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20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庆和，男，196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青，福建汇丰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鑫，男，1972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上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桂红，福建联合信实（龙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庆和因与被上诉人陈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2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庆和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1.本案的基本事实是：上诉人从案外人林永珍处按月利率2%借得250万，然后以每日1%的利息转借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再以更高的利息转借他人，收取高额的收益。从被上诉人银行转账明细可以看出，其出借给案外人“陈裕城”的利息是按每日2%计。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一个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转借给他人是另外一个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根本不认识被上诉人转借的那些人，也从未参与被上诉人转借他人的事务，更谈不上所谓“合作投资放贷”。2.上诉人转账出借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均预先扣除了“砍头息”，这符合民间借贷的习惯做法。3.上诉人提交的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谈话录音中，双方多次提到了“息钱”，即支付借贷的“利息”，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被上诉人共收到上诉人转账的382万元款项，双方对此并无争议。双方的分歧在于，针对这382万元，上诉人主张的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被上诉人主张是合伙投资法律关系，除此之外，双方并没有提及其他第三种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双方应各自证明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是否成立？但是，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合作投资放贷”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所谓“合作投资放贷”应是属于“合伙投资”法律关系，但“合伙投资”的法律特征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在本案中，出资方只有上诉人，被上诉人的所谓的“合作投资放贷”，上诉人从未参与，从来不知道被上诉人放贷给谁。因此，被上诉人所谓“合作投资放贷”的“风险”全部由上诉人一人承担，这本身就不符合“合伙投资”的法律特征。更何况，被上诉人根本无法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和上诉人达成“合作投资放贷”的合意，也未提交任何合作投资的合同和投资项目，因此被上诉人所谓的“合作投资放贷”根本无法成立。（2）原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应当对双方是否存在合作投资放贷以及如何进行合作投资、放贷资金的具体流向等基本事实予以补正查明”。因此，要查明是“投资”还是“借贷”，资金的“流向”是关键。那么被上诉人拿到上诉人转账给他的这382万他都用到哪里去了？根据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的《调查令》，调取被上诉人的银行转账记录查明，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的这382万元，主要有两个去处：1、被上诉人转账给案外人陈裕城8笔款项共计1635000元；2、被上诉人转出至自己的另一个银行账户、张薇（被上诉人的老婆）账户及上诉人取现、消费共计1864000元。这两部分款项加起来共3499000元（约350万），另还有一笔90000元转账给一个叫张荣娣，剩下的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转账。由此可见，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的这382万元中有将近一半的钱让被上诉人夫妻二人给揣进“自己的腰包”，占为己有。而且，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利息”中，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被上诉人从上诉人转账给他的借款中直接将“利息”转回给上诉人，这与被上诉人所谓的转账给上诉人的钱是“投资收益”说法完全相悖，这也足以推翻被上诉人所谓“投资”的主张。（3）一审判决书中认定事实中部分引用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对话片段，但是却完全没有听清楚对话人的语气、语境，甚至没有联系上下文，断章取义。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是上诉人去找被上诉人时录制的，上诉人当时找被上诉人的目的是因为案外人林永珍2017年10月起诉上诉人夫妻二人，要求共同偿还250万元借款，因这些钱上诉人都转借给被上诉人，因此上诉人联系被上诉人，要求其出具“收条”，来证明这250万元并非用于上诉人的家庭开支，并非上诉人夫妻共同债务，纯粹是为了应付林永珍的起诉，从而避免让上诉人的妻子对这笔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这一用意上诉人在录音中也多次提到，被上诉人一审证据p1第8行“这个不是用在你嫂子那边，这个不是用于家庭的……”；p1第12行“我问律师，他就是说这个你没有办法出来，那你就你那个收条写一下，我至少能抵挡一下，你嫂子这边还没判决，我们还可以再上诉，不然你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房子给她拍卖？车子拍卖？”；p3倒数第19行“它这个证明你嫂子对这个事情，第一她不清楚，第二这个不是你嫂子我借过来跟你嫂子去花在家庭里面用”）。反观被上诉人录音的动机，是借着上诉人要其出具“收条”，而刻意推脱否认借款的事实，并利用上诉人急于要其出具“收条”应付林永珍诉讼的用意，故意引导上诉人讲一些所谓与“投资”沾边的话，来混淆客观事实。一审判决书中，认定事实部分所引用的录音对话中所提及的“投资”，结合上下文，这个说法指的是让被上诉人出具“收条”的“用途”，是为了应付林永珍的诉讼。还有，上诉人说“这笔钱就当做是我给你借的”（这句话被上诉人在录音整理中后面遗漏了三个字“好不好”），紧接着上诉人又说“那就当做我给你借的好不好？我再打个借条给你好不好”？被上诉人答：“不是这么回事”（被上诉人自己直接否认，但一审判决书未记录这句话），上诉人说：“当作我还你钱，还你350万，你写收条”，被上诉人答：“不是这样的事情，你不要扯不是的事情”（被上诉人这句话一审判决书也未记录），这段录音中，联系上下句的语境，上诉人反问的语气非常明显，是因为被上诉人一直抵赖，拒不出具收条，上诉人被逼急了无奈才这么说的。而且上诉人提交的2段录音的录制时间是2017年11月23日和2017年11月25日，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的录制时间是2017年11月14日，上诉人的录音是在被上诉人之后，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中确认了支付“息钱”（利息）的事实，结合前述对被上诉人所提交录音的分析，足以推翻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想要证明的事实。但这样的录音却被一审法院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不得不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确实存在非常明显的、严重的错误。三、关于没打借条原因：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认识很多年，是拜把子的“兄弟”，这一点从录音中有体现，被上诉人的儿子认上诉人做“干爹”，彼此像亲戚一样。而且被上诉人当时开公司，出门乘坐宝马X6，还有专职司机，俨然是一个成功人士，有足够偿债能力。且刚刚借款的5个星期内，被上诉人共如期支付59万利息，上诉人当时心想，不用3个月，就可以收回本金。所以上诉人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没有让其打借条。而且上诉人给林永珍的借款是月利息2%，一年的利息也才50几万，上诉人已经从被上诉人处收到的利息足以应付林永珍借款一年的利息，所以也就没着急催着被上诉人写借条。到后来林永珍起诉上诉人之后，上诉人才着急找到被上诉人要求开具“收条”来应付林永珍的起诉，这时被上诉人已经开始抵赖了，不仅连“收条”都不写，更不要说写借条了。 陈鑫辩称，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借款合同、借据、借条，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发生民间借贷纠纷后，首先应当确认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以及借款合同是否有效，没有书面合同的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发生争议时，主张存在借贷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相关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并不足以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即上诉人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没有借贷的合意。民间借贷合同是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的合同类型之一，其成立的必备法律要件须满足：双方当事人具有订立民间借贷的合意，意思表示真实。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不存在订立民间借贷合同的意思表示，无法认定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理由如下：1、上诉人之前在厦门市水产供销公司工作，文化程度较高，2003年9月下岗后就开始经商，经商之人不可能出借几百万资金连一份借条也不要。而且，上诉人前后总共转了11笔款项到被上诉人账户，金额巨大，但却没有让被上诉人出具过一份借条，对利息、期限等均没有任何约定，这显然不符合常理。2014年7月中下旬开始，投资收益不再稳定，半个月都无分文收益，在此情形下，上诉人无借条仍继续向被上诉人转账7笔，这更不符合常理。2、诉争款项并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向案外人林永珍借的，被上诉人并不认识林永珍，诉争款项到底是上诉人自己所有还是上诉人向他人所借的，被上诉人根本不知情。假如是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向案外人借款，则上诉人作为经商之人必定会要求被上诉人直接与案外人签订借款合同或者是三方协议，至少会要求被上诉人对其借款进行担保，但本案中，这些情形均不存在。3、林永珍出借款项给上诉人后，上诉人每次都有向林永珍出具借条，上诉人完全清楚借条的格式要求。假如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在2014年6月13日转第一笔钱到被上诉人账户时至起诉之前，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上诉人有非常多的机会要求被上诉人向其出具借条，被上诉人在2015年之前一直都生活在厦门。如，被上诉人未出具借条则上诉人完全可以拒绝转账。而且，在当今社会，借钱打借条已经成为共识，但上诉人却从未要求过被上诉人出具借条，这完全不符合常理，由此也就说明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4、上诉人陈述双方关系密切故未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条，这不符合事实。双方之前关系一般，约2011年前后经人介绍才相互认识，只是本案投资初期收益较高时，上诉人夫妇提出认被上诉人之子为干儿子，本案投资放贷的时间集中于2014年6、7月份，而认亲的时间为2014年10月7日，认亲时间在后，在那一段时间双方来往较之前多而已。但投资很快就失败了，被上诉人负债累累于2015年回到龙岩上杭农村老家，从此，双方几乎没有联络。5、上诉人提供的录音中，上诉人明确陈述为了应付其妻子的唠叨要求被上诉人在其妻子打电话的时候配合应付其妻子，在案外人林永珍起诉后，上诉人妻子不间断的向被上诉人发微信、打电话，被上诉人的工作生活一直处于被打扰状态，故答应上诉人应付其妻子。可即便如此，在上诉人提供的两份电话通话录音中，被上诉人也明确陈述没有向上诉人借款，如‘我都一直没欠你钱你干嘛一直叫我还钱’、‘那你是拿给我去放利息的钱啊，不是拿给我做事情的钱’、‘如果说我收你一分钱利息还是赚你一分钱息钱是不是，而且我自己还贴钱进去’。而且，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译本刻意隐瞒了该两段录音的第一分钟内容，该段内容均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为其介绍人员参与赌博，即上诉人本身经常从事非法经营。6、2017年11月14日，上诉人来龙岩找被上诉人也仅是要求被上诉人出具收条而非借条，而且收条的内容仅是为了在案外人林永珍起诉上诉人一案中，证明其妻子第一不知情，第二其向林永珍的借款并未用于家庭生活。在被上诉人提供的第一份录音结尾，上诉人为了让被上诉人能在收条上签字，甚至愿意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直言‘这笔钱就当做是我给你借的’、‘那就当做我给你借的，好不好？我再打个借条给你好不好’、‘当做我还你钱，还你350万，你写收条’，在双方的对话中，上诉人更是多次陈述诉争款项并非被上诉人向其借款，只是该款有经过被上诉人账上而已。三、案涉款项系上诉人为了收取高额利息投资放贷给陈乾昌赌博的，系上诉人自身的投资款而非借款，属于非法债务，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众所周知，赌场放贷需要大量现金，上诉人虽将款项转账给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以自己保险柜尚存的现金或周转的现金转交给陈乾昌，对此，陈乾昌在其证明中及录音中也认可陈鑫通过现金的方式交给其数百万元，与陈鑫在录音中的陈述‘其实这个钱我一分钱都没用，我还为了这个事情，我自己还扯了几百万进去’相互印证。上诉人向林永珍借款月利率为2%，而本案上诉人在其诉状中明确陈述其是按日利率1%即月利率30%获得回报的，月利率相差了28%，这么高额的收益在正常的民间借贷纠纷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进一步印证了案涉款项系上诉人为了收取高额利息投资放贷给陈乾昌赌博的，属于非法债务，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从双方提供的款项往来记录中可以明显看出：2014.6.15—2014.7.19期间，被上诉人每天都有将投资收益转入上诉人账户，甚至，上诉人2014.7.1转给被上诉人49万，被上诉人当天转给上诉人5万元；上诉人2014.7.16转给被上诉人49万元，被上诉人当天转给上诉人4万元，双方的往来账完全符合投资收益的习惯。假如是正常的民间借贷，根本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借款合同、借据、借条保障的情形下前款未还后款又借，而且正常的民间借贷利息也是按月、按季甚至按年支付，根本不可能每天支付。因投资太慢、资金太少，出面的陈乾昌无法再继续，经协商，被上诉人于2014.8.9将上诉人于2014.8.7转进来的49万元全额返还给上诉人，收到最后一笔投资收益10000元被上诉人也于2014.8.11转给上诉人，在整个过程中，被上诉人分文未赚，甚至被上诉人自己还损失惨重，负债累累直接从厦门回到农村老家。上诉人于2014.12.9转给被上诉人的10万元、2014.12.11转给被上诉人的20万元及2015.1.14的7万元前后共计37万元系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为其投资资金盘的，被上诉人2014.12.29转给上诉人的3万元也是该资金盘的投资收益，并非之前的投资收益，后也投资失败，这在被上诉人提供的第3份录音中也有体现，王庆和明确陈述‘包括后来打30几万给你弄阿峰那边’。两次投资失败上诉人均完全知情，在案外人林永珍起诉上诉人之前，即2017年11月14日之前，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诉争款项，故本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四、被上诉人提供的3份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3日，王庆和向陈鑫转账49万元；6月16日，王庆和向陈鑫转账98万元；7月1日，王庆和向陈鑫转账49万元；7月16日，王庆和向陈鑫转账49万元；7月27日，王庆和向陈鑫转账2万元；8月1日，王庆和向陈鑫转账49万元；8月7日，王庆和向陈鑫转账49万元；12月9日，王庆和向陈鑫转账10万元；2015年1月14日王庆和向陈鑫分别转账3万元、4万元。以上转账合计362万元。 2014年6月15日，陈鑫向王庆和转账1万元；6月17日，陈鑫向王庆和转账2万元；6月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27日，陈鑫向王庆和分别转账各15000元；6月25日，陈鑫向王庆和转账两笔各15000元；7月1日，陈鑫向王庆和转账5万元；7月2日至13日、7月15日，陈鑫每天均向王庆和分别转账2万元；7月16日，陈鑫向王庆和转账两笔各2万元；7月17日，陈鑫向王庆和转账25000元；7月19日，陈鑫向王庆和转账5万元；8月5日，陈鑫向王庆和转账2万元；8月7日，陈鑫向王庆和转账1万元；8月9日，陈鑫向王庆和转账49万元、1万元；8月11日，陈鑫向王庆和转账1万元；12月29日，陈鑫向王庆和转账3万元。以上转账合计116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王庆和与陈鑫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王庆和主张与陈鑫系借贷关系，陈鑫承诺按照日利率1%支付利息，陈鑫累计支付利息116万元。为此，王庆和提供与陈鑫的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向陈鑫催讨欠款情况；同时提供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3民初1556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具体借款发生过程。陈鑫认为其与王庆和不存在借贷关系，而系合作投资放贷，由陈鑫负责物色人选进行投资操作。后因投资失利导致款项未能收回。为此，陈鑫提供其与王庆和、陈乾昌之间的对话录音，陈乾昌出具的书面证明，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 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借贷关系的基础事实，不仅应包括款项的实际支付，更应包括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尚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除被告认可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情形外，原告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本案中，王庆和仅提供银行流水证明其交付362万元给陈鑫，并未提供借条、借据等能明确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陈鑫抗辩讼争款项并非借款，而是二人合作投资放贷的投资款。对此，陈鑫提供了录音资料及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分析认为，1、在陈鑫提供的对话录音中，王庆和多次要求陈鑫出具收条，对此，陈鑫回答说：“问题是我没用这个钱”，王庆和说：“我知道”。陈鑫同时回答“因为我没用这个钱，如果我写了这个收条我就死定了”。王庆和说：“我只是兄弟之间只是向你，收到我的款，证明你收到我这个款啊，不是叫你给我打借条”，陈鑫回答说：“是，证明我收到款，就等于我借了这个钱，对不对，等于借条了，没写清楚用途我们是怎么用的，什么都没写”。在陈鑫问收条用途怎么写的时候，王庆和回答说：“兄弟，你听我讲，投资啊，你听我讲，你没收到这个钱吗，对不对，很简单的”，陈鑫说：“但是你要写，你要写清楚我们做什么的用，是怎么用的”，王庆和说：“投资”。陈鑫说：“又不是我个人投资经营的，怎么我个人投资经营的呢”，王庆和说：“用于个人、公司，又不是说你个人……”，陈鑫又说：“这个签下去就是我签的，就变成我的公司啦，就变成我个人了，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跟你、他也没关系，就变成我了。我们共同去做这个东西，共同发展这个东西，就是共同，怎么又变成我一个人了”。之后陈鑫又多次表示不愿意出具收条，认为不是借款。王庆和又说：“那钱在你这边，你要不要写收条给我，很简单，我就问这句话，我钱给你，不用收条给我吗？就是我跟你借这笔钱，我还给你，你也要写收条给我啊。这笔钱就当做是我给你借的”，陈鑫回答说：“问题是，不是我跟你借这个钱”，王庆和说：“那就当作我给你借的，好不好？我再打个借条给你好不好”。“当作我还你钱，还你350万，你写收条”。从上述谈话可以看出，陈鑫始终否认讼争款项为借款，而王庆和亦从未在谈话中明确表示该款项系借给陈鑫所用，而仅是多次以钱转账给陈鑫为由要求陈鑫出具收条。王庆和甚至提出将款项作为其偿还向陈鑫的借款而要求陈鑫出具收条，完全背离客观事实。同时，当陈鑫问款项的用途时，王庆和亦确认该款项为投资。且在王庆和提供的与陈鑫的聊天记录及微信记录中，陈鑫同样未确认讼争款项系借款；2、在林永珍与王庆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7）闽0203民初15560号】中，王庆和向林永珍借款时均向林永珍出具借条，可见王庆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借款应出具借条这一基本常识有充分的认知。但在案涉款项往来中，王庆和自2014年6月起至2015年1月止，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陆续向陈鑫转账共计10笔，金额巨大，却从未要求陈鑫出具借条，且在之后三年多的时间内，亦从未要求陈鑫出具借条。该行为与常理不符；3、陈鑫在收到王庆和支付的第一笔款项49万的第三天开始就向王庆和转款，且每次转款时间并非是有规律的按月转款，而是在2014年6月、7月、8月期间基本上天天密集转款。该行为同样不符合普通民间借贷支付利息的交易习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王庆和主张与陈鑫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进而要求陈鑫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但其所举证据无法证明与陈鑫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故其要求陈鑫偿还借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庆和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上诉人前述上诉意见中提出的异议及认为遗漏查明讼争款项转账给被上诉人后的流水走向外，其余事实没有争议。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当事人未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讼争款项是否属于借款。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为，1.在陈鑫提供的对话录音中，王庆和多次要求陈鑫出具收条，对此，陈鑫回答说：“问题是我没用这个钱”，王庆和说：“我知道”。陈鑫同时回答“因为我没用这个钱，如果我写了这个收条我就死定了”。王庆和说：“我只是兄弟之间只是向你，收到我的款，证明你收到我这个款啊，不是叫你给我打借条”，陈鑫回答说：“是，证明我收到款，就等于我借了这个钱，对不对，等于借条了，没写清楚用途我们是怎么用的，什么都没写”。在陈鑫问收条用途怎么写的时候，王庆和回答说：“兄弟，你听我讲，投资啊，你听我讲，你没收到这个钱吗，对不对，很简单的”，陈鑫说：“但是你要写，你要写清楚我们做什么的用，是怎么用的”，王庆和说：“投资”。陈鑫说：“又不是我个人投资经营的，怎么我个人投资经营的呢”，王庆和说：“用于个人、公司，又不是说你个人……”，陈鑫又说：“这个签下去就是我签的，就变成我的公司啦，就变成我个人了，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跟你、他也没关系，就变成我了。我们共同去做这个东西，共同发展这个东西，就是共同，怎么又变成我一个人了”。之后陈鑫又多次表示不愿意出具收条，认为不是借款。王庆和又说：“那钱在你这边，你要不要写收条给我，很简单，我就问这句话，我钱给你，不用收条给我吗？就是我跟你借这笔钱，我还给你，你也要写收条给我啊。这笔钱就当做是我给你借的”，陈鑫回答说：“问题是，不是我跟你借这个钱”，王庆和说：“那就当作我给你借的，好不好？我再打个借条给你好不好”。“当作我还你钱，还你350万，你写收条”。从上述谈话可以看出，陈鑫始终否认讼争款项为借款，而王庆和亦从未在谈话中明确表示该款项系借给陈鑫所用，而仅是多次以钱转账给陈鑫为由要求陈鑫出具收条。王庆和甚至提出将款项作为其偿还向陈鑫的借款而要求陈鑫出具收条，完全背离客观事实。同时，当陈鑫问款项的用途时，王庆和亦确认该款项为投资。且在王庆和提供的与陈鑫的聊天记录及微信记录中，陈鑫同样未确认讼争款项系借款；2.在林永珍与王庆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7）闽0203民初15560号】中，王庆和向林永珍借款时均向林永珍出具借条，可见王庆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借款应出具借条这一基本常识有充分的认知。但在案涉款项往来中，王庆和自2014年6月起至2015年1月止，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陆续向陈鑫转账共计10笔，金额巨大，却从未要求陈鑫出具借条，且在之后三年多的时间内，亦从未要求陈鑫出具借条。该行为与常理不符；3.陈鑫在收到王庆和支付的第一笔款项49万的第三天开始就向王庆和转款，且每次转款时间并非是有规律的按月转款，而是在2014年6月、7月、8月期间基本上天天密集转款。该行为同样不符合普通民间借贷支付利息的交易习惯。综上所述，本案王庆和主张与陈鑫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进而要求陈鑫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但其所举证据无法证明与陈鑫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故其要求陈鑫偿还借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的前述分析具有较为充分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此外，王庆和根据相关银行流水主张其转给陈鑫的382万元中，陈鑫转给案外人陈裕城8笔共计163.5万元，转到陈鑫自己另一银行账户及其配偶账户及陈鑫取现、消费等共计186.4万元，故其转给陈鑫的系借款，被陈鑫所用，并非用于共同投资。对此，陈鑫主张，转给案外人陈裕城的款项实际上是转给了案外人陈乾昌作为共同对外放贷的款项，剩余的大部分资金也是取现后给了陈乾昌作为共同对外放贷的款项，一审时已经提交陈乾昌的《证明》为证。本院认为，一审时，因陈乾昌刑事在押，未能出庭作证。前述款项的最终流向及用途双方皆缺乏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不能据此推翻一审法院的前述认定，王庆和并不能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讼争款项系借款，故其上诉请求本院难以采纳。王庆和如认为其对讼争款项拥有相关权益，可以按照该款项的真实法律性质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王庆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072元，由王庆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巧铭 审 判 员 周宗良 审 判 员 许 莹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姚洁 代书记员 林 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