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15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珍珍，女，1990年4月15日出生，回族，住河南省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屈丽丽，河南共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静，女，199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习平，男，195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娥，女，196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上诉人彭珍珍因与被上诉人何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2民初7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珍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屈丽丽，被上诉人何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习平、周艳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珍珍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2民初719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改判何静归还彭珍珍借款56773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何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何静趁人之危让彭珍珍出具证明条，该行为不是彭珍珍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显失公平。自2016年至2019年初期间通过微信、支付宝、现金方式，彭珍珍向何静支付十余万款项。2018年12月底，因彭珍珍急需用钱，向何静催要借款。2019年6月22日，彭珍珍、何静在何静家中商量此时，当时彭珍珍微信被封号，无法核实转账金额。何静家人称若彭珍珍不出具证明条就一分钱都不给，彭珍珍考虑当时情况及自身债务，不得已按照何静及其家人的要求出具案涉证明。后2019年8月，彭珍珍核实其共向何静转账100773.86元，故找何静索要剩余欠款，何静拒不归还。案涉证明条是彭珍珍在经济极其困难时被胁迫出具的，属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应予以撤销。二、彭珍珍与何静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案涉款项并非共同消费，一审未认定民间借贷关系错误。何静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系共同消费。何静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彭珍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彭珍珍2019年6月22日为何静出具的证明条；2.要求何静立即归还彭珍珍借款56773元；3.何静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珍珍与何静原系同学，二人关系较为亲密。2016年至2019年间，彭珍珍经常向何静微信发送红包或转账，个别时段发送红包或转账时间呈连续状态，如2016年2月8日0时48秒至2016年2月8日0时14分33秒，约每分钟发送一次红包，每次为52元或131.4元。绝大多数发送红包或转账呈连日发送状态，如2016年4月12日、13日、14日，2016年5月9日、10日、11日、12日，2018年5月17日、18日等，金额大小不等，期间，偶有何静未收退款情况发生。2016年2月7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彭珍珍向何静数十次的发送红包和转账较大款项。何静也向彭珍珍转账多次，预缴话费等。庭审中，彭珍珍称该款系借款，何静称款项系双方共同消费。后彭珍珍要求何静还钱，何静之父何金生给付彭珍珍现金13000元，于2019年6月22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彭珍珍37000元，彭珍珍向何静出具证明条一份。证明条主要内容为：“证明，于2019年6月22日收到何静欠款人民币伍万元整，其中现金壹万叁仟元整，微信转账叁万柒仟元整，特写此收条证明借款已全部结清，以后互不相欠，从此断绝来往。收款人彭珍珍，2019年6月22日”。彭珍珍出具该证明条后，又将6000元现金放回何静家。此后，彭珍珍就本案与何静再次发生争执，彭珍珍于2019年11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彭珍珍增加请求，将要求何静偿还46000元，增加为要求何静偿还56773元，并补缴了诉讼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据此，当事人在受到欺诈、胁迫并且因此违背自己真实意思情形下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可以请求撤销。本案中，彭珍珍与何静平时关系较好，从其向何静发送红包或转账的数额、频繁度情况来看，二人之间的所有经济往来单纯按民间借贷并不完全符合证据所体现的实际情况。在无其他证据印证下，难以准确判断彭珍珍给付何静的款项均系民间借贷。彭珍珍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独立的判断和处理自己生活事务的能力，其在何静方向其承诺支付50000元，并支付50000元情况下，向何静方出具“互不相欠，从此断绝来往”等相关内容的证明，应当知道出具该证明的后果，且在何静向其支付50000元后，其本人又向何静退回6000元现金。因此，综合本案事实，彭珍珍主张其是在何静对其胁迫情形下实施的出具证明条的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依法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交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本案彭珍珍要求撤销其本人出具证明条的请求，证据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彭珍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0元，由彭珍珍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彭珍珍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6月21日何静向彭珍珍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9年6月22日彭珍珍出具的证明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录音文件一份，证明2019年7月，何静称除了已支付的50000元，仍应再给彭珍珍20000元。被上诉人何静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双方债权债务一笔勾销；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彭珍珍不能证明存在胁迫。本院认证，对上诉人彭珍珍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彭珍珍受到胁迫出具证明，也无法证明何静明确认可再支付20000元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本院认为，围绕上诉请求，本院确定以下争议焦点：1.彭珍珍、何静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何静是否应向彭珍珍支付56773元。关于彭珍珍、何静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6年至2019年期间，彭珍珍频繁向何静微信发送红包或转账，其中多笔转账金额具有特殊象征意义，如2016年2月8日0时48秒至2016年2月8日0时14分33秒，约每分钟发送一次红包，每次为52元或131.4元。彭珍珍主张其转账均为借款，但何静主张该款项为双方共同消费。结合双方关系亲密，且转账金额、转账频率显然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行为的特征，故不应将二人之间所有经济往来单纯认定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何静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2019年6月22日，何静向彭珍珍支付50000元后，彭珍珍向何静出具证明条并注明“特写此收条证明借款已全部结清，以后互不相欠，从此断绝来往”。彭珍珍上诉主张其出具该证明时受胁迫，该证明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彭珍珍二审提交的证明仅代表何静与彭珍珍协商过程，彭珍珍未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何静存在胁迫、乘人之危行为，彭珍珍关于要求撤销其出具的证明条，并由何静再支付56773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彭珍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19元，由彭珍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洁审判员 浮代飞审判员 冯艳婷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