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28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童慧英，女，1974年8月8曰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方云，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春玲〔曾用名黄春琳〕，女，1981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银，四川元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致蓉，女，197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上诉人黄春玲、童慧英因与原审第三人黄致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4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童慧英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116民初414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为被上诉人黄春玲归还童慧英借款2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14年6月4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黄春玲承担。事实和理由：利息计算时间应从2014年6月3日开始，而非被上诉人黄春玲收到起诉状副本后2019年7月3日开始计息。 黄春玲辩称，本案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那么就不存在还款。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还款期限，是为了描述民间借贷，该认定错误。本案双方是投资赚取利息关系，民间借贷是双方之间有借贷关系合意或借条从是借贷，但本案双方之间无借贷合意也没有借条，本案合同关系是童慧英与黄致蓉。一审仅凭一张转账凭证就认定本案是民间借贷，黄春玲认为并未查明事实，若双方是亲戚朋友关系无借条按照常理来见可以理解，但本案双方是学生家长与老师的关系，若是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不符合常理。从转账记录时间来看，若双方存在其他法律关系，那么转账记录是有关联的，童慧英将20万元转给黄春玲当事人后黄春玲立即将款项转给了黄致蓉，黄春玲是帮童慧英忙转给了黄致蓉，童慧英利用了黄春玲当事人善良，本案双方不存在经济往来，若果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出借人应当向借款人催收借款，但童慧英多年来并未向黄春玲追要款项，并且童慧英还称是借款，因此本案借款事实不存在，本案20万元是投资款童慧英应当承担。同时，黄春玲与童慧英不存在利息，关于利息问题，双方不存在借款那么就不存在利息问题，童慧英无任何证据主张利息存在，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 黄春玲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4146号民事判决，驳回童慧英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童慧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其与童慧英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系共同投资关系。 童慧英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正确，黄春玲认为案涉20万元是童慧英委托其向黄致蓉投资不成立。黄春玲称童慧英支付的20万元是童慧英委托黄春玲向黄致蓉所投资说法不成立，黄致蓉与黄春玲是独立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童慧英与黄春玲是另一个独立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童慧英与黄致蓉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黄春玲在一审中追加黄致蓉为第三人，法庭予以认可并前往四川省女子监狱进行了第二次开庭，黄致蓉陈述与童慧英不熟，三人没有在一起商量过借款或投资等任何事情，黄致蓉收到款项后向黄春玲出具了54万元借条，其中约定了利息，并且在被捕前还支付了利息，被捕后就没有支付本息。黄春玲一审认可黄致蓉陈述内容属实，黄春玲与黄致蓉之间不存在任何项目投资关系，只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黄春玲所述童慧英支付的20万元为投资不成立，并非事实，黄春玲在借到童慧英20万元后隔几天后自己也拿出了2万元，共计22万元出借给了黄致蓉，黄致蓉向其支付了利息，尽管黄春玲称没有赚取利息差价，但不排除获取其他经济利益或达到其他目的，这都无法否定基本事实及黄致蓉与黄春玲之间是独立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童慧英与黄致蓉之间是另外的独立民间借贷关系，童慧英与黄致蓉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因此黄春玲不能因黄致蓉不能向其归还借款就不归还向童慧英的借款，黄春玲理应偿还童慧英的本息。 黄春玲一审提供的证据与证人都不能证明童慧英与黄春玲存在委托投资关系，也无法证明童慧英知晓黄春玲向黄致蓉出借款项后便认可系委托投资和风险自担事实。从一审法庭调查情况来看，黄春玲对黄致蓉并不是投资，而是借贷，如果是投资那么应当是黄春玲与黄致蓉盈利共享、亏损共担，但借贷关系不一样，黄致蓉向黄春玲归还本息，黄致蓉暂时无法归还借款，但债权仍然存在，黄春玲、黄致蓉不存在共担风险问题，并不向投资亏损一样本金灭失。黄春玲与黄致蓉是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该借贷关系与童慧英无关，童慧英通过银行转账的20万元系与黄春玲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童慧英与黄致蓉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童慧英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黄春玲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因黄春玲也予以认可，但其陈述是向黄致蓉转的投资款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因黄春玲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黄致蓉所转22万元与本案无关，且黄春玲一审申请证人蔡某证词也无法证明案涉款项系黄春玲代童慧英向黄致蓉所交的投资款，加之黄致蓉陈述其与黄春玲、童慧英并未谈及到案涉款项系黄春玲代童慧英的投资款，也不认识童慧英，童慧英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应当认定童慧英、黄春玲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对童慧英要求黄春玲归还的20万元一审法院支持童慧英是准确的，案涉本金20万元是童慧英与黄春玲之间发生的借款，并非其委托黄春玲向黄致蓉所做的委托。 童慧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春玲归还其借款20万元，并按月利率3%支付利息自2013年8月4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8月3日，童慧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黄春玲的银行账户转款20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3%。截止2014年7月2日，黄春玲按月利率3%向童慧英支付了自2013年8月4日至2014年6月3日期间的利息共计60000元（含银行转款57400元及现金支付2600元）。 另查明，2013年8月9日，黄春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黄致蓉的银行账户转款220000元。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主体身份信息、银行转账记录及童慧英、黄春玲与黄致蓉的一致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童慧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黄春玲的银行账户转款200000元，因黄春玲也认可，但其辩称系代童慧英向黄致蓉所交的投资款，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因黄春玲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黄致蓉所转的220000元，与本案无关，且黄春玲申请的证人蔡某所作的证词也无法证明案涉款项系黄春玲代童慧英向黄致蓉所交的投资款，加之黄致蓉陈述其与童慧英、黄春玲之间并没有谈论过案涉款项系黄春玲代童慧英所交的投资款，也不认识童慧英，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应当认定童慧英与黄春玲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对童慧英要求黄春玲归还借款20万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双方均认可月利率为3%，但黄春玲认为其已向童慧英支付了自2013年8月4日至2014年6月3日期间的利息共计66000元，其中银行转款57400元，现金支付8600元。因黄春玲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支付童慧英现金6000元，故一审法院对黄春玲已向童慧英支付自2013年8月4日至2014年6月3日期间的利息共计60000元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的规定，一审法院对童慧英主张的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予以确认。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且童慧英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曾向黄春玲催收过此款，故一审法院对黄春玲应向童慧英支付利息自黄春玲收到起诉状副本后15日起即自2019年7月3日起计算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九条第二项、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黄春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童慧英借款2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9年7月3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二、驳回童慧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黄春玲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黄春玲工资收入银行流水，该银行卡尾号为3101和8899，拟证明黄春玲工资收入不足以支付童慧英利息，黄春玲无胆量向童慧英借款20万元而支付高额利息，2013年4月3日收到工资1175元，代发4868元，黄春玲总工资不到6000元，因此不可能向童慧英借款20万元。 第二组证据：黄春玲2010年买房、2016年买房资料。拟证明在案涉转款时段黄春玲不存在借款可能性，更无需求向童慧英借款。 第三组证据：转款凭证。尾号为8998的交通银行在2013年4月3日收到蔡某委托黄春玲向黄致蓉转款20万元，2013年4月4日收到同事杨某转的投资款，杨某通过其丈夫银行卡转的1万元投资款。拟证明2013年4月5日证明黄春玲用尾号为8998银行账户将蔡某、杨某、黄春玲的投资款共计32万元转给了黄致蓉，属于大家共同投资。2013年童慧英听说此投资，也要求黄春玲代她投资，因此2013年8月5日收到童慧英转款20万元，这是代为投资款项，8月9日黄春玲将童慧英委托的投资款转给了黄致蓉。 第四组证据：杨某与杨某老公的结婚证、招商银行卡、杨某身份证，拟证明杨某投资1万元赚取利息，杨某作为投资人与童慧英是类似投资人。 第五组证据：证人蔡某的调查笔录及证言。蔡某陈述称：之前自己是黄春玲班上的的学生家长，童慧英、黄致蓉也是黄春玲班上的学生家长。黄致蓉是做高利贷的，童慧英也认识黄致蓉。其与童慧英的情况一致，出于对黄春玲老师的信任，均委托黄春玲代为投资至黄致蓉名下。自己也投资了20万元，这20万元包含赵某的投资款。投资的利息是黄致蓉转给黄春玲然后黄春玲再转给自己。黄致蓉出事后，黄春玲、童慧英和自己共同协商如何将投资款要回来，但是准备一起起诉黄致蓉，但考虑就算胜诉也拿不回钱，最后就算了。 第六组证据：证人赵某的调查笔录及证言。证人赵某陈述称：其与黄春玲是朋友关系，同蔡某是生意伙伴。蔡某和黄致蓉均是黄春玲的学生家长。自己的钱是投资款，都是利用了黄春玲的银行通道，利用了黄致蓉对黄春玲的信用。蔡某说过，投资回报是每月3%。 第七组证据：证人杨某的调查笔录及证言。杨某陈述称：其与黄春玲是同事关系，童慧英是黄春玲班上的学生家长。黄春玲说黄致蓉在做投资，并且她班上好几个家长都在做投资。黄春玲说过投资回报是3%。自己投资1万元是通过自己丈夫的账户转给黄春玲，然后让黄春玲将钱转给黄致蓉。自己投资分得了利息。如果黄致蓉有偿还能力自己就找黄致蓉，但黄致蓉无法出狱那么投资失败就由自己承担。 童慧英质证称，第一组证据不是新证据，一审中黄春玲应当提供，但并未提供的，因此不能作为二审新证据来认定事实依据。也不能达到黄春玲的证明目的，黄春玲是证明黄春玲工资较低，因此不能支付高额借款利率，因此就不可能向童慧英借款，该逻辑不能成立。借款与收入高低无任何关系，因此不能黄春玲的证明目的。从证据1中记载的内容来看，有很多大额款项收支记录，从工资卡流水可以看出，黄春玲除工资还有其他大额款项收支，大概有十几笔左右，大的金额有3万元，证明黄春玲除自己工资收入外还有其他的副业。黄春玲的收入较低不表明黄春玲家庭收入较低或是家庭不需要资金。 第二组证据，黄春玲的两份房屋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也不是新证据，该证据在一审中已存在，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在二审提供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与本案争议无关。该证据充分证明黄春玲的证明目的与证据1相互矛盾，证据1证明收入低，而证据2表明黄春玲有两套房屋，较为富有，童慧英认为不能达到的黄春玲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第三组不是新证据，因此不能作为二审定案依据。该证据也不能达到黄春玲的证明目的，该证据前两页在一审中已有，黄春玲已向法院提供过蔡某的转账依据，因此在二审中不应当重复提交，该证据后面的几张清单童慧英认为恰好说明黄春玲有大额进出往来款项，金额最大还有16万余元、15万余元，并且进出频繁，时间是2014年9月、10月，从这几个月清单来看黄春玲有大额出入，证明黄春玲并不是仅在上班，除上班之外黄春玲还在投资理财，该证据不能达到黄春玲的证明目的。 第5至7组证据，蔡某的证言在一审有记录，二审中黄春玲又将蔡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属于重复，并且不是新证据。赵某、杨某没有申请出庭，是黄春玲自己放弃了举证权利，而在二审中又申请出庭作证那么就不属于新证据，因此童慧英认为法庭不能许可证人出庭。调查笔录中仅有黄春玲代理人询问，与本案有厉害关系，带有倾向性观点，因此笔录从形式上来讲不符合要求。按照法律规定证人必须当庭出庭作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他们不是新证据因此不应当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关于杨某的证人证言提到由黄春玲代杨某向黄致蓉转交投资款，也就是出借款，因此通过黄春玲账户与黄致蓉建立了债权债务关系，杨某通过黄春玲与黄致蓉建立了债权债务关系，那么就证明黄致蓉可能或是给杨某出具了债权凭证，那么杨某仅借黄春玲账户可以理解，但不能推断童慧英与黄致蓉直接建立了债权债务关系。黄致蓉在本案中已被列入第三人，并且黄致蓉陈述与童慧英不熟，因此黄致蓉与童慧英不存在借条、投资关系，借款关系是童慧英与黄春玲建立的。同时可以看出不论是黄春玲还是本案证人，他们就将借款理解为投资，借款与投资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因此这三份调查笔录不是新证据，从内容来看也无法证明黄春玲与童慧英之间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委托投资关系，本案无任何书面委托投资关系。 本院对上诉人黄春玲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评判如下：第一组至第三组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黄春玲之证明目的且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四组至第七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并与证实款项性质的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童慧英与上诉人黄春玲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院评述如下： 上诉人童慧英主张其于2013年8月3日向上诉人黄春玲转款20万元系借款，上诉人黄春玲认为上述转款系黄春玲的委托对外投资款，并非借款，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首先，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于借贷关系及借贷内容等事实，出借人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童慧英在本案中仅提供转账凭证用以证明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之证据，然黄春玲为证明案涉借款的性质除一审所举证据之外，在二审中亦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黄春玲已举出证人蔡某、赵某、杨某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其与童慧英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上诉人黄春玲所提供的证据足以动摇对于上案涉转款系借款性质的认定，童慧英应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举证，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童慧英仅凭转账凭证主张借贷关系成立。但案涉转款发生于2013年8月，转款金额高达20万元，自童慧英主张的借款发生时间至其起诉时间长达将近六年，童慧英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过权利，以上情形显然不符合常理。请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童慧英与黄春玲就案涉转款达成了借贷合意，童慧英与黄春玲之间的借贷关系未成立，黄春玲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黄春玲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童慧英的上诉请求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对于转款性质认定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414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童慧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670元，由童慧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元，由童慧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晓川 审判员  傅 敏 审判员  龙小丽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尹贻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