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民终1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无为支行，住所地安徽省无为县二坝路2号府苑小区综合楼。 负责人：沈笑阳，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后博，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茅红星，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源，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无为县龙庵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后力，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原审被告：安徽华星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无为县高沟镇高沟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曹中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刁操全，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友，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后力，男，1967年6月9日出生，汉族。 原审被告：李缨子，女，196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县。 上诉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无为支行（以下简称徽行无为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后博及原审被告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淮电缆公司）、安徽华星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电缆公司）、后力、李缨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的（2019）皖02民初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徽行无为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敏、刘浩，被上诉人后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茅红星、周天源，原审被告华星电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刁操全、王文友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江淮电缆公司、后力、李缨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徽行无为支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江淮电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徽行无为支行实现债权费用30万元；2、后博在3000万元范围内向徽行无为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上诉费用由后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后博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1、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南师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6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南师大（2019）第618号鉴定意见书]，意见为后博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2.1条中“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2013.1.52020.1.25”形成时间晚于2018年9月28日，且后博自认该份合同落款处签名为其本人书写，故后博签署的第二条为空白内容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最高额保证中双方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人可以随时书面通知债权人终止保证合同，但保证人对于通知到债权人前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即便如原审法院认定后博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条未约定，因后博至今未以书面形式要求终止保证责任，其理应对徽行无为支行主张的主债权承担保证责任。3、相关司法判例对于签署空白合同的法律效果，均不是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而是认为：“行为人未尽到审慎的签约义务，视为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并愿意承担空白合同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保证人签署空白条款的保证合同，往往具有放任或授权银行补填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徽行无为支行在后博签署的空白《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对包括保证期间在内的合同条款内容进行补充填写，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后博应当对涉案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原审判决对后博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不予采纳，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仅在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且拒不说明理由或理由不成立的情况下，才能对证据作出不予采纳的处理。徽行无为支行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原审法院也同意对该份证据进行鉴定，却又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纠正。三、本案事实复杂，争议较大，诉讼标的额达3000余万元，且一审程序就耗费大半年时间，期间还涉及第三方鉴定、多次协调鉴定比对样本，原审法院酌定的徽行无为支行实现债权费用畸低。 后博辩称：一、徽行无为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在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不仅存在严重违规，且在诉讼之前篡改伪造证据，恶意扩大后博保证期限，严重扰乱诉讼，应当进行法律制裁。徽行无为支行起诉时称《最高额保证合同》第2.1条是签约时所填写，在鉴定意见出来后才承认是事后擅自添加，其补填行为对后博不具有法律效力。首先，金融机构与客户往来，要遵循诚信原则。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徽行无为支行提供的格式文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条“商业银行与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及《贷款通则》第二十九条“保证贷款应当由保证人与贷款人签订保证合同，或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载明与贷款人协商一致的保证条款，加盖保证人的法人公章，并由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姓名”的规定，徽行无为支行应秉承诚信原则，按照实际发生的贷款信息，完整填写保证合同文本，不应存在空白合同的违规行为。其次，2013年1月25日后博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仅限江淮电缆公司2013年-2014年度3000万元贷款，并不涵盖2017年11月1日、11月2日两笔3000万元贷款。徽行无为支行在每笔贷款前均形成贷款及担保方案，且进行内部审核，向保证人进行核保，并重新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本案2017年两笔贷款，不论从徽商银行确定的贷款及担保方案，还是徽行无为支行根据方案所进行的核保、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可以证实后博对该贷款未提供担保，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第三，徽行无为支行辩称空白合同是对权利的放弃，或是无限授权，明显违反银行业务规范且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江淮电缆公司贷款情况，徽行无为支行就每笔贷款均与江淮电缆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其他保证人后力、李缨子、华星电缆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并对保证人每次均单独进行核保。因此，2013年1月25日后博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对应的主合同应当是1年期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而不可能是7年期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即便后博签订空白合同存在授权行为，也仅限于与同期贷款相对应贷款1年期限，而不可能是无限授权。如允许无限制填写保证期限，既不符合贷款规范、也背离基本诚信、常理。此外，徽行无为支行所提到相关判决，与本案没有对比和适用性。鉴于徽行无为支行在《最高额保证合同》填写的内容并非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行为，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定，符合证据规则，并无不当。二、本案2017年两笔贷款用途是“借新还旧”，而2013年-2017年11月期间贷款是采购材料款，前期贷款与2017年贷款用途完全不一样。三、本案律师费过高不应支持。本案因徽行无为支行伪造证据，导致鉴定而造成诉讼时间延长，该行为的发生完全是徽行无为支行自身造成的，故本案律师费应当调低，或驳回其上诉请求。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星电缆公司述称：对徽行无为支行的上诉不发表意见，但华星电缆公司原审中提交的后博承诺书系原件，原审判决认定为复印件不符合事实。 徽行无为支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淮电缆公司归还徽行无为支行借款本金3000万元，利息2913549.88元，自2019年5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罚息（以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6.525‰计算）和复利（以欠付利息为基数，按月利率6.525‰计算），并承担徽行无为支行实现债权费用30万元；2.华星电缆公司、后力、李缨子、后博对前述第一项诉请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江淮电缆公司、华星电缆公司、后力、李缨子、后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日，徽行无为支行与江淮电缆公司签订流借字第11024171101100000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5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1日；同年11月2日，徽行无为支行与江淮电缆公司签订流借字第110241711021000002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5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7年11月2日至2018年11月2日。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约定：借款期限起始日与借款凭证（借据）不一致的，以第一次放款时借款凭证所记载的贷款实际发放日为准，上述借款到期日做相应调整；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利率为年利率，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即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20%，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本合同项下贷款逾期的，徽行无为支行有权自逾期之日起按借款利率上浮50%计收罚息，对未支付的利息（含罚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到期后一次性还本付息；江淮电缆公司应在徽行无为支行处开立贷款发放账户及资金回笼账户【户名：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账号：11×××21】；江淮电缆公司未按约定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的，徽行无为支行有权以法律手段追偿借款本息及采取其他救济措施；徽行无为支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及由此产生的相关税金（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款）均由江淮电缆公司承担或向徽行无为支行进行抵补；无为县高沟工业区为送达地址，作为争议解决机构送达文书的确认地址。2017年11月2日，徽行无为支行依据江淮电缆公司的申请分两笔将共计3000万元贷款转入江淮电缆公司指定账户，该两笔贷款借款期限内的正常利率为月利率4.35‰，逾期利率为月利率6.525‰。 2017年11月1日，徽行无为支行与后力签订201711010000018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与李缨子签订201711010000018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与华星电缆公司签订201711010000018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均约定：所担保的主合同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30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合同为徽行无为支行与江淮电缆公司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1日期间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等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充；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以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债务人江淮电缆公司应向徽行无为支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徽行无为支行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公告费等）。此外，后力、李缨子在前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均确认无为县高沟工业区为送达地址，作为争议解决机构送达文书的确认地址。 案涉借款到期后，江淮电缆公司未能及时还本付息，2018年11月2日、12月21日，徽行无为支行在江淮电缆公司的贷款发放账户及资金回笼账户【户名：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账号：11×××21】中自动扣款19998.45元及1.51元。截至2019年5月15日，江淮电缆公司尚欠徽行无为支行借款本金3000万元，利息（包含利息、罚息和复利）2913549.88元。 为实现本案债权，2019年5月25日徽行无为支行与安徽仝人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合同》，约定本案律师服务费30万元，2019年12月2日安徽仝人律师事务所向徽行无为支行开具4张共计30万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10月29日，江淮电缆公司与徽行无为支行签订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3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0月29日至2014年10月29日，该笔贷款江淮电缆公司已经还清。由徽行无为支行保存的案涉两笔共计3000万元贷款的内部审核材料中，可见保证人李缨子、后力以及华星电缆公司签字确认的徽商银行对公授信业务核保书。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即徽行无为支行提交的后博2013年1月25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后博认为该合同第2.1条“本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乙方与债务人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自2013年1月25日至2020年1月25日期间”系徽行无为支行非法篡改伪造的，并对其字迹形成时间申请鉴定。原审法院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作出南师大［2019］第6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检材《最高额保证合同》条款第2.1条中“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2013.1.252020.1.25”黑色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晚于署期为“2018年9月28日”《保证合同》中黑色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根据前述鉴定意见的结论，2013012511024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2013年1月25日2020年1月25日”的手写字迹是2018年9月份以后形成的，且徽行无为支行在诉讼中也自认2018年以后补填了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担保期限。一方面，徽行无为支行无证据证明后博于2013年签署空白《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授权徽行无为支行任意填写所担保债权的形成期间；另一方面，即便后博于2013年签署了空白《最高额保证合同》，但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徽行无为支行基于公平原则也应及时填写所担保债权的形成期间，以便作为相对人的后博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尽早确定，而不是可基于自身诉讼或其他主张权利形式的需要，在几年之后或者在以后的任意时间里随意填写最高额保证担保债权的形成期间，这会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的极大不平衡；此外，在徽行无为支行有关案涉贷款的内部审核材料中未见要求后博承担保证责任的相关内容。综上，原审法院对徽行无为支行提交的2013012511024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不予采纳。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2017110100000181号、2017110100000184号、201711010000018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第一，徽行无为支行依约向江淮电缆公司发放了贷款，江淮电缆公司未按约还款，依法应承担还本付息及其他违约责任。双方关于利息、罚息、复利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徽行无为支行要求江淮电缆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徽行无为支行诉请主张实现债权的费用，有合同依据，予以支持，但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金额大小、案情复杂程度、当地经济水平以及诉讼代理人履行代理职责的情形等，徽行无为支行主张30万元过高，酌情调整为12万元。 第二，案涉贷款发生于2017110100000181号、201711010000018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债权形成期间内，后力、李缨子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分别为上述贷款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以及实现债权费用在3000万元范围内向徽行无为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第三，华星电缆公司主张与徽行无为支行签订201711010000018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违反其真实意思，华星电缆公司是基于江淮电缆公司的承诺及无为县人民政府的具函行为才签订了保证合同，现江淮电缆公司及无为县人民政府未兑现向华星电缆公司的承诺，华星电缆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江淮电缆公司、无为县人民政府是否履行相关承诺同华星电缆公司与徽行无为支行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华星电缆公司无证据证明前述保证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须以江淮电缆公司及无为县人民政府履行相关承诺为条件。关于徽行无为支行在贷款审核及发放的过程中是否履行了相关审查核实义务。一方面，华星电缆公司无证据证明徽行无为支行未尽到相关的审查核实义务，另一方面，前述审查核实义务的履行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此外，华星电缆公司要求后博就案涉债务承担最重担保责任，以及主张己方应当承担一般保证责任的主张，无合同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此，华星电缆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为上述贷款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以及实现债权费用在3000万元范围内向徽行无为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 第四，因2013012511024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担保债权的形成期间无法确定系后博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徽行无为支行要求后博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江淮电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徽行无为支行贷款本金3000万元，利息2913549.88元，并自2019年5月16日起以借款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6.525‰支付罚息至实际给付之日，自2019年5月16日起就所欠利息、罚息按照月利率6.525‰支付复利至实际给付之日；二、江淮电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徽行无为支行实现债权费用12万元；三、华星电缆公司、后力、李缨子就江淮电缆公司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分别在3000万元的范围内向徽行无为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徽行无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7868元，由江淮电缆公司、徽行无为支行、后力、李缨子共同负担。 二审中，徽行无为支行提交了下列证据：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流借字第110241310291000001）、《徽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支付委托书》、银行凭证；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流借字第110241410241000001）、《徽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支付委托书》、转账支票；3.《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流借字第110241511021000001）、《徽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支付委托书》、转账支票、进账单；4.《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流借字第110241611031000001）、《徽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支付委托书》、转账支票；5.工商登记信息。证明2013年10月至2017年11月，徽行无为支行系基于同一笔金额的贷款通过循环放贷的方式贷给江淮电缆公司，贷款实际均为后博控制的安徽省无为县高新电线电缆材料有限公司使用，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徽行无为支行从未放弃后博作为上述贷款最高额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后博质证意见：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达不到其证明目的，首先，从徽行无为支行与江淮电缆公司2013-2017年所办理的贷款业务资料来看，每笔贷款均已确定保证人的名单及担保方案，而2014到2017年贷款内审资料中仅要求华星电缆公司、后力、李缨子提供担保，并没有要求后博提供担保，更加印证后博仅对2013年贷款提供担保。其次，2013年至2017年的贷款不是循环放贷，而是一年期的短期贷款。最后，本案2017年贷款用途与上述贷款不一致，并不是循环放贷形成。华星电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各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本案贷款是归还小微企业续贷过桥资金，而上述贷款是采购原材料，贷款用途并不一致，且资金流向与保证也无必然联系，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后博于2013年1月25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系江淮电缆公司的股东，且该合同第五条约定了保证期间。2013年10月至2017年11月，徽行无为支行先后向江淮电缆公司发放5笔3000万元贷款，每笔贷款内部审核资料均反映由华星电缆公司及江淮电缆公司股东后力、李缨子提供担保，徽行无为支行均进行了相应核保，并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形成期间均为一年。徽行无为支行开始未起诉后博，后以遗漏保证人为由追加后博为被告，并要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后博对案涉债务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原审判决支持徽行无为支行12万元债权实现费用是否适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2013年1月25日，后博与徽行无为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2.1条约定“本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乙方与债务人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自2013年1月25日至2020年1月25日期间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贸易融资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出具保函协议书及/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2013.1.252020.1.25”系徽行无为支行在本案诉讼前补填。徽行无为支行认为后博签署的空白合同构成无限授权，徽行无为支行补记行为对后博具有法律效力，案涉2017年贷款应为该合同担保范围，而后博认为其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仅是对江淮电缆公司2013年贷款提供担保，因此，后博对案涉债务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键在于徽行无为支行补记行为对后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后博签订空白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徽行无为支行构成授权补记，但徽行无为支行起诉前补记7年期债权确定期间对后博不具有法律效力。首先，合同是平等主体就双方的权利义务达成的合意，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诚信原则，合理确定并行使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后博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债权确定期间虽为空白，构成对徽行无为支行授权补记的法律效果，但徽行无为支行也应当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条“商业银行与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及时合理的补记双方的合意，而非在多年以后本案诉讼前根据自身需要任意补记，否则会导致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至于本院（2019）皖民终206号等案件与本案情形不同，徽行无为支行据此主张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其次，徽行无为支行向江淮电缆公司发放的5笔贷款中，每次均要求华星电缆公司及江淮电缆公司股东后力、李缨子提供担保，并分别签订债权确定期间为1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后博在2013年1月25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系江淮电缆公司股东，根据江淮电缆公司案涉贷款签约情形，后博担保的主债权确定期间也应为1年。第三，从徽行无为支行案涉贷款内部审核材料来看，本案贷款仅有华星电缆公司及江淮电缆公司的股东后力、李缨子提供担保，并没有后博提供担保的相关内容。徽行无为支行作为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信息资料应当保管全面完整，其称上下级银行风控不同，导致内部审核资料没有后博信息，不符合常理。最后，徽行无为支行一开始未起诉后博，说明后博并不是本案贷款的保证人。假如徽行无为支行所言其一直未放弃后博提供担保，在江淮电缆公司贷款逾期准备提起诉讼时，徽行无为支行理应知晓本案贷款所有保证人，并与上级分行及时充分沟通，其称因上下级银行未能及时有效沟通导致遗漏保证人后博，亦令人难以信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结合上述分析，难以确信后博是对2013年1月25日至2020年1月25日期间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原审判决认定无法确定徽行无为支行补记内容系后博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对该份证据未予采纳，并无不当。《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条是关于最高额保证债权确定期间的约定，而非保证期间的约定，且该合同第五条亦明确约定了保证期间，故徽行无为支行以双方未约定保证期间为由，主张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且司法鉴定亦因徽行无为支行无效的补记行为产生，故原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定江淮电缆公司支付徽行无为支行实现债权费用12万元，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徽行无为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3300元，由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无为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听波 审判员  洪 平 审判员  卢玉和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孙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