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民终7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鲍运累，男，1984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进旭，江西时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旭伟，男，198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文伟，浙江岱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林琳，浙江岱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杨昌明，男，198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上诉人鲍运累因与被上诉人陈旭伟、原审被告杨昌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19）赣1103民初3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运累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陈旭伟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所有诉讼费由陈旭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丽德二手车辆转让协议》系鲍运累与陈旭伟基于重大误解而签订的，系认定事实错误。陈旭伟在民事起诉状以及一审庭审中均认为鲍运累隐瞒了标的车辆有重大事故的真实情况，存在“欺诈行为”。但是，从本案起诉至一审结案，陈旭伟从未表露过其向鲍运累购买涉案车辆存在重大误解。二、一审法院认定标的车辆系重大事故车辆，系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标的车辆官方报价为299,800元，而在交通事故中维修的评估价值为261,100元，因此该车为重大事故车辆。该认定毫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能以简单的价格数字来认定标的车辆是否属于重大事故车辆。2、根据杨昌明与陈贵玲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第一条第3项重大事故车的认定标准，标的车辆不属于重大事故车辆。三、一审判决鲍运累赔偿陈旭伟经济损失，系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鲍运累、陈旭伟分别承担80%、20%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鲍运累认为即便案涉车辆存在重大事故，也应当按照鲍运累、陈旭伟所签的《丽德二手车辆转让协议》中关于“违约方赔偿对方车价20%的违约金”，而不是按照双方的过错程度分担责任。2、陈旭伟赔偿案外人徐莉各项经济损失620,000元，不能作为本案的赔偿依据。其一，陈旭伟与徐莉的案件，未通知鲍运累参加，鲍运累对于是否应赔偿及赔偿金额有权抗辩。同时，陈旭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损失是因标的车辆有重大事故而造成的。其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的规定，陈旭伟与徐莉达成调解协议所认可的事实，并不必然成为后续诉讼中法院裁判的事实根据。四、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丽德二手车辆转让协议》，系适用法律错误。陈旭伟以鲍运累在销售标的车辆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但鲍运累并不构成合同法上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制的欺诈行为。陈旭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昌明未陈述意见。陈旭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告陈旭伟与被告鲍运累于2019年3月4日签订的《丽德二手车行车辆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鲍运累赔偿原告陈旭伟经济损失人民币620,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判令被告杨昌明对经济损失人民币620,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上述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律师费（38,000元）、保全费等一切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鲍运累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撤销原告陈旭伟与被告鲍运累于2019年3月4日签订的《丽德二手车行车辆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鲍运累赔偿原告陈旭伟经济损失人民币620,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38,000元）、保全费等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1日，案外人陈贵玲与杨昌明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杨昌明将涉案奔驰CLA级小轿车（车架号为WDDSJ4HB7JN594874）一辆卖给陈贵玲，但双方未办理过户手续。同月4日，被告鲍运累帮案外人陈贵玲代售给原告陈旭伟，原、被告签订了《丽德二手车行车辆转让协议》，被告鲍运累将案涉车辆以25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陈旭伟，并办理过户手续，同时在协议中备注：无重大事故、无泡水，原告陈旭伟按约支付了255,000元价款，被告将奔驰CLA级小轿车交给原告。同月18日，原告将此车以26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二手车行介绍的客户徐莉，双方签订《旧机动车买卖居间服务合同》，原告陈旭伟在合同中同样备注：保证无重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案外人徐莉按约支付了265,000元价款，原告将案涉车辆交给案外人徐莉，并办理了过户手续。在使用过程中，案外人徐莉通过保险公司查询得知案涉车辆发生过交通事故，认为案涉车辆在转让前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遂于2019年4月16日以原告陈旭伟在销售过程中存在严重欺诈行为为由起诉至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同年7月12日，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782民初7753号调解书：1、撤销徐莉与陈旭伟于2019年3月18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居间服务合同》；2、陈旭伟返还徐莉购车款、保险费并赔偿损失共计620,000元，3、在陈旭伟付清此款项后两天内，徐莉将案涉奔驰车交还陈旭伟并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陈旭伟赔付案外人徐莉的620,000元款项的构成为退车款265,000元、退一赔一的损失265,000元、保险费和律师费合计90,000元。原告陈旭伟于2019年7月12日通过建设银行向案外人徐莉汇款200,000元，同月18日分别通过台州银行和兴业银行向案外人徐莉汇款310,000元和110,000元，三笔转账共计620,000元。在原告陈旭伟付清此款项后，案外人徐莉将奔驰车交还原告陈旭伟并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现原告陈旭伟与案外人徐莉均已按照调解内容履行完毕。原告陈旭伟认为被告鲍运累隐瞒车辆真实情况及重要信息，使原告对涉案车辆的交易陷入错误认识，经多次磋商无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庭审中，原告向法院申请撤回对被告杨昌明的起诉，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另查明，2018年6月17日，案涉车辆第一任车主王玉玉因驾驶不当发生交通事故，由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的《沪达资评报字（2018）第F821号》评估报告，案涉车辆维修费用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61,100元；经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调解：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赔付案外人王玉玉车损277,410元。案涉车辆2019年款官方报价为299,8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奔驰小车是否存在重大事故。根据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的［沪达资评报字（2018）第F821号］评估报告，载明案涉车辆的维修材料有前纵梁总成（左）、大灯（左右）、转向器等主要部件，且案涉车辆维修费评估价值为261,100元，而该款车型2019年官方报价为299,800元，维修费用占官方售价的85%以上，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车辆属于重大事故车辆，对被告提出案涉奔驰小车不属于重大事故车辆辩解不予采信。二、《丽德二手车行车辆转让协议》是否属于可撤销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被告鲍运累与原告陈旭伟签订《丽德二手车行车辆转让协议》中载明“无重大事故、无泡水”，从而导致原告陈旭伟对案涉车辆的认知错误，系基于错误的意思表示与案外人徐莉签订二手车转让协议，并承诺“无重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后徐莉在车辆使用过程中发现该车辆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签订的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故一审法院认为基于重大误解签订的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原告陈旭伟主张撤销其与被告鲍运累于2019年3月4日签订的《丽德二手车行车辆转让协议》，予以支持。三、被告鲍运累是否应承担车辆价款赔偿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被告鲍运累虽不存在恶意隐瞒行为，但被告鲍运累作为车辆转让方，应对转让车辆实际状况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车辆曾发生重大事故且被告鲍运累未告知，致使原告陈旭伟产生重大误解，原告有权以此为由主张退还购车款及赔偿相应的损失。鉴于原、被告作为二手车买卖的专业人员，较普通购买者而言，对车辆瑕疵应更具谨慎审查义务，然原、被告在购买涉案车辆时，对车辆相关情况并未尽到全面审查义务，对车辆的转让存在过错应承担各自一定的责任。本案中，被告作为转让人负有谨慎审查义务在先却未能尽到审查义务，故对其在未完全核实车辆情况后转让给他人，使他人造成的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原告陈旭伟取得案涉车辆后，亦未能尽到审查义务便将车转让，造成的损失应承担次要责任。故对原告返还案外人徐莉的购车款、保险费和律师费等各项经济损失620,000元中，扣除购车款265,000元外，其余各项经济损失为355,000元（退一赔一的损失265,000元、保险费和律师费合计90,000元），一审法院酌定被告鲍运累承担原告经济损失金额的80%，原告自行承担损失金额的20%。对于原告主张律师费及其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原告陈旭伟与被告鲍运累于2019年3月4日签订的《丽德二手车行车辆转让协议》；二、被告鲍运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陈旭伟购车款255,000元，并赔付原告陈旭伟经济损失284,000元（355,000元×80%），合计人民币539,000元；三、原告陈旭伟在收到被告鲍运累上述款项时立即将车架号为WDDSJ4HB7J594874的奔驰小轿车一辆返还给鲍运累，并由双方互相配合，该车退还鲍运累之日起三天内办理车辆变更登记手续；四、驳回原告陈旭伟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鲍运累与陈旭伟所签《丽德二手车行车辆转让协议》仅约定案涉车辆“无重大事故，无泡水”，但合同双方并未对“重大事故”的判定标准进行约定。为此，鲍运累及陈旭伟二审均同意参照杨昌明与陈贵玲所签《二手车买卖合同》中约定的“重大事故”的判定标准执行。此外，鲍运累二审中还自认陈旭伟与徐莉达成赔偿经济损失620,000元的调解协议并未加重陈旭伟的赔偿责任。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之规定，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均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陈旭伟在其民事起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已经主张“两个被告隐瞒车辆真实情况及重要信息，使原告对涉案车辆的交易陷入错误的认识”，其中陈旭伟关于“原告对涉案车辆的交易陷入错误的认识”的表述，说明陈旭伟已经在本案中以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权利。因此，鲍运累提出陈旭伟从未表露过其向鲍运累购买涉案车辆存在重大误解的抗辩理由，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一审法院根据陈旭伟关于重大误解的相关主张，撤销本案买卖双方签订的《丽德二手车辆转让协议》，审判程序并无不当。关于案涉车辆是否属于“重大事故”车辆的问题，鲍运累与陈旭伟所签《丽德二手车行车辆转让协议》中仅约定案涉车辆“无重大事故，无泡水”，但合同双方并未约定“重大事故”的判定标准。鲍运累及陈旭伟二审均同意参照杨昌明与陈贵玲所签《二手车买卖合同》中约定的“重大事故”的判定标准执行，且该《二手车买卖合同》中约定“前纵梁、后纵梁受损，或存在修复痕迹”属于“重大事故”车辆。一审查明案涉车辆存在前纵梁总成（左）、大灯（左右）、转向器等主要部件已经维修的事实，符合该《二手车买卖合同》中前纵梁、后纵梁受损，或存在修复痕迹”属于“重大事故”车辆的判断标准。一审法院结合上述车辆维修情况以及案涉车辆维修费用占官方售价85%以上的事实，经综合判断，认定案涉车辆属于“重大事故”车辆，并无不当。对于陈旭伟的损失问题，一审法院根据买卖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鲍运累、陈旭伟按照80%、20%的比例分担，并阐明了具体理由，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再赘述。案涉《丽德二手车辆转让协议》因买受人陈旭伟对车辆状况存在重大误解而予以撤销，故该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鲍运累主张按照《丽德二手车辆转让协议》中关于“违约方赔偿对方车价20%的违约金”的条款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旭伟经济损失的金额如何认定问题，陈旭伟赔偿案外人徐莉各项经济损失620,000元已经属于客观事实，且鲍运累二审自认陈旭伟达成该项调解协议没有加重陈旭伟的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依据陈旭伟对案外人徐莉的赔偿情况认定本案的经济损失，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鲍运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35元，由上诉人鲍运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迎风审判员  李 虹审判员  余林娣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周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