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7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众一金彩黔矿业有限公司织金县少普乡兴隆煤矿，住所地织金县少普乡街群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5200007095578182。单位负责人：扶黄山，男，该矿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兰亚松，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向辉，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竹花，女，196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某1，女，1991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某4，男，200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某2，女，199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某3，女，1997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被上诉人熊竹花、尹某1、尹某4、尹某2、尹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熊庭辉，男，汉族，1977年5月23日出生，住云南省宣威市，系尹某1、尹某4、尹某2、尹某3等人之舅舅。上诉人贵州众一金彩黔矿业有限公司织金县少普乡兴隆煤矿（兴隆煤矿）因与被上诉人熊竹花、尹某1、尹某4、尹某2、尹某3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4民初4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兴隆煤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兰亚松、被上诉人熊竹花、尹某1、尹某4、尹某2、尹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庭辉及被上诉人尹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隆煤矿上诉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一审判决偏离原告主张的事实理由。原告民事起诉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是“上诉人作为煤矿，在招聘人员时没有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以及对张汝文精神状况的注意义务，导致张汝文在煤矿宿舍内将尹得祥砍伤并致其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并未主张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对其职工宿舍的监管缺失责任和义务，明显偏离了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二、一审判决认定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单位对其职工宿舍的监管缺失与死者尹得祥被案外人张汝文伤害致死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据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明显错误。其理由是：（1）上诉人对其职工宿舍的监管缺失并不是直接造成死者尹得祥死亡结果的直接原因，也不是间接原因，换言之，尹得祥死亡结果与上诉人对其职工宿舍的监管缺失并不存在因果关系。（2）因果关系是指社会现象之间一种客观联系，即一种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发生，则该种现象为原因，后一种现象为结果，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就称因果联系。具体到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时间，行为及其造成的某种状态在特定条件下，引起或决定民法保护对象受到侵害的一种客观联系。本案死者尹得祥的死亡系施害人张汝文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所致，死者尹得祥生命权受到的侵害与张汝文的故意伤害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予以认可。（3）案发当日，上诉人管理人员在尹得祥与张汝文发生争执时，已及时赶赴现场并进行了劝止，并对双方进行了批评教育，矛盾在当时已经得到化解，尽到了应尽的监管义务，但张汝文事后半夜蓄意报复行为并非为用人单位所能控制，双方非在工作时间的个人恩怨并非为用人单位管理事务，客观上也无法管理，并不因此承担侵权责任。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作为判决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无论从事实还是法律逻辑还，均无法得出结论。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第二款是过错推定进行了规定，即“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需要严格的适用：一是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情形；二是行为人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三是鉴于法律规定可以推定行为人有过错，且行为人没法反证自己无过错，才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对过错推定的情形有明确规定，主要适应于共同危险行为责任（第十条）、暂时丧失心智致人损害责任（第三十三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第三十七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受到损害的责任、（第三十八条）、医疗技术过失的推定责任（第五十八条）、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时的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的连带责任（第七十五条）、动物园的动物损害责任（第八十一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脱落、坠落致人损害责任（第八十五条）、堆放物致人损害责任（第八十八条）、在公共道路妨碍通行致人损害责任中，道路管理部门的管理瑕疵责任（第八十九条）、林木致人损害责任（第九十条）、地面施工、地下设施致人损害责任（第九十一条）等情形。结合本案，上诉人既不是侵权行为人，也不是法律明确规定适用过错推定的法律情形，一审判决依据第六条无论在事实和在法律逻辑上均无法得出上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结论。虽然作为用人单位对职工的管理具有一定管理义务，但这种管理义务是有限度的，用人单位一般情况下并不能对故意杀人或伤害行为的负有责任，更不能随意推定其有过错。否则，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实施犯罪行为，意味着整个国家、社会及家庭均可别推定存在过错，均应承担侵权责任。熊竹花、尹某1、尹某4、尹某2、尹某3答辩称：请求依法院判决。煤矿与尹得祥签订劳务合同，属于其管理范围。原审原告熊竹花、尹某1、尹某4、尹某2、尹某3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责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30795元即261590元×50%；其中：1．医疗费17080元；2．护理费2564元；3．误工费2564费；4．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5．丧葬费31462元；6．死亡赔偿金194320元；7．交通费200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26459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3月30日尹得祥与兴隆煤矿签订劳动合同，入职被告单位工作。2018年3月6日案外人张汝文在织金众康医院体检，结论为：本次体检未见职业禁忌症；既往病史：无；其他：无特殊。体检合格后入职被告单位工作。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案外人张汝文与被害人尹得祥、熊定丽均系兴隆煤矿的工友，案外人张汝文、尹得祥、熊定丽、吴玉响宿舍相邻，平时张汝文、尹得祥、熊定丽、吴玉响均在尹得祥、熊定丽居住的宿舍共同做饭吃。2018年4月5日张汝文、尹得祥、熊定丽、吴玉响在尹得祥、熊定丽宿舍内吃饭喝酒后，吴玉响返回房间休息，次日凌晨0时许，张汝文因怀疑吴玉响、尹得祥、熊定丽要杀他，张汝文将吴玉响房间上锁后，拿起做菜的菜刀砍伤尹得祥头部等处，又用菜刀砍伤熊定丽头部、胸部、肩部等处，后熊定丽将张汝文手中的菜刀抢下，张汝文随即逃离现场，熊定丽、尹得祥被送到织金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尹得祥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4月22日死亡。经贵州省织金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死者尹得祥系生前被他人用锐器砍击头部致重型颅脑损伤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鉴定，张汝文作案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3月5日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五原告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所提医疗费17080元（有票据证实）、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护理费2564元、误工费2564元，依法应当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所提丧葬费（含殡葬费用）、交通费，因未提供相关票据，由本院酌情判赔60000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所提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不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2019年7月26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黔05刑初5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人张汝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由被告人张汝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熊竹花、尹某1、尹某3、尹某2、尹某4经济损失人民币共计83808元。三、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熊竹花、尹某1、尹某3、尹某2、尹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经查明，熊竹花系死者尹得祥的妻子，熊竹花与尹得祥于1991年7月29日生育长女尹某1，1996年8月26日生育次女尹某2，1997年9月26日生育三女尹某3，2001年8月28日生育长子尹某4。死者尹得祥被案外人张汝文砍伤后送致织金县人民医院抢救，经诊断为：一、开放性颅脑损伤；二、皮肤裂伤；三、吸入性××；四、枕大池蛛网膜襄肿；五、失血性贫血；六、凝血功能障碍；七、凝血功能障碍；八、中枢性尿崩症；九、分布性休克；十、电解质紊乱（低钾、低钙）；十一、肝襄肿。尹得祥于2018年4月22日09时19分死亡。死者尹得祥住院治疗期间，原告向织金县人民医院预交纳了17000元的医疗费，交给了80元的门诊费。事故发生后，被告于2018年4月21日支付了熊定丽及尹得祥家属住宿费等费用812元，支付尹得祥医药费2488.6元，向织金县人民医院预交费38000元。2018年5月19日尹某1及其丈夫黄林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由向织金县少普乡（镇）政府领导提出困难申请书及承诺书，请求公安机关通过协调给予20000元作为安埋尹得祥尸体的费用。2019年5月19日尹某1、黄林领取了该20000元，在该领款单中备注为：同意从兴隆煤矿划拨资金中支付15000元，镇财政支付5000元。五原告为到织金处理尹得祥相关事宜，产生交通费315.5元。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护。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死者尹得祥与案外人张汝文均属于被告的职工，死者尹得祥虽系被案外人张汝文故意伤害致死，但案外人张汝文实施故意伤害的行为发生于被告的职工宿舍，该职工宿舍在被告单位管理范围内，被告虽辩称其对单位职工宿舍尽到了必要的管理职责，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伤害事件的发生，是案外人张汝文与死者尹得祥一同吃饭喝酒后，案外人张汝文××发作，使用做饭的菜刀对死者尹得祥实施伤害行为所致。被告对其职工宿舍未进到必要的监督管理职责，导致被害人尹得祥与案外人张汝文吃饭喝酒后案外人张汝文××发作将被害人尹得祥伤害致死，被告单位对其职工宿舍的监管缺失与死者尹得祥被案外人张汝文伤害致死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据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中，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交通费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明确由案外人张汝文赔偿。据此，原告再向被告主张上述费用属于重复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因被告不是侵权行为的加害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告各项经济损失中，未得到赔偿的只有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以194320元计算死亡赔偿金，死者尹得祥系被告单位职工，从事采煤工作，原告主张以194320元计算死亡赔偿金不损害被告的利益，予以确认。综合全案事实，被告对其职工宿舍未尽到必要的监督管理职责，被告在伤害案件发生后，及时将被害人送到医院治疗并垫付部分医疗费等事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对死者尹得祥死亡给造成的死亡赔偿金承担10%的责任较为合理。综上所述，被告对其单位职工宿舍未尽到必要的监督管理职责，与案外人张汝文××发作将尹得祥伤害致死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贵州众一金彩黔矿业有限公司织金县少普乡兴隆煤矿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熊竹花、尹某1、尹某4、尹某2、尹某3因尹得祥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19432元；二、驳回熊竹花、尹某1、尹某4、尹某2、尹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15元，减半收取1457.5元，由熊竹花、尹某1、尹某4、尹某2、尹某3负担1241元，贵州众一金彩黔矿业有限公司织金县少普乡兴隆煤矿负责216.5元。二审诉讼中，兴隆煤矿向本院举示以下证据：第一组，《制度汇编》，证明兴隆煤矿对禁酒行为在员工制度中作出了规定，要求员工不得在员工宿舍内酗酒。第二组，处理通报，证明尹得祥惨案发生后，兴隆煤矿针对张汝文等人在宿舍内饮酒作出的处罚。第三组，情况说明，证明对事故的发生和后续，兴隆煤矿作为用人单位作出的积极回应及情况汇报。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兴隆煤矿管理不当，煤矿上考核的第一条就是不准打架、斗殴、斗酒，煤矿对员工没有管理好。本院经审查认为，兴隆煤矿所举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兴隆煤矿对尹得祥的死亡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如何承担。本院认为：本案中张汝文在入职兴隆煤矿工作几天便发生其将尹得祥、熊定丽伤害的事故，从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对张汝文的鉴定意见书载明“1、被鉴定人张汝文诊断：待分类的××性障碍；2、被鉴定人张汝文作案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看，张汝文在作案时精神存在问题，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尽管张汝文在入职前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未发现其身体有问题。但客观上张汝文在入职后几天便发生了伤害工友事故，且其作案时精神存在问题，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兴隆煤矿作为张汝文的招录单位及用工人，虽然尽到了必要的管理义务，但并未完全杜绝有精神问题的工人张汝文入职及上班致伤害事故的发生，兴隆煤矿对伤害事故存在轻微的过错，加之尹得祥也是兴隆煤矿职工，其受害完全是无辜的，一审判决兴隆煤矿对原审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194320元承担10%即19432元的赔偿责任，虽然说理存在瑕疵，兴隆煤矿并非是对职工宿舍存在监管缺失，而是对张汝文的精神状况存在注意不够的过失，但该判决既符合民法公平基本原则，亦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并无不当之处。兴隆煤矿上诉主张不承担责任，缺乏充分的依据和理由，亦与民法公平原则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15元，由贵州众一金彩黔矿业有限公司织金县少普乡兴隆煤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川审判员  张雄审判员  殷勇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