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内25民终1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郑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系郑某的外甥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某，内蒙古义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内蒙古合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某因与被上诉人孙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2019）内2502民初3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和金某、被上诉人孙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税款394717元；3、判令被上诉人公开道歉，并按照300元/日支付车辆租赁费（自2019年6月5日起至结案止）；4、由被上诉人支付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诉讼主体错误。原审法院受理了孙某诉郑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确定了诉讼主体为孙某和郑某。但是根据庭审中被上诉人出具的对账单及上诉人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打款凭证等证据，均显示本案的当事人为锡林浩特市义杰农牧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杰农机公司）与锡林郭勒盟福城隆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城隆公司），故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支付款项的义务明显错误。二、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孙某先予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诉请，明显错误。一审判决中本院认为：“双方并未书面约定先开具增值税发票后付款……，开具增值税发票是作为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不开具发票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可以向税务机关举报。”但交付货款和开具增值税发票，是一个法律关系中的两项内容，缺一不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部分，既明确开具发票是作为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又对被上诉人拒不开具发票的行为予以肯定和保护，实属自相矛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可见，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义务，属于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故经营纳税是两个不可分的经营者义务，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先予开具增值税发票合理合法。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购买彩钢板货款总额高达7450000.00元。该货款上诉人已支付7180000.00元（有财务账目佐证之），尚余270000.00元未支付。该余款之所以未支付，是因为在上诉人已支付的7180000.00元货款中，被上诉人有4160000.00元未开具发票给上诉人，涉及税款664717.00元。依据我国关于税收管理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开具4160000.00元的货款发票予上诉人，后上诉人将剩余货款付清。但是，被上诉人拒绝履行纳税义务和提供发票，上诉人只能代被上诉人向税务机关支付394717.00元税款，开具发票入账。664717.00元-270000.00元=394717.00元，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394717.00元是合理的诉求，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而一审法院却未予支持。不仅如此，被上诉人以虚假事实为由提起诉讼，且申请法院保全了上诉人的工作用车，给上诉人和公司的声誉、生产、经营活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和损失，被上诉人应当予以公开道歉并赔偿租赁车辆损失。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 孙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一是孙某和郑某作为本案主体完全适格，对此郑某在一审及双方的电话录音中多次认可双方系买卖合同相对人，同时郑某不止一次的承认拖欠原告277145元货款的客观事实，其中在郑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反诉状中就明确承认欠款的事实，在庭审笔录第5、第8、第9页中也承认拖欠原告货款277145元的客观事实，由此可见郑某对欠款对象、欠款数额并没有争议，但其却在上诉状补充中辩称诉讼主体不适格，自相矛盾，郑某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郑某在一审时承认欠货款277145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关于承认的规定，因此更加说明郑某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是从孙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10张发货清单上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买卖明确约定孙某出售给郑某的彩钢板等材料单价为不含税价，如需要开具发票，郑某需要另外支付税金，由于郑某拒不支付税金的行为导致孙某也无法开具发票，此外郑某经营的公司原为小规模纳税人，因此其所经营的公司是不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其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会大大的增加其经营成本，因此郑某在前期从孙某处购买的货物均是要求孙某从其他地方购买普通发票来入账，以上事实均有证据可以证明，因此本案不涉及是否开发票的问题，郑某的此项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开发票问题不属于案件的审理范围，对此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此外郑某在电话录音中承认欠钱，双方就还款也进行了协商，即以车抵债，郑某在电话录音中也没有说过要求孙某开具发票一事，其原因在于郑某明知双方的交易惯例就是其支付开票钱，再由孙某开具发票。郑某在诉讼中一直主张要发票，现孙某可以为其开具发票，只需要双方产生买卖的客观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向孙某支付开具发票的费用即可，综上，郑某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欠款贰拾柒万柒仟壹佰肆拾伍元整（277145元）；2、被告承担自2016年1月2日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同期贷款利息；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诉前保全的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郑某在原告孙某处购买彩钢板，2016年1月2日原告孙某与被告人妻子刘昕对账并出具对账明细，刘昕签字确认，对账明细注明“截至2016年1月2日前下欠707145.00元”在原告的多次追讨下被告截至2019年3月21日共计给付欠款430000.00元，此后原告多次找到被告要求付清所有欠款，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予给付欠款，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原告的财产权益，依法提起诉讼。 郑某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驳回被反诉人的三项诉求；2、判令被反诉人支付税款394717元予反诉人；3、判令被反诉人公开道歉，并按照300元/日支付车辆租赁费（2019年6月5日起至结案时止）；4、由被反诉人支付本次诉讼费及保全费。事实和理由：2013年至2015年期间，反诉人由被反诉人处购买彩钢板若干，货款总额745万元。截至本案起诉时，该货款反诉人已支付7180000.00元（由财务账目佐证之），尚余270000.00元未支付。该余款反诉人之所以未支付，是因为，在反诉人已支付的7180000.00元货款中，被反诉人有4160000.00元未开具发票给反诉人，涉及税款，664717.00元，依据我国关于税收管理的相关规定，纳税是公民和企业法人的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基于此，本案中，被反诉人应支付涉税款664717.00元。减去剩余货款，被反诉人应实际支付反诉人664717.00元-270000.00元=394717.00元。故，反诉之。不仅如此本案的被反诉人，置案件的事实予不顾，断章取义，仅以货款未支付完毕的虚假事实为由提起诉讼，且申请法院保全了反诉人的工作用车，此举，给反诉人的声誉、生活及工作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和不应有损失。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反诉人应当予以公开道歉并赔偿租赁车辆损失。综上，反诉人提出上述四项反诉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某向孙某购买彩钢板，双方出具的对账明细单上载明“截止2016年1月2日前下欠707145元”，被告郑某的妻子刘昕签字确认。双方对账后郑某支付了430000元，现欠付孙某钢材款277145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应当受到保护。双方均确认被告（反诉原告）至今欠付原告（反诉被告）钢材款277145元。对于原告（反诉被告）未开具发票能否作为被告（反诉原告）的抗辩理由问题，该院认为，双方并未书面约定先开具增值税发票后付款，而且发票体现的是国家与纳税人的纳税关系，开具发票是作为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不开具发票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如果原告（反诉被告）存在拒绝开具发票行为，可以向税务机关反映，但不能成为拖欠货款的抗辩理由。故对被告（反诉原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对其反诉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因此，被告（反诉原告）应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钢材款277145元。关于利息，对账单载明“截止2016年1月2日前下欠707145元”，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自2016年1月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郑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钢材款277145元以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为止。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郑某的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郑某提交四组证据：1、锡林浩特市义杰农牧业机械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锡林浩特市义杰彩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锡林浩特市义杰农牧业机械有限公司的天眼查机读档案，证明义杰农机公司与锡林浩特市义杰彩钢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完全一致，为同一企业。该公司在2012年9月4日成立，2013年1月7日转为一般纳税人。同时证明本案上诉人郑某作为案件当事人的主体不适格，彩钢板的买受人是义杰农机公司，郑某的行为是法人行为，并非是个人行为。2、发货清单总计471张，证明福城隆公司交付货物总价值为7452278.45元，其中货的价值是6752695.65元，应开具发票的税额是699582.80元，双方对账后有277145.00元未付。3、付款清单总计47笔，证明义杰农机公司与福城隆公司发生买卖行为之后，义杰农机公司通过公司账户、股东账户及员工账户给付福城隆公司，针对双方供货单对账的7452278.45元，已经包含了所有货物的应缴税款。4、增值税专用发票33张，形成时间为2013年10月23日至2015年6月29日，总金额3291400.95元，上述税票已经过税务局进行了抵扣，其中13张是委托山东滨州金大成工贸有限公司开具的。证明双方的买卖合同的主体是福城隆公司和义杰农机公司，税率以17%计算，福城隆公司尚未开具发票的总金额221359.57元。孙某质证称，对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于认可，但对上诉人要证明的目的不予认可，对于第1组证据：义杰农机公司属于郑某所经营的自然人独资公司，在没有做到公司资产与个人财务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并不能证明郑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本案中买卖合同相对人是郑某与孙某，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口头买卖合同关系，均不属于职务行为。对于第2、3、4组证据：发货清单上写明购货单位是郑某，并非义杰农机公司，故不能证明是职务行为。对于付款清单，是双方交易期间，郑某通过自己的账户、其妻子刘昕的账户、其儿子郑功达的账户所支付的。而增值税发票只能证明郑某向孙某购买彩钢板，如需开具发票，可由孙某利用自己经营的公司为郑某开具。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郑某在二审中提供的义杰农机公司的营业执照等信息，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以上信息仅能证明郑某为义杰农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并不当然代表企业的行为。如证明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还需进一步举证予以证明。对于郑某提供的发货清单、付款清单和增值税专用发票，鉴于孙某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对于郑某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材料及查明事实情况予以综合认定。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的主体是否适格；2、郑某主张应由孙某先出具税务发票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郑某未提供其与孙某进行彩钢板交易期间，已向孙某告知其是以义杰农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的进行买卖交易的证据。同时，郑某在庭审中认可，双方交易期间已支付的彩钢款，是其个人及亲属以现金或转账等形式给付孙某，并非通过义杰农机公司的账户向福城隆公司进行支付。郑某二审提交的发货清单中购货单位均明确书写为“郑某”，结合一审认定的郑某妻子刘昕向孙某出具的对账明细单，其中也并无显示有义杰农机公司和福城隆公司的任何字样。故郑某关于双方主体不适格，其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及付款义务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此属于出卖人的从属给付义务。”在本案中，郑某与孙某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出卖人孙某的主要义务是交付货物，而买受人郑某的主要义务是支付货款。郑某主张的税务发票是基于买卖合同产生的收付款凭证，是从属于付款行为的，不属于主给付义务。现孙某已向郑某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双方口头约定的彩钢板买卖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在双方并未约定必须出具税务发票为付款条件的情况下，郑某支付货款这一主给付义务与孙某出具税务发票的从属给付义务不能构成相应的对价，郑某不能以未出具税务发票拒绝支付所欠货款，其行为不能构成同时履行抗辩权。同时，双方交易中是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属税法调整范畴，不属本案审查范围，一审法院驳回郑某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当。综上，郑某主张应由孙某先出具税务发票的上诉理由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郑功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20.76元，由郑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丽莉 审判员  吴春林 审判员  代玲玲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魏晓玲 附相关法律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