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9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九州康泰药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0519708677，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双塔南路32号千里集团32号仓库。法定代表人：秦绪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培东，男，公司员工，户籍地黑龙江省讷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宜昌奥美医疗用品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3331909358D，住所地湖北省枝江市马家店公园路180号。法定代表人：崔金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再波，湖北三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九州康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宜昌奥美医疗用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奥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2019）鄂0583民初1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山西九州康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2019）鄂0583民初117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宜昌奥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宜昌奥美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零售渠道经销商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未见过上述协议书的全部内容，除了协议书最后一页外，其他页没有加盖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公章，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对协议书的内容并不知悉，更不认可。事实上，宜昌奥美公司授权其代表范增懿在山西九州康泰公司负责公司产品的业务洽谈、合同签订、产品销售、配送、结款等事宜，宜昌奥美公司在山西九州康泰公司的业务包括销售、回款、退货等，均由宜昌奥美公司自行负责，山西九州康泰药业公司只收取宜昌奥美公司的仓储费（每天每平米0.7元）和配送费（按照其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该事实有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提交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两份和范增懿身份证复印件及《仓储服务合同》等证据为证，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仓储服务和配送的权利义务关系。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证据申请书》，请求一审法院向范增懿调查双方之间的真实合同关系，但一审法院当庭驳回山西九州康泰公司的申请，在未查清案件事实基础上，将双方的合同关系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确认后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支付货款328992.28元属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是错误的认定。宜昌奥美公司没有提供双方盖章确认的对账单。该对账单是宜昌奥美公司为上市所需才让山西九州康泰公司盖章，而宜昌奥美公司并未加盖印章，因此，该对账单不具有真实合法性。3.一审判决支持宜昌奥美公司关于律师费26319元的请求错误。一审审理过程中，宜昌奥美公司仅提供了委托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提交实际支出的支付凭证。同时，律师代理费26319元超出湖北省的律师收费标准，故一审判决支持律师费没有依据。4.一审判决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形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系适用法律错误。5.一审法院拒绝山西九州康泰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且采取未经庭审质证的律师代理费银行转账凭证，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宜昌奥美公司辩称，1.双方签订《零售渠道经销商协议书》，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在该协议上盖章，协议成立生效。双方还于2017年12月31日对供货进行了对账，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在《往来帐项对帐单》上盖章确认欠付货款的事实。双方对账后，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向宜昌奥美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130290.34元。以上从协议签订到履行的事实，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提交的《仓储服务合同》系其与第三方签订，与宜昌奥美公司无任何关联。2.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在《往来帐项对帐单》的“信息证明无误”栏盖章，证明其对对帐单内容予以了确认，无论宜昌奥美公司是否在对帐单上盖章，均不影响该证据的效力。3.宜昌奥美公司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发票及湖北省三峡律师事务所收款明细单，可以证实律师代理费的支出情况，且金额未超出湖北省律师收费标准。4.山西九州康泰公司申请人民法院对范增懿调查取证，实质是让人民法院帮助当事人收集证人证言，而不属于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一审法院不允许其调查取证申请，程序合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山西九州康泰公司的上诉请求。宜昌奥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向宜昌奥美公司支付货款328992.28元、违约金98697.68元和律师费26319元，合计454008.9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日，宜昌奥美公司（甲方）与山西九州康泰公司（乙方）签订《零售渠道经销商协议书》，约定“一、甲方确认乙方作为甲方零售渠道经销商，根据甲方授权，负责甲方的指定系列产品在授权经销区域的产品形象维护、推广、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1.授权经销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2.经销授权区域：山西省。8.结算方式：三个月帐期。乙方存在违约行为的，按照本协议中其他部分规定的违约责任条款不足以弥补损失的，除应当足额赔偿甲方损失以外，还应当按照损失金额的30%另行支付违约金。甲方为追究乙方违约责任承担的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等实际支出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双方当事人均在上述合同尾部盖章确认。2017年12月31日，宜昌奥美公司向山西九州康泰公司送达《往来账项对帐单》，该对账单载明，截止2017年12月31日，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欠宜昌奥美公司货款797236元，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在对账单下方信息证明无误处加盖该公司公章予以确认。双方对账后，宜昌奥美公司仍陆续向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发货。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向宜昌奥美公司支付货款130290.34元，宜昌奥美公司考虑到产品有效期免收山西九州康泰公司货款337953.38元，剩余328992.28元货款，经宜昌奥美公司多次催收未果，为此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还认定，2019年6月26日，宜昌奥美公司（甲方）与湖北三峡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因买卖合同纠纷法律事务，甲方委托乙方律师依法代理。甲方拟向山西九州康泰药业有限公司起诉的诉讼标的金额暂定为328992.28元，甲方按暂定诉讼标的金额的8%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代理费26319元。该代理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其七日内付清。”。宜昌奥美公司与湖北三峡律师事务所均在上述合同盖章确认。2019年6月26日，湖北三峡律师事务所向宜昌奥美公司开具了律师代理费26319元的增值税发票。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宜昌奥美公司与山西九州康泰公司签订《零售渠道经销商协议书》并加盖公章，宜昌奥美公司按约定向山西九州康泰公司供应产品，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按约定支付了部分货款，《零售渠道经销商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山西九州康泰公司辩称双方的真实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仓储服务和配送关系，由于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未提供其与宜昌奥美公司之间就仓储服务和配送事宜签订的相关合同，故对于山西九州康泰公司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双方于2017年12月31日对供货进行对账，确定山西九州康泰公司累计下欠金额，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确认后理应按约定的时间支付货款。因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支付货款，属于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宜昌奥美公司要求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支付货款328992.28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宜昌奥美公司主张按照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应支付货款328992.28元的百分之三十计算过高，山西九州康泰公司要求法院予以调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逾期付款违约金调整为以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未付货款数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由于双方约定结算方式为“三个月账期”，而双方对账后，宜昌奥美公司仍陆续向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发货，宜昌奥美公司没有提供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应付款的具体时间，且宜昌奥美公司在诉状中也没有明确逾期利息的具体起算时间，故宜昌奥美公司向法院起诉之日可视为其主张权利之日（2019年7月2日）。双方签订的《零售渠道经销商协议书》对于律师费用的承担有明确约定，且宜昌奥美公司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律师代理费银行转账凭证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对于宜昌奥美公司要求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承担律师费26319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山西九州康泰药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宜昌奥美医疗用品贸易有限公司货款328992.28元，并从2019年7月2日起以328992.28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利息至还清之日止；二、山西九州康泰药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宜昌奥美医疗用品贸易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26319元；三、驳回宜昌奥美医疗用品贸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8110元、诉讼保全费2820元，合计10930元，由山西九州康泰药业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经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案件事实，本案二审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述如下：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仓储合同是指双方约定由保管人为存货人保管储存的货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零售渠道经销商协议书》约定，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按协议《附件二》中的统一价格向宜昌奥美公司采购医疗用品，且对外销售不得低于宜昌奥美公司规定的价格，实际是关于宜昌奥美公司向山西九州康泰公司转移标的物所有权，而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支付合同价款的约定，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上述协议签订后，宜昌奥美公司向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提供货物，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收货并支付了部分货款，双方实际履行的依然是买卖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从双方签订协议直至履行协议的行为可充分表明，双方成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分析在案证据，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并未提交该公司与宜昌奥美公司签订的仓储服务合同或其他任何证据，证实宜昌奥美公司将货物交给山西九州康泰公司保管，并由宜昌奥美公司向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支付仓储费的事实成立，故山西九州康泰公司主张其与宜昌奥美公司成立仓储服务合同关系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合同效力及欠付货款数额的认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山西九州康泰公司不仅在《零售渠道经销商协议书》尾部加盖该公司印章，还实际接受了宜昌奥美公司交付的货物、履行部分货款的支付义务，更是在《往来帐项对帐单》的“信息证明无误”栏盖章确认欠款金额。以上事实足以证实双方关于医疗用品买卖或销售的意思表示真实，且内容合法有效。是否在合同上加盖骑缝章，并不是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必要法律要件，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关于协议无骑缝章、该公司无签订《零售渠道经销商协议书》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往来帐项对帐单》系宜昌奥美公司制作并交付给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核对的往来明细账，当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确认时，即表明其认可与宜昌奥美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及欠付货款金额，至于宜昌奥美公司是否在对账单上加盖印章并不影响该份对账单对山西九州康泰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零售渠道经销商协议书》的效力，并以《往来帐项对帐单》为依据确定欠款金额，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三、律师代理费的认定问题。双方签订的《零售渠道经销商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宜昌奥美公司为追究山西九州康泰公司违约责任承担的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等实际支出的费用由山西九州康泰公司承担。现宜昌奥美公司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增值税发票、收据等证据足以证实宜昌奥美公司支出律师代理费的客观事实，且未超出湖北省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关于一审判决支持律师代理费没有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四、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得当。《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十七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本案中，山西九州康泰公司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一审法院不予准许该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并无不当。山西九州康泰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山西九州康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05元，由上诉人山西九州康泰药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宜华审判员  陶霄溶审判员  易正鑫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彭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