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3民终7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194号617室。法定代表人:孙春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锋，湖南三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孟梁，男，1979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涟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红，湖南泰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孟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2019）湘1382民初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爵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刘孟梁偿还其所欠购车价款190450元，并从2017年6月3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利息款至所有款项清偿之日止；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司法鉴定费、金爵公司所花费的律师费和差旅费都由刘孟梁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刘孟梁提供的一张盖有伪造发票专用章的打印收据就认定金爵公司收取了刘孟梁150000购车款，该事实认定是错误的。金爵公司对该收据申请了鉴定，鉴定意见证明收据上的印文与公司指定样本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金爵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显示，刘孟梁从未提及已经支付了这150000元购车款的情况；根据庭审中刘孟梁的陈述，当时刘孟梁、孙春梅坐在车上，不可能在车上准备一张打印的事先不确定还款数额的收据，还盖的是公司发票专用章，在那种环境下，如果是当场收取了现金，只会是亲手手写收据。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刘孟梁伪造收据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居然采信了该收据，作出错误判决。（二）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2月24日刘孟梁支付的20000元是支付后3辆车的购车款是错误的。金爵公司提供了完整的对账单和原始的会计凭证，用以证明金爵公司和刘孟梁之间的所有往来账目。2017年2月24日刘孟梁转账给金爵公司14000元，加上金爵公司认可刘孟梁开支的6000元，总共20000元，该款是支付娄底新红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的校车，这在金爵公司提供的证据2中已经完整体现了，而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作出了偏袒刘孟梁的错误判决。（三）金爵公司因刘孟梁提供虚假证据增加了巨大的诉讼成本，请求法院判令刘孟梁偿还其所欠购车价款190450元，并根据担保函的第三条约定，从2017年6月30日起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所有款项清偿之日止。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金爵公司所花费的差旅费8796元、律师代理费40000元，系金爵公司合理支出的费用，有原始票据和合同佐证，都应由刘孟梁承担。刘孟梁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刘孟梁向金爵公司支付了15万元的现金购车款是正确的。1.尾号为487的车辆销售发票是金爵公司在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所记载的交易客观实在，该发票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发票，不是虚假或伪造的发票。刘孟梁没有伪造发票上的印鉴，发票上的印鉴是金爵公司加盖的，现金爵公司主张该印鉴是刘孟梁所留，应举证证明。2.金爵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出具的现金收据上的印鉴与尾号为487的发票上所留印鉴一致，这一事实金爵公司在原一审的庭审中予以认可，那么就可以证明该现金收据是由金爵公司向刘孟梁出具的。3.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金爵公司提供的作为比对样本的发票与案涉交易没有关联性，不能排除金爵公司存在使用多枚印鉴的可能，也不能证明这些发票上的印鉴就是在公安部门备案留存的印鉴，应将担保函中记载的尾号为487、488的发票作为鉴定比对样本，因为该两张发票是金爵公司已经确认了的。4.刘孟梁能详细说明150000元现金的来源及付款的时间、地点，金爵公司在一审的庭审笔录中也自认了其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3月28日、29日到涟源陪同刘孟梁一起去三个幼儿园催款的事实，可以证明双方一起向幼儿园催款并有支付现金的事实。（二）2017年2月24日支付的20000元购车款是支付担保函中的款项，出具担保函之前，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结清，金爵公司称该款是支付其他车辆的款项，没有证据支持，也不符合事实，不能成立。（三）一审判决对金爵公司的维权费用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四）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1.货款本金应以一审认定的金额为准；2.违约利息不应予以支持。刘孟梁自身不存在拖欠金爵公司购车款的问题，因为金爵公司出售的车辆不符合国家标准，导致校车卖到幼儿园之后，幼儿园不能上牌，给幼儿园造成了损失。幼儿园不付钱给刘孟梁，刘孟梁就没钱付给金爵公司。刘孟梁和金爵公司之间不是经销关系也不是代理关系，刘孟梁不存在过错，无须承担违约利息。关于车辆存在的问题金爵公司在一审的庭审已经自认了，花了6000元协调关系才把牌上好。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金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孟梁偿还金爵公司销售校车所欠款项190450元，并按照基准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刘孟梁支付与本案相关的费用，包括诉讼费4196元、律师费40000元、保全费1520元、司法鉴定费3500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差旅费8796元，合计6801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从2016年9月份开始，原告金爵公司委托被告刘孟梁帮其销售校车，其销售模式是先由被告刘孟梁支付定金后，原告将校车发给被告，等被告收回全款后原告再将车辆合格证以及发票给被告，被告刘孟梁从中赚取差价。2016年9月销售给湘英幼儿园的校车成交价140000元，开票金额158000元，开票费3500元，应付款143500元，被告刘孟梁已全部支付。2016年12月销售给娄底新红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校车成交价150000元，开票金额150000元，被告刘孟梁已全部支付。二、2017年1月分别销售给涟源市龙塘镇双胜幼儿园、涟源市斗笠山镇智慧树幼儿园的两辆校车销售款总计299000元。2017年1月8日，被告刘孟梁对上述两辆校车提供担保，并签订了一份主要内容为：“一、保证金额：保证人担保的主债务金额总计299000元人民币；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送车前支付预付款每辆20000元，2017年2月28日前支付壹拾贰万伍仟元整，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壹拾叁万肆仟元整；……四、保证期间：自债务形成之日起壹年。担保人：刘孟梁，担保时间：2017年1月8日”的《担保函》。签订该《担保函》的原因是当时国家限制尾气排放，这两辆车要尽快进行处理，在没有客户以及被告刘孟梁没有支付定金和全款的情况下，金爵公司便将这两辆车给了被告刘孟梁先去上牌。2017年6月销售给涟源市七星街镇雨露幼儿园的校车成交价155000元，开票金额160800元，开票费1450元，应付款156450元。综上，被告刘孟梁应支付给原告上述三辆车辆的款项总计为455450元（299000元＋156450元）。之后，被告刘孟梁分别于2017年2月24日、2017年3月2日、2017年3月14日、2017年3月20日、2017年6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了14000元、125000元、10000元、30000元、100000元，以上合计279000元，另加上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的6000元，被告刘孟梁已向原告支付车款285000元。三、2018年3月29日的主要内容为“今收到湖南省涟源市（龙塘双胜幼儿园，斗笠山智慧树幼儿园，七星街镇雨露幼儿园）刘孟梁经手的现金人民币：壹拾伍万圆整（小写：150000元）”的《收条》中“收款单位：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处加盖的“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与原告提供给被告刘孟梁德汽车销售发票号02002487上的“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四、原告在庭审中提出对2018年3月9日《收条》上盖的“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对于原告提出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湖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送检的标注日期为“2018年3月29日”的《收条》中“收款单位：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处“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为91320106660669359D）的印文与所提供并指定的样本（发票号02002495的销售发票）上“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为91320106660669359D）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9）湘1382民初1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了被告刘孟梁的银行存款200000元或查封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约定的分别销售给涟源市龙塘镇双胜幼儿园、涟源市斗笠山镇智慧树幼儿园、涟源市七星街镇雨露幼儿园的三辆车的车款数额如何认定，被告刘孟梁已支付的款项数额如何认定；二、被告是否已向原告支付了150000元的车款。对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查明原、被告之间约定的分别销售给涟源市龙塘镇双胜幼儿园、涟源市斗笠山镇智慧树幼儿园、涟源市七星街镇雨露幼儿园三辆车的车款数额总计为455450元，被告刘孟梁已向原告支付车款285000元。对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刘孟梁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两张编号为02002489、02002487汽车销售发票均是由原告出具，原告陈述02002487销售发票因其邮寄给被告时忘记盖章，所以其授权被告刘孟梁私刻一个该公司的发票专用章，现被告提交150000元的现金收据上盖的发票专用章与02002487销售发票上盖的发票专用章一致。对该陈述意见原告没有提供任证据证明，且被告刘孟梁矢口否认，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被告刘孟梁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由原告公司出具的150000元现金收据经鉴定虽与原告公司出具的发票号02002495销售发票上的发票专用章不一致，但与原告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号02002487销售发票上的发票专用章一致。据此，被告刘孟梁提交的150000元现金收据为真，可认定其已向原告支付了150000元车款。故被告刘孟梁还应向原告支付的车款为20450元（455450元-285000元-150000元）。对原告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刘孟梁支付超过20450元欠款和律师费40000元、差旅费8796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原告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刘孟梁支付鉴定费3500元的诉讼请求，因一审法院查明司法鉴定费为2900元，且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该鉴定意见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鉴定费2900元应由原告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对原告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刘孟梁支付精神损失费10000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刘孟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偿还销售欠款20450元；二、驳回原告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4196元，保全费1520元，司法鉴定费2900元，合计8616元，由被告刘孟梁负担1831元，原告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6785元。二审期间，金爵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8年6月4日10点07分孙春梅与刘孟梁的通话录音1份；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1份。以上证据拟证明2018年6月4日孙春梅与刘孟梁进行的通话和微信聊天中完全没有提到2018年3月29日刘孟梁支付了150000元现金给孙春梅，根本不存在给付150000元现金的事实。刘孟梁经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没有提及过支付150000元现金并不等于没有付。二审期间，刘孟梁向本院提交了对肖根文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2018年3月底孙春梅和刘孟梁一起向幼儿园催款，幼儿园给了刘孟梁相应的现金，刘孟梁将相关的现金交给了孙春梅的事实。刘孟梁申请肖根文出庭作证，因其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本院未予准许。肖根文到本院反映了以下情况：肖根文是雨露幼儿园的老板，其曾在娄底市支付过5万元现金购车款给刘孟梁，付款时间是某一年的2、3月份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金爵公司经质证后认为：刘孟梁提交调查笔录已超过法定举证期限，该调查笔录不属于新的证据，调查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经审查，金爵公司提交的证据系电子数据，刘孟梁不认可其真实性，该证据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刘孟梁提交的证人证言只能证明雨露幼儿园曾向刘孟梁支付过5万元现金购车款，不能证明刘孟梁将该款支付给了金爵公司，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认定。本院二审经审查，确认原审判决所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如下：一、一审判决对刘孟梁欠付购车款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刘孟梁是否于2018年3月29日向金爵公司支付过150000现金购车款的问题。刘孟梁主张其于2018年3月29日向金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春梅支付过150000现金，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加盖有“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的收条予以证明。金爵公司对该收条上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申请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湖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收条上的印文与样本（发票号02002495的销售发票）上“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刘孟梁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认为应当采用其提交的发票号02002487的销售发票作为比对样本进行鉴定。金爵公司坚决予以反对，其提出：02002487号发票上的章本来就不真实，当时金爵公司将该发票邮寄给刘孟梁时忘记盖章了，于是授权刘孟梁去刻一个发票专用章以便办理车辆登记手续。同时，金爵公司认可前述收条上的章与02002487号发票上的章是一致的。经审查，综合本案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认定刘孟梁于2018年3月29日向金爵公司支付过150000现金购车款。理由如下：第一，虽然金爵公司认可收条上加盖的发票专用章印文与02002487号发票上的印文一致，但金爵公司对02002487号发票上印文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且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经鉴定，收条上的印文与作为鉴定比对样本的其他发票上的印文不一致。故不能仅仅依据印文来判断收条的真实性。第二，刘孟梁对于150000元现金来源及收条出具情况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且不符合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刘孟梁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8年3月29日，刘孟梁和金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春梅一起去幼儿园催款，幼儿园的负责人都不在，后来他们到娄底找到雨露幼儿园的肖老板，收取现金80000元，又在涟源桥头河找到小叮当幼儿园的老板，经交涉后，收取现金50000元，加上刘孟梁本人的20000元现金，一共150000元，在车上给了孙春梅，孙春梅从包里拿出打印好的150000元收据，当面加盖了印章，交给刘孟梁。二审中，刘孟梁改口称，其从雨露幼儿园只收取了50000元，从小叮当幼儿园负责人处收取50000元，剩下的钱是刘孟梁自己出的；对于孙春梅是否当面盖章，其表示“不记得了”。刘孟梁的陈述有如下不合常理之处：首先，其对收取款项金额及盖章过程等关键事实的陈述前后不一。其次，刘孟梁关于150000元现金来源的陈述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刘孟梁、孙春梅前往各幼儿园催款，在未事先约好的情况下能够从外出办事的园长处收取大额现金，不合常理；刘孟梁外出讨债，却随身携带大额现金，亦不合常理。再次，刘孟梁关于收条出具情况的陈述不符合交易习惯。在无法确定能否收到款项、能收到多少款项的情况下，孙春梅事先打印好150000元的收条，不合常理；通常来说，收条上加盖的是单位的行政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在收条上加盖发票专用章，不符合交易习惯。综上所述，刘孟梁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不能证明刘孟梁于2018年3月29日向金爵公司支付过150000元现金的事实。关于刘孟梁于2017年2月24日支付的20000元是否用于支付案涉3辆校车的购车款的问题。经审查，双方共交易了5辆车，双方均认可前两辆车的购车款已付清。对于5辆车的付款及开票情况，金爵公司制作了详细的《对账单》，并提供了银行转账明细予以佐证。根据《对账单》的记载，2017年2月24日支付的20000元系支付娄底新红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购车款（第二辆车）。如认定该20000元系支付案涉后3辆车的购车款，则刘孟梁必然在《对账单》所载付款记录之外另行支付了20000元作为前述第二辆车的购车款，但刘孟梁对此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刘孟梁于2017年2月24日支付的20000元系支付第二辆车的购车款，不应计入案涉3辆车的已付款项中。综上，本院认定刘孟梁已支付购车款265000元。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案涉3辆校车的车款数额总计为455450元。故刘孟梁尚欠付购车款190450元。二、金爵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及维权费用是否应予支持案涉三辆校车2017年即已交付，经金爵公司多次催讨，刘孟梁一直拖延付款，必然给金爵公司造成相关损失，故本院对金爵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及维权费用予以酌情支持。关于利息损失。由于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对于付款时间及逾期付款利息未予明确约定，本院酌情从金爵公司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资金占用损失。关于维权费用。本案的财产保全费、鉴定费应由刘孟梁负担；金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春梅多次从南京前往涟源、娄底维权，本院酌情支持差旅费3000元；律师费，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律师服务费按风险代理收费，为判决执行标的款的20%，在执行回款中优先支付，因该费用尚未实际发生，本院不予支持。刘孟梁辩称案涉车辆中有两辆车系“国四”车，属淘汰车型，无法上牌和保养，客户拒不付款，其亦因此拖欠车款。经查，刘孟梁对于出售给双胜幼儿园和智慧树幼儿园的两辆车为“国四”车是知情的，对于国家的相关政策性规定也是知情的，现其以该两辆车系“国四”车为由提出抗辩，不能成立。综上，金爵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原审判决应予适当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2019）湘1382民初114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刘孟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欠款190450元及利息（利息以19045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欠款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由被上诉人刘孟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差旅费3000元；四、驳回上诉人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96元，保全费1520元，司法鉴定费2900元，合计8616元，由上诉人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800元，由被上诉人刘孟梁负担78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南京金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700元，由被上诉人刘孟梁负担3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继强审判员  童赞辉审判员  魏正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晶晶代理书记员邬娜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