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8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金花北路16号。法定代表人：潘晓春，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祥印，北京市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六路南段88号。法定代表人：杨学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争平，北京大成（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以下简称特种勤务研究所）因与被上诉人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恒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9）湘0121民初6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特种勤务研究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联恒通赔偿特种勤务研究所人民币140000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中联恒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涉嫌判非所诉。特种勤务研究所起诉要求中联恒通“退货”。一审庭审时，中联恒通明确事实上已经无法退货，特种勤务研究所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中联恒通赔偿特种勤务研究所人民币140000元。以上诉求均基于合同解除相适应的恢复原状，而非“继续履行合同”。一审判决判令支付货款，该背后所蕴含的合同预期后果在于继续履约。依照民事不告不理原则，一审判决与诉求事项之间互无对应，明显判非所诉。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从未就有关合同履约状态之法律适用问题做出过任何释明，一审判决“判非所诉”属于程序性违法。二、特种勤务研究所选择主张退赔而非要求支付货款，其法律依据确实充分。特种勤务研究所主张退赔系基于合同依约已经自动终止，以及之后发生重大情势变更这一客观法律事实。根据一审查明事实，特种勤务研究所与中联恒通于买卖合同成立之后，双方接着又以书面协议的方式取消了其中既有的价格条款部分，由此致使双方在实际完成交收货之后无法明确有关交易价款结算的单价标准。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买卖合同就有关价款或者报酬等内容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需实行协议补充约定亦即通过共同缔约方式加以解决；协商未果的，再进一步适用其他解决方式。根据涉案《买卖合同》第十一条之约定，结合特种勤务研究所一审时提供的2013年1月11日以及2015年8月6日等两份在后成立的同类标准买卖合同，可以充分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早在2013年1月即已自行终止。依照当事人契约意思自治优先原则，人民法院对此一条款约定之法律效力以及合同既已终止这一法律状态依法应当予以确认。退一步讲，即便是合同拘束力继续存续，有关重大情势变更原则的依法适用，本案亦应判明买卖合同予以解除。依照中央深化军改要求，解放军以及武警部队系统于2016年初开始全面实行对外停偿政策，此后自然也就不会再行设置审价机构或者承担审价职能的有关机关。同时，特种勤务研究所作为军事机关之一更是不得再行继续对外提供有偿服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缔结新的买卖权利义务关系事宜等。特种勤务研究所早已经不再享有以及可行使所谓补充约定这一民事缔约权利，无权进行补充协商以及寻求达成新的约定。在法律上，即便是买卖合同关系并未得到自动终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9]5号文件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本案鉴此情形亦应判明买卖合同予以解除。相应地，有鉴于买卖合同关系已经自行终止或者应予解除，依照恢复原状原则，中联恒通作为买受人应当予以退还货物；倘若确实已经不能实施退货的，即应当予以民事赔偿。特种勤务研究所于庭审中所提供虽属于在后成立但时间相近的同类标的买卖合同可兹证明，双方买卖合同原约定单价标准虽已取消，但依然直观地反映标的物之价值状况。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单价涉嫌滥用自由裁量权。三、一审判决第二项明显于法有悖。首先，国家军事机关依法并非流通税的课税主体，且亦未有税务登记证以及税号。因此，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建筑工程研究所任何对外收费均只能开具全军统一下发的制式收费收据。其次，特种勤务研究所作为军改过程中新设立的国家军事机关之一，自成立伊始即依法不享有以及不得行使对外有偿服务活动。特种勤务研究所在承继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建筑工程研究所对外债权债务关系过程中，对外亦只能开具全军统一下发的制式收费收据，不可能开具税务发票。再次，所谓开具发票，依法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以及有关行政法的调整范畴，与民事法律关系并不属于同一性质，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畴。更何况，本案中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未主张开具发票，一审判决超过诉讼请求判决违反程序规定。从次，发票属于有效财务凭证，但并非唯一有效的财务凭证。一审判决判令开具发票，不仅混淆了货款与民事赔偿之间在财务记账层面的根本不同，而且未能顾及到预期生效判决在强制执行程序中通过执行法院向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案款以及当事人自行履行判决等现实操作路径，涉嫌违法干预诉讼纠纷之外的财税行政管理职能。最后，一审判决第二项“同时履行”开票手续，明显忽视了《“５吨吊运车”生产技术服务协议》第二条第六项明确所约定的有关时序关系，亦应予以纠正。中联恒通辩称，1、特种勤务研究所与中联恒通是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特种勤务研究所是军方单位，中联恒通是为特种勤务研究所生产军工产品的，本案争议的诉讼标的的背景是中联恒通作为承揽人根据特种勤务研究所的要求承揽了特种勤务研究所的几套设备生产，本案诉讼标的是承揽关系的组成部分，承揽设备不能返还，且设备已经交付了。买卖合同已经充分履行完毕了，不存在赔偿事宜。2、在买卖合同中价格条款是明确具体的，价格如何定义主张权在特种勤务研究所，根据补充协议，双方对于价格的定义有明确约定，价格最终不能确定是特种勤务研究所原因。特种勤务研究所上诉主张因为军改原因导致不能定价，不是中联恒通造成的。3、特种勤务研究所认为双方以书面协议方式缺失了合同价格条款错误。本案标的为两台5吨吊运车，且除了两台案涉样机外，双方还就同一标的签订了两份协议且交付。如果因为价格条款的缺陷合同不成立，那么双方其他的买卖合同是否都要主张赔偿？4、原审判决交付案涉发票符合事实与法律，即使双方主体不平等，但民商事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以及补充协议都非常清楚的约定了价格是含税价格。补充合同第四条予以规定，如果特种勤务研究所不能给予增值税发票，特种勤务研究所应该把增值税返还给中联恒通。虽然是以军方审价为准，如果军方审价不能达成，就以7万元为依据，并把增值税返还给中联恒通即4.273万元。协议中对方一再提到其可以提供通用发票票据，一审判决充分做到了尊重事实与法律。特种勤务研究所称因为军改原因没有办法开出增值税发票与中联恒通无关。特种勤务研究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中联恒通于长沙市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六路南段88号（即中联恒通住所地门口处）向特种勤务研究所退还5吨吊运车控制系统两套，如中联恒通未能于判决所确定的退货期限内主动完成退还两套5吨吊运车控制系统的，则中联恒通赔偿特种勤务研究所14万元的财产损失；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中联恒通承担。在案件审理中，特种勤务研究所认可两套5吨吊运车控制系统已无法返还，明确诉讼请求为要求中联恒通赔偿1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1、特种勤务研究所成立于2018年1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下属军事机关。依照上级文件明确，特种勤务研究所承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建筑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建筑工程研究所）对外债权债务关系。中联恒通认可，其与建筑工程研究所签订的合同中关于建筑工程研究所的权利义务由特种勤务研究所承继。2、2012年8月3日，建筑工程研究所与中联恒通签订一份《采购合同》，约定中联恒通从建筑工程研究所采购2套5吨吊运车控制系统，含税单价7万元，合计14万元，合同约定了技术标准、验收、付款方式等，第十二条其他约定事项：本合同附件《技术协议》、《质量协议》、《生产技术服务协议》等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3、2012年8月6日，建筑工程研究所(甲方)与中联恒通（乙方）签订一份《5吨吊运车生产技术服务协议》，约定“三、乙方承担的主要责任及权益3、控制系统单价暂定为7万元，但以部队审计价格为准。购买合同签订后，乙方需预付50%货款，甲方开始生产，余款在军方结算后十五日内付清。”4、2012年8月13日，建筑工程研究所(甲方)与中联恒通（乙方）签订一份《5吨吊运车补充协议》，约定“四、5吨吊控制系统结算，5吨吊控制系统由甲方提供给乙方，首次试制2台交付时间为2012年9月10日前，采购合同金额定为7万（合同价格拟定7万的目的是方便甲方产品通过军方定价，不作为甲乙双方结算依据），乙方最终支付给甲方单台金额由以下两点同时决定：A、如5吨吊控制系统军方最终审定价格为6万元，甲方开具部队通用发票（非增值税发票）给乙方，甲方每套控制系统承担1万元的增值税给乙方，乙方实际每台5吨吊控制系统只需要支付5万元给甲方。B、如5吨吊控制系统军方最终审定价格非6万元，甲方开具部队通用发票（非增值税发票）给乙方，甲方每套控制系统承担17%增值税给乙方，乙方实际每台按军方最终审价基础上扣除17%的增值税后支付乙方即可。”5、2019年7月22日，西安德赛控制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一份《代发货情况证明》“受原建筑工程研究所委托，我公司于2012年9月18日代向中联恒通公司发送5吨吊运车控制系统2套，产品型号JMLS-211，货物送达地点湖南省长沙县榔梨镇工业园。”中联恒通认可已经收到货物。6、2018年7月18日，中联恒通曾经向特种勤务研究所发出一份《回复函》。7、庭审中，双方一致认可，2套5吨吊控制系统已经由中联恒通安装到整车里面去了，交给部队了，无法返还。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1、如何确定2套5吨吊控制系统的价格问题。特种勤务研究所主张每套单价7万元，合计14万元，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特种勤务研究所除无争议事实部分的证据外，还提交以下证据：2013年1月11日和2015年8月6日建筑工程研究所与中联恒通签订的《采购合同》两份，证明双方同样的标的，签订的其他合同也是定价7万元每套。中联恒通质证认为：1、对两份《采购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这两份采购合同不能作为交易惯例参考，不能按7万元每套支付。2、这两份合同延续2012年8月3日的采购合同，7万元是暂定价，最终以军方审价为准。中联恒通主张每套单价5万元，合计10万元，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中联恒通除无争议事实部分的证据外，还提交以下证据：1、2012年5月8日《投标文件》，2011年度全军仓库装备，对5吨吊运车进行投标，这个控制系统大概价格是34500元左右，中联恒通主张的定价每套5万元符合实际，设备里面包含控制系统。特种勤务研究所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与特种勤务研究所无关。2、中联恒通与西安德赛控制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5吨吊运车控制系统购销合同》，售价65000元是含税的。特种勤务研究所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2018年7月18日，中联恒通向特种勤务研究所发出的一份《回复函》，中联恒通一直积极协商，在特种勤务研究所不能够定价的情况下，中联恒通协商最终的价格，并已履行了10万元。特种勤务研究所质证认为，不同意其证明目的，中联恒通是要求推动合同的审价，不存在中联恒通支付货款的问题，特种勤务研究所也不会接受10万元的货款。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特种勤务研究所不能证明每套5吨吊控制系统的单价为7万元，中联恒通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每套5吨吊控制系统的单价为5万元。2012年8月3日，建筑工程研究所与中联恒通签订的《采购合同》，虽然约定每套含税单价为7万元，但是在2012年8月6日的《5吨吊运车生产技术服务协议》，约定“控制系统单价暂定为7万元，但以部队审计价格为准。”后在2012年8月13日的《5吨吊运车补充协议》约定“采购合同金额定为7万（合同价格拟定7万的目的是方便甲方产品通过军方定价，不作为甲乙双方结算依据），乙方最终支付给甲方单台金额由以下两点同时决定”等，综上分析，交易单价需要部队审计价格以及军方最终决定价格，特种勤务研究所在民事起诉状中确认“因为深化军事改革以及缺乏相应的军内规定为据，所谓部队审计价格以及军方最终价格无法实际取得，双方约定的第三方定价机制无法实现，且双方又不能够协商达成明确的交易单价。”鉴于标的物已经无法评估作价，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每套5吨吊控制系统的单价为6万（含税）。参考《5吨吊运车补充协议》的约定，特种勤务研究所需要开具相应的税务发票给中联恒通。一审法院认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建筑工程研究所与中联恒通签订的《采购合同》、《5吨吊运车生产技术服务协议》、《5吨吊运车补充协议》等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或者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特种勤务研究所承继建筑工程研究所在以上合同中的权利，获得原告资格。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特种勤务研究所已举证证明按合同约定了履行交货义务，中联恒通作为买受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中联恒通未举证证明其已向特种勤务研究所付清货款的事实，关于每套5吨吊控制系统的单价，一审法院已经酌情认定为6万元每套，合计120000元，同时，特种勤务研究所需要开具相应货款对应的税务发票，对特种勤务研究所要求中联恒通赔偿14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120000元的范围内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两套5吨吊控制系统的货款120000元。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需同时向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开具120000元货款相应的税务发票。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00元，减半收取1550元，由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特种勤务研究所向本院提交军改前部队对外有偿服务收费票据票样与部队现用收费票据票样一组，拟证明无论军改前还是军改后，部队都不能开具税务发票。中联恒通对特种勤务研究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于证明目的，对于7万元的价格是否含税在合同上与补充协议上明确约定了该价格包含17%增值税。双方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签订了多个协议。在特种勤务研究所提交的证据清单中提到关联单位西安德赛公司，即特种勤务研究所因军改原因不便与中联恒通发生交易，就以其关联单位与中联恒通发生交易。在中联恒通与西安德赛公司交易合同中，该合同同一产品价格为6万5，就明确了标的价格中包含了增值税，西安德赛公司也一直给中联恒通开具了税务发票。双方当事人就涉案控制系统约定了含税价格，如果因为自身原因无法开票，就应当在价格中予以让步。本院对特种勤务研究所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综合案情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采购合同》是否应予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涉案《采购合同》、《5吨吊运车生产技术服务协议》、《5吨吊运车补充协议》签订后，特种勤务研究所按合同约定向中联恒通交付了两套5吨吊控制系统，中联恒通未按约定履行货款支付义务。因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2016年2月16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而发生重大情势变更，导致涉案合同事实上已经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故本院对特种勤务研究所主张解除双方所签合同的诉求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一审庭审时，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两套5吨吊控制系统已经无法返还，故本院认为中联恒通应向特种勤务研究所赔偿相关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特种勤务研究所主张涉案两套5吨吊控制系统单价70000元每台，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及协议，交易单价需要部队审计价格以及军方最终决定价格。鉴于《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的规定，部队审计价格以及军方最终价格无法实际取得。结合双方签订的《5吨吊运车补充协议》第四条有关约定以及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5吨吊控制系统的单价为6万元每套，合计120000元并无不当。另，关于一审判决特种勤务研究所需同时向中联恒通开具相应货款对应的税务发票的问题，因中联恒通未就该项诉求提出反诉，故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双方当事人可另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特种勤务研究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9）湘0121民初6721号民事判决；二、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赔偿款120000元；三、驳回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减半收取1550元，由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梁俊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