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02民终4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耀宙，女，197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原大同市南郊区田麦杂粮店经营者，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炯鹏，山西九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居恭，男，汉族，1937年7月23日出生，同车公司退休干部，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怡，女，1971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上诉人田耀宙因与被上诉人左居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213民初3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耀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炯鹏，被上诉人左居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耀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213民初378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告并非原告买卖合同相对方，原告起诉主体错误，与原告发生法律关系的主体方应为山西臣丰食业有限责任公司。(注:高天古道与山西古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同属一家公司，后收购山西臣丰食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更名为山西臣丰食业有限公司。简称：臣丰公司)从授权书上，可以明确上诉人仅仅负责臣丰公司区域内的物流配送，推广及售后服务。臣丰公司要求上诉人代为销售、配送产品，购货款全部交付给臣丰公司，分红由公司直接发放至客户卡上，股权证由公司颁发。所以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上诉人都没有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其买卖合同的实际相对方应为臣丰公司，也应由臣丰公司承担买卖合同的法律责任。二、本案为刑民交叉案件，应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中臣丰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的主体，其行为已经涉嫌非法传销、集资，案件尚未侦查终结。被上诉人已经作为受害人向大同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也已经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的规定，涉嫌经济犯罪案件受害人要想维护自己民事权利，可以选择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待刑事诉讼处理以后单独进行民事诉讼。据此，原审程序上存在瑕疵。综上，上诉人身为臣丰公司案件受害者的一员，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今还要面临原告的不断诽谤与诋毁,身心遭受巨大痛苦。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左居恭辩称，一、上诉人应归还被上诉人19483元(一审判决结果)+35996元(被上诉人陆续领实物杂粮钱,一审判决从7.7万元本金中减扣，但于理无据，不应该减扣)。二、一审诉讼费服从一审判决结果，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不服，反映其内心强烈愿望是一分钱不想给，但在事理上和法理上均不成立。一、一审起诉主体是上诉人完全正确，没有错误，程序合法。上诉人开办杂粮店，领取政府机关合法营业执照，面向社会，出售有机杂粮，出现问题自然就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被上诉人把7.7万元现金交给上诉人，后者向前者出具收据，上有后者的红色印章，铁证如山。按照上诉人公示的营销规则，应该向顾客兑现，不能放空炮，欺骗人，她想把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天下哪有这般理。二、一审判决结果美中不足的一点是从被上诉人一审诉求归还7.7万元本金中减扣陆续领取价值35996元(的实物杂粮),于理无据；不减扣倒是于理有据，依据是上诉人公示的营销规则,领取的实物杂粮是她送给的，消费顾客全都享用，而减扣35996元后只亏了我一人。而更重要的是颠覆了己公示的营销规则。三、本案纯属民事案件，本质就是民间买卖关系纠纷，一审原告与被告就是当事方，别扯臣丰公司做挡箭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还假惺惺装扮成受害者一员，承受巨大损失，受到我的诽谤与诋毁，身心痛苦等等，一派胡言乱语，虚伪过分。综述，一审判决结果被上诉人基本心口皆服，稍有瑕疵(减扣35996元领取实物杂粮钱)请二审判决纠正。使本案件判决结果更臻完美。左居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有机杂粮款77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至11月，原告分六次向被告交付69000元，被告为原告出具收据，资金性质不明。2015年9月25日，原告向被告交付入股款8000元，后山西臣丰食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被告向原告交付股权证一份，记载股份数量为16000股，每股面值1元，性质为原始股。原告陆续通过银行收到分红款7021元、从被告处收到分红款6500元，陆续领取价值35996元的实物杂粮。后被告关闭杂粮店，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无果后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开办“大同市南郊区田麦杂粮店”，原告向被告预付款项，不定期向被告提取杂粮，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被告收取款项，但未向原告足额提供杂粮，应向原告返还其未提供货物对应的价款。原告所交付钱款中有8000元系其持有山西臣丰食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之股款，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该部分资金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支持，该部分资金应予扣减。原告已领取价值35996元杂粮及分红款13521元，判决如下：被告田耀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左居恭19483元。如果被告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5元，由原告负担1289元，由被告负担43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山西臣丰食业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2臣丰公司挂牌交易照片。以上两份证据证明臣丰公司与高天古道同属一家公司；3授权书；4臣丰公司宣传资料；5古道杂粮消费模式。以上三份证据证明本案属于投资纠纷，合同相对方是臣丰公司；6左居恭、张桂英、左怡、左培枝投资及资金上交记录；7左居恭、张桂英、左怡日分红发放明细。以上两份证据证明上诉人代收的投资款，除代发日分红外全部上交臣丰公司，同时证明其余三人投资与本案无关；8左居恭日领取粮油货品记录，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代发粮油货品共计35996元；9左居恭原始股权证，证明其取得臣丰公司原始股购买资格并购买8000元原始股；10田耀宙原始股权证，证明上诉人也是臣丰公司投资骗局受害人；11田耀宙银行卡流水，证明投资月分红由臣丰公司直接发放，与上诉人无关；12其他受害人说明，证明臣丰公司涉及其他同类型案件。被上诉人左居恭质证意见，对领取粮油证据认可，其余证据与自己无关，不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1、2、3、4、5证据为臣丰公司资料，真实性予以确认。6、7、8、9证据被上诉人认可，予以采信。10、11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待证事实，12证据真实性不清，不予采信。上诉人田耀宙申请法院调取左居恭农行卡交易明细，法院依职权调取，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本院认为该明细对本案不涉及。经审理查明，田耀宙经营的大同市南郊区田麦杂粮店经山西古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授权推销有机农产品,以消费者分别支付4000元、8000元、12000元订单费成为会员，消费山西古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杂粮产品加福利分红模式，动员消费者投资入会。销售模式中，承诺投资12000元的可以办理12000元等价有机粮卡，享受返还现金及电子币并参与日分红、月分红等福利。左居恭向田耀宙经营的大同市南郊区田麦杂粮店交款69000元，大同市南郊区田麦杂粮店向左居恭出具加盖大同市南郊区田麦杂粮店财务公章的收据一份及粮卡。2015年9月25日，左居恭向田耀宙交付入股款8000元，后山西臣丰食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田耀宙向左居恭交付股权证一份，记载股份数量为16000股，每股面值1元，性质为原始股。左居恭陆续通过银行收到分红款7021元、从田耀宙处收到分红款6500元，陆续领取价值35996元的实物杂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他字第２号复函，当事人之间因传销行为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所谓传销，是指组织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本案是否属于当事人之间因传销行为发生的纠纷？本案中，左居恭与大同市南郊区田麦杂粮店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未约定。根据田耀宙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大同市南郊区田麦杂粮店以允诺会员消费分红返利，缴纳订单费，可享受返还现金价电子币、参与日分红、月分红等的方式推销山西古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有机农产品，左居恭在了解会员消费优惠及返利模式后将77000元支付给大同市南郊区田麦杂粮店，购买山西古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杂粮产品，粮店也向左居恭发放了部分杂粮，完成了成为消费会员的过程。当事人之间所消费的是山西古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消费模式系由山西古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推广的有机农产品消费方式。现山西臣丰食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马林根及总经理耿计杰均因犯组织、领导传销罪被刑事处罚，该生效判决认定上述消费模式是为牟取非法利益，骗取财物、扰乱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故左居恭与田耀宙双方系因传销行为发生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213民初378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左居恭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725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左居恭；二审案件受理费287.0元，退回田耀宙。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保平审判员 马卉妍审判员 张丽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毅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