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01民初15424号 原告：刘继坤，男，197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原告：杨红英（系原告刘继坤之妻），女，197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原告刘继坤。 被告：滕儒东，男，196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波，重庆市万州区百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刘继坤与被告滕儒东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继坤、杨红英、被告滕儒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继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由被告归还原告借款50万元，并从2015年5月2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时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与向益春为夫妻关系，与滕滕为父子关系。2015年3月1日，滕滕作为重庆市高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约定该公司向原告借款50万元，期限为一年，被告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并捺指纹。2015年5月1日，向益春、滕滕又给原告出具《借条》，但之后未支付利息。现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要求法庭判如所请。 被告滕儒东辩称，原告就案涉款项已提起三次提起诉讼，给被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二原告将50万元交付给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属实，但双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也不是被告的借款，原告将滕儒东列为被告不适格。同时，被告也未提供担保，《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为复印件，被告没有文化，上面的字不是其所书写，指纹也非被告所捺。反之，原告的诉讼请求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被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二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滕儒东与向益春原为夫妻关系，但双方已于2009年6月9日登记离婚。滕滕与被告滕儒东为父子关系。 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为向益春和滕滕母子于2013年5月27日开办成立，其经营范围为：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但不得从事金融、财政信用业务、投资咨询服务、投资管理。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以“实现高效财富升值，传承优秀投资理念”为由，向原告刘继坤等不特定人员711人吸收资金。2015年3月1日，原告刘继坤作为甲方，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为乙方，滕滕代表该公司与原告刘继坤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约定，乙方承诺在国家许可的经营范围内严格执行甲方的委托，将委托管理资金用于房产抵押、汽车抵押、信用担保、在建项目贷款并确保甲方该笔资金的安全性。甲乙双方在签署本协议前，乙方已向甲方充分介绍了本次投资项目贵州省都匀市经济开发区“新洪茂·黔南印象”项目的合法性、投资风险类型、风险程度及控制方法；甲乙双方在签署本委托协议前，甲方已充分明白该项目的合理性、风险和投资收益的关系，并认定以下签署的条款没有非自愿因素，同时保证委托投资管理资金本身的合法性。甲方委托投资管理资金为人民币50万元。甲方与乙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协议，自本委托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将其50万元委托乙方代为投资管理，并委托乙方将被委托投资管理资金打入融资人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指定账户。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代为向融资方每月收取投资期间的投资收益人民币1.5万元；委托管理期限为一年，即自2015年3月1日起至2016年3月1日止；乙方保证甲方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不计盈亏，将甲方委托投资管理资金进行抵押管理并将融资方委托乙方支付给甲方的投资收益人民币1.5万元按月支付给甲方。签订协议的当日，二原告按协议约定，于签订协议的当日将50万元汇入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指定收款人的银行账户。嗣后，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分别支付原告刘继坤当年3月和4月的投资收益1.5万元。之后，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因资金链断裂，2015年5月1日，向益春遂向原告杨红英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杨红英人民币50万元”。向益春作为借款人签名并捺指纹，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亦加盖印章，滕滕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并捺指纹；同时，滕滕在《借条》后备注以下内容：“该笔借款经双方协商，双方同意以来凤县绿水镇四合新区房屋做为偿还。本人滕滕在绿水镇四合新区1号楼所有法律手续完善后将价值50万元整的房屋交给杨红英以偿还该笔债务”。但是，原告杨红英并未到场，只有原告刘继坤在场。《借条》出借后，原告刘继坤则将2015年3月1日与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原件退还，该公司并立即予以销毁。其后，原告刘继坤与滕滕曾协商，将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投资到重庆汇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债权转转让给原告刘继坤，但未能达成一致协议。 2016年3月28日，原告刘继坤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滕儒东承担借款偿还的保证责任。被告滕儒东在该案和本案中提供的答辩状中称，其与原告刘继坤在2002年至2004年9月为原双石乡政府工作期间的同事，之后各自调入其他乡镇再无来往。但是，原告刘继坤在2015年春节期间，知道其前妻和儿子滕滕开办的投资公司需要集资，便要求其陪同一道去公司办理投资事宜，这样被告滕儒东便与原告刘继坤一同前往该公司。该公司工作人员李雪梅向刘继坤称要凑足50万元，才给月利息3分，于是刘继坤凑足了50万元，并与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在此期间，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的李雪梅和刘继坤要求滕儒东作为保证人签字，起初其不同意，但二人称该协议为委托关系，不是借贷关系，签字后也无效，于是滕儒东鉴于与刘继坤之间的同事关系，便按照李雪梅和刘继坤的要求作为保证人在《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上签字。2015年5月，高优投资公司在因资金链断裂，刘继坤和其兄刘继华要求该公司将其投资款转入重庆汇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牟维清名下，但刘继坤后来反悔，滕滕迫于无奈重新给刘继坤出具50万元手续，但双方已将《委托投资管理协议》撕毁。滕儒东据此认为，案涉款项并未借款，其是在不自愿的情况下作为保证人签字，该保证协议无效，其不应承担责任。反之，刘继坤与高优投资公司已解除委托投资协议，滕儒东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同时，被告滕儒东在庭审中也认可称已在《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中作为保证人签字，只是认为不是出于自愿而已。同年5月30日本院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 2016年5月30日，原告刘继坤又向本院提起诉讼，仍要求被告滕儒东承担案涉借款的保证责任。2016年7月18日，本院准许其撤回起诉。 2016年6月21日，原告刘继坤向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百安坝派出所报案称，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被告滕儒东不履行偿还借款和保证责任。同时，原告刘继坤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其与被告滕儒东原为同事，后因乡镇合并便分别在不同的乡镇工作。原告刘继坤并不知道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向外吸收资金的事情，而是被告滕儒东告知的，并要求原告刘继坤去投资，且在其同意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方向滕儒东之子滕滕的公司借款。嗣后，公安机关对向益春、滕滕和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这样，原告刘继坤便与被告滕儒东一道去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被告滕儒东自愿在该协议上作为担保人签字并捺指纹。向益春在公安机关多次询问中供述，其通过亲戚朋友和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的网站向社会吸收资金，并承诺支付利息。为了让投资人信任，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定期不定期召集投资人开会。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在贵州省都匀市新洪茂“黔南·印象”房地产开发项目占16%的股份，其将公司系吸收的1.2亿元资金向该项目投资4000万元，出借给湖北省来凤县绿水镇四合新区项目负责人牟兴国1800万元，自然人付绍贵2500万元、牟维清500万元、郭周荣900万元、张昌炎200万元。2017年12月13日，本院（2017）渝0101刑初29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向益春、滕滕和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并处于刑罚。同时，责令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退赔刘继坤损失50万元。该判决书已于2017年12月26日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刑事审判庭已将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承担原告刘继坤等人经济损失的执行申请，移送本院执行局强制执行。 二原告在本案中曾将向益春、滕滕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在审理中自愿撤回对二人的起诉，本院已口头裁定准予其撤诉。 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主张的事实、理由和抗辩意见，本案存在的主要争议焦点为： 一、原告刘继坤与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之间是否为民间借贷关系？ 二、原告刘继坤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滕儒东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 针对上述争议，本院分别评析如下： 一、关于原告刘继坤与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之间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性质问题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也可称为民间借贷的主体。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取预期不确定的收益或效益，而将一定财资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一般表现形式为入股和入伙，其主要的特点就是投资主体之间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借贷关系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法律关系。借贷关系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它实现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利息明确固定。审酌原告刘继坤与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原告刘继坤并未直接或间接参与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的管理经营，并享有投资事项的知情权、决定权、利益分配的决策权和承担投资资金的经营风险责任，只是按约定的利率每月取得固定收益，且到期收回本金。同时，双方在《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中尽管明确融资对象，但与向益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不一致，即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在双方约定的融资单位占有股份。因此，原告刘继坤与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签订的名为委托投资协议，实为民间借贷关系，被告滕儒东抗辩原告刘继坤与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之间并非借贷关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担保方式未约定的，按连带保证责任承担责任；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六个月内有权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有权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有权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五条，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本案中，原告刘继坤尽管提供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为复印件，但被告滕儒东在答辩状中认可作为保证人的签名，应作为其自认事实处理，但双方对保证责任的方式未予约定，应按连带保证责任处理，同时双方对保证期间也未约定，被告滕儒东的保证责任应在主债务2016年3月1日期满之日六个月内承担保证责任，但原告刘继坤在保证期间期满前已向本院提起诉讼，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应当中断，同时其于2016年6月21日公安机关报案至本院刑事判决生效之日，应为诉讼时效的中断。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实施之日即2017年10月1日，诉讼时效期间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一年，应当按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原告刘继坤、杨红英的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滕儒东对本案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被告滕儒东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 2015年3月1日，原告刘继坤签订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中的借款人为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当年5月1日，向益春作为借款人出具的《借条》中，只将原告刘继坤之妻原告杨红英作为出借人，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仍作为借款人盖章，并增加滕滕作为担保人。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尽管将原《委托投资管理协议》收回后销毁，但二原告为夫妻关系，为案涉借款的连带债权人，何况原告杨红英并未到场，只有原告刘继坤在场的情况下，向益春、滕滕将原告杨红英为出借人而出具的《借条》。由于民间借贷为实践性单务合同，原告刘继坤将出借款交付之日合同则已生效，《借条》中仅将原告杨红英作为出借人并非双方形成新的借贷关系，而增加借款人和担保人只是合同的变更，并非解除，更非终止。反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保证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未专门签订担保合同，也未对主合同解除后被告滕儒东应否承担责任予以约定。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债权同时转让，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对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保证人与债权人事先约定仅对特定的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禁止债权转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即使存在原告刘继坤将债权人转让给原告杨红英，被告滕儒东也仍应承担保证责任，故被告滕儒东抗辩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应向原告刘继坤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拆除核准的经营，未经国家金融管理机关依法批准，在不具备金融许可的情况下，也非解决企业自身资金困难或者生产经营急需偶然为之，而采用经常性、经营性和对象不特定新的手段向原告刘继坤等人吸收资金，然后对外放贷，以期获取利益。尽管原告刘继坤与滕滕之后已解除《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但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同时，被告滕儒东也是基于该协议向高优投资公司提供的担保，本院生效的刑事判决亦确定案涉款项由公司负责清退。因此，双方于2015年3月1日签订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无效，被告滕儒东与原告刘继坤达成的保证协议亦当然无效，但滕滕为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被告滕儒东为父子关系，其介绍二原告向其子开办的公司投资，并自愿提供保证的行为也存在过错，故原告刘继坤、杨红英只应在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不能退还集资款50万元部分的三分之一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同时，案涉款项已被本院生效判决确定为向益春等人非法吸收的存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的规定，原告刘继坤为集资参与人，本身存在一定的过错，且本院生效刑事判决已确定只退还其集资款本金50万元，故其要求被告滕儒东承担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滕儒东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对重庆市高优投资公司向原告刘继坤、杨红英的集资款50万元中不能退赔部分三分之一的责任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刘继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98元，由原告刘继坤和被告滕儒东各负担529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正东 人民陪审员  石定全 人民陪审员  张 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余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