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2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新利，男，汉族，1970年1月5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华，湖北道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菊萍，女，汉族，1972年5月2日出生，住陕西省富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华，湖北道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香芝，女，汉族，1963年10月8日出生，住河南省邓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祖艳，男，汉族，1988年7月27日出生，住河南省邓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祖建，男，汉族，1986年9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邓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278号华汉广场3栋21-22层。负责人：周元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东，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侯新利、胡菊萍因与被上诉人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及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财保武汉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4民初5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新利、胡菊萍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计算死亡赔偿金时，适用赔偿标准不当，计算公式有误。本案在计算死者梁某的死亡赔偿金损失时，应当综合梁某的户籍性质、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生活消费地、事故发生前后获取报酬的能力等因素考虑。现有证据材料表明，梁某户籍为农民，住所或者××居住地及××消费××都××河南省××集镇××村，该区域属于农村区域。梁某系农民，其生活支出及日常费用与一般的城镇居民差别很大。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提交的所谓“居住证明”并不能证明梁某的经常居住地为武汉。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提交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梁某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梁某没有在城镇工作并居住一年以上以及依靠在城镇工作从而获得稳定收入的经历。一审法院仅凭“死者梁某系农业户口，但在武汉长期生活居住”，就采取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显属法律适用不当。本案应当按照湖北省农村户口2019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14978元/年*20年=299560元。二、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过高。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梁某存在过错，负该事故同等责任。如果不是梁某侵犯侯新利的路权，本次事故根本不会发生，一审法院支持3万元精神抚慰金过高。三、一审判决对赔偿责任的承担比例认定错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处理交通事故的重要证据，但不是民事责任的划分标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侯新利只负事故同等责任，但一审判决侯新利、胡菊萍承担60%的赔偿比例过高，侯新利、胡菊萍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辩称，一、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全国户籍制度改革也逐渐建立起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无论是从中央到地方层面的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还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各高院司法层面的有益探索，都在共同推动、助力“同命同价”改革的早日到来。结合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规定，均将在城市经商、居住，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的死亡、伤残赔偿金确定为按照城镇人口标准计算。付香芝、梁祖建、梁祖艳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本案受害人梁某生前在城镇工作和居住满一年以上，其生活居住在城镇，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地亦为城镇，一审判决核算梁某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二、依照《湖北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非机动车、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核算侯新利与付香芝、梁祖建、梁祖艳责任比例按6:4计算亦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侯新利、胡菊萍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中华财保武汉公司述称，其对一审判决无异议。中华财保武汉公司在本案中只承担交强险赔偿部分，对一审判决认定中华财保武汉公司赔偿部分无异议。在一审法院判决后，中华财保武汉公司已将赔偿款支付给付香芝。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侯新利、胡菊萍、中华财保武汉公司共同赔偿损失431804.24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侯新利、胡菊萍、中华财保武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1日18时33分许，侯新利驾驶鄂Ａ×××××号小型轿车(时速50.7km/h)顺汉西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汉西路下双墩公交车站附近路段时，遇行人梁某在其前方左侧西向东横过机动车道未从人行横道通过，侯新利驾驶机动车超过限速标明的最高时速（限速50km/h），其所驾车辆鄂Ａ×××××号小型轿车车头左侧与梁某身体相接触，导致梁某倒地受伤，经送武汉市普爱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产生医疗费3175.94元。其中，侯新利垫付医疗费3175.94元，垫付丧葬费4600元，预付赔偿款80000元。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交通大队于2019年4月4日作出第42010412019000001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侯新利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梁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后经侯新利向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申请复核后，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作出鄂公交复字结论。(2019)第000035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责令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交通大队对此事故进行重新复查，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交通大队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第420104120190000013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侯新利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梁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2019年3月5日，武汉荆楚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武荆楚尸检字[2019]临字第48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梁某系因交通事故致严重颅脑损伤致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肇事车辆鄂Ａ×××××号车辆为胡菊萍所有，在中华财保武汉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者梁某，1960年5月29日出生，付香芝系梁某妻子，梁祖艳、梁祖建系梁某儿子，除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外，死者梁某无其他继承人。死者梁某系农业户口，但在武汉长期生活居住。现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因此事故请求侯新利、胡菊萍、中华财保武汉公司赔偿：医疗费3175.94元；丧葬费30280.5元、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交通住宿费5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777556.44元，按照60%赔付比例赔付并扣减侯新利已向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预付的赔款8万元后，以上共计赔偿431804.24元。一审法院认为，侯新利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且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在此事故中作用相当，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交通大队已认定侯新利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故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死者梁某横过机动车道未从人行横道通过，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又一原因，在此事故中作用相当，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交通大队已认定梁某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故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规定，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因此事故所产生的损失应当得到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中华财保武汉公司应在肇事车辆鄂Ａ×××××号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胡菊萍是否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虽然该赔偿责任是侯新利个人侵权所负的债务，但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侯新利与胡菊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该肇事车辆系为家庭生计所购买的运营车辆，运营收入由夫妻共同支配，故该交通事故赔偿款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胡菊萍应对该交通事故侵权之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合鉴定结论及《2019年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一审法院经审核后认定，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因此次交通事故所受损失为：医疗费3175.94元；丧葬费30280.5元、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交通住宿费1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以上共计753556.44元，其中侯新利垫付医疗费3175.94元，垫付丧葬费4600元，预付赔偿款80000元，计87775.94元。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华财保武汉公司在肇事车辆鄂Ａ×××××号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医疗费3175.94元、死亡赔偿金110000元，共计赔偿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113175.94元。二、侯新利赔偿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296452.60元[(753556.44-113175.94)*60%-87775.94]（已扣减前期垫付87775.90元）。三、胡菊萍对侯新利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应付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0元，由侯新利负担930元，由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负担30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付香芝、梁祖艳、梁祖建认为，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并提交居住证明，以证明梁某在武汉城镇居住。侯新利、胡菊萍认为，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本院认为付香芝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梁某在武汉市内居住，侯新利二人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梁某实际不在武汉市内居住，故本院对付香芝三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即本案中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数额为689100元。关于精神抚慰金。案涉交通事故导致梁某死亡，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抚慰金3万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之规定。侯新利二人上诉要求调整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赔偿责任比例认定。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交通大队认定侯新利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认定侯新利承担本案60%的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侯新利二人认为一审法院对赔偿比例分配错误，其理由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侯新利、胡菊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60元，由侯新利、胡菊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文审判员  黄浩审判员  鲍刚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李健伟书记员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