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29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双惠路99号2幢2-2-13。法定代表人：孙汉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勇，上海市海华永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荣高，男，198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荣高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28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昌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至六项、第八项,维持第七项，改判昌达公司无需支付赵荣高：1、2018年10月28日至同年11月14日的工资；2、2018年10月28日至同年11月14日的岗位津贴；3、2018年10月28日至同年11月14日的通讯补贴；4、2018年7月1日至同年11月14日的奖金差额15,826.48元；5、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000元；6、招待费、差旅费及其他报销款。事实和理由:一、赵荣高主张的差旅费、招待费等报销款,是垫付款性质,不属于工资报酬,不应由昌达公司来承担。昌达公司与赵荣高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赵荣高被指派到案外人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工作,其工资报酬由昌达公司来承担。但赵荣高主张的差旅费、招待费等报销款,本身不是劳动报酬,而是赵荣高为Z公司垫付的款项,赵荣高应当向Z公司主张。Z公司当时虽为昌达公司的子公司,但也是完全独立的法人。既然赵荣高垫付这些费用是为了Z公司的业务发展,相关的产品也是Z公司销售的,货款也是Z公司收取的,那么这些业务开销当然应当由Z公司来承担。实际上,报销单上显示的签字人也全部都是Z公司的人员。一审法院将赵荣高为其他公司垫付的费用也判决由昌达公司来承担错误。且差旅费、招待费具有垫付款的性质,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代理关系,因此《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没有将报销款纳入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的受理范围,一审法院在劳动案件中判决了这些费用,也不符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适用法律有误。赵荣高应当通过普通民事诉讼的方式向Z公司另案主张垫付的报销款。二、一审法院没有追加Z公司为第三人,却依据Z公司签字的报销单和微信记录,认定本案的报销款金额,是不严谨的。赵荣高有关报销款的证据,全部是在Z公司形成的,报销单上的签字和微信聊天对象均为Z公司的人员。Z公司与昌达公司是完全独立的法人,两者不能理所当然的认定为同一主体。本案在没有Z公司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有关报销款、报销单及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是无法核实的。一审法院在没有与Z公司核实这些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断然认定了相关报销款金额,是认定事实错误,且程序违法。本案应当发回重审,追加Z公司为第三人。三、昌达公司并没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一审法院依据《离职手续通知书》认定昌达公司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错误的。涉案《离职手续通知书》是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出现的文件,从文件内容来看,昌达公司当时发出这份文件的初衷是,如果双方能够协商解除合同,那么需要赵荣高来公司办理离职手续。但后续因为赵荣高不同意协商,所以其并未签收该份文件,该份文件实际上也就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后续双方又继续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协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份文件落款时间是2018年11月9日,但双方在2018年11月15日还在就解除合同事宜进行协商。如果该份文件就是昌达公司解除合同的文件,那么昌达公司在此后有何必要还去与赵荣高继续进行协商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本案在赵荣高提起劳动仲裁之前,双方一直都在进行协商,只是一直未能达成一致,但即使如此,昌达公司也从未想过要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现赵荣高利用昌达公司在协商过程中提供的这份文件来主张昌达公司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这是非常不诚信的表现。四、赵荣高实际上属于自动离职,无权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双方《劳动服务合同》第三条规定,“旷工三日的员工视为自动离职”。本案双方在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间,赵荣高仍为昌达公司的员工,在劳动合同没有正式解除之前,仍需要来公司考勤上班,但赵荣高实际没有来公司上班,其行为已属双方约定的自动离职情形。五、本案即使认定昌达公司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其经济赔偿金也不是51,000元。赵荣高主张的经济赔偿金51,000元是根据其所主张的月工资17,000元来计算的。但赵荣高的工资构成中,基本工资10,000元/月,津贴3,000元/月,通讯补助300元/月,月度奖和季度奖则需要根据其每月/每季度的销售达标考核情况来决定是否发放(不是每月固定必须发放的)。因此,本案应当按照月工资13,300元来计算经济赔偿金,应当为39,900元。六、赵荣高自2018年10月28日起没回公司上班,无权要求10月28日之后的任何报酬。赵荣高回到上海后,虽然双方正在就解除劳动合同事情进行谈判,但在谈判解除合同之前,赵荣高还是昌达公司的员工,其理应按时来公司上班。但实际上赵荣高自2018年10月28日起就未回公司上班。赵荣高不能一方面既不来公司上班,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公司按月向其支付工资,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七、赵荣高2018年10月28日之前的工资报酬,需扣除相关税费。1.赵荣高10月1日一10月27日的实发工资,需扣除社保、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缴纳社保个税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根据前程无忧出具的证明,昌达公司已经为赵荣高代缴了10月份的社保1,050元、公积金800元,11月份的社保1,050元,这些费用都应从实发工资中扣除。另外,赵荣高个税人民币135元/月,也应从实发工资中扣除。2.赵荣高6月1日一10月27日应发岗位津贴=3,000+3,000+3,000+3,000+(3,000X27/31)=14,612。3.赵荣高10月1日一10月27日应发通讯补助=300X27/31=261元。4.赵荣高7月份奖金1,797.55元已于2018年8月22日发放。至于8月1日-10月27日的奖金,由于赵荣高销售业绩不达标,不符合发放条件。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昌达公司的上诉请求。赵荣高辩称：不同意昌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一、赵荣高与昌达公司建立劳动关系，Z公司与本案无实质的关系，故无需追加Z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二、昌达公司无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其行为已构成违法解除，依法应支付赵荣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三、昌达公司一直未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赵荣高工资、奖金、通讯补贴，故应将上述拖欠的劳动报酬支付给赵荣高。四、赵荣高在工作期间为昌达公司垫付的招待费、差旅费及其他各种报销款数额通过一审所提供的证据已予证明。昌达公司为达到拒付上述费用的目的，向法庭提供了虚假证据，并通过微信的方式当庭串供。赵荣高离开Z公司后，多次向昌达公司管理层以表格形式列举出垫付的各项费用并要求支付，公司管理层从未提出异议。故赵荣高主张的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各种报销款于情于理都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赵荣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昌达公司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000元（17,000元×1.5个月×2）；2.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工资14,597.70元（按10,000元/月的标准计算）；3.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岗位津贴43,678.16元（按8,000元/月的标准计算）；4.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通讯补贴437.93元（按300元/月标准计算）；5.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奖金15,826.48元（按照4,000元/月标准计算）；6.2018年7月至2018年10月差旅费22,394.50元；7.招待费61,600元；8.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报销款16,307元；9.垫付款2,000元。昌达公司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无需支付赵荣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000元；2.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的工资13,218.29元；3.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的岗位津贴42,574.71元；4.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的通讯补贴396.55元；5.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的奖金差额15,419.81元；6.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22日的报销款差额11,01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深圳XX股份有限公司和案外人陈某系昌达公司股东。孙汉武系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深圳XX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案外人Z公司法定代表人现系案外人张某，孙汉武曾系Z公司法定代表人，昌达公司曾系该公司股东。2017年7月19日，赵荣高与昌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履行期为2017年7月19日至2020年7月18日；从事与销售相关的工作；工作地点为苏北区域，月工资为10,000元/月。2017年7月17日，昌达公司向赵荣高发送录用通知函，载明：每月工资为10,000元/月；岗位津贴3,000元/月；通讯补贴300元/月；月奖金2,000元/月，季度奖金6,000元/季度，其中月奖金和季度奖金根据销售达成及执行达成予以发放；差旅报销标准为6,000元/月，根据当月差旅发票按实报销。汽油费按0.5元/公里标准报销。2018年6月，昌达公司将赵荣高及案外人杨某派驻Z公司，赵荣高驾车前往。2018年6月1日，案外人吕某签署员工职务或薪资调整审批表，将赵荣高每月的岗位津贴从3,000元/月调整为8,000元/月。案外人吕某以部门负责人和总经理的名义在该审批表上签字，并手书：“经请示陈某总同意，考虑岗位调整后的辛苦，同意每月增加5,000元岗位津贴”；“同意每月增加岗位津贴5,000元，其他薪资不变。”员工职务或薪资调整审批表中人资行政中心审批一栏为空白。吕某与昌达公司亦存在劳动争议。2018年10月27日，Z公司向昌达公司出具人事调动函一份，载明：“2018年6月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入股Z公司，Z公司管理团队需要重新组建，因此由昌达公司派遣赵荣高和杨某两人入驻Z公司，截至2018年10月9日杨某的工作已经完成，10月27日赵荣高的工作也全部完成，两人在Z公司的工作已经交接完成，现两人可返回上海A公司，凭此函会回昌达公司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11月14日，昌达公司向赵荣高发送电子邮件，载明：“按照公司于您沟通的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标准，我们已整理成《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请您收到协议并确认无误后将此协议打印签字后快递回公司。”同日，赵荣高回复电子邮件，载明：赵荣高、昌达公司并未就劳动合同解除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希望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6月份起拖欠的奖金、津贴和报销费用，即便昌达公司要求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也应该是2018年11月13日，而不是2018年10月31日。昌达公司向赵荣高邮寄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载明：“您自2018年6月外派至Z公司工作，截止2018年10月27日，您在XX农业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因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整体经营亏损，团队编制收缩，暂无合适岗位可以安排。2018年11月5日，公司已与您协商一致：自2018年10月30日起，双方解除期限为2017年7月19日至2020年7月18日的劳动合同，但您至今未与公司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并办好工作移交及其他离职的相关手续。请您在收到此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于公司联系并办理相关的离职手续。”该通知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9日。2018年11月14日后，赵荣高未为昌达公司提供劳动，昌达公司也未曾向赵荣高安排过工作内容或支付劳动报酬。2018年11月15日，案外人刘某以深圳XX股份有限公司人资行政中心总监的名义向赵荣高发送电子邮件并抄送陈某、张某、曾某、车某，载明：“1.你在调入XX工作期间，公司并没有收到有关于你工资待遇、收入结构调整的文件，因此，薪资标准及结构按照原昌达同标准执行；2.6月奖金、第二季度奖金已经正常支付，7-10月在XX工作期间你提交的销售目标达成率均足60%，即没有达到发放奖金的基本标准，因此这期间没有奖金；3.津贴部分按照我们沟通意见，需要你个人提供津贴支付凭证后公司方可按流程支付；4.费用报销：你在XX工作结束，离开时已经与XX执行董事张总、常务副总曾总确认并签字，我们会按照正常流程支付；5.你在公司有两笔借支，合计50,000元，需要在你的报销中冲抵扣减。对于超出公司相关制度、政策的解除劳动合同条件，公司无法满足。”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昌达公司合计向赵荣高实际发放劳动报酬158,438.14元。昌达公司向赵荣高实际发放2018年6月份劳动报酬15,121.80元。昌达公司向赵荣高实际发放2018年7月份月奖金1,797.55元。2018年6月至2018年11月，昌达公司每月为赵荣高代扣社保费个人部分1,050元，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昌达公司为赵荣高每月代缴公积金个人部分800元。2018年6月昌达公司为赵荣高代扣个税835元，2018年7月至2018年9月昌达公司为赵荣高每月代扣个税435元。赵荣高、昌达公司均确认赵荣高曾向昌达公司预支60,000元。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赵荣高多次向案外人张某、陈某、刘某主张支付欠发的奖金、津贴、报销款等款项，并提交相应的数据表格。经案外人张某签字确认昌达公司尚欠赵荣高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赵荣高垫付招待费49,160元（34,709元+14,451元），差旅费22,394.50元（3,000元+24,685.50元-5,291元），其他费用报销款17,307元（10,344元+16,307元-8,706元-560元-78元）。赵荣高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昌达公司：1.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1,000元；2.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资20,000元；3.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岗位津贴共计43,000元（其中异地津贴为25,000元）；4.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通讯补贴1,800元；5.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奖金18,000元；6.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差旅费27,685元、招待费61,600元、垫付款2,000元及报销款16,307元。2019年2月2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一、昌达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赵荣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1,000元；二、昌达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赵荣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期间的工资13,218.29元；三、昌达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赵荣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期间的岗位津贴42,574.71元；四、昌达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赵荣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期间的通讯补贴396.55元；五、昌达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赵荣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期间的奖金差额15,489.81元；六、昌达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赵荣高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报销款差额11,016元；七、赵荣高要求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11月1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八、赵荣高要求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11月1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岗位津贴的请求，不予支持；九、赵荣高要求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11月1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通讯补贴的请求，不予支持；十、赵荣高要求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11月1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奖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十一、赵荣高要求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差旅费27,685元、招待费61,600元、垫付款2,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赵荣高、昌达公司均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一审审理过程中，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汉武当庭提交的案外人李某、张某、曾某、刘某、陈某的微信号和赵荣高提交的与上述人员微信聊天记录对应的微信号一致。庭审过程中，孙汉武向名为曾某的人发送微信称：“你跟张某说一下，按照书面写的说；如果问你，也一样说；很多不知道的就不认；如果法院打电话问，只说文件部分内容；其他无关的不用讲；不用展开；张某签的文件内容；可以直接否认”。对方回复称，“知道了；好的，简单的说。就是。跟报销无关的，我们都不提，也不扩展，告诉其他问题。除非。除非你们这边给出了意见，希望我们告知什么事。”案外人曾某和张某未出庭作证。赵荣高称，赵荣高的工作内容是销售，工作地点是苏北区域，在昌达公司没有固定办公工位。2018年10月底赵荣高从攀枝花市回上海后，发现昌达公司办公地点已经搬迁，新的地址昌达公司的领导和其他员工均未告知赵荣高，故赵荣高只能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与昌达公司的领导联系。虽然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上落款的时间是2018年11月9日，但赵荣高在2018年11月15日才收到这份文件，故赵荣高、昌达公司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应该是2018年11月14日。2018年11月14日后昌达公司再未支付赵荣高劳动报酬，也未为赵荣高安排工作内容。2018年12月4日，赵荣高获悉昌达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地址后曾前往催讨欠薪。昌达公司称，双方曾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但由于没有达成一致，故目前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根据昌达公司的员工手册，调薪需要昌达公司总经理吕某和陈某联名申请后，经过人力资源部审核后报法定代表人孙汉武核准通过，故赵荣高的增加5,000元/月的津贴并未通过审批。月奖金和季度奖金都需要考核后确定金额，2018年7月至10月，赵荣高的工作并未通过考核，不应支付相应的奖金。报销明细单无法核定经过张某的审批，而且即便是经过张某审批，也不代表昌达公司对这些报销款的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当得到保护。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对双方的争议焦点确定并分析如下：第一，昌达公司应否支付赵荣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的工资。根据本案的在案证明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定昌达公司在双方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以双方已经协商一致为由向赵荣高发送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9日的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要求赵荣高到昌达公司处办理离职手续，故双方劳动关系由昌达公司单方解除。由于昌达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份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送达赵荣高的时间，并结合双方提交的电子邮件等证据的内容和形成时间以及赵荣高自述收到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5日，故一审法院确认赵荣高、昌达公司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1月15日由昌达公司单方解除。在没有证据证明赵荣高在此期间拒绝昌达公司合理的工作安排的前提下，昌达公司应支付赵荣高相应的劳动报酬。扣除昌达公司为赵荣高代缴的2018年10月和2018年11月社保费个人部分2,100元以及2018年10月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800元，昌达公司应向赵荣高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的工资11,645.45元。第二，昌达公司应否支付赵荣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岗位津贴。一审法院认为，如上所述，赵荣高、昌达公司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为2018年11月15日，且昌达公司自认自2018年6月起未向赵荣高支付岗位津贴，故一审法院认为昌达公司应支付赵荣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的岗位津贴。对于岗位津贴的支付标准，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案外人吕某作为赵荣高上级签署了员工职务或薪资调整审批表，将赵荣高每月3,000元的岗位津贴调整为8,000元/月，但此调薪未经过昌达公司人资行政中心审批通过，加之昌达公司从未实际按照8,000元/月向赵荣高发放岗位津贴，且案外人吕某与昌达公司亦存在劳动争议，故一审法院确定赵荣**位津贴的支付标准为3,000元/月，昌达公司应支付赵荣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岗位津贴16,363.64元。第三，昌达公司应否支付赵荣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的通讯补贴。如上所述，赵荣高、昌达公司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为2018年11月15日，且昌达公司自认自2018年10月1日起未向赵荣高支付300元/月的通讯补贴，故一审法院认为昌达公司应支付赵荣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的通讯补贴436.36元。第四，昌达公司应否支付赵荣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的奖金。如上所述，赵荣高、昌达公司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为2018年11月15日。在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昌达公司并未对赵荣高的工作进行考核并将相应的考核结果告知赵荣高，只发放赵荣高2018年7月份奖金1,797.55元，其余月奖金和季度奖金未曾发放。虽然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昌达公司称赵荣高工作未曾达到发放奖金的标准，但赵荣高对此不予确认，而昌达公司亦未拿出相关的依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昌达公司的意见不予采纳。赵荣高主张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奖金差额15,826.48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确定。第五，昌达公司应否支付赵荣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以及赔偿金的金额如何确定。如上所述，昌达公司在双方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以双方已经协商一致为由向赵荣高发送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并要求赵荣高到昌达公司处办理离职手续，昌达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认定为违法解除。结合赵荣高的薪资水平以及工作年限，一审法院认为，赵荣高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为51,000元的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六，昌达公司应否支付赵荣高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定赵荣高被派驻Z公司期间为开展昌达公司业务产生了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在离开攀枝花市前Z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签字确认昌达公司尚欠赵荣高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赵荣高垫付招待费49,160元（34,709元+14,451元），差旅费22,394.50元（3,000元+24,685.50元-5,291元），其他费用报销款17,307元（10,344元+16,307元-8,706元-560元-78元）。赵荣高拿到张某签署的报销明细表后，多次通过微信和陈某等人沟通，向昌达公司主张欠款，但昌达公司始终未与赵荣高进行结算，亦未否认赵荣高曾为昌达公司垫付招待费、差旅费和其他费用报销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均系赵荣高为昌达公司业务开展所花费，昌达公司理应予以支付。至于昌达公司认为赵荣高主张的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不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不应在本案中予以处理，一审法院认为，赵荣高之所以为昌达公司支付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是为了更好的履行劳动合同，促进昌达公司的业务开展，故赵荣高主张的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可以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同时，赵荣高在职期间曾向昌达公司预支60,000元用于出差和开展业务，在此一并予以冲抵。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昌达公司应支付赵荣高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合计28,861.50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判决：一、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荣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的工资11,645.45元；二、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荣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岗位津贴16,363.64元；三、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荣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的通讯补贴436.36元；四、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荣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奖金差额15,826.48元；五、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荣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000元；六、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荣高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合计28,861.50元；七、驳回赵荣高的其余诉讼请求；八、驳回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免于收取，保全费1,760元，由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昌达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提出一项异议，认为张某签字的报销费用昌达公司并不知情，张某是代表Z公司确认的，因一审法院未将Z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故该些费用昌达公司不认可。赵荣高表示，其离开Z公司前已将报销费用明细及发票给了Z公司，并由张某签字确认，其还多次将上述报销费用明细表发送给昌达公司，故昌达公司对此是知晓的。经查，一审时，赵荣高为证明该节事实，提供了由张某签字的“赵荣高应报销费用明细表”，赵荣高与陈某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昌达公司虽对张某签字的报销费用明细表不认可，称上面的签字不是张某所签，但并未让张某出庭作证。结合一审庭审中，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汉武曾向曾某发送微信：“你跟张某说一下，按照书面写的说；如果问你，也一样说；很多不知道的就不认；如果法院打电话问，只说文件部分内容；其他无关的不用讲；不用展开；张某签的文件内容；可以直接否认”，本院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报销费用明细表上的签字系张某本人所签，一审法院认定的该节事实无误，对昌达公司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认为，关于赵荣高主张的招待费、差旅费及其他报销款应由哪家公司承担。昌达公司与赵荣高建立劳动关系后，指派赵荣高到Z公司工作，Z公司系赵荣高的工作地点，赵荣高为Z公司工作应视为履行其与昌达公司之间的劳动权利义务。昌达公司或Z公司并未向赵荣高明确其在Z公司工作期间的部分劳动权利义务转由Z公司承担，三方对此也未作约定，故赵荣高向劳动关系的相对方昌达公司主张相关报销款，并无不当。鉴于昌达公司与Z公司系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当时又为同一人，昌达公司对于赵荣高在Z公司工作期间劳动权利义务的履行情况理应知晓，在双方发生纠纷后，昌达公司也可向Z公司了解相关情况，故昌达公司以其对此不知情及上述费用不应由其承担作为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也无需追加Z公司为第三人。上述费用均系赵荣高履行与昌达公司的劳动权利义务时发生，故应属劳动争议处理范围，昌达公司认为赵荣高应就上述费用另案提起普通民事诉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争议。昌达公司曾向赵荣高邮寄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其中明确昌达公司已与赵荣高协商一致，自2018年10月30日起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赵荣高在收到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前往公司办理离职手续。该通知中并未明确如果赵荣高不签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则双方的劳动关系继续存续。当赵荣高未按通知的要求签署解除协议的情况下，昌达公司也未进一步向赵荣高表示双方的劳动关系尚未解除，赵荣高仍需继续履行劳动权利义务。赵荣高将昌达公司要求其三个工作日内前往公司办理离职手续的意思表示理解为无论其是否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公司均已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并无不当。该意思表示不明确的法律后果应由昌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昌达公司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赵荣高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并无不当。至于赔偿金的计算基数，应按劳动者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昌达公司主张仅以基本工资、津贴及通讯补助为计算基数，月度奖和季度奖不应列入计算基数内的观点，于法有悖，本院难以采纳。另关于双方的其他争议，一审法院已详尽阐述了对当事人的相关诉请支持与否的理由及法律依据，本院经审核，并无不当，不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昌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方 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