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45828号原告：沈琪，女，1985年1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被告：上海星源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唐卫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志刚，男。原告沈琪与被告上海星源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琪，被告上海星源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志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1.2018年6月1日至同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人民币27,824元(币种下同)；2.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工资69,566.83元；3.2019年2月26日至同年7月18日期间的生育生活津贴差额46,432.1元；4.2019年7月19日至同年8月31日期间的哺乳期工资17,103.45元；5.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5,000元。审理中，原告变更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56,635.83元。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17年3月1日起至被告处工作，担任规划师，双方签订有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的工资为每月5,000元，但原告实际工资为15,000元，由被告每月分两笔发放至原告工资账户中。2018年6月1日至同年7月31日、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被告均未正常向原告发放工资，并从2019年1月起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故原告被迫于2019年9月1日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同时，原告于2018年5月怀孕，并于2019年2月26日生产。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生育生活津贴差额及经济补偿金。原告为上述事项申请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被告上海星源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辩称：1.关于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请，被告确实未支付原告在上述期间的工资，同意按照原告月工资5,000元的标准予以支付；2.关于第三项诉请，原告在该期间系休产假，已经享受了生育生活津贴，不存在差额；3.关于第四项诉请，原告未向被告申请过哺乳假，也未到岗工作；4.关于第五项诉请，原告系自行离职，之后未到岗工作。综上，被告无需支付原告第3-5项诉请中的金额。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北京市户籍从业人员。2017年3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期限自当日起至2020年2月29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三、工作地点和内容。乙方……主要从事规划师岗位工作。……五、劳动报酬。第一条工资的计算日期为每月1日至月底，由甲方于次月15日以工资卡转账的形式支付乙方上月工资。第二条乙方试用期间的基本工资5000元/月；试用期满后，乙方的基本工资5000元/月……”。原告于2019年2月26日生育，其产假期间为2019年2月26日至同年7月18日，共计143天，原告按照5,259元的标准领取了生育生活津贴，共计25,067.90元。2019年9月1日，原告向被告寄送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载：“……但因贵单位对本人存在如下严重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1、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拖欠工资。2、自2019年1月起至今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故本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通知贵单位于2019年9月1日起被迫正式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要求依法补缴本人2019年1月至今的社会保险费用及住房公积金，补发所拖欠的所有工资并且补发产假期间生育生活津贴差额及支付本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个月的工资)……”。2019年8月19日，原告以本案讼争等事项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静劳人仲(2019)办字第2415号裁决书，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及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0日期间的工资31,379.31元；对原告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裁决，遂诉至本院。另查明，被告未支付原告2018年6月至同年7月、2018年10月及之后的工资，亦未缴纳原告自2019年1月起的社会保险费。原告于2019年9月16日办理了外来从业人员退工手续，用工终止日为同年9月1日。原告为证明其诉称意见，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劳动合同，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且双方约定被告每月支付原告实际工资为税前15,000元；2.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原告的工资情况，原告实际工资为税前15,000元，其中试用期为税前12,000元，且被告未支付原告2018年6月至同年7月以及2018年10月及之后的工资；3.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表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5,000元+绩效工资10,000元，分两笔发放，其中绩效工资不需要交金扣税，但是会有事假、病假等扣款事项，导致每月的实发金额略有差异，且工资表所列的实发金额与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的是一致的；4.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证明被告自2019年1月开始未给原告缴纳社保，后经原告交涉，被告承诺会补缴，但是至今未履行；5.案外人袁某某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袁某某作为被告的前员工，其工资也是分两笔发放，相关金额与原告提交的工资表中的金额是一致的，可证实该工资表复印件是真实的；6.案外人袁某某与被告的仲裁裁决书，证明仲裁裁决被告根据调解协议书支付袁某某2018年6月1日至同年7月31日的工资23,161.42元，该金额与工资表复印件中显示的袁某某在上述两月的实发金额一致；7.生育医学证明及两份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核定表，证明原告的生育情况，其按照5,259元的标准领取了生育生活津贴；8.原告与案外人赵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被告春节放假的期间为2019年2月4日至同年2月24日；9.请假条复印件，证明原告休产假和哺乳假都是办理了请假手续，并填写了请假条上交被告，以往请假条上也只有部门主管审核签字，原件均由被告保管；10.两段电话录音，证明原告先后向被告的副总唐舒闻、部门主管陈继平就休哺乳假事宜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11.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快递面单及物流信息截图，证明因被告长期拖欠工资和社保，原告被迫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合同；12.录用通知及电子邮件截图、网上类似岗位的薪资待遇截图、技术职称证明材料，证明原告工资标准不可能仅是5,000元，实际为15,000元；13.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被告对证据1、2、4、7、8、11、1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据1、2的证明目的，原告工资为劳动合同约定的税前5,000元，被告转账给原告的其余钱款并非工资，而是报销款；对证据5、6、10、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案外人袁某某的银行交易明细及相关仲裁裁决书与本案无关，且被告每月转账给袁某某的另一笔钱款亦为报销款，仲裁裁决被告支付的钱款金额系根据双方之前所签的调解协议书确定；对证据3、9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因工资表复印件既无公司盖章又无相关人员签字，无法确定真实性，另外认可请假条的样式，以及原告休产期的期间为2019年2月26日至同年7月18日，但不认可其上“陈继平”的签名，因陈继平本人已离职，无法核对该签名的真实性。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银行交易明细、工资表复印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生育医学证明及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核定表、请假条复印件、电话录音、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等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三点：1.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其中涉及原告是否获得被告批准享有哺乳假；2.原告的工资标准；3.原告是否有权主张经济补偿金。本院依次评判如下：第一，关于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庭审中，原告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但被告辩称原告于同年7月18日休完产假，之后未再回到被告处工作，被告未批准原告可以继续休哺乳假，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为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18日。本院认为，结合原告提交的请假条复印件、电话录音，原告为申请哺乳假，通过电话先后向被告处的副总及部门主管提出申请，并得到口头批准，后其又填写请假条交给被告，虽然该请假条复印件“审核意见”栏处只有部门主管签字，但是通过比对以往请假条复印件(如产假请假条)，“审核意见”栏处亦只见部门主管签字。被告认可请假条复印件的样式，但是不认可部门主管签字的真实性，并辩称“审核意见”栏处缺少人力资源部和总经理的签字，因此被告并未批准原告哺乳假。考虑到请假条原件由被告保管，但是被告在本院明确告知的期限内，既未提交请假条原件证明获批的请假条上“审核意见”栏处均有部门主管、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签字，亦未对该份哺乳假请假条上部门主管的签字申请笔迹鉴定，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此前已明确告知原告双方劳动关系于原告产假结束后即解除，故被告关于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之日以及哺乳假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该份哺乳假请假条复印件，本院予以采信，并据此确认原告申请哺乳假已获批。根据《上海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的相关规定，女职工按规定享受哺乳假，应作出勤对待，再结合原告提交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及原告办理退工手续的时间，本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第二，关于原告的工资标准。结合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工资表复印件可知，2017年4月15日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账户有一笔金额为10,414.28元的入账，摘要为“其他代发工资”，原告陈述该笔转账为被告支付2017年3月份工资，因该月原告尚在试用期，故原告工资为税前12,000元。庭审中，被告对该笔工资的金额为何会超过劳动合同中约定的5,000元表示无法说清，需要庭后予以核实，但在本院明确告知的期限内始终未提交任何书面意见。此外，自2017年5月起，被告每月基本上是分两笔向原告招商银行账户进行转账，其中一笔金额4,000元左右的转账摘要为“工资”，另一笔金额9,800元左右的转账摘要为“报销”、“工资”或“差旅”，但在2018年9月，被告有且仅有向原告转账了一笔13,116.95元，摘要为“报销”。对此，原告陈述双方曾约定原告实际工资为税前15,000元，被告出于避税目的在劳动合同中将原告的基本工资约定为5,000元，但事实上被告每月分两笔转账发放原告工资，一笔是5,000元的基本工资，另一笔是10,000元的绩效工资，均为税前，其中绩效工资无需交金扣税，但会有事假、病假等扣款事项，导致原告每月绩效工资实得金额略有差异。被告辩称原告的工资为劳动合同约定的税前5,000元，每月另一笔金额9,800元左右的转账为报销款，并非工资，至于其中摘要为何备注为“工资”，被告的解释是财务人员打款时备注错了，实际为报销款。本院认为，根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二年以上备查，但被告当庭不仅无法合理说明相关转账的性质，还明确表示无法提供工资单原件，对于转账系报销款的解释亦未提供证据佐证，原告对此也不予认可，故对于被告的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对每月绩效工资的实得金额存在略微差异的解释，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院确认原告的月工资标准为税前15,000元。被告当庭承认未支付原告2018年6月和7月、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工资，现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8年6月1日至同年7月31日、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工资，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经核算，被告应支付原告2018年6月1日至同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27,824元，以及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56,635.83元。关于生育生活津贴差额。本院认为，女职工生育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产假。对已经参加本市城镇生育保险的女职工，产假期间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因此，女职工领取生育生活津贴与其原工资性收入的差额，用人单位应当予以补足。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原告的产假期间为2019年2月26日至同年7月18日，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按照被告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5,259元核定并发放原告产假期间的生育生活津贴共计25,067.90元。本院已认定原告的月工资标准为税前15,000元，因5,259元的标准低于原告产假前的工资标准，故对于差额部分依法应由被告补足。现本院按照15,000元的标准核算原告的生育生活津贴差额，经核算，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生育生活津贴差额46,432.1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2019年2月26日至同年7月18日期间生育生活津贴差额46,432.10元(税前)。关于哺乳假工资。根据《上海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相关规定，女职工生育后，若有困难且工作许可，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单位批准，可请哺乳假六个半月，哺乳假工资按本人原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发给。本院已在上文确认被告批准原告休哺乳假，故原告主张2019年7月19日至同年8月31日期间的哺乳假工资，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经核算，被告应支付原告上述期间的哺乳假工资16,695.65元(税前)。第三，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被告未支付原告2018年6月至同年7月、2018年10月及之后工资，亦未缴纳原告自2019年1月起的社会保险费，被告对此确认，证实被告存在欠薪事实。被告辩称其法定代表人唐卫国因涉嫌刑事犯罪于2019年4月被公安机关逮捕，公司Ukey被唐卫国带走，导致被告无法支付员工工资和缴纳社保，被告也口头告知过员工上述情况。对于被告的辩解意见，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同时，根据原告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被告发放了原告2018年8月、9月的工资，却无正当理由一直拖欠同年6月、7月、10月及之后工资至今，时间长达一年多，足见其欠薪程度之严重。现原告以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据此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被告应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经核算，被告应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3,956.51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星源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琪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27,824元；二、被告上海星源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琪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56,635.83元；三、被告上海星源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琪2019年2月26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的生育生活津贴差额46,432.10元(税前)；四、被告上海星源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琪2019年7月19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的哺乳假工资16,695.65元(税前)；五、被告上海星源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琪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3,956.5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上海星源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谢 威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钱明轩书 记 员  钱明轩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