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7民初2426号原告：孙观诒，男，195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原告：孙崇彬，男，1969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原告：孙雪梅，女，197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原告：孙力蕙，女，198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述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洁萍、黄燕加，分别系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律师。被告：广州市康城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街口街河滨北路20、22号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4767663416Y。法定代表人：李金英，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彦、谢琼先，分别系广东拓孚创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律师。被告：李金英，女，196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佩鸿，女，196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系被告李金英的妹妹。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60号平安大厦19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993233522。负责人：曹敬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贤，系公司员工。第三人：海南牵手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1630号103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1054513979M。负责人：范震，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系海南大华园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28号之一广晟大厦自然层2501-02单元（电梯层2801-02单元）自然层2510单元（电梯层2810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83790810B。负责人：胡龙。原告孙观诒、孙崇彬、孙雪梅、孙力蕙与被告广州市康城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城旅行社）、李金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养老保险公司）及第三人海南牵手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牵手旅行社）、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财产保险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以普通程序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7月16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并依法由审判员吴环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小清、人民陪审员邝韵婷组成合议庭，原告孙观诒、孙雪梅、孙力蕙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洁萍，被告康城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彦到庭参加了诉讼；于2019年11月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并依法由审判员吴环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曹文红、人民陪审员邝韵婷组成合议庭，原告孙观诒、孙崇彬、孙雪梅、孙力蕙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洁萍，被告康城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彦，被告李金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佩鸿，被告平安养老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贤，第三人牵手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到庭参加了诉讼；于2019年12月6日第三次公开开庭审理，并依法由审判员吴环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建明、人民陪审员陆惠宜组成合议庭，原告孙观诒、孙雪梅、孙力蕙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洁萍，被告康城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彦，被告李金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佩鸿，第三人牵手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观诒、孙崇彬、孙雪梅、孙力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广州市康城旅行社有限公司赔偿丧葬费46784.5元、死亡赔偿金778525元、医疗费12111.76元及交通食宿费19575元；二、被告广州市康城旅行社有限公司赔偿损失200000元；三、被告广州市康城旅行社有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庭审中，四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一、被告广州市康城旅行社有限公司赔偿丧葬费46784.5元、死亡赔偿金778525元及交通食宿费19575元；二、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在责任限额内对诉讼请求第一项的赔偿金额进行先行赔付；三、被告李金英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四、全部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10月17日，被告在广州市从化区“富逸轩”大酒楼二楼大厅举办“广州康城旅行社14周年暨‘最美夕阳、挽手父母游京、逛华东五市’夕阳红旅游专列”的主题晚会，原告孙观诒和太太罗某根据现场被告派发的宣传以及行程单张，缴纳定金1000元，后于2017年10月23日前往门店支付剩余团费、600元位置附加费合计4799元。旅游出团实际时间为2017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共14日），同行安排丁导游全程陪同。2017年11月6日，整车专列参团人员经过长达数十小时的火车行程，于凌晨4点多抵达湖南长沙火车站，在湖南当地领队（地接社）的带领下步行至酒店就餐。餐厅位于酒店二楼，团友到达时酒店餐区尚未营业，导游便安排团队成员在一楼大厅排队等候，现场环境昏暗，因人员拥挤，空气十分混浊。等待大半小时，餐厅才开门营业。就餐过程中，同团团友邝金洪因突发身体不适，送院救治（后抢救无效死亡）。早餐后，导游组织团员在酒店门口集中，要求步行穿过隧道搭乘旅游大巴前往韶山。通过隧道爬楼梯的过程中，罗某出现身体不适，声称头痛，要求前往医院，原告孙观诒第一时间向带队导游反映情况，但却得不到任何救治，求助无果。同行团友龙先生夫妇陪同原告孙观诒、罗某一同自行打车前往长沙市中医医院。经初步检查，医护人员告知患者情况危急，需立即手术，要家属先预交手术费3万元。因随行并未携带大额款项，原告孙观诒向丁导游求助，要求旅行社先行垫付，但没得到任何积极响应。危急之际，幸得同行龙先生慷慨解囊借款1万元，并且原告孙观诒也再三向医院保证，提出子女正在赶来，到达后将第一时间补足手术款，手术才得以正常开展。事发当天早上，家属听闻事件后，先后于6日下午、7日到达长沙，因不熟悉当地情况，期间多次要求被告康城旅行社（组团社）、湖南地接社安排家属（共13人）食宿及对接工作人员以便处理后续事宜，且当医护人员提出，因治疗设施有限，建议患者转院治疗，家属也多次要求并希望被告康城旅行社筹措资金以解燃眉之急，但上述要求也得不到满足。11月9日下午，患者罗某转至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抢救。11月10日晚，医生告知患者情况病危，已竭尽能够采取的医疗措施救治，回天乏术，另外提及病人如在医院病逝，遗体按规定不能再行运送。家属经商量，为尊重落叶归根的家乡风俗，决定将罗某运回老家。当晚约11点，经高速口出站后，罗某于医护运送车上停止心跳，被宣告死亡。原告认为，原告孙观诒及罗某与被告康城旅行社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被告康城旅行社的违约行为，其主要违约事实如下：一、包价旅游未按规定与旅游者订立书面合同。二、被告康城旅行社未按规定向旅游者履行告知义务。在双方缔结合同及后续履行义务过程中，被告康城旅行社违反规定未向旅游者了解相关身体状况、告知其不适合参加旅游活动的情形及旅游活动中需要注意事项等。三、未能按行程单张履行约定义务，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在实际旅途中，被告自行变更游览行程，并要求支付额外景点观光服务费（500元），同时增设购物游览点，造成行程安排紧凑，旅游者饮食、作息时间极其不合理，一众参团人员身心劳累，最终导致2名团员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四、未经旅游者同意，擅自委托其他旅行社。五、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康城旅行社并未积极采取相应的救助、处置措施,切实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六、旅游者家属处理后续事宜时，被告康城旅行社并未积极履行协助及妥善安置义务。七、因被告康城旅行社过错导致被保险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单无效。据平安养老保险公司保单号：GP0400A031351503《平安旅行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说明》，被告康城旅行社以投保人身份为本次专列成员出游投保意外伤害险，其中保险时间2017年10月26日00时至2017年11月8日24时，保险责任中包括有旅行急××身故保险金20万元，另外注意事项中第3条“未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者，该保单无效”。罗某女士于上述保险期间因被诊断“脑内出血（急性期）”收治入院，最终因小脑出血死亡。因被告康城旅行社过错不签订书面合同，直接造成保单无效，原告无法获得相应的保险金额。原告认为，被告康城旅行社自2004年开设以来一直以境内旅游为主营业务，本次出团面向年长旅游者，作为旅游服务经营者及服务者应当按约定合理安排行程，并且考虑出团成员的生理特点，采取更加细致的保障方式，同时注意观察参团人员身体、精神状况，及时采取适当防范措施。被告康城旅行社未按约定履行安全保障、积极救助义务，事件发生后也没有积极妥善安置家属、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其种种严重的违约行为是造成参团人员罗某死亡事实发生的根本原因。另外，被告康城旅行社及地接社多次声称是罗某个人自身疾病引发事故，与其无关，企图掩盖上述事实撇清责任，拒不承担相关协助、安置义务，未给予家属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其不作为及处事态度给原告造成极大精神伤害。被告广州市康城旅行社有限公司辩称，一、康城旅行社对罗某小脑出血不存在任何过错，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且在事发后积极协助拦截的士送医抢救并垫付事故处理费用，康城旅行社不应为罗某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应驳回原告对康城旅行社的诉求。1.康城旅行社对罗某小脑出血不存在任何过错，不是致使其小脑出血结果发生的侵权人。涉案旅游线路适合大众人群，没有证据显示行程上存在瑕疵。行程路线也不存在危险项目，罗某也并非因为参加可能危及自身人身安全的旅游项目而导致小脑出血的后果。从罗某病发到送达医院，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地接导游等已尽到积极救治义务。罗某小脑出血应属自身疾病长期积累所致，罗某小脑出血与康城旅行社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康城旅行社不应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康城旅行社已经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并履行了事故的积极协助义务，垫付了费用，没有任何违约行为，要求康城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应驳回四原告的损害赔偿诉请。根据四原告提供的罗某所取得的涉案行程介绍，其上特别说明提示中有行程长，建议游客到医院检查有无不宜出行的疾病，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等突发性疾病者谢绝参加等内容，载明的接待标准为非空调旅游专列卧铺，在原告提供的《国内旅游出团通知书》中也有上述类似内容。因此，根据双方签订的《团体境内旅游合同》第八条第1款和第十九条第1款的约定，康城旅行社已在接待游客报名时明确告知罗某等人应注意身体状况，如有身体状况不适合旅游的应告知康城旅行社。旅游者因个人原因及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责任自负，旅行社不承担责任，已尽到合理提示义务。旅游者应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出游并在可控的风险范围内活动，对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负责，这是旅游者应当和能够理解掌握的旅行常识。3.罗某及其家属孙观诒对罗某小脑出血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对其小脑出血后果的发生承担责任。罗某及孙观诒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旅游过程中的风险应有充分的认识，应当充分清楚、明知自身疾病及自身身体状况如参与涉案行程存在的各种风险。罗某在本次旅游中，其未对自身身体状况尽到充分的注意，其家属孙观诒在陪同旅游的情况下也未对罗某的身体状况充分注意，且本次旅行的随团医生也未接到罗某关于身体不适的告知。罗某小脑出血与其自身长期“高血压3级高危组”疾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罗某小脑出血的原因系其自身疾病所致，罗某本人及家属应对其小脑出血后果的发生承担责任。4.罗某小脑出血的发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于不可抗力。罗某小脑出血因不可抗力原因，康城旅行社对罗某小脑出血的发生无法预见，康城旅行社已尽合理注意的义务，康城旅行社不应承担罗某小脑出血的损害赔偿责任。5.从公平原则来说，要求康城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显失公平。本案中，康城旅行社已按合同约定的标准提供旅游服务，无任何过错，康城旅行社的合同义务应在合理可控的范围内，不能无限扩大康城旅行社的责任，否则显失公平。二、应驳回各原告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及死亡赔偿金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性质，在本案中原告已主张死亡赔偿金的情况下，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重复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四原告以违约为由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康城旅行社对罗某的死亡结果不存在任何过错，且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请求依法驳回该诉请。三、即使赔付也应扣减平安养老保险公司应赔付的急××身故保险金20万元。本案被告康城旅行社在平安养老保险公司为包括罗某在内的19人投保购买了保险金额为20万元/人的《平安旅行社团体意外伤害险》，其中旅行急××身故保险金20万，保险期间为2017年10月26日至2017年11月8日。罗某在涉案旅行期间发病时间是2017年11月6日，死亡时间是2017年11月10日。本案损害发生在保险期间，属于急××身故范畴，平安养老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急××身故保险金20万元的责任。四、康城旅行社为四原告垫付的费用，由于罗某是因自身疾病导致小脑出血，不存在康城旅行社责任，上述费用四原告应当返还给康城旅行社或扣减康城旅行社应承担的责任费用。五、关于诉讼费的承担问题。康城旅行社对罗某小脑出血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也没有违约行为，康城旅行社亦积极事后协助处理相关问题，故康城旅行社不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综上所述，只有康城旅行社对罗某的死亡存在过错才是康城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康城旅行社既没有侵权的故意也没有侵权的过失，也不是致使罗某小脑出血结果发生的侵权人，再者，本案罗某小脑出血的发生归因于死者罗某自身条件，并非由于康城旅行社的行为致死，康城旅行社己尽到合理提示、救助及积极协助义务，在事故的处理上不存在过错，不存有任何违约行为，故不应由康城旅行社为罗某自身原因造成的小脑出血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李金英答辩称，一、李金英对公司的责任仅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股东已经实际出资，因此李金英无需为公司承担责任。原告无权对股东提起诉讼，应驳回其对李金英的起诉。二、本人于2019年4月26日办理了股东变更，该股权转让行为与公司无关，是股东之间的转让行为，不影响股东对公司承担的有限责任。且股权转让行为时公司已经因为原告的到处投诉导致无法经营，已经处于停业状态，没有收入，公司也对2018年度及2019年度进行了会计审计，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之间不存在混同情形。应驳回四原告对本人的诉讼请求。三、其他答辩意见与康城旅行社的意见一致。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辩称，一、本案是旅游合同纠纷，解决的是四原告与被告康城旅行社、李金英之间的旅游合同纠纷关系，死者与我司的人身保险合同关系应当另案处理。二、四原告作为死者的法定继承人，事前并未向我方申请理赔，因此截至我方涉诉时，我方对于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均未能开展调查核实，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由我方承担。三、《平安旅行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说明》及被告康城旅行社提交的保险说明中的注意事项第三点“未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者，该保单无效”，本案中由于种种原因，死者并未与被告康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且被告康城旅行社将旅游合同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既违反了《旅行社条例》的相关规定，事实上也增加了本次旅游的不确定性及风险，因此死者未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导致了死者并非本次旅行业务的适格被保险人，其保单无效；四、根据被告康城旅行社申请调取的死者在本次旅游出行前在相关医院的住院情况，发现死者于2015年1月7日在从化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腔隙性脑梗塞、高血压二级、双侧颈总动脉粥样硬化并斑块形成、脑动脉硬化。由此可见死者的上述疾病在出游前已经确诊。根据康城旅行社与我方签订的《短期旅游意外险合作协议》第四条保险计划责任免除4.1“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保险人身故、急××发作、医疗费用支出的，被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险金责任”中的第十五项既往症，该协议第七条“释义”对于“突发急××”进行了解释：指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日之前未曾接受治疗及诊断且在旅行途中突然发病必须立即在医院接受治疗方能避免损害身体健康的疾病。”虽然涉案保险责任包括了急××身故保险金20万元，但是死者的情况不属于上述合作协议约定的突发性疾病，因此我方不应承担急××身故保险金。释义对既往症进行解释，指的是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前所患的已知的有关疾病或症状，因此死者的情况既不属于急××身故保险责任，同时也符合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情形，我方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第三人海南牵手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称，一、牵手旅行社与涉案损害没有因果关系，也未违反安全保障约定义务，不属于担责主体，不应承担责任。首先，本案中牵手旅行社不是实际旅游服务人，在罗某损害阶段，牵手旅行社没有提供旅游服务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本案的证据：牵手旅行社在接受被告康城旅行社委托对接罗某所参团的行程后，随即将该行程接待交由广西和谐夕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承接。因此，牵手旅行社在涉案行程履行中，仅是从组团社处对接该行程并将该行程服务转交下一旅行社，并没有为罗某实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娱乐等旅游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1ll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的有关规定，牵手旅行社虽然与康城旅行社签有合同，但随即又根据合同将行程交给广西和谐夕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接待，牵手旅行社不在目的地接待旅客，不实际提供相关旅游服务，不属于适格的地接社以及旅游辅助服务人。本案涉及罗某的损害发生在2017年11月6日，位于湖南境内的实际旅游过程中，因此牵手旅行社不承担本案有关赔偿责任。其次，牵手旅行社的行为没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与罗某损害没有因果关系。根据本案证据，牵手旅行社依据与广西和谐夕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供应商（国内）合作协议》谨慎选择合规的旅行社为罗某等旅客提供安全的旅游服务，已经尽到了合同的安全保障注意义务。而本案中罗某的损害是其自身疾病突然发展，根据因果关系的有关规定，牵手旅行社的行为存在与否与罗某的损害发生与否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所以不存在因果关系。二、本案应追加第三人广西和谐夕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查明事实，利于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71条、第1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l条、第4条的规定，由于牵手旅行社与广西和谐夕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且行程全部交由该旅行社承接，因此，该旅行社作为第三人有利查明本案中真正的地接社、以及旅游辅助服务人，并且，从牵手旅行社证据证明，罗某损害发生的旅游时段和地段实际上是“韶山春秋国际旅行社”在提供实际旅游接待服务，而牵手旅行社与该韶山春秋国际旅行社并没有合同关系，全陪导游丁康成以及地陪导游都不是牵手旅行社的导游，因此唯有追加第三人广西和谐夕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方能更好查明本案有关事实，审理案件。四原告的损害赔偿金额应根据国家法规以及庭审查明事实予以计算。本案中四原告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其赔偿主张以及其他主张。综上，本案中，牵手旅行社不在目的地提供接待服务，不是实际旅游服务的提供人，故不是适格的地接社以及旅游辅助服务人，作为旅行社虽与组团社康城旅行社签订合同，但是仅能根据合同相对性以及合同约定所对应的行为以及有因果关系的结果承担合同责任，而本案中牵手旅行社的行为与罗某的死亡损害既没有侵权关系也没有违约因果关系，且原告已明确表明在本案中不主张广西和谐夕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承担责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如果存在违约，应当根据合同的约定来处理。因此从主体上，以及法律关系上牵手旅行社均不应承担责任。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称，一、我司与康城旅行社签订的是责任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是康城旅行社而不是游客个人，我司只对康城旅行社在旅责险保险条款的保险责任范围及限额内依法依保险条款进行赔付。根据我司与康城旅行社的责任保险合同，我司仅对康城旅行社在旅游者的人身伤害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范围内在保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而罗某死亡原因为小脑出血，故导致罗某身故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罗某本身的健康状况。因此，罗某身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二、我司与康城旅行社对罗某小脑出血不存在任何过错，不是致其死亡结果发生的侵权人。康城旅行社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且在事发后积极协助拦截的士送医抢救并垫付事故处理费用，我司不应为罗某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应驳回原告对我司的诉求。1.我司与康城旅行社对罗某小脑出血不存在任何过错，不是致使小脑出血结果发生的侵权人。2.我司与康城旅行社已经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并履行了事故的积极协助义务，并垫付了费用，没有任何违约行为，要求我司与康城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应驳回四原告的损害赔偿诉请。3.罗某及其家属孙观诒对罗某小脑出血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对其小脑出血后果的发生承担责任。4.罗某小脑出血的发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于不可抗力。罗某小脑出血因不可抗力原因，康城旅行社对罗某小脑出血的发生无法预见，康城旅行社已尽合理注意的义务，康城旅行社不应承担罗某小脑出血的损害赔偿责任。5.从公平原则来说，要求我司及康城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显失公平。三、应驳回四原告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及死亡赔偿金的主张。本案罗某死亡的结果完全是因为罗某未就自身身体情况尽到应有的风险预知义务所致，罗某身亡是因为罗某自身重大过错造成，而我司与康城旅行社对罗某的死亡结果不存在任何过错，且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请求依法驳回该诉求。四、即使赔付也应扣减平安养老保险公司应赔付的急××身故保险金20万元。五、康城旅行社为四原告垫付的费用，由于罗某是因自身疾病导致小脑出血，不存在康城旅行社责任，上述费用四原告应当返还给康城旅行社或扣减康城旅行社应承担的责任费用。六、关于诉讼费的承担问题。康城旅行社对罗某小脑出血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也没有违约行为，康城旅行社亦积极事后协助处理相关问题，故我司不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综上所述，只有我司与康城旅行社对罗某的死亡存在过错才是我司与康城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我司与康城旅行社既没有侵权的故意也没有侵权的过失，也不是本案致使罗某小脑出血结果发生的侵权人，再者，本案罗某小脑出血的发生归因于死者罗某自身条件原因，并非由于康城旅行社的行为致死，且康城旅行社已尽到合理提示、救助及积极协助义务，在事故的处理上不存在过错，不存有任何违约行为，故不应由我司及康城旅行社为罗某自身原因造成的小脑出血承担赔偿责任，也显失公平。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但庭后提交了被告康城旅行社投保的旅责险保单。涉案旅行团提供服务的广西和谐夕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领队李海锋、导游丁康成，在长沙段提供服务的导游彭理到庭接受了询问。另有证人龙某、杨某到庭作证。第三人牵手旅行社主张追加广西和谐夕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为第三人，但各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主张广西和谐夕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承担任何责任，且即使不追加该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亦不影响本案事实查明，故本案不追加广西和谐夕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理查明：2017年，被告康城旅行社做关于韶山、花明楼、北京、天津、南京、无锡、上海、苏州、杭州、水乡南浔大型旅游专列14天游的的推介活动，并发出该产品的宣传单张，内容为独家专线仅此一团，超值价2799元，从化起止，截止报名时间为10月20日，预计出发时间为10月25日左右（以铁路部门调令为准）。该宣传单上行程介绍列明了涉案线路14天的具体行程内容，并注明行程内容仅供参考，接待标准中住宿标准为空调标准间，火车非空调旅游专列卧铺、专职导游及领队服务、专列上保健医生（1-2名）随行、赠送意外伤害险，特别说明为行程时间长，建议游客到医院检查有无不适宜出行的疾病，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突发性疾病者谢绝参加。2017年10月23日，原告孙观诒向被告康城旅行社支付涉案旅游款项4799元。同日，被告康城旅行社向罗某、原告孙观诒出具收据收到2人交来上述款项。2017年11月9日，被告康城旅行社分别向罗某、原告孙观诒开具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显示分别收取团费2899元、3099元。2017年10月23日，被告康城旅行社作为组团社与第三人牵手旅行社作为接团单位签订《国内旅游部接待传真确认书》，显示：出发日期为2017年10月26日，返回日期为2017年11月7日，线路名称为北京和谐夕阳号专列13日游，此次结算价格上铺2299×7人+中铺2499×6人+下铺2699×7人=49980元，集合方式为2017年10月26日广州火车站，列车时间出发前3-7天内通知，并列明2017年10月26日至2017年11月8日每日的大体行程。同日，第三人牵手旅行社作为组团社与广西和谐夕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作为接团单位签订《国内旅游部接待传真确认书》，显示：出发日期为2017年10月26日，返回日期为2017年11月7日，线路名称为北京和谐夕阳号专列13日游，此次结算价格上铺2249×7人+中铺2449×5人+下铺2649×7人=46531元-597元-会议11017.5元=34916.5元，集合方式为2017年10月26日广州火车站，列车时间出发前3-7天内通知，并列明2017年10月26日至2017年11月8日每日的大体行程。该确认书后补充协议附出团人员名单，并有罗某在列。且补充协议中有列明购物店8个，旅游自费项目及活动安排共9项，分别为长安街夜景及杂技150分钟、慈溪水道40分钟、天津塘沽港120分钟、极地海洋馆90分钟、无锡三国水浒城约120分钟、苏州七里山塘/苏州船+定园约120分钟、杭州西湖之夜（1小时）或宋城千古情（2.5小时）、上海浦江游船约50分钟、上海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约50分钟。被告康城旅行社向罗某发出《国内旅游出团通知书》，内容为：现将我社对接待行程和标准确认如下：出发日期为2017年10月26日，返回日期为2017年11月7日，线路名称为北京和谐夕阳号专列13日游，集合方式为于2017年10月26日9:00在康城旅行社门口上车，10:30分广州火车广场大钟下集中，认21号红色牌，并列明2017年10月26日-2017年11月8日期间每日的大体行程内容，综观该行程，10月26日、30日、11月4日、5日共4日的住宿为住火车。其中11月4日的行程为“早餐后，游览颐和园外观、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随后乘车经过中央电视塔、中华世纪坛。下午前往参观‘血铸中华’中国军事博物馆（如政策性关闭则看外景）。游览天坛公园、新前门大栅栏步行街（自由活动，不低于60分钟），自行参观大栅栏，北京站抵离时间：次日0:26/0:48”，住火车；11月5日的行程为欣赏沿途风景、回味旅途感受，住火车；11月6日的行程为早04:36抵达并游览长沙，住韶山。备注写明接待标准为火车空调旅游专列卧铺，专列上保健医生（1-2名）随行，特别说明为行程时间长，建议游客到医院检查有无不适宜出行，接待说明为如遇天气、自然灾害、航班延误等因素导致行程变更、延误等，我社在不减少景点的前提下有权对景点及住宿地点的先后次序进行调整，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康城旅行社向罗某、原告孙观诒分别发出参团证和铁路乘客团体旅客证，其中参团证均显示团号为21团，导游姓名为丁康成，医生姓名为王柳霞，并有导游及医生联系电话。四原告提交的《2017年10月26日火车专列名单》中显示有罗某及原告孙观诒。被告康城旅行社、李金英、平安养老保险公司、第三人牵手旅行社均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本案原告、到庭证人的陈述以及本案证据，本院认定邝金洪及罗某在发病当时的情况大致如下：在2017年11月6日早上4时36分左右，邝金洪、罗某及其他旅客下火车，导游将团员集合好后走出火车站，步行15分钟需穿过隧道走到餐厅，并等候15分钟左右餐厅开门。邝金洪及罗某在导游丁康成带领的团员范围内就座。在餐厅就餐不久，邝金洪突然发病，丁康成赶过去并马上联系随团的专列医生，医生给邝金洪进行急救措施，导游拨打120，医院离餐厅很近，10分钟左右救护车到达。导游跟救护人员一起将邝金洪抬上救护车，导游丁康成及领队李海锋跟随前往医院跟进邝金洪的抢救过程。罗某在就餐后与丈夫孙观诒走出餐厅，准备穿过隧道去坐大巴车，但在过隧道上楼梯时，罗某出现身体不适，孙观诒向导游彭理反映。罗某由孙观诒与龙某等人拦截的士去到最近××医院××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就诊。导游丁康成跟领队李海锋站在抢救室的侧门等候邝金洪被抢救时，导游彭理带领其他团员前往计划景点游览并通过微信或电话告知丁康成有一个老人不舒服，让其在门口等。之后孙观诒与龙某搀扶罗某至医院进行抢救。医院方告知罗某需要进行手术，导游丁康成及领队李海锋通知邝金洪的家属做善后工作并协助通知罗某的家属。之后罗某被送进了ICU，罗某的其他家属到达医院。第二天即2017年11月7日，导游丁康成及领队李海锋等离开了长沙。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病历记录显示：时间为2017年11月6日7:00，罗某被送往该院进行救治。患者约6时30分在医院主门口突发意识丧失，呼吸不畅，家人即送至急诊抢救室，约5分钟后患者呼吸停止等；出院记录显示：入院时间为2017年11月6日07:20，出院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5:30，住院天数3天，入院诊断为1.小脑出血（急性期），2.呼吸循环衰竭，3.高血压3级，4.冠心病，5.肺部感染。出院情况记载：患者神志处于深昏迷状，无发热，无明显自主呼吸，靠呼吸机辅助呼吸等。现患者家属要求将患者转回当地，已告知患者病情危重，离开医院后随时有心跳停止死亡危险，家属表示理解，签字后果自负，出院诊断为：1.呼吸循环衰竭，2.右侧小脑出血，3.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4.冠心病，5.肺部感染，6.电解质紊乱。出院医嘱为带呼吸机救护车护送、回当地及时治疗、不适随诊。2017年11月9日，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出具湖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显示：姓名为罗某，住院时间为2017年11月6日至2017年11月9日，类型为自费，费用合计为30634.13元。打印日期为2019年5月5日的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结算单，显示：医疗机构名称为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姓名为罗某，住院时间为2017年11月6日，出院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入院第一诊断为脑出血，出院第一诊断为脑出血，结算时间为2017年12月5日，已住院1次，总费用30634.13元，统筹支付21870.31元，补充金额3276.20元，个人现金5487.62元。2017年11月11日，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显示：姓名为罗某，入院日期为2017年11月9日，出院日期为2017年11月11日，检查结果为：1.右侧小脑出血，2.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3.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4.肺部感染，5.右侧侧脑室外血肿腔引流术后，6.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组），7.冠心病。同日，该院出具出院通知书，显示：罗某于2017年11月9日入院至2017年11月10日出院，在我院住院计1天。最后诊断与诊断证明书检查结果一致，建议外院继续治疗。2017年11月19日，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出具收费票据，显示：姓名为罗某，住院日期为2017年11月9日，出院日期为2017年11月11日，费用合计为34250.13元。打印时间为2017年11月11日的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结算单（城职），显示：机构名称为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姓名为罗某，结算时间为2017年11月11日，住院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出院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总费用34250.17元，医保支付金额27626.03元，个人支付6624.14元。根据银行卡刷卡存根显示，孙敏知向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支付了6624.14元。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结算单显示：医疗机构名称为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姓名为罗某，住院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出院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入院第一诊断为脑出血，出院第一诊断为脑出血，结算时间为2017年11月19日，已住院1次，总费用34250.17元，统筹支付25352.97元，补充金额2273.06元，个人现金6624.14元。2017年11月11日，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河东派出所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死者姓名为罗某，证件号码为，死亡日期为2017年11月10日，死亡地点为家中，死亡原因为小脑出血。2017年11月6日，孙雪梅和孙崇彬从广州乘坐高铁前往长沙，2017年11月7日，孙力蕙从广州乘坐高铁前往长沙，2017年11月9日，孙力蕙从长沙乘坐高铁前往广州，上述高铁票价均为314元。以上有四原告提交的高铁票佐证。四原告提交的抢票详情手机截图显示：行程为长沙南-广州南，日期为11月8日，乘客为李榕宜、罗秋英、罗秀兰，车次为G1123G79，支付信息为942元（314元×3人）。四原告提交的2017年11月8日-2017年11月9日的收据显示餐费共计1110元。四原告提交的车辆通行费发票三张，合计455元。四原告提交的开票日期为2017年11月9日的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显示：服务名称为住宿费，价税合计为1035元，销售方名称为深圳橙果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四原告提交的填单日期为2017年11月9日的广州安捷急救转运站有限公司收据，显示:客户罗某，项目转运费（长沙市中医院至广州珠江医院），合计金额为10000元。四原告提交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0日的收款收据显示救护车出租费用合计2900元。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出具平安旅行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说明单，显示：保单号为GP0400A031351503，投保人姓名为被告康城旅行社，被保险人人数为19人，行程简介为北京天津华东五市湖南火车专列14天游，保险期间为2017年10月26日00时至2017年11月8日24时，保险责任为旅行急××身故保险金20万元等。生效日期为2017年10月26日的保单详细信息，显示：保单号为GP0400A031351503，期满日为2017年11月9日，保单状态为承保，被保人名单中有罗某。被告康城旅行社提交的《团队境内旅游合同》，显示：合同编号为夕阳红火车专列，旅游者为龙某、莫群英、罗某、孙观诒等4人，旅行社为被告康城旅行社，出发时间2017年10月26日，结束时间2017年11月7日，共13天，旅游费用为成人2699元，上铺2699元，中铺2899元，下铺3099元，旅游者同意采用拼团方式拼至海南牵手旅行社成团。该合同尾部旅游者代表签字处有莫群英及龙某签字，旅行社盖章处盖有被告康城旅行社业务专用章，并有签约代表巢坚毅签字，签约日期显示为2017年10月23日，签约地点显示为康城公司。龙某在庭审中称该合同为被告康城旅行社在旅行结束后找到其补签的。2019年12月4日，平安养老保险公司与四原告达成《和解协议》，显示：四原告承诺，除四原告外，罗某并无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平安养老保险公司通融赔偿保险金12万元给四原告。平安养老保险公司款项支付后，PC0400A133778831号分保险合同的全部保险责任终止，四原告不再向平安养老保险公司主张任何权利。1976年1月26日，从化县吕田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出具《结婚证书》，显示孙观诒与罗某自愿结婚。2019年4月15日，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草埔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显示：兹由我草埔村上三队村民罗某，女，身份证号，户籍：非农业户口。丈夫：孙观诒，身份证号：。在1976年1月26日结婚，共同生养子女有3人，其中：养子孙崇彬（1982年1月孤儿收养），身份证号：；大女儿孙雪梅，身份证号：；小女儿孙力蕙，身份证号：。同日，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草埔村民委员会还出具《证明》，显示：兹有我草埔队村民罗某，女，身份证号。经查实父亲：罗亚清已在1972年6月病逝。母亲巢亚水在2010年5月病逝，即父母亲均已逝。根据罗某的户籍资料显示，其生前居住在广东省广州市从××江埔街河东北路龙井村19栋406房。庭审中，被告康城旅行社表示无法提交其与太平财产保险公司所签订的责任保险合同。被告康城旅行社在2019年4月30日由原本的两个股东李金美、李佩鸿变更为只有股东李金英，将企业类型由原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认缴出资额为30万元。罗某曾于2015年1月7日至2015年1月12日在从化市中医院住院，出院诊断为：中医诊断为中风，风痰阻络，西医诊断为：1.腔隙性脑梗塞（右侧基底节区），2.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组），3.慢性胃炎，4.双侧颈总动脉粥样硬化并斑块形成，5.脑动脉硬化。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公司提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为被告康城旅行社的《旅行社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保险单》，载明：基本险包括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为200万元，累计责任限额为4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为80万元，每人有责延误费用责任限额为1万元，每人精神损害责任限额为2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责任限额为10000元；无责救助费用责任限额为每次事故责任小额的10%；每次事故每人绝对免赔额为200元（仅适用于基本险旅游者的财产损失），其他损失无免赔。保险期间共365天，自2017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17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本院认为，本案系旅游合同纠纷，虽然罗某与被告康城旅行社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罗某已向被告康城旅行社支付了旅游款，康城旅行社也确认与罗某存在合同关系，并在事实上为罗某提供了旅游服务，故罗某与被告康城旅行社之间成立事实上的旅游合同关系。根据四原告提供的村委会证明等，四原告应为罗某的权利继承人，为本案适格主体。本案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旅行社的责任问题。涉案旅行团是以“和谐夕阳号”为主题的旅行产品，该旅行团主要以老年人为主要团员。罗某在参团进行旅行时是年逾60岁的老年人，旅游经营者应当考虑其生理特点，采取更加细致的保障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可见，老年人属于特殊群体，旅行社接待老年人旅游，应当采取更细致审慎的安全保障措施。旅行社在接受罗某报名并为罗某提供服务的各环节存在以下问题：1.被告康城旅行社在接受罗某报名时未采集其健康状况资料并进行相关安全告知。国家旅游局就老年旅游服务专门制定了《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其中5.2.3条规定：“旅行社应采集老年旅游者详细信息，包括个人健康情况、个人通讯方式、紧急联络人信息，并请老年旅游者当面签字”；5.2.4条规定“应准备《安全告知书》一式两份，并当面为老年旅游者逐条讲解，待老年旅游者理解具体内容后签字，组团社和老年旅游者各留存一份，《安全告知书》应包括旅游活动的潜在风险，旅游行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等内容”；7.2.1条规定“出行前应就老年旅游产品的潜在风险、老年旅游者的身体健康要求等内容做好口头安全提醒，并出示《安全告知书》，以保证老年旅游者选择适宜的老年旅游产品。”被告康城旅行社未提交证据证明采取了上述安全保障措施，应属于违约行为。2.涉案旅行团行程安排紧密，造成罗某旅途过度疲劳。综观涉案旅行团的行程，共14天的时间从广州出发，要游览我国包含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天津、湖南多省合计十余个城市的多个景点，同时还安排了另外需自愿自费的景点9个及购物点8个。从行程单看至少有5天的住宿是在火车上，且根据各证人的陈述，有多次安排凌晨四五点起床去景点的情况。对于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该行程安排不符合《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4.2.1条关于“整个行程应节奏舒缓”的规定，容易造成老年人旅游者过度疲劳从而引发身体不适。3.未积极履行及时救助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突发事件或者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旅游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依法履行报告义务，并对旅游者作出妥善安排。”罗某在突然发病时，导游均不在旁边，是由罗某的家属及朋友龙某等人及时打出租车送罗某至附近的医院及时进行了救治。导游之所以能够在医院及时跟进了罗某的抢救等事宜，也是因为导游正在等待之前已经在医院抢救室进行抢救的邝金洪。而罗某需要费用进行手术时，旅行社也没有及时先行垫付医药费，是由罗某的家属及龙某筹款先行缴纳了手术费用。故在罗某突发疾病时提供导游服务的导游、领队虽然履行了一定的合同义务，但不足以证明其在罗某进入医院抢救之前充分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罗某在旅游过程中发生突发疾病并最终死亡，与当时提供服务的导游、领队等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康城旅行社作为与罗某成立旅游合同关系的组团社应对各原告主张的损失承担责任。但由于罗某发病的地点距离医院不远，罗某发病后已经及时送至医院进行抢救，故即使旅行社一方存在上述问题，也不是造成罗某死亡的主要原因，应承担次要责任。二、罗某及其家属的责任问题。首先，根据罗某死亡证明书所载明其死亡原因为小脑出血，综合本案的证据可以确定罗某在参加涉案旅行团旅游之前已有腔隙性脑梗塞、高血压、脑动脉硬化等疾病史，罗某作为成年人，在已经对旅游的时间、线路及景点密度等明确了解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过于自信。因此，罗某死亡的后果，其本人亦有一定的责任。其次，罗某进行手术后神志尚处于深昏迷状、无明显自主呼吸、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医院已告知患者病情危重，离开医院后随时有心跳停止死亡危险的状态，罗某的家属不顾医院的医嘱坚持将罗某从湖南长沙通过救护车转送至位于广州市的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应对罗某术后病情的进一步恶化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因为已经在就诊××长沙市中医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存在一定限制，各原告当时可以就近转院至湖南长沙医疗技术水平更高的医院以保证救治效果。因此，造成罗某死亡的后果，罗某本人及各原告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三、关于本案损失范围的确定及责任划分认定问题。对四原告主张的损失，本院计算如下：丧葬费。四原告主张按照2017年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93569元/年计算丧葬费为46784.5元（93569元/年÷12月×6月），提交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遗体火化证明等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四原告主张丧葬费46784.5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本次事件造成罗某（1956年10月1日出生）死亡，其死亡时年满61岁，四原告主张按照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计算19年死亡赔偿金为778525元。本院认为，根据四原告提供的户口簿、亲属关系证明等证据，死者罗某居住在从××江埔街，属居民户口家庭户，从化已撤市设区，归属广州市户口集中管理，四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理，故四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778525元，本院予以确认。3.交通食宿费。四原告主张亲属13人在2017年11月6日至11月9日期间，往返湖南省长沙市办理罗某救治及丧葬事宜所花费的交通食宿费共19575元，并提交了往返长沙家属名单及交通方式、火车票、住宿费发票、转运费收据等证据。本院认为，直系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确需发生一定的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转运费。关于住宿费1035元、伙食费1128元，现有票据未能充分证明原告孙崇彬、孙雪梅、孙力蕙3人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但其主张未超过国家一般工作人员出差标准，故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交通费2512元，根据原告提交的高铁票，部分乘车人姓名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认定原告孙崇彬、孙雪梅、孙力蕙往返长沙的交通费为1256元。关于转运费12900元，转运罗某的病体必然发生该费用，现有转运费、救护车出租费用的相应票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对于四原告主张的交通食宿费，本院认定为16319元（1035元＋1128元＋1256元＋12900元）。另原告提交的金额总计为455元的车辆通行费发票三张，原告并未列明在其所出具给本院的交通食宿费用清单中，且未充分举证与处理罗某救治及死亡必然有关联，故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的超出16319元部分的交通食宿费用，未能说明超出部分是属于哪项费用，本院无法确定是否为实际支出，故不予支持。被告康城旅行社在答辩中称应扣除其垫付的费用，但并未举证证明其垫付费用的数额及凭证，故本院对其该意见不予处理。上述损失合计841628.5元，综合上述分析，本院酌情认定应由死者家属自行承担上述损失的60%即504977.1元，旅游经营者应向死者家属赔偿40%即336651.4元。四、被告康城旅行社认为应自赔偿金中扣减平安养老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险金部分的问题。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被告康城旅行社为罗某向平安养老保险公司投保的“平安旅行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罗某亲属已从平安养老保险公司获得保险赔偿金，并不妨碍罗某亲属基于旅游合同请求被告康城旅行社承担责任的权利。被告康城旅行社认为应自赔偿金中扣减平安养老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险金部分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五、被告李金英应否向各原告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康城旅行社在2019年4月30日由原本的两个股东李金美、李佩鸿变更为只有股东李金英，将企业类型由原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并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由于被告康城旅行社现在的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李金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被告康城旅行社的财产，故本案中需要由被告康城旅行社承担的责任，应由被告李金英承担连带责任。六、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公司的责任问题。被告康城旅行社向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为80万元的责任保险，且本案纠纷发生于保险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保险人怠于请求保险公司赔偿的，第三者有权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则规定，旅游经营者已投保责任险，旅游者因保险责任事故仅起诉旅游经营者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将保险公司列为第三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为减少当事人讼累，节约诉讼成本，原告在本案中请求被告康城旅行社的保险人即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公司在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因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公司的责任险赔偿限额已足够赔付各原告因的各项损失，故本案被告康城旅行社、李金英无需另行向各原告赔偿。由于原告在庭审中已经明确撤回对平安养老保险公司的起诉，但由于被告康城旅行社在庭审中表示不同意原告撤回对平安养老保险公司的起诉且本院基于对事实查明的需要，本院在前未作出裁定准予原告撤回对平安养老保险公司的起诉，本院在本判决书中一并准予原告撤回对平安养老保险公司的起诉。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孙观诒、孙崇彬、孙雪梅、孙力蕙损失336651.4元；二、驳回原告孙观诒、孙崇彬、孙雪梅、孙力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313元，由原告孙观诒、孙崇彬、孙雪梅、孙力蕙负担8587.8元，第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572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本案判决确定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同等金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吴 环人民陪审员  刘建明人民陪审员  陆惠宜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陆 然罗芳华李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