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36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昌奕，男，194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黎明，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爽，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海晓，女，196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望巧，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昌奕与被上诉人刘海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初13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昌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海晓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缺少对当事人证据的举证、质证和认定采信的内容，不符合裁判文书制作要求。二、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刘海晓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00年至2018年10月间曾向张昌奕主张过要求还款的证据，而发生在2017年5月后张昌奕与刘海晓之间的资金往来也无证据证明是张昌奕的还款行为，故不能作为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理由。三、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证据采信错误。张昌奕从未向刘海晓借款2650000元，故360000元的未还款的事实基础不成立，该2650000元属于公司员工内部集资款。1.刘海晓提供的借条、借款说明复印件均为伪造或篡改过的材料，不具有真实性，而收款收据恰恰证明其是公司借款，360000元借条及收条属结算之说纯属臆测；2.刘亚林的陈述符合事实，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应当被采信；3.刘海晓的相关说法和表现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的情况，提供的相关证据也明显不足。刘海晓长时间未向张昌奕要求还款不合常理，一审认定张昌奕已还款10余万元的证据明显不足。刘海晓对2650000元的借款未主张任何利息也不合常理。刘海晓所述的2650000元借款是以现金和汇票方式提供给张昌奕的说法，既不符合常理，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所述属实。刘海晓认为2650000元借款的用途是购房之说不成立。刘海晓应当提供而未提供案涉三套杭州房屋的抵债文书或手续资料；4.南光公司以法定代表人名义购买杭州三套房屋，符合公司以往的购房惯例，相关房屋购买合同、多名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该三套房屋应当是公司的财产，张昌奕不具有购买杭州三套高档房的经济能力和必要性、目的性，从案涉别墅房屋纠纷及诉讼材料以及代理律师的录音内容来看，认定别墅为张昌奕所有不符合事实；5.一审判决认为张昌奕的行为“可视为对公司债务的承担”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和法律，张昌奕不存在对2650000元借款中的360000元重新出具借条的情况，国有公司的借款由个人承担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四、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刘海晓既然主张2650000元系借给张昌奕个人，则应当提供汇款凭证证明款项交付给张昌奕个人，而非张昌奕来举证，刘海晓提供的收条恰恰证明2650000元系南光公司借款。 刘海晓辩称：张昌奕的陈述不可信，关于360000元的借条在一审时就有不同的陈述；杭州三套房屋根据一审调取的证据显示均在张昌奕名下，符合刘海晓陈述的意见；张昌奕二审提供的证据不是新证据，不应作为新证据认定。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请求。 刘海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张昌奕归还刘海晓借款本金360000元，并以36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支付刘海晓逾期利息损失至款项付清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1月10日，张昌奕向刘海晓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刘海晓同志人民币贰佰陆拾伍万元整（2650000）。期限暂定三个月，月利率10‰。张昌奕在借条下方签名，案外人楼俊杰作为经办人在借条下方签名。同日，刘海晓书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本人借给张昌奕的265万元人民币，张昌奕已全部收到。我要求张昌奕出具收条，张昌奕提出已将款项交于南光公司财务，故本人要求南光公司财务出具收到该笔款项的收据”。张昌奕在情况说明下方备注“同意，请财务办理”并签名。2000年1月12日，南光公司向刘海晓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到刘海晓个人借款2650000元。 上述借条到期后，张昌奕将其名下三套房产交由刘海晓处理，折抵2000000元。后，张昌奕于2016年10月5日向刘海晓汇款49999元，2017年5月16日向刘海晓汇款30000元，2017年6月7日向刘海晓汇款10000元，2018年4月4日、5月4日、6月16日、6月22日、7月22日分别向刘海晓微信转账各1000元。2018年8月3日，张昌奕向刘海晓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刘海晓人民币叁拾陆万元，玖月份一次性还清。同日，张昌奕又向刘海晓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刘海晓现金叁拾陆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张昌奕原系南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南光公司于1993年成立，2000年3月15日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刘海晓要求张昌奕归还2018年8月3日借条中的360000元借款是否成立。刘海晓认为，该借条实际是对双方之间之前2650000元借款经结算而重新出具的，张昌奕应当按约归还；张昌奕认为，2650000元并非张昌奕个人向刘海晓借款，是南光公司向刘海晓的借款，实质为集资款，与张昌奕个人无关，2018年8月3日的借条并非是对之前2650000元借款的结算，是张昌奕需要资金向刘海晓借款所出具，但之后刘海晓未向张昌奕交付款项，故该份借条未生效，张昌奕无需还款。根据刘海晓诉称及张昌奕抗辩，该案主要争议焦点可具体归结于刘海晓主张的2018年8月3日金额为360000元的借条系对之前2650000元借款重新结算后出具的事实是否成立。经综合分析双方提供的证据后，该院对刘海晓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定，主要理由为：第一，关于2650000元借款是否系张昌奕个人借款。首先，张昌奕抗辩，该款项的性质是集资款，是南光公司向刘海晓的借款，与张昌奕个人无关。张昌奕向该院提供了原南光公司财务副总楼俊杰及副总经理李建勇的证人证言。该院经审查，张昌奕及楼俊杰均陈述刘海晓的集资款是打入南光公司账户，但未能提供刘海晓打款到南光公司的相关凭证；而且两位证人均陈述南光公司出具给员工的集资款凭据并非借条或刘海晓提供的收款收据，而是财务打印出来的自制的表格。因此，对张昌奕关于该2650000元为集资款的主张，难以采信。其次，张昌奕抗辩，金额为2650000元的借条下方，张昌奕系作为南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批示，实际为南光公司向刘海晓的借款，该院认为，对于刘海晓的款项是否交付到南光公司或款项最终进到南光公司，目前张昌奕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仅南光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不能认定该款项系南光公司向刘海晓的借款，借条上仅有张昌奕个人签名，并无南光公司盖章，故张昌奕主张系南光公司向刘海晓借款难以采信。第二，关于2650000元的还款情况。当事人双方对于张昌奕名下的三套房产折价2000000元抵给刘海晓均无异议，只不过张昌奕认为，该三套房产实际上是南光公司财产，以张昌奕名义持有，实质上是南光公司归还刘海晓借款。对此，张昌奕未提供相关证据。关于剩余650000元的还款情况，张昌奕的陈述与楼俊杰的陈述不一致，且张昌奕并未提供任何还款证据。第三，2016年至2018年张昌奕陆续向刘海晓的转账汇款。张昌奕对于这些转账汇款均否认系归还之前2650000元借款，理由各一，但均未向该院提供任何证据。第四，关于2018年8月3日的借条。在庭审以及询问笔录中，张昌奕均陈述该份借条系张昌奕需要用资金向刘海晓借款所出具，但刘海晓未按约向张昌奕交付款项，后张昌奕去公安报案，但公安未立案。根据该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笔录显示，张昌奕称该份借条是刘海晓胁迫其所出具，该陈述与张昌奕在庭审及法院所做的询问笔录相矛盾。综上，该院认为，2000年1月张昌奕向刘海晓出具金额为2650000元的借条，之后张昌奕以其名下房产抵偿部分债务，后又陆续向刘海晓转账汇款，最后在2018年8月3日向刘海晓出具金额为360000元的借条，上述所有证据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印证刘海晓所主张的事实，即2018年8月3日的借条系对之前借款进行结算后重新出具。退一步讲，即使按照张昌奕的主张，之前的2650000元借款是南光公司向刘海晓借款，但之后张昌奕在刘海晓要求下重新向刘海晓出具借条，张昌奕的行为可视为对公司债务的承担，也应按约承担还款责任。综上，张昌奕向刘海晓出具了借条，理应按约还款。对于刘海晓主张的自2018年10月1日起以36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该院经审查，并无不当，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张昌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归还刘海晓借款本金36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0月1日起以36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00元，保全费2320元，合计9020元，由张昌奕负担。 二审中，刘海晓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张昌奕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象牙手镯照片、张昌奕与阮全辉民间借贷纠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张昌奕向刘海晓支付的30000元和10000元的款项是购买三个象牙手镯的价款，后续通过微信转账的5200元为就有关案件进行沟通交流的人情费用，以上款项并非还款；2.张昌奕简历表、历年贷款利率表调整一览、宁波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信息，拟证明张昌奕长期在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中工作，其经济收入有限，在1998年不具有出资198万余元购买涉案的三套杭州高档住宅；张昌奕从未在宁波购买过房屋，不存在在2000年向刘海晓借款2650000元用于购房的情况；张昌奕向刘海晓借款购房，从经济上不合算且没有偿还借款能力；3.宁波繁景花园C28和B39两套房屋买卖和登记资料，拟证明两套房屋为公司出资以个人名义购买的公司资产，是公司惯例；4.杭州市商品房销售买卖合同两份，拟证明该合同签订主体并非张昌奕，而是由公司工作人员作为代理人签订的合同，其中购买人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所加盖的张昌奕姓名章，系公司法定代表人；5.南光公司信笺、中国南光进出口总公司电话一览表、南光公司1996年上半年度工作总结，拟证明证据中商品房销售合同中所留电话号码为南光公司财务部，所留地址为南光公司的办公地点；6.杭州市三套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拟证明上述房屋登记中，从来没有张昌奕本人或其家人参与的痕迹，同时后续刘海晓将其转让时的价格是低于房屋买入价格，即杭州当时的房市形势是差的，不具有炒房的可能性；7.张昌奕与鲁生华房屋买卖纠纷诉讼案中的全部授权委托书4份，拟证明2004年西湖区法院审理的张昌奕与鲁生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所有授权委托书都不是张昌奕本人出具的；8.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拟证明张昌奕在2002年7月至2011年间被依法羁押，二审终审时间为2004年1月12日，在2011年前均处于被强制羁押中；9.与冯水根、王建红、林云三人的电话通话录音文字稿、电话通信详单，拟证明相关人员向上述三人以电话的方式进行了案情调查，刘海晓的代理人王建红律师明确告知杭州的房屋张昌奕仅是挂名，而非实际所有人；10.律师对李建勇、周光辉、刘亚林三人的询问笔录以及上述三位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浙江巨鹰公司出具的借款说明、中国银行汇票申请书，拟证明2650000元系刘海晓提供给南光公司的集资款、2650000元款项已经全部还清，以及南光公司在杭州购买了涉案的三套房屋，南光公司在1998年至2000年间的员工集资情况以及全部还清的情况；11.1999年1月21日南光公司、上海华东南光进出口公司年终总结暨表彰大会留念照片，拟证明刘海晓、张昌奕、刘亚林、李建勇、周光辉系同事关系，刘海晓说其不认识周光辉等人为谎言；12.《关于建议将张昌奕同志住房超面积部分作为奖励的请示》，拟证明张昌奕于1998年购得位于上海的房改房一套；13.《关于表彰张昌奕同志坚持原则敢于负责坚决维护公司利益的通报》、《中国南光进出口总公司常务副总周植林在成立东方业务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拟证明张昌奕于1997年被聘为上海南光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同时，南光公司经营不善，于1995年前一直处于亏损状态，1996年才扭亏为盈，而上海华东南光进出口公司在1997年尚处于经营困难的情况，公司效益并不好，故职工的收入不会好。结合张昌奕的个人履历，其不具有在刚购买一套房改房的情况下，再出资2000000元在杭州购房的能力；14.与楼俊杰的通话录音及文字稿，拟证明刘海晓声称“她出借2650000元给张昌奕用于在杭州购买三套房屋”的事实不成立。实际上，该三套房屋系南光公司财产而非张昌奕的个人财产，后南光公司用该三套房屋抵销了刘海晓的2000000元集资款。刘海晓所谓的“2650000元借款”系其向南光公司交纳的公司集资款，并非张昌奕个人的借款。 以上证据经质证，刘海晓对上述证据1-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于李建勇的证言，李建勇与张昌奕系朋友，有利害关系，其已经参加本案庭审，无证人资格，且证词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周光辉的证言不能证明张昌奕所要证明的问题，周光辉对集资情况并不清楚，既然集资款还款时间在2000年10月，而向浙江巨鹰公司借款在2001年3月，何来借钱还集资款一说；对刘亚林的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刘亚林不知道集资的事情，对南光公司偿还集资款的款项来源与前两位证人不一致。对于证据11-14，刘海晓质证认为，证据11与本案并无关联，张昌奕的推理十分荒谬；证据12的真实性无法考证；证据13与本案并无关联；对于证据14，录音内容反映张昌奕在录音当天早上找过楼俊杰，再在下午到代理律师处与楼俊杰通话，故通话内容是楼俊杰真实表述还是张昌奕强加给楼俊杰的，无法判断；且该通话内容与楼俊杰第一次在一审就本案所作的询问笔录相比较，存在多处不一致的表述；再者，楼俊杰与张昌奕关系较好，一直有联系，综上，楼俊杰的陈述无法证明张昌奕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张昌奕提供的上述证据1-8、11-13与本案的争议焦点即2018年8月3日金额为360000元的借条系对之前2650000元借款重新结算后出具的事实是否成立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9系证人证言，相应证人未出庭作证，刘海晓亦不认可，不予认定。证据10中的李建勇、周光辉、刘亚林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张昌奕欲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定。证据14不能证明张昌奕的主张，不予认定。另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张昌奕向本院申请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宁波税务局稽查局调查取证，本院认为张昌奕的申请与本案的核心争议缺乏关联性，不予准许。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2650000元借款是否系张昌奕个人借款，2018年8月3日金额为360000元的借条系对之前2650000元借款重新结算后出具的事实是否成立；第二，刘海晓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2650000元借款是否系张昌奕个人借款，2018年8月3日金额为360000元的借条系对之前2650000元借款重新结算后出具的事实是否成立。综合全案事实及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于刘海晓曾出借2650000元、张昌奕名下的三套房屋折价2000000元抵给刘海晓的事实并无争议，刘海晓提供的2650000元借条、借款说明以及收据虽系复印件，但其作出了合理说明且能够与基本事实相互印证，该2650000元的借条及借款说明，均有张昌奕签名，张昌奕抗辩该2650000元借款系南光公司集资款，其系作为南光公司法定代表人批示，但并未提供南光公司向刘海晓集资以及刘海晓将款项交付于南光公司的证据，难以采信。张昌奕主张2650000元的借条及借款说明为伪造或篡改的材料，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涉案杭州三套房屋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书》、《杭州市房地产权属转移登记申请审批表》、《浙江省杭州市商品房销售专用发票》、《杭州市房地产所有权转移契证》、《具结书》、《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等相关材料均系张昌奕名义，张昌奕抗辩该三套房屋实际系南光公司所有，并以宁波繁景花园两套房屋为例主张以法定代表人名义购房为公司购房惯例，但两者不能当然类推，故不予采信。张昌奕虽否认360000元的借条系对之前2650000元借款重新结算后出具的，但其对于360000元的借条出具的原由解释不一，未能作出合理说明，难以采信其主张。 关于争议焦点二，刘海晓的债权请求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张昌奕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而在二审期间提出，但并未提交相应新证据证明刘海晓的债权请求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本院对张昌奕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昌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上诉人张昌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文君 审判员  方资南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许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