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1民终45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宇馨，女，汉族，1983年5月21日出生，住兰州市七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燕、何皛舟，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凯，男，汉族，1955年1月17日出生，住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燕、何皛舟，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住所地兰州市七里河区滨河南路333号。法定代表人：向大伟，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涛，该医院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吉刚，甘肃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宇馨、王凯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以下简称：九四〇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3民初2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宇馨及其王宇馨、王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燕，九四〇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涛、王吉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宇馨、王凯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撒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中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长达2个月时间内未通知患者金惠琴体检结果中已出现胰腺癌抗原阳性数值这一事实未做实质认定,属于关键事实认定不清，按照被上诉人体检中服务承诺“阳性结果及危急值第一时间通知，以防延误病情”，从患者金惠琴2017年3月1日从被上诉人处取得的《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肿瘤套餐体检报告单》显示，在2016年12月30日，患者金惠琴就被检测出肠胃癌抗原CA199及乳腺癌抗原CA153呈阳性，其中CA199数值高达46.8U/ml,被上诉人当庭也对该报告单的报告时间和结果予以认可。被上诉人当庭提供自制的《体检中心阳性结果登记表》抗辩，该医院在2016年12月30日已经向金惠琴进行了体检结果告知，但通过上诉人提供的《通话详单凭条》，已经清晰的证明金惠琴的移动电话在2016年12月30日未接到任何来自被上诉人的电话呼入，被上诉人对此关键证据以看不清楚为由回避质证。另外，患者在2017年3月3日从被上诉人处得知体检结果为高度患胰腺癌可能性后，立刻于3月6日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住院治疗，可见患者对治疗疾病是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从患者的这一行为也能看出其不可能在知道自身有患严重疾病高度可能性的情况下，不进行任何治疗。故被上诉人的抗辩完全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进行的无理推脱。根据中国抗瘤协会胰腺痛专业委员会公布的《胰腺癌综合诊治指南(2018版)》显示，“糖类抗原CA199是目前最常用的胰腺癌诊断标记，具有以下临床特征:血清CA199>37U/ml作为阳性指标，诊断胰腺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达到78.2%和82.8%”，本案上诉人起诉的事实依据，就在于被上诉人未按照承诺和医疗诊治常识及时通知患者金惠琴已经出现的体检阳性数值，从而导致患者丧失了两个月的最佳治疗胰腺癌的时间，并最终导致患者因该疾病死亡。因此，被上诉人是否按照承诺和医疗执业道德及时告知患者体检状况，是本案需要查明的重要事实。一审法院未对该关键事实进行认定，作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关在第一时间通知金惠琴，是致使金惠琴病情恶化并死亡的原因，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医疗费并赔礼道歉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属于严重事实认定不清。二、被上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过错侵权的构成要件，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金惠琴病情恶化并死亡与被上诉人行为间无因果关系，作出驳回上诉人请求的判决明显错误：(一)被上诉人对就同一次检测在《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肿瘤套餐体检报告单》和《体检报告》中注明不同的检查时间，属于伪造、篡改病历资料，具有明显过错。被上诉人2016年12月30日制作的肿瘤套餐《体检报告单》，载明接受时间为2016年12月29日，此时癌抗原CA199的数值46.8U/ml。而2017年3月2日被上诉人作出的《体检报告》中却注明癌抗原CA199、CA153等项目的检查时间为2017年2月27日，数值与2016年12月30日的《体检报告单》完全相同。在患者金惠琴仅进行了一次采血检测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在两份检测报告中注明不同的检查时间，其行为属于伪造、篡改病历资料(包括检验报告)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被上诉人作为医疗机构，违背法律规定和职业操守篡改报告时间，其行为存在严重过错。对这一关键事实，一审法院未经查实。(二)被上诉人的行为使得金惠琴错过了第一时间治疗病症的时间，对患者及上诉人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和损失。2017年3月3日，被上诉人消化内科门诊检验科报告单显示结果为，金惠琴胰腺及肠胃癌抗原CA199的数值已高达707.2,较2016年12月30的检测结果增长了15倍之多。被告耽误了金惠琴2个多月的最佳治疗时期，造成病情迅速恶化的结果，这无疑严重侵犯了金惠琴的合法权益，并最终引起了患者金惠琴在短短治疗四个月后死亡的最严重后果。虽然胰腺癌是预后较差的病症，但在临床上依然存在术后存活5年以上的记录。同时根据《胰腺癌综合诊治指南(2018版)》，临床医学反映出:(1)术前血清CA199水平越高，胰腺癌手术切除率越低;(2)手术前后血清CA199变化与病人术后生存密切相关。在被上诉人未履行病情告知义务的2个月时间里，患者因不知病情未能及时接受治疗，致使病情迅速恶化，这无疑降低了患者金惠琴手术治疗效果和术后的存活时间，最终对患者及上诉人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和损失。一审法院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证明被上诉人未在第一时间通知金惠琴导致金惠琴病情恶化并死亡，这种认定是错误的。延误治疗必然会造成病情加重的结果，这属于免证事实(生活常识)，故本案当中被上诉人行为完全符合过错侵权的构成要件(未及时通知高危体检结果、伪造通知记录和篡改检查时间、延误治疗时间导致病情恶化)。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仍然未进行查明，完全忽视了被上诉人在本案当中的过错行为，依法应予纠正。三、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无法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况下，未依职权委托鉴定，即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行为与患者金惠琴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诉讼程序违法。本案第一次起诉过程中，因患者金惠琴去世和法院审理期限将至的原因，上诉人2017年12月向法院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在2017年12月28日已作出准予撤回起诉的裁定。在第一次起诉过程中被上诉人向法院申请鉴定，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甘仁法司[2018]临书签字第0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八条，“司法鉴定机构应当自司法鉴定委托书生效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鉴定事项涉及复杂、疑难、特殊技术问题或者鉴定过程需要较长时间的，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完成鉴定的时限可以延长，延长时限一般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日。鉴定时限延长的，应当及时告知委托人”，而从2017年8月29日接受鉴定委托开始，至2018年1月30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时间远远超过法定的期限，明显程序违法。另外，该鉴定书也未在法院审理期限内做出鉴定，鉴定机构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对于该鉴定意见，上诉人向鉴定机构提出异议，但司法鉴定中心始终未给予答复，因本案第一次起诉在2017年12月28日已撤诉，上诉人无法申请法院进行重新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当事人依法申请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缺乏专业性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参与度的情况下，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未经鉴定即认定案件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属于程序违法。四、一审判决遗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当进行补正。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申请增加医疗费数额7958.60元，增加后第一项请求为:“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用66504.50元”，法庭对此予以准许，上诉人也补交了相应诉讼费。而在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3民初2212号民事判决书中，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仍记载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58545.9元”此处存在遗漏上诉人诉讼请求的情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综上，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且存在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情况根据《民事诉论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应当撤销原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辩称，1、患者金惠琴2016年12月26日在被上诉人体检中心进行身体健康检查，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发生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上诉人向法庭递交中国抗癌协会胰腺癌专业委员会公布的《胰腺癌综合诊治指南(2018版)》系2018年颁布，不能作为本案采信的证据。2、2009年8月5日国家卫生部颁布了《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一条:“医疗机构开展健康体检应当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履行对受检者相应的告知义务”。没有对相应的告知时限、方式进行规定;临床实践中，门、急诊患者在检查后自己取检查报告，找门诊医师看病。住院患者检查报告由检查科室网络传递至住院科室，如果有“急危值”，则检查科室通过网络和电话立即通知住院科室。“危急值”通常指某种检验、检查结果出现时，表明患者可能已处于危险边缘。此时，如果临床医师能及时得到检查信息，迅速给予有效的干预措施或治疗，可能挽救患者生命;这种有可能危及患者安全或生命的检查结果数值称为“危急值”。有关“急危值”范围的确定，目前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各医疗机构根据工作经验自行制订。CA199检查不管在门诊、住院、体检中都不属于“急危值”报告范围，CA199检查结果异常，不表明患者处于危险边缘，需要立即予以抢救。另外，我院虽不能提供与患者电话通知时的相关证据，但我院提供了最原始的《体检中心阳性结果登记本》，证明我院履行了告知义务。3、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胰腺外科学组发布《胰腺癌诊治指南》第一章第3节描述:“CA19-9水平>100U/ml诊断胰腺癌的准确性大于90%”，也就是说CA19-9值水平>100U/ml,才具有诊断价值。患者金惠琴CA199检查结果为46.8U/mL，(正常值0-38.36U/mL)高出正常值8.44U/mL,不能确诊胰腺癌，要结合主要症状、肿瘤相关抗原、病理诊断、影像学检查结果综合分析判断确诊。综上所述，患者的死亡是病情发生、发展、转归的自然结果，经司法鉴定已确认，与我院的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我院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王宇馨、王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58545.9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出具道歉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宇馨系金惠琴之女，王凯系金惠琴的丈夫。2016年12月29日金惠琴至被告体检中心处体检。2017年3月6日至2017年3月22日金惠琴因诊断为胰腺恶性肿瘤及2型糖尿病、高血压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6月12日至2017年6月22日因胰腺恶性肿瘤等在甘肃省中医院住院治疗。另查明，2017年7月3日，金惠琴曾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7月8日金惠琴在甘肃省中医院死亡后，2017年12月20日金惠琴之女王宇馨申请参加诉讼，王宇馨于2017年12月27日申请撤诉。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于2018年3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被告向其支付金惠琴胰腺癌支出的各项费用，但从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并没有证据证明金惠琴罹患胰腺癌与在原告处体检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认为被告未在第一时间通知金惠琴，是致使金惠琴病情恶化并死亡的原因，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并赔礼道歉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宇馨、王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83元，由原告王宇馨、王凯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外查明：2016年12月29日，金惠琴至原兰州军区总医院体检中心处参加体检，其中检查项目胰腺及胃肠癌抗原检查结果是46.8（参考值为0-38.36），体检报告记载的检查日期是2017年2月27日，记载的总检日期2017年3月2日，《兰州军区总医院肿瘤套餐体检报告单》“体检中心服务承诺”第13条载明“阳性结果及危急值第一时间通知，以防延误病情”，2017年3月1日九四〇医院通知金惠琴领取体检报告。第二天金惠琴之女领取了书面提交报告。2017年3月3日金惠琴在原兰州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门诊检查，癌抗原ca199数值高达707.2。2017年7月3日，金惠琴将原兰州军区总医院起诉至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7年7月8日金惠琴在甘肃省中医院死亡。2017年12月20日金惠琴之女王宇馨申请参加诉讼，王宇馨于2017年12月27日申请撤诉。2017年8月29日，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委托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司法鉴定：1、兰州军区总医院对金惠琴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若存在过错，是否存在因果关系？3、过错参与度？2018年1月30日，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甘仁法司【2018】临书鉴字第0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是：1、兰州军区总医院体检中心查出ca199癌抗原结果增高未及时告知金惠琴，现由于无证据证明兰州军区总医院未告知患方，院方虽有与告知相关的登记表，但也未能认定已实施告知义务。2、金惠琴因胰腺癌而导致的后果与兰州军区总医院的告知与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后果是胰腺癌的自然发展过程的结果。3、我中心由于无法查证通话的真实情况，需委托单位待双方查证通话情况后予以确认。《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胰腺癌分析说明：“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已被公认为是预后最差的恶性肿瘤，其自然病程的中位数仅为4-6个月。金惠琴从被确认为胰腺癌之后到因胰腺癌广泛转移直至死亡，符合胰腺癌的自然病程，目前无证据证明金惠琴与兰州军区总医院的未及时告知之间存在关联性（即因果关系）”，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做出时原告王宇馨已经撤诉，案件审理结束，故原审法院没有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本案在原审中九四〇医院对王宇馨、王凯提供的《兰州军区总医院肿瘤套餐体检报告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报告是12月30日做出的报告，但该医院于12月30日向金惠琴电话进行了通知。在一审开庭举证、质证时，九四〇医院举证时将《2016年体检中心阳性结果登记表》作为证据出示，意见是“登记表清晰记录金惠琴12月29日体检后，12月30日体检化验单出后，被告向金惠琴告知了体检结果”。本院认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结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本案上诉人应就被上诉人医疗活动中存在过错、损害事实以及因果关系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健康体检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检查，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的诊疗行为”，上述规定界定健康体检属于诊疗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患者以在诊疗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请求医疗机构，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案件，适用本解释”，根据上述规定，医疗机构在体检活动中与受检者因体检活动产生的法律纠纷，属于医疗损害纠纷的范畴，因此，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确定体检活动中医疗机构与受检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九四〇医院对患者金惠琴是否尽到了及时告知义务？2、金惠琴病情恶化并死亡与九四〇医院没有及时告知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九四〇医院对金惠琴病情恶化并死亡的后果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九四〇医院对患者金惠琴是否尽到了及时告知义务的问题。2016年12月30日患者金惠琴就被检测出肠胃癌抗原CA199及乳腺癌抗原CA153呈阳性，其中CA199数值46.8U/ml（参考值为0-38.36）,金惠琴从九四〇医院收到《兰州军区总医院肿瘤套餐体检报告单》时间是2017年3月1日，对以上事实当事人无异议，争议的是九四〇医院主张不存在延迟通知的事实，2016年12月30日就将检查结果电话已经通知了金惠琴本人，上诉人不认可2016年12月30日接到九四〇医院电话通知。本院认为，九四〇医院没有按照其承诺及时告知被体检人肠胃癌抗原CA199及乳腺癌抗原CA153呈阳性，存在迟延告知的事实，理由如下：1、九四〇医院据以证实2016年12月30日就将检查结果电话已经通知了金惠琴本人的证据是该医院出具的《体检中心阳性结果登记表》，经审查，《体检中心阳性结果登记表》是该医院单方制作的书证，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该证据所欲证明事实存在，相反，上诉人提供了金惠琴在移动公司的电话《通话详单凭条》，没有九四〇医院2016年12月30日与其通话的相应记录，在本院开庭时，九四〇医院不能明确陈述该医院向金惠琴进行电话通知的具体电话号码，故九四〇医院2016年12月30日就将检查结果电话已经通知了金惠琴本人的事实主张因其举证不足，本院不能认定九四〇医院于2016年12月30日就将检查结果电话已经通知了金惠琴本人。2、在原审开庭中当事人互相询问时，原告问“阳性结果记录登记表，你方是否认为金惠琴的检查结果出现阳性结果？”，被告答“金惠琴确实出现阳性结果，检查结果应为有异常，异常部分，当时就告知了被体检人”，原告问“被告体检报告服务承诺的第一时间是多长时间？”，被告答“第一时间是2-3天”，原告问“12月30日被告认可出现阳性值，是否属于你方体检中心承诺第13条“出现阳性结果及危急值第一时间通知的事项？”，被告答“属于承诺事项，我方第一时间进行了通知”。2009年8月5日国家卫生部颁布了《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一条:“医疗机构开展健康体检应当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履行对受检者相应的告知义务”，九四〇医院体检中心在《兰州军区总医院肿瘤套餐体检报告单》“体检中心服务承诺”第13条承诺“阳性结果及危急值第一时间通知，以防延误病情”，根据九四〇医院提问环节的回答可以证实，九四〇医院在2016年12月30日金惠琴体检结果出现阳性结果的情形下，无论根据相关规定还是根据该医院的承诺，均应当向被体检人及时告知或者“阳性结果及危急值第一时间通知患者”，对此该医院体检中心应当明知，九四〇医院作为知名的专业医疗机构，应当能够知道被体检人肠胃癌抗原CA199及乳腺癌抗原CA153呈阳性结果的相应含义，该指标在诊断被体检人可能患有胰腺癌疾病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方面的特殊价值，胰腺癌疾病的凶险该医院也应当是明知的，但该医院体检中心没有按照其承诺第一时间告知被体检人阳性检查结果，存在明显的迟延告知的过错。二、关于金惠琴病情恶化并死亡与九四〇医院没有及时履行告知义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九四〇医院对上诉人的损害后果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予以准许”，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诊疗行为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是医疗机构向患者依法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在本案中，九四〇医院没有履行及时告知义务，迟延告知的事实存在，诊疗行为有过错的事实可以认定，但没有证据证明迟延告知的行为与与金惠琴病情恶化并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不能认为九四〇医院应当对金惠琴病情恶化并死亡后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主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上诉人应当就其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当事人依法申请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医患纠纷中涉及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性问题，是当事人举证的范畴，如果患者一方举证不能，申请鉴定是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一种方式，正确理解上述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鉴定的初衷，决不是动摇鉴定当事人申请主义的基本原则，绝不是当事人未能申请的，一律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符合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在询问当事人的意见后，指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上述规定，将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鉴定的范围严格限定在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畴。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是“（1）、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2）、涉及身份关系的；（3）、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4）、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5）、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一方面，要本着通过鉴定彻底查明案件事实来进行裁判的精神适用上述规定，对于符合上述依职权调查取证情形的，当然要依职权委托鉴定，对于这些情形之外的，要从严把握。在本案中，金惠琴死亡后，其近亲属在一审和二审中，均没有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也没有向人民法院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上述事项不是属于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的事项，故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原审判决以原告举证不足驳回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宇馨、王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6元，由王宇馨、王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志勇审判员张惠东审判员邢定君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张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