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行终11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袁科喜，男，1965年6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代理人：鄢昂，贵州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绥阳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洋川镇儒溪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11520323MB15388309。法定代表人：朱富刚，局长。委托代理人朱文清，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程洪贵，男，汉族，1940年9月10日出生，贵州省绥阳县人，住绥阳县。上诉人袁科喜因与被上诉人绥阳县自然资源局、第三人程洪贵林业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行初37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袁科喜于2002年1月1日与绥阳县太白镇新寨村签订《荒山拍买协议》，以2263.50元买受竹林地60亩、荒山1063.5亩，合计1123.5亩50年承包经营权。协议载明出让荒山的四至界限为：东抵烂泥垭垭口（马路）、南抵走洪水塘马路、西至桴烟儿湾、北至西岩凼（黑湾大路）。原告支付价款后，将林地、荒山种植方竹，现已成林。1984年3月，程洪贵与太白乡新寨村火秋坝合作社签订耕地承包合同，承包耕地中有“黑湾”1亩。经一审法院现场勘察，绥阳县太白镇太平村火秋坝组与母猪坝组以山脊（当地俗称“梁杠”）为界，山脊自“烂泥垭口”向北西转西南转南走向至“黑湾”，“西岩凼”位于“烂泥垭口”北数十米，“西岩凼”至“黑湾”有两条小路，北面小路从火秋坝组区域内经过，向北转西再转西南转南至“黑湾”，在西南向行进时穿越“凉风洞”林地与黑湾至“南天门”小路相接，小路南、东方向包含“凉风洞”林地的一部分及王在泽等五户退耕还林地、程洪贵退耕还林地等大幅现状林地；南面乡村小公路从母猪坝组区域通过，向南转西转南西方向至“黑湾”垭口，有小路往北通往程洪贵退耕还林地，路口往西数十米有小路转北往“南天门”方向，该小路向北与北面小路相接。该路北、西、东方向有大幅袁科喜种植的方竹林和茶园。山脊位于南北两条小路之间。庭审中，第三人主张所谓“西岩凼”至“黑湾”的路系沿山脊小路，因袁科喜种植方竹林废弃。现场勘察未发现山脊有道路。“凉风洞”林地西面为“黑湾”至“南天门”小路，北界为骆长云的林界，东、南两面均为程洪贵“黑湾”土，现场勘察的北面小路自东北西南向从“凉风洞”林地中斜向穿越。现状为方竹林，双方确认系袁科喜种植。以现有道路定界，若以北面小路为界，则袁科喜拍卖荒山包含“凉风洞”部分林地；若以南面道路为界，不包括“凉风洞”林地。庭审中，袁科喜与程洪贵均认可在袁科喜种植方竹时，双方对种植的方竹权益曾有口头协议，但内容不同：袁科喜陈述，协议内容为方竹成林后收益各半；程洪贵陈述，协议内容为袁科喜获取造林国家补贴，程洪贵享有成林后的全部利益。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绥阳县人民政府依据林权制度改革方案，经现场踏勘、核对1984年耕地承包合同等权利来源资料后，由村委与程洪贵签订《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由权利人程洪贵填写林权登记申请表，经接界人签字、现场踏勘人员签字后，经村民组、村民委员会、乡镇、县林业主管部门逐级审核签批，县人民政府核准登记发证。2011年，因部分群众对荒山承包问题上访，绥阳县林业局开展调查后于2011年12月28日作出绥林复（2011）07号回复，认定村委向袁科喜拍卖荒山没有召开村民大会，但多数群众知晓；建议相关部门协同太白镇人民政府将袁科喜承包范围内具有土地承包证和山林证的部分进一步界定归还农户或引导双方协商重新完善承包手续。另查明，太白镇太平村火秋坝组、母猪坝组原属太白镇新寨村，2003年随新寨村并入太平村。2009年3月。绥阳县行政机构改革，林权登记职能划归绥阳县自然资源局。一审法院认为，行政机关职能调整后，行政行为涉诉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绥阳县自然资源局系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袁科喜于2002年1月1日与绥阳县太白镇新寨村签订《荒山拍买协议》，协议记载的出让荒山边界与争议林地具有关联可能性，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袁科喜与村委签订的《荒山拍买合同》北界存在明显争议：按现有道路，若以北面小路为界，则远远超出其实际栽种方竹林范围，且从“凉风洞”林地中穿过；若以南面道路为界，则与“凉风洞”林地不相关联；程洪贵及火秋坝组村民所述顺山脊道路现场未发现，袁科喜也不认可存在该道路。袁科喜受让荒山北界不清，不能确认是否包含本案争议的“凉风洞”林地。绥阳县人民政府办理“凉风洞”林地登记时，依据程洪贵户1984年的承包合同和林改方案，经过严格程序，权利来源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符合林改政策，应予确认。袁科喜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享有“凉风洞”林地使用权，也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登记颁证时向登记机关提出过异议。袁科喜提供的绥阳县林业局的调查报告虽未否定其荒山拍买合同的合法性，但建议将袁科喜承包范围内具有土地承包证和山林证的部分归还农户或引导双方协商重新完善承包手续，且该调查程序启动时林权登记已经完成，对登记行为不产生影响，且证明了相关林地的登记权利。袁科喜称在登记时向有关机关人员电话提出异议并有通话录音，同时称系未经同意私自录音，也不能证明通话人身份，也没有向法庭提供，原告袁科喜主张曾向登记机关提出暂缓发证申请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袁科喜和第三人程洪贵均认可在袁科喜栽种方竹时达成过口头协议，但双方陈述的协议内容完全不同，且没有向登记机关报备，对林权登记不产生实质影响。综上，原告袁科喜请求撤销林权登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登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袁科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袁科喜负担。一审宣判后，袁科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其上诉理由为：一、上诉人于2002年购买了绥阳县太白镇太平村荒山1123.5亩，期限50年，并与村委会签订了《荒山拍卖协议》，该协议约定的四至界限清楚，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上诉人拍卖取得荒山北界不清的问题。二、上诉人拍卖取得的荒山因向世界银行贷款，有林业部门绘制的四至界限图，上诉人没有该四至界限图，也未调取到该图纸，该图纸能够反映上诉人通过拍卖所取得的荒山范围。三、被上诉人向第三人登记的“凉风洞”林地包含在上诉人拍卖取得荒山内，上诉人基于《荒山拍卖协议》对涉案“凉风洞”享有使用权，被上诉人将“凉风洞”林地登记给第三人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存在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绥阳县自然资源局二审中答辩称：一、根据上诉人行政起诉状记载，上诉人于2018年9月15日知晓被诉林权证的存在，其于2019年5月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6个月的起诉期限。二、案涉林地的林权登记颁证依据充分、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程洪贵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供书面参诉意见。本案一审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一审卷宗），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首先，对于上诉人通过拍卖取得的绥阳县太白镇新寨村唐家后头的荒山，其与绥阳县太白镇新寨村委会于2002年签订的《荒山拍卖协议》约定的北界并不明确，上诉人也未提供其他依据佐证唐家后头的荒山明确的四至范围，是否包含涉案“凉风洞”林地依据不充分。其次，即使上诉人《荒山拍卖协议》载明的四至包含了涉案“凉风洞”林地，但其提供的绥阳县林业局的调查报告来看，表明其承包的位于具有土地承包证和山林证的部分农户的土地和林地，该调查报告建议有关部门协同太白镇政府将上述土地和林地归还农户或引导双方协商重新完善承包手续。第三，被上诉人系依据第三人1984年的承包合同，并履行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相关法定程序后向其登记的本案“凉风洞”林地。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第三人颁证登记的“凉风洞”林地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向第三人登记的“凉风洞”林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袁科喜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陈述于2018年9月15日知道争议地已向第三人登记颁证的事实，上诉人即使当时知道被诉林权登记的具体内容，但其并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关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期限应当适用最长一年的规定，上诉人于2019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并不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起诉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袁科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永群审判员  冯再军审判员  方 兵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王喻庆书记员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