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82民初7068号 原告：朱国营，男，198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钧伟，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许永富，男，198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被告：林鸿友，男，199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原告朱国营与被告许永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依原告的申请，追加林鸿友作为共同被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和被告林鸿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许永富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国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许永富偿还原告人民币116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116000元按照年利率6%从2018年1月1日计算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2.被告林鸿友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两被告皆为朋友关系，且之前为同一家公司的同事。被告许永富以自己资金短缺、充话费、料理家务等理由，从2016年10月4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共从原告处借得18笔款项，总计116000元。此后，原告不断催讨，被告许永富皆以各种理由拒绝。本案被告许永富实际使用的微信（微信名：小北，微信号：×××，该账号名字正是被告许永富的出生年月日），其用该账号与原告进行沟通借款所用。该微信账号经被告林鸿友的同意下，被告许永富利用被告林鸿友的身份证为×××微信号实名认证，并且同时绑定被告林鸿友银行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林鸿友应为本案被告。现原告急需该笔资金，故具状提起诉讼。 被告许永富未作书面答辩。 被告林鸿友辩称，2015年被告许永富就将微信（微信号：×××）绑定了被告林鸿友的信用卡。有一次，被告许永富说注销了，被告林鸿友就没再管。由于被告许永富与原告的关系比较好，他们私人借款也没跟被告林鸿友说过，故对于被告许永富与原告的借款，被告林鸿友不清楚。2018年的年前，原告联系不到被告许永富，才打电话告诉被告林鸿友，被告林鸿友也才知道这件事。原告起诉被告许永富，查到了这个微信号，才连带起诉的。被告许永富与原告的私人借款与被告林鸿友无关，被告林鸿友反对原告主张的连带责任。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朱国营向本院提供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A1.居民身份证、原告的微信详细资料、原告的支付宝实名认证页，用以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A2.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的微信详细资料、被告的支付宝实名认证页，用以证明被告许永富及林鸿友的诉讼主体资格，并且用其本人电话号码138××××3678绑定了微信及支付宝，以及用其本人出生年月日取微信名为×××。A3.与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A4.被告许永富向原告借款明细、A5.微信号×××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A6.支付宝转账凭证，用以证明被告以自己资金短缺、充话费、料理家务等理由，从2016年10月4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共向原告借得18笔款项，总计116000元。A7.微信号×××微信支付交易证明、A8.微信聊天记录（关于被告许永富承认使用被告林鸿友的银行卡为收款账户），用以证明被告许永富利用被告林鸿友的身份信息为自己的微信号×××进行了实名认证，且被告许永富在与原告聊天过程中承认其微信绑定的卡为被告林鸿友的。 被告林鸿友质证认为：对证据A1、A2、A3、A4、A5、A6没有意见。关于证据A7、A8，被告许永富绑定的是被告林鸿友的信用卡。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许永富未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被告林鸿友表示，其曾与被告许永富对话录音，被告许永富在对话中承认向原告借款。但被告林鸿友未能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供音频材料及对话内容相应的文字材料，也未提供其他相关的证据材料。 经原告提出申请，本院到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调取了相关证据材料，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编列为证据B1）协助查询复函（包括了微信号×××、微信号×××的实名认证信息等）及相关交易记录的光盘。对此，原告、被告林鸿友质证均没有意见。 本院认为，被告许永富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证据材料，视为被告许永富自愿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被告林鸿友虽到庭参加诉讼并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交证据材料，视为被告林鸿友自愿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证据B1加盖了相关单位印章，来源合法，与本案事实有直接的关联性，内容及形式均未违反我国有关法律规定，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依法可以采纳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A1、A2体现了当事人的身份情况，经与证据B1所载的相关身份情况等进行比对，该证据A1、A2所记载的当事人身份情况可作为认定相关当事人身份关系的依据。证据A3、A5、A6、A8，来源及形式未违反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与本案事实有直接的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可佐证相关案件事实，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形下，可作为认定相应案件事实的依据。关于原告举证的其他证据材料，本院将在对相关问题进行查明认定时予以相应分析。 本案中，原告在证据A4中所列的微信转账的日期、金额能与证据A5、证据B1所载的相关微信交易记录相对应。原告在证据A4中所列的支付宝转账的日期、金额能与证据A6所载的相关支付宝转账记录相对应。在证据A3原告主张其与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上分别记载了“小北”在2016年10月4日说“帮我交1000话费，刚好2000，等矮子这几天回来北京办新卡了我的微信零钱就能用了，到时我给你转账”，对方在2016年10月5日表示“已冲”，“小北”回复“收到”；“小北”在2017年3月17日说“急用钱，你再给我5000，凑4万整，今天阿杜跟我说下周新华联有一笔480万的可以拿，到时我就能拿到钱了”；“小北”在2017年5月8日前说“再来5000，六万整我老表他们又来了，现在从石家庄坐高铁了，晚上带他们玩去”；“小北”在2017年5月9日说“再借我5000，我给我妈换个苹果7，14号就是母亲工，寄到了刚好”；“小北”在2017年5月17日说“微信转1万给我，急用，刚好75000”；“小北”在2017年6月12日说“再整5000给我，我还下卡，8万整”；“小北”在2017年8月11日说“先搞5000我还下卡”“支付宝，别微信”“微信限额了”“所有的账，我都记着呢”“7000是第一笔，我们去政法大学工地”；“小北”在2017年8月20日对对方所说的“两个地方我贷了9000”“支付宝已经转给你了”表示“刚睡醒，看到了”；“小北”在2018年11月8日说“我哥昨天给我电话，说你跟他说我找你拿了十几万，我跟我哥说我们合作项目的事，你也帮我圆圆场，钱拿到第一时间给你”等内容，该微信聊天记录上也载有证据A4相关微信转账金额，而该微信聊天记录上对话的相对方与证据A5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所载的交易对方的名称同为“小北”，该微信聊天记录所载的微信转账情况能与证据A5所载的以“小北”为交易对方的相关交易记录相符。因而，上述情况反映了相关当事人之间存在资金融通的行为，结合原告依证据A3主张其与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所记载的其对“小北”说“这样，我总计借你116000，你就给我110000”“6000算天文台红包”以及“小北”对此表示“多少就多少”等内容，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况下，可认定原告与“小北”之间属于借款合同关系，一方为债权人，另一方为债务人。 在本案中，根据证据A6支付宝转账凭证所载明的内容，体现了付款方“朱国营”分别于2016年11月14日转账7000元、于2017年8月11日转账5000元、于2017年8月20日转账9000元，该3笔款项均是转账给收款方“许永富”。而在证据A3原告与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体现有该3笔支付宝转账款项交付的相应记载，结合上述相关微信聊天内容，“小北”在该微信对话中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因而，该3笔款项可认定为“小北”向原告借款。根据证据B1所记载的实名认证的注册起止时间，微信号×××在“2015年1月19日至2017年8月24日”期间的实名认证信息体现为“林鸿友”，而该3笔款项的转账交付均是发生在该期间内，但被告林鸿友表示其没有参与到该证据A3的微信聊天中，也没有使用该微信，结合原告关于该证据A3微信聊天内容是属于原告与被告许永富之间对话的陈述，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况下，可认定在该微信号×××实名认证信息为“林鸿友”的期间内，存在被告许永富通过该微信号以“小北”名义向原告借款的情形。 从原告提供的证据A3与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该微信聊天的对话相对方体现的均是“小北”，但根据证据B1，该微信号在“2017年8月24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实名认证信息体现为“许永富”，即证据A3微信聊天记录包含了实名认证信息为“林鸿友”、“许永富”的两个期间。在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小北”先后提到了“帮我交1000话费，刚好2000”、“你再给我5000，凑4万整”、“再来5000，六万整”、“微信转1万给我，急用，刚好75000”、“再整5000给我，我还下卡，8万整”等内容，体现了“小北”在资金融通过程中曾对累积的金额进行相应的阶段性结算，存在连续性。直至2018年11月8日，“小北”在该微信记录中说“我哥昨天给我电话，说你跟他说我找你拿了十几万，我跟我哥说我们合作项目的事，你也帮我圆圆场，钱拿到第一时间给你”，以及对原告关于“我总计借你116000，你就给我110000”“6000算天文台红包”的说法表示“多少就多少”，并未对原告所述的借款总金额提出异议，而该期间的微信号实名认证信息已是体现为“许永富”，即被告许永富并未对原告就借款“十几万”“我总计借你116000”等相应金额的表述提出异议。以上微信聊天内容是在同一微信号同样以“小北”的名义与原告进行对话，虽然存在不同实名认证的两个期间，但从整体上来看，应认定为同一交易相对方“小北”与原告之间的就借款所进行的相关对话。在证据A4上，原告就被告许永富向其借款的日期、金额、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列明，其中所列出的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能得到证据A3、A5、A6、B1等证据的印证，而“小北”在微信上就借款金额的逐步累积计算的过程中，能与证据A4中相应部分的借款明细相符，因而，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况下，应对证据A3上所载的“小北”向原告借款进行总体的认定，结合被告许永富在2018年11月8日对其向原告借款“十几万”的说法以及原告关于“我总计借你116000”等相应金额的表述不持异议，综合以上分析，本院对原告关于被告许永富自2016年10月4日至2017年12月30日借款合计116000元的主张，予以采信。 在本案中，原告主张微信号×××的微信系由被告许永富实际使用，经被告林鸿友的同意，被告许永富利用被告林鸿友的身份证为×××微信号进行实名认证，且同时绑定被告林鸿友银行卡。被告林鸿友表示，当时该微信号是被告许永富在使用，该微信号本身就是他的，他只是用被告林鸿友的身份进行实名认证，但实名认证随时都可以改的，这期间其本人没有使用。关于为何要把身份信息、信用卡交给被告许永富实名认证，被告林鸿友表示，由于微信有限额，需绑定后才可以使用，而俩人住同一间宿舍，关系比较好，就把身份信息及相应的短信验证码等交给他实名认证以提高转账额度，并不清楚他为何不用自己的身份进行实名认证，当时还年轻，对交给他实名认证的风险意识比较薄弱，没有这些观念。关于不是本人使用微信号所做的事有何约定，被告林鸿友表示没有约定，以为被告许永富绑定完可以用了就解绑，况且一个身份证号可以绑定多个微信号，自己的仍可以用，在事发前也没有问他相关微信使用情况，当时有提过要解绑，但是后来也没有再问了，只有出了这事才知道。 本院认为，被告林鸿友明知该微信号×××的微信由被告许永富实际使用，但为了提高转账额度，仍将自己本人的身份信息交由被告许永富进行实名认证并绑定其本人的相关银行卡。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况下，结合原告和被告林鸿友的陈述以及证据A3所载明的对话及款项收付的内容，可认定被告许永富是该证据A3微信聊天记录中所显示的“小北”对应的微信号×××的实际使用者，并根据证据B1所载明的内容，该微信号在2015年1月19日至2017年8月24日期间可认定系由被告林鸿友出借其本人身份信息给被告许永富以对该微信号进行实名认证。 经庭审举证、质证并认证，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对本案主要事实可作如下认定：被告许永富通过微信号×××进行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等方式进行资金融通，向原告借款合计116000元。在2015年1月19日至2017年8月24日期间，被告林鸿友出借其本人身份信息给被告许永富以对该微信号×××进行实名认证，原告主张被告许永富在该期间通过该微信号所借得的款项合计81000元。嗣后，该借款债务未能得以清偿。为此，原告于2019年6月6日起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原告朱国营与被告许永富之间进行资金融通所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未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确认为合法有效。在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被告许永富向原告所借的款项合计116000元未能返还，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定，本院予以确认。因现有证据材料未能体现双方对借款期限进行明确的约定，故出借人有权随时要求借款人返还借款。原告要求被告许永富返还该借款116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因现有证据材料亦未能体现双方对借款利息进行明确的约定，则本案该借款应视为不定期无息借款。因原告未能举证起诉前何时向被告主张权利，故原告提起诉讼催款之日即是其明确向被告主张权利之日。鉴于被告许永富在原告起诉催款后仍未能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3条“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或者未约定偿还期限但经出借人催告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予以准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等规定，结合双方未约定逾期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故对原告关于被告许永富应按年利率6%计算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要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所提出的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6月5止的利息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鉴于原告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对该笔借款的利息进行明确的约定，故该借款在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6月5止的期间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则原告的该部分利息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林鸿友是否应对原告所主张的被告许永富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原告朱国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被告林鸿友出借其银行账户的行为属于违反金融管理的违法行为，应当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同时，从法院调取的《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协助查询复函》中可以看出，被告林鸿友向被告许永富出借身份进行实名认证beli198877微信号的时间是从2015年1月至2017年8月，同时其一并出借了自己的银行卡用于该微信进行收款，而被告许永富向原告借款的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此期间。微信在当今社会中作为人与人之间通讯交流的工具，已经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具有极高的人身专属性，其还是现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金融支付工具，微信钱包也同时具备收付款功能（相当于收款账户）对于微信的实名认证也有着一系列严苛的要求，而被告林鸿友却愿意出借身份信息及银行账户给被告许永富进行身份认证，足见被告林鸿友已经完全接受了其身份与银行账户借予他人用于收款将带来的法律风险。因此，对被告林鸿友将自己的身份信息交给被告许永富进行微信实名认证，不仅属于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范畴，更是造成了借款人法律身份的混同，故被告林鸿友应当与被告许永福连带承担偿还债务责任。 被告林鸿友主张，被告许永富与原告的私人借款与其无关，在他们借款期间，其也不知情，不同意由其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本办法所称支付账户，是指获得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的支付机构，根据客户的真实意愿为其开立的，用于记录预付交易资金余额、客户凭以发起支付指令、反映交易明细信息的电子簿记。支付账户不得透支，不得出借、出租、出售，不得利用支付账户从事或者协助他人从事非法活动”的规定，结合腾讯公司对于“微信支付”实名认证的相关操作要求即“微信支付仅支持绑定账户实名者本人银行卡，绑定银行卡的开户人姓名必须与微信支付实名认证的姓名一致”“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切勿借给他人使用”等，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中“用户有责任妥善保管注册帐户密码的安全，用户需要对注册帐户以及密码下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和《财付通服务协议》中“所有通过您的财付通账户和密码进行的任何操作、发出的任何指令均视为您本人做出。未经财付通公司同意，您不得私下买卖、出租、转让或赠予您的财付通账户”的规定，被告林鸿友将其身份信息借由被告许永富对微信号×××的微信支付进行实名认证，有悖于上述相关规定和要求。另，根据《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支付机构基于银行卡为客户提供网络支付服务的，应当执行银行卡业务相关监管规定和银行卡行业规范”的规定，微信支付绑定银行卡同样也应受银行卡业务相关监管规定和银行卡行业规范的约束。就本案而言，被告林鸿友将其身份信息借由被告许永富对微信号×××的微信支付进行实名认证并绑定相关银行卡，现原告将被告许永富、林鸿友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于法有据。在本案中，被告林鸿友将其身份信息借由被告许永富进行实名认证并绑定相关银行卡以提高微信转账的额度，即被告许永富在被告林鸿友为该微信实名认证后将享有微信支付更全面的支付服务，该行为也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关于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的规定。在本案中，被告林鸿友出借其本人身份信息为他人微信支付进行实名认证并绑定其本人相关银行卡，违反了上述相关规定，存在过错，其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借款与其无关而不用承担连带责任的辩解，未能得到原告的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鉴于被告林鸿友是出借其本人身份信息对微信号×××进行实名认证，被告许永富也是通过该绑定了被告林鸿友银行卡的微信号向原告借款，而现相应的借款债务未能得以清偿，结合原告在证据A4中主张的款项共有12笔合计81000元是属于该微信号的实名认证信息体现为“林鸿友”的期间，故本院认为，被告林鸿友应对本案中被告许永富拖欠原告的款项116000元中的81000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进而，原告要求被告林鸿友对该116000元中除该81000元以外其他本金及相应利息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许永富未能清偿债务，现原告在本案中要求被告许永富返还款项116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债务金额，被告林鸿友仅应对微信号×××的实名认证信息体现为“林鸿友”的期间的相应金额即81000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双方至今未能达成一致的调解协议，故本院依法作出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许永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朱国营人民币116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6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 二、在本判决第一项还本付息的范围内，被告林鸿友应就其中的81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6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与被告许永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限被告林鸿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朱国营清偿。 三、驳回原告朱国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829元，由被告许永富、林鸿友负担1812元，由被告许永富负担783元，由原告朱国营负担23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丁盛立 审判员  洪肇鑫 审判员  许礼俊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书记员  郭宝琳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第一款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十四条电子数据包括下列信息、电子文件：（一）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四）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五）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七条规定：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第二十九条规定：生效法律文书规定债务人负有不作为义务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从债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