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6194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朝元，男，壮族，1976年9月25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烙林，男，汉族，1984年3月24日生，重庆市铜梁市人，现住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宗霞，云南上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光胜，男，汉族，1972年8月12日生，四川省资阳市人，现住昆明市理想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学，云南诚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朝元因与被上诉人雷烙林、罗光胜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民初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本案。上诉人王朝元、被上诉人雷烙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宗霞、被上诉人罗光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依法报请批准延长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朝元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驳回雷烙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其所依据的主要事实理由为：一、一审法院判决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关于65000元的转让费的“约定”，系二被上诉人之间的约定，且其二人已经签订了书面租赁合同，在该租赁合同上没有上诉人的签名，也没有约定65000元由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雷烙林，一审法院的判决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超越了一审原告对当事人的诉请范围。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雷烙林已经明确，其只要求被上诉人罗光胜支付65000元的转让费，一审却在当事人的诉请范围外进行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三、在庭审时，一审原告已认可上诉人已经转款50000元，且撤回50000元的事实，由此可证明65000元的转让费不是“三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一审法院将65000元直接判由上诉人承担，认定事实错误。四、本案中被上诉人罗光胜书写的“收据”上已经写明“俩人再无任何经济纠纷，空口无凭立此为据。”假设65000元是转交给雷烙林的，罗光胜应该在该收据上注明。更何况二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费由上诉人来转支付，有违常理。综上，罗光胜支付给的65000元转让费本就是应支付给上诉人的，上诉人不应当退。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雷烙林答辩称：其与罗光胜之间签订了租赁合同，并解除了与王朝元之前签订的租赁合同，其与罗光胜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转让费是65000元，罗光胜当庭出示的《收据》是由王朝元出具，也写明了转让费是65000元。因此在一审中其才将罗光胜列为被告，王朝元列为第三人。上诉人具有支付的义务，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被上诉人罗光胜答辩称：其与雷烙林签订租赁合同是因转租需要经雷烙林同意，双方补签了合同。三方口头约定转让费由罗光胜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再支付给雷烙林。在三方约定之后雷烙林和上诉人一同去了银行在自动取款机上转了款。因自动取款机可24小时内撤销，雷烙林不知道这个情况，以为款已经转了，但上诉人此后又撤销了转款。若上诉人不将此款支付给雷烙林，我们将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法院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追究上诉人的刑事责任。上诉人主张的所谓他自己的转让费，我方已经支付，从上诉人出具的收条记载金额与我方实际转款的金额来看，我方多付的部分就是上诉人的转让费。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雷烙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设备设施转让费人民币65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利息（以人民币6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款项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11年8月1日，原告承租案外人万秋平位于昆明市西山区。出租商铺为毛坯房，万秋平配合原告办理装修手续，装修款项由原告负责，租赁期满后，装修归万秋平所有，原告添置的抽油烟机、桌椅板凳以及其他可移动的物品均归原告所有，原告可自行搬走。原告在租赁期内，可分租或转租该商铺，万秋平须无条件同意原告分租或转租行为，并进行必要的协助，万秋平同意分租或转租的收益全部归属于原告。2017年7月19日，第三人就承租涉案商铺与原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期自2017年9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每年租金人民币90000元。经原告、第三人协商，原告不同意第三人对该物业的转租行为。后在第三人承租期间，经第三人与原告协商后，原告同意第三人退租，由第三人介绍被告向原告承租商铺。2017年7月19日，被告与原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期自2017年8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每年租金人民币90000元，该商铺经营设备设施转让费人民币65000元。租金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被告通过微信转账向第三人支付人民币86480元。2018年10月27日，被告通过案外人尹明国账户向第三人转款人民币50000元。2018年10月28日，第三人出具《收据》，载明：经收到前兴路理想城市花园商铺3-06Ｂ号转让费65000元，包括铺面所有的一切东西、桌子。还收到房租九个月合计67500元。俩人再无任何经济纠纷，空口无凭立此为据。收款人处被告签字捺手印，欠款人处被告签字捺手印。庭审中，原、被告及到庭证人尹某陈述，原告与被告签订《租赁合同》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同意被告将应支付给原告的设备设施款一并支付给第三人，由原告陪同第三人到银行，第三人将该款项转给原告。原告与第三人到银行后，第三人将款项人民币5万元转到原告账户后，原告即回到被告租赁商铺，第三人又到转款银行将转给原告的款项作撤销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租赁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向商铺所有权人、案外人万秋平租赁商铺后，经万秋平同意，将商铺转租给第三人，故原告转租给他人的行为经所有权人同意、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在原告转租给第三人期间，原告同意收回商铺同时将商铺转租给被告，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应该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在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后，约定的设备设施转让费为65000元，故被告将该费用支付给第三人，虽然第三人认为该费用应由第三人本人收取，但该笔费用系原、被告在双方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进行的约定，第三人向被告收取该费用无合同依据。此外，证人尹某到庭证实了被告转给第三人的款项系被告应支付给原告款项的事实，对证人所证实事实第三人无证据加以反驳，综上，第三人应将其向被告收取的该笔款项向被告返还。现原告依据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要求被告支付该款，基于一审法院查明该款已经由第三人收取的事实，鉴于庭审中被告认为该笔费用应由第三人退还的主张，故一审法院判令第三人将该笔设备设施转让费退还原告。对于原告提出要求以人民币65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9年1月1日至实际支付款项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无合同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第三人王朝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雷烙林支付其向被告罗光胜收取的款项人民币65000元；二、驳回原告雷烙林要求以人民币65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9年1月1日至实际支付款项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人民币713元（已减半收取，此款原告已垫交），由被告罗光胜承担（执行时一并给付）。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确认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综合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雷烙林支付转让费65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雷烙林提交的两被上诉人所签《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被上诉人雷烙林享有向被上诉人罗光胜收取65000元转让费的权利。且根据庭审中两被上诉人的陈述及一审证人证言以及上诉人王朝元在转款后又撤回转款的行为，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三方达成过由上诉人王朝元代被上诉人雷烙林向被上诉人罗光胜收取65000元转让费的口头约定。故可确认就收取65000元转让费事宜，被上诉人雷烙林与上诉人王朝元之间形成委托关系。根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罗光胜出具的收条记载内容已证实被上诉人罗光胜已向上诉人交付了转让费65000元，被上诉人罗光胜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而上诉人在收取被上诉人罗光胜交付的款项后，未将其代收款项转交给委托人即被上诉人雷烙林，损害了被上诉人雷烙林的财产权益，其应当承担向被上诉人雷烙林返还转让费的责任。上诉人提出其有权收取该65000元转让费的主张因无有效证据证实，缺乏事实依据；其以此为由拒付转让费，亦更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上诉人将其从被上诉人罗光胜处收取的65000元转让费支付给被上诉人雷烙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提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13元，由上诉人王朝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杨 艳审判员 刘昕光审判员 朱 欢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仝倩华书记员陈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