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晋07民终11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经纬纺织机械榆次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晋中市榆次区经纬南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700112789843L。法定代表人:周一飞，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旆，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翾，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谷恒久通管道设备制造厂,住所地晋中市太谷区小白乡上庄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7266764159433。负责人:刘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席红军，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红艳，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帅，男，1995年4月9日生，汉族，住晋中市太谷区小白乡上庄村，系太谷恒久通管道设备制造厂投资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席红军，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红艳，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明，男，1968年3月5日生，汉族，住晋中市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家珲，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经纬纺织机械榆次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太谷恒久通管道设备制造厂（以下简称恒久通厂)、刘帅、史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476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经纬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裁定，并指令榆次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第一，本案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而本案恰属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很明显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且属于榆次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第二，一审裁定适用“驳回起诉”违反法律规定，且令人匪夷所思。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驳回起诉的适用条件是当事人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定的不予受理情形之一的。但本案并不属于应当适用“驳回起诉”的任一法定情形。而且，“驳回起诉”针对的是程序性问题，而本案已经经过实体审理，且历经两次庭审举证、质证及法庭辩论，一审法院却裁定“驳回起诉”,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令人费解!（二）一审裁定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一条为依据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第一，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因货物买卖合同产生的经济纠纷确凿无疑，不应当适用《规定》第十一条。通过《规定》第十一条可以看出，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案件需“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但通过一审裁定查明的事实却可认定:1.被上诉人史明使用过恒久通厂的公章对外开展业务。2.被上诉人史明于2015年8月至2016年9月期间多次从上诉人处购买价款总计为12743389.99元的锌锭，所涉8份入库单及五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分别加盖有被上诉人恒久通厂原名称及现名称的公章,2017年1月5日对账函中加盖有被上诉人恒久通厂的财务专用章。3.上诉人已将本案所涉全部金额即12743389.9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开出，且被上诉人恒久通厂明确认可其已将该发票用于抵扣税款。4.被上诉人刘帅于2017年9月15日通过其个人账户转出50万元货款，且被上诉人恒久通厂于2016年5月5日向上诉人支付过30万元货款。上述已查明事实足以说明，虽然各方对欠款数额、承担责任的主体存在争议，但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因买卖锌锭而产生的货款结算纠纷的事实确凿无疑。在经济纠纷如此明显存在的情形下，一审裁定居然罔顾事实，以《规定》第十一条为依据驳回起诉，属于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第二，依据《规定》第十条以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确定的民商事审判原则，本案应当继续审理。根据《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据此，上诉人认为:1.一审裁定认为需要侦查机关查证的行为无论是涉嫌伪造印章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仅与本案有一定牵连，但与本案均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2.一审裁定认为需要侦查机关查证的行为不会影响本案经济责任的承担，本案审理也无需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首先,即使仅根据一审裁定查明的事实，也足以证实上诉人出售锌锭并签订五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史明收取货物、被上诉人恒久通厂取得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用于抵扣税款、被上诉人恒久通厂、刘帅、史明曾分别支付部分货款等一系列行为的真实存在，且案涉合同、入库单中显示的买卖锌锭的吨数、金额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完全一致。其次,通过庭审质证及一审裁定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上诉人出售的锌锭全部运至被上诉人恒久通厂厂区范围内，且现仍有锌锭积压在恒久通厂厂内。为了偿还上诉人的欠款,被上诉人恒久通厂直接参与了锌锭的转卖行为，其中2017年9月14日的一笔50万元系通过被上诉人刘帅的账户转出。第三，也是至关重要的还有两点:1.被上诉人恒久通厂曾直接向上诉人支付货款277.77万元。包括:(1）一审裁定确认的2016年5月5日恒久通厂支付的30万元货款;(2)被上诉人史明提供的2016年9月21日票号为31000051.26817137的银行承兑汇票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恒久通厂曾通过在银行承兑汇票上背书的方式向上诉人支付货款140万元。(3）经核实,被上诉人史明提供的由上诉人于2016年8月31日出具的收据中所显示的其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1077700元全部系由被上诉人恒久通厂通过背书转让的方式予以支付。2.被上诉人恒久通厂已将上诉人开具的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在税务主管部门予以认证并抵扣税款。该行为不仅代表恒久通厂已自认其购买方身份，而且其作为购买方的有关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开户行及账号、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税额等一系列信息已被代表国家公权力的税务机关识别、确认，且恒久通厂通过抵扣行为已经实现少缴税1851604.18元。以上事实足以证实恒久通厂就是本案的购买方，其直接参与了本案的货物买卖行为。退一步讲，即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表见代理的规定，被上诉人恒久通厂也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而刘帅作为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的恒久通厂的投资人、史明作为代理人均应承担连带还款义务。因此,无论本案是否涉嫌犯罪，均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即使本案存在伪造公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涉嫌犯罪行为，但本案也无需以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作为判案依据。对此,根据《规定》第三条也可确定，即使本案公章系伪造，但被上诉人史明以恒久通厂的名义签订合同的事实确凿无疑，恒久通厂对史明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也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外，最新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也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主要有下列情形:（2)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在上述情形下，有的人民法院仍然以民商事案件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对此,应予纠正。”第130条规定:“如果民商事案件不是必须以相关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商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基于上述规定，本案应当继续审理。（三）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并遗漏重要事实未能查明。第一，一审裁定认定“被告史明租用了被告恒久通厂的一块土地，并在该土地上建设了厂房等建筑从事经营业务”毫无事实依据，三被上诉人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事实。第二，一审裁定认定“2015年8月至2016年9月期间，被告史明多次从原告处购买锌锭，并给原告出具了8张入库单”明显违背事实。事实上，上诉人的锌锭全部运至被上诉人恒久通厂，且仍有部分未用锌锭仍然在恒久通厂存放，且8张入库单均系在上诉人送货人员在场的情形下、由恒久通厂投资人刘帅的母亲亲自加盖公章出具。第三，一审裁定认定“原告将运至被告史明处的部分锌锭出售，……原告认可出售给案外人王永鹏、籍春友锌锭用于抵偿史明所欠原告货款”不知依据何在?事实上，上述锌锭的出售并非原告实施。通过被上诉人恒久通厂提供的过磅单显示，该部分锌锭的发货单位均为恒久通厂，系恒久通厂主导实施;且通过出售锌锭方式抵顶的货款并非本案所涉货款，而是用于抵顶恒久通厂、史明欠付上诉人的母公司上海创安商贸有限公司的货款，与本案并无关联。第四，一审裁定认为“原告实际上是与被告史明发生的锌锭交易，被告史明在交易中使用了被告恒久通厂的名义”与事实不符。事实上，通过恒久通厂接受锌锭入库、支付部分货款、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足以认定其直接参与了本案的交易行为，且已经自认其购买人身份，绝不仅限于被借用名义的范围。第五，通过被上诉人史明提供的2016年9月21日票号为31000051.26817137的银行承兑汇票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恒久通厂曾通过在银行承兑汇票上背书的方式向上诉人支付货款140万元，该事实足以证实恒久通厂直接参与了本案的货物买卖行为，但一审裁定对该事实并未予以查明。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不属于应当驳回起诉的法定情形，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此外，如果本案被驳回起诉，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而且势必会剥夺上诉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使得上诉人获得司法救济愿望的实现将遥遥无期，而且已经被保全的财产也将存在被转移风险，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为此，恳请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并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恒久通厂辩称，（一）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恒久通厂、刘帅与上诉人未发生过任何业务往来，所有业务均是与史明发生的，上诉人并非是本案适格原告。2.一审审理后认为该案有经济犯罪嫌疑，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符合驳回起诉的法定情形。3.裁定驳回起诉属程序处理，符合上述规定。（二）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一审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所涉及的买卖合同关系仅发生在上诉人与史明之间，我方未参与。1.恒久通厂与史明系土地租赁关系，史明并非恒久通厂的代理人。史明的经营场所与恒久通厂是完全独立的，所从事的业务也相互独立。2.本案所涉的锌锭均是由史明负责并送货至史明的厂房。3.上诉人所称其庭审中提供的入库单及购销合同加盖的公章系答辩人公章，但该公章不是恒久通厂的公章，本案所涉的锌锭买卖不是恒久通厂与其签订的合同。4.锌锭等均是史明购买并使用的，与恒久通厂无关。上诉人以恒久通厂以增值税专用票抵扣税款的行为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三）上诉人称一审裁定遗漏事实未查明与实际情况不符。事实上是史明和上诉人发生的业务往来，恒久通厂仅为代付关系。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刘帅辩称，其是恒久通厂的投资人，也是负责人，不具备作为主体的资格。被上诉人史明辩称，认可其个人与上诉人发生过关于锌锭的买卖事实关系；不认可上诉人所主张的金额；不认可上诉人对于本案其余被上诉人的主张，因为本案涉业务属于个人业务，双方权利义务的承担仅限于史明方和上诉人，不应及于其他被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裁定，不发表意见，希望通过调解解决此案，如调解不成希望维持原判。经纬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恒久通厂支付其剩余货款8699126.61元，并以该款为基数，按年利率7.13%，从2017年1月1日起支付其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全部货款支付完毕时止，并要求刘帅、史明对以上货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久通厂原名称为太谷上庄恒久通管道设备水暖制造厂，2016年5月17日变更为现名称，该厂为刘帅个人独资投资的企业。史明租用了恒久通厂的一块土地，并在该土地上建设了厂房等建筑从事经营业务。史明称其并未办理自己的工商登记手续，对外开展业务时使用过恒久通厂的公章。2015年8月至2016年9月期间，史明多次从经纬公司处购买锌锭，并给经纬公司出具了8张入库单，其中分别加盖有恒久通厂前名称太谷上庄恒久通管道设备水暖制造厂公章或恒久通厂的公章。以上入库货物经纬公司总计价款为12743389.99元，史明对该价款予以认可。经纬公司称其已经将购买人为恒久通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额开出，史明认可其已经全额收到以上发票，恒久通厂认可经纬公司开具的相应发票其已经用于了抵扣税款。史明提供相关付款凭证证明其已经支付经纬公司货款5032100元，经纬公司对此付款金额予以认可。因史明未能足额支付货款，经纬公司将运至史明处的部分锌锭出售，其中出售给案外人王永鹏174.43吨,出售给案外人籍春友34.32吨，经纬公司认可以上锌锭抵偿史明所欠经纬公司的货款金额为3372050元和631016元。根据以上销售及付款的具体情况，该院计算史明尚欠经纬公司货款金额应为3708223.99元。庭审中，经纬公司除提供史明给其出具了8张入库单外，还向法庭提供了甲乙双方分别加盖有经纬公司以及恒久通厂前名称以及现名称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五份,提供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5日的往来确认函一份，该往来确认函为经纬公司给恒久通厂出具，内容为“截止2016年12月31日，我公司应收贵公司货款8699126.61元。请贵公司接函后进行核实，如与贵公司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下端数据相符处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数据不符处详为指正后并签章。”该往来确认函的证明无误一栏，加盖有恒久通厂的财务专用章。经质证，恒久通厂否认与经纬公司发生过以上锌锭交易业务，并且否认经纬公司提供的以上证据上加盖的印章为恒久通厂现在使用或曾经使用过的印章，对于以上证据上公章的加盖过程,史明未能正面回答，并且表示不能确认以上证据上恒久通厂印章的真实性。经纬公司称2017年7月10日，经纬公司与恒久通厂再次对账金额为11289525.8元。恒久通厂、刘帅、史明对经纬公司的以上两次对账金额均不予认可。恒久通厂向法庭提供相关银行流水，证明经纬公司将提供给史明的锌锭进行过转卖，获得价款3372050元，其中2017年9月14日的一笔50万元系借用刘帅的账户转出。且恒久通厂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5月5日,恒久通厂代史明向经纬公司付过30万元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起诉的案件，必须符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的条件。本案中，经纬公司实际上是与史明发生的锌锭交易，史明在交易中使用了恒久通厂的名义。在经纬公司与史明交易锌锭的相关入库单、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以及往来确认函上均加盖了恒久通厂的印章，恒久通厂不认可以上印章系该厂现在使用或曾经使用过的印章，史明亦表示不能确认以上证据上恒久通厂印章的真实性。恒久通厂否认参与过以上锌锭交易，称其对交易过程并不知情。本案锌锭交易的数量、单价及总价款均系经纬公司与史明之间形成，以上交易手续所涉印章的真实性该院尚不能确认，且存在该院根据经纬公司的陈述及史明的自认计算的欠款数额3708223.99元与经纬公司主张的往来确认函上的欠款数额8699126.61元以及经纬公司随后陈述的双方后来对账的金额11289525.8元均不一致的情形，其中是否涉嫌伪造印章或虚构事实的行为需由有关侦查机关进一步落实。另外，恒久通厂否认与经纬公司发生过本案所涉的锌锭交易，但其认可将经纬公司为其开出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用于了抵扣税款，是否涉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而侦查机关查证该行为，会涉及到双方是否存在实际交易以及交易数量的问题。综合以上分析，本案应当驳回经纬公司的起诉，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裁定:驳回经纬纺织机械榆次物资有限公司的起诉。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审法院以本案涉嫌犯罪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针对争议焦点，上诉人提供六组证据，第一组是2016年5月5日恒久通厂向经纬公司付款30万元凭证，证明恒久通厂作为购买方直接向经纬公司付款30万元的事实。第二组是2016年6月12日恒久通厂向经纬公司付款53万元凭证，证明向经纬公司支付的该53万元货款系由恒久通厂通过背书转让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第三组是2016年8月31日恒久通厂向经纬公司付款107.77万元凭证，证明向经纬公司支付的该107.77万元货款系由恒久通厂通过背书转让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第四组是2016年9月23日恒久通厂向经纬公司付款157.44万元凭证，证明向经纬公司支付的该157.44万元货款中至少有140万元系由恒久通厂通过背书方式支付。第五组是2016年11月3日恒久通厂向经纬公司付款70万元凭证，证明向经纬公司支付的该70万元货款系由恒久通厂通过背书转让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第六组2016年12月19日恒久通厂向经纬公司付款80万元凭证，证明向经纬公司支付的该80万元货款系由恒久通厂通过背书转让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恒久通厂质证称，上诉人提供的付款手续是证明恒久通厂与上诉人之间有买卖关系，但是证明不了，该付款是恒久通厂替史明支付的款项，而且上诉人开具的收据也没有提供给恒久通厂。刘帅同意恒久通厂的质证意见。史明质证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了上诉人的起诉金额是有问题的，史明在经营过程中是自负盈亏的个人经营活动，为了手续所需借用过恒久通厂的名义，但是恒久通厂并没有参与实际买卖合同，款项通过恒久通厂进行了往来支付，但实际都是史明的钱。其他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参照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精神，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由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价值取向、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证据认定标准、责任构成要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刑事法律关系与民商事法律关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两者不能相互替代，因此，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一般情况下应当分别受理、分别审理。本案中，当事人是否涉嫌伪造印章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行为与本案虽有牵连交叉，但并不能否定双方之间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上诉人经纬公司起诉的主体明确，符合法律规定，最终各被上诉人的民事责任如何确定，需根据相关证据进行实体审理后才能确定。如在实体审理过程中发现犯罪线索可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依据不足，应予纠正。综上，上诉人经纬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4761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许 俊审判员 段 锋审判员 胡庆刚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白书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