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14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江莉，女，198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立武，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同裕，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巧玲，女，196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廖加雅，福建友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振源（厦门）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振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世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松、陈长城，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江莉、朱巧玲因与被上诉人振源（厦门）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136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江莉、朱巧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振源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混淆了振源公司对罗江莉、朱巧玲主张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与振源公司对厦门名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乡公司）债权的诉讼时效、名乡公司要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诉讼时效，认定振源公司本案诉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名乡公司在减资过程中理应知晓振源公司系其债权人，应将减资事宜通知振源公司错误，名乡公司在减资获得审批时，振源公司对名乡公司的债权还未成立，振源公司不是名乡公司已知的债权人。三、一审判决认定罗江莉、朱巧玲属于不当减资，且因不当减资减轻了及时全面出资义务错误。四、罗江莉、朱巧玲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没有义务对名乡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且没有实际从公司减资中取得财产，要求罗江莉、朱巧玲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五、罗江莉、朱巧玲实际已经以出资装修、代交水电费、租金等形式，履行了全面出资义务。补充意见：六、本案本质是由公司减资行为而产生的债权请求权，不能当然地比照股东出资瑕疵行为时效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李世煌作为振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5年3月23日向法院提起请求确认名乡公司2013年4月13日股东会议决议无效的诉讼，故可以认定振源公司至迟在此时已知晓名乡公司减资的事实，其应当在2018年4月13日前向罗江莉、朱巧玲主张权利，但振源公司在2019年9月2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明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七、罗江莉、朱巧玲已经尽到通知义务，振源公司要求其作为名乡公司的股东对名乡公司减资行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首先，2012年11月17日《股东会决议》决议对名乡公司减资时以通过公告的通知了振源公司；其次，名乡公司、罗江莉、朱巧玲于2013年3月28日向振源公司、李世煌邮寄《通知函》，通知李世煌参加2013年4月13日的名乡公司股东会，股东会事项包括确认公司减资等，并于2013年4月13日作出名乡公司减资的相关决议。八、李世煌作为名乡公司股东、名乡公司作为减资通知的义务人，均应参加诉讼，本案遗漏当事人，应当发回重审。 振源公司辩称：一、振源公司对名乡公司的债权已经判决生效，未超过诉讼时效，名乡公司要求朱巧玲、罗江莉出资或返还出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振源公司要求朱巧玲、罗江莉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未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认定减资时名乡公司应通知振源公司且名乡公司未通知正确。即便名乡公司已通知，振源公司已提起诉讼要求清偿债务，名乡公司未履行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义务径直减资，也是违法的。三、一审判决罗江莉、朱巧玲应在各自减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对彼此所负的补偿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正确，合法有据。四、罗江莉、朱巧玲称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没有依据。五、李世煌、名乡公司均非本案的必要诉讼当事人，不存在遗漏当事人，一审程序不存在错误。 振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罗江莉对名乡公司在（2012）海民初字第2369号判决项下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责任限额为240万元及利息（以24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2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承担责任之日）；2、朱巧玲对罗江莉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朱巧玲对名乡公司在（2012）海民初字第2369号判决项下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责任限额为120万元及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2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承担责任之日）；4、罗江莉对朱巧玲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由罗江莉、朱巧玲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名乡公司系成立于2011年4月20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发起人股东为罗江莉、朱巧玲、李世煌，分别认缴出资300万元、150万元、50万元，已实缴出资60万元、30万元、10万元，剩余出资交付期限均为24个月。朱巧玲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李世煌担任监事。 2011年5月24日，振源公司与名乡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名乡公司向振源公司租赁厦门市湖里区房产的相关事宜。2012年，振源公司将名乡公司诉至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要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责令名乡公司立即履行房屋交接义务；2、名乡公司支付振源公司租金，从2012年4月3日起计至判决解除合同生效之日止，暂计至起诉日为742924元、税金138298.30元，振源公司代为垫付的水电费134569元，并按总金额（租金）的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暂计至起诉日为88636.7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名乡公司承担。审理中，名乡公司提起反诉：1、继续履行租赁合同，租期从振源公司办出厂房商业用途许可证时起算，租期相应顺延；2、振源公司返还名乡公司已付押金742924元、租金742924元；3、振源公司赔偿名乡公司营业损失2423724元；4、振源公司赔偿名乡公司装修等损失2940010元。2012年11月29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海民初字第2369号民事判决：1、解除振源公司与名乡公司2011年5月24日签订的租赁合同；2、名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位于厦门市湖里区的振源大厦移交给振源公司；3、名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振源公司自2012年4月24日起的租金及其相应税金、违约金（租金、税金按租赁合同的约定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违约金自2012年4月24日起按每期租金额以每日0.5‰为标准计算至本院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名乡公司已支付的租金押金742924元用于抵扣租金）；4、名乡酒店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振源公司代其垫付的水、电费合计134569元；5、驳回名乡公司的反诉请求。名乡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于2013年9月18日撤回上诉。同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厦民终字第725号民事裁定，准许名乡公司撤回上诉，各方当事人均按原判决执行。该民事裁定书于2013年9月27日生效。因名乡公司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振源公司遂向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至今未执行到位款项。2018年7月12日，振源公司向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申请追加罗江莉、朱巧玲为被执行人。 2012年11月17日，罗江莉、朱巧玲签署一份《股东会决议》：……名乡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股东按比例减少认缴注册资本。2012年12月6日，名乡公司在海峡导报刊登《减资公告》，载明：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100万元；请债权人于见报45日内向公司提出清算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2013年3月28日，名乡公司、罗江莉、朱巧玲向李世煌发出《通知函》，载明：名乡公司股东罗江莉、朱巧玲此前已数次通知您召开股东会，因您始终拒不参加股东会议，后股东会已就名乡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100万元作出决议，同时就您拖欠首期出资款10万元事宜作出决议，要求您立即缴交首期出资款10万元，现名乡公司股东罗江莉、朱巧玲再次通知您：1、务必于2013年4月13日上午8:30至厦门市思明区谊爱路八号之二名典商旅酒店二楼参加股东会议；2、会议事项再次确认此前股东会议关于名乡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100万元的决议；3、再次通知您名乡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100万元并已办理相关公告；4、再次通知您支付拖欠的首期出资款10万元。该《通知函》通过ＥＭＳ寄送至厦门市湖里区厦门市思明区河仔墘40号。相关邮件于次日由苏冯陵、陈惠申签收。 2013年4月13日，名乡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减少的500万元注册资本中，由股东罗江莉减少240万元，股东朱巧玲减少120万元，股东李世煌减少40万元；二、减资后，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实收资本100万元，股东罗江莉持有公司6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60万元，实缴60万元），股东朱巧玲持有公司3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30万元，实缴30万元），股东李世煌持有公司1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0万元，实缴10万元）；三、对于公司减资前存在的债务，在公司减资后，如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体股东承诺将在减少注册资本所取得的财产范围内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四、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该决议落款处由罗江莉、朱巧玲、“李世煌”签字。该“李世煌”签字并非李世煌本人所签。同日，名乡公司出具《公司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说明》，载明：本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程序；本公司目前的债务情况详见验资报告，公司此次减资已依法通知或公告所有债权人并取得所有债权人的同意，公司在减资后完全有能力清偿目前所有的负债。2013年4月18日，厦门中汇瑞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名乡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及《变更前后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对照表》等附件，载明：截至2013年4月13日止，贵公司已减少注册资本400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100万元，实收资本100万元整；变更前后的资产合计均为216552元、负债合计均为-783448元、资产减负债合计均为100万元；公司已于2012年12月6日在海峡导报刊登减资公告，至今已届满45日。 2013年4月19日，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名乡公司签发《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其减资登记申请。 2014年9月23日，名乡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免去罗江莉执行董事职务、朱巧玲经理职务、李世煌监事职务等事项。该股东会决议落款处“李世煌”签字并非李世煌本人所签。 2015年3月23日，李世煌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名乡公司上述2013年4月13日、2014年9月23日股东会决议无效。该院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2015）湖民初字第1953号民事判决，认定李世煌没有出席股东会议却由他人代签，属于程序瑕疵，股东应在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而无权要求确认决议无效，并据此驳回李世煌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李世煌亦未再起诉要求撤销上述股东会决议。 2019年7月2日，振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振源公司的申请，本院作出（2019）闽0203民初13618号财产保全民事裁定，查封、扣押、冻结罗江莉、朱巧玲价值460万元的存款或等值财产。振源公司为此支出保全费5000元。庭审中，李世煌陈述称：振源公司的股东系一家新加坡公司，其系该新加坡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其未收到名乡公司的告知，其系在其员工告知后才知道名乡公司减资，并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前述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就本案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名乡公司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工商管理部门准予名乡公司减资登记申请时，振源公司就（2012）海民初字第2369号案件项下的债权尚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但是，上述法律并未规定“债权人”应系取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的债权人。债权人身份的取得时间应是债权产生之时而非债权被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之时。名乡公司早在2011年5月24日就已向振源公司租赁房屋，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直至振源公司提起该案诉讼时仍然存在，名乡公司甚至在该案中反诉要求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而且，在罗江莉、朱巧玲于2013年4月13日作出决议减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于2013年4月19日准予名乡公司减资登记申请时，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已就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振源公司享有对名乡公司自2012年4月24日起的租金及其相应税金、违约金以及垫付的水电费等相应债权。因此，名乡公司在减资过程中理应知晓振源公司系其债权人，其应将减资事宜依法及时通知振源公司。 （二）名乡公司决议减资时，并未及时通知振源公司。首先，在案并无证据证明罗江莉、朱巧玲作出2012年11月17日《股东会决议》决议对名乡公司进行减资时已通知振源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李世煌。其次，虽然名乡公司、罗江莉、朱巧玲于2013年3月28日向振源公司、李世煌邮寄《通知函》，通知李世煌参加2013年4月13日的名乡公司股东会、股东会事项包括确认公司减资等，并于2013年4月13日作出名乡公司减资的相关决议，但是，在案并无证据证明相关邮件的签收人苏冯陵、陈惠申系振源公司或李世煌的有权签收人。即便振源公司或李世煌收到上述《通知函》，该通知本身并非名乡公司股东会的减资决议。在案并无证据证明罗江莉、朱巧玲作出2013年4月13日《股东会决议》决议对名乡公司进行减资后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2013年4月19日准予名乡公司减资登记申请期间，名乡公司将其减资事宜通知振源公司并告知振源公司可要求其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三）罗江莉、朱巧玲应对名乡公司的不当减资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股东应履行其出资义务，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名乡公司的减资会对其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继而影响作为债权人振源公司利益的实现。罗江莉、朱巧玲作为名乡公司作出决议减资的股东，其二人的不当减资行为使振源公司丧失了要求名乡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权利，减轻了自己及时全面出资的义务，有违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应在减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名乡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偿赔偿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罗江莉、朱巧玲均系名乡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振源公司要求其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同时，罗江莉、朱巧玲还应偿付振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财产保全费。 （四）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李世煌系振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2015年3月23日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请求确认名乡公司2013年4月13日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故可认定振源公司至迟在此时已知晓名乡公司不当减资。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振源公司起诉主张对名乡公司的案涉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罗江莉、朱巧玲抗辩振源公司在本案中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振源公司的诉讼请求，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罗江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2369号民事判决项下名乡公司尚欠振源公司的债务，在24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4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此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朱巧玲应对罗江莉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朱巧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2369号民事判决项下名乡公司尚欠振源公司的债务，在12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4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此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罗江莉应对朱巧玲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罗江莉、朱巧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振源公司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 二审期间，除罗江莉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李世煌已实缴出资10万元”事实有异议，认为李世煌未实缴出资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罗江莉提交以下证据：1.振源公司工商信息，证明振源公司注册地及经营场所均为振源大厦；2.名乡公司章程，证明李世煌登记的联系地址为厦门市思明区何仔墘40号，章程第21条规定股东会作出减资决定必须经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朱巧玲提交以下证据：1.租赁合同、（2012）海民初字第2369号庭审笔录，2.房租及定金收据、环评费，水电费发票、设计合同、装修合同、购销合同及收据等，共同证明罗江莉、朱巧玲因名乡公司经营需要，支出各项费用达400多万元，远超公司设立时认缴的未出资金额，应认定已实际履行出资，不应对名乡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转账记录，证明朱巧玲实际出资已超过认缴的150万元，已将出资交付名乡公司使用；4.转账记录，证明朱巧玲向刘协颖转账的120万元应认定是向名乡公司出资，出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5.安装监控收据，证明罗江莉、朱巧玲为名乡公司经营支出安装监控款3650元。 振源公司质证认为：1.对罗江莉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没有异议。2.朱巧玲提交的证据1庭审笔录没有原件，不予认可；证据2中很多没有原件，不能证明罗江莉、朱巧玲已经出资；证据3不具有关联性，收款人不是名乡公司；证据4、5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能证明已经出资。 振源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公证书，证明2013年11月22日法院强制执行返还房屋时，振源公司对现场进行公证，名乡公司并未对租赁物装修；2.企业登记信息，证明2011年7月27日，罗江莉、朱巧玲共同出资设立名舜酒店，该项目与名乡公司同时期设立，双方资金往来不能直接认定与名乡公司有关。 罗江莉、朱巧玲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内容看大部分施工材料已经进场，部分隐蔽工程已经完工；2.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另外设立公司，不等于案涉款项均投入另一家公司，振源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在海沧法院庭审笔录中，周姓证人陈述承认名乡公司装修及确认收到设计费。 本院认证如下：1.罗江莉提交的证据1、2，朱巧玲提交的证据1中的租赁合同、证据2中有原件部分、证据3、4、5，振源公司提交的证据1、2，对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联性需结合案件其他事实加以认定；2.其他证据没有原件，且对方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间进行，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本案中，振源公司以罗江莉、朱巧玲作为名乡公司股东，未依法定程序对名乡公司进行减资，使得名乡公司无法清偿对振源公司所负债务，损害了振源公司的利益为由，请求罗江莉、朱巧玲对名乡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振源公司的请求本质是由于名乡公司减资行为产生的债权请求权，不能当然地比照股东未出资或未全面出资或抽逃出资等瑕疵出资行为适用法律法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故一审法院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公司瑕疵出资时效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不当。对于不受时效限制的债权请求权应由法律明确规定，而由公司减资所产生的债权人请求权没有相关法律规定限制，故本案应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李世煌系振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2015年3月23日向法院提起请求确认名乡公司2013年4月13日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振源公司至迟在此时已知晓罗江莉、朱巧玲对名乡公司减资的事实，并无不当。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振源公司主张罗江莉、朱巧玲承担不当减资的股东责任，应当在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即于2017年3月23日前向其主张权利，但振源公司超过该期间后才向罗江莉、朱巧玲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罗江莉、朱巧玲该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罗江莉、朱巧玲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查明后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1361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振源（厦门）工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5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600元，均由振源（厦门）工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池 审判员 张 超 审判员 师 光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科研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