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109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泉，男，198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仁栋，重庆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好居优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新市街道新民路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N6X99C。法定代表人：张可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骞，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文泉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好居优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居优家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5民初4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文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仁栋以及被上诉人好居优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骞到庭参加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好居优家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好居优家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投资入股协议书》实质为增资协议，在其按约支付投资款后，好居优家公司至今未履行增资扩股手续，导致其未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且该公司1.5%的股份对应的价值已远低于其所投入300万元，这与双方订立合同的初衷相违背，因此文泉有权要求解除《投资入股协议书》并要求好居优家公司返还出资款。好居优家公司辩称，文泉自其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并履行出资义务后，就已经取得好居优家公司股东身份，享有股东权利，现合同目的已实现，文泉不享有解除权。《投资入股协议书》中并约定发放持股证明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具体时间，且好居优家公司已向文泉出具出资证明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是文泉不配合造成的，对内并不影响文泉已经取得好居优家公司股东的事实，因此文泉出具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应当无效。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好居优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文泉向好居优家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8日，好居优家公司与文泉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好居优家公司同意文泉以好居优家公司增资扩股的方式投入300万元入股好居优家公司；好居优家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股份总数1000万股，增资扩股后股份总额10152284股，文泉股份数为152284股，占好居优家公司股权比例为1.5%；文泉资金入账时间为2018年1月15日（注：根据投资人资金入账时间，发放持股证明书）；在不影响好居优家公司正常经营、现金流、项目资金的条件下，文泉可享受优先分红；本合同一经签订，文泉不得中途撤股、撤资；协议签订后，文泉担任好居优家公司的常务副总，分管好居优家公司招商工作，文泉在好居优家公司入职后完成招商加盟商家100家的任务，好居优家公司激励文泉1.5%的股权比例；文泉资金到帐后，好居优家公司将出具股东持股证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2018年1月16日，文泉通过其姐姐文梅向好居优家公司指定的财务人员何丽转款157万元，次日，文泉通过其妻欧英向何丽转款143万元，共计300万元。2018年7月5日，好居优家公司对公司住所地、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登记，同月18日，好居优家公司将投资人由张可可变更登记为张可可、王政霞、张永红三人，市场主体由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对经营范围、高级管理人员备案进行了变更登记。2019年4月初，文泉向好居优家公司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一份，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并要求好居优家公司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退还文泉300万元投资款。好居优家公司于2019年4月4日收到文泉邮寄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同月10日，好居优家公司向文泉邮寄《复函》一份，不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并通知文泉于2019年4月29日上午10点在好居优家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大会，讨论修改公司章程事宜，并于2019年4月29日下午3点到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次日，文泉收到好居优家公司邮寄的《复函》。2019年4月24日，好居优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可可通过微信再次通知文泉于2019年4月29日上午10点在巴南万达公司总部召开股东会议，文泉回复已向好居优家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及律师函，文泉未参加股东大会。2019年5月23日，好居优家公司将投资人由张可可、王政霞、张永红变更为张可可一人，同时将市场主体类型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6月17日，好居优家公司向文泉邮寄送达《重庆好居优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资证明书》一份，文泉于同月19日收到该出资证明书。该出资证明书载明了公司全称、公司住址、公司登记日期、公司注册资本等，同时载明了文泉于2018年1月16日和17日向好居优家公司缴纳出资300万元，在出资证明书核发之日起，享有好居优家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权，该出资证明书实际制作日期为2019年4月，核发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另，2019年4月，好居优家公司制作了《重庆好居优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一份，该名册载明张可可出资比例为98.5%，文泉为1.5%，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好居优家公司未将该股东名册送达文泉。一审法院认为，好居优家公司与文泉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好居优家公司以增资的形式吸纳文泉为股东，该协议系好居优家公司、文泉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好居优家公司、文泉具有法律约束力。文泉以好居优家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发放持股证明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导致其投资入股的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向好居优家公司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本案的关键在于文泉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分别规定了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解除权情形，本案中，好居优家公司、文泉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成就条件，根据文泉提出的解除合同理由，好居优家公司是否违约导致文泉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文泉取得合同解除权的前提。好居优家公司、文泉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中未对发放持股证明及办理变更登记的具体时间进行约定，文泉辩称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即在发生变更、变动之日起30日内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同时辩称，好居优家公司在文泉缴纳出资款后多次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均未通知文泉，也未将文泉登记为公司股东，文泉一直未取得好居优家公司的股东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规定的意思为是否办理变更登记，是一种对外的公示效力，对内并不影响文泉在出资完成后已取得好居优家公司的股权并成为好居优家公司实际股东的事实，故文泉辩称好居优家公司违约导致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理由不能成立，文泉不能据此取得合同解除权。文泉履行出资义务后已取得好居优家公司股东身份，好居优家公司在文泉出资后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时未将文泉列为股东，文泉可以要求好居优家公司及时签发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文泉未催告好居优家公司履行义务，而是直接向好居优家公司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于法无据，故对文泉的辩称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确认文泉于2019年3月31日向好居优家公司出具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因双方并未在《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本案二审审查重点在于文泉是否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投资入股协议书》第十七条约定，“文泉资金到帐后，好居优家公司将出具股东持股证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好居优家公司在文泉出资后，未及时按前述约定办理增资扩股的有关手续，已构成违约，但其在收到文泉邮寄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后，采取了向文泉邮寄出资证明书、制作股东名册以及函告文泉召开股东会讨论修改公司章程事宜，并承诺双方可于2019年4月29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一系列补救措施，因此好居优家公司迟延履行债务的行为不足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不构成根本违约，文泉要求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尚未成就。对好居优家公司履约过程中出现的违约行为，文泉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赔偿损失，而不应在未与好居优家公司充分沟通协商，法定合同解除条件尚未成就的情形下，径直向好居优家公司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综上，文泉关于好居优家公司未按约办理增资扩股手续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文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情况，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文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彦龙审 判 员 张 毅审 判 员 彭海波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法官助理 刘玲玲书 记 员 黄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