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花间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庙泾路66号F108室。法定代表人：季晓敏，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菲，上海君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奔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三马路37号308-2。法定代表人：戴迎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国兴，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硕娅，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花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奔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富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26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花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忽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已经明确同意由上诉人继受该公司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涉案项目的开发、建设和收益权直接影响上诉人合同目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已经严重违反框架协议的约定，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上诉人有权诉请解除合同。被上诉人奔富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解除合同条件未成就，也不存在法定解除情形，被上诉人不存在根本违约，转让协议的目的已经实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花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花间公司、奔富公司于2018年2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本案诉状送达之日起解除；2.奔富公司返还花间公司受让惠州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B公司）30%股权所支付的转让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300万元；3.奔富公司向花间公司偿付以1,3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2月11日（本案诉讼送达之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费；4.奔富公司偿付花间公司律师费1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2日，A公司与奔富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约定奔富公司（甲方）将其持有的惠州B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A公司（乙方）或其指定的主体。协议确定惠州B公司费用摊销与股权溢价款总额为1,300万元。奔富公司应在惠州B公司与当地政府签署合作投资协议后1个月内完成惠州B公司变更登记及股权确认工作。另协议特别约定奔富公司应于2018年6月30日前，就惠州B公司能源站项目以惠州B公司名义完成与当地政府的投资协议签订工作。违约责任部分，协议约定“甲方（奔富公司）违反协议第三.2、第五条、第六条所约定的任一内容的，乙方（A公司）有权选择性地立即解除全部或部分法律文件，并要求甲方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此外，协议第十二条还约定，A公司所有享有的权利和义务，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均由A公司或该公司指定的主体继受。同日，A公司作出关于指定主体与奔富公司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的确认函，载明该公司指定花间公司与奔富公司就惠州B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2月9日，A公司与奔富公司分别签署了占款明细表、已支出投资确认单、账务调整约定、能源站项目行政批复，作为框架协议的附件。其中，账务调整约定中载明“惠州B公司股权转让款1,300万元……”，能源站项目行政批复中载明“惠州B公司-项目行政批复文件名称：关于同意惠州博罗园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复函、关于惠州罗园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项目的用地预审意见”。同时，花间公司、奔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奔富公司将持有的惠州B公司30%股权转让给花间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1,300万元。该协议第六条约定了协议变更与解除的情况，“分别为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3、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另一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为不必要；4、因情况发生变化，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5、协议中约定的其它变更或解除协议的情况出现”。另协议第十条中约定“甲、乙（花间公司、奔富公司）双方应配合目标公司尽快办理有关股东变更、目标公司章程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2018年2月11日，花间公司通过建设银行分两笔400万元、900万元转账支付给奔富公司股权转让款。奔富公司于当日作出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收款确认单，确认单载明“本次收款后，依照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合同编号：YLBF-2017-001]及相应的股权转让有关协议约定，贵司从我司受让的惠州B有限公司30%的股权所对应的股权转让款已全部付清，任何一方对此不再有异议”。2019年3月7日，花间公司向奔富公司发出通知函，表示奔富公司应在2018年6月30日前以惠州B公司名义与当地政府签署合作投资协议，并在2018年7月31日前内完成惠州B公司变更登记及股权确认工作。但截至发函当日，奔富公司未提供相关文件予以说明在合同签订前后的惠州能源站项目的进展情况，要求奔富公司在收到函之日起三日内提供以下文件“1、惠州B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的关于‘惠州博罗园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项目’的合作投资协议；2、包括不限于广东省发改委同意开展‘惠州博罗园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项目’前期工作的路条以及博罗县国土资源局关于项目用地的指标的相关行政批复文件；3、关于‘惠州博罗园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的书面材料说明”。否则花间公司表示将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2019年9月18日，A公司作出情况说明，表示花间公司系该公司专门用于开发、建设项目的投资平台，该公司与奔富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目的在于通过受让项目公司（惠州B公司）股权，获得惠州博罗园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项目的开发、建设权，该公司表示该项目下所享有的全部权利、义务已于2017年11月12日全部概括转让给花间公司，且经奔富公司同意。如框架协议第十二条约定，该公司所有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均由其或指定的主体继受。奔富公司签订框架协议便认可和同意该公司权利、义务概括转让行为，后续作出权利、义务概括转让行为，A公司只需通知奔富公司即可，无须再经奔富公司同意。而A公司则退出与奔富公司框架协议的合同关系，花间公司为新的合同主体之一。且由于框架协议有涉其他投资项目，花间公司继受部分只针对惠州博罗园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项目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花间公司、奔富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效力性规定，为真实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关于涉案合同相对性的争议问题，花间公司认为已在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该协议约束A公司、继受主体及奔富公司，且提交A公司向奔富公司出具的确认函，确认已于框架协议签订当日，明确了继受主体为花间公司的事实，并认为奔富公司对该事实是明知的。然奔富公司却反对框架协议对花间公司、奔富公司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的权利义务由《股权转让协议》所确定。其一、从主体的相对性而言，框架协议系由A公司与奔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花间公司、奔富公司签订，两份合同虽具有关联性，但均为双方协议，非三方协议。A公司与花间公司也为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其二、从内容的相对性来看，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合同当事人无权为他人设定合同义务，正如花间公司、奔富公司之间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直接约束花间公司、奔富公司间的权利义务。而框架协议虽载明“乙方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均由乙方或乙指定主体继受”，然并未在该份合同中明确花间公司继受权利、义务的事实。框架协议的内容亦未一并纳入到《股权转让协议》中。确认函中只明确了具体的项目，以及花间公司就该项目受指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不构成直接对框架协议的变更和补充。其三、从责任的相对性判断，无论合同一方违约，经催告后不履行，还是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唯相对方有权进行追责。花间公司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援引框架协议的内容，其解约诉请基础不具备。关于框架协议权利义务概括转移之争议，花间公司主张框架协议对其具有约束力，案外人A公司反映就框架协议，已将协议中惠州博罗园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项目对应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花间公司，其已退出原框架协议，该行为经奔富公司所同意。而奔富公司的答辩中始终排除框架协议对花间公司的约束力。其一、就债权债务转移的内部关系而言，A公司与花间公司的约定对其双方具有约束力。花间公司虽为独立的法律主体，接受了A公司的指定，与奔富公司签约受让惠州B公司股权。其二、就债权债务转移外部关系判断，须经协议相对方奔富公司同意，债权债务的概括转移行为才对其产生效力。首先，花间公司认为奔富公司签约即为认可A公司权利义务概括转移行为，但奔富公司始终持反对意见。而债的法律关系本身，需要将债权债务主体的身份特定化，只有主体特定化以后，才产生义务的相对履行，以及违约后的相对方追责。没有继受的特定主体，债的要素关系就没有发生变更，对相对人不产生效力。观框架协议十二条“……乙方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均由乙方或乙指定主体继受……”，案外人A公司并未在协议中明确指定继受主体，并为奔富公司签订认可。换言之，即使框架协议中无该条文内容的表述，案外人A公司同样可依据合同法将债权债务概括转移他人，但前提系经相对人奔富公司同意。其次，奔富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确认函配套框架协议，已确定花间公司继受框架协议中惠州博罗园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项目全部权利义务的事实。鉴于确认函中只反映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且确认主体为案外人A公司一方，应认定为指定通知，非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原协议的补充和变更。当债权债务概括转移须以相对方同意为主体变更要件，而非以通知为要件。基于上述争议问题的分析，本案有涉两个合同关系，理应视为花间公司受案外人A公司指定，具体履行框架协议的代履行主体，案外人情况说明中亦表述，花间公司为其公司专门用于开发、建设项目的投资平台。而花间公司虽受指定，但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通过与奔富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已明确据此享有的合同权利及义务负担。对应到案情中，花间公司已履行支付了惠州B公司股权受让对价款1,300万元，取得了对应股权，依《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然花间公司终非框架协议的合同当事人，相对于奔富公司而言，该协议权利义务未发生转移，仍约束于奔富公司与A公司，花间公司直接援引该协议对奔富公司进行追责，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规则，权利基础尚不具备。另外，花间公司作为惠州B公司的股权受让人，入股投资行为本身就存在相应的商业风险，理应对该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合理负担。综上所述，花间公司要求解除其与奔富公司于2018年2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实难支持。花间公司进而要求奔富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偿付资金占用损失、律师费的主张，由此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上海花间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464元，由上海花间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花间公司针对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光盘一份，内有A公司与奔富公司签订协议的录像以及A公司向虹口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视频背景及参会人员说明》《视频录像文字化版（截选）》《视频内容呈现的事实》及其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以证明《框架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同一天签订，奔富公司知晓受让主体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奔富公司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经审核，本院认为，上诉人花间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无法确认真实性，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故对上述材料不予采纳。除此之外，双方均未提供其他新的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花间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其是框架协议的权利义务承受主体，有权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奔富公司已经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花间公司的诉讼请求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具体理由，本院阐述如下：首先，涉案《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院注意到，《框架协议》第十二条约定：“乙方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均由乙方或乙方指定主体继受。”在确认函中，A公司指定由花间公司与奔富公司就惠州B公司股权转让签署相关协议。嗣后，花间公司与奔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300万元。A公司作出情况说明，明确表示惠州B公司项目下所享有的全部权利、义务已全部概括转让给花间公司。因此，根据《框架协议》之约定，A公司在框架协议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现由花间公司继受，具有相应的合同依据。奔富公司辩称权利义务转让需经其同意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其次，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根据《框架协议》第三条和第五条之约定，奔富公司在惠州B公司与当地政府签署合作投资协议后1个月内完成惠州B公司变更登记及股权确认工作；奔富公司应于2018年6月30日前，就惠州B公司能源站项目以惠州B公司名义完成与当地政府的投资协议签订工作。然而，截至花间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时，奔富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义务。《框架协议》第七条第1款明确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情形，现奔富公司的违约行为已影响花间公司合同目的实现，花间公司当然享有合同解除权。花间公司主张双方于2018年2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本案诉状送达之日起解除，奔富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亦确认其于2019年7月26日收到花间公司的起诉状等应诉材料，故本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7月26日解除。花间公司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应当予以解除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最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解除时，一方依据合同中有关违约金、约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定金责任等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请求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框架协议》第七条第1款约定，奔富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的同时，还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每日千分之一计算；第十一条第2款约定，双方为诉讼而实际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鉴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9年7月26日解除，奔富公司应当向花间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300万元，并应当在合同解除之后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现花间公司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资金占用损失，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花间公司委托律师参加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10万元，具有相应合同依据，该笔律师费属于花间公司必然发生的损失，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花间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26986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上海花间实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天津奔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7月26日解除；三、被上诉人天津奔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上海花间实业有限公司受让惠州B有限公司30%股权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300万元；四、被上诉人天津奔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上海花间实业有限公司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以1,30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7月27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五、被上诉人天津奔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上海花间实业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1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8,4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464元，均由被上诉人天津奔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建审判员 韩朝炜审判员 潘俊秀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赵雅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