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1023行赔初5号 原告裘先权，男，1976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台县。 原告裘先红，男，1973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台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裘三芹，女，196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台县。 被告天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天台县赤城街道工人东路151号。 法定代表人陈立构，局长。 应诉负责人范爱锋，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裘晓霞，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扬，北京惠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裘先权、裘先红与被告天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行政执法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同年12月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裘先权、裘先红的委托代理人裘三芹，被告行政执法局负责人范爱锋及其委托代理人裘晓霞、李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裘先权、裘先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照周边类似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对原告的房屋赔偿8600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因违法强拆给原告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毁损财物、附属物、腾空奖励金、安置费、补助、租房及其他等）共计6638598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利息以15238598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3日起计算至履行到位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原告在浙江省××××楼房，系历史原因形成的无证合法房屋。因玉湖二、三期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上述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房屋内物品全部毁损。原告等人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中院判决被告2017年7月13日实施的强制拆除原告二间三层房屋的行为违法，驳回原告等人对天台县人民政府和天台县人民政府始丰街道办事处的起诉。双方均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浙江省高院认为“实施主体应当在公证机构公证或者无利害关系第三方的见证下，将财务登记造册，并运送他处存放，通知当事人领取。实施主体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到场，当事人不到场的，应当在公证机构公证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见证下，实施强制拆除，同时对强制拆除行为制作笔录，并拍照和录音、录像。然，被诉强制拆除房屋行为缺乏上述法定程序。虽然天台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原审时提供《行政处罚决定书》、《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责令自行拆除公告》复印件，以证明其行政程序合法，且在上述文本中也有‘当事人不在现场留置’手写字样，但该证据效力并不符合行政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和留置送达应当具备的法定程序。”可见省高院先从程序上对被告强拆行政行为进行司法论述，再对被告举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复印件进行司法评判，认为被告认定原告房屋系违法建筑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认为确认被告强拆行为违法，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省高院作出（2018）浙行终第70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向被告提起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现原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请依法判决。 原告裘先权、裘先红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7）浙10行初184号行政判决书、（2018）浙行终第70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已经生效的判决书确认被告强拆行为是违法的，被告是赔偿义务主体； 2.不予赔偿决定书，拟证明两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没有超过法定期限； 3.赔偿损失明细单、财产损失清单、货物销售单，证明财产损失的事实； 4.宗谱二份，拟证明损失物品里面有祖辈留下来的东西； 5.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拟证明原告的父亲是军人，房内有军功章、遗像等物品； 6.现场照片七份，拟证明造成房内物品损失的事实。 被告行政执法局答辩称：一、原告的部分赔偿请求事项不可以答辩人作为赔偿请求主体。原告的赔偿请求事项涉及用地、房屋及附属物、可移动物品、征收补助、房租和利息六大类，就用地和征收补助两大类来说，因玉湖区块系天台县2017年五大区块之始丰街道征收范围，征收实施单位为始丰街道办事处，用地和征收补助的使用和发放主体均为该街道，即使原告的用地合法、征补主张能够成立，也应就该两请求事项向该街道提出行政补偿申请，而不是向答辩人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原告的申请对象、申请程序均为错误。二、原告所有的赔偿请求均应驳回。1.原告在经批准的农村宅基地范围之外非法占用土地，该部分土地使用权不受法律保护，原告提供不出合法权属证书，其非法占地行为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因此，原告要求按照合法用地进行补偿的要求不能成立，况且原告通过行政赔偿的途径去实现行政补偿的目的更是行不通。2.原告在非法侵占的土地上建造房屋，其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房屋属于违法建筑，国家赔偿法保护的是合法财产损失，原告就违法建筑要求行政赔偿于法无据。房屋不可移动的附属物和装饰装修，与房屋主体结构属于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拆除房屋的过程中不可能将其人为进行分离，就算分离下来也毫无价值可言。因此，原告不能就附属物和装饰装修剥离违法建筑，提请行政赔偿。违法建筑用来出租不受法律保护，原告提出房租损失同样于法无据。3.原告就房中可移动物品提请行政赔偿其理由不能成立。在2017年7月13日对原告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之前，房中物品已移之一空，从原告在2017年9月1日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所提供的拆除现场照片也能看出现场均为建筑垃圾，没有压埋任何有用物品。4.原告提出的临时安置费、搬迁费、搬迁奖励费等征收补助属于合法房屋补助项目，作为违法建设的行为人，原告不具有被征收人的法律地位，无权就此类项目提出补偿。何况，要提也得向始丰街道办事处提，更不是提国家赔偿，补偿与赔偿的性质截然不同。5.国家赔偿法规定只对直接损失进行赔偿，原告要求赔偿利息损失于法无据。况且，原告无合法财产损失，利息更是无法谈起。三、原告起诉超过法定的期限，依法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以上的时效可以中止，不可中断。原告不符合中止的情形，从其知道房屋被拆之日即2017年7月13日起算，至迟应于2019年7月12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而原告于2019年11月25日起诉，显然已超过最长时效。原告可能推说在答辩人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起诉没有超过时效，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8日即作出了确认违法之诉的终审判决，原告直至2019年7月才向答辩人提出赔偿申请，应当对其自行的拖延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恳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行政执法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2017）浙10行初184号行政判决书、（2018）浙行终第70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案涉房屋无土地权属证书和建设手续，属于违法建设，原告无合法权益受损； 第二组证据：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未取得用地审批手续和土地使用权登记，原告无合法权益受损； 第三组证据：始丰街道办事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情况说明，拟证明始丰街道办事处认定原告属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原告无合法权益受损； 第四组证据：原告于2017年9月1日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及拆除后现场照片，拟证明案涉被拆除房屋的室内物品已由街道腾空，被告是对空房进行拆除，原告没有因拆除房屋造成可移动物品损失； 第五组证据：天发改投【2017】35号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天发改投【2017】61号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拟证明玉湖区块改造项目经依法批准、立项； 第六组证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天土资预审【2017】3号用地预审意见，拟证明玉湖区块改造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玉湖区块改造项目用地符合天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七组证据：用地勘测定界图，拟证明玉湖区块改造项目用地范围以及原告违法建筑具体位置； 第八组证据：天政办发【2017】23号玉湖区块房屋补偿安置方案，拟证明合法房屋征收依法予以补偿安置，不合法房屋不予安置； 第九组证据：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报告及原告个人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拟证明原告房屋（含违法建筑）的具体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及原告经合法批准建房为3间，实际建房5间，案涉房屋为违法建筑； 第十组证据：天政办发【2014】51号《天台县“城中村”改造违法建筑处理意见》，拟证明由政府组织依法强制拆除的违法建筑，不得享受自拆清理费的政策； 第十一组证据：（2019）浙行赔终79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原告案涉房屋拆除同日即2019年7月13日，一同被拆除的还有合法房屋，原告所提确认违法之诉和赔偿之诉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第一组行政判决书，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对象，而恰恰能够证明案涉房屋没有土地权属证书和房屋建设手续，是违法建筑。2.对不予赔偿决定书的三性无异议，但被告在答辩意见中也已经详细的说明，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对第三组证据中赔偿损失明细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系原告自行制作，无其他证据佐证，对货物销售单的三性均有异议。4.对宗谱的三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该物品在强制拆除行为中受到损失。5.对证据5的质证意见同证据4。6.对照片的三性有异议，无法确定拍摄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出没有太大价值的物品存在，而且照片当中的这些物品也已经使用过存在折旧。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第一组证据：1.对该组证据中的台州中院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存在强拆行为的事实及被告是赔偿义务主体。2.对该组证据中的省高院行政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该证据可证明生效判决书确认被告强拆行为违法事实，认为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既未有公证部门对财产进行公证登记，又未对拆除行为制作笔录，未拍照、录音、录像，未通知当事人到场的拆除房屋行为造成室内财物损失事实，认为责令限期拆除不是行政处罚决定，因此，被告不应按照行政处罚程序来执行，行政决定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是一个无效的行政处罚。 第二组证据：对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情况说明，认为房屋无证是事实的，但是该说明里面没有认定涉案房屋是违法建筑。 第三组证据：始丰街道办事处关于原告两户情况说明，认为无证是事实的，但是没有说明是违法建筑。两个部门没有认定是违法建筑，其实就是合法建筑。 第四组证据：该组证据和原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是相互印证的，能证明案涉房屋被拆除后造成原告房内物品损失的事实。 第五组证据：1.对该组证据中的天发改投【2017】35号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有异议，本批复为政府内部审批，非行政许可，项目建设书不能作为征地拆迁的依据；2.对该组证据中的天发改投【2017】61号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有异议，建设项目预期目标是由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的，评估应以可行性研究报告为依据。 第六组证据：1.对该组证据中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有异议，证明涉案房屋已经坐落在城市规划区内；2.对该组证据中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有异议，只有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才需要有合法选址意见书，说明在2017年1月18日涉案房屋的土地已经征收为国有土地，所以涉案房屋的赔偿标准应以国有土地的标准计算；3.对该组证据中的天土资预审【2017】3号用地预审意见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有异议，根据该预审意见里面的内容，第三点和第四点都已经说到，到目前为止没有赔偿涉案房屋，所以依法不应批准不能使用。 第七组证据：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有异议，应该由专业有资质的测绘公司盖章。证明涉案房屋已经划入征收范围这一点原告没有意见，但应该不是这个区块。 第八组证据：对该房屋补偿安置方案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涉案土地已经征收为国有土地，不应参照征收集体土地上的标准来征收，而应参照征收国有土地的标准。 第九组证据：1.没有提供测绘公司的营业执照，对资质有异议，而且也未在测绘报告上加盖测绘单位的公章，未有有资质的专业人员签字盖章，故对建筑面积测绘报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性不予认可。2.对该组证据中的原告个人建房用地审批表，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该证据证明的是另外一处房屋已获批准的事实。 第十组证据：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文件针对的是违章建筑，但国有和城乡规划部门都没有认定案涉房屋是违章建筑。 第十一组证据：该裁定书裁定的是另外一处房屋，那处房屋是赔偿和确认违法一并起诉的，和案涉房屋的诉讼标的也是不一样的，与本案是无关的，对于它的真实性、合法性原告也不认可。 经审理查明，原告裘先权、裘先红系兄弟关系，在天台县始丰街道××村共同建造有案涉房屋，该房屋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及合法用地手续。2017年7月13日，原天台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强制拆除了涉案房屋。原告裘先权、裘先红等五人于2017年9月1日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原天台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等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2017年11月8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原天台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决后，原告裘先权、裘先红等五人及原天台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分别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4月2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原告于2019年7月9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9年9月3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决定对赔偿请求人不予赔偿。 另查明，天台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8年3月11日更名为天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行政判决书、不予赔偿决定书、玉湖区块改造项目立项审批等相关材料、用地勘测定界图、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报告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证实。原告提交的宗谱、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被告提交的证明，可以证明案涉原告房屋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亦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拆除现场照片无法证明被告在拆除案涉房屋时，其室内物品已全部搬移。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确认被告拆除涉案房屋行为违法的终审判决，原告于2019年7月9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并未超过法定的申请国家赔偿的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被告于2019年9月3日作出天综执赔[2019]3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于2019年12月3日提起本案赔偿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二、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可见，行政赔偿针对的是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不法侵害所造成的损失。本案中，被告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政行为虽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由于案涉房屋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合法用地手续，属于违法建设，其建造的房屋不具合法性，不属于可以获得国家赔偿的合法权益。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涉案房屋（含装饰装修）及其附属物损失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而原告主张的搬家补助费（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搬迁奖励费、货币化补助等损失系对合法或经认定为合法房屋征收的补偿，而涉案房屋系违法建设，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上述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赔偿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三、关于强制拆除过程中室内物品损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因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致原告实质上无法就室内物品损失情况进行举证。被告认为其在拆除房屋前，案涉房屋中的物品已搬移，其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作为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实施者，其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既没有对室内物品搬移情况进行录音录像，也没有对强制拆除过程进行公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关于涉案房屋室内物品已全部腾空的主张不予采纳。但本案原告仅提供了自行制作的室内物品损失等清单，并没有其他相关充分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对其具体损失本院难以认定。故本院结合原告提交的室内物品损失等清单，综合考虑原告主张损失的合理性、地方习惯及物品的折旧因素，参考同类物品的市场价格，酌情认定室内物品损失为50000元。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裘先权、裘先红室内物品损失50000元。 二、驳回原告裘先权、裘先红的其他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裴超俊 人民陪审员  许昌焕 人民陪审员  金伟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代书 记员  许珊珊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