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7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贾永安，男，1964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峰峰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伟，河北卓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苑润生，男，196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峰峰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伟，河北卓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磊，男，197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涉县。 原审第三人：饶勇，男，196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铁厂神山南。 上诉人贾永安、苑润生因与被上诉人王磊、原审第三人饶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2019）冀0426民初2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贾永安、苑润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涉县人民法院（2019）冀0426民初234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争议款项名为借款，实为第三人饶勇投资。其一，上诉人与第三人饶勇系涉县优农农林牧服务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优农合作社）股东。贾永安、苑润生与饶勇和郭建文协商开办优农合作社，2010年11月8日共同签订了《股东协议》，约定共同出资1000万元，按出资比例承担盈亏。其二，饶勇出资和分红具有事实依据。合作社成立后股东均进行了实际投资，以自己的行为参与合伙经营，并分享了合作社利益。其中：饶勇分别于2010年12月31日出资30万元、2010年12月8日出资40万元、2013年5月13日出资200万元，并分别于2011年和2013年分得红利10万元、40万元。该出资事实有《股东协议》、2012年5月13日向合作社会计郭亚旭转款的银行流水和合作社收到出资款的收据为证。该分得红利事实有2011年和2013年股东分红表，且有领取分红人的亲笔签名。其三，国家对非法融资等违法违纪查处是“借条”形成根本原因。王磊是饶勇内弟，饶勇身份是天铁集团领导，不允许参与社会经营，为此，《股东协议》中对饶勇的经营权限和职责并未涉及。2014年由于国家对非法融资查处力度加大，饶勇怕涉及到违法违纪问题被组织追究，其提出对其出资以“借款”名义来掩盖出资，除其偿还贾永安个人10万元外债外，让上诉人以“借王磊现金”的名义写下借条。同时，为隐瞒取得分红事实，将分红比例写成月息2分。其四，借款事实不存在。饶勇作为股东出资转款时间为2013年5月13日，且只有唯一的一笔转账，有合作社投资收据为凭证。退步讲，如果是借王磊现金，就应当在借款当时出具借条，况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互不相识，对于200万元巨额借款，竟然一年多时间内没有要过借条，利息约定也是口头，显然有违常理，极不符合交易习惯。如为借款，该款项应当实际交付上诉人，但上诉人个人并未收到借款，而是实际用于合作社经营。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说明借款资金来源。饶勇在一审中否认投资，其借款之前即2011年领取的分红，无法解释。2、被上诉人诉二上诉人诉讼主体错误。依据《股东协议》和合作社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规定，授权贾永安主持合作社日常工作，苑润生监管日常工作，郭建文对外签订有关文件。贾永安、苑润生为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并实际进行了管理，对外在经营活动中的一切行为均代表本合作社，属于职务行为，合作社应承担行为人的全部法律后果，退步讲，如为借款，优农合作社应当作为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而非贾永安、苑润生承担还款责任。3、和解过程中作出的妥协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不应当作为一审认定事实的依据。《还款协议书》签订的前提是，在诉讼中为了解决上诉人与饶勇的的矛盾，协议名为还款意向，实为解决股东之间分红退股问题。该协议通过股东郭建文从中调处，为处理和结束纠纷而达成妥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故在本案中，上诉人为和解目的作出的妥协，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王磊答辩称，1、优农合作社成立的时间和投资人投资的时间、金额与本案出借款项的时间和金额不符，上诉人称本案名为借款实为投资不是事实。2、本案借款与优农合作社没有任何关系，借条中没有优农合作社的任何印记。3、还款协议书应当作为本案的证据。 饶勇答辩称，我只是在合作社帮过忙，没有参与管理，也没有参与经营。虽然签订过股东协议，但实际上都没有出资。 王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1900000元及给付自至的利息1634000元，并给付至付清之日止利息（按月息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贾永安、苑润生因做生意需要，向原告借款200万元，口头约定月息2分。当日，原告王磊指示案外人王高峰转入第三人饶勇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开户账号62×××68内金额200万元，并委托第三人饶勇将200万元转入被告贾永安、苑润生指定的会计郭亚旭在中国农业银行的个人账户62×××64。自2013年6月起，被告贾永安将每月利息40000元陆续通过郭亚旭、贾永安及赵秀兰的银行卡打入饶勇银行账户中。2014年7月，因原告王磊急需用钱向被告贾永安、苑润生催要借款，被告贾永安偿还原告本金10万元，被告贾永安、苑润生遂于向原告出具了借据一份，内容为：“今借到王磊现金壹佰玖拾万元整，月息2%，借款人贾永安、苑润生，。”被告贾永安、苑润生均在借条上签名并捺手印。之后被告贾永安将借款利息给付至。原告王磊曾于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贾永安、苑润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后申请撤诉。另查明，被告因不服（2019）冀0426民初1628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后，在二审审理期间，被告苑润生主动与第三人饶勇联系，希望通过第三人饶勇与原告王磊对本案涉及的借款纠纷进行和解。经过几次协商，原、被告双方口头达成一个还款协议，被告贾永安、苑润生起草打印《还款协议书》后，在乙方位置签字并捺上手印，让第三人饶勇转交原告王磊签字，因原告王磊以《还款协议书》与口头约定内容不一致为由拒绝签字，导致该《还款协议书》未能成立。原告王磊在诉讼中将该《还款协议书》作为证据提交，用以证明被告贾永安、苑润生与原告王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借款事实存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王磊与被告贾永安、苑润生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及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告提供被告贾永安、苑润生亲笔出具的借据一份，支付20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被告贾永安通过郭亚旭、赵秀兰及其本人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每月利息的银行记录和二审期间被告贾永安、苑润生亲笔签名捺印的《还款协议书》，与原告的陈述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原告王磊与被告贾永安、苑润生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故原告王磊主张被告贾永安、苑润生偿还借款并按约支付利息，应予支持。被告贾永安、苑润生抗辩称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以第三人饶勇“投资款”予以反驳，被告贾永安、苑润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且均系从事银行业的工作人员，对出具借条和签订《还款协议书》的行为后果应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其在出具借条时使用“借款”一词并明确指向原告王磊，尤其是在对本院（2018）冀0426民初1628号民事判决书不服提出上诉后，其在二审期间起草并签署《还款协议书》，明确表示认可其与原告王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并提出原告王磊放弃借款利息、延长还款期限在分两次还清借款的邀约，该合同虽因原告王磊未予承诺导致未能成立，但被告贾永安、苑润生出具借据的行为和延期还款的邀约行为足以证明被告贾永安、苑润生与原告王磊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并收到借款；其在诉讼中脱离借据和《还款协议书》书写内容本意而作出“系投资款”的解释明显不符合常理，再结合原告提供和法院查询的银行转账200万元的记录及被告按月给付原告利息40000元的银行转账记录综合分析，被告将涉案款项反驳为“投资款”的意见不能成立。根据两次庭审意见，二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明确表示出具借据是计划向原告王磊借款，而原告王磊未按约支付出借款项，但二被告在本次庭审中却表示借据涉及的款项系第三人饶勇对上述合作社的出资款，所述前后矛盾，明显是在作虚假陈述，故不予采信；被告辩称本案系投资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根据被告提供的股东协议，涉县优农农林牧服务专业合作社设立时间和股东出资额，均与本案被告争议数额和发生时间明显不相符合，故该意见不成立；综合上述分析意见，二被告的反驳证据不足，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无法采信。被告又辩称涉案款项作为借款系其职务行为，应由该合作社偿还，因被告向原告借款时既未在借据上加盖该合作社印章，亦未以该合作社名义进行借款，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进入该合作社账户并用于该合作社经营，证据不足，不予采信。被告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本案借贷双方之间未约定借款期限，为无固定期限的借款，原告可随时向被告主张偿还借款，故不予采信。判决：被告贾永安、苑润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磊借款人民币1900000元及约定利息（自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案件受理费19506元，由被告贾永安、苑润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贾永安、苑润生提交如下证据： 1、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载明：企业名称涉县优农林牧服务专业合作社，出资人为王彦堂等人。 2、贾永安、苑润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伟对张玉田的调查笔录，主要内容是：我知道优农合作社，老板是饶勇。合作社的牌子原来在我干活的猪场挂了一段时间，我不是出资人，不是股东。猪场工作具体由郭建文负责，因为郭建文与饶勇关系不错。合作社都是饶勇的，其他人是否投资我不清楚。我看了《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才知道饶勇假冒我的名义办理了工商登记。我没见过《股东协议》，但是我能认出来上面有饶勇和郭建文的签字。证据1、2证明合作社的隐名股东是饶勇，饶勇是主要投资人。 3、农业银行邯郸分行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载明2013年12月31日，饶勇账户收到40万元。证明饶勇收到了分红款40万元。 4、农业银行电子回单8张。证明4个隐名股东每个月按实际的投资数额进行利润分配。 5、农业银行的转账交易记录。证明合作社收到饶勇的200万元后，用于合作社的业务，并非贾永安个人所用。 6、贾永安、苑润生和郭建文的谈话录音光盘。证明：1、200万元是饶勇的投资；2、饶勇、贾永安、苑润生是合伙人；3、还款协议书形成是和饶勇协商的结果；4、投资款形成借条，就是考虑到饶勇是天津铁厂的干部，因为涉及到合作社生意不好，怕出问题，就给第三人出的借条，不是给王磊写的。 7、郭亚旭到庭证言：我和苑润生是同学，通过苑润生认识的贾永安，和饶勇没有关系。我在优农合作社任会计，优农合作社有饶勇、贾永安、苑润生、郭建文4个股东。饶勇投资的200万元，当天就转出去了，这200万元每个月都有分红。4个股东都是陆续性的投资。股东除了每个月的分红还有年终分红等。 王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认为，证据1、2与本案无关，证据3是给饶勇的好处费，与本案无关；证据4不予认可，不是分红；证据5正好证明了借款的事实；证据6的内容不认可；证据7，证人证言前后矛盾，明显弄虚作假，证人与上诉人串通，不应采信。 饶勇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2不能证明我是隐名股东；证据3不是分红，是劳务费；证据4，是不是给上诉人的分红款我不知道；证据5，款的去向我不清楚；证据6录音的内容不认可；证据7，对证人证言不认可。 饶勇二审提交了录音光盘一份，内容是饶勇与苑润生、贾永安、郭建文、**的谈话录音。证明案涉款项不是投资款。 贾永安、苑润生对该证据质证认为，谈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该200万元是借款。当时谈话的本意是把外边钱要回来，四个股东都撤。上诉人和王磊不认识，协议本来对的是饶勇，因为王磊起诉，所以协议书写的是王磊。该录音是诉后为了和解形成的谈话，不是诉前形成的材料，不能证明200万元是借款。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王磊和贾永安、苑润生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其一，被上诉人在其民事起诉状中对2014年7月10日的借条的形成进行了说明，即该借条源自于2013年饶勇转给郭亚旭的200万元。上诉人起初否认该借条与饶勇转给郭亚旭的200万元款项存在关联，称并未收到借条中载明的款项。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又认可了借条来源于饶勇向郭亚旭的转账200万元，说明贾永安、苑润生在诉讼中有虚假陈述。上诉人称向王磊出具借条的原因是饶勇担心涉及到违法违纪问题被组织追究，提出以“借款”名义掩盖其出资，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案涉借条载明的款项来源于饶勇向郭亚旭的转账200万元本院予以确认。其二，2019年3月22日，上诉人在还款协议中签字，再次确认欠付被上诉人本金190万元，与前述借款条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款项的事实。因该还款协议非在法院主持下双方为达成和解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故该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其三，关于上诉人一、二审期间提交的《股东协议》、向饶勇转账的流水等证据，是否能够证明饶勇系优农合作社的股东，案涉款项是否饶勇的出资。如前所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以及上诉人签署的还款协议书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本金190万元的事实，《股东协议》签订的时间与约定的出资金额与案涉款项的转款时间及金额明显不符，上诉人一、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及还款协议证明的事实。 综上所述，苑润生、贾永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06元，由上诉人贾永安、苑润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霍金喜 审判员  陈志明 审判员  冯 雪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郝瑞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