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1民终19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世兰，女，194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北京兰台（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超，北京兰台（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鲍庆胜，男，197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少捷，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和瑞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工业园繁华大道与万佛山路交口东南角，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686883273M。法定代表人：张金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中华，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第四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050399686。负责人：周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芬，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世兰因与被上诉人鲍庆胜、合肥和瑞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瑞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第四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合肥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3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世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世兰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鲍庆胜、和瑞公司、人保合肥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李世兰治疗终结的时间是2016年7月9日，该事实认定不清。李世兰在一审中提交的病例资料明确记录：李世兰在2015年10月30日完成内固定取出术后的一年内要随诊，因李世兰手术时已近70岁高龄，有骨质疏松及糖尿病等影响骨伤恢复的情况，实际直至2017年12月7日李世兰因为本次骨伤事故还到医院进行门诊治疗，二审新增证据。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李世兰治疗终结的时间是2016年7月9日与事实不符，治疗终结时间应当是2017年12月7日。二、原审法院认定李世兰向各方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当至2017年7月9日届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一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李世兰治疗终结的时间是2017年12月7日，因此，李世兰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适用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退一步讲，即使李世兰治疗终结的时间是在2016年7月9日，但是李世兰对保险公司的诉讼时效并未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机动车一方按照不同情形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条赋予交通事故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即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义务，但并未规定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中承担的交强险赔偿义务应以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为前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1条明确了交强险的首要功能，即“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但并未提及交强险对被保险人的风险分散功能。因此，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表明，交通事故受害人有向保险公司要求赔偿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公司据此承担的交强险赔偿义务是基于其为肇事机动车承保的交强险，并非替代被保险人承担部分侵权赔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李世兰请求保险公司给付赔偿金的诉讼时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关于人身损害侵权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1年的规定，于法无据。因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以及交强险条例均未对交通事故受害人向保险公司请求交强险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作出明确规定，故对受害人行使该项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即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李世兰对保险公司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期限。因此应当适用《民法总则》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李世兰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自李世兰起诉时并未届满。三、保险公司已向李世兰作出了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一审中又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抗辩，一审法院不应当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具体到本案中，退一步讲，即使李世兰主张的人身损害赔偿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但一审中李世兰提交的与保险公司的电话录音中，保险公司已经明确答复“可以理赔”，该行为已经构成保险公司一方向李世兰作出的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且一审中鲍庆胜的答辩意见中对此也表示认可，现在保险公司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法院理应不予支持。四、原审法院认为李世兰未能举证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届满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情形，该事实认定不清。1.李世兰已经在事故发生之日即2014年8月21日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理赔申请，保险公司开具了理赔受理单，对保险公司而言，该理赔申请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同时，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也规定（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具体到本案中，李世兰在事故发生之日2014年8月向保险公司申请交通事故理赔，保险公司已经受理，既没有拒绝理赔也没有同意理赔，相关的理赔程序一直在进行中。据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因为李世兰向赔偿义务人提出履行义务而中断，诉讼时效应当从保险公司明确不予理赔时重新计算。2.李世兰在一审中提交的李世兰女儿2019年初与保险公司的通话录音中，保险公司关于“你说的这个案件，我们查询到保险公司近两年也在联系这个报案人，但是这个报案人已经换了手机号了”证明了自2017年初至2019年初近两年，李世兰一直在向鲍庆胜主张权利，但因为鲍庆胜故意更换手机号码逃避责任，导致无法取得联系。李世兰认为，该行为对鲍庆胜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鲍庆胜二审辩称，一、李世兰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我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其所提起的各项诉讼请求。根据李世兰自行委托的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知，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所依据的是李世兰于2016年7月9日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所拍摄的X线片（号：0001678925），该片显示李世兰的左胫腓骨骨折内固定取出术后、内固定物已完全取出，所受伤害已经完全康复，李世兰所受伤害已全部治疗终结。因此，李世兰依法应当在2016年7月9日起即应提起诉讼向鲍庆胜、和瑞公司、保险公司主张权利。当时，民法总则尚未施行，适用的仍然是民法通则，而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下列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而我国民法总则的实施日期为2017年10月1日，因此李世兰提起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7月9日起按一年计算，其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我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法律不保护在权利上睡着的人，依法应当驳回李世兰的各项诉讼请求。二、李世兰所提交的2017年12月7日其至医院治疗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因本次交通事故所受伤害是于2017年12月7日方才全部治疗终结，也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以此认定李世兰治疗终结时间为2017年12月7日。根据前述内容可知，李世兰向鉴定机构申请对伤残等级和三期进行鉴定是在内固定取出术后。换言之，李世兰申请鉴定时，其因本起交通事故所受伤害即已经治疗终结，且已经治愈。而鉴定意见书中李世兰2016年7月9日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所拍摄的X线片（号0001678925），也可以显示李世兰的左胫腓骨骨折内固定取出术后、内固定物已完全取出，所受伤害已经完全康复。因此，在2016年7月9日时，李世兰已经全部治疗终结。至于李世兰在上诉状中所称其在2017年12月7日时还前往医院门诊治疗，则与本案无任何关系。该治疗行为并不能证明李世兰因本起交通事故所受伤害是于2017年12月7日全部治疗终结，只能说明李世兰曾去医疗机构就诊。而且，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时是依据李世兰2016年7月9日的X线片，因此可以认定，在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在对李世兰鉴定时，李世兰所受伤害已经治疗完毕，否则全诚司法鉴定中心便不能依据该材料进行鉴定。再者，如果李世兰认为2017年12月7日时，其才治疗终结，那么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则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因为该鉴定意见书出具的前提是李世兰于2016年7月9日治疗终结，并以该日所拍摄X片作为鉴定依据。并且，李世兰所提交2017年12月7日的治疗记录并不属于新证据，因为该证据产生于李世兰提起本案诉讼前，而在本案一审举证期限届满时，李世兰即应提交该证据却未提交，其在二审阶段提交该证据已严重超过了我国法律所规定的举证期限，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回复李世兰“可以理赔”，仅构成对其所应当承担的赔付义务的自认，与鲍庆胜无关；鲍庆胜在一审程序中对此并未作出认可的质证意见。四、李世兰家人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沟通对鲍庆胜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李世兰在2016年7月9日治疗终结后至2019年初，既没有向鲍庆胜主张过权利，也没有向和瑞公司主张过权利。因此，在李世兰于2016年7月8日治疗终结后，其并未在一年内未主张权利，至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至于李世兰女儿与保险公司员工的通话内容，只能对通话双方李世兰与保险公司产生法律后果。再者，我国法律针对被告无法找到这一情形亦做了针对性规定，如果李世兰真的无法找到鲍庆胜，其完全可以在2016年7月9日起一年内提起诉讼，并申请法院进行公告，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李世兰所谓因无鲍庆胜电话而导致未主张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五、假设认定李世兰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但其过分迟延提起本案诉讼，是恶意扩大其损失，依法应当予以纠正。根据上文可知，李世兰于2016年7月9日即已康复，而其于2019年4月20日方才提起本案诉讼属于过分迟延。李世兰所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应以2016年时的各项数据为计算标准。六、鲍庆胜在本案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仅应对李世兰的损失在交强险范围外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七、事故发生时，李世兰患有骨质疏松和糖尿病，严重影响李世兰的恢复程度，明显加重其损害后果，因此依法应当减轻鲍庆胜的赔偿责任。八、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李世兰的损失应由保险公司予以赔付。九、鲍庆胜在李世兰受伤时向其先期垫付了3660元，李世兰也予以认可，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事故发生时，因李世兰受伤，鲍庆胜即向其交付了3500元现金，用于治疗所受伤害，李世兰的女婿王欢向鲍庆胜出具了收条。并且，鲍庆胜还支付了救护车费用160元。李世兰对上述两笔费用予以认可，因此就上述两笔费用，要求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十、李世兰提起的各项诉讼请求过高，依法应当予以减少。1.医疗费，根据李世兰的《住院病案首页》可知，李世兰在受伤检查时，除有左胫腓骨下端骨折、左锁骨骨折外，还检查出有骨质疏松、糖尿病，而李世兰所支出的医疗费用过高，包含有治疗骨质疏松、糖尿病的费用，该费用不属于因本案交通事故所导致的费用，依法应当予以扣除。鲍庆胜已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该部分费用进行鉴定。2.住院伙食补助费，标准应当按照30元/天计算，另外根据李世兰《病人汇总清单》可知，其第七页显示，医疗费用中已包含伙食费240元，依法应当予以扣除。3.营养费，应当按照30元/天的标准计算。4.护理费，应当按照44353元/年的标准计算。5.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2015年农村标准进行计算。6.鉴定费，应优先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范围内扣除。7.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损失过高，应当予以减少。8.其他财产损失李世兰未举证证明涉案电动自行车属于其所有，也未举证证明实际受损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依法不予支持。和瑞公司二审辩称，同意鲍庆胜答辩意见，认可一审法院判决。人保合肥公司二审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正确，依法应维持原判，驳回李世兰上诉。李世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鲍庆胜、和瑞公司赔偿李世兰各项损失共计104150.6元（60331+54774.5元*80%），其中医疗费43819.6元【（64774.5元-10000元）*80%】、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营养费4500元、护理费12125元、交通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284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鉴定费1430元、其他财产损失2000元；2.判令人保合肥公司对上述赔偿款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中精神损失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付；3.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鲍庆胜、和瑞公司、人保合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8月21日9时左右，鲍庆胜驾驶皖Ａ×××××号小型轿车沿翡翠路由南向北行驶至翠微路交叉路北200米附近时，因操作不慎与张礼胜驾驶的沿翡翠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此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相碰（车上载着李世兰），致两车受损、张礼生、李世兰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经济开发区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鲍庆胜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礼生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李世兰受伤后即被送往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李世兰在该院住院至2014年9月16日出院。2015年10月23日，李世兰第二次至该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取出骨折内固定装置（左胫腓骨端骨折术后）.糖尿病，该次住院至2015年10月30日出院。李世兰出院后继续治疗，根据其病历材料，最后一次检查时间为2016年7月9日。李世兰因伤治疗共产生医疗费64934.53元，其中鲍庆胜支付了3660元，人保合肥公司支付了10000元。2019年4月9日，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皖全诚司法鉴定中心【2019】临鉴字第49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被鉴定人李世兰因交通事故致左胫腓骨下端骨折，遗留左踝关节功能丧失50%以上（不足75%），构成十级伤残；二、被鉴定人李世兰因交通事故致伤，建议其误工期共计210日为宜，护理期共计以90日为宜，营养期共计以90日为宜。李世兰为此支出鉴定费1430元。事故发生时，鲍庆胜驾驶皖Ａ×××××号小型轿车在车辆管理部门的登记车主为和瑞公司，鲍庆胜与和瑞公司之间为承包关系。李世兰提供了其女儿于2019年初与保险公司客服通话记录，证实其曾向保险公司主张理赔。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世兰主张相关损失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鲍庆胜及人保合肥公司辩称李世兰主张相关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该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本质目的，是督促当事人及时主张救济权利，及时稳定法律关系，对于怠于行使权利的当事人，法律不予保护。李世兰自事故发生之日，即2014年8月21日就已经知道其权益被侵害，2015年10月30日即已完成内固定取出术，李世兰的病历材料显示其最后一次门诊检查为2016年7月9日，即自该日起李世兰已经全部治疗终结，但直至2019年4月才提起诉讼，主张相关赔偿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之相关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具体到本案中，李世兰向各方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当至2017年7月9日届满，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尚未施行，故本案诉讼时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相关规定。李世兰仅向该院提供了一份其起诉前即2019年初与保险公司客服的通话录音，但未能举证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届满之前，即2017年7月9日前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情形，李世兰主张的人身损害等相关损失，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对鲍庆胜及人保合肥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该院予以采信，对李世兰的相关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世兰的诉讼请求。二审中，李世兰提交门诊收费票据复印件四份,证明截至2017年12月,李世兰仍然就交通事故伤害部位进行检查治疗,治疗并未终结。鲍庆胜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没有证据原件，也无法看出该证据是因本次交通事故进行复查所发生的费用，该证据与一审中李世兰提交的潢川县人民医院门诊收费专用票据不同。李世兰在一审提交的潢川县人民医院票据写明了应收、实收两项信息，而该证据中却无上述信息。和瑞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同鲍庆胜的质证意见。人保合肥公司对该证据质证称，如果李世兰是因交通事故去复查，应当提供相关证据佐证，例如门诊病历等，如果是骨折复查，不应该出现生化化验费项目，其他质证意见同意鲍庆胜的质证意见。经审查，李世兰未能提供证据原件核查，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对逾期提交证据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结合一审各方提供的证据以及一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案涉皖Ａ×××××号小型轿车在人保合肥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500000元，未投保不计免赔，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李世兰为非农业家庭户。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李世兰起诉有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如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李世兰因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及具体损失数额的认定问题。关于李世兰起诉有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可见就诉讼时效而言，其以请求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持续至法定期间的状态为规制对象，目的在于让罹于时效的请求权人承受不利益，以起到促其及时行使权利之作用。从本案现有证据材料来看，李世兰于2014年8月21日因案涉交通事故受伤治疗期间，鲍庆胜垫付了部分医疗费，并向人保合肥公司报案后，人保合肥公司亦垫付了部分医疗费用，应视为李世兰向肇事者及事故车辆承保公司积极主张了权利，并未怠于行使权利。经了解，关于交通事故导致人身损害的受害人诉讼时效起算点实践中多有分歧，主要有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日、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治疗终结之日几种做法。本院认为，为充分保护交通事故中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合法权益，避免受害人在部分损失数额确认后即先前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后再次起诉主张后续确定的损失，减少各方诉累，应以实际损失最终确定之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如构成伤残的，以伤残鉴定作出之日起算为起算点，如还需二次手术后续治疗的，亦可以最终治疗终结之日为诉讼时效起算点。现实中，经常有受害人在治疗出院后不久便进行伤残鉴定，致害人往往提出受害人还没有治疗终结伤残等级鉴定不科学，此时鉴定出的伤残等级较高，对此提出异议。而本案中李世兰经治疗出院，后又在医院取出骨折内固定，在已经向保险公司报案理赔的前提下，又等到病情完全稳定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作出的鉴定意见认为其构成十级伤残后才最终确定了李世兰损失金额。肇事者及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李世兰存在故意拖延鉴定扩大损失的情形，相反李世兰如在出院后或取出内固定后即进行鉴定，可能鉴定的伤残等级会高于现在的十级，故本案以李世兰伤残鉴定作出之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并未加大肇事者、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亦不违反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确定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并得以充分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原则。本案中，2019年3月21日李世兰委托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评定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9日作出皖全诚司法鉴定中心[2019]临鉴字第4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李世兰因交通事故致左胫腓骨下段骨折，遗留左踝关节功能丧失50%以上，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共计以210日为宜，护理期共计90日为宜，营养期共计以90日为宜。李世兰才于此时知道伤残结果及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情况，其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才基本固定，治疗才算是最后终结，其对于本案侵权行为造成损失的赔偿请求权此时开始计算，李世兰于2019年4月23日即通过诉讼主张权利，从李世兰2019年4月9日知道伤残之日起到一审法院2019年4月23日立案受理之日，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期间于2016年7月9日起算至2017年7月9日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责任承担问题。本院认为，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和财产，侵权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因鲍庆胜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规定，致李世兰身体受到伤害，并经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主要责任，鉴于李世兰放弃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张礼生的权利主张，故本院确定鲍庆胜承担80%的赔偿责任。和瑞公司系皖Ａ×××××号小型汽车所有人，系该车辆运行利益的享有者，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人保合肥公司作为皖Ａ×××××号小型汽车的险保险人，应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李世兰的损失予以赔付，对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因案涉车辆未购买不计免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实行15%的事故责任免赔率，人保合肥公司在保险条款中对此采取加粗、加黑处理，投保人和瑞公司在保单中盖章确认，视为人保合肥公司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人保合肥公司承担85%的责任，剩余15%的责任由鲍庆胜、和瑞公司承担。关于李世兰因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具体损失数额认定如下：1.医疗费，各方虽对原审法院认定的李世兰的医疗费数额为64934.53元未提出异议，但原审法院认定数额超出李世兰诉请金额，结合李世兰的病历、出院记录、医疗费发票及诉讼请求，本院确定医疗费为64774.5元。李世兰受伤后检查时虽患有骨质疏松、糖尿病等，但在本次事故发生前，此病情并未影响到李世兰的正常生活，更不会因此或短期内因此进行住院治疗，因治疗具有整体性和专业性等特征，本院对鲍庆胜关于用药关联性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2.住院伙食补助费，李世兰两次住院时间共计36天，按照50元/天计算，其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800元（36天×50元／天），本院予以支持；3.营养费，根据李世兰的伤情，并参照鉴定机构关于其营养期限为90日的鉴定意见，确定为4500元（50元/天×90天）；4.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的收入参照2018年度安徽省居民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45070元/年计算，结合鉴定机构关于李世兰护理期限为90日的鉴定意见，李世兰的护理费确定为11113元（45070元/年÷365天×90天）；5.交通费，李世兰主张交通费2000元，因其未能提供相应的票据予以支持，本院根据其伤情、住院及就诊情况等，酌定交通费为800元；6.残疾赔偿金，因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李世兰已年满67周岁，且系非农业家庭户口，故李世兰主张残疾赔偿金28476元（9年×31640元／年×10%）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7.精神抚慰金，李世兰因案涉交通事故构成十级伤残，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8.车辆损失费，李世兰主张财产损失2000元，因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此不予支持；9.鉴定费，李世兰为确定其损失而实际支出鉴定费1430元，该费用本院予以支持；以上损失合计117893.5元。其中第4-7项损失共计45389元及医药费中的10000元，合计55389元，由人保合肥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扣除人保合肥公司已支付的10000元，现在交强险限额内仍需赔付45389元。剩余损失62504.5元（117893.5元-55389元），由人保合肥市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42503元（62504.5元×80%×85%），鲍庆胜、和瑞公司承担7501元（62504.5元×80%×15%）。另，鲍庆胜垫付的3660元，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经抵扣，鲍庆胜、和瑞公司尚需赔偿李世兰3841元（7501元-3660元）。综上所述，李世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3353号民事判决；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第四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李世兰45389元；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第四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李世兰42503元；四、鲍庆胜、合肥和瑞出租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世兰3841元；五、驳回李世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92元，由李世兰负担192元，由鲍庆胜、合肥和瑞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1000元，公告费400元，由鲍庆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284元，由李世兰负担784元，由鲍庆胜、合肥和瑞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2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镜审判员 王养俊审判员 于海波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梁新鹏书记员张晨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