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6民终1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秀文，男，1972年11月4日出生，住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羽迅，贵州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成，贵州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明爱，女，1968年10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金木，男，1977年8月19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世震，男，1959年1月16日出生，住天津市津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学平，男，1957年11月28日出生，住天津市西青区。原审被告：胡宗林，男，1979年12月12日出生，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上诉人杨秀文因与被上诉人华明爱、张世震、高学平、吕金木、原审被告胡宗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2018）黔0602民初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秀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成，被上诉人华明爱、原审被告胡宗林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世震、高学平、吕金木经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秀文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一）原判错误认定“吕金木自认为天津太福佳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福公司）负责人，并分别任命胡宗林为太福公司铜仁站负责人、任命杨秀文为太福公司凯里分公司负责人”。（二）原判认定该事实是依据华明爱、胡宗林、吕金木在铜仁市公安局碧江区分局时的询问笔录。因该笔录是单方陈述，不应当采信。（三）凯里分公司是太福公司设立的。胡宗林提交的第5组证据能够证明太福公司设立了凯里分公司，分公司负责人为杨秀文。太福公司股东张世震、高学平在太福公司开业典礼上邀请吕金木及杨秀文参加，有关人员强调要成立凯里分公司，要吕金木及杨秀文筹备，同时提供了盖有太福公司公章的公司章程。（四）杨秀文没有参与经营、没有过错，虽有任命也不是其公布，不应承担责任。杨秀文的任职文件是太福公司所发。杨秀文在该任职文件下发后，就回到了印江老家，其并未按照任职书上的要求履职，任职文件也是吕金木对外公布的。且本案事件也是2017年9月杨秀文离开后发生的。杨秀文虽然被太福公司任命为分公司负责人，但其没有参与经营管理，该文件也不是其本人对外公布，不存在过错，本案与其无关。即使有责任，也是公司承担责任。（五）太福公司不是胡宗林、吕金木、杨秀文组建的购物平台，而是高学平、张世震依法成立的公司。二、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主体资格错误。（一）原判以张世震、高学平否认设立贵州分公司、凯里分公司、铜仁站负责人而认定公司不担责错误。本案中任职文件上所盖公章系太福公司印章。且该任职文件是太福公司于2017年8月19日注销前，2017年6月30日加盖。然而张世震、高学平否定的理由为“在2017年5月至6月期间，杨秀文、吕金木携带公司印章到河北承德、山东枣庄协助进行铁精粉等销售工作，存在私刻公章的行为”，但是对于是否存在私刻公司的行为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同时也没有申请公章真假鉴定，这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其理由是不成立的；相反该答辩更进一步说明在2017年4-5月份起吕金木、杨秀文就被公司聘请或者通过行为的方式认可其系公司的成员了；同时更能够确信公司任命杨秀文、吕金木、胡宗林为贵州省凯里分公司、铜仁站相关负责人是属实的。（二）原审法院以“《询问笔录》《录音光盘》相互印证被告胡宗林、杨秀文、吕金木以天津太福佳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外经营活动…”是严重错误的。首先，关于询问笔录，从其内容来看，更多的只是当事人的陈述，并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相反从其他证据即法庭调查来看，上述三人的行为属于公司行为；其次，从录音光盘来看，并不能得出上述三人系以公司名义（冒用）对外经营；第三，既然原审人民法院认定“2017年6月份，经胡宗林、杨秀文介绍，华明爱成为天津太福佳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会员，在涉案购物平台购买货物(只是公司网站被关闭）”，那么，对于华明爱来说自始至终（不管资金怎么流动）都明显知道是在与公司交易，而不是与杨秀文、胡宗林、吕金木在交易。（三）从原判采信证据看，涉及到张世震、高学平辩解及陈述、《询问笔录》原审人民法院全部采纳，对于胡宗林出示作为证据使用的有关公司的视听资料、会员下单流程、营业执照、公司简介及VCR视频、F0379分公司铜仁04站规章制度华明爱的承诺书、群体受骗损失经过及F0379启动核心群、太福公司铜仁Z04站微信群、运单凭证、等均只字未提。综上所述，本案中，杨秀文不应当列为原审的适格被告，即使承担责任也应当由公司承担，由于公司被注销应当由公司股东承担。三、本案应当认定为华明爱的自由投资行为，而不是买卖合同纠纷。从华明爱的第一次起诉陈述的事实及理由来看，华明爱与公司存在的是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在此不再赘述），为了证明该事实，杨秀文会申请调取其卷宗档案。四、关于责任的承担，如果人民法院认定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那么原审法院不应当判决由杨秀文与胡宗林、吕金木承担连带责任，而应当判决由公司（张世震、高学平承担责任）或者由吕金木承担责任。首先，在本案中，包括胡宗林、华明爱、吕金木、杨秀文在内的当事人，均属于天津太福佳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在公司有公司的职务及会员号；而且在交易的过程中，如本案按照买卖合同定性，杨秀文、胡宗林、及华明爱、吕金木均系买卖合同的购买方，出卖方为公司。因此，既然华明爱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那么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为公司（由于公司被注销最终由高学平、张世震承担责任）。其次，在本案中，杨秀文没有参与管理行为（对本案的发生不知情），同时其款项也没有经手，更没用得到使用（挪用），因此不应当承担责任；第三，如经二审法院查证属实，该笔款项的确与公司无关，系吕金木个人使用，也只由由吕金木承担责任按份责任或者连带责任。因此，原审认定杨秀文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华明爱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世震、高学平二审未答辩。胡宗林二审述称，其与杨秀文、吕金木的行为系公司行为，不应承担责任。华明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宗林、杨秀文、吕金木连带赔偿购货款人民币225,258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并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从2017年10月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胡宗林、杨秀文、吕金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7日，太福公司成立。张世震、高学平分别以认缴出资1,050万元、450万元作为（股东）发起人参与了公司设立。2017年6月9日，太福公司发生法定代表人变更，法定代表人由安成兰变更为张世震。2017年6月份，经胡宗林、杨秀文介绍，华明爱成为太福公司会员，在案涉购物平台购买货物（该购物平台网址为××，该域名现已过期）。随后，华明爱加入胡宗林所建微信群（群名为太福佳业贵州铜仁Ｚ04站），开始联系胡宗林下单订货。然而，自2017年9月24日起，华明爱分别通过银行转账及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胡宗林支付预购货款共计225258元（具体详见下图），但却未完全收到相应货物。序号汇款时汇款金额（元）汇款方式所购物品备注12017.9.24112138银行转账福掌柜大豆油1000件。其中，3338元为其他货。基于此，华明爱于2017年10月13日向铜仁市公安局碧江分局报案，称被胡宗林诈骗221280元。同日，胡宗林也向铜仁市公安局碧江分局报案，称被吕金木诈骗148,7214元。在询问华明爱及胡宗林并了解情况后，铜仁市公安局碧江分局又于2017年10月30日在泉州市看守所对吕金木进行讯问。根据铜仁市公安局碧江区分局对上述三人询问笔录可知：吕金木自认为天津太福科技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负责人，并分别任命胡宗林为天津太福科技公司铜仁站负责人、任命杨秀文为天津太福科技公司凯里分公司负责人。经查，实际上述三人职务均未有书面任职文件，也未有文件证明天津太福科技公司曾设立“天津太福科技公司贵州省分公司”及“天津太福科技公司凯里分公司”。本案中，胡宗林、杨秀文、吕金木三人以天津太福科技公司名义对外经营，实际上形成了由胡宗林、杨秀文负责对外宣传拉人加入会员，由胡宗林收取预付货款再转账到“彭凌剑”私人账户（该账户由吕金木实际控制并使用），由吕金木负责进货下单，再由胡宗林负责运输到货的营销模式。2017年10月7日，吕金木因拖欠工人工资被四川省南充市公安机关抓获，现仍被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由于实际掌握货款订货渠道的吕金木被抓获，无法与外界联系，且大部分货款已被吕金木挪作他用，致使胡宗林、杨秀文、物款项且该货物业已收悉22017.10.1108,640银行转账福掌柜大豆油1000件已微信退还640元32017.1.64,480微信转账大米100件（36元一包）、10件（88元一包）吕金木三人形成的营销返利经营模式就此崩解，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另查明，太福公司已于2017年8月19日依法注销。本案中华明爱预交的订货款未进入过太福公司账户，太福公司也未向华明爱发放过货物。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原则。就本案而言，华明爱已按约向原审被告支付货款，原审被告业已向华明爱交付部分货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双方当事人各方均应善意的、全面的履行各自应尽义务。关于杨秀文诉讼主体资格问题。首先，虽然《询问笔录》载明吕金木、杨秀文、胡宗林分别自任太福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负责人、凯里分公司负责人、铜仁站负责人，但当高学平、张世震对此事实予以否认后，华明爱、胡宗林、杨秀文、吕金木却对此未提供相应证据进一步予以佐证。因此，胡宗林关于案涉买卖行为所产生法律后果应由太福公司承担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其次，《询问笔录》《录音光盘》相互印证胡宗林、杨秀文、吕金木以天津太福佳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平台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并推出折扣返利等优惠方案，鼓励顾客下单订购货物，即顾客下单预付货款，货款通过胡宗林转账汇入由吕金木实际控制的“彭凌剑”账户，再由吕金木在收到货款后联系厂家订购货物并将货物发送给所订购会员，且胡宗林、杨秀文、吕金木均参与了案涉购物平台的宣传。也即，华明爱所预付货款实际并未进入太福公司账户，而是进入由吕金木实际控制的“彭凌剑”私人账户；已完成的交易也实际上由胡宗林、杨秀文、吕金木分工完成，始终未经过天津太福佳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换而言之，胡宗林、杨秀文、吕金木系冒用太福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对案涉买卖合同，作为冒用人，胡宗林、杨秀文、吕金木应当自行承担合同相关责任。因此，胡宗林、杨秀文关于其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返还购货款及利息问题。如前所述，双方当事人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双方当事人均应当诚实、信用、善意、全面的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华明爱的主要义务为按约定足额支付货款，而原审被告的对等义务则为按约定交付货物。然而，从审理查明事实来看，自2017年9月24日起，虽然华明爱向原审被告支付货款共计225,258元，但原审被告却不能完全向华明爱交付相应货物。也即，因吕金木被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致使案涉买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华明爱向原审被告主张返还货款221,280元及利息（该利息以货款221,28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胡宗林、杨秀文、吕金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明爱连带赔偿货款人民币221,280元利息（该利息以货款人民币221,28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华明爱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华明爱提交了一组微信群聊天记录，拟证明是杨秀文、胡宗林等组建的群及在群内宣传公司。杨秀文质证称，该群不是他组建的。胡宗林认可该群是其组建的，也认可群聊天记录，但认为该记录是事发后的记录。因胡宗林认可该群及聊天记录，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胡宗林二审中提交了下列证据：第一组列证据U盘，内容系杨秀文宣传的语音记录。华明爱质证称，宣传内容是杨秀文在群里宣传。太福公司是否注销其不知晓。杨秀文称，该宣传是实，是公司为了在全国进行设分点所代表公司宣传。第二组证据是“关于明确近期工作的公告”，来源太福公司的微信公众号。拟证明胡宗林等人向华明爱收取下单款项，是公司的决定，而不是胡宗林及杨秀文、吕金木三人的个人行为。华明爱质证称，其没有看到过，不认可。杨秀文质证称，该公告内容属实，认可。因该公告系太福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胡宗林、吕金木在公司公告注销后仍向华明爱等人收取货款，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异，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是胡宗林、杨秀文、吕金木的行为是否系职务行为。二是华明爱支付款项的行为与原审被告之间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投资关系。杨秀文与胡宗林、吕金木是否应对华明爱的损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关于焦点一，杨秀文、胡宗林均主张其行为系履行太福公司要求的职务行为。杨秀文提交的任职文件虽有太福公司印章，但是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该任职书属实，且经核实，太福公司无凯里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在太福公司原法人张世震、高学平否认该任命情况下，杨秀文有义务举证证明该任职书的真实性。一是因杨秀文未举证证明。二是胡宗林称其是铜仁站负责人、吕金木系贵州分公司负责人，也未有相应证据证明。三是杨秀文、胡宗林、吕金木的行为结果即收货并未归属于太福公司。故对胡宗林主张其建群、收款、转款行为系职务行为，杨秀文主张其宣传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公司承担或由公司股东承担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本案中，杨秀文宣传、胡宗林收款转款、吕金木收款发货，其实质是三人形成销售方利益共同体。杨秀文、胡宗林称是代表公司行为，但货款并未进入公司账户或公司股东张世震、高学平账户，而是直接进入吕金木账户，并由吕金木组织发货。故胡宗林、吕金木收受华明爱货款，按购买货物发货的行为在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另外虽该群是以太福公司名义所建，组建之初太福公司尚在，但在太福公司2018年8月19日公示宣告注销后，胡宗林、吕金木仍以该公司名义经营。其行为不代表公司，系个人行为，故应由杨秀文、胡宗林、吕金木对合同相对方华明爱的货款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综上所述，杨秀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79元，由上诉人杨秀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静审判员 王永生审判员 倪庆飚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罗依婷书记员罗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