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9民终19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任某1，男，1951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静乐县人，农民。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某1，女，1958年4月3日出生，汉族，静乐县人，农民，系任毛帅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2，女，197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原平市，系任某1、李某1之女。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某，男，195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静乐县人，农民，现住静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山西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山西神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姚某，男，1964年8月30日出生，汉族，静乐县人，现住静乐县。上诉人任某1、李某1与上诉人刘某、原审被告姚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因任某1、李某1、姚某不服本院（2016）晋09民终1278号民事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2018）晋民申240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晋09民再4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6）晋09民终1278号民事判决及静乐县人民法院（2016）晋0926民初145号民事判决；发回静乐县人民法院重审。静乐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晋0926民初310号民事判决。判后，任某1、李某1、刘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任某1、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2，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原审被告姚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5月，静乐县段家寨乡四方沟村等村庄共同修庙，被告姚某负责联系铲车、整理庙院、修路等。因被告姚某与被告刘某系朋友，被告姚某遂向被告刘某借铲车，因被告刘某女婿刘奴军有铲车，被告刘某就给其女婿刘奴军打电话说自己要用一天铲车，在没有告知其女婿刘奴军的情况下，被告刘某就把其女婿刘奴军的铲车借给了被告姚某，且在被告姚某请求其帮忙找铲车司机的要求下，被告刘某让其儿子刘成军介绍铲车司机为被告姚某工作，刘成军经与其朋友任毛帅联系，并从中与被告姚某、任毛帅说合好工资，任毛帅答应为被告姚某驾驶铲车。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5月8日，任毛帅在被告姚某指定的四方沟村庙院平整场地，完工后任毛帅在驾驶铲车返回铲车存放地王村乡西贺村的途中，行使至静乐县南湖庄村路段发生事故，铲车侧翻致司机任毛帅死亡，经南湖庄村村民报警，交警大队及消防大队出警后未形成事故处理案卷材料。2016年5月11日，经被告姚某指示安排，共同建庙的刘文俊给付任毛帅家属600元工资。另查明：死者任毛帅出生于1988年11月6日，原告任某1出生于1951年11月21日，原告李某1出生于1958年4月3日。原告任某1、李某1与死者任毛帅均系农业人口。原告任某1、李某1共同生育三个子女，均已成年，死者任毛帅是二原告之子。庭审中，二原告未向法庭提交死者任毛帅的驾驶证及操作铲车必要的其它证件。又查明，2014年5月，被告刘某曾雇佣任毛帅在岚县史家沟村铁路护坡工程担任铲车司机。2016年5月4日，被告刘某安排其子刘成军将涉案铲车从静乐县王村乡西贺村开到静乐县环城路进行了检修后，并于次日安排其子刘成军将涉案铲车交付被告姚某使用。再查明，(2016)晋0926民初145号民事判决与（2016）晋09民终1278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姚某已全部支付二原告赔偿款161069元、诉讼费3521元。原审法院认为：1.任毛帅与被告姚某之间是否形成雇佣关系、任毛帅返还铲车的行为是否是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以及赔偿责任。死者任毛帅受被告姚某指派在四方沟庙院平整场地，完工后返还铲车的过程中发生铲车侧翻事故死亡，被告姚某接受死者任毛帅提供的劳务，并且给付约定的报酬，任毛帅与被告姚某之间已形成了雇佣关系。任毛帅在返还铲车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任毛帅受雇于被告刘某，任毛帅返还铲车的行为属于雇佣关系可以预见的合理行为，与其从事的雇佣活动有着内在联系，是任毛帅从事雇佣活动的延伸，故任毛帅返还铲车的行为可以认定是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任毛帅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姚某作为任毛帅的雇主，应对死者任毛帅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在庭审中未提交关于死者任毛帅操作铲车的必要证件，事故的发生亦是死者任毛帅驾驶的铲车发生侧翻所致，死者任毛帅明知自己没有操作铲车的必要证件，操作铲车导致事故发生，自身存在过错，可以减轻雇主即被告姚某的赔偿责任。2.被告刘某在案涉铲车出借过程中是否应为案涉铲车管理人以及责任承担。本案中，被告刘某向案涉铲车所有人即其女婿刘奴军借用铲车，且在庭审中自认其在未告知刘奴军将案涉铲车出借给被告姚某使用的情况下，又将案涉铲车私自出借给被告姚某用于整理庙院、修路，被告刘某为在先借用人，被告姚某为在后借用人，被告刘某基于在先借用人对案涉铲车的占有、支配地位，其对于在后借用人被告姚某使用案涉铲车负有与铲车所有人刘奴军相同的注意义务，故被告刘某作为在先借用人构成案涉铲车管理人；被告刘某作为案涉铲车管理人，在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任毛帅无操作铲车的必要证件的情形下，让其儿子刘成军介绍其朋友任毛帅为被告姚某平整场地，被告刘某亦存在过错，亦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综合全案，由被告姚某承担二原告各项损失50%的赔偿责任，任毛帅承担各项损失的30%，被告刘某承担二原告各项损失20%的赔偿责任为宜。二原告因其子任毛帅死亡受到的损失，经核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189080元。参照2015年度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支出9454元/年计算，以20年计算，即9454元/年×20年=189080元；2.丧葬费26480元。参照山西省2015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6个月计算，即52960元÷2=2648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86578元。原告任某1原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65周岁，故其生活费＝7421×［20－（65－60）］年÷3=37105元，原告李某1原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58周岁，因原告李某1已达退休年龄，且无其他生活来源，故其生活费按20年计算，即7421×20÷3=49473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考虑20000元，综上，共计322138元。根据以上责任承担比例，被告姚某承担50%即161069元的赔偿责任（已赔付）；被告刘某承担20%即64427.6元的赔偿责任；剩余30%即96641.4元的损失，由二原告自行负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1.被告姚某赔偿原告任某1、李某1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61069元（已赔付）。2.被告刘某赔偿原告任某1、李某1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64427.6元。3.驳回原告任某1、李某1的其它诉讼请求。上述赔偿款项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56元，由被告姚某负担3521元（已赔付二原告），被告刘某负担1410元，原告任某1、李某1负担6625元。判后原审原告任某1、李某1，原审被告刘某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人任某1、李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静乐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6民初310号民事判决；2.赔偿标准应按2018年农村标准赔偿；3.死者不承担责任；4.判令刘某、姚某将任毛帅的尸体从停尸房取出，原告不负担一切费用；5.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任毛帅于2016年5月5日接受刘某指派为姚某从事开铲车工作，他们双方均对任毛帅的死亡存在一定过错；2.任毛帅发生事故后，刘某作为雇主没有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及时向家属反映实际情况，也没有向交警队报案，私自破坏事故现场；3.本案应当适用《关于规范山西省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通知》在双方责任分清主次承担范围内赔偿比较合情合理；4.赔偿三年多的精神损失费、误工费、住店坐车等一切费用共计人民币15万元。上诉人刘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静乐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6民初310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任某1、李某1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任毛帅于姚某和刘某哪一个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事实不清，相互矛盾，静乐县人民法院认定一个行为构成两个雇佣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2.刘某不是铲车的所有人，只是将铲车借给了姚某，而非任毛帅。刘某仅是通过刘成军介绍司机而不是雇佣司机，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刘某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在使用铲车过程中，姚某是铲车的管理人，负有审查铲车司机任毛帅有无驾驶资格的法律责任。3.任毛帅没有特种机械操作证却驾驶铲车，自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责任。综上，让刘某承担20%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原审被告姚某答辩称：我尊重静乐法院的判决。任毛帅不是我雇佣的，有没有驾驶证不是我审查的范围。本院二审中上诉人任某1、李某1，上诉人刘某，原审被告姚某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认定三方的责任比例是否恰当？刘某是否应当对任毛帅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姚某作为雇主，应对死者任毛帅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精神；认定上诉人刘某作为案涉铲车管理人，在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任毛帅无操作铲车的必要证件的情形下，让其儿子刘成军介绍任毛帅为原审被告姚某平整场地，亦存在过错，亦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符合案件客观事实；认定任毛帅明知自己没有操作铲车的必要证件，操作铲车导致事故发生，自身存在过错，也符合案件客观事实。原审在此事实认定基础上作出的责任分配比例合理。因本案系再审案件，原审法院参照“2015年度”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相关赔偿标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精神。故上诉人任某1、李某1，上诉人刘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74元由上诉人任某1、李某1负担，1411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聂海军审判员  张 婷审判员  徐 飞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