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180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尉秀娟，女，1957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莱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山东旌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尉广辉，男，198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莱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萍，莱阳汇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尉秀娟因与被上诉人尉广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2民初1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尉秀娟上诉请求：改判2017年12月1日尉国利与尉秀娟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有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与客观事实完全相反。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张冠李戴，明显错误。三、一审判决程序明显违法。二审庭审中补充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具体如下：一、一审法院办案程序违反法律规定。1、一审法院违反地域管辖的原则。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居住在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按规定应由莱阳法院城厢法庭受理，不知被上诉人与莱阳法院龙旺庄法庭是何特殊关系，将案件立在莱阳法院龙旺庄法庭审理？2、一审法院承办法官超越职权范围违法取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64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同时，第17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证人尉国明的证言，根本不符合以上情形。调取尉国明的证言，根本不是承办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一审承办法官却不知出于何目的，超出审理权限主动对尉国明进行调查取证。3、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及双方当事人的质询。本案证人尉国明在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尤其是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书面提出申请要求尉国明出庭质证，一审法院却仍然采信了尉国明的证人证言。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完全能够说明，本案一审法院承办法官违反中立的基本原则，审理程序存在违法之处，证人尉国明的证言不应当采信，承办法官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方。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2017年11月25日之前，尉国利系与其子原告尉广辉共同生活”，“原告（尉广辉）因生活所需在工作期间无法分身照顾患有糖尿病等疾病多年的父亲尉国利”的事实，完全错误，分明是在为尉广辉推脱责任寻找借口。事实上，尉广辉在2017年11月25日尉国利住院之前多年就没有与尉国利共同生活，其对尉国利生活不闻不问，更谈不上照顾。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尉国利多次住院及出院期间都是由上诉人在照顾、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医药费。什么法律规定可以不赡养父母？什么重要的事、重要的工作比病重的老父亲重要？尉广辉明知其父尉国利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等其他疾病多年，在病情恶化急需住院治疗的紧急情况下，却拒不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既不送医、照顾，又不支付医药费。其行为已经涉嫌遗弃犯罪，上诉人尉秀娟保留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权利。2、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对尉国利拒绝、放弃抢救治疗”，系断章取义。上诉人认为：尉国利患2型糖尿病肾病20余年、尿毒症、肾功能衰竭、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等病，多次住院治疗。在2019年2月14日入住莱阳中心医院时病情已非常严重，在2019年2月16日出院的当天，上诉人又将尉国利送往莱阳中医医院继续抢救治疗，不存在放弃治疗的问题。如果上诉人对尉国利放弃治疗，那么上诉人根本无需在莱阳中心医院出院的当天，又将尉国利送到莱阳中医医院继续治疗。上诉人虽然签署了拒绝治疗协议书，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治疗抢救。根据2019年2月16日莱阳中医医院住院病历（出院记录）显示，患者姐姐签署了拒绝治疗协议书，但实际上诉人并没有放弃抢救治疗。2019年2月17日23:47分时，病历记载：尉国利出现呼吸浅慢，无意识，双瞳孔直径约3MM，心音遥远，立即给予尼可刹米、洛贝林静脉注射兴奋呼吸治疗。侧BP70/38MMHG，给予肾上腺素、利多卡因静脉注射，胸外心脏按压，人工辅助呼吸。抢救至2019年2月18日00:03患者意识无恢复，无自主呼吸，血压测不出，大动脉搏动消失。以上病历记录，结合医生的遗嘱单，说明上诉人根本不存在放弃抢救治疗的问题。经医院医生抢救，尉国利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主治医生也已告知上诉人无继续抢救治疗的必要性了，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上诉人才放弃了继续抢救治疗。该放弃治疗与通常意义上放弃抢救治疗不是同一性质。另外，签订拒绝或放弃医学治疗告知书，是医院对危重病人、抢救无效、无实际治疗意义的患者家属履行程序上的规定，是医院为避免医患纠纷的一种常规处理方式。因此，本案上诉人不存在放弃抢救治疗的问题。3、一审法院判决认定“2017年12月1日被告与尉国利签字的《遗赠扶养协议》系姜祖伟提前拟写好该协议后，拿到尉国利所住医院的病房中。”，与事实不符。《遗赠扶养协议》是代某姜祖伟根据双方意愿现场制成的，并不是提前拟写好的，由于现场书写遗赠扶养协议需要一式四份，书写的时间较长，故书写的过程中没有拍成视频。代某姜祖伟律师能够证实该事实。4、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姜祖伟系被告在本案之前提起的其与其兄尉国明和其弟原告之父尉国利继承其父母遗产法定继承纠纷一案聘请的委托代理人，姜祖伟既是遗赠扶养协议的拟制人，又是该协议签订的见证人和代某，说明姜祖伟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完全错误。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是合同双方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只要双方自愿、意思表示真实即可，依法不必需律师。任何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均可见证、代笔。本案中，律师只是将双方的真实意思用文字固定了下来，并将其内容向双方进行了充分地宣读，以确保准确无误，律师的身份仅仅是一个代笔人和普通的在场人而已，合同双方尉秀娟、尉国利约定什么内容、如何约定，均与代某没有任何关系。姜祖伟作为代某，尽管代理过尉秀娟与其兄尉国明、其弟尉国利遗产继承纠纷一案，但这是律师的正常业务。遗产继承纠纷一案以调解结案，各方皆大欢喜，何来所谓的“利害关系”？依此逻辑，证人尉国明也是当时遗产继承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之一，那么尉国明也应当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为何一审法院却单独采信了有利害关系的尉国明的证言？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情，你情我愿。试问双方当事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与代某何干？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代某姜祖伟与尉秀娟存在利害关系”，完全错误。5、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涉案的遗嘱扶养协议是由姜祖伟代书拟制并由姜祖伟一人见证签订的，而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某、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姜祖伟代书并见证的涉案的遗赠扶养协议与上述规定有悖”，完全错误。本案讼争的是遗赠扶养协议，并不是遗嘱。一审法院判决将《遗赠扶养协议》混同于“遗嘱”、将律师代笔《遗赠扶养协议》混同于律师代书、见证“遗嘱”，一审法院判决将遗嘱和遗赠扶养协议混为一谈，以遗嘱的形式要件，去套用遗赠扶养协议，完全错误。遗嘱并非合同，立遗嘱是单方意思表示、单方行为。而《遗赠扶养协议》是合同、协议的一种，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只要双方自愿、意思表示真实即可，依法不必需律师见证，任何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均可见证、代笔。法律对律师代书遗嘱有明确的规定，但对见证遗赠扶养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将《遗赠扶养协议》混同于“遗嘱”、将律师代笔《遗赠扶养协议》混同于律师见证“遗嘱”，属明显错误。6、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为尉国利的法定继承人”，实属错误。理论上，尉秀娟是尉国利的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但在存在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尉广辉的前提下，尉秀娟根本就不是遗产继承人，没有继承权。即：只要尉广辉活着，尉秀娟就不是继承人；只要尉广辉活着，尉秀娟对尉国利就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因此，上诉人作为《遗赠扶养协议》的相对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分明是在刻意曲解法律、断章取义。请问，如果本案没有《遗赠扶养协议》，或认定该协议无效，那么上诉人有继承权吗？能参与继承么？7、一审法院判决对“2019年2月12日警方出警记录及出警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所固定的事实，解读明显错误。一审法院承办人根据其错误的解读，进而推定“尉国利当时已处于意识紊乱状态”、“无法确定尉国利当时的表述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明显与事实不符。该视频显示，尉国利当时意识清晰，并明确表示不跟尉广辉走，让尉广辉“滚”。警方询问尉国利时，尉秀娟及其子赵超并不在现场，视频清晰可见。一审判决无视基本事实和警方处警的基本程序、基本要求，其解读与客观事实恰好相反。上诉人认为，2019年2月12日警方出警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无论上诉人及儿子赵超是否在现场，均不影响2017年12月1日遗赠扶养协议的有效成立；即使2019年2月12日警方出警时尉国利本人当时已处于意识紊乱状态，同样也不影响遗赠扶养协议的有效成立，被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在2017年12月1日尉国利在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其意识紊乱，不是尉国利本人真实意思表示。8、一审法院判决认定“2017年12月8日尉国利出院后，尉国利在被告处居住生活期间，原告前往被告处探视其父尉国利多次遭遇拒绝”，与事实不符。2017年12月8日尉国利出院后，尉国利又先后多次到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治疗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到医院探视过尉国利。被上诉人在得知尉国利与上诉人签有《遗赠扶养协议》后，便多次到尉秀娟处骚扰、诅咒其父尉国利，是尉国利拒见尉广辉，而非尉秀娟拒绝尉广辉探望其父尉国利。尉国利、尉秀娟不胜其烦，为此报过多次警，警方为此出警多次将尉广辉驱离，（该事实有多次报警记录可以证实）这些事实请求法庭调查核实。另外，尉广辉在蓬莱购有楼房，大部分时间在蓬莱居住生活，并非一审法院判决所认定“原告无房屋居住和有家不能归的局面”。三、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引用《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判决上诉人与尉国利在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无效，完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团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继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集体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经分析以上法律规定，仅有《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与本案相关。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判决遗赠扶养协议无效，实令人难以服判。根据尉国利在2017年12月1日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的视频录像，完全能够证实：签订协议时尉国利本人头脑清醒、思维正常，签订协议是尉国利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谁主张谁举证，被上诉人除尉国明这一有瑕疵的证人证言之外，再无任何充分证据证实：尉国利在2017年12月1日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或存在尉国利本人受到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或违背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的证据优势完全大于被上诉人的证据优势。在被上诉人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遗赠扶养协议无效，显然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办案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尉国利在2017年12月1日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的视频录像，完全能够证实：签订协议时尉国利本人头脑清醒、思维正常，签订协议是尉国利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被上诉人无相反证据推翻遗赠扶养协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拒不履行赡养义务，遗弃尉国利，无人过问、无人追究，而上诉人履行了生养死葬的责任，反而被认定为“乘人之危、胁迫、有过错”，一审法院判决颠倒了客观事实，突破了道德底线。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尉广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关于地域管辖，一审双方都是莱阳本地人，不存在办案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尉广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与我父亲尉国利签订的2017年12月1日遗赠扶养协议无效，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查明，尉国利与原告系父子关系，被告与尉国利系姐弟关系。2017年11月25日前，尉国利系与其子原告尉广辉共同生活。原告系建筑塔吊工人，除建筑工地停工期间，原告均系在建筑工地从事操作塔吊工作，并食宿在建筑工地处的临时居住处。原告因生活所需在工作期间无法分身照顾患有糖尿病等疾病多年的父亲尉国利。2017年11月25日原告之父尉国利因病发需入院治疗，尉国利即电话告知被告，被告接到尉国利的电话后，当日将尉国利送到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疾病，尉国利在该院住院期间由被告陪护，在该院住院至2017年12月8日上午出院。尉国利在该次住院治病期间，被告与尉国利在尉国利住院所在病房的病床上签订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2017年12月8日尉国利出院后，被告将尉国利接到被告处居住生活。2018年9月11日被告又将病发的尉国利送往上述医院治疗，住院至2018年9月17日出院，期间仍由被告在院陪护。尉国利出院后，被告将尉国利接到被告处居住生活。2018年11月30日被告再次将病中的尉国利送往上述医院住院治疗，住院至2018年12月6日出院，期间还是被告在医院陪护尉国利，尉国利出院后被告将其接到被告处居住生活。2019年2月14日尉国利因病发被告将病中的尉国利送往上述医院治疗，住院至2019年2月16日10时出院，被告对尉国利在该医院住院期间进行了陪护。尉国利该次住院的住院病历入院记录的入院情况中记载尉国利“周身水肿，尾部可见直径20cm压疮4处，左、右肘部分别可见10cm、5cm压疮，右下肢可见5×10cm皮肤破溃，表面可见脓性分泌物，右侧眼周皮肤瘀斑……，下肢重度指凹性水肿。”而出院记录的诊疗经过中载明，尉国利“住院期间予以抗感染、改善肾脏微循环、纠正贫血、利尿减轻心脏负荷、改善心功能等。期间出现神志模糊、交流障碍、四肢肌力减退，考虑严重酸中毒所致，同时不排除外急性脑血管病变，家属拒绝脑CT检查。目前终末期肾病、严重酸中毒、心功能极差、容易负荷大，建议转ICU行CRRT治疗，家属拒绝。住院期间一度出现循环不稳定，有发生心源性休克猝死等风险，家属拒绝应用强心药物等。今日家属要求出院，签署自动出院知情同意书，自动出院。”2019年2月16日被告在上述医院为尉国利办理出院手续出院后，当日被告又将病中的尉国利送往莱阳市中医医院，尉国利在该医院的住院病历载明入院日期为2019年2月16日18时、出院日期为2019年2月18日8时。该病历出院记录的诊疗经过中载明“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予以持续吸氧，多功能监护，应用升压、兴奋呼吸、改善脑细胞代谢、纠正酸碱平衡、补充能量电解质、抗炎等支持治疗。患者姐姐对患者病情了解，不同意进一步抢救治疗，已签署拒绝协议书。”2019年2月17日23:55尉国利呼吸停止，该院医护人员抢救至2019年2月18日00:03，尉国利意识无恢复、无自主呼吸、大动脉搏动消失，被告放弃对尉国利继续抢救治疗，当日尉国利病逝。2017年11月25日被告将原告之父尉国利送往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住院治病期间，被告联系了之前曾为其与尉国利、尉国明兄弟姐妹间继承父母遗产的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山东今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姜祖伟，2017年12月1日姜祖伟以见证人和代某的身份，见证代书了一份被告与尉国利之间的遗赠人员为尉国利、受遗赠人为被告尉秀娟的《遗赠扶养协议》，该协议的内容为“尉国利年龄已高，体弱多病，因患糖尿病多年，现在病情已很严重，而尉国利无任何经济收入无钱住院治疗，并且也没有人照料，鉴于这种困境，尉国利多次找尉秀娟，请求尉秀娟送其住院医治，垫付医药费，并照料其生活。为保证尉国利能过上正常生活，安享晚年，双方经充分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尉秀娟负责尉国利的衣食住行、饮食起居，负责处理尉国利的所有事务，承担对尉国利生养死葬的义务。二、由尉秀娟负责尉国利的医疗费及护理工作。三、作为对尉秀娟的补偿，尉国利在百年之后尉国利所有的房屋一套（位于莱阳，土地证号莱集建（89）字第0020号、房产证号21××39，地址：富水北路049号）、尉国利继承其父母房产（盛隆路东城巷10号）所享有的30%的份额[见（2012）莱阳民一初字第67号莱阳法院民事调解书]全部归尉秀娟所有。四、如果上述房产拆迁，相应的拆迁款或回迁房及因该两处房产所产生的其它收益，均归尉秀娟所有。五、尉秀娟应妥为履行上述义务，如有违反，尉国利可随时解除本协议，但对尉秀娟已垫付的费用，尉国利应如数返还，对尉秀娟的付出也应相应补偿。六、本协议一经签字即生效，具有法律效力。七、本协议一式四份，尉国利、尉秀娟、证人各持一份，交莱阳城厢街道办事处儒林村留存一份。遗赠人：尉国利（签字捺印）.受赠人：尉秀娟（签字捺印）.见证人：姜祖伟（签字捺印）代笔.2017年12月1日”。被告自称上述《遗赠扶养协议》系在录制被告与尉国利在该协议签字视频之前由姜祖伟根据尉国利的意思拟写的。被告提交的2017年12月1日被告与尉国利签订上述协议签字时拍录的视频录像，能够证实被告提交的2017年12月1日被告与尉国利签字的《遗赠扶养协议》系姜祖伟提前拟写好该协议后，拿到尉国利所住院的病房中，由姜祖伟向坐在病床上的尉国利及坐在尉国利病床旁边凳子上的被告宣读提前拟写好的协议的事实。该视频录像还能够证实系代某姜祖伟指导坐在病床上的尉国利在代书的协议上签字，且姜祖伟展示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也是在协议签字之前已取得的事实。同时该录像还能证实《遗赠扶养协议》签订的现场除被告自称系医院的护士在场拍摄录像外只有被告和尉国利及见证代某姜祖伟在场的事实。2017年12月8日尉国利出院后，尉国利在被告处居住生活期间，原告在前往被告处探视其父尉国利多次遭遇被告拒绝后，原、被告发生多次争执并报警。2019年2月12日原告再次前往被告处探视其病中的父亲尉国利时，仍遭到被告拒绝，由此双方发生争执而报警。法院调取的警方前往被告居住处出警处置双方的纠纷时执法记录仪拍录的视频显示，被告还是拒绝原告进入被告家中探视其父亲尉国利，无奈警方出警人员强行进入被告家中，警方的执法记录仪拍录的视频显示，警方出警人员在告知被告离开现场被告母子均未离场而在现场的情况下，出警人员征询病中的尉国利是否随原告走时，尉国利当时表示原告不是其儿子，其不随原告走。尉国利在被告处居住生活期间，被告之兄尉国明每次前往其妹被告处送被告和尉国利出租房屋的房租时，尉国明均顺便探视了因病在被告处居住生活的弟弟尉国利。在法院向尉国明调查相关事宜时，尉国明证实其在其妹被告处单独与尉国利交谈时，尉国利告诉他说尉秀娟要与他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养他，他（尉国利）不签就不养他也不给他治病。尉国明同时称其弟尉国利患有糖尿病、智力不健全、缺心眼、小学二年级的文化程度，尉国利在病发时，大脑意识紊乱，别人说什么听什么。另，原告提供的原告母子与尉国明的谈话录音中尉国明证实尉国利每年出租房屋的房租为2万余元均在被告处。原告提交的其与尉国明的谈话录音中尉国明明确表示2018年3月15日其到被告家中去，在其与尉国利交谈时，尉国利告诉他说，其（尉国利）住她（尉秀娟）家，她（尉秀娟）伺候他（尉国利），她（尉秀娟）要他（尉国明）把房产写个遗赠协议，两套房都要写，如果他（尉国利）不写，她（尉秀娟）就不伺候他（尉国利），所以就逼着他（尉国利）写了《遗赠扶养协议》。审理中，被告称尉国利住院治病期间，尉国利只拿了1000元医疗费，其余医疗费均系其交付的，而原告则称其给了其父尉国利医疗费现金17500元。经质证，原告未能提供其付给尉国利医疗费17500元现金的证据，而被告则提供了尉国利治病所花医疗费的单据若干份以证实其为尉国利垫付了医疗费。一审法院认为，通过被告自认系其联系聘请的律师姜祖伟拟写制作涉案的《遗赠扶养协议》，而姜祖伟系被告在本案之前提起的其与其兄尉国明和其弟原告之父尉国利继承其父母遗产法定继承纠纷一案聘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祖伟既是2017年12月1日被告与尉国利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拟制人，又是该协议签订的见证人和代某，说明姜祖伟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被告提供的2017年12月1日其与原告之父尉国利在尉国利住院病房签订姜祖伟拟制的《遗赠扶养协议》时的视频录像，能够说明被告与尉国利签订的上述协议并非系姜祖伟现场拟制而是提前拟制完成的事实。被告称其系聘请的律师姜祖伟根据尉国利的意思提前代书拟制的协议，而被告未能提供协议代某姜祖伟与尉国利交谈《遗赠扶养协议》所载明内容的笔录、录音录像等资料及被告与尉国利交谈上述协议所载明内容的笔录、录音录像等资料可供参考以形成合意拟制协议的过程,说明姜祖伟制作涉案《遗赠扶养协议》的过程不符合时空一致性的要求。通过原告外出就工无法分身照顾其父尉国利的日常生活和被告之兄尉国明证实其到被告处送出租房屋房租顺便探视在被告处居住的弟弟尉国利时，尉国利告知他说系被告尉秀娟逼迫尉国利签订将尉国利名下房产遗赠给被告的遗赠扶养协议的，如果尉国利不与被告尉秀娟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被告就不侍候尉国利，也不给尉国利治病,结合姜祖伟不符合时空一致性要求拟制的《遗赠扶养协议》形成的证据链来看，能够说明被告系乘人之危和尉国利受逼迫无奈情况下与尉国利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因此该协议的签订无法确定系尉国利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排除尉国利是在诱导情况下签订的该协议。通过2019年2月14日至2月16日尉国利在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住院病历入院情况中记载“周身水肿，尾部可见直径20cm压疮4处，左、右肘部分别可见10cm、5cm压疮，右下肢可见5×10cm皮肤破溃，表面可见脓性分泌物，右侧眼周皮肤瘀斑……，下肢重度指凹性水肿。”和诊疗过程中载明的家属拒绝脑CT检查、家属拒绝转CRRT治疗、家属拒绝应用强心药物等、家属要求出院并签署自动出院知情同意书自动出院及2019年2月16日至2月18日尉国利在莱阳市中医医院住院病历载明的患者姐姐对患者病情了解、不同意进一步抢救治疗、已签署拒绝协议书形成的证据链来看，能够说明被告对病中的尉国利未及时送医和拒绝治疗病中的尉国利存在过错的事实。被告之兄尉国明证实其弟尉国利在其妹被告尉秀娟处居住期间，尉国利每年出租房屋的房租费2万余元均在被告处，说明尉国利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和尉国利在被告处居住期间的生活费及医疗费等支出并非由被告完全支付的事实。通过2019年2月12日警方出警的执法记录仪视频录像显示，虽然警方在被告处征询病情严重的尉国利是否随其子原告走时，尉国利表示原告不是其儿子，其不随原告走，但因警方征询尉国利时让被告回避而被告未离开警方询问尉国利的现场，说明尉国利已处于意识紊乱状态，亦无法确定在被告在场的情况下尉国利当时的表述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涉案的遗赠扶养协议是由姜祖伟代书拟制并由姜祖伟一人见证签订的，而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某、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姜祖伟代书并见证的涉案遗赠扶养协议与上述规定有悖。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人与扶养人之间关于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转归扶养人所有的协议。遗赠扶养协议是一种平等、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我国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说明扶养的主体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公民或集体组织，遗赠扶养人只能是对被扶养人没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也不是被扶养人的法定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公民，也可以是集体组织或社会团体，还可以是国家，但不可以是法定继承人（即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法定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具有法定的互相扶养和互相继承的权利义务关系，不需以协议的形式来确定这种权利义务关系。被告与尉国利系姐弟关系，系法律规定法定继承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关系，被告系尉国利遗产的第二顺位继承人，故被告与其弟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与法相悖。况且尉国利与其姐被告尉秀娟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有可能导致尉国利之子本案原告无房屋居住和有家不能归的局面，也与公序良俗相悖。综上所述，法院认定2017年12月1日被告与尉国利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判决：2017年12月1日尉国利与被告尉秀娟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本院审理期间，尉秀娟申请代某姜祖伟出庭，说明当时代书情况。姜祖伟称，当时是尉国利让尉秀娟联系的我，做遗赠扶养协议，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给尉秀娟，由尉秀娟负责他的生养死葬义务，当天我到医院以后，了解了双方的真实意思，然后把双方意思书面整理了四份，因为书写时间太长，所以书写时未录像，书写完以后，把书写的内容当场向尉国利和尉秀娟宣读，尉秀娟、尉国利均表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是自愿的，因为尉秀娟不是尉国利法定继承人，所以尉国利无法以遗嘱的形式来表达，只能以遗赠扶养协议的形式表达。尉广辉质证称，对代某身份无异议，但代某在遗赠扶养协议里是利害关系人，且既是代某也是见证人，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既然是遗赠扶养协议，协议内容主体受赠与人不应该是法定继承人，而是普通公民，我方认为主体错误导致该协议无效。姜祖伟称，另案即（2012）莱阳民一初字第67号中我代理尉秀娟，处理遗产继承问题，该案以调解形式结案，各方皆大欢喜，不存在所谓利益冲突。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在于，2017年12月1日遗赠扶养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不采信《遗赠扶养协议》的一个理由是姜祖伟系利害关系人，参与过另案即（2012）莱阳民一初字第67号中继承案诉讼，却采信了尉国明的陈述。尉国明系继承纠纷的当事人，系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一审中尉国明未出庭作证，法院单方调查，未让尉国明出庭接受质询，其陈述无病例等其他证据佐证，不应采信。2017年11月25日莱阳中心医院入院记录记载其神志清、精神差。2017年12月1日尉秀娟与尉国利签订上述协议时拍录的视频录像中，尉国利神志清楚、表达流畅、身体状态尚可，能够证实签订协议时尉国利本人头脑清醒、思维正常，协议是尉国利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姜祖伟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其陈述有视频佐证，可以采信。2019年2月12日警方出警的执法记录仪视频中，尉国利身体状态差、说话有气无力但神志清楚，经警方反复询问，其拒绝跟尉广辉回去，且明确说尉广辉不是其儿子。而一审判决因警方征询尉国利时让尉秀娟回避而尉秀娟未离开警方询问尉国利的现场，认定尉国利已处于意识紊乱状态，无法确定尉秀娟在场的情况下尉国利的表述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明显与视频相悖，证据不足。而且，即使2019年2月12日尉国利已处于意识紊乱状态，也不影响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的真实性。一审判决以2019年2月14日至2月16日尉国利在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住院病历入院情况中记载“周身水肿，尾部可见直径20cm压疮4处，左、右肘部分别可见10cm、5cm压疮，右下肢可见5×10cm皮肤破溃，表面可见脓性分泌物，右侧眼周皮肤瘀斑……，下肢重度指凹性水肿”，以及诊疗过程中载明的家属拒绝脑CT检查、家属拒绝转CRRT治疗、家属拒绝应用强心药物等，认定尉秀娟对病中的尉国利未及时送医和拒绝治疗病中的尉国利存在过错，与尉秀娟一直在照料病中的尉国利、从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出院当天即入住莱阳市中医院等事实不符。2019年2月12日警方出警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尉国利身体状况恶化，此后，尉秀娟根据病人的病情，决定治疗的方法，进行合理、适度治疗，尚不能因尉秀娟的上述行为而认定其放弃医治尉国利。综上，一审判决采信尉国明的证言，认定姜祖伟拟制的《遗赠扶养协议》不符合时空一致性要求，认定尉秀娟系乘人之危、在尉国利受逼迫无奈情况下与之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该协议无法确定系尉国利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排除尉国利是在诱导情况下签订的该协议，该认定与本案事实相悖。一审判决认为尉秀娟系尉国利遗产的第二顺位继承人，故与其弟尉国利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与法相悖，进而以主体错误认定遗赠扶养协议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从该条看，遗赠扶养协议中的“被遗赠人”并不排除法定继承人。《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该规定所称的遗赠，与遗嘱、遗赠扶养协议均不是同一概念，也没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就本案而言，比照遗嘱处理遗赠扶养协议，没有法律依据，也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和当事人的意愿。另外，遗赠扶养协议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法律未规定必须有见证人，只需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生效。一审判决以代书遗嘱需两个见证人为由认定无效，无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应当遵循的最重要原则是意思自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为无效的民事行为。本案遗赠扶养协议，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违背社会公德以及伦理道德。该协议当属有效。其次，遗赠扶养协议约定了双方的义务，未排除扶养义务，法定继承人作为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并未损害尉国利的利益。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规定：“附义务的遗嘱继承或遗赠，如义务能够履行，而继承人、受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经受益人或其他继承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附义务那部分遗产的权利，由提出请示的继承人或受益人负责按遗嘱人的意愿履行义务，接受遗产。”该规定虽不是针对遗赠扶养协议，但基于遗赠扶养协议的合同性质，尉秀娟未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时，尉广辉有权取消协议。从二审查明的事实看，尉秀娟照料尉国利，送其就医，尚不能认定尉秀娟未履行遗赠扶养协议约定义务。尉国利也未撤销遗赠扶养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而尉广辉未能举证证实其作为继承人在生活中充分照料尉国利或给尉国利经济帮助。根据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尉广辉因工作繁忙而未能照料尉国利，尉国利生病期间，尉国利不愿意与尉广辉共同生活，可以认定尉广辉未尽到赡养义务，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应不分或少分遗产，否则违背公序良俗和公平原则。综上，尉秀娟、尉国利是适格的遗赠扶养协议当事人，其订立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尉秀娟已经履行协议约定义务，该协合法有效。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等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2民初1559号民事判决；二、2017年12月1日上诉人尉秀娟与尉国利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合法有效；三、驳回被上诉人尉广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150元，由被上诉人尉广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六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