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6民初577号 原告：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173号中田大厦9楼907-910室。 责任人：徐建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付青颖、戴丽丽，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舟山阿尔法游艇俱乐部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街道大同路70号。 法定代表人：李良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世和，男，系该公司员工。 原告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与被告舟山阿尔法游艇俱乐部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付青颖、戴丽丽，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世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代理费155000元及利息损失5056.88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1月1日期计算至2019年9月30日，此后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与案外人上海三航奔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三航公司）码头建造合同纠纷一案，被告因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6）浙72民初2549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高院）提起上诉。高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浙民终287号。诉讼过程中，被告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原告指派徐建民律师作为被告在该案二审阶段及之后可能发生的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的二审、再审阶段的诉讼代理人。双方于2018年11月28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下称《合同1》），约定：签订合同时，被告先向原告预支付300000元；若改判的，原预支付300000元转为代理费，再支付生效判决确定赔偿款（超过1350000元）的10%的代理费。原告依约完成委托事项，高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原判，改判被告获得2900000元赔偿款。依据合同约定，被告应支付代理费共计455000元。原告于2018年12月25日收到判决书并于2018年12月26日将该判决书寄给被告，除被告预支付的300000元转为代理费外，被告还应支付剩余代理费155000元，被告未予支付。此后，原告于2019年3月4日向被告寄送催告函，但被告至今仍分文未付。 被告答辩称：1.原告实质上未参与（2018）浙民终287号案件的委托代理工作。被告于2018年3月提起上诉时，与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由该律所指派律师全程代理了该案的上诉状起草、证据搜集、代理意见发表、鉴定申请及调查质证事务。由于徐建明律师向被告的总经理吹嘘其代理能力，被告于2018年12月4日与原告签订最终的《委托代理合同》（下称《合同2》），并于次日预付了300000元的代理费用。但被告直至收到（2018）浙民终287号民事判决书时才发现，该判决作出的时间为2018年11月30日，早于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2》的时间。在原告未实际参与该案诉讼活动的情况下，原告已收取300000元的高额代理费，足以支付原告的代理报酬，但原告仍向被告追讨其余代理费，有违公平原则。被告保留要求原告返还其已收取的300000元代理费的权利。2.原、被告于2018年12月4日重新签订《合同2》，原告起诉时提交的《合同1》实际已作废，但原告刻意隐瞒事实，有违诚信原则。3.原、被告签订的委托合同及与徐建明律师签订授权委托书的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委托不成立。双方于2018年12月4日签订《合同2》，但原告在此之前已要求被告先出具授权委托书向高院进行了提交，违反委托合同及授权委托程序，应属无效。4.原告凭借其熟悉诉讼程序的专业优势，当时明知（2018）浙民终287号案件审限临近，高院将很快做出判决，徐建明律师利用被告想获得理想判决结果的心理，向被告鼓吹其与高院法官的特殊关系，诱使被告在判决已经做出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且获取了被告预付的高额代理费，违反诚实守信的律师职业道德。 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合同1》，拟证明双方于2018年11月28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事实； 2.（2018）浙民终28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依约完成委托事项，高院二审改判被告获得2900000元赔偿款的事实； 3.EMS快递单及查件信息，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12月26日将判决书寄送被告，被告于2018年12月29日收到的事实； 4.《催告函》、EMS快递单及查件信息，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3月4日向被告寄送催收案涉155000元代理费的函件，被告于2019年3月6日收到的事实； 5.《代理意见》、EMS快递单及查件信息，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11月30日向高院寄送委托手续及代理意见，高院于2018年12月1日收到，原告已履行代理职责的事实； 6.《代理意见（补充）》、EMS快递单及查件信息，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12月24日向高院寄送补充代理意见，原告已履行代理职责的事实； 7.EMS快递单及查件信息、高院送达回证，拟证明高院于2018年12月24日将判决书寄送原告，原告于2018年12月25日收到的事实。 原告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份合同已作废，双方最终签订的是《合同2》。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判决书中载明被告于2018年11月30日另行委托徐建明为该案代理律师，同日该判决即作出，考虑到判决作出前需经合议庭讨论及判决书撰写所需的时间，故该案的裁判结果形成时间必定早于2018年11月30日，被告实际并未参与代理工作。证据3及证据4、三性均无异议。证据5及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两份代理意见送达高院时，判决已经作出，原告的代理意见对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没有实质意义，并且原告的代理意见是重复被告之前委托代理人的陈述，实际并未被高院采纳，对案件改判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被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与原告工作人员叶子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2月4日商定另行签订《合同2》，同时明确《合同1》已作废的事实，以及叶子于2018年12月5日向被告表示原告只有收到律师费后才会启动代理工作的事实，故原告于2018年11月30日向高院寄送相关材料，只是原告的单方行为； 2.《合同2》、EMS快递单及查件信息，拟证明原告将其已盖章的《合同2》于2018年12月4日邮寄给被告，原告同意修改合同并作废《合同1》的事实； 3.银行电子回执，拟证明被告已向原告预交300000元费用的事实。 被告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叶子表示收费后才启动工作，只是原告向客户催收代理费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原告此前已开展代理工作。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同意修改《合同1》并已将《合同2》寄给被告，但被告并未将该《合同2》盖章后寄回给原告，故该合同尚未成立。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 对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本案被告诉三航公司码头建造合同纠纷一案，宁波海事法院（2016）浙72民初2549号案件一审判决三航公司赔偿本案被告1353942元。本案被告因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高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浙民终287号。2018年11月28日，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1》，约定：原告指派律师徐建明为被告的二审及可能之后发生的一审（发回重审）、二审（发回重审后的二审）、再审阶段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签订合同后，被告先预付原告300000元；本次二审结果为改判的，原预付的300000元转为代理费，再支付生效判决确认赔偿款（超过1350000元）的10%的代理费；并约定了二审结果为发回重审及二审或发回重审为维持原判、再审改判等情况下的代理费计付标准。 2018年11月30日，原告向高院寄送代理意见及委托代理手续。同日，省高院作出（2018）浙民终287号民事判决，载明：2018年11月30日，被告解除对王玲的委托，另行委托徐建明为该案代理律师。该案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三航公司赔偿本案被告2900000元。原告于2018年12月25日收到该判决书，并于次日向被告寄送。 2018年12月4日，被告要求重新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对《合同1》中业务收费部分进行修改，形成《合同2》。其中主要对二审改判情况下的收费标准重新约定：二审结果为改判的，且改判判决赔偿损失2000000元以上的，原预付300000元转为代理费，再支付生效判决确认赔偿款（超过1350000元）的10%的代理费；若改判判决赔偿损失在2000000元以下的，一周内退还原预付的250000元，另50000元作为二审代理费。该合同尾部注明“以本合同为准，之前的合同作废”。原告签署《合同2》后，于2018年12月4日寄送给被告。 2018年12月5日，原告向被告催收预付款，表示“律所需要收费后才能启动所有工作”，被告经与原告确认《合同2》的邮件已派送至舟山后，向原告支付了预付款300000元。 2019年3月4日，原告向被告寄送《催告函》，表示依据（2018）浙民终287号案件判决结果及合同约定，被告应支付代理费455000元，除已付的300000元外，尚需支付150000元。 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是否成立委托代理关系？二、若委托关系成立，被告是否应支付剩余代理费155000元？ 针对争议焦点一，双方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案涉《合同1》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自2018年11月28日起成立委托关系。被告抗辩，《合同1》已失效。原告表示，其同意修改合同，并已将盖好章的《合同2》邮寄给被告，但被告并未在盖章后将合同寄回，故《合同2》并未生效，《合同1》仍属有效合同。本院认为，前后两份合同延续了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合同2》仅对《合同1》中原约定的代理费收费标准在二审改判情况下以“改判判决赔偿损失2000000元”为界作了不同区分，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已对修改该部分的代理费收费标准达成合意，该条款的修改既不影响双方已成立的委托关系，亦不影响原告主张的代理费的计算结果。故被告关于《合同1》已作废，被告于2018年12月4日前实施的代理行为无效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针对争议焦点二，被告是否需要支付代理费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被告实施的代理行为主要为：两次寄送书面代理意见以及签收判决书。本案代理费的收费与二审裁判结果直接相关，且双方几经协商，充分反映出被告在案件审理的最后阶段委托原告进行代理，是希望通过原告提供的专业法律服务以最大程度地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而原告在（2018）浙民终287号案件判决作出当日方才担任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告的两份书面代理意见送达高院之时，（2018）浙民终287号民事判决已经作出。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还完成了其他委托事务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原告在该案诉讼过程中为被告提供的法律服务是十分有限的。受托人领取报酬的前提是完成委托事务，但原告脱离其在案件判决作出前未实施代理行为的事实，仅以二审改判结果符合455000元代理费的支付标准为由，要求被告按约支付全部代理费，对被告显失公平，亦有违被告与原告成立委托代理关系的合同目的。本案需要通过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等进行价值衡量和利益平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155000元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于理不合，本院难以支持。被告预付的300000元款项，原告陈述已由其充抵代理费用，被告若对该部分款项需主张自己相关权利的，可另案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51元，由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汪哲君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郑昕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