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民终1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东东，女，198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梦薇，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皓，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效强，男，197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安莹，女，198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与张效强系夫妻关系。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正强，山东兴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东东因与被上诉人张效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2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东东上诉请求：撤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2623号民事判决，改判张东东偿还张效强4万元，并由张效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自2011年起张东东与张效强之间即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与事实不符、与张效强提供的起诉状内容不符。张效强在起诉状中明确表明其主张的是2014年9月的借款，张东东是自2014年9月向其借款。张效强提供的借条中的40万元不是张东东借款，而是张效强在聊城市鸿元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元公司）没有收回的40万元，因是熟人关系张东东没有过多考虑，同意承接鸿元公司的该笔40万元债务，张效强与张东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借款关系。张东东同意承接该笔债务后已实际向张效强偿还36万元，对此部分张效强不能两次受偿，一审法院对这一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张效强诉称的“2014年9月间张东东多次在张效强处借款，约定利息为月息2%”系虚假陈述，双方之间未发生借款关系，亦未约定利息。三、张效强起诉后，张东东才得知郎立岗、杨小冰已向张效强偿还36万元，2016年1月10日张效强隐瞒这一事实，欺骗张东东按照原数出具借条，2017年换条时实际仅欠4万元，但张效强未告知张东东，导致张东东仍出具了金额为39万元的借条。四、2016年、2017年的两份借据记载“今借现金”明显不属实。张效强当天根本没有提供借款给张东东，张东东也从未收到张效强交付的40万元借款，因此借款没有实际交付，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成立。五、2014年至2016年期间张东东之子因患××在北京共计住院32次，张东东长期在北京陪护，对于外界的信息不掌握，也无心了解。张效强找到张东东要求张东东出具欠条时根本没有对账，张东东出于对同学的信任才按照张效强陈述的数额出具借据。对于一个患病孩子的母亲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不干扰孩子治疗，其他都可以以后再解决。当借据与凭证不一致时，具体数额应以资金交付凭证为准。六、张效强辩称张东东提供的上述35万元转款是偿还之前债务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张东东与张效强在2014年9月之前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次，张效强与鸿元公司之间的借款与本案无关，张东东从未认可承接，张东东的还款都是针对40万元。七、一审中，张东东要求鸿元公司的法人郝某提交鸿元公司与张效强之间的转款凭证，鸿元公司向张效强转款数额超出了张效强通过鸿元公司对外出借的数额，鸿元公司与张效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1.张效强虽持有张东东书写的欠条，张东东也持有向张效强还款的凭证，但张效强提交欠条记载的转款日期在前、后续欠条虽载明借款但并未发生新的交付，张东东持有的还款凭证日期在张效强交付借款之后，应当认定欠条出具后，张东东还款36万元。2.张效强在不否认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收到还款36万元的情况下，辩称该还款是针对借据出具之前的借款，与事实不符。张东东在2014年9月之前不欠张效强借款。3.退一步讲，无论是张东东承接鸿元公司40万元债务，还是2014年9月张东东向张效强借款40万元，通过数次还款，截止到张效强起诉时未获清偿的数额都是4万元而不是4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张东东还款39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张效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张效强答辩称：一、张效强与张东东之间自2011年起就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关系明确，截至张效强起诉时张东东尚欠39万元整。1.张效强与张东东系同学关系，自2011年起，张效强多次通过现金或转账向张东东账户支付借款。一审庭审时，张东东也明确承认自2015年1月23日至2015年7月30日通过案外人郎立岗、杨小冰向张效强偿还借款，足以说明张东东认可与张效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截至张效强起诉之日，张东东尚欠39万元整。有一审中张效强提交的张东东于2016年1月10日亲笔书写的40万元借据、张效强与张东东2016年6月15日的通话录音、张东东于2017年1月16日出具的借据为证。3.2016年1月10日的借据是由张效强与张东东多次转约后，对以往的账目进行核对后形成的。2017年1月16日的借据是在2016年1月10日的借据到期且张东东还款1万元的基础上形成的，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是真实成立的。二、张东东诉称的“起诉后才知郎立岗、杨小冰已向张效强偿还36万元，2017年换条时仅欠4万元”与事实不符。1.一审中，张东东及其代理人明确阐述“2015年1月23日至2015年7月30日的4张转账凭证计款为35万元是由张东东委托郎立岗、杨小冰代为向张效强还款，2016年张东东还款1万元”，但在上诉状中称“起诉后才知郎立岗、杨小冰已向张效强还款36万元”，明显属于虚假陈述。另外，案外人郎立岗、杨小冰代张东东还款后不告知张东东也不符合常理。2.张东东委托郎立岗、杨小冰代为向张效强还款35万元的时间是2015年1月23日至2015年7月30日，而张东东为张效强出具欠款40万元、39万元借据的时间分别是2016年1月10日、2017年1月16日，结合张效强在一审中提交的2016年6月15日的通话录音，足以认定郎立岗、杨小冰代张东东向张效强还款35万元明显属于2016年1月前的借款。3.张效强与张东东2016年6月15日的通话录音中，张东东的陈述也足以说明，截至2016年6月15日张东东欠张效强40万元整。三、张东东诉称的“40万元、39万元借据均是因为相信同学、相信校友不会欺骗自己，才按照张效强陈述的数额出具借据”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张东东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商业经营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未经对账即出具借据。即使张东东不在聊城，完全可以通过电话向其会计核实账目。另外，即使当时不核实借据金额，但截至张效强起诉长达三年的时间不核实，明显不符合常理和逻辑。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张东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效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9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效强与张东东系同学关系，2011年至2014年，张东东多次向张效强借款，在此期间双方转账交易频繁。2014年10月10日，张东东向张效强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借据，因资金周转今借到张效强通知现金肆拾万元整，小写：￥400000元整。期限：自2014年10月10日至2015年1月10日，共计：叁个月，借款人：张东东，2014年10月10日。”上述借款到期后，张东东撤回之前借据，另行向张效强出具借据，内容为：“借据，今借张效强同志现金大写金额肆拾万元整，小写￥400000元整，期限：自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6月10日，共计10个月。借款人：张东东，2016年1月10日。”之后张东东偿还借款本金1万元，2017年1月16日，张东东再次就上述借款向张效强出具借据，内容为：“借据，今借张效强同志现金，大写金额叁拾玖万元整，小写￥390000元整。期限：自2017年1月16号至2017年5月16号，借款人：张东东，2017年1月16号。”对于上述借据形成原因，第一次庭审时张东东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借据记载款项并未实际交付，双方借贷关系并未成立；第二次庭审时，张东东辩称自2015年1月23日至2015年7月30日，其委托案外人郎立岗、杨小冰代为偿还张效强借款共计35万元，2016年张东东本人偿还借款1万元，已偿还借款36万元，原告再次请求偿还借款39万元无依据。并称自2014年10月至2017年，张东东一直带孩子在北京住院治疗，不知道郎立岗、杨小冰偿还借款的数额及时间，未经确认对账即为张效强出具了上述借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自2011年起原告张效强与被告张东东互相存在多次转账交易，双方对二人之间曾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告张东东是否尚欠原告张效强借款，欠款数额应为多少？对于该争议问题，双方均提交了大量向对方转账的银行凭证，但因时间跨度过久，银行转账凭证无法收集齐全，且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均存在向指定案外人转账或委托案外人转账的情况，仅凭银行转账凭证无法确认实际欠款数额。原告提交了2017年1月16日张东东为其出具的39万元借据，用2016年1月10日张东东出具的40万元借据影印件、其与张东东的通话录音以及张东东在出具该借据后曾偿还1万元借款本金的事实，证明上述借据记载的39万元系双方之前借款多次转约而来，原告对于借据形成的过程已完成了基本举证义务。被告张东东对此有异议，先辩称借款未实际支付，后改称已委托案外人郎立岗、杨小冰偿还大部分借款，在解释为何偿还大部分借款后又再次出具40万元借据时又称因身在外地不清楚还款情况，被告的抗辩理由前后矛盾，逻辑混乱，难以采信。在2017年1月1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39万元借据后，双方再无资金往来，因此本案欠款数额应认定为39万元。关于借款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未约定利息，原告主张催告后利息，可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限被告张东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张效强借款本金39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3月18日起，以39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3575元，由被告张东东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张东东提交了存款凭证原件三张，证明：2015年3月22日张东东向张效强妻子田安莹6223191510143576账户存款30000元，2014年11月18日、2014年12月17日张东东向张效强还款12000元，2014年9月23日前的债务已经清偿完毕。被上诉人张效强质证认为：2020年4月9日的农信社回单，客户签名是张春苗，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另外两张中国工商银行的凭证是手写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张东东另在二审中申请证人郝某出庭作证，证明涉案借款是张效强向鸿元公司的投资，而非张东东个人借款，而且2014年9月23日前鸿元公司的会计已经通过银行转账、现金存款的方式履行了还款义务，鸿元公司与张效强之间的债务已经结清。被上诉人张效强质证认为：证人郝某与张东东系雇员与老板的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张效强不认识孙玉霞，每次给钱都是通过张东东先沟通，借条都是张东东个人打的，从来没有盖过鸿元公司公章，还款也都是张东东个人还的。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东东与张效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如存在，张东东需向张效强偿还的金额为多少。张东东与张效强系同学关系，二人自2011年起存在多笔转账交易。2017年1月16日，张东东为张效强出具了一张金额为39万元的借据。张效强称该39万元系双方之前多次借款转约而来，并在一审中提交了2014年10月10日、2016年1月10日的两张借据复印件以及2016年6月15日其与张东东的通话录音加以佐证。张效强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张东东上诉称其系基于对同学的信任才按照张效强陈述的数额出具借据，有违一般的生活常理，也与其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经营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身份不符。张东东亦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张效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其抗辩理由不能对抗张效强持有的书面证据的证明效力，因此，本院依法认定张效强与张东东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关于张东东需向张效强偿还借款的金额。张东东上诉称其在张效强起诉后才得知郎立岗、杨小冰已向张效强偿还35万元，这与张东东在一审中陈述的“35万元系其委托郎立岗、杨小冰代为向张效强还款”相矛盾。张效强称该35万元系偿还的之前的借款，并提交了2014年10月10日张东东出具的另外一张25万元的借据加以证明。本院认为，张东东于2014年10月10日向张效强出具了两张金额分别为40万元、25万元的借据，后经还款、对账形成了2016年1月10日的40万元借据，张东东又偿还了1万元，从而形成了2017年1月16日金额为39万元的借据。结合张东东在2016年6月15日与张效强的通话录音中对欠款40万元的认可，张东东应当按照2017年1月16日借据上的金额即39万元向张效强承担还款责任，其关于已偿还35万元尚欠4万元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亦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张东东在二审中关于调取张效强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和聊城农商行的银行账户自2013年9月16日起至2015年7月30日止的交易明细的申请，因该期间发生在涉案借据出具日期即2017年1月16日之前，无论调查取证的结果如何，均不足以达到推翻张效强持有借据效力的证明标准。故对张东东的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张东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张东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曙昉审判员  刘晓光审判员  刘 颖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杜娟书记员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