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41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阳，女，1989年3月15日出生，满族，无业，住沈阳市于洪区沈新路166-2号3-3-1。委托代理人：张忠保，系辽宁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戚宗勇，男，1958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沈阳市大东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荣，女，1960年9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沈阳市大东区。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宋佳、高宇航，系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戚亮，男，198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技术员，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代理人:刘桂英，女，195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系戚亮亲属。委托代理人:李淑琴，女，195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沈河区，系戚亮亲属。上诉人王阳因与被上诉人戚宗勇、刘桂荣、戚亮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4民初7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春杰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曹杰、鞠安成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决存在如下错误：一、《房款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2月18日，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2013年2月28日。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戚亮并没有得到被上诉人戚宗勇、刘桂荣附条件的赠与，一审法院认定附条件赠与是错误的。首先，《房款协议》只有两个人签署，即上诉人王阳，被上诉人戚亮，并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四方签字。其次，《房款协议》是上诉人王阳与被上诉人戚亮以担保人身份签字的，而不是借款人，更不是受赠人。根据《担保法》第五条关于：“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之规定，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在各方没有签订主合同的情况下，仅仅签署从合同，该合同是无效的。再次，从协议的内容来看，只能说明被上诉人戚宗勇、刘桂荣将31万元首付款交给了王阳与戚亮，虽然表述有共同使用权，但由于该协议内容为担保性质，该内容应为无效。并且使用权为有限权利，依附于所有权，其并非是法定的独立的权利。在所有权变更为被上诉人戚亮单独所有时，无论该内容是有效还是无效，并不影响其使用。从子女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角度，其对该房屋仍有使用权利。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父母为子女出资购买房屋视为赠与。而不是单纯的赠与，更不是附条件的赠与。另外，父母出资的目的是为了缔结婚姻。购买房屋后，也是用上诉人的住房公积金偿还的贷款。也就是说，父母出资对物权不产生任何影响，父母也不享有任何权利。另外，根据《合同法》第192条之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驶。结合本案，上诉人在离婚时已经同意该房屋归戚亮所有。退一步说，即使附条件赠与成立，上诉人也没有义务更无法再履行所谓的“赠与合同义务”。戚亮作为被上诉人戚宗勇、刘桂荣的儿子，加之该房屋已经登记其子女名下，其居住权利可以通过赡养纠纷另行解决。也就是说，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戚亮对该房屋所有权，但王阳与戚亮离婚了，对房屋进行了分割，客观上已对被上诉人戚宗勇、刘桂荣的使用造成了影响，所以被上诉人戚宗勇、刘桂荣失去了“共同使用的条件”，该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在此特别向法庭指出的是：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子女婚后买房时父母出资，是否属于赠与应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否则应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另一方面又主观臆断的认为，本案中，虽然《房款协议》上的内容并无赠与的意思表示，但二原告在本次诉讼中主张该《房款协议》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认为，该认定前后矛盾，不清楚是认定出借还是认定附条件赠与。另外，也不能仅仅因为二原告起诉主张了该《房款协议》属于附条件赠与协议，法院就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即没有写明依据，也没有写明理由。况且，被上诉人在之前的起诉状事实及理由中，明确主张的是借款。也就是说，被上诉人自己都说不清双方是借款还是赠与，因此，其主张不应当予以支持。同时，戚亮故意将该房屋对外出租，想造成影响双方共同居住的假象。目的就是想阻止条件成就。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159条之规定，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结合本案，戚亮故意将该房屋对外进行租赁，属于不正当地促进条件成就，应当视为条件不成就。另外，三位被上诉人涉嫌恶意串通，虚假诉讼，企图通过合法的诉讼程序侵吞上诉人的财产，不仅让上诉人净身出户，还让上诉人产巨额外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其依法进行制裁。被上诉人之所以起诉，就是因为上诉人与戚亮离婚了，心里不平衡。戚亮离婚后又起诉上诉人索要财产，后来又撤诉了。在原离婚诉讼中，我与戚亮双方自愿达成的离婚调解协议，当时，另两位被上诉人也参与过案件庭审，期间并未提出过异议。各方认可该房屋全部归戚亮所有，并且，上诉人从未想分过该房产，只是现在没有经济能力，因此，以房屋折价款的形式作为子女抚养费，待以后有经济能力时，可以承担抚养费，履行抚养子女的法定义务，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子女抚养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供可以要求增加或者变更。也就是说，之前各方对该房屋处理过程没有异议，但在王阳与戚勇调解离婚后，又拿房产说事，完全背离了调解离婚的初衷。该房屋是用上诉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每月从上诉人住房公积金中扣除款项进行还贷，如果非要认定上诉人获得了赠与，那也是被上诉人戚亮接受其父母的赠与之后在将其中的一部分赠与给上诉人，也就是说，上诉人是接受戚亮的赠与，而不是直接接受另两位被上诉人的赠与。既然是接受戚亮的赠与，所有权又登记在戚亮、王阳名下，该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当然是戚亮与王阳所有了，原审法院判决返还购房款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在此特别说明的是，二被上诉人戚宗勇及刘桂荣名下有两套房产，且一直在其中一套房产中长久居住，并且同时共同居住的还有戚亮及戚亮与上诉人王阳的子女。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有自己的房产，并未因为王阳与戚亮的离婚造成经济困难或居无定所，被上诉人戚亮故意将该房产进行租赁，其主观上显然是恶意的，在此补充一点，原离婚诉讼是戚亮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答辩人要求离婚的，造成双方离婚及房产进行分割答辩人没有过错，因此，即使存在返还购房款的情形，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戚勇一个人返还。另外原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本案中，虽然《房产协议》上的内容并无赠与的意思表示，但二原告在本次诉讼中主张该《房产协议》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该理由一方面认定了《房产协议》的内容并无赠与的意思表示，另一方又认定了附条件的赠与符合法律规定，前后矛盾，逻辑不通。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重新认定。最后，原审法院认为中：“案涉房屋登记在二被告名下，共同使用权应限定在二原告和二被告共同使用”。众所周知，合同只能对财产进行约定，人身关系不受《合同法》调整，原审法院将答辩人的人身居住权利限制在一张协议内容并认可，显然是错误的。按照原审法院观点，房屋必须四方居住使用，有一方不再该房屋内居住，就需要将购房款返还。那么王阳与戚亮未离婚前几年的时间里，另二被上诉人也一直没有与王阳与戚亮居住，那么其行使撤销权是不是已经超过了一年了。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对此错误进行重新认定。综上，《房产协议》根据法律的规定应属无效。父母婚后对子女出资并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的视为赠与。王阳与戚亮自愿协议离婚该房屋仍归戚亮所有并不影响二被上诉人使用。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附条件赠与成立，且该《房产协议》约定不明确，视为没有约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也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进行公正裁判，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被上诉人戚宗勇、刘桂荣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应予以维持。一、《房款协议》的性质为附条件、附义务的赠与协议，答辩人有权在法定条件下行使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子女婚后购买房屋时，父母出资，如果没有明确的无偿赠与的意思表示，则应当认定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结合本案事实，具体理由如下：1.《房款协议》字面意思足以排出“无偿赠与”的可能性。协议中约定:二答辩人将31万房款交于“长子、长媳”且二答辩人拥有房屋的共同使用权，即使仅从房款协议文字约定内容也可以排除“无偿赠与”的可能性。2.赠与合同可以附条件、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二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介入被答辩人夫妻的日常生活，而是认为二答辩人辛苦积攒大半生的积蓄和向其他第三人的借款凑出的这31万房款，不能无偿赠与二被答辩人，二答辩人对二被答辩人购买的房屋应当享有与二被答辩人共同居住的权利，以享受为人父母的天伦之乐。3.《房款协议》所附条件、义务与赠与人权利对等，系有效约定。协议所附条件和义务为:1）二被答辩人处于结婚状态即婚姻存续期间、婚姻状态延续，2）同时，二答辩人享有对二被答辩人所购买房屋的共同使用权（包括共同居住权）。该两个条件系对时间、空间和权利三个方面的义务同时作出约定:（1）“长子、长媳”即对二被告婚姻存续期间的“时间”条件要求，即二被答辩人未结婚或者离婚就不满足婚姻存续期间的“时间”条件要求，二答辩人享有撤销权。（2）“此房买后二答辩人有共同使用权”系对二答辩人出资后二被答辩人购买的特定房屋作出“空间”方面的限制和“权利”方面的明确。二答辩人并未想占用二被答辩人以后可能购买的其他房屋，也不想拥有除“共同使用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并由二被答辩人共同履行以上三个方面义务时，该协议才具备继续履行的合法性。二答辩人拥有自己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和住所，被答辩人戚亮婚前部分时间与二答辩人共同居住。二答辩人无需特殊约定与婚后的儿子一同居住，这不符合逻辑和常理，且如戚亮未与王阳结婚，二答辩人不会单独出资和赠与房款为儿子戚亮购买房屋，不另行购买房屋，戚亮自然有机会与二答辩人共同居住。故，二答辩人的“共同使用权”既不是指单独与长子居住，也不是与长媳居住，是指与婚姻存续期间的“长子、长媳”共同使用、居住，该条件中包含的更多是情感诉求而非仅仅指物质享受。签订协议时，二被答辩人已经结婚，二答辩人此种约定不是想占有二被答辩人的房屋，也没有与二被答辩人挤在一起生活的实际居住需求，而是：为人父母，想念儿子、儿媳和孙子女时，基于二答辩人的出资行为，可以有随时探望、随时居住的合法权利，而无需征得二被答辩人的同意，也是为了今后无需看二被答辩人脸色或者减轻（也是现实中很多父母遭遇到的）一边辛苦帮忙扶养孙子女一边还要忍受有寄人篱下的压迫感和介入被答辩人二人夫妻生活的负罪感。二答辩人在支付31万房屋全部首付款的前提下，要求共同居住，权利、义务对等，符合公平原则，故所附条件、义务均系有效约定。4.二被答辩人已不满足《房款协议》约定的两个条件且未履行约定的三方面义务，故二被答辩人应承担返还赠与房款责任，二答辩人享有《房款协议》的撤销权。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和第一百九十四条：“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赠与协议因受赠人无需履行金钱对价等义务，当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时，法律赋予了赠与人撤销权。事实上，多年来二答辩人经常照顾生病的儿媳、并帮忙扶养孙女，在经济上和情感上都付出很多。但，被答辩人王阳在婚内出轨的行为，不仅导致二被告婚姻破裂，也深深伤害了二答辩人的情感，违背了二答辩人原本认为可以随时在标的房屋中与二被答辩人共同居住，与二被答辩人和孙女一同享受天伦之乐的本意。另，二被答辩人于2018年4月由于洪区人民法院签发（2018）辽0114民初12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离婚，但就本案案涉《房款协议》内容，二被答辩人在明知二答辩人有共同使用权的情况下，该案调解过程中刻意回避且并未就二答辩人的房屋共有权问题进行处理。现因二被答辩人已经离婚，已不满足协议约定的所附两个条件，没有继续履行协议约定的婚姻存续和提供房屋共同使用权的义务，事实上也无法履行三个方面的义务。二被答辩人在未征得二原告同意的前提下，二被答辩人擅自处分房屋、擅自分配房屋分劈款、变更房屋的所有权，属于违约行为，二被答辩人故意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提供“共同使用权”的义务而共同获利的行为不但剥夺二答辩人的共同使用权，且二答辩人亦无法实现其出资购房而与子女共同居住享受天伦之乐的本意。二答辩人依法享有上述附条件赠与的撤销权，要求二被答辩人返款赠与款项。5.从公序良俗角度，不宜将父母出资一般认定为理所应当的无偿赠与。敬老慈幼为人伦之本，也应法律所倡导。慈幼对于父母来讲，依法而言为养育义务的负担。子女一旦成年，应自立生活，父母续以关心关爱，子女受之应感念之，但此时并非父母所应当负担的法律义务，子女应图感恩。因此，在父母出资时未明确表示出资系无偿赠与的情况下，应认定购房出资款为对子女的临时性资金出借，目的在于帮助子女渡过经济困窘期，子女理应负有偿还义务，如此可保障父母自身权益，也可避免子女成家反而使父母陷于经济困窘之境地，此亦为敬老之应有道义。二、上诉人王阳片面理解《房款协议》所附义务和条件。上诉人王阳有离婚的自由，答辩人也有《房款协议》所附义务无法履行时，撤销协议，要求返还赠与款项的权利，两者并不矛盾。1.二被答辩人侵犯《房款协议》约定条件和义务改变时，撤销协议或者继续履行协议的选择权。二被答辩人在离婚诉讼调解中，在明知二答辩人有共同使用权的前提下，擅自处分房屋，擅自分配房屋分劈款，侵犯了二答辩人对《房款协议》约定条件改变后，是否继续履行协议的协商选择权：二答辩人有在二被答辩人不履行赠与合同所附义务后，选择撤销《房款协议》，要求二被答辩人返还的赠与款项的权利；也有选择与离婚后的儿子继续一同居住即继续履行《房款协议》的权利。但二被答辩人处分房屋之前，并未征询二答辩人对房屋处置的任何意见，二答辩人和二被答辩人即《房款协议》的四方当事人未达成任何合意的情况下，二被答辩人即擅自处分房屋，已经构成了对《房款协议》的违约行为。2.二被答辩人擅自处分房屋且约定分劈款抵顶抚养费的行为，已经实际上选择了用处分房屋（租赁或出售房屋等）获得的收益款项，抵顶抚养费，而客观上侵犯了二答辩人的共同使用权,造成二答辩人无法继续享有房屋共同使用权，即二被答辩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房款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二答辩人为维护自身权益，只能行使撤销权。二被答辩人擅自将房屋价值分配，由戚亮自行承担约16万元的房屋贷款，而由王阳分得19万的分劈款，抵顶女儿抚养费。被答辩人戚亮在一审中也向法庭出示各项证据证明，王阳承担的19万元女儿抚养费远低于实际应支付抚养费的一半，即王阳每月仅负担1055元远低于实际每月抚养费的一半。而由于戚亮需每月偿还房屋贷款，王阳又没有实际现金支付抚养费，戚亮只能出租标的房屋，用每月租金抵顶王阳应支付的女儿抚养费，以抚养女儿正常学习和生活。故，客观上，现该套房屋二答辩人也不具备继续享有共同使用权的可能性，《房款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二被答辩人本应各自履行抚养和抚养费支付义务，却用分劈款抵顶抚养费的方式，即已经选择了用处分房屋（租赁或出售房屋）的方式，抵顶抚养费，而侵犯了二答辩人的共同使用权。二被答辩人对房屋的不当处分均存在过错，故应当各承担一半的返还责任。三、被答辩人（上诉人）王阳于《上诉状》中陈述的部分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且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据答辩人了解，上诉人王阳的月收入至少5000元以上，与其陈述严重不符。二答辩人并不是离婚诉讼的当事人，故无权参与二被答辩人的离婚调解和庭审，故上诉人陈述“参与了调解离婚的全过程”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关系。上诉人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以佐证其《上诉状》中的观点，即使与本案有关联，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上，恳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以维护老年人合法财产权益。1.关于房款协议效力，系四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的附条件赠与协议，王阳所称该合同为担保合同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2.房款协议无论从字面意思表示和实际履行情况，均能排除无偿赠与，且王阳没有承担无偿赠与的举证责任；3.王阳所称戚亮故意租赁房屋，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影响居住权，应结合客观事实和戚宗勇、刘桂荣的实际情感诉求来认定；4.王阳所称戚宗勇、刘桂荣参加离婚诉讼庭审，与事实严重不符，戚宗勇、刘桂荣不是离婚诉讼的当事人，最终调解时并没有作为旁听人员参加庭审，故对房屋处置并不知情，王阳所称虚假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戚亮辩称：一、签订《房款协议》的原因，因我与王阳当时年纪尚轻，都刚工作，没有积蓄，王阳还想住面积大一些的房子，不想跟我父母（以下简称“二被上诉人”）一同居住在父母原有房屋里，但王阳家境困难，我和王阳只能求我的父母帮忙。父母当时答应帮我们付首付，是赠与给我们的，但确实提了条件，条件就是我俩必须好好过日子，也就是必须是结婚的状态，同时他们有共同使用和居住的权利，他们随时都可以来住，我和王阳也同意了。二、离婚调解中的房屋处置问题，1.由于急于离婚，离婚诉讼调解中，房屋分配问题确实只顾忌到我和王阳的财产权利以及孩子的抚养费问题，没有保障到父母出资后不能享受共同使用权的权利，实际上应该在分配房屋财产前我和王阳应该先处理《房款协议》履行问题，应该先返还二被上诉人的赠与款项，再就房屋剩余价值进行分割。2．因王阳用分得的19万元分劈款抵用女儿的抚养费，但是没有支付抚养费现金，由于我还需每月偿还房屋贷款，迫于现金压力，我只能将父母出资购买的标的房屋通过中介机构出租给案外人，用每月租金1700元补充女儿抚养费现金不足部分，以保证其原本正常学习和生活不受我们离婚影响。3.事实上，该套房屋我本人已无法自行使用，更不用说让二被上诉人共同使用权了，我和王阳确实没有继续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给二被上诉人提供共同使用权的义务，我同意二被上诉人行使赠与合同法定撤销权，应该返还赠与我们的购房款，我同意返还15.5万元，以弥补他们的经济损失。戚宗勇、刘桂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准许二原告撤销于2013年2月18日与二被告签订的《房款协议》；2.判令被告王阳向二原告返还50%赠与房款，即155,000元；3.判令被告戚亮向二原告返还50%赠与房款，即155,000元；4、判令诉讼费由二被告各承担50%；5、判令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由被告王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1月26日，被告戚亮与案外人肖雄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戚亮从肖雄处购买其名下的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的房屋。成交价格540,000元，中介费5,000元。戚亮先向肖雄支付首付款310,000元（含定金1万元），余款230,000元戚亮通过贷款方式向肖雄支付。协议签订后，戚亮向肖雄支付房屋定金10,000元。2013年2月18日，原告刘桂荣从盛京银行取现100,000元交给被告戚亮，用于向肖雄支付首付款100,000元。同日，原告刘桂荣通过pos机将195,000元购房款支付至房产局监管账户。同日，原告刘桂荣取现5,000元交给被告戚亮用于交付房屋契税4,250元、住宅转让手续费518.58元、房屋产权登记费90元。2013年2月28日，被告王阳和戚亮作为担保人共同向原告戚宗勇、刘桂荣出具一份《房款协议》，双方约定：“今有戚宗勇、刘桂荣将现款叁拾壹万元整首付房款交于长子戚亮、长媳王阳做为现买房首付款，此房买完后有戚宗勇、刘桂荣共同使用权”。2013年3月13日，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在被告戚亮和王阳名下。2013年5月31日，原告刘桂荣向被告王阳转账5,000元，用于支付案涉房屋的中介费；另外，在办理房屋贷款期间，原告戚宗勇取现5,000元交于二被告，用于支付房屋抵押担保费用。2018年1月3日，戚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与被告王阳离婚。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2018）辽0114民初126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原告戚亮与被告王阳离婚；二、婚生女戚若饴（2015年4月11日出生）由原告戚亮抚育监护；三、共同房屋：位于沈阳市于洪区归原告所有，被告应分得的房屋分劈款190,000元折抵子女抚养费；银行贷款由原告偿还，被告在一周内协助原告办理房屋更名过户手续；四、共同财产：辽Ａ×××××尼桑牌轿车一辆及电视、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沙发、床归原告所有，原告给付被告财产分劈款50,000元，于2018年4月24日付清；五、双方无其他纠纷。另查明，被告王阳、戚亮均认可收到了二原告房屋首付款310,000元。被告王阳、戚亮在2018年4月24日调解离婚过程中，双方对案涉房屋作价540,000元，当时剩余贷款约160,000元，被告王阳按50%的比例分得案涉房屋分劈款190,000元抵作婚生女的抚养费。一审法院认为，二原告与二被告于2013年2月28日签订的《房款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原、被告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子女婚后买房时父母出资，是否属于赠与应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否则应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本案中，虽然《房款协议》上的内容并无赠与的意思表示，但二原告在本次诉讼中主张该《房款协议》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从《房款协议》的内容上看，二原告与二被告共同约定，二原告出资310,000元作为购买房屋的首付款，但二原告有该房屋的共同使用权。案涉房屋登记在二被告名下，“共同使用权”应限定在二原告和二被告共同使用。因二被告已协议离婚，被告王阳搬离案涉房屋，不能满足“共同使用”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二原告有权撤销赠与协议。此外，二被告在离婚调解过程中，对案涉房屋作价540,000元，扣除剩余贷款月160,000元，每人分得190,000元。二被告在分割房屋时未将二原告的首付款进行预留，故二被告应予返还。因二被告已离婚，二被告应各自向二原告返还首付款155,000元。对二原告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王阳辩称案涉房屋归被告戚亮所有，被告戚亮系二原告的长子，不影响二原告对房屋的使用的问题。虽然案涉房屋归被告戚亮所有，但二被告在其离婚诉讼中已将案涉房屋进行了分割，只是在形式上对房屋的另一半进行了作价给付，客观上已对二原告的使用造成了影响。故对被告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王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戚宗勇、刘桂荣返还首付款155,000元；二、被告戚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戚宗勇、刘桂荣返还首付款15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50元，保全费1,295元、保险费500元，被告王阳负担7,745元，被告戚亮负担7,745元。二审中，上诉人王阳提供了（2018）辽0114民初126号民事调解书、起诉状、不动产电子登记（薄）查询证明、住房公积金缴费记录，拟证明案涉房屋已经归戚亮所有，戚亮是戚宗勇、刘桂荣儿子，戚宗勇、刘桂荣名下另有两套房屋（大东区北大营街4-1号5-1-1，建筑面积41.71平方米，登记在刘桂荣名下；沈阳市大东区老瓜堡西路15-1号9-4-2，建筑面积70平方米左右），二人从未与王阳一起居住过，且戚宗勇、刘桂荣曾经另案起诉自认案涉房屋首付款是借款。戚宗勇、刘桂荣质证称：调解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戚亮和王阳在明知有房款协议应履行相关义务的前提下，擅自处分房屋，未预留房产份额或相关金钱补偿，选择用处分房屋获得的收益款抵顶抚养费，客观上已经受益并且侵犯了戚宗勇、刘桂荣的共同使用权和情感诉求，戚宗勇、刘桂荣有权撤销房款协议；起诉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戚宗勇、刘桂荣有权选择诉讼理由；不动产登记证明，王阳仅调取刘桂荣名下有一套房屋，该房屋与本案争议事实无任何关系，房款协议的约定是争议房屋的共同使用权，戚宗勇、刘桂荣出资购买标的房屋，有权附赠与合同义务，另一房产，王阳没有出具任何证据，其陈述不应被法庭采纳；公积金贷款情况与本案无关，且在离婚调解中已经扣除其自行还款部分。综上，该四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其产生时间均在一审庭审之前，王阳应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出示。戚亮质证称：同意戚宗勇、刘桂荣质证意见。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本院仅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的事实和适用法律对本案进行审查。上诉人王阳与被上诉人戚宗勇、刘桂荣之间属于涉婚姻家庭关系的赠与合同纠纷。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王阳应否向戚宗勇、刘桂荣返还案涉房款。首先，关于戚宗勇、刘桂荣主张因王阳婚姻过错致使离婚，进而侵害了其二人共同居住权的问题。依据《房款协议》的约定可知，戚宗勇、刘桂荣为儿子与儿媳家庭购房出资，并约定其二人在所购房屋享有共同居住权。婚后王阳与戚亮在案涉房屋居住并育有一女，约五年后，王阳与戚亮离婚。上述事实表明，戚宗勇、刘桂荣出资为儿子、儿媳购房供二人居住的愿望在婚姻存续的五年内已经实现。王阳与戚亮的离婚行为属于当事人婚姻自由范畴，戚宗勇、刘桂荣主张王阳的离婚过错行为侵害了二人居住权，依据不足。其次，王阳作为离婚的被告，其在离婚过程中，在处理房产问题上，将戚亮与戚亮父母戚宗勇、刘桂荣视为一致的利益相关者，并由二人的儿子戚亮作为代表一并处理房产相关问题，符合一般人的观念，并不违反生活常理，王阳在离婚之时的该项信赖应当保护。第三，王阳与戚亮在离婚诉讼过程中，王阳当初并不同意离婚，双方在法院主持调解下，协议离婚。可知王阳是在考虑了包括房产处分、子女抚养等诸多情况后才与戚亮达成离婚协议的。离婚后戚宗勇、刘桂荣主张返还房款，超出了王阳离婚当时的合理预见，该种变化对王阳一方，难言公正。第四，关于戚宗勇、刘桂荣以其居住权受到侵害为由要求王阳返还房款一节。经查，戚亮分得房屋后，将该房屋出租。该行为是障碍戚宗勇、刘桂荣不能居住房屋的根本原因。王阳并未参与房屋出租，王阳对于戚宗勇、刘桂荣不能居住的事实不存在过错。王阳在二审中也提供了戚宗勇、刘桂荣另有其他住房的证据，戚宗勇、刘桂荣不存在居无定所的情况。综上，本院认为，本案是涉及婚姻家庭问题的非单纯的赠与合同纠纷案件。在戚亮与王阳离婚时双方婚姻关系已存续五年，并育有一女，夫妻双方在调解离婚时已对案涉房产处理完毕情况下，作为戚亮父母的戚宗勇、刘桂荣再次起诉要求王阳返还房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有关当事人提出的其他主张，理由不足，无有效证据佐证，且有关问题，在一审中已作出较为明确的说明与认定，此不赘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9）辽0114民初72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9）辽0114民初72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驳回戚宗勇、刘桂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王阳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950元，保全费1295元，保险费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950元，由戚宗勇、刘桂荣与戚亮平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春杰审判员  曹 杰审判员  鞠安成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赵琳书记员刘思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