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5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章富，男，1954年1月11日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家丽，贵州道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华黔古仁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中枢街道陵园社区怀酒厂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825841319514。法定代表人：李亮，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李亮，男，1970年8月22日生，汉族，山东省青岛市人，住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原审第三人：王海林，男，1971年6月21日生，汉族，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住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兆伟，山东兆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虹，山东兆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徐章富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华黔古仁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李亮、王海林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9）黔0382民初6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章富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382民初6263号民事判决；二、改判支持徐章富的诉讼请求，解散华黔古仁酒业公司；三、案件受理费由华黔古仁酒业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改判。理由如下：一、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已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已具备公司解散的必要条件。主要表现有：1、华黔古仁酒业公司目前处于完全瘫痪状态，自2014年4月起就没有正常经营。首先，在2014年法定代表人李亮带走公司公章和营业执照后，公司就已停止经营，李亮在这五年间未出现在公司的经营场所，也从未委托他人代为履行其职责；其次，华黔古仁酒业公司自2014年至今，除了现在的三位股东以外，没有聘请其他员工，没有任何内部管理机构，没有最基本的办公室部门、财务部门、销售部门，也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公司早已名存实亡；2、华黔古仁酒业公司自2014年4月以来，已经连续五年未召开股东会。本案华黔古仁酒业公司于2014年召开股东会，签订公司章程后，再未就公司的经营发展召开过股东会，由此当然未形成任何有效的决议，至今已经有5年之久，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规定；3、华黔古仁酒业公司的管理人员没有履职，任期届满未重新选任。公司章程规定，执行董事和监事任期是三年，三年后应当由股东会决定是否继续担任，但是李亮从担任执行董事以及监事以来已经5年之久，根本没有召开过任何股东会对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选任。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每一年度应当编制财务会计表交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财务会计报告应当于每年会计年度终了后的三个月内递交股东会，但是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在2014年后就没有制定过会计报表，也未提交给股东会，公司制定的章程根本得不到有效的实施。二、徐章富已穷尽其他途径试图化解公司经营管理困境，但均未成功。徐章富在这五年间曾多次联系李亮、王海林提议召开股东会，希望解决公司的僵局，使得公司能够正常经营，但徐章富多次召集股东召开股东会，李亮、王海林均不予理会，既不出面协商也未以任何方式给予答复。而李亮、王海林也不召开股东会、经营公司，彻底损害徐章富作为股东的权益。由于李亮、王海林不召开股东会，股东之间不能进行友好协商，公司直接陷入僵局，徐章富希望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收购其股份，依然无法打破僵局。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徐章富遭受重大损失，且在一审庭审前及庭审后，徐章富和李亮、王海林明确表示不愿意减资，也不愿意回购徐章富的股份，徐章富已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规定。三、一审判决认为不应解散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系适用法律错误。徐章富在一审中已经充分举证证明华黔古仁酒业公司生产经营已经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下去会严重损害公司股东利益，完全符合解散条件。现有库存白酒（抵押物）被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查封是客观事实，但这不是公司不能解散的法定事由，公司的盈亏和资产状况也不是公司解散需要考虑的因素。徐章富起诉的事由也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缺乏证据证明股东之间的矛盾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而是公司已停止营业长达五年之久，已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的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之规定，徐章富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诉请应当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本案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已无法继续经营走出困境，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监事会等公司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已经无法正常运行、对公司事项无法作出有效决议、公司的一切事务已处于停滞状态，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客观上已经符合解散的情形，徐章富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当得到支持。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华黔古仁酒业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审法院认为华黔古仁酒业公司不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符合事实，认定正确。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应该是管理方面存在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将“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但是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并非连续两年在客观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所以，不存在徐章富诉称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在执行董事李亮不履行股东会会议职责时，徐章富作为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而徐章富并未穷尽其他合法途径依法行使其股东权利，解决公司经营困境，显然不符合公司法的法定解散条件。基于公司永久存续性的特征，法院对于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主张必须秉持谨慎态度。正如一审法院判决既适用了公司法，又更加深入地融入了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其立法精神，适用法律完全正确。二、徐章富主张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并未出现徐章富诉称的长期停止对外经营的情况，只是由于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在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章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华黔古仁酒业公司的抵押财产被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从而导致华黔古仁酒业公司无法正常经营。而该案抵押材料数总额经评估总价值为20010400元，数额远远高于华黔古仁酒业公司贷款数额1000万元，待该案执行完毕后，未被执行的财产价值完全可供华黔古仁酒业公司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公司继续存续并不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三、徐章富对公司经营管理困境存在过错。2011年11月23日，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向仁怀名酒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1000万元土地款，园区提供土地。2013年4月24日，徐章富向园区管委会借回400万元土地款，承诺周转使用期半个月，时间从划到资金时起算。如不按期交回此款原协议作废。实际上，2013年4月25日，该借款汇入华黔古仁酒业公司账户后，又被汇入徐章富个人账户，且长期未归还，园区至今也未提供土地。所以，徐章富自身的过错也是导致华黔古仁酒业公司暂时无法正常经营的原因之一。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徐章富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李亮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李亮从未放弃公司管理，但由于徐章富的行为致使公司遭受损失，但这并非公司无法经营的直接原因，更不是解散公司的条件，请求驳回徐章富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王海林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华黔古仁酒业公司目前出现经营困难主要是由于徐章富不正当经营管理、挪用侵占公司400余万元资金导致，徐章富应当反省自己的行为，归还所侵占的公司资产。上诉人徐章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解散贵州华黔古仁酒业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贵州华黔古仁白酒收储销售有限公司系2011年11月11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徐家涛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章富为持100%股股东。2012年5月30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亮，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李亮、王海林为公司新添股东，李亮、徐章富、王海林分别持有公司51%、39%、10%的股份。2012年12月5日，贵州华黔古仁白酒收储销售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华黔古仁酒业公司，2014年12月5日，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白酒生产、销售。该公司章程第四条，公司的营业期限为20年。第六条，李亮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王海林任监事，徐章富任总经理。第十二条，公司可以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按照《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办理。第二十六条，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散：（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二）股东会决定解散；（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五）公司有前款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章程而存续。2013年5月22日，华黔古仁酒业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向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2013年5月22日，华黔古仁酒业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华黔古仁酒业公司以不同年份的酱香基酒就前述借款合同的借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提供动产最高额抵押。对于抵押物范围及价值等事项，抵押合同附件《抵押物清单》载明：“1.酱香基酒（4年盘勾、综合）54吨，评估价值2160000元；2.酱香基酒（7年盘勾、综合）53.9吨，评估价值5174400元；3.酱香基酒（4年盘勾、综合）68.05吨，评估价值2722000元；4.酱香基酒（3年盘勾、综合）126.9吨，评估价值7614000元；5.酱香基酒（7年盘勾、综合）18吨，评估价值2340000元”。抵押物评估总价值为20010400元。2013年5月22日，徐章富作为保证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徐章富为华黔古仁酒业公司的前述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8月21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以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徐章富、仁怀新宁酒业供应链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该案经两次发回重审，在诉讼过程中，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贵州康雅酒业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7年10月24日作出（2017）黔03民初5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贵州华黔古仁酒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偿还借款本金9999730.28元；支付2014年6月21日至2014年7月25日期间的利息116496.86元；并以9999730.28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2.6%支付自2014年7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二、由贵州华黔古仁酒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给付其支出的律师费65000元。三、徐章富对本判决主文第一、二项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徐章富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就其承担的清偿份额向贵州华黔古仁酒业有限公司追偿。四、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对存放于贵州华黔古仁酒业有限公司位于仁怀市水口寺库房的以下抵押物（详见抵押物清单）在本判决主文第一、二项确定的款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该抵押物优先受偿权价款不足以清偿本判决主文第一、二项确定款项的情况下，由仁怀新宁酒业供应链有限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五、由贵州华黔古仁酒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偿还代缴的保险费64895.65元。六、驳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的其余诉讼请求。华黔古仁酒业、仁怀新宁酒业供应链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黔民终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3民初51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五项；二、变更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3民初51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对存放于贵州华黔古仁酒业有限公司位于仁怀市水口寺库房的以下抵押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主文第一、二项确定的款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1.酱香基酒（4年盘勾、综合）54吨，凭证号1至60号；2.酱香基酒（7年盘勾、综合）53.9吨，凭证号73至133号；3.酱香基酒（4年盘勾、综合）68.05吨，凭证号2号灌；4.酱香基酒（3年盘勾、综合）126.9吨，凭证号3-1号至3-42号、5-1号至5-8号及4-1至4-49号；5.酱香基酒（7年盘勾、综合）18吨，凭证号67号至69号及134号至150号。”三、变更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3民初512号民事判决第六项为“驳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的其余诉讼请求”。该案现已进入执行程序。在此期间，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停止生产，也未召开股东会，致徐章富以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停止经营长达五年零四个月之久，已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害为由诉至原审法院，主张解散华黔古仁酒业。另查明，2011年11月23日，贵州华黔古仁白酒收储销售有限公司向仁怀名酒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转账支付1000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载明为“土地款”。2013年4月24日，徐章富向园区管委会出具“承诺书”一份，并加盖“贵州华黔古仁白酒收储销售有限公司”印章，该承诺书载明“我公司于2011年10月交园区土地保证金1000万元，土地保证金交纳后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征得土地动工。所以给公司正常运转带来一定的影响和资金周转困难，为此向管委会借回所交纳的保证金肆佰万元，周转试用期半个月，时间以划到资金时起计算，如不按期交回此款，原协议作废。”2013年4月25日，仁怀名酒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转账400万元至华黔古仁酒业公司账户，同日，该400万元由华黔古仁酒业公司账户转至徐章富个人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华黔古仁酒业是否符合法定解散条件应予解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公司解散属于公司的生死存亡问题,关涉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员工等多方利益主体,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安宁。因此,人民法院对公司解散应慎重处理,应综合考虑公司的设立目的能否实现、公司运行障碍能否消除等因素。只有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严重损害股东利益,且穷尽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才能判决解散公司。就本案而言,首先,华黔古仁酒业公司不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是公司解散的必要条件，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其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导致公司陷入僵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即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表现形式，但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并非连续两年在客观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应当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四十条“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的规定，如果执行董事李亮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徐章富作为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徐章富并未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依法行使其股东权利。其次，华黔古仁酒业目前虽停止生产,但因该公司现有酱香基酒作为抵押物（2013年评估总价值为20010400元）被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抵押物评估价值超过该案执行标的额,且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系由于股东之间矛盾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即便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因股东之间的矛盾并非解散公司的法定事由,股东纠纷可采取内部解决方式(如知情权、分红请求权)来解决。公司解散对于公司而言,是最严厉、最具破坏性的结果,若非万不得已,就不宜选择解散公司的办法来解决股东之间的矛盾,以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再次，徐章富未通过其他途径化解公司经营管理困境。徐章富并没有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曾请求公司或其他股东回购股份，以及减资等诉求司法解散之外的其他途径解决公司面临的经营管理困境。因此，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尚不具备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对徐章富请求解散华黔古仁酒业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章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由徐章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和本案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徐章富要求判决华黔古仁酒业公司解散的理由是否成立。徐章富系单独持股华黔古仁酒业公司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有权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对于公司是否应当判决解散，应当根据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公司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公司僵局是否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等进行判断。首先，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包括公司权力机构运行发生严重困难及公司业务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两种情况。具体表现为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无法运行，无法对公司事项作出决议；公司经营不善、严重亏损。其次，公司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指公司经营管理出现持续亏损显著削弱公司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或因股东冲突导致公司注册资本难以充实，无法实现经营目的。第三，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出于尊重公司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原则，股东应当首先通过公司治理程序解决公司经营中出现的困局。本案中，根据华黔古仁酒业公司章程的规定，华黔古仁酒业公司的权力机构为股东会，股东徐章富、与李亮、王海林分别持有公司39%、51%、10%的股份。虽然华黔古仁酒业公司自2015年至今未形成书面股东会决议，但并不代表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客观上无法召开股东会，徐章富作为持股华黔古仁酒业公司10%以上的股东，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之规定自行召集股东会，徐章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通知其他股东召集股东会。其次，华黔古仁酒业公司自2015年起至今未正常生产经营，但根据本院（2017）黔03民初512号民事判决书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终27号民事判决书，华黔古仁酒业公司尚有基酒等财产，具有继续经营的条件，徐章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其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加之徐章富还可以通过股权回购、股权转让等途径化解经营困局，故对其要求解散华黔古仁酒业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徐章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徐章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胡晓波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王鸿雁书记员钟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