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沪破监1号复议申请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长虹大道XXX号。法定代表人：刘羡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聪，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蒙亚龙，男，该银行员工。复议申请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银行)因不服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就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管理人(以下简称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申请对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信)、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华信)、上海华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财务)采取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方式进行审理所作的(2020)沪03破9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九江银行提出复议请求：撤销(2020)沪03破9号之一民事裁定。事实与理由：1.中国华信、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华信财务(以下合称四家公司)实质合并破产清算严重损害九江银行的合法权益。九江银行对海南华信的债权已进入法院强制执行阶段，准备进行股权资产拍卖等执行程序，实质合并破产清算阻碍了九江银行依法获取资产等赔偿的正常途径。2.企业资产负债情况未充分披露，无法保证清偿比例的公平与公开。在未公开的情况下，实质合并破产清算不能提升债权人整体清偿利益，还损害了各清算企业原有债权的合法权益和相关合同的法律效力。3.四家公司的财产和财务可以进行区分。四家公司的大额资金往来有明确的记载和银行流水，不存在客观上难以区分的困难。中国华信、上海华信以及海南华信为关联公司的事实不应作为财产混同的佐证，对外的商业账款及附带的利益可以凭商业合同等材料清晰认定，不存在四家公司财产区分成本过高的问题，不应简单将四家公司财产和财务合并计算。4.采取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损害司法权威。法院已对中国华信、海南华信的多起债务纠纷案件作出裁决并进入执行阶段，实质合并破产清算中止了前期各地法院已作出的裁定，影响各债权人合法采取司法救济，损害了司法权威。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提交意见称，1.四家公司符合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条件。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已提交证据充分证明四家公司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等情形，符合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的条件。2.实质合并破产清算不损害九江银行合法权益。首先，四家公司已经出现严重的人格混同，将其纳入实质合并破产程序有利于消除关联企业内部债权债务关系和保证担保关系，有利于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其次，上海三中院在裁定四家公司实质合并破产清算前，已经分别受理了上海华信、海南华信、中国华信的破产清算申请，即使不考虑实质合并破产清算，九江银行亦应依法申报债权，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未阻碍其主张权利。再次，九江银行的实体性权益并不因实质合并破产清算而必然减少。一方面通过实质合并破产清算，已经大幅抵销四家公司之间的大量内部债权债务，实质上有利于提升包括九江银行在内的所有外部债权人利益。另一方面，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正计划申请将更多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符合实质合并破产条件的“华信系”企业或“华信系”的卫星公司、外围企业一并纳入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的范围。如能实现，对于“华信系”企业主要融资平台的上海华信、海南华信以及“华信系”企业核心控制企业中国华信的债权人来说，大概率将提升普通债权清偿比例。九江银行作为海南华信和中国华信的债权人，其权益将因实质合并破产清算获得提升而非减损。最后，由于包括四家公司在内的“华信系”各企业名下资产和债务均由或绝大多数由中国华信统一调配和安排，因此即便发生九江银行在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情况下其普通债权清偿比例下降的情况，也是对滥用关联关系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所致后果的纠正，并非是对九江银行合法权益的损害。3.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在接受指定后第一时间开展了财产调查和债权申报及审查工作，遵守公开透明原则，依法推进各项破产清理工作。在后续破产清理中，将继续依法保障全体债权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分配权。四家公司早于2012年前即存在严重的人格混同，固守四家公司原来的担保关系，虽然对于个别债权人有利，但实际纵容关联企业对于不当关联关系的滥用，且损害大部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4.区分四家公司财产的成本过高甚至无法区分，不利于债权人利益。根据第三方咨询机构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勤公司)出具的专项检查报告，四家公司在日常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制度等方面丧失财务独立性，各关联企业成员的全部资金或财产由中国华信统一调剂、分配后使用，客观上难以在财务账面上加以区分，即使通过诉讼等进行催收或撤销等，相应的诉讼成本也将过高，损害债权人的实际清偿利益。5.采用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有利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利益，不会损害司法权威。上海三中院于2020年1月10日裁定受理了对中国华信和海南华信的破产清算申请，债权人应依法申报债权，相关生效判决的执行程序也依法中止，并不因实质合并破产清算而有任何不同。九江银行认为司法权威受损的观点本身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综上，请求驳回九江银行的复议申请。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向上海三中院提出申请，以四家公司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等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为由，请求对四家公司采取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方式进行审理。上海三中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一、四家公司工商登记基本信息中国华信、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华信财务系关联公司。中国华信设立于1980年1月1日，法定代表人为陈秋途，注册资本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05亿元，住所地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XXX号XXX层XXX室，股东为上海能源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9.05%)，上海中安联合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0.95%)。中国华信经营范围包括：对金融类企业、能源产业、石油化工、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矿业、林木业企业的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除金融业务)等。上海华信设立于2003年2月22日，法定代表人为李勇，注册资本145亿元，住所地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XXX号XXX号楼XXX层，股东为中国华信(持股比例54.14%)、上海市华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2.41%)、中国华信国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3.45%)。上海华信经营范围包括：对金融类企业、能源产业、石油化工、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等的投资，以及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食用农产品、金属材料等产品销售。海南华信设立于2011年1月12日，法定代表人为李勇，注册资本258.XXXXXXX亿元，住所地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凯丰城市广场商务大厦19楼。股东为上海华信(持股比例100%)。海南华信经营范围包括：液化石油气、燃料油销售；石油化工、润滑油、化纤及其他化工产品销售；货物的进出口(或对外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对原油、石油天然气领域上游、中游、下游业务的投资及管理等业务。华信财务设立于2011年12月30日，法定代表人为李勇，注册资本10.1亿元，住所地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XXX号XXX号楼XXX层。股东为中国华信(持股比例99.01%)、上海华信(持股比例0.99%)。华信财务经营范围包括：财务信息咨询(除代理记账)，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二、四家公司组织架构、经营业务等情况(一)组织架构与运行管理根据中国华信制定的《关于明确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组织架构的通知》《中国华信贸易业务管理制度》《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办法》《中国华信资产管理制度》《财政预算审批管理办法》《中国华信财务报表对外报送管理办法》《中国华信财务审批权限管理规定》《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办法》《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投资项目管理实施细则》《中国华信融资工作管理办法》《金融类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中国华信印章管理制度》《中国华信招聘管理办法》《中国华信人事审批权限管理规定》等公司管理文件，包括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华信财务在内的“华信系”公司在从事主营业务、购买资产、财务管理、对外投资、对外融资、印章及资金使用、人事任免等方面均由中国华信统一审批、控制和管理，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组织架构根据中国华信于2017年8月22日制定的《关于明确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组织架构的通知》，中国华信的架构为三加一模式，其中“三”为董事会(决策层)、监事会(监督层)和总经理会议(管理层)，“一”为党委。中国华信董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其最高领导为董事会主席，中国华信董事会下设战略执行委员会作为董事会的运行机构，其下按层级由高到低划分为设计层、执行层及经营层。设计层为经营规划部，执行层为投资管理部、金融合作部、国际投行部、业务计划部(前身为计划执行局)和金融管控部，经营层为公司/事业部，其中经营层包含两大集团、三大区域总部和七家一级子公司，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均位列其中。听证过程中，对于四家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中国华信法定代表人陈秋途认为，中国华信是核心控制企业，是上海华信、华信财务母公司，上海华信又是海南华信母公司。其余三家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勇陈述，中国华信是决策中枢，在“华信系”主营业务上也是执行主体，上海华信、华信财务是其控股子公司，海南华信为上海华信子公司，但三家公司在内部管理中的地位差异不大，都是直接向中国华信报告。陈秋途、李勇均表示：中国华信本部董事会作为“华信系”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统一领导和管理“华信系”企业(包括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及华信财务)并负责重大决策，为“华信系”核心控制企业。上海华信作为华东区域总部企业，与其子公司海南华信均系“华信系”对外发债、融资和控股平台，华信财务为“华信系”企业资金调配中心。2.高管任职与人事任用四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大面积的交叉兼职情况，其中：(1)李勇任中国华信董事兼战略委总经理、上海华信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及总经理、海南华信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华信财务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2)熊凤生任中国华信、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和华信财务四家公司的监事；(3)林玉霞任中国华信及上海华信监事；(4)董进强任中国华信及上海华信高级管理人员；(5)刘冬平任中国华信财务部总经理、上海华信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6)吴丽芬任中国华信财务部副总经理、上海华信财务负责人；(7)陈婕任中国华信董事局主席资金助理兼财务部资金中心总经理及战略委业务计划部副总经理、上海华信执行董事、华信财务资金运营中心总经理兼财务部总监；(8)徐媛任中国华信资金中心副经理，为华信财务2017年财务凭证制单人及华信财务与关联公司的往来余额确认表签字方；(9)陈佳佳任中国华信资金中心副总监并系华信财务2017年财务凭证审核人；(10)尹青任上海华信财务经理并系华信财务凭证审核人。根据《中国华信招聘管理办法》《中国华信人事审批权限管理规定》等文件的规定，中国华信各级子公司从人员招聘、录用、转正到员工的转正、晋升、调动、降职、离职、合同续签等，均需严格遵守中国华信统一制定的办法和规定，报送中国华信审批。由中国华信的人事薪酬部制定统一招聘政策，负责确定岗位名额、招聘公告发布、简历筛选、面试乃至发布录用通知书等事宜，副总经理级(含)以上干部的录用、转正、晋升、调动、降职、离职、合同续签须中国华信董事会主席审批，总监、副总监级干部的录用、转正、晋升、调动、降职、离职、合同续签须中国华信总裁审批。3.印章使用及管理印章使用方面，根据中国华信制定的《合同审批与合同用章申请流程(下属公司)流程详情》《用章申请流程(下属公司)》等文件的规定，“华信系”企业使用“合同类用章”时需经中国华信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用印，“非合同类用章”除行政类用章、货转收货、财务报表类用章可由用章单位总经理审批外，其余事项需经中国华信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用印。根据上述规定，“华信系”企业的日常财务业务，包括纳税申报、购买发票、税务局备案、审计询证函、对账确认单、付款、缴纳公积金、购汇、付汇、购买支票、拉信用报告、办理保险业务、银行网银修改密码以及银行账户管理业务(包括银行账户开户、销户信息变更)等用章均需中国华信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使用。印章刻制方面，根据《中国华信刻制印章申请流程》，“华信系”企业刻制印章除了相关公司总经理审批外，还需要经中国华信的股权管理处及总裁审批后方可刻制印章，印章刻制完成后由中国华信的后勤管理处进行备案。(二)经营业务根据中国华信内部管理制度文件、中国华信与其各级子公司之间的往来邮件、工作人员访谈记录及听证时各方陈述，中国华信与其各级子公司在具体从事能源贸易、投资、融资等业务时，均受中国华信控制和支配，具体表现在：1.关于业务审批权限。根据《中国华信业务审批权限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中国华信的机关各单位、各一、二级公司、卫星公司的贸易业务，包括内贸与外贸业务(包括进口与出口业务)，分别需主席、计划执行局委员会总经理、计划执行局委员会副总经理审批通过后方可执行。2.关于对外贸易。根据《中国华信贸易业务管理制度》的规定，中国华信各总部机关、辖内各级子公司、中国华信控制的合作公司、各办事处及非政府组织所有与第三方开展的贸易业务由中国华信战略决策委员会下设的计划执行局统一管理。实际操作过程中，中国华信直接参与和决策其各级子公司的对外贸易，包括但不限于：拟定其各级子公司与第三方开展业务合作的框架协议、修改其各级子公司与第三方拟签订合同的重要条款、在其各级子公司与第三方拟签订的合同上加盖其各级子公司印章并直接向合同相对方发送合同及相关交易凭证等。3.关于投资项目。根据《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法》规定，中国华信及其控股、全资子公司和需进行投资决策的下属公司的所有投资项目由集团统一审批，各一级投资平台负责投资运行管控，负责投资项目的具体执行。根据《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投资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中国华信及其控股(控制)、全资子公司及接受中国华信管控的合作企业各类投资项目的立项评审、项目决策须经中国华信战略决策委员会总经理审核后报请董事局主席审批。4.关于融资项目。根据《中国华信融资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中国华信战略委融资部内设直营团队及中国华信实际控制各公司的融资部门的所有融资项目均由中国华信统一审批；中国华信董事会是中国华信及实际控制各公司所有融资项目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华信战略委负责对所有融资项目实施战略管控。听证过程中，关于中国华信对各下属公司贸易、投资、融资等决策权及行使，陈秋途陈述，大的原则是由中国华信决定，总监级别以下的决策各公司有自主权，重大的、决策性的投资、融资、贸易决定需经过中国华信董事局审批。李勇陈述，所有“华信系”的投资、融资、贸易决策都需要中国华信董事局审批，由中国华信执行，下属公司只是负责具体履行。海南华信主营业务是投资和能源贸易，但没有专门的投资和贸易人员，人员都在中国华信。(三)财务及资产情况德勤公司受托对四家企业法人财务独立性进行检查，德勤公司于2020年1月2日出具《专项检查报告》，报告明确，中国华信统一向“华信系”企业下发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华信系”企业在融资、投资、财务预算、资金预算及使用、费用报销审批以及印章使用等活动均需受中国华信统一管理；上海华信、海南华信与华信财务虽作为法人实体，但财务管理及决策存在受中国华信统一管控的情形；四家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及主要财务岗位存在人员交叉任职情况；在日常财务活动中，上海华信、海南华信与华信财务的月度资金计划及日常融资、资金支付均需要经过中国华信审批。同时，四家公司相互之间存在大量资金调拨及无偿担保等行为。基于以上检查认定，四家公司虽然为独立法人主体，但存在财务混同。德勤公司在专项检查中发现，中国华信直接或通过华信财务间接管理及调拨上海华信、海南华信资金，具体表现为：中国华信审批包括上海华信及海南华信在内等“华信系”企业的月度资金计划。中国华信统一安排上海华信及海南华信的资金结算路径，大量资金结算经过华信财务进行。中国华信、上海华信及海南华信分别与华信财务存在大额资金往来余额，该等资金往来除有账面记载之外，并无相应的合同或业务凭证。截至2019年10月31日，原账面累计发生额轧差后，中国华信应付华信财务约150.5亿元，上海华信应收华信财务约23.8亿元，海南华信应收华信财务约107.2亿元。听证过程中，德勤公司审计人员认为，应收应付款是通过华信财务走账，目前有多家公司的进出流水，但仅有流水，无合同后附凭证，无法区分交易性质和实际使用的公司。上海华信与海南华信需向中国华信上报经营资金支付需求，由中国华信向华信财务下达指令，以内部资金往来形式拨付资金予上海华信与海南华信使用，上海华信和海南华信存在按日向中国华信报送资金日报表的情形。(四)关联担保情况截止2019年10月31日，海南华信的金融负债余额约216.02亿元，而根据从中国人民银行打印的上海华信与中国华信的《企业信用报告》，中国华信与上海华信共同为海南华信提供担保的借款本金合计约174.05亿元，占海南华信金融负债余额的80.6%，担保方并未收取被担保方的担保费或要求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就2018年至今上海华信作为主债务人涉及的诉讼案件进行统计，中国华信为上海华信总计提供了11笔担保，担保的借款本金合计约5,400,180,163.95元，海南华信为上海华信总计提供了2笔担保，担保的借款本金合计约292,500,000元。此外，四家公司经营场所混同。除海南华信外，中国华信、上海华信和华信财务目前的经营场所均在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XXX号明天广场。同时，李勇作为海南华信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也长期在同一地址即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XXX号明天广场办公。上海三中院认为：公司独立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法人制度的两大基石。关联企业之间常以集团结构经营方式降低交易成本与商业风险、优化资源配置，符合社会化生产要求。但企业集团关联关系及内部交易的隐蔽性，使得关联企业可能不当利用企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造成关联企业成员之间法人人格高度混同，损害债权人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人民法院在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时，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方式进行审理。即在破产程序中将高度混同的关联企业视为一个企业，对各关联企业成员间的资产、负债合并计算，消除各关联企业成员间的债权债务和保证担保关系，将合并后的破产财产分配给关联企业的全体债权人，以提高破产财产整体处置效益，弥补不当关联关系对各企业债权人的利益损害，实现破产法的公平和效率价值。本案中，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以四家公司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为由，申请对四家公司采取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方式进行审理。异议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九江银行、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瑞通)、北京佳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佳隆)则不同意上述申请。本案争议焦点是适用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的构成要件是否满足，即四家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情况，区分四家公司财产成本是否过高，以及是否滥用关联关系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适用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是否有利于债权人利益。一、四家公司法人人格是否高度混同法人人格独立的基础是具备独立意志和独立财产。本案四家公司在决策、人事、营业、资产负债等方面持续高度混同，不再具备独立意志和独立财产。第一，严重丧失法人意志独立性。根据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提交的“华信系”企业管理制度文件、中国华信与其关联企业之间往来邮件、内部访谈等证据可知，在整个“华信系”组织架构中，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华信财务虽名义上独立，但实质上受控于中国华信，该种控制已突破正常关联企业内部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的控制及影响，而达到滥用控制关系的程度。具体表现为：1.对于重大融资、投资、贸易等经营性行为，中国华信直接参与并行使决策权，包括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华信财务在内的各从属公司负责人甚至无从知晓或参与决策；2.对于用印刻章、人事任免等管理性行为，中国华信可行使统一管理权和最终决策权，各从属公司缺乏对于重大管理事项实质意义上的决策权；3.在人员、业务、经营场所上缺乏相应独立性，如四家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大面积交叉兼职情况，实际业务范围都包括油品类贸易，除海南华信外，中国华信、上海华信和华信财务均在本市黄浦区399号明天广场办公，海南华信法定代表人李勇同时为海南华信、华信财务的法定代表人，也长期在上述地址办公等，上述现象直接反映出四家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严重缺乏独立性；4.对于融资、交易及担保相对方，根据听证会上相关债权人及陈秋途、李勇的陈述，系基于对“华信系”整体经营实力和资信的信赖而进行合作，由中国华信统一作出安排后，批准签署相应的融资、交易或担保协议，分别破产不利于公平清偿；5.对于关联方的对外担保行为，根据《企业信用报告》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华信与上海华信共同为海南华信提供担保的借款本金合计约174.05亿元，占海南华信金融负债余额约80.6%，且并未收取被担保方的担保费或要求提供反担保。中国华信、海南华信为上海华信亦提供了数额巨大的担保。上述严重损害自身利益的不合理交易行为，已超出关联交易的合理范围，应被认定为严重丧失法人独立人格的表现。第二，严重丧失法人财产独立性。结合四家公司在“华信系”企业中所处的地位和功能，其法人财产主要表现为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和股权投资。四家公司在资产、负债上的严重混同难以区分，具体表现为：1.在财务制度管理上，由中国华信统一向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和华信财务下发财务制度文件，各下属公司的融资、投资、财务预算、资金预算及使用、费用报销审批等活动均须受中国华信统一管理和审批，在财务制度管理上丧失独立性；2.在货币资金的来源及处分上，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和华信财务的月度资金计划及日常融资、资金支付均须经过中国华信审批，中国华信统一安排上海华信及海南华信的资金结算路径，大量资金结算由中国华信向华信财务下达指令后，以内部资金往来形式拨付给上海华信与海南华信使用，或者通过华信财务调拨上海华信、海南华信资金。上述无对价转移货币资金占到一方流动资产比例的绝大部分，一则使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在货币资金来源和处分上丧失独立性，二则在对外应收款项上因缺乏业务凭证佐证，高度混同而难以区分。异议人九江银行认为，中国华信内部管理性文件难以证明实际经营活动中的重大事项均需经中国华信决策。异议人华融瑞通认为，海南华信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能认定为与中国华信、上海华信和华信财务构成高度混同。但上述异议人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四家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等访谈记录及听证会上四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述，上海三中院认为中国华信对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和华信财务的控制及影响力已超出关联企业正常合理行使范围，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和华信财务丧失法人财产独立意志，对九江银行和华融瑞通的异议不予采纳。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是否过高四家公司资产严重混同，且区分资产及负债的成本过于高昂，将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理由如下：第一，根据陈秋途和李勇的访谈记录，上海华信和海南华信作为“华信系”企业的主要融资平台，所融资金被中国华信统一使用和调配。上海华信和海南华信大量资金通过华信财务被中国华信占用，四家公司的财产客观上无法区分。第二，四家公司之间互相记载的应收和应付金额不匹配。以华信财务为例，截至2019年3月，其账面记载的对中国华信、上海华信和海南华信应收款项累计发生额分别为24,553,575,479.33元、752,384,688,515.53元和126,540,336,950.28元，而三家公司账面记载的对华信财务应付款项累计发生额分别为24,562,889,321.04元、776,271,054,355.76元和131,927,548,975.64元，互相之间存在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资金调配的账面记载形式为四家公司之间互负巨额债务，但是经第三方德勤公司核查，并没有从财务账簿记录中发现相关合同或者文件予以佐证，往来款项的性质难以确定，互负债务的基础事实不清，无法判断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三、适用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是否有利于债权人整体利益第一，关于关联关系的滥用是否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对于上海华信和海南华信的债权人而言，因“华信系”企业内部关联关系滥用导致的财务混同，使得两企业作为“华信系”企业主要融资平台对外负有巨额债务。两企业作为持股平台，自身仅持有对外投资公司股权或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不直接持有实物资产。由于“华信系”企业整体己停止经营，上海华信和海南华信所持有的公司股权或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价值必然大幅贬损，加之账面虚挂的对中国华信及华信财务的应收款项实际无法收回，如对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分别适用单个破产程序，必将极大地影响债权人的清偿率，因此关联关系的滥用已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中国华信作为决策平台，自身并无实物资产，其对外股权因“华信系”停止经营亦大幅贬损，债权人利益同样因前述不当关联关系受损。华信财务作为“华信系”企业的资金池及转账平台，中国华信直接或通过华信财务间接对上海华信与海南华信的资金进行统一管理及调拨，其账面记载的对中国华信、上海华信和海南华信巨额应收款项缺乏真实交易关系，不具有追偿的可能性，其债权人的清偿利益亦因不当关联关系严重受损。第二，关于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是否有利于债权人利益。通常来讲，债权人受益标准的判断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实质合并有利于所有债权人，即不会造成任何债权人损失；其二是实质合并产生的利益大于其造成的损害，即对部分债权人而言，实质合并会带来损失，但其损失不会超过其他债权人或整体债权人可从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程序中获得的收益，该种情况下，须从损失合理性、公平性等方面进行利益权衡后作出判断。适用实质合并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使四家公司财产归集后，由合并后的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负责四家公司对外债权清收和财产取回，四家公司的债权人在同一程序中按照法定顺序受偿，有利于确保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另一方面使四家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将节约大量时间、人力、财务成本。此外，通过实质合并破产清算，还有利于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准确核查四家公司的资产及负债，以及从整体上安排债权申报、债权审查、审计评估、资产调查、资产处置、召开债权人会议等工作，大幅提升破产程序效率，切实保障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异议人华融瑞通认为，中国华信在资产、资金统一管理调配上造成各关联企业之间存在一定混同，但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可通过财务账册厘清各主体资产，特别是海南华信对外资产为经公开工商登记的股权，可实现区分。无合同、财务凭证的账面记载占到整体债权债务的一小部分，不能因小部分存在争议就径行对“华信系”企业合并破产清算。对此，上海三中院认为，首先，由德勤公司提供的《专项检查报告》系基于对拟纳入实施合并破产清算四家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及财务情况进行检查，继而得出丧失财务独立性的结论，该结论由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作出，德勤公司工作人员在出席听证会回答各方质询时明确陈述“无法查明，无法区分，凭证仅有银行流水，无合同交易凭证”。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对专业机构出具的《专项检查报告》结论予以认可，对华融瑞通的上述异议不予采纳。无论从破产程序公平清偿的角度，还是从提高“华信系”破产效率和债权人整体清偿率的角度，都无法得出单独区分海南华信对外股权投资有利于债权人利益的结论。异议人北京佳隆认为，在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未充分披露三家公司资产负债情况的前提下，实质合并破产清算势必影响众多海南华信债权人利益。海南华信持有的海南石油基地6.67%的股权，不加区分的采用实质合并破产方式将严重影响北京佳隆的利益。对此，上海三中院认为，首先，在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情形下，不排除部分企业债权人清偿率可能降低的情况，但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各“华信系”关联企业之间的不当关联关系，亦即正是基于海南华信对外持股和获得资产系统一调配和安排的结果，所以海南华信的债权人在单个破产清算程序下可能获得高于其他“华信系”企业的清偿率。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正是对该种不当滥用关联关系的矫正，是清理债务公平公正宗旨之所在。其次，实质合并衡量的是全体债权人的整体利益，而非个别债权人的个体利益。适用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的前提并非要确保每一位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均高于分别破产时，而是指不明显损害或有益于大多数债权人利益。如从损失合理性、公平性等方面权衡整体债权人利益后，实质合并破产清算仍作为与法律后果、成本收益相匹配的程序，则应依法适用该程序。第三，根据现有资料和初步调查结果，除四家公司外，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将继续追回不当转移至其他“华信系”企业的资产，故将四家公司纳入实质合并范围，有利于今后“华信系”企业资产整体处置并进一步提升全体债权人利益。多名异议人异议的原因在于其债权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而被“叫停”，但是破产清偿程序是集中清偿程序，企业破产一旦受理，个别执行即应中止。异议人以个别执行为由提出异议，本身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之规定，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四家公司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情况，符合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的条件。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实质合并申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准许。企业成员中，核心控制企业中国华信已由上海三中院裁定受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本次被申请的四家关联企业的实质合并破产清算应由上海三中院管辖。华信财务作为“华信系”内部的资金归集、调配和结算平台，账面虽记载了对其他“华信系”企业的应收、应付款项，但无合同等基础真实交易关系凭证。鉴于华信财务完全受制于中国华信，严重丧失独立法人人格，基于实质合并将其一并纳入破产程序。据此，上海三中院依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之规定，裁定对中国华信、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华信财务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经审查，对于上海三中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企业破产法有关破产清算的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单个破产企业如何进行破产清算，并未规定不同企业合并破产清算。人民法院在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时，既要通过实质合并审理方式处理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关系，确保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也要避免不当采用实质合并审理方式，损害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以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关于九江银行的复议理由，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四家公司在公司人员、经营管理、资产财务、债权债务等方面持续高度混同，严重丧失法人意志独立性和财产独立性，四家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其次，上海华信、海南华信和华信财务在财务管理及决策上均受中国华信统一管控和审批，在资金来源及处分上均由中国华信统一调配和使用，相互之间有大量资金调拨及无偿担保等行为，并有大量资金被中国华信占用。四家公司之间互负巨额债务，但又缺乏相关合同或业务凭证，无法区分交易的性质和实际使用的公司，难以对债务的基础事实作出准确判断。因此，四家公司的财产客观上无法区分，单独清算存在资产负债区分成本过高的困难，影响债权人合法权益。再次，九江银行认为实质合并破产清算会损害其利益，但其所主张的在海南华信、中国华信单独破产清算程序下可能获得的高清偿率，实际来源于中国华信对各“华信系”关联企业在经营决策、资金或财产调配等方面的统一安排以及不当滥用关联交易。若对四家公司分别破产清算，必然由于互负债务、关联担保等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影响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实质合并破产清算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四家公司的资产和对外债务，有效解决企业运用关联交易逃废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合并清算后，四家公司之间互负债务抵销，债权人以合并后的资产按法定程序公平受偿，能保护绝大部份债权人的利益。同时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有利于降低清算成本、提高清算效率，保障包括债务人、全体债权人在内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公平，从而实现整体上的公平。最后，九江银行对海南华信的债权虽已进入执行阶段，但上海三中院在2020年1月10日已裁定受理了海南华信的破产清算申请，个别执行即应中止。实质合并破产清算不会否定生效裁决的效力，不存在损害司法权威的情形。综上，四家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不具备分别破产清算的法律基础，上海三中院裁定四家公司合并破产清算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九江银行的申请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3破9号之一民事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壮春晖审 判 员 陆 烨审 判 员 俞 佳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胡晓萌书 记 员 胡晓萌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