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81民初8755号原告：袁建生，男，1954年6月14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慧彬、王玮，江苏天目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濮忠民，男，1968年11月2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益，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建生诉被告濮忠民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1月20日和2020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建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玮、被告濮忠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益到庭参加了两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溧阳市上沛鑫诚建材厂（以下简称“鑫诚建材厂”）由王福昌个人投资设立的独资金企业，2004年8月25日王福昌与原、被告签订《委托协议书》一份，根据协议的约定，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鑫诚建材厂由原、被告合伙经营。但是，到2012年7月份，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意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拆除鑫诚建材厂的石灰窑，并与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签订了《石灰窑关停拆除补偿协议》。现据了解，被告已从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领取补偿款30万元。因鑫诚建材厂由原、被告合伙经营，故该补偿款应由原、被告共同享有，但原告在得知被告已领取补偿后，要求被告进行分配，被告不予理睬。为此，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经济补偿款15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濮忠民辩称，2004年8月25日案外人王福昌与濮忠民、袁建生签订《委托协议书》一份，约定从协议签订之日起以后发生的债权债务均与案外人无关，由濮忠民、袁建生经营。2014年11月13日，案外人王福昌对上兴镇政府及濮忠民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上兴镇政府向其履行拆除建材厂石灰窑的补偿义务，一审法院经过审理，支持了王福昌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上兴镇政府及濮忠民均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审理后，认为上述案件应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补偿协议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故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撤销了一审判决。同时在判决书中言明：王福昌表示对建材厂和上兴镇政府订立《石灰窑关停拆除补偿协议》所确定的补偿数额等协商结果不持异议，仅对补偿款的归属存在争议。进而王福昌与濮忠民、上兴镇政府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对补偿款的权属争议另行通过协商或者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原告要求分割的三十万源于濮忠民以实际公司资产拥有人身份取得的拆迁补偿款，换而言之，濮忠民领取的是拆迁款，而并非是合伙利益经营款。濮忠民认为，袁建生已经退伙，其已完成了对建材厂资产的继受，因此以被拆迁人的身份与政府签订了石灰窑关停拆除补偿协议》，据此得到了该三十万元补偿款，该三十万元与原告所称的合伙经营或其他收入无任何关联。原告对其诉请，由于其法律专属身份不适格，其举证责任未能完成。身份不适格即为举证不能，本案可以裁定驳回或实体判决驳回。通过常州中院的裁定书，可以证实，对于本案拆迁款另有王福昌主张权利，通过该裁定书同样证明濮忠民也在主张该拆迁款，至目前，主张拆迁款的有濮忠民、王福昌。而本案原告袁建生对濮忠民获得的三十万拆迁款主张成合伙利益分割，也就是说濮忠民获得的三十万拆迁款应作为合伙体既得利益，原告该请求无任何事实理由：1.濮忠民拿到的三十万是建材厂设备、不动产拆迁款的部分，与原告所称的合伙无任何关联。2.原告至目前，无任何证明该三十万属于合伙所有，依据原告请求，这个证明环节必须完成举证。换而言之，对方只有对拆迁款进行主张，才有权利分割，对方明显将拆迁款和合伙经营所得概念混淆，偷换概念。从三十万元处理可以看出，系拆迁利益，与合伙毫无关系。其处理源于拆迁，终于拆迁，指向实际被拆迁人、实际被征用人、实际拥有权人。与原告所称的经营人无任何法律关系，换而言之，无论怎么样处理，均与袁建生无关，拆迁款的主体系法定，合法经营系约定。本案王福昌主张拆迁利益，濮忠民主张拆迁利益，两个拆迁权利主张人均对拆迁款予以主张，包括本案诉争的三十万在内。而袁建生又以合伙人的身份主张濮忠民既得三十万拆迁利益中的十五万元，按此推论，袁建生的诉请以合伙体中合伙人身份要求濮忠民分割合伙利益，从目前表现来看是一人一半，如果本案支持了袁建生的诉请，也就是拆迁利益袁建生与濮忠民一人一半，完全将王福昌排除在外，显然与常州中院的裁定书不符。当然，从这个角度，也可以驳回其请求，一旦支持，必然与生效法律文书产生冲突。依据目前拆迁款的性质，袁建生如要起诉本案，出具的第一份证据应该是王福昌放弃对拆迁款的主张，如果不出现这份东西，本案无任何价值。王福昌说，拆迁款是我的;濮忠民说，拆迁款是我的。两人均以物权权利主张，现在袁建生以债权权利主张，拆迁款有他的一半，本案物权权利都没有整明白，又冒出来一个债权主张，本案啥的事实也不用讲，物权优先债权，先把物权整明白，再来审这个案件，所以这个案件根本不用审，直接驳回，如果需要看下事实，先要让王福昌出具书面放弃拆迁款的说明，然后在与濮忠民以合伙关系中的合伙人身份论论合伙利益的分配问题，整个案件的诉请胡说八道，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都没有搞清楚，诉讼主体身份也没有搞清楚，就这样起诉了。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拆迁补偿源于拆迁，本案是基于拆迁并非基于分红。2、分红红利并不能否认物权。3、经营权不能替代物权。本案的现实是所有权关系没有得到解决，目前原告向被告追诉要求分红已经排除常州中院裁定书另一相对人王福昌的权利，法院如果支持了原告，将形成侵权判决。另外，本案红利基于拆迁补偿，并非基于经营性利益，如果原告认为红利表述基于营业性产生的利益，那么本案涉及的补偿协议针对案涉石灰窑的固定资产部分并未补偿，但根据上兴镇政府和濮忠民签订的补偿协议来看，无论从标题还是从实质补偿内容均溯源于资产拆迁，指向固定资产，所以应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本案所涉建材厂于2004年4月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注册登记，根据工商登记显示建材厂的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王福昌，经营范围为石灰制作、销售。2009年12月10日，建材厂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但未停止营业。2004年8月，王福昌和濮忠民、袁建生签订委托协议书一份，约定：建材厂法定代表人王福昌从2004年8月25日起委托濮忠民、袁建生两人办理法定代表人事务，特立此委托书，同时订立如下协议：1、不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营业执照；2、建材厂的应收款、应付款都与王福昌无关（除毛献波煤款14万元归王福昌所还）；3、从委托法代人即日起以后发生的任何债务、政治诉纷都与王福昌无关。该协议由王福昌、濮忠民、袁建生，公证人王剑军、黄耀华签名，2004年8月25日订。2012年7月2日，被告与上兴镇政府签订了一份《石灰窑关停拆除补偿协议》。该协议的甲方为上兴镇政府，乙方为建材厂。协议内容为：根据环保和民生的要求，乙方决定自行停止生产经营，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一、乙方同意于2012年12月31日前自行停止生产经营并拆除相关生产设施设备；二、乙方同意于2013年1月5日前将现有石灰窑窑管1只无障碍交付甲方，由甲方负责统一拆除；三、乙方自愿放弃领取一次性补偿；四、鉴于乙方自愿放弃领取一次性补偿，甲方同意乙方以每只窑管每年领取固定红利15万元，期限10年，即甲方自2013年1月起每年12月底前向乙方支付固定红利合计人民币15万元；五、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甲方主张除本协议确定的固定红利之外的一切经济权利；六、乙方所属的土地使用权、房屋等资产由乙方自行处置，乙方保证自行处理好企业职工安置补偿和债务清偿等工作；七、若乙方不能按期关停或向甲方交付窑管，则乙方同意无条件接受甲方处置，包括甲方有权取消对乙方的固定红利。该协议未加盖建材厂的印章，在乙方法定代表人处由被告濮忠民签字。后上兴镇政府向被告濮忠民支付了两期补偿款共计30万元，其余补偿款暂存上兴镇政府账户。现石灰窑已拆除。2014年11月，案外人王福昌诉至本院，要求判令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向王福昌支付赔偿款【即（2014）溧行初字第82号】。在该案件的庭审中，被告濮忠民陈述2009年9月5日，原告袁建生即退出了合伙经营，濮忠民将退伙款105000元交给袁建生，并申请证人也即2004年8月25日王福昌、濮忠民、王福昌三方签订委托协议书的公证人之一王剑军到庭作证，王剑军当庭所作的证词证明2004年8月王福昌与濮忠民、袁建生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从签订协议之日起以后发生的债权债务均与王福昌没有关系，王福昌退出石灰窑的合伙经营，由濮忠民和袁建生经营，之后袁建生也退出了石灰窑的经营，并证明濮忠民已将退伙款退给了袁建生，该退伙款也是王剑军帮濮忠民去弄的。在该案的庭审中，王福昌提出濮忠民讲的105000元退伙款是濮忠民将石灰窑承包给别人做，每年有承包款，这105000元是濮忠民付给袁建生当年将石灰窑承包给别人的承包款，但是在该案中王福昌对自己的这一主张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2015年2月9日，本院作出（2014）溧行初字第8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被告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原告王福昌履行拆除溧阳市上沛鑫诚建材厂石灰窑的补偿义务。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和被告濮忠民均不服该判决，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常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建材厂原系工商管理机关核准的由王福昌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2012年7月建材厂就自愿拆除石灰窑的问题由其实际经营人濮忠民与上兴镇政府签订了《石灰窑关停拆除补偿协议》，该协议对建材厂石灰窑拆除的补偿数额等作出了约定，体现了建材厂与上兴镇政府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二审中王福昌表示对建材厂与上兴镇政府签订的《石灰窑关停拆除补偿协议》所确定的补偿数额等协商结果不持异议，仅对补偿款的归属存在争议。进而，王福昌与濮忠民、上兴镇政府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对补偿款的归属争议另行通过协商或者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据此，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常行终字第7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了溧阳市人民法院（2014）溧行初字第82号行政判决，驳回了王福昌的起诉。原告为此于2019年11月12日诉至本院，要求判令被告濮忠民返还原告经济补偿款15万元，理由是：被告王福昌已从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领取补偿款30万元，因建材厂由原、被告合伙经营，故该补偿款应由原、被告共同享有，原告在本案庭审中还提出：“从目前来说合伙关系已经实际上不存在了，但原告袁建生否认自己退出合伙，被告濮忠民向原告支付了105000元，但这是濮忠民在经营过程中将石灰窑承包给其他人所获得的收益，将收益中的一部分支付给了袁建生，并非原告袁建生退伙所得到的分配款。”但原告对自己这一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庭审中原告提供书证一：2004年8月25日，王福昌、濮忠民、袁建生三方签订的委托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书证二：常州中院（2015）常行终字第78号行政裁定书一份。对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书证一提出是复印件，不认可证明内容，对原告提供的书证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提出被告也将该行政裁定书作为被告的书证，并提出：1、拆迁补偿源于拆迁，本案是基于拆迁并非基于分红。2、分红红利并不能否认物权。3、经营权不能替代物权。本案的现实是所有权关系没有得到解决，目前原告向被告追诉要求分红已经排除常州中院裁定书另一相对人王福昌的权利，法院如果支持了原告，将形成侵权判决。另外，本案红利基于拆迁补偿，并非基于经营性利益，如果原告认为红利表述基于营业性产生的利益，那么本案涉及的补偿协议针对案涉石灰窑的固定资产部分并未补偿，但根据上兴镇政府和濮忠民签订的补偿协议来看，无论从标题还是从实质补偿内容均溯源于资产拆迁，指向固定资产，所以应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常州中院的行政裁定书的真实性也没有异议，庭审中原、被告对本院调取的（2014）溧行初字第82号一案的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提供的书证、本院调取的书证及双方的庭审笔录附卷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书证，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经济补偿款1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相关民事法律政策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建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凭判决书可到江苏省常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300元，也可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韦建军人民陪审员  蔡贞保人民陪审员  沈建新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 记 员  芮彬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