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19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林，男，汉族，1963年11月25日出生，住习水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静，女，汉族，1965年10月12日出生，住遵义市汇川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光霞，女，汉族，1942年3月21日出生，住习水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守军，男，汉族，1971年4月30日出生，住习水县。陈光霞、王守军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林，男，汉族，1963年11月25日出生，住习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英，女，汉族，1967年12月25日出生，住遵义市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友林，男，汉族，1959年9月22日出生，住遵义市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涛，男，汉族，1979年6月14日出生，住习水县杉王路御景山居Ｄ区。上诉人何静、王守军、陈光霞、何林因与被上诉人成友林、袁涛、何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0330民初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何英与袁涛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立案时间为2019年1月14日，判决的时间为2019年11月29日左右，已经严重超出简易程序的正常审限。同时，在法院已经同意鉴定的情况下，非因上诉人原因导致鉴定不能，法院又不同意鉴定，上诉人认为这损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2．本案争议的焦点实质就是《征地拆迁还房协议书》、《拆迁还房分配方案》是否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正式意思表示（签字），这本身就属于应当查明的事实。同时也是影响何英是“有权处理”还是“无权处分”这一基本定性的认定。一审以“签字的真实性并不影响本案处理”为由，略过案件事实后，以偏颇的主观认定得出判决结论，显然缺乏必要的事实支撑，且不能服人。3．一审认定案涉《门面买卖协议》有效不当。案涉房屋至今没有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第三人制度。袁涛明知案涉房屋存在共有人而故意规避，存在过错，且其未对支付合理对价进行举证，不属于善意取得，实体上也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案涉合同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属无效。4．本案上诉人并未对合同效力问题提起反诉，而一审的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却认定其有效，超越了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5．一审法院认定何英与袁涛之间的合同有效，今后袁涛要求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时，上诉人并非合同主体，不负有协助义务，而不动产登记部门必须要求共有人同意才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一审的判决结果不仅没能达到案结事了的司法目的，反而在将来引起更大的矛盾。6．一审以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相脱离来认定本案合同效力不当。何英辩称，认可一审判决。成友林、袁涛在本院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何林、陈光霞、何静、王守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何英、成友林与袁涛于2018年2月28日签订的《门面买卖协议》无效；二、何英、成友林与袁涛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4日，何英与袁涛签订《门面买卖协议》，约定何英将杉王路14-Ｂ楼一层9号附1号门面卖给被告袁涛，总价706800元，袁涛在签订协议后支付被告何英680000元，剩余26800元在何英将门面过户到袁涛名下后3日内支付。袁涛通过转账支付何英648000元，其余部分系现金支付。何英认可收到袁涛房款68万元。案涉房屋承租人罗某作为见证人在《门面买卖协议》签字，并出庭作证证实其在袁涛购买门面后向袁涛交纳租金的事实。另，2007年7月20日，陈光霞与何立生与华居公司签订《习水县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华居公司将案涉房屋安置给陈光霞与何立生。2010年11月9日，四上诉人、何英以及何立生与华居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偿补充协议》，对涉及拆迁安置房14号楼的具体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一审法院认为，何英与陈光霞、何林、何静、王守军系家庭成员关系，持有案涉房屋拆迁安置的资料、《征地拆迁还房分配协议书》、《拆迁还房分配方案》，且在签订《二手房屋买卖合同》前将房屋租赁给证人罗某，袁涛有理由相信何英对案涉房屋具有处分权。袁涛以现金转账、现金方式向何英支付房款，结合案涉房屋面积、位置、市场价等因素，该房屋的转让价格系合理价格。应认定袁涛购买案涉房屋系善意、有偿取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的规定，本案中，袁涛的买房行为应予保护。何英、袁涛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门面买卖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应当有效。案涉房屋是否转移登记，影响的是袁涛是否取得不动产物权，并不涉及《门面买卖协议》的效力。对陈光霞、何林、何静、王守军“买受人必须将受让的不动产办理登记到自己名下才能受到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的意见，不予采纳。如何英的处分行为给陈光霞、何林、何静、王守军造成损失，陈光霞、何林、何静、王守军可依法向其主张赔偿。《征地拆迁还房分配协议书》、《拆迁还房分配方案》上陈光霞、何静签字、捺印的真实性，并不影响本案处理，故对陈光霞、何静提出的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对陈光霞、何林、何静、王守军认为《门面买卖协议》系何英、成友林、袁涛恶意串通，侵害其利益，应当无效的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光霞、何林、何静、王守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元，由陈光霞、何林、何静、王守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案涉《门面买卖协议》的签订是何英和袁涛的真实意思表示，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时即产生法律效力。上诉人不能以何英在签订上述合同时没有所有权和处分权而主张上述合同无效。故上诉人主张案涉《门面买卖协议》无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1．《征地拆迁还房协议书》《拆迁还房分配方案》上面陈光霞、何静的签字是否真实与案涉《门面买卖协议》的效力并无关联性，一审未予准许鉴定并无不当。2．一审中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案涉《门面买卖协议》无效，一审法院所作判决驳回陈光霞、何林、何静、王守军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越上诉人的主张范围。3．一审因鉴定问题导致审理周期较长，并未违反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何静、王守军、陈光霞、何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何静、王守军、陈光霞、何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玉振审判员  蔡一雷审判员  罗小龙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潘晓书记员苟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