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25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振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安徽振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芙蓉路以南、翡翠路西翠微苑二期8幢40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69017629B。 法定代表人：陈文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俊勇，安徽安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慧倩，安徽安天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工业园北京路201号1幢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711320525。 法定代表人：邓尚武，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爽，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晓燕，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文武，男,196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飞，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鹏，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振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昌公司）、葛文武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6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振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振达公司一审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租赁合同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一）两被上诉人系案涉贾大郢复建点1＃、2＃、5＃、6＃、8＃、9＃、11＃、12＃楼槽钢租赁的实际承租人。1、2011年10月8日的《财产租赁合同书》合法有效，且两被上诉人系租赁合同的承租人，该合同对租赁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租赁合同实际是《劳务分包合同》的延伸，该劳务分包合同第34条第3款补充条款明确了“槽钢铺板、大头楔电焊、槽钢木盒、钢丝绳及卡扣、钻等均由甲方负责”。实际施工中，甲方无法提供相应的16＃槽钢等材料，遂从上诉人处另行租赁使用。签订案涉租赁合同的葛文武是项目施工和材料管理负责人，其是接受项目经理李某的指令代为签订书面合同，东昌公司系租赁合同的当事人。2、租赁物实际用于案涉项目工程，租赁物的实际使用、受益系两被上诉人。上诉人提供的《租赁部发货单》中有合同指定收货人刘朝甫、夏光胜、葛文武等人签收，并确认租赁物送到案涉施工现场实际使用。振达公司提供的部分《收（还）货单》中也有刘朝甫等人的签字，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实际使用租赁物后归还部分租赁物的事实。3、从租金核对、结算、款项支付来看，两被上诉人是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方。上诉人提供的《租金结算表》、《材料租金及赔偿结算单》中有合同签订人葛文武的签字，同时部分结算原始单据中有东昌公司工程项目经理李某的签字确认。基于李某是项目经理身份，负责整个项目工程，李某与上诉人之间有关案涉工程的结算行为应视为代东昌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因此形成的债权债务应由东昌公司承担。（二）一审法院以与本案无关的判决书认定李某系实际施工人，否认两被上诉人的承租人身份，显属事实错误。1、李某系案涉工程项目经理，其代表东昌公司行使的与工程有关的行为均是履行职务行为，其代表东昌公司与上诉人建立租赁合同关系，相应债权债务应由东昌公司承担。2、劳务分包合同中李某作为东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同时作为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与振达公司对接所有的与脚手架搭设的工作包括代表东昌公司结算工程款，振达公司有理由相信李某有权代表东昌公司进行脚手架租赁等配套工作的结算，李某的代为结算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相关债权债务应由东昌公司承担。3、李某一审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其是代表东昌公司进行脚手架搭设、拆除以及租赁配套物品的对账结算，并且东昌公司对其结算行为认可，且已经支付了部分租赁款。4、虽另案判决书认定李某的实际施工人身份，但本案证据和庭审均反映被上诉人认可李某是工程项目经理、负责人的身份，另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三）上诉人主张的诉请依法应予以支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存在重大错误，判定证据不足，直接引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驳回振达公司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东昌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振达公司与东昌公司没有租赁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双方没有财产租赁合同关系。双方未签订合同，振达公司从未向东昌公司送过槽钢，东昌公司也从未向振达公司支付租金。2、财产租赁合同书是振达公司与葛文武于2011年10月8日签订的，振达公司租赁部发货单也是葛文武指定的人签收，葛文武退货单（证据材料显示是上诉人租赁部收货单）也是葛文武指定人与上诉人交接。槽钢租金结算表也是振达公司与葛文武结算。3、2011年11月8日，振达公司与东昌公司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在这份合同开头工程承包人写的是东昌公司，在最后工程承包人处加盖了东昌公司合同专用章，属于包工包料，案涉工程项目已结算，工程款也已实际支付完毕。以上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振达公司与东昌公司没有租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二、振达公司上诉的理由是把两个合同关系（即租赁合同及劳务分包合同）搅和一起，故意混淆李某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振达公司认为《租赁合同》是《劳务分包合同》延伸的观点显然错误。1、振达公司先与葛文武个人签订租赁合同，后与东昌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两个合同完全是各自独立合同。2、振达公司与东昌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李某作为东昌公司的代理人，东昌公司也是认可的，但李某无权代表东昌公司去做除劳务分包合同以外的事。退一步说，如葛文武认为是接受李某的委托而签订合同，那也是李某个人行为，与东昌公司无关。3、在一审审理时，振达公司无证据证明葛文武的行为是受东昌公司委托。况且，如果租赁合同与东昌公司有关，东昌公司为何不在《劳务分包合同》签订时一并写在里面。因此，作为劳务分包合同的代理人李某不能代理案涉工程分包合同之外的事。对租赁合同的履行，李某无法代表东昌公司。三、振达公司认为租赁物实际使用、受益人均是东昌公司与葛文武，东昌公司并不认可。因签订租赁合同及租赁物用在何处，均与东昌公司无关，就算是用在东昌公司所承建的工地上，也不能说葛文武可以代表东昌公司。四、在租金核对、结算、款项支付的问题上，东昌公司未与振达公司结算租金，也未授权李某进行结算，更未授权葛文武结算。东昌公司也未向振达公司支付租金。如有李某签字也只能代表其本人而非东昌公司。不能简单认为，李某是劳务分包合同的代理人，就可以代表东昌公司在与《劳务分包合同》无关的《租赁合同书》的结算上签字。五、退一步说，关于振达公司的诉请金额有误。1、《财产租赁合同书》中约定租赁的品种是16＃槽钢，但振达公司发货单上还有10＃槽钢，证人李某出庭认为10＃槽钢是含在《劳务分包合同》中，不应在租赁合同中。2、《财产租赁合同书》中约定只能由刘朝甫签收发货单、收货单等，但振达公司提供的发货单、收货单及结算等，均有他人签收，有的甚至还有没有人签字的。3、东昌公司支付的是《劳务分包合同》中工程款2443859元而非租金，且振达公司与东昌公司劳务分包合同工程款已经履行完毕。振达公司也未有证据证实东昌公司给付租金296672元。4、振达公司涉案的钢管租金从2011年10月起，租期八个月，至葛文武最后一次结算2012年11月28日止，与李某的结算时间是2014年12月31日止，适用当时租金诉讼时效是一年的时间，而振达公司第一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是2017年1月3日，本案实际上早已超过诉讼时效。5、振达公司涉案的钢管租金从2011年10月起至今已有八多年，振达公司要求的租金一直计算至实际归还止，振达公司在这么长时间，多次起诉，多次撤诉，致使损失无限扩大，扩大的损失无权要求任何人承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振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财产租赁合同与东昌公司有关，东昌公司也未委托李某代表东昌公司进行租金结算，事实清楚。请求驳回振达公司的诉请。 葛文武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振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其他意见同一审。 振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东昌公司、葛文武返还10#槽钢255.8米、16#槽钢555.9米；2.东昌公司、葛文武支付租赁费790516元(租赁费暂计至2019年9月17日,此后10#槽钢按日0.05元/米、16#槽钢按日0.2元/米计至实际归还之日止)；3.东昌公司、葛文武按所欠租金总额的30%支付违约金237154元；4.东昌公司、葛文武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11月8日，东昌公司（工程承包人）与振达公司（劳务分包人）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贾大郢复建点1＃、2＃、5＃、6＃、8＃、9＃、11＃、12＃楼，分包范围为外脚手架搭设、拆除、包人工、安全网、竹笆、小槽钢，提供分包劳务内容为外脚手架搭设、拆除、现场所有防护棚搭设（楼层内临边防护除外）、架体外围刷油漆；开始工作日期2011年10月8日，结束工作日期2012年6月7日；本工程的劳务报酬均为一次包死，不再调整；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单价为每平方米24元；二次搭设脚手架时，1-7层按照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15元。李某在该合同委托代理人处签名。2012年4月至2015年2月期间，东昌公司累计向振达公司支付外脚手架工程款2443859元。 2011年10月8日，振达公司与葛文武签订一份《租赁合同书》，约定，出租单位为振达公司（甲方），承租单位为贾大郢复建点（乙方）；租用日期2011年10月18日，品种为16＃槽钢，服务费2元，日租金0.2元，具体规格、数量以实际发生进行结算，以乙方签收的发货单为准；服务费是在合同租用期内一次性收取的费用，服务费与每月租赁费结算同步进行，实际发生天数是租赁物租出日期与送回日期乙方租出的天数；租赁费按月结算，至租赁物还清之日终止，交纳租金的期限为乙方接到甲方结算清单后十日内付款；甲方每月月底开具租赁费结算清单交由乙方，乙方接到结算清单一周内签字认可，逾期视为默认；租赁期共8个月，自2011年10月18日将租赁物陆续交付乙方使用至2012年6月19日收回；租赁物使用地点为贾大郢复建楼；乙方授权委托刘朝甫等与甲方签订合同条款和签字的发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均可全权代表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的欠款违约和所有经济往来等均由乙方承担；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偿还租金等款项，则视乙方违约，乙方必须向甲方偿付每月欠款金额15%的违约金，直至结清欠款之日止，如发现连续两个月不付租金，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回全部租赁物，并承担相应租金30%的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振达公司先后向贾大郢复建点提供16＃槽钢、10＃槽钢，经李某与振达公司结算，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16＃槽钢产生租金905242元，10＃槽钢尚欠租金13608元，尚欠16＃槽钢559.9米，尚欠10＃槽钢255.8米。振达公司陈述东昌公司已支付租金296672元。 证人李某陈述，其系案涉工程项目负责人；葛文武系其雇佣在案涉项目部的材料员，受其指派代表其与振达公司签订了案涉租赁合同；其系代表案涉工程项目，案涉工程项目系东昌公司承建，相关租赁费用的结算由东昌公司支付；16＃槽钢租赁不包含在《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劳务结算款为2037328元；振达公司提供的由李某签字的结算单均系其本人所签。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的（2015）包民一初字第04194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4日作出的（2017）皖01民终17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2年1月11日，东昌公司与李某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承包协议，约定东昌公司将合肥市包河区淝河镇贾大郢1＃、2＃、5＃、6＃、8＃、9＃、11＃、12＃楼恢复楼工程由李某包工包料施工，自负盈亏，李某除上交工程管理费及税金外，其他一切费用均由李某自行承担；东昌公司与李某之间的工程款已结算并支付完毕。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8日作出的（2017）皖01民终598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东昌公司将合肥市包河区淝河镇贾大郢1＃、2＃、5＃、6＃、8＃、9＃、11＃、12＃楼恢复楼工程由李某包工包料施工，自负盈亏，李某除上交工程管理费及税金外，其他一切费用均由李某自行承担。 2017年1月9日，振达公司以东昌公司、李某为被告向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东昌公司、李某支付工程欠款、材料租金、返还钢管等。该案在诉讼中，振达公司变更了诉讼请求，撤回对本案涉及的材料租金、返还钢管的起诉。2018年12月25日，振达公司以东昌公司为被告向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东昌公司返还10＃槽钢、16＃槽钢，并支付租赁费。后振达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向该院提出撤诉，该院予以准许。此后，振达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再次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振达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葛文武与其签订的合同系受东昌公司委托，或存在表见代理行为，葛文武的行为也不属于代东昌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故东昌公司非案涉租赁合同的当事人，振达公司要求东昌公司支付租赁费并返还租赁物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因振达公司主张东昌公司系案涉合同主体，且证人李某也陈述葛文武系受其指派代其与振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葛文武显然不是案涉合同的当事人，故振达公司以葛文武系合同签订人及结算人为由要求其支付租赁费并返还租赁物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振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15元减半收取为8758元，由振达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振达公司提交其于2011年10月8日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书》，并于一审中主张东昌公司是案涉合同主体，根据上述合同的约定，“承租单位为贾大郢复建点”，东昌公司并未在合同的承租单位处盖章确认，仅有葛文武在乙方（承租单位）的代表处签字。故本案审查的重点在于案涉租赁合同关系的承租人能否认定为东昌公司。根据已查明事实，李某于2012年1月11日与东昌公司就案涉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承包协议，约定案涉工程由李某包工包料施工，李某于一审作为证人亦陈述葛文武是其雇佣在案涉项目的材料员。故在案涉租赁合同签订之时，没有客观表象足以让振达公司有理由相信葛文武能代表东昌公司签订合同。另，案涉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1年10月8日，签订时间早于东昌公司与振达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的时间，也早于东昌公司与李某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协议的时间，振达公司在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时主观上也不构成善意无过失的合同签订方。由此分析，本案并不适用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葛文武签订合同的行为并不产生东昌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此外，振达公司于本案提交的发货单等证据仅能说明案涉租赁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并不能充分证明合同的相对方是东昌公司，东昌公司并未与振达公司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并进行债务结算，葛文武、李某在相关结算单据上的签字行为东昌公司未予确认。综上分析，振达公司认为东昌公司为合同相对方并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无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因振达公司主张东昌公司为案涉合同主体，证人李某陈述葛文武系受其指派代其与振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葛文武的签字仅是受托完成的行为，其不是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振达公司主张葛文武承担合同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振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49元，由上诉人安徽振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亚娟 审判员  古开利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吴 喻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