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浙01行赔初4号 原告浙江恒泰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5号大街19号。 法定代表人周笑萍，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朱加宁、卢北益，北京浩天信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刘忻，市长。 委托代理人沈妍琳，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干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南，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恒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纺织公司）诉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土地行政赔偿一案，原告恒泰纺织公司于2019年6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并向被告寄送了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6日、2020年5月6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恒泰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笑萍及委托代理人朱加宁、卢北益，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宋瑞霞、陈南到庭参加第一次诉讼。原告恒泰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笑萍及委托代理人朱加宁、卢北益，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沈妍琳、陈南到庭参加第二次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恒泰纺织公司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评估）申请，本院依法移送评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恒泰纺织公司诉称，2004年，原告与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干科技经济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江科园（2004）合004号《江干科技经济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又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杭土合字（2004）21号《杭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约定原告以协议方式受让宗地位于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经济××九堡区块内，地块编号为Ｅ-09部分，总面积为24311平方米，其中出让的土地面积为20011平方米，带征面积为4300平方米。同年原告就该地块申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2014年6月更新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杭江国用（2014）第100036号，土地使用权人为原告，土地位于江干区××××号，地号330104009003ＧＢ00001，地类（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2054年2月15日。2014年11月24日，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批准了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报送的《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一方案”》，同意收回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供应给杭州（九乔）国际商贸城江干区块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九乔指挥部）用于道路建设，其中占用了原告杭江国用（2014）第10003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中2135平方米土地，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不服被告违法收回涉案土地的行政行为提起了行政诉讼，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2017）浙行终1087号终审判决，确认被告2014年11月24日对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报送的杭国土（江）字〔2014〕006号《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一方案’》作出批准同意收回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违法。为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第四条和第九条的规定，依法向被告先行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现原告不服被告不予赔偿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特向你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理由如下：一、原告主张的是行政赔偿而不是“补偿”，被告应就违法批准收回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进行赔偿，被告不予赔偿的决定没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应当予以撤销。被告认为“关于2135平方米国有土地补偿问题应由九乔指挥部承担补偿责任……而非要求本机关进行行政赔偿”的主张，以及“并未对申请人造成额外损失，亦未另行侵犯申请人实体合法权益，因此申请人的申请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被告的行政行为己被确认违法，被告就应依法进行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行政机关对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浙江省高院（2017）浙行终1087号终审判决确认被告批准同意收回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违法，而该行为致使原告合法拥有的土地被违法占用并造成原告重大的经济损失。原告当然有权以被告违法征收侵犯原告合法的土地权益为由主张行政赔偿，被告也应依法进行赔偿。被告关于不能要求其行政赔偿的主张不能成立。再次，被告要求原告向九乔指挥部主张本案赔偿没有依据，且根本无法解决本案赔偿纠纷。原告所主张的赔偿损失，是因被告违法作出批准收回涉案土地的行政决定造成的，而九乔指挥部作为项目实施单位无法承担行政主体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根据行政行为的相对性，因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对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当然应当向被告进行主张，除非九桥指挥部己代替被告履行了赔偿义务，纠纷争议己经彻底了结。而本案中，原告己经多次向九乔指挥部的负责机关（杭州钱塘智慧城管委会）进行沟通赔偿事宜，但并未获得有诚意的答复，且故意拖延并将责任推回被告。因此，被告主张向九乔指挥部主张赔偿既不符合本案的行政相对性，又无法有效解决本案赔偿纠纷。再次，行政赔偿不同于行政补偿，被告混淆了两者的区别。行政补偿是指行政机关实施合法的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由国家依法予以补偿的制度；而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违法的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由国家依法予以赔偿的制度。结合本案，被告因实施违法的行政行为侵犯原告合法权益，当然应当适用赔偿制度，而不是被告主张的“补偿”。因此，本案中即使九乔指挥部愿意承担占地的补偿责任，仍无法完全免除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最后，被告关于其行政行为是程序性违法未侵害原告实体合法权益、本案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的主张没有依据。被告认为其收回涉案土地是程序性违法，“并未对申请人造成额外损失，亦未另行侵犯申请人实体合法权益，因此申请人的申请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这一主张与事实不符。终审判决认为“作为对被上诉人恒泰纺织公司相关土地使用权这一重大权益予以处分的行为，被诉收回决定显然属于对恒泰纺织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行为”，这一认定确认了被告的收回决定侵害了原告的实体权益。事实上，因被告的违法决定致使九乔指挥部占用该土地，对原告造成了无法使用涉案土地进行建设、生产、经营的重大损失，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因此被告认为“并未造成额外损失，亦未另行侵犯实体合法权益”显然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被告应当就其违法批准收回涉案土地的行政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被告应当按涉案土地同类地段类似土地的市场价值向原告支付赔偿金，或者置换同等价值的土地。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之规定，返还财产、恢复原状是国家赔偿首选的赔偿方式。鉴于涉案土地被占用建设道路，具有公共利益属性，无法返还或恢复原状，被告应支付相应的赔偿金或采取其他赔偿方式，包括置换同等价值的土地。本案中，原告因被告违法征收所遭受损失不仅仅只有相应的土地补偿金，被告主张予以土地补偿远远无法弥补原告遭受的经济损失。2014年涉案土地被占用前，原告经过相关部门规划审批，着手在涉案土地上建设房屋，但因该地块被占用而无法建房遭受损失，包括原告与建筑公司的建设合同违约损失，前期建筑设计测算及规划审批投入的损失。另外，原告本应在被告作出违法征收的决定前就获得涉案土地的补偿款，而现原告己经损失了该补偿款的利息收益（利息从2014年开始计算），被告也应当作出相应赔偿。结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诸项规定，被告可以参考现在就近地段土地交易、拍卖的价值予以赔偿，也可以根据作出赔偿时有效的土地市场评估价格为基准计付赔偿款。本案系因违法征收引发的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为体现对违法征收行为的惩诫，并有效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包括前期投入和土地补偿款的利息损失），被告对涉案土地的赔偿不应低于因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即支付原告的赔偿金，不应低于赔偿时就近地段类似土地的市场价值。综上所述，请求：1.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2.判令被告因违法批地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441.125万元（暂按每亩土地市场价450万元计算），或者置换同类地段同等价值的土地；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中所涉经济损失包含土地价值损失、因土地使用权被提前收回而导致的建设违约损失及前期投入损失。 原告恒泰纺织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行初515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行终1087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被告作出批准同意收回案涉土地的行为违法。 2.不予赔偿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不予赔偿的决定缺少充分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3.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2014年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核发，涉及厂房及附房（综合办公楼、科研中心东传达室）]，拟证明涉案土地已经取得施工许可证，待建建筑为办公科研建筑，进一步说明案涉土地的性质是工业用地加科研用地。 4.杭州市规划局查证内容及规划图，拟证明涉案土地上待建的办公科研建筑经过规划局审批，土地具有科研用地性质。 5.杭州市规划局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批复单（2007年12月6日作出），拟证明涉案土地具有科研用地性质。 6.施工合同及工程款发票； 7.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及设计费发票； 8.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及监理费发票； 9.论证项目合同书及论证费发票； 10.缴纳防空地下室建设费核定单、发展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缴款表、新建房屋建筑白蚁预防受理单、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缴款表； 证据6-10拟共同证明原告待建建筑无法建设的具体经济损失。 11.工程款支付凭证4张、设计费支付凭证3张、监理费支付凭证2张、论证费支付凭证1张、人防建设费支付凭证1张、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付凭证2张、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付凭证2张、白蚁防治费支付凭证2张，拟证明相关费用的实际支付情况。 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其中证据4-10系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补充提交；证据11系第二次庭审结束后补充提交。 被告市政府答辩称，一、被告对原告行政赔偿申请回复程序合法。原告于2019年1月31日向被告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充分收集并研究相关证据材料，在《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即在2019年3月26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于同月28日寄送给原告。二、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如“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原告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因修建市政道路被收回的情况下，应寻求补偿。原告诉称的损失与本案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其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被征收的损失应以补偿方式予以依法解决。其次，被告作出的批准收回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是因“违反正当程序要求”为由被法院确认违法，而所涉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并无不当。《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的“违法征收、征用财产”而导致的赔偿，是指行政机关在缺乏实质性权利而违法征收、征用财产导致行政相对人实体合法权益受损情况下应予进行的赔偿；本案中被告的程序瑕疵并没有减损原告获得补偿的权利，故没有侵犯原告的实体合法权益，也没有造成原告的额外损失，因此原告的申请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最后，建设单位始终在与原告沟通补偿事项。被告在批准本案《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一方案”》的同时就向建设单位发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准通知书》，要求其申领《建设用地批准书》前依法完成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实际上，在本案《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一方案”》批准前后，九乔指挥部已多次与原告就包括案涉土地货币化收购在内补偿事项进行沟通，且已要求经原告认可的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原告在本案中被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多次与原告就补偿事宜进行洽谈，但由于补偿金额和其他争议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综上，被告不负有向原告进行补偿的义务，相关行为也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被告提出的赔偿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行政赔偿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 2.不予赔偿决定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已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做出了不予赔偿的决定。 3.（2017）浙行终1087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法院是因为程序性原因而认为被告行为违法，该事项并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 4.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一方案； 5.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准通知书； 证据4-5拟共同证明九乔指挥部作为建设单位是补偿主体，应由该用地主体完成收回国有土地的补偿工作。 6.谈话情况笔录； 7.委托评估协议书； 证据6-7拟共同证明九乔指挥部已多次与原告就补偿事项进行沟通，双方已共同委托评估机构用以确定补偿金额。 8.土地登记申请书； 9.承诺书； 证据8-9拟共同证明涉案土地的性质为工业用地，原告在2014年6月16日申请办理杭江国用（2014）第10003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前就已知道该土地将被收回的情况。 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其中证据8-9系原告提交补充证据后提供的反驳证据。 经原告恒泰纺织公司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浙江嘉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杭江国用（2014）第10003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被市政府批准收回的2135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在移送评估之日（2019年11月14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浙江嘉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浙嘉（土估）[2020]字第TQ200101号《土地估价报告》，并提供了由被告预缴评估费的发票。 经庭审举证、质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三性无异议，但对内容合法性有异议；证据3，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4，认为内容不完整，但对被告在该一书一方案呈报材料中作出同意收回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事实无异议；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通知书属于内部文件，被告与九乔指挥部之间内部补偿责任的分配不影响原告主张赔偿的权利；证据6，三性均有异议；证据7，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8，真实性有异议；证据9，证明对象及关联性有异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批准收回土地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3-5，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涉案土地性质应当根据原告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用途确定，且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应当依法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方能生效；证据6-10，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对证明对象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仅提供了发票而未提供支付凭证，不能确认相关款项已经实际支付，且涉案土地上未进行任何开发建设，故施工合同、设计合同、监理合同、选址论证合同等与本案无关；证据11，对工程款支付凭证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认为扣款时间为2016年2月5日的支付凭证中的收款人与原告无任何合同关系；其他支付凭证的收款人虽为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但该工程并未开工建设，原告无须支付工程款；对设计费支付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涉案被收回土地上只涉及东传达室和部分办公楼建设，故科研中心和东间的设计费与本案无关；对论证费支付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监理费支付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工程未开工建设，原告无须支付监理费。 对浙江嘉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浙嘉（土估）[2020]字第TQ200101号《土地估价报告》，原告认为：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估价报告对土地用途、土地利用和规划条件以及土地剩余使用年限的设定错误，对评估价格不予认可。被告认为：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估价时点宜设定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批准收回之日（2014年11月24日）。 对评估费发票，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和被告提供的证据3能够证明被告作出的同意收回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的事实，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2和被告提供的证据1-2能够证明原告先行向被告申请赔偿，被告作出不应赔偿决定的事实，予以采信。 原告提供的证据5系作出于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之后，与本案赔偿争议之间不具有直接关联性，不予采纳；证据3-4能够证明原告在其受让的国有土地上拟进行开发建设并取得相关建设许可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据6-11，原告提供了原件进行比对，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提供的证据4能够证明其作出同意收回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的事实，予以采信。被告作出的证据5-9与本案赔偿争议之间不具有直接关联性，不予采纳。 浙江嘉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系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由人民法院组织摇号选定的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其作出的浙嘉（土估）[2020]字第TQ200101号《土地估价报告》由两名估价人员签字并加盖评估机构公章，形式合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恒泰纺织公司（受让方）于2004年1月与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干科技经济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江科园（2004）合004号《江干科技经济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出让方以协议方式出让给受让方的宗地位于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经济××九堡区块内，地块编号为Ｅ－09部分，该宗地总面积为24311平方米，其中出让的土地面积为20011平方米，带征面积为4300平方米。 2004年2月5日，恒泰纺织公司（受让人）就案涉地块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出让人）签订杭土合字（2004）21号《杭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约定出让人以现状和协议方式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江干区科技经济园区，宗地总面积20011平方米，其中出让土地面积为20011平方米。该合同书第六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50年，自受让人领取本合同项下宗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之日起算”；第十八条约定：“出让人对受让人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本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或实施城市规划需要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人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报批，并根据收回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价值和剩余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给予受让人相应的补偿”。 2004年，恒泰纺织公司就案涉地块申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2014年6月，恒泰纺织公司更新《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杭江国用（2014）第100036号，土地使用权人为恒泰纺织公司，土地座落江干区××××号，地号为330104009003ＧＢ00001，地类（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2054年2月15日，使用权面积20011平方米，其中独用面积20011平方米。 2014年11月24日，市政府批准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编制的《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一方案”》，同意收回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其中收回“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涉及恒泰纺织公司杭江国用（2014）第10003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中的2135平方米土地。恒泰纺织公司不服该批准收回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作出（2016）浙01行初515号行政判决，以市政府在作出批准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前，未对原土地使用权人即恒泰纺织公司进行告知，也未听取其意见，违反正当程序要求为由，判决确认该批准收回行为违法。市政府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2017）浙行终108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年1月28日，恒泰纺织公司向市政府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以市政府于2014年11月24日作出的批准收回该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为由，要求市政府赔偿违法批地时土地市场价经济损失或者置换同等价值的土地。市政府于2019年1月31日收到该行政赔偿申请后，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于同月28日向恒泰纺织公司寄送。 另查明，2003年3月，恒泰纺织公司与浙江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约定由浙江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恒泰纺织公司“科研中心（6000平方米）、办公楼（3900平方米）、东间（12000平方米）”的工程设计。 2014年6月，恒泰纺织公司与杭州建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浙江省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约定由杭州建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恒泰纺织公司厂房及附房（二期）工程，工程规模包括科研中心（6275平方米）、办公楼（3944平方米）、东传达室（203平方米）。2015年2月28日，两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恒泰纺织公司厂房及附房（二期）工程因受外部条件影响，需延期开工建设……从2014年10月开始至监理进场之日，该时间段委托人补贴监理人每月3500元，此补贴款项，监理人员进场之日起5天内一次性支付。 2014年10月10日，恒泰纺织公司与浙江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浙江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恒泰纺织公司厂房及附房（二期）工程，承包范围具体包括科研中心、办公楼、东传达室三幢建筑物施工图范围内的建筑和安装工程。 2014年12月，恒泰纺织公司与浙江工业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杭州市国际商贸城单元JG1809-B2/M1-01选址论证报告的《项目合同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具有请求资格；（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7）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原告恒泰纺织公司系针对被告市政府2014年11月24日批准收回涉及其杭江国用（2014）第10003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中的2135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主张赔偿，该批准行为已被本院一审（2016）浙01行初515号行政判决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2017）浙行终1087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原告在法定期限内经被告先行处理后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被告认为上述批准行为仅因违反正当程序为由被确认违法，故原告应通过行政补偿程序进行救济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土地价值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确需使用土地的，有关人民政府可以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但对土地使用权人应给予适当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本案中，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被告批准收回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系为道路建设需要，具有公共利益属性，故该宗土地客观上已不具备恢复原状的可能性，但原告因被告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批准收回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而可获赔偿的土地价值损失，不应低于该宗土地被依法收回时应取得的补偿利益。鉴于原告的补偿利益本应由被告在作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决定后依法予以确定，但因被告未及时启动补偿程序而导致原告在历经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先行处理等程序后，于2019年方能就土地价值损失主张赔偿，故对被告提出的应以其批准收回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之日（即2014年11月24日）为时点确定涉案土地价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经原告申请，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依法通过摇号方式选定浙江嘉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为评估机构，对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人民法院移送委托之日（2019年11月14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浙江嘉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浙嘉（土估）[2020]字第TQ200101号《土地估价报告》，确定该2135平方米国有土地在估价时点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302.1万元。据此，可以认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的土地价值损失为人民币302.1万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前期开发投入损失。原告主张，涉案被收回土地上拟建建筑内容包括科研中心的部分、东传达室的全部以及综合办公楼的墙体，上述建筑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回而无法建设，由此产生的设计费损失、工程预付款损失、监理费损失、重新选址论证费损失等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则主张，涉案被收回土地的红线范围涉及科研中心的部分（建筑用地309平方米）、东传达室的全部，但并未涉及综合办公楼用地，红线仅仅贴近综合办公楼拟建建筑的墙体。本院认为，尽管双方当事人确认涉案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红线范围不涉及综合办公楼的主体建筑，但根据规划控制的通常要求及日常经验，紧靠建筑主体的土地被收回并用于道路建设必然影响建筑原有设计及施工内容，被告亦确认原告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回而未能建造科研中心、综合办公楼、东传达室的事实。故原告认为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行为对其综合办公楼原有设计及施工建设均产生实际影响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前期开发投入损失的具体类目及金额。（一）关于工程预付款。根据原告与浙江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浙江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的原告厂房及附房（二期）工程的范围具体包括科研中心、综合办公楼、东传达室；合同价为人民币3180万元；合同预付款的支付比例为15%，支付期限为至迟在开工通知载明的开工日期7天前支付，预付款用于材料、工程设备、施工设备的采购以及修建临时工程、组织施工队伍进场等。再根据原告提供的支付凭证显示，原告分别于2016年2月5日、2017年2月4日、2020年1月9日向浙江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转账支付备注为“工程款”的款项5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原告亦向法庭述称，浙江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并未承建过原告的其他工程项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佐证其已向浙江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支付工程预付款的主张，且被告未能对此提供反驳意见。在此情形下，可以认定原告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回无法建设科研中心、综合办公楼、东传达室工程项目而产生的工程预付款损失为35万元及其利息损失4.35万元（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自工程款支付之日起计算至2020年5月18日），合计人民币39.35万元。原告虽提供了“工程款”318万元的发票并主张应据此确定损失金额，但其亦自认工程预付款实际系在开具发票后分批支付，故该发票不能证明原告实际支付的工程预付款及相应损失数额。（二）关于设计费。根据原告与浙江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约定，浙江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恒泰纺织公司“科研中心（6000平方米）、办公楼（3900平方米）、东间（12000平方米）”的工程设计；付款进度为：合同签订后三日内支付20%定金计30000元，提交施工图后支付70%计11万元，竣工验收后支付10%计20000元。再根据原告提供的支付凭证，原告分别于2003年9月25日、2003年11月12日、2004年1月8日、2006年8月1向浙江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支付备注用途为“设计费”的款项2万元、3万元、3万元、6万元。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支付凭证能够与《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约定相对应，能够佐证其已向浙江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实际支付设计费14万元的主张。但是，原告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行为遭受影响的工程内容为科研中心（约6275平方米）、综合办公楼（约3944平方米）及东传达室（约203平方米），故《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所含设计内容中的“科研中心（6000平方米）、办公楼（3900平方米）、东间（12000平方米）”显然包括了与科研中心、综合办公楼、东传达室无关的建筑内容，该部分设计费用应按比例予以扣除。据此，本院认定原告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回而产生的设计费损失为6.67万元及其利息损失6.23万元（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自设计费支付之日起计算至2020年5月18日），合计人民币12.9万元。（三）关于工程监理费。根据原告与杭州建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浙江省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杭州建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原告的厂房及附房（二期）工程的规模具体包括科研中心（6275平方米）、办公楼（3944平方米）、东传达室（203平方米）；工程监理报酬总计22万元，付款进度要求为：合同签订，监理方提供发票后一周内支付监理费4万元……；该工程因受外部条件影响，需延期开工建设，从2014年10月开始至监理进场之日，应补贴监理人每月3500元。再根据原告提供的支付凭证，原告分别于2014年7月31日、2015年10月27日向杭州建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支付了备注用途为“监理费”的款项4万元、3.85万元。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支付凭证能够与《浙江省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相对应，能够佐证其已向杭州建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实际支付监理费7.85万元的主张。据此，本院认定原告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回而产生的监理费损失为7.85万元及其利息损失2.05万元（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自监理费支付之日起计算至2020年5月18日），合计人民币9.9万元。（四）关于选址论证费。根据原告与浙江工业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工程选址论证报告的《项目合同书》，由浙江工业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就杭州市国际商贸城单元JG1809-B2/M1-01地块出具选址论证报告；论证设计费计8万元；合同签订之日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额的50%即4万元，地块通过规划评审论证并由规划部门同意用地布局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合同额的50%即4万元。再根据原告提供的支付凭证，原告于2014年12月11日向浙江工业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支付了备注用途为“论证费”的款项4万元。原告亦向法庭述称，该选址论证合同系在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回导致其科研中心、综合办公楼、东传达室无法建设的情形下签订，以期通过重新选址布局来解决三幢单体的建设施工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支付凭证能够与《项目合同书》的约定相对应，能够佐证其已向浙江工业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实际支付论证费4万元的主张，原告亦对选址论证与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了合理说明，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据此，本院认定原告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回而产生的论证费损失为4万元及其利息损失1.11万元（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自论证费支付之日起计算至2020年5月18日），合计人民币5.11万元。（五）关于人防建设费、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白蚁防治费。根据原告提供的《杭州市民用建筑缴纳防空地下室建设费核定单》《杭州市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缴款表》《杭州市发展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缴款表》《杭州市白蚁防治研究所新建房屋建筑白蚁预防受理单》的核定内容，原告应当就其位于江干科技经济园区E-09地块上24643平方米的厂房、附房工程缴纳相应关于人防建设费76642.5元、散装水泥专项资金24643元、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98572元、白蚁防治费39428.8元。再根据原告提供的支付凭证，原告已于2005年5月27日实际缴纳上述款项，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但是，原告缴纳的上述款项中包含了与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行为遭受影响的科研中心、综合办公楼、东传达室（建筑面积合计10422平方米）无关的建筑内容所涉费用，该部分费用应当按比例予以扣除。据此，本院认定原告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回而产生的人防建设费、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白蚁防治费损失为10.12万元及其利息损失9.26万元（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自2005年5月27日起计算至2020年5月18日），合计人民币19.38万元。（六）关于地上附属物。原告自述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回前，土地上仅搭建有围墙和简易房，生效判决亦对此予以确认。故本院结合土地位置、面积及地上附着物的具体情况，酌情认定地上附着物损失为人民币15万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损失。原告并未提供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回而导致其向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其提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因其违法批准收回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对原告合法财产权益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以上各项赔偿金合计人民币403.74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支付原告浙江恒泰纺织有限公司赔偿金共计人民币403.74万元； 二、驳回原告浙江恒泰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他赔偿请求。 评估费7855.66元，由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负担（已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莹祺 审 判 员  廖珍珠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郑 漩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