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3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胜军，男，197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庆江，山东天航（胶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秀波，男，195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辉祥，男，196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解本杰，男，1975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乔平先，男，196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振江，男，1976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乔成先，男，196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军，男，196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香港路Ａ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乃金，男，1970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昭晶，男，197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宫宪忠，男，196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纪焕礼，男，1965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冷海霞，女，197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兆云，女，197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亮，男，1971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瑞园，女，196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传仁，男，196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才，男，1965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吉勇，男，195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上述十八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逄金生、王努，山东润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怡然，女，197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上诉人杨胜军因与被上诉人潘秀波、周辉祥、解本杰、乔平先、吕振江、潘吉勇、乔成先、张建军、刘乃金、马昭晶、宫宪忠、纪焕礼、冷海霞、冯兆云、王亮、魏瑞园、刘传仁、刘国才和原审被告张怡然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1民初2691号民事判决，于2019年12月9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何宜瞳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胜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改判。首先，原胶州市振兴金属制品厂于2000年3月17日改制为胶州市广振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2002年3月12日变更企业名称为青岛广振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振兴公司）。原借款事实发生于1998年11月4日，直至2003年6月26日，出借人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起诉广振兴公司至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03)青民四初字第252号民事判决书，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不服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04)鲁民二终字第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广振兴公司偿付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借款本金160万元及借款利息40万元，逾期给付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双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等。在胶州市人民政府、胶州市环保局改制文件以及产权出售合同书中，企业改制前债权债务的权利和义务已有明确规定和约定，特别是《产权出售合同书》中第七条约定“原胶州市振兴金属制品厂的全部债权、债务由乙方全部接受并承担责任”，且在2000年全部股东签字授权的《委托书》中，也明确授权潘秀波作为全体股东代表与主管单位及国资局签署出售合同书，因此，对于改制后股东权利义务和应承担的责任是非常明确的。若此部分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责任属于广振兴公司和上述被上诉人，那么2001年2月和2001年6月，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向广振兴公司催收贷款并送达催收贷款通知书，2001年7月2日，广振兴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但未完全履行，这一部分事实就能够充分佐证上诉人的主张，全部股东对所在公司的债权债务是明确知晓的。而一审法院主观臆断公司并非每位股东对企业债务熟知并知晓应承担的责任。其次，原胶州市振兴金属制品厂经改制和更名后，广振兴公司就以完全独立的企业地位进入市场，其在经营过程中与其他有限公司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被上诉人称广振兴公司于2003年底已停产停业并在2006年3月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又向胶州市环保局提出企业破产申请，对于这一部分内容，上诉人提出以下三点疑问：一是，2003年底广振兴公司停产停业，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反而在2019年8月21日经被上诉人申请的对广振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会计账本等现场勘查时发现，2004年1月的记账凭证存在开具发票和往来账目等，在有往来账目和开具发票的事实上，被上诉人却称广振兴公司停产停业。二是，被上诉人称2006年3月广振兴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但实际上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04年11月27日立(2004)青执二字第296号案执行，也就是说在被上诉人所谓的2006年3月这一时间点上，在涉及本案乃至其他债权人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的情况下，广振兴公司自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资产进行审计是出于何种目的?到底是为了公司运营还是申请破产，这一事实无法确定。一审法院仅在被上诉人无充分举证及事实确认的情况下就认定被上诉人为企业破产清算做过努力。三是广振兴公司已于2000年3月17日改制，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已于2004年11月27日立(2004)青执二字第296号案执行，在本案已然进入执行程序的情况下，众所周知，企业破产申请应向法院申请，广振兴公司向胶州市环保局申请破产清算这一行为从本质上就存在错误。该份申请是否交到胶州市环保局以及胶州市环保局是否收到该申请并作出何种回复都不得而知，上述事实一审法院未查明，就以简单一张申请书就认为广振兴公司为破产清算做出过努力。以上三点疑问，一审法院均未查清事实更无证据予以佐证，而是单单凭借自身想象和被上诉人单薄的证据，确定所谓的案件事实，进而驳回上诉人之诉请。再次，广振兴公司于2002年3月12日改制，于2011年11月23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根据被上诉人自认的2003年底停产停业(该部分事实尚未查明是否属实)，截至本案一审审结之日，广振兴公司至今未清算，而被上诉人作为股东在十几年期间未曾履行清算义务，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且在这期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作为股东为清算作出任何努力。2019年8月21日，经上诉人申请对广振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会计账本等现场勘查时发现，自2000年9月份有账册及会计账本记录以来，2001年度无银行明细账、2002年度无现金明细账、2004年度仅有1月份部分记账凭证，其后2004年2月份之后无任何会计报表、总账明细、银行账明细、现金账明细及其他账目明细，已可以看出自2011年广振兴公司被吊销后因被上诉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广振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特别是在2004年1月的记账凭证中存在开具发票和往来账目的情况下，广振兴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和文件出现断崖式消失，自2004年2月份后无任何账目，这是有悖于常理的。在现有情况下是无法查明广振兴公司财产情况，更无法进行清算的，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而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是否导致无法清算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之规定，是完全推定存在因果关系的，上诉人的请求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吕振江、潘吉勇、乔成先、刘乃金、马昭晶、纪焕礼、冷海霞、冯兆云、王亮、魏瑞园、张怡然、刘传仁、刘国才仅是出资一两万的小股东，也不负责公司经营管理”这一事实，完全是一审法院自身想象，对于股东是否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不能以出资数额或比例作为标准。关于股东是否参与实际经营及管理，上述被上诉人是负有举证责任的。一审法院应审查以上所谓“小股东”提交的证据及其对自身是否参与经营管理的证明，但实际上述被上诉人从未在庭审中提交任何证据对此予以证明，但一审法院却想当然地认为上述股东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综上，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定事实不清，仅凭想象而非证据和基本事实作出判决，存在错误。二、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应予改判。2019年8月21日，经被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组织本案双方对广振兴公司的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会计账本等进行现场勘查，经上诉人核实，自2000年9月份有账册及会计账本记录以来，2001年度无银行明细账、2002年度无现金明细账、2004年度仅有1月份部分记账凭证，其后2004年2月份之后无任何会计报表、总账明细、银行账明细、现金账明细及其他账目明细。当天，一审法院就勘查情况组织庭审，上诉人发表了庭审意见并庭后补充提交代理词。而一审法院却称“本案判决作出前，被告又向本院提交了2001年度的银行明细账册和2002年的现金账册”。证据应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该部分证据并未向上诉人出示，更未经上诉人质证，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但一审法院却以此证据认定“广振兴公司自改制以来即2000年9月至2004年1月的所有财务账册即使在遭遇洪涝灾害的情况下至今仍完整保存，并不存在无法清算的后果”。原审法院违反审理程序，采用尚不明确更未质证的单方证据材料作为定案依据，明显错误。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原审法院确定的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不存在异议，但原审法院大幅引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而此纪要并非国家法律，也非司法解释，在基于事实和法律相适应这一原则问题上，原审法院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此文件明确说明公司股东免责的条件及情形，但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充分举证的情况下，就想当然地认为被上诉人的陈述成立，认定上诉人的主张无依据且不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有违法院居中依事实和证据判决的基本理念。上述文件是最高院指导审判工作的文件，非法律条文，不能作为本案确定事实和认定证据的法律依据，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潘秀波、周辉祥、解本杰、乔平先、吕振江、潘吉勇、乔成先、张建军、刘乃金、马昭晶、宫宪忠、纪焕礼、冷海霞、冯兆云、王亮、魏瑞园、刘传仁、刘国才共同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2001年8月，胶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广振兴公司的厂房、产品、设备及部分财务资料被洪水淹没。洪水消退后，广振兴公司一直未完全恢复生产,2003年12月完全停产。上诉人上诉称“广振兴公司2004年1月的记账凭证中存在开具发票和往来账目等，有往来账目和开发票的事实，被上诉人称其停产停业，是无稽之谈”是对广振兴公司2004年1月财务账册内容的错误理解，这只是业务活动发生在前，财务处理相对滞后而已，广振兴公司的财务人员将2003年相关业务活动产生的单据、发票等部分滞后产生的相关凭证记录在2004年1月的账册中符合财务制度，这并不能证明广振兴公司在2003年12月以后还有经营活动。广振兴公司自2004年1月之后再无相关发票等业务往来凭证及资金往来与其停止经营的客观事实是完全一致的。2、企业停止经营后，因无业务往来，也就不再产生发票或其他财务活动，也就不会存在会计凭证和其他财务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广振兴公司及其全部被上诉人根本无法再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停止经营的事实。若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广振兴公司于2003年12月之后仍有经营行为，而广振兴公司又不能提供相关财务账册、重要文件等材料，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若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广振兴公司于2003年12月之后仍有经营行为，则应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认定广振兴公司已于2003年12月停止经营，也应认定广振兴公司的财务账册、重要文件保存完好；除了依法处置的财产外其他财产仍然存在，不存在被上诉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情形。3、上诉人的债权不能及时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广振兴公司的大部分财产被其他法院拍卖或协议顶账。至2011年11月广振兴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时，广振兴公司剩余的财产主要为特殊历史时期或特殊历史原因形成的无证照的人民法院不能依法处置的财产。上诉人的债权不能及时实现与被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清算无因果关系。4、广振兴公司在2003年12月停产后，其债权人纷纷起诉主张债权，在资产不断被法院执行的情况下，广振兴公司委托青岛正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向胶州市环保局提出破产清算申请，由此可见，广振兴公司的股东始终对清算持积极态度。5、广振兴公司系由原国有企业胶州市振兴金属制品厂改制而来，王亮等股东均是根据当时改制文件的要求出资一两万元入股，均是广振兴公司的小股东，这些股东既非广振兴公司的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也未担任广振兴公司经理、副经理或部门主管，并未参与广振兴公司的经营管理，根据最高法院有关会议纪要的精神，这些小股东不应为广振兴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原审判决程序合法。一审中，原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在第一次庭审后组织本案双方对广振兴公司的房产、设备和财务账册等进行了现场勘察，被上诉人现场出示了广振兴公司2001年9月至2004年1月的全部财务账册，由于一审法院组织现场勘查的时间突然且广振兴公司的财务账册资料较多，其财务人员当时未找到2001年的银行明细账和2002年的现金账，其财务人员找到后，被上诉人又提交了该两份账册，该两份账册仅是2001年和2002年财务账册的一小部分，被上诉人即使不提交该两份账册，也已证明广振兴公司的主要财务账册尤其是财务原始凭证等资料保存完好；一审法院即使不依据该两份账册也能认定广振兴公司的主要财务账册等资料保存完好，并不构成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情形。因此，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在庭后提交该两份账册未在法庭上出示、未经上诉人质证为由主张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不能成立。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原审法院作出（2019）鲁0281民初2691号民事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是贯彻落实《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09）254号]精神的具体体现，此判决并未把上述《纪要》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仅作为具体分析法律适用时的理由进行剖析说理，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胜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潘秀波、周辉祥、解本杰、乔平先、吕振江、潘吉勇、乔成先、张建军、刘乃金、马昭晶、宫宪忠、纪焕礼、冷海霞、冯兆云、王亮、魏瑞园、张怡然、刘传仁、刘国才对青岛广振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振兴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支付借款本金160万元、利息40万元、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2,647,205.33元、案件受理费20,010元，共计4,667,215.33元。事实及理由：潘秀波、周辉祥、解本杰、乔平先、吕振江、潘吉勇、乔成先、张建军、刘乃金、马昭晶、宫宪忠、纪焕礼、冷海霞、冯兆云、王亮、魏瑞园、张怡然、刘传仁、刘国才均为广振兴公司股东。原胶州市振兴金属制品厂（以下简称胶州振兴厂）于2000年3月17日改制为广振兴公司。1998年，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与胶州振兴厂签订编号为胶中银借字第981104号借款合同，约定胶州振兴厂向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借款160万元用于购买材料，借款期限12个月，利率为月息6.3525‰。2000年12月26日，广振兴公司向中国银行胶州支行出具承诺书，承诺改制前企业的债务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其后2001年2月和2001年6月，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向广振兴公司催收贷款并送达催收贷款通知书，2001年7月2日，广振兴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但未完全履行。2003年6月26日，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起诉广振兴公司至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03）青民四初字第252号民事判决书，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不服判决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04）鲁民二终字第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广振兴公司偿付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借款本金160万元及借款利息40万元，逾期给付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双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履行期届满后，经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申请，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27日立（2004）青执二字第296号案执行。后于2014年12月10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指定胶州市人民法院执行，胶州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6日立案执行。2004年6月25日，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2005年9月29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与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2012年11月28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将该笔债权转让给杨胜军。2016年11月11日，胶州市人民法院变更涉案申请执行人为杨胜军。经查，2011年11月23日，胶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胶工商行处字（2011）743-第01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广振兴公司违反《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吊销其营业执照并责令其依法组织清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之规定，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请求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潘秀波等人至今未依法进行清算，更未偿付所欠债务。因此，杨胜军作为本案合法债权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因潘秀波等人违反公司法规定义务，未依法及时清算导致杨胜军的债权无法实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潘秀波、周辉祥、解本杰、乔平先、吕振江、潘吉勇、乔成先、张建军、刘乃金、马昭晶、宫宪忠、纪焕礼、冷海霞、冯兆云、王亮、魏瑞园、刘传仁、刘国才在一审中共同答辩称：第一，广振兴公司的前身是胶州振兴厂（以下简称振兴厂）,由胶州市环保局于1990年投资设立,属市属国有企业。1999年12月,根据胶州市委市政府《深化完善企业产权改革,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定》,经胶州市体改办、胶州市国资委批准,胶州市环保局将振兴厂全部产权向职工内部出售,组建股份制公司,原企业职工由改制后的广振兴公司全部接收并妥善安置,改制后的企业仍由市环保局归口管理。第二，胶州市环保局在将振兴厂改制为股份制公司时,振兴厂的总资产为34,938,201.76元,总负债为37,202,730.95元,净资产为-2,264,529.19元。也就是说,企业改制时振兴厂已资不抵债达到破产程度。而杨胜军主张的债权系振兴厂于1998从中国银行胶州支行贷款所欠,属国企改制前遗留债务。由此可见，广振兴公司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特定历史背景下胶州市委市政府以行政命令形式对振兴厂进行的股份制改制，以负资产零价出售的方式将振兴厂出售给其职工,职工接收振兴厂变为股东后,不但未获得任何利益反而背负了2,264,529.19元债务。振兴厂的改制本身带有很强的政策性及行政性,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别处置,广振兴公司在此后的经营过程中全体股东未获得任何股东利益,这与完全依照《公司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有着本质不同。第三，2001年8月胶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广振兴公司的厂房、产品、设备及部分财务资料被洪水淹没,洪水消退后，广振兴公司一直未完全恢复生产,2003年12月完全停产,至2005年12月，广振兴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经青岛正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至2005年12月31日累计亏损6,020,086.60元。广振兴公司于2006年3月16日向胶州市环保局申请破产,因广振兴公司是原国有改制企业,牵涉职工安置等因素,胶州市环保局没同意。第四，广振兴公司自2003年停产后,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胶州支行、胶州市乐昊物资有限公司在内的债权人纷纷提起诉讼主张债权,自2003年至2006年,广振兴公司的财产大都以法院拍卖、以物抵债等方式抵偿对外债务。而杨胜军主张的债权,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作出一审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作出终审判决,2004年11月27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执行。此后申请执行人及执行法院都未与广振兴公司联系协商债务清偿问题,也未对广振兴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采取任何执行措施，致使广振兴公司的大部分财产被其他法院拍卖或协议顶账。由于广振兴公司的大部分财产被其他法院拍卖或协议顶账，广振兴公司自2003年停产后至2011年11月被吊销营业执照时，除部分无法处置的房产外已无其它资产进行清算。以上事实证明杨胜军的债权得不到清偿与广振兴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股东是否在法定期限内进行清算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第五，广振兴公司除被依法处分的财产之外的剩余财产至今保存完好,除2001年8月被洪水损坏的部分财物账册之外的其他财务账册、重要文件仍保存完好,不具有最高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杨胜军主张广振兴公司全体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及事实依据。第六，杨胜军要求潘秀波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性质上属侵权责任,应适用一般诉讼时效，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为杨胜军知道或应知道广振兴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或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之日起计算，杨胜军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1.广振兴公司营业执照于2011年11月23日被吊销,吊销营业执照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信息，从全国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全可自行查到,因此，广振兴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的事实,应认定杨胜军于吊销之日就知道或应知道,从2011年11月至杨胜军起诉之日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2.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起诉广振兴公司一案,2004年11月27日立案执行,2011年11月11日胶州市人民法院变更杨胜军为申请执行人，2011年11月23日广振兴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时案件仍在执行中,杨胜军应知道《公司法》规定潘秀波等人应在十五日内履行清算义务,因此，杨胜军在清算期限届满后都明知潘秀波等人未履行清算义务,应在执行程序中要求潘秀波等人履行清算义务。因此，即使以潘秀波等人履行清算义务法定期限届满次日起至杨胜军起诉之日，也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3.退一步讲，即使从胶州市人民法院作出执行终结裁定时起15日后的第二日开始计算,杨胜军于2019年3月起诉,也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第七，本案是基于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起诉广振兴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而产生。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起诉广振兴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杨胜军是以债权转让方式取得执行案件中申请执行人的主体资格,从而以原告身份提起本案诉讼。杨胜军的起诉与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起诉广振兴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是基于同一事实、同一诉讼标的,在裁判生效后的再次起诉,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5项及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47条规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综上,杨胜军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应驳回杨胜军的诉请。 潘吉勇在一审中答辩称：广振兴公司于2003年12月完全停产，2005年12月经青岛正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已严重资不抵债，潘吉勇等股东并未造成广振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灭失，依法不应承担本案侵权赔偿责任。 张怡然在一审中答辩称:张怡然已将股权转让给潘秀波，潘秀波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一万元，只是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故张怡然不应承担责任。 原审查明，1998年11月4日，胶州振兴厂作为借款人从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贷款160万元，贷款期限12个月，月利率6.3525‰。借款到期后，胶州振兴厂未偿还借款，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青岛中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山东高院于2004年4月23日作出（2004）鲁民二终字第72号民事判决，判令广振兴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60万元及利息40万元，青岛华泰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判决生效后，广振兴公司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青岛中院于2004年11月27日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中国银行胶州支行于2004年6月25日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2005年9月29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又将该债权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2006年7月20日，由长春办事处转让给济南办事处，2006年11月23日，青岛中院作出（2004）青执二字第29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变更申请执行人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2012年11月28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将该债权转让给杨胜军，并在2012年12月7日的经济导报上发布公告。2014年12月10日，青岛中院作出（2004）青执二字第296号执行裁定书，指定胶州市人民法院执行，胶州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2015）胶执字第733号执行裁定书，载明：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送达了执行通知和传票，但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经本院查控网查询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本院依法将被执行人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故裁定终结（2004）鲁民二终字第72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2016年11月11日，胶州市人民法院（2016）鲁0281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变更杨胜军为该案申请执行人。 广振兴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广振兴公司系由胶州振兴公司于2002年更名而来，而胶州振兴公司系1999年由胶州振兴厂改制而来。胶州振兴厂原属胶州市环保局下属企业，根据1998年8月5日中共胶州市委胶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完善企业产权改革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定》（胶发【1998】41号），胶州市国有（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于1999年12月22日下发了《关于对胶州市振兴金属制品厂产权出售及改制方案的批复》（胶国管发【1999】21号），原则同意胶州市振兴金属制品厂产权出售及改制事宜，根据胶州市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报告和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文件确认，截止1999年4月30日，胶州市振兴金属制品厂企业净资产为-2,285,529.19元，同意将企业产权按零值向企业内部职工出售，并由内部职工重新募股设立胶州振兴公司，原企业债权债务由改制后企业承接并承担责任。2000年3月，胶州振兴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交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正式成立，股东为潘秀波（出资58万元）、周辉祥（出资15万元）、乔平先（出资5万元）、吕振江（出资2万元）、潘吉勇（出资2万元）、乔成先（出资2万元）、张建军（出资2万元）、刘乃金（出资1万元）、马昭晶（出资1万元）、宫宪忠（出资1万元）、纪焕礼（出资1万元）、冷海霞（出资1万元）、冯兆云（出资1万元）、王亮（出资1万元）、魏瑞园（出资1万元）、张怡然（出资1万元）、刘传仁（出资1万元）、刘国才（出资1万元）、吴宗瑞（出资2万元）、王新乐（出资1万元），共20人，法定代表人为潘秀波，董事为潘秀波、周辉祥、潘吉勇、张建军、乔平先，2002年4月3日，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王新乐，2004年5月1日，潘秀波将其部分股权转让给解本杰并辞去董事职务，王新乐辞去董事长和经理职务，重新选举解本杰为董事长兼经理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后吴宗瑞、王新乐去世，张怡然将股权转让给潘秀波，但均未办理变更登记，现登记股东仍为潘秀波、周辉祥、乔平先、吕振江、潘吉勇、乔成先、张建军、刘乃金、马昭晶、宫宪忠、纪焕礼、冷海霞、冯兆云、王亮、魏瑞园、张怡然、刘传仁、刘国才、解本杰、吴宗瑞、王新乐21人。 2001年8月，胶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广振兴公司厂房、产品、设备及财务资料均遭水淹，之后广振兴公司生产经营一直未完全恢复，至2003年12月完全停产。2006年3月，广振兴公司向胶州市环保局提出企业破产清算的申请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青岛正明会计师事务所于2006年4月29日出具审计报告（青正明审字（2006）04110号）载明，截至2005年12月31日，广振兴公司累计亏损6,020,086.6元，主要财务指标显示其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存在大额逾期债务无法偿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已受到极大影响。 2011年11月23日，胶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胶工商行处字（2011）743-第0146号），因广振兴公司未办理年检，决定吊销其营业执照。 原审法院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后，组织双方对广振兴公司的现有资产包括房产、设备和财务账册等进行了现场勘查，广振兴公司的现有资产情况如下：土地是环保局租赁部队的，广振兴公司又从环保局租赁；从海尔路东侧青岛锦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西门进入厂区的南北主干道，由南往北，在路中部靠北东西两侧各有两排原广振兴公司的生产厂房，已经法院执行程序顶账给其他公司，在最北边西侧有三排平房、东侧有一排平房，是广振兴公司现有房产，但没有房产证；在厂区东北边现青岛锦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仓库内存放设备残值，时间久远已无任何使用价值，在福州北路191号青岛聚鑫锻压机械有限公司对面一厂房内存放了四台机床，还能使用；在青岛锦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西侧第二间办公室铁皮柜内完整存放了广振兴公司自改制以来即2000年9月至2004年1月的所有财务账册，包括原始凭证和财务报表。杨胜军认为，根据（2015）鲁0281胶执字第733号执行裁定书，广振兴公司已无财产可供执行，现场勘验的厂房、机器等均无法确定系广振兴公司所有的财产，且如果认定上述财产系广振兴公司财产，应由广振兴公司主动向法院履行其应承担的债务。对上述主要账册文件，其中2001年度无银行明细账，2002年无现金账，2004年只有当年度一月份部分记账凭证，无会计报表、总账册、银行帐册、现金账册及其他账册。其后2005年无任何有关公司的账册、财务报表及相关重要文件。需要强调的是，2004年度一月份记账凭证中有相关记账凭证及发票，但未作会计报表，更无记账，明显与2000年9月至2003年12月记载的账册及相关财务报表的连续性不符，且在2004年1月存在记账凭证和账册情况下其后再无任何业务及财务报表，明显有悖常理，应认定广振兴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及文件毁损灭失。一审判决作出前，潘秀波等人又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广振兴公司2001年度的银行明细账册和2002年的现金账册。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债权已经法院强制执行，期间债权人多次转让债权，法院也已作出执行裁定书认定现债权人为杨胜军，故杨胜军作为债权人提起诉讼应予支持，对潘秀波等提出的债权转让程序的异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本案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其股东是否应对广振兴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对焦点一，原审法院认为，杨胜军提起本案诉讼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广振兴公司股东承担因未及时清算导致其债权无法实现而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诉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及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与原借款合同纠纷并不相同，是两个不同的诉，因此，本案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对焦点二，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因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解散的，应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因此，广振兴公司应在其营业执照被吊销后15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该条规定中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两个条件：一是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二是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行为导致了公司财产、账册、文件灭失，最终造成无法清算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二部分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14.关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后，在能够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清算义务，或因过失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的消极行为。股东举证证明其已为履行清算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或者小股东举证证明其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也未选派人员担任该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以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为由，主张其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15.关于因果关系抗辩，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举证证明其“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主张其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第一，广振兴公司在2003年底停止经营后于2006年3月主动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资产进行了审计，并向胶州市环保局提出企业破产清算的申请，上述行为足以证明其对公司清算是持积极态度的，并不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且吕振江、潘吉勇、乔成先、刘乃金、马昭晶、纪焕礼、冷海霞、冯兆云、王亮、魏瑞园、张怡然、刘传仁、刘国才均是仅出资一两万元的小股东，也不负责公司经营管理，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第二，从现场勘查情况看，广振兴公司自改制以来即2000年9月至2004年1月的所有财务账册即使在遭遇洪涝灾害的情况下至今仍完整保存，厂房和设备也有迹可循，并不存在无法清算的后果。综上，杨胜军适用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广振兴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条件不成立。 对焦点三，《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16.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认为，公司债权人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为依据，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公司债权人知道或应知道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之日起计算。本案广振兴公司并未被确认为无法清算，因此，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张怡然已将股权转让给潘秀波，因此其对本案债务不应承担责任。综上，对杨胜军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杨胜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13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9,138元，由杨胜军承担。 上诉人杨胜军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胶州市国资委胶国管发（1999）21号文件，证明广振兴公司应对上诉人的债权承担偿付责任。 证据二，广振兴公司2000年3月15日关于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的任职决定；2000年3月16日的委托书一份和出售合同书一份；2002年4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关于法定代表人的任职决定各一份；2003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各一份；2004年5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2004年5月10日的股东会一号决议一份、股东会二号决议一份、董事会决议一份、法定代表人审查意见一份、关于选举董事长的决议一份、关于聘任经理的决议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参与广振兴公司的运营管理，被上诉人作为广振兴公司的股东均担任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和选派人员担任机关成员，现广振兴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清算事由出现而被上诉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 证据三，1999年胶州市国资局对振兴厂资产评估立项和资产评估报告一宗，复制于胶州市财政局，证明广振兴公司在改制时对原振兴厂的所有资产进行了评估，其有机器设备110台和办公设备、运输设备、房屋建筑物、长期投资、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还有其名下和胶州市三宇公路护栏厂、胶州市三宇热镀锌钢管厂名下大量建筑物、构筑物、办公用品、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在建工程。现广振兴公司的账册、重要文件、会计账本仅自2000年9月到2004年1月，而其设立时间是2000年3月，存续至今。被上诉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广振兴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现无法清算，被上诉人应承担责任。 证据四，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终966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本案与此判决案情相似，证明被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应对广振兴公司债权人即上诉人的债权与广振兴公司一起承担清偿责任。 被上诉人共同质证称：对上述证据一和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此两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参与了广振兴公司的经营管理，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我国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此宗证据均为复印件，无出具单位盖章确认，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判例不能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且此份判决书与本案并无关联性。 被上诉人在二审中共同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广振兴公司在青岛农商银行基本账户的流水明细打印件一份，证明广振兴公司2004年1月的会计凭证记录的相关款项为税款、电费等，均发生于2003年12月份，此后再无经营行为。 证据2，广振兴公司股东会二号决议，证明广振兴公司的董事为王新乐、周辉祥、解本杰、张建军、乔平先。 上诉人杨胜军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形式和证明事项有异议，此份交易明细截至到2004年2月10日，在证据形式上不完整；一审法院现场勘察，广振兴公司在在2004年1月份存在交易及开具发票情况，此份交易明细不能证明广振兴公司是否继续经营，且无论是何种情形，都应在清算之前保存主要财产、会计账册，不能因除清算以外的任何情形而无记录。上述证据2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致，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根据一审法院所引用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只要是担任过公司的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经理等职务，均属于参与企业管理经营，对于小股东是否承担本案所诉连带责任，应由小股东证明其既非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也未选派人员担任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管理经营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此股东会决议上面明显有广振兴公司所有股东的签字，实际上也证明了其选派人员担任公司管理人员，进而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基于本案双方的示证和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首先，因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举证据一和证据二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各被上诉人亦未否认广振兴公司对上诉人负有债务，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一依法予以采信；而各被上诉人虽称其皆未参与广振兴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其上述辩称与其认可真实性的上述证据二所载内容并不相符，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二也予以采信并确认各被上诉人皆曾参与广振兴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其次，上诉人所举证据三虽为复印件，但鉴于上诉人仅系广振兴公司的债权人，其并不会持有广振兴公司改制过程中形成的资料原件，而其已清楚表述上述证据三系其从胶州市财政局复制所得，被上诉人虽对上述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却未提交其所保存广振兴公司改制资料原件对上述证据三予以反驳，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三依法予以采信。再次，因本案各方均非上诉人所举证据四的案件当事人，故此份判决书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且案例仅可供参考却非判案依据，何况企业情况各不相同，相关事实认定不宜简单类推套用，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四在本案中依法不予采信。最后，因被上诉人所举证据2与上诉人所举证据相同，本院此前就此份证据已作分析，故对其不再赘述。而因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举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对其关联性也未作否认，只是对其形式的完整性表示异议，但因被上诉人仅是据之证明广振兴公司2004年1月的会计原始凭证所记录事项系发生于2003年12月份，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也依法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称其未曾向保证人华泰公司主张或申请强制执行过涉案债权，并称广振兴公司系主债务人且其有权选择债务履行对象，还称其在2012年11月28日受让涉案债权之前已调查了解过广振兴公司的状况和偿债能力。 还查明，各被上诉人均称广振兴公司在2011年11月23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广振兴公司的股东并未召开股东会商议对广振兴公司进行清算。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广振兴公司在2003年以后是否仍开展经营活动。二、被上诉人是否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三、广振兴公司是否已无法进行清算。四、上诉人对广振兴公司所享涉案债权迄今未获清偿是否应归责于被上诉人。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因本案双方对广振兴公司在2003年以后是否仍开展经营活动各执一词，上诉人主张广振兴公司在2003年以后并未停业而是继续开展经营活动，而各被上诉人却主张广振兴公司自2004年起就未开展经营活动，故对此事实的认定取决于本案双方的有效举证。虽然各被上诉人作为广振兴公司的股东，相对于作为广振兴公司债权人的上诉人，更具有优势获得广振兴公司经营状况的证据，因而在通常情况下他们负有更多举证义务；但因各被上诉人关于广振兴公司自2004年起就停止经营活动的主张系消极事实主张，即各被上诉人否认广振兴公司曾在2003年之后开展经营活动，而上诉人关于广振兴公司在2003年以后仍开展经营活动的主张系积极事实主张，且本案并不属法定举证责任倒置情形，加之上诉人明确称其在2012年11月28日受让涉案债权之前已调查了解过广振兴公司的状况和偿债能力，故由上诉人就其关于广振兴公司在2003年以后仍开展经营活动的积极事实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非由被上诉人就其消极事实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既合乎法理也合乎情理。基于上述分析，上诉人虽一再主张广振兴公司在2003年以后仍开展经营活动，却并未就其此项事实主张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是根据广振兴公司2004年1月的记账凭证仍显示开具发票和往来账目这一事实推断广振兴公司在2003年底并未停产停业，但上诉人这一推断明显欠缺说服力。企业财务记账的一项重要原则便是谨慎性原则，除即时清结业务外，绝大多数业务从发生到结束往往会跨月、跨季乃至跨年，反映业务内容的原始凭证的取得也往往与业务进程并不同步，财务人员或出于未取得原始凭证不便记账的考量，或出于避免负担额外纳税的顾虑，其制作记账凭证、编制会计分录滞后于业务实际发生时间在会计实务中十分常见，且此举并不违反会计记账规范；无论是遵循“权责发生制”还是“收付实现制”，各被上诉人关于广振兴公司2004年1月份的会计凭证所记载业务实际发生于2003年12月份的解释都具有合理性，更何况被上诉人也已举证证明广振兴公司2004年1月份的会计凭证所记载业务确系发生于2003年12月份。综上，因上诉人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广振兴公司在2003年以后仍开展经营活动，故上诉人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上诉人关于广振兴公司在2003年以后仍开展经营活动的诉讼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虽然本案双方对广振兴公司在2006年3月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资产进行审计的目的和广振兴公司是否曾于2006年向胶州市环保局提出过破产清算申请的事实存在争议，但即使上述事实确均如被上诉人所述，也不影响对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委托审计和申请破产仅可视为广振兴公司曾欲积极寻求破产，但不应视为其股东系在积极履行清算义务。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当时曾积极对外催收债权，也未举证证明广振兴公司股东会曾作出清算决议并曾制订具体清算方案；尤其是在广振兴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各被上诉人作为广振兴公司的股东，既未召开股东会作出解散广振兴公司且对广振兴公司进行清算的决议或申请广振兴公司破产，也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对广振兴公司自行组织清算，更未及时向法院提出对广振兴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故各被上诉人的消极拖延行为足可认定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因此，本院对上诉人关于各被上诉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诉讼主张依法予以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首先，因广振兴公司在2003年底停产停业，故被上诉人未提交广振兴公司2004年1月份以后的会计账册和财务凭证乃至会计报表并非有悖于常理。无业务、无收支则无记录，若追求财务记录形式上的完整，无非是重复对期初数和期末数予以誊抄，且在停业状态下，“预提”和“待摊”等项目也往往中止，此种情形仅可视为未作账而不应视为账册灭失。其次，即使广振兴公司2001年度的银行明细账和其2002年度的现金账缺失，也不应据此推定广振兴公司已因账册灭失而无法进行清算。理由如下：银行日记账和现金日记账日常均由出纳人员记录而非由会计人员记录，且企业账务记录均采用复式记账，一笔业务至少对应两个会计科目，一笔会计分录通常会衍生出多笔会计分录，“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是会计人员最熟知的口诀，企业总账、明细账、记账凭证所载数据之间存在环环相扣且多层面的勾稽关系，即使部分账册缺失，也可通过其他账册凭证还原其数据，收入明细账和费用明细账均会有对应的记录，银行交易流水更可从企业开户银行悉数获取，因此，企业部分账册的少量缺失并不能据之得出无法对其清算的必然结论。因此，上诉人主张广振兴公司现已无法进行清算，证据不足，本院对其此项诉讼主张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四，本院认为，首先，通过上诉人从胶州市财政局复制的广振兴公司改制资料可知，各被上诉人受让广振兴公司股权时，广振兴公司的净资产已达-2,264,529.19元，据此可知，各被上诉人成为广振兴公司股东时，广振兴公司已经资不抵债。而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广振兴公司在改制后已实现扭亏为盈甚至已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乃至已实现资可抵债。故虽然被上诉人在广振兴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但因广振兴公司的主要财产被其他债权人通过法院执行程序处理并非因各被上诉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导致，且广振兴公司的账册和重要文件也并未因之灭失，上诉人更未举证证明其目前对广振兴公司所享债权迄今未获清偿与被上诉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即使广振兴公司现无法进行清算，各被上诉人也不应对涉案债权承担清偿责任。其次，上诉人系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折价购进涉案债权，而在上诉人购进涉案债权前，涉案债权已经多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先后转手，若当时广振兴公司具备偿债能力或拥有足可偿债的资产，原贷款出借方中国银行胶州市支行不会将涉案债权作为不良资产进行处理，先后接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不会将涉案债权折价转让，由此可推知，上诉人对其购进涉案债权时广振兴公司所处的困境应是知悉的。但上诉人在收购涉案债权后，却既不向对涉案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华泰公司主张权利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华泰公司的财产，也不及时申请广振兴公司破产清算以使其取得与其他普通债权人平等受偿的机会，却在广振兴公司的大部分财产被其他债权人通过法院执行后诉请各被上诉人承担偿债责任，上诉人之举多有令人费解之处。鉴于上诉人对广振兴公司所享涉案债权迄今未获清偿与被上诉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并不具有直接或间接因果关系，本院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虽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138元，由上诉人杨胜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曲 波 审判员 何宜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纪雪 书记员彭晓凤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