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05民初5541号 原告：陈凤仙，女，193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江北区，现住宁波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豹雄，宁波市海曙区城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董亚琴，女，1963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学忠，浙江亿站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董豪杰，男，1987年7月10日，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原告陈凤仙与被告董亚琴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30日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凤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豹雄、被告董亚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学忠到庭参加诉讼。经审理发现本案有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周琴娜、葛静霞与人民陪审员黄云丽组成合议庭。2020年1月21日，本院依法追加董豪杰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落实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措施，诉讼活动不能正常进行，本院于2020年2月1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20年3月23日，本案恢复诉讼。2020年3月24日，本案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凤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豹雄、被告董亚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学忠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董豪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凤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存量房屋买卖中介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2.确认涉案房产归原告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 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母女关系。2000年5月12日，原告与丈夫董友年按房改房政策购买位于宁波市江北区的公房，登记在董友年名下。董友年于2004年11月3日去世，原告一直在讼争房屋居住至今。原告因年事已高，长期患病，将房产证等贵重物品交由董亚琴保管。2001年10月24日，董亚琴利用自己保管房产证的便利条件，代替其父董友年签字与自己签订《存量房屋买卖中介合同》一份。2001年10月25日，董亚琴通过宁波市家缘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产经纪人胡敏瑛用董友年的私章与自己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一份，并据此将房屋登记转移到自己名下。对此，董友年与陈凤仙均不知情。2013年3月26日，原告申请公租房时发现房屋被董亚琴过户，一直要求其归还，董亚琴也多次表示愿意归还，但始终未办理房产证变更登记。后原告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确认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董亚琴颁发房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期间，董亚琴以要求原告撤回行政诉讼为条件，同意讼争房屋由原告与其各占一半份额。原告未撤回行政诉讼，董亚琴亦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后，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原告诉请超过法定期限为由驳回原告起诉，原告提起上诉，后被驳回上诉。原告认为，讼争房产系原告与董友年夫妻共同财产，未经所有权人同意被过户至董亚琴名下，董亚琴亦未支付购房款，《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故诉请人民法院确认《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庭审中，陈凤仙就本案事实进行了陈述。 董亚琴辩称，对房屋已于2001年过户至其名下、未支付购房款、讼争房屋一直由母亲陈凤仙居住以及母亲陈凤仙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诉请《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房地产转让合同》系父亲董友年、母亲陈凤仙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该《房地产转让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被告未支付购房款系父母不愿收取女儿的款项，父亲董友年在将房产过户给被告时要求被告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董兴国并要求该房产由母亲陈凤仙居住至过世为止，多年来被告在董兴国生病住院时参与照顾，房产也一直由母亲居住。2.母亲陈凤仙对于父亲董友年将讼争房屋过户至被告名下的行为是知情且认可的，理由如下：（1）父亲董友年私章、身份证以及家庭户口簿长期由母亲陈凤仙保管，未经其同意，被告难以办理过户登记，事实上，2001年办理房产过户时相关的证件均由母亲陈凤仙交给被告；（2）在准备办理过户手续时，房产中介工作人员告知需要提供父亲董友年的《授权委托书》，因《授权委托书》需要社区加盖公章，为此母亲陈凤仙曾前往宁波市江北区文教街道双东坊社区居委会（以下简称双东坊社区居委会）出具保证书承诺将讼争房屋赠与被告，由此取得了父亲董友年的《授权委托书》。保证书承诺同意将讼争房产赠与被告，但需由母亲陈凤仙居住至过世，保证书因年代久远，无法提交，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亦提及曾前往社区签署文书；（3）2003年董亚琴遗失房屋所有权证需补办，因讼争房产下户口簿的户主为母亲陈凤仙，故母亲陈凤仙曾陪同被告办理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登报声明并协助补办房屋所有权证；（4）2010年，母亲陈凤仙为申请经济适用房，将其自己户口从讼争房产迁至宁波市江北区房产，当时填写的申领材料表明其知晓自己名下没有房产；（5）2013年母亲陈凤仙为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自行填写《申请审批表》并提交至宁波市江北区住房保障中心，该《申请审批表》载明陈凤仙与儿子董兴国仅有一套家庭住房。3.本案原告诉请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应自当事人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01年讼争房屋产权已经过户董亚琴名下，陈凤仙对此知情，诉讼时效应自2001年董亚琴取得房屋所有权时开始起算，即使按照2013年陈凤仙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时开始计算，本案也已超过诉讼时效。4.本案构成重复诉讼，原告因不服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董亚琴颁发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已经提起三次行政诉讼，（2019）浙0205行初104号行政裁决驳回陈凤仙的起诉，现陈凤仙为同一目的又提起民事诉讼，构成重复诉讼。 董豪杰未作陈述。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陈凤仙与董友年系夫妻，婚后育有一子董兴国、一女董亚琴。董友年于2004年11月3日去世，董兴国于2019年12月11日去世，董豪杰系董兴国之子。 1995年11月11日，董友年（乙方）与宁波市海曙区房屋拆迁办公室（甲方）签订《拆迁安置协议》，载明乙方原租住的宁波市海曙区已列入拆迁范围，双方就有关房屋拆迁事项签订协议如下：乙方原住房使用面积36.9平方米，家庭常住户口5人，由甲方安置乙方使用面积不超过61平方米分套安置，付款扩至33平方米住宅贰套。2000年5月12日，董友年分得宁波市江北区和宁波市江北区房产两套，其中本案讼争的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房产登记于董友年名下，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房产登记于董兴国名下。 董友年的身份证、私章、家庭薄口本长期由陈凤仙保管。2001年10月24日，董亚琴以代替董友年签字的形式与自己签订《存量房屋买卖中介合同》，合同约定董友年将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房屋以85000元价格出售给董亚琴。 宁波市家缘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产经纪人胡敏瑛在取得董友年、董亚琴私章以及董友年、董亚琴《授权委托书》后，协助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其中，董友年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为“董友年”，委托原因为“身体差不能行走”，委托事项为“产权过户”，受托人处胡敏瑛手写签名，该份委托书无董友年签字，委托人处加盖董友年私章，并加盖双东坊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同时注明“提交委托书时，应同时提交委托人、受托人的身份证（原件）或户籍证明（户口簿）”，落款时间为2001年10月24日。董亚琴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为“董亚琴”，委托原因为“工作忙”，委托事项为“产权过户”，该份委托书无董亚琴签字，委托人处加盖董亚琴私章，受托人处加盖宁波市家缘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产经纪人夏海珍私章，并加盖宁波市海曙区月湖街道迎凤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同时注明“提交委托书时，应同时提交委托人、受托人的身份证（原件）或户籍证明（户口簿）”，落款时间为2001年10月24日。《房地产转让合同》载明，该合同出让方（甲方）为董友年，受让方（乙方）为董亚琴，合同约定：董友年将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房产，建筑面积47.32平方米，以85000元价格出卖给董亚琴，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董亚琴应于2001年10月24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的20%，于2001年11月24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的80%，董友年保证于2001年11月24日前将转让的房地产交付给董亚琴。《房地产转让合同》上无董友年、董亚琴签字，甲方签章处加盖董友年私章，胡敏瑛以甲方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字，乙方签章处加盖董亚琴私章，乙方委托代理人处加盖夏海珍私章，合同落款日期为2001年10月25日。 2001年10月25日，胡敏瑛携带董友年与董亚琴的私章、落款时间为2001年10月25日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等材料前往房产登记机关填写《宁波市存量房转让、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申请表出让方处由胡敏瑛加盖董友年私章，甲方委托代理人处胡敏瑛签字，受让方处加盖董亚琴私章，乙方委托代理人处加盖夏海珍私章。在此期间，陈凤仙曾前往双东坊社区居委会签字。 《房地产转让合同》签订后，董亚琴未支付购房款。董亚琴支付相应税费、中介费后于2001年11月7日取得讼争房产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甬房权证私移字第××号。 2003年，董亚琴遗失甬房权证私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在查阅旧有房产登记信息后，陈凤仙陪同董亚琴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的登报声明。2003年7月26日，《宁波日报》刊登了所有权人为董亚琴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登报公告。2004年5月15日，董亚琴因与丈夫感情不和搬至讼争房产与父母亲同住，于2006年四五月搬离。2011年，董亚琴领取新的房屋所有权证。此后，讼争房屋所有权证一直由董亚琴保管。 2010年，陈凤仙曾在董亚琴帮助下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未果。同年12月22日，陈凤仙为领取住房补贴将户口迁至董兴国名下的宁波市江北区房产内。2013年3月26日，陈凤仙为申请宁波市江北区公共租赁住房自行填写了《申请审批表》，在申请人家庭基本情况表中陈凤仙为申请人，董兴国为其他家庭成员，明确了申请家庭住房情况为董兴国所有的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房产。公共租赁住房申领成功后，陈凤仙将公共租赁住房对外出租，其仍居住于讼争房屋内。2010年、2013年，陈凤仙曾要求董亚琴在讼争房屋所有权证中增加董兴国的名字，遭到董亚琴拒绝。 2018年11月2日，陈凤仙以不服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向董亚琴颁发甬房权证江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后于2018年11月30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作出（2018）浙0205行初75号行政裁定，准许陈凤仙撤回起诉。2019年4月2日，陈凤仙以不服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董亚琴颁发甬私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后于2019年5月24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作出（2019）浙0205行初41号行政裁定，准许陈凤仙撤回起诉。2019年8月28日，陈凤仙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列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被告、董亚琴为第三人，诉请确认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董亚琴颁发甬私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9月2日，董亚琴与陈凤仙签订协议一份，载明：“翠柏西巷205号403室母亲陈凤仙与女儿董亚琴各半套，装修各一半，2019年9月2日到法院办理撤诉8日办移交房产。”协议签订后，陈凤仙未撤回起诉，董亚琴亦未办理产权变更。2019年10月29日，本院以陈凤仙的诉请超过期限为由作出（2019）浙0205行初104号行政裁决，驳回陈凤仙的起诉。后陈凤仙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被驳回。 经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地产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关于案涉《房地产转让合同》的效力，陈凤仙认为讼争房产为其与丈夫董友年的共同财产，未经其及董友年同意，董亚琴擅自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并将房产过户至自己名下，故该合同无效；董亚琴认为签署《房地产转让合同》且将房产过户至其个人名下系父母亲真实意愿，该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父母亲要求其照顾哥哥并允许母亲在讼争房屋内居住终老。对此，本院认为董亚琴的抗辩理由更具合理性，分析如下： （一）陈凤仙及董友年对案涉《房地产转让合同》的签署知情且同意。通常而言，加盖私章并不能直接推定为当事人真实意思，除非能够证明私章为本人自己加盖或经本人授意加盖。但从案涉用于办理过户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授权委托书》、《宁波市存量房转让、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上签章情况来看，大量使用了私章，可见，实践中，包括行政机关对私章的效力亦具有一定的认可度。具体到本案，《房地产转让合同》、《授权委托书》加盖的都是私章，到底是谁加盖的，以及董友年、陈凤仙是否同意，为判断《房地产转让合同》对董友年、陈凤仙效力的关键。1.从董友年私章、身份证、户口簿的保管情况来看。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董友年的私章、身份证、户口簿长期由陈凤仙保管，恰如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陈凤仙与董友年家中大小事皆由陈凤仙操持定夺，因此，如无陈凤仙同意，董亚琴无法获取董友年的私章、身份证、户口簿等用于签订合同并办理过户手续。陈凤仙主张董亚琴未经其同意偷取董友年私章、身份证签订合同，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陈凤仙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能推定系陈凤仙主动提供了董友年的私章、身份证等，进一步表明在讼争《房地产转让合同》、《授权委托书》上签章系陈凤仙及董友年的真实意思。2.从陈凤仙2001年去双东坊社区居委会签字的情况来看。案涉两份《授权委托书》上均加盖了委托人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公章，其中，董友年的委托书上加盖了双东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公章。董亚琴陈述因为需要双东坊社区居委会盖章，而房产登记在父亲一人名下，因此居委会需要母亲陈凤仙出具同意将房子过户给女儿董亚琴的承诺，于是母亲陈凤仙曾在社区居委会签署过保证书，作出了相应承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董亚琴的陈述连贯且一致。而陈凤仙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保证书不知道，居委会也没去过”，第二次庭审中却陈述“2001年时候，我女儿让我到居委会去一趟，让我签字，我想着房产证由女儿保管，百年以后房子也是给女儿的，而且平时也在居委会签字，所以我就签了一个字，签字内容我不清楚”，可见，陈凤仙对此陈述存在反复，其明知签字的内容是与房子有关的，但对签字的内容简单以“我不清楚”避而不谈。庭审后，陈凤仙以自己年迈、第二次庭审当日三叉神经痛发作、头痛耳背、对提问听不清楚为由，表示其庭审陈述如与2020年1月3日本院向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不符，以询问笔录陈述为准。对此，本院认为，有关去双东坊社区居委会签字之事为第二次庭审中陈凤仙主动提及，并在陈述后反复强调自己所述都是事实。如果确实记忆有误，可能记错具体时间、所作陈述具体内容，通常不可能就未曾发生过的事实作出陈述。而且从庭审中当事人的庭审表达来看，陈凤仙对诸多事项的表述极为清晰，包括十多年前女儿董亚琴何时（2004年5月15日）搬来与父母同住、何时（2006年四五月份）搬离，并无其所言因为年迈记忆不清之状。在陈凤仙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庭审所述确实有误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要求以询问笔录中陈述为准的意见不予采纳，事实上，询问笔录中陈凤仙并无提及任何去社区居委会签字之事。因为2001年恰好就是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房产过户的年份，陈凤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亦具备识读能力，不可能在明知涉及到其与董友年的重大资产即房产却不了解签字内容的情况下，轻易签字。况且，陈凤仙也无法解释清楚，除了本案所涉及的《授权委托书》在当初需要去居委会盖章，另外还有其他何项具体事由需要由其至双东坊社区居委会签字，如果仅仅是“房产证由女儿保管”，根本没有必要去居委会签字。因为当初签署的材料并非出具给董亚琴，且距今逾18年，董亚琴目前无法向本院提供，具有合理性，如果陈凤仙坚持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保证书不知道，居委会也没去过”，董亚琴确实无法举证，但从陈凤仙第二次庭审中主动作出的有关2001年应女儿董亚琴要求前往居委会签署材料的陈述来看，与董亚琴有关母亲陈凤仙前往双东坊社区居委会出具保证书的陈述具有一定吻合度，进一步提高了陈凤仙当初前往社区居委会办理《授权委托书》的可能性，表明授权房产中介工作人员办理讼争房产交易、过户为陈凤仙及董友年的真实意思。3.从董友年的房产证的保管情况来看。陈凤仙称将董友年的房产证长期交由女儿董亚琴保管，在董亚琴否认保管事实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明。根据双方陈述，陈凤仙与董亚琴母女性格不合，常有争执，陈凤仙承认私章、身份证、户口簿由其本人保管，唯独将房产证交由女儿董亚琴保管的可能性较小。在其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只能推定是陈凤仙提供了董友年的房产证，以此办理了过户手续。 （二）陈凤仙对讼争房屋早已过户至女儿董亚琴名下明知。关于陈凤仙何时、缘何知道讼争房屋已过户至女儿董亚琴名下，陈凤仙的陈述或前后矛盾，或语焉不详。在2020年1月3日本院向陈凤仙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其陈述“我是2013年才知道的，此前都不知道”；第一次庭审及第二次庭审中起初仍坚持表示2013年才知晓房产过户，但在董亚琴出示2010年12月22日母亲陈凤仙迁户口的证据时，即陈凤仙为了申领住房补贴将其本人户口从讼争房屋迁至儿子董兴国名下位于宁波市江北区的住所内，从陈凤仙对住房补贴政策的熟知情况来看，显然其明白已不可能回避当初其明知房屋已过户给女儿董亚琴的事实，故而承认了2010年时便知道了该事实。但面对法院有关其如何知道该事实的询问，却未作答。从陈凤仙整个诉讼过程中对该事实的陈述来看，其之所以最初认可2013年知道，无非也是因为2013年由其本人填写了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明知无法否认才为。另外，2003年7月26日，陈凤仙陪同女儿董亚琴以董亚琴名义办理房产证遗失登报手续属实，对此，陈凤仙解释为：将登记在董友年名下的房产证交由女儿保管，以为当初补办的为董友年的房产证。如前所述，陈凤仙并未提供其将房产证交由董亚琴保管的证据，而且，登报的日期为2003年7月26日，此时董友年尚在世，仅仅是陈凤仙陪同董亚琴办理登报遗失手续是不够的，而且陈凤仙亦未提及办理时携带了董友年的私章、身份证等细节，何况还要向行政机关申领新的房产证。而事实上，从登报声明的内容来看，登报署名的为董亚琴而非董友年。而且，如果陈凤仙确实误以为遗失的是董友年的房产证，那么按其所述对“房产证这么重要的东西”肯定会跟进遗失声明后补办的情况，尤其在2006年四五月份，在双方多有争执的情况下董亚琴搬离讼争房屋之时，陈凤仙更该向董亚琴催问房产证补办之事，而陈凤仙在庭审中起初说没问过，后改称问过了，但董亚琴一直没给母亲陈凤仙看，其回答既存在反复，又有悖常理。因此，陈凤仙的解释不具有信服力，相比较而言，董亚琴有关案涉房屋户口簿的户主为母亲陈凤仙，因此需要母亲协助的解释更具可信性。由此可进一步证明2003年时陈凤仙便已知晓房产已过户至董亚琴名下。本院认为，本案纠纷发生在母女至亲之间，且时间已过去久远，若无陈凤仙在向行政机关提交申请时提交了些许材料，若非当初有房产证遗失登报之事，董亚琴需要证明陈凤仙何时明知房屋过户的事客观上难度非常大。民事诉讼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陈凤仙有关何时知晓房屋过户之事陈述存在反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先，且无法说清如何获知过户之事的缘由经过，结合上述有关陈凤仙及董友年对案涉《房地产转让合同》的签署系知情且同意的论述，本院认定董亚琴主张的母亲陈凤仙在2001年便知晓房屋过户之事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此予以认定。 （三）董友年、陈凤仙有将讼争房屋赠与女儿董亚琴的意思表示。日常生活中，不乏父母以签订房屋买卖的方式将房产过户至子女名下、但不收取子女对价的现象，此种行为名为买卖，实为赠与，人民法院应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并据此作出效力认定。董友年、陈凤仙与董亚琴为父母与女儿的关系，主观上存在以买卖之形式行赠与之实的可能。从客观行为来看，董友年、陈凤仙在未收到董亚琴支付的任何购房对价情况下便同意将房产过户至了董亚琴名下，而且在知道房产已过户至董亚琴名下后，并未提出其他异议，按陈凤仙在庭审中的陈述“2010、2013年我好几次和董亚琴说，希望她把哥哥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但董亚琴拒绝了”，可见，陈凤仙早已知房产已登记在女儿董亚琴名下，但并未就过户之事提出异议，只是希望能够把董兴国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而且，陈凤仙多次提及的“我、我老头以及被告兄弟（董兴国）都是需要女儿照顾的，百年之后房子总归也给她（董亚琴）的”，与董亚琴有关父亲董友年要求董亚琴照顾哥哥董兴国并要求房屋由母亲陈凤仙居住终老的陈述相吻合，亦能与陈凤仙在2001年在居委会中签署材料的事实相印证。因此，庭审中陈凤仙反复提到的“百年之后房子也是给女儿的”，综合全案查明的事实，应理解为其在世时，讼争房屋由其居住，女儿董亚琴对房屋的所有权受限，其过世后，董亚琴将拥有房屋完整的所有权。换言之，当初董友年、陈凤仙将讼争房屋以买卖的方式赠与女儿董亚琴要求董亚琴负担一定义务，即要求董亚琴照顾哥哥董兴国、让母亲陈凤仙居住终老。这也与房屋过户逾18年，即便陈凤仙已申领了公共租赁住房并将之对外出租、董亚琴因夫妻感情不和长期租房居住，但仍由陈凤仙居住其内的事实相契合。 综合本案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而言，陈凤仙所有的立论基础为董友年的私章、身份证、户口簿被董亚琴偷取、董友年的房产证交由董亚琴保管，但除了陈凤仙单方陈述外，并未提供其他任何证据，对其单方陈述的事实在董亚琴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相比较而言，董亚琴的陈述总体前后连贯一致，且有相应书证予以佐证，因此，当事人陈述与董亚琴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能够证明董友年、陈凤仙签署《房地产转让合同》并将房屋过户至董亚琴名下为其二人真实意思，同时，董亚琴提供的证据已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能够证明董友年、陈凤仙真实意思是通过签署《房地产转让合同》将房屋赠与女儿董亚琴，并要求董亚琴负担一定的义务。 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虽有本院（2019）浙0205行初104号行政诉讼案件以陈凤仙的诉请超过起诉期间为由驳回其起诉在先，但民事诉讼中的重复诉讼要求前诉与后诉均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而（2019）浙0205行初104号案件发生在行政诉讼领域，两案的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均不相同，显然不构成重复诉讼，对董亚琴关于本案构成重复诉讼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同时，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对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案涉《房地产转让合同》签订于2001年，当时的法律并未对伪装行为、隐藏行为的法律效力进行规定。为此，本案可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案涉《房地产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从内容上看为房屋买卖合同，但双方并无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故应为无效。但董友年、陈凤仙系通过订立买卖合同的形式将房屋赠与女儿董亚琴，并要求董亚琴负担一定的义务。该赠与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赠与有效。董豪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董亚琴与董友年于2001年10月25日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表面所载的董友年将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房屋售与董亚琴的买卖合同无效，该《房地产转让合同》隐藏的董友年、陈凤仙将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房屋赠与董亚琴的赠与合同有效。 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陈凤仙、董亚琴各负担59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琴娜 审 判 员  葛静霞 人民陪审员  黄云丽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邓茹梦 附件：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第一百九十条赠与可以附义务。 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