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再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南某，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麻某，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申某，住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吉林首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南某因与被申请人申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吉24民终1253号民事判决书，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2019）吉民申294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南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麻某，被申请人申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某申请再审称：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南某分两次收到申某的40万元货款，并按申某的要求分八次交付给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柳英姬及其委托人全姬淑、朴银实完成全部委托义务，并且由于南某不是有偿服务，在整个委托过程中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故不应承担返还货款责任或赔偿义务。另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并非开放的国家，其证据调取、公证、认证都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新证据晚于原判决。（一）本案委托合同标的物松子，返还货款、接受货款人、委托事项完成均在中国域外，属涉外民事案件，原一、二审以国内普通民事案件程序审理，属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二）有新证据证明南某已将申某交付的40万元全部交付给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柳英姬，完成了委托合同义务，足以推翻原判决。且申某按常理如没有收到货物，应当及时向南某询问相关事宜，但四年多一直未向南某主张，不符常理。（三）申某隐瞒案件事实，恶意诉讼。再审庭审中申请人南某主动放弃其所主张的本案属于涉外案件，原审程序违法的再审申请理由。申某辩称：原一、二审判决正确，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申某委托南某将人民币40万元交到朝鲜方，不涉及到涉外程序的问题，原审审理程序合法。（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三）南某所举的将货款已交付给朝鲜方人员的证据中证明的收款时间与申某委托时间不相符，再审申请人的该份证据属无效证据，无法证明朝方人员收到40万元货款的事实。申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南某立即返还松子余款25万元；2.要求南某赔偿质量不合格的松子损失15万元；3.要求南某支付申某因运输、装卸、保管松子而产生的费用5万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南某许诺申某，能从朝鲜进口松子并保证质量，让申某挣一笔钱，随后申某筹措40万元，交给南某，后南某从朝鲜购进15万元松子，但松子均为空心，质量严重不符合要求，不仅让申某支付了运输费和装卸费，还支付了保管费，造成极大亏损，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至2015年期间，申某委托南某向朝鲜卖家交付购货款40万元准备从朝鲜购买松子，申某向南某交付40万元后，申某从朝鲜收到价值15万元的松子，并将松子存放在开山屯500米处道路右侧的仓库（原延边农村商业银行龙井支行后院），并于2016年9月1日，南某向申某出具一份确认书，确认南某于2015年7月从申某处收到松子的预约金人民币40万元。现60余袋松子仍存放在上述仓库。审理中，申某申请对松子的质量，即存放过久（接近两年）还是松子本身造成的质量问题；如松子存在质量问题，其损失具体数额进行鉴定。后申某放弃对15万元松子质量及其损失的鉴定。一审法院认为：申某委托南某将钱款交付给朝鲜卖家，因南某对此予以认可，故本院确认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关于申某要求南某返还松子余款25万元并赔偿15万元质量不合格的松子损失的问题，因申某放弃对松子是否质量不合格及其具体损失数额的鉴定，亦放弃对15万元质量不合格部分的损失赔偿，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南某是否应当返还25万元松子余款，本院认为，南某从申某处收到40万元的事实清楚，但关于南某为证明其已将40万元钱款转交给朝鲜卖家而提供的证据即2014年9月20日松子款明细、八份确认书、输出品出口明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的规定，因南某经本院释明，未经所在公证机关证明及使领馆认证或提供相关证明手续，故本院认定南某提供的证据不能够认定南某将全部款项交付给朝鲜卖家，且经本院现场确认，现存放在仓库的松子共有60余袋，结合每袋松子平均50公斤重以及每公斤22元的价格，其总价款不到15万元，但申某基于朝鲜卖家确认的价格及其自认情况，仍按15万元确认其收到的松子的价款，南某提出朝鲜卖家已向申某一次性提供了价值40万元的松子，但南某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申某要求南某返还购买松子余款25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申某要求南某支付申某因运输、装卸、保管松子而产生的费用5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中申某只是委托南某将购买松子的款项交付给朝鲜卖家，且申某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委托事务包含上述事项，故本院对申某的上述诉请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南某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原告申某人民币250000元；二、驳回原告申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南某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原告已预交7300元），由被告南某负担5050元，由原告申某负担2250元。南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对本案迳行改判上诉人无责，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案件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只是受被上诉人之托，利用自身条件帮被上诉人把购货款带到朝鲜交给卖货人，并未参与双方的买卖合同。买卖之债的形成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产生的。上诉人对于买卖行为所产生的任何后果不具有关联性，故不承担任何关联责任。结合双方当庭陈述即各自提交的证据，同时结合朝鲜境内进行买卖交易的交付习惯及松子买卖的时令性，并注意到交易发生在2014年的事实，若存在被上诉人所诉问题，理应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主张权利，而不应是在两年后。故一审理应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被上诉人的诉求不具备客观真实性，违反诚信原则，属虚假诉讼，滥用诉权，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以对帐为由，在时隔两年后骗取上诉人为其出具收款凭证并以此作为讹诈上诉人的证据是无耻的欺骗，明眼人一看便知。至于所谓的索赔诉求更是荒唐。鉴于本案一审对案件事实缺乏客观、公正的认定评判，致上诉人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上诉人提出上诉，希望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能在二审得到保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之规定，本案中南某对已经收到申某委托其交付的40万元人民币预约金并无异议，南某应当按照双方委托合同的约定完成受托事务即将40万元人民币交付给朝鲜卖家。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南某并未举出证据证明其已将收到的40万元人民币预约金全部交给朝鲜卖家，故一审判决根据申某基于朝鲜卖家确认的价格及其自认情况，判令南某返还购买松子余款25万元并无不当，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南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南某负担。再审期间，南某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输出品发货清单》和《确认书》及相应公证和认证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听证笔录》电子版复印件一组（该组证据原本附在省院（2019）吉民申2943号卷宗）。证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柳英姬收到申某委托南某向其交付的案涉人民币40万元以及申某承认委托南某交付松子款的事实。申某质证称，该组证据为电子版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内容亦与事实不符，且已超过举证期限。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南某在省院再审审查期间将原件提交给省院并附在省院卷宗中，现提供的电子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且经过公正、认证程序，就其来源应为合法，但《确认书》本身所记载的证明内容与事实相互矛盾，故对《确认书》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其他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二：（2019）吉民申294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该裁定书已经认定南某将案涉全部款项支付给柳英姬，已完成委托事项。申某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裁定书并非认定南某将案涉全部款项支付给柳英姬，已完成委托事项的事实，南某该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再审期间，本院依职权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调取南某和申某《出入境记录》，证明二人出入境的时间及地点。南某、申某对此均无异议。再审对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出具的《出入境记录》记载，2014年9月19日申某和南某均通过珲春圈河口岸出境至朝鲜，申某出境时间为8点44分28秒；入境时间为次日（9月20日）16点12分58秒。南某出境时间为15点30分26秒；入境时间为次日（9月20日）16点12分44秒。2015年7月7日申某和南某通过珲春圈河口岸出境至朝鲜，申某出境时间为8点40分39秒；入境时间为当日16点04分39秒。南某出境时间为8点39分48秒；入境时间为当日16点04分24秒。再查，南某自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3月11日期间无出境至朝鲜的记录。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申某和南某均认可由申某委托南某将购买松子款人民币40万元交付朝鲜卖方的事实，该委托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原审按照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关于受托人南某是否完成受托事项的问题。首先，南某陈述称，2014年9月19日，我与申某一起通过珲春圈河口岸出境至朝鲜与柳英姬见面，回国后申某分两次给我人民币40万元委托我转交给柳英姬，我分八次将40万元全部转交给柳英姬及其委托人。申某陈述称，2015年7月初的一天，我与南某一起通过珲春圈河口岸出境至朝鲜，经南某介绍和朝鲜的柳英姬见面谈松子生意，回国后分两次交给南某人民币40万元委托其交付给柳英姬。针对上述从时间上相互矛盾的二人陈词，结合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南某和申某二人从2014年9月至10月份和从2015年7月至8月份两个时间段先后出境到朝鲜多次，但二人通过同一口岸、同一天出境到朝鲜的只有两次，即2014年9月19日和2015年7月7日。其中2014年9月19日二人虽然均通过珲春圈河口岸出境，但南某出境时间为15点30分26秒，申某出境时间为8点44分28秒，二人出境时间相差近七个小时；而2015年7月7日二人通过珲春圈河口岸出境时间分别是南某为8点39分48秒，申某为8点40分39秒，几乎为同一时间。另，南某于2016年9月1日向申某出具的收到案涉40万元后转交给朝鲜卖方的“确认书”对受托时间亦表述为2015年7月，南某对此虽然辩解称按照申某的要求书写，但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通过对以上二人出境时间及“确认书”所表述的受托时间之分析，显然南某的陈述与事实明显不符,相反申某的陈述更加符合事实。其次，南某再审期间提交经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我国驻该国大使馆认证的柳英姬等出具的“确认书”，用以证明柳英姬等分八次已收到案涉40万元。该“确认书”中列收款明细如下：“从2014年9月20日收到的现金：9月20日收1万元；9月23日收9万元；10月9日收2万元；10月14日收4万元；10月18日收10万元；10月21日收6.5万元；10月28日收2.5万元；11月11日收5万元；总计40万元。确认申某给南某的松子款40万元人民币（RMB.Y）通过全姬淑和朴银实准确收到”。其中最后一笔收款时间是11月11日（针对该笔事实南某在一审时亦提交了由朴银实签收该款项的确认书一份），而从本院再审查明事实看，南某自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3月11日期间无出境至朝鲜的记录，因此该“确认书”所证明内容亦与事实相互矛盾。综合以上事实，再审认为，南某再审期间所提交的新证据，虽然提交程序合法，但其证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该证据不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南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完成受托事项，故原审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南某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二〇二〇年第五次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吉24民终1253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申某已预交），由南某负担5050元，由申某负担2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南某已预交），由南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镇审判员 宋莲姬审判员 申爱顺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金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