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63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负责人：刘一丁，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琳、刘兴伟，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负责人：姜春颖，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平，该所律师。原审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大北关街。负责人：王迪，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琳、刘兴伟，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因与被上诉人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原审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4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宁担任审判长（并任主审），与审判员鞠安成、刘春杰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不能通过故意拖延签署书面合同、恶意诉讼而获得巨额利益，法院更不应支持鼓励被上诉人利用通晓法律、利用司法的优势获得超过委托关系成立时预期的利益。1、被上诉人在2018年代理上诉人诉成达牧业、恒信担保公司金融借款纠纷案件之初，向上诉人申报的基础费用是10万，风险费用按以下标准计算：收回现金的按照6%计算，以资抵债的按5%计算（详见2018年5月15日上诉人保全部的《关于推荐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代理案件的请示》）。2、被上诉人在与本案同时，向沈河法院提起诉讼的另三起案件中，被上诉人报价的基础代理费用均不超过五万元，而被上诉人起诉本案所要求的律师代理费金额却是近百万。被上诉人的这四个诉讼（含本案）都是恶意通过诉讼，骗取法院支持其获取超出原报价的巨额代理费。其一：被上诉人就上诉人诉铁岭秋林木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代理费，起诉要求按照辽宁省律协收费标准计算律师代理费108万元，但其实际报价的基础代理费仅是2万元。其二：被上诉人就上诉人诉沈阳朗朗机电设备销售中心借款纠纷一案的代理费，起诉要求按照省律协收费标准律师费为67万，但被上诉人实际报价的基础律师费用仅为4万。其三：被上诉人就上诉人诉辽宁益德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件的代理费，起诉要求按照省律协收费标准律师费计算为78万，而被上诉人实际报价的基础律师费用仅为5万。这些清楚的显示被上诉人在明知《辽宁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明显高于银行业不良资产诉讼委托代理费市场价格和交易前例收费标准的情况下，不签署合同，恶意起诉主张适用《辽宁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计算案件代理费，这实际是利用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上诉人与其交易，明显属于不正当价格行为。如果法院支持了被上诉人的主张，相当于支持和鼓励被上诉人的这种恶意的欺骗行为，支持所有律师事务所通过故意不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的行为，扰乱正常的通过竞争确定的市场价格秩序，相当于允许人们恶意利用法院诉讼达到原本正常市场交易所不能达到的高额收费目的，变相鼓励律师事务所通过这种不正当价格行为获得正常签署合同根本不可能期许的意外高额律师费。二、被上诉人属于专业的律师事务所，故意拖延不签署书面合同，其应对于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承担完全的过错责任，并应承担未签订书面合同的不利后果。本案的委托事项为律师代理委托，被委托人，即被上诉人是专业的律师事务所，较于一般的合同相对人应有更多的法律意识，其更应该知道不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可能导致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不利后果。而且，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曾催促被上诉人签署书面合同，但被上诉人却置之不理，故意拖延。本案因未签订书面合同，导致包括价款或报酬在内的事项均处于不明状态，对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并承担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三、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前存在着交易习惯，即基础代理费不按案件标的比例计算，固定为2-5万。原审判决认定“原被告双方未形成固定交易习惯”是完全错误的。被上诉人自2011年开始为上诉人服务，已签了委托合同的四个案件，基础代理费均为1-5万元，从未按案件标的比例计算。1、2014年12月，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诉沈阳金岳霖商贸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份，案件标的508万，律师代理费3万元；2、2016年1月25日，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诉辽宁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发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件标的1066万，代理费为每审程序3万元。3、2016年1月25日，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诉辽宁威力机械有限公司之间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案件标的近2000万，律师基础代理费为5万元。4、2011年，王忠平律师在辽宁法德律师事务所期间，代理上诉人诉刘军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基础代理费仅1万元。《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格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委托合同关系成立(虽然没有签署书面的合同，但符合最高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规定的“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既然属于合同生效，在没有价格约定的情况下，则应第一优先应考虑交易习惯。而本案中，双方存在多次的案件委托，所有委托代理诉讼案件中，基础律师代理费均未按照案件标的比例计算，均是在固定为1-5万范围内，这即是非常明确的交易习惯。四、银行业不良资产诉讼有自己的市场价格。在沈阳，银行业不良资产类诉讼案件的律师费普遍较低，这是由银行不良资产诉讼案件的性质单一、工作量简单、可复制和法律服务市场供需关系、自由竞争所决定。被上诉人在接受案涉诉讼案件委托时就是明知的，且被上诉人曾经代理过上诉人的类似案件，并签署过书面委托合同，约定了价格。而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委托代理协议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委托代理协议（详见一审原告证据第四组），这些都足以说明沈阳市银行业不良资产诉讼的市场价格参考，都是风险代理，有全风险的（无基础代理费），或半风险的（基础代理费+风险代理部分），半风险代理费中基础代理费不是按照案件标的比例计算，而是固定费用，一般不超过10万元（含查封保全）。五、行业指导标准不是市场价格，也不是市场调节价。原审判决将“行业指导标准”定性为“市场调解价”违反法律规定、存在重大错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放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规定：律师服务（刑事案件辩护和部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代理除外）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条“市场调节价，是指由经营者自主制定，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市场调节价即是《合同法》第六十二条所规定的“按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中的市场价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2017年第6号）《行业协会价格行为指南》第九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行业协会从事以下价格行为，具有明显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法律风险极高：（四）发布行业内指导价、基准价、参考价、推荐价等具有引导性的价格。”从上述规定分析，市场调解价最重要的法律特征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而辽宁省律师协会制订的行业指导标准恰恰没有经过市场竞争，所以，辽宁省律师协会在上诉人咨询时明确回复，其收费标准并不是行业指导价。而在实践中，律师在行业指导标准以下参加竞标报价的不计其数，最终确定价不足辽宁省律师协会收费标准1%的也有实例。鉴于此，可以确定律协的收费标准不能作为“行业指导标准”，而行业指导价也并不能作为“市场调解价”或“市场价”的参照或比照标准，这是完全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价格原则的，更是违反合同法的。六、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5月2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1民初67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银行存款3981万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保全了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20号建筑面积4325平方米房产，该房产2016年11月评估总价为50589500元。但该事实是虽然保全了资产，但该资产在产权性质及办理产权证方面存在了很大瑕疵，无法保证在不能拍卖的情况下可以更名过户，所以该财产的保全并不是像被上诉人向银行汇报的那样具有价值，这也正是双方对最后的合同版本未能签署的原因，双方对基础费用和风险代理的比例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风险代理费何时支付存在争议，被上诉人不敢确定为该财产更名过户后支付律师费。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是否完成保全和双方是否存在交易习惯、银行不良资产诉讼市场价格等问题的认定与事实明显不符。并且适用法律错误，将法规明确规定不可以作为市场指导价格的律协收费标准作为行业指导价，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存在重大错误。如果不能被纠正，原审判决将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将鼓励更多律师事务所比照原审判决通过误导当事人先委托案件，再故意不签署委托合同的方式，恶意取得不当利益。法院的司法公正将被破坏，法院的公信力将被质疑。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的尊严。被上诉人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辩称：一、双方从未就委托费用达成过任何口头或书面上的合意，被上诉人也没有做出过免费代理的承诺。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理其诉成达牧业借款合同案件时，基于查封保全紧迫的实际情况，上诉人提出先开展代理工作，后补办代理合同的要求，因被上诉人曾代理过上诉人的案件，基本都是先作工作，后签协议，因此，被上诉人表示理解并接受了代理。当时，被上诉人掌握被告人的财产线索，所以在第一次与上诉人保全部负责人胡纳新洽谈代理工作过程中，提出以案件标的计收10%代理费的要求，胡纳新没有表态，以需要请示行领导后决定为由回复。在上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后，被上诉人受托办理了立案工作，并在2018年5月2日上诉人缴纳保全费的当天，即完成了保全5000万财产的代理工作（该财产线索即为和鑫律所提供），并于同年12月初完成诉讼代理工作。完成上述工作后，被上诉人屡次与上诉人协商洽谈代理合同签订事宜，但华夏银行的保全部及合规部却互相推诿，先是合规部对被上诉人提出的具体代理费标准不予认可，后各自提出苛刻的结算方案，且合规部和保全部提出的方案也不一致，被上诉人不予认可。2018年11月16日，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微信催促被上诉人与胡纳新继续协商律师费用问题，但双方此后亦未能取得一致意见。2018年底，上诉人将该笔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公司。在以上代理过程中，被上诉人从未就律师费事宜与上诉人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合意。二、双方不存在既定的交易习惯和合作模式。上诉人提交的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其他案件代理合同：1、辽宁威力贷款案件为半风险代理，固定律师费5万，执行完成后按3%支付代理费用，该案件实际受偿2200万元，上诉人实际支付律师费53万元；2、辽宁宏宇案件为一般代理，一审和二审各支付固定律师费3万元，共计支付6万元；3、沈阳鑫岳霖案件为一般代理，上诉人支付诉讼及执行代理全过程的固定代理费3万元。此外，上诉人提交了其与其他律师事务所签署的代理合同，其中包括：1、与辽宁法德律师事务所签署的刘军借款案（该案件由法德律所王忠平律师代理，现王忠平律师执业于被上诉人，亦为被上诉人的本案代理人），代理方式为半风险，代理费为固定费用1万元，执行完成后按15%支付律师费；2、与辽宁法德律师事务所签署的沈阳中油借款案，代理方式为全风险，代理费按实际回收额5%支付。3、上诉人提交的与其他律所的代理合同。综上，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代理合同，没有任何两份合同在代理模式和代理费用上相互一致，可见，委托与受委托双方就具体案件均需单独协商代理模式和费用标准。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最高院判例认定标准，交易习惯需符合以下三点：1、以往交易存在于争议双方；2、争议双方对以往历史交易均予认可；3、争议双方以往的固定方式交易要存在三次以上。参照上述标准，上诉人提交的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其他案件代理合同中，没有任何两份合同的代理模式和代理费结算标准相互一致，本案争议双方任何一方套用上述任何一次历史交易作为交易惯例的话，均会引起不利的一方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另一历史交易作为反驳，双方各自均缺乏充分的依据（因均不能提交1次以上的固定方式交易）。因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存在既定的交易习惯和合作模式。三、在双方没有就代理费结算标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按《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支付律师代理费，符合公平的法律原则。虽然被上诉人提供了财产线索，成功完成了查封保全工作，降低了上诉人不良贷款的回收风险，也根据自身的作出的工作价值提出过律师费的议价标准，但并未得到上诉人的承诺。同样，被上诉人也不同意上诉人后期以及诉讼期间提出的律师费用支付标准，双方就代理结算标准从未达成过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判令按《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支付律师费用，符合法律规定，辽宁省内各级法院对该类型案件亦采纳相同意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原审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原告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1560390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3月接受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保全部针对下属大东支行与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一案的咨询，并征得被告同意后从被告处获得了全部案涉资料进行案件分析和研究。经研究，原告认为本案符合诉讼条件，同时，原告方对借款人的财产状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掌握了重要的财产线索，遂及时的将案件所涉及的工作重点、整体诉讼方案、财产线索及律师代理费数额向被告的领导做了汇报，获得了被告的认可。但由于被告方签订代理合同需层层审批，被告认为对借款人的财产进行查封保全的工作等不及原被告之间签署代理协议后进行，遂与原告协商先行开展案件的代理活动，而后签署具体的代理协议。原告对此表示理解，并立即着手开始准备诉讼材料，在完成诉前准备工作后于第一时间代理被告向法院申请立案、协助被告及法院到大连及新民进行送达、协助法院对借款保证人的财产进行了查封冻结、并代理被告出庭、最终代理被告与借款人及保证人达成案件的调解。因原告提供的财产线索，被告无任何担保的信用贷款在起诉后保全查封到足额的财产，使被告的该笔不良贷款的回收风险大大降低。由于被告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经停产，大连成达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搬迁无法联系，诉讼送达工作一度陷入停滞，但经过原告的多方努力，该案在同年12月3日取得（2018）辽01民初675号民事调解书，至此，原告完成了所有诉讼期间的代理工作。原告曾多次向被告催促签订代理合同，并向其提出支付代理费的请求，但被告一直予以拖延、并不正面回复，双方就代理费用的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期间，原告获悉被告已经将上述借款产生的债权转让给资产公司。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应当支付合理的律师代理费用，因此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依据辽宁省律师收费标准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因与案外人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委托原告律师姜春颖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并于2018年4月20日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反诉或者上诉、申请执行”。原告接受委托后，完成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与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大连成达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王德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立案及财产保全工作。该案于2018年5月2日立案，诉讼本金为35000000元，利息为4813472.6元（计算至2018年4月19日），共计39813472.6元。2018年5月2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1民初67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银行存款3981万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保全了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20号，建筑面积4325平方米的房产，该房产2016年11月评估总价为50589500元。2018年9月20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又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原告律师王忠平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其与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和解及调解，代为接收法律文书”。2018年11月7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与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大连成达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王德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开庭审理，原告指派王忠平律师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参与了该案的庭审。2018年12月3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1民初675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被告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剩余贷款本金3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及复利（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2018年4月19日为4813472.6元，2018年4月20日以后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被告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大连成达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王德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追偿；三、各方当事人再无其他争议。如未按本调解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0867元，减半收取120433.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大连成达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王德宽共同负担。”现原告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因代理费问题发生纠纷，原告起诉来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依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于2018年4月20日、2018年9月20日为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可以确认原告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原告接受委托后，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代理人身份参与其与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大连成达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王德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完成该案的立案、保全及庭审等相关工作，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的（2018）辽01民初675号民事调解书已生效，原告已完成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委托的工作，被告应支付原告代理费。关于代理费数额，因原、被告未签订书面代理协议，原告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告同意其主张的代理费金额，依据《辽宁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关于“代理民事诉讼案件，涉及财产关系的，按照诉讼（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收费：（1）10万元以下部分（含10万元）收费比例为8%-10%，收费额不足5,000元的每件按5,000元收取；（2）10万元至50万元部分（含50万元）为7%-9%；（3）50万元至100万元部分（含100万元）为6%-8%；（4）100万元至500万元部分（含500万元）为5%-7%；（5）500万元至1,000万元部分（含1,000万元）为4%-6%；（6）1,000万元至2000万元部分（含2,000万元）为3%-5%；（7）2,000万元至5000万元部分（含5,000万元）为2%-4%；（8）5,000万元以上部分，为1%-3%。”以诉讼标的额39813472.6元，按照最低收费比例累加计算，被告应支付原告应收取的代理费金额为1162269元。关于被告主张应按交易习惯确定律师代理费数额。因本案原被告双方并未形成固定的交易习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律师服务（刑事案件辩护和部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代理除外）。除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包括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提供的下列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1、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2、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3、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律师代理费应按照市场调节价确定。《辽宁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系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部分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制定的行业指导标准，依据该标准确定本案律师代理费数额符合法律规定，故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将诉讼请求的律师代理费调整至1958539元，因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内补缴案件受理费，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162269元；二、驳回原告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843元，由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负担14036元，由原告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负担4807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年5月15日华夏银行保全部制作的《关于推荐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代理案件的请示》，证明：被上诉人就该案件给上诉人的报价是基础费用10万元，风险部分为收回现金的，按照收回金额的6%，以资抵债的，按照抵债金额的5%。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该文件是上诉人内部工作流程，对被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该代理协议条款在2019年6月1日通知过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同意该协议条款。且该证据与上诉人出庭的证人证言互相矛盾，有伪造证据的嫌疑，其证据缺乏可信性。原审被告质证意见：同意上诉人的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因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故对于该证据的效力，本院需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2、被上诉人就其代理上诉人诉铁岭秋林木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沈阳朗朗机电设备销售中心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辽宁益德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件的三个律师代理费争议案件的三份起诉状、三份委托合同邮件，证明：被上诉人就代理案件给上诉人的报价都是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基础费用不按标的比例计算，只是固定费用2-5万元）报价，远远低于省律师协会收费指导标准。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这三个案件均因未与上诉人达成一致意见而未签署代理协议，被上诉人已经就上述案件的代理费问题提起诉讼。上述协商的条款不能作为交易惯例予以参照。原审被告质证意见：同意上诉人的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因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故对该证据效力，本院需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3、《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放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2017年第6号）、《行业协会价格行为指南》、《辽宁省律师协会章程》、《辽宁省律师协会理事会工作规则》、《辽宁省律师协会理事会议事规则》、《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司法部），证明：辽宁省律师协会无权超出其职能范围制定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其制定的行业内指导价是限制竞争效果、明显排除性的行为，行业协会的指导价是与市场调节价相违背的价格。辽宁省律师协会理事会职责及议事范围均不包含审议法律服务收费指导标准，其制订程序不合法、不具有合法性。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辽宁省律师协会审议通过的《辽宁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指导标准》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的要求和辽宁省律师服务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市场调节价指导标准，并不是行政指导价。原审被告质证意见：同意上诉人的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因上诉人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至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需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4、上诉人将该笔债权以41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长城资产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仅作为一审诉讼阶段的代理人，而没有参与执行工作，该债权回收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被上诉人没有代理执行程序的原因是上诉人在案件调解生效后，随即将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未代理执行程序的责任并不在我方。本院认证意见：因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至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需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被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上诉人致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控告书》，证明：上诉人曾向沈阳市律师协会举报被上诉人，上诉人为达到不付或少付律师费的目的，不惜诬陷、贬损被上诉人的名誉。上诉人质证意见：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沈阳市律师协会尚未作出最终处理意见，不能认定为是编造的虚假事实，且该控告书没有任何威胁语言。原审被告：同意上诉人的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因上诉人对关联性有异议，故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2、上诉人诉辽宁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件的裁定书、授权书和代理协议；上诉人诉辽宁威力机械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件的授权委托书及代理协议各一份；上诉人诉沈阳市利合对外经贸公司案件的代理合同及判决书各一份；执行申请书、授权委托书及接收诉讼材料收据各八十八份，证明：1、先委托、后签署代理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合作的惯例，本案被上诉人没有签订合同就代理案件不是被上诉人的过错。2、律师在代理上诉人的案件过程中，一直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律师代理协议的签署需要经过律师主管部门、清收主管部门、业务主管部门、计财部门、首席风险官、主管副行长等各个审批环节，并要在审批后经行长办公会讨论通过，案件的诉讼及保全等不及上述繁复的流程，上诉人均会催促律师实施代理事务，代理协议的协商及签署都会滞后。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双方并不是全部代理协议都是在诉讼之后才签订，并不能够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就是后签合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起诉后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相隔时间也并不是很长。原审被告质证意见：同意上诉人的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因上诉人对关联性有异议，故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6月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胡纳新告知被上诉人：上诉人的行办会通过的本案律师费方案为：半风险代理，前期基础代理费用五万，风险部分是执行回来如果是现金，按6%支付代理费，如果执行回来的是资产，就是按资产额的5%支付代理费。对此，被上诉人表示不同意。2018年11月16日和2018年11月19日，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刘万军两次通过微信，催促被上诉人的王忠平签署代理协议一事。另查明：在2018年4月20日，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诉案外人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之前，被上诉人曾代理过六起上诉人诉其他案外人金融借款纠纷诉讼案件。在相关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双方签订了三份委托合同，其中：1、2014年12月10日，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诉沈阳鑫岳霖商贸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件标的为本金508万元，双方已签署的委托合同约定律师代理服务费为3万元，代理阶段为一审、二审、执行、再审。2、2016年1月25日，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诉辽宁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件标的为本金1066万元，双方已签署的委托合同约定律师服务代理费为每一阶段3万元，代理阶段为一审、二审、执行、再审。3、2016年1月25日，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诉辽宁威力机械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件标的为本金1889万元，双方已签署的委托合同约定律师服务代理费为基础代理费5万，执行回款后，按照回款额的3%计算代理费，此案最后执行回来2100万元，上诉人共计给付被上诉人代理费53万元。另三起双方未签订代理合同的案件情况是：1、2017年11月30日，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诉沈阳朗朗机电设备销售服务中心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件标的本金972万，被上诉人通过邮件发给上诉人的委托合同中载明基础代理费为4万元，代理阶段为一审、二审、执行，执行回款后，按照回收资金总额的4%支付代理费。2、2017年12月20日，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诉辽宁益德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件标的本金1077万元，被上诉人通过邮件发给上诉人的委托合同中，载明基础代理费5万元，代理阶段为一审、二审、执行，执行回款后，按照回收资金总额的5%支付代理费。3、2018年3月9日，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诉铁岭市秋林木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件标的本金1500万元，被上诉人通过邮件发给上诉人的委托合同中，载明基础代理费4万元，代理阶段为一审、二审等诉讼阶段，执行回款后，按照回收资金总额的5%支付代理费。本院审理中，被上诉人自认：1、之所以在就律师服务费问题与上诉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进行代理，是因为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且双方一直在协商，上诉人没有撤销对被上诉人的委托。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合同，都是约定法院执行时下执行裁定就结算风险代理费。再查明：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辽01民初675号民事调解书后，上诉人于同年12月5日将该债权以41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2018年12月12日，该公司转付给上诉人民币418万元。对此，被上诉人在起诉状和本院二审中，承认上诉人已将该债权打包转让给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应按何种标准给付被上诉人律师代理费，应否给付被上诉人律师代理费1162269元。本案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诉沈阳成达牧业发展人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诉讼过程中，作为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该案的立案、配合查封保全及庭审和调解诉讼工作，对此，双方均没有异议，但是，双方就该案件的律师代理费数额及给付时间问题，虽然进行了多次协商，但终未能签署书面的委托合同予以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格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本案只能根据双方此前的交易习惯和在该案件的代理过程中，双方间的往来互动情况确定律师代理费的数额。在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诉本案涉及的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案件之前，双方曾有过六次委托合同关系，其中三次已签署委托合同，分别明确约定律师代理费为3万元、每一诉讼阶段3万元和基础代理费5万，执行回款后，按照回款额的3%计算代理费；另三次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的，被上诉人已通过邮件向上诉人发送了委托合同草稿，载明基础代理费分别为4万元、5万元和4万元，执行回款后，按照回收资金总额的4%、5%、5%支付代理费，由此可见，上诉人在委托被上诉人代理诉讼、执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形成较为固定的交易习惯，即不按《辽宁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规定的、按照诉讼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收费，而是设定基础代理费数额，加执行回款后按比例计算代理费，因此一审法院对此案按照《辽宁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以该案件的诉讼标的39813472.6元计算律师代理费，与双方当事人已形成的交易习惯不符，本院予以纠正。因在原审法院审理中，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胡纳新出庭证明：在2018年的6月份，已告知被上诉人“上诉人的行办会通过的本案律师费方案为：半风险代理，前期基础代理费为5万，风险部分是执行回来现金，按6%支付代理费，资产按资产额的5%支付代理费。”，虽然被上诉人对此表示不同意，但其继续代理上诉人的诉讼案件的行为，应当视为其接受上诉人提出的此方案；且在2018年11月16日、11月19日，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刘万军两次通过微信，催促被上诉人的王忠平签署代理合同时，被上诉人仍未与上诉人签署代理合同，因此，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对双方未签署书面代理合同具有一定责任，故本院结合双方此前的交易习惯和上述情况，判定本案的律师代理费应按上诉人的行办会确定的方案计算，即前期基础代理费5万，执行回来的财产，如是现金按6%、如是资产按5%计算支付代理费。因在上诉人诉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案件中，在被上诉人的协助配合下，本院查封了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20号，建筑面积4325平方米的房产，且该案经本院审理并组织调解，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偿还上诉人剩余贷款本金3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及复利（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2018年4月19日为4813472.6元，2018年4月20日以后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虽然，上诉人在本院下达民事调解书后，直接将该债权转让给了长城资产公司，而未以自己的名义并委托被上诉人代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上诉人必竟是通过被上诉人的代理立案，特别是协助查封保全了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上述财产，最后通过庭审、调解，才使上诉人收回上述债权，并以418万元的价格将该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公司，且在2018年12月12日就收到长城资产公司给付的418万元现款，故上诉人应按收回现金额的6%向被上诉人支付风险代理费250800元（418万元ｘ6%），加上基础代理费50000元，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3008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4458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变更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4458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原审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被上诉人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3008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843元，由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原审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承担5812元，由被上诉人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承担1303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843元，由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原审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承担5812元，由被上诉人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承担1303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宁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刘春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国楠书记员关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