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8990号原告：张岩，男,1983年11月I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屈蕊（原告之妻）,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明玉，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紫韵盛世（北京）国际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西街20号5-6层606。法定代表人：陈月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裕昆，男，该公司市场部经理。原告张岩与被告紫韵盛世（北京）国际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屈蕊、于明玉，被告紫韵盛世（北京）国际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裕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自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8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7月15日至2019年8月2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67653.76元。3、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652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29日工资5000元。5、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I5日至2018年11月30日工资818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6月15日入职被告单位，担任销售总监岗位，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在职期间单位未足额发放本人工资，未为本人缴纳社会保险，也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约定与本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仲裁阶段我方提交了银行流水记录,该银行流水显示被告每月向原告发放工资，银行摘要备注显示为工资。仲裁裁决忽视本项证据的证明目的，裁判理由没有采信我方提交的该项重要证据，且对未予采信做出合理解释说明,故原告认为仲裁裁决书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紫韵盛世（北京）国际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原、被告之间只存在一定程度的经营项目合作关系，双方均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不存在隶属关系及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劳动关系。双方仅存在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为目的的合作经营关系。双方不存在原告所述按月按业绩发放工资的事实，所有转账行为仅能够体现出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双方约定按销售金额的22%提取提成，提成在扣减税金、员工工资、保险后进行平分得出每人应得金额等微信记录均可证明双方之间并非劳动关系。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无社保缴纳记录，被告也未以任何的工资形式向原告支付过劳动用工费用。原告所称其担任公司销售总监一职，实质是基于原、被告系合作经营的关系，属于基于合作关系而产生的联系和诞生的义务。原告尽管以销售总监的名义参与销售管理，本质上是作为一名合作方应尽的义务，而非为被告付出的劳务，其获得的报酬与其个人提供劳务的多少无关，故其并非法律规范中严格意义的经理职务。原告本人无工作证件、工牌、无考勤记录，其工作时间与工作形式均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原告在明知需要给店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下，仍自行在东城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缴纳，并在工作期间未向被告提出过缴纳社会保险的要求，更加印证原告属于明知状态，知悉双方之间实为合作关系，不具备劳动合同的法律特征和构成要件，故原告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自述其于2018年6月15日入职被告公司，担任销售总监，负责公司店铺日常销售管理、员工招聘及培训，与总公司、商场沟通等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按销售提成扣除员工工资及日常费用，剩余部分提成50%，每月25日发放上月工资。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一直自行缴纳。2019年9月6日，原告以被告未缴纳社会保险及未足额发放工资为由提出离职。原告为证实上述主张提供了华夏银行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8月的27日的流水明细、工商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收入纳税明细查询记录，银行流水显示被告为原告发放工资，纳税扣缴义务人为被告，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在2019年6月、7月、8月、10月未发放任何工资，2019年11月未足额发放工资。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银行转账记录记载为工资并不能说明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收入纳税明细显示扣缴义务人为被告，只是公司会计将纳税的项目列为工资薪金，双方应为合作关系，原告实际是按分成纳税。原告另出示证人证言两份及工资账户银行流水明细，证明证人鞠某、常某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未为证人缴纳社会保险。被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关于解除劳动合同一节，原告就此出示邮件交寄单、签收记录。被告称未收到过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被告为主张双方为合作关系，共同分摊办公费用、员工工资、税费等费用，就此出示了陈裕昆与秦丽华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原告与陈裕昆的聊天记录。原告对陈裕昆与秦丽华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予认可，对其本人与陈裕昆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根据原告与陈裕昆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2019年2月2日陈裕昆语音陈述“那个账我给你打过去了，我给你打7000多，然后给你点儿，扣除了一个，就是留了一个2万，咱们下月开工资。到时候把咱们这几个月的明细，我给你发过去。随后陈裕昆向原告发放了2018年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分成明细。根据原告提交的华夏银行流水显示，被告于2019年2月2日向原告转账（明细摘要列为工资）13645.90元。3月19日，陈裕昆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为“发了你30027.35,其中扣个人所得税900.82元，应得29126.53还留了你20000元。”随后陈裕昆向原告发送2019年1月份明细分成，根据明细记载，2019年1月销售金额645573元，提成比例22%，提成金额142026.06元，税金9799.80元、快递费用1700.24元、员工工资65462.81元、保险5008.51元，总应得60054.70元，每人应得30027.35元。根据原告提交的华夏银行流水显示，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向原告转账29126.53元。2019年4月16日，陈裕昆向原告发送2月份明细分成，明细表记载，2019年2月扣除提成金额、税费、快递费、员工工资、保险后，每人所得5454.39元。张岩1月份存有2万余额，4月19日支付张岩25454.39元。根据原告提交的华夏银行流水显示，被告于2019年4月19日向原告转账25454.39元。2019年4月29日，陈裕昆向原告发送3月份明细分成，明细表记载，2019年3月扣除提成金额、税费、快递费、员工工资、保险后，本月分成20003.25元，应交个税3681.40元，实际应发16321.85元。根据原告提交的华夏银行流水显示，被告于2019年4月28日向原告转账16321.85元。2019年5月27日，陈裕昆向原告发送2019年4月明细分成，扣除税费、快递费、员工工资、保险后，被告于2019年5月27日向原告转账6080.61元。2019年6月26日，陈裕昆向原告发送2019年5月份明细分成，明细表记载扣除税费、快递费、员工工资、保险后，张岩本月分成为5678.01元，个税67.8元，实发5610.21元。被告于2019年6月26日向原告转账5610.21元。2019年6月30日，陈裕昆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为“这是平摊的办公费用（2019-1月15日-5月份），另外5月份给员工保险补助的钱，共平摊1884元。随后陈裕昆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1884元。2019年7月29日，陈裕昆向原告发送2019年6月份明细分成，明细表记载扣除税费、快递费、员工工资、保险后，张岩实际应得4748.19元，被告于2019年7月29日向原告转账4748.34元。2019年7月30日，原告向陈裕昆发送微信，以上费用共263元，新中关店的蓉蓉、月月、君太的刘婷、陈伟、美娜五人的保险补助2500元，共计2763元，应该给我1381元。”次日，陈裕昆向原告微信转账1381元。2019年8月27日，陈裕昆向原告发送2019年7月份明细分成，扣除税费、快递费、员工工资、保险后，张岩实际应得3429.62元。被告于2019年8月27日向原告转账3617.46元。关于原告出示的2018年11月3日陈裕昆向原告转账34854.91元的工商银行转账记录，原告在诉讼中主张为2018年9月份工资，但其在仲裁阶段主张为2018年6、7、8月的工资。根据被告提供的微信记录记载，陈裕昆于2018年11月29日给原告发送了9月10月明细分成，明细分成记载，9月份提成金额扣除税金、快递费用、员工工资、保险后，每人应得5749.16元。原告回复称：“陈哥，您算的数是11498.31元，我应该给您5749.16元，您算亏了”我算的数是12087.07元，我应该给您转6043.50元。”“这里边有一个588.76元的快递费，应该咱俩也平分。”2018年12月3日，原告微信陈裕昆称“我欠您6044元肖静工资5943元”“如果财务确定没给人家转，我就直接把5943元给人转过去，然后再给您转101，咱俩这样就扯平了。”陈裕昆回复：“会计没发，那你就给她发吧，我手里也没什么现金了。”随后，原告向陈裕昆微信转账101元。关于2019年1月2日陈裕昆向原告微信转账1816元。原告主张为2018年11月份工资。根据双方的微信记录，2019年1月2日，原告给陈裕昆发微信称“第二个事，就是咱那工资35000多那个。那个巧巧，那816,我已经给她垫付了，所以就是在咱俩分的那里边816扣了，这是第二个事儿。第三个事儿就是那四个员工，那个500块钱保险补助2000,我也给他们都转了。等于你再给我转一个1816,你算算是不是这么回事。”随后，陈裕昆向原告微信转账1816元。原告主张被告在2018年6月、7月、8月、10月未发放工资，11月未足额发放工资。关于2019年8月的工资，原告主张为按提成标准预估。另查，原告于2019年9月向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申请仲裁，请求:1、确认双方自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8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18年7月15日至2019年8月2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67653.76元。3、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652元。4、支付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29日工资5000元。2019年11月27日，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5400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主要从以下三点因素进行考量：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工作的组成部分。具体到本案而言，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及收入纳税明细虽记载被告为原告发放的收入为工资，但根据原告与陈裕昆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双方每月均先就本月销售金额及税收、员工工资等成本支出进行报账及核算，核对无误后，被告据此对原告进行相应支付转账。根据每月分成明细显示，原告的收入构成为按店铺销售金额的22%提取提成，提成扣除税金、快递费用、员工工资、保险等成本支出后与陈裕昆平分。从双方的账目往来看，原告存在经常性给员工转账保险费、工资等情形，并最终将该费用以及税费、快递费、办公费等企业经营成本的费用与陈裕昆平均分摊承担，由此可知原告所获得的报酬仅与店铺的销售金额及成本支出有关，与其个人提供劳动多少无关，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故不能仅依据银行转账明细的摘要及纳税所得项目分类标注为工资而确认双方之间必然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实其遵守被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接受被告的劳动管理的相应证据，故本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双方自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8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7月15日至2019年8月2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67653.76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652元、支付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29日工资5000元及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工资8184元的诉讼请求，因上述请求均系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产生，在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下，其主张上述请求缺乏依据，本院对原告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张岩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辉审 判 员  肖志勇审 判 员  刘洪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马 佳书 记 员  赵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