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07民申4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洪某1，男，194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晓庆，浙江森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洪某2，女，195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方某1，女，1973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文斌，男，197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系方某1的丈夫）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傅文斌，男，197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方某2，男，197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强，浙江东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洪某1因与被申请人洪某2、方某1、傅文斌、方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浙07民终2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洪某1申请再审请求：撤销（2019）浙07民终236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申请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申请再审，理由如下：一、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二、洪朝达生前对义乌市北苑街道凌云七区10幢2单元房屋所享有的权益归方某2享有；……”根据《继承法》第31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洪朝达生前并未与方某2签订任何遗赠扶养协议。原判决按照什么协议，将洪朝达生前的房屋归方某2享有？因此，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能适用遗赠扶养法律关系，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法院查明：“傅文斌、方某1与洪朝达之间的《遗赠扶养协议》已于2007年7、8月解除，之后，方某2与洪朝达之间形成了事实的遗赠扶养关系。”是认定错误。1、二审中，方某2申请证人洪某3、洪某4、李某、洪某5、洪某6、洪某7出庭作证，通过证人证言可以证明：“2007年7、8月，洪朝达与傅文斌、方某1因建房问题发生矛盾，傅文斌、方某1退出涉案房屋的建造，解除了与洪朝达之间的《遗赠扶养协议》”，但是，无法证明“方某2与洪朝达之间形成了事实的遗赠扶养关系”。对于傅文斌、方某1退出建房后的后续建房出资、贷款归还、洪朝达养老送终事宜，各证人未实际参与事实过程，对相关情况并不清楚，并且与方某2陈述存在相矛盾的地方。在涉案房屋出租之前，洪朝达可能会存在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形，向他人借款，但从证人洪某7、洪某6处的借款都已经由洪朝达自行归还了。反而证人陈述的洪朝达曾向其借款的事实，可以证明洪朝达的银行贷款是由其自行筹集资金归还的，方某2并未出资归还贷款。自2009年房屋出租后，洪朝达就有每年3.5-6万元的租金收入，完全有能力归还银行借款本息。并且，庭审中各方一致确认，洪朝达生前身体健康、生活全部自理，不存在赡养事宜。因此，证人证言不能达到涉案房屋由方某2出资建造、方某2对洪朝达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证明目的。2、对于方某2提供的银行流水、存款单等证据：仅能证明是王汝芳帮洪朝达代办银行业务的，无法证明款项就是方某2支付的。因此，二审法院以证人证言、现金存款凭证、银行流水、银行账户清单等证据来认定方某2与洪朝达之间形成了事实的遗赠扶养关系，明显证据不足。方某2仅仅是基于居住上的便利而亲近被继承人洪朝达，形成实际占有、使用房屋的现状。试问：如果方某2是承租人，与房东洪朝达在生活上也有密切的交集，难道就能形成事实遗赠扶养关系了？这明显违背了常理。更何况，根据《继承法》第31条规定，形成遗赠扶养关系，必须要签订书面的协议。洪朝达与方某2之间并未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洪朝达也根本不想与方某2形成遗赠扶养关系。2006年12月，洪朝达有意识地与傅文斌、方某1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并进行公证，说明其对遗赠扶养关系的确认是有一定的法律意识的。在2007年7、8月份与傅文斌、方某1遗赠扶养关系实际解除后，如果洪朝达想与方某2建立新的遗赠扶养关系的，完全可以另行签订书面的协议。反之，一直到去世前，洪朝达都未与方某2签订任何的书面协议，可以说明洪朝达生前根本没有想过要与方某2形成遗赠扶养关系。洪朝达生前与李某共同居住生活，身体健康，生活全部自理，不存在赡养事宜。二审证人洪某6的陈述及傅文斌一审提供的洪某6的录音可以证明，洪朝达的丧礼是在洪某1的主持下办理的，洪某1的两个儿子洪东晓、洪晓龙及方某2三人都是披麻戴孝，以下代子嗣名义参加出殡事宜，洪朝达的墓碑上篆刻的下代子嗣顺序是侄洪东晓、洪晓龙、外甥方某2。新房宴请时，也是以洪朝达自身的名义请客的。方某2不存在任何特殊的身份。因此，洪朝达生前没有与方某2建立遗赠扶养关系的意愿，方某2也没有进行过赡养事务，双方之间未形成事实遗赠扶养关系。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综上，洪朝达的遗产（涉案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应由第二顺序继承人洪某1、洪某2继承。傅文斌、方某1曾履行了《遗赠扶养协议》的部分建房义务，可以酌定给予傅文斌、方某1部分补偿。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导致错误判决，恳请贵院依法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请求。洪某2提交意见称，不同意申请人的说法，申请人只有向我和洪朝达拿钱，没有给过我们钱。洪朝达的后事是我找洪某6来办的，钱由方某2出。申请人提交的墓碑的照片，上面有申请人两个儿子的名字，当时我们办后事是不去坟前的，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洪朝达出事以后赔偿事项都是我儿子方某2在负责。房屋的租金是洪朝达自己收去的。傅文斌说的都是假话。方某1、傅文斌提交意见称，二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房产处置不适用法定继承；二审法院认定的“傅文斌、方某1与洪朝达之间的《遗赠抚养协议》已于2007年7、8月解除”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法院认定的“方某2与洪朝达之间形成了事实的遗赠抚养关系”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申请人洪某1关于洪朝达建房、养老、丧葬的陈述错误。综上，本案房产应按《继承法》第31条，由被遗赠人方某1、傅文斌继承。方某2提交意见称，（2019）浙07民终2365号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平合理，维护了良好的公序良俗的美德，也体现了法律对善良、孝顺、正义及公平的支持。请求驳回再审，1、继承法三十一条规定与抚养人签订抚养协议，但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必须签订书面的或公证的遗赠抚养协议，口头协议和事实上的协议都受到法律保护。审查重点是抚养人是否根据该条规定完成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抚养协议是一种有条件的合同，根据合同法三十六条规定，法律法规或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的，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通过一、二审，证明方某2履行抚养义务，应当享有遗赠继承权。类似的案件已有多个，生效判决在一、二审中均有提交。2、二审认定事实证据充分，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方某2与洪朝达之间形成事实上的遗赠抚养关系。申请人的在审理由没有依据，属于单方推测，二审出庭的证人系申请人的本家人，是堂兄弟堂叔侄的关系，也有洪朝达新房的邻居及与洪朝达共同生活的老伴，有这么多本家的同堂族人能站出来为方某2作证，因为这些证人说的是事实，是凭良心作证，体现了洪朝达生前的真实意愿。洪朝达是一孤寡老人无妻无子，按理说申请人应该是洪朝达最亲近的人，包括申请人的两个儿子，也应当是申请人给洪朝达更多救助的人。然而至今没有一件事能体现出申请人帮助过洪朝达。从一审中傅文斌提供的与洪某6的录音中，洪某6说他向洪朝达说过把地基给申请人或申请人的儿子晓龙，但洪朝达不肯。这充分反映出洪朝达的愿望。申请人甚至连洪朝达与傅文斌有遗赠抚养协议的事情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房屋是何时建成使用，申请人没有参与过洪朝达的建房事宜，也没有出面调解过傅文斌与洪朝达之间的纠纷，可以说兄弟二人除了礼节上的往来平时没有交往。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凭什么说各位证人未参与事实过程，证人洪某4是傅文斌与洪朝达之间矛盾的调解人，洪某6是送洪朝达去办理遗赠抚养公证的人，是主持新房请客的主持人，是丧葬的总指挥，是与洪朝达关系最为亲密的人。这在洪某6与傅文斌的电话录音中也能体现出。洪某7是洪朝达的邻居，也是连建户，也是房屋贷款联保户，是曾出借洪朝达贷款利息的人。李仙凤是洪朝达同居生活多年的老相好，洪某5、洪某3是一起与洪朝达办理村里重大活动的组织者、成员，也是新房请客、丧葬办理的经办人。这些证人出庭客观真实陈述了方某2和洪朝达之间的关系与事实，方某2提供的银行存款单、还款凭证等也充分证实了方某2出资建房与洪朝达共同生活的事实。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法，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房屋不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理。再审申请人洪某1认为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但其提交的墓碑照片复印件等证据不足以其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洪某1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李建旭审 判 员 方 林审 判 员 李 敏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代书记员 郑可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