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45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盛伟，男，196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菊华，女，195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维敏，湖南三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利青，广西汇豪（昭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谢蔚，女，1972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上诉人盛伟因与被上诉人盛菊华、原审被告谢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7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盛菊华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盛菊华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是错误的，盛伟已经完成了盛菊华的委托要求，盛菊华无权解除委托合同关系。《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了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任意解除权，即均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对于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限定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则不再享有任意解除权。本案中，盛菊华要求盛伟返还投资款，实际就是请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盛菊华向盛伟委托的事务是一次性的投资事务，投资一旦完成即不可逆转，在盛伟已经将委托事务完成的情况下，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盛菊华不能再要求解除合同。何况，盛伟不存在违背诚信原则，损害盛菊华利益等导致委托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根本违约行为。二、盛菊华无权要求盛伟返还投资款。盛菊华的投资款已经转化为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的股本金，盛伟并没有持有该投资款。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故盛菊华无法向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请求返还股本金。同理，盛菊华亦不能向盛伟主张返还该20万元的投资款。盛菊华辩称：一、盛伟在庭审时已承认其以自己的名义将盛菊华的款项投入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投资期限为“5+2”。2018年8月31日，投资期限由原存续的“5+2”年的基础上，再延长了2年。在本案中，盛伟以其自己的名义为盛菊华投资的行为一直持续至今，盛伟并未完成盛菊华的委托要求。且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但本案中的盛伟一直未向盛菊华报告委托事项的处理情况，也未向盛菊华报告过委托事务的结果，盛伟亦未与盛菊华办理投资变更的手续。因此，本案盛菊华委托盛伟的委托事务未完成，双方的委托合同仍未履行完毕，盛菊华当日享有任意解除权。二、本案盛菊华与盛伟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作为受托方的盛伟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四百零一条规定履行委托人的相关义务。结合本案客观事实，盛伟将盛菊华的款项投入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时，从未向盛菊华披露过涉案20万元款项的去向，投资后亦未向盛菊华披露过投资款的盈亏情况；在投资期限5+2到期后再延期2年期限时未告知盛菊华，也未征得盛菊华的同意。盛伟未向盛菊华履行报告义务和披露义务，擅自将盛菊华的投资款延期的行为，违反了合同法规定，损害了盛菊华的合法权益。三、盛伟的行为违背了诚实守信原则，故意隐瞒投资信息，已严重违约，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必要。四、盛伟投资的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投资项目原存续期为“5+2”年，盛伟最迟应于2018年6月向盛菊华退还涉案的20万元投资款，但盛伟未向盛菊华退款，未履行退款义务。且根据一审时盛伟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盛伟对盛菊华作出了退款承诺，盛伟也应当按照约定履行退款义务。盛菊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盛伟向盛菊华退款200000元；二、谢蔚对该退款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盛伟、谢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盛菊华与盛伟系姐弟关系。2011年6月15日，盛菊华向盛伟转账汇款90000元，2011年6月16日，盛菊华向盛伟账户存入款项110000元。盛伟一直未将上述款项退还给盛菊华，盛菊华曾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盛伟、谢蔚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7日作出的（2018）湘0103民初256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盛菊华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与盛伟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并以此驳回了盛菊华的诉讼请求，该份判决书同时认为，“根据盛菊华提交的其于2015年12月24日与盛伟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盛菊华向盛伟支付该笔款项是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以该笔款项交付给盛伟进行投资，并希望盛伟能够带着盛菊华及其他亲戚共同赚取投资的收益，后盛伟也确实于2011年6月20日将款项投入到长沙市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进行投资。”2011年7月18日，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出具的出资证明书载明盛伟出资700万元。2018年8月31日，载有股东盛伟签字确认的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会议决议载明：鉴于“华鸿芙蓉”的实际情况，同意在原存续期5+2年的基础上再顺延两年，两年期满后再行商议。一审庭审中，盛伟承认盛菊华向其转账的20万元实际以盛伟的名义用于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投资，亦承认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会议决议前及决议形成后，其未向盛菊华征求过意见或披露过决议内容，亦未向盛菊华退还20万元。经一审法院释明，盛菊华要求解除与盛伟的委托投资关系。另查明，盛伟与谢蔚系夫妻关系，于2000年3月3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盛菊华向盛伟转账20万元，希望盛伟进行投资，并为其赚取投资收益，盛伟也将该笔款项实际用于长沙市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进行投资。盛菊华、盛伟双方虽未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但实际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盛菊华为委托人，盛伟为受托人。盛伟应及时向盛菊华披露20万元受托投资款的盈亏情况，盛伟投资的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投资项目原存续期为5+2年，盛伟最迟应于2018年6月30日向盛菊华退还相应的投资款。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会议决议时确定该项目在原存续期间5+2年的基础上再延续两年，盛伟对此并未向盛菊华披露，盛伟在盛菊华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盛菊华的投资款延期2年，没有履行受托人向委托人征求意见并及时披露信息的义务，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对于盛菊华要求解除与盛伟的委托合同关系并要求盛伟退还2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盛菊华诉请的债务发生于盛伟与谢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款项系盛菊华委托盛伟进行投资的款项。并非用于盛伟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产生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本案中盛伟的债务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盛菊华诉请谢蔚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盛菊华与盛伟的委托合同关系；二、限盛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盛菊华退还200000元；三、驳回盛菊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盛伟提交了新证据即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出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项目一直在存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盛菊华质证认为，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盛伟与该项目有利害关系，不能证明是拿钱用于投资，不能达到盛伟的证明目的。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审理焦点一是盛伟与盛菊华之间的委托合同是否已经履行完毕；二是盛伟是否向盛菊华妥善履行了委托事务的报告义务，如盛伟未妥善履行该义务，是否应解除与盛菊华的合同并向盛菊华退还投资款。关于焦点一。本案中，盛菊华向盛伟转账20万元委托盛伟进行投资，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盛伟将资金投入到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后，该项目至今仍存续，未进行结算，也未进行分红，盛伟作为受托人仍对盛菊华负有法律规定的义务，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仍在持续。盛伟上诉认为其与盛菊华的委托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盛菊华不享有任意解除权的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长沙华鸿芙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会议决议确定该项目在原存续期间的基础上再延续两年，属于委托事项中的重大事项，对此，盛伟作为受托人应当如实向委托人盛菊华报告该情况，盛伟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未将此事告知盛菊华，可以认定盛伟未向盛菊华妥善履行委托事务的报告义务。受托人未尽报告义务的法律后果，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从基本原则出发，受托人报告是使委托人了解委托事务状况的必要，若受托人应报告而未报告，那么委托人不了解委托事务，也无从判断自己的权利义务状态如何，此时委托人要求解除合同，不可归责于委托人。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盛伟未尽受托人的报告义务，判令解除盛菊华与盛伟的委托合同并由盛伟返还盛菊华20万元，并无不当。综上，盛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盛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孟庚秋审判员  邓 浩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彭伟康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