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9民终2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住所地辽宁省阜新市新邱区长营大街30#30-9。法定代表人：王艳英，系该车行经理。委托代理人：李莹莹，女，系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学君，女，1955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阜新市新邱区。（未到庭）委托代理人：尚海波，男，1977年4月25日出生，汉族，1977年4月25日出生，住阜新市细河区。系于学君女婿。上诉人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因与被上诉人于学君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阜新市新邱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3民初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法定代表人王艳英、委托代理人李莹莹，被上诉人于学君的委托代理人尚海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被上诉人于学君在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真实合理的转出时间并依法给付拖欠的车行服务费602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请求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理由：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中认定被上诉人于学君的辽Ｊ×××××号出租车转入海州区的士阳光出租车服务中心的服务合同时间有意见，具体理由如下：1、中共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于2019年5月27日下发《关于鼓励成立服务性出租车行(公司)、个体出租汽车经营者自主选择服务型车行(公司)的通知》(阜交运中心发【2019】69号)文件中明确标注2019年个体出租汽车转行工作自2019年6月3日始至2019年7月3日止(只限工作日)2、被上诉人于学君于2019年7月2日在阜新市运输管理处自愿签署了一份转行通知单，通知单上明确标出转出车行为万泰出租车行，在此日期之前一直在使用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资质.所以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就已经转入海州区的士阳光出租车服务中心这一点不成立。3、上诉人在未接到任何个人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告知于学君已经转走的情况下，分别在2019年1月9日、2019年9月25日和2019年11月18日三次为被上诉人于学君在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挂靠车辆辽Ｊ×××××计算2018年全年度出租车燃油补贴并上报给阜新市运输管理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的服务关系事实存在，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2018年8月以后未对被上诉人于学君提供任何服务，无权要求其给付服务费这一点不成立，上诉人及被上诉人都应遵循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义务，享受各自权利。综合以上三点，上诉人依法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被上诉人于学君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依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请求，维持原判。2.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针对上诉人提出的，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于2019年5月27日下发的《关于鼓励成立服务性出租车（公司）、个体出租汽车经营者自主选择服务型车行（公司）的通知》中标注的2019年个体出租汽车转行工作自2019年6月3日始至7月3日止，2020年后定于每年12月（只限工作日）进行个体出租汽车转行工作。另依据：阜运管出租发【2014】35号文件：个体出租车车主每年可调整一次车行。由此可以看出这是行业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范畴，是具体实施的操作方法（这个是每年统一为个体出租车车主转行办理更换营运证的时间）并不是个体出租车车主调转车行与新车行签定转行合同的时间，上诉人不能以行业管理部门为全市出租车转行统一办理更换营运证的时间做为依据来确定车主转出新邱车行的真实时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且民事行为主体应当遵循公平、自愿原则，实际上我在2018年8月以明确告之上诉人，对每月收取60元服务费有异议，并转出该车行,（转入海州区的士阳光出租车服务中心）之后也并未接受过其车行提供的任何服务，事实上我与上诉人之间已经不存在所谓的合同关系（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未签订过任何协议，合同）且在上诉人未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更无权要求我给付服务费。新邱区法院一审时也认定了行政机关的办理转行换证时间不能代表答辩人实际转入其他车行的时间。至于上诉人提出的转行通知单上标注有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字样，认为是在使用其资质。但事实上，这个是出租车车主办理更换营运证时与阳光车行之间填写的一张表格，作用是行管部门每年一次办理更换打印营运证时使用，表格中只是标注一下转入阳光车行之前该车来源于哪个车行，是为方便行业主管部门查询统计之用。上诉人不能以此认定为是车主转行时间，更不能做为收费依据和节点。三、上诉人提出的分别在2019年1月9日、9月25日、11月18日三次为我计算燃油补贴并上报给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此事我不知情，这是新邱车行和运管处之间的事，与我无关，不是我要求上诉人为我提供的服务，谁雇工，谁付费，这是约定俗成的规律。上诉人不能强加给我，说成是为我所做的服务，更不能做为上诉人的收费依据。四、原告收取的车行服务费所依据执行的是阜新市物价局，阜价发【1996】129号文件（关于出租客运汽车管理服务单位收取管理服务费标准的通知）收费标准是每车每月60元,该文件已于1997年末废止，接续文件是，阜价【1998】159号文件（关于对出租客运汽车管理服务单位收取管理服务费标准的批复）因国家行业政策的整体改变，辽价发【2015】61号文件（辽宁省物价局关于公布废止的价格政策性文件的通知）阜新市物价局同时也出台了文件，阜价发【2015】107号（关于公布废止的价格政策性文件的通知）废止73件价格政策文件中第8项已经明确废止阜价【1998】159号（关于对出租车客运汽车管理服务单位收取管理费标准的批复）阜新市物价局将10家出租车行的收费许可证收回，取消了出租汽车公司（车行、车队）收取60元服务费的资格。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原告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于学君给付拖欠原告车行服务费：2018年9月份至2019年6月每月60元，2019年7月份其中1天2元，共计602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共有挂靠出租车135台，阜新市十家车行共有出租车3044台，2全部都在执行阜新市物价局即阜价[1998]159号关于对出租客运汽车管理服务单位收取管理服务费标准的批复，阜价发(1996年)29号中指定的收费标准每台车每月60元(本行业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格)。被告于学君，系辽Ｊ×××××号出租车主，也是全市十家车行3044台出租车其中的一台，该车于2019年7月2日从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转出，转出之前没按规定履行交费义务，故原告追讨被告拖欠的车行服务费602元。同时，原告要求被告于学君从2019年7月2日起，不准使用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标识(营运证印有新邱字样及万泰字样的门贴)，否则将继续追讨其服务费及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之间系提供具体车行服务的服务合同关系。后经阜价发[2015]107号文件废止了原出租车行每月收取60元服务费的指导价格，改为经营服务费由市场调节。2018年8月，被告因原告继续按每月60元标准收取服务费，口头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并转入了海州区的士阳光出租车服务中心，但至2019年6月份才由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办理转行审批手续。原审法院认为，合同双方应遵循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义务，享受合同权利。本案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行业政策发生改变，如按原合同继续履行，将对被告权益造成损害，且被告以实际行为表明了不再履行合同。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被告通知原告解除合同的行为于法有据。同时，对被告在事实上的解除行为，原告亦未在三个月内以提起诉讼或仲裁的方式确认被告的解除行为无效，应视为原告以事实行为认可了被告的解除合同的行为，故双方在2018年8月已经解除合同。虽然原告主张在2019年6月份双方才解除合同，但该行政机关的批准时间不能代表被告实际转入其他车行的时间，且民事行为主体应当遵循公平、自愿原则，遵守契约精神，双方在2018年8月后事实上已不存在合同关系，且在原告未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无权要求被告给付服务费。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出租车燃料消耗汇总表》及《出租汽车经营者燃料消耗量明细表》（2018年企业上报）。欲证明其2018年被上诉人提供了服务。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上诉人没有提供服务。本院认为上诉人给被上诉人计算的燃油补贴是2018年度燃油补贴，因燃油补贴为年度一次性核算发放，在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8年9月份至2019年5月期间为被上诉人提供其他服务管理的情况下，不能将上诉人计算的2018年度燃油补贴单独视为上诉人为被上诉人2018年8月以后的管理服务，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其在2018年9月份至2019年5月期间为被上诉人提供过服务管理，故对上诉人提供的上述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另查明，涉案车辆原为袁信杰所有，2017年11月27日，袁信杰将该车转让给本案被上诉人于学君，得到了上诉人与阜新市运输管理处出租车管理所的认可。本院认为，合同解除后，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根据庭审查明，2015年1月1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了《新邱出租车行经营管理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车辆经营权及所有权均属于乙方（袁信杰），甲方（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对车辆进行管理服务，乙方每月向甲方缴代收费用及管理服务费60元，合同期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依据现有证据，在2013年12月31日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未再签订书面合同，故2013年12月31日之后的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为不定期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后于2017年11月27日，袁信杰将该车转让给本案被上诉人于学君，得到了上诉人与阜新市运输管理处出租车管理所的认可。本案中被上诉人已于2018年8月口头通知上诉人解除服务合同并以实际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故双方的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已于2018年8月解除，上诉人虽主张双方于2018年8月之后曾继续履行合同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交纳2018年9月份至2019年5月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阜新市新邱区万泰出租车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艳审判员 吴晓东审判员 乔丹青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牟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