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3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隽，男，1991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慧倢，上海周祖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嘉豪摄影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253号B1首层6号1093室。法定代表人：房爱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森源，男，上海嘉豪摄影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爱兵，男，上海嘉豪摄影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周隽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嘉豪摄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豪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7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事实与理由:1、本案关键在于嘉豪公司利用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在每次让劳动者签署文件时均使用嘉豪公司自制的空白文书让周隽签署，但最终又未依照《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将具有合同性质的文件一式两份并交付周隽。导致周隽一直以为自己为嘉豪公司提供劳动服务。也因此，周隽在一审时提出对劳动合同以及变更劳动合同书的笔迹以及印章的着墨时间进行鉴定系查明本案事实的重要依据。2、在一审过程中已查明一件事实，即嘉豪公司系一套班子几十套牌子，也就是说嘉豪公司的关联企业启用的是一套员工班子，另外通过法院调查获取的有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经侦支队制作的证人汪某的询问笔录中，也已经证实了嘉豪公司以及关联企业对外都是以“嘉豪”的企业商号进行推广的，连施某1(投资人)自己也将名字改成了施嘉豪这一双方都认可的事实来看，亦可证实“嘉豪”才是嘉豪公司商业形象的核心，也是导致周隽以为自己是为嘉豪公司提供服务的另一个原因。3、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间，也就是双方集中发生劳动争议的期间，周隽曾通过“钉钉”或者微信等社交软件对自己系Z公司员工提出过质疑，也曾要求嘉豪公司提供劳动合同。此等行为均说明嘉豪公司在签署相关合同后均未交付周隽，已构成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侵害。4、据上海市社保中心调取的周隽缴纳社保记录显示，在周隽入职后的半年才开始有嘉豪公司的关联企业上海A有限公司为周隽缴纳社保，相同类型的其余三人也是同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嘉豪公司等关联企业的确对旗下员工采取擅自管理的状况，且均未获得周隽的同意，同时也证实了嘉豪公司和关联企业之间存在混淆管理的状况。但这样的后果不应该由处于弱势的劳动者来承担，反倒变成了用人单位逃避或滥用法律的借口。5、周隽提供的“钉钉”考勤记录显示2018年周隽收到名为“上海嘉豪摄影有限公司”(即嘉豪公司)的考勤记录，但是一审中嘉豪公司提供的周隽考勤记录却显示为“上海B有限公司”。庭审中，周隽曾陈述过对于“钉钉”软件，作为用人单位一方有权更改劳动者组织架构信息，但一审法院却以同样的理由不认可周隽收到的考勤记录真实性。若此逻辑适用于确定双方系何种法律关系，那周隽可以接受。但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已经确认，仅就主体问题产生争议,一方面双方在地位上存在客观状况的不平等性，另一方面嘉豪公司又有权肆意变更软件记载信息，据此应当对上述情况作出不利于嘉豪公司的理解，以显示司法在调整法律关系过程中的公平、公正的作用。据此，周隽认为一审法院对证据反映的事实判断缺乏公平认定,变相地帮助嘉豪公司继续侵害周隽的合法权益。另，周隽在之后的职聘过程中，嘉豪公司通过骚扰周隽已通过面试的欲聘用单位，阻挠周隽在同行业内再次合法就业的机会，对周隽进行打击报复，反复继续侵害周隽合法权益，其行为应受到法律的谴责和惩罚。嘉豪公司辩称，不同意周隽的上诉请求。一审阶段已经将相关的答辩意见和事实理由阐述清楚，目前周隽没有任何新的证据，本案应该按照一审的判决执行。周隽的诉讼主体从仲裁期间就发生了错误，嘉豪公司不清楚为什么周隽始终不更换正确的诉讼主体，而坚持要进行上诉。对于周隽所阐述的这些事实和理由，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出入，周隽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合同的解除已经在证据上呈现得非常清晰，所以嘉豪公司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周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于2014年7月15日至2019年2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要求嘉豪公司补足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工资28,379元（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3.要求嘉豪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9日，周隽与Y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4年7月9日起至2016年7月8日止；周隽从事设计工作，税前月工资2,000元。周隽签署了一份《劳动合同变更书》。《劳动合同变更书》甲方为Y公司、乙方为周隽，相关内容为：经双方协商一致，续签合同自2016年7月9日起至2019年7月8日止；其中第二条补充事项第1点手写有“劳动合同原约定的甲方现变更为Z公司。”落款处“甲方（盖章）”栏加盖有Y公司和Z公司公章并手写日期2016年6月30日，“乙方（签名）”栏由周隽签名。周隽2014年9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缴费单位为W公司，2015年1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缴费单位为V公司，2017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缴费单位为U公司。周隽的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6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每月15日左右有一笔或两笔付款，对方户名为“骆某”（即为W公司、Y公司、嘉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某），摘要为“跨行汇款”。2018年2月至4月期间，每月15日左右有一笔付款，对方户名为“其X户”，摘要为“跨行”。2018年5月至9月期间，每月15日左右有一笔付款，对方户名为“武X室”，摘要为“企划”或“汇划”。2018年10月15日有一笔付款，对方户名为“苏X室”，摘要为“企划部G”。2018年11月14日有一笔付款，对方户名为“天X室”，摘要为“DSG”。2018年12月14日有一笔付款，对方户名为同之前的“苏X室”，摘要为“企划部G”。前述各笔转账金额不等，最低额为5,000元，最高额为19,163元。2019年1月15日有一笔付款，金额为1,621元，对方户名为“上X室”，摘要为“企划部G”。2019年1月17日，Z公司向周隽发出岗位安置通知，载明：因营销企划部已于2018年12月1日起撤销，经与各部门协调，现通知你于2019年1月18日到第二集团报到工作。2019年1月23日，Z公司再次向周隽发出通知，载明：我司已于2019年1月17日通知你于2019年1月18日至第二集团报到（报到地址：上海市长宁区XX路XX号，联系人：沈某），但你未在规定时间到岗工作，望你遵守工作纪律，现再次通知你于2019年1月24日到部门报到工作。2019年2月14日，Z公司向周隽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2019年1月至今你已累计旷工数日（2天及以上），按照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月度累计旷工两天及以上的情况属于严重违纪过失性行为，公司予以解除劳动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现经公司研究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关系，请你在2019年2月18日上午10点到（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相关手续，并在15日后到人力资源部领取退工单（或离职证明）。”2019年3月19日,周隽向嘉豪公司、骆某邮寄《解约函》，以“未足额发放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邮寄地址为“徐汇区XX路XX号”。2019年3月19日，周隽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2014年7月15日至2019年2月18日期间与嘉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要求嘉豪公司支付2018年12月及2019年1月期间的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嘉豪公司参加仲裁案件审理的代理人为洪某、崔某，嘉豪公司提供了崔某的身份证和委托书，显示崔某为嘉豪公司的“法务/人事经理”。2019年4月28日，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以仅凭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裁决对周隽的全部请求不予支持。周隽对此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6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经侦支队的《询问笔录》载明：被询问人是汪某，其自述工作单位为Z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表示“我是就宋某、周隽、周某、贺某控告XX集团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一事来进行情况说明的。”关于Z公司、“XX集团”、周隽等人之间的关系及入股情况，汪某表示：“XX集团”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与Z公司“法律、投资关系上目前没有联系，但是XX集团和XX投资是同一个老板（施某1）”；宋某、周隽、周某、贺某与“嘉豪公司”没有关系，他们原来都是Z公司的员工，于2019年年初，大概3月份左右离开，“他们是一个企业策划团队，宋某是他们的负责人”；“他们入股的应该是Z公司，并非XX集团”，入股的钱款“打到施某2个人账户”，“都签订了《协议书》”，“主要都用于XX品牌的广告宣传费用”。此外，公安部门留存的与入股有关的材料为：《协议书》一份，抬头处和落款处的甲方栏均为空白，抬头处和落款处的乙方栏均手写有周隽名字，每页中间最上方有打印字体“上海XX集团有限公司”，协议中提到的公司名称均为手写的“XX集团”。一审法院另查明，W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7日，于2018年9月7日注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骆某，股东为施某1、房某，注册地址为本市虹口区XX路XX弄XX号XX室。Y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16日，法定代表人原为房某，自2014年8月14日起变更为骆某，股东原为施某1、房某，自2017年9月8日起变更为Z公司，注册地为本市嘉定区XX镇XX公路XX弄XX号XX室。嘉豪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2日，法定代表人为骆某，股东为骆某、施某1，注册地址为本市徐汇区XX路XX号XX层XX号XX室。Z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11日，法定代表人为施某2，股东为施某1、施某2，注册地为本市长宁区XX路XX号XX楼。一审庭审中，关于劳动合同，周隽表示：该合同是在本市XX路XX号“XX婚纱摄影”处签订，签订的时候，合同中需填写处均为空白，签好后未拿到合同；本人确认封面处签字、第一页乙方栏情况、最后一页落款处本人签名及时间均为本人所写。关于《劳动合同变更书》，周隽表示：自己记忆中有续签，人事告知要续签合同，员工当时都排队续签，本人签字时并无《劳动合同变更书》的抬头，也未加盖公章，合同下划线需填写处均为空白；这些材料签好字后，本人均未拿到过；现确认《劳动合同变更书》抬头处乙方即本人的身份情况、落款处本人姓名为本人所写。周隽遂申请对《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变更书》中自己签字的形成时间与其他手写笔迹、Y公司和Z公司印章捺印及日期的形成时间、以及《劳动合同变更书》中关于将劳动合同甲方由Y公司变更为Z公司这一手写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庭审中，嘉豪公司表示，本公司部分办公人员在本市XX路XX号办公，该处是一个很大的园区，整个办公区域对外挂有“嘉豪”两字，并非本公司名称，园区名称是“XX徐汇旗舰店”，本公司、Y公司等均在此办公。周隽则表示，XX路XX号办公园区的情况基本如嘉豪公司所述，办公区域对外挂的铭牌为“嘉豪”，但相关公司中只有嘉豪公司名称中有这两个字。一审庭审中，周隽为证明与嘉豪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还提供了：1.照片一张、员工卡一张。两份材料上均有“XX投资”字样。周隽表示照片拍摄的是自己参加公司年会的情况。2.“XX投资”网站材料截屏打印件，其中备案信息一页显示网站名称为“XX文化产业投资集团”，网站负责人骆某，主办单位为嘉豪公司，其他材料显示的与嘉豪有关的名称为“XX集团”、“XX国际控股总部”、“XX投资集团”。3.钉钉系统截屏打印件，显示“今天是周隽的生日”、“嘉豪公司的同事过生日，大家都为TA送上了温暖的祝福，你也为TA送上祝福吧！”。4.“钉钉”系统手机截屏打印件，显示周隽2018年1月、2月、6月至11月的考勤统计所在单位为嘉豪公司，2018年12月的考勤统计所在单位为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关于考勤记录为何日期不连续有缺失，周隽表示自己不小心删掉了。嘉豪公司对上述证据1照片和员工卡有异议，表示本公司没有这样的员工卡；对证据2“XX投资”网站材料截屏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表示网站虽是本公司主办，但网站内容会显示合作方和供应商等他方的信息；对证据3、证据4“钉钉”系统手机截屏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表示“钉钉”系统中的考勤系统是非官方的系统，一名员工在该系统中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公司的组织架构内，由于周隽所在的企划部要对接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很多客户公司，周隽除了会出现在Y公司或Z公司的组织架构中，还会出现在其他合作方组织架构中作为外部联络员，员工如果出现在多个公司的组织架构中，就会形成不同公司名称的内容相同的考勤统计表和生日祝福。嘉豪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在“钉钉”系统中于2018年1月至12月期间对周隽进行考勤的记录打印件。周隽对此表示：从证据获得来源判断，B公司与嘉豪公司存在管理上的关联性；自仲裁以来双方提供的证据从未显示与B公司有任何关联，本人收到的考勤记录显示为嘉豪公司员工；作为“钉钉”的用人单位（客户端）拥有对所属员工的相关信息做随意变更的“软件权限”，该证据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即现在所显示周隽属于B公司系嘉豪公司事后任意更改，故该证据无法真实证明所记载的时间客观情状。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一审法院采证如下：关于周隽提供的证据1照片和员工卡，由于两份材料显示的均为“XX投资”字样，并无嘉豪公司名称，在嘉豪公司对此有异议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证明周隽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周隽提供的证据2“XX投资”网站材料截屏打印件，尽管网站主办单位为嘉豪公司，但从具体内容看，涉及到的名称为“XX集团”、“XX国际控股总部”、“XX投资集团”，无法证明嘉豪公司与周隽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周隽提供的证据3、证据4和嘉豪公司提供的证据，由于均系从“钉钉”系统取得的考勤记录，双方均未对真实性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下文予以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周隽主张其与嘉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对此提供证据证明。从现有查明的事实可见：曾向周隽转账支付钱款的骆某虽系嘉豪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同时也是W公司和Y公司的法定代表人，W公司系周隽的社会保险费缴费单位，后一公司更是作为用人单位出现在周隽签署的劳动合同上，而除骆某外，其他支付周隽工资的付款人均非嘉豪公司；周隽自述的各个工作地点除本市XX路XX号外，与嘉豪公司并无直接关系，而本市XX路XX号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一致系一大型园区，在其中办公的不止嘉豪公司一家；向周隽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的是Z公司；周隽等人为入股事宜向公安部门报案后，从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可见，来公安部门说明情况的人员自称是代表Z公司，提及的其他公司则是注册在香港的“XX集团”。由上述种种事实可见，从工作地点、工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缴纳等各方面均无法反映周隽与嘉豪公司形成劳动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实际相互履行相应的劳动权利、义务，即使是反映劳动关系合意的《劳动合同》亦无法体现嘉豪公司系用人单位。从周隽提供的证据来分析，如同一审法院在采证部分所述，周隽虽提供“钉钉”考勤记录，显示对其考勤的是嘉豪公司，但该考勤记录并不完整连续，周隽的解释是自己不小心删除，且2018年12月考勤所在单位系C公司，并非嘉豪公司。嘉豪公司提供的2018年期间完整连续的考勤记录则显示由B公司对周隽进行考勤，即周隽在同一时期亦有B公司、C公司进行考勤。更何况“钉钉”系统的网上考勤记录并非认定劳动关系的唯一、直接的依据，周隽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与嘉豪公司之间实际建立并相互履行了劳动权利、义务，仅凭该考勤记录不足以否定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支付等前述已认定事实所反映的劳动关系状况。关于周隽对《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变更书》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周隽表示自己签署时《劳动合同》其他需填写部分均为空白，由于周隽确认自己签署过该份合同，其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知晓劳动合同是与用人单位合意建立劳动关系最重要的依据，其现主张签订时用人单位名称等内容均空白，即使该主张成立，也无法推导其与嘉豪公司之间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而《劳动合同变更书》反映的则是《劳动合同》续签的情况，故对周隽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周隽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嘉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现有查明的事实亦无法印证其主张，故周隽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作出判决：驳回周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周隽主张其与嘉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嘉豪公司则予以否认。经查，周隽于2014年7月入职时即与Y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又签署了《劳动合同变更书》，与Y公司约定，劳动合同原约定的甲方现变更为Z公司，”落款处“甲方（盖章）”栏加盖有Y公司和Z公司公章并手写日期2016年6月30日，“乙方（签名）”栏由周隽签名，说明周隽对其劳动关系的归属是明知的。并且曾向周隽转账支付钱款的骆某虽系嘉豪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同时也是W公司和Y公司的法定代表人，W公司系周隽的社会保险费缴费单位，后一公司更是作为用人单位出现在周隽签署的劳动合同上，而除骆某外，其他支付周隽工资的付款人均非嘉豪公司。因此，从工资发放的情况看，亦不能证明周隽与嘉豪公司之间存有劳动关系。综合分析周隽提供的证据，周隽虽提供“钉钉”考勤记录，显示对其考勤的是嘉豪公司，但该考勤记录并不完整连续，周隽的解释是自己不小心删除，且2018年12月考勤所在单位系C公司，并非嘉豪公司。嘉豪公司提供的2018年期间完整连续的考勤记录则显示由B公司对周隽进行考勤，即周隽在同一时期亦有B公司、C公司进行考勤。因此，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说明“钉钉”系统的网上考勤记录并非认定劳动关系的唯一、直接的依据，周隽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周隽与嘉豪公司之间存有劳动关系，仅凭“钉钉”考勤记录并不足以否定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支付等前述已认定事实所反映的劳动关系状况。鉴于周隽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嘉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周隽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周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周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钟嫣然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