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9民终34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被申请人）：李恒瑞，男，195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成，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永强，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山东特变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安市泰山青春创业开发区卧虎山南街。 法定代表人：房玉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民山，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源，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山东鲁能日和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凤山路617号。 法定代表人：李辉军，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被申请人）：雷雯，女，195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市中区。 原审第三人（被申请人）：刘洪伟，男，197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成，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永强，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申请人）：鲁杰，男，1970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成，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永强，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申请人）：薛继印，男，196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成，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永强，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恒瑞因与被上诉人山东特变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山东鲁能日和控股有限公司、雷雯、刘洪伟、鲁杰、薛继印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9)鲁0911民初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恒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成，被上诉人山东特变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电力设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民山、李源，原审第三人刘洪伟、鲁杰、薛继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山东鲁能日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日和公司）、雷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恒瑞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9）鲁0911民初87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撤销（2019）鲁0911执异5号执行裁定；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此提出上诉，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第三人是否有抽逃出资的合意以及是否实施了抽逃出资的事实未能查清。2003年4月9日，上诉人及第三人股东以现金形式出资700万元成立了山东鲁能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山东鲁能日和控股有限公司），该出资已经山东正义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验资证实。截止至此阶段，上诉人及第三人股东已经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在鲁能日和公司成立后，因上诉人及第三人鲁杰、刘洪伟、薛继印均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仅是帮助第三人雷雯将公司成立起来，鲁能日和公司实际由雷雯个人控制、经营，财务由雷雯管理，即便是700万元的现金出资以及后续580万的现金支出，也均是由雷雯个人操作实施的。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曾提交700万元及580万元的银行存款及支出凭证，凭证上的签字均非上诉人及第三人鲁杰、刘洪伟、薛继印所签，由此可证实雷雯作为鲁能日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独立操控公司、操作财务管理的事实。另外，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大量证据以证实上诉人从未参与过公司管理，也不在公司任职，上诉人不具备安排财务提取现金的能力，更何况财务由雷雯亲自管理操作，这更进一步证明上诉人不具备共同抽逃出资的主观故意，更没有实施抽逃出资的客观行为，不应认定为抽逃出资，但一审判决对该事实未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72.5万元抽逃注册资金范围内对被上诉人承担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但该条款仅规定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在本案中，执行裁定书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及第三人雷雯、鲁杰、刘洪伟、薛继印均有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且抽逃出资的金额为：第三人雷雯290万，上诉人及第三人鲁杰、刘洪伟、薛继印每人均为72.5万元。但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上诉人在履行完出资义务后抽逃了72.5万元注册资金，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人未能查明的前提下，对上诉人及第三人鲁杰、刘洪伟、薛继印实施了抽逃72.5万元注册资金的行为的认定不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对上诉人及第三人按照相应比例按份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更没有法律依据。而根据第一条中陈述，580万资金的转出是由雷雯亲自操作，上诉人及第三人鲁杰、刘洪伟、薛继印在公司无实际任职、未参与经营管理、无监督管控财务支出的能力，即便认定抽逃出资，也只能认定雷雯实施了抽逃行为，行为后果应由其个人承担。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将抽逃出资的举证责任倒置给上诉人是不合理的。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由上诉人对580万元款项不属于抽逃出资承担举证责任。但该法律条款规定的“对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结合该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规定，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分为“未履行出资义务”和“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而不包括“抽逃出资”，因此，对于抽逃出资的举证责任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被上诉人承担，而不应倒置给上诉人。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规定由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因为抽逃出资的股东因抽逃出资行为直接造成公司的资金不足，偿付能力下降，进而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法律规定债权人可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的立法本意。实践中，公司的运作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流转，财务管理中没有合同、发票是因为管理不规范，不宜直接认定为没有合同、发票的短期内大量资金支出就是抽逃出资行为。而且为了保护私营企业顺利发展，国家已修改了《公司法》及一系列司法解释，其中将“出资后一个月内又将资金转出的”行为不认定为抽逃出资，也说明了这一立法本意。在本案中，雷雯连续五天共计转出资金500万元，时隔20天后，又转出资金80万元，不能排除该80万元资金用于了公司经营，而现今支出只能说明公司运营需要资金，而且580万资金的转出也并未影响公司运营，未造成公司资产损失，也未对被上诉人的债权产生任何影响，这一点在2003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中可明确显示，即无抽逃出资行为、对外有大量投资、公司总资产明显大于注册资本，公司资金充足。因此，如果把所有管理不规范的现金流动均认定为抽逃出资的话，那在公司注册成立后所有短期内的现金支出就全部被认定为了抽逃出资，这明显违反立法初衷。综上，本案一审判决对抽逃出资的行为人未能查清，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后予以改判。 特变电力设备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上诉人李恒瑞违法抽回出资，且该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其抽逃出资事实清楚。实践中，抽逃出资形式多样，但都违反了资本维持原则，导致公司资本的不当减少，《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四）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五）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其中第一项“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于2014年删除。根据以上解释，股东抽逃出资应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违法抽回出资（具有以上情形之一），二是该种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具体到本案中，上诉人的观点之一就是《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一款已被删除，其行为不应认定为抽逃出资。然而删除该条款的背景是2013年修正后的《公司法》将公司成立的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这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也简化了登记手续，公司设立时不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就不再是抽逃出资的形式之一，针对实缴制的公司，结合《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五项，如果股东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实质上是没有对价就转移了公司财产，是典型的抽回出资的行为。（2017）最高法民申4576号民事裁定书亦认定，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的行为属于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上诉人的另一观点是580万元的资金转出行为并未损害公司利益，且案涉债务发生时，其早已转让股权，公司债务与其无关。首先，禁止抽逃出资是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必然要求，作为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其应对公司负有资本充实和维持义务，其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未履行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始终欠缺公司资本，是对公司独立财产权的侵害，更侵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该出资义务的履行和补足不因公司的经营情况而受影响。根据法理精神及法律规定，不论其是否转让股权，公司债务发生时，其都应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一审举证责任分配合理。答辩人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李恒瑞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已经达到了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而李恒瑞作为公司股东，一直无法证明其出资的合理来源、验资后转出出资系正常交易等，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公司抽逃出资的方式具有多样性、隐蔽性，因此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要求有抽逃资金嫌疑的人承担资金转移正当性的举证责任。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只要债权人能提出对股东存在抽逃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表面证据或者证据线索即可，同时，抽逃出资也是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一种形式。具体到本案中，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被执行人鲁能日和公司2003年4月18日成立之初注册资本700万元。一审中，答辩人提供了被执行人鲁能日和公司（原名称山东鲁能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03年4月8日、2003年4月9日连续自关联公司山东鲁能瑞华电气有限公司拆借500万元款项用于出资，在2003年4月10日验资完成，2003年4月18日公司注册成立之后，于2003年4月24日起，李恒瑞等五股东连续六天抽逃注册资金580万元整的证据。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不仅仅达到了法律条文规定的“能够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更能够直接证明李恒瑞等五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一审过程中，上诉人一方面主张87.5万元的出资款是向股东雷雯拆借，用于公司注册出资，一年后，因无法偿还雷雯的87.5万元借款而将股权无偿转让给雷雯及案外人，另一方面又主张实际上是协助雷雯成立公司，其本人从未参与过公司经营，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亦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主张，仅就其该两项主张的逻辑分析，其借款的主张实际上是在混淆借款出资与抽逃出资的概念，该主张的内在逻辑是其借款出资成为股东，后来因为无法偿还借款，便将股权无偿转回，因此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然而即使其借款出资，其仍成为了被执行公司的股东，且在其担任公司股东期间，将出资抽逃。而关于协助公司成立、不参与公司经营这一理由，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提供名义代替他人出资，并且明确知道无需缴纳出资就可以持股，这足以证明其对不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是抽逃出资的行为是明知或者说是放任的。同时，抽逃出资是比较隐蔽的行为，有关资金的来源、去向、经营方面的相关证据只有李恒瑞及其他股东持有，李恒瑞作为公司股东距离证据最近，有责任有能力提供证据但其无法证明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一审判定李恒瑞在72.5万元的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诉人李恒瑞以及第三人雷雯、薛继印、鲁杰、刘洪伟作为被执行人鲁能日和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抽逃出资且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五人共同抽逃出资580万元，依照注册资金出资比例，一审判决判定李恒瑞在72.5万元的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达到了法律条文规定的“能够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上诉人李恒瑞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刘洪伟、鲁杰、薛继印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并改判，具体理由同上诉人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理由。 李恒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鲁0911执异5号裁定书；2.请求依法判决不追加李恒瑞为本院（2017）鲁0911执790号案件的被执行人；3.请求依法判决无法认定李恒瑞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李恒瑞不需要在72.5万元注册资金范围内对被告特变电力设备公司承担责任；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原告李恒瑞与第三人雷雯、刘洪伟、鲁杰、薛继印共同申请设立山东鲁能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3年4月18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成立，根据其公司章程规定，其公司注册资本为700万元，股东为雷雯、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五人，其中雷雯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350万元，出资比例为50%，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各自的认缴出资额均为人民币87.5万元，该四人每人出资比例均为12.5%。2003年4月9日，股东雷雯、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分别将其出资款现金350万元、87.5万元、87.5万元、87.5万元、87.5万元共计700万元缴存于山东鲁能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立在中国农业银行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的15×××24账号内，山东正义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此于2003年4月10日出具了正义会验字（2003）第2215号《验资报告》。山东鲁能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03年4月18日注册成立后，对其上述15×××24账号内的由雷雯、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缴存的共计700万元的出资款项，以该公司外地投标、竞标需用现金为由，分别于2003年4月24日、4月25日、4月26日、4月27日、4月28日、5月19日以现金支票从上述账号内提取现金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80万元，共计提取现金人民币580万元。审理中，原告主张该580万元中的500万元已流入一中外合资企业，未提供证据证明。 还查明，山东鲁能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05年9月26日将其企业名称变更为山东鲁能瑞华控股有限公司，其后于2007年9月4日再次将其企业名称变更为山东鲁能日和控股有限公司。 再查明，特变电力设备公司与鲁能日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7）鲁0911民初295号民事调解书。上述调解书生效后，鲁能日和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特变电力设备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7年5月8日立案执行，案件编号为（2017）鲁0911执790号。经执行，被执行人鲁能日和公司未能履行本院（2017）鲁0911民初29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申请执行人特变电力设备公司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追加被执行人鲁能日和公司的原股东雷雯、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为该案的被执行人，分别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该案债务承担责任。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2019）鲁0911执异5号执行裁定，依法裁定：1、追加被申请人雷雯、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为本院（2017）鲁0911执79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雷雯应在其抽逃注册资金290万元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山东特变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承担责任，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应分别在72.5万元、72.5万元、72.5万元、72.5万元的抽逃注册资金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山东特变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承担责任；2、被申请人雷雯、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山东特变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清偿本院（2017）鲁0911民初29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山东鲁能日和控股有限公司的应偿债务。被申请人李恒瑞不服该裁定，于2019年2月12日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是原告作为山东鲁能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二是原告李恒瑞是否应当在72.5万元抽逃注册资金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特变电力设备公司承担责任。 关于焦点一，对于股东抽逃出资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审理中，被告（申请人）特变电力设备公司主张雷雯、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作为股东抽逃出资580万元，并向本院提交了鲁能日和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表、验资报告、山东鲁能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款申请及证明、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银行记账凭证、现金支票等证据证实，山东鲁能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03年4月18日注册成立后，以该公司外地投标、竞标需用现金为由，在公司成立后的短期内分6次以现金支票从由雷雯、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缴存的共计700万元出资款项的银行账号内提取现金共计人民币580万元。特变电力设备公司依据上述证据主张被申请人抽逃出资，已完成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原告（被申请人）李恒瑞主张该580万元款项不属于抽逃出资，应承担举证责任。其对提取该580万元现金的用途，提款申请及说明记载系用于外地投标，但审理中均未提供合同、发票等相关证据证明上述580万元所提现金系真实用于该公司的投标、竞标等经营业务活动，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此大额资金提现行为系经法定程序而为。原告主张该580万元中的500万元流入一中外合资企业，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法律规定，未经法定程序将资金抽回的行为，属于抽逃资金。故此，应当依法认定原告（被申请人）李恒瑞与第三人（被申请人）雷雯、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作为第三人（被执行人）鲁能日和公司的原股东共同抽逃了其对公司合计580万元的出资款。 关于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原告（被申请人）李恒瑞与第三人（被申请人）雷雯、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作为第三人（被执行人）鲁能日和公司的原股东应当依法在其抽逃出资58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被告（申请人）要求原股东雷雯、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按照该五位股东各自的出资比例由其分别在290万元、72.5万元、72.5万元、72.5万元、72.5万元的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合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被申请人）李恒瑞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理由不成立，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被申请人）李恒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50元，由原告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的项目转让协议系复印件，且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此，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上诉人提交的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济民二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不能证实山东鲁能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03以现金支票提取的现金500万元用于公司的正常经营。上诉人提交的关于鲁能瑞华公司在济南高新区项目有关情况的汇报及雷雯向公司高层领导的汇报材料系雷雯的单方陈述，且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因此，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股东出资是公司设立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股东出资形成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法人财产是公司对外承担债务责任的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了股东抽逃出资的构成要件，其实质要件为抽逃出资行为损害了公司权益，形式要件表现为四种情形：（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具体到本案，山东鲁能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变更名称为鲁能日和公司）于2003年4月18日注册成立后，以该公司外地投标、竞标需用现金为由，在公司成立后的两个月内分六次以现金支票方式从由雷雯、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缴存的共计700万元出资款项的银行账号内提取现金共计人民币580万元。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有义务了解并有能力说明该款项支出的用途，而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行为系基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往来所形成，更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行为经过了公司法定程序。上述580万元进入验资账户后在短时间内即转出，该行为严重侵蚀了公司资本，减损了公司偿债能力，侵犯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一审认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雷雯、李恒瑞、刘洪伟、鲁杰、薛继印作为原审第三人鲁能日和公司的原股东共同抽逃了其对公司合计580万元的出资款及按照上诉人的出资比例确定上诉人抽逃出资的范围并无不当。 上诉人请求撤销（2019）鲁0911执异5号裁定书不属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50元，由李恒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广 审判员  李 健 审判员  刘增凯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