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26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以山，男，1967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县************，公民身份号码为512************353。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群，广东铁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大扬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128057。法定代表人：谢憬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咏诗，广东宇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晓蕾，广东宇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韩以山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大扬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扬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20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驳回韩以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5元，由韩以山负担。韩以山已申请免交，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20965号民事判决。韩以山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韩以山的诉讼请求，即1.确认大扬公司已解除与韩以山的劳动合同；2.大扬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28600元；3.大扬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424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7700元；4.大扬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给韩以山。事实与理由：（一）韩以山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二）韩以山当时返家具有紧迫性，因家中老人存在矛盾，岳父于2019年3月26号发生交通事故，更急需韩以山夫妻回家照顾，因此韩以山当时的真实意思是希望大扬公司可以尽快批假。但大扬公司是在4月28号才通过罗昭玉告知韩以山5月8号离职，但大扬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3月25号已作出终止合同的决定。（三）大扬公司当天并未批准，而韩以山也是在2019年4月中旬才从同事处得知5月8号要离厂。韩以山在大扬公司未批假，岳父已有人照顾，事故后续也基本处理好的情况下，向大扬公司申请继续上班，大扬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四）大扬公司纯粹是以此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借口，免于对工作了三十一年的韩以山进出补偿。（五）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划分不当，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大扬公司在2019年3月25号即作出5月8号离职的决定，未考虑到该期间长达三个月，也未考虑到韩以山返家的紧迫性，更未对大扬公司将韩以山拖到5月8号才离职的正当性、合理性作出评析，甚至对该问题回避。另外，韩以山于2019年4月15日提交留职申请，明确告知大扬公司，因为没有批假，韩以山继续留下上班，但大扬公司拒绝承认该事实，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并未对此进行判断分析。（六）一审法院以《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驳回韩以山的工伤待遇请求。但一方面，韩以山受伤时并不存在《工伤保险条例》，另一方面，当时是厂方护送治疗，医疗费用也是厂方支付，相应材料也是厂方领取保管，病历资料的提交责任不能完全由韩以山承担。且证人证明韩以山是在同杨厂上班时受伤及当时情况，大扬公司无任何反驳证据，法院不应轻易否定因工受伤的事实。（七）大扬公司提交的离职书意见，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所有批准的人员当天均在上班。而从韩以山提交的请假条来看，大扬公司有三个工作人员签名，且签名日期并不相同。（八）5月8号当天并未办理交接手续，但是在辞职书最底层一栏，有三四人签署办理了交接手续，与本案事实明显不符。大扬公司答辩称：（一）大扬公司无需支付韩以山支付赔偿金。1.韩以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是大扬公司的老员工，具有相应判断能力，其自愿填写《离职申请书》，大扬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2.韩以山在大扬公司工作多年，并非第一次请假回家，员工申请假期都是填写《请假单》，不存在填写《离职申请书》的情况，韩以山的陈述明显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3.大扬公司从未收到韩以山主张的“申请继续上班”的资料或韩以山曾口头告知大扬公司需要继续上班的想法。退而言之，即便韩以山曾表示申请继续上班，但基于韩以山之前填写的《离职申请书》，已经构成单方通知大扬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该通知系解除权，韩以山单方作出意思表示即发生法律效力，且该通知已到达大扬公司处。因此，即便韩以山反悔，但撤销解除权也应经过大扬公司同意才可撤回。本案事实上，大扬公司没有收到韩以山提出继续上班的书面或口头申请，大扬公司是依据韩以山签署的《离职申请书》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二）大扬公司无需向韩以山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大扬公司在1993年1月5日成立，韩以山在1994年入职。韩以山主张其在1992年受伤，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何处因何事受伤，也无法证明在受伤后，当时的用人单位是否曾向其支付任何工伤待遇，更无法证明该受伤与大扬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性，韩以山现要求大扬公司承担工伤待遇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且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在1994年7月5号首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提出，2003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该条例从2004年1月1日开始施行。即便依据《工伤保险条例》，韩以山主张在1992年遭受工伤事故，应依据该条例的相关规定，去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及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然而截止至本案二审程序，韩以山尚未提供任何有关认定或评定的文件，无法证明其遭受的事故是否属于工伤范畴及伤残程度等级，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韩以山认为在受伤时未有《工伤保险条例》，不能依据法律规定申请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那么韩以山是依据何种规定认为其在1992年遭受的事故属于工伤并应享受工伤待遇。大扬公司认为，若韩以山认为受伤属于工伤范畴，则本案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全部规定，不能说工伤待遇方面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方面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即便假定韩以山在1992年遭受的事故是工伤事故，但当年并未设立工伤待遇制度，对于员工因工受伤待遇应适用1951年制定，195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应享受的待遇也与现行法律不同，因此即使1992年发生了工伤事故，韩以山也不能享受工伤待遇。另补充：在韩以山离职当日，大扬公司的主管人员在当日已经进行相应审批并标注时间，不存在离职申请单未经审批的情况。韩以山离职的意思表示已经当天送达大扬公司，大扬公司确认该离职申请。韩以山多次陈述请假比较紧迫，但从未向公司了解请假批准情况，足以证明韩以山存在隐瞒、虚构事实的情况。在离职申请书中，相关人员只是交接人签名，并非表明双方已办理交接。二审期间，韩以山提交《投诉书》一份，拟证明大扬公司并未对韩以山进行离职体检，韩以山向东莞市**镇劳动分局投诉后，才得以到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体检，可证明大扬公司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大扬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但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确认，并主张该《投诉书》系韩以山的单方陈述，未经过大扬公司确认，即使后续韩以山到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检查，也与本案事实无关，无法证明大扬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过法庭调查与阅卷，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韩以山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大扬公司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本案中，韩以山主张其填写《离职申请书》仅是为申请假期，应大扬公司的要求而填写，本意并非离职。但韩以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明确知晓在离职原因处书写“因个人有事，需辞工回家”中辞工与请假具有明显区别，而且其在大扬公司工作多年，结合其此前曾向大扬公司提交请假单进行请假的事实，韩以山对大扬公司的请假流程应当十分清楚。韩以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填写《离职申请表》时存在被欺诈、胁迫等情形，该《离职申请表》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韩以山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韩以山作为劳动者，可以提前三十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大扬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韩以山于2019年3月25日向大扬公司申请离职，大扬公司收到申请后同日完成审批流程，至于离职日期注明为2019年5月8日，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故可以认定是韩以山提出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韩以山以大扬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要求赔偿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韩以山请求的伤残待遇，由于韩以山未能提交任何工伤认定的证据，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韩以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韩以山已预交），由韩以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婧儿审判员  何玉煦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