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14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华，男，196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明，广东纵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秋，男，196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俊，江苏立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吕庐泉，男，195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审第三人：刘广龄，男，1945年4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上住址为江苏省扬州市开发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为江苏省扬州市。上诉人李建华因与被上诉人王立秋、原审被告吕庐泉、原审第三人刘广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18)苏1002民初1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建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立秋的诉讼请求；2、王立秋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认定《合作协议》中的甲方主体是李建华，不准确；2、王立秋与《合作协议》中的甲方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投资合作关系，在《合作协议》中的第一段有明确说明，且案涉款项无借据，不存在借贷关系；3、一审法院未查明王立秋在本案中实际投入的资金数额，也无证据证明李建华在本案中实际收到的资金数额；4、《合作协议》要求王立秋投入100万，王立秋实际只投入70万，对整个项目合作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工程不能正常运转，应承担相应的责任；5、25万M3石块供货协议（以下简称25万M3工程）何时停止并未查清，以王立秋与李建华签订还款协议时间作为工程停止时间，认定不准确，也不符合事实；6、《合作协议》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前提是“25万M3工程”完成之后，而该工程开始之后不久就停止了，对于如何补偿或者计算利息，协议并未约定；7、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未明确是回报还是利息，回报系因投资产生，只有借贷才产生利息；8、李建华与王立秋并不认识，是经刘广龄介绍相识才达成“《合作协议》”，刘广龄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告知法庭，双方是合作投资关系，不是借贷关系；9、2016年11月29日李建华出具的《还款计划》，是受胁迫出具的，《还款计划》中也未约定利息；10、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吕庐泉未到庭参加一审诉讼，判决书引用了吕庐泉的信件内容，但对该信件，一审法院未当庭出示和质证；本案审限严重超期。王立秋辩称，1、2015年5月24日《合作协议》落款处有李建华签名，能够认定李建华是《合作协议》中甲方主体；2、《合作协议》名为投资合作关系，实为借贷关系，王立秋既不参与共同经营，也不承担风险，而且不论工程项目盈亏，李建华都需要向王立秋支付本金及回报，明显是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李建华于2012年5月26日出具的25万元借款收据，明确是借款人；刘广龄以收款人名义出具的70万元收款收据，载明月利率2%的内容；李建华于2016年11月29日出具的《还款计划》，重申了借款事实和还本付息的解决方案。吕庐泉未到庭也未陈述。刘广龄到庭未作陈述。王立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建华、吕庐泉立即连带偿还借款本金70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从2012年6月2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建华、吕庐泉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24日，王立秋作为乙方，刘广龄作为见证方，与甲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主文的全部内容为：“兹有甲方在湛江业务经营活动中承揽了广州万达工程有限公司的25万M3石块供货协议（以下简称25万M3工程）。由于该工程系甲方初次在湛江开展，时间紧、任务急，在2012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由于运输环节复杂，故进度较缓。致使资金周转期加长，经双方友好协商，本着互相信任，共同发展的原则愿意就25万M3工程进行合作，特签订协议如下：一、乙方愿意投入人民币壹佰万元整，以借款形式借给甲方使用。二、乙方在5月18日—6月30日分批次投入资金，第一次已于2012年5月18日打入20万元，此后将从5月25日起—6月30日止分批将其余80万元打入甲方帐户。三、乙方此次投入资金系用于上述工程，为了确保资金安全，乙方要求专款专用，仅限于25万M3工程使用，并且委托刘广龄先生对资金实行有效监管。四、甲方由于在此次工程中对盈余的空间难以测算，为了确保对方的利益，甲方同意不管是否盈余，每月均付给乙方人民币2万元作为投入回报。该25万M3工程完成后甲方将上述应付回报连同本金一并奉还给乙方。届时计算回报时按实际使用资金时间和每月2%的利率计算。五、双方愿意在此后湛江的业务开展中进一步深度合作，对日后甲方承接的经营、工程等项目，甲方承诺乙方优先告之，并且乙方享有优先投资权和参股权，届时将另行签订合作协议。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交监管刘广龄先生。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即起法律效力。”关于《合作协议》中甲方主体，王立秋提交至法院的《合作协议》原件中，抬头处的“甲方”一栏打印字体为“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但该行打印字体又被用手写的括号括注之后，手写了“吕庐泉”三字（系刘广龄手写），并盖有“吕庐泉”的印章；协议落款之处的“甲方”一栏则为李建华的手写签字以及“吕庐泉”的印章。刘广龄提交至法院的《合作协议》原件，较王立秋提交的原件，在协议落款之处加盖了“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公章，其余相同。2012年5月26日，王立秋接收到一张《借款收据》，内容为：“根据与王立秋先生所签合作协议，今借到王立秋先生人民币共贰拾伍万元正（其中，2012年5月18日收到贰拾万元正，2012年5月26号收到伍万元正）。”该借款收据在落款处的“借款人”一栏，有李建华本人的手写签名，也有“吕庐泉”的印章，刘广龄在“经手人”一栏签名。因《合作协议》中指定的资金监管人为刘广龄，王立秋至2012年6月29日，共转账70万元，2012年6月30日，刘广龄出具了70万元的收款收据，收据中记载了“月利率2%”等内容。2016年11月29日，王立秋、刘广龄、吕庐泉找到李建华，李建华出具了《还款计划》一份，内容为：“本人李建华与王立秋先生原于2012年5月24日所签协议，借款人民币柒拾万元整，该款本金定于2017年6月30日前归还（在本日期前分次还清），关于利息补偿问题在还清本金后双方另行妥善协商，如协商不成，王立秋先生可执行原签议内容追索。”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28日，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吕庐泉，股东为吕庐泉与吕春浩二人。一审中，各方当事人对2012年5月24日《合作协议》中所指向的“25万M3工程”已被停止且没有办法再实施下去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认定李建华是2012年5月24日《合作协议》中的甲方主体，尚不足以认定吕庐泉也是甲方主体。1、虽然“吕庐泉”的印章被加盖在《合作协议》的抬头处、落款处，但是，该印章究竟是代表自然人吕庐泉，还是代表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吕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谁所盖，以及该印章是否系吕庐泉知晓并同意《合作协议》内容的情形下所盖，凭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所以王立秋仅凭“吕庐泉”之印章即认为自然人吕庐泉是《合作协议》的甲方之一的观点，不能采纳；2、《合作协议》第六条中约定该协议自签字起生效，但无论是王立秋提交的《合作协议》版本，还是刘广龄提交的《合作协议》版本，在协议上均无吕庐泉本人的签字，根据本案具体案情，认定“吕庐泉”之印章在本案中不能起到与吕庐泉本人签字同等的法律效力；3、无论是王立秋提交的《合作协议》版本，还是刘广龄提交的《合作协议》版本，在协议落款处的“甲方”一栏，均有李建华本人的签名，故认定李建华是该合作协议的甲方。《合作协议》是一份名为投资合作、实为借贷的协议，且该协议签订之后，李建华也以实际行动表明其是在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处理双方之间的事务。从《合作协议》第四条以及双方的实际操作模式可以看出，王立秋既不参与共同经营，也不承担风险，而且不论“25万M3工程”项目盈亏，都要收回投资本金以及在本金之外还要收取固定回报的，该特征恰恰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合作协议》第五条虽反映出双方具有将来合作的意向，但该意向性的约定不能否定该协议的本质特征，即通过借贷，确保王立秋收回本金及回报（利息性质）；李建华在《合作协议》签订后的两天内即2012年5月26日，出具给王立秋的借款收据，内容中也写明是“借到”钱款，落款处也写明是“借款人”；刘广龄以收款人名义于2012年6月30日出具的70万元的收款收据中载明了“月利率2%”的内容，说明该70万元是要计息的；李建华在2016年11月29日向王立秋出具了《还款计划》，该还款计划的主文内容再次重申了借款之事实及还本付息的解决方案。李建华在2016年11月29日的《还款计划》中承诺“（70万元的借款）本金定于2017年6月30日前归还”，所以，王立秋现起诉要求李建华归还70万元本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利息，考虑到本案实际，给予部分支持。《合作协议》第四条中约定“25万M3工程完成后将上述应付回报连同本金一并奉还给乙方（王立秋）”，但因实际情况发生变化致使“25万M3工程”不能正常完成，这是签订《合作协议》时未能设想到的情况，双方也因此产生矛盾，双方经协商，李建华于2016年11月29日出具了《还款计划》，系王立秋与李建华达成新的共识，表明双方都已确定无疑地知晓25万M3工程已无法进行、必然亏损，并共同对《合作协议》第四条做了调整变更，即不再坚持等“25万M3工程完成后”还款，而是确定了具体的还款日期。由于《合作协议》第四条中无论盈亏，均要按月利率2%计付回报的约定，产生于“工程能够进行，但可能盈也可能亏”的情境之下，当协议双方对“25万M3工程”已不能进行、必然会亏损形成新共识时，仍要求李建华按照月利率2%支付回报不适当、不公平。故将双方达成新共识的2016年11月29日作为时间界限，此前按双方约定过的不论盈亏，均按月利率2%计付回报或利息，此后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是公平合理的。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李建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王立秋所投入的本金70万元；二、被告李建华在归还上述本金的同时，按以下方式向原告支付投入资金的回报或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2012年6月29日至2016年11月28日期间的投入资金的回报计742000元；以7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2016年11月29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的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原告王立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5800元，由被告李建华负担（因原告王立秋已向本院预交案件受理费5400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故被告李建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应向原告直接给付10400元，向本院缴纳5400元）。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刘广龄陈述，其与吕庐泉、王立秋均相识多年并介绍他们两人相识，在洽谈“25万M3工程”不久前，吕庐泉介绍李建华与王立秋、刘广龄相识，李建华不是吕庐泉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员工，而是吕庐泉的朋友，是应吕庐泉的要求全面负责“25万M3工程”的。2012年5月24日签订《合作协议》时，李建华、王立秋、吕庐泉、刘广龄均在场，《合作协议》由刘广龄起草，加盖的吕庐泉印章，是当场征得吕庐泉同意后由李建华加盖的，因吕庐泉印章一直由李建华保管。王立秋所交付的70万元，刘广龄已按《合作协议》约定代甲方收到。2016年11月29日李建华出具《还款计划》时，李建华、王立秋、吕庐泉、刘广龄也均在场，期间，李建华、王立秋发生口角，但王立秋未对李建华有行为上的胁迫行为。对于为何刘广龄提交的《合作协议》原件落款处有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印章，而王立秋提交的《合作协议》原件落款处无该公司印章的问题，刘广龄表示，时间太长，记不清楚了。李建华陈述，其在《合作协议》上签名，是经办人身份而不是甲方主体，甲方主体是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中吕庐泉印章由谁加盖记不清楚。王立秋给付的70万元投资款中，其本人认可收到25万元，王立秋并未按《合作协议》约定全额支付100万元投资款给甲方，也未将案涉70万元实际支付给甲方。李建华出具《还款计划》，是受到王立秋的胁迫，因王立秋声称如不出具即不允许其汽车离开。签订《合作协议》和出具《还款计划》时，李建华、王立秋、吕庐泉、刘广龄均在场。吕庐泉年纪大了，现在李建华表示本案中不愿意吕庐泉承担这个责任。王立秋陈述，李建华在《合作协议》落款处签名，表明其系甲方主体之一，其持有的《合作协议》落款处无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印章，有吕庐泉印章，吕庐泉也是甲方主体之一。《合作协议》中吕庐泉印章由谁加盖，已记不清楚。李建华称其出具《还款计划》时，受到王立秋胁迫，没有事实根据。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是：1、李建华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2、本案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还是投资合作；3、《合作协议》约定的款项是否已实际交付、交付多少；4、李建华出具《还款计划》，是否存在受胁迫行为；5、一审法院确定的利息计算标准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6、一审法院程序是否合法。本院根据现有证据，评析如下：一、李建华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王立秋提供的《合作协议》原件与刘广龄提供的原件，在甲方签名处有所不同，缺少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印章，王立秋系主张权利人，依法应以王立秋持有的《合作协议》原件为准。王立秋持有的《合作协议》中，抬头处甲方为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吕庐泉，并在吕庐泉名字上加盖吕庐泉印章，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名称上则加注了括号；落款处有吕庐泉印章，无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印章。根据法律规定，加盖个人印章，无论是作为单位法定代表人还是个人，均与签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签订协议时，吕庐泉本人在场，吕庐泉虽时为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根据《合作协议》抬头处将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和吕庐泉并列，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名称上加注了括号，落款甲方处无该公司印章，只有吕庐泉印章的情形，应当认定吕庐泉系甲方主体之一，湛江市大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不是甲方主体。至于李建华在该《合作协议》落款甲方处签名，是否作为甲方另一主体，各方看法不一。但为解决《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李建华于2016年11月29日向王立秋出具了《还款计划》，载明“本人李建华与王立秋先生原于2012年5月24日所签协议”等内容，系李建华对事实的自认，故应当认定李建华也是《合作协议》另一甲方主体。综上，王立秋基于《合作协议》及之后李建华出具的《还款计划》，向吕庐泉、李建华主张权利，李建华作为被告，是适格主体。二、本案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是投资合作法律关系的问题王立秋与吕庐泉、李建华签订的《合作协议》，虽然名为合作协议，但从其中第一条、第三条，特别是第四条内容看，王立秋既不参与共同经营，也不承担风险，约定了固定回报和全额返还本金，故该部分约定实质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由刘广龄对案涉资金实行有效监管，仅限用于“25万M3工程”，系为确保资金安全，并不改变当事人双方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合作协议》第五条，双方约定了今后合作项目的处理，与上述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无关，双方如就此产生争议，可依约定和法律规定另行主张。故案涉款项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范畴，李建华上诉认为双方系投资合作关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三、《合作协议》约定的款项是否已实际交付、交付多少的问题《合作协议》约定的100万元款项，王立秋实际汇给刘广龄70万元，刘广龄认可收到王立秋款项70万元，李建华只认可收到其中的25万元。本院认为，《合作协议》明确约定由刘广龄对案涉资金实行有效监管，王立秋据此将款项交给刘广龄，即完成了借款的实际交付义务，李建华出具的《还款计划》内容，进一步证实李建华认可其收到王立秋的70万元款项。现李建华只认可收到25万元，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李建华上诉称，按《合作协议》，王立秋应交付100万元，后只交付70万元，影响了项目建设，因案涉款项属于民间借贷，借款本金应以实际交付数额确定，王立秋未足额交付约定的借款是否应承担责任，应依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处理，与本案民间借贷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理涉。四、李建华出具《还款计划》时是否受到胁迫的问题李建华出具《还款计划》时，其与王立秋、吕庐泉、刘广龄均在场，李建华先陈述系因王立秋拦住其汽车不让离开，其才受胁迫出具《还款计划》，后又称是王立秋言语威胁不让其汽车离开后，其受此胁迫才出具《还款计划》，前后陈述矛盾。王立秋对胁迫李建华予以否认。刘广龄则陈述，当时李建华、王立秋发生口角，但王立秋未对李建华有行为上的胁迫行为。考虑到在场人员的相互关系，结合李建华此后也未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受胁迫之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建华受胁迫出具《还款计划》的事实。五、一审法院确定的利息计算标准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李建华上诉提出，《还款计划》并无对利息的约定，但《还款计划》载明：关于利息补偿问题，在还清本金后双方另行妥善协商，如协商不成，王立秋可执行原协议追索。后因李建华未能按《还款计划》约定归还本金，王立秋要求李建华按《合作协议》约定支付利息，符合双方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李建华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考虑到“25万M3工程”无法进行的实际，一审法院结合协议约定，从公平角度，确定《还款计划》出具前的利息按《合作协议》约定的月利率2%计算，此后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是恰当的。李建华上诉还提出，即使需要支付利息，利率标准调整时间也应从“25万M3工程”停止时计算，不应从《还款计划》出具时间计算。但根据《合作协议》约定，“25万M3工程”完成后，甲方将回报连同本金归还王立秋，回报按实际使用资金时间和每月2%的利率计算。此后，双方在均知晓该工程无法完成的情况下，李建华出具了《还款计划》，因王立秋并不参与经营，《还款计划》出具前，案涉资金也一直由李建华使用，故一审法院确定以《还款计划》出具时间为利率标准调整时间，符合本案实际和公平原则，是正确的。李建华上诉另提出，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中“按以下方式向原告支付投入资金的回报或利息”，未明确是回报还是利息，二者性质不同。而一审法院判决书说理部分，已明确说明“即通过借贷，确保王立秋收回本金及回报（利息性质）”，因此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对此的表达是清楚明确的，不存在性质“未明确”。六、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李建华上诉称，一审判决书出现吕庐泉书信内容，该证据未经举证和质证。经查，一审时，吕庐泉未到庭，一审法院曾收到以吕庐泉名义邮寄的一封信件，一审法院在归纳各方观点时，将以吕庐泉名义邮寄的书信内容予以摘录，系对该书信内容的记载，不违反法律规定。此后，因吕庐泉未到庭，无法确定书信内容的真伪，一审法院未将该书信作为证据组织质证，也未将该书信内容在判决中作为认定事实或说理的依据。故李建华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李建华提出，一审法院审理期限过长，不符合法律规定。经核查，一审法院对本案立案后，因无法通知到当事人，先进行了公告送达，后因案情疑难复杂及其他情形，分别延长审限和中止审理，均报经批准，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需要明确的是，《合作协议》签订方为李建华、吕庐泉和王立秋，后李建华向王立秋出具了《还款计划》，一审法院判决李建华承担民间借贷的还款责任，并无不当。至于吕庐泉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王立秋并未提出上诉，本案二审依法不予处理，而李建华在二审中也表示不愿意吕庐泉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所作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李建华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蔡胜友审 判 员 黄宝生审 判 员 邓 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曹 玥书 记 员 王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