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民终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山市变压器厂，住所地：唐山市高新区火炬路191号。 法定代表人：张秀英，该厂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晋，北京市齐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勇，河北福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河北省威县中华大街东侧。 法定代表人：赵少波，该社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心稳，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叶霞，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山市变压器厂（以下简称变压器厂）因与被上诉人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威县信用社）票据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5民初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变压器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晋、钱勇，被上诉人威县信用社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心稳、汤叶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变压器厂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5民初21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即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银行承兑汇票损失人民币4500万元和自2013年6月22日起至全部汇票损失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原判决未认定在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未提交任何“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即违规办理了贴现的事实。2、原判决未认定涉案发票是复印件，且系伪造的、虚假的事实。3、原判决遗漏认定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贷款卡”未年检已被暂停使用的事实。4、原判决遗漏认定在授权经办人“马于欢”未在现场经办的情况下，允许无权代理的“董伟淞”经办票据贴现的事实。5、被上诉人票据中心主任宋瑞易和授信审批部经理李四中，均已承认和“自认”是违规贴现，承认和“自认”是审核不严、在手续不全情形下给予贴现。6、原判决将属侵权性质的票据损害赔偿案，错误混淆到纯票据权利纠纷及无因性纠纷。本案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票据损害责任纠纷”，而非票据权利纠纷及无因性纠纷。7、原判决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在进行票据审查时已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上的审查义务。本案贴现票据的交易合同是虚假的，合同金额与贴现金额对应不上，没有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且发票是虚假的等均足以证明本案贴现票据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8、原判决应当适用而未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等规章。9、原判决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办理贴现手续是否完善，与上诉人应当收取的贴现款被侵占不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办理贴现存在诸多过错环节，只要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对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履行认真审查责任，均不会让本案的票据被违规贴现。10、原判决未区分1995年发布的《票据法》和2004年发布的《票据法》修改版，导致原判决错误理解适用《票据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据本案事实和证据，依据《票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规章等规定，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威县信用社辩称，1、上诉人的票据权益丧失，系委托贴现过程中受骗所致，其损失性质决定了权利救济应通过相对方的债权主张来实现，而无权对作为后续受让人的被上诉人提出票据权利损害的赔偿性请求；2、上诉人诉称委托关系的事实即便存在，并不能阻止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贴现转让关系的合法成立；3、被上诉人受让取得票据的合法性，应直接认定；4、基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无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依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上诉人无权援引票据转让中的基础关系纠纷抗辩被上诉人持票合法性；5、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存在主观恶意为由主张取得无效，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支持；6、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与董伟淞串通恶意贴现给其造成损失应负赔偿责任，其主张系对法律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有意曲解；7、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违规贴现，有意混淆了行业监管民事责任与本案争议民事责任之间的性质区别。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变压器厂一审诉讼请求：一、威县信用社赔偿变压器厂10张银行承兑汇票损失5000万元和自2013年6月22日起暂计至2015年5月25日的利息5855068.4648元，以及全部汇票损失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二、由威县信用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6月20日，变压器厂从唐山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开具了10张共计金额为5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分别为4020005121918232、4020005121918233、4020005121918234、4020005121918237、4020005121918239、4020005121918240、4020005121918241、4020005121918242、4020005121918243、4020005121918245；2013年6月21日，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持以上10张汇票向威县信用社申请贴现。该10张银行承兑汇票均显示：出票人唐山市变压器厂，收款人唐山市泰昌物贸有限公司，付款行唐山市郊区联社，出票金额5000000（伍佰万元整），汇票到期日2013年12月13日，10张汇票均加盖唐山市变压器厂财务专用章、张秀英手章和河北农村信用社联社汇票专用章。该10张汇票背书栏加盖唐山市泰昌物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并填注被背书人：邯郸市物贸昌业贸易有限公司；邯郸市物贸昌业贸易有限公司加盖邯郸市物贸昌业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在粘单部分背书人栏内加盖财务专用章；承兑汇票粘单处加盖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向威县信用社出具《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申请书》显示：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基本账户中国工商银行平乡县支行0406000709300060925，贷款卡号：13×××13，经办人马于欢。2013年6月21日，威县信用社与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三份《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保证银行承兑汇票真实、合法、有效，乙方提供交易合同、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原件，乙方保证真实、合法、有效。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提交了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与邯郸市物贸昌业贸易有限公司2013年6月8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显示交易金额7350万元；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提交了2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显示的购货单位为：邯郸市物贸昌业贸易有限公司，销货单位：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开票日期2013年6月12日，每张价税2012500元。2013年6月21日，威县信用社为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出具10张贴现凭证，实付贴现金额48279333.30元。2013年12月13日，10张汇票的付款行唐山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向威县信用社付款5000万元；当日，变压器厂向10张汇票的付款行唐山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支付5000万元。 另查明，变压器厂提交的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唐刑初字第47号刑事判决书显示“2013年6月，唐山市变压器厂联系李群欲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李群又联系被告人董海军办理该业务。当月20日，董海军取走唐山市变压器厂提供的票面金额共计5000万元的十张银行承兑汇票及盖有印章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让协议等材料，并承诺尽快将贴现款转入唐山市变压器厂账户。后董海军将该银行承兑汇票通过他人于当月21日在河北省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贴现，将得到的4768.918万元贴现款中的500万元作为保证金通过李群返还给唐山市变压器厂，并以各种理由推脱还款，将剩余款项大部分用于偿还其经营公司的债务”。截止至变压器厂提交时，该判决书并未生效。变压器厂在一审庭审时举证的唐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询（讯）问笔录，该判决书内容中并未显示。 一审法院认为，变压器厂作为汇票的出票人，其在诉讼中称因与收款人唐山市泰昌物贸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改变付款方式”，遂让唐山市泰昌物贸有限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后委托董海军对5000万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首先，变压器厂作为出票人，如果与收款人协议不使用银行汇票进行结算，其应当对手中的银行承兑汇票向付款行做退回处理。其让收款人签章后委托第三方办理贴现，本身就违反了《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规定。票据经收款人签章后，应当以票据业经背书转让认定。变压器厂作为票据债务人，对业经背书转让的票据的持票人无抗辩权，也不存在对业经转让的票据有票据实体和程序权利的问题。变压器厂诉称系委托董海军进行贴现，但其与董海军均未在票据上进行票面备注。变压器厂明知汇票为“无因性”票据，又指示收款人唐山市泰昌物贸有限公司违规签章后，未进行任何提示，即交付受委托人办理贴现。以后的持票人只能依据票据的票面显示承担票据责任和其他能够预知的相应责任。该票据上未进行特别备注，持票人只需依据《票据法》对票据承担两方面的义务，一是对票据本身的要件审查，包括票据的真伪，票据的法定必要记载事项（票面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是否欠缺，是否符合《票据法》的法定格式样（是否进行了更改，中文大写和数码是否一致）；背书是否连续；二是对直接票据基础关系方面承担法定责任，即以《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享有票据权利”。案涉的票据要件上并无瑕疵；依据《票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持票人只须就其自身取得票据合法性（排除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情形）负责，并排除自己“明知前手有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情形，而出于恶意取得”的法定情形，即享有票据权利。威县信用社本身不存在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情形，无论票据上显示的“前手”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还是实际经手人董伟淞均不涉及有参与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情形，故也就无从谈起威县信用社是否“明知”和是否“恶意取得”，因此，威县信用社在进行票据审查时已尽到《票据法》上的审查义务，其自身取得票据亦无影响持票人票据权利的法定情形，威县信用社完成票据贴现后应享有票据权利。变压器厂主张自己委托董海军办理贴现时被骗，要求威县信用社承担因进行贴现给其造成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其主张的理由是如果威县信用社能够严格按照《河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审查贴现材料并审查真实的交易关系，拒绝办理贴现，则变压器厂的损失就不会发生。针对变压器厂主张的侵权诉求，首先，变压器厂在指示收款人唐山市泰昌物贸有限公司盖章后，其将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交付他人向银行办理贴现本身即缺失真实贸易交易背景这一前提，受托人在办理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贴现委托事项时必然会虚构交易事实、提供虚假交易材料，变压器厂在诉讼中所称委托他人进行“合法合规”贴现无从谈起。变压器厂对贴现交易无真实贸易交易背景是明知的，其委托事项是以后“违规”交易的起因，变压器厂明知无交易行为而进行委托，贴现过程中贴现银行的“违规审查”行为与变压器厂的委托事项目标一致，其对贴现银行的“违规审查”行为是希望发生的，其事后又以他人“违规”交易要求追究“侵权”责任无法律依据；其次，界定侵权人承担义务的依据须是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而变压器厂引用的《河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管理办法》只是企业内部的操作规范，违反企业或行业的操作规范不一定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威县信用社对贴现的票据尽到了《票据法》上的审查义务，认定其违反法律规定怠于行使“法定义务”，缺乏法律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是规范票据行为的部门规章，该《暂行办法》要求持票人向金融机构办理贴现只须提交与其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交易合同的复印件。从该《办法》可以看出，办理贴现的金融机构对贴现手续的审查仅限于形式审查，办理贴现的金融机构不应当对交易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责任。未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责任是金融监管的范畴，应当由金融监管部门进行行政处罚。变压器厂要求威县信用社对增值税发票和商品交易合同的真实性负责没有法律依据。第三，认定侵权行为须侵权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与被侵权人损害结果的发生有法定的注意义务，即行为人对侵权结果的可能发生要有预见性。案涉票据上显示该票据业经背书转让，威县信用社不可能预知该票据上的收款人唐山市泰昌物贸有限公司的票据签发行为不具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可能预知以后在票据上签章的背书当事人实际上均是为出票人变压器厂直接或间接地办理贴现。董海军不是票据的背书人，也不是票据上注明的委托人，威县信用社及其工作人员未与董海军进行过接触，更不可能预知贴现行为是否有董海军参与，更不可能预知存在董海军侵占贴现资金的犯罪故意。从董海军办理完毕贴现后向变压器厂转付部分款项这一事实看，2013年6月21日威县信用社办理贴现时，董海军主观上是否已产生侵占的故意无从得知，要求威县信用社此时预知之前的票据经手人是否存在故意犯罪，显属不当。故，威县信用社只能对票据本身进行审查，不可能预知自己的贴现行为是否为前手或再前手造成经济上的损失。第四，认定侵权行为须行为人的行为与侵权结果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变压器厂诉称系委托董海军进行贴现，董海军以后的转委托行为均是围绕实现贴现的目的进行，威县信用社完成贴现也是源于变压器厂的贴现意愿。威县信用社办理申请人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的票据贴现，只能将贴现款给付申请人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或该公司指定的账户，威县信用社办理转款过程并无任何违规操作和擅自向申请人以外的其他人转款的行为。邢台特吉贸易有限公司收到贴现款后的资金流向更是威县信用社无法掌控。事实上，假使威县信用社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向变压器厂的华夏银行账户直接转款，便会构成违规操作。变压器厂未收到贴现款的原因是自己的受委托人董海军占用了贴现资金。因此，变压器厂损失形成的原因不是贴现本身，而是对贴现款的疏于控制。变压器厂受损失的原因是董海军的诈骗行为，董海军的参与系基于变压器厂的委托。委托过程中，变压器厂未对该票据进行任何预防控制措施，比如由专人控制票据，办理贴现时由专人办理，对贴现资金去向在贴现协议中明确等。变压器厂放任由董海军进行“全权”操作，也未在票据上记载真实的贴现委托事项和对贴现款的流向作出限制性的记载事项，贴现人只能依据票面记载事项履行法定注意义务，贴现后资金最终能否转入隐名委托人变压器厂的指定账户不是贴现人的义务范围。任由董海军收取和掌控贴现款的过错责任只能在变压器厂与董海军之间界定，威县信用社不存在违规转款，不应当对贴现款的失控承担任何责任。案涉票据的流转过程是变压器厂办理票据贴现，威县信用社办理贴现与变压器厂委托的目的一致。威县信用社办理贴现时手续是否完善，与变压器厂应当收取的贴现款被侵占不存在因果关系，要求威县信用社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变压器厂除要求威县信用社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承担侵权责任外，其还引用《票据法》第一百零四条“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本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或保证的给予处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因前款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第七十五条“依据票据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贴现或保证，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与直接责任人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要求威县信用社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票据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办理承兑、付款、保证时，对“违反本法的票据”进行办理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的适用问题，案涉票据业经付款行唐山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承兑付款，案涉票据是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是不争的事实，与该条的法律适用情形相冲突，并且该条款是针对金融机构对票据承兑、付款、保证而设立，与本案的贴现不属于同一票据流通阶段，案涉票据的承兑、付款系由唐山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完成；《最高人民法院》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是与《票据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金融机构对到期票据的“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相对应，与案涉未到期票据在流转中的贴现不属于同一情形，并且该条规定也是以金融机构对“违反本法的票据”办理承兑、付款、贴现、保证为前提，与案涉票据无违反《票据法》规定的基本事实存在适用情形上的冲突。变压器厂要求以两规定为据判令威县信用社承担赔偿责任，无相应的事实依据，对变压器厂主张的理据不予采纳。综上，变压器厂实现贴现款汇入自己华夏银行账户的目的，应当通过控制票据或在票据的其他记载事项中注明委托贴现关系和限制贴现款流向等方式来实现。变压器厂对受委托人选任和票据的流转过程疏于防范，致使贴现资金被侵占，与票据贴现过程无因果关系。威县信用社取得的票据符合《票据法》的规定，其取得票据的过程不存在《票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情形，其依法应当享有票据权利；威县信用社的贴现过程，与变压器厂的损失形成无因果关系，变压器厂要求威县信用社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变压器厂对威县信用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1076元，由变压器厂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的案由是否属于票据损害责任纠纷；2、威县信用社对案涉汇票的贴现行为与变压器厂的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应对变压器厂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本案的案由。案涉银行承兑汇票在本案诉讼前已经贴现完成，银行承兑汇票的流转、兑付过程已经结束，变压器厂请求法院解决的不是持票人与付款人之间兑付汇票的票据纠纷，而是请求解决威县信用社是否违规贴现的民事赔偿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票据损害责任纠纷”案由是“票据纠纷”案由的子案由。票据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普通的民事债权和票据权利都具有的侵权救济方式，因此本案案由应为票据损害责任纠纷。 威县信用社对案涉汇票的贴现行为与变压器厂的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应对变压器厂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票据具有无因性、文义性，票据关系一经成立，即应与票据取得的原因关系相脱离。本案所涉票据形式完备，各项必要记载事项齐全，符合《票据法》的规定，应为有效票据，银行在办理票据贴现时应侧重对票据本身有效性的审查。威县信用社的贴现行为虽有疏忽且存在违规之处，但并不构成《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过失，也不属于《票据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本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或者保证的情形。在变压器厂的代理人董伟淞已经获得贴现款的情况下，其后果应由委托人即变压器厂承受。变压器厂受到损害的直接原因是其代理人没有把贴现款全部交付给变压器厂，与威县信用社办理贴现时违反操作规程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中国人民银行的部门规章、行业规定主要是银行业内管理规范，据此追究威县信用社的民事责任，法律依据不足，故变压器厂以威县信用社违规贴现为由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6800元，由唐山市变压器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连胜 审判员  赵国栋 审判员  王 倩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于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