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823民初4039号原告:杜某1，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原告:杜某3,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原告:杜某4,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原告:郝某,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杜某2,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被告:薛某1,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2(薛某1儿子),个体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原告杜某1、杜某3、杜某4、郝某与被告杜某2、薛某1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2019年12月11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某1、杜某3、杜某4、郝某及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告杜某2、被告薛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2均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2月25日，因本案案情复杂，不适合简易程序审理，本院依法作出（2019）内0823民初4039号民事裁定书，本案转入普通程序审理。2020年4月13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某1、杜某3、郝某及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告杜某2、被告薛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某1、杜某3、杜某4、郝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薛某1返还占用的23亩农村承包土地;3、判令被告薛某1给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损失补偿款46000元;4、判令被告薛某1给付地力提高补偿20000元;5、判令被告薛某1返还100平方米农业经营建房用地;6、由被告薛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过程中，原告杜某1、杜某3、杜某4、郝某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薛某1返还占用的23亩农村承包土地;3、判令被告薛某1给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损失补偿款46000元;4、判令被告薛某1给付地力提高补偿20000元;5、由被告薛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13日,乌拉特前旗先锋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主持并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由被告杜某2一人做主,将全家五人包括四原告在内的,共同拥有经营权的23亩土地,签字让与了被告薛某1进行经营。我方四原告认为:1、被告杜某2尚未获得我们的授权,他无权处分我们的土地经营权;2、被告杜某2是文盲(户口簿注明:“文盲半文盲”),其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的签字行为、对土地经营权的让与行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杜某2与被告薛某1,应属无效民事行为,故《人民调解协议书》应予撤销。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规定作出判决,依法维护我们的合法的土地经营权，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被告杜某2辩称，我们在1989年通过抓阄的方式上梁种地,抓完以后1990年打井时乡政府不让我们打井，我们打井贷款的利息乡政府负担一年,1991年村委把梁上的170亩地给了新建社了,东至南北走向的油路,西至刘大生门前的土路,南至榆树地旁，北至王宽地的坝。上梁以后,薛某1、我、李自来、张发小我们四人抓阄分地,把地分了以后在1991年种地没有收成,1992年批房地基,我的房地基批在了永福村南社,薛某1把我房地基卖了，这23亩土地不是我给他的,而是当时薛某1就已经侵占了我的30多亩土地,我去派出所报警,派出所不管。后来土地经营管理站过来处理,但是没有给解决了,后来让我们去乡政府解决,乡政府调解让我给薛某1承包23亩土地,由薛某1给我承包费，然后让我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我不识字我就在调解协议上签了个名字,我也同意让薛某1承包地,所以我在调解协议上签了我的名字,后来在划分地的时候我让我的儿子杜某1和镇、村、社工作人员划分的土地,后来我听儿子杜某1说人民调解协议上写的不是薛某1承包我的土地,而是我给薛某123亩土地。后来我去找镇政府，但是没有给我解决。我同意确认我和薛某1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无效。被告薛某1辩称，一、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且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至今已过四年多,原告至今才认为非真实意思表达并认为该调解协议无效，与事实不符。1、答辩人认为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还是依据《民法总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认该协议无效均已过诉讼时效。2、原告声称非本案被告杜某2真实意思表示,且诉争土地使用权归四原告所有，与事实不符。答辩人认为首先，被告杜某2仅不认识字这一理由不能认定非真实意思表达,整个调解过程是在各方口头表述所有意见之后,经过调解委员会居中解释后各方才在《调解书》中签字确认,所以该理由不能认定其非真实意思表示。附在场人员:司法所任所长,前镇副书记杨志友,前派出所刘风鸣所长,永福村片长张永乐,村支书马二平,前社长张引鱼,杜锦荣，张先根,张发小,李自来。其次,四原告与被告杜某2系父子关系，答辩人认为四原告与被告杜某2对诉争土地使用权应当属于共同共有,所以其当然能够代表共同共有所有权人参与调解。且诉争土地调解至今已经过了四年之久,四原告至今才认为该协议无效,非真实意思表达,与事实不符。另外，四原告认为诉争土地归属其所有，请四原告出具其享有诉争土地的相关证明或证据。再次,答辩人认为本案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问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土地确权纠纷,应当行政前置,不应当由人民法院直接审理。二、关于原告的第二、三、四、五、六项诉讼请求,答辩意见如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九一年,我社进行梁地改造,在与村民协商后，我社杜某2,李自来,张发小和我本人,四户自愿上梁打井改造土地，由于李自来，张发小中途变故,最后只留我和杜某2两户人家,当时我社决定,每户每人分八亩地，我家四人分三十二亩,杜某2家五人分四十亩。第二年在我的组织下,上电架线并且我还盖了房子,在那里安家种地。一九九六年,因我患了牛皮癣，无法在地劳动,于是将土地承包给黑柳子葛家圪旦村民杜富有,在杜富有种植期间,杜某2一家无理取闹,不让浇水,好不容易种了一年,第二年只好承包给我本人二哥(薛双和),可是事情并没有好转，杜某2一家还是极力阻挠，理由是土地是我的机井是共同的,让我从包头回来开闸浇地,那几年正是我病情严重的时候,因此土地无法经营,只能暂且搁置,可没想到杜某2一家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我的土地耕种,也没给一分钱的承包费,并且扬言要霸占我的土地,本人知道后曾几次同社、村、镇三级政府解决此事,结果是无果而终，杜某2一家就是不给我归还土地。二零一四年冬季,我又找三级政府解决此事,政府经过多方努力调解土地归还二十三亩,因为我分三十二亩给我二十三亩,我不同意,三级领导再三给我做工作:你是一名党员，又在村委任过职。只好我给妻子做工作，我签了字,他家杜某2,杜某1,杜某2六弟杜锦荣(五原报社工作，已退休)。因为杜某2是一家之主签的字,另外调解时还答应给我地膜,种子,化肥等费用共计三千元(因杜某2和杜某1父子俩开四轮车搂了我家地膜，毛管种子,化肥等费用）直到现在都没有给我那三千元。当时调解之后共同分地的有马二平、张永乐、张引鱼、杜某2、杜某1、薛开和还有我自己,人民调解协议书原件在镇政府司法所保存请法院调查。土地于2017年11月时国土资源局已经确权,并登记。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调解协议有效，答辩人自2015年5月13日获得诉争土地使用权,至今已经国土资源局确权登记,答辩人认为土地确权应由国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确权,因土地确权纠纷应当行政裁决前置,所以本案原告诉求既不合法也不符合事实,与法与理应当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杜某1说卖房基地占了他家5米,请被告出示证据。请求法院调取关于此次土地确权的证据资料。我们认为并没有杜某3和杜某4的土地。滴灌浇水头从2015年一直以来未使用,杜某1和薛开和说让把管头取了吧,然后薛开和取的。原告杜某1、杜某3、杜某4、郝某围绕诉讼请求共同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四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及郝某与杜某2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四原告的身份情况，同时证明四原告和杜某2是一家人。另外证明杜某2是文盲；2、2015年5月13日人民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杜某2与被告薛某1尚未征得四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让与土地经营权,是无权处分行为，该协议书无效；3、农牧民承担费用和劳务合同书复印件一份、农牧民负担监督卡复印件一份、农业税计征减免公示表复印件一份。证明本案所涉的土地四原告有经营权。以上证据经质证，被告杜某2对1号证据认可；对2号证据认为这份协议是其与薛某1当时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协议上其名字系其本人所签；对3号证据认可。被告薛某1对1号证据认可；对2号证据认可，认为协议上其签字系其本人所签；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核，1号证据被告杜某2、薛某1均认可，本院予以采信；2号证据被告杜某2、薛某1均认可，且对该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的签字均认为系其二人本人所签，本院予以采信；3号证据因未载明杜某2农户所承包土地的具体情况，本院将综合分析予以认定。被告薛某1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合同书一份。证明被告薛某1对本案所涉的23亩土地享有经营权；2、2015年5月13日人民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薛某1享有23亩土地的经营权；3、2014年12月5日前任永福村书记马二平出具的证明一份及2013年3月25日加盖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永福村村民委员会公章的证明一份。证明被告薛某1的答辩主张及享有对23亩土地的经营权；4、2014年8月11日永福南社社长张丑儿出具并加盖有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永福村民委员会公章的证明一份。证明被告薛某1的答辩主张及享有对23亩土地的经营权；5、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永福村民委员会、乌拉特前旗先锋镇人民政府共同出具且有时任镇长唐帅签字的证明一份。证明被告薛某1与杜某2经过社村镇调解处理过，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有效；6、2014年11月11日乌拉特前旗农业承包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先锋镇永福村南社薛某1与杜某2土地承包纠纷的答复意见一份。证明调解协议书的合法性；7、l996年5月20日乌拉特前旗农电局出具的电力管理站杂费收据一份、乌拉特前旗农电局公庙农电管理所出具的乌前旗用电许可证一份。证明被告薛某1享有23亩土地的经营权；8、乌拉特前旗水利局颁发的取水许可证一份。证明对这23亩土地享有合法经营权。以上证据经质证，原告杜某1、杜某3、杜某4、郝某对1号证据不认可；对2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3号证据不认可，认为两份证明中所讲的分地情况与实际不符；对4号证据认可；对5号证据认为该证据是事后补的，不属于新证据，应为无效证据，该证据内容不真实，四原告没有参与过调解，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杜某2向村委会申请转让过这个土地；对6号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举证目的不认可，关于该证据中载明的处理意见四原告一直不知情；对7号证据的举证目的不认可，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薛某1对23亩土地享有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属于哪一方要看村集体的发包行为，即使没有承包合同那要看法律的事实行为，地是谁在耕种就属于谁的；对8号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无法证明被告薛某1享有土地经营权，有取水证不等于取了水也不等于种了地，土地经营权属要看实际经营权。被告杜某2对1、3、5、6号证据不认可；对2、8号证据认可，认为协议上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对4号证据不认可，认为二轮土地承包时写过合同；对7号证据中的用电许可证认可，对收据不认可。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核认为，1号证据因四原告及被告杜某2均不认可，且未载明薛某1农户所承包土地的具体情况，本院将综合分析予以认定；2号证据与四原告所提供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相同，且四原告及被告杜某2均认可，本院予以采信；3、5号证据因四原告及被告杜某2均不认可，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予以认定；4号证据因被告杜某2不认可，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予以认定；6号证据系乌拉特前旗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相关答复意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四原告对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采信；7、8号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杜某2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1年，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永福村南社将该社梁上土地分给被告杜某2、薛某1及案外人李某（自）来、张发小等四户农户开发经营。此后，李某（自）来、张发小农户不再经营。该梁上防洪坝西侧的土地按照农户内成员每人8亩的标准，由杜某2、薛某1两农户继续以农户为单位承包经营。按照以上承包土地的标准，薛某1农户承包了四口人共32亩土地，杜某2农户承包五口人共40亩土地。此后，被告薛某1、杜某2因上述土地的经营问题产生纠纷。2014年11月11日，乌拉特前旗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作出乌农合办（2014）第4号文件：《关于先锋镇永福村南社薛某1与杜某2土地承包纠纷的答复意见》，内容为：“薛某1：就你所反映：你与杜某2土地纠纷一事，我们进行了调查。永福南社在梁上有100多亩土地，1991年经社员大会决定上4户种植梁上土地，当时有薛某1、杜某2、李某来、张发小四户上梁地经营，四户将土地按人口进行了分配。后李某来、张发小、薛某1陆续不再经营，李某来、张发小约经营1-2年，薛某1经营年限要长一些。现在薛某1向杜某2要地，由于时间久，四户经营期间发生的事情知情人极少，具体情况调查说法不一。永福南社也没有签订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调解也没有达成协议。建议镇村组组织双方及知情人员在核对调查清楚情况的前提下，给予调解解决。”。2015年5月13日，乌拉特前旗先锋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被告薛某1、杜某2两农户的上述土地纠纷问题进行了调解，并达成了乌先调2015.5.1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为：“当事人杜某2自愿靠争议地块东头拨给薛某123亩土地。二、此地划拨由村社和包片领导主持划分。三、划给薛某1的23亩土地自己解决浇水问题。四、该地纠纷由镇、村、组、司法四方联调一次性解决。五、此协议一式四份，当事人双方、司法所、村委各执一份。履行方式、时限当事人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被告杜某2、薛某1分别在“当事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处签字并捺印，该调解协议书“人民调解员（签名）”处有任登峰、马二平的签字，“记录人（签名）”处有张引鱼、张永乐的签字，“（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处盖有乌拉特前旗先锋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后，被告杜某2、薛某1与原告杜某1、时任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永福村南社社长张引鱼、时任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永福村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马二平及乌拉特前旗先锋镇人民政府驻村干部张永乐等人一同参与对上述《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23亩土地进行了划分。此后，被告薛某1耕种经营该23亩土地至今。现原告诉至法院。另查明，本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当时承包梁上土地时是以农户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的。四原告及被告杜某2均认为四原告与被告杜某2均为同一农户家庭成员，被告杜某2系其农户代表人。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23亩土地为位于××旗新建社，东至防洪坝，西至杜某2家地，南至防洪坝，北至王忠云地。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核心在于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中，四原告以被告杜某2尚未取得四原告授权，无权处分四原告的土地经营权。被告杜某2为文盲，其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及对土地经营权让与的行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系欺骗当事人所达成的，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人民调解委员会无权对土地经营权纠纷问题进行调解，《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关于土地转让的约定，未经得发包方集体经济组织同意，侵害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人民调解委员会属于违法调解等理由，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对于四原告上述诉称理由，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当时承包梁上土地时是以农户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的，且四原告及被告杜某2均认为四原告与被告杜某2均为同一农户家庭成员，被告杜某2系其农户代表人。被告杜某2作为其农户代表人有权代表农户处分其农户财产、权利等，有权代表其农户参加其农户与薛某1农户土地经营权纠纷的调解，表达调解意见并签订人民调解协议。原告郝某作为被告杜某2妻子，原告杜某3、杜某4、杜某1作为被告杜某2的子女，原告杜某1在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后又参与了对《人民调解协议书》中所约定23亩土地的划分，且该《人民调解协议书》自签订之日至今已履行近五年，四原告应当知晓并理解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其次，四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被告杜某2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不能证明被告杜某2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签字及让与土地的行为系被告杜某2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参加调解所作出的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四原告亦未向本院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关于本案所涉的土地经营权纠纷，乌拉特前旗先锋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能否进行调解的问题，因乌拉特前旗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的乌农合办（2014）第4号文件（《关于先锋镇永福村南社薛某1与杜某2土地承包纠纷的答复意见》）中已明确意见：“建议镇村组组织双方及知情人员在核对调查清楚情况的前提下，给予调解解决。”，根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的规定，乌拉特前旗先锋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有权对杜某2农户与薛某1农户之间的土地经营权纠纷进行调解。关于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土地划分内容是否取得土地所在村、社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是否侵害了村、社集体经济组织权利的问题，因该《人民调解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四、该地纠纷由镇、村、组、司法四方联调一次性解决。五、此协议一式四份，当事人双方、司法所、村委各执一份。”的内容，该《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虽未加盖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永福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但该村民委员会及永福村南社均参加了此次调解，且在签订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后，时任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永福村南社社长张引鱼与时任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永福村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马二平等人均参与了涉案土地的划分，应当认定涉案土地所在村、社集体经济组织知晓并同意该调解意见，并不存在侵害村、社集体经济组织权利的问题。综合以上情况，四原告的诉称理由不能成立，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有当事人双方（杜某2、薛某1）及人民调解员、记录员的签字、捺印，且盖有乌拉特前旗先锋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具备下列条件的，调解协议有效：(一)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并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规定的人民调解协议或合同无效的情形，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故本院对于四原告要求确认该《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四原告要求被告薛某1返还占用的23亩土地，给付土地承包经营损失补偿款46000元及地力提高补偿2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四原告的以上诉讼请求系基于确认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的前提下，而进一步提出的诉讼请求，因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四原告亦未向本院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土地承包经营损失补偿款及地力提高补偿款具体数额的依据，故本院对四原告的以上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第五条，《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杜某1、杜某3、杜某4、郝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原告杜某1、杜某3、杜某4、郝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国强人民陪审员  侯旭峰人民陪审员  袁志雄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 记 员  郝全甫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第三条第二款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第四条具备下列条件的，调解协议有效：（一）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