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17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木林，男，1954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雪娅，女，1978年7月1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系上诉人袁木林女儿，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雪松，男，1980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系上诉人袁木林儿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洪，男，196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举，云南颐高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志，云南颐高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继梅，女，1969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洪，男，196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系丁继梅的丈夫，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袁木林因与被上诉人刘春洪、丁继梅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3民初7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木林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不顾庭审调查询问的事实，在被告已经认可隐瞒欺诈的情况下，却做出错误判决属滥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上诉人刘春洪、丁继梅共同答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及理由于法无据，应予驳回。袁木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原告袁木林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于2018年7月11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0年12月27日，盘龙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袁木林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陈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审理，于2011年4月22日作出“（2011）盘法民一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刘春洪、丁继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袁木林借款188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09年8月8日至2009年9月8日止按照月息2.5%计算）；由被告刘春洪、丁继梅承担2009年9月8日起至该借款还清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按月息3.6%计算）；二、驳回原告袁木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袁木林对被告陈艳的诉讼请求。诉讼费30699元由被告刘春洪、丁继梅负担。”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未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义务，原告袁木林向盘龙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2018年7月11日，原告袁木林与被告刘春洪签订和解协议，和解协议载明：“申请执行人：袁木林，男，1954年1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5301271954××××××××被执行人：刘春洪，男，196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嵩明县人，农民，住嵩明县。身份证号码：5301271966××××××××被执行人：丁继梅，女1969年3月22日生，汉族，嵩明县人，农民，住址同上。身份证号码：5301271969××××××××（系刘春洪妻子），被执行人：陈艳，女，汉族，云南省嵩明县人，住昆明市嵩明县。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1）盘法民一初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向盘龙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自愿协商，对（2011）盘法执字第621号执行案件，2018年4月18日（2011）盘法执字第621号达成如下和解协议，共同信守，绝不反悔：一、现申请执行人同意，被执行人通过盘龙区人民法院一次性支付申请执行人68万元（人民币陆拾捌万元整）案结事了，其他费用均由申请执行人负责，申请执行人完全同意，并自愿放弃不足部分。二、盘龙区人民法院收到上述款项后，申请执行人有义务并办理上述被执行人财产的解除查封或冻结扣划扣押。申请执行人同意，在上述财产解除查封或冻结扣划扣押拍卖或变卖的前提下，方可领取被执行人交至盘龙区人民法院的案款。三、若此笔款项于2018年8月30日前未按时划到盘龙区人民法院名下，则此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执行款项金额仍照2018年4月18日（2011）盘法执字第621号执行案件的金额执行。四、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确认之日起生效。五、本协议壹式叁份，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各执一份，报盘龙区人民法院执行和结案壹份，内容相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告袁木林、被告刘春洪在和解协议上签名、捺印，被告刘春洪代被告丁继梅在和解协议上签名、捺印。盘龙法院对该和解协议予以确认。诉讼过程中，被告丁继梅表示对和解协议予以认可。3、2018年8月20日，原告袁木林出具《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载明：“尊敬的盘龙区人民法院，贵院受理的我申请执行刘春洪、丁继梅民间借贷一案，现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在我收到和解协议明确的陆拾捌万元后，我方认可全案执行完毕，我方自愿放弃其它款项的执行。”3、2018年8月21日，被告丁继梅向盘龙区人民法院交纳了68万元执行案款。盘龙法院于当日将上述款项支付给了原告袁木林，并于2019年9月1日作出“（2018）云0103执3448号”《结案通知书》，以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被执行人已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为由，通知“（2011）盘法民一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已执行结案。4、2019年4月8日，原告袁木林对盘龙法院作出“（2018）云0103执3448号”《结案通知书》的执行行为不服，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认为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书》后，能获得较大的土地赔偿，被执行人在明知该事实后，采取欺瞒、隐瞒的手段与原告袁木林达成和解协议，目的系为了逃避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上述通知适用法律错误，故申请撤销盘龙法院“（2018）云0103执3448号”结案通知，并恢复执行“（2011）盘法民一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盘龙法院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2019）云0103执异字第16号”执行裁定，认定双方已按和解协议履行了义务，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袁木林无证据证明其系因受欺诈、胁迫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达成执行和解；执行和解的主体为双方当事人，其对于和解协议的签订负有审慎注意的义务，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本院对该案结案处理及不恢复对原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均无不当；因此裁定驳回异议，维持本院作出的“（2018）云0103执3448号”《结案通知书》执行行为。原告袁木林不服该裁定，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云01执复78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本院做结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并认为如果原告袁木林认为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可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执行和解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可据此申请恢复执行；因此裁定驳回原告袁木林的复议申请，维持本院“（2019）云0103执异字第16号”执行裁定。5、另查明，刘春洪与昆明市西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区综执局”）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3日作出“（2015）昆行重字第1号”行政判决，判决如下：一、确认区综执局强制拆除位于五家堆235号房屋的行为违法；二、驳回刘春洪要求判令区综执局赔偿其房屋、屋内物品、土地使用权及其他损失共计4300万元的赔偿请求。刘春洪不服该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5）云高行终字第139号”行政判决，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3日作出（2015）昆行重字第1号行政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3日作出（2015）昆行重字第1号行政判决第二项；三、由昆明市西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赔偿刘春洪房屋、装修、物品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00万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四、驳回刘春洪的其他赔偿请求。6、刘春洪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西山区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一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昆行初字第182号”行政判决，确认西山区政府收回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新闻路延长线五家堆235号面积为1491.2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违法。刘春洪、西山区政府不服该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7日作出“（2017）云行终102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春洪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回西山区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并附带审查相关文件的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8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认为判决认定西山区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违法并无不当，并认为刘春洪因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寻求救济；因此裁定驳回刘春洪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对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原告袁木林认为和解协议存在应予撤销的情形，故诉至一审请求撤销和解协议，本案标的为原被告双方因和解协议而产生的合同关系，原告袁木林并未就该标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过诉讼；在执行程序中，原告袁木林对一审法院作出结案处理的执行行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申请，该案与本案属不同标的。综上，一审认为，原告袁木林的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被告刘春洪的相应辩解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不予采纳。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原告袁木林认为，被告刘春洪曾表示“300万元已被云南省嵩明县人民法院查封，如果不签订和解协议，一分钱都拿不到”，故被告刘春洪实施了“语言暴力”胁迫。被告刘春洪辩称，行政判决确定的300万元赔偿款直接支付给了云南省嵩明县人民法院，该款项已被执行分配，被告刘春洪并未收到款项。一审认为，根据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被告刘春洪确在云南省嵩明县人民法院、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及一审存在多个被执行案件，且其所涉被执行案件标的额较大，故被告刘春洪的上述陈述系对相关事实或对执行案件风险的客观描述，是否订立和解协议，取决于原告袁木林对相关情况的综合判断，并据此作出的意思表示，被告刘春洪并未对原告袁木林实施要挟等胁迫行为，被告刘春洪的上述陈述不应认定为胁迫。原告袁木林认为被告刘春洪实施了胁迫行为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根据该规定可知，认定某一行为构成欺诈，需满足以下四个要件：第一，一方当事人实施了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第二，一方当事人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需为故意；第三，另一方当事人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第四，另一方当事人的错误意思表示与一方当事人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之间有因果关系。原告袁木林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8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明确被告刘春洪可通过国家赔偿获得土地赔偿款，证明被告刘春洪还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但是被告刘春洪故意隐瞒上述事实，导致原告袁木林误以为被告刘春洪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被告刘春洪的行为构成欺诈。一审认为，首先，原告袁木林未举证证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故意告知了虚假情况。双方并未约定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应将“（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诉讼案件情况告知原告袁木林。换言之，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行终102号”行政判决已于2017年11月13日在“裁判文书网”（××）公布，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并未改变“（2017）云行终102号”行政判决的结果。当事人享有的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所赋予，能否获得国家赔偿，应由赔偿请求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向赔偿义务机关提起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并由相关主体依法作出决定；“（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载明被告刘春洪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寻求救济，系对被告刘春洪赔偿请求权的释明，并非确认或给付裁判，被告刘春洪并未因此取得可供执行的财产；在订立和解协议时，被告刘春洪是否申请赔偿，能否获得赔偿，以及如果获得赔偿，金额为多少，是否足以清偿被告刘春洪名下的债务等事实仍处于不确定状态；被告刘春洪享有的寻求救济的权利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所赋予，该权利之取得不以“（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为前提，在订立和解协议时，原告袁木林应当明知该事实，故自不所在所谓故意隐瞒之说。因此，一审认为，不能认定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未将“（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告知原告袁木林的行为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原告袁木林据此认为被告刘春洪可获得国家赔偿，因此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并予以隐瞒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原告袁木林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及执行案持续时间长达八年，原告袁木林清楚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在其他法院的执行案件情况及其财产状况，也了解被告刘春洪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的相关情况，原告袁木林在综合考虑各种情形后，自愿与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订立和解协议；该行为系原告袁木林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错误意思表示。被告刘春洪未主动披露、告知“（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与原被告订立和解协议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再次，申言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书》已于2018年7月30日在“裁判文书网”（××）公布，原告袁木林可通过上述网站获取该文书信息，亦即如果袁木林认为被告刘春洪的行为构成欺诈，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履行和解协议前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但是原告袁木林在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履行完和解协议约定的义务后才提出异议；一审认为，难以认定原告袁木林订立和解协议系在受欺诈后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综上，一审认为，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在订立和解协议时，未实施欺诈行为；原告袁木林据此要求撤销和解协议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同时一审认为，原告袁木林与被告刘春洪自愿订立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对原告袁木林、被告刘春洪有约束力；虽然被告丁继梅本人并未在和解协议上签字，但是被告丁继梅对被告刘春洪代为签字的行为进行了追认，且对和解协议的内容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对原告袁木林、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有约束力。关于原告袁木林认为被告刘春洪、被告丁继梅与第三人串通，损害原告袁木林利益的主张。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原告袁木林主张的该情形不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范畴，故一审不再对该问题进行论述，原告袁木林据此要求撤销和解协议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袁木林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袁木林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袁木林提交以下四组证据：1、袁木林与案外人李云昆的录音一份；2、2017年盘龙区人民法院协助通知书一份、2017年被上诉人制作的和解协议书一份、2010年委托承诺书一份、担保借款合同一份；3、袁木林与被上诉人刘春洪的四次通话录音；4、个人账户交易明细一份。以上证据欲证实被上诉人刘春洪干扰证人出庭作证以及刘春洪预谋故意隐瞒可供执行的资产，故意躲避执行，欺骗法院，欺骗上诉人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的事实。被上诉人刘春洪、丁继梅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该录音无法证明我方干扰证人出庭作证；对第二组证据中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该和解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2017年的和解协议书非我方制作，也无任何一方签字及手印，对委托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的执行和解无任何关联。担保合同的三性不予认可，该担保合同已经通过执行和解处理；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实通过电话，通话内容认可，第一次通话时间是2018年7月6日，而后三次通话是我方已经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之后，不能证实对方观点；对于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我方已经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事实。本院认为，案外人李云昆在录音中并未明确陈述其受到刘春洪、丁继梅的干扰不能出庭作证的内容，故对上诉人袁木林欲以此证据证实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和解协议书因无协议双方签字确认，故对该协议书的内容，本院不予确认；对于担保合同及委托承诺书因系复印件，故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协助执行通知书及个人账户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袁木林与被上诉人刘春洪的四次通话录音，因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而对于上诉人袁木林欲以该证据证实二被上诉人存在隐瞒、欺骗上诉人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其它证据在说理部分予以评判。双方当事人对一审确认的其他部分事实无异议，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诉争之《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应当撤销。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袁木林系以被上诉人刘春洪、丁继梅故意告知其虚假情况，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导致其在被欺骗的情况下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撤销该协议，故本院依法在确认合同效力的法律关系项下对本案进行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而基于“欺诈行为”撤销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2、欺诈方须有欺诈的故意；3、被欺诈方因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4、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首先，本案中，就上诉人袁木林与被上诉人刘春洪、丁继梅基于民间借贷纠纷申请的强制执行经历数年，作为执行申请人的袁木林对于被执行人的债务清偿能力、执行案件的进展及风险情况是有了解和判断的，而对于是否订立和解协议、如何订立和解协议，袁木林可作出独立、理智的判断。其次，就本案中上诉人袁木林主张认为被上诉人刘春洪、丁继梅对其隐瞒土地赔偿款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的真实情况，导致其误认为刘春洪、丁继梅已无可供执行财产构成欺诈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刘春洪、丁继梅提起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诉讼，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7日作出（2017）云行终102号行政判决书予以明确处理，就此处理结果可通过法定程序寻求救济是法律所赋予当事人权利，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书亦仅是告知被上诉人刘春洪、丁继梅享有该救济权利，其裁判内容并未确认或明确有给付内容，即在本案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被上诉人刘春洪、丁继梅是否能够得到赔偿、得到多少赔偿，是否能够清偿二被上诉人所负担的债务均未可知，故上诉人主张其就此陷于错误认知的事实并不成立，进而，其据此主张要求撤销该协议的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袁木林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袁木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光玉审判员  罗增龙审判员  李 鸿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武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