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3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洁，女，199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慧倢，上海周祖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嘉豪摄影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253号B1首层6号1093室。法定代表人：房爱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森源，男，上海嘉豪摄影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爱兵，男，上海嘉豪摄影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宋洁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嘉豪摄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豪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7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事实与理由:1、本案关键在于嘉豪公司利用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在每次让劳动者签署文件时均使用嘉豪公司自制的空白文书让宋洁签署，但最终又未依照《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将具有合同性质的文件一式两份并交付宋洁。导致宋洁一直以为自己为嘉豪公司提供劳动服务。也因此，宋洁在一审时提出对劳动合同以及变更劳动合同书的笔迹以及印章的着墨时间进行鉴定系查明本案事实的重要依据。2、在一审过程中已查明一件事实，即嘉豪公司系一套班子几十套牌子，也就是说嘉豪公司的关联企业启用的是一套员工班子，另外通过法院调查获取的有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经侦支队制作的证人汪某的询问笔录中，也已经证实了嘉豪公司以及关联企业对外都是以“嘉豪”的企业商号进行推广的，连施某1(投资人)自己也将名字改成了施某3这一双方都认可的事实来看，亦可证实“嘉豪”才是嘉豪公司商业形象的核心，也是导致宋洁以为自己是为嘉豪公司提供服务的另一个原因。3、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间，也就是双方集中发生劳动争议的期间，宋洁曾通过“钉钉”或者微信等社交软件对自己系Z公司员工提出过质疑，也曾要求嘉豪公司提供劳动合同。此等行为均说明嘉豪公司在签署相关合同后均未交付宋洁，已构成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侵害。4、据上海市社保中心调取的宋洁缴纳社保记录显示，在宋洁入职后的半年才开始有嘉豪公司的关联企业上海A有限公司为宋洁缴纳社保，相同类型的其余三人也是同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嘉豪公司等关联企业的确对旗下员工采取擅自管理的状况，且均未获得宋洁的同意，同时也证实了嘉豪公司和关联企业之间存在混淆管理的状况。但这样的后果不应该由处于弱势的劳动者来承担，反倒变成了用人单位逃避或滥用法律的借口。5、宋洁提供的“钉钉”考勤记录显示2018年宋洁收到名为“上海嘉豪摄影有限公司”(即嘉豪公司)的考勤记录，但是一审中嘉豪公司提供的宋洁考勤记录却显示为“上海B有限公司”。庭审中，宋洁曾陈述过对于“钉钉”软件，作为用人单位一方有权更改劳动者组织架构信息，但一审法院却以同样的理由不认可宋洁收到的考勤记录真实性。若此逻辑适用于确定双方系何种法律关系，那宋洁可以接受。但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已经确认，仅就主体问题产生争议，一方面双方在地位上存在客观状况的不平等性，另一方面嘉豪公司又有权肆意变更软件记载信息，据此应当对上述情况作出不利于嘉豪公司的理解，以显示司法在调整法律关系过程中的公平、公正的作用。据此，宋洁认为一审法院对证据反映的事实判断缺乏公平认定，变相地帮助嘉豪公司继续侵害宋洁的合法权益。另，宋洁在之后的职聘过程中，嘉豪公司通过骚扰宋洁已通过面试的欲聘用单位，阻挠宋洁在同行业内再次合法就业的机会，对宋洁进行打击报复，反复继续侵害宋洁合法权益，其行为应受到法律的谴责和惩罚。嘉豪公司辩称，不同意宋洁的上诉请求。一审阶段已经将相关的答辩意见和事实理由阐述清楚，目前宋洁没有任何新的证据，本案应该按照一审的判决执行。宋洁的诉讼主体从仲裁期间就发生了错误，嘉豪公司不清楚为什么宋洁始终不更换正确的诉讼主体，而坚持要进行上诉。对于宋洁所阐述的这些事实和理由，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出入，宋洁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合同的解除已经在证据上呈现得非常清晰，所以嘉豪公司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宋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于2012年11月18日至2019年2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要求嘉豪公司补足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18日期间的工资53,670元（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3.要求嘉豪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49,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7日，宋洁与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2年11月7日起至2013年11月6日止；宋洁从事网络推广工作，税前月工资2,000元。宋洁签署了两份《劳动合同变更书》。第一份《劳动合同变更书》甲方为C公司、乙方为宋洁，落款处“甲方（盖章）”栏加盖有C公司公章并手写日期2013年10月21日，“乙方（签名）”栏由宋洁签名，相关内容为，经双方协商一致，续签合同期限自2013年11月7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止。第二份《劳动合同变更书》甲方为C公司、乙方为宋洁，相关内容为：经双方协商一致，续签合同自2015年11月7日起至2019年11月6日止；其中第二条补充事项第1点手写有“劳动合同原约定的甲方现变更为Z公司。”落款处“甲方（盖章）”栏加盖有C公司和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公章并手写日期2015年10月19日，“乙方（签名）”栏由宋洁签名。宋洁2013年3月至2014年9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缴费单位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期间的缴费单位为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2015年1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缴费单位为上海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2017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缴费单位为上海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嘉豪公司于2014年11月14日支付宋洁22,039元。2015年8月至2016年5月期间，骆某（系A公司、D公司、C公司、嘉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有向宋洁转账。宋洁的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6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每月15日左右有一笔或两笔付款，对方户名为“骆X杰”，摘要为“跨行汇款”。2018年1月至4月期间，每月15日左右有一笔付款，对方户名为“其X户”，摘要为“跨行”。2018年5月至9月期间，每月15日左右有一笔付款，对方户名为“武X室”，摘要为“企划”或“汇划”。2018年10月15日有一笔付款，对方户名为“苏X室”，摘要为“企划部G”。2018年11月14日有一笔付款，对方户名为“天X室”，摘要为“DSG”。2018年12月14日有一笔付款，对方户名为同之前的“苏X室”，摘要为“企划部G”。前述各笔转账金额不等，最低额为1,924元，最高额为34,197元。2019年1月15日、2月15日各有一笔付款，金额分别为2,136元、1,694元，对方户名分别为“上海市长宁区XX婚庆服务工作室”、“上海市长宁区XX摄影工作室”，摘要均为“企划部G”。2019年2月28日，Z公司向宋洁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2019年2月18号至今你已累计旷工数日（2天及以上），按照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月度累计旷工两天及以上的情况属于严重违纪过失性行为，公司予以解除劳动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现经公司研究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关系，请你再（在）2019年3月4日上午10点到（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相关手续，并在15日后到人力资源部领取退工单（或离职证明）。”2019年3月19日,宋洁向嘉豪公司、骆某邮寄《解约函》，以“未足额发放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邮寄地址为“徐汇区XX路XX号、XX”。2019年3月19日，宋洁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2012年11月18日至2019年2月18日期间与嘉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要求嘉豪公司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1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嘉豪公司参加仲裁案件审理的代理人为洪某、崔某，嘉豪公司提供了崔某的身份证和委托书，显示崔某为嘉豪公司的“法务/人事经理”。2019年4月28日，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以仅凭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裁决对宋洁的全部请求不予支持。宋洁对此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6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经侦支队的《询问笔录》载明：被询问人是汪某，其自述工作单位为Z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表示“我是就宋洁、周某1、周某2、贺某控告XX集团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一事来进行情况说明的。”关于Z公司、“XX集团”、宋洁等人之间的关系及入股情况，汪某表示：“XX集团”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与Z公司“法律、投资关系上目前没有联系，但是XX集团和XX投资是同一个老板（施某1）”；宋洁、周某1、周某2、贺某与“嘉豪公司”没有关系，他们原来都是Z公司的员工，于2019年年初，大概3月份左右离开，“他们是一个企业策划团队，宋洁是他们的负责人”；“他们入股的应该是Z公司，并非XX集团”，入股的钱款“打到施某2个人账户”，“都签订了《协议书》”，“主要都用于XX品牌的广告宣传费用”。此外，公安部门留存的与入股有关的材料为：入账日期分别为2016年7月7日、8月29日的两张收据，抬头均有打印字体“XX投资”、“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收款事由”分别为“入股全集团”、“入股XX集团股本”；《协议书》一份，抬头处和落款处的甲方栏均为空白，抬头处和落款处的乙方栏均手写有宋洁名字和身份证号码，每页中间最上方有打印字体“上海XX集团有限公司XX集团”，协议中提到的公司名称均为手写的“XX集团”。一审法院另查明，A公司和D公司均成立于2011年11月7日，均于2018年9月7日注销，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骆某，股东均为施某1、房某，A公司注册地址为本市虹口区XX路XX弄XX号XX室，D公司注册地址为本市虹口区XX路XX弄XX号XX室。C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16日，法定代表人原为房某，自2014年8月14日起变更为骆某，股东原为施某1、房某，自2017年9月8日起变更为Z公司，注册地为本市嘉定区XX镇XX公路XX弄XX号XX室。嘉豪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2日，法定代表人为骆某，股东为骆某、施某1，注册地址为本市徐汇区XX路XX号XX层XX号XX室。Z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11日，法定代表人为施某2，股东为施某1、施某2，注册地为本市长宁区XX路XX号XX楼。一审庭审中，关于两份《劳动合同变更书》，宋洁表示：自己记忆中有两次续签，分别发生在2016年、2017年或2018年，人事告知要续签合同，员工当时都排队续签，本人签字时并无《劳动合同变更书》的抬头，也未加盖公章，合同下划线需填写处均为空白；这些材料签好字后，本人均未拿到过；现确认两份《劳动合同变更书》抬头处乙方即本人的身份情况、落款处本人姓名为本人所写。宋洁遂申请对两份《劳动合同变更书》中自己签字的形成时间与C公司、Z公司印章捺印及日期的形成时间、以及第二份《劳动合同变更书》中关于将劳动合同甲方由C公司变更为Z公司这一手写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庭审中，嘉豪公司表示，本公司部分办公人员在本市XX路XX号办公，该处是一个很大的园区，整个办公区域对外挂有“嘉豪”两字，并非本公司名称，园区名称是“XX徐汇旗舰店”，本公司、C公司等均在此办公。宋洁则表示，XX路XX号办公园区的情况基本如嘉豪公司所述，办公区域对外挂的铭牌为“嘉豪”，但相关公司中只有嘉豪公司名称中有这两个字。一审庭审中，宋洁为证明与嘉豪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还提供了：1.照片一张、员工卡一张。两份材料上均有“XX投资”字样。宋洁表示照片拍摄的是自己参加公司年会的情况。2.“XX投资”网站材料截屏打印件，其中备案信息一页显示网站名称为“XX文化产业投资集团”，网站负责人骆某，主办单位为嘉豪公司，其他材料显示的与嘉豪有关的名称为“XX集团”、“XX国际控股总部”、“XX投资集团”，网站材料中有宋洁的照片打印件。3.“XX投资官方微博”截屏打印件，显示“微博认证”单位为嘉豪公司，微博中有宋洁照片。4.崔某与宋洁之间于2019年6月10日至7月16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崔某微信头像通讯录电话信息的截屏打印件，其中崔某的通讯录电话信息显示“XX集团”字样，聊天内容是双方进行工资差额、补偿金等进行协商。宋洁表示，崔某是嘉豪公司人事部负责人，在本人与嘉豪公司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中，崔某作为嘉豪公司代理人。5.“钉钉”系统手机截屏打印件，显示宋洁2018年1月、2月、6月至10月的考勤统计所在单位为嘉豪公司。关于考勤记录为何日期不连续有缺失，宋洁表示自己不小心删掉了。嘉豪公司对上述证据1照片和员工卡有异议，表示本公司没有这样的员工卡；对证据2“XX投资”网站材料截屏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表示网站虽是本公司主办，但网站内容会显示合作方和供应商等他方的信息；对证据3“XX投资官方微博”截屏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这是一个媒体平台，不能证明照片中的人与本公司有直接的劳动关系；对证据4崔某与宋洁之间的微信聊天及微信头像记录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表示崔某是Z公司负责本市XX路XX号园区考勤的负责人，由于宋洁是Z公司员工，而本公司与Z公司有合作关系，故由崔某在仲裁案件中作为本公司的代理人，来解释宋洁与Z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嘉豪公司对上述证据5“钉钉”系统手机截屏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表示“钉钉”系统中的考勤系统是非官方的系统，一名员工在该系统中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公司的组织架构内，由于宋洁所在的企划部要对接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很多客户公司，宋洁除了会出现在C公司或Z公司的组织架构中，还会出现在其他合作方组织架构中作为外部联络员，员工如果出现在多个公司的组织架构中，就会形成不同公司名称的内容相同的考勤统计表和生日祝福。嘉豪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在“钉钉”系统中于2018年1月至12月期间对宋洁进行考勤的记录打印件。宋洁对此表示：从证据获得来源判断，B公司与嘉豪公司存在管理上的关联性；自仲裁以来双方提供的证据从未显示与B公司有任何关联，本人收到的考勤记录显示为嘉豪公司员工；作为“钉钉”的用人单位（客户端）拥有对所属员工的相关信息做随意变更的“软件权限”，该证据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即现在所显示宋洁属于B公司系嘉豪公司事后任意更改，故该证据无法真实证明所记载的时间客观情状。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一审法院采证如下：关于宋洁提供的证据1照片和员工卡，由于两份材料显示的均为“XX投资”字样，并无嘉豪公司名称，在嘉豪公司对此有异议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证明宋洁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宋洁提供的证据2“XX投资”网站材料截屏打印件以及证据3“XX投资官方微博”截屏打印件，尽管网站主办单位和“微博认证”单位为嘉豪公司，但网站和微博中出现与宋洁有关的内容并不能直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更何况从具体内容看，涉及到的名称为“XX集团”、“XX国际控股总部”、“XX投资集团”，无法证明嘉豪公司与宋洁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宋洁提供的证据4崔某与宋洁之间于2019年6月10日至7月16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崔某微信头像、通讯录电话信息的截屏打印件，该聊天记录发生于宋洁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之后，双方就工资差额、补偿金进行协商，崔某通讯录电话信息显示的是“XX集团”字样，其参加仲裁时也是依据嘉豪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并无其与嘉豪公司的劳动合同，故崔某与宋洁之间在劳动关系被解除后就争议进行协商，同样不足以证明嘉豪公司与宋洁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宋洁提供的证据5和嘉豪公司提供的证据，由于均系从“钉钉”系统取得的考勤记录，双方均未对真实性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下文予以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宋洁主张其与嘉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对此提供证据证明。从现有查明的事实可见：宋洁于2012年11月入职时即与C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自认之后两次续签；曾向宋洁转账支付钱款的骆某虽系嘉豪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同时也是D公司、A公司和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前两个公司系宋洁的社会保险费缴费单位，后一公司更是与宋洁签订劳动合同的单位，且嘉豪公司的注册成立日期为2013年9月2日，晚于宋洁所述的入职日期，而除骆某外，其他支付宋洁工资的付款人均非嘉豪公司；宋洁自述的各个工作地点除本市XX路XX号外，与嘉豪公司并无直接关系，而本市XX路XX号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一致系一大型园区，在其中办公的不止嘉豪公司一家；向宋洁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的是Z公司；宋洁等人为入股事宜向公安部门报案后，从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可见，来公安部门说明情况的人员自称是代表Z公司，提及的其他公司则是注册在香港的“XX集团”。由上述种种事实可见，从缔结劳动关系的合意、工作地点、工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缴纳等各方面均无法反映宋洁与嘉豪公司形成劳动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实际相互履行相应的劳动权利、义务。从宋洁提供的证据来分析，如同一审法院在采证部分所述，宋洁虽提供“钉钉”考勤记录，显示对其考勤的是嘉豪公司，但该考勤记录并不完整连续，宋洁的解释是自己不小心删除，而嘉豪公司提供的2018年期间完整连续的考勤记录则显示由B公司对宋洁进行考勤，即宋洁在同一时期亦有B公司进行考勤。更何况“钉钉”系统的网上考勤记录并非认定劳动关系的唯一、直接的依据，宋洁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与嘉豪公司之间实际建立并相互履行了劳动权利、义务，仅凭该考勤记录不足否定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支付等前述已认定事实所反映的劳动关系状况。关于宋洁对两份《劳动合同变更书》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宋洁入职后已然与C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两份《劳动合同变更书》显示的是续签情况，本身就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无直接关联，故对宋洁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宋洁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嘉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现有查明的事实亦无法印证其主张，故宋洁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作出判决：驳回宋洁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宋洁主张其与嘉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嘉豪公司则予以否认。经查，宋洁于2012年11月入职时即与C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又签署了两份《劳动合同变更书》，第一份双方约定，续签合同期限自2013年11月7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止，第二份宋洁与C公司约定，续签合同自2015年11月7日起至2019年11月6日止，劳动合同原约定的甲方现变更为Z公司，落款处“甲方（盖章）”栏加盖有C公司和Z公司公章并手写日期2015年10月19日，“乙方（签名）”栏由宋洁签名，说明宋洁对其劳动关系的归属是明知的。并且曾向宋洁转账支付钱款的骆某虽系嘉豪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同时也是D公司、A公司和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前两个公司系宋洁的社会保险费缴费单位，后一公司更是与宋洁签订劳动合同的单位,且嘉豪公司的注册成立日期为2013年9月2日，晚于宋洁所述的入职日期，而除骆某外，其他支付宋洁工资的付款人均非嘉豪公司，因此，从工资发放的情况看，亦不能证明宋洁与嘉豪公司之间存有劳动关系。综合分析宋洁提供的证据，宋洁虽然提供了“钉钉”考勤记录，显示对其考勤的是嘉豪公司，但该考勤记录并不完整连续，宋洁的解释是自己不小心删除，而嘉豪公司提供的2018年期间完整连续的考勤记录则显示由B公司对宋洁进行考勤，即宋洁在同一时期亦有B公司进行考勤。因此，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说明“钉钉”系统的网上考勤记录并非认定劳动关系的唯一、直接的依据，宋洁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宋洁与嘉豪公司之间存有劳动关系，仅凭“钉钉”考勤记录并不足以否定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支付等前述已认定事实所反映的劳动关系状况。鉴于宋洁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嘉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宋洁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宋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宋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钟嫣然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