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4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阮永军，男，198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晨，安徽弘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云，女，198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银川，男，198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上诉人阮永军因与被上诉人王丽云、赵银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宾川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4民初1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6日接待上诉人阮永军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武晨、被上诉人王丽云、赵银川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阮永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赵银川承担向王丽云支付21954元葡萄款的义务。2.判决王丽云、赵银川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在赵银川未出示与阮永军的委托书或委托协议的前提下，仅凭王丽云口述，就认定赵银川与阮永军系委托代办关系，显然是与法理不符。2、一审认定阮永军欠款是基于赵银川2019年7月14日替阮永军代签的欠条，但在无充足证据证实阮永军、赵银川系委托代办关系，也无证据证实该欠条是阮永军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认定阮永军负还款责任显然与法律规定相悖。3、与王丽云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赵银川，且其已提交了向赵银川支付款132500元的证据，一审法院应予以认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全部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进行改判支持阮永军的上诉请求。王丽云、赵银川一致辩称，阮永军与赵银川是委托代办关系，阮永军应向王丽云支付货款。阮永军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丽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王丽云、赵银川支付拖欠的葡萄货款2245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丽云、赵银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赵银川作为阮永军的代办人向宾川县葡萄种植农户购买葡萄。2019年7月8日，阮永军、赵银川与王丽云就葡萄购买一事达成合意，并向王丽云支付500元作为购买葡萄的定金，双方约定葡萄购买单价为3.90元/市斤，所购葡萄于2019年7月10日交付，由阮永军、赵银川自行找人将葡萄装箱。2019年7月10日，赵银川如约将王丽云户葡萄装箱运走，合计价值22454元。货物运走后，阮永军、赵银川未按照约定向王丽云支付葡萄货款，2019年7月14日，王丽云与赵银川就葡萄货款的支付事宜补签《欠条》一份，赵银川代阮永军在欠条购买人处签名。后经王丽云多次催要未果，王丽云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阮永军定价后向王丽云购买葡萄，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王丽云按照约定交付货物，阮永军应当依约向王丽云支付葡萄款，故王丽云要求阮永军支付所欠价款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赵银川作为阮永军的代办人，负责代为装箱、运输，阮永军、赵银川之间系委托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王丽云要求赵银川支付葡萄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阮永军辩称其未与王丽云达成任何买卖合同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阮永军辩称货款已向赵银川支付，由赵银川向王丽云进行支付，系阮永军、赵银川之间委托事项，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阮永军辩称购买的葡萄质量不佳，存在大量坏果，对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本案亦不作处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由阮永军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王丽云葡萄款21954元；二、驳回王丽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1元，由阮永军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赵银川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农户向阮永军供货数量、付款明细复印件五份及农户身份证复印件十三份，欲证明农户的货物是供给阮永军的事实。2、微信转账详情及农业银行转账明细复印件共计十二份，欲证明赵银川表弟杨淼及赵银川将货款支付给农户的事实。经质证，上诉人阮永军对被上诉人赵银川提交证据不予认可，被上诉人王丽云对被上诉人赵银川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赵银川提交的证据系单方制作，不予采信。上诉人阮永军、被上诉人王丽云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案件事实的意见，上诉人阮永军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存在提出异议：1、阮永军与赵银川是转卖关系，不是委托代办关系。2、阮永军已向赵银川支付了货款。被上诉人王丽云、赵银川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阮永军对一审认定事实提出的异议1，因王丽云、赵银川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赵银川与阮永军之间存在委托代办关系，故该异议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对异议2，因阮永军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其向赵银川支付了部分货款，而无证据证实双方货款是否结清，故该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确认。因一审在认定案件事实中将赵银川错误认定为阮永军的代办人，本院根据二审查明案件事实认定如下：2019年7月8日，赵银川向王丽云支付500元作为购买葡萄的定金，双方约定葡萄购买单价为3.90元/市斤，所购葡萄于2019年7月10日交付，由王丽云自行找人将葡萄装箱。2019年7月10日，赵银川如约将葡萄装箱运走，合计价值22454元。货物运走后，2019年7月14日，赵银川就葡萄货款的支付向王丽云出具《欠条》一份，并在《欠条》上承诺“若到2019年7月14日，都未追到该葡萄款，所需支付的葡萄款由赵银川负责”，赵银川代阮永军在欠条购买人处签名。后经王丽云多次催要未果，王丽云遂提起诉讼。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阮永军与赵银川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办关系及案涉货款应由谁承担支付责任。本院认为，关于阮永军与赵银川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办关系的问题。案涉葡萄由王丽云所提供，但其并没有证据证实与阮永军之间订立了买卖合同。首先，没有证据证明阮永军直接参与了与王丽云订立合同以及履行合同过程；其次，没有证据证明赵银川与阮永军之间存在向王丽云购买葡萄的书面委托合同关系；再次，案涉葡萄的订购及货款的支付均发生在赵银川与王丽云之间；最后，案涉《欠条》的购买人处签名并不是阮永军所签，赵银川与阮永军均认可案涉《欠条》内容由赵银川书写，购买人处签名也是赵银川代签，阮永军对赵银川出具的《欠条》不知情，其并未见过该《欠条》。根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原则，王丽云既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阮永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赵银川与阮永军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王丽云要求阮永军给付诉争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王丽云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判令阮永军支付王丽云货款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案涉货款应由谁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赵银川向王丽云出具《欠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赵银川在该《欠条》上承诺“若到2019年7月14日，都未追到该葡萄款，所需支付的葡萄款由赵银川负责”，属明确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赵银川应按《欠条》承诺向王丽云支付案涉货款。王丽云葡萄价值22454元，扣减定金500元后，赵银川支付的货款应为21954元。综上，上诉人阮永军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宾川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4民初1340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赵银川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王丽云葡萄款21954元；三、驳回被上诉人王丽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61元，均由被上诉人赵银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丹审判员  马克辉审判员  苏春平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马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