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17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公证处，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一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450396161R。法定代表人：刘乙，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晋，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朝霞，重庆坤源衡泰（两江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鸿，男，1974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谌智勇，重庆国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羽，重庆国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市公证处因与被上诉人王鸿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3民初155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询问审理。上诉人重庆市公证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晋，被上诉人王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谌智勇、王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公证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鸿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鸿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中重庆市公证处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重庆市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制作了《公证受理通知书》、《公证申请告知书暨公证事项受理通知回执》、《询问笔录》等文书，向王鸿送达相关公证受理文书，询问公证申请人相关公证事项，并告知公证申请人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办理公证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不存在告知不充分等过错。2.重庆市公证处作为市级公证机关，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出具《情况通报》，系其内部管理的自我批评和自我要求，不应上升为对违法行为的确认，不能以此确认重庆市公证处存在侵权责任中的过错。3.王鸿与李波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申请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义务之后，再欺瞒重庆市公证处对《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办理的公证。王鸿的损害后果与重庆市公证处的公证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重庆市公证处对王鸿的损害结果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鸿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重庆市公证处存在过错，相关刑事判决书和一审法院调取的讯问笔录等证据明确了重庆市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在办理公证时极端不负责和收受额外钱财的行为，重庆市公证处向王鸿出具的《情况通报》亦对该事实予以确认。2.重庆市公证处的公证行为与王鸿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王鸿是基于相信公证处的合法公证行为能保证自己收到尾款，才上当受骗。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虽显示相差一天，但实际上王鸿是在同一天被李波等人带到公证处和房屋交易所签订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即使双方是提前一天在房交所签订的合同，亦只能表明双方是提前一天向房屋交易所提交办理过户手续资料，而实际过户还需要几周时间，因此王鸿并非是在房屋产权过户后，才去办理的公证。王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重庆市公证处承担侵权赔偿损失56万元、律师费28000元；2.诉讼费由重庆市公证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3日，王鸿与李波签订《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李波以81万元的价格购买王鸿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支路XX号X号的房屋，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房交所过户当日支付25万元，剩余房款56万元于过户后三个月内支付。同日，王鸿与李波向重庆市公证处提交《公证申请表》，要求对上述房屋买卖合同进行公证。重庆市公证处于当日出具（2015）渝证字第40515号公证书，载明：申请人王鸿、李波于2015年8月13日向本处申请办理《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公证，经查，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自愿签订了前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王鸿、李波于2015年8月13日签订了前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名、指印均属实。公证员海键。合同签订前一日，李波向王鸿转账25万元。嗣后，王鸿将上述房屋过户给李波，但李波并未支付剩余房款。2017年1月12日，重庆市公证处出具《关于对2015渝证字第51416号等房屋买卖合同公证调查情况通报》，载明：我处在复查2015渝证字第51416号等房屋买卖合同公证中，初步查明公证员海键存在未亲自接待、部分事项审查不严谨、告知不充分，公证员王庆存在告知不充分，公证员助理苏毅存在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鉴于此，我处决定对上述3人按以下方式调整工作岗位，待涉及房屋买卖相关案件审结后，再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免去海键业务部部长职务，停止执业调至档案室工作；王庆暂停执业待岗学习1个月，苏毅调至出证室工作。上述情况通报，包含了本案涉及的公证文书。2018年6月8日，王鸿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9年6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渝0103刑初1550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5年4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李波伙同丁菲、董超、蹇勇（均另案处理）在本市渝中区等地，以购房的名义与被害人商谈房屋买卖，谎称李波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隐瞒其无实际履行合同能力的真相，还主动提出对购房合同进行公证，以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被告人李波仅向被害人支付约三成的首付款，承诺过户后三个月内付清其余款项，诱骗被害人完成过户，李波等人转而将房产抵押给他人获取资金。被告人李波将所获款项用于偿还蹇勇等垫资人的本金及利息、支付丁菲、董超等人的好处费和中介费、支付公证费等其他费用、个人支出等，未支付被害人剩余房款，抵押借款也未还完。被告人李波等人以此方式先后骗得被害人周上惟和蒋虹、王玉安和周代碧、张薇、方文平、谭文虎、徐学华、王鸿、王鸿、凌泽祥、郑开碧的房产共计10套。经估值，前述房产价值共计908.87万元，李波向各被害人支付房款共计315.7万元。案件审理中，重庆通冠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估价，涉案房屋评估价值为80.95万元。该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波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万元。二、被告人李波在所涉犯罪金额内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王鸿认可根据上述刑事判决书确定的房屋评估价值计算，其损失金额为55.9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证机构受理公证申请后，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将告知内容记录存档。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工作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依照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民事赔偿的，应当以公证机构为被告，人民法院应作为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受理。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证明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四）违反公证程序、颁证规则以及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出具公证书的。本案中，重庆市公证处在为王鸿办理房屋买卖合同公证时，存在告知不充分等过错，其自行出具的情况通报对此也进行了确认，故重庆市公证处应当对王鸿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造成王鸿的损害的直接侵权人是李波，王鸿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重庆市公证处与李波有恶意串通的行为，其要求重庆市公证处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重庆市公证处仅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合本案重庆市公证处的过错程度及行为原因力大小进行考量，该院酌定重庆市公证处在55.95万元的范围内，对李波不能清偿部分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至于王鸿所主张的律师费，因不属于当事人进行诉讼而产生的必要费用，该院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判决：“一、被告重庆市公证处在55.95万元的范围内，对李波不能清偿部分向原告王鸿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王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80元，由原告王鸿负担7744元，被告重庆市公证处负担1936元。”本案二审期间，重庆市公证处向本院提交从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业务受理通知书》及《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各一份，拟证明王鸿于2015年8月12日即与李波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故重庆市公证处对《房屋买卖合同》进行公证与王鸿因受李波诈骗产生的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王鸿质证后认为：对《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业务受理通知书》及《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业务受理通知书》与《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仅能表明不动产登记中心收到变更房屋产权的资料时间，并非房屋产权转移时间；《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申请事由一栏中载明“按约定付款”，但该付款时间并未在王鸿与李波于2015年8月12日签订的合同中予以体现，该合同中的补充条款亦为空白。而在重庆市公证处公证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却有补充条款，该条款对付款时间进行了明确约定，王鸿是基于其与李波要到公证处对约定了付款时间及金额的合同进行公正，才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签订了另外一份合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情况通报》是否可以作为认定重庆市公证处有无过错的依据的问题。重庆市公证处于2017年1月12日出具了《关于对（2015）渝证字第51416号等房屋买卖合同公证调查情况通报》，其主送主体系“郑开碧等同志”，即包括本案被上诉人王鸿在内的人员。从该通报的主送主体来看，该通报是向公证处以外的主体，即包括本案被上诉人王鸿在内的投诉人员，就相关事项的调查结果进行通报送达，而并非如重庆市公证处陈述系为规范公证人员行为，加强内部管理才进行的通报。且该通报系重庆市公证处在2016年12月8日召开专题办公会对包括本案被上诉人王鸿在内的投诉事项进了复查和研究并查明公证员确实存在告知不充分等问题后，所做出的通报。因此，重庆市公证处上诉认为该通报系为规范公证人员行为，加强内部管理所做出的通报，不能成为认定其存在过错依据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重庆市公证处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王鸿因受李波诈骗而将案涉房屋过户至李波名下，但只收到了李波支付的首付款，未收到剩余房款，遭受了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证机构受理公证申请后，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将告知内容记录存档。”重庆市公证处对王鸿和李波在交易过程中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进行了公证。经重庆市公证处公证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即过户当日支付叁拾伍万元整，过户后三个月内支付剩余房屋尾款捌拾壹万元整。虽然重庆市公证处提交的《公证申请告知书暨公证事项受理通知回执》和《询问笔录》等证据显示其对部分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告知，但其并未对王鸿就签订《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后，其中约定的付款方式及期限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进行告知。重庆市公证处出具的通报也对公证员未充分告知进行了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证明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四）违反公证程序、办证规则以及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出具公证书的。”因此，重庆市公证处在办理王鸿和李波《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公证过程中，存在告知不充分的违规情形，存在过错。而王鸿基于对重庆市公证处公证行为的信任，才签署了《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最终王鸿未收到剩余房款，遭受损失。重庆市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未充分告知法律风险的过错行为是导致王鸿损失的原因之一。王鸿和李波虽然在公证之前为办理产权变更签订了另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并向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了房屋产权变更申请，但该行为并不能免除重庆市公证处在公证时的充分告知义务。故重庆市公证处上诉认为其不存在过错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对于重庆市公证处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相关证据内容并不能证明重庆市公证处的上诉请求成立，故本院对其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重庆市公证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80元，由重庆市公证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秦 敏审 判 员  周海燕审 判 员  倪洪杰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茜希书 记 员  李云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