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民终2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永强，男，汉族，1971年12月13日出生，现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辰宗，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金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苑东街7号辰光饭店十楼。 诉讼代表人：杨玉和，河北金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妍妍，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永强为与被上诉人河北金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恒基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初1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永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辰宗，被上诉人金恒基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肖妍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永强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初1949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金恒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孙永强与金恒基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为2015年的《借款协议》提供担保。但2015年的《借款协议》是虚假的、伪造的。其一，孙永强与金恒基公司之间虽有借贷事实，但从未签署过书面协议，孙永强在一审时，明确向法院提出对《借款协议》的真伪进行鉴定，并递交了书面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无视孙永强的异议和请求，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二，根据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1民初189号《民事调解书》，可知孙永强与金恒基公司之间的借贷金额远不止5000万元，多笔借贷均未签订过书面协议，唯独这5000万元在借贷事实发生两年后才补签《借款协议》，显然不合常理。综上，《借款协议》是一审判决的事实核心和立论根基，但一审法院无视双方多笔借贷均未签署书面协议的交易习惯、无视《借款协议》的不合理性、无视孙永强对这份证据异议和鉴定申请，径直将《借款协议》作为证据使用，直接导致了本案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查《借款协议》的真实性，排除虚假的、伪造的证据，纠正一审判决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直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基本事实是：孙永强与金恒基公司之间存在多笔借贷事实，2015年前后，经双方核算，达成了以物抵债意向，并于2015年1月23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金恒基公司用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的鹿诚商务中心地下商业及车库0201抵偿债务，付款方式为“买受人于2015年1月23日前一次性向出卖人缴纳房款2.86亿元”。从付款方式可知《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对“以物抵债”合意的落实，而不是对《借款协议》提供的担保。至于2016年的《民事调解书》和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债权申报，是因为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孙永强接收、管理上述抵债房产时，发现绝大部分车位已被金恒基公司卖与他人，并由他人占有、使用，这直接导致孙永强无法及时取得抵债房产，因此产生的损失双方应另行计算，于是产生了2016年的《民事调解书》和2017年的债权申报。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以物抵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被依法纠正。退一步讲，即便《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一审法院认定的让与担保，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1条的规定，合同也应认定有效。可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被依法撤销，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孙永强的全部上诉请求。 金恒基公司辩称，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为民间借贷，并非商品房买卖。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一、金恒基公司现已于2017年5月18日正式进入破产程序，在孙永强向金恒基公司管理人提出《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异议的时候，管理人在《关于异议书的回函》中，明确列明了审计报告中所记载的部分利息支付时间，金恒基公司向孙永强分12次支付利息合计523.2万元，一直到了2015年9月。孙永强此次基于该《关于异议书的回函》提起诉讼，并未对金恒基公司管理人回复的部分利息支付的事实提出异议，因此，孙永强与金恒基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及回复函中所载的利息支付时间毫无疑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在本案诉讼提起之前，孙永强已向金恒基公司管理人申报了全部债权约9100余万元，此一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为民间借贷关系及全部剩余债权数额为9100余万元的进一步印证。三、孙永强提出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并在上诉状中提及合理性的问题。据了解，金恒基公司共向孙永强借款约1.2亿，后偿还本金约6300万元，利息约3539万元。如上所述，金恒基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孙永强向金恒基公司申报债权9100余万元。这个申报债权、主张债权的行为以及申报的债权数额，相较于确定房屋价格为2.86亿元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却未支付任何购房款或者以民间借贷剩余本息以物抵债的主张显然更为合理。四、从合理性上来讲，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向房管部门网签的时间是2015年1月，结合上述事实，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金恒基公司向孙永强支付利息的时间至少支付到了2015年9月。按照孙永强的说法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内容，金恒基公司以价值2.86亿元的商品房抵顶对孙永强的9100余万元的债务之后，又至少向孙永强支付了至少9个月的利息，且数额高达523.2万元。这个时候，如果双方以物抵债的事实确实存在，直接将网签协议标的额抵顶剩余本息数额难道不是更具备合理吗？并且，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商品房买卖合同》确已签订，这种情况之下，倘若以物抵债的事实确实存在，金恒基公司难道不更应该按照该买卖合同，摇身一变成为债权人，在已经临近破产的情况之下，要求孙永强支付剩余款项不就能直接摆脱公司当前的困局吗？所以，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很显然，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以物抵债的商品房买卖关系，而只是民间借贷关系。五、从法律上来讲，孙永强并未向法院提交所谓的以物抵债的协议，无论是根据修改前的还是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证据规则，孙永强主张双方是在“以物抵债的前提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均不能成立。六、在一审中，金恒基公司管理人已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证明《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事实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有溯及力，可以作为审判依据。更何况，无论孙永强如何主张，始终要求确认的是法律行为的效力。即便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意思表示真实”之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如上所述，双方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意思表示并不真实，依照该两条法律规定，不能依法确认为有效。七、孙永强在上诉状中所提及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1条，让与担保规定确认合同有效的情形只有一种，即“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人”。很显然，孙永强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举证据，并不适用该条款。最重要的是，纪要并不等同于法律或司法解释，只是法院在民事审判过程中的一个指导和参考，在进行判决时，最终还是要落脚于法律规定。如上所述，孙永强并未提交能够支持其诉求的证据，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 孙永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2015年1月23日孙永强与金恒基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二、本案诉讼费等由金恒基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3日孙永强与金恒基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孙永强购买金恒基公司开发的新华区鹿诚商务中心地下商业及车库0201，用途为车库，买受人于2015年1月23日前一次性向出卖人交纳房款共计人民币28600万元。2015年孙永强与金恒基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甲方（孙永强）借给乙方（金恒基公司）伍仟万元整，借款期限从2015年1月20日至2016年1月19日。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利息，月利率3%，每月支付一次利息，即150万元。该协议第五条约定“抵押担保权利与解除”：乙方以自有的位于新华区鹿诚商务中心地下商业及车库0201作为该笔借款的担保并同时到房管局办理该房产的买卖网签备案手续。第六条约定“违约责任”：甲乙双方确认，若乙方未能归还上述借款及利息，乙方同意甲方到期未归还的本金及利息作为全部购房款。视为孙永强付全款购买上述商业及车库，乙方无条件配合甲方办理上述商业及车库的产权等手续。甲方不再支付除办理产权证税费外的其他钱款。甲方按前款规定购买上述商业及车库时，甲乙双方在石家庄市房管局的网签备案手续中所述的房屋价格，仅作为网签备案使用，甲乙双方的实际成交价即本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抵押担保期限自本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还清甲方与本合同有关的全部借款本息为止。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该笔借款的本金、利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该协议还约定“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到房管局办理上述房产《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后方可生效。” 2016年孙永强起诉要求金恒基公司偿还91097659元并支付补偿金、费用等，经一审法院调解达成协议，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2016）冀01民初18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借款本金、利息以及保证人责任等内容。 2017年5月18日，金恒基公司被一审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并同时指定了破产管理人。孙永强就上述调解书确认的债权内容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经审查认定债权数额为本金91097659元，利息28240274.29元，其他253833元，合计119591766.3元；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做无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孙永强的诉讼主张《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合法、有效，金恒基公司主张无效。判断该合同的内容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认定合同效力的关键。本案结合在案证据，探究合同签订当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对案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作出判断。首先，在孙永强与金恒基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的2013年，就向金恒基公司支付了借款本金5000万元，双方对借款事实补充签订了《借款协议》。而孙永强其后的诉讼、调解与债权申报等一系列行为中均只主张借贷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而未主张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其次，《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标的物与《借款协议》中的“抵押担保物”完全一致，而且《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之目的在于“抵押担保”该借款债权的实现。再次，如果《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原有债权债务关系终结后达成的新的以物抵债协议，当事人双方理应就旧债务问题协商一致后进行变更，以物抵债协议中的抵债价值相当才符合交易常理，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额远大于双方的债权债务标的额。最后，如果买卖“商品房、车库”的意思表示真实、假设《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但合同签订后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又互不主张履行，不符合正常的买卖交易行为。由此可以认定，孙永强与金恒基公司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作为双方借贷的担保，而并非真实的商品房买卖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本身作为伪装行为无效。因此，孙永强请求确认其与金恒基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缺乏法律依据，予以驳回。此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河北金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有权代表河北金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加诉讼。管理人代表金恒基公司参加诉讼属于履行职责的行为。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永强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孙永强负担。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关于孙永强向金恒基公司出借款项的数额。孙永强主张《商品房买卖合同》上所载明的总价款为2.86亿元，二审庭审中孙永强一开始主张该2.86亿元全是借款本金，但双方未签订借款协议，孙永强亦提供不出转账凭证等证据。金恒基公司破产管理人提交了金恒基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对金恒基公司财务状况专项审计报告，报告记载金恒基公司账面记录借入孙永强款项9笔合计12860万元，金恒基公司账面记录归还孙永强本金7笔合计6360万元，金恒基公司账面记录归还孙永强利息65笔合计3539.4万元。孙永强后认可2.86亿元包含其2016年起诉金恒基公司要求偿还的91097659元及利息28240274.29元等，还包含其实际占有的车库抵顶了一部分借款，但对本金、利息及具体抵顶的数额说不清。 关于2015年1月20日《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孙永强申请对该借款协议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金恒基公司称其只有复印件，没有原件。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孙永强主张《商品房买卖合同》是金恒基公司和孙永强在借款到期不能偿还的情况下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经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1月23日，孙永强向金恒基公司转款的时间从2013年6月4日持续到2015年10月15日，其中2015年1月23日转款2000万元，2015年2月16日转款1000万元，2015年10月14日转款500万元，2015年10月15日转款360万元。即使按孙永强所称双方未签订过借款协议，按银行转款时间亦能判断借款发生的时间。孙永强认可《商品房买卖合同》记载的合同总价款2.86亿元是其向金恒基公司出借的全部款项，而在上述四笔借款尚未到期（其中三笔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不是直接约定成立担保关系，但究其本质仍是为了担保借款的实现，双方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并非商品房买卖。《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买卖车库的约定本身是当事人之间虚伪意思表示，其真实目的是以案涉车库担保孙永强借款本息的实现，当事人间达成一致的真实意思即隐匿行为是案涉车库作为借款的担保。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本身作为伪装行为无效并无不当，孙永强不能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要求金恒基公司为其办理涉案车库的产权过户手续。本案中借款担保作为商品房买卖行为的隐藏行为，只在孙永强和金恒基公司之间产生合同效力，但双方关于金恒基公司届满不履行债务时，孙永强有权取得车库所有权的约定系流押条款，因违反了物权法第186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本案中，孙永强已经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金恒基公司主张了权利，一审法院作出（2016）冀01民初18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借款本金、利息以及保证人责任等内容。孙永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使相关权利。 关于孙永强主张对金恒基公司提交《借款协议》上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由于金恒基公司无法提交《借款协议》的原件，不具备鉴定条件。且即使不存在该《借款协议》，孙永强向金恒基公司的银行转账亦能证明同期孙永强向金恒基公司出借了款项。故对《借款协议》是否进行笔迹鉴定不影响本案处理。 综上，孙永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孙永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艳辉 审判员  叶 密 审判员  吴 悦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