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12573号原告：陈桂芳（系被告陈容良妻子），女，195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鹏建，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陈容良（系原告陈桂芳丈夫，系被告陈容宣哥哥），男，1952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告：陈容宣（系被告陈容良弟弟），男，1955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锦林，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金火，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陈桂芳与被告陈容良、陈容宣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桂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潘鹏建，被告陈容良，被告陈容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锦林、殷金火到庭参加诉讼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桂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陈容良与被告陈容宣于2001年2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涉案房屋价值15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陈容良是夫妻关系。1992年在广汕公路边（即康宁医院对面）各取得一块宅基地，每块土地面积60平方米，并各自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陈容良：萝增集建字1200202-1；陈桂芳：萝增集建字1200202-2）。实际建房占地面积共约130平方米，建筑面积共约146平方米的。因亲兄弟关系，在无生计的陈容宣请求下，碍于情面的被告陈容良借房屋给陈容宣使用。后来被告陈容宣提出在诉争房屋上面加层，原告、被告陈容良一直反对，后被告陈容宣就提出购买诉争房屋的想法，对此原告、被告陈容良更加反对。因此兄弟双方产生了很大矛盾，没有往来交流。后来被告陈容良告诉原告为了顾及兄弟情面和不为外人笑话，他只好同意被告陈容宣加层诉争房屋。2019年9月份才知道政府要征收诉争房屋，原告追被告陈容良去解决、办理征收补偿事宜，被告陈容良了解回来后才不得不说出了已将诉争宅基地及房屋转让被告陈容宣的事实。原来被告陈容良与被告陈容宣私下于2001年2月15日签订《协议书》，把原告名下的宅基地及房屋和被告陈容良名下的宅基地及房屋一并转让给被告陈容宣。被告陈容良在《协议书》上冒签了原告的名字、指印。原告认为被告陈容良、被告陈容宣侵害自己的合法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理由如下:一、《协议书》约定经公证生效，但至今未经公证，故该协议书尚未生效。二、在广汕公路边（即康宁医院对面）的诉争房屋及宅基地（含原告名下的宅基地及房屋和被告陈容良名下的宅基地及房屋，下同）是原告与被告陈容良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陈容良在《协议书》上冒签原告姓名，是无效的行为。同时被告陈容良和陈容宣明知原告不同意转让宅基地和转让房屋和明知被告陈容良假冒原告签名，原告认为被告双方是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协议书》也因此是无效的。综上，被告陈容良未经原告同意，假冒签名，与兄弟陈容宣串通买卖处分宅基地和房屋的行为是无效的，故即使协议书不经公证也可以生效，该协议书也因违反法律而无效。三、被告陈容良与被告陈容宣签订《协议书》假如有效，也未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过户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规定，被告陈容宣一直处于借用宅基地、房屋状态，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仍然归原告与被告陈容良所有。四、被告陈容良与被告陈容宣签订《协议书》转让房屋的行为，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故依法应当得到所在合作社、村委和镇人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否则转让宅基地和宅基地上房屋的行为无效。总之《协议书》因未生效或无效，原告的诉求合法有据，根据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依法作出公证判决，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补充：被告陈容宣于2004年左右至2008年在增城区镇龙镇镇龙村委会任村委会一职，陈容宣提交证据里面有增城市中新镇镇龙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增城市镇龙镇镇龙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以及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镇龙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均是陈容宣私自加盖的，上述三枚公章原告不清楚是否由陈容宣负责保管，但是拿到被告陈容宣提交的证据材料后，原告到镇龙村民委员会了解情况后，该村委会的村委会书记（不知道其姓名）对上述加盖印章的事情并不知情，但该书记并没有明确表述加盖在被告陈容宣提交的证据上的上述的三枚印章是被告陈容宣本人加盖，只是说村里没有加盖过该印章，被告陈容宣在村委会任职，所以原告认为村里既然不承认有加盖印章，原告怀疑印章是被告陈容宣擅自加盖，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被告陈容宣加盖印章的事实。上述三枚印章其实是同一村委会，名称做了三次变更而已。被告陈容良辩称，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2001年2月15日签订涉案协议书的时候只有陈容良以及陈容宣在场，陈桂芳并不在场，也没有其他人在场，签订地址为陈容宣家里。签署协议书上甲方一栏“陈桂芳”三字以及加盖手印的人均为陈容良本人，陈桂芳不晓得此事，签完协议书以后，回到家也没有与陈桂芳说此事，签协议书时该农村宅基地上面已经有一座一层钢筋结构的平房（该平房是陈容良和陈桂芳夫妻于1993年底共同出资155000元所建，陈容良和陈桂芳夫妻在1971年农历8月18日结婚，但是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大约在1975年左右在增城县中新公社登记结婚，搬房子的时候结婚证遗失，2014年在增城市民政局补办结婚证）该房子建好以后，陈容良并没有使用，原因是建房子的时候陈容良与陈桂芳夫妻不在镇龙工作，该房子放置2年没有居住，于1996年春节后大约2、3月份的时候将该房子让陈容宣经商，主要经营肥料、农药的销售生意，陈容良帮其办理化肥、农药销售代理点，办了属于政府农业站推广的代理点，没有营业执照，至于后来陈容宣有没有再领取营业执照，陈容良不知道，陈容宣在房子经营化肥生意一直到该房屋拆迁（2019年9月中旬），该房子由陈容宣交给拆迁部门，其与拆迁部门签完拆迁协议，2019年9月26日陈容良才知道房屋拆迁征收的情况，陈容良去到房屋现场，房屋并无拆迁，当时没有见到陈容宣，只见到拆迁公司人员并告知，房屋产权人是陈容良而且房屋存在争议，让其暂时不拆迁，拆迁公司人员口头答复暂时不拆迁，让陈容良与陈容宣协商好之后再拆迁。陈容良与陈容宣以及陈桂芳在2001年2月15日签协议之前，两家人已经有矛盾了，主要矛盾在于陈桂芳与陈容良于1996年租该房屋给陈容宣的时候，陈容宣第一年年租金为2500元，第二年年租金为3000元，第二年开始的年租金为3000元。当时租该房子给陈容宣的时候，陈桂芳以及陈容良都是同意，2001年陈容宣想在该房子上面加盖一层，当时陈桂芳以及陈容良不同意，认为该房子是自己的，不可能让陈容宣加盖。后来陈容宣吵的厉害，于2000年底，陈桂芳以及陈容良均同意陈容宣在该一层平房上面加盖，陈容宣自行出资于2001年7、8月份先加建一层，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容宣没有问过陈桂芳以及陈容良夫妻，自己陆陆续续又加盖2层半，所以该房屋在拆迁之前总共有4层半的高度，陈桂芳以及陈容良夫妻很少回村里面，该房屋一层在陈桂芳以及陈容良夫妻建设的时候有办理报建手续，办理部门为增城市国土局，后面的3层半陈桂芳以及陈容良夫妻都没有办理报建手续，谁办理不清楚，有没有办也不清楚。关于该协议书的签订，双方兄弟之间当时争该房子吵得很厉害，当时两人的母亲何兰要求陈容良让一下陈容宣，把该房子卖给陈容宣，要求陈容宣把陈容良建房子的钱155000元给回陈容良，当时陈容良就同意了，所以陈容良与陈容宣就签订该协议书。签完以后，当日陈容宣就将155000元以现金方式给了陈容良，陈容良拿到该155000元不敢将该房子已经卖给陈容宣的事情告知陈桂芳，并且陈容良把该155000元拿去炒股，陈容良也没有告知陈桂芳。因为陈桂芳与陈容良一直住在增城，该房子在镇龙，平时陈桂芳以及陈容良夫妻很少回去，在2001年吵了以后，双方没有来往，2019年9月份，是陈容良的朋友告知该房子已经拆迁，陈容良才知道，但是陈容良没有找陈容宣，而是直接找拆迁办，拆迁办约陈容宣出来协商，但是陈容宣不出来，拆迁办告知拆迁协议由陈容宣签订，2019年10月3日该房子拆除的时候，陈桂芳以及陈容良均无在场，2019年10月9日，陈桂芳以及陈容良去到房屋现场，发现房屋已拆，立即报警。警察没有答复，陈桂芳以及陈容良于2019年10月9日去到黄埔区新龙镇人民政府信访办上访，信访办于2019年11月12日书面答复建议与陈容宣友好协商，协商不成走法律途径解决，确认陈容良至今没有拿到征地补偿款。涉案房屋的土地所有权人是镇龙村农村集体宅基地。1993年，陈桂芳以及陈容良分别拿到两份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地址是相邻的，面积分别为60平方米，在2001年签订协议的时候把这两份使用证都给陈容宣。之后陈容宣没有办理变更使用证的手续，陈桂芳与陈容良名下除了这两个宅基地以外没有其他宅基地使用权。当时陈容良是自愿将涉案房屋卖给陈容宣，陈桂芳发现该事情以后有意见，所以陈容良于2019年9月份发现拆迁才把卖房屋的事情告知陈桂芳，陈桂芳不同意，所以提起本诉讼。在诉讼之前，陈容良没有找过陈容宣，因为陈容良认为政府人员找陈容宣协商，陈容宣也不理睬，所以陈容良就不找陈容宣协商了。被告陈容宣辩称，一、陈桂芳之起诉已超诉讼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其诉讼请求。案涉《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01年2月15日，根据当时适用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表明，陈桂芳之起诉应适用2年诉讼时效，即陈桂芳最迟应于2003年2月15日前提起本案诉讼，但陈桂芳却系于2019年11月26日才提起诉讼，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其诉讼请求。二、案涉房屋系陈桂芳陈桂芳、陈容良（本答辩状中“双方”指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一方与陈容宣一方）与陈容宣共同出资建设。后双方为避免后续纷争才相继签署《手写协议书》及《协议书》，确定由陈容宣补足相应的建设费用后案涉房屋归属其单独所有。《手写协议书》及《协议书》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案涉房屋是陈桂芳陈桂芳、陈容良夫妻二人与陈容宣共同出资建设，总费用共计19万元，因当时陈容宣经济相对较为困难，仅出资3万余元，剩余15万余元由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支付。房屋建成后，一直系由陈容宣一家居住，且因陈容宣建房出资比例相对较低，陈容宣亦一直有向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按2000元/年的标准交付租金作为补贴，直至2001年初双方签署《协议书》且陈容宣向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支付完毕房屋转让款后才停止支付。2001年，双方因家庭琐事矛盾日益突出，经其他亲属（陈容良及陈容宣姐夫黄爱球）提醒，为避免双方日后因案涉房屋产生更大的纷争，陈桂芳陈桂芳与陈容良一家向陈容宣提出由一方补足另一方的出资，双方明确案涉房屋归属一方所有的事宜。而因陈容宣家庭当时并无其他房屋居住，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亦一直居住于增城区，经双方协商确认，由陈容宣向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夫妻支付（“返还”）其购买宅基地及建设案涉房屋支出的费用计为15．5万元，案涉房屋归属陈容宣单独所有。同年1月26日（农历大年初三），虽然当时在外并无打印店营业，且家中并无印泥，但为尽快确认案涉房屋转让事宜，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持其儿子手写拟定的《协议书》（下称《手写协议书》），在姐姐陈某1、妹妹陈某2以及姐夫黄爱球的见证下与陈容宣进行签署。为了方便协议的签署，且由于双方所处的农村习惯由男方代替家人对外签字，陈桂芳主动要求陈容良为其完成相关协议的签署，其亦一直在旁看着陈容良与陈容宣完成《手写协议书》的签署，当时在场的姐夫黄爱球亦作为见证人在《手写协议书》中进行签字确认。2月15日（农历春节过后），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为完善与规范《手写协议书》的形式，至打印店将《协议书》打印后交由陈容宣签署，并由双方加盖手印确认。《协议书》系因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要求对《手写协议书》形式进行规范化而签署，二者所约定的合同主要内容及目的实质均为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同意将案涉房屋转让、出卖予陈容宣，陈容宣向其支付15．5万元的价款。而后，为履行《手写协议书》及《协议书》确定的合同义务，陈容宣积极借钱筹款，于2月21日筹齐15．5万元，取款后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将“购房款”支付予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夫妻二人。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二人收到款项后亦配合将案涉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应的权属证件全部交付予陈容宣。故案涉房屋原本实际系属于陈桂芳陈桂芳、陈容良与陈容宣共同所有，后双方为避免后续纷争才相继签署《手写协议书》及《协议书》确定由陈容宣补足房屋出资后由其单独所有。从案涉房屋转让的协商、协议签订、支付转让款以及交付产权证等整个转让过程陈桂芳均有参与，并不存在陈桂芳所诉称系陈容良与陈容宣串通损害其利益而私下签署的情形，该《手写协议书》及《协议书》均系陈桂芳陈桂芳、陈容良与陈容宣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三、陈容良代陈桂芳陈桂芳签署《手写协议书》及《协议书》的行为均属有权代理，《手写协议书》及《协议书》为陈桂芳真实意思表示，对陈桂芳有效。如前所述，在签署《手写协议书》之时陈桂芳陈桂芳一直在场，其系基于其与陈容良之间的夫妻关系，为了方便完成案涉房屋转让相关协议的签署而口头授权陈容良代理其签字，对此陈容良与陈容宣的姐姐陈某1及妹妹陈某2可证明，且当时亦有双方姐夫黄爱球作为见证人。陈桂芳陈桂芳对陈容良的委托代理权的授予行为生效，陈容良的代理权限为代陈桂芳陈桂芳完成案涉房屋相关转让协议的签署，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故陈容良代陈桂芳陈桂芳在《手写协议书》上的签署行为有效，属有权代理，陈桂芳陈桂芳应直接承担陈容良代其签署协议行为昕生法律效果。而因《协议书》中所约定的主要内容实质亦为案涉房屋的转让，仍属于陈桂芳陈桂芳授予陈容良的代理权限范围内，故陈容良代理陈桂芳陈桂芳在《协议书》中的签署行为亦对陈桂芳陈桂芳生效，其不得反悔主张无效。四、《协议书》并不存在陈桂芳所诉称须经公证生效的情形，且《协议书》已由村委会盖章证明，双方在《协议书》中所涉主要权利义务均已实际履行完毕，《协议书》已实质生效。《协议书》虽然约定“以上签约为了以后不得争议，要求由公证机关予以公证，确保法律效力”，但该约定实质应属于双方要求相关部门单位予以见证、证明的附随义务的约定，并不属于合同生效条件的约定，《协议书》并不存在陈桂芳所诉称须经公证生效的情形；而对于此类房屋转让协议的效力，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能生效，故本《协议书》应自双方签署时即2001年2月15日生效。而在本《协议书》签署后，双方亦已将签署的《协议书》提交给当时的增城市中新镇镇龙村民委员会盖章证明以上事实的存在，双方已完成将《协议书》提交给有公信力的“公证机关”——村委会予以公证的附随义务。且陈容宣亦已于2月21日履行向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支付建房款15．5万元的合同义务，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随后亦已履行向陈容宣交付案涉房屋的权属证明文件的合同义务，双方在《协议书》中所涉主要权利义务均已实际履行完毕，《协议书》并不存在陈桂芳所诉称的因未经公证而尚未生效的情形。五、根据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不动产物权转让是否登记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案涉房屋未办理变更登记不影响《协议书》的效力认定，且案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未办理变更登记亦非陈容宣原因导致。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故案涉房屋是否已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并不影响本《协议书》效力的认定，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协议书》在原被告签署之日即已生效，陈桂芳以未办理过户登记为由诉请确认合同无效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此外，早在20¨01年6月，陈容宣在支付完毕房屋转让款并取得案涉房屋所有产权证后即已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应原增城市国土局要求，陈容宣填写《增城市镇、村居民用地申请、审批表》一份，申请将案涉房屋所占宅基地使用权变更于其名下，大塘面二经济合作社及镇龙村民委员会作出同意申请用地的意见，并加盖公章。但该申请后因其他因素未能办理成功，未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并非陈容宣自身原因，而案涉房屋已被征收且现已拆除，对该房屋所占宅基地的使用权权属及案涉房屋所有权权属的确认亦已无法进行变更登记。六、陈桂芳所诉称陈容良与陈容宣串通损害其利益，其系在2019年9月才知悉案涉房屋的转让事宜毫无依据，且极其不符合常理，陈桂芳陈桂芳不惜以其丈夫陈容良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系其二者为争夺属于陈容良的合法财产而歪曲事实，存在恶意诉讼之嫌。l.陈桂芳陈桂芳、陈容良与陈容宣双方家庭不存在成立借居关系的可能与基础。针对陈容宣一家一直居住于案涉房屋的事实，陈桂芳陈桂芳主张其认为其与陈容宣双方家庭系成立借居关系，但借居关系一般系存在于关系较好的家庭之间，由一方为暂无居住条件的另一方提供免费居住的场所。但在本案中，从主观方面上看，如陈桂芳陈桂芳在其起诉状中所言：“兄弟双方产生了很大矛盾，没有往来交流”，陈容宣与陈桂芳陈桂芳、陈容良两家之间的关系早在1999年时即已开始恶化，在签订《协议书》完成案涉房屋的转让后，双方家庭多年来几乎没有联系，无论是微信、QQ或者到家探望等网络或现实交流方式都几乎为零，双方并不存在借居关系的主观前提条件。而在客观方面，若仅是成立借居关系，陈桂芳更不可能在借居关系下让陈容宣一直持有案涉房屋所有的产权证件。陈桂芳诉称其对房屋转让事宜完全不知情，认为双方之间是借居关系明显不符合常理，其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陈容宣在购买取得案涉房屋后，停止向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支付租金，并陆续对案涉房屋进行加建，陈桂芳亦未对案涉房屋的权属提起过任何质疑。如前所述，陈容宣一家在案涉房屋建成后一直居住在此，并每年向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支付2000元的租金，在签署《协议书》购买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后才停止支付。而若确如陈桂芳所诉称，其对案涉房屋的转让并不知情，案涉房屋仍属于其与陈容良所有，其自2001年后却从未向陈容宣追索该部分租金，着实不符合常理。其次，陈容宣在购买取得案涉房屋后，陆续对案涉房屋进行加建，将其从购买之初建筑面积为146平方米的一层平房加建成征收拆除前建筑面积为691．10平方米的四层半楼房。而后，陈容宣亦将其与陈容良的母亲接至案涉房屋共同居住生活，在该期间，陈桂芳陈桂芳与陈容良亦曾在母亲生病之时前往探望过几次，即其二人亦明确知悉陈容宣对案涉房屋进行加建的事实。若陈桂芳确认为案涉房屋仍属于其与陈容良所有，作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其在明确知悉陈容良对案涉房屋进行加建的十几年问，却从未提出任何异议，陈桂芳的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3．镇龙村于2012年即已开始开展各项征收拆迁工作，陈桂芳从未对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提起过质疑。陈桂芳陈桂芳与陈容良一家虽已搬离出镇龙村居住，但因其二者在镇龙村还有房屋，每年亦会回来几次处理家中事宜或探访亲戚。而自2011年起，镇龙村的村委组织即已开始配合政府部门宣传征收项目，当时包括陈桂芳在内的镇龙村村民都已知道村里的大部分房屋即将被征收，亦清楚签署安置补偿协议需要提交房屋的产权证件，村民都开始对房屋被征收的事情做准备。为此，镇龙村村委亦于2011年再次对案涉房屋实际归属于陈容宣出具了相应的证明。2019年7月18日，知识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关于广汕公路（金坑一中新段）扩建工程被拆迁户陈容宣房屋权属及附属物情况”进行了公示，并明确：“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各村民认为本公示公布的情况与实际不相符或有错漏之处请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即若任何人对该公示所涉房屋的权属认定等有异议的，均可提出主张，但陈桂芳亦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若真如陈桂芳所诉称，其对两被告之间转让案涉房屋的事项并不知情，案涉房屋属于其与陈容良的夫妻共同财产，但从案涉房屋转让并经村委第一次出具证明至今已有18年之久，而即使是从镇龙村开始被征收，村委再次针对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属出具证明计算至今亦已有8年之久，陈桂芳却从未对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提出过主张或质疑，对案涉房屋所有的产权证件一直由陈容宣持有亦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在拆迁单位对案涉房屋权属进行公示期问亦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其该项主张明显与事实相违背，不符合常理。4．陈桂芳认为两被告恶意串通侵害其权益却又在其诉请中维护陈容良的权益，明显不符合常理。陈桂芳陈桂芳认为系陈容良与陈容宣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但陈容良与陈容宣并不存在串通损害陈桂芳利益的可能及基础，且其主张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不符合常理的情形。首先，如前所述，在陈桂芳亦已确认的陈容良与陈容宣兄弟关系早已恶化、没有往来的情形下，陈容良不可能还会与陈容宣串通以损害其妻子即陈桂芳陈桂芳的权益，陈桂芳陈桂芳提出系两被告恶意串通侵害其权益明显不符合常理。此外，若真如陈桂芳所主张，系两被告恶意串通转让案涉房屋，陈桂芳作为案涉房屋的共同所有人可以以陈容良无权处分其财产而主张该《协议书》所涉及的属于其所有的一半的房屋产权转让无效，但陈桂芳却在其诉请中连带陈容良已经转让的部分一起主张无效，意欲维护陈容良的权益，其诉请与主张明显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陈桂芳陈桂芳不惜以其丈夫陈容良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其丈夫陈容良与陈容宣恶意串通，系其二者为争夺属于陈容宣的合法财产而歪曲事实，存在通过恶意诉讼以侵害陈容宣合法财产权益之嫌。七、陈桂芳的起诉违反诚信原则，而即使贵院认定《协议书》存在形式上的瑕疵而无效，陈桂芳陈桂芳与陈容良、陈容宣所签署的《手写协议书》亦应为有效，《协议书》的无效实质并不影响案涉房屋的转让，陈桂芳陈桂芳、陈容良与陈容宣关于案涉房屋的转让与受让行为亦为有效。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陈桂芳陈桂芳在与其丈夫即陈容良签署协议将案涉房屋转让予陈容宣，并收取陈容宣的转让价款多年后，因见陈容宣在案涉房屋拆迁后可获得拆迂补偿款而心生悔意，利用《协议书》所存在的瑕疵，编造陈桂芳陈桂芳不知情的理由向法院主张合同无效，其二人的诉讼行为系对其承诺行为的否认，系对诚信原则的违反。此外，在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房屋转让实践中，存在大量同村村民之间转让受让房屋的情形，丈夫（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代理妻子乃至孩子签署房屋转让协议的情形占据绝大多数，甚至还有许多通过口头达成转让协议的情形，在本案中，若仅因《协议书》存在的部分小瑕疵而认定该《协议书》无效，将使得目前我国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类似的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影响财产流转关系的稳定性，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的交易安全及社会稳定。最后，即使贵院仍认定《协议书》存在形式上的瑕疵而无效，陈容宣实质是依照《手写协议书》及《协议书》受让案涉房屋，并履行支付房屋价款的合同义务，陈桂芳陈桂芳与陈容良、陈容宣所签署的《手写协议书》亦应为有效，虽然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未能依据《手写协议书》约定履行公证的合同义务，但亦不影响《手写协议书》的生效及双方主要权利义务的享有及履行，双方的主要合同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协议书》的无效实质并不影响案涉房屋的转让，陈桂芳陈桂芳、陈容良与陈容宣关于案涉房屋的转让与受让行为亦为有效，综上所述，陈桂芳陈桂芳在20¨01年时即已经了解、同意并参与案涉房屋的转让事宜，并授权其丈夫即陈容良代理其完成案涉房屋转让协议的签署，而后却因得知案涉房屋的拆迂补偿款高达600多万元而见财起意，本案系陈桂芳陈桂芳与陈容良协商并恶意串通提起的诉讼，是陈桂芳与陈容良企图通过歪曲事实以达到侵害陈容宣合法权益的恶意诉讼，陈桂芳的主张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且违反诚信原则，依法应驳回其所有诉讼请求。以上意见，望审判长根据事实及法律，严谨负责地考察，并予以采纳。补充如下：不同意陈桂芳所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基础，应当予以驳回，理由如下：1.涉案房屋是陈桂芳、陈容良以及陈容宣三方共同出资建设，后来为避免纠纷才相继签署手写协议书（2001年1月26日）及协议书（2001年2月15日），陈容宣认为手写协议书及协议书属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建设房屋费用总计19万元，陈桂芳以及陈容良夫妻出资15万余元，陈容宣出资3万余元。2001年因双方矛盾日益突出，经陈容良及陈容宣的姐夫黄爱球提醒，为避免双方（陈桂芳与陈容良为一方，陈容宣为另一方）日后因涉案房屋产生更大的纷争，陈桂芳及陈容良主动向陈容宣提出由陈容宣补偿对方房屋建设出资，那么陈容宣当时无其他房屋居住，因此双方同意陈容宣向对方支付房屋建设费155000元，涉案房屋归陈容宣单独所有，2001年1月26日（农历大年初三）虽然当时打印店未营业，且家中无印泥，但为了尽快确认涉案房屋转让事宜，陈桂芳及陈荣良持其儿子手写拟定的协议书，在陈容良的姐姐陈某1以及其妹妹陈某2，还有其姐夫黄爱球的见证下与陈容宣签署该协议书。由于双方所处的农村习惯，由男方代表对外签字，陈桂芳主动要求陈容良为其完成协议的签署，陈桂芳一直在旁看着陈容良与陈容宣完成协议的签署，当时在场的黄爱球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2001年2月15日，春节过后陈桂芳以及陈容良为了完善和规范协议书的形式到打印店将该协议书打印后交给陈容宣签署并且加盖手指印确认，而后陈容宣于2001年2月21日筹集155000元到银行取款后，以现金方式将该笔款项交给陈桂芳以及陈容良夫妻二人，陈桂芳收到该款项后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原件全部当场交给陈容宣。故涉案房屋原本属于双方共同所有，双方履行的合同应该是2001年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后来2001年2月15日的协议书只是对前一份协议书的一种形式上改变，内容并没有变化。那么从涉案房屋协商、协议签订、支付转让款及交付产权证整个过程陈桂芳均有参与。2.陈容良代陈桂芳签署两份协议书的行为均属有权代理，两份协议书为陈桂芳真实意思表示，对陈桂芳有效，根据民法总则第162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3.协议书不存在陈桂芳所述称需经公证生效的情形，而且协议书已经有村委会盖章证明，而且双方在协议书所涉的主要权利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协议书已实际生效。对房屋转让的效力，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能生效。4.根据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不动产物权转让是否登记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涉案房屋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不影响协议书的效力，依据是物权法第15条。况且2001年6月份，陈容宣也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详见陈容宣提交证据7），镇龙村民委员会及大塘面二经济合作社作出同意用地意见，并加盖公章，但该申请后，因其他因素未能办理成功。5.陈桂芳认为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并且在2019年9月才知道房屋转让事宜极其不符合常理，陈桂芳不惜以其丈夫作为共同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刚才陈容良当庭陈述房屋建好后，陈容宣是以租赁方式占有涉案房屋，陈容宣每年支付3000元租金，从1996年至2000年一直如此，在2001年1月份签署协议书取得房屋所有权后才停止支付，陈桂芳在2001年后从未向陈容宣追索租金，不符合常理。况且陈容宣陆续对房屋进行加建，两被告的母亲也在涉案房屋居住，陈桂芳与陈容良在其母亲生病时经常回家探望。镇龙村于2012年已经开展征收工作，陈桂芳从未对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提出过质疑，从陈容宣提交证据8-10可以看出，从2011年起，一直到实际拆迁前，相关部门在不断进行公示宣告，并且为指出任何人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均可提出异议。但长达8年时间，陈桂芳未提出任何异议，这方面的内容陈容宣可以从陈容良提交的信访回复中得到印证。另外，刚才陈容良讲到在协议书签署以前，陈容良与陈容宣关系已经恶化，在双方兄弟关系恶化的条件下，还互相串通损害陈容良的妻子即陈桂芳的权益，明显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即使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陈桂芳的权益，陈桂芳应主张属于其所有的50%的房屋产权转让无效，陈桂芳却连带陈容良转让部分一起主张无效，意欲维护陈桂芳以及陈容良夫妻的权益，其诉请与主张明显存在自相矛盾情形。6.陈桂芳的起诉违反诚信原则，民法总则第7条规定，陈容宣认为陈桂芳与陈容良的诉讼行为是对其承诺行为的否认，是对诚信原则的违反，在涉案地区存在大量的同村村民之间转让房屋的情形，丈夫作为一家之主代理妻子及孩子签署转让协议的情形占绝大多数，甚至还有许多口头达成达成转让协议情形，在本案中，若仅因2001年2月15日的协议书存在的小瑕疵而认定该协议书无效，将使得目前我国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影响财产流转关系的稳定性，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交易安全及社会稳定，况且会涉及诸多政府部门行为无效。陈容宣认为双方履行的协议书应该是最初的2001年1月26日签订的手写协议书，陈桂芳提出诉请的协议书即使认定无效也不影响手写协议书的有效性以及实际履行完毕的合法性。那么双方的争议在村里当时的村委会领导以及大部分的村民都知道协议书的履行，若有必要，恳请法官抽出时间进行实地走访。刚才陈桂芳代理人提出被告提交证据中的公章涉嫌私自加盖，陈容宣认为该猜测也仅仅是陈桂芳的猜测而已，众所周知，公章是有专人进行保管的，而且陈容良也提出陈容宣只是做一点小生意买化肥，并未在村委会任职，即使按照陈桂芳的说法，陈容宣在2004年至2008年在村委会任职，陈容宣提交证据时间均未在此时间段内无关联性。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陈桂芳、陈容良与陈容宣均确认涉案房屋地址为镇龙大道376号，并确认该房屋土地使用证分别登记在陈桂芳及陈容良名下，陈桂芳及陈容良用地面积均为60平方米，且两地块相邻，由陈桂芳及陈容良共同在上述共120平方米的土地上出资建了一层平房，平房上方加盖的三层半楼房是陈容宣加建。庭审时，陈桂芳、陈容良及陈容宣均确认涉案房屋已于2019年10月3日因拆迁的原因被拆除。陈容宣确认已收到拆迁补偿款6180000元。陈桂芳提交广州开发区城市建设及房地产档案馆于2019年9月27日出具的存档情况表载明：该馆存有以下档案：土地使用人为陈容良，证号为萝增集建字1200202-1号，地址为增城市镇龙镇镇龙村大塘西社，用地面积60平方米。陈桂芳提交广州开发区城市建设及房地产档案馆于2019年12月17日出具的存档情况表载明：该馆存有以下档案：土地使用人为陈计芳，证号为萝增集建字1200203-1号，地址为增城市镇龙镇镇龙村下境村，用地面积60平方米。陈容宣提交增城县国土局于1993年12月6日出具的增集建（1993）字第0125120020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陈计芳，地址：镇龙镇镇龙村，用地面积：60平方米，用途：住宅，四至：东至陈容良，南至广汕路预留30米，西至范观彦，北至水田。陈容宣提交增城县国土局于1993年12月6日出具的增集建（1993）字第0125120020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陈容良，地址：镇龙镇镇龙村，用地面积：60平方米，用途：住宅，四至：东至潭天柱，南至广汕路预留30米，西至陈计芳，北至水田。陈容宣提交广东省增城县城镇规划管理局于1993年12月20日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0165）》载明：建设单位：陈桂芳，建设项目名称：住宅，建设位置：增城县镇龙镇下境合作社，建设规模：混合两层（建筑面积126平方米）。陈容宣提交广东省增城县城镇规划管理局于1993年12月20日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0168）》载明：建设单位：陈容良，建设项目名称：住宅，建设位置：增城县镇龙门口田，建设规模：混合两层（建筑面积126平方米）。陈容宣主张其向陈桂芳及陈容良支付了15.5万元购房款后，陈桂芳及陈容良向其交付了上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件。陈容宣提交一份2001年1月26日签订的手写版本的《协议书》（以下简称“涉案协议书一”），该协议书有以下内容：现协议，甲方在广汕公路边的两间房屋共146平方米，转让给乙方，但条件为乙方欠甲方的15.5万元必须在甲方到公证处公证后，甲方交给乙方土地房屋证的那一刻交齐，但甲乙双方协定必须在2001年2月底前办好公证及付款，双方协定立此协议。该协议下方甲方一栏有“陈容良、陈桂方”字样的手写字体，乙方一栏有“陈容宣”字样的手写字体，公证人一栏有“黄爱球”字样的手写字体。庭审时，陈容良及陈容宣均确认该协议书下方甲方一栏“陈容良、陈桂方”字样的手写字体均为陈容良所签，该协议书下方乙方一栏“陈容宣”字样的手写字体为陈容宣所签。庭审时，陈桂芳质证认为：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因为陈桂芳没有在协议书上面签名，不符合法律规定。庭审时，陈容良质证认为：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确认，确实陈桂芳以及陈容良的名字均是陈容良所写，陈容宣的名字是陈容宣本人所写，黄爱球是陈容良与陈容宣的姐夫，签订协议书的时候黄爱球在场签名，签该协议书当天，陈容良与陈容宣的姐姐陈某1以及陈容良与陈容宣的妹妹陈某2也在场，只是陈桂芳不在场。陈容宣申请证人陈某1及陈某2到庭作证。证人陈某1陈述：其是陈容良与陈容宣的姐姐，出庭想证明，大约在20年前的农历年初三中午，具体哪一年不记得了，当天陈容良与陈桂芳夫妻以及两个子女、陈容宣夫妻、证人陈某1、陈容良与陈容宣的妹妹陈某2、陈容良与陈容宣的另一个姐姐陈容欢以及姐夫黄爱球都在场，当时大家在商量陈容良卖给陈容宣房屋的事情，当场房屋没有给钱买卖，商量之后什么结果证人已经不记得了，时间隔了太久，事后听说陈容良将涉案房屋卖给陈容宣，由于年纪太大，后来看到陈容良的儿子拿了一张协议书给他们签名，陈容良的儿子读过协议书的内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不记得了，证人没有看协议书的内容，也不认识字，签协议的时候陈容良的妻子陈桂芳在场，但没有看见陈桂芳签名。涉案房屋位于广汕路边，具体门牌不清楚，涉案房屋是陈容良与陈容宣大概在20年前一起出资所建，具体什么时候不清楚，证人听说陈容宣出资3万多，陈容良出资多少钱证人不清楚。证人陈某2陈述：其是陈容良与陈容宣的妹妹，主要证明陈容良把广汕路边房屋卖给陈容宣的事情，在2001年农历年初三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当天陈容良与陈桂芳夫妻及其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陈容宣夫妻、陈容良与陈容宣的姐姐陈某1、证人陈某2、陈容良与陈容宣的另一个姐姐陈容欢以及姐夫黄爱球都在场，当时商量陈容良卖房子给陈容宣的事情，当时陈容良的儿子读出协议书的内容，具体内容不清楚，当时证人看到陈容良与陈容宣签名，没有见到其他人签名。听说涉案房屋，陈容宣出资3万多，陈容良出资15万多元。庭审时，陈桂芳质证认为：两个证人的证人证言不属实，陈桂芳没有在场，没有参与涉案房屋买卖的事宜，隔的时间太久，证人表示听说共同合资建房也不属实。庭审时，陈容良质证认为：两个证人陈述合资建房的事宜不属实，陈容宣没有出资建房，只是施工的时候帮陈容良看管工地，2001年1月26日年初三当天，陈桂芳确实与陈容良回到陈容宣身份证住址房屋，商量的时候陈桂芳有在场，后来吵起来陈桂芳走了，只剩下陈容良与陈容宣以及上述两个证人陈某1、陈某2在场，姐夫黄爱球是事后回来签名，姐夫黄爱球签名的时候，陈容良不在场，所以陈容良持有的协议书原件上没有姐夫黄爱球的签名。对两证人其他证明内容没有异议。陈容宣提交一份2001年2月15日签订的打印版本的《协议书》（以下简称“涉案协议书二”），该协议书打印部分有以下内容：甲方现有房屋壹幢，座落在广汕公路边（即康宁医院对面），建地面积130平方米，建筑面积146平方米（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现甲方按原造价转让给乙方，但乙方必须在签约后即付甲方建房款15.5万元，甲方收费后即将土地使用证及有关一切手续交给乙方。双方签约后，以后该幢房屋的办证手续费用和产权一切均由乙方负责和享有。现双方协定，以上签约为了以后不得争议，要求由公证机关予以公证，确保法律效力。该协议书下方甲方一栏有“陈容良、陈桂芳”字样的手写字体，乙方一栏有“陈容宣”字样的手写字体，公证机关一栏有“证明事实”字样的手写字体并加盖了增城市中新镇镇龙村村民委员会的印章。庭审时，陈桂芳、陈容良及陈容宣均确认该协议签订时陈桂芳没有在场，该协议书下方甲方一栏“陈容良、陈桂芳”字样的手写字体均为陈容良所签并由陈容良在两名字上捺手印，该协议书下方乙方一栏“陈容宣”字样的手写字体为陈容宣所签并由陈容宣在名字上捺手印。庭审时，陈桂芳质证认为：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确认；陈桂芳并没有在该协议书上面签名和捺指印；但是确认陈桂芳名字为陈容良所写，陈容良与陈容宣的名字为陈容良与陈容宣两人本人所写，当时该协议书是与陈桂芳提交的协议书一起所签，一式两份，但是公证机关的印章应该是陈容宣事后拿到增城市中新镇镇龙村民委员会加盖，目前陈桂芳没有证据证实该印章为虚假印章。庭审时，陈容良质证认为：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确认，该协议书与陈容良提交的协议书为一式两份，均为陈容良与陈容宣所签，陈桂芳没有在场，事后陈容宣去加盖公章，陈容良不知晓。陈容良与陈桂芳各提交一份相同的证据，即于2001年2月15日签订的打印版本《协议书》（以下简称“涉案协议书三”），该协议书打印部分的内容与陈容宣提交的涉案协议书二完全一致，该协议书下方甲方一栏有“陈容良、陈桂芳”字样的手写字体，乙方一栏有“陈容宣”字样的手写字体，公证机关一栏空白，没有签字也没有印章。庭审时，陈容良认为该证据可证明该份协议书是陈容良与陈容宣所签，陈桂芳的名字以及是上面的手印均是陈容良所签，陈桂芳并没有在场，事后陈容良没有告知陈桂芳。庭审时，陈容宣质证认为：“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合同履行基础是2001年1月26日的手写协议书，虽然该协议书上面也不是陈桂芳本人签名，但是2001年1月26日陈桂芳是在场的，2001年2月15日签订打印协议书时陈桂芳不在场。”陈容良与陈容宣均确认，上述涉案协议书签订后，陈容宣将15.5万元支付给陈容良。庭审时，陈容良确认收到陈容宣支付的15.5万元现金，但表示其没有将卖房屋给陈容宣的事实告诉陈桂芳，也没有将收到陈容宣支付的15.5万元的事情告知陈桂芳，该15.5万元由其自己拿去炒股。陈容宣提交增城市国土局制的《增城市镇、村居民用地申请、审批表》载明：2001年6月15日，陈容宣申请建房，申请地点为镇龙镇镇龙村大塘面社广汕路边，面积120平方米，东至谭天柱，南至预留30米，西至范观彦，北至水田。镇龙镇镇龙村大塘面经济合作社在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一栏注明“经情况属实，同意其在广汕路边本社集体宅基地安排120平方米建房使用”并加盖镇龙镇镇龙村大塘面经济合作社印章。增城市镇龙镇镇龙村民委员会在土地所在村（居）委会意见一栏注明“同意申请用地”并加盖增城市镇龙镇镇龙村民委员会印章。陈容宣提交一份落款为2011年2月21日的《证明》复印件，该证明有以下内容：“兹有本村大塘面合作陈容良、陈桂芳，在镇龙大道376号房屋约143平方，在2002年经双方同意，现转让本村陈容宣”，该复印件下方有“镇龙村委会”字样及“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镇龙村民委员会”字样印章。陈容宣提交了一份广州市黄埔区新龙镇镇龙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9月20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有以下内容：兹我村村民陈容宣因住房困难问题，在我村社的协调见证下，于2001年2月15日从陈容良、陈桂芳处购买了坐落于现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龙村广汕公路边（即康宁医院对面）的房屋（房屋当时为一层，建地面积130平方米，建筑面积146平方米），陈容宣购买该房屋后就对该房屋进行了加建，现时房屋为四层半的建筑（建筑面积约为691平方米），陈容宣购买该房屋后就自此和其家庭成员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该转让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陈桂芳认为该证明内容不真实，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陈容良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明是陈容宣自行去写的，陈容良不在场，但其没有证据推翻该证明上印章的真实性。陈容宣提交知识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发出的《知识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汕公路（金坑-中新段）扩建工程被拆迁户陈容宣房屋权属及附属物情况的公示》，该公示有以下主要内容：为顺利推进广汕公路（金坑-中新段）改造工程搬迁工作，依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于2019年7月18日，将镇龙村被拆迁户陈容宣房屋权属和家庭成员及附属物情况予以公示，现就有关事项公示如下：户主：陈容宣，地址：镇龙大道376号，面积：691.10平方米，建设年份：1993年，结构类型：混合及框架结构，持证人：陈容良、陈计芳，宅基地证号：增集建（1993）字第01251200202、增集建（1993）字第01251200203，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各村民认为本公示公布的情况与实际不相符或有错漏之处的请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陈桂芳及陈容良均认为该证据与事实不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为证实陈容宣被告陈容宣在2001年购买（受让）陈桂芳宅基地时已经有多处宅基地即不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陈桂芳提交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镇龙村大塘面第二经济合作社于2019年12月16日出具的证明显示：兹证明本合作社社员陈容宣（男，4XXXXXXXXXXXXXXXXX）今在本社仍有宅基地房屋四间，其中2001年之前已经建有房屋三间，包括瓦房2间（备注：今正在拆除重建），楼房一间（门牌为其身份证住址，2001年陈容宣与陈容良转让广汕公路旁房屋（地址为镇龙大道376号）时本社不知情，没能参与见证、确认。以上情况属实。陈容宣质证认为：大塘面第二经济合作社没有做证明的资质，陈容宣属于合作社成员，但涉案房屋不在大塘面第二经济合作社的范围，九龙镇镇龙村才是涉案房屋宅基地所有权人，除此之外，陈桂芳没有相应的土地管理部门档案馆出具的房屋所有权情况。另外房屋与宅基地是要分别处理，即使拥有多套房屋并不代表拥有多套宅基地，陈容宣有多位子女，即使有2套以上的房屋也符合常理。陈桂芳提交广州市黄埔区新龙镇镇龙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12月17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兹有广州市黄埔区镇龙村大塘面社村民陈桂芳，女，身份证号，由于当时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错写为陈计芳，经查实陈桂芳与陈计芳是同一人。陈容良提交广州市黄埔区新龙镇人民政府埔新信201910090291《关于陈桂芳反映房屋无故被拆除的回复》，载明：陈桂芳，你来访反映你有一间房屋位于广汕路边（康宁医院对面），房屋土地使用证为你和陈容良所有，现被广汕公路扩建项目拆除，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的问题。经我镇征地拆迁办调查处理，现将相关情况回复如下：经调查，因广汕公路扩建需要征收位于新龙镇镇龙大道376×号房屋，房屋已由陈容宣签订补偿协议。该房屋持有集体土地使用证，你于2001年2月15日和陈容良协议按15.5万卖给陈容宣并签订买卖协议，镇龙村委于2001年6月25日出具一份证明给陈容宣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我镇在广汕公路扩建征收期间，对镇龙村委及相关经济社出具房屋及附属物权属证明，并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无收到任何异议。鉴于此，新龙镇镇龙大道376号房屋按相关补偿政策补偿至陈容宣，你与陈容宣之间就补偿归属问题存在争议的，建议你们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可循法律途径解决。陈容宣提交2001年6月25日增城市镇龙镇镇龙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一份《证明》，该证明有以下内容：兹有镇龙村大塘面合作社陈容宣村民，因住房困难，经由大塘面合作社安排原属陈容良、陈桂芳贰人使用的宅基地共120平方米让给其陈容宣家庭使用，希有关部门给予办理手续为盼。陈桂芳质证认为：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理由是当时没有经过村委以及合作社同意，陈桂芳目前没有证据证实该印章为虚假印章。陈容良质证认为：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理由是不知道陈容宣开具该证明，但是没有证据推翻该公章的真实性。陈桂芳在庭审时陈述：2001年陈容宣想在该房子上面加建房屋导致双方产生矛盾，确实知道陈容宣在涉案房屋上面陆续加盖楼层，没有向陈容宣提出异议，只是有点生气，但有向陈容良要求去阻止陈容宣。陈容良在庭审时陈述：关于该协议书的签订，双方兄弟之间当时争该房子吵得很厉害，当时其母亲何兰要求陈容良让一下陈容宣，把该房子卖给陈容宣，要求陈容宣把陈容良建房子的钱155000元给回陈容良，当时陈容良就同意了，所以陈容良与陈容宣就签订该协议书。签完以后，当日陈容宣就将155000元以现金方式给了陈容良，陈容良拿到该155000元不敢将该房子已经卖给陈容宣的事情告知陈桂芳，并且陈容良把该155000元拿去炒股没有告知陈桂芳。陈桂芳及陈容良均确认双方在1975年在增城县中新公社登记结婚，结婚证已遗失。陈桂芳提交结婚证载明：。2014年2月7日，陈桂芳与陈容良在增城市（现广州市增城区）办理结婚登记，结婚证字号为J440183-2014-000783。上述事实，有协议书、《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增城市镇、村居民用地申请、审批表》《关于陈桂芳反映房屋无故被拆除的回复》、证明、结婚证、《知识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汕公路（金坑-中新段）扩建工程被拆迁户陈容宣房屋权属及附属物情况的公示》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证实。本院认为，一、关于陈桂芳与陈容良是否将涉案房屋卖给陈容宣的问题。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陈桂芳在起诉书上陈述“被告陈容宣提出在诉争房屋上面加层，原告陈桂芳、被告陈容良一直反对，后被告陈容宣就提出购买诉争房屋的想法，对此原告陈桂芳、被告陈容良更加反对。因此兄弟双方产生了很大矛盾，没有往来交流”及陈容良在庭审时陈述“关于该协议书的签订，双方兄弟之间当时争该房子吵得很厉害，当时其母亲何兰要求陈容良让一下陈容宣，把该房子卖给陈容宣，要求陈容宣把陈容良建房子的钱155000元给回陈容良，当时陈容良就同意了，所以陈容良与陈容宣就签订该协议书。签完以后，当日陈容宣就将155000元以现金方式给了陈容良”，均证实2001年陈桂芳、陈容良及陈容宣对涉案房屋的问题产生过比较激烈的矛盾。陈桂芳及陈容良将其保管的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证原件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原件均交付给陈容宣的事实、陈容宣在原来只有一层的平房上陆续加盖了多达三层半的房屋而陈桂芳及陈容良在起诉前长达十多年均无提出异议的事实、陈容良确认已于2001年收取陈容宣支付的155000元购买涉案房屋的购房款的事实，结合陈容良、陈容宣及出庭作证的证人陈某1、陈某2在庭审时均确认2001年农历年初三当日（2001年1月26日）陈容良与陈桂芳均回到陈容宣的房屋商量买卖涉案房屋的事宜并签署房屋买卖协议书的事实，均证实了陈桂芳当时在场参与协商并知晓其丈夫陈容良代其在涉案协议书上签署名字及陈桂芳及陈容良自愿将涉案房屋卖给陈容宣的事实。综上，陈桂芳主张没有将涉案房屋卖给陈容宣及主张其丈夫陈容良在涉案协议书上冒签其名字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陈桂芳对其丈夫陈容良代为签署的涉案协议书一、协议书二及协议书三是知晓并确认的，涉案协议书一、协议书二及协议书三是陈桂芳、陈容良与陈容宣自愿签订，是陈桂芳、陈容良与陈容宣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关于涉案协议书一、协议书二及协议书三的效力问题。增城县国土局发出的涉案房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实涉案房屋的土地为农村宅基地，土地的所有人为增城市镇龙镇镇龙村。陈容宣是镇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镇龙村民委员会在涉案协议书二上加盖印章并于2019年9月20日出具的《证明》均证实该土地所有人同意陈桂芳、陈容良将涉案房屋卖给村民陈容宣，故陈桂芳、陈容良与陈容宣自愿签订的涉案协议书一、协议书二及协议书三约定陈桂芳、陈容良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陈容宣没有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涉案协议书一、协议书二及协议书三均合法有效。陈桂芳要求认定涉案协议书无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桂芳主张陈容宣名下有多套宅基地房屋的问题，虽然陈桂芳提交的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镇龙村大塘面第二经济合作社于2019年12月16日出具的证明显示陈容宣在该社有宅基地房屋四间，但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镇龙村大塘面第二经济合作社、陈桂芳及陈容良对此均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上述四间房屋属于陈容宣所有的事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桂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0元由原告陈桂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宝姗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孙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