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赣0731民初2371号原告（反诉被告）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会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31MA35K2JA4J地址: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贡江镇红军大道。法定代表人:黄潮升委托代理人曾章德、朱学明，江西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华春来，男，1981年2月17日生，汉族，江西省于都县人，住于都县。被告（反诉原告）王武，男，1973年12月26日生，汉族，江西省萍乡市人。住萍乡市湘东区。被告（反诉原告）杨仁卫，男，1983年10月29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人，住上饶市广丰县。上列三被告（反诉原告）委托代理人彭选兵，广东众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第三人）郑国剑，男，1974年9月11日生，汉族，江西省于都县人，住于都县。原告（反诉被告）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会所与被告（反诉原告）华春来、被告（反诉原告）王武、被告（反诉原告）杨仁卫、被告（反诉第三人）郑国剑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委托代理人曾章德、朱学明，被告（反诉原告）华春来、王武、杨仁卫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彭选兵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反诉第三人）郑国剑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四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的承包费241200元，并支付自2019年3月17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逾期利息；2、依法判令四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2月16日起至2019年3月17日止在四被告承包经营期间原告所垫付的支出共计269367元；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10日，原告与四被告签订了《于都县外准八号音乐会所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四被告承包经营原告音乐会所。双方就承包期限、承包租金、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四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其承包经营义务，在四被告承包经营期间，四被告对会所相关经营事务不闻不问，且多次拒绝处理会所事务，承包经营期间也未按时支付承包费用以及员工工资。2019年2月16日，被告进行一次结算，截止2019年2月15日四被告尚欠原告91200元承包费用未支付。基于以上情况，为了维护原告相关合法权益，原告于2019年3月23日向四被告发出《解除承包合同通知书》，解除双方的承包合同，并要求四被告前来结算相关债权、债务。但四被告在收到原告发出的《解除承包合同通知书》后一直未与原告办理相关交接手续以及结算相关债权债务。经原告结算，被告尚欠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承包费用计241200元以及尚欠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3月17日期间由原告垫付的支出共计269367元。综上所述，四被告在承包经营期间不按合同约定履行承包经营义条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请求法院依法处理。被告（反诉原告）华春来、王武、杨仁卫答辩并反诉称：答辩部分为：1、关于原告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会厅的主体问题。根据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概念，企业承包经营合同是指企业根据所有权分离的原则，确定企业所有权人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由此可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发包方是企业的所有者。本案中，根据《于都县外准八号音乐会所承包合同》的内容看，“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厅”的实际控制人梁福明、黄厚元、刘文松、张六斤将“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厅”的经营权发包给被告华春来、王武、杨仁卫及郑国剑。据此,“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厅”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假设要以承包经营合同起诉被告，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适格的原告是于都县外谁八号音乐厅的实际控制人梁福明、黄厚元、刘文松、张六斤，而非“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厅”。据此,原告对被告不享有诉权、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2、实体方面。2019年2月16日，原告的原始股东张六斤、黄厚元与华春来、杨仁卫及郑国剑签署《切结书》，各方确认:截止到2019年2月15日，剩余营业额4万元，原始股东挂单扣除金额18800元，共应再支付原始股东91200元，该款项在2月16日后的营业额中直接扣除；华春来之前预付的工资4万元及到期的啤酒款81000元从营业额最先支付。且各方于2019年2月16日签署《切结书》后，原告仍由其原始股东黄厚元、梁福明主持经营。从该《切结书》的约定可知：各方在2019年2月16日对原告的经营问题进行了切割:2019年1月15日至2月15日原告的原始股东的费用为91200元，该费用及华春来预付的121000元均在2019年2月16日后的营业额中直接支付,且华春来垫付的121000元最先支付。原告一直由其原始股东黄厚元经营并掌控原告的经营账户。因此，原告诉请被告支付2019年1月16日至3月17日的承包费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根据原告的举证，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垫付费用269367元没有证据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程序方面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实体方面也应当驳回起诉讼请求。反诉部分。反诉请求是：1、判令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押金人民币30万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从2019年3月18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垫付的工资40000元、啤酒款81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月10日，反诉被告的实际股东梁福明、黄厚元、刘文松、张六斤与反诉原告及第三人签订承包合同，反诉原告交纳押金30万元，形式上约定由反诉原告及第三人经营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会所。但实际上仍然一直由反诉被告的原来股东黄厚元及梁福明经营。同时，反诉原告华春来与黄厚元共同签署《账户委托书》，反诉被告自2019年1月9日起所有营业收入金额由反诉被告的原始股东黄厚元保管。2019年2月16日，反诉被告的原始股东张六斤、黄厚元与反诉原告华春来、杨仁卫及第三人签署《切结书》，各方确认:截止到2019年2月15日,剩余营业额4万元、原始股东挂单扣除金额18800元，共应再支付原始股东91200元,该款项在2月16日后的营业额中直接扣除;反诉原告华春来之前预付的工资4万元及到期期的啤酒款81000元从营业额最先支付,但至今一直没有支付。各方于2019年2月16日签署《切结书》后,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会所仍由其原始股东黄厚元、梁福明主持经营。2019年3月17日,反诉被告的原始股东黄厚元以反诉被告的名义向反诉原告发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但并没有退还押金亦没有按照2019年2月16日签署的《切结书》的约定退还反诉原告预付的工资4万元及啤酒款81000元。为维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支持反诉原告的诉求。被告（反诉第三人）郑国剑未提出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一、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厅是2016年7月29日经于都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载明的投资人为黄潮升。二、2019年1月10日，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会所的实际（股东）控制人梁福明、黄厚元、刘文松、张六斤以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会所的名义与华春来、王武、郑国剑、杨仁卫签订了《于都县外准八号音乐会所承包合同》。本院认为，营业执照显示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厅是黄潮升的个人独资企业，黄潮升为其唯一股东。《于都县外准八号音乐会所承包合同》系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厅的实际（股东）控制人梁福明、黄厚元、刘文松、张六斤与华春来、王武、郑国剑、杨仁卫之间签订的，梁福明、黄厚元、刘文松、张六斤是该合同的相对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梁福明、黄厚元、刘文松、张六斤理应至少为案涉纠纷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原告的起诉遗漏了诉讼主体。另外，原告的名称“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会所”与其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的企业名称“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厅”不一致。故对于被告华春来、王武、杨仁卫抗辩称原告诉讼主体不符，要求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之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反诉的前提是基于本诉，即本诉与反诉的诉讼当事人相同且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在本诉的诉讼主体不符被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况下，反诉也就失去了继续的基础，因此，对于反诉原告华春来、王武、杨仁卫的反诉亦应当裁定驳回。但反诉原告华春来、王武、杨仁卫还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5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08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驳回原告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会所的起诉；二、驳回反诉原告华春来、王武、杨仁卫的反诉。本案受理费9002元退回原告于都县外滩八号音乐会所，反诉费3853元退回反诉原告华春来、王武、杨仁卫。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并将缴费凭证寄回于都县人民法院民二庭，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户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招商银行赣州长征大道支行，账号：99×××88】审 判 长  易忠东人民陪审员  段莲香人民陪审员  林 楠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七日代理书记员  刘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