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民再110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刘志刚，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王果枝，女，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关平顺，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刘玉琴，女，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韩喜荣，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胡喜平，女，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以上六再审申请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莎，北京市安理（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东方君座D座。负责人：陆建荣，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春丽，内蒙古蒙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塔娜，内蒙古蒙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内蒙古荣信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杨家堡村。法定代表人：杜兴，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杜兴，男，内蒙古荣信纸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再审申请人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及原审被告内蒙古荣信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信公司）、杜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光大银行于2016年11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作出（2016）内01民初24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均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内民申252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莎，被申请人光大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春丽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荣信公司、杜兴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2016）内01民初244号民事判决，驳回光大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六位申请人提交了新证据“原审被告杜兴的书面证明及鉴定意见”，证明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与光大银行于2014年6月23日分别签订的六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保证人签名与捺印均为杜兴伪造，六位申请人根本不知情，因此，《最高额保证合同》从未成立，更谈不上有效，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依法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二）光大银行与杜兴恶意串通，在六位申请人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签字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并在起诉时故意不向法院提供六位申请人的联系方式和送达地址，使六位申请人的权利受到严重损害。（三）涉案贷款不是2012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贷款的续贷业务，而是在还清2012年贷款本息后的新贷款。光大银行主张涉案贷款是2012年贷款的续贷，用于借新还旧，与事实不符，更加彰显出自身的主观恶意。综上，六位申请人认为，光大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无视国家法律法规与银行内部的贷款规则，与贷款人恶意串通故意侵害国家金融秩序和申请人的利益，已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以及虚假诉讼罪。同时，《最高额保证合同》不是六位申请人的意思表示，依法根本未成立，对六位申请人不能产生任何效力，六位申请人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故人民法院应当撤销(2016)内01民初244号民事判决，驳回光大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光大银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六位申请人申请再审并请求撤销(2016)内01民初244号民事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一)荣信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光大银行与六位申请人签订的(0079)号《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依程序办理，六位申请人主张上述六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保证人的签名与捺印均为杜兴伪造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1.六位申请人以杜兴出具的证明作为新证据拟推翻原审判决，不能成立。2.光大银行向贵院提出解冻申请，是基于六位申请人向光大银行承诺代偿部分债务的前提下，光大银行暂申请解除了对六位申请人存款的冻结，但并非认可了六位申请人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和捺印为杜兴伪造的主张。3.六位申请人称其对上述贷款不知情的主张不能成立。望贵院查清事实，驳回六位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判。杜兴及荣信公司未出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光大银行向本院的起诉请求：1.荣信公司偿还贷款本金35999876.92元及利息2407715.38元（暂计算至2016年9月21日，直至全部贷款清偿完毕之日止），金额合计38407592.3元；2.杜兴、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确认光大银行对《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抵押财产享有抵押权及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及律师费由荣信公司、杜兴、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共同负担。本院原审认定如下事实：1.2014年6月23日，光大银行与荣信公司签订编号为HHHT（2014）ZHSX字0079号《综合授信协议》，约定光大银行向荣信公司提供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其中一般贷款的授信额度为2000万元整，银行承兑汇票的授信额度为4000万元整。授信期间从2014年6月23日起至2015年6月23日。该协议还约定，履行协议过程中在最高授信额度内，各具体业务品种可调整、变更，各品种间也可相互串用额度。2.2014年6月23日，杜兴、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分别与光大银行签订编号为HHHT（2014）ZGZRRBZ字0098、0099、0102、0101、0104、0100、01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范围为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费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授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还约定，本合同所设立的担保独立于授信人为被担保债务所取得的任何其他担保。授信人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前无需首先执行其持有的任何其他担保（无论是物的担保还是人的担保），也无需首先向受信人或其他任何第三人采取任何其他救济措施。3.2014年6月23日，杜兴与光大银行签订编号为HHHT（2014）ZGZRRDY字0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杜兴以其有权处分的房产、土地使用权为前述《授信协议》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整，抵押担保范围为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费用。并约定合同项下的抵押是一项持续的担保且具有完全的效力直至被担保债务得到全部清偿为止。该抵押权独立于抵押权人为被担保债务所得的任何其他担保，抵押权人行使合同项下的权利前无需首先执行其持有的任何其他担保，也无需首先采取其他救济措施。双方就上述抵押合同项下的相关财产办理了抵押登记。4.2015年6月11日，光大银行与荣信公司签订两份编号为HHHT（2015）LDZJ字0105、0106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金额均为10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5年6月11日起至2015年12月20日止；2015年6月16日，光大银行与荣信公司签订编号为HHHT（2015）LDZJ字0107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9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5年6月16日起至2015年12月20日止；2015年6月16日，光大银行与荣信公司签订编号为HHHT（2015）LDZJ字0108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8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5年6月18日起至2015年12月20日止。上述四份贷款合同的贷款年利率均采取固定利率，即年利率为6.12%，如未按期偿还贷款，光大银行有权从逾期之日起按照原利率基础上加收50%计收罚息。对于荣信公司未按时支付的利息，光大银行有权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在贷款合同签订当日，光大银行按照约定履行交付款项义务。5.2016年3月29日，荣信公司、杜兴与光大银行针对上述四份《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分别签订四份编号为HHHT(2016)JKZQHT字0005号、0006号、0007号、0008号《借款展期合同》，约定展期期限从2015年12月21日起至2016年11月21日止，经展期后的贷款期限按原贷款期限加展期期限连续计算，并约定从展期之日起，贷款利息按照年利率5.7%计算。如果借款人在到期日仍不能偿还到期本金、利息或其他应付款项，光大银行将根据原借款合同的规定按逾期贷款处理。6.荣信公司和杜兴均认可截至2016年9月21日，荣信公司尚欠光大银行借款本金35999876.92元，利息2407715.38元，与光大银行的诉请相一致。本院原审认为，光大银行与荣信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借款展期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光大银行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为荣信公司发放贷款的义务。根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约定，自光大银行实际发放贷款之日起，荣信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向光大银行支付利息。现荣信公司未按约定还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因荣信公司和杜兴均认可截至2016年9月21日，荣信公司尚欠光大银行借款本金35999876.92元，利息2407715.38元，故对光大银行要求荣信公司给付欠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2016年9月22日以后的利息按照HHHT（2015）LDZJ字0105号、0106号、0107号、0108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相应《借款展期合同》的约定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光大银行与杜兴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杜兴提供的抵押物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已经设立。故在荣信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光大银行要求对编号为HHHT（2014）ZGZRRDY字0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行使优先受偿权利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杜兴、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作为保证人与光大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因前述借款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5年12月20日，故杜兴、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的保证期间为2015年12月21日至2017年12月20日。光大银行于2016年11月7日提起诉讼，未超过保证期间，杜兴、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故对光大银行要求杜兴、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对荣信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光大银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因其没有提供证据佐证，对其相应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光大银行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判决：一、被告内蒙古荣信纸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偿还借款本金35999876.92元及截至2016年9月21日的利息2407715.38元，之后的利息按照HHHT（2015）LDZJ字0105号、0106号、0107号、0108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相应《借款展期合同》的约定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二、在被告内蒙古荣信纸有限公司不履行本判决第一项的给付义务时，原告中国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享有以编号为HHHT（2014）ZGZRRDY字0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被告杜兴提供抵押的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三、被告杜兴、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对上述第一项内容下内蒙古荣信纸业有限公司所负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杜兴、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内蒙古荣信纸业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中国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3837.96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已预交），由被告内蒙古荣信纸业有限公司、杜兴、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负担。本院再审期间，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并进行了庭审质证。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提交了四组新的证据：第一组，1.（京）法源司鉴【2019】痕鉴字第9号、10号、11号、12号、13号及法源司鉴【2019】文鉴字第75号、76号、77号、78号79号、80号《鉴定意见书》；2.（2017）粤07民终487号民事判决书；3.（2016）鄂1202民初3098号民事判决书；4.（2010）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2014年6月23日签订的六份《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的签名与捺印均为杜兴伪造，不是六申请人所为，六申请人根本不知情，因此《最高额保证合同》因缺乏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未成立，更谈不上有效，故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不是保证人，依法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二组，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国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货款通则》；2.杜兴出具的证明；3.光大银行2014年综合授信协议案卷中的《授权委托书》（申请法院调取）；4.2017年6月19日法院询问笔录；5.法院公告；6.光大银行银企余额对账单（留有刘志刚的电话）；7.贵院（2018）内01执19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8.代理律师与光大银行工作人员蒋晓炉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2014年贷款时，杜兴是荣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光大银行与杜兴恶意串通，故意违反贷款的法定审核程序，由杜兴出具虚假的《授权委托书》，未经同意使用刘志刚的手章签订《综合授信协议（2014）》。并在六位申请人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杜兴伪造六位申请人的签字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后在起诉时，双方又故意不向法院提供六位申请人的联系方式和送达地址，使六位申请人被缺席判决并被错误执行；随后，在双方委托作出《鉴定意见书》后，光大银行又拿走属于六申请人的《鉴定意见书》至今拒不交还。第三组，1.光大银行对公贷款还款凭证；2.光大银行银企余额对账单。拟证明：涉案贷款不是2012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贷款的续贷业务，而是在还清2012年贷款本息后的新贷款。因此，光大银行主张涉案贷款是2012年贷款的续贷，用于借新还旧，与事实不符，更加彰显出自身的主观恶意。退一步讲，假设就是借新还旧，因为六位申请人不是后一笔贷款的保证人，因此，也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第四组，1.光大银行提交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四份（编号：HHHT（2015）LDZJ字0105号0106号、0107号、0108号）及举证、质证、认证表（4）；2.光大银行提交的2015年6月11日的贷款借据四份（借据编号：23401504000118001，23401504000128001，23401504000125001，23401504000117001）以及举证、质证、认证表（5）。拟证明：从四份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和贷款借据显示的贷款用途看，除HHHT（2015）LDZJ字0105号合同和贷款借据无法看出用途外，其余贷款均用于洗精煤，证明这些贷款均未用于荣信公司。进一步证明刘志刚、关平顺、韩喜荣根本不知情。光大银行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该鉴定意见虽鉴定出不是刘志刚等人真实签名、捺印，但借款发生期间刘志刚、韩喜荣、关平顺均为荣信公司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即便上述签名确实系杜兴代签，刘志刚等人对于案涉贷款也是知情且认可的。且从笔迹鉴定中的检材之一……保证人代偿债务承诺书也可以印证以上事实。对六申请人提交的三份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不认可，我们国家不属于判例法国家，且上述案例与本案不相同，不具有参考性，也不是指导性案例，不具有关联性。第二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国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货款通则》属于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不属于证据。另外，光大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已完全按照相关规定的程序进行了审查审核，不存在六位申请人所说的和借款人恶意串通。六位申请人所说的恶意串通，不符合常理，作为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时，是本着能将贷款收回的前提下而发放贷款，不可能说在发放贷款时，就想着这个钱是要不回的。显然不合常理，所以，如果本案当中有恶意，也应当是荣信公司和杜兴存在恶意；对杜兴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人是当事人以外知道案情的人，杜兴是本案当事人，不具有证人的资格，且杜兴本人并未到庭，无法核实、确认该份证明是否出自杜兴本人，即是否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在原审的审理过程中，杜兴本人出庭了，也没有对光大银行提供的授信协议提出异议；对2014年综合授信协议案卷中授权委托书，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六位申请人所要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该份授权委托书所载明的内容和工商信息登记当中所公示的股东信息不同，所以应当以工商信息公示内容为准；对于法院的询问笔录及法院公告，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不认可，光大银行起诉时提供的六位申请人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均是签订保证合同时，申请人自己提供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并不存在故意不提供联系方式和送达地址；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且笔迹鉴定属于共同委托，光大银行作为委托单位属于合法取得鉴定意见书，而申请人所谓的拿走其鉴定意见书与事实完全不符；对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1执19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光大银行申请解除对保证人胡喜平、刘志刚、刘玉琴、王果枝、关平顺、韩喜荣存款的冻结是基于上述保证人承诺代偿部分债务，并出具承诺函的前提下提出的申请，但保证人并未兑现承诺。第三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不认可。2012年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贷款和2014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贷款，虽然是不同的，但实际上两笔贷款还是有着紧密的联系。2012年贷款逾期，紧接着办理2014年的贷款，而作为保证人的六位申请人在办理2012年的贷款时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六位申请人都是保证人在办理2014年贷款也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在办理贷款的时候是公司的高管和股东，偿还的200万元贷款也是通过对公账户偿还。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四份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和项下的借据，充分显示本案的案涉贷款，借款人是荣信公司，案涉贷款是支付到荣信公司的对公账户，由荣信公司进行使用，六位申请人不能证明没有使用该贷款，且我们举证荣信公司偿还了部分贷款，所以六位申请人证明问题不成立。光大银行呼市分行向法庭提交了四组证据：第一组，编号为：HHHT(2012)ZHSX字0192号、HHHT(2014)ZHSX字0079号的综合授信协议两份，拟证明：光大银行与荣信公司分别于2012年12月21日和2014年6月23日签订两份《综合授信协议》，由光大银行向荣信公司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8000万元和6000万元的贷款，二者是紧密联系的。第二组，最高额保证合同9份（2012年）、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拟证明：2012年12月24除六位申请人外，还有杜兴、李素娥，李怀玉分别与光大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HHHT(2012)ZHSX字0192号《综合授信协议》项下所有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6月23日，六位申请人和杜兴分别与光大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HHHT(2014)ZHSX字0079号《综合授信协议》项下所有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范围为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费用。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人签字均是光大银行工作人员亲自办理。第三组，荣信公司的企业信息、公司章程、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荣信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24日，流动资金贷0079号《综合授信协议》，是在2014年6月23日签订，案涉借款发生期间刘志刚、韩喜荣和关平顺在工商企业信息登记当中，是该公司的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享有知情权，所以申请人说对本案的贷款不知情的事实不成立。另外通过银行转账记录，可以证明在案涉贷款发放以后，荣信公司以其公司账户向光大银行还款200余万元，所以申请人对案涉贷款也应当是知情且认可的。第四组，承诺函2份，拟证明：光大银行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解冻申请，是基于申请人承诺代偿部分债务，才申请解除了对六位申请人存款的冻结，而并非认可申请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和捺印为杜兴伪造的主张。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对2012年的《综合授信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的问题不认可。1.没有证据证明2012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贷款未还清（如果2012年贷款真未还清，光大银行应当提供向其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光大银行对公贷款还款凭证》来证明还有多少本金和利息没有还）；也无法证明2014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贷款是2012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贷款的续贷。2.我方第三组证据证明2012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贷款已全部还清，2014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贷款是新贷款，与2012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贷款没有任何关系。第二组，对2012年的9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对2014年的7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1.2012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责任因其项下的贷款已全部还清，因此，保证责任因履行而消灭；2.2014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六位申请人没有签字和捺印，故没有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根本没有成立，对六位申请人也不具有任何约束力，六位申请人不是担保人，不应对其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第三组，1.涉案贷款是杜兴作为荣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刘志刚、韩喜荣、关平顺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光大银行恶意串通，先出具虚假的《授权委托书》，又未经刘志刚同意，盗用刘志刚的个人印章签订《综合授信协议》，之后又伪造六位申请人的签字及捺印与光大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以荣信公司的名义所贷，贷款未用于荣信公司，这些事实已有充足的证据证明。2.本案是杜兴以荣信公司的名义在贷款，既没有股东会决议，贷款也未用于荣信公司，与股东没有任何关系。法律规定，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没有规定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更何况，杜兴贷款时，刘志刚、韩喜荣、关平顺实际上早已退股，只是因为杜兴没有支付退股款，因此迟迟没有变更工商登记。3.（2017）粤07民终487号民事判决，即使是父女关系，但债权人如不能提供能够证据证明父亲签署保证合同的，父亲也不承担保证责任，更何况是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根本没有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因此，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对股东没有任何约束力，更何况还有三位申请人也不是股东，与公司更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光大银行的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四组，对承诺函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该承诺函是在六位申请人银行账户被冻结后签订的，出于六位申请人要紧急解冻银行账户作出的意思表示，并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光大银行胁迫刘志刚、韩喜荣、关平顺，是非法的。六位申请人因生意急需资金周转，才在承诺函上签名。而且承诺函涉及的款项是150万元，但是涉案贷款却是3900万，如果光大银行认为六位申请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不可能仅因150万元就解封3900万的财产；同时，光大银行明知六位申请人未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也明知因自己虚假诉讼使法院查封了六位申请人的账户并给六位申请人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严重影响，也不敢向刘志刚、韩喜荣、关平顺主张权利，这不符合常理。总之，光大银行从始至终都存在恶意，侵犯了六位申请人的权利。荣信公司、杜兴未到庭质证，视为对诉讼权利的放弃。本院针对上述证据，并结合当事人原审提供的证据综合查明如下事实：1.2014年6月23日，光大银行与荣信公司签订编号为HHHT（2014）ZHSX字0079号《综合授信协议》，约定光大银行向荣信公司提供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其中一般贷款的授信额度为2000万元整，银行承兑汇票的授信额度为4000万元整。授信期间从2014年6月23日起至2015年6月23日。该协议还约定，履行协议过程中在最高授信额度内，各具体业务品种可调整、变更，各品种间也可相互串用额度。2.2014年6月23日，杜兴与光大银行签订编号为HHHT（2014）ZGZRRBZ字009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范围为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费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授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还约定，本合同所设立的担保独立于授信人为被担保债务所取得的任何其他担保。授信人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前无需首先执行其持有的任何其他担保（无论是物的担保还是人的担保），也无需首先向授信人或其他任何第三人采取任何其他救济措施。3.2014年6月23日，杜兴与光大银行签订编号为HHHT（2014）ZGZRRDY字0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杜兴以其有权处分的房产、土地使用权为前述《授信协议》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整，抵押担保范围为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费用。并约定合同项下的抵押是一项持续的担保且具有完全的效力直至被担保债务得到全部清偿为止。该抵押权独立于抵押权人为被担保债务所得的任何其他担保，抵押权人行使合同项下的权利前无需首先执行其持有的任何其他担保，也无需首先采取其他救济措施。双方就上述抵押合同项下的相关财产办理了抵押登记。4.2015年6月11日，光大银行与荣信公司签订两份编号为HHHT（2015）LDZJ字0105、0106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金额均为10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5年6月11日起至2015年12月20日止；2015年6月16日，光大银行与荣信公司签订编号为HHHT（2015）LDZJ字0107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9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5年6月16日起至2015年12月20日止；2015年6月16日，光大银行与荣信公司签订编号为HHHT（2015）LDZJ字0108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8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5年6月18日起至2015年12月20日止。上述四份贷款合同的贷款年利率均采取固定利率，即年利率为6.12%，如未按期偿还贷款，光大银行有权从逾期之日起按照原利率基础上加收50%计收罚息。对于荣信公司未按时支付的利息，光大银行有权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在贷款合同签订当日，光大银行按照约定履行交付款项义务。5.2016年3月29日，荣信公司、杜兴与光大银行针对上述四份《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分别签订四份编号为HHHT(2016)JKZQHT字0005号、0006号、0007号、0008号《借款展期合同》，约定展期期限从2015年12月21日起至2016年11月21日止，经展期后的贷款期限按原贷款期限加展期期限连续计算，并约定从展期之日起，贷款利息按照年利率5.7%计算。如果借款人在到期日仍不能偿还到期本金、利息或其他应付款项，光大银行将根据原借款合同的规定按逾期贷款处理。6.荣信公司和杜兴均认可截至2016年9月21日，荣信公司尚欠光大银行借款本金35999876.92元，利息2407715.38元，与光大银行的诉请相一致。另查明，2014年6月23日，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分别与光大银行签订编号为HHHT（2014）ZGZRRBZ字0099、0102、0101、0104、0100、01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根据六位申请人提供的对六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保证人进行笔迹鉴定及五份指印捺印鉴定意见书显示，该六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保证人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名字旁的指印除胡喜平的指印不清楚无法鉴定外，其余人的指印也均不是本人指印，故上述六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六位申请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对于六位申请人向本院申请调取光大银行2014年《综合授信协议》案卷中的授权委托书，因该证据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再审申请人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对光大银行向荣信公司主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光大银行与荣信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借款展期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光大银行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为荣信公司发放贷款的义务。根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约定，自光大银行实际发放贷款之日起，荣信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向光大银行支付利息。荣信公司未按约定还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现光大银行请求荣信公司偿还截至2016年9月21日尚欠光大银行借款本金35999876.92元及全部贷款偿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在本院一审时，荣信公司、杜兴对光大银行的诉请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全部认可。本院一审判决荣信公司偿还光大银行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杜兴与光大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该两份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杜兴应按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抵押担保责任。且杜兴在一审时对于其所承担的抵押担保责任也认可，一审依据该两份合同的约定判决杜兴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再审申请人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经庭审查明，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分别与光大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保证人处的签名均不是本人所签，签名旁边的捺印除胡喜平外其余人员的指印均不是本人的指印，而且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一审时未出庭，在再审时均不认可签名、捺印由其所为，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不应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故对光大银行要求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对荣信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因出现新证据而发生变化，致使裁判结果错误。再审申请人刘志刚、王果枝、关平顺、刘玉琴、韩喜荣、胡喜平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零三条、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内01民初244号民事判决；二、内蒙古荣信纸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偿还借款本金35999876.92元及截至2016年9月21日的利息2407715.38元，之后的利息按照HHHT（2015）LDZJ字0105号、0106号、0107号、0108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相应《借款展期合同》的约定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三、在内蒙古荣信纸业有限公司不履行本判决第二项的给付义务时，中国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享有以编号为HHHT（2014）ZGZRRDY字0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杜兴提供抵押的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四、杜兴对上述第二项内容下内蒙古荣信纸业有限公司所负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杜兴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内蒙古荣信纸业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3837.96元、保全费5000元（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已预交），由被告内蒙古荣信纸业有限公司、杜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艳审 判 员 任艳芳审 判 员 杨利民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多琳娜书 记 员 张 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