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14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荣，女，1963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淑芳，德州德城政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津县众信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夏津县苏留庄镇大兴庄村。法定代表人：韩淑燕，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峰，夏津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士城，男，196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夏津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淑燕，女，196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夏津县城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峰，夏津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文荣、夏津县众信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信纺织）因与被上诉人刘士城、韩淑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7民初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文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7民初590号民事判决；改判众信纺织、刘士城、韩淑燕连带偿还王文荣借款904107元及利息（以本金904107元为基数，利息自2019年3月22日至实际本息付清之日止）；3.一审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用、二审上诉费用由众信纺织、刘士城、韩淑燕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一审庭审中，刘士城、韩淑燕均未到庭参加庭审，但是其代理人在对王文荣提交的两张借款凭证进行质证时称，证据不用看了，真实性认可。对12万元和784107元这两笔借款予以认可。本案客观借贷事实是王文荣2009年从事棉花生意时，经商庆山介绍认识刘士城、韩淑燕，因众信纺织缺少设备资金，向王文荣借款12万元用于购进轧花设备，王文荣与刘士城、韩淑燕在2009年5月27日借款12万元之前并没有业务关系，也能说明该12万元纯粹是借款，当时收到条中的“业务”字样，是对借贷资金的用途说明，并非因为业务产生的借款。2009年7月30日784107元的借款凭证，是在双方供货终止后对棉花原料的结算凭证，进而转化为借款，单看数字就显然是结算的货款。刘士城给王文荣出具了借款证明后双方形成784107元的借贷关系，与之前的12万元是并列关系。刘士城、韩淑燕在一审庭审中也已经认可两张借款凭证的真实性，因此，双方的借贷本金应当为904107元。其次，关于借款后的还款问题，一审认定错误。刘士城、韩淑燕提交了三张存款凭条证明已经还款37000元，对于存款小票的真实性王文荣予以认可，但是并不认可存款资金性质是还款。其中，2009年7月31日存款凭条中的30000元是在清算棉花款当天刘士城答应对于王文荣为其提供帮助的利润分成，2013年12月21日和2014年9月3日是王文荣多次催要借款后刘士城给付的利息。除此之外，是法院调取的2011年5月17日王文荣账户95×××14银行卡交易明细中20万元的存款记录，明细中并没有存款人的信息，不能确定存款人是众信纺织、刘士城或韩淑燕，一审据此认定众信纺织还款20万元证据不足。2.一审法院仅判决由众信纺织承担还款责任，将刘士城、韩淑燕置于还款责任之外，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王文荣与众信纺织、刘士城、韩淑燕的借款12万元以及后来因棉花业务清算形成的784107元的借款，均是通过刘士城个人与王文荣个人之间的合作，而且，借款凭证中没有加盖众信纺织的公章，借款凭证也均是刘士城个人出具，王文荣将众信纺织列为被告源于该公司的资产与刘士城、韩淑燕的资产混同，刘士城、韩淑燕的资产与众信纺织的资产并不独立。在刘士城、韩淑燕儿子出事后，二人将公司资产变卖成资金解决其儿子的问题，就是这一事实的有效证明。据此，众信纺织、刘士城、韩淑燕应当连带共同偿还王文荣的借款。为了法院查明事实，王文荣一审中坚持让刘士城出庭说明情况，但是两次开庭，刘士城均没有到庭诉讼，王文荣在一审中也已经提交了在起诉后与刘士城的通话录音，能够证明刘士城对于涉诉债务的认可及愿意偿还借款的意思表示。综上，王文荣与众信纺织、刘士城、韩淑燕之间两笔借款借贷关系清楚，借贷金额明确，并有确凿的证据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借贷金额、还款金额，确认还款责任主体错误，判决显失公平。众信纺织辩称，2009年7月30日双方结算后，王文荣第二日又拉走众信纺织的存货棉包，应与结算后的债务抵扣。众信纺织于2016年2月5日打入到王文荣账户的现金2000元，一审法院未予以认定，众信纺织只对上述事实提出异议，对一审中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均予以认可。另，该公司为刘士城、韩淑燕各持股比例50%的自然人股东，并非一人独资有限公司，该公司并未注销依然存续，仍具民事主体资格。股东个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刘士城、韩淑燕答辩意见与众信纺织意见一致。众信纺织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7民初590号民事判决，改判本金数额应扣减已支付和抵顶的92596元，或发还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文荣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一审查明的证据，王文荣和众信纺织系合作投资关系，该案并非为民间借贷，虽然众信纺织以借款形式出具证明，但本案并不存在借贷款项的交付，借款事实不存在。该案应从本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各证据之间的逻辑联系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评判，以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依法驳回王文荣以民间借贷提起的起诉。2.一审法院对众信纺织已实际履行交付的棉包抵顶款项和后期汇入王文荣账户2000元未予认定明显错误。王文荣于2009年7月31日当天在众信纺织仓库拉走原棉五级棉包83308元、落棉4483元、甘肃棉大包一个2805元，合计92596元。众信纺织于2016年2月5日汇入王文荣银行卡内2000元，以上款项共计92596元，一审庭审中众信纺织已向法庭说明。后因刘士城遭遇家庭变故、众信纺织房屋坍塌、会计离职、众信纺织法定代表人患病一直在北京住院治疗等原因，凭证一直在找寻之中。当庭由代理人提供款项往来明细一份，及申请会计出庭和延迟举证，结合该事实能充分体现已付款项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未予认定该款项不当。王文荣辩称，本案借贷关系成立。涉诉的两笔款项分别为2009年5月27日的12万元及2009年7月30日的784107元，当时的债权凭证均是由刘士城亲笔书写，而且刘士城在一审中对这一事实予以认可。其中12万元是众信纺织及刘士城向王文荣借款产生，784107元虽然是基于供货，但是双方进行清算后产生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一审法院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审理，适用法律正确。2.一审法院未对众信纺织主张的92596元予以认定是正确的。众信纺织在上诉状主张凭证在找寻中，代表并无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本案上诉人是众信纺织，在上诉状中却称刘士城遭遇家庭变故，可见众信纺织和刘士城、韩淑燕的个人财产并不独立。而且鉴于刘士城出具的两份债权凭证以及一审王文荣提交的通话录音，刘士城个人对涉案款项的认可和还款的意思，本案涉诉款项中的借款本金904107元应当由众信纺织、刘士城、韩淑燕连带偿还。刘士城、韩淑燕辩称，同意众信纺织的上诉意见，刘士城、韩淑燕作为股东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王文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众信纺织、刘士城、韩淑燕立即偿还王文荣借款904107元及利息；2.诉讼费及保全费由众信纺织、刘士城、韩淑燕承担。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双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对王文荣提交的2009年5月27日的收条，其上注明事由为业务，仅能证明众信纺织收到12万元的事实。因为王文荣、众信纺织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有业务来往，王文荣不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仅凭收条无法认定众信纺织向王文荣借款12万元的事实。王文荣提交的2009年7月30日的证明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王文荣、众信纺织之前存在合作关系，后合作终止，双方进行了清算，众信纺织给王文荣出具了证明，载明众信纺织向王文荣借款784107元，可以视为欠款转化为借款。对王文荣提交的商庆山的证明和询问笔录，从证据种类上属于证人语言，因证人未到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证，其证明力较低，不能认定众信纺织向王文荣借款12万元。对王文荣提交的众信纺织的企业变更登记情况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2006年5月11日至2011年5月24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士城，现为韩淑燕。同时可以证明2013年8月7日，因公司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被吊销营业执照。对于王文荣提交的电话录音，即使是对刘士城本人录音，但其内容并不能证明具体的欠款数额，而对于实际债务人应当综合认定。对于众信纺织、刘士城、韩淑燕提交的结算记录，没有王文荣的签字，王文荣也不认可，该证据仅是众信纺织、刘士城、韩淑燕自己的记录，不能证明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对众信纺织提交的2009年7月31日、2013年12月21日、2014年9月3日向王文荣汇款业务回单，可以证明众信纺织向王文荣还款37000元的事实。王文荣称是支付的利润，应由其提供证据，王文荣不能提供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王文荣称对于30000元的业务回单，可能是结算前打入王文荣账户，但回单上载明的时间为存款时间，发生在结算之后，王文荣的辩称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认定的证据，一审法院确认事实如下：众信纺织成立于2003年11月22日，刘士城、韩淑燕为其股东。2006年5月11日至2011年5月24日，众信纺织的法定代表人为刘士城，2011年5月24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韩淑燕。2009年5月，王文荣与刘士城、韩淑燕经人介绍相识，协商合作纺纱。2009年5月27日，王文荣为众信纺织提供资金12万元用于检修购置设备，刘士城为王文荣出具了收条一张，王文荣陆续为众信纺织提供原棉。后因刘士城和韩淑燕家中出现变故，王文荣、众信纺织终止合作。2009年7月30日，众信纺织、王文荣经清算，刘士城给王文荣出具了证明一张，载明今借王文荣现金柒拾捌万肆仟壹佰零柒元整借款人：众信纺织刘士城2009年7月30日。2009年7月31日，众信纺织偿还王文荣3万元；2011年5月17日，众信纺织偿还王文荣20万元；2013年12月21日，众信纺织偿还王文荣2000元；2014年9月3日，众信纺织偿还王文荣5000元。再查明，2013年8月7日，众信纺织被吊销营业执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众信纺织、刘士城、韩淑燕谁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本案的欠款数额。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因王文荣与刘士城、韩淑燕商谈合作纺纱，当时刘士城为众信纺织的法定代表人，韩淑燕为股东，刘士城收到的款项用于公司设备的购置检修，并非用于个人，其收款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后王文荣为众信纺织提供原棉用于纺纱，而纺纱也是公司行为。清算后刘士城向王文荣出具了证明，载明借款人为众信纺织，并非以个人名义向王文荣借款。故，应认定王文荣与众信纺织存在合作关系，刘士城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取款项、出具借据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对王文荣的欠款应由众信纺织负责偿还。虽然众信纺织的股东为刘士城和韩淑燕两人，但并不同于一人独资公司，王文荣主张众信纺织与刘士城、韩淑燕存在人格混同，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另外，虽然众信纺织于2013年8月7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并未注销，王文荣据此要求刘士城和韩淑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王文荣、众信纺织经过清算，众信纺织欠王文荣784107元事实清楚，应予认定。对于众信纺织为王文荣出具收条12万元，因为王文荣与众信纺织存在合作关系，后期双方也进行了清算，众信纺织为王文荣出具的12万元的收条不能作为债权凭证，且王文荣也未提交其他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该笔款项为借款，同时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在清算的债权784107元之外，因此王文荣主张众信纺织、刘士城、韩淑燕总计欠款904107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后众信纺织偿还王文荣237000元，现尚欠王文荣547107元。众信纺织称王文荣从其公司处拉走棉包等价值90596元，王文荣不予认可，众信纺织也不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清算后的债权债务，王文荣、众信纺织约定为借款，符合法律的规定，可以认定为借款。对于该借款双方未约定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审理中王文荣要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由于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因此对于逾期利息的计算，应当自王文荣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为宜。王文荣要求自出具借据之日起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对于王文荣申请财产保全时购买的保险所花费的保费，并非必要的费用，王文荣主张由众信纺织、刘士城、韩淑燕负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众信纺织偿还王文荣借款本金547107元及利息（自2019年3月22日至实际给付日止，以本金547107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王文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41元，由王文荣负担3570元，众信纺织负担9271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文荣负担1745元，众信纺织负担325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众信纺织向本院提交2009年7月30日对账时王文荣书写的结算清单，证明王文荣、王文荣的三姐、刘士城、韩淑燕四人在共同结算时，已经将王文荣主张的本案12万元计算在内。王文荣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主张只能证明本案第二笔784107元债务的来源，不能证明其中包含了12万元的债务。众信纺织申请众信纺织的会计李风东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李风东证明“2009年7月31日刘士城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剩下的棉包让王文荣拉走顶账，说是刘士城欠王文荣钱。王文荣拉走了五级棉、落棉、还有甘肃棉大约220来斤。王文荣拉走后给我出具了手续，我给开的出库单和出门证。我离开厂子时账目交给刘士城了，拉走90500多元的货。”王文荣对李风东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李风东的会计身份持怀疑态度。2019年王文荣去过该公司。该公司房屋没有塌陷的情形。而且证人所述多有矛盾之处，作为会计对于本案的双方债务并不知情不符合常理。据了解，李风东是众信纺织的保安，其陈述公司停产后就回家的事实不符。刘士城出具了784107元的债权凭证后，王文荣并没有证人所说的拉走棉花的行为。本院对于众信纺织提交的结算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结算清单中并未明确本案的12万元是否包含在清单中。对于李风东的证人证言，因李风东系众信纺织的工作人员，其陈述王文荣拉走棉包公司财务有账目记载及王文荣出具了收据，但是在一二审中，众信纺织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对该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对于12万元款项的性质，王文荣主张是众信纺织为了维修机器，由刘士城向王文荣借款12万元，众信纺织主张该12万元在双方结算时，已经计算到了总欠款中。本院认为，在2009年7月30日，众信纺织与王文荣对棉花款项结算时，所结算的款项均有明确的项目及数量，其中并没有对该12万元的表述。而且，如果该12万元已经包含在784107元的欠条中，按照财务制度众信纺织应该将涉案12万元的收条收回，现涉案12万元的收条原件由王文荣持有，因此，本院认为涉案12万元系认定为众信纺织因维修机器设备向王文荣的借款。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其次，对于2011年5月17日王文荣账收到的20万元的存款，虽然王文荣主张没有存款人的信息，不能确定存款人是众信纺织、刘士城或韩淑燕。但是王文荣也没有证据证明该20万元是基于其他业务或法律关系的款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20万元是众信纺织向王文荣的还款并无不当。再次，针对王文荣是否在众信纺织拉走棉包的问题，众信纺织在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交证明王文荣拉走棉包抵账的有效证据，因此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对于众信纺织主张2013年12月21日向王文荣账户存款2000元的问题。众信纺织一审提交的证据系其自行书写，王文荣对该笔款项不予认可，众信纺织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并无不当。第五，对于刘士城、韩淑燕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刘士城、韩淑燕均为众信纺织的股东，涉案款项用于了众信纺织的公司经营，刘士城在欠条上的签字应属于履行公司职务行为。王文荣没有证据证明众信纺织的公司资产与刘士城、韩淑燕存在混同的情况，对其该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文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众信纺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7民初59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7民初59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夏津县众信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上诉人王文荣借款本金667107元及利息（以本金667107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上诉人王文荣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841元，由上诉人王文荣负担3366元，上诉人夏津县众信纺织有限公司负担94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386元，上诉人王文荣负担6810元，上诉人夏津县众信纺织有限公司负担45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卫华审判员  高红梅审判员  宋珊珊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庄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