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行再7号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路与香樟路交汇处。法定代表人：刘素月，区长。委托代理人:吴海军，长沙市雨花区征地服务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张洋菁，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唐某1，女，2010年8月8日出生，住长沙市雨花区。法定代理人：唐某2，男，1980年8月17日出生，住长沙市雨花区。系唐某1之父。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雨花区分局。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香莲路69号。法定代表人：朱光，局长。委托代理人：李行，该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仇艳萍，湖南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某1诉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雨花区政府”）、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雨花区分局（以下简称“雨花资规分局”）不履行征地安置法定职责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4月23日作出（2014）长中行征初字第00117号行政判决。雨花区政府不服，提起上诉。本院2015年10月9日作出（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162号行政判决。雨花区政府不服，向本院申诉。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因“比亚迪汽车城”（一期）项目用地需要，雨花区政府于2009年7月17日发布了［2009］第028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收洞井镇桃阳村、联盟村、新兴村和白田村153.6454公顷集体土地，雨花资规分局于2009年8月5日发布了［2009］第025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公告》，2009年8月15日发布了［2009］第017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唐某1父亲唐某2一户的房屋在该征收范围内，其房屋于2009年9月28日被拆除，该户安置对象为3人，即唐某2、刘倩瑜（唐某2之妻）、肖庄艳（唐某2之母）。2012年12月，唐某2户选购了3套80平方米安置房。2010年8月8日，唐某1出生。同年，“比亚迪汽车城（二期）项目”启动，雨花区政府于2010年10月19日发布了［2010］第035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唐某2一户的自留山以及所在村民组集体林地在该项目范围内被征收。另查明，唐某1出生后，其父母唐某2、刘倩瑜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唐某1出生时户籍登记类别为农业家庭户口，登记户籍地址为长沙市雨花区。2011年1月10日因征地农转非，户籍登记类别为非农业家庭户口，登记户籍地址为长沙市雨花区白田佳苑小区。再查明，唐某1认为雨花区政府和雨花资规分局不依法履行征地安置职责向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11月12日，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了长政复决字［2014］第291号《行政复议决定》，驳回了唐某1的行政复议申请。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条和《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四条以及长沙市人民政府长政发[2008]30号《关于印发〈征地补偿安置若干问题暂行规定〉的通知》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实施、协调、监督和管理，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是被征地农民住房安置的主体；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地补偿安置相关具体工作，做好征地补偿费用的管理和拨付。因此，雨花区政府是被征地农民住房安置的主体，对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予以安置是雨花区政府的法定职责。雨花资规分局是按规定审核、拨付征地补偿费用的责任主体，不具有安置被征地农民住房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和《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唐某1属于雨花区政府2010年10月19日发布的［2010］第035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确定的建设项目征用土地范围内的农业人口，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征地安置对象。雨花区政府和雨花资规分局提出，唐某1父亲唐某2一户3人已经比亚迪汽车城（一期）项目建设征地过程中得到安置，唐某1没有在雨花区政府发布的［2009］第028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出生，不具有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属于征地安置对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唐某1是否属于征地安置对象并不以其家庭其他成员是否已安置为要件，唐某1属于雨花区政府发布的［2010］第035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地范围内登记在册的农业人口，属于征地安置对象。综上所述，雨花区政府在实施征地过程中负有对唐某1予以依法安置的法定职责，唐某1提起诉讼的理由成立，一审予以支持。雨花资规分局不具有安置唐某1住房的法定职责，唐某1起诉雨花资规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1.责令雨花区政府在此判决生效后60日内依法对唐某1履行征地安置的法定职责；2.驳回唐某1对雨花资规分局的诉讼请求。雨花区政府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实施、协调、监督和管理，负有对辖区内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予以安置的法定职责。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是被征地农民住房安置的主体。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地补偿安置相关具体工作，做好征地补偿费用的管理和拨付。因此，雨花区政府是本辖区被征地农民住房安置的主体，对本辖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予以安置是其法定职责。国土雨花分局是按规定审核、拨付征地补偿费用的责任主体，不具有安置被征地农民住房的职责。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唐某12010年8月8日出生后，户籍登记为农业户口，落户在长沙市雨花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唐某1的家庭在该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有自留山，且对村集体林地还享有权益。该自留山以及所在村民组集体林地在“比亚迪汽车城（二期）项目”范围内被征收。唐某1出生在［2010］第035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发布之前，是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属于该期征地的安置对象。雨花区人民政府应依法对其履行安置职责。综上，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雨花区政府向本院申诉称：1.唐某1户房屋及承办地已经在“比亚迪汽车城（一期）项目”范围内被征收，即在（2009）第28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收范围内被征收，在“比亚迪汽车城（二期）项目”征收范围内并未征收唐某1户的房屋、承办地或自留山。2.并非只要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即可被认定为安置对象，安置的前提是承包的土地依法被征收，农户居民以户为单位依法取得宅基地，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安置补偿已经在“一期项目”征收过程中落实，“二期项目”征收范围内唐某1已经没有合法房屋和承包地，无权要求安置。3.长政发【2008】30号《征地补偿安置若干问题暂行规定》系申诉人在权限范围内为实施《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政府令第103号，2008年4月1日施行），按规定程序发布的在一定时间内相对稳定，具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措施，申诉人依照该规范性文件的约束和指引进行操作，人民法院应予适用。请求撤销（2014）长中行政初字第00117号行政判决和（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162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被申诉人诉讼请求。唐某1辩称：1.在【2009】第28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地实施期间，唐某1尚未出生，该公告未为唐某1设定权利、义务，唐某1不受该公告约束，公告期间的诸多事宜也与唐某1无关；2.唐某1是【2010】第035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实施期间的被征收安置对象，依法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安置。唐某1是征收范围内的农业人口，有自己的承包地，之前又未享受过征地补偿安置政策，依法属于征地补偿安置对象；3.按照《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唐某1（独生子女）作为经济组织成员，有权获得两个人口份额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共计90平米）和保障住房安置指标（共计160平米）。雨花区政府将唐某1户的土地全部予以征收却不给补偿和安置，理由不能成立。请求维持原一二审判决。一审被告雨花资规分局辩称：1.唐某1出生在实施方案公告发布后，不再享有房屋的安置补偿权益；2.唐某1户房屋补偿已经到位，对其拆迁补偿符合法律规定；3.依照长沙市人民政府30号文件规定，安置的主体是区政府，国土部门尊重区政府的决定，在安置方面国土部门并不是安置主体。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另查明：2013年3月13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向长沙市人民政府呈送《关于针对103号令新增人口予以适当安置的请示》。长沙市人民政府转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办理。2013年4月8日，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答复雨花区政府，其中称“103号令拆迁补偿安置的截止时间，必须按照《条例》规定的以实施公告规定的腾地期限为准，超过实施公告腾地期限的新增人口一律不得进入补偿安置范围，这是法定的时间节点”。还查明，2017年11月20日，同村的、与唐某1情形完全一样的唐之淑【女，2010年7月30日出生】向法院起诉雨花区政府、雨花区国土分局，请求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履行征地安置的法定职责。2019年1月1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01行初602号行政判决，认为“所在户在涉案二期项目征收范围内并无房屋存在”“唐之淑在该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后才出生”，雨花区政府、雨花资规分局依法不负有对原告予以征地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故判决了驳回唐之淑的诉讼请求。唐之淑不服，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8月1日作出（2019）湘行终88号行政裁定，以“事实不清”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包括被征地的位置、地类、面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种类、数量，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拟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地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组予以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和其他权利人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后，县（市）、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被征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组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并组织实施。第二十九条，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征地安置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货币安置；（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置。对纳入货币安置的人员，应当纳入城镇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第三十一条规定，实行货币安置的人员，一律转为城镇居民，不再保留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但仍然享有对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积累的财产权利。为贯彻落实《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人民政府制定了《征地补偿安置若干问题暂行规定》（2008年8月1日实施），其中“四、关于货币安置的有关问题第（二）项第2点”规定，土地被征收且需要拆迁房屋的农户，应首先纳入货币安置范围；房屋需拆迁而土地未被征收的农户，也应纳入货币安置范围，其承包的土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根据上述规定，并非只要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即可认为是安置对象。长沙各区县市实践中，“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均只统计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之日。征收城市规划区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均实行货币安置。安置是以户为单位的安置，之后新增的人口，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但政府不再单独安置。本案中，唐某1在雨花区资规局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10个月后才出生，已纳入货币安置，对该户后续生产生活保障已经按照承包地被全部征收的标准进行了安排，其承包的土地已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转为了城镇居民（当然，享有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雨花区政府据此不给予唐某1安置，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禁止性规定，符合长沙市的普遍做法，无明显不当。综上，雨花区政府的本案申诉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论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行征初字第00117号行政判决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162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唐某1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元，由唐某1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坤世审判员  李清平审判员  朱志林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潘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