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9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开碧，女，汉族，1975年12月26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贵州省余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仁均，贵州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开友，男，汉族，1977年1月19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基琴，女，汉族，1954年6月2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原审第三人：汪开菊，女，汉族，1974年9月8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上诉人汪开碧因与被上诉人汪开友、宋基琴，原审第三人汪开菊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5民初40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开碧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二、请求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197533元;三、本案的上诉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判决错误。农村实行第一轮土地承包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均未出嫁。2000年,上诉人与余庆县后山组村民李光禄登记结婚,婚后上诉人将户口迁入瓮脚村后山组。余庆县1981年的第一次土地承包，1983年对婚出和转出人口进行调整，1993年对婚出、婚入、农转非人进行调整，1998年实行土地登记颁证时,上诉人还未嫁入余庆县后山组辖区。该辖区在1998年至2019年期间并未调整过承包地。2000年,上诉人嫁入该辖区并迁入户口,成为瓮脚村后山组村民李光禄户主的家庭成员,但上诉人并没有分配到承包地,且本户的所有耕地属于本户1993年以前人口承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前款规定的耕地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三十年,草地、林地承包期届满后依照前款规定相应延长。1998年，上诉人父亲汪明清（已故）作为户主,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按照相关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延长到30年,上诉人一家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期至2027年到期，就算第一轮土地承包最早为1993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要2023年才到期。故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汪开碧结婚外嫁,其参与了该新居住地的第三轮农村土地承包,成为新居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人”、“原告汪开碧之夫李光禄在2017年第三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汪开碧作为该户家庭成员在余庆县承包了土地”、“其已经实际享有新居住地承包户承包人的相关权利”等的事实错误。2017年还在农村土地承包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内,第三轮土地承包还未开始。故2018年,在本案中所涉的土地被征收时,上诉人还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的范围内作为被上诉人一家的农村土地承包人之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承包人的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但现属于上诉人的部分土地征收补偿款在被上诉人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就该笔补偿款形成任何法律关系,故被上诉人私自占有该笔土地征收补偿款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有权利主张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事实上,上诉人并没有参与婚后新居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也并未成为新居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人,更不存在已经实际享有新居住地承包户承包人的相关权利。故被上诉人理应向上诉人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197533元。汪开友在土地确权登记中有意将上诉人隐瞒不报，以及在所涉土地被征收中刻意隐瞒，其行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一审法院认定汪开友的第三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复印件在卷的事实错误，第三轮农村土地承包工作还未进行。 汪开友、宋基琴未提出答辩意见。 汪开菊未提出陈述意见。 汪开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197533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明清（已故）与宋基琴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有汪开菊、汪开碧、汪开友三个子女。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汪明清（已故）作为户主，代表全家六口人［分别为：汪明清（已故）、宋基琴、汪明清之母杨氏（已故）、汪开菊、汪开碧、汪开友］进行了土地承包。1998年，汪明清（已故）作为户主，代表全家五口人［分别为：汪明清（已故）、宋基琴、汪明清之母杨氏（已故）、汪开碧、汪开友］进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2000年，原告汪开碧结婚外嫁，之后将户口迁入夫家余庆县，具体迁移户口时间不清。 2018年2月，因为修建瓮安县猴场镇葵会（中国）贵州医养中心，2018年3月，汪开友户房屋及部分土地被征收，共计得到补偿款790137.85元，其中包含苗木补偿款、土地征收补偿款、房屋征收补偿款（含附属建筑及附属建筑设施补偿、装修补偿、林木补偿、搬家费、过渡费、搬家奖励）、自留地征收补偿款等。汪开友户被征房屋包含宋基琴与其丈夫汪明清（已故）修建的老房屋及汪开友修建的厢房，被征收房屋面积共计403.7㎡，被征房屋以拆房还房方式补偿，所还房屋位于猴场镇凉水井。 另查明，原告汪开碧之夫李光禄在余庆县有承包地，在2017年第三轮土地承包时汪开碧作为该户家庭成员在余庆县承包了土地。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作为一户由户主汪明清进行了土地承包,承包土地的人员为六人，即汪明清（已故）、宋基琴、汪明清之母杨氏（已故）、汪开菊、汪开碧、汪开友。2000年，原告汪开碧结婚外嫁，且其夫家亦系农村家庭户，其作为新居住地的夫家家庭成员，参与了该新居住地的第三轮农村土地承包，成为新居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人，只是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原告汪开碧在新居住地并未增划土地，但其已实际享有新居住地承包户承包人的相关权利，这也符合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和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告主张分配汪开友户被征收土地款，但其举证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审理中查明，征收补偿款中有房屋拆迁补偿款，被拆迁的房屋有部分系由原告父亲汪明清生前与宋基琴共同修建，因汪明清已死亡，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其享有的房屋份额应作为汪明清的个人遗产依法由其继承人继承，因汪明清死亡时未对其遗留的房屋立下遗嘱进行处分，因此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宋基琴作为汪明清的配偶，原告汪开碧、被告汪开友、第三人汪开菊作为汪明清的子女，均有权参与继承属于汪明清个人部分的房屋征收补偿。但该部分权利属于继承，分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故原告汪开碧可就该部分继承的权利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不作处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汪开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25元，由原告汪开碧负担,多收的部分245元，一审法院应予退还原告汪开碧。 二审中，上诉人汪开碧提供了一份《关于余庆县后山组汪开碧责任地是否划分一事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汪开碧参与了其娘家所在地的第一轮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属于该村经济组织成员，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才结婚迁出，其婚后在夫家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认为汪开碧结婚后在夫家已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汪开菊认可上诉人的该证据。本院经查，认为该证据无法证实汪开碧可以分配案涉土地征收补偿款，本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经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汪开碧的上诉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汪开碧诉请汪开友、宋基琴向其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经查，汪开友户被征收的案涉土地时间为2018年。2000年，汪开碧已结婚外嫁夫家，成为夫家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已实际享有以夫家为承包户的承包人的相关权利。汪开碧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外嫁后，仍为其娘家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以其娘家所在地的承包地作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且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时，汪开碧已为其夫家的家庭成员，根据我国“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本院对汪开碧要求汪开友、宋基琴应向其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197533元的主张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征收补偿款中包括有房屋拆迁补偿款，该部分权利属于继承，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就此另行主张权利，并无错误，本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书写为第三轮农村土地承包错误，本院对此予以更正。但该错误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 综上，汪开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50元，由汪开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军 审判员 李颖敏 审判员 王 锦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陈艳 书记员杨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