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11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健，女，197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贵志，重庆法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孔令平，男，196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拥军，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维，男，196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贵志，重庆法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云全，男，196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上诉人孔令平因与上诉人赵健、原审被告王维、第三人张云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5民初16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孔令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拥军，上诉人赵健及赵健、原审被告王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贵志，到庭参加了询问。原审第三人张云全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孔令平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真实交易关系发生在张云全与孔令平之间，而不是赵健与孔令平之间；二、一审法院既然认定买卖标的物为“渣票”，作为一审原告非常清楚，获得渣票应当向发行和出具渣票方主张自己的渣票权益；三、一审适用法律不当，赵健不存在违约行为，判决解除合同无法律依据，孔令平要求返还款项也不符合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孔令平未及时行使权利剥夺了赵健向渣票发行方主张权利的时机，一审判决对赵健不公平。三、孔令平基于本案事实已经向张云全主张权利，孔令平明知张云全为合同当事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孔令平上诉请求：请求对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支持孔令平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对孔令平与赵健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双方之间实为城市建筑垃圾处理服务合同。赵健因第三人原因未能履行合同，应承担违约责任，包含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王维与赵健系夫妻关系，赵健因本案产生的债权债务用于生产经营，王维应承担共同支付责任。孔令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孔令平与赵健、王维口头签订的《城市建筑垃圾处理协议》；2．判令赵健、王维退还孔令平支付的城市建筑垃圾处理费84万元；3．判令赵健、王维支付孔令平资金占用损失（以84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7年4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4日，赵健出具《收条》一份，主要载明：收到孔令平20万元作为购买7000张西政渣场的渣票（每张120元）的定金，本收条以20万元实际到赵健的账上时生效；定金期限至2017年3月底为止，若在期限内未付清余款，定金不退，若在期限内我方出售渣票，愿向孔令平双倍赔偿定金。赵健、孔令平、张云全分别在《收条》上“收款人”、“买方人”、“见证人”处签字并捺指印。2017年1月25日，孔令平向《收条》上载明的赵健的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2017年3月28日，赵健出具《收条》一份，主要载明：今收到孔令平渣票款64万元，以实际到赵健账上为准，此前于1月24日付定金20万元。赵健、张云全分别在《收条》上“收款人”、“见证人”处签字。同日，孔令平向《收条》上载明的赵健的银行账户转款64万元。渣票系西政回填项目部制作的带有动态彩码以及编号的票据，7000张渣票已经交付孔令平。另查明，赵健、王维系夫妻，二人于1996年8月26日登记结婚。赵健分别于2016年8月19日、2017年1月27日、2017年3月30日向张云全转款60万元、10万元、1.4万元，其中前两次转款的备注为借款。2013年3月21日，西政与旭庆公司签订了《西政大峡谷回填治理工程包干合同》（下称《回填治理合同》），西政将西政大峡谷工程回填及环境整治工程（下称西政回填及整治工程）发包给旭庆公司施工。同年12月2日，双方签订了《西政大峡谷回填治理工程包干合同补充协议》（下称《补充协议》），对于资质承包范围、质量标准等内容进行了补充约定。因旭庆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弃土费，西政于2016年8月16日向重庆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发送一份函件，要求暂停核发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证，自此，西政回填及整治工程停止施工。2017年1月18日，重庆仲裁委员会受理了西政的仲裁申请。西政申请解除与旭庆公司签订的《回填治理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并要求旭庆公司支付弃土费、逾期违约金、履约保证金、律师费等。2017年12月23日，重庆仲裁委作出（2017）渝仲字第211号裁决书，裁决解除西政与旭庆公司签订的《回填治理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并由旭庆公司支付西政弃土费、逾期违约金、律师费等。仲裁裁决作出后，旭庆公司认为仲裁庭组成人员、仲裁程序等存在违法，遂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渝01民特1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旭庆公司的申请。庭审中，孔令平申请证人杨程颉出庭作证。杨程颉陈述，我是孔令平的员工，在子乙公司工作，公司地址位于金童路汽博中心。我见过赵健，但已没有印象了，我不清楚孔令平与张云全之间是什么关系。孔令平经过张云全介绍在赵健、王维处以120元/张的价格购买了7000张渣票，且已经支付了渣票款。渣票是从赵健办公室领取的。购买渣票是为了倾倒建筑垃圾，但是因为西政不允许倒，所以垃圾一直没有处理。经质证，赵健、王维认为证人是孔令平公司的员工，其从未见过证人，证人向法庭所作陈述不实，张云全是旭庆公司的法人，也是西政回填项目的负责人，是张云全将渣票交付给孔令平的，证人陈述从未倒过垃圾，并不表明不能倒垃圾。张云全认为7000张渣票是孔令平向其购买。对于证人杨程颉所作证言，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因证人系孔令平处员工，与其具有利害关系，赵健、王维对证人证言未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庭审中，孔令平陈述，我经张云全介绍认识了赵健和王维，我们之间是业务关系。渣票是付款后在赵健的办公室交给我的。当时约定的渣场在西政，但是西政不让我倒垃圾，渣票无法使用，赵健又无法提供其他场地，我要求解除合同，并同意向赵健返还渣票。赵健陈述，张云全向我借钱后一直未还，后来张云全说让其他人给我转款，我就按照张云全说的出具了收条，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求写定金。渣票并没有在我办公室交付，是张云全交给孔令平的，我没见过渣票，也不清楚其用途。王维陈述，我不认识、也没见过孔令平，我不清楚购买渣票的事。张云全陈述，我认识赵健，并在2016年向赵健借款70万元，我也认识孔令平，知道他在做工程，我与孔令平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渣票买卖关系。因为我的债务很多，且已进入执行程序，银行账户已被法院查封，为了向赵健还款，所以才让赵健出具的收条。西政与旭庆公司于2017年12月23日解除了回填协议，我是在协议未解除之前将渣票卖给的孔令平，孔令平知晓渣票的情况，未使用渣票是由于其自身未出渣的原因造成，应自行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孔令平与赵健、王维是否成立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赵健分别2017年1月24日、2017年3月28日两次向孔令平出具收条，载明孔令平因购买渣票应支付定金以及票款共计84万元。孔令平分别于2017年1月25日、2017年3月28日按照收条约定的金额向赵健转款共计84万元，并已收到了7000张渣票，前述事实足以证明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关于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借条载明的内容，孔令平系购买人，张云全系见证人，赵健系收款人。赵健辩称张云全因向其借款故要求孔令平向其转款，借条内容是按照张云全的要求书写，张云全系合同相对方，孔令平对于前述事实并不认可。赵健出具的收条中并未对相关事实予以载明，赵健与张云全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不能证明张云全即为合同相对方的事实。赵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借条的内容及其法律上的意义，其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赵健作为收款方，在借条中约定了定金条款以及收款事由等，孔令平主张赵健为相对方符合通常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另孔令平主张其与王维之间亦成立合同关系缺乏依据，不予采纳。综上，孔令平与赵健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的标的物为渣票，数量为7000张，总价款为84万元。关于合同是否应予解除。渣票系西政回填项目部制作，用途为倾倒建筑垃圾，且未载明使用期限。由于西政回填及整治工程已于2016年8月16日停止施工，重庆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月18日受理了西政的仲裁申请，西政与旭庆公司签订的《回填治理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已经依法解除，前述事实能够反映渣票确已无法使用，孔令平主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要求解除与赵健之间的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由于买卖合同应予解除，孔令平要求赵健返还购买渣票的价款84万元并无不当，应予以支持。关于资金占用损失。孔令平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赵健对于渣票无法使用的情形存在过错，不能认定赵健存在违约行为，其要求赵健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王维的责任承担。王维并非合同相对方，孔令平也未举示证据证明案涉债务应属赵健与王维的夫妻共同债务，其要求王维承担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孔令平与被告赵健双方的渣票买卖合同；二、被告赵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孔令平84万元；三、驳回原告孔令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4779.20元，减半收取7389.6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2389.60元，由原告孔令平负担1569.60元，被告赵健负担10820元。”二审中，赵健向本院举示了孔令平2018年8月21日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张云全、付思兰的诉状及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孔令平在另案中自称和张云全达成买卖协议，双方交易的时间、对象与本案相同，孔令平就同一事实做出完全不同的表述。孔令平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赵健提交的证据中孔令平向张云全、付思兰主张的垃圾处理费退款金额为100万元，孔令平在事实和理由部分称其向张云全账户汇款100万元，与本案已查明事实不符，本院对该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否是买卖合同，以及孔令平购买渣票的交易对象是否是赵健。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服务合同是指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之间约定的有关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服务合同的一方主体多为专门从事服务业的公民或法人。多数服务合同具有人身性质，即必须由提供服务的义务方亲自履行合同。而赵健向孔令平出具的《收条》并未显示双方之间的交易具有服务合同的性质，事实上，双方是将渣票所具有的财产属性作为交易对象进行买卖而形成的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孔令平主张本案为城市建筑垃圾处理服务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而赵健向孔令平提供的渣票因无法正常使用，依法应向孔令平退还已付价款。赵健向孔令平出具《收条》，孔令平向《收条》上载明的赵健的银行账户转款，根据收付款主体可以推定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孔令平与赵健，赵健主张孔令平的交易对象是张云全，孔令平未予认可，且张云全作为见证人在收条上签字，可见张云全的身份并非合同当事人，故赵健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已进行详细评述并作出明确处理意见，本院予以同意，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30元，由赵健负担12200元，孔令平负担533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菊霞审 判 员 罗太平审 判 员 赵 青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姚刚应书 记 员 左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