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31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建兴，男，197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瑞，广东诺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支玲，广东诺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富，男，197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亮亮，广东惠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宁生，广东惠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建兴因与被上诉人刘德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20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姚建兴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认定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荣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直接侵害了刘德富的股权权益，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公司法》规定减资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可。姚建兴仅持有汉荣公司17.65％的股权（包括代持刘德富部分），姚建兴的持股比例无法影响汉荣公司减资决议的作出。其次，汉荣公司的减资并未影响到各股东的股权占比，姚建兴仍持有汉荣公司17.65％的股权，姚建兴代持刘德富股权比例仍为1.3%。而从双方签订《代持股协议书》之后到本案诉讼，汉荣公司从未分过红，在公司的总资产未变的情况下，股东的权益没有减少，因此该减资不损害姚建兴的任何利益。最后，2016年4月13日签订《代持股协议》的次月即2016年5月14日，汉荣公司即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变更为1416.6667元（网上可以查询）。姚建兴之后就汉荣公司的经营事务与刘德富多次见面讨论，已告知刘德富减资一事。且从减资变更至今已有三年多，刘德富却未曾就此向姚建兴提出异议。综上，刘德富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汉荣公司的减资行为损害了其利益，一审判决却认定减资行为损害了刘德富的股权权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刘德富称签订《代持股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分红等一定的经济回报，而取得分红有赖于汉荣公司的盈利。《公司法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股东可根据公司利润分配决议请求公司支付利润，即“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时，原则上公司应做好利润分配的决议，否则股东不得请求分配利润。”由此可知，刘德富实现合同目的的前提是汉荣公司作出分红的决议，而非姚建兴的告知义务，但因经济形势不好，汉荣公司尚未盈利，在没有盈利的前提下无法进行分红，故刘德富无法实现其合同目的。但一审判决却以姚建兴没有通知刘德富汉荣公司的减资事宜而导致刘德富签订《代持股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刘德富辩称：首先，注册资本的减少属于重大的经营管理决策事项，姚建兴未告知刘德富，属于严重违约。减资是应当减退部分已经缴纳的注册资本，但刘德富根本没有收到任何退款，侵害了隐名股东的权益，股东的知情权也是属于股东的权益之一。其次，公司是否盈利、分红仅仅是实现合同的目的之一，但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刘德富有相应的知情权，但是自从姚建兴收款后，从来就没有告知公司的任何情况，构成了重大违约，侵犯了刘德富的知情权。因此，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德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2.姚建兴偿还刘德富30万元；3.姚建兴支付刘德富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的标准自2016年4月14日起计至2019年7月8日共46075元；4.姚建兴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于2016年4月13日签署《代持股协议书》，内容包括：汉荣公司系已在工商部门登记成立的公司，姚建兴占有该公司17.65%股权，双方愿意合作，由刘德富出资给姚建兴30万元，占1.30%股权中，以姚建兴名义持有汉荣公司股份；刘德富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向姚建兴转账支付认购款30万元（姚建兴收款账户为其本人的招商银行泰然支行尾号1019的账号），姚建兴应于收到此款项之日起3日内向刘德富出具收款收据，并在收款备注说明用途；姚建兴须将第一条所述款项全部用于以姚建兴名义持有该公司的股权，也就是姚建兴确实拥有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股份；双方确认第二条所述的姚建兴代持有刘德富的股权的所有权及其他任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权、出租权、收益权、质押权、转让权等，下同）均由刘德富独自享有，姚建兴不享有该股权的所有权及其他任何权益；姚建兴承诺非经刘德富明确的书面同意或授权，姚建兴不得对第二条所述持有刘德富的股权实施任何处置（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出租、管理、收益、质押、转让等）；将来刘德富欲处置该股权时，姚建兴代为处置，按当时市值支付给刘德富，不低于刘德富投资时的价格，税费由刘德富支付，且处置所得收益归刘德富所有；此后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出现重大经营管理决策、重要资产处置、对外投资，姚建兴应如实告知刘德富，证监会有限制时间要求的除外；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等。刘德富提交《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刘德富于2016年4月14日向姚建兴转账支付30万元。刘德富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成立，核准日期为2017年7月31日，注册资本为1416.6667万元；股权变更日期为2016年7月25日，姚建兴的股权比例由0%变更为17.65%，陈宇飞的股权比例由30%变更为32.94%，北京旋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由70%变更为49.41%；陈某某实缴出资数额466.6667万元、姚建兴实缴出资数额87万元、北京旋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缴出资数额700万元。姚建兴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姚建兴提交的《股东会决议》显示，2016年3月25日，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内容包括：1.同意增加新股东姚建兴；2.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姚建兴提交的《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显示，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章程为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股东陈某某出资数额658.8万元、姚建兴出资数额353万元、北京旋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数额988.2万元，认缴出资数额合计为2000万元。姚建兴提交了一份《银行交易记录》，用以证明姚建兴共计向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实缴出资数额87万元，包括2016年4月15日50万元、2016年7月21日7万元、2016年9月3日30万元。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依据双方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姚建兴占有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17.65%股权，刘德富通过支付姚建兴30万元而实际享有姚建兴名下的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1.30%股权的权益，刘德富可通过姚建兴处置该股权，且不低于刘德富投资时的价格，姚建兴应告知刘德富有关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的重大经营管理决策、重要资产处置等事项。据此，双方之间存在投资合作关系，但刘德富权益的实现有赖于姚建兴的诚实守信。本案中，双方于2016年4月13日签署《代持股协议书》，根据姚建兴提交的《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股东会议决议》可知，当时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根据刘德富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可知，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将注册资本变更为1416.6667万元。因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事项属于重大经营管理决策事项，但姚建兴未举证证明其已将该重要事项告知刘德富，且注册资本减少直接侵害了刘德富的股权权益，应视为姚建兴未履行《代持股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姚建兴的不作为导致刘德富不能实现自己的投资目的，由此，刘德富要求解除与姚建兴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要求姚建兴返还30万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刘德富要求姚建兴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刘德富与姚建兴之间的《代持股协议书》；二、姚建兴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刘德富30万元；三、驳回刘德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45.56元，由刘德富负担345.56元，姚建兴负担2900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1.姚建兴二审时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欲证实其已经将减资事宜告知了刘德富，刘德富对此质证称，该证据没有经过公证，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聊天记录的聊天对象是否是姚建兴不确定，聊天记录的内容也根本没有姚建兴想要证明的事实，不能证明公司的运营情况。2.姚建兴一、二审均确认其成为汉荣公司股东时已实缴注册资本87万元，在减资前认缴注册资本353万元，减资后认缴注册资本250万元。3.涉案《代持股协议书》第五项约定，此后汉荣公司出现重大经营管理决策、重要资产处置、对外投资，姚建兴应如实告知刘德富，证监会有限制时间要求的除外。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代持股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姚建兴未将汉荣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事宜告知刘德富之事实是否导致《代持股协议书》的解除。对此，上述事实相对于姚建兴而言属于积极事实，姚建兴有责任证实其在汉荣公司减资后将该事实告知了刘德富，但姚建兴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对此有明确的反映，且刘德富对此明确否认，姚建兴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认定姚建兴并未履行依《代持股协议书》的约定向刘德富告知该减资事实。双方当事人并未在协议中约定协议的解除条款，亦未约定姚建兴如不履行重大事项的告知义务即导致协议的自动解除，故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合同约定解除情形。在此情况下，应审查姚建兴的上述事实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根据《代持股协议书》的内容，双方之间形成了姚建兴代刘德富持有对汉荣公司1.3%股权的代持关系。刘德富作为该股权的隐名股东，向姚建兴支付了30万元的股权对价后，即享有了根据1.3%的股权比例获得股权分红等权益的权利，即决定刘德富股东利益的是其持股比例。而汉荣公司的上述减资行为仅减少了该公司的部分认缴注册资本，未导致包括刘德富的1.3%股权在内的姚建兴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且姚建兴在成为公司股东时，仅实缴注册资本87万元，远低于汉荣公司减资后姚建兴的认缴注册资本250万元，即其并未因减资行为获取额外的注册资本收益，在姚建兴的股权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姚建兴的股东利益并未因汉荣公司的减资行为受到损害，其在《代持股协议书》中可预见的股东权益亦未受影响，不构成上述法律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刘德富以减资行为导致其缔结《代持股协议书》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2059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刘德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45.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91.13元，均由被上诉人刘德富负担；上诉人姚建兴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491.13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上诉人刘德富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491.13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雪梅审判员  谢 佳审判员  **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温泽蔚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