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民终2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东伟，男，197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勇，四川民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0110107303。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亮，四川民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410505777。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攀枝花市千帆铁钛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盐边县新九乡蚂蟥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22708925439B。 法定代表人：郑根宝，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重庆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1201311279246。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辉伟，男，1968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重庆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1201311279246。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根宝，男，193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夏，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1200310663781。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新春，男，1968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祥云，四川三才（盐边）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310974885。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新，男，1981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胜辉，四川晓明维序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610438420。 上诉人余东伟因与被上诉人攀枝花市千帆铁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千帆公司）、郑辉伟、郑根宝、任新春、邓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2019）川0422民初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东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勇、张亮，被上诉人千帆公司、郑辉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被上诉人郑根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夏，被上诉人任新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祥云，被上诉人邓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胜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余东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成都成实冶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实公司）与千帆公司是合伙经营关系，成实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自述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情况说明》中称原始股东为郑根宝和郑辉武，而最终持有股份的是郑辉伟。余东伟是从成实公司受让取得千帆公司的股份，是否支付对价款不影响股权的归属。一审判决对已生效的（2018）川0422民初588号和589号民事判决直接予以否定，而未先撤销再判决，属于法律程序错误。2010年3月22日，余东伟与成实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余东伟受让成实公司持有的千帆公司80%股权份额，双方已实际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千帆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名册均登记余东伟持股79%。郑辉伟作为公司负责人，参与了成实公司与余东伟股权转让的全过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八条的规定，余东伟受让股份合法、有效，享有千帆公司79%的股权。2010年3月22日至2016年3月22日期间，余东伟作为千帆公司的股东，为千帆公司在银行的贷款提供了股东担保，持续履行股东权利及承担股东义务。根据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2018）川0422民初588号和589号民事判决，因2016年8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余东伟依然是千帆公司持股79%的合法股东。虽然千帆公司对余东伟提交的转账支付股权款的证据不认可，但是根据2015年9月17日千帆公司向谭显寿出具的《结算单》，该证据直接证明余东伟支付股权款给千帆公司。即使余东伟没有按照2010年3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给成实公司股权价款，在股权转让完成后，余东伟与前转让人之间属于债权债务关系，而不应否定余东伟的股东资格。2016年8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已被生效判决认定无效，无效合同应当回复到初始状态，也就是归还余东伟79%的股权。任新春7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邓新收购千帆公司80%股权款项来源于盐边县洪捷商贸有限公司，而郑辉伟同时控制千帆公司和盐边县洪捷商贸有限公司。千帆公司一直经营状况不佳，并且在银行有多笔贷款，千帆公司79%的股权价值远远低于632万元，以注册金额作为股权转让金额明显违背常理，不符合市场行为规律。邓新因吸毒被强制戒毒、判刑和行政拘留，其不可能有大笔合法资金购买股份，也不可能花费784万元购买千帆公司股份，邓新作为持股98%的股东却不担任千帆公司任何职务，明显违背常理，足以证明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为了非法侵占余东伟的股权，千帆公司实际由郑根宝、郑辉伟控制。 千帆公司辩称，1.根据一审审理及相关证据证明余东伟在2010年3月22日至2016年系代持千帆公司79%股权，余东伟不是79%股权的真实权利人；2.余东伟在千帆公司一直没有经营决策权，仅仅是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在千帆公司上班，若其是享有79%股权的绝对大股东，在公司没有经营决策权不符合常理；3.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2018）川0422民初588号和589号判决中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不代表余东伟是案涉股权的真实权利人，余东伟在该两次判决中仅仅是主张协议无效，没有主张股东资格，余东伟正是利用了原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的遗失，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企图侵占真实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还原了案涉股权的真实状况，所以一审判决与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2018）川0422民初588号和589号判决并不矛盾，不需要撤销该两份判决；4.余东伟对于千帆公司79%的股权仅仅是代持，对股权本身是不享有任何权利的，更不存在基于股权产生的任何债权债务关系；5.任新春、邓新已完成了股权变更的登记，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符合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构成善意取得；6.余东伟违背客观事实，违反法律规定，伙同李平等黑恶势力，企图侵占真实权利人股权，对于余东伟的违法犯罪行为，已向四川省盐边县公安局报案。综上，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郑辉伟辩称，一、余东伟自1996年起在郑辉伟的成都千帆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打工，后在郑辉伟、郑根宝等创建的千帆公司成立以后，余东伟一直都在千帆公司打工，根据公司提供的工资表可知，余东伟1996年至2015年期间一直在千帆公司领取工资，工资收入也不足以支撑其出资632万元购买股权，同时，千帆公司的工资表在审批领导一栏均由郑辉伟签字，一个民营企业，出资79%的绝对控股股东，连公司工资审批表的权限都没有，有违常理。二、余东伟在2010年3月22日仅仅是代持股份，理由如下：1.一审中成实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和审计报告可以说明，成实公司2009年7月15日股权登记是代郑辉伟、郑根宝持有股权，成实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同时，2009年7月15日千帆公司的增资款600万是由千帆公司通过成实公司的名义以现金存款的方式进入，成实公司对该次增资没有出资；2.之所以2010年3月22日会将股权登记在余东伟名下，是因为成实公司不愿意为千帆公司融资贷款提供担保，所以郑辉伟与成实公司协商，在郑辉伟的要求下，转而由余东伟进行代持，成实公司未收取余东伟股权转让款，也没有指定任何人或千帆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3.一审中证人刘某、王某均证实在2010年3月22日股权转让之前签订过一份股权代持协议；4.在公安局的几次询问笔录中，余东伟多次自述其从1996年起开始给郑辉伟打工，后郑辉伟与郑根宝创立了千帆公司，余东伟就到千帆公司工作并负责供销，一直到2016年7、8月，因为余东伟与李平是朋友，郑辉伟与李平发生纠纷，余东伟关系不好处，才离开了千帆公司，由此证明余东伟一直都不是千帆公司的股东；5.在2016年8月16日及2016年8月24日两次郑辉伟与余东伟录音对话中，余东伟一直自述他仅仅是签了股权代持，而因为存在有连带担保责任，希望郑辉伟本能帮助他免除，丝毫未提其股权被转让，2016年8月24日的录音中，余东伟自己承认已知道股权被转让，对变更登记没有愤怒，没有表示其为真实股东，一直围绕在贷款责任的免除上与郑辉伟沟通，若其作为真实股东，这种反应及其不正常，余东伟在长达三年后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正好印证了余东伟的不诚信，妄图侵占真实权利人合法权益。综上，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郑根宝辩称意见与千帆公司及郑辉伟的答辩意见一致，补充答辩：余东伟系千帆公司登记的79%的代持股股东，并非是该公司真实实际股东，因为在2009年7月15日成实公司通过股权转让形式代持了千帆公司80%的股份，该代持的性质在情况说明以及审计报告中均能够反映出，另外成实公司在情况说明中陈述其形式上将自己代持的千帆公司的股权交由余东伟代持，未收取余东伟股权转让金。本案应当审查余东伟是否实际履行了支付相应股权转让价款的事实，不能以表面的、形式上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就享有了千帆公司股权，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已经查明，成实公司未收到余东伟支付的股权转让金，也未指定余东伟向其他第三人支付股权转让金，余东伟称其向千帆公司支付款项中有属于支付股权转让金的款项，但是从款项的支付过程中并未有任何属于股权转让金的用途的意思表示，所以余东伟仅系千帆公司代持股，并非是合法的实际股东，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任新春辩称，余东伟在上诉状中第二页最后一行所表述的事情经过与工商登记和人民法院的判决所载明的事实不符。在2017年任新春受让股份之前，余东伟与郑辉伟、郑根宝之间的情况，任新春不清楚。在任新春受让股份时，千帆公司登记股东为郑辉伟、郑根宝，根据物权法和公司法相关规定，任新春在受让股份时支付了对价，同时也对股份的权利进行了审查，取得股份时是善意的，任新春在2017年成为千帆公司股东是符合法律规定。其后任新春因其他原因将股份转让给邓新，现在任新春不是千帆公司股东，名下没有千帆公司股份，任新春达不到余东伟的要求。同时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多次释明如果股份不能返还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但余东伟均要求必须返还股份。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余东伟对任新春的诉讼请求。同时本案在一审时，余东伟将任新春、郑根宝、郑辉伟、邓新均从第三人变为被告，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的规定。 邓新同意任新春的答辩意见，补充辩称：邓新取得股权的转让款是其本人账户转出，如何取得与其他人无关。公司股权架构如何设置是当事人邓新的一种意愿的体现。其他陈述与一审意见为准。综上，应当驳回上诉请求。 余东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余东伟为千帆公司股东，享有79%的股权份额；2.请求判决郑辉伟、郑根宝、任新春、邓新共同返还余东伟在千帆公司79%的股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千帆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显示：千帆公司2000年2月经盐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2009年7月前股东出资及比例登记为郑辉武5%出资额2.5万元、郑根宝95%出资额47.5万元。2009年7月，郑辉武将在千帆公司的出资额2.5万元股权转让给成实公司，郑根宝将在千帆公司的出资额37.5万元股权转让给成实公司，千帆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变更登记为郑根宝20%和成实公司80%；同时千帆公司增资至800万元，由成实公司增资600万元，郑根宝增资150万元。2010年3月，成实公司将在千帆公司的股份80%即股金640万元转让给余东伟，郑根宝将在千帆公司的股份20%即股金160万元转让给郑辉伟，几天后余东伟将在千帆公司的1%股权转让给郑根宝，千帆公司股东出资及比例变更登记为余东伟79%出资金额632万元、郑辉伟20%出资金额160万元、郑根宝1%出资金额8万元。郑辉伟2016年8月11日找人假冒余东伟签名，分别与郑辉伟、郑根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余东伟在千帆公司的560万元股权转让给郑辉伟、将余东伟在千帆公司的72万元股权转让给郑根宝，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行为事后未经余东伟追认，并经生效的一审法院（2018）川0422民初588号及589号判决确定郑辉伟假冒余东伟签名于2016年8月11日分别与郑辉伟、郑根宝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千帆公司之后的工商登记档案还显示：2016年8月余东伟在千帆公司股权转让给郑辉伟及郑根宝后，千帆公司股东出资及比例变更登记为郑辉伟90%认缴出资额720万元、郑根宝10%认缴出资额80万元。2017年12月，郑辉伟将所持千帆公司股权712万元转让给任新春，郑根宝将所持千帆公司股权72万元转让给任新春，千帆公司股东出资及比例变更登记为任新春98%认缴出资额784万元、郑根宝1%认缴出资额8万元、郑辉伟1%认缴出资额8万元。2018年10月，任新春将所持千帆公司股权784万元转让给邓新，千帆公司股东出资及比例变更登记为邓新98%认缴出资额784万元、郑根宝1%认缴出资额8万元、郑辉伟1%认缴出资额8万元。 2.余东伟陈述2010年3月，成实公司、千帆公司、余东伟三方协商将成实公司在千帆公司的80%股份作价640万元转让给余东伟，股权转让款先由千帆公司为余东伟垫资，由余东伟6年内还款给千帆公司（转1%给郑根宝后余东伟需还款632万元）；并举证2010年至2016年期间向千帆公司、郑辉伟、盐边县千帆矿业有限公司、严萍等转款情况，以及胡开强出具的《证明》和千帆公司2015年9月17日盖章的《结算书》，主张通过借款等方式已陆续归还完千帆公司为其垫资的股权转让款。千帆公司、郑辉伟、郑根宝质证余东伟主张不真实，并举证郑辉伟向余东伟转款以及余东伟向千帆公司借支款项情况，主张余东伟举证的转款均是其经手的千帆公司经营款项，不存在余东伟述称的股权转让款；余东伟质证有部分千帆公司的经营款，其余收到的款项记不清楚了。 3.千帆公司、郑辉伟、郑根宝陈述成实公司系代持千帆公司股份，既未支付过股权款，向千帆公司增资600万元也是用千帆公司资金进行验资，余东伟不具有千帆公司的实际股份；郑辉伟及郑根宝举证成实公司2019年7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有郑辉伟2009年7月与成实公司商议由成实公司为千帆公司股东郑根宝75%股权和郑辉武5%股权进行代持成实公司予以同意，郑辉伟2010年3月向成实公司提出将成实公司代持的80%股权转让给余东伟进行代持成实公司予以同意等；余东伟质证不予认可。千帆公司和郑辉伟举证2016年8月16日和24日郑辉伟与余东伟的谈话录音，以及申请证人刘某、彭某、王某出庭作证。证人彭某陈述其担任千帆公司出纳期间，余东伟与千帆公司款项往来系经营款而不存在余东伟归还公司欠款；证人刘某陈述2010年为郑辉伟打印代持股协议，后2016年补打印代持股协议但余东伟没有签字；证人王某陈述有见证余东伟2010年签代持股协议，还陈述在其担任千帆公司会计工作期间，千帆公司以成实公司名义存入600万元出资款用于增资验资后，该600万元转回千帆公司，千帆公司账目没有借支给余东伟垫资款以及余东伟归还股权转让款内容。余东伟质证认为录音与本案没有关联，证人与千帆公司和郑辉伟有利害关系证言不真实。 当事人的上述证据及理由中，余东伟对举证的陆续转款，未对付款缘由和转款用途举证予以佐证，也未举证款项结算情况；而千帆公司、郑辉伟、郑根宝举证的郑辉伟向余东伟转款以及余东伟向千帆公司借支款，总金额多于余东伟主张股权转让款的付款，并能与证人彭某关于余东伟经手了千帆公司经营款的陈述相印证。由于余东伟不能说明郑辉伟及千帆公司付款给余东伟的缘由，其以2010年至2016年期间向千帆公司、郑辉伟等转款主张支付千帆公司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4.诉讼中，任新春举证2017年8月27日与郑辉伟、郑根宝签订的认购股权协议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银行转账记录和郑辉伟出具的12万元现金收条，邓新举证向任新春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银行转账记录。余东伟举证重庆持有正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雷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盐边县千帆矿业有限公司、盐边县洪捷商贸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千帆公司在2018年和2019年部分月份工资表，申请证人谭某出庭作证，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2015）攀西刑初字第30号刑事判决书，从攀枝花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复印的决定书等。余东伟结合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任新春一农行账户和一建行账户，以任新春支付股权转让款期间有王菲、王丽琼等向任新春转款，王菲、王丽琼等人与郑辉伟有联系为由，主张任新春与郑辉伟串通转让股权；任新春质证与本案无关。余东伟结合申请一审法院调取邓新与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账户，以邓新支付股权转让款期间有盐边县洪捷商贸有限公司向邓新转款，该公司监事潘炳云与千帆公司和郑辉伟有关，邓新涉毒无足够经济能力为由，主张邓新与任新春、郑辉伟串通转让股权；邓新质证与本案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余东伟在本案诉讼中主张从成实公司受让取得在千帆公司79%的股份，千帆公司予以否认并与郑辉伟、郑根宝共同提出登记在余东伟名下的千帆公司股份系代持而非余东伟实际取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和余东伟的陈述，除千帆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存档有成实公司与余东伟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外，余东伟没有证据证明向成实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或受成实公司指定向千帆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没有证据证明向千帆公司转款归还其陈述的股权转让垫资款；因此余东伟的举证及诉讼理由不能证明通过受让方式继受千帆公司的实际股份，千帆公司工商登记的余东伟2010年3月后成为具有千帆公司79%股份的股东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余东伟要求确认其为千帆公司股东和享有79%股权份额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因余东伟对其在千帆公司79%实际股权的诉讼主张未能成立，其以郑辉伟2016年8月11日找人假冒其签名转让股份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由，要求本案被告返还余东伟在千帆公司79%股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余东伟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余东伟出示如下证据： 1.三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相应的担保合同和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书，拟证明余东伟在担任千帆公司股东期间，由千帆公司书面授权余东伟与攀枝花农商银行接洽办理贷款事宜；余东伟作为千帆公司股东，对千帆公司的1000万元借款及其他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总体证明余东伟从2010年3月22日受让成为千帆公司股东后，截止2018年被非法转让之前，余东伟履行了股东义务和享有股东权利。千帆公司、郑辉伟、任新春、邓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证据印证了成实公司于2010年3月22日将股权登记在余东伟名下是代持，就是为了千帆公司融资贷款合同的顺利签订和办理，所有余东伟提供的贷款合同、个人连带担保责任合同均是为了满足银行为千帆公司提供贷款的形式要件，并不能证明余东伟就是该股权真实权利人。郑根宝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证明内容不能成立，该组证据是根据银行贷款所需，由借款企业出具的股东证明，并不是千帆公司真实股东股权登记的法定文件，仅系贷款银行用于金融借款所需要的相关合同文件，不能达到余东伟的证明目的，同时从余东伟签署的书面意见能反映出在其与郑辉伟的录音中，余东伟担心代持股会对自己的民事法律责任构成风险的顾虑，印证了余东伟是代持千帆公司股份的情况。因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某，本院不予采信。 2.本院根据余东伟的书面申请责令千帆公司提交的2010年3月至2016年8月30日期间，涉及余东伟的财务报销账一套，拟证明在《其他应收款三栏明细账》中显示，截止2016年12月余东伟挂账还欠千帆公司共计355453.4元，该份证据证实在一审中千帆公司和郑辉伟提供的2000余万元向余东伟的转款凭据和借条，已经在千帆公司报销冲账后只欠355453.4元，与千帆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主张2000余万元要冲抵余东伟转账的1000万元以后还有结余，证明余东伟没有支付股权转让金是不真实的，该剩余的欠款与一审庭审中余东伟出具的向千帆公司和郑辉伟及家人转款1000余万元的证据相印证。千帆公司、郑辉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余东伟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与股权转让款没有关联，余东伟支付给千帆公司和郑辉伟及其家人的款项均系千帆公司日常经营中所产生的大量财务往来，没有证据证明余东伟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余东伟企图将千帆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大量款项混同为股权转让款毫无依据，在成实公司转让股权到余东伟名下时，没有收取余东伟任何股权转让款，成实公司没有指定任何人或者千帆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郑根宝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余东伟已经支付股权转让金，余东伟在该组证据中并未反映出该支付款项的意思表示是支付的对成实公司受让股权的股权转让金，仅能反映出以余东伟的名义与千帆公司有款项往来。任新春、邓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只证明余东伟与千帆公司的财务往来，不能证明余东伟与成实公司之间的相关法律问题，同时余东伟在一审中没有证据证明成实公司有指示其付款给千帆公司的证据，通过证据不能反映余东伟取得千帆公司股份支付了对价。因该组证据不能达到余东伟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3.证人何某、郑某、赖某的当庭证言，拟证明余东伟作为千帆公司的股东或者证人认为的老板参与了对千帆公司经营决策的管理，履行了其股东的管理权。千帆公司、郑辉伟对上述所有证人证言三性不认可，三位证人仅仅说是在销售过程中与余东伟产生了各种关联，印证了余东伟在公安机关自述负责千帆公司销售这一块业务，并不能证明余东伟就是千帆公司的股东。郑根宝质证认为，由于余东伟是千帆公司管理人员，与三位证人之间属工作关系，实施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三个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余东伟具有千帆公司股东的身份与资格。任新春质证认为，三个证人与余东伟均有利害关系，同时他们只证实余东伟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身份为老板，而不是股东身份，作为公司管理人员，管理责任与股东责任是两个概念。邓新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不认可，认为赖某的证言前后矛盾，可信度不高，郑某的职位如此重要，工资才3000元，加上他们有亲属关系，可信度不高。因该组证据不能达到余东伟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郑辉伟出示1996年12月起至2002年12月成都千帆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工资表及2000年4月起至2015年12月止千帆公司的工资表，拟证明：1.自1996年12月起至2002年12月，余东伟一直跟着郑辉伟打工，成都千帆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也为郑辉伟实际控制的公司，余东伟一直在从成都千帆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及千帆公司以员工身份领取工资，从近20年余东伟的工资收入来看，余东伟并不具备经济能力出资632万元购买千帆公司的79%股权；2.在成都千帆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千帆公司工资表的审核领导签字处均为郑辉伟，余东伟从来没有作为负责人签字，相反，均作为公司员工领取工资并签字确认，作为民营企业而言，一个对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大股东对工资表不进行审批签字不行使决策权是不符合常理的，由此证明余东伟在千帆公司仅仅是工作人员而并不是股东。余东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不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是复印件，工资单上的签字无法核实为本人签字，即使该份证据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余东伟与郑辉伟很多年前起就属于工作关系，余东伟未在千帆公司工资表审核领导签字处签字只能证明同时作为公司股东，对公司管理职能分工不同。郑根宝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无异议，认可证明目的。任新春同意举证方的意见。邓新对该证据无异议。因该组证据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且不能达到郑辉伟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千帆公司、郑根宝、任新春、邓新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0年3月22日，余东伟（乙方）与成实公司（甲方）签订《攀枝花市千帆铁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千帆公司80%的股权，该股权转让价为人民币640万元，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字后乙方同时向甲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本院认为，一个规范登记及运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一般应具备股东的全部特征，即在公司章程中被记载为公司股东、签署公司章程、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文件中登记为公司股东、在公司股东名册中被记载为股东、实际向公司出资、取得公司颁发的出资证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上述特征中，公司章程、登记文件及股东名册的记载是公司股东所具备的形式特征，而签署公司章程、实际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以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则是公司股东所具备的实质特征。上述特征均是对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判断依据，其中形式特征具有公示性，在公司与其交易相对人的外部争议中对于股东资格的判断具有优先于实质特征适用的意义；在公司与其股东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内部争议中，对股东资格作出判断时，实质特征应当优先于形式特征而被适用。而在实质特征中，实际出资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本案是发生于余东伟与千帆公司及其他股东之间的关于余东伟是否具备千帆公司股东资格的争议，属于公司内部争议，故在判断余东伟是否具备公司股东资格时，如果相应的形式特征与实质特征不一致或者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实质特征进行判断，其中余东伟是否实际出资是判断其具有股东资格的必要审查条件。 余东伟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千帆公司的股东，但该登记系公示性登记程序，并不能真实反映余东伟对千帆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余东伟称千帆公司代其支付给成实公司64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经取得成实公司在千帆公司的股东权益，但余东伟未能举证证明千帆公司向成实公司支付了64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由余东伟将股权转让款分期偿还千帆公司，且千帆公司否认相关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关于”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余东伟提出确认其为千帆公司股东并享有79%股权的上诉理由，因缺乏余东伟实际出资的实质要件，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余东伟提出一审判决对已生效的（2018）川0422民初588号和589号民事判决直接予以否定，而未先撤销再判决，属于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因（2018）川0422民初588号和589号案件仅对2016年8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效力作出认定，而本案系公司与其股东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内部争议，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故（2018）川0422民初588号和589号案件对本案不产生影响，一审程序并无不当，余东伟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因余东伟要求确认其为千帆公司股东并享有79%股权的诉讼请求未获支持，故余东伟要求郑辉伟、郑根宝返还79%股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余东伟要求任新春、邓新返还79%股权的诉讼请求，亦因余东伟要求确认其为千帆公司股东并享有79%股权的诉讼请求未获支持，故相关事实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评判。 综上所述，余东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040元，由余东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贝贝 审 判 员 熊 疆 审 判 员 程 倩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潘红梅 书 记 员 李国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