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渝01民特42号申请人：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姜堰区娄庄镇红庙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04730695465U。法定代表人：王传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民，泰州市姜堰区洪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109号17栋14层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4691896837E。法定代表人：黄颖，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蕲，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益琼，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八斗路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450396647W。法定代表人：刘光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新术，男，公司员工。申请人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称，其与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及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8日签订《购销合同》，该合同一式三份，现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以其携有的《购销合同》第九条第1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约定权利人递交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内容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而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持有的《购销合同》第九条第1项中并无此约定仲裁内容，故请求确认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前述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无法律约束力。被申请人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称，2018年5月29日，第三人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将其盖章后的《购销合同》寄给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并将合同文本拍照发给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确认，该合同有仲裁条款“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约定权利人递交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该内容与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提交仲裁的合同文本内容一致。上述事实足以说明，涉案《购销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是对之前合同内容的补充和完善。故，涉案仲裁协议合法有效，对各方均有法律约束力。第三人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表示，其于2018年5月8日收到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在微信工作群发来的《购销合同》，因合同内容存在书写错误，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收到新的《购销合同》。经公司上级领导做出修改意见后，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9日将修改后的合同文本一式三份盖章后寄给了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其中合同第9.1条修改为“未尽事宜，另行商定。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约定权利人递交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盖章后将合同文本寄给了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最后，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收到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寄来的三方均已盖章的合同，该合同版本即为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合同版本。综上，涉案仲裁协议合法有效，对各方均有法律约束力。经审查查明：2020年1月16日，重庆仲裁委员会向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发出（2019）渝仲字第3723号《参加仲裁通知书》，其上载明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与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已由该会受理。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举示了其与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该合同显示，签订时间为2018年5月8日，合同第九条内容为“1.未尽事宜，另行商定。2.因质量、交期和货款给付不及时产生后果由各责任人负责。3.此合同的有效期为乙方出库后60天内有效。”该合同尾部盖有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及伍涛个人印章（其中伍涛个人印章加盖于公司合同专用章上方）。被申请人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举示了其与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购销合同》。其中，1）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5月29日，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表示，其已向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寄出了《购销合同》文本，并将该合同文本内容拍照发给了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前述合同文本显示签订时间为2018年5月8日，第9.1条载明：未尽事宜，另行商定。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约定权利人递交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该合同文本尾部除加盖有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及伍涛个人印章（其中伍涛个人印章加盖于公司合同专用章下方）外，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与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均未加盖公章。2018年6月6日，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催促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将三方盖章的合同寄回给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2）《购销合同》显示，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5月8日，合同第9.1条约定为“未尽事宜，另行商定。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约定权利人递交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该合同尾部加盖有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及伍涛个人印章（其中伍涛个人印章加盖于公司合同专用章下方）。对此，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表示，前述微信记录所涉《购销合同》系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之间达成的仲裁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二者达成的仲裁协议对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且该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则表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亦认可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的证明目的。第三人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购销合同》，该合同内容及印章方式与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提交的合同文本内容一致，不再赘述。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本院在本案中需要审查的是涉案《购销合同》中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而判断涉案仲裁协议是否有效则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则具体规定了仲裁协议无效的几种情形，即，请求仲裁并非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仲裁事项约定不明、仲裁机构约定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及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1）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2）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仲裁协议的；（3）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的仲裁协议的；（4）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当事人达不成补充协议的。本案中，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认为，其所持有的涉案《购销合同》并未约定仲裁协议，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与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之间达成的仲裁协议对其没有法律约束力。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为证明涉案仲裁协议系三方共同达成，举示了微信记录。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虽不认可该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但鉴于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认可该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且微信记录中显示的合同文本内容及印章方式（伍涛个人印章加盖于公司合同专用章下方）与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持有的合同文本内容及印章方式一致，在无反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微信记录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前述微信记录显示，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9日向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发送了加盖有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及伍涛个人印章（其中伍涛个人印章加盖于公司合同专用章下方）的《购销合同》文本，并于同年6月6日催促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将加盖有三方签章的合同文本寄回，由此可以看出涉案《购销合同》最终定稿日并非2018年5月8日，各方于2018年5月29日前后还在对合同文本进行磋商。故，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认为涉案《购销合同》实际签订日系2018年5月8日的主张不能成立。现由于涉案《购销合同》加盖有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武汉聚银泰贸易有限公司、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公章，且载有仲裁协议的合同条款与三方加盖印章页位于同一页，在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公章系他人伪造或受他人胁迫的情况下，应视为该合同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即，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对各方均具有拘束力。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泰州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负担。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谭颖审判员姜蓓审判员 周     映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卢  萤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