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7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建新，男，1973年4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建德市，现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宏华，女，1971年8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温岭市，现住浙江省温岭市。 上诉人许建新因与被上诉人梁宏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建德市人民法院（2020）浙0182民初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周志军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3月30日，梁宏华与许建新签订了《离婚协议书》一份，协议第四条对经济补助问题进行了特别约定，内容为“兼于男方对夫妻感情破裂负有重大过错责任，且女方已过适孕年龄，无望再生育子女之故，男方自愿给女方经济补助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此款由男方在双方签订本协议书之后，双方共同前往办理离婚手续前一次性付足女方贰拾万圆整。余款由男方自2017年起的每年1月31日前按每期拾万元，分13次付清给女方”。协议签订后，梁宏华、许建新在建德市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许建新支付梁宏华经济补助款200000元。因许建新未按约支付2017年1月31日前应付的100000元，故梁宏华诉至原审法院。该院于2018年2月22日作出（2018）浙0182民初3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许建新支付梁宏华经济补助款100000元；许建新不服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1民终281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许建新的上诉。根据该离婚协议的约定，2018年1月31日前、2019年1月31日前许建新又应支付梁宏华经济补助款各100000元，许建新未履行给付义务，故梁宏华再次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许建新支付经济补助款20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梁宏华与许建新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梁宏华、许建新在《离婚协议书》中就经济补助问题已作了特别约定，并依照该协议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故协议中的约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许建新曾在（2018）浙0182民初322号案件庭审过程中自认该协议书上的签字和手印均系本人所签所捺，否认存在胁迫或欺诈情形，现其提出协议书系受到胁迫所签，前后存有反言，且未能提供有效依据，故对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许建新提出的其他意见，许建新家中长辈患病、经济状况不佳等情况在其与梁宏华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即已存在，故不宜认定系双方离婚后新出现的重大变故，尚不足以成为许建新拒绝履行该协议书的正当理由。许建新是否具有履行能力并不影响协议的成立与生效，故对许建新的抗辩该院不予采纳。现梁宏华依据离婚协议要求许建新支付已到期的经济补助款，符合法律规定。许建新未按约履行给付义务，已违反约定，应承担继续履行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梁宏华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许建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梁宏华经济补助款20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150元，由许建新负担。 宣判后，许建新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未充分査明上诉人离婚后经济情况显著恶化等情形。1.原审法院认定“许建新家中长辈患病、经济状况不佳等情况在其与梁宏华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即已存在，故不宜认定系双方离婚后新出现的重大变故”，该认定错误。上诉人家庭经济情况与离婚时相比较已经严重恶化，影响上诉人及其家人生存的权利。离婚后上诉人母亲徐玉珍疾病开始恶化，2018年母亲因双目失明被鉴定为“残疾等级二级”，2018年9月家庭被纳入低保户。同时上诉人母亲病情不断恶化，目前双目失明且需要进行每周三次的透析治疗。上诉人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也是独生子女，除了母亲外还要同时赡养79岁的老父亲许善声。离婚前上诉人在永康一家建材公司任职总经理，年薪20万元左右收入，离婚时承担了全部家庭债务。但是离婚后，上诉人任职的建材公司经济业绩下滑，上诉人引咎辞职回家数月。尔后虽任职丽水缙云一家环保公司，但月薪仅3000元，与上诉人离婚时收入差距甚大；之后由于被上诉人申请强制执行，上诉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导致上诉人丢失工作，目前靠领取失业金存活。离婚后上诉人的经济状况已经出现重大变故，已完全不同于离婚时的经济状况，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符。2.离婚协议书签订时确实存在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的情形。2016年3月30日离婚协议书签订时，被上诉人还向上诉人出具《承诺书》，内容载明“本人承诺不干涉男方未来的婚姻生活，不对男方未来婚姻对象的工作造成不良影响”，该承诺书签订目的可证明被上诉人存在威胁上诉人生活的情形。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案涉款项属于离婚纠纷涉及的“经济补助款”，不应当简单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还应当考虑婚姻法相关规定。本案的款项支付问题系由离婚协议书而产生，且款项性质已经原审法院认定为“经济补助”，因此本案适用“离婚后财产纠纷”更为适宜。此外，离婚协议书中的“经济补助”应被理解为婚姻法规定的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经济帮助，区别普通合同约定的给付义务。因此，当上诉人因客观情况导致经济状况恶化，无力提供经济帮助时，原审法院应予以终止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助”款的义务。即便原审法院要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作出判决，也应当充分考虑案件客观事实，适用准确的法律条文。根据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上诉人在离婚后出现经济恶化、赡养义务加重、靠领取失业金维持生活等情形，该情形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情形，若让上诉人继续支付“经济补助”款，有违公平原则。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梁宏华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梁宏华辩称：对于上诉人所称的承诺书，上诉人的上诉是颠倒黑白，承诺书是上诉人于2016年3月30日要求被上诉人写的，是离婚当天写的。其当时是为了保护其现任妻子即当时双方未离婚时的女朋友。2016年时被上诉人不知道女方是谁，上诉人称女方已经怀孕3个月，必须在3月份之前离婚，而且上诉人说女方是公务员，如果被上诉人要去找她麻烦，其是要停职的。当时上诉人很动情跟被上诉人说，女的家中也很苦，请求被上诉人饶过她。被上诉人当时也没有想去找她，也不认识她。双方2016年离婚至今，被上诉人从某个渠道了解到女方是谁、单位在哪里，但是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去找过她。承诺书说明上诉人做贼心虚，婚内出轨。而且离婚协议中150万元的金额也是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当时不同意上诉人每年支付10万元的分期方式，是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下套，说公司会分红的。2016年之前上诉人的工作年薪22万元一年，离婚后，上诉人的工资就变成了每月3000元。现在上诉人的离婚目的已经达到，却对离婚协议予以反悔，离婚至今分文未付。请求法院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许建新与梁宏华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四条“双方就经济补助的特别约定”条款中约定许建新自愿给予梁宏华经济补助150万元，该约定意思表示明确，其效力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许建新在本案中提出离婚协议签订时存在受梁宏华胁迫的情形，已在本院审理的（2018）浙01民终2815号案件中提出同样的抗辩理由，本院未采信其该项主张，该判决已生效。现许建新在本案中再次提出相同的主张，本院不予理涉。离婚协议虽具有合同的基本特征，但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为了解除婚姻关系以及离婚后对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和债权债务处理等作出安排而订立，是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达成的协议，其中的各项条款构成了离婚协议的整体，密不可分。各条款均依附于婚姻关系的解除，具有身份关系的属性，有别于一般的合同关系。故许建新上诉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规则”对本案作出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案涉《离婚协议书》关于“兼于男方对夫妻感情破裂负有重大过错责任，且女方已过适孕年龄，无望再生育子女之故……”的约定，可见双方对于150万元经济补助的约定，既有过错赔偿也有对女方因“无望再生育子女”的经济补偿性质，并不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的情形。许建新母亲患病、经济状况不佳等情况在其与梁宏华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即已存在，不属于双方离婚后新出现的重大变故，许建新以此为由拒绝支付协议约定的经济补助款，缺乏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许建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周志军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