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民再1号 抗诉机关：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邹锐刚,男,197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红梅，四川典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白平，四川典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新区南北干道（旭光小区西大门）。 负责人：陈军，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宇杰，四川达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邹锐刚因与被申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川14民终506号民事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9日作出（2018）川民申3405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邹锐刚遂向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川检民监（2019）51000000141号民事抗诉书，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民抗2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眉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何鑫、周丹出庭。申诉人邹锐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红梅、被申诉人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宇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原二审生效判决认定邹锐刚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存在饮酒驾驶的情形缺乏充分证据证明。理由是：一是在法院查证的证据中，能够证明邹锐刚存在饮酒情形的证据仅有郑某的陈述，而该陈述系对邹锐刚存在饮洒情形的推测。其他在场人保安郑利祥未作出邹锐刚存在饮酒情形的陈述。对事故成因具有较强证明力的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未认定邹锐刚存在饮酒情形。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郑某的推测性的陈述并不足以证明邹锐刚存在饮洒情形的事实。二是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也不能推导出邹锐刚存在饮洒情形的结论。邹虽具有近二十年驾龄，但案涉事故发生在凌晨3点，在其身体状态及驾驶环境均不佳的情形下，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可能是饮酒，也可能是疲劳、注意力转移、操作失误等因素。综合事故时间地点、邹锐刚所述原因、邹锐刚领取驾照年限和驾驶经验等因素，并不能直接推导出邹锐刚酒后驾驶的结论。在案涉事故发生后，邹锐刚并未立即离开事故现场，而是留在案发现场与受损方协商，并在受损方向交警部门和保险公司报案后，一起等待交警和保险人员长达半个多小时，这与酒后肇事多逃离现场的日常生活经验明显不符。邹锐刚与保安、受损方多人在事故现场共处时间长达半个多小时，若邹锐刚存在饮酒情形，在场人均会明确感知，而不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推测性陈述。所以，在无其他证据足以证明邹锐刚存在酒后驾驶的情形下，生效判决认定邹锐刚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存在饮酒驾驶的事实，缺乏充分证据证明，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申诉人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即支付其保险赔偿款85852元。事实与理由：保安郑利祥陈述邹锐刚没有饮酒，郑某对邹锐刚是否饮酒并不清楚，其陈述具有推测性和不确定性，正因为此交警部门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时未载明邹锐刚存在饮酒情况；二审法院仅根据郑某的推测性陈述和电话询问小区保安郑利祥，就认为因邹锐刚驾龄较长，出现交通事故就是身体处于非正常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导致，进而认定其饮酒驾驶，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郑某在保险公司和交警队的陈述具有推测性和不确定性，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7条，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二审法院虽然电话询问了郑利祥，但并未要求郑利祥出庭作证，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5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但二审未要求郑利祥出庭作证。郑利祥在交警队所作的笔录和二审法院对郑利祥电话询问的内容相比较而言，显然是在事发后在交警队的陈述更能证实事发时的情形，也更具有证明力，法院如要采纳郑利祥的证言，只能采纳其在交警队的询问笔录。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邹锐刚不存在饮酒驾驶情形，且无遗弃车辆擅自离开现场的情形。在案涉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付义务。 被申诉人辩称，第一，二审法院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与再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第二，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成立，一是二审法院结合交通事故发生的成因及事故造成的财损程度、邹锐刚的驾驶年龄、积累的驾驶经验综合认定邹存在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证据是充分的，法院作出此项事实认定是综合全案认定，并不仅仅依据郑某的陈述，抗诉机关认为法院仅有郑某的陈述一项证据是不合理的。同时郑某是事故现场第一人及在事故现场停留时间最长的人，其陈述的证明力大；二是关于抗诉机关认为本案不能依照日常生活经验推理出有饮酒情形并不正确，其中抗诉机关陈述的理由中认为邹在现场停留多达半个小时没有证据支撑，同时受损方多人包括邹及其朋友、保安郑利祥，以及郑某，其中保安郑利祥根据其笔录陈述在事故现场停留时间非常短，在郑某到场询问了邹后，保安即回到了巡逻的工作岗位中，并不在现场，因此抗诉机关依据郑利祥的笔录来反驳郑某的陈述是不够充分的，同时抗诉机关认为若邹存在饮酒驾驶情形则在场人员均应有明确感知，但在场人员仅有郑某及家人，因此在场主要人员郑某认为邹存在饮酒情形应予采信，故原审法院关于饮酒的认定是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另外，邹是具有20年驾龄的Ａ2驾驶人员，Ａ2驾驶证在我国是最高要求的驾驶证之一，我们在向相关的Ａ2从业人员了解，如果是疲劳驾驶，是否会因为操作失误造成五车连撞、经济损失高达八万余元的事故，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第三，邹锐刚事故发生后既未向交警报案也未向被申诉人报保险事故就擅自离开现场，导致事故成因无法查明，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对该免责条款，申诉人在投保人声明处确认收到并了解保险人提示和说明的免责条款并签字确认，本案免责条款已生效。请求驳回抗诉，由申诉人自行承担事故损失。 申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判令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在保险限额范围内赔付车辆维修费8585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17年8月3日，邹锐刚为其使用的川Ｚ53503小车在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等险种，保险期间从2017年8月6日起至2018年8月5日止。2017年10月27日凌晨3时许，邹锐刚驾驶川Ｚ53503号小车回其居住的东坡区青衣街凯旋滨江小区，在该小区地下车库出口处与停放在路边的川Ｚ9Ｑ856号小车相撞，导致川Ｚ9Ｑ856号小车又与川Ｚ69699号小车、川ＬＦ0229号小车、川ＺＪ8166号小车连环相撞，造成五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邹锐刚停留在事故发生地，后川Ｚ9Ｑ856号小车车主郑某夫妇及其父母下楼查看情况，郑某与其父亲随即分别拨打了95518报险电话和122报警电话，邹锐刚的同行人员告知郑某愿按程序处理赔偿，郑某母亲又随邹锐刚到其住处确定了地址和身份，后交警与保险公司均未到事发现场，双方协商早上再行处理后各自回家。当日7时许，邹锐刚向交警报案，后又通知了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眉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对本案事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邹锐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负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对本案交通事故各车辆的损失进行了查勘定损，双方对本案交通事故中各方车辆损失共计85852元且该损失金额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无异议。后邹锐刚向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申请理赔，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以邹锐刚存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 一审诉讼中，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提供了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保险条款，拟证明其已向邹锐刚交付了保险条款并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和说明。投保单上载明有加黑字体的投保人声明，声明内容为：“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该声明处有邹锐刚签名。保险条款中，在保险人责任免除项下均约定：驾驶人存在“饮酒”或“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情形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免责条款均用加黑字体载明。邹锐刚对投保单和保险条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在投保单上签字时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实际并未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 一审诉讼中，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提供了事故发生后其工作人员对事故当事人郑某的询问笔录，并申请一审法院向眉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调取了本案交通事故案卷材料，拟证明邹锐刚在事故发生时存在饮酒情形。郑某在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工作人员询问时陈述：“他（邹锐刚）的神态跟动作跟一个正常没有饮酒的人不一样，我隐约闻到他身上的酒味”。在本案交通事故案卷材料中，交警就邹锐刚是否饮酒问题共向邹锐刚、郑某和当事在场的保安郑利祥作了询问，其中郑某的陈述与前述陈述一致，而邹锐刚及郑利祥均陈述没有饮酒。邹锐刚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有饮酒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是：一、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是否对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二、邹锐刚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饮酒情形；三、邹锐刚在事故发生后是否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形。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在邹锐刚所投险种的保险合同中，对免除责任的条款，均采用了与其他条款相区别的加黑字体；同时，在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中，亦用加黑字体明确记载保险人已将保险条款提供给了被保险人，并对其中免责条款的内容和法律后果向被保险人作了明确说明。对此，邹锐刚作为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处签字予以认可。因此，应当认定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已就免责条款的相应内容向邹锐刚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邹锐刚主张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未实际履行该义务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该条款对邹锐刚产生效力。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主张邹锐刚在事故发生时存在饮酒情形，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但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仅有郑某的陈述，该陈述的内容具有推测性和不确定性，且其他在场人在接受交警部门询问时，对邹锐刚是否饮酒的问题所作的陈述与郑某的陈述并不一致，在对事故成因具有较强证明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也未认定邹锐刚在事故中存在饮酒的事实，故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主张该事实的证据不充分，不予采信。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交通事故仅造成财产损失，且事故发生地在小区地下车库出口处，并未影响交通，事故发生后邹锐刚也未离开现场，而是等待受损方下楼协商，在受损方到达现场后双方也未对事故成因发生争议，此种情况并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必须立即报警的情形，且本案事故发生时已是深夜，邹锐刚在主动告知受损方身份后，双方同意早上再行协商处理符合常情，该情形显然不属于“遗弃车辆离开现场”，故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的该主张与法不符，不予采信。 综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邹锐刚因本案交通事故所受的损失85852元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应当承担赔付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邹锐刚支付保险赔偿款85852元。一审案件受理费973元，由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负担。 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邹锐刚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邹锐刚承担。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郑某作为案发事故现场的在场人及受损车辆车主，其在2017年10月27日13时48分接受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工作人员询问时，主要陈述：当时我看到他的神态动作跟一个正常没有饮酒的人不一样。我隐约闻到他身上的酒味。后来我妈跟他一起回去拿身份证的时候，他走路不稳，他的一个朋友扶着他……。 2.郑某在2017年10月27日接受眉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询问时，主要陈述：2017年10月27日（凌晨）3时许，我正在家里睡觉，就听到楼下传了几声巨响……我从家里出来以后，我就看见我停在凯旋滨江小区地下车库出口右侧的轿车被撞倒了道路左侧，并与其它三个小车相撞了……保安给我说，站在小区出口位置的那个男子就是肇事驾驶员。我接着问这个男子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男子没有搭理我……我父亲来了以后就拨打了122报警，我就打保险公司的电话报警……122给我父亲说，你们这是财损事故，如果没有人受伤，根据相关规定，你们先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处理不到，我们再来。我们在现场等了一会，保险公司还是没来，对方男子就给我说，你先回去嘛，我在现场等保险公司，等保险公司来了我就给你联系。我就先回去了……等我再醒来已经6点过了……那个男子已经不在了，于是我就打电报报警了。……肇事驾驶员的状态、神情和正常人不一样，我也闻到他的身上有酒味，他可能喝了酒。 3.事发当晚，交警及保险公司未到现场的原因，经二审法院核实，一方面郑某父亲在报警时，对于交警询问是否存在酒驾的情况表示不太清楚，而郑某又以为其父已反映了这个（涉嫌酒驾）情况，交警告知在保险公司不能处理的情况下再报案；另一方面，郑某在向保险公司报案时是针对自己车辆的受损情况进行电话咨询，在保险公司告之其是否出险时，郑某表示应由肇事者保险公司进行理赔，故保险公司未到现场。 4.二审过程中，二审法院向事发当晚的在场保安郑利祥在电话中进行核实，郑利祥表示并不清楚邹锐刚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饮酒驾驶的情形。 5.邹锐刚在2017年10月30日接受眉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询问时，就事故发生的原因其陈述系在停车过程中因脚踩滑后踩到了油门上面去，导致车辆失控。邹锐刚初次领取机动车驾驶证的时间为1996年6月4日，准驾车型A2。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双方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邹锐刚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酒驾或擅自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形，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主张拒赔所依据的免责事由能否成立。 结合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邹锐刚于事发当天凌晨3点，在其住宅小区停车时因操作不当造成五辆机动车连环相撞的交通事故后，因其没有在第一时间向交警大队或保险公司报案，导致未能通过技术手段对其是否存在饮酒驾驶的情形作出直接判断。但是，郑某作为案发事故现场的在场人及受损车辆车主，在事后接受交警大队以及保险公司询问时均陈述邹锐刚肇事时涉嫌酒驾，并对邹锐刚肇事后表露的神情举止从各个方面予以了详尽描述。对此，尽管郑某关于邹锐刚涉嫌酒驾的陈述并无其他直接证据予以印证，但结合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邹锐刚所述事故发生的原因、事故造成的财产受损程度以及邹锐刚领取驾照的年限和积累的必要驾驶经验，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判断其造成交通事故是在身体非正常状态下驾驶机动车所致，而邹锐刚对此又不能作出其他合理的解释，故郑某关于邹锐刚涉嫌酒后驾驶的陈述符合客观实际。并且，二审法院在二审过程中亦再次向事发当晚的在场保安郑利祥进行核实，其表示并不清楚邹锐刚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饮酒驾驶的情形。故郑利祥的陈述前后矛盾，应不予采信。据此，在一审法院既已认定所涉免责条款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邹锐刚基于饮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属于案涉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中国人财保眉山分公司上诉主张责任免除的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撤销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8）川1402民初1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邹锐刚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46元，合计2919元，由邹锐刚负担。 邹锐刚不服二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证据种类之一，其证明力并不当然高于其他形式的证据，更非法院必须采信的证据，人民法院仍需结合相关案件事实才能将其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尽管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明确认定邹锐刚是否饮酒，但由于这一认定并非在事故发生当时作出，公安机关事后已失去了进行直接认定的条件，故不能因《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邹锐刚是否饮酒未作认定就当然得出邹锐刚未饮酒的结论。原审法院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综合考虑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财产受损程度、邹锐刚的驾驶年限和经验，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认定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系因邹锐刚在身体非正常状态下驾驶机动车所致，并无不当，邹锐刚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驳回邹锐刚的再审申请。 再审另查明：1.2017年10月31日眉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作出案涉交通事故认定书。邹锐刚前往交警队接受交警队询问、前往被申诉人处接受被申诉人询问的时间均为事发三日后的2017年10月30日。被申诉人代理人在再审开庭后就法庭的提问向被代理人核实后致本院的书面答复中陈述，被申诉人（事发）当日中午接邹锐刚电话报险，被申诉人方要求事故发生当日见面被邹锐刚拒绝，后于2017年10月30日向邹锐刚作了书面笔录。 2.关于报交警的事实。（1）郑某在2017年10月27日10时接受交警队的询问中陈述：2017年10月27日3时许，……我被吵醒以后，……我从家里出来以后……这时我老婆、父母都一起出来，我父亲来了以后就拨打了122报警，我就打保险公司的电话报警，……122给我父亲说，你们这是财损事故，如果没有人受伤，根据相关规定，你们先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处理不到，我们再来。我们在现场等到一会儿，保险公司还是没有来，对方男子就给我说，你先回去嘛，我在现场等保险公司，等保险公司来了我就给你联系，我就先回家去了……等我再醒过来已经6点过了，等我再下楼去的时候，那个男子已经不在了，于是我就打电话报警了。（2）邹锐刚在2017年10月30日在交警队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说我也蒙了带，我也不晓得，接着我就说要不我们就先报警，报保险公司，这时周围围观的人就有人说，这么晚了，我们又是一个小区的，要不我们明早处理，这时第一个小车车主的父母就提出我和我一起回家，确定我住在哪儿，接着我就带他们回家去了，并将自已的身份证给他们照相。早上大约7时许，我出门去准备处理这个事的时候，我到现场的时候，警察已经来了。交警问：事发后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和报保险公司？邹锐刚答：因为很晚了，我提出先报警和报保险公司，但是对方说第二天早上处理。 以上郑某和邹锐刚在交警队关于对事故报警的陈述相互映证，能证明本案事发后，是郑某父亲和郑某向交警队报的案，并非原审认定的“当日7时许，邹锐刚向交警报案”，对原审认定的该事实予以纠正。 3.关于报保险的事实。再审庭审中申诉人陈述其是在交通事故发生（2017年10月27日凌晨3点）当日中午向被申诉人报的案。被申诉人代理人庭后对申诉人的该陈述经核实后提交了书面答复予以认可。本院据此认定邹锐刚向被申诉人报险的时间是2017年10月27日中午。 4.关于被申诉人查勘本案案发现场时现场是否还保留原状的事实。再审庭审中被申诉人陈述去（现场查勘）的时候案发现场已经不存在了；被申诉人代理人在再审开庭后就该情况向被申诉人核实后给予本院的书面答复中陈述，被申诉人方因没有被及时告知（保险事故），在到达现场后得知交警已于当日早上处理完毕，事故现场已不复存在，故被申诉人方没有相关查勘现场的证据。对再审庭审中本院询问申诉人被申诉人查勘事故现场时，现场是否还保留原状的问题，申诉人答时间有点长了，搞忘了。本院当庭要求其庭后如果认为被申诉人查勘现场时事故现场还保留原状的话，于2020年4月27日前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但申诉人至今未提交。据以上陈述及举证情况，认定：申诉人未能举证证实被申诉人查勘事故现场时现场还保持事发时原状的事实。 再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再审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同原审，本院对原审认定的其余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申诉人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饮酒驾车情形；2.申诉人是否存在未经依法处理擅自离开交通事故现场的情形；3.被申诉人是否应当理赔。 关于焦点一，申诉人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饮酒驾车情形。首先，郑某关于申诉人酒驾的陈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本案中，郑某所有的小车在邹锐刚导致的交通事故中受损，从获得赔偿保障的角度而言，按常理郑某是希望邹锐刚不存在酒驾，保险公司能够参与理赔以避免其损失可能无法得到赔偿的风险，但其在交警询问中陈述“肇事驾驶员的状态、神情和正常人不一样，我也闻到他的身上有酒味，他可能喝了酒”；并在保险公司询问中陈述，“当时我看到他（指邹锐刚）的神态跟动作跟一个正常没有饮酒的人不一样，我隐约闻到他身上的酒味，后来我妈（刘玉英）跟他一起回去拿身份证的时候，他走路不稳，他的一个朋友扶着他”、“他（指邹锐刚）在现场一直没说话，没有协商过，但他的两个朋友说按照程序处理，一定让我满意”，郑某的陈述实际上对陈述者郑某自已明显不利，但郑某依然作出上述陈述，故其陈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另，郑某的陈述尽管使用了可能字样，但并非完全是主观猜测，而是基于其闻到了邹锐刚身上的酒味、看到邹锐刚走路不稳由朋友扶着的事实作出的个人判断，这种“可能”酒驾的判断性陈述，既符合生活常识，也符合日常表述习惯，且该陈述增加的判断并不影响陈述中客观描述事实部分的证明力。其次，对事故发生后未报警并迟延报险的一系列反常行为，邹锐刚未作出合理解释。一是邹锐刚作为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在事故发生后却未报警，并在交警查勘现场撤走车辆后至当日中午才向自已投保的保险公司报险，并在当日不与保险公司见面；二是在受害人郑某向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联系并等待的情况下，邹锐刚反而劝说郑某回家休息，由自己在现场等保险公司并负责通知郑某，但待郑某回家之后，邹锐刚却离开现场；三是邹锐刚对交警部门的陈述有悖常理。事故发生三天后邹锐刚对交警陈述事发当时自己曾提出报交警和保险公司，是对方以双方同一小区和太晚为由提议第二天早上再报，然而这一说法不仅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而且与法院查明的对方主动报警和主动联系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的事实相矛盾。再次，对于郑利祥的证言，因其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形，原审并未采信；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因邹锐刚于事发三日后即2017年10月30日才前往交警队作询问笔录，交警队已失去对邹锐刚事发时是否属酒驾进行直接认定的条件，故不能因《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邹锐刚是否饮酒未作认定就当然得出邹锐刚未饮酒的结论。原审同时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综合考虑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财产受损程度、邹锐刚的驾驶年限和经验，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认定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系因邹锐刚在身体非正常状态下驾驶机动车所致，并无明显不当。 关于焦点二，申诉人是否存在未经依法处理擅自离开交通事故现场的情形。邹锐刚与保险公司在案涉保险合同中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该约定的根本目的在于查清事故原因，包括查明事故现场状况和驾驶人状态，从而决定是否予以保险理赔。在不同的具体的场景中，该条款有不同的要求和内涵。对于酒驾的肇事方而言，显而易见，迟延报警报险，客观上将导致保险公司和交警部门无法对此关键事实进行调查，从而在保险合同理赔中使自己明显处于有利地位。本案中有证人郑某指证邹锐刚酒驾，而邹锐刚的确存在反常的未报警及迟延报险并于三日后才到交警和保险公司录笔录的行为，虽然邹锐刚上述行为不是典型的逃逸行为，也没有导致侵权责任划分不清，但客观上让保险公司无法亲自查验或通过交警的及时介入，审查事故是否属于赔偿范围，因此，邹锐刚事发后既未报警，也未及时报险，更未保护现场，亦未拍照固定现场照片，而是在事发三日后才到交警队、保险公司接受询问，尽管邹锐刚在事发时因案发地系居住小区而在现场停留了半小时，但其行为性质与肇事后立即逃离现场致使无法对驾驶人事发时的状态进行核实的情形并无二致，特别是在已有他人指证驾驶员存在酒驾嫌疑的情形下，故其实质属于未经依法处理擅自离开交通事故现场的情形。 关于焦点三，被申诉人是否应当理赔。本案双方之间是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均应依照合同约定诚实履行合同义务。案涉保险合同中，其免责条款用加黑字体约定：驾驶人存在“饮酒”或“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情形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邹锐刚在投保人声明处对声明的内容“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签字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应当认为被申诉人对上述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该条款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故在邹锐刚无法对未报警及未及时报险作出合理解释，也未提交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反驳酒驾的情况下，应当认定邹锐刚上述行为实质上属于案涉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情形，保险公司有权不予理赔。 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维持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4民终50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 茜 审判员 倪玉君 审判员 胡 伶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