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954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德强，男，1956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卫红，广西剑化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昌刚，男，198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 原审被告：蔡年强，男，196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 原审第三人：黄德成，男，195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 上诉人黄德强因与被上诉人蔡昌刚、原审被告蔡年强、原审第三人黄德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人民法院（2019）桂0330民初1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德强上诉请求：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人民法院（2019）桂0330民初1353号民事判决；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委托合同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必须基于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委托合同的订立不仅要有委托人的委托意思表示，还应有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而愿意为其办理委托事务的承诺，本案上诉人是否接受了被上诉人的委托是共同代理的核心问题，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卖牛一事不知情，更谈不上接受了被上诉人的委托。二、被上诉人一审并未就其主张进行充分举证，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第三、上诉人将4万元款项交给了被上诉人蔡昌刚的父亲即原审被告蔡年强，应认定为是给付被上诉人的卖牛款项。 被上诉人蔡昌刚辩称，我只要回我的牛钱就可以，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蔡年强述称，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黄德成述称，本案和我没有关系，对一审判决不满意。 蔡昌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被告及第三人给付代原告出售3头牛所得款人民币43357元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及第三人承担。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决二被告及第三人给付代原告出售3头牛所得款人民币43000元给原告，357元为运费不再作为本案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蔡年强系父子关系，被告黄德强与第三人黄德成系兄弟关系。被告黄德强与蔡年强合伙做贩卖肉牛生意，收购牛卖出后的牛款大部分由被告黄德强管理。2017年5月4日，原告委托二被告代为出售原告饲养的3头牛，二被告接受原告委托，将原告所有的3头牛连同二被告收购的8头牛一起出售给广东深圳宝安钟老板，11头牛的总牛款为153382元。原被告对原告委托二被告出售的3头牛的重量确认为1516公斤（3032市斤），每市斤14.3元，共计人民币43357.6元。二被告出售的11头牛的款项均已拿到，但未支付原告委托出售3头牛的牛款。原告在诉讼过程中主张相关运费357元在出售的牛款中支付给二被告，现要求二被告给付的牛款为43000元。原告主张其牛款系打入第三人黄德成的邮政银行账户，被告黄德强主张不是本案所涉及的11头牛款，原告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佐证。被告蔡年强认可于2017年6月11日从被告黄德强妻子邓桂英处拿了4万元款项，该款亦没有给付原告。被告黄德强主张该款系被告蔡年强代原告领取的3头牛的牛款，被告蔡年强主张该款不是代原告领取的牛款，而是其从恭城加会收购的3头牛的牛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原告委托二被告代为销售所饲养的3头牛，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通过双方相互认可，可视为双方对委托事项的约定确认，故原被告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2、二被告是否应向原告转交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即卖牛所得款项43000元？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二被告作为原告的受托人应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委托人原告。二被告尚欠原告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即原告诉请的款项人民币43000元，有原被告确认结算的记账凭证予以证实，系双方的真实意思，且二被告对该款项金额没有异议，现二被告未按约定向原告转交所取得的财产，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向原告承担支付款项人民币43000元的责任。二被告作为合伙人，依法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本案中，没有有效证据证实所涉款项与第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故第三人不需承担给付责任。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黄德强、蔡年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蔡昌刚人民币43000元，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蔡昌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42元，由被告黄德强、蔡年强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2017年5月4日，原告委托二被告代为出售原告饲养的3头牛，二被告接受原告委托，将原告所有的3头牛连同二被告收购的8头牛一起出售给广东深圳宝安钟老板”，上诉人认为其没有接受委托；及“被告蔡年强主张该款不是代原告领取的牛款，而是其从恭城加会收购的3头牛的牛款”上诉人认为蔡年强没有证据证实其从恭城加会收购的3头牛。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蔡昌刚提交的唯一一份证据就是销售清单复印件只能证实11头牛的总款为153382元，该单记载“其中有3头牛是小狗仔”（小狗仔为蔡年强的花名），一审查明的“2017年5月4日，原告委托二被告代为出售原告饲养的3头牛，二被告接受原告委托，”有误，本院认定：原审被告蔡年强接受了被上诉人蔡昌刚的委托。本院另查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蔡年强合伙做贩卖肉牛生意，蔡年强没有证据证实其从恭城加会收购了3头牛。 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黄德强与被上诉人蔡昌刚的委托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从本案现有证据表明，销售清单复印件只能证实11头牛的总款为153382元，该单记载“其中有3头牛是小狗仔”（小狗仔为蔡年强的花名），在此情形下，上诉人无法判断该3头牛是被上诉人蔡昌刚还是原审被告蔡年强的，在上诉人否定其接受了被上诉人蔡昌刚委托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黄德强与被上诉人蔡昌刚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没有事实依据。其二、双方均认可，上诉人黄德强已将4万元卖牛款给了被上诉人的父亲即原审被告蔡年强，对于这4万元卖牛款的性质问题，黄德强主张该款系蔡年强代蔡昌刚领取的3头牛的牛款，而蔡年强称该款不是代蔡昌刚领取的牛款，而是其从恭城加会收购的3头牛的牛款。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德强与原审被告蔡年强合伙做贩卖肉牛生意，除蔡昌刚委托蔡年强卖的三头牛外，双方合伙收购了八头牛，他们合伙之间如何收购，贩卖系双方合伙关系，本案中，蔡年强没有证据证实其从恭城加会收购了3头牛，因此，黄德强已给付的4万元卖牛款，应视为蔡年强代蔡昌刚领取的3头牛的牛款，至于蔡年强称该款不是代蔡昌刚领取的牛款，而是其从恭城加会收购的3头牛的牛款。蔡年强可以合伙纠纷另案向黄德强主张权利。本案，被上诉人蔡昌刚与原审被告蔡年强的委托关系成立，且蔡年强也代蔡昌刚领取了3头牛的牛款，故一审判决蔡年强支付蔡昌刚人民币43000元，是正确的，对此，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黄德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人民法院（2019）桂0330民初13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黄德强、蔡年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蔡昌刚人民币43000元，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为：蔡年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蔡昌刚人民币43000元； 二、驳回蔡昌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42元，由蔡年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75元，由蔡年强 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锦 审判员 阳志辉 审判员 李 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