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33民终1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 负责人：黄晓涛，系该公司副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 负责人：杨云林，系公司总经理。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潇、邵于容，云南弘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晓君，女。 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怒江州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与上诉人朱晓君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不服云南省泸水市人民法院（2019）云3321民初960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联通怒江州分公司、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泸水市人民法院（2019）云3321民初960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朱晓君承担。事实和理由：2004年6月至2006年3月，上诉人与朱晓君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朱晓君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劳动力中心市场签订劳动合同。根据法律规定，朱晓君申请仲裁应在一年内即2007年3月以前向泸水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但朱晓君到2019年6月才提出，早已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2013年5月1日，上诉人与朱晓君签订的劳动合同及2017年12月22日双方之间签订的《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是有效的协议。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劳动合同解除的时间为2018年1月31日。根据协议和法律规定，本案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朱晓君提出的，上诉人不应支付朱晓君任何经济补偿。按照2018年1月31日双方解除合同的时间，朱晓君也应在法律规定的一年内即2019年1月31日前提出仲裁申请，但朱晓君到2019年6月3日才提出，早已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按照双方协议的第三条第三项内容，朱晓君在运营公司工作期间不记为联通公司的工龄。上诉人没有阻止朱晓君回主体公司工作，但朱晓君不愿意回主体公司工作，因此，上诉人更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朱晓君的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泸水市人民法院（2019）云3321民初960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项，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于2003年6月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限自2003年6月1日至2004年5月32日止。期满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没有继续与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上诉人一直在该公司工作，工资由该公司发放，保险由该公司缴纳。至2006年3月，联通怒江州分公司要求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劳动者，在一份文书上签字便可以继续在该公司工作，上诉人也同意签字。后上诉人一直在该公司工作，接受职务任命，服从人员调动安排。2013年5月，上诉人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继续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3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2017年12月22日，因国有企业改革，联通怒江州分公司要求上诉人签订《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无奈之下，上诉人签订了此协议。直到上诉人提出仲裁后，才得知2006年3月至2013年4月这段时间内，联通怒江州分公司通过与本单位大部分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后，让职工与劳务派遣机构重新订立劳动合同，再由劳务派遣机构派这些职工回原单位继续工作的方式，规避用人单位义务。这种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上诉人与怒江州劳动力中心市场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期间，上诉人一直在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受该公司的规章约束，服从人事任免。上诉人认为这段期间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从而导致经济补偿的计算实际错误，也应当认定上诉人在2003年6月至2017年12月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并按照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联通云南省分公司、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朱晓君在原告公司工作时间自2013年5月1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共计56个月；2.请求法院判决原告无需向被告朱晓君支付解除劳动合同时的经济补偿金67263.84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朱晓君承担。 朱晓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联通云南省分公司、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向原告朱晓君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142935.66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5月30日，朱晓君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签订1年期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03年6月1日起至2004年5月31日止，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款项中有插入的活页《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录用女劳务工补充协议》，并于2003年6月13日经劳动合同签证机构签证。2003年7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期间，朱晓君的工资由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发放，社会保险由联通怒江州分公司购买。2002年7月至2003年5月、2004年6月至2006年3月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朱晓君由怒江州劳动力中心市场派遣至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这一期间朱晓君的工资由怒江州劳动力市场发放，社会保险由怒江州劳动力市场购买。根据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于2013年3月15日下发的《关于中国联通云南分公司部分区县分公司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岗位派遣员工定向录用为合同制员工的通知》文件，文件中定向录用对象名单中有朱晓君，在文件中明确规定“1、各定向录用对象须自愿与劳务派遣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定向录用对象自愿与劳务派遣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由联通各州市分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2013年5月1日，朱晓君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3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为适应和支持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的体制改革，2017年12月22日，朱晓君与联通云南省分公司签订《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并于2018年6月8日由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向朱晓君出具了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朱晓君于2018年2月1日与云南保山誉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7年期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8年2月1日起至2025年1月31日止。朱晓君的工资从2018年1月起由保山誉联有限公司发放。朱晓君在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时最后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8407.98元。2019年1月13日朱晓君向联通怒江州分公司提交了回归主体公司的申请书，并于2019年4月1日向联通云南省分公司提交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由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联通云南省分公司未给朱晓君及时答复，从而引发纠纷。2019年6月3日，朱晓君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泸劳人仲案字（2019）14号裁决书，联通云南省分公司、联通怒江州分公司、朱晓君均不服仲裁裁决，均向法院提起诉讼。 针对被告朱晓君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是否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和二原告应否支付被告朱晓君经济补偿金、支付多少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18年6月8日由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向朱晓君出具了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被告朱晓君于2019年6月3日向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未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联通云南分公司与朱晓君于2017年12月22日签订《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属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虽然该协议书载明“根据乙方的自愿书面申请，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但未有朱晓君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书，不能说明是朱晓君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云南联通（2019）第55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对于“协商一致”按“公司主动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办理，故该院认定本案符合“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二原告应当向被告朱晓君支付经济补偿金。《协议书》中甲方不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条款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不予支持。针对“支付多少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二原告认可2003年6月至2006年3月期间及2013年4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朱晓君与二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由于朱晓君从2003年6月起一直在原告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至2017年12月，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年限为7年零6个月，根据“经济补偿金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的规定，朱晓君与二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8407.98元，故朱晓君应获得的经济补偿金为67263.84元（8407.98元/月x8月）。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期间，朱晓君作为怒江州劳动力市场的员工被派遣到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朱晓君的工资由怒江州劳动力市场发放，朱晓君的社会保险由怒江州劳动力市场购买。朱晓君作为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的劳务派遣工期间，联通怒江州分公司以下发文件的形式对朱晓君进行职务任命的行为，实际上是作为用工单位的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对朱晓君进行工作安排，虽然朱晓君受用工单位制度约束，接受用工单位工作安排，但朱晓君的工资并不是由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发放，朱晓君的社会保险也不是由联通怒江州分公司购买，因此不能认定朱晓君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朱晓君主张该期间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2003年6月至2006年3月期间，被告朱晓君与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怒江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4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被告朱晓君与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怒江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怒江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被告朱晓君经济补偿金人民币67263.84元；三、驳回二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朱晓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二原告负担。 二审过程中，各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朱晓君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是否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2、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和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应否支付朱晓君经济补偿金及支付多少经济补偿金的问题。 关于朱晓君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是否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中，审理查明，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向朱晓君出具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的时间为2018年6月8日。朱晓君因与联通云南省分公司、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劳动争议存在争议于2019年6月3日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请，在法律规定的一年时效期内提出，没有超过法定仲裁期限。联通云南省分公司、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对此认定正确。 关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和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应否支付朱晓君经济补偿金及支付多少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庭审查明，朱晓君与联通云南分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签订《中国联通云南省公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的内容来看，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中约定的“甲方不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的条款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联通云南省分公司、联通怒江州分公司与朱晓君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时，联通云南省分公司、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应当支付朱晓君的经济补偿，联通云南省分公司、联通怒江州分公司主张不支付经济补偿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对此认定正确。从2003年6月至2006年3月期间及2013年4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朱晓君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签订合同中履行的时间来看，朱晓君与联通怒江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时间为7年零6个月，按照双方的约定，根据“经济补偿金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的规定，朱晓君与联通云南省分公司、联通怒江州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8407.98元，朱晓君应获得的经济补偿金为67263.84元。原审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朱晓君虽在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但劳动合同是同怒江州劳动力中心市场签订，工资和保险均是怒江州劳动力中心市场支付，其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朱晓君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分公司及上诉人朱晓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分公司及上诉人朱晓君各负担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军 审判员 李筱槲 审判员 和丽瑞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吕宜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