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148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市涪陵区涪洪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荔枝办事处建涪一组浪琴屿五楼。 法定代表人：代洪发,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况敬国，男，197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富阳市。 再审申请人重庆市涪陵区涪洪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洪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况敬国船舶租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作出的（2019）鄂民终87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涪洪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一审程序违法，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武汉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违反审理时限的规定。二审法院仅认为一审法院“审理期限较长，存在瑕疵”，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经2017年两次庭审，法庭辩论已经终结。况敬国却在2018年11月再次开庭时变更诉讼请求，导致法律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相当于一个新的诉讼。而一审法院却未在第三次开庭前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向涪洪公司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一审法院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二审法院对相关情况进行搪塞，适用法律错误。（二）况敬国提交的《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系伪造。本案一、二审期间，代洪发因故未出庭，没有来得及查看况敬国提交的证据材料。《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上的公章和私章非代洪发本人或涪洪公司其他员工所盖，代洪发也从未授权第三人在该合同上盖章。涪洪公司怀疑该合同上面所盖的涪洪公司公章和私章均非真实，合同上也没有涪洪公司法定代表人代洪发的签字。实际上，双方当事人在2014年12月15日签订了真实的《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该合同第三条写明截止2014年12月5日，况敬国欠涪洪公司人民币4443747.46元（以下均为人民币）。签订真实的《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后，况敬国给代洪发出具了三张欠条，累计金额为4443747.46元。签订《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时，有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工作人员、孙朝均、桂崇素、代洪发等人在场。代洪发将三张欠条分别给了孙朝均、桂崇素、代洪发三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名义上是解除挂靠协议，实质内容是解除船舶租赁及挂靠合同并进行清算。即便可能存在违约情形，但双方又达成了协议，况敬国也无权再追究违约责任。如果涪洪公司还欠况敬国租金、违约金等，况敬国是不会出具以上欠条的。况敬国故意提供虚假证据、伪造证据，妨碍了司法公正，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三）即便况敬国有权追究涪洪公司的违约责任，二审判决判令涪洪公司赔偿况敬国涉案船舶租金损失缺乏证据支持。如果况敬国主张的是双方当事人解除合同前的费用，则应请求支付租金，如果请求的是解除合同后的费用，则应请求可得利益的损失。二审判决将况敬国请求赔偿解除合同前的损失变更为解除合同后的费用，明显超过了当事人的诉请。况敬国提交的在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6月17日期间代付的船员工资以及古思模缴纳的罚款能证明况敬国在2014年12月15日前已经实际控制使用涉案船舶。二审判决认定况敬国的船舶租金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仅有一份租船合同也是虚假的。（四）二审判决同时适用支付违约金和赔偿船舶租金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船舶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截止到2016年3月，而不是2016年9月。但二审判决计算损失是按照租期截止到2016年9月计算的。况敬国即便存在损失，至多也是120万元。涉案违约金本身就是合同预定的损失赔偿金，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损失大于违约金时当事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当损失小于违约金时当事人可以请求支付违约金，但不能既请求支付违约金又请求赔偿损失。更何况况敬国并不存在实际损失。（五）二审判决认定涪洪公司承担所谓的垫付费用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涪洪公司员工的工资应由涪洪公司自行发放。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况敬国应证明其为什么垫付工资，怎么垫付工资，付款依据。二审判决未查明以上事实，仅依据况敬国单方陈述其帮忙垫付了工资就判令涪洪公司承担，缺乏依据。（六）况敬国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况敬国于2016年12月1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涪洪公司支付租金及违约金，系确认之诉，诉讼时效为一年。况敬国在一审审理终结后变更诉讼请求为合同违约之诉，诉讼时效变更了。二审判决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况敬国在庭审过程中，跟法官商量后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这本身就是违法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九项之规定，请求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船舶租用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案件，应当围绕再审申请进行审查。根据涪洪公司的申请理由，本案重点审查二审判决判令涪洪公司支付的相关费用是否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况敬国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本案证据《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是否系伪造、本案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等问题。 关于二审判决判令涪洪公司支付的相关费用是否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涪洪公司与况敬国签订了船舶租赁合同，涪洪公司接船正式起租后，将涉案船舶卖与他人，并办理了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涪洪公司出售承租船舶，属于未按照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致租赁物受到损失，构成违约，况敬国有权解除船舶租赁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况敬国获悉涉案船舶变卖后，对该船舶进行了实际控制。自此，涪洪公司无法再使用涉案船舶，应视为况敬国解除了船舶租赁合同。因双方当事人均未证明况敬国实际控制涉案船舶的日期，二审判决酌定船舶租赁合同于2014年12月15日解除，并无不当。船舶租赁合同约定租用期为两年，租金每月20万元，由况敬国交船之日起算。2014年9月2日，涪洪公司接船正式起租。依据船舶租赁合同，况敬国本可获得船舶租金480万元，但因涪洪公司违约涉案合同被解除，最终仅获得涪洪公司支付的租金69万元和转租涉案船舶获得的租金约170万元（按每月租金11.67万元，至2016年9月1日租赁期间为14个月16天计算），遭受的损失约为241万元（480万-69万-170万=241万）。我国的违约金制度以补偿为主、以惩罚为辅。合同当事人不能因为同时主张违约金和损害赔偿获得双倍的赔偿，也不能通过约定过高违约金等不正当的方式获得暴利。但况敬国作为非违约方，起诉请求违约方涪洪公司赔偿其遭受的船舶租金损失12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100万元。该两项诉请金额之和并未超过况敬国遭受的实际损失。二审判决支持了况敬国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亦未超过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 根据船舶租赁合同的约定，船舶交予涪洪公司后，生产经营活动和费用由涪洪公司承担。况敬国提交的4张工资表可初步证明其垫付了船员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工资。涪洪公司未举证足以推翻以上事实，涪洪公司认为二审判决认定其应承担况敬国垫付的船员工资错误之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况敬国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涉案船舶于2014年9月2日起租，船舶租赁合同于2014年12月15日解除。涪洪公司已向况敬国支付了以上期间内的租金。况敬国请求的是其在船舶租赁合同解除后所遭受的租金损失而非请求涪洪公司支付租金。故本案应适用普通诉讼时效。根据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涉案船舶租赁合同于2014年12月15日解除，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该日起算。况敬国在（2016）鄂72民初671号案件中，主张过相关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自上述案件庭审之日即2016年5月9日起重新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况敬国诉求的诉讼时效至该法施行之日尚未满二年，故本案中况敬国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况敬国于2016年12月1日提起本案诉讼，于第三次庭审辩论（2018年11月29日）终结前变更诉讼请求，均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涪洪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况敬国在第三次庭审辩论终结前变更诉讼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申请再审案件系针对二审判决进行审查，涪洪公司提出的一审程序存在瑕疵不构成再审理由。 关于涪洪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问题。涪洪公司于申请再审期间提交了一份《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复印件，拟证明二审判决认定的《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系况敬国伪造。涪洪公司提交的该复印件无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二审判决认定的《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系涪洪公司于一审期间提交的，并非况敬国提交。涪洪公司于申请再审期间提交的合同复印件不能证明原《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系况敬国伪造，不构成再审新证据。 综上，涪洪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重庆市涪陵区涪洪船务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淑梅 审判员  马东旭 审判员  陈宏宇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赵珂 书记员肖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