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1民终3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发，男，196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全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斌，安徽环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继东，安徽环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厚林，男，196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全椒县。上诉人刘永发因与被上诉人戴厚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2019）皖1124民初1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永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戴厚林对其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戴厚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其与戴厚林的借贷关系已经不存在。其与戴厚林之间合伙经营房地产项目,相互之间有资金往来,其大额资金往来都是通过会计支付,平时其并不过问。戴厚林提供的四张借条均是戴厚林在采用已经结算过的银行汇款记录,诱导其签署的阶段性结算凭证。经其查账,该四张借条所反映的借款，其与戴厚林双方已经结清,双方之间没有真实的借贷关系。1.戴厚林依据2016年11月28日戴厚林转给刘永发的600万元转账记录，证明500万元借款事实存在,但该转账记录附言载明:还款。此笔600万元转账记录是戴厚林归还刘永发借款600万元。刘永发一审中提供了于2016年7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借给戴厚林200万元、2016年7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借给戴厚林45.2万元、2016年11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借给戴厚林300万元以及陆续交付戴厚林部分现金,戴厚林向刘永发借款合计600万元。2016年11月28日戴厚林转给刘永发的600万元是归还刘永发600万元资金拆借。2.戴厚林提供的2017年12月15日400万元借条,刘永发已经归还。戴厚林依据2017年5月15日戴厚林转给刘永发的400万元的转账记录，证明借款事实存在。该笔400万元借款,刘永发于2017年12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戴厚林4416573元,付清2017年12月15日400万元借条载明的该笔借款。3.戴厚林提供的2018年9月4日300万元借条,刘永发已经付清该笔借款。戴厚林依据2017年8月4日戴厚林转给刘永发的300万元的转账记录，证明借款事实存在。该笔300万元款项,刘永发于2017年8月4日当天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戴厚林329万元,付清该笔款项。该笔300万元借条没有真实的借款关系。4.戴厚林依据2018年1月4日戴厚林转给刘永发的1000万元的转账记录，证明借款事实存在。该笔1000万元款项,刘永发于2018年1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戴厚林1000万元,付清该笔款项。该笔1000万元借条没有真实的借款关系。因此,戴厚林的与其之间的借贷关系已不存在。(二)戴厚林在一审中提供的汇款凭证与借据不能相互印证,戴厚林无有效汇款凭证双方之间借贷关系。一审认定的交易习惯和其与戴厚林之间的实际交易习惯并不相符,是错误的。(三)即使其与戴厚林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其与戴厚林双方之间借贷合法有效也是错误的。原审据此判决其支付利息也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第一、本案中戴厚林多次出借资金给刘永发,且数额特别巨大,按照相关司法解释,戴厚林不仅仅应当提供汇款凭证,还应当提供其资金来源、出处。然而一审法院对于戴厚林的资金来源、出处一概不予审查,显然是错误的。第二、本案中戴厚林多次出借资金给刘永发,且数额特别巨大,金额达到亿元,且前期利息达到月三分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2019)254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规定,戴厚林的行为完全符合职业放贷人法定条件,存在涉嫌刑事犯罪,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向有关部门移送审查。一审法院对戴厚林符合职业放贷人条件是明知的,却未向有关部门移送审查,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第三、一审法院将参加庭审旁听人员列为证人并对其进行调查,违反了法律规定。戴厚林系全椒县众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戴厚林控制了公司的财务账目,并利用公司与建设单位全椒县教育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机会，指示公司财务人员做假账,并起了个美丽的名称:传账。一审法院按戴厚林的要求为公司的财务人员制作了调查笔录(这些财务人员在一审法院前两次开庭时均全程参加了庭审旁听),但公司的财务人员作为本案的证人并未出庭接受质证,一审法院判决依据的全椒县众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相关的财务账簿、情况证明、全椒县教育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瑞景嘉园工程》清单及开票情况等相关证据未经专业机构审计、未经其当庭质证,一审法院就对公司账簿内容断章取义,对戴厚林控制的公司公然做假账的行为予以肯定,违背了法院审理案件的应遵循合法性、公正性,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程序违法。戴厚林辩称，1.戴厚林跟刘永发于2015年开始筹建瑞景嘉园开发项目，当时还有一个股东，后来那个股东的股份转给了刘永发。该项目的土地出让金是2005万元，是我一个人付的，款是打到土地局的，当时成立的公司叫众成公司，公司账都是挂在我一个人头上。土地取得后，我们公司从农商行贷款了1800万，刘永发和另一个股东都没有出资，我是出资的，他们俩要还我钱。实收资本金1500万，三个人都没有交，以上三笔账财务结算后，产生戴厚林个人欠公司10083146元(实际是所有股东欠的)，到2017年财务为了平帐，从架构未开票销售款中拿出125万元冲账的，下余欠款由戴厚林、刘永发两人均摊，各人应付公司4416573元，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欠条。2.2017年12月15日的400万借条是结利息之后转成的借条。2016年11月28日我转给刘永发600万，当天刘永发出具两张500万和95万的借条，只差5万元钱，后来又进行结算的。300万、500万和1000万三张借条都没有还钱。3.另外一个案件的700万及利息也都没还。我借给他的钱都是我自有资金，不存在从银行贷款再转贷给刘永发的事实，不存在我控制公司做假账的行为。其服从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公平判决。戴厚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永发偿还其借款本金2200万元及利息399.5万元（500万元×2.5%×7个月=87.5万元，400万元×2.5%×9.5个月=95万元，300万元×2%×7个月=42万元，1000万元×2.5%×7个月=175万元，以上利息暂结算至2019年3月31日，后期利息至款付清之日止）本息合计25995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永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7月30日，戴厚林和刘永发合作成立全椒县众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成公司）。2019年2月13日，众成公司法人由刘永发变更成戴厚林。2017年5月15日，戴厚林通过银行转给刘永发400万元，2017年12月15日，刘永发向戴厚林出具一张400万元借条，约定按月息二分五厘计息，后刘永发在该借条上添加“利息结至2018年6月15日”。2016年11月28日，戴厚林通过银行转给刘永发600万元，双方算账，刘永发于当日出具金额分别为500万元和95万元两张借条。2017年8月4日和2018年1月4日，戴厚林又分别通过银行转给刘永发300万元和1000万元。刘永发陆续结息还款，抽回借条，于2018年8月28日和2018年9月4日，刘永发重新出具三张借条金额分别为500万元、300万元、1000万元。其中300万元借条约定月息2分，500万元和1000万元借条约定月息2.5分。2018年9月9日，刘永发出具469.5万元借条，借条备注此款是2500万元利息款。戴厚林陈述该2500万元本金系上述500万元、300万元、1000万元，和另案诉讼的700万元组成。刘永发和戴厚林每人欠众成公司4416573元，2017年12月28日，刘永发通过银行转给戴厚林4416573元，当日戴厚林分别通过中国银行全椒支行和安徽全椒农村合作银行各转账4416573元至众成公司，还清两人欠众成公司的上述债务。众成公司开发瑞景嘉园工程，该工程由全椒县教育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教建公司）承建，刘永发挂靠教建公司是实际施工人。2018年1月18日和1月19日，众成公司分别转账1100万元和1050万元至教建公司账户，教建公司给众成公司开具2150万元的税票，在扣除开票税金1168095元后，于2018年1月18日将其中1000万元以工程款名义汇给刘永发，刘永发于当日将该1000万元转账给戴厚林，次日戴厚林将该1000万元转至众成公司账户；于2018年1月19日，将剩余10331905元汇给刘永发，刘永发分三次将10331905元转账给戴厚林。2018年2月28日，戴厚林用该款项以其子名义网签瑞景嘉园六号楼12间商铺，并将8891776元汇入众成公司账户，剩余一百多万元戴厚林直接给付众成公司。2019年3月至4月，上述12间商铺网签被陆续撤销。2018年12月12日，众成公司再次通过银行转账600万元至教建公司，教建公司给众成公司开具600万元税票，扣除345980元税金后，将剩余5654020元汇给刘永发，刘永发分别于2018年12月13日、12月14日、12月18日，四次共汇款565万元至众成公司。众成公司通过教建公司三次传帐开票金额共计2750万元。诉讼过程中，刘永发提供的加盖教建公司财务章的《瑞景嘉园工程》（刘永发）清单显示开票金额合计4729.35万元，上述2750万元也记载在该清单中，且开票的日期和金额与众成公司的账簿相互吻合。2019年2月4日，众成公司（甲方）与刘永发（乙方）签订《代付款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教建公司已支付乙方工程款1979.35万元，剩余17484287.52元由甲方代为支付（乙方应按教建公司的要求提供发票，否则甲方拒付），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再要求教建公司支付此款。2019年6月20日，戴厚林向该院申请查封刘永发在众成公司40%的股份（价值25995000元）或等同价值的财产。同日，该院作出（2019）皖1124民初122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刘永发在众成公司40%的股份（价值25995000元）或等同价值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刘永发、戴厚林之间就争议款项2200万元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一、从刘永发收回2016年11月28日两张借条、刘永发在2017年12月15日400万元借条加注利息结至2018年6月15日的内容，以及2018年9月9日刘永发出具2500万元利息款借条等事实可以证实，戴厚林与刘永发在经营众成公司过程中，刘永发向戴厚林借款，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戴厚林通过银行将借款转账给刘永发，刘永发出具借条，后刘永发还款或结算利息都抽回原借条重新出具新条据。二、刘永发2017年12月28日转账给戴厚林4416573元，戴厚林于当日通过两家银行各转4416573元给众成公司，用于偿还两人各自欠众成公司的款项，由众成公司账簿及戴厚林和刘永发的借条等证据证实。2018年6月15日，刘永发与戴厚林对该400万元借款利息进行结算，并由刘永发在该借条中进行备注。因此，刘永发辩称2017年12月28日转账给戴厚林4416573元，是还清2017年12月15日4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三、刘永发挂靠教建公司施工的瑞景嘉园工程，有三笔共2750万元款项是用于众成公司开具税票，具体流程是众成公司将上述款项打入教建公司，教建公司开具相应税票，在扣除相关税费后，将剩余款项打给刘永发，刘永发再自己转给众成公司或转给戴厚林由戴厚林转给众成公司。传帐开票2750万元由众成公司账簿及《瑞景嘉园工程》清单证实，且根据《瑞景嘉园工程》清单的开票总金额减去传帐开票金额后，也与《代付款协议》中教建公司已支付刘永发的工程款数额完全吻合（4729.35万元-2750万元=1979.35万元）。本案刘永发提供的2018年1月18日转账给戴厚林1000万元，就是众成公司2018年1月18日打给教建公司的1100万元传帐开具税票，扣除税费后，将余款1000万元转给刘永发，刘永发再转给戴厚林1000万元，戴厚林于第二天将该1000万元转给众成公司。因此刘永发以其抗辩已经还清1000万元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四、借条作为表明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刘永发理应知晓出具借条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双方合作过程中刘永发向戴厚林借款、还款、结算都重新出具借条。戴厚林提交的借条、转账记录及相关借条复印件、利息借条、公司账簿、《代付款协议》，及教建公司的《瑞景嘉园工程》清单已形成证据链，证明戴厚林与刘永发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刘永发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偿还借款。综上，刘永发、戴厚林之间就争议款项2200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刘永发应向戴厚林履行返还该借款义务。双方借条中约定月利率2.5%过高，本院调整为月利率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永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戴厚林借款本金22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其中1300万元利息自2018年9月5日起算、500万元利息自2018年8月29日起算、400万元利息自2018年6月16日起算，直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戴厚林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775元，由戴厚林承担6775元，刘永发承担165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永发承担。二审中，刘永发为支持其上诉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全椒农商行襄河支行、全椒农商行椒陵支行《关于戴厚林贷款的情况说明》各一份。全椒农商行襄河支行情况说明内容为戴厚林于2015年4月8日在我行抵押贷款150万元，该贷款已于2015年9月23日结清；全椒农商行椒陵支行情况说明内容为戴厚林于2016年1月18日至2018年2月28日分13次在我行共贷款1910万元，上述贷款多为一年期，已于2019年2月28日之前全部结清。刘永发认为上述贷款戴厚林大部分都转借给了刘永发，因此戴厚林存在高利转贷问题。证据二、2015年4月18日的银行转账流水、刘永发借条各1份。证明戴厚林以转贷牟利为目的，于2015年4月8日从全椒农商行襄河支行以月息9厘的利率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150万，在2015年4月18日以月息3.5分的高利转贷给刘永林240万。证据三、2016年11月24日银行转账流水1份。证明戴厚林于2016年11月23日从全椒农商行椒陵支行以月息9厘的利率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250万元，在2016年11月24日以月息3.5分的高利转贷给刘永发240万元。证据四、2017年1月22日的银行转账流水、刘永发借条各1份。证明戴厚林于2017年1月11日从全椒农商行椒陵支行以月息8厘的利率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470万元，加上其他银行贷款，戴厚林在2017年1月22日以月息3.5分的高利转贷给刘永发1000万元。证据五、2017年8月4日的银行转账流水、刘永发借条各1份。证明：戴厚林于2017年7月11日从全椒农商行椒陵支行以月息8厘的利率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470万元，戴厚林在2017年8月4日以月息3.5分的高利转贷给刘永发300万元。戴厚林质证认为：1.对刘永发调取的两份银行情况说明其不认可。2.对方调取我的银行账户流水清单，认为我从银行贷款后又借给了刘永发，我也不认可，如果刘永发讲我涉及刑事犯罪可以去举报我，但是本案无关。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一，戴厚林虽然从全椒农商行襄河支行、全椒农商行椒陵支行共贷款2060万元，但上述贷款戴厚林已于2019年2月28日之前已全部还清，该证据不能证明戴厚林从银行贷款是为了借给刘永发而实现高利转贷的目的。对刘永发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支持。对证据二至证据五，由于戴厚林从银行贷款的金额、日期与其转账给刘永发以及刘永发出具借条给戴厚林的金额、日期均不一致，故对刘永发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也不予支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永发应否偿还戴厚林2200万元及利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其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戴厚林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其提供了由刘永发出具的四张借条共计2200万元，并附有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在卷佐证，故本院依法确认借款本金为2200万元。刘永发上诉称其已通过银行偿还了戴厚林的上述借款，故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于刘永发在一审时提供的其偿还戴厚林借款的银行转账凭证内容来看，系刘永发与戴厚林的其他经济往来，具体理由一审已阐明，在此不再赘述。另外，刘永发于2018年9月9日出具给戴厚林469.5万元的利息借条，该借条上注明系2500万元借款的利息款，该2500万元借款就包括本案的2200万元借款，而刘永发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的日期均在2018年1月19日之前，故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刘永发借到戴厚林2200万元并且至今未还的事实。刘永发久拖不还，已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和相应的利息的违约责任。关于程序问题，刘永发上诉称戴厚林多次出借资金且数额特别巨大,戴厚林应当提供资金来源、出处。另外，戴厚林前期借款利息达到月三分五,其行为完全符合职业放贷人法定条件,存在涉嫌刑事犯罪,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向有关部门移送审查。刘永发与戴厚林于2015年合作成立众成公司，2019年2月13日之前，刘永发任众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永发作为实际施工人因经营需要从戴厚林处多次借款，戴厚林虽然从银行有贷款，但其已及时还清，不存在刘永发所述的戴厚林套取银行资金而用来高利转贷的问题。另外，戴厚林也不是向不特定多数人以发放贷款收取利息为职业，故本案戴厚林的出借行为不符合职业放贷人条件。一审法院对众成公司的相关知情人员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材料在庭审中出示，由双方发表意见，该程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刘永发以此作为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刘永发申请本院对其与戴厚林自2011年8月27日起至2018年12月21日银行往来账目进行司法鉴定的请求，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本案不存在对双方银行往来款项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故对刘永发的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刘永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0元，由上诉人刘永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 根审判员 张立涛审判员 贺 斌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宗 娟附处理本案有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