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23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1，女，198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峥，上海申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女，195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某2，男，1955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某3，男，1946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某4，女，195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女，197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上列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松涛，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杰，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秦某1因与被上诉人黄某、秦某2、秦某3、秦某4、吴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17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起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动拆迁过程中，秦某1与黄某、秦某2三人共分得两套计147.58平方米的房屋，按照同住人之间权利平等的原则，秦某1应得到49.2平方米的房屋产权。一审判决剥夺了其就涉案房屋享有的权益，使其实际得到的补偿利益远低于其他同住人，存在不公平。（2）2017年4月26日的房屋与补偿款分配协议的签署，秦某1与黄某并不知情，是秦某2擅自代签名字，秦某1与黄某事后向拆迁办工作人员表示了异议。此后，秦某1与秦某2进行协商并形成了《家庭内部协议》。该协议实际是双方对涉及秦某1、黄某、秦某2一户产权调换房分配方案的变更，与2017年4月26日的协议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故《家庭内部协议》并非赠与协议，而是对动迁所得房屋的分配协议。而且，协议约定秦某1取得涉案房屋50%产权，但也约定了房屋由秦某2居住，秦某1已将房屋使用权让渡给秦某2，实际上已经支付了相应对价，即便秦某1未支付涉案房屋50%的购房款，也是公平合理。（3）本案中，被征收房屋的承租人已经过世且未经过变更，《家庭内部协议》系房屋征收中同住人之间为分配补偿利益所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相关执法意见，应认可该承诺之效力。黄某辩称，其同意秦某1的上诉请求。《家庭内部协议》是基于黄某与秦某2之间的对话而产生，是四套房屋根据两户一分为二，然后一户内部再行分配。后黄某一方发现秦某2向其要钱没有依据，故双方产生矛盾，秦某2撕毁了双方的协议。秦某2、秦某3、秦某4、吴某辩称：（1）秦某1曾经迁出户口且已经享有拆迁补偿，故对拆迁房屋实际并不享有安置资格。（2）2017年4月26日的房屋与补偿款分配协议中，六人明确约定秦某1与黄某分得一套房屋。如其认为分配不公，应当在六人间重新分配，而不是仅在父女之间分配。《家庭内部协议》主体是父女双方，其他人员均不知晓，动迁组也不知晓。故该协议只能是赠与协议，而非分家析产的协议。实际上，秦某1最后签署房屋与补偿款分配协议，如按其所说《家庭内部协议》的内容属于房屋分配方案的变更，其完全可以在房屋与补偿款分配协议上作出修改，但实际并未有。秦某1称其将涉案房屋使用权让渡给秦某2即是支付对价，并不正确，秦某1从未取得过涉案房屋的使用权。（3）此前，秦某2确实同意秦某1就涉案房屋享有50%的份额，但后续双方关系恶化，秦某2不再愿意一并办理登记。故秦某2一方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秦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秦某1取得房屋征收补偿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193,125元；2.判令秦某1取得房屋征收中安置的产权调换房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的50%产权（购房款由秦某2支付）。一审审理中，因秦某1明确其实际已经从秦某2处取得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款项，故放弃第一项诉讼请求，同时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要求秦某2协助秦某1，将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至秦某1、秦某2名下，双方按份共有，各占50%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秦某1系秦某2与黄某之女，秦某3系秦某2哥哥，秦某4系秦某2姐姐，吴某系秦某4之女。上海市黄浦区XX路XX号房屋（以下简称“嵩山路房屋”）承租人是朱某（已故），房屋性质为公房。2016年2月1日，秦某1、黄某、秦某3、吴某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我户居住在XX路XX号XX、XX室，房屋产权人或房屋承租人朱某，属房屋征收范围。现正式委托秦某2、秦某4全权代理我户包括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在内的有关房屋征收全部事宜，并将房屋征收安置费用（补偿费、过渡费、特殊困难费等）发放在秦某2、秦某4、黄某户名下，并且由秦某2、秦某4领取。同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同日，秦某2、秦某4出具《受托书》一份，载明：“本人愿接受秦某2、秦某4户全权代理包括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在内的有关房屋征收全部事宜的委托，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2017年4月26日，秦某2、秦某3、秦某4、吴某、秦某1（签名由秦某2代签）、黄某（签名由秦某2代签）签署房屋与补偿款分配协议一份，载明：“上海市黄浦区XX路XX街坊XX路XX号XX室、XX室动迁居民妻女秦某2、秦某4、秦某3、黄某、秦某1、吴某等居民，按现在安置情况下，大致分配如下：1.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一室，建面52.92平方米。价值676,417.42元，由秦某3、秦某4（兄妹）居住；2.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二室，建面76.33平方米。价值990,814.32元，由秦某2、马某（夫妇）居住；3.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二室，建面71.25平方米。价值949,139.1元，由黄某（秦某2前妻）、秦某1（秦某2女儿）居住；4.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二室，建面71.25平方米。价值939,647.71元，由吴某、任某（夫妇）居住。情况说明：1.秦某3因年老多病，一眼失明一眼微光，又是孤老，需要有人照顾，要求与其妹妹秦某4同住，因行动不便，要求置换一套底层或电梯房（建筑面积40平方米左右），靠近市公共卫生中心（XX路XX号）附近。2.原居住地XX路XX号门面房（开花店）等相关补偿待遇，按有关部门酌情而定。”2017年6月13日，秦某1在上述协议中手写以下文字：“本次征收补偿安置款，按照六人均分，费用按照各自扣除房款后发放。备注：黄某、秦某1发到黄某名下，秦某2发到秦某2名下，秦某4、秦某3、吴某发到秦某4名下”，同时就303室房屋、403室房屋的分配情况进行了互换，本案当事人六人均在场。2017年5月5日，秦某1、秦某2签订《家庭内部协议》一份，载明：“因市政建设需要，位于XX路XX号的房屋，现已启动拆迁。为了减少今后不必要的纠纷，明确彼此之间的财产份额，经双方商定，特立本家庭内部协议，以供各方遵守执行：一、各方确认，位于XX路XX号的房屋拆迁所得动迁房其中之一位于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的房屋由动迁安置对象秦某2居住。二、位于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的动迁房屋产权为动迁安置对象：秦某2、秦某1所有，其中各所有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0%、50%”。该份协议由秦某1制作，提供。2017年8月8日，甲方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上海市黄浦第五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征收人及征收实施单位与乙方朱某（故）作为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代理人：秦某2、秦某4），双方就XX路XX房屋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征收协议）。根据该征收协议约定，嵩山路房屋公房租赁凭证记载居住面积21.5平方米，换算建筑面积49.59平方米，认定建筑面积49.59平方米，其中：居住部分建筑面积27.57平方米，非居住部分建筑面积22.02平方米；房屋价值补偿款4,326,260.75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303,393.76元、装潢补偿163,785元；征收协议第九条约定乙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以乙方应得的本协议第五条、第六条合计款项4,326,260.75元，甲方提供给乙方的产权调换房屋计3套，房屋总建筑面积218.83平方米，分别为：1、303室房屋，（实测）建筑面积71.25平方米，优惠总价939,647.71元；2、403室房屋，（实测）建筑面积71.25平方米，优惠总价949,139.10元；3、604室房屋，（实测）建筑面积76.33平方米，优惠总价990,814.32元。以上房屋价格合计：2,879,601.13元，房屋产权调换差价为1,446,659.62元，由甲方向乙方支付；第十条约定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合计1,093,790.16元；第十五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搬离原址60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约定的款项，共计3,007,629元。征收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7年8月29日，秦某2、黄某、秦某4作为领款人在黄浦区XX路XX街坊地块（征收编号：G-0094）结算清单1、结算清单2上签字，其中结算清单1载明：协议书包含房屋价值补偿金额及协议书包含奖励补贴合计5,887,230元；结算清单2载明：本结算清单额外增加发放费用1,271,520元。上述结算清单1、2中的补偿金额、奖励补贴及额外增加发放费用总计7,158,75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604室房屋的房款已由秦某2全款付清，现登记在秦某2名下，403室房屋现登记在秦某4、吴某名下，303室房屋现登记在黄某名下。上述结算清单1、2中的补偿金额、奖励补贴及额外增加发放费用总计7,158,750元，本案六名当事人人均1,193,125元，在扣除各方选购房屋总价后，发放至各自指定的代收人，其中秦某2账户取得动迁费金额为202,310.81元，黄某账户取得动迁费金额为1,446,602.29元（其中包含秦某1的动迁费金额1,193,125元）。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关于2017年5月5日秦某1与秦某2签订的《家庭内部协议》的性质问题，秦某1主张该份协议属于动迁利益分配协议。因秦某2在秦某1及黄某不知情的情况下代签了2017年4月26日的房屋与补偿款分配协议，秦某1于2017年5月4日才得知并提出异议，其与秦某2、黄某三人协商后针对动迁补偿款和产权调换房屋进行最终分配，所以《家庭内部协议》是对4月26日的六人协议的变更。对此，秦某1向法庭提供2017年8月29日发放房款当天形成的由秦某1及秦某2签名盖章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一份、微信聊天记录四份、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各两份，证明604室房屋本来约定由秦某1与秦某2共同购买，秦某2因向秦某1索取给动迁组的好处费未果，故不将604室房屋按照约定登记，而是登记在了秦某2一人名下，对此嵩山路房屋动迁的经办人金某均是知情的，却和秦某2一起欺骗秦某1。黄某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秦某2、秦某3、秦某4、吴某对上述证据中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涉及金某的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涉及秦某2的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内容进行了剪切，不完整。有秦某1及秦某2签字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确实交给了金某，但是没有生效，因为之后秦某2与秦某1关系恶化，秦某2就告知动迁组其不同意加秦某1名字，动迁组认为其有道理，其就于2017年10月另外填写了一份配套商品房供应单，604是房屋就是按照第二份供应单分配的。因此秦某2、秦某3、秦某4、吴某主张《家庭内部协议》属于赠与协议，并向法庭提供秦某2一人签名盖章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不动产权证书、关于秦某3户房屋征收安置工作决定及会议纪要、银行流水、XX路XX号征收补偿各方实际所得表、催告书、微信聊天记录各一份、支票三份，证明604室登记在秦某2一人名下，动迁组是按照2017年4月26日的房屋与补偿款分配协议进行分配的，人均1,193,125元，秦某3因情况特殊，额外收到2,468,582.58元的专项补贴用于置换市区的房屋，秦某2之所以签订《家庭内部协议》是为了尽快促使秦某1配合动迁，念及秦某1是其女儿，指望秦某1为其养老，故答应将安置给其的604室房屋的50%产权份额无偿赠与秦某1，但之后双方关系恶化，故其行使任意撤销权，不再赠与秦某1房产份额。秦某1、黄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家庭内部协议》是赠与性质。2.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向上海市黄浦区第五房屋征收事务所有限公司调取了《房屋订购确认单》一份，上面载明604室房屋产权人为秦某2，同时查阅了嵩山路房屋动拆迁材料卷宗，未见秦某1与秦某2签订的《家庭内部协议》。经质证，当事人均表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法院查阅的卷宗情况无异议，但是秦某1认为此份确认单是秦某2违背与其签订的《家庭内部协议》，将604室房屋向动迁组申报登记在其一人名下，侵害了秦某1合法权益。秦某2、秦某3、秦某4、吴某认为，该份确认单可以看出动迁组认可秦某2对604室房屋的所有权利。一审法院认为，秦某1放弃第一项诉讼请求并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予以准许。关于秦某2、秦某3、秦某4、吴某辩称秦某1及黄某已经享受过他处的动迁利益，故在嵩山路房屋动迁中不享有动迁利益，是其余秦某2等四人对秦某1、黄某二人的赠与的意见，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7年5月5日的《家庭内部协议》的性质是动迁利益分配协议还是赠与协议？二、秦某2是否应当按照《家庭内部协议》约定将604室房屋50%产权份额过户给秦某1？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分析如下，首先，根据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从《家庭内部协议》本身约定的各方权利义务来看，仅约定了秦某1占50%的产权份额，并未约定秦某1支付50%购房款的义务；其次，根据本案查明的各协议的签署时间来看，尽管2017年4月26日的房屋与补偿款分配协议中秦某1的签名系由秦某2代签，但是秦某1于2017年6月13日对该份协议进行了追认，故该份协议对本案六名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效力，各方当事人应遵照该份协议内容履行；最后，从动迁利益实际分配情况来看，本案六名当事人是按照六人均分，费用按照各自扣除房款后发放的动迁安置款项，秦某1实际取得了动迁款1,193,125元，604室房屋的购房款均是秦某2支付。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5月5日秦某1与秦某2签订的《家庭内部协议》的性质属于赠与协议，系秦某2约定将自己应得的604室房屋产权的50%份额无偿赠与给秦某1。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家庭内部协议》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故在604室房屋50%的产权份额登记在秦某1名下之前，秦某2享有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现604室房屋已实际登记在秦某2一人名下，秦某2已明确告知秦某1并通过行为撤销了赠与，故秦某1要求秦某2协助其，将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至秦某1、秦某2名下（双方各占50%份额）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难以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判决：驳回秦某1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减半收取计10,500元，由秦某1负担（已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之争议焦点即：秦某1根据《家庭内部协议》主张就涉案房屋享有50%之份额依据是否充分。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从《家庭内部协议》的性质来看。2017年4月26日，秦某2、秦某3、秦某4、吴某、秦某1、黄某等六人签署了房屋与补偿款分配协议，该协议对安置所得四套房屋作出了分配，并在动拆迁材料卷宗中有留档。虽4月26日秦某1、黄某签名由秦某3代签，然2017年6月13日，六人均在场的情况下，秦某1在该协议上亦手写有“本次征收补偿安置款，按照六人均分”等内容，并将协议所载分配房屋与吴某一方进行了互换，秦某1与吴某亦进行签名确认。而《家庭内部协议》系秦某1与秦某2两人于2017年5月5日签署，所涉内容系针对房屋与补偿款分配协议中约定由秦某2一方居住之房屋；其中内容，秦某1在2017年6月13日对房屋与补偿款分配协议进行手写补充时，也未予提及；而且，动拆迁材料卷宗中并未有该份协议留档。故综合《家庭内部协议》的签署人员、协议内容针对的房屋、协议内容在房屋与补偿款分配协议中有无体现、协议是否有留档、涉案房屋房款由谁支付等在案情况，相较于认定为动迁利益分配协议，认定《家庭内部协议》系赠与协议依据更为充分。其次，从赠与协议的履行来看。根据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即便当时确实有过一份由秦某1及秦某2签名盖章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但最终涉案房屋已经实际登记在秦某2名下，秦某2实际已经通过其实际行动撤销了赠与，且该赠与也不符合不可撤销之法定情形。因此，现秦某1根据《家庭内部协议》主张就涉案房屋享有50%之份额，缺乏相应依据，本院难予支持。综上所述，秦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000元，由秦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静波审判员  唐建芳审判员  单 珏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俞少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