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01民初1409号 原告：陶卫英，女，汉族，1963年04月08日出生，住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立恒，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李百山，男，汉族，1981年10月11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 原告陶卫英与被告李百山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卫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立恒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百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卫英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3月20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中：“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包括甲方向钱宝良追偿不到、钱宝良不认可应予返还10万元等任何情形）”的条款；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万元，及该款自2009年10月22日起至付清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被告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经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2）万民初字第041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应返还原告不当得利25万元。原、被告双方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被告提出收取的25万元中的12万元已经根据原、被告及案外人钱宝良合作约定转交给了案外人钱宝良，故双方于2019年3月20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被告返还原告15万元（其中2万元作为利息支付给原告），另外12万元由原告自行向案外人钱宝良进行追偿，原、被告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协议签订后，原告向钱宝良追索未果，并于2019年7月起诉至诸暨市人民法院，案外人钱宝良表示被告并未向其交付12万元，经法庭调查，被告也无相关依据证明其向案外人钱宝良支付过该款的事实，造成原告追偿无果。被告在执行过程中隐瞒事实真相，造成原告重大误解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协议内容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特起诉至向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李百山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辩称，1、原告系重复起诉：本案所涉款项已由万州区法院作出了（2012）万民初字第04163号民事判决，原告再次提出主张，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基本原则；尽管强制执行已超过诉讼时效，但执行和解协议仅仅是对该判决的履行文件，并未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即使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成立，那么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应以（2012）万民初字第04163号民事判决为准，但是双方在执行和解协议中已经明确该判决的强制执行已经超过执行时效，因此原告也无权提出第二项诉讼主张。如果原告的诉讼逻辑成立，强制执行的时效规定将没有任何意义；2、原告的起诉理由与其书面确认的事实相违背：原告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确认了三个事实：原告认可支付给被告的是服务费；被告收取25万元是根据当时的合同约定，并非侵占了陶卫英的财产；李百山已经将12万元转交给了钱宝良。被告“考虑甲乙双方曾经的友好合作”才同意返还陶卫英15万元，并非义务。钱宝良收取款项是基于“当时的合作约定”，因此钱宝良也没有义务向陶卫英偿还任何款项。李百山基于友好精神而返还款项属于赠与性质，钱宝良没有义务作出相同的行为，原告更无权因为钱宝良的拒不偿还而追究李百山的责任；被告及钱宝良都没有义务返还陶卫英的任何款项；3、原告起诉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原告已在和解协议中确认无争议了，现再次起诉，违反约定；如原告认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属于重大误解，那么应该申请撤销整个协议，仅仅要求撤销“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显然不当，因为这一条款于协议其他条款是相辅相成的。撤销整个协议后，陶卫英获得李百山返还的15万元再无任何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依法应该偿还给李百山；3、《执行和解协议》系原、被告双方及代理律师的参与下签订的，不可能出现重大误解。由于时间久远，被告已无法提供向钱宝良交付款项的证据，所以才在协议中约定原告无权以钱宝良拒绝返还10万元为理由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对被告无法提供证据这一事实是认可的，否则会要求被告提供证据，或者要求被告作出提供证据的承诺；钱宝良拒绝承认收到12万元仅是其诉讼抗辩理由，与真实情况并不能确定一致，原告不能以此就认定被告编造了向钱宝良交付了12万元的事实。故原告的起诉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陶卫英与被告李百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7月10日作出（2012）万民初字第041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百山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250000元。”该判决于2012年10月8日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告一直未履行，原告于2018年11月5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法院执行过程中，被告李百山以“自己并不知道有该案、案件已超过申请执行的期限”等理由提出执行异议。2019年3月20日，原告（甲方）及被告（乙方）在双方诉讼代理律师的陪同参与下在江苏恒冠律师事务所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内容如下：“1、由于乙方收取甲方的25万元，其中12万元的款项已经根据甲乙双方及钱宝良当时的合作约定转交给了钱宝良，因此乙方现同意返还甲方15万元，另外10万元由甲方另行向钱宝良进行追偿。2、......甲方付清该款项后，甲乙双方再无任何争议，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提出任何主张（包括甲方向钱宝良追偿不到、钱宝良不认可应予返还10万元等任何情形）。3、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应向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强制执行（2012）万法民初字第04163号民事判决，乙方同时向该法院申请撤销执行异议申请......”。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被告李百山分别于2019年3月21日、2019年4月19日向原告转账支付50000元、100000元。后原告和被告分别向万州区法院申请撤销强制执行及申请撤销执行异议。 2019年，原告陶卫英在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被告李百山、案外人钱宝良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外人钱宝良以“自己从未收到过李百山12万元、重复诉讼”等理由进行抗辩,后陶卫英向诸暨市法院撤回起诉。原告向钱宝良追索无果，故向本院提起诉讼。在庭审中，原告方认可《执行和解协议》系原告陶卫英的真实意思表示。 以上事实，有原告当庭陈述、被告答辩状、民事判决书、执行和解协议、庭审笔录、执行裁定书、等相关书证在卷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3月20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否有效？2、原告主张撤销《执行和解协议》中的义务条款的请求是否成立？首先，原、被告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被告主张已将12万元按合同约定支付给案外人钱宝良，原告并未当即要求被告举出相关的证据，尽管案外人钱宝良在之后与原告的诉讼中否认收到被告12万元，但钱宝良的否认与被告李百山是否将12万元已交付钱宝良这一客观事实是否存在并无必然联系，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被告故意隐瞒真相的理由并不必然成立；其次，原、被告是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告以“案件已超过申请执行的期限”为由提出执行异议且原告也已知悉的情况下签订的。原告对被告对其负有的25万元的债务存在可能丧失强制执行力的风险是明知的，因此，原告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作出一部分权利让渡也在情理之中；再次，原、被告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均有双方律师的陪同参与，都享受了充分的、专业的法律服务，很大程度上能避免重大误解的产生；最后，原告方当庭认可《执行和解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证明原告当时对该12万元有可能向案外人钱宝良追偿不能的风险是清楚的。故原、被告于2019年3月20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权利义务。对原、被告双方而言，协议确定了权利，也约定了义务。根据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双方当事人在享受协议赋予的权利的同时，也必须遵守协议确定的义务。被告按《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了相关义务，原告享受了《执行和解协议》赋予的权利后，再行主张撤销对其不利的义务条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原告要求撤销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3月20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中“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包括甲方向钱宝良追偿不到、钱宝良不认可应予返还10万元等任何情形）”这一条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由于原告主张撤销《执行和解协议》中义务条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且原告也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被告李百山应对原告向钱宝良追偿的12万元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关证据，故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原告12万元的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卫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原告陶卫英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姜 晶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蓝 伟 书 记 员  廖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