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38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西路52号5-8层。 法定代表人：曹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宣南春，浙江宣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瑶海区得利丰建材商行，经营场所合肥市瑶海区铜陵路铜陵东村32幢203室。 经营者：倪杰，男，196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光华，安徽禾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建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合肥瑶海区得利丰建材商行（以下简称得利丰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初8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建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得利丰商行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得利丰商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刘德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没有证据证明且不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得利丰商行提供的结账单收货单位并非浙江建工公司。结账单上虽有多人签字，但不能证明刘德伦是以项目负责人的名义签字，刘德伦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浙江建工公司并非本案适格主体。 得利丰商行辩称，1.刘德伦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浙江建工公司应对下欠的货款承担付款责任。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原则上应推定为工程承包单位的员工，除非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其并非施工单位人的工作人员。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567号民事判决书、（2019）皖01民终1513号民事判决书、（2019）皖01民终574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涉案中国合肥农产品国际物流园C地块交易中心工程是由浙江建工公司承包，刘德伦系浙江建工公司因承建中国合肥农产品国际物流园C地块项目工程的负责人，刘德伦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浙江建工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从建筑市场交易习惯来看，施工单位的项目部工作人员以项目部名义代表施工单位对外实施材料采购、劳务分包等是普遍现象。如果每笔交易都要求加盖施工单位的印章，不符合现实，且会导致建筑材料供应商在交易时过度谨慎而束缚交易行为，背离了市场主体对交易效率的追求。本案中，得利丰商行与浙江建工公司供货结算时，刘德伦作为项目负责人在供货结账单上签字，同时货物又用在涉案工程上，得利丰商行有理由相信刘德伦在供货结账单上的签字行为构成职务行为。因此，相关法律后果应由浙江建工公司承担。退一步说，即使刘德伦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从公平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来讲，法院应充分考虑建筑市场的上述交易习惯，根据表见代理制度也应当认定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充分保护守约方和债权人（得利丰商行）的合法权益。2.浙江建工公司对自己的抗辩主张未提供反驳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浙江建工公司系中国合肥农产品国际物流园C地块交易中心工程的总承包单位，要求得利丰商行提供止水带、螺杆、桩机盖板等货物。从证据标准来讲，得利丰商行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要求，足以证明得利丰商行的诉讼主张，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浙江建工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总承包单位，应当知悉涉案工程建设所需货物的供货单位、数量、价款等信息，并持有相关证据以便自己与发包人进行工程造价结算。如果浙江建工公司对刘德伦的签名的真实性有异议，完全可以提供上述资料等证据予以反驳，但至今未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浙江建工集团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得利丰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浙江建工公司支付尚欠的货款61222.54元；2.判令浙江建工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4362.11元（以61222.54元为基数，逾期利息按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时止，暂计至2019年5月2日，利息为4362.11元）；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浙江建工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浙江建工公司系中国合肥农产品国际物流园C地块交易中心工程的总承包单位。2016年6月起得利丰商行陆续为上述工程提供货物。后双方经结算，2017年1月17日得利丰商行出具“止水带、螺杆、桩机盖板等供货结账单”一份并附供货清单，其中结账单载明：工程名称中国合肥农产品国际物流园C地块交易中心工程；供货单位合肥瑶海区得利丰建材商行；施工单位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结算日期2016年6月18日-2016年12月30日，合计金额壹拾肆万柒仟叁佰壹拾肆圆整（小写147314元）。收货单位为中国合肥农产品国际物流园C地块交易中心工程。季汝凯作为收货人在结账单上签名，并注明“原单据收回，数量属实。备注：未扣除借支”。2018年4月12日，刘德伦在结账单和供货清单上均签名确认，并在结账单上注明“已付伍万”。2018年7月31日，涉案工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刘德云在结账单上注明“2018、5、2付款伍万元”。后得利丰商行因索要剩余货款未果，遂诉至法院。一审庭审中，得利丰商行提供已生效的皖（2019）01民终567号民事判决书，证实该案审理中法院查明并认定浙江建工公司就涉案工程设立“浙江建工集团中国合肥农产品国际物流园C地块交易中心工程项目经理部”，刘德伦作为项目部工作人员对外签订工程分包合同并进行结算出具欠条，系履行职务行为的事实。此外，得利丰商行认可浙江建工公司已付货款100000元。 一审庭审后，得利丰商行向本院递交减少诉讼请求申请，将其原诉请第1、2项变更为：1.判令浙江建工公司支付尚欠的货款47314元；2.判令浙江建工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47314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时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得利丰商行、浙江建工公司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得利丰商行向涉案工程提供货物后，双方经结算，由得利丰商行出具结账单及供货清单各一份，刘德伦作为涉案工程项目经理部的工作人员在结账单和供货清单上签名确认，得利丰商行有理由相信刘德伦的行为可以代表浙江建工公司，故得利丰商行、浙江建工公司之间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应予以确认。根据得利丰商行提供的结账单载明，供货总金额为147314元，浙江建工公司工作人员刘德伦和刘德云在结账单上注明共计付款100000元，对此得利丰商行不持异议，故截至2018年5月2日浙江建工公司尚欠得利丰商行货款为47314元。本案庭审后，得利丰商行放弃其部分诉请金额，要求浙江建工公司给付剩余货款47314元，并自浙江建工公司最后一次付款之日即2018年5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给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对支付价款的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中双方对付款时间和逾期付款违约金均未做出明确约定，故得利丰商行上述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其中逾期付款利息，2019年8月20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之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时止。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建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得利丰商行货款47314元；二、浙江建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得利丰商行逾期付款利息（以47314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时止）。案件受理费1100元，减半收取550元，由浙江建工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证据。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得利丰商行提供的结账单上明确载明工程名称为中国合肥农产品国际物流园C地块交易中心工程，施工单位为浙江建工公司。该工程确由浙江建工公司承包，工程项目部确由浙江建工公司设立，刘德伦确系该项目部工作人员，得利丰商行有理由相信刘德伦在案涉结账单上签字能够代表浙江建工公司，后果由浙江建工公司承受。案涉结账单记载浙江建工公司欠付货款147314元，得利丰商行自认浙江建工公司已付款100000元，现主张浙江建工公司支付欠付的货款4731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减半收取为550元，由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朱斌斌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刁春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