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陕民申75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培荣。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丹阳，陕西伟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敏，陕西伟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彦龙。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武利，陕西伟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小晶，陕西伟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陕西乾丰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法定代表人：胡世杰，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文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权峰，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婷，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胡世杰。再审申请人杨培荣、杨彦龙与被申请人陕西乾丰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丰源公司）、王文平，一审被告胡世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终6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培荣再审请求：1.撤销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的（2018）陕0113民初9988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以及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的（2019）陕01民终624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提审确认再审申请人对再审被申请人陕西乾丰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驳回对再审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2.判令王文平承担再审申请人已预交的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二审在事实查明部分不予认定杨培荣是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署的连带担保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签订《连带担保合同》的时间问题。2016年3月18日晚21时许，吴某甲等人先是断电砸门，硬闯民宅，威胁恐吓杨培荣，又半夜三更挟持杨培荣去找胡世杰。夜里21时带人闯入与其有经济纠纷的公司员工家中；次日凌晨1时左右，强行将人带出门；凌晨2时左右，又带人到公司办公室；凌晨3时左右，逼人在《连带担保合同》上签字（吴某甲拍摄杨培荣签字时的照片上有具体时间证明）；凌晨4时左右，才将人放回。以上时间节点可以看出，杨培荣自18日晚21时至19日凌晨4时，被吴某甲等人限制人身自由持续近7个小时，最关键的是《连带担保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凌晨3点左右。如果杨培荣自愿承担担保责任，她不会选择半夜三更被并非债权人的人员带至办公室签订合同，显然，合同签订时间不正常。2、签订《连带担保合同》的在场人物问题。首先，吴某甲并非债权人，却夜晚带人至并不是债务人的家中说是讨债，且所带三人杨培荣并不认识，其中男子来势汹汹，态度凶蛮，另外还有几名纹身男子在楼下等候（薛兵可以作证），这些人后来押着杨培荣去胡世杰家。其次，在胡世杰居住小区，吴某乙带着五六个一米八以上的纹身男子在杨培荣面前晃来荡去，后来一同前往通达大厦找胡世杰。吴某乙在询问笔录中（唐延路派出所2018年8月30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也承认，当晚“除了我们四个，其他人我记不清了”，可见签担保合同那晚，吴某甲、吴某乙确实带领有其他人。最后，王文平当晚并没有出现，更没有在合同上签字，代表王文平的是吴某甲以及几个高大男子。可见合同签订时在场的人物异常。3、签订《连带担保合同》的过程问题。第一，吴某甲等人闯入杨培荣家中时，说是要其帮忙找到胡世杰，否则就住在杨培荣家中不走。第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案涉担保合同中的债权人王文平当晚未在签字现场，胡世杰被控制在隔壁办公室签的字。在胡世杰签完之后，由吴某甲拿着合同来到1904室逼杨培荣签字。既然一、二审认定《连带担保合同》是平等自愿签订的，为何担保合同的债权人与两个担保人不能平等的坐在一起签合同，而是三方都不在同一时间、空间签字！第三，在吴某甲将纸质文件拿到杨培荣面前之前，杨培荣听见隔壁办公室，即胡世杰所在办公室传来电警棍刺耳的声音以及打骂声；在杨培荣签署文件时，吴某甲故意遮挡合同内容，并给杨培荣签字过程拍照。这些行为说明，吴某甲等人在胡世杰和杨培荣不知合同内容的情形下，威逼胁迫他们签字，并且吴某甲给胡世杰和杨培荣拍照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今后在法庭上证明担保人是真实、自愿签合同的。第四，在签订担保合同当晚，案外人杨某某之女吴某甲拿走了杨培荣的手机，因为案涉连带担保合同上他们设计了杨培荣身份证号码一栏，吴某甲就用杨培荣的手机向其女婿赵晨宇要杨培荣的身份证照片，后将杨培荣的身份证号码填写在连带担保合同的前部（因赵晨宇通过微信向杨彦龙要来的杨培荣身份证照片，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相互印证索要照片的过程），随后吴某甲又删除了杨培荣手机中与赵晨宇以及案外人杨某某的所有微信聊天记录。实际上，连带担保合同上的杨培荣身份证号码并非由杨培荣自己填写，也不是杨培荣自愿提供的身份证信息。4、唐延路派出所对吴某甲等人的询问笔录中存在诸多疑点。杨培荣于2016年3月19日以被非法拘禁胁迫签订《连带担保合同》为由向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唐延路派出所报案。并于2018年9月17日申请一审法院向唐延路派出所调取证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吴某乙与吴某甲的询问笔录存在多处矛盾：（1）吴某甲在2018年8月30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三页中说，胡世杰先签的担保合同，然后再给杨培荣签字。但是，吴某乙在2018年8月30日第二次询问笔录第二页说，杨培荣先签的担保合同，之后才是胡世杰签的。（2）吴某乙在2018年8月29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四页中说，当天（2016年3月18日）“就签了一个担保协议”。而吴某甲在2018年8月30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四页中说当天“签订了两份，王文平的担保合同也是当天签订的”。（3）吴某乙在2018年8月29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三页说，“当天晚上吴某甲和郑某某去找的杨培荣，我和王力在通达大厦胡世杰的办公室找胡世杰，让胡世杰还钱，大概21时许的时候吴某甲和郑某某还有杨培荣也来到办公室”。另，在吴某乙的2018年8月30日第二次询问笔录第三页中，“问：当时签字的时候你妈在现场吗？答:不在。”吴某甲在2018年8月30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中说，当时去找杨培荣要钱的有“我，杨某某，吴某乙，郑某某（我朋友）、王力”。在案外人杨某某2018年8月29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三页，“问：你有没有去现场？答：没有去。”因此，关于2016年3月18日当晚，找杨培荣和胡世杰要钱的人员分工、杨培荣到通达大厦的时间以及杨某某是否在签字现场，吴某乙、吴某甲、杨某某三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存在矛盾。实际上，3月18日晚21时许，杨培荣正被吴某甲等人控制在其家中，19日凌晨2点左右才被带至通达大厦办公室，而且吴某乙和杨培荣是一同在胡世杰家小区门口碰见并一起前往通达大厦的，且王文平当晚并未参与，薛兵及在卷证据可以证实这些情况。（4）吴某甲在2018年8月30日第二次询问笔录第二页中说，签订的担保合同“我们给杨培荣了一份”，询问民警问她“既然杨培荣手里有合同为什么还要问你合同内容”，其回答不知道。实际上，吴某甲当晚并没有给杨培荣担保合同，吴某甲在询问中撒谎就是为了掩盖其违法犯罪行为。（5）吴某乙在2018年8月30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五页中，在民警询问“你们并没有给杨培荣看协议的内容”，吴某乙回答“是的”，其承认没有让杨培荣看合同内容，足以说明在签字时杨培荣根本不知道协议内容，且在第三页中民警询问“你们怎么回答的”，吴某乙也承认是“我就说她是中间人”，在笔录中也可以体现，杨培荣根本不知道自己所签文件到底为何内容。（6）吴某乙2018年8月29日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称：“胡世杰电脑上现成的文件，具体谁打印出来的我记不清了”，随后在2018年8月30日的询问笔录中称：“然后我就在胡世杰的电脑里找了一份担保协议，就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了，一共打印了十几份”，吴某乙先后两次在唐延路派出所做的笔录前后矛盾。吴某甲在2018年10月30日的笔录中称“然后胡世杰从电脑上打印了一式三份的一个担保合同”吴某甲与吴某乙在笔录中所述也前后矛盾，在场的二人都无法对同一份担保合同的来历及数量说清楚，如果真的是在胡世杰的电脑上打印，谁打印，打印了多少又怎么能不清楚？杨培荣与胡世杰2016年3月19日的录音中，杨彦龙让胡世杰把昨晚签订的协议让他看一下，胡世杰称“我这里也没有”、“没给我留底子”，由此可知，胡世杰也不知道合同的内容，案涉担保合同并非是在胡世杰电脑上所打印，而是由吴某甲、吴某乙等人提前打印好带至通达大厦办公室胁迫其二人签字。（7）根据唐延路派出所关于杨培荣于2016年3月19日报警的值班记录显示，吴某甲等人“威逼其和胡世杰在还款担保计划书上签字按手印”，但唐延路派出所于2017年经杨培荣申请出具的报警回执中，却没有“威逼”二字，这与杨培荣在事发5小时后报案描述的内容不符，被胁迫的关键信息被删除。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将报警回执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之一，通过该证据当然无法认定杨培荣系被胁迫签字的。此外，在王文平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唐延路派出所并未调查杨培荣所报案件，而一审法院向唐延路派出所调查取证时，仅通过个别办案民警的个人看法得出结论，在一审判决中认为“从公安机关调查情况看无法证明王文平纠集他人对杨培荣、胡世杰采取胁迫、非法拘禁的方式强迫其在《连带担保合同》上签字”。因此，一审法院向唐延路派出所调取的证据，与本案事实不符，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5、吴某甲等人拒绝告知杨培荣所签文件及内容的问题。2016年3月19日下午15点左右，杨培荣在通达大厦遇到吴某甲、吴某乙等人，杨培荣问：“吴某甲，你昨晚上签的那个东西拿了没有？”吴某甲答：“交给律师了，在我屋里。”杨培荣又问：“昨晚你叫我签的，你就没让我看，有底子没？”吴某乙答：“那就是说你是中间人。”吴某甲说：“你介绍我们把钱放到这，将来就是万一走到那一步，你出庭做个证就行了。”这段话被一审被告杨彦龙用手机录音，在一审卷宗第十九页。这段录音显示：吴某甲等人向杨培荣及家人隐瞒了担保合同的内容，谎称杨培荣签的合同只是让其做“中间人”、“出庭做个证”，杨培荣在不知合同内容的情况下签的字，且第二天吴某乙、吴某甲告诉了其虚假情况，便没有再追究此事。直到2017年8月，杨培荣接到雁塔法院传票，在法院卷宗里才看到当时签的合同内容。由此可见，吴某甲等人从胁迫杨培荣签订《连带担保合同》，到后来欺骗杨培荣，直至王文平起诉至法院要求杨培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是王文平、杨某某及其子女预先设计好的一个圈套。（二）一二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判决杨培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错误认定杨培荣签订《连带担保合同》是自愿的，因而错误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判决杨培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王文平始终无法说清案涉担保合同的来历问题。在一审开庭过程当中，王文平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连带担保合同》，合同上并没有其本人签字，一审被告杨彦龙还对此份合同当着法官的面拍了照，一审被告杨彦龙刚拍完照片，就被王文平的代理律师将合同抢了过去，重新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带有王文平签字的连带担保合同，后王文平及代理律师不承认此事，但是在庭审中，王文平本人始终无法说清楚这份担保合同的来历。合同系非法取得，王文平自然无法说清楚。未签字的担保合同已经向法庭作为证据出示，又怎能随意抢回？根据这一情况以及上述事实印证，足以证明案涉《连带担保合同》系违法取得，杨培荣不应对此承担责任。四、一审及二审法院认定主合同法律关系错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发生在王文平与胡世杰之间，王文平与乾丰源公司之间的借贷合同因没有实际履行而不存在债权债务（借贷）关系，故杨培荣、胡世杰为乾丰源与王文平之间不存在的债务提供的担保（从合同）亦不存在，杨培荣无需对该笔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之规定，杨培荣也不承担民事责任。综上，一、二审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对本案依法提审改判驳回对再审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杨彦龙申请再审请求：1.请求撤销依法提审本案，确认再审申请人杨彦龙对再审被申请人陕西乾丰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改判驳回王文平对再审申请人杨彦龙的全部诉讼请求，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2.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杨彦龙预交的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杨培荣是在胁迫情况下签订案涉《连带担保合同》。二、杨培荣一方签字的担保之债属于个人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一审二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属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及二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情况下直接认定杨彦龙在杨培荣签订担保协议之后协议离婚属于对外债务的规避，属程序严重违法。即使债权人认为双方离婚有规避债务的嫌疑，但这也与本案的民间借贷非同一法律关系，债权人如果认为离婚协议关于财产分割损害了其债权，则应另案提起撤销之诉，而不应放在本案中一并解决，撤销之诉与民间借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二审法院在一个诉讼中判处属严重的程序违法，损害杨彦龙的合法利益。四、一审及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杨彦龙并非担保合同一方主体，其亦未收取使用王文平任何借款，胡世杰转入其工商银行账户（以下简称工商卡）中的款项系杨培荣在乾丰源公司工作时所领取之工资，该工资与本案借款无任何关联关系。杨培荣为乾丰源公司员工，于2013年6月至2016年2月在乾丰源公司工作。在公司工作期间，就一直使用当时配偶杨彦龙的工商卡领取工资，而不是在王文平于2014年9月6日以及2014年9月11出借款项之后才专门用该卡收取工资，且2014年9月6日王文平出借款项完成后，杨培荣的工资并未有任何变化。综上，杨彦龙认为，一审、二审法院据以认定杨彦龙承担50%连带责任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系法律适用错误，请依法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请求。王文平提交意见称，一、答辩人与乾丰源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书》合法有效，答辩人已向乾丰源公司借款90万元，杨培荣、胡世杰作为担保人在《连带担保合同》上签字明确表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一审、二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二、虽然杨培荣在庭审中多次说其是被胁迫、欺诈与答辩人签订《连带担保合同》，但并未提交任何公安机关已立案受理的证据。虽然杨培荣曾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连带担保合同》，但该案在庭审结束后，杨培荣向法院申请撤诉。另外，根据答辩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及杨培荣撤诉的事实可以看出，杨培荣在《连带担保合同》中签字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被胁迫、欺诈的情形。故一审、二审法院判决胡世杰、杨培荣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三、杨彦龙与杨培荣在2016年3月31日前系夫妻关系，且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杨彦龙收取了乾丰源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因此，杨彦龙在知晓杨培荣对外担保后迅速与杨培荣协议离婚是为了规避债务，故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杨彦龙承担50%的连带担保责任符合客观事实。综上，故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贵院依法驳回杨彦龙的再审申请，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共同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外。”规定，本案中，虽然杨培荣在案涉《连带保证合同》签订时还未离婚，杨彦龙与杨培荣系夫妻关系，但因杨彦龙在案涉《连带保证合同》并未签字，且担保合同签订后的报警行为也表明杨彦龙亦不追认。加之，案涉借款是用于被申请人乾丰源公司，被申请人王文平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就此，债权人王文平虽称杨彦龙的工行卡收取乾丰源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但因杨彦龙抗辩其卡所收取乾丰源公司的款项系杨培荣的工资，而非担保之债款项，并提交了该卡的银行流水，而该卡流水呈现的时间范围、金额数及持续状况能够初步证明系杨培荣的工资、业务佣金。尤为重要的是原审查明事实部分中并无杨彦龙收取乾丰源公司支付部分款项的事实认定。据上，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杨培荣因对外担保之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所述，杨彦龙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指令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  判  长   曹文军审  判  员   刘立革审  判  员   张润民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  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