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05行终88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华民，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玮，陕西索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澄城县冯原镇贺家桥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樊贵俊，澄城县冯原镇贺家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诉讼代表人桂忠民，男，汉族，现任该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诉讼代表人聂高伍，男，汉族，现任该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 诉讼代表人段景山，男，汉族，现任该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 委托代理人曹忠山，陕西秦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澄城县不动产登记局。 法定代表人杨宁，任局长。 委托代理人曹彭涛，澄城县不动产登记局登记股股长。 委托代理人朱富强，陕西信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华民因土地登记一案，不服陕西省澄城县人民法院(2019)陕0502行初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华民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玮，被上诉人澄城县冯原镇贺家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贺家桥村委会）负责人樊贵俊、诉讼代表人桂忠民、聂高伍、段景山及委托代理人曹忠山，原审被告澄城县不动产登记局委托代理人曹彭涛、朱富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8月7日，原魏仙桥村召开集体林权改革会议，就本村集体所有的荒山荒坡对内发包，并形成会议纪要，魏生俊、曹书海和魏毛毛三人报名承包，参会人员签名。2009年9月1日，第三人刘华民与原魏仙桥村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同时查明，2009年9月1日，澄城县林业局受理了第三人刘华民的林权登记申请，接收了在改动部分加盖原魏仙桥村村委会印鉴的魏仙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会议记录复印件、刘华民身份证复印件、和《林地承包合同》复印件，后于2009年11月21日，向第三人刘华民颁发了澄政林证字(2009)第2009010102号林权证。另查明，澄城县林业局林权登记时，审查申请人提交的魏仙桥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会议记录属于复印件，与魏仙桥村保留的会议记录原件内容明显不一致；被告登记档案中的《林地承包合同》和冯原镇政府备案的《林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费的支付时间不一致；被告登记档案中没有实地勘测的相关资料，也没有公告的相关信息记载。还查明，第三人贺家桥村委会共有村民户657户，其中502户村民户的代表签署了意见，同意35名村民代表以村委会名义通过诉讼维权，同意维权的村民户的代表达到村民户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35名村民代表以贺家桥村委会名义诉讼，代表人数超过村民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已得到所在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的确认，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此，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村民代表在2018年7月旁听贺家桥村委会起诉本案被告林权登记的行政案件后，知道了被告的行政登记行为，于2018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行政起诉期限。被告澄城县不动产登记局承继了澄城县林业局的林权登记职责，作为本案被告的诉讼主体适格。《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对经审查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登记：(一)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位置、四至界限、林种、面积或者株数等数据准确；（二）林权证明材料合法有效；（三）无权属争议；（四）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相符合”。被告行政登记过程中，未审查会议记录原件，致档案中会议记录的复印件内容和魏仙桥村保留的原始会议记录内容不一致，因此，证明材料的合法性存在质疑；被告的登记档案中未见到勘察确认记录和附图，无法证明其是否审查和如何审查。被告未能提供澄城县林业局履行公告职责的证据，行政登记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定程序。据此，被告的行政登记行为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三）项之规定遂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澄政林证字（2009）第2009010102号林权登记。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澄城县不动产登记局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刘华民不服，提起上诉，请求撤销陕西省澄城县人民法院(2019)陕0502行初12号行政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裁定驳回起诉。理由为：一、案涉林权证所属土地承包给刘华民，发包事宜已经公告，村民和村民代表是知情的，且多年来均无异议。原魏仙桥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会议记录由村民代表23人签字，村民和在会议记录上的村民代表，对涉案土地发包给刘华民是知情的。经由澄城县林业局出具《证明》，明确表示林地发包事宜以公告的形式张贴予以公告，资料由第三人村委会存档管理。而且村民多年来均未提出异议，现在称数百亩土地承包给外村人毫无知情，显然不符合常识。二、案外人曹书海是原审会议记录的承包人，也是最终公示的持证人刘华民的共有权人，刘华民作为案涉《林权证》的持证人，并没有违反原会议纪要承包人范围的规定。《林权登记申请表》明确记载，曹书海是刘华民所承包林地的共有权人。曹书海也出庭作证，他是刘华民的共有权人，其二人是共同承包。第三人贺家桥村委会作为林权证办理的经办单位，加盖公章同意，曹、刘二人林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共同共有，办理在刘华民名下只是登记形式上变成其中一个共有人，并未超过原会议纪要确定的承包人范围。三、会议纪要由原魏仙桥村委会经过村民同意后修改，并加盖公章，代表了村民意志，履行了民主程序。本案第三人贺家桥村委会的主任樊贵俊原系魏仙桥村委会书记，其经过询问村民代表后，村民是同意将林地发包给刘华民、魏生俊、魏生文等新的三名承包人的，并由樊贵俊一手协同经办了加盖公章和林权证申办事宜。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应澄城县林业局的要求，林业局称在变动处需要加盖村委会公章，以示变动的真实性，村委会盖章后林业局认可了变更承包人的真实性，予以登记办证。另外，刘华民和原魏仙桥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最后约定的承包费是1万元，这和修改后的会议纪要共计3万元的承包费是吻合的，说明《林地承包合同》的签订是村委会的共识，该合同生效并已实际履行近十年的时间。四、村委会名义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所谓的村民意见不真实。村委会名义称起诉得到绝大多数村民认可，提供了村民意见。但是上诉人对该村民意见真实性不认可，许多村民根本不在家，签字是虚假的，是伪造的，不能代表村民意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规定》第三条规定，必须是过半数的村民，而不是村民代表。而且村委会已经起诉过，后来因为超出起诉期限，主动撤诉，所以也并不属于“村委会不起诉”情形。五、被上诉人村委会名义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应该驳回起诉。1、被上诉人中，魏生文是原会议纪要的签署人，并且实际也是变更后的承包人，其对变更后的实际承包人包含刘华民的事实自2009年就已经知道，其作为村民代表起诉显然超过起诉期限。2、村委会名义诉讼代表人桂忠民、贺家桥村委会主任樊贵俊一手经办林权证，早就知道村上将林权证办理给了刘华民，十年后才起诉早已超过起诉期限。六、林业局在审查颁证过程中，审查了申请材料，并进行了公告，程序合法。林业局属于原来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对申请表、承包合同等进行了审查，申请表有村委会和镇政府盖章同意，也进行了公告。所颁发的《林权证》后附上了林地的四至，载明了面积、位置是清楚明确的，程序合法。综上，为了维护合法权益，上诉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七）项的规定，提起上诉，请依法裁判。 被上诉人贺家桥村委会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刘华民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需要强调的两点：1.原审被告澄城县不动产登记局的登记行政行为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具体表现：审查作为林权证明材料的会议记录，未核对会议记录复印件是否与原件一致。未对要登记颁证的林地进行实地勘测，登记档案中既未见到勘测确认记录，亦未见到勘测图纸；登记颁证前未公告，登记档案中没有公告的相关信息。2.答辩人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理由：由于原审被告澄城县不动产登记局在行政登记时，存在前述登记程序的严重过错，要不是上诉人刘华民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引起被上诉人澄城县冯原镇贺家桥村委会提起行政诉讼而从原审被告澄城县不动产登记局查询林权登记档案，答辩人何以能知道权利收到侵害。因此，答辩人自被上诉人澄城县冯原镇贺家桥村委会提起的行政诉讼于2018年7月31日庭审中才得知权利受到侵害，遂于同年10月份提起行政诉讼以维护合法权益。由此可见，答辩人起诉并没有超过法定期限。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刘华民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澄城县不动产登记局辩称，本案一审判决错误，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贺家桥村民委员会名义的诉讼代表没有资格；2、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不动产登记局是根据村委会提交的证据材料核发的林权证，核心证据为会议记录，该会议记录在修改部分加盖有村委会的公章，加盖公章的会议记录视为原件，对与村委会提出的篡改会议记录的事实不能成立，作为林权登记机关不会为了上诉人或者村委会的任何一方的利益篡改该会议记录，林权登记档案保存了会议记录，而村委会向法庭提供的会议记录在本案第一次诉讼过程中均未提出，其起诉的理由是村委会没有召开会议，但当不动产登记局将证据提交法庭后，村委会撤诉，村委会将相关发证过错推卸给林业局，该行为不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案件的第三条规定，但是本案村委会已经提起诉讼且已经撤诉，在一审时作为不动产登记局的观点，提出该案超过起诉期限，对于上诉人耕种承包的林地，根据其合同签订的时间有10余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本次土地承包给发电公司双方的矛盾不会产生，而该证提起行政诉讼是基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利益纠纷，但该证的颁发没有违法行为，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贺家桥村委会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贺家桥村委会诉澄城县不动产登记局、刘华民林权登记一案，后申请撤诉，澄城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0日裁定准予撤诉。桂忠民等提起本案诉讼的村民在2018年7月旁听该案庭审过程中，得知澄城县林业局于2009年11月21日向上诉人刘华民颁发了澄政林证字（2009）第2009010102号林权证，遂于2018年10月30日提起行政诉讼。该事实有（2019）陕05行终45号行政裁定书、贺家桥村委会起诉状、贺志明等35名村民代表起诉状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起诉的，过半数的村民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本案中，贺家桥村委会对林权登记行为提起诉讼，又撤回起诉，过半数的村民以贺家桥村村委会名义提起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桂忠民等村民原告主体资格适格。以贺家桥村委会名义提起诉讼，原审追加第三人贺家桥村村委会，显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贺家桥村委会与桂忠民等村民是两个不同的诉讼主体，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2009年的林权登记行为至今未超过二十年。且没有证据证明澄城县不动产登记局作出林权登记行政行为时，告知村民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故起诉期限从村民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不超过2年。村民2018年10月30日提起诉讼，只有村民在2016年10月30日前知道被诉行政行为，才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刘华民未提供证据证明村民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时间早于2016年10月30日，而村民在2018年7月通过其他诉讼知道行政行为内容，2018年10月30日因不动产提起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登记机关对已经受理的登记申请，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在森林和林地所在地进行公告。公告期为30天”。澄城县不动产登记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澄城县林业局履行了公告职责，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被告澄城县不动产登记局的行政行为违反上述法规规定，应予撤销。综上，原审判决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华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洪池 审判员  张敏娟 审判员  王光耀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