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8民终4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中伟，男，1976年8月3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长宁县，现住景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晓晴子，云南景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世奇，男，198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西省万荣县，现下落不明。上诉人苏中伟因与被上诉人樊世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景洪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2801民初1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中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晓晴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樊世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中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苏中伟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樊世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一审判决以“苏中伟提交的证据中无法确认樊世奇为买受人，且相关单据中仅记载了货物的数量，对于单价没有相关约定”为由，认为苏中伟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并由此作出驳回苏中伟诉讼请求的判决，系错误判决。苏中伟提交的《昆明鸿格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产品出库单》虽然没有樊世奇的亲笔签名，但上面标注的“华北新科”公司字样，能够与樊世奇经营管理的华北新科公司相对应，苏中伟的代理人已向法庭作出书面情况说明，并将其营业执照附后，樊世奇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库时由该公司员工或司机在出库单上签字确认收到产品的证明，符合当地交易习惯，且华北高科公司从事的混凝土生产销售业务，也确实需要向苏中伟购买母液和葡钠作为原材料添加剂，与苏中伟提交的出库单中记载的买卖物品相符。至于出库单上没有标注相应的单价，是基于苏中伟对樊世奇的信任和双方合作的交易习惯。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产品出库单也都是如此，樊世奇按照该出库单上记载数量品类计算出总价，并由此向苏中伟支付合同款。出库单与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中，樊世奇曾向苏中伟转账支付合同买卖款的事实行为，也能够证实樊世奇主体适格并且其与苏中伟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再结合微信聊天记录更可证实，樊世奇对该合同款的欠款金额及欠款事实均予以认可，且再三表示再等一等就付款。一审中，苏中伟提交的证据确实充分，诉讼请求理应得到支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以《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0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但结合本案事实可看出，苏中伟在一审中已充分举证证实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总欠款金额也得到樊世奇认可。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本案中不是苏中伟，而是樊世奇。樊世奇应当对本案判决承担不利后果，而非合法利益受损的苏中伟一方。一审法院却因樊世奇未出庭无法到庭质证而草率作出错误判决，不予维护苏中伟的合法权益。樊世奇未提交答辩意见。苏中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樊世奇支付苏中伟材料款510050元和资金占用费15099.61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5月30日计算至2019年1月30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樊世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中伟主张樊世奇向其购买聚灵酸碱水剂（俗称“母液”）和葡萄糖酸钠（俗称“葡钠”）用于生产加工后剩余货款510050元未支付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苏中伟虽主张樊世奇向其购买“母液”和“葡钠”且欠付货款510050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中无法确认樊世奇为买受人且相关单据中仅记载了货物的数量，对于单价却无相关约定，故苏中伟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苏中伟要求樊世奇支付材料款和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驳回苏中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52元，由苏中伟负担。二审诉讼期间，上诉人苏中伟申请证人白某、张某出庭作证。白某陈述，其在樊世奇个人注册的华北高科有限公司打工，做驾驶员4、5年，大概是2013年或2014年进公司，2017或2018年离开，做驾驶员期间主要是帮樊世奇老板送“母液”和“葡钠”到勐海搅拌站，樊世奇安排其到苏中伟厂拉“母液”，哪个司机拉货就由哪个司机在对方单子上签字，“母液”的单价是5500-5600／吨，“葡钠”的价格不清楚，签字单子上有价格。其每月工资不是会计、出纳支付，是由樊世奇或他兄弟微信转账给其，其与樊世奇的公司未签过劳动合同，没有工作证。张某陈述，2016年至2018年7、8月，其在樊世奇公司做司机，没有签合同，主要工作是从华北高科苏中伟处拉“母液”和外加剂送到勐海，送货时在货单上签字，拉货单上只有数量，苏中伟知道其和白某是樊世奇的驾驶员，拉货付钱是老板樊世奇负责，每次大概拉3-5吨，价格大概5000元多元，是由樊世奇和樊世奇兄弟（老五）按每月6000元支付工资，但没有全部付清过，目前还欠1.7万元工资没付清，樊世奇的公司已经没人上班。经质证，上诉人苏中伟认为证人白某、张某的证言基本属实，能充分证实拉货时两证人在出库单上签字的事实，能证实苏中伟的的主张。被上诉人樊世奇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权利。庭审后，苏中伟补充提交三组证据：证据1：微信截图1份3页（复印件），欲证明樊世奇与苏中伟在微信聊天中未对欠款事实和金额510050元有异议。证据2：全国企业信息查询表2页（打印件），欲证明西双版纳华北高科建材有限公司的营业地址与证人陈述的送货地址一致，经营范围与苏中伟售卖给樊世奇的减水剂、葡钠等化学品一致。证据3：证明1份（复印件），昆明杰友经贸有限公司证实其出售给苏中伟的减水剂即“母液”价格在2017年-2018年12月间为5300-6000元/吨的事实，苏中伟将“母液”转卖给樊世奇赚取差价200元/吨左右系合理合法销售。本院认为，证人白某、张某陈述作为樊世奇公司驾驶员到苏中伟处拉“母液”和“葡钠”、每次拉3-5吨、在出库单提货人处签名等与苏中伟提交的出库单上白某、张某签字和拉货数量相互印证，白某、张某陈述与出库单一致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苏中伟二审庭后提交的《微信截图》、《证明》，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情况下，仅凭《微信截图》、《证明》无法证明“母液”和“葡钠”的单价价格，对《微信截图》、《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提交的《全国企业信息查询表》能证实西双版纳华北高科建材有限公司性质、营业地址、经营范围，本院予以采信。二审中，上诉人苏中伟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樊世奇未到庭陈述意见。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根据采信新证据情况，结合一审提交的证据，重新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7日至2018年6月2日期间，樊世奇公司驾驶员白某、张某受樊世奇安排到苏中伟处拉“母液”和“葡钠”送到搅拌站，白某、张某从苏中伟处共拉运“母液”121.8吨、“葡钠”5.232吨，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5月30日，樊世奇向苏中伟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62×××84转账存入234000元。西双版纳华北高科建材有限公司系自然人樊世奇的独资公司。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樊世奇应否支付苏中伟货款510050元及资金占用费15099.61元。本院认为，苏中伟起诉樊世奇，主张樊世奇欠其货款510050元及资金占用费15099.61元，诉讼中虽查明樊世奇拉走的“母液”和“葡钠”数量及樊世奇已支付的货款金额，但苏中伟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自述单价不能证实“母液”和“葡钠”单价金额，二审庭审后提交的《微信截图》、《证明》的证明力不足，仍不能证明“母液”和“葡钠”单价依据。因此，在苏中伟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母液”和“葡钠”单价价格的情况下，无法计算货款金额，也无法判断是否尚欠货款和尚欠货款金额多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苏中伟因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驳回苏中伟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苏中伟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52元，由上诉人苏中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燕审判员 吕 勇审判员 玉 儿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护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