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4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美国华辉发展公司（WahFeiDevelopmentInc）。住所地：美利坚合众国纽约州纽约市坚尼路101号（101CANALSTREETNEWYORK，NY10002）。 代表人：杨金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军，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珊，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西盛都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景德镇市瓷都大道官庄（高新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陈巧英，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江西景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美国新都兴业有限公司（NewPekingBuffetInc）。住所地：美利坚合众国加州庄园1503号（1503HinnenAreHaciendaHesCA91745,U.S.A）。 代表人：陈托黎，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第三人：杨杰，男，1968年7月18日出生，美国籍，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 再审申请人美国华辉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华辉公司）、江西盛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都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美国新都兴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都公司）、一审第三人杨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华辉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华辉公司持股比例与华辉公司的实际出资比例明显不一致。在盛都公司的设立过程中，新都公司利用具体筹办盛都公司的便利，直接将盛都公司登记为新都公司的独资公司。盛都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以下货币单位同）6560万元系新都公司将华辉公司的3550万元出资款循环出入重复登记而成，新都公司未投入任何资金。（二）华辉公司与新都公司之间的出资比例、持股比例应当依据实际出资额确定。华辉公司的实际出资比例是100%，其持股比例也应是100%。原判决依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确定华辉公司与新都公司之间的持股比例，与客观事实不符。（三）盛都公司《董事会决议》确定华辉公司与新都公司按照6：4的比例分红，双方并未就持股比例达成新的合意。原判决以此分红比例与《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持股比例一致为由，确认双方的持股比例也是6：4，适用法律错误。（四）原判决认定新都公司实际出资525万元缺乏证据证明。新都公司以案外人陈某冰名下的35套房屋作价525万元出资，实际上该35套房屋本属盛都公司所有，仅是登记在陈某冰名下，此35套房屋作价抵出资款的情形从未发生过。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盛都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华辉公司的投资款是其二十三个自然人股东将款项打给林某某，再由林某某交给陈某某的，实际金额不足2800万元，该款项是华辉公司的投资款而非股东出资。第一，虽然华辉公司与新都公司签订的《合同书》约定“双方成立盛都公司，享有共同开发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共享盈利的权利与义务”，但是该合同条款并未完全履行。盛都公司章程签署时，华辉公司尚未成立，双方合作设立盛都公司的计划落空。盛都公司成立后，华辉公司的代表杨金星被委派到盛都公司担任董事，知晓盛都公司已经注册为新都公司的独资公司后，其并未要求将盛都公司变更为合资公司，说明华辉公司并不要求成为公司股东。第二，2003年5月18日《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华辉公司）的投资款力争在2004年春节前基本还清”，华辉公司陈述其最后一笔投资款于2003年12月份交付给陈某某，在投资款注入几个月后就要求收回，说明其根本目的只是通过投资快速获取合作项目的固定利润而已。第三，2005年8月16日《约字》约定“为偿还乙方（华辉公司）投资江西省景德镇市新都民营梭子窑科技工业园及科技园款（3550万元），一次性包干利润2000万元”，亦说明华辉公司的款项是项目合作的投资款，而非股东出资。2.《约字》签订后，华辉公司退出项目合作，其身份从项目合作者转化为新都公司的债权人。虽然《约字》中提及了“股东有权处理和监督一切事务”，但该约定并不等同于保留华辉公司的股东身份，只是对其债权的一种保障。《董事会决议》关于“最后双方按6（美）：4（中）比例分红”的约定亦不等于保留华辉公司的股东身份。在盛都公司不能按《约字》归还华辉公司的投资款时，双方选择按照《补充协议书》约定的股份比例分红。《董事会决议》中从未提及股权比例的问题，二审法院仅因分红比例与当初《补充协议书》约定的股权比例相同就推定此约定系保留华辉公司的股东身份是错误的。3.华辉公司持有的虚假《公证书》系华辉公司制作，而非盛都公司及其工作人员陈某某、陈某冰制作。（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的规定，华辉公司成为盛都公司的股东必须办理登记审批手续，原判决适用尚未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认定华辉公司具有盛都公司股东身份，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华辉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原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相关规定认定华辉公司无需另经审批即可确认其为盛都公司的股东，适用法律正确。（二）原判决根据《合同书》《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华辉公司实际出资以及参与盛都公司管理等客观事实，认定华辉公司系盛都公司股东并持有盛都公司股权，符合客观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三）原判决认定华辉公司的3550万元出资系对盛都公司的股权出资款，且华辉公司已经履行出资义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盛都公司关于案涉虚假的公证书是华辉公司制作的主张没有证据佐证，且与本案审理的股东资格纠纷并无关联。请求驳回盛都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华辉公司、盛都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根据华辉公司、盛都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本案应审查原判决认定华辉公司实际出资3550万元、新都公司实际出资525万元是否缺乏证据证明以及认定华辉公司持股比例为60%是否适用法律错误。 一、华辉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2002年8月18日，华辉公司与新都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双方共同开发江西省景德镇市民营梭子窑工业园及科技园两个项目，成立盛都公司作为开发项目的机构，并约定了投资股份比例，双方各投资2050万元，各占50%股份。《合同书》签订时，华辉公司尚未设立。同年9月24日，盛都公司成立，被登记为新都公司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6560万元。2002年9月26日，华辉公司在美国纽约州注册成立。2003年5月1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华辉公司同意再增资1000万元，双方股份改为新都公司占40%，华辉公司占60%。据此，双方对共同设立盛都公司已经达成合意，《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各方投资款即为各方应对盛都公司的出资额。《补充协议书》虽然约定还“乙方的投资款力争在2004年春节前基本还清”，但该投资回报的安排与双方共同出资设立盛都公司并不矛盾。《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签订后，华辉公司将其应对盛都公司的出资款3050万元（实际缴付3550万元）由案外人林某某分十六次转至新都公司陈某某个人账户，再由陈某某从其本人或陈托黎等人账户转至盛都公司账户进行验资。对这一事实，陈某某、陈某冰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中均作了陈述。华辉公司虽在盛都公司成立后设立，但并不影响其先行认缴出资。华辉公司的3550万元出资由其二十三名自然人股东筹集，并由林某某交付给陈某某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盛都公司关于华辉公司投入的款项性质为投资款而非股东出资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二、华辉公司具有盛都公司股东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规定，股东之于公司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应依据是否认缴出资的实质要件确定。《合同书》、《补充协议书》签订后，华辉公司实际出资3550万元，履行了出资义务。201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举办外资企业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对本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国家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盛都公司的“景德镇市民营梭子窑工业园及科技园”两个项目不属于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范围，其股东资格确认无需征得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华辉公司已向盛都公司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具有盛都公司股东资格。 2005年8月16日，华辉公司与新都公司签订的《约字》，对《合同书》、《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方式即合资设立盛都公司进行了结算，即华辉公司收回投资款3550万元及收取一次性包干利润2000万元后退出盛都公司，不再是该公司股东，对盛都公司的盈亏不承担责任。但《约字》同时约定的“在未还清全部款目之前，原公司乙方股东有权处理和监督一切事务”，即华辉公司在未按该约定收回投资和回报前，对盛都公司仍享有股东权利。2010年9月8日，盛都公司在双方委派的董事参与的情况下形成了《董事会决议》，根据决议内容，双方《约字》中约定的华辉公司收回投资及回报至2010年仍未得到完全履行，投资款尚余900万元未收回，且对原约定的收取回报的方式又进行了变更，即由原约定的收取固定金额的回报变更为仍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分红。该《董事会决议》表明，华辉公司继续保留了其盛都公司股东的身份，并指派杨杰具体负责盛都公司的经营管理，盛都公司的利润由华辉公司与新都公司按照股权比例分配。原判决认定华辉公司仍保留盛都公司的股东身份具有事实依据。盛都公司关于《约字》签订后，华辉公司退出项目合作，其身份从项目合作者转化为新都公司的债权人的主张不能成立。 三、华辉公司依约享有盛都公司60%的股权。盛都公司于2002年6月6日、2017年5月31日先后制定了两份公司章程，两份章程记载的投资者均为新都公司，董事长为陈托黎。2002年9月26日华辉公司成立后，盛都公司并未相应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将华辉公司作为出资人之一进行记载，亦未办理相关审批及工商登记及按规定向华辉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以及置备股东名册。在公司章程未能准确记载股权份额的情况下，股东所享有的股权份额应当依据股东之间的意思表示确定。《补充协议书》约定，华辉公司占盛都公司60%股份，新都公司占40%。2010年9月8日，盛都公司形成了《董事会决议》，华辉公司继续保留盛都公司股东身份，并指派杨杰具体负责盛都公司的经营管理，盛都公司的利润由华辉公司与新都公司按照6：4比例分配。该比例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的股权比例一致，此后双方并未就股权比例达成新的合意。原判决认定华辉公司持有盛都公司60%股权，新都公司持有盛都公司40%股权，并无不当。华辉公司关于华辉公司与新都公司之间的出资比例、持股比例应当依据实际出资额确定，华辉公司实际出资比例达100%，其持股比例也应是100%的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四、原判决认定新都公司出资525万元具有事实依据。根据公安机关对陈某某、陈某冰的询问笔录，陈某某、陈某冰共同出资525万，两人均认可该出资属于新都公司对盛都公司的出资。该事实与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收据等书面证据一致。原判决据此认定新都公司的出资525万元具有事实依据。2010年9月8日的《董事会决议》载明：“35套公司房屋在陈某某名下，双方确认后抵中方投资款525万元，待美方收齐投资余款900万后35套抵中方投资款即生效。”该《董事会决议》是在华辉公司委派的董事杨金星、林某某参与的情况下形成的，系双方共同作出，在华辉公司未提供反证的情况下，原判决认定新都公司出资525万元并无不当。 盛都公司主张该虚假《公证书》系华辉公司制作，而非盛都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制作，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华辉公司、盛都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美国华辉发展公司、江西盛都置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奚向阳 审判员  杨兴业 审判员  马东旭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许英林 书记员房建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