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683民初7914号原告：范国花，女，195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州市上城区，现住杭州市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健弘，浙江正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嵊州支行，住所地嵊州市三江街道官河南路88号二、三层。负责人：张海明，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友根，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范国花与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嵊州支行（以下简称“浦东嵊州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12月27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健弘、被告负责人张海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友根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4月1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国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健弘，被告负责人张海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友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国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存款本金人民币5907056.08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返还原告存款的利息877144.2元〔利息清单：（1）2014年9月22日至2019年5月14日止，计1694天；327万元＊2.75%／365天＊1694天＝417350.54元。（2）2019年5月15日、6月19日、7月24日分别收到50万元、78833.65元、24110.27元；2667056.08元＊2.75%／365天＊110天（2019年7月25日至同年11月11日）＝22103.68元。（3）2014年11月12日，324万元＊2.75%／365天＊1807天（2014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11日）＝445500元〕；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迟延返还原告本金人民币5907056.08元的逾期利息（从2019年11月12日起直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35%）；4、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标的额变更为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存款人民币5905056.08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返还原告存款的利息884954.2元〔1、2014年9月22日-2019年5月14日（1694天），（400-73）万元＊2.75%／365天＊1694天＝417350.54元；2、2019年5月15日、5月31日、6月19日、7月24日分别收到43万元、7万元、78833.65元、24110.27元，共计602943.92元；2019年7月25日至2019年11月11日止，2667056.08元＊2.75%／365天＊110天＝22103.68元。3、起诉后，2020年1月10日、3月18日各收到1000元，共计2000元；目前剩余本金2665056.08元。2014年11月12日存入人民币4000000元，2014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11日，（4000000-760000）元＊2.75%＊5＝445500元；目前剩余本金3240000元〕；上述两项共计6790010.30元；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迟延返还原告人民币5905056.08元的逾期利息（从2019年11月12日起直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35%）。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22日，原告到被告营业厅办理新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轻松理财普卡一张（卡号62×××66），而后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存入人民币4000000元，并打印对账单，确定存款到账。同时，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明确约定一年后，被告向原告支付本金与利息。2015年9月22日，原告到被告处准备取出存款时，发现账户内的存款已空。原告于2015年10月向嵊州市三江派出所报案。后原告通过核对账户记录，发现所存款项，于2014年9月22日当日就由被告私自划入到第三方账户。原告以并不知道、也未同意、更未办理过划款事实，向贵院起诉，案号（2017）浙0683民初1168号。因案涉刑事案件，贵院在2017年4月25日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也曾于2017年2月16日以“2014年11月12日原告到被告营业厅办理新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轻松理财普卡一张（卡号62×××86），而后原告通过转帐方式存入人民币4000000元，并打印对帐单，确定存款到帐。同时，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明确约定一年后，被告向原告支付本金与利息。因原告曾于2014年9月22日办理过类似存款，故到2015年9月22日时原告发现帐户内的存款已空。原告于2015年10月向嵊州市三江派出所报案。后原告通过核对账户记录，发现所存款项于2014年11月12日当日就由被告私自划入到第三方帐户。原告并不知道、也未同意、更未办理过划款事实”向贵院起诉，案号（2017）浙0683民初1169号。因案涉刑事案件，贵院在2017年4月25日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2018年10月11日嵊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浙0683刑初531号、2019年1月7日嵊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浙0683刑初694号，查明认定犯罪分子祝华锋、徐建波、郑治国、童亿宏、赵晓亮（被告员工）、章根富、赵刚相互勾结设计，在被告工作营业时间内、在被告的营业场所柜台、利用被告的管理漏洞，一起诈骗了原告存入被告银行账户上的存款人民币8000000元。在两份刑事判决书中，都明确原告是被蒙骗、不知情。被告员工参与设计诈骗、在被告工作营业时间内、在被告的营业场所柜台、利用被告的管理漏洞，在蒙蔽原告情况下，转走原告账户内的存款。截止起诉日，原告已追回人民币2092943.92元。起诉后，原告于2020年1月10日收到嵊州市人民法院执行款1000元、2020年3月18日收到嵊州市人民法院执行款1000元。被告不仅应该对原告被骗走的剩余存款人民币5905056.08元承担全部责任，被告还应该对原告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将存款存入被告监管账户后，被告员工伙同犯罪分子，在被告工作营业时间内、在被告的营业场所柜台、利用被告的管理漏洞，在蒙蔽原告情况下，转走原告账户内的存款。被告不仅未尽到安全保护原告银行账户存款的职责，也未尽到对自己职员的监管职责，给原告造成极其巨大的经济损失。现原告依据《民法》、《民诉法》、《储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立刻归还原告剩余存款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嵊州支行答辩称，1、原告于2014年9月22日和同年11月12日在被告处分别办理了“轻松理财银行普卡”（下称银行卡）各一张并于办卡当日分别存入400万元人民币，共计800万元的事实并没有争议。2、存入款项的当天，原告委托案外人持有该二张银行卡、原告的身份证原件和使用该银行卡的密码办理了各400万元人民币的转账业务。3、被告在办理上述业务中，认真审核，严格按照中国银监会规定和被告总行的内部规范操作，不存在过错。如发生纠纷，本案案由也应为“借记卡”纠纷，而不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4、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查明了原告银行卡中的各400万元存款被他人诈骗所得，与被告的转账业务并没有因果关系。综上，答辩人认为，被告在履行“借记卡合同”中，未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存款被骗与被告履行合同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依照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储蓄存款章程》中有关问题的请示的批复（1991年12月18日银条法（1991）15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请求合议庭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请求。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017）浙0683民初1168、1169号卷宗材料复印件；以证明原告曾于2017年2月16日起诉被告，因案涉刑事案件被嵊州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事实。证据2、（2018）浙0683刑初531、694号刑事判决书二份；以证明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职员赵晓亮勾结犯罪分子祝华锋、徐建波、郑治国、童亿宏、章根富、赵刚，通过被告经营场所在经营时间内，利用被告管理漏洞诈骗原告存款放于被告监管账户上的存款人民币800万元。在整个过程中，原告都是不知情的，被蒙蔽的情况下于2014年9月22是、11月12日分别转入郑治国和虞吉娜账号各400万元；且原告不存在任何过错的事实。被告经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的银行卡中的存款被他人诈骗，与被告履行借记卡合同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被告就其抗辩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3、原告于2014年9月22日、11月12日在被告处办卡、转账交易明细及相关附件共计23份，以证明被告按银行操作规程办理转账、开卡及原告在办卡时签字确认和告知客户须知的内容等事实。证据4、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服务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09）17号〕；关于印发《个人人民币活期现金存款、现金取款和转账业务操作规程》的通知〔浦银运营（2008）243号〕；关于印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的通知〔浦银发（2013）327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储蓄存款章程》中有关问题的请示的批复〔1991年12月18日银条法（1991）15号〕等文件；以证明被告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内容操作，符合银监会或被告总行相关规定及中国人民银行对“委托他人代取”一词的含义及责任承担的解释。证据5、个人业务填单凭证一份；以证明郑治国于2014年9月22日将400万元以无卡交易方式转账给原告的事实。原告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证据3中编号1-4页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4页证据恰恰能证明2014年9月22日原告在被告处办理新卡、并将原告本人其他银行卡内存款转入到办理新卡账户上,将400万元存入到被告监管的银行账户内。编号5-12页、17-21页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定。被告虽然办理过这两笔转账业务及核对相关身份信息,但根据(2018)浙0683初694、531号生效判决书查明认定的事实,是犯罪分子诱骗原告,在被告职员帮助下,由犯罪分子填写代理转账凭证先交给事先物色好的被告柜员,再以打印对账单为由让原告提供身份证、银行卡、输入密码。所以,既然是犯罪行为,就不是合法的转账业务手续,更非是原告的真实意思确认；故其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定。编号13-16页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4页证据恰恰能证明2014年11月12日原告在被告处办理新卡、并将原告本人其他银行卡内存款转入到办理新卡账户上,将400万元入到被告监管的银行账户内。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定,因仅是复印件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定,（1）此通知是2009年发布,时间远早于2014年,被告并未证明2014年的执行标准是什么;（2）根据(2018)浙0683刑初694号生效判决书查明被告职员赵晓亮供述“按照正常操作,银行工作人员转账、取款时肯定要问存款人关于资金的去向、金额等问题,而且主办会计授权时还要再问一次的”、“2014年9月22日存款人来了,赵晓亮按之前说好的跟银行工作人员打声招呼,赵晓亮给同事丁某打电话,说有客户是赵晓亮认识的,存款人、借款人都会在场,钱存进去后的对账单给存款人,转账后的对账单给借款人,办理时不要多问”,足以证明被告职员无视规章制度,且明确是知道存款人、借款人当时都在银行内,是故意在转账之时,不告诉原告办理转账业务前提下,骗取原告输入密码;（3）根据(2018)浙0683刑初694、531号生效判决书查明事实,是犯罪分子诱骗原告,在被告职员帮助下,由犯罪分子填写代理转账凭证交给事先物色好的被告柜员,再以打印对账单为由让原告提供身份证、银行卡、输入密码,足以证明犯罪分子、被告柜员都是明确知道的,而原告是被蒙骗以为是打印对账单而并不知道是转账业务手续前提下,被被告的柜员骗走了密码。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定；该无卡交易记录只能证明是犯罪分子郑治国实施诈骗过程中所为,既然是犯罪行为,就不是合法转账业务手续;所谓无卡业务,就是犯罪分子郑治国单方办理,而非原告与郑治国一起办理,所以不能证明原告当天知道并同意与郑治国转账。而犯罪分子郑治国的供述笔录中多次承认“范国花是不知情的”、“如果范国花知道,是不会转给我的”。本院根据原告申请依法调取(2018)浙0683刑初531、694号相关刑事卷宗材料并当庭出示；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以下：1、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2、第一、犯罪分子章根富在2018年7月30日笔录中供述郑治国说“不能让资金方知道钱出去了”、赵晓亮说“这个我们银行做的到的”;2018年8月6日的笔录供述“这样操作需要银行人员配合",赵晓亮说有办法做到账户上还是存入金额显示(存款人不知道钱被转走)。第二、犯罪分子被告职员赵晓亮在2018年8月28日供述“操作步骤一定要问的,但我打擦边球”“和银行工作人员说不要多问,要求柜员配合”“2014年11月我再次和丁敏明打招呼帮忙,丁敏明同意”。第三、犯罪分子徐建波2015年2月26日供述“将范国花资金转到郑治国账户上,需要银行工作人员配合,他们肯定联系好银行人员的,瞒着出资方将钱转走的”。第四、犯罪分子郑治国2017年9月1日供述“实际上范国花是被骗的,范国花肯定不知道钱到我账户上的”、2017年9月21供述“范围花不知道的”、2017年8月10日供述“柜台人员事先联系好的,范国花不知道”、2017年9月21供述“骗范国花”、2017年11月30供述“利用拉对账单骗范国花,范国花肯定不知道”。所有的犯罪分子都明确,原告是被骗的,在柜员明确知道操作转账业务手续时,因事先打招呼而故意不告诉原告,让原告以为是打印对账单的前提下,被骗走密码而转走存款。足以证明犯罪分子骗取了原告的账户存款情况、柜员帮助犯罪分子骗取了原告的密码,两方结合下一起骗走原告的存款。被告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以下：1、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2、从证据的关联性上讲可以证明（1）2014年9月22日原告存入借记卡中的400万元,被童亿宏、赵晓亮、章根富、赵刚、祝华锋、郑治国、徐建波等7人实施诈骗划走；2014年11月12日原告存入借记卡中的400万元,被童亿宏、赵晓亮、章根富、祝华锋、徐建波等5人实施诈骗划走；（2）上述两次汇款转账,原告范国花自称都在现场并由自己输入借记卡的交易密码；（3）赵晓亮虽原系被告员工,作为诈骗的共犯,但在两次汇款转账中并不在现场,只是事先根据章根富的要求,曾用电话的形式向柜员丁敏明打过招呼。据丁敏明证言,赵晓亮打招呼,只是要求其办理快一点,丁敏明既没有获得任何好处费,而且也不认识其他罪犯。在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要求业务具体经办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本院为了查明本案事实依法向业务具体经办人高莹进行了询问；高莹陈述称，在办理原告的业务中，赵晓亮没有向她打过招呼，是按照银行规定的操作流程办理；即征询客户要办什么业务，说是要办卡，然后拿身份证核对，办卡，输入秘密，打印凭证，请客户核对信息，确认无误后签字，确认没有其他业务办理，请客户收好凭单、身份证、卡；转账要告知客户出示本人身份证件及银行卡，进入系统进行身份核查，确认是否客户本人办理，核对无误，然后开始办理转账业务，再次询问客户确认转账卡号无误后让客户输入密码，密码正确的情况下，叫授权柜员复核，复核员也会再问一次客户，授权成功，再次核对信息，回单打印后再次告知业务内容，并将凭证递交客户由客户核对确认无误后签字。然后征询客户是否还需要办理其他业务，客户回答没有。办理无卡交易要填写转账信息，包括汇款人姓名、汇款人帐号、收款人姓名、收款人帐号、金额、用途，填单上右下角签字。代理业务；询问客户要办什么业务，客户回答后要求代理人出示两张双方卡片及身份证，然后开始办理业务，核对联网核查的信息，确认无误后开始转账；与客户再次确认是从范国花的卡转到郑治国的卡400万元，客户确认后我就会问是不是卡主郑治国本人，账户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安全账户，是不是诈骗，客户确认要转账400万元，然后请客户输入密码，密码正确后请复核员授权，复核员再确认一遍是不是从范的卡转到郑治国卡里，然后郑治国说是的，然后就授权了，我再次核对信息，回单打印后再次告知业务内容由范的卡转到郑治国的卡400万，再将凭证递交客户由郑治国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郑治国在回单上签字。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以下：1、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认可,但内容真实性不认可。2、高莹属于被告公司职员且又是具体经办人员,高莹的笔录其实质就是被告的自述,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高莹讲述内容是否真实,不能认定。其合法性不予认定；该笔录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笔录其实质就是被告自述,但并无其他证据证明讲述内容真实存在,所以不能证明被告转账时询问过原告。同时,高莹是被告职员、且又是具体经办人员,和本案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被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对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主张被告提供“承诺书”不予认定，该承诺书经刑事案件查实系犯罪分子伪造并提供给原告；对有异议的证据结合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综合分析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11月，原告范国花通过拨打报箱内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联系上所谓的“中介人”得知到指定银行存款一年有本金18%的利息。在案外人祝华锋、郑治国、徐建波、赵晓亮、童亿宏、章根富、赵刚（刑事案件被告人）及虞吉娜等介绍安排下，原告范国花于2014年9月22日到嵊州后于12时36分在被告营业厅办理新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轻松理财普卡一张（卡号62×××66），后范国花办理了打印对账簿业务；12时39分，原告在办卡后当即通过转账方式存入卡号（62×××66）400万元，13时22分，原告将存入卡号（62×××66）的400万元通过转账方式转入郑治国的账户（卡号为62×××17），并在业务凭证／回单上客户签名栏签名范国花；14时零5分，郑治国通过无卡交易的方式将双方身份证及其填写的银行转账单交给银行工作人员后将原告转至本人账户（卡号为62×××17）的400万元转回至原告账户（卡号为62×××66）；14时29分，郑治国以代理人身份持双方身份证、银行卡交给银行工作人员，并由原告范国花输入密码将原告卡号（62×××66）400万元进行转账至郑治国卡号（62×××17），郑治国在业务凭证／回单上客户签名栏签名郑治国。上述办卡、存款、打印对账簿、转账业务分别在办卡当日完成。郑治国在收到款项当日支付范国花高额利息73万元。同年11月12日，原告范国花到嵊州后于14时35分在被告营业厅办理新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轻松理财普卡一张（卡号62×××86），后范国花办理了打印对账簿业务。14时37分，原告在办卡后当即通过转账方式存入卡号（62×××86）400万元，15时11分，虞吉娜以代理人身份持双方身份证、银行卡交给银行工作人员，并由原告范国花输入密码将原告卡号（62×××86）400万元进行转账至虞吉娜卡号（62×××94），虞吉娜在业务凭证／回单上客户签名栏签名虞吉娜。上述办卡、存款、打印对账簿、转账业务分别在办卡当日完成。虞吉娜在收到款项当日支付范国花高额利息76万元。郑治国等人在转账当日还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书；2014年9月22日的承诺书载明，户名范国花在上海浦东发展嵊州支行2014年9月22日开户，卡号62×××66，存入人民币400万元。一年到期，凭身份证，银联卡来我行支取，我行无条件给予支取本金与利息。2014年11月12日的承诺书载明了同样内容。上述承诺书上均盖有“银行业务专用章”字样的印章。后经查实，该印章均系伪造。2015年10月，范国花到嵊州市三江派出所报案称，其二张银行卡各400万元存款没有了。2018年10月、2019年1月本院以诈骗罪判处祝华锋、郑治国、童亿宏等人有期徒刑。后童亿宏不服上诉。绍兴中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范国花收到退赔款共计604943.92元。另查明：《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服务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09]17号”）载明：50000元以上（含）取款、挂失申请，代理人提供双方身份证件即可办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银运营（2008）243号〕《关于印发〈个人人民币活期现金存款、现金取款和转账业务操作规程〉的通知》载明：业务规则和处理规范（一）客户本人存取款业务根据一行三会〔2007〕第2号令第八条规定，个人客户本人人民币单笔5万元（含）以上的现金存取款业务，应当核对客户（户主）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以下简称“有效身份证件”或“证件”），在存取款凭条上摘录客户证件信息，按相关规定联网核查并打印核查结果。对于无法联网核查或核查结果为非“公民身份证号与姓名一致”但仍可按规定办理的业务，将其证件复印留存，下同。个人客户本人人民币单笔5万元（含）以上的转账取款业务（转出、转入账户为同一存款凭证项下的除外），比照上述本人人民币单笔5万元（含）以上的现金存取款业务的客户身份识别要求办理，应当核对客户（转出账户户主）的有效身份证件，在转账凭条上摘录客户证件信息，按相关规定联网核查并打印核查结果。（三）委托代理存取款业务非卡、折户主本人办理的现金或转账存取款业务，为委托代理存取款业务…还应按照一行三会〔2007〕第2号令第二十条的规定，核对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代理人的相关信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银发（2013）327号〕《关于印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的通知》载明大额现金业务客户身份识别要求：各级经营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含）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含）以上现金存取业务的，应当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如发现由他人代理的，应同时核对代理人和账户户主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并登记代理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国籍以及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如果代理人在代理存款时因合理理由无法提供户主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可参照本办法一次性金融服务客户身份识别要求，对代理人开展相关客户身份识别工作。中国人民银行〔1991年12月18日银条法（1991）15号〕《关于对〈储蓄存款章程〉中有关问题的请求的批复》载明“委托他人代取”一词的含义解释如下：一、委托他人代取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即储户（被代理人）以足以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包括工作证、户口薄、居民身份证等）及存单或存折为委托授权的标志，交他人（代理人）代为提取存款的行为。二、储户对委托他人代取的行为负全部责任。本院认为，原告受郑治国、童亿宏等刑事被告人的欺诈到被告处开户、储蓄存款，后账户上的款项以转账方式汇入郑治国、虞吉娜账户，上述事实已经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就本案案由应定为借记卡合同之抗辩；本院认为，原告持有的是借记卡，构成的是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故本案案由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1）郑治国、虞吉娜与范国花之间是否构成代理行为；（2）被告单位特定柜员与郑治国、祝华锋等人有否串通隐瞒欺骗范国花，且有否存在违规操作等行为。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一）郑治国、虞吉娜与范国花之间是否构成代理行为根据银行代理转账操作规程，代理人提供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及被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存折或银行卡、填写转账单、输入密码后即可办理。从特定柜员具体经办人高莹的陈述及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分析，被告单位特定柜员并没有违反上述银行内部操作规程。银行特定柜员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郑治国、虞吉娜是代理人的身份，且银行特定柜员在办理案涉代理汇款业务过程中并未违反银监会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内部的操作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故相对于被告而言，郑治国、虞吉娜的代理转账行为对被代理人即本案范国花发生效力。（二）被告单位特定柜员与郑治国、虞吉娜等人有否串通隐瞒欺骗范国花，且有否存在违规操作等行为本案转账业务有一定特殊性，郑治国、虞吉娜以范国花代理人身份填单、但同时又是转账业务的收款人，且代理人郑治国、虞吉娜与被代理人范国花同时在场。在此情况下，银行工作人员应尽到相应的审查提示义务。根据银行业的相应规定，在办理存取款、转账汇款等业务，本人或代理人出示双方身份证件即可办理，特定柜员审核身份证件真实性、填写完整信息、客户签名确认后，即可为客户办理相关业务。持卡存取款、转账汇款等业务须凭密码进行，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故本案被告单位特定柜员只要履行上述规定义务，就不存在过错。从特定柜员具体经办人高莹的陈述及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分析，本案不存在被告人郑治国和虞吉娜等与被告特定柜员有串通隐瞒欺骗范国花的事实存在，被告人赵晓亮系被告单位个人贷款的客户经理，并不是特定柜员；其虽与柜员工作人员丁明敏打过招呼，但丁明敏系复核人员，在办理业务时首先经过具体经办人高莹后才是复核员丁明敏，再由授权人员授权确认才办理完成；据丁明敏陈述是按操作流程办理的。故本案无证据证明被告人郑治国和虞吉娜与被告单位特定柜员间存在串通隐瞒欺骗范国花的事实。即使本案存在特定柜员没有及时沟通、提醒范国花的情形，但也并不能证明其存在过错。首先，范国花作为成年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应当知晓银行并不存在以“在1年到期无条件给予支取本金与利息、不开通短信提醒、不开通电子网银、不查询”承诺为前提的合法存款业务。其次，范国花应当知晓在银行卡账户中的存款系活期存款，非一年期定期存款，也不可能在存款当天收到18%、19%的高额利息（当天收到73万元和76万元的高额利息）。且根据资金流转过程分析，范国花存款后，当即给付到账的高额贴息并非来自存款银行，此举明显有违常理。经查证，实际情况是范国花受犯罪分子祝华锋、郑治国等人高息诱骗，为获取高额利息而明知进行存款转账给郑治国和虞吉娜；范国花存款被骗与被告的行为无因果关系，在没有证据证明银行有过错的情况下，要让银行承担民事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分析，根据刑事案件认定的有关事实及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范国花应当知道该款项是转给郑治国和虞吉娜使用，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息，被告根据储户范国花的指示而进行转账，并未违背储户意志，有关办理手续符合规程，范国花主张祝华锋、郑治国等人与被告单位特定柜员存在共同欺骗隐瞒范国花、被告存在违规过错等行为，既无证据证明也与生效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本案案涉款项系被祝华锋、郑治国等罪犯诈骗的结果，范国花要求被告支付存款本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国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289元，由原告范国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钱家仁审 判 员  储一敏人民陪审员  姚法庆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唐茹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