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6民终6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金百丽家具南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市。 法定代表人：颜禧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峰，江苏钻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恒玲，女，1980年11月28日生，汉族，户籍地海安市，住海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仁艳，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围围，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金百丽家具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百丽南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崔恒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4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百丽南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崔恒玲归还282575元样品价款或归还全部样品；一、二审诉讼费由崔恒玲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主观臆造出“直营店”的名称是错误的。崔恒玲是领有营业执照（海安欧宝家具行）的家具经销个体户，其在海安东部家具城经营两个品牌家具。崔恒玲和我公司的关系是：崔恒玲确定在海安东部家具城的经营位置，并出钱进行装饰；根据崔恒玲的要求，我公司提供样品在其经营的地方进行摆放，由崔恒玲与客户洽谈确定品种、规格、件数、价格，并收取货款，再由崔恒玲按照与我公司商定的价格付款并将货物提走，直接发给客户；在崔恒玲经营期间，相关的经营费用包括租赁地选择、装饰费用、水电费、经营人员的工资等均由崔恒玲承担。2.一审法院认定我公司对样品有管控权错误。崔恒玲从我公司提走样品后，摆放在自己经营的场所，对样品的保管控制人显然是崔恒玲的人员。一审开庭时，崔恒玲承认已经卖掉10万多元样品，但其直至一审结束也未退还一件样品给我公司。我公司到家具城了解到，是崔恒玲经营期间欠租金导致家具被扣押，崔恒玲对剩下的家具放任不管，损失的是我公司。在此情况下，我公司起诉崔恒玲，要求其返还样品价款。3.一审法院多次违反审判程序，不顾事实，枉法裁判。（1）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开庭时要求尽可能的让当事人或者知情人到庭。为此，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与人都先后到庭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另根据法庭要求申请证人到庭作证，但崔恒玲和相关参与人始终未到庭。（2）一审法院在2019年10月14日开庭时要求我公司补充提供相应证据，后我公司于当日向法庭书面申请证人到庭作证，法庭也通知证人到庭谈话，但证人找到法官后，法官又称不好与证人做书面谈话记录，等开庭再让证人到庭作证，之后法庭未通知开庭而直接作出判决，致使我公司有关22005元家具的证据未得到庭审展示，更未得到法庭支持。（3）一审法院向海安东部家具城进行了调查，但其未将调查笔录进行庭审质证即在判决书中引用，违反法定程序。（4）我公司在2019年2月20日第一次诉讼时就提出保全申请，当时法院冻结了三个卡号、查封了一辆汽车，后因一审法院通知补缴诉讼费，我公司经办人家中有事晚了一天，就接到一审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我公司在接到裁定的当天再次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但得知只冻结了一个卡号，该卡上只有23268.38元。为此，我公司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查封之前查封的汽车和卡号，且崔恒玲有一家具店面财产可供保全，但一审法院不予理睬。 崔恒玲辩称：1.本人经营的海安欧宝家具行与在海安东部家具城经营的金百丽家具、凯奇森家具两个家具品牌是独立的，没有任何交叉。根据海安市人民政府的招商政策，深圳市金百丽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百丽公司）在海安投资设立金百丽南通公司，必须同时在海安东部家具城设置品牌直营店。据海安东部家具城运管部相关人员反映，在家具城刚开始运营时，金百丽南通公司有意进驻海安东部家具城A馆经销其生产的品牌家具，当时还向海安东部家具城缴纳了租金。由此可见，金百丽南通公司系根据政府招商政策的要求在海安东部家具城承租了摊位，设立了金百丽品牌直营店，且已缴纳部分租金。金百丽南通公司上诉称系本人确定经营位置并出钱进行装饰，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2.就案涉10批次样品，金百丽南通公司与本人并没有买卖的合意，金百丽南通公司在庭审中也多次认可该10批次样品是为了直营店摆场出样所用，交接时双方没有确定具体的价格，送货单中也没有注明产品单价，双方之间显然不是买卖关系。金百丽南通公司的经办人昌纪燕也承认，为了多家直营店之间进行调货，其多次去海安东部家具城拖回部分样品，同时金百丽南通公司在一审中也提供了拖回样品的清单，亦认可其未经本人同意将样品间的产品全部取回。由此可见，案涉10批次样品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均在金百丽南通公司。本人从来没有承认卖了十几万元的样品，也不可能卖出这么多。3.一审庭审中，因金百丽南通公司的代理人不清楚生产销售流程，前后陈述自相矛盾，故法官提醒金百丽南通公司相关知情人员到庭参加庭审，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从证据角度质证，本人的代理人并没有否认收到货，只是认为金百丽南通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与打款记录有部分不符，结合昌纪燕所称，双方之间除发生案涉10批次样品和后20批次货品，还有其他交易往来，因此，本人代理人的质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金百丽南通公司在一审中存在不诚信行为，其先称就案涉10批次样品双方是协商好价格的，后又自认未协商价格，故自行将价格进行了调整；此外，金百丽南通公司一开始称其从未到海安东部家具城取回任何样品，后本人提供了与昌纪燕的聊天记录，金百丽南通公司才列出一份从海安东部家具城自行取回的样品清单，同时还列出从样品间取回所有样品的清单。金百丽南通公司的不诚信行为严重妨碍了庭审秩序，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金百丽南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崔恒玲归还金百丽南通公司价值319637元货款、赔偿自2019年2月20日（金百丽南通公司第一次提起诉讼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损失（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标准计算）。诉讼过程中，基于崔恒玲抗辩与样品相同的货物在后期向金百丽南通公司购买时价格不同，为了减少争议，金百丽南通公司自认按最低价格主张，故货品价值变更为313425元，同时因金百丽南通公司从崔恒玲处取回了部分货品，价值为30850元，金百丽南通公司同意作相应扣除，将要求崔恒玲归还的货品价值变更为282575元，关于资金损失赔偿的标准、期限不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百丽南通公司由金百丽公司独资设立，于2013年7月15日成立。崔恒玲在金百丽南通公司成立前曾在苏州向金百丽公司购买家具，从事家具经营。 经政府招商，金百丽公司投资设立金百丽南通公司，按照招商政策，金百丽南通公司在曲塘设立家具生产的工厂，同时需要在海安东部家具城设置品牌直营店，为此金百丽南通公司向海安东部家具城缴纳了租赁定金。 为了在海安东部家具城设立金百丽品牌家具的销售店，金百丽南通公司与崔恒玲就铺位租用、装饰装修、样品摆放、后期经营等事项进行了磋商，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或合同。 随后，崔恒玲听从金百丽南通公司安排，在海安东部家具城B馆指定区域，根据金百丽南通公司提供的装修效果图组织装修，并于2016年8月中旬装修完成。 2016年8月17日，金百丽南通公司将第一批样品送到海安东部家具城金百丽品牌直营店，崔恒玲签收。此后，金百丽南通公司为将样品送至上述直营店摆放，也曾通知崔恒玲安排人员和车辆前往金百丽南通公司所在地曲塘镇提货。截止2016年9月30日，金百丽南通公司共向上述直营店投放样品9批次，其中崔恒玲本人签收4批次，另5批次由崔恒玲指定收件人王为兵签收。 金百丽南通公司主张共提供了10批次样品，除提供上述9批次样品外，还于2016年9月7日提供了价值共为24206元的“饰品+美式床品”，为此，金百丽南通公司提供了2016年9月7日金百丽家具售（定）货单1份。诉讼过程中，崔恒玲质证称，该部分货物系崔恒玲向他人购买，有其向出售人付款的记录为证，且该证据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与金百丽南通公司提供的其他9份出货单不同，尤其是该单据上明确注明了每件家具、饰品的价格，而金百丽南通公司提供的其余9份出货单上均没有标注价格，而且因为货款已经结付，故该单据上并无崔恒玲或其员工的签名，而金百丽南通公司送交样品的出货单上均有崔恒玲或其员工的签名。 金百丽南通公司在金百丽品牌家具海安东部家具城直营店铺设了相关样品后，崔恒玲开始向金百丽南通公司购买家具，进行家具销售经营。根据金百丽南通公司与崔恒玲的约定，必须先足额付款，然后才能由金百丽南通公司安排提货，实际操作过程中，双方即按此执行。根据金百丽南通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证据，从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1月27日期间，崔恒玲向金百丽南通公司购买家具20批次，均货、款两清。其中，2017年7月19日所购6630床（规格1.8米）1张、6606床头柜（规格60公分）2个，以及2018年1月27日A803床（规格1.8米）1张、B803床头柜2个，均由金百丽南通公司指定从此前已经送到直营店的样品中打包（俗称“包样”，即将样品转为销售的货品），崔恒玲亦按实给付了货款。另外，诉讼过程中金百丽南通公司还自列了一份《去商场打包样品清单》，认可从海安东部家具城共取回价值30850元的样品，主要包括书台、餐椅、床头柜、酒柜、地柜、长茶几、双叉椅等，对此，金百丽南通公司与崔恒玲未建立合法有效的交接手续。金百丽南通公司陈述，样品价格可按已售货物中相同规格型号的货物价格确定。 此外，经崔恒玲向金百丽南通公司提议，金百丽南通公司还同意崔恒玲在海安东部家具城以外设立一个家具样板间。对样板间出样家具的来源，双方在诉讼过程中说法不一，但金百丽南通公司自认样板间的家具在崔恒玲不再经营金百丽品牌的家具后已由金百丽南通公司派人取回。 由于海安东部家具城安排楼管人员向金百丽品牌家具直营店工作人员主张追要金百丽南通公司所欠租金，崔恒玲及其工作人员大约于2018年4、5月份撤离海安东部家具城，但对此前金百丽南通公司提供的存放在海安东部家具城的家具样品未作处置。 2019年初，金百丽南通公司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崔恒玲给付金百丽南通公司所提供10批货物的货款，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案号为（2019）苏0621民初1791号。该案在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内未能审结，一审法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通知金百丽南通公司补交案件受理费，但金百丽南通公司未按期补交，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裁定按金百丽南通公司撤回起诉处理。随后，金百丽南通公司另行提起了本案诉讼。 诉讼过程中，金百丽南通公司申请对崔恒玲的财产进行保全，并提供了相应担保，一审法院依法采取了保全措施。 金百丽南通公司主张海安东部家具城的铺位租金、电费应当由实际经营者负担，为此，金百丽南通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提供了南通蓝海家具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的营业执照及证明，证明内容均为“某某某在东部家具城（永利家具市场）经营某个品牌的家具，场地租金和电费均由经营者个人支付，这些费用与公司无关”。对此，崔恒玲质证，这些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根据相关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质询，故其形式要件不合法，另外就实质内容而言，根据崔恒玲了解，海安东部家具城品牌家具的销售模式绝大部分为家具生产厂家设点、个人经销，也就是家具生产厂家租用铺位、支付租金，再自行安排经营人员。 为了解案涉铺位的租用、租金支付情况以及崔恒玲撤出海安东部家具城后样品家具的保存情况，一审法院对海安东部家具城进行了调查。海安东部家具城运管部相关人员在接受法院调查时反映，海安东部家具城刚刚开始运营时，金百丽南通公司有意进驻海安东部家具城A馆经销其生产的品牌家具，当时金百丽南通公司向海安东部家具城缴纳了租金的定金，大约2万元，具体以收据所载数额为准；海安东部家具城招商时只认愿意进驻的品牌家具生产商，至于其安排何人进行日常管理，由家具生产厂家自行决定，海安东部家具城不干涉，但海安东部家具城不以具体经营者或经销商为租用摊位或铺位的主体；金百丽南通公司只缴纳了租金定金，后来因享受何种优惠政策，金百丽南通公司与海安东部家具城发生了理解不一致的差异，此后金百丽南通公司就一直未派人与海安东部家具城签订铺位租用协议，海安东部家具城不断派楼管人员向其追要租金，从2018年4、5月份起，金百丽品牌家具在海安东部家具城内的铺位就没有管理人员，其店铺内的家具是其自行放弃而留滞在原铺位内，后因另有承租人需要使用原金百丽品牌家具的铺位，现海安东部家具城已将无人看管的金百丽品牌家具挪到其他位置自行展销。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金百丽南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金百丽南通公司主张的10批次家具货品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界定，对此金百丽南通公司负有举证责任。 对金百丽南通公司提供的1份售（定）货单，其中并无崔恒玲或其员工签名，也非金百丽南通公司出具的出货单，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质证意见，该售（定）货单中所载饰品及床品与金百丽南通公司缺乏关联，金百丽南通公司主张该部分货品也属于其提供给崔恒玲，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对金百丽南通公司提供的其余9批次货品，由于出货单上均未标注价格，而金百丽南通公司销售给崔恒玲货物的出货单上每件货物均标注了价格，且按金百丽南通公司对崔恒玲的交易习惯，应先付款才发货，且该部分出货单上绝大部分标注了“出样”字样，诉讼过程中金百丽南通公司还提供了其自行统计的《去商场打包样品清单》，结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认定该部分货品为金百丽南通公司提供的样品，并非金百丽南通公司向崔恒玲销售货物。崔恒玲辩称对该部分货品双方之间并无买卖合意，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金百丽南通公司主张对该部分货品崔恒玲应作价向其付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对崔恒玲及其员工王为兵签名的9批次样品如何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样品交付当初并无约定，对此，样品所有权人金百丽南通公司应负主要责任。根据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尤其是金百丽南通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其自制的《去商场打包样品清单》可见，样品虽然由崔恒玲或其员工签收，但样品的所有权、管控权仍在金百丽南通公司，在崔恒玲撤出海安东部家具城金百丽家具直营店后，理应由金百丽南通公司自行取回，届时崔恒玲有义务协助清点、交接，如有短少，崔恒玲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这与金百丽南通公司直接要求崔恒玲给付货款并非同一概念。 至于金百丽南通公司生产的家具在海安东部家具城租用铺位设立家具展销店，承租人到底是谁，不属于本案理涉的范畴。如果金百丽南通公司在取回样品过程中遭到海安东部家具城阻止，所涉纠纷应当另行依法处理。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金百丽南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就一审法院向海安东部家具城制作的调查笔录以及调取的收据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补充质证。金百丽南通公司认为：调查笔录上面说的是A馆，实际经营的是B馆，两者不是一回事，我公司没有签订装修协议，由崔恒玲负责装修，与我公司没有关系；如果收据真实，只能说明当时有个意向协议，后来没有谈妥就没有签正式的协议，钱也没有退给我公司。崔恒玲质证认为：对调查笔录、收据均没有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就案涉10批次样品，崔恒玲二审中自认卖了价值一万多元的货品，但认为金百丽南通公司还欠其装潢费，海安东部家具城也扣了其部分货品，其在中途代金百丽南通公司支付了部分房租，费用加起来远远超过一万多元。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金百丽南通公司要求崔恒玲作价支付282575元样品价款或归还全部样品有无依据；2.一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情形。 本院认为，就双方争议的10批次样品，金百丽南通公司与崔恒玲之间并无买卖合意，该部分样品的所有权、管控权仍在金百丽南通公司，其要求崔恒玲作价支付282575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金百丽南通公司要求崔恒玲支付282575元样品价款，但其一审中提交的1份售（定）货单中并无崔恒玲或其员工的签名，出货单也非金百丽南通公司出具，故难以认定金百丽南通公司向崔恒玲提供了该售（定）货单中所载饰品及床品，对该部分样品，金百丽南通公司要求崔恒玲支付价款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其余9批次样品，出货单中均未标注价格，与双方先付款后发货的交易习惯不符，不能认定金百丽南通公司与崔恒玲之间就该9批次样品存在买卖合意，金百丽南通公司主张崔恒玲应作价向其付款没有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对于该9批次样品应当如何处理，双方当事人在交接时未作明确约定，金百丽南通公司作为样品所有权人，应负主要责任。诉讼过程中，金百丽南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自制的《去商场打包样品清单》，由此可知，金百丽南通公司前往海安东部家具城取回部分样品无需征得崔恒玲的同意，样品的所有权、管控权仍在金百丽南通公司，一审法院对该问题的认定并无不当。在崔恒玲撤出海安东部家具城后，剩余样品也应由金百丽南通公司自行取回。虽然崔恒玲二审中自认卖了一万多元货品，但在金百丽南通公司、崔恒玲与海安东部家具城就租金结算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本案不宜直接判决崔恒玲向金百丽南通公司支付一万多元货款。就本案而言，崔恒玲对其签收的样品负有协助清点、交接的义务，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离开海安东部家具城时履行了通知义务，如案涉样品有所短少，金百丽南通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至于金百丽南通公司上诉提出的要求崔恒玲归还全部样品的主张，其一审诉讼请求并不涉及该问题，本院对此不予理涉。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针对金百丽南通公司上诉提出的一审程序问题，本院经审查，1.一审法院在庭审结束后找崔恒玲进行了谈话并制作了谈话笔录，即便崔恒玲未到庭应诉，也不能据此认定一审程序违法。2.即便金百丽南通公司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证人到庭作证而一审法院未通知开庭即作出判决属实，二审中金百丽南通公司也有救济途径，但其并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故其以此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不能成立。3.一审法院未将其向海安东部家具城制作的调查笔录进行庭审质证即在判决书中引用，存在程序瑕疵，但本院二审中已将调查笔录交双方补充质证，该瑕疵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4.一审法院依金百丽南通公司申请依法采取了保全措施，如存在保全错误或不当之处，金百丽南通公司可另寻救济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金百丽南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39元，由上诉人深圳市金百丽家具南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艳 审 判 员  沙 楠 审 判 员  陈燮峰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李晓晴 书 记 员  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