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15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伟，男，1983年9月8日生，汉族，重庆市璧山县人，住重庆市璧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光福，贵州良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绥阳县星光涂料厂，住所地绥阳县洋川镇兴隆村（原电缆部队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20323MA6G3EP142。经营者：徐天伦，厂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经峰，男，1976年4月11日生，汉族，湖南省新邵县人，住湖南省新邵县。上诉人何伟因与被上诉人绥阳县星光涂料厂、钟经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3民初2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伟上诉请求：撤销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3民初219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绥阳县星光涂料厂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案件基本事实、证据错误。1、何伟自2017年以来，购进建筑外墙装饰材料（涂料外墙漆等）均是与钟经峰直接联系，电话联系后钟经峰直接派人将货物用汽车运至何伟工地（贵州省金沙县城关），何伟将货款直接银行转账给钟经峰，将运费直接用微信或现金给送货驾驶员。货款是全部付给钟经峰个人，货物也是钟经峰安排提交的。何伟没有同绥阳县星光涂料厂有过任何联系，何伟没有派车或派人到过绥阳县星光涂料厂购买货物，何伟也没有见过徐天伦，也不知道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在何处。何伟于2017年6月11日至2017年11月29日付给钟经峰的货款总计153450.00元。2018年1月30日，钟经峰要求何伟向其写一张欠条，便于回厂同他的合伙人算账，何伟考虑双方是长期合作关系便写了《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钟经峰货款201345.00元(大写贰拾万零壹仟叁佰肆拾伍元整），如对账后有误差，以实际欠货款支付为准”。当时由于没有对账，才在欠条上注明了“如对账后有误差，以实际欠货款支付为准”，该证据己经钟经峰向法庭提交，各当事人已认可。2018年1月30日后的一天，钟经峰又向何伟提出该欠条的写法达不到交账目的，要求重写过，何伟基于欠条上有注明“如对账后有误差，以实际欠货款支付为准”的前提，出具了第二张欠条，内容为“今欠到星光涂料厂材料款201345.00元（大写贰拾万零壹仟叁佰肆拾伍元整），注：农历2019年春节前付清”。该欠条上的时间和金额是与第一张相同，但出具时仍然没有对账，欠条上的数据201345元，不是双方欠款的真实数据，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在原审举证的2017年9月22日至2017年12月28日（共21张）金额201345.00元的《星光涂料厂出货调拨单》是直接出具给钟经峰的，没有交付给何伟。何伟于2017年6月11日至2017年11月29日付给钟经峰的货款总计153450.00元中，何伟在2017年9月22日后通过银行转账付款两笔16200元、一笔50000元，共84000元给钟经峰。上述事实均有证据体现。2、原判认定事实方面的错误。其一，原判认定“2018年1月30日，何伟向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出具《欠条》一张，同日，何伟向钟经峰也出具《欠条》一张”是错误的，何伟向钟经峰出具的《欠条》在先，绥阳县星光涂料厂持有的欠条在后，而且都是出给钟经峰的,不可能出给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其二，原判认定“2018年1月30日何伟已经与钟经峰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为201345.00元”是错误的，没有理由和证据支持。在第一张《欠条》中注明了“如对账后有误差，以实际欠货款支付为准”，说明没有对账；第一张《欠条》出具当时没有对账事实；2017年9月22日至2017年12月28日（共21张）总金额201345.00元的《星光涂料厂出货调拨单》产生后，何伟在2017年9月22日后共付款84000元给钟经峰，减除该款后欠款额就不再是201345.00元。由此可见欠条出具时没有对账，原判认定已对账是错误的。二、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欠条数额的认定错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欠条上的数据应当根据买卖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对账核实，不应单独以欠条上确定的金额进行判断。原判直接认定欠条金额是错误的。三、钟经峰的法律地位及其收款的性质决定了钟经峰所收款项应当折抵欠款。原判已认定钟经峰系绥阳县星光涂料厂业务人员，负责与何伟联系交易事宜。钟经峰是货物买卖的直接经办人、收款人。如果其出卖的货物是绥阳县星光涂料厂提供的，则钟经峰应将收取的货款转付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其收款的性质属于绥阳县星光涂料厂的单位收款，应当在欠款中抵减，否则钟经峰就会不当得利。何伟在2017年6-12月时段付款总额153450元应予全额减除。如果不能全额减除，则何伟在2017年9月22日后付款84000元也应减除，对剩余的（153450元－84000元）=69450元部分，应当认定何伟有权向钟经峰追回。综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绥阳县星光涂料厂辩称：我方不知道何伟与钟经峰的具体支付情况，何伟与钟经峰还有其他经济往来。一审中何伟确认过材料是运输到他工地，他是承认货款的，只是他认为支付给钟经峰的款项应当扣减，一审法院认定不应当扣除。何伟欠绥阳县星光涂料厂的货款是真实的。被上诉人钟经峰辩称：一、何伟提出的货款在其出具欠条前已经明确的核算，且结算的单据全部交由何伟保管，后面在绥阳县星光涂料厂要求的情况下让何伟将欠条中的欠款人改为绥阳县星光涂料厂，何伟对欠条核算的账目无任何异议，也作出了书面补充的第二次欠条，这一点充分说明了何伟欠绥阳县星光涂料厂货款的事是无异议的，直到绥阳县星光涂料厂起诉何伟时，何伟才请了律师对以前账目提出新的异议。二、何伟在打欠条前，已核实所有以前钟经峰和其账目往来，欠条中已经体现，直到2018年2月16日才出现新的付款，但后面的六次付款都已经纳入钟经峰所在遵义市桃园情涂料有限责任公司账目内，且有何伟的亲笔签名和手纹，因此钟经峰和何伟的账目往来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三、何伟在一审中对绥阳县星光涂料厂提交的货款单据均表示认可，这一点何伟不能对此否认。被上诉人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何伟支付材料欠款201345.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何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7年6月11日至2017年11月29日，何伟向钟经峰转账转款153450.00元（共11次）。2.2017年9月22日至2017年12月28日，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向何伟提供涂料材料款201345.00元（共21次）。3.2018年1月30日，何伟向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今欠到星光涂料厂材料款201345.00元（大写贰拾万零壹仟叁佰肆拾伍元整），注：农历2019年春节前付清”。同日，何伟向钟经峰也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今欠到钟经峰货款201345.00元（大写贰拾万零壹仟叁佰肆拾伍元整），如对账后有误差，以实际欠货款支付为准”。两张欠条所写内容属同一合同事实。由于何伟至今未偿还材料款201345.00元，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催收无果，绥阳县星光涂料厂于2019年8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10月9日，何伟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钟经峰为本案被告，故原审法院依法追加钟经峰为本案被告。另查明：钟经峰系原告绥阳县星光涂料厂业务人员，负责与何伟联系交易事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之规定，虽然本案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绥阳县星光涂料厂提供了《星光涂料厂出货调拨单》及何伟出具的《欠条》，应视为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成立有效，属买卖合同关系。现双方已经结算，对何伟欠款201345.00元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何伟主张绥阳县星光涂料厂的诉讼主体不符的答辩意见，根据何伟向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出具《欠条》，也认可拖欠绥阳县星光涂料厂的货款。在庭审中各方都认可钟经峰系绥阳县星光涂料厂的业务人员，原审法院认为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应为本案的原告，故对何伟的该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何伟主张其已经偿还钟经峰153450.00元，要求扣除已经付给钟经峰的153450.00元，钟经峰应该承担将收取的货款转付绥阳县星光涂料厂的法律责任的答辩意见，根据核对何伟提供的银行流水，何伟在2017年6月至2017年11月转账转款153450.00元。但是根据绥阳县星光涂料厂提供的《星光涂料厂出货调拨单》可以看出何伟所拖欠的货款201345.00元发生在2017年的9月22日至2017年12月28日期间（共21批次）。2018年1月30日何伟出具《欠条》，注明欠款201345.00元。何伟付款在前，绥阳县星光涂料厂运货、结算货款在后，这显然与交易习惯不符。且何伟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付给钟经峰的款项系上述货款或与绥阳县星光涂料厂、钟经峰有任何付款的约定。2018年1月30日何伟已经与钟经峰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为201345.00元。且何伟也写第二张欠条给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应系何伟与绥阳县星光涂料厂也进行了结算，注明了欠款金额为201345.00元，两张欠条所写属同一合同事实。故应视为何伟对以上货款的欠款金额201345.00元予以认可，故原审法院对何伟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支持，钟经峰不应承担任何还款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何伟已经出具欠条对所欠金额进行了结算，应当履行其给付金钱的义务，故对绥阳县星光涂料厂要求何伟给付201345.0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由何伟支付绥阳县星光涂料厂材料款201345.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案件受理费4320.00元，已减半收取2160.00元，由何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钟经峰于2018年1月30日前担任绥阳县星光涂料厂总经理职务，负责销售业务。2015年起，何伟因在贵州省金沙县承建工程需要，通过钟经峰购买工程所需涂料，庭审中，何伟与钟经峰均认可自2015年至今，钟经峰共计向何伟供应了价值约一百万元的涂料，何伟陆续向钟经峰支付了部分货款。2018年1月30日，何伟向钟经峰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钟经峰货款201345元整，如对账后有误差，以实际欠货款支付为准”。几个月后，钟经峰向何伟提出要求何伟向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出具《欠条》，何伟遂向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星光涂料厂材料款201345元，注：农历2019年春节前付清”。另查明：一审庭审中，绥阳县星光涂料厂提供了21张《出货调拨单》，用于证明其于2017年9月22日至2017年12月28日向何伟供应了201345元涂料；何伟认可该《出货调拨单》的真实性，并认可收到了前述涂料货物。2017年6月11日至2017年11月29日，何伟向钟经峰转账支付11笔货款共计153450元。2019年1月23日，何伟与钟经峰签订《对账单》，载明“从2018年元月30日起至2019年元月23日，何伟工程在钟经峰处进原材料如下：腻子粉货款131400元，乳胶漆货款91760元，以上合计223160元。从2018年元月23日至2019年元月23日共付款6次（2月16日付50000元、3月22日付14000元、4月2日付10000元、4月30日付20000元、6月23日付10000元、7月13日付20000元，共计付款124000元）。下欠货款223160元－124000元＝9916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何伟是否应承担向绥阳县星光涂料厂支付涂料货款的责任；二、何伟应支付的货款如何确定。针对争议焦点一，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出卖人履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后，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是买受人的基本合同义务。本案中，何伟因工程建设需要于2015年起向钟经峰购买涂料，因钟经峰系绥阳县星光涂料厂职工并负责销售事宜，其向何伟供应涂料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之规定，钟经峰向何伟供应涂料的民事法律行为对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具有约束力，何伟与绥阳县星光涂料厂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何伟作为买受人应承担向绥阳县星光涂料厂付清货款的义务。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何伟向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出具的《欠条》，何伟尚欠绥阳县星光涂料厂货款201345元，并约定于农历2019年春节前付清，现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已届满，何伟未向绥阳县星光涂料厂付清货款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之规定，何伟应向绥阳县星光涂料厂支付货款201345元。至于何伟提出其已于2017年6月11日至2017年11月29日向钟经峰支付了153450元，应予以扣除的上诉意见。首先，何伟自2015年其通过钟经峰购买工程所需涂料，根据何伟与钟经峰共同认可的事实，2015年至今，何伟已通过钟经峰购买了价值近一百万元的涂料。在2018年1月30日前，何伟通过钟经峰购买的涂料的金额并不仅限于本案的201345元；其次，何伟主张其向钟经峰支付的153450元货款均发生于2018年1月30日前，而何伟向钟经峰、绥阳县星光涂料厂出具两份《欠条》的行为视为双方对2018年1月30日买卖合同的结算和清理，两份《欠条》均载明何伟尚欠的货款金额为201345元，故对于何伟提出的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何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20元，由上诉人何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胡晓波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王鸿雁书记员钟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