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02民初763号原告：鲁红雁，女，1970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湖北行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湖北吉正道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万达广场A-7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0920260479。法定代表人：曲喆，该公司董事长。原告鲁红雁诉湖北吉正道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吉正道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聂志军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鲁红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被告吉正道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曲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鲁红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吉正道安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4月15日起至本息清偿之日止，按照月息2分计算）。2.判令被告吉正道安公司承担原告律师代理费12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吉正道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鲁红雁与被告吉正道安公司前身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400000元，原告按协议转账至被告指定账户，借款到期后，被告未按协议约定还本付息。2020年1月双方签订补偿协议，约定被告应该及时还款，协议签订后仍未偿还，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裁判。被告吉正道安公司口头辩称，向原告鲁红雁提出融资属实，不能完全认定为系借款；2020年1月19日双方补偿协议中约定起诉前应该先行协商，未经协商即起诉不妥；双方可经过协商解决，诉讼费和律师代理费不属于必要支出。请求法院依法裁判。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被告吉正道安公司前身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项目投资急需资金为由，向原告鲁红雁提出融资请求，原告鲁红雁同意提供资金。2015年7月15日，原告鲁红雁通过其开设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和平路支行的银行账户，向被告吉正道安公司前身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指定收款人李建玲的银行账户，分10笔（每笔50000元）合计转入资金500000元。截至2016年10月，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偿还融资本金100000元及部分孳息。2016年10月11日，双方就剩余400000元资金的安排问题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B款，编号：B0304782）。《项目投资协议书》（B款）系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事先印制的格式文本。该格式文本的合同签订主体将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明确为：“企业法人借款方（以下简称甲方）”，原告鲁红雁为乙方：“自然人出资方。”该协议书一共有八条，其中第四条系“投资金额及红利标准”的条款。该条约定：“1、乙方向甲方投资人民币（大写）肆拾万元（小写￥40.00万元），期限（大写）拾贰个月，自2016年10月11日至2017年10月11日截止，到期本金和最末一期红利一并结清。2、甲方从出资到账日开始，于出资对应日每月支付捌仟元给乙方作为红利。”第六条“违约责任”条款约定：“甲方应确保乙方所投资资金的安全，除国家法律规定不可抗力因素之外，造成乙方投资的损失，由甲方和项目方共同负责对乙方进行补偿。”第五条“协议终止”条款约定：“本协议期满，甲方将乙方所投资资金全额返还给乙方，协议终止。”该协议书还约定了其它权利义务条款。第七条“纠纷解决”条款约定纠纷解决的方式为“由公司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该协议书由原告鲁红雁在合同尾部署名处签字，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时任法定代表人曲喆亦加盖了私人印章。在《项目投资协议书》（B款）履行期间，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按照该协议书约定的“红利标准”，向原告鲁红雁每月支付8000元资金，至2017年4月14日。自2017年5月后，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未再依约支付“红利”。2017年10月11日原告鲁红雁与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约定的返还资金期限届满，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未能还本付息。2017年12月，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湖北吉正道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吉正道安公司，其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被告吉正道安公司承受，法定代表人仍为曲喆。2019年8月2日，被告吉正道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曲喆在《项目投资协议书》（B款）文本的中缝处签署“此合同顺延，顺延之后仍然有效，曲喆。2019.8.2”字样，并加盖了被告吉正道安公司合同专用章。因被告吉正道安公司未还款，2020年1月19日，原告鲁红雁（乙方）与被告吉正道安公司（甲方，实际签约人为吉正道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曲喆）签订《补偿协议书》。《补偿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书》（编号为0304782），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40万元，乙方按照协议约定将借款转至甲方指定账户，然借款到期后，甲方并未按照约定归还乙方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现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原则，达成以下补偿协议，以兹共同遵守。一、双方确认，甲方仍欠乙方40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按月息2％从2016年10月11日计算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二、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项目投资协议书》及本协议约定的，除赔偿守约方损失外，还应承担守约方主张权利所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评估费等费用。”该《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系约定纠纷解决方式及管辖法院的条款。该条将纠纷解决方式由《项目投资协议书》（B款）中“由公司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变更为“任何一方均可向襄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将双方原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即仲裁方式变更为提起诉讼的方式，并将一审管辖法院约定在本院。上述《补偿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吉正道安公司仍未还本付息，故原告诉至法院。为支持案涉纠纷，原告鲁红雁委托湖北行勉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湖北行勉律师事务所委派该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胜处理本案纠纷，为此，原告鲁红雁支出律师代理费12000元。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被告吉正道安公司前身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项目投资急需资金为由，向原告鲁红雁提出资金融通请求，原告鲁红雁同意提供资金，并于2015年7月15日向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转入资金500000元，事实清楚，当事人双方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在偿还本金100000元及部分“红利”后，2016年10月11日，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鲁红雁就剩余400000元融资款项如何使用、原告鲁红雁获取何种回报，双方达成《项目投资协议书》（B款）。在《项目投资协议书》（B款）合同签订主体中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企业法人借款方”，原告鲁红雁系“自然人出资方”。虽然在《项目投资协议书》（B款）中约定原告鲁红雁400000元出资获取的是“红利标准”，而非利息，但纵观《项目投资协议书》（B款）双方权利义务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鲁红雁作为出资方并不参与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经营和分红，亦不承担经营亏损的风险，其只是让渡400000元资金的使用管理权，按双方约定按月获得8000元的固定收入回报，到期还本。这种由资金供给方提供资金，接受资金方有规律地给付固定数额的孳息回报的属性，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特征，因此，本案名义上系项目投资，实际应该属于民间借贷纠纷。《项目投资协议书》（B款）实际系借款（民间借贷）协议，该协议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权利义务约定清楚，约定的资金投入与“红利”回报，实际属于关于本金与利息的约定，经折算，约定利率为月息2％（年利率24％），在法律保护的利率限度内。双方缔结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2017年12月，湖北吉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湖北吉正道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吉正道安公司，其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被告吉正道安公司承受。自此，案涉借贷之债依法应该由本案被告吉正道安公司承担。2019年8月2日被告吉正道安公司顺延案涉债务和2020年1月19日被告吉正道安公司与原告鲁红雁就案涉债务达成《补偿协议书》，原、被告双方确认，截至2020年1月19日被告吉正道安公司仍欠原告鲁红雁400000元本金及利息，利息按月息2％从2016年10月11日计算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诉讼中双方认可利息实际支付至2017年4月14日，自2017年5月后，被告吉正道安公司再未还本付息，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范围包括民间借贷之债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被告吉正道安公司辩称，原告鲁红雁未经双方协商即起诉不妥，因双方是否协商并非起诉的前置义务，且被告在起诉之前即已经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故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鲁红雁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北吉正道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鲁红雁借款本金40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利息计算标准、本金基数和起止时间为：自2017年5月1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400000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二、被告湖北吉正道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鲁红雁律师代理费12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400元，原告鲁红雁已经预交，由被告湖北吉正道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聂志军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李文君书记员张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