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云峰，男，1966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东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玉红，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雷，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北新区兴明街34号。法定代表人：杜明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远，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瑞琦，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辽宁金帝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葫芦岛市连山区兴盛街1号。法定代表人：张凤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民，男，196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住沈阳市皇姑区。上诉人邱云峰因与被上诉人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吉盛）、原审第三人辽宁金帝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帝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初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邱云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玉红，被上诉人亚泰吉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远、赵瑞琦，原审第三人金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云峰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8）辽01民初24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2、依法改判亚泰吉盛向邱云峰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6950951.7元及其利息（以16950951.7元为基数，从2012年7月10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依法改判邱云峰对涉案工程折价或依法拍卖的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依法改判由亚泰吉盛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的诉讼费、鉴定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因亚泰吉盛与金帝公司之间，除本案及本院审理的（2018）辽01民初248号案件外，双方之间未签订其他的工程合同或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而该款项已经被天津市第一中院扣划至该院账户下，故该扣划款项亦应视为亚泰吉盛向金帝公司的已付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扣款为已付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该笔扣款的实际情况，该笔扣款并未确定成为可执行款项。亚泰吉盛在一审庭审中仅向法院提供了模糊不清的复印件，邱云峰已表示对真实性有异议，但一审法院仍旧在三天之后做出了一审判决。庭审后，邱云峰已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核实此事并已经提出了案外人执行异议，因此，该笔款项仍存在执行中止、撤销并退还亚泰吉盛的可能性。因此将该笔款项作为已付款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该笔扣款与本案毫无关联，其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款项亦与涉案工程无任何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扣款为已付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笔扣款并非属于金帝公司的到期债权，而是邱云峰的到期债权。1、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欠款范围内的请求权是一种法定债权，系基于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已经完全履行了发包人与承包人的合同并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形成的法定债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第490页中对该条款也有明确阐述，“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后，发包人、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以及实际施工人之间的连环债务相应消灭，而且发包人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以其欠付的建设工程价款为限，并未加重发包人的责任，对发包人是公平的”。因此，在邱云峰起诉后，亚泰吉盛欠付的工程款应归邱云峰所有，而非归金帝公司所有，因此，亚泰吉盛无权将该剩余工程款支付给金帝公司。2、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法律制度源于代位权制度，是法律对于实际施工人的特殊保护。但即便是基于代位权制度，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二十条的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因此，进入代位诉讼程序后，债务人即丧失了主动处分次债务人债务的权利。代位权行使的后果直接归属于债权人，次债务人如果履行义务只能向债权人履行，不能向债务人履行。（三）亚泰吉盛同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扣款的行为属于恶意损害实际施工人利益的行为，因其明知该10597727元扣款不可能支付给本案的实际施工人，而是支付给与涉案工程完全无关的另案申请执行人，因此，其主观上不具备支付涉案工程款的意思表示，客观上也没能行使其法定权利阻止涉案工程款支付他人，因此，该10597727元不应当认定为涉案工程的已付款，而应当认定为亚泰吉盛自愿代金帝公司支付执行款项，由其与金帝公司自行解决。本案中，亚泰吉盛是在如下几个条件并存的前提下，同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扣划的：1、邱云峰已经起诉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即邱云峰已经向亚泰吉盛主张了权利，邱云峰与亚泰吉盛已经依据法律的特殊规定建立了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2、邱云峰已经进行了与诉讼标的等额（30532437.2元）的财产保全，使得邱云峰直接向亚泰吉盛主张权利的范围得到进一步明确，而亚泰吉盛是在其被查封、扣押、冻结价值30532437.2元财产的情况下，同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另行扣划10597727元现金的。3、涉案工程款已经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了最终的鉴定结论，已有明确的工程价款结算金额，即亚泰吉盛已明知其应支付邱云峰的工程款金额为16950951.7元。4、金帝公司已经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该工程款同意支付邱云峰，且有金帝公司负责开具发票，即亚泰吉盛已明知金帝公司已放弃主张权利并确定该债权归邱云峰。5、亚泰吉盛已经在另案起诉邱云峰，要求邱云峰作为实际施工人对涉案工程的质量问题承担责任，即亚泰吉盛已经认可邱云峰实际施工人的身份。6、亚泰吉盛只要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即可以立即排除另案件的执行，无需执行法院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在前述六个条件并存的情况下，亚泰吉盛仍然同意该10597727元的扣划，因此，其不应当认定为涉案工程的已付款，而应当认定为亚泰吉盛自愿代金帝公司支付执行款项，由其与金帝公司自行解决。（四）亚泰吉盛同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扣划的行为是严重背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无视一审法院财产保全裁定，非法处分与查封财产相关的债权的行为，恳请二审法院审查是否已构成刑事犯罪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亚泰吉盛在明知天津一中院扣划款项后将使涉案工程16950951.7元的工程款无法支付至实际施工人，无法保证农民工的工资及材料商的材料款，却仍旧同意法院的扣划，其行为严重违背了政府对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原则。《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第三（九）条规定，落实清偿欠薪责任。招用农民工的企业承担直接清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主体责任。在工程建设领域，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划拨工程款，致使分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可见，建设单位应当在其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而本案中，亚泰吉盛已明知其拖欠的工程款金额，也明知被扣划的款项将被支付给与涉案工程无任何关系的其他金帝公司债权人，却仍然同意扣划，在法院告知其有权提出异议的前提下不提出异议，充分证明其完全处于主观恶意，严重损害农民工权益，与国务院的政策法规完全相悖。同时，一审法院已对本案进行了财产保全，亚泰吉盛完全无视财产保全裁定，同意将涉案工程款直接支付给与涉案工程毫无关系的金帝债权人，使得邱云峰的财产保全成为一纸空文，这是对司法制度和法院审判权威的挑战。对亚泰吉盛的无视农民工利益、无视司法制度、无视生效裁定的行为请二审法院严格审查，如涉及刑事责任立即移交公安机关。二、一审法院判决利息金额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扣款是已付款，但并未查明扣款日期，更没有判决亚泰吉盛支付该10597727元从应当支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邱云峰在一审庭审后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核实的情况可知，该笔扣款的时间应当在2019年7月31日，一审法院将该扣款认定为已付款本身已经是错误，其又免除了该笔款项从2012年7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更是错上加错。一审法院的该错误判决使亚泰吉盛因其恶意损害实际施工人利益的支付行为，反而免除了该10597727元逾期付款应承担的利息给付责任，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第9页）认定，“实际施工人有条件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但该权利与优先权并无必然联系，实际施工人并不能直接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仅能就债权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故实际施工人不宜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参照承包人同样享有优先受偿权。实际施工人为真正的施工主体，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发包人主张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从而保护实际施工人的利益。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三点，建筑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将实际施工人的优先受偿权归结为该条里的工作人员报酬，从而支持实际施工人的优先受偿权。因此，基于保护建筑工人权利、遵循公平原则，应当认定邱云峰对涉案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及时作出判决。亚泰吉盛辩称，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一中院）划扣亚泰吉盛10597727元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划扣款项应视为亚泰吉盛支付金帝公司的工程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欠付邱云峰6353224.7元工程款金额正确。（一）天津一中院的划扣行为是基于在先生效的法律判决，程序合法，而本案中邱云峰主张的债权尚在审理过程中，债权尚不明确，因此划扣行为并未侵害邱云峰的合法权益。辉煌腾达（天津）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煌腾达）与金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取得生效判决【案号（2014）一中民三初字第80号】，并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2019）津01执恢99号】。由此可知，辉煌腾达对金帝公司享有的债权、取得生效判决及申请执行的时间均早于邱云峰，在邱云峰的债权尚不确定，未取得生效判决之时，天津一中院划扣行为并无错误。（二）亚泰吉盛无提出执行异议的法定义务，况且亚泰吉盛已经在天津一中院的执行笔录中提出抗辩，亚泰吉盛并未违反一审法院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六十三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此条款为法律赋予的亚泰吉盛的权利，而非法定义务。且根据亚泰吉盛在天津一中院的执行笔录可知，亚泰吉盛已经向天津一中院法官交代本案情况，但是其并未采纳亚泰吉盛的观点。一审法院的保全裁定【（2018）辽01民初249号】内容为：冻结亚泰吉盛的银行存款30532437.2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财产，但是并未向亚泰吉盛下达对金帝公司的止付通知。因此亚泰吉盛并未违反一审法院的财产保全裁定。(三)亚泰吉盛作为工程款的付款责任主体，仅有支付一次工程款的义务，该工程款的权属应当由邱云峰通过执行异议程序争取。根据合同关系，天津一中院划扣款项为亚泰吉盛向金帝公司支付的工程款，自天津一中院划扣之时，亚泰吉盛已经向金帝公司履行完支付10597727元工程款的义务，就同一笔工程款亚泰吉盛无重复支付义务，因此现亚泰吉盛仅欠付金帝公司工程款6353224.7元。至于邱云峰主张该10597727元的权利归属问题，与本案无关，邱云峰对此有异议时，应通过执行异议程序由天津一中院确定该笔款项的权属。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亚泰吉盛仅在6353224.7元范围对邱云峰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款金额正确。二、亚泰吉盛无需向邱云峰支付工程款利息，邱云峰请求自2012年7月10日起支付利息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邱云峰与亚泰吉盛之间为拟制的合同关系，依据法律规定亚泰吉盛仅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邱云峰承担给付责任，邱云峰无权要求亚泰吉盛给付利息，邱云峰应当根据与金帝公司之间的合同向金帝公司主张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亚泰吉盛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条规定发包人承担的责任只限于工程款，不包括利息。由此可知亚泰吉盛作为发包人只需向邱云峰支付工程款本金，邱云峰要求亚泰吉盛支付利息的请求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另外，邱云峰与亚泰吉盛之间无合同关系，仅为法律拟制的合同关系，但邱云峰与金帝公司之间签订了书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此邱云峰应根据与金帝公司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约定向金帝公司主张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二）退一步讲，即使认定亚泰吉盛应向邱云峰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的利息计算方式亦正确。邱云峰原审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亚泰吉盛向邱云峰支付拖欠的工程款23114174.13元从2012年7月10日起至知己给付之日止的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邱云峰的原审诉请就是欠付工程款的利息，经过一审审理，亚泰吉盛就欠付邱云峰6353224.7元。故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判定亚泰吉盛最终欠付邱云峰工程款6353224.7元及利息，事实认定清楚，法律关系认定正确。三、邱云峰作为实际施工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九条规定:“因违法分包、转包等导致建设工程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请求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对建设工程行使优先受偿权不予支持。”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体仅为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在本案中与亚泰吉盛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为金帝公司，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为金帝公司，邱云峰作为实际施工人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综上，邱云峰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邱云峰的上诉请求。金帝公司述称，案涉工程的承揽及施工组织和资金投入都是本案邱云峰完成的，对邱云峰作为本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亚泰吉盛是明知的，所以金帝公司对亚泰吉盛不享有到期债权。案涉工程的债权债务均归实际施工人所享有，所以金帝公司同意邱云峰的上诉请求。邱云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亚泰吉盛向邱云峰支付拖欠的工程款23114174.13元(最终以鉴定机构鉴定结论为准)；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亚泰吉盛向邱云峰支付拖欠的工程款23114174.13元从2012年7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算至起诉之日为7418263.05元)；3、请求法院确认邱云峰对涉案工程折价或依法拍卖的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请求法院判令由亚泰吉盛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亚泰吉盛（甲方）与金帝公司（乙方）签订《沈阳亚泰城项目营销中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双方约定由金帝公司承建位于沈北新区蒲河大道22号沈阳亚泰城项目营销中心的土建、水、暖、消防水电、强、弱电等工程，其中消防水电、弱电做预埋工作，开工日期2011年7月1日，封顶日期2012年3月30日，竣工日期2012年7月10日，合同价款暂定总价为3282.1866万元，最终合同价款以实际决算为准，结算原则详见专用条款第九条、第十条。该合同专用条款第九条“合同价款与支付”中4.2条款约定了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甲方按工程实际完成造价的75%进行支付，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完成造价的85%，竣工资料递交齐全且竣工结算完成后支付至合同结算价款的95%，5%为质保金。”，4.6项条款约定“工程质量保修金为总造价的5%，在工程竣工验收日期为起算点，分四次返还给乙方，支付节点为1.5年、3年、4年、5年。1.5年返还工程质量保修金的30%，3年返还工程质量保修金的30%，4年返还工程质量保修金的20%，5年返还工程质量保修金的20%”。同年，金帝公司与邱云峰签订《沈阳亚泰城项目营销中心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金帝公司将其承包的沈阳亚泰城项目营销中心工程转包给邱云峰，该《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合同价款、结算方式均与《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一致。合同签订后，邱云峰组织人员进场施工。根据邱云峰提交的《单位工程交工验收证明》，载明沈阳亚泰城项目营销中心的开工日期为2011年7月1日，竣工日期为2012年7月10日，上述《单位工程交工验收证明》上加盖了施工单位金帝公司、监理单位大连泛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及建设单位亚泰吉盛的公章，并有建设单位工作人员的签字。亚泰吉盛认为涉案工程没有整体竣工验收，并主张工程交付使用时间为2014年年初，但亚泰吉盛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另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邱云峰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根据邱云峰的申请，依法委托对邱云峰负责施工的沈阳亚泰城项目营销中心工程的造价进行鉴定。辽宁中大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出具了辽中价所鉴字（2019）第019号《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如下：对沈阳亚泰城项目营销中心工程的工程总造价进行鉴定，鉴定总价为：50603539.29元。一审法院依法向该各方当事人送达该鉴定报告，邱云峰不服该鉴定结论，向鉴定机构提出异议。辽宁中大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5日就邱云峰提出的异议问题出具复议报告，复议结果为：经复议后鉴定定案总价调增1045485.41元。各方当事人均同意复议报告的意见。再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工程已过质保期的事实，亦认可由亚泰吉盛向金帝公司给付的已付款数额为34698073元的事实，且金帝公司明确同意剩余工程款由亚泰吉盛直接给付给邱云峰。2019年7月30日、3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基于该院（2014）一中民三初字第80号（即辉煌腾达（天津）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诉金帝公司一案）民事判决书，作出（2019）津01执恢99号民事裁定书，分别扣划亚泰吉盛在中国建设银行沈阳蒲河支行的存款1980000元、8617727元至该院，两笔共计10597727元。经一审法院询问金帝公司及亚泰吉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除本案诉讼工程外，该两方当事人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工程合同或债权债务关系，金帝公司及亚泰吉盛均表示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亚泰吉盛与金帝公司之间签订施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金帝公司将涉案工程非法转包给邱云峰施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因此金帝公司与邱云峰签订承包合同的行为无效。但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并已经交付亚泰吉盛使用，故邱云峰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亚泰吉盛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依据该规定，亚泰吉盛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邱云峰承担给付责任。关于涉案工程的总造价数额的问题，辽宁中大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鉴定结论及复议结论，各方当事人对复议后的最终结论均无异议，故涉案工程总造价为51649024.7元（50603539.29元+1045485.41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亚泰吉盛的已付款数额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由亚泰吉盛向金帝公司给付的已付款数额为34698073元，此外，关于亚泰吉盛在庭审中提出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基于该院（2014）一中民三初字第80号（即辉煌腾达（天津）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诉金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及（2019）津01执恢99号民事裁定书扣划亚泰吉盛10597727元，应视为该公司向金帝公司已付款的主张，因亚泰吉盛与金帝公司之间，除本案及一审法院审理的（2018）辽01民初248号案件外，双方之间未签订其他的工程合同或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而该款项已被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划扣至该院账户下，故该扣划款项亦应视为亚泰吉盛向金帝公司的已付款。综上，亚泰吉盛的已付款数额应为45295800元（34698073元+10597727元）。因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工程已过质保期，故工程款尾款数额为6353224.7元（51649024.7元-45295800元）。根据亚泰吉盛与金帝公司之间签订的施工合同的约定，质保金数额为2582451.24元（51649024.7元×5%）。虽然该合同约定质保金返还时间为1.5年至5年不等。《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缺陷责任期一般为1年，最长不超过2年”依据上述规定，该合同约定中关于质保金返还时间的部分约定违反了上述规定，因此超过2年的期限不能认定为缺陷责任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质保金返还数额应为竣工验收之日起满1.5年返还工程质量保修金的30%（即2582451.24元×30%=774735.37元），其余70%（即2582451.24元-774735.37元=1807715.87元）应从竣工验收之日起满2年返还。本案竣工验收时间为2012年7月10日，故两笔质保金的返还时间分别为2014年1月10日及2014年7月10日。关于本案工程尾款的利息起算点的问题，本案中亚泰吉盛和金帝公司对工程款的支付时间予以约定，为“甲方按工程实际完成造价的75%进行支付，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完成造价的85%，竣工资料递交齐全且竣工结算完成后支付至合同结算价款的95%，5%为质保金”，但并未约定具体的应付款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依据该规定，本案除质保金外工程尾款的计息时间应从交付之日起算，因各方当事人均无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工程的交付之日，故一审法院以竣工验收之日（即2012年7月10日）作为交付之日起算上述款项的利息。至于两笔质保金的利息起算点，由上可知，应分别为2014年1月10日及2014年7月10日。关于邱云峰主张涉案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该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与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享有的权利。本案中，发包人亚泰吉盛与承包人金帝公司签订合同，金帝公司再与邱云峰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发包人亚泰吉盛与实际施工人邱云峰之间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有条件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但该权利与优先权并无必然联系，实际施工人并不能直接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仅能就债权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故实际施工人不宜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而且，本案金帝公司将工程转包给邱云峰系违法转包，该行为系法律规定的禁止行为，邱云峰亦不能因该违法行为而受益。故对邱云峰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邱云峰工程尾款6353224.7元；二、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邱云峰工程尾款利息（以3770773.46元为基数，从2012年7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774735.37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1807715.87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邱云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462元，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10462元，由邱云峰负担84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50万元，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85000元，由邱云峰负担215000元。本院二审期间，邱云峰和亚泰吉盛分别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邱云峰提交四份新证据：证据一、（2018）辽0113民初528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2018年7月13日亚泰吉盛已经以邱云峰和金帝公司为被告就涉案工程提起诉讼。此时，亚泰吉盛已经明确邱云峰为实际施工人。证据二、2019年8月27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听证笔录。证明：亚泰吉盛的代理人陈思远称其向金帝公司付款是可以的，不清楚邱云峰的存在。且在本案已经过庭前会议和庭审，亚泰吉盛已对邱云峰就涉案工程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其仍称不清楚邱云峰的存在，其可以向金帝公司付款，证明对该笔款项的扣划亚泰吉盛希望付款给金帝公司，其主观上存在故意或放任。证据三、（2019）津01执异100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告知亚泰吉盛提出异议的期限。证据四、2019年7月1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笔录。证明：从亚泰金安的法务孟楠的谈话来看，其主观上是希望和认同法院进行执行的。同时证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告知其可以在15日内提出异议，否则强制执行。亚泰吉盛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在邱云峰起诉亚泰吉盛后，亚泰吉盛提起诉讼。邱云峰在诉讼过程中自认是实际施工人，但并没有生效判决确认其身份，而且对主张权利的原告方增加承担责任的被告是有利的。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亚泰吉盛均是与金帝公司发生合同关系，而邱云峰是金帝公司的现场代表。在合同履行中向金帝公司履行付款是可以的，代理人陈思远在听证笔录中的表述属于客观描述判决认定的事实。该证据不能证明亚泰吉盛存在主观故意和放任，也不能证明亚泰吉盛存在相应的义务。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已存在一个生效裁定，认定该笔款项应视为金帝公司的工程款，扣划行为合法。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执行笔录系执行法官在下达履行通知书时做出的询问笔录，亚泰吉盛的代理人如实回答了执行法官的询问，陈述存在合同关系且明确告知邱云峰以实际施工人身份起诉，客观陈述了合同履行过程中亚泰吉盛向金帝公司付款，由金帝公司向亚泰吉盛开具发票的事实。执行法官明确告知，邱云峰的涉诉案件与执行行为无关，亚泰吉盛没有隐瞒相关事实。金帝公司质证意见：对该四组证据无异议。亚泰吉盛提交两份新证据：证据一，（2019）津01执异100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执行法院作出生效裁定，认定扣划行为合法有效。天津法院扣划的账户内的其他款项无证据证明是邱云峰的特定工程款，并未侵犯邱云峰的实体权利。证据二，律师函一份。证明：金帝公司与邱云峰无法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导致亚泰吉盛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书，应该赔偿亚泰吉盛损失，停止支付工程款。邱云峰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第一，该法院在裁定书中并未对其扣划的债权权属进行认定，而是认为扣划的金额与邱云峰保全的金额没有关系。根据该裁定本院认为部分，因为亚泰吉盛收到履行债务通知后未提异议，法院认为其扣划程序合法而作出此裁定，可证明亚泰吉盛对争议款项被划走存在故意和放任。对于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律师函是亚泰吉盛自行委托律师单方出具，所陈述内容没有证据支持，该律师函未向邱云峰送达，对邱云峰不发生法律效力。亚泰吉盛所主张损失与本案无关。金帝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有异议。金帝公司与亚泰吉盛之间没有任何到期债权。在事实上，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所扣划的就是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所以扣划款与邱云峰工程款无关是错误的。对证据二，有异议。该律师函形成于2020年4月21日，金帝公司未收到，且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事实，应另案处理。本院认为，对邱云峰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及亚泰吉盛提供的证据一，亚泰吉盛与邱云峰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上述证据涉及的相关事实，本院在说理部分进行论述。对亚泰吉盛提供的证据二，邱云峰及金帝公司提出的反驳意见成立，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8年7月13日，亚泰吉盛以邱云峰和金帝公司为被告就涉案工程提起诉讼，后亚泰吉盛于2019年7月18日提出撤诉，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113民初5283号民事裁定，准许亚泰吉盛撤诉。本院审理中，金帝公司明确同意将剩余工程款由亚泰吉盛直接支付给邱云峰。本院认为，根据邱云峰的上诉请求及亚泰吉盛、金帝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一中院）扣划亚泰吉盛的10597727元执行款项应否视为亚泰吉盛就案涉工程支付的工程款。二、邱云峰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一、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该笔款项不应视为亚泰吉盛就本案工程支付的工程款。理由如下：（一）亚泰吉盛欠付金帝公司或邱云峰案涉工程款的数额尚未确定。天津一中院据以执行的依据是（2014）一中民三初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依据该判决，天津一中院向亚泰吉盛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告知亚泰吉盛代为履行金帝公司对案外人辉煌腾达（天津）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因亚泰吉盛与金帝公司或邱云峰并未就案涉工程进行结算，亚泰吉盛欠付金帝公司或邱云峰案涉工程款的数额尚未确定，金帝公司或邱云峰所享有的到期债权的数额也是不确定的，亚泰吉盛并不具备代替金帝公司履行债务的前提基础。于此情况下，亚泰吉盛同意划扣该笔款项，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亚泰吉盛自行承担。（二）亚泰吉盛同意天津一中院划扣款的行为表明其主观存在过错。本案邱云峰起诉时，天津一中院并未扣划款。此时，亚泰吉盛已知邱云峰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法院可能判决由亚泰吉盛直接向邱云峰支付工程欠款。在法院尚未判决是由亚泰吉盛向金帝公司支付欠款还是由亚泰吉盛向邱云峰支付欠款的情况下，亚泰吉盛径自以本案工程欠款抵顶金帝公司的对外债务，将案涉工程欠款视为其对金帝公司应履行的债务，该行为表明其主观存在明显过错。（三）亚泰吉盛应当直接与邱云峰进行结算，案涉剩余工程款应由亚泰吉盛直接支付给邱云峰。在（2018）辽0113民初5283号一案中，亚泰吉盛以邱云峰和金帝公司为被告就涉案工程提起诉讼，后亚泰吉盛提出撤诉。该案中亚泰吉盛已认可邱云峰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同时，金帝公司明确表示，同意将剩余工程款由亚泰吉盛直接支付给邱云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亚泰吉盛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亚泰吉盛和金帝公司均认可邱云峰为实际施工人，剩余工程款可由亚泰吉盛直接支付给邱云峰。根据该法律规定，发包人应当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支付拖欠的工程款，被天津一中院划扣的款项属于亚泰吉盛应当直接支付给邱云峰的剩余工程款。故，一审法院将该款视为金帝公司对亚泰吉盛的到期债权，从亚泰吉盛应付邱云峰的剩余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另外，即使依亚泰吉盛所述，在合同履行中其与金帝公司建立合同关系，并向金帝公司支付工程款。但作为金帝公司的债务人，亚泰吉盛代替金帝公司向第三人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事先没有取得金帝公司的同意，事后也未得到金帝公司的追认。在本案纠纷尚处于审理过程中，且金帝公司明确表示，由邱云峰承担本案一切债权和债务的情况下，亚泰吉盛未得到金帝公司指示而付款的行为不能视为亚泰吉盛就案涉工程支付的工程款，该笔款项不应作为已付款予以扣除。综上所述，亚泰吉盛的已付款数额应为34698073元（45295800元-10597727元）。亚泰吉盛应当支付给邱云峰的工程尾款数额为16950951.7元（51649024.7元-34698073元）。因该笔款项不应视为亚泰吉盛就本案工程支付的工程款，该笔款项的利息属于法定孳息，应由亚泰吉盛支付给邱云峰。利息从应付款之日起计付，案涉工程于2012年7月10日竣工验收，自该日起亚泰吉盛应实际支付工程款，故该笔款项应从2012年7月10日起计算利息。另，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亚泰吉盛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邱云峰支付利息。二、关于邱云峰是否享有涉案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发包人亚泰吉盛与承包人金帝公司签订合同，邱云峰属于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与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享有的权利，亚泰吉盛与实际施工人邱云峰之间没有建立合同关系。如果允许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直接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变相鼓励挂靠或者出借资质的行为，不利于对建筑企业的资质管理和规范建筑市场。因此，在法律对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主体有明确限定的情况下，不能扩大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主体范围和适用条件。故对邱云峰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邱云峰主张由亚泰吉盛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鉴定费、保全费的问题，本案因亚泰吉盛欠付邱云峰的工程款数额发生了变更，诉讼费用应由诉讼双方依胜诉比例进行分担，本院予以相应调整。邱云峰该项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邱云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初24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初2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邱云峰工程尾款16950951.7元；三、变更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初2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邱云峰工程尾款利息（以14368500.46元为基数，从2012年7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774735.37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1807715.87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邱云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194462元，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41957.26元，由邱云峰负担52504.74元。保全费5000元，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50万元，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65000万元，由邱云峰负担13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3646元，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维良审判员  郭玉兰审判员  唐云涛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林敏书记员李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