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3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雄，男，197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冬，男，197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细凤，女，197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发良，男，194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袁雄因与被上诉人袁冬、刘细凤、袁发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9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国标独任审理，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袁发良与陈招娣系夫妻关系，育有子女袁某1、袁某2、袁雄、袁冬四人。案涉房屋原系西湖区人民政府公房，建成于1986年12月1日，建筑面积59.14平方米，承租时间为1987年12月1日，承租人为袁发良。陈招娣于1994年12月6日因病去世。1995年6月20日，袁发良申请购买该房屋，购买价格为成本价，每平方米303.91元，总价17973.24元，申请购买时使用袁发良31年工龄、陈招娣24年工龄折抵，该房屋登记在袁发良名下。2018年8月28日，袁发良与袁冬、刘细凤夫妻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袁发良将该房屋以1000000元价格出售给袁冬、刘细凤。同日，案涉房屋登记在袁冬、刘细凤名下。袁雄于2019年11月4日起诉请求判令确认袁冬、刘细凤与袁发良于2018年8月20日就杭州市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所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原审庭审中，证人许某、袁某1、袁某2陈述，因袁发良在陈招娣去世不久后决定再婚而引起家人反对，遂大约于1996年将家庭财产中的桑塔纳2000型轿车分给袁雄、案涉房屋分给袁冬，家庭现金等也作了分配。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的全部或者部分是否为陈招娣遗产以及袁发良与袁冬、刘细凤于2018年8月28日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是否因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袁雄合法权益而无效。第一，陈招娣去世于1994年，此时案涉房屋并未开始房改。第二，即便案涉房屋在房改时的出售价格包含了陈招娣的工龄折扣等福利待遇，但这也只是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者财产权益，并不影响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认定。因此，在袁雄不能举证证明的情况下，案涉房屋应认定为袁发良的个人财产。第三，因案涉房屋为袁发良的个人财产，其有权通过与袁冬、刘细凤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进行出售，他人无权进行干涉。至于出售价格系双方协议，且有别于亲属之外的市场交易价格。买卖双方关于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不存在袁雄所诉称的恶意串通损害袁雄合法权益的情形，即不存在无效情形。据此，袁雄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袁雄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袁雄负担。 宣判后，袁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证人许某、袁某1、袁某2陈述，因袁发良在陈招娣去世不久后决定再婚而引起家人反对，遂大约于1996年将家庭财产中的桑塔纳2000型轿车分配给袁雄、案涉房屋分给袁冬，家庭现金等也作了分配”，完全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证据也不足。首先上诉人对证人许某的证言是持有异议的，特别是其没有充分的理由而未到庭，没有接受各方的询问，故其证明的相关内容不应草率地予以认定。其次，在案涉房产转让的同一时段，证人袁某2和袁某1因共同受赠了被上诉人袁发良位于塘河的房产一套，本案的审理结果间接地与他们存在利害关系，他们证言本身的可信度不高。还有，证言内容可以证实证人与上诉人存在一定的隔阂，他们的证明内容本身就有倾向性，并且证明内容也带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所谓的家庭会议，并非是全体家庭成员参加，上诉人记得袁某2就没有参加，特别是关键的权利人袁发良也未到场，事后也没有认可、追认会议达成的内容，并且会议结果也未达成书面协议，对于都有较高文化层次的与会人员来说也是非常不正常的，事实上袁冬、袁某2和袁某1声称的分配方案，事后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和执行。当然有部分出售车辆的款项用于支付上诉人在日本的所需的学杂费，这也无可厚非，但案涉房产当时的意见仅是先给被上诉人袁冬居住，否则也不可能拖了20余年没有过户，本案的《房屋转让合同》也恰恰证明了，所谓的家庭财产分配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至少被上诉人袁发良是不认可的。还有，桑塔纳2000型轿车是被上诉人公司的财产，登记在公司名下，但一审听信于被上诉人袁冬和证人的陈述，将该车辆认定为家庭财产也是不严谨和错误的。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对上述事实的认定是片面和武断的，缺乏足够的证据证实，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将案涉房产认定为被上诉人袁发良个人财产也是错误的。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2000］法民字第4号），大致内容是看购房款是否来源于共同积蓄来区分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唯出资论”的观点忽视了房改房的福利因素，可能导致极其不公平的结果，由于“与现行房改政策不一致”等原因，上述复函于2013年4月被废止。近些年来关于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属于遗产并纳入继承范围的声音越来越强烈，2018年6月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对“被继承人购买公房时根据工龄政策福利，使用已死亡配偶工龄折抵房款的，所获工龄政策福利能否折算后作为遗产分割？”给出一个初步解决意见：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房时，依国家有关政策折算已死亡配偶一方工龄而获得政策性福利的，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已死亡配偶的遗产予以继承。201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主编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74期）刊发了吴晓芳法官执笔的《使用已故配偶工龄购买“房改房”纠纷的处理规则》一文，明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房改房不同于普通商品房，其房屋价格不是单纯的市场价格。夫妻生存一方使用已故配偶工龄优惠购买的房改房，考虑到从承租权转化为所有权之间的承继性，应将此类房改房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最高法院民一庭的倾向性意见，完全符合“房改房属特定历史时期国家福利政策分房，具有补偿性、社会保障性、国家统筹性、享受权利的一次性等特点，与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住房实行福利性实物分配制度密不可分”的房改政策精神，也与我们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相符合。所以，上诉人认为享受了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属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仅认定为健在一方财产，将导致购买房改房时已死亡配偶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2、《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八条规定，以成本价或标准价购房的，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享受住房福利待遇的对象应是夫妻双方，而不是售房单位的职工一方。已故配偶的工龄优惠体现的是享有物权的资格身份，而非仅仅是一种政策性补贴。再有，从我国夫妻共同财产的立法本意来看，夫妻共同财产，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合法婚姻缔结之日起，至夫妻一方死亡或离婚生效之日止。这里讲的“所得”，是指对财产权利或占有资格的取得，而不要求对财产实际占有。3、本案案涉房产属于房改房，并且是使用了上诉人母亲陈招娣的24年工龄享受折扣后购得的事实非常清楚明确，被上诉人也均无异议。关于购房款的来源，被上诉人袁发良明确说明房款来源于其与陈招娣的共同积蓄，因支付房款时陈招娣才去世半年左右，他当时的月工资不到300元，所以支付房款系使用其与陈招娣的共同积蓄完全合乎常理，但遗憾的是一审判决有意回避对房款支付来源的相关事实的认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袁发良享受其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陈招娣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的案涉公房，且购房款来源于其与陈招娣的共同积蓄，故案涉房产属袁发良和陈招娣夫妻共同财产，应纳入陈招娣的遗产范围。三、本案房屋转让合同理应被确认无效。1、关于三被上诉人恶意串通转让案涉房产损害上诉人继承权的事实。本案袁发良在陈招娣去世后再婚又离婚的事实非常清楚，但三被上诉人在签订《房屋转让合同》仅向房产管理部门申明“离异后未婚”刻意隐瞒了袁发良与陈招娣婚姻史的事实，用意非常明确，就是逃避房产管理部门的审查。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足以体现恶意串通事实，故《房屋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2、本案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以明显畸低的价格出售案涉房产，也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本案《房屋转让合同》证明了，案涉房产是买卖关系非赠与，对于合同价为100万元的约定，被上诉人袁发良答辩很明确，为了贷款才过户，还有就是为了少交税就随便填了。虽然被上诉人袁冬称，他们是按230余万元交的税，但事实上案涉房产的市场价值应在400万元以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也损害了国家税收利益，合同也应属无效。3、被上诉人袁发良称本案房产并非真实买卖是可信的，其本想将案涉房产去银行办理抵押借款，因年龄超过70周岁银行不给办，所以袁发良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是卖房，仅为了抵押借款。从合同填写内容看也相当的随意，从合同的履行看，至今被上诉人袁冬和刘细凤并未按约支付房款，所以袁发良的以房屋转让给袁冬和刘细凤后代为抵押借款的陈述是可信和合理的。原审庭审中可见袁发良想拿回房产的心情是迫切和明确的，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更为了查明和认定本案的事实，上诉人认为一审时法庭本可以释明被上诉人袁发良另行主张撤销或解除《房屋转让合同》，可以先行将本案中止审理，但一审判决无视《房屋转让合同》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双方对买卖真实性完全不同），合同签订的随意性，合同履行的不充分性，草率的隐含的认定了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是真实和有效的。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袁冬、刘细凤共同答辩称：一、本案的实质是，上诉人利用父亲年事已高辨识力下降之机，恶意谗言挑起家庭矛盾，绑架父亲意志，为自己谋私利。二、一审认定家庭财产已进行处理事实正确。上诉人不认可证人证言，没有任何其他相反证据。至于2000型桑塔纳分配给上诉人的事实，本案处理的是家庭内部财产关系，而不是处理对外商事关系，不论车辆原籍是否属父亲公司，既然可以处置给上诉人，就也可以处置给其他子女。公司财产也是父亲有权处置范围。之前既已分配给上诉人，上诉人也已经获益，再纠缠于是属于公司财产还是个人财产没有意义。三、政策性补贴不属遗产。上诉人提及的北京法院解答、个人观点等意见，不是法律，只是观点，对本案不具适用效力。房改房由租赁房变更为产权房，登记在袁发良名下，家庭内部均明确知晓，不存在异议；产权已确权完毕。四、合同无效依法不成立。1、袁发良将房屋产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前，有两段婚姻，房屋买卖合同所指“离异后未婚”是指第二段婚姻解除后未婚，是客观描述，不得张冠李戴、混淆是非。2、袁发良寻求贷款而过户的事实不存在，不符合常理和公告。如要贷款，无需通过过户手段。该事实是上诉人唆使父亲捏造。3、家庭内部买卖性质也是买卖，同样适用买卖合同法，但不同于一般的市场行为。因为不是一般的市场行为，所以纳税需要核定。但核定财税并不否定买卖的效力，只是税收按照市场估价计算，买卖照常履行。房产部门并不因按核定收税而干预司法领域的合同价格和效力。上诉人为巧夺本已平衡的家庭利益安排，挟持老人意志，主动挑起诉讼，企图以诉讼作为工具，一审败诉后反而指责一审法院应释明法律并中止诉讼，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作为被告的袁发良无此义务，诉讼风险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五、被上诉人坚持一审观点。1、购房政策不是遗产，不属母亲遗产范围。依据杭房改办（1995）9号文件第9条：夫妻双方一方已去世，另一方未再婚的，在购房时已故职工生前工龄可以计算。去世配偶工龄购房政策是针对在世未再婚配偶专属的一项政策，针对的对象是购房人即在世配偶，具有人身专属性，属于父亲财产范围。使用该工龄政策，因母亲已故，并也不可能回溯划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该政策可行使，也可不行使，具有选择性和不确定性，不符合遗产必须为物的特征，不属遗产。该政策是在母亲过世后行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可以继承的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母亲去世前并未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也未行使买房的权利，故该房产不符合“遗产”特征，母亲生前并未形成遗产。母亲去世后，上诉人对母亲遗留下来的现金28.5万元已经全部拿走，父亲是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共有住房应视为个人财产。且购房时家庭对享受政策，以父亲作为产权人均知晓，均同意、接受，不存异议。2、1995年购买公房，产权人确定为袁发良家庭内部明确知晓，不存异议。产权已确权完毕。3、如认为母亲的工龄带来的购房政策属于遗产范围，则1995年购买公房时，上诉人继承权已经受到侵害，上诉人应当在2年内提出分割，但上诉人及家庭成员均表示同意由袁发良作为产权人，放弃了异议。4、上诉人至今提出诉讼，实质诉求指向“遗产”，暗含了“遗产分割请求”，但超过20年时效，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诉讼时效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5、上诉人在1996年去日本前已经明确放弃该房产。许某、袁某1、袁某2等3位证人可证明，在1996年已经进行过财产分配，上诉人当时先挑选了汽车变卖，并通知袁冬房子给他。6、袁发良因再婚导致家庭内部对房产问题已经作出了分配约定，符合家俗伦理。7、袁发良提出房产买卖，袁冬、刘细凤已经照办。该家庭内部购买行为有别于一般市场行为，不违背法律且符合常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而袁发良是产权所有人，有权处分该房产。8、袁冬、刘细凤与袁发良之间买卖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对房产不存在份额所有权，其诉请无法律依据。至于剩余房款，是因为父亲年事已高，屡次被骗，袁冬、刘细凤实感担忧，有关方案被上诉人会以家庭会议方式妥当处理，既保障其有钱可用，又保障其安全。 被上诉人袁发良答辩称：一、袁发良与袁冬于2018年8月28日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本案所涉房屋转让合同具有民事欺诈行为，应属无效合同。1、袁发良与袁冬夫妇所签房屋转让合同非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2018年夏，袁发良因考虑到自己没有什么积蓄，且年事已高，为了在身体尚好之时，与朋友相约做些生意赚点养老钱，想以自住的抵押贷款15万元。但咨询了银行，被告知70岁以上不能办理抵押手续，于是袁发良就与儿子袁冬商量。当时袁冬为袁发良出了个主意，即将房产过户在他与妻子刘细凤名下，由他们为袁发良向银行抵押贷款。对儿子的建议，袁发良当然不存在戒备之心，就同意了他们的建议。所以该转让合同的真实意思仅是袁发良为银行贷款所需，让儿子代为行使的一种变通行为，非真实的房屋转让行为。只因为房屋转让并非袁发良真实要卖房，所以在2018年8月28日袁发良与袁冬办理房产过户时，袁冬提出为少交税金将转让款约定为100万元时，袁发良未加思索就同意了。如按当时杭州房产信息网上登载的外东山弄二手房市场出售均价6万元每平方米计算，该房产价值至少在350万元以上。袁发良将房产过户至袁冬、刘细凤名下后，至今袁发良未拿到1分钱贷款，也未收到房屋转让款，就是按照转让合同约定，袁冬夫妇也应该将房屋退还给袁发良。更为可恶的是袁发良被袁冬告知，该房已归他所有，其有权出租，袁发良不能再在该房屋居住。事实证明，袁冬夫妇并非真实为袁发良贷款，而是蓄谋侵占袁发良仅有的房产为已所有。房屋以低价转让，侵犯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涉案房产因房改购房时使用了已故袁发良之妻的工龄，及购房款为夫妻多年的共同积蓄，所该房产是袁发良与妻子陈招娣的共有产，鉴于袁发良当时急于以房抵押贷款需要，并非有意出让房产，所也未考虑各子女对已故母亲遗产的继承，而听信了袁冬、刘细凤压低房价少交税收的建议，将房价约定为100万元，不到市场价的1／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该低价转让行为，一是侵犯了袁发良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根据合同法七十四条之规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袁发良的子女可行使撤销权。所以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袁冬、刘细凤诱骗袁发良签订房屋转让合同，非法占用袁发良仅有的住房，侵犯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应受到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老年人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以窃取、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对照本案事实，袁发良认为：目前袁发良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该困境来源于袁冬夫妇将袁发良以房贷款的本意弄假成真，骗取了袁发良的房产，并出租谋利，侵权行为已客观存在。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的真相，就作出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的判决，其实是支持、助长了侵犯老年人权益的行为。袁发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无非是让袁发良能老有所归，老有所养。老年人的权益必须得到保障。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应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为“即便案涉房屋在房改时的出售价格包含了陈招娣的工龄折扣等福利待遇，但这也只是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者财产权益，并不影响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认定。…案涉房屋应认定为袁发良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这一认定的观点来源于《最高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2000】法民字第4号）中的一段话，即：“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但2013年2月最高院法释〔2013〕7号决定废止［2000］法民字第4号司法解释。理由为“与现行房改政策不一致”，在房改房权属问题的判定上，回归到住建部“建住房市函【1999】005号”答复的政策精神。即：“按照目前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以城镇职工家庭（夫妇双方）为购房主体，且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夫妻一方按房改政策购买住房时享受了其配偶的工龄优惠，该住房应当视为其夫妇双方共同购买。因此，该住房应视为夫妻共有财产。”据此，一审法院存在适用法律的错误，从而造成了对袁发良房产权属认定的错误。袁发良认为涉案房产系袁发良与妻子陈招娣共同共有，袁发良在未进行继承分割时，无权处理陈招娣的遗产，所与袁冬夫妇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理应判决无效。综上，为维护袁发良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上诉人袁雄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房屋赠与合同1份，欲证明袁某1、袁某2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在一审中的证人证言不可信；2、常住人口登记表1份，欲证明袁某1在另外一套房产中，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变更户主，占有了家庭另外一套房产，袁某1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的证人证言不可信；3、户籍查询记录1份，欲证明2018年8月28日案涉房产被转移，塘河新村的房屋在2018年8月27日转移给了袁某1，导致袁发良名下没有房产；4、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1份，欲证明袁发良已就本案房产起诉刘细凤。 被上诉人袁冬、刘细凤的质证意见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上诉人袁发良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 被上诉人袁发良在二审期间提供证人许某的证言1份，欲证明其并没有分过家，也没有分过财产。 上诉人袁雄的质证意见为：没有意见，相信该证人证言。 被上诉人袁冬和刘细凤的质证意见为：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袁冬、刘细凤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上诉人袁雄、被上诉人袁发良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虽然陈招娣于1994年12月6日因病去世，但在1995年6月20日，袁发良申请购买案涉房屋时使用袁发良31年工龄、陈招娣24年工龄折抵，因此案涉房屋系袁发良与陈招娣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根据共同共有的一般原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一个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对共同财产有着平等地处理权，并不意味着夫妻各自对共同财产享有半数的份额，夫妻任何一方均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全部享有权益。因此，袁发良未经陈招娣的继承人袁雄等的同意，将案涉房屋以房屋转让合同的形式转让给袁冬、刘细凤，侵犯了袁雄等的权益，袁雄请求确认该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于法于理有据，应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9569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袁冬、刘细凤与袁发良于2018年8月20日签订的关于杭州市房屋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上诉人袁冬、刘细凤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上诉人袁冬、刘细凤负担。上诉人袁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被上诉人袁冬、刘细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