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6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铭益，男，196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静，湖南湘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游立芬，女，196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桃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西枝，湖南省澧县翊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胡铭益因与被上诉人游立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9）湘0105民初10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铭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游立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3月25日胡铭益向游立芬的实际借款为75万元，系事实认定错误。1、从游立芬提供的银行流水来看，胡铭益仅收到案外人刘某支付的21.8万元借款。2、证人刘某为本案实际借款人，一审法院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直接采信刘某的证言，错误认定55万元为结算得出的借款本金。证人胡某的证言不能证明刘某向胡铭益提供了20万元现金借款，且胡某与刘某之间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息3分，而刘某与胡铭益之间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息2.4分，明显违背常理以及刘某为赚取利息而借款的目的。二、胡铭益已全额还清借款。2017年1月4日，经双方协商，胡铭益一次性向刘某归还105万元以结清本息，但刘某以逃遁的方式拒绝向胡铭益归还借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胡铭益在提交还款流水后，游立芬仍应举证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本案从实际借款人刘某的经济能力、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证人证言均无法证实上述借贷的实际发生。游立芬辩称：一、2014年3月25日游立芬借款55万元给胡铭益是真实、有理有据的。游立芬与胡铭益对之前借款进行结算，确认胡铭益共欠游立芬借款本金及利息33.2万元，加上游立芬给胡铭益转账的21.8万元，共计55万元，胡铭益向游立芬出具的借据金额也为55万元。二、2014年3月25日游立芬借款20万元给胡铭益有理有据。游立芬向案外人胡某借现金20万元之后，在漆河镇佳源酒店将该20万元现金转借给胡铭益，胡铭益当日与游立芬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书，并出具一份借款条据。胡铭益于2014年4月2日、2014年6月26日再次向游立芬借款10万元、20万元并出具借条的行为，也充分证明游立芬在2014年3月25日履行20万元承兑的客观事实。三、胡铭益对2017年1月4日还款105万元的事实解释含糊不清。四、游立芬的确没有借款能力，是通过多方为胡铭益筹措资金。胡铭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依法依约承担还款责任。游立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胡铭益偿还游立芬借款本金105万元及截至2019年6月15日的利息62.3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胡铭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铭益与案外人刘某系战友关系，游立芬与刘某系夫妻关系。为资金周转需要，胡铭益提出向刘某借款。2014年3月25日，胡铭益与游立芬签订了两份《借款协议书》，其中一份约定胡铭益向游立芬借款2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4%计算，借款期限12个月，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胡铭益向游立芬出具了20万元的借条，对该笔借款游立芬之夫刘某出庭作证称该借款实系其向案外人胡某所借的现金，胡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该笔借款胡铭益予以否认。2014年3月25日游立芬、胡铭益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胡铭益向游立芬55万元，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借款期限12个月，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该笔借款通过刘某的银行账户向胡铭益转账了21.8万元，胡铭益向游立芬出具了55万元的借条，对于33.2万元借款游立芬之夫刘某出庭作证称该系2014年前胡铭益向其陆续借款的总结算，对此胡铭益不予认可。2014年4月2日，游立芬、胡铭益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书》，协议约定胡铭益向游立芬借款1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借款期限12个月，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胡铭益向游立芬出具了10万元的借条，游立芬通过刘某的银行账户向胡铭益进行了支付。2014年6月26日，胡铭益向游立芬出具借条借款200000元，利息约定按月利率3%计算，借款期3个月，该笔借款游立芬通过刘某的银行账户向胡铭益转账了20万元。胡铭益向刘某银行账户还款情况如下：2014年6月4日6600元、7月9日4800元、8月27日9600元、9月16日20000元、2015年2月8日56000元、2017年1月4日10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游立芬、胡铭益签订借款协议，游立芬通过其夫刘某的银行账户向胡铭益支付借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游立芬提交了借款协议书、银行转账凭证、证人证言予以佐证，故游立芬、胡铭益之间的借贷关系是成立并有效的。关于本案借款本金的认定问题，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两笔，其中一笔为游立芬之夫刘某向胡某借款200000元现金转借给胡铭益，因胡铭益已向游立芬出具了借条，胡铭益对为何出具借条没有合理的理由，且证人胡某出庭作证予以证实，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胡铭益对游立芬按照约定的利率收取利息并未否认，且胡铭益亦未主张游立芬收取了高于约定的利息，故该笔借款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另一笔即游立芬之夫刘某出庭作证时称2014年前胡铭益陆续向其借款于2014年3月25日总结算时的332000元的问题，因胡铭益向游立芬出具了550000元的借条，胡铭益未能说明向游立芬出具该借条的合理辩驳理由，且胡铭益在借款后陆续向游立芬支付利息97000元的情况下，而于2017年1月4日向游立芬偿还1050000元，该笔偿还款数额与胡铭益向游立芬出具的借条借款总数额相同，而胡铭益对此未有合理的辩驳理由，故胡铭益关于只向游立芬借款518000元的辩称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胡铭益向游立芬借款的本金为1050000元；关于利息，游立芬、胡铭益约定的利率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幅度，一审法院认定应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取利息。从2014年3月25日至2014年4月1日的利息为3500元（750000元×2%×7天÷30天）,因胡铭益于2014年4月2日向游立芬借款100000元，故借款本金增加至850000元，从2014年4月2日至2014年6月3日的利息为35133元（850000元×2%×62天÷30天），因胡铭益2014年6月4日还款6600元，扣除上述利息，胡铭益尚欠游立芬利息32033元。从2014年6月4日至2014年6月25日的利息为11900元（850000元×2%×21天÷30天），因胡铭益于2014年6月26日向游立芬借款200000元，故借款本金增加至1050000元，从2014年6月26日至2014年7月8日的利息为8400元（1050000元×2%×12天÷30天），因胡铭益2014年7月9日还款4800元，扣除上述利息，胡铭益尚欠游立芬利息47533元。从2014年7月9日至2014年8月26日的利息为33600元（1050000元×2%×48天÷30天），因胡铭益2014年8月27日还款9600元，扣除上述利息，胡铭益尚欠游立芬利息71533元。从2014年8月27日至2014年9月15日的利息为13300元（1050000元×2%×19天÷30天），因胡铭益2014年9月16日还款20000元，扣除上述利息，胡铭益尚欠游立芬利息64833元。从2014年9月16日至2015年2月7日的利息为100800元（1050000元×2%×144天÷30天），因胡铭益2015年2月8日还款56000元，扣除上述利息，胡铭益尚欠游立芬利息109633元。从2015年2月8日至2017年1月3日的利息为486500元（1050000元×2%×695天÷30天），因胡铭益2017年1月4日还款1050000元，扣除上述利息，剩余的453867元视为偿还游立芬的借款本金，故游立芬的借款本金核减为596133元。从2017年1月4日至2019年6月15日的利息为354500元（596133元×2%×892天÷30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胡铭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游立芬借款本金596133元及利息354500元；二、驳回游立芬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985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9929元，由胡铭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胡铭益向本院申请证人谢某出庭作证。证人谢某证明2017年1月4日，胡铭益与案外人刘某进行借款本息清算，清算完毕后三人同去银行，刘某收到款项之后，在回茶楼的路上，胡铭益要求刘某归还借条时,刘某却借口有急事离开了。本院通知证人刘某先后两次到庭对质，第一次到庭刘某认可2017年1月4日，其在银行收到胡铭益的还款后因有急事未与胡铭益等人同回茶楼;第二次到庭其只承认在茶楼与胡铭益结算，没有与胡铭益等人同去银行。游立芬对谢某的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谢某不是本案的适格证人，一、胡铭益向刘某借款属于个人隐私，其中相关事宜是不为人所知的；二、谢某并非胡铭益和刘某请来的中间人，也不知其内情；三、谢某与胡铭益属利害关系人；四、谢某的陈述只是一份孤证，对于胡铭益向刘某归还105万元这一事实双方均予认可，不需要证人来证明。证人的其他陈述，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胡铭益对刘某的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一、刘某在几次庭审中的陈述，包括在场人员有几人以及他是否到过银行，都是自相矛盾的。二、这么大一笔款项的结算，既然到了现场，无论是还本付息，还是其他结算方式，如果不去银行转账现场，那至少在茶楼里商谈时应该就结算结果做个清算，留有字据，任何一个当事人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远程给他付款，同时证人谢某也很清晰地记得刘某去了银行现场，接受转账后还有等待收款短信的过程。三、结合我方之前提交的银行流水及谢某的证言可知胡铭益是确定刘某同意以105万元结清本息，以为刘某会归还借条的情况下，才向刘某当场转账105万元。证人谢某的还款模式也是如此。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谢某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刘某也认可2017年1月4日当天谢某在现场，故对谢某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证人刘某是被上诉人游立芬的丈夫，也是涉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且其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故对刘某的部分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1、2014年3月份，胡某借给刘某现金20万元，约定月息为3分，2016年重新换了借条，利息降为月息2分。2、2017年1月4日，胡铭益与刘某就借款事宜进行结算商谈，当日，胡铭益向刘某的银行账户转账105万元，二人没有就此次还款留下字据，胡铭益要求刘某归还涉案借条时，刘某借故离开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和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论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胡铭益是否还应向游立芬支付借款本息及数额。经审查，第一，2014年3月至6月期间，胡铭益先后向游立芬出具四张借条，约定胡铭益向游立芬分别借款20万元、55万元、10万元、20万元。但实际出借人系游立芬的丈夫刘某，刘某通过其银行账户向胡铭益转账51.8万元，对于2014年3月25日的20万元和55万元中的33.2万元借款是否实际出借，双方争议很大。第二，2014年3月25日，胡铭益与游立芬签订了两份《借款协议书》，其中一份约定胡铭益向游立芬借款2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4%计算，借款期限12个月。刘某称上述20万元是其从案外人胡某处所借的现金，但根据案外人胡某和刘某的证言，2014年3月份，胡某借给刘某现金20万元，约定的月息是3分。现胡铭益否认收到该笔借款。根据上述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刘某以3分的月息借来的20万元再借给胡铭益，只收取2.4的月息，显然不合常理。因此，对于游立芬于2014年3月25日借给胡铭益20万元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第三，对于2014年3月25日55万元中的33.2万元借款是否实际出借，刘某称该33.2万元系2014年前胡铭益向其陆续借款的总结算，但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且胡铭益不予认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胡铭益收到了该33.2万元。第四，2017年1月4日，胡铭益与刘某对涉案借款进行结算之后，当天，胡铭益向刘某的银行账户转入105万元。但双方未就此次结算留下任何字据。对于双方之间的借款是否结算完毕，双方争议很大。胡铭益述称其与刘某商谈后，双方同意由胡铭益一次性向刘某支付105万元，以结清涉案借款本息。刘某则提出双方并未就结算达成一致意见，其只要求胡铭益先还钱，其他的事情之后再说。胡铭益在向刘某归还100多万的欠款后，双方没有结算的字据，显然不合常规。第五，根据胡铭益2017年1月4日向刘某支付105万元的情景来分析：1、证人谢某证明，2017年1月4日，胡铭益与刘某见面商谈涉案借款结算事宜，之后三人同去银行进行转账，转账后在回茶楼的路上,胡铭益要求刘某归还借条时,刘某却借口有急事离开了。2、证人刘某是被上诉人游立芬的丈夫，也是涉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其对于2017年1月4日105万元的还款情形的前后陈述不一，自相矛盾。根据上述事实，基本可以采信胡铭益关于“胡铭益一次性向刘某支付105万元，以结清涉案借款本息”的说法。第六，胡铭益认为只向刘某借款51.8万元，截至2017年1月4日，胡铭益共向刘某支付了114.7万元，而实际上按照约定计算截至2017年1月4日胡铭益向刘某支付的借款本息只有101万余元。双方对借款关系已经结清。按照刘某的说法，截至2017年1月4日，胡铭益共应向刘某支付本息204万余元。现实际已支付114.7万元，尚欠本息89万余元，在胡铭益尚欠刘某89万余元借款本息的情况下，双方之间没有一张结算字据，既不合常情，也有悖于刘某的惯常做法（2014年3月份其所借胡某现金20万元，2016年就重新换了借条）。第七，胡铭益于2017年1月4日向刘某偿还105万元后，其未再向刘某或游立芬归还过欠款，也没有证据证明游立芬向胡铭益追讨过上述欠款，刘某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向胡铭益追讨过上述欠款。第八，一审法院认为胡铭益2017年1月4日向游立芬偿还105万元的还款数额与胡铭益向游立芬出具的借条借款总数额相同，从而认定胡铭益向游立芬借款的本金为105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能认同。根据上述分析，本院认为胡铭益与游立芬之夫刘某就涉案借款本息已于2017年1月4日达成结算合意，即双方同意由胡铭益一次性向刘某归还105万元以结清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对于上诉人胡铭益提出的涉案借款已全额还清的上诉意见，本院予以支持。胡铭益无需再向游立芬承担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胡铭益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5民初1023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游立芬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992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858元，合计29787元，由游立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祖湖审  判  员  唐亚飞审  判  员  王 鹏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何琪莎书记员（兼）  何琪莎附本案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