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05民初1032号原告：山东琮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杨光，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尤金堂，吉林良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峰，吉林良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毕科，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光福，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资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刘仙仙，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毅，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东琮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琮玺公司）诉被告毕科、被告山东资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资通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琮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尤金堂，被告毕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光福、被告资通律所的法定代表人刘仙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琮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立即返还猎豹牌CS-10汽车五辆（价值576500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290512.5元（包括返还137万元的卖车款、低价卖车产生的损失920512.5元），赔偿自2018年6月26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诉讼中，琮玺公司自愿撤回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立即返还猎豹牌CS-10汽车五辆（价值57650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左右，经琮玺公司委托，毕科担任了案外人济南百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利公司）诉琮玺公司借款纠纷的诉讼代理人。2018年3月6日，毕科代理琮玺公司独自出庭应诉，经法院组织调解，毕科与百利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出具（2018）鲁0105民初53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内容为：“一、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1月10日之前签订的所有《借款合同》及《车辆质押担保合同》；二、双方确认，截止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原告（百利公司）尚欠被告（琮玺公司）人民币本息共计358.5万元，被告尚占有原告所有的56辆质押车辆（车辆情况详见车辆明细）；三、被告于2018年3月11日前将该56辆质押车辆一次性交付给原告，同时原告向被告支付本息358.5万元；四、原告百利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基于本借款合同互不再负有其他权利义务。”该调解书生效后，双方申请执行，百利公司申请执行案号为（2018）鲁0105执687号。琮玺公司申请执行的案号为（2018）鲁0105执1476号。经查得知，2018年6月24日，经法院执行将（2018）鲁0105民初536号民事调解书项下56辆猎豹汽车返还给百利公司。在法院执行百利公司给付借款案件过程中，毕科利用持有琮玺公司公章的便利，向法院提交代理执行授权委托书及律师事务所公函，擅自以琮玺公司的名义，于2018年6月25日与百利公司达成以车抵债3067122.5元，垫付租金50万元及诉讼费17487.5元，执行费500元。达成和解协议同日，百利公司（以张胜的名义）向毕科支付10万元作为回扣，并转入毕科建设银行个人账户。2018年7月6日，毕科在琮玺公司未授权未同意情况下以琮玺公司名义与百利公司、曲阜四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阜四通公司）三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将抵债得来的27辆猎豹汽车中的21辆车转卖给曲阜四通公司，曲阜四通公司将137万元购车款一次性打入被告毕科建设银行个人账户。其他六辆车中的一辆由被告毕科送达原告指定人处，另外五辆在毕科处占有。2018年7月份，琮玺公司发现上述情况后，经多次交涉，毕科只赔偿了琮玺公司20万元的损失，之后就隐匿不见。综上，毕科作为资通律所的律师，受资通律所委托担任琮玺公司民事案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授权委托期限结束委托权限终止时，应停止代理行为，而毕科不仅未终止代理行为，还在未经琮玺公司授权同意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代理，并擅自达成严重损害琮玺公司利益的和解协议，继而又私自将抵债得来的车辆以严重损害琮玺公司利益的超低价格转卖他人，之后又躲避隐藏不见，持有的五辆车拒不返还，造成的损失也拒不赔偿，两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琮玺公司的合法权益。现琮玺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支持琮玺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毕科辩称，琮玺公司诉毕科的侵权与事实不符，2018年6月毕科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与案外人百利公司被执行人的案件的代理人。2018年6月25日与百利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百利公司以27辆车抵债3067122.5元。因为百利公司以车抵押借款，每辆车借款的数额为6.5万元，百利公司偿还借款时每辆车的抵押数额为11万元左右所以27辆车抵款358.5万元。因该车辆诉讼期间被法院查封，27辆车分别存放于三个停车场，且因原告未支付场地租赁费，上述车辆入厂日期均在2017年及之前，车辆本身的出售原价在9万元左右，到2018年6、7月之间每辆车的价值平均约6.5万元。车辆到位后毕科及时联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商量变卖的问题，因原告经营状况不好，其法定代理人杨光急需要现金，故同意将27辆车变卖价值不低于120万元即可，毕科通过案外人董玮玮卖了21辆车，得到车款137万元，车款由毕科收取，毕科将其中的20万元支付给案外人张伟用于抵消原告欠张伟的债务；支付给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光20万元，该20万元银行转账18万元转至杨光父亲银行卡中，微信转账杨光2万元；又支付给中介人董玮玮中介费用12万元；支付给董洪凯开锁费、人工费、工具租赁费共2.5万元，更换车门锁和轮胎、电瓶费用共97500元，上述费用经过了原告的确认。剩余款项作为被告毕科的律师代理费在被告毕科处。因剩余费用不足以达到代理费的全额，所以就代理费还没有最终结算。综上，毕科在案件代理中没有侵害琮玺公司的权益，请求法院驳回琮玺公司对毕科的诉讼请求。被告资通律所辩称，第一，资通律所不存在违约行为，已经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履行完自身能履行的全部义务。资通律所与琮玺公司签署《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代理琮玺公司执行百利公司一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包括：代为申请强制执行、参与强制执行、代为调解、和解、代为签署、送达、接收法律文书、代为接收标的物、代为申领执行款；委派毕科律师作为该案的委托代理人，并且双方协商同意，该案为风险代理，琮玺公司应于执行回款后3日内支付给资通律所，律师费标准为本案执行标的额的百分之三十，前期办案费用由被告资通律所垫付，在执行回款到账后琮玺公司应当支付给资通律所办案费用30万元（大写：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合同签署后，资通律所依约指派毕科律师代理琮玺公司执行百利公司一案，毕科根据琮玺公司的授权代理执行，于2018年6月25日签署和解协议书以物抵债，并未超出琮玺公司的授权范围以及授权权限。琮玺公司收到和解协议书中涉及的市场价值3044600元的车辆（其在起诉状中对车辆价值再次确认）同时百利公司为琮玺公司支付房租50万元，该案执行已结案，资通律所已经履行完琮玺公司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琮玺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资通律所支付代理费以及办案费用。琮玺公司因经营状况发生变故无力支付案件执行相关费用，于2018年6月26日向资通律所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明确表示不再向资通律所支付《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费用，并于2018年6月28日与毕科签署协议，委托毕科代为处理以物抵债车辆，同时解除琮玺公司与资通律所的《民事委托代理协议》，再次印证了琮玺公司与百利公司的以物抵债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资通律所同意解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当事人已经形成了解除合同的合意，因此《民事委托代理协议》已经解除，但琮玺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资通律所支付本案标的额的百分之三十的律师代理费以及30万元的办案费用，并且应当在执行回款后3日内（即2018年6月28日前）支付给资通律所。第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解除后，琮玺公司与毕科签署的委托毕科卖车的行为与资通律所无关，为毕科的个人行为。琮玺公司、百利公司以及曲阜四通公司签署的《协议书》内容上来看，该协议上无被告资通律所公章，资通律所对该协议不知情，但该证据与琮玺公司与毕科于2018年6月28号签署的协议相互印证该行为发生在琮玺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之后，琮玺公司已经明确作出了解除《民事委托代理协议》的意思表示，毕科代表琮玺公司出售车辆的行为纯属个人行为，《律师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琮玺公司、百利公司以及曲阜四通公司签署协议书卖车的行为并未告知资通律所，资通律所对这一行为不知情；同时毕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接受别人委托销售车辆也不属于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范畴。《律师法》也并未限制律师作为公民身份从事与法律服务无关的活动，毕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即便《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属实，也跟资通律所无关。第三，毕科作为资通律所处律师，代理执行琮玺公司执行百利公司一案，对外不能代表律师事务所；同时在2018年6月5日毕科已经从被告资通律所处转走，山东金舜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6月12日同意接收毕科为其聘任律师。《律师法》第四十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务或者其他利益。同时资通律所与琮玺公司签署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以及第六条明确约定，收取律师费的主体应当为被告资通律所，毕科仅为上述原告琮玺公司执行百利公司一案中的委托代理人，无权收受被代理人的费用。毕科已经于2018年6月5日从被告资通律所处转走，根据毕科与原告琮玺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签署的协议书，以及琮玺公司与百利公司、曲阜四通公司签署的三方协议相互印证，在琮玺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之后，毕科与琮玺公司签署协议给琮玺公司全权处理抵债车辆是个人行为，期间如果造成损失的，琮玺公司也应当要求毕科个人承担。第四，琮玺公司在和解协议中以及与毕科私下签署的协议中均已明确表示已经收到27辆抵债车辆，要求资通律所返还猎豹牌CS-10汽车五辆于法无据。根据琮玺公司与毕科于2018年6月8日签署的协议，根据2018年6月25日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琮玺公司已经取得了以物抵债的27台猎豹汽车的所有权，同时根据贵院2018年10月8日执行笔录，百利公司已经将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完毕，琮玺公司也未提交五辆猎豹牌CS-10汽车由毕科以及被告资通律所占有的证据，因此请求被告资通律所返还猎豹牌CS-10汽车五辆于法无据。第五，琮玺公司于2018年7月15日在经济导报中关于公章的挂失声明，只是为了声明公章丢失，但并不能证明公章在毕科手里。琮玺公司所提交的挂失声明发布日期在2018年7月15日，也就是说，丢失是在2018年7月15日，那在此之前加盖的公章都是有效的，琮玺公司声称公章在毕科手里应当提交公章交接协议等相关证据，琮玺公司称多次催要公章也应当提交其催要的相关证据，否则琮玺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加盖公章的材料均应认可其效力。同时琮玺公司作为经营性法人，作为独立法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应当清楚将公章交予他人的法律后果，同时将公章长期交予他人也会影响其正常的经营，显然不符合常理。即便存在琮玺公司所说的将公章交予毕科的情况，也意味琮玺公司足够信任毕科，也是琮玺公司对毕科的无限授权，允许其对外代表公司，对其持有公章期间加盖的材料也应当认可其效力。第六，毕科在车辆处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已经琮玺公司确认，并且琮玺公司声称未开具相应的发票并不能影响该收费的合理性。毕科在处置车辆的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琮玺公司已经确认，同时根据毕科与其私下签署的协议中约定授权毕科全权处理，琮玺公司无车钥匙及合格证等因素，也是授权毕科酌情处理。只要毕科支出的费用是真实存在的，琮玺公司提出的支出费用无开具发票的问题并不能影响收费的合理性。第七，琮玺公司与毕科私下串通解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与毕科私下签署协议并以超低价处理以物抵债的车辆，要求资通律所承担这一部分差价损失有滥用诉讼权利、虚假诉讼、敲诈勒索之嫌，资通律所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毕科在原告琮玺公司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后与琮玺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达成新的协议，协议约定解除资通律所与琮玺公司于2018年4月5日签署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且琮玺公司全权授权毕科代为处理以物抵债的车辆，并且约定扣除相关费用后，琮玺公司按照总债权数额的百分之三十支付给毕科，琮玺公司收到自己认可的市场价值3044600元车辆（其在起诉状中对车辆价值再次确认），琮玺公司与毕科私下串通解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与毕科私下签署协议并以超低价处理以物抵债的车辆，却又起诉琮玺公司要求琮玺公司承担低价处理车辆这一部分差价损失，并声称该行为是毕科作为资通律所指派律师在授权委托期限结束委托权限终止时继续执行代理协议造成，并以毕科作为被告资通律所处执业律师而要求资通律所承担赔偿责任，资通律所认为其有滥用诉讼权利、虚假诉讼、敲诈勒索之嫌，资通律所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综上，琮玺公司要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立即返还CS-10汽车五辆（价值576500元）；赔偿琮玺公司经济损失2290512.5元，赔偿自2018年6月26起至给付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毕科曾系资通律所的律师。2018年1月毕科作为琮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与案外人济南百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利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件审理工作，并代琮玺公司与百利公司签订民事调解协议，本院于2018年3月6日作出（2018）鲁0105民初53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约定：“…二、双方确认，截止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原告（百利公司）尚欠被告（琮玺公司）人民币本息共计358.5万元，被告尚占有原告所有的56辆质押车辆（车辆情况详见车辆明细）；三、被告于2018年3月11日前将该56辆质押车辆一次性交付给原告，同时原告向被告支付本息358.5万元…”。该调解书生效后，百利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8）鲁0105执687号，毕科再次作为琮玺公司在该执行案件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申请执行、进行执行和解、放弃、变更执行内容，签收法律文书，领取执行款等”。案件执行过程中，毕科代琮玺公司（协议乙方）与百利公司（协议甲方）达成《和解协议》，协议约定：“1、双方确认：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5民初536号民事调解书第2、3项涉及的56辆质押车经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且于2018年6月25日已经执行完毕，该56辆车已经交付甲方。2、经上述法律文书确认：截至到调解书出具之日，甲方尚欠乙方本息共计358.5万元。2018年6月25日在执行过程中，甲方替乙方垫付祝天振、吕光兰房租50万元。3、乙方应支付甲方法院诉讼费用17487.5元、执行费500元4、双方同意：经双方结算，甲方尚欠本息共计3067012.5元。乙方同意甲方用甲方所有车辆以物抵债。具体车辆型号附后（详见附件）。甲方负责将车辆手续（一把钥匙、合格证、发票）交付乙方。甲方保证本合同生效两个月内合格证的有效性，乙方要求甲方开具车辆发票时以附件的车辆价格为准。…”2018年7月6日，毕科作为琮玺公司（协议甲方）的经办人与案外人曲阜四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阜四通公司，协议乙方）及百利公司（协议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1、甲方将其所有的21台猎豹牌汽车（详见附表）出售给乙方，于2018年7月6日一次性将21台车辆交付乙方，甲方保证对出售车辆享有所有权。2、上述21台猎豹汽车装上乙方板车后，乙方应当一次性支付甲方137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叁拾柒万元），该款项由甲方收取，甲方指定收款账户为：6227…，户名：毕科，开户行：建设银行）。诉讼中，毕科对收到该协议中约定款项的事实未予以否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琮玺公司是否委托毕科出售涉案21辆猎豹牌车辆；二、毕科是否应向琮玺公司赔偿损失及赔偿数额。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琮玺公司称，毕科与案外人曲阜四通公司及百利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并没有经过琮玺公司的授权，其将21辆车变卖了137万元，琮玺公司并不知情，在签订协议之前毕科并没有把抵债车辆出卖的价格等相关信息给原告说明，因为毕科利用掌握琮玺公章的便利自行出面经办盖章签订协议书，琮玺公司并不追认，该协议中毕科变卖21辆车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无权处分的行为。为证明其主张，琮玺公司提交证据如下：2018年7月15日经济导报及（2018）鲁0105执1476号卷宗材料（包括上述民事调解书、和解协议、协议书及执行笔录）。毕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登报的信息显示琮玺公司的公章是丢失并不能证明在毕科手中保管；对（2018）鲁0105执1476号卷宗材真实性无异议，和解协议、调解书、卖车协议书、执行笔录均是发生在毕科作为琮玺公司诉讼代理人所签署的，另外卖车协议书中有原告公章，该协议是在百利公司签订的，因曲阜四通公司要求百利公司盖章和原告盖章，是原告法人到百利公司盖的章，另外关于百利公司支付给被告毕科的10万元是百利公司承担的搬运车辆的费用，车辆因为在租赁地保管并且都被锁上了，这10万元是百利公司让被告毕科找人开锁、搬运支出的费用，双方就是以车抵债没有现金支付。资通律师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登报声明的是公章丢失但并非说是由被告毕科持有，如果公章被被告毕科强行占有拒不交还，琮玺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报警等方式进行解决，因此对于该单方公告证明的事项不予认可；对（2018）鲁0105执1476号卷宗材料中卖车协议书的真实性不确定，资通律所没有见过该协议，协议书签订的日期是在2018年7月6日，是在琮玺公司公章丢失之前，公章完全可以代表原告琮玺公司的真实意愿，另外需要强调在2018年6月26日资通律所是在资通律所收到了盖有琮玺公司公章的委托代理解除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琮玺公司诉称因无法支付代理费与资通律所解除代理合同，因此2018年7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无论真实与否都与被告资通律所无关，都是原告与毕科之间的行为，都是毕科的个人行为，并且在2018年7月6日毕科已经在资通律所办理了转所手续，根据济南市司法局的材料显示在2018年6月13日毕科现在所在的律所就已经同意，因此该协议书的行为与资通律所无关，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不应由资通律所承担。关于琮玺公司提交的2018年7月15日经济导报及（2018）鲁0105执1476号卷宗材料（包括上述民事调解书、和解协议、协议书及执行笔录），相关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琮玺公司称公司印章在毕科手中的主张，并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确认。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琮玺公司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包括返还卖车款137万元、损失920512.5元及利息。毕科称，2018年6月25日琮玺公司与百利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百利公司以27辆车抵债3067122.5元，因该车辆诉讼期间被法院查封，27辆车分别存放于三个停车场因琮玺公司未支付场地租赁费上述车辆入厂日期均在2017年及之前，车辆本身的出售原价在9万元左右，到2018年6、7月之间每辆车的价值平均约6.5万元，车辆到位后毕科及时联系琮玺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光商量变卖的问题，因原告经营状况不好急需现金，故同意将27辆车变卖价值不低于120万元，毕科通过案外人董玮玮卖了21辆车得到车款137万元，车款由毕科收取，毕科将其中的20万元支付给案外人张伟用于抵消琮玺公司欠张伟的债务，支付给琮玺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光20万元，支付给董玮玮中介费用12万元，支付给董洪凯开锁费、人工费、工具租赁费、更换车门锁和轮胎、电瓶的费用，上述费用经过了原告的确认，剩余款项作为毕科的律师代理费在毕科处。为证明上述抗辩意见，毕科提交证据如下：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微信支付交易明细、盖有原告琮玺公司印章的费用结算及证人董玮玮、董洪凯、张伟的证言。琮玺公司质证称，对交易明细中列明的各项支出原告不认可，是否为毕科代原告经办执行案件所发生的必然的、合理的费用，证据本身无法证实；琮玺公司并没有出具过费用结算，其法定代表人杨光也没有出具过，另外该证据中并没有原告方的签字只有公章，此公章一直在毕科手中持有，所以不是琮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中支付给张伟的20万元琮玺公司不认可，琮玺公司与张伟之间是否存在债务关系以及是否委托毕科代为偿还债务均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琮玺公司并没有授权毕科偿还张伟的20万元，且琮玺公司并不欠张伟的任何钱款；办案期间的交通费等3万元，费用严重不合理，毕科为原告代理执行案件执行标的、执行法院均在济南市区，办案时长不足一个月，交通费被告毕科并没有向琮玺公司提供交通费用凭证来证实费用合理性；开锁费、换轮胎、电瓶费等琮玺公司不认可，这些费用并不存在，即使存在费用超标不符合常理；对董洪凯证言，经发问证人不具有开锁的行业许可，其从事开锁业务涉嫌违法经营，毕科作为经办人对选任开锁人员有选任过失，且开锁人员因不懂轮胎更换及货源，在更换中加价导致费用增加，所以建议法院不采信内容，且不能开具税收发票属于违法行为；对张伟证言，因证人证实将款项打给杨光，杨光不予认可债务的存在，即使债务存在也只是个人债务与公司资产进行抵债也是不妥的，毕科没有任何证据提供杨光授权他去代还，只是提供了杨光没有认可的费用确认单；对董玮玮证言，因双方为同学关系，存在利害关系，有伪证的可能性，董玮玮收取了12万元以及一台车辆的行为也没有让被告毕科开具发票，也没有将相关的发票转给原告或原告法定代表人。资通律所质证称，对毕科签订卖车协议及付款行为，资通律所并不知情，但对真实性认可，因为在费用结算中琮玺公司已经进行了确认，另外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公章一直在毕科处的情况原告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比如公章的交接协议或移交的证据，此外原告强调向被告毕科催要公章也应当提交催要的证据以证明公章确实不在原告控制中，否则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于加盖公章的协议解除通知书、费用明细等都应当认可其效力及真实性，特别需要强调，原告作为经营企业原告法人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应当明确知道将单位公章交给第三方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单单依照原告口头主张就认定公章的交付行为存在，如果公章确实被毕科盗用，也应当由原告向公安机关报警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对证人证言，因系毕科的个人行为与律所无关，资通律所不清楚，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因为没有开具发票就否定支付行为的真实存在，对上述合理的费用原告出具了确认单，结合该证据费用的支出应当予以认定。为证明其上述质证意见，资通律所提交证据如下：解除合同通知书（复印件）及照片、协议（复印件）及照片。琮玺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称其从未出具过解除合同通知，该通知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怀疑时间是倒签的；琮玺公司也没有与毕科的委托协议，即使有协议也应该是琮玺公司与资通律所进行再协议，关于公章应该是毕科私自盖的，时间应该存在倒签。毕科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对毕科提交的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及微信支付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当事人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对其所支出得必要费用，应结合相关证据予以确认；对盖有琮玺公司印章的费用结算，虽盖有琮玺公司的印章，但毕科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其必要支付费用，且该证据中没有确认时间亦未有相关负责人的签字，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可；对证人董玮玮、董洪凯、张伟的证言，虽证人已经出庭接受询问，但毕科为了处理涉案21辆车，系通过朋友、同学关系找到董玮玮、董洪凯，但两人并非具有汽车销售资质、修理及开锁资质的专业机构，其所收取的费用，并未能提供相关票据，故该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毕科所列支出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关于张伟的证人证言，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该事实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委托代理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委托他人处理事务，他人同意为其处理事务的协议。本案中，毕科在资通律所执业期间，受资通律所指派，接受琮玺公司的委托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琮玺公司与百利公司之间借款合同纠纷的调解，并作为（2018）鲁0105执687号执行案件琮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执行和解，当事人之间属于诉讼代理合同法律关系。琮玺公司与百利公司于（2018）鲁0105执687号案件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琮玺公司并未与资通律所进一步形成法律服务合同，而系委托毕科将（2018）鲁0105执687号案件和解协议中涉案的21辆猎豹汽车进行出售，虽琮玺公司对该委托事项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毕科作为受托人与百利公司及曲阜四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该行为的后果应由琮玺公司承担。毕科作为受托人将涉案21辆猎豹汽车出售了137万元，在双方无特殊约定的情况下，毕科应将售车款项返还给琮玺公司。诉讼中，毕科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在出售涉案21辆猎豹汽车过程中产生了开锁、换轮胎、换电瓶、中介等费用，对此毕科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在售车过程中产生费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且毕科亦承认百利公司已向其支付了开锁、搬运车辆的费用10万元，因此毕科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毕科抗辩称其已于2018年7月9日向琮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光返还了20万元的事实，琮玺公司已认可，故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因此，毕科在完成受托事项后未向琮玺公司返还出售车辆的款项，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毕科应向琮玺公司返还款项117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关于毕科抗辩称其代琮玺公司向张伟支付20万元借款的意见，毕科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且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毕科抗辩称，已售车款折抵其律师代理费的问题，因该律师代理费系因上述诉讼代理合同法律关系中所产生，与毕科作为受托人代理琮玺公司售车的行为并非基于同一事项，毕科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当事人对此有特别约定，故对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琮玺公司要求资通律所承担责任的问题，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诉讼中，琮玺公司自愿撤回要求两被告立即返还猎豹牌CS-10汽车五辆的诉讼请求，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毕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山东琮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返还款项117万元；二、被告毕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山东琮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赔偿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以117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117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山东琮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736元，原告山东琮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4406元，被告毕科负担153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善人民陪审员  孙发英人民陪审员  郗毓红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 记 员  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