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15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赖弟强，男，1967年11月1日生，汉族，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良刚，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歆，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孟江，男，1987年2月19日生，汉族，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非，贵州崇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彭登林，男，1972年1月31日生，汉族，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县。上诉人赖弟强因与被上诉人张孟江、原审被告彭登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民初79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赖弟强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民初793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张孟江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张孟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赖弟强的确收到案外人袁正洪交付的40件茅台酒，但赖弟强已将酒款分批支付给案外人袁正洪（通过转账和袁正洪在赖弟强公司拉酒抵账），赖弟强已经通过上述方式将酒款支付完毕。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虽然转让白酒发生在案外人袁正洪与赖第强之间，但《转让协议》由张孟江与赖弟强、彭登林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规则，该《转让协议》直接约束张孟江和赖弟强、彭登林。《转让协议》签订后，依照《转让协议》约定，袁正洪将40件茅台酒交付给赖弟强、彭登林，属于代张孟江履行交付义务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张孟江承受”。本案谈到了合同相对性，但本案张孟江并未向赖弟强履行交付货物的行为，赖弟强从未在张孟江处取得40件茅台酒，因此赖弟强也没有义务向张孟江履行付款的义务。二、本案一审中赖弟强承认收到案外人40件价值36万元的茅台酒，与张孟江合同中标的物无关。一审中称，案外人袁正洪与赖弟强之间有商业来往，且该案中的40件茅台酒系赖弟强与案外人袁正洪之间独立的交易标的物。赖弟强与案外人袁正洪约定由袁正洪履行交货义务，赖弟强用7吨基酒进行抵偿货款，双方权利义务明确，赖弟强向案外人袁正洪交付了7吨多基酒（共计377000元），双方权利义务均己经履行完毕，赖弟强所取得的40件茅台酒是合法取得，与涉案的茅台酒之间无关联性。三、一审法院程序错误，本案存在遗漏当事人。张孟江系案外人袁正洪侄儿，在本案中存在张孟江与案外人伙同欺骗赖弟强的情况。在赖弟强已经向案外人交付了7吨基酒用于抵偿对袁正洪所负的40件茅台酒款后，张孟江没有履行《转让合同》中的交货义务却要求赖弟强再次履行《转让合同》中所负的36万元酒款，该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袁正洪应当系本案的当事人，但一审并未追加其为当事人，存在程序错误。综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张孟江辩称：一、张孟江和赖弟强、彭登林之间的茅台酒转让是事实存在的，赖弟强差欠酒款未付也是客观事实。二、赖弟强所称与袁正洪之间的经济交易，在一审期间张孟江已提交了袁正洪与赖弟强之间的借款借条、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证明其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张孟江的转酒行为并无关联。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赖弟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彭登林未发表陈述意见。被上诉人张孟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赖弟强、彭登林共同向张孟江支付贵州茅台酒酒款人民币360000元，并从2018年1月12日起以应付酒款总额按每月3%计算资金占用费至实际付清酒款之日止。截止到2019年7月12日止赖弟强、彭登林应付资金占用费（每月10800元乘以18个月）194400元，两项合计人民币554400元；二、诉讼费用由赖弟强、彭登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赖弟强、彭登林与案外人袁正洪是朋友关系。2017年10月，通过彭登林介绍，袁正洪在贵阳酒博会购买了部分白酒。2017年12月10日，袁正洪以张孟江（张孟江系袁正洪侄儿）的名义与赖弟强、彭登林签订《转让协议》，将在酒博会购买的40件贵州茅台酒转让给赖弟强、彭登林，每件9000元，总价款360000元。约定在2018年1月11日前支付全部转让款，赖弟强、彭登林作为受让方在《转让协议》上签名。赖弟强、彭登林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袁正洪转让的贵州茅台酒40件（注：六瓶一件，总计240瓶）”。另查，赖弟强与袁正洪之间发生过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转让白酒发生在案外人袁正洪与赖弟强之间，但《转让协议》由张孟江与赖弟强、彭登林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规则，该《转让协议》直接约束张孟江和赖弟强、彭登林。《转让协议》签订后，依照《转让协议》约定，袁正洪将40件茅台酒交付给赖弟强、彭登林，属于代张孟江履行交付义务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张孟江承受。张孟江，赖弟强、彭登林签订的《转让协议》不具无效情形，为有效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之规定，赖弟强、彭登林应当按照约定向张孟江支付转让款（价款）360000元。赖弟强辩称已经将转让款支付给袁正洪，由于《转让协议》的一方是张孟江，赖弟强即使支付转让款也只能是向张孟江支付。同时，赖弟强与袁正洪之间尚有借贷关系，不能证明赖弟强支付给袁正洪的款项是40件茅台酒的价款。即赖弟强向袁正洪支付的款项不能抵消赖弟强向张孟江所负的360000元债务。张孟江主张按照月利率3%计算资金占用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按照年利率6%确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赖弟强、彭登林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张孟江转让款（价款）360000元。并支付该款从2018年1月12人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费。案件受理费4670元（已减半收取），由赖弟强、彭登林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和本案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赖弟强是否应承担向张孟江支付贵州茅台酒转让款的义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出卖人履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后，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是买受人的基本合同义务。张孟江与赖弟强、彭登林于2017年12月10日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由张孟江以9000元/件的价格向赖弟强、彭登林转让40件贵州茅台酒。根据赖弟强、彭登林于同日出具的《收条》，张孟江已委托袁正洪将40件茅台酒交付给赖弟强、彭登林，张孟江作为出卖人已经履行了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赖弟强、彭登林作为买受人亦应按约定向张孟江付清转让款360000元。按照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第三条“乙方应于2018年1月11日前支付全部转让款”之约定，赖弟强、彭登林至今未向张孟江付清贵州茅台酒转让款已经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之规定，赖弟强、彭登林应向张孟江付清贵州茅台酒转让款3600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至于赖弟强提出其已通过用基酒抵偿债务的方式向张孟江清偿债务的上诉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赖弟强应举证证明其已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向张孟江清偿了债务，但其在二审中提供的称重单中并没有张孟江的签字，且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胡某亦陈述在称重单上签字的“陈小勇”的身份，故对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赖弟强在一审中提出其已通过银行转让、以酒抵债的方式向案外人袁正洪付清转让款的意见，由于赖弟强在一审中认可其与袁正洪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赖弟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40元，由赖弟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胡晓波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王鸿雁书记员钟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