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精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722民初96号   原告：高耀国，男，197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固原市。   原告：赵宏光，男，1969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宁夏海原县。   原告：李继贤，男，197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固原市。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晓冬，新疆博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焦万玉，男，196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精河县。   原告高耀国、赵宏光、李继贤与被告焦万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7月16日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了一审民事判决书，原告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12月30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20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耀国、赵宏光、李继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晓冬，被告焦万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耀国、赵宏光、李继贤诉称：2015年12月25日，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枸杞苗购销合同》，约定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向被告供应枸杞苗。双方对枸杞苗的种类及单价作了约定。截至2016年3月31日，被告尚欠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枸杞苗货款共计484950元没有支付。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股东为原告三人，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注销。原告作为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的股东，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及违约金，但被告迟迟不给，故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84950元及违约金94565.25元[484950元×0.5％×39个月(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1日)]，合计579515.2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焦万玉辩称：我不欠原告的钱，我和原告之间未签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枸杞苗购销，我给原告介绍买家，原告给我支付介绍费。原告的公司于2015年9月注册，2016年10月就注销了，高耀国应该自己出庭说清楚事情。2016年3月31日欠条上内容是高耀国写的。我和高耀国口头协商，我代高耀国与农户签订合同，我于2016年3月31日晚上在宁夏固原将所有和农户签订的合同交给高耀国了。当日，在宁夏固原我们将枸杞苗装好车后李继贤出现了。当时高耀国、李继贤、我、卢明强四个人在场，在一个农户家，李继贤说，不给钱，苗子不能运走。我们虽然是代理人，但是我们代高耀国与农户签字了，我们就要负责，我们得把枸杞苗运回来，我就打欠条了。高耀国给我们说，他是公司的执行董事，让我们先打欠条，等高耀国到新疆的时候给我们出具委托手续。我出具欠条后，高耀国公司派了李海云与我直接将枸杞苗运到阿克苏，又从南疆库尔勒、喀什运到精河县，都是李海云在负责管理及收钱，我什么都没有管，我协助装车、卸车。之后，高耀国一直不给我出具委托书。2016年的3月13日，喀什疏附县的吴胜赢与高耀国签订了160000棵的苗木合同，我和高耀国一起去的，差旅费及运费都是高耀国出的。2016年9月16日，高耀国与我、托里镇林业站的一个人、还有托里镇的另一个人，我们4个人一起去喀什要账，高耀国与吴胜赢闹翻了，当时吴胜赢说苗木不纯，吴胜赢根据合同第六条不付钱。在精河县，我代高耀国与王道义签订了一个245000棵的苗木合同，王道义只支付了订金30000元，我们将枸杞苗运至精河县时，李海云说，不付50%的钱，就不给苗子，2.3元一棵。王道义没有付钱，就没有拿到苗子。高耀国将本来应给付王道义的枸杞苗自行处理了。我以甲方代理人的身份共与十来个农户签订了合同，高耀国应给我的代理费是180000元，但是我的代购费也没有拿到。原告不应该向我主张枸杞苗款，我不同意向原告支付枸杞苗款及违约金。   经审理查明：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焦万玉作为乙方签订《枸杞种苗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合乎要求的硬枝扦插及嫩枝扦插两系种苗：①宁杞0207纯度90%以上，地径0.2-0.3mm,主根≥4根的枸杞种苗443000株，单价2.40元；②复壮1号纯度90%以上，地径0.3-0.5mm,主根≥4根的枸杞种苗59500株，单价4.50元；货款总额1329900元。起苗运输时间由甲乙双方沟通决定，前提是乙方必须做好栽种前准备工作，选地、施肥、除虫杀菌、整地开沟等；拉到即刻种植，不管量大量小，必须在5个工作日栽种到位；天气等不可抗外力作用除外，但双方需及时沟通协商。交货地点双方协商，根据乙方购买的品种随机而定。交易时间以启运时间为准，乙方需在种苗启运前3日到甲方基地，携带相关检疫检验证明，甲方需在2个工作日内办理好当地相关检疫检验证明。乙方在合同签订之日，先行支付甲方预付款210460元;乙方在装车启运前另付454490元；所余货款，即总款项50%即664950元，在乙方栽种后，至秋季查验，纯度达到合同要求时，乙方需一次性及时付给甲方，即在2016年9月10日前付清。甲方提供种苗质量若未达到合同要求，乙方可扣除尾款50%作为补偿，甲方负责将不纯部分当年至来年开春换纯，所产生费用由甲方独自承担。若甲方所供种苗质量达到要求，乙方应及时结清剩余款项，若有违约，将按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支付余款总额的利息和本金给甲方。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2016年1月15日至2016年9月10日。2016年3月31日，高耀国与焦万玉在该合同上补充条款：由于吕刚订单于3月31日临时毁约，致使其所订7.95万株枸杞苗积压在甲方手中，所致的经济损失由焦万玉按毁约赔偿，所付订金肆万壹仟伍佰捌拾元概不退还。合同首部及落款处加盖的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印章，合同落款处高耀国印、赵宏光印均为黑色。庭后原告提交书面意见陈述由于公章不在身边没有重新加盖公章，高耀国系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的股东，其行为系公司行为。   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认可被告已按照合同约定预付订金225460元。2016年3月31日在宁夏，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高耀国枸杞苗50%尾款664950.00元（陆拾陆万肆仟玖佰伍拾元整），于合同期满时务必付清。代理费18万元（壹拾捌万元整）在尾款中自行扣除。身份证号×××欠款人：焦万玉”。2017年4月17日，被告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2016年购买高耀国枸杞苗子未成活补苗共计17000棵。收货人：焦万玉”。   庭审中，原告提交一份内容为：“枸杞苗数量①复壮1号11.45万棵；②宁枸七号北疆30.75万棵；③其中南疆16万棵。总合计58.2万棵；④目前打订金225460元金额大写贰拾贰万伍仟肆佰陆拾元整。”的单据，经被告质证，其对真实性认可，认为该单据是被告在2016年3月31日去宁夏前向原告报的种子苗数量。被告提交不完整的“委托书”一份，仅载明“委托方：高耀国（宁夏海原鑫潭苗木经营”。经原告质证，其对真实性认可，认为该“委托书”不能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被告提交两份转款凭条，被告拟证明农户蒋凯向李海云转款59820元（29820元、30000元）。经原告质证，原告认可该证据，但认为属于总货款30%款项中的一部分，不是原告现在主张的50%中的款项。   被告提交一份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供货方）与案外人张克福作为乙方（购货方）签订的《枸杞种苗购销合同》，焦万玉在甲方代理人处签名，合同主要约定“……种苗品种为宁杞0207纯度90％以上，单价为2.4元，数量为15000棵，在签订合同之日，乙方先行支付给甲方预付款7200元占总订购金额的20％，乙方在装车启运前另付总定额的30％即10800元，所余货款，即总款项50％18000元，在乙方栽种后，至秋季查验，纯度达到合同要求时，乙方需一次性及时付给甲方，即在2016年8月30日前付清。……合同有效期2016年3月21日至2017年3月20日……”焦万玉拟证明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授权其作为委托代理人与农户张克福签订合同。经质证，原告不认可合同的真实性，认为合同中加盖的公章并非公司公章。被告邀请的证人王道义出庭作证称，2017年3月9日，其与焦万玉、高耀国签订了一份《枸杞种苗购销合同》，其购买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的枸杞苗20余万棵；其向焦万玉支付30000元，但是没有拿到枸杞苗，也没有向其退款。证人向法庭提交了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供货方）与证人王道义作为乙方（购货方）签订的《枸杞种苗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宁杞0207纯度90％以上地径为0.2-0.3mm，主根≥4，单价为2.4元210000棵、复壮1号纯度90％以上0.3-0.5mm，主根≥4，单价为4.5元35000棵种苗。合同首部、落款甲方处加盖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公章及高耀国印，焦万玉在甲方代理人处签名。经质证，原告对于王道义证言及其提供的合同不认可，认为证人证言不能证明焦万玉系公司委托代理人，且对于合同中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有异议。庭后，原告向本院邮寄书面意见，对于被告提交的与张克福签订的《枸杞种苗购销合同》及证人王道义提交的《枸杞种苗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于被告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认为被告向农户销售种苗借用了原告的格式合同，原告为了便于被告向农户销售种苗和收回种苗款认可事情的真实性，在被告出示的与农户签订的合同上加盖公章，但被告不是原告的代理人，该合同不能改变本案实质性法律关系。   庭审中，原告认可李海云系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的员工，并陈述李海云负责监管与被告履行合同的农户，并监督回款，由李海云收取了30％的枸杞苗款。   2015年9月1日，高耀国、赵宏光、李继贤成立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赵宏光，经营新疆杨、漳河柳、山杏种植及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6年10月21日，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经核准注销。   上述事实，有枸杞种苗购销合同、欠条、客户回单、转款凭条、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人证言以及原、被告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经核准注销,三原告作为股东有权对公司注销后的债权进行追偿。关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与被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焦万玉作为乙方签订的《枸杞种苗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该合同的内容及形式证实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焦万玉辩称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其向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出具的欠条载明欠枸杞苗50%尾款664950元，虽有“代理费180000元”的表述，双方之间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亦未有其他证据证实系委托合同关系，且不足以推翻《枸杞种苗购销合同》确定的买卖合同关系。焦万玉作为代理人与案外人王道义、张克福签订《枸杞种苗购销合同》，该事实与本案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关联性，故对于焦万玉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484950元及违约金94565.25元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提交的由被告出具收到582000棵种子苗的单据一份，结合被告答辩时陈述“在宁夏固原我们将枸杞苗装好车后李继贤出现了”及被告于2017年4月17日出具内容为“今收到2016年购买高耀国枸杞苗子未成活补苗共计17000棵。”的收条，能够证实原告已向被告交付枸杞苗，虽然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与被告焦万玉签订的《枸杞种苗购销合同》中约定的枸杞苗数量少于原告提交的该份单据上枸杞苗数量，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主张枸杞苗款，系其自行处分民事权利，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辩称该单据系到宁夏前报的种子苗数量，称涉案货物由案外人李海云负责发放，其只进行押车，帮忙卸车，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并承担以个人名义向高耀国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根据欠条内容，对于原告主张被告给付货款484950元（664950元-18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出具的欠条中约定明确的付款期限，被告未按照欠条约定付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的违约行为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因此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占有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双方约定违约金过高，可予以调整，宁夏海原县鑫潭苗木经营有限公司与被告焦万玉签订的《枸杞种苗购销合同》约定“2016年9月10日前付清”，故本院支持违约金64625元[484950元×4.75%÷365天×1024天(2016年9月11日-2019年7月1日）]，原告主张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焦万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原告高耀国、赵宏光、李继贤给付货款484950元；   二、被告焦万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原告高耀国、赵宏光、李继贤支付违约金6462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596元，由原告高耀国、赵宏光、李继贤负担496元，由被告焦万玉负担9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鲁   芳   利   审  判  员   杨   耕   诗   人民 陪 审员   代      明   二 〇 二 〇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书  记  员   娜菲莎·艾尼瓦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