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26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燕翔，男，193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兰霞，女，194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万平，中豪律师集团（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荣，中豪律师集团（贵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琪超，男，1992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贵州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崔莉，女，1968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上诉人崔燕翔、杨兰霞因与被上诉人崔琪超、原审第三人崔莉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燕翔、杨兰霞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赠与书公证、受赠书公证与赠与合同公证是三个不同的公证事项，《赠与公证细则》第四条对此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解释和补充。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申请办理的是赠与书公证和受赠书公证，并不是赠与合同公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自就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申请办理公证后，双方至今未依法就案涉房产的无偿赠与以书面形式签订赠与合同，该份经公证的赠与协议根本就不存在，纯属被上诉人凭空捏造。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房地产赠与为房地产转让行为，该法第四十一条对房地产转让合同的形式应用特定的形式即必须签订书面合同。《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和第一百八十八条、《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八条、《赠与公证细则》等法律法规都对房产赠与合同的形式进行了相关规定，据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原审判决根据“贵州省贵阳市诚信公证处（2011）筑诚信民字第608号《赠与协议书》，（2011）筑诚信民字第609号《受赠公证书》、《赠与协议书》，花溪区人民法院（2015）花民重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民终41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订立有赠与协议缺乏证据证明，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与待证事实无关。第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至今未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订立过房地产赠与书面合同，贵阳市诚信公证处依据公证细则办理的是以证明赠与人的赠与书、受赠人的受赠书形式的赠与公证，而不是以赠与合同的形式出具的公证。当事人不能超越法律法规，将分别做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的公证扩大解释为房地产赠与合同公证。原判决和生效的两份民事判决均在案涉的当事人崔琪超未能举证证明经过公证的书面房屋赠与合同存在的情况下错误地将单方出具的房产赠与书和受赠书认定为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在不存在适用《合同法》186条第2款和第188条的前提条件下适用前述条款，应认定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三，原审裁判结果有悖于公序良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原意。本案的两上诉人均未耄耋老人，诉争的房产为他们共同依法占有的财产，上诉人为身患重病的儿子安心治疗，决定将本案诉争的房产以遗嘱或遗赠的方式办理公证，公证处工作人员让其以最简单的方法申请办理了赠与书公证，但未按不动产转让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形式签订书面合同，因欠缺要式内容，并不能达成协议。2013年上诉人其子去世，发生了在合同订立时无法预见的变化，上诉人失去主要赡养人，若按合同履行交付房产对老年人明显不公。被上诉人在取得受赠公证书后不仅不履行照顾重病父亲的责任，反而忽视冷落祖父母，还将上诉人诉至法院，严重伤害了家庭亲情关系。同年7月24日，为了保障老年人权益，上诉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撤销了对被上诉人的赠与，并将诉争房产以附义务的方式赠与唯一的赡养人崔莉，并办理了过户登记。上诉人多年由女儿崔莉悉心照料。原审法院未优先考虑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未以司法的人文关怀履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相关职责，以极为冷漠的方式作出了明显损害老年人合法财产，限缩了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裁判。被上诉人崔琪超二审答辩：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2011年7月22日公证的赠与书与受赠书，在赠与关系当中，一方签订赠与书，受赠人接受赠与，赠与合同法律关系即成立，上诉人认为不存在经公证的赠与合同理由不能成立，反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公证赠与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交付赠与房屋并办理过户登记。第二，经被上诉人查询，上诉人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其名下有多处房产，履行赠与义务不会导致上诉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第三，2013年上诉人在接到法院开庭传票后与第三人崔莉于2013年8月29日对《赠与合同》进行办理变更登记，被上诉人故意逃避债务，罔顾《公证赠与合同》这一客观事实，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利益。综上，一审法院于法、于理、于情均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系故意拖延其应当履行的义务。原审第三人崔莉二审陈述与上诉人意见一致。崔琪超原审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贵阳市花溪区房屋归崔燕翔、杨兰霞所有。2.判令二被告履行赠与合同义务，将《公证赠与合同》中约定的位于贵阳市花溪区房屋过户至原告崔琪超的名下。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崔燕翔、杨兰霞系夫妻关系，两人共同生育第三人崔莉及崔平（已去世），原告崔琪超系崔平儿子。2011年7月22日，被告崔燕翔、杨兰霞在贵州省贵阳市诚信公证处的公证下，共同签署赠与书，将产权登记在杨兰霞名下属于二被告共同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房屋四套（位于贵阳市花溪区，建筑面积分别为62.56㎡、60.21㎡、62.81㎡、74.73㎡，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筑房产证小河字第××、13××91、13××92、13××93，以下简称为案涉房屋）全部赠与原告崔琪超。同日，贵州省贵阳市诚信公证处出具了（2011）筑诚信民字第608号公证书，载明的主要内容为“兹证明崔燕翔、杨兰霞（附二人的身份信息）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小河区珠江湾畔天鹅堡Ｄ5栋1单元16楼62号，在我和助理公证员刘某面前，在前面的赠与书上签字。崔燕翔、杨兰霞的赠与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贵州省贵阳市诚信公证处和公证员李某赠与公证书末尾加盖了印章。同日，原告在贵州省贵阳市诚信公证处的公证下签署了受赠书，表示接受被告崔燕翔、杨兰霞的上述赠与。同日，贵州省贵阳市诚信公证处出具了（2011）筑诚信民字第609号公证书，载明的主要内容为“兹证明崔琪超（附身份信息）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小河区珠江湾畔天鹅堡Ｄ5栋1单元16楼62号，在我和助理公证员刘某面前，在前面的受赠书上签字。崔琪超的受赠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贵州省贵阳市诚信公证处和公证员李某赠与公证书末尾加盖了印章。赠与后，被告崔燕翔、杨兰霞至今未将该四套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房屋由被告崔燕翔、杨兰霞出租给他人使用。2013年1月2日，原告之父崔平患病去世，原告于2013年6月2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崔燕翔、杨兰霞履行赠与合同义务，将案涉房屋的产权变更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原审法院受理后于2013年7月16日向被告崔燕翔、杨兰霞送达了诉讼材料。在该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告崔燕翔、杨兰霞出示了一份二人与第三人崔莉签订的《赠与协议书》（打印件），该《赠与协议书》甲方为赠与人崔燕翔、杨兰霞，乙方为受赠与人第三人崔莉，该协议书内容为：一、甲方即赠与人崔燕翔与杨兰霞夫妻共有肆套房屋：1、位于贵阳市花溪区；2、贵阳市花溪区小河浦江路235号阳光嘉园三期5栋1单元1层2号；3、贵阳市花溪区小河浦江路235号阳光嘉园三期5栋1单元1层3号；4、贵阳市花溪区小河浦江路235号阳光嘉园三期5栋1单元1层13号。上述肆套房屋是赠与人夫妻俩共同所有财产，现赠与人自愿将上述肆套房屋无偿赠与女儿崔莉，该赠与的房屋只归乙方崔莉个人所有，不受乙方婚姻家庭状态影响，无其他共有权人。二、乙方自愿接受上述房屋产权，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办理房屋产权的变更过户登记手续，办证费用由乙方承担。三、乙方接受赠与后，须继续保留甲方对上述房屋的出租及获取租金收益的权利，并承诺照顾赠与人日常生活起居、对赠与人生病予以护理、赡养孝敬赠与人，如乙方违反该项约定，甲方有权撤销赠与、收回房屋。四、甲方赠与乙方房产，如有所需，可以将本协议在双方签订后经公证处公证。五、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签订本赠与协议后，除本协议第三条情形外，该赠与行为是不可撤销的赠与。崔燕翔、杨兰霞在协议上“甲方（赠与人）签名”处签名并加盖手印，崔莉在协议书上“乙方（受赠人）签名”处签名并加盖手印，落款日期“2011年5月16日”为打印样式，双方未对该赠与协议书进行公证，被告陈述该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1年5月16日。原告崔琪超在该案中增加诉讼请求，同时要求确认崔燕翔、杨兰霞与崔莉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在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产权监理所调取了被告崔燕翔、杨兰霞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时向该产权监理所提交的相关材料。被告杨兰霞与被告崔莉签订《房屋赠与协议》各四份，该四份《房屋赠与协议》上载明的签订时间均为2013年7月24日，并保存于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产权监理所办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的档案中。被告崔燕翔、杨兰霞已在2013年8月14日完成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四套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崔莉名下，并已办理以被告崔莉作为房屋所有权人的房屋产权证书，贵阳市国土资源局向第三人崔莉颁发筑房权证小河字第××号、13××86号、13××84号、13××87号房屋所有权证。法院对该案判决被告崔燕翔、杨兰霞与被告崔莉之间的房屋赠与行为无效，驳回原告崔琪超的其他诉讼请求，经当事人上诉，该判决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在重审过程中，原告认为崔燕翔、杨兰霞与崔莉之间的赠与和过户房屋的行为属恶意转移财产，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在重审期间变更诉讼请求为：撤销崔燕翔、杨兰霞与崔莉之间的赠与行为，确认崔燕翔、杨兰霞与崔莉于2013年7月24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撤销崔燕翔、杨兰霞与崔莉之间的赠与行为，将四套房屋恢复至被告杨兰霞的名下。在该案中，崔琪超认为崔燕翔、杨兰霞与崔莉签订的《赠与协议书》形成时间并非2011年5月16日，并对该协议书的形成时间提出鉴定申请，因双方均不能提供鉴定机构需要的比对样本，故无法进行鉴定。该案经法院作出（2015）花民重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崔燕翔、杨兰霞与被告崔莉之间于2013年7月24日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无效。后被告崔燕翔、杨兰霞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经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1民终41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7月24日，原告崔琪超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起诉贵阳市国土资源局、崔莉、崔燕翔、杨兰霞，要求撤销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将四套房屋恢复登记至杨兰霞名下，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102行初448号、406号、407号、408号四份行政判决书，该判决主要以办理本次房屋转移登记所依据的赠与合同已被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判决确认违法，转移登记所依据的基础事实不复存在，依法应予撤销，故判决撤销被告贵阳市国土资源局于2013年8月14日颁发的筑房权证小河字第××号、13××86号、13××84号、13××87号房屋所有权证，并以崔琪超要求将案涉房屋恢复登记在杨兰霞名下的请求不属于行政审判的范畴，而驳回原告崔琪超的该项诉讼请求。后贵阳市国土资源局（已更名为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经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3日作出（2019）黔01行终218号、219号、220号、221号四份行政判决书均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原告崔琪超于2018年10月29日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经原审法院作出（2018）黔0111财保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了案涉四套房屋。原判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即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该诺成性合同一旦做出且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赠与人应当履行赠与义务。本案中，赠与人崔燕翔、杨兰霞对案涉四套房屋的赠与一共签署过以下三次赠与协议书：第一次是落款日期为2011年5月16日，崔燕翔、杨兰霞将案涉房屋赠与给第三人崔莉；第二次是2011年7月22日，崔燕翔、杨兰霞将案涉房屋赠与给原告崔琪超，崔琪超表示接受赠与。第三次是2013年7月24日，崔燕翔、杨兰霞将案涉房屋赠与给第三人崔莉。上述赠与协议中，第三次签订的四份赠与协议书已经被法院的生效判决书认定为无效协议，且第三人崔莉根据该协议并经杨兰霞过户所获得的的房屋产权证已经被法院的生效判决撤销。对于剩下的两份协议书，按照被告陈述的签订时间计算，赠与给崔莉的协议书签订时间在前，且并未发生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赠与人可撤销赠与。赠与给崔琪超的协议签订时间在后，且办理了公证，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该份经公证的赠与协议应认定是赠与人对之前未经公证的其他赠与协议的撤销和否定，被告崔燕翔、杨兰霞应履行该份经公证的赠与协议，将房屋过户登记至赠与人名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和第一百八十八条“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之规定，作为受赠人的原告有权要求赠与人崔燕翔、杨兰霞协助办理赠与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现原告起诉要求二被告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变更过户至原告崔琪超名下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归二被告所有的诉讼请求，属于物权请求权，确认物权的权利主体，需是对特定物权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权利的权利人，如所有人，用益物权人等。原告与被告之间因赠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原告享有的是要求被告履行过户义务的债权请求权。在第三人崔莉经崔燕翔、杨兰霞过户登记所获得的案涉房屋的产权证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撤销后，房屋的权利人即恢复到撤销之前的状态，即当然属于杨兰霞和崔燕翔所有，此项属于无争议事实，无需再通过判决确权进行处理。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崔燕翔、杨兰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协助将二人所有的位于贵阳市花溪区房屋过户登记至原告崔琪超名下。二、驳回原告崔琪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000元和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崔燕翔、杨兰霞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崔燕翔、杨兰霞于2011年以公证方式承诺将案涉房屋赠与崔琪超，崔琪超表示接受赠与，双方之间赠与、受赠的意思表示真实合法，该赠与合同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公证赠与书和受赠书是否属于公证的赠与合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条规定：“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项：合同”，赠与合同属于公证事项，本案双方以赠与书和受赠书的方式作出了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并同时办理了公证，应当认定该赠与书和受赠书属于赠与合同的性质，具有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效力。本案中，虽然崔燕翔、杨兰霞与第三人崔莉于2013年7月24日签订赠与协议约定案涉房屋赠与给崔莉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但该赠与协议及崔莉依据该协议取得的房屋产权证已经被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无效并予撤销。因此，崔琪超依据2011年经公证的赠与书和受赠书诉请崔燕翔、杨兰霞履行产权转移登记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的规定，应予以支持。关于崔燕翔、杨兰霞提出案涉公证赠与后发生了无法预见的变化，上诉人失去主要赡养人，若按赠与合同履行交付房产对其老年生活造成影响等诉讼理由，因崔燕翔、杨兰霞通过公证方式作出赠与房产的意思表示后，其赠与承诺不得任意撤销，诉讼中崔燕翔、杨兰霞并未举证证明其履行赠与承诺后会对其老年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事实证明，故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崔燕翔、杨兰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俊审判员 颜 云审判员 姜彦宏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潘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