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6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先全，男，196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万州区，现住地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坪，安徽殷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婷，女，1985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剑君（系黄婷丈夫），男，198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张先全与被上诉人黄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9）皖1502民初1335号民事判决，黄婷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皖15民终1881号民事裁定，裁定发回重审。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皖1502民初6230号民事判决，张先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先全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依法改判黄婷支付张先全股权转让款70万元。 事实与理由：一、有限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并没有法律规定需股东会做出决议。股东会议决议有无或伪造等，均不影响股东转让股权，张先全并没有误导黄婷受让股权。二、张先全并未向黄婷出具不实的鉴定报告。该鉴定报告是公司委托，汤惠芳经办，税务师事务所制作，在汤惠芳和高科公司持有，张先全既未持有，也未向黄婷提供。张先全并未向黄婷谎称实缴资本500万元，何况鉴证报告已明确只适用公司向税务机关办理股权转让缴税使用，不作其他用途，不会导致黄婷对该股权价值发生严重错误判断。黄婷作为商事主体，对受让股权时应有谨慎审查判断义务，也有交易风险的承担义务。张先全转让的是股权，而非转让注册资本。新修改的公司法已明确规定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是认缴资本而非实缴资本。张先全实缴资本406万元，其转让股权时价值可低于或高于实缴资本，张先全并未就实缴资本问题对黄婷进行欺诈。三、张先全并未向黄婷丈夫明确表示高科公司不需要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件，高科公司是否需要安全生产许可证，并没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意见。四、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约定股权不被第三人追索。该合同签订前张先全与王晓康签订过转让合同，但王晓康违约不再购买。王晓康提起诉讼不是要求追索股权，而是要求解除与张先全的股权转让合同，该案尚未审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张先全的上诉请求。 黄婷辩称，一、一审认定存在欺诈并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正确，理由如下：1.有限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没有法律规定需要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是否伪造，均不会影响股权转让，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根据工商管理条例规定，真实的股东会决议是必须的，张先全伪造了股东会决议，欺骗我方以为股东会决议通过了，其他股东也放弃了优先受让权。其目的是为了诱使黄婷相信其转让股权的行为已取得了股东会决议同意，其他股东也放弃了优先权，从而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虚构转让涉案股权已经取得股东会决议通过的事实，欺诈黄婷的行为明显。但因该股东会决议系伪造，导致涉案股权变更回到了没有办理变更登记的状态。后来该股权又因张先全的其他纠纷被保全，使黄婷遭受到巨额损失。2.张先全向黄婷出示了不实的鉴定报告。2019年9月30日黄婷夫妇乘坐高铁从义乌到六安后，在和张先全同车赶往金安区行政中心途中，张先全将涉案鉴证报告交给黄婷查阅。至于该报告系何人经办，与本案无关。在涉案股权转让前，张先全系高科公司的股东及监事，该份鉴证报告系专业税务师事务所出具，黄婷出于对张先全及税务师事务所的信赖，认为张先全实际出资500万元。即使该鉴证报告载明仅供高科公司向税务机关办理股权转让使用，黄婷有理由相信高科公司和张先全均如实纳税，作为专业的税务师事务所，不会替他人出具不实的鉴证报告。结合张先全之前出示给黄婷的公司章程复印件上载明张先全认缴出资500万元，应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而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14年5月17日，故黄婷完全相信张先全在转让涉案股权时实缴出资为500万元。事实上其在公司的实缴出资为350万元，这在其与王晓康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张先全与汤惠芳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庭审中均有陈述。因此，张先全采用出示不实的鉴证报告的方式，让黄婷误信其在公司实际出资为500万元，因而对股权价值作出重大错误判决，是明显的欺诈行为。3.张先全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承诺其曾经口头告知黄婷的丈夫高科公司不需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现张先全陈述其未曾向黄婷丈夫表示过高科公司不需要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显然是不诚信的。事实上，高科公司作为制砖企业，属于非煤矿山类企业，实施安全管理制度，必须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相关部门可以依法取缔。张先全作为高科公司的创始股东及多年的高级管理人员，对此情形是明知的，从其为公司员工购买工作保险的保单中即可推知（该保单明确载明高科公司属于非煤矿山企业）。因此，张先全虚构了高科公司不需要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事实，使得黄婷夫妇对该投资的风险产生错误判断，属于欺诈。4.双方签订协议时，张先全承诺涉案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冻结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事实上，张先全在与黄婷签订协议前，已与王晓康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收取了50万元定金，在该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且存在争议的情形下，又与黄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典型的一股二卖的欺诈行为。现王晓康已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已查封该股权，一审作出要求张先全返还王晓康定金50万元并赔偿50万元的判决。张先全一股二卖的欺诈行为已经导致黄婷巨大的经济损失。综上，张先全实施了多种欺诈行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系可撤销合同。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张先全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70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黄婷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张先全与黄婷于2018年9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请求判令张先全退还黄婷已经支付的28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要求从反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计算至反诉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3.本案反诉费用由张先全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案外人高科公司系一家从事建材生产、加工、销售（不采土）及机械设备生产、销售等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7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2018年9月20日，高科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吴厚清、吴厚松、王晓康、李经义、张先全、江永曙所有股东均出席会议，一致同意：张先全将10%的股权转让给黄婷，其余股东（除张先全外）均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相应变更工商登记，股权转让完成后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变更等，所有股东均在决议上签字确认。2018年9月28日，张先全将上述股东会决议内容改为：“股东张先全所持有的占公司10%的股权计500万元，其中7%股权转让给黄婷（金额350万元），剩余3%股权转让给汤惠芳（金额150万元）。”张先全用他人冒用“王晓康和吴厚松”签名的“股东会决议”，向高科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厚清谎称“已经和股东王晓康和吴厚松说好了。”吴厚清、李经义、江永曙、汤惠芳、黄婷、张先全遂在该被修改后的“股东会决议”下方签名，并加盖“安徽高科建材有限公司”印章。2018年9月29日，张先全与黄婷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经高科公司股东会决议，张先全向黄婷转让其在高科公司部分股权：一、张先全将其在公司股权的7%，共计人民币350万元整，以人民币350万元转让给黄婷；二、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由黄婷支付张先全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等，张先全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冻结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张先全承担。协议加盖了高科公司印章。协议签订后，黄婷支付给张先全股权转让款计280万元。2018年9月30日，张先全与黄婷在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2018年10月8日，高科公司企业信息系统显示，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晓康、吴厚松、黄婷（持股7%）、吴厚清、江永曙、汤惠芳。2019年2月15日，张先全诉至该院，请求判令黄婷给付拖欠股权转让款70万元，诉讼中黄婷提起反诉，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退还已付款280万元及支付利息等，该院审理后依法作出（2019）皖1502民初13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了张先全的诉求，同时驳回了黄婷的反诉诉求。黄婷不服提起上诉，案经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遂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另查： 1、案外人王晓康诉高科公司及第三人吴厚清、吴厚松、李经义、张先全、江永曙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经该院审理并作出（2019）皖1502民初66号民事判决，认定“2018年9月20日高科公司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但2018年9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即2018年9月20日工商备案版）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侵犯了股东的合法权益”，故判决撤销2018年9月20日高科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工商备案版）。判决生效后，王晓康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5月13日该院作出（2019）皖1502执1786号执行裁定，撤销2018年9月20日高科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工商备案版），同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执行以下事项：撤销2018年9月20日被执行人高科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工商备案版），恢复高科公司2018年9月20日之前的股东会议决议及股东股权登记登记情况。后该院收回2019年5月13日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于2019年5月20日重新向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仅要求撤销2018年9月20日高科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工商备案版）； 2、高科公司指派汤惠芳经办于2018年9月委托安徽中瑞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办理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应纳税审核鉴证报告，该公司于2018年9月20日出具了《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应纳税审核鉴证报告》（以下简称鉴证报告），鉴证审核结论：自然人股东张先全将持有高科公司7%的股权（实缴350万元），转让价350万元转让给自然人黄婷，所对应的净资产金额3147066.18元等。该鉴证审核结论注明：本报告仅供高科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股权转让使用，不作其他用途。2018年9月30日，张先全与黄婷就股权转让所涉税收事宜已经办理完毕； 3、2015年4月21日的高科公司章程中记载：股东张先全认缴出资额5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10%，出资方式为货币，于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足。在鉴证报告所附的2018年3月8日的高科公司章程中记载：股东张先全出资额500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24年5月7日。截止2018年6月15日，张先全实际向高科公司支付出资款计406万元。2019年5月27日，高科公司向黄婷发出书面通知，通知自即日起高科公司对于黄婷的股东身份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行为活动过程中，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双方当事人本诉、反诉部分的主张及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张先全与黄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根据认定的现有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分析得出，张先全在与黄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确实存在欺诈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张先全通过伪造股东会决议的方式故意隐瞒黄婷，谎称该股权转让行为已经高科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的事实，从而误导黄婷做出了受让出资的错误判断；2、张先全向黄婷出示不实的鉴证报告，谎称其在高科公司实缴资本为500万元，但实际上张先全实缴资本仅为350万元，从而导致黄婷对该该股权价值发生严重错误判断；3、张先全在股权转让前曾向黄婷丈夫明确表示高科公司不需要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但实际上高科公司属于非煤矿山企业，需要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从而导致黄婷夫妇对该投资风险产生错误判断；4、张先全向黄婷承诺，其所转让股权不存在与他人发生纠纷，也不会被第三人追索，但实际上张先全在将股权转让给黄婷之前已经先与案外人王晓康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且产生纠纷诉至法院。综上，由于张先全在向黄婷转让股权时存在以上欺诈行为，故现反诉原告黄婷诉求撤销双方于2018年9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请求退还已付28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合理合法，依法支持。而本诉原告张先全请求黄婷支付下欠股权转让款70万元，因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案由问题，因在原审立案及审理时定为股权质权纠纷，现经中院审查及该院重审认为，本案案由应当改定为股权转让纠纷为妥。 据此，经该院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反诉被告）张先全与被告（反诉原告）黄婷于2018年9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原告（反诉被告）张先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退还被告（反诉原告）黄婷已付的股权转让款280万元，并承担自2019年5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本清息止；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张先全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00元，反诉受理费17400元，合计282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张先全负担。 本案在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认定的事实：2018年10月8日，张先全与黄婷在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程序。2019年8月20日，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科公司的申请撤销了2018年8月10日股权变更登记，涉案股权又恢复登记至张先全名下。2019年10月，张先全以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被告，以高科公司、汤惠芳、黄婷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8月20日的撤销登记行政行为。一审法院作出（2019）皖1502行初67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审查认为：2018年10月8日的股权变更登记（即张先全将本案所涉股权变更登记至黄婷名下），因该登记所依据的股东会决议存在签名不实，已被本院（2019）皖1502民初6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无效。故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高科公司提交的裁判文书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撤销该公司2018年10月8日的股权变更登记的行政登记行为，并将该公司企业信息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公示，并无不当。判决驳回张先全的诉讼请求。张先全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20）皖15行终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张先全的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先全与黄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备撤销条件。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张先全向公司登记部门提供了不实的股东会决议、在股权转让涉税鉴证报告中记载张先全的实缴资本为500万元，但张先全自认其实缴资本为406万元。虽然张先全提供不实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将其所有的10%股权中的7%转让给黄婷，而真实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张先全将其所有的10%股权转让给黄婷，看似存在包含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未按真实股东会决议转让股权的行为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变，因此该行为最终导致其他股东提出异议，也导致了高科公司不认可黄婷的股东身份。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已经高科公司股东会决议，因此黄婷可以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即取得股东身份，但因张先全提供不实的股东会决议，导致公司登记部门撤销了股权变更登记且公司也不承认黄婷的股东身份，黄婷需要通过股东身份确认之诉取得股东身份，与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初衷相悖，加重了黄婷的负担，增加了黄婷的未知风险（股东身份是否能够取得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该行为必然是黄婷同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张先全未提供真实的股权会决议且未按真实的股东会决议转让股权存在欺诈。其次，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完税鉴证报告中称张先全实缴资本为500万元，但其自认实缴资本为406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对其未实缴部分的资本，将来黄婷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该部分内容也是黄婷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张先全上诉称其没有向黄婷出示鉴证报告，也没有告知黄婷其实缴资本500万元。但从涉案股权过转让协议内容来看，协议第一条“出让人张先全将其在公司股权的7%，共计人民币350万元整，以人民币350万元整转让给受让人黄婷”的约定，结合鉴证报告记载张先全实缴500万元的内容，可以证明张先全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是以张先全实缴资本金500万元进行的转让。因此张先全的该行为也存在欺诈。张先全称因黄婷的丈夫为公司法律顾问，故对上述问题其应该了解。本院认为，黄婷丈夫为公司法律顾问并非公司股东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此其身份与是否了解出资情况没有必然联系。综上两点，本案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张先全存在欺诈行为，一审法院撤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不当。最后，目前涉案股权已被公司登记部门回转至张先全名下，且该股权也因张先全与王晓康案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被查封，高科公司也向黄婷发出通知不再承认其股东身份，因此即使按张先全所称，上述行为不构成欺诈，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也存在事实与法律上的障碍。 综上所述，张先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张先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顾 德 明 审判员 丁 志 欢 审判员 卢 文 乐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鲍芳（代）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