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民终17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爱芭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西山锐思特汽车旅馆加盟店202房间。诉讼代表人：陈豪，该公司管理人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伦，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单婵，女，197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世枝、周志微，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晓东，男，1970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浙江爱芭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爱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单婵、黄晓东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3民初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因新冠疫情影响申请延期审理，本院准许本案审限延长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爱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浙江爱芭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单婵、黄晓东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为浙江爱芭公司在本案中仅提供了其与上海爱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爱芭公司）在特定期间、特定银行的款项来往流水记录，且单婵、黄晓东对上海爱芭公司尚欠浙江爱芭公司款项的事实并不认可，故浙江爱芭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系上海爱芭公司的债权人及具体损失。上述认定忽略了本案特殊的事实情况而导致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浙江爱芭公司所举的转账记录并非是特定时间、特定银行的，而是浙江爱芭公司全部银行全部时间段的往来流水，除上述时间外，浙江爱芭公司对外没有发生经济往来；2．上述转账发生的时间均在黄晓东实际控制浙江爱芭公司、上海爱芭公司两公司期间，黄晓东清楚两公司之间巨额款项往来的事实，在此背景下，黄晓东明知浙江爱芭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却久居国外不配合破产案件后续处理工作，私自与单婵成立清算组，在未对账目进行审计，亦未通知浙江爱芭公司管理人的情况下，径自注销上海爱芭公司，试图逃避法律责任，严重损害了浙江爱芭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恶意明显。故在上述特殊情况下，浙江爱芭公司已经对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及相应债权金额进行初步举证，举证责任应转移至单婵、黄晓东，要求其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清算义务，确认浙江爱芭公司与上海爱芭公司之间已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单婵、黄晓东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应履行的清算义务及浙江爱芭公司与上海爱芭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单婵答辩称：浙江爱芭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浙江爱芭公司主张作为上海爱芭公司清算组成员的单婵、黄晓东因重大过失给债权人浙江爱芭公司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该主张的前提条件为浙江爱芭公司系上海爱芭公司的债权人，但本案浙江爱芭公司未能证明其系上海爱芭公司的债权人。浙江爱芭公司仅提供了其与上海爱芭公司在2009年至2013年之间的银行资金往来流水，对于前述时间之前之后的款项往来记录不完整，对于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之外的银行资金往来流水和上海爱芭公司关联公司与浙江爱芭公司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没有提供，且双方除了往来款还存在其他性质的资金转账，不能证明浙江爱芭公司系上海爱芭公司的债权人。黄晓东未作答辩。浙江爱芭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晓东、单婵共同赔偿浙江爱芭公司往来款898.715037万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诉讼费由黄晓东、单婵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4月18日，上海爱芭公司于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2008年11月4日，浙江爱芭公司于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上海爱芭公司与浙江爱芭公司发生大量的款项往来。2017年3月30日，该院裁定受理浙江爱芭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18年7月1日，上海爱芭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清算公司，并成立清算组，单婵为清算组负责人，清算组成员为单婵、黄晓东。2019年1月3日，上海爱芭公司完成了注销登记。另查明，单婵系上海爱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庭审中确认上海爱芭公司和浙江爱芭公司的原老板和实际控制人均为黄晓东。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晓东、单婵在上海爱芭公司清算中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并给浙江爱芭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形而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或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故黄晓东和单婵作为上海爱芭公司的清算组成员，要求其承担清算责任的主体应为上海爱芭公司或该公司的债权人。浙江爱芭公司在本案中仅提供了其与上海爱芭公司在特定期间、特定银行的款项来往流水记录，且单婵对上海爱芭公司尚欠浙江爱芭公司款项的事实并不认可，故该院认为，浙江爱芭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系上海爱芭公司的债权人及具体损失，故其主张黄晓东、单婵作为上海爱芭公司的清算组成员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浙江爱芭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71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浙江爱芭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浙江爱芭公司主张其对上海爱芭公司享有债权是否成立。浙江爱芭公司主张其对上海爱芭公司享有债权，作为上海爱芭公司清算组成员的黄晓东、单婵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债权人浙江爱芭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浙江爱芭公司该主张成立的前提是浙江爱芭公司对上海爱芭公司享有债权。浙江爱芭公司对此应当举证证明。但浙江爱芭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对上海爱芭公司享有债权。首先，浙江爱芭公司提交了其与上海爱芭公司于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发生的款项往来的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其多给对方的差额898.715037万元系其享有的债权。单婵抗辩称前述银行流水记录并不全面，并提供了2013年12月30日上海爱芭公司汇给浙江爱芭公司在温州银行所设账户64万元、2012年1月20日上海爱芭橱具有限公司汇给浙江爱芭公司在建设银行所设账户1000万元二笔款项的证据。浙江爱芭公司对其收到前述二笔款项无异议，并认可在其提交的双方往来款项中没有列入该二笔款项。因此，浙江爱芭公司提供的双方资金往来的银行流水记录并不能完整反映双方之间的全部往来款项，在此情形之下，浙江爱芭公司所计算的差额898.715037万元并不客观。其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上海爱芭公司向浙江爱芭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货物购销业务，即浙江爱芭公司向上海爱芭公司支付的款项并非均为往来款；浙江爱芭公司也未能证明具体每一笔款项的性质，故认定案涉往来款差额部分即为浙江爱芭公司对上海爱芭公司享有的债权，依据不充分。浙江爱芭公司不能证明其对上海爱芭公司享有债权，其主张作为上海爱芭公司清算组成员的黄晓东、单婵应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浙江爱芭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710元，由上诉人浙江爱芭电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陈洪理审判员  金子明审判员  骆苏英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小青·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