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91行初65号 原告韩咏，女，197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代理人付景，北京天驰君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彤，北京天驰君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天府大道北段966号3号楼。 法定代表人陈育林，局长。 委托代理人盛枫，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5号。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主席。 委托代理人周兰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筱琛，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第三人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588号1栋23楼2301、24楼2401、25楼2501。 法定代表人李志宣，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倪倩，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傅江，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韩咏不服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银保监局”）作出的《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以及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10号），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并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人寿四川分公司”）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依职权追加太平人寿四川分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并向其送达了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韩咏的委托代理人付景、王彤，被告四川银保监局的委托代理人盛枫，被告四川银保监局负责人的委托代理人周雪，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及其负责人的委托代理人李筱琛，第三人太平人寿四川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倪倩、傅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1月18日，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作出《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针对原告提出的第三人涉嫌违法违规的保险消费投诉，作出如下告知：经核实，原告反映的四份保单所记载的销售人员为第三人的代理人袁万蓉、刘嘉伟、刘觅，刘嘉伟销售两份，袁万蓉和刘觅各销售一份，被告四川银保监局对刘嘉伟、刘觅进行了询问，多次联系袁万蓉电话均无人接听或关机，未能对其进行询问，调阅了四份保单的投保资料和回访录音，在《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9年第3号）颁布实施前，原告2009年3月、7月、9月的三份保单，第三人按照其内部规定开展了回访，原告2011年4月的保单，第三人未能提供回访录音，其称2011年5月5日至2011年5月24日共计12次回访原告，电话均无人接听，第三人未完成回访，违反了相关监管规定，被告四川银保监局将采取进一步监管措施；对于原告反映销售人员称是理财保险，具有理财功能，收益会比银行储蓄高的投诉事项，被告四川银保监局询问了刘觅、刘嘉伟，二人予以否认，原告2009年的三份投保单上“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第8条有提示，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处有“韩咏”的签字，原告2011年的投保单上有风险提示语抄录，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处有“韩咏”的签字，三份回访成功的录音中回访人员通过身份核对确认是原告本人后，告知分红型保险的红利是根据公司上一年度的经营状况确定，不固定，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支持认定该投诉事项；对于原告反映保险合同中很多地方与本人信息不符的投诉事项，被告四川银保监局询问了刘觅、刘嘉伟，二人均表示投保信息除应由代理人签写的外，均是原告本人填写，并由原告在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处签字确认，三份回访成功的录音中回访人员通过身份核对确认是原告本人后，询问投保单是否如实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健康以及财务等状况，回答“嗯”，询问投保单是否系本人亲笔签名，回答“对”，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支持认定该投诉事项；对于原告反映保单001131527714008注明的业务员非实际销售人员的投诉事项，被告四川银保监局询问了刘觅、刘嘉伟，二人均表示刘觅讲解销售了该保单，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支持认定该投诉事项；对于原告反映2009年购买的三份保单，投保单中“特别约定栏”的内容非本人书写且未告知，经核查，该“特别约定栏”属于投保单的一部分，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处有“韩咏”的签字，经询问刘嘉伟，其表示时间久远不记得具体销售经过，但都是按照相关规定讲解，投保单上的内容都是原告本人填写，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支持认定该投诉事项。原告不服，向被告中国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1月15日，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10号），维持了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作出的《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 原告韩咏诉称，2009年至2011年4月，其在第三人处购买了四份分红型保险产品，销售人员告知原告所购保险产品具有理财功能，收益会比银行储蓄高，但实际收益与销售人员的告知并不相符，且四份保险合同中年薪等多处信息与实际不一致，第三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2009年购买的三份保险，被保险人为原告2002年10月出生的女儿，第三人代替原告填写特别约定违反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死亡人身保险限额的通知》（保监发〔1999〕43号）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的批复》（保监寿〔1999〕21号）。原告2011年购买保险时，第三人未进行回访，未按回访要求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说明和确认，违反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9年第3号）第十条，应按照该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予以行政处罚。同时，第三人还存在未定期向原告送达红利通知书、利益演示表等违法行为，但两被告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作出了《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和《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10号），故请求撤销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作出的《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以及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10号），判令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人身保险投保单》，证明特别约定只能作为保险合同的条款，不能以手写方式呈现。 被告四川银保监局辩称，根据《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3年第8号）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其于2019年9月6日收到原告的投诉，于2019年9月20日受理，原告提出的要求全额退保，对第三人工作人员弋戈故意刁难客户的行为作出处理，属于其与第三人在保险业务过程中的民事争议，依法转第三人处理，并于当日通过电话告知了原告受理内容。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成立调查组依法开展了调查，依据调取的案涉四份保单、投保资料、回访录音、《太平福寿连连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太平一诺千金终身寿险（分红型）条款》等，询问保单记载的业务人员刘觅、刘嘉伟的内容，认定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支持原告投诉事项。2019年11月18日，被告四川银保监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同时，被告四川银保监局调取回访录音时，第三人报称2011年5月5日至2011年5月24日共计12次电话回访原告，但电话均无人接听，此问题虽非投诉事项，但被告四川银保监局已依法对第三人采取了监管措施。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第三人未定期送达红利通知书、利益演算表及死亡保额的限定填写特别约定等问题，未在《投诉书》中涉及，属于新的投诉事项。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四川银保监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被告四川银保监局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3年第8号）。以上证据材料为被告四川银保监局的职权依据和法律依据，证明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主体适格，适用依据正确。 第二组：《四川银保监局合同纠纷类投诉事项快速处理单》（〔2019〕第1242号）、《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事项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2019〕第662号）及电话录音，《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及邮寄凭证。以上证据材料为被告四川银保监局的程序依据，证明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第三组：《投诉书》及相关材料，《调查通知书》（编号：085），000532250175008保险合同的《人寿保险投保单》（000532250196001）、《委托金融储蓄机构付款/收款转账授权书》、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原告银行卡复印件和《送达通知书》，000739967269008保险合同的《人寿保险投保单》（000739967290001）、《委托金融储蓄机构付款/收款转账授权书》、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原告银行卡复印件和《送达通知书》，000660606831008保险合同的《人寿保险投保单》（000660606852001）、《委托金融储蓄机构付款/收款转账授权书》、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原告银行卡复印件、原告女儿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和《送达通知书》，001131527714008保险合同的《人寿保险投保单》（001131527735001）、《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委托金融储蓄机构付款/收款转账授权书》、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原告银行卡复印件、《审核通知书》《送达通知书》，《太平福寿连连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和《太平一诺千金终身寿险（分红型）条款》，询问刘觅的《调查笔录》，刘觅的《声明及承诺书》，刘觅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询问刘嘉伟的《调查笔录》，刘嘉伟《声明及承诺书》，000532250175008保险合同、000739967269008保险合同、000660606831008保险合同的回访录音，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天津市河西区分公司出具的《证明》，第三人出具的《关于投诉客户韩咏案件情况说明》，《韩咏投诉太平人寿案调查情况》。以上证据材料为被告四川银保监局的事实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投诉进行了调查，原告知晓案涉《人寿保险投保单》《送达通知书》和保险条款等内容，进行了签字确认，收到了保单年度报告，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被告中国银保监会辩称，2019年11月27日，其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予以受理，并于2019年11月28日向被告四川银保监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银保监行复通〔2019〕320号）、《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相关材料。根据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被告四川银保监局的答辩意见，被告中国银保监会法规部的审理情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10号），并寄送原告。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银保监行复通〔2019〕320号）、《行政复议答复书》（川银保监行复答〔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10号）及邮寄凭证。以上证据材料证明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第三人太平人寿四川分公司述称，原告所述违法违规行为均不成立，保险合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法》的调整范围。两被告作出的《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和《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10号）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太平人寿四川分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四份《人寿保险投保单》及《送达通知书》，回访记录和袁万蓉、刘嘉伟的离职材料，第三人电话询问袁万蓉的录音。以上证据材料证明被告四川银保监局受理案涉投诉后向其进行了调查，其亦向当时的业务员进行了电话询问，但袁万蓉不接电话。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认可被告四川银保监局的主体资格，以及其程序证据之真实性；2.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四十六条；3.关于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提交的事实证据，对《调查通知书》（编号：085）无异议；认可三份回访录音是原告回复的，但只涉及2009年3月和7月的保单，回访录音不符合当时的监管规定；认可当时的销售人员是刘觅，但刘觅、刘嘉伟系利害关系人，两份《调查笔录》不能作为认定依据；被告四川银保监局的证据不充分，且未针对全额退保之投诉申请作出答复；4.认可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原告不认可第三人提交的袁万蓉、刘嘉伟的离职材料，以及第三人电话询问袁万蓉的录音之关联性和证明目的。 被告四川银保监局认可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之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第三人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无异议，主张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六条。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提交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证明其主体资格，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提交第二组，证明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以及其于2019年9月20日告知了原告受理内容，原告要求全额退保，对第三人工作人员弋戈进行相应处理的投诉事项已转第三人处理等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提交的《投诉书》及相关材料，证明其于2019年9月6日收到原告书面投诉的事实，以及原告提出四个投诉事项，即“销售人员说这是理财保险，具有理财功能，收益会比银行储蓄高，收益部分差距很大”“保险合同内有很多地方与本人信息并不相符”“保单上显示的业务员不是实际和我销售的业务员，而是实际销售的业务员的妻子”“提出全额退保的申请，以及对弋戈进行相应的处理”的事实和具体内容，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提交的《调查通知书》（编号：085），证明其于2019年10月14日通知第三人配合调查原告投诉案，并提供必要工作条件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四川银保监局和第三人提交的四份《人寿保险投保单》《送达通知书》，以及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提交的四份《委托金融储蓄机构付款/收款转账授权书》、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原告银行卡复印件，001131527714008保险合同的《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审核通知书》，证明原告购买案涉四份保险产品的时间、投保事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业务员姓名等具体内容，以及《人寿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栏，《委托金融储蓄机构付款/收款转账授权书》的“甲方签章”“账户所有人签章”处，《送达通知书》“投保人签字”处，《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投保人签名”处，《审核通知书》“客户意见栏”均有“韩咏”签名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提交的《太平福寿连连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和《太平一诺千金终身寿险（分红型）条款》，证明太平福寿连连两全保险（分红款）、太平一诺千金终身寿险（分红款）的具体内容；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提交的询问刘觅的《调查笔录》，刘觅的《声明及承诺书》，刘觅的从业人员执业证所涉身份信息一致，证明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于2019年10月31日向第三人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刘觅了解2011年4月向原告销售保险产品的具体情况之事实，以及刘觅陈述了《人寿保险投保单》（001131527735001）中除代理人报告书外，投保信息、健康告知、财务及其他告知、风险提示语、投保人签名等内容均系原告本人签写，其向原告讲解产品，刘嘉伟在场，未讲过保单收益比银行储蓄高等内容，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提交的询问刘嘉伟的《调查笔录》，刘嘉伟《声明及承诺书》所载身份信息与第三人提交的刘嘉伟离职证明所载信息一致，证明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于2019年11月14日向刘嘉伟了解2009年7月、9月向原告销售保险产品的具体情况之事实，以及刘嘉伟陈述了除应由代理人签字的内容外，投保信息、健康告知、财务及其他告知、风险提示语、投保人签名等内容均系原告本人签写，其作为代理人的两份保单系其讲解，刘觅作为代理人的保单主要是刘觅讲解，未讲过保险收益比银行储蓄高等内容，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提交的回访录音，2009年第二次回访录音中，第三人客服热线工作人员所述通过业务员刘嘉伟购买两份太平福寿连连两全保险（分红型），两份保险都是缴纳261,550元等内容，与000739967269008保险合同、000660606831008保险合同一致，故本院认定回访录音能够证明第三人分别向原告电话回访了000532250175008保险合同、000739967269008保险合同、000660606831008保险合同，回访中原告认可其如实告知了原告和被保险人的财务、健康状况，投保单、保险合同回执单系其亲笔签名，知晓分红型保险的红利是根据保险公司上一年度实际经营状况而定，是不固定的等内容；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提交的《证明》，证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天津市河西区分公司向原告寄发了案涉四份保单的年度报告；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提交的《关于投诉客户韩咏案件情况说明》，证明第三人于2019年11月1日就原告投诉进行书面说明的事实和具体内容，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提交的《韩咏投诉太平人寿案调查情况》，反映了其调查依据、调查情况、处理意见等内容，本院予以认定。被告中国银保监会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银保监行复通〔2019〕320号）、《行政复议答复书》（川银保监行复答〔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10号）及邮寄凭证，证明其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的具体内容和程序，本院予以认定。第三人提交的回访记录，证明其于2011年5月5日至2011年5月24日期间，就001131527714008的保险合同电话回访原告的具体情况；第三人提交的袁万蓉、刘嘉伟的离职证明，证明袁万蓉于2019年2月28日离职，刘嘉伟于2015年1月30日离职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第三人提交的电话录音，证明其于2019年9月3日、2019年10月24日致电袁万蓉的事实，以及2019年9月3日电话询问袁万蓉的具体内容，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人身保险投保单》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3年第8号）系现行、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可适用于本案。 经审理查明，2009年3月10日，原告签署《人寿保险投保单》（000532250196001）和《委托金融储蓄机构付款/收款转账授权书》，投保太平福寿连连两全保险（分红型），并于2009年3月18日签收000532250175008保险合同，该份保险合同的业务员为袁万蓉。2009年7月16日，原告签署《人寿保险投保单》（000739967290001）和《委托金融储蓄机构付款/收款转账授权书》，投保太平福寿连连两全保险（分红型），并于2009年7月23日签收000739967269008保险合同，该份保险合同的业务员为刘嘉伟。2009年9月6日，原告签署《人寿保险投保单》（000660606852001）和《委托金融储蓄机构付款/收款转账授权书》，投保太平福寿连连两全保险（分红型），并于2009年10月9日签收000660606831008保险合同，该份保险合同的业务员为刘嘉伟。2011年4月20日，原告签署《人寿保险投保单》（001131527735001）、《委托金融储蓄机构付款/收款转账授权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投保太平一诺千金终身寿险（分红型），并于2011年4月30日签收001131527714008保险合同，该份保险合同的业务员为刘觅。2019年9月4日，原告作出《投诉书》，并提交投诉材料，投诉事项为“销售人员说这是理财保险，具有理财功能，收益会比银行储蓄高，收益部分差距很大”“保险合同内有很多地方与本人信息并不相符”“保单上显示的业务员不是实际和我销售的业务员，而是实际销售的业务员的妻子”“提出全额退保的申请，以及对弋戈进行相应的处理”，投诉材料中原告分别在《人寿保险投保单》（000532250196001）、《人寿保险投保单》（000739967290001）、《人寿保险投保单》（000660606852001）的“特别约定栏”标注了笔迹非本人书写且未告知的内容。2019年9月6日，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予以签收。2019年9月20日，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作出《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事项告知书》（川银保监险诉〔2019〕第662号），并电话告知原告其于当日受理原告反映第三人涉嫌业务员告知购买理财保险收益比银行储蓄高，保险合同中部分信息与实际不符，保单上注明的业务员非实际销售人员等投诉事项，原告要求第三人全额退保，对员工弋戈进行相应处理的投诉事项已转第三人处理。2019年10月31日，被告四川银保监局询问刘觅，并制作《调查笔录》。2019年11月14日，被告四川银保监局询问刘嘉伟，并制作《调查笔录》。2019年11月18日，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作出《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于2019年11月22日向被告中国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1月27日，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予以受理，并于次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银保监行复通〔2019〕320号）。2019年12月12日，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川银保监行复答〔2019〕5号），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2020年1月15日，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10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维持了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作出的《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并于2020年1月19日向原告进行了邮寄。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作出的《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以及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10号），判令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本院认为，关于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是否有权处理案涉投诉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条第二款“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派出机构。派出机构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规定，同时参照《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3年第8号）第四条第二款“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应当明确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的管理部门，对辖区内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进行监督管理”的规定，以及该办法第十二条关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负责处理保险消费者投诉的规定，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作为被告中国银保监会的派出机构，有权监督管理辖区内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有权处理原告反映第三人涉嫌违法违规的保险消费投诉，并将处理决定告知原告。 关于本案投诉处理决定告知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参照《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3年第8号）第二十二条“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完整投诉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的规定，2019年9月6日，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收到原告邮寄的《投诉书》及相关材料后，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事项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2019〕第662号），并通过电话向原告宣读，符合上述规定。参照《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3年第8号）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受理的保险消费投诉应当及时组织调查核实，自受理投诉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的规定，以及该办法第二十八条关于处理决定作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告知投诉人的规定，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并于次日以邮寄方式送达原告的程序适当。原告主张被告四川银保监局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六条，在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因《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3年第8号）是针对保险消费投诉制定的专门性规范性法律文件，属于保险消费投诉的特别规定，故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依据该办法受理、处理原告的保险消费投诉，并无不当，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首先，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原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所述2009年购买的三份保险，第三人代替原告填写特别约定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死亡人身保险限额的通知》（保监发〔1999〕43号）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的批复》（保监寿〔1999〕21号）；2011年购买的保险，第三人未进行回访，未按回访要求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说明和确认，应给予行政处罚；第三人未定期向原告送达红利通知书、利益演示表等事项，未在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程序中提出，属于新的投诉事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其次，针对原告《投诉书》所载投诉事项，被告四川银保监局调取了投诉涉及四份保险合同的投保资料、《送达通知书》《太平福寿连连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太平一诺千金终身寿险（分红型）条款》，在办公地点向案涉业务员刘觅、刘嘉伟调查了销售案涉保险产品的具体情况。关于“销售人员说这是理财保险，具有理财功能，收益会比银行储蓄高，收益部分差距很大”的投诉，依据被告四川银保监提交的《调查笔录》《人寿保险投保单》、回访录音等证据，原告知晓分红型保险的红利是根据保险公司上一年度实际经营状况而定，保单利益不确定，其当庭认可三份回访录音是其回复的，且业务员刘觅、刘嘉伟均陈述未讲过保险收益会比银行储蓄高，故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认定该项投诉事项的告知，并无不当；关于“保险合同内有很多地方与本人信息并不相符”的投诉，《调查笔录》、回访录音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接受回访时认可其如实告知了原告和被保险人的财务、健康状况，投保单、保险合同回执单系其亲笔签名，庭审中原告认可三份回访录音是其回复，在投诉处理程序中亦未否认其签名的真实性，即原告知晓和认可案涉《人寿保险投保单》、保险合同的内容，同时刘觅、刘嘉伟均陈述除应由代理人签字的内容外，投保信息、健康告知、财务及其他告知、风险提示语、投保人签名等内容均系原告本人签写，故被告四川银保监局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认定该项投诉事项适当；关于“保单上显示的业务员不是实际和我销售的业务员，而是实际销售的业务员的妻子”的投诉，两份《调查笔录》相互印证，证明001131527714008保险合同系刘觅负责产品讲解，原告当庭表示无意见，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依据现有证据不支持认定该项投诉事项，并无不当；原告提出的要求全额退保，对第三人工作人员弋戈进行相应处理属于《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3年第8号）第九条规定的保险机构负责处理保险消费者投诉之范围，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于受理当日转第三人处理，并致电告知，保障了原告的知情权。再次，原告提交投诉材料时，分别在《人寿保险投保单》（000532250196001）、《人寿保险投保单》（000739967290001）、《人寿保险投保单》（000660606852001）的“特别约定栏”标注了标注了笔迹非本人书写且未告知的内容，上述内容虽未记载于《投诉书》，但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亦进行了调查，并依据《人寿保险投保单》《调查笔录》等证据，告知原告尚不足以支持认定此投诉事项，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四川银保监局受理案涉投诉后，经调查核实作出案涉告知书，就调查情况、投诉处理决定，将对第三人未完成001131527714008保险合同回访采取进一步监管措施等书面告知原告，已履行法定职责，告知内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以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仅回复“我局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未作出行政处罚，被诉行政行为缺乏依据等为由，诉请撤销《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行政复议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首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规定，原告不服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的《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于2019年11月22日向被告中国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设立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为被告四川银保监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对原告以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为被申请人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具有复议审查的职权。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的规定，以及该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的规定，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于2019年11月27日受理案涉行政复议申请，并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银保监行复通〔2019〕320号），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规定，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10号），原告亦认可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故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程序适当。再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维持”的规定，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受理案涉行政复议申请后，经依法审查，认为《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原告的当庭陈述，其申请行政复议时提出的死亡保额限定不得采取特别约定方式，系新增投诉事项，被告中国银保监会未在《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10号）予以回应，并无不当。 综上，被告四川银保监局作出的《四川银保监局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编号：川银保监险诉决定〔2019〕第31号），以及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10号）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韩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韩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燕 人民陪审员 李 蔚 人民陪审员 马新民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陶江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