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13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某，女，1986年5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东山县，现住福建省东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学凡，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宇雯，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男，198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保金，上海君之程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坚伟，上海君之程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上诉人许某因与被上诉人马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2019）闽0626民初2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马某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马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主要事实错误。1.双方确定恋爱关系后,常在上海和厦门两地往来,并未长期同居一处,而是各自租房居住。双方相处过程中从未谈及结婚计划。双方仅仅见过对方父母一次，见面也未谈及婚嫁之事。本案也未举行所谓的订婚仪式。2.一审时许某代理律师经法官许可询问马某代理律师，要求其向马某询问包括双方计划何时结婚、马某转账给许某25万元款项的具体安排和彩礼是多少、如何知道许某的银行卡号等问题，但马某一方在一审法官要求的三日内均不明确回复。马某也未到庭说明原因。一审未查清涉案款项的具体用途，就仅仅以双方之间存在短暂的恋爱关系，认定为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给付财物，属于遗漏查明事实。3、涉案款项实为马某生意之用。恋爱期间马某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住所，涉案款项25万元不符合上海或厦门购房首付要求，并且之后不久马某便因涉嫌刑事犯罪而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种种情况表明马某没有筹备婚事的打算或计划。马某代理律师陈述，马某家庭经济状况良好，该款项部分用于马某在××××年××月初刚来厦门筹备个人生意的启动资金及消费等支出，并非最终缔结婚姻关系。另外，如果两笔合计50万元系婚约财产，为何从蔡爱玲的账户要分开转出，一笔直接给许某，一笔直接给马某。马某仅凭银行转账记录无法证明涉案款项的彩礼性质或因缔结婚姻给付的财产。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马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主张返还彩礼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马某并未对涉案款项发生的原因和用途进行举证，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将涉案款项的举证责任错误的分配给了许某，加重了许某的证明责任。 马某辩称，许某的上诉逻辑不通，不值一驳。如果涉案款项如其主张非婚约财产，那许某的收款行为岂不构成不当得利？那岂不应当全部返还？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马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许某返还马某25万元；2.诉讼费由许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某与马某于2015年4月间在厦门相识，同年6月份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并开始分别在厦门和上海两地租房同居生活持续至××××年××月份，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恋爱同居期间，双方均见过对方父母。马某母亲蔡爱玲于××××年××月24日分别转账250000元给马某及许某。××××年××月26日马某又将250000元转至许某的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01）。同年11月27日，许某通过ＡＴＭ向银行卡尾号6086的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当天又从柜面取出200000元现金。同年12月2日，马某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年××月××日，许某与他人登记结婚。2019年2月份马某获得假释。假释后马某到许某家里，得知许某已与他人结婚生子，马某即向其母亲蔡爱玲告知此情况。此后，马某向许某催讨涉讼款项250000元，因联系不上许某，故马某向东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处许某归还2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所谓婚约财产，是指婚前男女双方建立恋爱关系，男方给付女方及其家人的财产。因男方该财产的给付，两人的关系带有相互保证的性质，即男方向女方及其家人保证不再与其他女子建立恋爱关系，女方因接受男方的财产，她向男方及其家人保证不再与其他男子建立恋爱关系，并保证两人在适当时机结婚建立家庭。也就是说，婚约财产应属于目的赠与的性质，即婚约财产是一方为能够与对方结婚而向其赠送的财物。如果双方缔结婚姻关系，赠与方赠送财产的目的已实现，不发生财产返还的问题。但如果因种种原因最终导致男女双方无法结婚，赠与方则可以结婚目的落空为由要求对方返还财产。婚约财产的范围，除男方给付女方及其家人的见面礼金，即彩礼外，还包括其他男方给付女方较大数额的财物。本案中，马某与许某系于2015年6月间确立恋爱关系并同居生活，恋爱关系仅持续近五个月时间，马某及其母亲蔡爱玲就接连为许某赠与大额财产而无任何附加条件，显然与公民日常生活交往中一般的赠与行为不符。故案涉250000元不属于一般的赠与物而系马某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给付许某的财物。鉴于马某与许某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马某以结婚为目的赠与财物的条件未成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的规定，马某主张许某返还案涉款项的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并兼顾公平原则，考虑到本案中，马某与许某解除婚约的过错在于马某身上，因为马某被司法机关处理，且许某与马某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均有付出，故对于案涉款250000元，酌情认定许某向马某返还150000元为宜。许某虽抗辩案涉财产性质不是婚约财产，但又未能对收受如此大额财产的用途作出合理解释，且许某抗辩案涉款项收取后均用于解决马某个人生意之需，又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许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许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还马某150000元；二、驳回马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计2525元，由马某负担875元，许某负担1650元。 二审中，许某向本院要求：1.申请证人冯某作证。拟证明许某与马某之间并无婚约，许某及其家人从未向马某及其母亲蔡爱玲索要缔结婚姻所需的财物、彩礼，也从未商量过结婚计划。2.调查取证许某通过银行转5万元给第三方账户62×××86的户名信息。拟证明该笔款项是许某在马某的授意下转的，实际用于马某个人生活或生意。对此本院在下文中一并作出分析认定。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除了许某对一审查明“同年6月份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并开始分别在厦门和上海两地租房同居生活持续至××××年××月份”、“在恋爱同居期间，双方均见过对方父母。”、“同年11月27日，许某通过ＡＴＭ向银行卡尾号6086的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当天又从柜面取出200000元现金。”有异议外，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本院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许某认为双方确定恋爱关系后,常在上海和厦门两地往来,并未长期同居一处,而是各自租房居住；双方见过对方父母只有一次，双方父母均未谋面。因许某的异议是对该事实的评价，而非针对法院核对该事实的异议，故该异议不能成立；证人冯某系许某的母亲，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冯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许某认为××××年××月27日其通过ＡＴＭ向银行卡尾号6086的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当天又从柜面取出200000元现金，马某均在场一起。因许某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与一审卷宗所附的马某当天出行记录（机票订单）不相符合，故该异议不能成立；同理，因许某有诉讼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银行转5万元给第三方账户62×××86系受马某委托或指示，因此其该调查取证的申请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马某与许某于2015年6月间确立恋爱关系并同居生活，马某及其母亲蔡爱玲接连为许某赠与大额财产而无任何附加条件，显然与公民日常生活交往中一般的赠与行为不符。许某虽上诉主张案涉财产性质不是婚约财产，但未能对收受如此大额财产的用途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能举证证明案涉款项收取后均用于解决马某个人生意之需，故一审认定案涉250000元系马某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给付许某的财物正确。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故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而给付的财产，属于法定应当返还的情形。一审基于解除婚约的过错在马某身上，以及双方在同居生活期间均有付出，酌情判决许某付还马某150000元正确。 综上所述，许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许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 健 审判员 叶小铭 审判员 陈育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徐明水 书记员吴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