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42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艳萍，女，汉族，1965年3月10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宛生，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航，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省频特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高新区翠竹街1号77幢1单元6层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86231264E。法定代表人：董付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萍，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文芳，河南互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艳萍因与被上诉人河南省频特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频特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民初33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本案由李剑锋独任审理。上诉人魏艳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宛生、李旭航，被上诉人频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萍、常文芳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艳萍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民初3389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改判驳回频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频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存在逻辑错误，查明事实部分和判决事项均是先假定30万元为借款而作出的。一审法院仅凭频特公司单方标注为借款用途的民生银行转账凭证，认为双方存在借款事实，进而认定该30万元为借款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魏艳萍的抗辩内容并非属于上述规定中的“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也无法确认魏艳萍收到涉案30万元具有其他合法依据，即认定魏艳萍与频特公司借款法律关系成立，显然错误。2、魏艳萍不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涉诉的30万元是时任频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兰军锋，为了使频特公司获取焦作中旅银行贷款，向案外人李海龙支付的协调费及好处费，实际收款人是案外人李海龙，魏艳萍仅仅是经手人。在前述资金流转过程中，频特公司接受高管兰军锋的指示，向魏艳萍转账30万元，魏艳萍仅仅是将这30万元协调费转交给案外人李海龙，不应该承担30万元偿还的义务，李海龙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应当由兰军锋或者频特公司对李海龙进行30万元协调费的追索。3、一审判决认定魏艳萍与频特公司借款关系成立错误，与事实不符。在一审中，频特公司提交的证据仅有中国民生银行转账凭证及单位账户对账单，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书面的能够证明借款关系成立的借款凭证。对此事实，一审庭审中，频特公司认可是受兰军锋指示，向魏艳萍转账。频特公司作为一个企业法人，向自然人转账30万元，按照正常的财务管理流程以及一般的常理，不应该也不可能不让魏艳萍出具任何形式的书面借款凭证。频特公司提交的单位账户对账单当中，摘要部分所标注的“借款”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除了本案2015年10月9日的六笔转账外，2015年11月9日、11月10日另有四笔转账，对方户名显示为“河南省频特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摘要部分标注为“借款”。频特公司向自己转账都可以备注为借款，更不用说对于魏艳萍的转账备注了。因此，仅仅转账备注是借款，不能认定借款事实成立。频特公司所述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30万元借款真实存在。魏艳萍对于30万元借款一直不予认可，并且在一审当中也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但一审法院径行认定借款法律关系成立，属于认定事实明显错误。4、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的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频特公司随时可以主张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对于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也是在先假设30万元性质为借款的前提下作出的认定。频特公司在一审当中没有能够提供任何借款合同、收据等书面凭证，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的借款是未约定借款期限的。兰军锋、魏艳萍和频特公司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的理性的主体，案涉30万元借款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口头约定利息二分，不约定借款期限，不出具任何收据，显然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和日常的生活经验。一审法院仅仅凭借频特公司所提交的转账凭证和对账单，即认定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成立，未约定借款期限可随时主张，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也是建立在先假定30万元是借款的基础之上的。在一审中，魏艳萍一直主张其没有从频特公司处借款30万元的事实，这一主张不属于“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情形，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法律问题规定》第17条的规定，因为本案根本不存在借款，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偿还之前借款或者是其他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法律问题规定》第16条规定，原告如果仅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主张之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在本案当中，频特公司对于借贷本身是否真实发生，没有作出合理的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应当结合借贷的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以及交易的方式、交易的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相关的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因此，单方标注为借款用途的转账凭证不能证明30万元借款关系成立，频特公司除了其所提交的转账凭证之外，还应当提交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真实存在30万元借贷关系的其他证据。一审法院也应当结合着借贷的金额、款项的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习惯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三、一审法院适用程序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法律问题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如前所述，涉案30万元并不是魏艳萍从频特公司处所借的30万元，而是频特公司按照其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的指示，自愿支付给李海龙的协调费。因此一审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综上，请求驳回频特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频特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本案频特公司与魏艳萍双方之间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频特公司于2015年11月9日，通过民生银行将30万元借款分六笔、每笔5万打入魏艳萍的工商银行账户，且每笔转款用途一栏均明确标注为借款。本案魏艳萍和频特公司分别作为借款人和出借人，双方之间关于借款的意思表示一致、真实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魏艳萍在六次收到频特公司转给其的款项时，均未提出过所收款项并非借款的异议，而是直接取出使用，也证明了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魏艳萍对收到的转款性质为借款是认同的。同时根据频特公司认可的、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魏艳萍确定、足额地收到了频特公司转给其的30万元款项。一审中，魏艳萍还陈述其将30万元取出交给了案外人李海龙，李海龙是魏艳萍丈夫的亲兄弟。即使魏艳萍所述是事实，魏艳萍将30万元取出并转交自己亲属的行为也是魏艳萍对自己30万元借款的自由处分行为，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频特公司无权干涉。这种行为也不影响频特公司与魏艳萍之间已经形成的借贷法律关系。频特公司在一审中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债权凭证，也就是借款交付的银行转账凭证，同时还提供了出借款项当时的会计记账凭证。该30万元的六份银行转账凭证上均注明为借款的用途，与会计记账凭证中记载的支出款项为借款是统一的，能够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了本案30万元为借款的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魏艳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在判决中适用的法条及法律规定都是正确的。本案中，频特公司与魏艳萍之间仅存在借款达成合意后，频特公司按照魏艳萍的指示完成借款的交付，双方形成的法律关系就是因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借贷法律关系，不存在其他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关系。魏艳萍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频特公司之间还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频特公司与魏艳萍订立的是口头借款协议，未约定借款期限，口头约定了两分的利息，由于频特公司无法完成有关利息约定的举证，所以在一审中，频特公司已经放弃了主张借款期内的利息。依照法律规定，只要求魏艳萍按照年利率6%支付从起诉之日开始到清偿完毕为止的逾期付款利息，频特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魏艳萍在对借款认同并使用后因自身原因在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否认基础的借贷法律关系，其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并无不妥。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魏艳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魏艳萍的上诉请求。频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魏艳萍立即偿还借款3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魏艳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1月9日，频特公司（账号69×××**）向魏艳萍（账号62×××**）分别转款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共计30万元，用途均为其他合法款项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频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中国民生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事实。魏艳萍辩称，其从未从频特公司处获得过该30万元的借款，频特公司所诉30万元不是其出借款，而是自愿支付给案外人的协调费。魏艳萍的抗辩内容并非属于上述规定中的“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一审法院也无法确认魏艳萍收到涉案30万元具有其他合法依据，一审法院认定，频特公司、魏艳萍之间借款法律关系成立，但未约定借款期限与利息。频特公司随时可以主张，故频特公司诉请判令魏艳萍偿还借款3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魏艳萍并应自2019年10月2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款之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魏艳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频特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9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已减半收取），由魏艳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魏艳萍提交××例一份及（2016）豫0191民初10783判决书一份，病例证明案外人李海龙本人已经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兰军锋已无法向李海龙主张还款。判决书证明李海龙应向其他公司支付代偿款743万余元，李海龙现在已经没有了偿还能力。前述两份证据拟共同证明，频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兰军锋，利用其之前的魏艳萍并不知情的转账凭证，以频特公司为原告，以魏艳萍为被告提起虚假诉讼，应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是改判驳回频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证人魏某证明魏艳萍从来没有从频特公司处借款，其所收到的30万元是兰军锋支付给李海龙的居间费用，魏艳萍仅仅只是上述款项转款过程中的经手人，而不是借款人。魏艳萍的银行卡在收到30万元后，随即被取现，而后由证人魏某本人将该30万元现金交给了李海龙，李海龙所签署的收条，收条内容本身也是由证人魏某所书写、李海龙签名的。频特公司的质证意见是：××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例不能证明兰军锋无法向李海龙主张还款。兰军锋与李海龙没有任何关系，与本案无关。（2016）豫0191民初10783判决书与本案也没有任何关系。本案中李海龙是否有偿还能力没有任何意义，频特公司的款项借给了魏艳萍而不是李海龙。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证人想要证明的事项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即使是前述事项为真实，也是魏艳萍对30万元借款的处分行为。另外，该证言中涉及到一份三方承诺书，该承诺书与频特公司没有任何关系，频特公司不知也没有参与，上面没有频特公司的签章。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涉案30万元当天从魏艳萍银行卡中取出交给案外人李海龙，李海龙并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今收到兰军锋、魏艳萍现金叁拾万元整（￥300000.00），此款用于协调办理华侨担保、魏艳萍、兰军锋焦作银行授信贷款一事的前期费用”。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频特公司提交的30万元银行转账用途标注为借款，魏艳萍称其收到频特公司的30万元并非频特公司的出借款，同时结合频特公司的转款时间、魏艳萍银行卡取款时间、案外人李海龙出具的收条，以及频特公司庭审中称其系接到公司股东兰军锋通知后向魏艳萍转款的陈述和魏艳萍与兰军锋的通话录音，能够说明魏艳萍与频特公司之间并无借款合意，双方之间并非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现频特公司以民间借贷向魏艳萍主张权利，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魏艳萍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民初338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河南省频特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已减半收取），由河南省频特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河南省频特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锴审判员 李剑锋审判员 王 怡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张彩娟书记员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