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豫01行赔初13号原告刘伟杰，男，汉族，1970年5月4日出生，住河南省新郑市。委托代理人李利，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吕秋香，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港大道297号。法定代表人张俊峰，主任。委托代理人郑延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港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兆灵，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伟杰与被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航空港区管委会”）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7日通过互联网网络庭审的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伟杰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利、吕秋香，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郑延辉、吴兆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伟杰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将原告的房屋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赔偿原告房屋共计692.93平方米按照周边房屋市场价赔偿房屋价值损失5694498.74元；房屋装修损失200000元。2.赔偿原告因违法强拆造成的房屋附属设施损失34800元，房屋内物品损失40280元，出租房屋租金损失250000元（60000元/年,4年2个月），搬家补助费3000元，过渡补助费316800元（支付期间为2015年8月强拆之日起至恢复房屋原状实际交付之日止），停产停业损失600000元，本项费用合计1244880元。3.律师费16000元。4.律师差旅费、交通费、诉讼费、材料费14000元。以上四项共计7169378.7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系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港办事处花园村村民（花园村系自然村，归属于坡地刘行政村，该村所在区域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在本村拥有宅基地和房屋。2013年6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中州大道（机场高速）沿线村庄拆迁及违法建设整治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原告房屋在该通知拆迁范围内。2015年8月8日，原告的房屋被强制拆除，后原告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历两审，2019年5月2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行终1352-2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的房屋实施拆除的行为违法。2019年10月11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了行政赔偿申请书，2019年12月10日，被告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赔偿原告人民币221139元，安置房420平方米。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无法弥补其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提起诉讼。原告刘伟杰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2.户口本，以上两份证据拟证明原告主体适格。3.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证明被诉房屋是经营性用房。4.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豫行终1352-2号行政判决，拟证明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5.房屋被拆毁前、后的照片，拟证明房屋被强拆的事实、房屋的装修情况、房屋的附属设施情况和房屋内外财物的情况。6.房屋租赁合同，证明房屋出租的事实。7.城市总体规划，拟证明原告房屋已纳入城市规划区。8.周边房屋均价（港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做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书），证明2018年周边商品房的市场价格8218元/平方米。9.行政赔偿申请书、邮寄详单、妥投单，拟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10.行政赔偿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无法弥补原告因被告的违法强拆行为造成的损失。11.郑州航空港区近期房屋交易均价网页的截图，证明目前二手房的交易价是11940元/平方米。12.委托地理合同及发票。证明因被告违法拆迁行为造成原告支出律师费16000元，且为依法维权造成律师差旅费、交通费、材料费等相关支出。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答辩称：一、涉案房屋明显系违法建筑，依法应当拆除且不存在补偿或赔偿。涉案房屋虽为宅基地，但性质上属于集体土地，在其上建设个人住宅应当依法依规由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否则即为非法建筑。《土地管理法》及《河南省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就此有明确的规定，不存在对违建建筑的补偿或赔偿问题。二、涉案拆除行为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港区发展而实施的全局性工作，同时配套了完备的“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政策。答辩人就集体土地征收房屋补偿制定的“合村并城”政策是合法合规且公平合理的，而涉案房屋所在行政村共有房宅405处，在规定期限内有363处房宅自愿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并安置完毕，即明确说明这一点。合村并城拆迁安置补偿工作是全方位、综合性的安置补偿方案，既有货币补偿又有配套安置房，又解决了拆迁户养老等社会保障。涉案房屋在证明其合法性后，应依照港区“合村并城”拆迁安置政策及相关规定确定补偿或赔偿。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不能成立。1.原告要求按周边商品房市场价8218元/平方米支付其集体土地上的自建房价值，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因商品房的市场价值是国有土地上的、具有完整产权并能正常交易的房屋，涉案房屋系原告在集体土地上的自建房，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房屋。2.原告主张的装修房屋及房屋附属设施费用已包含在合村并城政策房屋补偿内，不存在另行单列、另行补偿问题。3.屋内物品损失不是事实。所涉村庄拆迁自2013年12月开始即进行了多次宣传，原告明知且预知房屋将被拆迁，早已将房内物品搬空。且拆迁前，有关人员在清查确认无人无物后才实施拆除，根本不存在有价值物品，原告说存在物品损失既不是事实也不符合常理，且无证据支持，不能成立。4.租金和停产、停业损失不能成立。因涉案房屋均为集体土地上自建房，仅限于自住，不能对外进行个人商业经营。《土地管理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合村并城征收补偿政策均规定对宅基地自建房屋对外商业行为一律不予补偿；即便参照《河南省实施若干规定》，给予停产停业损失也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三条件：（1）认定为合法建筑；（2）有合法营业执照；（3）办理税务登记且具有纳税凭证，本案均不具备。5.搬家补助和过渡费用主张明显过高，缺乏依据，应当根据合村并城政策确定。6.被答辩人主张的律师费、律师差旅费、交通费、诉讼费、材料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属实且实际支出；而且该部分费用不是拆除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要求答辩人承担也于法无据。四、基于港区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考虑，答辩人此前作出了赔偿决定。在进入诉讼后，如果原告证明其对涉案房屋具有合法产权，可以参照港区“合村并城”安置补偿的政策及有关规定认定补偿和赔偿。综上，对于被答辩人主张的各项损失，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兼顾司法公平和社会效果。庭审中被告补充答辩如下：一、建议按河南省高院作出的（2018）豫行终1352-2号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裁决为基础、为依据，对本案及系列案进行审查和裁决。高院判决主要有两项内容：1.涉案房屋是拆除而不是征迁，拆除行为非法是因为程序不合法即未履行法定程序和未出示合法手续，而不是拆除实质不合法即涉案房屋合法不应当拆除；2.只是涉案房屋实施了拆除，而房屋所涉土地并未发生征收行为，并未产生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的征收行为，未发生土地征收的事实和土地性质转换。基于高院判决，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行政赔偿的主要事实依据和基本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很多是张冠李戴的，是不能成立的。如:将私建房屋按合法建筑主张赔偿；将集体土地上自建房要求按国有土地上商品房价格赔偿；将未发生集体土地征收的涉案房屋要求引用发生土地征收的规定主张市场价格赔偿等（要求引用《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主张）。二、涉案房屋非法，应自行拆除或强制拆除，依法不应赔偿。房屋合法需土地使用合法和房屋建设合法两方面均合法，根据《土地管理法》62条、《河南省实施办法》8、53、55条规定，农村建房用地需乡镇政府审核，县级政府审批，且宅基地面积一户不超167㎡。涉案房屋用地手续无年月日，面积严重超标，且审批程序明显非法无效；《河南省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14条、18条规定，村民建房符合规划报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涉案房屋未经批准无建设规划许可证，是自行私搭乱建。综上，涉案刘根成房屋明显系非法建筑，依法不应当赔偿。三、涉案房屋为集体土地上的自建房，非国有土地上的商品房。原告要求按商品房赔偿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能成立。农村自建房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农用用地是无偿的，商品房是向国家交付了大量土地出让金等各项费用的房屋；农村自建房是仅限于自用不能对外交易转让，商品房是有市场价值的商品，是可以对外进行自由交易转让的。二者房屋的性质和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四、涉案房屋未发生土地征收行为，至今仍为集体土地。《最高法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针对的是实施集体土地征收的规定，原告引用该条规定与本案事实和性质不符，引用不当；同时，该条适用的前提是没有安置补偿的情况下，港区就涉案村庄进行全面的、高规格的、完善的安置补偿，与该条规定不符；更主要的是，该条明确规定主张主体是土地权利人，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权利人是村民集体组织而不是村民个人。因此有权主张应是村民集体组织而非村民个人。综上，无论从事实上、性质上、内容上、条件上及主体上，原告引用该司法解释第12条都是不符规定、生拉硬套，是不能成立的。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不当、不法诉请。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1.《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09﹞127号；2.《关于印发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第一批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征收任务的通知》郑港﹝2013﹞71号及附件；3.《关于印发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合村并城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和村民安置社会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郑综保管﹝2012﹞45号；4.《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合村并城办公室关于印发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合村并城安置征迁实施方案的通知》郑综保合村办﹝2012﹞1号；5.《中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集体土地和房屋征收拆迁工作的通知》郑港工委﹝2013﹞31号。证明目的：1.“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标准具有合法性、公平性、公正性、合理性。被告根据《土地管理法》、郑政文﹝2009﹞127号文件等法律法规制定了该标准。2.“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标准的具体内容。第二组证据，1.坡地刘村编号为XG-PDL·04-001号安置补偿协议；2.坡地刘村编号为XG-PDL·04-238号安置补偿协议；3.安置情况统计表。证明目的：1.“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标准具有合理性，可以作为赔偿的认定标准。辖区10个行政村中，有6个行政村已经全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圆满结束，原告所在坡地刘村405处房宅已签订补偿协议363处。“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标准被绝大多数群众认可，极具合理性。2.“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政策的补偿内容和标准均是统一的。原告主张的装修损失、附属设施、停产停业损失、租金损失均不属于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范围。第三组证据,1.（2018）豫行终1352-2号行政判决书;2.拆迁前进行宣传、公告、通知的照片一组。证明目的：1.生效文书已查明2013年12月开始，被告在实际拆除涉案房屋前，已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了宣传；2.房屋拆除前，大多数房屋内物品已由村民自行腾空，照片中可看到部分村民将门窗等稍有价值物品都拆除带走，不存在所谓物品损失。上述三组证据共同证明涉案房屋配套了完备的“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政策，该政策合法合规且公平合理，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均可被补偿政策所涵盖，如果原告证明其对涉案房屋具有合法产权，可以参照港区“合村并城”安置补偿的政策及有关规定认定补偿和赔偿。经庭审质证，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对刘伟杰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对证据1、2涉案土地类别为宅基地，为集体所有土地，原告未提供建房审批手续。根据2005年《河南省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村民住宅建设应向乡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颁发批准证书，同时应向村委会申请验现后方可开工。涉案房屋未经乡镇人民政府进行审批，系非法建筑。二、对证据4行政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书已确认不存在征收行为，且涉案房屋的土地至今仍为集体土地，因而不存在依据商品房价格对涉案房屋进行赔偿的问题。三、对证据5原告依据照片主张装修附属设施及物品损失不能成立。涉案房屋为农村自建房，不显示进行了装修，不显示存在有价值的附属设施，更不显示在拆除前尚有物品存在，同时也不符合常理。因为拆迁拆除宣传自2013年3月开始，2013年10月正式实施拆除，该系列案涉案房屋大多于2015年7至9月份拆除，期间时间长达两年多，涉案房屋拆除时，村中绝大多数村民已拆除后搬离，整个村庄不具备正常生活、居住条件。原告明知房屋将被拆除，早已将室内有价值物品全部拆除搬空完毕，工作人员正式拆除前全面清查，确认无有价值物品后才拆除，房屋在拆除过程中无人阻挡，顺利完成拆除可以印证上述事实。四、对证据7省政府的文件没有异议，但对原告以此主张涉案房屋居住地已纳入城市规划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文件是对港区未来发展的总体规划的批复，没有将涉案房屋所在区域纳入城市规划的具体内容。五、证据8系港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做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书，该答复针对的是具备完整产权的商品房，涉案房屋是集体土地上的自建房，因此该答复与本案无关。六、对证据9、10无异议。七、对证据11，房屋交易趋势图反映的是正常市场交易的商品房价格，与涉案农村自建房无关。八、对证据12，代理费即律师费凭证，该组票据是2014年的，本行政赔偿案原告于2019年12月30日起诉，且该律师费凭证为京平律师事务所，鉴于此前行政违法案由该所代理，该票证应属此前代理行政违法案的律师费凭证，该凭证出具时本行政赔偿案尚未产生，且没有证据证明已实际支出，也不在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中。原告刘伟杰对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统一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据1：（1）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文件，适用于征收补偿，但本案是行政赔偿案件，没有任何征地批准文件显示原告房屋已经纳入征收范围，所以并不适用征收补偿文件。（2）该标准是2009年制定，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各地应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均收入增长幅度等情况，每2至3年对征地补偿标准进行调整，逐步提高征地补偿水平。现在是2020年，即使以原告房屋被拆除的时间为准，该补偿标准也不能作为赔偿依据。（3）强拆时，127号文件已经被后续的郑政文（2014）142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取代。证据2-5：被告没有提供任何省政府或国务院批准征收原告房屋所在集体土地的批准文件，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被告提供的第2-5项征迁文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适用于本案。第二组证据统一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也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使被告主张的补偿标准被大多数群众认可，也不能作为本案的赔偿标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原告房屋已经被纳入征收范围，所以并不适用被告主张的征收补偿标准。征收和补偿都有其法定程序，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被告提出的“合村并城”标准是否统一以及是不是集体土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范围都与本案无关，因为本案并不是合法征收事项，被告所主张的“合村并城”也没有依法履行征收程序。第三组证据：1.（2018）豫行终1352-2号《行政判决书》。意见：判决书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判决第2页已经明确原告房屋所在地块未被批准征收，恰恰证明被告拆除行为违法，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而不只给予征收补偿。2.拆迁前进行宣传、公告、通知的照片一组。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区域没有被批准征收或者拆迁，任何关于拆迁的宣传、公告、通知都没有法律依据，不具有合法性。而且即使当时有宣传，也不能证明被告已经履行强拆前的告知程序，并且妥善安排了原告的财产，无法达到其主张的不存在物品损失的证明目的。（2）照片中的房屋并非原告被强拆的房屋，具体说明：第一，原告房屋南面楼房大门大小几乎是以整面墙而定做的，门上左右印的是中国结，而不是船帆，更不是那种小型的铁门。第二，三层楼南北面1.5米以下贴的是蓝色瓷砖，1.5米以上是白色瓷砖。第三，房屋东西紧挨邻居，南面沿街是土路，南面门口地面原告自己贴的花砖;北面二层老房沿街大路，但墙体是红色的砖，北面沿街铁门是绿色的。北面沿街老房子是二层尖顶瓦房。而且，原告房屋遭到强拆时，他们均正常居住生活在自己的房屋内，并没有搬离房屋，更没有搬出所谓的有价值的物品，这些材料根本不能证明原告不存在物品损失。从原告提供的照片（编号145244）中能够看出屋门砸在现场。结合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系其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复印件和户口本复印件，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4系生效判决，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5反映了拆除前后房屋状况，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7、8虽然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9、10证明了在确认违法之诉结束后，原告向被告申请赔偿，被告作出赔偿决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1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12系律师代理费发票，因不能显示系与本赔偿案件或确认违法案件中的支出，且律师代理费亦不属于直接损失范畴，本院不予采纳。结合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2-5系航空港区2012年-2013年关于集体土地征收、房屋征收及合村并城等而下发的通知、方案、工作办法等，与证据1相结合，作为该区合村并城等相关工作的依据，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3为坡地刘村村民签订的两份安置补偿协议及安置情况统计表，本案的行政赔偿诉讼亦与原告对上述通知、方案等确定标准不满有关，不同意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有关，因此上述第一组证据及第二组证据均本案具备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1系生效判决，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2与证据1中的事实认定相互印证，证明被告进行了拆迁前的宣传，本院予以采纳。庭后，本院责令被告提交其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中认定三层以下为501平方米的证据，被告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载明三层以下统一认定为501平方米的依据是根据《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五十一条，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先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村内有空闲地的不得批准使用村外土地。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的面积按下列标准执行：……（二）人均耕地六百六十七平方米以上的平原地区，每户用地不得超过一百六十七平方米。航空港区所处位置及人均耕地情况，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167平方米，167平方米合法的宅基地上盖满三层房屋，房屋建筑面积就是501平方米。对被告补充的上述证据，原告发表质证意见称：1.三层以下房屋认定为501平方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行政赔偿的依据。2.从原告提交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来看，原告的宅基地大于167平方米，被告依据167平方米推算原告三层以下房屋面积为501平方米与事实不符。庭后，原告补充其房屋层数、每层面积及总面积的明细一份，原告向本院提交明细表显示其宅基地长18.75米，宽11.5米，面积215平方米。房屋共二层，一层354.03平方米，二层338.9平方米，合计总面积692.93平方米。对于被告补充提交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系三层以下房屋统一认定为501平方米的依据，因原告合法持有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的面积为215平方米，被告按照宅基地面积167平方米计算每层面积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补充提交的房屋建筑面积明细，虽然被告对此有异议，但是被告所作的行政赔偿决定书中对原告房屋面积认定为692.93平方米，故本院对原告的房屋面积692.93平方米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伟杰系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港办事处花园村村民，在本村有宅基地和房屋一处。原告称其房屋于2015年8月8日被被告强制拆除，之后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本院经审理作出的（2016）豫01行初513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对刘伟杰等人涉案房屋实施拆除的行为违法。航空港区管委会不服，提起上诉，之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航空港区管委会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后原告向航空港区管委会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赔偿损失各项损失共计6896168.6元。航空港区管委会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刘伟杰人民币264020元，安置房屋360平方米。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另查明，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航空港区新港办事处已征迁的十个村合计4115户，已完成征迁任务数4056户，未完成征迁任务数59户。被告陈述安置小区已经建成，已经签过协议的村民，有些已经入住安置房，有些正在装修。另，被告陈述，对与本案同一系列案件的所有原告都预留有安置房。再查明，原告提交的宅基地使用证面积显示为215平方米，原告提交的明细表显示其房屋共二层，一层354.03平方米，二层338.9平方米，合计总面积692.93平方米。其中证内面积430平方米。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航空港区管委会拆除原告刘伟杰房屋的行为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其因违法行为对刘伟杰财产造成的直接损失应予赔偿。刘伟杰主张的损失有以下五类：1.被拆除房屋本身的损失；2.房屋装修的损失、附属设施及屋内物品损失；3.出租房屋的租金损失；4.搬家费和过渡补助费及停产停业损失；5.律师费、律师差旅费、诉讼费、材料费等损失。一、对于被拆除房屋本身的损失应当如何赔偿的问题。原告刘伟杰在起诉时及本案审理过程中，均表示如房屋不能恢复原状，要求以赔偿金的方式进行赔偿。本案中，原告所在的村组已经整体进行拆迁安置，故原告房屋不具备恢复原状的条件，原告关于其被拆除房屋的赔偿请求应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进行。刘伟杰主张按照市场价8218元/平方米计算其房屋损失，刘伟杰的直接损失是什么，其主张是否合法合理，是确定如何赔偿其房屋损失时首先应当判断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房屋的直接损失为该房屋建筑成本的价值，理由如下：1.原告被拆除房屋系在其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屋，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屋与商品房的差别不仅仅体现在土地价值的差价上。该房屋所占的土地性质、房屋结构、配套设施、房屋品质、区位价值等方面均与可以上市交易的商品房存在较大差异，不应参照2018年的商品房价格8218元/平方米的标准计算房屋价值损失。2.原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宅基地为集体经济组织分给其无偿使用，因航空港区“合村并城”工作对原告所在村庄进行整体拆迁，且统一建有安置房，安置办法中明确，包括原告刘伟杰在内的村民（被征迁人）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可以获得人均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安置房，该份安置房是基于村民身份获得，是对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权益的保障，因此，安置房的价值或者面积也不能作为原告被拆除房屋的价值参考。3.虽然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被确认违法，应当赔偿原告的财产损失，但鉴于国家赔偿范围限定于赔偿直接损失的规定，原告关于房屋的直接损失系其房屋建筑成本的价值。基于上述原因，原告获得其被拆房屋建筑成本的赔偿之后，不影响其基于村民身份获得安置房。关于房屋建筑成本的价值如何确定的问题。因原告未向本院提交其房屋建筑成本价，本院考虑以下因素：1.被告举证的《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合村并城安置征迁实施方案》中确定对被征迁人宅基地上三层以下（含三层）实有房屋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下发的郑政文〔2009〕127号的标准，对砖混结构房屋按照6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因案涉村庄拆迁启动于2013年，被告按照郑政文〔2009〕127号文件补偿符合政策规定，具有合理性。2.原告房屋被拆除时间为2015年，其时郑州市人民政府已经下发的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砖混结构房屋补偿标准已经调整为680元/平方米，从更有利于原告的原则出发，本院以680元/平方米为基数，为体现出对被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性的惩戒，上浮20%作为计算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价的依据，即以816元/平方米对原告房屋的证内面积予以赔偿。3.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只所以参照市政府确定的补偿标准，进行一定比例的上浮后作为计算赔偿标准的依据，是因为市政府文件中确定的补偿标准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在全体村民层面具有公平性。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房屋二层，共计692.93平方米，被告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中亦对该面积予以确认，其中证内面积430平方米。对原告超出宅基地证外的房屋损失，参照郑州市人民政府下发的〔2014〕142号文件中的相关规定，本院酌定房屋按照4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赔偿。因此对原告房屋共应获得赔偿456052元（816元×430平方米+400元×262.93平方米=456052元）。此外，涉案的征迁实施方案中确定有国家、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奖励费，根据合法宅基地三层以下房屋（501平方米）给予奖励费每平米60元。被告对刘伟杰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中对该项目奖励费30060元亦予以支持，本院认为该部分奖励费用亦属于原告基于房屋被拆迁应得的款项，否则即面临起诉比不起诉更不利的后果。同时因该奖励费系政策性的奖励，本院不再按照刘伟杰三层以下实有面积计算奖励费。重点项目建设拆迁奖励费用，系针对所有被征迁人，房屋被拆后符合条件即可获得，因此本院亦将其归属到原告房屋被拆的直接损失中。综合以上各项，原告刘伟杰关于房屋被拆的损失共计486112元（456052＋30060＝486112）二、关于原告主张的房屋的装修损失、附属设施损失和室内物品损失的主张能否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行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原告的房屋被航空港区管委会违法拆除，航空港区管委会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前对房屋内物品已经进行了清点、登记造册并予以保存，也未对房屋装修状况拍照取证备查，也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故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因被告涉及原告所在村庄的征迁工作始于2013年，而原告房屋拆除时间是在2015年，在此期间被告多次动员和通知，原告应当对拆迁有所预期，其有能力在拆迁之前对装修状况、附属设施和屋内物品的情况通过拍照、录像等简单可行的方式进行固定，故本案也不应完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因此在该部分的损失方面，本院将主要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1.关于房屋装修的损失，该部分损失已经在房屋本身的损失中予以考虑，故不再重复支持。2.关于原告主张房屋内物品损失40280元的诉讼请求。经审查原告的物品清单，清单显示有沙发、床、货架等十二项，从物品属性特点来看，上述物品中部分是生活用品，在原告不能提供初始证据证明上述物品的确存在的情况下，对货架、大鼓及未列明的生活用品等不应由被告予以赔偿，其他物品存在符合常理，故本院酌定2000元。3.原告主张附属设施（水井、水泵等）损失34800元，考虑农村住家户的现状和需求，水井、水泵的存在符合常理，但原告负有向本院详细描述水井规格与水泵型号的义务，因原告未向本院详细描述，本院结合郑州市人民政府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和以往的审判惯例对水井酌定赔偿1000元，结合网络交易平台上水泵价格酌定对水泵、水塔赔偿500元。综合以上，针对附属设施以及屋内物品损失，被告应当赔偿原告3500元。三、关于原告主张的涉案房屋出租租金损失25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该项损失不属于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违法强拆造成的直接损失，原告的该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四、关于原告主张的搬家补助费，过渡补助费及停产停业的损失。关于搬家补助费，从本案案情来看，原告刘伟杰在物品损失所列清单中未主张生活用品的损失，其物品应当是在强制拆除前已经搬离，其要求支付搬家补助费应当予以支持，对搬家补助费本院酌情支持1000元。关于过渡补助费，原告房屋被强拆后，需要另寻住房居住，必然会产生相关费用。航空港区合村并城安置补偿政策确定每人每月400元的房屋租赁费，18个月之后按照每人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该费用即为过渡费性质，对原告主张的过渡补助费的赔偿，本院参照该标准予以支持，被告应支付原告一户七人自房屋被拆至实际履行赔偿义务之日止的过渡补助费。停产停业损失不属于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违法强拆造成的直接损失，原告的该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五、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律师差旅费、诉讼费、材料费等损失，不属于由被告航空港区管委会违法强制拆除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刘伟杰房屋损失486112元；二、被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刘伟杰附属设施及室内物品等损失3500元；三、被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刘伟杰搬家补助费1000元；四、被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刘伟杰一户七人的过渡补助费（自2015年8月8日起的18个月按照每人每月400元的标准支付，18个月以后按照每人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至实际履行赔偿义务之日）；五、驳回原告刘伟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八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岩审判员 张志立审判员 赵晓涵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