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13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树钊，男，197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山东农村商业银行周村支行员工，住淄博市周村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青松，男，197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淄博市周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万春，山东杰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聂树钊因与被上诉人周青松占有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6民初3054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树钊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6民初305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交了公司的工资表用以证实被上诉人及其妻子陈晴晴均系公司员工，且公司的会计、出纳及其他工作人员均能证实被上诉人为公司员工，其所有的行为都应当是职务行为。2、被上诉人根本不具备支付37万房屋租赁费的能力。公司从成立之初，公司的所有资金均系上诉人所付，因为经营过程中涉及税务等问题，公司所有的经营款项均计入被上诉人及其妻子陈晴晴个人账户中。该项事实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足以证实。3、本案涉案房屋在第一次上诉人与房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上诉人即投入了70多万人民币进行了装修，足以说明该房屋的实际租赁人为上诉人。一审判决中查明的退还给上诉人最早支付的7万元也是退还到了公司出纳的账户中，并不是退还给了上诉人本人。退回该7万元并不是与上诉人解除租赁合同，而是将付超的款项退还给公司。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出要求法院调取陈晴晴、周青松的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实该二人系公司员工，二人账户的款项系公司的销售款。还要求调取淄博融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扣押我公司的工资表及销售账目，用以证实被上诉人确系公司员工，上述请求均未被一审法院采纳及草草判决，系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以为双方当事人调解为由，致使上诉人未能及时提供其它有力的证据，即做出了判决，使上诉人的诉讼权利没有得到保障。 被上诉人周青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周青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责令聂树钊搬离清空由周青松承租的位于周村区北面的门面房，停止对周青松房屋使用权的侵害；2.本案诉讼费用由聂树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青松与聂树钊系姻亲关系，聂树钊的妻子周汝珍是周青松的姐姐。2016年11月10日周青松与案外人吴俊华就周村区丝绸路24号一层营业房屋的使用签订《联营协议书》，约定由周青松使用该房屋用于珠宝经营，协议期限至2018年3月31日，房屋管理费用为18万元/年。协议签订后，聂树钊、周青松将该营业房装修后，用于“老凤祥银楼”门店经营。2017年7月份，聂树钊、周青松与案外人李强协商后，由石素莲作为出租方，周青松作为承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石素莲将位于周村区.54平方米租赁给周青松，租赁期限为6年，自2018年5月1日至2024年5月1日，租赁费每年37万元，房租每年4月18日一次性付清。合同载明的签约日期为2018年5月1日，周青松在合同承租方处签名、捺印。聂树钊在合同签约日期处签名并捺印。2018年5月份，聂树钊通过案外人向石素莲支付7万元。2018年5月31日、6月1日、9月15日周青松通过其前妻陈晴晴尾号6693银行账户分六次向石素莲农业银行尾号1772账户转账支付合同约定的房租37万元。此后，石素莲将收取的聂树钊的7万元退还给了聂树钊。石素莲收取房租后，与周青松再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合同内容未变更，签约日期仍为2018年5月1日，周青松在承租人处签名、捺印，该合同无聂树钊签名。此后，周青松与聂树钊因房屋使用问题产生矛盾，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处理，淄博市公安局周村分局青年路派出所对周青松、聂树钊、李强进行了调查。 另查明，周村区丝绸路24号营业楼共四层，其中一层含楼梯间（最北侧）在内共三间，现最南侧的一间由张春红经营“周大生珠宝店”，张春红与周青松就该房屋签订有《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限自2018年5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年租金20万元。楼梯间与南侧房屋中间的房间，现有聂树钊使用。四楼的房间周青松租赁给了案外人刘玉安使用，合同期限60个月，自2019年3月24日至2024年3月23日，租金为第一年7万元，后4年每年8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周青松、聂树钊谁系周村区丝绸路24号营业楼的承租人；二、聂树钊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是否合法。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出租人石素莲与承租人就涉案房屋先后签订了两份内容相同的《房屋租赁合同》，该两份合同均由周青松以承租人的身份签署，聂树钊仅在第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中签名，但其并未明确自己在该合同中的身份地位。分析在案证据，出租人石素莲在收取周青松支付的37万元房屋租金后，退回了聂树钊支付的7万元房屋租金，并与周青松重新签订了第二份《房屋租赁合同》。即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除第一份租赁合同、履行第二份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而第二份《房屋租赁合同》系由出租人石素莲与承租人周青松签订，周青松向石素莲履行了支付房租义务，石素莲向周青松履行了交付租赁物的义务，即周青松与石素莲之间成立了租赁合同关系，该合同成立生效并已实际履行。聂树钊提出周青松系受其委托和指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且支付的37万元房租为其公司营业收入的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故对聂树钊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周青松与聂树钊因涉案房屋使用权问题发生争议后，经多次协商未果，现聂树钊未能证明其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具有合法性，故周青松作为房屋的承租人有权要求聂树钊腾退占用的房屋。 综上所述，周青松的诉讼请求，依法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判决：被告聂树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占用的淄博市周村区丝绸路24号一层营业房腾空，返还原告周青松。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0.00元，由被告聂树钊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认定周青松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承租人，并要求聂树钊腾空房屋是否正确。二、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 一、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周青松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承租人，并要求聂树钊腾空房屋是否正确问题。 1、双方对案涉房屋存在两份租赁合同，聂树钊在其中一份合同上签字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确定案涉房屋的实际租赁人需要结合租赁合同的签订主体、履行情况及其他证据来综合认定。首先，2018年5月1日的两份租赁合同中，聂树钊在第一份合同的代理人处签字，周青松在承租方处签字，第二份租赁合同上只有周青松的签字,且是在承租方处签字，从两份合同的签订主体来看，周青松应为案涉房屋的承租人。其次，聂树钊、周青松及李强在公安局的调查笔录及当事人在本案审理中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证实案涉房屋所有人李强在收取聂树钊7万元租赁费后又退回了聂树钊，房屋第一年的租赁费为周青松缴纳，且后续租赁费一直由周青松缴纳，李强在公安局的调查笔录中陈述“我只认租赁合同，合同上是周青松作为承租人签字的”，可以说明李强认可和履行的是第二份租赁合同。再次，案涉房屋转租过程中，周青松在征得李强同意的情况下，与转租合同的承租人签订了转租合同，并收取租赁费，可以说明周青松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控制人。最后，聂树钊提供的工资表为其单方制作，周青松不予认可，且签字前后明显存在不一致现象，丁迎春的银行流水及聂树钊提交的装修记录均不能证实与案涉房屋存在关联性，无法证实周青松为聂树钊公司员工。综上，在租赁合同全部为周青松签订，租赁费由其缴纳，且周青松对聂树钊陈述不予认可的情形下，聂树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周青松代其从事的租赁行为，故，一审判决认定周青松为实际承租人，并要求聂树钊腾退房屋，符合查明事实，并无不当。 3、关于房屋租赁费的来源问题，以及陈晴晴账户与淄博周源商贸有限公司账户往来交易问题，不能证明与案涉房屋的实际承租人的认定有关联。 二、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问题。 1、如上所述，周青松租赁房屋费用的来源问题，不能证明与案涉房屋的实际承租人的认定有关联，周青松是否挪用公司款项与本案待证事实亦无关联。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周青松为聂树钊公司员工，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周青松是代理聂树钊租赁的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一审法院对聂树钊的申请不予处理，并无不当。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一审自立案至审理结案，已有三个月时间，已充分保障了上诉人的举证权利，且二审期间聂树钊也未能提供新证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聂树钊未能提供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聂树钊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聂树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忠熙 审 判 员 王 鹏 审 判 员 禚慧聪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车俊鹏 书 记 员 耿润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