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23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阳，男，198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必锐，男，1991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瞿明镜，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平，男，196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铭，安徽信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逸文，安徽信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周阳、李必锐因与被上诉人夏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0103民初7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阳及其与李必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瞿明镜，被上诉人夏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铭、郑逸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阳、李必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夏平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夏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案涉借款人、担保人均对夏平的出借人资格提出质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进一步查清案件详细事实，径行确认夏平的债权人资格，与事实不符、认定错误。首先，夏平不具有本案债权人资格。一审中周阳、李必锐均明确表示不认识夏平，自始至终并无资金往来。庭审中，夏平也承认周阳借款及李必锐签字当时其并不在场，也不了解借款、担保发生过程。作为大额的资金出借，陌生人之间相互拆解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在整个借款期间，夏平也从未向其主张过债权。本案实际的出借人为证人马某，后期还款也是归还到马某个人账户，马某之所以将自身债权转移到夏平处，并要求周阳在2017年2月3日的借条中注明出借人为夏平，就是为了掩盖周阳与马某之间前期大量的工程出资往来事实。其次，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证人马某对相关事实的陈述、回答与夏平的陈述、回答完全矛盾。对于上诉人周阳后期的还款，夏平与马某之间肆意拆解、区分，就还款金额双方表述完全不一致，且无法进行合理解释。二、本案马某实际出借资金仅为96万元，周阳截至目前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已达141.4万元，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2017年1月26日，马某转款100万元，系马某替其子花晶磊代付的工程项目出资，并非借款。一审法院仅依据证人马某提供的阶段性银行流水以及马某单方银行转账备注，就认定该100万元系出借资金与事实不符。首先，马某实际转账借款仅为2017年2月2日的96万元，剩余资金在周阳出具借条后，马某一直未予出借。后期为虚增债权，马某故意将早在2017年1月26日的100万元工程建设出资转嫁到案涉借款中，并通过以夏平作为出借方来掩盖双方之间大量的资金往来事实。其次，2017年1月26日马某转给周阳的100万元系替花晶磊代付的工程出资，并非借款。且在2017年1月24日，周阳曾向马某账户转款155万元，该100万元明显来源于周阳转至马某账户的155万元。一审法院仅依据证人马某提供的2016年银行账户流水，就认为“周阳向马某转款的155万元尚不足以抵偿该190万元……，理由不能成立”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实际上，周阳与马某之子花晶磊一直合伙从事工程建设，花晶磊的项目出资均由马某汇集到周阳账户，工程所得利润也由周阳支付到马某账户，因此周阳与马某之间工程资金往来频繁。早在2016年之前，双方之间就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一审法院仅依据2016年一年间的互相资金往来进行抵偿、平销，并认定2017年1月26日的100万元系个人借款，明显有违事实。最后，一审法院认为“该笔100万元转出时已备注‘借款给周阳’，款项用途明确，故对周阳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缺乏事实依据。银行转账备注系单方行为，转款人在转款中自行进行备注添加，作为收款人其并不知情，也无法进行更改。本案中，马某向周阳的转款备注，直到周阳调取银行交易明细表后才了解备注情况。一审法院依据证人马某刻意制作的银行备注信息，进而认定借款用途明确，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李必锐在签订担保条款时存在重大误解。同时，鉴于周阳与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前提条件，故李必锐不应当在1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李必锐与夏平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资金往来，借条出具当时李必锐也并不在场。直到2019年1月10日，马某爱人花照龙声称周阳欠马某本息合计110万元，要求李必锐在借条复印件上进行担保，因李必锐、周阳与马某之子花晶磊一直合伙从事工程建设，李必锐在未明确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偏听花照龙的怂恿，签订了该担保条款。后经对账了解，周阳与马某之间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故李必锐已无需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夏平二审辩称，一、周阳称其与花晶磊有合伙关系，而花晶磊与马某是母子关系，所以案涉转款应当算为合伙款项，夏平认为上述观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不能成立，即使周阳与案外人花晶磊之间有合伙关系，那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二、周阳称2017年以前周阳与马某之间就有相应的资金往来，因此推定马某是代花晶磊完成投资行为，这只是周阳一厢情愿的看法，并非事实。资金往来是什么性质，应当按客观实际来区分，而非自己按照想象决定。三、周阳认为转款事由一栏中所写的转款性质是借款，系马某的单方意思表示，不足为凭，夏平认为除非有证据证明马某的转款是何性质，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只能证明是借款性质。四、李必锐称在担保栏签名系重大误解，夏平认为不能成立，因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协议，当事人应当独立行使解除权，但到目前为止，李必锐没有单独行使解除权，而仅作为抗辩理由。虽然一审法院对夏平在一审时主张的90万元还款差额认定有误，对夏平的还本付息行为与事实不符，但我方认为可以用其他诉讼渠道维权，所以对一审判决服判。 夏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阳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579661.3元及按月利率2%暂计算至2019年7月8日的利息821423.8元，合计2401085.1元，之后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款清为止；2.李必锐对上述借款承担110万元担保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周阳、李必锐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夏平与马某系朋友关系，马某的儿子花晶磊与周阳系朋友关系，周阳因资金需要向夏平借款，夏平委托马某通过其账户向周阳转款。2017年1月26日，马某通过银行账户向周阳转款100万元，备注“借款给周阳”。2017年2月2日，马某通过银行账户向周阳转款96万元。2017年2月3日，周阳向夏平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夏平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由马某代付（通转账），月息2%（贰分）。”2019年1月10日，李必锐作为担保人在上述借条复印件上书写“本人在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内承担担保责任。”借款后，周阳向马某账户还款如下：2017年4月7日转款20万元，2017年5月8日转款20万元，2017年12月26日转款20万元，2017年12月28日转款114000元，2018年9月30日转款10万元，2018年10月30日转款30万元，2018年11月7日转款30万元。 2016年7月3日，马某向周阳转款50万元，备注“借款给周阳”。2016年9月14日，马某向周阳转款140万元，备注“借款给周阳”。2017年1月24日，周阳向马某转款155万元。2017年5月28日，案外人花照龙向周阳转款60万元。2017年6月15日，马某向周阳转款3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周阳出具的借条中已明确其向夏平的借款由马某以转账方式代付，结合马某的证言，可以确认夏平与周阳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周阳辩称马某于2017年1月26日转账的100万元系替花晶磊代付在工程建设中的出资，但周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花晶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且该笔100万元转出时已备注“借款给周阳”，款项用途明确，故对周阳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周阳提供的2017年1月24日向马某转款155万元，马某亦提供了在此之前其向周阳的两笔转款记录，合计190万元且均备注“借款给周阳”，周阳向马某转款的155万元尚不足以抵偿该190万元，故周阳辩称马某于2017年1月26日对其转款的100万元来源于其对马某转款的155万元，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借条中虽载明借款为200万元，但实际转款为196万元，夏平亦认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了利息4万元，故本院确认夏平实际出借本金为196万元。款项出借后，周阳累计向马某账户还款1414000元，夏平虽称周阳偿还的款项中有90万元系偿还花照龙于2017年5月28日转款的60万元以及马某于2017年6月15日转款的30万元，但周阳在转款时并未对款项用途予以明示，根据款项出借的先后顺序，周阳的前述还款应视为偿还夏平的借款。借条中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2%，不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扣除周阳的还款后，截至2019年7月8日，周阳尚欠夏平借款本金1260402.71元、利息203344.97元，此后利息顺延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因李必锐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同意对周阳的债务在110万元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故对夏平的第2项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周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夏平本金1260402.71元及利息203344.97元（暂计算至2019年7月8日，此后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二、李必锐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周阳的还款责任在1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夏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88元，由夏平负担10153元、周阳负担9897元、李必锐负担6038元。保全费5000元，由周阳和李必锐共同负担。 二审中，周阳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承包合同、投标人抽签记录表、投标报价情况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借条，证明马某之子花晶磊与周阳系合伙关系，共同承接中国科技大学零星维修施工工程，共同作为工程项目授权代表参与零星项目投标，后经统计，周阳共计代花晶磊出资148万元，2017年1月26日马某转账100万系其替花晶磊代付工程出资，并非借款；第二组证据工程施工协议书、交通银行回单、天眼查截图，证明周阳与花晶磊合伙以安徽金科公司名义承接工程后，为过账需要，与合肥泽龙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协商，通过泽龙公司过账470150元，因此周阳与马某及其名下公司之间存在大量非民间借贷的工程过账，马某也明知周阳与花晶磊系合伙承接工程关系，故提供个人账户协助花晶磊工程投资及工程分红；第三组证据工商银行电子回单两份，证明2016年9月5日周阳转马某50万元，2016年12月20日周阳转马某10万元，2017年1月24日周阳转马某155万元，合计215万元，上述转款已足以抵偿马某在此之前向周阳转款190万元。 李必锐质证对周阳二审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夏平质证称，第一组证据与本案无关，2017年1月26日马某转款100万元，如果是代花晶磊出资100万元，又让花晶磊打欠条140万元，我们认为是两笔账，应当是周阳与花晶磊之间的合伙关系，与马某无关；第二组证据与本案也无关，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中转款均发生在打欠条之前，账目往来与欠条所发生的款项没有关系，如果像周阳所言都是投资款，难以解释欠条从何得来。经本院审查，周阳二审提交的前两组证据均系周阳所称的与花晶磊之间合伙产生的材料，但本案系民间借贷关系，即便周阳与花晶磊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关于合伙出资款项与本案借贷关系的款项性质不同，上述证明材料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系案涉借条出具之前的双方款项往来流水，在未有其他材料佐证与本案借条款项相关的情况下，本院亦不予采信。 经对一审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诉辩意见的综合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案涉200万元借条中夏平实际履行的出借款项数额及李必锐是否需要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关于案涉200万元借条中夏平实际履行的出借款项数额问题。夏平称实际出借款项196万元，预扣一个月利息4万元，而周阳则称仅收到96万元。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借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借贷合意、交付款项两项事实。本案中各方对2017年2月3日周阳向夏平出具200万元借条不持异议，可以认定具有借款200万元的合意。夏平还需举证证明其实际交付的款项数额，为此夏平提供了2017年1月26日马某通过银行账户向周阳转款100万元及2017年2月2日马某通过银行账户向周阳转款96万元的银行流水。周阳认为2017年1月26日马某向周阳转款100万元系马某代其子花晶磊支付的合伙投资款并非借条下的出借款。马某一审作证认可系代夏平履行200万元借条中的出借款，否认上述100万元与花晶磊有关。经审查，2017年1月26日马某通过银行账户向周阳转款100万元时明确备注“借款给周阳”，且200万元借条明确“借到200万元系马某通过转账代付”，另夏平二审亦到庭陈述其和马某系家门口朋友关系，其把钱放在马某处赚点利息花，本案系熟人之间操作的陌生人间的借款，本案借款、还款一直由马某负责与周阳联系具有合理性，故一审法院根据民事案件事实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规则，认定案涉200万元借条实际出借款项为196万元并无不当。 关于李必锐是否需要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本院上述认定，案涉200万元借条中的款项在2019年1月10日李必锐作为担保人在200万元借条复印件上书写“本人在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内承担担保责任”时，尚有120余万元本金利息未归还，李必锐认可签名的真实性，称存在重大误解，但至今李必锐未提供任何重大误解的证据，亦未起诉要求撤销其为案涉借款提供的担保，故一审法院判令其在1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周阳、李必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088元，由周阳、李必锐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镜 审判员 王养俊 审判员 于海波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梁新鹏 书记员张晨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在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