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54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建中，女，汉族，1953年4月3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石长有，男，汉族，1949年10月4日出生，住郑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明中，女，汉族，1951年4月18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国旺，河南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纲，男，汉族，1944年9月15日出生，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杰，河南啸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河南啸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弓健敏，女，汉族，1973年3月18日出生，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志峰，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吕龙，男，汉族，1976年2月27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系梁帮全继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国旺，河南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建中、石长有、夏明中因与被上诉人李国纲、弓健敏及原审被告吕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建中、石长有、夏明中共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国纲的诉讼请求，或判令弓健敏承担还款责任。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国纲、弓健敏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起借款合同系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以夏建中的名义拼接、伪造实施诈骗，一审法院（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民事判决应予撤销。首先，《借款合同》合同签订日期注明为2014年9月18日，合同签订时间比约定借款时间、借款期限提前一个月，上诉人不可能与被上诉人李国纲9月18日签合同，约定一个月以后由李国纲出借资金，合同签订日期与约定借款期限明显有悖常理相互矛盾。其次，借款合同最后一页的纸张与该合同封皮及前四页的纸张明显不同，合同第五页与合同前几页相比明显老旧，该合同人为拼接、伪造痕迹明显。再次，借款合同最后一页的字体也与合同前几页明显不是一种字体，合同附件借款收据中“夏建中”签名字体与收据其他内容、日期字体均不相同。一审判决确认，涉案合同前四页与最后一页的字体明显不一致，认为没有鉴定必要，可知上诉人夏建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能够相互予以印证，涉案《借款合同》及《收据》显系拼接伪造。诉讼中被上人李国纲自认收到该笔借款7个月利息，事实上，本案在一审、二审、重审中已经查明分别于2015年4月20日，5月20日向李国纲网银转账付息19800元的两个银行卡号，是被上诉人弓健敏的，弓健敏在本案重审、二审、再重审，法庭上均提供转账凭证亲口承认，是她本人分别通过她的两张银行卡号为（62×××72）和（62×××79）的银行卡向李国纲支付的利息，上诉人夏建中与被上诉人李国纲之间既不存在借款合意又不存在借款关系，被上诉人李国纲无权据此向各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上诉人夏建中以前曾通过福泽公司办理过贷款业务，2014年6月20日，福泽公司业务经理李来敏，以办理资金过桥必须使用夏建中本人的身份证原件、银行卡、网银U盾，派福泽公司工作人员拿走夏建中的身份证原件、银行卡、网银U盾，用后一直不还，夏建中被公安机关限制在开封无法回郑州索要，后经公司新会计多次索要直到2015年6月后才归还。在此期间，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利用手头掌握夏建中身份证、银行卡、网银U盾等资料的便利条件，诱使被上诉人李国纲签订虚假借款合同。本案所涉借款实际上是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以上诉人夏建中的名义，利用拼接、伪造的虚假借款手续，骗取被上诉人李国纲的出借资金。自2014年10月9日至2015年4月17日，被上诉人弓健敏利用上诉人银行账户倒账九笔，共转走资金478万元，其中包含2014年10月14日李国纲转入上诉人夏建中被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控制账户的110万元，该款上午11点到账下午14点即被弓健敏以代理人身份转走，夏建中对该笔借款根本不知情。夏建中发现自己被借款后，向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报案，该局于2018年8月23日受理，10月11日决定立案侦查，案号：郑公郑东（侦）立字［2018］15081。各上诉人认为，（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民事判决判令，各上诉人承担还款和担保责任无事实与和法律依据应予撤销。二、（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与判决结果相互矛盾，不能令各上诉人信服应予撤销。（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民事判决查明：“2014年9月18日，原告李国纲通过郑州福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放借款，公司经办人称夏建中要用钱，2014年10月14日，李国纲通过本人工商银行账户（62×××49）向夏建中银行账户（62×××25）转账110万元。转账后，公司经办人把夏建中留在公司的空白借款合同拿给李国纲签字，并将收据交给李国纲。”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在被上诉人李国纲主张的借款过程中，李国纲无论是在放款前、签合同及放款后均未要求福泽公司与上诉人夏建中见面，更未有过任何接触，根本不认识夏建中。李国纲根本就未确认、核实过借款人的真实身份及借款合同、借据的真假。其只是单方从福泽公司经办人处获知借款人是夏建中，见到的是福泽公司提供的所谓夏建中签名的借款合同、借据等手续。李国纲对于出借巨额资金，既不核实、确认借款人的身份及借款合同和借据的真假，又不核实该笔借款是否真实存在，主观上存在明显过失，以致被骗应自行承担损失。“在原告李国纲转款当天，郑州福泽投资有限公司出纳弓健敏拿着夏建中投资做资金过桥时留在公司的银行卡、身份证、凭密码将该款取走存入本人账户，后通过本人账户将该款转给公司其他客户。”以上事实充分证明，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利用手头掌握上诉人夏建中身份证、银行卡、网银U盾等资料的便利条件，诱使被上诉人李国纲签订虚假借款合同，骗取其出借资金。被上诉人弓健敏受阮秋红的指使，利用控制夏建中身份证、银行卡、密码的机会，参与从事诈骗犯罪活动，夏建中与被上诉人李国纲之间不可能存在借款合意，也根本未收到被上诉人的出借资金。根据上诉人的申请，一审法院调取郑东公安分局讯问嫌疑人阮秋红，询问证人赵某、弓健敏、刘某等人的笔录可以证明，凡是福泽公司经手的借款均办有公证，被上诉人弓健敏证实夏建中通过福泽公司办理的借款均已还清，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以夏建中的名义诈骗李国纲。以上事实再次印证，夏建中从未向李国纲借过任何借款，（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民事判决判令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李国纲承担还款及担保责任，查明事实与判决结果明显相互矛盾应予撤销。三、一审法院以（2019）豫01民终14673号民事裁定书内容作为判决依据明显错误，（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民事判决应予撤销。上诉人夏建中认为，（2019）豫01民终14673号民事裁定及一审判决理由，均严重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严重损害各上诉人的利益应予撤销。（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民事判决认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4673号民事裁定认定，本案借款合同的主体为出借人李国纲，借款人夏建中，保证人石长有、夏明中、梁帮全。《借款合同》上各方的签名均真实无误。故，李国纲依据《借款合同》起诉夏建中、石长有、夏明中、梁帮全。一审追加的弓健敏系案外人福泽公司的出纳。案外人福泽公司因涉嫌诈骗本案当事人夏建中等人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非基于同一事实，二者之间没关联性。（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民事判决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4673号民事裁定书内容作为判决理由，既损害各上诉人的利益又与一审查明事实不符，不能令各上诉人信服。上诉人夏建中向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报案，是发现福泽公司、阮秋红、弓健敏等人利用手头掌握上诉人夏建中身份证、银行卡、网银U盾，控制其银行账户的条件，利用2014年9月和2015年4月两次办理80万元借款一还一贷业务时，诱骗夏建中多填写几分空白借款合同，在借贷双方均不在场的情况下，伙同郑州市绿城公证处卢珊珊违规公证拼接、伪造虚假借款合同，以夏建中、谢坤、陈宪元、杜海龙等人的名义对外借款进行诈骗。弓健敏在诈骗出借资金到账后，以夏建中等人代理人的身份，将赃款取走拆分给公司其他客户或发放工资，直接受害人韩明堂、被上诉人李国纲等，间接受害人夏建中、夏明中、梁帮全、石长有、谢坤、陈宪元、杜海龙等人。上诉人夏建中报案，是基于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以其名义实施诈骗，而非上诉人夏建中被骗。一审法院（2018）豫0103民初4904号民事裁定书查明：2014年9月18日，被上诉人李国纲向福泽公司出借借款，公司经办人说夏建中要用钱，2014年10月14日，李国纲通过其本人账户向夏建中银行账号转账110万元。转款后，经办人把夏建中留在公司的空白借款合同，拿给李国纲签字并将借款合同和收据给李国纲。在转款当天，被上诉人弓健敏拿着夏建中的银行卡、身份证、凭密码将该款取走存入本人账户，后通过本人账户将该款转给公司其他客户，被上诉人李国纲自认收到7个月利息，不知道是何人转的，夏建中否认支付过利息。一审法院（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民事判决查明：“2014年9月18日，原告李国纲通过郑州福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放借款，公司经办人称夏建中要用钱，2014年10月14日，李国纲通过本人工商银行账户（62×××49）向夏建中银行账户（62×××25）转账1100000元。转账后，公司经办人把夏建中留在公司的空白借款合同拿给李国纲签字，并将收据交给李国纲。该判决再查明，“在原告李国纲转款当天，郑州福泽投资有限公司出纳弓健敏拿着夏建中投资做资金过桥时留在公司的银行卡、身份证、凭密码将该款取走存入本人账户，后通过本人账户将该款转给公司其他客户，或用于发放员工工资”本案在上次重审期间，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证明郑公郑东（侦）立字［2018］15081号郑东分局正在侦查的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诈骗案，包括本案涉及的110万元，谢坤等人被骗案与本案系同一事实。一审法院（2018）豫0103民初490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上诉人夏建中、被上诉人李国纲之间的所谓借贷手续，均系福泽公司所为，福泽公司涉嫌刑事犯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该案尚未侦查终结，上诉人、被上诉人李国纲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暂无法认定，驳回被上诉人李国纲的起诉正确。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的情况下，却作出（2019）豫01民终14673号民事裁定认为，福泽公司涉嫌诈骗本案当事人夏建中等人，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调查不是同一事实，两者没有关联性，本案在案证据均证明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拼接、伪造借款合同实施诈骗。根据上诉人夏建中的申请，一审法院调取郑东公安分局讯问嫌疑人阮秋红，询问证人赵某、弓健敏、刘某等人的笔录可以证明，凡是福泽公司经手的借款均办有公证，被上诉人弓健敏证实夏建中通过福泽公司办理的借款均已还清，弓健敏用自己的两张银行卡，以夏建中的名义向被上诉人李国纲支付借款利息，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以夏建中的名义诈骗李国纲，夏建中和被上诉人李国纲之间根本不存在借款合意，更不存在真实借款关系。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顾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作出（2019）豫01民终1467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借款合同各签名真实有效，认为本案与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诈骗案非同一事实，两者之间不具关联性，并以此为由撤销一审法院（2018）豫0103民初4904号民事裁定书，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根本未向被上诉人借款，根本未收到借款。一审法院根据同一事实且根据上诉人夏建中申请调取证据，再次查明，本案借款是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实施诈骗，弓健敏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亲口承认夏建中通过福泽公司办理的贷款均已还清，本案明显就是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诈骗李国纲。该判决却认为，合同前四页与最后一页的字体明显不一致，没有鉴定必要更加印证本案借款合同系拼接、伪造。一审法院在已经查明本案与正在侦查的郑公郑东（侦）立字［2018］15081号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诈骗案系同一事实的情况下，违背查明事实，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4673号民事裁定书内容为依据，判令各上诉人承担还款及担保责任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就同一事实作出相反的判决，明显是屈服于（2019）豫01民终14673号民事裁定书的压力，未能做到坚持自己应有的原则，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不能令各上诉人信服。上诉人夏建中认为，一审法院（2018）豫0103民初490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适当，处理结果正确。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4673号民事裁定书及一审法院（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相互矛盾，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严重损害各上诉人的利益，严重显失公平应予撤销。四、被上诉人李国纲凭伪造合同诉请各上诉人承担责任，明显是恶意诉讼，其请求不能获得支持。综上，各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李国纲依据拼接、伪造的借款合同，向各上诉人主张权利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就同一案件事实作出的判决结果相互矛盾，一审法院（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判决应予撤销。各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国纲的诉讼请求，或判令被上诉人弓健敏承担还款责任。李国纲辩称，一、一审认定部分事实不当。本案历经三次一审程序，（2018）豫0103民初4904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事实与（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判决书中认定事实系对本案借款当时的事实描述，但（2019）豫0103民初14889号认定的事实显然不当，第一，本次一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再就借款当时的事实再行举证及描述，正常情况下，该次一审认定的事实应同以上4904号案件认定事实一致；第二，本案借款当时，系以上第二次一审中查明的事实，即李国纲并非放借款，是李国纲在夏建中及保证人先签好的《借款合同》上签字，然后按照该《借款合同》指定的接受出借款项的夏建中名下的工商银行账户转款，转款完毕后，该公司经办人将以上双方签好的《借款合同》及夏建中出具的相应《收据》交付李国纲。本次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显然同4904号案件认定事实及本案客观事实不一致，本案一审同本案上次一审为同一合议庭成员，在当事人无新证据佐证情况下，该不一致之处显然不应产生的，该结果也会导致当事人及二审法院审理案件时受到不当影响。二、上诉人称本案借款合同系福泽公司、阮秋红等人以夏建中的名义拼接、伪造实施诈骗，既无事实依据，更无相应法律依据。第一，本案借款合同备注日期并非实际签订日期，也就不可能存在上诉人所述的“有悖常理相互矛盾”之说。李国纲签订该合同时已是一七旬老人，也不可能注意到夏建中备注的日期，或者识破上诉人一定程度上设置好的圈套。第二，关于本案合同前几页同最后一页纸张是否相同的问题更不应作为上诉人推卸还款责任的依据。上诉人明确认可，其在2014年下半年为让福泽公司帮忙筹集过桥资金，而对福泽公司签订的有许多空白合同。即便借款合同出现前后纸张颜色及字体不一样情形，该情形显然也系上诉人故意为之，以达到其推脱还款及担保责任的目的。上诉人现就此一再提出疑问，即是明证。第三，一审判决也从未确认上诉人上述合同存在字体不一的事实，上诉人该主张仅是其单方推测而已。第四，上诉人自述的其身份证原件及银行卡、密码、网银U盾交由福泽公司保管，且无法要回的主张，既不符常理，也无确凿证据相佐证。第五，上诉人称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弓健敏自银行柜面转账取走银行卡中的110万元巨款，完全不符银行的日常操作流程及常理；第六，上诉人以支付利息非其本人，主张同李国纲未达成借贷合意根本不能成立。借款人是否以自己的名义向出借人支付利息，完全是由借款人决定的，无视《借款合同》上上诉人本人签名，以非夏建中本人账户支付的利息，来否认借贷合意，显然无法成立。第七，夏建中称对弓健敏利用其账户转款并不知情，对本案借款并不知情完全背离客观事实。夏建中称其发现自己被借款后，向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报案，该局于2018年8月23日受理，10月11日决定立案侦查，事实是，李国纲是2017年7月立案起诉，法院后向其送达应诉手续，于2017年11月22日就本案对其做了《询问笔录》，2018年1月底判决下达。三、一审判决即便认定事实有不当之处，但并不影响判决结果的正确。四、上诉人认为李国纲未尽到借款审查义务，系其单方推测，毫无事实依据，更无充足证据相佐证。五、上诉人自称的通过福泽公司借款均有公证等主张系其单方陈述，根本不足为证，更不能证明其主张。同时，自上诉人通过福泽公司对外借款的《借款合同》可知，对外借款业务，均有统一格式合同，即仅最后一页有出借双方及担保人签名，前几页均没有，本案《借款合同》即是该合同格式，是上诉人和福泽公司提供好的格式合同。六、上诉人在本案《借款合同》上签字，并在相应收据上签字，且在指定账户中也接收到了李国纲交付的出借款项110万元，双方间借贷合意及实际出借均属客观事实。假设上诉人自述的签订的是空白《借款合同》及《收据》存在，其主张也不能成立。上诉人对本人签字，尤其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并加盖指印，又在相应《收据》上签名并加盖指印的行为，自然明白其相应法律后果。七、本案借款事实同福泽公司因涉嫌诈骗夏建中等人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非基于同一事实，二者之间没有关联性。八、上诉人所述“李国纲凭伪造合同诉请各方被答辩人承担责任，明显是恶意诉讼”，该主张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本案《借款合同》系李国纲和上诉人各方本人签名，李国纲也依照该合同指定的夏建中名下银行账户支付出借款项110万元，夏建中也认可其该账户上已收到该110万元，其自称的该银行卡、密码等被福泽公司保管无确凿证据予以佐证，基于此，夏建中及相应保证人均应对自己所进行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即夏建中应依法偿还李国纲借款并承担相应利息，相应保证人均应依法承担相应连带担保责任。弓健敏辩称，弓健敏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主要原因如下：从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本案实际涉及两个法律关系。第一是李国纲与夏建中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该层法律关系中，弓健敏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所以诉求弓健敏承担借款还本付息的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层法律关系，弓健敏作为公司的出纳，将钱从夏建中账户转出的行为形成的夏建中与郑州福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一层法律关系中，弓健敏的行为是一个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其所在的郑州福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来承担。综上所述弓健敏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吕龙述称，同意夏建中、石长有、夏明中的上诉意见。李国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所借原告110万元及相关利息；2．被告支付处置违约金5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8日，原告李国纲通过郑州福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放借款，公司经办人说夏建中要用钱。2014年10月14日，原告李国纲通过本人工商银行账户（62×××49）向夏建中银行账户（62×××25）转款1100000元。转账后，经办人把夏建中留在公司的空白借款合同拿给李国纲签字，并将收据交给夏建中。该合同显示：原告李国纲（甲方，出借人），被告夏建中（乙方，借款人）、梁帮全、夏明中、石长有（丙方，保证人），合同编号：FZ-J字2014第127-3号），合同条款载明，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款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整，期限12个月，自2014年10月14日起至2015年10月13日。借款利率为月息18‰，从出借人实际交付借款之日起计息。乙方借款用途为投资经营，乙方应合法使用借款，不得用作违法活动。乙方还款方式：按月付息。丙方接受乙方的委托为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第十四条6、在本合同履行期间，乙方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或无力清偿欠款，而最终导致甲方或债权受让人付诸法律的，除承担全部费用外，乙方还应向甲方或债权受让人支付借款额的5%作为处置违约金。第十七条合同各方自愿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乙方、丙方承诺：如不能按时还款付息，届时放弃诉权并愿意接受有管辖权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收据载明“今收到李国纲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整（￥1100000.00）。此收据为主合同（合同编号：FZ-J字2014第127-3号）附件收到人：夏建中2014年10月14日”。在原告转款李国纲的当天，郑州福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纳弓健敏拿着夏建中投资做资金过桥时留在公司的银行卡、身份证复印件凭密码将该款取走存入本人账户，后通过本人账户将该款转给公司其他客户。诉讼中，原告李国纲自认收到7个月的利息。另查明：2018年8月23日，夏建中向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报案，称通过郑州福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筹借资金被骗，该局已立案侦查，现尚未侦查终结。再查明：被告夏明中、梁帮全于2013年1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9月19日离婚。被告夏明中与梁帮全系再婚，未生育子女，被告吕龙系被告夏明中的婚生子。一审法院认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4673号民事裁定认定：该案借款合同的主体为出借人李国纲，借款人夏建中，保证人石长有、夏明中、梁帮全。《借款合同》上各方的签名均真实无误。故李国纲依据《借款合同》起诉夏建中、石长有、夏明中、梁帮全。一审追加的弓健敏系案外人福泽公司的出纳。案外人福泽公司因涉嫌诈骗该案当事人夏建中等人被公司机关刑事立案侦查，与该案民间借贷纠纷非基于同一事实，二者之间没有关联性。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1000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按照月利率18‰支付利息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款合同约定利息为月利率18‰，现原告自认被告已经偿还了7个月的利息，利息已支付至2015年5月份，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月利率18‰支付自2015年6月起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借款利息的请求，于法有据，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处置违约金55000元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以11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即2200元）支持原告自2015年10月14日至2017年11月14日期间的处置违约金共计55000元。综上所述，被告夏建中应当偿还原告李国纲借款本金1100000元及处置违约金55000元，并支付以11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8‰的标准计算自2015年6月起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期间的利息。被告夏明中、石长有、梁帮全作为连带担保人，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免除担保责任，故应按照合同约定对夏建中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梁帮全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死亡，原告未能提供其合法的继承人信息，梁帮全与被告夏明中结婚时，被告吕龙已成年，吕龙与梁帮全未形成抚养关系，吕龙不是梁帮全合法的继承人，故不应承担责任。被告弓健敏不是借款合同当事人，不承担责任。被告夏建中申请对合同前四页与最后一页的纸张、字体及收据中签名以外的字迹进行鉴定，因合同前四页与最后一页的字体明显不一致，没有鉴定的必要；夏建中在收据上签字，视为对收据内容的确认且原告款项确实汇入其银行卡中，亦没有鉴定的必要，故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夏建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国纲偿还借款本金1100000元、支付处置违约金55000元，以上共计1155000，并以11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8‰的标准计算自2015年6月起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期间的利息；二、被告夏明中、石长有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对被告夏建中的上述债务向原告李国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依法向被告夏建中进行追偿；三、驳回原告李国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95元、保全费用5000元，由被告夏建中、夏明中、石长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夏建中、石长有、夏明中上诉称应驳回李国纲的诉讼请求，但其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4673号民事裁定认定：“本案借款合同的主体为出借人李国纲，借款人夏建中，保证人石长有、夏明中、梁帮全。《借款合同》上各方的签名均真实无误。案外人福泽公司因涉嫌诈骗本案当事人夏建中等人被公司机关刑事立案侦查，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非基于同一事实，二者之间没有关联性。”李国纲于2014年10月14日通过本人工商银行账户（62×××49）向夏建中银行账户（62×××25）转款1100000元；转账后，经办人把夏建中留在公司的空白借款合同拿给李国纲签字，并将收据交给夏建中；夏建中向李国纲出具的收据载明：“今收到李国纲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整（￥1100000.00）。此收据为主合同（合同编号：FZ-J字2014第127-3号）附件收到人：夏建中2014年10月14日”。在李国纲转款给夏建中的当天，郑州福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纳弓健敏拿着夏建中投资做资金过桥时留在该公司的银行卡、身份证复印件凭密码将该款取走存入本人账户，后通过本人账户将该款转给公司其他客户；李国纲自认收到7个月的利息。依据当事人提交证据以及本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故本院对夏建中、石长有、夏明中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夏建中、石长有、夏明中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95元，由夏建中、石长有、夏明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鹏审判员 张永军审判员 于岸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