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民终12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淑苓，女，195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唐山市房屋建筑安装总公司退休职工，户籍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现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女，198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会计，户籍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现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秋，河北鸿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丽明，男，198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凤英，女，1981年8月21日出生，蒙古族，现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树森、王柱全，河北尚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郑伟，女，198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会计，户籍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现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淑霞，女1967年7月28日生，汉族，无业，现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秋，河北鸿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淑苓因与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原审第三人郑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2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淑苓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二被上诉人未支付购房款。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作为儿子、儿媳强硬购买父母的唐山市路南区爱国楼410楼4门103号房屋，房屋价款为31万元，经过上诉人的无数次催要，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一直未支付购房款。2、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起诉前二被上诉人作为儿子、儿媳违背道德和法律，将上诉人赶出家门，强占上诉人的房屋。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没有支付购房款，上诉人也没有交付房屋，上诉人、郑伟以及郑九龙一直在涉案的房屋内居住。2018年10月份，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以断水、断电、断煤气、砸东西等方式将上诉人以及郑伟赶出家门，强占父母的房屋。3、上诉人一直催要购房款，起诉前曾委托律师催要购房款。二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 在收到上诉人的律师发送的律师函后，于次日心虚恶意转移涉案的房产。2019年1月14日，上诉人委托律师正式向被上诉人发出律师函，函告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在收到本函后3日内立即向委托人支付购房款31万元，如您仍未及时支付购房款，则本案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立即解除，委托人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二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于2019年1月16日签收律师函的邮政快递之后，于次日恶意转移争议的房产至案外人的名下。4、一审法院未核实二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伪性。本案的房款数额为31万元，二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主张数次现金的交易方式不符合交易习惯，且没有切实交付的证据。被上诉人田凤英提交的其银行卡部分取款记录系伪造的，人民法院未依法核实真伪。5、郑九龙与郑丽明系父子关系，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夫妻财产。且郑九龙在庭审中明确承认“打条的日期不是实际日期，条是2019年2月份刚打的”。但是收条的日期却伪造成2014年9月5日。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对收条的形成时间无须鉴定。庭审中，石淑苓补充的上诉理由为：对于郑伟的诉讼地位问题，郑九龙在诉讼过程中于2019年6月15日因病去世，郑九龙的继承人为上诉人石淑苓、被上诉人郑丽明、原审第三人郑伟，且郑伟提交了书面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2019年8月22日，一审法院已经准许郑伟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在2019年8月27日庭审时，一审法院又临时变更为准许郑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的裁定擅自变更，没有遵从郑伟的意思表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郑丽明、田凤英答辩称：一、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全面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且全额支付了购房款。上诉人石淑苓称二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没有支付购房款，违背客观事实，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石淑苓及其丈夫郑九龙于2013年4月11日将涉案的房屋变更登记在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名下，且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于2013年9月29日至2014年9月4日分九次将购房款31万元全部给付了郑九龙及上诉人石淑苓，郑九龙亦出具了收条予以证实。而上诉人石淑苓在收到购房款之后，至2019年1月23日起诉时长达五年半的时间，从未向二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索要过购房款，不存在上诉人石淑苓无数次催要购房款的事实。上诉人石淑苓称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作为儿子、儿媳，强硬购买父母的唐山市路南区爱国楼410楼4门103号房屋不符合客观事，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到产权变更登记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政府房产管理机关的监管下完成的，所有文件中当事人的签字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迫行为，上诉人石淑苓所称强硬购买涉案的房屋纯属子虚乌有。二、上诉人石淑苓称“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起诉前二被上诉人作为儿子、儿媳违背法律道德，忤逆不孝，将母亲上诉人石淑苓赶出家门，强占母亲房屋。”是无中生有，违背事实。郑丽明系上诉人石淑苓的继子，更是郑九龙的亲生儿子，郑丽明考虑到二老年老体弱，尤其是父亲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出于孝敬之心，虽然该房产归其所有，但也有义务和责任让父母安心居住。父亲郑九龙身患癌症后，身为妻子的上诉人石淑苓本应对重病在身的丈夫在生活上给予精心照料，在精神上给予安慰，履行妻子所应尽的义务。但是恰恰相反，上诉人石淑苓在生活中故意无事生非，使得郑九龙生活在痛苦之中，且郑九龙曾多次向郑丽明哭诉，郑丽明见此情形进行劝说或理论，可是上诉人石淑苓非但不听，反而对郑九龙更是不闻不问，完全不尽夫妻间的扶助义务。在这种情况下郑丽明、田凤英作为郑九龙的儿子、儿媳为了更好地照料父亲，将其接走同住以尽孝道。三、上诉人所称“一直催要房款，起诉前并委托律师发律师函催要房款，二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石淑苓委托催收房款的律师函后，次日心虚立即恶意转移了房产登记，”不符合客观事实。本案所涉房屋于2013年4月11日通过合法手续变更登记在郑丽明、田凤英的名下，郑丽明、田凤英即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对该房屋依法享有居住和处分的权利，且他人无权干涉。上诉人石淑苓委托律师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滥发律师函是一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违法行为，该律师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四、上诉人石淑苓称“二被上诉人伪造证据，法院未核实证据真伪，本案房款数额巨大31万元，二被上诉人数次现金交付不符合交易习惯，且没有确实交付的证据，被上诉人田凤英提交的其自己银行卡部分取款流水，系伪造的”，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田凤英伪造证据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称现金交易不符合交易习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所涉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均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之间的买卖合同具有不同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易的特殊性，亲人之间相互给付钱款法律并未要求必须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亦未规定不能使用现金，而且也不要求必须打收条。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与其父亲郑九龙、上诉人石淑苓之间的交易方式恰恰符合常理，符合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易习惯。且在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时，只是约定了给付时间而没有必要约定购房款的给付方式。本案中交付房款的方式，并非郑丽明、田凤英不想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予以支付购房款，而是上诉人石淑苓拒绝透露银行卡信息。五、上诉人所述:郑九龙与郑丽明是父子关系，恶意串通，损害石淑苓的合法夫妻财产权，郑九龙在庭审中明确承认，“打条的日期不是实际日期，条是2019年2月份刚打的，但是收条日期伪造成2014年9月5日。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所以对收条的形成时间也无需进行鉴定”。上诉人石淑苓所述郑九龙与郑丽明系父子关系，恶意串通，是对郑九龙及郑丽明、田凤英的诬陷，居心叵测，以达到其卑鄙目的。郑九龙在2019年3月6日一审庭审中，亲自陈述收到了购房款的事实，且亲自书写了收条，足以证明收款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并且郑九龙为郑丽明补打收条的类似行为,现实生活中常有发生。且补打收条的日期写为最终收到款项的日期，进一步说明了收款的实际日期的客观性，根本谈不上伪造。而郑九龙的陈述并没有否定收条内容的真实性、合理性、合法性。上诉人石淑苓为了追求个人享乐而抛弃丈夫郑九龙，置其死活于不顾，特别是郑九龙在重症监护期间，乃至病危时刻更是不闻不问。且在2019年6月15日郑九龙去世时，郑丽明、田凤英多次打电话给上诉人石淑苓以及郑伟，但其二人均未到场。郑九龙丧葬事宜完全由郑丽明、田凤英出资操办。更令人气愤的是，目前郑九龙的丧葬费及抚恤金却被石淑苓查封，郑丽明、田凤英不能支取。郑丽明、田凤英对郑九龙尽到了全部的赡养义务，同时也代替上诉人石淑苓、郑伟承担了她们应尽的扶助义务和赡养义务。郑九龙于2013年身患肺癌至2019年去世持续五年多治疗的费用，除了医保按规定支付的费用外，其余费用包括自费部分、外购药物和为填充营养注射球蛋白的支出完全由郑丽明、田凤英支付，这一事实在一审法院开庭时上诉人已经予以承认。特别是2018年8、9月间，郑九龙病重住院、在ICU抢救，一直由郑丽明、田凤英看护照料，上诉人石淑苓以及女儿郑伟从不探望。郑丽明、田凤英为赡养郑九龙不仅花光自身积蓄，且欠下了巨额外债。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石淑苓违背客观事实，在郑丽明、田凤英已经全额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恶意诉讼，重复索要购房款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而上诉人石淑苓的诉讼请求早以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且在一、二审诉讼中亦未提供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发生。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郑伟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郑丽明、田凤英买房没有实际支付房款，一家人很清楚，并强硬将上诉人母女赶出家门，强占房屋，违背法律规定，道德沦丧，天理不容。 石淑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郑丽明、田凤英向原告支付唐山市路南区爱国楼410楼4门103号房屋购房款人民币310000元，并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2013年3月11日至房款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2、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二被告负担。因郑九龙在诉讼过程中去世，现继承人作为申请人协商一致，变更诉讼请求为支付购房款310000元并支付利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申请变更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石淑苓与郑九龙系夫妻关系，原告石淑苓与被告郑丽明系继母子关系，郑九龙与被告郑丽明系父子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3年4月11日，郑九龙作为甲方，被告郑丽明作为乙方签订了《房地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30411037），约定将坐落于路南区爱国楼410楼4门103号的房产转让给被告郑丽明，同时约定“该房地产转让双方申报的价格为人民币310000元整；付款方式：现金，乙方于2013年3月11日前付清给甲方。……交易过户手续完毕后，经双方协商于2013年3月11日甲方将上述房地产移交给乙方。”郑九龙、被告郑丽明在合同上签字，原告、被告田凤英在共有人处签字。2013年4月11日，郑九龙及原告办理了该套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该房屋变更登记在二被告名下。2019年1月18日，二被告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变更为案外人孟宪斌、杨宝玲。另查明，2019年6月15日，郑九龙病故。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郑九龙与二被告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30411037）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原告在（2019）冀0202民初392号审理过程中认可已经将房屋钥匙交付给了二被告，且郑九龙及原告已经为二被告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已经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二被告按照合同约定负有向郑九龙及原告给付购房款的义务，在二被告未向郑九龙及原告给付购房款的情况下，郑九龙及原告对二被告享有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具体意见》第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取得的债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由此，郑九龙与原告基于《房地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30411037）》对二被告享有的债权为夫妻共同债权。郑九龙与原告婚姻关系一直存续，双方未离婚或对该笔债权进行分割并公示的情况下，二被告向夫妻二人任何一方履行义务，均构成夫妻共同债权的实现。本案中，二被告出示了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以证明其已将购房款交付给了郑九龙，郑九龙在（2019）冀0202民初392号审理过程中亦认可已经收到二被告给付的购房款，故二被告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给付购房款的义务，原告的诉请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本案涉及的当事人均为家庭成员，涉及的房屋交易具有特殊性，且双方在《房地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30411037）》中只约定了给付时间并未约定购房款的给付方式，二被告陆续给付购房款并非不符合常理，原告在2013年4月11日转让房产后至起诉前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向二被告主张给付购房款，原告关于不符合一般交付房款惯例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对二被告出示的《收条》真实性有异议，但（2019）冀0202民初392号审理过程中郑九龙本人对收款的事实予以认可，与二被告提交的个人客户交易清单及《收条》可以相互佐证，其证明效力高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故对二被告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对二被告提交的个人账户交易清单涉及的款项用途、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原告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的诉请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石淑苓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50元、保全费1620元，由原告石淑苓负担。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石淑苓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照片12张。用以证明该十二张照片是在唐山市派出所报警执法记录仪截屏打印的照片，与执法记录仪出警录像内容相一致，且石淑苓、郑九龙从来没有向郑丽明、田凤英交付过涉案的房屋。而2018年9月份、10月份、12月份，郑丽明、田凤英通过家庭暴力的方式将石淑苓、郑伟赶出家门并强占涉案的房屋，将石淑苓的房产证、结婚证、金项链等物品偷走，且石淑苓索要购房款，郑丽明、田凤英拒不支付，违反了道德和法律。证据二：2018年12月7日、2018年9月10日、2018年9月20日，唐山市派出所的报警案件登记表三份。证据三：执法记录的录音视频光盘。用以证明石淑苓、郑九龙从来没有向郑丽明、田凤英交付过本案的房产，郑丽明、田凤英亦没有给付过购房款，石淑苓、郑九龙也不可能交房，属于同时履行抗辩权。2018年9月份、12月份，郑丽明、田凤英不顾法律与道德用暴力的方式，将石淑苓、郑伟赶出涉案的房屋，且石淑苓多次报警，郑丽明均称系家庭纠纷自行解决。郑丽明、田凤英还以盗窃、抢劫的方式，将石淑苓的结婚证、房产证、金项链等物品拿走。该执法录像中显示2018年12月7日石淑苓回到涉案的房屋，发现家中被翻的很乱，像是被抢劫过一样，且郑丽明找了工人在干活对本案的房屋进行装修。郑丽明、田凤英将石淑苓个人物品、房本、结婚证、学位证偷走，公安机关渎职不作为把问题推给人民法院，让石淑苓到人民法院予以解决，故2018年12月7日郑丽明和田凤英在涉案的房屋内装修并没有对外出售。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质证称：上诉人当庭提供的照片以及视频截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人民法院应不允许调取，也不应开具调查令。全部照片以及视频录像均能够证明是上诉人报的案，大多数内容属于谎报，遭到公安机关的严厉批评，且报警的内容与现场实际视频的内容存在诸多矛盾。本案中，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完全是因为家庭纠纷产生的矛盾，该证据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但是不能证明涉案房屋没有交付，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购房款没有向上诉人及郑九龙支付。而公安机关的录像中称郑丽明、田凤英偷了房本，实际上并不是偷的，是郑丽明与田凤英结完婚后石淑苓给的。上诉人石淑苓还称他年龄大了，脑袋不好用，需要替他保管，并不是上诉人所称将保险柜撬了，石淑苓是在诬陷郑丽明、田凤英。郑丽明、田凤英向石淑苓索要户口本是为了给父亲郑九龙开具治疗癌症的药物，而录像视频中所称答应的条件，指的是郑九龙与石淑苓离婚，郑九龙须要给石淑苓60万元钱以及朝阳楼的房子才可以离婚，否则不给就免谈。原审第三人郑伟质证称：对该三份报警记录以及执法记录仪记录的现场录像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郑丽明、田凤英确实是在郑九龙病情恶化的时候将石淑玲、郑伟赶出家门霸占涉案的房产，郑丽明、田凤英既不想赡养父母也不愿支付涉案房屋的购房款，田凤英多次将石淑苓的结婚证、房产证等材料拿走，郑伟及其二姨又一起要回来了，后来郑伟又给石淑苓买了小型保险柜，将身份证、房产证放在保险柜，但还是被田凤英偷走了，公安机关的执法记录仪记录得很清楚，而郑丽明、田凤英因为不孝顺石淑苓，石淑苓有委屈只有和郑伟诉说。2018年12月份，家里的物品被抢劫，亦能证明郑丽明、田凤英从来没有想过给父母购房款而是暴力强占，石淑苓、郑九龙也没有向郑丽明、田凤英交付过涉案的房产。 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甲方（卖方）：唐山市房产管理局、乙方（买方）：郑九龙的旧公房买卖契约（编号：唐市旧房买卖契字××号）。证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冀唐国用（1999）字第43435号）。证据三：唐山市城镇私有房屋所有权证（编号：房管售房字××号）。证据一用以证明在唐山市路南区的房产系郑九龙与上诉人石淑苓的共有房产，房产证及土地证证明目的同证据一。被上诉人提供这份证据证实上诉人在该处房产居住，并不是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及第三人赶出家门，石淑苓无家可归。上诉人石淑苓质证称：1、该证据的来源不合法，该三份证据就是其提供的公安执法记录仪记载的盗窃案件的赃物，该证据系2018年12月7日田凤英自本案涉案房屋内，在石淑苓的微型保险柜内盗窃抢劫拿走的，是石淑苓的证件。2、该三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是本案所买卖的房产。3、该房产确实是石淑苓与郑九龙共同所有，该房产一直由郑丽明、田凤英居住，并免费使用，且由郑丽明、田凤英控制。原审第三人郑伟质证称：2018年9月郑丽明、田凤英强行将涉案房屋的水、电、煤气表摘走。其他意见同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本案的焦点为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是否交付，郑丽明、田凤英从事水产交易，买卖货物需要款项，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该事实，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购房款已经交付。且石淑苓、郑九龙在2013年至2020年并无大额支出，亦可证明郑丽明、田凤英没有交付购房款。郑丽明、田凤英在一审法院开庭前恶意转移涉案的房产，且目前一直在涉案的房屋内居住，申请法院到现场予以勘查。 上诉人石淑苓申请法院依法核实被上诉人田凤英交通银行账户（62×××96）的取款记录的真伪，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依法调取了田凤英该银行账户的零售客户交易清单。上诉人石淑苓的意见为：第一，该交易清单不是法院依法调取，是被上诉人田凤英提供，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第二，该交易清单与田凤英原一审诉讼中提交的清单明显不一致，田凤英原一审诉讼提交的交易清单掩饰、藏匿、隐瞒了存回款项的事实。本份交易清单显示，一共10万元钱人为反复存取，制造取款记录，取了钱几天后又原数存回去了。如：2013年6月28日自己转给自己10万元，7月1日又自己转回去10万元。2013年7月16日，自己转给自己3万元，7月23日又自己转回去3万元。2013年9月16日自己转给自己25000元，2013年9月29日自己取出现金30000元，2013年10月9日又存回35000元。2013年11月10日，取现金1万元，2013年12月23日，又存回去1万元。2013年11月28日取现金30000元，2013年12月5日，又存回去2万元，2014年1月28日又存回去了17300元。2014年2月2日又存回去了4600元。2014年2月17日又存回去了12500元。2014年2月24日，支取49950元，2014年3月8日存回去2600元，5月21日存回去3000元，7月9日存回去2万元，7月11日存回去8300元，7月12日存回去两笔9800元、6200元，小计原数存回去49900元。2014年7月14日取现金43500元，2014年7月17日存回去65000元。2014年7月23日取现金49999元，7月31日存回去5万元。2014年8月7日取现金4万元，8月22日存回去8万元，8月30日又取出4万元，9月4日取现金4万元。上述交易清单没有显示取现金用途，取现金后又存回去了，根本不能证明所支取的现金是用来支付本案购房款的客观事实。 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的意见为：一、该份证据的来源具有合法性，二审法院是依据上诉人石淑苓的调证申请依法调取予以核实的。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二、调取的该份证据客观真实，二审法院调取的被上诉人田凤英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显示，调取的该交易清单起止日期为2013年5月16日至2014年9月4日，调取笔数共51笔。从该明细显示的9笔取款内容为：第一笔2013年9月29日取款30000元，第二笔2013年11月10日取款10000元，第三笔2013年11月28日取款30000元，第四笔2014年2月24日取款49950元，第五笔2014年7月14日取款43500元，第六笔2014年7月23日取款49999元，第七笔2014年8月7日取款40000元，第八笔2014年8月30日取款40000元，第九笔2014年9月4日取款40000元。上述九笔支取现金数额与被上诉人田凤英、郑丽明在本案提交的证据（交通银行卡号尾数为89×××96号）交通银行卡交易清单所记载内容完全一致。三、被上诉人田凤英的交通银行卡尾数为89×××96号系被上诉人田凤英、郑丽明夫妻用于家庭生活开支以及从事个体经营使用的银行卡。该银行卡不管是取现、存现及银行卡与银行卡之间转账所记载的银行流水，均系经营过程中进货支出的货款、收取的售货款以及日常生活开支的费用。其中上述九笔提取的现金有31万元用于购房款交付了郑九龙及上诉人石淑苓。人民法院调取的上述证据客观真实，且该证据与被上诉人田凤英提交的交通银行卡的记载内容相一致、与郑久龙的当庭陈述以及书写的收条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郑丽明、田凤英向上诉人及郑九龙交付了购房款是不争的事实。上诉人石淑苓在上诉状中所述及当庭质证称，被上诉人田凤英提交的其自己部分取款流水系伪造的，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完全是上诉人石淑苓无中生有，恶语伤人，是对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的诬陷和诽谤。故二审法院应当将法院依法调取的上述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原审第三人郑伟的意见为：同意石淑苓发表的意见。且当时郑丽明、田凤英想在唐山市在水一方小区购买房屋贷款额度不够，系银行的人出主意多制造存款记录，很多存取款系郑伟和田凤英一起提取的，将钱取出来后过几天又存了回去。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2013年4月11日，郑九龙作为转让方（甲方）和上诉人石淑苓作为产权共有人与被上诉人郑丽明作为受让方（乙方）和被上诉人田凤英作为共有人签订了《房地产转让合同》。同日，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在郑丽明、田凤英的名下。该《房地产转让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上述《房地产转让合同》签订以后，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石淑苓主张郑丽明、田凤英未支付涉案房屋的购房款31万元，且其未向郑丽明、田凤英交付涉案的房屋。但是郑丽明、田凤英提交了郑九龙出具的收条，以及田凤英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而在（2019）冀0202民初392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石淑苓亦认可已经将涉案的房屋钥匙交付给了郑丽明、田凤英。通过庭审质证，上述收条以及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具有关联性，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依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对郑九龙出具的收条以及田凤英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予以采信，且认定郑丽明、田凤英所提交的证据效力高于石淑苓提交的证据效力，并无不妥。故上诉人石淑苓主张二被上诉人未支付购房款，石淑苓未向郑丽明、田凤英交付房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石淑苓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认知其相应的民事行为所应当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以及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因郑丽明、田凤英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有权对涉案房屋予以处分。且石淑苓在《房地产转让合同》签订以后至2019年1月14日之前既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其向郑丽明、田凤英催要购房款的事实，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将其赶出家门、强占涉案房屋的事实。故上诉人石淑苓主张“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起诉前二被上诉人作为儿子、儿媳违背道德和法律，将上诉人赶出家门，强占上诉人的房屋。”、以及“上诉人一致催要购房款，起诉前曾委托律师催要购房款。二被上诉人郑丽明、田凤英在收到上诉人的律师发送的律师函后，于次日心虚恶意转移涉案的房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诉讼中，田凤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在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予以证实已经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31万元交付给了郑九龙。虽然石淑苓对该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涉及的款项用途不予认可，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是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且该证据在一审诉讼中进行了举证质证，二审诉讼中亦经过了法院的调查核实，对田凤英提交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的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故上诉人石淑苓主张二被上诉人伪造证据，法院未核实证据的真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上诉人石淑苓对郑九龙出具的收条不予认可，认为该收条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对该收条的形成时间无须进行鉴定，且郑九龙与郑丽明恶意串通，损害了石淑苓的合法夫妻财产。但是郑九龙与石淑苓系夫妻关系，石淑苓在一、二审诉讼中既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在郑九龙在世期间，核实郑九龙出具该份收据的具体情况，核实是否收到了涉案房屋的31万元购房款，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郑九龙与郑丽明恶意串通、损害石淑苓的合法夫妻财产的事实。故上诉人石淑苓主张“郑九龙与郑丽明系父子关系，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夫妻财产。且郑九龙在庭审中明确承认打条的日期不是实际日期，条是2019年2月份刚打的。但是收条的日期却伪造成2014年9月5日。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对收条的形成时间无须鉴定”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50元，由上诉人石淑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军 审判员 许永委 审判员 李建波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郑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