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05民初9号原告：黄红霞，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宇，陕西科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燕勇，陕西科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蕲春县。法定代表人：林朝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刚，山东齐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纪静，山东齐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李时珍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蕲春县。法定代表人：金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刚，山东齐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纪静，山东齐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红霞诉被告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时珍集团）、被告湖北李时珍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李时珍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后，被告李时珍集团、被告湖北李时珍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2019年4月10日本院作出（2019）鲁0105民初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湖北李时珍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湖北李时珍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不服该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2020年1月13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1民辖终5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之后，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红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宇、燕勇，被告李时珍集团、湖北李时珍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刚、贺纪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红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支付原告赔偿金386100元；2.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7月至10月工资76835.72元；3.两被告支付2017年年终奖176602元；4.两被告支付2017年群英奖21980元；5.两被告支付原告未安排带薪年休假工资74556.1元；6.两被告支付2008年至2013年费用节省奖励357120元；7.两被告支付2014年至2017年12月账款比与费用比考核办法规定的节约费用奖119040元；8.两被告支付2018年6、7、8月份未报销费用（已垫付）65924.01元；9.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黄红霞于2008年3月入职被告李时珍集团，担任山东省服务中心总经理一职，办公地点为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凤凰山庄，劳动合同履行地在济南市天桥区。原告表现良好，业绩突出，为公司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被告湖北李时珍公司系被告李时珍集团全资子公司，2017年8月18日根据被告李时珍集团下发《关于使用“湖北李时珍药业股份”签订劳动合同的通知》的要求，与湖北李时珍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018年7月25日，被告李时珍集团在山东召开全省经理人业务会议，作出李时珍销售中心办法【2018】政50号文件，诽谤、诬陷原告，撤销原告的一切职务。至原告申请仲裁之日，两被告均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并拖欠原告工资。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未安排带薪年休假工资303448元，不能因为原告是山东服务处总经理，责任就由自己承担。原告既是山东服务处总经理，也是被告的员工，服从被告工作安排，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安排带薪年休假工资合理合法。原告要求支付2008年至2013年费用节省奖励357120元、支付2014年至2017年12月账款比与费用比考核办法规定的节约费用奖119040元，若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基础数据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不到庭举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6、7、8月份未报销费用（已垫付）65924.01元，事实清楚，依法也应予以支持。被告李时珍集团、被告湖北李时珍公司辩称，第一，两被告合法解除与原告的合同关系，无需承担经济赔偿责任。1.因原告与两被告存在重大争议，两被告依法行使公司自治权，免除其省区经理职务。2018年7月25日，两被告在山东省召开全省经理人业务会议，会议期间有人勾结外部黑恶势力对会议进行冲击及对同事进行威胁，迫使会议中断，两被告工作人员当场采取报警措施以制止其暴力行为。该行为影响十分恶劣，导致原告与两被告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最终对簿公堂。该职务免除行为是正常的公司内部自治和管理行为，免除职务不代表解除合同关系，原告仍应服从公司安排及时到岗工作和交接。2.在免职之后，两被告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告知及催促义务，及时督促原告到岗交接和另行安排工作，对合同关系的解除不存在过错。在2018年7月26日对原告作出免职决定之后，原告即开始旷工。两被告通过多种途径通知原告到岗交接工作以及对其进行新的工作安排，但原告拒接电话、拒收邮件、不回短信，表现出拒不配合的态度。在僵持了三个月之久，两被告才无奈通过邮件和短信的方式通知原告解除双方合同关系。两被告已经穷尽可能的方式来告知及催促原告到岗交接及安排新工作，原告的拒不配合导致双方无法有效沟通，两被告对劳动关系的解除不存在过错，是合法解除合同关系，无需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两被告履行通知和催促义务的主要表现为：2018年7月26日作出李时珍营销中心办发【2018】政50号文件，免除原告山东省级总经理职务；2018年8月1日，两被告通过EMS邮政快递（快递单号：1022501620528/1022501622828）向原告身份证上家庭住址和其在《劳动合同书》中所留的联系地址邮寄了【2018】政53号文《关于山东省服务中心由营销中心接管的通知》，通知原告与陈建森经理进行交接，原告拒不接听电话、拒不露面、拒收邮件；2018年9月20日和2018年9月25日，两被告通过EMS邮政快递（快递单号：1022501618828／1022501616528（本人已签收））向原告身份证上家庭住址和其在《劳动合同书》中所留的联系地址邮寄了《通知书》，催促其到岗工作，否则两被告将依约行使合同解除权，原告拒收一份、签收一份；因原告长时间不到岗及交接工作，给两被告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巨大影响，2018年10月31日，两被告通过EMS邮政快递（快递单号：1022501619128（本人已签收）/1022501614328）向原告身份证上家庭住址和其在《劳动合同书》中所留的联系地址邮寄了解除劳务关系的《通知书》，并同时通过短信方式向原告送达该《通知书》，正式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务关系，原告拒收一份、签收一份；因原告拒不交接给两被告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巨大影响，2019年5月27日，两被告通过EMS邮政快递（快递单号：1025239425529/1025239426929）向原告身份证上家庭住址和其在《劳动合同书》中所留的联系地址邮寄了催促交接的《通知书》，原告仍然拒收邮件；2019年6月3日，两被告通过短信方式再次送达该催促交接的《通知书》，原告未回复。3.根据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及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之约定，原告违反公司规定旷工达三个月之久，两被告有权与其解除合同关系。根据原告与两被告于2017年8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甲方规章制度的：其中，甲方的规章制度以签订本合同时，甲方已经制定并公示的规章制度内容为准，甲方有权根据公司管理的实际情况调整并完善规章制度。公示后即对乙方有约束力”和第三款“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甲方利益造成巨大损害的：出现下列情形之一为甲方利益的重大损害：在本单位造成普遍负面影响；在工作场所中，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聚众怠工等严重扰乱公司正常工作秩序或严重影响公司形象的”，两被告有权解除合同。根据《李时珍医药集团管理制度汇编》（2015年5月修订）第三篇第十一章第六条第一款“如有以下行为者，按旷工处理：（1）未按规定手续请假者；”以及第二款“无故旷工者，集团视为重大违纪，扣罚2倍工资，并取消当年年终奖；无故旷工累计达3天者，集团将与之解除劳动关系”。因原告无故旷工已达三个月，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规定，两被告有权与其解除合同关系。原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书》约定，两被告依法依约行使合同关系解除权，无需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第二，2018年7月－10月，原告无故旷工，依据公司规章制度，两被告无需向其支付工资，且应扣罚2倍工资。根据《李时珍医药集团管理制度汇编》（2015年5月修订）第三篇第十一章第六条第一款“如有以下行为者，按旷工处理：（1）未按规定手续请假者；”以及第二款“无故旷工者，集团视为重大违纪，扣罚2倍工资，并取消当年年终奖；无故旷工累计达3天者，集团将与之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7月-10月，原告未按规定手续请假而无故旷工，根据公司规章制度，两被告无需向其发放工资，反而应当扣罚2倍工资。2018年7月-10月，原告未向两被告提供任何劳动而主张该期间工资，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公司内部规章，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反而是原告应该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向两被告支付2倍工资的罚款，并与本案中其他应支付费用互相抵扣。第三，2017年度群英奖归属于团队，与省区总经理个人无关。根据李时珍营销中心办发【2017】政66号《2017年集团年终奖金发放方案》对群英奖的规定可知，“省总对本奖金有自主分配权，该奖金应运用于团队建设项目的支出，优先考虑奖励考核合格的服务处，以及用于优秀员工退休、优秀员工医社保超出公司承担义务缴交范围的额外费用支出、经理人市场调动外派、员工技能提升在培训和学习方面（艾灸、刮痧、团队拓展等等）的费用支出，此项奖金必须2018年使用完毕，在使用支付该奖金时须提交相同项目、同等金额的发票供公司出账，具体方案须报备营销中心，并填写《预留奖金分配方案表》。”群英奖（又称团队建设奖）归属于团队，应运用于团队建设项目的支出，与省区经理个人无关，原告无权主张群英奖的35%归其个人所有，所以原告的该项诉求不应得到支持。第四，考虑到省区经理工作的特殊性，其薪资组成中已包含固定加班补贴，无需再另行向其支付任何加班工资。根据《李时珍医药集团管理制度汇编》（2015年5月修订）第二篇第五章第一条第二款“月薪=基本工资+固定加班工资+岗位职补工资+销货收入提成+电话津贴”以及第二条第四款“集团对各级经理薪酬设计时，已将日常加班工资制定成固定加班工资，因此，各级经理人不得在单独支付个人任何加班工资”，可知经理人薪资中已包含固定加班补贴，无需再另行向其支付任何加班工资。根据李时珍营销中心办发【2016】政43号《关于全国经理人薪资调整的通知》，原告适用其中省四级的薪资标准，即工资＝基本工资6000元+加班2900元+职补7100元+话补500元+回款3‰+16000元+话补500+回款3‰。李时珍营销中心办发【2017】政53号《关于使用“湖北李时珍药业股份”签订劳动合同的通知》已明确经理人采用不定时工作制，不存在加班的说法。原告每月已领取固定加班补贴2900元，且原告作为山东省区经理，对本部门全体工作人员工作和休息的部署负有直接责任，其对本人工作与休息的安排应视为对自身劳动权利的合法处置，因而无需再另行向其支付年休假加班补贴。第五，节省奖励是费用比、账款比考核，每年度的节省费用奖励已包含在年终奖范围内一并执行，无需另行核算发放。由2015年-2016年经理人年终奖核算表可知，节省奖励是费用比、账款比考核，每年度的节省费用奖励已包含在年终奖范围内一并执行完毕，无需另行核算发放，原告关于2008年度-2017年度的节省费用奖励不应得到支持。《李时珍医药集团管理制度汇编》第十九页第一条第四款第二点明确规定，费用比放宽的部分不计入奖励，所以原告一直主张的关于2%费用比的节省奖励不符合公司规章制度，不应得到支持。第六，针对原告所主张的2018年6月-8月份各项报销费用，其应提供相应财务凭证证明实际支出且需证明该等支出与工作有关，否则原告的该项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两被告提供的2018年6月2162元住宿费报销单据，结合原告提供的报销明细可知两被告已将该部分费用报销完毕，原告关于该部分费用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第七，原告作为省区经理人，掌握两被告大量重要文件、技术资料、财务资料等，原告迟迟不与两被告交接，影响了两被告的正常生产经营，并产生巨大经济损失。根据原告与两被告于2017年8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四十一条之规定，“本合同解除或终止时，按照法律规定甲方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按照法律规定支付。本合同期限内及本合同终止、解除前，如乙方持有甲方的各种文件、技术资料、通讯设备、劳动工具、交通工具等工作单位资产，乙方应无条件立即归还甲方，如有遗失、损坏应予以赔偿。否则，甲方有权扣留乙方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款项。”原告作为省区经理人，掌握两被告重要文件及各种技术资料、财务资料等，在免职及离职后，均负有及时交接的义务。原告拒不配合交接，并带走大量重要资料，影响了两被告正常的生产经营，给两被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两被告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第八，依《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等规定，故2016年4月10日后，双方劳动关系应终止，此后双方是劳务关系，本案解除的是双方的劳务关系，适用民法，不适用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规，依法也不应依据劳动合同法支付赔偿金。第九，黄红霞的劳动仲裁申请书中“申请事项”的第六、七、八项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第十，（2019）鄂11民辖终43号《民事裁定书》现仍生效，故本案管辖权争议现并未彻底解决，管辖权争议现真正形成。请贵院中止审理本案,就民事案件立案时间的认定标准，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批复》，并就本案报请共同上级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以彰显司法公正，确保同案同判。综上所述，原告无故旷工达三个月以上，两被告有权依法依约与其解除合同关系，该等解除为合法解除，依法无需支付经济赔偿金；2018年7月-10月，因原告自身无故旷工，未向单位提供任何劳动，两被告依约无需向其支付任何工资，反而应扣罚2倍工资；2017年度员工年终奖我方认可金额为175435.9元；2017年度群英奖是发放给团队的，应用于团队建设，与省区经理个人无关，原告无权主张其中35%归其所有；考虑到省区经理工作的特殊性，其薪资组成中已经包含固定加班补贴，无需向其另行支付年休假补贴，且原告作为省区经理对其自身的休息休假具有合理处置的权利；节省费用奖励已包含在年终奖范围内一并执行，无需另行考核支付；原告主张的2017年6月-8月的各项费用报销中，已将单据交至两被告处的报销中2162元已支付，剩余部分应提供相应单据证明实际支出且费用用于工作，否则不应由两被告承担相应费用。恳请法院综合考量以上因素，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或暂中止审理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3月1日，原告黄红霞入职被告李时珍集团从事山东省省级经理人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2017年8月1日，原告黄红霞与被告湖北李时珍公司就其原工作继续签订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于2018年7月31日到期。工作期间，两被告并未为原告黄红霞缴纳社会保险。原告黄红霞于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月平均工资为19208.93元；于2009年至2018年当年的月平均工资分别为：7221.5元、9824.33元、13761.6元、15539.8元、18679.2元、18726.3元、18596元、19705.9元、21904.1元、18201元。2018年7月26日，被告李时珍集团发布李时珍营销中心办法【2018】政50号文件《关于山东省级总经理黄红霞的罢免通告》，载明：“营销中心于2018年7月25日在山东省办召开全省经理人业务会议，对山东省进行市场部署和工作布置。会议期间，山东省黄红霞总经理与奚晨勾结外部黑恶势力，对会议进行冲击及对同事进行人身威胁，迫使会议中断。其主观上抗拒公司的工作安排、行为恶劣，造成极大的破坏。鉴于以上行为，决定罢免黄红霞省级总经理等一切职务，原省级直管的服务处和区域，由营销中心全面接管，即日生效！”2018年8月1日，被告李时珍集团出具李时珍营销中心办法【2018】政53号文件《关于山东省服务中心由营销中心接管的通知》，载明：“…营销中心研究决定如下：一、坚决拥护集团总裁在现场做出的正确决定，免去黄红霞省级服务中心总经理等一切职务，不再负责山东省一切业务及管理工作，其工作岗位待完成山东省所交接工作再另行安排。二、营销中心【2018】政49号文《关于山东省市场调整及人事任命的决定》，暂停执行。营销中心全面接管山东省服务中心，并委派陈建森担任山东省服务中心代理总经理。三、要求黄红霞立即将山东省所有工作及掌管的资产、资金、资料、物资、票信息材料、客户关系等，全部移交给陈建森，并按《管理制度汇编》完成工作交接，配合营销中心财务稽核。于2018年8月10日前完成所有移交工作，不配合移交工作将被追究责任，逾期不移交公司财物将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2018年11月9日，原告黄红霞作为申请人，以被告李时珍集团、湖北李时珍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济南市天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解除申请人与两被申请人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李时珍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2.两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480000元；3.两被申请人补发申请人2018年7月以来的工资100000元；4.两被申请人支付2017年年终奖176602.0元；5.两被申请人支付2017年群英奖21980元；6.两被申请人支付年休假未安排休息计11年303448元；7.两被申请人支付2008年至2013年费用节省奖励357120元；8.两被申请人支付2014年至2017年12月账款比与费用比考核办法规定的节约费用奖计119040元；9.两被申请人支付2018年6、7、8月份未报销费用（已垫付）65924.01元。2018年12月18日，济南市天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济天劳人仲案（2018）62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申请人黄红霞与被申请人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李时珍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51978元；三、被申请人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2018年7月至10月工资76835.72元；四、被申请人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2017年年终奖176602元；五、被申请人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2017年‘群英奖’奖金21980元；六、被申请人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报销费用20116.86元；七、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原告黄红霞于法定期限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李时珍集团、被告湖北李时珍公司于法定期限内向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8年8月3日，原告黄红霞作为原告，以被告李时珍集团为被告向本院提起名誉权纠纷诉讼，请求：“1.判令李时珍公司立即停止侵犯黄红霞名誉权的行为，向黄红霞公开书面赔礼道歉，并通过公司红头文件通告的方式为黄红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2.判令李时珍公司赔偿黄红霞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及为制止李时珍公司侵权产生的合理费用1万元，共计31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李时珍公司承担。”2019年3月25日，本院作出（2018）鲁0105民初43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文件形式（内容应经一审法院审核）撤销李时珍营销中心办发[2018]政50号《关于山东省级总经理黄红霞的罢免通告》中的‘山东省黄红霞总经理与奚晨勾结外部黑恶势力’、李时珍营销中心办发[2018]政53号《关于山东省服务中心由营销中心接管的通知》中的‘山东省服务中心总经理黄红霞，伙同他人勾结社会黑恶势力’的内容，以书面文件形式为黄红霞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内容应经一审法院审核），并在云之家网络工作平台上和‘李时珍山东好汉群’微信群上公布以上书面文件，公布期限为15天；二、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赔偿黄红霞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赔偿黄红霞律师代理费1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四、驳回黄红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黄红霞及被告李时珍集团均对该民事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9月11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1民终700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黄红霞并非对李时珍公司作出的结论或处理决定不服，而是对相关处理决定中‘山东省黄红霞总经理与奚晨勾结外部黑恶势力’、‘山东省服务中心总经理黄红霞，伙同他人勾结社会黑恶势力’的事实认定有异议，其以李时珍公司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时珍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山东省黄红霞总经理与奚晨勾结外部黑恶势力’、‘山东省服务中心总经理黄红霞，伙同他人勾结社会黑恶势力’的相关事实，该事实亦未经国家有权机关作出认定。因此，李时珍公司在李时珍营销中心办发[2018]政50号、53号文件中分别认定‘山东省黄红霞总经理与奚晨勾结外部黑恶势力’、‘山东省服务中心总经理黄红霞，伙同他人勾结社会黑恶势力’，其没有事实依据。且黄红霞提交的其自云之家上下载的李时珍营销中心办发（2018）政50号、53号文件、李时珍公司的员工孙启刚、张丽彬、李时珍山东好汉群、刘智华、张志刚、章丽萍、李延君、客户李莲莲发送微信、短信截屏，能够证明李时珍公司的工作人员已将上述文件内容在其公司云之家工作平台上及微信群中予以发布，导致黄红霞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评价降低，对黄红霞的名誉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时珍公司侵害了黄红霞的名誉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并无不当。对黄红霞要求李时珍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即撤销李时珍营销中心办发[2018]政50号、53号文件中分别认定的‘山东省黄红霞总经理与奚晨勾结外部黑恶势力’、‘山东省服务中心总经理黄红霞，伙同他人勾结社会黑恶势力’部分内容，要求李时珍公司通过作出公司红头文件的公告方式为其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在云之家李时珍公司网站上和山东好汉群上公布以上文件，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均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民事判决书现已生效。再查明，2017年济南市法人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70196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对原告黄红霞提起的各项诉讼请求均各执一词，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及相关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第一，关于两被告解除与原告黄红霞劳动合同是否存在违法解除的问题。原告黄红霞称，被告作出的罢免决定缺乏事实依据且涉嫌侵权，因此该罢免人事处理决定不成立；被告违法作出罢免人事决定后未撤销该决定也未按照该决定所规定的对原告另行安排其他工作导致原告履行劳动合同存在障碍；被告所主张的对原告进行调整岗位以及之后向原告发送的催告函当中提到的待交接后调整工作岗位，该处理方式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单位无权对劳动者擅自调整工作岗位，因此对于单位的催告劳动者无义务进行配合，因此单位以劳动者未提供劳动或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构成违法辞退因此劳动者享有赔偿金请求权。两被告称，按照原告黄红霞的逻辑只要是当上了省级经理公司以后就没有任何权利来调整其工作岗位，所有调整其工作岗位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从公司的治理及运营而言对于相关工作岗位人员的人事任命及调整是公司的自治权，是公司用人自主权，因此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公司免除原告的省级经理职务是公司依法享有权利，而免除其省级经理职务其作为合同相对一方有义务配合交接，在交接未完成之前公司也有权利决定是否对其工作岗位予以确定，在免除原告省区经理后原告即不再到岗既不进行交接也不配合相关工作，其已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为此，公司按照原告的身份证住址信息及劳动合同中所预留的住址信息向原告通过EMS邮寄相关的告知文件，该EMS邮寄过程中并附有原告的手机号码，同时公司还安排工作人员以短信的方式多次通知原告相关文件内容及特快专递单号，要求其尽快查收并办理交接手续，因此作为单位已经尽到了可以尽到的一切手段和方式来通知原告履行一个劳动者应尽的义务，在原告没有任何理由旷工达三个多月的情况下，公司才依据单位的规章制度与原告解除合同关系,因此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合法正当的,并非违法解除。对此，两被告提交证据如下：【2018】政53号文《关于山东省服务中心由营销中心接管的通知》和EMS邮政快递单据（快递单号：1022501620528/1022501622828）；催促到岗《通知书》和EMS邮政快递单据（快递单号：1022501618828／1022501616528）（本人已签收）；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EMS邮政快递单据（快递单号：1022501619128（本人已签收）/1022501614328）和短信通知截图；催促交接《通知书》、EMS邮政快递（快递单号：1025239425529/1025239426929）和短信通知截图。原告黄红霞质证称，对【2018】政53号文《关于山东省服务中心由营销中心接管的通知》和EMS邮政快递单据（快递单号：1022501620528/1022501622828）真实性认可，但邮件原告未收到，通过微信收到别人给原告发的；对催促到岗《通知书》和EMS邮政快递单据（快递单号：1022501618828／1022501616528）真实性不认可，该文件未有效送达且邮政回单显示未妥投；对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EMS邮政快递单据（快递单号：1022501619128/1022501614328）和短信通知截图真实性无异议，该邮件原告黄红霞已收到，对通知书内容有异议，两被告不享有法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因被告违法对原告停职，并拒不撤销该停职决定，导致原告未能提供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义务，被告对原告不能提供劳动义务负有直接责任，其无权以劳动者未提供劳动为由辞退劳动者，因此其解除通知属于违法辞退；对催促交接《通知书》、EMS邮政快递（快递单号：1025239425529/1025239426929）和短信通知截图真实性有异议，该材料未有效送达，且原告对内容持有异议，理由为被告催告原告履行相应义务的前提是其义务合法或具有合同依据，本案系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有权拒绝基于此违法解除而形成的交接义务或交接责任，被告也无权催促原告履行上述义务，因此被告欲证明其依法行使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以及催促劳动者履行交接不合法，劳动者无义务配合。对两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2018】政53号文《关于山东省服务中心由营销中心接管的通知》和EMS邮政快递单据（快递单号：1022501620528/1022501622828）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催促到岗《通知书》和EMS邮政快递单据（快递单号：1022501618828／1022501616528）的真实性，虽原告黄红霞提出异议，但并未相关反驳证据，故对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EMS邮政快递单据（快递单号：1022501619128/1022501614328）和短信通知截图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催促交接《通知书》、EMS邮政快递（快递单号：1025239425529/1025239426929）和短信通知截图的真实性，虽原告黄红霞提出异议，但并未相关反驳证据，故对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第二，关于两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黄红霞2018年7月至同年10月的工资问题。原告黄红霞称，其于2018年7月26日被罢免职务之后仍正常到办公室上班，因工作被罢免所以无法从事原工作，直到2018年10月下旬。为证明其主张，提交2018年9月10日照片两张。两被告对照片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无法证实原告是在被免职后仍然在公司上班，且按照原告自己的证明说辞其提到多次到工作场所这与原告所提到的一直在上班不符，所以该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两被告称，原告黄红霞于2018年7月26日免职之后未再到被告处上班，两被告自作出免职通知后已经履行了及时的催促及告知义务，督促其到岗工作和交接工作。对原告黄红霞提交照片的真实性，虽两被告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交相关反驳证据，且因自2017年7月26日两被告将原告黄红霞免职亦未安排其他工作，仅要求原告黄红霞进行工作交接，故原告黄红霞不能如常工作。第三，关于两被告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年终奖的数额问题。原告黄红霞称，两被告应向其支付2017年年终奖176602元，并提交2017年山东经理人年终奖核算表。两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数额有异议，认为原告黄红霞2017年年终奖应为175435.9元，且因原告黄红霞未按照公司规定将所有掌控的资料予以移交，且按照公司规定员工未到岗上班应扣发两倍的工资，故未对其支付该年终奖。关于原告黄红霞于2017年年终奖的数额问题，两被告对数额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且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其数额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第四，关于两被告是否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2017年群英奖的问题。原告黄红霞称，根据2015年公司管理制度汇编市场级别上升奖励政策规定，经理人获得群英奖奖金总额的35%，即62800元的35%，为21980元，该奖项明细已经由两被告新派任的山东省服务中心代理总经理陈建森签字确认。为证明其主张，原告黄红霞提交群英奖荣誉证书、2017年度李时珍集团年度评优颁奖典礼现场照片及微信朋友圈截图、李时珍医药集团2015年管理制度汇编、李时珍医药集团公司未发放黄红霞八项费用明细表。两被告对原告黄红霞提交的群英奖荣誉证书、2017年度李时珍集团年度评优颁奖典礼现场照片及微信朋友圈截图、李时珍医药集团2015年管理制度汇编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群英奖并非奖励给原告个人而是属于团队，应用于团队建设与省区经理个人无关，且2015年公司管理制度汇编市场级别上升奖励政策的规定不是群英奖的奖励政策；对李时珍医药集团公司未发放黄红霞八项费用明细表的真实性不确定，并认为该证据并非最终的、确认的费用明细。两被告为证明其抗辩意见，提交李时珍营销中心办发［2017］政66号《2017年集团年终奖金发放方案》，关于团队建设奖“省总对本奖金有自主分配权，该奖金应运用于团队建设项目的支出，优先考虑奖励考核合格的服务处，以及用于优秀员工退休、优秀员工医社保超出公司承担义务缴费范围的额外费用支出、经理人市场调动外派、员工技能提升在培训和学习方面（艾灸、刮痧、团队拓展等待）的费用支出，此项奖金必须2018年使用完毕，在使用支付该奖金时须提交相同项目、同等金额的发票供公司出账，具体方案须报备营销中心，并填写《预留奖金分配方案表》。”原告黄红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根据2015年公司管理制度汇编市场级别上升奖励政策规定经理人获得总额的35%，而根据［2017］政66号《2017年集团年终奖金发放方案》规定“省总对本奖金有自主分配权”，且对上述奖项的分成原告黄红霞已于2019年1月提出并由陈建森签字确认，两被告在当时并未提出异议。关于原告黄红霞提交群英奖荣誉证书、2017年度李时珍集团年度评优颁奖典礼现场照片及微信朋友圈截图、李时珍医药集团2015年管理制度汇编的真实性，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李时珍医药集团公司未发放黄红霞八项费用明细表陈建森签字的真实性虽两被告未确认，但未能提交相关反驳证据，故对真实性，本院亦予以确认；对两被告提交的李时珍营销中心办发［2017］政66号《2017年集团年终奖金发放方案》真实性，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五，关于两被告是否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的问题。原告黄红霞称，其工作期间，公司没有安排原告休假，且公司相关制度中也没有载明原告黄红霞能够带薪休假，因此两被告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为证明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数额，原告黄红霞提交历年平均工资及年休假工资计算明细。两被告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系原告黄红霞的单方制作。两被告称，是否休带薪年休假是由劳动者提出申请由公司决定是否同意，原告黄红霞从未向两被告提出过该请求，同时根据公司规章制度，部门经理人的工资已经考虑到实施弹性工作制，其薪酬包括基本工资加固定加班工资，因此原告黄红霞的主张缺乏基本事实理由。对原告黄红霞提交的历年平均工资及年休假工资计算明细的真实性，两被告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由其掌握的员工工资发放记录，予以反驳，故对原告黄红霞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第六，关于两被告是否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2008年至2013年费用节省奖励的问题。原告黄红霞称，该费用节省奖是单位对山东地区的费用支出有考核标准，如果费用支出低于考核比例就有奖励，每节省一个点给经理人一定数额的奖励，2008年标准为160元、2009年至2011年920元、2012年为1080元、2013年为1240元。为证明其该项主张，原告黄红霞提交李时珍医药集团2008年管理制度汇编、李时珍医药集团2011年管理制度汇编、山东省2009年销售业绩一览表、山东省2010年年终奖核算表、山东省2011年终奖核算表、山东省2012年年终奖核算明细表、山东省2013年全年年终奖核算明细表。两被告质证称，对原告提交的李时珍医药集团2008年管理制度汇编及李时珍医药集团2011年管理制度汇编的真实性不确认，2008年、2011年版本已经失效，且因2008年的管理制度汇编因年代久远，原件已无留存，故对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山东省2009年销售业绩一览表、山东省2010年年终奖核算表、山东省2011年终奖核算表、山东省2012年年终奖核算明细表、山东省2013年全年年终奖核算明细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系原告黄红霞单方制作。两被告称，原告黄红霞主张的账款比、费用比项下节省费用奖励已经包含在年终奖范围内一并执行完毕，两被告并不拖欠黄红霞任何节省费用奖励，且原告黄红霞对2014年至2016年节省费用奖励已发放的事实无异议，反而去追溯2008年到2013年的节省费用奖励，这明显与常理不符。两被告提交2012年至2017年年终奖费用统计表。原告黄红霞对2012年年终奖明细表真实性认可，但该表上未载明“2012年全年末奖惩金额”，故两被告未向原告支付2012年的节省费用奖39139.2元；对2013年山东省全年年终奖表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表载明“2013年全年末奖惩金额”为6027.71元，该款项原告黄红霞在主张时已经扣除，故根据考核办法，两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2013年节省费用奖35487.49元，因此两被告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2008年至2013年节省费用奖共计512170.69元。关于原告黄红霞提交的李时珍医药集团2008年管理制度汇编、李时珍医药集团2011年管理制度汇编，两被告对真实性未予以确认，但原、被告提交的2011年管理制度汇编内容一致，且两被告对原告黄红霞提交的2008年管理制度汇编未能提交证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山东省2009年销售业绩一览表、山东省2010年年终奖核算表、山东省2011年终奖核算表、山东省2012年年终奖核算明细表、山东省2013年全年年终奖核算明细表虽未加盖两被告印章，且两被告未予以确认，但两被告提交的2012年、2013年的年终奖费用统计表与2012年、2013年的相应年终奖核算表记载内容一致，对于其他年份的核算表，两被告未能提交相关反驳证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两被告提交的2012年至2017年年终奖费用统计表，原告黄红霞对2012年、2013年的年终奖费用统计表予以确认，未对2014年至2017年年终奖费用统计表予以确认，但原告黄红霞对此亦未能提交相关反驳证据，故对两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因2017年年终奖费用统计表中与原告黄红霞提交的2017年山东经理人年终奖核算表在“2017年全年未奖惩金额”部分数额有所不同，且两被告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该证据对原告黄红霞2017年年终奖数额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可。第七，关于两被告是否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2014年至2017年12月账款比与费用比考核办法规定的节约费用奖的问题。原告黄红霞称，该请求是指2014年后开始走药批费用考核时放宽两个点，但未给原告黄红霞核算放宽的两个点的节省费用奖励。两被告称，在公司制度汇编中账款比考核的放宽政策规定，放宽部分不予奖励。对于此，两被告提交的李时珍医药集团2015年管理制度汇编中载明：“账款比考核的放宽政策：核算服务处账款比年均服务处业绩每增长10%，账款比在3倍基础上再放宽0.2倍；账款比倾斜最高不超过4倍（含4倍），即业绩增长100%以上均按此计算，但放宽部分不予奖励。”第八，关于两被告是否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2018年6月至同年8月报销款的问题。原告黄红霞称，2018年6月应报销费用为16524.86元，单据已交给公司，扣除已支付的2162元，剩余14362.86元未支付；2018年7月3592元单据已交给公司，剩余8522.52元报销单据及2946.93元垫付奚晨的报销单据在原告处未报销、2017年8月的5537.7元报销单据在原告处未报销、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办公室半年房租15600元及同期的员工宿舍半年房租13200元两被告未给原告报销。为证明其主张，原告黄红霞提交6月-8月未报销总费用汇总表；黄总7月未报销费用；2018年7月省办费用票据；7月个人业务费用票据；8月个人业务费用；凤凰山庄10号楼1单元1401室房屋租赁合同、汇款审批表、租金收据、门房钥匙移交收据；金凤苑5号楼2单元902室租赁合同、收条、支付凭证。两被告质证称，对6月-8月未报销总费用汇总表真实性无法确认；对2018年6月-7月已提交公司报销单据的，其中2162元已支付，对于其他17954.86元，两被告同意支付；对原告黄红霞提交的其他单据，因原告自2018年7月26日之后未再到岗上班，故对此之后的单据两被告不认可，其所主张的8月份的报销单据包括返回西安老家的个人费用，两被告无需报销；奚晨个人费用为奚晨与两被告之间的关系，与原告黄红霞无关；两被告自2018年10月下旬开始搬离原告黄红霞以个人名义租赁的办公场所；陈建森在汇总表中签字仅代表本人愿意协调沟通报销问题，并不代表对报销金额的认可。对上述意见，两被告提交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山东省级办公室租赁合同及汇款单据。原告黄红霞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原告黄红霞支付租金系职务行为，原告黄红霞租赁的办公室在2019年1月24日办理离职交接时已经由被告接收，被告另行租赁其他房屋的行为，不影响原告垫付租金，故租金应由两被告负担。对原告黄红霞提交的上述证据两被告未能提交相关反驳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山东省级办公室租赁合同及汇款单据，原告黄红霞亦未提交相关反驳证据，对其真实性本院亦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黄红霞于2008年3月1日入职被告李时珍集团工作，2017年8月1日被告湖北李时珍公司与原告黄红霞就其原工作继续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7月26日被告李时珍集团对原告黄红霞作出罢免通告，且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来看，原告黄红霞从事被告李时珍集团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接受被告李时珍集团规章制度的管理，故原告黄红霞实际系与被告李时珍集团存在劳动关系，现原告黄红霞要求被告李时珍集团承担本案劳动争议主体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两被告称，原告黄红霞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系劳务关系的抗辩意见，因两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黄红霞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故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两被告解除与原告黄红霞劳动合同的问题。因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了被告李时珍公司在李时珍营销中心办发[2018]政50号、53号文件中分别认定“山东省黄红霞总经理与奚晨勾结外部黑恶势力”、“山东省服务中心总经理黄红霞，伙同他人勾结社会黑恶势力”，其没有事实依据，故被告李时珍集团以此为由免去原告黄红霞的职务没有事实依据，之后被告李时珍集团虽多次发送相关通知，催促其回公司上班或进行工作交接，但均是以免去其职务为前提，且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与原告黄红霞进行协商后已另行安排了工作岗位，故2018年10月31日被告李时珍集团以原告黄红霞未上班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被告李时珍集团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86078元（70196元÷12×3×11×2）。关于被告李时珍集团是否应支付原告黄红霞2018年7月至同年10月的工资问题。因自2017年7月26日起两被告将原告黄红霞免职亦未安排其他工作，仅要求原告黄红霞进行工作交接，且免职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故系因两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黄红霞不能如常工作，被告李时珍集团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解除劳动合同之前的工资76835.72元。关于被告李时珍集团向原告黄红霞支付年终奖的数额问题。两被告虽对数额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且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被告李时珍集团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2017年年终奖176602元。关于两被告是否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2017年群英奖的问题。被告李时珍集团发布《2017年集团年终奖金发放方案》规定“省总对本奖金有自主分配权”，且被告李时珍集团规章制度中对经理人的奖励有相关比例规定，故原告黄红霞要求按照35%比例领取“群英奖”奖金21980元，未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李时珍集团是否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的问题。两被告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两被告曾安排原告黄红霞休假，但因原告黄红霞原因未休带薪年休假，故被告李时珍集团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74556.1元。关于被告李时珍集团是否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2008年至2013年费用节省奖励的问题。因两被告抗辩称原告黄红霞主张的账款比、费用比项下节省费用奖励已经包含在年终奖范围内一并执行完毕，但两被告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奖项确已包含在年终奖中一并支付，且关于该奖金的数额亦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两被告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两被告抗辩该项请求的仲裁时效问题，因奖金属于劳动报酬的范畴，故原告黄红霞的该项主张未超过仲裁时效，被告李时珍集团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2008年至2013年费用节省奖金357120元。关于原告黄红霞要求支付2014年至2017年12月账款比与费用比考核办法规定的节约费用奖的问题。因在公司规章制度中已经规定对于放宽部分不予奖励，故原告黄红霞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李时珍集团是否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报销款的问题，因2018年6月及2018年7月已向被告交付发票的需报销款为17954.86元，且被告同意支付该款项，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黄红霞主张2018年7月至同年8月期间单据未报公司的报销款，因两被告对此未予以认可，且原告黄红霞未提交证据佐证该费用确系因工作原因产生，故对相关报销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黄红霞主张的办公室及员工宿舍租金的报销款，因原告黄红霞为公司办公及员工居住使用已交纳了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办公室房租15600元及同期的员工宿舍房租13200元，且两被告亦认可自2018年10月下旬开始才搬离了原告黄红霞为其租赁的房屋，因此关于是否退租的问题，应由两被告与出租人协商解决，但对于原告黄红霞主张的已支付的款项，被告李时珍公司应当予以支付。因此，被告李时珍集团应向原告黄红霞支付报销款共计46754.86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黄红霞与被告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李时珍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二、被告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黄红霞支付赔偿金386078元；三、被告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黄红霞支付2018年7月至同年10月的工资76835.72元；四、被告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黄红霞支付2017年年终奖176602元；五、被告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黄红霞支付2017年“群英奖”奖金21980元；六、被告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黄红霞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74556.1元；七、被告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黄红霞支付2008年至2013年费用节省奖金357120元；八、被告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黄红霞支付报销款46754.86元；九、驳回原告黄红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理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善人民陪审员  张淑香人民陪审员  薛景礼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