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20）川委赔6号 赔偿请求人：袁琼，女，1980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委托代理人：涂建国，男，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天全县金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推荐）。 赔偿义务机关：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住所地：四川省遂宁市河东新区云竹路2号。 法定代表人：赖波军，该院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蒋熠炜，男，该院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挺，男，该院工作人员。 赔偿请求人袁琼因错误执行赔偿申请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遂宁中级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于2019年12月25日向遂宁中级法院申请国家赔偿。遂宁中级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2020）川09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认为袁琼以违法保全为由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已经超过请求时效，以错误执行提出的赔偿理由也不能成立，决定：驳回袁琼关于遂宁中级法院保全行为和执行行为的国家赔偿申请。袁琼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袁琼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称：（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级法院）合法执行措施、行为在先，系首查封执行措施、行为。2016年5月25日，遂宁中级法院（2016）川09执字66号执行案件才受理，而成都中级法院2016年5月10日执行裁定涉及的债权经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的生效判决确定，并且成都中级法院依法直接向到期债权的第三人送达了执行裁定书和履行通知书，所以系合法首查封执行措施、行为。遂宁中级法院因错误保全而误以为自己首查封即抢先执行，绕过争议法院的共同上级法院协调程序而私自抢先适用优先权是错误的。（二）赵德兵申请保全的担保不合法、不足额，标的是“股金”而不是“债权”，且有保全未生效案件财产的错误存在，故遂宁中级法院（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根据不真实，于法无据，自始违法无效。（三）遂宁中级法院的诉讼保全法律文书不仅是留置地点和方式错误，而且未依法去工商行政部门冻结相应股权，其保全不真实、不到位、不合法，无以对抗成都中级法院（2014）成执字第1613-5号执行裁定及工作笔录，也不产生查封、扣押在先的债权优先受偿原则的适用问题。（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强调的是第三人仅以债务未到期为由提出异议的，不影响对债权的保全，而本案实际存在对债权债务关系最终是否存在、债权数额多少等问题的异议，并非仅主张债权未到期，故遂宁中级法院不能对争议债权继续采取执行措施。（五）赵德兵强制执行申请书和债权金额计算错误，多计算了一百多万元，遂宁中级法院的裁定书也相应出现错误，可见其执行中存在违法、侵权、虚假问题。（六）2018年6月20日以后，成都中级法院及赔偿请求人才获悉遂宁中级法院执行违法侵权行为，赔偿请求人的申请没有超过法定时效。请求：决定遂宁中级法院赔偿袁琼直接经济损失9900000元。 遂宁中级法院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答辩称：（一）遂宁中级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先于成都中级法院。遂宁中级法院于2015年2月2日受理赵德兵诉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铠佑贸易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诉讼中，遂宁中级法院依赵德兵申请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对铠佑贸易公司应收取的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的债权（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900000元（冻结扣留的金额以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金额为准）予以冻结扣留。（二）袁琼以遂宁中级法院违法采取保全措施为由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已经超过法定时效。在申请执行人赵德兵与被执行人铠佑贸易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袁琼至迟于2016年5月28日通过成都中级法院向遂宁中级法院申请参与执行分配时，即已经知道遂宁中级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对铠佑贸易公司应收取的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的债权（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900000元予以冻结扣留，本案的国家赔偿时效起算时间点应为2016年5月28日。袁琼认为遂宁中级法院作出的（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违法，于2019年12月25日才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且本案不存在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情形，故已经超过法定时效。即使袁琼以违法采取保全措施为由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未超过法定时效，那么赵德兵申请保全的“股金”也应为“债权”。因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2014）川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由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铠佑贸易公司股权转让款10000000元，故遂宁中级法院在审理赵德兵诉铠佑贸易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赵德兵向遂宁中级法院申请保全的标的为“股金”，遂宁中级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申请对铠佑贸易公司对他人享有的债权予以冻结、扣留或者提存。因当时铠佑贸易公司与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等股权转让纠纷正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中，因此，在遂宁中级法院保全裁定中也载明冻结扣留的金额以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金额为准。说明赵德兵申请保全的“股金”指向明确，就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的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应当返还铠佑贸易公司股权转让款10000000元，属于铠佑贸易公司应收取的债权。遂宁中级法院诉讼保全的标的并非股权，所以也不需要向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任何登记手续。在保全裁定作出后，遂宁中级法院也向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四人送达了相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三）遂宁中级法院于2016年9月14日作出的（2016）川09执66号执行裁定载明的“至2016年9月14日合计应当偿还本金及利息12603702元”，其计算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确有错误。但因赵德兵依据生效民事判决应当受偿的债权金额超出遂宁中级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冻结的款项金额，亦超出实际执行到位的金额，故上述错误并未对袁琼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执行案件当事人在案件执行过程中自愿达成和解协议，是其对自身合法享有的财产行使依法享有的处分权的体现，本案申请执行人与相关人员自愿达成和解协议，未损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袁琼的国家赔偿申请于法无据，请求对其国家赔偿申请不予支持。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理中进行了公开质证。 赔偿请求人袁琼提交的主要证据有： 1.本院（2014）川民终字第49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其申请执行的根据：“一、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15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琼支付罚息（罚息从2013年4月19日起按日万分之二标准计算至上述款项还清之日止）；二、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15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三、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琼归还借款本金17878724.19元（利息以17878724.19元为基数，从2013年10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四、四川国安融鑫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对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袁琼的其他诉讼请求”。 2.成都中级法院（2014）成执字第1613-5号、（2014）成执字第1613-6号执行裁定书,反映了成都中级法院于2016年5月10日已将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根据本院（2014）川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应返还铠佑贸易公司的股权转让款10000000元予以冻结的事实及成都中级法院于2016年6月14日将李宗俊持有的重庆斯努特啤酒有限公司70%的股权、重庆百晟文化投资有限公司10%的股权予以冻结的事实。拟证明：成都中级法院裁定冻结的所涉财产系合法首查封。 3.成都中级法院（2016）川01执异955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成都中级法院错误解除所涉“首查封”。 4.本院（2017）川执复23号执行裁定书:“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执异955号执行裁定；二、发回成都中级法院重新审查”。拟证明：成都中级法院（2016）川01执异955号执行裁定存在错误。 5.成都中级法院（2018）川01执异161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2018年6月20日之后，袁琼通过成都中级法院才获悉遂宁中级法院（2016）川09执字66号案件执行中的违法行为。 6.本院（2019）川执复13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袁琼复议申请，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执异161号执行裁定。”拟证明：由于成都中级法院和遂宁中级法院的违法执行行为，导致不能重复对铠佑贸易公司到期债权的次债务人采取执行措施，使袁琼受到损失。 赔偿义务机关遂宁中级法院提交的主要证据有： 1.遂宁中级法院（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拟证明：遂宁中级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先于成都中级法院。 2.成都中级法院(2014)成执字第1613号参与分配函、袁琼参与执行分配申请书。拟证明：袁琼以遂宁中级法院违法采取保全措施为由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已经超过请求时效。 3.2020年2月20日遂宁中级法院电话询问涂建国笔录。拟证明：袁琼无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情形。 4.遂宁中级法院(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遂宁中级法院向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四人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 5.2016年5月10日成都中级法院执行工作笔录、2016年9月18日遂宁中级法院执行笔录。拟证明：熊祚平等人事后对遂宁中级法院已采取的相关保全措施进行了确认。 6.赵德兵诉讼保全申请书。拟证明：保全申请情况属实。 7.遂宁中级法院(2016)川09执66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遂宁中级法院(2016)川09执66号执行裁定计算的铠佑贸易公司应当偿还本金及利息的具体金额。 8．遂宁中级法院(2015)遂中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赵德兵应受偿金额。 9．赵德兵关于执行到位情况的说明。拟证明：赵德兵实际受偿金额。 10.赵德兵、熊祚平、四川卓筒实业有限公司执行和解协议。拟证明：相关执行和解协议未损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赔偿义务机关遂宁中级法院对赔偿请求人袁琼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予认可。赔偿请求人袁琼对于赔偿义务机关遂宁中级法院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予认可。据此，本院查明： 2014年11月5日，本院就铠佑贸易公司诉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杜绍凤、熊波、大英县一合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周熊、唐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作出（2014）川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一、《大英县一合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0000000元；三、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蒋靖、王溢、熊祚平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四、驳回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本诉诉讼请求；五、驳回蒋靖、王溢、熊祚平反诉的其他请求。”铠佑贸易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期间，2015年2月2日，遂宁中级法院受理赵德兵诉铠佑贸易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赵德兵于同年2月5日向遂宁中级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该院保全铠佑贸易公司在大英县一合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金10000000元，并自愿提供担保。2015年2月9日，遂宁中级法院作出（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对铠佑贸易公司应收取的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的债权（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900000元（冻结扣留的金额以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金额为准）予以冻结扣留，冻结扣留期限从2015年2月9日起至2017年2月9日止。该院于2015年2月10日向赵德兵、铠佑贸易公司送达了（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因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拒绝签收，该院向该四人留置送达了（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年10月20日，遂宁中级法院作出（2015）遂中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由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赵德兵借款本金人民币687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本金人民币687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9月1日开始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双方约定的月利率1.8%计算。若未按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铠佑贸易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但在收到限期交费通知书送达次日起七日内未向本院足额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于2016年5月9日作出（2016）川民终269号民事裁定：“本案按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遂宁中级法院（2015）遂中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生效后，铠佑贸易公司未自动履行，赵德兵于2016年5月20日申请强制执行。遂宁中级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立案执行。因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16年3月31日以（2015）民二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2014）川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遂宁中级法院于2016年9月14日作出（2016）川09执66号执行裁定：“一、将被执行人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应收取熊祚平的债权（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900000元扣除由被执行人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承担的执行费61750元后余款9838250元抵偿给申请执行人赵德兵所有，扣除申请执行人赵德兵垫付的本案诉讼费79604元，申请执行人赵德兵实际受偿9758646元。二、被执行人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应给付申请执行人赵德兵的债务尾款2845056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三、解除（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对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应收取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的债权（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900000元的冻结。”该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后，因申请执行人未实际取得款项，且李宗俊、蒋靖、王溢三人的股权已经全部由熊祚平一人收购，赵德兵于2017年1月3日申请恢复执行。遂宁中级法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恢复执行，并于2017年1月10日作出（2017）川09执恢1号执行裁定：“强制执行被执行人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对第三人熊祚平的到期债权9838250元。”2017年5月10日，赵德兵、熊祚平及第三方四川卓筒实业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赵德兵申请执行的熊祚平应给付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的到期债权9900000元，第三方自愿为熊祚平清偿债务。”此后，本案执行完毕并终结执行。 另查明，成都中级法院对袁琼诉铠佑贸易公司、四川国安融鑫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3）成民初字第1575号民事判决生效后，袁琼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成都中级法院于2016年5月10日作出（2014）成执字第1613-5号执行裁定：“将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应返还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0000000元予以冻结”，并陆续向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四人送达相关法律文书。2016年5月28日，袁琼通过成都中级法院向遂宁中级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参与分配遂宁中级法院已首轮保全的铠佑贸易公司应收取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的债权人民币9900000元。 再查明，2014年8月18日，本院就铠佑贸易公司、袁琼、四川国安融鑫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成都中级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1575号民事判决上诉一案作出（2014）川民终字第49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15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琼支付罚息（罚息从2013年4月19日起按日万分之二标准计算至上述款项还清之日止）；二、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15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即：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琼归还借款本金18208200元及利息（利息以182082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0月10日起按2%/月标准计算）；四川国安融鑫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对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追偿；驳回袁琼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琼归还借款本金17878724.19元及利息（利息以17878724.19元为基数，从2013年10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四、四川国安融鑫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对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袁琼的其他诉讼请求。”基于该判决，袁琼申请执行，成都中级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立案受理，并于2016年5月10日作出（2014）成执字第1613-5号执行裁定：“将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应返还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10000000元予以冻结。”2016年6月14日，成都中级法院以李宗俊未履行到期债务为由，作出（2014）成执字第1613-6号执行裁定:“一、将李宗俊持有的重庆斯努特啤酒有限公司70%的股权予以冻结，冻结时间为三年，从2016年6月14日至2019年6月13日止；二、将李宗俊持有的重庆百晟文化投资有限公司10%的股权予以冻结，冻结期限为三年，从2016年6月14日至2019年6月13日止。”并于同日向重庆市巴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李宗俊对（2014）成执字第1613-6号执行裁定提出异议，成都中级法院于2016年12月20日经审查作出（2016）川01执异955号执行裁定：“撤销本院（2014）成执字第1613-6号执行裁定和（2014）成执字第1613-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袁琼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于2018年1月5日作出（2017）川执复23号执行裁定：“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执异955号执行裁定；二、发回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成都中级法院经重新审查于2018年7月3日作出（2018）川01执异161号执行裁定：“撤销（2014）成执字第1613-6号执行裁定和（2014）成执字第1613-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袁琼再次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2019）川执复132号执行裁定：“驳回袁琼的复议申请，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川01执异161号执行裁定”。 还查明，根据成都中级法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的（2014）成执字第1613号参与分配函，袁琼向遂宁中级法院申请对该院采取保全措施的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10000000元到期债权的分配。2018年6月20日，遂宁中级法院向成都中级法院回函:“被执行人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在第三人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处的到期债权（返还的股权转让款）9900000元，扣除应当由被执行人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承担的诉讼费、执行费，抵偿给申请执行人赵德兵，赵德兵实际受偿9758646元。”袁琼在遂宁中级法院未实际分得执行款项。关于赔偿请求人袁琼提出赵德兵强制执行申请书和遂宁中级法院执行法律文书对赵德兵债权金额错误计算100余万元的问题，遂宁中级法院在（2020）川09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中作出说明：“我院于2016年9月14日作出的（2016）川09执66号执行裁定中载明的“至2016年9月14日合计应当偿还本金及利息12603702元，其计算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确有错误。但因赵德兵依据生效民事判决应当受偿的债权金额超出我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冻结的款项金额，亦超出实际执行到位的金额，故上述错误并未对袁琼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经查,关于赵德兵实际受偿情况,赵德兵、熊祚平及第三方四川卓筒实业有限公司所签订和解协议载明：“甲方应向乙方收取执行款9838250元，已付500000元，尚欠9338250元，自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9执恢1号执行裁定至2017年5月10日止，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此款利率为135000元，合计9473250元”。 此外,关于袁琼申请执行铠佑贸易公司、四川国安融鑫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成都中级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川01执恢114号之三执行裁定：“在执行过程中，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名下的车牌号为川Ａ×××××奥德赛牌小型普通客车一辆，上述财产已拍卖处置完毕；依法查封被执行人成都铠佑贸易有限公司所有的部分白酒，申请执行人已接受按流拍价抵偿部分债务。除上述财产外，暂未查找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上述事实还有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4）川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成都中级法院（2019）川01执恢114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在案佐证。 在质证中，赔偿请求人袁琼对赔偿义务机关遂宁中级法院所提供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赔偿义务机关遂宁中级法院对赔偿请求人袁琼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本院赔偿委员会在质证中归纳并经双方认可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所涉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应返还铠佑贸易公司股权转让款10000000元的冻结，首查封法院为遂宁中级法院还是成都中级法院，遂宁中级法院所涉诉讼保全程序和执行程序是否存在违法行为；2.袁琼以遂宁中级法院违法采取保全措施为由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是否已经超过请求时效。现评述如下： 一、关于袁琼请求国家赔偿是否已过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进入执行程序后，保全措施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规定，2015年2月9日遂宁中级法院以（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对铠佑贸易公司应收取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的股权转让款9900000元的财产保全措施，已于2016年5月25日该院立案执行后自动转化为执行措施。因此，对于袁琼提出的财产保全违法和执行违法的两方面请求，在司法赔偿审查中应当统一作为错误执行赔偿进行审查，不单独区分财产保全的请求时效和错误执行的请求时效。袁琼申请国家赔偿，对于成都中级法院而言属于案件当事人角度的请求人，但对于遂宁中级法院属于案外人角度的请求人。一方面，袁琼以案外人身份申请遂宁中级法院应当从2018年6月20日该院向成都中级法院回函告知参与分配事宜之日或者袁琼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遂宁中级法院已对赵德兵一案执行完毕之日起算；一方面，由于成都中级法院涉及袁琼申请执行案件至今尚未终结，袁琼申请国家赔偿还有权在该院执行终结后依法提出。因此，袁琼于2019年12月25日向遂宁中级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规定的请求时效期间。 二、关于所涉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应返还铠佑贸易公司股权转让款10000000元的冻结，首查封法院为遂宁中级法院还是成都中级法院以及遂宁中级法院所涉诉讼保全程序和执行程序是否应当确认违法。就前述股权转让款，遂宁中级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成都中级法院于2016年5月10日作出（2014）成执字第1613-5号执行裁定，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双方对该两个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时间无争议，争议点在于前一个财产保全措施是否存在合法性，是否因不具有合法性而否认前一个财产保全裁定的法律效力。 首先，关于首查封法院是否具有保全财产的优先处置权利。赵德兵、袁琼分别主张铠佑贸易公司偿还的借款本息，就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应返还铠佑贸易公司股权转让款均无担保物权，均不具有优先受偿权。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第一款“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的规定，虽然袁琼参与遂宁中级法院执行分配，但只有被执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其全部或主要财产已被一个人民法院因执行确定金钱给付的生效法律文书而查封、扣押或冻结，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其他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才可以申请对该被执行人的财产参与分配。由于被执行人铠佑贸易公司为企业法人，并非公民和其他组织，因此，袁琼申请参与分配的效力，实际上只有在满足前一个赵德兵申请保全措施的执行完毕仍有剩余财产的基础上，方可因轮候查封而得到实现。由于遂宁中级法院执行中所保全的全部财产在执行赵德兵申请执行案件中尚不足以执行，其因当事人和解而执行终结后已无剩余财产，遂宁中级法院未向袁琼实际分配款项不违反法律规定。 其次，关于遂宁中级法院是否因抢先执行而执行错误的问题。该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91条第一款“对参与被执行人财产的具体分配，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法院主持进行”的规定实施执行行为，系依法行使执行权，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关于遂宁中级法院是否应当报请与成都中级法院共同的上级法院协调后再行执行的问题，就袁琼提出的执行复议申请，本院（2019）川执复132号执行裁定认为“遂宁中级法院（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合法性及是否发生法律效力，不属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异议审查范围”，据此，本案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5条“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在执行相关案件中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逐级报请上级法院，直至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协调处理。执行争议经高级人民法院协商不成的，由有关的高级人民法院书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处理”规定的执行争议适用情形，遂宁中级法院对此的执行措施不违反法律规定。 再次，关于赵德兵申请保全的“股金”与遂宁中级法院裁定保全的债权款项是否属于同一性质，是否超越保全申请而采取保全措施的问题。因债务人铠佑贸易公司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遂宁中级法院对第三人到期债权进行保全，其根据是赵德兵关于“保全铠佑贸易公司在大英县一合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金10000000元”的申请，其到期要求是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将确定的债权金额和确定的给付内容。该院（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从字面上表述为股权转让款，但从目的解释来看，根据本院（2014）川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应解释为大英县一合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由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返还铠佑贸易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此款为合同解除后因返还财产义务而产生的债权，而非公司股东登记设立的股权价值，据此，遂宁中级法院对其采取冻结措施未超越保全申请范围，不违反法律规定。 最后，关于其他程序问题。一是关于申请诉讼保全人提供担保是否足额，其审查权利在接受保全申请的人民法院，且只有在担保不实产生损失的情况下才产生错误保全和错误执行的审查问题，属于执行裁量权行使范畴，赔偿请求人袁琼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赔偿义务机关遂宁中级法院存在因担保审查原因造成错误执行的客观事实；二是关于遂宁中级法院向李宗俊、蒋靖、王溢、熊祚平留置送达（2015）遂中民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程序问题，经审查送达证上仅有法院工作人员签名，未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也未注明送达日期，其送达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的规定，确有瑕疵，但根据熊祚平在遂宁中级法院执行笔录上的陈述内容，其认可收到了该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因此，应当认定所涉送达行为客观存在，不影响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其程序瑕疵尚不足以达到国家赔偿应赔违法程度；三是遂宁中级法院计算执行标的是否存在错误，该院（2016）川09执66号执行裁定载明的“至2016年9月14日合计应当偿还本金及利息12603702元”，其计算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确有错误，但因实际计算金额仍然超过赵德兵应当受偿的债权金额，故袁琼因轮候查封可分配财产的条件仍未成就。 在前述事理和法理评述的基础上，从情理上看，袁琼提出参与遂宁中级法院对铠佑贸易公司一案的执行分配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从当事人基于金钱给付债权在执行案件中申请参与分配的立法进程来看，1991年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参与分配。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首次确立了该制度，后经数年司法实践，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专章对参与分配制度的内容进行了丰富和修正。根据这些规定，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其他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务时，可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就其债权要求受偿。这样的制度设置，一方面是基于申请保全制度设计的考量，因为较之其他债权人，在先申请查封的债权人付出了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其申请保全的目的在于保障自身权益，而并非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如果在参与分配中完全坚持平等主义，一概否认查封优先权，势必会打击债权人查找、控制被执行人财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于体现参与分配与破产清偿在制度功能上的区别，因为除可参与分配的公民和其他组织外，企业法人可以通过破产清偿程序予以救济其权利。反之，如果在被执行人资不抵债时，法律允许所有债权人均可参加到执行程序中来获得清偿，则在事实上赋予非法人民事主体以破产能力，使参与分配成为破产制度的补充，丧失其本身独立的价值与功能。可见，如果按照1992年之前有关参与分配法律制度法律规定，袁琼的参与分配主张具有得到支持的可能性，但是，人民法院在执行中也应当根据当前法律规定排除企业法人作为被执行人参与分配的法律适用，以部分权利人权利让位而服务于法律目的的实现。 综上，袁琼申请国家赔偿未超过请求时效，但申请国家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遂宁中级法院驳回袁琼国家赔偿申请的结果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9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