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9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奕燕，女，汉族，1983年11月11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俊，贵州丰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兴菊，女，汉族，1990年8月6日出生，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军，广西中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奕燕因与被上诉人刘兴菊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3民初1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奕燕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灵川县法院（2019)桂0323民初120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最终作出错误的判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支付30.3万给上诉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除了合作种植夏威夷果苗外，并无其他经济往来。被上诉人共计支付的合作经营款项是16.5万元，并非30.3万元。1、在2016年11月13日到2018年6月3日期间，被上诉人通过农业银行共计十次支付给上诉人的合作经营款项分别为：（1)2016年11月13日转款90000元，（2)2016年12月1日转款9000元，(3)2017年1月3日转款20000元，（4)2017年3月3日转款10000元，（5)2017年3月28日转款20000元，（6)2017年3月28日转款10000元，（7)2017年4月1日转款2000元，（8)2017年4月24日转款14000元，（9)2017年5月15日转款10000元，（10)2018年6月3日转款20000元；在其转第一笔款项后的第十天即2016年11月23日，被上诉人说自己家里急需用钱，要求上诉人转款40000元给其周转，作为对合作投资款的扣减，上诉人应允后随即转款40000元给被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实际支付的合作经营款项是16.5(20.5一4)万元。2、上诉人从未收到过被上诉人在2017年1月26日通过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的柜员机转款100000元。法庭询问其支付的这10万元有书面证据没有，被上诉人回答没有；法庭再行询问被上诉人：“24.3万元扣除4万元后，剩余20.3万元，现在你方说通过柜员机转款10万元，总款项就是30.3万元了，作何解释？”被上诉人并未明确作答，且上诉人对该款项也不予认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该质证陈述，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而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支撑的前提下，故意偏袒被上诉人，认定被上诉人在2017年1月26日通过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的柜员机转款100000元给上诉人，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12月14日，被告与原告协商并核对往来款项后，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属于事实不清。上诉人一人前往被上诉人指定的地点，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不签下被上诉人指定内容的《收条》，如何能认定双方是核对过的？被上诉人将上诉人转款给其的4万元，主张是其转给上诉人的，其自己提供的银行流水账，便能证实被上诉人的自相矛盾，至少在账目上没有经过核对。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未认可双方核对过账目往来，而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双方进行过核对。民事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在无证据证实已经核对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认定当事人双方已经对账目核对过，这不是明显偏听偏信、故意偏袒被上诉人吗？三、当事人之间并未就合伙事宜作了结，一审判决在无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就认定被上诉人已经退出了合伙经营，属于枉法认定，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的是返还欠款的借贷关系，一审判决却作退伙的认定，并就此认定双方从合伙关系转化为债权债务关系，但却又未将该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实体和程序的审理，其作出的认定显然是违法的，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四、本案属于合伙纠纷，当事人之间对合伙事实无争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伙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即使按照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审理，也应当根据被上诉人实际支付的款项返还。 被上诉人刘兴菊辩称：其在2017年1月26日通过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的柜员机转款100000元给上诉人，有银行凭证所证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兴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欠款200000元并支付利息2000元（利息计算至2019年6月1日，此后利息另计，直至还清为止）；二、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均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经协商后，达成了《口头合伙协议》，约定：二人合伙种植夏威夷果苗，原告出资，被告也部分资金，并负责租地和种植、管理等等。2016年至2017年间，原告先后多次向被告转款，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于2016年11月13日转款给李奕燕90000元、于2016年12月1日转款给李奕燕9000元、于2017年1月3日转款给李奕燕20000元、于2017年3月3日转款给李奕燕10000元、于2017年3月28日转款给李奕燕30000元、于2017年4月24日转款给李奕燕14000元、于2017年5月15日转款给李奕燕10000元、于2017年6月3日转款给李奕燕20000元，2017年1月26日通过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的柜员机向被告账户转款100000元，共计303000元。被告将原告的投资款用于合伙种植的5亩夏威夷果苗的种植和管理开支。到了2018年4月该卖苗的时候，被告却说苗太小，卖不出好价钱，等到了2019年就会有收益，届时会分15%年利润给原告。因当时原告考虑到部分钱是向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的朋友借的，原告经济困难也代还不起，原告想退出合伙，要回30万元本钱。故原告向被告表示果园不参加种植了，也不要15%的年利润，只要拿回投资的5亩苗的本钱和利润就可以了。被告表示同意归还30万元款项，但是没有利息。2018年12月14日，被告与原告协商并核对往来款项后，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刘兴菊现金30万元整，此款于2019年4月前还清。苗木的利润根据实际情况结算”。之后，被告丈夫韩作理代被告分别：于2019年5月1日归还原告2万元、于2019年5月2日归还2万元、于2019年5月3日归还2万元、于2019年5月5日归还4万元，共计归还原告10万元，并承诺余款20万元最迟于2019年5月20日还清。但至今被告都未向原告还款。因原告向被告催要借款未果，原告为此向该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经协商后，达成的《口头合伙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法律的规定，该口头协议合法有效。原告按协议约定进行了投资。但在预定收益期到达后，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约定出售夏威夷果苗，未达到原告预期收益效果，导致原告向被告提出退出合伙，并要求被告退还300000元投资款，并表示不要15%的年利润。被告同意了原告的要求。2018年12月14日，被告与原告协商并核对往来款项后，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刘兴菊现金30万元整，此款于2019年4月前还清。苗木的利润根据实际情况结算”。至此，《口头合伙协议》经原、被告协商一致解除，原告退出合伙，原、被告之间由合伙关系转化为债权债务关系。李奕燕依《收条》约定，到期后仅还款100000元，尚余200000元至今未归还。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欠款200000元，合法有据，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因该《收条》并未约定2019年4月30日之前的利息，也未约定逾期违约责任，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对原告主张被告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该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辩称其通过李奕燕丈夫韩作理还款给原告100000元、李奕燕微信转账给原告20000元、在写《收条》前李奕燕支付给原告40000元，共计还款给原告160000元之意见。该院认为，被告辩称通过李奕燕丈夫韩作理还款给原告100000元，并举证予以证明，该院予以认可。被告辩称李奕燕微信转账给原告20000元和被告辩称在写《收条》前李奕燕支付给原告40000元，作为归还原告的欠款，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也不认可，故该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李奕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刘兴菊投资款200000元，并支付逾期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1日起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案件受理费4330元，保全费1530元，合计5860元，由被告李奕燕负担。 本院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李奕燕提交证据：证据1、农业银行流水清单；证据2、2019年1月10日支付宝转款1万元，2019年1月17日微信转款一万元，均证明被上诉人的投资款不足30万元；证据3、账户往来信息、微信转款、支付宝转款、银行转款记录，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经济往来款项达374906.99元；证据4、其他经济往来说明，证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买走大量的物品没有支付款项约3.5万元。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这两笔款项是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其他的借款，和本案无关。对证据3，双方确实是有其他经济往来，按照上诉人统计的数据，被上诉人统计的数据是370864元，大数是差不多的，和本案无关。证据4和本案缺少关联性，3.5万元有些是上诉人赠与给被上诉人的，有些是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买的，是其他往来，和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湖北分行业务凭证（共102200元），证明2017年1月24日转给上诉人投资款102200元；证据2、历年来与上诉人的经济往来的《资金往来信息汇总表》及支付凭证。证明双方有其他经济往来。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1月25日11:57分9100元的这一笔，不是打给上诉人的。打到上诉人账户的其认可，不是打到上诉人账户的就不认可。这笔款项不是用于投资合伙协议，证据2、双方确实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经济往来被上诉人提供的是38万多，其中微信和支付宝这些款项是真实发生的，被上诉人提供的2万元现金不认可，其他的往来账目均予以认可。本院对上述双方提交的转账凭证均予以认可，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并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参考。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所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均认可双方的合伙关系成立，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应返还被上诉人投资款20万元及其利息。 经查，2018年12月1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并核对往来款项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刘兴菊现金30万元整，此款于2019年4月前还清。苗木的利润根据实际情况结算”。该收条应视为对双方《口头合伙协议》的解除，被上诉人退出合伙，该收条是上诉人亲笔所写，并承诺该款于2019年4月前还清。上诉人上诉称该收条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所写，对此上诉人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此说法，本院不予采信。且从本案查明的相关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对于30万元投资款均有相应的转款凭证可佐证，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湖北分行业务凭证（共102200元）原件，予以证明其于2017年1月24日转给上诉人投资款102200元，因此，对于被上诉人的投资款30万元，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共计支付的合作经营款项是16.5万元，并非30.3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依《收条》约定，先后还款100000元，尚余200000元至今未归还，故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投资款200000元，及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李奕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李奕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锦 审判员 阳志辉 审判员 李 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