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24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强，男，197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明球，男，196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超，上海市傅玄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美尔基安高压阀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太路39号第三层12部位。法定代表人：DR.SCHWARZOLIVER,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悦良，上海芮德渱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东燊，上海芮德渱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付强因与被上诉人万明球、原审第三人美尔基安高压阀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尔基安公司）其他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初5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2013年度美尔基安公司应向上诉人支付的佣金30万元（人民币，下同）、2014年度美尔基安公司应向上诉人支付的佣金244,575元，美尔基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为被上诉人代领，而一审未予查明被上诉人代领后是否己足额向上诉人交付。二、被上诉人的职务行为应仅限于根据美尔基安公司的财务制度行使审批权，而非代上诉人领取佣金。2013年前佣金均是从美尔基安公司账户直接支付给上诉人，2013年底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为方便第三人财务记账由其代领佣金后交付上诉人。万明球、美尔基安公司未行答辩。付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万明球将其从美尔基安公司处代付强领取的佣金合计432,816元返还给付强，并支付付强相应利息（以第一笔佣金30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6%，支付自2014年1月17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利息；以第二笔佣金132,816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6%，支付自2015年2月16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利息）；2.案件诉讼费用由万明球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强系美尔基安公司的代理服务商，为美尔基安公司从事市场推广和客户维系服务工作，主要联系客户为“XX（XX）公司”。万明球于2011年3月1日至美尔基安公司工作，担任总经理一职，于2015年5月21日从美尔基安公司离职，根据双方2015年5月21日签署的《劳动合同解除协议》约定，公司确认并同意劳动者已经通过离职审计，无任何需要说明及担责事项。2012年4月16日，美尔基安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付强支付佣金230,000元。2012年5月23日，美尔基安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付强支付佣金112,689元。2012年12月25日，美尔基安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付强支付佣金300,000元。上述三笔付款所对应的《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下部的“批准”栏均由万明球签字确认，“签收”栏空白。对该三笔费用，付强及美尔基安公司确认，第一笔为付强2011年度佣金，第二、三笔为付强2012年度佣金，万明球则认为根据上述款项支付日期，可以证明其均是付强2012年度，该年度付强佣金应已经支付完毕。美尔基安公司提供2013年6月27日的《转账凭证》一份，记载：摘要-预提臻泰服务费，会计科目-销售部营业费用/服务费，借方金额-30万元；摘要-预提臻泰服务费，会计科目-预提费用，贷方金额-30万元。美尔基安公司主张该《转账凭证》实为记账凭证，该笔30万元在2013年6月27日预提后，于2013年12月19日由美尔基安公司财务开具支票并至银行提取现金交与万明球转付付强2013年下半年度佣金。美尔基安公司2013年12月19日《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显示，单据名称的“付款”两字上有“√”，其起笔于“银行”与“付款”两词中间空白处；单据内容记载两项：分别为“PaytoF”“PaytoXX”，金额则分别为300,000元、72,234元；单据下部有“制单”“批准”“复核”“签收”“过账”五个栏目，其中“制单”人栏打印为“W”，“批准”及“签收”栏处均为万明球签字（万明球的英文签字为“W”）；其余两栏空白。上述《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对应《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支票存根》，记载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19日，金额为372,234元，“收款人”“附加信息”“用途”栏空白；对应《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支票》，金额为372,234元，支票背面附加信息记载：20131219取款，美尔基安公司经办人为蒋某；对应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对账单显示，日期：2013年12月19日、借方：372,234元、摘要：差旅费。根据美尔基安公司制作的2013年12月25日《浦银记账凭证》记载,摘要:支付付强服务费，会计科目：预提费用，借方金额：300,000元；摘要:支付XX服务费，会计科目：预提费用，借方金额：72,234元；摘要：支付XX服务费等，会计科目：银行存款/人民币账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贷方金额：372,234元。美尔基安公司表示：美尔基安公司从银行提取现金超过20,000元的均会备注为“差旅费”；当时根据万明球要求，美尔基安公司财务蒋某从银行提取现金372,234元后交给万明球，万明球在《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的批准栏签字系履行总经理职务行为，在签收栏处签字则表示其个人已代付强领取2013年佣金30万元及代案外人XX公司领取服务费72,234元且均为现金，因为根据美尔基安公司财务操作流程，如非收取现金则无需在《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的签收栏内签字；至于该《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名称处打钩的含义目前已无法确认，根据美尔基安公司会计蒋某的回忆，推断当时出纳林某是为了在制作记账凭证时能明确款项的来源即贷方是“银行存款”还是“现金库存”。万明球则表示其在《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上的签收栏签字仅代表其作为总经理确认该款项进入美尔基安公司保管销售备用金的保险箱内，而非其个人收取了现金。美尔基安公司另提供有其处2013年9月22日的《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单据内容记载为“支付臻泰公司（付强）XX2013年上半年服务费”，金额为300,000元，“制单”栏记载付强、“批准”栏由万明球签字、“复核”“签收”“过账”栏无记录。上述《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对应《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浦发上海杨高北路支行）借记通知》，记载交易日期为2013年9月25日，付款人为美尔基安公司，收款人为上海XX有限公司，交易金额为30万元；对应美尔基安公司制作的2013年9月27日《浦银记账凭证》记载：摘要-支付付强2013年上半年服务费，会计科目-销售部营业费用/服务费，借方金额：300,000元；摘要-支付付强2013年上半年服务费，会计科目-银行存款/人民币账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贷方金额：30万元。付强及美尔基安公司确认该款系直接转账至付强指定账户，以支付付强2013年上半年服务费。对此万明球认为美尔基安公司提供的2013年6月27日《转账凭证》记载的摘要内容、金额与该笔2013年9月22日的转账付款内容、金额相符，与美尔基安公司主张对应的2013年12月19日提款记账记载的摘要、会计科目反而不相符，故美尔基安公司的相关陈述缺乏依据。2014年1月17日，万明球向付强银行账户存现30万元。2015年1月26日，美尔基安公司向万明球浦发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44,575元。该笔转账支付对应美尔基安公司《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记载日期为2015年1月23日，内容：“付强2014年度XX销售佣金（4,891,504.29X5%=244,575）”，金额为244,575元，其制单人为万明球、批准栏处由万明球签字、签收栏处无签字，单据名称上无打钩。2015年2月2日，万明球向付强银行转账50,000元。万明球主张该笔款项系付强2014年度部分佣金。付强则主张该款项发生于春节时节，系每年拜访客户的业务费支出，并非2014年度佣金。2015年2月16日，万明球向付强银行转账111,759元。付强、万明球确认该笔款项系付强2014年度部分佣金。另查，2016年10月万明球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付强归还2014年1月17日交付的借款3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案号为（2017）沪0104民初392号。该案诉讼中，付强抗辩称2014年1月17日收到万明球30万元系万明球代付强领取的美尔基安公司支付的2013年度佣金，之后于2015年3月13日出具的《借据》中载明的借款实际并未交付，故不同意万明球请求。该案一审查明，2014年1月17日，万明球向付强的银行账户存现30万元。2015年3月13日，付强向万明球出具《借据》，内容为：“今收到万明球借款￥300,000（叁拾万元整），到2015年12月31日连本金和利息一起结清。”2015年万明球与付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5年6月18日，万明球向付强发送微信，内容为：“钱款有什么进展？”付强回复：“准备打官司了。”同年6月19日，万明球向付强发送微信，内容为：“你是否可从其它途径筹措钱款？”付强回复：“在想办法，老大。”同年6月30日，万明球向付强发送微信，内容为：“付强，我不想老是向你催款，相信你也在努力。你有钱款就先还点，我这边缺钱用的窘况，你同样经历过。别的也不多说，相互理解和支持吧。”付强回复：“老大，我知道的，客户答应的又不兑现，在准备打官司呢！我一直在想办法，谢谢理解”。同年11月10日，万明球向付强发送微信，内容为：“付强，能给个准信什么时候能还上叁拾万借款？我也急等用！谢谢”付强回复：“万总，最近怎么样啊？还想给你打电话来的，明天通话吧！”万明球回复：“你给我个计划，准信，我计划好”。同年11月11日，付强向万明球发送微信，内容为：“万总，我出差刚刚回来，晚些给您通话”。同年11月14日，万明球向付强发送微信，内容为：“电话很忙”付强回复：“要不您哪天方便见面聊也可以，一两句话讲不清楚”。同年11月16日，万明球向付强发送微信，内容为：“没懂你的逻辑。已友情支持你两年了。我到迫不得以境况，才开口要你还借款。你还是请别的朋友帮忙吧。谢谢理解。”同年11月26日，万明球向付强发送微信，内容为：“有什么进展？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同年12月12日，万明球向付强发送微信，内容为：“一个月又快过去了，能筹措到资金吗？”付强回复：“老大，木有啊”万明球回复：“你总得去找其他人吧，我也急用啊”付强回复：“能想到的都想了，房子也抵押贷了，目前还没有出处”万明球回复：“有多少先还多少，我也要应急用！”付强回复：“问过了，都没有”万明球回复：“你信了？看来真心实意帮过你的也就是我一人了。这世道真是不待见善缘。”付强回复：“大哥，我已是XX合格供应商，给他们做特种车辆液压系统，一年翻身有望，有些事我心里有数，希望一起东山再起”。2017年6月28日，一审法院一审判决认为2014年1月17日万明球向付强银行账户存现30万元系付强借款，故判令付强归还上述借款并按年利率6%支付该借款自2016年1月1日起的利息。后付强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11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号为（2017）沪01民终10708号。本案审理中，万明球另提交如下材料：1.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付强交来会议费壹万元整。”，落款为“李某2013.5.25”。万明球主张李某系付强负责客户的工作人员，付强何时从美尔基安公司领取需要美尔基安公司提供，该笔款项系美尔基安公司预支的付强2013年度部分佣金，从2013年12月19日的30万元中结算。对此，付强表示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美尔基安公司则表示未找到与此款相关的原始凭证，付强未向美尔基安公司报销过该费用，美尔基安公司也无法确认万明球是否曾以付强名义报销，即使有报销也与付强佣金无关。2.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XX（中国）XX年底费用人民币伍万圆整”，落款为“付强2004.1.7”。万明球主张其实际签收时间为2014年1月7日，该笔款项亦是付强2013年度部分佣金，从2013年12月19日的30万元中结算。对此，付强认为该笔款项系拜访XX公司的费用，并非收取佣金，美尔基安公司则认为其未向付强支付过该费用，但万明球曾于2014年1月26日向美尔基安公司报销53,161元，美尔基安公司无法确认两者是否有关。3.美尔基安公司《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一份，记载日期为“1/12”，金额为50,000元，签收栏处有付强签字、无日期,制单、批准、复核栏空白。万明球主张该笔款项付款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系万明球垫付50,000元现金支付付强2014年度部分佣金，之后在美尔基安公司2015年1月26日转账的244,575元中予以结算，使用的付款申请单系随手拿取，未计入公司账册。付强则主张该付款申请单未记载年份，无法确认是哪一年签收，从其日期来看亦是春节拜访客户费用而非佣金，且该费用系从美尔基安公司处领取并非从万明球处领取，同时其也证明在《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签收栏内签字既是代表收到现金。美尔基安公司则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其是付强、万明球之间个人的经济往来，与美尔基安公司无关，但可以证明在万明球意识中美尔基安公司的申请单除申请付款外，还可作为现金收条签收。4.卡号为XXXXXXXXXXX2229的上海浦发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3年4月15日该卡号向付强银行转账67,150元、2013年8月30日向付强银行转账50,000元、2014年1月24日向付强银行转账31,100元、2014年8月29日向付强银行转账40,000元,另显示2014年10月9日该卡号交易30,000元，2014年12月17日该卡号交易40,000元。万明球主张以上款项均为万明球代美尔基安公司向付强垫付的佣金且均与美尔基安公司结算清楚，其中2014年10月9日、12月17日两笔款项系以现金形式交给付强。付强则表示确认收到以银行转账形式收到的四笔款项，其中2013年4月15日款项系XX公司更换领导后的拜访费用，其余三笔根据时间节点系中秋节及春节期间拜访费用，未收到所谓以现金形式支付的两笔费用，与付强无关。美尔基安公司则表示该银行交易记录反映的付强、万明球交易情况均是个人经济来往，与美尔基安公司无关。在案美尔基安公司提供其财务经理蒋某经过公证的证词，蒋某陈述证词主要内容为：2013年12月19日，万明球告知蒋某及出纳林某，其将代付强及XX（廊坊）能源装备集成有限公司领取部分佣金。因付强急需现金，故万明球向美尔基安公司表示希望从美尔基安公司处直接提取现金，再将现金转交给付强。此前付强与万明球私人关系较好，万明球亦多次代付强领取佣金。故万明球根据公司请款流程制作了《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并批准签字后交给蒋某复核，蒋某复核后将《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交给林某。因万明球要求提取的款项合计372,234元，美尔基安公司处备用金不够，故林某填制金额为372,234元的现金支票，由蒋某至银行取款，蒋某在领取372,234元现金后回到美尔基安公司处，并将现金交给万明球，万明球核对金额后在《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中签收栏处签字。此后，美尔基安公司数次向付强支付过佣金，但付强从未向蒋某提及该30万元佣金的事情，故蒋某认为万明球已将该笔代领的佣金交付给付强了。2017年12月，付强向美尔基安公司德国总部询问30万元佣金去向，蒋某意识到万明球可能并未向付强转交代领的佣金。另在案，美尔基安公司提供其2013、2014年度有关XX公司的销售额统计，美尔基安公司主张2013年度XX公司相关销售额为9,808,178.63元，按5%的佣金比例，付强应得佣金为490,408元，美尔基安公司分别通过2013年9月转账给付强30万元及2013年12月交付万明球现金30万元转付付强方式支付完毕，其中包括了2012年度的部分佣金。2014年度XX公司相关销售额为4,891,594.27元，按5%的佣金比例，付强应得佣金为244,575元，美尔基安公司也已交付万明球转付。对此万明球认为，对于销售额统计美尔基安公司应提供完整财务凭证，同时付强及美尔基安公司并无任何证据证明2012年度的佣金在2013年9月才支付，故付强2013年度的佣金应为49万余元而非60万元，美尔基安公司在2013年9月25日已支付付强2013年上半年度的佣金30万元，该年度付强剩余佣金为19万余元，故可以证明美尔基安公司于2013年12月19日提取的30万元并非全部用于支付付强佣金。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首先，付强系为美尔基安公司从事客户服务的美尔基安公司合作方而非美尔基安公司职员，就付强为美尔基安公司提供服务过程中，美尔基安公司除应支付其佣金外尚需支付付强或为付强报销何种费用，在案付强及美尔基安公司均未提供相应的合同约定予以证明，以致发生相关款项给付性质的争议。其次，争议所涉款项发生之时万明球系美尔基安公司职员，就万明球为付强代领美尔基安公司所应支付的佣金等事宜，付强、万明球及美尔基安公司之间亦无书面协议约定美尔基安公司支付及万明球代领的方式和范围。故在缺乏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万明球从美尔基安公司处领取相关款项支付给付强仍属于其履行美尔基安公司之职务行为，而非基于与付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据此，根据在案当事人所提供的相关证据，法院难以认定付强所主张的万明球代领其佣金后未给付的事实。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所涉纠纷实为债权纠纷，付强如认为其2013年、2014年度应获得的佣金未足额获得，其应向美尔基安公司主张。美尔基安公司如认为万明球存在从其处领取付强佣金予以侵占的事实，则可依法追究万明球的相应法律责任。综上，本案付强要求万明球返还所侵占财产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付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80元，减半收取计4,540元付强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多年的经济合作关系，但因各方在合同订立、代领授权、款项支付、给付性质等方面缺乏明确的合同约定和清晰、完整的对应性，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另有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以致当事人对相关款项各执一辞。从本案来看，一审认为根据在案当事人所提供的相关证据，难以认定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代领其佣金后未给付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同。但本院同时注意到，从本案及前案的相关证据来看，下列事实当无争议：其一，上诉人现主张被上诉人未付的432,816元款项，系基于2014年1月和2015年2月的佣金；其二，上诉人自2015年3月直至同年12月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及与对方的微信交流中，均承认自己欠有债务并正在努力设法筹款；其三，被上诉人于2015年5月从原审第三人处离职，经原审第三人确认已经通过离职审计；其四，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反复向其催讨借款时，从未提及其之前还有应得未得的佣金，应当予以冲抵。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包括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就佣金的结算收付问题实际已经作出了处理，其间也未发生明显的争议。上诉人既坚持其在被上诉人处尚有应得数十万佣金，则其此前的行为表现则明显与常理不符，亦与其现在的主张相悖，本院对此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付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080元，由上诉人付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春蓉审判员  岑佳欣审判员  王韶婧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曹 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