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8行终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杭县司法局，住所地上杭县北环路34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82300411411XQ。 法定代表人刘勇，局长。 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丁焱志，上杭县司法局分管行政复议应诉领导。 委托代理人张继荣，男，1972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上杭县司法局工作人员，住上杭县。 委托代理人廖赞梅，福建汀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龙岩市司法局，住所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岩大道一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800004082605Ｌ。 法定代表人余德辉，局长。 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张炳明，福建省龙岩市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占和，男，196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福建省龙岩市司法局干部，住新罗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秉移，男，1991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上杭县。 委托代理人廖凤昌，福建挺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杭县司法局、龙岩市司法局因与被上诉人廖秉移司法行政投诉答复一案，不服长汀县人民法院（2019）闽0821行初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杭县司法局出庭负责人丁焱志及委托代理人张继荣、廖赞梅，上诉人龙岩市司法局出庭负责人张炳明及委托代理人陈占和，被上诉人廖秉移及其委托代理人廖凤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诉行政行为：2018年8月23日，上诉人上杭县司法局对被上诉人廖秉移作出《关于廖秉移投诉傅智鸿法律工作者的答复》（杭司〔2018〕95号），并于2018年8月27日送达给被上诉人。主要内容：你对上杭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傅智鸿的投诉，我局受理后进行了调查，现答复如下：一、你父亲廖松才在上杭法院陈述委托书上委托人的名字是其（廖松才）签的，手模是女儿廖茂香所按，你投诉傅智鸿在授权委托书和民事起诉状中伪造签字的事实不存在；二、傅智鸿在民事诉讼代理中对证据的来源及真实效力没有举证责任；三、同一法律服务所的不同法律工作者为同一民事诉讼案件的双方当事人（2006年廖秉移与周祥清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代理，未违反法律规定。同时，没有证据证明傅智鸿与周祥清的委托代理人林新麒存在串通谋取不法收入的事实；四、傅智鸿在原民事起诉状中没有主张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损失费不属侵权行为。被上诉人不服于2018年10月9日向上诉人龙岩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 2018年12月7日，上诉人龙岩市司法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龙司行复〔2018〕02号），决定维持上杭县司法局作出的《关于廖秉移投诉傅智鸿法律工作者的答复》（杭司〔2018〕95号）。 原审查明，2006年6月24日，原告与周祥清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以周祥清为被告向上杭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即711号案件。因当时原告未满18周岁，原告的父亲廖松才委托上杭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傅智鸿作为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授权委托书》上委托人处“廖秉移”的签字和捺印经鉴定不是廖松才签的字、捺的印。711号案件于2006年10月11日开庭审理，于2006年11月3日作出判决。2006年10月12日，上杭法院对廖松才进行了询问，法官问：“你认为傅智鸿在诉讼中做的事是否能代表你？”，廖松才答：“可以代表我，也可以代表我的儿子，他在诉讼中的行为，所做的事，我都同意，傅智鸿是我叫我女儿去委托，去请的，委托傅智鸿的委托书上委托人的名字是我签的，手模是我女儿按的，傅智鸿是我请的。” 2018年4月13日，原告向被告县司法局提交《投诉书》，主要内容：傅智鸿在711号案件的授权委托书和起诉状中伪造笔迹和指纹；起诉时未主张原告的残疾赔偿金，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且无法补救。特信访要求被告县司法局对傅智鸿严肃处理，并要求傅智鸿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被告县司法局同日受理了原告的信访事项。2018年4月24日，被告县司法局向原告作出《关于廖秉移信访件答复意见书》（杭司信〔2018〕1号），认为傅智鸿在为原告代理诉讼中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不能追究傅智鸿的责任。2018年7月2日，被告县司法局作出《上杭县司法局关于撤销廖秉移信访处理意见的决定》（杭司〔2018〕63号），依法撤销了《关于廖秉移信访件答复意见书》（杭司信〔2018〕1号）。2018年7月4日，被告县司法局对原告的投诉作为行政投诉事项受理。2018年8月8日，原告向被告县司法局提交《投诉书》补充材料，要求：一、责令傅智鸿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上杭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承担连带责任；二、吊销上杭县中心法律服务所及傅智鸿的执业资格证书。2018年9月13日，原告向被告市司法局投诉傅智鸿“律师”身份问题。被告市司法局于2018年9月17日向原告作出《关于廖秉移投诉傅智鸿法律工作者的答复》（龙司答〔2018〕8号），告知原告傅智鸿属法律工作者，不属律师，执业证号无误。被告县司法局对原告的行政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取证，于2018年8月20日形成调查报告，经逐级审批，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被告市司法局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复议决定。 原审认为，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五条，《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被告县司法局具有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管理的职责，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市司法局具有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职权，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被告县司法局对原告的信访投诉进行答复后，又依法撤销了该信访答复，将原告的投诉作为行政投诉进行立案、调查取证、撰写调查报告，逐级审批后作出行政答复，程序合法。被告市司法局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后，向原告发送了《行政复议受理案件通知书》，向被告县司法局发送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根据双方的主张和证据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司法鉴定结论确认，711号案件原告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人处“廖秉移”的签名不是廖松才所写、捺印不是廖松才所捺。被告县司法局行政答复的第一条，采信原告父亲廖松才在上杭法院询问时的陈述“委托书上委托人的名字是其（廖松才）签的，手摸是女儿廖茂香所按”。可见，在证明711号案件原告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人处“廖秉移”的签名是不是廖松才所签，有二个证据，一个是鉴定结论，另一个是廖松才陈述（上杭法院询问笔录），采信不同的证据，将得出不同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据此，本案应采信鉴定结论，认定711号案件原告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人处“廖秉移”的签名不是廖松才所签。被告县司法局的行政答复认定该“廖秉移”的签名是廖松才所签主要证据不足。实际上，该“廖秉移”的签名究竟谁签仍未知。被告县司法局辩称，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人处“廖秉移”的签名纵使不是廖松才所签，也得到了廖松才的追认，从廖松才积极配合原告申请笔迹鉴定的情形看，廖松才并没有追认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原告于2018年4月13日向被告县司法局提交的《投诉书》提出了要求责令傅智鸿赔偿损失（无具体项目和金额）、赔礼道歉；原告于2018年8月8日向被告县司法局提交《投诉书》补充材料中，提出了责令上杭县中心法律服务所对傅智鸿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吊销上杭县中心法律服务所及傅智鸿相关证照的要求，被告县司法局在本案答辩中也适用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但在作出的行政答复中没有对原告的该请求作出回应。 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县司法局的行政答复的诉请，本院予支持。被告县司法局的行政答复既因主要证据不足被判决撤销，导致被告市司法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亦应依法一并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遂判决： 一、撤销被告上杭县司法局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的《关于廖秉移投诉傅智鸿法律工作者的答复》（杭司〔2018〕95号）；二、撤销被告福建省龙岩市司法局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龙司行复〔2018〕02号）；三、被告上杭县司法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二个月内对原告廖秉移的行政投诉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上杭县司法局负担40元，由被告福建省龙岩市司法局负担10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上杭县司法局不服，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遗漏了廖松才有委托傅智鸿代理的事实。2、一审判决遗漏了“711号案件”被上诉人廖秉移2006年起诉及判决时尚未治疗终结的事实、“711号案件”判决书也认定了廖秉移尚未治疗终结的事实。3、一审判决书认为部分（第14面第15行）：“另外，原告于2018年4月13日……没有对原告的该请求作出回应”。这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上诉人在杭司【2018】95号《答复》的第一段事由方面就明确了，受理后2018年8月8日收到补充材料。其次，上诉人在杭司【2018】95号《答复》第一、三、四条就是针对该请求的回应。从答复内容可以看出，上诉人已对被上诉人提出赔偿的前提作出了正面回应，即没有违法行为的存在，就不存在赔偿。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作出的行政答复中没有对原告的该请求作出回应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采信鉴定结论，否认廖松才的陈述与“711号案件”整个档案材料之间的关联性，因此作出的结论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为：“从廖松才积极配合原告申请笔迹鉴定的情形看，廖松才并没有追认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是没有一点因果关系的二句话，硬凑在一起。三、一审判决结论将影响已经执行完毕的生效判决。综上，认定傅智鸿代理诉讼行为是否有效，不能仅凭《授权委托书》的真伪，上诉人在杭司【2018】95号《答复》中已经明确；对被上诉人廖秉移提出赔偿的问题，也在该答复中告知，当时被上诉人尚未治疗终结，还不能主张残疾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代理人傅智鸿不存在过错，不存在赔偿的情形。一审判决遗漏了廖松才当时有委托傅智鸿代理且事后对傅智鸿的代理廖松才及廖秉移均有追认的事实，遗漏了“711号案件”判决时被上诉人尚未治疗终结，还不能主张残疾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重要事实。一审仅凭《授权委托书》的鉴定结论认定“711号案件”委托效力是完全错误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维持上诉人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的《关于廖秉移投诉傅智鸿法律工作者的答复》（杭司【2018】95号）。 原审被告龙岩市司法局不服，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廖松才并没有追认的真实意思表示”及“但在作出的行政答复中没有对原告的该请求作出回应”（判决书第14页第14行至22行）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为“在证明711号案件原告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人处‘廖秉移’的签名是不是廖松才所签，有二个证据，一个是坚定结论，另一个是廖松才陈述（上杭法院询问笔录），采信不同的证据，将得出不同的结论。——被告县司法局的行政答复认定该‘廖秉移’的签名是廖松才所签主要证据不足”（判决书第14页第1行至11行）是错误的。理由：在“711号案件”中，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廖松才对授权委托一事是真实意思表示，在询问笔录中都没有否认过授权委托，符合法律规定的“追认”，授权委托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以“实际上，该‘廖秉移’的签名究竟谁签仍未知”（判决书第14页第11行至12行）的鉴定结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否定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代理，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上杭县司法局的行政答复既因主要证据不足被撤销，导致上诉人龙岩市司法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亦一并撤销是错误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廖秉移答辩称：一、廖松才委托傅智鸿代理诉讼的事实，不能推翻授权委托书上非廖松才本人签字的事实以及委托代理权限不明的事实。二、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711号案件”诉讼期间答辩人尚未治疗终结。判断是否治疗终结，并不是以出院后是否存在后续治疗为依据，而应当以患者是否达到临床医学一般原则所承认的效果稳定为依据。本案中，答辩人当时虽然存在后续治疗的事实，但不能以此推定“711号案件”诉讼期间治疗尚未终结，更不能推定在此期间不能进行伤残鉴定。从答辩人的出院小结和病历资料来看，答辩人在“711号案件”诉讼期间已经可以申请伤残鉴定并主张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相关损失。三、上诉人上杭县司法局对答辩人的投诉没有依法调查、核实和答复。上诉人上杭县司法局在事实没有依法履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下结论，程序违法，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上杭县司法局、龙岩市司法局提起的上诉缺乏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并在维持原判的基础上责令上诉人上杭县司法局、龙岩市司法局承担一审司法鉴定费6000元。 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补充答辩：1、上杭县司法局说廖松才有参与“711号案件”的开庭审理，该陈述没有事实依据，廖松才没有参与“711号案件”的开庭，请求法庭调查。2、另补充事实：上杭县司法局没有针对原告的投诉和补充材料进行核实的问题，没有进行调查核实，却在95号答复中有认定傅智鸿和林新麒不存在串通的结论。没有调查核实是如何作出该结论的？答复都不是针对被上诉人的请求和补充材料进行的。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除了一审提交的证据外，二审中均无提交新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上诉人上杭县司法局要求补充认定的事实：1、被上诉人廖秉移在2006年“711号案件”判决的时候治疗尚未终结的事实。2、遗漏了被上诉人廖秉移及其父亲廖松才对委托傅智鸿事前口头委托，事中廖松才有参加庭审，事后廖松才及成年后的廖秉移有追认的事实。3、2015年-2016年“711号案件”廖秉移已领取了相应的赔偿执行款项。上诉人龙岩市司法局要求补充认定的事实：1、“711号案件”审结完后，被上诉人廖秉移还是未成年人。2、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廖松才向上杭县法院申请了“711号案件”的申请执行，该案执行款也由上杭县法院交给了被上诉人，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本院根据上诉人上杭县司法局一审提交的2006年10月12日上杭县法院询问廖松才笔录、2006年11月7日宣判笔录和送达回证、收据、结案笔录、2018年7月18日上诉人上杭县司法局对廖秉移、廖松才、廖茂香的笔录和被上诉人廖秉移在一审中提交的出院小结、上杭县法院（2006）杭民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来看，本院补充认定以下事实：2006年上杭县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廖秉移诉被告周祥清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711号案件”）时，被上诉人尚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廖松才作为法定代理人口头委托傅智鸿作为代理人参加该案诉讼，傅智鸿的代理费亦是由廖松才支付，该案宣判笔录和民事判决书送达回证中均有廖松才的签名，当时被上诉人治疗尚未终结。上杭县法院（2006）杭民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中明确“原告的后续治疗费应待实际费用发生后，可另行主张权利”，该判决的赔偿款在2015年至2016年已由被上诉人领取。 综上，本院除上述补充认定的事实外，其余查明的事实和采纳的证据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1、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廖秉移对上诉人上杭县司法局的执法主体资格和执法程序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亦符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相关规定，本院依法确认上诉人上杭县司法局执法主体适格和执法程序合法。 2、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廖秉移投诉的事项能否成立？ 从本院补充认定“2006年上杭县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廖秉移诉被告周祥清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711号案件”）时，被上诉人尚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廖松才作为法定代理人口头委托傅智鸿作为代理人参加该案诉讼，傅智鸿的代理费亦是由廖松才支付，该案宣判笔录和民事判决书送达回证中均有廖松才的签名，当时被上诉人治疗尚未终结。上杭县法院（2006）杭民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中明确‘原告的后续治疗费应待实际费用发生后，可另行主张权利’，该判决的赔偿款在2015年至2016年已由被上诉人领取”的事实来看，被上诉人之父廖松才在上杭县法院（2006）杭民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案件中，作为被上诉人的法定监护人，口头委托法律工作者傅智鸿代理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授权委托合法有效，由于当时被上诉人治疗尚未终结，傅智鸿在该民事起诉状中没有主张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损失费不属未尽代理职责。由于傅智鸿已把被上诉人之父交来的证据材料转交给法院，作为代理人傅智鸿已尽举证责任；《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59号令）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60号令）没有明文规定同一个法律服务所不得在同一诉讼中为双方当事人代理，被诉行政行为认为“傅智鸿和林新麒属合法代理，同时，没有证据证明傅智鸿与周祥清的委托代理人林新麒存在串通谋取不法收入的事实”符合本案的实际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依前述，被上诉人的投诉事项不成立。原审法院未综合全案事实，简单地以“司法鉴定结论确认，711号案件原告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人处“廖秉移”的签名不是廖松才所写、捺印不是廖松才所捺和从廖松才积极配合原告申请笔迹鉴定的情形看，廖松才并没有追认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据作出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由此造成错判，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长汀县人民法院(2019)闽0821行初4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廖秉移起诉的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廖秉移负担。变更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廖秉移负担。一审鉴定费1000元，由被上诉人廖秉移负担（已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 静 审判员 黄智勇 审判员 丁建岩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张晴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