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55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结岭，男，196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利群，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帆，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闵行开隆汽车装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1601-1605号（单）、1609号11幢B112室。法定代表人：朱兵，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溪，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465号20幢101、202、301室。法定代表人：李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一明，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朱结岭、上海闵行开隆汽车装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闵行开隆公司）因与原审第三人上海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信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725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结岭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一、三、四、五项，依法改判闵行开隆公司支付：1、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工资1,037,241.38元;2、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110,344.83元；3、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749,960.03元；4、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车贴34,574.71元；5、2016年度年终奖560,000元及2017年度年终奖403,506.85元；6、宝信公司对闵行开隆公司的应付款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第一、朱结岭的月工资标准应为12万元，而非7万元，故朱结岭有权按照每月工资12万元的标准主张拖欠的工资及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第二、经济补偿应以2008年1月1日为时间界点进行分段计算，2008年1月1日之前按朱结岭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170,666.67元确定；2008年1月1日之后按上海市三倍社平工资21,396元确定;第三、《XX汽车华东大区公务车改革管理办法（2017）》第5条5.1款车贴标准载明，大区品牌总监级别以上的人员，车贴标准为4,000元/月，朱结岭职位为宝信公司集团副总裁，因此其享受4,000元/月的车贴标准；第四、朱结岭年薪200万，闵行开隆公司每月支付12万，剩余的56万作为奖金一次性发放，闵行开隆公司及宝信公司已向其他人员发放了2016年度年终奖，但未支付其2016年度及2017年度年终奖；第五、闵行开隆公司与宝信公司为关联公司，存在混同用工，宝信公司应当就闵行开隆公司的用工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朱结岭要求二审法院判如其诉请。闵行开隆公司书面答辩称，不同意朱结岭的上诉请求，恳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宝信公司书面答辩称，不同意朱结岭的上诉请求，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闵行开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一、三、四项，依法改判闵行开隆公司不支付朱结岭：1、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77,537.57元；2、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64,367.81元；3、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34,144元。事实和理由：首先，朱结岭自2016年底起，不曾至闵行开隆公司上班，亦未完成任何工作任务，故朱结岭未履行劳动义务，因此闵行开隆公司无须向朱结岭支付2017年1月1日至9月20日的工资差额，朱结岭也不应享有2017年度的年休假；其次，闵行开隆公司与朱结岭于2016年9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朱结岭在闵行开隆公司处工作之前的用工单位，与闵行开隆公司均为独立法人，不应将朱结岭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至闵行开隆公司处。朱结岭书面答辩称，不同意闵行开隆公司的上诉请求，恳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宝信公司书面答辩称，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朱结岭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闵行开隆公司支付：1、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工资1,037,241.38元;2、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车贴34,574.71元；3、2016年度年终奖560,000元及2017年度年终奖403,506.85元；4、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110,344.83元；5、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749,960.03元；6、宝信公司对闵行开隆公司的应付款承担连带责任；7、同意仲裁的第一项裁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朱结岭于2011年5月1日至宝信公司处工作，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31日止，合同约定朱结岭担任副总裁，每月工资70,000元。2016年9月1日，朱结岭与闵行开隆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6年9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朱结岭担任宝信汽车副总裁，每月基础工资70,000元，实行不定时工作制。闵行开隆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发放上月工资。朱结岭每周做五休二，每天工作时间为8:30-17:30，中间1小时用餐休息时间，闵行开隆公司不对其考勤。闵行开隆公司支付其工资至2016年12月31日。宝信公司为朱结岭办理了终止日期为2016年8月31日的退工登记备案手续。2017年9月21日，朱结岭以拖欠2017年1月至8月工资、车贴、年终奖等为由书面提出离职。闵行开隆公司为朱结岭正常缴纳了2017年1月至9月的社会保险费。2017年10月13日，朱结岭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宝信公司支付：1、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20日的工资1,037,241.38元；2、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20日的车贴34,574.71元；3、2016年度年终奖560,000元、2017年度年终奖403,506.85元；4、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441,379.31元；5、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731,120.03元。2017年12月15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朱结岭的所有请求，不予支持。朱结岭对此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朱结岭于2016年9月1日起与闵行开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于2018年7月2日出具（2018）沪0112民初27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宝信公司支付朱结岭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57,931.03元，驳回朱结岭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业已生效。2018年7月27日，朱结岭就本案相同请求与本案闵行开隆公司、宝信公司发生争议，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8月28日朱结岭申请撤回仲裁请求。2018年9月17日，朱结岭以本案讼争事项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12月25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闵劳人仲（2018）办字第5387号裁决，由闵行开隆公司支付朱结岭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15,510元，对朱结岭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朱结岭对此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另认定，朱结岭的参保缴费情况内载：2000年2月至2006年5月期间，社保缴纳单位为上海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期间该公司由股东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占股68%，B有限公司占股25%，上海C有限公司占股5.33%，上海XX厂占股1.67%。另外，A公司自1998年3月30日至2000年6月21日，股东杨某1占股40%，孙某占股9%；自2000年6月22日至2000年12月30日，杨某1占股76%，孙某占股3.6%；自2000年12月31日至2013年10月27日，杨某1占股90%，孙某占股10%】；2006年6月至2009年3月期间，社保缴纳单位为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期间该公司由股东上海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E公司”）占股90%，李少平占股10%。另外，上海E公司自2002年4月22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由股东A公司占股78.125%，杨某1占股16.875%，刘某占股5%；自2007年12月1日至2007年12月16日，股东杨某1占股100%；2007年12月17日至2012年6月27日，股东杨某1占股90%，杨某2占股10%】）；2009年4月至2011年4月期间，社保缴纳单位为上海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2007年2月28日至2010年11月14日，该公司由股东杨某2占股50%，杨某3占股50%；2010年11月15日至今，宝信公司占股100%】；2011年5月至2016年8月期间，社保缴纳单位为宝信公司；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社保缴纳单位为闵行开隆公司【期间闵行开隆公司由股东上海G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占股100%。另外，G公司同时期的股东上海E公司占股100%，上海E公司同时期的股东宝信公司占股100%】。仲裁审理中，朱结岭称其每月工资120,000元，每月月中、月底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工资，银行转账都是通过不同公司，并提供了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对账单、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宝信汽车集团管理人员工资表的照片，其中招商银行对账单显示2016年10月14日至2017年1月17日期间闵行开隆公司支付朱结岭四笔工资，每笔金额为16,416.57元。陕西H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H公司”）、深圳I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I公司”）、扬州J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J公司”）、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每月向朱结岭银行卡内转入8,855元；民生银行对账单显示每月中旬宁波K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K公司”）向朱结岭银行卡转入8,855元。工资表中无闵行开隆公司抬头及加盖闵行开隆公司公章。朱结岭称陕西H公司、深圳I公司、扬州J公司、Z公司、宁波K公司均为闵行开隆公司关联公司；闵行开隆公司称朱结岭每月实得工资16,416.57元，招商银行对账单中闵行开隆公司发放工资予以确认，其他费用无法看出与闵行开隆公司关联关系，民生银行对账单中金额也不是闵行开隆公司发放；朱结岭未能提供工资表原件，且与闵行开隆公司无关。关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20日工资一节，朱结岭称自2017年1月1日起闵行开隆公司未再发放工资，并提供了通知函、快递单、查询记录、视频、照片及邮件，通知函内载：“本人朱结岭，现任集团副总裁。1999年，我便入职上海XX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然而，自从集团被XX收购后，从2017年1月起，公司就不再向我发放我应得的工资，奖金和各类津贴等劳动报酬，而且是分文未付……因8个多月以来我从未收到过任何报酬，因此我不得不正式向集团要求，请于收到本通知函之日起7日内立即向我支付所有拖欠的2017年1月至8月工资人民币960,000元，车贴人民币32,000元和2016年度年终奖人民币560,000元，总计人民币1,552,000元……本通知函以EMS形式快递至以下集团公司：上海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闵行开隆汽车装潢服务有限公司……”，通知函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6日；快递单显示：2017年9月8日朱结岭以快递形式向闵行开隆公司注册地寄送“通知函”，快递单号为1011712792726；快递查询记录显示2017年9月9日签收；名称为“大厦内进办公室前环境”照片，拍摄日期为2017年9月13日；名称为“上下班停车库”照片，拍摄日期为2017年6月20日、8月22日、23日、25日、28日、29日、31日、2017年9月1日、4日和14日；名称为“上下班路途、停车库”视频，拍摄日期为2017年9月18日至9月20日；名称为“办公室环境、电脑邮箱等信息”视频，拍摄日期为2017年9月13日；邮件显示：发送人为陈新其，收件人为hdzhangzhen、hdshenliping等7个邮箱，发送状态为已投递到对方服务器，时间为2017年9月11日。朱结岭称视频系其上下班途中拍摄，其主要负责网络发展，视频中可看出其有工作邮件的往来，可证明其向闵行开隆公司提供了劳动。闵行开隆公司称其未收到朱结岭的“通知函”及邮件，且邮件并非朱结岭所发，hdzhangzhen也不是闵行开隆公司处员工。关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20日车贴的仲裁请求，朱结岭向仲裁委员会提供了周某的调查笔录及XX汽车华东大区公务车改革管理办法。其中公务车改革管理办法无闵行开隆公司抬头，也无闵行开隆公司盖章。朱结岭称周某系宝信公司审计总监，调查笔录可证明车贴以充油卡形式支付，每一季度1000升。其属于车改对象中大区管理班子成员，车贴类别享受大区品牌总监及以上。闵行开隆公司不认可朱结岭的陈述，称周某不是闵行开隆公司处员工，因周某未能到庭，故对调查笔录真实性不予确认；公务车改革管理办法系朱结岭自行制作，并非闵行开隆公司处文件。双方未约定车贴，其也未发放过车贴。关于2016年及2017年年终奖的仲裁请求，朱结岭称其年薪200万，闵行开隆公司每月支付12万，剩余的56万作为奖金一次性发放，并提供了2015年年终奖明细表照片、2015年年终奖签收照片、录音及通讯录截屏。朱结岭称闵行开隆公司及宝信公司已向其他人员发放了2016年度年终奖，但未支付其2016年度及2017年度年终奖。录音中高某及赵某系闵行开隆公司和宝信公司处管理人员。闵行开隆公司称照片未显示单位名称，无法证明系闵行开隆公司发放的年终奖，且2015年的材料与闵行开隆公司无关。高某及赵某并非闵行开隆公司处员工，且未能到庭，故对录音及截屏真实性不予确认。关于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一节，朱结岭称其从未休年假，闵行开隆公司也未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闵行开隆公司称朱结岭在2017年1月1日至9月20日期间一直处于停工休息期，不存在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休假的情形；同意支付朱结岭2016年9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15,510元。关于宝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朱结岭称闵行开隆公司与宝信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并交叉轮换使用朱结岭，属混同用工，并当庭向仲裁委员会提供了组织架构图、企业信用公示信息、联合公告摘要、联合公告节选及网页截屏。闵行开隆公司称朱结岭提供的上述证据已超过了举证期限，且上述证据均由朱结岭自行制作，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审诉讼中，朱结岭陈述，其担任集团副总裁，在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号办公，闵行开隆公司的注册地实际没有营业场所，在闵行开隆公司自行披露的年度报告中，至少从2014年起，其通讯地址一直为XX路XX号，闵行开隆公司是为集团服务的壳公司，没有实体业务，也不独立运营，本案宝信公司作为实际控制人，应就朱结岭主张的给付内容承担连带责任。闵行开隆公司则称，其办公地点有2个，分别为注册地址和闵行区XX路XX号，但朱结岭的办公地点是在闵行开隆公司的注册地址。原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对员工负有管理职责。朱结岭、闵行开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朱结岭担任宝信汽车副总裁职位，并向闵行开隆公司的集团主席、首席执行官以及董事会或者闵行开隆公司随时指定的其他人员报告，故闵行开隆公司应承担朱结岭是否提供劳动的举证责任。关于朱结岭要求闵行开隆公司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20日期间工资1,037,241.38元的请求，闵行开隆公司称朱结岭自2017年1月1日开始未提供劳动，故不同意支付其工资。然朱结岭实行不定时工作制、闵行开隆公司不对其考勤，而闵行开隆公司并未提供其向朱结岭安排工作而朱结岭拒绝的相关证据。且，朱结岭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在2017年6月、8月、9月期间进出公司，闵行开隆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然确认XX路XX号系其办公地点。综上，根据本案目前之举证情况，原审法院难以采信闵行开隆公司关于朱结岭2017年1月1日起未提供劳动之陈述，故闵行开隆公司以此为由不同意支付朱结岭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工资，缺乏依据。关于朱结岭的工资标准，朱结岭称其每月工资为120,000元，然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节事实。根据朱结岭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劳动合同，原审法院确认朱结岭的月工资为70,000元。经计算，闵行开隆公司应支付朱结岭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77,537.57元。因此，对于朱结岭该项诉讼请求之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关于朱结岭要求闵行开隆公司支付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车贴34,574.71元的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朱结岭提供的XX汽车华东大区公务车改革管理办法无法看出与闵行开隆公司的关联性，且闵行开隆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原审法院对此难以采信。朱结岭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闵行开隆公司有关于车贴的特殊约定，故对朱结岭该项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关于朱结岭要求闵行开隆公司支付2016年度年终奖560,000元及2017年度年终奖403,506.85元的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年终奖是用人单位综合公司整个年度的经营状况以及劳动者年度的工作业绩、工作表现等因素自主确定的一种奖励，年终奖发放与否以及发放金额均属于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的范畴。本案中，朱结岭、闵行开隆公司签订的合同关于年终奖并无明确约定，朱结岭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应得2016年度及2017年度的年终奖，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朱结岭的该项诉讼请求，无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朱结岭要求闵行开隆公司支付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110,344.83元的请求，原审法院认为，截至2017年1月1日，朱结岭连续工作已满12个月，故应当享受年休假。现闵行开隆公司未安排朱结岭休年休假，应当支付朱结岭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根据日历天数折算，朱结岭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应享受的年休假天数为10天，故闵行开隆公司应支付朱结岭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64,367.81元。故对于朱结岭该项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关于朱结岭要求闵行开隆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749,960.03元的请求，原审法院认为，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朱结岭于2017年9月21日以闵行开隆公司拖欠2017年1月至8月工资等为由书面提出离职，而实际上闵行开隆公司确未发放朱结岭该期间的工资，故朱结岭以此为由提出解除与闵行开隆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并据此主张经济补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经济补偿年限的计算，朱结岭的劳动关系自2000年2月至XX公司始，之后用人单位分别记载为D公司、F公司、宝信公司、闵行开隆公司，该期间朱结岭工作一直是连续的，且从查明的事实看，各用人单位的股东均有交叉，控股股东存在联系，可以认定为关联企业，在此情况下，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应当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结合闵行开隆公司月平均工资超过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工作年限超过十二年之事实，经计算，闵行开隆公司应支付朱结岭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34,144元。故对朱结岭该项诉讼请求之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关于朱结岭要求宝信公司对闵行开隆公司的应付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原审法院认为，闵行开隆公司与宝信公司各自为独立的法人，宝信公司已为朱结岭办理终止日期为2016年8月31日的退工登记备案手续，之后也未再向朱结岭发放工资，而朱结岭于2016年9月1日始与闵行开隆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故朱结岭要求宝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朱结岭、闵行开隆公司均同意仲裁的第一项裁决，依法予以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作出判决：一、上海闵行开隆汽车装潢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结岭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77,537.57元；二、上海闵行开隆汽车装潢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结岭2016年9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15,510元；三、上海闵行开隆汽车装潢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结岭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64,367.81元；四、上海闵行开隆汽车装潢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结岭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34,144元；五、驳回朱结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朱结岭、闵行开隆公司各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闵行开隆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朱结岭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工资1,037,241.38元。闵行开隆公司主张朱结岭自2017年1月1日起未提供劳动，故不同意支付其工资。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朱结岭实行不定时工作制、闵行开隆公司不对朱结岭进行考勤。另外，闵行开隆公司也未提供其向朱结岭安排工作而朱结岭拒绝的相关证据。从朱结岭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在2017年6月、8月、9月期间进出公司，闵行开隆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确认XX路XX号系其办公地点，因此闵行开隆公司以此为由不同意支付朱结岭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工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朱结岭主张其每月工资为120,000元，但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朱结岭的该主张不予采纳。根据朱结岭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劳动合同，本院确认朱结岭的月工资为70,000元。经核算，原审法院判决闵行开隆公司应支付朱结岭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77,537.57元并无不当。现朱结岭要求闵行开隆公司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20日期间工资1,037,241.38元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闵行开隆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朱结岭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110,344.83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朱结岭在闵行开隆公司连续工作已满12个月，故闵行开隆公司应当支付朱结岭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经计算，朱结岭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应享受的年休假天数为10天，故闵行开隆公司应支付朱结岭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64,367.81元。现朱结岭要求闵行开隆公司按照其每月工资12万元的标准支付其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110,344.83元的上诉请求，闵行开隆公司要求无需支付朱结岭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折合工资64,367.81元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闵行开隆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朱结岭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749,960.03元。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朱结岭于2017年9月21日以闵行开隆公司拖欠2017年1月至8月工资等为由书面提出离职，而实际上闵行开隆公司确未发放朱结岭该期间的工资，故朱结岭以此为由提出解除与闵行开隆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并据此主张经济补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经济补偿年限的计算，朱结岭的劳动关系自2000年2月至XX公司始，之后用人单位分别记载为D公司、F公司、宝信公司、闵行开隆公司，该期间朱结岭工作一直是连续的，且从查明的事实看，各用人单位的股东均有交叉，控股股东存在联系，可以认定为关联企业，在此情况下，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应当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即自2000年2月至2017年9月20日。此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因此，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三倍封顶的情形，实施封顶计算经济补偿年限自《劳动合同法》施行之日起计算，《劳动合同法》施行之前的工作年限仍按以前规定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本案中，朱结岭的经济补偿应以2008年1月1日为时间界点进行分段计算，根据朱结岭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劳动合同，可以确认朱结岭的月工资标准为70,000元，经计算，闵行开隆公司应支付朱结岭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755,120元（月薪7万元乘以8个月+6504乘以3倍再乘以10个月）。故对朱结岭该项诉讼请求之合理部分，予以支持。现原审法院判决闵行开隆公司支付朱结岭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34,144元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四）闵行开隆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朱结岭2016年度年终奖560,000元及2017年度年终奖403,506.85元、2017年1月1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车贴34,574.71元以及宝信公司对闵行开隆公司的应付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因原审法院对此已作了详尽地阐述，其观点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朱结岭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725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二、三、五项；二、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725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四项；三、上诉人上海闵行开隆汽车装潢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上诉人朱结岭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755,120元。如上诉人上海闵行开隆汽车装潢服务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朱结岭、闵行开隆公司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周 寅审判员  郑东和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赵亚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