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4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晋城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文博路44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500757298048B（1-1）。法定代表人：李仲明，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林，山西高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萍，山西高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崇安堂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文博路南段98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5007363363324。法定代表人：张红昌，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国庆，山西赛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原白杨，山西赛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晋城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城国资公司”）与被上诉人山西崇安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安堂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晋0502民初761号民事判决，判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7）晋05民终579号民事裁定，本案发回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重审。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作出（2019）晋0502民初2720号民事判决，判后，晋城国资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晋城国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林、张俊萍，被上诉人崇安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国庆、原白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晋城国资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2720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250万元及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按照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250万元准备入股，被上诉人收到该款项后从未就是否增资、是否吸收新股东召开过股东会，也从未将上诉人计划入股的资金纳入其股本内，原审法院主观臆断认为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多次欺诈，所涉及的250万元是国家财产，被上诉人的行为是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符合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然在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中约定了关于250万元如何进行回购的问题，但事实上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的持股比例无法确定，根本无法要求被上诉人各股东对其股权进行回购。被上诉人崇安堂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对原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认定正确，崇安堂公司及内部股东之间认可原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身份；2、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经贸资产公司从始至终对崇安堂公司的股东构成、注册资金等基本信息完全知情，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欺诈情形；3、依据双方《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约定，以及晋市政办[2002]55号文件第二十四条规定，明确了股息支付的条件和股权回购的方式，因此，上诉人所述的返还原投资款及支付利息的要求不应支持。原告晋城国资公司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款项250万元及其利息1374217元（利息算至2015年12月31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当庭变更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2003年8月25日、2003年10月24日、2005年1月14日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款项250万元及其利息损失从被告收到原告款项之日起开始计算，计算至款项全部还清为止，利息损失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到2005年期间，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城经贸公司”）与崇安堂公司其他三股东晋城市昌盛实业有限公司、王泰麟、李旭明共签订有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编号为（2003）年14号的主要内容为：为切实加快我市工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大对调产技术改造项目扶持力度，扶持我市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根据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晋市政办（2002）55号文和晋市经贸投资字（2003）102号文件的要求，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市政府的出资者代表向2亿粒生血胶囊及360吨中药提取项目投入贴息入股资金100万元以扶持崇安堂公司发展壮大。崇安堂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将由610万元增至710万元，股东由3家增加为4家。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此次注入的资本金为阶段性持股，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以优先股的形式参与分配，获取应有的股息。持股年限为5年，即至2008年8月25日，股息率确定为年息4.8%，并于每一季度末参与分配。编号为（2003）年21号的主要内容为：为切实加快我市工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大对调产技术改造项目扶持力度，扶持我市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根据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晋市政办（2002）55号文和晋市经贸投资字（2003）便字21号文件的要求，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市政府的出资者代表向2亿粒生血胶囊及360吨中药提取项目投入贴息入股股金100万元以扶持崇安堂公司发展壮大。崇安堂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将由710万元增至810万元，股东由4家增加为4家。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此次注入的资本金为阶段性持股，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以优先股的形式参与分配，获取应有的股息。持股年限为5年，即至2008年10月24日，股息率确定为年息4.8%，并于每一季度末参与分配。编号为（2005）年5号的主要内容为：为切实加快我市工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大对调产技术改造项目扶持力度，扶持我市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根据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晋市政办（2002）55号文和晋市经贸投资字（2004）241号文件的要求，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市政府的出资者代表向8000吨中药饮片技改项目投入市筹资金伍拾万元以扶持崇安堂公司发展壮大。崇安堂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将由810万元增至860万元，股东由4家增加为4家。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此次注入的资本金为阶段性持股，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以优先股的形式参与分配，获取应有的股息。持股年限为5年，即至2010年1月13日，股息率确定为年息4.8%，并于每一季度末参与分配。上述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均约定：鉴于企业项目实施的时间情况，建设期内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暂不参与股息分配，项目建设投产后参与。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期满时，由崇安堂公司各股东以不同方式进行一次性股权回购，股权回购价格及回购方式在期满回购时约定，崇安堂公司必须保证到时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顺利退出。各出资方一致同意全权委托崇安堂公司具体承办公司变更登记的申请和工商注册事宜。上述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以后，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协议约定投入贴息入股资金250万元，被告崇安堂公司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将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列为股东。后因各种原因，被告崇安堂公司该项目至今未建成投产。2005年1月18日，被告崇安堂公司向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股息63333元。另查明，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崇安堂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4月18日诉至本院。2017年12月13日，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晋市政办函﹝2017﹞101号《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将部分市属国有企业产权划转至晋城市国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通知》，决定新组建的原告晋城国资公司吸收合并包括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在内5户资产经营公司。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月29日注销登记。一审法院认为，针对焦点一，关于原告晋城国资公司主体是否适格。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崇安堂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4月18日诉至本院，后一审、二审过程中，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7年12月13日下发晋市政办函﹝2017﹞101号《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将部分市属国有企业产权划转至晋城市国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通知》，决定新组建的原告晋城国资公司吸收合并包括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在内5户资产经营公司。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8年1月29日注销登记，被晋城市国资公司吸收合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故原告晋城国资公司主体资格并无不当，系本案适格原告。针对焦点二，关于本案原告晋城国资公司要求确认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无效并要求被告返还款项250万元及利息损失是否应当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崇安堂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股东信息，《增资扩股协议书》中股东信息也大多系虚假，涉嫌欺诈，因此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归为无效。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公司有重大事项变更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便是这种变更登记本质上属于公司对行政机关的法律义务，未履行这一义务并不意味着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的实际投资人就不是公司的股东。股东身份的取得依据是当事人的约定，并不是工商登记。工商登记是股东身份的形式要件，对外具有公示力，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一种公示方式，缺乏工商登记并不代表股东身份缺失。本案中被告崇安堂公司虽未按协议约定进行变更工商登记，但从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主体、以及被告崇安堂公司提交的内部财账、向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支付63333元股息等情形，可以得出在被告崇安堂公司内部及股东之间，均认可原告的股东身份。依据《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晋市政办（2002）55号》文件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的要求，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需要对申报项目的企业在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基础上进行入股，并且应当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及达产达效的情况进行全程监督管理。对于被告崇安堂公司的股东信息、注册资本等内容，也应当予以审核。原告于2003年到2005年期间三次向被告崇安堂公司投资入股，与被告崇安堂公司各股东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其在2003年两次投资之后，于2005年又一次投资，足以体现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愿。且被告崇安堂公司相关基本信息全部对外公开，在工商局可以查询，原告主张被告崇安堂公司存在欺诈的情形，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系晋城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崇安堂公司各股东之间签订，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根据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双方对250万元股权资金回购方法以及股息分配方式均进行了明确约定。故原告晋城国资公司要求要求确认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无效并要求被告崇安堂公司返还250万元及其利息损失（从被告收到原告款项之日起开始计算，计算至款项全部还清为止，利息损失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发回重审并非完全独立的审判程序，与原一、二审的诉讼过程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诉讼程序，发回重审虽然适用第一审程序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重新编排案号，但是它不是全新独立的审判程序，而是原一、二审诉讼程序的延续，并共同构成案件完整的审理过程。所以，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怠于行使诉讼时效抗辩，应视为放弃诉讼时效利益，在重审时不能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原一审过程中，被告崇安堂公司未对诉讼时效进行抗辩，对本次审理过程中被告崇安堂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晋城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795元，由原告晋城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人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提供授权委托书，欲证明宋保证等六位股东将相关股东权利授权给李旭明代为行使。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授权委托书不属于新证据，在召开股东会时应依法一事一授权，且授权委托书只是授权李旭明行使表决权，而非持股权。因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授权委托书委托权限第二项载明：在崇安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期间全权代表委托方行使《公司法》、《崇安堂公司章程》赋予股东的表决权。故李旭明在协议上签字系经宋保证等六位股东合法授权行为。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是否具有股东身份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可知，是否具备股东身份，关键是看股东是否依法对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工商登记备案以及股东名册记载均是在股东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之后的登记行为，这些登记行为本身不具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只具有对外宣示、公示的效果，即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当工商登记与实际上出资的股东有矛盾时，应当以实际出资为准。本案中，被上诉人崇安堂公司自始至终均承认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其虽未按协议约定进行变更工商登记，但从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主体、崇安堂公司提交的内部财账、向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支付63333元股息等情形，可以看出崇安堂公司内部及股东之间，均认可上诉人的股东身份，故上诉人以其不具有股东身份为由要求返还出资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要求确认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所谓欺诈系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本案中，上诉人的投资款是市政府为扶持本地创新企业而进行的一项优惠政策，具有政策扶持色彩。按照晋城市经济贸易委员会晋市经贸投资字（2003）102号《关于下达晋城市2003年度技术改造第一批市筹资金计划的通知》和晋市经贸投资字（2004）97号《关于下达的通知》等政策文件精神可知，上诉人作为市政府的出资代表，应当对申报项目的企业在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基础上进行投资，并且应当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及达产达效的情况进行全程监督管理。2003年到2005年期间上诉人分三次向崇安堂公司投资入股，并分别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以崇安堂公司在增资扩股协议书上填写的股东人数、股权比例及注册资本金数额等信息存在欺诈为由要求返还出资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三份《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晋城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期满时，由山西崇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各股东以不同方式进行一次性股权回购，股权回购价格及回购方式在期满回购时约定。山西崇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必须保证到时市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顺利推出。”晋市政办[2002]55号文件第二十四条规定，“股权回收在合同期满后，经评估确定股权价值，优先转让项目承担企业，企业不愿接受的可与其他法人协商进行股权转让”。由此可知，无论是双方协议约定还是政府文件规定，均明确了股权资金的回购方式，故上诉人主张在被上诉人处的持股比例无法确定，无法要求被上诉人各股东对其股权进行回购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据此要求返还出资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晋城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795元，由上诉人晋城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新娥审判员 杨丽珍审判员 祁 俊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郭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