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5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富，男，1976年10月12日生，彝族，教师，住弥勒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培文，男，1972年10月13日生，彝族，教师，住弥勒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菊，女，1978年1月7日生，彝族，教师，现住弥勒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永燕，女，1981年1月18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上诉人李文富因与被上诉人刘培文、李永菊、徐永燕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4民初2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文富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4民初299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徐永燕偿还被上诉人刘培文、李永菊夫妻信用卡消费透支款108129.97元，上诉人李文富对其中的49947.97元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徐永燕借用李永菊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26信用卡透支未能偿还的49947.97元系徐永燕个人的债务，不应认定为李文富、徐永燕的夫妻共同债务，李文富不应该对该笔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李文富对徐永燕向李永菊借款之事并不知情，也无共同向李永菊借款的意思表示，且李文富从弥勒市虹溪中心校调到弥勒市弥阳中心校的时间是2017年9月，以调动工作文件为准。2、李文富与徐永燕因工作长期聚少离多。自2011年5月起，徐永燕就在弥勒市财富中心1-26号承租商铺经营品牌女装，生意很好，利润可观，由于徐永燕感情出轨，李文富与徐永燕夫妻关系并不好。2015年，徐永燕假借为李文富调动工作为由，向李永菊借用信用卡，直到徐水燕无力还款又联系不上时，李永菊夫妻才告知李文富借款实情。2016年6月18日，李文富与徐永燕到弥勒市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债务只有房贷和车贷，并约定各自所负债务由各自承担。3、离婚后，徐永燕亲笔写给李文富的《情况说明书》，说明了李永菊将其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信用额度50000元、卡号62×××26的信用卡转借给徐永燕时李文富并不知情，因该笔借款未用于夫妻的日常生活，故应认定为徐永燕的个人债务。二、刘培文、李永菊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李文富对徐永燕借用李永菊62×××26信用卡透支49947.97元知情以及李文富对该款项事后追认的事实，李文富不应当对该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从李永菊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26信用卡的交易明细账单可以看出，该卡在2016年6月21日前的消费额度为10000元，2016年9月5日该卡消费40250元，从2016年11月该卡信用额度提升为50000元，一审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判决李文富对该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公。2、2016年6月18日，李文富与徐永燕协议离婚。2016年11月11日，徐永燕出具《借条》给李永菊收持，该《借条》上没有李文富的签名。而李永菊提交的催款短信和录音都是2017年1月的，由此说明徐永燕无力偿还该卡透支款是从2017年1月开始的，这纯属徐永燕离婚后的个人债务，与李文富无关。3、刘培文、李永菊夫妻俩在一审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未提及李文富，其起诉李文富是基于徐永燕转借信用卡透支使用的时间是2015年即李文富与徐永燕存在夫妻关系期间，认为该转借透支款项是为李文富调动工作所为，但李永菊夫妻忽略了信用卡在信用额度内可反复循环使用的客观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的规定，李永菊将信用卡转借徐永燕持有并透支使用的行为，已违反信用卡管理规定。如果该信用卡50000元授信额度是在李文富与徐永燕离婚后，徐永燕才转借透支的，那么刘培文、李永菊夫妻俩起诉李文富还款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决。刘培文、李永菊辩称，1、李文富与刘培文既是同村发小，还是亲戚，正是基于亲戚关系，刘培文、李永菊夫妻才将自己的信用卡拿给徐永燕刷卡消费，而李文富为了逃避债务，现在刻意撇清其与徐永燕的关系。2、2015年，徐永燕以李文富调动工作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李永菊借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26的信用卡使用，现李文富不能以2017年9月才调动工作来对抗其与徐永燕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3、从事实上来说，2015年-2017年上半年期间，李文富、徐永燕及其孩子还共同居住在弥勒市慧心小区，刘培文于2017年春节前和春节中还到李文富家中要过债，李文富与徐永燕还说会还款的。4、从李文富提供的离婚协议可以看出，离婚时，徐永燕将有价值的财产处分给了李文富，其目的是在逃避债务、转移财产。至于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26的信用卡额度何时升至50000元以及最后透支消费的时间，并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永燕未作答辩。刘培文、李永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二被告及时支付二原告借款人民币108129.97元及自原告代被告清偿完毕每张信用卡之次日起至2019年8月22日止的利息14804.32元（按年利率6%计算），合计人民币122934.29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9年8月23日起至实际还清上述借款之日止的利息（以108129.9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二被告原系夫妻关系，二被告于2016年6月18日登记离婚，原告刘培文系被告李文富表侄子。2014年10月14日，被告徐永燕向原告刘培文借信用卡使用，原告刘培文同意并将自己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信用额度为50000元的卡号62×××08公务信用卡1张交给被告徐永燕；2015年，被告徐永燕又以为被告李文富调动工作需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李永菊借信用卡使用，原告李永菊同意并将自己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信用额度为50000元卡号为62×××26信用卡1张交给被告徐永燕；2016年11月11日，被告徐永燕再次向原告刘培文借走华夏银行信用额度为50000元卡号为52×××24信用卡1张及向原告李永菊借走民生银行信用额度为30000元卡号为62×××54信用卡1张。被告徐永燕向二原告借到信用卡后，用于消费透支信用卡金额，但未按时偿还消费透支款。在二原告的多次催要下，被告徐永燕于2017年2月7日还清了原告刘培文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08公务信用卡上的消费透支款，并将该卡归还原告；原告刘培文的华夏银行卡号为52×××24信用卡尚欠消费透支款28762元未还；原告李永菊的民生银行卡号为62×××54信用卡尚欠消费透支款29260元未还；原告李永菊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26信用卡尚欠消费透支款49947.97元未还，被告徐永燕于2016年11月11日书写了《借条》一份交二原告收执。后二原告多次催告二被告及时偿还信用卡消费透支款未果，二原告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分行、民生银行偿还了107969.97元［二原告起诉时主张的消费透支款108129.97元有误，实际为107969.97元（28762元＋29260元＋49947.97元）］消费透支款。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立案时本案案由立为合同纠纷，依据查明本案的事实，本案系原被告双方口头约定二原告将其向银行办理持有的信用卡转借给被告徐永燕使用，被告徐永燕使用信用卡后未全额偿还透支款，二原告偿还银行透支款后要求二被告赔偿而引发的纠纷，本案案情符合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特征，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关于二原告与被告徐永燕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是合法有效的问题。二原告与被告徐永燕口头约定双方借款事宜，但本案事实是二原告多次将持有的信用卡转借给被告牟取高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的规定，双方的约定属于口头合同，但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且借款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的规定，二原告所持有信用卡内的资金不属于其所有的资金，而是属于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二原告将该资金通过转借信用卡的形式套取后转借给被告徐永燕使用获得高利，且二原告及被告徐永燕对借款事实是事先知道的，所以二原告与被告徐永燕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关于李文富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二被告离婚时间系2016年6月18日，本案二原告将其持有的信用卡于2015转借给被告徐永燕是在二被告离婚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二原告主张的债权系在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二原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被告李文富知道且同意偿还该笔欠款的事实，依法应当确认为二被告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李文富属于本案适格被告，并在本案中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李文富以其不清楚本案借款事实、二被告已离婚，不应当承担本案的偿还责任等理由予以抗辩，但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其抗辩理由不成立。具体作如下分析，第一、被告李文富主张的其不是本案的债务人的情形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不相符，二原告完全有权依法要求被告李文富对其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第二、二被告原系夫妻，李文富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明知徐永燕无固定工作，近年来以借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营利的事实，被告李文富主张不知道徐永燕向他人借款或借用信用卡不符合常理，其理由不成立；第三、被告李文富同时主张不清楚本案借款事实与本案事实不符，李文富明知徐永燕无稳定工作和收入，近年来徐永燕以借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营利作为生活来源，而且李文富与刘培文系亲戚关系，徐永燕向二原告借用信用卡是由于双方系亲戚关系、二原告为了获得相应利息报酬才会同意出借信用卡，李文富无理由不可能不知道，正因为李文富明知而且非常清楚徐永燕的投资经营项目，现在该投资已失败欠债，在二原告的多次催讨下才会同意偿还二被告夫妻存续期间共同所欠债务；第四、二原告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了李文富明知徐永燕经营信用卡项目所欠债务，所欠原告债务李文富事后追认为二被告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所以李文富对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但二被告离婚后，2016年11月11日，被告徐永燕再次向二原告借用的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信用卡消费所透支款不属于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属于被告徐永燕个人欠款，与被告李文富无关，被告李文富不应承担清偿责任。二原告要求被告李文富承担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何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其请求是否予以支持的问题。二原告要求被告徐永燕偿还其使用原告信用卡消费透支所欠款项有事实依据，因二原告与被告徐永燕之间口头约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被告因该合同取得的107969.97元款项应当返还二原告，对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被告李文富只应承担其中信用卡消费透支款49947.97元；原告同时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由于合同无效，合同没有法律约束力，二原告主张的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其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原告刘培文、李永菊与被告徐永燕之间的口头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二、由被告徐永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偿还欠原告刘培文、李永菊信用卡消费透支款108129.97元（被告李文富对其中49947.97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刘培文、李永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58元，由原告刘培文、李永菊负担58元，由被告徐永燕负担2500元，由被告李文富承担2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2015年2月16日，徐永燕向李永菊借用中国农业银行62×××26的信用卡透支消费，至2016年6月18日双方协议离婚前，徐永燕均按期归还了该卡透支消费的全部欠款。从离婚之后至2017年3月29日止，徐永燕使用该信用卡透支消费累计欠款49947.97元未还。二审中，李文富同意代偿欠款5000元，剩余欠款由徐永燕自行清偿，刘培文、李永菊对此无异议。此外，刘培文、李永菊代偿的62×××26、52×××24、62×××54信用卡透支消费欠款实际累计为107969.97元（49947.97元＋28762元＋29262元），而不是108129.97元。其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及合同效力的问题。信用卡是发卡行提供给持卡人凭以向特约单位消费、担保及取现的小额度信贷支付工具。发卡行授予的是签约用户在其授信额度内消费、担保及取现的权利，该权利不能等同于货币资金。本案持卡人刘培文、李永菊将其中国农业银行、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的4张信用卡借给徐永燕使用，双方形成的是信用卡借用的民事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信用卡仅限于合法持卡人本人使用，持卡人不得出租或转借信用卡及其账户。”本案中，信用卡发卡行中国农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基于刘培文、李永菊的资信状况，向其提供卡号为62×××08、62×××26、52×××24、62×××54的信用卡并授予持卡人刘培文、李永菊在有效期内循环信贷的权利，但持卡人刘培文、李永菊领用信用卡后，违反信用卡仅限本人使用的规定，把上述4张信用卡借给徐永燕，使徐永燕得以冒用持卡人刘培文、李永菊的名义持卡消费，此恶意串通的行为，不仅加大了持卡人刘培文、李永菊的经济风险和信用风险，而且还增加了信用卡被恶意透支、形成不良信贷的风险，亦损害了发卡行的利益，妨害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故刘培文、李永菊与徐永燕之间信用卡借用行为系无效合同行为。关于李文富应否对徐永燕使用李永菊中国农业银行62×××26信用卡透支消费49947.97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刘培文、李永菊将自己的中国农业银行62×××08、62×××26信用卡、华夏银行52×××24信用卡、民生银行62×××54信用卡长期借给与徐永燕循环消费。至2016年11月11日，徐永燕出具内容为“今向李永菊借款人民币180000元整，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还清”的《欠条》交李永菊持有。之后，徐永燕虽还清中国农业银行62×××08信用卡透支消费的欠款并将该卡归还了刘培文，但对使用其余信用卡透支消费的欠款实际累计为107969.97元（49947.97元＋28762元＋29262元）未予归还。刘培文、李永菊偿还该款后，诉请徐永燕、李文富偿还借款108129.97元。由于华夏银行52×××24信用卡、民生银行62×××54信用卡系徐永燕离婚后才借用的，该卡透支消费未还的欠款与李文富无关。而中国农业银行62×××26信用卡，虽系婚前徐永燕以个人名义向李永菊借用的，但在婚前使用该卡透支消费的每期欠款，徐永燕均已还清。离婚后，徐永燕使用该卡透支消费累计未还的欠款49947.97元，依法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属于徐永燕离婚后的个人债务，李文富不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徐永燕向刘培文、李永菊偿还信用卡消费透支款108129.97元，并由李文富对其中的49947.97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此外，二审中鉴于李文富对徐永燕借用李永菊中国农业银行62×××26信用卡透支消费的49947.97元所形成的欠款，李文富明确表示愿意代清偿5000元，剩余欠款由徐永燕自行偿还的请求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且刘培文、李永菊对此不持异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李文富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每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4民初2998号民事判决；二、由徐永燕偿还刘培文、李永菊信用卡消费透支款102969.97元；由李文富代偿还刘培文、李永菊信用卡消费透支款5000元。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三、驳回刘培文、李永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58元，由刘培文、李永菊负担58元，由徐永燕负担2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58元，由徐永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芳审判员  李 涌审判员  张 航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赵泓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