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0民终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祝某，男，1937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崇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胜龙，江西论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某，女，196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祝某因与被上诉人龚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2019）赣1002民初4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祝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胜龙，被上诉人龚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祝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确认祝柏林的遗产由祝某继承，责令龚某腾出坐落于抚州市赣东大道延伸段1317号房屋中一楼一只店面、三层、五层房屋；本案诉讼费由龚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龚某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1986年以来被祝柏林收养，已形成养父女关系，根本不能成立。收养子女，按习俗，户籍及姓氏的变化首当其冲。龚某既没有将姓氏改为祝姓，也没有在公安户籍进行任何形式的跟随。二、退一万步讲，龚某所说的时间节点是1986年，当时其已年满14周岁，无法与祝柏林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收养关系。三、祝柏林在胃病治疗有独特之处，带来了较多的财产。从生前储蓄到身后财产，龚某步步紧逼，让祝柏林家人实在无法袖手旁观。龚某辩称，一、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与祝柏林已于1986年形成事实收养，形成养父女关系。1.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以证明形成收养关系的主要证据是抚州市高新区城西街办东津村委会的证明及该村村民出具的证明和证人证言，并有崇仁县白路乡花园村委会的证明、证人证言，抚州市高新区城西街办南关社区居委会的证明、证人证言予以佐证，祝某在一审庭审中认可了证明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且认为有调查笔录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因此，本案收养关系的形成理应得到确定。2.从1986年形成收养关系后被上诉人与祝柏林之间互尽义务来看，祝柏林前期供养了被上诉人，出资供被上诉人读书和生活，后期被上诉人照顾其生老病死，足以证明本案收养关系是成立的。而祝某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祝柏林之间存在应让人们看到的亲兄弟之间的相互帮助，甚至是正常的往来，被上诉人的户籍及姓氏是否改变不能否认收养关系的成立。3.祝某在二审中提交的崇仁县白路乡花园村委会的证明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相矛盾，且村民签字的人数相比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明较少，也并未附有证人即各签字村民的身份信息，无法证实真实性。即便该证据反映的事实客观存在，也只能证明被上诉人确实师从祝柏林，加之本案收养关系形成的时间地点根本与崇仁县白路乡花园村没有任何关联。祝柏林属五保户的证明的合法性、真实性无法确定，祝柏林自1996年至其死亡均在抚州市高新区城西街办南关社区居委会居住。因此，所有证据没有直接否认双方之间的收养关系，实际没有任何证明效力。另外，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被上诉人读书时的毕业证上的户籍地址是崇仁县，也可证明当时实际上已完全脱离了原户籍学习、生活、工作，从证据的优势性原则来说，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的证据有绝对的优势性，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二、《收养法》是1991年12月29日颁布实施的，本案的收养关系是1986年形成的，根据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实施后当事人诉请认定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84）法办字第112号《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部分“收养问题”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收养法实施前，司法实践中并未对收养关系中被收养人的年龄作任何限制，如“过继”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认可。因此，原判认定本案收养关系成立，符合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祝某所诉“当时龚某已年满14周岁，无法与祝柏林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收养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祝某所称“龚某步步紧逼……”更是无稽之谈。本案中，被上诉人从与祝柏林形成收养关系后，对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百岁生日都由被上诉人独自办理，祝柏林亡故后也安葬在被上诉人丈夫村里的坟地上。相反，在崇仁期间，祝某的妻子、儿女因没得到祝柏林的钱财，经常对其进行殴打，不仅根本未尽任何兄弟之间起码的帮助扶养，甚至没有给予老人起码的做人尊严，现在老人刚过世就不顾廉耻、丧尽天良地为争夺财产想尽办法起诉被上诉人，如果支持其诉求，天理何在！况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一再申明，诉争房产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是祝柏林的个人财产，最多是其因出资建房所享有的债权。因此，祝某主张“责令龚某腾出坐落于抚州市赣东大道延伸段1317号房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祝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定祝柏林的遗产由祝某继承；2.判决龚某腾出坐落于抚州市赣东大道延伸段1317号房屋中的一楼一只店面、三层、五层房屋；3.本案诉讼费由龚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6年龚某经父母作主送给祝柏林收养，未办理收养手续，龚某的学费、生活费由祝柏林负担。1988年起龚某随祝柏林共同生活，龚某婚后和丈夫照顾祝柏林生活起居，对其生病期间予以护理。2018年8月7日祝柏林去世，龚某及丈夫处理祝柏林后事。祝某是祝柏林的弟弟。祝柏林生前曾出资兴建位于抚州市赣东大道延伸段1317号房屋中一楼一只店面、三层、五层房屋。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龚某于1986年经父母作主送给祝柏林收养，龚某学费、生活费由祝柏林负担，龚某婚后和丈夫照顾祝柏林生活起居，对其生病期间予以护理，在祝柏林去世后处理后事，群众均公认双方为养父女关系，双方虽未办理收养手续，但已形成事实上的养父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1年颁布实施，祝柏林于1986年收养龚某，其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实施之前，不适用该法律规定。龚某系祝柏林养女，为祝柏林第一顺序继承人，对祝柏林的遗产有继承权。祝某系祝柏林弟弟，为第二顺序继承人，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则第二顺序继承人无权继承遗产，故对祝某要求确定祝柏林的遗产由其继承，龚某腾出坐落于抚州市赣东大道延伸段1317号房屋中一楼一只店面、三层、五层房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判决：驳回祝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900元，由祝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祝某提交了以下证据：1.祝柏林诉抚州市房产管理局房产行政登记一案的庭审笔录（2010年8月5日）；该庭审笔录第九页，从龚某回答问题可以看出，龚某是站在祝柏林的对立面。2.崇仁县白路乡花园村委会于2019年11月25日出具的证明及相关身份证复印件，主要内容为，1988年龚某去祝柏林处拜师学医，两人之间除了师徒关系外，并无其他任何关系。3.崇仁县白路乡民政所于2019年12月16日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祝柏林是五保户对象，没有子女。上述证据证明：祝柏林与龚某的师徒关系是在1988年的年底形成的，不能证明还有收养关系。龚某质证如下：1.对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足以证明龚某和祝柏林没有形成养父女关系。理由有，首先，庭审笔录是在几年前形成的，那时龚某没有预见到双方会产生本案纠纷，且龚某在庭审笔录中说了两人既是养父女关系，也是师徒关系；其次，行政诉讼的生效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已作认定，龚某和祝柏林形成了养父女关系；第三，当时法庭询问龚某时是就两人形成养父女关系和师徒关系同时发问，龚某和祝柏林是1988年形成的师徒关系，相关回答没有矛盾，一审证据可以证明养父女关系在1986年已经形成。2.龚某1988年到拜师学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否形成收养关系及形成时间，花园村委会和其他村民没有证明资格，因为是1988年之前的事，花园村委会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只能由龚某的父母户籍所在地予以证明，而且高路桥组的大部分村民都知道龚某是1988年去那里之前就形成的收养关系，该证据和龚某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是相矛盾的。这两份证据相冲突，龚某提交证据的证明人多于祝某提交的这份证据，如果这份证据作为证人证言，也不符合证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相反，龚某在一审中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因此，这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不予采信。村民代表签字没有身份信息，不能证明其身份的真实性。证明双方没有其他关系，怎么证明？该证明本身就很可笑。证明人和祝某有利害关系，都是姓祝。3.关于崇仁县白路乡民政所的证明，基于龚某的了解，五保户是2015年办理的，是乡政府直接办理的，正是因为龚某和祝柏林的收养关系是在收养法颁布之前，加之民政所对祝柏林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所以祝柏林被列入五保户，我们认为这是不合法的。为什么说祝柏林是乡政府主动跟他办理的，因为直到他去世后，相关账户上所有的五保户享受的待遇都还原封不动地在那里，祝柏林没有动过，证明五保户不是祝柏林自己申请的。民政所的证明，也不能否认1986年之前祝柏林和龚某形成收养关系的事实，民政所与祝柏林后来的生活所在地信息不通，故这份证明也无法达到祝某的证明目的。龚某提交了以下证据：1.抚州一中于2020年1月5日出具的毕业证明、黎川县卫生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证书、乡村医生（卫生员、接生员）档案表。证明：龚某在高中毕业和黎川卫校毕业时已经将籍贯写成崇仁，不是临川，也就证明尽管龚某没有迁移户口，但是她自己和公认的都是其来自崇仁，说明龚某与祝柏林形成了养父女关系；龚某1984年至1987年是在抚州一中读书。2.崇仁县白路乡花园村委会于2020年1月16日出具的证明及相关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龚某和祝柏林在1988年之前就形成了养父女关系，祝某从来没有到过高路桥了解龚某与祝柏林是否形成养父女关系。3.崇仁县白路乡乐家洲村委会于2019年12月3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祝柏林1977年到1988年之间是在乐家洲从事村医，祝某不了解祝柏林1988年之前的生活状况。祝某质证认为：1.第1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2.第2组、第3组证据完全是按照龚某的意思形成的，不能否认也不能证明任何本案相关事实。此外，针对崇仁县白路乡花园村委会向双方当事人出具的证明存在内容相矛盾的问题，本院依职权向该村委会予以核实相关情况，该村委会于2020年4月28日向本院出具了说明，表示认可出具给龚某的证明，因出具给祝某的证明未经该村委会干部签名，故不认可出具给祝某的证明。针对祝柏林诉抚州市房产管理局房产行政登记一案的生效行政判决是否确认祝柏林与龚某为养父女关系的问题，本院依职权查阅了相关卷宗，并调取了本院于2010年11月23日对祝柏林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中记载“审：龚某与祝柏林是养父女关系。祝柏林：不是，因为1.没有收养协议；2.龚某未成年之前是不认识的，只是学徒认识，是学徒关系。审：在一审中，你们是承认了龚某与祝柏林之间养父女关系。祝柏林：没有承认。”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祝某提交的证据1、证据3，双方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故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仅凭该两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祝柏林与龚某之间没有形成养父女关系，需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据2，因该证明材料上没有花园村委会的负责人签名，且该村委会就此向本院明确作出说明，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二）龚某提交的证据1，双方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故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据2、证据3，均有相关村委会的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印章，故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三）本院于2010年11月23日对祝柏林的询问笔录，系因本院在审判活动中客观产生的材料，且与本案争议有关，故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是否能够证明祝柏林与龚某之间没有形成养父女关系，需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评判。祝某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如下：1.龚某到祝柏林身边的时间是1988年年底，没有收养事实，只是学徒的师徒关系。2.在1988年之后，到祝柏林去世前，祝柏林和祝某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好的，会互相交往，祝某也会对祝柏林进行照顾。3.2018年8月7日祝柏林去世后，祝某要求办理祝柏林的丧事，但是龚某拒绝。龚某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并回应如下：1.龚某和祝柏林确实有师徒关系，但是不足以否认双方在1986年就形成了收养关系，龚某在1988年之前还在抚州一中读书，毕业后才到崇仁和祝柏林共同生活。2.在1988年之后，到祝柏林去世前，祝某和祝柏林基本没有来往，且祝某在一审中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他们兄弟之间尽了相互扶助的义务。3.祝柏林去世后，是龚某通知祝某来的，曾经也和他们商量过办理丧事的问题，但是祝某当时说一切由龚某办理，也就是认可了由龚某尽孝道。在办理丧事的过程中，龚某没有拒绝祝某参与，祝某及其子女都来了，他们拒不出钱，也不出力。本院认定如下：1.祝某提出的第1点事实异议，涉及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的认定，故本院在此不予赘述。2.祝某提出的第2点、第3点事实异议，与本案争议无关，故本院不作确认。因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龚某是否为祝柏林的法定继承人。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龚某于1988年开始与祝柏林共同生活的事实不持争议，主要争议在于龚某与祝柏林是否为养父女关系。该事实收养关系能否成立，需根据本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具体分析如下：1.龚某所在的抚州市高新区城西街道东津村委会、祝柏林所在的崇仁县白路乡花园村委会、祝柏林与龚某长期生活所在的抚州市高新区城西街道南关社区居委会均出具证明，证明祝柏林与龚某为养父女关系。可见，相关的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均认可祝柏林与龚某以养父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2.东津村委会范家组、花园村委会、南关社区居委会的部分村民证明祝柏林与龚某为养父女关系。可见，较多群众认可祝柏林与龚某为养父女关系。3.龚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律师对龚白云、范菊英、龙冬金、余仕德、祝良明、祝罗龙作了调查笔录，该六人均证明祝柏林与龚某为养父女关系，龚某在一审中申请该六人出庭作证，祝某当庭表示认可证人的证词，真实性无异议，其只是认为养父女关系应以民政登记为准。而且，祝某在一审中已经认可在祝柏林去世后龚某通知了他，且与其商量过祝柏林的安葬事宜，全权由龚某做主。可见，祝某对祝柏林、龚某以养父女身份关系对外的事实是明知的。4.根据祝柏林诉抚州市房产管理局房产行政登记一案的庭审笔录，龚某到庭作证，其当庭陈述与祝柏林既是师徒关系又是养父女关系，祝柏林对此并未当庭否认。虽然祝柏林在该案二审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与龚某不是养父女关系，但是该陈述系其个人单方关于身份关系的陈述，且龚某不是该案当事人，对此亦不知情，在该案审结后祝柏林也仍然与龚某一起共同生活，故不能仅凭该询问笔录否认双方的养父女关系。5.祝柏林生前由龚某照顾生活起居，去世后也由龚某料理后事，安葬的墓地亦由龚某安排，在祝柏林的墓碑上龚某也写明自己是祝柏林的女儿。另据龚某黎川卫校的毕业证，龚某书写的籍贯也是江西省崇仁县，亦可佐证龚某早已认为其是祝柏林的养女。可见，龚某已履行了作为子女的赡养义务，以祝柏林作为父亲相待共同生活多年。6.五保户的办理与养父女关系是否成立没有直接关联，故白路乡民政所出具的证明不能否认祝柏林与龚某为养父女关系。综上分析可知，祝柏林与龚某的养父女关系已为群众公认，祝某也知晓该收养事实，有关组织也已证明双方确以养父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祝柏林与龚某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关于祝某以龚某没有变更姓氏和户籍登记为由主张收养关系不成立，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祝某以龚某在收养时已经成年为由主张收养关系不成立，因本案涉及的收养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实施之前，不适用该法律规定，而之前的法律规定并未对收养年龄作出限制，故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龚某作为祝柏林的养女，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祝某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无权继承遗产，祝某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祝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志伟审判员  范 宣审判员  彭 珺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周超书记员刘晓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