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5民初492号原告：刘德荣，男，1955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罗金奎，重庆市长寿区公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黄某1，男，2011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法定代理人：黄某3（系黄某1父亲），男，1979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罗金奎，重庆市长寿区公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黄某2，男，200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法定代理人：黄某4（系黄某2父亲），男，197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罗金奎，重庆市长寿区公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李某1，男，2009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法定代理人：李某2（系李某1父亲），男，1980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罗金奎，重庆市长寿区公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喻洪利，男，198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被告：黄凤书，女，1982年10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文生名，重庆金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小利，女，197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文生名，重庆金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涛，男，197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文生名，重庆金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德荣、黄某1、黄某2、李某1诉被告喻洪利、黄凤书、罗小利、刘涛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德荣、黄某1、黄某2、李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金奎，被告喻洪利、黄凤书、罗小利、刘涛，被告黄凤书、罗小利、刘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生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德荣、黄某1、黄某2、李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丧葬费40884元、死亡赔偿金2756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1558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近亲属处理丧事所造成的误工费10000元、近亲属处理丧事所造成的交通费5000元，被告喻洪利、黄凤书、罗小利、刘涛连带承担50%的赔偿责任，合计29854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刘德荣系刘群英父亲，刘群英系原告黄某1、黄某2、李某1母亲。2019年8月27日，被告喻洪利、黄凤书、罗小利、刘涛与死者刘群英一同前往长寿区运输桥下洞电厂游泳。被告喻洪利明知死者刘群英不会游泳的事实，而将死者拖游至对岸，加强了死者死亡的风险。被告黄凤书、罗小利、刘涛一起前往游泳，明知死者刘群英不会游泳，没有等死者和被告喻洪利一起返回，先行离开，增加了死者刘群英的风险，导致死者溺水死亡。被告喻洪利、黄凤书、罗小利、刘涛均对死者刘群英具有救助义务，现起诉至人民法院，恳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喻洪利辩称，2019年8月27日，死者刘群英打电话、发微信叫我去游泳，并叫我到古镇接了被告罗小利。游泳是死者刘群英组织的，地点是黄凤书选择的。被告黄凤书、罗小利、刘涛先下的水，我和死者刘群英后下水。我和死者刘群英往对岸游泳，被告黄凤书、罗小利、刘涛没有阻止。我们游到对岸后，被告黄凤书、罗小利、刘涛说要离开，我和死者刘群英要求等一下，就往回游。我们游过去的时候水流不急，从对岸游回来的时候水流急得多，下水地点和出事地点相隔约两三百米，我不清楚电厂每天固定放水时间。我为了救死者也受了伤，尽了施救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黄凤书辩称，我与死者是普通朋友。2019年8月27日，死者刘群英通过微信语音的方式约我游泳，我答应了。我答应后，碰见了被告刘涛，我邀约被告刘涛一同去游泳，刘涛答应了。于是被告刘涛开车，我们两人一起前往游泳地点。我以前跟死者在黄草山一个水库游过，被告喻洪利也在场，看见死者戴着游泳圈游泳。我们去游泳的时候天还没有黑，水流看起来不急。被告喻洪利和死者刘群英先下水，被告罗小利和刘涛下水，我最后下水。下水之后，被告喻洪利拖着死者刘群英的游泳圈游到河对面（死者刘群英没有反抗），我和被告罗小利、刘涛在河边游。我带了小孩，小孩在岸上哭要回去，然后我和被告罗小利、刘涛就从水里起来了。我们喊死者刘群英和被告喻洪利离开，但是他们还没有往回游，很生气地叫我们先离开，我们就换衣服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天已经有点看不清了。我不应对死者刘群英的死亡承担责任，理由如下：1、死者刘群英系游泳的组织者，游泳地点也是死者刘群英选定的，应当对参与本次游泳活动的人员及本人的安全负有责任。2、死者刘群英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晓游泳的危险性，由于其自身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所导致的危险，应由死者刘群英自行承担。3、我和被告罗小利、刘涛均有游泳圈，死者刘群英与被告喻洪利共用一个游泳圈。我和被告罗小利、刘涛离开的时候，死者刘群英与被告喻洪利未处于危险中，是安全的，已尽到应有的安全注意义务。4、原告未提交尸检报告等证据证明死者系自身原因或是病变或是外在原因造成导致的死亡，以明确侵权责任的范围。被告罗小利辩称，8月27日下午五、六点左右，我给死者刘群英打电话约她打牌，死者刘群英喊我去游泳，我答应了。死者刘群英喊被告喻洪利来接我。我和死者刘群英一起上过班，不知道死者是否会游泳。我们去游泳的时候天还没有黑，被告喻洪利和死者刘群英先下水，然后我是第三个下水，下水之后我在河边游。被告喻洪利拖着死者刘群英的游泳圈游到河对面（死者刘群英没有反抗）。黄凤书带了小孩，小孩在岸上哭要回去，然后我和被告刘涛、黄凤书就从水里起来了。我们喊死者刘群英和被告喻洪利离开，但是死者刘群英和被告喻洪利还没有往回游，很生气地叫我们先离开，我们就换衣服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天已经有点看不清了。我不应对死者刘群英的死亡承担责任，理由如下：1、死者刘群英系游泳的组织者，游泳地点也是死者刘群英选定的，应当对参与本次游泳活动的人员及本人的安全负有责任。2、死者刘群英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晓游泳的危险性，由于其自身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所导致的危险，应由死者刘群英自行承担。3、我和被告黄凤书、刘涛均有游泳圈，死者刘群英与被告喻洪利共用一个游泳圈。被我和被告黄凤书、刘涛离开的时候，死者刘群英与被告喻洪利未处于危险中，是安全的，已尽到应有的安全注意义务。4、原告未提交尸检报告等证据证明死者系自身原因或是病变或是外在原因造成导致的死亡，以明确侵权责任的范围。被告刘涛辩称，我与被告黄凤书是朋友，我不认识死者刘群英、被告罗小利、喻洪利。我是黄凤书约一起去游泳的。我们去游泳的时候天还没有黑，被告喻洪利和死者刘群英先下水，然后是罗小利，最后是我和黄凤书下水。下水之后我和被告黄凤书、罗小利在河边游。被告喻洪利拖着死者刘群英的游泳圈游到河对面（死者刘群英没有反抗）。黄凤书带了小孩，小孩在岸上哭要回去，然后我和刘涛、黄凤书就从水里起来了。我们喊死者刘群英和被告喻洪利离开，但是死者刘群英和喻洪利还没有往回游，很生气地叫我们先离开，我们就换衣服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天已经有点看不清了。我不应对死者刘群英的死亡承担责任，理由如下：1、死者刘群英系游泳的组织者，游泳地点也是死者刘群英选定的，应当对参与本次游泳活动的人员及本人的安全负有责任。2、死者刘群英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晓游泳的危险性，由于其自身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所导致的危险，应由死者刘群英自行承担。3、我和被告黄凤书、罗小利均有游泳圈，死者刘群英与被告喻洪利共用一个游泳圈。我和被告黄凤书、罗小利离开的时候，死者刘群英与被告喻洪利未处于危险中，是安全的，已尽到应有的安全注意义务。4、原告未提交尸检报告等证据证明死者系自身原因或是病变或是外在原因造成导致的死亡，以明确侵权责任的范围。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证据：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刘德荣、黄某1、黄某2、李某1提交了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报警编号：20190827213657933111371000009）、火化证、《证明》、《出生医学证明》三份，以上证据均系原件，且被告喻洪利、黄凤书、罗小利、刘涛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喻洪利提交的微信语音记录，原告刘德荣、黄某1、黄某2、李某1认可其真实性，认为只是片段，不能证明刘群英邀约游泳的事实。被告黄凤书、罗小利、刘涛认为不完整性、连贯性，但认为该内容能证明被告喻洪利系死者刘群英邀约游泳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其他当事人均认为该微信聊天记录系片段，对其证明目的全部或部分存有异议，但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能与本案各被告的陈述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综合以上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本院应申请调取的长寿区公安局河街派出所事发后拍摄的现场照片及对各被告所作询问笔录，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德荣与陈淑荣（2016年2月病故）结婚并生育了刘勇、死者刘群英两个子女。死者刘群英户籍所在地为重庆市长寿区东门村4组11号附1号，生前分别与案外人黄某4、李某2、黄某3结婚（均已离婚），并分别生育了原告黄某2、李某1、黄某1三人。2019年8月27日下午，死者刘群英邀约被告喻洪利、黄凤书、罗小利游泳。被告黄凤书后又邀约了被告刘涛（与喻洪利、罗小利、死者刘群英均不认识）游泳。之后，刘群英与四被告即前往重庆市长寿区运输桥下洞电厂附近水域游泳。在事发水域下水后，刘群英佩戴游泳圈。被告喻洪利便拖拉着刘群英的游泳圈一同游向对岸，被告黄凤书、罗小利、刘涛在岸边游。上述二人游到对岸后，被告黄凤书、罗小利、刘涛因故先行离开。该三被告离开现场后，在往回游的过程中，被告喻洪利及刘群英被流水冲入下游，导致刘群英死亡，被告喻洪利受伤。另查明，事发时现场视线良好，能明确看出现场河水流速较急。被告喻洪利会游泳，死者刘群英水性不佳。被告喻洪利、黄凤书与刘群英曾在长寿区但渡镇黄草山上某地游过泳。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故本案需要确定，就死者刘群英的溺亡结果，刘群英本人及四被告各自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的大小及与该溺亡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对刘群英应否承担本案责任。首先，事发时，死者刘群英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预料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现场视线良好，明显可以看到事发水域水面状况。在明知自己水性不佳，事发水域流水较急的情况下，刘群英仍跟随被告喻洪利游到河对岸，在折返的途中，被水流冲走溺亡。故刘群英对可能发生的危害后果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系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其次，刘群英系群体游泳的邀约者和组织者，其对导致其死亡的游泳行为系属积极追索，客观上置其本人身于危险当中，其邀约行为系导致其死亡的间接原因。基于上述两个理由，刘群英对其自身的溺亡结果具有较大过错，应承担本案主要责任。对被告喻洪利应否承担本案责任。被告喻洪利事发前曾与刘群英一起游过泳，对刘群英及自身水性较为了解。故本院认为，被告喻洪利水性较好，在明知刘群英水性不佳且事发水域水流较急，仍拖着死者刘群英的游泳圈往对岸游。被告喻洪利的上述行为导致其在后续游泳过程中，应对刘群英的安全负有谨慎注意义务。现刘群英溺亡，足见被告喻洪利未尽到上述注意义务，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综合考量刘群英与被告喻洪利各自行为的过错情况及对导致本案事故发生原因力的大小，本院酌定由被告喻洪利承担20%的责任，由刘群英承担80%的责任。原告诉请原、被告各承担50%的责任没有依据，不予支持。被告黄凤书、罗小利、刘涛对刘群英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本案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失及金额，本院审查认定如下：1.对丧葬费，原告诉请按照2019年度重庆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814元的标准计算，丧葬费为40884元（6814元/月×6个月）。该标准实系2018年度重庆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不超过法定应主张的2019的相关标准，系其自愿，本院照准。故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的丧葬费40884元予以认定。2.对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照2018年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781元/年的标准计算20年，共计275620元（13781元/年×20年）。本院认为，因刘群英死亡时系农村居民，死亡时未满60岁。同时，原告所主张该标准不超过2019年的相关标准，系其自愿。综上，本院对原告所主张残疾赔偿金275620元予以认定。对被抚（扶）养人生活费。因刘群英死亡时共有四原告四个被扶养人，故分别主张：刘德荣事发时年满64周岁，共有两个扶养义务人，原告刘德荣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5816元（11977元/年×16年÷2）；原告黄某1事发时年满8周岁，共有两个扶养义务人，原告黄某1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9885元（11977元/年×10年÷2）；原告黄某2事发时年满16周岁，共有两个扶养义务人，则原告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977元（11977元/年×2年÷2）；原告李某1事发时年满10周岁，共有两个扶养义务人，李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7908元（11977元/年×8年÷2），合计215586元。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按照重庆市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11977元/年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系其自愿，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照准。原告所主张被扶养人人数、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方式均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依据上述计算方式，在2019年、2020年中，四原告所主张每年应得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已超过上一年度即2019年度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112元/年的标准，本院按照13112元/年的标准计算，四原告各应得被扶养人生活费金额均为6556元[（13112元/年÷4人）×2年]，共计26224元。在2021年至2026年，被扶养人仅有原告刘德荣、黄某1、李某1三人。该三原告所主张每年应得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已超过上一年度即2019年度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112元/年的标准，本院按照13112元/年的标准计算，原告刘德荣、黄某1、李某1各应得被扶养人生活费金额均为26223.1元[（13112元/年÷3人）×6年]，共计78671.1元。在2027年至2028年，被扶养人仅有原告刘德荣、黄某1二人。该二原告所主张每年应得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未超过上一年度即2019年度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112元/年的标准，本院按照原告主张的11977元/年的标准计算，原告刘德荣、黄某1各应得被扶养人生活费金额均为11977元[（11977元/年÷2人）×2年]，共计23954元。在2029年至2034年，被扶养人仅有原告刘德荣一人，其所主张每年应得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未超过上一年度即2019年度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112元/年的标准，本院按照原告主张的11977元/年的标准计算，原告刘德荣应得被扶养人生活费金额为11977元[（11977元/年÷2人）×6年]，共计35931元。综上，四原告应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本院依法主张为164780.1元（26224元＋78671.1元＋23954元＋35931元）。3.对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本院认为，因死者刘群英对自身死亡存在重大过错，本院不予支持。4.近亲属处理丧事所造成的误工费：原告未提交近亲属处理丧事产生的误工的证据，但基于死者刘群英死亡的事实，本院酌情主张近亲属处理丧事所造成的误工群英费300元。近亲属处理丧事所造成的交通费：原告未提交近亲属处理丧事产生的交通的证据，但基于死者刘群英死亡的事实，本院酌情主张200元。综上所述，原告刘德荣、黄某1、黄某2、李某1诉讼请求中应主张的费用为：丧葬费40884元、死亡赔偿金440400.1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64780.1元）、近亲属处理丧事所造成的误工费300元、近亲属处理丧事所造成的交通费200元，合计481784.1元（40884元+440400.1元+300元+200元）。故被告喻洪利应承担96356.82元（481784.1元×20%）。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喻洪利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原告刘德荣、黄某1、黄某2、李某1支付因刘群英死亡所致的损失赔偿款96356.82元；驳回原告刘德荣、黄某1、黄某2、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6元，由被告喻洪利负担189.20元，原告刘德荣、黄某1、黄某2、李某1负担756.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霍振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 丽书 记 员 马思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