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11民初1332号原告：游敏，女，汉族，1962年5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代理人：宋宇、贺恒云，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段文忠，男，彝族，1971年8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代理人：王英，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游敏诉被告段文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对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游敏（以下简称：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宋宇、贺恒云，被告段文忠（以下简称：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0万元；3、请求判令被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3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资金占用费（暂计至2019年10月8日为人民币44254.17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将其在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以人民币60万元价格转让给原告，原告则应于2018年3月30日前向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0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按合同约定期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给被告，但被告在经原告多次催告后仍未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被告答辩称：第一，原告要求判令解除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转让款的诉请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解除的情形，同时本案并无法定解除的情形，本案不存在原告订立合同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的法定解除情形。首先，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被告应何时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的具体时间，也即原告对此并无具体的时间期待。其次，原告已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对价，且已获得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盖章知悉认可，原告公司内部的股东资格实际上已取得，而工商股权变更登记并非原告取得股东资格和享有股东权益的表征和条件，工商变更登记仅仅起到对外公示的效力，仅用于对抗第三人。最后，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告仅于2019年9月14日向被告进行催告，被告也积极协调和配合原告办理相应的手续，并无过错和违约行为。第二，原告归责错误，股东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办理公司股东的变更登记是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本案原告不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责任和过错及承担该义务的主体依法不应是股东个人即被告来承担，被告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也积极向公司申请、沟通请求积极办理，为此被告并非依法承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责任和过错的主体，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全部予以驳回。针对本案，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游敏与段文忠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适格；2、《股权转让协议》，3、银行转账流水凭证，4、《收条》，5、《公证书》，6、《段文忠与游敏通话记录》及光盘一张，以上证据欲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原告按协议约定履行完毕义务，已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但被告经催告后至今仍未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事实，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致使原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股权转让协议》应予以解除；7、《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明案涉公司的股东登记情况，被告仍持有案涉公司的股权，致使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都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被告段文忠并非承担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的义务主体，所以并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对证据2、3、4、5、6、7的三性都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原告仅仅向被告进行过一次催告，被告也通过相应的回函及时回复了原告，并不是被告未积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同时，被告并非是依法承担工商变更登记义务的法定的主体，该义务主体应当是案涉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被告的行为并未构成任何违约，原告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经过案涉公司的盖章知悉和确认认可，也就意味着原告实际上已经继受取得了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股东的身份，所以其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不应解除。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针对本案，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会议决议承诺书，以上证据欲证明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召集了股东大会，对18位小股东因为近四年未取得任何投资回报而由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并经法定代表人梁红承诺在2018年2月10日前支付给各位小股东全部投资款490万元，被告段文忠即为其中的一小股东，本案原告游敏即为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梁红找来购买被告股份的，被告确有对外出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也经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原法定代表人梁红承诺；3、股权转让协议，欲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以60万元价款购买被告全部股权，该协议经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盖章知悉认可，但对应何时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及逾期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而应支付的违约金并未做出约定；4、公证书，欲证明被告第一次收到原告有关履行股权变更登记的催告即《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通知书》仅仅是在2019年9月14日，不存在原告多次向被告催告的事实，且被告已通过昆明市明诚公证处于2019年9月16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关于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通知书的回复》，被告回复原告：梁红作为双方的联系人，被告曾试图通过梁红联系原告但无果，同时因原告在2019年9月14日前均未向被告做任何形式的催告，被告并不存在任何抗拒、拖延、拒不履行协议的行为，被告同意自原告收到回复后10个工作日内联系被告前往工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5、通话录音，欲证明2019年9月15日，被告与原告通话，通话中提到该通话确实是双方第一次联系，并不存在原告陈述的多次向被告催告的情形，同时原告通话中自认已是案涉公司股东，想委托梁总来帮她处理这个事情，同时原告约被告次日十点去工商部门办理，2019年9月20日，经被告邀约原、被告双方约定了2019年9月24日早上10点去西贡码头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2019年9月24日早上10点被告依约来到工商部门随后原告也到场，以上通话录音均能证实被告一直在积极主动联系原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且付出实际行动；6、股东转让申请，欲证明被告及其他几位小股东曾于2019年11月11日向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递交《股东转让申请》，希望公司能尽快协助原告去办理变更登记，被告已经在积极协调办理，被告并未过错和违约行为。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6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原告并非案涉公司人员，对该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不知情，并且《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上仅有19位股东进行签字，而根据双方认可，案涉公司目前是26位股东，且该会议并非是针对本案的股权转让形成；对证据3、4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一直没有变更登记是事实，至今为止原告仍并非是案涉公司的股东，没有任何股东权利；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认为其中后面两段录音原告也作为证据提交了，该三段录音所证明的是双方通过书面联系以及多次电话沟通，甚至双方都前往工商局去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至今无法办理股权登记是事实，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股权转让协议应予以解除。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3、4、5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2无法证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为复印件，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经本院审理查明并确认如下法律事实：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19日，工商登记的股东为丁小琳、杨发正、李菊芳、杨天贵、毛荣伟、段文忠（即本案被告）、杜晓克、朱红华、周炜雄、夏文斌、田阳春、张海红、高霖、李沅嵘、梁贞、李凌、钱福祥、赵艳艳、杨丽琼、陈露丹、郭志翀、张晰、王思佳、金琳敏、李斯江、昆明兴海绿化股份有限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谢字勇，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段文忠认缴出资额60万元。2018年1月29日，原告（作为乙方，受让方）与被告（作为甲方，出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经2018年1月29日，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在公司会议室研究同意，并由双方协商决定，达成如下事项：一、甲方（出让方）将其在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60万元，按60万元转让给乙方（受让方）；二、乙方（受让方）须于2018年3月30日前将人民币60万元支付给甲方（出让方）。昆明兴海园林养护有限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8年3月28日向被告支付了转让款60万元。原告陈述因不能办理股权变更事项，2019年9月12日，原告通过公证的形式向被告邮寄《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通知书》，载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原告按约全面履行义务，但被告未配合原告前往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现原告通知被告在接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联系原告，配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否则原告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该函件于2019年9月14日送达被告。2019年9月16日，被告通过公证的形式向原告邮寄《关于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通知书的回复》，称被告已按约全面履行义务，但截至收到通知书以前，原告并没有以任何书面、口头、电话或其他方式邀约被告与原告前往工商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被告无法取得原告的联系方式，被告同意配合原告在约定时间内前往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如若由于原告原因不能再约定时间前往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由原告承担任何因未能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引发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2019年9月24日，原、被告双方共同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缺乏有关材料，未能成功办理。现原告诉至本院主张如上诉请。本院归纳本案的焦点为：1、是否应当解除《股权转让协议》？2、被告是否应向原告退还股权转让款及支付资金占用费？本院认为：针对焦点1，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协议签订后，被告一直未能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截止庭前，也未能办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原告未享有作为股东应有的股东权利，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本院对被告辩解的办理变更义务为公司，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观点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针对焦点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基于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故被告应向原告退还股权转让款60万元，对于资金占用损失，基于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解除，被告占用原告资金，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考虑到双方办理变更工商登记需一定期限，本院酌情将起始期限宽限三个月，故被告应支付该款项自2018年6月29日起至实际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游敏与被告段文忠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由被告段文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游敏股权转让款6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6月29日起至实际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10243元，由被告段文忠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的申请执行期限为判决生效后二年内。审判员  付宜禾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杨玉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