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23民初105号原告：高某1，女，196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被告：高某2，女，1964年6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被告：高某3，女，1970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第三人：高某4，女，1964年6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代理人：刘青（高某4之女），女，198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系特别授权。第三人：高某5，女，1960年8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第三人：高某6，男，1973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第三人：金沙县鼓场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鼓场街道罗马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4240096627800。法定代表人：杨某，男，系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陈胜林，男，该办事处副主任，系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赵应芳，女，贵州名城（金沙）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原告高某1与被告高某2、高某3及第三人高某6、高某4、高某5、金沙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鼓场街道第二指挥部继承纠纷一案，本院曾作出（2019）黔0523民初1203号民事判决。高某1、高某4、高某6不服判决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毕节中院作出（2019）黔民终456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2020年1月3日立案后，因金沙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鼓场街道第二指挥部无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依法通知金沙县鼓场街道办事处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本案。原告高某1、被告高某2、高某3、第三人高某4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青、第三人高某5、高某6、第三人金沙县鼓场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赵应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公平公正分割拆迁款，原告应继承的拆迁款为107424.89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以及为维护权益而产生的必要费用等。事实和理由：高应林和李国珍的房屋位于金沙县，二人育有7个子女，分别为高某5、高某4、高某2、高某1、高某3、高某6。其中高明俊于1997年3月去世，高某6自幼残疾一直与高应林、李国珍共同居住直至二人分别去世（高应林于2006年12月去世、李国珍2011年9月去世）。在2010年10月14日，李国珍立下遗嘱（遗嘱原件由高某2保管，原告无法取得），自己的房屋由高某6继承。现金沙县的房屋被拆迁,2019年3月28日金沙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鼓场街道第二指挥部将拆迁款975058.55元发放给高某3、高某2、高某6三人，分别为高某3288372.96元、高某2347450元、高某6339235.59元。根据我国继承法等法律规定，高应林2006年去世时,7个子女和李国珍享有高应林的遗产份额。其中高明俊早在1997年去世，高明俊的子女王跃辉、王晓菊、王晓兰未尽任何赡养义务，不应分遗产。高某5、高某3未尽任何赡养义务，不应分遗产。高应林和李国珍过世时棺木均是高某4购买。李国珍的丧葬费8万5千元是李国珍自己的钱，本应由高某6继承，加上李国珍的所有房屋份额均由高某6继承。结合拆迁款总额，遗产的分配应为高某6652783.87元，剩下的由高某4、高某2、高某1平分，原告应继承的金额为107424.89元。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公平分割拆迁款。被告高某2辩称，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应该是继承关系，与第三人金沙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鼓场街道第二指挥部没有什么关系，应严格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就涉案拆迁款进行分割。由于各继承人对父母所尽义务大有区别，在法定继承部分应当区别对待，并首先提取出棺木钱和墓地费后再就余额进行分配，否则有违公序良俗、不利于维护从善行孝的道德风尚。二、《继承法》第13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原告及答辩人，除拆迁指挥部外，父母生前生病、日常生活主要是答辩人照顾，为老人送终及操办老人的后事等事务中，答辩人尽到了最主要的义务，并独自操办棺木和墓地的购买和支付费用。父亲迁坟也主要是答辩人操持相关事务。母亲的安葬只有高某5、高某3参与出钱。高某6是因为带病尽不了义务，高某1、高某4是有能力尽义务而没有尽义务。所以，答辩人除应单独获得支出的棺木及墓地费外，还应多分得遗产。其次是高某5、高某3也适当多分。再者是其他继承人居住昆明的高某1和居住贵阳的高某4因未尽赡养义务不应分得遗产。三、答辩人独自支付的棺木及墓地费包括父亲的棺木4988元，母亲的棺木3888元，为李天寿出让。母亲墓地费4480元，从代兵手中转让。拖运棺木的运费共40元，是唐家云收取的，上述费用计13396元,1996年及稍后支出的这笔钱有多大的价值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二老先后离世请人抬丧费10200元,2012年父亲迁坟费用，含人工工资1200元，车辆运输费600元，生活开支400元，墓地费4880元，抬上山及砌坟包干价13800元，风水先生看地费2400元，道士先生做道场费800元，道士先生所需用品费620元，计24700元，答辩人单独出资共计48276元。答辩人要求先支付给自己再做分配并主张多分遗产理由成立，高某5、高某3居住金沙对父母也多有照顾也应适当多分理由也成立。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公正判决。被告高某3辩称，老的在生时我筹钱医治，死的时候也筹钱去安葬，我尽了赡养义务的，他们能分多少我就应该分多少。第三人高某6述称，他们说的有些是假的，有些是真的，棺木是高某4出钱的，我母亲的墓地的钱是我母亲亲自给高某2的。我父亲迁坟的钱国家是给了补偿的。我父母的生活来源是守游戏机和台球来维持生活。我要求把我的钱给我，我不需要任何人帮我保管，我要去看病。第三人高某4述称，父母在生前时没有工作，家里面有一个残疾弟弟高某6。以前我家房子是茅草盖的土墙房，为防止墙倒塌，父母叫结婚了的几个姐姐回家来开家庭会商量建设房屋的事情。我当时做生意，提供了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在修建房屋时岀了3000元。1996年，把自己把八台游戏机和台球桌一张搬回金沙来经营支持全家人的生活，并一直负责游戏机的升级维护和修理直到父母去世，家里的父母和弟弟靠守着游戏机和台球桌赚钱来维持生活。父母去世时的棺材是我一人出资购买的，一共3000元钱。母亲去世后残疾弟弟无人照顾，我就把弟弟接回贵阳照顾，高某1把母亲留下的房子出租，出租的钱来支付弟弟在养老院的钱，其他的费用不够就由我们两个垫着。在贵阳期间弟弟的身体一直都很好,2014年弟弟回金沙的医院看胆结石。后高某6住在高某2家时发现腿脚痛，病情一直在持续恶化。后来我和高某1又将弟弟接回贵阳看病照顾至今。2019年3月左右得知金沙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鼓场街道第二指挥部将拆迁款975058.55元发放给高某3、高某2、高某6三人，分配情况分别为高某3288372.96元、高某2347450元、高某6339235.59元。2019年5月30日我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答辩人自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支持家里的生活，后将自己经营的八台游戏机和台球桌一张无偿搬回金沙供父母及弟弟经营赚钱生活，并一直维护游戏机的升级换代，自己购买新的游戏机电脑版，修理游戏机的各种零部件。父母过世是我一人为二老购买棺木和照顾特级残疾的弟弟。如今残疾的弟弟高某6病重，金沙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鼓场街道第二指挥部在答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放了拆迁款，请求法院核实拆迁款总额并公平分配拆迁款。分配时重点考虑特级残疾弟弟高某6的病情及以后的生活来源问题。另外高某6的钱由他自己保管。第三人高某5述称，我现在退休了，说我没有赡养老人是假话，我父母的水费、电费都是由我缴的。棺材钱是高某2出钱买的，搬木头的钱是我出的。请来照顾我母亲和我兄弟，是我每个月出150块钱请的人叫刘非，刘非参加工作走了后就是我儿子回来照顾的，有旭华村委会的证明。我父母烧煤炭是高某3家负责，父母的生活是我伺候的。我还请了王世贵来照顾我弟，王世贵的妻子来给母亲做饭和打扫卫生。高某6的低保费在的，我没有花过一分。高某1和高某4把高某6接到贵阳养老院，没人照顾也没有付生活费，是高某6一个人跑回来的。高某6没有一分钱，是城关中学的陈俊友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的，说没人管他的也没饭吃。高某1欠李世洪家的钱1万多是我去付的，我一直照顾高某6到现在，是通过银行汇款的。高某1没有管过高某6现在还要来分高某6的钱，现在良心何在？高某1分多少钱我就应该分多少钱。第三人金沙县鼓场街道办事处述称，本案应当适用继承权相关的法律关系，我单位并非相应的继承人，因此本案与我单位无直接关系也无间接关系。本案的涉案房屋补偿款已经由金沙县财政局鼓场分局全部打入棚改合同相对人的账户，对于原告是否享有继承权，及其应当继承的份额由法院依法判决。原告高某1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遗嘱两份。用以证明遗嘱是假的，被篡改了，原件在高某2手里。经质证，被告高某2认可路某代书的遗嘱，没有第一份遗嘱。被告高某3不清楚。第三人高某5认为第一份遗嘱是不成立的，第二份遗嘱是认可的。第三人高某4、高某6对第一份遗嘱无异议，是李国珍的真实意思表示，代书遗嘱是假的，篡改了李国珍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鼓场街道办事处认为与其无关。被告高某2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说明5份、证明一份、转让协议一份。证明其父母买木头、买墓地、请风水先生、迁坟等都是其承担的费用。经质证，原告认为不是事实，不真实，不合法，钱是母亲出的。被告高某3、高某5无异议。第三人高某6认为这些钱是母亲出的，不是高某2出的，包坟的石头钱也是母亲出的，当时他在场的。第三人高某4的质证意见与高某6的一致。第三人鼓场街道办事处认为与其无关。2.证人何某出庭作证证言：我家住在金槐社区高某2父亲的埋坟哪里，迁她父亲坟的时候是我承包来做的，迁坟1200，车费600元，晚上生活开支400元，共计2200元。经质证，被告高某2认为属实。原告认为不属实，他们是亲戚关系。被告高某3、高某5无异议。第三人高某4认为鉴于证人和高某2是亲戚关系，证言既不真实也不合法。第三人高某6认为其不认识证人，不清楚。第三人鼓场街道办事处认为与其无关。3.证人胡某出庭作证证言：高某2家老的死，我是包活做的。我找了几十个人来抬丧，两个老的死都是高某2给的钱，我家去找的人来抬丧。抬丧，50元／人，有50多个人。第二次丧事是100元／人，有70多个人。经质证，被告高某2无异议。原告认为证人说的不真实，证人说的其一点都不清楚。第三人高某3、高某5无异议。第三人高某4、高某6认为证言不真实，证人对时间和地点都不清楚，且同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鼓场街道办事处认为与其无关。第三人鼓场街道办事处为证明自己的陈述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拆迁合同三份、付款明细清单一份。用以证明其单位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合同相对人全部支付了补偿款。经质证，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出示依职权调取的征收补偿表三份。用以证明涉案补偿款已经全部由高某2、高某3、高某6领取的事实。经质证，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认定情况，原告举证1，对于第一份遗嘱，形式上是代书遗嘱，但没有在证人签字，不符合代书遗嘱法定形式，应为无效遗嘱，本院不予认定；第二份遗嘱形式上也是代书遗嘱，虽有两名以上在证人签名，但其内容上处分了高应林的遗产部分，系无权处分，遗嘱载明继承的是涉案房屋的使用权，继承使用权没有法律依据，另遗嘱没有为缺乏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的第三人高某6留有必要遗产份额，故该遗嘱应为无效遗嘱，本院不予认定。被告高某2举证1，虽被告高某3、高某5无异议，但原告及第三人高某4、高某6有异议，认为钱是其母亲出的，故本院不予认定；证人证言2、3，虽被告高某3、高某5无异议，但原告及第三人高某4、高某6认为证言不真实，故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鼓场街道办事处举证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高应林与李国珍共生育七个子女，即女儿高明俊、高某5、高某4、高某2、高某1、高某3，儿子高某6。高明俊于1997年去世，育有王跃辉、王小菊、王小兰三个子女。高应林于2006年12月去世，李国珍于2011年9月去世。涉案位于贵州省金沙县砖木结构房屋（排面两个，一进三间共六间）系高应林和李国珍的共同财产。该房屋因金沙县鼓场街道棚户区改造被征收拆迁，2019年9月，被告高某2、高某3及第三人高某6分别与金沙县鼓场街道办事处签订《金沙县2017年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合同》，房屋征收补偿款共975058.55元，分别由被告高某3领取288372.96元，被告高某2领取347450元，第三人高某6领取339235.59元。同时查明，2010年10月14日李国珍生前经见证人王某、陈某、左某在证，并由贵州省恒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路某代书立下《遗嘱》，主要内容载明：“第一条、遗产基本情况：位于贵州省金沙县砖木结构房屋（排面两个，一进三间共六间），前抵光明路、后抵王登强家、左抵官国辉家、右抵王登林家，另有现金7万元（由高某3保管着）。第二条、遗产分配：上述第一条中房屋的使用权，经立遗嘱人考虑后，由于儿子高某6系残疾人，为了今后高某6的生活着想，在立遗嘱人去世后由高某6个人继承。现金7万元作去世之前与高某6的生活费用，如去世后有剩余不论多少均由高某6继承。”原告高某1提交的另一份《遗嘱》载明：“李国珍与高应林（已故）结婚后共生育子女7个，分别：高明俊（已故）、高某5、高某4、高某2、高某1、高某3、高明琴。李国珍与高应林结婚后，1990年在金沙县（约300个平方），2006年高应林病故，由于李国珍年老体弱，多病，加上高明琴是特级残疾人，生活上又不能自理，遗嘱人为了百年归天后姊妹之间不产生矛盾，现遗嘱人自愿将与高应林的共有财产属自己的份额遗嘱给高明琴个人所有，其他子女无权干涉，此遗嘱是我本人完全自愿。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该份《遗嘱》没有立遗嘱日期，没有在证人签名，只有李国珍的签名。第三人高某6系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其父母在世时与高某6共同生活，照顾高某6。现高某6在贵阳寿星养老院生活，每月费用1500元。对高应林和李国珍生前的生活起居照顾及开销，以及二老去世后的丧葬事宜办理及开销问题，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高某6、高某4、高某5均一致表示高某2、高某4对父母尽的赡养义务要多些，其他姊妹所尽义务都差不多。而且原、被告及第三人高某4、高某5都有让第三人高某6多分遗产的善良意愿。另查明，按照《继承法》相关规定应通知高明俊的子女王跃辉、王小菊、王小兰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但经本院联系，王跃辉、王小菊、王小兰明确表示放弃本案的遗产继承权，不参加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应为遗产继承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十一条：“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的规定，本案中，高明俊先于高应林死亡，其子女有权代位继承高应林的遗产。但经本院联系，王跃辉、王小菊、王小兰明确表示放弃本案的遗产继承权，不参加本案诉讼。王跃辉、王小菊、王小兰的行为系自己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本院予以准许。依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及“第十九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的规定，原告高某1提交的两份《遗嘱》，其中没有注明年月日的《遗嘱》形式上是代书遗嘱，但没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见证并签名，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应为无效遗嘱，本院不予认定。2010年10月14日的《遗嘱》，虽有见证人王某、陈某、左某、路某和遗嘱人李国珍的签名，但其内容上立遗嘱人处分了高应林的遗产部分，系无权处分；且《遗嘱》载明继承的是涉案房屋的使用权，继承使用权没有法律依据；加之该《遗嘱》没有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第三人高某6留有必要遗产份额，故该遗嘱应为无效遗嘱，本院亦不予认定。依据《继承法》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由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继承人尽了主要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的规定，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高某6、高某4、高某5均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其中第三人高某6系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分配遗产时应充分考虑并保障第三人高明俊今后的生活、就医及护理等开销的实际情况，应多分遗产给第三人高某6，使其今后的生活有保障。加之包括原告高某1在内的姊妹均有让第三人高某6多分遗产的善良意愿。纵使原、被告及第三人无父母的遗产可继承，鉴于第三人高某6的特殊情况，姊妹间都有相互扶助的义务，更何况姊妹亲情血溶于水。钱财乃身外之物，亲情只有今生没有来世，希望彼此珍惜。庭审中包括原告高某1在内的姊妹均认可高某2、高某4对父母生前所尽赡养义务多一些，除高某6外的姊妹所尽赡养义务都差不多。故高某2、高某4在分配遗产时要略比除高某6外的其余姊妹多一些。综上，涉案位于金沙县房屋的拆迁补偿款975058.55元，作为高应林和李国珍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理分配。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确定原、被告及第三人高某6、高某4、高某5的遗产分配比例及其金额如下：高某6按照61%的比例分配，金额为594786.55元；高某2按照9%的比例分配，金额为87755元；高某4按照9%的比例分配，金额为87755元；高某1按照7%的比例分配，金额为68254元；高某5按照7%的比例分配，金额为68254元；高某3按照7%的比例分配，金额为68254元。至于原告高某1诉请被告高某3和第三人高某5未尽任何赡养义务，不应分配遗产的主张，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以及被告高某2抗辩为父母买木头、买墓地、砌坟迁坟等费用48276元都是其承担，要先扣除再进行分配的主张，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相符，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涉案遗产位于金沙县房屋征收补偿款975058.55元，由原告高某1享有68254元，被告高某2享有87755元，被告高某3享有68254元，第三人高某6享有594786.55元，第三人高某4享有87755元，第三人高某5享有68254元。二、驳回原告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0元，由原告高某1、被告高某2、高某3、第三人高某4、高某5各负担49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姚 杰人民陪审员  陈玉敏人民陪审员  陈作林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胡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