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7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营祥街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118516555F。法定代表人：孟祥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锡亮，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胜，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大钧工程机械修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店东四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789290366U。法定代表人：王大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成，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卿宁，男，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王大华，男，1956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上诉人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叉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淄博大钧工程机械修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钧公司）、原审被告王大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2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叉车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大钧公司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增付货款109,80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采信大钧公司提交的两份冲减货款说明错误，既然是发给叉车公司的，原件不可能保留在大钧公司手中。丁新月已从叉车公司离职，有其签名的说明叉车公司不予认可，大钧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丁新月仅负责日常管理工作，而冲减货款属于财政决策权，即使是丁新月本人签字，也是越权代理。2014年11月20日的冲减说明内容与事实不符，不存在博兴京博或博兴京博集团的名称。抢单的事实不存在，大钧公司没有涉及抢单中的叉车类型，不存在赔偿损失的问题。2014年9月20日的冲减说明签字人是张丰源，张丰源仅写了情况属实，没有表示同意冲减；是否冲减需要由叉车公司领导决定，叉车公司领导对此情况根本不知情。大钧公司辩称，不同意叉车公司的上诉请求。双方就冲减速事宜多次传真及邮件联系，不存在不知情一说。丁新月叉车公司的全权销售代表，既然能够代表叉车公司签订合同，对于是否冲减货款一事当然有签字权，丁新月已出具书面说明证实签字的真实性。抢单的事实的确存在，冲减说明的确是丁新月签字，没有张丰源。大钧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减去147,600元货款（六吨叉车价值及串案损失）且不支付利息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有质量问题的六吨叉车的价值是140,600元，从客户处运回发生了运输费用。价值4,800元的这台车由于延期交车造成客户产生租车费用。运费和吊车费共800元，有单据为凭。叉车公司违背销售区域范围串货，销售一台叉车，造成费用损失7,000元。叉车公司的领导同意将有问题的叉车运回，但至今仍放在大钧公司仓库中，是叉车公司的问题造成了损失。大钧公司没有拖欠货款的主观故意，是因为叉车公司不积极处理而导致本案纠纷产生。争议是因为叉车公司拖延交货、质量、抢单等问题出现，给大钧公司造成了经济和声誉上的损失。一审中，叉车公司明确认可案涉6吨叉车存在质量问题，明确表示相应的车款应予退回，故该车款亦应冲抵货款。叉车公司辩称，大钧公司的客户要求退货退款的问题与叉车公司无关，叉车公司仅和大钧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大钧公司对其客户发生的运费和其他费用需自行负担。根据不存在串货的问题。王大华未答辩。叉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大钧公司、王大华给付拖欠叉车货款982,604.14元及利息（自2015年4月8日至货款结清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叉车公司、大钧公司自2008年10月28日至2017年4月25日，签订了59份《产品买卖合同》，合同总货款为11,171,619元，截至2017年6月19日，大钧公司累计给付货款10,189,514.86元，尚欠叉车公司货款982,104.14元。2017年4月14日，叉车公司给大钧公司发出询证函，询证函载明，截至2017年4月14日，大钧公司尚欠叉车公司982,104.14元。大钧公司收到函件后，将欠款数额“982,104.14元”用笔划掉，在备注里注明“658,567.14元”，并在“信息不符，请列明不符项目及具体内容”一栏中列明如下内容“因质量问题发生退换货，有一台6吨叉车一直在我公司未处理（孟总知悉）；有一台3吨样车在我公司，轮胎展销会参展车；另外还有一台10吨进箱车存在销售争议，该车利润未付给我公司；换货时发生的运费、吊装费未支付给我公司；因迟交货，客户扣款未支付给我公司；另，贵公司一台8吨油车严重不合格，倾斜油缸、耳环，多次断裂，客户强烈要求贵公司来人解释处理，贵公司一直未回应”。2014年、2015年、2016年，叉车公司与大钧公司淄博大钧工程机械修理有限公司、王大华签订《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特许经销商销售协议》，协议中约定，对于所欠叉车公司的货款，大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全体股东愿承担所欠叉车货款的无限连带赔偿责任。另该协议中约定，叉车公司将指定驻外区域经理负责大钧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2014年9月20日，大钧公司做出一份《冲减货款说明》，内容为“2014年8月份，我公司签订了一台3吨、一台小5吨叉车，运往青州盛世泰来橡胶科技有限公司，合同规定9月4日前到货，结果3吨车9月13日到货，5吨车9月19日到货，造成客户产生租车费用共计4,800元。由于公司未按规定日期交货，特此将4,800元从所欠贵公司货款中冲减”。叉车公司时任大区经理丁新月在该说明上签字并注明“情况属实”。2014年11月20日，大钧公司因其先介入销售的10吨进箱叉车后被其他公司低价抢单，要求叉车公司将该叉车的销售利润10.5万元从欠付的货款中冲减，做出了《冲减货款说明》。在该份《冲减货款说明》的下方，叉车公司时任大区经理丁新月书写了事情经过，并表示大钧公司反应情况属实，符合工厂制定的规定，同意大钧公司请求予以冲减此单损失10.5万元。2014年12月18日，双方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中的6吨CPCD60叉车存在质量问题，双方经协商，叉车公司给大钧公司重新更换了车辆，就更换的车辆双方于2015年2月4日重新签订了《产品买卖合同》，叉车公司并将叉车交付给了大钧公司。大钧公司一直未将有质量问题的叉车退还给叉车公司。大钧公司将有质量问题叉车从客户处运到大钧公司处花费运费500元、吊装费300元。一审法院认为，叉车公司、大钧公司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双方自2008年10月28日至2017年4月25日，签订了59份《产品买卖合同》，合同总货款为11,171,619元，截至2017年6月19日，大钧公司累计给付货款10,189,514.86元。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叉车公司发出的询证函，按照合同金额，大钧公司尚欠叉车公司982,104.14元货款。大钧公司辩称双方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合同中的CPCD60叉车存在质量问题，该叉车货款应予扣除及发生的运费、吊装费合计800元应抵扣货款一节，庭审中，叉车公司亦认可双方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合同所涉及的CPCD60叉车存在质量问题，双方已协商了退车事宜，叉车公司亦表示大钧公司退车后，相应的车款予以返还，但因大钧公司一直未将叉车退还给叉车公司，叉车公司不同意大钧公司要求扣除该叉车货款。虽双方已达成退车合意，但自双方达成合意至今已近五年，大钧公司都未将叉车退回，对大钧公司要求扣除该辆叉车货款，不予支持。将叉车从客户处退还至大钧公司处产生的运费、吊装费800元属于处理该质量叉车产生的合理支出，该笔费用应从所欠货款中予以扣除。大钧公司辩称因叉车公司晚交车导致大钧公司客户租车产生费用4,800元，应从所欠货款中予以扣除。关于该节事实，大钧公司在2014年9月20日的《冲减货款说明》中做出了说明，叉车公司时任的大区经理丁新月亦表示认可，故对大钧公司辩称该笔费用应从所欠货款中扣除，予以采信。叉车公司主张大区经理没有签字的权利，根据双方签订的《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特许经销商销售协议》中“叉车公司将指定驻外区域经理负责大钧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的约定，大区经理签字确认系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叉车公司承担。关于大钧公司辩称其先介入销售的10吨进箱叉车后被其他公司低价抢单，要求叉车公司将该叉车的销售利润10.5万元从欠付的货款中扣除一节，关于该节事实，大钧公司在2014年11月20日做出的《冲减货款说明》中作出了说明，叉车公司时任的大区经理丁新月在该说明下方书写了事情经过，并表示大钧公司反应情况属实，符合工厂制定的规定，同意大钧公司请求予以冲减此单损失10.5万元。故对大钧公司的该节辩解，予以采信。关于大钧公司辩称参加展会花费的7,000元及他人跨区域销售给其造成的损失700元一节，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辩解，不予采信。综上，大钧公司尚欠叉车公司货款871,504.14元（982,104.14元-800元-4,800元-105,000元）。故对叉车公司主张大钧公司给付货款982,604.14元中的合理部分即871,504.14元，予以支持。关于叉车公司主张大钧公司给付利息一节，叉车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向大钧公司询证函，大钧公司应自叉车公司发出询证函之日给付叉车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关于叉车公司主张王大华承担连带责任一节，叉车公司与大钧公司、王大华签订了三份《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特许经销商销售协议》，其中一份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一份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一份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叉车公司基于上述协议中的“对于大钧公司拖欠叉车公司的货款，大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全体股东愿承担偿还所欠叉车货款的无限连带赔偿责任”这一约定要求王大华承担连带责任，按照叉车公司所述，大钧公司欠付的货款所对应的合同为2015年、2016年签订的，即使所有欠款的最晚付款时间均推定为2016年12月31日，因在上述协议中，双方未约定保证期间，依照法律规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叉车公司现要求保证人王大华承担担保责任已过保证期间，故王大华无须承担保证责任。故对叉车公司的该节主张，不予支持。判决：一、淄博大钧工程机械修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货款871,504.14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1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7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578元（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由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648元，由淄博大钧工程机械修理有限公司负担17,930元，淄博大钧工程机械修理有限公司负担部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二审中，上诉人大钧公司提交了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丁新月的身份问题，上诉人大钧公司主张系丁新月本人签字出具，拟证明丁新月的全权销售代表身份。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叉车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大钧公司提供的该份证据实为书面证言性质，而丁新月并未出庭作证，对于出具人身份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本案所涉全部买卖合同的总价款和已付款金额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实为可冲抵货款的金额。对于上诉人叉车公司提出异议的一审判决中予以扣减的109,800元，此部分扣减金额来源于案涉两份形成于2014年9月20日和2014年20日的两份《冲减货款说明》。该两份冲减说明均由上诉人大钧公司向上诉人叉车公司发出，2014年9月20日的说明有上诉人叉车公司丁新月所签“情况属实”及本人签名，2014年11月20日的说明更有上诉人叉车公司丁新月对具体情况的手写说明及本人签名。对于丁新月签字的真实性，上诉人叉车公司既认可丁新月时任大区经理，而案涉书面买卖合同中亦有部分系有丁新月作为上诉人叉车公司的代理人签字，如上诉人叉车公司不认可两份冲减说明中签字的真实性，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叉车公司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冲减说明中丁新月签字为虚假，其提出的丁新月作为大区经理无权确认冲减货款金额的抗辩亦无其他事实加以佐证；对于上诉人叉车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的冲减货款的审批程序，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曾据此履行或上诉人叉车公司与客户间存在审批程序的约定，故一审法院采信该两份冲减说明并无不当。上诉人叉车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大钧公司主张以有质量问题的叉车货款及串货损失抵顶欠付货款一节，上诉人大钧公司主张合同中所涉六吨叉车存在质量问题，但对此并未提出证据加以证实，其亦未对庭审中主张的已就退换货与上诉人叉车公司负责人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进行举证，在上诉人叉车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上诉人大钧公司所述的叉车亦尚在本公司保存，故其主张在本案中予以扣减于法无据。关于串案损失一节，上诉人大钧公司提供的申诉报告系向上诉人叉车公司发出，但未得到叉车公司回复，上诉人大钧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串货情况属实，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大钧公司提出的不应支付货款利息一节，上诉人叉车公司在2017年4月14日向上诉人大钧公司发出询证函，该行为可视为上诉叉车公司向上诉人大钧公司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大钧公司自此时起按照央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上诉人叉车公司支付欠付货款利息应属合理。关于原审被告王大华的责任问题，上诉人叉车公司在二审中并未将王大华列为被上诉人并请求其承担相关责任，故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原审被告王大华不承担给付货款的连带责任一节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叉车公司和大钧公司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156元，由上诉人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淄博大钧工程机械修理有限公司各负担15,57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歆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王慧莹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牛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