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52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杭州和讯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662341410U。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平海路58号908室。 法定代表人：张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滕立群，浙江天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龙口市盛鑫五金工具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1789261274F。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芦头镇麻家村。 投资人：单永军。 上诉人杭州和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讯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龙口市盛鑫五金工具厂（以下简称盛鑫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4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施迎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和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盛鑫厂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盛鑫厂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案涉《购销合同》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该合同上的章与和讯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合同专用章印模不一致，该合同真实性存疑，不能证明和讯公司与盛鑫厂签订《购销合同》的事实。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8调整）》第六十九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中，盛鑫厂提供的四份《购销合同》均为复印件且未出示原件进行核对，故四份合同真实性存疑，不能排除伪造的可能。案涉合同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2.案涉合同上的印章与和讯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不一致，且均没有合同签订人员手写签字，真实性存疑。一审中，和讯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其合同专用章印模的样式，仅凭肉眼即可看出与案涉合同上所盖章的样式、大小、字体均不一致。另，案涉合同采购代表、采购经理等处均为打印字体，没有手写签名，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8调整）》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事实上，和讯公司没有收到过案涉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故案涉合同不存在。盛鑫厂提供的案涉复印件《购销合同》第3条均约定：“卖方应在收到本购销合同后三天内签回一份给买方，以示确认”，说明盛鑫厂与和讯公司合同签订顺序是先由和讯公司盖章，然后再由盛鑫厂盖章确认后寄回一份原件给和讯公司。案涉复印件《购销合同》第2条均约定，盛鑫厂交货后，凭盖有红章的购销合同、发票及入库单进行结算。根据上述约定可以推断，如盛鑫厂在合同签订后未将合同原件寄给和讯公司，则四份案涉合同其均有两份以上原件。若已将四份案涉合同原件寄给和讯公司各一份，则在双方未结算的前提下，盛鑫厂就四份案涉合同均至少有一份原件。盛鑫厂一审中陈述双方是通过ＱＱ等电子交流工具签订合同，所以其持有的只能是合同照片的打印件，该理由显然不符合逻辑，且与上述案涉合同约定的第2、3条相冲突。从案涉合同两个条款可以看出，即使双方前期洽谈时的文本传输是通过电子工具，但最终签订合同还是采用纸质形式并签字盖章予以确认。否则，双方也不可能有要求供方提供盖有红章合同作为结算文件的约定。一审中，盛鑫厂未向法庭提交案涉合同原件，只能说明双方并未签订买卖合同，或复印件合同系伪造。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双方是以电子邮件签订购销合同，并无证据证明，属认定事实错误。（二）盛鑫厂提交的进仓单存在瑕疵，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相互结合，不能得出盛鑫厂已向和讯公司交付货物的事实。1.盛鑫厂虽提供了几份进仓单，但却无法提供和讯公司发出的“进仓指令”，且从进仓单的主体来看，与本案无关，不足以证明盛鑫厂向和讯公司发过货。五张发货单中“发货人”不是盛鑫厂，无收货人签收，也不能证明该货代公司受和讯公司委托。发货单中所列货物为工具，且进仓单中只有件数，没有具体的货物数量，无法核实进仓单所列货物与案涉合同上货物是否一致，也无法核实数量是否相符。盛鑫厂每年要向很多客户出口工具，有几张相应的进仓单是正常情况，但上述进仓单不能证明其向和讯公司供货的事实。故上述进仓单不足以证明盛鑫厂向和讯公司交货的事实。2.即使盛鑫厂曾向和讯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能证明和讯公司收到货物。一方面，和讯公司因资金困难企业经营处于停工状态，公司相关资料已被员工以讨薪为由予以“保管”。在此情况下，和讯公司无法核实是否收到过发票及是否抵扣；另一方面，现代商业交易，发票流动与货物流动是分开进行的，特别是外贸公司管理混乱时，业务员走私单，自己赚钱，发票进公司账，也是常有的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本案中即使盛鑫厂提供增值税发票给和讯公司，且和讯公司已完成抵扣，也不能够证明盛鑫厂履行了交货义务。（三）和讯公司股东黄再升与盛鑫厂投资人单永军的通话录音，并不能证明和讯公司欠款的事实。1.该通话录音中，黄再升虽没有否认欠款，但也没有明确确认尚欠盛鑫厂款项，更没有说到尚欠款项的具体金额，录音大部分内容是双方各自诉苦及笼统的商量解决办法。在通话录音前，双方并未就是否欠款对过账，黄再升虽是和讯公司的股东，但并非总经理，也未在和讯公司任管理职位，对于和讯公司具体事务，特别是对和讯公司欠款项情况是不清楚的。因此，单永军通过诱导性通话对不知道具体事务的黄再升进行录音，来证明盛鑫厂主张的欠款事实，和讯公司认为该录音并不具有证明力，且黄再升在通话中也未明确尚欠盛鑫厂款项及欠款金额等内容，欠款及金额都是单永军说的。2.由于和讯公司经营状态不好，确实欠部分客户钱，近期也无法支付，黄再升作为和讯公司投资人，对该公司情况大致知情。当有客户打电话来催要货款时，其无法分辨是否欠款，作为股东不敢说没欠对方钱，礼貌性的谈一下公司近况及笼统的还款方案符合逻辑。黄再升在通话中不否认欠款，并不能当然认定和讯公司欠盛鑫厂款项。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证人郭某出具的书面证言，虽经过公证，但由于郭某没有出庭接受质询，其证言仍不能作为证明客观事实的证据被采纳，且郭某与和讯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所作证言可信度低，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8调整）》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出庭作证是证人的法定义务。一审中，郭某没有出庭作证，也没有接受当事人和法庭的质询。和讯公司也未收到过一审法院允许郭某无需出庭的通知，郭某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故郭某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明事实的有效证据被采纳。2.尽管郭某的证人证言是经过公证的，但公证处只能证明该证人证言系郭某本人所述，不能证明其所说的证言都是客观事实，其陈述的内容是否属实需要到法庭接受各方的询问，才能明辩是非，从而由法庭决定是否采信。3.郭某是和讯公司的前员工，本案审理前，郭某因在工作中做私单等违纪问题被和讯公司辞退，与和讯公司存在纠纷，至今尚未处理完毕。另，郭某离开和讯公司后，到和讯公司原总经理陈君莉处工作，从事和讯公司同类业务，与和讯公司是竞争对手，且陈君莉与和讯公司及关联公司有诉讼纠纷，故郭某与和讯公司有利害关系。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证明力较低，不能成为证明客观事实的依据。（二）即使和讯公司欠盛鑫厂款项，也应认定双方已经达成口头还款协议，不应该判决和讯公司立即还款。根据“单永军与黄再升的录音”，该通话录音中，黄再升向单永军提出一个还款方案，即和讯公司注册一家新的外贸公司与盛鑫厂继续交易，然后采用提高采购货物单价的形式，约定在今后5年内，在每笔交易中逐渐扣回的方式偿还欠款。盛鑫厂同意该解决方案，双方口头上达成一致意见。《录音材料整理》中载明：“黄:我们事情肯定能解决掉的，这个你放心好了好不好，……这样也是一个方案，好不好？单：嗯，好好”。上述对话，盛鑫厂同意了和讯公司该方案，双方对还款事宜在口头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5年内以提高采购价格的方式慢慢还清欠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和讯公司的上诉请求。 盛鑫厂辩称：双方签订合同的过程是和讯公司将加盖公章的合同通过微信、ＱＱ发给盛鑫厂，盛鑫厂打印出来再盖上公章。一审中，盛鑫厂提交的案涉合同中和讯公司的章因打印时的角度问题与和讯公司提交的章有不一致的地方属正常情况，但不能因此认为章是假的。和讯公司与龙口市另一家工厂也是这样的交易模式。港口货运代理公司都是和讯公司联系的，进仓单是货运公司将进仓时间及货物数量告诉和讯公司，和讯公司再通过ＱＱ或传真发给盛鑫厂，盛鑫厂按照进仓单将货物送到指定仓库，且货物数量及箱数与案涉合同一致。双方交易货物的款项共计72万余元，和讯公司一共支付过23次货款，共计52万余元，如果案涉合同是假的，和讯公司没理由会支付上述款项。郭某的证人证言经过公证处公证，真实有效，且双方的业务都是由郭明代表和讯公司与盛鑫厂洽谈的。单永军与黄再升的通话中，黄再升表示欠盛鑫厂的货款是真的，且单永军也未同意过上述欠款五年还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和讯公司的上诉请求。 盛鑫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和讯公司向盛鑫厂支付货款201165.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由和讯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盛鑫厂与和讯公司之间存在购销业务往来。盛鑫厂为生产型企业，和讯公司为贸易型企业。2015年11月27日，盛鑫厂、和讯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订立《购销合同》（合同编号：Ｘ006-6-ＧＰ151434）一份，约定盛鑫厂向和讯公司销售规格为7ｍｍ-36ｍｍ的镜面镀铬Ｌ型铣口扳手一宗，货物价值298902元，交货期及交货地点为2016年1月15日前上海仓库（地址待告），和讯公司收到发票付清货款。合同备注和讯公司方采购代表为徐剑、冯剑锋。2016年8月16日，双方以同样方式订立《购销合同》（合同编号：Ｎ012-4-ＧＰ16517）一份，约定盛鑫厂向和讯公司销售规格为7ｍｍ-36ｍｍ的镜面镀铬Ｌ型铣口扳手一宗，货物价值133702.8元，交货期及交货地点为2016年9月16日前上海仓库（地址待告），和讯公司收到发票45天左右付清货款。合同备注采购代表郭某。2016年11月26日，双方以同样方式订立《购销合同》（合同编号：Ｎ020-1Ａ-ＧＰ16531）一份，约定盛鑫厂向和讯公司销售规格为7ｍｍ-36ｍｍ的镜面镀铬Ｌ型铣口扳手一宗，货物价值267965.7元，交货期及交货地点为2016年12月25日前上海仓库（地址待告），和讯公司收到发票45天左右付清货款。合同备注采购代表郭某。2016年12月25日，双方以同样方式订立《购销合同》（合同编号：Ｎ020-1Ｂ-ＧＰ16531）一份，约定盛鑫厂向和讯公司销售规格为7ｍｍ-36ｍｍ的镜面镀铬Ｌ型铣口扳手一宗，货物价值23920元，交货期及交货地点为2016年12月25日前上海仓库（地址待告），和讯公司收到发票45天左右付清货款。合同备注采购代表郭某。上述合同总金额724490.5元。此后，盛鑫厂根据和讯公司发送的货物进仓通知书将货物运送至指定的上海港口货仓。和讯公司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1月24日陆续向盛鑫厂支付货款523324.8元。盛鑫厂自2016年2月17日至2017年10月18日期间陆续为和讯公司开具了票面总金额为724490.5元的增值税发票。 一审法院认为：盛鑫厂、和讯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结合双方订立的《购销合同》《货物进仓通知单》、盛鑫厂根据和讯公司的开票通知向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和讯公司的付款凭证、郭某出具的书面证言的公证书、盛鑫厂方负责人单永军与和讯公司股东之一的黄再升于2019年5月28日催款时的电话录音等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和讯公司尚欠盛鑫厂货款201165.7元的事实。盛鑫厂依约供货并向和讯公司提供涉案增值税发票后，和讯公司虽陆续支付了部分货款，但至今仍欠盛鑫厂货款201165.7元，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盛鑫厂诉请和讯公司支付货款201165.7元及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具有相应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和讯公司抗辩认为案涉《购销合同》专用章不是和讯公司的，合同无当事人签名，且没有证据证明盛鑫厂提供合同载明的货物，据此请求驳回盛鑫厂的诉讼请求。基于双方系通过邮件方式订立合同，且事后双方已开始履行了合同，货物进仓通知中还表明了相关《购销合同》的合同编号，结合本案查证的相关事实，和讯公司的抗辩意见缺乏相应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判决如下：和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盛鑫厂货款201165.7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201165.7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暂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继续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和讯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17元，减半收取2158.5元，由和讯公司负担。 和讯公司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 盛鑫厂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调取其一审提交的向和讯公司开具的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认证记录，欲证明该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情况。 本院依盛鑫厂的上述申请，向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上城区税务局调取了该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记录。认证记录显示，和讯公司已就该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进行认证。 就本院调取的上述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记录，和讯公司经质证认为，收到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交付和货物的交付是分开进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非随货交付，故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不意味收到货物。本院认证认为：和讯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记录足以证明和讯公司已收到该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向税务机关进行了认证。 本院经审理，根据当事人一、二审中提供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认定以下事实：盛鑫厂与和讯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盛鑫厂自2016年2月17日至2017年10月18日期间陆续向和讯公司开具了票面总金额为724490.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讯公司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1月24日陆续向盛鑫厂支付货款523324.8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讯公司已向税务机关进行了认证。 另查明，黄再升是和讯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90%。 还查明：2019年5月28日，盛鑫厂投资人单永军与黄再升电话联系催款事宜。对单永军要求支付欠款200000元的主张，黄再升明确表示会在2019年付掉。 本院认为：和讯公司主张其未与盛鑫厂签订过案涉四份合同，但结合其认可双方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关系，亦向盛鑫厂支付523324.8元货款，且已将盛鑫厂开具给其的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认证的情况，本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总金额为724490.5元，和讯公司已支付523324.8元，结合和讯公司持股90%的大股东黄再升与盛鑫厂投资人单永军通话录音内容，足以认定和讯公司欠盛鑫厂201165.7元货款未付，故对和讯公司关于未欠盛鑫厂货款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和讯公司上诉还主张，即使欠款，在上述通话录音中，和讯公司已与盛鑫厂达成口头还款协议，即和讯公司注册一家新的外贸公司与盛鑫厂继续交易，然后采用提高采购货物的单价，约定在之后不到5年时间内，以每笔交易中逐渐扣回的方式偿还，一审法院不应判决其立即还款。从通话录音反映的内容来看，盛鑫厂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变更货款支付方式，故对和讯公司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一审中，盛鑫厂主张自2017年12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要求和讯公司支付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损失。盛鑫厂开具给和讯公司的十份增值税发票中，最后一张开具时间为2017年10月18日，因无依据显示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了货款支付时间，故一审法院判决和讯公司从2017年12月4日起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虽认定案件事实不当，但实体处理结果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17元，由上诉人杭州和讯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施迎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吴俊杰 书记员程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