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4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滕州市双丰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滕州市洪绪镇孙屯村北首。法定代表人：郑露，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满建峰，山东宝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亭区城头镇士兴兴农种子经营服务部，住所地枣庄市山亭区城头镇东寨子村。经营者：郭士兴，男，1956年11月17日出生，住枣庄市山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家桥，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浩亮，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刚，男，197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年超，山东隆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行进，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呼伦贝尔市社合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区奋斗办学府路天骄嘉园2号楼721号。法定代表人：钱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行进，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文旭，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家，男，197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东，男，197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上诉人滕州市双丰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双丰合作社）、山亭区城头镇士兴兴农种子经营服务部（以下简称士兴服务部）因与被上诉人钱刚、呼伦贝尔市社合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社合公司）、王志家、胡东产品责任纠纷一案，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7）鲁0406民初998号民事判决。士兴服务部、钱刚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鲁04民终243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鲁0406民初594号民事判决，双丰合作社、士兴服务部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双丰合作社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2019）鲁0406民初59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双丰合作社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士兴服务部、钱刚、社合公司、王志家、胡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证据已充分证明双丰合作社与士兴服务部之间的交易标的是土豆种而非商品土豆的事实。1.郭士兴在诉前一直明确自认土豆种是双丰合作社与士兴服务部之间案涉交易标的。对郭士兴诉前自认交易标的是803、806原种的事实，双丰合作社在原审中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2.郭士兴与倪井彬所约定交易标的的单价，已将涉案交易是“商品土豆买卖关系”的可能完全排除。倪井彬系商品土豆种植及销售从业人员，郭士兴长年从事土豆种交易同时涉足商品土豆购销业务，双方均应清楚交易时土豆种及商品土豆的相关价格信息。从原审证据可见，涉案交易所涉及标的物的数量巨大，约定的单价是1.6元每斤，已将商品土豆是双方交易标的的可能完全排除，双丰合作社与士兴服务部之间所存在的是且只能是土豆种买卖合同关系。3.由士兴服务部签章的收款收据完全可以佐证“涉案交易的标的是土豆种而非商品土豆”的事实。郭士兴自认，2016年10月份，双丰合作社通过员工倪井彬需要土豆，经自己与钱刚联系，在钱刚报价后，其与倪井彬达成土豆买卖合意。钱刚发货后，自己将土豆交付倪井彬，并按交付时的实际数量及倪井彬已支付的货款额与倪井彬据实进行了结算。涉案由士兴服务部签章的收款收据，附有土豆种的名称、数量、金额，明显是郭士兴联系货源前后与上诉人双丰合作社员工合意所暂定的土豆种买卖合同主要内容记录。二、钱刚与士兴服务部之间在本案中只能存在“土豆种买卖合同关系”，根本不存在所谓郭士兴委托钱刚购买涉案土豆的事实。1.首先，郭士兴在钱刚发货前与双丰合作社员工倪井彬协商的是土豆种买卖事宜，在钱刚发货后对外公开宣称原种803、806即是钱刚发送的货物，证明“郭士兴认为自己与钱刚间存在的是土豆种买卖关系”，否则不符合常理。其次，不论是郭士兴在原审中的陈述，还是钱刚在原审中的答辩，均证明：“郭士兴与钱刚长年存在土豆种购销业务，且具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基于“郭士兴与钱刚存在上述特殊关系及双方长期深耕于土豆种及商品土豆买卖领域”的事实，如士兴服务部与钱刚间存在的是商品土豆买卖关系，则涉案交易发生时，钱刚的报价不会高于当地商品土豆价格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事实是：按钱刚所述，涉案土豆购买自胡东及王志家两人，所支付的价款分别为52237元、67872元及73200元，共计193309元。由于钱刚所购买的土豆总计138000斤，故单价应为1.4元每斤，且此报价应为钱刚向郭士兴的最低报价。在同期当地商品土豆最高报价每斤才0.9元的情况下，钱刚却以每斤最低1.4元单价向郭士兴报价，并主张涉案交易标的是商品土豆，根本不能成立。2.本案中根本不存在郭士兴委托被上诉人钱刚购买涉案土豆的事实。不论是郭士兴还是胡东、王志家，在原审中均明确主张自己与钱刚之间形成的是商品土豆买卖关系，本案中，根本没有钱刚所主张“受郭士兴委托购买涉案土豆”这一事实成立的余地。三、作为涉案土豆种的生产者，被上诉人胡东、王志家对上诉人双丰合作社在本案中所受损失均应承担赔偿义务。被上诉人胡东、王志家主张自己是涉案土豆的生产者，并主张自己与钱刚存在所谓商品土豆买卖关系。由于各人自认的单价与钱刚主张的单价均不相符，故无法认定双方间存在商品土豆买卖的事实，基于涉案土豆是假冒伪劣土豆种的事实已被确认，作为生产者，被上诉人胡东、王志家均应赔偿上诉人双丰合作社在本案中所受的一切损失。综上，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2019）鲁0406民初59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为此，特提起上诉。上诉人士兴服务部辩称，一、郭士兴自认双丰合作社与士兴服务部交易的标的物系土豆种属无稽之谈。郭士兴始终主张，士兴服务部与倪井彬个人存在土豆买卖关系，与双丰合作社不存在土豆或者土豆种买卖关系。首先，有倪井彬为士兴服务部的经营者郭士兴出具的欠条为证。欠条白纸黑字，债权人郭士兴、债务人倪井彬、标的物土豆、债务金额119000元、承诺付款期限2017.6.1之前、出具欠条时间2017.2.25。欠条内容一应俱全，明确无误，无任何让人产生歧义之处。第二，双丰合作社系公司型法人单位，倪井彬为自然人，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如果是双丰合作社与士兴服务部存在买卖关系，那么应是双丰合作社向士兴服务部出具欠条，并加盖双丰合作社的公章。第三，如士兴服务部与双丰合作社交易的标的物为土豆种，那么欠条中必然会载明欠“土豆种款”而不可能是欠“土豆款”。双丰合作社称，诉讼前郭士兴一直明确自认“土豆种是上诉人双丰合作社与被上诉人士兴服务部间案涉交易的标的”，不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更是与客观事实不符。二、结算价格不能作为认定标的物系“土豆种”的依据。土豆不属于垄断性、稀缺性产品，不是国家管控商品，不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交易价格由民事主体根据市场行情自主协商确定。第一，按每斤1.60元的单价进行土豆价款结算，系士兴服务部的经营者郭士兴与土豆买受人倪井彬协商确定的结果，符合民事行为意思自治的法律规定。第二，士兴服务部经营土豆交易需要付出经营成本，如支付运输费用、卸车费用、承担因商品损耗造成的损失等，士兴服务部加价销售合情合理，每斤1.60元的结算价格并不能得出交易标的物系“土豆种”的结论。三、收款收据不能证明交易的标的物系土豆种。双丰合作社原审诉称，其向士兴服务部购买了803﹟、806﹟土豆种薯138000斤，价值240000元。而该收款收据载明，803﹟土豆重量为75808斤，价款为121290元。806﹟土豆重量为84320斤，价款为134910元。荷兰七土豆43680斤，价款为69880元。803﹟、806﹟、荷兰七土豆合计重量为203808斤，合计土豆价款为326080元。该收款收据载明的内容不但与双丰合作社的主张不符，而且与法庭审理查明的交易价款219000元相差107080元，重量相差65808斤。即该收款收据不具有真实性，为无效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并且，收款收据上根本没有土豆种的内容，当然不能据此认定交易的标的物为土豆种。综上，双丰合作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双丰合作社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钱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二审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钱刚系胡东、王志家与士兴服务部之间土豆买卖关系的当事人，只是该买卖关系的联系人。钱刚不种植和生产土豆，被上诉人胡东、王志家种植和生产土豆。钱刚认识胡东、王志家和郭士兴，但涉案土豆买卖之前，胡东、王志家与郭士兴并不认识。2016年10月，因士兴服务部需要大量的土豆，钱刚从中介绍卖家胡东、王志家，促成双方买卖关系，由胡东、王志家将涉案土豆以1.05元/斤共计13.8万元出售给士兴服务部。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双丰合作社和士兴服务部也未提交证据证明钱刚谋取了相应的利益，不足以证明钱刚与双丰合作社和士兴服务部就涉案土豆的买卖达成了合意。故钱刚并非涉案土豆买卖关系的当事人，而系该涉案土豆买卖的联系人。二、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涉案土豆买卖关系标的物系土豆而不是土豆种。士兴服务部、钱刚、胡东、王志家均一致认可买卖涉案标的物系土豆。特别强调的是，在原一审中，双丰合作社提交的欠条一份，系其工作人员倪井彬于2017年2月25日向士兴服务部的负责人郭士兴出具，双丰合作社想用该证据证明其与士兴服务部之间有土豆种买卖关系，但该欠条载明系土豆款而非土豆种款，不能证明双丰合作社的证明目的，恰恰能够证明双丰合作社与士兴服务部之间系土豆买卖关系而非土豆种买卖关系。再加上一审庭审笔录（第一次）第十六页第十九行至第二十二行双丰合作社自认的内容也可证明。以上所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买卖标的物系土豆。三、被上诉人胡东、王志家与士兴服务部之间存在土豆买卖关系，士兴服务部对涉案土豆验收且质量合格。这从一审庭审笔录（第一次）第十七页第五行至第十九行士兴服务部代理人自认的内容可以证明。士兴服务部又将涉案土豆出卖给双丰合作社，并经其检收质量合格，由该庭审笔录（第一次）第十四页第十三行至第二十三行双丰合作社自认的内容可以证明。通过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交付土豆质量合格。四、一审法院认定交付的涉案土豆质量合格，判决钱刚不承担责任正确。涉案土豆系事后出现质量问题，与钱刚无关。涉案土豆经两次买卖两次交付质量均合格。涉案土豆之所以出现质量问题，系因上诉人双丰合作社收到该涉案土豆后，在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2月中旬的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对涉案土豆没有进行科学的储存、保管、加工消毒、种植等等有关【由庭审笔录（第一次）第十五页第一行至第十二行上诉人自认的内容足以证明】。因钱刚不是土豆买卖的当事人，与涉案土豆质量问题无关，法院判决其不承担责任正确。综上，一审法院对于钱刚方面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人对钱刚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社合公司辩称，其同意钱刚的答辩意见。被上诉人王志家、胡东提交书面意见称，我们就是种土豆的农民，土豆质量没有问题，钱货已两清。上诉人士兴服务部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2019）鲁0406民初5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双丰合作社对士兴服务部的诉讼请求；2.一、二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双丰合作社负担。事实与理由：一、认定士兴服务部与双丰合作社之间存在买卖关系错误。1.错误认定倪井彬系双丰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双丰合作社没有提供倪井彬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任何证据，当然不能认定倪井彬系双丰合作社的工作人员。2.错误认定双丰合作社委托倪井彬购买士兴服务部的土豆，错误认定郑露向郭士兴、钱刚转账付款系士兴服务部的要求。第一，双丰合作社既没有提交其与士兴服务部签订土豆买卖合同的证据，也没有提交委托倪井彬向士兴服务部购买土豆的委托书或者介绍信，认定双丰合作社委托倪井彬与士兴服务部联系商议土豆买卖事宜，没有证据支持。第二，倪井彬为士兴服务部的经营者郭士兴出具的119000元的土豆款欠条，是确认土豆买卖关系当事人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倪井彬以自己作为债务人向士兴服务部的经营者郭士兴出具土豆货款欠条，当然应认定倪井彬与士兴服务部或者郭士兴间存在土豆买卖关系。第三，假设双丰合作社系案涉土豆的买受人，双丰合作社应通过其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土豆货款，而不是以个人账户支付土豆货款。第四，如双丰合作社与士兴服务部间存在土豆买卖关系，应以双丰合作社作为债务人向士兴服务部出具欠条，而不是以倪井彬作为债务人出具欠条。第五，使用郑露个人账户支付土豆货款，系买受人倪井彬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与士兴服务部无关，认定郑露以其个人账户向郭士兴、钱刚付款是应士兴服务部的要求，属于没有事实依据的主观臆断。二、双丰合作社提供的收款收据为无效证据。该收款收据载明的内容不但与双丰合作社的主张不符，而且与法庭审理查明的交易价款、重量相差甚巨，该收款收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认定士兴服务部与双丰合作社达成土豆与土豆种转换合意、土豆种交易合意错误，违反基本逻辑规则。在土豆交易完成后，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当然不可能就已经完成交易的同一标的物再重新达成不同的交易合意。双丰合作社对土豆进行验收且无异议，标志着土豆已完成交付和所有权转移，双丰合作社即时取得对土豆的使用和处分等权利。至于双丰合作社如何使用、处置已取得所有权的土豆，系双丰合作社对土豆的支配权问题。是否将土豆用于种植，完全取决于土豆买受人的单方意志,无须取得他人同意，更无须与他人包括士兴服务部达成所谓合意。认定双丰合作社向士兴服务部出具了欠条，完全是无稽之谈。重审判决以士兴服务部“按每斤1.60元进行的结算，与土豆的交易价格（每斤1.05元）存在较大差异”，作为认定士兴服务部与双丰合作社“达成土豆种交易合意”的依据，论点极其谬误。四、“新农林牧鉴字［2017］第0766号鉴定意见书”（下称“鉴定意见书”）属无效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待证事实的依据。1.现场鉴定活动的组织实施主体不合法。2.鉴定人员的组成不合法，且违反法定程序。3.“鉴定意见书”所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不能证明参与鉴定的蔡志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专家鉴定组成员高声亮的执业时间不足5年，不具备专家鉴定人资格;“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人员李如栋系高级农艺师，但却没有附具任何能够证明其技术职称的资格证明。4.鉴定活动严重违反《鉴定办法》第七条、十三条关于专家鉴定组人数应为3人以上的单数、专家鉴定组成员须在鉴定结论上签名的规定，该现场鉴定结论无效。5.现场鉴定意见书欠缺法定事项，证据内容及形式均不合法。6.鉴定机构越权鉴定。专家鉴定组无权对损失价值作出鉴定结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7.本案的鉴定人仅简单的以10株马铃薯取样测产，便得出近700亩产量的认定。取样方法简单、草率、片面，不具有规范性、科学性，以偏概全，测产数据不具备应有的相对真实性。8.在没有统计部门数据支撑的情况下，专家鉴定组仅凭对所谓的枣庄市农业局种植管理科高杰、马铃薯种植户曾军、宋传玉三人进行电话调查，便确认当地马铃薯的正常亩产量一般在6000∽8000斤之间，好的可以达到9000∽10000斤的结论。反映出鉴定人极大的随意性、不严谨性，不能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9.鉴定意见违法认定案涉马铃薯种植面积。在没有经过法院勘验认定的情况下，专家鉴定组没有经过实地丈量勘验，仅依据双丰合作社的土地承包合同，即作出案涉马铃薯种植土地面积为687亩的认定，并作为损失的计算依据，显然不具有合法性。10.案涉马铃薯病害成因不明，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原告赔偿请求的依据。鉴定意见不能得出导致马铃薯病害的唯一可能性是种薯带菌的结论。重审判决不经对“鉴定意见书”查证属实，径行将其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五、用于种植的土豆质量责任人不明，判决士兴服务部承担责任无据。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和出售种子的经营者之间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赔偿责任最终由种子质量问题的责任方承担，法院只能在查明造成种子质量问题的责任人后判决其承担责任，不存在判决由被选择的主体先行赔偿后另行追偿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明“种子质量问题责任人”的举证责任，应由提出赔偿主张的种子使用者承担。如种子使用者不能完成举证义务，则属于举证不能，当然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双丰合作社诉求种子的经营者、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共同赔偿，但却不能举证证明“种子质量问题责任人”，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双丰合作社对士兴服务部的诉讼请求。六、重审判决结果及适用法律错误。在案件基本事实不清、作为种薯使用的土豆质量问题责任不明，且双丰合作社请求出售土豆的经营者、生产者及其他经营者共同赔偿的情况下，判决由士兴服务部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违反《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的立法本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双丰合作社辩称，一、我公司员工倪井彬出具欠条的后果应当由双丰公司承担，其行为与我公司向钱刚和士兴服务部的转账密不可分，对涉案尾款的结算我公司进行了授权，予以认可。结合我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倪井彬系我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能够认定。二、我公司与士兴服务部及其他被上诉人交易标的为土豆种。合同价款是合同主要内容，本案1.6元每斤的价格充分说明交易的标的是土豆种，并非土豆。各方陈述交易标的为土豆均是借倪井彬出具欠条的瑕疵寻找的借口。三、收款收据明确表明了标的是原种803号、806号。四、对于收款收据效力，涉案土豆种的销售重量、价格、总价款的结算，我公司的付款情况和欠款事实均由士兴服务部的代理人在代理词中予以认可。综上，收款收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其他意见同我方在之前庭审中的答辩意见。被上诉人钱刚辩称，其答辩意见同针对上诉人双丰合作社上诉事实与理由的答辩意见，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对钱刚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社合公司辩称，其答辩意见同钱刚答辩意见。被上诉人王志家、胡东提交书面意见称，我们就是种土豆的农民，土豆质量没有问题，钱货已两清。双丰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购买土豆种支付的10万元及出具的欠条；2.请求判令被告士兴服务部、钱刚、社合公司赔偿原告损失2146737.6元及原告支出的土地租金、人工、肥料、农药及其他费用；3.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双丰合作社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事组织采购、供应成员种植粮食、蔬菜、水果所需的生产资料，组织销售成员种植的粮食、蔬菜、水果，为成员引进粮食、蔬菜、水果新品种、新技术等业务，并配有从事土豆种植的专业管理人员。被告士兴服务部为个体工商户，从事农作物包装种子、零售等经营活动。被告钱刚从事土豆种植和经营，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人郭士兴与被告钱刚系朋友关系，相交已多年。原告与被告士兴服务部以前进行过买卖交易，因原告的工作人员倪井彬与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人熟悉，在2016年间，原告让其工作人员倪井彬与被告士兴服务部联系，商议购买土豆事宜，经双方协商，约定土豆价格为每斤1.60元、购买数量为138000斤。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人郭士兴联系被告钱刚供应土豆，并要求供应荷兰品种系列的土豆，但未说明要求品种的原因。被告钱刚联系了土豆种植户被告王志家、胡东，从其种植地内收购并发货，2016年10月，被告钱刚将土豆发货到被告士兴服务部，运费由被告士兴服务部承担；被告士兴服务部和原告对到货的土豆进行了验收，没有发现不合格的货物；并将该批土豆存放到被告士兴服务部的敞开式场棚内，直至2017年2月。收到货物后，原告按照被告士兴服务部的要求，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郑露以其个人的银行账户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郭士兴、钱刚各支付了部分货款5万元。2017年2月，原告派工作人员对涉案存放的土豆进行了检查，发现有部分土豆已腐烂，但所占比例不大；同月中旬，原告派其工作人员倪井彬现场监督，同意由被告士兴服务部负责找人对涉案土豆进行切块加工，并由被告士兴服务部安排车辆将加工好的土豆切块运至原告承包的位于枣庄市峄城区亩承包地内进行种植，费用由原告承担。加工播种后，原告派工作人员倪井彬与被告士兴服务部进行了结算，经结算，扣除原告方已按要求支付的10万元，尚欠被告119000元，并由倪井彬于同月25日向郭士兴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今倪井彬欠郭士兴土豆款119000元整（拾壹万玖仟元整），还款日期：2017.6.1号之前还清”。同年5月底，原告种植的土豆出现死苗情况，原告即通知了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者郭士兴，并向当地农业部门进行了反映，当地农业部门到现场进行了查看，确认种植的土豆出现了病害，原告除对种植的土豆进行正常管理外，没有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原告与被告士兴服务部协商，被告士兴服务部负责人郭士兴曾于2017年5月、6月间前往原告的承包地实地查看情况，但协商未果。原告的工作人员倪井彬以购买的马铃薯种薯为伪劣种子为由于2018年4月24日向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报案。公安机关受理后，进行了调查、询问，并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山公（治）不立字[2019]8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倪井彬：倪井彬于2018年4月24日提出控告的4.24生产、销售种子案，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经审查认为，该案无法出具刑事鉴定，没有犯罪事实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在本案的原审诉讼中，经原告申请，该院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在枣庄市峄城区古邵镇古西村种植的687亩马铃薯出现死苗造成减产的原因及损失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对原告种植地内土豆秧苗和土豆块茎进行了取样和化验后，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了新农林牧鉴字[2017]第076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古邵镇古西村郑露种植的687亩803号、806号马铃薯由于感染多种病害，造成严重减产。其中马铃薯的黑胫病（通过种薯传播）和枯萎病（通过土壤传播为主，也可通过种薯传播）是造成减产的主要病害；马铃薯环腐病（通过种薯传播）和黄萎病（通过土壤传播为主，也可通过种薯传播）是造成减产的次要病害。由此造成每亩的经济损失为每亩2374.8元—3874.8元之间。”；原告支出的鉴定费用35000元。在本案重审的诉讼中，被告士兴服务部和被告钱刚均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了异议，但因无法提供事发时的相应检材，而无法重新鉴定。另查明，被告王志家、胡东均从事农业种植，耕种的土地均为普通农业耕地，因荷兰系列的土豆口感好，便于销售，所以二被告种植的土豆均为荷兰系列的品种。二被告交给被告钱刚的土豆收购价格为每斤1.05元，被告钱刚已向被告王志家、胡东支付了全部的土豆价款，钱货已清。被告钱刚向被告王志家、胡东所支付的土豆款，除5万元是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郑露以其个人的银行账户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的外，其余的土豆款均是由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人郭士兴交付的。还查明，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人郭士兴联系被告钱刚购买土豆时，要求联系购买的土豆品种为荷兰系列，但未说明购买荷兰系列品种的土豆的原因。在2016年10月，被告钱刚给被告士兴服务部联系购买土豆时还不是被告社合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被告社合公司于2017年7月3日进行了变更登记，被告钱刚成为被告社合公司的股东并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种植的土豆品种是被告士兴服务部推荐的。一审法院认为，众所周知，土豆是一种重要的农作物，其繁殖的方式为无性繁殖，利用块茎进行无性繁殖，健康的土豆块茎均可进行繁殖。原告双丰合作社购买土豆种后种植于其承包的耕地内，在土豆的生长过程中，土豆秧苗出现死苗现象。在本案的原审诉讼中，经原告申请，该院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原告在承包地内种植的土豆由于感染多种病害，造成严重减产，每亩的经济损失为2374.8—3874.8元之间，被告士兴服务部、钱刚虽然在本案的重审诉讼中对该鉴定结论提出了异议，因无法提供事发时的相应检材，而无法重新鉴定，该院认为，对原告所种植土豆的经济损失可参照原审中的鉴定结论予以衡量，宜认定每亩的经济损失为3124.8元较为适当。原告种植土豆的耕地的亩数为687亩，原告双丰合作社的经济损失为2146737.6元；原告在诉讼中支付的鉴定费35000元，为原告做鉴定支出的实际费用，该院予以认定；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2181737.6元。但在本案中，涉及到土豆的买卖、土豆与土豆种的转换及土豆种的买卖等问题需要予以确认。关于案涉土豆的买卖问题，被告士兴服务部联系被告钱刚要求购买一批土豆，并向被告钱刚说明了所要购买的土豆品种，但未说明购买土豆的用途。被告钱刚按照被告士兴服务部的要求又联系了被告王志家、胡东（土豆种植户），并收购了二被告种植的农作物土豆（收购价格为每斤1.05元），然后被告钱刚按照被告士兴服务部的要求将收购的土豆发货运送到被告士兴服务部，运输费用全部由被告士兴服务部承担。被告士兴服务部收到土豆后，与原告一同对到货的土豆进行了验收，没有发现质量问题。土豆到货后，原告（按照被告士兴服务部指示要求）和被告士兴服务部向被告钱刚支付了土豆货款，并由被告钱刚分别交付给了被告王志家、胡东，从土豆的买卖过程可以看出，土豆作为农作物商品的交易双方已互相履行了各自的义务，交易已完成，且双方均无异议，应视为涉案土豆的买卖不存在问题。关于土豆与土豆种的转换问题，涉案土豆在被告士兴服务部处存放了4个月左右后，原告双丰合作社种植前对存放的土豆进行了检查，发现部分腐烂变质的现象后，原告仍同意由被告士兴服务部负责找人切块加工，并将加工好的土豆块茎运送至原告的承包地内进行种植，而且费用均由原告承担，可以看出将涉案土豆变成土豆种的是原告和被告士兴服务部的共同合意。关于土豆种的交易问题，对涉案的土豆加工种植完成后，原告与被告士兴服务部双方进行了结算，且按每斤1.60元的价格进行的结算，与土豆的交易价格（每斤1.05元）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除去原告按照被告士兴服务部的指示交付给被告钱刚和已交付给被告士兴服务部的货款外，原告对剩余的未付货款向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人郭士兴出具了欠条，因此，达成土豆种交易合意的是原告和被告士兴服务部，是其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被告钱刚曾收到过原告交付的5万元，但该款项是原告按照被告士兴服务部指示向被告钱刚交付的，且该部分款项在原告与被告士兴服务部结算时已视为原告向被告士兴服务部交付的货款，并在原告与被告士兴服务部结算的总款项中予以了扣除，而且，原告和被告士兴服务部在收到被告钱刚发送的土豆后，对到货进行了验收，均认可没有发现质量问题，其双方也未能举证证明他们收到的货物是土豆种并按土豆种的要求进行了验收货物，因此，原告和被告士兴服务部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钱刚之间存在土豆种的交易问题。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士兴服务部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理由成立，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本案中，作为有从事土豆种植的专业管理人员的原告和从事农作物包装种子、零售等经营活动的被告士兴服务部均应知道何种土豆块茎可以作为种薯进行繁殖，而原、被告双方在发现涉案土豆已出现部分腐烂变质的现象后，在未尽到检验检疫义务的情况下，仍合意将其作为种薯进行加工切块予以种植，双方均存在过错；在种植地内生长的土豆出现问题后，双方虽然到种植地进行了现场查看，原告也报告了当地的农业部门到场查看，在确认出现病害后，原告除正常管理外，也未与被告协商如何进行补救及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积极处理，以避免损失的扩大，对损失的扩大亦均存在过错，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土豆的减产还与土地的肥力、水利条件、气候、田间管理等多种因素相关。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客观原因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本案案情，经该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议，被告士兴服务部以承担各项损失的50%为宜。原告要求被告钱刚、社合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146737.6元，因原告和被告士兴服务部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钱刚、社合公司之间就土豆种的买卖达成了合意，也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二被告谋取了相应的利益，且在涉案土豆交易发生时，被告钱刚非被告社合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王志家、胡东从事农业种植，对其收获的土豆进行销售，为正常的农产品交易，其销售的商品土豆经买方验收后，未有发现质量问题，并钱货两清，交易完成，对于买方如何使用购买的土豆其无过问的权利，也无监督的义务；且原、被告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二被告专门从事土豆种的生产，并将收获的土豆按土豆种予以销售，其对销售的土豆如何转变成土豆种事情不知情，也无过错，因而不能证明其与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本案案情，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针对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买土豆种的货款并赔偿原告土地租金、人工、肥料、农药及其他费用的诉讼请求，以及要求被告返还原告购买土豆种支付的10万元和其出具的欠条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原告从事生产经营，应该支付相应生产经营成本，且原告与被告士兴服务部进行土豆种交易是双方共同的合意，系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其要求赔偿预期利益的情况下，再要求赔偿经营成本，证据不足，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被告士兴服务部的辩称，部分与该院查明的基本事实相符，予以采信；部分证据不足，不予采信。被告钱刚和被告社合公司的辩称，部分与本院查明的基本事实相符，予以采信；部分证据不足，不予采信。被告王志家、胡东的辩称，与本院查明的基本事实相符，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亭区城头镇士兴兴农种子经营服务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滕州市双丰种植专业合作社土豆经济损失、鉴定费等各项损失的50%，共计1090868.8元；二、驳回原告滕州市双丰种植专业合作社对被告钱刚、呼伦贝尔市社合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王志家、胡东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005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滕州市双丰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16689元，被告山亭区城头镇士兴兴农种子经营服务部负担1431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上诉人双丰合作社提交的通话录音光盘，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也无法确认通话主体的身份及通话内容的真伪，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2.上诉人士兴服务部提交的如下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滕州市倪氏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双丰专业合作社各自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第二组证据，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6民初5222号民事判决书、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2019）鲁0406民初907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法院（2019）冀0724民初456号民事判决书；第三组证据，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2018）鲁0406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2019）鲁0406执10号执行裁定书，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5民初2276号民事判决书、(2018)苏0505执284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8民初3727号民事判决书、(2018)苏0508执1157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这三组证据均不能否定一审法院查明的在本案中倪井彬系上诉人双丰合作社工作人员这一事实，对上诉人士兴服务部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一，一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详尽地辩法析理，对本案中涉及到的土豆买卖、土豆与土豆种的转换及土豆种买卖这三个问题的阐释和说明，符合客观实际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第二，二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丰合作社与被上诉人钱刚、社合公司之间就土豆种买卖达成了合意，也未能证明二被上诉人谋取了相应的利益，且在涉案土豆交易发生时，钱刚并非社合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另，被上诉人王志家、胡东销售的商品土豆经买方验收质量合格且钱货两清，交易完成，不能证明该二人与双丰合作社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双丰合作社要求钱刚、社合公司、王志家、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正确。第三，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来看，对本案中上诉人双丰合作社经济损失的发生和扩大，双丰合作社自身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经综合考量本案实际情况和客观原因，酌定由上诉人士兴服务部负担各项损失的50%，双丰合作社自负损失的50%，并无不当。第四，上诉人士兴服务部、被上诉人钱刚虽在一审法院重审中对原审鉴定结论提出了异议，但因无法提供事发时的相应检材，而无法重新鉴定。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对双丰合作社所种植土豆的经济损失可参照原审中的鉴定结论予以衡量，并据此计算经济损失，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双丰合作社、上诉人士兴服务部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滕州市双丰种植专业合作社、上诉人山亭区城头镇士兴兴农种子经营服务部二审案件受理费分别为26005元、14617.80元，由二上诉人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政远审判员  邵明伟审判员  李 帅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徐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