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34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玉玲，女，197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玉辉，女，197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上述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雪，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启亮，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小榄镇富林内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民安南路（柏丽酒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586305046Q。法定代表人：刘清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道红，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吕宇道（LUI,YUTO），男，1960年7月1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内地住址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道红，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玉玲、吕玉辉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小榄镇富林内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林公司）、原审第三人吕宇道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4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玉玲、吕玉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吕玉玲、吕玉辉为富林公司的股东，共同享有富林公司10%的股权份额。事实和理由：股东资格的认定不仅以工商登记为依据，还应以当事人的约定及当事人履行的行为综合考虑，确定股东资格。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形，上诉人应当享有股东资格和股权份额。一、上诉人有实际出资，其出资的财产（包括原始出资及多年未分配利润的积累）目前都在富林公司中运营。1995年上诉人每人出资3万元共计6万元给第三人吕宇道买衣车，上诉人是投资到吕宇道与他人合伙经营的刘某新车间，该新车间没有领取营业执照，吕宇道享有的前述车间50%份额中有10%的份额属于吕玉玲、吕玉辉共同所有。1.关于上诉人吕玉玲、吕玉辉各出资3万元的事实，吕宇道、刘清珍在2017年7月27日的录音中多次提及，吕宇道、刘清珍两人均没有否认上诉人的出资事实。富林公司是在中山市小榄镇富林制衣厂（以下简称富林制衣厂）的原经营地址、厂房、人员、设备、客户等不停产的基础上转型升级来的。富林公司承认承接了富林制衣厂的设备，并承认富林制衣厂的设备也是承接了刘某新车间的原设备。其实目前富林公司的设备基本上就是刘某新车间的原设备，富林公司并无额外添置新的设备。而且，上诉人多年来只分配过1万元利润，其余未分配利润一直在富林制衣厂的运营当中使用。二、上诉人参与了富林公司的前身富林制衣厂的经营管理，曾得到了1997年股东分红及分红许诺，享有过股东权利。上诉人吕玉玲、吕玉辉从1994年年底至2006年期间，都是刘某新车间以及富林制衣厂的车间主管，是主要管理人员，富林制衣厂的原始资产积累是离不开上诉人的努力。目前除了双方承认的97年利润1万元，98、99年只是许诺了利润未实际分红（录音中吕宇道、刘清珍未否认）。而2009年吕宇道要求吕玉玲签署承诺书后，并未实际兑现支付10万元的款项给吕玉玲。三、吕宇道作为富林制衣厂、富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两次口头承诺上诉人将分得10%的股份比例，第一次承诺是在要求上诉人不要离开刘某新车间的时候，第二次是在设立富林制衣厂的时候。如果上诉人没有得到吕宇道的口头承诺，上诉人会要求取回其在新车间的出资和利润，而且不会继续经营富林制衣厂。对于吕宇道的第二次承诺，在2017年7月27日的录音中，吕宇道和刘清珍也没有明确否认，只是认为算还了。四、虽然富林公司的登记股东是刘清珍，但是吕宇道才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吕宇道、吕宇群签订的《协议书》载明无论是吕宇道为投资人还是吕宇群为投资人的富林制衣厂，其实际投资人均为吕宇道，而富林公司正是由富林制衣厂以原地不停产方式转型升级而来，承接了所有的设备、人员、客户和厂房。而且富林制衣厂从成立开始就是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它的加工费大部分来源于（香港）富林内衣有限公司，即以（香港）富林内衣有限公司名义对外接单，小榄富林制衣厂完成加工，大部分利润都可以保留在（香港）富林内衣有限公司。而（香港）富林内衣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吕宇道。刘清珍是吕宇道的配偶，其与吕宇道的夫妻财产是共同共有的，因此以刘清珍名义作为富林公司的登记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也不能改变富林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和实际控制人是吕宇道的事实。五、吕宇道是以分配刘某新车间设备方式取得加工款利润和剩余合伙份额的。吕宇道承认其与刘某拆伙时，刘某拿走了全部加工费，吕宇道分得了全部设备。换言之，在吕宇道与刘某合伙的2年间，刘某从未支付过加工费给新车间，所以刘某根本从未分配过新车间的利润给吕宇道。吕宇道所称的从吕宇道的利润中分10%给吕玉玲、吕玉辉是从未发生过。但是，由于吕宇道取得了全部设备，该设备就包括了吕宇道和上诉人原始投资的本金购买的设备，还包括了刘某与吕宇道合伙时应当分得的利润。因此这些设备无论从上诉人曾出资6万元（比对吕宇道才出资15万港币）的出资比例，以及吕宇道承认的利润分配比例看，吕玉玲、吕玉辉占有其中10%股权比例的不容置疑的。被上诉人富林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吕玉玲、吕玉辉的上诉请求。一、刘清珍是富林公司唯一合法股东，富林公司成立时、成立后，吕玉玲、吕玉辉未对富林公司投资、对富林公司不享有股权资格。工商登记显示，富林公司全部投资（含原始投资及追加投资）均来源于唯一股东刘清珍，吕玉玲、吕玉辉从来没有对富林公司进行投资、刘清珍也从未将自己持有的富林公司股份向吕玉玲、吕玉辉转让，吕玉玲、吕玉辉对富林公司不享有股权资格。吕玉玲、吕玉辉在富林公司成立时、成立后从未实际出资富林公司，吕玉玲、吕玉辉“原始出资”于富林公司之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纯属主观想像及臆造。二、吕玉玲、吕玉辉在原“成发新车间”的身份及吕玉玲、吕玉辉与吕宇道之间的关系均不构成其曾向富林公司出资的依据。吕玉玲、吕玉辉从老家到中山市发展的第一步是在原“成发制衣厂”工作；随着业务发展，及该厂投资人刘某与吕宇道之约定，“成发制衣厂”后来成立了“成发新车间”。为照顾吕玉玲、吕玉辉（吕玉玲、吕玉辉与吕宇道系兄妹关系），吕宇道曾将吕玉玲、吕玉辉调整到“成发新车间”担任管理员工作并承诺将自己每年从新车间分配所得利润10%奖励给吕玉玲、吕玉辉，这些是基本事实。但此类事实与富林公司却没有任何关系，吕玉玲、吕玉辉依此为据，企图取得富林公司股东资格显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是徒劳的。三、吕玉玲、吕玉辉故意混淆吕宇道对其承诺，并牵强认定第三人系富林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此外，富林公司唯一股东是刘清珍，富林公司由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负责控制、管理，吕宇道与富林公司股东是夫妻，但并非富林公司法律上实际控制人，吕玉玲、吕玉辉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吕宇道实际控制富林公司。四、富林公司转型升级相关文件与富林公司股东资格认定没有任何关系。富林公司成立时原设备已经全部淘汰，上述新车间、富林厂与富林公司都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原审第三人吕宇道的答辩意见与富林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吕玉玲、吕玉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吕玉玲、吕玉辉为富林公司的股东，共同享有富林公司共计10%的股权份额。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吕宇道与刘清珍是夫妻关系，与吕玉玲、吕玉辉系兄妹关系。1994年，吕玉玲、吕玉辉进入吕宇道与他人合伙经营的车间工作。后吕宇道与他人分伙，车间设备归吕宇道所有。1996年10月，吕宇道在该车间的基础上成立了富林厂，吕宇道为富林厂的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为10万元，富林厂的企业性质为集体经济企业。后该性质为集体经济企业的富林厂于1998年7月注销。同年9月，富林厂重新登记并领取了私营独资企业的营业执照，注册资金为13万元，登记的名义上的投资人为吕宇群，申报的主要设备和服务设施为发动机马达、衣车60台。2002年3月，富林厂由原来的出资额13万元申请变更为18万元。在此期间，富林厂实际由吕宇道控制和经营，吕玉玲、吕玉辉在前述企业工作至2006年。2011年11月15日，经中山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批准，富林厂以原地不停产形式转型为投资者独资经营的外资企业。2012年1月19日，刘清珍投资设立成立富林公司，企业性质为自然人独资企业，注册资本为70万元美元。2012年12月25日，富林厂被核准注销登记。2015年12月9日，经中山市商务局批准，富林公司增资30万美元，由投资者刘清珍以货币现汇投入，增资后，富林公司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增加至100万美元。吕玉玲持有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载明，吕玉玲以前工资及十分之一吕宇道一次性补贴给吕玉玲10万元，日后不准提及此事，保证人为吕玉玲，证明人是吕宇群，出具时间为2009年12月25日。2017年7月27日的录音中，在吕玉辉、吕玉玲提出“吕宇道承诺我们两个人十分之一的股份”一事，吕宇道回答“当时已经算还了”、富林公司投资人刘清珍陈述“当初我们说的十分之一只不过是那些利润”、“之前的承诺是当时的利润。”诉讼中，吕玉玲、吕玉辉称其对富林公司享有10%股权的依据是，其二人各出资现金3万元投入吕宇道与他人合伙经营的前述车间，吕宇道享有的前述车间50%份额中有10%的份额属于吕玉玲、吕玉辉共同所有，后富林厂成立，基于前述各3万元的出资及吕宇道的承诺，其二人对富林厂享有10%的股权份额，后富林厂转型为富林公司，吕宇道是富林公司的实际股东和实际出资人，占有100%股权，故基于前述车间的出资及对富林厂的份额，吕玉玲、吕玉辉对富林公司享有10%股权。对此，吕宇道及富林公司不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涉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应比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双方在庭审中选择内地法作为解决本案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吕玉玲、吕玉辉主张其是富林公司的股东，应提供证据证明富林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等载明股东信息的材料对其股东身份有相应的记载，或证明其实际以股东身份行使过股东权利，或其有出资设立富林公司的意思表示，但吕玉玲、吕玉辉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吕玉玲、吕玉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法律后果。至于吕玉玲、吕玉辉主张其基于对吕宇道车间的出资及吕宇道在经营富林厂期间的承诺从而对富林公司享有股东身份及股权的意见，首先，吕玉玲、吕玉辉未提供出资凭证，录音也是在吕宇道、刘清珍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录，双方对“十分之一股份”是富林厂的股权还是富林厂利润的10%存在争议，故录音不能证明其二人对吕宇道经营的车间有出资及其二人享有富林厂10%股权；其次，吕玉玲、吕玉辉提供的承诺书是吕玉玲个人所作承诺、吕玉群的证明及吕玉辉与其大姐的录音资料均为间接证据，不具有单独的证明效力，无法证明其二人对富林厂有10%股权；最后，富林公司虽是富林厂原地不停产转型成立，但其为刘清珍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吕宇道对富林公司不享有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即使吕宇道的承诺真实，也只是吕玉玲、吕玉辉与吕宇道之间的约定，而不能就此约束作为独立法人的富林公司。综上，吕玉玲、吕玉辉要求确认其系富林公司股东身份及享有10%股权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吕玉玲、吕玉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0元，由吕玉玲、吕玉辉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涉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鉴于双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吕玉玲、吕玉辉是否为富林公司的股东并享有富林公司10%的股权份额。首先，富林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等载明股东信息的材料均未记载吕玉玲、吕玉辉的股东身份，吕玉玲、吕玉辉至今不能提供其出资富林公司的相关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吕玉玲、吕玉辉虽主张其基于对吕宇道与案外人合伙体（刘某新车间）的出资取得了富林公司股权，但富林公司是刘清珍投资设立的自然人独资企业，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吕玉玲、吕玉辉对刘某新车间进行出资不能产生对富林公司出资的法律效力。再次，吕玉玲、吕玉辉虽主张吕宇道口头承诺给其富林公司10%的股份，但双方对录音中“十分之一股份”是富林厂的股权还是富林厂利润的10%存在争议，且作为刘某新车间合伙人的吕宇道对富林公司并不享有股东权利，即使吕宇道存在给付股份的口头承诺，也不能视为富林公司的承诺并就此约束作为独立法人的富林公司。综上，吕玉玲、吕玉辉主张其系富林公司出资人的诉讼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吕玉玲、吕玉辉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00元（上诉人吕玉玲、吕玉辉已预交），由上诉人吕玉玲、吕玉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军审判员 胡怡静审判员 卢俊廷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周芷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