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02民初2640号原告：田某1，男，1963年3月20日生，汉族，住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士新，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田某2，男，1967年5月24日生，汉族，住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告：田某3，男，1973年1月2日，汉族，住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赫永海，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红，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田某4，女，1970年8月14日生，汉族，住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告田某1与被告田某2、田某3、田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田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士新，被告田某2、田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赫永海、苏红，被告田某4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某1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三被告均等继承马玉英与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管理局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所确定的征收补偿权益(暂计29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求为：要求原被告四人均等继承马玉英与聊城高新区徐田村拆迁安置指挥部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所确定的征收补偿权益。事实和理由：原告和三被告为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父亲田玉庆于2018年1月26日去世，母亲马玉英于2018年9月29日去世。父母在徐田村拥有宅基地一处，婚后在该宅基地上建设了房屋，房屋建筑面积为83.13平方米。因城市规划需要，父亲田玉庆去世后，母亲马玉英去世前，该房产被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管理局征收，以母亲马玉英的名义与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管理局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原告与被告对于继承父母遗产问题未能达成一致。为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起诉至贵院，请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如所请。被告田某2、田某3辩称：一、二答辩人母亲(马玉英)生前已经将其所有的涉案房屋权益赠与给二答辩人，本案不存在法定继承的情形，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8年7月9日，在徐田村村委会主任陈宗贵的见证下，马玉英与二答辩人签订了《宅基地房屋赠与合同》，约定：马玉英自愿将其所享有的涉案宅基地及房产无偿赠与给二答辩人，二答辩人自愿接受马玉英的赠与。涉案宅基地及其房产日后如遇拆迁，有关拆迁安置补偿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自本合同生效之日均由二答辩人享有和承担。合同第三条约定，马玉英可以要求二答辩人在本协议生效后履行相应的义务，即负责甲方正常饮食起居、××死的费用。合同签订后，二答辩人履行了合同义务，照顾马玉英的生活起居，××死的费用，完全履行了儿子对母亲的扶养义务。因此，根据赠与合同约定，马玉英已经将其所有的房屋及房屋土地的拆迁权益一并赠与给二答辩人，原告田某1不再对母亲马玉英的财产享有继承权。2018年7月9日，二答辩人母亲(马玉英)在表达赠与意思表示时，原告、三被告及徐田村村委会主任陈宗贵均在场。因马玉英当众批评原告拒不赡养自己并明确表示自己财产不会留给原告，原告中途离开。且涉案房屋被征收时，也是在马玉英同意的情况下，由答辩人田某2代为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首期临时安置费用也是打入田某2的银行账户。原告对上述事实明知，且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应当认为原告也认可了涉案房屋权益已经由答辩人享有。因此，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即便本案属于继承纠纷，原告田某1没有履行扶养马玉英的义务，也已经丧失对马玉英财产的继承权。2018年7月9日，马玉英在表达赠与意思表示时，原告、三被告及徐田村村委会主任陈宗贵均在场。马玉英当众表示:“这么多年了，(田某1)也没管过我，我没这个儿”。原告田某1已经三十余年不和马玉英说话,更没有照顾过马玉英的起居生活。三十余年来，都是二答辩人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和××，××住院时，田某1更是一次都没有去医院看望过老人，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基本扶养义务，××及后事均由二答辩人代为料理。根据《继承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原告对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的马玉英拒绝抚养，存在遗弃情节，田某1已经丧失对马玉英财产的继承权。综上，马玉英已经将涉案房屋的拆迁权益赠与给二答辩人，本案不存在法定继承的情形。此外，即便属于继承纠纷，原告田某1存在遗弃情节，依法丧失对马玉英财产的继承权。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田某4辩称：我母亲在生前已经把房子赠与给我哥哥田某2和弟弟田某3,当时我也在场，田某1没有抚养母亲，不应该分割房子，更不应该分割房子的拆迁补偿款。2018年7月9日，我母亲还健在时，召集我们兄妹四个一起商量房屋的问题，当时还请了村委会主任陈宗贵作见证,我侄子现场录像，田某1听到一半就走了，我母亲当时明确表示：我把房子给俺明(田某2)，给山(田某3)。当时根据母亲的意思，起草了赠与合同,因为母亲不认字也不会写字，村委会陈主任现场给我母亲宣读合同，并确认我母亲的意思,我母亲同意赠与合同的内容，同意把房子给田某2、田某3。因此，这个房子已经赠与给田某2、田某3二人，房屋的拆迁权益也应当给田某2、田某3，和田某1没有任何关系。并且，田某1在我母亲在世时,没有管理过我母亲的起居，××住院，田某1不仅没有伺候，更没有支付过医疗费。2018年9月29日，母亲去世，丧礼都是我们三个操办，田某1既没有出钱，也没有出力，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基本责任。我认为，田某1没有抚养母亲，没有尽到儿子的责任，不能分割房屋和房屋拆迁款。我要求继承我父亲的遗产。原告围绕其诉求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父亲田玉庆于2018年1月26日去世，母亲马玉英于2018年9月29日去世，原告与三被告为同父同母兄弟姐妹；证据二、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一份，证明：原告父母生前房屋被拆迁,母亲马玉英于2018年7月9日与聊城高新区徐田村拆迁安置指挥部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原告与三被告作为马玉英、父亲田玉庆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应均等继承父母的遗产。证据三、宅基地房屋赠与合同一份，证明：该证据在高新区九州办事处复印所得,该证据落款处乙方、丙方均为空白，甲乙丙三处日期均未填写，能够充分证明该赠与合同并未生效。证据四、徐田村委书记陈宗贵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陈宗贵并未见证赠与合同签订的全部过程，更不知道是否达成一致，至于录像中陈宗贵是对原被告家庭矛盾的一种调解，不能证明赠与全部过程。被告田某2、田某3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马玉英已经将拆迁房屋的拆迁权益赠与给被告田某2、田某3，原告无权继承，不存在法定继承的情形。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当时田某2、田某3签字的合同有两份，有一份合同田某2、田某3没有签字交到村委会。对证据四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证明该证据材料系证人亲笔书写，此外，证人无正当理由出庭作证并接受交叉询问，根据证据规定的有关规定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被告田某4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四同田某3、田某2的意见。被告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宅基地房屋赠与合同》一份，证明：2018年7月9日，在徐田村村委会主任陈宗贵的见证下，马玉英与田某2、田某3签订了《宅基地房屋赠与合同》，约定马玉英自愿将其所享有的涉案宅基地及房产无偿赠与给田某2、田某3，田某2、田某3自愿接受马玉英的赠与。涉案宅基地及其房产日后如遇拆迁，有关拆迁安置补偿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自本合同生效之日均由田某2、田某3享有和承担。合同第三条约定，马玉英可以要求田某2、田某3在本协议生效后履行相应的义务，即负责甲方正常饮食起居、××死的费用。合同已经生效，马玉英已经将其所有的房屋及房屋土地的拆迁权益一并赠与给田某2、田某3，原告田某1不享有马玉英财产的继承权。证据二、《宅基地房屋赠与合同》签订时的视频资料四份，证明：马玉英在合同签订时，意识清醒，明确表示将涉案房屋赠送给田某2、田某3，赠与合同有效，并且马玉英在原告、三被告及村委会主任在场的情况下，多次强调，田某1没有管过马玉英的事实。原告对证据一有异议，认为该合同为赠与合同，不能证明合同中的指纹为赠与人田马氏所按，并且赠与合同中签字时间及受赠人签名时间均不确定，根据该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约定本合同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生效，据原告在九州办事处调取该合同模板的复印件显示，直至马玉英去世后受赠人田某2、田某3也未在该合同中签字，田某2、田某3签名及签订日期均为后补，该合同并未生效。对证据二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视频不能证实马玉英意识清醒，更不能证明马玉英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不能证实宅基地赠与合同中的手印为马玉英所按，即便真实，也是在三被告串通，在田某2儿子的引导下所按，不能证明系马玉英的真实意思表示。视频不能证明陈宗贵签字的文件为被告田某2、田某3提交的《宅基地房屋赠与合同》。被告田某4对证据均无异议。经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四，因其证明内容与《赠与合同》签订时的视频资料相矛盾，且证人未出庭作证，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宅基地房屋赠与合同》及视频资料虽有异议，该合同与高新区九州办事处存档内容一致，且被告田某2、田某3提交的《宅基地房屋赠与合同》上有田某2、田某3的签字，因此原告以高新区九州办事处存档的合同未有被告田某2、田某3签字为由抗辩合同生效不予支持，对于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陈述和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事如下：田玉庆和马玉英生前系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徐田村民委员会村民，二人系夫妻关系，共育有三子一女，分别为原告田某1、被告田某2、被告田某3、被告田某4。2018年1月26日，田玉庆因病去世，2018年9月29日，马玉英因病去世。马玉英去世前，2018年7月9日，在聊城高新经济产业技术开发区徐田村委会主任陈宗贵在场见证下，马玉英作为甲方，被告田某2作为乙方，被告田某3作为丙方共同签署《宅基地房屋赠与合同》，约定马玉英将位于徐田村北邻田龙起、西邻王好奎、南邻路、东邻胡同的宅基地及房屋赠与给被告田某3、田某2。马玉英在甲方处捺印，田某2、田某3在乙方、丙方处签名，陈宗贵在见证人处签字。被告方对签订赠与合同的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录像中显示马玉英头脑清晰，马玉英说：“我把房子给明、山，××都是明儿、山。这么多年了，也没管过我，我没这个儿”。同日，被告田某2以原被告母亲曾用名田马氏的名义与聊城高新区徐田拆迁指挥部签订了《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为：被拆迁人田马氏，合法房屋面积140.45㎡，补偿109888元，附属物面积70.23㎡，补偿6321元，搬迁补偿费2107元，附属设施费700元，征收补偿款项总额为119016元。现案涉房屋已被征收，尚未置换挑选楼房。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原被告的父亲田玉庆去世时，未留有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因此对于其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被拆迁房屋为田玉庆和马玉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田玉庆的遗产为该房屋的二分之一。马玉英及本案原、被告均为田玉庆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各自应均等继承案涉房屋十分之一的份额。马玉英对被拆迁房屋享有份额为五分之三，原告田某1、被告田某3、被告田某2、被告田某4各继承田玉庆遗产为涉房屋十分之一的份额。马玉英生前在村委会主任的见证下明确表示将房屋、财产给被告田某2、田某3，将自己的财产赠与给被告田某2、田某3的意思表示真实、合法。且其与被告田某3、田某2签署《宅基地房屋赠与合同》约定将其享有的案涉房屋赠与给被告田某3、田某2，被告田某3、田某2亦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对马玉英的扶养义务，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和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因此马玉英的遗产分割应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意愿，即马玉英对被拆迁房屋享有的五分之三的份额自愿赠与给田某2、田某3享有，原告再要求继承马玉英的遗产不予支持。因田玉庆和马玉英的房屋已被拆迁，因此原被告应按各自享有的比例继承拆迁房屋的各项权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田某1对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享有十分之一的份额；二、被告田某4对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享有十分之一的份额；三、被告田某2、田某3对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享有五分之四的份额；四、驳回原告田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25元，由原告负担1425元，被告田某2、田某3负担1000元，被告田某4负担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怀敬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薛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