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桂03行终17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曾纯璐，女，198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桂林市，经常居住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大街230号4栋。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盛国，男，1955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桂林市，经常居住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大街230号4栋。系曾纯璐之父。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桂林市秀峰区榕湖北路3号。 法定代表人：刘祖军，主任。 第三人（一审第三人)：桂林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住所地：桂林市秀峰区西山路6号。 法定代表人：蒲赞好,副支队长。 第三人（一审第三人)：桂林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桂林市临桂区青莲路8号-桂林投资发展商务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飚，局长。 第三人（一审第三人)：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桂林市临桂区青莲路建设大厦南楼23楼。 法定代表人：曾亮，局长。 上诉人曾纯璐因诉被上诉人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第三人桂林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桂林市自然资源局、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不服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4行初4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曾纯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承担诉讼、维权等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部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超过时效为由驳回起诉不当。1.上诉人在桂林旅游时，拍买竞得涉案房屋，花了近二十万，另加装修费用十多万,家俱家电十多万。当时并不知雉山桥要拆除重建，雉山桥的规划红线等相关文件是属于保密阶段；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没有提出超过时效的抗辩，法院应居中裁判，不应主动适应时效;3.有2015年9月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5)象立行登字第27号补正起诉材料告知书为证；4.上诉人至2015年9月在贵院起诉被上诉人后,从未中断，仅凭桂林中院2018年3月27日作出的(2018）桂03行终30号裁定书送达时间（2018年5月21日从邮局发出,2018年5月26日寄达签收）,就认定本次起诉，已经超过一年是错误的。2019年12月23日象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304行初48号行政裁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就剥夺上诉人诉权，未免草率;5.上诉人2015年7月才在市规管字(2003)690号文和市规管字(2000)177号文获取上诉人房屋在规划红线内。市容管理局要容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修复恢复护栏及排水等，容发环保有限责任以重建雉山桥是修改了规划拒绝修复。于2015年9月将其告上法院。桂林市规划局在(2005)市规诉答字[2015]12号和〔2016〕4号等多份答辩状、2015年12月15日在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谈话笔录可以证明确认安新北路9号11栋(上诉人房屋是9号11栋103室）记房屋是在拆迁红线内而修改。2019年7月8日在广西高院的听证会上，桂林市政府指认被告是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故知道和应当知道就是2019年7月8日。也明确了事实就是2008年10月的雉山桥道路建设，未依法建设，侵权责任人就是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明确了事实和侵权责任人，诉讼时效就可以起算了，一审认定超过起诉期限是错误的；6.2019年5月29日桂林市秀峰区法院作出(2019)桂0302行初11号行政裁定，明确载明：2019年3月3日起诉人曾纯璐以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为被告桂林市规划局、桂林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为第三人的行政起诉状，后新增桂林市拆迁办公室为了本案第三人。诉讼请求：“1.判决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2008年10月14日雉山桥道路建设违法;2.申请行政赔偿。”有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10日邮秀峰区法院立案庭的快递单为证，还有2019年3月19日向桂林市中法院的(补正起诉市政府、申请行政赔偿)快递单等等为证。一审法院以超过一年之说有悖于法律，裁定驳回起诉是错误的。第二部分、被上诉人2008年10月的雉山桥道路建设为违法。一、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限仅提供了其中市规管字(2003)690号文和市规管字(2000)177号文及(2000)105号用地许可证、桂林市上海路改造工程筹备小组文件上改字【2000】0028号关于上海路改造工程道路规划定点的请示及桂林市上海路改造工程筹备小组文件上改字【2003】019号关于尽快确认雉山桥拆迁范围的请示。没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批复，且雉山桥在1972年就是合法建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10月14日建设雉山桥道路建设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二、实体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条“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法”和第二十六条“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及第二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宪修改总体规划。修改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三、被上诉人自认违法。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行政复议中，在2015年的5月29日以“瑕疵”撤销对曾盛国的行政处罚。被上诉人在2015年3月27日和2015年11月30日对曾盛国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同一法律条款进行重复处罚。且从2015年6月8至9日“执法调查”到“行政处罚”时间长达五个多月。而且在2015年5月29日以“瑕疵”撤销对曾盛国的行政处罚时，并口头向曾盛国道歉。第三部分、上诉人的损失被上诉人理应赔偿。一、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二、实际损失。（一）、返还构建筑物的实际损失及相关费用。1.请求赔偿原告违法强拆防御性构建筑物损失5万元；2.请求承担房屋遭受的损失维修和重新装修80万元；3.家倶、家电、衣物等：10万元。（二）、上诉人被侵害后房屋不能居住的损失费用。4.房屋租赁费：2200×12×6=158400元。（三）、其它损失。5.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6.车费：1000×6×12=72000元;7.判令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费用20000元其中:⑴快递费3000元;(2)打字、复印费17000元;8.误餐费、住宿费72000(200×360)元。合计：壹佰伍拾柒万贰仟肆佰元（1572400元）截至到上诉人房屋能居住之日，上诉人维权费、交通费、邮寄费、房屋维修费。综上所述，一审裁定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明查公断。 曾纯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和第三人2008年10月14日雉山桥道路建设违法，政府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2.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缘由为原告认为其居住的房屋在2008年10月雉山桥重建工程中位于建设用地拆迁范围内和公路退让红线范围之内，房屋应当依法拆除，而至今政府仍未具体监督实施。因雉山桥改造工程，路面抬高、拓宽，导致原告房屋外高内低、常年积水。屋外的洗车场、铁栅栏等对原告房屋有着屏障功能的防护设施被拆除，与邻居共同出资硬化的房前地面被毁坏。自上述防护设施拆除后，原告家中财物多次被盗，临街卧室的玻璃经常被不明物体击碎，长期遭受噪音、粉尘、强光灯等的侵害，2014年7、8月份的一天凌晨左右，一辆吊车坠物直接坠落在原告房前，不明物体直接撞击在原告房屋墙上，生命财产长期受到严重威胁。原告在过去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曾和多次找过雉山桥指挥部、桂林市规划局以及象山区相关部门寻求解决，但都没有解决方案，而生命和财产安全却像个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在诉求无果的情形下，原告自己出资自行搭建了一个宽约1米，长约7米的构筑物，以保障家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2016年1月13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桂林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一大队将原告搭建用于防御性构筑物用暴力违法强制拆除，并将原告墙面、窗户、铁护栏、下水管损坏及将全部建材运走。2016年4月原告回到家发现原告搭建的防御性构筑不见了，随既报警，警察告知城管所为。另桂林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已变更为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雉山桥道路建设，桂林市人民政府决定从2008年10月14日起启动雉山桥的重建工程，2009年12月22日，新桥建成通车。原告诉请为确认被告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第三人2008年10月14日雉山桥道路建设违法，也即建设这一事实行为。因此，现原告起诉已经近10年的事实行为，涉及起诉期限问题。本院依法就起诉期限向原告进行释明。原告提出2009年12月22日，新桥建成通车全桂林市都知悉，其也知悉。但其于2019年7月8日在广西××才××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为侵害人，应当由其负责。此时才应当开始计算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开始计算，而非知道行政主体开始计算。时隔近10年时间原告针对事实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因此，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曾纯璐的起诉。 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诉请为确认被上诉人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及第三人2008年10月14日雉山桥道路建设违法，一审法院就起诉期限向上诉人进行释明时，上诉人回复“知悉重建的雉山桥于2009年12月22日建成通车”，因而本案的起诉期限至迟可以从2009年12月22日开始起算。仔细阅读上诉人的上诉状及一审卷宗中上诉人的材料，上诉人针对雉山桥道路建设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间最早为2015年。无论根据当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００〕８号）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还是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把上诉人本案诉讼的时间提至2015年，都已明显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上诉人认为本案的起诉期限应适用二十年，二十年是当事人不知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情况下的最长保护期限，而本案上诉人是知道雉山桥重建的，故本案的起诉期限不能适用二十年。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也就是说，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其诉讼请求应当是明确和具体的，要指向具体的行政行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雉山桥道路建设行为包括审批、备案、公告、补偿、安置、实施等一系列行为，涉及到不同级别的行政机关及多个部门。上诉人请求确认雉山桥道路建设违法，没有明确对雉山桥道路建设过程中的哪一个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笼统以雉山桥道路建设违法作为诉讼请求提起诉讼的，属于没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因此，上诉人的起诉没有明确的诉讼请求，且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曾纯璐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永群 审 判 员 蒋子秀 审 判 员 霍凤玲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黄 坤 书 记 员 叶子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