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17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兴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9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31647545A。 法定代表人：余晓坤，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万隆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与马冲路交口1幢部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75734822F。 法定代表人：李松林，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兴科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黄山路与宿松路交口兴都大厦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077213979T。 法定代表人：余海，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市万顺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黄山路230号230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69498904Y。 法定代表人：陆翔，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满江春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88号商办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86865091T。 法定代表人：贾贤龙，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先河消防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533号AE-2地块隆平高科楼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11028413F。 法定代表人：董雪，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晓坤，男，1966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春江，男，197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红梅，女，1976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军，男，197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雪，男，1965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以上各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若亮，安徽德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各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世伟，安徽德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558号百乐门名品广场11幢办1701-17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9411217XC。 法定代表人：吴列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银，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唐林，女，197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若亮，安徽德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世伟，安徽德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省兴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都商贸公司）、安徽万隆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隆酒店公司）、安徽省兴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科置业公司）、合肥市万顺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顺物业公司）、合肥满江春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满江春餐饮公司）、安徽先河消防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河消防公司）、余晓坤、余春江、蔡红梅、陆军、董雪因与被上诉人安徽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盈盛达公司）、原审被告唐林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5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兴都商贸公司、万隆酒店公司、兴科置业公司、万顺物业公司、满江春餐饮公司、先河消防公司、余晓坤、余春江、蔡红梅、陆军、董雪（以下概称各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盈盛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2、中盈盛达公司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中盈盛达公司提供的990万元资金应当界定为企业间拆借，不属于代偿款，其依据担保追偿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毫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借款额度1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28日。在借款期限内，兴都商贸公司依约结息。借款到期前，兴都商贸公司、浦发银行共同协商后，浦发银行承诺不抽贷，同意按照原担保方式和额度继续放款。为此，兴都商贸公司自行抽资210万元，中盈盛达公司提供过桥资金990万元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偿还了本案借款，待浦发银行放贷后兴都商贸公司再将中盈盛达公司提供的过桥资金予以退回。然而，中盈盛达公司却不讲诚信，拒绝出具保函，且在兴都商贸公司追加提供4000余平方米的房屋进行抵押担保的情况下仍拒绝提供，并歪曲事实恶意提起了本案诉讼。首先，本案借款的还款期限为2018年12月29日前，而还款时间为2018年12月28日，即本案借款并未逾期，中盈盛达公司的担保责任尚未发生。其次，本案借款的还款方式为从兴都商贸公司自动扣划，属于借款人正常还款。而且，浦发银行始终拒绝出具代偿证明，否认中盈盛达公司存在代偿行为。再次，本案借款偿还后，浦发银行针对原有1200万元的放款额度已过会审批，中盈盛达公司拒不出具保函导致银行不能放贷，由此导致其提供的过桥资金未能退回。最后，兴都商贸公司追加提供的4000余平方米房屋至今仍抵押登记在中盈盛达公司名下。中盈盛达公司不讲诚信的行为已经造成兴都商贸公司价值巨大的房产无法盘活、变现，损失严重。一审法院在案涉借款未出现逾期，正常还本付息，且没有银行出具的核心证据（代偿证明）的情况下，判决认定“中盈盛达公司在兴都商贸公司未按期偿还借款后代为偿还借款本金990万元”，显然事实认定根本错误，且无任何证据予以支持。二、一审判决认定中盈盛达公司存在代偿行为，严重侵犯反担保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案涉《保证反担保合同》的约定，中盈盛达公司向反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前提是其自身有必要且已经承担了担保责任。本案借款在还款期限内通过债务人贷款账户扣划自行还款，中盈盛达公司的保证责任并未产生，其向中盈盛达公司提供990万元资金的目的是通过过桥的形式借新还旧，实现续贷，该资金属性显然不应认定为代偿款项。然而，一审判决却错误的认定该资金属于代偿款项，由此导致各反担保人需要承担反担保责任。因此说一审判决认定中盈盛达公司存在代偿行为，严重侵犯反担保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未能依法送达即组织开庭并作出判决，审判程序违法。1、中盈盛达公司提交的《确认书》本身不具真实合法性，依法应当不予采信。首先，从该证据的形成过程来看，中盈盛达公司在办理业务过程中要求各上诉人签署的相关材料均是其制定的制式合同，各上诉人在签字时合同内容是空白的，且签字后中盈盛达公司不留给任何合同和文件，各上诉人对所签合同和文件的内容并不知晓。即中盈盛达公司存在欺诈，且明显未尽到格式合同的释明义务。其次，从该证据的内容来看，《确认书》中的地址根本不是各上诉人收送文件的常用地址，而是由中盈盛达公司按照各上诉人的身份证或营业执照上的地址填写。而该些地址有的本身已经因拆迁或行政规划调整改变或不复存在，有的本身即是户籍登记时的集体户地址，根本无法送达。即中盈盛达公司提供的送达地址存在欺诈，根本不具真实合法性。最后，从该证据的签名真实性来看，因中盈盛达公司未向各上诉人提供任何合同和文件，且兴都商贸公司、兴科置业公司、万顺物业公司、满江春餐饮公司、先河消防公司、余晓坤、余春江、蔡红梅、董雪、唐林未能参加庭审，未见到《确认书》的原件，无法判定相关署名或签章的真实性。即各上诉人未能充分行使要求鉴定的权利。2、中盈盛达公司提交的《确认书》的送达地址，依法不应作为诉讼送达地址。中盈盛达公司提交的《确认书》包括告知事项、已签署的相关合同、法律名称及编号、被担保人及各反担保人提供的送达地址、送达地址确认签名四项内容。从告知事项来看，即使该《确认书》真实合法，确认的也仅是中盈盛达公司向各上诉人发送的“各类通知、函件、电子邮件等材料”，并不适用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引起诉讼、仲裁时，作为合同相对方、人民法院、仲裁机关等邮寄送达有关通知、相关法律文书的接收地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三条规定及规范性的《送达范本》，以及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解决金融类案件送达难问题的司法建议函》及《送达地址确认条款建议格式》等司法指导意见，中盈盛达公司提交的《确认书》中的送达地址显然不能扩大解释为诉讼文书的送达地址，各上诉人依法也不应承担该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各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根本错误，且无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同时审判程序违法，剥夺各上诉人诉讼权利。 中盈盛达公司2018年12月28日的还款是代偿行为，并非各上诉人所谓拆借行为。首先，中盈盛达公司与贷款行浦发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为兴都商贸公司的涉案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双方为此也签订《担保服务合同》。该合同约定担保期限为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29日，第五条同时约定：若出现甲方逾期偿还债务、还息或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乙方应主债权人要求或应甲方的事情为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的，乙方有权---。这里的甲方就是兴都商贸公司，该条约定反映中盈盛达公司的代偿发生方式之一应兴都商贸公司的申请。兴都商贸公司为了保护在银行的信用及时还款，自身又没有资金偿还，就提前2天即2018年12月27日，向中盈盛达公司申请代偿，为此双方签订了《代偿协议》，该协议第四条明确该笔代偿款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被视为借款或垫付款。中盈盛达公司28日按照其提供的浦发银行账号进行的汇款代偿。之后，浦发银行向中盈盛达公司发通知确认中盈盛达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保证责任解除。从上述一系列的合同以及双方的行为所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中盈盛达公司完全是基于保证人的合同义务、责任以及兴都商贸公司的要求进行的代偿，是典型的代偿行为，不会因为中盈盛达公司早一日代偿、浦发行早一日划款就构成对中盈盛达公司的代偿性质有所不同。如果是资金拆借，990万的资金肯定需要签订借款协议，并且需要兴都商贸公司提供一系列担保措施，中盈盛达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怎么可能没有上述手续就随便借出巨额资金。其次，兴都商贸公司借款逾期由浦发行让中盈盛达公司进行代偿是代偿，现在兴都商贸公司没有逾期但是几乎临近（也就是隔一日而已）而让中盈盛达公司代偿也是代偿，根据双方签订的《保证反担保合同》、《质押反担保合同》，中盈盛达公司同样有追偿的权利以及要求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利。二、兴都商贸公司提交的中盈盛达公司收取的费用，除了依据《担保服务合同》收取的25.2万元为担保费外，其他12万为评审费、10.8万元为监管费等并非是多收担保费用。2018年12月28日合肥中盈盛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收取上诉人19.8万是咨询费，并非是涉案担保资金的所谓利息。上述费用于本案争议也无关。三、一审程序送达合法。中盈盛达公司提交的《送达确认书》全部是各上诉人和唐林签字、盖章确认。最高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八条：中盈盛达公司辩称，一、中盈盛达公司2018年12月28日的还款是代偿行为，并非各上诉人所谓拆借行为。首先，中盈盛达公司与贷款行浦发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为兴都商贸公司的涉案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双方为此也签订《担保服务合同》。该合同约定担保期限为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29日，第五条同时约定：若出现甲方逾期偿还债务、还息或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乙方应主债权人要求或应甲方的事情为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的，乙方有权---。这里的甲方就是兴都商贸公司，该条约定反映中盈盛达公司的代偿发生方式之一应兴都商贸公司的申请。兴都商贸公司为了保护在银行的信用及时还款，自身又没有资金偿还，就提前2天即2018年12月27日，向中盈盛达公司申请代偿，为此双方签订了《代偿协议》，该协议第四条明确该笔代偿款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被视为借款或垫付款。中盈盛达公司28日按照其提供的浦发银行账号进行的汇款代偿。之后，浦发银行向中盈盛达公司发通知确认中盈盛达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保证责任解除。从上述一系列的合同以及双方的行为所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中盈盛达公司完全是基于保证人的合同义务、责任以及兴都商贸公司的要求进行的代偿，是典型的代偿行为，不会因为中盈盛达公司早一日代偿、浦发行早一日划款就构成对中盈盛达公司的代偿性质有所不同。如果是资金拆借，990万的资金肯定需要签订借款协议，并且需要兴都商贸公司提供一系列担保措施，中盈盛达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怎么可能没有上述手续就随便借出巨额资金。其次，兴都商贸公司借款逾期由浦发行让中盈盛达公司进行代偿是代偿，现在兴都商贸公司没有逾期但是几乎临近（也就是隔一日而已）而让中盈盛达公司代偿也是代偿，根据双方签订的《保证反担保合同》、《质押反担保合同》，中盈盛达公司同样有追偿的权利以及要求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利。二、兴都商贸公司提交的中盈盛达公司收取的费用，除了依据《担保服务合同》收取的25.2万元为担保费外，其他12万为评审费、10.8万元为监管费等并非是多收担保费用。2018年12月28日合肥中盈盛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收取上诉人19.8万是咨询费，并非是涉案担保资金的所谓利息。上述费用于本案争议也无关。三、一审程序送达合法。中盈盛达公司提交的《送达确认书》全部是各上诉人和唐林签字、盖章确认。最高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八条：“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一）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综上，请求驳回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唐林述称，同意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中盈盛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兴都商贸公司偿还代偿本金990万元及利息1241460元（自2018年12月29日起按日万分之六的标准暂计至2019年7月25日，此后计至款清之日止）；2、中盈盛达公司对兴都商贸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享有质权，并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万隆酒店公司、兴科置业公司、万顺物业公司、满江春餐饮公司、先河消防公司、余晓坤、唐林、余春江、蔡红梅、陆军、董雪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3日，兴都商贸公司（甲方/被担保人）与中盈盛达公司（乙方/担保人）签订《担保服务合同》，约定鉴于甲方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合肥分行）签订《融资额度协议》，乙方同意为甲方依照《融资额度协议》约定履行债务向浦发合肥分行提供担保，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1200万元。乙方为甲方提供担保服务期限是从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29日。如出现甲方逾期偿还债务、还息或其它违约行为致使乙方应主债权人要求或应甲方的申请为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的，甲方应自乙方代偿之日起，按乙方代偿金额每日万分之六向乙方支付利息。兴都商贸公司（甲方/出质人）并与中盈盛达公司（乙方/担保人）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合同》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合同》，约定鉴于乙方为甲方与浦发合肥分行签署的借款合同提供了担保，并与乙方签订了《担保服务合同》，乙方为甲方担保与主债权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甲方自2017年12月29日起将其名下的合肥市黄山路230号兴都大厦（包括但不限于）现在或将来产生的或到期的或存在的不少于1200万元的应收租金收入质押乙方。质押反担保范围为依据《借款合同》、《担保服务合同》、《保证合同》债务人向主债权人偿还的全部债务本金及利息（包括复息、罚息）、违约金。质押反担保期限为自乙方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质押反担保范围内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双方并办理了质押登记。 同日，保证人（甲方/万隆酒店公司、兴科置业公司、万顺物业公司、满江春餐饮公司、先河消防公司、余晓坤、唐林、余春江、蔡红梅、陆军、董雪）与债权人（乙方/中盈盛达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鉴于乙方为兴都商贸公司与浦发合肥分行签署的《融资额度协议》提供担保，并签订了上述《担保服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述各甲方自愿为债务人向乙方就《担保服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共同保证反担保。主债权种类为流动资金借款，数额为1200万元。甲方对保证反担保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各保证人的保证形式为连带共同保证，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在债务人、第三人或保证人向乙方既提供物的反担保又有人的反担保时，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乙方既可以选择先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先选择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反担保的范围为依据《融资额度协议》、《担保服务合同》、《保证合同》债务人向主债权人偿还的全部债务本金及利息（包括复息、罚息）、违约金。保证反担保期间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乙方与债务人在《担保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担保服务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两年止。 2017年11月16日，兴都商贸公司与浦发合肥分行签订《融资额度协议》，约定浦发合肥分行向兴都商贸公司提供1200万元融资额度。 2017年11月22日，浦发合肥分行与中盈盛达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及《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中盈盛达公司为浦发合肥分行自2017年11月22日至2018年11月22日期间内与兴都商贸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签署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1200万元为限。中盈盛达公司同意缴纳180万元保证金并向浦发合肥分行出具放款通知书。放款通知书载明根据浦发合肥分行与中盈盛达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现中盈盛达公司同意浦发合肥分行向兴都商贸公司发放《融资额度协议》项下贷款1200万元。 2017年12月29日，兴都商贸公司与浦发合肥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浦发合肥分行向兴都商贸公司提供1200万元融资借款，贷款期限自2017年11月23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同日，浦发合肥分行向兴都商贸公司发放该笔贷款。 2018年12月28日，因上述贷款即将到期，兴都商贸公司尚未还清上述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中盈盛达公司经兴都商贸公司申请向兴都商贸公司浦发银行账户转账支付990万元用以兴都商贸公司偿还剩余贷款。中盈盛达公司代为偿还贷款后，兴都商贸公司未向其偿还代偿款，各反担保人也未履行担保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兴都商贸公司与浦发合肥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盈盛达公司与浦发合肥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中盈盛达公司与兴都商贸公司签订的《担保服务合同》、《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合同》，中盈盛达公司与万隆酒店公司、兴科置业公司、万顺物业公司、满江春餐饮公司、先河消防公司、余晓坤、唐林、余春江、蔡红梅、陆军、董雪签订的《保证反担保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盈盛达公司在兴都商贸公司未按期偿还借款后代为偿还借款本金990万元，但兴都商贸公司未按约偿还代偿款，故兴都商贸公司应承担偿还待偿款及相应利息的违约责任。兴都商贸公司以其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中盈盛达公司对该质押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万隆酒店公司、兴科置业公司、万顺物业公司、满江春餐饮公司、先河消防公司、余晓坤、唐林、余春江、蔡红梅、陆军、董雪与中盈盛达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自愿为案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故对中盈盛达公司要求万隆酒店公司、兴科置业公司、万顺物业公司、满江春餐饮公司、先河消防公司、余晓坤、唐林、余春江、蔡红梅、陆军、董雪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诉请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六）项、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兴都商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盈盛达公司代偿款990万元、利息（以99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9日起按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计至款清之日止）；二、万隆酒店公司、兴科置业公司、万顺物业公司、满江春餐饮公司、先河消防公司、余晓坤、唐林、余春江、蔡红梅、陆军、董雪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万隆酒店公司、兴科置业公司、万顺物业公司、满江春餐饮公司、先河消防公司、余晓坤、唐林、余春江、蔡红梅、陆军、董雪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兴都商贸公司追偿；三、中盈盛达公司对兴都商贸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明编号：04041068000484981097）在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案件受理费88648元，减半收取为4432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9324元，由兴都商贸公司、万隆酒店公司、兴科置业公司、万顺物业公司、满江春餐饮公司、先河消防公司、余晓坤、唐林、余春江、蔡红梅、陆军、董雪共同负担。 二审中，各上诉人与唐林围绕其上诉请求与陈述意见提交了十二（组／份）新证据。证据一，《融资额度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放款凭证》，证明案涉借款的借款期限为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29日，即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8年12月29日；证据二，《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中盈盛达公司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即2018年12月29日至2020年12月28日；证据三，《还款凭证》与《贷款结清证明》，证明兴都商贸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通过其还款账户自行结清案涉借款，还款时中盈盛达公司的保证责任尚未产生；证据四，《担保服务合同》《转款凭证》和《情况说明》证明按照担保服务合同约定，兴都商贸公司应支付担保费25.2万元，兴都商贸公司实际支付48万元，多付的22.8万元应当予以退还；证据五，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证明中盈盛达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向兴都商贸公司所转的990万元，不在保证期间内，担保责任尚未产生，中盈盛达公司主张该款项属于代偿款项毫无任何事实依据；证据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回单》、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针对中盈盛达公司提供的990万元资金，兴都商贸公司按照中盈盛达公司的要求，以“咨询费”为名义，向其指定的关联方合肥中盈盛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转款19.8万元作为资金使用期间的利息（月利率1%，预估使用期间2个月），该款项实际上为企业间借贷，即过桥资金；证据七，企业工商基本信息，证明合肥中盈盛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系中盈盛达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证据八，《对安徽省兴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审批意见》，证明浦发银行本着不抽贷的原则，同意继续给予兴都商贸公司1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即案涉借款到期后，贷款行同意继续放贷。基于此，中盈盛达公司为继续获得担保业务，同意提供过桥资金990万元，用以偿还案涉1200万元借款；证据九，《最高额担保授信服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融资额度协议》，证明案涉借款偿还后，兴都商贸公司与中盈盛达公司、浦发银行重新办理了相关贷款手续，向浦发银行借款990万元，用于偿还中盈盛达公司提供的过桥资金。但中盈盛达公司拒绝提供保函，导致银行未能放贷；证据十，《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合肥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兴都商贸公司按照中盈盛达公司要求，追加反担保措施，提供足额房产抵押登记至中盈盛达公司名下，中盈盛达公司仍未能向银行出具保函，且中盈盛达公司至今仍拒绝办理解除抵押手续，给兴都商贸公司造成损失巨大；证据十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回单2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1000万）、转款凭证2份及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440万）、2016年5月24日兴都商贸公司与浦发银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证明兴都商贸公司与中盈盛达公司合作数年，形成的惯例既是由中盈盛达公司提供过桥资金偿还贷款，银行重新放贷后再撤回资金。在2017年11月7日和5月9日提供1000万元和440万元过桥资金时，兴都商贸公司分别支付利息20万元和17.6万元，且在转款备注中明确注明了借款利息；证据十二，《确认书》，证明《确认书》系中盈盛达公司提供的格式版本，各上诉人签署后，由中盈盛达公司按照身份证及营业执照上的地址填写，该些地址已经改变或不复存在，根本不具真实合法性，《确认书》中的地址仅适用于中盈盛达公司向各上诉人发送文件，并未约定适用于诉讼、仲裁时的送达地址；证人常某证言，证明中盈盛达公司向兴都商贸公司转款990万元是过桥资金，系借款非代偿款。 对各上诉人与唐林二审提交的新证据，中盈盛达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三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是由中盈盛达公司代偿还清的贷款；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兴都商贸公司汇款凭证附言错误，48万中12万为评审费、10.8万元为监管费，25.2万为担保费。并且签订有相关协议；对证据五的三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中盈盛达公司完全是基于保证人的合同义务、责任以及兴都商贸公司的要求进行的代偿，是典型的代偿行为；对证据六中银行回单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2018年12月28日合肥中盈盛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收取兴都商贸公司19.8万是咨询费，并非是涉案担保资金的所谓利息。该笔费用于本案无关，对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七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八的三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系，更没有证明力；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十一中银行回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是均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十二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从某与案涉合同的洽谈、签订，证明目的不能成立。2018年12月28日是还款到期日，是自动划款的。 中盈盛达公司围绕其抗辩意见提交五（组/份）证据，证据一、担保费发票（被上诉人2017年12月29日开具），证明兴都商贸公司就涉案担保授权的担保费为25.2万元。与担保服务合同第4.1条约定一致；证据二、《担保评审服务合同》《担保监管服务合同》（附发票），证明上诉人收取的48万元25.2万元为担保费、12万为评审费、10.8万元为监管费。中盈盛达公司并没有多收上诉人担保费；证据三、《咨询服务协议》（合肥中盈盛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上诉人2018年12月27日签订，附发票），证明2018年12月28日合肥中盈盛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收取兴都商贸公司19.8万是咨询费，并非是涉案担保资金的所谓利息，该笔费用于本案无关；证据四、《代偿协议书》《代偿申请》《划款委托书》，证明2018年12月27日，兴都商贸公司要求中盈盛达公司进行的代偿，中盈盛达公司按照其提供的账号进行的代偿，《代偿协议》第四条明确该笔代偿款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被视为借款或代付款；证据五、《担保责任解除通知书》，证明2019年12月28日，浦发银行发通知确认中盈盛达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保证责任解除。 对中盈盛达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各上诉人与唐林共同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但是我方没收到。对证据二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中盈盛达公司提供担保时额外增设明目，签订所谓的担保评审服务合同，担保监管服务合同，违规收取被担保人的额外费用，增加客户负担。上述两份合同，中盈盛达公司未提供过相关服务，也未履行过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涉及套路担保。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真实目的是掩盖收取的利息属性，作为融资担保公司不被允许收取利息，这份合同从未得到履行，对方也未履行过；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组证据的出现是为了掩饰过桥的事实，但不能改变案涉990万元为过桥资金的本质，如果是真实的代偿行为，根本不需要出现代偿协议，代偿申请，只需将代偿款转给银行即可，案涉990万元应综合评定为过桥资金；对《担保责任解除通知书》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中盈盛达公司的担保责任基于兴都商贸公司自行偿还银行借款而免除，不是应承担保证责任而免除。 对当事人就真实性无异议的二审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各方举证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各方陈述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并予以认定。对真实性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各上诉人与唐林二审提交的证据八《对安徽省兴都商贸有限公司的审批意见》、证据九《最高额担保授信服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融资额度协议》、证据十《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因该系列证据与本案中盈盛达公司代偿990万元的事实关联性不足，故对该系列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对证人常某的证人证言，因兴都商贸公司并未提交常某系兴都商贸公司员工的有效证据，故对证人常某以兴都商贸公司财务人员所作的证人证言本院亦不予采纳。 二审查明，2017年12月29日，兴都商贸公司与浦发合肥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九条“扣划约定”第一款约定“借款人（兴都商贸公司）同意，在与本合同借款有关的任一项债务到期应付时，贷款人（浦发合肥分行）有权直接划扣借款人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还款准备金账户中的资金用于清偿到期应付债务。还款准备金账户中的资金不足以清偿债务的，贷款人有权划扣借款人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分支机构开立的任一其他账户中的资金”。 2018年12月27日，兴都商贸公司向中盈盛达公司出具《代偿申请》，载明兴都商贸公司在浦发合肥分行的贷款将于2018年12月29日到期，因资金原因不能按时足额还贷，申请中盈盛达公司代为清偿贷款990万元。 同日，中盈盛达公司与兴都商贸公司签订《代偿协议书》，约定2018年12月28日，兴都商贸公司因资金周转原因，不能按照兴都商贸公司与浦发合肥分行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的约定，按时全额归还借款，特申请中盈盛达公司代兴都商贸公司清偿贷款990万元，代偿方式为中盈盛达公司将代偿款划至兴都商贸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黄山路支行的还贷账户，兴都商贸公司在收到甲方代偿款后，当日将代偿款划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黄山路支行账户，用于清偿兴都商贸公司的借款。同日，兴都商贸公司向中盈盛达公司出具划款委托书，载明兴都商贸公司向中盈盛达公司申请代偿款990万元，委托中盈盛达公司将该资金划账至兴都商贸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黄山路支行的账户。 2018年12月28日，中盈盛达公司转款990万元至兴都商贸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黄山路支行的账户。同日，浦发合肥分行通过兴都商贸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黄山路支行的还款账户划扣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相应还款。 2019年10月28日，浦发合肥分行向中盈盛达公司出具《担保责任解除通知书》（第一联：送担保公司）一份，载明被担保人兴都商贸公司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均已履行还款义务，所有业务均已结清，根据中盈盛达公司与浦发合肥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中盈盛达公司对兴都商贸公司在浦发合肥分行的1200万元担保责任已解除。2020年1月3日，浦发合肥分行出具《贷款结清证明》一份，载明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已于2018年12月28日全部结清。 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兴都商贸公司与浦发合肥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融资额度协议》，中盈盛达公司与浦发合肥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中盈盛达公司与兴都商贸公司签订的《担保服务合同》、《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合同》，中盈盛达公司与万隆酒店公司、兴科置业公司、万顺物业公司、满江春餐饮公司、先河消防公司、余晓坤、唐林、余春江、蔡红梅、陆军、董雪签订的《保证反担保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中盈盛达公司根据兴都商贸公司的申请，依据《代偿协议书》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于案涉借款到期日的前一日即2018年12月28日将990万元代偿款转款至兴都商贸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黄山路支行的还贷账户，浦发合肥分行依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九条有关“扣划约定”的约定，扣划相应了相应的代偿款，并于2019年10月28日向中盈盛达公司出具《担保责任解除通知书》，载明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中盈盛达公司对兴都商贸公司在浦发合肥分行的1200万元的担保责任已解除，故一审法院认定中盈盛达公司在兴都商贸公司未按期偿还借款后代为偿还借款本金990万元无误，各上诉人以本案还款时借款并未逾期，案涉还款系从兴都商贸公司自动扣划、浦发合肥分行未出具代偿证明为由主张中盈盛达公司的代偿款应系借款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八条第一项有关“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据各当事人在涉诉《确认书》中预留的送达地址向各当事人进行送达并无不妥，各上诉人有关一审法院未依法进行送达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安徽省兴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安徽万隆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兴科置业有限公司、合肥市万顺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合肥满江春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先河消防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余晓坤、余春江、蔡红梅、陆军、董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100元，由安徽省兴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安徽万隆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兴科置业有限公司、合肥市万顺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合肥满江春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先河消防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余晓坤、余春江、蔡红梅、陆军、董雪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健 审判员 陆文波 审判员 陈 烜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宋知龙 书记员王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