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民终1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6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系乡村医生，居民身份号码：×××。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男，198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居民身份号码：×××。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国，甘肃昭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女，194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居民身份号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4，女，1967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泽县，居民身份号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5，男，1970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临泽县，居民身份号码：×××。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永红，甘肃民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2、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3、李某4、李某5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临泽县人民法院（2019）甘0723民初2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李某2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国、被上诉人李某3、李某4、李某5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永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2、李某1上诉理由及请求：1、一审法院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认定有误，判决不当。本案中，涉案房屋于1983年修建，当时李某120岁，刚退伍，复员时的退伍费720元，五三村补偿960元退伍补助费用于修建家中房屋之用。当时，被上诉人李某4年仅16岁，系未成年，修建房屋时并未出资。1989年，上诉人李某1夫妻和父母将涉诉房屋中的5间进行改建，当时李某4已经出嫁，也未出资改建。1990年政府发放宅基地使用权证时，涉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证已经登记在上诉人李某1名下。1996年2月4日、2月14日李某5和李某1就家庭财产事宜进行了分割，书写了书面的分家协议。两份协议中明确了母亲李某3的赡养问题，父亲李生芳在世时已经给了李某4500元作为补偿，明确写明家中房屋全由李某1所有，故对于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认定，在1996年的协议中已经明确，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属上诉人李某1；2、涉诉房屋所有权属于上诉人李某2，并非共同财产。1990年4月涉案房屋进行改建后，一院房屋大小共计10间，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上诉人李某1名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沙河01541临集建（1989）字第03941号〕。2013年6月21日，上诉人李某1与李某2签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赠与协议书，约定李某1将涉案房屋一院赠与给李某2，2015年6月8日原临泽县国土资源局将涉案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人变更为李某2，给李某2颁发了临集用（2015）第25285号《集体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证载使用权面积370㎡，宗地面积459.3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土地登记发证制度。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物权法》第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权的证明”。现涉案房屋使用权人为李某2，土地使用证登记在李某2名下，涉案房屋应归上诉人李某2所有，被上诉人无权分割上述房屋。颁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时，与上诉人李某1共同生活的被上诉人李某3是知情的，也是同意的。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集体土地证》时，法庭判决重新确定所有人，并增加共有人的行为明显不妥，与法律规定相悖；3、被上诉人李某4法律规定期限内未主张遗产继承丧失了继承权。被继承人李生芳于1993年5月病逝，此时继承已开始。继承人李某4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甚至在20年内一直未主张权利，已丧失了继承权；4、被上诉人李某3的财产已通过1996年2月14日分家协议做了处理。1996年2月14日，上诉人李某1与李某5签订分居字据时，母亲李某3就在场，该分家协议同时具有遗赠抚养协议性质。当时对于被上诉人李某3的赡养问题及财产分割继承问题一并作了处理，上诉人对母亲进行赡养、相应地将其财产通过分家协议一并遗赠给了上诉人李某1，上诉人此时已受继了母亲相应的财产份额，对于该分家并遗赠抚养协议的内容，当时涉案的所有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目前已经超过20年。一审法院确定了该协议效力，因此被上诉人李某3只有房屋使用权，母亲在20年之后再予反悔明显不妥，应依法不予支持。请求撤销（2019）甘0723民初257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李某3、李某4、李某5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认定有误，判决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1、1985年李某3和丈夫李生芳出资修建了现在诉争的房屋一院，当年李某122岁，也是由父母出资学习牙科，至于上诉人所说的李某120岁时退伍，其退伍费720元，五三村补偿960元用于修建家中房屋并不属实，李某3回忆李某1退伍时根本就没有将退伍费和村上的补助款交给家中使用，因为当时自己和丈夫那时已经在开诊所，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从来没有要过李某1的补助费，修房时李某1既未出钱，也未出力；2、李某1说1989年李某1夫妻和父母将上房五间进行了改造，完全不属实，事实是在1988年父亲李生芳觉得上房有些狭小，所以在1988年进行翻建，而翻建的费用也是李某3夫妇出资的，李某1和顾金萍当时都没有工作，更没有收入，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两次修房钱都是李某3和丈夫出资，活都是承包给施工队干活，所以不存在李某1出钱出力的问题；3、由于父亲是入赘女婿，李某3娘家在现在临泽颐和绿苑的位置地段有一块园子，后修建颐和绿苑时政府占用就给李某3家补偿了另一块地，后李生芳就在补偿的地上修建了诊所一直经营，因为修建的诊所已经登记在李生芳的名下，所以1988年房屋宅基地登记时就登记在了李某1名下。后通过审批将宅基地住房和临泽县自由路五三诊所登记在李某1名下，李某1实际上一人名下有两处宅基地，这也是将李某3宅基地赠与变更到儿子李某2名下的原因之一；4、1996年李某1和李某5分居字据中只写了李某5婚事的安排和母亲赡养的问题，但该份协议中并没有李某3和李某4的签字认可，李某1和李某5对个人权利的处分并不能代表李某3和李某4的意思表示，李某3和李某4并没有表示过放弃自己的财产权益。所以李某1和李某5的协议只能约束他二人，对李某3和李某4没有约束力。二、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李某2名下，但该房屋就是家庭共同共有的，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九十四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所以涉案房屋不管是登记在谁的名下，它都是李某3一家人的宅基地，李某2也是代表家庭进行的不动产登记，不影响几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所享有权利的认定。故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按份享有权益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案件事实。三、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李某4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主张遗产继承丧失了继承权的说法与法无据。我国《继承法》确实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但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中规定，被继承人去世后，各继承人都没有表示放弃过继承，应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因此诉争的房屋应属于继承人共同共有，他们之间为此发生的诉讼，应按照分家析产案件处理，并参照财产来源、管理使用及实际需要等情况，进行具体分割。现在上诉人却认为登记在李某2名下就成了李某2一人所有，自己仅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的说法李某3实在无法接受。一审认为李某1系老大占27%份额，对修建房屋的李某3和其他人已经很不公平。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主持公道，维持原判。 李某3、李某4、李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分割登记在李某2名下的位于临泽县五三村二社22号住宅一院，要求分得宅基地面积391.125㎡，建筑面积189.26㎡，或要求分割获得相应拆迁补偿款393656.37元；2、要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李某3和丈夫李生芳（系乡村医生）生育有长子李某1（系乡村医生）、长女李某4、次子李某5三个子女。李某1生于1963年12月8日，于1980年11月应征入伍，于1983年1月复员退伍，于1986年结婚。李某4生于1967年7月22日，于1988年10月19日结婚离家。李某5生于1970年8月4日，于1996年结婚，于1998年7月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口，系临泽葡萄糖厂下岗职工。李某1与李某2系父子关系。李生芳于1993年5月病逝。 李某3和李生芳于1985年在临泽县五三村二社（原城关村二社）修建住宅一院，该院房屋四至为：东至道路、南至居民点路、西至李世虎住宅、北至一米走道，1988年9月清理宅基地平面图和四至距离绘图上户主签名由李某1和李生芳签名和签章，其中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载明户主李某1、全家人口为7人（备注：庭审中原、被告一致认可7人为李生芳、李某3、李某1、李某4、李某5、李某1妻子顾金萍、李某1女儿李春燕）、宅基地详细地址为沙河乡城关村二社、宅基地总面积370㎡、住宅13间第一栋（排）9间，第二栋（排）4间，固定粮柴草房4间，建房年月均为1985年，房屋结构均为土木结构。1988年，李某3、李生芳、李某1将涉诉房屋中上房五间进行了改建，改建后涉诉房屋一院大小共计十间。1990年4月，该院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李某1名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沙河01541临集建（1989）字第03941号。 1996年2月14日，李某1和李某5在叔舅长辈、村社干部及邻居老者的见证下签订分居字据，分居字据约定：1.李某5婚事由家中承担办理，原留的结婚预备款作为今后单位住房费用，家中房屋（包括药房）李某5不再享用，但新房设备及陪嫁财产均属李某5；2.母亲由李某1赡养，保持父亲遗嘱，协助李某1管理药房，李某5以后有小孩，母亲可脱离药房工作给照看小孩；3.家中有小果园一块，划给李某5一份，具体方位是园子东面，由李某1、李某5协商划定；4.母亲百年后事所花费用由李某1、李某5视当时情况协商解决，共同承担。因李某3和李生芳于1980年修建的位于原沙河乡城关村二社吊桥南医疗站拆迁，李某1于1997年9月获批380㎡建设用地修建五三村诊所，李某1取得该宗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为临沙集建（1997）字第243号，该宗土地四至：东至水渠、西至道路、南至耕地、北至道路。 2013年6月21日，李某1与李某2签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赠予协议书，约定李某1将涉诉的房屋一院赠予给李某2，李某1和李某2申请对涉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进行变更登记，原临泽县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6月8日将涉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人变更登记为李某2，给李某2颁发了临集用（2015）第25285号集体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使用权面积370㎡，宗地面积459.36㎡。李某3、李某4、李某5在庭审中陈述称对此变更登记不知情，认为李某1无权处分三原告共有财产，变更登记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 2018年9月13日，李某3因落实政策（土地被征收）由农业家庭户口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庭审中李某3认可李某4、李某5对其尽了赡养义务。 另查明，涉诉房屋现已列入城中村改造项目，拟被拆迁征收。 一审法院认为，一、李某3和李生芳夫妇于1985年修建涉诉房屋时，李某3、李生芳、李某1、李某4、李某5为涉诉房屋宅基地共同使用权人，李某1已22岁，且李某117岁当兵服役，20岁退伍，其退伍补助费用于家中建房使用，此时李某4、李某5尚未成年；1988年翻建涉诉的部分房屋时，李某3、李生芳、李某1、李某4、李某5、李某1妻子顾金萍（1986年结婚）一起生活，此时李某4已21岁，李某5刚成年，涉诉的部分房屋翻建后，涉诉房屋应确认为李某3、李生芳、李某1、李某4共同财产，共有性质为共同共有。根据各共有人对修建房屋贡献的大小，酌情确认李某3、李生芳各占35%的份额，李某1占27%的份额，李某4占3%的份额。李生芳于1993年病逝后，其所占涉诉房屋相应份额即成为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现无证据证明被继承人李生芳存在遗嘱、遗赠或遗赠抚养协议，故应按法定继承办理。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故李生芳的遗产即所占涉诉房屋份额应由李某3、李某1、李某4、李某5继承，各继承8.75%的份额。二、李某1与李某5于1996年2月签订的分居字据约定的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李某1按约定负担了李某5结婚费用，李某5按约定再不分割涉诉房产，其继承李生芳的涉诉房屋份额应归李某1所有。无证据证明李某1与李某5签订分居字据时，李某3、李某4同意放弃各自共有的涉诉房产份额，交由李某1、李某5分割，李某3、李某4对其各自共有的涉诉房产份额享有所有权。三、李某1与李某2签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赠予协议书，约定李某1将涉诉房屋一院赠予给李某2，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确认其效力。但李某1没有征得李某3、李某4同意，无权处分李某3、李某4共有财产份额，其将李某3、李某4共有财产份额赠予李某2的行为无效，李某2按赠予协议只应取得李某1所占共有财产份额。四、因涉诉房屋虽列入城中村改造项目，拟予以拆迁，但尚未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也未实施拆迁，故对李某3、李某4、李某5要求给付拆迁补偿款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涉诉房屋现为李某3、李某4、李某2共同共有，其中李某3占43.75%（35%+8.75%）份额，李某4占11.75%（3%+8.75%）份额，李某2占44.5%（27%+8.75%+8.75%）份额。 综上所述，经合议庭评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判决：1、位于临泽县沙河镇五三村二社（原城关村二社）、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被告李某2名下土地临集用（2015）第25285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一院（包括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属原告李某3、原告李某4、被告李某2共同共有，其中原告李某3占43.75%份额，原告李某4占11.75%份额，被告李某2占44.5%份额；2、驳回原告李某5的诉讼请求；3、驳回原告李某3、李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05元，由原告李某3负担3152元，原告李某4负担847元，被告李某2负担3206元。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李某1、李某2申请证人李生英、乔进生、顾文琦出庭作证，拟证明当时修建及返修房屋的情况，分家事实的存在，1996年2月4日和14日两张字据的真实性且字据上备注李某3在场的情况，以及李某1自协议签订后尽了赡养义务，不存在李某4一审中所说的李某1为难母亲的情形。李某3、李某4、李某5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证言部分是属实的，房屋是翻新不是装修，李生英说的签字有一次是本人签的，李生英所说签协议时李某3是不在场的；乔进生的证言是属实的；顾文琦所说李某3去儿子诊所看病都是刷社保卡，正好那次没有刷出来，就没有要钱，证明李某3去儿子药店买药看病是需要掏钱的；至于顾文琦是偏袒上诉人一方的，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分家协议的事实，且李生英在2月4日签订协议时没有去。对李生英、乔进生的证言，虽能证实建房、修房的时间，但不能证明签订分家协议时，李某3、李某4在场并认可协议的事实，顾文琦证言亦不能证明李某1履行赡养义务的事实，故对上述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1985年李某3夫妇出资修建涉诉房屋时，李某1退伍补助费也用于其中，应认定李某3、李生芳、李某1、李某4、李某5为涉诉房屋宅基地共同使用权人，性质应为共同共有，上诉人未经其他共同共有人同意擅自将共有房屋赠与上诉人李某2的民事行为无效，上诉人所提“一审法院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认定有误；涉诉房屋所有权属于上诉人李某2，并非共同财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精神，李某3、李某4析产的诉讼请求，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所提“被上诉人李某4法律规定期限内未主张遗产继承丧失了继承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李某1与李某5于1996年2月签订的两份协议约定的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李某1按约定负担了李某5结婚费用，李某5按约定再不分割涉诉房产，其继承李生芳的涉诉房屋份额应归李某1所有。但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该两份协议征得李某3、李某4同意处置二人共有财产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各共有人对修建房屋贡献的大小，酌情确认李某3、李生芳、李某1、李某4占有份额比例适当。李生芳于1993年病逝后，其所占涉诉房屋相应份额即成为遗产进行分割，判决认定涉诉房屋现为李某3、李某4、李某2共同共有，其中李某3占43.75%份额、李某4占11.75%份额、李某2占44.5%份额正确。上诉人所提“被上诉人李某3的财产已通过1996年2月14日分家协议做了处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某1、李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05元，由李某1、李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力国 审判员  岳小芸 审判员  任斌文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张 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