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24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王光业，男，197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清福，山东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王安贵，男，1970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清福，山东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张淑玲，女，1969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科江，山东永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青岛一鸣蔬菜瓜果市场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平度市南村镇庞戈庄村。 法定代表人：张淑玲，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科江，山东永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光业、王安贵因与上诉人张淑玲、青岛一鸣蔬菜瓜果市场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鸣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光业、王安贵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淑玲、一鸣公司赔偿王光业、王安贵土豆款637010.4元，驳回张淑玲、一鸣公司的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严重违法。本案自受理到审结，历时九个多月，三次开庭，自始至终按照简易程序审理，并未通知当事人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或组成合议庭审理，最后判决书中却记载“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对其他合议庭成员，根本未参加审理本案，却参与了判决，显然剥夺了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称2017年12月5日拉走两车共计48590斤库存土豆，并提供被上诉人方当时出具的出库单据一份，被上诉人完全认可，对该证据记载的重量和单位并无异议，原审法院依据出库单内容认定为公斤，直接将出库土豆认定为48590公斤无事实依据。2、原审法院认定入库土豆在出库时正常损耗为3%缺乏事实依据，即使存在客观损耗，计算租赁费也应当合理去除，不应按照入库数量计费，而被上诉人在反诉中计算出库数量时均未有此项在内；3、原审庭审中，双方就出库价格问题大量举证，分歧较大。原审法院根据2018年2.3月份当地出库土豆的行情酌定为每吨400元，价格过低，该认定无证据支撑。4、储存土豆，存一天上诉人按照约定承担一天的租金，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低价处理，造成上诉人巨大经济损失，原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违约，有违事实真相。张淑玲、一鸣公司反诉时称其共计出库土豆321.87吨，远远少于实际剩余的土豆数量，就是因为其中被冻坏了很多，而原审法院在认定了被上诉人这一出库数量的情况下却以374吨计算库存费用明显不当。5、被上诉人于2018年2月初以前便将土豆处理完毕，一审将剩余土豆另行计算三个月租金无事实依据。 张淑玲、一鸣公司辩称，1.一审程序合法，庭审时履行了询问和告知义务，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同意法院审理该案，不应再提出程序问题的异议；2.关于拉走土豆数量问题，2017年12月5日，王光业拉走的土豆共计48590公斤，这是根据出库单记载的内容、地磅显示的数额来确定的，出库入库都是用公斤或者吨计算，同时，张淑玲、一鸣公斤有证据证明王光业于2012年12月1日拉走33.93吨土豆；3.关于损耗的问题。土豆作为消耗品，在储存期间其损耗是多方面的，如土豆在储藏期间的呼吸作用和水分蒸发情况，在田间是否生长良好或者感染病害，再有薯块的休眠等问题，原审认定正常损耗为3%并无不当；4.关于出库价格问题。张淑玲、一鸣公司处理土豆时是由市场上专门收土豆的人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来收取的，且张淑玲、一鸣公司也申请了证人证明其出售土豆的价格已经属于当时的市场高价；5.关于储存不当的问题。根据合同约定，货物的存放期为三个月，三个月后，货物出现质量问题与甲方无关，直到2017年12月5日按照王光业认可的出库48950公斤来看，王光业并没有对土豆质量问题提出异议，也没有提出保管不当的问题，说明土豆并未出现储存不当的问题；6.关于库费计算问题，张淑玲、一鸣公司多次索要库费，王光业、王安贵都表示让张淑玲、一鸣公司处理，张淑玲、一鸣公司已举证证明其何时处理的土豆，因此，应当按照实际存放时间计算库费。 上诉人张淑玲、一鸣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王光业、王安贵立即向张淑玲、一鸣公司支付恒温库租赁费用187182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2.判令王光业、王安贵承担为其垫付的相关费用共计7625元；3.判令驳回王光业、王安贵的诉讼请求；4.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光业、王安贵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未结清库费错误。双方于2017年7月2日签订合同后，王光业、王安贵入库土豆，按照约定，最晚应当于2017年10月1日将库费结清，但是，时至今日，王光业、王安贵仍未结清库费，目前尚欠8个月的库费。计算方式应为：2017年7月2日-2017年10月1日为基础库费，220元×404吨×2个月﹦266640元；2017年10月2日-2017年12月1日为：50元×404吨×2个月﹦40400元；2017年12月拉走84吨，剩余320吨，库费计算为：50元×320吨×3个月﹦48000元；另有其他费用，仅库费就拖欠30余万元，一审认定错误。2.一审为将张淑玲、一鸣公司垫付的费用计算在内。张淑玲、一鸣公司为清理库存土豆，多次联系王光业、王安贵，其二人均置之不理，由于土豆的基础保鲜期为三个月，三个月后土豆的质量就会下跌、价格也会随之下跌，甚至出现变质而导致土豆无法销售，因此，张淑玲、一鸣公司处理了土豆，且为处理土豆垫付了相关费用，一审应当予以支持。3.一审认定的土豆价格不当。张淑玲、一鸣公司处理土豆是按照当时市场相对高价处理的，极大的维护了王光业、王安贵的利益。一审判决未按照上述价格作出认定明显不当。4.王光业、王安贵经多次被要求提出土豆均未果，给张淑玲、一鸣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一审未支持该损失明显不当。 王光业、王安贵辩称，第一，2018年2月初张淑玲、一鸣公司违反约定未经王光业、王安贵同意擅自处理库存土豆，是其违约在先。该违约处理土豆期间所产生的垫付款是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更何况张淑玲、一鸣公司并无有效证据证实实际支出了垫付款。第二，王光业、王安贵在一审中主张的拉走48590斤土豆，是由王光业、王安贵提交的证据以及当地交易习惯共同证明的。一审中张淑玲、一鸣公司对该数量以及该单位并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48590公斤是错误的。第三，张淑玲、一鸣公司擅自处理库存土豆主张的价格与法院在无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认定的价格，与市场实际价格差距太大，上诉人无法认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明。 王光业、王安贵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张淑玲、一鸣公司赔偿王光业、王安贵土豆经济损失637010.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淑玲、一鸣公司承担。 张淑玲、一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王光业、王安贵支付张淑玲、一鸣公司租赁费187182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未支付租赁费用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2、判令王光业、王安贵支付张淑玲、一鸣公司垫付的相关费用7625元；3、反诉诉讼费由王光业、王安贵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日，王光业、王安贵与张淑玲、一鸣公司签订《租库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1、张淑玲、一鸣公司租给王光业、王安贵南2号恒温库一个，供王光业、王安贵存放土豆，每吨每月220元租库费加叉车出入费；2、张淑玲、一鸣公司有权对王光业、王安贵的入库货物进行质量检查监督，不达质量标准禁止入库；3、张淑玲、一鸣公司如果在技术管理方面，在保鲜期限3个月当中出现大面积冻的烂的问题，造成货物损坏由张淑玲、一鸣公司负责。二、1、王光业、王安贵保证入库货物的质量标准，因质量不好造成货物损坏，张淑玲、一鸣公司不负责任；2、王光业、王安贵必须按张淑玲、一鸣公司要求入库吨数为准，如不满张淑玲、一鸣公司要求，入库吨数按张淑玲、一鸣公司要求入库吨数计算，如超过张淑玲、一鸣公司要求入库的吨数，按入库实际吨数计算；3、王光业、王安贵在入库前必须先交纳订金，每个库20000元，租库费在出库前交齐（租库费从入库的第一天开始到出完库最后一天为止结算），否则不准出库；4、货物存放3个月后，王光业、王安贵必须将合同之内租库费结清，超期后货物出现质量问题，张淑玲、一鸣公司不负一切责任；5、货物存储的日期最低按3个月计算，超出3个月之后按每月每吨50元计算库费。 2017年7月初，王光业、王安贵共计入库土豆335架。2017年5月24日，王光业、王安贵向张淑玲、一鸣公司预交租库订金20000元。2017年12月5日，王光业、王安贵给付张淑玲、一鸣公司租库费30000元，王光业、王安贵并出库土豆48590公斤。 2018年2月5日至2018年3月18日，张淑玲、一鸣公司将冷库里面的土豆变卖处理，共计出库土豆321.87吨，计款124930元。 一审法院认为，王光业、王安贵与张淑玲、一鸣公司签订的《租库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自觉履行合同义务。根据《租库协议》的约定，王光业、王安贵应在土豆存放3个月后将合同之内租库费结清，并在出库前将全部租库费交齐，而王光业、王安贵在2017年12月5日仅给付张淑玲、一鸣公司租库费30000元，并出库土豆48590公斤，便再也没有继续出库，亦没有将所欠的租库费结清，应属违约。张淑玲、一鸣公司多次通知王光业、王安贵出库，王光业、王安贵仍然没有出库，在土豆市场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损失的扩大，亦为了避免长期储存可能导致土豆出现腐烂的风险，张淑玲、一鸣公司将王光业、王安贵储存的土豆变卖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入库土豆的重量，王光业、王安贵主张入库土豆335架，共计844853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应扣除一定的合理损耗，一审法院酌定正常损耗为3%。关于王光业、王安贵出库土豆的重量，张淑玲、一鸣公司主张2017年12月1日王光业、王安贵出库土豆33.93吨，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光业、王安贵主张2017年12月5日出库土豆48590斤，根据王光业、王安贵工作人员出具的出库单载明的内容，地磅显示的数值应为公斤而不是斤，故王光业、王安贵出库土豆的重量应为48590公斤（97180斤）。关于出库土豆的价格，该院根据2018年2、3月份当地出库土豆的行情酌定为每吨400元。 王光业、王安贵库存土豆的价值为：145049元[（844853斤-97180斤）÷2000斤/吨×97%×400元/吨] 关于租库费，根据交易习惯及当地保鲜冷库的行情，前3个月租库费应为每吨220元，而不是每月每吨220元，从第一次开庭张淑玲、一鸣公司对证据四的质证意见也可以看出，张淑玲、一鸣公司计算前3个月的租库费88880元，就是按照220元/吨/3个月计算的。超出3个月后按照每月每吨50元计算。 王光业、王安贵的租库费应为：191140元（422吨×220元/吨+422吨×50元/吨×2月+374吨×50元/吨×3月），王光业、王安贵已给付订金20000元和租库费30000元，应予以扣除。王光业、王安贵应给付张淑玲、一鸣公司的租库费为：141140元（191140元-50000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张淑玲、一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光业、王安贵土豆款145049元；二、王光业、王安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张淑玲、一鸣公司市场经营有限公司租库费141140元；三、驳回王光业、王安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张淑玲、一鸣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0170元，由张淑玲、一鸣公司负担2316元，由王光业、王安贵负担785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098元，由王光业、王安贵负担1520元，由张淑玲、一鸣公司负担578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质证情况如下： 上诉人王光业、王安贵提交2017年7月2日至2017年7月29日收货的账本一组以及收货单据一宗，拟证明其在入库之前所有的土豆数量为844853斤、总价款675882.4元。张淑玲、一鸣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账本与单据均是王光业单方出具，账本与单据上记载的金额也不一一对应。不能证明王光业、王安贵的主张。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王光业、王安贵单方出具，未经张淑玲、一鸣公司签字确认，张淑玲、一鸣公司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上诉人张淑玲、一鸣公司提交：证据一、2017年12月1日和2017年12月5日的两张记账单，证明王光业、王安贵于2017年12月1日拉走货物33.93吨。证据二、青岛合丰公司出库单及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同期同行业同样土豆品种的市场价格为320元每吨。王光业、王安贵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张淑玲、一鸣公司单方记载，没有王光业、王安贵及其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据一为张淑玲、一鸣公司单方出具，未经王光业、王安贵确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证据二真实性予以认可，是否采信将在本院认为中结合案情作出相关认定。 张淑玲、一鸣公司另申请证人谭某、张某出庭接受质询。证人谭某陈述称其是长期在一鸣公司仓库负责收土豆的，可以证明2017年12月1日王光业、王安贵拉走了一车土豆，2017年12月5日也拉走了一车，且其于2018年给王光业卖过两次土豆，好的土豆是180元每吨，王光业的土豆是160元每吨。证人张某称2018年2月份张淑玲催促王光业、王安贵尽快将土豆出库出售时土豆的市场价为200元每吨。王光业、王安贵对证人证言质证称，因两证人均系与张淑玲有利害关系的人，其证人证言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二审涉及案情时的陈述均含糊其辞，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认为，上述证人证言因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单独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审查明和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张淑玲、一鸣公司应向王光业、王安贵支付的土豆款数额；2.王光业、王安贵应向张淑玲、一鸣公司支付的租赁费及垫付费用。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第一、关于入库时土豆的数量。因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土豆入库时的数量为335架，即844853斤，故本院对该数量予以确认。第二、关于王光业、王安贵拉走土豆的数量。双方均认可2017年12月5日王光业、王安贵拉走一批土豆，因王光业、王安贵一审中提交的出库单显示该批拉走的土豆数量为“48590”，并未标注计量单位，而王光业、王安贵质证时主张计量单位为“斤”，张淑玲、一鸣公司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应认定双方均认可计量单位为“斤”，故，本院确认2017年12月5日王光业、王安贵出库土豆数量为48590斤。张淑玲、一鸣公司虽主张王光业、王安贵于2017年12月1日拉走一批土豆33.93吨，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因双方签订的《租库协议》中并未对土豆的自然损害及其责任承担情况进行明确约定，故不应将土豆损耗情况在土豆数量中予以扣除。第三、关于张淑玲、一鸣公司处理土豆时的土豆单价。王光业、王安贵主张土豆于2018年2月出库时的单价应为0.8元每斤，但无证据证明。张淑玲、一鸣公司虽主张2018年2月其处理土豆时土豆的单价为0.18元每斤，并提交了青岛合丰公司出库单及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同期同行业同样土豆品种的市场价格为0.16元每吨，但鉴于土豆存放时间、质量、个头等差异会导致单价的差异，张淑玲、一鸣公司的举证也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同时期同类土豆的市场价格酌定2018年2月出库时的涉案土豆单价为每吨400元（即每斤0.2元）并无不当，故，张淑玲、一鸣公司应向王光业、王安贵支付的土豆款应为：(844853斤-48590斤)×0.2元=159252.6元。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合同中虽明确约定三个月内租库费加叉车出入费为每吨每月220元，超出三个月按照每月每吨50元计算。但一审第一次调查中张淑玲、一鸣公司已认可三个月保鲜期内的租库费为88880元，应认定为其对租库费用的自认，结合当时当地保险冷库的市场行情，一审认定三个月保鲜期内租库费88880元并无不当。故，一审判令王光业、王安贵应向张淑玲、一鸣公司支付剩余租库费141140元并无不当。关于张淑玲、一鸣公司主张的垫付费用的问题。因合同中并未约定垫付费用的承担，且张淑玲、一鸣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垫付费用，故本院对该垫付费用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光业、王安贵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相应支持；上诉人张淑玲、一鸣公司的上诉人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8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 二、撤销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8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三、上诉人张淑玲、青岛一鸣蔬菜瓜果市场经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上诉人王光业、王安贵土豆款159252.6元； 四、驳回上诉人王光业、王安贵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170元，由王光业、王安贵负担6685元，由张淑玲、青岛一鸣蔬菜瓜果市场经营有限公司负担348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098元，由王光业、王安贵负担1520元，由张淑玲、青岛一鸣蔬菜瓜果市场经营有限公司负担5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170元，由王光业、王安贵负担6685元，由张淑玲、青岛一鸣蔬菜瓜果市场经营有限公司负担34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98元，由王光业、王安贵负担1520元，由张淑玲、青岛一鸣蔬菜瓜果市场经营有限公司负担57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曲 波 审判员 何宜曈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纪雪 书记员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