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20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上品吉缘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吉幸，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幸,男,198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为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郴******坪上组,公民身份号码为431************037。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磊，广东五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勇,男,197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为河南省固始县******洪新庄队,公民身份号码为413************613。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祉琪，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玲，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上品吉缘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缘公司）、上诉人吉幸因与被上诉人武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6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缘公司、吉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武勇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武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案外人吉缘与吉幸系姐弟关系，吉幸与武勇口头协议合伙注册东莞市上品吉缘商贸有限公司，约定武勇出资30万元，占股30%，吉幸出资70万元，占股70%。武勇称店面装修费由武勇的出资部分相应扣除，最后凭票实时入账。但装修期间，武勇的妻子来店无理取闹，影响装修进度，无奈吉幸的姐姐随手写了一个条子,仅仅是为了证明武勇在合伙期间一共出资的具体数额，并非作为借款关系的法律依据。武勇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书证，无法证实二人之间系借款关系，也没有其他证据进一步印证，条子的内容缺乏借款合同的基础要件，“武总”与武勇是否为同一人很难确定。其次，吉幸的姐姐并非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没有经过公司的书面授权，不具备出具“欠条”等能够确定公司债权债务关系处分的权利，条子上的印章是发票专用章，不能作为公司的意志和对外产生其他效力使用。最后，“合同纠纷”并非具体、明确的案由，一审没有明确当事人双方系基于何种案由作出判决。吉幸与武勇之间系合伙协议纠纷，吉幸并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双方作为公司建立之初的发起人，若中途退出或是转股，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合法退出。二、一审法院向吉缘公司、吉幸送达开庭传票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是导致吉缘公司、吉幸未及时开庭的主要原因。法院的工作人员没有与吉缘公司、吉幸确认接收通知的其他方式，利用陌生号码通过短信的方式通知开庭，违反了我国对送达程序的有关规定。武勇二审答辩称：一、吉缘公司、吉幸主张武勇与吉幸合伙注册东莞市上品吉缘商贸有限公司，双方约定由武勇出资30万元，占股30%没有依据，吉幸是吉缘公司唯一自然人股东。吉缘公司、吉幸确认了武勇垫付装修款、开业公关费及“欠条”的真实性的事实。“欠条”上的发票专用章载明信息与吉缘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致，吉缘公司、吉幸确认了该“欠条”的真实性。该“欠条”对吉缘公司、吉幸已经产生约束力。武勇与吉幸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并未签订合伙协议，吉幸也并未对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及吉幸为公司发起人予以证明。吉缘公司、吉幸提交的解除合作协议书仅能说明双方已经解除前期购买酒品合作意向，但不能证明双方就开设酒庄成立合伙关系。二、“欠条”性质实为结欠凭证，证明吉缘公司、吉幸确认武勇为吉缘公司、吉幸垫付装修款、公关费42421元的事实，且该“欠条”原件由武勇持有，足以证明“欠条”中的“武总”即为武勇，吉缘公司、吉幸出具“欠条”后于2019年7月10日通过微信扫码方式向武勇支付了2421元，武勇也已经取回21452元对应的酒品，该支付行为以及取回酒品的行为进一步证明吉缘公司、吉幸出具“欠条”确认欠付垫付装修款42421元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吉缘公司、吉幸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按约定足额清偿该笔垫付款，武勇有权起诉要求吉缘公司、吉幸支付。武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吉缘公司向武勇支付垫付款40000元及利息（从武勇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吉幸与吉缘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吉缘公司、吉幸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勇提交“欠条”载明“武总剩余酒款21452元，垫付款42421元”，“欠条”上有“吉瑜媛”字样的签字及加盖有吉缘公司发票专用章。武勇表示“欠条”中记载的剩余酒款是武勇预先支付给吉缘公司的30000元，武勇从吉缘公司购买商品时从中抵扣该30000元，在出具“欠条”时还剩余21452元未消费完毕，截至起诉时该款项武勇已经消费完毕。武勇明确吉瑜媛的真实姓名是吉媛，是吉幸的姐姐，同时也是吉缘公司的员工。武勇提交吉缘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资料，显示吉缘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吉幸是吉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吉缘公司、吉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对武勇的陈述进行答辩及武勇提交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武勇提交的“欠条”足以证明吉缘公司欠付武勇垫付款40000元的事实，尚没有证据显示吉缘公司已经按约足额清偿该垫付款，现武勇要求吉缘公司向武勇支付垫付款40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武勇于起诉状中表述为利息，从2019年8月2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吉幸是吉缘公司的独资股东，吉幸未举证证明其财产与吉缘公司财产相互独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武勇要求吉幸对吉缘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限东莞市上品吉缘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勇支付垫付款40000元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从2019年8月2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吉幸对判项一所列东莞市上品吉缘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向武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20元，由东莞市上品吉缘商贸有限公司、吉幸共同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吉缘公司、吉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解除合作协议书，拟证明该协议书内容为武勇亲笔所写，但未经吉缘公司、吉幸同意解除双方的合作关系，所以未在该协议书上作任何回应，但是该证据足以证明双方系合作关系，并非武勇称的借款关系。二、传票、短信记录、通话记录，拟证明法院邮寄开庭传票记录的开庭时间为2019年12月2月，但未经吉缘公司、吉幸同意，利用私人号码送达开庭通知，吉缘公司、吉幸在次日用电话回复却无人接听，无法证实该信息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武勇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一、对于解除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武勇一审未主张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一审判决也未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吉缘公司、吉幸证明目的，该协议书是由吉缘公司、吉幸提前草拟好并向武勇出具的。武勇对其在“乙方”处签字的真实性确认，但该协议书中的手写笔迹与“武勇”签字处的笔迹明显不同。该协议书所称的“解除合作”实为解除购买酒品的合作关系，该协议书原件一直由吉缘公司、吉幸保存，由此可以证明双方已解除购买酒品合作意向，但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就开设酒庄存在合伙关系，吉缘公司、吉幸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合伙内容作出明确约定。该份协议书载明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8日，而“欠条”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7月3日，“欠条”的出具时间在后，“欠条”中关于“武总剩余酒款21452元”进一步证明双方已经解除购买酒品合作意向，应以“欠条”内容作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凭证，“欠条”的性质实为结欠凭证，证明吉缘公司、吉幸向武勇作出欠付“垫付款42421元”的意思表示。二、对（2019）粤1972民初16296号传票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其关联性、证明内容不确认。一审第一次开庭时间定于2019年12月2日9:30，武勇的代理人如期到庭，但经法院当庭联系吉缘公司、吉幸，吉缘公司、吉幸表示其已收到传票但其本人仍在湖南无法到庭申请改期开庭，一审法院电话确认双方当事人同意法院电子送达开庭通知后即于2020年12月2日当日以短信、电话通知双方开庭时间，不再送达纸质传票。对于短信记录和通话记录不予确认。短信记录的截图内容显示截图时间为“今天”，说明吉缘公司、吉幸于2019年12月2日当日即对法院改期开庭通知内容明确知晓，能够判断信息真实性。通话记录显示2019年12月5日吉缘公司、吉幸曾致电“185*****969”但未接通，不能证明吉缘公司、吉幸对改期开庭时间不知晓。被上诉人武勇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仅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吉缘公司、吉幸是否应向武勇清偿垫付款40000元。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武勇提交的证据载明“武总剩余酒款21452元，垫付款42421元”并有“吉瑜媛”字样的签字及加盖有吉缘公司发票专用章。吉缘公司、吉幸以该证据中“武总”并不能确定为武勇为由对武勇的债权人资格提出质疑，但没有提供事实依据。上述证据原件由武勇持有，从诉辩双方的陈述及在案证据来看，可以确定武勇的债权人资格。吉缘公司、吉幸确认武勇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以及武勇支付款项4万余元，故武勇提交的该证据应为结算凭证，故吉缘公司应向武勇清偿案涉债务，吉幸作为独资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吉缘公司、吉幸主张该结算凭证仅为对武勇出资数额的确认而无需清偿，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法院向吉缘公司、吉幸的送达程序并无不当，未影响吉缘公司、吉幸诉讼权利的行使。吉缘公司、吉幸主张其不知悉开庭时间，与事实不符。综上，上诉人吉缘公司、吉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东莞市上品吉缘商贸有限公司、吉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卉卉审判员  陈锦波审判员  毛宇翔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胡爱翎萧宝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