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5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1980年5月1日生，彝族，居民，住弥勒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男，1982年10月15日生，彝族，居民，住弥勒市。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良，云南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靳某1，男，1963年2月8日生，汉族，居民，原住弥勒市弥阳镇冉翁西路95号，现住弥勒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靳某2，女，1964年6月30日生，汉族，居民，原住弥勒市弥阳镇仕金街168号，现住弥勒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1942年4月29日生，汉族，居民，住昆明市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女，1948年5月3日生，汉族，居民，住弥勒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3，男，1951年5月18日生，汉族，居民，原住弥勒市弥阳镇北门新村58号，现住弥勒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4，男，1954年6月3日生，汉族，居民，住弥勒市。六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国富，云南砺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杨某1、杨某2因与被上诉人靳某1、靳某2、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4民初3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杨某2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1、一审法院采信两证人的证言错误。庭审中，上诉人提供了户口本且在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之母于××××年死亡的事实后，还采信证人证言明显错误。2、一审法院未采信上诉人庭审中提供的弥勒第一医院放弃治疗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该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杨某1履行了赡养义务。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上诉人承担了不必要的举证责任，最后认为上诉人无法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败诉。三、一审法院在认定共同生活的概念时太过限制或者过于机械。首先，一审法院既然认定上诉人的母亲于××××年已经死亡的事实，那么上诉人的父亲杨保华当然成为上诉人的法定监护人，在两上诉人的父亲杨保华与继母李菊玉结婚时，上诉人只能与父亲杨保华及继母李菊玉一起生活，即使偶尔因上学离开也并非不是共同生活。况且在这段期间，上诉人的吃、住都是父亲杨保华和继母李菊玉提供，单凭这一点也能说明上诉人与继母李菊玉是共同生活的，更不要说上诉人的父亲杨保华去世后，作为继母的李菊玉对于上诉人来讲已形成了拟制血亲，即继母李菊玉不能申请解除此关系，故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举证不能并驳回其的诉讼请求是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四、一审法院的审判权超越行政机关（房管门）的职能。表现在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明显记载着房屋所有人为李菊玉、共有人为杨宝华，但一审法院却偏偏采信一份不相干的证据，置该行政机关的权力于不顾，况且上诉人的父亲杨保华与继母李菊玉是在未建盖房屋前就已经定下房屋合同，建盖房屋和下发证照时，上诉人的父亲杨保华才去世的，进而未认定上诉人的父亲杨保华享有该房产的权利，从而剥夺了上诉人的继承权。靳某1、靳某2、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辩称，一、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下列证据错误。1、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申请了证人田某、周某出庭作证，田某、周某是被继承人李菊玉生前的同事和邻居，两证人证实了被继承人李菊玉与上诉人的父亲杨保华结婚后至李菊玉去世期间，上诉人未与被继承人李菊玉共同生活的事实，且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推翻上述事实，一审判决采信证人证言并没有错。另外，上诉人认为其生母于××××年死亡，从而推定其父杨保华于××××年××月××日与被继承人李菊玉结婚后，上诉人当然的与被继承人李菊玉一起共同生活，这完全违背了诉讼证据原则。再者，上诉人在其父亲杨保华与被继承人李菊玉结婚之前，一直跟随其母亲及奶奶在农村一起生活，其生母死亡后也是跟随其奶奶生活。其父亲杨保华于××××年××月××日与被继承人李菊玉结婚时，上诉人杨某1已经年满15周岁、杨某2已经13岁，在当年的农村己基本能够独立生活了，况且其父杨保华与被继承人李菊玉结婚时，俩人是住在老县政府李菊玉单位分给的10多平方米的一间单身宿舍里，那里还容得下上诉人居住；2、上诉人认为其在一审当庭提交的“弥勒第一医院的放弃治疗证明”，能够证实上诉人杨某1对被继承人李菊玉履行了赡养义务，因上诉人杨某1在该证明上签了字，故认为一审判决没有采信该证据错误是强词夺理。众所周知，对老人的赡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为老人做了一件事就说明已尽了赡养义务。被继承人李菊玉在医院住了20多天，上诉人杨某1在被继承人李菊玉住院的最后一个星期才到医院帮忙照顾，在医院出具的放弃治疗的单据上签了个字，法院就应当认定其尽了赡养义务吗？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该认定的事实没有认定，最后导致其承担了不必要的举证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上诉人主张其是被继承人李菊玉的唯一法定继承人，那么就应当向法院举证证明上诉人与被继承人李菊玉之间形成了具有抚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而从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够证明，这其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李菊玉墓碑上刻有“继子:杨某1、杨某2”的名字而已。三、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共同生活的概念时过于限制或过于机械。首先，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是认定“共同生活的法律事实，而非共同生活的“概念”。“概念”不是法院判决的依据，而只有法律事实才是法院判决的依据，被上诉人在前面已经阐述过，上诉人的生母于××××年去世的客观事实并不必然导致上诉人与被继承人李菊玉一起共同生活，更不必然导致被继承人李菊玉对上诉人形成“抚养关系”。上诉人的父亲杨保华于××××年××月××日与李菊玉登记结婚，可是杨保华于1997年11月4日就去世了，夫妻俩人只共同生活了2年零2个多月的时间，且由于居住条件所限，被继承人李菊玉的亲生儿子雷声都自己在外租房居住，更何况上诉人呢？另外，上诉人的父亲去世之后，被继承人李菊玉又与何子仁再婚，如果上诉人已对被继承人李菊玉尽了赡养义务，被继承人李菊玉的亲生儿子雷声不英年早逝，被继承人李菊玉也许就不会与何子仁再婚又离婚。四、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审判权超越了行政机关（房管部门）的职能，这理由更是牵强附会。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职工购房申请书》可知，李菊玉于1999年6月18日以职工身份向单位提出购房申请，在申请书中的“申请人及家庭基本情况”一栏中，就没有填写过任何家庭成员，况且杨保华当时不是弥勒县殡葬服务中心的职工，其于购房申请前的1997年11月4日就已死亡。另外，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购房合同书（房屋所有权）》也可以证明，该房屋是根据《房改实施方案》由职工与其所在单位弥勒县殡葬服务中心于1999年6月18日签订合同购买，该合同的主体只有李菊玉一人。而在2000年8月21日下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上突然多出一个已经死亡多年的共有权人杨宝华，这明显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日常生活常识。因为，我国法律规定作为自然人只有在其出生后至死亡之前才享有民事权利，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才是法律认可的自然人。一审判决未认定已经去世的杨宝华享有该房产的权利，并没有否定行政机关的职权，更没有超越行政机关的职能。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某1、杨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继承人李菊玉生前遗留的位于弥勒市房屋（价值300000元）由二原告继承享有；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二原告系兄弟，被告李某3、李某4、李某1、李某2分别系被继承人李菊玉的大哥、二哥、二姐、三姐。被告靳某1、靳某2系李菊玉的大姐李菊芬的儿子和女儿。××××年，二原告的母亲王兰芬去世。××××年××月××日，二原告的父亲杨保华与李菊玉办理结婚登记，双方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1997年11月4日，杨保华去世。××××年××月××日，李菊玉与何子仁办理结婚登记，双方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2013年2月17日，双方办理离婚登记。2000年8月20日，李菊玉取得位于弥勒县45号1幢2单元8号建筑面积为121.24平方米的房屋一套（房屋所有权证号：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人系李菊玉，共有人系杨保华。2018年5月26日，李菊玉去世。另查明，李菊玉的父母已去世，儿子雷声于2004年去世。“杨保华”与“杨宝华”系同一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在于二原告与李菊玉之间是否形成继子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位于弥勒市的房屋虽登记的所有权人系李菊玉与杨保华，但该房屋系1999年购入，而杨保华于1997年去世，故该房屋系李菊玉的个人财产。××××年××月××日，二原告的父亲杨保华在与李菊玉结婚时,二原告未成年，但1997年11月4日，杨保华即去世。因二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杨保华去世后其与李菊玉共同生活，由李菊玉抚养教育，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二原告对李菊玉尽了赡养义务，故二原告与李菊玉之间未形成继子女关系，不具有父母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二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二原告要求确认被继承人李菊玉生前遗留的位于弥勒市房屋（价值300000元）由二原告继承享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某1、杨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计2900元，由原告杨某1、杨某2负担。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二审中，被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单据4张，欲证明李菊玉去世后的安葬费用共计25922元，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事实。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单据4张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但上诉人认为，李菊玉去世后，单位给予的安葬费远远超出被上诉人实际支付的费用。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单据4张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二审审理查明：李菊玉生前系弥勒县殡葬服务中心员工，根据《弥勒县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精神，李菊玉于1999年6月18日向单位提交职工购房申请书，并于同日与其所在单位弥勒县殡葬服务中心签订房屋所有权合同，出资36461元购买单位于1999年建成的坐落于弥勒市的房屋一套居住，建筑面积121.24平方米，性质为房改售房。李菊玉去世后，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由杨某1、杨某2保管。其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其范围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主要是根据继承人与被继承人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亲疏远近和法定的相互扶养义务来确定的。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或者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全部放弃继承权或者丧失了继承权时，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关于杨某1、杨某2和被继承人李菊玉间是否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的问题。杨保华与李菊玉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未共同生育子女。杨保华与杨某1、杨某2系父子关系，杨保华再婚时，杨某1年满15周岁，杨某2年满13周岁，至1997年11月4日杨保华去世。××××年××月××日，李菊玉与何子仁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未共同生育子女，至2013年2月17日双方办理了离婚登记。2018年5月26日李菊玉去世，李菊玉去世前无配偶、子女及父母。杨某1、杨某2虽因其父杨保华与李菊玉再婚而有姻亲关系，系李菊玉的继子，但在其父杨保华再婚后去世前，以及其父杨保华去世后其成年前，杨某1、杨某2没有提供其与李菊玉生前长期共同居住生活，并由李菊玉教育抚养，或其对李菊玉尽了赡养义务的事实证据。基于此，杨某1、杨某2和李菊玉间并未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的关系，也就不享有父母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杨某1、杨某2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诉讼风险后果。此外，拟制血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再婚的法律行为以及事实上的扶养关系而形成，这种拟制血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可以因一方的死亡而终止，也可在生父与继母或生母与继父的婚姻关系终止时，继父母子女关系自然解除。关于杨某1、杨某2的父亲杨保华是不是案涉房屋共有权人的问题。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十三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本案中，李菊玉于1999年6月18日向其所在单位提交职工购房申请书，并于同日与其单位弥勒县殡葬服务中心签订房屋所有权合同，个人出资36461元购买单位建于1999年的案涉房屋，房屋建筑面积121.24平方米，性质为房改售房。2000年8月，李菊玉领取编号为2000字第0867号的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上虽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李菊玉、共有人为杨宝华，但因杨保华在李菊玉购买案涉房屋之前就早已去世，故杨保华丧失了购买案涉房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此，杨保华对案涉房屋依法不享有共有权，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应当为李菊玉个人。李菊玉去世后至继承开始时，基于李菊玉无第一顺序的继承人配偶、子女和父母的实际情况，案涉房屋应由李菊玉第二顺序的合法继承人靳某1、靳某2、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继承。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某1、杨某2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杨某1、杨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芳审判员  李 涌审判员  张 航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赵泓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