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内7103民初17号原告：龙江县顺天货物运输车队。经营者：贾树丰，197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洮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福柱，内蒙古律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市分公司。负责人：李志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鼎，黑龙江宏任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市分公司。负责人：闫继业，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力智，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龙江县顺天货物运输车队（以下简称顺天车队）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齐齐哈尔分公司）、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呼伦贝尔分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顺天车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福柱，被告人保财险齐齐哈尔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鼎、第三人人保财险呼伦贝尔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力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顺天车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停运损失276,000.00元；二、由被告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6日23时05分，秦某驾驶×××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号挂车，沿301国道由西向东行驶至哈克镇十六号村前路段时，与在道路上的马相撞，致马倒地，后刘某驾驶×××号捷达牌小轿车与倒地马相撞，随后原告的司机李景和驾驶×××号牵引车（牵引×××号挂车）又与倒地马相撞，至李景和死亡、马死亡、三车损坏的交通事故。该起交通事故经海拉尔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进行事故认定为刘某、秦某负主要责任，李景和负次要责任。×××号与×××号车辆所有权人为原告，该车在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2017年8月6日即事故发生当日原告向被告报险。被告收到请求后，委托事故发生地的第三人人保财险呼伦贝尔分公司办理核定损失。第三人受理后无故拖延核定时间，经原告多次催促，于2018年7月17日做出损失核定。因被告与第三人无故拖延核定期限，使原告车辆无法进行维修，导致停止营运345日，造成损失276,000.00元（345日×800元/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之规定，以及保险公司按定损赔付车辆维修费用的行业规则，如果当事人未经定损而自行修理车辆，可能会导致保险公司以未经定损为由拒绝按照实际修理费用赔付的事件发生，从而使被保险人的理赔陷入困境。当事人选择待保险公司定损结果出具后再修车，是对保险公司行业规则的合理信赖，也是对保险条款约定的合理期待。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因此，被告保险公司应当赔偿其迟延定损导致原告产生的停运损失。人保财险齐齐哈尔分公司辩称，原告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本案原告主张停运损失不属于机动车损失险保险合同赔偿范围。根据被告与投保人签订的机动车损失险保险合同第六条保险责任部分规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因保险条款规定的原因导致的机动车的直接损失，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进行赔偿。可见，关于停运损失等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合同的赔偿范围，并且根据被告提交的投保单，被告已经就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因此，不应当由被告承担停运损失。二、被告定损未超过法定期限。原、被告经协议定损并达成一致赔偿协议，被告已履行完毕，原告至被告赔款后一直未提出异议。根据被告调查了解及提供的证据，原告于2018年6月10日以后向被告提出索赔申请，被告于2018年6月27日完成定损，后与原告达成赔偿协议，分别于2018年7月23日及7月26日按照协议及30%的责任比例完成主、挂车损失赔付，且赔付前后原告均未提出关于停运损失或未及时定损异议，一年后才提起诉讼，不符合客观事实。三、原告关于保险人法定定损期限的起算时间认定有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三十日核定期间，应自保险人初次收到索赔请求及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算。保险人主张扣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扣除期间自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作出的通知到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之日起，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按照通知要求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到达保险人之日止。”据此，“三十日核定期间”自保险人初次收到索赔请求及被保险人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算，而非从报案之日起计算。原告主张按照事故发生时即2017年8月6日作为起算时间，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人知道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机动车损失险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应当在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这里所说的通知义务即是保险术语报案。原告主张2017年8月6日发生保险事故后电话通知保险人即为原告履行报案义务，而非保险法二十三条规定的索赔请求。因此，被保险人索赔必须向保险人提出索赔请求，并向保险人提交有关证明材料，才可以起算三十日索赔期限，而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何时向被告进行索赔并提交证明材料。根据被告提供的关于原告于2018年7月向被告索赔所提交的第三方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公司）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原告是于2018年6月10日后才向原告提交的索赔材料。因此，不能以2017年8月6日作为起算时间。四、本案原告提交的定损单是本起事故中与刘某共同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秦某驾驶的×××号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即本案第三人人保财产呼伦贝尔分公司做出的定损单，其提供的报案号并非被告定损单报案号，被告定损单关于挂车的定损金额与原告出具的不一致，因此原告用该定损单无法证明其要证明的事实。五、本案交通事故涉及主体较多，多方负有责任，就原告车损而言属于多因一果的侵权事实，那么就损失认定而言，各方责任人均具有确定损失的义务，况且原告驾驶员在本案中仅承担次要责任，而另外两个侵权主体承担70%的主要责任，依照被告与原告达成的协议，被告仅承担30%的赔偿责任，本案原告却要求被告承担100%的停损损失，实在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同时，在本案中，案外人秦某、刘某共同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原告驾驶员李景和承担次要责任，因此，主要定损义务应当在侵权人一方，在此种存在第三人侵权且为主要责任的场合，作为车损险的保险人不能擅自单方定损，必须要与第三方协商出具一致的损失确定金额，否则，无法对原告进行合理理赔。原告在起诉状中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认为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原告的停运损失，但本条规定是针对侵权纠纷，而非合同纠纷，该法律规定无法适用于本案。六、原告对于停运损失具有重大过错，不应当由被告承担全部责任。首先本案并不存在原告因无法承担高额维修费用，必须等待保险公司赔偿后才能修复车辆进行营运的事实，原告作为运输公司，称未及时进行修复是因为基于保险公司按定损赔付车辆维修费的行业规则，如果当事人未经保险公司定损进行维修会导致无法理赔，这说明原告是有维修能力而不予主动维修。原告若认为事故车辆需要及时维修用于经营，可以在事故发生后即书面通知保险公司指定日期进行拆解，若保险公司不到场视为放弃权利，原告在对拆解进行证据留存后可以自行委托修理厂进行维修，原告也可以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通知保险公司进行拆解拍照，或者可以提起诉讼进行鉴定，而实际上原告并没有及时对车辆进行修复，也没有要求保险公司进行定损，事故发生后原告一直处理本车驾驶员死亡案件，不能因此要求被告承担全部损失的赔偿责任。人保财险呼伦贝尔分公司辩称，一、保险公司定损不是车辆修复的唯一方式，车主可自行维修，然后向保险公司提供票据进行理赔。事故车辆一直处于车主控制之下，车主应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原告主张事故车辆用于从事运输行业，并主张原告是车主，那么原告就不可能完全依赖保险公司定损，不定损就不修车这一错误做法导致了原告主张的损失进一步扩大。第三人认为，在与保险公司无法就车辆定损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下，原告应该自行对车辆进行维修或采取相应的措施阻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原告如果认为保险公司不能对受损车辆进行及时维修，其可以选择自行支付修理费对车辆进行维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原告如果认为保险公司存在拖延定损的情况，应该在超过30日仍未解决定损问题的情况下，采用其他途径解决车辆修理问题。原告怠于自行维修车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目前没有法律规定定损是修车的必要步骤，也没有法律规定事故车辆的维修费用必须由保险公司先行支付。二、车辆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不应由保险公司赔偿。车主未向保险公司提交材料的期间及协商车辆处理方式的期间不应计算停运损失，停运损失计算应以合理修复时间为准。同时，车辆损失保险的保险责任中，并不包括停运损失，本案为保险合同纠纷，应以合同约定优先。同时，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十五条规定“被保险人索赔时，应当向保险人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被保险人应当提供保险单、损失清单、有关费用单据、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和发生事故时驾驶人的驾驶证。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应当提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法院等机构出具的事故证明、有关的法律文书（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裁决书等）及其他证明……”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根据前述第十五条约定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主张索赔时，应当提交车辆的损失清单和维修费发票。据此可知，保险理赔中事故车辆应当先由被保险人对车辆进行维修，获取车辆维修清单及发票之后，凭维修清单及票据向保险公司主张索赔。保险公司定损仅是保险公司推出的一项服务，其目的在于便利事故车辆的处理，原告不能在享受福利的同时，无理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损失。第三人作为代勘公司，一切行为及后果均由车辆承保公司承担。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原告主张车辆进行全损处理，但经核定后，被告认为不符合全损处置的要求，经过协商，原告要求对车辆进行维修。第三人认为原告主张的停运损失并不是保险公司单方造成的，不应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计算，在原告未向保险公司提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相应理赔材料之前，无法对事故进行处理，此期间应当予以扣减。同时，原告与保险公司就车辆处置方式进行协商的期间也不能计算在停运损失之内。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行驶证、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证、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修理项目清单，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说明1份，证明涉案车辆发生事故之前的营运情况。经被告与第三人质证，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证据是原告单方出具，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证明，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经本院综合认定，原告涉案车辆为牵引挂车，投保时使用性质载明为营运货车，从实际考量，车辆营运符合常理，且事故发生地点与该说明中的运输路线相吻合。因此，对该证据所证明的车辆运输路线，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内蒙古衡正通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衡正通公司）作出的价格评估报告1份，证明因被告拖延核定损失345日，因此自2017年8月6日至2018年7月17日期间×××号牵引车、×××车停运产生的停运损失213,715.00元，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经被告与第三人质证，该评估报告认定的基本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材料，未经法庭质证，未经各方当事人认可，不可以作为评估的依据。评估机构认定事故车辆在事故发生时从事煤炭运输，运输起点为陈巴尔虎旗东明矿、神宝露天矿，运输终点为海满铁路海拉尔货运站、海满铁路牙克石货运站，该事实无证据予以证实。评估机构自称经市场调查了解相同车型、车辆运输煤炭及运距相同每年的拉煤旺季共7个月，淡季5个月，从2017年8月6日到2018年7月17日约343日，旺季为194天6个月14天，淡季为149天，4个月29天，评估机构没有提供市场调查相关材料，仅在评估报告中描述经市场调查，没有事实依据。经本院认证，该证据系经原告申请，法院经法定程序委托具有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做出的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以原告提交说明载明的运输路线为假设和前提条件，本院对说明中的运输路线已确认。因此，对该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衡正通公司针对被告提出的异议，提交了相关市场调查材料。被告及第三人对该市场调查记录仍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合理的市场状况，且未提供证据推翻该市场调查记录内容。经询问，被告与第三人均表示不提起重新评估申请，据此，对该份价格评估报告书，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维修结算单4张，证明涉案车辆自事故发生至2018年7月21日一直在修理部未能使用。经被告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是完整的维修单据，日期为打印日期，结算日期不能认定为车辆修复完毕的日期。维修金额17,553.00元与本案车辆定损金额108,465.48元无关联。经第三人质证，对该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票据中维修项目为保养项目，无法证实该单据与本次车辆损失存在关联性。经本院认证，该证据维修结算日期不能认定为车辆维修完毕日期，亦不能证明系本次事故维修项目，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主车投保单、挂车投保单、保险条款、原告营业执照，原告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1份，系原告在2018年6月向被告公司申请赔偿时提交材料，证明2018年6月10日本保险单第一受益人中车公司为本案保险标的车辆出具不欠款证明，并且同意保险公司将保险金支付被保险人即本案原告。也证明了2018年6月10日以后，原告才向被告提交了索赔材料。经原告质证，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中车公司出具的证明只是证明原告向中车公司贷款买的车已经清偿全部贷款，中车公司同意保险公司将该理赔款项支付给原告，而不是中车公司向保险公司报案，与核定损失无关。经第三人质证，对该证据无异议。经本院认证，原告与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定损单2份，赔款截图2份，证明被告公司对主车定损金额为108,465.48元，对挂车定损金额为27,930.00元。被告于2018年7月26日向原告指定的第三人李曙光支付牵引车车辆损失保险金33,277.59元，于2018年7月23日向李曙光支付挂车车辆损失保险金9499.93元。经原告质证，原告实际收到了保险公司的车辆损失理赔款，但被告是于2018年7月17日进行核定损失后才进行的理赔，因此也能证明被告的核定损失时间为2018年7月17日。经第三人质证，对该证据无异议。经本院认证，原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为×××号与×××号车辆所有人。×××号半挂牵引车于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包括机动车损失险与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号半挂车于被告处投保了商业险（包括机动车损失险与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2017年8月6日23时05分，秦某驾驶×××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号挂车，沿301国道由西向东行驶至哈克镇十六号村前路段时，与在道路上的马相撞，致马倒地，后刘某驾驶×××号捷达牌小轿车与倒地马相撞，随后原告的司机李景和驾驶×××号牵引车牵引×××号挂车又与倒地马相撞，至李景和死亡，马死亡，三车损坏的交通事故。该起交通事故经海拉尔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进行事故认定为刘某、秦某负主要责任，李景和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被告委托第三人进行现场查勘及车辆损失勘验。2018年6月10日，保险单特别约定中第一受益人中车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准许保险公司将车辆理赔款支付给车主。2018年7月17日，第三人为×××号牵引车出具第三者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及修理项目清单，定损金额为108,465.48元。为×××号挂车出具第三者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及修理项目清单，定损金额为48,930.00元。2018年7月23日被告向李曙光支付车辆理赔款9499.93元，2018年7月26日被告向李曙光支付车辆理赔款33,277.59元，被告完成原告车辆损失理赔。原告认为被告迟延定损导致其营运车辆停止营运345日造成损失并诉至法院。经原告提出申请，本院委托衡正通公司对原告所有×××牵引车、×××车在2017年8月6日至2018年7月17日停运期间造成的停运损失进行价格评估。衡正通公司于2020年4月19日作出价格评估结论：×××牵引车、×××车因事故造成2017年8月6日至2018年7月17日期间停运损失为213,715.00元。本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为涉案车辆投保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被告承保，保险合同成立、有效。对本案原、被告双方涉及的争议及有关问题，论述如下：一、关于停运损失是否保险赔偿范围的问题。依据被告提交的投保单及保险条款，双方保险合同约定保险责任范围为约定情形造成的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损失”。合理定损、维修期限内的停运损失应属于“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原告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被告应当赔偿其迟延定损导致原告产生的停运损失。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建立保险合同关系，应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原告提出的法律依据适用于侵权纠纷，不适用于本案合同纠纷。原告不能据此要求被告承担其停运损失责任。二、关于被告是否迟延定损的问题。本案各方的争议焦点即是被告是否迟延定损。本案合同双方为原告与被告，本案第三人接受被告委托，其代表被告进行现场勘验、车辆损失勘验，后果应由被告承担。原、被告双方保险合同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中未对车辆定损期限进行约定，因此涉案车辆核定期限应依据保险法有关规定。原告诉称发生事故当日报案，第二日向代勘公司即第三人提出索赔申请。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原告提交本案第三人出具的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及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修理项目清单，证明被告2018年7月17日定损，存在拖延定损的事实。被告辩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第一款“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三十日核定期间，应自保险人初次收到索赔请求及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算。”原告2017年8月6日报案是履行通知义务，并非初次提出索赔请求时间。被告提交涉案保险单中第一受益人中车公司为本案保险标的车辆出具的不欠款证明及赔款截图，证明原告于2018年6月10日以后才向被告提交索赔材料，被告于2018年7月23日、2018年7月26日在合理期限内向原告指定的第三人李曙光理赔完毕。原告主张其按照保险公司要求提交相关材料，但代勘公司即第三人的勘验业务员频繁更换，经原告多次催促，第三人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核定损失。本院认为，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报案，既是履行通知义务，亦含有理赔申请之义。被告及第三人是制定了完整理赔流程及具有完善工作制度的保险公司，理赔过程中原告必须且仅能按照保险公司要求向其提供有关材料，保险公司收取并留存在档。如要求原告举证何时提交相关材料显然不切合实际，对原告显失公平。被告主张原告于2018年6月10日后提交索赔材料，原告索赔申请应以此为起算时间。原告不认可其向被告及第三人提交中车公司证明。第三人则辩称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事故发生后一个月作出，原告提交交通事故认定书及相应理赔材料之前，事故无法处理，因此该期间以及双方协商期间均应从定损期间扣除。本院认为，涉案被保险车辆的第一受益人为中车公司，被保险人获得车损理赔款的前提是第一受益人允许。原告不认可其向被告提交第一受益人中车公司的不欠款证明。但按照常理，该证明是被保险人获赔的必要材料，应由被保险人提交，保险人据此才能向被保险人进行理赔支付。该证明出具时间为2018年6月10日，因此可推定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交该份证明的时间在2018年6月10日之后。但该份证明仅能影响被告赔款对象，却不影响被告及第三人在合理期限内依据事故车辆状况以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等有关资料确定赔偿责任及车辆损失程度等核定行为。被告还辩称涉案交通事故涉及主体较多，多方负有责任，原告驾驶员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主要定损义务在另外两个侵权主体，被告单方不能擅自定损。本院认为，本案事故发生于2017年8月6日，交警部门于2017年9月5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保险公司依据车辆状况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能够初步核定车辆损失及赔偿责任。但被告自述于2018年6月27日完成定损，时隔近一年才予以核定理赔，定损期限过长，超出合理与合法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主张扣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扣除期间自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作出的通知到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之日起，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按照通知要求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到达保险人之日止。”保险公司主张扣除期间应举证证明何时通知被保险人提供有关材料。综上，被告及第三人以原告提交中车公司证明的时间认定原告初次提起索赔申请的时间不符合常理，且被告及第三人对其主张的扣除期间未能举证证明作出相关通知。被告未能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违反了《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法定义务，存在一定过错，由此造成原告营运车辆产生的停运损失应承担相应责任。三、关于被告是否造成原告停运损失及停运损失的金额问题。原告提交说明一份以证明涉案车辆在发生事故前的营运情况及运输路线。因该说明为原告单方出具，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车辆为牵引挂车，投保时使用性质载明为营业货车。原告虽无其他证据佐证营运情况，但从实际考量，车辆营运是常理，且事故发生路段与说明中载明的运输路线相符，因此车辆停运存在一定损失。原告主张因被告迟延定损导致其营运车辆停止营运345日。经衡正通公司对原告涉案车辆在2017年8月6日至2018年7月17日停运期间造成的停运损失进行价格评估停运损失为213,715.00元。被告主张在涉案交通事故中原告驾驶员承担次要责任，被告仅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100%的停运损失有违公平原则。本院认为，原告所诉停运损失是依据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及时定损的法定义务，与侵权责任无关，因此，不应按交通事故责任比例确定停运损失承担责任。但原告作为被保险人亦应采取积极措施减少损失，在30日定损期限内被告未完成定损时应及时与被告协商，即使协商不成也应在合理期限内修复处理事故车辆避免损失扩大。原告明知营运车辆不及时修复会导致损失扩大仍未及时处理维修，原告自身存在一定过错。结合本案实际，综合考量，扣除法定定损期限30日，原告在60日内协商处理车损理赔事宜或者修复车辆合乎情理及实际。据此，本院确认被告赔偿原告停运损失以60日为宜。依据衡正通公司做出的评估报告结论，原告车辆停运约343日，损失213,715.00元，平均日损失为623.00元。因涉案车辆营运收入为非固定收入，因此酌定按平均日损失计算60日约为37,385.00元。综上所述，对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停运损失276,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对合理部分37,385.00元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龙江县顺天货物运输车队停运损失37,385.00元；二、驳回原告龙江县顺天货物运输车队的部分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2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龙江县顺天货物运输车队负担368.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市分公司负担2352.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春香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小 荣书 记 员 曹 娜附：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三十日核定期间，应自保险人初次收到索赔请求及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算。保险人主张扣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扣除期间自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作出的通知到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之日起，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按照通知要求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到达保险人之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