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4399号原告：梁炳启，男，196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财生，广东上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淑玲，广东上兵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李杰，男，1976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被告：黄瑞贤（曾用名：黄瑞妍），女，198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原告梁炳启与被告李杰、黄瑞贤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梁炳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财生、陈淑玲，以及李杰、黄瑞贤，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炳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租金4256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暂计7084元（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425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参照逾期罚息50%即1.5倍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参照逾期罚息50%即1.5倍计至清偿日止）；2.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物业为梁炳启所有。2013年5月7日梁炳启与李杰签订《物业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36个月即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租金2013年1月1日起每月2500元，每一年度增加300元／月，每年1月1日至次年12月31日为一个年度，租金于每月5号前支付。合同签订后梁炳启因事务繁忙给案外人黄瑞征（弟媳）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原告处理上述物业一切对外出租、收租事宜。事实上在该合同签订前，李杰已租用该物业，该合同为补签。因本案物业及另案奥园、朱坑（珠坑）共三处物业均是黄瑞征同期出租给李杰（系黄瑞征前妹夫），在三处物业合签订后均是一起收租，这在2017年12月1日黄瑞征与李杰对帐的《应收李杰欠租金及其他汇总表》有体现，该表显示2012年10月至2015年5月15日本案物业产生租金84150元，另案奥园物业产生179600元、朱坑产生406142.28元，三处物业共产生租金669892.28元，减去已付321092.45元，三处物业共欠租金348799.83元，减掉2018年2月13日黄瑞贤支付的一万元，尚欠338799.83元。本案物业占三处物业总租金的12.562%（即84150÷669892.28），得出本案物业尚欠租金42560元（即338799.83×12.562%）。另，本案租金产生于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杰租赁本案物业商铺属于家庭经营，黄瑞贤知晓合同内容并也支付过部分租金，因此涉案租金属夫妻共同债务，黄瑞贤依法应与李杰对涉案租金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李杰辩称，2017年12月1日我方已经签字确认欠款的金额，而且口头告知原告我方无法及时偿还费用，当时我方已经支付了物业费和水电费并得到原告的同意，并与原告也是顺利交接钥匙。原告事实和理由所述的租赁房屋是用于家庭经营不属实，我方认为与黄瑞贤无关，黄瑞贤从未到过涉案商铺，且当时黄瑞贤是政府单位工作人员。对罚息有异议，对其他没有异议。黄瑞贤辩称，原告与李杰之间的事情我方不清楚，金额及罚息也不清楚，且租赁涉案物业并非是家庭经营，获得的收益也并不是用于家庭支出，整个家庭的支出都是我方维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开庭审理，查明事实如下：涉讼租赁物产权登记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XX路XX号楼X号铺，产权登记为梁炳启单独所有。经公安部门核查，该租赁物门牌为××。2013年5月7日，梁炳启（出租方、甲方，委托代理人为黄瑞征）与李杰（承租方、乙方）就涉讼租赁物签订一份《物业租赁合同》，约定租赁物业只能作商业使用，租赁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第1-3年的月租金分别为2500元、2800元、3100元；乙方在每月5日或之前以转账或现金方式支付租金；甲方于本合同生效后当天将物业交付乙方使用；等等。合同尾部由梁炳启、李杰署名。2017年12月1日，李杰在《应收李杰欠租金及其他汇总表》上签名确认。该汇总表载明至2017年10月止，奥园租金179600元、华侨城租金84150元、朱坑358800元、朱坑电费25772.85元、社保21569.43元，小计为669892.28元，并在各项末栏载有备注；收款情况合计321092.45元，另手写载明2018-2-13微信转1万元；扣减后得出应收款总额为338799.83元。另查明，黄瑞征与黄瑞贤为堂姐妹关系；黄瑞贤与李杰原为夫妻关系，后于2017年10月13日登记离婚。庭审中，梁炳启确认黄瑞征为其弟媳，涉讼租赁物由黄瑞征代为管理，并确认租金结算前黄瑞贤未向其支付过任何租金，平时的租金是李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一直由李杰与黄瑞征对账签字。而李杰、黄瑞贤均确认双方于2008年登记结婚，此前并未将其二人离婚的事情告知包括黄瑞征在内的家人。各方当事人对因承租涉讼租赁物所产生的债务是否属于李杰、黄瑞贤的夫妻共同债务存在较大争议：梁炳启述称：对于涉讼租赁物的租赁事宜，一直由黄瑞征与李杰对账签字，平时的租金是由李杰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但涉讼债务产生于李杰、黄瑞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李杰租赁涉讼物业用于家庭经营，黄瑞贤对此知晓，并于2018年2月13日通过微信向黄瑞征支付过1万元，故该债务应属李杰、黄瑞贤的夫妻共同债务；鉴于原、被告本是亲戚关系，且黄瑞征法律意识淡薄，故认为《应收李杰欠租金及其他汇总表》只需有李杰签字即可，而实际上在结算后，黄瑞征曾多次通过电话、微信向李杰、黄瑞贤催收欠款。梁炳启为其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聊天截图复印件1张予以证明。庭后，梁炳启补充提交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以证明黄瑞贤曾于2017年2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向黄瑞征支付2万元（备注为租金）。黄瑞贤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确认其曾通过微信向黄瑞征转款1万元，但主张该款项为黄瑞征要求黄瑞贤代付李杰尚欠的社保费用否则就告诉黄瑞贤父母的情况下，黄瑞贤为免影响患癌父亲的身体健康而代李杰支付社保费用，并非租金；而银行转账2万元是因李杰当时出差在外，委托黄瑞贤代为协助转账处理，并注明用途以便日后与李杰对账，黄瑞贤对李杰后续的转账情况并不清楚，也未参与到李杰的经营行为中去。黄瑞贤另述称：其为事业单位编制内工作人员，有稳定的收入足以维持家庭生活开支；李杰的经营投入为李杰向亲戚的借款，且租赁涉讼物业并非用于家庭经营；因李杰经营多家公司，故其对李杰的经营内容并不清楚；黄瑞征曾要求黄瑞贤在《应收李杰欠租金及其他汇总表》上签名，遭到黄瑞贤的拒绝，并明确告知该债务并非李杰、黄瑞贤的夫妻共同债务，但黄瑞贤承诺可以帮黄瑞征向李杰追债；由于黄瑞征联系不到李杰，故黄瑞贤曾作为黄瑞征、李杰的中间方转达双方意见。黄瑞贤为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工作证》、社保缴纳明细予以证实。李杰对梁炳启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确认黄瑞贤所述关于由黄瑞贤向黄瑞征支付的两笔款项的情况，并认为涉讼债务并非其与黄瑞贤的夫妻共同债务，否则汇总表不会只有其一人签名。李杰对黄瑞贤提交的证据予以确认，并称《应收李杰欠租金及其他汇总表》中包含租金及社保，故其还款时无注明偿还哪些费用，具体由黄瑞征调配，而黄瑞贤是在不清楚社保已经结清的情况下才向黄瑞征支付一万元的，并非支付租金。另，李杰述称其租赁涉讼物业是作为广州爱非特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非特公司）的仓库、设备、物料存放中心，该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为汇总表所涉的华侨城物业，该公司的两名股东与两被告无任何亲属关系。梁炳启质证认为黄瑞贤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而爱非特公司登记在他人名下不影响李杰作为该公司投资经营者的地位，也不影响对黄瑞贤存在共同管理事实的认定；另案朱坑物业用于经营的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迷爵汽车配件店为个体工商户，恰恰证明黄瑞贤存在实际参与经营管理活动的可能性；确认两被告曾委托黄瑞征代为购买社保。另查明，梁炳恒、黄瑞征就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XX村XX巷X号物业的租赁纠纷向本院提起（2020）粤0113民初4398号案诉讼，及就位于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XX大道东XX号XX路X区X座X号的租赁纠纷向本院提起（2020）粤0113民初4396号案诉讼，均请求李杰、黄瑞贤共同支付租金及逾期付款利息，其中4398号案诉请租金金额为205408元、4396号案诉请租金金额为90832元。梁炳启确认该两物业与本案涉讼租赁物均为家族物业，统一由黄瑞征管理出租事宜，《应收李杰欠租金及其他汇总表》所结算款项为三个物业的款项，在三案中分别按各个物业占三个物业总租金的比例主张。本院认为，梁炳启与李杰于2013年5月7日就涉讼租赁物所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双方租赁关系终止后，李杰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了《应收李杰欠租金及其他汇总表》确认其尚欠款项的情况，梁炳启在本案中主张李杰就涉讼租赁物所欠租金为42560元，李杰对该金额及其尚未偿还该债务的事实不持异议，故本院对梁炳启诉请李杰支付租金42560元及相应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鉴于双方在汇总欠款时未对逾期支付利息进行约定，梁炳启所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明显过高，本院根据公平原则酌情调整为以42560元为本金，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瑞贤是否应对李杰所负前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在本案中，首先，涉案《物业租赁合同》、《应收李杰欠租金及其他汇总表》均为李杰个人出具，黄瑞贤未在该两份文件上签名，黄瑞贤没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梁炳启作为出租人具有优势地位，且其弟媳、代理人黄瑞征与黄瑞贤为堂姐妹关系，基于亲属之间不可替代的信任感，梁炳启如认为因租赁产生的债务属李杰、黄瑞贤的夫妻共同债务，其完全可以亦理应要求黄瑞贤在《物业租赁合同》上共同签名；况且，从梁炳启所提供的《应收李杰欠租金及其他汇总表》的名称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对该债务认知为李杰的个人债务。其次，梁炳启一方面在庭审中确认租金结算前黄瑞贤未向其支付过任何租金，平时的租金是李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一直由李杰与黄瑞征对账签字，另一方面又于庭审后补充证据证明黄瑞贤曾于2017年2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黄瑞征支付租金2万元，其陈述与举证主张前后矛盾，缺乏诚信；另梁炳启主张黄瑞贤于2018年2月13日通过微信向黄瑞征转账的1万元为偿还租金，但该微信聊天记录并未显示该1万元为租金性质，黄瑞贤则称款项为代李杰支付的社保费用，并提交了李杰的社保缴纳凭证予以证明；在梁炳启确认两被告曾委托黄瑞征代为购买社保，且《应收李杰欠租金及其他汇总表》中也载明社保欠款的情况下，单凭微信转账记录仅证明黄瑞征与黄瑞贤之间曾存在款项往来，并不足以认定黄瑞贤向黄瑞征转账的1万元即为租金；退一步来说，即便黄瑞贤在长达数年的期间内曾向黄瑞征支付过小额租金，亦属于夫妻之间合理的家事代理范围内，不足以证明黄瑞贤参与经营，更不足以证明黄瑞贤事后追认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再次，在《应收李杰欠租金及其他汇总表》所涉的三个租赁物中，涉讼租赁物及奥园物业被用于经营爱非特公司，朱坑物业被用于经营迷爵汽配店；爱非特公司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有限责任公司，两被告并非该公司的股东，现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属两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而迷爵汽配店虽为个体工商户，但梁炳启亦未能举证证明该汽配店为两被告夫妻共同出资、共同经营。最后，黄瑞贤作为事业单位编制内工作人员，有稳定的收入，足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所需，包括涉讼租赁物在内的三个物业每月租金、水电费合计金额远远超出家庭基本生活所需的范围，而梁炳启亦无举证证明涉讼租赁物的经营所得用于两被告婚后购置巨额财产。综上，根据现有证据及综合当事人庭审陈述，不足以认定李杰因租赁涉讼租赁物所欠梁炳启的债务为李杰与黄瑞贤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对于梁炳启主张黄瑞贤对李杰前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七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李杰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梁炳启支付租金42560元及利息（以42560元为本金，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梁炳启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1元，由李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黎美仪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杜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