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11民初581号 原告：罗凤仪，女，198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静，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许珍，男，198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成，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凤仪与被告许珍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时，原告罗凤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静，被告许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凤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交还该项目的所有研发资料，包含编程代码、科研文件及相关文档；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款1487829.34元等损失及相应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结清之日，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经前期多轮协商、安排，原告罗凤仪与被告许珍于2017年1月18日正式签订《投资协议》及《知识产权保护、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基于L0RA技术的物联网业务的运营项目，其中由原告罗凤仪出资设立南京飞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垦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被告作为LORA技术持有人，组建团队，在飞垦公司成立后，作为飞垦公司研发负责人，带领创业团队为飞垦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协议还明确约定了公司成立后股权安排、对外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及间接损失”作为违约条款予以约定。2017年1月18日，原告依约出资设立了飞垦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经营范围为从事智能机器人、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子产品研发、销售；动漫设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同日，飞垦公司在许珍安排下与其及团队成员依次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3月下旬，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基于飞垦公司持有“基于LORA的物联网技术”，便邀请飞垦公司就喀纳斯景区电子围栏项目提供解决方案，并经磋商达成技术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新疆项目）。新疆项目中，被告许珍作为唯一技术负责人为喀纳斯景区提供技术支持，并由其制作技术方案。为技术方案的履行，飞垦公司对外签订了数份合同，为被告许珍提供物质支持。但在项目进行中，被告却向飞垦公司提出离职，并终止与原告签署的投资协议。原告认为新疆项目尚未完成，并未同意被告的提议。后在被告多次保证将继续为新疆项目提供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双方签订《备忘录》，约定处理双方投资协议解除的后续问题。《备忘录》签订后，被告许珍并未依约履行其义务。特别是在新疆项目急需其提供必要技术支持时，其采取拒接电话、拒回邮件的方式，逃避责任并私自向新疆项目发包方提供关于项目和其个人角色的不实信息。另，《备忘录》中约定，现阶段，因被告严重违约行为，已导致原告前期的投入无法收回，甚至将导致原告承担相应出资人责任的巨大风险。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人民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许珍辩称：1.原告的起诉是拼凑的事实，混淆了法律关系。从程序上，本案就是劳动纠纷。因为，被告并不是股东，也不是投资者，双方的劳动争议已在本区劳动仲裁处理完毕，且劳动仲裁也认定被告就是一个拿4000元/月工资的劳动者。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备忘录及投资协议，都是在仲裁庭已经审理过的证据，且还作为仲裁庭认定解除劳动合同后经济补偿的依据之一。原告以备忘录作为本案重点证据，显然应当引发的是劳动争议，再向民庭主张，违反了一事不二理的原则。且原告在起诉状最后一段，是依据备忘录认定被告违约，主张赔偿416万元。2.从原告起诉状中，认可了公司成立后，在同一天与被告签订了3份协议，分别是劳动合同、投资协议、保密协议，这三份协议中都约定了被告是劳动者，是派遣到新疆从事工作，此后离职，而离职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仲裁，且属于原告向劳动者追偿的案件。3.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原告是南京飞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职是总经理，属于代表飞垦公司行使权力，故原告与被告签署的任何文件，都与原告履行职务存在内在联系，系公司的职务行为，故本案的原告主体应是南京飞垦公司，而不是原告个人。4.本案不是股东出资纠纷，被告不具有公司法的股东身份，根据公司法第四条、第十一条等条款，对股东身份有明确定义，而本案被告既不能决策，也不是公司章程中的股东。也没有出资证明、股东名册、验资记录，特别是原告认为被告以自有技术出资，却没有任何验资证明，且投资协议也没有任何条款要求被告有出资义务，所以，被告并不是南京飞垦公司的股东，只是一个劳动者。5.投资协议实际上是与劳动合同一并组成的劳动合同的附件，且三份协议的内容相互印证，是基于劳动合同所产生的细化约定。6.关于原告的诉请，要求赔偿416万元，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本人向飞垦公司投资了416万元，原告提交的证据是飞垦公司向原告个人的借款，所有的汇款凭证附言都是借款，所有的证据只能证明飞垦公司就产生的借款造成的损失进行主张，也不是出借人跳开公司直接向被告主张，合同法并未规定此类代位诉讼。7.原告在本案中提交了代持股协议书，自认原告是公司实际股东。股东利益受损应当由原告向飞垦公司主张，此外，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与飞垦公司之间形成的是借款关系，可以主张返还，而不是本案诉请的赔偿纠纷。8.原告提交的代（汪静）持股协议书，可以证明原告在劳动仲裁时故意不提交该证据，直接导致仲裁庭将汪静汇给被告的工资，不被仲裁庭认定。如果有代持股协议，就可以认定汪静对被告的汇款行为就是公司的汇款行为，就会认定被告的工资为4000+26000元。9.关于《备忘录》，2017年7月27日劳动关系解除，并签订该《备忘录》，也是最后一份协议，该《备忘录》的2.3条，原告及飞垦公司同意支付被告新疆的奖金131.2万元。从该条款中能够表明，原告对被告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在新疆工作的认可，所产生的奖励条款。《备忘录》的4.1条，已经注明本备忘录生效后，飞垦公司与被告全部的劳动权利义务已经了结，各方无其他纠纷。所以，原告现在提起诉讼自相矛盾，没有依据。本案上的证据都是劳动仲裁纠纷对应的证据，属于劳动关系，应当仲裁前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8日，罗凤仪（甲方）与许珍（乙方）签订了《投资协议》和《知识产权保护、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投资协议》主要约定：甲方拟投资设立飞垦公司和常州一三七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三七九公司），甲方是飞垦公司和一三七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乙方作为创业团队成员，任职飞垦公司的研发总监，并被飞垦公司派遣到一三七九公司负责研发管理；飞垦公司设立之日起2个月内，甲方将其实际控制的飞垦公司股权中的5%，即50万股股权转让于乙方，转让总价为1元；乙方代表技术部门协同飞垦公司其他部门与项目甲方签订合作协议；等等。罗凤仪和许珍分别在《投资协议》签署页的甲方和乙方后手写签名，下方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18日。同日，罗凤仪（甲方）与许珍（乙方）签订了《知识产权保护、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该协议第1页“定义和解释”上方的第1条中约定“甲方系飞垦公司实际控制人，代表飞垦公司的权益签署本协议”，第2页第1.5条约定“飞垦公司与乙方双方之间的关系是飞垦公司为用人单位、乙方为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打印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27日的《备忘录》由飞垦公司（甲方）、罗凤仪（乙方）及许珍（丙方）三方签订，《备忘录》作出了如下约定：1.第1页“鉴于”下方第1条约定“甲方与丙方于2017年1月18日签订了《南京市劳动合同书》（劳动期限至2018年1月17日），以下简称《劳动合同》及附件《知识产权保护、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并签订了《投资协议》”；第2条约定“在《劳动合同》期限内，丙方向甲方提出辞职申请，甲方批复丙方离职，甲、乙、丙三方就劳动合同解除、股权关系处理等问题协商一致，签订本《备忘录》”。第2页“离职与交接”部分第1条约定“丙方于2017年7月27日向甲方提出辞职申请，甲方批复丙方离职，双方劳动关系自2017年10月28日终止······”；第3条中约定了丙方应于2017年7月28日前按照甲方要求，向甲方指定人员交接应属甲方的、现阶段全部代码、文件、文档、记录和其他财产，丙方应当继续跟踪甲方新疆项目后续工作，提供必要技术支持，直至项目交付、验收完成。第4页“股权转让”部分第1条约定“乙方与丙方于2017年签订的《投资协议》自本备忘录生效之日起终止”。第4页“其他”部分第1条约定“本备忘录生效后，甲方与丙方之间的全部劳动权利义务均已按本备忘录的约定了结清楚，各方已无其他任何纠纷······”。第4页下方落款处甲方、乙方及丙方后有加盖飞垦公司公章、“罗凤仪”和“许珍”手写字迹签名。2017年1月18日，飞垦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罗凤仪，任飞垦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2017年1月18日，许珍与飞垦公司签订了《南京市劳动合同》。2017年，许珍作为申请人以飞垦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南京高新区劳动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飞垦公司支付2017年4月、7月份及8月份工资分别为26000元、26000元、13000元，并支付报销费用13000元。南京高新区劳动仲裁委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了已生效的宁高劳人仲案（2017）22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飞垦公司向许珍支付报销费用2384元，驳回其他仲裁请求。 庭审中，罗凤仪陈述，罗凤仪不否认许珍与飞垦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备忘录》已经处理了许珍与飞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其与许珍间签订的《投资协议》也因《备忘录》的签订生效而终止。罗凤仪先主张本案是股东出资的法律关系；后又主张本案的基础事实是《备忘录》的约定，《备忘录》包含了罗凤仪与许珍的合作投资关系，也包含了飞垦公司与许珍的劳动关系，本案是基于罗凤仪与许珍的合作投资关系所起诉。 上述事实，有原告递交的《投资协议》、《知识产权保护、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飞垦公司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备忘录》，被告递交的《南京市劳动合同》、宁高劳人仲案（2017）226号仲裁裁决书，本案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加以综合分析证实。 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的法律关系是罗凤仪主张的股东出资法律关系或者合作投资法律关系，抑或是许珍抗辩的劳动争议法律关系，由此罗凤仪主张要求许珍返还相关文件资料及赔偿损失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通过本案查明的事实，罗凤仪与许珍间基于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曾存在合作投资的法律关系，而同时许珍与飞垦公司基于双方之间签订的《南京市劳动合同》，曾存在劳动关系，罗凤仪、许珍及飞垦公司基于三方之间签订的《备忘录》，终止了罗凤仪与许珍之间的合作投资关系，以及许珍与飞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同时也就上述合作投资关系和劳动关系终止的后果达成一致意见，并进行了约定。因此，许珍不具备飞垦公司股东身份，本案也不是飞垦公司与许珍间因劳动关系产生的纠纷，则本案是罗凤仪与许珍间的合作投资法律关系。再，罗凤仪、许珍及飞垦公司间签订《投资协议》、《南京市劳动合同》及《知识产权保护、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备忘录》的目的是完成案涉的新疆项目，而该新疆项目是属于飞垦公司名下的项目，许珍仅曾作为飞垦公司的劳动者担任该项目的技术总监，罗凤仪所主张的损失均是因该新疆项目而产生，即使因为许珍未能履行劳动者义务导致了该新疆项目上的损失，也应该由飞垦公司向许珍主张损害赔偿，罗凤仪仅是飞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以个人名义向许珍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罗凤仪主张其是飞垦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飞垦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持有的股权实际全部由其持有，因本案不是罗凤仪与飞垦公司间的股东身份纠纷，故罗凤仪是否是飞垦公司股东的争议，本案不予理涉。再，即使罗凤仪是飞垦公司的股东，罗凤仪的投资款的去向也是飞垦公司，其所主张的投资损失也应该是与飞垦公司清算确定，并向飞垦公司主张，而不是向飞垦公司曾经的劳动者许珍主张。综上，对罗凤仪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均予以驳回。因调解不成，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凤仪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19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罗凤仪负担（起诉时诉请标的额为416万元，预交诉讼费40120元，第一次庭审时将诉请标的额减少为1487829元，另预交保全费5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有关规定，并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8190元。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市汉口路支行。账号：43×××18。 审 判 长  柳 林 人民陪审员  李锦桂 人民陪审员  程惠波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魏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