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7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87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超奇、王旭晖，上海申浩（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某1，男，1982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汤某1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6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韦薇独任审判，于2020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超奇，被上诉人汤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汤余松户申购人员为汤余松、韩美松、杨某、汤某1、汤某2五人，申购安置面积290平方米，已实物安置位于凤凰苑×幢×单元×室房屋一套（120平方米）。自2017年5月起发放给汤某2的过渡费，2017年5月至2018年7月为1200元／月；2018年8月暂计至2019年12月为2000元／月。另查明，杨某、汤某1于2017年3月16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在调解笔录中明确：汤某1补偿杨某45万元；女儿汤某2与汤某1共同生活，抚养费用都由汤某1个人承担，不要杨某支付；杨某享受的50平方米拆迁安置份额以及拆迁享受的所有费用都归杨某所有。再查明，杨某、汤某1于××××年××月××日生育一女汤某2，汤某2于2017年5月9日因病死亡。 2019年11月杨某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对被继承人汤某2根据拆迁安置分得的位于汤某1家庭户名下的个人份额90平方米依法进行分割，由杨某依法继承50%，计45平方米；2.对被继承人汤某2根据拆迁安置分得的过渡费进行继承分割，由杨某继承50%，暂计44800元（每月1200元，从2017年5月计至2018年6月为16800元；每月2000元，从2018年7月起暂计至2019年8月为28000元，实际计算至房屋分配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汤某1承担。庭审中，杨某变更第1项诉请为：对被继承人汤某2根据拆迁安置分得的位于汤某1家庭户名下的个人份额50平方米依法进行分割。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杨某、汤某1双方在离婚时约定的汤某1补偿杨某45万元的认定。汤某1主张因为双方离婚时汤某2已经病危，因此双方在离婚分割财产时也把汤某2的拆迁安置面积考虑在内，以避免之后双方因此发生纠纷，而杨某主张汤某1补偿杨某45万元是基于杨某因一次流产后换上了精神上的疾病，汤某1支付给杨某的精神损失费。经查，根据双方离婚时在法院所做的调解笔录，汤某1补偿给杨某的45万元，是在杨某因拆迁安置享受的所有费用及50平方米拆迁安置份额之外，再另行支付的。而女儿汤某2在当时正是病重期间，也是需要花钱的时候，而调解笔录中明确了女儿的抚养费由汤某1个人承担。基于这种前提下，若如杨某所述45万元仅是汤某1对杨某精神损失的补偿费，既不符合汤某1当时的经济条件，也与常理不符。再者，结合当时房屋的市值，45万元与杨某能够继承的拆迁安置份额的价值亦相当。综上，对杨某要求继承汤某250平方米拆迁安置份额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某主张继承汤某2分得的过渡费的50%，因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并未考虑该部分，且过渡费系汤某2生前因房屋拆迁而应当享有的补贴，属于汤某2的遗产，杨某有权参与分配。虽然汤某1在离婚后负担了汤某2所有的医疗费，但也是双方在离婚时约定的，且汤某2在杨某、汤某1离婚后仅一个多月就去世了，本案也无证据证明杨某对汤某2不尽抚养义务，故原审法院确认由杨某、汤某1平均分配。基于过渡费都是按户发放给汤某1的，故汤某1应向杨某支付2017年5月至2018年7月期间的过渡费合计9000元，2018年8月至2020年3月期间的20000元，上述合计29000元。2020年4月之后至汤某2安置房屋分配日期间发放给汤某2的过渡费，杨某继承二分之一份额，由于该期间的过渡费还未实际发生，故仅对杨某继承的份额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汤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某29000元；二、杨某继承自2020年4月至汤某2安置房屋分配日期间汤某2分得的过渡费的二分之一份额；三、驳回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20元，减半收取460元，由汤某1负担。 宣判后，杨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另案离婚纠纷中的调解笔录只是明确被上诉人补偿上诉人45万元，未约定补偿款项的性质。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被上诉人主张该款系对被继承人的拆迁安置面积的分割，被上诉人未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原判说理部分前后矛盾，对于上诉人要求分割的50平方米房屋份额，原判依据离婚纠纷中的调解笔录认定45万元系双方已协商的金额；而对于上诉人另诉请的过渡费，原判决又认定属于汤某2的遗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离婚协议未考虑该部分，故上诉人有权参与分配。对于安置平方和拆迁款同样属于被继承人的财产，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未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而原判做了不同的事实认定，应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案涉45万元属于上诉人应得的补偿。2016年7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离婚，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因此事精神受刺激，2016年8月1日到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入院治疗。被上诉人却于2016年8月5日向滨江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待2016年9月15日上诉人出院时被告知女儿检查出严重脑部疾病，且被上诉人已起诉离婚，由上诉人家属与被上诉人协商。原本上诉人要求女儿抚养权归属上诉人，另行补偿55万元，协商后改为45万元。该45万元系对离婚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的大致分割，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上诉人于2008年7月21日成立一家杭州滨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故离婚协议的45万元应为婚内财产分割的补偿。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对案涉遗产有明确约定的情况，原判无理由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辩解，强行认定45万元属于对被继承人的拆迁安置面积的分割，仅以“45万元作为对上诉人的补偿不合常理，45万元与市价相当”作为理由，属于主观臆断，是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依法继承被继承人根据拆迁安置分得位于被上诉人家庭户名下的个人份额50平方米的50%，计25平方米；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汤某1答辩称：一、被上诉人系杭州滨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之一，占公司股份仅10%，并非独资。二、上诉人从2012年开始一直在外居住，据说在娘家居住，对女儿不闻不问，在女儿读幼儿园三年期间，从未去过幼儿园，也从未接送。女儿重病期间花费30余万元医药费也一分不承担，没有承担应尽的义务与责任，被上诉人父母养老的钱拿出来给被上诉人女儿治病。三、上诉人母亲长期患有癔症，平时靠药物维持，婚姻存续期间多次入住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癔症本身就有一定的遗传性，上诉人在刚结婚不久就经常打人、摔砸家电等，脾气火爆而并非因为流产得的精神分裂症。上诉人第一次入院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时间在流产之前。上诉人流产的原因很多，最主要有两点，一是其从2012年开始就长期不回家，而怀孕的时间是2013年；二是怀孕两个月期间多次乱吃药，经双方父母同意后才决定去流产。四、婚姻存续期间被上诉人名下无房产，无积蓄。唯一四万元积蓄借给上诉人母亲造房子，其至今未还。被上诉人父母是小包工头，帮忙上诉人母亲家改造房子，由原先三层楼扩建为四层，并完成装修。上诉人母亲仅支付了一部分材料费，机具费、人工费等费用至今未支付。 二审期间，上诉人杨某向本院提交：1、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上诉人成立了一家杭州滨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股权有价值，离婚协议中的45万补偿系婚内财产的分割。2、立案记录，拟证明被上诉人系离婚的提出方，故在协商过程中对婚姻关系及财产关系做分割及补偿。3、入院记录三份，拟证明上诉人确诊有精神分裂症，分别于2013年10月13日、2016年8月1日、2017年12月17日入院治疗，三次住院的诱因分别为2013年8月14日的流产，2017年7月被上诉人提出离婚；2017年5月9日女儿因病去世。故被上诉人在离婚协议中有45万精神补偿。4、流产记录，拟证明上诉人于2013年8月14日流产的事实。 经质证，被上诉人汤某1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虽然被上诉人是公司的法人，但也只占公司10%的股份。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被上诉人也是离婚的受害者，故证据2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需要向对方补偿。婚姻存续期间，上诉人的养老保险都是从被上诉人工资里面扣除缴纳。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上诉人的病因不是因为流产。第一次住院在流产之前，上诉人的母亲也患有该病，并且一直靠药物维持，需要长期吃药。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上诉人杨某申请向滨江区自然资源管理局调取被上诉人名下的房产，拟证明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离婚之后不久就购买房屋，故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经济困难。被上诉人汤某1同意调取，并向本院提交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滨江分局出具的《杭州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一份，该份材料显示其名下没有任何房屋登记信息。经质证，上诉人杨某未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2017）浙0108民初1313号民事调解书中记载的调解协议第三条，汤某1支付杨某的45万元系何种款项。汤某1主张系女儿安置面积的分割款；杨某主张系对其精神补偿款。虽调解笔录对款项属性未进行阐述，但根据调解协议签订的背景，即女儿已身患重病，治疗需要大笔花费，无证据证明汤某1收入颇丰的情况下女儿的抚养费全部由汤某1负担，故汤某1当时的经济状况应该是不富裕的。且杨某在前案和本案中均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汤某1对双方感情破裂具有过错，故其主张该款项是对其精神补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审中，杨某主张45万元系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款及精神补偿款，与其一审陈述前后不一，且夫妻共同财产包含哪些、作价多少、如何分割，前案均未涉及，故本院对这一主张亦不予支持。反之，前案提及了杨某的拆迁安置利益的分配，结合案涉房屋所在区域拆迁安置房2017年的市场价格、女儿的安置面积，汤某1主张该45万元系女儿安置面积的分割款，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一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至于杨某提及一审未分割女儿的安置面积，却分割了女儿因拆迁安置分得的过渡费，两者相互矛盾一节，本院认为，女儿可分得的安置面积在双方当事人调解离婚时是已经可以确定的，而本案分割的过渡费系女儿过世后分得的费用，故双方调解离婚时对该费用是否会继续发放是不可能预见的，故杨某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苏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