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7101行初15号原告李天芬，女，彝族，1975年4月26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被告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住所地：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屏山镇禄武路。法定代表人李植红，局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赵中彩，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陆玉春，云南潘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政府办公楼3楼。法定代表人李开德，县长。委托代理人杨正新，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司法局干部。委托代理人余天明，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司法局干部。第三人杨贤林，男，汉族，1988年5月16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岭市。第三人陈艳，女，汉族，1990年10月25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岭市。第三人杨和聪，男，汉族，1962年12月20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岭市。第三人鲍荷花，女，汉族，1965年6月3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岭市。原告李天芬诉被告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以下简称县公安局）、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第三人杨贤林、陈艳、杨和聪、鲍荷花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2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天芬，被告县公安局行政机关负责人赵中彩、委托代理人陆玉春，被告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正新、余天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杨贤林等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天芬起诉称：2019年8月22日13时45分许，原告李天芬、张建、张程语一家三口骑电动车途经秀河天苑小区附近，被同向快速行驶的陈艳所驾驶的汽车碾压雨中积水溅满一身，当李天芬一家三口骑电动车赶上在掌鸠河路口等红灯的陈艳时，原告敲陈艳驾驶车辆的车窗与其理论发生口角。其间陈艳数次开车门撞击原告三人，绿灯后陈艳起步驶离十余米又停下与原告对骂，继而两人下车扭打在一起。张建停好电动车后，将二人拉开并叫陈艳开车走人,陈艳打电话叫人并报了警。陈艳的丈夫杨贤林到达后不由分说便打了原告一巴掌，至原告脸红肿耳鸣，张建即与杨贤林发生互殴。之后，杨贤林的父母赶到，原告的两个哥哥李天禄、李天然也赶到，双方再次发生争吵并互相推搡对方，造成李天禄胸口被抓出血。约14时25分左右，警察才赶到，将双方各四人带到屏山派出所。当晚杨和聪、鲍荷花二人被放回家，其余六人被看押至次日18时30分左右才宣告《行政处罚书》，返还随身物品及通讯工具。公安局对杨贤林处6日拘留并处500元罚款，对陈艳处5日拘留并处500元罚款；而对原告李天芬、张建各处11日拘留并处1000元罚款，对李天然、李天禄各处10日拘留并处1000元罚款。因原告不服被告县公安局作出的禄公（屏）行罚决字〔2019〕4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9月18日由张建到县政府设在本县司法局的行政复议科递交各申请人合写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工作人员告知要分开写。于是原告于2019年9月26日按照分开写的要求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2019年10月11日原告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同年12月10日，原告收到县政府作出的禄政行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县政府维持了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认为，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1.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偏信本案第三人的一面之词，罔顾客观事实，俨然是杨贤林、陈艳一方的代言人，对原告一方作出的处罚显失公正，属于可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2.县公安局传唤时间超过法律规定的24小时，对原告超期羁押近4小时，属于严重的违反法定程序；3.县公安局适用法律错误，县公安局处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之规定，不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4.县公安局办案民警、辅警拖延询问、虐待原告，变相刑讯逼供，原告到派出所后，因无故被溅水挨打受气而气愤，办案民警误认为是有意顶撞，将原告拷在老虎凳上，没吃没喝没上厕所近8小时，经多次哀求才准上厕所；5.县公安局严重违反及时出警的规定，报警后到警察到现场至少有20分钟，致使双方在此过程中再次发生互殴的事实难以避免。综上，请求法院：1.依法撤销县政府禄政行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依法撤销县公安局禄公（屏）行罚决字〔2019〕4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县公安局重新作出不予处罚决定；3.判令县公安局返还原告已缴纳的罚款1000元，并对原告已执行的行政拘留及违法限制人身自由作出赔偿（赔偿标准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5月15日下发通知中规定的每日315.94元计算13日）；4.判令被告对原告暴力执法、虐待行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5.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6.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被告县公安局答辩称：一、县公安局具备本案行政处罚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的规定，县公安局具备本案执法资格。二、禄公（屏）行罚决字〔2019〕4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案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能够充分证实本案原告的基本行政违法事实清楚。三、禄公（屏）行罚决字〔2019〕4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四、原告诉请“由县公安局返还已缴罚款，并对其作出赔偿”的主张不能成立。1.原告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原告被行拘及罚款是因其实施行政违法行为而承担的法律后果。2.县公安局作为法律授权的社会治安管理执法部门，依法享有对违法行为人的治安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职权，本案处罚系作为执法部门的县公安局对治安违法行为给予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的执法体现。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县政府答辩称：一、县公安局具备本案行政处罚权限。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的规定，县公安局具备本案执法资格。二、县公安局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因原告李天芬、张建与陈艳之间的纠纷引发，李天芬明知双方本已斗殴停止且已报警的情况下，还通知李天禄到达现场，李天禄又邀约了李天然。双方亲属到场后，多名人员相互推搡争执，造成了从中劝阻的第三人杨和聪、鲍荷花不同程度受伤，引来多人围观，导致现场交通拥堵。三、处罚证据充分。在案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锁链，证实原告违法行为。四、行政处罚程序合法。本案因违法人员较多，县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依法延长传唤时间至24小时，所有违法行为人都认定案发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14时许，传唤到达时间为同日14时30分，传唤离开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14时02分，原告也签名捺手印认可，不存在超时限拘押。五、县公安局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发生在城市交通交叉红灯路口，属公共场所，原告李天芬、张建、李天禄、李天然无视交通规则，影响交通安全，造成交通堵塞，围观群众较多，社会影响恶劣，属情节严重的情形，并不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县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作出处罚属适用法律正确。同时，原告主张的办案民警、辅警拖延询问，虐待违法原告，变相刑讯逼供，违反及时出警的规定等，无证据证实。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县公安局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第二组：1.违法行为人正、侧面照片；2.《查获经过》；3.违法嫌疑人陈述与辩解；4.证人杨和聪、鲍荷花询问笔录；5.认可基本信息；6.诊断证明书；7.不要求伤情鉴定申请；8.视频资料；9.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三组：1.《受案登记表》；2.被传唤人员及被拘留人员家属通知书；3.违法行为人及证人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4.检测样本提取笔录；5.现场检测报告书、现场检查笔录；6.审查对象体表伤痕检查登记表；7.违法行为人前科材料；8.《延长传唤审批表》《行政处罚审批表》；9.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0.罚没款收据及现金进账单；11.执行回执。县公安局提交的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经法庭质证，原告李天芬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5、6、7、8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查获经过最后落款日期是2018年6月20日，认为这个日期与本案无关，对两份查获经过不予认可；对证据3，询问笔录中的询问人和记录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当时给其做笔录的人是段云瑞和唐顺云，并非询问笔录中所载人员，且询问笔录中离开时间是8月23日14时02分不是其写的，是警察要求其这样确认的，做笔录的时候我陈述了“杨贤林过来就打了我一嘴巴，张建才还手”，但是公安的笔录上却没有记录；对证据4不予认可；对证据9，认为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定性不准确，法律概念模糊不清，故对该份处罚决定书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3、7、10、1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公安机关的《受案登记表》中接报时间存在矛盾，表格中填写的接报时间是14时02分，在报案记录中接报时间又变成了14时12分，前后自相矛盾；证据2，原告认为被拘留后应通知其家人，但公安机关却通知了同样被拘留的丈夫张建；证据4、5的签名是其签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做过尿检，《现场检查笔录》记载的检查地点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证据6，《审查对象体表伤痕检查登记表》当时我没有签上面的签字，公安没有给其检查过伤情；对证据8，案发时间是2019年8月22日14时许，公安机关要延长传唤时间，审批时间应在22日当天22时，而《延长传唤审批表》上的审批时间却是2019年8月23日，认为审批违反了法律规定，是超期后补的，这个材料是后期形成的；对证据9，签名是其签的，但时间不是其写的，同时其认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适用法律错误，定性错误。被告县政府对被告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被告县政府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第二组：1.违法行为人正、侧面照片；2.《查获经过》；3.违法嫌疑人陈述与辩解；4.证人杨和聪、鲍荷花询问笔录；5.认可基本信息；6.诊断证明书；7.不要求伤情鉴定申请；8.视频资料；9.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三组：1.《受案登记表》；2.被传唤人员及被拘留人员家属通知书；3.违法行为人及证人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4.检测样本提取笔录；5.现场检测报告书、现场检查笔录；6.审查对象体表伤痕检查登记表；7.违法行为人前科材料；8.《延长传唤审批表》《行政处罚审批表》；9.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0.罚没款收据及现金进账单；11.执行回执。补充证据：第一组：禄劝县人民政府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第二组：《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审批表》《行政复议受理申请通知书》《行政复议申请收件回执》《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通知》《行政复议案件结案审批表》。第三组：《调查记录》。县政府提交的以上证据欲证实县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在收集相关材料、履行法定程序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进行了送达。县政府提交的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经法庭质证，原告李天芬对县政府提交的第一至三组证据的答辩意见与对县公安局所提交证据的答辩意见一致，对补充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被告县公安局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原告李天芬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李天芬2019年8月23日的通话记录；2.微信转账凭证；3.张建超声波检测。以上证据证实被告县公安局在2019年8月23日15时27分才返还了原告李天芬的手机，而其是在缴纳了罚款之后才离开的派出所，离开时间是当日18时许；张建的超声波检测时间是8月23日12时06分，证实公安局先检查后才提交了申请，属于程序不合法。经法庭质证，被告县公安局、县政府对上述证据提出如下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并不能证明原告方所主张的超期传唤及程序不合法。本院对二被告及原告提交的证据评述认证如下：被告县公安局和县政府所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相关联，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本院予以采纳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其证明内容进行评判。原告李天芬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相关联，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本院予以采纳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其证明内容进行评判。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22日14时，原告李天芬与丈夫张建、儿子张程语骑电动车途经禄劝县时，第三人陈艳驾驶汽车经过时压起的水花溅到李天芬、张建、张程语身上，李天芬与张建骑车追上陈艳，李天芬敲陈艳驾驶车辆的车窗与其理论发生口角，陈艳驱车前行数米后在掌鸠河路口遇到红灯停下，李天芬与张建骑车再次追上陈艳，再次发生口角，原告数次把手伸进车内抓扯陈艳，陈艳下车后与李天芬扭打在一起。之后陈艳电话通知了其丈夫第三人杨贤林并报警，李天芬也通知了其哥哥李天禄，李天禄又邀约了李天然。双方亲属到场后，多名人员相互推搡争执，造成了从中劝阻的第三人杨和聪、鲍荷花（杨贤林的父母）不同程度受伤，引来多人围观，导致现场交通拥堵；同日14时18分，屏山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到达现场，依法将李天芬等人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经调查，被告县公安局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禄公（屏）行罚决字〔2019〕4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李天芬行政拘留十一日，并处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李天芬不服被告县公安局的处罚决定，于2019年9月30日向被告县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书》，县政府于2019年10月11日依法受理，同年12月9日，县政府作出禄政行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于次日向各方送达。李天芬对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县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于2019年12月24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县公安局给予第三人杨贤林拘留六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给予第三人陈艳拘留五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县公安局系上述法律规定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县政府系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均属于本案适格被告。原告李天芬与杨贤林、陈艳、杨和聪、鲍荷花作为治安案件中的被处罚人和被侵害人，分别系本案被诉处罚决定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属于本案适格原告和第三人。关于被诉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原告李天芬以治安案件被处罚人的身份对行政处罚行为及复议维持行为不服提起诉讼，本案审理的内容为县公安局“禄公（屏）行罚决字〔2019〕470号”处罚行为和县政府“禄政行复决字（2019）第1号”复议维持行为中相应内容是否具备上述法律规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本案中，原告李天芬、张建与第三人陈艳之间发生争执并引发肢体冲突，李天芬明知双方本已斗殴停止且已报警的情况下，还通知李天禄到达现场，李天禄又邀约了李天然。双方亲属到场后，多名人员相互推搡争执，造成了从中劝阻的第三人杨和聪、鲍荷花不同程度受伤，引来多人围观，导致现场交通拥堵，县公安局基于双方陈述、证人证言、诊断证明书、视频资料等在案证据并综合考虑事发原因对李天芬作出行政拘留十一日，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决定有相应事实依据、处罚适当，原告李天芬提出的认定事实不清、处罚显失公平、被告存在暴力执法及虐待行为的意见，不符合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不予采纳；被告县公安局提出的本案系违法行为人之间相互斗殴，结合各方过错综合考量，其行政处罚决定量罚适当的意见，予以采纳；被告县政府的相应意见，予以采纳。关于被告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存在不当延长查证时间以及延长传唤审批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本案中，被告县公安局提交的相应证据能够证实其传唤查证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李天芬主张县公安局超期传唤，程序违法，不符合审理查明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县公安局提交的《延长传唤审批表》其中的审批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存在审批不规范情形；《查获经过》中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与本案案发时间2019年8月22日无关；公安机关通知被传唤人员家属时通知了同为被传唤人的张建;《现场检查笔录》记载的检查地点确有与实际情况不符等情形，存在不规范情形。本院认为，县公安局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存在以上程序方面的瑕疵，但该程序方面的瑕疵并不导致撤销该处罚决定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李天芬提出的相应诉请不予支持。对原告李天芬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行为，因县公安局对原告李天芬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处罚得当，县政府的行政复议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故对原告李天芬要求撤销县政府行政复议行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天芬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李天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长 李 俊审判员 阳 睿审判员 王 箫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胡婷婷书记员 梁展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