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3民初32238号原告：沈阳元美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武当山路8-1号（5-3-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MA0P4MHL1P。法定代表人：蔡玉金，系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强，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101201010895673。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女，汉族，1975年4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辽宁省兴城市，系该公司员工。被告：黄国爱，男，汉族，1966年6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仕永，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303201210608105。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启练，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303200010817520。被告：张旭芬，女，汉族，1965年5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瑞安市，原告沈阳元美广告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国爱、张旭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阳元美广告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强、刘敏，被告黄国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仕永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旭芬经本院公告传唤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黄国爱和被告张旭芬已经解除了900台“北斗牌”太阳能系统买卖合同关系；2.二被告返还900台“北斗牌”太阳能系统合同款940500元；3.被告将已经交付的1100台的太阳能系统更换为“北斗牌”太阳能系统或者对现有系统进行维修；4.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85万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原告和被告张旭芬约定购买被告张旭芬提供的配置太阳能系统的保洁箱，被告张旭芬说被告黄国爱生产“北斗牌”太阳能系统（铅酸蓄电池、控温器，内置灯带，太阳能板）、“北斗牌”太阳能系统是搭载到北斗卫星上的太阳能系统，质量特别好，所以才起名“北斗牌”，该太阳能系统可以向黄国爱买到。并且张旭芬说他和黄国爱是老乡，以前也和黄国爱合作经销过这个“北斗牌”太阳能系统，使用起来很好，保洁箱和太阳能系统被告张旭芬和被告黄国爱组装完成一起合作销售给原告，款项张旭芬代为领取一部分、原告直接支付给了被告黄国爱一部分，因相信了张旭芬的陈述，原告在2016年6月5日与张旭芬为代表的广州珏锦广告设备有限公司签订《城市保洁箱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G20160601001）时明确在第五条产品生产和交付条款第5项约定“与北斗太阳能板配套生产”。原告与被告口头约定订购“北斗牌”太阳能系统2000套，每套单价1100元，先付95%，质量保证金5%于甲方（原告）收货之日起365日后向乙方付清。根据张旭芬的指示，原告从2015年6月16日起向被告黄国爱支付2000套“北斗牌”太阳能系统合同款2090000元，被告黄国爱于2016年6月28日起陆续交付了1100套产品，但是交付后原告发现产品根本不是“北斗牌”的，并且上面任何标志都没有，属于三无产品。控温器不能正常工作。蓄电池不能存电，整个供电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光带不发光等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而被告也不来修理，完全是由原告找人进行修理，而原告本地没有人懂这类专业技术问题，维修花费巨大。并且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影响市政市容，原告遭受相关管理部门处罚，以上情况导致原告所受损失巨大。同时后续的900套“北斗牌”产品原告付款后至今已达三年之久，被告仍然不发货，合同已无法履行，期间被告黄国爱避而不见，原告已经告诉二被告解除900台北斗牌太阳能系统买卖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合同款，但被告躲避起来不返还货款，对于已经交付的二被告也应按照合同要求和法律规定履行责任。被告黄国爱答辩称，一、原告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被告虽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是原告对被告所订购的太阳能电池板2000块、铅酸蓄电池2000只、控制器2000元、灯带4000条，每个保洁需装配太阳能电池板1块、铅酸蓄电池1只、控制器1只、灯带2条，上述产品可装配2000只保洁箱。被告已履行了全部交货义务，分别于2016年6月28日交付200只保洁箱的配件，7月18日交付500只保洁箱的配件、8月3日交付300只保洁箱的配件，8月9日交付了剩余1000只保洁箱的配件。其中前3次均发往沈阳市卓尔凯电动门窗有限公司，对于最后的1000只保洁箱的配件，也是按照原告的指示。有500只保洁箱的配件发往沈阳市卓尔凯电动门窗有限公司，500只保洁箱的配件发往宿迁市华祥广告制品厂。现原告诉争的即是最后1000只保洁箱的配件中的900只保洁箱的配件，（另外100只保洁箱的配件由原告使用）。对该900只保洁箱的配件，在原告与张旭芬的诉讼案件过程中，在原告提出鉴定产品后，由瑞安市人民法院与原告以及张旭芬共同前往沈阳市卓尔凯电动门窗有限公司进行产品鉴定（案号2017浙0381民初1824号），已确认在该公司有400只保洁箱的配件已装配在保洁箱上，说明原告已经收货并实际使用。至于该400只保洁箱的配件目前的去向，系原告接收并使用货物后的使用问题，属于原告的管理问题，与被告无关。另在宿迁市华祥广告制品厂的500只保洁箱的配件，由宿迁市华祥广告制品厂出具了收条，目前该500只保洁箱的配件仍在该厂。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在审理原告与张旭芬合同纠纷发回重审一案中，该案一审经办法官魏杨豹通过微信视频与该厂负责人联系，核实该500只保洁箱的配件仍在该厂内。被告于2019年10月17日到该厂现场核实，并拍摄了照片与视频。以上事实与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已交付了所有太阳能相关产品，不存在不发货，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反而是原告，在被告已经全部交货的情况下，目前仍有余款11万元没有支付。综上，原告主张解除900只保洁箱的配件的买卖合同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无权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900只保洁箱的配件产品的款项。二、被告已交付的产品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原、被告经口头达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从未向原告承诺提供“北斗牌”太阳能产品，但原告交付的产品均是合格产品。原告购买的太阳能配件，由原告自行组装在保洁箱上，一个保洁箱需搭配1个太阳能电池板、1个铅酸蓄电池、1个控制器、2条灯带构成。被告提供的配件均由正规厂家生产，并有合格证书或检测报告，被告也自留了一套产品，目前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当时原告公司由于购买时提出要打自己的品牌，因此要求被告提供的所有配件不要标注厂家信息，现在却被说成是“三无产品”，有违诚信。三、原告提出的已安装使用的太阳能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原告在与张旭芬的诉讼案件过程中，提供的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皇姑分局、沈阳市大东区城市管理局的通知证明，2016年9月14日《通知》50%保洁箱夜间不亮，2017年3月3日《通知》没有涉及该项。对比两个《通知》可以发现，这是原告管理与使用问题，不是太阳能系统的本身质量问题：第一：从2016年6月原告收到第一批200台保洁箱的配件开始至8月份收到第3批300台保洁箱的配件止，保洁箱在安装调试过程中，接近50%保洁箱夜间不能正常照明，属于尚未安装调试完毕并非质量问题。第二：从2016年8月50%灯箱不亮到半年后却不存在这些问题，说明从2017年2月原告已经安装调试完成了，如果的确是这两问题，灯箱不良的问题不可能在安装半年以后经调试后即解决了。从被告交货至今4年多，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动提出过质量问题，仅在张旭芬起诉原告时，原告提出反诉，并为了针对张旭芬将被告张旭芬列为第三人时为了诉讼利益才提出产品质量问题。原告陆续向被告支付货款，被告亦陆续向原告发货，被告第一次发货在2016年6月28日，原告最后一次付款在2016年8月9日，若真的存在质量问题，原告不可能在交货后1个月仍然付款，这与常识也不符合。另外，从产品的保质期来说，灯带属于易耗品，铅酸蓄电池长期不使用就会失去功能，这是行业内的常识问题，而不是质量问题。太阳能电池板至今仍可正常使用。再次，原告现在主张质量问题，均已超过了质量异议期。为此，原告主张已交付的1100只保洁箱的配件存在质量问题，要求被告更换、维修，缺乏事实依据。四、被告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提供配件产品均已由原告实际使用，且无任何质量问题。在原告为了打造自身品牌，不要求被告提供配件标准厂家信息，且在张旭芬案中败诉，以自身未争取到项目经营业务前提下，不客观也不讲诚信要求被告担责显然不当。被告黄国爱认为自己在履约过程中不存在违约，亦无过错，且原告无损失，被告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原、被告虽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是，被告已经履行了全部的合同义务，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反而是原告违约并未支付货款，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张旭芬书面答辩称，1.被告张旭芬与原告之间的合同纠纷也经法院审理判决已生效，已进入执行程序，相关事实已在生效法律文书中认定。太阳能配套系统买卖双方是元美公司与黄国爱，张旭芬只是受原告委托代为购买并代领款项转付黄国爱，原告提供的四份收款收据写明的收款人均是黄国爱，张旭芬与原告核对代领款项时出具明细单，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2.对原告而言二被告是完全独立的交易对象，二被告向原告提供的是不同产品。如需对原告担责，也仅在自己提供的产品范围内。本案原告请求权的基础事实是原告认为被告黄国爱提供的产品存在品牌和质量问题，与张旭芬没有任何关联。3.太阳能系统与保洁箱配套使用，被告张旭芬知道原告与黄国家之间配件买卖，黄国爱已将原告向其购买的产品箱配件产品按照原告要求如数按约发货，张旭芬受原告的口头委托将元美公司购入的太阳能系统安装在保洁箱上，因此太阳能系统已实际由原告使用，不存在逾期交付及质量问题。故，原告将被告张旭芬列为共同被告，显属滥用诉权行为。请求贵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张旭芬的诉请。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6年6月5日，原告与广州珏锦广告设备有限公司签订《城市保洁箱产品销售合同书》（合同编号：G20160601001），该合同第五条产品生产和交付条款中第5款约定“第二批300座保洁箱的生产与北斗太阳能板配套生产，生产时间待定”。二、原告为购买与保洁箱相配套的太阳能系统，向黄国爱订购太阳能系统2000套，每套单价1100元。2016年6月16日起，原告向被告黄国爱、张旭芬支付2000套太阳能系统合同款209000元，其中，原告通过其公司员工直接支付给告黄国爱110万元，原告通过张旭芬支付给黄国爱的有99万元。被告黄国爱与张旭芬相识，系生意合作伙伴。在案涉太阳能系统买卖合同中，黄国爱与原告没有直接沟通联系，而是张旭芬与原告进行联系洽谈。被告张旭芬与原告公司员工多次在微信上沟通，如2016年6月28日、7月21日，张旭芬的聊天记录信息载明“颜总：请打款1、北斗的200套太阳能1100元*200=220000元，已付定金110000元，今天要打110000元”、“颜总好！明天上午请打款55万给北斗的黄总”。2016年7月16日，张旭芬出具结算单，其中载明“2.北斗太阳能，已付两仟套定金壹佰壹拾万元，未付两仟套定金壹佰壹拾万元”。原被告双方曾就保洁箱与太阳能系统买卖合同纠纷，在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9年1月2日作出了（2018）浙0381民初7363号民事判决（下称“《瑞安7363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浙03民终200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载明：张旭芬解释其出具给原告的结算单系代为结算。2016年6月17日、7月13日、7月22日，张旭芬在载明付款人为原告、收款人为黄国爱的编号为0178285、0178288、0178290、0149454的收款收据中收款人签章处签名“张旭芬代领”，其中三张在收款项目处载明“太阳能配置系统”、“太阳能配置整套”、“太阳能整套的定金”。三、2017年1月9日前，原告确认已收到案涉并非“北斗”品牌的太阳能系统1100套。原告主张被告剩余的900套“北斗牌”太阳能尚未交付，其中的400套，《瑞安7363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系已与张旭芬发货给原告存放在沈阳卓尔凯电动门窗厂的保洁箱装搭好，后因原告举报及租金等原因，张旭芬将包括400套太阳系系统在内的保洁箱运走并保管；另外的500套，被告主张存放在宿迁市华祥广告制品厂，该厂于2016年8月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沈阳元美广告公司发给我们厂代按照电池500块、太阳能板500块、控制器500个、灯带1000条”。2017年1月9日，原告向被告张旭芬发出《催告函》，其中载明：你承诺和约定供给我司的是国内最优质最环保的“北斗品牌”的太阳能供电系统2000台，我司已向你支付了2000台的全款。可你却只发给我司1100台没有任何品牌、生产厂家以及检验合格证的产品。扣留900台至今未发送给我司。自收到该产品我司就多次与你联系要求更换，而你却至今不予理会……但未曾想该产品在使用期间不断出现夜间不能照明等质量问题……我司现最后一次郑重通知你，望你于2017年1月15日前将约定的900台“北斗品牌”的太阳能供电系统发送至我司或者将已付全款退还给我司。等等。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被告张旭芬与原告是否存在太阳能系统的买卖合同关系；二是合同双方是否约定买卖的为“北斗牌”太阳能系统；三是被告黄国爱是否已经履行全部交货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与被告黄国爱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原告实际支付了货款，黄国爱亦供应了部分货物，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黄国爱与张旭芬系生意伙伴，在案涉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与黄国爱并无直接的沟通联系，而张旭芬不仅与原告公司员工沟通联系，确定太阳能系统单价、数量等事宜，要求原告将相关货款直接支付给黄国爱，或由原告先行支付给张旭芬，由其转交黄国爱，且在收款收据上确认其系代黄国爱领取货款，同时，张旭芬亦代黄国爱于2016年7月16日向原告出具结算单，明确案涉太阳能系统的付款、数量。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张旭芬系被告黄国爱的委托代理人，代为处理其与原告之间案涉买卖合同相关事宜，并非合同相对方，被告张旭芬与原告不存在太阳能系统的买卖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中，张旭芬作为黄国爱的代理人，其在于原告公司员工沟通过程中出现了“北斗黄总”“北斗的200套太阳能”信息，且其代黄国爱出具的结算单中亦载明“北斗太阳能”等信息；此外，原告与张旭芬代表广州珏锦广告设备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城市保洁箱产品销售合同书》中载明“第二批300座保洁箱的生产与北斗太阳能板配套生产”，可知原告对“北斗牌”太阳能系统有明确的需求。故，综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原告所要求购买的太阳能系统应为“北斗”品牌，且原告与张旭芬就品牌事宜亦达成合意，而张旭芬作为代理人其行为及于被代理人黄国爱。综上，原告与被告黄国爱就案涉买卖标的太阳能系统的品牌应为“北斗”，即黄国爱应向原告交付“北斗牌”太阳能系统。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主张被告有900套“北斗牌”太阳能系统尚未交付，经查，根据《瑞安736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其中400套太阳能系统被张旭芬运走保管，即实际并未交付给原告，而宿迁市华祥广告制品厂虽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原告500套太阳能系统，但系其单方面出具，原告并不认可，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黄国爱已交付该批次货物。综上，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2017年1月9日，原告即向黄国爱的代理人张旭芬发出《催告函》，要求其于2017年1月15日前供应剩余的900台“北斗品牌”太阳能供电系统，但被告黄国爱未按时履行，故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黄国爱已经解除900台“北斗牌”太阳能系统买卖合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被告黄国爱应向原告返还货款880000元【2090000元（原告实际支付货款）-1100套×1100元/套（被告黄国爱已实际供应货物金额）】，原告所主张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因张旭芬系被告黄国爱的代理人，并非合同相对方，故原告要求张旭芬承担退款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买受人收到标的物，应当及时检验，并应在发现标的物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限内通知出卖人。本案中，黄国爱已实际交付的1100套太阳能系统虽非北斗品牌，原告在2016年7月之前便已对该1100套太阳能系统进行收货并安装，当时并未对品牌提出异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在合理期限内要求张旭芬或黄国爱更换或退货，且也已实际使用该部分产品。故，原告要求被告将已交付的1100台太阳能系统更换为“北斗”品牌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使用上述1100台太阳能系统至今已逾3年，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部分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亦未能证明产品仍在保修期内，故其要求被告对该部分产品进行无偿维修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应向其赔偿损失10.85万元，但未提供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予以证明，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张旭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视为其自行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应当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沈阳元美广告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国爱已经解除900台“北斗牌”太阳能系统买卖合同；二、被告黄国爱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沈阳元美广告有限公司返还900台“北斗牌”太阳能系统货款人民币880,000元；三、驳回原告沈阳元美广告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42元，由原告沈阳元美广告有限公司负担2242元，被告黄国爱负担12000元。上述费用原告已预缴，被告黄国爱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公告费4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朱丽娜审判员  彭弘卫审判员  万 婷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赵清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