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95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侯建明，男，1971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惠琳，湖南途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超，湖南途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389号华美欧大厦1502室。法定代表人：熊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祥，男，1996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德之，男，196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建之，男，197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梅林，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侯建明因与被上诉人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晖公司”）、卢德之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8）湘0102民初8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建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径行改判确认上诉人为湘晖公司股东身份；2.确认湘晖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决议无效；3.确认上诉人不存在代持卢德之股份的事实；4.确认卢德之、湘晖公司将上诉人股权转移到卢德之名下的行为无效。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基本事实：湘晖公司于1999年12月8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2800万元，各股东根据当时的法规以及成立时的验资报告已经将全部注册资金实缴到位；当时的股东为：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736万股，占总股本62％）；长沙中意电器集团公司（持股224万股，占总股本8％）；长沙华盛置业有限公司（持股392万股，占总股本14％）；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68万股，占总股本6％）；唐逢时（持股280万股，占总股本10％）。2003年4月13日经湘晖公司通过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唐逢时将其280万股、计10％的股份转让给侯建明；同时同意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将其1736万股、计62％股权转让给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上转让均有《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湖南省政府金融办关于股权转让合规性审核批复文件以及湘晖公司出具的上诉人资金来源合法证明等文件予以证实。2003年8月26日，侯建明与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侯建明受让该公司在湘晖公司持有的896万股；并于2003年9月4日通过了省金融办合规性审核批复；通过两次股权受让，侯建明共获得湘晖公司1176万股，计总股本42％。2003年10月24日，湘晖公司通过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增资扩股，公司总股本扩股到25000万股；其中侯建明10500万股，占总股本42％；此事经过了湖南里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同时有银行的资金证明，证实侯建明此次实缴9324万元；省金融办也对本次的增资扩股的合法性以及股权份额进行了审核批复；湘晖公司章程亦记载了侯建明的股东身份和股权份额。以上各次的股权受让以及增资扩股，均有《股权转让协议》、湘晖公司出具的股东资格证明书证明上诉人资金来源系个人合法资金、省金融办合规性审核批复、审计事务所验资报告、公司章程、湖南省工商局内档备案登记资料等为证，资金来源及去向至今没有发生过任何争议，足以证明侯建明的股权来源合法、且独立拥有，不存在代持；至此，侯建明在湘晖公司合法持有10500万股，占总股本42％；并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进行了公示；包括出资金额和实缴出资时间、侯建明股东身份、股权比例、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身份以及2012年以后董事、监事、总经理身份等信息的公示；2009年11月27日，上诉人在省工商局将股权质押在北京康丽大厦有限公司。二、卢德之侵占侯建明股权的事实：经侯建明到湖南省工商局查证核实，卢德之与熊勇为非法侵占侯建明股权，在没有公司任何法定股东参与的情况下，私自做出日期为2018年1月24日的所谓《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2次临时东大会决议》，并伪造所谓《委托办理股权出质手续及代为签署全部文件的协议》；在侯建明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8年1月25日合伙以欺骗手段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将侯建明名下42%股权变更到卢德之私人名下。原审认定侯建明名下股权系代持卢德之的证据不足，原审认定卢德之为实际出资人缺乏确凿的证据。第一，湘晖公司2018年1月25日的股东名册，系被上诉人单方面制作，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侯建明不予认可其真实性与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二，侯建明没有与卢德之签订过任何关于股权的协议；卢德之提交的所谓《股权转让协议》，该所谓协议没有落款日期，页脚签名明显异常，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就提出了要求被上诉人提交原件进行鉴定，而原审不准进行鉴定直接确认其内容明显不合法，不公正。第三，原审以所谓黄慎谦、李曙光等人员亦签订了类似协议为由来证明侯建明的情况，不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侯建明与黄慎谦等人的情况没有可比性；黄慎谦等人并未出庭，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法律要求，侯建明不认可所谓《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而且即便这些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上有签名，也与上诉人没有可比性，个人情况不一样。且不排除串通做假证的可能。第四，《关于湘晖公司股份代持情况证明》不具有法律效力，首先证人没有出庭，所谓共同证明不符合法律对证人证言的基本要求，其次，有串通嫌疑；再次，既然这几个人如果知道上诉人系卢德之的秘书，那应该知道上诉人与卢德之同在省委机关下属企业，即便上诉人担任过卢德之的秘书，工资也相差不多远，卢德之没有任何凭据来评价侯建明无出资能力而卢德之就有出资能力。侯建明的股权是通过协议转让取得，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与其他各方无关。第五，所谓深圳瑞银公司出具《关于湘晖公司股份转让事宜说明》，并无相关经手人员签名或者备注，是否该公司出具不能确定；其所谓代持并无相应的证据证明；而上诉人当时受让股权是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进行了备案的。第六，所谓2019年1月24日广州特华公司《关于卢德之在湘晖公司9324万元增资款的情况说明》，并无相关经手人签名或者备注，亦无借款协议、委托付款协议或者银行流水予以证明，不具备证明效力。第七，工资发放表即便证明上诉人工资收入不高，却不能证明上诉人没有经济实力；而且即便上诉人没有经济实力也推断不出被上诉人卢德之有经济实力。第八，2018年1月24日的所谓《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不合法；如果正大光明的召开股东会议，应当是指湘晖公司全体股东，当时上诉人不仅是股东，同时还是公司的总经理、董事、监事；既无上诉人参加也没有证据证明通知了上诉人；从形式上看，标题虽为股东会决议，但是却无人以股东身份签名；以主持人或者董事身份签名与股东身份的签名在法律意义上是不同的；从程序上来看，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对股东进行会议前通知的程序文件；况且，即便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公布的违法信息中，也可以看出该公司的变更是在2018年1月25日，那么在此之前侯建明等人均为法定股东，必须参加公司的股东会议，被上诉人在未通知上诉人等法定股东参加以及没有法定股东参加的情况下所做的股东会议决议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且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利益，故对上诉人无效。第九，陈某的陈述没有任何的证明力，上诉人股权取得在2003年，且手续齐全，陈某没有资格证明上诉人有没有出资；也不能凭空称卢德之收购了湘晖公司，而应当以相关证明文件说话。第十，原审认定卢德之系实际出资人证据不足，全案没有哪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卢德之向上诉人提供了受让股权的资金，另外，卢德之也不能证明其有出资能力。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第1款，原审在“本院认为中”称：“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享有公司股权，应当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的说法不适用本案的股权转让；上述法律规定是针对公司的创始股东，而本案湘晖公司创始股东唐逢时在公司成立时就已经缴纳了全部的注册资金；上诉人不论从唐逢时还是瑞银公司手中受让股权，只需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取得金融办审核批复、办理完工商登记等三个步骤即合法拥有股权，成为公司合法的股东；不存在再向公司出资和认缴出资；因此，上诉人取得湘晖公司股权符合上述规定的第2款，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享有湘晖公司42％的股权。2.所谓出资义务，公司法第28条在本案中只是指公司创始股东的注册资金；湘晖公司的注册资金在湘晖公司成立时各股东的出资就已经全部实缴到位，各原始股东已经完成了各自的出资义务；此有验资报告和政府部门的审核批文为证；上诉人在湘晖公司成立3年后与各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承继了创始股东唐逢时以及股东瑞银公司在湘晖公司的股权，在实质意义上，上诉人受让湘晖公司股东的股权，是上诉人与出让股权的股东之间的事情，股权转让的对价不叫做出资义务，与该公司没有关系，不存在向湘晖公司另行出资；并且，上诉人与原出让股权的股东之间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也不是本案需要审查的事情；且相关手续已经办理完成多年，上诉人无需出具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凭证；原审将股东出资义务与股权转让对价混为一谈，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和缺乏一般常识。四、原审违反法律程序。上诉人在原审的起诉状以及庭审中，均提到对《股权转让协议》不予认可，多次要求鉴定，原审拒绝鉴定请求而认可该伪造的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五、原审判决不公正。1.原审在上诉人不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的情况下，拒绝上诉人进行鉴定的请求，擅自认定该协议系上诉人签订；没有站在公正立场，纯粹凭臆想评判；2.原审没有审查卢德之是否有几个亿的经济能力以及经济来源、没有提交任何参与公司决策的相关证据；没有任何代持理由；足以证明是明显的袒护行为。综上所述，上诉人侯建明受让股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后来增资扩股的资金明显有银行转账流水予以证明，以及审计报告、金融办审核的批文予以证实；上诉人拥有湘晖公司42％股权的事实成立；被上诉人所称代持，明显与湘晖公司多次出具的“股东身份证明书”证明侯建明资金系其本人所有、来源正当合法、以及章程禁止代持规定等的内容相悖，其所谓代持的说法明显不符合情理和法理；且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购买股权以及增资扩股的资金系被上诉人卢德之所有；上诉人明确表示从未与卢德之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原审法院拒绝鉴定违反法律规定不符合基本程序，没有基本的公正。被上诉人非法制作股东会议决议，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违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以及公示的相关虚假信息严重侵害上诉人权益，且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特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径行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请。卢德之辩称，一、侯建明上诉所称基本事实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1998年，侯建明成为卢德之的秘书，后卢德之下海经商也带上了侯建明继续让其作为卢德之的秘书。2003年，卢德之收购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时，基于对作为秘书的侯建明、作为司机的陈某等人的信任，卢德之将该公司的股份分别委托他们代持，其中侯建明代持了卢德之从唐逢时处收购的10％的股份。其后，卢德之又安排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于2003年8月26日将该公司代卢德之持有的32％的股份转到侯建明名下，至此侯建明代卢德之持有了湘晖公司42％的股份。2003年11月18日公司增资扩股，侯建明等人名下代卢德之持有股份的増资款均是卢德之委托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的。2012年年初，因为侯建明存在违反公司制度、以权谋私等情形，为安全起见卢德之与侯建明、陈某等人同时、同一地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将他们为卢德之代持股份的事实予以确定。在以上事实基础上，卢德之本以为大家可以相安无事，没想到2018年侯建明却一改常态，提出其为卢德之持有的股份系其所有的诉求，这让卢德之确实始料未及。二、卢德之已经提交了充分证据证明了上述基本事实。卢德之所述以上事实并非个人单方面陈述，为证明上述事实，卢德之一审时提供了6组证据，且证人陈某也出庭作证。这些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从1998年侯建明的身份情况到2003年侯建明的收入情况，再到卢德之收购湘晖公司的股份让侯建明等人代为持有及后续股份比例调整、增资的情况，最后到2012年卢德之与侯建明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都有证据予以证明。反观侯建明，其虽诉称其是涉案股份实际出资人，但是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主张成立。2003年侯建明的工资收入才2000元左右，让其拿出上亿的资金来完成相应股份的受让，这完全是不合事实的天方夜谭。一审时，卢德之为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从北京专程回长沙并前往法院接受了主审法官的询问，详细地说明了整个事的经过，卢德之的自信在于卢德之所述完全属实。反观侯建明，在与卢德之的多个诉讼中都不敢露面。相比之下，高低自现。卢德之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侯建明的上诉。湘晖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卢德之的答辩意见一致。侯建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侯建明与卢德之不存在代持湘晖公司股份的法律事实；2.确认卢德之、湘晖公司将侯建明在湘晖公司所持42%股权转移到卢德之名下的行为无效；3.确认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24日的《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无效；4.依法确认侯建明在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身份；5.卢德之、湘晖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2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向省体改委出具关于《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以发起方式设立湘晖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2800万元，股份总数为2800万股，每股面值及发行均价为1元。后，湘晖公司各发起人共同制定了公司章程。2003年4月12日，湘晖公司出具《股东身份证明书》，兹证明侯建明非国家公务人员，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其参股湘晖公司之资金来源正当可靠。2003年4月13日，湘晖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会议就同意唐逢时先生转让其在公司持有的10%股份计280万股，受让人为侯建明，转让总价款为280万元等事项形成了一致决议，出席股东均在该决议上签名或盖章。2003年4月15日，唐逢时（甲）与侯建明（乙）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在湘晖公司的280万元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付给甲方280万元以购买甲方在湘晖公司280万元股份。”2003年8月26日，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与侯建明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约定：该公司转让其在湘晖公司的896万股给侯建明，转让总价款为896万元。2003年9月4日，湖南省地方金融证券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湘晖公司作出批复，载明：“你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法人股392万股，由湖南鸿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占总股本的14%；个人股2363万股，其中侯建明持有1176万股，占42%，李曙光持有840万股，占30%，黄慎谦持有224万股，占8%，陈某持有168万股，占6%。”2003年10月24日，湘晖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并通过如下变更事项：现湖南鸿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将280万股转让给北京国华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112万股转让给北京东方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同时，北京国华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扩股至2500万股，北京东方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扩股至1000万股，侯建明先生扩股至10500万股，李曙光扩股至7500万股，黄慎谦扩股至2000万股，陈某扩股至1500万股。变更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5000万元，共25000万股。2003年11月6日，湖南省地方金融证券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湘晖公司作出批复，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及增资扩股的决议，即增发新股22200万股。2003年11月20日，湖南里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一份《验资报告》。载明：湘晖公司原注册资本为2800万元，根据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的规定，申请增加注册资本贰亿贰仟贰佰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贰亿伍仟万元。经审验，截至2003年11月20日止，湘晖公司已收到股东北京国华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侯建明、李曙光、黄慎谦和陈某缴纳的货币资金合计贰亿贰仟贰佰万，各股东新增出资全部为货币资金。2004年12月3日，湖南省地方金融证券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湘晖公司作出如下批复：公司股东北京国华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500万股全部转让给自然人李芳春，双方具备股权转让、受让的主体资格，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07年4月5日，湘晖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同意股东之一北京东方创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转让给黄慎谦，转让价款为1000万元；同意公司股东之一李曙光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7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转让给熊勇，转让价款为7500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00年2月17日，湘晖公司登记成立。湘晖公司出具股东名册，显示截至2009年11月24日，该公司股东人数五人，分别为侯建明、熊勇、黄慎谦、李芳春、陈某。其中侯建明股权比例为42%，股权取得时间为2003年8月。该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出具的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为卢德之、熊勇。据湘晖公司企业信息查询显示，2018年1月25日，侯建明所持该公司42%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卢德之名下。卢德之提供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的甲方为侯建明，乙方为卢德之。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湘晖公司股份转回予乙方，甲方所持有的上述公司股份实际出资人为乙方，其股份原为接受乙方委托代其持有，现同意将该股份转回予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持有；鉴于该股份上设定了质押权，在质押权撤销／债务偿付前无法办理股份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故双方同意，在上述质押权撤销后实际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卢德之、侯建明在该协议上签名。另，卢德之与案外人陈某、黄慎谦、李曙光等人分别订立了内容完全一致的《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均载明了陈某、黄慎谦、李曙光等人原所持有的湘晖公司的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为卢德之。2018年1月20日，陈某、黄慎谦、李芳春、熊勇四人在《关于湘晖公司股份代持情况的证明》落款证明人处签名。该证明内容如下：卢德之基于对侯建明、陈某、黄慎谦、李芳春、熊勇高度信任，将湘晖公司的股份委托上述名义股东持有，并且签署了相关法律文件，上述名义股东一并向卢德之承诺不会侵占实际股东卢德之在湘晖公司的任何权益。此外，陈某、黄慎谦、李芳春、熊勇再次共同确认：侯建明原为卢德之的秘书，侯建明本身并无对湘晖公司的出资能力，基于多年的情谊和信任，卢德之委托侯建明作为湘晖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代为持有湘晖公司10500万股股份。2019年1月17日，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湘晖公司股份转让事宜的说明》。内容如下：2003年4月15日，我司受卢德之委托，代其持有从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受让的湘晖公司1736万股股份（股份比例为62%），2003年8月26日，按照卢德之的要求，我司将持有的全部股份转回给了卢德之，并根据卢德之的要求将其中840万股（股份比例为30%）登记在李曙光名下，剩余的896万股（股份比例为32%）登记在了侯建明名下。另，2003年4月15日，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1736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湘晖公司1736万元股份转让给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2003年8月26日，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与李曙光、侯建明签署《股份转让合同》。约定该公司转让湘晖公司840万股给李曙光，转让896万股给侯建明。2019年1月24日，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卢德之在湘晖公司9324万元增资款的情况说明》。内容如下：我司接受卢德之的委托，通过长沙银行向卢德之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增资款，付款情况为侯建明9324万元、陈某1332万元、黄慎谦1776万元、李曙光6660万元，付款时间均为2003年11月18日。上述四笔款项均系我司接受卢德之委托，代卢德之支付湘晖公司增资款。卢德之另提供了2003年至2005年期间的部分股东委派人员临时工资发放表，拟证明侯建明没有经济实力支付高达亿元的股份转让款。该表记录显示侯建明在该期间，工资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另，2018年1月24日，湘晖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通过形成了《湘晖公司2018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决议内容包括通过了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及同意免去侯建明公司董事及总经理职务，免去李芳春、黄慎谦、陈某、彭建林公司董事职务，重新选举卢德之、熊猛、朱艳春为董事，重新聘任熊勇为公司总经理等内容。据证人陈某在庭审中陈述，其是卢德之的司机，自1997年进入公司；侯建明自1998年开始给卢德之当秘书；2003年，卢德之收购了湘晖公司，安排他与侯建明等人代持股份，侯建明没有出资，当时他们的工资就两三千元每月；具体哪天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记不清了，在2013年3月，上午开会，开完就散会了，他看完股权转让协议就签字了；当天侯建明也开了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享有公司股权，应当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等。本案中，卢德之就其出资、委托支付购股款、委托他人代持股份等事项提交了系列证据，且可以相互印证。特别是，卢德之与侯建明，案外人陈某、黄慎谦、李曙光等人分别订立了内容完全一致的《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了侯建明等人原所持有的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为卢德之。证人陈某亦合理陈述了前述人员一起订立《股份转让协议》的场景，侯建明为代持股东。本案中，侯建明未提交已交付出资款的证据。至于工商登记等信息曾载明侯建明为该公司股东，对外具有公信力、公示力，但并不足以证明侯建明已履行出资义务或受让、继受了该公司的股权，不能据此否认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侯建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卢德之关于侯建明系名义股东的主张成立，双方系股份代持关系，卢德之也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由侯建明担任名义股东，因此侯建明关于确认其为该公司股东身份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侯建明因代持卢德之的股份而成为名义股东，卢德之有权终止委托代理关系，并处分其股份，因此作为名义股东的侯建明关于股份转让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卢德之作为实际持股人并未对系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提出异议，侯建明目前已丧失了名义股东身份，不属于该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因此目前其无权就系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提起诉讼。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三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判决如下：驳回侯建明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由侯建明负担。二审中，湘晖公司、卢德之、侯建明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当事人均就新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本院将结合已查明的事实及其他证据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经本院审理查明，1.湘晖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其发起人为：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长沙市中意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华盛置业有限公司、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唐逢时。2．“湖南湘晖公司经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记载，股东卢德之，股份数量壹亿零五百万股（出资额：10500万元），该股票由湘晖公司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熊勇加盖印鉴。3.关于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的鉴定及签订情况问题。根据一审庭审笔录，卢德之在一审中提交了《股份转让协议》，侯建明在一审庭审中质证意见为：该协议没有签订日期，不能确定何时生效，卢德之说不出何时何地何人签订，证明该协议系伪造、虚假的。并在庭审中要求对《股份转让协议》及工资表上侯建明的签字进行鉴定。一审合议庭当庭答复不同意其鉴定申请。侯建明未提出复议申请，也未在一审中另行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侯建明在本院2019年11月7日的庭审中认可其在《股份转让协议》内容的下方进行了签名，但主张为套打。侯建明在2019年12月9日的谈话笔录中对该签名予以否认，并要求对笔迹、是否为套打、签名时间及纸张形成时间等事项鉴定。陈某、黄慎谦、熊勇等出庭对《关于湘晖公司股份代持情况的证明》的真实性进行了说明，对《股份转让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等场景进行了基本一致的陈述，还陈述了其本人及侯建明代持卢德之在湘晖公司的股份、卢德之系增资扩股的实际出资人以及湘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事实。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其他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侯建明是否与卢德之之间存在代持关系。侯建明主张其曾在湘晖公司持有的42%的湘晖公司股份系其自身所有，其与卢德之不存在代持关系。卢德之主张侯建明曾在湘晖公司持有的42%的股份系代持，系侯建明受卢德之的委托代持卢德之的股份。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湘晖公司的实际出资。当时登记在侯建明名下的案涉湘晖公司42%股权有三个来源：1、2003年4月，唐逢时转让湘晖公司10%股权；2、2003年8月，深圳瑞银公司转让32%的股权；3、2003年11月，湘晖公司增资至25000万元，其中，侯建明扩股至10500万股，增资9324万元。针对该上述二次股权转让行为及一次增资行为，卢德之提交了深圳瑞银公司出具的《关于湘晖公司股份转让事宜的说明》、广州特华公司出具的《关于卢德之在湘晖公司9324万元增资款的情况说明》等相关证据。根据《关于湘晖公司股份转让事宜的说明》，深圳瑞银公司认可其持有的股份受卢德之委托代持并根据卢德之的指示登记在侯建明名下的事实。根据《关于卢德之在湘晖公司9324万元增资款的情况说明》，广州特华公司系受卢德之的委托向湘晖公司支付增资款，且该公司与侯建明等登记股东无经济往来。故侯建明持有的湘晖公司的股权，除在唐逢时处受让的10%股权无法说明来源外，卢德之均提供了证明说明其款项来源。但侯建明仅在二审中提供四份书面说明，该书面证言陈述“得知侯建明在一个朋友的公司借到了钱”，且该证人未出庭作证，侯建明也未提交其他资金流水证明。综合卢德之、侯建明提交的证据，虽然两人均无法完全证实湘晖公司实际出资的来源，但卢德之提交的证据显然更占优势。二、关于其他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同时间与侯建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还有陈某、黄慎谦、熊勇及李芳春四人，协议内容基本相同，均表述了股权代持和转让的意思，该四人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并已实际履行。且陈某、黄慎谦作为证人出庭对《关于湘晖公司股份代持情况的证明》的真实性进行了说明，对《股份转让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等场景进行了基本一致的陈述，还陈述了其本人及侯建明代持卢德之在湘晖公司的股份、卢德之系增资扩股的实际出资人以及湘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事实。三、关于案涉《股份转让协议》。侯建明在一审中申请鉴定的事项为：对《股份转让协议》上侯建明的签字进行鉴定。二审中的申请鉴定事项为：是否为侯建明的签名笔迹、是否为套打、签名时间及纸张形成时间。关于笔迹鉴定，侯建明已在二审庭审中认可《股份转让协议》下方的签字是自己所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应视为侯建明对该事项的自认。虽然侯建明在法庭辩论终结后第二次谈话中陈述不能确认，但该否认陈述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关于撤销自认的情形。且一审合议庭在一审庭审中当庭答复侯建明不同意其鉴定申请后，侯建明未提出复议申请，也未在一审中另行提交书面鉴定申请，故本院对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关于侯建明对《股份转让协议》是否为套打、签名时间及纸张形成时间三事项提出的鉴定申请。侯建明在一审程序及上诉状中从未主张套打事实，也未提出该项申请，二审庭审中也未进行申请，故本院不予准许。综上，虽然侯建明主张该协议系套打，但已明确协议下方是自己签名，亦无法说明其向湘晖公司出具大量空白签名协议的正当理由，结合同时间其他登记股东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的事实，根据现有证据，侯建明主张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系伪造进而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依据不足，不应支持。四、关于湘晖公司的股权现状。从湘晖公司内部的股东名册、盖章的股票及工商企业信息查询，案涉42%股份已登记在卢德之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故侯建明主张确认其湘晖公司的股东身份依据不足，不应支持。综合上述理由，基于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湘晖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卢德之以及侯建明代卢德之持有股份并无不当。侯建明主张与卢德之之间不存在代持及转让行为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进而侯建明其他诉讼请求亦不能支持，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侯建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侯建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刘文涛审判员 孟宝慧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尹华东书记员李能峰附案件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做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