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3民终61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瑞英，女，汉族，1964年8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伟华，广东阳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井路龙井商业中心十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093505。法定代表人：郑志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明，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奥，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郑瑞英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井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12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瑞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郑瑞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确认郑瑞英作为龙井公司的一级原始股东身份和持股权利及相关分红权利。事实和理由：一、郑瑞英系龙井公司的一级原始股东，相关的股东身份证明和证据确实充分。1.郑瑞英系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龙井自然村的原村民，其户籍自出生以来一直都在龙井自然村。2.龙井公司是由原先的深圳市南山区龙井自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上世纪9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改制而来的。根据1992年龙井公司改制成立时首次按照法定程序制定通过并报政府审批机关审查批准的《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包括郑瑞英在内的“拥有本村农业户口的村民及其配偶、子女，均可成为本股份公司的当然股东”。郑瑞英当时的条件完全符合上述规定，因此郑瑞英与其家庭成员一样，系龙井公司的一级原始股东和持有相应股份的事实在村里是众所周知的，该章程的上述规定就是郑瑞英系龙井公司的一级原始股东并持有相应的原始股份的最有力的证明。3.郑瑞英还持有由龙井公司的前身深圳市南山区龙井自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颁发的《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书》（以下简称《股权证书》），该证书由1992年原龙井自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基础上改制而来的现今龙井公司沿用至1996年；郑瑞英亦一直据此领取公司股份的年度分红款直至郑瑞英结婚之后的1996年。4.尽管龙井公司早期按照户籍登记的家庭成员颁发给每一户村民的《股权证书》中只写户主的姓名，没有列明每户村民股东的具体名单，但每份《股权证书》上记载的股份数量对应的就是当时该户家庭的农业户口人数，因此当时包括郑瑞英在内的家庭成员，按照1992年《公司章程》的规定都是公司的当然股东，并由龙井公司沿用之前的《股权证书》，每户每个人头登记为一个股东；其中每个人头股东具体的股份分配则根据《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具体划分和计算分红；这是当年南山区在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改制过程中最早普遍采用的做法，直到目前为止，龙井公司股东股份的划分除了根据持股人数的增减作过少量微调外，仍然是这样划分和计算的。郑瑞英提供了当年的龙井自然村农业户口户籍登记档案，证据确凿。上述事实和郑瑞英提供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郑瑞英在结婚之前确实系龙井公司的一级原始持股股东，并依照《公司章程》中有关股份分配的规定持有与其他户籍家庭成员相同的股份；并且直到现在为止其户籍仍然一直是登记在龙井自然村内的，期间没有任何变更。一审法院的认定无视上述事实和证据，因而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以1996年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来否认郑瑞英根据原先的《公司章程》和《股权证书》所持有的龙井公司一级原始股东的身份和原有股份，不符合事实和正常的思维逻辑。1.没有1992年在南山区政府相关部门指导下、首次经过法定程序制定通过并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公司章程》，就没有龙井公司。2.龙井公司1996年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是在1992年《公司章程》的基础上沿用和做出有针对性的修改而来的。3.实际上上述两份《公司章程》的内容前后并无大的变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在1996年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里，龙井公司违反国家宪法和婚姻法等法律的规定，将原先根据1992年的《公司章程》持有公司一级股份、之后与非本村村民结婚的郑瑞英的持股资格和原有股份予以非法剥夺。4.正是由于1996年龙井公司对1992年《公司章程》的上述修改，违反了国家宪法、婚姻法等相关法律中有关妇女权益保护的规定，歧视与非本村村民结婚的妇女股东，以结婚为由将郑瑞英的一级原始股东身份和原有股份非法排除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之外，才引致郑瑞英长年累月的投诉上访和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只认龙井公司1996年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对之前同样经过法定程序制定和报经政府审批机关批准的1992年《公司章程》和《股权证书》全盘否认，刻意回避和完全不提龙井公司上述违法修改公司章程内容和股东名册、损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人民法院应依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妇女合法权益。5.按照一般的司法原则，是不能够用后立的规定来追溯之前已经发生了的法律行为的。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因此，一审法院以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来否认郑瑞英根据原有的《公司章程》和《股权证书》所持有的龙井公司一级原始股东的身份和证明证据，显然是错误的。二审调查时，上诉人郑瑞英对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作如下补充：龙井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一审法院并未送达，导致郑瑞英失去了辩驳的机会。一审法院要求龙井公司举证解释公司的一级股东持股数为何从2710股减至2640股，龙井公司对此的解释是原因不明。龙井公司明显是在说谎，之所以股数从2710股减至2640股完全是由龙井公司操作的，其不可能不知道原因。正是因为在1996年修改了公司章程，同时出台了严重损害已婚妇女的股东利益、非法剥夺已经拥有的股东财产权利的所谓公司合作股股东界定和分配原则，使得公司合作股股东的人数变化了，但总股本没有变化，因此分配到每个人手上的股数就少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表示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龙井公司所述的在龙井公司成立时郑瑞英的同户家庭成员均未被登记为龙井公司股东，这个说法就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关于这一点，除了郑瑞英已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龙井公司陈述虚假，龙井公司也完全可以在其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向法院提交公司持有的1992年到1996年期间公司股东分红的财务账本来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但龙井公司一直没有提交过这些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龙井公司一方面称龙井公司成立时，郑瑞英同户家庭成员均未被登记为龙井公司的股东，但是同时又不得不承认郑瑞英的同户家庭成员都是龙井公司的一级股东，其说明自相矛盾。至于龙井公司说的郑瑞英同户家庭成员是在2016年10月左右才被登记为龙井公司的股东，与事实完全不符，也完全不符合常理。这是对公司股东极大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龙井公司矢口否认其颁发的《股权证书》，这不仅否认了公司的发展历史，也否定了公司现行的章程。现行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现在的公司是由原来的龙井自然村和光前自然村两个村合起来成立的，故龙井公司应确认龙井自然村颁发的《股权证书》。被上诉人龙井公司辩称：一、在深圳市工商局于1997年对龙井公司的《合作股股东名册》登记备案之前，郑瑞英并非是龙井公司的合作股股东。首先，龙井公司在1997年进行股东名册的登记备案之前，并没有完成确认股东身份的工作。由于当时规定的不健全、操作的不规范，且各项工作也都在摸索进行，在1997年并没有完成确认股东身份的工作，既没有向股东发放股东证，也没有将股东的名册交由工商部门进行登记备案。郑瑞英引用1992年《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是断章取义。1992年《公司章程》只是对合作股分配资格进行了初步的规定，并且其中很多内容也没有实施。该章程第十条规定公司的股份分为四种类型，不是两种类型；第十一条规定个人分配股的所有权属于公司。显然1992年《公司章程》并没有对股东身份进行确认。另外，1992年《公司章程》中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只有户口在本村而居住、劳动不在本村的视为挂空户，均不能享受股份分配。显然郑瑞英并不能直接依据1992年《公司章程》的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取得股东身份。另外，郑瑞英反复强调其提交的《股权证书》可以证明郑瑞英在1997年之前已经是龙井公司的合作股股东，如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郑瑞英所提交的《股权证书》的颁发单位并非是龙井公司，落款时间也是在龙井公司登记成立之前，所记录的股东姓名也并非郑瑞英。并且该《股权证书》也并无记录龙井公司曾向郑瑞英发放分红的内容。因此，郑瑞英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之前已经取得龙井公司股权的事实。二、郑瑞英当时没有被确定为龙井公司的股东，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在当时情况下，龙井公司的股权并没有此时的经济价值。当时作为村民的，既可以通过户口和劳动在本村取得本村的股份，同时也可以通过婚姻或者工作到其他地方取得其他收入，离开本村而放弃本村的股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很多人有其他的途径而放弃了本村的股份，不在本村居住，也不在本村劳动，比如当时有很多村民去了香港、澳门等。郑瑞英是否享有龙井公司的股东身份，应该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进行判断。三、并不存在龙井公司非法剥夺郑瑞英已取得股份的事实，郑瑞英自始没有取得龙井公司的股份。一审法院不支持郑瑞英的诉请请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四、郑瑞英关于确认其股东资格及补发分红等请求，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该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应驳回起诉。五、郑瑞英在本案中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及补发分红等请求，已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诉讼时效。六、郑瑞英对股东分红金额的主张也存在错误。郑瑞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郑瑞英为龙井公司合作股股东；2.判令龙井公司补发自1993年至2017年期间的股东分红459000元及相关福利；3.龙井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龙井公司成立于1992年10月30日，公司类型为股份合作公司。公司股东为合作股（黄运带等454名村民）与集体股（光前村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1992年10月19日的《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五条规定，1979年前参加农业劳动，参加农业分配，并拥有本村农业户口的村民及其配偶、子女，均可成为本股份公司的当然股东，享有本股份公司个人分配股的股份分配权。郑瑞英提交深圳市常住人口登记表及南山区桃源街道办龙光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用于证明郑瑞英从出生至今户口一直在龙井村，对应1992年龙井公司章程，郑瑞英具有龙井公司股东身份。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郑瑞英是龙井村村民郑亚有（户主）的女儿，迁来本市原因为“出生入户”。《证明》载明：兹有龙井村村民郑瑞英（女，身份证号：）系我龙光社区居民，其户口自出生在深圳市南山区××街道××村东区××-1。龙井公司对常住人口登记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不能证明郑瑞英从出生至今户籍一直在龙井公司所在辖区。郑瑞英提交的《股权证书》显示，股东“郑亚友”，股数“伍”，发出时间为1990年12月，并有龙井自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盖章；《股权证书》内页“股东年终分红情况”记录了1991年7月6日至1996年1月20日的分红金额。郑瑞英认为《股权证书》显示郑瑞英家庭成员每人一股，郑瑞英具有龙井公司股东身份。龙井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龙井公司成立于1992年，而该《股权证书》发出时间是1990年，并且该《股权证书》的名称为龙井自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因此该《股权证书》不能证明郑瑞英具有龙井公司股权的事实，并且该《股权证书》涉及的股东与郑瑞英无关。郑瑞英提交的《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股股东的界定和股份分配原则》载明：“1992年7月1日至1996年6月30日止，原股东死亡、出嫁、出国、出港澳者，均取消其合作股股东资格。”郑瑞英用于证明龙井公司将郑瑞英股东资格撤销是不合法的，非法剥夺了郑瑞英股东权利。龙井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龙井公司非法剥夺了郑瑞英股东身份。郑瑞英提交《郑瑞芬调查笔录》及《郑云辉调查笔录》，用于证明郑瑞英是原始股东，原始股东按家庭为单位发放股东证。调查笔录注明：公司于90年发的股权证书，写的郑亚友名字，按照当时的规定是发给家庭五人，每人一股共五股，因为郑亚友是户主，所以股权证书写郑亚友的名字，实际上该股权证书的五股就是家庭五个人的股份，每人一股，按当时公司章程规定，一级股东每股为十分，每分相当于个人分配股271股，亦即家庭三个股东每人持有公司个人分配股2710股。龙井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且调查笔录所涉及的人员与郑瑞英有利益关系。另查，郑瑞英与黄少飞于1995年1月1日登记结婚，其后离婚。郑瑞英户口本登记住址为深圳市××××号。龙井公司提交《开业登记档案的卷内目录》及《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文件，用于证明龙井公司在1992年设立时未有股东信息，也没有《合作股股东名册》。龙井公司提交的《关于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规范的批复》载明，一、同意你公司的规范工作报告，规范后的公司名称为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规范后的公司注册则本为2210万元，总股本为221万股，每股面值10元，其中：集体股1127100股，由光前村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占总股本的51%；合作股1082900股，由黄运带等454名村民持有，占总股本的49%；三、原则同意经南山区人民政府审定的你公司的章程和合作股股东名册，在工商局备案后生效。龙井公司提交《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股股东名册》、《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证书》，用于证明龙井公司于1996年10月28日召开股东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和确认公司章程和合作股股东名册的议案表决真实有效；郑瑞英不在合作股股东名册中，郑瑞英不是龙井公司的合作股股东。1996年10月28日龙井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第十二条：“公司的全部注册资本划为等额股份，其股份凭证采取记名股权证形式。股权证是公司依照法律、法规及章程规定签发的证明股东在公司中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书面凭证”。第十三条：“公司股权证发行范围：公司股东”。第十四条：“公司设置集体股、合作股，暂不设置募集股。其中：集体股1127100股，由光前村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占总股本的51%；合作股1082900股，由黄运带等454名村民持有，占总股本的49%”。第十五条：“合作股股份根据村民户籍关系登记为个人持有，作为分红的依据。公司合作股股东的界定和股份分配由公司另行规定”。第二十条：“股权证是公司签发的股东据以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书面凭证”。第二十四条：“公司备置股东名册”。第九十四条：“本章程经股东代表大会通过，报深圳市人民政策授权部门批准，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生效，原1992年10月19日制定的《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同时废止”。另，《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股股东名册》显示，龙井公司股东共计454名，其中不包含郑瑞英。郑瑞英对龙井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郑瑞英股东身份基于1992年公司章程规定，无需经登记的股东信息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龙井公司系由原龙井村集体资产折为集体股、合作股组建的股份合作公司，其性质上属集体所有制企业经济组织。郑瑞英诉请确认其系龙井公司的一级合作股股东并提交《股权证书》、调查笔录、1992年章程予以佐证。其中，股权证书由龙井自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于1990年12月颁发，股东为郑亚友，股数伍股。郑瑞英提交的《郑瑞芬调查笔录》及《郑云辉调查笔录》注明股权证书中的五股系家庭成员共同持有股份，每人一股，并据此可确定郑瑞英的一级股股东资格。一审庭审中，郑瑞英确认，其主张取得龙井公司股份系根据龙井公司1992年章程第15条“1979年前参加农业劳动，参加农业分配，并拥有本村农业户口的村民及其配偶、子女，均可成为本股份公司的当然股东，享有本股份公司个人分配股的股份分配权”的规定。根据本院查明事实，龙井公司于1992年10月30日成立，而郑瑞英提交的股权证书系1990年12月颁发，且股权证书发放主体并非本案龙井公司，登记的股东亦非郑瑞英郑瑞英。根据龙井公司1996年10月28日通过的新修订的公司章程第十二条“公司的全部注册资本划为等额股份，其股份凭证采取记名股权证形式。股权证是公司依照法律、法规及章程规定签发的证明股东在公司中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书面凭证”、第十三条“公司股权证发行范围：公司股东”、第二十条“股权证是公司签发的股东据以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书面凭证”、第二十四条“公司备置股东名册”之规定，龙井公司股东资格确认须以公司发放股权证或备案登记至股东名册为依据。而本案郑瑞英提交的在龙井公司成立前并非由龙井公司出具的登记股东亦非郑瑞英的股权证书与其家庭成员出具的证明以及已经被废止的公司章程规定，不足以证明其为龙井公司股东，亦不符合龙井公司章程关于股东资格认定的规定，故对郑瑞英关于确认为龙井公司合作股股东身份并请求龙井公司支付股东分红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郑瑞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92.5元，由郑瑞英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郑瑞英起诉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为集体经济组织龙井公司的合作股股东并判令龙井公司向其补发分红。本案首先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纠纷。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确认，才涉及到分红问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不属审判机关的职责，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1210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郑瑞英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092.5元，由一审法院退还上诉人郑瑞英；二审案件受理费8185元，由本院退还上诉人郑瑞英。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李  兴  旺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刘惠惠（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