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3926号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和平路23号21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7868837139。法定代表人：王朝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存明，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玲，女，199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赣州市赣县，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帅，北京朗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顺通公司）与被告李玲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秀文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朝顺通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存明，被告李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朝顺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社保补贴9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因未及时对账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7年6月15日入职原告公司，2018年8月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被告月工资5000元。2019年1月1日被告与原告签订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的协议，协议约定，被告自愿承诺放弃缴纳社会保险，原告每月支付被告1500元作为补偿。2019年6月至8月，原告每月支付被告5500元工资，起因于2019年6月被告要求原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故原告暂时每月少发其1000元社保补贴，每月只发其500元社保补贴，等待将来与保险事宜一并解决。2019年1月至5月，原告按照6500元发放了被告工资及社保补贴。2019年6月，原告与南京福佑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佑公司）签订合同，原告承运其北京至郑州的货运。自2019年6月至9月，被告没有对双方的货运进行统计、说明，造成原告被异常扣款3844元，数十万货款没有及时结算，原告因缺乏资金周转，举债度日。因此，原告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被告李玲辩称：就朝顺通公司第一点诉讼请求发表如下答辩意见：1.李玲与朝顺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社会保险由乙方自己解决的约定系无效约定。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负有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责任，劳动者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不能通过与劳动者的协议而免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现金形式发放保险费，而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因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无效。2.上述《协议书》中的约定亦未得到实际履行。根据仲裁委认定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协议书，李玲自2019年1月起工资标准即为6500元，社会保险费公司会以现金形式每月支付给李玲。但是李玲从未收到过任何现金，到后期公司连基本工资都无故扣发，李玲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给公司递交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不存在李玲要求公司缴纳保险的情况，且朝顺通公司至今从未给李玲缴纳过任何社会保险。综上，李玲不同意返还社保补贴9000元。针对朝顺通公司的第二点诉讼请求，发表如下答辩意见：1.李玲不负责福佑公司的业务对账和确认，故不可能因福佑公司的业务给公司带来任何经济损失。根据朝顺通公司在（2020）京0113民初3925号提交的李玲本人手写的《工作明细》，李玲主要的工作任务是与顺丰各区结算人员对账，顺丰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系李玲主要职责。福佑公司的业务主要由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的张攀负责发车、对账、违约行为举证等。且该业务李玲在2019年6月份已经提示郑州分公司的宋双阳福佑公司需要专门人员去福佑公司培训，之后才能够操作福佑公司的app进行对账，但是不论是北京朝顺通公司还是郑州分公司均未派人参加培训。故之后福佑公司业务给朝顺通公司造成的损失与李玲无关。2.朝顺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实所发生的损失与李玲有关。异常扣款的发生与发车和违约行为举证有关，因为福佑的业务是郑州分公司发车，所以郑州分公司来发车和后续跟踪。对于福佑的业务李玲只是收到宋双阳、赵晨辉的已经对好账的金额后，将此金额转发给财务，通知财务开票，财务开好票后，李玲拍照给赵晨辉，赵晨辉在福佑app里面操作后，赵晨辉通知李玲可以寄出发票了，李玲再将发票寄出。发车业务和违约举证李玲没有权限，也做不到。朝顺通公司也没有就受到20000元损失的数额进行举证，故李玲对于20000元的数额也不认可。综合以上两点，李玲不同意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0元。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玲于2017年6月15日入职朝顺通公司，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2019年1月1日双方签订承诺书及协议书，承诺书的主要内容为因李玲在大学期间已缴社会保险，自愿要求朝顺通公司不再为其购买社会保险，同意接受公司每月给予的社保补贴1500元，作出承诺后，李玲不得在事后以公司未为其购买社会保险为由要求公司承担经济补偿金。协议书约定“李玲自愿不要求朝顺通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由李玲自行解决，朝顺通公司将承担给李玲的社会保险费1500元以现金方式每月支付给李玲。朝顺通公司承诺从2019年1月1日起，每月发放实际工资6500元到李玲银行卡内”。双方于2019年2月1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满后月工资标准为6500元。朝顺通公司主张李玲的工资6500元中包含每月1500元的社保补贴，但因李玲要求缴纳社会保险，因此要求返还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的社保补贴，但朝顺通公司自认尚未为李玲缴纳社会保险。对于工资发放情况，双方均认可2019年1月31日发放2018年12月15日至2019年1月15日工资5000元，2019年3月18日发放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1月31日部分工资3250元，2019年3月19日发放2019年1月的剩余工资750元及2018年年终奖2000元，2019年4月19日发放2019年2月工资6500元，2019年5月13日、2019年6月11日、2019年7月19日分别发放2019年3月、2019年4月、2019年5月工资6500元，2019年8月15日、2019年9月16日、2019年10月22日分别发放2019年6月、2019年7月、2019年8月工资5500元。李玲称其自2019年1月起月工资实为6500元，不要求缴纳社会保险的承诺书及协议书签署时间实为2019年3月19日，当时公司扣发其2000元年终奖及750元工资，在其签署承诺书及协议书后，公司通过微信将上述2750元发放给了李玲。为证明其主张，李玲提交了银行流水、微信截图等证据。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3月18日收入3250元的摘要为“报销”，2019年4月19日收入6500元的摘要为“借款”，2019年5月13日分两笔收入6500元，其中1500元的摘要为“保险费”，5000元的摘要为“借款”，2019年6月11日收入6500元的摘要为“借款”，2019年7月19日收入的6500元摘要为“工资”，2019年8月15日收入的5500元摘要为“保险补贴2000元借款3500元”，2019年9月16日收入的5500元摘要为“工资2400元保险补助奖金3100元”，2019年10月22日收入的5500元摘要为“保险补助2000借款3500元”。朝顺通公司主张根据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9月16日、10月22日发放的款项均备注有社保补贴，只发放5500元的原因是李玲要求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所以公司就先暂扣了1000元的社保补贴，5500元中实际仍含有500元的社保补贴。对于每月发放款项摘要均不同的情况，朝顺通公司称因为是出纳实际操作，不知道为何每月摘要不同。对于2019年8月15日、9月16日及10月22日发放的款项摘要显示社保补贴数额均不相同的情形，朝顺通公司主张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备注，社保补贴实际数额为500元，其他5000元为工资。对于如果李玲月工资为5000元，为什么每个月发放款项中标注的工资数额不一致的问题，朝顺通公司称不清楚为什么银行流水中作出不同备注。朝顺通公司称李玲负责对账开票，其公司与福佑公司的承运合同履行期间，因李玲未对货物延时达到进行说明，未及时对账开票造成了异常扣款以及因此造成的资金周转困难的损失共计20000元。为证明上述主张，朝顺通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作明细，为李玲自行书写；2.结算专员岗位职责，系其公司规章制度；3.工作说明，系其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清山书写；4.历史账单手机截图，证实异常扣款情况。李玲认可工作明细系其本人书写，但工作明细中写明了其负责与顺丰各区对账结算，并非南京福佑公司；不认可结算专员岗位职责的真实性，主张没有朝顺通公司的盖章确认，其本人没有见过；不认可工作说明的真实性，杨清山为朝顺通公司员工，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李玲不负责福佑公司的业务对账及开票，李玲仅负责在中间进行沟通；不认可历史账单的真实性，主张若对异常扣款进行了说明则不会产生扣款，因此无法确定实际扣款金额。李玲主张其不负责福佑公司业务的对账开票，仅负责联系和传达开票事宜，实际是由朝顺通公司郑州分公司的宋双阳负责对账，宋双阳离职后，由接替宋双阳的赵晨辉负责对账，由郑州分公司的负责人罗恩负责调度和扣款，由郑州分公司的张攀负责发车调度以及迟延的举证，由罗恩和张攀负责在福佑公司的APP进行操作。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李玲提交了以下证据：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证明朝顺通公司的郑州分公司一直存续开业；2.与宋双阳、赵晨辉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不负责对账，损失与其无关；3.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照片，证实其并非开票人；4.2019年9月23日与宋双阳的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证实宋双阳负责福佑公司业务的对账，罗恩负责调度和扣款、张攀负责发车调度以及延迟的举证；5.2019年10月11日与朝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朝基及财务总监罗红雪的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其不负责福佑公司业务的对账，且其在工作中不存在过失。朝顺通公司认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的真实性；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公司对于岗位职责有明确约定，微信聊天记录是李玲与宋双阳、赵晨辉私自对工作内容进行的约定，与公司无关；认可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照片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出票前的核对及对接工作由李玲负责，李玲并未及时核对并与福佑公司进行沟通，导致公司被异常扣款；认可李玲与宋双阳的录音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关联性，是公司被异常扣款后的聊天记录；认可李玲与王朝基及罗红雪的录音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是公司被异常扣款之后的聊天记录。对于主张的20000元损失，朝顺通公司未举证证明。就本案纠纷，朝顺通公司曾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李玲：1.返还社保补贴9000元；2.赔偿因未及时对账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0元。顺义仲裁委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642号裁决书：驳回朝顺通公司全部仲裁请求。朝顺通公司不服上述仲裁裁决，持诉称理由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各方陈述、朝顺通公司与李玲提交的证据、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642号裁决书等在案佐证，可作认定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对于朝顺通公司主张的返还社保补贴问题，虽然李玲2019年的银行流水中部分月份收入的款项摘要显示有“社保补助”或者“社保补贴”，但是综合李玲整体的银行流水来看，备注的补助或者补贴数额并不相同,与朝顺通公司主张的实际发放数额也不一致；另外，朝顺通公司对于李玲的工资备注也比较混乱，有“报销”、“借款”等等，数额也并不一致。而对于上述问题，朝顺通公司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仅凭银行流水，并不能认定朝顺通公司确实为李玲发放了社保补贴。另外，根据朝顺通公司与李玲就不缴纳社会保险事宜签署的协议书，明确对于“社会保险费”与“工资”的支付方式作出了区分，即“社会保险费”通过现金支付，“工资”通过银行打卡支付，故协议中约定的“工资”中不应包含“社会保险费”。综上，本院认为李玲所称月工资6500元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朝顺通公司要求李玲返还社保补贴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朝顺通公司虽主张其公司负责对账开票的只有李玲一人，因李玲对账开票延迟给其公司造成损失20000元，但朝顺通公司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李玲负责福佑公司业务中的对账工作；且根据李玲提交的与宋双阳、赵晨辉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与法定代表人王朝基、财务总监罗红雪的录音，王朝基与罗红雪均有关于让郑州分公司的人负责福佑公司业务开票跟踪的表述，福佑公司的业务并非由李玲跟踪对账。此外，朝顺通公司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对于朝顺通公司要求李玲支付损失200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10元，由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秀文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郭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