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2063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闫增祥，男，1972年4月1日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赋，山东方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庆勇，男，1976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信县水落坡镇东闫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阳信县水落坡镇东闫村。法定代表人：闫长芳，系该村村主任。上诉人闫增祥因与被上诉人闫庆勇、阳信县水落坡镇东闫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闫村村委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阳信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2民初1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增祥上诉请求：1.撤销阳信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622民初1577号判决，驳回被上诉人闫庆勇的诉讼请求或依法改判;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对上诉人的证据都未予采纳考虑，适用法律不当，致使判决结果对上诉人极为不公平，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依法上诉。现将事实与理由分述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土地承包合同》为有效证据系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于2011年11月17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复印件，而复印件完全可以修改填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据此，在原件证据材料丢失的情况下，法庭提供复印件的同时，还应当提供与提供人无利害关系知情人、见证人等有关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复印件一是应当有其他材料来加以印证；二是对方当事人对复印件的内容表示承认。符合这二条中的其中一条，复印件才可以作为有效证据，而被上诉人（被告）的村委会负责人闫长芳虽然承认有合同，但合同的内容他根本记不清楚，当然无法确认合同的内容真实性。我方在一审中一再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合同原件，但被上诉人声称丢失无法提供，一审法院不应要求我方提供原件。2、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村民代表决议》系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闫庆勇提交了证据《村民代表决议》，该份代表决议时间是2019年8月18日，而决议的内容是要求被上诉人闫庆勇按合同履行，其实合同是2011年11月17日签订的，用相隔8年之后的假决议来证实合同是经过村民代表同意的事实不当。即使一审法院的认定都对，那么我和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后合同，也没有瑕疵，前合同有效我方合同也有效更应履行我方合同（后合同）,因为我的合同是在前合同解除了才签订的。一审法院在这种情况下还认定被上诉人的合同有效，足以看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而且该决议实质上是村里这几个人闹着要回国军的承包地才签的字，结果内容写成是该地块的问题，明显作假！3、原审法院认定“水落坡镇政府证明和水落坡镇雷家兽医站证明”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纠纷的发生，实质上很明显就是被上诉人的合同效力问题，镇政府和兽医站的证明是在土地上挖的几个池子与本案没有关系，而且也没有证明人的签字，证明目的不明确。4、被上诉人给付承包金行为认定亦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闫庆勇先是陈述一次性交纳了6年的承包费，之后又说是6年的承包费交纳了5年的，而承包费到底是交没交交了多少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光单纯从其自相矛盾的陈述中就能确认定完全是错误的，原审法院没有对该事实进行详细调查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采信证据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1、我国土地承包包括两种，一种是家庭承包，另一种是其他方式的承包。家庭承包就是指本集体经济组织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他方式承包是指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承包人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是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我们结合本案件来看，被上诉人根本不符合订立合同的主体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51条的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优先承包权”，本案中被上诉人闫庆勇是西闫村，说实在的在同等条件下被上诉人已经侵犯了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优先承包权。土地承包应当遵守法定的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52条的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回到本案中，此次承包合同在签订时既无以上法定环节，也无村组长和村民代表的签字，因此属于违法，未经上述程序将土地发包给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构成无权处分,合同当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事由中（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很显然，上述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1.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而一审法院还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44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其却忽略了该合同不是依法成立的，恰恰是违法签订，是标准的无效合同。而违法的合同（尤其是农村中这种不规范不合法的合同）自始无效，这种类型的案件在我国比比皆是，而最终的判决也是无效。2、原审法院错误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5条“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认为该条对被上诉人的合同而言是完全符合，就应该是无效的，如果是针对上诉人的合同那么上诉人的合同又不存在无效和可撤销理由，所以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三、原审程序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条规定并不否认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人民法院判决的权利，但人民法院在判决前针对农村中土地问题往往不是很清楚其中的复杂性，如果由乡镇人民政府先行了解清楚情况调解无果后再行判决也未尝不可，而一审法院在这种复杂案件中只是想当然作出草率判决，显然没有考虑到后果，现在村里群体性上访已初露端倪，那么一个判决作出容易，但是否取得了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也是其应该必须考虑的。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六十四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弃耕抛荒连续两年以上、给土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承包方在合理期限内不解除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发包方有权要求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土地经营权人对土地和土地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应当予以赔偿。”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合同有效，合同是2011年11月17日签订的，截止到2017年10月25日止被上诉人仅在承包土地上挖了几个坑，并无其他项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闫庆勇辩称，2011年11月17日跟闫玉亮（当时是东闫村委会书记）签订了承包合同，是23.6亩荒地，每亩每年600元承包费，一次性交纳6年，闫玉亮在合同中注明因农户承包6年交纳5年费用。2012年开始建厂（天宇牧业有限公司），建设三面围墙，两个储草池，三个养牛车间，投资近300万元。2013年年底，因资金链断裂停工，在外打工两年，一直没人催我交承包费，原书记闫玉亮在犯污染环境罪后，闫长芳（现东闫村委会主任）跟我要承包费，按原合同交纳承包费，我交了3万元，2018年水落坡镇政府叫我灭荒防火，我才知道出现第二份承包合同。在此期间我找过闫长芳该合同，闫长芳表示不清楚第二份承包合同，让我找管区，管区一直没有给我解决，我又找镇上，找孙海伦书记以后，管区书记让我去诉讼。东闫村村委会辩称，闫庆勇和前任书记是在2011年11月17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盖的车间和储草池、三面围墙，一直荒着。自2018年起我（闫长芳）担任村支部书记兼主任，部分村民闹事要将厂房分开，2018年10月我（村支部书记兼主任闫长芳）找闫庆勇询问是否继续承包，他说继续承包，当时拿了3万元，后闫增祥又拿着第二份承包合同到我（村支部书记兼主任闫长芳）面前，闫增祥说他也拿了钱，交了承包费36000元，承包期6年，是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承包合同。闫庆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有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阳信县水落坡乡闫马分为四个自然村（分别为西闫、东闫、后闫、双庙），原告闫庆勇为西闫村村民，2011年11月1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书面约定被告将村中23.6亩荒地出租给原告，租期30年，租金为每年600元/亩，六年一交，原告缴纳五年承包金被告免除其一年的承包金，合同签订后，被告已收到原告六年的土地承包费。2018年10月24日被告又收到原告缴纳的30000元土地承包费，原告在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以后，与前妻在承包土地上成立阳信县天宇牧业有限公司，建有储草池、牛舍、消毒池等养殖设施。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且经被告的村民代表同意，应当认定为真实合法有效。在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尚未解除的情形下，对涉案土地进行另行发包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原告闫庆勇与被告阳信县水落坡镇东闫村村民委员会于2011年11月17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阳信县水落坡镇东闫村村民委员会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两份证据。关于证据一治安调解协议书一份，证明当时被上诉人闫庆勇赔偿上诉人1000元，上诉人在自己承包的场地内建造房屋。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关于证据二书面的证人证言，由于证人未出庭作证，且被上诉人不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闫庆勇与被上诉人东闫村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效力问题。该合同系被上诉人双方于2011年11月17日签订，内容为闫庆勇承包村中23.6亩荒地，租期30年，租金为每年600元/亩。虽然闫庆勇仅提供合同复印件，但是结合水落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村民代表决议书》、村委会出具的收条，可以认定该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根据在案证据，并无合同无效情形。虽然上诉人闫增祥于2017年10月25日与被上诉人东闫村村委会就同一地块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故闫增祥与东闫村村委会签订的后合同并不能对抗闫庆勇与东闫村村委会于2011年11月17日签订的前合同的效力。对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前合同的效力，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闫增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闫增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海永审判员  方月伦审判员  刘连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王连民书记员路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