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8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168号。 主要负责人：郭小霞。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燕博，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燕，山东源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岩岩，女，1983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怡，山东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邹城市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邹城市铁山路778号。 法定代表人：殷宪鹏，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岩岩、原审第三人邹城市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邹城发展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鲁71民初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城资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鲁71民初7号判决书，改判支持长城资产公司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岩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岩岩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合法有效，进而认定刘岩岩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商品房消费者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恶意串通所为，该合同应为无效。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后才能交付使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必须经公安消防机构进行消防验收，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房屋交付条件为“该商品房经验收合格”。因此，无论依据法定还是双方当事人约定交房条件均为“验收合格”，但在本案办理交房时涉案房产并未验收合格，刘岩岩明知涉案房屋未达到交付条件却办理收房，明显存在协助邹城发展公司逃避、阻却执行的故意。2.按照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自签订本合同当日内付清全部价款”。刘岩岩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7月21日，但刘岩岩并未提供当日向邹城发展公司转款的银行流水。3.对比与邹城发展公司相关的执行异议案件中邹城发展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不难发现收据的不真实性。通过对比不同异议人的合同材料，收据编号相临近的收据日期却相差半年甚至一年之久，且时间前后颠倒，不符合常理。4.2013年9月13日长城资产公司与邹城发展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市支行订立《监管协议》，约定对邹城发展公司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和公章由长城资产公司与邹城发展公司共同监管。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双方共同监管期间，但邹城发展公司并未与长城资产公司一并开启保险柜进行用印，显然涉案合同中的用印系邹城发展公司提前加盖。5.按照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房款的支付为一次性付款并且不能办理贷款手续。房屋买卖作为重大的民事交易，刘岩岩应当知晓房产产权正常情况下应可以办理贷款或分期付款，而此时的交易却采用一次性付款的非正常方式，显然刘岩岩签订涉案合同时明知所购买房产存在抵押及其他产权问题。此种情况下仍与邹城发展公司签订合同明显属于与邹城发展公司有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形。6.按照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3年12月31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经验收合格的并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而涉案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7月21日，时至此日涉案房屋并未办理验收，刘岩岩签订涉案合同时应知晓邹城发展公司已无法办理验收合格但仍与邹城发展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明显属于与邹城发展公司串通损害长城资产公司的合法权益的行为，该合同应为无效。7.一审法院认定收款人为案外人周金芳，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收款人为周金芳以及周金芳的身份，无法认定周金芳与邹城发展公司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以及其能否代邹城发展公司收购房款。刘岩岩将130余万元转给无法核实身份的案外人周金芳，也可证实其知晓邹城发展公司的账户因长城资产公司的申请已被查封，可进一步证实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的恶意串通行为。(二)一审法院认定刘岩岩已向邹城发展公司支付购房款并实际占有涉案房屋错误。1.刘岩岩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付款人为刘明，并非刘岩岩；付款金额为1307298.00元，并非合同约定的购房款661763.00元；且银行流水并未显示收款人，一审法院认定收款人系周金芳，根据刘岩岩提交的周金芳银行流水，同样并未显示收款人信息。在付款人并非刘岩岩、付款金额与购房款不一致、未证实收款人身份及收款人未将相应款项转入邹城发展公司账户的情况下，法院不能仅凭当事人陈述及主观推断及认定该款项为购房款，并且通过长城资产公司在执行过程中查询的邹城发展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明细中亦没有周金芳向邹城发展公司转款的记录。2.一审法院调取的邹城发展公司部分记账凭证、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亦无法证实涉案转款为购房款。一方面该证据的来源为邹城发展公司，本案中存在邹城发展公司与刘岩岩恶意串通的行为，其提供的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三)根据刘岩岩提出执行异议时提供的送达地址及身份证中显示的信息其居住地为邹城市太平镇郝庄村南路28号，而该地址与本案所涉房屋处于同一市，足以证实本案所涉房产并非刘岩岩唯一居住地，也即刘岩岩不符合“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条件。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判。(一)一审法院未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证据规则的规定，不当加重长城资产公司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刘岩岩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法性、已支付房款等事实并未提交合法有效、无瑕疵的证据予以证实，对转款人并非刘岩岩，房款并未支付给邹城发展公司等关键问题并未排除合理性怀疑的情况下，应由刘岩岩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不应将本应由刘岩岩完成的举证责任强加给长城资产公司。(二)刘岩岩不应被认定为“善意第三人”，其与邹城发展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相关手续的办理系双方恶意串通所为，所涉房产不应被中止执行。1.刘岩岩主观上不符合善意第三人的规定。刘岩岩购买房产时对抵押权的存在应为明知，一方面长城资产公司设置抵押权时进行了公告，应视为对已购买者及潜在购买者均进行告知和公示，具有对世的效力；另一方面房屋买卖属于重大民事交易行为，刘岩岩应对房产情况进行了解，加之涉案房屋并未进行相关验收。在上述情况下，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办理房屋交付显然系恶意串通，所进行的行为均应无效。2.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七条之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使抵押权消灭。本案中，刘岩岩在未代邹城发展公司偿还有关债务的情况下，所提中止涉案房产执行的请求不能成立。(三)一审法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抵押期间未经抵押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理解为针对的是抵押的不动产的“过户”行为，“不得转让”即不得过户，而不影响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系法条理解错误。众所周知，对于不动产的转让过程，首先是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而后是按照房屋买卖合同进行变更登记，合同的签订与房产的登记均是不动产转让的必经过程，并且不能强行将两个过程硬性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受让人清偿债务后可以向抵押人追偿。这些条文中的“不得转让”应理解为在未经得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既不能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也不能进行变更过户登记。综上所述，法律对合法的消费者购买房产的行为应当予以保护本无可厚非，但相关规定系为保护消费者生存权方面做出的例外规定，必须严格把握条件，避免扩大范围，以免动摇抵押权具有优先性的原则。本案中存在众多现象足以证实《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房屋的交付、房款的支付系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恶意串通所为。 刘岩岩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岩岩对涉案房产鑫源国际城8-2-3102号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一审法院认定刘岩岩在人民法院查封涉案房产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系对法条的准确理解和运用。(一)资产公司主张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恶意串通行为没有任何证据，纯属主观臆断，长城资产公司的该主张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1.该合同签订时间早于法院查封涉案房屋的时间，且合同经过了双方当事人签章确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2.刘岩岩作为一般消费者，购买的是邹城发展公司出售的具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现房，且该房屋已经实际交付，刘岩岩已经尽到了普通消费者的合理注意义务。长城资产公司过分苛刻的要求一个一般消费者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达到过高的注意义务，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而且刘岩岩以及同小区邻居在购买房屋后，多次催促邹城发展公司办理过户，邹城发展公司迟迟不给办理，刘岩岩以及邻居已多次在当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合法上访，甚至有相关媒体对该情况进行了报道。3.虽然有关法律规定建设工程验收合格后才能交付使用，但是，（1）长城资产公司主张涉案房屋没有验收合格，但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其该主张。（2）商品房是否验收合格并不是开发商交付房屋的决定性要件，实践中，消费者购买房屋，特别是购买现房，交付房款，实际取得房屋即可，开发商也不会将其工程验收合格的文件出示给消费者，况且，涉案房屋所在小区的房屋已经全部交付使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三款也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这说明开发商对涉案房屋即使没有验收合格但并不影响其实际交付使用。（3）即使合同约定交房条件是验收合格，即使商品房没有验收合格，作为购买一方的刘岩岩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但并不能仅以此条款的约定来否定整个合同的效力，4.长城资产公司主张其与邹城发展公司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市支行订立了《监管协议》，约定对邹城发展公司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和公章共同监管。但是，（1）一审时长城资产公司并未主张该观点，且也没有证据来证明其该主张。（2）即使真实存在该监管协议，但该监管协议约束的是长城资产公司以及邹城发展公司，与刘岩岩并没有关系，长城资产公司可以依法、依约追究邹城发展公司的相关责任，但并不能以此来否认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之间的合同效力。(二)虽然长城资产公司主张其对涉案房产享有抵押权，但是该抵押权并不影响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合同成立、生效与房产是否登记并不冲突。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九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关于抵押期间转移抵押财产的规定并非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两条仅是指转让行为，即不得过户，不能产生物权变动效力，而并非转让合同本身无效。关于该点，《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十四条也有明确规定：“《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并非针对抵押财产转让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仅以转让抵押房地产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该规定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关于合同效力与物权变动相区分的原则。二、刘岩岩所购涉案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一审时，根据刘岩岩提交的证据以及补充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刘岩岩以及刘岩岩的家人在诉争房屋所在地其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其他房屋，出具该证据的机关系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该证据具有充分的客观性、合法性。长城资产公司以刘岩岩身份证信息上的居住地来否认刘岩岩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和生活常识。三、刘岩岩已经向邹城发展公司支付全部的购房款并实际占有涉案房屋多年。根据一审时刘岩岩提供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完全能够证实刘岩岩已经将全部的涉案房款实际支付给了邹城发展公司，特别是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能够证实收款人周金芳是代表邹城发展公司收取的刘岩岩的房款。四、刘岩岩完全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能够排除长城资产公司对涉案房产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二条也有规定，消费者的居住权顺位明显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一审法院认定刘岩岩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民事权益可以对抗长城资产公司所享有的抵押权，进而排除对涉案房屋的强制执行，完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邹城发展公司未陈述意见。 长城资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准许执行邹城发展公司“鑫源国际城”项目8-2-3102号房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3日，邹城发展公司就其开发建设的位于邹城市，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3年9月13日、2013年9月28日，邹城发展公司与长城资产公司先后签订《抵押合同》、《之补充协议》，双方约定邹城发展公司将包括案涉房产在内的房屋及占用土地使用权一宗向长城资产公司提供抵押担保。长城资产公司于2013年9月29日在邹城市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抵押权登记。 2014年7月14日，邹城发展公司作为甲方，刘胜茂、刘岩岩作为乙方，签订《鑫源国际城定购协议》一份，约定刘胜茂、刘岩岩定购邹城市东滩路鑫源国际城8号楼2单元3102室，建筑面积132.25平方米，销售单价5003.88元，房款661763元；乙方于2014年7月14日支付定金1万元（在双方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时转为首付款），7月21日前支付全部房款651763元（房款总额减去乙方支付之定金金额）；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签署《商品房销售合同》后本协议自动作废。协议还对其他有关内容进行了约定。周金芳以邹城发展公司经办人身份在协议签章处签名。邹城发展公司于2014年7月14日开具收据一份，载明交款人为刘胜茂、收款方式为现金、金额1万元、收款事由为住宅定金（8-2-3102）。 2014年7月21日，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邹城发展公司开发建设的鑫源国际城8-2-3102号房屋。合同约定：房屋总价款为661763元，付款方式及期限为“买受人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自签订本合同当日内付清全部价款”。交付期限为“出卖人应当在2013年12月31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具备下列第4种条件，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4、该商品房经验收合格”。合同第十七条中还约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共同到房产登记中心申请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因开发企业原因未及时申请的，预购人可单方申请”。合同第二十四条约定：“商品房预售的，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0天内，由出卖人向邹城市房产管理局申请登记备案。”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内容进行了约定。2014年7月21日，刘岩岩通过其夫刘胜茂之弟刘明的银行账户向周金芳转账汇款1307298元。同日，邹城发展公司向刘岩岩开具收据一份，载明交款人为刘岩岩、收款方式为银行转账、金额651763元、收款事由为全款8-2-3102。后，邹城发展公司又向刘岩岩开具了案涉房屋购房款发票（金额为661763元）。2014年7月21日，邹城发展公司将案涉房屋交付给刘岩岩，案涉房屋由刘岩岩占有、居住。 2014年12月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以（2014）鲁执字第32号执行裁定，将申请执行人长城资产公司与被执行人邹城发展公司等公证债权文书一案指定由一审法院执行。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2014）济铁中执37号执行裁定，并于2014年12月18日送达邹城市房产管理局，查封了案涉房产，2016年12月13日进行了续封。因案外人刘岩岩对查封房产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鲁71执异149号执行裁定，中止对邹城发展公司名下位于邹城市产的执行。长城资产公司不服该执行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另查明，刘岩岩、刘胜茂及其子女，在山东省邹城市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登记信息。周金芳系邹城发展公司聘请的销售顾问，其于2014年7月22日将收取房款1307298元，转账存入邹城发展公司财务负责人殷宪金银行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房屋登记在一审法院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邹城发展公司名下，且作为申请执行人的长城资产公司对诉争房屋享有抵押权，因刘岩岩以房屋买受人身份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裁定中止对该房屋的强制执行，长城资产公司不服执行裁定而提起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刘岩岩对鑫源国际城8-2-3102号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首先,关于刘岩岩对诉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问题。1.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刘岩岩与邹城发展公司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21日，该时间早于法院查封案涉房屋的时间（2014年12月18日）。合同经过了双方当事人签章确认，应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虽然长城资产公司对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和期限、房屋交付等内容持有异议，但在没有其他反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仅以此否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性。长城资产公司主张其对涉案房产拥有合法有效的抵押权，邹城发展公司未经长城资产公司同意私自转让抵押物的行为及所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抵押期间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的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就不动产而言，针对的是抵押的不动产的“过户”行为，“不得转让”即不得过户。《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九条“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规定中的“转让行为无效”是指转让行为不能产生物权变动效力而非转让合同本身无效。上述两项法律规定均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非针对抵押的不动产转让合同的效力。因此，长城资产公司提出的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2.刘岩岩已经向邹城发展公司支付购房款并实际占有案涉房屋。2014年7月14日刘岩岩之夫刘胜茂向邹城发展公司支付定金1万元，2014年7月21日通过刘明向周金芳转账付款1307298元（与本案房款651763元和另案蔡连敬所购房屋价款655535元金额相符合），结合周金芳系邹城发展公司聘请的销售顾问，其作为邹城发展公司经办人与购房人签订定购协议、收取购房人付款后转账存入邹城发展公司财务负责人账户，以及邹城发展公司向刘岩岩开具购房款收据和发票等事实，可以认定刘岩岩已经向邹城发展公司支付了购房款661763元。根据刘岩岩提供的相关收楼单及缴费单据，可以认定邹城发展公司已经将案涉房屋交付给刘岩岩，双方的主要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刘岩岩作为房屋买受人，在法院查封之前与邹城发展公司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已付清购房款项并实际占有房屋，在诉争房屋所在地其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其他房屋。因此，刘岩岩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情形，其有权据此主张房屋买受人合法实体权益。 其次，关于刘岩岩所享有的房屋买受人民事权益能否对抗长城资产公司所享有的担保物权问题。《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该条规定来看，原则上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同时规定了例外情况，即“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换言之，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其对抗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不是绝对的，如果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申请执行人即使对执行标的享有优先受偿权，也不能对抗案外人的执行异议。而《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就是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的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之所以作为第二十七条的但书，是为了优先保护符合相关情形的房屋购买者的居住权，因为从价值衡量来看，该种情形下的居住权与抵押权相比，居住权优先。长城资产公司关于刘岩岩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其与邹城发展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相关手续的办理系双方恶意串通，明显存在协助被执行人逃避、阻却执行故意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刘岩岩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民事权益可以对抗长城资产公司所享有的抵押权，进而排除对该房屋的强制执行。 综上所述，刘岩岩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长城资产公司关于准许执行邹城发展公司“鑫源国际城”8-2-3102号房产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17.63元，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审判决认定刘岩岩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据此判决停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适当。具体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二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该规定对交付购买商品房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予以优先保护是基于生存利益大于经营利益的社会政策原则，为保护消费者的居住权而设置的特殊规定。据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优先于抵押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滞后消费者购房人的物权期待权。基于此，从逻辑上可以推论，抵押权和一般债权均不能对抗消费者购房人的物权期待权。对此，《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进一步明确，符合下列情形的，应当支持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请求，一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是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当中，应当参照适用上述规定。本案中，在执行法院采取查封措施以前，刘岩岩为生活居住需要而购买涉案房屋，且已交足全部购房款，刘岩岩作为房屋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优先于长城资产公司的抵押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刘岩岩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据此判决停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长城资产公司对此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异议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长城资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17.63元，由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元文 审 判 员 安景黎 审 判 员 尹哲璇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法官助理 刘 鑫 书 记 员 周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