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7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强旺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石祥路59号19号楼216室。 法定代表人沈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姚月萍，浙江浙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湖州市第一营销服务部，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仁皇山庄1幢仁皇山路1148-1150号一层。 负责人吴胜晖，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昌宇，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员工。 原审原告李红运，女，1985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 委托代理人魏小燕，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翟信坤，男，196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杭州强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湖州市第一营销服务部（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及原审原告李红运、原审被告翟信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国标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登记于贸易公司名下的浙Ａ×××××号轻型厢式货车向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三者险等。保险期限内，2017年5月5日，翟信坤驾驶该机动车在杭州市环路口时与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该路口的由李红运驾驶的无牌证电动自行车碰撞，造成李红运受伤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经调查确认：翟信坤具有驾驶制动性能不符合技术标准且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核载1495ＫＧ，实际载质量2980ＫＧ，超出核载质量99%）的轻型厢式货车上路行驶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李红运具有驾驶未依法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无法查明李红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何种交通信号灯控制状态下驶入路口，而该证据是认定事故责任的关键；因该起交通事故的成因无法查清，该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李红运于发生事故当天至医院接受治疗至2017年6月16日出院，期间产生医疗费108155.4元，于2017年7月11日就诊产生医疗费723元。上述共计医疗费108878.4元，已由翟信坤支付4万元，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1万元，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判令余款58878.4元由翟信坤赔偿并由贸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2017年7月11日之后，李红运多次就诊并于2018年7月12日至2018年7月23日期间住院治疗，共计发生医疗费57847.77元。本案原审审理期间，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载明：李红运因案涉交通事故遗有骨盆骨折畸形愈合，其伤残等级评定为人体损伤一个九级、一个十级伤残；伤后误工期在180日左右、护理期在90日左右、营养期在90日左右较为合理。李红运受伤前在杭州工作且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李红运母亲需李红运等四名子女扶养。李红运之子张斯铭需其抚养。另，翟信坤、贸易公司确认案涉浙Ａ×××××号轻型厢式货车系翟信坤挂靠于贸易公司。根据2017年5月5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对翟信坤所作的询问笔录，翟信坤自认该车辆“平时给杭州名达货运有限公司跑物流，发生事故时是收货回勾庄的公司路上”。该车辆的机动车综合商业险保险单特别约定：本车按照非营业性质承保，出险时如从事营业性运输，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机动车综合商业险保险条款第九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五）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第二十五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上述保险条款字体均为加粗印制。贸易公司在保险条款尾部的投保人声明处盖章。李红运于2019年1月22日起诉请求判令：一、翟信坤、贸易公司赔偿李红运案涉损失448027.19元（具体包括：医疗费57847.7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50元、营养费4500元、护理费16380元、误工费32761元、交通费2354元、鉴定费1900元、残疾赔偿金244525.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2309.82元、精神损失费11000元、车辆损失费1799元）；二、翟信坤、强旺公司互负连带责任；三、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先行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对超过上述责任限额范围的损失，根据事故各方责任及商业保险投保情况等依法承担。结合诉请、认定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案涉诉请范围内的合理损失为444374.19元，包括：医疗费57847.7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50元、营养费4500元、护理费16380元、误工费32761元、交通费1500元、残疾赔偿金244525.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2309.82元、精神损失费11000元、车辆损失费900元。李红运诉前委托鉴定，原审法院酌定其诉请的诉前鉴定费由其自行承担。结合本案实际，对上述损失444374.19元，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付110900元。案涉机动车由保险公司按非营业性质承保商业三者险，且保险公司已就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根据在案证据，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案涉机动车系营业用途，显著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度，且无证据表明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事宜已及时通知保险公司或双方已就免责条款另行达成合意，故原审法院对保险公司关于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赔的辩称予以采纳，对翟信坤、贸易公司关于免责条款在本案中不应适用、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等辩称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在无证据证实李红运对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对超过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案涉损失333474.19元，由翟信坤承担赔偿责任。贸易公司系案涉机动车的被挂靠方，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湖州市第一营销服务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红运赔付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款项110900元。二、翟信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红运赔偿案涉损失333474.19元。三、杭州强旺贸易有限公司对上列第二项所涉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李红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4010元，由李红运负担33元，由翟信坤、杭州强旺贸易有限公司负担3977元。 宣判后，贸易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机动车由保险公司按非营运性质承保商业三者险，且保险公司已就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根据在案证据，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案涉机动车系营业用途，显著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度，且无证据表明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事宜已及时通知保险公司或双方已就免责条款另行达成合意，故本院对保险公司关于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赔的辩称予以采纳，对翟信坤、贸易公司关于免责条款在本案中不应适用、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责险范围内承担赔付的责任等辩称不予采纳。”属事实认定不清，法律依据不足。首先，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商业险保险条款和投保人声明并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尽到解释和说明义务。因为商业险保险条款根本就没有交付到上诉人手中。而投保人声明上虽有上诉人的签章，但是这个签章并不规范，上面没有落款时间。而且保险条款、投保人声明独立于保险单，无法证明系涉案车辆。贸易公司与保险公司存在长年合作关系，有较多车辆投保于保险公司，不排除多辆车共用一份投保人声明的事实。此外，商业险保险条款中只是列明车辆改变使用性质从而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未通知的，属于免赔范围，但是并未就营运与非营运的区别进行说明和解释。上诉人认为想要真正达到责任免除，保险公司应就营运与非营运的界限、内涵、营业性用车和非营业性用车的区别等在办理保险业务时对非营运保险无可厚非。投保人进行明确的解释。作为被保险人及投保人，按照车辆行驶证等信息显示非营运而购买其次，翟信坤在交警队的询问笔录并无法证明车辆为营业用途，而只能证明系货运用途。营业用途和货运用途是有区别的，涉案车辆本身就是货车，货车就是用来拉货的，翟信坤一直以来都只给名达物流公司做驾驶员，只拉名达公司的货物，其住址也是在名达物流公司的员工宿舍内。根据交通部、国家经委《公路运输管理暂行条例》（（86）交公路字1013号）第五条规定：“营业性运输指为社会提供劳务、发生各种费用结算的公路运输。”而本案翟信坤作为名达公司的专职驾驶员，并没有对社会公开承接货物运输的营业性活动。退一步讲，即使认为本案事故发生时为营业运输，其影响的事项与保险费有关，货车拉货并不当然导致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翟信坤的笔录不足以证明涉案车辆为营运车辆。再次，翟信坤为名达公司驾驶员，购买车辆为名达公司跑运输，且每年都是通过上诉人购买的非营运商业险，而上诉人作为具有普通货运营业范围的贸易公司，保险公司在承保时理应详细了解保险标的的情况再与投保人确认。在投保人并未恶意隐瞒涉案车辆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仍同意按非营运投保商业险，可视为保险公司明知并默认。此外，上诉人在原审时提交了一些证据，包括挂靠于上诉人的其他车辆在保险公司购买了非营运商业险发生事故予以理赔的记录以及为上诉人和保险公司联系业务的保险中介洪国庆的情况说明，均证实购买非营运商业险的挂靠车辆可予以正常理赔且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是允许货运车辆按照非营运承保的事实。最后，在本案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已就部分医疗费进行过一审和二审判决，当时的二审判决改判了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予以免赔，但是该判决并不能完全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因为当时的二审存在特殊情况，上诉人的公司负责人因被人诬告陷害被拘留在看守所，公司处于闭业状态，而翟信坤亦因生病在老家的医院住院治疗，庭审时无法到庭就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导致二审法院无法全面客观地了解相应事实。故上诉人认为此前的二审判决书不能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赔偿李红运保险金333474.19元。 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答辩称：营运车和非营运车是由车管所进行界定，并不是保险公司。上诉人认为与保险公司有长期往来，有较多车辆投保于保险公司，不排除多辆车共用一份投保人声明的事实。上诉人并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其的观点，如果同时期的保单，条款内容是一致的，对于免责告知也是一样的。上诉人认为营运车和非营运车没有导致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但营运车为了满足盈利，要增加营运次数，上路的次数会增加，势必导致出险次数会增加，会导致保费的重新核算，营运车辆不能按照非营运车辆来投保。 原审原告李红运答辩称：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肇事车辆并非营运车辆。按照国家对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的划分，“营运”车辆应该具备道路运输资格证、从业资格证，且在运管部门登记为从事营利性活动的车辆。区分营运机动车和非营运机动车，主要看机动车行驶证上的车辆使用性质。案涉车辆的行驶证上明确载明“营转非”，也就是案涉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系非营运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之规定，对于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时，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本案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系非营运车辆。二、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并非从事营运活动。根据一审时贸易公司和翟信坤所提交的证据和庭审中陈述可知：翟信坤及其实际所有的案涉车辆浙Ａ×××××号车平时受杭州名达货运有限公司的指令，用于杭州名达货运有限公司的网点服务。事发时，也是接到该公司指令将货物送至公司网点。杭州名达货运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1民终4317号第六页查明的事实：“另查明，2017年5月5日江干交警大队对翟信坤所作的询问笔录，翟信坤自认其系肇事车辆浙Ａ×××××的实际车主，该车平时给杭州名达货运有限公司跑物流，发生事故时是收货回勾庄的公司路上。”相吻合的。当初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李红运主张前期医疗费这一案件时，翟信坤和贸易公司均未参加庭审和质证，也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没有把有些事实情况说清楚，从而导致法官误认为肇事车辆是在从事营运业务。除了承包杭州名达货运有限公司网点的货物运输外，翟信坤不会使用案涉车辆给他人运输货物并赚取运输费。货车的主要功能就是运输货物。事发时，肇事车辆是在运输货物，但是受公司指派运货，且运送的是公司的货物，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营运活动”。三、被上诉人对免责条款没有尽到充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保险合同有其特殊性，保险人的免责事由均由保险公司单方制定，所涉及的概念和范畴复杂、专业性强且抽象，非普通民众能理解，甚至投保人根本不清楚有“免责”这么一回事，故法律规定保险人有明确说明义务。虽然上诉人在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盖有公章，但从该投保单看，以上内容并未采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表示，且也未对全部免责条款及对条款的说明内容集中单独印刷，并对此附有“投保人声明”或附有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上诉人的免责条款无效。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判令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被告翟信坤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 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院作出的（2018）浙01民终4317号生效民事判决业已确定保险公司已就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免赔，故对贸易公司要求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02元，由上诉人杭州强旺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杭州强旺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