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27民初61号原告：胡有生，男，197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江西余干县人，住江西省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兴，江西敦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李金木，男，1962年10月15日生，汉族，余干县人，住江西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江西方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胡有生与被告李金木合伙纠纷一案，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5日以（2019）赣11民终2021号裁定书，裁定撤销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7民初1699号民事裁定；本案指定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有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兴、被告李金木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有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李金木支付原告胡有生经济损失234万元人民币，并从2019年6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支付至实际清款为止，暂计判决前利息为1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2月22日，转让人刘晓明为甲方，接收人黄红水、徐向东、高志平、徐智水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与接收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一、杨埠镇新区开发的1宗一、二号地原为刘晓明与许增发合伙开发，现因故甲方同意将本人股份的二分之一中的五分之三转让给乙方，尚留有五分之二甲方自留。二、转让作价300万元（其中本金234万元在分红前由乙方领回），乙方于2011年12月26日前付90万元、2012年1月10日前付80万元，余款在2012年1月15日前付清。三、乙方入股后，可以全权行使权利和义务。四、本合同一式五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四份，签字之日生效。五、股份之外的人，不能参与杨埠镇新区开发管理工作。甲、乙双方均有签名，落款日期为2011年12月22日。上述《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及刘晓明出具300万元收条原件因胡有生未向被告李金木履行60万元债务被李金木收执，李金木于2015年10月28日向余干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原被告达成调解，余干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5）干民二初字第329号在案佐证。由于胡有生未按调解书条件支付导致李金木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法官于2016年6月14日主持双方执行和解。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第四条约定：李金木应配合胡有生履行2015年1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的第四项（配合胡有生起诉，提供相关材料）。但被告至今未交付其收执的《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及刘晓明出具300万元的收条原件给胡有生，使胡有生无法向刘晓明主张234万元债权，被告李金木应承担违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李金木辩称，被告不具有提供案外人刘晓明、黄红水、徐向东、高志平、徐智水签订《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及刘晓明出具收条的权力，不负有提供上述材料的义务，不能承担赔偿责任。1、被告并非《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的当事人，当然不会有取得上述材料的权利。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才有合同权利，才能对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属于主张对象错误。2、原告胡有生受让案外人徐向东、高志平、徐智水的项目股份，应当向案外人即《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的当事人索要，且胡有生与案外人徐向东、高志平2015年5月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徐向东、高志平应当将债权凭证复印件交付给胡有生，并在胡有生起诉刘晓明主张债权的庭审中出示上述材料的原件，故可以印证，上述材料不被李金木保管，而是案外人持有。3、协议书、执行和解协议中只是约定李金木需配合胡有生起诉刘晓明，并非确定其具体的配合义务，胡有生的要求超出了被告的能力所及，属于强人所难。且被告可以完全不按照协议书、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履行，因为，原告胡有生并未按协议书和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协议书和执行和解协议因原告违约而无效，至今，余干县人民法院正在对原告强制执行。4、原告自己持有《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其自身完全有能力起诉案外人刘晓明，且不受原告没有能力提供相关材料而无法诉讼的影响。余干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赣1127民初761号民事判决书中第13页，明确记载了胡有生向当时的法庭提供的第三组证据，就是刘晓明和徐向东4人签订的《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刘晓明对此无异议，徐青年、李金木也没有异议。足以证明原告持有《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且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赣11民终判决书也多处引用，故原告完全可以据此主张权利，原告缠诉被告属无中生有。5、原告没有造成损失。原告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更没有因此败诉，不能证明原告受有损失。综上，原告诉讼无事实依据，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证据，一、2015年10月26日原告、被告签订的协议，证明：1、被告没有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根据民事对等原则，原告不需履行余干县人民法院329号民事调解书约定的义务；2、原告写给被告的欠条60万元是有条件的，其前提是被告必须配合原告起诉刘晓明。因被告拒不配合，不出具2011年12月22日各股东签订的合同原件和刘晓明出具的300万元收条，导致原告无法起诉刘晓明，损失234万元；二、被告出具给余干县人民法院关于二张60万元欠条及借条的情况说明，证明：2011年12月22日被告从高志平等四人手中受让15％股份的事实，以及其以60万元的价格将黄红水（被告的亲家）的股份（含本金）全部转让给原告的事实；三、原告取得高志平、徐向东、徐智水股份价值的凭证，（1）高志平的股权转让协议，（2）徐向东的股权转让协议,(3)高志平、徐向东债权转让协议，（4）原告支付徐向东、高志平股份款的收条二份，（5）余干县人民法院（2015）干民二初字第102号民事调解书、以物抵债给徐智水的协议书，证明：原告已取得高志平、徐智水、徐向东的股份的事实；四、黄红水、徐向东、徐智水、高志平的承诺书和项目部会计高志平的分配情况表，证明：1、黄红水等四人从项目部领走了90万元，如刘晓明不同意，四人应90万元交回项目部（其中被告按受让15％的股份领走了45万元，其亲家黄红水领走了11.25万元），2、被告不仅不能按329号调解书向原告主张60万元的股份钱，还应退回原告应得的56.25万元；五、执行和解协议，证明：被告应履行2015年1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中的第四项（配合胡有生起诉，提供相关材料）；六、刘晓明和徐向东、黄红水、高志平、徐智水签订的《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证明：刘晓明总股的二分之一中的五分之三转让给徐向东等四人，该四人的股份已全部转让给原告所有。被告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原告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具有关联性，这份协议未明确被告应当提供《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的义务；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庭审中被告明确表示该“情况说明”不是其书写；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2015年5月1日的股东会记录，高志平、徐向东没有股份，不可能2015年5月2日卖股份给原告，故对高志平、徐向东转让股份的真实性有异议，对高志平、徐向东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合伙会议确定的内容，本金应随股份一起流转，高志平、徐向东是无权转让债权的，同时对债权转让的关联性也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二份收条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法院102号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四承诺书的真实性有异议，签字承诺人并非被告，该承诺书与本案无关联，对项目部会计的分配情况表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没有发生效力，本案原告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原被告均非该合同的当事人，与本案无关。被告向本院提出的证据为，一、2015年5月1日股东会议记录，证明：徐向东、高志平在2015年5月1日就不持有合伙项目的股份,2015年5月2日没有股份可卖；二、2015年5月2日债权转让协议书、2016年12月29日债权转让协议书，证明：该两份债权转让协议都是原告提供且内容相同，时间不同，没有原件，不能证明原告取得徐向东等人的债权。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2015年5月1日的股东会议记录上签名是原告签名，这份证据是从记录本上撕下来的，看不出是原件；2、该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但没有发生效力。本院对原告证据的分析认定，对原告证据一被告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未明确被告应当提供《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本院认为，2015年10月26日协议书第四条规定被告应当配合原告与刘晓明诉讼，所以该证据与原被告有关联性，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不配合起诉，故被告异议不成立，本院对原告证据一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对原告证据二被告明确不是其书写，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对原告证据三中的（1）（2）真实性有异议，根据会议记录内容，2015年5月1日，高志平、徐向东即不具有股份，不可能2015年5月2日卖股份给原告，本院认为，股东会议记录内容有原告签名确认，内容真实，该内容确实没有高志平、徐向东的股份，2015年5月2日高志平、徐向东卖股份给原告不符合逻逻辑，被告异议成立，对证据三中的（3）（4）被告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在质证被告证据时明确证据（3）没有发生效力，证据（4）收条明显与证据（3）不符，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为2016年12月29日，收条时间为2015年12月8日和2015年12月16日，且该两证据系原告与高志平、徐向东之间的协议，与被告无关联，故被告异议成立，对证据三中的（5）被告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是原告与徐智水的约定，与被告没有关联性，故被告异议成立，本院对原告证据三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原告证据四中的承诺书的真实性、关联性被告均有异议，认为没有被告的签名，对证据四中的分配表的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分配表说明270万元的分配情况，与承诺书相对应，但承诺书没有被告签名，与被告没有关联性，本院对原告证据四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原告证据五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没有发生效力，原告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本院认为，该执行和解协议第三条明确“若胡有生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未给付以上款项，则本协议视为无效，”因原告未按该协议执行，故该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异议成立，本院对原告证据五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原告证据六被告有异议，认为原被告均非该合同的当事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股份转让与接收合同》不能证明徐向东四人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庭审中，被告确认在四人中拥有暗股，其不与刘晓明发生直接关系，也没有卖股份给原告，该合同与本案被告无关联性，被告异议成立，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对被告证据的分析认定，对被告证据1原告有异议，认为记录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看不出是原件，本院认为，该记录确是从记录本子上撕下来的，但记录上的签名原告确认是其书写，即记录内容及签名均真实，原告的异议不成立，本院确认被告证据一的证明力；对被告证据二原告无异议，但认为该两份协议均未生效，本院确认被告证据二的证明效力。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为，2011年12月22日，转让人刘晓明为甲方，接收人为黄红水、徐向东、高志平、徐智水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与接收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一、杨埠镇新区开发的1宗一、二号地原为刘晓明与许增发合伙开发，现因故甲方同意将本人股份的二分之一的其中的五分之三转让给乙方，尚留有五分之二甲方自留。二、转让作价300万元（其中本金234万元在分红前由乙方领回），乙方于2011年12月26日前付90万元、2012年1月10日前付80万元，余款在2012年1月15日前付清。三、乙方入股后，可以全权行使权利和义务。四、本合同一式五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四份，签字之日生效。五、股份之外的人，不能参与杨埠镇新区开发管理工作。甲、乙双方均有签名，落款日期为2011年12月22日。2015年10月26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协议第四条规定，鉴于乙方（胡有生）根据2011年12月22日《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向甲方出具了60万元的借条，故甲方应当配合乙方与刘晓明诉讼，以便乙方向刘晓明追回所欠的款项。第五条规定，以上规定作为乙方与甲方在法院调解的依据，如果甲方不能按照本协议执行，则乙方无需按照法院的调解书执行。2016年6月14日，经本院法官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协议第二条规定，还款日期：2016年10月30日前还款一半，2017年1月15日前还清全部款项。第三条规定，若胡有生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未给付以上款项，则本协议视为无效，依调解书执行。第四条规定，李金木应配合胡有生履行2015年1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的第四项（配合胡有生起诉，提供相关材料）。至今，胡有生未偿还李金木欠款，本院正在执行中。2018年9月6日，本院（2018）赣1127民初761号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已经明确刘晓明向徐向东等四人出卖其所有的二分之一中的五分之三的股份，及刘晓明收到300元的事实。原告至今未就股份出卖一事起诉刘晓明，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不配合起诉刘晓明。2019年7月1日，原告起诉被告，要求判如所请；被告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确认被告证据二（2015年5月2日债权转让协议、2016年12月29日债权转让协议）没有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12月29日债权转让协议与原告证据三中的（3）为同一证据，原告确认该债权转让协议未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主张取得债权转让证据不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15年10月26日协议的效力问题。原被告没有就该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该协议书是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是双方真实意志表示，但协议第五条无需遵照法院的调解书执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该部分内容无效，但该无效内容并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故该协议的其他内容仍然有效。2、被告是否违反双方的约定。原告认为原被告2015年10月26日签订协议，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鉴于乙方根据2011年12月22日《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向甲方出具了60万元的借条，故甲方应当配合乙方与刘晓明诉讼，以便乙方向刘晓明追回所欠款项。2016年6月14日，在法院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协议第四条规定，李金木应配合胡有生履行2015年10月26日的协议书中的第四项（配合胡有生起诉，提供相关材料）。被告至今未提供《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和300万元收条原件，致使原告无法向刘晓明主张权利，被告违反约定，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于法有据；被告认为,原被告签订协议没有明确约定配合的内容，执行和解协议第三条规定，若胡有生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未给付上述款项，则本协议书视为无效，胡有生未按和解协议履行，故执行和解协议无效，且被告不是《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的当事人，不具有出具《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和300万元收条原件的能力，同时，刘晓明出卖股份给徐向东四人及刘晓明收到300万元的事实已经法院确认，无需被告配合（提供材料），原告也没有要求被告配合，被告没有违反协议约定，原告起诉被告纯属滥诉；本院认为，原被告的协议只是明确被告应配合原告起诉刘晓明，并未明确如何配合，易发生争执，原告主张“配合”为被告应提供《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原件和300万元收条原件，但因被告不是《股份转让协议与接受合同》的当事人，故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及300万元收条原件不在被告的能力范围内，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至今未起诉刘晓明，且不能举证证明被告不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析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不能证明被告不配合，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晓明出卖股份给徐向东四人及刘晓明收到300万元的事实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原告起诉刘晓明无需被告配合提供《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原件和300万元收条原件，所以被告并未违反原被告协议约定，原告认为被告违约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3、原告要求被告赔偿234万元的主张是否予以支持。原告认为，被告应提供《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原件和300万元收条原件配合原告起诉刘晓明，被告未配合致使其损失234万元，其起诉被告赔偿234万元于法有据，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股份转让与接受合同》的当事人不是被告，被告无能力提供，且原告需要证据证明的事实已经人民法院确认，无需被告配合，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本院认为，被告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没有出卖股份给原告，如果原告确实购得徐向东等四人的股份及债权，原告应向其他人主张权利，原告起诉被告赔偿234万元无事实依据；被告参与徐向东四人的暗股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因此，原告起诉被告赔付234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付234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被告2015年10月26日签订协议部分有效，原被告应按合同有效内容履行义务，原告要求被告配合应在被告能力范围内，且原告要求被告配合的内容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无需被告配合，同时，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被告不配合，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告没有违反合同约定，也未出卖股权给原告，原告起诉被告赔偿234万元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析》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有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680元，由原告胡有生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辉进人民陪审员  余丽琴人民陪审员  黄凤英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 记 员  黄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