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23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香琴，女，197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个体，住河北省黄骅市渤海西路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学英，女，1961年5月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个体，住河北省黄骅市。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岭，河北兴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恒新，男，1967年6月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个体，住河北省黄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其梦，河北冀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骅市骅泰大酒店，住所地：河北省黄骅市渤海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吴建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尧、张春华，河北宁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学英、刘香琴因与被上诉人徐恒新、原审第三人黄骅市骅泰大酒店（以下简称骅泰酒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2018）冀0983民初4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学英、刘香琴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 一、徐恒新与骅泰酒店向上诉人隐瞒签订解除租赁协议的事实，导致黄骅市新海大酒店被查封，损害了上诉人之后的经营权。2012年11月24日，徐恒新已经退伙，与二上诉人签订了退伙协议书，并且将三人成立的黄骅市新海大酒店中的股份转让给了二上诉人。2014年，在上诉人正常经营期间，因上诉人与骅泰酒店就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的生效问题及延长租赁期限问题发生争议，骅泰酒店起诉徐恒新欠交租赁费87万元，黄骅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黄民初字第321号民事判决书，该案执行中，徐恒新与骅泰酒店于2015年8月5日签订解除租赁协议书，致使黄骅法院8月8日查封由上诉人正在经营的黄骅市新海大酒店，但徐恒新和骅泰酒店均未告知上诉人解除租赁的事实。2016年2月15日，骅泰酒店申请对（2015）黄民初字第321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并追加上诉人为共同被告，审理中，徐恒新和骅泰酒店仍未告知上诉人。直至2016年8月份，骅泰酒店重新发包后，上诉人才知道徐恒新与骅泰酒店于2015年8月5日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书。2016年骅泰酒店就租赁合同中2014年度之前和之后的欠付租金另行起诉，黄骅法院作出（2016）冀0983民初296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有效。以上事实证明，徐恒新在退伙以后，其将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均转让给了上诉人，其与骅泰酒店签订解除协议应告知上诉人，上诉人可以就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权利及时向骅泰酒店主张。没有徐恒新签订的解除协议，骅泰酒店不能被再次承包，上诉人可以和骅泰酒店继续履行合同，黄骅法院作出（2016）冀0983民初296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有效证实了这一点。上诉人在2015年8月8日以后无法继续经营是徐恒新故意隐瞒解除合同造成的，因此，徐恒新存在严重过错。 二、上诉人主张四年经营损失，依据充分。上诉人与徐恒新一同经营四年时间，徐恒新在退伙时按股份比例分得利润416万元，由于徐恒新的原因导致上诉人四年未经营，徐恒新按照共同经营的四年按股份比例赔偿上诉人384万元依据充分。退一步讲，上诉人的经营损失不参照以上标准的话，该经营损失可通过司法鉴定评估确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致使判决结论错误，上诉人请求依法公正裁决。 徐恒新辩称，不认可上诉人的主张，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第三人之间一系列的纠纷，最初的原因在于“上诉人拒绝交纳租金”，拒绝交纳租金的行为在租赁合同关系中属于根本违约，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却对这一点完全地做出了回避。即便是如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因上诉人与骅泰酒店就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的生效问题及延长租赁期限问题发生争议”，这也不是“拒绝交纳租金”的合法理由。（2015）黄民初字第321号案件的审理及判决，上诉人当时是完全知情的，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仍然拒绝交纳租金，故意使被上诉人徐恒新成为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使徐恒新随时可能因执行及征信问题受到损失。尽管徐恒新在当时已经退出合伙，但是在退伙时依旧有298万元的合伙资金没有分割，该298万元徐恒新还享有52%的权利，也就是仅这一项就有154.96万元有待退回，如果任由上诉人继续拖欠租金，而被第三人追缴的话，被上诉人徐恒新的包括但不限于该154.96万元的许多合法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徐恒新基于对生效判决的尊重和自己的被动处境，在骅泰酒店主动要求及黄骅市人民法院执行庭传唤下，无奈才不得不同意解除租赁协议。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徐恒新如同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并无任何过错，毕竟徐恒新也不可能预见到2018年时补充协议又会被认定为有效。而且，解除租赁协议也不会对上诉人造成所谓的经营损失，在当时2015年被强制执行时，酒店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经营，上诉人甚至连租金都不肯支付，所谓的经营损失在2015年时是不可能被预见到的，甚至是不可能产生的一种经营收入。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徐恒新才是整个纠纷中的受害者，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骅泰酒店述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徐恒新与骅泰酒店隐瞒解除租赁协议没有依据且与本案无关联。徐恒新与上诉人之间为合伙经营法律关系，徐恒新与骅泰酒店之间为租赁合同关系，我方对上诉人没有任何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的通知义务，故不存在隐瞒的事实。2、被上诉人徐恒新与骅泰酒店签订解除租赁协议的时间是2015年8月5日，而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由于不符合生效条件，骅泰酒店一直认为未生效，且此前也未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双方签署解除租赁协议时，依据生效判决徐恒新尚欠骅泰酒店87万元，及违约金18万元未付，面临强制执行，双方签订解除协议符合租赁合同第24条的约定，骅泰酒店并无过错，损失赔偿应当以已经发生、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为前提，上诉人所谓徐恒新没有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所谓四年经营损失与徐恒新和骅泰酒店均没有关联性。3、上诉人主张骅泰酒店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连带责任为法定或当事人约定，在骅泰酒店与上诉人无任何约定情况的，上诉人要求骅泰酒店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侵权连带责任，而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中合伙协议纠纷，上诉人追究骅泰酒店侵权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4、2015年8月在黄骅法院查封时，新海酒店已经处于非运营状态，上诉人以徐恒新经营新海酒店时的利润作为经营损失的计算依据不符合事实，且一审中，上诉人并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损失的司法鉴定，因此上诉人的损失计算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并不能成立。综述，骅泰酒店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沈学英、刘香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徐恒新赔偿二原告骅泰酒店4年的经营损失384万元。2、第三人骅泰酒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9月4日，经投标中标徐恒新与骅泰酒店签订租赁经营合同，徐恒新承租骅泰酒店，租期自2008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2008年12月25日，刘香琴、沈学英与徐恒新签订合伙合同，三人按出资比例合伙经营骅泰酒店。2008年11月27日，徐恒新、刘香琴、沈学英三人作为股东成立新海酒店，法定代表人徐恒新。投标租赁骅泰酒店时以徐恒新名义交纳的投标保证金298万元，骅泰酒店一直未退还。2009年9月9日，骅泰酒店与新海酒店签订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将租赁经营期限延长4年至2019年9月30日，在双方合作期间每4年优惠3个月免收租金，徐恒新交纳的298万元在合同期满后，由下一个接管方给付徐恒新。并约定补充协议报市国资委办公室备案，协议双方及监管部门三方签字盖章生效。该补充协议签订后双方盖章，国资委办公室未盖章。2010年2月4日，骅泰酒店向国土局提交关于298万元固定资产情况说明，写有按骅泰酒店与新海酒店在2009年9月9日签订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骅泰酒店支付给钱江酒店的298万元固定资产费用由新海酒店支付，合同期满后由下一个接管方支付给新海酒店。对该情况说明，国土局签写了处理意见，作为遗留问题请市国资办予以认定，该情况说明加盖有黄骅市国土资源局公章、国资委办公室公章。2012年11月24日，刘香琴、沈学英与徐恒新签订协议，徐恒新退出合伙经营，租赁经营骅泰酒店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由刘香琴、沈学英承担。 2015年骅泰酒店就欠付租金在一审法院起诉徐恒新，一审法院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2015）黄民初字第321号民事判决，认定骅泰酒店租赁经营的补充协议未生效，判令徐恒新给付骅泰酒店2014年度租金87万元并支付违约金18万元。该判决生效后，骅泰酒店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查封徐恒新仍占用的骅泰酒店，强制徐恒新交出酒店及附属设施。2015年8月5日，在执行程序中，骅泰酒店提出与徐恒新签订解除租赁协议，徐恒新在该协议上签了名。2015年8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查封了新海酒店，之后骅泰酒店收回了酒店。 2016年2月15日，经骅泰酒店申请，对（2015）黄民初字第321号案件提起再审。再审审理中，刘香琴、沈学英依据合伙合同作为共同被告加入诉讼。再审案件判决后，经二审发回重审，该案件中，骅泰酒店仅主张2014年度的欠付租金。骅泰酒店就租赁合同履行中2014年度之前及之后的欠付租金在一审法院另行起诉，一审法院作出（2016）冀0983民初2967号民事判决，认定骅泰酒店与徐恒新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有效，认定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有效，认定2015年8月5日骅泰酒店与徐恒新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有效，并在计算欠付租金时依据补充协议的优惠约定扣除了免交的租金52.5万元。该判决，在2018年4月17日沧州市中院作出（2018）冀09民终1120号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而生效。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上列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骅泰酒店与徐恒新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租期至2015年9月30日届满。2015年3月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黄民初字第321号判决，认定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未生效，判令徐恒新给付骅泰酒店2014年度租金87万元及违约金18万元。该判决的执行程序中，2015年8月5日，骅泰酒店与徐恒新签署了解除租赁合同。该解除租赁合同的签订，骅泰酒店让徐恒新签字，并无不当。签订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是徐恒新，生效判决也认定由徐恒新给付租金，尽管徐恒新已经退出合伙，但酒店承租人仍是徐恒新，所以解除合同应由徐恒新签字。签订解除租赁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8月5日，距离租赁合同期满2015年9月30日不足两个月，此时依据生效判决徐恒新尚欠租金87万元及18万元违约金未给付，面临强制执行，此情况下骅泰酒店与徐恒新签订解除租赁合同并无不当。执行依据的判决认定补充协议未生效，骅泰酒店和徐恒新仅能依据该判决内容考虑问题，解除合同不会造成刘香琴、沈学英的经营损失，所以解除租赁合同的行为并无过错。补充协议被认定有效，是一审法院作出（2016）冀0983民初2967号判决，并在2018年4月经沧州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后才确定。在2015年8月解除租赁合同时，不可能预见到2018年的结果，不能依据后来的结果而追究之前行为的责任。并且一审法院（2016）冀0983民初2967号判决不仅认定补充协议有效，也认定了解除租赁协议有效，对解除合同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确认，也不能得出解除合同行为有过错的结论。该判决中，在计算欠付租金时已经依据补充协议的优惠约定扣除了免交租金52.5万元，该优惠款项正是因骅泰酒店占用承租方298万元资金而给予的补偿。刘香琴、沈学英主张补充协议约定的后续4年租期，比照前几年经营收益确定为赢利，缺乏事实依据。酒店经营的效益受市场变化、消费状况及人为因素等多方面影响，没有证据证实如果继续经营就必然赢利，以及利润是多少。 综上，解除合同在先，确定补充协议有效在后，不能归责解除合同行为存在过错。补充协议中的优惠款项已经落实，在租金中已经扣除，未实际发生的后续经营也不能证实必然赢利。故对刘香琴、沈学英主张徐恒新、骅泰酒店赔偿其4年经营损失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香琴、原告沈学英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黄骅法院（2017）冀0983民初2967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证明在与骅泰酒店签订合同时，是徐恒新和上诉人一同签订的，当时由徐恒新本人签的字，由此证实签订合同他代表其本人和上诉人，经过了上诉人的授权签订的租赁合同。笔录中详细讲述了关于徐恒新对于解除合同的陈述。徐恒新签订解除租赁合同协议是为了配合骅泰酒店收回由上诉人正常经营的新海大酒店，在签订协议时，没有通知上诉人，也没有得到上诉人的授权，在签订协议之后，很长的时间内徐恒新也没有告诉上诉人已经解除合同，包括在321号案件再审过程中，上诉人专门就骅泰酒店与新海酒店之间没有解除合同事宜做出主张，时间是2016年6月份，这个时候被上诉人也没有披露他们已经解除租赁合同的事宜，徐恒新在2012年已经退出了合伙，也将新海酒店的股权转让给了上诉人，但是新海酒店仍由原来的合伙人继续经营，徐恒新是明知的，其作为合伙人的代表，如果自愿签订解除合同，应当得到实际经营的原合伙人的授权，才有权利解除合同，通过笔录能够证实徐恒新没有经过上诉人的授权而解除租赁合同，且不告知上诉人，显然剥夺了基于合伙合同的上诉人的经营酒店的经营权，我方认为徐恒新在合伙合同中已经构成了严重的违约，剥夺了上诉人的经营权，应当赔偿上诉人的损失。 徐恒新质证称，只要是卷宗中的那份笔录，认可其真实性和合法性，这份证据反而能印证被上诉人在答辩中的陈述。没有新证据提交。 骅泰酒店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在上诉人提交的开庭笔录的案件中即（2016）冀0983民初2967号判决，应当以该案的判决认定结果为定案依据，该案件我方为原告，对徐恒新、刘香琴、沈学英提起的给付2014年度之外租金的案件，判决认定的结果是徐恒新是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我方与徐恒新解除租赁协议行为有效，该判决结果能够直接认定我方仅对徐恒新产生直接法律权利义务，对上诉人没有任何的权利和义务，双方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故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黄骅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黄民初字第321号判决生效，认定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未生效，该判决的执行程序中，骅泰酒店与徐恒新签署了解除租赁合同。徐恒新在退出了与上诉人的合伙的情况下仍代表上诉人与骅泰酒店签订解除租赁合同的协议，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但在签订协议时，租赁合同的租期剩余不到两个月，虽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在之后的判决中被确认为有效，但该情况是徐恒新在签订解除协议时无法预见的，即徐恒新没有过错。按照无过错则无责任的民法原则，上诉人请求徐恒新赔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中的四年经营期间损失无法律依据。而且，补充协议约定的后续4年租期并未实际履行，刘香琴、沈学英主张比照前几年经营收益确定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沈学英、刘香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520元，由沈学英、刘香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兆阳 审判员  穆庆伟 审判员  刘晓莉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苗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