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47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孟繁柱，男，196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剑，四川元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怡森，男，196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懿真，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颖迪，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成都亿万通达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新津县新材料产业功能区新材24路。 法定代表人：孟繁柱，董事长。 上诉人孟繁柱因与被上诉人苏怡森以及原审第三人成都亿万通达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万通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新津县人民法院（2019）川0132民初1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孟繁柱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苏怡森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苏怡森以孟繁柱未将股权变更登记至苏怡森名下、苏怡森未收到孟繁柱发送的财务报表、未被允许参与公司经营，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但亿万通达公司系股份公司，股东变更并不属于登记事项，无需进行变更登记。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亿万通达公司董事孟某就公司情况进行交流和磋商，并将2015年-2019年全部财务会计报告、经营计划、融资方案等资料发送给苏怡森审查，苏怡森一直以股东身份与亿万通达公司联系。同时，亿万通达公司向苏怡森提供财务报表系亿万通达公司的法定义务，并非孟繁柱的义务。2.一审法院以2017年3月15日亿万通达公司召开股东会时，未将苏怡森作为股东为由，认定孟繁柱未将股权转让给苏怡森，认定错误。《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孟繁柱收到苏怡森股权转让款三十个工作日后，向工商等相关行政部门分两次办理20%的股权转让变更手续。苏怡森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为2017年2月15日，故孟繁柱应当在2017年3月29日后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苏怡森最早在2017年3月30日成为公司股东，故2017年3月15日召开股东会时，苏怡森不能成为公司股东。3.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苏怡森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以孟繁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苏怡森成为亿万通达公司股东为由，认定苏怡森成为亿万通达公司股东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举证责任分配错误。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亿万通达公司董事孟某一直与苏怡森保持联系，孟繁柱、亿万通达公司未否认苏怡森的股东资格，股东名册已记载苏怡森为股东，不存在苏怡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5.孟繁柱将股权转让情况告知了亿万通达公司，并将苏怡森记载入股东名册，应视为完成股权转让义务。如苏怡森认为其作为股东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等股东权益未得到满足，应当向亿万通达公司主张权利，但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6.苏怡森在亿万通达公司发展不如预期时，萌生退意，企图通过诉讼达到规避投资风险的目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 苏怡森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苏怡森至始至终不是亿万通达公司股东，孟繁柱的行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导致苏怡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一审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由充分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 亿万通达公司未陈述意见。 苏怡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苏怡森与孟繁柱于2017年2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孟繁柱向苏怡森返还股权转让款30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8日，宋亚琼、胥曦、孟繁柱作为发起人成立亿万通达公司，该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孟繁柱。孟繁柱占比60%，胥曦占比16%，宋亚琼占比24%。2017年2月16日，孟繁柱（出让方）与苏怡森（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孟繁柱将其20%股权转让给苏怡森，出让价款为3000000元。协议约定：出让方在收到受让方的股权转让款后应在三十个工作日后向工商等相关行政部门分两次办理20%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受让方享有亿万通达公司注册股本20%权利及相应话语权。出让方将股权20%转让给受让方后，出让方仍持有该公司40%的股权。股权转让后，出让方应每月向受让方通报相关经营情况，并在月底发送当月财务报表及合同订单等文件。2017年2月15日，孟繁柱向苏怡森出具《收条》，载明已收到苏怡森支付的20%股权转让款，合计3000000元。2017年3月15日，亿万通达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内容为：“会议参加人员：股东孟繁柱和胥曦，董事会于会议召开前2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股东到会参加，应到股东3人，实到股东2人，代表公司76%股份”。此次股东会议内容为改选公司董事会以及监事会。 一审庭审中，孟繁柱提交一份2017年3月15日加盖亿万通达公司印章和孟繁柱本人签字的《章程修正案》，该修正案第24条载明：“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无需通过股东会议。股东名册是记载股东身份的证明”。孟繁柱另提交一份加盖亿万通达公司印章的股东名册，该名册载明：“苏怡森（新股东）认缴期限2035年11月11日前，认缴出资额200万元，股份比例20%”。苏怡森对孟繁柱提交的前述章程修正案及股东名册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准予并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后因双方均无法提供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要求的“与检材时间及怀疑时间段同墨水、同纸张、同保存环境的材料原件至少1-2份”比对材料，故鉴定终止。 一审另查明，亿万通达公司未提交2017年3月15日以后召开股东会议的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孟繁柱作为亿万通达公司的股东与苏怡森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双方对约定孟繁柱在收到苏怡森的股权转让款后应在三十个工作日后向工商等相关行政部门分两次办理20%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理解有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依据、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思是苏怡森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取得股东资格，成为公司股东；虽然双方有向工商等相关行政部门分两次办理20%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约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未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和股东变更作出必须向工商等相关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强制性规定，故孟繁柱客观上不能向工商等相关行政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但孟繁柱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的真实意思，在收到苏怡森股权转让款后及时完成苏怡森成为亿万通达公司股东的有效证明。一审庭审中，孟繁柱虽提交了《章程修正案》及股东名册，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从2017年3月15日亿万通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记录内容看，参加该次股东会决议的股东为孟繁柱和胥曦，应到股东3人，实到股东2人，代表公司76%股份以及孟繁柱仍然占股60%的事实表明，亿万通达公司并未将苏怡森作为公司股东，孟繁柱亦未从实质上将股权转让给苏怡森。而孟繁柱以及亿万通达公司也未提交已修改公司章程第24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无需通过股东会议。股东名册是记载股东身份的证明”的股东会决议。孟繁柱提交的《章程修正案》与该股东会决议内容不相符，一审法院对孟繁柱提交的《章程修正案》及股东名册依法不予采信。双方签订协议至今，虽然亿万通达公司向苏怡森发送过公司财务报表，但孟繁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苏怡森已成为亿万通达公司股东，苏怡森欲通过《股权转让协议》成为亿万通达公司股东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苏怡森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由孟繁柱返还30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合同解除时间为本判决作出之日即2019年12月26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1.苏怡森与孟繁柱于2017年2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12月26日解除；2.孟繁柱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苏怡森返还股权转让款3000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400元，由孟繁柱负担。 二审中，孟繁柱提交了以下证据：召开股东大会通知，EMS邮单、快递查询单、关于《通知》复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单，拟证明亿万通达公司将苏怡森列为公司股东。苏怡质证认为，对召开股东大会通知，EMS邮单、快递查询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关于《通知》复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单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达到孟繁柱的证明目的。苏怡森提交了以下证据：2017年9月17日股东会决议、股东会紧急会议通知、股东会会议出席人员签到册、股东会议纪要，拟证明亿万通达公司于2017年9月17日召开股东会时，并未通知苏怡森参加，不承认苏怡森的股东身份，苏怡森未享有任何股东权利，不是亿万通达公司的股东。孟繁柱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该文件系亿万通达公司形成，并非孟繁柱形成，不能达到苏怡森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对孟繁柱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进行综合评判。（二）对苏怡森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7年3月15日《章程修正案》载明股东姓名为：孟繁柱、胥曦、宋亚琼、苏怡森。 2017年9月17日，亿万通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出席股东会人员名单签字的为：孟繁柱、胥曦、宋亚琼。股东会议纪要以及股东会决议载明，应到股东3人，实际到会股东3人，代表全体股东100%股权。 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2日进行庭前会议，在该庭前会议中，孟繁柱陈述亿万通达公司2017年9月股东会通知过苏怡森，但苏怡森没有参加。 二审中，孟繁柱陈述《章程修正案》《股东名册》系在2017年3月形成，形成《章程修正案》时未召开股东会，《股东名册》未经其他股东认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亿万通达公司2019年报于2020年4月上传。 本院认为，孟繁柱主张苏怡森已成为亿万通达公司股东，并提交了2017年3月15日《章程修正案》及《股东名册》。对《章程修正案》和《股东名册》，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虽然《章程修正案》《股东名册》上载明苏怡森为亿万通达公司股东，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就2017年3月15日《章程修正案》，并未召开股东大会，该《章程修正案》并非真实形成，不具有法律效力，同时《章程修正案》也未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不具有公示效力。其次，一审中，孟繁柱申请证人孟某出庭，孟某陈述苏怡森于2017年3月16日正式成为公司股东。孟繁柱在上诉状中陈述，根据苏怡森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苏怡森最早在2017年3月30日成为公司股东。二审中，孟繁柱陈述《股东名册》于2017年3月形成，已将苏怡森列为公司股东，但对于《股东名册》的形成时间表示不清楚。孟繁柱的上述陈述与其申请的证人孟某的陈述，明显相互矛盾，且无证据支持，不应采信。最后，一审审理中，孟繁柱陈述亿万通达公司2017年9月股东会通知过苏怡森，苏怡森没有参加，但并无证据证明就该次股东会通知过苏怡森。同时，2017年9月17日股东会决议、股东会会议出席人员签到册中，并无将苏怡森列为亿万通达公司股东的内容。2017年9月17日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亦印证《股东名册》并非2017年3月形成。苏怡森主张该《股东名册》系其提起本案诉讼后，孟繁柱等为应付本案诉讼而制作，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孟繁柱举示的证据以及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孟繁柱举示的证据以及陈述，本院均不予采信。因此，孟繁柱依据《章程修正案》《股东名册》，主张苏怡森已成为亿万通达公司股东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同时，《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孟繁柱应每月向苏怡森通报相关经营情况，并在月底发送当月财务报表及合同订单等文件。本案中，孟某向苏怡森发送亿万通达公司部分财务报告等文件，不能证明系苏怡森行使其股东权利，亦不能证明亿万通达公司认可苏怡森股东身份。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孟繁柱在收到苏怡森股权转让款后三十个工作日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未约定办理股权登记的具体时间，但孟繁柱亦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将苏怡森登记为亿万通达公司股东。至苏怡森于2019年5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孟繁柱未将苏怡森登记为亿万通达公司股东，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苏怡森实际具有亿万通达公司股东身份，享有股东权利。故苏怡森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孟繁柱返还其股权转让款300万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另外，苏怡森已于2019年5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行使解除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孟繁柱、亿万通达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向苏怡森发送参加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及在亿万通达公司2020年4月形成的年报中，将苏怡森列为亿万通达公司股东，均不能阻碍苏怡森行使解除权。 综上所述，孟繁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孟繁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兵 审判员 罗晓都 审判员 赵云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杨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