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华，女，197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永闯、刘陈甜，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瑞鼎体育文化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潮路12号501室。 法定代表人：蔡邵卫，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瞿晖宇，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春华为与被上诉人杭州瑞鼎体育文化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鼎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民初8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春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春华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瑞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事实方面认定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蔡邵卫同时享有杭州河马龙儿童游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马龙公司）以及瑞鼎公司超过80%以上的股权，具有绝对控制权，其不仅具备大股东身份，同时还担任法定代表人以及执行董事与总经理，日常经营管理也是由蔡邵卫主管，其儿媳胡某主管人事、经营业务，并和王春华共同管理财务。从瑞鼎公司提供的证据工资表中也能反映出来，胡某工资是8500元，王春华工资才5000元，如果王春华职务高于胡某，工资怎么会比胡某低，这显然不符合社会一般认知。2、公司员工也均是由蔡邵卫聘请，从瑞鼎公司提供第三份证据也能看出，吴某和蔡黎黎入职时，王春华还未与瑞鼎公司签订合伙协议书，连员工都不是王春华聘请，更不可能由王春华管理公司。3、需要重点强调的是，瑞鼎公司提供的第五组证据财务凭证原件中，有许多胡某审核签字的报销凭证，胡某作为瑞鼎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其具有财务审批权力，也就是说租金支付是不需要王春华审批同意才能支付的，何况王春华与出租人从未取得联系，租赁场地的租金支付通知也不是通知至王春华。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王春华对河马龙公司拖欠支付租金，导致与杭州市江干区体育中心（以下简称体育中心）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法延续负有责任。1、租赁期限无法自动延长的原因是瑞鼎公司责任。在河马龙公司与体育中心的房屋租赁合同案件判决书第六页中，法院认定租赁期限自动延长的两个条件：一是合同履行期间河马龙公司未违约，二是河马龙公司与瑞鼎公司合作经营。就第一个条件，合同履行期间河马龙公司迟延支付三次租金，2015年8月4日支付了2015年7月30日应付的租金，2016年3月8日支付了2016年1月31日应付的租金，2016年8月30日支付了2016年7月30日应付的租金。第一次迟延支付的时候，王春华双方根本还未签订合伙协议书，这完全是瑞鼎公司的责任；第二次支付节点是2016年1月31日，瑞鼎公司提供的第五组证据财务凭证原件中，一直至2016年2月24日，所有财务凭证审批处均是胡某一人签字，王春华是从2016年2月25日起有权了解公司出钱状况，这次延误支付租金也完全是瑞鼎公司的责任；第三次支付节点是2016年7月30日，这里还是要强调，瑞鼎公司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与体育中心对接的人是蔡邵卫，在一审第一庭审中，瑞鼎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吴某陈述，公司所有合同均放在公司财务，也就是蔡邵卫的姐姐蔡邵虹处，且租金支付流程为体育中心通知吴某，吴某报上级有财务审批权限的人审批，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付租金，付多少，王春华是不知情的（可以见庭审记录）。其次，胡某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其具有财务审批权力，那么吴某完全可以报胡某审批后支付租金给体育中心，这个过程是不需要王春华同意的。由于此时河马龙公司账上留存的现金有限，王春华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均不能拖延支付租金，瑞鼎公司陈述王春华故意拖延支付租金是荒谬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就第二个条件，河马龙公司与瑞鼎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限（有效期）至2016年12月底，除非瑞鼎公司从体育中心获得续签权利合作期限才能自动延长。而瑞鼎公司并未能与体育中心续签合同，体育中心亦已将瑞鼎公司诉至江干法院，要求确认租赁合同到期终止、判令瑞鼎公司腾退房屋。因此河马龙公司与瑞鼎公司的合作经营不能继续，租赁期限自动延长的第二个条件亦不符合。瑞鼎公司未能从体育中心获得续签权利合作期限，这和王春华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这也完全是瑞鼎公司责任。在前述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租赁期限才能自动延长，所以即使租金按时支付，租赁期限也不能自动延长，换言之，租赁期限不能自动延长这个结果因瑞鼎公司未能从体育中心获得续签权利合作期限而已实际发生，故与体育中心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法延续的责任在于瑞鼎公司。2、王春华主观上亦不存故意不支付租金，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经营的意图。首先，王春华前期支付84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又在2016年4月13日至2016年6月15日期间，为公司正常经营，多次投入资金达41万元，这也说明了王春华希望公司能持续良好的经营。客观上体育中心亦于2016年多次表示该租赁项目由于是国有项目，必须招投标，租赁期限无法自动延长。王春华就此反复与蔡邵卫沟通确认，蔡邵卫承诺无须招投标，租赁期限肯定能自动延长，并向王春华出具了《关于杭州河马龙公司股权转让的承诺》（以下简称《承诺》）。后期蔡邵卫多次与体育中心沟通洽谈，但体育中心均要求招投标，故产生了体育中心与河马龙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据此，瑞鼎公司应按其承诺退还王春华股权转让款及后续投入资金。三、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王春华自2016年6月15日后不再按合同约定进行补亏，应视为其自行放弃经营。1、经营并不等于补亏，根据瑞鼎公司提交的第五组证据财务凭证中显示，王春华一直在河马龙公司上班至2017年5月，王春华的前述行为本身就是为公司经营提供劳务至公司关门无法经营为止，并没有放弃经营。2、王春华于2016年4月13日至2016年6月15日期间，为公司经营多次投入资金达41万元，王春华作为小股东已尽其最大努力来维持公司经营。王春华占股20%，其为公司投入也应只占20%，剩余80%应由占股80%的蔡邵卫投入，而蔡邵卫后期从未投入过资金，是蔡邵卫未按约定进行补亏。3、瑞鼎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是其单方面制作的，不能据此认定河马龙公司产生了亏损。同时，在河马龙公司经营至2017年5月期间，王春华已承担补亏责任。后续即使产生了亏损，亦是在2017年5月公司关门之后，因清算及与体育中心纠纷而导致的，而此时瑞鼎公司已违背其承诺，应当退还王春华股权转让款及后续投入资金。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五条驳回了王春华诉讼请求。《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上述事实已证实王春华已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存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情形。相反，恰恰是瑞鼎公司违反其承诺，河马龙公司经营场所无法按照原租赁合同约定至2019年12月31日结束，应当履行自己的承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王春华的上诉请求。 瑞鼎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产生法律纠纷的表面原因和内在原因。王春华和瑞鼎公司产生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是基于双方在2015年9月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发生矛盾和分歧，进而王春华又依据瑞鼎公司于2016年1月出具的《承诺》为由，认为触发了其中的退款条件，进而诉请法院，要求退款。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河马龙公司是一家从事经营大型儿童智力游乐项目的民营企业，租赁了体育中心的场地为经营场所，在该场地进行建设装修，并具体开展营业活动。王春华仅仅根据《承诺》中约定本案所涉的河马龙公司未能按照约定在原场地租赁经营至2019年12月31日为由，进而要求瑞鼎公司退款，是在回避了自身严重过错和主观态度下的无理诉请，王春华在一审诉讼时完全忽略了其自身在本案中的过错。从表象上看，河马龙公司确实未能按约定经营至2019年12月31日，而是在2017年4月因被出租方勒令提前终止了经营，但是导致河马龙公司被终止经营的内在原因是因为王春华。正是基于王春华的严重经营违约行为和其中途主观自动放弃经营的原因导致合伙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这必然不符合瑞鼎公司《承诺》中的退款条件。1、王春华在河马龙公司的真实身份和相关证据。王春华曾在一审中提供了一份她与河马龙公司的劳动合同，试图说明自己只是合同中约定的“营销总监”身份，同时其在上诉状中以河马龙公司工资表中自己不是最高工资来试图证明自己不是公司最高管理职务，这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王春华提供的劳动合同只是一份单纯的纸质合同，并没有真实反映王春华的身份，而在一审中，瑞鼎公司提供了证人吴某、胡某的证词，二人均清楚地陈述了王春华在河马龙公司的经营管理负责人的身份，王春华在上诉状中以证人吴某是公司招聘，证人胡某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儿媳为由试图否定二人证词的效力，与法不符。二位证人真实反映了河马龙公司的经营情况，证词内容可以互相印证，二人均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证人，其当庭提供的证言均被一审法院采纳完全合法合理。其次，王春华作为河马龙公司的股东，是参与公司经营，期待公司盈利而获得红利的，其个人月薪多少并不能反映其在公司的职务高低，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同时瑞鼎公司在一审中还提供了大量的由王春华签字批准的用款报销单，金额小至数百，大至数万，具体用途包括：工程改造、财物购买、教师培训、广告支出、学员退费、设备维修、审计、员工宿舍押金租金、学员受伤赔偿等等。上述两方面证据清楚地证明了王春华在河马龙公司经营期间担任的是经营管理最高负责人的事实，王春华提出在部分报销凭证中也有胡某的签字，以此试图说明胡某也具有财务审批权限，这一情况胡某在一审中已经做了说明：其在河马龙公司入职时间比王春华早，之前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管理负责人，在王春华进驻公司后，就不再履行相关工作，但是有时在王春华不在公司时，在其授权之下，胡某也有一些财务签字行为。2、河马龙公司被提前终止场地租赁无法续展经营时间的原因及归责责任。2016年底，作为河马龙公司场地出租人的体育中心提出终止合同，2017年4月通过停电方式逼停河马龙公司营业，5月以河马龙公司数次迟延缴纳租金违反租赁合同条款为由提起诉讼，该案经江干法院一审，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判决支持诉请。法院查明，河马龙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有三次迟延支付租金的情况，分别是2015年8月4日支付了7月30日应付的租金，2016年3月8日支付了1月31日应付的租金，2016年8月30日支付了7月30日的租金。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河马龙公司不交付或者不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租金和管理费达15天以上的、所欠各项合同范围内的费用累计达4万元以上的，体育中心均有权终止合同。并根据第二、第三次迟延交付租金，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为由，做出判决。根据一审法院调查，王春华与瑞鼎公司在2015年9月签署《合伙协议书》，11月2日王春华支付股权转让款84万，河马龙公司内部12月确认其在河马龙公司的最高管理人身份，并在公司全员大会上宣布。这与证人吴某、胡某的证词陈述王春华于2016年1月正式任职的时间相符合，也就是说从2016年1月起，王春华全面掌管河马龙公司，主管财务、人事及经营事务。证人吴某在证人证言中清楚地表述：本人作为河马龙公司财务人员，工作均需听从王总（王春华）的指令，包括各项费用的支付、员工工资的发放、房租水电、物品采购等等均需要王总审核签字后才可以执行，最后入账。同时吴某在一审接受法庭及王春华方询问租金支付具体情况是这样表述的：一般由体育中心财务人员通知河马龙公司财务人员，河马龙公司财务人员再告知王春华，再由王春华决定支付。证人胡某的证言清楚地表述“2016年8月份，体育中心财务曾经告知房租期限已到，要求尽快支付。本人在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将此事报告给了负责财务事宜的王春华，她当时说，过几天再说，没说什么原因。本人认为这应该就是本公司迟延支付，造成违约的那件事。”回到前文提及的延迟支付租金情况，2015年8月第一次延迟支付租金确实与王春华无关，但是这次情况只延迟了5天，不涉及合同的解约，法院也是以第二、三次为由进行了判决，而这两次触犯体育中心解约条件的均发生在王春华主管期间，作为实际管理人的王春华无论以其不知情或者不单独享有审批权为由，都是难辞其咎的。至于王春华在上诉状中称的所谓第二个条件，即河马龙公司与瑞鼎公司合作经营的前提（第一个条件即上文所涉及的河马龙公司未违背合同规定的各项条款），王春华认为因为出租方体育中心没有与瑞鼎公司续租，导致双方合作不成，完全是瑞鼎公司责任，这是对该条款含义的曲解。因为这块场地在河马龙与体育中心签约多年前已经被瑞鼎公司签约租赁了，所以在双方签约时必须把瑞鼎公司牵涉进来，才有河马龙公司和瑞鼎公司合作一说，时至2016年12月31日。而在这之后的三年延长期内是否必须与瑞鼎公司合作，合同是没有规定的，也是没有必要规定的。也就是说，取得三年延长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2016年12月31日前与瑞鼎公司合作，而之后是否与瑞鼎公司合作并不是获得合同自动延长的必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上文中提到的迟延交纳租金的违约行为，河马龙公司是可以依约获得自动延长三年合同期的，河马龙公司违约在先，直接导致被出租方依据合同解约，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这所谓的第二个条件和本案并没有直接关系。3、王春华在河马龙公司经营期间的个人主观态度变化。河马龙公司是瑞鼎公司通过购买全部股权方式进驻的，因为对公司经营项目感兴趣，王春华在2015年9月与瑞鼎公司谈判签订了《合作协议书》，2015年11月2日，支付了股权转让款84万元，成为了公司的股东，并在当年年底，亲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并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时间，经财务审计，实施按股权比例的利润分红或者亏损补入。时至2016年6月，初始期间，王春华是积极乐观的。但是2016年公司经营了半年，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盈利效应，反而屡有亏损，这显然有经营时间、方式、市场气候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王春华在这个时候对河马龙公司的经营态度发生了转变，在4月至6月按照合伙协议的规定，分6次投入公司亏损补入41万元后就不再进行相应的补亏行为。而根据资料显示，2016年下半年的经营有连续数个月亏损的情况，有些公司费用比如水电能耗，部分员工工资都是由瑞鼎公司一方垫付的，王春华没有再投入过任何费用。证人胡某的证言对王春华的这一行为在证词中是这样描述的：2016年10月和12月，对于河马龙公司的经营问题召开过股东会议，其中比较激烈的是12月份那次，当时王春华的先生周建成也列席了会议，会议提及了2016年下半年有连续亏损数月的情况，瑞鼎公司希望王春华能按照合伙协议及时补亏。但是王春华一方认为，河马龙公司经营出现了问题，在近期内还看不到希望，如果再做下去，99.9%还是要亏损的，甚至有可能亏损到200万一年。他们说不如下决心放弃。最后没有达成共识，会议不欢而散。这样陈述，和王春华在年中的停止补亏行为是吻合的，证词的可信性较高。由此可见，王春华既有放弃经营的言论，也有数个季度未按照协议约定进行补亏的行为，王春华言行一致，实质上就是自动放弃。王春华在上诉状中称，王春华支付股权转让金，至6月15日多次投入资金，说明王春华希望公司经营良好，不可能放弃。这样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瑞鼎公司并不否认王春华前期的种种工作，但是她在公司面临连续数月亏损，却停止补亏的行为又说明了什么呢？河马龙公司第三次迟延支付租金是在2016年8月30日，支付了7月30日的租金，这次租金的迟延支付在证人胡某的证言有过提及，胡某将体育中心催讨租金的情况汇报给王春华，王春华当时说，过几天再说，没说什么原因。王春华称其一直在河马龙公司上班至2017年5月，其为公司提供劳务至公司关门无法经营为止，这是在偷换概念，混淆是非。王春华作为河马龙公司的股东和实际经营负责人，她的职责和义务由公司章程、合作协议及公司赋予她的权限为准，她和河马龙公司不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关系，是否天天上班提供劳务，不能作为考量她继续经营的标准。同时王春华不想继续经营的意愿还表现在企业被迫关停后，既不关心，也不参与到企业维权行动中。2017年4月，在河马龙公司被体育中心采取停电，诉讼等手段逼停时，王春华一直是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而之后的一段时间，一直是瑞鼎公司在与体育中心进行维权交涉，参与法律诉讼。这种明显的不作为真实反映了王春华对河马龙公司的放弃意愿。二、对《承诺》再一次解读。这《承诺》的主要作用是在王春华和瑞鼎公司之间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确保合作协议的履行期限，至2019年12月31日。当然，《承诺》中明确了此承诺不生效的条件：此项承诺不包括受让方自己放弃继续经营所造成的经营中断之情况。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受让方王春华自动放弃经营，是无法依据此来主张自己的权利的。《承诺》中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陈述：“有关合同延续的相关条件王春华女士已经了解”，就是因为根据合作协议，包括实际操作中，王春华是主管项目运营的一方，负有经营管理责任，故在承诺时特别告诫对方要按照合同约定来处理相关事务。事实上，瑞鼎公司在做出该承诺的当时，已经把方方面面的情况对王春华进行了明确告知，既向她提供了河马龙公司与体育中心的租赁合同文本，又着重向她阐述了合同规定的租赁时间及延续要求，在王春华充分知情并确认了承诺书相关表述后，这份《承诺》才得以产生。我国《合同法》第45条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而王春华正是以自己放弃经营的行为导致了河马龙公司经营的中断，这样的承诺条件必然无法生效。纵观本案，由于河马龙公司的非正常经营终结，给王春华和瑞鼎公司都带来了损失。但是如今作为股东的王春华不仅不反省自身的过错，反而向蒙受巨大损失的瑞鼎公司主张要求返还财产，这种罔顾事实，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诉请是多么的荒谬和不讲诚信。王春华在上诉状中陈述，自己作为小股东投入41万资金，而作为大股东的蔡邵卫（瑞鼎公司）后期从未投入过资金，这是多么可笑的无端指责。首先可以看到，河马龙公司一直在使用瑞鼎公司的场地进行营业，面积2162平方米，租金164万，这笔租金河马龙公司自始至终是没有支付给瑞鼎公司的，一直是瑞鼎公司在垫付，这是瑞鼎公司最大的投入。其次，企业经营，一旦资金链运作断裂，必然濒临死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王春华于2016年6月放弃经营后，如果不是瑞鼎公司投入资金独立承担着理应由全体股东共同承担的经营费用，河马龙公司不可能继续经营至最后。再有，在河马龙公司被迫停业后，同样是瑞鼎公司独立承担着维权开支、员工遣散费、退卡费用、法律诉讼费用、审计费，这一切有待双方此案纠纷结束后向王春华清算追偿。一审法院明察秋毫，尊重事实，做出了公正审判，希望二审法院继续明查案件事实，合理认定，驳回王春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切实维护瑞鼎公司的合法权益。 王春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瑞鼎公司返还王春华股权转让款840000元（从起诉之日起，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瑞鼎公司向王春华支付投入资金人民币410000元（从起诉之日起，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公告费用由瑞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11日，王春华与瑞鼎公司、案外人浙江明路文化教育有限公司签订《合伙协议书》一份，约定由瑞鼎公司向王春华出让河马龙公司20%股权，计84万元，由王春华担任河马龙公司董事，并约定本项目盈亏的财务处置每季度进行一次，依据财务部门提交的企业利润报表，经股东会复核后，即实施按股权比例的利润分红或亏损补入。2016年1月27日，瑞鼎公司出具《承诺》一份，约定“鉴于该项转让的前提是河马龙公司经营场地的租赁期限为2019年12月31日，据此，出让方瑞鼎公司承诺，若该经营场所无法按照原租赁合同的约定，至2019年12月31日结束，则出让方将全额退还受让方王春华女士转让股权的款项。并酌情退还合伙期间的其他投入资金。此项承诺不包括受让方自己放弃继续经营所造成的经营中断之情况。有关合同延续的相关条件王春华女士已经了解。”自2016年1月起，王春华作为河马龙公司的实际管理人，主管财务、人事及经营事务。2017年5月25日，体育中心对河马龙公司提起诉讼，因河马龙公司拖欠支付租金，要求判令双方于2011年5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终止。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依法作出（2017）浙0104民初3577号、（2017）浙01民终84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该房屋租赁合同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终止。另查明，王春华于2015年11月2日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84万元，后于2016年4月13日至2016年6月15日陆续向河马龙公司投入资金41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承诺》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出于诚实信用，谨慎维护对方的利益，不得因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的阻止条件成就或促使条件成就。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春华是否对河马龙公司拖欠支付租金，导致与体育中心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法延续负有责任。结合《承诺》中“有关合同延续的相关条件王春华女士已经了解”的内容、证人证言、以及瑞鼎公司提交的有王春华签字入账的各项报销凭证，一审法院认为，王春华作为河马龙公司的财务主管及公司的管理人，对租金的支付节点及金额应当具有充分的了解，王春华辩称合同不在其方保管，对支付租金的情况不清楚的抗辩，应不予采纳。除此之外，《承诺》不包括受让方自己放弃继续经营所造成的经营中断之情况，在项目持续亏损的情况下，王春华自2016年6月15日后不再按合同约定进行补亏，应视为其自行放弃经营，该承诺无法生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春华的诉讼请求。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2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13025元，由王春华承担。 二审期间，王春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江干区体育中心房屋租赁合同》，2、（2018）浙民申3038号民事裁定书，共同证明：河马龙公司从体育中心租赁的场地仅为220平方米，另外2100平方米是瑞鼎公司从体育中心承租后再转租给河马龙公司的，而瑞鼎公司因其自身原因未能继续从体育中心处继续承租，河马龙公司承租期限未按其承诺自动延长。3、工商信息。证明：瑞鼎公司股东为蔡邵卫（88%），蔡邵红（6%），蔡建军（6%），瑞鼎公司是由蔡邵卫家族完全控股的，河马龙公司又是瑞鼎公司占股80%的股东，蔡邵卫家族对瑞鼎公司同样绝对控股。4、聊天记录，证明：王春华作为瑞鼎公司的小股东，公司所有事宜均需向蔡邵卫汇报并取得其同意后方能执行，故决策人是蔡邵卫，王春华仅为具体事务执行人；王春华于2016年2月后才接受具体财务事务，瑞鼎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自认所有合同都是放在蔡邵卫姐姐蔡邵红处，流程是体育中心电话联系公司财务，由财务向王春华或者胡某申报审批，王春华才刚进公司，无法得知租金的支付时点及金额。3、王春华从未放弃经营，相反还积极承担补亏义务，如2016年5月9日、16日的聊天记录中均有向蔡邵卫表示补亏的意思表示，后续财务报表中的亏损是公司关门清算时产生的，并非正常经营时产生。瑞鼎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王春华提出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不成立。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王春华的证明目的。瑞鼎公司的工商信息和河马龙公司的情况无关。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短信记录中主要是两股东之间对于经营事项的交流，瑞鼎公司作为大股东也没有显示出其有决策性的意见要求对方执行的情况。事实上，瑞鼎公司仅仅提供了资金的支持，并不实际参与经营。2016年1月27日的《承诺》、2月19日的短信，说明体育中心是直接传达到王春华，而不是瑞鼎公司，这与王春华是实际经营人的说法也是符合的。且当时王春华已经入职半年多，还认为自己对于租金支付不了解是说不过去的。关于补亏，并不是事实。2016年6月15日之后王春华就不再经营，没有补亏了。之后的经营都是瑞鼎公司一方在进行。另外，短信内容无法证明其证明内容，蔡邵卫并不是河马龙公司的决策者，也不存在王春华需向蔡邵卫汇报后再执行的情况。本院认证为：瑞鼎公司对王春华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瑞鼎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合作协议书》，证明：瑞鼎公司与河马龙公司合作，并提供2100平方米的场地；双方合同有明确约定场地承包金、物业能耗费用，事实上均由瑞鼎公司代为垫付。2、河马龙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证明：河马龙公司自2015年12月31日至2017年9月27日存在310万亏损未处理（资产负债表上有起始时间），相对应时间王春华补亏金额应为62万元左右。3、王春华2016年3月24日发送短信（王春华提供的证据），证明：王春华自认2015年入股河马龙公司至当年年底，补亏金额为14万元，说明其2016年只补亏27万。4、王春华2016年5月9日发送短信（王春华提供的证据），证明：王春华提出河马龙公司发工资需要向瑞鼎公司借款，瑞鼎蔡总回复上半年垫付的房租、水电，借款应当处理。说明瑞鼎公司一直在给予河马龙公司资金上的支持。5、《付款协议》，证明：对于履行江干法院（2017）浙0104民初3583判决书义务，瑞鼎公司与相关承包人与体育中心签订付款协议，系瑞鼎公司实际履行判决义务的金额。其中包含河马龙公司使用的2162平方米，金额约88万，王春华应补亏比例约17.6万，这是在审计报告以外的。6、一审法院（2018）浙0104执4922号执行通知书，证明：根据一审法院判决，河马龙公司应当履行近27万元债务。这是在审计报告以外的，王春华也有相应的补亏义务。王春华质证认为：瑞鼎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新证据予以采纳。具体质证如下：关于证据1，《合作协议书》未见原件，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瑞鼎公司将2100平方米左右的经营场所转租给河马龙公司，但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二页，河马龙公司与瑞鼎公司的合作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止，而根据体育中心与河马龙公司的租赁合同约定河马龙公司与瑞鼎公司需要在合作经营的前提下，租赁合同才会自动延长至2019年12月31日。该份证据恰恰能证明瑞鼎公司无法按其承诺的租赁合同会自动延长至2019年12月31日。同时，该份证据不能证明瑞鼎公司代为垫付了场地承包金、物业能耗费用且河马龙公司又未偿付的事实，事实上，河马龙公司已将该部分款项已支付给瑞鼎公司。关于证据2，河马龙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该份证据瑞鼎公司已在一审证据中提供，质证意见同一审。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该份证据是瑞鼎公司单方委托制作的，根据证据第二页中，其他应付款项目中，应付王春华27万元，此处恰恰证明了王春华积极补亏；审计报告中未有应付给瑞鼎公司的款项，证明了瑞鼎公司未补亏；审计报告中大部分亏损是2017年河马龙公司关闭之后产生的，此时体育中心与河马龙公司的租赁合同已经到期，瑞鼎公司承诺应将王春华补亏的钱退回，王春华也不用承担后续的亏损；本案审理的焦点是股东间的股权争议事宜，并非河马龙公司向股东进行的追偿诉讼事宜，在王春华要求瑞鼎公司回购股权已丧失股东身份的基础上，是否补亏显然与王春华无关。关于证据3、4，对四组证据短信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关于证据5，《付款协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关于证据6，执行通知书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对上述证据3-6的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一并发表意见如下：首先，王春华作为20%的小股东已经履行了补亏义务，而瑞鼎公司作为80%的大股东一直未履行补亏义务。其次，证据中的亏损均于2017年河马龙公司关闭之后产生，此时体育中心与河马龙公司的租赁合同已经到期，瑞鼎公司因违背其承诺应将王春华补亏的钱退回，王春华也不用承担后续的亏损。第三，补亏是股东向河马龙公司补，不是向瑞鼎公司补，本案是股东之间的纠纷，补亏事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证为：瑞鼎公司提交证据1的合同内容可与已查明的其他事实相印证，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在一审中已经提交，并非二审新证据，故本院不予认定；证据3-6与本案实体处理缺乏直接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明，（一）2006年8月18日，杭州市江干区文化体育中心（出租人、甲方）与杭州瑞鼎健身休闲有限公司（承租人、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房屋坐落于杭州市钱潮路12号江干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建筑面积约3890平方米，其中地上1层建筑面积3350平方米，地下1层建筑面积540平方米，租赁房屋用途为健身、休闲、娱乐等项目经营；租赁期限为10年4个余月，自2006年8月18日至2016年12月31日；等等。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杭州市江干区文化体育中心名称变更为体育中心，杭州瑞鼎健身休闲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10年10月10日，体育中心与瑞鼎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2006年8月18日杭州市江干区文化体育中心与杭州瑞鼎健身休闲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现杭州瑞鼎健身休闲有限公司已于2008年工商注销；杭州市江干区文化体育中心已更名为体育中心，原合同甲方变更为体育中心，原合同甲方权利义务由体育中心承担履行；瑞鼎公司承担杭州瑞鼎健身休闲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所有权利义务；等等。（二）2011年，瑞鼎公司（甲方）与河马龙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提供杭州市江干区钱潮路12号江干区体育中心内全民健身活动中心1楼118室约2100平方米左右的经营场所供乙方项目使用，乙方获得承包经营权后以乙方的名义独立工商和税务登记，并以儿童教育、体能培训及其配套服务项目的主营业务独立经营，乙方项目的投资及其在与甲方约定范围内的一切行为与经营活动，与甲方和场地业主无涉；乙方按约定向甲方支付2011年5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固定的场地使用承包金；协议签订时乙方知晓甲方从业主得到的经营权限截止到2016年12月底，为此双方约定如甲方从业主方获得续签权利后，甲方应自动将协议有效期延长至2020年12月底，除上述情况外协议有效期从签订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等等。（三）2011年5月，体育中心（出租人、甲方）与河马龙公司（承租人、乙方）签订江干区体育中心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房屋坐落在杭州市江干区钱潮路12号，位于全民健身中心大楼1楼116室，合同约定面积220平方米；租赁期限5年零5个月，从2011年8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在乙方未违背该合同约定各项条款及乙方与瑞鼎公司合作经营的前提下，租赁期限自动延长3年（至2019年12月31日）；等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王春华是否有权依据瑞鼎公司向其出具的《承诺》，要求瑞鼎公司退还股权转让款及其他投入资金。王春华与瑞鼎公司等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约定由瑞鼎公司（蔡邵卫）向王春华转让河马龙公司20%的股权，后瑞鼎公司向王春华出具《承诺》，明确上述股权转让的前提是“河马龙公司经营场地的租赁期限为2019年12月31日”，故股权出让方瑞鼎公司承诺“若经营场所无法（续租）至2019年12月31日结束，则出让方将全额退还股权转让款”。根据查明事实，河马龙公司的经营场地总计2320平方左右，其中2100平方系瑞鼎公司向体育中心租赁后提供给河马龙公司使用，剩余220平方系河马龙公司自行向体育中心租赁。首先，关于瑞鼎公司向河马龙公司提供的2100平方经营场地，该部分场地面积占河马龙公司全部经营场地面积的90%以上，对河马龙公司能否正常经营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根据瑞鼎公司与体育中心之间的租赁合同，双方并未明确约定租赁期限应延续至2019年底。现生效判决确定瑞鼎公司与体育中心之间的租赁合同已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终止，瑞鼎公司亦认可该事项与王春华无关，故瑞鼎公司应当对该部分场地无法顺利续租的结果承担全部责任。其次，关于河马龙公司自行向体育中心租赁的剩余220平方场地。根据（2017）浙01民终8454号生效判决相关认定，该部分场地租赁期限未能自动延长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系合同履行期间河马龙公司多次迟延支付租金、物业管理费，另一方面系瑞鼎公司未能与体育中心续签合同，故河马龙公司与瑞鼎公司的合作经营亦不能继续。关于前者，即河马龙公司三次迟延支付租金、物业管理费，双方均确认第一次迟延与王春华无关，而后两次迟延中，蔡邵卫作为河马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持股80%的大股东，亦应对河马龙公司的经营管理失当承担一定责任；关于后者，即瑞鼎公司与体育中心之间的合同终止，则如前所述，与王春华无关。由此可知，瑞鼎公司直接导致河马龙公司90%以上的经营场地无法继续使用，并间接导致河马龙公司与体育中心之间的租赁合同期限无法自动延长，故其应当对河马龙公司经营场所无法延续至2019年12月31日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另外，关于瑞鼎公司辩称本案存在因王春华放弃经营而免责的情形。案涉《承诺》载明“此项承诺不包括受让方自己放弃继续经营所造成的经营中断之情况”，意在排除因王春华主动放弃经营而使河马龙公司在租赁合同到期前提前终止经营的情形。经双方确认，河马龙公司实际经营至2017年4月，而当时瑞鼎公司与体育中心的租赁合同已到期数月，体育中心也已多次向瑞鼎公司发送通知明确此事，在此情形下，河马龙公司无法正常经营的原因显然在于其经营场地无法继续使用，而非王春华的个人原因。现瑞鼎公司以王春华未进行补亏为由，主张其存在放弃经营的事实，并拒不履行承诺，有失诚信，故对其提出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瑞鼎公司应向王春华退还款项的金额。王春华作为河马龙公司财务负责人期间，河马龙公司向体育中心直接租赁部分场地确实存在迟延支付租金、物业管理费的情形，故本院综合考量迟延支付租金部分场地面积所占河马龙公司总经营场地面积的比例，以及王春华对迟延支付事项的责任程度，酌情确定瑞鼎公司向王春华退还股权转让款80万元。同时，考虑到合作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商业风险，而瑞鼎公司虽最终未能按其承诺内容延续案涉场地的租赁期限，但其在此过程中亦不存在明显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故本院确定不再由瑞鼎公司向王春华退还其在合作期间的其他投入资金。至于河马龙公司与瑞鼎公司、王春华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权利义务关系，与本案无关，各方可另行处理。综上所述，王春华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缺乏事实与理由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民初8014号民事判决。 二、杭州瑞鼎体育文化策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王春华股权转让款800000元。 三、驳回王春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杭州瑞鼎体育文化策划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025元，由王春华负担2889元，由杭州瑞鼎体育文化策划有限公司负担513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王春华负担480元，由杭州瑞鼎体育文化策划有限公司负担4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050元，由王春华负担5778元，由杭州瑞鼎体育文化策划有限公司负担10272元。王春华已向本院预交16050元，双方可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诉讼费用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杨沁如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