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5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东福华北岗厦皇庭大厦19、20、21整层和裙楼05层01号。负责人：宋显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浩，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桂敏，女，1954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瑞芝，男，1949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文武，枣阳市王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保深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马桂敏、王瑞芝保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3民初3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人保深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浩，被上诉人马桂敏、王瑞芝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文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人保深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3民初318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条款不属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1.保险条款关于“个人非营业车辆”的脚注并不能当然被认为属于责任免除条款，上诉人认为不应将任何一个不能满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要求的条款均视为是免责条款；2.保险责任是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依据保险合同约定所承担的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实际上是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所应承担的义务，而免责条款应以保险人需要承担保险责任为条件，只有先确定保险人承担责任的范围才能在该范围内确定免除的部分，不能将确定保险人责任范围的条款视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中王某驾驶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身故，上诉人依据约定通融赔付以外身故保险金100000元，而根据保险责任部分的约定，上诉人对被保险人驾驶个人非营业车辆遭受意外伤害身故的情形给付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1000000元，从保险人区分不同意外伤害而给付相差10倍保险金的初衷来看，投保人驾驶电动车所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的概率较驾驶非营运车辆而言显著增加，保险人承担保险的风险亦随之加大，这也正是上诉人对于符合“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责任范围内的相对小概率事件承担10万元基本保险金的理由，一审法院无视保险条款约定，混淆保险责任和免责条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的保险条款并不存在两种以上解释，不应适用保险法第三十条关于“争议条款解释”的规定，本案中，争议焦点在于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事故导致身故时驾驶车辆的性质，对于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以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一审法院在未查明该电动车设计时速以及忽视国家关于车辆性质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改判。马桂敏、王瑞芝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判。马桂敏、王瑞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平安人保深圳公司支付其保险金9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9日，马桂敏、王瑞芝夫妇之子王某以本人为被保险人、以马桂敏、王瑞芝夫妇为身故受益人在平安人保深圳公司投保了一份名为“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人身保险，基本保险额为100000元，保险期间为30年，保险费为1472元/年，交费方式为年交，合同生效日为2016年7月20日。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条款中“自驾车意外全残或身故保险金”项下内容为：“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或者以乘客身份乘坐个人非营业车辆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180日内身故的，我们按10倍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上述条款内容文字的字体、字号、背景与其他条款内容文字的字体、字号、背景一致。2018年2月16日11时左右，王某驾驶两轮电动车沿发展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发展大道金牛山还建小区路段时，因操作不当撞到路边花带摔伤，致王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2月16日死亡。事故经枣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枣公交认字[2018]第021601C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王某负事故全责。2018年2月25日，枣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王某死因进行了鉴定，枣公司鉴（法）字[2018]222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认定：王某系生前因颅脑损伤而死亡。后马桂敏、王瑞芝要求平安人保深圳公司在上述“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赔偿1000000元的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平安人保深圳公司向马桂敏、王瑞芝支付了100000元保险金，双方为保险理赔发生纠纷，马桂敏、王瑞芝诉至法院要求平安人保深圳公司支付剩余900000元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一审法院认为，马桂敏、王瑞芝夫妇之子王某以自己为被保险人、以马桂敏、王瑞芝夫妇为身故受益人在平安人保深圳公司投保的名为“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人身保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禁止性规定，王某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数额向平安人保深圳公司交纳了保费，保费交至日为2018年8月20日，平安人保深圳公司向王某核发了保单，上述人身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王某为上述人身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马桂敏、王瑞芝夫妇为上述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双方以及王某应当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2018年2月16日11时左右，王某驾驶两轮电动车沿发展大道由西往东行使至发展大道金牛山还建小区路段时，因操作不当撞到路边花带摔伤后经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事故发生在上述人身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王某因单方意外交通事故死亡时对马桂敏、王瑞芝造成的损失属于上述“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中“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理赔范围，本案“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人身保险合同约定的“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为10倍基本保险金额，计算为1000000元（基本保额100000元×10倍），因事故发生后，平安人保深圳公司在上述“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赔偿限额内向马桂敏、王瑞芝赔偿了100000元保险金，马桂敏、王瑞芝作为上述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其诉求平安人保深圳公司按照上述人身保险合同约定再赔偿900000元“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有理，予以支持。平安人保深圳公司辩称事故发生时，死者王某驾驶的事故车辆是电动车，并非本案人身保险合同保险条款中“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项下约定的“经登记的、非营运且个人所有的机动车”，不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理赔情形，且保险公司已经在该保单条款各处以加粗字体、黑字体、加大字号、文字背景等方式作出醒目标志，以与其他条款内容相区别，保险公司已采取书面方式向投保人王某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不应承担保险理赔责任。本案王某与平安人保深圳公司订立“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人身保险合同时，采用的是平安人保深圳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格式条款中将“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保险人的理赔范围缩小限制在“被保险人驾驶或者乘坐个人非营业车辆期间遭受的意外伤害导致身故”内以及依据被保险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大小进行差别赔付，这不仅与本案人身保险名称“平安百万任我行”字面意思相左，也明显减轻了保险人保险理赔责任，且平安人保深圳公司据此条款拒赔马桂敏、王瑞芝作为本案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1000000元保险金给付的诉求，只支付了100000元身故保险金，上述条款存在减轻、免除保险人责任内容以及保险人比例赔付的情况，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现平安人保深圳公司庭审举证的“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项下第二款内容文字的字体、字号、背景与其他条款内容文字的字体、字号、背景一致，平安人保深圳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公司与王某签订本案人身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已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就上述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王某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上述人身保险合同保险条款中“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项下内容作为免责条款依法不产生效力，且平安人保深圳公司认为依照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只有驾驶经登记的、非营运且个人所有的机动车因意外事故身故才能获赔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马桂敏、王瑞芝认为本案被保险人王某驾驶电动车因意外事故身故也应当符合保险合同中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的理赔情形，双方就能够在上述保险获赔的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事故导致身故时驾驶车辆的性质产生歧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一审法院认定王某驾驶电动车因意外事故导致身故对马桂敏、王瑞芝造成的损失属于上述人身保险合同“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理赔范围，平安人保深圳公司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平安人保深圳公司另辩称因马桂敏、王瑞芝在被保险人王某发生交通事故后未保护好现场，在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查勘前将事故车辆带离现场，导致交警无法查清车辆属性，无法认定查清事故原因，直到事故发生后近2个月，交警部门才在马桂敏、王瑞芝的一再要求下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马桂敏、王瑞芝未举证证明死者王某的死因为本案“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条款约定的“意外伤害身故”。本案枣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枣公交认字[2018]第021601C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王某系驾驶两轮电动车时因操作不当撞倒路边花带摔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枣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王某死因进行了法医学尸体检验，也认定王某系生前因颅脑损伤而死亡，王某的死因属于因意外事故死亡，平安人保深圳公司未举证证明王某死因为非意外事故，故平安人保深圳公司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赔偿马桂敏、王瑞芝保险金9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0元，减半收取6400元，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上诉人马桂敏、王瑞芝之子王某作为投保人向上诉人平安人保深圳公司投保了“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并交纳了保费，平安人保深圳公司出具了保单，双方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上诉人平安人保深圳公司上诉称“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条款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经审查，“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条款中约定“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或者以乘客身份乘坐个人非营业车辆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同时在脚注部分以脚注4的形式对“个人非营业车辆”解释为在境内登记、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性运输（非营运），且行驶证记载所有人为个人的机动车。而上诉人提供的“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的保险合同中第2.2条其他免责条款明确约定“除2.1责任免除外，本主险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4.2、7.4、脚注4、附表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项下约定的“经登记的、非营运且个人所有的机动车”为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符合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故在上诉人平安人保深圳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对该免责条款尽到法律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前提下，该免责条款依法不产生效力，上诉人平安人保深圳公司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平安人保深圳公司另上诉称一审法院未审理查明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是否属于机动车，本院认为，“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的条款中对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的理赔标准表述为“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或者以乘客身份乘坐个人非营业车辆”，而关于个人非营业车辆，保险合同以脚注4的形式进行了进一步解释说明，根据保险合同的内容，脚注4亦属于合同的免责条款，对于免责条款的具体内容上诉人平安人保深圳公司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也没有针对上诉人诉称的电动车与机动车的区别进行专门的列明阐释，即在保险合同中并未有专门的条款对“机动车”的范围进行限定和列明，因此上诉人平安人保深圳公司以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王某驾驶的电动车并非保险合同约定的机动车为由拒绝支付10倍保险金理赔款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平安人保深圳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当按照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条款的相关内容进行理赔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平安人保深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波审判员  刘茂强审判员  余以祥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熊秋月书记员袁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