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527行初28号原告向祖朝，男，1953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秭归县。委托代理人向俊波，男，1978年5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秭归县。系原告向祖朝之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秭归县梅家河乡人民政府，住所地秭归县梅家河乡鲁家湾村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27011136982U。法定代表人卢胜伟，系该乡乡长。出庭负责人马学融,男，197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该乡副乡长，公民身份号码420527197107153013，住秭归县梅家河乡谭家岭村三组。委托代理人望明坤,男,1986年1月3日出生，汉族，系该乡政府工作人员，住秭归县。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宋玉相，湖北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秭归县茅坪镇长宁大道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27011136202U。法定代表人**，系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姜艳，女，1987年5月26日出生，汉族，系秭归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住秭归县郭家坝镇头道河村二组。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向玉芹，男，1976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秭归县，第三人秭归县梅家河乡肖家坪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梅家河乡肖家坪村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20527K26630073P。法定代表人王世银，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原告向祖朝不服被告秭归县梅家河乡人民政府、秭归县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处理一案，于2019年12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秭归县梅家河乡人民政府、秭归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向玉芹、第三人梅家河乡肖家坪村村民委员会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向祖朝及其委托代理人向俊波、被告秭归县梅家河乡人民政府的出庭负责人马学融、委托代理人望明坤、宋玉相、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姜艳、第三人秭归县梅家河乡肖家坪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王世银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向玉芹(外出务工)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祖朝与第三人向玉芹均系秭归县肖家坪村七组村民，2018年，双方对位于秭归县肖家坪村“岭上”（小地名）的林地权属发生纠纷。2019年2月17日，第三人向玉芹申请梅家河乡人民政府对“岭上”的林地权属予以确权，秭归县人民政府组成专班，通过历史调查、现场勘查，作出秭梅林处字〔2019〕1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作出如下决定：“向玉芹对坐落于秭归县肖家坪村七组小地名岭上的林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其四至为：东至瓦屋场走路过，西水沟横过青石界，南向祖朝山石根过，北向祖朝青石界字斜下。”原告向祖朝不服该处理决定书，向秭归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0月29日，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秭复决字〔2019〕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秭梅林处字〔2019〕1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2019年12月9日，原告向祖朝不服秭归县梅家河乡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及秭归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向祖朝诉称：2018年1月，原告准备对旧房改造，先后到村、乡林业站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后在村护林员谭本朝监督下在原告享有承包经营权的“瓦厂岭”（小地名）采伐杉树20株。第三人向玉芹到村、乡反映原告所砍杉树是属于其所有的，申请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处理，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秭梅林处字〔2019〕1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争议林地由第三人向玉芹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向秭归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秭复决字〔2019〕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该处理决定。原告认为，原告砍伐林木履行了审批手续，砍伐时有村护林员实地监督采伐，有前村干部及多位村民作证，并非滥砍滥伐，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违背事实和证据，将该林地确认给第三人向玉芹是错误的，请求撤销秭梅林处字〔2019〕1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及秭复决字〔2019〕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重新确权。原告向祖朝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向俊波与前村干部向宗喜通话录音一份（当庭播放，未提交），拟证明前村干部向宗喜出具的证明是在梅家河乡人民政府的领导指示下出具的。2.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向俊波与森林公安工作人员周宗波的通话录音2份（当庭播放，未提交），拟证明周宗波要求私了，同时存在恐吓向俊波的情况。3.村民宋举刚、宋秀虎的林权证照片（未提交），拟证明老袁家湾存在一个封山林地，后将该封山林登记到了向玉芹的林权证是不合法的。4.2019年10月20日谭本朝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在采伐林木的时候，护林员谭本朝在现场监督。5.采伐证复印件一份、向祖朝林权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向玉芹与原告发生纠纷。6.1985年12月21日《分家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与向祖满分家。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辩称：1.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秭梅林处字〔2019〕1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被告根据法律授权，具有对林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被告收到第三人向玉芹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后，依法向第三人向玉芹送达了《受理通知书》，向原告向祖朝、第三人秭归县肖家坪村村民委员会送达了通知书，告知了权利义务及公开审查的时间地点，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对所有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在赴实地进行现场勘验后，作出了该处理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2.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该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与第三人向玉芹争议的林地，与第三人向玉芹秭林证字（2004）第053299号林权证上的“岭上”登记四至记载一致，与历史记录相符，与相邻林地界限相符，与证人证言相符，争议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应由第三人向玉芹享有。3.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该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准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布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十条“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本案中争议的林地与第三人向玉芹林权证登记一致，四至清楚，且与证人证言及勘验的现场相符，被告作出的该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是准确的。4.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原告起诉的主要依据是梅家河乡肖家坪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已经被梅家河乡肖家坪村村民委员会申明作废。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第一组：1.秭归县人民政府受理第三人向玉芹林权争议申请的文件处理单；2.申请人向玉芹提交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3.成立林地权属争议处理专班的通知书及文件撰制单；4.当事人基本信息；5.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6.通知书及送达回证；7.公开审查笔录；8.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意见书及文件处理单；9.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文件处理单；10.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秭归县人民政府做出该处理决定书的程序合法。第二组：1.第三人向玉芹秭林证字（2004）第053299号林权证复印件(已核对)；2.原告向祖朝秭林证字（2004）第053359号林权证复印件(已核对)；3.秭归县肖家坪村村民委员会证明；4、治安调解协议书；5.秭梅信字（2018）10号《关于向玉芹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6.向祖朝建房许可证；7.争议林地示意图；8.调查笔录四份；9.争议林地草图及向宗厚证明；10、非国有林权登记申请审批表四份（1267、1485、1486、1488）；11.向宗喜及肖家坪村委会的声明；12.秭归县森林公安局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示意草图2份；13.现场勘查录像（光盘一份）。拟证明秭归县人民政府做出该该处理书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三组：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中华人共和国森林法》；3.《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拟证明秭归县人民政府做出该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辩称：1.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有行政复议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主体资格和行政职权。2.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秭梅林处字〔2019〕1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维持处理意见是恰当的。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在收到第三人向玉芹的确权申请后，依法履行了受理、告知、组织专班调查及现场勘验，进行了公开审查、对相关证据进行了质证、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了该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告知了法律救济途径，履行了送达义务，其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依法对其审查后，认为该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第一组：1.秭归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2.机构代码。拟证明被告主体适格；第二组：1.原告向祖朝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3.行政复议公开审查笔录；4.行政复议决定书及相关文书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依法做出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第三组：1.申请人即本案的原告向祖朝提交的证据；2.秭归县肖家坪村委会提交的证明；3.秭归县人民政府提交的三组证据；4.第三人向玉芹提供的秭林证字（2004）第053299号林权证；5.秭梅信字（2018）10号《关于向玉芹信访答复意见》、6.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秭归县人民政府做出维持复议决定是正确的，同时对于申请人提交的证据秭归县人民政府可以进行书面审查。第三人向玉芹（外出务工）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但其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其述称：1.小地名“岭上”的林地登记在其林权证中，四界清楚，已承包经营达35年之久；2.原告向祖朝父子多次在“岭上”进行盗伐，第三人向玉芹曾经就此事通过信访向秭归县人民政府反映，乡人民政府以秭梅信字〔2018〕10号予以答复；3.原告办理采伐证的采伐地点是“瓦厂岭”，但实际采伐地点是“岭上”；5.原村干部向宗喜给原告出具的证据系伪证。请求维持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秭梅林处字〔2019〕1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第三人秭归县肖家坪村民委员会述称：1.小地名“岭上”的林地是第三人向玉芹承包经营的，其四界清楚，乡、村干部多次走访当年林地划界人（向组圣、向祖林、谭本龙），有原始记录及草图；2.2019年4月11日，县林业局技术推广中心现场比对，其四至与第三人向玉芹的林权证一致。第三人秭归县肖家坪村民委员会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向祖朝、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第三人秭归县肖家坪村委会对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原告向祖朝对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公开审查笔录有异议，认为没有公开审查；对第二组证据中第三人向玉芹的秭林证字（2004）第053299号林权证有异议，认为不合理不合法；对第二组证据中的四份调查笔录有异议，认为做笔录的人没有到林地现场去；对第二组证据中原村干部向宗喜及肖家坪村委会的申明有异议，向宗喜是受到胁迫出具的证明，自己有向宗喜出具的证据；对森林公安局勘验、检查笔录及现场示意草图有异议，森林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曾打电话威胁过自己；对现场勘验的录像（光盘一份）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这宗林地是第三人向玉芹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第三组法律适用条款有异议，认为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作出处理是违法的。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第三人秭归县肖家坪村委会对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向祖朝、被告秭归县梅家河乡人民政府、第三人秭归县梅家河乡肖家坪村委会对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原告向祖朝对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自己向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被采纳，不合理；对第一组、第三组证据无异议。被告秭归县梅家河乡人民政府、第三人秭归县梅家河乡肖家坪村委会对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二被告及第三人秭归县肖家坪村委会对原告向祖朝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认为原告当庭播放的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向俊波与前村干部向宗喜的通话录音，不能排除是否有剪辑删减的情况；对向俊波与森林公安工作人员周宗波的通话录音，与本案无关；对原告提交的宋举刚、宋秀虎的林权证照片，没有提供原件核对，真实性存疑，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原告提交的护林员谭本朝出具的证明，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原告提交的采伐证复印件及分家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第三人秭归县肖家坪村委会同意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认为原告当庭播放的两个通话录音，均无法查明通话者的真实身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疑。第三人秭归县肖家坪村委会认为原告当庭播放的两个通话录音，只能证明原告采伐林木的事实，与本案的林地权属无关，同时通话录音不能证明原村干部向宗喜受到胁迫。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评判如下：被告秭归县梅家河乡人民政府与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分别围绕行政主体资格、林权确认程序及行政复议程序、处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这几个方面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原告对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提交的公开审查笔录持有异议，认为没有公开，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经查明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制作了公开审查通知书并送达给原告居住的村委会予以公示，于2019年3月11日在秭归县人民政府四楼召开了公开审查会议并制作了笔录，原告向祖朝及其委托代理人向俊波参加了该会议并在笔录上签名。原告对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三人向玉芹的秭林证字（2004）第053299号林权证持有异议，认为不合理合法，不是真实的，但在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提交该证据时，原告对该林权证的真实性明确表示为没有异议，原告对同一份证据的质证是两种相互矛盾的意见。经审理查明，该林权证系秭归县人民政府颁发，真实性可以采信。原告对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在处理林地权属争议时调查的四份笔录持有异议，认为做笔录的人没有到林地现场去。该理由不能成立，四份笔录并不能各自孤立地证明事实，而是行政机关在查明事实中综合性佐证事实的依据，该笔录具有真实性、与本案有关联，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提交的原村干部向宗喜及肖家坪村委会的声明，认为原村干部向宗喜是受到乡政府胁迫下出具的。本院认为，原村干部向宗喜就同一事实有两种不同的证明，对原村干部向宗喜出具的证言、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对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提交的森林公安局勘验、检查笔录及现场示意草图持有异议，认为曾受到森林公安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威胁。本院认为所谓的电话威胁并不能否定森林公安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示意草图的真实性，森林公安的勘验、检查行为是一种刑事侦查手段，没有证据能够佐证森林公安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对于该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认为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现场勘验录像（光碟），不能证明该宗林地就是第三人向玉芹的，本院认为，该现场勘验录像并不是定案依据，可作为综合性佐证事实的证据来使用，通过该现场勘验录像，可以佐证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在作出林地争议处理决定之前，到达争议现场进行过勘验。原告对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同提交的第一、第三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持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采信原告的证据，所以该组证据不合理合法。对没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对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没有法律上的逻辑关系，没有说明该组证据不合法的具体理由，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当庭播放的两组通话录音，不能确定通话对象的主体身份，没有向本院提交记录通话录音的存储载体，亦不能证明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中有违法性。对于原告提交的第三、四、五、六组证据，与本案的争议没有关联性。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28日，原告向祖朝申请办理林业采伐许可证，申请采伐的地点是秭归县肖家坪村的“瓦厂岭”，申请采伐的数量为20棵，审批后，原告向祖朝及其子向俊波进行了采伐。第三人向玉芹认为原告向祖朝及其子向俊波采伐的地点是其承包的“岭上”林地，而非“瓦厂岭”，双方遂因为采伐林木地点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属发生争议。2018年3月26日，第三人向玉芹通过信访向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反映，认为原告向祖朝及其子向俊波多次非法盗伐第三人向玉芹山林中的林木，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通过秭梅信字〔2018〕10号《关于向玉芹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予以答复。2019年2月17日，第三人向玉芹申请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对其与原告向祖朝发生争议的“岭上”林地权属进行确权。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决定受理该林地权属争议后，由该乡党委副书记黎蓉、综治信访办主任望明坤、乡林业站站长李明东组成专班负责。被告梅家河乡人民政府调取了原告向祖朝、第三人向玉芹的林权证，从县林业局取得了原告向祖朝、第三人向玉芹《非国有林林权登记申请审批表》，询问了原划界参与人员并形成调查笔录，委托县林业局技术推广中心对争议林地结合卫星照片进行了对比，绘制出示意图，对争议林地现场进行勘验，取得了认定事实的相关依据。2019年2月21日，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向原告向祖朝、第三人向玉芹、第三人梅家河乡肖家坪村委会送达了公开审查通知书，于同年3月11日在秭归县××人民政府××楼会议室召开了公开审查会，对相关证据进行了公开审查，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2019年6月4日，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了秭梅林处字〔2019〕1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决定“向玉芹对坐落于秭归县肖家坪村七组小地名‘岭上’的林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其四至为：东至瓦屋场走路过，西水沟横过青石界，南向祖朝山石根过，北向祖朝青石界字斜下”。原告向祖朝不服该处理决定，向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依法进行了审查，认为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受理该林地权属争议后，依法履行了受理、告知、组织专班调查、现场勘验等各项工作，进行了公开审查、对相关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听取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依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法规制作了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告知了法律救济途径，履行了送达义务，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据此，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秭复决字〔2019〕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秭梅林处字〔2019〕1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不服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案件，应全面审查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本案审理的焦点并不是原告向祖朝砍伐林木地点的问题，而是对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秭梅林处字〔2019〕1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合法性的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因此，本案的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是处理该林地权属争议适格的主体。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受理该林地争议确权后，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相关文书，成立了专班，召开了公开审查会，告知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保障了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依法送达了行政文书，程序合法。同时，在实体处理上，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走访了当时林地划界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调取了有关原始资料，委托专门机构结合卫星照片进行比对并绘制了示意图，对林地权属争议的实体处理所依据的事实是清楚的，适用法律是准确的。原告向祖朝庭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中程序违法，实体处理错误。同时，根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土地、林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是作出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的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依法具有行政复议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主体资格和行政职能。原告向祖朝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予以受理并作出复议决定，亦体现了法律给予其的救济途径，体现了程序的正当性。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在审查了被告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后，认为其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履行了复议审查义务，复议程序及实体处理并无不当。综上，二被告在处理林地权属争议的过程中，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向祖朝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向祖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宁 岗人民陪审员  余晓明人民陪审员  王学成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贺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