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502民初2868号 原告张某1，男，1998年6月7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 原告张某2，男，1964年5月23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 上述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胡洪斌、张劲，均系云南奥洋（镇雄）律师事务所律师，均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安某，女，1974年2月26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被告高某，女，1998年2月5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钱鸿，系村民委员会推荐公民委托代理，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张某1、张某2与被告安某、高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2、张某1及共同委托代理人胡洪斌、张劲，被告高某、安某及共同委托代理人钱鸿到庭了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2、张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返还原告婚约财产人民币157137.00元。事实和理由：××××年1月原告张某1经媒人安元、曾润介绍与被告高某认识谈婚。原告在被告高某、安某等人到原告家时给了被告高某1888元、安某等四人1600元礼金，之后，二被告向原告索要了88888元的送期彩礼，原告分多次给被告高某买项链、衣服、礼品和为被告安某支付购车款等花费64761元。××××年农历正月初十日，原告张某1与被告高某按农村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原告张某1与被告高某举行结婚仪式后，被告高某一直坚决不愿意好好的与原告一起生活，××××年4月被告高某无故离开原告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事后，经原告多次向三被告要求返还婚约财产遭到二被告的无理拒绝。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高某、安某于庭前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被答辩人张某2、张某1诉称的给答辩人高某婚约财产157137元不属实。答辩人高某实际只得定婚彩礼钱46888元和婚约期间为增进爱情赠与购买衣服的15000元以及答谢安云昌等四人1600元（人均400元）。二、答辩人高某与被答辩人张某1同居前和同居后已开支47990元，有明细为凭和证人出庭作证。三、答辩人高某与被答辩人张某1同居后张某1、张某2要求怀孕的高某代替其子张旭上班，因高某需休息不能上班发生矛盾，××××年农历6月初，高某离家出走，××××年农历6月17，答辩人安某及唐林翠（高某二伯娘）、安世庆（高某大嫂）通知张某1、张某2接回高某遭到拒绝后将高某亲自送到张某1家遭到张某2、张某1的拒绝，当晚张某1不让高某同其在房间居住，并且喊高某滚。无奈之下，高某拖着七个月的身孕离开张某1家。××××年7月27日高某在重庆市梁平区人民医院住了引产手术。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定婚给付的彩礼46888元实际是一种婚约，主要是以结婚为目的，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已结婚同居且怀孕，婚约目的已经完成，理应不予返还，即使要求返还，也应扣除为准备结婚购买家具等和婚后同居已开支的47990元，明显超支开出。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恋爱期间赠与的15000元购买项链和衣物以及给媒人安云昌等四人的1600元属赠送财物，应不子返还。尊敬的审判长，作为年仅20岁的花季姑娘，按照农村风俗订婚、举行婚礼，同居怀孕期间被赶出家门，无奈之下做了人流引产手术，身体和精神健康受到严重的摧残，现答辩人高某作人流引产手术仅半年多，身体还未康复，在娘家休养，被答辩人张某1重没有关心体贴，答辩人还期待张某1回心转意。今天，恶人先告状，于情于法于理都不能容忍。答辩人高某将另行起诉，追究被答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举、质证，对双方没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为凭，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综合认定如下： 一、由原告方举证的微信转款记录若干，结合被告对转款记录的质证意见，其中××××年1月12日转账的1888元是按农村习俗男方到女方之后给付被告高某的，可以认定为彩礼性质；于××××年1月30日和××××年2月2日给付的15000元是原告方为与被告高某结婚所给付，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定义为彩礼适宜；××××年××月××日转账的3888元，被告方质证称当时给付的现金不够，通过微信转账补足，一并认定为彩礼，其余转账通过当事人陈述，双方均负有转账往来，且部分转账时间为双方同居关系发生以后，其目的已经不是为了达成结婚的目的，只能认为是双方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转账来往，故达不到原告的目的。××××年1月28日转账的1600元是转给媒人安元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二、对于被告方举证的重庆市梁平区人民医院的病历，能证明被告高某在该医院住院进行人工引产，但被告方缺乏其它证据证明被引产的胎儿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即使与本案有关，该引产费用也不在本案法律关系为婚姻财产返还的范围内，应当另案进行主张，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三、对于被告方提交的日常生活费用清单和证人证言，用于证明为结婚向原告家陪嫁的相关物品和费用，但仅有清单，并无物品的购买发票和收据等对物品的价值进行认定，不能单独对该事实进行认定，达不到被告方的证明目的，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综合本案原告的起诉、被告的答辩、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和对证据的综合审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张某1之母亲和被告安某系亲姐妹关系，原告张某1和被告高某系近亲，××××年原告张某1为达到和被告高某结婚的目的，遵照农村习俗看地方、看期程、订婚等，分别给付1888元、46888元、15000元和3888元之后，张某1和高某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举行婚礼后外出务工。××××年6月中旬，被告高某以被原告张某1殴打为由离开原告张某1，之后高某于××××年7月27日在重庆市梁田区人民医院做了人工引产手术。 本院认为：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本案双方所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双方造成损害的原因和彩礼数额的认定，对于损害后果的造成，原告张某1和被告高某系近亲关系，双方之间谈婚达到结婚的目的法定不能实现，该损害后果系双方共同造成，应当由双方共同承担；对于给付彩礼的认定，原告方虽主张在结婚前给付了88888元的彩礼，但未提供相关证明进行证明，被告高某和安某确认收到（包括通过微信补充）收到共计46888元和对原告方举证的微信转账证据认定，确认被告方收到的彩礼钱共计为67664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被告应当返还原告方彩礼，综合双方不能实现婚姻的目的过错责任，应当返还50%，即33832元，对于被告主张应扣除其陪嫁的物品和高某的引产费用，对于陪嫁的物品，被告方仅证明名称和数量，但并未证明其购买价值，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对于去浙江租房的租金和其它费用，系双方日常生活产生的费用，不予支持；对于引产费用，因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与本案没有法律关系，应当另行主张。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高某、安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张某1、张某2因张某1未与高某结婚的彩礼共计33832元； 二、驳回原告张某1、张某2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21元，由原告张某1、张某2负担1360元，由被告安某、高某负担36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及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罗修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马 平 书 记 员 周润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