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3民终1813、18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弘扬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北京路长征八厂（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2308770650W。 法定代表人：杨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金良，贵州庭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鸿，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安新区贵祥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安新区湖潮乡湖潮村三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MA6DLAG620。 法定代表人：陈佳妮，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治龙，贵州匠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金吉元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长田工业园区C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1688401063E。 法定代表人：王贵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治龙，贵州匠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遵义弘扬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扬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安新区贵祥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祥公司）、贵州金吉元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吉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民初3350、3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弘扬欣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蕾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金良、杨鸿，被上诉人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治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弘扬欣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有化工产品真实交易行为，但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对标的物的数量、单价、合同期限等均未约定，对方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微信聊天证据，即对账单，系自编自算，开具的发票亦是依其主观认定的数量、单价开具，没有提供客观的供货单据，且上诉人在微信中与被上诉人金吉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聊天内容来看，特别强调并回复所欠货款只是大概地算了一下，且数额与被上诉人的对账单上载明的数额相差甚远，说明双方的对账各执己见，属于对账不成功，但一审法院却偏听偏信，认定被上诉人微信中的所谓对账数据就是上诉人所欠款项，这明显违背证据裁判规则。二、一审法院认定王贵林在微信中与上诉人的对账行为能代表被上诉人贵祥公司，然而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至王贵林持有股份的公司的货款却不予扣减，明显对上诉人不公。除2018年2月14日、2016年11月25日支付的37100元，一审法院扣除外，对2016年7月4日、7月19日应王贵林要求分别支付至贵阳宏博防腐材料有限公司（王在该公司占50％股份）账户的50000元、53500元；2016年7月4日、7月28日、2018年2月14日应王贵林要求分别支付至河南紫东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40000元、59500元、75000元均不予在错误认定的货款数额中扣减明显不妥，王贵林在诉讼中已自认挂靠销售的行为，况且贵阳宏博防腐材料有限公司王贵林系持股50%的股东。三、一审错误认定对账主体。被上诉人金吉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贵林在庭审中称，二被上诉人出卖给上诉人的化工原料均是二被上诉人在己处购买后出卖给上诉人，然而对账却又是王贵林与上诉人进行核对，虽然王贵林系金吉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他并非贵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贵林在本案中具有几重法律身份，既是二被上诉人公司销售上家，又是其中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又是挂靠贵祥公司的实际销售者，其对账的效力有待通过其他证据佐证。庭审中弘扬欣公司补充上诉理由：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买卖合同是双务继续性合同，作为出卖人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是交付货物，但是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一审庭审中曾经该问题进行举证责任的分配，责令被上诉人限期举证交付货物的送货单，但是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履行该举证义务，因此被上诉人对其主张存在举证不能。金吉元公司与上诉人也没有真实的交易，也是因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上诉人股东是好朋友，通过走账开具发票；就被上诉人提交的有上诉人的对账单、发票，但数量、单价、总额、交易时间是矛盾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请。 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聊天记录看出双方已在对账，不存在货物交付的问题，从上诉人一审回答及举证均是收到货物；贵祥化工是开具发票的主体，其也是交易的主体；关于数量、单价，一审基本是以上诉人的主张进行的计算。 贵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弘扬欣公司立即向贵祥公司支付货款13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弘扬欣公司承担。 金吉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弘扬欣公司立即向贵祥公司支付货款205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弘扬欣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贵林系金吉元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蕾系弘扬欣公司法定代表人，双方曾就公司之间的商品买卖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微信聊天等进行商议，且双方于2016年6月22日互相添加为微信好友，之后就本案所涉货物买卖进行商谈，部分记录如下：1.王贵林于2016年11月4日中午12:11向杨蕾发出微信：“亚硫酸氢钠3500，次氯酸钠4000，反渗透阻垢剂星期一去看了再说。”杨蕾12:30微信回复：“次氯酸钠价格不能再降点吗？”王贵林12:42回复“正常都是卖4600”，杨蕾：“那你确定一个时间，我好给苟工回话”。2.王贵林于2017年1月13日13:14通过手机向杨蕾发出短信：“次氯酸钠4000元/吨，聚合氯化铝2100元/吨+300，反渗透杀菌剂36000元/吨，反渗透清洗剂34000元/吨，反渗透阻垢剂18000元/吨”，杨蕾于当日14:45通过微信回复：次氯酸钠4000元/吨，反渗透杀菌剂34000元/吨，反渗透清洗剂32000元/吨，反渗透阻垢剂16000元/吨，王贵林于1月14日晚上19:10微信回复“你给的这个价格太低了，本来数量又不多，还是不要调价了”。3.2018年9月4日14:16，王贵林通过微信向杨蕾发出对账单两张（又于9月14日重发），对账单载明：截止2018年8月29日，弘扬欣公司尚欠贵祥公司货款115000元（包含聚合氯化铝108000元、固态亚硫酸氢钠7000元）；截止2018年8月20日，弘扬欣公司尚欠金吉元公司货款235900元（包括清洗剂等32400元，阻垢剂等103000元，次氯酸钠等100500元）。杨蕾于9月16日22:39回复：“我这边大概算了一下，付给你的是287600元，减去已支付你30100元，还剩257500元。”王贵林于9月17日8:55回复：“具体的我让会计和你对。有60吨聚铝，是按你问的原价开票，教授说的我垫资，每吨单独给我300，这个钱没有算在里面。”杨蕾于8:59回复“好”，王贵林回复：“60*300=18000，这个是没有算在发票里面的”，杨蕾回复“知道了”，王贵林回复：“这个从公账里面减”、“这18000是不走公账”。之后，王贵林要求杨蕾对货款进行对账并支付货款，杨蕾将会计的电话给王贵林之后，王贵林就款项支付情况与会计（微信中注明为“小胡”）进行核实，从核实的情况来看，金吉元公司和贵祥公司分别向弘扬欣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其中金吉元公司开具4张发票（金额共计242900元），分别为：1.2016年8月22日的价税合计为7000元的发票一张，包含亚硫酸氢钠2吨；2.2017年3月24日的价税合计为32400元的发票一张，包含清洗剂（型号103）600KG,次氯酸钠3吨；3.2017年4月5日的价税合计103000元的发票一张，包含反渗透阻垢剂（型号MDC754）4吨，清洗剂（型号511）600KG，杀菌剂（型号2881）100KG，固态亚硫酸氢钠2吨；4.2017年11月17日价税合计100500元的发票一张，包含次氯酸钠4.4吨、反渗透清洗剂GE（型号BIOCLEAN511）0.4吨，反渗透清洗剂GE（型号MTC103）0.6吨，反渗透杀菌剂GE（型号MBC2881）0.3吨，亚硫酸氢钠0.6吨，反渗透阻垢剂GE（型号MDC756）2吨。贵祥公司开具发票2张（金额共计115000元），分别为：1.2016年12月28日的价税合计7000元的发票一张，包含固态亚硫酸氢钠2吨；2.2017年4月20日的价税合计108000元的发票一张，包含聚合氯化铝60吨。2019年1月29日上午10:02，杨蕾通过微信向王贵林发出两张对账表，载明：（1）次氯酸钠，7.4吨，单价0.4万元，总价2.96万元；（2）聚合氯化铝，60吨，单价0.18万元，总价10.8万元；（3）反渗透清洗剂GE（型号BIOCLEAN511），1吨，单价3万元，总价3万元；（4）反渗透清洗剂GE（型号MTC103），1.2吨，单价3万元，总价3.6万元；（5）反渗透杀菌剂GE（型号MBC2881），0.4吨，单价3.2万元，总价1.28万元；（6）亚硫酸氢钠，2.6吨，单价0.35万元，总价0.91万元；（7）ge反渗透阻垢剂（型号MDC756），6吨，单价1.4万元，总价8.4万元。总价30.95万元，扣除年前支付的30100元，30.95-3.01=27.94万元。之后，双方因对部分货物单价存在争议，王贵林向杨蕾提出要求弘扬欣公司支付货款未果，遂诉至法院。 另查明：弘扬欣公司曾于2017年1月12日通过工商银行向金吉元公司支付货款7000元；于2018年4月10日通过公司银行向王贵林支付货款30100元，对于30100元，王贵林认可系弘扬欣公司支付给金吉元公司的货款。庭审中，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提出本案所涉货物的交付均系按照弘扬欣公司的指示交付给实际收货人，其中包括支付给桐梓电厂等；同时，王贵林提出，所有货物买卖都是由他在办，本案中以金吉元公司、贵祥公司作为原告，系因出卖给弘扬欣公司的货物，是以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的名义从其他公司购买后出卖给弘扬欣公司的，且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中的销售方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此外，对于2019年1月29日杨蕾通过微信发给王贵林的对账单，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对其中第（3）、（4）、（5）、（7）项的单价有异议，对其余三项的单价及所有货物的数量均无异议；对贵祥公司要求支付的货款133000元，包含了开具的发票总额115000元，以及王贵林于2018年9月17日微信聊天中回复杨蕾中的18000元。弘扬欣公司提出其已经将货款支付完毕，系先支付货款，后开具发票，且已经支付完毕，但除本案中金吉元公司提交的两张银行转款业务回单外，并未提交其他支付凭证。庭审后，弘扬欣公司提交了支付货款的凭证，并提出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支付的货款是根据王贵林的指示将货款支付到相应单位，包括：1.于2017年1月12日向金吉元公司支付货款7000元，于2018年4月10日向王贵林支付货款30100元；2.王贵林系贵阳宏博防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博公司）的股东，向该公司两次支付货款共计103500元，分别系2016年7月4日支付50000元、2016年7月19日支付53500元；3.向河南紫东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东涞公司）三次支付货款共计174500元，分别为：2016年7月4日支付40000元，2016年7月28日支付59500元，2018年2月14日支付75000元。弘扬欣公司同时提出，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应当提交供货单、运输单等佐证其主张。对于弘扬欣公司的以上证据及意见，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称王贵林系宏博公司的股东是事实，但与紫东涞公司无任何关系，王贵林并未指示弘扬欣公司将本案的货款支付给这两家公司，且弘扬欣公司支付给宏博公司的款项，是弘扬欣公司与宏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的款项，并提交了宏博公司开具给弘扬欣公司金额共计为135000元的发票两张：2016年6月16日开具的聚合氯化铝20吨、价税合计60000元的发票以及2016年6月18日开具的聚合氯化铝25吨、价税合计75000元的发票。对于双方庭审后提交的证据及观点，弘扬欣公司并未提供王贵林指示弘扬欣公司将本案货款支付给宏博公司及紫东涞公司的证据；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也未提交相关供货单、运输单等。此外，从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提交的王贵林与杨蕾的手机短信中，可以看出双方于2016年5月谈到了聚合氯化铝的吨位、发货情况等，2016年7月4日，王贵林向杨蕾发了一个宏博公司的银行账号，杨蕾回复“已转，5万，请查收”。 一审法院认为，从本案事实来看，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与弘扬欣公司之间虽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通过金吉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贵林与弘扬欣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蕾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来看，双方在事实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在出卖方向买方支付了货物之后，买方应该按照约定全面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本案的关键在于1.如何认定货物单价、数额即如何认定货款数额；2.金吉元公司与贵祥公司分别享有的货款数额；3.弘扬欣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数额，即弘扬欣公司差欠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多少货款。关于货物单价、数额的认定。首先，从杨蕾与王贵林的微信聊天记录、手机短信记录可以看出，双方于2017年1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杨蕾确认其中四种货物的单价，王贵林虽然回复不认可，但之后还是向弘扬欣公司发了货物，应视为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同意弘扬欣公司的还价，对这四种货物的单价以杨蕾确认的单价为准，即按照次氯酸钠4000元/吨，反渗透杀菌剂34000元/吨，反渗透清洗剂32000元/吨，反渗透阻垢剂16000元/吨计算；其次，杨蕾于2019年1月29日早上1002回复王贵林的对账单，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仅对对账单中部分货物的单价持有异议、对对账单中的数量及其余货物的单价不持异议，对双方交易的数量以及其余货物的单价以对账单确定的为准。因此，对双方货物名称、数量、价款情况综合认定为（1）次氯酸钠，7.4吨，单价0.4万元，总价2.96万元；（2）反渗透清洗剂（含两种型号），2.2吨，单价3.2万元，总价7.04万元；（3）反渗透杀菌剂，0.4吨，单价3.4万元，总价1.36万元；（4）反渗透阻垢剂，6吨，单价1.6万元，总价9.6万元；（5）亚硫酸氢钠，2.6吨，单价0.35万元，总价0.91万元；（6）聚合氯化铝，60吨，单价0.18万元，总价10.8万元。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分别享有货款数额的认定。根据金吉元公司、贵祥公司开具给弘扬欣公司的发票，其中第（1）-第（4）项系金吉元公司作为销售方开具的发票，认定为金吉元公司的货款，共计20.96万元；第（5）、（6）项系贵祥公司作为销售方开具的发票，认定为贵祥公司的货款，共计11.71万元。贵祥公司及金吉元公司要求以发票上的金额认定货款，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贵祥公司主张其出卖的60吨聚合氯化铝，还应当按照300元每吨的价格增加货款共计18000元，从王贵林与杨蕾于2018年9月1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系因王贵林垫资，每吨单独支付王贵林300元，不走公账。结合贵祥公司开具给弘扬欣公司108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对贵祥公司要求对聚合氯化铝每吨增加支付3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弘扬欣公司已支付货款数额的认定。弘扬欣公司辩称其向宏博公司及紫东涞公司支付的款项是根据王贵林的指示支付，并未提交王贵林指示其交付给这两家公司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对弘扬欣公司指示支付的主张不予认可；此外，虽然杨蕾与王贵林在手机短信中就聚合氯化铝的买卖进行了协商，但双方系2016年5月商谈的买卖，弘扬欣公司向宏博公司支付货款的时间为2016年7月4日、7月19日，与本案所涉买卖中，双方就货物议价、对账等都是在弘扬欣公司支付宏博公司货款之后，在时间逻辑上不相符。综上，对弘扬欣公司辩解支付给宏博公司以及紫东涞公司的款项是支付本案中的货款，不予采信。弘扬欣公司已经于2017年1月12日向金吉元公司直接支付货款7000元，于2018年4月10日向王贵林支付货款30100元，因王贵林系金吉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人认可其中30100元系支付给金吉元公司的货款，因此，对于弘扬欣公司已经支付的3.71万元，应当从金吉元公司的总货款中扣减，即弘扬欣公司还应当支付17.25万元给金吉元公司。对于贵祥公司的货款，以上计算共计11.71万元，弘扬欣并未支付，应当予以支付。为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遵义弘扬欣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安新区贵祥化工有限公司货款11.71万元；二、由被告遵义弘扬欣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金吉元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货款17.25万元；三、驳回原告贵安新区贵祥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贵州金吉元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分别减半收取1480元、2195元，由原告贵安新区贵祥化工有限公司承担160元，原告贵州金吉元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承担320元，被告遵义弘扬欣贸易有限公司分别承担1320元、1875元。 本院二审期间，弘扬欣公司提交金吉元公司开具给弘扬欣公司的送货单一份，证明双方的交易应当是有送货单，不是被上诉人主张的没有送货单，该送货单的金额弘扬欣公司已经付款。被上诉人质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双方的交易有一部分有送货单一部分没有。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4月5日，弘扬欣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蕾与金吉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贵林微信聊天记录载明：杨：什么时候能发货，王：明天，杨：那你明天发货，物流速度催快点。2017年7月25日微信记录载明，王：回来给我付点款，我现在真的很困难，杨：我这边也困难起的啊，电厂一直没付款给我，王：那你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电厂查，看看我给你们送的货付了没有。2018年9月17日，王：你好久去电厂收款，这个月你们要给我付点款，请周末对好，杨：好。弘扬欣公司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弘扬欣公司支付涉案货款7000元及30100元，其余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上诉人弘扬欣公司与被上诉人贵祥公司、金吉元公司无送货单的部分是否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二、弘扬欣公司购买的数量及单价。 关于上诉人弘扬欣公司与被上诉人贵祥公司、金吉元公司无送货单的部分是否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明确表示双方存在化工产品的真实交易行为，仅是认为因双方无书面合同，对产品数量、单价等未作约定，对账也只是大概的计算，但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补充的上诉理由又称双方没有真实交易关系，被上诉人没有提供送货单，金吉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上诉人股东系好朋友，故为了走账由被上诉人出具发票。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可见其陈述相互矛盾，且上诉人未提供证据否认其自认的事实，也没有提供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出具发票仅为了帮助上诉人走账需要。虽然双方无书面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只有一份送货单，但从2016年5月开始，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杨蕾与被上诉人金吉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贵林即通过微信或短信的方式对交易的名称、数量、单价进行确认，此种交易方式一直持续至2019年1月，双方对之前的交易进行对账，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并未送货，显然有悖常理，且与聊天记录载明的发货及一起到收货一方查账等相矛盾。因此，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 关于弘扬欣公司购买的数量及单价的问题。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发送给王贵林的对账表可见，其再次对交易的产品、数量、单价、总金额进行了确认，一审根据其制作的对账单确认交易的最终金额并未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上诉人在二审中明确表示支付给案外人的款项与本案无关，故一审认定的金额并无不当。贵祥公司对金吉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弘扬欣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交易表示认可，并为此交易开具了发票，因此上诉人不能以王贵林不是贵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由主张对账主体错误。 综上所述，弘扬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50元，由遵义弘扬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 滔 审判员 梁华勇 审判员 陈 娜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李艳丽 书记员饶正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