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6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冠良，男，1972年6月4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琼，女，杭州市上城区望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环城东路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609180742P。 负责人：邢林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恩强，浙江永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邮通文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梅山保税港区成海路商务中心1811室。 法定代表人：王莲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卫国、俞胜峰，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罗冠良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公司）、浙江邮通文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通文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5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李骏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冠良及委托代理人余琼，被上诉人邮政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恩强、被上诉人邮通文博委托代理人姜卫国、俞胜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5年12月，罗冠良由杭州邮政投递服务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至2011年11月，之后由杭州邮政发展总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至2014年12月。2014年12月3日，邮通文博公司发布劳动关系转移说明，内容为，为保障员工利益，就本次劳动关系转移中劳动合同的变更作如下几点说明：1、原杭州邮政发展总公司派遣至邮政公司的服务年限连续计算；……。同日，罗冠良和邮通文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从事邮政投递岗位。2017年12月29日，邮通文博公司向罗冠良发续签劳动合同通知书，要求其于2018年1月1日前与公司续签劳动合同。2018年1月1日，罗冠良和邮通文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罗冠良自2015年1月开始由案外人浙江中通文博服务有限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原审另查明：邮政公司、邮通文博公司签订有劳务承揽合同，将邮政公司的投递服务作业、营业服务作业、内部处理作业、驾驶作业交由邮通文博承揽。 原审再查明：邮政公司于2014年2月8日由杭州市邮政局变更为浙江省邮政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变更为现名。案外人杭州邮政发展总公司现仍存续。 原审法院认为，罗冠良主张和邮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虽罗冠良提供了邮政公司的工牌等，但因罗冠良和邮通文博公司之间签订有劳动合同，邮通文博公司也在第一份合同到期后向罗冠良发送续签合同通知书，罗冠良也陈述在第一份劳动合同到期后至邮通文博公司处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均说明罗冠良明知其劳动关系和邮通文博公司建立。虽劳动合同和工牌等发生冲突，但因邮政公司将其投递等业务外包给邮通文博公司，故罗冠良在从事投递业务使用邮政公司的工牌和APP也属合理，且因罗冠良和邮通文博公司之间签订有劳动合同，故上述工牌等应不至于导致罗冠良对用工主体产生混淆。再次，即使罗冠良和邮政公司自2015年开始构成劳动关系，因2015年1月之前罗冠良的用人单位为杭州邮政发展总公司，未有证据显示罗冠良系由杭州邮政发展总公司安排至邮政公司，工龄需连续计算；最后，劳动合同法认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法律并未禁止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仍旧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现罗冠良和邮通文博公司签订了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说明罗冠良对该情况明知且认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罗冠良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罗冠良负担。 宣判后，罗冠良不服，上诉称：一审法院法院以(2019)浙0102民初538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请求，上诉人认为,该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2014年年底,杭州邮政发展总公司以因单位名称变更为由安排上诉人与邮通文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不变,薪酬和待遇均按原先执行。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仍在邮政公司指定的原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工从事投递作,一直持续至今。同时工资由邮政公司通过原账号银行卡予以发放,一直持续至上诉人向杭州劳动人事仲裁委提出仲裁止，并且上诉人的工作服及工号牌,亦由邮政公司发放。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邮通文博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工作年限应当连绩计算”，劳务派遣公司亦不应成为工作年限连续计算的阻却因素。其次上诉人在邮政公司从事的岗位为普邮工种，根据《邮政法》第五条:国务院规定范围内的信件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但是邮通文博公司与邮政公司签订《劳务承揽合同》,约定邮政公司将投递服务作业、营业服务作业内部处理作业、驾驶作业等项工作交给邮通文博公司承揽。该份《劳务承揽合同》违反《邮政法》第五条规定。又根据《邮政法》第三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冒用邮政企业名义或者邮政专用标志。上诉人所佩带的工作牌、所穿着的工作服均由邮政公司发放,由此可见,二被上诉人之间所签订的《劳务承揽合同》无效,再者劳务承包工种应是辅助性临时岗位,而上诉人本人在同一工作单位,同一工作岗位,同工作场所,甚至工资卡账号十几年来都直未有改变,上诉人的薪酬与待遇分配方式和奖惩制度都由被上诉人1管理。上诉人的社会保险却未告之上诉人，也未经上诉人同意由案外人浙江中通文博服务公司交纳,根据社会保险法与劳动法、工伤保睑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这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但是邮通文博公司自己却没有为上诉人交纳。上诉人认为以上种种情形均可证明上诉人与邮通文博公司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而实际用工人应该是邮政公司。原判决明显错误。最高法民一庭认为:在劳动争议案件中,不能仅以存在书面劳动合同就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是否存在,不仅应审查其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有书面劳动合同,还应当审查当事人之间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是否发生实际用工、劳动者是否提供有偿劳动并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等。再次，一审法院认为现上诉人和邮通文博公司签订了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说明上诉人对该情况呢知且认可,因此按劳动合同法判决，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况,才造成上诉人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与邮通文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据此在劳动者签署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与实际接受提供劳动的用人单位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可以结合工资支付主体、劳动管理主体及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等与劳动关系最有紧密联系的特征来认定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与法律规定相悖,认定的部分事实有误,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2019)浙0102民初5387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邮政公司支付上诉人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7965135元,并补签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连续工作满十年);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邮政公司辨称：一、上诉人罗冠良与邮通文博公司建立用工关系、并双方签订有两次书面劳动合同，邮政公司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认为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浙抗劳人仲案(2019)260号仲裁裁决和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浙0102民初5387号民事判决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罗冠良的工资发放主体系邮通文博公司，邮通文博公司对上诉人罗冠良等员工进行劳动人事管理,依照日常考勤状况,按月足额发放工资。二、邮政公司与邮通文博公司订立的劳务承搅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邮政公司在2015年1月1日与邮通文博订立劳务承揽合同,由该公司承揽投递服务作业、营业服务作业、内部处理作业、驾驶作业。根据《邮政法》第五条以及《邮政法实施细则》第四条：未经邮政企业委托，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信函、明信片或者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业务,但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五条规定：邮政企业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业务时、应当协商一致,并签订代办合同。故邮政企业有权委托其他单位进行寄递业务,经过委托的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杭州邮政发展总公司至今依然合法存续,未发生名称变更。邮政公司的企业名称在2014年2月8日由杭州市邮政局变更为浙江省邮政公司杭州市分公司,在2015年4月I5日再变更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杭州市分公司,现名称变更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所以杭州邮政发展总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系不同的法律主体,不同的单位。上诉人在庭审中也陈述在第一份与邮通文博公司的劳动合同到期后至邮通文博公司办公场地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均可以说明上诉人明知其劳动关系是和邮通文博公司建立,与邮政公司无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邮通文博公司辨称：一、上诉人罗冠良要求撤销(2019)浙0102民初5387号民事判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是错误的，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驳回。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及时传唤各方当事人开庭审理，通过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以及法庭辩论,特别是法官当庭询问,查明了本案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原审法院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公正判决。二、上诉人罗冠良要求“邮政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79651.36元,并补签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上诉理由,违背客观事实且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不能成立。本案的客观事实是,罗冠良与邮通文博公司于2015年1月就已经签订有书面的劳动合同,2018年1月,第一份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又续签了第二份书面劳动合同,这两份劳动合同书的尾部,都有罗冠良的亲笔签字和公司加盖的公章,应该认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的劳动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而且这两份劳动合同已经履行多年,虽然在此期间,双方经过仲裁,又经过了一审判决,但直至现在,双方劳动合同仍在正常履行之中。上诉人罗冠良在长期持续的劳动合同履行期间,从未对与邮通文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过任何异议。现在,罗冠良不顾白纸黑字劳动合同的客观事实,随意予以否认,慌称“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且还要求公司的客户单位邮政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74027.54元，罗冠良的这一无理上诉请求,既违背了客观事实又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至于罗冠良称与邮政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问题,邮通文博公司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只能与一家用人单位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不可能同时与两家公司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并形成劳动合同关系。罗冠良既然与邮通文博公司签订有书面的全日制劳动合同,那罗冠良就应该是邮通文博公司的在职员工；罗冠良没有与邮政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恰恰说明不是邮政公司的员工。罗冠良是邮通文博公司的员工,根据公司的安排,在公司外包的邮政公司的服务项目上工作,担任投递员。总之,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十分清楚明确的,罗冠良的无理上诉请求都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 二审中，罗冠良提交浙江省杭州市工会会员卡一页、通行证三份（复印件），证明罗冠良为邮政公司职工，受邮政公司管理。邮政公司、邮通文博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工会系受委托对业务外包单位的员工就工会活动进行统一组织、管理、安排；通行证系便于工作人员进行工作，以表明从事的是邮政业务、区别于其他快递公司，以上证据均不能证明与邮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审查认为，以上证据不具有直接证明劳动关系事实的效力。 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在案有效证据，本院对原审判决的事实认定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罗冠良与邮通文博公司订立有书面劳动合同，自2015年1月1日延续至今，罗冠良受该公司管理从事邮政相关投递工作、取得工资报酬；同时，邮通文博公司与邮政公司订立有承揽合同，该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从事邮政公司委托授权的邮政相关投递服务作业、营业服务作业、内部处理作业、驾驶作业的事实清楚。在案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亦能够认定，罗冠良与邮通文博公司的劳动关系是从罗冠良与杭州邮政发展总公司转移形成，杭州邮政发展总公司为独立法人，现亦存在的事实。虽罗冠良从事邮政相关投递工作至今多年，与邮通文博公司订立劳动合同后，其工作外观仍具有邮政标识，但并无证据证明其与邮政公司存在直接的管理与被管理、工资报酬发放、社保缴纳等关系，及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且罗冠良的社会保险历年参保证明显示，其从事邮政相关工作后，社保缴纳单位为杭州市邮政投递服务公司，后变更为杭州邮政发展总公司、再变更为浙江中通文博服务有限公司，二审中双方确认，罗冠良的社保现已变更由邮通文博公司缴纳；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邮政公司系罗冠良的用人单位的事实。因此，罗冠良主张其与邮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难以认定；其要求与邮政公司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及由邮政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邮通文博公司与邮政公司订立并实际履行的承揽合同的效力，与本案罗冠良所诉的劳动关系认定并无关联性。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及判决正确、程序合法，罗冠良的上诉事由及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罗冠良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骏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徐森燕 书记员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