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青0104行赔初2号 原告：张建宁，男，196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现住青海省西宁市。 被告：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双拥路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30105015016830J. 负责人：赵利，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吉阳、旦正措，青海言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建宁诉被告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堡子镇政府）行政赔偿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3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被告大堡子镇政府于2019年4月22日向本院申请中止案件审理，并就其与原告张建宁行政强制纠纷一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故本院中止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大堡子镇政府的再审申请后本院恢复本案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建宁，被告大堡子镇政府的副镇长张秀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吉阳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建宁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6475147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在西宁市××区北西宁城北预制厂院内租地自建厂房车间办公室宿舍后生产保温材料，拥有厂房2934.12平方米，厂房车间造价2684647元，机器设备、配套机器及安装费总价3204900元。2017年8月11日，被告在没有任何手续、未经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将原告的厂房、车间强制拆除，该强拆行为属于滥用行政权力的严重违法行为，导致原告厂房灭失，厂房内财物损坏，财产损失巨大。2018年原告针对该强拆行为依法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5日依法作出（2018)青01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厂房车间及损害厂房内财物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不服，上诉到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依法作出（2018)青行终9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厂房内财物的行政行为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于2018年11月19日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被告收到国家赔偿申请书后两个月内未给予任何答复。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诉至法院。 被告大堡子镇政府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构成行政赔偿通常需要四个要件：一是赔偿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二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违法；三是违法行为给相对人造成了损害的结果；四是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连接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的纽带，是责任主体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与前提，只有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直接联系，行政机关才对侵权损害承担责任。被告未对原告的任何机械设备和材料进行处分、拆除或损坏，故被告对此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只有在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方有依照该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同时根据《城乡规划法》及《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为实现规划管控和土地用途管控目的，我国对建筑物或构建物的建设实行行政许可制度，相对人进行构建物、建筑物建设的，需要取得相应的规划或国土占地许可，未取得许可手续的，属于应予查处的违法行为。原告的保温材料厂经群众举报，属于典型三无生产企业，没有任何行政审批手续，且对当地地下水、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生产的噪音更是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严重影响。故作为违法行为的后果，违法建设本身属于受到法律否定评价的对象，原告本身就负有拆除、恢复原状的法律义务。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当也不能够获得法院的支持。 原告提交如下证据： 1.车间厂房(施工)承包合同、收条，证明原告和凌四元于2012年10月10日签订合同，由凌四元承建部分厂房，工程完工后双方进行了工程款结算，发泡车间、制板车间、保温烘干车间、切割车间、砂浆车间及锅炉房造价为2169347元，原告于2013年5月3日前向凌四元结清了全部工程款； 2.收条，证明由王统顺为原告承建了存放砂子、水泥的厂房，原告给王统顺支付工程款61600元； 3.车间施工承包合同、收条，证明由王大强给原告承建了一体板车间、切割车间，原告给王大强支付了工程款453700元； 4.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货币补偿计算表、付款通知书、房屋移交验收单、签约通知、证明、营业执照、评估审定表、国家基本建设房屋征收补偿分户评估报告，证明季生海经营的西宁市城中区强辉建材厂于2019年1月份被拆迁时的各项拆迁费用的补偿支付标准，该厂厂房建设情况与原告的厂房基本一致； 5.协议书，证明原告租了西宁城北预制厂的场地，原告自建厂房并投入使用后于2015年11月16日与西宁城北预制厂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确认了原告所建厂房的面积为2934.12㎡。同时约定2022年12月31日前因征用给予的补偿金归原告所有； 6.兰州金桥泡沫塑料有限公司出库单，证明原告于2017年7月23日、2017年8月4日从兰州金桥泡沫塑料有限公司购买了价值314000元的原材料后未使用，在强拆的时候遭到损毁； 7.出库单、证明，证明原告长期在张建东处购买原材料，原告于2017年7月26日、8月7日从张建东处购买了价值70900元的原材料后没有使用，强拆的时候遭到损毁； 8.收据6张，证明原告购买部分机械设备的费用：涂胶机14000元、精密裁板机32000元、冷压机90500元、热固防火保温机1610000元、螺杆空压机及储气罐32000元、蒸汽锅炉及辅机105000元； 9.工业品买卖合同，证明原告购买全自动预发机的费用为55000元； 10.泡塑机器设备专用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证明原告购买覆膜机、搅拌硫化床的费用为680000元，并找到相应300000元的付款凭证，其余付款凭证丢失； 11.定作合同，证明原告定做机械升降分散机的费用为10000元； 12.变压器购买安装合同、收条2张，证明原告购买并安装变压器的费用为120000元； 13.电线、电箱、空开安装施工合同和收条，证明原告请专人对车间内电线、电缆、空开、电箱进行了安装（包工包料），共花费59700元； 14.车间上水、车间院内排水施工合同和收条，证明原告请专人安装上水管道及排雨水、下水管道及排水井，花费33400元； 15.车间暖气承包合同，机器设备、锅炉安装合同，收条3份，证明原告安装暖气、锅炉、水处理设备、除尘设备和其他辅助设备共花费508000元； 16.与凌四元签订的车间厂房(施工)承包合同第3页（左侧手写部分），证明原告从凌四元处购买砂浆机、腻子机的费用为56000元； 17.机器设备购售合同，证明被告的强拆造成原告厂子内的机器设备全部毁坏，后原告因找不到存放场地将损坏的机器设备按废铁价格卖给了别人，出售价格为170000元； 18.照片34张（强拆时工人及家人所拍），证明强拆的概况和强拆对原告厂子里机器设备的损毁情况。 19.照片1组（政府所拍），证明强拆前后原告厂房的基本状况； 20.西宁晚报刊登的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行政机关败诉典型案例的通报，证明原告的厂房被强制拆除，且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 21.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青01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青行终94号行政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5879号行政裁定书，证明生效的判决书已经确认被告大堡子镇政府强制拆除原告的厂房及损坏厂房内财物的行为违法； 22.国家赔偿申请书、EMS邮寄单及回执，证明原告已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但被告在2个月内未给予回复； 23.银行贷款催还款通知书，证明原告为了经营厂子从银行贷款，现贷款已逾期； 24.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证明国家准许原告使用锅炉； 25.租赁合同，证明原告从西宁市城北区预制厂景玉萍处租赁场地，后自建车间并进行生产经营； 26.营业执照，证明原告是西宁城东旭宁建筑节能材料厂的经营者； 27.青海省罚没（物）款收据、非税收入专用票据、西宁市城北区环境执法现场监察记录、西宁市城北区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勘查）笔录，证明原告已就所经营的厂子造成污染环境的问题向政府交纳了罚款100000元和排污费4553元； 28.视频资料，证明厂子被强拆前后的部分情况。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施工合同均是原告与案外人签订的，收条由案外人出具，真实性无法确定，故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亦不予认可。被告认为原告厂房的建设没有任何行政审批手续，属于违章建筑，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假设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真实有效，上述证据仅能反映原告建设厂房所支付工程款的情况，并不能反映厂房建设成本或厂房建筑材料成本；厂房建设是在2012年，拆迁是2018年，整个厂房存在折旧现象，所以需要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来确认房屋实际面积和价值；对证据4、5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7的真实性和证明方向均不予认可，被告认为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原告购买的材料就放在被拆除的厂房内，不能证明厂房拆除中存在原材料损毁的事实；对证据8的真实性和证明方向均不予认可，认为仅能证明原告购买过机器，但无法证明是否与本案有关联，原告应出示买卖合同及转账凭证；对证据9不予认可，认为工业品买卖合同的买售人并非原告及其出示的营业执照上企业，且原告没有提供支付凭证，故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对证据10不予认可，认为买卖合同中约定运输费用的承担方式和原告陈述的情况不符，转账凭证中的转账金额为300000元，与合同确定的标的数额不同；对证据11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没有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也没有证明该证据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12不予认可，认为合同签订日期和表皮中载明的日期不同，合同中没有公章，原告未提交相应的支付凭证；对证据13-15不予认可，认为原告证据中显示的费用均是工程施工费，并不是建筑材料本身费用，且原告未出示付款凭证；对证据16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指向的内容系个人自行书写的内容，费用是否产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证据17不予认可，认为购销合同中未载明所出售标的物的名称和数量等情况，反而赘述了机械被砸等情况，合同中也没有加盖公章，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据18、1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方向不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现场物品的具体损毁情况；对证据20、21、22予以认可；对证据23、24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5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26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方向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明恰能证明原告所经营的企业属于三无企业，其建筑物属于违章建筑，不应当在国家赔偿范围内；对证据2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该证据的证明方向不予认可，认为该视频不能证明被告存在损毁原告物品的行为，而是能反映拆迁前厂子里的大量物品被运了出去。 被告提交如下证据： 1.西宁市城北区环境执法现场监察记录（2015年3月24日，有生产设备原始底单）； 2.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现场勘验笔录（2017年6月9日）； 3.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2017年6月14日）； 4.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察监督检查记录（2017年7月11日）； 5.西宁市城北区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勘查）笔录、整治决定书、调查图片证据（2017年5月9日）； 6.城北区环境保护局调查询问笔录（2017年5月17日）； 证明：原告的企业未办理任何手续、生产厂房属于违章建筑、生产设备（锅炉）不符合特种设备规定及环境保护要求；行政机关要求原告停止污染行为、拆除无证运行锅炉、立即停产、停业；行政机关现场检查时对原告生产设备已进行过确认，且原告签字予以认可；原告的企业属于环保大督查行动中重点需要清查的主体，应对无任何手续的污染企业予以强制拆除。 7.西宁市环保督察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单（宁环督字【2017】43号）； 8.中共西宁市城北区委办公室、城北区人民办公室《督办通知》第9号； 9.中共大堡子镇委员会、人民政府关于第9号督办通知重点整治任务办理报告； 10.中共西宁市城北区委、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关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第A0811107号信访举报问题的办理报告。 证明：证明原告企业系中共西宁市委督查室环保督察信访举报案件中被举报的企业；被告依据《督办通知》第9号文件的要求开展工作，并按中共西宁市城北区委、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文件要求提交整治前、中、后的相关书面材料及照片；中共西宁市城北区委、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向西宁市信访部门报告污染企业处理过程及效果；城北区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8月12日向原告下达《现场检查（勘查）笔录》，要求其于2017年8月16日前搬离。 11.2018年4月11日，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 12.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2018年9月25日）； 证明：原告在庭审中已自认小型生产机器已在强拆前全部搬离，2台大型生产机器正在拆除，其要求认定厂房内财物存在损坏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拆迁时是将设备和材料搬出腾空后进行的，原告提出存在财物损害无事实依据；原告对存在财物损害的主张未提供完整的证据。 13.调查笔录（景玉萍、陈得金）； 14.照片52张； 15.证人证言现场录像。 证明：所有因拆迁产生的费用均由第三人景玉萍承担的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整个拆除过程中不存在损坏财物的情形，先搬离厂房内物品后，才将彩钢房进行拆除，不存在损坏财物的事实；厂房内机械设备和半成品由原告自行拉走，机械设备是原告自己雇人拆除处理的事实。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1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方向不予认可，认为以上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通过诉讼已经确认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对证据11、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笔录中原告自己的陈述内容予以认可；对证据13、15不予认可，认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中已经确认被调查人景玉萍的陈述不属实，陈得金的陈述中只认可其陈述原告厂子内机器设备较多的这部分内容，其余陈述内容均不予认可，认为陈得金与被告有利害关系。 经审查、核实，对本案的证据认定如下：对原告所提交证据18-22、27、28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所提交证据1-12、14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8年3月31日，城北区大堡子镇吴仲村村民委员会与西宁城北预制厂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城北区大堡子镇吴仲村村民委员会将吴仲村集体土地11亩租赁给西宁城北预制厂使用。2012年10月4日，景玉萍代表西宁城北预制厂与西宁城东旭宁建筑节能材料厂法定代表人张建宁签订《租赁合同》，约定西宁城北预制厂将其厂区内的闲置土地租赁给张建宁使用。原告张建宁在承租土地上修建彩钢结构厂房从事保温材料加工。2015年3月至2017年7月，城北区环保局等部门多次对原告在此经营的企业进行检查，责令原告停产整改、拆除设备并对其作出了相应的处罚决定。2017年8月，中共西宁市城北区委办公室、城北区政府办公室发出第9号《督办通知》，将大堡子镇吴仲村保温材料厂环境污染问题列入重点整治对象，确定责任单位为大堡子镇政府。2017年8月11日，大堡子镇政府工作人员告知张建宁其厂房将于次日被拆除，原告于当日组织人员搬离了部分机器设备和原材料，2017年8月12日，原告的厂房被拆除，大堡子镇政府在现场监督拆除工作并安排了后续场地清理工作。厂房被拆除后，厂房内所有机器设备由张建宁自行拆除并处理。2017年8月12日，大堡子镇政府向城北区委办公室提交大镇党发〔2017〕84号《关于第9号督办通知重点整治任务办理的报告》，载明办理结果为保温材料厂厂房拆除、清理工作于8月22日完成，现场检查沟渠内未发现存在污水堵塞沟渠现象。 张建宁不服此次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于2018年1月8日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大堡子镇政府等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法。经审理，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青01行初1号行政判决，确认大堡子镇政府于2017年8月12日强制拆除原告张建宁的厂房及损坏厂房内财物的行为违法，驳回原告张建宁对其他行政机关的诉讼请求。大堡子镇政府不服该判决，上诉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青行终9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张建宁于2018年11月19日给大堡子镇政府邮寄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财产损失5889547元，大堡子镇政府在2个月内未进行答复，原告张建宁向本院提起本次诉讼。本院受理后，大堡子镇政府就其与原告张建宁行政强制纠纷一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受理，于2019年10月31日裁定驳回大堡子镇政府的再审申请。 另查明，张建宁曾注册成立西宁旭宁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在西宁市城东区进行保温材料加工。后厂房租赁期限届满，张建宁将生产经营地址××区，对外以西宁城北预制厂的名义生产经营，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大堡子镇政府强制拆除张建宁的厂房，已经由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大堡子镇府强制拆除原告厂房及毁坏厂房内财物的行政行为违法,故给张建宁合法权益造成的直接损失,依法应予赔偿。 原告的赔偿请求中所涉的项目包含被拆除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及已经生产出来没有交付的产品。关于对建筑物的赔偿问题，虽然案涉建筑物系违法建设，无法按照合法建筑物拆迁补偿标准予以补偿或赔偿，但是建筑材料属于合法财产。被告大堡子镇政府于2017年8月12日实施强制拆除行政行为前，未依法履行催告义务，未给予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未制作强制执行决定及履行公告程序。被告的违法行为剥夺了原告可以通过自行拆除，尽可能地保证建筑材料整体完整，不影响其再次使用的权利。实施强制拆除后亦没有将该房屋尚有使用价值的建筑材料返还所有人，也没有收集堆放保管，而是自行处理，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所有权，对此应予赔偿。关于具体的赔偿数额，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未能反映建筑材料的具体价值，原告也未提交工程款的实际支付凭证作为参考依据，故赔偿数额不能按照原告主张的数额予以确认。由于双方当事人对被拆迁前厂房的面积、结构，被拆除后所拆下建筑材料的残值没有进行测量、评估和鉴定，考虑厂房现已灭失，无法通过评估确定建筑材料合理价值的实际情况，故本院结合建筑物面积、违法建设被强制拆除的风险、拆下建筑材料的可利用性、折旧等因素，酌情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建筑材料损失60000元。 关于机器设备的赔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故原告应承担证明其存在损失及损失范围的初步举证义务。本案中，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机器设备在拆迁中遭受损毁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原告认可部分小型设备在强拆前由其搬离，大型设备在厂房被拆除后由其自行拆除并处理，机器设备不存在丢失和灭失的情形，故对原告该部分的赔偿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原材料及已经生产出来没有交付产品的赔偿问题，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在强拆中被损毁原材料和成品的具体数量和价值，但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没有对现场的物品进行清点,并制作笔录或者清单,故对原告是否有损失或实际损失的数额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存在主观过错。本案现存照片、视频资料等客观证据能够证明强拆中确有部分原材料和成品被损毁，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酌情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0000元。 综上所述，对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四、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镇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建宁赔偿金70000元； 二、驳回原告张建宁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 雪 魁 审 判 员 韩 占 华 人民陪审员 付 浩 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韩典珍 书 记 员 石 晓 梅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三十二条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