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沪0112行初1077号原告甘世华，男，侗族，1976年12月12日生，住贵州省。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沈冬林。委托代理人张蕾。委托代理人张惠惠。第三人上海弘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沈吉平。原告甘世华不服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鉴于上海弘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智公司”)与本案讼争的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甘世华，被告区人保局的副局长马守亮、委托代理人张蕾、张惠惠，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弘智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5月17日，被告区人保局,作出松江人社认(2019)字第104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决定”)，认定甘世华于2019年3月24日在工作中不慎受伤，受伤害部位为口、头面部，经松江区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中心医院”)诊断为口腔开放性伤口、面部损伤、牙震荡，该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工伤。原告甘世华诉称：其于2018年10月18日进第三人弘智公司上班，在该公司从事数控操作工。2019年3月24日七点左右，原告在上班时不慎摔倒，左眼角、太阳穴处撞在机器旁边的铁台子角上。当时失去了记忆，不知道是如何摔倒，还满脸是血，领班知道后才用纸把血止住。后原告前往中心医院急诊科就诊，医生进行伤口消毒，清创缝合、敷料包扎，见4厘米创口，最深1厘米。当时原告感到头胀痛、头晕，一周后前去上班，但整个头炸痛欲裂，头晕、头紧、眼花、耳聋。于是原告又前往中心医院看神经外科，医生诊断为脑损伤、脑震荡。原告目前仍时常会头晕、脑胀痛。故起诉要求变更被诉决定，即在被诉决定中增加头部受伤脑震荡为工伤。被告区人保局辩称：一、被告作出被诉决定的程序合法。2019年4月17日，第三人就其员工甘世华2019年3月24日发生的伤害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经审核于同年4月18日予以受理并将通知书送达了当事双方。后经调查，被告于2019年5月17日出具松江人社认(2019)字第104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了当事双方。二、被告作出被诉决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请求变更《认定工伤决定书》增加头部受伤、脑震荡为工伤的理由不成立。首先，原告要求增加头部受伤为工伤，而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受伤部位记载为头面部，已包括头部。根据原告2019年3月24日至4月4日之间在松江区中心医院的就医记录可以确认：原告因面部外伤就诊，诊断结果为口腔开放性伤口、面部损伤、牙震荡。2019年4月4日其主诉为头部外伤后10日，当日的诊断为：面部损伤。据此，被告认为原告2019年3月24日受伤的主要部位是头面部，而诊断为口腔开放性伤口、面部损伤、牙震荡。被告完全依据了客观的医学诊断在《工伤认定决定书》上进行了如实记载。2019年4月5日至9日之间原告无就诊记录。2019年4月10日的就诊记录中，医生依据2019年4月4日主诉“头部外伤”并沿用的情况下诊断其为头部外伤。因此，结合之前的病史，以及原告2019年4月2日、2019年4月10日拍摄的头颅CT诊断报告中均为“未见明显外伤性征象”的诊断可以确认：该头部外伤的诊断为泛指，实则就是面部损伤。再结合第三人提交的原告发生事故时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到，原告是右侧面部受到撞击，与被告记载的诊断相吻合。其次，原告要求增加脑震荡为工伤，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伤情是2019年3月24日的工伤事故造成的。在第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中，病史资料从未有过脑震荡的诊断。在工伤认定审理过程中，原告及第三人均未提交有脑震荡的的病史资料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2019年7月2日，在被告已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后，且原告已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后，才向被告提交新的病史资料。根据被告于2019年7月2日向原告所作的《工伤认定调查记录》中，原告自述其在2019年4月17日找到医生并要求其在2019年4月4日的诊断结果旁手工加上脑震荡诊断，对于该修改后的病史材料，原告并未在《认定工伤决定书》出具前及时提供给被告。鉴于该修改后的病史资料与之前提交的病史材料不一致，且原告未提供司法鉴定结论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该脑震荡的诊断与2019年3月24日的事故有因果关系，故被告对于该份修改后的病史资料不予采信。最后，被告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初，即向原告送达了《举证通知》及《提供证据通知书》，但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及工伤认定调查审查阶段均未提交新的病史资料也未提供其他证据，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被告已依据法定职责对原告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受伤部位中也包含了头部，故原告要求变更《认定工伤决定书》，增加头部受伤为工伤是重复要求，要求增加脑震荡为工伤缺乏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弘智公司未到庭发表意见。被告区人保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2、《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上述证据1-2证明被告有权作出被诉决定，且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合法。3、第三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第三人公司注册地在松江区，被告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合法；4、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5、2019年4月17日原告的承诺书，证明原告同意委托第三人办理2019年3月24日工伤的全部事项；6、原告与第三人的《劳动合同》，证明原告2019年3月24日(事故当日)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7、2019年4月17日原告与第三人出具的《事故说明》，证明原告2019年3月24日在工作中受伤的事实；8、原告的中心医院的病史资料复印件(总计14页)，证明原告受伤后的就诊情况及受伤程度；9、原告2019年3月份考勤记录复印件，证明原告2019年3月24日正常出勤上班；10、蒋晴艳的居民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证明蒋晴艳的身份及代表第三人处理工伤认定事务；11、《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复印件，证明第三人与原告的工伤认定法律文书送达地址；12、2019年4月17日《工伤认定调查表》，证明原告2019年3月24日在工作中脸部受伤情况；13、原告2019年3月24日发生事故的监控视频(光盘)，证明原告2019年3月24日在工作中受伤的事实，主要受伤部位是面部；14、2019年7月2日原告的《工伤认定调查记录》、2019年7月3日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蒋晴艳的《工伤认定调查记录》，证明原告在《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后于2019年7月2日提交新的病史材料；15、原告中心医院的新病史材料复印件(总计6页，包括4月4日修改后的病历、4月19日、5月8日、5月13日、5月28日)，证明原告于2019年7月2日《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后提交新病史材料，且原告向医生主诉的是当时昏迷约50秒、脑震荡，但这与视频监控资料完全不符合，故被告不认为原告脑震荡与事故有关联。以上证据3-15，证明被诉决定的事实认定清楚。16、2019年4月17日第三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17、2019年4月18日《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举证通知》、《提供证据通知书》及送达凭证；18、2019年5月17日《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凭证。以上证据16-18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为的程序合法。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2、3-14均无异议。对证据15，原告头上是有伤疤的，说明经过撞击后才导致脑震荡。另，主诉部分和脑震荡都是同一个医生写的，原告主诉是昏迷5秒不是50秒，医生听原告说大概恍惚了几秒，就估计了5秒钟。初诊那天原告好像也说了，但当时的医生说他处理伤口不管神经外科。对证据16-18的真实性均认可，第三人当时称帮原告去办工伤认定的事情，被告的这些材料都由第三人帮我代收，但直到鉴定意见出来后原告要求第三人给这些材料，第三人才给原告的。对此，被告质辩称：原告是为了将脑震荡加上去所以才找医生改病历，昏迷就是意识丧失了，原告称在其意识丧失的情况下向医生陈述昏迷了几秒，不符合逻辑。另，因为是第三人提出的工伤申请，所以被告出具的程序性文书都是寄到第三人处。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9年6月17日松江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初次(复查)鉴定结论书》、2019年8月13日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再次鉴定结论书》，证明经鉴定发现本案工伤认定书中记载的病情与原告的病历不符；2、2019年7月25日《工伤(亡)人员待遇核定表(个人)》，证明该表用于报销原告2019年5月、6月的医疗费，其中包括了原告脑震荡的内容，故脑震荡也系工伤，另第三人从7月份开始撤掉了原告的社保，之后原告未报销过医疗费；3、医疗门急诊收费票据9张、2019年4月12日之后的病历资料，证明原告的脑震荡治疗一直延续至今。经质证，被告认为：证据1的鉴定是在工伤认定基础上对伤者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只是对伤残能否达到某等级程度进行医学评价，而非达不到等级就是工伤认定有误，故原告的理由并无依据。对证据2，原告称脑震荡的医疗费用已报销，恰恰证明因《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已写明口、头面部受伤，故才会给原告报销。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使原告一直在看病，也不能直接证明该病与3月24日的受伤事故有关。对此，原告质辩称：再次鉴定时，原告将病历本给鉴定的医生，他们说不需要看病历，工伤认定决定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但因为没有写脑震荡，故不能给原告评定等级。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法律规范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均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工伤(亡)人员待遇核定表(个人)》与本案被诉决定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以及被告提供的有关认定事实、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要求，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18日，原告甘世华与第三人弘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第三人处从事操作工工作，合同期限自2018年10月18日至2019年10月17日止。2019年3月24日7时26分许，原告在工作期间不慎面部撞到铁柜上，致口、头面部受伤。2019年4月17日，第三人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次日受理后，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提供证据通知书》，还向第三人送达了《举证通知》。经调查核实后，被告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被诉决定，并依法将决定书送达了双方当事人。后原告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松江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9年6月17日出具《初次(复查)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未达到因工致残程度等级。原告不服，申请再次鉴定。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9年8月13日出具《再次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仍为未达到因工致残程度等级。原告遂认为被诉决定遗漏了脑震荡的病情，诉至本院。另查明：2019年7月2日，原告至被告处提交2019年4月4日修改后的病历及申请工伤认定后的部分病历，并称其于2019年4月17日至松江区中心医院，要求2019年4月4日接诊医生为其修改病历，医生遂在该日病历的初步诊断处添加了“脑震荡”，后原告于2019年5月22日将修改后的病历交给第三人的工作人员蒋晴艳。再查明：诉讼中，原告确认其同意由第三人为其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并由第三人代其接收相关文书。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区人保局具有作出被诉决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和《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均规定了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被告基于《劳动合同》、病历资料、考勤记录、监控视频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对原告于2019年3月24日在第三人处工作期间发生的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于法有据。现原告对工伤的结论并无异议，仅以经过修改的2019年4月4日病历资料，要求在被诉决定中增加脑震荡这一病情。但原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并未提供经过修改的病历，亦未能就脑震荡与事故伤害之间的关联性提供充分的证据。故其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甘世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甘世华负担(已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雅审 判 员  李德仁人民陪审员  袁桂玲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法官 助理  韦 亮书 记 员  韦 亮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