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9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顺华，男，193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荣，重庆智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亚杰，重庆智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平，男，196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显荣，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倪，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蒙平，女，196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显荣，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倪，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大坪支行，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19号英利国际广场A区名义层一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709392590E。负责人：钟征艳，该银行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燕萍，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顺华因与被上诉人孙平、蒙平、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大坪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大坪支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6民初19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4月7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杨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荣、被上诉人孙平、蒙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显荣、被上诉人建行大坪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燕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顺华上诉请求：改判被上诉人蒙平返还其不当得利955775.89元，并以955775.8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承担资金占用损失，直至蒙平将955775.89元向上诉人返还完毕之日止。其理由：1、双方对蒙平持杨顺华银行卡、身份证并凭杨顺华所留密码分七次取走存款955775.89元的事实无争议，杨顺华在另案中对上述七笔款项中的四笔款项系蒙平向杨顺华借贷有过自认，杨顺华在本案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移交清单”中的自书证明了杨顺华有过委托蒙平持其银行卡理财的事实。上述法律关系均不会当然产生蒙平有权占有该款的法律后果，均会产生返还之债。蒙平认为取款后物权发生了转移、其有合法依据享有占有、支配权利，并列举了系杨顺华向蒙平借款、两人共同经营的公司支付给蒙平的业务返点、用于支付公司的人情往来以及两人共同生活开支等，则蒙平应当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2、不当得利返还之债与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同属法定之债，能够发生权利规范就能成为请求权规范，将不当得利规定在二级案由范畴内说明其可作为独立请求权基础。3、本案属于给付不当得利，当委托理财的目的消灭，蒙平的委托代理权限终止，蒙平拒不返还财产，形成了因委托权终止后侵占委托人财产的不当得利之债。4、杨顺华于2017年11月对本案涉及的其中四笔款项提起民间借贷之诉，主张过权利，此时发生时效中断。其于2019年8月1日到银行查询才知道被侵害的财产金额，于2019年8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孙平、蒙平辩称，1、上诉人不能因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未得到法院支持，又以不当得利起诉。2、上诉人的银行卡绑定了手机短信，蒙平每次取款时，上诉人知晓其银行存款减少，不存在事后才知晓的情况，本次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3、从银行流水可以看出，有一笔50万元的理财有几笔是向上诉人妻子的银行卡转账，不能证明上诉人银行卡由蒙平掌控。4、不当得利是否成立应由上诉人自行举证，双方有基础法律关系，并非无合法依据。建行大坪支行辩称：同意蒙平答辩意见。建行大坪支行作为第三人没有取得任何利益，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没提及建行大坪支行任何责任，故建行大坪支行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杨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蒙平向原告返还不当利益人民币955775.89元；2、被告蒙平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转账或取现的金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转账或者取现之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8月6日为人民币597204.58元（具体见资金占用损失计算表）；3、被告孙平在前述第1、2项诉讼请求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第三人在前述第1、2项诉讼请求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被告蒙平、被告孙平及第三人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杨顺华名下卡号为43×××89的建设银行卡自2008年7月30日至2009年11月5日期间发生以下7笔交易，共计955775.89元：1、2008年7月30日，转款300000元至蒙平账号为43×××90的账户。2、2009年6月12日，现金支取49990元。3、2009年6月12日，转款483000元至蒙平账号为43×××90的账户。4、2009年7月10日，现金支取45000元。5、2009年7月13日，转款45000元至蒙平账号为43×××90的账户。6、2009年8月6日，转款25000元至蒙平账号为43×××90的账户。7、2009年11月5日，转款7785.89元至蒙平账号为43×××90的账户并销户。庭审中，原告杨顺华陈述，上述7笔款项，均系蒙平擅自支取，构成不当得利。被告蒙平陈述，因其与原告从1996年认识并一起创业，1997年至2009年双方同居、共同创业，创立了“开元”公司，原告是董事长，被告蒙平是总经理，蒙平负责市场拓展、人情往来及财务，公司业务拓展需要费用，另外双方同居期间，原告因购买别墅向蒙平借款，上述转款即包括了公司业务返点、商场的人情往来、杨顺华归还借款、双方日常开支等，并非不当得利。蒙平另认可，除第一笔2008年7月30日转款30万元的转账凭条上客户确认栏“蒙平”外，其余6笔转账及取款凭条上的“杨顺华”签字均系蒙平代签，但均系杨顺华授权并将银行卡和身份证及密码交给蒙平到银行办理。第三人建行大坪支行述称，其在办理上述业务时，蒙平均提供了杨顺华的银行卡及密码、杨顺华和蒙平二人的身份证，其已尽到审慎义务。另查明，原告杨顺华的第一代身份证件号码为510212391029281，有效期为长期，二代身份证件号码为5102121939××××××××，有效期为长期，申领时间为2008年3月10日，申领原因为：首次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还查明，原告杨顺华曾就上述7笔转款中的四笔转款：2008年7月30日30万元、2009年6月12日48.3万元、2009年7月13日4.5万元、2009年8月6日2.5万元，共计85.3万元，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于2017年11月1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蒙平、孙平还款，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杨顺华的诉讼请求，后二审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回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杨顺华就案涉的7笔转款（共955775.89元）中的4笔（共计85.3万元），曾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要求被告蒙平、孙平归还，败诉后，现以该7笔转款、支取凭据中客户确认一栏并非其本人签字、故该7笔转款系被告蒙平擅自支取为由，主张被告蒙平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以借贷关系起诉遭败诉后，转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起诉，并不当然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原告仍应依据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证明其请求权的成立，即需要证明：一方获有不当利益；致使对方遭受损失；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本案中，杨顺华与蒙平对于杨顺华建行卡上案涉7笔款项转账及支取的事实无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转款有无法律根据、蒙平是否属于擅自支取。对此，原告认为因转款、支取凭据中客户确认一栏并非其本人签字，故属于蒙平擅自支取，被告蒙平则辩称该7笔转账和支取均得到原告的授权，并持原告的身份证、案涉建行卡及密码到柜台办理，而款项用途包括公司业务返点、商场的人情往来、杨顺华归还借款、双方日常开支等。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建行会计档案来看，该7笔转款中的两笔大金额转账：2008年7月30日转账30万元系使用原告杨顺华的第二代身份证件办理，2009年6月12日转账48.3万元系使用原告杨顺华的第一代身份证件办理，其余5笔未显示是否使用原告身份证进行办理，原告虽主张该建行卡办理后一直由蒙平持有且蒙平知道银行卡密码、案涉转款系蒙平擅自支取，但并未合理解释为何被告蒙平持有其身份证、建行卡及密码，且其提出的“换领第二代身份证系第一代身份证遗失”的观点与二代身份证申领登记表记载的内容不符。其次，根据原告提交的列举有兴业银行等银行卡号、并有原告书写的内容为“我不懂理财问题，由蒙平代办，主权是杨顺华的。杨顺华15／7”的移交清单，结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终341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杨顺华与蒙平均为开元公司股东，蒙平与杨顺华于1996年至2008年期间在双方均有配偶的情况下，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蒙平于1996年4月至2009年9月期间曾在杨顺华经营的天元公司和开元公司工作，曾任两家公司副总经理。”可以看出，杨顺华与蒙平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经济往来和财产关系，杨顺华也曾委托蒙平代办有关银行卡理财事宜，现杨顺华在未合理解释为何蒙平持有其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的情况下，仅依据转款凭据中客户确认栏非本人签字欲证明该7笔转支系蒙平擅自所为，难以令人信服，况且，在（2017）渝0106民初18779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原告诉请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为“2008年以来，被告蒙平多次向原告借款用于自己理财，原告从建设银行卡上多次向被告建设银行卡转账，共计85.3万元，后原告要求被告还款，被告无理拒绝”，以及该案中原告提交的2017年11月6日的通话中包含有“杨：那个建行的钱和借钱买的车，那些钱都得还呀。”的内容，都令人对原告的主张产生合理怀疑，加之被告蒙平提出案涉款项用于人情世故、商场返点及双方生活开支等主张亦有存在的可能性，更进一步降低了原告杨顺华所主张的案涉7笔款项系蒙平擅自支取的可能性，综上，原告杨顺华并未举示充分有力的证据证明“案涉7笔款项转支非本人主动所为，而系蒙平擅自支取”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孙平及第三人建行大坪支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因原告并未举证证明二者因案涉7笔转款或支取获得不当利益，故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顺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778元，减半缴纳9389元（原告杨顺华已预交），由原告杨顺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案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应当按照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予以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回不当利益。”本案中，杨顺华以蒙平于2008年7月30日至2009年11月5日期间擅自将其卡内款项955775.89元分七次取现或转至蒙平账户为由，认为双方形成委托理财关系，现委托关系终止，故蒙平应当返还不当得利。对此，杨顺华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其在本案诉讼中，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前述款项与蒙平之间形成了委托理财关系，相反，其将其中4笔转款曾以借款法律关系提起过诉讼。蒙平认为上述取款或转款的原因是公司业务返点、商场人情往来、杨顺华归还借款、双方日常开支。对此，蒙平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在本案诉讼中，蒙平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前述取款或转款原因。由此，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均未对自己的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本案已查清，杨顺华与蒙平曾经系同居关系，而同居关系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同居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依附于人身关系，在双方解除同居关系后没有对依附的财产关系作出清算时，一方当事人以对方当事人获得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权利时，比一般当事人之间主张不当得利权利负有更大的举证责任。如前所述，在双方当事人均未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杨顺华作为本案诉讼的一审原告一方，也是对自己银行账户资金负有保管和处分权的一方，在资金发生变动后主张不当得利应当负有比对方更大的举证责任。综上，因杨顺华在本案诉讼中未能尽到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中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同时，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保持现状更有利于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综上所述，杨顺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57.76元，由上诉人杨顺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硕审 判 员  郑 泽审 判 员  刘 希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江满意书 记 员  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