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1302行初3号原告薛振海，男，197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朝阳市双塔区。被告朝阳市公安局燕都新区分局（以下简称燕都新区公安分局），住所地朝阳市双塔区燕都街道玉龙大街295－1。法定代表人金志广，局长。委托代理人郝晓勇，该分局民警。被告朝阳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住所地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三段56号。法定代表人赵丕显，市公安局负责人。委托代理人袁兆林，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原告薛振海不服被告燕都新区公安分局公安行政处罚及被告市公安局行政复议维持被告燕都新区公安分局公安行政处罚一案，原告薛振海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分别向被告燕都新区公安分局、被告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薛振海，被告燕都新区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郝晓勇,被告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袁兆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薛振海诉称，原告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所赋予的权利、合法实名上访举报贪官合理合法，被告是滥用职权非法拦截、扣押、拘留访民，并且又将举报信复印透露给被举报人(他拉皋镇党委书记赵延辉)被告已严重违反了中纪委有关保护举报人和举报信息，违反了《信访条例》第三条，属于严重打击报复举报人，认定事实失实，被告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9号决定书，认定原告越级上访，妄图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给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个人目的。这与事实严重不符。事实是被告早在五年前逐级从他拉皋镇政府双塔区政府、纪委、朝阳市信访局、市纪检委、辽宁省信访局、省纪委、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信访局接待中心等部门实名举报村、镇贪官，他们是以此打击报复上访举报人。被告做出的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9号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被告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其它寻衅滋事行为，被告在2019年9月5日就对原告先做出行政拘留，当日已实施。可是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9号决定书，原告经过催要被告于2019年9月18日才给予原告，已严重剥夺了原告的申辩权。并且对原告实施拘留后被告始终未通知家属，给原告家属造成重大精神损害。综上所述，被告做出的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9号行政处罚决定属于滥用职权，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被告燕都新区公安分局辩称，2019年9月4日23时51分，被告接到报案称，原告及李忠富、褚建伍等12人集体越级进京上访，意图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给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个人的目的。被告立案，立即展开调查。经调查，2019年9月4日16时许，原告与刘宗慧等人经提前商量，组织包括原告在内的共计12人，驾车到赤峰，乘坐到北京昌平的火车，集体越级进京上访，意图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给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个人目的。以上事实有原告及李忠富、褚建伍等12人的询问笔录，有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原告及李忠富、薛振海等12人在询问笔录中承认去北京上访的事实，于2019年9月4日16时许，乘坐刘宗慧所开的车到赤峰火车站，又一起乘坐去北京昌平的火车，到昌平火车站下车后见到朝阳接访人员，接访人员将其12人接回朝阳；原告及李忠富等人承认去北京上访的目的是让政府重视，解决其反映的问题。因此，被告认定：2019年9月4日，在建国七十周年大庆前夕，原告同李忠富、褚建伍等人欲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途中被政府工作人员接回。原告越级上访行为意图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给政府施压以达到个人目的，破坏了社会秩序，所作出的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9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提出”，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原告信访事项是反应干部违法违纪问题，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该信访事项应当向他拉皋镇政府、双塔区信访机关提出，如对他拉皋镇政府或者双塔区政府信访机关处理意见不服，根据《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当向双塔区政府或者朝阳市政府信访机关请求复查；如对双塔区政府或者朝阳市政府机关复查意见不服的，根据《信访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向朝阳市政府或者辽宁省政府信访机关请求复核；如对朝阳市政府或者辽宁省政府信访机关的复核意见不服，根据《信访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仍然以同一事实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故原告的信访事项不属于国家信访局应当受理的信访事项范围。被告作出的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9号行政处罚决定，具有职权依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公安局辩称，2019年10月30日本机关收到褚建秋、薛振海、冯国全等人的复议申请，于2019年10月30日受理向朝阳市公安局燕都分局提交复议答复知书，向原办案单位调卷。燕都公安分局提出答复，经阅卷审查查明：2019年9月4日在建国70周年大庆前夕，薛振海、冯国全等人欲到北京国家信访越级上访，途中被政府工作人员接回。薛振海、冯国全等人的越级上访行为意图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给政府施压达到个人目的，破坏了社会秩序。朝阳市公安局燕都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于2019年9月5日作出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9行政处罚决定，对薛振海作出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本机关认为：朝阳市公安局燕都分局作出的对薛振海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对薛振海、冯国全等人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一款（一）项之规定，本机关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如下决定；维持朝阳市公安局燕都分局作出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9号行政处罚决定，并于2019年12月12日将行政复议决定送达给薛振海，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5日，被告燕都新区分局对原告薛振海作出朝公燕（治）行罚决字[2019]1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原处罚决定），认定2019年9月4日，在建国七十周年大庆前夕，原告薛振海同李忠富、褚建伍等人欲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途中被政府工作人员接回。原告薛振海越级上访行为意图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给政府施压，以达到个人目的，破坏了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给予薛振海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2019年9月10日，原告薛振海向被告燕都新区分局出具保证书，承认其上访错误并保证遵纪守法，不违反国家法律依法依规信访。同日，被告燕都新区分局决定对原告薛振海作出朝公燕（治）行罚变决字[2019]1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变更后的处罚决定），认定2019年9月5日，因薛振海寻衅滋事被朝阳市公安局燕都新区分局决定行政拘留十日，在执行拘留期间，薛振海主动承认错误出具保证书，保证日后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且依法依规信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决定对原告变更为薛振海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该变更后的行政处罚，执行完毕后，因不服原处罚决定，原告薛振海于2019年10月30日向被告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公安局于同年12月6日作出朝公复决字[2019]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处罚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被告燕都新区分局针对原告薛振海作出了原处罚决定后，又作出了变更处罚决定，是公安机关在原处罚决定已确认原告违法事实存在前提下，基于原告薛振海主动承认错误并保证日后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且依法依规信访的承诺而行使的裁量行为。被告燕都新区分局将处罚原告薛振海行政拘留十日变更为行政拘留五日，并实际执行行政拘留五日，原处罚决定的法律效力已被变更后的处罚决定所替代，即对原告薛振海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实际应为变更后的处罚决定，而原处罚决定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上述规定，原告薛振海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原告的复议申请亦不符合受理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八）项，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薛振海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不予收取，退还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立红人民陪审员  李淑萍人民陪审员  王翠玲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宋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