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2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民用航空站。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机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8DQ210K。法定代表人：黄霖。委托诉讼代理人：楼英飞，浙江云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愚民，该单位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39号10楼西侧、12楼、15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3053636E。法定代表人：章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杰，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满兴，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泰国泰新时代航空有限公司（NewGenAirwaysCompanyLimited）。住所地：泰王国曼谷直辖市廊曼区三南滨街道威拍哇丽兰室路222号廊曼机场1号国际客运枢纽2楼2337室。诉讼代表人：Ms.JuthathibWilard，Mr.TeerawatLeelapornsakul。原审第三人：上海煜桥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崇明县横沙乡富民支路58号A1-2816室（上海横泰经济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3246601950。法定代表人：王战军，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义乌民用航空站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公司）,原审被告泰国泰新时代航空有限公司（ＮｅｗＧｅｎＡｉｒｗａｙｓ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以下简称泰新时代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煜桥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煜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初3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新冠××疫情防控期，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同意，于2020年4月22日在浙江移动微法院上对本案进行了调查质证，上诉人义乌民用航空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楼英飞与被上诉人国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满兴到庭参加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9月20日，国旅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一、判令义乌民用航空站支付国旅公司航线补贴款计人民币247万元；二、判令泰新时代公司在第一项诉讼请求确认的应付未付航线补贴款人民币247万元范围内对国旅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义乌民用航空站、泰新时代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23日，国旅公司与义乌民用航空站、泰新时代公司签订《曼谷-义乌-曼谷航线补贴协议》（以下简称《补贴协议》），约定：为促进义乌-曼谷两地的经济交往和航空市场的发展，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经友好协商，就开发曼谷-义乌-曼谷航线及相关合作业务签订该协议；义乌民用航空站对该航线进行补贴，并协助泰新时代公司做好开航准备、市场开放、航班地面保障等相关工作；航线航班的开发合作期为4年，从2017年5月1日起到2021年4月30日止；第一年合作期间，义乌民用航空站按照每一个往返航班人民币95000元的标准对实际执飞的曼谷-义乌-曼谷航线进行经营补助，泰新时代公司不享受补贴政策，该航线补贴由义乌民用航空站直接支付给国旅公司；协议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裁判。《补贴协议》签订后，该航线从2017年5月1日起在执航期间共执航26个班次的航班，后来因泰新时代公司原因，航班自2017年7月1日起停飞。之后各方经协商，同意在2017年9月17日复航，因泰新时代公司未获批执航，故一直未复航。2017年11月3日，义乌民用航空站发出《解除通知书》（以下简称《解除协议通知书》），称：鉴于未能有效履行合同，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通知国旅公司、泰新时代公司（代理方为煜桥公司）解除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补贴协议》。同时，义乌民用航空站以合同违约为由未向国旅公司支付航线补贴。另外，在国旅公司与义乌民航空站、泰新时代公司履行《补贴协议》过程中，煜桥公司均是以泰新时代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参加开通案涉航线的系列商谈会议，就航线停飞后的复飞事宜进行沟通。义乌民用航空站一直将煜桥公司作为泰新时代公司的代理人并向其寄送航线通知、《解除协议通知书》。案涉《补贴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泰新时代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应对煜桥公司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案涉航线航班实际执航26个班次后，于2017年7月1日停飞，后续未能如期复航，义乌民用航空站因此拒付航线补贴款并提前解除《补贴协议》。《补贴协议》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该协议中结算清理条款的效力，国旅公司对实际执航的航线航班享有获得补贴款的权利，义乌民用航空站应当依约支付航线补贴款。若国旅公司系因泰新时代公司停飞的违约行为而未能获得航线补贴款，则泰新时代公司应向国旅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国旅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望判如所请。泰新时代公司答辩称：一、国旅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存在程序违法。1.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和提起反诉的，应当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国旅公司在第一次开庭的法庭辩论程序终结前仅口头提出追加当事人，并未提出变更、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且其增加、变更诉请的诉状落款日期亦在第一次开庭结束后，存在程序违法。2.国旅公司诉请的请求权基础不明，其针对义乌民用航空站提出的补贴款给付请求权与其针对泰新时代公司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系两种不同的请求权基础，且义乌民用航空站与泰新时代公司之间不存在需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的关系。国旅公司寻求损害赔偿救济应当在其依据合同提出的给付请求诉讼处理完毕后再行另案提起。3.国旅公司针对泰新时代公司的诉讼请求金额并不明确，其在第一次庭审中曾经明确表示其主张的人民币247万元不是损失，故而不能要求泰新时代公司进行赔偿。4.国旅公司在同一个案件中提交了两份诉状，变更了当事人、诉讼请求及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与其刚开始提起的诉讼完全不同，属于在同一个案件中两次起诉。5.国旅公司追加煜桥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违法，煜桥公司并不是《补贴协议》的当事人，对国旅公司不负有给付义务，与案涉纠纷毫无关联。国旅公司与煜桥公司之间签订有《2017-2018年义乌-曼谷航班包销协议》（以下简称《航班包销协议》），该合同关系与本案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该合同项下的争议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而应另案处理。《航班包销协议》第7.3条约定，协议项下争议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法院将煜桥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违反管辖约定。二、国旅公司针对泰新时代公司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泰新时代公司无义务向国旅公司支付航班补贴，国旅公司也从未向泰新时代公司支付过费用。《补贴协议》未约定航班执航的相关要素，协议内容均不涉及航空运输等权利义务的约定，故而不涉及航班停航复航相关的法律责任及赔偿问题。国旅公司从未与泰新时代公司协商过复航事宜，也未与泰新时代公司达成过任何约定。泰新时代公司从未参加或委托代理人参加国旅公司提到的相关协商会议，除了《补贴协议》，国旅公司与泰新时代公司无其他任何联系。2.国旅公司不存在损失。本案诉讼终结前，国旅公司能否获得航班补贴款及具体金额均不确定，故其以不能获得补贴款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缺乏依据。只有在国旅公司满足获得补贴款的全部条件并且可以获得补贴款的情况下，因某一方的原因导致其无法获得补贴款，其才能主张未获得补贴款部分的请求损害赔偿权。本案中，煜桥公司已经向国旅公司支付了巨额补偿，作出了补救措施，国旅公司与义乌民用航空站及煜桥公司签订的《关于曼谷-义乌-曼谷航线补贴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就是为解决2017年9月17日未复航的损失问题，国旅公司实际上也已依据该《补充协议》获得补偿，故其主张的损失已经得到弥补。3.国旅公司不能获得补贴款与泰新时代公司无关。首先，泰新时代公司并无违约行为；其次，义乌民用航空站作为合同约定的补贴款支付主体，认为国旅公司不能获得补贴款是因为国旅公司在多次达成复航约定的情况下拒不复航，非系因泰新时代公司的缘故，也非由于某次航班未获批。义乌民用航空站和煜桥公司为促成航线航班复航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与让步，而国旅公司在已经获得补偿并可复航的情况下，继续以不复航为要挟意图攫取更多的利益，导致了航线航班无法复航。2017年航线航班未获批准与国旅公司无法获得补贴款没有因果关系。航线航班未执航的原因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不批准，并非泰新时代公司存在过错。在民航总局未批准的情况下，国旅公司要求泰新时代公司继续执航系要求其从事违法行为。国旅公司提交的2017年7月16日会议纪要提到，泰新时代公司的航班申请未获民航总局批准之前，由第三方航空公司替代执航义乌至曼谷航线，故即使泰新时代公司的航班不获批，如果国旅公司积极进行复飞，也不会影响航班复航和补贴款支付问题。另外，国旅公司明确知晓航线航班审批制度及相应风险，《补贴协议》约定航班执航是以民航总局的批复为准，并约定了国旅公司负有积极协调民航管理部门、军方和地方的关系保障航班顺利运营的义务，且将民航总局的批复列入了不可抗力因素，约定各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国旅公司与煜桥公司签订的《航班包销协议》也约定航班执航是以民航总局批复为准。航班未获批准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在航空行业内，航班未获批准是属于不可抗力，航空公司无需因此承担责任属于行业惯例。4.《补贴协议》约定明确免除泰新时代公司的责任。首先，《补贴协议》将政府禁令列入了不可抗力因素，各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其次，《补贴协议》第4.2条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明确排除泰新时代公司的责任。三、国旅公司在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1.国旅公司称煜桥公司系泰新时代公司的代理人系虚假陈述。国旅公司与煜桥公司之间、煜桥公司与泰新时代公司之间分别签署包销协议，没有任何代理关系。国旅公司主张煜桥公司系泰新时代公司的代理人，但并未提供证据。国旅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承担主体是国旅公司与煜桥公司，并不涉及泰新时代公司。煜桥公司与泰新时代公司的运输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2.国旅公司认为其未能获得补贴款的原因在于泰新时代公司未获批准执行航班系虚假陈述。泰新时代公司从未承诺过复航，对国旅公司不负有航班执航的相应权利义务。综上，泰新时代公司请求驳回国旅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义乌民用航空站答辩称：一、《补贴协议》3.2条约定，三方同意补贴费用在第一年按航班执航的六个自然月结束后进行结算，这是附条件民事行为，条件是航班执航6个月结束后方可进行结算。因国旅公司仅执航两个月，条件未成就，故不具备结算的条件。二、《补贴协议》没有最终履行，是因国旅公司多次反复，在达成和解基础上提出新的要价，国旅公司是造成该协议无法履行的过错方，不能要求义乌民用航空站支付补贴。三、《补贴协议》第4.2条明确约定：乙方（国旅公司）、丙方（泰新时代公司）对甲方（义乌民用航空站）有违约行为的，由乙方对甲方承担违约责任；而乙方、丙方违约时，甲方有权拒付未付的补贴款，并直接抵作违约赔偿金；该合同条款合法有效。综上，国旅公司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第三人煜桥公司一审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亦未到庭陈述答辩意见。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0月30日，义乌市人民政府出台《义乌市民航航线航班开发财政奖补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为鼓励航空公司开发、加密航线，对经营初期存在风险的航线航班实行补助，补助条件和标准为：（一）新开、加密航线须有利于义乌民航航线网络的优化；（二）航空公司新开航线（含已停飞1年以上的航线）或加密的航班须每周执飞3班及以上，且连续超过6个月……。第八条规定，对我市具有特殊意义或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国内航线以及国际（地区）航线，经市政府研究同意，补助标准和补助期限可不受第五条限制，但不重复享受补助。第九条规定，对新引进航空公司和开发培育新航线，由市民用航空管理局在本办法规定标准内与航空公司签订航班经营补助（奖励）协议，并送市财政局备案。国旅公司、义乌市民用航空站均确认双方曾于2016年6月22日参加“义乌至曼谷航线开发商谈会”并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内容包括：一、会议表述了义乌市民用航空管理局（以下简称义乌民航局）希望义乌至曼谷航线采用正班执飞的意向，听取了国旅公司对执飞该条航线的具体计划；二、会议就航线补贴的形式及排期密度进行了探讨；三、义乌民航局对该航线的排班计划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会议最后，双方对该条航线引进泰国客源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的前置支持条件进行了简单的探讨。2017年3月22日，煜桥公司作为甲方、国旅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航班包销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包销“义乌-曼谷”航班座位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乙方与其旅客或第三方的任何纠纷均与甲方无关，纠纷所产生的全部责任由乙方单独承担，如因乙方与其旅客或第三方的纠纷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使甲方涉诉，乙方应向甲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和费用开支。2017年3月23日，义乌民用航空站作为甲方，国旅公司作为乙方，泰新时代公司作为丙方签订《补贴协议》，约定：为促进义乌、曼谷两地的经济交往和航空市场的发展，甲、乙、丙三方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经友好协商，就开发曼谷-义乌-曼谷航线及相关合作业务签订本协议。一、三方权利及义务。甲方同意对该航线航班进行补贴，并协助丙方做好开航准备、市场开放、航班地面保障等相关工作；补贴的航线、机型、航班号、班期和补贴期限如下（最终执行以民航局批复为准）：航班号为E3×××，机型B737-800，航线为曼谷-义乌，班期为每周3-4班全年172班，补贴期限为2017年5月1日-2020年4月30日；乙方负责做好本协议约定航线航班的市场营销工作，承担相应的销售风险，盈亏自负，并维护航线航班运营的稳定性，在航班执行过程中将相应的运营数据提供给甲方，在座位空余情况下授予甲方机票销售权限，但机票价格应由乙方决定，航线的货运销售应在载量的允许下，并由民航总局等相关部门批复下可由甲方代理，甲方与丙方另行签订《航空货运代理人协议》；丙方负责执行曼谷-义乌-曼谷航线航班，做好航班开通前的航线申请、飞机调配等准备工作，按照国家民航局相关规定和标准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并按照有关规定向所执飞机场交纳机场使用费，地面服务代理费及相关航空性业务费用；甲、乙、丙三方均有义务积极协调中泰国家民航管理部门、军方和地方的关系，保障该航班顺利运营。二、合作期限及补贴标准。根据三方协商，确定曼谷-义乌-曼谷航线航班的开发合作期为四年，从2017年5月1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第一年合作期内（2017年5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甲方按照每一个往返航班人民币95000元对实际执行的曼谷-义乌-曼谷航线进行经营补助；第二年合作期内（2018年5月1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甲方按照每一个往返航班人民币76000元对实际执行的曼谷-义乌-曼谷航线进行经营补助；第三个合作期内（2019年5月1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止），甲方按照每一个往返航班人民币47500元对实际执行的曼谷-义乌-曼谷航线进行经营补助；第四年乙方按照上一年度航班密度执飞，但不享受航线补助；如遇市场恶劣的情况下，丙方至少要保持一周一班以上（含）的航班执行率，全年航班执行总量不少于150班（每一个往返班次为一班），甲方则按照实际执行航班数量给予补助，如少执行一个航班，则罚没未执行航班的双倍补贴款（不可抗力因素除外）。三、结算方式及结算周期。丙方不享受补贴政策，该航线补贴由甲方直接支付至乙方账户；甲、乙、丙方同意首飞第一年按航班执行第六个自然月结束后进行结算，第七个自然月开始按照每季度结算一次，第三年后六个自然月的经营补助款在第四年第一季度航班执行完毕后先支付50%，直至第二季度航班执行完毕后结算完成；因天气、政府禁令、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航班取消或调整，或者由于由此涉及执行班次的统计结果，甲乙丙三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商确定。四、违约责任。在协议有效期内，因天气、相关政府禁令、地震等可不抗力因素影响航班正常执行的，各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当及时告知并在事发后一个星期内以书面形式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协商解决；本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均应切实履行，如甲方违约的，甲方应当支付未履行合同部分补贴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如乙方违约的，乙方应当支付甲方已付合同补贴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乙方、丙方对甲方有违约行为的，由乙方对甲方承担违约责任；乙方、丙方违约时，甲方有权拒付未付的补贴款，并直接抵作违约赔偿金（不可抗力因素除外）。五、协议修改和终止。三方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友好协议解决，各方协商不成导致诉讼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裁判。《补贴协议》签订后，泰新时代公司实际执航26个班次。2017年7月16日，国旅公司、义乌民航局与煜桥公司（以泰新时代公司的代理人名义）共同形成会议纪要：就义乌至曼谷航线暂停后续情况的处置，经三方协商达成以下方案：一、煜桥公司承诺在三天内（即2017年7月19日前）就泰新时代公司能否获批重新执飞义乌至曼谷航线作出最终回复。在此期限内如果正式获得民航总局批准，三方均按原协议继续履行，如果不能获批，由煜桥公司引进第三方航空公司执飞义乌至曼谷航线，如果引进的第三方航空公司执飞义乌至曼谷航线获得民航总局批准的，应当在2017年8月20日前恢复航线运行，三方签订补充协议，如果泰新时代公司未获得执飞批准，且煜桥公司未能引进第三方航空公司替代执飞的，原三方协议终止。二、在泰新时代公司未获得民航总局批准之前，由第三方航空公司替代执飞义乌至曼谷航线，泰新时代公司获得民航总局批准后，由泰新时代公司执飞义乌至曼谷航线。三、国旅公司和煜桥公司为维护市场稳定，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在义乌至曼谷航班停飞期间造成国旅公司的损失，包括客票差价、旅客地面转运费用、住宿费用等直接损失，国旅公司应提供书面补偿明细，煜桥公司和国旅公司协商确定后，由煜桥公司给予国旅公司补偿。四、在2017年7月19日前，如煜桥公司确定在2017年8月恢复义乌至曼谷航线执飞的，应书面告知国旅公司及时组织客源，如果最终8月份无法执飞的，由煜桥公司足额补偿国旅公司组织客源造成的前期损失，如果组织客源不足，由国旅公司承担煜桥公司飞机空舱损失。2017年7月27日，煜桥公司向国旅公司发送《关于义乌-曼谷-义乌航线取消善后处理的回复》，该回复载明，关于国旅公司与煜桥公司合作执行的曼谷-义乌-曼谷航班，因民航总局未予批复的不可抗力因素，故航班自7月份起暂停执行。煜桥公司对国旅公司在2017年7月12日发送的“关于义乌-曼谷-义乌航线取消善后处理函”回复如下：1.煜桥公司愿补贴国旅公司2017年7月7日及7月9日单边航班的损失共计人民币353190元，并补贴国旅公司2017年7月2日及7月4日航班空位损失共计人民币306870元；2.关于航班变更宁波-曼谷-宁波补贴费用明细为2017年6月26日和6月29日航班房费补贴人民币123760元，2017年6月26日至7月24日航班交通补贴人民币142750元。综上，煜桥公司愿补贴国旅公司共计人民币926570元。以上事宜，请国旅公司尽快签字确认，以保证8月份下旬的航班能够正常执行。2017年8月6日，国旅公司、义乌民航局与煜桥公司（以泰新时代公司的代理人名义）共同形成会议纪要：就义乌至曼谷航线暂停后续情况的处置，经三方协商达成以下方案：1.义乌至曼谷航线于2017年9月16日复航。2.该航线复航后，首班造成航班单边的损失，由煜桥公司承担，由国旅公司尽力协助弥补单边的客源。3.如果煜桥公司原因造成航班无法复航，由煜桥公司承担国旅公司的损失，反之则由国旅公司承担无法按正常计划复航造成航空公司的损失。2017年8月7日，国旅公司向义乌民航局、煜桥公司发送《关于义乌曼谷义乌航线复航同意函》，载明：经8月6日义乌民航局会议后，商议决定同意9月16日恢复义乌-曼谷-义乌的航线，且遵守8月6日会议内容。请尽快明确我社航班的所有信息。2017年8月8日，煜桥公司向国旅公司、义乌民航局发送《回复：关于义乌曼谷义乌航线复航同意函》，载明：已收到国旅公司发送至煜桥公司的《关于义乌曼谷义乌航线复航同意函》，义乌-曼谷复航信息回复如下：1.复航日期2017年9月17日；2.班期每周3班，每周周三、周五、周日；3.时刻为曼谷-义乌E37637,7点起飞-12点抵达（当地时间），义乌-曼谷E37638，13点起飞-15点55分抵达（当地时间）。最终时刻和航班号以民航总局批复为准。2017年8月25日，国旅公司向义乌民航局、煜桥公司发送《关于义乌曼谷复航通知》，载明：根据8月6日三方会议纪要，定于9月17日复航，但出现一些问题，故国旅公司同意复航但是需要煜桥公司以补充协议的方式明确航班飞行方案、航班时刻（按民航总局实际批复为准）、执行飞行的航空公司及若9月17日不能执行飞行对国旅公司明确赔偿损失金额。若煜桥公司9月17日不能按补充协议执行飞行，则在10个工作日内退还国旅公司押金人民币1610400元并承担国旅公司损失合计人民币1610400元，解除国旅公司与煜桥公司合同，反之则由国旅公司承担无法按照正常计划复航造成煜桥公司损失合计人民币1610400元。若煜桥公司无法签署补充协议，国旅公司将不担当执行9月17日的复航任务，并要求煜桥公司在8月25日17点前回复。2017年9月13日，义乌民用航空站作为甲方，煜桥公司作为乙方，国旅公司作为丙方签署《关于曼谷-义乌-曼谷航线补贴的补充协议》，约定：一、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200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如因乙方原因造成义乌至曼谷航班无法复航或未按约定航班和时间执飞，保证金将全额用于弥补国旅公司因组织客源而造成的损害，由甲方直接转账交付给丙方。二、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200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如因丙方原因造成义乌至曼谷航班无法复航或未按约定班期和时间执飞，保证金将全额用于弥补煜桥公司因航班未正常执飞而造成的损失，由甲方直接转账交付给乙方。三、在乙方、丙方均按约履行协议完毕的情况下，乙方、丙方交付于甲方的履约保证金在合作期满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返还（不计利息）。2017年9月20日，煜桥公司致函国旅公司，称关于国旅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发送的《关于义乌曼谷复航取消回复函》回复如下：1.义乌-曼谷航班，复航日期以民航总局批复为准，现因民航总局批复流程原因，复航日期往后调整。2.鉴于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煜桥公司已经提供2种方案供国旅公司考虑，但国旅公司仍未给煜桥公司回复，请尽快就煜桥公司提供的2种方案回复至煜桥公司。2017年10月12日，煜桥公司致函义乌国际机场，称：原定于2017年8月20日重新执行义乌至曼谷航班，煜桥公司积极联系其他航空公司，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并向航空公司支付了人民币300000元意向金，但临近复航日期，旅游公司以旅游市场不景气为由将复航日期推迟至2017年9月17日执行，煜桥公司在损失了意向金的同时也深知如果用泰新时代航空执行，该复航日期有一定紧迫性，但为了尊重义乌机场的决定，煜桥公司还是投入复航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审批手续耽搁了3至4天，民航总局未能批复首航即9月17日航班，但第二个航班可以执行，需要旅游公司回复，却迟迟未回复。煜桥公司为顾全大局，之前预付在义乌机场的保证金人民币200000元，愿意作为对第一个航班所有旅客的补偿。2017年10月15日，义乌民航局、煜桥公司（以泰新时代公司的代理人名义）与国旅公司共同形成会议纪要：1.三方同意执行《关于曼谷-义乌-曼谷航线补贴的补充协议》约定，国旅公司交付义乌民用航空站的人民币200000元履约保证金退回，煜桥公司交付义乌民用航空站的人民币200000元履约保证金支付给国旅公司，作为9月17日义乌至曼谷航班未执行的补偿，义乌民用航空站已经于10月13日汇出。2.义乌民用航空站提出11月9日以后恢复义乌至曼谷航班，煜桥公司和国旅公司意向以圣诞节为契机，12月20日左右恢复该航班。2017年10月31日，义乌航空局、煜桥公司（以泰新时代公司的代理人名义）与国旅公司共同形成会议纪要：就义乌至曼谷航线是否恢复航班执行，三方发表以下意见：1.国旅公司认为要先行解决2017年9月17日停飞造成的所有损失，要求义乌民航局明确2017年5月至6月间执飞的26班航班补贴是否能够发放，要求将这两个问题解决作为复飞协商的基础条件。2.煜桥公司认为民航总局批复事项属于不可抗力，出于继续合作考虑给予国旅公司补贴，补贴双方协商而定，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恢复航班执飞），但需要给出确切的日期。3.义乌民用航空站称要求先明确是否复飞，各方权利义务另行协商解决。2017年11月3日，义乌民用航空站向国旅公司及泰新时代公司（实际发送给煜桥公司）发送《解除通知书》，称：义乌民用航空站、国旅公司及泰新时代公司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曼谷-义乌-曼谷航线补贴协议》，自2017年5月1日开始履行合同，执飞义乌至曼谷往返航班，2017年7月1日起因故停飞，期间共执飞航班26个班次。为重启航班运营，三方共召开协调会4次，前2次方案均因泰新时代公司和国旅公司两方原因未能恢复航班的飞行，2017年10月31日召开的协调会中，泰新时代公司和国旅公司立场分歧巨大，已无法继续有效履行《曼谷-义乌-曼谷航线补贴协议》，义乌民用航空站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义乌民用航空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通知三方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曼谷-义乌-曼谷航线补贴协议》解除。国旅公司确认收到该通知书。泰新时代公司诉讼中称未收到该通知书。诉讼中，义乌民用航空站、泰新时代公司均认为：航班未获民航总局批准的事件，属于《补贴协议》中约定的政府禁令，属于不可抗力因素。义乌民用航空站称义乌民航局与其系“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泰新时代公司系在泰王国注册设立的公司，本案系涉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根据国旅公司的诉请及陈述的事由，本案纠纷系国旅公司与义乌民用航空站、泰新时代公司签订的《补贴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补贴协议》约定：“三方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友好协议解决，各方协商不成导致诉讼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裁判”。原、被告三方已在该协议中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因《补贴协议》而发生的争议。第三人煜桥公司系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未到庭陈述意见，不影响依据《补贴协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国旅公司与义乌民用航空站、泰新时代公司签订的《补贴协议》由三方共同签订，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三方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补贴协议》未能继续履行是否构成当事人违约；二、义乌民用航空站、泰新时代公司是否应当向国旅公司支付补贴款；三、如何确定补贴款的支付数额。一、关于《补贴协议》未能继续履行是否构成当事人违约。《补贴协议》中约定了三方的权利义务、合作内容和补贴标准。在《补贴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案涉航班实际执航26班次，之后航班因未获民航总局批准而停飞。停飞后，煜桥公司以泰新时代公司代理人名义与国旅公司、义乌民用航空站多次协调复航事宜。其后，航班又未能如三方期望获民航总局批准。三方就复航问题产生分歧，案涉航线航班始终未能复航。义乌民用航空站以国旅公司、泰新时代公司未能有效履行合同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提出解除合同，《补贴协议》事实上已终止履行。从《补贴协议》的履行情况来分析，案涉航线航班停飞的直接原因系未获民航总局批准。从《补贴协议》的约定来看，各方将政府禁令约定为不可抗力的一种情形，且在协议主要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条款均约定将不可抗力作为排除适用违约责任的情形。义乌民用航空站和泰新时代公司在诉讼中均主张航线航班未获民航总局批准系《补贴协议》中约定的政府禁令行为，属于不可抗力因素；而国旅公司则认为航班获民航总局批准系泰新时代公司的合同义务，航班未获民航总局批准并非不可抗力情形，而系泰新时代公司违约。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补贴协议》的约定内容及航班停飞后各方形成的会议纪要和具体协商情况来看，航班能否获民航总局批准属于不在各方合理控制范围之内的事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无法提前预见或通过合理措施予以避免，故而《补贴协议》中及后续沟通形成的会议纪要、往来函件中均明确航班执航内容以民航总局批复为准。国旅公司主张航班未获民航总局批准属于泰新时代公司违约，该主张并无合同依据，且国旅公司亦未陈述存在泰新时代公司可通过某项特定履行行为而使航班通过审批的合理途径，故对国旅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因此，民航总局对航班的审批结果虽非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情形（合同法117条，本案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但从《补贴协议》签订及履行的具体情况看，当事人已将此纳入了不属于当事人违约的情形范围，该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将案涉航班未获民航总局审批事件认定为《补贴协议》项下约定的“相关政府禁令”，归属于排除适用违约条款的不可抗力情形。《补贴协议》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内，因相关政府禁令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航班正常执行的，各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故2017年7月份，航线航班因未获民航总局审批而停飞，各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补贴协议》的切实履行建立在协议三方诚信履约的基础上。《补贴协议》约定：义乌民用航空站、国旅公司及泰新时代公司均有义务积极协调中泰国家民航管理部门、军方和地方的关系，保障该航班顺利运营。在案并无有效证据证明义乌民用航空站、国旅公司或泰新时代公司在履行《补贴协议》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条款时存在违约行为，且三方对保障案涉航线航班顺利运营均负有合同义务，三方均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友好协商，以确保《补贴协议》继续履行。然而，从复航问题的协商过程来看，至2017年10月31日，国旅公司、义乌民用航空站及煜桥公司三方尚还在就复航问题进行协商沟通，但三方存在分歧。义乌民用航空站于2017年11月3日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发函解除协议，以及国旅公司、煜桥公司、泰新时代公司其后均未再就《补贴协议》继续履行事宜进行协商且事实上再无履行该协议的积极行为，均可以印证三方就《补贴协议》的履行丧失互信基础，《补贴协议》事实上已经终止履行。导致该情形产生，并非国旅公司、泰新时代公司存在违约行为，而系因协议各方产生分歧、失去互信，均缺乏积极履约之意思，无法组织复航而导致。一审法院认为，就《补贴协议》事实上终止履行而言，协议各方均应当共担其责，不宜认定为协议一方或两方就此存在违约行为。二、关于义乌民用航空站、泰新时代公司是否应当向国旅公司支付补贴款。《补贴协议》明确约定义乌民用航空站同意对案涉航线航班进行补贴并约定了补贴期限、补贴方式。义乌民用航空站抗辩称补贴款的支付条件为航班执航满6个月，因案涉航班仅执航2个月即停飞，故补贴款尚不具备结算条件。对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补贴协议》约定“首飞第一年按航班执行第六个自然月结束后进行结算，第七个自然月开始按照每季度结算一次，第三年后六个自然月的经营补助款在第四年第一季度航班执行完毕后先支付50%，直至第二季度航班执行完毕后结算完成”，该内容约定在《补贴协议》第三条“结算方式及结算周期”项下，系对结算时间条件的约定，并非系对补贴款支付条件的约定。如果《补贴协议》正常履行，国旅公司应当在航班执行第六个自然月结束后方可向义乌民用航空站主张结算补贴款，但本案中，因《补贴协议》事实上已经终止履行，协议项下权利义务应当及时进行清理，国旅公司向义乌民用航空站主张结算补贴款应不再受协议中约定的“航班执行第六个自然月结束”的限制，故对义乌民用航空站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义乌民用航空站另抗辩称国旅公司在履行《补贴协议》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故而其可将未付的补贴款直接抵作违约赔偿金。前文已论述关于《补贴协议》未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协议各方均应当共担其责，不宜认定为协议一方或两方存在违约行为所致。故对义乌民用航空站的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补贴协议》约定补贴款由义乌民用航空站直接支付给国旅公司，且补贴款数额系根据实际执航的航班数来计算，义乌民用航空站应当按照《补贴协议》约定向国旅公司支付补贴款。《补贴协议》并未约定泰新时代公司负有向国旅公司支付补贴款的义务，在案亦无证据证明存在因泰新时代公司原因导致国旅公司无法获得补贴款的事由，国旅公司要求泰新时代公司赔偿补贴款损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如何确定补贴款的支付数额。本案中，国旅公司主张应当按照《补贴协议》约定的第一年合作期的航班补贴标准计算补贴款。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案涉《补贴协议》签订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政府曾公开出台《义乌市民航航线航班开发财政奖补办法》的政策性文件，且国旅公司与义乌民用航空站曾就航线引进泰国客源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的前置支持条件、航线补贴的形式及排班密度、航线的排班计划等内容进行过会谈商讨，国旅公司应当知晓义乌民用航空站签署案涉《补贴协议》的目的系促进义乌航空市场的发展而开发长期航线以及协议中所涉补贴款来源于当地财政；第二，《补贴协议》约定的开发合作期限为四年，且约定的补贴款标准前三年逐年较大幅度递减，最后一年不再支付补贴款。该补贴款标准反映了签订《补贴协议》时双方对协议的履行存在积极预期；第三，实际上，《补贴协议》项下的航班仅执航2个月即停飞且之后未再复航，协议实际履行期限占协议约定的开发期限比重极小。综合考量以上三点，按照《补贴协议》约定的第一年合作期的航班补贴标准计算案涉补贴款对义乌民用航空站有失公允，应当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补贴款支付标准均摊至整个开发期限的平均标准（95000+76000+47500）元÷4/航班来计算。前文已论述，国旅公司、义乌民用航空站对《补充协议》终止履行应共担其责，鉴于此，酌情确定义乌民用航空站向国旅公司支付按照前述平均标准计算的26个航班补贴款的50%计人民币710125元【（95000+76000+47500）元÷4×26×50%】。综上，国旅公司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余请求予以驳回。第三人煜桥公司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等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判决：一、义乌民用航空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国旅公司支付补贴款人民币710125元；二、驳回国旅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560元，由国旅公司负担人民币18924元，由义乌民用航空站负担人民币7636元。义乌民用航空站不服前述一审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补贴协议》3.2条约定三方同意补贴费用在第一年按航班执航第六个自然月结束后进行结算，文义指航班连续执行6个月结束进行结算而非首次航班飞行后6个月进行结算，现国旅公司仅执航两个月，结算条件未成就；2.2017年8月25日国旅公司向义乌民用航空站发送《关于义乌曼谷复航通知》，要求煜桥公司满足其多项要求作为复航条件系违约行为，一审认定国旅公司不存在违约与事实不符。《补贴协议》没有最终履行，是因国旅公司多次反复，在达成和解基础上提出新的要价，国旅公司是造成该协议无法履行的过错方，根据《补贴协议》第4.2条约定，国旅公司违约，义乌民用航空站有权拒付未付的补贴款。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国旅公司对其的诉讼请求。针对义乌民用航空站的上诉请求，国旅公司答辩称：《补贴协议》3.2条约定第一次补贴款在第一年按航班执航第六个自然月结束后进行结算，也约定第七个自然月开始按每季度结算一次，表明上述“六个月”和“每季度”均是对结算周期的约定，而非对结算条件的约定，协议没有航班执飞不足六个月上诉人无需支付补贴款的相关约定，且义乌市人民政府《义乌市民航航线航班开发财政奖补办法》仅为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对本案当事人不产生合同约束力；原定于2017年9月17日复飞的航线未如期复飞的原因系民航总局批复流程，而非国旅公司的原因，根据补贴协议第一条的约定。航线申请的义务在泰新时代公司，义乌民用航空站对此有协助义务，而国旅公司并无申请或协助义务，其不存在违约。国旅公司在答辩中认为一审对补贴款数额变更调整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审期间，义乌民用航空站提交证据1义乌市人民政府义政函【2017】28号文件及泰新时代公司航班计划书，拟证明义乌民用航空站与国旅公司解约后，即于2017年12月份恢复了义乌-曼谷-义乌国际航线的飞行，先前无法复飞系国旅公司违约所致。证据2案涉26个航班班次客座率统计表，拟证明案涉航班班次客座率平均77.48%，国旅公司存在盈利的事实。证据3，义乌市财政局情况说明，证明航线补贴款来源为义乌市财政资金。国旅公司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国旅公司对义乌民用航空站提交的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义乌市人民政府义政函【2017】28号文件及泰新时代公司航班计划书、证据2案涉26个航班班次客座率统计表均系一审立案前即形成，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证据1系2017年11月3日义乌民用航空站书面通知解除补贴协议后形成的函件，与本案无关，不影响2017年9月17日因民航总局未批复而未能复飞的客观事实。证据2系义乌民用航空站单方制作，客座率与是否盈利无关，不能以此拒付补贴。对证据3义乌市财政局情况说明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补贴款来源不影响义乌民用航空站承担合同付款义务。本院审核认为，证据1在义乌民用航空站书面通知解除补贴协议后形成，且内容仅反映义乌市政府申请航线和航班计划的相关情况，并不能得出该航线已获批准的结论，即使该航线已获批准亦不能改变2017年7月停飞后至2017年11月3日期间未能复飞的既成事实，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2的关联性在下文中一并论述；国旅公司对证据3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提出的异议成立，补贴款来源与义乌民用航空站是否应承担合同付款义务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对证据3的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认定。经审查，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泰新时代公司系在泰王国注册设立的公司，本案系涉外合同纠纷。义乌民用航空站、国旅公司、泰新时代公司三方在案涉《补贴协议》中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因《补贴协议》而发生的争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案涉《补贴协议》由国旅公司与义乌民用航空站、泰新时代公司共同签订，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义乌民用航空站与国旅公司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义乌民用航空站是否应当向国旅公司支付补贴款及补贴款的数额。义乌民用航空站与国旅公司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并无异议，对此分析如下：《补贴协议》履行过程中，实际执航26班次后航班因未获民航总局批准而停飞，直到2017年11月3日义乌民用航空站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提出解除合同之日，航班仍未获民航总局批准，此后该航线是否复飞不能改变前述未复飞的既成事实，《补贴协议》在国旅公司、煜桥公司、泰新时代公司之间事实上已终止履行。案涉航线航班未获民航总局批准而停飞系《补贴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直接原因，义乌民用航空站上诉提出《补贴协议》没有最终履行系国旅公司多次反复、在达成和解基础上提出新的要价所致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义乌民用航空站在一审中认可航线航班未获民航总局批准系《补贴协议》中约定的政府禁令行为，属于不可抗力因素。根据《补贴协议》违约责任4.1条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内，因天气、相关政府禁令、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航班正常执行的，各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故义乌民用航空站上诉以国旅公司违约作为其拒付补贴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义乌民用航空站上诉还提出《补贴协议》3.1条约定“首飞第一年按航班执行第六个自然月结束后进行结算”，根据文义国旅公司获得补贴需要满足航班连续执行6个月的条件。经查，《补贴协议》“二、合作期限及补贴标准”和“三、结算方式和结算周期”对补贴条件和结算方式进行了约定。其中2.2条中对航班执行情况与补贴条件的关系作了兜底约定，在正常情况下，国旅公司获得补贴款最低限度需要满足保持一周一班以上（含）的航班执行率，全年航班执行总量不少于150班（每一个往返班次为一班）的条件。但该条同时将不可抗力因素除外，由此可见，协议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已将不可抗力情况下航班无法执行不能作为阻却义乌民用航空站支付补贴款的理由预作考虑。如果《补贴协议》正常履行，根据《补贴协议》3.1条的约定国旅公司应当在航班连续执行第六个自然月结束后方可向义乌民用航空站主张结算补贴款，但在不可抗力情况下，根据《补贴协议》2.2条的规定，义乌民用航空站不能再以航班未连续执行6个月为由阻却已执航26班次补贴款支付义务。《补贴协议》因不可抗力已实际终止履行，协议项下权利义务应当及时进行清理，国旅公司有权向义乌民用航空站主张结算补贴款，义乌民用航空站以执航26个航班盈利及航线补贴款来源情况为由拒付补贴款亦缺乏合同依据，一审认定义乌民用航空站应当按照《补贴协议》约定向国旅公司支付补贴款有相应依据。关于补贴金额，一审综合考量《补贴协议》签订的政策背景和协议中所涉补贴款来源情况、《补贴协议》实际履行期限占协议约定的开发期限比重较小和协议约定的补贴款标准前三年逐年较大幅度递减等因素，以《补充协议》约定的补贴款支付标准均摊至整个开发期限的平均标准作为计算依据，结合国旅公司、义乌民用航空站对《补充协议》终止履行应共担其责，酌定义乌民用航空站向国旅公司支付人民币710125元并无不当。综上，义乌民用航空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1元，由上诉人义乌民用航空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姜裕峰审判员  孔繁鸿审判员  张碧青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