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18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宏健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南环线北侧。法定代表人：王硡，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布军，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光元，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遵义嘉瑞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长沙路遵医花园A栋1-6号。法定代表人：白登洪，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武，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绍苗，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路明，男，1986年7月18日出生，苗族，贵州遵义市人，现在押于贵阳市。上诉人贵州宏健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健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遵义嘉瑞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瑞德公司）、邓路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3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贵州宏健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黔0111民初3443号民事判决，改判所有债务由邓路明个人承担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宣称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先后向邓路明汇款96800元、125800元、200000元、244600元合计852800元。并主张利息23559.61元。一审法院认定以上汇款为邓路明代表上诉人行为，判令上诉人承担全部债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1.被上诉人所有的款项全部都是汇入邓路明个人账户，上诉人没有收到任何一笔款项，该汇款与上诉人无关。2.邓路明虽然是我公司的员工，但我公司明确规定购车款不得汇入任何私人账户，作为同属汽车销售公司被上诉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一规定。3.客户在我公司购车必须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并有正规的交车仪式和出门条，被上诉人与我公司没有购销合同，没有相关的程序。4.一审法院仅以“包原告在内的经销商称呼其为邓经理......”证明邓路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代表上诉人，上诉人应该承担全部责任。无论是谁有款项支付到公司，公司当然会办理提车开具发票和发放合格证手续。被上诉人以上款项是支付到邓路明的个人账户，上诉人没有收到购车款，当然不能办理相关手续。这正好说明，没有将购车款打入公司账户，就不能认定为公司行为，只能认定为邓路明的个人行为的事实。仅仅凭有人叫邓路明经理证明其行为代表上诉人是没有任何依据和理由。5.关于2018年8月20日打入邓路明的200000的提车保证金，更是没有任何依据，任何一家4S店都不可能收取提车保证金。上诉人只是对二级经销商才收取保证金，被上诉人不是经销商，何来支付保证金之说。6.一审法院认为邓路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是完全错误的。首先。邓路明虽然是我公司的员工，但没有任何的授权，至于其代理别人支付全款后，公司办理相关手续，任何一个员工只要为所代理客户向上诉人全额付款都是可以提车办理相关手续的，不能认定是代表公司。另外，善意是表见代理的必备要件，被上诉人与邓路明勾结，低价购买商品车属于恶意；被上诉人不是我公司的销售商，不可能将车放在其公司，在上诉人公司台账上车辆是被调往遵义二级销售商遵义家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家）。4S店车辆销售是受银行监管的，银行和我们每周都会都车辆进行盘点，每次被上诉人都会和邓路明在车辆位置变换背景拍照发到公司，谎称车辆还在二级销售商东升家，以此欺骗公司和银行，致使公司不能发现车辆被非经销商非法占有，导致公司遭受巨大损失直至案发。被上诉人明显属于恶意，不构成表见代理。邓路明已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抓获，他是本案的真正责任人，他不参加诉讼对案件审理带来困难，故本案应先刑后民。被上诉人遵义嘉瑞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答辩称，本案中邓路明系上诉人的员工，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一直都是邓路明代表上诉人进行，购车的款项进入公账或私账，均是按照邓路明的要求进行。上诉人自身因内部管理混乱，最终导致员工邓路明涉嫌刑事犯罪，本案中邓路明的行为要么是其上诉人的区域主管的履行行为，要么就构成表见代理，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依法都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因此，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遵义嘉瑞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汽车买卖合同；2.被告宏健东公司归还购车款、提车保证金共计852,800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之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4月2日为23，559.61元（其中，96,800元自2018年6月13日起计算为3,427.12元；125,800元至2018年6月28日起计算为4,225.83元；200,000元自2018年8月21日起计算为5,413.33元；185,600元自2018年9月11日起计算为4,552.61元；244,600元自2018年9月13日起计算为5,940.72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认定原告嘉瑞德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12日，经营范围为汽车销售、汽车代购服务、汽车入户、过户、年审、年检代理服务等；被告宏健东公司成立于2009年7月1日，经营范围为北京现代品牌汽车销售（凭品牌汽车备案手续销售）、汽车用品、汽车装潢等。第三人邓路明原系宏健东公司员工，现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在押于贵阳市第一看守所。当事人围绕自己的诉请请求或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的证据1.邓路明与杨阳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邓路明系被告员工，在2018年9月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双方的业务往来主要由邓路明与原告工作人员杨阳沟通办理（详见证据清单）。同时主张邓路明自2016年开始就作为被告的贰网总经理与原告对接，双方的购车行为都是邓路明与杨阳进行对接，第一次走私账是2017年10月31日，这次交易是成功的，合格证也拿到了。之后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操作，有些是走私账，有些是公账。综上，这组证据证明邓路明是被告的员工，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都代表公司。被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均系邓路明的个人行为，与该公司无关；邓路明对该组证据无异议；2.手机银行个人汇款回单、转账汇款凭条、业务回单、微信聊天记录、陈乾兵、王梦办理贷款资料、存款对账单及收条，证明案涉款项的支付情况，具体如下时间金额包含款项涉及车辆是否发车其他2018年6月12日97520元现代领动车款96800元现代领动车一辆是款项进入邓路明账户，因该车已转卖他人，原告于2018年9月30日再次转款96800元入被告账户补途胜车款720元2018年6月27日159600元现代名图车款125800元现代名图车一辆是款项进入邓路明账户，因该车已转卖他人，原告于2019年1月29日再次转款124800元入被告账户（优惠1000元）补领动车款33800元2018年8月20日200000元103000元现代悦动车一辆是此款项涉及三台车，其中两台系客户陈乾兵、王梦购买的车辆，原告已经全款支付了的，因二人需办理贷款，且贷款只能以北京现代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进行，故车款贷下来之后直接打入被告公司在账户，共计97000元，与之后打入邓路明账户的103000元一并作为提车保证金50000元47000元2018年9月10日185600元现代领动车款现代领动车二辆是款项进入邓路明账户2018年9月12日244600元现代名图车款现代名图车二辆否款项进入邓路明账户，但至今未交付车辆说明上表涉及五台车辆已发车，其中两台已转卖，原告支付了二次车款，现剩余三辆车在原告处，诉讼过程中，原告已将该三台车先行返还被告，涉及的车款共计852,800元（除补车款外，与本案无关），均支付至邓路明账户；另外陈乾兵、王梦的贷款发放记录未能提供。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进入邓路明账户的系属于其私人行为，与该公司无关，该公司确于2018年9月30日和2019年1月29日收到96,800元和124,800元，均已是开具正规发票的，收到原告退还的三辆车也属实，该三台车也包含在邓路明涉嫌的职务侵占罪中。邓路明对上述证据无异议；3.转账记录，证明在客户需求不急迫的情况下，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是通过公账进行的，而且这些交易也通过邓路明进行的，更进一步说明邓路明是履行职务的行为。被告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是这些款项涉及的车辆及合格证已经交付，交易已将完成，与本案无关；邓路明对此无异议。4.微信聊天记录及情况说明，该聊天记录均系邓路明被立案侦查后，被告员工与原告对接后续事宜的记录，证明被告认可邓路明的行为，其中微信号为“Zh5730166421”系赵衡、“Nc1208508”为刘春雷、“HH201710311305”为郑小龙、“何俊宇”为何俊宇，均系被告员工。被告对上述人员系该公司员工无异议；邓路明对该组证据无异议；5.证人证言，证明原告对于与被告之间的交易，无论是走私账还是走公账，都是通过邓路明进行的。证人陈述“我们公司是二级经销商，需要从被告处进购车辆去卖，我公司与被告需要通过贰网经理联系，第三人就是贰网经理。我从2017年9月与第三人联系，开始我们是对公账户进行提车，后续接触时间长之后，彼此信任的情况下，提展车可以有优惠，但过一段时间之后车价会有所下调，当时转款对公账户的话就下调不了，这是第三人告诉我的。为了方便以后调价，与被告处时间长了有库存车作为特价给我们，这些信息都是贰网经理也就是第三人给我们发放的，从18年3月开始逐渐有私账的状况发生，操作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一直到这个案件的发生。一般情况是我给钱给第三人，我只要拿到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关于第三人与被告公司之间是怎么操作的是什么样的我不清楚，转私账的车辆大概有40到50辆，也都进行了正常的销售”。对此被告表示其与原告之间没有经销商合同，所有私账的行为均系个人行为，该公司不予认可；邓路明对该证据无异议，表示被告的经销商分为两种，并不是所有经销商都要签订合同，第三人确实代表被告开展业务，也确实存在挪用公款的行为。被告的证据《汽车销售合同》、照片及出门条，以此证明对于签约的经销商销售车辆都需要与该公司签订合同，并有正规的交车仪式和出门条。原告表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邓路明表示交车照片是厂家的要求，其也会要求二级经销商在销售时拍摄交车照片。第三人邓路明未提交证据，在庭审中陈述“我是宏健东公司的区域主管，负责现代汽车在贵州省的贰网销售，包括原告在内的经销商会与我联系询问有无车辆（包括型号、颜色等），确定以后再商量价格。公司每个月会给我销售权限，比如这个车可以优惠2万到2万5，如果价格合适的情况下，正规签约的就按照正常程序直接发车，向原告这样没有签订合同的必须先打款后发车，确定之后会把定金通过微信转到我的账户上，来提车当天，有可能打对公账户，也有可能打到我私人账户，也有可能在财务直接刷卡，涉案车辆这种车基本上都是让客户打到我私人账户上，用于弥补我之前的挪用（我之前挪用其他经销商用此种方式打入我私人账户的公司车款）。如果这台车我要挪用的话，我就会用签约经销商遵义东升家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名义将这个车发过去，中间我会写一个出门条给销售经理签字，然后拿到库房去发车。第一次来购车的临时牌照会委托我去打，收费200元一张，有15天使用时间，我一般会在这15天之类将后续款项补到公司，将合格证和发票、备用钥匙解出来，拿给客户。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我15天内没有办法解出，我会自己掏钱再打一张临牌解决这个事情，一般30日内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从2017年开始按照这个模式操作，一般是半个月或20天左右打款，如果经销商买断的车，经销商还没有销售出去，以样车的方式进行展销，那么这个时间就会长一些。对于需要后补给公司的车款主要是通过刷卡方式打到公司的对公账户，相应的票据我没有办法提供，但在公安调查过程中应该调取了我相应的流水”。宏健东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邓路明的操作都是其私人操作，未经过公司同意，违反了公司规定，且也因此涉嫌因涉嫌职务侵占已被贵阳市经开区分局刑事立案，本案涉案车辆包含在内，应当由其个人承担责任，并提交一份立案告知书及车辆明细单；同时，被告还提交了一份中止诉讼申请书，主张依据“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应当待邓路明的刑事案件审结之后再进行审理。嘉瑞德公司表示邓路明系宏健东公司的区域销售经理，一般称呼其为邓经理，其一直代表宏健东公司与该公司合作，以往的交易模式都是由其提供车辆信息、价格、车辆资料及开具发票，收款由其个人账户收取，足以证明宏健东公司授权邓路明与其进行汽车中介交易，并提交了前述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手机银行个人汇款回单、转账汇款凭条、业务回单、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证言，虽然被告均不认可，但上述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被告亦未能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采信，即可以认定邓路明系宏健东公司员工，对外一直以区域主管自居，包括原告在内的经销商均称呼其为邓经理。2017年9月起，原告公司员工杨阳通过微信与邓路明联系，双方通过微信确定需要的车辆型号、价格之后达成买卖协议，开始是通过被告的对公账户进行交易，至2018年3月开始逐渐有将车款打入邓路明个人账户的情形。邓路明在收到车款后，会利用其职务之便将车辆调出运至原告处，随后将合格证原件等材料邮寄给原告后完成交易。双方按照此方式交易了一段时间，自2018年6月开始，原告向邓路明个人账户转入车款购买车辆便开始出现问题，因邓路明无法及时提供车辆合格证等手续，致使出现原告购买的车辆无法上牌、或再次支付车款以获得合格证等情形。本案所涉情形即为上表中所载，车辆三辆（现已返还被告），车款共计852,800元。现因邓路明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被告拒绝提供车辆合格证，原告认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遂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车款及利息。另，邓路明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已由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案号为（2019）黔0111刑初454号，该案尚未审结。诉讼中，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保全并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依法裁定对二被告名下价值876,359.61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宏健东公司对邓路明的行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嘉瑞德公司与宏健东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首先，邓路明系宏健东公司员工，且对外一直以区域主管自居，包括原告在内的经销商均称呼其为邓经理，原告自2017年9月起就开始通过邓路明与宏健东公司进行交易，有将车款打入邓路明私人账户的情形，也有打入宏健东公司对公账户的情形，原告支付车款之后，邓路明将车辆从宏健东公司调出运至原告处，原告同时获得相应的合格证、发票等证件材料，完成了其他多起交易，故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邓路明可以代表宏健东公司与其进行案涉交易；其次，即使宏健东公司没有对邓路明作出授权，但嘉瑞德公司对邓路明无代理权的事实亦无法知晓，那在第三人在很难了解其职权范围的情形下，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权益、保障民事交易安全、促进民事流转的顺利进行，仍应认定邓路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宏健东公司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也即，嘉瑞德公司和宏健东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因邓路明的表见代理而成立。买卖合同成立后，嘉瑞德公司已经履行了支付车款的义务，宏健东公司虽然交付了车辆，但未履行交付销售发票及合格证等单证和资料的义务，该义务系宏健东公司应当履行的从合同义务，宏健东公司拒绝交付的行为导致已交付于嘉瑞德公司的车辆无法上牌及行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嘉瑞德公司有权主张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对其该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对嘉瑞德公司请求宏健东公司返还购车款852,8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标准，从每笔款项支付次日开始计算利息，暂记至2019年4月2日为23,559.61元，并未超过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2019年4月3日起利息，以852,800元为基数，计算至被告还清款项之日止。另，嘉瑞德公司在诉讼中已将案涉车辆返还给宏健东公司，对此一审法院不再进行处理。关于宏健东公司主张的本案应当待邓路明的刑事案件审结之后在进行审理。一审法院认为，邓路明涉嫌职务侵占罪，如果其罪名成立，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其在本案中的表见代理不能因为具有犯罪行为而否定其效力，而本案的处理也无须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因此，对被告的该项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遵义嘉瑞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贵州宏健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二、被告贵州宏健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遵义嘉瑞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车款852,800元及支付截至2019年4月2日的利息23,559.61元，2019年4月3日之后的利息，以852,8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82元（已减半收取）及保全费4,901元，由被告贵州宏健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基本一致，且有一审提交证据卷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宏健东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返还购车款的义务？关于上诉人宏健东公司是否应该返还购车款的义务问题。本院认为，首先，邓路明系上诉人宏健东公司的员工，且对外一直以区域主管自居，说明其在本案中的身份是履行职务行为。其次，在合同履行中，被上诉人嘉瑞德公司向邓路明支付了购车款后，邓路明向被上诉人嘉瑞德公司交付了车辆及发票、合格证。基于邓路明的员工身份以及实际交付车辆及发票、合格证的行为，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邓路明有权代表上诉人宏健东公司对外销售车辆，邓路明销售涉案车辆的行为后果应由宏健东公司承担。至于上诉人宏健东公司主张被上诉人嘉瑞德公司与邓路明相互勾结，低价购买公司的商品属于恶意，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车辆售价过分低于市场价格，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宏健东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2,764元，由上诉人贵州宏健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余长智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黄艳书记员王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