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2行终1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敏杰，女，汉族，1971年2月27日出生，住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代理人王怀禄，山东怀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海涛，男，汉族，1971年3月19日出生，住青岛市市北区，系上诉人曹敏杰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86号。 法定代表人肖辉，局长。 出庭负责人佟峻，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翠英，山东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鹏飞，山东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敏杰因诉被上诉人青岛市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房屋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202行初90号行政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曹敏杰的委托代理人王怀禄、袁海涛，被上诉人青岛市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佟峻及委托代理人张翠英、王鹏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原告曹敏杰于2008年购得青岛市市南区沂水路12号1单元601户房屋并取得所有权证，该房屋建于1977年，建筑面积54.14平方米。上述房屋所在楼层公共楼梯旁有木门隔出的“储藏室”一间，原告主张该“储藏室”系1977年房屋建造时由青岛市政府机关总务处统一修建，并随房屋分配给小户型住户601户使用，原告通过购买房屋获得该“储藏室”的使用权。被告青岛市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认为上述“储藏室”系违法建设，于2019年3月5日将“储藏室”木门拆除。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审另查明，涉案“储藏室”未办理产权登记。被告提交的加盖青岛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公章的涉案楼房平面图中未标示“储藏室”。原审又查明，原审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原告实际占有使用涉案“储藏室”的事实均无异议，原告主张2019年2月底将沂水路12号1单元601户房屋出租，2019年3月14日租客实际居住，之前房屋空置，无人居住，原告经常回去打理。原告主张其因被告的拆除行为导致“储藏室”内物品丢失并列出损失清单，具体如下：2019年3月6日，原告主张发现丢失飞天茅台酒两箱（24000元）、字画六张（30000元）、手镯一只（16000元）、摄像机一台（26000元）；2019年3月9日被告执法记录仪中显示的两把儿童视力保护椅（1500元）、红色和蓝色行李箱两个（分别为800元、1000元）、儿童玩具（500元）、一叠资料、水桶、衣架（书籍、水桶、衣架、笔记本、资料若干共计300元），后也已丢失；为涉案“储藏室”安装防盗门（1700元）；原告主张上述丢失物品及安装防盗门共产生损失合计人民币101870元。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未将被拆除木门交还原告，木门价值600元，安装费400元。在原告提交的其与被告多次沟通的影像、音频资料中，原告均未提及其丢失了飞天茅台酒、翡翠手镯、摄像机等贵重物品。 原审法院认为，《青岛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第五条规定：“市和各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集中行使下列职权：。（二）依照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有关违反城市规划管理规定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作为市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有权依法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本案被告主体适格。本案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实际占有使用涉案“储藏室”，故曹敏杰对涉案强制拆除行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原告主体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本案被告未作出行政决定直接进行强制拆除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章“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对于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履行强制执行职权的法定程序进行了规定。其中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案被告对涉案“储藏室”木门的强制拆除未履行上述法律规定程序，属于程序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因涉案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发生，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依法确认被告涉案拆除行政行为违法。对于原告主张的101870元物品损失，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被告拆除涉案“储藏室”木门时，未及时通知原告，也未对“储藏室”内物品进行妥善保管，由此产生的财产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存有争议的是原告的损失情况和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赔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被告未对“储藏室”的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给原告签字确认，致使原告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举证，故该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情况等，应根据实际情况分配举证责任。对于原告所称的丢失“飞天茅台酒两箱、手镯一只、摄像机一台”，因该等物品价值较大，考虑到原告未在房屋内实际居住却将贵重物品存放在公共楼梯旁木门隔出的“储藏室”不符合常理，且原告在事发后也未向被告提及该等贵重物品损失，故在原告未有进一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对原告的该部分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所称2019年3月9日之后丢失的“两把儿童视力保护椅、红色和蓝色行李箱、儿童玩具、一叠资料”等物品，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执法记录仪中显示上述物品在2019年3月9日时仍存放于涉案“储藏室”中，原告对此亦无异议，并且原告在2019年3月6日已得知涉案“储藏室”木门被拆除，应及时对“储藏室”内物品进行保存，因而该部分物品损失的事实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未能进一步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且原告未及时保管物品造成的扩大损失责任亦不在被告；对于原告主张的“防盗门”1700元，因并非涉案拆除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对原告的该部分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本案被告强制拆除“储藏室”木门违法，且没有证据证明将该木门交还原告，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考虑到原告的主张和该木门的实际使用情况，根据日常生活经验，酌情确定赔偿数额6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拆除原告沂水路12号1单元601户房屋外楼梯旁“储藏室”木门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损失人民币60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负担。 上诉人曹敏杰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在确认被上诉人行政行为违法且致使上诉人无法举证的情况下，又将证明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系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系因被上诉人原因导致上诉人无法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举证的情况，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审判决确认“本案被告未对储藏室的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给原告签字确认，致使原告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举证”。可见原审判决已经认定了上诉人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进行举证系因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所致，在完全符合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条件下，应当由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造成的损害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审判决却做出了“应根据实际情况分配举证责任”的错误判断，并在已经确认上诉人无法举证的情况下又将证明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举证责任分配于上诉人一方，与在前认定相互矛盾，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及适用，应当予以纠正。2、在被上诉人不能证明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判决中已经确认了上诉人的财产损失与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无需再对此进行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争议的应该是损失数额的确定。但原审判决却做出了“本案存有争议的是原告的损失情况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因果关系”，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有失偏颇。原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导致上诉人无法对财产的受损情况进行举证，本案的财产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非由上诉人承担。二、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为发生时上诉人并不知情，因此无法对已经发生的损失进行证明。原审判决在确认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情况下，罔顾上诉人无法对已经发生的损失情况进行证明的事实，判决由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房产系江苏路学区房，上诉人一家在此生活居住长达十年之久，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将贵重物品放置在储藏室不符合常理，系认定事实不清情况下的主观推测。原审判决在对上诉人将贵重物品放置于储藏室是否符合常理做出判断时，应该结合相关事实。案涉房产系上诉人购买的学区房，上诉人一家在此生活居住长达十年之久，系因子女升学在2018年底搬离，且案涉储藏室的结构为三面实体墙壁，一面木门，是完整的建筑结构，而非是简易搭建，且从储藏室的内部情况来看，上诉人也是经过精心布置的，因此上诉人将贵重物品放置于储藏室并非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也提交了损失物品的购置发票。原审判决仅凭上诉人主张的损失物品价值较高，就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做出了不符合常理的推断，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予以纠正。2、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未及时保管物品造成的扩大损失责任不在被告”，并认为相关责任由上诉人承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作为一个普通居民，在得知自己的房屋部分被政府人员破坏后，首先是会选择相信政府，相信政府即使是错误的行政行为也会有妥善措施对物品进行基本的安全保障，而被上诉人显然辜负了这种期待。另外，对于能否自行处置现场，普通居民亦无从知晓的。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5日作出强制拆除行为，上诉人于2019年3月6日得知储藏室木门被拆除的情况后一直与被上诉人进行沟通，并安装了防盗门，上诉人已经通过积极作为防止损失的扩大。同时原审判决也确认了“本案被告对涉案储藏室木门的强制拆除未履行上述法律规定程序，属于程序违法”。因此，对于在前发生的强制拆除行为，上诉人不知情也根本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由此导致的相关损失，而对于强制拆除行为之后发生的损失，上诉人也进行了积极的止损。原审判决在已经认定被上诉人程序违法的情况，却将被上诉人的责任全部排除，有失公允。3、上诉人安装防盗门正是由于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为，原审判决认为并非涉案拆除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之所以安装防盗门，正是因为被上诉人将其储藏室的木门强制拆除，也是出于对储藏室内的物品进行保存，以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考虑。而原审判决一方面认为上诉人未及时对储藏室内的物品进行保存而应承担相应的损失，一方面又认为上诉人安装防盗门与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为无直接关系，前后矛盾。上诉人安装防盗门系被上诉人违法行政行为而产生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进行赔偿。原审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予以纠正。综上，请求法院：1、撤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2行初90号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101870元；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青岛市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依法予以维持。首先，原审庭审已经查明，涉案“储藏室”未办理产权登记，上诉人原审提交的涉案楼房平面图也未标示“储藏室”。虽然公证书及房地产买卖契约等材料一审法院以复印件且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予认证，但前述材料确实客观存放在青岛市不动产交易中心的涉案房屋档案中，其清楚载明涉案房屋原为李兆宽和王瑞香共同财产，李兆宽去世后，李兆宽遗产中本房屋份额全部由王瑞香继承，建筑面积54.14平方米，王瑞香与上诉人于2008年4月7日签署房地产买卖契约上诉人以243000元购得本房屋。该房地产买卖契约中并无补充条款，与上诉人提交的2008年3月31日签署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不符。其次，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系认定事实不清情况下主观猜测不成立。由前所述，上诉人对涉案“储藏室”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使用权，且原审庭审已经查明，在上诉人提交的与被上诉人多次沟通的影像、音频资料中，上诉人均未提及其丢失了飞天茅台酒等贵重物品。且上诉人提交的新闻报道中也未提及，此外，原审庭审亦查明，上诉人在2019年2月底将涉案房屋出租，直至3月14日租客实际居住，之前房屋空置，无人居住。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不符合常理，在上诉人未有进一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予支持该部分赔偿请求，原审事实认定清楚，上诉人主张不成立。再次，上诉人认为扩大损失责任在被上诉人不成立。原审庭审已经查明，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执法记录仪视频，上诉人主张的某些丢失物品在2019年3月9日仍然存在，既然上诉人3月6日已经得知木门被拆除，应及时对物品进行保存，因此未及时保管的扩大损失责任并不在被上诉人。原审事实认定清楚，上诉人主张不成立。最后，上诉人认为安装防盗门的费用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不成立。由前所述，上诉人对涉案“储藏室”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使用权且《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亦规定:“(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使上诉人安装防盗门的费用不是涉案拆除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原审事实认定清楚，上诉人主张不成立。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行政赔偿案件中，根据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原告的损失确实是存在，需人民法院酌定损失时，亦应当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案件的客观事实，有理有据、相对客观地酌定损失数额。由前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认定本案存有争议的是上诉人的损失情况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因果关系。上诉人混淆了直接损失、扩大损失等概念，将本应由上诉人举证的举证责任全部认为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法院已经就木门损失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但除此之外的损失，虽然上诉人提供所谓《丢失物品损失清单》，属于其请求赔偿的项目明细，却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能证明列举的物品存放在“储藏室”，也不能证明“储藏室”内具体放置何物，也不能证明其损坏灭失的事实及数额。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请求于法无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原审法院的审判程序，上诉人未提出异议。经审查，本院确认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 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均已质证并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及据此确认的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案中，被上诉人对涉案“储藏室”木门强制拆除前并未履行上述法律规定程序，属于程序违法，原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拆除涉案“储藏室”木门的行为违法并无不当。 二、关于赔偿问题。1、对于上诉人认为丢失“飞天茅台酒两箱，手镯一只、字画六张、摄像机一台”的主张，一是因事发时上诉人并不在涉案“储藏室”旁房屋内实际居住，其却主张将上述贵重物品放置在“储藏室”，该主张不符合常理；二是上诉人在事发后与被上诉人多次进行沟通的过程中也未提及上述物品的丢失；三是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上述物品确实放置于涉案“储藏室”中并已丢失。因此，对于上诉人的该部分赔偿请求本院难予支持。2、对于上诉人认为丢失“两把儿童视力保护椅、红色和蓝色行李箱、儿童玩具、一叠资料”的主张，本院认为涉案“储藏室”木门被拆除的行为发生于2019年3月5日，上诉人自认2019年3月6日即知晓涉案“储藏室”木门被拆除，但直至2019年3月9日上述物品仍存放于涉案“储藏室”内。上诉人在知晓涉案“储藏室”木门被拆除后，对于自己的上述物品应尽到保管义务，但上诉人显然对于上述物品持放任态度，因此，对于上诉人因未及时保管物品造成的扩大损失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对于上诉人的该部分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3、对于上诉人认为应当赔偿安装防盗门费用的主张，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上诉人安装防盗门的费用并不属于因涉案拆除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因此对于上诉人的该部分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被上诉人强制拆除涉案“储藏室”木门的行为违法，且木门并未交还上诉人，因此原审法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酌情确定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人民币600元，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曹敏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金龙 审判员  林 桦 审判员  刘力铭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王云逸 书记员王崧 书记员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