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27民初4388号 原告：陶某某，男，1985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 被告：成某，女，1994年8月23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特别授权）、吴某某，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某，男，1991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 原告陶某某与被告成某、陈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某某，被告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吴某某，被告陈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原告与二被告于2019年3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由二被告退还原告已支付的45万元转让款，并赔偿原告工资及其他损失259,926.00元；2.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被告成某经营的弘源汽车服务公司主要从事汽车过户与上户等业务，被市面称为赫章第二个车管所。今年3月之前，公司经营正常且生意红火。后被告成某以身处外地不便管理提出转让公司,经朋友介绍，原告与被告成某与3月29日商谈转让公司事宜，后原告以501,860.00元的价格转让该公司。转让仅半月，汽车服务站就被赫章车管所口头告知按国家出台的“放管服”政策不许办理之前的业务，不允许收取任何费用。原告电话联系被告成某告知此情况，被告成某称过段时间就能正常收费。之后汽车服务站就一直亏本运营，免费办理过户与入户等。汽车服务站如果关门就会出现“市场消失现象”，以后开门就不会有生意。该状态持续至9月份，赫章县车管所下发正式通知《推进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20项措施实施细则》，汽车服务站被迫关门，才知道中了被告成某圈套。被告成某从事该行业，早就知道国家出台“放管服”政策，但却以50多万的价格将公司转让给原告，现汽车服务站基本不能收费，一文不值，为支付员工资及其他费用，原告已亏损上百万，被告转让公司的行为明显存在欺诈，为此诉至法院请求解决。 被告成某辩称：本案属于《民法总则》规定的有效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均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并没有违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序良俗原则，因此案涉合同有效。原告陈述的并非法律事实，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撤销合同是因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本案中原告并未提出是因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原告的请求既没有法律事实也没有法律规定，因此该合同不属于可撤销的合同，且被告成某已于合同签订当日履行了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本案不存在欺诈，根据原告主张的事实，放管服是大势所趋，也是各级各部门应该完成的政治任务。关于放管服的具体措施文件在政府相关部门网站进行公示，该事实属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事实，在汽车服务行业也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原告作为汽车经营的人员应该知道相关内容，被告成某无需举证证实，因此原告以被告成某未告知放管服政策主张欺诈，理由不成立。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与股权转让没有必然联系。股权转让之后原告认为该服务站没在存在的必要完全可以关闭，没有法律规定原告必须经营，与股权转让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且原告可以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就欺诈行为而言，根据原告的陈述，在其购买股权之前，弘源汽车销售公司的经营情况原告是了解的，放管服政策也是公开的，因此被告成某并没有欺诈行为，即便是车管所口头通知服务站不许收费，也应该是被告陈某承担责任。被告陈某当庭陈述其愿意退还股权继续经营，说明是能赚钱的，如果转让存在欺诈，被告陈某自损利益的行为，不符合常理。被告成某没有实施任何欺诈行为，请求驳回原告针对被告成某的诉讼请求。 被告陈某辩称：转让主要是成某与原告谈的，具体的内容我不清楚，当时我是不同意转让的，但成某说她是大股东，公司所有重要决定及费用的收取都是由成某决定。服务站不许收费是车管所的所长曾海于2018年7月告诉我的，当时还通知开会，是我去参会，9月1日下发正式的文件，没有收到纸质的文件，但在服务站的系统上可以看到这个文件。不许收费成某是知晓的，车管所的人到服务站告知过。股权转让之前我不认识原告，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才见到原告的，我不存在欺诈。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法律事实： 毕节弘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源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13日，注册资本2,000,000.00元，股东成某持股70%、陈某持股30%，股东成某实缴出资400,000元，成某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系公司经理；经营范围为汽车零售、汽车维修、汽车配件销售、汽车装饰销售，二手车交易，评估咨询，代办机动车注册、变更、注销登记、补证、换证业务，代办汽车贷款业务。2018年，经弘源公司申请，设立毕节市赫章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弘源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以下简称“弘源服务站”），该服务站作为车管所办理车驾管业务的延伸窗口，可以办理新车入户、免检车辆审验、驾驶证补证换证、核发临时行驶号牌、面签等业务。赫章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派驻覃强作为驻站民警、协警刘洋作为查验员，操作并监督服务站的代办业务。2018年，公安交管部门推行“放管服”改革措施。 2019年3月29日，原告（甲方）与二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次转让为乙方（成某）、丙方（陈某）将所属的100%股份及经营赫章县弘源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乙方将其持有的弘源公司80%的股权转让给甲方，丙方将其持有的弘源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甲方；乙方、丙方同意将持有的弘源公司100%的股份及弘源服务站以人民币501,860.00元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份；甲方先向乙方支付250,000.00元定金，待乙方、丙方转让过户给甲方后，定金抵作购买股权的价款，并在两日内向乙方支付201,860.00元，剩余50,000.00元在交警总队备案更改新法人后一日内付清；甲方购买乙方、丙方股权所支付的资金一律向乙方支付，由乙方根据《股东会决议》向丙方支付相应的资金。甲方与乙方共同对弘源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点，核对无误，验收完毕后，由甲、乙双方在清单上盖章、签字视为交付完成，交付完成后，乙方、丙方不再对弘源公司及弘源服务站负责，由甲方对其承担责任。协议签订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成某支付转让款450,000.00元，被告成某向被告陈某分配转让款100,000.00元。2019年4月2日，弘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变更登记为：法定代表人严旭，股东严旭、陶某某，分别持股70%、30%，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严旭、监事陶某某。2019年12月9日，原告以向二被告转让时隐瞒了公安交管部门推行“放管服”改革措施，服务站不得收取车辆入户照相、拓印等费用致公司亏损，存在欺诈为由，诉至本院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并赔偿损失。 另查明：2018年6月公安部推出4个方面20项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新举措，从2018年9月1日起全面启动推行。20项改革新举措四个减免的其中一项为免费拓印，即对办理机动车业务需提交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的，由车辆管理所、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等单位免费拓印，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拓印费用。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被告的答辩，《股权转让协议》、《推进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20项措施实施细则》、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本院依法调取的照片以及对刘洋、郑绍毕所作的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为凭。 本院认为，弘源服务站系由弘源公司申请，经审批报备后设立在弘源公司代为办理车驾管业务的窗口，其代为办理的车驾管业务是属公安交管部门行政职责的范畴，涉及的收费属于行政收费，并不具有盈利性质。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看，转让内容包括转让二被告所持有的弘源公司股份和代为办理车驾管业务的弘源服务站，但实质上原告与二被告转让的是弘源公司的股权，弘源服务站本系设立在弘源公司代为办理机动车业务的窗口，并不存在转让的问题。二被告作为弘源公司的股东，依法可转让其所持有的股权，原告与二被告均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均能独立行使民事权利，双方就转让公司股权达成合意，不存在意思表示的瑕疵，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就股权转让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原告认为二被告隐瞒了公安交管部门推行的“放管服”改革措施，不得收取照相、拓印费等，存在欺诈行为，主张撤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首先，公安部于2018年6月推出4个方面20项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新举措，从2018年9月1日起全面启动推行，该举措经多渠道宣传，已为公众所知晓，原告与二被告于2019年3月2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即使二被告未告知原告该事实，亦不构成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其次，弘源服务站系代办车驾管业务，并不具有盈利性质，是否免收照相、拓印等费用并不必然导致原告受让弘源公司股权时产生错误认识。综上，对原告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以推行“放管服”改革新举措免收拓印费用等导致亏损为由，请求二被告赔偿损失，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900.00元，减半收取计5,450.00元，由原告陶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松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