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4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先顺，男，196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花果园T2区3单元47楼5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明，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明坤，男，198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城关镇驮煤河村下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其毓，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水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何先顺因与被上诉人龙明坤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2民初3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先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2民初3212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龙明坤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证人韩军陈述，何先顺之所以打了一份条子是我们几个协商去公司要钱才打的条子，但是龙明坤、何先顺之间是否欠钱我不知道，龙明坤的条子可能是何先顺与龙明坤协商去公司要钱才打的条子。2019年1月8日，何先顺与龙明坤签订《泥工班劳务分包合同（个人版）》，根据何先顺的陈述，何先顺与龙明坤于2019年1月8日准备和贵州泽润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泥工班劳务分包合同（公司版）》，但是贵州泽润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为了方便管理，要求仅和一个人签订，于是何先顺与龙明坤协商以何先顺的名义与该公司签订《泥工班劳务分包合同（公司版）》，该证据可以表明何先顺与龙明坤之间并非劳务关系。2019年2月22日，何先顺与龙明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龙明坤陈述“我觉得好好去工地先算下！看看我们还有多少钱，有钱的话到时候好去搞”，2019年4月19日，何先顺与龙明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龙明坤陈述“因为我们两做的工地，我一分钱没有拿到，我还花了几万块钱按进去……”这两句话的陈述表明何先顺与龙明坤是合伙关系，而非劳务关系。2019年4月4日，龙明坤前往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何先顺欠其工程款77万元，已经得到61万元，仍欠其16万元。龙明坤在乌当区监察大队主张的是工程款，而在法院主张的欠付工资纠纷，两者相互矛盾，可说明龙明坤在劳动监察大队和人民法院的其中一处陈述是虚假的。2019年4月9日，何先顺与龙明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龙明坤陈述“把我的发一张图片给我，我这里只有复印件”，其陈述表明当时原件是在何先顺手中，若该条子真实有效，则龙明坤不可能在没有要到钱的情况下便将条子归还何先顺。2019年11月19日，何先顺与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及监事会的微信聊天记录表明，何先顺与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泥工班劳务分包合同（公司版）》工期没有那么长，条子上的日期超出了何先顺和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工期，该条子部分承包项目并非何先顺承接工程的承包范围。2019年春节前，该项目泥工班组的工人去劳动监察大队要求支付工资，后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同意支付工资，便将2018年的工人工资支付完毕，若龙明坤作为工人，则工资已经支付完毕，但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龙明坤辩称，何先顺的上诉理由及事实均不成立，该项目签订合同以及在业主方领取的款项，全是何先顺与业主方结算，如果是合伙关系，那么龙明坤的名称也应列进去；其二，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其三，何先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欠条上写的很清楚的，且何先顺也是签字认可的，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综上，一审程序是合法的，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龙明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何先顺立即支付龙明坤的劳动报酬人民币100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何先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5日，何先顺聘请龙明坤作为其承包的健兴药业厂房修建工程中的总代班，约定每月工资120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聘用合同。2019年4月3日，龙明坤与何先顺签订标题为“健兴药业”的书面结算材料，对何先顺聘用龙明坤为总代班的事实及欠付工资金额100500元等内容进行确认，何先顺在“双方签字”栏签名并注明“以上内容确认”。后因何先顺未向龙明坤支付所欠工资，龙明坤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准予其如前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本案中，何先顺聘请龙明坤作为其承包的建兴药业厂房修工程的总代班组织工人施工。龙明坤已按约定履行了组织工人施工的职责，故何先顺应及时足额向龙明坤支付约定工资。由于双方在工程结束后对何先顺欠付龙明坤工资的事实及金额均进行了结算并签订了书面结算材料进行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已转化为新的债务关系。何先顺应按结算材料确认的金额向龙明坤支付所欠工资款。故对龙明坤要求何先顺向其支付工资款1005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对于何先顺关于其与龙明坤系合伙关系，其向龙明坤出具的标题为“健兴药业”的结算材料系为了让龙明坤去追讨工程款而虚构，其与龙明坤之间不存在拖欠工资款的事实的抗辩，因其未提供其与原龙明坤存在合伙关系的书面证据材料，且其提供的证人韩军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其并不清楚龙明坤、何先顺之间是否合伙关系及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同时何先顺提交的微信通话录音和文字记录中也没有直接表明龙明坤、何先顺双方系合伙关系的内容，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何先顺的该抗辩，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何先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龙明坤工资款1005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5元由被告何先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二审中，何先顺向本院提交证据四组。第一组证据为《泥工班劳务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份。《泥工班劳务分包合同》载明的主要内容为：发包方：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承包方：何先顺。尾部有何先顺的签名，签订日期2019年1月8日。《劳务分包合同补充协议》：甲方：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乙方：空白。尾部有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印章，日期2018年7月18日；龙明坤的签字，日期2018年7月18日。拟证明何先顺与龙明坤是合伙关系，而非劳务关系，同时还证明龙明坤与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分包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原件在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龙明坤认为，两份都是补充合同，其中《劳务分包合同补充协议》是当时何先顺没有在，龙明坤代签的。第二组证据为微信聊天记录7页，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的内容有第二组证据为微信聊天记录7页，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的内容主要有：时间为2014年4月19日“因为我们两做的工地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我还要花了几万块进去，我花的钱都是借的……要不真的无法，你是知道我们做的这个我是天天在工地上没有任何来源”；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因为这些小事把工人放走咯我实在无法挽回咯啊！我现在又一点钱都拿不出来”；时间为2019年2月22日“我觉得好好去工地先算哈！看看我们还有多少钱，有钱的话到时候去好去搞”；时间为2019年4月12日“你哪哈上工地上去、星期一去你看如何？、你看着办嘛，我也没有办法咯、我们两个的账随时可以算、我们俩兄弟的账一定要算个明白”。欲证明龙明坤与何先顺是合伙关系；结算欠条由何先顺保管，而非龙明坤持有，与生活习惯不符。龙明坤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龙明坤在帮何先顺看工地，人也是龙明坤找的，所有合同没有龙明坤的签字。第三组证据，《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2019年信访接待记录》一份。《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2019年信访接待记录》载明的主要内容为：4月4日，举报、投诉人姓名：龙明坤、张猛；反映情况：2018年4月25日至2019年2月3日在健兴药业修建厂房，工程总产值77万元左右，已支付工程款61万元，欠16万元左右；处理情况：2019年4月8日赵波、何先顺、龙明坤、张猛因没有结算，双方有争议。建议结算后按合同支付。《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2019年信访接待记录》没有加盖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印章。拟证明龙明坤在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陈述的是公司欠付工程款，并非工资，证明欠条的日期与龙明坤去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的日期仅差一天。龙明坤认为，该证据没有盖公章，但确有这回事是去过咨询过，但包工头是何先顺。赵波是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何先顺是包工头，张猛是龙明坤替何先顺请来的工人。第四组证据为何先顺与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波的聊天记录一份、电话号码、姓名、微信一致性信息一份、微信截图、工商登记信息查询一份，内容为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彬，股东有三个（赵波持股60%、郑彬持股20%、谭伟持股20%）。拟证明赵波是公司的大股东，微信聊天的对方为赵波，欠条是为了民工工资，欠条的工程范围不符。龙明坤认为，聊天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达不到证明目的。龙明坤向法院提交证据一组为签名为韩军出示的《说明》一份，内容为：于2019年10月份，何先顺让我给他在法庭上作证，让我这样说：“何先顺之所以打了一张条子，是我们几个人协商去公司要钱打的条子，但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欠钱我不知道”。2019年10月12日我和他去法院的路上，他在车上给我说帮他上庭作证，给我5000元的好处，然后他说兄弟我也给了你2300元，14日开庭过后我全部给你付清。(2019年10月7日，微信转账300元，10月18日微信转账2000元。”特此说明。说明人韩军签字加手印，时间2020年2月20日。拟证明何先顺陈述的事实虚假的。何先顺认为，对该证据不认可，这是证人的书证，需要证人出庭核对事实。另，何先顺于2020年4月21日申请本院到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调取龙明坤在贵阳市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的举报材料。拟证明龙明坤是去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索要工程款，所以龙明坤与何先顺之间是合伙关系，不是劳务关系。本院向何先顺的代理人出具调查令调取了龙明坤在贵阳市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的举报材料记录等证据。该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2019年信访接待记录明确载明：举报人龙明坤和张猛，投诉内容是工资的支付。龙明坤认为，该材料足以证明龙明坤和何先顺之间是劳务关系，不是合伙关系。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何先顺在诉讼中主张其与龙明坤系合伙关系，并在诉讼中提供《泥工班劳务分包合同》、《劳务分包合同补充协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龙明坤对此不予认可。何先顺在诉讼中提供上述证据载明的内容与双方于2019年4月3日签订标题为“健兴药业”的书面结算材料载明的内容不相吻合。本院调取的龙明坤于2019年4月4日在贵阳市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的投诉材料能够证明龙明坤于双方结算后的第二天即2019年4月4日由于没有提到劳务报酬到贵阳市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何先顺和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亦与何先顺关于龙明坤于2019年4月4日在贵阳市乌当区劳动监察大队的投诉向贵州润泽名匠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索要工程款的主张不一致。何先顺在诉讼中提供上述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龙明坤与何先顺系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何先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院对何先顺关于龙明坤与何先顺系合伙关系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何先顺在诉讼中认可双方于2019年4月3日的结算材料“健兴药业”上“何先顺”系其本人签字并加盖手印，虽然何先顺主张其向龙明坤出具的标题为“健兴药业”的结算材料系为了让龙明坤去追讨工程款而虚构，但在诉讼过程中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在诉讼中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龙明坤签订结算材料时受到欺诈、胁迫而签订的，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双方于2019年4月3日签订标题为“健兴药业”的书面结算材料载明内容，何先顺对聘用龙明坤为总代班的事实及欠付工资金额100500元等内容进行确认，一审据此判决何先顺向龙明坤支付工资款1005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何先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10元，由上诉人何先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汤 萍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邢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