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9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桂林市盛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法定代表人：王敬平，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党红，男，该公司质检部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西安佳途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 法定代表人：杨翠茹，该公司副总经理。 上诉人桂林市盛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西安佳途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4民初2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桂林市盛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盛迦）的法定代表人王敬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党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西安佳途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佳途）经本院合法传唤(递交书面答辩状)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裁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桂林盛迦上诉请求：1、维持(2019)桂0304民初25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判决西安佳途支付欠款32920元；2、撤销(2019)桂0304民初25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上诉人不应支付西安佳途44566元；3、本案一审诉讼费632元由西安佳途承担；4、本案上诉费由西安佳途承担。事实与理由：通过多方努力，己经找到桂林盛迦财务部门2017年4月至8月原始会计凭证，证明双方业务往来从2017年4月开始，而不是西安佳途陈述的“双方合作是从2017年7月开始的”，西安佳途明显隐瞒该事实。2017年4月、5月西安佳途分别欠桂林盛迦5638元、113268元，6月桂林盛迦欠西安佳途12050元。西安佳途一审只提供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往来账，桂林盛迦欠款44566元的计算时间从2017年7月计算至2018年4月，没有计入2017年4月至6月和2018年5月至6月的部分。业务往来并不因操作人员及法人的变更而改变。从原始账单看出，桂林盛迦应收西安佳途合计228196元，桂林盛迦应付西安佳途合计95716元，对冲后桂林盛迦应收未收97480元。至2018年6月底双方业务己经停止，经多次和西安佳途联系，于2018年8月2日确认为西安佳途应付桂林盛迦32920元，这是双方对账后确认的，具有最终的法律依据。 西安佳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只陈述了部分事实。1、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9日专程到西安佳途进行现场调查取证，并通知桂林盛迦前往对账。2、2017年6月19日，双方签署旅游合作协议合作，2017年7月、8月西安佳途分别欠桂林盛迦4520元、68180元，2017年9月、10月桂林盛迦分别欠西安佳途47463元、24113元，2017年8-9月西安佳途向桂林盛迦合计付款35000元(8月25日付款1万元，9月1日、8日、22日各付5000元，9月15日付款1万元)，2017年桂林盛迦欠西安佳途33876元。3、从2018年开始，双方对散客和团队业务分开操作、分开做账，2018年4月桂林盛迦欠西安佳途10690元(散客)、5月西安佳途欠桂林盛迦30120元(团队)、6月西安佳途欠桂林盛迦1760元(散客)、2800元(团队)，即2018年西安佳途欠桂林盛迦23990元；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双方款项对冲之后，桂林盛迦欠西安佳途9886元。4、上诉人提出“与西安佳途合作是从2017年4月开始的”错误，事实上，双方合作是从2017年2月开始的。上诉人2017年1月12日注册成立，合作初期说还有手续办理中，2-6月合作期间一直没有签署正式的旅游合作协议(国内旅游)。2、3月桂林盛迦分别欠西安佳途25350元、39414元，4、5月西安佳途分别欠桂林盛迦5638元、113268元，6月桂林盛迦欠西安佳途12050元，2017年6-8月西安佳途合计向桂林盛迦付款45000元(6月30日、7月7日、7月14日、8月18日分别付款10000元，8月11日付款5000元),本次查账发现，因2017年6月底7月初财务离职交接失误，导致西安佳途多付桂林盛迦2908元。即2017年2月至6月，双方款项对冲后，桂林盛迦还欠西安佳途2908元。5、2018年4月，桂林盛迦总经理冯辉无意中告知西安佳途副总经理杨翠茹：桂林盛迦财务系统显示2017年度给西安佳途客户返款有5万多元；经核查，桂林盛迦一直未支付该客户返款给西安佳途。联系桂林盛迦原法定代表人王颖，王颖称已离职，工作已经移交，让直接联系总经理冯辉；冯辉说2017年度客户返款应当联系王颖，该返款两人一直互相推脱，至今未付给西安佳途。桂林盛迦二审提供的2017年4月至9月其财务原始会计凭证中可以看到，2017年2至10月，桂林盛迦分别欠西安佳途客户返款5160元、8640元、8400元、13160元、900元、1320元、1470元、9750元、4890元，合计53690元。6、根据桂林盛迦一审提供的2018年5月导游接团计划单，桂林盛迦在接待西安佳途团队时未按双方合同确认标准餐标接待，合计克扣餐费4100元[2018年5月8日克扣餐标420元(5*3+15=420元),5月16日克扣餐标3680元(10*8*46=3680元)]。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桂林盛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5-6月团款3292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西安佳途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欠款44566元；2.反诉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19日，桂林盛迦(甲方)与西安佳途(乙方)签订《旅游合作协议（国内旅游）》，约定甲方定期为乙方提供广西地区最新产品报价，双方在确认接待团队过程中，甲乙双方确认件中必须明确注明业务负责人、联系电话、加盖双方有效业务章或公章；乙方在组织客源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旅游法律法规，保证输送至甲方的游客明确知晓所购买的旅游产品的真实性；甲方在接待过程中，严格按照乙方要求提供相应服务标准，不得擅自更改行程(以双方最终确认件标准执行)；双方约定按如下方式结算团款：1.乙方负责游客往返程大交通，要求甲方负责出返程票须按甲方出票管理约定旺季提前21天，甲方为乙方团队(散客)出返程票须提前支付全额大交通费用；2.特殊团队：如专列、包机等须在客人离开桂林前全额结清团款；3.团款记账方式：以双方确认件为准，若在接待过程中团款有增减，必须在团队离桂后3个工作日内做好变更确认件，否则视为无变动，以原始确认件为准……；甲乙双方的服务标准、行程及价格，为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真件、电子邮件、手机短信、QQ信息等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附件及传真确认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于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从2017年6月19日起至2018年6月19日止；本合同产生的争议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且无法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的，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等内容。2017年7月开始，双方按照协议开展业务。西安佳途于2018年5月至6月期间分别组织团号为SJ-XATJ-0508［对应佳途旅行社团号为GL-20180508-006S，团款为-1400元(桂林盛迦应支付西安佳途的补贴等款项为负数)］，SJ-XATJ0517(对应西安佳途团号为GL-20180517-002T，团款为31520元),SJ-XAJT-062(对应西安佳途团号为GL-20180623-002S,团款分别为2800元)的3个旅行团到桂林旅游，上述3个团团款合计32920元（-1400元+31520元+2800元）。西安佳途计调员彭珊珊于2018年6月13日对上述SJ-XATJ-0508、SJ-XATJ0517两个团欠付桂林盛迦费用合计30120元（-1400元+31520元）及于2018年8月2日对上述3个团欠付桂林盛迦费用合计32920元（-1400元+31520元+2800元）进行了确认。西安佳途对于欠付桂林盛迦上述三个团队的团款总计为32920元无异议，但认为双方账目要进行对冲，桂林盛迦亦拖欠其为参团旅游者支付西安往返桂林的交通费等综合补贴费用。西安佳途庭审中提交2017年7月至10月地接行程单盖章复印件1套及付款转账原件4张及银行流水打印件1张，证明2017年7月西安佳途欠桂林盛迦4520元；2017年8月，西安佳途欠桂林盛迦68180元；2017年9月，桂林盛迦欠西安佳途47463元；2017年10月，桂林盛迦欠西安佳途24113元；2017年8月25日至2017年9月22日，西安佳途分五次向桂林盛迦原法定代表人王颖转账35000元，转账凭证上附言均为：付桂林盛迦地接款。2017年，桂林盛迦欠西安佳途33876元（4520元+68180元-35000元-47463元-24113元）未支付。西安佳途提交2018年4月至6月西安佳途地接行程单盖章复印件1套，证明2018年4月，桂林盛迦欠西安佳途10690元，2018年5月，西安佳途欠桂林盛迦30120元，2018年6月，西安佳途欠桂林盛迦4560元（即为散客业务1760元及团队业务2800元），因此截止至2018年6月，桂林盛迦欠西安佳途44566元（33876元+10690元），西安佳途欠桂林盛迦34680元（30120元+1760元+2800元）。同时西安佳途提交2018年5月31日至2019年3月31日“西安佳途-桂林盛迦”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双方合作的内容不仅包括团队业务，也包含散客业务。桂林盛迦对西安佳途提交的上述2017年7月至10月盖章复印件1套、付款转账原件4张、银行流水打印件1张、2018年4月至6月西安佳途的地接行程单盖章复印件1套及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表示无法确认，并称王颖已于2018年退出盛迦旅行社。庭审中，西安佳途提交2018年4月18日该旅行社地接行程单的原件图片1张，证明根据业内行规，行程单都是盖完章之后把图片打印出来入账的。桂林盛迦庭审中表示是有这个行规，但是具体的账目必须要找到负责人才能确认是否属实，对于西安佳途的该项证据表示暂时无法确认。桂林盛迦会定期提供广西地区的产品报价给西安佳途，西安佳途负责从西安组团社收到客人之后，负责游客往返大交通费用，西安佳途会在接到组团社发过来的客人信息后首先在互联网上登入易途旅行社管理系统，将组团信息录入进该项管理系统中，每一单的“我社团号”系统自动生成团号，且无法更改，如果有合团则合团里面包含系统里多单实际团号，不能单独取其中一个单独团号，只能生成一个虚拟的团号，客人信息输入完毕之后，西安佳途会将系统形成的西安佳途的地接行程单加盖西安佳途电子签章，然后微信把加盖了西安佳途业务电子章的地接行程单发送给桂林盛迦的对接计调员，桂林盛迦自行打印上述西安佳途地接单后再加盖桂林盛迦的红色业务章，最后桂林盛迦的计调员将加盖了桂林盛迦的上述地接行程单拍照发送回西安佳途的计调员，西安佳途的计调员再把照片打印出来留存。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西安佳途只能提供上述2018年4月18日西安佳途地接行程单的原件图片1张及西安佳途与桂林盛迦从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西安佳途地接行程单的照片打印件1套，原件图片均无法提供，西安佳途称因计调人员的变动或手机内容存储满了删除等原因，因此无法全部找到原始的手机照片。本案一审过程中，西安佳途申请法院对其互联网上登入易途旅行社管理系统进行现场勘验，西安佳途在庭审中提交的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关于桂林盛迦业务的地接行程单的形成及变动均能在该易途旅行社管理系统查实，且与上述西安佳途与桂林盛迦从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西安佳途地接行程单的照片打印件均能一一对应。桂林盛迦对于西安佳途提供的上述2018年4月18日西安佳途地接行程单的原件图片及法院现场核实西安佳途的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关于桂林盛迦业务的地接行程单的形成及变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上述西安佳途的地接行程单亦无异议，但是认为地接单上的账目双方均以结清或对冲，其暂时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只认可双方对账认可的数额。2018年3月21日前桂林盛迦法定代表人系王颖，之后变更为王敬平。桂林盛迦与西安佳途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均表示无法联系王颖，也无法提供王颖具体的联系方式和住所地。 一审法院认为，桂林盛迦与西安佳途签订的《旅游合作协议（国内旅游）》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经协商签订，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上述《旅游合作协议（国内旅游）》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并履行各自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本案，西安佳途对于欠付桂林盛迦的32920元款项并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桂林盛迦是否亦欠付西安佳途的款项问题。虽然西安佳途仅提供2018年4月18日西安佳途地接行程单的原件图片1张，其余西安佳途与桂林盛迦从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西安佳途地接行程单均为照片打印件，原件图片无法提供，但根据双方的诉、辩称及双方的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该院现场勘验西安佳途的易途旅行社管理系统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西安佳途与桂林盛迦存在团队及散客的委托地接关系，且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双方业务往来的地接行程单的形成及变动均能在上述易途旅行社管理系统查实并与且与上述西安佳途与桂林盛迦从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西安佳途地接行程单的照片打印件均能一一对应，桂林盛迦对此亦予以认可，但是认为行程单上面的账目双方已经结清或对冲，却不能提供证明予以证明，因此，桂林盛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截至2018年6月，桂林盛迦仍尚欠西安佳途的款项为44566元，同时西安佳途尚欠桂林盛迦的实际款项应为34680元（30120元+1760元+2800元）。综上，对于桂林盛要求西安佳途支付其3292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西安佳途要求桂林盛迦支付其欠款44566元的反诉请求亦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西安佳途旅行社有限公司应当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桂林市盛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32920元；二、原告(反诉被告)桂林市盛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应当支付被告(反诉原告)西安佳途旅行社有限公司44566元。本诉案件受理费632元，由被告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914元，由反诉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桂林盛迦二审提交2017年2月至6月《桂林盛迦与西安佳途业务往来结算费用表》及部分《地接行程单》(其中2、3月费用表为庭后补交)，证明2017年2至6月，桂林盛迦应收应付西安佳途分别为-25200元、-38581元、5638元、113268元、-12050元（前有“-”的表示桂林盛迦应付），该时间段桂林盛迦合计应收西安佳途金额为43075元。 被上诉人西安佳途对上诉人桂林盛迦二审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2017年2月至6月，桂林盛迦应收应付西安佳途金额分别为-25350元、-39414元、5638元、113268元、-12050元（前有“-”的表示桂林盛迦应付），但该时间段桂林盛迦与西安佳途的应收应付均已经结清；收到桂林盛迦该证据后复查发现，西安佳途2017年6月29日还多付桂林盛迦2908元。 本院对上诉人桂林盛迦二审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因其一、二审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均不够完整、有倾向性取舍，2017年2月至3月《桂林盛迦与西安佳途业务往来结算费用表》为庭后补交，日期零乱、条理不够清楚，而2017年4月至6月双方业务往来与西安佳途公司每月《应收欠收表》数额一致，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及2017年4月至6月双方业务往来金额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因被上诉人抗辩“2017年2-6月双方往来均已结算”并提交相应证据，对其“该时间段桂林盛迦合计应收西安佳途金额为43075元且未结清”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西安佳途二审提交了双方营业执照、其财务保存的2017年2月至2018年6月的每月双方业务往来《应收欠收表》、2017年6-8月《支付业务回单(付款)》、双方员工业务联系短信微信等凭证复印件，证明“双方业务往来实际从2017年2月开始：2017年2-6月双方往来均已结算,本次查账还发现‘2017年2-6月多付上诉人2908元、2-10月上诉人共欠答辩人客户返款53690元、2018年5月桂林盛迦克扣餐费4100元?等问题”。 上诉人桂林盛迦对被上诉人西安佳途二审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被上诉人西安佳途二审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为：2017年2月至2018年6月每月双方业务往来《应收欠收表》、2017年6-8月《支付业务回单(付款)》、双方员工业务联系短信微信等凭证，其一、二审提交的证据相应连贯对应，且其2017年2月至2018年6月《应收欠收表》中的“发团”、“人数”、“应付”等项目与2017年4-8月桂林《盛迦佳途利润表》中的“客户”、“发团日期”、“人数”、“团款”等项目能一一对应；虽然2017年2月至3月西安佳途公司单月《应收欠收表》与《桂林盛迦与西安佳途业务往来结算费用表》数额相差分别为150元、833元，但差额不大，且日期、人数与桂林盛迦公司的《业务往来结算费用表》对应一致，日期连贯、条理清楚，与西安佳途公司2017年6-8月《支付业务回单(付款)》数额基本吻合，且对方无异议，对其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2017年2-6月业务双方往来均已结清”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因西安佳途一审反诉时未诉请“2017年6月多支付桂林盛迦2908元、2017年2-10月桂林盛迦共欠付其客户返款53690元、2018年5月桂林盛迦克扣其餐费4100元”等事项，本院依法对上述款项不作认定，当事人可依法另行主张。 为进一步核实案情，本院就有关涉案事实电话询问了桂林盛迦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颖。 王颖陈述，其离职前已经将相关财务账目及业务往来结算清单移交给桂林盛迦公司，现在与其无关；桂林盛迦与西安佳途签订《旅游合作协议》前已经合作3-5个月，具体多长时间要查阅公司单据或账目。 上诉人桂林盛迦对其原法定代表人王颖的上述陈述没有意见。 本院对桂林盛迦原法定代表人王颖上述陈述的认证意见为,结合桂林盛迦二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原法定代表人王颖在离职前已经将相关财务账目移交给该公司的事实,也可佐证桂林盛迦在其起诉状及上诉状中“未就案件事实作完整陈述”的事实。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2016年度的营业执照及经营许可证显示,西安佳途旅行社有限公司2013年3月22日成立，注册出资人为杨翠茹、李辉，经营范围为入境旅游、国内旅游业务，法定代表人为杨翠茹。 2017年度的营业执照及经营许可证显示,桂林市盛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2017年1月12日成立，注册出资人为冯辉、宁海燕、王颖，经营范围为旅行社业务、会议接待、机票销售等，时任法定代表人为王颖。 西安佳途与桂林盛迦2017年2月初合作旅游业务，经结算，2017年2-3月，桂林盛迦分别欠西安佳途25350元、39414元；4-5月，西安佳途分别欠桂林盛迦5638元、113268元；6月桂林盛迦欠西安佳途12050元。 2017年6-8月，西安佳途的法定代表人杨翠茹分别向桂林盛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颖汇款35000元(6月30日、7月7日、7月14日分别付款10000元，8月11日付款5000元，附言均注明为“付桂林盛迦地接款”)，2017年8月18日，西安佳途的股东李辉给桂林盛迦法定代表人王颖汇款10000元，附言亦注明为“付桂林盛迦地接款”。 约从2018年5月开始，双方对散客和团队业务分开操作、分开做账。桂林市盛迦大约2019年7月停业。 综合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被上诉人西安佳途2018年8月2日对账确认的西安佳途应付桂林盛迦32920元是对西安佳途与桂林盛迦所有地接业务的结算还是仅为对2018年5-6月佳途介绍客源单独组团业务的结算；二是判令上诉人桂林盛迦支付被上诉人西安佳途44566元是否合法有据。 本院认为： 一、上诉人桂林盛迦主张的西安佳途2018年8月2日对账确认的西安佳途应付桂林盛迦32920元是对西安佳途与桂林盛迦所有地接业务的结算，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而被上诉人西安佳途抗辩其2018年8月2日对账确认的西安佳途应付桂林盛迦32920元仅为对2018年5-6月佳途介绍客源单独组团业务的结算，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第七十六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 首先，从上诉人桂林盛迦主张西安佳途2018年8月2日对账确认的西安佳途应付桂林盛迦32920元是“对西安佳途与桂林盛迦所有地接业务的结算”所提交的证据来看，其主要的、直接的证据是西安佳途发给其的“六月份账单”；但“六月份账单”上注明性质是“团队”。 西安佳途抗辩其2018年8月2日对账确认的西安佳途应付桂林盛迦32920元、仅为对西安佳途2018年5-6月介绍客源单独组团业务的结算，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一是与该单据上备注的“团队”相吻合；二是上诉人桂林盛迦一审起诉时陈述“西安佳途2018年5-6月”仅仅组织3个团，而被上诉人西安佳途主张“西安佳途2018年5-6月共组织4单”旅客即四个团到桂林旅游，并有双方认可盖章的《地接行程单》佐证；三是2018年7月5日“西安佳途-桂林盛迦(19)”的员工微信聊天记录，也证实桂林盛迦2018年5-6月就“西安佳途介绍的客源有单独组团也有散客拼团且分开结算”。 其次，从桂林盛迦与西安佳途签订的《旅游合作协议》来看，双方明确“确认件中必须注明业务负责人、联系电话、加盖双方有效业务章或公章”；对业务结算的表述是具体明确、清楚明白的，“团款记账方式”注明要求“以双方确认件为准”；“月结方式”中对“每月28日前结清上月团款、每年2月28日前结清上年团款”的操作核对流程均进行了举例说明。西安佳途一审提交的“地接行程单”、单月“应收欠收表”及情况说明等，大都有双方签章确认，基本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且日期连贯、顺序清晰。而桂林盛迦一审提交的西安佳途发给其的“地接行程单”“六月份账单”却欠缺部分要素，大都只有西安佳途单方签章、没有桂林盛迦签章，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准确地说只能是西安佳途报给桂林盛迦的“地接计划”表。 再次，从桂林盛迦上诉状中陈述的“通过多方努力，已经找到2017年4-8月的原始会计凭证……对冲后，盛迦应收未收97480元……经次多次和佳途联系，于2018年8月2日对账确认佳途应付盛迦32920元”与庭审查明事实相矛盾：一是与本院调查了解的桂林盛迦原法定代表人王颖的陈述不符，也与“每年2月28日前结清上年团款”的合同约定不符；二是按照桂林盛迦二审提交的2020年4月24日《桂林盛迦与西安佳途往来对账表》数据，双方有业务往来的时间段中，“桂林盛迦应收未收97480元，却只要求西安佳途支付32920元”，与常理及本案诉请不符。 二、关于上诉人桂林市盛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被上诉人西安佳途旅行社有限公司44566元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七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 首先，从桂林盛迦提交的2020年1月6日《桂林盛迦与西安佳途往来对账表》看，其中标注的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佳途应收应付”，与西安佳途一审提交的“行程单”、“应收欠收表”是基本对应的，其中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与桂林盛迦提交的从其会计原始凭证中得出的“盛迦应收应付”是完全一致的，且都把团号为GL-20170926-014S行程单中“佳途应收”的3020元放在2017年10月中结算。经审核，原审法院核算的桂林盛迦与西安佳途“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往来业务”，与西安佳途提交的“应收欠收表”可以相互对应并印证。从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双方互负债务，判令上诉人桂林市盛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应当支付被上诉人西安佳途旅行社有限公司44566元，有充分事实依据。 其次，从桂林盛迦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双方实际业往来从2017年4月开始的……西安佳途明显隐瞒事实”等事实与理由看，与西安佳途在答辩状中进一步明确的“双方合作从2017年2月开始”的抗辩不相符合，也与桂林盛迦二审庭后补充的证据相矛盾。 再次，按照桂林盛迦二审递交的《桂林盛迦与西安佳途往来对账表》，如果西安佳途2017年2-6月份“欠付桂林盛迦的43075元”未结清，那么，除原审查明的“2017年8月25日至9月15日西安佳途已‘付桂林盛迦地接款3.5万元?”与原审认定的事实对应外，西安佳途“2017年6月30日至8月18日共汇款‘付桂林盛迦地接款4.5万元?”就没有缘由。 综上所述，桂林市盛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7元，由上诉人桂林市盛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锦 审 判 员  阳志辉 审 判 员  李 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黄 荣 书 记 员  周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