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豫01行赔初121号原告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三组。法定代表人马治国，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郭敏慧、熊雪冬，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132号。法定代表人耿勇军，区长。委托代理人何颂，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马国杰，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金屏路与漓江路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法定代表人陈勇，镇长。委托代理人马涛，该镇政府法制办主任。委托代理人雷世科，河南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行种子公司）因与被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街区政府）、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峡窝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1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并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先行种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治国、委托代理人郭敏慧、熊雪冬，被告上街区政府委托代理人何颂、马国杰，被告峡窝镇政府委托代理人马涛、雷世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一、原告建筑设施的基本情况及强拆经过。原告系经郑州市上街区工商局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在2007年12月经卫星测绘，面积3024平米。原告2008年1月向郑州市财政局缴纳了土地管理费，取得了集用（2008）第1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该地类为商业用地，原告具有土地使用权。原告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集体土地上建有厂房、办公室及生活用房等合法建筑，并一直持续经营十余年，经营效益良好。后因上街区的征收项目，原告的房子被划入征收范围之内。因补偿标准过低，原告一直未与相关单位达成有效的补偿安置协议。2018年4月3日、4月4日，二被告组织相关单位在原告未签订任何有效协议、未进行事先通知、也未依法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情况下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原告屋内、院外的财物被毁损。二、被告强拆原告建筑设施的行为已经被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豫71行初1096号行政判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351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三、原告是适格的国家赔偿请求人，二被告是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六条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依据上述规定，原告作为适格的国家赔偿请求人，有权请求赔偿；被告因实施了违法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是适格的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四、二被告应当对因实施违法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第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根据受到的不同损害，可以同时提出数项赔偿要求。”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入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依据上述规定，结合原告地上附属物、损毁物品及因此导致损失的实际情况，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所遭受的损失共计11568592元。五、原告符合提起国家赔偿诉讼的条件。原告2019年9月13日向二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截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被告一作出了上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被告二并未作出国家赔偿答复。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第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原告符合提起国家赔偿诉讼的条件。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赔偿因违法强拆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11568592元。包括：基础类1860400元；建筑类5766492元；果木类18930元；生活类41000元；其他类1180000元；违约赔偿2129000元；砸毁272770元；诉讼费300000元。以上详见原告《总体损失明细表》及各附件。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1．原告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原告的基本身份信息。2．土地租赁合同。3．废水坑地实况说明。证明原告所租涉案土地原为废水坑地，之后原告花费巨资将该坑地填土整平。4．原告缴纳的土地管理费、城镇土地使用税票据复印件。5．集体土地使用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依法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并且依法缴纳了税费，对涉案土地拥有合法的使用权。6．房屋被强拆前照片6张、强拆后照片12张。证明原告房屋被强拆前、强拆后的现状以及强拆造成原告物品损失。第二组：7．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的（2018）豫71行初1096号行政判决书。8．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行终35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二被告强拆行为已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二被告赔偿主体适格。第三组：9．给区政府的国家赔偿申请书邮寄单据复印件一份。10．给镇政府的国家赔偿申请书邮寄单据复印件一份。11．上街区政府作出的上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提出过国家赔偿申请，被告一作出了涉案行政赔偿决定书，被告二至今未予答复。第四组：12．总体损失明细表，以及基础类、建筑类、果木类、生活类、其他类、客户违约金及利润损失、被掩埋物品清单、诉讼费用、空院落等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的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13．亿达创业园宣传宣传册复印件一份。14．和昌集团都会广场置业计划书复印件一份。15．正兴翡翠城二期宣传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厂房所在地段就进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在5900-6500元之间。16．小麦种子预约生产合同九份复印件。17．小麦品种生产加工合同一份复印件。证明被告强拆行为导致原告无法完成预约生产合同造成的违约金以及利润损失。18．专项法律事务委托代理协议。19．委托代理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因涉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用。20．豫政土〔2014〕820号批复。21．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三方案”。证明涉案土地在2013年被征收时，片区综合地价即达到81.75元/平方米，原告所有的空地、院落共计1625.6平方米，即使按照2013年综合地价计算，原告应得的空地补偿款应为132892.8元。被告上街区政府答辩称：上街区政府作出的赔偿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一、原告被拆除建筑占用土地系租赁上街村第三村民组集体土地。2010年6月1日上街区土地整理合利用工作小组代表上街区政府作出决定，对原告进行拆迁，此为项目立项时间，适用当时生效的郑政文〔2009〕127号文件作为补偿核算政策依据。二、2013年10月2日上街区政府拆迁工作小组到原告公司进行土地房屋及附属物调查，原告法定代表人马治国对土地房屋丈量及附属物调查表无异议并签字确认。三、依据郑政文〔2009〕127号文件规定，在拆除房屋占用土地性质、丈量数据的基础上，上街区政府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上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依法对原告赔偿554982.15元，并且邮寄送达，该决定应予维持。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上街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1．行政赔偿申请书。2上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3．邮寄单及邮寄单快递信息。证明：2019年9月14日原告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依据郑政文〔2009〕127号文规定，结合拆除房屋占用土地性质、丈量数据的基础上，依法作出554982.15元的赔偿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有效，应予维持。第二组：4．《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09〕127号）。证明该文为本次赔偿决定适用的政策依据。5．《集体土地使用权证》。6．《土地租赁合同》。证据5和6共同证明被拆除建筑占用土地系租赁上街村第三村民组集体土地，应适用郑政文〔2009〕127号文件的事实。7．被拆除房屋丈量登记表。8．先行种子公司附属物调查表2份。证据7和8共同证明2013年10月2日工作组到原告处进行土地房屋及附属物调查，原告法定代表人马治国对土地房屋丈量及附属物调查表无异议并签字确认；被告以房屋丈量表和调查表为基础核算的赔偿数额。被告峡窝镇政府答辩称：根据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豫71行初1096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上街区政府、峡窝镇镇政府强制拆除原告涉案房屋行为违法，即负有赔偿义务的机关为两被告。答辩人收到原告的赔偿申请后，经了解，原告也同时向上街区政府提出了赔偿申请。答辩人认为，原告基于同一事实仅能得到一次赔偿，不因原告多份申请而得到多份赔偿。上街区政府已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上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房屋已经由该赔偿决定书予以赔偿，再要求答辩人进行赔偿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峡窝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证据。经庭前会议及庭审质证，各方对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两被告对原告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2土地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同时证明了原告公司占用的土地系集体用地的事实。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形式上是实况说明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赔偿没有法律上的关联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时证明了厂房占用土地为集体用地，适用郑政文〔2009〕127号文。证据6系强拆案件中的相关证据，与赔偿案件没有直接法律上的关联。对证据7、8的真实性、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对证据9、10、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街区政府严格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时间内对原告作出了行政赔偿决定，不存在不予答复的情况。上街区政府的答复同时代表了峡窝镇政府对原告的统一答复，不存在两被告同时对原告进行答复的情况。对证据12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上述损失系原告单方统计，根据已经生效的认定强制拆除的判决显示，先行种子公司并非突击性一次性强制拆除，而是中间分阶段与先行种子公司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先行种子公司有充足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去将先行公司种子公司可拆卸的机器设备以及相关的物品设施安全转移到其他地方，被告认为先行种子公司总体损失明细表不符合当时强拆的具体情况，不能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关于证据13、14、15、16、17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被告认为与本案的赔偿没有法律上关系。对证据18、19，律师费是否真实发生无法核实，需要提供银行流水和律师费的发票票据加以证明；国家赔偿法是有限赔偿，国家赔偿法里没有关于强制拆除后应赔偿律师费的规定，因此本案不涉律师费的赔偿。对证据20、2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土地补偿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人村委会，而非原告。原告对被告上街区政府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09〕127号文在2014年已经失效，被郑政文〔2014〕142号文所取代，实质上该文件本身是解决补偿问题，不能解决本案赔偿问题，就被告给原告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应当以被告作出赔偿决定时周边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为准。结合原告在庭审中的举证涉案市场价在5900元到6500元之间；被告赔偿决定书遗漏了诸多事项，只涉及到部分房屋以及附属物的损失，不能包含原告的所有损失，具体的赔偿项目应以原告的赔偿清单为准。对证据3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质证意见同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对证据5和6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证据7和8，对于被告进行过土地房屋和附属物调查原告没有异议，但是对于登记表和附属物调查表原告有两个异议，一是将东厂房当做围墙予以认定，原告不予认可；二是丈量调查存在缺项、漏项问题，厂房、办公室、厨房的门窗、厂房的大门、散水坡以及生活地埋管均不在调查之列，并且水泥地坪只包含了原告晒场道路的地坪，不包括过道以及鸡舍地坪，水泥地埋管也只算了南边的，未计算西边和北边的水管。总结一下，原告对被告所作赔偿决定不予认可，集中在两点，第一是赔偿依据，被告是以〔2009〕127号文件的依据作出的。第二是案涉赔偿决定书遗漏了诸多赔偿项目，具体应赔偿项目以原告提交的清单为准。被告峡窝镇政府对被告上街区政府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2、4、5、7、8、9、10、11、20、21，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对原告据此证明本案争议原告应否获得赔偿及赔偿金额的目的不予认可，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原告证据3实际上是证人证言，多名证人在同一份书面说明上签字捺印，均未提交签名人的身份证件，签名人身份不明，不符合书面证言的形式要件，且签名人也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其说明情况的真实性；且即便说明内容真实，也系原告与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及相关村民组之间关于用地、整地、相关费用负担的法律关系，与被告强拆赔偿问题无直接关系，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证据6系原告涉案房屋强拆前后的现场照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告涉案房屋当时的状况，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证据12系原告单方主张的求偿清单，原告主张能否成立，本院将结合各方证据、举证责任分担及本院查明情况综合评判。原告证据13-15系原告提交的涉案房屋所在地段就近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与涉案土地及房屋的性质不同，不能适用于本案，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证据16、17系证明原告主张的因被告强拆行为造成的预约生产合同无法履行的违约金及利润损失，该证据及原告主张能否成立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原告证据18、19证明其诉讼聘请律师的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不予赔偿，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上街区政府证据客观真实，除2013年10月2日先行种子公司附属物调查表系2013年拆迁时的调查表，与本案2018年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赔偿问题无关外，其余证据与本案相关，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对被告关于本案争议赔偿问题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系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为查明原告使用涉案土地的性质，庭后经本院责令被告提交了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民委员会的情况说明、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三方案”及资金来源情况说明。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街村村民委员会的情况说明质证称，该份情况说明中承认原告不是村办企业，原告表示认可。对于说明中第二段土地整合利用的说法原告不认可，原告根本不在土地整理范围之内，2010年土地整合时下的有文件，原告不在文件规定的整合范围之内。2013年峡窝镇政府跟村里去找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马治国，说修路要拆原告厂子的一个角，让原告配合政府工作，他们对原告被扒的墙进行了丈量。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一书三方案”及资金来源情况说明本身无异议，但说原告2010年5月已经被征收，原告不认可。被告所说不符合事实，征收也不符合法定程序。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上街村村民委员会的情况说明中涉及原告企业性质、原告所用土地性质等问题，与原被告相关证据证明的情况一致，本院予以采信；对于2010年是否对涉案土地进行土地整合利用、征收、储备等问题，涉及本案争议问题，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一书三方案”及资金来源情况说明客观真实，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的异议涉及本案争议问题，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经审理查明：原告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12日，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马治国，登记住所位于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三组。2008年1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与甲方上街村第三村民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属上街村委会第三组，村民住宅区有一段“废水坑地”4.536亩，拥有土地所有权，地块名称“村民排水坑”，南北长63米，宽48米，现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自愿从甲方承租上述土地使用权，上述土地使用的范围是种子仓库、检验室、办公室、营业门市部、晒场、居住室、栽植树木等构筑物、建筑物，无任何化学污染；土地租赁期限为叁拾年，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37年12月31日止；由于不可抗力（政府占用）造成土地占用，土地赔偿金全归甲方所有；由于不可抗力（政府占用）造成租赁土地不能继续租赁，乙方在租赁土地上的一切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和拆迁费、搬迁费、安置费等补偿费一律归乙方所有；租地使用手续由乙方办理，费用由乙方承担，等等。2008年1月18日被告上街区政府签章为土地使用权人“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所有权人“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及各村民组农民集体”颁发“上集用（2008）第10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地类（用途）为商业用地，使用权面积3023.81平方米。该证“记事”栏中载明“本宗地为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办企业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使用”。2019年12月18日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民委员会签章出具情况说明，称原告系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非上街村的村办企业。“上集用（2008）第1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附页《记事》一栏注明“本宗地为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办企业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使用”是为该公司争取优惠政策。原告提交了其2008年1月3日缴纳土地管理费4536元的票据一张和2018年1月15日缴纳4536.03元的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一张。根据被告提交的三张原告法定代表人马治国签名捺印确认的先行种子公司附属物调查表及平面图，2013年10月2日附属物调查表上载明：围墙10.3＊2.8，高2.8米；围墙3.9＊2.8，高2.8米；围墙7.3＊3，高3米，备注房屋南山墙、无顶；围墙17.5＊4.2，高4.2米，备注房屋东山墙、无顶；水泥地埋管28米，直径0.7米。被告称制作于2018年强拆前的附属物调查表及平面图载明：砖混40＊12.4、砖混13＊6、砖混42.5＊7.7、简房10.5＊4、厂房18＊7、地坪31＊42.5、砖混4＊1.7＊3÷2、道路10＊12、围墙（12.4+2+6+14+24+42.5+4+8）＊2.5、乔木25-30厘米8棵、杏树5年7棵、核桃树5年30棵。原告对被告进行过土地房屋和附属物调查没有异议，但是有两个异议，一是将东厂房当做围墙予以认定，原告不予认可；二是丈量调查存在缺项、漏项问题，厂房、办公室、厨房的门窗、厂房的大门、散水坡以及生活地埋管均不在调查之列，并且水泥地坪只包含了原告晒场道路的地坪，不包括过道以及鸡舍地坪，水泥地埋管也只算了南边的，未计算西边和北边的水管。对于原告具体主张的建筑物、设施等原告提交了《总体损失明细表》。2018年4月3日夜至4月4日凌晨，原告公司的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被告拆后不久，就对现场的建筑垃圾等进行了清理，被告称涉案土地现已经被政府收储。2018年9月27日原告向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二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该院2018年11月19日作出（2018）豫71行初1096号行政判决，确认二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位于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三组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该判决中查明，“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土〔2011〕541号《关于郑州市上街区2010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及豫政土〔2014〕820号《关于郑州市上街区2013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显示，2010年以来对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三组及上街村土地实施过征收，被告上街区政府虽未提交证据证实原告先行公司的房屋在其征收范围内的具体征收拆迁项目，但证人上街村第三村民组组长赵某的证言与上述批复相互印证，证明期间上街村土地被上街区政府征收的事实存在。在未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2018年4月3日夜至4月4日凌晨，原告公司的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同年4月4日下午原告向郑州市公安局上街区分局峡窝镇派出所报案。……另查明，在原告的涉案房屋被拆除前，峡窝镇政府工作人员就拆迁附属物补偿及拆迁事宜与原告多次沟通，但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峡窝镇政府对该判决不服上诉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9）豫行终351号行政判决，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9月14日原告向二被告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二被告对违法强拆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被告上街区政府收到原告申请后，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上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支付原告被拆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554982.15元；驳回原告其他赔偿请求。原告于2019年11月15日签收该《行政赔偿决定书》。被告峡窝镇政府未对原告作出回复。原告不服，于2019年11月25日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因违法强拆造成的经济损失11568592元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基础是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豫71行初1096号行政判决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9）豫行终351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二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且原告对被告上街区政府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不服，故原告依法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对因二被告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求偿。本案原告起诉状中提出了11568592元的求偿金额，当庭原告将2013年被告调查登记后原告同意拆除的围墙面积及求偿金额从其中删去，将其《总体损失明细表》上求偿总额调整为10754048.8元，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称2013年经原告同意后被告拆除的水泥地埋管28米、直径0.7米也不在本次赔偿中主张。关于本案赔偿标准确定的依据问题。被告虽然称2013年上街区政府拆迁工作小组已经对原告土地房屋及附属物进行了调查并有马治国签字确认，原告求偿项目均应按照郑政文〔2009〕127文件规定的标准进行计算。但是被告提交的2013年10月2日附属物调查表仅载明了四段围墙和水泥地埋管，与原告所称当时因修路仅占了其厂院的一个角相互印证。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土〔2011〕541号《关于郑州市上街区2010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及豫政土〔2014〕820号《关于郑州市上街区2013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征地范围是否涵盖原告涉案土地，因被告并未提供确切的征地红线图等资料，本院不能确定；即便确实涉及原告涉案土地，在当时没有完成合法征地补偿程序，直至2018年4月被告才强制拆除原告涉案房屋，而郑政文〔2009〕127号文件已于2014年被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即《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取代的情况下，被告主张仍按照郑政文〔2009〕127文件规定的标准进行本案的赔偿有失公允。因此，对于原告求偿的项目本院认为参照适用郑政文〔2014〕142文件规定的相应项目的补偿标准为宜。原告各项求偿项目具体酌定如下：一、关于原告求偿的第一项基础类损失1860400元1．关于废水坑和排水管道的损失。原告主张的理由是原来上街村第三村民组的地为“废水坑地”，自己平整土地、埋设排水管道等有投资，本来合同约定用30年，现在未用够有损失。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约定使用的就是“废水坑地”，原告为了使用该土地进行平整土地、埋设排水管道等投资是必然的；且合同中已经约定了因不可抗力（政府占地）造成土地占用的各项补偿费、赔偿金如何分配问题，其中并未对原告上述投资进行约定，如果原告认为没有用够30年有损失，可以向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及上街村第三村民组主张，与二被告强制拆除行为无直接的法律关系。故原告上述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门前道路和院晒场道路的损失。关于门前道路，原告主张12米＊10米、底层碾压混凝土80-100mm，被告附属物调查表中也记载有道路10米＊12米，故本院予以认定，参照郑政文〔2014〕142文件规定的道路（混凝土面）120元/平方米的标准予以计赔。即12米＊10米＊120元/平方米=14400元。关于院晒场道路，原告主张42.5米＊31米，中间高四周低利用排水防潮，被告附属物调查表记载为“地坪31＊42.5”，因强拆前附属物调查时被告已将该项目登记为地坪且原告法定代表人马治国也已签字确认，且从常理上讲，是用于晾晒种子的晒场，而并非原告主张的道路，因此，本院将之认定为“地坪”，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地坪”（水泥、砖地坪）38元/平方米的标准来计赔。即42.5米＊31米＊38元/平方米=50065元。3．关于原告求偿的地坪、散水坡、生活地埋水管的损失。被告拆前所作附属物调查表中没有上述项目，但原告明确称被告该调查表的丈量调查存在缺项、漏项问题，厂房、办公室、厨房的门窗、厂房的大门、散水坡以及生活地埋管均不在调查之列，并且水泥地坪只包含了原告晒场道路的地坪，不包括过道以及鸡舍地坪，水泥地埋管也只算了南边的，未计算西边和北边的水管；且地坪、散水坡、生活地埋水管系原告生产生活经营所必须设施；被告强拆前除了该调查表，再无其他照片、视频等来固定强拆前原告涉案房屋现场客观情况，因被告强拆导致原告无法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上述设施设备存在及其状况、损失，依法被告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故本院对于原告上述设施存在予以认可；但对于其结构、性质原告并未详细描述，故本院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相应标准酌情认定。其中，地坪中原告主张有两段混凝土路面共28平方米，本院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混凝土路面120元/平方米的标准计赔，即28平方米＊120元/平方米=3360元。另东北角鸡舍、东西南北过道的地坪共54平方米，本院酌定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地坪38元/平方米的标准计赔，即54平方米＊38元/平方米=2052元。关于原告主张的散水坡共95.6平方米，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中并无对应的项目，本院酌定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中地坪38元/平方米的标准计赔，即95.6平方米＊38元/平方米=3632.8元。关于原告求偿的生活地埋水管共298米，原告均未描述其具体规格，本院酌情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的四类规格PVC地埋管补偿标准的平均价即30.5元/米［计算方法：（57元/米+32元/米+21元/米+12元/米）÷4］来计赔，即298米＊30.5元/米=9089元。二、关于原告求偿的第二项建筑类损失5804088元原告求偿的各建筑物损失金额均是包括土地和房屋的价值。但因涉案土地的证载使用权人和有所有权人均非原告，因此，原告无权来主张涉案土地的价值，对于原告求偿的相应建筑物占用土地的价值部分本院均不予支持。另即便2008年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证，记事中载明给原告使用涉案土地，那么原告建设相应的建筑物依法也应当办理相应的规划、建设手续，但原告并未提供相应手续。该情况本院在酌定赔偿金额时，也会考虑。1．关于北厂房的损失。原告主张北厂房40＊12.4＊4.2米、简易框架，其中40＊12.4厂房的规格与被告附属物调查表及图所载一致。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厂房”有砖混结构460元/平方米（净高4m、石棉瓦顶、砖墙）；砖混结构530元/平方米（净高4m、空心板顶、砖墙）。框架结构（净高6米以上）1100元/平方米。原告主张系简易框架结构，但是不符合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框架结构厂房净高6米以上的标准，故不能适用该标准。原告未描述其顶棚的性质，结合原告提交的厂房照片，本院按照砖混结构530元/平方米（净高4m、空心板顶、砖墙）的标准来认定和计赔，即40米＊12.4米＊530元/平方米=262880元。另原告还主张北厂房前面有高1.7米、宽4米三个厂房门出沿框架共20.4平方米，按照一半房屋面积来计算，即10.2平方米；对此，被告的附属物调查表和图中有载明，且被告也认可，故本院予以支持。即计赔10.2平方米＊530元/平方米=5406元。此外，原告还单独主张北厂房的厂房门、窗户的损失赔偿，因上述设施系厂房的必备组成部分，无法与房屋本身分离，且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厂房的补偿标准中当然地涵盖其附属门窗的价值，因此，原告再单独主张门、窗的赔偿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办公室检验室的损失。原告主张其规格为42.5米＊8米＊3.4米，地基为钢筋混凝土框架、预制板顶。被告强拆前的附属调查表中登记为砖混房屋42.5＊7.7，因马治国已经签字确认该规格，那么本案中原告又主张为42.5米＊8米，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定该建筑物为42.5米＊7.7米，砖混结构。结合原告照片显示该建筑物为一层平房。参照适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平房砖混结构（全砖墙、预制或混凝土板顶、单层房屋净高2.8米、铝合金门窗）620元/平方米的标准来计赔。即42.5米＊7.7米＊620元/平方米=202895元。另原告还单独求偿该房屋的门和窗户，因门和窗户系房屋的必备组成部分、不能独立存在，且根据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对平房砖混结构的描述也可见其补偿标准已经包含了门窗的价值，故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厨房的损失。原告主张为13米＊6米＊3.4米，与被告附属调查表中登记的砖混13米＊6米一致，本院予以认可。原告描述地基为钢筋混凝土框架、预制板顶。本院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平房砖混结构620元/平方米标准计赔。即13米＊6米＊620元/平方米=48360元。原告单独求偿其门窗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同上。4．关于南厂房的损失。原告主张18米＊7米厂房，在被告附属物地调查表中有载明，本院予以认可。但原告没有描述其层高。本院酌定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厂房砖混结构530元/平方米的标准来计赔。即18米＊7米＊530元/平方米=66780元。原告单独主张门窗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同上。5．关于简易房的损失。原告主张简易房（包括厕所、浴室、储藏室）10.5米＊4米，与被告附属物调查表上载明的简房10.5米＊4米一致，本院予以认可。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简易房（四面墙）210元/平方米的标准计赔。即10.5米＊4米＊210元/平方米=8820元。6．关于东厂房的损失。原告主张东厂房42.5米＊7.2米，地基为钢筋混凝土框架、未建成。因被告2018年已经对原告公司进行了附属物调查，原告法定代表人马治国也已签字确认、正在协商补偿事宜，当时并无原告所称东厂房的存在；且东厂房的建设无任何规划、建设许可手续，原告提交的“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决定书上赔决字〔2019〕2号项目遗漏清单”中也明确载明“东厂房：城管局要求停建（306m2）”，故该处未建成房屋不具有合法性，本院对原告该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7．关于围墙和大门的损失。原告称其主张的围墙与被告2018年附属物调查表记载一致，被告2018年附属物调查表载明原告围墙情况为（12.4+2+6+14+24+42.5+4+8）米＊2.5米=112.9米＊2.5米=282.25平方米。另据原告提交的围墙照片可见，围墙为砖墙。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围墙（二四砖墙，墙高﹥2米）85元/平方米的标准计赔，即282.25平方米＊85元/平方米=23991.25元。另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当庭在扣减2013年拆除围墙面积时出现了计算错误，将其本案主张围墙面积调整为175.96平方米，少于被告2018年附属物调查表载明的面积282.25平方米，因本院认可的赔偿金少于原告主张的35192元，故对原告此次被拆围墙面积本院据实认定。关于原告求偿大门4000元，原告描述为4米＊3米、两侧砖柱铁大门，但原告并未说明其购进或更换时间，因原告建厂已久，大门又是必备设施，被告附属物调查表中虽然登记上，但是原告大门应是客观存在，故本院酌情按照六成新折旧后价值2400元计赔。三、关于原告求偿的第三项果木类损失18930元原告求偿的杏树5年7棵、核桃树5年30棵、桐树（被告附属物调查表中登记为乔木）25-30厘米8棵，与被告附属物调查表登记情况一致，本院予以认定。原告主张适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果木补偿标准。其中，杏树5年7棵，适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鲜果类初产期（5年﹤树龄≦5年）380元/棵的标准计赔，即7棵＊380元/棵=2660元。核桃树5年30棵，适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干果类初产期（3年﹤树龄≦6年）465元/棵的标准计赔，即30棵＊465元/棵=13950元。桐树25-30厘米8棵，适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乔木类（25公分≦胸径﹤30公分）290元/棵的标准计赔，即8棵＊290元/棵=2320元。综上，原告第三项果木类损失共计18930元。四、关于原告求偿的第四项生活类损失41000元原告在《总体损失明细表》中提出了其主张的名称、类别、数量、金额，但是对于物品的具体品牌、规格、新旧程度等均未说明，鉴于原告建厂已久，其主张的低压电盘、电器设施、监控、电脑电话应该是使用已久。另上述项目虽然没有在被告附属物调查表中载明，但是确系原告生产必备设施设备，故本院认定其客观存在。故本院酌定按照六成新折旧后价值计赔，即41000元＊60%=24600元。五、关于原告求偿的第七项强制拆迁被埋砸物品损失272770元（原告《总体损失明细表》中主张金额为266070元）原告提交了有限几张能够反映被砸毁电视机（从原告照片上看为小型旧款电视机）、饮水机、机器的照片，原告称是被告拆完后其在现场拍摄的，说明原告对于被砸毁物品尤其是能够从拆后建筑材料中露出来的大型机器等物品是具备拍照、录像固定条件的，但是原告并未提交相应的更多的证据；原告提交的几张照片中也能看到有些机器是在空院中放置，并非原告所称被砸毁了。且确认违法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强拆迁被告与原告多次协商补偿事宜，那么原告将大量物品存放在即将被拆除房屋内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其次，即便求偿的物品确实存在，那么原告对于其主张的物品的品名、规格、价值、新旧程度、求偿金额的依据等均未做任何说明和举证，依法也应当承担一定不利后果，且依法也不能按照原告主张的市场价或购进价给予赔偿，而只能按照拆除当时相关物品客观保存的折旧后价值给予赔偿。再次，被告强拆之前依法应当对原告机器、物品等进行清单、登记造册并经原告签字确认，或者将物品搬离房屋并移交给原告，但是被告也未做上述工作，因此，被告对原告物品损失也应当承担很大程度的举证责任。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在原告被砸毁物品详细情况及其损失金额无法具体、准确确定的情况下，本院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酌情确定原告各项被埋砸物品损失共100000元。六、关于原告求偿的第五项其他类（搬迁补偿和停产停业）损失250000元原告主张搬迁补偿（花生种、玉米种，480000斤，租库运杂及其他搬迁）100000元，但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产生了上述费用；另强制拆除本身也不产生搬迁补偿问题，在被告拆除前、原被告协商补偿阶段，原告自愿搬迁、租库运杂等产生的费用与被告强制拆除行为无关。关于停产停业损失，本身不属于被告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且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强制拆除前原告公司一直正常经营且有盈利，也未提交营业收入账目、纳税凭证等证据来证明其拆迁前几个月平均的营业收入，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七、关于原告求偿的第六项违约赔偿，包括客户违约金及经管利润损失共2101000元对于该项损失，原告仅提供了几份小麦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及小麦品种生产加工合同，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印证上述合同的真实性，合同实际履行，且因被告违法强拆行为而致其履行不能，以及违约金已经实际产生。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合同履行后产生的利润损失，除本院上述意见外，另预期利润也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的范畴，故本院亦不予支持。八、关于原告求偿的第八项诉讼费用30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求偿的诉讼费用300000元系其维权成本，并非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因二被告强制拆除行为给其造成的直接损失，故本院不予支持。九、关于原告求偿的第九项空院落损失132893元由于涉案土地的“上集用（2008）第10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使用权人为“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所有权人为“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及各村民组农民集体”，均非原告；虽然该证附页《记事》一栏注明“本宗地为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办企业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使用”，但是原告公司的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并非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的村办企业，对此各方当事人包括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均无异议；且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称其权证上如此记载是为了给原告公司争取优惠政策。因此，涉案土地证载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人均非是原告，原告主张空院落（即土地）的补偿或赔偿利益，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酌定赔偿原告因二被告强拆房屋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失共计847661.05元。原告其他过高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原告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被违法强制拆除的涉案房屋以及由此造成的各项物品损失共计人民币847661.05元；被告逾期未支付的，以847661.0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标准，支付原告逾期期间的利息；二、驳回原告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何信丽审判员  侯 贇审判员  魏丽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艳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