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民终1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河子市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北泉镇军垦新村6小区153栋201室。法定代表人：王晓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盛，甘肃诚益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钢，甘肃诚益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军，男，197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石河子市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盛，甘肃诚益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钢，甘肃诚益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栋，男，1991年1月27日生，汉族，嘉峪关路遥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曙，新疆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石河子市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公司）、王晓军因与被上诉人王国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2民初9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东盛公司、王晓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盛、吴国钢,被上诉人王国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盛公司、王晓军上诉请求：1.撤销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2民初97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事实及理由：一、被上诉人不是石河子市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东盛公司成立于2013年2月1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股东王晓军、朱晏秦、王晓霞、郭军峰。各股东出资：王晓军300万元、朱晏秦400万元、王晓霞100万元、郭军峰200万元。2013年12月18日，王晓军与另三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三股东的全部股份。12月20日，经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东盛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从以上工商核准登记的证据表明，自2013年12月20日起，东盛公司系王晓军一人独资的公司，别无其他股东。原有的三名股东转让股份的价款，于12月18日清结。自此，三股东从未因股权转让及股权转让款提出过任何异议或诉求。被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依据一份与案外人郭军峰所订立的“委托代持股协议书”，表明东盛公司原股东郭军峰的200万元股金，是由其出资。郭军峰只是代为持股、代为行使股东权益。事实上，在东盛公司设立过程中和设立之后，郭军峰无实际出资。上诉人认为，郭军峰在东盛公司的股金，即是被上诉人出资，郭军峰也于2013年12月18日将代持的股份出让，股金结清。被上诉人自此日起，就不再是东盛公司的实际股东。如果代持股人的转让行为，侵害了实际股东的权益，属委托人与受委托人之间的侵权纠纷，委托人应向受委托人要求返还股金或赔偿其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为东盛公司实际股东、并要求东盛公司赔偿其600万元的股权转让金及144万元的赔偿，显然是错误的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在其起诉状中称给上诉人借款900万元，并要求赔偿940万元的利息损失。如此巨大的借款，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借款合同及借款的凭据。只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称其所主张的债权，是受让了数个借款合同债权人的债权，但被上诉人同样提供不出任何一份债权转让的协议或合同。《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规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书面订立的合同债权，其债权转让的通知，原则采用书面通知的形式。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债权受让，不是依据与合同债权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而是依据与合同债务人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由债务人与第三人协议处置债权人的债权，显然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的债权转让，其一必须是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之间的转让；其二必须订立权利转让的合同；其三转让合同不能改变原合同权利的全部内容。本案中，上诉人在数年期间，确与多个借款人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主体不同，内容也有不同；有的有期限，有的没有确定期限。在合同的履行中，一些到期的借款，利息结清后，期限得到延展，系共同默认的作法。上诉人的借款，都是在郭菊侠、王晓蓉等相对固定的出借人之间轮番进行。在2015年之后，应郭菊侠的要求，部分还款汇入她儿子的银行账户，即本案被上诉人王国栋的银行账户；也有些还款，汇到她女儿王晓蓉的账户。这不是债权的转移，只是借款人依照出借款人回款去向的指示办理；有关债的权益，并没有改变。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脱离法院的审判职能，代行属于诉讼当事人的民事行为，其表现有：为契合被上诉人“民事起诉书”200万元利息诉求，遂将自行计算的209万元的利息，主动调整为200万元；违背债权转让合同不得改变原合同权利内容的基本规则，将200万元的利息，作为本金置入新的借贷关系中，为被上诉人牟取不当利益；因此，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错误判决，是罔顾事实的结果，也是枉法裁判的结果。本案所涉的“还款协议”是一份虚假的合同。被上诉人为证明持有东盛公司的股份、证明对上诉人拥有巨大债权所提供的“还款协议”，是一份虚假的合同。事实如下：其一、本案被上诉人不是东盛公司的隐名股东。即是，其股份于2013年12月18日，由持股人郭军峰转让给了王晓军，200万元的股金也已结清。所以，“还款协议”中所称的股金转让款600万元，实为虚构。其二、“还款协议”所称，甲方给乙方借款900万元，系虚构。协议中的甲方即被上诉人王国栋，于2013年7月从学校毕业，没有能力出借900万元。其三、“还款协议”第一条所涉及的“合作协议”与被上诉人无关。协议的双方是郭军峰和王晓军，其内容是合作开发项目，而不是出资入股。股东出资入股，只有分红，不涉利息，更不能抽回出资，此为《公司法》的基本规定。被上诉人试图以此证明系东盛公司的出资人，进而索取巨额的股金，其捏造事实的故意，十分明显。综上，依据虚假的“还款协议”提起的民事诉讼，即是虚假诉讼。虚假诉讼的特征之一，就是采取虚假陈述的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民事判决书违反法定程序。本案的案由为民间借贷和股权转让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与股权转让纠纷属两类不同性质的案件，原审法院将其合并审理，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对与本案无法律关系的另一“借款协议”即王晓军和嘉峪关瑞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案外人田述忠签订的“借款协议”，在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部分予以确认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因为，被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对上述“借款协议”及其担保没有提出确认请求，在审理阶段也没有追加此诉讼请求，诉讼程序违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予以改判。王国栋辩称，（一）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不是石河子市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1.东盛公司2013年2月1日注册成立之前的2013年1月15日被上诉人便同郭军峰签订了《委托代持股协议书》委托其代持该公司的原始投资200万元（占公司20%股权）的股份。一审已查明该《委托代持股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否定该协议的合法性、有效性及证明力。2.东盛公司2013年12月18日因郭军峰及其他股东转让股权给王晓军，东盛公司变更成立王晓军一人公司，但不能证明王晓军已向郭军峰或者实际出资人王国栋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上诉状说：“原有的三个股东转让股份的尾款与12月18日结清”，纯属毫无证据的胡编乱造，故意欺骗法庭。上诉人对已结清股权转让款没有任何证据。上诉状说：“在东盛公司设立过程中和设立之后，郭军峰无实际出资”，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证据八：“石河子东盛房地产开发公司设立登记工商资料4份”：在《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中，在《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表》中，都载明郭军峰认缴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20%，实际出资200万元，出资时间2013年2月1日。在新疆公信天承有限责任公司都载明该公司2013年2月1日的《验资报告》及《验资事项说明》中确认郭军峰实际缴纳出资人民币200万元。郭军峰的认缴出资200万全部是被上诉人王国栋实际出资的。4.上诉状中说：“上诉人认为郭军峰在东盛公司的股金，即是被上诉人出资，郭军峰业于2013年12月18日将代持的股份出让，股金结清，被上诉人自此日起就不在是东盛公司的实际股东”。这段话证明：一是上诉人承认郭军峰是代持股的名义股东，郭军峰持有的股金是由被上诉人王国栋实际出资的。二是上诉人承认被上诉人是隐名股东。三是上诉人说：“股金结清”没有任何证据。5.上诉状说：“如果代持股人的转让行为，侵害了实际股东的权益。属委托人与受委托人之间的侵权纠纷……等”，这段话也证明上诉人已承认郭军峰是代持股人，王国栋是实际股东。本案实际上是上诉人王晓军侵犯了被上诉人王国栋的合法权益，至今未按约定向实际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600万元及违约金。（二）上诉人认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依据，应当予以驳回。1.上诉状说：“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借款合同及借款的凭据”，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因为：第一，在双方合法有效的《还款协议书》中上诉人已确认该借款事实，并清楚的知道该借款是由被上诉人所有亲属转让而来，所以还款协议书约定：“乙方曾向甲方及所有亲属出具的借据和欠据全部作废”；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被上诉人已经向原审法庭提供全部取得债权的原始借据借条及《还款协议书》，足以证明双方有债权债务法律关系。2.上诉状以《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规定为根据，认为被上诉人的母亲、姐姐等人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没有通知上诉人，因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说法是曲解法律、毫无根据的。原民法通则的该条规定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对其“权利义务”一并概括转让的情形，本案并不存在这种情形。法律规定债权的转让无须债务人的同意。3.上诉人认为“债权转让的通知，原则采用书面通知的形式”否则对其无效的说法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杜撰。第一，合同法并没有对“通知”的时间和方式做出规定。“通知债务人”的立法精神是使该债务人明确债务履行的对象，使债务人知晓向谁履行债务即可。第二，司法实践中债权转让的“通知”方式有口头、书面及其他方式；有订立协议、公告、公证送达、提起诉讼、当面通知等形式。第三，被上诉人的亲属早已将对上诉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的事实口头告知过上诉人，上诉人对债权转让是明知的、确认的、同意的。下列证据证明原债权人已完成通知债权转让的事实：一是所有亲属已口头告知上诉人，所有借款归还给王国栋，上诉人才于2015年12月6日和被上诉人签订了《还款协议书》，上诉人对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完全知晓，才在还款协议上注明原债权人的借据、欠条作废。二是原债权人已将所有债权凭证（借条、欠据、银行账单等）转移给被上诉人，对此事实在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书》时，上诉人就是根据这些借条进行了借款核对和确认，所以王晓军对债权转移是完全知晓的。三是在签订《还款协议书》之后的第二天2015年12月7日上诉人就向被上诉人王国栋还款100万元；之后2016年2月5日、4月25日、6月1日、6月2日又先后向被上诉人王国栋还款50万、150万、94万及6万元（共计为400万元），以上证据充分证明上诉人对债权转让是知晓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完全正确的。4.上诉状说原审将200万的利息作为本金置于新的借贷关系中，是为被上诉人牟取不当利益，是罔顾事实、枉法裁判的结果。这种说法纯属是对人民法院毫无根据的恶意中伤，诬蔑诽谤。第一，上诉人在这段话中已经承认了债权转让的事实形成了“新的借贷关系”（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借贷关系）；第二，我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明文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因此原审支持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的主张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人认为不应当在此借贷关系中继续计取利息是没有法律根据的。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以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足以证明原审将前期利息计入后期本金是完全正确的；第四，前期借款利息按年息24%计算为209万，对此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并无异议。因为双方在《还款协议》及庭审中被上诉人认可的前期借款利息为200万元，故原审判决按被上诉人自认的200万元下判，不违反法律规定。如果上诉人同意按209万元计付利息，被上诉人也完全同意。（三）上诉人认为本案所涉及的《还款协议书》是一份虚假合同，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不讲诚信的无稽之谈。1.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对双方2015年12月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在其上诉状中又说“还款协议是一份虚假合同”。上诉人的这种出尔反尔、随意推翻自己在一审中承认的事实，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禁止反言规则，故该主张应予以驳回。2.上诉状中说被上诉人既是东盛公司的隐名股东，200万元的股金也已结清，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已“结清”被上诉人作为隐名股东的原始出资200万元及股权增值后的转让价600万元。3.上诉状说：“还款协议第一条所涉及的《合作协议》与被上诉人无关，而是郭军峰和王晓军的合作协议”，这种说法没有证据。第一，上诉人在其上诉状第二页下数第8行中已经承认被上诉人是实际出资人，郭军峰是代持股人。第二，原审已查明被上诉人与郭军峰是代持股法律关系。第三，郭军峰与王晓军签订的《合作协议》就是代王国栋签的《合作协议》，上诉人对该《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第四，该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东盛公司的债务、权利、义务、利润均由双方共同承担，分担即各占百分之五十”。证明在变更成一人公司之前，被上诉人对公司1000万的注册资本权，已享有50%的权利。4.上诉状认为：“本案属于虚假诉讼，对虚假诉讼法院应坚决驳回”。第一，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的《还款协议书》是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第二，如果构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犯罪行为。上诉人就不应当再提起上诉，而应当向公安机关、监察委进行举报，按《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的规定追究被上诉人的刑事责任。第三，上诉人对“虚假诉讼”不追究刑事责任，而要求民事驳回，不合常理。（四）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被上诉人是基于同上诉人签订《还款协议书》这同一事实提起的诉讼，虽然在还款协议中有借款之债及欠付股权转让款之债，但同属于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原审合并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书认定了被上诉人的父亲王增龙为上诉人向田述忠借款共4000万予以担保的事实属于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21条、第140条的规定，该诉讼程序违法，这种说法毫无依据。第一，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及事实在原审中承认其真实性；第二，被上诉人举证的目的是要证明被上诉人的家人至今承担着为上诉人融资的保证人风险，证明上诉人的资金来源及巨大开发利润空间，证明上诉人同意给予融资补偿，双方才将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600万元。第三，原审对该事实的认定是根据被上诉人的举证和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做出的，因此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王国栋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支付截至2019年5月11日期间的逾期还款利息4511333.33元；2、判令被告王晓军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欠款6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48960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全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1日，经新疆石河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核登记，石河子市东盛房地产开发公司依法成立，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显示，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1000万元，公司原始股东四人，分别为王晓军、朱晏秦、王晓霞及郭军峰。其中王晓军实缴出资额300万元，持股比例30%，朱晏秦实缴出资额400万元，持股比例40%，王晓霞实缴出资额300万元，持股比例30%，郭军峰实缴出资额200万元，持股比例20%，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朱晏秦。2013年12月18日，王晓军以受让人身份签订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其他三名股东名下的全部股权转让至其一人名下，但股权协议中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庭审中王晓军述称，三份股权转让协议落款处的出让人签名系由公司办公室人员代签，但出让人的私章客观真实。股权协议签订当日，王晓军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公司变更登记。12月20日，经新疆石河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核同意，东盛公司由原先的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晓军。2014年2月28日，东盛公司注册资本由原先1000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其他事项未变更。2013年9月9日至2015年2月13日期间，王晓军及其妻子王艳荣以共同借款人名义先后向案外人郭菊侠出具借条5张，金额总计310万元，其中：2013年9月9日借条载明借款金额100万元、2013年10月1日借条载明借款金额10万元、2013年11月6日借条载明借款金额100万元、2014年1月9日借条载明借款金额50万元、2014年2月9日借条载明借款金额50万元，5张借条均约定借期3个月，利息每月2分。王晓军以东盛公司及其个人的名义先后向案外人辛丽出具借条3张，金额总计160万元，其中：2013年12月9日借条载明借款金额50万元，月息2.5分；2014年3月9日借条载明借款金额60万元，月息2.5分；2015年2月13日借条载明借款金额50万元，未约定利息。除此之外，2014年9月3日，王晓军以个人名义向案外人王晓蓉出具金额为180万元的借条1张，约定月息2.5分。2015年11月1日，王晓军以东盛公司及其个人名义向案外人郭菊侠出具金额为50万元借条1张，约定月息2.5分。上述10张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总计700万元。另，2013年7月6日，王晓军及嘉峪关瑞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共同借款人身份与案外人田述忠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借款金额2000万元，王国栋之父王增龙与王晓军、田述忠签订担保合同一份，自愿对前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2014年4月15日，王晓军及东盛公司以共同借款人身份与案外人田述忠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借款金额2000万元，王国栋之父王增龙再次与王晓军、田述忠签订担保合同一份，自愿对前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2015年12月6日，原告王国栋（甲方）与被告王晓军、东盛公司（均为乙方）签订还款协议一份，该协议主要内容包括：1、双方确认乙方共向甲方借款金额为人民币900万元，乙方尚未归还借款，甲方对该欠款享有债权，协议签订后，乙方曾向甲方及其亲属出具的借据、欠据全部作废；2、双方确认根据2013年12月18日的《合作协议》及双方协商同意东盛公司变更为王晓军一人公司的意见，甲方将其持有的东盛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王晓军，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利息100万元，合计600万元，乙方尚未支付该转让款，甲方对此享有债权；3、关于还款期限，乙方承诺并保证对900万元借款于协议签字当天还款100万元，2016年2月1日前归还剩余800万元，对600万元股权转让欠款则根据公司经营情况，于2016年10月15日前分期分批还清；4、甲方承诺，协议生效后其虽彻底退出东盛公司一切经营管理事务，但仍然需协助乙方完成项目引资、融资工作，继续支持乙方开发建设项目的完成，乙方承诺，协议生效后其独自承担项目前期筹备及东盛公司一切债权债务清偿工作，甲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5、关于违约责任，如乙方未能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未按期足额还款时，应按还款总额的24%承担违约损失赔偿责任，甲方如违反协议，擅自单方解除协议或主张协议之外其他诉求时，应承担还款总额24%的违约金。除以上主要内容外，协议还对还款方式、抵押担保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该还款协议签订后，被告向原告陆续还款合计400万元，包括：2015年12月7日东盛公司向王国栋转账100万元，2016年2月5日被告通过案外人高铁旺向王国栋转账50万元，2016年4月25日、6月1日被告通过嘉峪关瑞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先后向王国栋转账150万元和94万元，2016年6月2日被告通过案外人王晓婷向王国栋转账6万元。针对双方有争议的相关问题及事实，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庭审举证、质证等情况，对其认定如下：1、关于涉案还款协议是否擅自处分了案外出借人权益，即原告债权人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原告依据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主张被告偿还相关借款，被告抗辩涉案借款出借人并非原告王国栋，而是案外人郭菊侠等人，并据此认为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因擅自处分原出借人的权益而无效，原告无权主张相关借款。对此，原告解释称，涉案借款的原出借人虽为郭菊侠等人，但相关出借人已将其债权转让给了原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合法有效，原告依法享有涉案借款债权。庭审中，原告提交了被告给案外人郭菊侠、王晓蓉、辛丽出具的原始借据，经法庭释明，其又补充提交了案外人郭菊侠、王晓蓉、辛丽出具的书面声明。经查，郭菊侠等人在书面声明中均表示，其已将涉案借款债权转让给了王国栋，对原、被告双方达成的还款协议无任何异议。被告对案外人王晓蓉出具的声明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郭菊侠、辛丽出具的声明真实性不认可。为此原告申请郭菊侠、辛丽出庭作证，郭菊侠与辛丽当庭表示声明确系其本人所签，声明内容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案外人的书面声明及当庭证言，被告辩称债权转让应提前通知债务人，案外人的声明属于事后行为，故其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书面声明及证人证言客观真实，应予采信。被告主张其与原告签订的还款协议擅自处分了郭菊侠等案外债权人的利益，但就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始出借人郭菊侠等人明确表示其已将债权转让给了原告王国栋，对涉案还款协议并无异议。被告作为债务人，也已按照还款协议履行了部分债务，且其无证据证实在涉案还款协议签订后至本案起诉前，原出借人郭菊侠等人为此向原、被告提出过异议。此外，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权转让只需通知债务人即可，即便原、被告签订还款协议时未经原出借人事先确认，但只要原出借人事后表示同意或认可的，相关债权转让行为理应有效。综上，涉案还款协议既不存在擅自处分郭菊侠等案外人权益的问题，也不存在损害被告实际利益的问题，被告的相关抗辩主张明显依据不足，且有悖诚信原则，本院对此不予采信。2、关于双方争议的借款本金数额问题。原告以被告出具的借条以及银行转账凭证、银行交易明细、发票、报销记账单等为据，主张被告所借原始借款本金数额为700万元，其中包括郭菊侠360万元、王晓蓉180万元、辛丽160万元，双方签订还款协议时经过核算，将原借款本金与之前所产生的利息汇总后重新确认借款本金为900万元。经庭审质证，被告对郭菊侠的360万元及王晓蓉的180万元原始借款数额表示认可，但对案外人辛丽的160万元不予认可，其辩称向辛丽出具借条属实，但借条出具后并未实际交付借款。对此，原告解释称，案外人辛丽出借的三笔款项虽未直接通过转账等方式交付给被告，但借款确实客观发生，出借款项系直接用于垫付东盛公司的日常经营开销，经王晓军确认后出具了相关借条，相关事实有发票和报销记账单为证。被告对此不认可，称其基于原告父亲王增龙要求，为了项目融资、引资，双方约定先打借条，之后再算账，但其出具借条后并未实际交付借款。对此争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主张案外人辛丽分三次向被告出借160万元用于垫付东盛公司的日常经营开销，但其庭审中未提交证据证实该款项的具体来源，也无证据证实案外人辛丽具备垫付160万元款项的经济能力。此外，原告提交的相关票据账单无二被告的签章确认，同时也无公司财务会计资料相印证。综上，从民事诉讼证据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角度而言，原告主张的有关案外人辛丽的160万元借款证据尚不充足，本院对此难以采信，故对双方争议原始出借金额认定为54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本案原告主张还款协议中约定的900万元借款金额包括原始借款本金700万元及截至双方签订还款协议时前期所欠利息200万元，因本院依法认定的原始借款本金数额仅为540万元，故根据上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双方还款协议中约定的900万元借款金额依法应当进行调整。经查，原告提交的540万元的原始借据均约定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4%及以上，故从每张借条出具之日起，按年利率24%上限计算，截止2015年12月6日双方签订还款协议时，540万元借款的前期借款利息数额已超过209万元。因被告无证据证实其在还款协议签订前支付过相应利息，故双方还款协议约定将前期借款利息200万元计入后期借款本金依法有据，汇总结算后新的借款本金数额应为740万元，该数额未超出上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有关复利的上限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3、关于原告隐名股东身份问题。原告主张其为东盛公司隐名股东，其实际拥有的股权是由显名股东郭军峰代为持有。针对该主张，庭审中原告除了提交有关东盛公司设立申请的工商登记资料、股权转让协议、东盛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资料等证据外，同时提交了其与案外人郭军峰于2013年1月15日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书》及王晓军与郭军峰于2013年12月1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各一份。经查，《委托代持股协议书》约定，甲方（王国栋）委托乙方（郭军峰）筹建目标公司（东盛公司），在目标公司成立后代为持有甲方实际投资的200万元原始股份（占公司出资比例20%），并代甲方行使相关股东权利。甲方作为目标公司实际投资人，享有实际股东权利，有权获得相应投资收益，乙方仅得以自身名义代甲方持有股权，但不享有该股权的收益和相关处分权。2014年5月6日，王国栋与郭军峰在该协议尾部补充约定，双方代持股协议已于2014年5月初商议终止，受托人郭军峰已将代持股份归还于委托人王国栋。《合作协议》则约定，东盛公司位于石河子市北泉镇的项目总投资4320万，其中王晓军600万不计利息，郭军峰200万元不计利息。协议同时约定暂由王晓军担任东盛公司法定代表人，但项目经营、决策必须经郭军峰认可同意后方可进行。公司财务由双方共同管理，责任、权利、义务、利润均由双方共同承担，即各占50%。协议还约定回笼资金优先用于项目开发及偿还借款，偿还外账后双方可按比例抽回投资，账面余额超过500万元时，双方均有权提出按比例分配多余部分。被告对上述代持股协议真实性不认可，对于合作协议，被告辩称该协议上郭军峰的名字非本人所签，协议有关抽回投资的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经庭审电话询问，案外人郭军峰明确表示其为东盛公司的名义股东，其名下股权的实际股东为王国栋。其对于名下股权已转让给王晓军的事实认可，并表示其与王晓军之间未签订过有关股权转让对价的书面协议，也未收到过相关股权转让款。对于上述相关证据及争议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原告提交的其与案外人郭军峰签订的代持股协议形式完整，内容明确，郭军峰对此亦予以认可，被告现无相反证据证实该代持股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对代持股协议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有被告王晓军的签字，并且原、被告在还款协议第二条中亦明确涉案股权转让系以该合作协议为依据，两者可相互印证，故对合作协议予以采信。至于被告抗辩的该合作协议中有关双方抽回投资的内容违法无效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双方合作协议中有关抽回投资的约定内容与其它部分内容各自独立，互不依存，即便抽回投资的相关约定无效，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该协议的全部效力，故被告抗辩合作协议无效依据不足，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其为东盛公司隐名股东的相关事实依法予以确认。4、关于股权转让价款问题，原告称2013年12月18日，因被告王晓军将登记在包括郭军峰在内的东盛公司其他三名股东名下的全部股权转让至其一人名下，东盛公司由原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王晓军一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为此双方于2015年12月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原告退出东盛公司，由被告王晓军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本息共计600万元，其中本金500万元，利息100万元。被告王晓军对此不认可，辩称东盛公司成立时，原告及郭军峰均未实际交纳出资额，郭军峰名下200万元原始出资款系由王晓军垫付。此外，东盛公司成立后一直处于投资阶段，对外欠大量债务，公司尚未盈利，原告主张的股权转让价款与实际情况不符。对于该抗辩主张，庭审中被告王晓军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及现金缴款单各一份，以此证明郭军峰名下200万元出资款实际由其垫付。同时提交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一份，证明东盛公司开发的房产项目于2014年10月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在此之前公司一直处于投资状态，尚未收益，相关股权不存在升值，原告主张的股权转让价款虚高。原告对银行交易明细及现金缴款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其辩称郭军峰名下的出资款系原告先行转账交付给被告王晓军，再由王晓军统一进行缴存，该出资款并非王晓军自行垫付。对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原告认可其真实性，但称其与涉案股权价值本身无关，被告不能以此证明股权转让价款不合理。此外，原告为反驳被告提出的垫资主张，亦向法庭提交了出资款缴存前其给王晓军转账的相关银行交易明细及案外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认可，但辩称该银行交易流水反映的是其与原告父母之间的其他经往来，与缴纳出资款无关，对案外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不予认可。对于上述相关证据及争议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股东之间垫付出资款与股东取得股权系不同法律关系，股东之间基于垫付出资款所形成的是资金借贷关系，该事实并不影响接受垫资一方依法取得的股东资格和享有的股权利益，更不影响该股东后续转让其股权的效力，故关于被告主张其为郭军峰垫付出资的问题，如其有确凿证据可通过另案诉讼解决，本案对此不再审查处理。至于被告主张的股权转让价款虚高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交易中，转让双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市场交易原则，在对公司资产负债、经营状况、市场前景、预期利润等情况自行判断基础上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本案被告作为受让方，其与原告签订的还款协议约定转让价款本息600万元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5、关于逾期还款利息问题。原告诉请主张自还款协议签订之日至2019年5月11日期间利息共计9407333.33元，其中借款部分的利息以每次还款之后下剩借款本金数额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分段累积计算，数额共计4511333.33元。股权转让款的利息则以还款协议约定的6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共计489.6万元。被告对此不认可，辩称如果计算利息，也应按双方还款协议中的违约责任条款计算，即按还款总额的24%一次性计算违约金。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在还款协议违约责任部分明确约定，被告未按期足额还款的，应按还款总额24%承担违约损失赔偿，除此之外并未约定逾期还款利息，故原告主张按年利率24%标准，以逾期还款天数为基础计算利息依据不足，原告的抗辩主张符合双方违约责任条款约定，本院依法予以采纳。据此，原告主张的逾期还款利息应以双方约定违约金为限，即321.6万元（1340万元×24%），且结合本案被告实际欠款数额、逾期还款天数等情况，经核算对比，该321.6万元违约金数额并未超出司法解释有关民间借贷利息的上限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如实履行各自义务。原、被告签订的还款协议对所欠借款及股权转让款的数额、还款期限约定清楚明确，被告未按约定的期限足额偿还相关债务，其行为明显违约，被告依法理应继续履行剩余债务并承担相关违约责任。首先，关于借款债务。根据本院查明认定的借款债务数额总计740万元，扣减还款协议签订后被告已经偿还的400万元，下剩借款数额为340万元，故二被告依法应连带偿还剩余借款340万元，并按协议约定承担逾期还款违约金177.6万元（740万元×24%）。二被告有关还款协议擅自处分了案外人的权益，原告无权主张涉案借款等抗辩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王晓军提出的有关涉案借款全部用于东盛公司，其作为东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关借款系其代表公司所借，故借款债务应由东盛公司承担，其个人对此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因涉案借款原始借条均是以王晓军个人或其与东盛公司的共同名义出具，所借款项也是直接转账至王晓军或其妻子王艳荣的账户。况且，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载明王晓军与东盛公司系共同债务主体，故本案借款依法应由二被告共同承担，王晓军上述抗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股权转让债务。案外人郭军峰是经工商部门登记的东盛公司原始出资人之一，本案原告提交的代持股协议、合作协议书及郭军峰本人相关陈述又足以证实原告系郭军峰名下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其相关股权由郭军峰代为持有。因被告王晓军已于2013年12月18日将郭军峰名下全部股权转让至其个人名下，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原告王国栋与被告王晓军在其之后签订的还款协议中对该股权转让事实进行了确认，并明确股权转让债务数额总计为600万元。双方该约定合法有据，被告王晓军作为股权受让人，理应按此协议约定足额支付所欠款项。截至本案起诉前，被告王晓军尚未履行相关义务，其行为已明显违约，故王晓军除依法应履行该600万元股权转让债务外，还应按协议约定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144万元（600万元×24%）。被告有关原告非东盛公司隐名股东，其无权主张股权转让款以及股权转让价款虚高的抗辩主张均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王晓军抗辩的原告及郭军峰未实际缴纳出资款，郭军峰名下的原始出资由其垫付的问题，因该问题与涉案股权转让非同一法律关系，且相关事实及结果亦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被告对此可另案诉讼解决。最后，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未按还款协议约定协助被告进行引资、融资，原告行为亦存在违约，故其无权单方主张被告履行还款义务的抗辩理由。经查，原告在还款协议中虽承诺协助被告完成项目引资、融资等工作，并支持被告开发项目建设，但该协议并未对原告如何履行相关协助义务进行具体明确约定，庭审中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原告存在违反协议承诺的具体情形，故被告上述抗辩理由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除原始借款本金数额及超出还款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范围外的逾期利息主张不能成立外，其余部分诉请依法有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晓军与石河子市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王国栋借款340万元，并承担逾期还款违约金177.6万元，合计517.6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付清；二、被告王晓军支付原告王国栋股权转让款600万元，并承担逾期还款违约金144万元，合计744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837元，由原告王国栋负担46341元，被告王晓军与石河子市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8032元，其余49464元由被告王晓军个人负担。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王晓军与石河子市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1.2014年5月6日中国银行电汇凭证。2.2015年3月13日、4月7日、5月29日、9月7日、10月10日中国银行电汇凭证。用以证明东盛公司曾经给案外人郭菊侠、王晓蓉支付过利息。被上诉人质证认为提交的凭证均为复印件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范畴。即使以上证据为真实的，也不能证明东盛公司支付的是借款利息，只能证明东盛公司、王晓军和郭菊侠、王晓蓉有经济往来。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在一审期间未提交，上诉人亦未能合理说明未提交的理由，不属于新证据，且仅凭东盛公司与案外人郭菊侠、王晓蓉的打款凭证，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支付过借款利息的主张，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上诉人提交证据王晓军妻子王艳荣的备忘录记载了给郭菊侠的还款记录。用以证明王晓军曾给郭菊侠还过利息。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该备忘录为单方制作，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在一审期间未提交，上诉人亦未能合理说明未提交的理由，不属于新证据，且该备忘录为单方制作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订立的还款协议是否有效。2.王国栋是否曾经为东盛公司的隐名股东。3.双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4.一审判决程序是否违法。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经查，2015年12月6日，王国栋与王晓军、东盛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一份，该还款协议主要内容包括：“1、双方确认乙方共向甲方借款金额为人民币900万元，乙方尚未归还借款，甲方对该欠款享有债权，协议签订后，乙方曾向甲方及其亲属出具的借据、欠据全部作废；2、双方确认根据2013年12月18日的《合作协议》及双方协商同意东盛公司变更为王晓军一人公司的意见，甲方将其持有的东盛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王晓军，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利息100万元，合计600万元，乙方尚未支付该转让款，甲方对此享有债权；3、关于还款期限，乙方承诺并保证对900万元借款于协议签字当天还款100万元，2016年2月1日前归还剩余800万元，对600万元股权转让欠款则根据公司经营情况，于2016年10月15日前分期分批还清；4、甲方承诺，协议生效后其虽彻底退出东盛公司一切经营管理事务，但仍然需协助乙方完成项目引资、融资工作，继续支持乙方开发建设项目的完成，乙方承诺，协议生效后其独自承担项目前期筹备及东盛公司一切债权债务清偿工作，甲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5、关于违约责任，如乙方未能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未按期足额还款时，应按还款总额的24%承担违约损失赔偿责任，甲方如违反协议，擅自单方解除协议或主张协议之外其他诉求时，应承担还款总额24%的违约金。”该还款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还款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该还款协议为虚假协议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本案中，王国栋与案外人郭军峰签订的代持股协议无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双方代持股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郭军峰未实际出资，但郭军峰是否实际出资并不影响郭军峰的股东身份，其股东身份已经由工商登记确认。上诉人主张郭军峰已经将股权出让给王晓军，股金已经结清，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结合2015年12月6日，王国栋与王晓军、东盛公司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双方确认根据2013年12月18日的《合作协议》及双方协商同意东盛公司变更为王晓军一人公司的意见，甲方将其持有的东盛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王晓军，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利息100万元，合计600万元，乙方尚未支付该转让款，甲方对此享有债权。”能够证明王国栋曾经为东盛公司隐名股东，王晓军认可其股权转让款本息为600万元。上诉人主张王国栋并非东盛公司曾经的隐名股东，以此否定双方股权转让款本息的约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2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在债权转让之后，债务人对原债权人所享有的抗辩仍然可以对抗受让人即新的债权人。原债权人郭菊侠、王晓蓉、辛丽均在一审中认可已经将债权转让给王国栋，该债权转让合法有效。王国栋与王晓军、东盛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王晓军、东盛公司已经对以上债权债务进行了重新约定和处分，即确认向王国栋偿还欠款，并约定曾向王国栋及其亲属出具的借据、欠据全部作废，原债权人对此未提出异议，该协议中王晓军、东盛公司也并未向王国栋提出异议和抗辩，故债权转让并未损害到债务人王晓军、东盛公司的权利，符合双方的约定。关于上诉人主张利息计算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证据综合认定原始借款本金数额为540万元，约定的借款利率均为年利率24%及以上，故一审法院按年利率24%计算并无不当，截止双方签订还款协议时，540万元借款的借款利息数额已超过209万元。鉴于王国栋在一审中主张借款本金为700万元，利息200万元。一审法院按照王国栋的主张支持利息为200万元并无不当，符合双方还款协议的约定。关于争议焦点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王国栋与王晓军、东盛公司签订还款协议的行为属于双方清算后达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协议，拖欠借款和拖欠股权款同属于债权债务纠纷，一审判决将该案作为一案审理符合法律规定。至于一审法院为查清案件事实，经过质证在一审判决中表述案件相关事实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亦未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综上所述，石河子市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晓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837元，由上诉人石河子市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晓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 鑫审判员 张永梅审判员 满春梅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曹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