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21民初672号原告：秦碧祥，男，1980年12月18日出生，苗族，户籍地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租住地浙江省嘉善县。被告：浙江晋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金嘉大道28号。法定代表人：蔡永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志龙，公司员工。原告秦碧祥与被告浙江晋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吉汽配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秦碧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与原告2014年6月11日至2017年6月10日、2017年6月10日至2019年6月1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同时判决被告因签订不合法的劳动合同规避了自身法定责任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进行经济赔偿；2.被告从2015年3月至2018年10月每月无故克扣原告固定工资200元，共43.5个月计8700元，另应依法支付25%经济补偿金计2175元，共10875元；3.被告支付自2018年8月至2018年10月每月无故克扣的工资2000元2个半月计5000元；4.从原告2014年6月入职次月至2015年1月及2018年9月、10月，被告未依法为原告缴存社会保险，从2015年2月至2018年8月未依法足额按原告月基本工资4500元至6120元的比例缴存社会保险，没缴存部分按原告最低基本工资标准4500×20%×9个月=8100元，应补缴部分也按(4500元×20%×43个月=38700元)减去被告为本人缴存部分(2605.69×20%×43个月=22411.17元)，没缴部分8100元+应补少缴部分16288.83元共计24388.83元；5.被告未依法依规签订劳动合同、无故克扣原告工资，致原告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被迫辞职，故依法应作出经济赔偿即6211.78元×4.5个月共27953.02元；6.被告无故拖欠原告2018年9月、10月工资未依法按时在被迫辞职后5天内支付，按照浙江省工资暂行支付条例，两个月工资分别是614.84元、1457.44元，按照25%的经济补偿金计算，被告应补偿1899.57元；以上被告赔(补)偿各项总计70116.42元。7.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6月11日，原告以多功位操作师傅的身份入职被告多功位成型组。合同日期从2014年6月11日至2017年6月10日止，续签时间是2017年至6月11日至2019年6月10日。2018年10月17日，因公司无故随意克扣原告工资，随意取消原告职称和职称津贴变相开除原告，使原告工资收入忽然减少，因过大经济压力被迫向公司申请辞职，经双方同意立即解除劳动关系。入职时双方协商一致明确薪资为5500元（不包括加班费、绩效考核奖和其它不固定奖金）。为了保密需要，每月按4500元发放，剩下1000元按每六个月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发放。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时，为了逃避法律规定以工资为基数计算缴纳社会保险费、计算加班费及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将双方协商好的基本工资4500元（不包括每月另计的1000元）擅自变更成合同上所示的基本工资1310元，故意隐藏原告基本工资大部分收入的事实。以上事实有工资单、银行流水、社保缴存清单、公积金缴存清单为证。故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晋吉汽配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仲裁裁决已生效，原告不得再起诉。1.原告于2019年9月10日申请仲裁，仲裁委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浙嘉善劳人仲不(2019)94号不受理通知书，明确可在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起诉。但原告迟至2019年12月19日才提起诉，已过三个月有余。原告并未提出通知书送达之日的记录证据。依规定劳动仲裁文书由中国邮政EMS方式送达，原告应提交EMS送达签收记录证明其起诉时尚在起诉时限内。因此材料只有原告及仲裁委才有，故请法院向仲裁委调查EMS送达记录。2.原告提交的仲裁委送达回执并不能证明送达日期，因是原告收到通知书时一并收到空白回执，该回执文本确实是真的，但收件人签收及收到日期全是原告可在空白处任意填写的，故不能证明送达收件的真正日期。二、原告各项诉请。1.被告认为两份劳动合同都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任何规避法定责任的情形。从2014年6月份起原告每月的工资单都载明月薪1310元，另有特殊津贴2740元、保密津贴50元、住房补贴200元、浮动奖金200元（不包括加班费及其它绩效奖金）共计4500元，并非原告所言基本工资4500元。2.原告所称2015年3月至2018年10月克扣其200元工资。起因是很多员工交住房公积金意愿不高，故被告每月额外给员工住房补贴200元，此系被告单方行为，被告并没有向员工支付住房补贴的责任。如员工要交住房公积金，被告就不再发放200元以住房补贴，而是以公司应承担的住房公积金的方式交至住房公积金中，并非克扣员工工资。本案原告2015年3月开始要求缴交住房公积金，故被告不再额外向其发放住房补贴200元，并非克扣原告工资。3.2018年8月1日，原告被免去高级技师职务，故被告不再向其发放相应职务津贴2000元，并非克扣原告工资。双方第一次签的合同中并无被告需向原告支付高级技师职务津贴2000元／月的约定。2017年4月01日，被告基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任命原告为成型组高级技师，原告此后每月可获得高级技师职务津贴2000元。此系被告单方任命并非双方合同约定。2018年8月01日，被告可无需经原告同意而单方免去其相应职务，亦无需再向其发放高级技师职务津贴2000元／月。4.因申请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即使原告认为可适用普通诉讼时效，原告2019年9月10日仲裁要求补缴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社会保险的仲裁时效及普通诉讼时效均已届满，被告有权拒绝。原告2018年9月份的社保费被告已交。2018年10月社保费确未代扣代交，因社保缴费规定是当月社保费在当月25日结算，原告2018年10月17日辞职，被告依法在社保网站上办理社保中断申请，故25日结算时原告并非被告员工，不在社保投保名单内，无从缴交，被告无责任。至于原告所称2015年2月至2018年8月未足额缴交社保费的问题，首先已过一年仲裁时效。其次社保缴费工资基数系经原告签名确认。如原告要求增加其个人缴费工资基数，被告仅是代扣代缴，增加的费用也全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并不会因此增加任何负担或费用，没必要拒绝。因被告缴交的公司负担保费是公司依规定按全公司每月的总工资计算，与原告个人社保利益无关，不影响原告任何的社保利益。5.被告并无克扣工资、未签劳动合同，更无逼迫原告辞职的情况，原告2018年10月17日自主向被告提出单方解除合同，辞职理由是“因家父身体原因，须回家照顾一段时间”，原告还在《解除劳动合同书》上“员工本人意见栏”签收且不书写任何意见。根据浙法民一[2009]3号文件规定，劳动者以其他事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后，又以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所列情形迫使其辞职为由，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一般不予支持。既然经济补偿金不支持，赔偿金就更不应支持。6.关于2018年9月、10月工资未在原告辞工后5日内支付一事。原告自主提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并未向原告提出要求在5日内支付其9月、10月工资，被告也未同意。《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是指企业主动与劳动者依法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本案系原告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不能适用。且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未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被告，被告有权按合同约定期限即每月25日发放上月工资。另补充：1.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益的”，双方第一次劳动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仅载明被告应为原告参加工伤保险，确未载明被告应为原告投保社会保险（五险），但这也证明合同只是未载明义务（责任），而非未载明免除被告依法应为原告投保社会保险（五险）的法定责任，原告主张该部分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实质上，原告的其余保险已于2015年3月开始缴交。2.被告从未对原告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也未因原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而辞退原告等。原告围绕其主张提供了证据，被告除对仲裁送达回证有异议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亦未提出异议。经审核，因送达回证系原件，录音资料亦经当庭手机播放，故本院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围绕其抗辩亦提供了证据，原告除对任免职务通知、免职通知有异议，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经审核，因原告提交的两份通知均系原件，本院对两份通知的形式真实性及其余原告无异议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另原告对被告庭后提交的组织机构图及照片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本院经审核对证据真实性亦依法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庭后提交的违规联系单、违规报告、申请报告均不认可，经审核，因被告提交的该组证据可与原件相核对，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原告自2014年6月1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2014年6月2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自2014年6月11日至2017年6月10日止；乙方同意按甲方工作需要安排在现场岗位工作；甲方按月支付乙方基本薪资1310元/月……实行绩效考核的岗位，按公司绩效考核制度另行发放考核奖金，加班工资以基本薪资为基数进行计算；甲方在每月25日前发放上月薪资，可根据经营状况及乙方表现、职务等，调整其劳动报酬；甲方应为乙方参加工伤保险等。2017年6月1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再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自2017年6月11日至2019年6月10日止；甲方按月支付乙方基本薪资1660元/月……实行绩效考核的岗位，按公司绩效考核制度另行发放考核奖金，加班工资以基本薪资为基数进行计算；甲方应为乙方参加社会保险，缴纳其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女工生育等保险，甲方有权依据相关规定及标准在乙方薪资中代扣代缴各类社会保险；乙方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可解除劳动合同等。被告自2015年3月起至2018年9月止为原告交纳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自2015年3月的2230元/月几经调整至2018年9月的3055元/月。原告曾在2016年度社会保险费个人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表上签字，该表显示原告的缴费工资基数为2590元/月，总计申报146人。被告于每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工资，每月工资四、五千余元不等，个别月份为六千余元。2017年4月1日，被告任命原告为成型组高级技师，免去其成型组技工职称，故自此每月向原告发放的工资中新增职务津贴2000元一项。被告庭后提交违规联系单，其中2018年3月23日违规联系单记载原告上班抽烟、聊天被罚款100元、警告；2018年6月28日违规联系单记载原告在车间抽烟、记大过并罚款200元，在车间玩手机被记过并扣款100元。2018年8月24日，原告所在的成型组组长向公司出具申请报告，称因原告在上班时间车间内抽烟、玩手机，性质较为恶劣，造成极坏影响，故建议免除其高级技师职务，时间从8月1日起。相关人员在申请报告中签字同意处理。故自2018年8月1日原告被免去成型组高级技师职称，其每月工资中不再发放职务津贴2000元。另原告2015年3月前的每月工资中均含住房补贴200元，无住房公积金。自2015年3月原告的工资中确无住房补贴200元一项，而新增住房公积金一项。被告称因原告要求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故公司不再向其发放住房补贴，而是将住房补贴作为公司应承担的住房公积金交至原告住房公积金账户。原告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明细记载原告自2015年5月缴存住房公积金，2015年5月至2017年9月的月发生额为600元，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的月发生额为1600元（单位月缴存额800元）。2018年10月17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辞职报告书，记载辞职理由为“因家父身体原因，须回家照顾一段时间，由本人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原告的组长、部门经理、管理部领导等人均签字确认“同意离职”。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书，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类型一栏，勾选“员工单方解除”，依据辞职报告书，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原因一栏有“见附件”字样。原告庭审陈述并于庭后提交录音证据称其写个人原因离职系因被告单方面给其降职降薪，如不写个人原因，被告不会批准，也拿不到解除劳动合同书。被告不认可，且称从未逼迫原告辞职，原告在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书中亦未标明系其他离职原因。原告2018年9月工资6115.61元，被告于2018年10月25日支付，10月的工资1457.44元被告于2018年11月26日支付。另原告2018年10月的社会保险未交纳。经核算原告离职前12个月（自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的实发平均工资为5492元/月。另查，2019年8月30日，原告以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且被告扣发其住房补贴及职务津贴，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等为由，向嘉善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事项与本案诉请基本一致。该委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浙嘉善劳人仲不(2019)9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称一直无音讯，故于2019年12月4日前往仲裁委签收该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年12月19日原告诉至本院，并于2020年3月9日正式立案。原告庭后提交的2018年6月29日录音资料中原告要求被告出具辞退通知书等，其中录音第12分17秒左右公司人事（女）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紧接着有一个男声回答“昨天，昨天在车间抽烟、玩手机”。因双方争议较大，本案调解未果。本院认为，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我国劳动立法的价值取向，也是我国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被告称原告起诉已过法定时限。经审理，虽嘉善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12日做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但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十五日起算点为通知书送达之日。原告提交送达回证证明其于2019年12月4日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已尽到基本举证义务。后原告于2019年12月19日诉至法院，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不认可相应送达回证，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二、原告要求被告补发克扣的住房补贴及职务津贴，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是否有依据；三、原告要求被告按实际工资支付未缴及少缴的社会保险费，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是否有依据；四、原告称其被迫辞职，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是否有依据；五、原告其他诉请有无依据。首先，法律规定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本案原告主张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有关工资、社会保险、规章制度等条款无效。经查，虽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基本工资仅为1310元/月及1660元/月，与实发工资不一致，但合同另就考核奖金、加班工资等进行了明确。且原告的工资不仅包含基本工资，还包括各种津贴、奖金等因实际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的劳动报酬，被告亦按实向原告发放高于合同约定基本工资的劳动报酬，并非仅发放约定的基本工资，未损害或排除原告作为劳动者获得足额劳动报酬的权利。原告称其月工资为4500元，无证据证实。其以合同约定的基本工资非4500元/月即主张合同中的工资条款无效，依据不足。关于社会保险，虽第一份合同仅约定缴纳工伤保险及被告作为用人单位此前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确有违相关法律，但被告实际于2015年3月为原告缴纳了各项社会保险，对其不当行为予以了纠正。原告称规章制度条款无效亦依据不足。故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劳动合同书及合同条款均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亦不存在原告所称“规避被告的法定责任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等情形，对原告要求确认两份劳动合同部分条款无效及依此要求被告对其进行经济赔偿的诉请，本院难以支持。其次，用人单位应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工资包括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工资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住房补贴则是国家对购买和租赁房屋的职工给予的补贴资助。结合本案，2015年3月前，被告根据企业经济状况每月向原告发放200元住房补贴，应予鼓励。但向劳动者支付住房补贴并非被告作为用人单位的法定或约定义务。况且，被告此后为原告缴交了住房公积金，并承担了公司应承担部分。缴交住房公积金与发放住房补贴虽形式不同，但目的均是为了帮助原告解决住房问题。被告自此不再向原告发放200元/月的住房补贴，亦属合理有据，并非系原告所称无故克扣工资。原告要求被告按200元/月补发其43.5个月的工资并支付25%的经济补偿金，欠缺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原告所称住房公积金缴交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作处理。再次，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约定原告为现场岗位，且被告可根据经营状况及原告表现、职务等，调整其劳动报酬，并未明确约定原告的工资中固定包含2000元/月职务津贴。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根据原告表现于2017年4月任命其为成型组高级技师，并自此每月向其多发放2000元职务津贴。从用人单位发放职务津贴的初衷来看，一是对员工工作表现的肯定和鼓励，二是为了激励员工在工作中积极提升工作技能。然而，原告2018年6月28日因在车间抽烟、玩手机被公司处罚。原告虽不认可，但其提交的次日与公司相关人员的对话中确有人提到原告前一天在车间抽烟、玩手机的情况。结合原告录音的取得及时间、地点等，本院认为该陈述不仅可与相关证据相印证，且具有较强的客观真实性及证明力。被告之后据此免除原告相应职称并不再向其发放职务津贴2000元/月，而非辞退原告，从公司管理及用工自主权的角度来说，已尽到其合理的容忍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5个月的职务津贴2000元/月，欠缺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第四，法律规定“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每月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一般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具体比例按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权限确定”。可见，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数额系根据单位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确定，而非按每一职工动态的月工资标准缴纳。本案原告在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表上签字确认，后被告按2230元/月或3055元/月等标准为原告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有一定依据。如存在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相关机构可责令用人单位补足，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畴。况且，基本养老保险费并非全由用人单位负担，劳动者每月亦需按其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如按原告所称4500元/月的标准缴纳养老保险费，被告依法应负担的费用是否增加尚未可知，但原告个人应承担的费用势必增加。在未经相关机构认定被告未足额交纳并责令补足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因未按4500元/月的标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差额即16288.83元，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被告确未为原告缴纳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的社会保险。但因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原告现以被告未为其缴纳该期间的社会保险为由，要求被告按其计算标准将未缴纳的保险费全额赔偿给其本人，欠缺法律依据。原告2018年9月的社会保险费被告已代扣代缴，缴纳的工资基数理由同上，此不赘述。2018年10月的社会保险费被告确未缴纳，但称因原告当月17日辞职，社保缴费结算日系每月25日，故无法再缴纳。对此本院认为被告的抗辩具有一定合理性，在双方的劳动关系已解除的情况下，亦无违法不缴的主观故意。故原告要求被告将该月相应保险费赔偿给其本人，亦欠缺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五，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求劳动关系双方需有相互容忍的义务，尤其在解除合同方面，双方均应保持必要的善意和克制。法律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存在规定情形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劳动者辞职时未说明原因或理由，或因个人原因辞职，事后再以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为由，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不予支持。结合本案，被告公司针对原告行为给予记过、扣款等处罚，并于2018年8月1日免除原告高级技师的职务属实，但无证据证明被告具有辞退原告的意思表示。原告称被告无故克扣其工资即是逼迫其辞职，但提供的录音资料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观点。原告2018年6月29日索要辞退通知书未果后，还在被告处工作数月，亦与其所称被告欲辞退原告不相符。反观原告亲自书写的辞职书记载的辞职理由是“因家父身体原因，须回家照顾一段时间”，甚至在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书中勾选的离职原因亦系“员工单方解除”，亦未注明其他理由。在此情形下，原告现以被告未依规签订合同、无故克扣工资等造成其被迫辞职为由，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实为经济补偿金）亦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最后，本案系原告单方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被告其后实际向原告支付了2018年9月、10月工资。原告以被告未在其辞职后5日内结清相应工资为由，要求被告支付25%的经济补偿金，亦欠缺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秦碧祥的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秦碧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霞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