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晋10民终14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档玲，女，196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庆玲，女，1967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高，山西晋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偏玲，女，195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郭虎，山西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张爱玲，女，195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上诉人张档玲、张庆玲因与被上诉人张偏玲、原审原告张爱玲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档玲、张庆玲上诉请求：一、要求撤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1002民初1800号；二、确认上诉人对父母临汾市尧都区段店乡西孔郭村中心路南六巷6号的老宅土地使用权被他人征收后所取得的补偿款有权分得份额。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不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1002民初1800号，现提出上诉，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裁定书中，本院认为“……可证明被告父母生前已经将涉案房屋赠予案外人梁希志，涉案房屋并非被告父母遗产，涉案房屋拆迁与原告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故张档玲、张庆玲、张爱玲并非适格原告……”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只审查了张偏玲提供的所谓的“赡养协议”，并没有全面，客观审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作法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应当客观、全面的审查该案的全部证据，以判断上诉人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一、张偏玲提供的所谓的“赡养协议”不能确定是上诉人父亲张建坤所为1、上诉人父亲张建坤是个有文化人，在临汾市车辆修配厂会计多年，其做事情比较认真和谨慎。对订立“赡养协议”不可能草率从事所谓的“赡养协议”不可能连一个标题、名称都没有。2、“赡养协议”标明的“86年8月18日”，此时上诉人父亲还没有退休，同年10月份退休时工资是94.5元（该工资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父母亲身体非常健康，而且上诉人有姐妹共四人。在这种即有人、又有丰厚、稳定收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需要与其中一个已经结婚多年女婿订立所谓的“赡养协议”。在此情况下不符合上诉人家庭的实际情况和风俗习惯。3、“赡养协议”中签字的“张占坤”不能证明是上诉人父亲“张建坤”。上诉人父亲从来没有使用过“张占坤”这个名字，使用的都是“张建坤”。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给以证明：①1986年10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根部离休荣誉证》；②1986年10月15日，临汾市人事局文件临市人字（86）84号；③1992年5月17日，《居民宅基用地、登记、申请、调查、审批表》；④2002年开户的，尧都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存折；⑤2019年4月3日，临汾市尧都区段店乡西孔郭村村民委员会《证明》；4、所谓的“赡养协议”中，提到了“二老”，1986年8月18日之时，上诉人父亲、母亲李春英都十分健康，上诉人父亲作为会计，深知签字按手印的重要性，为什么没有“张建坤”的名字？没有一个手印？为什么没有李春英的签名、按手印？5、2004年父亲去世、2008年母亲去世，被上诉人、梁希志从了没有向上诉人和他人公布过有所谓的“赡养协议”。只是上诉人父母的老院宅土地使用权被征收后，上诉人提出要求分配补偿款，被上诉人才通过村委会负责人向上诉人提供了一份复印件。二、所谓的“赡养协议”只赠予了“家产”，但不可能将西孔村的土地使用权也赠予给梁希志。公民将自己的财产可以赠予给他人，但是作为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不是公民的个人财产，是不能赠予他人的，即使用在文书中写了，也是无效的。梁希志在西孔村有自己的住宅，住××村号。与涉案的××村号，完全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宅院。三、西孔郭村村民的宅地基土地使用权被征收，补偿的标准是按宅基地面积(1.5B倍，3368元/㎡)+房屋面积（300元/㎡）。支付补偿款，上诉人有权分得份额。③1992年5月17日，《居民宅基用地、登记、申请、调查、审批表》证明了，上诉人父母于1973年9月10日晋革发（73）184号文件下发前取得了宅基地，现在还登记在张建坤的名下，并没有发生变更。临汾市尧都区段店乡西孔村村民委员会《证明》（2019年4月3日出具），张建坤在××村，占地面积为385.29平方米，补偿标准和依据为：1、按宅基地每平方米赔付1.5倍，3368元/㎡；2、房屋一层二层300元/㎡。现在土地使用权登记在上诉人父亲张建坤的名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目前上诉人父母所遗留的老宅院还登记在父亲张建坤的名下，该宅基地被征收后所得补偿款，上诉人理所当然有权分得份额。四、一审法院应当通知所谓的利害关系人梁希志参与诉讼。一审法院开庭时间为2019年5月31日，作出判决日期为2019年11月21日，在此期间，法庭已经发现了张偏玲提交的所谓的“赡养协议”发现有利害关系人梁希志（张偏玲之夫）。因此，就应当及时通知梁希志参与诉讼，但是法庭并没有这样做，也还可能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实现，但该裁定下发时间为2020年1月2日。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向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得父母遗留老宅院的土地使用权被生售后补偿款权利和份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为了维护法律尊严和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张偏玲辩称，1.一审法院应用判决的形式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是一起继承纠纷，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父亲去世时间2004年，母亲去世时间2008年，根据继承法的规定诉讼时效是两年，民诉法的诉讼时效是三年，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3.本案查的是被继承人的遗产，被继承人没有任何遗产。在赡养协议中，张建坤的建是简写的“建”，这个瑕疵说明了赡养协议的瑕疵，简写符合当时的书写习惯，一审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充分说明协议的真实性。关于土地宅基地使用权，不是被继承人的财产，不具有争议，不发生继承，宅基地使用权以户为单位进行审批，户主是张建坤，但是使用权是他的家庭成员，某个成员去世，自然有其他成员享有，从审批表中看出，也就是说，张建坤去世后，由其他家庭成员享有，与二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张档玲、张庆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分割原、被告父母的遗产，即拆迁补偿款1946485.08元。其中，二原告共同获得拆迁款973242.54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张偏玲提供的赡养协议及证人出庭作证，可证明原被告父母生前已将涉案房屋赠予案外人梁希志，涉案房屋并非原被告父母的遗产，涉案房屋拆迁款与原被告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故张档玲、张庆玲、张爱玲并非适格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驳回张档玲、张庆玲、张爱玲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3532元，张档玲、张庆玲已预交，应予退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张档玲、张庆玲与本案是否有直接利害关系，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本案中，上诉人张档玲、张庆玲系因要求分割涉案房屋拆迁款而提起的诉讼，从张档玲、张庆玲提交的《居民宅基地登记、申请、调查、审批表》中载明的内容上看，涉案房屋的宅基地登记在其父亲张建坤名下，在张建坤去世后，其作为法定继承人应与本案存在着直接利害关系。故其起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至于张档玲、张庆玲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应当通过实体审理依法予以认定。综上，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张档玲、张庆玲的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1002民初180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宇霞审判员  申 龙审判员  董 云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韩民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