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19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1，女，汉族，1952年7月28日出生，住福州市台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2，女，汉族，1954年3月7日出生，住住福州市仓山区，现住福州市晋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3，女，汉族，1958年8月11日出生，住福州市仓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4，男，汉族，195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5，男，196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晋安区。 原审被告：吴某6，男，194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 原审被告：吴某7，男，195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现住福州市鼓楼区. 原审被告：吴某8，女，195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台江区。 原审被告：吴某9，男，196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驻福州市台江区。 上诉人吴某1、吴某2、吴某3因与被上诉人吴某4、吴某5、原审被告吴某6、吴某7、吴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2018）闽0104民初538号民事判决，原告吴某4、被告吴某2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以（2019）闽01民终1598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闽0104民初3666号民事判决，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3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某1、吴某2、吴某3上诉请求：撤销仓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104民初3666号。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与事实不符，与情理法不容，是错误判决。原被告共有九个兄弟姐妹，父亲早亡，母亲于2017年10月6日逝世。母亲不会识字写字。母亲享年87岁，逝世后振川、振基拿着四份文稿声称是母亲“自书遗嘱”，将六被告起诉仓山法院，时隔九个月又出示一份由王德胜、王澜峰作证的“代书遗嘱”。以下是上诉人对仓山法院判决有效的一份代书遗嘱和一份自书遗嘱的申诉。一、法官隐瞒重要的庭审实况：2019年10月17日在法官办公室庭审,面对法官，振川说：“遗嘱是我写的，签字是母亲签的”。这段极为重要的庭审实况没有体现在判决书中。二、根据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拆迁房档案，签名都是吴某1和吴某2代签,吴某2签名领取并保管拆迁材料,其母亲并无签名。但一审法院却称无证据证明上述材料在吴某7、吴某2处。三、原告声明，2016年10月19日、10月22日、11月2日三份自书遗嘱是在2017年3月13日录制宣读，“宣读”不能证明自书，也就说明写遗嘱的时候没有录制视频。四、被告索要原告补充证据复印件被拒绝。五、从初审至前审，原告及法庭没有出示原件和视频，母亲宣读和写遗嘱视频／写遗嘱照片、“代书遗嘱”都被认定事实有效。还确认“其他遗嘱”的真实性，问题是“其他遗嘱”内容没有公示，无内容就被法律确认。六、上述说明吴某4没有提供自书遗嘱有效证据。七、判决书4-7页是原告对被告妖魔化污名化。八，父母亲遗产（1）下杭路待拆公租房，租折24平米，自建100平米，估算150万元以上。（2）振川保管十几万元现金，十几件金玉首饰。（3）振坤管理投资款，具体由振坤说明。（4）壁头一套60平米拆迁房价值100万元（包括拆迁款19余万元在内），其中自费购房款20余万元（未结算）。（5）估算父母亲遗产250万元左右。九、法院对四份自书遗嘱和一份代书遗嘱的判词及判决。（1）2016年10月19日遗嘱,一审法院认为与本案讼争没有关联，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根据。（2）2016年11月2日遗嘱，一审法院认为撤销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成立。（3）2016年10月22日遗嘱，一审法院认为与本案讼争没有关联，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4）2016年10月22日遗嘱,一审法院认为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5）代书遗嘱，一审法院认为“因有原件核实，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王德胜在执笔人一栏签字捺手印，王澜峰在见证人一栏签字捺手印，蔡金仙在立遗嘱人一栏签字捺手印。但认为（自书遗嘱）记载财产范围不明，应以（代书遗嘱）为准。十、关于五份遗嘱，遗嘱（1）判决不予以采纳。遗嘱（2）原告无证据证明该遗嘱的真实性，法院只是一句判词：“撤销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判词和遗嘱真伪没有直接关联，该遗嘱不能成立。遗嘱（3）在母亲逝世前、逝世时和办理丧葬期间未公示。盖山庭初审时该遗嘱作为原告证据才出示复印件，这说明这份遗嘱是母亲逝世后的产物。一审法院虽承认是振川所写，却不顾事实加上“签名及时间为蔡金仙所签”，母亲逝世后能签名吗？该遗嘱被判撤销。上面三份自书遗嘱都不具备遗嘱要件，法院只撤销两份。遗嘱（4）与遗嘱（3）同在2016年10月22日产生，两份遗嘱法院判一真一假到底是用真的来证明假的？还是用假的来证明真的？母亲在2015年5月16日居住在次女美玉家时出具《财产赠予书》，只是盖手印，说明母亲没有签名能力。拆迁材料没有一份是母亲签名。2018年1月17日初审起诉状振川出示三份母亲“自书遗嘱”，因无法提供母亲笔鉴样材，他又伪造了母亲1980年3月招工表来代替笔鉴样材，招工表被法官刘萍用不当手段确认为法律书证。初审判决以招工表为据，判振川出示的字据2016年10月22日，2016年11月2日为遗嘱合法有效。初审盖山庭法官将振川伪造的招工表作为证据，判处遗嘱有效是错误的。遗嘱（5）（代书遗嘱），一审法院认为（自书遗嘱）记载财产范围不明，应以（代书遗嘱）为准。法庭判决代书遗嘱有效是枉判。综上，初审时原告振川制造自书遗嘱、因为没有证据，刘萍法官才用几分钟时间开庭帮原告制造《招工表》假书证，将其作为在判决书中证明母亲有文化的书证。前审吴某4增加了一份“代书遗嘱”，但仍然没有证据，判词中对确认两份遗嘱有效有帮助的就有“原件”，没有帮助的就没有“原件”，判决是随心所欲的。母亲生前以赠与形式将壁头一套60平米的拆迁房赠予振坤。原告振川、振基、振斌在其起诉状中也确认赠予是事实，其余六被告也确认赠予是事实、同时承认买卖是事实。请求法院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104民初3666号判决，判决母亲赠予振坤壁头拆迁房合法有效，判决吴某7独资购买壁头拆迁房合法有效，判决父母亲除壁头拆迁房外所有遗产由九个子女共同继承。 吴某4辩称，《上诉状》中关于不承认母亲蔡金仙的遗嘱真实性的话语，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三被告所谓“母亲不识字”“母亲受摆布”的说法，不是事实，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至于由王德胜执笔，王澜锋在场见证的蔡金仙代书遗嘱，原审法院经传唤代书执笔人及证人当庭询问质证后，已予以认定。三被告认为代书遗嘱是“假遗嘱”，同样提不出任何证据。三被告在《上诉状》中多次提到“放弃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权”，似乎想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无私”和“慷慨”。但是三被告却忘了，由于她们不孝，她们早已经被母亲立遗嘱剥夺了继承权。既然她们没有了继承权，又有什么好“放弃”的呢？本案的原审判决，支持了原告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诉求。虽然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原告原先还是愿意接受判决，不提出上诉。但是现在既然被告不知进退提起了上诉，原告也借此机会，表达对原审判决的几点异议。其一，母亲蔡金仙2016年10月19日亲笔写下内容为“下杭路120号旧屋拆迁补偿55%归我，撤销以前对子女的赔偿份额赠与”的遗嘱。确认该遗嘱合法有效，是原告起诉状诉求的一项内容，也是本案讼争的一项内容。其二，母亲蔡金仙委托被告吴某7投资本金176600元，原告提供证据证明了该笔投资款真实存在，其所有权属于母亲蔡金仙。原告诉请判决该本金及所产生的收益属于蔡金仙遗产，由原告吴某4继承50%，原告吴某5继承25%，被告吴某9继承25%，蔡金仙的其他子女不继承。但是原审判决只是简单认为“因无证据证实该投资款已结算，故原告可待投资款结算后另案主张”，而对原告关于确认该本金176600元及所产生的收益属于蔡金仙遗产，由原告吴某4、吴某5、被告吴某9按照遗嘱指定份额继承的诉请却未做回应。其三，关于本案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原审判决全部由原告及被告吴某9负担。但是在判决书后附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中，却并没有展示与诉讼费相关的法律条文。原告没有过错,依法不负担诉讼费。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驳回吴某1、吴某2、吴某3三名上诉人的上诉。二、维持原判的第一项、第二项。三、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为：四、确认被继承人蔡金仙2016年10月19日亲笔书写的内容为“下杭路120号旧屋拆迁补偿55%归我，撤销以前对子女的赔偿份额赠与”的遗嘱合法有效。五、确认被继承人蔡金仙委托吴某7投资的本金176600元及所产生的收益属于蔡金仙遗产，由原告吴某4继承50%，原告吴某5继承25%，被告吴某9继承25%。蔡金仙的其他子女不继承。继承人对该投资本金及收益状况具有知情权，责令被告吴某7向吴某4、吴某5、吴某9提供该笔投资款凭证、资金往来记录等相关资料，并限期向吴某4、吴某5、吴某9三人偿还该笔本金及利息。 吴某5、吴某9辩称，同意吴某4的答辩意见。 吴某6述称，1.遗嘱是不成立的，其已七十几岁了，从来没有看到妈妈写一个字。突然间会变成会写遗嘱了。2.王德胜和母亲没有联系，年纪相差那么大，如果有联系的话，母亲手机上也应该有他的电话，双方也应该有通话。3.关于遗产问题。父母经营首饰，赚的钱不少，都被吴某4全部拿走。 吴某8述称，只想对母亲2016年4月2号的遗嘱做个辩解，母亲遗嘱是说吴某7不孝，撤销对他房产的赠与，这个是不成立的。当时拆迁的时候，母亲要拿现金，不要房产，兄弟姐妹认为，毕竟壁头是父亲的老家，希望可以保留一个房产，所以当时9个兄弟姐妹都认可母亲拿拆迁款，由吴正坤购买。拆迁款当时还不到20万，吴正坤凑足20万给了母亲。9个兄弟姐妹全部都在这一份所谓的赠与书上签了字。但是从另一个法律形式来讲，吴正坤付给了母亲20万，已经是买卖关系成立了。因为当时是兄弟姐妹一起商量，还有跟父母亲的关系，所以并没有把这个证明写成是买卖关系，但真正事实是买卖关系。所以说，母亲没有权利单方面去撤销这个所谓的赠与。所以母亲的这份遗嘱是无效的。 吴某7述称，其同意上诉人及吴某6、吴某8的意见。补充几点，1.遗嘱里面说母亲6个子女不孝，实际上是吴某4想要钱，但没有必要给6个人扣上一个不孝的大帽子。2.财产问题，老家拆迁安置的60平米拆迁房，刚才吴某8的意见非常明确，这房子应该是归吴某7的。9个兄弟姐妹当中，现在还有三个即吴某6、吴某8、吴某9没有自己的房产，可以由这三个人来继承祖宗的这一点点财产。3.刚才吴某4说176600的问题，已经台江法院判决了。 吴某4、吴某5向一审法院请求：1.确认原、被告的母亲蔡金仙于2016年10月19日写下的内容为“下杭路120号旧屋拆迁赔偿55%归我，撤销以前对子女的赔偿份额赠与”、于2016年10月22日写下的内容为“我去世后随身财物全给吴某4，其余财产扣除开支振川分一半，吴某5、吴某9平分另一半。另六个子女不孝不分”、于2016年11月2日写下的内容为“吴某7不孝，我撤销对他的房产赠与。壁头村祖屋拆迁60平米安置房收归自有”的三份亲笔所写的自书遗嘱，以及2017年7月24日由王德胜执笔、王澜锋见证并由蔡金仙签名按手印确认的内容为“我去世后，我的所有财产二儿子吴某4分一半，四儿子吴某5和五儿子吴某9各分四分之一。其他子女：长子吴某6、三儿子吴某7、长女吴某1、二女儿蔡美玉、三女儿吴某3、四女儿吴某8都不孝，所以都不分”的代书遗嘱合法有效；2.判决原、被告的母亲蔡金仙名下的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壁头村90号房屋拆迁所得权益属于蔡金仙遗产。蔡金仙名下协议编号000264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由原告吴某4继承50%，吴某5继承25%，被告吴某9继承25%。蔡金仙其他子女不继承。被告吴某7、吴某2向原告交付壁头村祖屋拆迁补偿安置包括《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征收补偿费和购房计算单》、《选房顺序号》、《选房结果单》、《征收补偿费、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等明细单》、《安置房款收款收据》等在内的全部资料；3.判决蔡金仙生前委托被告吴某7投资本金176600元及所产生的收益属于蔡金仙遗产，由原告吴某4继承50%，原告吴某5继承25%，被告吴某9继承25%。蔡金仙的其他子女不继承。吴某7向原告吴某4、吴某5及被告吴某9提供该笔投资款的投资凭证、利率约定凭证、资金往来记录、投资时间约定等相关资料。在该笔投资到期结算之前，继续由吴某7负责管理。吴某7按照协议书规定的收益金额于每年1月份按上述继承份额向吴某4、吴某5、吴某9支付上年所得收益。2017年7月至本案判决生效日的投资收益，在本案判决生效后一并支付。该投资结束结算后，吴某7向吴某4、吴某5、吴某9交付该投资本金及剩余尚未支付的利息。如果吴某7无法提供上述投资相关资料，那么只能说明所谓投资是一场骗局，吴某7必须立即返还该笔本金及利息。吴某7负责保证该投资资金本金安全；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吴某6、吴某1、吴某2、吴某7、吴某3、吴某8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金仙（别名蔡爱宝，生于1930年3月10日，死于2017年10月6日）与吴依妹（别名吴孙财，生于1918年8月26日，2001年6月6日因死亡注销户口）系夫妻关系，生育长子吴某6、次子吴某4、三子吴振抻、四子吴某5、五子吴某9，长女吴某1、次女吴某2、三女吴某3、四女吴某8。吴依妹、蔡金仙的父、母均先于吴依妹、蔡金仙去世。2014年1月7日，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甲方、征收部门）、蔡金仙的代理人（乙方、被征收人）、仓山区拆迁工程处（丙方、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编码：000264），约定甲方委托丙方征收乙方坐落仓山区城门镇壁头村90号，属私产的房屋；乙方被拆除房屋住宅（非住宅）总建筑面积13.13㎡，其中产权面积84年前13.13㎡（含经确认的面积13.13㎡）；乙方同意按产权调换安置方式进行补偿安置：甲方同意付给乙方各项补偿费、补助费及奖励金合计194047.25元（具体详见计算单），并配给乙方购买安置房指标60㎡，安置房位于东部4＃地周边，安置房单价为6970元／㎡（未含层次调整差价）。乙方同意在以上安置地点选择购买住宅60㎡户型一套，总建筑面积约60㎡，安置房产权归乙方所有。乙方应预交购房款约450868.39元，双方同意以上款项相抵，交房后双方按实际建筑面积、层次进行结算，多还少补，决算单价为6970元／平㎡（未含层次调整差价）；乙方实行自行过度，过渡期限自2014年1月9日至2017年1月8日止等。2014年1月，原、被告出具《声明》一份，内容为：“在壁头村祖屋拆迁中，我们作为母亲蔡金仙的子女愿意共同声明：壁头祖屋拆迁所获得的补偿款、安置房等一切权利，全部归母亲蔡金仙所有，我们九位兄弟姐妹均不持异议”。2015年5月16日，被继承人蔡金仙出具《财产赠予书》，内容为：“本人蔡金仙，生于1930年3月10日，身份证号3501031930××××××××。本人先夫吴孙财（病逝于2001.5）在福州市仓山区间，依据壁头村2013年拆迁补偿政策，本人获得60平方米安置房一套（按拆迁协议规定将于2017年交付）。本人和先夫共育有九个子女，依次为长子吴某6、次子吴某4、长女吴某1、次女吴某2、三儿吴某7、三女吴某3、四女吴某8、四儿吴某5、五儿吴某9，他们均已于2014年声明该房子的一切权利归本人所有（见复印件）。现本人经郑重考虑，决定将此安置房赠予三儿吴某7，对本人的拆迁安置补偿（共计194047.25元）及有关该安置房的费用支出、手续等均由三儿吴某7自理。本人的其他孩子对该房子赠与吴某7无异议。本赠与书一式四份，由本人和三儿吴某7、证明人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效力”。2016年10月22日，被继承人蔡金仙立下一份《遗嘱》，内容为：“我去世后随身财物全部给吴某4，其余财产扣除开支振川分一半，吴某5、吴某9平分另一半。另六个子女不孝不分”。2016年11月2日，被继承人蔡金仙出具内容为：“吴某7不孝，我撤销对他房产赠与。壁头村祖屋拆迁60平米安置房收归自有”字据一份。2017年7月24日,被继承人蔡金仙立下一份《遗嘱》，内容为：“我去世后，我的所有财产二儿子吴某4分一半，四儿子吴某5和五儿子吴某9各分四分之一。其他子女：长子吴某6，三儿子吴某7，长女吴某1，二女儿吴某2，三女儿吴某3、四女儿吴某8都不孝，所以都不分”。《遗嘱》落款处，王德胜在“执笔人”一栏签字捺手印，王澜锋在“见证人”一栏签字捺手印，蔡金仙在“立遗嘱人”一栏签字捺手印。2017年3月23日，被继承人蔡金仙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吴某7归还原告借款376600元，并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尚欠利息6905.2元，及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未交付的利息9543元。2017年7月21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103民初1354民事判决，认定如下：“……。2011年前原告将73300元通过被告出借给他人，后被告征求原告意见并经原告同意后，自2014年12月起将本金73300元按1比2的比例即146600元计算，投资闽西水仙茶及“无抗”猪肉项目，月息1.5%，2016年调整为1.2%。2015年4月，原告见收益较好追加投资30000元。2013年祖屋拆迁时，原告与被告协商选择房屋安置，拆迁可分得的拆迁款194047元，由被告凑成200000元支付给原告，待原告百年后安置房归被告所有。双方协商后被告未实际向原告支付拆迁款，而征得原告同意后将200000元由被告出借给被告朋友收取利息。……。诉讼过程中，被告还提出于2016年春节前原告委托其购买三个金戒指5240元、代原告偿还吴某24000元、代原告偿还吴某86000元，另于春节时兑换新钞14800元（应为14760元，被告贴40元凑成14800元）给原告用于点钞，计30000元，从借款的本金中扣减，为此本金由376600元调整为346600元，对此原告予以否认。……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金仙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于2017年8月22日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被征收房屋建造时间为1984年前，应为蔡金仙与吴依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蔡金仙与吴依妹夫妻共同财产。《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拆迁权益系蔡金仙与吴依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有房屋拆迁安置所取得，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各享有并承受50%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之规定，吴依妹死亡后，其生前未立有遗嘱，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其财产份额由配偶蔡金仙、长子吴某6、次子吴某4、三子吴振抻、四子吴某5、五子吴某9，长女吴某1、次女吴某2、三女吴某3、四女吴某8继承。由于原、被告出具《声明》表示拆迁权益全部归蔡金仙所有，应视为对继承权的处分，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由蔡金仙享有并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之规定，蔡金仙虽于2015年5月16日出具《财产赠予书》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拆迁安置房赠与给被告吴某7，但于2016年11月2日又撤销赠与，故该撤销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成立。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7、吴某3、吴某8认为由于蔡金仙与吴某7对讼争拆迁安置房存在买卖关系，故讼争拆迁安置房不是蔡金仙遗产，而是吴某7财产，因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之规定，原告提供的蔡金仙于2016年10月22日所立《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为有效；原告提供的蔡金仙于2017年7月24日所立《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为有效。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7、吴某3、吴某8认为遗嘱是原告伪造的，并申请鉴定，但无法提供鉴定样材，故应承担不利己方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之规定，虽然蔡金仙所立两份《遗嘱》对处分遗产的意见基本一致，但蔡金仙于2016年10月22日所立《遗嘱》记载的财产范围不明，故应以蔡金仙于2017年7月24日所立《遗嘱》为准。蔡金仙死亡后，其生前立有遗嘱，应按照遗嘱继承分割遗产，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由原告吴某4享有并承担50%份额、原告吴某5享有并承担25%份额、被告吴某9享有并承担25%份额。原告要求被告吴某7、吴某2交付《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征收补偿费和购房计算单》、《选房顺序号》、《选房结果单》、《征收补偿费、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等明细单》、《安置房款收款收据》等在内的全部资料，因无证据证明上述材料在被告吴某7、吴某2处，故其诉请，不予支持。原告要求分割被继承人蔡金仙生前委托被告吴某7投资款176600元及所产生的收益，因无证据证实该投资款已结算，故原告可待投资款结算后另案主张。被告吴某6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继承人蔡金仙于2016年10月22日、2017年7月24日所立《遗嘱》合法有效；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编号：000264）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由原告吴某4享有并承担50%份额、原告吴某5享有并承担25%份额、被告吴某9享有并承担25%份额；三、驳回原告吴某4、吴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期间，各方诉讼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吴某1、吴某2、吴某3、吴某6、吴某7、吴某8认为，被继承人蔡金仙于2016年10月22日《遗嘱》、2016年11月2日出具的字据、2017年7月24日《遗嘱》均系吴某4伪造；吴某4、吴某5、吴某9表示无异议。经查，吴某1、吴某2、吴某3、吴某6、吴某7、吴某8虽称系吴某4伪造，但既没有证据证实案涉遗嘱系伪造、亦未提出相反证据否定案涉遗嘱，该异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关于上诉人提出案涉遗嘱系吴某4伪造的上诉意见，经查，上诉人既没有证据证实案涉遗嘱系伪造、亦未提出相反证据否定案涉遗嘱，该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确认被继承人蔡金仙于2016年10月22日、2017年7月24日所立《遗嘱》合法有效并无不当，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提出《财产赠予书》系买卖关系，《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权益属于吴某7的上诉意见，经查，案涉被拆迁房屋属于蔡金仙与吴依妹夫妻共同财产，其《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拆迁权益亦为蔡金仙与吴依妹夫妻共同财产。吴依妹死亡后，其生前未立有遗嘱，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其财产份额由配偶蔡金仙、长子吴某6、次子吴某4、三子吴振抻、四子吴某5、五子吴某9，长女吴某1、次女吴某2、三女吴某3、四女吴某8继承。2014年1月，本案当事人共同出具《声明》表示拆迁权益全部归蔡金仙所有，系对所继承财产的处分，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由蔡金仙享有并承担。蔡金仙于2015年5月16日出具《财产赠予书》，将安置房赠予吴某7，对其拆迁安置补偿（共计194047.25元）及有关该安置房的费用支出、手续等均由吴某7自理。但于2016年11月2日又出具字据撤销了该赠予。一审法院支持一审原告赠予被撤销的主张，一审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7、吴某3、吴某8等主张蔡金仙与吴某7间系买卖关系，讼争拆迁权益不是蔡金仙遗产，而是吴某7财产。因此，其争议焦点是《财产赠予书》是赠予还是买卖关系、能否被撤销。关于《财产赠予书》，内容具体、详实，约定蔡金仙将“安置房”“赠予”吴某7，吴某7支付蔡金仙拆迁安置补偿共计194047.25元，并负责安置房的费用支出、手续等，蔡金仙及其所有子女即本案当事人均签字捺印，系蔡金仙与吴某7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有其他兄弟姐妹的见证，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财产赠予书》约定，蔡金仙将“安置房”“赠予”吴某7，吴某7应支付蔡金仙194047.25元，即吴某7以194047.25元对价获取原属于蔡金仙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安置权益。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蔡金仙诉吴某7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1日作出的（2017）闽0103民初1354民事判决认定：“2013年祖屋拆迁时，原告与被告协商选择房屋安置，拆迁可分得的拆迁款194047元，由被告凑成200000元支付给原告，待原告百年后安置房归被告所有。双方协商后被告未实际向原告支付拆迁款，而征得原告同意后将200000元由被告出借给被告朋友收取利息。”吴某7履行了支付蔡金仙194047.25元的约定。因此，《财产赠予书》名为“赠予”实为“买卖”，在吴某7履行了支付义务后，蔡金仙无权以出具字据的方式撤销《财产赠予书》。综上，上诉人吴某1、吴某2、吴某3及原审被告吴某6、吴某7、吴某8的该上诉及一审答辩意见成立，一审法院认为“蔡金仙虽于2015年5月16日出具《财产赠予书》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拆迁安置房赠予给被告吴某7，但于2016年11月2日又撤销赠予，故该撤销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某1、吴某2、吴某3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4民初36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4民初36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驳回吴某4、吴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一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吴某4、吴某5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吴某4、吴某5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守霖 审判员  俞贤忠 审判员  杨淑艳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王国委 书记员林莉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