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信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22民初537号原告：袁某1，女，2010年8月9日生，汉族，江西省信丰县人，住信丰县。监护人：袁某2，男，1975年2月8日生，汉族，江西省信丰县人，住信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亨福，系信丰县新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刘文胜，男，1967年8月21日生，汉族，江西省信丰县人，住信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昭华，系江西海融（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刘昭良，男，1967年9月6日生，汉族，江西省信丰县人，住信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金发，系江西红土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袁某1与被告刘文胜、刘昭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某1的法定代理人袁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亨福，被告刘文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昭华，被告刘昭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金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的养父袁过生提供劳务损害的各项合理赔偿费用996239.44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0月19日被告刘昭良叫原告的父亲袁过生去做工，去帮被告刘文胜拆除房屋，每天工资160元。2019年10月20日早上被告刘昭良带袁过生到被告刘文胜老家信丰县嘉定镇马鞍山游洲村横竹龙，被告刘文胜对其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要拆除的地方交待后就走了，由被告刘昭良和袁过生在二层拆除楼面边檐工作，当天上午大约在11时许，袁过生在工作时被一根钢筋回弹，打在袁过生身上，因房屋周围没有安全措施，而袁过生离楼面边檐较近，导致袁过生从房屋的二层摔了下来，两被告叫车把袁过生送往信丰县中医院进行抢救，因病情危重，抢救无效，袁过生于2019年10月27日死亡，花去治疗费40633.44元。袁过生在治疗过程中，两被告各支付了5000元治疗费。原告方多次与两被告协商赔偿事项，两被告相互推脱责任，致使赔偿事宜协商无果，导致本诉。原告方认为袁过生与被告刘文胜形成了雇佣关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刘昭良自称是受被告刘文胜委托雇佣他人为被告刘文胜拆除房屋，被告刘文胜支付被告刘昭良每天工资180元，而被告刘昭良与袁过生口头约定由他支付工资每天160元，被告刘昭良作为受益人，同时被告刘昭良身为从事多年的泥工师傅，明知高度作业的危险性，不对房东被告刘文胜提出拆除房屋时提供安全设施及安全措施的保障，即带袁过生从事危险作业，造成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连带赔偿责任。本次事故的发生，造成袁过生伤亡，给原告方家人的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及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方的合法权益，只有诉诸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公正的判决。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证据如下：一、袁过生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袁某1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亲属关系证明、监护协议书、袁某2身份证复印件；二、入院记录、疾病诊断书；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四、江西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五、信丰县中医院住院费用清单；六、照片两张；七、信丰县正平镇晒禾村出具的证明；八、公安机关对刘昭良的询问笔录；九、证人邱某的询问笔录，证明袁过生之前与邱某一起做过工。被告刘文胜辩称：一、答辩人与受害人袁过生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受害人袁过生是给被告刘昭良提供劳务，被告刘昭良才是受害人袁过生的雇主，答辩人对受害人袁过生的不幸身亡没有过错，答辩人不应当对袁过生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起诉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适应答辩人。答辩人将低层住宅瓦房拆除小工程以3600元价格发包给了被告刘昭良承包，至于被告刘昭良使用何种方式、雇佣谁一起来完成拆除工程，那是被告刘昭良承包份内的工作，答辩人不便干涉;被告刘昭良叫受害人袁过生来到答辩人家里拆除旧瓦房，被告刘昭良与受害人袁过生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伙关系，答辩人不知道，答辩人只跟被告刘昭良存在低层住宅房屋拆除承揽合同关系，答辩人根本不认识受害人袁过生，没有叫他来拆瓦房，也与其不存在雇佣法律关系。所以，起诉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适应答辩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在本案中仅存在被告刘昭良与受害人袁过生之间，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不应当对受害人袁过生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答辩人是定作人，被告刘昭良是承揽人，只要被告刘昭良将房屋拆除，答辩人即支付承揽报酬3600元给被告刘昭良，承揽合同即履行完毕，承揽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风险则是由完成工作的承揽人承担。本案答辩人与被告刘昭良及受害人袁过生之间是承揽关系，绝不是雇佣关系。承揽合同与雇佣合同的区别在于:第一,主体地位不同。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雇主可以对雇员实行管理和监督。承揽关系中,定作人与承揽人地位平等,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如何完成工作,由承揽人自己决定,不受定作人的监督。第二,目的不同。雇佣关系中,雇佣合同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合同标的是提供劳务。在承揽关系中,承揽合同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仅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第三,债务不履行的判断标准不同。雇佣关系中,不涉及工作成果的交付,雇员未按雇主要求提供劳务即构成违约。承揽关系中,没有交付成果或交付的成果不符合约定即为违约。第四,劳务专属性程度不同。雇佣关系中,未经同意,雇员不能将自己应付的劳动义务转移给他人承担。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只要能完成一定工作成果即可,并不一定要由承揽人自己提供劳务。第五,风险承担者不同。雇佣关系中,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危险,一般是由接受劳务的雇主承担。而承揽关系中,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风险则是由完成工作的承揽人承担。本案承揽关系中，答辩人在本案中也是受害人。二、受害人袁过生自身对其身亡事故的不幸发生有明显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受害人袁过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应当注意自身安全，在没有高空作业经验的情况下，就不要来从事高空作业这项工作，不能为了钱什么事都做。《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三、原告诉求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受害人袁过生是被告刘昭良从家乡农村正平镇雇佣来做工的，被告刘昭良家庭住所是信丰县新本岭11号，被告刘昭良对受害人袁过生的情况最清楚，受害人袁过生住所是信丰县，职业是务农。受害人袁过生生前的居住地和收入来源均来自于农村，其死亡赔偿金只能按农村标准计算。四、被答辩人不符合精神损害赔偿金条件，人民法院依法应当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据此，原告诉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被答辩人袁某1未办理收养登记，收养关系依法不成立，袁某1与受害人袁过生之间未形成拟制父女关系，原告诉求袁某1抚养费没有法律依据，应当判决驳回此项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第二十三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从原告提供的户口册可以清楚的看到，户主姓名是袁过生，袁某1与户主关系是非亲属，如果收养关系成立的话，袁某1与户主关系是父女关系而不是非亲属。所以，袁某1从法律关系上不能认定为受害人袁过生的女儿，不存在法定父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说受害人袁过生没有法定义务抚养袁某1，受害人袁过生与袁某1之间实际上是一种自愿帮助关系，不具有强制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5〕96号）文件，只是要求全国无户口人员一律补录登记入户，彻底解决人无户口（黑户）问题，原告补录登记户口，并不等于收养关系成立合法。收养关系成立合法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所以，袁过生与袁某1之间的收养关系既不成立更不生效，诉求袁某1抚养费没有法律依据，应当判决驳回此项诉讼请求。五、原告袁某1与已故袁过生因未办理收养登记，收养关系依法不成立，袁某1与受害人袁过生之间未形成拟制父女关系，不存在法定父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袁某1诉讼主体不当，原告袁某1法定代理人主体不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受害人袁过生是被告刘昭良雇请过来拆瓦房的，袁过生是在为被告刘昭良提供劳务，与答辩人不存在雇佣法律关系。受害人袁过生摔亡的原因是其在为被告刘昭良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不注意安全造成的。答辩人对受害人袁过生的不幸身亡没有过错，受害人袁过生的死亡赔偿责任应当由被告刘昭良及袁过生本人全部承担。因袁某1未办理收养登记，收养关系依法不成立，袁某1与受害人袁过生之间未形成拟制父女关系，不存在法定父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诉求袁某1抚养费没有法律依据，应当驳回此项诉讼请求。袁某1原告诉讼主体不当，请法庭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刘文胜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及证人出庭作证。一、信丰县民政局证明；二、询问笔录；三、证人证言及证人身份证复印件；四、刘文胜与刘昭良的电话记录及通话记录（光碟一张），并现场播放手机录音；五、收养登记证样本；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5]96号）文件；七、住院预交款收据、收条。被告刘昭良（答辩人）辩称：一、答辩人与原告的亲属（死者）袁过生都是劳务者（民工），共同一起受雇于房东（被告）刘文胜，拆除刘文胜的旧房。因为答辩人与房东刘文胜没有签订过承包、承揽房屋拆除的施工合同，甚至是口头约定也没有。房屋拆除施工前，房东刘文胜只是口头对答辩人和死者袁过生承诺，每人每天工资180元，两人每天360元。刘文胜和我说并没有说过给答辩人180元一天，这每天180元工资，答辩人也没有向袁过生要过提成或抽取利润。因此，答辩人与死者袁过生不形成雇佣关系，而实际上是两个劳务者共同受雇于房东刘文胜。二、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是刘文胜在提供的劳务工作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即需拆除的房子周边，没有安全防护设置，施工时房东又不在现场指导。再则死者本人施工时麻痹大意，自身无安全意识，最终导致事故。但作为在一起干活的另一个民工（答辩人）来说毫无关系，毫无责任。三、死者袁过生的各项赔偿金，应当由死者本人分担一部分外，其余应当由房东刘文胜赔偿。被告刘昭良未向法庭提供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0月20日上午，被告刘昭良和袁过生两人一起来到位于信丰县的被告刘文胜家拆除二楼房屋。刘昭良和袁过生开始工作前，被告刘文胜对其交待了要拆除的地方，随后，刘昭良和袁过生就开始工作，当天上午约11时，袁过生在拆除二楼房屋边缘时不慎从二楼坠落至一楼地面受伤，袁过生受伤后被送往信丰县中医院抢救，中医诊断：1.头部内伤（瘀阻脑络）2.胸部损伤3.骨折4.筋伤（气滞血瘀）；西医诊断：1.创伤性休克2.急性重型颅脑损伤（左侧硬膜下血肿、多发脑挫裂伤等）3.急性胸部损伤（双肺挫伤、左侧胸腔积液、双侧多发肋骨骨折）等。住院7天，因病情危重，袁过生抢救无效于2019年10月27日死亡，花去医药费40633.44元。两被告各支付了5000元医药费。袁过生去涉案工地上做事系被告刘昭良叫去的。袁过生，男，1967年3月18日生，系农业家庭户口，终生未婚，其父母已故。原告袁某1（2010年8月9日生）系其养女，自2010年11月开始由袁过生抚养至本次事故发生止。自袁过生出事后，袁某1就由袁某2照顾，现在正平中心小学读四年级。2019年11月19日，甲方袁某2、乙方袁河南、丙方袁五生签订《监护协议书》，内容为：袁过生，男，身份证号码：3621231967××××××××，于2019年10月19日在信丰县黄竹龙拆房屋过程，从二楼摔下导致死亡。生前一直未婚，2010年11月收养袁某1（身份证号码：3607222010××××××××）为养女，袁过生的父母亲已双亡，与甲、乙、丙三方是同胞兄弟关系。为了解决抚养袁过生的养女袁某1的事宜，经甲、乙、丙三方的协商，并征求袁某1的意见，一致同意由甲方袁某2为袁某1的监护人。甲、乙、丙三方签名后，即产生效力。信丰县正平镇晒禾村村民委员会在该协议上盖章，村委会负责人袁三生在该协议上标注：袁过生抱养袁某1的养女，情况属实，同意袁某2为袁某1的监护人。2019年11月21日，信丰县公安局正平派出所出具一份《亲属关系证明》，载明：袁过生与袁某2、袁河南、袁五生系兄弟关系，与原告袁某1系养父女关系。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袁某1是否主体适格问题。袁某1自出生几个月开始就从其生父母身边抱走至袁过生家，自袁过生出事前一直由袁过生抚养，同时，根据2019年11月21日，信丰县公安局正平派出所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本院认定袁某1系受害者袁过生养女，袁某1作为原告起诉，主体适格。（二）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受害者袁过生系农业户口，原告主张袁过生事发前一直在县城务工，其收入来源及消费支出均来源于城镇，证据不足，因此，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等项目按城镇标准计算，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参照江西省2019年度公布的统计数据标准（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0772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14460元/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0885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核定原告因其父亲袁过生在本次事故死亡所导致的合理损失为：1、医药费40633.44元；2、丧葬费35386元（70772元/年÷2）；3、死亡赔偿金289200元（14460元/年×20年）；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5、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费用酌定6500元；6、交通费酌定500元；7、被抚养人生活费97965元（10885元/年×9年）；合计520184.44元。（三）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受害者袁过生在被告刘文胜所有的房子二楼拆除房屋边缘时不慎从二楼摔下受伤并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袁过生在涉案工地上做事是被告刘昭良叫去的；各方当事人对此无争议，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受害者袁过生的报酬由谁支付，支付标准和方式的问题，因各方当事人之间均未签订书面合同，各方的陈述又不一致，本院对此无法查清。关于被告刘昭良与被告刘文胜的之间的法律关系，被告刘文胜主张其将拆房的工程以3600元的价格包给了被告刘昭良，但被告刘昭良对此否认，被告刘文胜对此提供了其父亲的证言予以证实，因证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属于间接证据，单独证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其父亲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我国“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刘文胜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被告刘文胜与被告刘昭良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论刘文胜是按包价3600元或按“点工”支付报酬给被告刘昭良，根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是提供劳务的合同，以完成一定的劳动为标的，被告刘文胜为提供的劳务支付报酬，因此被告刘昭良与被告刘文胜之间系提供劳务法律关系。关于受害者袁过生为谁提供劳务的问题，虽然袁过生是被告刘昭良叫去做工的，但被告刘文胜对其主张本案的劳务已发包给了刘昭良举证不能，因此，本院无法认定受害者袁过生是为被告刘昭良提供劳务。根据受害者袁过生客观上是在为被告刘文胜拆除房屋二楼房屋边缘时发生事故并因此死亡的事实，本院认定受害者袁过生与被告刘文胜之间系提供劳务关系。受害者袁过生与被告刘昭良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四）关于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上述各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受害者袁过生与被告刘文胜之间系提供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本案应由提供劳务方即受害者袁过生及接受劳务方即被告刘文胜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袁过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高处从事房屋拆除工作时，应预见到该工作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应尽到谨慎注意安全的义务，但其工作时未戴安全帽并不慎从二楼摔下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袁过生对此事故的发生负有次要责任，本院酌定由其自行承担20%的责任；被告刘文胜作为接受劳务方，对为其提供劳务的工作人员未提供劳动安全措施或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本院酌定由被告刘文胜承担70%的责任。虽然被告刘昭良与受害者袁过生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但客观上袁过生是其召集做工的，其两者内部属于基于乡情临时组成的劳务合作组织成员之间的一种劳务合作关系，但是，被告刘昭良作为劳务人员牵头人，组织者，对其组织的施工人员即袁过生负有督促其安全施工的义务，被告刘昭良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有轻微过错，本院酌定由被告刘昭良承担10%的责任。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文胜赔偿原告袁某1因其亲属死亡所导致的合理损失520184.44元的70%计人民币364129.11元，扣除先行赔偿的5000元，尚应赔偿359129.11元；二、被告刘昭良赔偿原告袁某1因其亲属死亡所导致的合理损失520184.44元的10%计人民币52018.44元，扣除先行赔偿的5000元，尚应赔偿47018.44元；上述一、二项应付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袁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信丰县人民法院标的款账号：1、用户名：信丰县人民法院；2、账号：14×××47；3、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信丰县支行营业部）。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763元,减半收取6881.50元，由原告承担1400元，被告刘文胜承担5000元，被告刘昭良承担481.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账号：99×××88开户行：招商银行赣州长征大道支行户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兰雨虹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邱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