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3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保定兴安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定兴县固城镇北太平庄村。法定代表人：安士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志强，河北创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二号路3号。法定代表人：姚素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晓东，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保定兴安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兴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华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1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定兴安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沈阳华创公司支付保定兴安公司货款4884300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沈阳华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保定兴安公司在2011年5月18日合同实际供货量为35套，2011年8月16日合同实际供货量为24套错误。事实是：2011年5月18日，保定兴安公司与沈阳华创公司签订摩擦盘合同后，保定兴安公司按照沈阳华创公司的指示，于2011年6月8日至2014年5月27日期间共送货50套，有保定兴安公司提交的收货单证实。其中由季永伟签收的收货单中虽记载3件待返厂，但货物并未运回，而是保定兴安公司派人到实地进行修理，原审认定保定兴安公司仅交付35套没有事实依据。2011年8月16日，双方签订主轴及内环压盖合同后，保定兴安公司于2011年8月9日至2012年7月9日期间向沈阳华创公司送货39套，送货单同样可予以证实，原审判决认定保定兴安公司交货24套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沈阳华创公司提交的答辩意见称：保定兴安公司要求改判货款金额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关于2011年5月18日双方签订的合同，保定兴安公司已经收到货款49.5万元，该合同项下的的货款已全额支付。保定兴安公司原审提交的送货单并不能证明沈阳华创公司已收到摩擦盘50套，其在二审中主张已交付38套且待返厂的3套并未实际返厂，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定的数量有事实依据。关于2011年8月16日双方签订的合同，保定兴安公司原审提交的送货单并非履行该合同项下的货物，原审法院根据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综合认定交付数量，并不存在少认定的情况。请求驳回保定兴安公司的上诉。保定兴安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沈阳华创公司支付保定兴安公司货款、质保金6055300元，并以此为基数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沈阳华创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18日、2011年8月16日、2013年12月18日、2013年12月30日、2015年3月9日，保定兴安公司和沈阳华创公司先后分别签订《摩擦盘供货合同》《主轴内环压盖供货合同》《南华山一期主轴供货合同》《大坪子项目供货合同》各一份、2015年3月9日签订《岢岚大阳坡项目供货合同》《油坊庄项目供货合同》各一份，约定由保定兴安公司向沈阳华创公司提供相应货物设备，合同依次分别对应为摩擦盘50套，单价2.25万元，总价112.5万元；主轴、内环压盖各50套，单价分别为11.25万元、0.35万元，总价580万元；1.5兆瓦主轴及内环压盖33套，单价13万元，总价429万元；主轴、内环压盖各33套，单价分别为11万元、0.35万元，总价374.55万元；摩擦盘24套，单价3.12万元，总价74.88万元；摩擦盘25套，单价3.12万元，总价78万元。合同还就交货时间及地点、支付条件、质保期、迟延交货及迟延付款的责任进行了相应约定。保定兴安公司主张实际已交货对应数量依次分别为50套、39套、33套、33套、24套、25套，沈阳华创公司共有6055300元货款未付。沈阳华创公司认可收到前四份合同项下货物对应的价款依次为49.5万元、242.5万元、429万元、374.55万元，其余货物及后两份合同项下货物均未收到。上述款项除242.5万元中有10.5万元，429万元中有0.3万元货款和42.9万元质保金，37.55万元中有质保金8.95万元未支付外，其余款项已经支付。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保定兴安公司就相关款项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实际送货量、质保金支付条件及应付款项金额的认定。首先，保定兴安公司和沈阳华创公司签订的一系列供货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双方应按约享受权利及履行义务；其次，双方对实际收货数量存在争议。就2011年5月18日合同，沈阳华创公司认可收到49.5万元的货物且全额支付完毕。对照合同约定的单价，则数量应为22件。李欢签收的送货单上抬头为沈阳华创公司，收货单位处有沈阳华创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华创风能有限公司的印章和李欢的签名，沈阳华创公司就上述合同也支付过相应款项，故李欢签名的送货单应认定为沈阳华创公司签收的货物；根据李欢签收的送货单记载的产品名称、合同号、图号、制令号、标识号、单重，结合保定兴安公司的确认，能认定李欢代表沈阳华创公司签收的货物已达18件，此时无证据证明沈阳华创公司另行签收了4件以达到其认可的收货数量，故可以推定另有其他人代表沈阳华创公司签收了货物。同理，就2011年8月16日合同，沈阳华创公司认可收到242.5万元的货物，对照合同约定单价，则数量应为21件，如排除保定兴安公司提供的季永伟签收的送货单对应货物，则保定兴安公司的交货尚不足21件，亦无证据证明沈阳华创公司有签收21件货物的证据。故季永伟可认定能代表沈阳华创公司签收货物。并且，就2013年12月18日及2013年12月30日的合同，沈阳华创公司认可除2013年12月18日合同中有3000元货款未付外，其余货款均已经支付，只有质保金未达到支付条件，说明沈阳华创公司已认可上述两合同项下的货物，在此情况下，鉴于保定兴安公司提供了与该两合同内容对应的收货单，而沈阳华创公司不能推翻上述收货单的真实性，故保定兴安公司提供的收货单应认定系沈阳华创公司签收上述两合同项下货物的有效凭证，以此能推定相应收货单上的签收人司鑫宁、李欢、郭海玉、姚健、霍佳宁可以代表沈阳华创公司签收货物。该两份合同送货单的签收人姚健、李欢均在2011年5月18日合同对应送货单上签名，姚健还在2011年8月16日合同对应的送货单上签名，故进一步印证李欢、姚健能代表沈阳华创公司签收货物。2015年3月9日合同的送货单的签名人均为孙建，送货单的签收形式与李欢签收的一致，签名上盖有宁夏华创风能有限公司的印章，故孙建的签收亦能认定系代表沈阳华创公司签收；另外，合同约定了迟延交货的违约责任，截至本案诉讼，未见沈阳华创公司就大量货物迟交未交向保定兴安公司进行过主张。综上，对上述认定的代表沈阳华创公司签收的人员签收的送货单确认为对应涉案货物，对其余送货单，因目前无法核实签名人员的身份及权限，亦缺乏合乎逻辑的合理推断依据，不予认定。鉴于2011年5月18日合同中由季永伟签收的送货单上记载其中3件不合格，待返厂，故该合同收货量中应扣除3件。由此，2011年5月18日合同的实际送货量为35套；2011年8月16日合同的实际送货量为24套；2013年12月18日合同的实际送货量为33套；2013年12月30日合同的实际送货量为33套；2015年3月9日岢岚大阳坡项目合同的实际送货量为24套；油坊庄项目合同的实际送货量为25套。再次，合同对于付款条件有约定，应按照约定付款。现有证据表明，最后一批送达货物至今已经达四年以上，沈阳华创公司至今未通知保定兴安公司存在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部分合同认可付清款项，部分合同除最后一期质保金未付外，其余款项均已支付，送货单也显示保定兴安公司提供了相应的合格证、检验记录，故可认定上述货物经验收合格，并可将自送货之日起满240小时未提异议视作通过240小时测试。同时，结合公平原则，有合同中约定的设备稳定运行2年后、卖方提供相应银行保函的相关质保金支付条件满足其一即可。另还有部分合同到货至今满65个月。由此分析对照，本案各合同项下最后一期质保金的支付条件均已成就。此外，发票开具系卖方的随附义务，在货物交付的情况下，发票未开具不能作为买方对抗付款主义务的对等理由。对于沈阳华创公司就2011年5月18日、2011年8月16日的合同相关款项主张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上述两份合同对应债务约定了分期履行，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最后一期履行届满之日起算，2011年5月18日的合同最后一期履行期间届满之日为质保期240小时测试后的36个月，2011年8月6日的合同最后一期履行期间届满之日为质保期240小时测试后的60个月，上述认定的合同对应的最后一批送货时间应早于相应通过240小时测试时间，以该送货时间起算，保定兴安公司提起诉讼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沈阳华创公司关于保定兴安公司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由上综合认定各合同相应款项包括质保金在内的支付条件均成就。2011年5月18日合同对应的应付款为2.25万元×35=78.75万元，已付49.5万元，尚欠29.25万元。2011年8月15日合同对应的应付款为11.6万元×24=278.4万元，已付232万元，尚欠46.4万元；2013年12月18日和2013年12月30日的合同，沈阳华创公司对于未付货款和质保金的金额没有异议，该两份合同对应的应付款项为43.2万元+8.95万元=52.15万元；2015年3月9日的两份合同对应的货物已认定按约完成交付，故应付款项为74.88万元+78万元=152.88万元。综合认定应付款项为280.68万元。鉴于合同对于逾期付款没有约定相应违约金，根据保定兴安公司的相应主张，结合目前关于诉讼请求中涉及利息主张的最新规定，对于保定兴安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认定为，以280.68万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状送达至人民法院之日即2018年5月29日起计算到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及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沈阳华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保定兴安公司货款28068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以相应未付货款为基数，自2018年5月29日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保定兴安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187元，由保定兴安公司负担29070元，由沈阳华创公司负担25117元。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保定兴安公司与沈阳华创公司于2011年5月18日签订的《摩擦盘供货合同》、于2011年8月16日签订的《主轴、内环压盖供货合同》项下的交付数量应如何认定。经查，保定兴安公司为主张其向沈阳华创公司交货摩擦盘50套，提交了2011年6月7日至2014年5月25日期间6张《产品送货单》，其中2011年6月7日的10套由季永伟在送货单收货人栏内签名并写明“3件不合格，待返厂”，2011年7月20日的7套由杨建军签名，2011年7月19日的5套由孙巍签名。对交付主轴、内环压盖39套，保定兴安公司提交了2011年8月9日至2012年7月9日期间7张《产品送货单》，其中2012年6月12日的3套、2012年6月30日的6套、2012年7月8日的6套送货单上的收货人不详。由于沈阳华创公司否认收到上述货物，保定兴安公司亦无证据证明杨建军、孙巍均系沈阳华创公司的工作人员，原审法院认定保定兴安公司向沈阳华创公司交付上述货物的依据不足，没有明显不当。至于2011年6月7日的送货单上已写明“3件不合格，待返厂”，保定兴安公司虽主张其派人进行现场修理，但无相关证据印证，亦不予认定。综上，保定兴安公司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20元，由保定兴安风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何忠良审判员  李建宏审判员  金子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韧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