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13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玉生，男，197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师建新，河南正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云，女，196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帅，河南百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新梅，女，196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上诉人任玉生因与被上诉人刘爱云、原审被告刘新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2民初5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玉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师建新，被上诉人刘爱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刘新梅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玉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爱云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刘爱云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的借款金额及借款存在利息约定缺乏事实依据。刘爱云共借款给任玉生三次，第一次借300000元，款项由戴志英提供，任玉生在2011年11月将该笔借款归还；第二次借300000元，刘爱云分别于2012年1月2日、2012年2月1日转款给任玉生，因第一次借条任玉生未收回，故未重新出具借条；第三次为2014年借的100000元，该笔借款刘爱云在其家中以现金支付，支付后任玉生为刘爱云出具400000元借条（该借条包含了第二次的300000元借款），但首次借条仍未收回。综上，任玉生从刘爱云处共借款700000元。2、刘爱云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向任玉生转款300000元，任玉生自认从刘爱云家中取走现金100000元，两笔相加刚好为400000元，和任玉生出具的400000元借条相符。一审认定任玉生在归还戴志英300000元后，又从刘爱云处分别借款300000元、40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3、刘爱云所述任玉生2012年借款后直至2013年12月之间的利息均为现金支付，但没有任何相关证据证明。4、戴志英陈述其提供的300000元借款存在月息3分的约定，但作为该笔借款担保人的李海生却不知道存在利息约定。5、任玉生转账给刘爱云之子王乐144000元，按1200000元借款、月息3分，刚好是4个月利息，但任玉生实际从刘爱云处借款不是1200000元而是400000元和侯中处的500000元，共计900000元。6、刘爱云、侯中诉任玉生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共涉及三张借条，借条上均未明确约定利息，单纯依据推测得出高度盖然性的结论认定利息存在明显不当。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贷与其他主体之间借贷关系中利息约定不明应分别处理，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刘爱云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刘爱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任玉生、刘新梅偿还刘爱云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5月1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以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3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任玉生、刘新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玉生与刘新梅系夫妻关系。任玉生在山西承包建设工程过程中，因工程需要资金周转就与辉县市农村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刘爱云、侯中、李海生、戴志英等人相识。2011年9月22日戴志英借给任玉生30万元，任玉生为其出具了内容为“今借到现金叁拾万元整（300000元）任玉生2011年9月22号李海生保人”的借条，出借款项两个月后，戴志英因家中发生要事急需用钱，就通过刘爱云向任玉生催要借款。2011年11月11日和2011年11月20日任玉生分两笔汇至戴志英账户10万元和21万元，偿还了戴志英的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了1万元利息，戴志英出庭证明，口头约定月息3分，借款期限为一年，因其提前要回款项，任玉生仅支付了1万元利息，戴志英将任玉生为其出具的30万元借条交给了刘爱云。之后，任玉生因工程还需要用钱，就又向刘爱云借款30万元，刘爱云分多笔以现金方式交付了任玉生30万元，任玉生就用刘爱云持有的其为戴志英出具的30万元借条作为其借刘爱云30万元借条使用，另任玉生在该借条上备注“本人以神钢350挖机抵押，从2015年开始归还本息”，未书面约定借款利率。刘爱云在借条上注明“利息清至1月31日、3月31日”。之后任玉生未按照约定还款，刘爱云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向任玉生催要。2015年8月11日刘爱云、任玉生经中间人李鸿、侯中协商，任玉生用刘新梅名下一辆丰田霸道车（车牌号为：豫Ｇ×××××）作价30万元抵消了该笔30万元借款的本金，借条原件仍由刘爱云保管。2012年任玉生再次向刘爱云借款40万元，刘爱云以汇款和现金方式多次向任玉生交付了40万元。2014年4月30日，任玉生为刘爱云出具了40万元借条，并在借条上注明“本人以神钢350挖机抵押，计划从2015年6月开始归还本息”，借条上未书面约定借款利率，刘新梅未在借条上签字。任玉生向侯中借款100万元，因侯中一人资金不足，故刘爱云和侯中各自筹款50万元以侯中名义分多次交付给了任玉生。2012年10月10日任玉生和刘新梅共同为侯中出具了100万元借条，借条上未书面约定借款利率。在侯中向任玉生催款录音中，任玉生对侯中提到的利息予以认可。任玉生向侯中支付的六笔款项和向刘爱云儿子王乐汇款14.4万元与刘爱云和侯中陈述的应付利息时间段、利息数额、月息3分标准基本一致。2018年1月27日刘爱云收到任玉生交付的山西汾酒37件，价值9.99万元，双方未约定借款偿还顺序，该笔酒款未说明系偿还刘爱云借款利息还是本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双方发生借款金额的问题。任玉生向刘爱云出具了两份借条分别载明借款金额为30万元和40万元，向侯中出具了100万元借条，共计170万元。任玉生抗辩认为其共向刘爱云借款140万元（包含刘爱云的40万元和侯中案件的100万元），未向侯中借款100万元，因任玉生在庭审中认可借刘爱云30万元和40万元，并在借条上分别注明了不同的还款时间，侯中一案中，任玉生为侯中出具了100万元借条，且任玉生也多次向侯中支付款项，可以认定任玉生借侯中100万元也是事实。至于任玉生借侯中100万元中是否有刘爱云筹借给侯中的50万元，是刘爱云与侯中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影响任玉生和侯中之间的借贷关系。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标准认定与利息偿还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释义》规定“借贷双方对利息没有书面证据证明或者约定不明确情况下，出借人主张有利息约定，借款人抗辩没有利息约定，应根据《合同法》的实体规定及《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按照高度盖然性原则对利息约定事实进行查明。”《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任玉生在为刘爱云出具的30万元和40万元借条上分别注明从2015年和从2015年6月开始归还本息，可以证明双方对借款利息有约定，结合以下证据和事实可以确认双方口头约定月息3分：（1）、任玉生按照与戴志英约定月息3分支付其利息1万元，任玉生与刘爱云的30万元借款，使用的是任玉生为戴志英出具的借条，可以推定支付刘爱云的利息标准应与支付戴志英的利息标准一致，均为月息3分；（2）、刘爱云在借条上自注“利息清至1月31日、3月31日”，任玉生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2015年6月开始归还本息）于2015年5月7日向刘爱云儿子王乐支付14.4万元，该14.4万元恰好是以120万元为基数（包括刘爱云的30万元、40万元及刘爱云为侯中筹借的50万元），按照月息3分计算2014年1-4月份的利息和，刘爱云诉讼请求要求自2014年5月1日起支付利息恰好与上述事实一致；（3）、任玉生借侯中100万元中有刘爱云50万元，任玉生支付给侯中18.35万元，从按月支付的时间段和金额计算，与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一致，进而可以推定刘爱云的50万元利率也是月息3分；（4）、如果按照《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不支付利息，那么任玉生在借款期限内偿还刘爱云的14.4万元和酒款9.99万元就应当从40万元借款中扣除，与双方利息的约定不相符；（5）、刘爱云和任玉生系一般熟人关系，任玉生借款用于建筑工程，而非用于家庭生活，支付利息符合借贷交易习惯。如果按照不支付利息处理，既不符合支付利息的书面约定，也不符合经营性借款的交易习惯。综上，刘爱云提供的证据及其证明的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相互印证了刘爱云主张月息3分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全文》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刘爱云要求任玉生按照月息3分支付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超过年利率24%（月息2分）部分，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双方未约定偿还借款本息顺序，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院确认任玉生支付给王乐的14.4万元系支付刘爱云70万元和刘爱云为侯中筹借的50万元，共计120万元的利息（2014年1-4月）。2018年1月27日任玉生以酒折抵的9.99万元为支付的利息，应从刘爱云利息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任玉生以此抗辩支付的是本金，不符合本案事实，不予采纳。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关于任玉生应当偿还刘爱云借款数额的问题。任玉生认可借刘爱云40万元，且为刘爱云出具了借条，刘爱云要求任玉生偿还借款40万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任玉生抗辩认为，连同侯中100万元借款仅剩15多万元未偿还，不符合本案事实，不予采纳。任玉生抗辩认为刘爱云与其合伙投资，刘爱云不认可，任玉生亦未提供相应的合伙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纳。本案第四个争议焦点，关于刘新梅是否应当与任玉生共同偿还原告借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刘新梅虽未在40万元借条上签字，但任玉生在庭审时抗辩连同侯中一案100万元共计140万元用于山西建筑工程，而100万元借条上有刘新梅签字，可见，山西建筑工程是由任玉生、刘新梅共同经营的。刘爱云要求刘新梅与任玉生共同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任玉生与刘新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刘爱云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5月1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以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分计算，扣除以酒折抵的9.99万元利息）；二、驳回刘爱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任玉生、刘新梅共同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2019年10月11日在侯中起诉任玉生、刘新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庭审中，任玉生称：该案所涉1000000元的出借人为刘爱云，2012年任玉生先后从刘爱云处借款1400000元，出具了两张借条，一张100000元，一张400000元，在该两笔借款中，有部分借款是由侯中提供。2、本案二审庭审中，任玉生称：“最开始通过李海生找刘爱云借款300000元，是戴志英给我转款300000元，后来还款也是转给戴志英了，还款后，我没有收回借条，不存在我又借刘爱云300000元的情况。之后借款400000元，刘爱云分两次，一次100000元、一次200000元转账给我，2014年给了我最后一笔100000元现金。”“最后一笔100000元现金没给我时，让我在300000元条上写了还款计划。之后在刘爱云单位给了我100000元现金后，让我重新写了400000元的条又写上了还款计划。”法庭询问其借400000元时是如何向刘爱云说的，其答：“因工地结账周转不及时需要资金借款，找刘爱云，刘爱云就借给我了，当时双方关系很好。”法庭询问其在借据的还款计划里写“还本付息”是何意，其答：“是刘爱云让我这么写，我也没考虑就写上了。”3、刘爱云在二审庭审中陈述：“任玉生与戴志英之间的借贷与任玉生与刘爱云之间无关，换400000元借条手续时，任玉生还于2014年4月30日当天在300000元借据上书写了还款计划，说明截止到当天，双方是认可这两笔借款的，如果400000元中包含这300000元，那么300000元的手续任玉生应当收回而不是重新出具还款计划。关于利息的约定，我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月息为3分，借据上也明确书写还本付息，说明是存在利息。”对于案涉款项的支付形式、时间及与借据的关联性，刘爱云陈述：“2011年9月22日，我通过李海生认识的任玉生，打条时戴志英、李海生、任玉生我们四个都在场，打条后戴志英转账给任玉生300000元，到十一月十几日，戴志英因急需钱，任玉生分两次100000元和210000元转给戴志英，然后戴志英把300000元的条给我让我给任玉生，但任玉生称因资金紧张还需要钱，我就取了现金分两次支付给任玉生300000元……，300000元交付后，任玉生也同意原借条不再给他了。之后任玉生仍需要资金，我就又分了两次，一次100000元转账、50000元现金，一次200000元转账、50000元现金，共400000元。后来向任玉生要钱，任玉生一直称资金紧张无法还款，所以把150000元和250000元的两笔款换成400000元条，写了还款计划。关于利息一直是按3分利息支付的，本金没有偿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审认定的任玉生与刘爱云之间存在的借款本金数额及利息是否正确的问题。关于本案借款数额的认定问题。任玉生于二审庭审中的陈述“还款后，未抽条”、“不存在又借刘爱云300000元的情况”、“30万元条写了还款计划，重新写了40万元还款计划”，与其上诉所称的事实和理由相矛盾，其对打条的过程及写还款计划的情形，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其陈述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刘爱云对打条的情形与款项的形成、来源及支付的方式的叙述较为完整、可信。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案涉借据、还款计划及支付凭证，对刘爱云先后出借款项300000元、400000元的事实证明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故一审认定任玉生与刘爱云之间存在300000元和400000元两笔借款并认定任玉生、刘新梅应当向刘爱云偿还的借款本金为400000元，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案涉借款利息的认定问题。任玉生上诉称案涉借款利息约定不明并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为“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对于本案借款：1、案涉两份借据上未载明利息的约定，应视为未“书面”约定利息；2、任玉生本人在该两份借据上书写的关于“利息清至1月31日、3月31日，从2015年开始归还本息”，“计划从2015年6月开始归还本息”的还款计划的表述，可以证明双方存在有利息的约定；3、结合任玉生对于利息的支付情况，可以证明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息3分，而非“利息约定不明”，具体理由一审已进行了详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故一审根据查明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刘爱云主张的要求任玉生按照月息3分支付利息的请求，对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不予支持，认定任玉生、刘新梅应当支付以400000元借款为基数、按照月息2分计息，并扣除以酒折抵的99900元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任玉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任玉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卓群审判员  浮代飞审判员  冯艳婷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