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60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饶正文，男，汉族，1977年9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怡芬，女，汉族，1983年9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丰顺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迪波，广东深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岚清，男，汉族，1962年6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永远，男，汉族，1957年12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吴岚清所在单位深圳市永澜实业有限公司推荐。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屈明芳，女，汉族，1978年4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上诉人饶正文、蔡怡芬因与被上诉人吴岚清、屈明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8民初1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饶正文、蔡怡芬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将本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饶正文、蔡怡芬无需偿还吴岚清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二、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二审上诉费由吴岚清承担。其事实与理由是：一、一审判决审判程序错误，一审法院准许未取得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同时作为吴岚清和屈明芳的代理人参加诉讼，明显错误，请求二审将本案发回重审。1、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一审过程中，吴岚清之代理人并非律师身份，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也并非吴岚清所居住社区推荐的人，其作为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明显不当，一审法院未做严格审查，准许出庭，程序违法。2、吴岚清的代理人，同时出具代理手续，代理屈明芳，而屈明芳答辩称系代吴岚清持有森峰公司股份，但本人又拒绝出庭应诉。二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同时代理具有利害关系的双方，明显错误。3、在二次开庭过程中，饶正文、蔡怡芬均针对《协议书》落款的时间2017年3月18日提出异议，但是一审法院并未释明是否要求重新鉴定，在当事人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直接依据此签名时间认定并未超出时效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饶正文、蔡怡芬与吴岚清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也并非股权转让关系，一审法院仍旧以双方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而产生的结算、清算协议为由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处理明显错误。(一）饶正文、蔡怡芬与吴岚清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民间借贷关系，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要件,既没有民间借贷的合意，吴岚清也未交付借贷资金。1、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具体到本案，显然吴岚清未能举证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也未举证实际交付了借款资金。2、基于双方无民间借贷的合意，一审法院己经释明的情况下，虽然吴岚清在第一次庭审时变更了诉讼请求，但是其在举证及法庭辩论阶段，还是依据《借条》、《协议书》主张偿还借款及利息，诉讼请求与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认双方并未实际存在借款关系，又要求按民间借贷关系来起诉提出诉讼请求。(二）双方之间也并非基于股权转让而产生的结算或清算协议，一审法院以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而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处理错误。1、吴岚清提交的《协议书》拟证明屈明芳系代吴岚清持有森峰达公司股份，及基于股权转让关系，要求饶正文、蔡怡芬支付100万元。首先，没有证据证明屈明芳系代为持有股份；尤其是在屈明芳并未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代持关系，一审直接予以认定不当。2、该份协议无论是从签订的主体还是协议本身的内容或者是吴岚清主张的证明目的均是无效的，根据饶正文、蔡怡芬提供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森峰达公司的原始注册股东为3人，其中蔡怡萍出资100万元，占有20%股份，屈明芳出资300万，占有60%股份，蔡怡芬出资100万元，占有20%股份，但是该份协议的签订主体竟然是吴岚清，并无屈明芳及蔡怡萍的签字。依据《公司法》规定，股权转让必须全体股东一致决议通过，显然本份股份转让协议是无效的。3、同时，根据饶正文、蔡怡芬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章程约定注册资本500万，实缴资本为0,认缴期限为2035年，饶正文、蔡怡芬不可能花120万元来购买连年亏损的公司股权。4、吴岚清代理人在第2次庭审笔录第8页倒数第6行，"因此本案不属于股权转让款纠纷"，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仍旧按基于股权转让形成的借贷关系来处理是明显错误的。(三）假使屈明芳代吴岚清持有森峰达公司的股权关系予以认可，那么所谓的其将投入的资金与饶正文、蔡怡芬做结算，退出公司，也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无效合同。同时《转让协议》本身存在诸多疑点。1、森峰达公司的营业执照并未不包含贷款业务，在未取得金融牌照，却从事了资金的拆借业务，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法律规定，属于无效，不应受到法律保护。2、吴岚清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投入了资金进入森峰达公司。3、饶正文、蔡怡芬支付款项的前提条件是，所谓借据的借款己收回，再行支付，但是截至本案判决之日，吴岚清并非交付借据原件，也未将债权转让给饶正文、蔡怡芬，也未协助实现债权的追索，因此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提不存在。(四）即便法院认定基于股权转让关系或投资关系而进行了结算或清算，那么本案一审认定的事实仍旧是错误的。1、饶正文、蔡怡芬己支付了20万元，屈明芳退出公司时从账上支取了10万元，总数应为30万元，该部分一审未予以认定，明显错误。2、该部分借据的抬头系屈明芳，债权人系屈明芳，并非吴岚清；也并非所谓吴岚清投入给森峰达公司的资金；且无证据证明其己将借据原件交付了饶正文、蔡怡芬；3、即便借据交付给了饶正文、蔡怡芬，饶正文、蔡怡芬也无法实现债权，因借据的出借人系屈明芳，并非森峰达公司，同时，该部分的借据均己过诉讼时效；根据一般常理，饶正文、蔡怡芬也不可能花120万受让不可能胜诉的、已过时效的债权。四、一审判决适用及理解法律严重错误，本案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一审判决错误适用时效规定，且超出诉讼请求判决案件，存在根本错误。1、本案也已过诉讼时效，吴岚清丧失了胜诉权。一审判决以存在诸多疑点的《转让协议》认定未超出诉讼时效，明显错误。(1)借条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还款时间为端午节之前，即2016年端午即6月9日，而本案的吴岚清直至2019年6月19日才起诉立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2)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吴岚清的承诺的还款时间为2016年端午，即2016年6月9日前，即便法院从协议落款时间2017年3月18日计算，即在2018年10月1日《民法总则》生效之日，时效也已超出了二年时效。一审判决，认定按三年计算时效，显然错误。2、在第2次庭审笔录第10页第3-4行，审判长询问吴岚清代理人"根据庭审情况，法庭认为你方主张与被告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充分，是否还坚持按照民间借贷纠纷进行起诉〃。而吴岚清并未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及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在吴岚清未明确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还是股权转让的情况下，视为诉讼请求不明，一审法院主动依职权一方面认为基于股权转让基础法律关系判断，一方面又依据民间借贷关系处理，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饶正文、蔡怡芬认为，原审判决程序根本错误，认定事实根本错误，错误适用时效规定，适用法律不当，致使案件判决错误，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的上诉请求。二审中，饶正文、蔡怡芬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一审裁判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参加人，一审裁判认定本案的借贷关系没有借贷合意，但是是基于饶正文、蔡怡芬与吴岚清所共同投资的森峰达公司清算所形成的债权协议，但是饶正文、蔡怡芬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显示森峰达公司的股东包含了蔡怡苹，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将蔡怡苹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导致认定的事实不清，本案程序存在重大瑕疵。二、蔡怡苹虽然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作为证人出庭，但是其在庭审中明确陈述其本人不属于代持股份，系森峰达公司的合法股东，而本案中吴岚清主张债权的依据是所谓的清算形成的协议，而清算的协议并没有蔡怡苹的签名，也没有股东会的决议。在吴岚清一审庭审中明确否认主张权利的基础是股权转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但是吴岚清仍坚持以民间借贷作为基础权利主张权利，是明显不当的，因此二审法院应当依据吴岚清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予以改判，驳回吴岚清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所涉的森峰达公司根据其工商登记注册资料分别有三名股东，其中是蔡怡芬、案外人蔡怡苹以及屈明芳，但是一审时吴岚清代理人最早是提交了两套代理手续，同时代理吴岚清以及屈明芳，后在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法庭才释明其不得同时代理屈明芳，但是屈明芳在一审开庭时两次均未到庭，无法直接认定其与吴岚清的关系属于代持股权关系，因此一审裁量的基础推定吴岚清与屈明芳属于股权代持关系，并且将本案所涉的协议理解为清算协议是缺乏事实基础。案件所谓的清算并未经法定的清算程序，也未经股东会决议。本案所涉的两位股东屈明芳以及蔡怡苹均未在该份协议上签名，因此无法认定该份协议是基于森峰达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吴岚清答辩表示：首先，一审法院程序合法。1、本代理人出庭合法，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委托所在单位推荐的人参与诉讼，饶正文、蔡怡芬并未读懂相关法条的具体规定。2、一审法院并未允许本代理人同时作为屈明芳的诉讼代理人，屈明芳已经自行提交了屈明芳意见书，事实上，本代理人是可以作为本案屈明芳的诉讼代理人，因为本案的屈明芳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后，在诉讼中办案辅助参加人的角色，所谓辅助参加是指屈明芳通过陈述意见提供证据和参加辩论的活动支持与己存在另一法律关系的诉讼当事人一方的诉讼主张，屈明芳之所以辅助该方当事人是因为两者对诉讼的胜败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二者在诉讼中不是对立的诉讼关系，而是一种辅助附随关系，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辅助的该方当事人可以委托同一代理人参与诉讼。故本案中原告代理人既可以担任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也可以担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3、本案一审时饶正文、蔡怡芬对协议的落款时间提出的异议既无证据也无事实依据，法律未规定法官有向饶正文、蔡怡芬释明申请鉴定的义务，是否申请鉴定是当事人自身的权利，未申请鉴定视为消极的放弃权利行为。其次，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有双方提供的证据予以佐证。1、判决书中已经引用了饶正文的“屈明芳代原告持有60%股份的答辩意见”，饶正文、蔡怡芬上诉称没有证据证明屈明芳系代为持有股份，与当事人饶正文在一审答辩承认代持股份的意思表示相悖，上诉理由不实。2、虽然协议形式上有瑕疵，但真正签字的双方就是饶正文、蔡怡芬和吴岚清，协议的证据效力不在于股权转让的效力，重要的是饶正文、蔡怡芬和吴岚清在协议中明确了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就是根据借条和该协议的第三条、第四条认定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并未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作为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股权转让内容对本案认定债权债务并不重要，协议中有关股东转让的内容也不影响双方债权债务的认定。3、饶正文、蔡怡芬与吴岚清的借贷行为的基础法律关系，虽然不是借贷法律关系，但借条和协议是对原法律关系中的债权债务以借款的方式进行的清算而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本案的事实非常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恰当的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其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的引用非常准确，其判决结果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吴岚清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饶正文、蔡怡芬偿还欠款人民币1000000元，按照年息6%支付自2016年6月9日起至实际还借款之日为止的逾期借款利息，利息暂计至2019年6月9日，共计人民币180000元；2、饶正文、蔡怡芬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认定，2015年5月8日，吴岚清与饶正文、蔡怡芬开始经营森峰达公司做资金拆借业务，法定代表人为饶正文，吴岚清通过屈明芳代其持有森峰达公司60%的股份，蔡怡芬（饶正文妻子）持有股份20%，蔡怡苹（蔡怡芬妹妹）持有股份20%。该公司以屈明芳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饶正文与借款人签订咨询和担保服务合同的方式向借款人出借资金。后因经营亏损，吴岚清决定退出森峰达公司，将其在森峰达公司投资款转为其借给饶正文的借款1200000元。2015年12月28日，饶正文向吴岚清出具借条，写明饶正文向吴岚清借款1200000元,年前最少归还300000元，剩余的在端午之前（2016年6月9日）还清。2017年3月18日，屈明芳（甲方）与饶正文、蔡怡芬（乙方）签订协议，协议内容如下：1.甲方的股份转入蔡怡芬名下或饶正文、蔡怡芬指定的名下，在2017年3月底前完成。2.屈明芳按照60%股份的比例投入的本金，由乙方归还甲方。所有的利润及收回的本金都由乙方负责，所有的利润与甲方无关。3.甲方于2017年3月底前交还乙方借据，再无其他债权债务。如有其他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4.原结清乙方应还甲方1200000元，已还200000元，剩余1000000元按乙方承诺时间还清。吴岚清在协议甲方处签字，饶正文、蔡怡芬在乙方处签字。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饶正文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屈明芳为借款人的借款合同、饶正文与借款人签订咨询和担保服务合同共十份。饶正文、蔡怡芬在第一次庭审时确认了吴岚清通过屈明芳代其持有森峰达公司60%的股份的事实，在第二次庭审时对该事实予以否认。2017年6月28日，屈明芳与蔡怡芬、蔡怡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屈明芳将其占有森峰达公司40%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蔡怡芬，屈明芳将其占有森峰达公司20%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蔡怡苹。同日，森峰达公司股份持有比例变更为蔡怡芬持有60%，蔡怡苹持有40%。蔡怡苹出庭作证称，其是森峰达公司的股东，吴岚清通过屈明芳代其持有森峰达公司60%股份，后来公司经营亏损，吴岚清一定要退出，约定这些钱收回来就先给吴岚清，如果不够的话怎么处理没有约定。其知道2015年左右饶正文向吴岚清出具借条，后来吴岚清和饶正文签了协议。另查明，吴岚清于2019年5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案号为（2019）粤0308诉前调316号。以上事实有借条、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证人证言等证据以及开庭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原审认为，合法的债权应受法律保护。关于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约定的还款截止日期为2016年6月9日，但双方于2017年3月18日通过协议的方式对借条中的借款金额重新进行了确认，故吴岚清的起诉期限应至2017年3月18日开始计算，吴岚清于2019年5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双方的纠纷是否为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吴岚清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首先，根据第一次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确认吴岚清通过屈明芳代其持有森峰达公司60%的股份事实，饶正文、蔡怡芬在第二次庭审时无正当理由对该事实予以否认，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2015年12月28日，饶正文向吴岚清出具借条，写明饶正文向吴岚清借款1200000元，年前最少归还300000元，剩余的在端午之前（2016年6月9日）还清。根据双方2017年3月18日签署的协议，饶正文对欠款1200000元的事实再次予以确认，且已实际支付吴岚清200000元；最后，和解是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一种处置方式，双方虽然不存在借贷的合意，但双方2017年3月18日签署的协议可以视为对共同经营的森峰达公司的借贷业务达成的和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故本案可以按照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综上，饶正文、蔡怡芬应按协议的内容向吴岚清支付1000000元，关于利息，吴岚清主张“按乙方承诺的时间”即为2016年6月9日开始计算利息，但协议的签署日期为2017年3月18日，吴岚清的主张与常理不符，应视为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原审支持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2019年5月27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一、饶正文、蔡怡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吴岚清人民币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5月27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吴岚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71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饶正文、蔡怡芬承担人民币10795.97元，吴岚清承担人民币1914.03元。上述费用吴岚清已预交，饶正文、蔡怡芬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之数迳付吴岚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包括如下方面：一是吴岚清的委托代理人汤永远的代理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是本案的法律关系，三是诉讼时效是否已过。对于第一个问题，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本案一、二审中，汤永远经深圳市永澜实业有限公司推荐，担任吴岚清的诉讼代理人。吴岚清提交了授权委托书、推荐函及深圳市永澜实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显示，吴岚清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而能够确认其为该公司的员工。综上，汤永远经吴岚清所在单位深圳市永澜实业有限公司推荐，担任吴岚清的诉讼代理人，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汤永远的代理资格有效。在一审中，屈明芳拟授权汤永远担任诉讼代理人，原审法院认为汤永远已担任吴岚清的诉讼代理人，故不允许其担任屈明芳的诉讼代理人，因而汤永远未实际担任屈明芳的诉讼代理人。故饶正文、蔡怡芬上诉主张原审法院准许汤永远同时作为吴岚清和屈明芳的代理人参加诉讼，审判程序错误应发回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对于第二个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应认定吴岚清与饶正文、蔡怡芬就深圳市森峰达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及投资事项通过和解达成债权债务协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已转化为出借和借款，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理由如下：首先，饶正文、蔡怡芬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明确认吴岚清通过屈明芳代其持有森峰达公司60%的股份事实，屈明芳在一审中出具第三人意见书，亦确认其持有的森峰达投资有限公司60%的股份，系代吴岚清持有。其次，因经营亏损，吴岚清决定退出公司，将其在公司投资款转为其借给饶正文的借款1200000元。为此，2015年12月28日，饶正文向吴岚清出具借条，写明饶正文向吴岚清借款1200000元，年前最少归还300000元，剩余的在端午之前（即2016年6月9日）还清。2017年3月18日双方签署协议，饶正文、蔡怡芬对欠款1200000元的事实再次予以确认，且已实际支付吴岚清200000元。上述协议中的甲方虽为屈明芳，但由吴岚清签名，因各方均认可屈明芳是代吴岚清持有股份，股份的实际所有人为吴岚清，吴岚清有权处分，因此吴岚清在协议上签名，具有法律效力。结合借条和协议，可以认定双方已达成和解协议，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协议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故本案可以按照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对于第三个问题，本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约定的还款截止日期为2016年6月9日，双方于2017年3月18日又签订协议，对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对借条中的借款金额进行了确认，因此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3月18日开始计算，按照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应为二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之日即2017年10月1日，诉讼时效期间未满二年，故诉讼时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吴岚清于2019年5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饶正文、蔡怡芬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饶正文、蔡怡芬在二审中提出，蔡怡萍为深圳市森峰达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其在本案中未参加诉讼，本案遗漏诉讼当事人，应当追加蔡怡萍为第三人，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并非公司股权纠纷，蔡怡萍并非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故饶正文、蔡怡芬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由上诉人饶正文、蔡怡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邓  亚  玲审判员 彭  安  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紫娟(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