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621民初6141号原告：贾同圣（系贾某之父），男，1948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恩明（系贾某之弟），男，1978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开发区。原告：田美凤（系贾某之妻），女，1976年12月1日出生，土家族，住址。原告：贾晓颖（系贾某之女），女，1997年8月19日出生，土家族，住址。以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辉，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被告：南通市通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润公司），住所地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天益路8号。法定代表人：JIJUN。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健、周鹏，江苏苏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春华，男，198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龙，江苏苏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津城，江苏苏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周明华，男，197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市。被告：张远宽，男，1964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市。被告：葛乃峰，男，198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市。被告：朱芝祥，男，196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市。被告：陆长权，男，196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市。被告：刘旭，男，196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市。被告：杨宏来，男，1967年9月20号出生，汉族，住海安市。被告：程裕兵，男，197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被告：陈建忠，男，1970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被告：李雪梅，女，1977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市。被告：邢莉，女，1985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市。被告：周爱红，女，197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市。被告：刘明，男，196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市。原告贾同圣、田美凤、贾晓颖与被告通润公司、吴春华、周明华等人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19年12月5日，原告贾同圣、田美凤、贾晓颖向本院申请追加被告并提出延期开庭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张远宽、葛乃峰、朱芝祥、陆长权、刘旭、杨宏来、程裕兵、陈建忠、李雪梅、邢莉、周爱红、刘明等人为本案被告，同时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9日和5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时，原告贾同圣及其诉讼代理人贾恩明、田美凤、贾晓颖以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辉，被告通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健、周鹏，被告吴春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龙、曹津城，被告周明华、张远宽、葛乃峰、朱芝祥、陆长权、刘旭、杨宏来、程裕兵、陈建忠、李雪梅、邢莉、周爱红、刘明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原告贾同圣、田美凤、贾晓颖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辉，被告通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健，被告吴春华、周明华、张远宽、葛乃峰、朱芝祥、陆长权、刘旭、杨宏来、李雪梅、邢莉、周爱红、刘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程裕兵、陈建忠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贾同圣、田美凤、贾晓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583460.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赔偿清单：1、丧葬费：36342元；2、死亡赔偿金：94400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132579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5、交通费：1000元；6、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3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的亲人贾某系被告通润公司的员工，2019年3月26日下午下班去公司安排的酒店吃晚饭，饭后回家途经328国道海安市城东镇石桥村三组地段时，与公路北侧路外的公交站台标志杆发生碰撞，致贾某跌倒当场死亡，车辆受损。后经检测，贾某血液中含有乙醇乘风181.4mg/100ml，严重超标，已达到醉酒的标准。经过了解被告吴春华、周明华等人与贾某一同饮酒并存在劝酒的情况（公安机关有一起喝酒的视频），只是贾某喝多了醉酒驾车。公司和参与喝酒的人明知贾某酒多了，没有阻止其驾车也没有安排人安全照顾，悲剧的发生与被告的过错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对贾某的死亡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审理中，因赔偿标准和计算方式有所变化，原告对各项损失的计算方式和具体数额进行了重新明确：1、丧葬费：36342元，依据事发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2、死亡赔偿金，起诉的时为47200元，现在为51056元乘以20年，合计102112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起诉时标准为29462元，现在标准为31329元，计：140980.5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5、交通费：1000元；6、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3000元。以上各项合计1252442.5元，但三原告就其要求赔偿的损失数额未作变更，认为死者贾某醉酒是各被告共同的行为造成的，要求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通润公司辩称：1、原告诉称“其亲属贾某系我公司员工，2019年3月26日下午下班”是事实，但其诉称“下班后去公司安排的酒店吃饭”与事实相悖。据被告通润公司事后了解及各活动参加人陈述，2019年3月26日，死者贾某从我公司下班后参加了本案被告吴春华组织的在西场“古越人家”酒店的聚餐。该聚餐并非我公司组织，事发前我公司对该活动也毫不知情。2、原告诉称“公司明知贾某酒多了”与事实不符。虽然死者贾某系我公司员工，我公司作为其用人单位仅能对员工的基本身份信息及在公司内的活动予以知晓，公司员工下班后参加自行组织的活动，系员工私人生活的组成部分，即不是员工工作状态的延续，更不受用人单位管理权限的调整，我公司对死者贾某下班后的状态无权了解，更无法明知。3、原告诉称“悲剧的发生与公司的过错存在因果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我公司并非死者贾某参加的事发当日聚会的组织者，更非当日活动的参加者；其次，死者贾某在我公司下班，参加其私人活动的聚会后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致死，在该起事故中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不符合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的构成要件；更何况，死者贾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对自身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应有足够的认识，明知自己饮酒并且在酒后驾驶电动车发生事故，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本案的全部责任。综上所述，虽然通润公司对公司员工在下班后参加自行组织的宴请活动发生惨烈的单方交通事故表示无比的痛心和遗憾，但在本案中我公司对该起事故的发生既不存在过错，也与事故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通润公司认为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虽然我公司就该案无需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但就原告所主张的损失清单认为不合理，具体审核如下：1.关于原告所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贾同圣系农村户口，且长期生活于城东镇韩洋村十一组，原告应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为宜；2.关于精神抚慰金，贾某系单方交通事故致死，在该起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不合理；3.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1000元，从原告目前的证据来看并无证据加以佐证；4.关于原告主张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原告主张3000元，被告通润公司认为，以三人七天，没人每天100元的标准为宜。被告吴春华辩称：1、2019年3月26日晚，我宴请单位同事的行为系情谊行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我宴请同事等于“古越人家”饭店聚餐，其目的是为了增进同事、朋友感情，是正常的社会交往行为，其行为本质上属于情谊行为，存在于法律行为之外，不因该行为而引起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故依法不受法律的调整和规制。2、宴会当日不存在闹酒、劝酒、灌酒等行为。庭审前，被告吴春华曾申请贵院调取公安机关案涉谈话笔录以及视频录像等资料，从上述视频录像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三原告的亲人贾某为最后一名到场的客人，其到场后，自行落座并开酒倒酒，自斟自饮，未出现同桌或其他桌上客人劝酒、灌酒等行为。故原告诉称的“并存在劝酒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此外，三原告的亲人贾某素来饮酒，且酒量颇佳。宴请当日，贾某所在饭桌共计9人，除3名未喝酒同事外，其余6人含贾某在内共计喝了2瓶白酒，与贾某以往的酒量相比，其当日饮酒量未能致其达到醉酒状态，且宴会结束离开酒店时，贾某仍与同事嬉戏打闹，言谈举止与平常无异。同时，贾某身体状况一直很好，其不存在不宜饮酒的疾病。宴会当日，他和往常一样上班下班，进入和离开宴会会场时亦很正常，未出现任何不良状况。据此，足以认定贾某当日的饮酒量并未超出其身体承受能力范围之外。3、被告吴春华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首先，贾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自己饮酒的行为，以及自己的身体状况具有完全的认知能力，其饮酒行为应系其个人行为，不得以其个人行为而强加给被告等安全保障义务；其次，判断饮酒者醉酒的程度不应直接以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调查结论或鉴定书为依据，进而确定被告吴春华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被告吴春华虽为当日宴会的组织者，酒水等也是其提供，结合贾某宴会结束后的状态等，被告吴春华以一般的生活经验判断贾某当日并未醉酒，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再者，宴会结束后，包括被告吴春华在内的多位同事曾问及贾某是否醉酒，贾某均回答“没有醉”，其离开“古越人家”饭店前尚与同事嬉戏打闹，谈笑风生。故本案中，原告诉称“明知贾某酒多了，没有阻止其驾车也没有安排人员安全照顾”与事实不符，被告吴春华并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贾某死亡的结果与当日聚餐饮酒无因果关系。三原告对被告吴春华等所主张的生命权纠纷，其法律关系仍为侵权责任纠纷，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三原告应对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及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本案中，贾某的死因系颅脑损伤而死亡，该死亡结果与饮酒行为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提供的事故认定书中对贾某的死亡原因作出了明确的认定即贾某系“与公路北侧路外的公交站台标志杆发生碰撞，致贾某跌倒当场死亡”；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亦认定为贾某系死于“交通意外”；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死亡原因一栏亦记载为“车祸（自己摔死）”，该组证据均不能证明贾某死亡的原因系饮酒导致。据此，我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目的。被告周明华：我没有喝酒，贾某是在路上发生事故，是吴春华请的年酒，我们没有哪个劝酒。被告张远宽辩称：喝酒是正常的，都是朋友，我们也喝得不多，贾某是跟我坐一桌，我认为他喝那么多酒应该没有事。被告葛乃峰辩称：我们作为同事表示很可惜，这纯粹是意外，当时我跟他是坐在同一桌上，我是不喝酒的，吴春华每一个桌子都安排不喝酒的人帮忙倒酒控制着防止有人喝多了，当时桌子上有六个人喝酒，酒量也比较大，吴春华也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一开始视频监控可以看到，当时有两个空位子，其中一个空位上是放了两瓶酒，刘明过去了看到两瓶酒，就交代我们拿走一瓶，意思是防止出现闹酒的现象，不允许喝这么多酒。视频中可以反映出总共我帮他们加了四次酒，其中有两次都没有倒给贾某，往年吴春华请我们吃饭，我们都知道贾某酒量大，能喝一斤多，六个人喝酒最后喝掉了两瓶多一点，最后一瓶还剩大半瓶，准备给贾某带走的，但是他没有要，后来这个酒也被吴春华带走了。六个人喝酒平均每个人两杯不到，也就是4两酒不到。最后贾某表现的也比较正常，我们也跟他一起从二楼下去了，也询问了他的情况有没有喝多，按照平时的酒量，他喝得还算比较少的，精神状态也是比较正常的。被告朱芝祥辩称：我的意见基本上跟葛乃峰差不多，我当时喝了两杯不到，其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可以看视频。被告陆长权辩称：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贾某吃好了之后他是正常走的。被告刘旭辩称：我确实是跟贾某坐在一个桌上喝酒的，从头到尾我都比较低调，都没有跟他们闹酒，吃酒以后我感觉他还是比较正常的，下楼梯的时候我还问他有没有事，他回答我没有事。被告杨宏来辩称：我在桌上是喝的老实酒，没有敬酒，贾某走的时候我考验他的，多了半瓶酒我准备塞到他口袋里的，他说他不要，下楼的时候他还跟其他女的开玩笑的，到外面吴春华还问他是否同路，还提醒他注意安全，他的电瓶车就停在我旁边，我还问他他的车在哪，他知道车就在我旁边，吴春华还问他为什么不戴头盔，他回答经常不戴。被告程裕兵辩称：每个桌子我是礼节性地敬酒，因为大家都是同事。被告陈建忠辩称：我不喝酒，我喝的是饮料，我是用饮料敬酒的。被告李雪梅辩称：我也没有想到吴春华请客吃饭还把我追加为被告，虽然是一个厂里的，我不认识贾某，是两个生产车间的，吴春华请年酒，我也是礼节性的敬酒，主要是敬我们的老干部，我也是喝的饮料，我跟贾某不是一个桌子，这个责任我肯定是不承担的。被告邢莉辩称：我不是跟贾某坐一桌，我也不知道他喝得什么，我喝的是饮料，我当时是礼节性地敬酒，我跟吴春华之间也相互有来往，吴春华请的是年酒，我先去吴春华桌上敬酒，我跟贾某不是一个部门，虽然知道他的名字，但也没有跟他说过话。当时我们去敬吴春华，相继地每个桌子都是礼节性地用饮料敬，贾某是坐在边上，一起去的时候我可能是站在他旁边，但没有说话，那一桌都站起来一起喝了一口之后就离开了。被告周爱红辩称：我没有跟贾某不在一个桌子上，我跟贾某也不是一个车间的，平时见面也不说话的，不熟悉，也不存在劝酒和闹酒的行为。视频中虽然站在贾某附近，也是礼貌性的打招呼，贾某是坐在外面的，我们去的时候站的比较近一点，我们去敬酒贾某也是礼貌性地站起来的，我不承担责任。被告刘明辩称：我本人不会喝酒，酒席期间我一直在控制大家少喝一点，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非常痛心，成为被告我也非常不服。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被告吴春华系被告南通通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2019年3月26日，吴春华通过微信群邀请了包括贾某在内的数十名生产车间班组长在下班后前往西场“古越人家”饭店聚餐，聚餐结束后，贾某酒后驾驶电动二轮车自行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不幸身亡。2019年4月12日，海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2019年3月26日19时30分左右，贾某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沿328国道由东向西行驶至海安市城东镇石桥村三组地段时，与公路北侧路外的公交站台标志杆发生碰撞，致贾某跌倒当场死亡、车辆受损”，认定贾某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未确保安全，应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2019年3月27日，海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委托海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贾某的死亡原告进行鉴定，同日，海安市公安局物主鉴定室出具海公物鉴（病理）字[2019]51号鉴定书，意见为贾某系颅脑损伤死亡。2019年3月27日，海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物证鉴定室对贾某的乙醇定性定量分析。2019年3月29日，南通市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物证鉴定室出具通公交物鉴（化）字[2019]0976号检验报告，结果为：在贾某的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其含量为181.4mg/100mL。死者贾某的家庭成员构成情况经查如下：贾某母亲已故，原告贾同圣系贾某父亲，贾同圣另有一儿子贾恩明，现在南通市工作生活。原告田美凤系贾某的妻子，原告贾晓颖系贾某与田美凤女儿。上述案件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居民户口簿、交通事故认定书、检验报告（通公交物鉴（化）字【2019】0976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微信聊天记录、道路交通事故档案材料，被告通润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证人证言，被告吴春华提供的送货单、海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海公物鉴（病理）字[2019]51号鉴定书，本院调取的道路交通事故档案材料和监控视频等以及到庭当事人陈述等在卷证实。第一次庭审时，被告通润公司申请证人张某,4、陶某,4出庭作证。证人张某,4陈述：“我大概是2018年到通润公司上班的，我在外围车间，我也参加了当晚的聚餐，但没有跟贾某坐在同一桌。吴春华是通润公司的总生产车间主任，我也跟他认识很多年，他和我的丈人是一个村的。古越人家饭店是去年刚开的，因为我跟老板比较熟，吴春华打电话给我说有几桌年酒没有请，都到三月份了，让我帮他跟饭店预订桌子。2019年3月26日我就打电话给老板，老板就说今天有位置，我就订了5桌，预订饭店的时候没有预付餐费，我跟老板说餐费吴春华给。”；证人陶某,4陈述：“我是古越人家饭店的老板，饭店经营了2年了，通润公司向法庭提交的情况说明（内容：2019年3月26日中午，张某,4来电到我饭店，称当晚六点前吴春华在本饭店请年酒5桌，餐费由吴春华在就餐前结清）所述真实，我没有吴春华的电话，是张某,4打电话给我预订的，吴春华以前也在我饭店吃过，2019年3月26日晚吴春华餐费在餐前就付了3000元，一共五桌，每桌600元不包含烟酒，吴春华没有要求开具发票。平日通润公司也会来饭店就餐，并向通润公司开具过正式的增值税发票，2019年3月26日并没有通润公司的领导与我联系。”。审理中，吴春华向法庭提交了海霞批发超市送货单，以证明3月26日吴春华宴请同事朋友所准备的酒水、饮料和香烟的数量情况。吴春华共购买洋河八角酒两箱。本院认为，酒是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重要饮品，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灿烂璀璨，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酒文化蜚声海内外，享誉全球，酒在人们宴请宾朋、款待好友时占有极其重要的席位。俗话说，无酒不成席，饮酒更是人们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一种社交方式，尤其是在逢年过节之际。虽然饮酒属于社交层面的情谊行为，相互之间不存在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如果行为人在此过程中未尽到合理提醒注意义务，导致相对人受到侵害的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饮酒并非导致贾某死亡的直接原因，与损害结果之间亦无直接的联系，但饮酒必然使驾车的危险性大大增强，使得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基于此，刑法亦将酒驾醉驾入刑，故饮酒行为与贾某死亡虽无直接联系，但必然使贾某酒后驾车发生危险的风险大大增强。酒席上，劝酒本并具直接的侵权行为，但若劝酒者采取强制性的方式或方法使饮酒者处于失控或者醉酒的状态，从而使得饮酒者受到侵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从本院调取的饭店监控视频中没有发现聚餐过程中有强迫性劝酒、针对性灌酒或划拳闹酒的迹象，更多的是同桌共饮、同事之间礼节性走桌敬酒等等。故对于共同饮酒者及敬酒者应否承担法律责任，本院持否定态度，原因在于共饮者是被组织者召集到一起，各自的座位具有随机性，甚至相互间互不熟识，相互间不存在约定的或者法定的保护义务，聚餐中走桌敬酒也是人之常情的礼节行为，不能据此认定与贾某同席而坐或者与之有敬酒行为就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饮酒后会使人的行为能力受到影响，自我控制能力有所降低。庭审过程中原告贾同圣的代理人贾恩明询问吴春华：“你是否记得有一次贾某喝酒喝醉了在公司传达室大小便失禁？”、“你是否记得吃了酒之后贾某跌得脸上和腿上不像样子，大概有半个月没有上班？”、“还有一次是喝了酒倒在路边的沟里，是贾某的叔叔喊贾某爸爸用车子拖回去的？”等等。显然，贾某酒后失态甚至跌到受伤的情况已不是一次，其应该对自己的酒量及酒后可能产生的后果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且酒后驾车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亦为法律所禁止。故本起事故中贾某对自身伤亡存在重大过错，本院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贾某的过错程度等因素综合考量，确认贾某对其自身损失承担90%的责任。在聚餐结束时贾某走路不稳，已有明显醉意，吴春华作为组织者，应尽最大可能保障共饮者的安全，尽到法律上的“安全保障和合理注意义务”。聚餐结束后吴春华已经看到贾某酒后驾车，并跟随了贾某一段时间，自我认为贾某能正常开车，没有设法通知其家人，未能尽到对贾某安全的提醒、关照和注意义务，因此吴春华对贾某的死亡负有一定的责任，本院结合贾某的过错程度，吴春华的过错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酌情认定吴春华对事故致贾某死亡所造成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关于被告通润公司在本案中应否担责的问题，被告吴春华自认聚餐系其个人组织的宴请活动，且聚餐当日并无公司的负责人参加，酒水系其自备，餐费也是在餐前先行给付，故三原告以微信工作群的宴请信息认为聚餐系公司行为依据不足，本院碍难采信。本院经综合认证，对事故致三原告亲属贾某死亡所造成的各项损失，逐项将计算标准、计算方式或理由认定如下：1、关于丧葬费，原告按2016年度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即72684元/年÷12月×6个月为36342元，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贾某死亡时的年龄计算20年，〔（2019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23836+经营净收入5636）元×20年×全省平均负担系数1.78=1049203.20元〕，其中，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1329元/年×（20-11）年÷2人=140980.50元。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三原告因事故致其亲属贾某死亡，其精神上必然受到极大打击，由责任人给予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合情、合理、合法，考虑贾某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为5000元。4、关于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按3人计算7天，为121.43元/天×3人×7天=2550.03元。5、关于交通费，根据原告处理丧葬事宜所需，本院酌定为900元。综上，原告贾国圣、田美凤、贾晓颖因事故致其亲属贾某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合计为1093995.2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春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贾同圣、田美凤、贾晓颖因事故致其亲属贾某死亡所造成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合计109399.52元。如义务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贾同圣、田美凤、贾晓颖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17元，由原告贾同圣、田美凤、贾晓颖负担2985元，由被告吴春华负担332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缴至本院（户名：海安市人民法院，开户行：建行海安营业部，账户：32×××16）。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317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审 判 长  史友军人民陪审员  钱德凤人民陪审员  葛和明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杨 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六）赔偿损失；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费用外，还应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