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晋08刑终253号 原公诉机关山西省芮城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齐发功，绰号“老齐”，男，195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2018年12月18日因涉嫌犯倒卖文物罪被芮城县公安局上网追逃，同年12月30日被该局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29日经芮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芮城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海波，男，197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古玩店经营者，户籍所在地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2018年12月17日因涉嫌犯倒卖文物罪被芮城县公安局抓获，同年12月20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18日经芮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芮城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光忠，绰号“天福”，男，196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农民，山西省介休市人。2018年12月30日因涉嫌犯倒卖文物罪被芮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29日经芮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芮城县看守所。 辩护人雷晓瑾，山西庆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乔莎，山西庆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天荣，绰号“天娃”，男，1963年8月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无业，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2018年12月19日因涉嫌犯倒卖文物罪被芮城县公安局上网追逃，同年12月26日被三门峡市公安局高速交警大队抓获，同日被芮城县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12月29日被该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18日经芮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芮城县看守所。 辩护人郭新明，山西南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樊仙妮，山西南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邢书治，绰号“小邢”，男，1972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古玩店经营者，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住陕西省西安市。2018年12月18日因涉嫌犯倒卖文物罪被芮城县公安局抓获，次日被该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12月27日被该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29日经芮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芮城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林付明，绰号“小林”，男，1965年7月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古玩店经营者，河南省郑州市人。2018年12月21日因涉嫌犯倒卖文物罪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29日经芮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依法逮捕。2019年6月25日经芮城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9年12月27日经芮城县人民法院决定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芮城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刘晋太，男，1962年2月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农民，山西省芮城县人。1983年因犯盗窃罪于被芮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994年8月5日因犯破坏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罪被永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18年12月12日因涉嫌犯倒卖文物罪被芮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18日经芮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闻喜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吕水浪，男，197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无业，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2018年12月25日因涉嫌犯倒卖文物罪被芮城县公安局上网追逃，同日被该局抓获，同年12月26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9年1月1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18日经芮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依法逮捕。2019年12月27日被芮城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王建设，绰号“王老五”，男，1966年3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古玩店经营者，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尉氏县，住河南省郑州市。2019年1月2日因涉嫌犯倒卖文物罪被芮城县公安局上网追逃，2019年1月3日被该局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29日经芮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依法逮捕；2019年2月3日被芮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20年3月5日被芮城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芮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芮城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张海波、刘晋太、李光忠、林付明、张天荣、吕水浪、王建设犯倒卖文物罪一案，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晋0830刑初16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齐发功、张海波、李光忠、张天荣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其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2011年前后，王某1、王春来、丁阳、王青乙、段迎泽等人在芮城县陌南镇坛道村村民袁安国的地里盗挖古墓，盗得一套编钟、1件青铜盘、3件青铜鼎、2件青铜戈、2件青铜瓶等十余件青铜器。后姚某联系被告人齐发功，齐发功联系到王战勇（另案处理，已起诉），后王战勇联系的买家雷云虎（另案处理）以225万元的价格购买所盗得的青铜器，被告人齐发功从中得到1.3万元介绍费。案发后，涉案的三件青铜鼎及两件青铜戈已被追回，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被追回的“左行议”铜戈为东周时期一级文物；青铜戈为东周时期三级文物；盖鼎为战国时期二级文物；蟠螭纹鼎为春秋时期二级文物；带盖蟠螭纹青铜鼎为春秋时期一般文物。 上述事实，被告人齐发功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齐发功的供述、证人姚某、王某1等人的证言、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二、2011年夏天，任某1联系被告人刘晋太，欲出售1件玉璜和4、5件玉片，后被告人刘晋太联系到被告人张海波，在任某1的租住屋内，被告人张海波以2000元的价格买走任某1的四、五件玉片。被告人张海波到案后，公安机关从张海波经营的古玩店内将该四件玉片扣押，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该件（组）玉饰件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 上述事实，被告人张海波、刘晋太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张海波、刘晋太的供述、证人任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三、2013年，任某1联系到被告人刘晋太，欲出售1个玛瑙珠子和1件玉片，被告人刘晋太联系到被告人张海波，在任某1的租住屋内，被告人张海波以8000元购买以上物品。后被告人张海波将购买的玛瑙珠子出售，将购买的玉片及2013年从闫勤刚处购买的玛瑙珠子、2016年经闫勤刚介绍购买的萤石蚕蛹串成玉石珠串，放在自己经营的古玩店内。被告人张海波到案后，公安机关从张海波经营的古玩店内将该玉石珠串扣押，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该件（组）玉石珠串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 上述事实，被告人张海波、刘晋太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张海波、刘晋太的供述、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四、2013年，闫勤刚联系被告人张海波，欲出售3、4个玛瑙珠子和2个“萤石管某”，在闫勤刚的租住屋内，被告人张海波以5000元购买以上物品。后被告人张海波将购买的玛瑙珠子及2013年从任某1处购买的玉片、2016年经闫勤刚介绍购买的萤石蚕蛹串成玉石珠串，放在自己经营的古玩店内。被告人张海波到案后，公安机关从张海波经营的古玩店内将该萤石管某玉石珠串扣押，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该件（组）玉石珠串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管状饰件为春秋时期一般文物。 上述事实，被告人张海波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张海波的供述、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五、2013年，刘某、王某1等人在永乐镇任家庄村郝某学花椒地里盗掘一墓葬，并盗得一套青铜编钟（共9个），刘某联系到被告人齐发功，欲出售该套编钟，被告人齐发功又联系到被告人邢书治，该邢以80万元购买了该套编钟，后被告人齐发功又联系到被告人林付明，被告人林付明介绍李某2（已死亡）以110万元从被告人邢书治处购买了该套编钟，被告人齐发功从中得到2万元介绍费。因李某2欠被告人林付明欠款，将该套编钟质押在被告人林付明处。案发后，该套编钟已被追回，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该件（组）青铜编钟为春秋时期二级文物。 上述事实，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林付明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林付明的供述、证人刘某的证言、扣押清单、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六、2013年10月份，姚某联系被告人齐发功，欲出卖王某2等人在坑头村村民范某家桃树地盗掘古墓葬所得的青铜鼎、青铜甗等5件青铜器，被告人齐发功便联系被告人邢书治，在王某2家中，被告人邢书治以110万元购买以上物品，被告人邢书治将5件青铜器带回家中。后被告人李光忠介绍白某以135万元的价格将被告人邢书治购买的以上五件青铜器买走。被告人齐发功从中得到2万元介绍费，该五件青铜器现未追回。 上述事实，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林付明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李光忠的供述、证人姚某、王某2的证言、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七、2014年春节后，王某2联系被告人齐发功，欲将张某1等人在芮城县南卫乡中庄村王继刚果园内盗掘古墓葬所得的2个青铜鼎、1个青铜甗、1个青铜彝、1个青铜耳杯出卖，被告人齐发功联系到被告人邢书治，被告人邢书治在王某2家以62万元的价格将以上青铜器购买，同时以5万元的价格购买1个青铜鼎，后被告人邢书治将以上物品卖出，被告人齐发功从中得到2.5万元介绍费，以上青铜器现未追回。 上述事实，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齐发功的供述、证人王某2、张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八、2014年左右，任某1联系被告人刘晋太，欲倒卖1件玉璜和青铜簋、青铜彝等5件青铜器，被告人刘晋太联系被告人邢书治，被告人邢书治在任某1家中以13万元购买了该玉璜，以20万元购买了该5件青铜器，被告人刘晋太从中得到3万元介绍费。后被告人邢书治将玉璜卖出，并委托被告人王建设出售该五件青铜器，王建设以9万元将以上青铜器出售。案发后，被告人王建设的家属主动将该五件青铜器上缴。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素面高圈足铜簋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素面铜爵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附耳铜簋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铜方彝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铜觚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 上述事实，被告人邢书治、刘晋太、王建设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邢书治、刘晋太、王建设的供述、证人李某1、任某2的证言、扣押决定书、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九、2014年的一天，被告人刘晋太介绍被告人张海波，在临汾市吉县李福山家中，以2万多元购买了李福山的30多颗玛瑙珠子及萤石管某、5个左右的玉蚕蛹，被告人张海波将以上物品放在自己的古玩店内，被告人刘晋太从中得到400元好处费。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张海波经营的古玩店内将未出售的物品扣押，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该3件（组）玉管（鉴定意见书编号54-3）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5件（组）陶猪（鉴定意见书编号54-11）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3件（组）绿松石串珠（鉴定意见书编号54-12）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 上述事实，被告人张海波、刘晋太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张海波、刘晋太的供述、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十、2015年，被告人刘晋太介绍被告人张海波，在李某3红（另案处理）家中，以4.5万元购买李某3红的4个小玉件，刘晋太从中未获利。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张海波经营的古玩店内将以上物品扣押。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1件（组）玉玦（鉴定意见书编号60-13）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1件（组）玉璧（鉴定意见书编号61-5）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1件（组）玉石（鉴定意见书编号28-3）为现代物品，非文物。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刘晋太的供述，主要内容：2014年左右，时间我不确定，李某3红找我说他跟前有四五个玉片，问我能不能找个收的，我就问张海波要不要，张海波说他来看看，我们就一起到了李某3红的家中看东西，张海波看了想要，就和李某3红谈价，最后他们以多少钱成交的记不住了，张海波把东西拿走了，没有给我好处费。 2.被告人张海波的供述，主要内容：2015年左右，刘晋太带我来到芮某县东关村一个杀猪的家里，我从“杀猪娃”手里买了四个小玉件，给了“杀猪娃”4万5千元左右，这四件小玉件在我的古玩店里。 3.辨认笔录，主要内容2018年12月20日，在侦查人员组织下，被告人张海波辨认出刘晋太，被告人张海波辨认出李某3红为“杀猪娃”。 4.张海波的辨认笔录，主要内容：2019年1月18日，在侦查人员组织下，被告人张海波辨认出编号为“28-3、35、36-2、54-3、54-4、54-9、54-10、54-11、54-12、60-13、60-16、61-5、61-7”照片上的物品是通过被告人刘晋太和闫勤刚在芮某县倒卖的文物。 5.鉴定意见，主要内容：经鉴定28-3为现代物品，60-13为一件玦、西周时期一般文物（图中为两块），61-5为玉璧、西周时期一般文物（一块） 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足以证实上述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十一、2016年4月，王某2联系到被告人齐发功，欲出售盗掘古墓葬所得的2件青铜爵杯、1件青铜小圆杯，被告人齐发功联系到他人，在王某2家以3.5万元的价格交易，齐发功得1000元介绍费。 上述事实，被告人齐发功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齐发功的供述、证人王某2的证言、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十二、2016年5月份，王某2联系被告人齐发功，欲出售1件青铜方鼎，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介绍买家以16万元的价格购买该青铜方鼎，被告人齐发功分得7000元介绍费，被告人邢书治分得1万元介绍费，该青铜方鼎现未追回。 上述事实，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的供述、证人王某2的证言、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十三、2016年后半年，王某2联系被告人齐发功欲出售2件青铜鼎，被告人齐发功联系买家以4万元的价格购买该2件青铜鼎，从中得到1000元介绍费，该2件青铜鼎现未追回。 上述事实，被告人齐发功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齐发功的供述、证人王某2的证言、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十四、2016年底，闫勤刚介绍被告人张海波从芮某一男子处以3万元价格购买12个玉蚕蛹和12个萤石蚕蛹，后被告人张海波将以上部分物品出售，将6个玉蚕蛹与2013年从闫勤刚、任某1处分别购买的玛瑙珠子、玉片及从李福山处购买的玛瑙珠子串成玉石珠串放在自己经营的古玩店内。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张海波经营的古玩店内将该玉石珠串及其他未出售的物品扣押，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6件（组）玉兽（鉴定意见书编号35）为现代物品，非文物，1件（组）玉片（鉴定意见书编号54-9）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1件（组）玉石珠串（鉴定意见书编号61-7）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 上述事实，被告人张海波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张海波的供述、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十五、2017年8月份，任某3等人在芮某县古魏镇坑头村南刘小虎麦地盗掘墓葬并盗得青铜鼎、青铜盨盖等青铜器，后任某3联系被告人刘晋太，欲出售盗掘的青铜器，被告人刘晋太联系到被告人吕水浪，由被告人吕水浪联系到被告人张天荣，在芮某县任某3的租住屋内，被告人张天荣以27万元的价格购买4件青铜器。被告人刘晋太从中得到1万元介绍费，被告人吕水浪从中得到5000元介绍费。案发后，被告人张天荣的家属将以上四件青铜器上缴。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2件（组）铜盨（编号1-1、1-2）为西周时期三级文物、1件（组）铜簋（编号2）为春秋时期一般文物，1件（组）铜卮（编号2，缺足）为西周时期一般文物。 上述事实，被告人刘晋太、吕水浪、张天荣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刘晋太、吕水浪、张天荣的供述、证人任某3、龚某、张某2的证言、辨认笔录、扣押清单、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十六、2017年10月，任某1联系被告人齐发功，欲出售青铜尊、青铜鼎、青铜角杯3件青铜器，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介绍买家以16万元的价格购买该3件青铜器，后二被告人从中各得到1万元介绍费，该3件青铜器现未追回。 上述事实，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的供述、证人任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十七、2017年11月份，任某1联系被告人齐发功，欲出售1件青铜簋盆，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介绍买家以25万元的价格购买该青铜簋盆，后二被告人从中各得到1万元介绍费，该青铜簋盆现未追回。 上述事实，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的供述、证人任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十八、2015年，被告人李光忠伙同白某来到新绛县马某家，白某以20万元的价格购买2件青铜鼎、1件青铜瓶、1件青铜耳杯、1件青铜茴，其中2件青铜鼎经修复后交由被告人李光忠出售。因白某侄子欠王某3钱，王某3以帮助出售为由，从李光忠处拿走该2件青铜鼎。案发后，王某3将该2件青铜鼎上缴。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追回的2件青铜鼎均为战国时代三级文物。 上述事实，被告人李光忠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李光忠的供述、证人王某3的证言、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十九、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被告人李光忠与仝卫东、仝力飞来到马某家中，欲购买马某的3件青铜鼎，后三人以5.2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其中1件青铜鼎，将另外2件青铜鼎带至侯马市一绰号为“王二小”的男子处，“王二小”以10万元左右的价格购买该2件青铜鼎，后因购买价格高将该2件青铜鼎退还给仝力飞。案发后，仝力飞将该2件青铜鼎上缴。被告人李光忠及仝卫东、仝力飞将所购的1件青铜鼎带回，经修复，被告人李光忠和白某联系到代县的闫美平，以11万元的价格将该青铜鼎卖给闫美平。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追回的2件青铜鼎为春秋时代三级文物。 上述事实，被告人李光忠在开庭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被告人李光忠的供述、证人仝卫东、仝力飞等人的证言、扣押物品清单、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综上，被告人齐发功介绍他人出售、收购文物九次，交易数额为546.5万元，从中得到介绍费10.7万元；被告人邢书治出售、收购文物四次，交易金额为277万元，介绍他人收购文物三次，交易金额为57万元，从中获利20.5万元；被告人张海波收购文物六次，交易金额为11万元；被告人刘晋太介绍他人收购文物六次，交易金额为67.5万元，从中得到介绍费4.04万元；被告人李光忠介绍他人收购文物二次，交易金额为155万元，收购文物并出售文物一次，交易金额为15.2万元，从中获利1万元；被告人林付明介绍他人购买文物一次，交易金额为110万元；被告人张天荣收购文物一次，交易金额为27万元；被告人吕水浪介绍他人收购文物一次，交易金额为27万元，从中得到介绍费0.5万元，被告人王建设收购文物一次，交易金额为9万元。 另查明：芮城县公安局民警在抓捕被告人邢书治时，从其经营的文玩店内扣押“疑似文物”1103件（组），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被扣押的物品中三级文物有2件（组），一般文物469件（组）。芮城县公安局民警在抓捕被告人张海波时，从其所经营的“静心文玩店”内扣押“疑似文物”218件（组），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被扣押的物品中二级文物3件（组），三级文物15件（组），一般文物143件（组）。芮城县公安局民警在抓获被告人张天荣后，其家属上缴和芮城县公安局扣押“疑似文物”共计98件（组），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被扣押的物品中有三级文物2件（组），一般文物24件（组）。芮城县公安局民警在抓捕被告人林付明时，从其经营的文玩店内扣押“疑似文物”212件（组），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被扣押的物品中二级文物1件（组），三级文物7件（组），一般文物133件（组）。芮城县公安局民警在抓捕被告人王建设时，从其经营的文玩店内扣押“疑似文物”230件（组），经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鉴定，被扣押的物品中一般文物169件（组）。 综上，被告人邢书治为出售而储存三级文物2件（组）；被告人张海波为出售而储存二级文物3件（组）、三级文物15件（组）；被告人林付明为出售而储存三级文物7件（组）。 再查明：被告人刘晋太因犯盗窃罪于1983年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因犯破坏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罪于1994年8月5日被永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被告人刘晋太到案后检举揭发任某1、李某3红倒卖文物的犯罪事实及赵会法盗掘古墓葬的犯罪事实，经查实，被告人刘晋太检举揭发赵会法盗掘古墓葬的犯罪事实属实，被告人任某1倒卖文物的部分事实属实。 被告人齐发功生于1950年8月16日，系已满六十五周岁不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书证户籍证明、刑事判决书、扣押清单、情况说明、物证扣押清单、被告人的供述、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邢书治亲属主动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李光忠亲属主动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吕水浪亲属主动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张天荣亲属主动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林付明主动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王建设主动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据上述事实和证据，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邢书治、张海波、张天荣、林付明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齐发功、刘晋太、李光忠、林付明、吕水浪以牟利为目的，帮助他人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王建设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九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倒卖文物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成立。被告人齐发功、刘晋太、李光忠、林付明、吕水浪在共同犯罪中居间介绍，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刘晋太到案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系一般立功，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张海波、刘晋太、林付明、张天荣、李光忠、吕水浪、王建设认罪认罚，具结悔过，对九名被告人应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告人齐发功系年满六十五周岁不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应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刘晋太有犯罪前科，应酌定从重处罚。被告人林付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缴文物，未造成文物损毁，应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天荣、王建设积极退回文物，未造成文物损毁，应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邢书治、李光忠、吕水浪主动缴纳违法所得，被告人张天荣、吕水浪、林付明、王建设主动缴纳罚金，应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建设认罪认罚，积极退回文物，未造成文物损毁，犯罪情节较轻，可依法对其适用缓刑。被告人齐发功、邢书治、张海波、刘晋太、李光忠、吕水浪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综合量刑予以判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齐发功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二、被告人邢书治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三、被告人张海波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四、被告人林付明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二万元）；五、被告人张天荣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二万元）；六、被告人刘晋太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七、被告人李光忠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八、被告人吕水浪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已缴纳）；九、被告人王建设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已缴纳）；十、被告人齐发功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万七千元，被告人邢书治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万五千元（已缴纳十万元），被告人刘晋太违法所得人民币四万零四百元，被告人李光忠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已缴纳），被告人吕水违法所得五千元（已缴纳），均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上述所处罚金及违法所得，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齐发功上诉提出，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海波上诉提出，其虽然对认定的六起犯罪事实无异议，但在案证据证明该文物并非刑法所禁止经营，且原判以“不能提供取得文物合法来源的有关证据，可以认定为出售而收购、储存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违反举证责任原则；其主观上没有倒卖文物的故意，客观上涉案物品是从正当途径取得，为了收藏而非倒卖；原判采用的涉案文物鉴定程序违法、件数错误，以文物等级鉴定代替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鉴定，其收到鉴定意见后多次申请重新鉴定未获，该鉴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系初犯，故原判认定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过重，应对其减轻处罚。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光忠上诉提出，其仅仅介绍2013年白某和邢书治的交易，但全程没有参与、也未获利；2017年我介绍仝卫东的交易后只分了1万元，原判认定5万8千元有误；我是2018年12月28日到案而非30日；我是初犯、偶犯，到案后我如实供述、愿缴纳罚金、上缴违法所得；原判量刑过重、非法所得认定有误，请求从轻判处。 其辩护人辩称，李光忠系从犯、自首、认罪认罚，起诉书指控其违法所得为1万元，而原判认定其获利5.8万元，故原判量刑、罚金过重。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天荣上诉提出，其收购文物是为了收藏、欣赏，而不是为了出售，也没有出卖行为，根据司法解释，即使明知收购、储存的是盗掘所得的三级以上文物，而予以窝藏、收购的，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我系初犯、偶犯，如实供述，认罪、悔罪，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并积极缴纳2万元罚金，所得文物没有流失并上缴，没有造成损失，社会危害性不大，故原判适用法律有误，定性错误，量刑过高，应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其辩护人辩称，上诉人张天荣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认罪认罚、悔罪态度诚恳，文物被追回，避免特别严重后果，积极退脏，社会危害性小，应减轻处罚；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审相同，且上述证据均经原审当庭举证、质证，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齐发功所提上诉意见。经查，上诉人齐发功介绍他人出售、收购文物9次，交易数额为546.5万元，从中得到介绍费10.7万元；其中，一级文物1件、二级文物3件（组）、三级文物1件；未被追回文物24件（组）。有证人姚某、王某1、刘某、王某2、张某1、任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鉴定意见、上诉人齐发功及同案犯的供述相互印证，上诉人齐发功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原判根据其多次介绍倒卖文物、交易数额特别大的犯罪事实，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认罪认罚的态度、年龄较大等情节，对其的判处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齐发功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其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海波所提上诉意见。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十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收藏通过下列方式取得的文物：（一）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二）从文物商店购买；（三）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四）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五）国家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藏的前款文物可以依法流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出售或者为出售而收购、运输、储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倒卖二级以上文物的；（二）倒卖三级文物五件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第十四条规定，依照文物价值定罪量刑的，根据涉案文物的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文物价值；无有效价格证明，或者根据价格证明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或者结合本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的鉴定意见、报告认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案件涉及的有关文物鉴定、价值认定等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报告。其中，对文物价值，也可以由有关价格认证机构作出价格认证并出具报告。结合本案，上诉人张海波收购文物6次，交易金额为11万元；其中扣押二级文物3件（组）、三级文物15件（组）。有证人任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鉴定意见、上诉人张海波及同案犯的供述相互印证，上诉人张海波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是国家文物局2016年9月30日文物博函〔2016〕1661号《关于指定第二批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机构的通知》为第二批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机构，开展涉案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涉及的文物鉴定和价值认定工作；该鉴定机构依据芮城县公安局的委托，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的鉴定意见，符合法律规定。原判根据其经营文物商店并多次经同案犯刘晋太介绍、非经国家许可的场所、方式收购文物的行为、且其中包含二级文物3件（组）、三级文物15件（组）的情节、认罪认罚的态度，对其的判处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张海波二审期间并未提供新的证据，其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光忠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李光忠于2018年12月30日收到传唤证，传唤时间为当日20时至次日14时，有其签名、指纹为证；原判根据其两次介绍倒卖文物交易金额155万元、一次收购出售交易金额15.2万、违法所得为1万元并已缴纳的犯罪事实，认定其为从犯、积极缴纳罚金、认罪认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李光忠二审期间并未提供新的的证据，其上诉和辩护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天荣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和辩护意见。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出售或者为出售而收购、运输、储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倒卖二级以上文物的；（二）倒卖三级文物五件以上的；（三）交易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结合本案，上诉人张天荣收购文物1次，交易金额为27万元；其中三级文物2件（组）。在一审开庭中，有证人任某3、龚某、张某2的证言、辨认笔录、鉴定意见、上诉人张天荣及同案犯的供述相互印证，且上诉人张天荣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原判根据其积极退交脏物、上缴罚金、认罪认罚的情节，对其的判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张天荣二审期间并未提供新的证据，其上诉和辩护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海波、张天荣、原审被告人邢书治、林付明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特别严重；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齐发功、李光忠、原审被告人刘晋太、林付明、吕水浪以牟利为目的，帮助他人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特别严重；原审被告人王建设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倒卖文物罪。上诉人齐发功、李光忠、原审被告人刘晋太、林付明、吕水浪在共同犯罪中居间介绍，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原审被告人刘晋太到案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系一般立功，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齐发功、张海波、张天荣、原审被告人邢书治、刘晋太、林付明、吕水浪、王建设认罪认罚，具结悔过，对上述人员应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诉人李光忠、张天荣、原审被告人邢书治、刘晋太、林付明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齐发功系年满六十五周岁不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应酌定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刘晋太有犯罪前科，应酌定从重处罚。原审被告人林付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缴文物，未造成文物损毁，应酌定从轻处罚。上诉人张天荣、原审被告人王建设积极退回文物，未造成文物损毁，应酌定从轻处罚。上诉人李光忠、原审被告人邢书治、吕水浪主动缴纳违法所得，上诉人张天荣、原审被告人吕水浪、林付明、王建设主动缴纳罚金，应酌定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王建设认罪认罚，积极退回文物，未造成文物损毁，犯罪情节较轻，可依法对其适用缓刑。上诉人齐发功、张海波、李光忠、原审被告人邢书治、刘晋太、吕水浪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上诉人齐发功、张海波所提上诉意见、李光忠及其辩护人、张天荣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和辩护意见均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薛 钧 审判员 董自强 审判员 侯麦菊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亚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