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206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孙成玉，男，195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该烟台市莱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日剑，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君妮，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成德，男，1956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莱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汉唐，山东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利，男，1984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莱山区。系孙成德之子。上诉人孙成玉因与被上诉人孙成德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13民初2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成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位于烟台市莱山区厢两间的房屋拆迁利益归上诉人孙成玉所有(拆迁利益约6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孙成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认定孙成玉自认拆除东敞篷屋顶、此后两间东厢(平台)系孙成德自己盖建，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时，孙成玉只是陈述在1980年上诉人盖房时，将南屋屋顶和门窗、东敞篷屋顶拆走，没有动房屋墙体，诉争的东敞篷在村里拆迁前已经没有了，但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怎么没有的，并没有认可东敞篷是孙成玉拆除的，不存在物权灭失的情况。二、从孙成德一审提交的编号为121的房产证来看，房产证载明的南屋、北屋的建筑年限为1959年。但是，按照孙成德开庭时的陈述，涉案房屋是孙成玉1980年将房屋拆除后孙成德自行建造的，孙成德的陈述与房产证载明的建筑年限不符。而且，从孙成玉一审提交的房产档案来看，孙成德名下的房屋仅包括北屋和西厢。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房产档案与房产证记载不一致时，以房产档案为准。这说明涉案的南屋和东厢所有权人并非孙成德。三、为证明孙成玉之父在分书中已将涉案房屋分给了孙成玉，并证明孙成玉仅仅是将屋顶拆除而没有拆除墙体，孙成玉申请证人到庭作证，几名证人都是村里的邻居，与孙成玉、孙成德均无利害关系。而孙成德为了证明孙成玉将墙体也拆除，也提供了证人证言，证人均为家庭成员。在双方提供的证据都系同一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孙成德提供的证人证言更具有可信力没有法律依据，相反，孙成玉提供的证人均是同村邻居，与双方均无利害关系，证人证言应更具有可信度。被上诉人孙成德答辩称，一、南屋三间和东敞篷拆除的争议在于孙成玉拆除的程度。除保留南屋临街一米多高的墙外，孙成玉已将南屋三间及东敞篷拆完。对孙成玉保留的部分南墙，孙成玉的父亲用家里挣的工分买石头予以补偿。二、编号为1××号的房产证书写的建筑年限不准确，建筑年限1959年的房屋已被拆除。房产档案信息中虽未显示南屋和东厢，但该档案所附的房产平面图包括南屋和东厢，且该图与1991年、1996年土地证上的宗地图基本一致。南屋、东厢的权利人为孙成德。三、孙成玉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虽是同村人，但同村人不可能比孙成玉的家人更了解上诉人的家事，且证人刘某在涉案房屋拆、建时已卸任书记、在镇办企业工作。孙成德申请的证人孙某1、孙某2和孙某3均系双方的兄和妹，和双方具有同等的利害关系，是家事的亲历人，且三人对涉案房屋的拆除、盖建、权属情况的陈述基本一致。在证明力上，和双方具有同等利害关系的近亲属的证人证言高于不太了解具体情况的同村人的证人证言。孙成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位于烟台市莱山区厢两间的房屋拆迁利益归原告孙成玉所有（拆迁利益约6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孙成德负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原、被告系亲兄弟。原、被告的父母孙丁璋、解玉珍共育有8名子女，即孙成国、孙某1、孙成玉、孙成德、孙成芬、孙成舫、孙某3、孙成香。解玉珍于1967年11月21日去世，孙丁璋于1985年12月7日去世。二、位于莱山区的房产（下称“曲家庄中街9号”）自1985年起登记在被告名下。诉争南屋三间、东厢（平台）两间位于产内。2019年6月，被告与曲家庄社区签订拆迁协议，现该房已被拆。2016年2月18日，被告诉至法院[案号：（2016）鲁0613民初521号]，请求依法确认位于厢两间归其所有，后于2016年2月18日申请撤诉，法院予以准许。三、产原系孙丁璋叔弟所有。1952年4月，孙丁璋将其二子孙某1过继给该叔弟之妻孙刘氏，此后，孙丁璋及其家人搬入该房产内居住。过继书载明：“主继人孙子麟、孙文轩、孙洪顺、孙洪钦，因孙刘氏无嗣及夫鼎寿多年无信，存亡未知，今同亲族共议，将孙鼎璋次子成家入承宗嗣刘氏，田园产业俱交成家敬守，他人不得与争，欲后有凭，立单存证。”四、1985年8月20日，烟台市芝罘区初家镇人民政府向被告颁发《乡村私有（全民集体）房产证》，载明：“产权人姓名孙成德，编号121，现住址，北屋叁间40.14平方米，南屋叁间31.77平方米，建筑年限1959年。”该证项下房产后变更编号为曲家庄中街9号。产档案信息载明：“产权人姓名孙成德，编号3706020921234，北屋三间39.95平方米，西厢（平台）两间18.43平方米，房屋总建筑面积65.01平方米。”该档案上绘制的房产平面图为：北1991年，芝罘区人民政府将产项下土地登记在被告名下，该编号为烟芝集建字第38932号的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孙成德，地号3706020921234，用地147.73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65.01平方米”。该土地使用证上绘制的宗地图为：北↑1996年，莱山区人民政府向被告换发编号为烟莱集建（96）字第0104112号的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孙成德，地号3706030121234，用地面积145.15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93.66平方米”。该土地使用证上绘制的宗地图为：北↑庭审中，原告称，产档案信息显示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房屋仅包括北屋和西厢，不包括我主张的南屋和东厢。被告则称，我方也不清楚为什么房产档案信息中没有南屋和东厢的信息，不排除是当时房产档案管理不规范造成的。但房产档案和1991年、1996年的土地证中的房屋平面图均包括南屋和东厢。五、关于产的居住、拆建情况。庭审中，原告称，我于1979年正月结婚，当时房屋共有北屋三间、南屋三间、西平台两间、东边有两间敞篷（没有前面的墙），我父亲与被告、大妹、二妹、小妹在北屋住，我婚后在南屋住；父亲在我婚前曾承诺给我盖三间房，但后来把南屋和东敞篷分给我、北屋分给被告，我不愿意要，因为三间南屋中有一间是过道，且因漏水、毗邻厕所不能居住，我岳父对此也很不满意，后来父亲表示打算拿出500元给我作为补偿；1979年村里批宅基地，父亲要了一块，但我要在这块宅基地上盖房时，父亲答应给我的500元也不给了，且父亲说等被告结婚后，他和妹妹要住在分给我的南屋，我当时不同意，后经人调解，父亲让我把南屋的物料拆走用于盖新房，我才同意父亲重新修整南屋后搬入居住；1980年我盖房时，只是将南屋屋顶和门窗、东敞篷的屋顶拆走了，同年父亲在南屋上加盖了平顶，并于1983年和我未出嫁的妹妹搬到南屋继续居住；诉争三间南屋在村里拆迁前与父亲加盖房顶后的状态一致，但东敞篷在村里拆迁前已经没有了，什么时候、怎么没有的不清楚。原告为此提交如下证据：1、分书一份，载明：“因家庭人口浩大，将三儿孙成裕分出另立门户，现有南屋瓦房三间、东厢棚两间分给孙成裕所有，过道与北屋合路通街，……父孙丁璋立，一九七九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2、证明材料一份，载明：“经调查，1991年原村委工作人员因工作不细，把孙成玉的房屋产权人写成孙成德的名字，后来给兄弟二人造成了一定矛盾。现在孙成玉要求通过法律程序，把权属关系变更过来。上述情况是原村委造成的，现在社区两委没有任何责任。原支部书记：刘某；原村委主任：赵玉山；原民政主任：刘世文。情况属实。赵玉山、刘某、刘世文执笔人：刘某”。3、证人刘某到庭陈述：“1968年至2000年，我任曲家庄支部书记，1976年至1984年，我从曲家庄调到镇办企业，但晚上及周末我都回曲家庄，加上我和孙丁璋还有亲戚关系，所以孙成玉的情况我基本熟悉。据我了解，三间南屋是孙成玉的，房产登记时，孙成玉和妻子不在曲家庄住，所以经办人误将该房产写成孙成德的了。1979年孙丁璋还没去世，有些事我听他本人跟我说过，当时媒人要给孙成玉介绍对象，孙丁璋承诺婚后给他们盖四间房，结婚就先结在三间南屋里，但因当时家里困难，承诺落空了，孙成玉的岳父不算完，去找孙丁璋，孙丁璋来找我帮着说情。在我劝说的过程中，孙丁璋当着他亲家的面将之前写好的一份分书让小女儿直接送给了孙成玉两口子，我当时看过这个分书，就是孙成玉庭审中提交的那份，分书的内容就是将三间南屋和两间东平台给孙成玉。孙成玉的岳父对南屋分给孙成玉也不满意，后经调解，让孙丁璋拿出500元给孙成玉，孙成玉的岳父基本答应这个方案了，但是南屋不成住处，孙成玉婚后提出要出去盖房子，孙丁璋就建议把南屋屋顶和一些木头拆了用于孙成玉盖新房，孙丁璋再出点钱把南屋屋顶搭个平顶，因为当时孙成德还没有结婚，他结婚要结在北屋里，孙丁璋当时考虑和小女儿可以住在南屋，重建南屋时，孙某1还开拖拉机给买了水泥和钢筋。孙某1结婚时就是因家里穷没有另盖房，所以先结在南屋，婚后才出去另盖的房屋，将南屋腾出。”在证人刘某出庭过程中，被告向证人询问“你是否比他的家人还了解他家的情况”，证人回答“不能这么说。”4、证人孙某4到庭陈述：“孙成玉以前的南屋找我和杨继勇、王永军及他的一个舅子去帮忙拆，当时把房顶扒平就停了，还把窗框拆下来了。”被告表示对分书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清楚父亲是否将南屋和东厢棚分给原告，且父亲对房产也没有处分权；对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证人刘某对孙家的具体情况没有其家人更清楚；对证人孙某4陈述的拆房情况有异议。被告称，我二哥孙某1过继给了本家孙刘氏，孙刘氏将该房产交给孙某1；家里原打算将北屋分给我，南屋和东敞篷分给原告，原告当时不愿意，后来家里申请了块宅基地，原告想出去盖房，他出去盖房时把南屋和东敞篷的物料拆走了，只留下南屋临街墙的腰线以下部分，后来我又把南屋、东厢盖起来了，所以南屋、东厢是我的；诉争房产登记在我名下之前没有产权证，初始登记就在我名下。被告为此提交如下证据：1、照片打印件六张。2、证人孙某1到庭陈述：“我和原、被告是亲兄弟，我来证明我父亲原来住的房产是南屋三间、北屋三间，东边有敞篷，西面是茅草房。南屋、北屋共六间，是我的房，该房产最早是属于我大伯父的，我是过继给大伯父的，后来房子就是我的了。1971年我结婚时，因为家里人口多，我父亲把北屋房梁上的部分木料拆下来，墙体没有动，用拆下来的木料另盖了四间新房，由我居住。我父亲又把北屋重新加了房顶，老房的木料多，不需要添置木料。我搬走后，南屋就闲置了，原告结婚时就在南屋住。南屋的状态那时没有动。等原告结婚后，申请了新宅基地，谁申请的不清楚，把南屋房梁上的部分木料拆下来，用拆下来的木料另盖了四间新房，当时南屋的墙体也拆了，靠街的那面墙留了大概一米多高，院里的墙都拆了，我父亲还为留下临街的墙给原告买了石头。后来被告出钱出力将南屋又盖起来了，我当时还帮忙拉物料了。至于东边的棚子后来谁拆的不清楚，西边的平台是被告打的。我不清楚父亲是否给原告分过房子，盖房子的形式和我的形式是一样的。”3、证人孙某3到庭陈述：“原、被告是我哥哥。（曲家庄中街9号的房子）原来是我父亲的。我父亲的名字有时候写‘孙丁璋’，有时候是老写的，至于是哪个字我也不知道。不清楚（父亲是否曾经给孙成玉分过房子），我只知道孙成玉原来住在南屋，（曲家庄中街9号的房子在1980年左右的时候）有北屋三间、南屋三间、西面有个小平台、原来东面有个棚子，等八几年的时候就没有了。三间南屋和两间东厢是孙成玉拆的，我印象中是全拆了，具体拆到什么程度我记不清了，是孙成德把房子南屋和东平台重新盖起来的，盖南屋时，家里人都搭把手，当时孙成德还没有结婚，他挣工分，我父亲不挣工分，顶多在家里指挥一下。（原告是如何搬走的）他结婚以后出去盖，就搬走了。我认为父亲的意思是等他去世后、我们这些妹妹出嫁后，房屋就归被告所有。”4、证人孙某2到庭陈述：“原、被告是我哥哥。孙成玉结婚后住在南屋，父亲和没结婚的子女住在北屋。后来父亲考虑到孙成德结婚需要房子，所以想去村委申请一块宅基地，当时父亲把孙成玉和孙成德叫在一起，问他们申请这块宅基地谁愿意出去住，因孙成玉和妻子不愿意和老家继续住，所以想出去盖房子。我父亲就安排的孙成玉如果出去盖房，南北屋和厢房都是孙成德的，要不然申请的宅基地就是孙成德的。孙成玉出去盖房时拆了南屋和东厢，把拆下来的材料用于盖房，南屋拆到只留下临街一米多高的墙，其他都拆了，留的这块墙是为了给家里挡个院儿，因为留了这道墙，我父亲曾和孙成玉商量过要石头还是要钱，孙成玉说要石头，于是父亲就拿家里的工分买了石头给孙成玉盖房子用。当时家里主要是我、孙成德、孙某3挣工分，我母亲在40多岁时就去世了，我父亲50多岁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妈不能出去干活，所以盖这个房子是我、孙成德、孙某3出力盖起来的，当时二哥也帮忙，我姐也帮忙找的瓦匠。房子盖起来后，孙成德转年就结婚了，当时媳妇不愿意住南屋，于是婚后住在北屋，我和妹妹、父亲住在南屋。申请宅基地时，刘某在外任职，他不了解我家情况。关于南屋和东厢我父亲没有留过分书，他是个聪明人，如果留分书的话，完全可以找二哥等亲戚作证。我父亲之前就说南屋是孙成德的，如果南屋给了孙成玉的话，村里不可能再批块宅基地给孙成玉。”原告对照片打印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从照片上看南屋的墙和窗都是老样式，不是现在的样式；对证人孙某1的陈述有异议，认为证人孙某1只是推断原告结婚盖房的形式与其一样，并不清楚父亲与原告如何协商，关于南屋的拆除情况证人自己也说记不清楚了，不应认定墙体已拆除，虽然在农村平均一户一个宅基地，但名字一般在父亲名下，南屋重新盖建的时候，是在父亲的主持下，全家出力盖起来的；对证人孙某3的陈述有异议，认为关于南屋和东厢的重建问题，证人的说法不完全正确；对证人孙某2的陈述有异议，认为孙某2的陈述与孙某3、刘某的陈述均有矛盾之处，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为，产登记在被告名下的事实清楚。该房产原系孙丁璋叔弟所有，后因孙某1过继给孙刘氏，孙丁璋及其家人得以搬入该房产居住。原告自认东敞篷屋顶被其拆除且已灭失，此后两间东厢（平台）系被告自己盖建，故原告无权主张东厢（平台）的相关权益。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三间南屋的拆除、盖建、权属情况。证人孙某1、孙某2、孙某3作为原、被告的近亲属对此陈述基本一致，且南屋拆除、盖建时，孙某2、孙某3均未出嫁，居住在涉案房产内，帮忙盖建房屋，孙某1亦帮忙运送物料，故该三人的证言可以采信。尽管产的档案信息中未显示南屋、东厢（平台）的登记情况，但该档案信息中所附的房产平面图上包含有南屋和东厢（平台），且该图与1991年、1996年土地使用证上绘制的宗地图基本一致，据此可以确认南屋、东厢（平台）的登记权利人系被告，相关拆迁利益应归被告所有。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曲家庄中街9号南屋三间、东厢（平台）两间的实际所有权人，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判决：驳回原告孙成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0元，由原告孙成玉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同原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焦点问题是涉案南屋三间和东厢两间房屋的权属。涉案房产曲家庄中街9号自1985年起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房产证载明有北屋、南屋各三间，其房产档案信息中虽仅载明北屋三间、西厢（平台）两间，但所附的房产平面图上亦包含有南屋和东厢（平台），该平面图亦与1991年、1996年相继颁发的土地使用证所附宗地图基本一致，足以认定涉案房产产权凭证中包含南屋和东厢（平台）。涉案房屋自1985年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已三十余年，上诉人并未主张过南屋和东厢（平台）的所有权。现上诉人以分书主张其为实际所有权人，而被上诉人不认可分书的真实性及效力，因双方提供的证人证言对涉案房产历史情况陈述不一致，需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本案事实。结合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原则，被上诉人一直占有、使用涉案房产，并为产权登记人，上诉人婚后通过拆除部分南屋和东厢（平台）另建新房，以及近亲属对房屋历史情况的陈述等，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系涉案房屋合法所有权人。综上所述，上诉人主张南屋和东厢（平台）所有权，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孙成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