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781民初3179号 原告（反诉被告）：福建邵武市南武夷古陶瓷馆，住所地福建省邵武市天成奇峡景区锦溪坊。 法定代表人：谢子刚，馆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星，福建齐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福建蔚蓝天成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邵武市肖家坊镇将上村坳上组南武夷旅游区办公楼一层。 法定代表人：罗顺森，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宫晓婷，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一健，福建欣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巫国星，男，1969年1月26日出生，畲族，邵武市村民，住。 第三人：周礼德，男，196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 原告（反诉被告）福建邵武市南武夷古陶瓷馆（以下简称南武夷古陶瓷馆）与被告（反诉原告）福建蔚蓝天成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蓝天成公司）、第三人巫国星、周礼德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南武夷古陶瓷馆的法定代表人谢子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星,被告蔚蓝天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宫晓婷、冯一健，第三人巫国星、周礼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武夷古陶瓷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蔚蓝天成公司支付南武夷古陶瓷馆从2018年3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的投资收入335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蔚蓝天成公司逾期付款金额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4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07年5月28日，以谢子刚、巫国星为乙方，以蔚蓝天成公司工商名称变更前的福建大境堂南武夷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境堂公司）为甲方，双方签订《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在甲方景区内投资设立邵武南武夷陶瓷博物馆，该博物馆为南武夷旅游景点之一，纳入景区总体管理，陶瓷博物馆建成后，由乙方进行管理，所有风险由乙方承担，博物馆所需的经营管理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投资的南武夷陶瓷博物馆建成后，乙方不另行向游客收取门票费用，甲方按乘坐锦溪漂流竹排的总游客数按每位5元的标准，由甲方按月统计后每月10日前支付乙方，作为乙方的投资收入；本协议有效期为20年，从2007年6月1日起至2027年5月31日止；在合作期内，如遇重大政策变化，或大境堂南武夷旅游经营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可以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但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终止本协议之条款。协议签订后，拟设立名为邵武南武夷陶瓷博物馆，最后注册登记的名称为福建邵武市南武夷古陶瓷馆。2009年6月15日，以谢子刚、巫国星为甲方，以周礼德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南武夷古陶瓷馆经营权转让合同》，转让标的包括甲方与大境堂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的全部权利义务。大境堂公司对该合同也予以同意。2009年6月17日，以谢子刚为甲方，以周礼德为乙方，双方签订《关于组织古陶瓷藏品陈列合作经营的合同》，合同约定：乙方通过转让获得经营权的以下四项具体内容（包括谢子刚、巫国星与大境堂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的全部权利义务），全部转接到甲乙双方合作经营的南武夷古陶瓷馆。根据本协议约定，向蔚蓝天成公司收取的投资收入的主体变更为南武夷古陶瓷馆。蔚蓝天成公司在2018年3月1日前，还有按约定向南武夷古陶瓷馆履行支付投资收入的义务，但从2018年3月1日起未按约定支付。南武夷古陶瓷馆多次要求蔚蓝天成公司支付投资收入，但蔚蓝天成公司均不予支付。综上所述，上述合同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蔚蓝天成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南武夷古陶瓷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蔚蓝天成公司辩称，1.原告主体不适格，南武夷古陶瓷馆是由答辩人提供场地，谢子刚、巫国星二人提供展品共同合伙成立的，合伙期间产生的纠纷应由谢子刚、巫国星作为原告来主张。2.讼争景点因与锦溪漂流捆绑售票，违反价格法强制性规定被省物价局责令整改并处以罚款，《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中约定的投资收益失去了来源和基础，该协议已于2018年3月1日起解除，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投资收入及违约金于法无据。答辩人在南武夷古陶瓷馆设立起至2018年3月前均是按乘坐锦溪漂流竹筏总游客数按每位5元的标准支付给谢子刚，2016年11月10日，答辩人因捆绑售票被省物价局罚款5万元后，南武夷古陶瓷馆和锦溪漂流实行单独售票。因为原告展品价值严重不符约定，游客甚少，导致长期亏损，答辩人提出解除合作并进行结算，但原告表示其有能力向物价部门申请与锦溪漂流联合套票销售，答辩人基于信任继续支付原告收益款，直至2018年2月申请套票销售仍无结果。答辩人无奈自2018年3月起不再支付原告收益款，合作关系应认定为自此解除，原告要求解除之后的投资收入和违约金于法无据。3.原告主张的漂流人数没有依据，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乘坐竹筏漂流的人数为22723人，并未超过67000人，原告主张的数据和金额没有依据，也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合常理。4.原告主张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没有依据，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 蔚蓝天成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南武夷古陶瓷馆与蔚蓝天成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于2018年3月1日起解除；2.南武夷古陶瓷馆自2018年3月1日起按每月16494.60元向蔚蓝天成公司支付房屋使用费，直至南武夷古陶瓷馆将房屋恢复原貌并实际返还之日止（使用费标准按30元/㎡/月计算，暂计至2019年12月1日为621296.60元，具体计算标准可由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确认）；3.南武夷古陶瓷馆赔偿蔚蓝天成公司因锦溪漂流捆绑陶瓷馆售票而被行政处罚的罚款50000元。事实和理由：2007年初，谢子刚、巫国星及大境堂公司协商拟在邵武市天成奇峡景区设立陶瓷馆景点，并与锦溪漂流联合售票。大境堂公司按乘坐锦溪漂流竹筏总游客数按每位5元的标准按月支付给谢子刚、巫国星。2007年5月28日，大境堂公司与谢子刚、巫国星就开发上述诉争景点事宜签订了《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约定由大境堂公司提供房屋，谢子刚、巫国星负责房屋展厅装修及古陶瓷陈列品投资等，投资额不低于500万元。同时，谢子刚、巫国星对诉争景点进行经营管理并承担费用及风险。大境堂公司按乘坐锦溪漂流竹筏总游客数按每位5元的标准按月支付给谢子刚、巫国星。合同签订后，大境堂公司按约向谢子刚、巫国星及南武夷古陶瓷馆（《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受让方）交付了诉争景点房屋（549.82㎡）。谢子刚、巫国星在陶瓷馆开业前期，按约将价值足额的陶瓷藏品陈列于馆内供游客参观，藏品鉴定验收后于2009年6月30日，二人便将馆内收藏品全部撤回，此后更换的其他替代陈列品的价值均未经专业认定，且价值明显低于合同约定。2016年11月10日，福建省物价局对蔚蓝天成公司因陶瓷馆景点与锦溪漂流捆绑售票行为责令整改并处以50000元罚款，此后蔚蓝天成公司便停止捆绑销售，陶瓷馆与漂流实行单独售票。陶瓷馆因陈列展品被替换后价值明显不足，游客甚少，营业收入甚微，无法正常运营。故蔚蓝天成公司向南武夷古陶瓷馆提出协商解除合作协议并进行结算，但南武夷古陶瓷馆承诺其有能力通过向物价部门申请与锦溪漂流竹筏联合套票销售，从而恢复陶瓷馆的正常运营。蔚蓝天成公司基于多年合作及对南武夷古陶瓷馆的信任，在未与竹筏捆绑销售、陶瓷馆几近关停的情况下，依然按照乘坐竹筏人数的标准向南武夷古陶瓷馆支付收益。直至2018年2月，南武夷古陶瓷馆向物价部门的套票申请仍然未果，蔚蓝天成公司在长达一年多的亏损状态下，为及时止损，再次向南武夷古陶瓷馆提出解除合作协议，但其以各种理由予以推脱。因陶瓷馆的展品的品质长期以来无改进、没有观展价值，工作人员管理及服务不善，场地破旧不堪等原因未能引起游客共鸣，甚至多次被游客投诉，造成负面影响，几乎已经没有游客购票参观，南武夷古陶瓷馆亦因此几近闭关停业。蔚蓝天成公司无奈之下于2018年3月起，不再按乘坐竹筏漂流的总游客数支付南武夷古陶瓷馆合同预定的投资收益。2019年9月，南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因陶瓷馆长期以来疏于管理，作出南发改价格（2019）43号文件对陶瓷馆的门票进行降价处理，以示处罚。双方合作陶瓷馆项目的前提是与锦溪漂流竹筏捆绑售票以扩大陶瓷馆的游客数量，在合同中约定以乘坐锦溪漂流竹筏每月的总游客数按每位5元的标准，由蔚蓝天成公司向南武夷古陶瓷馆按月支付投资收益，即合作模式为：在南武夷古陶瓷馆确保投资额不低于500万元的前提下，蔚蓝天成公司要求每位到天成景区乘坐锦溪漂流竹筏的游客都必须到陶瓷博物馆游览，在售卖每张乘坐锦溪漂流竹筏的门票的同时捆绑售卖一张陶瓷博物馆的门票，后依每位5元标准按月支付作为南武夷古陶瓷馆的投资收益。但因南武夷古陶瓷馆撤换后的陈列品价值明显不符合合同约定，且至2016年11月10日该捆绑销售行为被物价部门认定为“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的”价格违法行为并要求整改后，双方失去了合作的基础与前提，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且《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第九条亦有约定“在合作期间，如遇重大政策变化，或大境堂南武夷旅游经营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可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案涉合同为长期性合同，双方已形成合同僵局，合作的项目经营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即南武夷古陶瓷馆展品价值发生重大变化、贬值严重；捆绑售票被认定为价格违法行为而需要另行向游客收取陶瓷馆门票，如不解除合同将对蔚蓝天成公司显失公平，如南武夷古陶瓷馆拒绝解除合同也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且，2016年11月至2018年2月，南武夷古陶瓷馆门票销售累计仅为336张，每张售价10元，总计3360元，蔚蓝天成公司此期间支付给南武夷古陶瓷馆的投资收益高达65050元，这对于蔚蓝天成公司而言已经十分的不公平，如果按原合作协议继续履行，对蔚蓝天成公司而言更是明显的显失公平。故根据公平原则及合同目的，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应自2018年3月1日蔚蓝天成公司以实际行为不再以锦溪漂流总游客数按每位5元的标准向南武夷古陶瓷馆支付投资收益之日起正式解除。合同解除后，南武夷古陶瓷馆应将陶瓷馆所占用的房产及场地归还蔚蓝天成公司，但其一直占用至今。项目所在地商业地产租金标准为30元/㎡-50元/㎡，蔚蓝天成公司主张按最低标准30元/㎡要求南武夷古陶瓷馆支付占用期间的使用费，故其应自2018年3月1日起按每月16494.60元向蔚蓝天成公司支付房屋使用费，直至其将房屋恢复原貌并实际返还之日止。《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第四条约定“陶瓷博物馆建成后，由乙方进行经营管理，所有风险（含火宅、盗抢等）由乙方承担，博物馆所需的所有的经营管理费用由乙方承担”，陶瓷馆作为独立的商业主体，负责经营管理，前述合作协议明确约定所有风险及所有经营管理费用均由其承担。而因经营被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也是其作为经营主体可能遇到及需要承担的风险。故蔚蓝天成公司因锦溪漂流捆绑陶瓷馆售票而被福建省物价局于2016年11月10日行政处罚的罚款50000元应由南武夷古陶瓷馆向蔚蓝天成公司赔偿。综上所述，陶瓷馆因陈列展品被替换后价值明显不足，捆绑销售行为被物价部门认定为价格违法行为而需要整改后双方失去了合作的前提与基础，导致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若继续履行协议对蔚蓝天成公司明显不公，故依法提起反诉，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南武夷古陶瓷馆辩称，（一）1.关于签订《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的前提和目的。2007年5月，蔚蓝天成公司前身大境堂公司为发掘旅游资源，改变南武夷景区旅游景点单一，文化品位不够的现状，也为将来申报南武夷景区AAAA级创造条件，为此和谢子刚、巫国星签订《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甲方为大境堂公司，乙方为谢子刚、巫国星，乙方在甲方景区内投资设立南武夷陶瓷博物馆，该博物馆为南武夷旅游景点之一，纳入景区总体管理。”因乙方投资设立南武夷古陶瓷馆，投资及运行管理成本高，如由南武夷古陶瓷馆单独销售门票，其门票收入无法保证乙方正常运营和投资收入，因此，才约定以乘坐锦溪漂流竹排的总游客数按每位5元（税后）的标准，由甲方按月支付乙方投资收入，乙方不向游客另行收取门票费用。蔚蓝天成公司提出的双方合作陶瓷馆项目的基础与前提是与锦溪漂流竹排捆绑售票以扩大陶瓷馆的游客数量的事实完全不属实。2.反诉答辩人有按《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履行投资和管理义务的事实。2009年6月15日，谢子刚、巫国星与周礼德签订《南武夷古陶瓷馆经营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谢子刚、巫国星将南武夷古陶瓷馆经营权一次性全部转让给周礼德,2009年6月17日，周礼德又与谢子刚签订《关于组织古陶瓷藏品陈列合作经营的合同》，合同约定：南武夷古陶瓷馆经营权发生转让后，周礼德为保证南武夷古陶瓷馆能尽快正常运转,同时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特寻求与谢子刚合作，谢子刚合作经营收入占收益70%,周礼德合作经营收入占收益30%。因巫国星退出经营南武夷古陶瓷馆,2009年7月1日，谢子刚、巫国星签订藏品归还和处理交接单,巫国星将其所有的37件藏品撤回，因谢子刚继续与周礼德合作经营南武夷古陶瓷馆，所以，谢子刚将其所有的原收藏于南武夷古陶瓷馆的81件（套）藏品,继续收藏于南武夷古陶瓷馆，且及时添置增加藏品,使藏品和装修等投资额不低于《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约定的500万元，在本案诉讼前，反诉原告从未向反诉被告提出任何异议。经福建省邵武市收藏家协会专家核实认定，福建邵武市南武夷古陶瓷馆2008年设立时藏品总数为118件（套），以后该馆陆续添置增加藏品，至2018年该馆在福建省文物局备案登记藏品已达324件/套（340件），藏品价值达人民币800万元以上。总之,蔚蓝天成公司提出的南武夷古陶瓷馆藏品价值明显低于合同约定的事实完全不属实。另外，南武夷古陶瓷馆经营管理也是正常的。该馆每年向登记机关福建省民政厅提交的年检报告年检都是合格的，并通过各级文物局的运行评估工作。2018年9月，南武夷古陶瓷馆项目被确认为第八批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邵武枫林窑青白瓷制作技艺），2018年11月,答辩人的作品青白瓷刻武夷山水朱子诗词茶在南平市文创精品展暨首届十佳文化创意产品评选中获优秀文化创意产品奖，南武夷古陶瓷馆获得的多项荣誉，极大地提高了南武夷古陶瓷馆和蔚蓝天成公司的知名度及旅游文化品位。南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南武夷古陶瓷馆门票由25元核定调整到20元也不是对南武夷古陶瓷馆的处罚，而是南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了贯彻落实《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通知（闽发改价格[2019]206号）》所作出门票价格调整，同批降低门票价格的景区还有很多家。3.南武夷古陶瓷馆从未与蔚蓝天成公司协商过解除合作协议的事实，也从未被游客投诉过。 （二）蔚蓝天成公司要求解除《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南武夷古陶瓷馆藏品价值是发生重大变化，但变化不是藏品价值贬值，而是藏品数量从108（套）增加到324套（340件），藏品数量增加到原来的三倍，藏品价值由原500万元，增加到800万元以上。其次，蔚蓝天成公司以捆绑售门票被认为价格违法行为而需另向游客收取陶瓷馆门票，如不解除合同将对反诉原告显失公平。反诉原告提出的这一解除协议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南武夷古陶瓷馆从2009年3月10日物价部门最早核定门票开始到现在为止,都是核定单独门票，从未有核定过捆绑门票，捆绑销售门票是蔚蓝天成公司单方进行的价格行政违法行为。实际上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有明确约定，反诉答辩人不向游客收取门票费用，南武夷古陶瓷馆如何卖门票及门票收入多少与反诉答辩人无关。 （三）蔚蓝天成公司要求支付房屋使用费及赔偿行政处罚的罚款50000元的诉请不能成立。根据《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的第二条约定，该房屋是蔚蓝天成公司无偿提供给南武夷古陶瓷馆使用的。另外，捆绑销售门票是蔚蓝天成公司单方的价格行政违法行为，与南武夷古陶瓷馆无关，因此，反诉原告要求反诉答辩人赔偿行政处罚的罚款50000元的诉请也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物价部门核定南武夷古陶瓷馆门票价格的最早时间是2009年3月10日，但双方签订《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的时间为2007年5月，不存在双方合作陶瓷馆项目的前提是与锦溪漂流竹排捆绑售票的合作模式，更不存在有发生反诉原告销售门票发生订立协议时无法预见、不可控制的情势变更商业风险。反诉原告的全部反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蔚蓝天成公司全部反诉请求。 周礼德述称，我作为大境堂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公司与谢子刚、巫国星进行合作，大境堂公司只是提供场所，其他事项包括定价等均由原告确定，因为和原告达成协议门票定价30元，和锦溪漂流捆绑销售，他们抽取每人5元，我认为可以挣到钱，双方就开始了合作，也有要求原告投资陶瓷展品，价值500万元。我大概是2013年、2014年左右将大境堂公司的股权转让后，我便退出管理，对本案相关事项均不知情了。 巫国星述称，1.谢子刚以南武夷古陶瓷馆的名义起诉没有道理，《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中约定大境堂公司提供固定资产，我和谢子刚提供陈列的展品，大境堂公司是南武夷古陶瓷馆的所有人之一。2.自从我离开南武夷古陶瓷馆之日起，《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就无效了，南武夷古陶瓷馆办馆的镇馆之宝是我收藏的五代定窑白瓷荷叶型盏托和宋代官窑青釉纹三足炉，我退出后，南武夷古陶瓷馆就是空壳一个，谢子刚没有价值高的展品。3.谢子刚设局将我排除出局，与周礼德恶意串通侵害我的利益，我和谢子刚将南武夷古陶瓷馆的经营权转让给周礼德、周礼德将经营权再转让给谢子刚，两份协议签订的时间只相隔一天，周礼德也没有支付任何对价，周礼德作为大境堂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自己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易明显违法。4.门票捆绑销售是当时我们与大境堂公司合作的基础条件，合作前我们就到景区对客流量进行了解，对回报进行了评估才决定合作的。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5月28日，大境堂公司（甲方）与谢子刚、巫国星（乙方）签订了《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其中，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在甲方景区内投资设立南武夷陶瓷博物馆，该博物馆为南武夷旅游景点之一，纳入景区总体管理。”第二条约定：“甲方无偿提供位于景区内的锦溪坊幽圣谷的一座房屋供陶瓷博物馆使用。”第三条约定：“乙方负责陶瓷博物馆的房屋展厅装修，乙方投资陶瓷博物馆的投资额不得低于500万元（含改造装修投入、古陶瓷陈列品）。乙方的上述投资额甲方同意由邵武市收藏家协会专家认定为准。”第四条约定：“陶瓷博物馆建成后，由乙方进行经营管理。”第五条约定：“乙方投资的南武夷陶瓷博物馆建成后，乙方不向游客另行收取门票费用，甲方按乘坐锦溪漂流竹排的总游客数按每位5元的标准（税后），由甲方按月统计后于每月10日前支付给乙方，作为乙方的投资收入。乙方可视经营情况自由更换博物馆内的陈列品，但应保持博物馆内陈列品总价值不得低于本协议第三条规定之数额。”第八条约定:“本协议有效期为20年，从2007年6月1日起至2027年5月31日止。”第九条约定：“在合作期内，如遇重大政策变化，或大境堂南武夷旅游经营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可以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但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终止本协议之条款。”协议签订后，按协议设立了邵武南武夷陶瓷博物馆，后该馆注册登记名称为福建邵武市南武夷古陶瓷馆。2009年6月15日，谢子刚、巫国星（甲方）与周礼德（乙方）签订了《南武夷古陶瓷馆经营权转让合同》。其中，合同第一、二条明确约定，甲方现将南武夷古陶瓷馆经营权一次性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经营权的具体内容包括甲方与大境堂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的全部合作内容，连同原合同签订的所有文本等。大境堂公司在该转让合同尾页盖章并确认同意。2009年6月17日，谢子刚（甲方）与周礼德（乙方）签订了《关于组织古陶瓷藏品陈列合作经营的合同》。其中，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通过转让获得经营权的以下四项具体内容，现全部转接到甲、乙双方本次组织合作经营的古陶瓷馆。转接的经营权属本次组织的南武夷古陶瓷馆所有，其具体内容为：（1）南武夷古陶瓷馆原创办者与大境堂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的全部合作内容（含税务纳税部分），连同原合同签订的所有文本；（2）南武夷古陶瓷馆原创办者申报成立南武夷古陶瓷馆已批准的所有证照[含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注册文本、法人登记证、税务登记证、省民政厅、省文物局批文、银行账户、会计资料（含开馆以来的全部原始凭证、报表等）]；（3）原古陶瓷馆现有使用的古陶瓷展示厅内外的全部陈列橱窗和外部文字装饰、馆牌等所有设施（含陈列大厅空调、二楼会客室空调、消防安全防控设施），以及开馆以来各级领导到馆参观的题名簿；（4）一楼厨房、保安值班室，二楼会客室及所有办公室、住房、卫生间的使用权及床铺、床头柜、电视、桌椅等甲方合作人所共同投资建设的所有设施。”合同第八条约定：“本次组织的古陶瓷馆其经营收入由大境堂公司按乘坐锦溪漂流竹排的总游客数按每位5元的标准给付。”大境堂公司在该合同尾页盖章并签署“同意本合同”。2009年6月29日，巫国星（甲方）与周礼德、谢子刚（乙方）签订一份《福建邵武市南武夷古陶瓷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古陶瓷馆所占股权50%，将其中30%转让给周礼德，另20%转让给谢子刚，股权转让后，谢子刚占南武夷古陶瓷馆70%股权，周礼德占30%，甲方个人的藏品全部归其个人所有并处置。2009年7月1日，谢子刚与巫国星签订交接单收回各自所有的藏品。2013年10月29日，周礼德（甲方）与谢子刚（乙方）、谢承翰（丙方）签订《福建邵武市南武夷古陶瓷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周礼德将其持有的南武夷古陶瓷馆30%股权全部转让给谢承翰持有，谢子刚将其持有的南武夷古陶瓷馆70%的股权转让69%股权给谢承翰持有，股权变更后，谢子刚持股1%，谢承翰持股99%，并办理了变更登记。2014年1月24日大境堂公司通过工商登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蔚蓝天成公司。2016年11月10日，蔚蓝天成公司因捆绑销售天成奇峡景区锦溪漂流和陶瓷博物馆门票，被福建省物价局行政处罚罚款50000元。蔚蓝天成公司提供给南武夷古陶瓷馆使用的房屋面积为549.82平方米，2019年12月4日，蔚蓝天成公司申请福建省南平市至信公证处对南武夷古陶瓷馆现状进行证据保全，花费4000元公证费。2020年1月11日，福建省邵武市收藏家协会出具一份证明，证明南武夷古陶瓷馆在福建省文物局备案登记藏品已达324件/套（340件），藏品价值达800万元以上。根据《关于组织古陶瓷藏品陈列合作经营的合同》约定，蔚蓝天成公司在2018年3月1日前均有按合同约定将投资收入支付给南武夷古陶瓷馆，但从2018年3月1日起未再按合同约定支付投资收入。诉讼中，蔚蓝天成公司提供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乘坐锦溪漂流的人数总计22723人。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南武夷古陶瓷馆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2.关于《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是否有效，蔚蓝天成公司是否有权解除该协议。3.蔚蓝天成公司是否应支付南武夷古陶瓷馆的投资收入，蔚蓝天成公司在本案中应支付的投资收入是多少。 本院认为，关于南武夷古陶瓷馆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的问题。蔚蓝天成公司认为，根据《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约定，南武夷古陶瓷馆是由大境堂公司与谢子刚、巫国星合作共同开发的，蔚蓝天成公司是南武夷古陶瓷馆的合伙人之一，因此，因《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履行产生争议，主张合同权利的人应该是签订协议的其中一方，本案原告应是谢子刚、巫国星二人，而不能以南武夷古陶瓷馆作为原告。本院认为，《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是2007年5月28日大境堂公司与谢子刚、巫国星签订的协议，协议有效期为20年。虽然谢子刚和巫国星于2009年6月15日将南武夷古陶瓷馆的经营权转让给了周礼德，转让标的包括《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的全部权利义务，大境堂公司亦在合同尾页盖章并确认该合同生效；但周礼德于2009年6月17日又与谢子刚签订了《关于组织古陶瓷藏品陈列合作经营的合同》，约定周礼德通过转让获得的经营权全部转接到甲乙双方合作经营的陶瓷馆，转接的经营项目包括《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的全部权利义务，暨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周礼德）通过转让获得经营权的以下四项具体内容，现全部转接到甲（谢子刚）、乙双方本次组织合作经营的古陶瓷馆。转接的经营权属本次组织的南武夷古陶瓷馆所有，其具体内容为：（1）南武夷古陶瓷馆原创办者与大境堂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的全部合作内容（含税务纳税部分），连同原合同签订的所有文本；（2）南武夷古陶瓷馆原创办者申报成立南武夷古陶瓷馆已批准的所有证照[含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注册文本、法人登记证、税务登记证、省民政厅、省文物局批文、银行账户、会计资料（含开馆以来的全部原始凭证、报表等）]；（3）原古陶瓷馆现有使用的古陶瓷展示厅内外的全部陈列橱窗和外部文字装饰、馆牌等所有设施（含陈列大厅空调、二楼会客室空调、消防安全防控设施），以及开馆以来各级领导到馆参观的题名簿；（4）一楼厨房、保安值班室，二楼会客室及所有办公室、住房、卫生间的使用权及床铺、床头柜、电视、桌椅等甲方合作人所共同投资建设的所有设施。”大境堂公司亦在合同尾页盖章，并签署意见“同意本合同”；而大境堂公司通过工商登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蔚蓝天成公司后，蔚蓝天成公司仍然享有和承担大境堂公司的全部权利和义务。根据该约定周礼德与谢子刚合作经营的古陶瓷馆的经营权已归属于南武夷古陶瓷馆，而南武夷古陶瓷馆是经过福建省民政厅行政审批并注册登记的法人单位，同时该合同约定亦取得当时大境堂公司的同意；大境堂公司在2014年1月24日通过工商登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蔚蓝天成公司后，蔚蓝天成公司在2018年3月1日前也是按上述合同约定将投资收入直接支付给南武夷古陶瓷馆。本院认为南武夷古陶瓷馆作为本案的原告是适格的，蔚蓝天成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是否有效，蔚蓝天成公司是否有权解除该协议的问题。本院认为，《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是2007年5月28日，大境堂公司与谢子刚、巫国星签订的协议，协议签订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该协议书合法有效。蔚蓝天成公司和巫国星认为谢子刚、周礼德在收益权转让时，有损害蔚蓝天成公司和巫国星两者利益的行为，即便如此，可能导致无效的应是转让协议，但并不影响《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的效力。《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第九条约定：“在合作期内，如遇重大政策变化，或大境堂南武夷旅游经营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可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但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终止本协议之条款。”蔚蓝天成公司认为，《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中关于收入分成，是在南武夷古陶瓷馆门票与锦溪漂流门票捆绑销售的情况下产生的，实质是捆绑搭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的强制性规定，该行为已被福建省物价局处罚，双方失去合作的基础，无法再继续履行协议。本院认为，《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中关于收入分成，并未约定要将南武夷古陶瓷馆门票与锦溪漂流门票捆绑销售，而是约定南武夷古陶瓷馆按乘坐锦溪漂流竹排游客数按每人5元标准分成，不再向游客另行收取门票费用。因此，蔚蓝天成公司抗辩称关于收入分成的约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的主张，没有依据，不能成立。因此，蔚蓝天成公司反诉要求南武夷古陶瓷馆赔偿蔚蓝天成公司因锦溪漂流捆绑陶瓷馆售票而被行政处罚的罚款50000元的请求缺乏依据，该违法行为并不是南武夷古陶瓷馆造成，捆绑销售门票系蔚蓝天成公司单方行为，故南武夷古陶瓷馆不应承担赔偿罚款责任。此外，蔚蓝天成公司反诉要求确认《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于2018年3月1日起解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系大境堂公司与谢子刚、巫国星签订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合同的解除或者变更应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决定，蔚蓝天成公司未与南武夷古陶瓷馆协商，以其拒付锦溪漂流收入分成的行为表示解除合同不能成立，既不是约定解除合同的情形也不是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蔚蓝天成公司作为违约方，不享有合同解除权。 关于蔚蓝天成公司是否应支付南武夷古陶瓷馆的投资收入，蔚蓝天成公司在本案中应支付的投资收入是多少的问题。《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蔚蓝天成公司按乘坐锦溪漂流竹排的总游客数按每位5元的标准，按月统计后于每月10日前支付给南武夷古陶瓷馆，作为其投资收入。《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中并未要求将南武夷古陶瓷馆门票与锦溪漂流门票捆绑销售，而是约定南武夷古陶瓷馆不再向游客另行收取门票费用。且南武夷古陶瓷馆亦认为捆绑销售行为是蔚蓝天成公司的单方行为，其没有权力将锦溪漂流门票和南武夷古陶瓷馆门票进行捆绑销售。因此，蔚蓝天成公司应继续向南武夷古陶瓷馆支付收入分成。南武夷古陶瓷馆要求蔚蓝天成公司支付从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止的投资收入335000元。同时，南武夷古陶瓷馆以核算投资收入相关证据在蔚蓝天成公司无法自行收集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蔚蓝天成公司提交从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乘坐锦溪漂流竹排的游客总人数的相关凭证和报表。本院认为，乘坐锦溪漂流竹排的游客总人数的相关凭证和报表确系在蔚蓝天成公司的控制之下，且该相关书证亦对待证明的事实具有相当证明意义。因此本院同意南武夷古陶瓷馆的申请，责令蔚蓝天成公司提交从2018年3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乘坐锦溪漂流竹排的游客总人数的相关凭证和报表，蔚蓝天成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乘坐锦溪漂流游客人数日报表，以上期间的总游客数为22723人（每月人数分别为455、1620、997、583、1531、1434、1006、2190、985、228、135、1025、876、1021、1498、361、1153、1598、840、2085、1102），按照该游客数结算的收入分成为113615元。 关于蔚蓝天成公司反诉要求南武夷古陶瓷馆自2018年3月1日起按每月16494.60元向蔚蓝天成公司支付房屋使用费，直至南武夷古陶瓷馆将房屋恢复原貌并实际返还之日止的诉请。本院认为，《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甲方无偿提供位于景区内的锦溪坊幽圣谷的一座房屋供陶瓷博物馆使用。”，本案中，违约方系蔚蓝天成公司，《合作开发旅游景点协议书》未解除，应继续履行，因此蔚蓝天成公司应继续无偿提供房屋给南武夷古陶瓷馆使用。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上述认定的事实，南武夷古陶瓷馆从设立、经营权的转让以及最终以其名义作为陶瓷馆经营权的主体，均是南武夷古陶瓷馆的创办者、经营者及被告方共同协商确认的，由此签订的相关协议、合同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蔚蓝天成公司在2018年3月1日之前均有按乘坐锦溪漂流竹排的总游客数按每位5元的标准向南武夷古陶瓷馆支付投资收入，但其从2018年3月1日起未再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投资收入，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蔚蓝天成公司应支付2018年3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按照该游客数结算的收入分成共113615元，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蔚蓝天成公司自2018年4月1日起以每月逾期付款金额为基数按月利率0.5%计算支付该期间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没有超过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支持。（按蔚蓝天成公司提供的游客数计算，自2018年4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1日止，每月的未付款金额分别为2275元、10375元、15360元、18275元、25930元、33100元、38130元、49080元、54005元、55145元、55820元、60945元、65325元、70430元、77920元、79725元、85490元、93480元、97680元、108105元、113615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福建蔚蓝天成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福建邵武市南武夷古陶瓷馆投资收入款113615元，并支付自2018年4月1日起至投资收入款付清之日止以未付款金额为基数按月利率0.5%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8年4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1日止，每月累加后的未付款金额分别为2275元、10375元、15360元、18275元、25930元、33100元、38130元、49080元、54005元、55145元、55820元、60945元、65325元、70430元、77920元、79725元、85490元、93480元、97680元、108105元、113615元）；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福建邵武市南武夷古陶瓷馆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福建蔚蓝天成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632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福建蔚蓝天成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负担257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福建邵武市南武夷古陶瓷馆负担375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257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福建蔚蓝天成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立韬 人民陪审员  江方立 人民陪审员  周玉贞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谢 思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