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02民初779号 原告：潘云章，男，197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然，浙江六和（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公司。住所地：湖州市南街368、370号。 法定代表人：吴生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彭涛，浙江泽大（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潘云章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施辰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云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然，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彭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云章起诉称：原告于2015年8月27日创办了“南浔云湖家庭农场”,专业经营生猪养殖、销售业务。2019年国家为了预防非洲猪疫的传染，对凡感染上非洲猪疫的病猪要就地实行全部强制扑杀，势必给养殖户带来损失。被告为了配合政府对传染非洲猪疫的猪实行就地全部强制扑杀，减轻给农户带来的损失，推出了《生猪强制扑杀保险》的险种。原告为了保障养殖生猪减少损失，即于2019年1月10日以原告潘云章作为投保人向被告投保了《生猪强制扑杀保险》的保险，约定被保险人为原告潘云章。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保障内容为:养殖方式：规模养殖；养殖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石淙镇羊河坝村；保险时间：自2019年1月11日零时起至2020年1月10日二十四时止。按照[商业][浙江]生猪强制扑杀保险；保险标的：生猪，按照生产价，确定每头保险金额：400元；保险费率：1%，保险数量：1420,单位：头，每次事故起赔线：每次事故免赔率：按照[商业][浙江]生猪强制扑杀保险；保险标的：母猪，按照生产价，确定每头保险金额：1000元；保险费率：1%，保险数量：71，单位：头，每次事故起赔线：每次事故免赔率：总保险金额为,639000元。总保险费6390元。原告于同日向被告交纳了6390元保险费后，被告即将填有上述内容的《生猪强制扑杀保险单》第一联客户联（正本）交与原告。但被告在保险单后没有附贴保险条款。被告在交给原告的《生猪强制扑杀保险单》开头明确：鉴于投保人已向本保险人投保生猪强制扑杀保险，并按本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照本保险单所适用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至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生猪强制扑杀保险单》发生法律效力。 2019年9月2日，南浔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检查到原告所饲养的生猪染有疫病，即向原告发出了暂时控制隔离生猪1210头的《动物及其产品暂时控制决定书》。2019年9月9日，湖州市南浔区防治动物疫病指挥部作出对原告饲养的1210头生猪实施扑杀并实行无害化处理的《动物及其产品扑杀无害化处理决定书》。原告饲养的1210头生猪(含母猪92头)，被南浔区人民政府全部实施扑杀并实行无害化处理后，原告在向被告要求支付保险金时，被告违背案涉保险单开头“保险人同意按照本保险单所适用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的承诺，拒绝按照本保险单所适用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即原告被扑杀的1210头生猪（含母猪92头），被告拒绝按保险单约定的母猪71头，每头1000元，生猪1139头（1210头-母猪71头）,每头400元的约定支付保险金。被告的行为违背了保险人的诚信原则，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依据《生猪强制扑杀保险合同》约定支付原告生猪扑杀保险赔款5266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公司答辩称：被告对本案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数量和投保情况没有异议，对原告诉请的526600元保险金有异议,按照保险条款第二十一条，能育母猪的赔偿比例是100%即1000元一头，育肥猪的赔偿比例根据尸体长度计算，其中55（不含）cm以下的按20%赔偿，55（含）cm到100（不含）cm的按50%赔偿，100（含）cm以上的按100%赔偿,现原告被扑杀育肥猪中55（不含）cm以下的481头，55（含）cm到100（不含）cm的633头，100（含）cm以上的2头，公猪2头，母猪92头，共计1210头;《生猪强制扑杀保险单》中最后一条亦载明“为了维护您的权益，请仔细阅读、核对本保险单的各项内容，并注意阅读所附贴的保险条款”，故当时是附保险条款的，根据原告所签订的投保单中的投保人声明也可以佐证，被告已向原告尽明确说明义务。因此，被告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计算的应支付的保险金额为236880元。 经审理查明：原告潘云章设立“南浔云湖家庭农场”从事生猪饲养、销售业务。为预防因动物疫病致使原告饲育的生猪被政府强制扑杀而造成损失，2019年1月10日，原告潘云章为其所有的猪在被告处投保了生猪强制扑杀保险，保险期间为：2019年1月11日0时至2020年1月10日24时，并约定：生猪1420头，按照生产价，确定每头生猪保险金额400元，保险费率1%；母猪71头，按照生产价，确定每头母猪保险金额1000元，保险费率1%，总保险费6390元，总保险金额639000元。同日原告潘云章向被告交付了保险费6390元。 2019年9月2日，湖州市南浔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向原告潘云章发出《动物及其产品暂时控制决定书》，对其饲养的1210头感染疫病的生猪实行就地隔离。同年9月9日，湖州市南浔区防治动物疫病指挥部向原告潘云章发出《动物及其产品扑杀无害化处理决定书》，对其饲养的前述1210头感染疫病的生猪实施扑杀并实行无害化处理。同日，被告查勘人员与原告潘云章对其应被扑杀的病猪进行了记录，并形成《赔案联系记录单》一份，记录单载明原告潘云章被扑杀的猪为55cm以下的481头、55cm到100cm的633头、100cm以上的2头、公猪2头、母猪92头，总计1210头。后因双方就保险金赔偿计算方式及金额产生争议，以致纠纷成讼。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生猪强制扑杀保险单》一份、保险费发票一份、《动物及其产品暂时控制决定书》一份、《动物及其产品扑杀无害化处理决定书》一份，被告提交的《生猪强制扑杀保险单》一份、投保单一份、《赔案联系记录单》一份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本案被保险的生猪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对于造成的损失，被告理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进行理赔。被告辩称其应赔付的保险金应按保险标的（生猪）的大小予以按比例计算，并向本院提交了《生猪强制扑杀保险单》、投保单、《赔案联系记录单》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商业性生猪强制扑杀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条款》）拟证明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生猪的保险金赔偿金额按照其辩称的方式根据生猪的大小按比例计算的事实，同时拟证明被告已经向原告履行了该部分比例赔付保险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但原告诉称其并未收到过并且被告也未向其明确说明过该《保险条款》。本院认为，《保险条款》中未有原告签字确认，且从《生猪强制扑杀保险单》的最后一行及投保单中的投保人声明载明的内容来看，亦不足以认定被告提交的《保险条款》即上述保险单及投保单中载明的保险条款，故本院对该《保险条款》的关联性存疑，对该《保险条款》不予采纳。同时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应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保险单及投保单中仅载明了“保险条款”，未明确载明其应当明确说明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故该两份证据本身亦不足以证明被告已经向原告明确说明了比例赔付的条款的内容；退一步讲，即使被告向原告提供了《保险条款》，该《保险条款》中的该部分比例赔付条款亦未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而该《保险条款》中存在其他以加粗字体作出提示的条款），故也不足以认定被告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另被告提交的《赔案联系记录单》虽对死亡的保险标的按照生猪大小、母猪进行了分类统计，但该统计方式也不足以证明双方约定了被告主张的保险金赔偿计算方式。故被告提交的前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其向原告提供了《保险条例》或者向原告明确说明了比例赔付条款的内容的事实。 关于原告主张的保单中约定的71头母猪之外被扑杀的21头母猪及另2头公猪应按生猪赔付的主张，本院认为，从本案的保险单、投保单、赔案联系记录单及原、被告当庭陈述来看，双方在缔约时明确按照保险标的的种类、用途对保险标的分类进行了保险约定，现原告的主张显然并非原被告双方缔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保险单、投保单载明的保险标的等内容相悖，故本院核定被告应向原告理赔的保险金金额为517400元（1116头×400元每头＋71头×1000元每头），对原告诉请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公司赔付原告潘云章5174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 二、驳回原告潘云章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9066元，减半收取4533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公司负担4442元，原告潘云章负担9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施 辰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沈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