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44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红秀，女，198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康，四川六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兴洪，男，197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上诉人曹红秀因与被上诉人刘兴洪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0民初48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红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兴洪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曹红秀与刘兴洪签订的《协议书》明确车辆以后发生的一切债务与曹红秀无关，特别注明，双方之间的一切债务了结。双方的主要债务是退伙协议约定的债务，车辆产生的债务是不明确、未知的，主要是怕车辆以后发生交通事故。故刘兴洪接受车辆后双方的一切债务已经了结，案涉车辆的价值与双方退伙约定的债务数额基本吻合，如果不抵偿债务，曹红秀为何将自己的车辆交给刘兴洪。此外，刘兴洪在一审中提供的录音资料属于双方债务抵偿后，刘兴洪以另外的借口要求曹红秀帮忙再次承担的，但由于刘兴洪对曹红秀的承诺没有实现，曹红秀不愿意再帮刘兴洪承担。 刘兴洪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协议书》不能证明曹红秀已抵偿了转让款。案涉车辆系刘兴洪购买，仅是登记在曹红秀名下，且刘兴洪并未将车辆赠与曹红秀，故刘兴洪为车辆所有人。曹红秀用刘兴洪的财产来抵偿欠刘兴洪的债务，不能产生抵偿的法律效力。其次，从案涉车辆的价值看，也不能产生抵偿的效力。案涉车辆的购买价格约60000元，车辆已行使了7个月且长期跑山路，其价值贬值很快，在签订《协议书》时，车辆的价值应不足50000元，远远少于曹红秀所欠刘兴洪70000元，不能产生抵偿效力。第三，《协议书》没有明确用车辆抵偿转让款。该协议中约定的“一切的债务关系了结”指的是转移登记完成前，该车辆可能由于违章、交通事故等产生的违法和侵权之债，并不包含基于合伙关系产生的债务关系。 刘兴洪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曹红秀立即向刘兴洪支付转让费60000元及截至2019年7月31日的利息19600元，并继续支付2019年7月31日之后的利息（利息以6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至款项付清时止）；2.判决曹红秀支付刘兴洪垫付的违约退房金1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兴洪与曹红秀于2016年6月合伙经营洗脚城，刘兴洪陆续进行了投资。2016年8月12日，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刘兴洪将洗脚城60%的股份转让给曹红秀，转让费用80000元，曹红秀应于2016年9月1日前支付10000元，剩余70000元于2017年2月1日前全部支付，并每月以壹万100元的利息支付，同时备注：“刘兴洪将支付天指道洗脚城以前的全部外债，2016年8月12日以后，曹红秀的天指道洗脚城的所有事项与刘兴洪没关系”。曹红秀按期支付了10000元。2016年1月，刘兴洪出资购买了一辆车，登记在曹红秀名下，该车价值约60000元。2016年8月12日，曹红秀、刘兴洪签订《协议书》：“曹红秀名下的车牌号为川Ｍ×××××长城Ｍ4小型越野车归刘兴洪所有。以后此车的任何事情都跟曹红秀没1分钱的关系都没。从此两人各走各道互不干扰。相互都不得干扰对方的生活（包括一切的债务关系）”。2018年6月28日，曹红秀向刘兴洪转账7000元。2018年8月12日，刘兴洪与曹红秀电话联系要求付款，曹红秀称“我再给你打3000元，就只有6万块钱了”“年前再给你转3万”“看明年子能给你还完不”，刘兴洪要求打总条子，曹红秀称“总共一下只有7万块钱嘛，7万我拿了7000给你，只有6万3000元”，刘兴洪称“那方还有1万7500”，曹红秀称“你前期倒先走了，老子在那里还折了几万块钱，老子还腔都没开，老子给你背了8万块钱，你还想啥子嘛”。2018年11月20日，曹红秀向刘兴洪转账3000元。曹红秀另外还向刘兴洪出具过借条，其中有一张金额为17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刘兴洪与曹红秀形成个人合伙关系，双方于2016年8月12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双方均认可曹红秀已按期支付了10000元，现曹红秀主张双方已达成协议，用车辆抵偿了剩余70000元，并提供了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写明了车辆归属，但未写明抵偿转让款，虽写有“从此两人各走各道互不干扰，相互都不得干扰对方的生活”并备注“包括一切的债务关系”，但《协议书》是对车辆的约定，“一切的债务关系”是仅指车辆还是包括其他并没有明确，曹红秀还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其次，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和《协议书》是在同一天即2016年8月12日，在两年之后的2018年8月12日，曹红秀在双方的通话中陈述“我再给你打3000元，就只有6万块钱了”“总共一下只有7万块钱嘛，7万我拿了7000给你，只有6万3000元”“你前期倒先走了，老子在那里还折了几万块钱，老子还腔都没开，老子给你背了8万块钱”，结合曹红秀分别于2018年6月28日、11月20日向刘兴洪转账7000元和3000元的事实，金额上与转让款吻合，曹红秀主张是其代刘兴洪另外背负的80000元，且已经先后支付了7000元和3000元共计10000元，但此主张与转账7000元和3000元分别发生在通话之前和之后的事实，以及曹红秀在双方通话中认可欠70000元的事实不吻合，曹红秀还应对其该项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综上分析，现曹红秀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曹红秀认为其已经通过车辆抵偿剩余转让款70000元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兴洪主张曹红秀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剩余转让款60000元以及承担约定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刘兴洪要求由曹红秀承担违约退房金10000元的诉讼主张，由于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笔费用确实发生且应由曹红秀承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曹红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兴洪转让款60000元及利息，其中截止2019年7月31日的利息为19600元，从2019年8月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未付清的转让款为本金，月利率1%为标准进行计算；二、驳回刘兴洪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20元，由刘兴洪负担114元，曹红秀负担906元。 二审中，曹红秀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刘兴洪、曹红秀曾存在恋爱关系，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后，曹红秀用车辆抵扣转让款。刘兴洪质证称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二审中的证人证言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曹红秀提交了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单，拟证明案涉车辆系刘兴洪赠与曹红秀。刘兴洪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曹红秀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曹红秀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曹红秀是否应当支付剩余转让款60000元及利息。 曹红秀与刘兴洪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产生约束力。该协议约定曹红秀应当于2017年2月1日前支付剩余转让款70000元，同时每月按壹万元100元的方式支付利息。《转让协议》签订后，曹红秀支付10000元，剩余60000元及利息未支付。 曹红秀主张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已明确约定用案涉车辆抵偿转让款，因而应不再支付任何款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协议书》仅约定了车辆的归属，并未明确约定用车辆抵偿转让款。其次，虽然《协议书》文末载明“包括一切的债务关系”，但并未明确债务内容。结合2018年8月12日曹红秀在双方的通话中陈述“总共一下只有7万块钱嘛，7万我拿了7000给你，只有6万3000元”可知，截止2018年8月12日曹红秀尚欠刘兴洪70000元，且该款项金额与曹红秀欠付的转让款金额一致。虽然曹红秀陈述称通话中所说的70000元并非曹红秀欠付的转让款而是刘兴洪以另外的借口要求曹红秀帮忙再次承担的，但并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协议书》签订后，曹红秀分别于2018年6月28日、2018年11月20日向刘兴洪支付7000元、3000元。虽然曹红秀否认该10000系偿还案涉《转让协议》项下的转让款，但对该款项的性质并未作出合理说明。此外，二审中证人的陈述系从曹红秀处听闻而来，证人并未实际参与双方《协议》订立的过程，其证言并不足以证明“以车抵债”的主张。综上，曹红秀主张的案涉车辆已抵偿转让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曹红秀应向刘兴洪支付剩余转让款6000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曹红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40元，由曹红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史 洁 审 判 员  陈 曦 审 判 员  赵云平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辛 田 书 记 员  周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