不能成立，且认定安徽省立医院承担20%的赔偿责任，明显加重了安徽省立医院的赔偿责任，有失公允。法院判定所依据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关于邵翠平案件司法鉴定报告，我院前期已提出严重异议，该鉴定报告结论中指出“安徽省立医院在对邵翠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使用抗生素抗感染治疗时间上不充分的过错”是错误的，根据邵翠平第一次肿瘤切除手术住院期间（住院号：13382583）的临床表现及相关检查化验结果，按照《中国神经外科重症患者感染诊治专家共识》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诊断标准和《2017年美国感染病学会医疗相关性脑室炎和脑膜炎治疗指南》，患者此次住院术后表现应诊断为“无菌性脑膜炎”，而非“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所以不应该承担抗生素抗感染治疗时间上不充分的过错。理由如下： 1．对照《中国神经外科重症患者感染诊治专家共识》（见附件1第5-8页）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标准，患者的表现既不符合其“病原学确诊标准”，也不符合其“临床诊断标准”。因此不能诊断为“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患者只有2项表现疑似中枢神经系统感染，1）体温增高，2）最高的一次脑脊液细胞数393×106／Ｌ（大于100×ｌ06／Ｌ）。患者的其他表现均不符合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诊断标准：1）脑脊液病原学培养为阴性（证据1：脑脊液检查结果，该项检查是诊断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最关键依据，而该患者脑脊液细菌检查培养为阴性）；2）术后ＣＴ或ＭＲ并没有提示脑内弥漫性水肿、硬膜增厚强化或者脑室系统扩张，以及典型环形强化占位××变；3）术后血常规仅一次血常规提示高于10×ｌ09／Ｌ（术后第一天），其余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分类都正常；4）腰椎穿刺感染患者压力2.6ｍｍｏｌ／Ｌ，氯化物正常，脑脊液检查外观为“清”。 2．根据神经外科术后无菌性脑膜炎诊断标准（见附件2-5），患者完全符合其诊断。理由如下：1）患者脑脊液细菌学培养为阴性；2）多次脑脊液白细胞数均小于500×l06/L，最高的一次脑脊液细胞数393×l06/L，而脑脊液外观、糖及氯化物多次化验均正常；3）术后第2日以后的多次血常规化验显示白细胞数及中性粒白细胞分类均正常；4）无意识明显下降；5）无感染的影像学表现。并且患者儿子发来的感谢信显示患者在出院后10日（术后1月）不用任何抗菌药的情况下一般状况仍然良好，无发热等情况发生，进一步证实了无菌性脑膜炎。 3．由于神经外科手术本身亦可致脑脊液异常及非感染性发热，从而神经外科术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和无菌性脑膜炎在临床表现上极为相似，两者鉴别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对于神经外科术后发热患者，临床容易发生2个倾向，一是过度抗感染治疗，增加花费，以及大量抗菌药物所带来的药物过敏、二重感染等并发症；二是抗感染治疗不足，感染复发。根据该患者的术后表现，如上所述，患者住院期间的临床病情演变过程符合“无菌性脑膜炎”诊断，不符合“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诊断。患者住院期间一直无脑脊液漏的表现，因此我院仅在患者出现发热及脑脊液白细胞数增高的早期使用抗感染治疗，其后患者多次化验及表现不符合“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诊断，故予以及时停药观察是合适的，患者出院后在发生脑脊液漏之前状况也一直稳定（此时手术后已经1月时间），无发热等感染表现。对于神经外科术后单纯的脑脊液白细胞数略增高，无其他感染表现的患者，国内外文献对此种情况均不主张长期过度应用抗生素治疗。我院在临床诊疗过程中也有大量临床实践证明，术后脑脊液细胞数略高，没有其他感染表现的，不需长期应用抗感染治疗，在出院后随访一直也无感染复发（我院可提供多个病人的临床证据，见附件列表）。 综上所述，根据国内外权威指南及我们的临床大量实践可以看出，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诊断的金标准是相关细菌学培养阳性，单纯的体温增高和脑脊液细胞数升高，患者无其他感染表现时，并不能诊断为“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不应该进行长时间抗感染治疗，以免增加患者负担及可能带来的药物不良反应。 4．患者出院后出现迟发性脑脊液鼻漏是其后来继发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主要原因。脑脊液漏可以引起颅内严重感染已经是业界普遍共识。患者后续的临床病情演变完全符合其规律，患者出院10日之后（术后一月后）出现迟发性脑脊液漏，其后的临床表现及化验、影像检查完全符合《中国神经外科重症患者感染诊治专家共识》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标准。其未及时医治导致继发的颅内感染未能控制，并合并癫痫及肺部感染等情况，最终因“巨大嗅沟脑膜瘤术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脊液漏，症状性癫痫，××”抢救无效，于2018年6月22日患者家属要求放弃抢救，签字自动出院后发生死亡。 二、鉴定意见书没有鉴定依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司法鉴定通则》第十六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鉴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五）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的”；第二十二条规定“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应当依下列顺序遵守和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一）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二）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司法鉴定行业组织或者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三）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不具备前款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可以采用所属司法鉴定机构自行制定的有关技术规范。”第二十三条规定“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应当对鉴定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并签名。记录可以采取笔记、录音、录像、拍照等方式。记录的内容应当真实、客观、准确、完整、清晰，记录的文本或者音像载体应当妥善保存。”鉴定书违反上述规定，鉴定人出庭陈述不是该专业人员，抗菌时间是听说的，法庭要求提供记录，鉴定机构没有提供。因此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三、认定患者居住在浙江并按浙江标准判决事实不清。袁松义、袁士礼提供的证据前后不一，上面没有记载离开的时间（第二次证据记载时间及理由与事实相悖），没有租房合同、没有收入证明，而且证据形式不合法，记录人没有签名盖章，与盖章的派出所不一致。因此无法确定患者在浙江居住，也无法确定居住时间。而且浙江分农村和城市标准，其居住的地方是农村还是城市没有查清，一审按浙江城市标准计算，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我院认为原审判决忽视了本案的特殊性，不能将医学中无法避免的风险认定是医方的责任。明显加重了安徽省立医院的赔偿责任，有失公允。如果认定安徽省立医院在对邵翠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使用抗生素抗感染治疗时间上不充分的过错，其认定与现有的国内外关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无菌性脑膜炎的诊疗规范或指南不符，势必对医生将来的医疗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医生将会趋利弊害，实施更严格的保护性医疗，不再按照现有的诊疗常规及指南对“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无菌性脑膜炎”进行区别性抗感染治疗，一律延长抗感染时间，势必加重患者经济负担，并导致由于抗生素的滥用出现相关并发症，另外医生将拒绝收治类似危重高风险患者，极不利于医学发展及其他大量高危患者的救治。患者的整个诊疗过程中，诊断明确，手术方式及术后处理符合规范，并充分告知患者及家属所面临的风险。安徽省立医院诊疗行为符合规定，医学上存在着很多不可抗力因素，最终无法避免患者损害结果的发生，对此亦深感痛惜。同时鉴定意见及死亡赔偿金标准计算依据不足。恳请二审法院在对袁松义、袁士礼进行人文关怀的同时，也能充分的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依法判定减轻安徽省立医院的赔偿责任。 袁松义、袁士礼针对安徽省立医院的上诉辩称：同我方上诉意见，请求二审驳回对方上诉。1、关于鉴定机构认定抗感染时间不足的问题，安徽省立医院的反驳理由不成立，反驳理由与其制作的病例资料记载内容不符，患者在医院反复出现高热反应，并非对方所述的没有任何发热症状，省立医院在患者体温未恢复正常的情况下要求患者出院，出院小结中均有记载，导致患者出现术后颅内感染的情况。另鉴定机构在答复函中对省立医院该点反驳理由有充足的说明，且出庭鉴定人员也称鉴定结论系专家会诊得出。2、关于赔偿标准，一审时我方提供了两份舟山派出所的流动人口登记表，该表充分说明邵翠平生前实际居住地在舟山城镇，且注销登记显示的时间与邵翠平离开的时间吻合，登记的离开原因与实际情况相符，上面也有邵翠平租住房屋的房主的联系方式等信息，可供法庭核实。 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针对安徽省立医院的上诉辩称：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对安徽省立医院的上诉没有意见。 袁松义、袁士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安徽省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赔偿袁松义、袁士礼各项损失合计700597.8元（其中医疗费62558.0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50元、护理费4655元、营养费1750元、误工费6534.55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1000元、死亡赔偿金1111480元、丧葬费37189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4279元及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5000元，以上费用共计1241195.59元，按照50%计算为620597.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合计700597.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安徽省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日，邵翠平因“阵发性头痛10年余，加重伴行走不稳、性格改变2月”至安徽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前颅底巨大占位：嗅沟脑膜瘤可能”。2018年5月10日，安徽省立医院对邵翠平行“无牵开器双额冠状开颅嗅沟脑膜瘤切除术”。邵翠平术后发生颅内感染，安徽省立医院给予抗感染及腰大池引流等对症治疗后症状好转。2018年6月1日，邵翠平出院。2018年5月2日至2018年6月1日期间，邵翠平医疗费共计81498.99元，其中新农合补偿额34250元，个人自付金额47248.99元。2018年6月17日，邵翠平因“1周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鼻腔流液，4天前出现发热，并伴有头痛明显，并出现眼睑肿胀、精神差、昏睡状态”至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2018年6月19日，邵翠平因病情无明显好转出院并再次转入安徽省立医院接受住院治疗。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6月19日，邵翠平医疗费共计6882.18元，其中新农合补偿额4363元，个人自付金额2519.18元。2018年6月21日，安徽省立医院对邵翠平在全身麻醉下行“右侧侧脑室穿刺外引流术”。2018年6月22日，因邵翠平病情危重无好转，家属放弃治疗，邵翠平出院后于同日死亡。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6月22日期间，邵翠平医疗费共计21609.87元，其中新农合补偿额8820元，个人自付金额12789.87元。 袁松义、袁士礼认为安徽省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故于2018年9月3日诉至庐阳区人民法院［诉前调案号为：（2018）皖0103诉前调593号］，要求安徽省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依据各方当事人申请，庐阳区人民法院委托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安徽省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在对邵翠平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2019年5月30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鄂武大中南医院鉴［2019］临鉴字第3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安徽省立医院医疗行为分析：1、第一次住院：2018年5月2日至6月1日。（1）安徽省立医院根据患者代主诉阵发性头痛、记忆力减退、行走不稳等，结合ＣＴ显示“前额部见稍高密度肿块影，密度均匀，边界清晰，大小约为78ｍｍ×63ｍｍ，周围脑组织及侧脑室前角呈受压改变”。认为嗅沟脑膜瘤的诊断正确。行“嗅沟脑膜瘤切除术”有明确的手术指征。（2）根据手术记录，安徽省立医院在行巨大嗅沟脑瘤切除术时处置合规合理，未见明显过错。（3）因被鉴定人嗅沟脑膜瘤巨大，术中见颅底受肿瘤侵犯破坏并使用人工脑膜重建颅底，故肿瘤侵犯破坏颅底骨质的自然生理屏障，术中需要完整切除肿瘤，大大增加术后脑脊液漏及颅内感染的风险。故认为被鉴定人发生脑脊液鼻漏为术后可以避免但难以预见的并发症。（4）被鉴定人术后2018年5月21日经腰穿脑脊液检查，有核细胞计数353×106／Ｌ，证实颅内感染，5月22日开始使用抗生素（美罗培南＋万古霉素），5月29日复查脑脊液有核细胞数34×106／Ｌ，感染病情好转，但未达临床完全治愈，6月1日即安排出院，且出院后医嘱未安排继续抗炎治疗。而一般颅内感染正规抗炎须达两周以上时间。故医方存在使用抗生素抗感染治疗时间不充分的过错。2、第二次住院：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6月22日。2018年6月19日入院时神经系统症状明显，急诊完善头颅ＣＴ，急诊血常规、电解质、凝血象常规等相关检查；暂予以预防癫痫、营养支持、补液等对症处理。第二日转入神经重症区，复查头颅ＣＴ，予以甘露醇联合白蛋白脱水降颅压、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抗癫痫、抗感染等对症治疗，于2018年6月21日行“右侧侧脑室穿刺外引流术”，以上操作符合临床诊疗规范，未见明显过错。3、综上所述，安徽省立医院在对邵翠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使用抗生素感染治疗时间不充分的过错，一定程度上使被鉴定人错过了可能治愈的机会，但被鉴定人术前所患嗅沟瘤巨大，压迫症状明显，手术难度及风险大，死亡原因亦与自身所患疾病严重有关，不能完全避免不良预后。故综合评定医疗过错参与度20%-40%（供委托单位参考）。二、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疗行为评析：患者2018年6月17日拟“脑瘤术后、癫痫发作”入院，病程中患者病情逐渐加重，精神状态意识状态逐渐加重，发热，鼻腔流液等症状明显。院方给予完善相关检查并给予抗炎抗癫痫支持对症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密切观察病情变化，与患者家属说明相关风险，在病情未见明显好转时及时转院，其诊疗行为不存在明显过错。袁松义、袁士礼预缴鉴定费5000元，安徽省立医院预缴鉴定费5000元，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预缴鉴定费5000元。 针对该份鉴定意见，袁松义、袁士礼及安徽省立医院分别于2019年6月26日、2019年6月30日提出书面异议。2019年8月2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回复函，未改变鉴定意见。2019年9月2日，安徽省立医院申请鉴定人出庭，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人鲁某出庭接受了质询。安徽省立医院为此支付鉴定人出庭费2200元。 一审另查明：邵翠平的父母均已去世。邵翠平与袁松义原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子取名袁士礼。邵翠平另有四个子女，胡好林、胡军、胡影红、胡美娟。2018年10月10日，胡好林、胡军、胡影红、胡美娟到庭作谈话笔录，自愿放弃本案相关诉讼权利。邵翠平于2015年11月16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进行了流动人口登记。流动人口登记表显示，邵翠平租房居住在舟山市定海区昌洲社区叶家62号，从事职业为废旧物品收购。2018年，邵翠平因病离开浙江省舟山市。 一审认为：邵翠平到安徽省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后死亡，与安徽省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形成了医患关系。依据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安徽省立医院在对邵翠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医疗过错参与度20%-40%；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在对邵翠平的诊疗过程中不存在明显过错。综合考量安徽省立医院诊疗行为的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结合鉴定人出庭就本案具体情况发表的意见，确定由安徽省立医院承担20%的赔偿责任。袁松义、袁士礼主张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对于袁松义、袁士礼的损失，认定如下： 1、医药费。根据袁松义、袁士礼提交的出院记录、医药费结算单结合住院病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确定邵翠平医疗费共计109991.04元，其中新农合补偿额47433元，个人自付金额62558.04元。对于邵翠平个人支付的62558.04元，予以确认。 2、住院伙食补助费。邵翠平住院共计35天。按照50元/天的标准计算，确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750元（50元/天×35天）。 3、营养费。邵翠平住院35天应加强营养，参照住院伙食补助费标准，确定营养费为1750元（50元/天×35天）。 4、护理费。邵翠平住院35天，参照2018年安徽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45070元/年的标准计算邵翠平的护理费。据此确定护理费为4321.8元（45070元/年÷365天×35天）。 5、死亡赔偿金。袁松义、袁士礼提交的两份流动人口登记表，证明邵翠平死亡前经常居住地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昌洲社区，故袁松义、袁士礼主张按照浙江省城镇标准计算邵翠平的死亡赔偿金，予以支持。邵翠平死亡时年满57周岁，即死亡赔偿金应当计算20年。参照浙江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574元的标准计算邵翠平的死亡赔偿金，据此确定死亡赔偿金为1111480元（55574元／年×20年）。 6、误工费。袁松义、袁士礼主张邵翠平住院期间35天的误工费。邵翠平的误工费应计算至死亡前一日，即计算34天。邵翠平死亡前从事废旧物品收购工作，袁松义、袁士礼主张按照2018年浙江省居民服务业、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计算邵翠平误工费，予以支持。邵翠平的误工费，计算为6348元（68146元/年÷365天×34天）。 7、丧葬费。参照安徽省2018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4378元的标准计算6个月，经计算丧葬费为37189元（74378元/年÷12个月×6个月）。 8、交通费。邵翠平治疗期间的交通费，酌定为800元； 9、办理丧葬人员交通费、误工费。袁松义、袁士礼未举证证明为办理邵翠平丧葬事宜而实际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酌情确定为2000元。 10、住宿费。袁松义、袁士礼主张邵翠平住院期间陪护人员的住宿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上述费用合计为1228197元，安徽省立医院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为245639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邵翠平的死亡使袁松义、袁士礼精神上遭受到巨大伤害，结合安徽省立医院的过错程度及当地生活水平，酌定安徽省立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4000元。综上安徽省立医院赔偿袁松义、袁士礼269639元（245639元＋24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安徽省立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松义、袁士礼支付赔偿款269639元；二、驳回袁松义、袁士礼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403元，由袁松义、袁士礼共同负担3324元、由安徽省立医院负担2079元。鉴定费15000元，由袁松义、袁士礼负担10500元、由安徽省立医院负担450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安徽省立医院在对邵翠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使用抗生素抗感染时间不充分的过错，一定程度上使被鉴定人错过了可能治愈的机会，但被鉴定人术前所患嗅沟瘤巨大，压迫症状明显，手术难度及风险大，死亡的原因亦与自身所患疾病严重有关，不能完全避免不良预后。故综合评定医疗过错参与度20%—40%。安徽省立医院上诉主张其医疗行为没有过错，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提供的参考案例亦不足以完全推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故一审判决安徽省立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袁松义、袁士礼主张安徽省立医院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案中邵翠平术前所患嗅沟瘤巨大，压迫症状明显，手术难度及风险大，术后康复过程长、难度大。在邵翠平出院后，其家属一直与主治医生保持联系，主治医生亦能够及时回应家属的咨询，并根据邵翠平的病情变化提出处理意见。对于邵翠平的死亡结果，不论是其家属还是安徽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是不愿见到的。故综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考量安徽省立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及术后的行为，一审判决安徽省立医院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死亡赔偿金、误工费计算标准，袁松义、袁士礼提供的两份流动人口登记表，均载明邵翠平生前居住地址为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昌洲社区叶家62号，登记日期为2015年11月16日，居住时间为一年以上。故一审法院参照浙江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 综上，袁松义、袁士礼、安徽省立医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6元，由袁松义、袁士礼负担5403元，安徽省立医院负担540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镜 审判员 王养俊 审判员 于海波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王雨萌 书记员崔阳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