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5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健民（又名何三平），男，汉族，1967年9月29日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利康，男，汉族，1974年8月23日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令狐兴中，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秋霖，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建国，男，汉族，1980年8月26日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太洪，男，汉族，1969年4月3日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明建，贵州名城（习水）律师事务所。上诉人何健民、袁利康因与被上诉人袁建国、罗太洪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0330民初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健民、袁利康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0330民初7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袁建国、罗太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何健民、袁利康与袁建国、罗太洪从未签订《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收条》，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9]鉴字第15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诸多错误，依法应当重新鉴定。（一）2009年1月16日、2009年12月10日《贵州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作为样本未经庭审质证，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笔迹鉴定技术规范GB/T37239-2018》第5.3.1条的规定，司法鉴定中心应当就样本字迹的来源进行审查，未经质证的样本字迹不能作为鉴定依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鉴定机构在袁建国、罗太洪提供的《贵州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未经质证的情况下作为鉴定样本使用，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该鉴定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应当重新鉴定。（二）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的主观色彩浓重，客观依据不足。鉴定人得出鉴定结论的依据明显带有主观性，没有注意到案件的客观事实。1、鉴定中心得出的鉴定意见为“是同一人书写”、“不是同一人书写”属于《笔迹鉴定规范》中的确定性结论，而确定性结论中的“肯定同一”要求“检材与样本字迹存在足够数量的符合特征，且符合特征总和的价值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本质的差异特征；检材与样本字迹发生变化的笔迹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而“否定同一”要求“检材和样本字迹存在足够数量的差异特征，且差异特征总和的价值充分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本质的符合特征；检材与样本字迹相同或相似笔迹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而鉴定意见中存在很多主观性，在认定检材上签名与样本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司法鉴定中心并未作出合理解释。2、根据《笔迹鉴定技术规范GB/T37239-2018》第8.1条的规定，签名作为一种特殊的书写符号系统，一方面具有字数少、书写模式变化多、易被摹仿的特点；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们书写实践活动中，出现频率最高、练习最多也是最熟练的一种书写活动。因此，鉴定应当特别注意把握了解和分析案情。而鉴定中心未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在双方调解过程中，袁建国承认股权转让时仅转让老蛇窝石粉厂，未转让龙洞湾石粉厂，且何健民、袁利康坚称从未签过该协议。二是该签名属于摹仿签名，鉴定机构未按照规范作出鉴定说明，在鉴定思路上存在根本错误。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何健民、袁利康与袁建国、罗太洪不可能签订《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及《收条》。本案真实情况是，何健民、袁利康转让给袁建国、罗太洪的是老蛇窝石粉厂股权，何健民、袁利康从未将龙洞湾石粉厂的股权转让给袁建国、罗太洪。袁建国、罗太洪伪造的《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及《收条》存在诸多不符合常情常理之处。首先，《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本协议共四份，双方当事人各持两份，但何健民、袁利康、袁建国均无法提供该协议；其次，《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收条》均无何健民、袁利康的手印，仅仅是签字，但《收条》却有袁建国、罗太洪的手印；再次，双方在调解过程中，袁建国也承认何健民、袁利康转让的股权仅仅是老蛇窝石粉厂，足以说明《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收条》是罗太洪伪造。最后，《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1年8月19日，但实际上龙洞湾石粉厂已于2011年8月19日前停止经营，何健民、袁利康不可能将已关停的石粉厂股权转让给袁建国、罗太洪，事实上转让的是老蛇窝石粉厂的股权。三、原审法院对袁建国、罗太洪所占股权的比例认定不清，应当发回重审。假设《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的，根据该协议第一条的约定“甲方转让给乙方股权（含老蛇窝）转让费为每股285180元，甲方原控股为四份，转让给乙方的为两份”。该协议甲方为何健民、袁利康，乙方为袁建国、罗太洪，按照协议约定，乙方共占股两份即20%，而非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各占20%。综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袁建国辩称：一、关于《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收条》签订的问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已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显示《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收条》系何健民、袁利康所签。至于何健民、袁利康提出《贵州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未经质证作为鉴定样本的问题。该表是何健民、袁利康的签字凭证，作为样本有最强的说服力。且鉴定样本除了考核登记表外，还有何健民、袁利康当庭提交的其他笔迹依据，鉴定结果无任何瑕疵。至于鉴定的程序，是完全公平、公正的，何健民、袁利康认为《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收条》不真实并提出鉴定，在选定鉴定机构时，双方均认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公平公正，并在笔录上签字，程序公平公正，现何健民、袁利康申请重新鉴定，不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二、《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收条》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何健民、袁利康应当履行《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三、关于股份比例的问题。何健民、袁利康对《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收条》上所载明的入股比例没有异议，且在庭审中已向法院进行陈述，根据协议的约定，袁建国、罗太洪各占龙洞湾石粉厂股份的20%。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罗太洪辩称：一、何健民、袁利康罔顾事实真相，断章取义。1、人民法院第一次通知双方到庭时，何健民、袁利康直接提出对签订协议和收条的签字有异议，并申请笔迹鉴定，并承诺鉴定后如果是其签字务必赔偿袁建国、罗太洪。在法庭主持下，何健民、袁利康指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从收到鉴定意见到开庭，何健民、袁利康均未对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原审审判员询问何健民、袁利康对鉴定结论的意见，何健民、袁利康在庭审中均认可其笔迹签字，何健民、袁利康应当对其民事行为承担责任，且双方签订的《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共同约定的意愿，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如果何健民、袁利康认为《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和收条是伪造的，应当出示其认为合法的协议和收条。2、何健民、袁利康提出与袁建国、罗太洪不可能签订《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收条》的说法不尊重客观事实，颠倒黑白。2011年4月10日，袁建国、罗太洪向何健民、袁利康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且因何健民、袁利康未按约定履行，袁建国、罗太洪曾向公安机关报案。2011年8月19日双方签订《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如果何健民、袁利康要否认《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那么何健民、袁利康应当退还袁建国、罗太洪的入股资金并赔偿损失。二、何健民、袁利康提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要求重审的理由不充分。自袁建国、罗太洪提起诉讼以来，何健民、袁利康歪曲事实，并以伪造证据为由中伤袁建国、罗太洪，是不诚信的行为。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袁建国、罗太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对龙洞湾石粉厂闲置产权征收补偿费363600.80元（未领取）归原告所有；二、判令何健民、袁利康将多领征收补偿费25199.60元给付袁建国、罗太洪；三、本案诉讼费由何健民、袁利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1年4月10日，何健民（又名何三平）出具收条给罗太洪，收条载明“今收到罗泰红交来龙洞湾石粉厂入股（含老蛇窝）股金(一股)贰拾捌万伍仟壹佰捌拾元（285180.00元正），收款人要保证交款人入股资金投资安全和风险，否则交款人有权退回此款”。另在该收条上备注：收款人要在收款后壹个月内与交款人签订入股合同协议，因收款人及合伙人原因未按时与交款人签订合法入股合同协议，由收款人无条件退还285180.00元现金给交款人。另外，袁建国也付给袁利康款项285180.00元。二、2011年8月19日，袁建国、罗太洪作为乙方与何健民（协议上署名为何三平）、袁利康签订《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转让协议载明：甲方转让给乙方龙洞湾石粉厂股权已达成协议，因涉及原转让的龙洞湾石粉厂厂房及生产空地权属享受，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转让给乙方股权（含老蛇窝）转让费为每股贰拾捌万伍仟壹佰捌拾元正（285180.00元），甲方原控股为四份，转让给乙方的为贰份。2.甲方转让给乙方的股份，乙方享受含老蛇窝石粉厂在内的一切权利和义务。3.甲方原龙洞湾石粉厂厂房及生产空地权属属甲乙双方共有享受，土地享受份额按乙方享受总土地共计陆亩（6亩）（罗太洪、袁建国各叁亩），出售或转让时按总土地份额拆算费用。4.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5.本协议共计肆份，甲、乙双方当事人各持壹份。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何健民、袁利康对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8月19日签订的《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何健民、袁利康签名和内容形成时间及2011年4月10日何健民出具的收条的签名及内容形成时间持异议，申请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字迹是否为当事人书写及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1.落款日期为“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九日”的《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上落款“甲方”部位“袁利康”署名字迹与供检的袁利康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何三平”署名字迹与供检的何三平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不能确定该协议内容字迹的形成时间。2.落款日期为“二〇一一年四月十日”的《收条》上落款“收款人”部位“何健民”署名字迹与供检的何健民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不能确定该收条内容字迹的形成时间。四、因习水县良村镇小城镇建设和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的需要，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征收龙洞湾石粉厂，龙洞湾石粉厂被征收补偿项目及补偿金额如下：1.耕地13.7388亩，补偿标准为34500元/亩，合计473988.60元；2.被征收房屋砖混结构172.86㎡，补偿标准为1100元/㎡，补偿金额190146.00元，砖木结构房屋30.32㎡，补偿标准为900元/㎡，补偿金额为27288.00元，合计217434.00元；3.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金额为105530.80元；4.征收补偿奖励费为40636.00元。现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已将补偿款473988.60元转账到袁利康账户上，尚有363600.80元未支付。五、根据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龙洞湾石粉厂的股份中，罗太洪、袁建国和袁利康、何健民各占20%。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经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分析，双方之间并非系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产生的纠纷，而是双方作为合伙人因合伙财产被征收的利益分配产生的合伙协议纠纷，案由应更正为合伙协议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于2011年8月19日签订的《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2.罗太洪、袁建国各应分得的款项为多少。一、罗太洪、袁建国和何健民、袁利康于2011年8月19日签订的《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虽然何健民、袁利康对《转让协议》不予认可，且对鉴定意见“无法确认笔迹形成时间”持异议，但该《转让协议》上的署名笔迹确为何健民、袁利康所书写，《转让协议》所载明的款项285180.00元也与袁建国、罗太洪支出的款项相吻合，因此该《转让协议》应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所签订。何健民、袁利康称并未与袁建国、罗太洪签订《转让协议》，对《转让协议》持异议，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辩称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辩解理由，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双方签订的《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并无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原审法院确认罗太洪、袁建国和何健民、袁利康于2011年8月19日签订的《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罗太洪、袁建国各应分得的款项为多少的问题。如前所述，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双方合伙经营的龙洞湾石粉厂被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依法征收，征收所得的补偿款的份额问题，当事人之间也应当按照协议约定予以分配。对于应用于分配的款项房屋补偿金217434.00元、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金额105530.80元、征收补偿奖励费为40636.00元，上述款项共计363600.80元，罗太洪、袁建国各占20%份额的款项分别为72720.16元；《转让协议》中明确罗太洪、袁建国各享受的土地份额为3亩，则对土地补偿费罗太洪、袁建国应分得的款项分别为103500.00元。因此，在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征收龙洞湾石粉厂所剩余的款项中，罗太洪、袁建国各应享有的金额为176220.16元。对袁建国、罗太洪主张的要求何健民、袁利康将多领的款项支付给袁建国、罗太洪的诉请，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罗太洪对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征收龙洞湾石粉厂的款项未领取的363600.80元享有176220.16元；二、袁建国对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征收龙洞湾石粉厂的款项未领取的363600.80元享有176220.16元；三、驳回罗太洪、袁建国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565.00元，由何健民、袁利康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二审中另查明：何健民、袁利康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收条》上的签字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袁利康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良村镇龙洞湾石粉厂、免烧砖厂股权转让协议》作为样本；何健民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签到册》作为样本；罗太洪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合伙协议》、《贵州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签到册》作为样本。其中，《贵州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未经当事人质证。二审中，何健民、袁利康认可《贵州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的真实性。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应当重新鉴定；二、袁建国、罗太洪在习水县良村镇龙洞湾石粉厂所占的合伙份额如何认定。针对争议焦点一，何健民、袁利康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收条》上的签字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鉴定所需的样本，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根据一审法院提交的委托及提交的检材及样本作出了[2019]鉴字第15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未经质证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根据”之规定，司法鉴定所需的鉴定材料应当经过当事人质证。本案中，罗太洪提交的鉴定所需的样本《贵州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未经质证，该《贵州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不应作为鉴定的根据，一审鉴定程序存在瑕疵。但由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据包括2份检材和14份样本，其中检材《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收条》均已经过当事人质证，14份样本包括何建民与袁利康提交的样本、一审程序中形成的有何建民和袁利康签字的样本、罗太洪提供的样本，罗太洪提交的未经质证的样本《贵州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只是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其中一份样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及第四十条第三款“对鉴定意见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者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的申请”之规定，一审鉴定程序中存在的瑕疵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形，且何健民、袁利康在二审中明确表示认可该《贵州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的真实性，虽然一审鉴定程序存在瑕疵，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书所依据的样本的真实性在二审中由何健民、袁利康进行确认，没有重新鉴定的必要，故对何健民、袁利康提出一审鉴定程序违法、申请重新鉴定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9]鉴字第15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及《收条》中的签字是由何健民、袁利康所签，根据双方于2011年8月19日签订的《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何健民、袁利康将龙洞湾石粉厂（含老蛇窝石粉厂）的合伙份额以每股285180元的金额分别转让给袁建国、罗太洪，袁建国、罗太洪已分别于2011年4月向何健民、袁利康支付了合伙份额转让款285180元，双方形成个人合伙关系。至于袁建国、罗太洪在龙洞湾石粉厂（含老蛇窝石粉厂）中所占合伙份额的问题。根据何健民、袁利康在一审中的陈述，在龙洞湾石粉厂合伙份额转让前，龙洞湾石粉厂的合伙人包括蒲天华、何健民、袁利康，其中蒲天华占20%合伙份额，何健民和袁利康各占40%合伙份额。根据双方签订的《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第1条“甲方原控股为四份，转让给乙方的为贰份”之约定，其所转让的每份合伙份额占比为20%，故一审法院认定袁建国、罗太洪各占龙洞湾石粉厂（含老蛇窝石粉厂）合伙份额20%并无不当。现双方合伙经营的龙洞湾石粉厂因城镇建设和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需要被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征收，其中被征收补偿项目及金额为：1、耕地13.7388亩，补偿标准为34500元/亩，合计473988元；2、被征收房屋砖混结构172.86㎡，补偿标准为1100元/㎡，补偿金额为190146元，砖木结构房屋30.32㎡，补偿标准为900元/㎡，补偿金额为27288元，合计217434元；3、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金额为105530.80元；4、征收补偿奖励费为40636元。前述征收补偿款属于合伙财产，应当按照合伙约定及份额进行分配。根据双方签订的《龙洞湾石粉厂股权转让协议》第3条“甲方原龙洞湾石粉厂厂房及生产空地权属属甲乙双方共有享受，土地享受份额按乙方享受总土地供给陆亩（罗太洪、袁建国各三亩），出售或转让时按总土地份额折算费用”之约定，袁建国、罗太洪各应分得的土地补偿款为（34500元/亩×3亩）＝103500元；袁建国、罗太洪各应分得的房屋补偿金、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金、征收补偿奖励费为[（217434元＋105530.80元40636元）×20%]＝72720.16元。故袁建国、罗太洪各应分得的征收补偿款金额为176220.16元。综上所述，上诉人何健民、袁利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30元，由上诉人何健民、袁利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胡晓波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王鸿雁书记员钟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