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5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洁，男，汉族，1959年2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灿，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富阳富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后周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665200920A。 法定代表人：黄淑群。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林洁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富阳富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浙0111民初4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沈斐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灿、被上诉人富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洁上诉请求：撤销（2019）浙0111民初4105号民事判决，并判令驳回富琦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双方是否对《顾问聘用协议》的服务内容进行了变更，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为证据不足，但林洁认为从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真正的服务对象是杭州富通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通公司)，且林洁己经按照《顾问聘用协议》约定完成了服务义务，不存在违约。一、林洁当庭问富琦公司是否向部队提交过军队采购供应商（以下简称为“入库”）的申请材料，富琦公司回答没有提交过。试问，一家企业试图申请入库，为何连申请材料都没准备和提交过。而且，最重要的是，在申请材料都没有准备和提交的情况下，富琦公司依然按照协议约定按月足额支付顾问费，从未提出异议。显然，双方约定的服务对象并非是富琦公司。二、双方约定的服务对象是富通公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证实。(一）从时间上来对照，顾问费支付时间和协议签署时间与富通公司申请入库的时间高度一致。第一笔顾问费汇款时间是2014年10月19日，最后一笔顾问费汇款时间是2015年4月15日，《顾问聘用协议》签署时间是2014年12月1日，富通公司向部队提交入库申请材料时间是2014年11月，入库时间是2015年1月，时间上高度一致。(二）黄伟与林洁的电子邮件、微信记录和电话录音中的服务对象都指向富通公司。1.电子邮件联系记录显示，黄伟要求林洁审阅修改的投标文件是富通公司的投标文件；2.微信记录显示，林洁曾说“这标书，我怎么说……”，只有入库才能去投标，可见林洁服务的对象必定是已经入库的企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黄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明显是经过剪辑的，这是未曾删除的涉及标书的记录，因时间过长，林洁没有保留微信记录，这才给了对方可乘之机；3.2016年11月30日黄伟与林洁通话，黄伟说“林哥，我一共给了你49万，让你去拿军队里的订单，是不是”，试想一下，如果服务对象是富琦公司，连入库都还没申请，何来拿订单。显然是因为富通公司入库后未能中标，黄伟才要求林洁退款。(三）富琦公司的代理人黄伟在法庭上公然撒谎，不能自圆其说，其陈述不可信。以上种种事实和证据，可以认定富琦公司与林洁签署《顾问聘用协议》的目的并非为自身去申请入库和中标，而是帮助富通公司去申请入库和中标，在富通公司两次未中标的情况下，黄伟的利益无法实现，才要求林洁退款。一审法院仅从证据表面进行分析，轻信富琦公司的辩解，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富琦公司在本案中的虚假陈述己经构成虚假诉讼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深入调查，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上诉人富琦公司答辩称：与林洁订立《顾问聘用协议》的是富琦公司，林洁服务的对象也应是富琦公司，黄伟自始至终都是以富琦公司的名义跟林洁联系，所有支付给林洁的钱也是富琦公司委托黄伟转账支付的，与富通公司无关。合同主体也从未由富琦公司变更为富通公司。林洁的上诉无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富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1.判令解除富崎公司与林洁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顾问聘用协议》；2.判令林洁归还450000元及支付自2014年10月19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9年5月19日为103125元）；3.由林洁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黄伟系富崎公司的股东和员工。2014年3月16日，富琦公司（原名称为富阳富崎电子有限公司）与黄伟签订《借款协议》1份，约定富崎公司向黄伟借款480000元，用于富崎公司开展军队物资采购网的入网、招投标等事宜。二、2014年12月1日，富崎公司（甲方）与林洁（乙方）在北京远望楼宾馆签订《顾问聘用协议》一份，富崎公司签字代表为黄伟。协议记载有林洁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卡号为62×××12，协议主要约定：1.经双方诚意协商，就开拓军队市场达成协议；2.富崎公司聘请林洁为顾问，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顾问费40000元／月，富崎公司应确保产品质量，提供文件真实可靠，配合林洁进行相关工作，并为林洁提供办事经费；3.林洁全力配合富崎公司开拓军队市场（相关的手续审批、项目招投标等），开拓和维护富崎公司在军队的销售渠道，协助和提高富崎公司产品在军队的品牌知名度。事后，富崎公司并未进入军队物资采购的供应商库。三、2014年10月19日，黄伟从其银行账户向林洁转账100000元；2014年12月24日转账40000元；2014年12月30日转账50000元；2015年1月28日转账40000元；2015年2月11日转账100000元；2015年3月13日转账40000元；2015年4月15日转账80000元，以上合计450000元，均转入林洁的中国农业银行62×××12账户。四、2016年11月30日，黄伟与林洁通电话，主要内容如下：黄伟说“林哥，我一共给了你49万，让你去拿军队里的订单，是不是？”林洁回答“嗯”。黄伟又说“这里意思是两个方案，年前可以的按照45万算，如果要拖到5月1号的，可以，但年前要还20万”。林洁答“还有一个方案呢？”黄伟说“就这两个方案嘛，这已经是两个方案嘛。”林洁说“减那么少啊。”黄伟说“这个还是我好说歹说的。”······林洁说“我再琢磨琢磨······”。五、富崎公司曾以劳动争议纠纷起诉林洁，案号为（2017）浙0111民初7082号。林洁在该案中向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一份，称其与富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劳动或劳务关系，而是服务合同关系，富崎公司聘请林洁就是配合富崎公司的产品向军队市场的开拓事宜，属于服务合同关系。六、2015年3月，黄伟曾通过电子邮件向林洁发送北京军区联勤部电缆设备招标文件、富通公司投标书等文件。 一审法院认为，富崎公司与林洁对双方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顾问聘用协议》的事实均无异议，予以确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存在虚假的意思表示，应视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顾问聘用协议》的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有无对《顾问聘用协议》的主体、内容进行变更；2.富崎公司要求解除《顾问聘用协议》是否于法有据。关于焦点1，富崎公司认为双方从未对协议进行主体或者内容的变更，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履行义务；林洁认为双方已经通过黄伟与林洁的沟通变更了协议的主体和内容。该院认为，《顾问聘用协议》系确定富崎公司与林洁合同权利义务的直接证据，协议中林洁的银行账户与黄伟向林洁付款的账户完全一致，结合富崎公司与黄伟签订的借款协议，以及黄伟系富崎公司股东和员工的事实，足以达到黄伟系代富崎公司向林洁支付450000元款项的高度盖然性，富崎公司已经履行了其主要的合同义务。在此情形下，林洁所称的合同主体变更应理解为合同法规定的债权转让。《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根据现有证据，林洁不能证明富崎公司曾向其发出将债权转让给富通公司的通知，亦无证据证明富通公司受让过债权，故林洁关于《顾问聘用协议》主体已经变更的辩解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林洁所称协议内容的变更，应理解为双方变更协议为林洁向第三人富通公司履行合同。《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即变更合同应由当事人协商一致，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协商一致变更合同，故林洁的该项辩解亦不能成立。据此，双方签订的《顾问聘用协议》未发生主体或者内容的变更，双方应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关于焦点2，《顾问聘用协议》约定富崎公司聘请林洁为顾问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该期限早已届满。同时，林洁亦自认其从未为富崎公司提供过顾问服务，且富崎公司事后并未入库。可见，林洁的违约行为已经导致富崎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富崎公司要求解除《顾问聘用协议》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富崎公司有权要求林洁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但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其要求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缺乏依据。同时，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需对利息进行分段计算，即自2015年4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该院对富崎公司诉讼请求中合法、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林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富崎公司450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4月1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450000元为基数，其中自2015年4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富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31元，减半收取4665.50元，由林洁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根据一审中的有效证据及一、二审中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顾问聘用协议》载明的甲方为富琦公司、乙方为林洁，富琦公司和林洁分别在此书面合同上盖章和签名，合同成立，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林洁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清楚其交易的对象和内容，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订立合同的当事人来看，除了甲方富琦公司和乙方林洁外，并无第三方当事人；从合同内容来看，明确载明“聘请乙方为甲方的顾问”，甲方向乙方支付顾问费、提供文件、配合工作等，乙方配合甲方开拓市场、开拓销售渠道、协助提高产品知名度等，约定的权利义务均为甲方和乙方之间的内容，并未涉及合同外第三方；从合同履行来看，向林洁付款的黄伟当时是富琦公司的股东和员工，富琦公司也认可黄伟代表其公司付款的行为，并没有证据表明黄伟系以第三方名义或者受第三方委托向林洁付款。林洁上诉提出真正服务对象是富通公司且林洁已经完成服务事项，但如前所述，林洁该主张显然与案涉《顾问聘用协议》约定不符，林洁也没有证据证明合同内容进行过变更或者合同权利义务进行过转让，因此其认为向富通公司提供服务就是履行案涉《顾问聘用协议》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书面合同的订立到实际的合同履行过程来看，案涉《顾问聘用协议》合同关系建立于富琦公司和林洁之间，林洁应当向合同相对方富琦公司履行义务，其没有履行且构成根本违约的，亦应当向富琦公司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林洁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31元，由林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沈 斐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程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