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终11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志逵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蜀汉路239号。 法定代表人：黄福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明明，四川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四川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远能石油化工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四段8号2-3栋2层3号。 法定代表人：梁敦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敦华，女，1941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燕，四川海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应涛，四川海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宇牧，男，196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上诉人成都志逵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远能石油化工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远能公司）、梁敦华、刘宇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2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志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福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明明、杨杰，被上诉人远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敦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燕，梁敦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燕，刘宇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依法扣减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志逵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志逵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志逵公司主张债权的基础是志逵公司与远能公司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借贷关系，借贷关系的核心证据即是志逵公司所提交的四份《协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也予以了确认。因此，确认远能公司是否欠付款项的核心即志逵公司是否如《协议》所载明垫付了相应的款项。对此，志逵公司在一审中已提交了证据对垫付款进行了充分的佐证。《协议》中约定代付的货款是用于云南水富30单元项目，而收款单位即为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原因有二，一是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明确备注为云南水富（30单元），二是志逵公司已按照发票金额足额向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支付了货款。志逵公司认为，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由上市公司持股的企业，其清楚明白在所出具的发票上备注项目名称的意义，凭借《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清楚的反映出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就是云南水富（30单元）的供货方。既然志逵公司事实上向云南水富（30单元）的收款单位支付了货款，而《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代付货款项目就是云南水富（30单元），则根据《协议》约定，远能公司即应当返还款项，并支付欠款利息。在志逵公司根本没有收到过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所发运的任何货物，却实际代付了货款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认定志逵公司与远能公司债权债务关系证据不足错误。退一步说，如果法院认为志逵公司证据不足，志逵公司申请人民法院在二审程序中依法向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调查取证，确定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所售货物是否交付给云南水富（30单元）；同时也可以向云南水富（30单元）项目管理方调取34台ＭＬＳ600的供货合同，证实究竟云南水富（30单元）所需的34台ＭＬＳ600究竟是向远能公司供应还是向志逵公司供应。二、志逵公司向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付款的时间是否早于《协议》签订时间，与是否欠款，欠款多少没有事实和法律关系。民商事主体在市场交易中，不乏先履行口头约定，后进行书面协议确认的情况。关键在于口头约定和书面协议内容是否一致，书面协议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志逵公司与远能公司之前存在诸多经济往来，而双方的交易习惯不定，存在先履行付款义务，后签约确认的诸多先例。因此，付款稍早于合同签订，合乎情理，并无不妥。至于付款金额和《协议》约定金额有略微出入，更不影响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实际存在。《协议》签订于2005年，如果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按照付款金额计算至今，志逵公司对远能公司的债权金额远高于本案诉请金额，志逵公司在债权金额上作出了大幅让步。一审法院未实际厘清志逵公司与远能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三、志逵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志逵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欠款确认书》《情况说明》、刘宇涛写给梁敦华的信件、《光盘》《仲裁申请书》《授权函》等证据均能证明志逵公司一直在向远能公司主张权利。刘宇涛出具的《欠款确认书》明确载明共欠2869640元，并承诺在2011年12月31日前还清。远能公司为清偿上述债务，刘宇涛还于2011年10月25日将其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的房屋抵偿给志逵公司。成都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8月20日作出（2013）成仲案第245号调解书予以确认，并于2014年1月14日将该房屋过户到志逵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福生名下。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3年6月28日黄福生提起仲裁申请时中断。综上，本案属于财产给付类案件，在明确了志逵公司垫付款项并有转款依据的前提下，一审法院拖沓一审程序长达三年，最终未查明案件事实，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远能公司、梁敦华辩称，一、志逵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都不是新证据，且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证据也自相矛盾，不能证明志逵公司所主张的欠款事实成立。退一步说，即使志逵公司二审提交证据成立，也只能说明志逵公司与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再退一步说，即使欠款成立，也早已超过了诉讼时。二、梁敦华是被冒名登记为远能公司股东，没有参与过远能公司任何事项的决议，也没参与公司经营活动。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宇牧辩称，其只是远能公司登记股东刘佳寿的法定继承人，其没有被登记成为远能公司的股东，也没有继承任何财产，并当庭表示放弃对远能公司股权的继承，本案纠纷与其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志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远能公司偿还欠款2219640元，利息1065427.2元（利息计算截止到2014年8月26日），共计3285067.2元；二、判令远能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三、判令梁敦华、刘宇牧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5年5月8日，志逵公司与远能公司达成两份《协议》，内容为志逵公司为远能公司代付云南水富（30单元）合同货款，金额分别为618629元及65000元；均约定了以货款支付之日起三个月内，远能公司全额归还志逵公司代付货款，远能公司支付手续费5%，税费另计（不含所得税），若远能公司不能按期归还，则按借款金额1.5%每月计息。2005年5月15日，双方再行签订《协议》，载明由志逵公司为远能公司代付云南水富（30单元）合同货款279567元，合同其他条款与2005年5月8日的条款约定一致。2006年5月17日，双方签订《协议》一份，载明远能公司向志逵公司借款500000元，以款到之日起三个月内归还，远能公司支付手续费5%，税费另计（不含所得税），如远能公司不能按期归还，则按借款金额1.5%每月计息。上述四份《协议》约定的垫付及借款金额共计1463196元，均加盖远能公司合同专用章，远能公司代表人处由刘宇涛签字。 二、2005年3月16日、2005年5月9日、2005年5月10日，志逵公司分别向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转款279567元、583629元、50000元。 三、2008年10月22日，志逵公司向远能公司发出对账函，载明远能公司截止于当年6月30日欠付志逵公司1757928元（其中公司账款1081303元，现金账款676625元）；截止于当年10月30日，总欠款为1863403元，其中公司账款1081303元，现金账款782100元。志逵公司要求远能公司复核并尽快将公司账款支付到志逵公司账户，现金账款支付到黄福生账号。梁智在该对账函上批注“对账单已收到，还款计划等到刘宇涛回国后商议支付”。在诉讼中，志逵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签字人员梁智的身份。 四、2013年8月20日，成都仲裁委员会出具（2013）成仲案第245号《调解书》，载明：“根据申请人黄福生与被申请人刘宇涛于2011年10月25日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及申请人向本会提交的书面仲裁申请，于2013年7月17日受理了上列当事人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本案开庭后，在仲裁庭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调解协议如下：一、刘宇涛在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协助黄福生办理成都锦江区房屋的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二、在将成都锦江区房屋过户到黄福生名下时产生的税费由黄福生承担……”。 2013年11月20日，一审法院向成都市房管局出具（2013）成执字第95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位于成都锦江区房屋的所有权过户登记到黄福生名下。 2014年1月14日，成都市房管局办理转移登记，将成都锦江区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黄福生名下。 五、另查明，远能公司于2003年9月25日成立，法定代表人系梁敦华。出资者为：梁敦华，实际出资150万元，出资比例为50%；刘佳寿（已死亡）实际出资120万元，出资比例为40%；刘宇涛实际出资30万元，出资比例为10%。该公司现被吊销营业执照。刘佳寿、梁敦华系夫妻关系，刘宇牧、刘宇涛系二人之子。 一审法院认为，志逵公司与远能公司于2005年5月8日、2005年5月15日、2006年5月17日所签订的《协议》均加盖有双方单位印章，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志逵公司的起诉请求与梁敦华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远能公司是否应当向志逵公司偿还款项及利息，以及款项及利息的金额如何确定；二、梁敦华、刘宇牧是否应当对远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义务。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志逵公司主张其与远能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据此起诉请求远能公司偿还欠款，则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就其主张的远能公司欠付款项的相关事实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虽然志逵公司与远能公司在2005年5月8日、5月15日及2006年5月17日分别签订了四份《协议》，约定了志逵公司代远能公司垫付款项或出借款项，但志逵公司仍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垫付款项、出借款项事实的存在。 而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志逵公司提交的证据5《欠款确认书》的内容为“一、本人刘宇涛，因资金周转需要，多次向黄福生借款。截止2011年9月30日，欠黄福生借款本息2869640元，详情如下：（1）截止2008年9月30日，刘宇涛欠黄福生款项总额为1863403元；（2）2008年9月30日至2011年9月30日止，刘宇涛欠黄福生本息合计为：欠款=1883403元+1883403元×36个月×1.5%=2869640元。二、本人承诺在2011年12月31日前还清上述欠款2869640元，从2011年9月30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上述欠款不计算利息。三、如在2011年12月31日仍未还清上述欠款，则刘宇涛承诺自2012年1月1日起，每月按欠付款项1.5%的标准（即月利率1.5%）向黄福生支付利息，直到还清为止。四、本人刘宇涛一定按照约定履行本确认书，否则，所有责任由刘宇涛一人承担”。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欠款确认书》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9月19日，此时刘宇涛已羁押在老挝监狱，故该《欠款确认书》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的规定，该《欠款确认书》未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该《欠款确认书》载明的内容为刘宇涛对其个人向黄福生借款情况、拟偿还时间的说明，并未载明远能公司确认欠付志逵公司款项的内容，故该《欠款确认书》也不能达到志逵公司的证明目的。 志逵公司提交的证据6《情况说明》系打印件，并无刘宇涛签字或捺印，且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为“我刘宇涛因欠黄福生先生的欠款太多”，故不能证明系远能公司欠付志逵公司的款项及金额；2014年5月7日的信函虽有刘宇涛的签名捺印，但内容仍为“我因欠黄福生先生欠款太多，无力偿还”，故不能证明系远能公司欠付志逵公司的款项及金额；2013年12月24日的信函内容为刘宇涛向其母亲就房屋处置进行的安排，并未载明远能公司欠付志逵公司款项，故亦不能达到远能公司的证明目的。 关于志逵公司提交的证据7光盘一张，根据志逵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福生的陈述，该视频系域外形成的证据，故亦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证明。因该视频未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志逵公司为证明其垫付款项的事实，提交的证据10系中国银行支付系统收付款通知三份。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垫付款项的两份《协议》于2005年5月8日签订，金额共计683629元；另一份垫付货款的《协议》于2015年5月15日签订，金额为279567元；借款500000元的《协议》于2006年5月17日签订。而第一份《付款通知》的转讫时间为2005年3月16日、金额为279567元；第二份《付款通知》的转讫时间为2005年5月9日，金额为583629元；第三份《付款通知》的转讫时间为2005年5月10日，金额为50000元；上述三份《付款通知》的收款人均为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共计转款金额为913196元。 首先，志逵公司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协议》中约定的“云南水富（30）单元合同货款”的收款单位系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其次，三份垫付货款的《协议》确定的垫付金额为963196元，而《付款通知》载明的付款金额为913196元，故三份垫付货款的《协议》金额与志逵公司转款金额不一致；再次，志逵公司向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第一次付款279567元的时间为2005年3月16日，远早于2005年5月8日、5月15日签订的垫付货款《协议》；而志奎公司于2005年5月9日、10日两次向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付款的金额为633629元，与2005年5月8日两份《协议》合计金额683629元亦不一致；2005年5月15日双方签订《协议》，志逵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后发生垫付的相应证据。故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三份《付款通知》不能与《协议》中约定的垫付金额对应，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志逵公司向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的付款系代远能公司支付。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另外，2006年5月17日的《协议》内容为远能公司向志逵公司借款，对于该份《协议》的履行情况，志逵公司亦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综上，虽志逵公司与远能公司签订了四份《协议》，约定有垫付货款或出借款项的内容，但志逵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实际履行的情况或具体金额；且志逵公司提交的证据中系刘宇涛作为债务人向志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福生出具，不能证明志逵公司与远能公司之间履行《协议》的情况。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志逵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四份《协议》的具体履行情况，故一审法院对志逵公司提出远能公司偿还欠款、支付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在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已详述因志逵公司未能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要求远能公司偿还欠款的主张不予支持。故在不能确认远能公司欠付款项的情况下，志逵公司请求梁敦华、刘宇牧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因志逵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远能公司履行《协议》的相关情况，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志逵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080元，由志逵公司负担。 二审中，除志逵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的“2005年5月15日，双方再行签订《协议》”这一事实有异议，认为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05年3月15日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针对志逵公司提出的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志逵公司在一审起诉状中及一审审理过程中均陈述该《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05年5月15日，且该份协议末尾签订时间处，“5月”中的“5”字与“15日”中的“5”字书写基本一致，现在志逵公司主张该份《协议》签订时间为3月，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志逵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 志逵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远能公司与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1月27日签订的《聚甲醛项目电气低压柜买卖合同》。拟证明：远能公司承揽了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发包的云南水富30、60单元设备供货项目。 2.远能公司与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于2005年3月15日签订的云南水富（60单元）《合同书》。拟证明：由于资金不足，远能公司自身只向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外购了60单元21台MLS-600设备，剩余30单元设备均由志逵公司代购、代付。 3.志逵公司与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于2005年3月15日签订的云南水富（30单元）《合同书》。拟证明：志逵公司按照三份《协议》的约定，以自己的名义向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购买货物并付款，为云南水富30单元项目购买了34台MLS-600设备。 4.志逵公司与远能公司于2005年5月10日签订的ZKYL0501号《合同》。拟证明：为完善双方账务往来手续，志逵公司与远能公司签订了《合同》，约定远能公司从志逵公司处订购34台MLS-600设备。 5.银行汇款凭证及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志逵公司向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支付了34台MLS-600设备款1397836元，并取得了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开具的34台设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6.送货通知单。拟证明：远能公司委托运输公司直接从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将志逵公司付款的34台MLS-600设备提走。 7.转账支票。拟证明：志逵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按照2006年5月17日《协议》约定，向远能公司转款402000元。 远能公司、梁敦华、刘宇牧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并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技术附件也没有出卖方盖章。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约定的交货时间为收到预付款且技术澄清及二次图确认后80天后，该时间晚于远能公司与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聚甲醛项目电气低压柜买卖合同》中约定的“2005年4月30日前全部到达买受方现场”的送货时间，因此，该证据中所约定的货物并不是为《聚甲醛项目电气低压柜买卖合同》所采购。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签约主体是志逵公司与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对于合同是否履行，其并不清楚，该证据也不是新证据。且该份证据也与证据2的情况相同，因为该证据约定的交货时间晚于远能公司与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聚甲醛项目电气低压柜买卖合同》中约定的“2005年4月30日前全部到达买受方现场”的送货时间，因此，该证据中所约定的货物并不是为《聚甲醛项目电气低压柜买卖合同》所采购。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反应远能公司与志逵公司之间是买卖关系，并不像志逵公司所陈述的是垫付货款的借款关系。且该合同上只有远能公司签章没有代表人签字，而且2005年5月10日前后，远能公司印章都有编码，所以该合同上远能公司的印章不是远能公司的真实印章。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送货通知单如果要作为证据，需要有单位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及经办人签字，单位还应当出庭作证。并且，送货通知单本身不能证明已经收货或者送货。沈小峰的身份也不清楚。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不属于新证据。 本院的认证意见：对证据1、2、3，因远能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通用电气广电有限公司并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4，该六份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志逵公司实际代远能公司垫付货款的事实，因此，与本案纠纷的审理并无关联性。本院对该六份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7，该证据系志逵公司能够提交原件的证据但却只提交复印件，且该证据载明的付款金额与2006年5月17日《协议》约定的借款金额50万元不符，本院对该份证据亦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远能公司是否应当向志逵公司偿还欠款2219640元及利息以及志逵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梁敦华、刘宇牧是否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志逵公司主张其根据四份《协议》代远能公司支付了货款，双方之间形成了借款法律关系，远能公司应当向其归还借款。对此，本院认为，志逵公司主张其根据四份《协议》的约定代远能公司支付了货款，在远能公司工商登记载明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不认可该代垫事实的情况下，志逵公司还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代垫货款的事实。现志逵公司提交的转款凭证的转款时间均早于所对应的《协议》的签订时间且转款金额与《协议》约定金额大多不能对应，志逵公司对此也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并且，2006年5月17日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借款金额为50万元，但志逵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转款凭证载明的金额仅402000元，志逵公司主张差额款项系现金支付，但是却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志逵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四份《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志逵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实际代远能公司垫付了货款或支付了借款。并且，即使志逵公司所主张的债权真实存在，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志逵公司与远能公司之间就本案债务最后确认的时间为2008年10月22日即志逵公司向远能公司发出对账函的时间；志逵公司与刘宇涛之间就本案债务最后确认时间为2011年12月31日即《欠款确认书》载明的最后还款时间；《情况说明》及2014年5月7日的信函等证据内容均不涉及案涉债权。关于黄福生与刘宇涛之间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仲裁一案，因该案债权债务系黄福生与刘宇涛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不涉及本案所涉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所以也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综上，志逵公司于2014年提起本案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本院对志逵公司关于远能公司偿还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本院对志逵公司关于梁敦华、刘宇牧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志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988元，由成都志逵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 杉 审 判 员  朱文京 审 判 员  兰 娟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东 书 记 员  易 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