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0902民初202号   原告：刘某刘某，男，1960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忻州市，住忻州市。   被告：忻州市忻府区二永货源部，住址：云中东路三角道老万锅炉东二永货运部。   经营者：聂变梅，女，1976年6月25日出生，住忻州市忻府区庄磨镇南社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某姜某，男，1951年1月23日出生，汉族。   原告刘某刘某诉被告忻州市忻府区二永货运部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01月16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决：1、被告赔偿原告因货物灭失而造成的损失21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2月30日，原告到被告处办理了托运手续，托运的货物为板蓝根32袋（重1900斤，每斤4克，折价7600元）、红花4袋（重220斤，每斤50元，折价11000元）、蒲公英15袋（重600斤，每斤4元，折价2400元），共计51袋，总价值为21000元。原告将上述货物交付被告托运后，被告为原告出具了托运单，托运单上明确记载了收货人为周振利及联系电话，货物目的地为安徽亳州，并口头约定运费为600元，货到付款。原告办理完托运手续后，收货人一直没有收到货物。原告遂于2019年起诉，请求被告返还货物，在诉讼过程中得知货物已经灭失，遂撤回起诉。因被告在托运中将货物灭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依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再次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依据本案客观实际，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具体陈述如下理由：1、关于本案事实：（1）两次起诉状所述事实（三种药材）存在明显差异：第一次陈述的重量和第二次相差822斤。如果依照其说法，原来是1898斤（51袋）即每袋37.22斤。此次陈述是2720斤，按照袋装重量为73袋，即比原来增加了22袋，很明显被答辩人是在随意杜撰。（2）所谓共计51袋，总价值为21000元，被答辩人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3）第一次第一项诉讼请求与此次诉讼请求不同，随意性太大。2.具体事实分析：根据客观实际，原被告之间签署的是《代办（托运）协议》即由原告提供货物；由被告将货物转交太原货运中转站，逐一送达至原告指认的场所即安徽省亳州市原告指认的地址，收取相应的托运费，由原告指认的收货人将货物取回，此事即可终结。答辩人所起的作用很明确：依照原告认可的《代办（托运）协议》将货物移交太原中转站，进入正常发运程序。至于该货物送达之后能够得到多少托运费，确需太原中转站面对付费多少，劳务多少，依照比例予以具体分配。涉及本案的运输货物部门绝非“忻州市忻府区二永货运部”一个服务机构，而是起码四家：忻州、太原、石家庄、亳州。答辩人既未收取被答辩人分文的运输费用，又未将被答辩人所托运的货物送错地方。准确送至安徽省亳州市物流服务部之后，答辩人同样未收取托运费，如何能够成为明确的本案被告？被答辩人屡屡既拒付托运费，又拒收托运物。以至形成可能的货物“灭失”，其责任应当自负。被答辩人说答辩人一直没有将货物运输至安徽省亳州市，所以不能支付运输费，无法领取货物。但是，作为被答辩人指认“收货人”的周振利出具的证言说“但于2019年1月份初，货物送来，运费增加2600元不给运费，不送货。”这段证言，起码充分说明一点：被答辩人所委托的货物已经非常客观地、明确地送达至被答辩人指认的场所。并非被答辩人所杜撰的“一直没有将货物运输至安徽省亳州市，所以不能支付运输费，无法领取货物”。假如，被答辩人在诉状中所述约定运费为600元是真实的，那么，谁与谁再次约定运费增加2600元呢？这个3200元从何而来？可见，被答辩人一直在随意制造谎言。虽然如此，可以推论出一点是：被答辩人是十分明白所托运的货物已经顺利到达了安徽省亳州市。周振利在证言中说，此次货运费已经忻州方支付1600元，但至今货物没有送到。这样的说法，依然是被答辩人的单方谎言。答辩人从根本上没有与被答辩人协商过增加2600元运费等的事情（详见周振利的证人证言）。客观实际是：被答辩人自始至终没有向答辩人或实际运输货物的人-太原中转站、石家庄站、安徽亳州物流服务部的任何一个部门支付过分文托运费。被答辩人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是答辩人将其货物灭失。如果存在货物灭失，那么该灭失事件自然发生在特定的某一运输区段-安徽省亳州市物流服务部。退一步讲，假如从本案事实方面，被答辩人确实具有确凿的证据证实该货物灭失且由托运方的过错所致，那么，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原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主体不适格的认定是客观的、正确的。此次诉讼中，随意增加药材数量的行为不当，所主张的21000元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综上，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各方当事人提供下列证据：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忻府区阳坡乡寨底村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刘某刘某与刘润权系同一个人；2、货运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药材51袋的事实；3、（2019）晋0902民初3364号民事裁定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曾于2019年12月撤诉的事实。   被告提供的证据：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阳曲园区浩然货运部出具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证明忻州市忻府区二永货源部系“太原市尖草坪二永货物运输服务部”分支机构，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阳曲园区浩然货运部”系合作伙伴关系。   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交换证据，各方当事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被代的质证意见：1、货运单需要明确，收货人信息是刘某刘某提供的，发货人原告地址电话是原告提供的，药材51袋是原告提供的，标准中转城市也是原告提供的，提货时付款是原告认可的。双方约定时，如交运费有代收，由于约定提货付款，分文未付，这是客观事实。对于托运单，托运人注意事项有3点。2、2019年5月20日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周振利写的证明材料，证明货物已送达亳州市，运费增加2600元与事实不符，我方只能说不清楚，至今任何人没有出过分文的运费，故不认可原告所述，两次起诉数量不一致，原告举证不力。我方没有任何责任，不承担此费用。   原告发表质证意见为：运给周振利后，约定运费由我出，货物开始没有送到亳州，而是运到了河南漯河，后又运到亳州，所以增加了运费2600元，最后双方协商下1600元，我找到被告付运费，结果被告不收我的运费，让我去找太原中转站。   根据原、被告提供的有效证据及双方的陈述意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忻州市忻府区二永货源部系太原市尖草坪二永货物运输服务部的分支机构，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阳曲园区浩然货运部系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12月30日，原告刘某刘某将药材共计51袋交给被告忻州市忻府区二永货源部处办理了托运手续，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将药材共计51袋运输到安徽省亳州市“周振利”收。并口头约定运费为600元，货到付款。被告为原告出具了托运单，托运单上明确记载了收货人为周振利及联系电话，货物目的为安徽亳州。后原告将上述货物托运到安徽省亳州市，但双方因运费用发生争议，原告未支付被告运费，周振利也未收到原告的上述药材51袋，被告也未将上述货物退给原告。原告刘某刘某诉被告忻州市忻府区二永货运部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曾于2019年诉讼本院，后原告撤回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规定：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本案中，原告将51袋药材委托被告运输到指定地点安徽省亳州市，但双方因运费产生纠纷，致使原告未支付被告运费，原告指定的收货人也未收到被告运输的货物，被告也未将其托运的货物退还原告，原、被告均有损失，被告有妥善保管原告货物的义务，原告应支付被告相关的运费。现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因货物灭失而造成的损失21000元，因被告出示的托运单上未写明原告药材的具体名称、重量、数量及价格，且原告两次起诉的药材名称、重量及数量也不一致，原告也无相关证据证明其药材的损失费用，故原告的起诉缺乏证据，待原告证据充分后可另行起诉。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某刘某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326元，减半收取163元，退还原告刘某刘某。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米改玲     二0二0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李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