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爱利，女，1962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委托代理人单国炬，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亚芳，女，196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委托代理人谢建华，浙江合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汪爱利因与被上诉人汪亚芳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9）浙0122民初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993年11月30日，“桐庐县爱利运输队”向桐庐县人民政府申请划拨桐庐大庄峙山公路西侧62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1997年5月23日，“桐庐县爱利运输队”取得大庄峙山公路西侧55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桐土国用（1997）字第03-××号）。期间，汪爱利作为“桐庐县爱利运输队”的负责人办理土地权属界线现场指届等事务。1997年6月6日，汪亚芳、汪爱利签订《协议》，约定如下：“兹有汪爱利、汪亚芳共同购得上杭大庄村土地一宗（25米＊22米），地号03-104，以爱利运输队名义购得。其中爱利前面宽14.28米，亚芳宽10.71米，深各为22米。购地所用款为贰万陆仟肆佰肆拾元。由双方按所得土地比例付清。今后牵涉土地房屋事项，由双方协商解决。本协议共贰份，双方各执一份，土地证由汪爱利保管（包括发票）。”后汪亚芳、汪爱利在该土地上共同建筑房屋并出租，所得租金亦按前述比例分割。2016年，因该土地纳入桐庐县城南街道大庄里区块拆迁范围，汪爱利与拆迁部门洽谈拆迁赔偿事宜。2018年3月19日，汪爱利（作为乙方）与桐庐县美丽城南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城南街道大庄里区块企业资产收购搬迁协议书》，约定甲方对乙方大庄里村桐土国用（1997）字第03-××号的550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予以收购搬迁，收购价格为1122196元，具体如下：土地补偿金额827298元、临时建筑物补偿金额16048元、房屋装修、附属物及青苗补偿金额30390元、奖励82730元、停产停业补偿金额82730元、签约腾空奖励80000元、营业执照补助3000元。合同第十一条“其他条款”约定：经拆迁组研究决定，允许给予乙方以成本价购置两套安置房，再增加一间营业用房面积一楼二楼共计300平方米左右，购买价格参照中意评估公司2014年5月的估价价值时点，一楼为8000／平方米，二楼为5000／平方米（购置地址在大庄区块内，营业房选房在留足上杭大庄区块村民7平方米／每人后再进行选房）。同年3月28日，汪爱利在选房确认书上签字，选房确认书上载明购房指标240平方米，成本价240平方米，具体房号为11幢1-602室（139.04平方米）、16幢1-501室（137.17平方米）。同年4月至5月期间，汪亚芳及其家属多次向汪爱利了解拆迁补偿情况，汪爱利宣称：案涉土地拆迁获得的土地补偿款为601847元，另可选择安置房一大一小两套，大套为139余平方米，小套为90平方米，房款按照2000元／平方米成本价支付，若小套房屋最终面积超过90平方米，超过部分需按照4600元／平方米市场价结算，营业用房为一间，面积尚未确定。同年5月13日，汪亚芳、汪爱利签订《关于汪爱利、汪亚芳合资购置土地拆迁赔偿分配方案的协议》，约定双方按购买土地的出资比例（汪爱利出资金额占57.2%，汪亚芳出资金额占42.8%），达成如下分配方案：1、土地拆迁政府总计赔偿各项经费601847.6元，按照双方购买土地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汪爱利分得资金343907.3元、汪亚芳分得资金257940.3元；2、土地拆迁政府允许双方以2000元／平方米的内部价格购置房产2套，其中汪爱利购置11幢602室，面积139.04平方米，需自行出资278080元，汪亚芳购置16幢501室，面积137.17平方米，但是汪亚芳所得房屋超过90平方米以上的面积需按议价4600元／平方米的标准自行购买，故汪亚芳自行出资396982元；3、当年双方合资是以桐庐爱利运输队名义购得土地，汪爱利为法人代表。因此汪亚芳房屋（16幢501室，面积137.17平方米）暂借汪爱利名义购买，在汪亚芳付清全部购房款后汪爱利将房屋使用权移交汪亚芳，在该房屋可办理不动产权证后，汪爱利无偿将房屋产权过户至汪亚芳名下，过户手续产生的费用由汪亚芳自行承担；4、汪亚芳同意放弃营业用房的购买诉求；5、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与协议有关的任何来往文件均作为协议附件，与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6、汪爱利将16幢501室房屋不动产权过户至汪亚芳名下后，本协议终止。另查明，汪爱利及其丈夫登记结婚时间为1995年1月22日，“桐庐县爱利运输队”查无工商登记信息。汪亚芳于2019年1月22日起诉请求判令：1、撤销汪亚芳、汪爱利于2018年5月13日签订的《关于汪爱利、汪亚芳合资购置土地拆迁赔偿分配方案的协议》；2、按汪亚芳占42.8%、汪爱利占57.2%的比例重新分配汪亚芳、汪爱利共同出资购置的位于桐庐县的土地拆迁赔偿款及土地拆迁赔偿房产（具体数额以审理查明的数额为准）。原审诉讼中，汪亚芳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汪亚芳、汪爱利1997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以及双方2018年5月13日签订《关于汪爱利、汪亚芳合资购置土地拆迁赔偿分配方案的协议》时汪爱利有无欺诈。对于双方1997年《协议》的效力问题，该协议系对汪亚芳、汪爱利以桐庐县爱利运输队名义共同出资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以及双方的出资比例、土地使用权证的保管等事项作出的确认，双方之间并非土地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对于汪爱利是否存在欺诈的问题，案涉土地拆迁事宜均由汪爱利出面与拆迁部门洽谈，《城南街道大庄里区块企业资产收购搬迁协议书》亦由汪爱利签字，对于该地块拆迁所能获得的土地补偿款、安置房、营业用房等利益，汪爱利已充分知晓，但汪爱利随后在与汪亚芳协商分配方案并在签订分配协议过程中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且虚构土地补偿款金额、安置房安置面积及结算价格、营业用房面积等，致使汪亚芳在签订分配协议时基于自身错误认识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汪爱利的行为违反诚信原则，构成欺诈，汪亚芳主张撤销双方之间的分配协议，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撤销汪亚芳与汪爱利于2018年5月13日签订的《关于汪爱利、汪亚芳合资购置土地拆迁赔偿分配方案的协议》。案件受理费80元，由汪爱利负担。 宣判后，汪爱利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汪爱利答辩称.....驳回汪亚芳的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错误。1、因上诉人在一审民事答辩状中的答辩请求是“汪亚芳的起诉依法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九条第四款之规定，对此，上诉人请求贵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依法裁定驳回汪亚芳起诉”。2、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起诉案由为共有物分割，但是根据涉案土地的登记权证，使用权人为桐庐县爱利运输队所有，上诉人并非使用权人。对此，望二审法院予以查核。二、一审判决认定“期间，汪爱利作为‘桐庐县爱利运输队’的负责人办理土地权属界线现场指届等事务”系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根据一审法院调查并出示的证据（2）中的《指届授权委托书》应为《指界授权委托书》。上诉人是受桐庐县爱利运输队的委托，代表桐庐县爱利运输队从事桐庐县土管局的地籍调查和土地登记等事项，盖的均是桐庐县爱利运输队的公章，同时，根据不动产登记主义原则，涉案土地的土地证明确登记在爱利运输队名下，爱利运输队是其唯一产权人，物权具有排他性，在未经爱利运输队同意的情况下，其他人均无法处置其财产。三、一审判决认定“后汪亚芳、汪爱利在该土地上共同建筑房屋并出租”不仅认定事实错误，而且也缺乏事实依据。因在本案所涉划拨土地上建造房屋及出租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土地使用权人桐庐县爱利运输队申请建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作为自然人依法完全无上述权利。四、一审判决书“另查明，‘桐庐县爱利运输队’查无工商登记信息”是不客观、不全面的。因一审法院调查取证查不到“桐庐县爱利运输队”工商登记信息是由于桐庐县爱利运输队当时在工商所领取的营业执照基于历史原因造成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档案室没有将其存入档案，但申请涉案土地，并获得土地权证均系由爱利运输队的名义进行。同时根据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划拨土地必须由单位申请，若爱利运输队主体在当时申请土地使用权时不存在，则土地使用权证上不可能载明使用人为爱利运输队。结合实际情况，20世纪90年代尚未实现信息电子化，个体工商户信息均由具体工商所手填，而非通过电子信息存档，现有电子信息库中无法查询到历史记录是符合现实情况。因此，桐庐县爱利运输队当时是确实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一审法院仅仅因现有工商信息查询不到桐庐县爱利运输队，而否定桐庐县爱利运输队的存在显然不妥。五、一审判决认为“对于双方1997年《协议》的效力问题，该协议系对汪亚芳、汪爱利以桐庐县爱利运输队名义共同出资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以及双方的出资比例、土地使用权证的保管等事项作出的确认，双方之间并非土地买卖，协议合法有效”系认定事实且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根据汪亚芳起诉自认，本案所涉划拨土地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有，而事实上该土地系桐庐县爱利运输队享有合法使用权。2、桐庐县爱利运输队早在1993年11月30日就已向桐庐县人民政府申请划拨涉案土地，而直至1997年6月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才签订涉案《协议》。虽然《协议》中描述了“共同购得上杭大庄村土地一宗”，但事实上早在《协议》签订之前桐庐县爱利运输队已经购得涉案土地。3、《协议》中同样描述的“爱利前面宽14.28米，亚芳宽10.71米，深各为22米”，该约定实质为双方在划分各自名下土地的范围，实质上就是买卖涉案土地。故1997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实为买卖涉案土地，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5号）第十一条“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之规定，依法为无效协议，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合法有效。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13日签订的《关于汪爱利、汪亚芳合资购置土地拆迁赔偿分配方案的协议》无效，裁定驳回汪亚芳的起诉。 被上诉人汪亚芳答辩称：一、上诉人汪爱利是本案适格被告。因为2016年案涉土地纳入桐庐县城南街道大庄里区块拆迁范围，2018年3月19日是上诉人汪爱利作为乙方与甲方桐庐县美丽城南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城南街道大庄里区块企业资产收购搬迁协议书》；2018年5月13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关于汪爱利、汪亚芳合资购置土地拆迁赔偿分配方案的协议》的主体也是上诉人汪爱利；本案案涉土地使用权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汪爱利共同出资，以桐庐县爱利运输队的名义取得，根据桐庐县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桐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证实“桐庐县爱利运输队”查无工商登记信息，即该主体不存在。退一步讲，即使按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认的“桐庐县爱利运输队”系个体工商户，那么上诉人汪爱利作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二、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上诉人认为本案系土地使用权纠纷，被上诉人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对案涉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桐庐爱利运输队名下没有异议，对土地审批表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桐土国用（1997）字第03—26号]所记载的内容，对该土地的面积、界址等均无异议，不属于土地权属纠纷。被上诉人是认为2018年5月13日与上诉人签订《关于汪爱利、汪亚芳合资购置土地拆迁赔偿分配方案的协议》时，上诉人在签订协议过程中隐瞒了事实真相，存在欺诈行为，导致被上诉人在协议中作出了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错误表示，导致合伙利益分配不公，因此要求法院撤销该协议，要求重新分配合伙利益。所以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应由人民政府处理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纠纷案件，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三、关于1997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及2018年5月13日签订的《关于汪爱利、汪亚芳合资购置土地拆迁赔偿分配方案的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1、1997年6月6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该协议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约定双方共同出资，以爱利运输队的名义取得案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并就该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利益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且双方按照该比例出资。从《协议》内容可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是土地转让的行为，不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法律关系，而是共同投资的行为，是合伙合同法律关系。因此，1997年6月6日《协议》不属于上诉人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情形，所以不属于无效。另外，之所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协议》的时间是1997年6月6日，并以爱利运输队的名义向政府申请划拨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时间1993年11月30日要晚，是因为该协议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双方事后补签的书面协议。1993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双方共同出资以爱利运输队的名义申请划拨土地，仅是口头约定，没有形成书面协议，但双方已实际履行。1997年6月6日双方为避免日后纠纷，就以书面的形式对1993年双方共同出资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投资行为双方权利义务进行固定，所以形成了该份书面的1997年6月6日《协议》。双方合伙投资的法律关系实际成立的时间是1993年，而非1997年6月6日。1997年书面《协议》的内容也反映了该事实，协议第一句就表明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来由，即“兹有汪爱利、汪亚芳共同购得上杭大庄村土地一宗（25米×22米）地号03—104，以爱利运输队名义购得。”，虽然未明确购买土地（即申请和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具体时间，但该句话已明确了案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原始取得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共同出资，从大庄村购买地号为03-104号地块，以爱利运输队的名义申请并登记划拨土地使用权这一事实。且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也从未对被上诉人就双方于1993年共同出资以爱利运输队的名义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事实提出过异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1997年《协议》合法有效，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2018年5月13日签订的《关于汪爱利、汪亚芳合资购置土地拆迁赔偿分配方案的协议》是以1997年《协议》为基础，按照1997年协议约定的投资及利益分配比例针对案涉土地被政府拆迁所获得的利益进行分配的协议，该协议不存在上诉人所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情形，不属于无效协议。但由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隐瞒了案涉土地拆迁所应获得的财产利益，以欺诈的方式与被上诉人签订该协议，该协议属于可撤销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恰当。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汪爱利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浙江省桐庐县机关事业单位统一收款收据、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款收据各1份，欲共同证明上诉人至迟于1993年12月2日及1995年9月6日已分别缴纳15000元及11300元土地（预付）款；2、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1份，欲证明1997年办理案涉土地证；3、情况说明、身份证照片各1份，欲共同证明桐庐县爱利运输队1990年成立，原由凤川公管站代办工商登记，原审未穷尽主体证据调查途径，认定事实不清。 被上诉人汪亚芳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票据虽然写的是缴款人汪爱利和桐庐爱利运输队，但这笔费用是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的，该组证据与1997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以及1998年被法院撤销的协议可以印证，即1993年12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出资购买获得本案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事实；证据3的证据形式不合法，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询，对真实性也不予认可，1992年至2000年都办理过工商登记，不可能在工商登记部门没有任何信息资料。 被上诉人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系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故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经原审法院及本院调查，“桐庐县爱利运输队”查无工商登记信息，但即使按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认的“桐庐县爱利运输队”系个体工商户，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一系列签约行为及与相关拆迁部门的签约行为，上诉人对案涉土地享有控制、支配、使用、处分等权利，对外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上诉人汪爱利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汪爱利上诉主张其与汪亚芳于1997年签订的《协议》之间系土地买卖关系，应为无效合同，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因汪爱利在案涉土地被征用之后与汪亚芳签订分配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原审法院对汪亚芳主张撤销双方之间的分配协议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汪爱利负担，上诉人汪爱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国标 审判员  韩圣超 审判员  周志军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