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14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万小宇，女，汉族，1981年6月1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杰，男，土家族，1993年11月1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玲，重庆精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万小宇与被上诉人向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7民初12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小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向杰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万小宇与向杰于2019年1月11日签订《房屋租赁转让合同》，约定万小宇将案涉宾馆的经营使用权转由向杰承租使用，合同期限从2019年1月11日至2029年1月11日，转让费30万元，保证金2万元，合同首年租金20万元。后向杰由于其自己的原因要求提前解除上述合同，并联系到受让方即案外人肖忠铭，其二人谈好的转让费为27万元。因肖忠铭不愿意与向杰签订《房屋租赁转让合同》，只想与宾馆的所有权人万小宇签订合同，故万小宇和向杰于2019年4月达成口头协议，向杰应得转让费27万元，加上万小宇应退还剩余租金4万元和保证金2万元，再扣减向杰支付万小宇的好处费3万元（万小宇配合直接与肖忠铭签约），万小宇退还向杰各项费用30万元，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万小宇已履行了全部给付义务。向杰要求万小宇退还3万元系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支持。向杰辩称，双方合同的解除是向杰提出后，经万小宇同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虽然向杰与万小宇对于退还的费用是口头约定，但从现有的证据表明，两次《房屋租赁转让合同》的区别只是向杰比肖忠铭多支付转让费3万元，即向杰承担3万元的转让费损失，不存在其他损失。万小宇称向杰还需向其支付好处费3万元，与双方合同约定的“乙方可随时转让，但必须通知甲方即可，中途转让，甲方不收取任何费用”不符。向杰要求万小宇退还3万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正确，要求维持。向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退还原告保证金、租金共计30000元，并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30000元为基数，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为止）；2、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1日，原告向杰与被告万小宇签订了《房屋租赁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当时约定被告将案涉宾馆的经营使用权由原告承租使用，合同期限是2019年1月11日止2029年1月11日，转让费30万元（含设备、设施费用），保证金2万元，合同首年租金为20万元。原告可随时转让，但必须通知被告，被告不收取任何费用，未经被告同意，原告不得将房屋转租给第三人，未经被告同意擅自转租的，被告有权解除合同，收回房屋，保证金不予退还。合同签订后，被告提供了案涉宾馆，原告则实际向被告缴纳了半年期租金10万元（系2019年1月11日至2019年7月10日期间的租金）、保证金2万元及转让费30万元。后原告告知被告因家庭原因其不愿再继续经营案涉宾馆，并要求进行转让。2019年4月29日，被告与案外人肖忠铭签订了《房屋租赁转让合同》，扣除原告经营期间租金6万元，退还了原告预缴的各项费用共计30万元。当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声明一份，载明双方的租赁转让合同作废，同时，原告亦向被告出具声明一份，载明双方的租赁转让合同作废。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转让合同已于2019年4月29日解除。另查明，2019年4月29日，案涉宾馆已由案外人肖忠铭实际经营使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实际系经营权转让引发的合同纠纷。原、被告签订的转让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达，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案涉转让合同签订之初，已明确约定原告在获得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随时转让案涉租赁物的经营权。而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向被告作出转让意思表示后，后者亦予以接受并于2018年4月29日与案外人肖忠铭另行签订了房屋租赁转让合同，应视为双方系经协商一致后自该日起解除了原转让合同。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退还合同解除后其预收租赁费用的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庭审中，双方均称就被告应退还原告的合同款项的金额存在口头约定，抵扣租赁期间内原告应付租金6万元，原告主张被告同意退还其33万元，被告则认为原告只要求退回30万元，但双方均未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依照合同法第六十条、六十一条规定之精神，双方在协商解除合同过程中未能就退款事项达成具体明确的一致意见，应参照原合同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被告应退还的费用金额。参照原转让合同第五条的约定，该款项已赋予原告单方转让案涉租赁物经营权的权利，退一步而言，即便原告在未征得被告同意情况下擅自转让，其仅以交付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作为违约赔偿的对价,以补偿被告因此遭受的损失。现案涉宾馆经营权的再次转让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而原告亦同意为此支付了3万元作为被告的损失赔偿，故其要求退还33万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亦符合正常的商业交易习惯，该院予以支持。因此，扣除被告已退还的30万元，该院认定被告应退还原告租赁费用3万元。至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双方就此并未作出明确约定，该项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万小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向杰租赁费用3万元；二、驳回原告向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5元，由被告万小宇负担。”万小宇在二审中举示了向杰发送给何镇奇（房产租赁中介）的微信记录截图、何镇奇微信朋友圈截图、何镇奇向万小宇出具的《承诺书》，拟证明向杰告诉何镇奇给了万小宇3万元好处费，何镇奇将该情况发送在其微信朋友圈，影响了万小宇的名誉，万小宇因此找何镇奇解决，何镇奇出具《承诺书》表示今后不再实施损害万小宇形象的事。向杰质证后，对万小宇举示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相同。本院认为，万小宇主张向杰在再次进行房屋租赁转让时需向其支付好处费3万元，但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此约定，也与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转让合同》中，对于向杰再次转让的约定为“乙方可随时转让，但必须通知甲方即可、中途转让，甲方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内容不符。至于向杰向其他人所发送的微信记录中所提到的支付给万小宇的好处费3万元，也更有可能就是指两次转让的差价3万元，即向杰承担了的该3万元损失相当于万小宇获得的好处费，而不是除了差价3万元以外单独支付给万小宇3万元好处费。故万小宇应退还（支付）给向杰的费用为肖忠铭支付的转让费27万元、剩余租金4万元、保证金2万元，共计33万元，万小宇已退还30万元，还应退还3万元。综上所述，万小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万小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舟审判员 夏兴芸审判员 段晓玲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院印）书记员 余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