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9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爱伦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合川路3152号1幢南1楼101室。法定代表人：张国贤，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志商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合川路3152号1幢南1楼102室。法定代表人：李浩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居鹏，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以思，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上海爱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志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商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爱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国贤，被上诉人志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居鹏、余以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爱伦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适用简易程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在爱伦公司第一次起诉时，一审法院曾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因未通知到爱伦公司，以爱伦公司未缴纳诉讼费为由按撤诉处理。后爱伦公司以相同事实起诉，但一审法院仍未按普通程序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在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未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且法律适用错误。爱伦公司认为争议焦点一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什么，二是个别股东行为的效力能否及于公司。爱伦公司认为，爱伦公司与志商公司之间是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但志商公司在审理中顾左右而言他，未直接举证证明收款存在合法依据。此外，爱伦公司与志商公司之间在股权转让期间的约定并不能反映客观事实。爱伦公司现股东张国贤在庭审中也陈述，并不了解爱伦公司之前的经营状况，故要求志商公司对收取的上述款项说出合理来源，提供合法依据。退而言之，即便个别股东在股权转让期间作出约定，也不应损害公司利益，其行为后果不应及于公司。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所作判决有违公正。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爱伦公司已提供转账凭证，志商公司应当返还1,529,646.76元。因上述款项的转账行为并无相应法律依据，故志商公司应返还上述款项。志商公司并未提供收受上述款项的合同依据，不能证明其有收款依据。志商公司提供的《爱伦交接款项说明》等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是爱伦公司与志商公司之间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但志商公司提交的证据反映的仅是双方股东的股权转让关系。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爱伦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应遵循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三原则，任何人不得损害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的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志商公司辩称，不同意爱伦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程序合法。志商公司收取系争款项具有合同依据，该款项是爱伦公司、志商公司以及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三家公司的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产生的费用分摊、结算款项。爱伦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已对相关费用金额进行过确认，故志商公司收取系争款项并不构成不当得利。爱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判决：1、志商公司立即返还爱伦公司1,529,646.76元；2、志商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自2018年6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2%的标准支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1日，爱伦公司向志商公司银行转账710,221.42元；同年5月24日，爱伦公司向志商公司银行转账两笔分别为15,753.82元和246,369.19元；同年6月8日，爱伦公司向志商公司银行转账39,730.29元；同年6月21日，爱伦公司向志商公司银行转账两笔分别为94,808.59元和422,763.45元，六笔合计1,529,646.76元。2018年6月8日，吴某、李浩宇、石某2（合同甲方）与张国贤（合同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将爱伦公司55%的股权转让给张国贤，并变更张国贤为爱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国贤接手由合同甲方负责经营管理的2017年财务年报体现的全部债权债务和股东所有者收益，及在该年报基础上的2018年4月份月报体现的全部债权债务和股东所有者权益。合同又约定张国贤同意将自身的志商公司的18%的实际持股改由李浩宇代持。根据该合同的描述，爱伦公司、志商公司均有部分股权代持的情况。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的公示显示，2018年6月19日，爱伦公司的股东由李某、李浩宇、陈某变更为张国贤、全某；志商公司的股东由李浩宇、张国贤、石某1变更为罗某、李浩宇、石某1。2018年6月26日，爱伦公司、志商公司相应工作人员共同签署《爱伦NZ交接清单》一份，清单中包含了6月份原始凭证、爱伦2018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明细账、志商往来明细账等材料，清单附件的银行流水明细中显示了爱伦公司向志商公司银行转账的金额为94,808.59元、422,763.45元、39,730.29元三笔款项。2018年6月27日，爱伦公司股东张国贤、全某出具《爱伦交接不认可费用说明》，对于爱伦公司应收账款、库存、分摊费用、利息等事项提出了异议，说明中未单独显示有爱伦公司诉请一的相应六笔款项。2018年9月4日，爱伦公司出具《爱伦交接款项说明》及附表，附表一《志商往来款》中载明了爱伦公司诉请一的相应六笔款项。一审中，爱伦公司虽然否认《爱伦交接款项说明》及附表的真实性，也不确认其上的盖章是公司印章，但却没有给出合理解释，且不申请对印章进行鉴定，认为仅有公司印章未有相应人员签字不符合证据规则，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于法无据，难以支持。一审中，爱伦公司、志商公司均确认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共用员工、共用办公地址及资源等共同经营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爱伦公司就系争款项对志商公司主张的是不当得利之债，爱伦公司对自己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爱伦公司认为志商公司就系争款项的收取并无法定或约定的事实依据，申言之，爱伦公司主张的是消极事实，而对于消极事实，爱伦公司客观上难以对不存在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此时，只要爱伦公司能够就错误给付系争款项阐述合理理由，即可视为其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但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之完成，不代表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亦完成，这需要反观志商公司是否有证据反证证明其收取系争款项有相应合法之依据。而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可以查实爱伦公司、志商公司的股东之间在股权转让期间对两家公司的资产作了相应约定，并在完成股权变更后，进行了多轮对接与清算。从清算过程看，爱伦公司、志商公司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共同经营之情况，双方经营往来款项频繁，一审法院系争六笔款项亦在其中。上述查明事实，已让一审法院相信，爱伦公司、志商公司双方的资金往来有相关的背景以及存在合法事由的可能性。故爱伦公司在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志商公司不当得利成立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判决：驳回爱伦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9,283.41元，由爱伦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志商公司提交爱伦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陈某签署的《确认函》，欲证明陈某于2018年6月11日、2020年5月11日两次确认，鉴于爱伦公司、志商公司和XX公司面临分家，其中爱伦公司归张国贤等人，志商公司和XX公司归李浩宇等人，需要结清三家公司之间的往来款，故本案系争款项是爱伦公司、志商公司之间需结清的往来款，上述款项在爱伦公司的财务账册和会计凭证中均有体现。爱伦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张国贤在爱伦公司的交接过程中从未见过《确认函》，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从证据内容来看，陈某出具的该《确认函》属于证人证言，在陈某本人未到庭作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爱伦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包括两方面：第一，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是否违法法定程序；第二，志商公司收取系争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首先，就一审程序而言，爱伦公司主张，在爱伦公司前一次就相同事由起诉志商公司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已将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但在本案中仍适用简易程序，存在程序违法。对此，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同时，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了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型，其中并不包括本案中爱伦公司所主张的情形。一审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并未违反法律、司法解释关于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对于爱伦公司主张一审程序严重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就志商公司收取系争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其中，是否具有法律根据是判断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关键。本案中，爱伦公司要求志商公司返还的六笔款项均发生于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6月21日。期间，2018年6月8日，爱伦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张国贤与吴某、李浩宇、石某2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对爱伦公司、志商公司及XX公司三家公司的股权转让、爱伦公司的经营权交接等事宜作出约定。后爱伦公司、志商公司工作人员于2018年6月签署《爱伦NZ交接清单》，爱伦公司又于2018年9月出具《爱伦交接款项说明》及附表。爱伦公司确认上述交接清单及款项说明均系针对股权转让后爱伦公司结算款项的约定。而《爱伦NZ交接清单》中已列明本案所涉三笔款项，且在《爱伦交接款项说明》附表中已列明全部系争六笔款项。根据在案事实，爱伦公司、志商公司已就系争款项的支付进行过约定，因此，志商公司取得系争款项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至于爱伦公司提出的股东不得损害公司利益的上诉理由，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的审理并无关联，本院对爱伦公司的原股东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作评判，在本案中亦不予处理。综上，对于爱伦公司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志商公司返还系争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爱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66.82元，由上诉人上海爱伦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阳审判员 庞建新审判员 徐燕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俞泊泓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