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27205号原告：庄丰，男，1979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詹陈朋，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超想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黄帅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某某。原告庄丰与被告上海超想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想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庄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陈朋、被告超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庄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庄丰与超想公司签订的编号为54XX的《超想健身会员协议》以及编号为48XX、48XX、268XX的《超想健身私教协议书》；2.判令超想公司退还庄丰未消费健身费用92,360元。事实和理由：庄丰经超想公司业务人员多次强力推介，于2018年8月23日起购买了若干私教服务课程并根据超想公司要求订立了多份健身服务合同。双方约定庄丰的私人教练为方某某教练。签订合同前，通过超想公司的介绍，庄丰得知方某某教练为上海人、为超想公司的教练经理且曾参加过奥运会，超想公司称方某某具有极佳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健身经验。基于对方某某教练个人能力的信任，同时也经不住超想公司的激情推介，庄丰陆续向超想公司购买了大量健身课程。2018年12月，方某某教练离开超想公司，且在离开前以生病为由让其他教练带庄丰，庄丰无法接受。此外由于工作原因，庄丰自2019年1月起至今已长期离开上海，在南通有稳定的工作，客观上也无法继续上健身课程。庄丰遂与超想公司协商，尽管超想公司声称可以退还健身费用，但一直未有实质性解决方案。据庄丰统计，其向超想公司共支付健身课程费用101,000元，实际消费8,640元，超想公司应退还92,360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庄丰无奈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超想公司辩称，不同意解除庄丰与超想公司之间签订的四份合同，超想公司现在仍然正常营业，四份合同可以正常履行。据此，超想公司不同意庄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23日，庄丰与超想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54XX的《超想健身会员协议》，约定会员卡卡种为个人两年，会员费3,000元，会籍开始时间2018年9月10日，会籍结束时间2020年9月10日。庄丰为此支付健身费3,000元。2018年8月23日，庄丰与超想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48XX的《超想健身私教协议书》，约定课程类型拳击，课程数量100节，课程费用40,000元，教练方某某，生效日期2018年8月23日，终止日期2019年12月25日，协议条款“如原定之私人教练无法提供指导，超想公司有权另行安排合格教练代替”等。庄丰为此支付健身费40,000元。截止至2018年11月14日，庄丰共上了7次课，尚余93次课，课程费用余额37,200元，课程签课记录显示上课教练为方某某。2018年8月23日，庄丰与超想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48XX的《超想健身私教协议书》，约定课程类型PT，课程数量100节，课程费用38,000元，教练方某某，生效日期2018年8月23日，终止日期2019年12月25日，协议条款“如原定之私人教练无法提供指导，超想公司有权另行安排合格教练代替”等。庄丰为此支付健身费38,000元。截止至2018年11月12日，庄丰共上了8次课，尚余92次课，课程费用余额34,960元，课程签课记录显示上课教练为方某某、葛某某。2018年9月7日，庄丰与超想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6XX的《超想健身私教协议书》，约定课程类型拉伸，课程数量50节，课程费用20,000元，教练方某某、王某某，生效日期2019年5月1日，终止日期2019年12月25日，协议条款“如原定之私人教练无法提供指导，超想公司有权另行安排合格教练代替”等。庄丰为此支付健身费20,000元。截止至2018年10月16日，庄丰共上了7次课，尚余43次课，课程余额17,200元，课程签课记录显示上课教练为夏某某、胡某。另查明，2019年6月28日，庄丰向超想公司的工作人员俞某某发送微信信息，内容为：“超想健身，你们是黑店吗？为何不肯退钱？”上述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超想健身会员协议、超想健身私教协议书、收款收据、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课程签课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当事人陈述及在案证据，庄丰与超想公司签订《超想健身会员协议》及《超想健身私教协议书》并向超想公司支付会员卡费用及私教课程费用，之后庄丰在超想公司接受私教课程，双方据此成立合法有效的服务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庄丰要求解除会员及私教协议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现庄丰主张双方曾约定方某某为其私人教练，后方某某离开超想公司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对此，本院认为，虽然私教协议上注明教练为方某某，但私教协议亦约定“如原定之私人教练无法提供指导，超想公司有权另行安排合格教练代替”，且课程签课记录亦显示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当中有多位教练在向庄丰提供私教服务，尤其在庄丰已上的7次拉伸课程中，课程签课记录显示上课教练均非方某某，因此，庄丰以方某某教练离开为由主张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既与双方约定不符，亦与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但鉴于涉案服务合同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在庄丰明确表示不愿意再履行合同的情况下，系争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故本院对庄丰解除涉案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庄丰应据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此外，庄丰于庭审中提供了其劳动合同欲证明其已在外地工作，客观上亦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超想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即使庄丰因工作原因离开上海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属实，亦不属于可归咎于超想公司的情形，庄丰仍因此构成违约。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在于涉案合同的解除时间。虽然庄丰主张其曾于2018年11月向超想公司提出过解除合同，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该时间节点不予采纳。纵观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6月28日，庄丰曾向超想公司的工作人员发送微信信息，要求超想公司退还课程费用，可视为庄丰向超想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本院据此认定双方的合同均于当日解除。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在于《超想健身会员协议》对应的剩余健身费用。本院以会籍开始时间即2018年9月10日至合同解除之日即2019年6月28日止作为已使用期间，并根据2年的会员卡期限及3,000元的会员卡费，按使用比例酌情判定剩余健身费用1,803元。对于涉案的三份私教协议所对应的剩余课程费用，鉴于超想公司对庄丰计算的金额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之四在于庄丰违法解除合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庭审中，本院曾询问超想公司双方是否曾对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进行过约定，超想公司表示未曾约定。据此，本院综合案件实际情况酌情判定庄丰承担剩余课程费用20%比例的违约金，据此，扣除庄丰应承担的违约金后，超想公司仍应向庄丰退还剩余课程费用的80%即72,930.4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庄丰与上海超想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5461的《超想健身会员协议》以及编号为4895、4896、2685的《超想健身私教协议书》均于2019年6月28日解除；二、上海超想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庄丰剩余健身费用72,930.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9元，减半收取计1,054.50元，由庄丰负担242.50元，上海超想健身服务有限公司负担81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范 萍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徐艳菊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