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石阡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623民初478号原告：蒲某1，男，汉族，1942年6月19日生，贵州省石阡县人，住石阡县。原告：代某，女，汉族，1943年7月11日生，贵州省石阡县人，住石阡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石阡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被告：蒲某2，男，汉族，1964年11月17日生，贵州省石阡县人，住石阡县。被告：蒲某3，男，侗族，1967年8月20日生，贵州省石阡县人，住石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运高，思南县塘头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被告：蒲某4，女，汉族，1970年4月24日生，贵州省石阡县人，住石阡县。被告：蒲某5，女，汉族，1977年7月20日生，贵州省石阡县人，住广东省中山市。原告蒲某1、代某与被告蒲某2、蒲某3、蒲某4、蒲某5赡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蒲某1、代某，被告蒲某2、蒲某3、蒲某4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蒲某5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缺席审理终结。原告蒲某1、代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贵院判决两原告由被告蒲某2支付赡养费每月500元，被告蒲某3支付赡养费每月500元，两被告需于每年12月30日前支付完毕；二、两原告的医疗费用自付，但自付费用经合医保销超1000元金额，由被告蒲某2、蒲某3平均分担。三、两原告单独居住，生病住院由被告蒲某2、蒲某3共同护理；四、两原告过世由被告蒲某2、蒲某3各负责一老人安葬；五、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蒲某1与代某生有两儿和两女，分别是长子蒲某2，次子蒲某3，长女蒲某4，次女蒲某5。因二原告现年纪大无生活来源，且体弱多病，每月需花费很多医疗费，原告蒲某1还瘫痪在床。2019年两原告由长子蒲某2负责，但蒲某2的经济能力巳不能满足两原告生活及医疗费用，次子蒲某3在此情况下不赡养两原告，二原告申请本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但次子不愿调解，两原告为此不得不诉之贵院，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如上诉求。被告蒲某2辩称：赡养父母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有两弟兄应该平均担负赡养责任。被告蒲某3辩称：一、关于蒲某1、代某双老的赡养责任，我们于2019年3月4日经村调委会主持调解，已分别签字签订了《赡养协议》书，按赡养协议书中约定，原告蒲某1、代某的赡养责任是蒲某2负责，已与蒲某3无任何关系，所以原告只能诉蒲某2，本案蒲某3作为被告诉讼不成立；二、在签订《赡养协议》之前，二原告的赡养一直都是由蒲某2、蒲某3共同负责，原告代某及本案中的被告蒲某2多次口头向所在村、包组干部申请调解，在村调委会主持调解下，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赡养协议，当事人三方己签字并捺印确认，这充分说明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完全符合《合同法》之规定,所以该《赡养协议》书应受法律支持和保护。另外，该《赡养协议》书已加盖上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按《人民调解法》相关之规定，该《赡养协议》书已经法律生效，当事人三方必须自觉履行。三、三方当事人签订了《赡养协议》书后，本案被告蒲某3按协议书约定，已将田、土、山林划给了本案中的被告蒲某2，且蒲某2已进行了耕种管理,并将被划拨土地上的树木出售他人，蒲某3没有提任何异议,均充分说明双方都已接受了该协议中的约定。按赡养协议中的约定，本案中原告蒲某1、代某在蒲某3的房子中居住到百年归天，百年归天后房子是蒲某3的，从协议签订后到至今，原告蒲某1、代某一直都在蒲某3的房子中居住，蒲某3也没有提任何异议，这也充分说明了双方也自觉履行了协议书中的约定，按《合同法》三十五条、三十六条之规定，该《赡养协议》成立并产生了法律效力，不得以任何方式反悔，造成的后果自行负责。四、原告蒲某1、代某在诉状中称“次子不愿调解，因此两原告不得不诉之贵院”。这与事实完全不符，现有《赡养协议》为证，其一、协议书中蒲某3已签字并按捺指印，协议书并加盖有调委会印章，说明了协议书已法律生效；其二、蒲某3按协议书中的约定已履行了约定，蒲某2已接受，并将划拔的土地山林进行耕种管理；其三、原告蒲某1、代某已按协议书中的约定，在蒲某3房内居住，蒲某3没提异议，这充分说明三方当事人已自觉履行了签订的赡养协议。2019年3月4日在调委会主持调解签订的《赡养协议》书，三方当事人都已自觉履行了协议中的约定，人民法院应维护或支持《赡养协议》书中的约定。按赡养协议书中的约定，原告蒲某1、代某的赡养是蒲某2负责，与蒲某3无任何关系,所以本案原告把蒲某3定为被告完全违背了协议书中的约定，蒲某3不能作为被告诉讼，所以应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蒲某4辩称：我父母起诉的是我的两个哥哥，没有要求我们女儿支付赡养费，并且按照当地农村传统和习俗也没有要求嫁出去的女儿承担赡养义务，但是我们作为女儿私下会拿的，至于拿多少是我们女儿心意。被告蒲某5未到庭也未提交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蒲某1（78岁）、代某（77岁）系夫妇，系被告蒲某2、蒲某3、蒲某4、蒲某5的父母。农村土地开始承包到户时，原、被告原大家庭六人均承包集体土地，在儿子蒲某2、蒲某3结婚及女儿蒲某4、蒲某5婚出后，早年在二原告的主持下，对双老木房进行了平均分割给被告蒲某2、蒲某3居住所有，原大家庭所承包六人土地平均分割成三份，分别由被告蒲某2、蒲某3及双老各占一份耕种管理，原大家庭人员对此均无异议。近些年来，随着二原告年纪高且体弱多病，已丧失劳动能力，于2019年3月4日在被告蒲某2家中，经所在荆竹村调委员组织调解，二原告与被告蒲某2、蒲某3达成并签订了赡养协议，并加盖本庄镇荆竹村调解委员会印章，该调解赡养协议原文：“一、经征求蒲某2、蒲某3及母亲代某（同时代表父亲蒲某1意见）大家一致同意采取似水归一头的方式对蒲某1、代某进行赡养。二、经征求代某的意愿后（同时代表蒲某1）其母代某愿意随其长子蒲某2居住，其以后的生养死葬等所有事宜一律由长子蒲某2负责，蒲某3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生活中如蒲某3自愿要给二位老人钱物则视为是孝心，不给也是正当理由）。三、蒲某1、代某二位老人的赡养义务由蒲某2负责后，蒲某1、代某二人的山林田土归蒲某2所有，其山林田土的权属问题与蒲某3再无任何关系。四、关于蒲某1与代某二位老人房屋居住问题，按原则蒲某1、代某理应到蒲某2房屋居住，但鉴于蒲某2房屋较紧张，经蒲某2与蒲某3商量，现二位老人继续在蒲某3房屋内居住，但双老百年归逝后房屋及地基权归蒲某3所有。五、赡养权属明确以后，老人名下的山林土地权属归蒲某2所有，蒲某3不得有任何干涉。六、蒲某2在赡养父母期间，老人的生活、生病住院（包括住院期间的服侍及医疗费问题），礼尚往来、去世（包括安葬的所有一切费用）等一切事宜，由蒲某2承担负责，与蒲某3无任何关系。七、自2019年3月4日协调以后，蒲某2与蒲某3及其父母（蒲某1、代某）家庭成员不得在任何地方谈论某一方当事人涉及赡养父母的话题，如发现有谈论对方涉及赡养父母的话题，造成矛盾及不良后果，由造事方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八、此协议一式三份，蒲某2与蒲某3双方各执一份，荆竹村村委会一份，此协议签字生效，以后双方要认真并自觉遵守调解协议规定的事项及内容，不得因任何条件及理由反悔，如一方反悔造成后果，由造事方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此协议三方当事人签字后，三方均按“赡养协议”内容在履行义务并享受权利。2019年底，被告蒲某2之妻在外打工回家，对被告蒲某2签订的赡养协议有异议，致被告蒲某2反悔并放弃按原赡养协议内容耕管父母田土。2020年3月24日，因二原告生活无着落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蒲某2与蒲某3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500元，生病照看、超过一千元医疗及过世安葬由被告蒲某2、蒲某3平均负责。庭审中，二原告多次表示并坚持要单独生活，陈述房屋及土地已平均分割分配给被告蒲某2、蒲某3，其赡养义务只要求由被告蒲某2、蒲某3平均负责。另还查明：二原告均已丧失劳动能力，原告代某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并表示单独一边生活后愿对行动不便的蒲某1进行护理照顾。本案审理中，二原告坚持由被告蒲某2、蒲某3支付赡养费并再三坚持单独生活，被告蒲某2表示一人赡养老人能力有限要求兄弟二人平担，被告蒲某3坚持按已签订的由蒲某2享受老人土地尽赡养义务协议履行，本案经主持调解未果。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条“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给付赡养费等权利”，第二十条“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据此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赡养无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收入的父母是成年子女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本案二原告已近80岁且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经济收入维持其基本生活，其根据法律和当地习俗仅诉求两儿子平均承担赡养义务，且诉讼中原告的两儿子未对原告不诉求外嫁女儿担责提异议，并原告所诉被告的两儿子符合当地社会赡养老人习俗，且加之早年二原告与其两儿子在析产和分割土地时也未通知女儿到场的实际，现二原告根据法律规定并按当地社会养老习俗仅诉要求由两子来尽赡养义务，本院综合以上因素依法依当地养老习俗，对原告诉两儿子担赡养义务的请求应予支持。关于二原告诉两儿子每月各担负赡养费500元，并限每年12月30日前支付完毕的请求，二原告所诉金额未超贵州省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标准（经折算现人均每月852元），其所诉每月每人支付赡养费500元，本院应予支持，其所诉支付期限尊重其愿。关于原告诉经合医报销后1000元内医疗费自付，报销后超1000元医疗费由两儿子平担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五条“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之规定，本院根据二原告意愿，其所诉该请求合理且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诉自行单独居住，生病住院由被告蒲某2、蒲某3共同负责饮食起居，遇特殊情况时一方垫付费用时另一方需及时支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三条“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之规定，原告坚持单独居住，要求生病住院由被告蒲某2、蒲某3共同负责的诉求，原告此诉求合法合情合理，本院也应予支持，其诉住院特殊情况一方垫付费用时另一方需及时支付问题，其诉合理但存在假设性，可待实际发生后由被告蒲某2、蒲某3协商解决，如协议不成可行另诉解决。关于原告诉过世时，要求由被告蒲某2、蒲某3各负责一老人的安葬事宜问题，因本诉是赡养案件，赡养是成年子女对活着无劳动能力无其他经济收入维持生活的父母承担必要经济责任、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抚慰，原告此要求不属赡养案件解决的范畴，没有找到法律上的明文规定，故本院不宜不应作出硬性判决。但应当指出的是，原告此要求应视为二老已指定了安葬人范围的遗愿，其要求符合当地安葬老人习俗又符合本案需安葬二老的实际需要，故此对被告方提供建议按“二老过世先后与长幼相应原则”予安葬（特别说明被告蒲某2、蒲某3可另商确定）。关于原告方与被告蒲某2、蒲某3经村调委会主持达成并签订的“赡养协议”，约定被告蒲某3放弃继承二原告山林、田土的权利从而放弃赡养老人的义务，此“赡养协议”应该在当时是签订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但该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条“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其他理由，拒绝赡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给付赡养费等权利。”及第二十条“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本案三方签订的“赡养协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且现二原告的意愿是由被告两儿子负责赡养义务，故该协议应视为违背了需赡养老人的意愿，且庭审及庭外调解中，被告蒲某2、蒲某3均有意让两老人由对方赡养，相应老人田土山林由对方享有耕种经营权，并均愿表示再补助对方赡养人上千元的赡养费，且另还加之安葬老人需支付一定费用的实际，此足充分说明三方签订的“赡养协议”有失公平，故三方签订的“赡养协议”应属无效，相应基于无效协议基础上由三方签订加盖荆竹村委会印章的“关于从蒲某3《林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划出蒲某1、代某二人林地、土地的情况说明”也应属无效。被告蒲某3答辩所签订“赡养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并要求被告蒲某2应按赡养协议内容履行义务的辩驳意见，因该“赡养协议”一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二是三方所签订的赡养协议存在显失公平，三是现原告诉讼要求单独生活，要求被告两儿子平担赡养义务，故应认定之前签订的“协议”现违背了老人的意愿，本院据此对被告蒲某3的辩驳意见不予采信。庭审中，原告代某表明自己尚能从事家务劳动生活能处理，并可照顾行动不便丈夫蒲某1，并一再表示要求单独生活，本院依法为尊重老人意愿只能遵从其愿。本案诉讼费负担，经查本案当事人于2019年签订赡养协议并事实履行后，因被告蒲某2之妻年底回家持不同意见，致被告蒲某2不再按已签订协议履行，最后致二原告提起诉讼，本院据此确定诉讼费由被告蒲某2负担。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四）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蒲某2从2020年6月起每月给付原告蒲某1赡养费250元，给付原告代某赡养费250元，限当年12月30日前付清。二、被告蒲某3从2020年6月起每月给付原告蒲某1赡养费250元，给付原告代某赡养费250元，限当年12月30日前付清。三、原告蒲某1、代某住院应由被告蒲某2、蒲某3共同护理；原告蒲某1、代某一次住院医疗费经合医报销后如超医疗费1000元未报销金额，二原告持经医院结算未报销票据，由被告蒲某2、蒲某3平均负担。四、驳回原告蒲某1、代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蒲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吕正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吴沙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