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522民初5294号原告：叶琴琴，女，197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平，浙江浙杭（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滕玲玲，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邹有娣，女，1944年8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长兴县，住长兴县。第三人：张小寸，男，196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第三人：张宝元，男，1969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第三人：张传珍，女，197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第三人：冯天云，男，199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长兴县，住长兴县。被告邹有娣及第三人张宝元、张传珍、冯天云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毛国平、娄菁，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叶琴琴诉被告邹友娣及第三人张小寸、张宝元、张传珍、冯天云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琴琴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平、被告邹有娣、第三人张小寸、第三人张宝元、第三人张传珍及被告邹有娣和第三人张宝元、张传珍、冯天云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娄菁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9年11月20日转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9年12月5日，原告与浙江浙杭（长兴）律师事务所解除委托代理关系，重新向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滕玲玲签署了授权委托书。2020年1月21日，本案组成合议庭再次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叶琴琴及其委托代理人滕玲玲、被告邹有娣、第三人张小寸、第三人张宝元、第三人张传珍及被告邹有娣和第三人张宝元、张传珍、冯天云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毛国平到庭参加了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未达成一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叶琴琴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坐落于长兴县房屋归其所有；2.确认坐落于长兴县海兴路××房屋由其享有二分之一份额，由被告邹有娣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由其享有长兴县海兴路382-386号房屋四分之三份额的所有权，四分之一份额的所有权归被告享有，并确认所享有份额的具体房屋。原告诉称理由：1996年9月，经长兴县人民政府批准，原告和父亲叶名寿、母亲邹有娣共同在长兴县（现址：海兴路382-386号）建造房屋，申请批地建房的户主为邹有娣，在册人口为叶琴琴、叶名寿、邹有娣，批准建造的房屋为三楼三间，占地面积125平米，实际落地181.34平米。房屋宅基地原为原告与父母分得，为家庭共同财产，因第三人张小寸、张宝元已另外取得宅基地，不应再占有案涉宅基地，第三人冯天元的户口不在马北队，不享有案涉宅基地使用权，故宅基地为原告和父母三人共同享有，且原告系独生子女，应按两个人的份额计算。加之建造房屋时原告作出了贡献，第三人张宝元和张传珍即使对房屋进行了出资，也视为对父母的赡养和赠与。同时，2013年原告父母立有代书遗嘱，共同表示海兴路××房屋由原告继承，现父亲已过世，继承条件成立，因母亲健在且尚不认同遗嘱，排除母亲的份额，根据房地一体、房随地走的原则，原告应享有382-386号房屋四分之三的份额。由于原告就房屋析产与被告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被告邹有娣辩称：房屋是在前夫张富林老宅的地基上拆建的。嫁到张富林家后，和丈夫一起时造了三间泥砖平房加一垅梢，1990年大儿子成家另立门户分家时，三间平房分给大儿子张小寸一间半，分给小儿子张宝元一间半。当时小儿子还没有结婚，和父母及二个妹妹一起住。1992年的样子，大儿子拆造了自己的一间半房，女儿张传珍和女婿拿出钞票在小儿子的一间半地基上造了三楼三底，小儿子分得一楼的一间和二楼的二间，一楼的二间和二楼的一间由我们两个老的和二个女儿及女婿居住。1995年海兴路拓宽，因为我们两个老的没钱，由小儿子张宝元和女儿张传珍拿出钱来拆造了原来的三楼三底，变为现在的三间三层楼。房屋造好后，张宝元得一间的一楼到三楼，张传珍得一个店面和三楼的二间，我得一个店面和二楼的二间。因为叶琴琴还小，造房子时只有十七岁，跟我们父母住，直到结了婚自己买房后才搬出去的。所以房子是大女儿张传珍和小儿子张宝元一起造的，该给他们的份应该给他们，该归我的份归我，待我百年以后也是给小女儿叶琴琴的。第三人张小寸述称：对原、被告之间的事不参与，也与其没有关系，只要将该由其继承的份额给其就行。第三人张宝元、张传珍、冯天云述称：案涉的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人是被告邹有娣，诉争房屋是张宝元和张传珍共同出资建造，从建好到目前为止的现状一直是邹有娣、张宝元和张传珍各得三分之一份额，并分成三个户号，各自使用。而原告对房屋的建造并没有过出资，故原告主张房屋的产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请主张，向法庭提交了：1.《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变更土地登记审批表》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原、被告和叶名寿三人申请建房、原告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和对房屋按份共有的事实；2.《土地登记审批表》二份、《长兴县不动产登记查档证明》一份，以证明第三人冯天云不享有案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的事实；3.《情况说明》《证明》各一份，以证明原告作为独生子女对宅基地享有二个份额的事实及冯天云不是邹有娣的家庭成员、不享有案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的事实；4.《遗嘱》《火化证明》各一份，以证明原告父亲叶名寿已过世及生前将海兴路××房产赠与原告的事实；5.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力装备公司）企业名称变更资料及《证明》各一组，以证明原告在诉争房屋建造时已经参加工作并有相应收入及对建房有所出资的事实；6.《情况说明》一份，以证明叶名寿有建房能力及建房资金绝大多数来源于叶名寿的事实；7.《不动产登记查档证明》及宗地红线图、四至图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第三人张宝元已享有建筑面积为182.4平米的宅基地使用权，其无权占有案涉宅基地及诉争房屋的事实。原告之证据，经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被告邹有娣及第三人张宝元、张传珍、冯天云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就证据的证明对象提出：1.宅基地使用权具有人身依附性，而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是一个财产权，故《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登记的在册人口并不完全对应房屋的所有权；2.冯天云的户口在建房时是不是在马北生产队不能确定，但是在建房审批时是作为在册人口登记的，如果登记错误，需以法律形式来纠正，不以原告说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就不享有的；3.独生子女的认定是以国家颁发的独生子女证为准的，不是靠一个生产队长签个名就能证实的；4.所谓“遗嘱”实际是一份赠与协议，而叶名寿是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且叶名寿作为水果批发经营者能够签名却没有签名，协议是否系叶名寿真实意思无法考量，且根据协议约定须由叶名寿和邹有娣共同签字才能生效，而邹有娣没有签字，故该协议无效；5.《火化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不是遗产纠纷；6.诺力装备公司出具的证明只是证明了原告叶琴琴的工作时间，并没有证明原告的工资收入，且诺力装备公司只是一个分公司，不能证明原告当年在煤炭机械厂的工作时间，该证据没有证明效力；7.张宝元的宅基地登记证明和四至红线图显示了1999年6月5日进行的宅基地登记，而本案诉争房屋是1996年9月份才开始建造的，故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人张小寸对原告之证据表示与其无关。被告邹有娣和第三人张宝元、张传珍、冯天云为证明自己的辩驳及述称，向法庭提交了：1.《家庭分家协议书》一份，以证明诉争房屋的原始状态；2.《自建房分割协议书》一份，以证明诉争房屋的分割事实；3、《个人营业房屋纳税记录卡》《税收通用完税证》各一组，以证明诉争房屋的实际使用、管理和收益状况；4、《申请报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减免申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各一份，以证明案涉宅基地户主为被告邹有娣，其他人员均为家庭成员的事实；5、《关于邹有娣自建房建房情况的证明》一份，并申请证人张某、徐某到庭作证，以证明房屋由张宝元、张传珍出资建造的事实；6、《变更土地登记审批表》一份，以证明诉争房屋占地面积的事实。被告邹有娣及第三人张宝元、张传珍、冯天云所举证据经原告质证提出：《家庭分家协议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自建房分割协议书》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没有取得包括叶琴琴和叶名寿在内的全部共有人的同意，侵害了原告和叶名寿的权利；《完税证》不能证明邹有娣、张宝元、张传珍对诉争房屋的所有；《配套建设费减免申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申请报告》《土地变更登记审批表》恰恰证明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人是独生子女叶琴琴和邹有娣、叶名寿，而独生子女证是否有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自建房建房情况的证明》及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相关证人均与被告邹有娣、第三人张宝元和张传珍的丈夫具有利害关系，该些证言不能真实反映建房出资的情况。第三人张小寸对被告邹有娣及第三人张宝元、张传珍、冯天云之证据未表示异议。第三人张小寸未向法庭举证。原告提交的证据经查：1.《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变更土地登记审批表》系国土部门存档的农村建房申请审批材料，其中载明有申请人邹有娣申请在建房及占用土地面积变更登记的相关信息；2.《土地登记审批表》《长兴县不动产登记查档证明》系国土部门存档的载明土地使用者为冯学祥的宅基地登记审批信息；3.《情况说明》《证明》系马北生产队原队长谢生荣及现任生产队长潘来法分别于2017年11月20日和2018年3月1日出具的内容为“1996年邹有娣申请建房时，在册人口为邹有娣、叶名寿和叶琴琴三人。叶琴琴系独生子女，享有两个人份额”的书面证明；4.所谓“遗嘱”实为《赠房协议》，系马军巷社区调解员楼某执笔，并与参与调解人员古城村原书记朱某共同签名的代书协议，其中具明有“我们夫妻双方一致同意由小女儿叶琴琴继承雉城镇海兴路××店面和二楼住房。…协议表述我们夫妻双方真实意图，我们双方签字生效”的内容；5.《火化证明》系殡葬机构出具的载明叶名寿遗体火化时间的说明；5.企业名称登记变更资料系工商部门登载的企业设立登记及名称核定、变更信息，显示有2000年3月3日长兴诺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并核定名称，2003年1月企业名称变更为“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6月变更为“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1月又变更为“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明》系诺力装备公司出具，其中具明“叶琴琴于1995年7月至1998年6月在长兴煤炭机械厂、长兴诺力机械厂工作”；6.《情况说明》打印有“兹证明叶名寿，男，身份证号3305221936××××××××，从1988年-2000年一直在长兴水果市场经营水果批发生意，情况属实，特此说明”，落款签有“杨月明、周志强、陈方文、史远程、郑文田”的名字；7.《不动产登记查档证明》及宗地红线图系国土部门存档的就张宝元宅基地登记时间及四至信息登载，四至图复印件出处不详，无原件核对，其中未见有与张宝元关联的信息记载。原告之证据本院审查认为：1.谢生荣、潘来法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证明》，其中关于在册人口的表述与国土部门登记存档的《农村建房用地呈报表》记载内容一致，但就“叶琴琴系独生子女，享有两个人份额”的表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规定及《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一条所作的同样的规定，邹有娣与前夫已生育有三个子女，与叶名寿结婚后生育叶琴琴，已不符合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条件，即使根据诉争房屋申请建造时就独生子女认定条件作出规定的现行已失效的《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二条“生育一个子女并已采取可靠节育措施的育龄夫妻，经本人申请，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所在单位核实，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夫妻，不再生育的，也应当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一）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二）按规定条件已生育两个子女，死亡一个的”的规定，邹有娣、叶名寿夫妇也不符合当时领取独生子女证明的条件，且邹有娣、叶名寿生育叶琴琴后实际也未能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显然叶琴琴不属于独生子女。谢荣生、潘来法出具的该两份书证就叶琴琴为独生子女的表述不具有证明力，不予采纳；2．长兴诺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及企业名称变更资料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使用。诺力装备公司出具的《证明》具明了叶琴琴1995年7月至1998年6月在长兴煤炭机械厂的工作时间，但相关资料未反映出诺力装备公司与长兴煤炭机械厂之间的关联，且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2000年3月设立登记，现其对企业设立登记之前发生的事件予以证明显然不符合逻辑，故诺力装备公司对叶琴琴在煤炭机械厂的工作时间没有证明资格，该组证据就该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不予采纳；3.杨月明、周志强、陈方文、史远程、郑文田签名的《情况说明》所具明的“叶名寿从事水果批发生意”的内容虽与事实相符，但叶名寿从事水果批发生意的事实，不必然证实叶名寿有出资建房的经济能力，也不必然证实叶名寿实际出资建造了房屋，该证据就诉争房屋系叶名寿出资建造的事实没有证明力，不予采纳；4.四至图复印件来源不明，无原件核对，且无其他证据印证，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作为本案证据采纳。原告其余之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有效，证据内容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具备证据资格，予以确认并采纳。被告邹有娣及第三人张宝元、张传珍、冯天云提交的证据经查：1.《家庭分家协议》系邹有娣、叶名寿、张小寸、张宝元在1990年7月27日由村干部见证共同签订的对家中三间平房和一垅梢予以分割的书面约定；2.《自建房分割协议书》系邹有娣、张宝元、张传珍于2017年3月15日签订的三方就诉争房屋分割的书面约定；3.完税凭证为张宝元自1998年1月开始就海兴路386号房屋出租的纳税收据和382-××房屋2012年-2019年期间房屋出租税款核定记录；4.《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减免申请表》《申请报告》为邹有娣申请建房时提交的申请审批手续和减免费用手续；5.《自建房建房情况证明》系证明人张清明、邹金法、黄顺芳、潘来法、朱明山、潘来车、张某、任惠芳共同签名的具明有“邹有娣系同村邻居，邹有娣申请建房，左右邻居都知道是张宝元夫妇、张传珍夫妇出资，叶琴琴当时尚在读书，无经济能力出资”的情况说明，落款加盖有古城村村委会印章；5.《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系长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就雉城镇186号地块权属证明；6.《变更土地登记审批表》与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一致；7.证人张某当庭陈述：“其系水电工，和张宝元一个村，1996年张宝元造房子时水电轻包给其施工，工钱也是向张宝元拿的”。证人徐某当庭陈述“其系泥工，通过他人介绍为阿学（即张传珍丈夫冯学祥）家造房子，轻包，工钱大概20000多块，是阿学给的，建造过程中，只跟阿学和张宝元对接过”。以上证据材料及证人证言，本院审查认为：1.就《自建房建房情况说明》认为，私人建房出资情况并非公示信息，通常外人无从知悉，且出具说明的证人均身份不明，又未到庭作证，无法查实所证信息来源和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故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使用；2.《自建房分割协议》系被告邹有娣与第三人张宝元、张传珍就诉争房屋分割的约定，该约定为诉争房屋同一利益方的单方意思表示，并不具有权属效力，也不能证明为案件的客观事实本身，故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采用。被告邹有娣及第三人张宝元、张传珍、冯天云其余之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有效，证据内容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具备证据资格，予以确认并采纳。本院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对原告提交的《赠房协议》中的见证人楼某和朱某进行了询问调查。楼某系马军巷社区调解员，其陈述：“叶琴琴的母亲邹有娣与父亲叶名寿是再婚，再婚后生育了叶琴琴。当时叶名寿患病，叶琴琴来找我帮助调解家中财产纠纷。到叶琴琴家后，见到古城村书记朱某也在，朱某也是叶琴琴叫来的。叶名寿当时身体状况不太好，坐在椅子上，但神志是清晰的，邹有娣也在场。方案是叶琴琴提出来的，协议内容是叶琴琴表述的，由我书写的，叶名寿和邹有娣没有反对，但当时感觉邹有娣有些抵触情绪。叶名寿的印章是谁盖上去的，因为时间太久想不起来了。协议就一份，给了叶琴琴”；朱某系古城村原村书记，其陈述：“大概2013年时，叶琴琴来找我们村组织，要求解决他们家房产问题，当时考虑到叶琴琴的户口已经不在古城村，我们不便参与，所以建议她去找老娘舅楼某处理，我们代表古城村去，叶琴琴自己联系好了楼某再通知我们去的。当时邹有娣、张宝元、叶琴琴都在，大家各自讲各自的要求，没有什么具体意见，听取叶名寿的意见后，让楼某组织文字。协议不是当场形成的，是事后叶琴琴拿来给我签的，我签字时，楼某的名字已经签好，叶名寿的章也已经盖好”。原、被告及第三人就二份调查笔录均无异议。根据本院采纳的证据和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陈述，查明本案事实如下：原告叶琴琴与被告邹有娣系母女，第三人张小寸、张宝元、张传珍为叶琴琴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第三人冯天云系张传珍儿子。被告邹有娣18岁从原长兴县长桥乡嫁与古城村张富林后，与张富林生育了长子张小寸、二子张宝元、三女张传珍。张富林生前与邹有娣在其宅基地上建造有三间平房和一垅梢。张富林病世后，邹有娣于36岁那年与叶名寿再婚，婚后与叶名寿生育一女叶琴琴。1990年，张小寸娶妻成家另立门户，邹有娣与叶名寿遂按农村习俗与张小寸、张宝元订立了分家协议，将家中三间平房和一垅梢进行了分割，东边第一间（实际即垅梢）由父母所有，东边第二间（实际为三间平房的东边间）归张宝元所有，西边一间归张小寸所有，堂屋（实际为三间平房的中间一间）由张小寸和张宝元共用。同时就房屋宅基地划分为二份，西边地基由张小寸建房用，东边地基由张宝元建房用。当时大女儿张传珍尚未婚嫁，居住于张宝元分得的一间半屋中，叶琴琴尚小，随父母居住。1992年，张宝元分得的一间半平房拆造为三间二层楼房后，张宝元分得一楼的一间和二楼的二间，一楼的另外二间和二楼的另外一间由邹有娣、叶名寿、叶琴琴及张传珍夫妇共同居住。1995年1月，邹有娣就该二层楼房所占用的宅基地（地号为186号）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载土地使用人为邹有娣，用地面积118.68㎡，明确有四至。1996年7月，邹有娣申请在原住宅地基上拆建房屋125㎡，申报材料中《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的“现有在册人口”栏填写为“邹有娣、叶名寿、叶小琴（即叶琴琴）、冯天云”。1996年10月经审批同意建房后，拆除了原三间二层楼房，重新建造了三间三层楼房，房屋实际占地面积为181.34㎡，其中超占面积56.24㎡作土地违法处理后被准予登记。1998年4月在变更土地登记审批中，《变更土地登记审批表》登载了土地使用者为邹有娣，该表的土地基本情况调查结果栏注明为独自使用面积181.34㎡，没有登载共有使用权面积。房屋建造完成后，一层均作为店面房，分别由邹有娣夫妇和张宝元、张传珍各自出租并收取租金。目前房屋标志的门牌号××、××、386号，其中382号的一层及382号、××的三层由张传珍夫妇使用至今；××的一层及382号、××的二层由邹有娣和叶名寿使用，叶名寿去世后，一直由邹有娣使用至今；386号的一至三层均由张宝元一直使用。叶琴琴未成年阶段直至婚后一段时间均随父母居住，至2012年另行购房后搬出。2013年9月，叶名寿患病期间，叶琴琴找到当时古城村村书记朱某和马军巷社区调解员楼某出面协调家中房产事宜，在朱海棠与楼某的见证下，按叶琴琴的表述，由楼祖按执笔代书了《赠房协议》，其中具明“叶名寿、邹有娣夫妇经过沟通协商，特立如下赠房协议：1.我们夫妻一致同意由小女儿叶琴琴继承现位于雉城镇海兴路店面房壹间，门牌号××，面积65㎡左右，二楼住房一套，面积130㎡左右，店面房租于2014年2月份开始由叶琴琴收取；…5.该协议表述我们夫妻双方真实意图，我们双方签字生效”。数日后，叶琴琴将盖有叶名寿私印且已由楼某作为见证人签名的协议交由朱某签名，协议由叶琴琴自行添加了“遗嘱”二字。不久，叶名寿去世，随后，因××店面租金的收取引发家庭矛盾。2017年12月，张小寸、叶琴琴起诉了邹有娣、张宝元、张传珍和冯天云，要求分割海兴路382-386号的房屋。2018年4月23日，张小寸、叶琴琴申请撤回起诉，被裁定准予。2018年7月，叶琴琴以邹有娣为被告，以张小寸、张宝元、张传珍、冯天云为第三人，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海兴路382-386号房屋的所有权。2019年1月，叶琴琴以缓和母女关系为由又一次撤回了起诉。后再次起诉，纠纷成讼致本案，为争取不让物质利益伤及亲情，本院多次组织双方调解，但最终未能就全部分歧达成一致。另查明，叶琴琴系1979年6月12日出生，诉争房屋建造时年仅17岁。冯天云1991年3月16日出生，系独生子女，其在2004年9月6日首次户籍登记，并入户于夹浦镇陶家湾村。1994年5月1日，叶琴琴、张宝元、张传珍均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并户口均迁至。据以上事实，本院认为，原告诉请主张诉争房屋份额，就诉争房屋的归属与被告产生纠纷，根据《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的规定，本案为所有权确认纠纷。现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具有宅基地资格权及是否为案涉宅基地使用权人并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就宅基地资格权的认定。关于农村宅基地的概念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定义，但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了“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二款也作了同样的规定，2019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第三条也规定了：“宅基地是农村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建设用地，包括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等用地”，可见，宅基地是由农民集体所有的并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满足本组织内成员的生活和家庭副业生产需要而分配给其农户使用的住宅用地及附属用地。就宅基地的取得和使用，《国家标准土地基本术语》（2003版）第6.5.2.3.1条就宅基地使用权定义为“经依法审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其成员，用于建设住宅及其他有关附着物的、无使用期限限制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显而易见，农村村民建设住宅所使用的宅基地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村民对依法取得的宅基地只有使用权而不享有所有权，且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一般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宅基地使用权所具有的人身依附性和取得的限制性，决定了宅基地不能作为家庭共同财产享有，并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村民方可申请和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现本案中，虽被告邹有娣申请建房时原告叶琴琴被作为在册人口申报，但叶琴琴的户籍性质在1994年即已转为非农，并户口迁至高阳桥居委会，可见1996年邹有娣申请在拆建房屋时，叶琴琴既已不是农村村民，也已不是古城村的村民，显然叶琴琴不具有对古城村集体土地宅基地的取得权资格。且诉争房屋占用的宅基地在使用权登记时，已明确使用权人仅为邹有娣个人，无其他共有人，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的规定，原告叶琴琴既无土地权利证书，又未作为共有权利人登记在权利人栏，视为对宅基地不享有权利，且案涉宅基地使用权人登记为被告邹有娣，原则上对行政机关的确权，法院不予民事干涉。故原告叶琴琴既无宅基地原始取得资格权，也未继受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其次，就诉争房屋所有权的认定。原告依《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的规定及《赠房协议》主张诉争房屋四分之三份额的所有权，审理认为，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条文释义理解，只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通常才当然归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其意指的权属主体显然为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而原告既不具有农村宅基地资格权，也非宅基地使用权人，故不适用以该条款规定对宅基地上的房屋当然享有所有权的情形。至于《赠房协议》，是在社区调解员楼某和古城村原书记朱某的参与下由楼某于事后执笔形成的书面协议，虽该协议落款盖具有叶名寿的印章，但根据楼某和朱某的陈述可知，印章并不能确定是叶名寿本人所盖具。同时，协议约定有须叶名寿与邹有娣双方签字才具有法律效力的生效条款，而邹有娣没有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显然未生效。且根据楼某的表述，邹有娣当时是有抵触情绪的，结合邹有娣事后没有在赠房协议上签字的事实，足以使邹有娣对协议内容并不同意的事实得以佐证，故《赠房协议》不能够作为原告主张房屋所有权份额的依据。而原告同时基于《赠房协议》中叶名寿就“××房产由叶琴琴继承”的表述主张所有权，属继承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原告可另行主张。就原告以其出资建房为由主张诉争房屋所有权的诉请，审理认为，首先，就168号宅基地上房屋的建造，被告邹有娣明确表示系第三人张宝元、张传珍所出资，证人张某和徐某的证言也能与张宝元和张传珍实际出资建房的事实相印证。而被告邹有娣与原告叶琴琴及第三人张宝元、张传珍均系亲生母子女关系，互相间并没有原则性矛盾，且从邹有娣对自己百年以后房产的处置意见表述中可以看出，邹有娣对小女叶琴琴是同样是疼爱的，内心不存在对叶琴琴的偏见。同时，在情理上对邹有娣来说，四个子女均是其十月怀胎的亲生孩子，邹有娣没有理由和必要唯独作出对叶琴琴不利的意思表示。且建房当时张宝元、张传珍也已是家成业有之人，若依原告之说法，其刚出校门，年仅十七岁，即已有出资建房的能力，那么已有收入来源多年的哥哥姐姐当然有能力出资建房，故邹有娣就建房出资陈述的真实性应予确认。现原告就其具有出资建房的能力及实际出资建房的事实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原告所述其出资建房的事实不予认定。原告在另行购房搬迁之前对诉争房屋的使用，也仅因跟随父母作为家庭成员居住于此而已，并非因对房屋具有所有权。至于张宝元出资在其母亲享有使用权的宅基地上建造房屋，与其分户后另行申请获得宅基地使用权并不冲突，且不违反“一户一宅”宅基地原始取得的原则，同时也不影响邹有娣对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据以上因素，原告既不具有宅基地资格权，也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同时对房屋建造没有出资及其他取得房屋的事实，故其对诉争房屋享有四分之三份额所有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原告就其诉请主张所依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义务，现原告所举证据不充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对其诉请主张所依事实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其不利后果由原告承担。综上，原告之诉请主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叶琴琴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叶琴琴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吉康审 判 员  龚剑平人民陪审员  陈 敏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施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