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27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长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172号-1218号。法定代表人：李瑞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晓伟，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梦盈，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步永荣，女，197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上诉人上海长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步永荣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24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维持第二项，改判长发公司无需支付步永荣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05,708.96元。事实和理由:长发公司是依法合规解除与步永荣的劳动合同,不应向步永荣支付赔偿金。一审法院认定步永荣私下接受3,000元补损费的行为并非系恶意侵占公司财产,长发公司认为该事实认定错误,步永荣主观上存在恶意侵占公司财产的意图。第一,如果步永荣没有侵占补损费的主观意图,就不会向李某提供其丈夫张某的银行卡。根据《门店管理层纪律政策》第5.1.3.1条、5.1.3.3条规定,商店管理层不得接受任何他人赠与的现金,商店所有收入或现金必须全部于当日进入现金办公系统。步永荣签署了《门店管理层纪律政策》,证明其知悉上述规定。且在步永荣与长发公司风险防范部工作人员就此事进行谈话的过程中,步永荣承认知悉相关规定,其不应向李某提供私人的银行卡。步永荣完全可以告知李某应当将这3,000元补损费交到门店现金部,但其没有这么做,而是提供了丈夫所谓“不常用”的卡,其提供丈夫银行卡这一行为就可以证明她主观上具有侵占补损费的意图;第二,即使步永荣确实想要帮助李某尽快结清补损费,现在的支付手段那么发达,其完全可以要求李某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将3,000元补损费给到其,其可在收到后立刻将现金交到门店现金部。这样的话,既可以帮助李某,同时也符合在收到现金后当日交到门店现金部的规定,不至于严重违规,但步永荣也没有这么做;第三,吴中路店的店长魏某曾于2019年2月17日通过微信询问步永荣是否收到了3,000元补损费,结合步永荣曾经提供过银行卡,正常人都会对该银行卡的往来款项进行查询,但步永荣迅速回复没有收到,且在2019年3月上诉人与其进行谈话之前对这3,000元补损费始终保持沉默,这同样不符合常理。步永荣的种种反常行为都体现了其主观上具有侵占补损费的意图,属于恶意侵占公司财产。根据《纪律管理政策》第2.2.3.17条规定,侵占公司或其他员工财产、索贿、受贿(含收受回扣)系严重违纪行为;第2.1.1条约定,严重违纪行为,公司有权直接解除劳动合同。据此,长发公司解除与步永荣的劳动合同是依法合规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长发公司的上诉请求。步永荣辩称：不同意长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长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长发公司无需支付步永荣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05,708.96元；2、长发公司无需支付步永荣2018年年终奖3,480.3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6月1日，步永荣进入长发公司处，从事营运工作。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为2016年7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1月3日，长发公司供应商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业务员李某就转账补损费事宜向步永荣索要银行卡号，步永荣将其丈夫（张某）银行卡账号及照片发送给李某。同月10日，李某要求步永荣提供张某的身份证号码用于登记。步永荣表示“这个很麻烦的，要么还是打在促销员那里吧”。李某回复“明白了，谢谢”。同日，步永荣将此事告知长发公司处前洗化部主管沈某，并将其与李某的聊天记录截图通过微信发送给沈某。同月24日，XX公司出纳陈某用其个人账户向张某账户转账3,000元。同年2月17日，长发公司处魏某向步永荣询问是否收到3,000元补损费时，步永荣表示“我没有收到过什么钱，你搞错了吧”。同年3月7日，XX风险管理部工作人员与步永荣进行谈话。谈话中，步永荣表示“我不清楚有这样一笔钱打到我或我的家属的银行卡上”。步永荣解释为何提供其丈夫银行卡时，称“2019年1月3日我就联系了滴露业务员，要求他把钱打到促销员的银行卡上进行补损的买单。滴露业务员感觉不安全，现金他们业务员也接触不到，因此要求我提供银行卡，我就把我先生‘张某’不常使用的银行卡的卡号发给了滴露业务员。”步永荣又表示“我回去就去查‘张某’银行卡上是不是有这样一笔钱，有的话就交到安保部做登记。”步永荣也承认“我不应该为公司的业务提供私人银行卡号给业务员。但也是业务员确实有他的困难，我也是在帮助他。”次日，步永荣向长发公司交还补损费3,000元。2019年3月12日，长发公司向步永荣出示通报，内载：“吴中店原洗化部科长步永荣，在负责该部门期间有使用本人或家属的银行卡将供应商补损款项3,000元占为己有。该行为严重违反诚信原则和公司的相关规定。”同日，长发公司向步永荣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内载“根据《纪律管理政策》第2.2.3.17的规定，公司决定自2019年3月12日起与您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于该日终结。一审法院还查明，XX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向长发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载：“我司业务员：李某……于2019年1月与上海XX吴中门店原负责人沈主管确定了2018年12月的地堆陈列及外场活动的补损费用合计3,000元，后该主管因病回家休养，门店更换了新主管步永荣，李某与原主管沟通后，他要求李某将该笔费用支付给新主管步永荣，根据步永荣提供的工商银行张某的账号，李某按照公司流程在云之家申请后由出纳陈某打款。出纳在2019年1月24日从浦发卡转给张某，2019年3月门店新负责人没有收到此笔款项，现附上此款项的申请流程和打款证明及陈某任职证明，以上情况属实。”一审法院再查明，长发公司处《纪律管理政策》第2.2.3.17规定，侵占公司或其他员工财产、索贿、受贿（含收受回扣）的属严重违纪行为。2019年4月8日，步永荣就本案讼争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同年6月6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2165号裁决书，裁决长发公司支付步永荣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5,708.96元、2018年年终奖3,480.30元，对步永荣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长发公司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中，长发公司对于仲裁裁决的赔偿金金额无异议，但认为其系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故不同意承担支付赔偿金之责。关于收取补损费事宜，步永荣称，2018年12月底，步永荣被调岗至洗化部，接替洗化部主管沈某的工作，交接时沈某告知需催促XX公司尽快支付3,000元补损费。2019年1月3日，步永荣与XX公司的业务员李某联系，因XX公司的促销员是临时工，李某担心他们拿钱后走人，所以要求步永荣提供账户。因当时步永荣手机里正好有其丈夫张某的银行卡照片，于是就传给了李某。几日后，李某又要求其提供张某的身份证，步永荣觉得不方便，所以要求李某还是将款项转给促销员。李某回复明白了。当日步永荣与沈某联系并告知其此事。步永荣当时认为，既然没有向李某提供银行卡号持有人的身份证信息，他就不会打钱。后来步永荣于2019年1月24日又重新回生鲜部上班，并将魏某的电话告知李某，让李某有事情找魏某。所以就没有关注过该笔钱，没想到李某还是打款至其丈夫卡里，李某也没有通知步永荣打了钱，故魏某向其问及此事时，步永荣当时以为李某不会向其打款，且认为魏某无权问步永荣，步永荣自己没有收到钱，故回复没有收到该笔款项。2019年3月7日，长发公司风险管理部工作人员找步永荣问这个事情，步永荣让丈夫去查，才发现确实有3,000元打进来，之后，步永荣将3,000元归还给长发公司。长发公司则表示，步永荣知道根据规定不能向供应商提供银行卡，但其仍然提供，即使是想帮李某，拿到3,000元补损费就应该立刻交给防损部，但是步永荣没有这样做。2019年2月17日，魏某向其询问是否到账时，步永荣却称没收到过钱，步永荣的理由都是借口，为何不立刻去查询，后来是步永荣迫于压力返还3,000元。由此可以看出步永荣完全有恶意侵占补损费的意图，长发公司据此依据规章制度，解除与步永荣的劳动合同合法合理。另仲裁审理过程中，长发公司曾陈述意见，确认按照正常流程，补损费应由供应商的促销员带至防损部登记，李某向步永荣转账补损费是出于对资金安全的考虑，李某也告知过步永荣补损费已到账。关于年终奖，步永荣表示，自2007年起，长发公司每年都会发放年终奖，基本都是一个月的工资，一般金额不会超过月工资，只会低于月工资。长发公司则表示，长发公司无论劳动合同还是规章制度都没有关于年终奖的约定，长发公司发放步永荣历年年终奖的情况，无法印证步永荣所说的年终奖就是一个月工资。长发公司根据每年的经营状况决定发放年终奖的金额。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解除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应尽审慎义务。就本案而言，首先，根据微信记录可见，步永荣虽曾向供应商XX公司的李某提供过其丈夫的银行卡，但步永荣已于2019年1月10日拒绝向李某提供其丈夫身份证的要求，并要求李某向促销员转款。李某也回复“明白了”。同日，步永荣亦将此节事宜的微信截图给了原洗化部负责人沈某，告知此笔款项的处理情况。可见，步永荣当时并无恶意侵占补损费的意图。其次，长发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步永荣已经知悉补损费之后已经转至其丈夫卡内。而此时步永荣已经调离洗化部，并将魏某的联系方式告知了李某。故其后步永荣基于李某回复内容的信任，回复魏某：“我没有收到过什么钱”，符合通常逻辑。同时，再结合长发公司处风险管理部工作人员与步永荣谈话内容，谈话过程中步永荣并未隐瞒事实，亦表示“我回去就去查‘张某’银行卡上是不是有这样一笔钱，有的话就交到安保部做登记”。由此可见，亦尚不足以说明步永荣之后存有恶意侵占补损费的意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难以认定步永荣存在恶意侵占长发公司财产的事实。因此，长发公司解除与步永荣之间的劳动合同之行为，欠妥，长发公司应承担支付步永荣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责，故长发公司诉请不同意支付步永荣赔偿金105,708.96元之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年终奖、奖金系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的体现。是否发放年终奖或奖金及发放的具体标准和方式都可以由用人单位自主决定。本案中，步永荣未提供充分有效之证据证明长发公司处有年终奖的具体规定，或双方之间存在发放年终奖的约定，且长发公司不同意向步永荣发放年终奖，故步永荣要求享有2018年度年终奖之主张，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因此，长发公司诉请无需支付步永荣2018年年终奖3,480.30元之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2日作出判决：一、上海长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步永荣赔偿金105,708.96元；二、上海长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无需支付步永荣2018年年终奖3,480.3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上海长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双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长发公司补充一节事实：长发公司《门店管理层纪律政策》第5.1.3.1条规定：所有商店管理层不得接受任何他人赠与的现金、礼品或接受宴请。故步永荣不应当向供应商提供银行卡，步永荣的行为就是收取现金，侵占公司财产。步永荣对长发公司补充的该节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该条规定与本案无关。鉴于长发公司主张的是步永荣故意侵占公司财产，与上述规章制度所规定的“接受他人赠与的现金、礼品或接受宴请”，两者的性质不同，故上述规章制度并不适用本案的情形，该节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作认定。二审中，长发公司还表示一审时公司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调查步永荣丈夫的涉案银行卡是否开通了短信提醒功能，但一审法院并未回复。步永荣经当庭向其丈夫核实后表示，其丈夫的涉案银行卡开通了短信提醒功能，涉案银行卡系其丈夫炒股用的，当时其丈夫以为是他表妹打的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长发公司解除步永荣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长发公司以步永荣使用本人或家属的银行卡将供应商补损款项占为己有，严重违反诚信原则和公司相关规定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于步永荣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公司财产，本院认同一审法院的观点，步永荣在与供应商业务员李某的微信聊天最后已要求李某直接向促销员转款，李某也回复“明白了”，步永荣还将其与李某的微信聊天内容转发给了原洗化部主管沈某，告知沈某该笔款项的处理经过，可见步永荣主观上并无侵占该笔款项的故意。至于步永荣在长发公司向其询问此笔款项时回答“不清楚有这样一笔钱打到我或我的家属的银行卡上”，鉴于供应商是在与步永荣交谈两周后才以公司出纳的个人账户向步永荣丈夫银行账户打款，且无证据证明打款时曾将该情形告知步永荣，故存在步永荣丈夫误解该笔款项来源及未将此事告知步永荣的可能性。步永荣向供应商提供个人银行账户的行为虽有不妥，但并不属于公司规章制度所规定的“接受他人赠与的现金、礼品或接受宴请”的行为。本院也难以认定步永荣有侵占该笔款项的故意。一审法院认定长发公司的解除理由不成立，应承担违法解除的法律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长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上海长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方 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