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1302行初6号原告张贺明，男，1980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朝阳市双塔区。被告朝阳市公安局燕都新区分局（以下简称燕都新区公安分局），住所地朝阳市双塔区燕都街道玉龙大街295－1。法定代表人金志广，局长。委托代理人郝晓勇，该分局民警。被告朝阳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住所地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三段56号。法定代表人赵丕显，市公安局负责人。委托代理人袁兆林，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原告张贺明不服被告燕都新区公安分局公安行政处罚及被告市公安局行政复议维持被告燕都新区公安分局公安行政处罚一案，原告张贺明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分别向被告燕都新区公安分局、被告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张贺明，被告燕都新区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郝晓勇，被告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袁兆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贺明诉称，2019年9月4日，我和刘宗慧、孙淑苓5人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和朝阳驻京办事处咨询(2018)年辽13民终246号民事裁定书做出的裁定。政府工作人员带领约四五十人追到北京昌平车站，非法强行把我们拦截，并强行带回朝阳，并同日把我们一行5人行政拘留。理由：在建国大庆前夕的时候去北京是违法犯法的行为，而且国家的信访局、最高人民法院、纪委等部门也并没有停止工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敞开的。我去北京到最高人民法院咨询我们三组老百姓与张文秀打了八年之久的(2018)年辽13民终246号民事裁定书是否有效，而且我并没有携带任何上访材料和破坏社会秩序的条件和行为。他不是传唤我等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调查，而是由北京直接把我等拖到车上进行强行看押，并直接到公安机关通过恐吓，引诱等不正当的方式对我等进行长达18个小时的询问调查，纯属滥用职权。对我作出行政处罚时，并没有告知可进行陈述和申辩，而是直接让我签字，并于当日对我们作出处罚决定，剥夺我应有的公民权利。被告说我与张玉芹、刘宗慧等人是欲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没有实际证据。我认为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剥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撤销。请求撤销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3号的行政处罚决定，撤销朝公复决字[2019]第44号行政复议决定，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燕都新区公安分局辩称，2019年9月4日23时51分，接到报案称，原告及李忠富、褚建伍等12人集体越级进京上访，意图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给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个人的目的。被告立案，立即展开调查。经调查，2019年9月4日16时许，原告与刘宗慧等人经提前商量，组织包括原告在内的共计12人，驾车到赤峰，乘坐到北京昌平的火车，集体越级进京上访，意图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给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个人目的。以上事实有原告及李忠富、褚建伍等12人的询问笔录，有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原告及李忠富、褚建伍等12人在询问笔录中承认去北京上访的事实，于2019年9月4日16时许，乘坐刘宗慧开的车到赤峰火车站，又一起乘坐去北京昌平的火车，到昌平火车站下车后见到朝阳接访人员，接访人员将其12人接回朝阳；原告及李忠富等人承认去北京上访的目的是让政府重视，解决其反映的问题。因此，认定：2019年9月4日，在建国七十周年大庆前夕，原告同李忠富、褚建伍等人欲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途中被政府工作人员接回。原告越级上访行为意图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给政府施压以达到个人目的，破坏了社会秩序，作出的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提出”，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原告信访事项是反应当地干部违法违纪问题，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该信访事项应当向他拉皋镇政府、双塔区信访机关提出，如对他拉皋镇政府或者双塔区政府信访机关处理意见不服，根据《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当向双塔区政府或者朝阳市政府信访机关请求复查；如对双塔区政府或者朝阳市政府机关复查意见不服的，根据《信访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向朝阳市政府或者辽宁省政府信访机关请求复核；如对朝阳市政府或者辽宁省政府信访机关的复核意见不服，根据《信访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仍然以同一事实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故原告的信访事项不属于国家信访局应当受理的信访事项范围。被告作出的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3号行政处罚决定，具有职权依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公安局辩称，2019年10月31日本机关收到张贺明的复议申请，经领导审批后于2019年10月31日受理，向朝阳市公安局燕都分局送达“提交复议答复通知书”，向原办案单位调卷。燕都公安分局提出答复，经阅卷审理查明：2019年9月4日，在建国70周年大庆前夕，张贺明同张玉芹、孙淑苓、张井志、刘宗慧欲到北京国家信访越级上访，途中被政府工作人员接回。张贺明的越级上访行为意图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给政府施压达到个人目的，破坏了社会秩序。朝阳市公安局燕都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于2019年9月5日作出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3行政处罚决定，对张贺明作出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本机关认为：朝阳市公安局燕都分局作出的对张贺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对张贺明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一款（一）项之规定，本机关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如下决定；维持朝阳市公安局燕都分局作出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3号行政处罚决定，并于2019年12月12日将行政复议决定送达给张贺明，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5日，被告燕都新区分局对原告张贺明作出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原处罚决定），认定2019年9月4日，在建国七十周年大庆前夕，原告张贺明同李忠富、褚建伍等人欲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途中被政府工作人员接回。张贺明越级上访行为意图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给政府施压，以达到个人目的，破坏了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2019年9月10日，原告张贺明向被告燕都新区分局出具保证书，承认其上访错误并保证遵纪守法，不违反国家法律依法依规信访。同日，被告燕都新区分局决定对原告张贺明作出朝公燕（治）行罚变决字[2019]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变更后的处罚决定），认定2019年9月5日，张贺明因寻衅滋事被朝阳市公安局燕都新区分局决定行政拘留十日，在执行拘留期间，张贺明主动承认错误出具保证书，保证日后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且依法依规信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决定对原告张贺明变更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该变更后的行政处罚执行完毕后，因不服原处罚决定，原告张贺明等人于2019年10月30日向被告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公安局于同年12月6日作出朝公复决字[2019]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处罚决定。原告张贺明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被告燕都新区分局针对原告张贺明作出了原处罚决定后，又作出了变更处罚决定，是公安机关在原处罚决定已确认原告违法事实存在前提下，基于原告张贺明主动承认错误并保证日后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且依法依规信访的承诺而行使的裁量行为。被告燕都新区分局将处罚原告张贺明行政拘留十日变更为行政拘留五日，并实际执行行政拘留五日，原处罚决定的法律效力已被变更后的处罚决定所替代，即对原告张贺明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实际应为变更后的处罚决定，而原处罚决定对原告张贺明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张贺明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原告张贺明的复议申请亦不符合受理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八）项，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张贺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不予收取，退还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立红人民陪审员  李淑萍人民陪审员  王翠玲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宋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