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8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大庆，男，195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川，重庆川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亨利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三衙前10号195室。 法定代表人：戴云法，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凌桦，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苏卫，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唐大庆因与被上诉人杭州亨利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亨利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3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大庆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唐大庆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唐大庆请求杭州亨利戴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适用诉讼时效法律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唐大庆的诉讼请求为诉请杭州亨利戴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即请求继续履行合同，若不能履行该义务，则判令其退还货款63738元。根据法律规定，继续履行合同或合同一方诉请另一方履行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二、假定唐大庆的起诉适用诉讼时效法律规定，但由于当事人对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仅为暂定时间，且杭州亨利戴公司未依法履行包括通知唐大庆申报债权及主动积极履行交货等义务，故唐大庆的诉讼亦未逾时效，一审判决错误。唐大庆向重庆亨利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亨利戴公司）购买的家居用品非现制品，其必须从广东等地厂家按订单定制或购进，该公司无法确定具体的交货时间，故基于免遭不能如期交货承担违约责任的目的，重庆亨利戴公司在其自制的格式《销货订单》中将交货时间约定为估计交货时间，而非确定交货时间。根据重庆亨利戴公司的交货习惯及双方此前的交货惯例，对具体交货时间的确定，均是重庆亨利戴公司所订货到其卖场后，联系唐大庆等消费者，再确定其交货的具体时间。一审法院将估计交货认定为确定交货时间，既不符合《销货订单》的约定，也与卖场交货交易习惯相悖，亦与日常生活法则不符。一审判决其将估计交货时间的第二日作为计算诉讼时效的起始时间于法无据，亦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以唐大庆与重庆亨利戴公司约定的估计交货时间的第二日作为计算诉讼时效起始时间，于法无据且与事实相悖。 一审法院将唐大庆与杭州亨利戴公司在《销货订单》的估计交货时间认定为确定交货时间并以此计算诉讼时效的起始时间，不符合双方订立合同的约定和客观情况。唐大庆在与重庆亨利戴公司订立《销货订单》时，房屋正处于装修阶段，为了使房屋装修完毕后及时使用《销货订单》中的家居用品，故先行到杭州亨利戴公司预定，其交货时间待唐大庆房屋装毕，再由唐大庆通知重庆亨利戴公司送货或由该公司在货到卖场后通知唐大庆提货，基于此双方在《销货订单》中将交货时间约定为估计时间，故该时间非具体确定交货时间，仅为暂估时间，所以不能将该估计时间作为计算诉讼时效的起始时间。 唐大庆与重庆亨利戴公司在《销货订单》中将交货时间约定为估计时间，不仅有利于唐大庆要货便利，而且亦更有利于该公司备货便利，该估计时间非具体确切的交货时间，不能将估计交货时间的第二日作为计算诉讼时效的起始时间。如前所述，由于唐大庆在订制涉案家居用品时，房屋正在装修过程中，暂不能确定家居进场时间，加之重庆亨利戴公司当时卖场亦无现货，需备货，故双方在无法确定具体的要货及交货时间的情况下，将交货时间约定为估计时间，符合双方订立合同的客观情况，一审法院违背双方订立合同的客观条件及约定，将估计交货时间约定为具体确切交货时间并以此作为计算诉讼时效起始时间，不仅于法无据且与事实不符，有悖于双方的合同约定。 《销货订单》估计交货时间为2014年10月19日和11月11日，但2013年12月18日该公司即进入清算，并于2014年4月22日正式注销。假如一审法院关于涉案货物的正式交货时间为2014年10月19日，11月11日的认定正确，那么从清算开始至正式注销之日止，该时间段正处于该公司交货期，但其不仅未依法履行交货义务，而且亦未依法通知唐大庆申报债权，且杭州亨利戴公司在继受法律责任后，更未履行交货义务，也未履行通知唐大庆收货义务，其认为已对唐大庆构成违约和欺诈，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将权利不及时行使责任强加于唐大庆，天理何在？ 前述注销及法律责任继受事实，唐大庆于2017年12月4日经查询重庆亨利戴公司工商档案方知，即便要计算诉讼时间，亦应从该日的第二日作为其计算起始时间。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申请注销必须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杭州亨利戴公司2013年12月18日即组织人员对重庆亨利戴公司进行清算，但其未通知唐大庆申报债权，导致唐大庆于2017年12月4日查询该公司工商档案方知此事实，其责任不在唐大庆，而在杭州亨利戴公司，理应由杭州亨利戴公司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杭州亨利戴公司辩称，唐大庆的诉请属于债权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是正确的。 买家从卖家处定制家居用品，双方约定一个估计的交易时间交货，在这个估计时间交货符合买家的需求，卖家也能有充分的时间提供货品又不至于囤积货物，这是双方合意确定的时间，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这个时间虽为估计的时间，实际交货时间可能或早几天或晚几天，但不应当提早或延迟太久，否则双方对此估计时间的约定就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了。如果卖家提前太久交货，买家可能还在装修无法使用家居，如果卖家延迟太久交货，可能会耽误买家搬入新房；相反的，如果买家提前太久要货，卖家可能还没完成制作无法履行，如果买家延迟太久收货则可能导致卖家囤积货物产生仓储损失，因此虽然双方称此为“估计”的时间，但在这个时间开始卖家有交货的义务，买家有收货的义务。买家支付货款后，卖家根据买家的时间需求开始制作家具、准备交货事宜，卖家有义务在估计交货时间向买家交货，等到约定的估计交货时间那一日，如卖家还未交货，买家即有权催促卖家尽快交货，这符合家居用品买卖的交易惯例和日常生活习惯。因此，唐大庆从估计交货时间第二日即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有权要求卖家履行交货义务。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之规定，一审法院从估计交货时间的第二日作为计算诉讼时效起始时间，合情合理合法。 唐大庆不及时主张权利系其自身怠于行使权利，重庆亨利戴公司注销不影响唐大庆行使其权利。重庆亨利戴公司为注销公司成立了清算组，清算组于2013年12月18日通知了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并于2014年1月4日在《重庆晨报》公告了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并于2014年4月22日出具了《注销清算报告》，其清算注销的过程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重庆亨利戴公司的注销并未影响唐大庆主张其权利，其仍可以在诉讼时效内进行催告、起诉，唐大庆没有及时行使其权利系其自身对自己权益的放弃。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条第五款第16项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以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抗辩，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重庆亨利戴公司已经合法程序注销，唐大庆对重庆亨利戴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杭州亨利戴公司可以此进行抗辩，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唐大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杭州亨利戴公司向唐大庆履行交付63738元货物交付义务，若不能履行交货义务，则退还唐大庆货款63738元；2.本案诉讼费由杭州亨利戴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大庆于2012年11月11日重庆亨利戴公司定制直单椅、电视柜、长餐台、酒柜等家具一批，货款金额13778元，重庆亨利戴公司向唐大庆提供了销售订单一份，并加盖了重庆亨利戴公司财务收款章，销售订单备注：“估计交货日期：2014年11月11日”。2013年4月19日，唐大庆再次在重庆亨利戴公司定制玄关柜、床、床头台、衣柜轻便餐椅等家具两批，货款金额分别为43620元和6340元，重庆亨利戴公司向唐大庆提供了销售订单两份，并加盖了重庆亨利戴公司财务收款章，销售订单备注：“估计交货日期：2014年10月19日”。 重庆亨利戴公司系由杭州亨利戴公司[原名称亨利戴家居用品（杭州）有限公司]2008年5月出资设立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万元，工商登记档案“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显示已实缴。2013年12月18日，因重庆亨利戴公司经营不善、无更好业务发展等原因，杭州亨利戴公司决议解散重庆亨利戴公司，组成由戴云芬、陈良朝、杨角为成员的清算组开始对重庆亨利戴公司进行公司清算，于2014年1月4日在《重庆晨报》公告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2014年4月22日清算组出具了《注销清算报告》，该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12月18日公司资产总额为429.15元，其中净资产429.15元，负债总额0元，已清偿完债权，公司无债务等。当日，杭州亨利戴公司做出“重庆亨利戴公司股东决定”：同意清算报告内容，经过清算，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如发生未及清算的债权债务及法律遗留问题，由全体出资人按出资比例承担。2014年5月19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北区分局批准注销了重庆亨利戴公司的工商登记。 2017年11月22日，唐大庆委托重庆川立律师事务所向重庆亨利戴公司原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附1号寄送《律师催告函》，要求重庆亨利戴公司以及亨利戴家居用品（深圳）有限公司最迟于2017年11月30日前向唐大庆履行全部交货义务，该函件因无人接收被退回。2018年4月3日，唐大庆再次委托重庆川立律师事务所向杭州亨利戴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三衙前10号195室寄送《律师催告函》，要求杭州亨利戴公司最迟于2018年4月20日前向唐大庆履行全部交货义务，该函件因无人接收被退回。 2019年3月14日，唐大庆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对重庆亨利戴公司、杭州亨利戴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该案审理中，因发现重庆亨利戴公司被注销的事实，该院遂裁定驳回唐大庆对重庆亨利戴公司的起诉，将案件移送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本案中，唐大庆提供的销售订单显示，案涉货物的预计交货日期分别为2014年10月19日和2014年11月11日，相应地，其诉讼时效应分别从2014年10月20日、2014年11月12日起计算两年。唐大庆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及时主张权利。但唐大庆提供的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于2017年11月22日和2018年4月3日向重庆亨利戴公司、杭州亨利戴公司主张过权利，但重庆亨利戴公司早于2014年5月19日注销登记，其向杭州亨利戴公司主张时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杭州亨利戴公司关于唐大庆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唐大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3元，减半收取696.5元，由唐大庆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唐大庆申请本院向重庆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调取以下证据：唐大庆及其妻子郑仁君通过手机（唐大庆手机号139××××5525，郑仁君手机号137××××6501）于2014年10月19日、2014年11月11日左右至2016年10月19日、2016年11月11日期间及以后联系重庆亨利戴公司销售顾问潘加琪（手机号153××××0695，办公室电话：023-677××××2，6775×××7，67×××10）及该公司工作人员杨交（手机号：135××××5263）、宁清明（手机号189××××8560）、王兴贵（手机号159××××3763）、徐明芬（手机号136××××3080）的通话记录。唐大庆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具体理由见本院认为部分），故该申请事项已经没有必要，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唐大庆和重庆亨利戴公司订立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根据唐大庆的请求权类型，杭州亨利戴公司有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唐大庆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关于交货日期，重庆亨利戴公司出具的两份销售订单载明：“估计交货日期：2014年10月19日”“估计交货日期：2014年11月11日”，交货时间分别为缔约后一年零六个月整和两年整，该时间仅为双方估计的交货时间，应认定为双方约定的交付期限不明确。如果重庆亨利戴公司未在当天交货，并不构成违约；同理，唐大庆未在当日请求交货，亦不构成怠于行使权利并起算诉讼时效。当事人应该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在合理期限内确定交付日期。而根据查明的事实，重庆亨利戴公司在上述“估计交货日期”之前即已解散、清算并于2014年5月19日办理了公司注销登记，双方已经失去协商确定交付时间的基础,唐大庆行使请求权存在客观障碍。此情形下，一审判决直接将“估计交货日期”的次日认定为唐大庆的诉讼时效起算点，显失公平。另一方面，即使从“估计交货日期”次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因重庆亨利戴公司已经解散并注销，主体已经终止，唐大庆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客观上无法向重庆亨利戴公司行使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诉讼时效依法中止。该中止时效的原因至唐大庆向重庆亨利戴主张权利之日并未消除，唐大庆对重庆亨利戴公司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唐大庆查询重庆亨利戴公司工商档案知道公司注销及法债务继受人后，向杭州亨利戴公司主张权利，亦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杭州亨利戴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 重庆亨利戴公司注销后，唐大庆有权依法向相关责任主体主张权利。重庆亨利戴公司系杭州亨利戴公司设立的独资公司，根据2014年4月22日重庆亨利戴公司清算时杭州亨利戴公司出具的《重庆亨利戴公司股东决定》第2项之承诺，原重庆亨利戴的债务应由杭州亨利戴公司承担。 综上，唐大庆的上诉请求依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唐大庆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3244号民事判决； 二、杭州亨利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向唐大庆履行交货义务或退还唐大庆货款6373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93元，减半收取69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93元，均由杭州亨利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负担。唐大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晓阳 审判员  祖 辉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