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4115号原告姜庆艳，女，198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辉，北京市大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沃科合众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争，北京市信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裴蕾，公司员工，联系地址同单位。原告姜庆艳与被告沃科合众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科合众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肖成效独任审理。本案原告姜庆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辉，被告沃科合众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争、裴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庆艳不服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西劳人仲字[2018]第2735号裁决书，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公司向其支付：1、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4日的待岗工资6000元（2000*3）；2、2016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5991.38元（18000/21.75/8*167.5*150%）；3、2016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30日休息日加班工资16655.17元（18000/21.75/8*80.5*200%）；4、2013年至2018年度未休年假工资52137.93元（18000/21.75*21*300%）（仲裁支持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年假工资9931.03元）；5、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9000元（18000*5.5）；6、案件诉讼费由被告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3月19日原告入职被告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并最终续签至2019年3月18日。合同约定原告的岗位是项目经理，2015年10月左右调整为产品经理，工资标准2013年是7700元，2015年10月调整到10000元，2016年5月之后是18000元。原告工作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标准工时制，但2016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原告共存在平日延时加班（167.5小时）、休息日加班（80.5小时），且被告公司未就上述加班安排原告调休，也未支付加班工资；原告入职满1年后应享受每年5天的带薪年假，但由于工作繁忙，除2017年11月休了4天外，其他时间被告公司没有批准原告休假，也没有支付年假工资；2017年11月，被告公司撤销了原告所在的部门且双方并未就原告之后的工作岗位协商一致。在此情况下，公司法定代表人口头安排原告在家待岗，工资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并表示正常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但事实上，被告公司没有发放过最低工资，只为原告缴纳了社保、住房公积金；2018年4月2日在未经沟通、协商的前提下，被告公司突然向原告发出到岗通知书（先微信，之后发出纸质版，但原告在外没有收到），要求原告次日到被告公司战略产品部到岗。对此，原告不能接受所以没有回应，并在4月4日向被告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理由是拖欠工资、加班费和年假工资。该解除通知被告公司在4月5日先签收后，又在4月9日作了退回处理。被告沃科合众公司辩称，被告公司同意仲裁裁决，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所述入职时间、订立合同时间的情况属实，但原告的岗位一直是项目经理，没有过变更。原告的工资入职时为7700元、2015年7月调整到10000元、11月调整到12000元、2016年5月调整到18000元。被告公司对于原告的岗位按照合同执行标准工时制（8小时*5天）。被告公司从未安排原告加班，且根据公司规章制度员工加班需要事先经过董事长的审批，原告自己认为存在的所谓自行加班情况，被告公司不予认可。另，原告自行安排周末出差，并将在途时间计算为加班，且以此为由进行倒休。由于被告公司一度考勤管理混乱，导致法定代表人对原告的倒休进行了审批；2014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通过口头申请并得到了法定代表人的口头批准，已经休了全部年假，2017年被告公司开始采用系统请假单，现在有证据显示原告是2017年休了4天，2018年原告离职时还没有提出休年假的申请；2017年12月原告以父亲需要照顾为由开始请事假，并于2017年12月22日以同一理由在董事长办公室当面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对此，董事长刘昊口头同意原告的申请（原告没有提交，刘昊也没有让原告书写书面申请），但表示原告需将备用金花费情况和公司结清，12月23日起原告便不再到公司上班；2018年1月8日被告公司要求原告进行备用金及离职工作交接，但因一项具体款项争议，导致均未办成。被告公司向原告发放工资至2017年12月，之后公司按照原告需要办理北京工作居住证的请求又继续为原告缴纳社保、公积金到2018年3月，所有单位、个人部分都由公司负担（原告承诺偿还，但一直没有还）；2018年4月2日被告公司发现原告在公司与其他人员劳动争议案件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为了避免原告也发生劳动仲裁，所以又向原告发出了到岗通知。关于原告所述4月5日前台签收邮件的事情，被告公司不予认可，4月5日是清明节法定节假日，公司放假，不可能有签收的情况。公司从未收到过原告寄出的邮件，也不存在拒收的情况。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19日，原告入职被告公司，双方订立了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最终续签至2019年3月18日，原告的工资标准为入职时为7700元、2015年7月调整至10000元、同年11月调整至12000元、2016年5月调整至18000元。被告公司向原告支付工资至2017年12月，2018年1月后原告未再到岗上班。对此，原告表示系因被告公司于2017年11月撤销了原告所在部门，且双方未就新的岗位协商一致，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安排原告待岗所致；被告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原告2017年12月起开始以照顾父亲为由请事假，且于当月22日以同一理由向董事长提出离职，董事长口头同意。12月23日起原告未再到岗上班，但被告公司按照原告的请求为其缴纳了2018年1月至3月的社会保险（个人部分513元*3个月）及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600元*3个月），被告公司还为原告足额缴纳了2018年1月的个人所得税2341.75元，费用均由公司负担，原告至今没有按照承诺偿还，且公司为原告支付的上述费用已超过原告主张的待岗工资数额，被告公司亦不用再付。2018年4月2日，被告公司向原告发出《通知》，载明“公司决定根据经营战略发展需要实施组织机构调整，不再设置产品和研发部，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原告调入设立的战略产品部任项目经理，薪资待遇不变，4月3日到岗。”对此，被告公司表示系因发现原告在公司与其他员工的劳动争议审理中作为证人作证，为避免与原告也发生劳动争议，所以向原告发出了上述返岗通知；原告表示知晓上述返岗通知的内容，但并不接受，且在2018年4月4日以拖欠工资、加班费、未休年假工资为由向被告公司邮寄解除通知，该邮寄4月5日先由被告公司签收，4月9日又被退回；对上述邮件编号为“1056545641628”，封面粘贴有“特快专递邮件再投、改退批条”一张，显示该邮件于2018年4月9日被拒收，被告公司确认拒收事实。庭审中，法庭对上述邮件进行现场拆封，其中即为原告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原因为公司为支付加班费、待岗工资、未休年假工资，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4日。原告称其入职后仅在2017年休年假4天，其余年假均因工作繁忙没有得到公司批准，公司也没有支付过未休年假工资。对此，被告公司不予认可，称原告2014年至2016年期间年假已经全部休完，2017年也休了4天，2018年因其离职还没有提出过申请。关于加班，原告称在2016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公司共安排其平日延时加班167.5小时，休息日加班80.5元（具体为：1、2016年9月16日至9月20日期间，延时加班25.5小时，休息日加班22.5小时；2、2017年1月9日至22日期间，延时加班61小时，休息日加班21小时；3、2017年7月16日至23日期间，延时加班81小时，休息日加班16小时；4、2017年10月29日休息日加班5小时），且未支付加班工资。对此，被告公司不予认可，称公司从未安排原告加班，且根据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加班需要事先经公司批准。原告经常自行安排周末出差，将在途时间计为加班，并以此为由进行倒休。为证明己方观点，原告邀请证人前同事吴云涛、翟雪超出庭作证，二人均表示加班的时长是根据自己加班情况自行统计，并认可被告公司有加班需要提前申请的相关制度。原告还提交了直属领导张振宇为其出具的加班证明及相关具体通讯记录，被告公司对此表示张振宇已经离职，相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可。庭审中，原告数次表示张振宇会出庭为原告作证，但并未到庭。原告提交的网络订单显示其2016年9月17日（周六）在途前往石家庄、中卫（22日周四返回）、2017年7月16日在途前往杭州（7月28日返回，含22日、23日2个休息日）；被告公司主张原告在2017年8月14日至16日调休3天，原告对于予以确认，表示这是2017年8月的延时加班调休，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2018年6月13日，原告以被告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被告公司支付原告：1、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4日待岗工资6000元；2、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99000元；3、2016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30日延时加班工资26146.55元；4、2016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30日休息日加班工资16655.17元；5、2013年至2018年未休年假工资52138元。2018年11月13日，上述仲裁委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8]第2735号裁决书，裁决被告公司支付原告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未休年假工资9931.03元。裁决后原告不服，向本院起诉。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返岗通知、解除通知、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说缴费记录、网络订单、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京西劳人仲字[2018]第2735号裁决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根据被告公司在原告未再到岗的情况下，继续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行为，且结合其于2018年4月向原告发出返岗通知的客观事实，本院采信原告的陈述意见，认定2018年起被告公司安排原告待岗，被告公司应当按照《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待岗工资。经核算，现原告主张的数额未超过法定标准数额，本院对此予以支持。被告公司关于原告自行辞职的抗辩意见，与上述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的延时加班情况，因张振宇作为重要证人(原告直属领导)最终并未能出庭对涉及其审批确认的延时情况进行印证，仅凭原告及其同事自行统计，本院无法认定。故据此，本院对原告此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休息日加班的情况，虽然存在上述延时加班相同的问题，但原告提交的行程订单中确能显示有三个休息日因公在途或在外，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又鉴于原告确认调休过三天且不能说明调休的日期，据此，本院认定原告的休息日加班已经调休完毕，对其主张休息日加班费的请求，亦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未休年假工资的请求，原告2018年6月13日提出仲裁申请，因被告公司辩称2017年前已经安排原告休假，且其对2016年6月14日前的考勤及工资支付记录不再负有保存义务，故证据责任转为原告承担，但原告并未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诉讼中，双方确认原告已经休假4天，本院亦予认定。据此，本院对原告此项请求部分予以支持。经核算，被告公司应支付数额低于仲裁裁决数额，但鉴于被告公司并未就裁决提起诉讼，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并对裁决数额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虽然被告公司拒收原告邮件，但此邮件已经当庭拆封确认，被告公司的行为不能构成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效力的阻确，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解除理由、时间予以确认。另，结合上述被告公司拖欠原告待岗工资的认定，原告以此为由与被告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本院核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被告沃科合众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姜庆艳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4日待岗工资6000元；二、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被告沃科合众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姜庆艳未休年假工资9931.03元；三、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被告沃科合众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姜庆艳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4333.33元；四、驳回原告姜庆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沃科合众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姜庆艳负担5元（已交纳），由被告沃科合众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元（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判员  肖成效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