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1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城市城区展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南大街西侧203号。法定代表人：张天平，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岳峰，山西弘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香林，女，1958年4月6日生，汉族，现住晋城市。原审被告：刘双红，男，1966年1月2日生，汉族，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颜玲，山西弘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董变花，女，1967年5月27日生，汉族，现住晋城市。上诉人晋城市城区展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豪文化传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香林及原审被告刘双红、原审被告董变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3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天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岳峰、被上诉人李香林、原审被告刘双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颜玲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董变花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展豪文化传播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34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香林的诉求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从来没有向李香林借款，至于刘双红是否向李香林借款，其不清楚；2.本案之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一审存在程序违法情形，举证期限届满以后，原审法官再次组织开庭质证、询问证人不当。李香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归还原告李香林借款本金272万元及利息2451547元，本息合计5171547元，利息计算至2019年10月20日，2019年10月20日后的利息仍按照月2%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刘双红、被告董变花对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查明事实：2016年1月11日，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被告刘双红向原告李香林借款，并出具《保证书》，载明“……原来因公司需周转资金借你（截至2016年元月20号）252万元现金，因手续没有理顺完毕，暂时不能归还，现及（急）需现金35万元需你帮忙解决……对以上借款及利息我和股东董变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刘双红、被告董变花在该保证书上签字并捺印，同时加盖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公章（编号为1405020016095）及被告刘双红的个人签章。同日，被告刘双红针对35万元借款又出具借条一支，承诺于2016年1月20日归还，该借条加盖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公章，被告刘双红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并捺印。2016年1月13日，被告刘双红在35万元借条背面注明“2016元月11号我拿走6万元，还欠29万元，2016年元月12日给我转14万元，还欠15万元其余15万元自己自筹”，并在下方注明“此条以20万借条为准”。2016年1月20日，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刘双红又就《保证书》所记载的252万元向原告李香林出具借条一支，内容为“今借到李香林现金贰佰伍拾贰万元（252万元）用于企业周转金（1月利息2分）借款人：晋城市城区展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刘双红2016年元月20号”，借条上加盖有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公章及被告刘双红的个人签章，被告刘双红签字并捺印。在该借据下方，被告刘双红又写明“我叫刘双红，对晋城市城区展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借款贰佰伍拾贰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刘双红×××年元月20号”。2017年10月25日，被告刘双红针对20万元借款向原告李香林出具《还款计划》，并承诺从借款之日起按月息2分向原告李香林结息，直到还清本息为止。一审另查明，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于2008年4月26日成立，被告刘双红原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董变花系公司监事，2017年10月20日，被告董变花退出，经股权转让，董祥炉（任监事）、张天平新增为股东，出资额分别为170万元、160万元，被告刘双红经股权转让后的出资额为170万元。2019年1月29日，被告刘双红退出，并将其持有的170万元股权转让给张晓波持有，同时，张晓波被选举成为该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19年1月30日，公司公章刻制备案。2019年6月5日，张晓波退出，张天平被选举为该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原告李香林原系晋城市亨贞中山汽摩配件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经营期限为1998年3月23日至2014年6月30日。上述事实有原告李香林的陈述、质证及提供的《保证书》、交易明细、借条、《还款计划》；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述、质证意见及其提供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刘双红的陈述、质证意见；以及查询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在案予以佐证。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告李香林与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2.原告李香林主张的利息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3.被告刘双红、被告董变花是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原告李香林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结合原、被告的举证、质证，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李香林与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针对该问题，原告李香林提供《保证书》、银行流水明细、借条2支、《还款计划》等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对原告李香林所举证据均不予认可，并称被告刘双红出具的任何东西都与公司无关，公司没有收到原告李香林的借款，原告李香林未提供252万元借款的初始借条，取现凭证中可以看出有部分款项是在有转账存入或者现金存入后迅速取出，不排除原告本人伪造流水的可能，同时不能证实取款之后将款项交付给了被告刘双红；且原告李香林所举证据中有加盖公司公章的公章编码与现有公章编码不一致，同时提供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2345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5民终129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被告刘双红经常向他人出具虚假借据，而借款并没有发生。被告刘双红对252万元的借条及20万元的借条、《保证书》、《还款计划》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于庭审过程中认可收到原告李香林的20万元及252万元。原告李香林对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表示本案的借据等也是虚假的。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52万元借款，原告李香林虽未提供初始借条，但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被告刘双红于2016年1月11日、2016年1月20日两次向原告李香林确认252万元的债务；同时，原告李香林也提供了其中2328435元的取现凭证予以佐证，虽其中有部分款项在同一天存入后又取出，但也存在取出后又存入的情况，而该2328435元的取现的时间也均是在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被告刘双红确认252万元债务之前，可证明原告李香林的资金来源；经查，原告李香林原系晋城市亨贞中山汽摩配件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备向被告出借252万元的经济能力。同时，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于庭后对原、被告借款的中间人付某进行了询问，付某也于本案第二次开庭时作为证人出庭进行了作证，证人付某称：其原系山西省晋城市城区联社员工，原告李香林系其客户，后成为朋友关系，被告刘双红也系其客户，在多次交往中认为被告刘双红不错，想帮扶一下他，所以带着被告刘双红找到原告李香林帮其度过难关，故对于他们之间的每次借款都知情，也都在场，之前共借过252万元，后经过结算换成了一个总条，原告李香林每次都是以现金方式给的，最后又借过一笔20万元，其中6万元是现金，14万元是转账；被告刘双红对证人付某的证言无异议，且在庭审过程中也认可收到了原告李香林252万元的借款。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香林作为出借人已履行了252万元的出借义务。关于20万元借款，首先，虽原告李香林提供的《保证书》上载明的金额为35万元，但原告李香林与被告刘双红均认可35万元的借款金额现已变更为了20万元，且2016年1月13日，被告刘双红在35万元的借条背面注明：“2016年元月11号我拿走6万元……2016年元月给我转14万元……此条以20万借条为准”；而后，2017年10月25日，被告刘双红又针对该20万元出具有《还款计划》，同时，原告李香林也提供了14万元的银行流水明细予以佐证，而被告刘双红也认可收到原告李香林20万元。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香林作为出借人已履行了20万元的出借义务。关于借款人，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称，未向原告李香林借过钱，也未收到原告李香林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在252万元及35万元（后变更为20万元）的《保证书》及借条上均加盖有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公章，虽与现有公章的编码不一致，但在被告刘双红出具该《保证书》及借条时，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单位公章还未进行更换，编码不一致才符合常理，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虽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其公司公章编码非借条及《保证书》上所加盖公章的编码；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本案被告刘双红时任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刘双红以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名义向原告李香林借款并出具借条，原告李香林将所借款项交付于被告刘双红，即视为原告李香林向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完成了履行交付借款的义务，至于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与被告刘双红对于是否实际将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存在分歧及异议，但并不影响本案原告李香林与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综上，认定原告李香林与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之间272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二、原告李香林主张的利息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252万元的利息，被告刘双红在2016年1月11日的《保证书》上载明“对以上借款及利息我和股东董变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对具体的利率并未约定；而后又在2016年1月20日出具的252万元的借条上又载明“1月利息2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针对该252万元的利息，原告李香林主张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从2016年1月21日起按月利率2%向原告李香林支付利息至所借款项清偿之日止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20万元的利息，被告刘双红出具的《还款计划》落款为“晋城市城区展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刘双红”，虽未加盖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公章，但2017年10月25日被告刘双红仍然系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该20万元的借款也是由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加盖公章确认的35万元的借条变更而成的，故该还款计划对被告展豪文化公司具有约束力，该《还款计划》载明“从借款之日期起我按2分利息（月息）结息”，对于该20万元的利息，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应分别自2016年1月11日收到6万元及2016年1月12日收到14万元之日起按月利率2%向原告李香林支付利息至所借款项清偿之日止。以上，至2019年10月20日，252万元借款产生利息2298240元（252万元×2%÷30天×1368天=2298240元）；20万元中的6万元借款产生利息55120元（6万元×2%÷30天×1378天=55120元），14万元借款产生利息128520元（14万元×2%÷30天×1377天=128520元）；共计产生利息2481880元（2298240元+55120元+128520元=2481880元），原告李香林仅主张利息2451547元（其中252万元的利息仅主张为2267907元），依法予以支持。三、被告刘双红、被告董变花是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董变花，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答辩及质证的权利。在2016年1月11日的252万元及35万元（后变更为20万元）《保证书》上载明“对以上借款及利息我和股东董变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刘双红、被告董变花在该《保证书》上签字并捺印，而后被告刘双红又分别在35万元及252万元的借据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关于20万元的借款，因在35万元的借条载明的还款日期为2016年1月20日，现已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故被告刘双红、被告董变花对该20万元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252万元的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因《保证书》及借条均未载明还款期限，被告刘双红、被告董变花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出具借条后原告李香林向其催要过该252万元，故被告刘双红、被告董变花的保证期间应自原告李香林起诉之日起计算，被告刘双红、被告董变花应对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252万元借款及利息（至2019年10月20日的利息仅主张为2267907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原告李香林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借款252万元，因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告李香林可以随时催告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偿还，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原告李香林起诉之日起计算。关于20万元借款，2017年10月25日，被告刘双红时任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针对20万元出具的《还款计划》，同样对其公司具有约束力，可证明原告李香林就该20万元向被告展豪文化传播公司进行了催要，故该20万元的诉讼时效应自2017年10月25日起开始重新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故本案20万元的借款也未超过诉讼时效。另，关于保全费，因未实际发生，故对原告李香林的该项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对于被告刘双红提交的答辩状上所称虚假诉讼，因其在庭审过程中对向原告李香林出具的借条、《保证书》无异议，并认可收到原告李香林的全部借款，故本案不存在虚假诉讼。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晋城市城区展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李香林借款本272万元及利息2451547元，并自2019年10月21日起按月利率2%向原告李香林支付利息至所借款项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刘双红、被告董变花对被告晋城市城区展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252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其中至2019年10月20日的利息为2267907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李香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李香林提供新证据--刘双红和中间人付某的短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本案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另外，该证据载明的内容是刘双红与付某之间就其二人的债权债务作出回应，而与本案没有关联。原审被告刘双红质证认为，不能确认聊天记录的当事人是付某与刘双红；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付某发给刘双红发短信，刘双红并未确认。本院认为，李香林提供的短信聊天记录不是新证据，且无法从聊天内容中准确解读出本案借款主体及金额，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1.本案借贷事实是否存在，原审认定的借款本息是否正确；2.上诉人是否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3.本案之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4.一审诉讼程序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关于本案焦点一，本案借贷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被上诉人李香林提供的银行流水凭证、借条、《保证书》《还款计划》及原审被告刘双红在一审中的陈述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李香林具有出借能力、本案借贷事实存在。对于本案借款履行和金额问题，被上诉人李香林主张是以现金交付的方式履行了出借义务。上诉人抗辩称，本案借款本金数额不真实。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李香林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交付的本金数额；但是被上诉人李香林提供的银行取款凭证金额和其所主张的出借本金金额基本相互吻合，原审被告刘双红作为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出具借条、《保证书》和《还款计划》，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李香林已初步完成了举证义务。上诉人提出借条中的本金数额不真实、刘双红出具虚假借据及保证书，但未能提供证据反驳，故本院认为一审认定本案借贷事实及数额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上诉人展豪文化传播公司是否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上诉人抗辩称，李香林的借款是基于对刘双红个人的信任，也是为了帮助刘双红个人，和展豪文化传播公司没有关系，而且不能排除刘双红和李香林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其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本院认为，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本案中，刘双红担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期间，以公司名义借款，应当由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如若上诉人认为刘双红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其承担责任后可以依法追偿。关于焦点三，本案之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案刘双红所出具的252万元借据是刘双红向李香林多次借款而形成的，借据未约定偿还日期，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李香林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起计算。2017年10月25日，刘双红时任展豪文化传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针对20万元出具的《还款计划》，亦未约定还款期限，同理李香林可随时主张权利。因此，本案252万元、20万元两笔借款均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焦点四，一审诉讼程序是否存在违法情形的问题。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李香林未在举证期限内举证，一审法院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仍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不合法。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一审法院为防止因未全面、谨慎审查证据而导致认定事实不清，而在第一次庭审之后对相关证据和证人证言进行审查，并不违反相关强制性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000元，由上诉人晋城市城区展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 晋审 判 员 毕 东审 判 员 王天明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 王云峰书 记 员 闫云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