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45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傅某，女，1970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连，烟台福山高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梁某，女，194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帅，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明霞，女，1971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系梁某的儿媳。上诉人傅某因与被上诉人梁某遗赠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11民初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傅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继承人乔水章遗留的银行存款182043.34元、死亡赔偿金50000元归上诉人所有；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裁判理由错误，属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没有法律依据，该案系遗嘱赠与案件，被继承人乔水章已死亡，其民事行为已消失，一审法院按遗嘱继承案件处理，断章取义，已违背继承法的初衷，显然适用法律错误。（2）关于事实婚姻的认定。首先，《证据规则》明确规定，证人属于传来证据，应当结合其他证据来印证，本案被告提交的证人及村委证明通过间接途径获取的信息不能单独作为定案证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福山区证明不能证明是夫妻，该村委证明不是直接证据，系传来证据，村民委员会系群众性自律组织，超出了村委会职责范围，而村委会出具证明时间为2019年2月9日，应该是正月初五，系放假时间，证明书写在前，盖章在后，同时该村委证明无法人签字及村委集体意见，也没有书面档案记载可以证明是夫妻关系，根据以上的初步分析即已表明，村委出具的证明作假，不能作为效证据采纳。其一，被上诉人提交的80多户村民联合签署的证明，也属于传来证据，该证据系上诉人机打材料，没有时间地点及证人的详细资料、是否本村村民，该证据均没有质证，因而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纳。其二，证人付某、姜某、张某1的证明效力，人证应该是证人证言，需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才能成立，一般事实，仅凭人证是难以认定其真实有效性的。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死亡赔偿金不属于一审案件受理范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没提出对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系程序违法，同时剥夺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是无效的。××××年2月新婚姻法颁布后就取消事实婚姻，没有结婚证的法律不予保护。新的《婚姻法》已经取消了事实婚姻，也就是说，现在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只承认已经登记有合法手续的婚姻，一审法院的裁判错误。被上诉人梁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傅某的上诉请求。一、上诉人要求改判死亡赔偿金归上诉人所有的上诉请求在一审中并未提出，上诉人在上诉状也认可“死亡赔偿金不是一审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提到“答辩人从案外人乔华建处获得的生活费和赡养费”是为了不支持答辩人梁某提出的“在乔水章遗产处分时预留必要的份额及乔水章个人存款中优先支付丧葬费”的诉求。因此该上诉请求不属于上诉二审的审理范围，应予以驳回。二、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梁某与乔水章生前构成事实婚姻关系，证据充分，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时，答辩人除提交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村委证明及证人证言外，1、上诉人傅某提交的乔水章于2010年12月30日遗嘱中明确书写为“我现在的老伴是我的二婚老伴，我们结合于90年代”；2、梁某1998年8月19日办理户口本登记时，婚姻状况一栏登记的是有配偶；3、上诉人傅某提交的2019年2月17日在高疃派出所调解下达成的赔偿协议书，赔偿内容明确书写为“乔水章的家属梁某”；4、梁某提交的夫妻两人参加梁为良、梁为栋、傅某结婚时的照片以及生活照片等。这些证据都和上诉状中提起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互为证明，所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梁某与乔水章生前于××××年××月起在共同居住生活；自1999年12月又搬到湘里村共同居住生活至乔水章去世”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明确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在××××年××月××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结合梁某和乔水章生前共同生活的事实，梁某与乔水章生前构成事实婚姻符合法律规定，二人的夫妻关系受法律保护，二人的共同存款梁某享有二分之一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我国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完全是其断章取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违背事实，于法无据。在梁某放弃其作为乔水章近30年的妻子要求在乔水章的遗产中享有相应的份额的诉求下，上诉人仍意图剥夺梁某个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违背公序良俗。请求二审法院在依法审理的基础上，维持一审判决。傅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产权人登记为乔水章位于烟台市福山区房屋（证号：431024），由原告继承，该房屋价值5万元；2、乔水章名下的银行存款5万元在福山高疃信用社，由原告继承。合计人民币10万元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梁某籍贯是烟台市福山区人。被继承人乔水章生前系烟台市福山区村民，于2019年2月5日因病去世。其父亲乔文玉于1990年去世，母亲姜殿花于1984年去世。乔文玉与姜殿花一生育有三个子女，长女乔连美、长子乔水章、次子乔民章。2019年2月26日湘里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乔水章生前无子女。被继承人乔水章去世后在湘里村遗留有房产（乡村房产所有证号为NO4310247;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福集建（91）字第20271号，土地使用者登记为“乔瑞章”）一处，该房产建筑年限1970年4月，包括北屋3间，41.3平方米；东厢2间，13.8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5.1平方米。经法院查询，被继承人乔水章去世后在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山区高疃支行开户的银行卡、存单、存折中遗留有银行存款共计182043.34元。开户日期和截止到2019年7月10日的余额分别为，2011年6月25日5.36元、2013年2月5日5009.24元、2017年2月12日20000元、2017年11月16日50000元、××××年2月26日40000元、××××年4月20日17000元、××××年5月2日50000元、2006年5月18日28.74元。双方当事人对以上事实无争议，法院予以确认。诉讼中原告主张，福山区现在的村长和村支部书记分别是谁，我们不清楚。湘里村的书记是于元格，村长据说是舒兴波。被告主张，的村长和村支部书记是一个人，叫付某。湘里村的书记是于元格，村长据说是舒兴波。诉讼中，原告向法院提交证据及被告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2019年2月26日烟台市福山区出具的关系证明四份。第一份证明被继承人乔水章生前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第二份证明我村村民乔文玉、配偶姜殿花1984年死亡。第三份证明我村村民乔文玉与姜殿花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3个子女，长女乔连美、长子乔水章、次子乔民章。第四份证明乔水章因病于2015年2月5日在家中死亡。证据二、房产证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套，房产证的登记时间是1970年4月份，产权人姓名为乔水章，建筑面积55.1平方米，该房产证的签发机关为烟台市福山区城乡建设委员会，签发日期为1989年2月25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为被继承人乔水章，书写错误为乔瑞章，登记时间为1991年12月。证据三、2010年12月30日被继承人乔水章书写的遗嘱，内容明确将福山区的房屋赠予给原告。该遗嘱内容为，“遗嘱我，乔水章，身份证号码：生于1939年6月2日，是烟台市福山区人。现在我身体健康，头脑也十分清醒，为了防止后患，我亲笔立此遗嘱，对我个人在70年底就拥有的所有权房屋作如下分配：我死后将我在湘里村住房留给我的外甥女傅某个人继承，以后村里对该房屋有什么规划，都要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外甥女傅某，由她亲自或委托她人出面处理，其他人无权处理。我现在的老伴是我的二婚老伴，我们结合于90年代，如果我死在她前面，她必须搬走，并不得人为损坏房屋。如果她要住，必须与我的外甥女傅某协商好才行，她没有权利处分该住房。我立此遗嘱是我在自主、自愿的情况下，是我个人真实想法。此遗嘱在我死后即生效！立遗嘱人：乔水章2010年12月30号继承人：傅某2010年12月30日”。2015年1月30日被继承人乔水章书写的遗嘱，其内容明确写明遗嘱人乔水章的银行存款，由原告全权处理，其他人无权处理。该遗嘱内容为，“遗嘱我，乔水章，烟台市福山区高疃湘里村人，身份证，我的存款在高疃信用社，由汪德福经办。我死后由我的外甥女傅某，身份证，全权处理，其他人无权处理，我自愿立此遗嘱。立遗嘱人：乔水章2015.1.30.继承人：傅某2015.1.30.”。证据四、提交涉案乡村房产所有证扫描件的复印件一份5张，每张上都有乔水章的名字及手印，时间为2010年12月30日。该签名及手印是乔水章本人所签所摁，该证据系2010年12月30日乔水章立遗嘱时，乔水章将房产所有证拿出来，我去给他扫描的，之后他在扫描件中签字并摁手印写日期。证据五、乔水章2008年2月20日签发的户口本一份，及社区矫正由乔水章本人亲笔书写家庭关系及社会成员一栏当中，自己登记显示与梁某共同生活，而不是夫妻关系，户口本证明乔水章婚姻状况显示无配偶，登记处为空白。证据六、2019年6月4日湘里村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本案的继承人乔水章与梁某是否是婚姻关系超出了村委会的职责范围，以前村委会开具的证明均无效。在空白处有本村书记于元格、会计于某2、妇女主任王玉菊，及村委委员于某1在证明上签字予以确认。村委主任舒兴波因为不在村里居住，联系不到他，所以该证明中没有他的签字。证据七、湘里村村委会成员于某12019年5月26日书写的一份证明，证明的内容是，湘里村村委会曾于2019年4月28日由村委会主任舒兴波安排于某1书写的，乔水章和梁某是夫妻关系的材料，不是舒兴波本人所写，是舒兴波拿了一份材料，安排于某1照着抄写一份，抄写完了之后，舒兴波拿走了，后面盖印章的时候于某1就不知道了，是舒兴波办理的盖印的事情。该份证据针对的是被告梁某提交的证据三中的2019年4月28日的证明。证据八、2019年5月20日湘里村村民委员会开具的证明，证明乔水章属于最低生活保障，无劳动能力，享受低保政策，在办理的过程中突然死亡，低保停止办理。办理低保的手续在高疃镇民政部门。该份证明内容是由湘里村书记于元格本人书写的。证据九、2019年2月17日赔偿协议书一份，证明因乔水章死亡后，导致他意外死亡的责任人乔华建赔偿给家属梁某的赔偿款50000元，该协议由梁某签名，并由梁某接收了该笔款项。该证据为原告手机拍照后的打印件，原件在梁某手里。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中证明一有异议，乔水章生前有配偶即本案被告梁某。对证据一中的证明四有异议，乔水章是在福山区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而不是在家中死亡。对证据一的证明二、证明三无异议。对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在原告没有对遗嘱的具体形成过程进行陈述前，我方仅对遗嘱本身作出质证如下：第一、我方对原告所主张的两份遗嘱全文，及立遗嘱人签字均是乔水章一人完成有异议，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该两份遗嘱是乔水章的个人亲笔书写。第二、从遗嘱的内容上，2010年12月30日的内容中即使法院最终认定遗嘱的内容是有效的，从原告提供的遗嘱可以证明，原告是认可被告梁某与乔水章的夫妻关系。第三、2015年1月30日的遗嘱内容中只是表明存款由原告处理，而并不是存款由原告一人继承。而且基于遗嘱的时间是2015年的1月30日，因此即使该遗嘱被最终认定为有效，那么也只能证明原告仅对乔水章在2015年1月30日之前的个人存款有处理权。第四、即使最终法院认可，该两份遗嘱均为有效，那么也存在如下法定事实，第一被告梁某与乔水章系夫妻关系，第二存款系夫妻共同财产，第三应为被告梁某预留相应的遗产份额。对证据四、我们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是乔水章本人所写，并且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乔水章将房屋遗赠给原告所有。对证据五、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乔水章的婚姻关系为空白，应当认定为未登记，而不应当是无配偶。社区矫正信息，是社区矫正打印后乔水章签字，因当时没有提交结婚证，书写共同生活，夫妻也共同生活，不能以共同生活否定其夫妻关系。乔水章在2010年12月30日的遗嘱中，已明确的陈述了被告梁某是他的二婚老伴，这个事实是无法推翻的。对证据六、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不能证明是村委会的真实意思表达。从内容上看，该证明出具之前应该有两委讨论的记录，同时我方不认可，乔水章的婚姻关系已经超出了村委的职责范围，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原告提交法庭的2019年2月26日乔水章生前无配偶的证明，也应该是无效的，因此该证据不能否定被告提交的湘里村村委出具的乔水章和梁某系夫妻关系，及两人自1999年12月起在湘里村居住的事实。对证据七、该证明无法证明其书写的全部的内容都是于某1的全部意思，但是该证明至少可以证明被告提交的2019年4月28日的证明，是法定代表人舒兴波知晓，并据实办理的，也就说被告提交的证明是有效且内容真实的。对证据八、虽然该证明没有舒兴波的签字，但是乔水章确实办理过低保，但是最终未审批通过，原因是乔水章有儿有女，并且有存款。对证据九、虽然系复印件，但是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协议书在高疃镇派出所留存有一份，被告梁某手中也有一份协议书原件。该赔偿协议书恰巧可以证明，作为人口管理的派出所，已经认定梁某系乔水章之妻。协议充分写明，说赔偿的款项包含乔水章妻子梁某的生活费及赡养费，梁某作为家属领取50000元，是受到高疃派出所的认可并保护。该50000元赔偿款实际由梁某领取。被告向法院提交证据及原告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提交2015年12月24日，12月30日乔水章所写的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和社区保证协议书，该两份协议是区司法局、司法所、保证人各一份留存，提交的该两份协议书原件是乔水章本人所留存的，可以作为样本进行鉴定。证据二、提交存款查询情况通知书，证明乔水章和梁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的共同存款情况。证据三、提交2019年2月9日由委出具并加盖村委公章的证明一份，该证据是由委会会计梁为俊书写，证明梁某与乔水章××××年结婚，在居住至1999年12月份，梁某和乔水章系夫妻关系的事实。该证明中没有法定代表人付某的签字，是因为付某本庭作为证人出庭陈述。2019年5月8日我方提交法庭的证据三中原来没有梁为俊的签名，当时向法庭提交了没有梁为俊签名的证明复印件，现在提交有梁为俊签名的证明原件一份，我方以本次庭审提交的有梁为俊签名的证明原件为准。提交2019年2月11日湘里村村委证明一份，该证明是由村里的会计于某2书写的，加盖湘里村村委的公章形成。该证据证明，乔水章与梁某系夫妻关系，且于1999年12月份以后在湘里村居住的事实。当时出具证明时，该村书记于元格不在现场，于某2通过电话沟通，得到于元格认可后，于某2书写，并出具盖章介绍信，该介绍信交由韩明霞拿着去镇政府办理盖章事宜，盖章时于某2没有到场，但是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向村里核实，核实无误后，加盖了公章。并且实际情况是，村委出具的证明，法定代表人一般都不签字。原告提交的村委证明也都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当时出具证明时，我们也找过村长舒兴波，舒兴波告知找于某2办理即可。提交2019年4月28日湘里村村委证明一份，该证明的形成原因是，2019年2月11日于某2书写的证明当中没有乔水章父母去世的时间，所以2019年4月28日，我们找到舒兴波，再次办理含有乔水章父母去世时间的证明。该证明是由舒兴波找到村里村两委成员于某1书写，加盖村委盖章后，舒兴波交给我方，谁去办理加盖公章的事情我不清楚，但是给我们的时候就是提交法庭的证明。这个事实可以从原告提交的于某1书面证言中得到证实。因为该证明是舒兴波办理的，所以该证明中没有舒兴波的签名，同时在出具证明时我方也不知道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庭后我们可以落实舒兴波，是否可以签字。证据四、梁某户口本一份，证实其户口登记情况。户口本在1998年8月19日登记中婚姻状况一栏记载有配偶，该配偶是乔水章，因为当时两个人还在居住，村里重新给办理户口本，因此梁某的婚姻状态记载的是有配偶，配偶就是乔水章。证据五、大约80户居民联名签署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梁某与乔水章自××××年××月起，以夫妻的名义，共同居住在，至1999年12月的事实，乔水章与梁某的夫妻关系，应获得法庭的认定。该情况说明中的内容是我方打印的。证据六、乔水章与梁某自××××年起至××××年期间的生活照片一宗，共计15张，结合付某的证词可以证明，乔水章和梁某在梁为良结婚之前就在一起居住，两位老人参加了梁为良和梁为栋及原告傅某的婚礼，并且乔连美也参加了梁为良的婚礼。梁为良举行仪式的时间是××××年11月16日，梁为栋举行仪式是1997年1月1日，登记时间不清楚。傅某结婚时间不清楚，时间是在梁为良和梁为栋之间。证据七、梁为良的结婚证复印件，证明梁为良和韩明霞结婚登记时间是××××年12月23日，可以证明两位老人至少在××××年就已经在一起居住。证据八、梁为良与于元格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一份，证明2019年2月11日湘里村出具的证明于元格是知情，并且对两位老人从1999年12月起在湘里村居住的时间是没有异议的。证据九、梁某大儿子梁为良、儿媳韩明霞和潘启福和姜玉玲的谈话视频，证明两位老人自1999年12月起以夫妻关系居住在湘里村，姜玉玲证明她曾听到乔水章亲自告诉他，乔水章和梁某已经登记。当庭播放录制的载体，庭后提交光盘。证据十、乔水章的门诊病历及药费单据4张及殡葬费的收据1张。证明梁为良为乔水章在2019年2月5日因抢救支付医疗费1725.6元，殡葬费6698元。该费用从乔水章的遗产中扣除，返还给梁为良，或者返还给被告梁某。证据十一、证人付某、张某1、姜某三人出庭作证。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对保证书及协议书中乔水章的签名，我们搞不清楚是否是他本人书写的，我方不同意作为样本进行鉴定。对证据二、对存款查询情况通知书，认为查询的当事人系乔水章，可以证明登记在乔水章名下系个人存款，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该银行存款不能证明是夫妻关系或是同居关系。对证据三中2019年2月9日由委出具证明，我们有异议，该村民委员会系群众性自己组织，应当在职权范围内，对村民事务组织管理活动的记载，证明的内容应该由村委履行职责时获知，该证明材料超出了日常事务负责职责范围。而该开具的内容显示为人身关系，其证明的证据效力不能予以认定。同时该证明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显然该证据是无效的。补充一条，该证明出具时间是2019年2月9日，应该是大年初五，国家放假时间是到正月初七，该证明能在放假期间盖章吗，显然是书写时间在前，盖章在后。对证据三中2019年2月11日湘里村村委证明，该证明没有村委会主任签名，该证明的内容显示其系个人身份，与村民委员会记载的时间不相符，超出了村民委员会日常管理事务。对证据三中2019年4月28日湘里村村委证明，对证明内容中死亡的时间有异议，该证明材料超出了村民委员会职责范围。该证明中的公章和证据2019年2月11日证明中的公章明显不相符。对证据四、户口本，户籍没有异议，但是对内容婚姻状况显示有配偶，户口本登记时间是1998年8月19日，从而证明被告梁某有正常的夫妻婚姻关系，而乔水章应当属于无配偶状态。关于有配偶的问题，我方认为，不是乔水章本人，因为乔水章的户口本显示没有配偶。对证据五、特别说明，这个内容我方无法认定真假，涉及的证人太多了，80多个人，超出了最大的承受能力。我无法认定签字的证人能够认定××××年××月到1999年12月。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六、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这些照片都说明不了二人是夫妻关系。对证据七、结婚证是复印件我方不予质证。对证据八、录音材料真实性无法准确确认是不是于元格说的，说话声音像。对于录音内容中类似于于元格声音的人，我认为梁为良充满了威胁的口吻，从类似于元格声音的交流当中，能够感受到对方已经被激怒，不是在一种平和稳定的情绪下交流，类似于于元格的声音沙哑，更关键的是没有于元格本人对这段音频材料的确认，而且我听到的类似于于元格的声音，表达的主要内容就是，梁某与乔水章的夫妻关系，村里无法证明，居住时间可以证明，但是具体也不好说是哪一年在一起居住生活，我领会的就是这些。对证据九、视频资料涉及到个人信息，需要本人到庭，再是录像不是潘启福和姜玉玲本人自己录的，而是被告的亲属录制的，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笔费用应该由原告支付，但是被告拒不配合原告，该费用应该从乔华建支付给乔水章的家属梁某50000元中的死亡赔偿金里支付。关于双方证人出庭作证。原告方证人于某1在作证中陈述，我在担任村委委员职务。原告从小在村里，现在原告30-40年不在家，原告找到我就是为了开证明。被告梁某，我们一个村的，我和原被告双方都没有矛盾。他们双方为了遗产的事情产生了争执，乔水章和梁某是不是夫妻关系，俺也说不清楚，俺也不知道，再没有什么了。他们是不是夫妻关系是法律上来判定，不是我说是就是，我说不是就不是，只能说乔水章和梁某什么时间到俺村来，我给开个证明。1999年12月份梁某到了湘里村和乔水章一起在一块居住生活。1999年12月份之前在哪儿我不清楚。对证人的上述陈述，原告认为，证人的说法与我方提交的证据六、2019年6月4日他开具的证明是相符的，我方提交的证据七、2019年5月26日他自己书写的另一份证明证人没有说明，一会我方予以发问。对证人的上述陈述，被告认为，我们不认可证人所说的，村委没有权利判定乔水章夫妻关系的陈述，其他的没有。庭审中证人针对原告提出的问题，回答：2019年4月28日的证明材料上的印章不是我加盖的，证明内容不是我的本意，是我们村主任舒兴波拿了份材料给我，让我照着他写的材料抄了一遍，当时我没在意，不知道要打官司。关于2019年6月4日证明上面签字是我签的。实际当时也没开两委会，大队那帮人都在大队，当时村委主任舒兴波不在场。乔水章和梁某从1999年12月回到湘里村居住，当时是推算的时间，1999年12月不一定是准确的年月，大约是这个时间，不能说一天不差。村委档案没有记载梁某与乔水章属于什么关系的证明。庭审中证人针对被告提出的问题，回答：乔水章是哪一年离开湘里村的我不清楚，但是他确实离开了，后来和梁某一块回来了。梁某和乔水章在湘里村生活的时候，他们对外彼此是以什么名义相称，我不清楚。2019年4月28日的证明是舒兴波让我帮忙代写的。2019年6月4日的证明，签字的时候证明中4个人都在场，都是本人签字，我们同时签的，当时是原告拿的这个证明到现场找我们签的字。2019年6月4日证明不是在村委形成的。被告提交的证据三、2019年4月28日证明，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七、2019年5月26日的证明，该两份证明内容都是我本人写的，其中2019年4月28日证明，是我按照舒兴波提前打印好的材料照着抄了一份，之后交给舒兴波，公章也是舒兴波去镇政府加盖的。2019年5月26日的证明是原告找我写的，我写这个证明针对解释2019年4月28日的证明。原告提交的2019年6月4日证明中打印的内容是谁打印的我不清楚，是原告拿着找到我们4个人签的字。当时她拿着这份证明找我们签字的时候，证明的打印内容都已经有了，没有内容我们也不签字啊。原告方证人于某2在作证中陈述，我和原告就是认识，和梁某也是认识，和他们之间都没有什么矛盾。今天出庭证明乔水章和梁某是不是夫妻，他俩是不是夫妻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在一起居住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对证人的上述陈述，原告认为，没有意见，符合事实。被告认为，证人本人是知道他们俩人是夫妻的，其他的没有。庭审中证人针对原告提出的问题，回答：2019年6月4日湘里村开具的一份证明，这个证明我看过了，是我本人在证明上签的字。被告提交的2019年2月11日湘里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是我书写的，是梁某的儿子和儿媳妇来找的我，我写完这个证明之后把证明给了梁某的儿子。证明中的公章是谁盖得，我不知道。证明的内容是梁某的儿子告诉我，1999年12月份，乔水章和梁某搬回湘里村，我就那样写了。乔水章和梁某有没有结婚证，我不知道。乔水章到村里办理过低保属实，是我办理的，还没办完他就去世了。乔水章没说和梁某是夫妻关系，办理低保的要求是无劳动能力，无子女抚养。庭审中证人针对被告提出的问题，回答：2019年2月11日证明，我是请示过村支部书记于元格之后才出具的。梁某和乔水章在起生活对外都怎么称呼彼此，随便叫，有的叫夫妻，有的叫同居。乔水章哪一年离开的湘里村，我不知道。2019年6月4日我签字的证明，我忘了谁拿给我的，不是在村委会打印出来的。两委成员一共5个人，除了我们4个，还有舒兴波，当天开会了，开会的时候于元格说，他们两个人有结婚证就是夫妻，没有结婚证就不是夫妻，当时原告在场。当时签名的时候，湘里村的印章有没有加盖记不清楚了，可能是没盖。当时是原告召集大家开的会。当时这个字是原告让我在上面签的。证人在法院调查中陈述，湘里村现任书记是于元格，村长是舒兴波。原告提交的证据六、2019年6月4日湘里村村委证明中，为什么没有舒兴波的签字，是因为他不在家。梁某和乔水章他俩是否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我不知道。被告方证人付某在作证中陈述，我现在任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梁某是我邻居，我们一个村的。和原告不认识，和乔连美也不认识。今天出庭主要证明梁某和她对象老乔是夫妻关系，因为我从小他们老两口就在我们，我们就认识。是××××年，我与梁某她的儿子梁为栋从小是同学，又是邻居，天天在他家里一起玩。老乔叫什么我不知道，我一般叫他老爷子，他在我们村辈分大。证明老爷子跟梁某从××××年一直都在我们村居住生活，能过了6、7年，老两口又回居住，回来之后我还来帮着乔老爷子收拾的老房，我来帮着送的沙、收拾屋，干农活。我和梁为栋一起来的，我开的车。老两口在高疃住，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就是过年过节偶尔能见一面，在我印象当中老两口相处的相当好，他俩走到今天不容易，再没有了。对证人的上述陈述，原告有异议，认为，证人所讲的时间段不明确，证人不能证明××××年这个时间段，没有其他证明，只是口头陈述。刚才证人陈述当中，他对时间概念模糊，并不是他所写的证言当中，对时间很准确。刚才证人讲6、7年，无法表明就是委证明当中的1999年12月份。被告对证人陈述没有异议。庭审中证人针对原告提出的问题，回答：2019年2月9日我们村委会开具的证明，证明内容不是我书写的，是我安排村里的会计梁为俊书写的。我们村委会有没有关于梁某和乔水章是夫妻关系的登记信息，我不清楚，我是2014年任职，之前的事儿需要回去查。他们登记没登记我不清楚，当时我还小，我只知道老两口在一起过，我理解在一起过就是登记结婚了。××××年梁某与乔水章有没有举行结婚仪式我没看见，我只知道他们当时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就是夫妻。庭审中证人针对被告提出的问题，回答：梁某与乔水章居住在一起生活，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原告提交法庭的照片中有我，穿黑色衣服，牛仔裤的就是我。照片是××××年拍摄的，拍摄地点是在梁某老太太家，两张照片是同一天拍摄的。照片里都有梁某的弟弟梁洪广、韩明霞、老乔、梁某、梁某的小儿媳妇，当时梁某的两个儿子没有结婚，只是谈对象。证人在法院调查中陈述，2019年2月9日村委会为梁某出具证明的情况是，2019年春节正月，韩明霞打电话给我，就说证明一下老两口哪一年到的，在一起过。我就让会计把老两口的关系写一下，证明一下。该证明中的内容是当时我跟会计大体说了说，之后会计写了证明，会计去镇里加盖了印章。他俩是否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我不清楚，我就××××年看见他两口子开始在过。我说的都是真实的，老两口在一起过了30多年，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我就是来证明一下老两口从××××年在一起过了30多年，在我印象当中老两口从来没吵过架。被告方证人姜某在作证中陈述，我和傅某不认识，梁某是我兄媳妇，乔水章是我的街坊邻居，不是亲戚，就是一个门口，噶胡的挺好。今天出庭证明梁某从到湘里村挺好的，两个人噶胡的也挺好，过得好日子，从来也不打仗，真是两口家。梁某过日子过得挺好的，乔水章没有了，她也没有办法。再没有什么事儿了。对证人的上述陈述，原告认为，没有意见，陈述也没有办法证明是夫妻关系。被告对证人陈述没有异议。庭审中证人针对原告提出的问题，回答：梁某和乔水章是1999年2月份在一起居住的。这个时间我是听我对象说的，我对象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还住在湘里村。庭审中证人针对被告提出的问题，回答：梁某和乔水章在村里居住对外以夫妻相称，日子过得也不错。证人在法院调查中陈述，梁某与乔水章否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我不知道，也没问过他们。被告方证人张某1在作证中陈述，我和傅某不认识，在梁某是我家紧挨着的邻居。乔连美我和她认识。1991年有人给乔水章和梁某做媒，媒人是乔水章的外甥女小陈，现年有60岁了，现在在福山区，还有个媒人就是我的邻居胡春生，她现在住在。乔水章到我们去看人，××××年的2月份乔水章和梁某两个人就结婚了，请的客，就把邻居都叫去坐坐。1993年乔水章就给梁为良盖的房，我们邻居都在帮忙打小工。××××年梁为良就结婚，就在我家坐了3桌客。1995年还是××××年梁某小儿结婚，乔水章也在那，结婚之后乔水章和梁某就没地方住了，就商量着往湘里村搬。去湘里村是1999年腊月冬天往湘里村搬的家，我和邻居胡春生两个人从中午12点多就开始帮忙搬，搬过去又帮忙收拾收拾家，过年的时候梁为良和韩明霞就把两个老人接回石臼过的年。过完年，我忘了是初几，梁某和乔水章就回湘里村去了。我和胡春生正月12就去湘里村他们家出门了。当时我们在他们家中住了一宿。从此之后梁某和乔水章两个人就一起到湘里村去过日子了，我们每年都到湘里村去看他们，他们两个人每年正月初九都去看望我们。对证人的上述陈述，原告认为，证人说的这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对证人叙述的时间，我方认为不可能这么具体，因为证人的岁数比较大，记忆力没有那么准确，应该有虚假的陈述成分。被告对证人陈述没有异议。庭审中证人针对原告提出的问题，回答：我们都是邻居，在梁某家，大概有2桌客吧。媒人小陈参加了，她是乔水章的外甥女儿。乔水章的兄弟姐妹没有参加。乔水章2月份去的，请客是2、3月份，这么多年了我记不清楚了，我参加了乔水章和梁某的婚礼了。1991年有人给乔水章和梁某做媒，我都参合了。双方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登记领取结婚证，我不知道。证人在法院调查中陈述，梁某与乔水章是否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我不知道。他们当时举行了婚礼，住在一块是夫妻关系。我最后说一句，法律是公道的，不管怎么样，梁某和乔水章过了30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庭审中，原告陈述两份遗嘱形成的过程如下：2010年12月30日的遗嘱，是乔水章到大连看望乔连美的时候，在乔连美家中立的遗嘱。当时有乔水章、乔连美、傅某三人在场。该份遗嘱当中所有的内容都是乔水章亲笔书写的，时间也是乔水章亲笔书写，并摁手印，遗嘱中的签名也是乔水章本人所签。遗嘱中我的签名是我本人所签，手印也是我本人所摁。遗嘱中内容更改的部分加盖的手印都是乔水章本人的手印所摁。乔水章是1939年生人，立该份遗嘱时，他71岁。当时他神志很清醒。这一次乔水章在我母亲乔连美家中居住了10天左右时间，立遗嘱的时间是在第8、9天时立的遗嘱。2015年1月30日乔水章所立的遗嘱，是乔水章在乔连美家中，立了有关存款的遗嘱，当时有乔水章、乔连美、傅某三人在场。该份遗嘱当中所有的内容都是乔水章亲笔书写的，遗嘱中乔水章的签名是他本人亲笔签名，手印也是他本人所摁。遗嘱中我的签名是我本人所签，手印也是我本人所摁。这一次乔水章在我母亲乔连美家中居住一个周左右，该遗嘱是他在乔连美家居住第6天左右时书写的，之后到我家中居住。对原告的上述陈述，被告认为，鉴于原告没有向法庭提交其所陈述的证据，所以对原告的陈述不予认可。根据原告的陈述，乔水章在书写遗嘱时，原告均在场，因此该遗嘱不能证明是乔水章个人真实意思想法。原告应进一步的证明，该遗嘱是乔水章个人真实、自愿、亲笔书写。诉讼中，被告梁某于2019年6月3日向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原告提交的2010年12月30日和2015年1月30日乔水章书写的遗嘱全文是否乔水章本人所写进行司法鉴定，经法院委托，烟台衡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6月25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检材（1）中的所有字迹（除落款“傅某”签名和下方“2010年12月30日”外），与检材（2）中的所有字迹（除落款“继承人：傅某”和下方“2015.1.30.”外）是同一人书写，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被告梁某为此次鉴定花费鉴定费10000元。原告对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和内容都无异议，认为是正确的，两份遗嘱是乔水章本人所写的。被告对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结论有异议。认为，我们坚持认为遗嘱不是乔水章本人全文书写。补充一下，根据上次庭审，原告陈述乔水章在书写遗嘱时，其本人及母亲均在场，因此无法保证乔水章书写遗嘱是本人自愿，原告如要坚持遗嘱有效，应该进一步的举证证明，乔水章将住房留给原告是乔水章的真实意思，书写遗嘱时意识清楚，没有受到胁迫的情形。根据遗嘱的内容，乔水章明确其现在的老伴，是他本人的二婚老伴，结合于90年代，原告对这一事实没有要求乔水章进行修改，可以证明在乔水章和原告处均认可，梁某是乔水章的妻子。再次重申，存款的遗嘱只是写明由原告全权处理，也没有要求她所有，结合乔水章生前没有将涉案的存款交由原告管理的事实，我们认为应认定为原告为乔水章存款的遗嘱执行人，而不是存款的所有人。对法院到高疃农商银行查询的乔水章名下银行存款情况的查询信息单，原告表示认可，没有异议。被告表示，对金额没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从存款存入的时间可以证明是梁某与乔水章共同生活期间所存，因此该存款梁某本身有50%的所有权。属于乔水章的部分，鉴于梁某系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法庭依法调取的存款，应由梁某所有。关于被告梁某何时与乔水章相识，是否登记结婚，何时居住在一起，双方居住在哪里的问题。庭审中原告陈述，他们何时相识我不清楚，俩人没有登记，他们是2000年以后，大约2001年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双方居住在的涉案房屋内，他们双方是否在起居住过，我不清楚。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帅陈述，双方1991年腊月份经人介绍相识，乔水章说过他登记了，但是登记证我们找不到，被告代理人韩明霞曾经去婚姻登记处查询，也没有查询到，因为年代较长，电脑上没有登记，没有录入电脑系统，所以婚姻登记处无法出具证明。因为我们无法明确具体的登记时间，所以婚姻登记处无法查询纸质的档案，但是登记是事实，当时乔水章找的当时门楼镇政府的潘士新办理的结婚证事宜。他们于××××年××月开始共同生活，从××××年××月到1999年12月，这期间梁某和乔水章是在居住，随后乔水章和梁某搬回居住至乔水章去世，目前梁某仍然在湘里村的房屋里居住。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明霞陈述，登记这个事儿是乔水章自己说的。2017年的秋天，我和我对象去乔水章家看望他，乔水章把结婚证拿给我看了，当时结婚证上面没有照片，其余都有。××××年的春天，我又去问乔水章结婚证的事儿，从那时结婚证就说找不到了，突然不见了。我两次问他们结婚证的理由是，偶然想起来无意中问了乔水章，他就把结婚证拿出来给我们看了。关于被告梁某户籍是哪里，现居住哪里，户口在哪里，几个子女，分别干什么工作，被告的职业及收入来源是什么的问题。庭审中原告陈述，她平时说话，她说是，我们也没看到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乔水章去世之前，梁某居住在湘里村涉案房屋内，她现在居住在哪儿我不清楚。她户口不在湘里村，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她说有2个儿子，听说大儿子干工程，买卖做得挺好，大儿媳妇开干洗店，都是做买卖，小儿子干什么的不知道。这么些年我和他们俩见过一次、两次面。被告陈述，被告的户籍地在福山区，现在居住在，户口在，其户口与大儿子一家人登记在一起。被告有两个儿子，大儿子49周岁，叫梁为良，住在，4间平房，另在福山区永福园小区给其儿子买了婚房楼房一套，从事个体。小儿子46岁，叫梁为栋，住在，4间平方，现在他一个人住在该房屋中，他没有其他楼房，无业,离异，因生病后留有残疾没有劳动能力，靠村里的抚恤为生。梁某在没有属于她自己的房屋。当年梁某与乔水章在所居住的房屋，就是现在梁为栋所居住的房屋，因为梁为栋结婚需要，乔水章和梁某两人才搬回湘里村居住。原、被告双方均认可，乔水章生前与被告梁某的户口一直没有办理登记在一起，原告解释，不是夫妻关系，户口迁不过来。关于被告梁某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原告主张，不清楚。被告主张，梁某现在已经71岁，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职业，也没有收入来源，并且梁某长年患病，政府每月发放老人最低生活保障费165元，连吃药钱都无法满足。庭审中调查“梁为栋现在所居住的房屋是几间房屋，当年谁建造的”问题，原告陈述，我是听梁某说的，听说梁为栋居住的他母亲的房子，这个房子是梁某住到以老为期的房子，四间正房，南面还有可以住的房子。这些不是我看见的，是听梁某说的。被告陈述，梁为栋现在居住四间房屋，是梁为栋亲生父亲和被告梁某共同建造的。梁为栋现在有病缠身，做过心脏和脑部手术，离婚后他一人在此房屋居住至今，他女儿21岁，读技校，有时回来看看他。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村委会证明、乡村房产所有证及集体土地使用证、户口簿、遗嘱、证人证言等、被告提交的村委会证明、户口簿、情况说明、照片、录音及视频资料、证人证言等，及双方庭审陈述在案为凭。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等。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关于被告梁某与乔水章生前的关系认定问题。对二人的关系，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均提供了相关证明及证人证言，以证实自己的主张。烟台市福山区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4月28日给被告出具的证明中证实，乔水章和梁某夫妻二人于1999年12月从迁至我村居住至今。但该村委会在2019年6月4日给原告出具的证明中却称，乔水章与梁某是否是婚姻关系、同居关系已超出村委会职责范围，其前村委会开具的证明均无效。原告方证人于某1出庭证实，乔水章和梁某是不是夫妻关系，俺也说不清楚，俺也不知道。1999年12月份梁某到了湘里村和乔水章一起在一块居住生活，1999年12月份之前在哪儿我不清楚。原告方证人于某2出庭证实，他俩是不是夫妻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在一起居住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夫妻。2019年2月9日烟台市福山区村民委员会为被告出具证明证实，梁某与乔水章于××××年××月结婚，在我村居住至1999年12月份，随乔水章搬到居住至今。被告提交的大约80户居民联名签署的情况说明，及被告方证人付某、姜某、张某1出庭陈述，均证明，梁某与乔水章是否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不知道，但他们是从××××年××月开始在居住，1999年12月份二人又搬到起居住生活。综合以上证据，并结合庭审中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梁某与乔水章生前于××××年××月开始在共同居住生活，自1999年12月份开始，二人又搬到起共同居住生活，至乔水章去世。但无证据证实被告梁某与乔水章生前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年××月××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参照该规定，法院认定被告梁某与乔水章生前构成事实婚姻关系。关于涉案遗产范围问题。被继承人乔水章去世后，在福山区遗留有房产（乡村房产所有证号为NO4310247;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福集建（91）字第20271号，土地使用者登记为“乔瑞章”）一处，该房产建筑年限1970年4月，包括北屋3间，41.3平方米；东厢2间，13.8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5.1平方米。该房产系乔水章生前单独所有，其去世后为遗产。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法院予以认定。另经法院查询，被继承人乔水章去世后，在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山区高疃支行开户的银行卡、存单、存折中遗留有银行存款共计182043.34元。因被告梁某与乔水章生前系事实婚姻关系，故该款法院认定为梁某与乔水章生前的共同存款，其中二分之一存款91021.67元，应归被告梁某所有，另二分之一存款91021.67元，属于被继承人乔水章的遗产。关于遗嘱的效力和涉案遗产的处理，及被继承人生前住院医疗费和去世后殡葬费负担问题。诉讼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了2010年12月30日和2015年1月30日主张由乔水章亲笔书写的遗嘱两份，主张乔水章在遗嘱中明确将福山区的房屋赠予给原告所有，其银行存款，由原告全权处理，其他人无权处理。被告对该遗嘱系乔水章亲笔书写的真实性及遗嘱内容均有异议，并申请做司法鉴定。经法院委托，烟台衡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6月25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检材（1）中的所有字迹（除落款“傅某”签名和下方“2010年12月30日”外），与检材（2）中的所有字迹（除落款“继承人：傅某”和下方“2015.1.30.”外）是同一人书写，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对该鉴定意见书结论，被告虽有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法院依法认定该鉴定意见书为有效证据。被告梁某为此次鉴定花费的鉴定费10000元，应由其自己负担。关于2010年12月30日遗嘱和2015年1月30日遗嘱，该两份遗嘱系被继承人乔水章自愿处分自己个人财产房屋和共同存款中属于自己部分的真实意思表达，且遗嘱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为有效。根据2010年12月30日遗嘱，坐落于福山区房产（乡村房产所有证号为NO4310247;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福集建（91）字第20271号，土地使用者登记为“乔瑞章”）一处，应归原告所有。被告主张，被继承人乔水章生前于2019年2月5日在医院抢救时，由被告之子梁为良支付医疗费1725.6元。乔水章去世后，由梁为良花费殡葬费6698元。原告对被告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被继承人乔水章去世后，2019年2月17日，被告梁某与案外人乔华建就乔水章的死亡问题达成赔偿协议书一份，由乔华建赔偿死亡赔偿金50000元，其中包括乔水章的丧葬费及被告梁某以后的生活费和赡养费，该款已由被告梁某实际接收。据此法院认为，梁为良所支付医疗费1725.6元，应从被继承人乔水章遗留的存款中属于遗产的91021.67元中扣除，支付给梁为良。扣除后的余款89296.07元，根据2015年1月30日被继承人乔水章书写的遗嘱，此款应归原告所有。梁为良为乔水章花费的殡葬费6698元，应由被告梁某从自己实际收取案外人乔华建50000元中支付。关于被告梁某要求对涉案房屋保留相应的份额并在此房中居住到以老为期的请求。法院认为，被告梁某因被继承人乔水章的死亡，已从案外人乔华建处获得扣除丧葬费后43302元的生活费和赡养费，并从被继承人乔水章的遗留存款中分得91021.67元，且被告梁某的户口现仍在，现有两个儿子也在该村生活，且在均有住房，被告梁某的晚年居住及生活问题，均有保障，故被告的该项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判决：一、坐落于烟台市福山区房产（乡村房产所有证号为NO4310247;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福集建（91）字第20271号，土地使用者登记为“乔瑞章”）一处，归原告傅某所有。二、被继承人乔水章生前所遗留的在烟台农村商业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山区高疃支行的存款共计182043.34元，其中91021.67元归被告梁某所有，其中89296.07元归原告傅某所有，余款1725.6元，由被告梁某领取后转付给其子梁为良，以偿还被继承人乔水章生前所花费医疗费。三、驳回原告傅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原、被告双方均担。鉴定费10000元，由被告梁某负担。二审期间，傅某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梁某的录音及视频共三部分其一、双方对财产部分做出明确约定，梁某认可她和乔水章各自处理各自的财产，也处理了自己的部分财产给二儿子。其二，梁某过户老家的房子，乔水章事先不知情，已经在村里及相关部门办理完过户改名手续。签字人员包括梁某及儿子们，证明梁某及其子女以及等相关部门在办理房屋过户过程中，不认可乔水章与梁某及其子女存在家庭成员关系，也就没有要求乔水章亲自到场办理。其三，梁某说乔水章一个人“偷”走办结婚证用的手续，她没有一起去。多年后的今天，退一万步讲，就算有结婚证，但就一个“偷”字，足以证明自始至终她不是自主自愿，不具有结为夫妻的合意，违背“婚姻自由”和“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规定，否则，乔水章与梁某何不正大光明办证，却要偷着办呢？梁某户口上从未改变的“有配偶”标注，任凭谁、哪个部门又能不先变更为“丧偶”之后，还能再办出一份与梁某的结婚证？梁某又用一句“我说有，也没有”这样含糊其词的说法予以否认，时间上也记不清，但又在视频中承认有结婚证，是奖状式样的，梁的儿子媳妇看过了。该式样的结婚证应推算为90年代以前的结婚证，90年代以后的应为小本式样的结婚证，一审已落实结婚证民政部门无登记底根。梁的说法前后矛盾，为了掩盖户籍上一直“有配偶”未变更为“丧偶”的法律事实，不符合婚姻自主自愿、无配偶的实质要件。其四，梁某和乔水章没办合法手续，其儿子也不支持，说“办不办没有用”，梁某也坚决不并骨、不办证，这证明双方不存在婚姻关系。证据２，梁某的户籍证明证明梁某在户籍中有合法的婚姻关系，不符合事实婚姻无配偶的要件，不构成事实婚姻，不能证明与乔水章形成事实婚姻。证据３，乔水章在新疆的工作证明证明乔水章30年前在乌鲁木齐工作，被上诉人及证人的证言前后互相矛盾，不能证明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段，证人证言应为无效。证据４，与湘里村村长舒兴波通话录音证明被上诉人的儿子通过谎称有结婚证但找不着了而取得村委证明。证明乔水章与梁某系夫妻关系是村委工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具的，不具有法律效力。证据5，证人张某2证人证言证明乔生前特意委托该证人日后帮做个证，证明乔水章对房屋、财产做了处理、银行存款的来由详细讲明了过程。乔水章名下的财产及银行存款由傅某所有，傅某养他的老是××××年代跟姐姐定好的事；梁与乔二人死后不并骨，梁及两儿子怕以后麻烦不同意办证，乔与梁始终没有登记结婚；乔有10万20万的钱是每一两年乔去大连看姐姐，三外甥长期给钱攒的，傅某给的多，乔一直攒着没舍得花，留着不能劳动再花；乔给梁的儿子盖了新房，翻新了老房，帮着梁张罗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乔出钱出力，与梁没有合法手续也做的够意思了，梁的儿子忘恩负义，利用完乔后就不让在住了，乔很生气，因为没有结婚证也没法争辩，才住回湘里村；梁与乔财产不合并，各人是各人的，梁的待遇在自己村，梁另有房产、存款；乔家中还有大量自产的粮食和傅某出钱买的电动车等财产；乔因高龄孤寡无劳动能力等办理了低保。证据6，存款组成乔水章使用了傅某的存折取钱，证明乔水章的存款里有傅某给予的，是乔水章长期接受三外甥的供给积攒而成。梁某质证称：1、关于2019年2月8日下午4点02分,时长15分49秒在湘里村二舅家傅某、梁某、傅平手机录音及文字记录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梁某与乔水章在生活的30来年期间貌合神离、名不副实；也不能证明双方各自处理各自的财产；更证明不了上诉人主张的与本案无关联的其他内容。首先，从证据形式上讲，该证据形成于一审立案前，但在一审庭审时未提交，因此在二审期间不能作为新证据，请求法庭依法不予采纳。其次，从证据内容上讲，傅某、傅平是姐弟俩、知识分子，而梁某是没怎么读书的老人，该录音完全是在傅某、傅平设计下并没有给梁某充分反映的情况下形成的，因此，梁某的陈述不能证明完全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再次，该录音中，傅某也认可“乔水章与梁某在一起生活了30年”，因此也可以佐证梁某与乔水章生前构成事实婚姻。2、关于2月15日下午6点14分,时长46秒的在湘里村二舅家傅某、梁某、傅平手机录音及文字记录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首先，从证据形式上讲，该证据形成于一审立案前，在一审庭审时并未提交，因此在二审期间不能作为新证据，请求法庭依法不予采纳。其次，从证据内容上讲，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乔水章将梁某领取的老人钱进行过存款的事实，不能证明梁某与乔水章生前婚姻期间双方无共同财产、财产归各自分别所有。毕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只能将存款存于一人名下，如存款存在两人名下则就证明双方财产归各自所有的规定。3、关于2019年2月16日，时长1:13分钟在湘里村二舅家西屋傅某、梁某、邻居的视频及文字记录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傅某所谓证明的内容完全是其单方揣测。首先，从证据形式上讲，该证据形成于一审立案前，在一审庭审时并未提交，因此在二审期间不能作为新证据，请求法庭依法不予采纳。其次，从证据内容上讲，梁某作为老人，对有些事情记忆不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能证明梁某存在重婚及混淆“有配偶”的事实。4、关于门楼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观点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梁作功的婚姻关系，不能完全证明梁某的婚姻关系。事实上，梁作功是梁某的第一任丈夫，在梁作功去世后，经人介绍与乔水章相识，结为夫妻。5、乔瑞章在乌鲁木齐的居住证质证意见：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该居住证登记的姓名是“乔瑞章”，不是乔水章。并且即使证据真实，也仅能证明乔水章在1985年3月1日至1985年9月30日在乌鲁木齐生活，该事实与本案并没有关联。6、关于傅某与湘里村村主任舒兴波通话录音及文字记录质证意见：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通话的人员是“舒兴波”；另，通话内容也可以证明“乔水章与梁某是夫妻的证明是村委出具，非舒兴波个人意思表示，且村委出具的基础是乔水章与梁某在一起生活了30年”，这充分证明一审法院认定梁某与乔水章生前构成事实婚姻证据充分，是尊重事实的认定。7、关于张某2的证明质证意见：真实性不予认可，鉴于证明就只有最后一页有“张某2”的签字，所以该组证据也不能证明完全是张某2的意思表示。另经我方向张某2查证，张某2向我方出具《证明》，证明傅某提交的该证据不是张某2的意思表示，很多都是傅某添加的，并且张某2明确表示“乔水章生前对梁某的儿子表示赞赏”。综上也可以证明傅某才是欺骗法庭的那个人，为了侵占梁某的财产，伪造证据。请求法庭不予采信。8、关于存折、取款凭单、手续费收据、高疃邮政储蓄的证明。质证意见：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观点有异议。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乔水章代领的3500元，但不能证明乔水章实际花费了该款项。退一步讲，即使乔水章花费了该款项，更能证明傅某并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因为3500元根本无法支持2011年至乔水章去世之前的所有开销。对此我方保留撤销乔水章遗嘱的权利。梁某提交了张某2的视频（证实其在证明签名的过程）和其签名的证明。张某2在证明中称，其听乔水章对自己说过，乔水章和大连的姐姐商量过乔水章养老及身后事，他姐怕乔水章老了没人管，就让乔水章在三个孩子中选一个，作为乔水章的孩子，乔水章就选了傅某，老了之后伺候他，给他送终，说房屋给傅某，说傅某偶尔捎钱给他花，具体也没说给多少，房屋是他姐捎了一千元，他找人和梁某一起修起来的，说儿子对他不错，傅某的证明很多是傅某自己加的，我没听乔水章说过，无中生有，我签字的时候也没看，就签了，我哪知道能这样。傅某称，视频是通过威胁、恐吓取得；我方提交张某2的证言后梁某在疫情期间到张某2家中威胁，导致张某2不愿意出庭作证，但是张某2给傅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在二审中傅某提交的证据中均能得到印证。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是，本案案由应为遗嘱继承还是遗赠纠纷；梁某与乔水章多年同居关系能否认定为事实婚姻；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六条，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傅某不是法定继承人，乔水章的遗嘱系遗赠。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案由系遗赠纠纷，合法。傅某二审提交的证据多与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无直接关联。证人张某2分别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作证且证言的内容前后不完全一致，傅某称证人受到了梁某胁迫但无证据证实，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张某2的书证有视频佐证，陈述内容符合情理，且在后，故证明力更高。综合一审查明的证据、二审双方提交的证据，尤其是2019年2月9日烟台市福山区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乔水章与梁某自××××年起至××××年期间生活照片、各方法庭陈述、潘启福、付某、姜某、张某1、张某2证言等，可以认定梁某与乔水章于××××年前后开始在共同居住生活，自1999年12月份开始，搬到起共同居住生活，至乔水章去世。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认定自××××年，梁某、乔水年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相互履行家庭义务，获得经济收入，二人系事实婚姻关系，期间所得财产，应按照共有财产处理，合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故梁某与乔水章是事实婚姻关系，还是同居关系，不会根本性影响诉争财产的处理。诉争财产应尊重乔水章生前意愿，比照共同共有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的公平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等原则，适当照顾老年人、妇女、无固定收入者的权益。傅某在大连工作、生活，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对乔水章尽到了赡养和照料，1990年代梁某、乔水年即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互相扶持三十余年，现梁某年老，此前一直居住于涉案房屋且无其他稳定的收入来源，一审据此判令乔水章的房屋归傅某所有，乔水章的现金存款等由傅某、梁某分割，平衡了双方权益，适当照顾了年老的梁某，体现了尊重历史与本案实际、尊老爱幼、保护老年人权益、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也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死亡赔偿金应归乔水章的近亲属。梁某作为乔水章的近亲属已领取赔偿金。一审判决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表述，不违背法律规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55元，由上诉人傅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