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12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祝长国，男，196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南省潢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河南师大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秀荣（祝长国配偶），女，1966年3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南省潢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河南师大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林州市国家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李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岩，河南彰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邯郸市峰峰乾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保卫路。 法定代表人：李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崇义，河北精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祝长国、上诉人吕秀荣因与被上诉人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渠公司）、被上诉人邯郸市峰峰乾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2019）冀0406民初1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祝长国、吕秀荣上诉请求：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发还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切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过了诉讼时效没有法律依据。该案是一起建筑施工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判例，诉讼时效起算点是双方对涉案工程进行决算之日起开始计算。结合本案，截止到目前被上诉人也没有与上诉人进行决算。该工程施工完毕后，上诉人及其班组多次向当地政府上访，政府也多次协调解决。后来无果的情况下，政府要求红旗渠公司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为了安抚农民工，特意要求把“紧急反映报告”给上诉人一份以便向农民工兄弟解释。在此期间，上诉人多次向红旗渠公司项目经理侯天林催要（部分有录音佐证），侯天林解释官司尚未结束再等等。另外，上诉人所做的工程不是全部，上诉人完工后多次要求侯天林对涉案工程验收决算，但侯天林置若同闻，无动于衷，最后变更签证部分也不签字予以确认。本案起诉是在2017年5月份，因一审法院原因致使案件拖延至今。鉴此，该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上诉人对涉案工程量的的确认是按照施工图纸的面积，这个是被上诉人提供的，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上诉人的基础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应当负有举证义务。后来签证、变更部分因被上诉人红旗渠公司不予签字，所以起诉时没有计算在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面积，也应当依法向上诉人释明是否申请鉴定，况且上诉人主动提出。因此，原审法院在审理中程序违法。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红旗渠公司辩称，一、红旗渠公司不欠上诉人工程款。红旗渠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文化大厦“施工许可证”及“文化大厦竣工报告”，证明该项目总建设面积20166平方米。双方约定的施工承包单价为每平米310元，合同总款为6251460元。但长国公司施工的实际面积少于20166平方米，有部分工程没有做，包括主体、砌筑、抹灰、屋面项目中都有未做部分，故应从合同总款中扣减祝长国施工费651041元。扣除后应付款为5600419元。在2011年1月18日以前，红旗渠公司已实际支付长国公司工程款6146000元，并不欠其工程款，属于超付了工程款。红旗渠公司向法院提交的向祝长国支付工程款清单1张及收据16张可以证明。祝长国、吕秀荣自己向法院提交的邯郸文化大厦明细表，也证明其已收到6146000元，最后一笔付款时间为2011年1月18日。二、祝长国的起诉己超法定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诉讼请求。2009年6月22日，红旗渠公司与乾唐公司签订了峰峰文化大厦工程承包《协议书》，由红旗渠公司承包峰峰文化大厦建设施工。2009年7月19日，红旗渠公司与河南长国建设劳务有限公司（祝长国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下称：长国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动施工承包合同》，由其承包了文化大厦工程的土建施工。采用土建大清包形式。合同第八条结算方法及付款方式中约定：主体粉刷完工后付总完成工程量的90%，竣工验收合格后十日内付至总完成量的95%，余款一年内结清。之后，长国公司进场进行施工建设。该工程于2011年6月30日全部竣工，并交付乾唐公司使用。按合同约定，工程款付清之日为竣工后一年内即2012年6月30日之前。该时间也是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由于红旗渠公司并不欠长国公司工程款，长期以来长国公司从未向红旗渠公司说过工主张过工程欠款，直到2018年6月初红旗渠公司收到祝长国的起诉状。中间间隔已有近六年的时间。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在2014年6月30日之后就已超过，本案的起诉依法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三、祝长国、吕秀荣因延误工期，给红旗渠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在工程末期，乾唐公司于2011年1月1出具一份“峰峰文化大厦扫尾工程进度安排”，其上注明：文化大厦扫尾工程在3月30日前必须全部完成达到验收标准。否则每推迟一天罚款壹万元。长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祝长国作为实际施工承担人、责任人在该进度安排上签了字。由于实际施工人签了字，致使红旗渠公司的项目经理候天林也在该进度安排上签了字。同时按乾唐公司的要求在相同内容的一份保证书上签了字。但由于长国公司未能如期完成扫尾工程，延误到2011年6月30日交工，红旗渠公司被法院判决赔偿乾唐公司罚金970000元；赔偿乾唐公司因迟延竣工造成的经济损失1102097.4元。两项合计为2072097.4元。该损失系长国公司未能达到施工进度所造成，致使红旗渠公司蒙受了巨大损失，理应由祝长国、吕秀荣承担责任，向红旗渠公司进行赔偿。对此，红旗渠公司保留要求祝长国赔偿的权利。综上，祝长国、吕秀荣起诉本案无理，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其对红旗渠公司的诉讼请求。 祝长国、吕秀荣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红旗渠公司支付工程款合计173459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0年5月3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2.乾唐公司在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3.该案的一切费用由红旗渠公司、乾唐公司承担。 原审查明：2009年6月22日，红旗渠公司与乾唐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由红旗渠公司承包峰峰矿区文化大厦建设工程。2009年7月19日，红旗渠公司（甲方）与长国公司（乙方）签订《劳动施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名称：邯郸市峰峰区文化大厦。工程地点：峰峰区滏阳路临大街交叉口。工程采用土建大清包形式。承包单价以实际建筑面积为准（基础按地下室面积再增加一层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人民币310元，其中框架主体为220元，砌砖粉刷为90元。结算办法及付款方式为按节点进行结算付款，第一次按甲方付款节点付主体以每平方米220元支付实际完成工程量的80%工程款，以后每完成4层主体支付一次，支付实际完成工程量的80%工程款，主体封顶后付完成工程量的90%，砌体、粉刷每月完成4层工程量，支付其完成工程量的80%，主体粉刷完工后付总完成工程量的90%，竣工验收合格后十日内付至总完成量的95%，余款一年内结清。合同签订后，长国公司依约入场施工，2010年8月19日长国公司经新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准注销，长国公司核准注销时有且仅有祝长国和吕秀荣两位股东，祝长国和吕秀荣系夫妻关系。长国公司注销后由祝长国及其班组继续履行案涉合同的施工建设任务。合同履行期间红旗渠公司共支付祝长国及其班组工程款6146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长国公司与红旗渠公司签订《劳动施工承包合同》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自觉履行合同义务。长国公司经依法核准注销后，其权利义务应由其股东祝长国和吕秀荣继续享有和履行。祝长国和吕秀荣要求红旗渠公司支付工程款及相应利息，红旗渠公司辩称不欠工程款且已超付工程款，此时祝长国和吕秀荣应承担证明红旗渠公司拖欠工程款的举证责任。本案《劳动施工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单价以实际建筑面积为准”，祝长国和吕秀荣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工程的实际建筑面积，加之本案《劳动施工承包合同》中约定：“……竣工验收合格后十日内付至总完成量的95%，余款一年内结清……”，但对工程的工期和竣工时间没有约定，案涉工程的竣工验收报告载明竣工日期为2010年12月，红旗渠公司主张竣工日期为201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分别为二年和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祝长国、吕秀荣于2019年10月17日向该院提起诉讼，红旗渠公司提出诉讼时效届满的抗辩，祝长国、吕秀荣未提供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红旗渠公司主张过权利的证据，即祝长国、吕秀荣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祝长国、吕秀荣要求红旗渠公司支付工程款及相应利息并要求乾唐公司在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且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祝长国、吕秀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877元，由祝长国、吕秀荣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祝长国、吕秀荣提交了祝长国与红旗渠公司项目经理侯天林录音一份，是2012年至2016年每年通话情况。电话中询问了案件审理情况，在峰峰矿区政府协调下要求红旗渠公司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追求工程款，其证明目的：本案诉讼时效已中断。红旗渠公司针对上诉人的该证据质证称，不是新证据，不是原始载体，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录音不显示日期、时间，无法辨认通话人，不能证明祝长国在诉讼时效内向红旗渠公司主张过权利，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 二审中，除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外，双方当事人均无其他证据提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分别为二年和三年，结合双方所签订的《劳动施工承包合同》中的约定：“……竣工验收合格后十日内付至总完成量的95%，余款一年内结清……”，双方对付清工程款的时间有明确约定，因双方认可案涉工程的交工时间为2011年6月30日，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上诉人主张欠款的诉讼时效应自2012年6月30日开始计算。但上诉人自2011年1月18日收到红旗渠公司给付的最后一次款项后，至其起诉状落款时间2018年6月6日或一审立案之日的2019年10月17日已七、八年有余，而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该期间其曾向红旗渠公司主张欠款的有效证据，即上诉人证据不能有效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或延长的事实。因上诉人请求红旗渠公司、乾唐公司支付欠款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故一审驳回其一审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虽称，祝长国曾多次向红旗渠公司项目经理催要过欠款，并提供相关录音予以证明，并称上诉人曾于2017年5月起诉过红旗渠公司主张欠款。但经审查，上诉人提供的录音对话大部分为两人之间对另案进展情况的对话，并不能体现祝长国催要本案工程欠款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诉人以此证明其曾向红旗渠公司多次主张欠款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另外，上诉人虽称，因双方并未对工程进行结算，诉讼时效不起算。因双方在《劳动施工承包合同》中对付清工程款的时间约定明确，且上诉人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其在有效时效内向红旗渠公司催促结算或主张过工程欠款的有效证据，故其该辩称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880元，由祝长国、吕秀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玉剑 审判员  盖自然 审判员  聂亚磊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董 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