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6民初225号 原告：何兆清，男，194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原告：杨仕菊，女，1965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昊，山东绿橄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90号71幢17楼，9楼901、902室。 负责人：姚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露露，系公司员工。 原告何兆清、杨仕菊与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志敏独任审理，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露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意外身故保险金人民币3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被保险人何向林所在单位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作为投保人，于2017年1月31日为何向林等人在被告处投保了业务员保障计划保险产品，包含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险种，意外身故保额为人民币150000元；平安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保险险种，意外身故保额为人民币150000元。保险期间为一年，自2017年2月1日零时至2018年1月1日二十四时止。2017年11月22日被保险人何向林不慎意外坠楼，经抢救无效意外身故。原告认为，何向林没有自杀动机，在平常工作和生活中没有对外债务，也没有感情纠葛。从酒店监控视频看，何向林行为怪异，好像极力地躲避什么，很惊恐，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导致其想逃离让其感到不安全的环境，故极有可能何向林慌不择路，爬窗不慎坠楼。从另一角度看，何向林当时面朝酒店，如其追求自杀其会义无反顾直接爬上窗户跳下去。综上，何向林主观上有逃避的故意但没有刻意追求死亡的故意，而且一般日常生活中，如刻意追求自杀的人，一般会选择平静离开，何向林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不会采取这种脱衣服的行为选择自杀，有悖常理，被保险人何向林发生意外事故导致身故属实，被告理应赔付保险金。 被告辩称，被保险人何向林并非因意外导致死亡，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是由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事故”导致死亡，被告不支付意外身故及一年定寿保险金并无不当。一、《平安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条款》《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3)条款》第五条第2点责任免除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保险法》第四十四条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被告认为被保险人何向林系自杀身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范围，也属于法律规定的保险人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被告不应当履行支付保险金的义务。二、被保险人何向林系自杀导致身故，并非因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事故”导致死亡。1.从事故发生时现场反映出的整体情况来看，结合被告调查人员走访事故发生现场的照片以及走访酒店人员的录音、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派出所情况说明，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当晚脱去全身衣物追赶酒店前台服务人员至6楼，并没有遭受非常紧急的可能危及其生命状态的迫害，在自主意识支配下爬上酒店6楼窗台后从6楼跳下。并且根据调查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窗台约高86厘米，被保险人作为成年男子，如果不是自行完成“爬”上窗台的自主动作，窗台存在一定高度的情况下根本不会发生直接从地面滑落至窗外的意外事故。结合被保险人生前一系列异常的行为，判断其不符合常人的行为习惯和行为逻辑。被保险人于2017年11月21日发朋友圈称“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关心担心我的安全。”并且被保险人本应当天下午到达义乌，不知何故突然在中途南昌站下车，7时许来到松柏巷7天酒店要求入住，未带身份证但坚持住宿，后被酒店报警由派出所带走。离开派出所再次到酒店，仍坚持要住宿，被酒店再次拒绝后突然脱去全身衣物，追着前台服务员跑到6楼上。其行为异常不符合常人一般行为习惯，并最终发展成为爬上窗台后坠楼自杀的行为。三、原告作为主张意外伤害保险金的一方，应当对证明被保险人系因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事故”导致的身故承担绝对的举证责任。团体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意外事故”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原告认可该保险合同及条款的效力，因此，合同中约定的“意外事故”的释义对于被保险人身故而言应当适用，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关于被保险人死因有关的证据主要有火化证明、注销户口证明、以及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死亡证明。前两份证明是被保险人已经死亡，失去身份、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的社会功能的表现，鉴定中心出具的死亡证明对被保险人案发经历描述为坠楼，只是对死亡过程的客观描述，前述证据都不涉及致死的原因。故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保险人因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因素使身体受到伤害。本案中，被告对自己的主张(即被保险人系自杀)已提供了前述诸多证据，达到了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而原告对其主张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两原告是被保险人何向林的父母。何向林生前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2017年1月31日为其在被告处投保了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额150000元）、平安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保额150000元）；保险期间为一年，自2017年2月1日零时起至2018年1月1日二十四时止。保单所附“平安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二）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两份保险条款都明确：意外事故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2017年11月21日上午6时许，何向林在武汉武昌火车站购买由武昌回其老家义乌的火车票，并将所购火车票拍照晒在其朋友圈，并写到“早安。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关心担心我的安全”。何向林坐该趟火车途中突然于江西省南昌市下车。2017年11月22日凌晨2时许，何向林到南昌市西湖区松柏巷七天连锁酒店要求住宿，酒店因其未提供身份证明未予办理入住手续，何向林坐于酒店大堂时突然脱去衣服赤身裸体。约凌晨2点50分左右，酒店工作人员报警称何向林跳楼。公安机关出警后将六楼坠落于地的何向林送往南昌市三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何向林死亡。经公安机关调取的酒店监控显示：2时50分许，两个男性酒店工作人员在六楼走廊尽头布草间前发现赤身裸体躺在地毯上的何向林。何向林见到酒店工作人员，立马起身，侧身坐到旁侧一扇铝合金推拉窗窗台上，两腿悬挂于窗户内，面朝里看着酒店工作人员，酒店工作人员未靠近何向林，与其保持有相当距离，其中一人开始打电话。何向林坐在窗台上不到二分钟，突然往后仰从六楼坠落。 上述事实由保单、平安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条款、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条款、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照片、监控视频、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何向林是自杀还是意外事故而亡。自杀是被害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自己死亡的发生，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直接或间接地由自己实施作为或不作为所引起的死亡。希望或放任死亡结果发生这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是通过被害人的行为的外部表现和客观后果来分析的。本案中，何向林自主爬到六楼窗台上，自主选择后仰身体坠楼，其上述行为表现，足以证明其希望或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故何向林系自杀身亡。由于人之思想的复杂性，家人、朋友或他人受限于自身对自杀者的有限了解，不知其何故选择自杀，并不能否定被害人故意选择自杀的主观心理状态的客观存在。何向林自杀前脱衣赤身裸体，确实不同寻常，但该行为并不能当然证明其受到外部危险，原告也未主张何向林自杀时无民事行为能力，本案亦不存在何向林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任何证据，故原告以何向林行为怪异而主张其爬窗系受外部危险所致，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被告以何向林自杀为由拒绝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于法有据，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何兆清、杨仕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900元，由何兆清、杨仕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杨志敏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 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