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29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西路18号川旅大厦8楼。法定代表人：孙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树林，四川闰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长帅，四川闰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发，男，196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秀荣，女，1968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霍某，女，199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201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法定代理人：霍某（系李某1的母亲），年籍同上。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方义，北京贾方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乘希，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968号12号楼203室。法定代表人：杨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304号楼C座101室。法定代表人：李阿红，总经理。上诉人四川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国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以及被上诉人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携程商务公司）、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携程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16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四川国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各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四川国旅公司为组团社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规定以及旅游行业惯例，北京携程公司为本次行程的签约旅行社即组团社，进行了收款和签约行为，对游客也进行了安全告知并获得了利润，应当对案涉事故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四川国旅公司自认收到预警、未能提供履行辅助人相关资质以及未向游客进行风险告知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由此认定四川国旅公司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川国旅公司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案涉邮轮倾覆系因局部的恶劣天气所致，属于不可抗力。一审法院仅依据新闻报道就认为相关船员已经收到预警信息、未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措施，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法院依据案外第三人的赔偿协议来认定本案的事实于法无据，且本案在泰国已经进行了处理，泰国政府对死者家属已经进行了赔偿，四川国旅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再次，因履行辅助人船公司购买保险故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获得110万元泰铢的保险理赔金，即便四川国旅公司要承担责任，该笔费用也应当在四川国旅公司赔偿的款项中扣除。被上诉人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提供书面答辩意见称，四川国旅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四川国旅公司为组团社符合客观事实；四川国旅公司自认收到预警，未能提供履行辅助人相关资质，未能向游客进行风险告知，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川国旅公司没有履行对游艇质量审核、保障游客安全的法定义务，案涉游船翻沉事故并非因不可抗力造成，李某2因沉船溺亡并不属于不能克服的情况；泰国政府给予遇难者家属的100万泰铢系泰国政府对遇难者家属出于安慰性质的赠与行为，并非泰国政府对该事故损害所进行的赔偿，不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扣除。被上诉人携程商务公司、北京携程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川国旅公司、携程商务公司、北京携程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360,680元（以下币种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被抚养人生活费414,1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46,992元、交通费28,372元。前述诉请均要求四川国旅公司、携程商务公司、北京携程公司连带承担100%的赔偿责任。2.判令四川国旅公司、携程商务公司、北京携程公司在《新京报》及携程旅行网官网上公开对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赔礼道歉，为期一周。3.本案诉讼费由四川国旅公司、携程商务公司、北京携程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亡者李某2（1992年9月4日出生）生前与霍某系夫妻关系，双方共同生育一女，即本案李某1。李金发和谢秀荣系李某2的父母。李某2除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外，无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2018年6月1日，霍某在携程商务公司经营的携程旅行网上订购了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8日“泰国曼谷+普吉岛+皮皮岛8日6晚半自助（5钻）”的旅游产品（订单号为5279043241），出行人为霍某和李某2。网络预订页面及行程订单上均显示“本产品由北京携程公司代理招徕，委托社为四川国旅公司，具体的旅游服务和操作由委托社提供”。霍某通过携程旅行网的支付端共计支付了16,552元，包括了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当天专属用车、门票等费用，其中还包括了附加产品游艇“大白号”大小皇帝岛【深潜（1次）+浮潜】一日游2份。携程旅行网网络预订页面对游艇“大白号”大小皇帝岛浮潜一日游（可升级深潜）进行的宣传介绍中，包括了对大白号的简述以及行程安排、活动时间的介绍：“法国进口的‘大白号’设备其中包括双引擎发动机、两台ISUZU发电机和意大利打气机……游艇可承载80人，但为保证顾客的舒适度，每天仅接待不超50人上限……1层室内独立空调舒适用餐区，2层全海景独立空调……还有水果和饮料全天免费供应……”。2018年6月11日，四川国旅公司通知北京携程公司，“客人订购行程升级的：游艇‘大白号’大小皇帝岛【深潜（1次）+浮潜】一日游项目，现因船只需进厂检修，于月内不能安排出海，现本社安排改乘‘凤凰号’（船身比‘大白号’更大，航行更稳定），行程内客类同。（客人如不想改用‘凤凰号’游艇，可选择取消‘大白号’大小皇帝岛【深潜（1次）+浮潜】一日游升级预订），麻烦请向客人确认是否同意改为安排‘凤凰号’游艇出海及通知我处”。霍某和李某2于2019年6月11日回复表示同意更改为“凤凰号”游艇出海。2018年7月1日，霍某与李某2夫妻二人如期出行，从北京乘坐飞机抵达泰国曼谷游玩。2018年7月5日，霍某和李某2在泰国曼谷参加“凤凰号”游船大小皇帝岛【深潜（1次）+浮潜】一日游，当天下午“凤凰号”游船从大皇帝岛返航时在泰国普吉安达曼海海域翻沉，导致李某2溺亡。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3月5日，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XX公司）与四川国旅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其中约定：……第二条合作内容……3.包价旅游产品代理：甲方（上海XX公司）同意作为乙方（四川国旅公司）及其经乙方授权的分子公司及办事处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的销售代理，在甲方网站或甲方的其他销售渠道直接销售乙方包价旅游产品，或将乙方包价旅游产品作为行程的一部分整合进入新的甲方包价旅游产品之后进行售卖……第三条合同权利义务……3.甲方代理销售乙方包价旅游产品时，可交由携程旅行网旗下其他关联公司直接与乙方以及经乙方授权的分子公司及办事处进行相关业务合作，但应提前通知乙方，并将乙方信息告知旅游者……（二）乙方权利义务……1.合法资质……1.2乙方保证提供给甲方销售的产品和旅游服务在乙方的经营范围之内，乙方及乙方选择的下游旅行社、酒店、餐厅、娱乐项目、车辆、司机、导游等旅游辅助服务者必须具备合法资质，否则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造成甲方损失或甲方因此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乙方应当全部赔偿……4.安全保障……4.4如乙方向甲方提供高风险项目服务，例如滑翔伞、热气球、动力伞等高空类项目……游泳、冲浪、漂流、摩托艇、游艇、水上飞伞及水上游乐设施等水域类项目……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至甲方处备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内容和玩法说明……紧急事件预案（含天气条件标准、安全员配备、安全员分布地点、急救程序、报警和送医程序等……若未至甲方备案，乙方不得擅自向旅游者推荐高风险旅游项目。因乙方提供的高风险旅游项目导致的游客健康安全伤害事故后果均由乙方承担）……。后上海XX公司将上述《合作协议》下的权利义务转移给其关联公司北京携程公司，四川国旅公司对此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再查明，霍某支付的旅游费16,552元的具体组成为：2人从北京出发前往泰国的往返飞机票6,416元、2人漂流项目458元、2人人妖秀项目258元、2人丛林飞跃项目698元、2人升级改选出海（凤凰号）696元、2人基本行程价格（地接套餐）9,750元、2人平安携程亚洲游境外保险费用276元，以上共计18,552元，扣除系统优惠2,000元后为16,552元。北京携程公司共计向四川国旅公司结算支付了10,029.65元，其中不含机票费和保险费，包含了补贴费1,500元（涉案订单系统错误优惠2,000元，由北京携程公司补贴四川国旅公司1,500元，四川国旅公司承担500元）。一审法院再查明，事发后，泰国政府给予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补偿金100万泰铢（折合人民币20万元），泰国相关保险公司给付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游客意外保险和游船乘客意外保险理赔款共计110万泰铢（折合人民币22万元）。四川国旅公司作为投保人投保了国寿旅行综合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李某2系被保人，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获得保险理赔款32.5万元。一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一致表示本案选择适用中国实体法律。一审审理中，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致使一审法院调解不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凤凰号”游船在泰国普吉安达曼海海域翻沉，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案件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四川国旅公司和北京携程公司的法律地位，即组团社的确定；二、携程商务公司、四川国旅公司和北京携程公司是否应就李某2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形式的确定；三、如携程商务公司、四川国旅公司和北京携程公司需承担赔偿责任的，具体赔偿数额的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组团社的确定。根据法律规定，组团社是指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旅行社。包价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履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两项以上旅游服务，旅游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本案中，从合同订立来看，四川国旅公司选择地接社，与泰国当地的地接社签署协议，向地接社预定相关的线路行程，北京携程公司作为四川国旅公司的代理人与霍某、李某2订立旅游合同，其中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饮等多项旅游服务，属于包价旅游合同。北京携程公司与霍某、李某2订立旅游合同时明确涉案旅游产品系由北京携程公司代理招徕，委托社及具体旅游服务提供者均为四川国旅公司，同时四川国旅公司在与北京携程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中授权北京携程公司利用网络平台代理销售其公司包价旅游产品，北京携程公司属于有权代理。因此，北京携程公司在本案中仅系代理销售旅游产品，且已经按约履行了代理义务，涉案包价旅游合同的相对方系四川国旅公司。从合同的履行来看，四川国旅公司自认由其公司向霍某、李某2邮寄出行通知书，并在机场召开行前会议，四川国旅公司实际履行了组团社的义务。故四川国旅公司系涉案旅游合同的组团社。四川国旅公司抗辩根据双方合作协议，其公司仅为操作社，并主张北京携程公司系组团社，但双方合作协议中包含了包价旅游产品代理的约定，北京携程公司在本案中已经按约履行了代理义务，现四川国旅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关于四川国旅公司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旅游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由于地接社、履行辅助人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旅游者可以要求地接社、履行辅助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要求组团社承担赔偿责任；组团社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地接社、履行辅助人追偿。本案中，李某2系因其乘坐的履行辅助人经营的“凤凰号”游船翻沉而导致溺亡，李某2自身并无过错，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凤凰号”游船翻沉的原因，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主张系“凤凰号”游船存在未设置海洋窗、卡车引擎改装、非造船厂制造、加装水泥块等诸多质量缺陷和质量问题导致。四川国旅公司对此均予以否认，认为“凤凰号”游船系因不可抗力（超过十级大风、暴雨及超过五米的巨浪）原因导致翻沉。一审法院认为，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具体包括战争、罢工等社会事件以及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我国驻宋卡总领事馆曾于2010年6月29日在其官网发布关于泰南地区简介，其中写明：西海岸濒临安达曼海……西海岸主要受西南季风影响，五至十月雨水较多，十一月至次年四月降水量小，海面风浪较小，西岸进入旅游旺季……。四川国旅公司作为专业的旅游经营者在设计旅游产品时应对相应风险进行安全评估，并确保旅游产品及服务的安全性。其公司应当知晓事发时涉案海域处于季风季节，下海游泳浮潜或乘船出海等涉水项目存在较高的风险。且四川国旅公司自认“当天早上确实船员收到了预警，但仅为普通预警，预警可能会出现2-3米的浪，10米以下小船禁止出海，‘凤凰号’不在其中”，也就是说在当天已经有预警的情况下，履行辅助人作为有经验的经营者，对当天天气的情况进行了充分预估的情况下，作出了可以出航的判断，并非属于不可预见、不可避免的情况。同时，四川国旅公司对于“凤凰号”游船符合安全性能要求和不存在质量问题负有举证义务，但四川国旅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凤凰号”游船依法登记，符合质量标准，具有相应的合格检测证明或适航证明。而游船在遇到风浪发生翻倒时，也并不必然导致沉船，以及在履行辅助人提供了充分的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游船翻倒也并不必然导致旅游者溺亡，故四川国旅公司不能证明李某2因沉船溺亡属于不能克服的情况。故对于四川国旅公司认为“凤凰号”游船因不可抗力翻沉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再次，四川国旅公司主张其尽到了谨慎选择地接社及行程前的安全风险提示义务，然在订单信息及出行通知书中均无针对季风季节乘船出海项目本身的危险性和风险的提示和警示。在将“大白号”游船更换为“凤凰号”游船时以及在有预警的出海行程当天，其也并未告知旅游者乘船出海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李某2在旅游行程中乘坐履行辅助人经营的“凤凰号”游船翻沉而导致溺亡，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作为李某2的近亲属要求作为组团社的四川国旅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四川国旅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地接社、履行辅助人追偿。其次，关于北京携程公司的责任。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提出北京携程公司因销售机票获益，应与四川国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四川国旅公司提出北京携程公司进行了收款及签约行为并获有利润，应当承担组团社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案，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系因李某2溺亡而提起民事侵权赔偿诉讼，而要求赔偿损失的主要理由为旅游经营者未尽到对旅游者的安全保障和安全提示义务，构成侵权。现根据所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北京携程公司作为四川国旅公司的代理人与霍某、李某2签订了包价旅游合同，北京携程公司系四川国旅公司的代理社，其与四川国旅公司就此所建立的关系也仅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北京携程公司并非包价旅游合同的相对方。且在涉案旅游产品的预订页面、订单信息中均未显示北京携程公司为联合组团社或共同组团社；从旅游合同行程制定以及合同的具体履行来看，均是由四川国旅公司选择地接社、定价、发放出团通知、召开行前会议，北京携程公司并未参与合同的具体履行；四川国旅公司在组织和接待旅游者旅游活动的过程中也未使用“携程”标识。四川国旅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与北京携程公司存在共同设计旅游产品、共同采购和安排地接社等共同经营行为，北京携程公司并非涉案旅游产品的经营者或经营管理的合作方，仅依据北京携程公司未与四川国旅公司结算机票费及收取了交易手续费，一审法院难以认定北京携程公司亦为本案旅游产品的组团社。故由于北京携程公司并非旅游合同的相对方和涉案旅游产品的提供者及组织者，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要求北京携程公司承担旅游过程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再次，关于携程商务公司的责任。携程商务公司系携程旅行网的平台提供者，具有居间人的身份，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本案中，携程商务公司对于通过携程旅行网售卖的产品具有依法进行审核的义务。携程商务公司虽对四川国旅公司的出境游经营资质进行了审核，然其在四川国旅公司售卖涉案“凤凰号”游船出海类产品的过程中同样忽视了安全风险的提示，未对出海类旅游产品尤其是季风季节乘船出海具有的高风险进行如实客观的告知，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携程商务公司对此虽在主观上难以构成明知的故意，但同样存在失察和没有尽到警示、提示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现携程商务公司表示愿意承担25%的补偿责任，于法不悖，也与其所应承担的责任程度基本相当，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合本案具体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四川国旅公司对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的损失承担75%的赔偿责任，携程商务公司对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的损失承担25%的赔偿责任。争议焦点三，本案赔偿数额应当根据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的诉请以及法律规定等予以确认。（1）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相关标准等，确定为1,360,680元（68,034元/年×20年×100%）。（2）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相关标准，确定为414,135元（46,015元/年×18年÷2人）。该项目应一并计入死亡赔偿金。（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损害后果、过错程度等，酌定为50,000元。（4）关于丧葬费，根据相关标准及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诉请等，确定为46,992元。（5）关于交通费，一审法院酌情对李某2的亲属李金发、谢秀荣、谢秀英往返机票费予以确认，对霍某返程机票费予以确认，对其他人员的机票费不予认可，故交通费酌定为19,888元。对于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要求四川国旅公司、携程商务公司、北京携程公司赔礼道歉的诉请，因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多种，赔礼道歉主要适用于人格权以及具有人格利益的权利受害，本案系生命权纠纷，现已支持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要求四川国旅公司、携程商务公司、北京携程公司进行经济赔偿的请求，故对其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一审审理中，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表示对于泰国相关保险公司给付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游客意外保险和游船乘客意外保险理赔款共计110万泰铢（折合人民币22万元）以及四川国旅公司投保的国寿旅行综合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赔付的保险理赔款32.5万元，同意在本案诉请中针对不同的责任人予以扣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四川国旅公司要求扣除泰国政府给予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补偿金100万泰铢（折合人民币20万元）的主张，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表示其与泰国政府签署的协议丢失，为便于本案事实查明提供了同一事故其他遇难者家属签署的材料供法院参考，从该材料中可以看到，遇难者家属向泰国政府提交的是补偿、补助和援助申请，因该款项系补偿性质，不减轻侵权人的赔偿义务。四川国旅公司对该款项性质有异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对四川国旅公司要求扣除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以上各项赔偿项目总计1,891,695元，扣除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已从泰国相关保险公司获赔的22万元，余款1,671,695元，由携程商务公司按照25%比例负担，由四川国旅公司按照75%比例负担，四川国旅公司已赔付的32.5万元应从其公司的赔付款中予以扣除。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五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四川国旅公司应赔付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共计1,253,771.25元，扣除四川国旅公司已赔付的325,000元，余款928,771.2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携程商务公司应赔付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共计417,923.7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92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8,460元，由四川国旅公司负担6,345元，由携程商务公司负担2,115元。二审中，上诉人四川国旅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凤凰号”游船许可执照及翻译件，证明“凤凰号”游船具有合法的下水资质，四川国旅公司及泰国当地履行辅助人已尽到审慎选择有资质船方的义务，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旅行意外险保险单及其翻译件，证明案涉赔付110万元泰铢的意外保险系泰国履行辅助人购买。四川国旅公司即便要承担责任，也应当将110万元泰铢从四川国旅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中予以扣除。经质证，被上诉人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对上诉人四川国旅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认为证据1只能证明“凤凰号”游船具有下水资质，但无法证明该船体本身质量合格；对于证据2，认为该项赔偿属于事故责任方对该起事故赔偿总额的一部分，应当在赔偿总额中予以扣除，而非在四川国旅公司一方的赔偿额中予以扣除。被上诉人携程商务公司认为上述证据1未经公证认证，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在受害人家属应获得的赔偿数额中已经扣除了该笔110万元泰铢。被上诉人北京携程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以及被上诉人携程商务公司、北京携程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核认为，上诉人四川国旅公司提供的证据1系境外形成的证据，未经公证认证，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即便真实，只能证明船只具有下水资质，无法证明船只船体质量合格，故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与本案争议有关，且被上诉人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具有涉外因素的侵权纠纷，各方当事人一审中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案件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四川国旅公司是不是组团社？二、四川国旅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三、四川国旅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提出的异议能否成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涉案旅游合同中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饮等多项旅游服务，属于包价旅游合同。从合同的签订过程来看，四川国旅公司与北京携程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中授权北京携程公司利用网络平台代理销售该公司包价旅游产品，系四川国旅公司的代理人，北京携程公司与霍某、李某2签订旅游合同系履行代理行为，且该旅游合同中也明确北京携程公司系四川国旅公司的代理人，故旅游合同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四川国旅公司承担。从合同履行来看，四川国旅公司与泰国当地地接社签订协议，向地接社预定路线，且四川国旅公司自认其公司向霍某、李某2邮寄出行通知书，并在机场召开行前会议，其已经实际履行了组团社的义务，并收取了包价旅游的费用。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四川国旅公司系组团社。四川国旅公司主张其并非组团社、不应当承担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对于案涉事故的发生，四川国旅公司作为组团社负有保障旅客安全的法定义务。四川国旅公司出具的“出行指南”中并未对“水上游艇”这一高危项目作出风险提示，也没有对本案旅游订单时间段属于泰国普吉暴风雨多发季节、泰国海上事故多发季节作出风险提示。此外，四川国旅公司主张案涉事故发生系不可抗力所致，其提供的媒体报道不能证明其此项主张。相反，在其未对“凤凰号”船舶质量进行审核的情况下将原定的游艇更换为“凤凰号”，没有履行对游艇质量审核、保障游客安全的法定义务。事发当日“凤凰号”游艇的船方已经接到了大风预警，但仍然坚持出航，且在沉船事故发生时未向游客及时提供救生设备，也是导致游客溺亡的原因。四川国旅公司作为案涉旅游项目的组团社，应当对地接社和履行辅助人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四川国旅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以依法向地接社和履行辅助人进行追偿。一审中携程商务公司自愿承担25%的补偿责任，故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具体情况酌定四川国旅公司承担7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赞成。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泰国政府给予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的100万元泰铢系泰国政府给予遇难者家属的经济补偿，不能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四川国旅公司要求在本案中予以扣除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获得的泰国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理赔110万泰铢（折合人民币22万元）属于人身意外险的理赔范围，在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应获得的总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缺乏法律依据。但一审中，李金发、谢秀荣、霍某、李某1自愿要求在其诉请的金额中予以扣除，系处分其自身权利，亦没有损害四川国旅公司的权益，现四川国旅公司要求在其承担的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四川国旅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920元，由上诉人四川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明艳审判员  沙茹萍审判员  刘 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盛 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