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再20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成都佳晟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航鹰东路6号。 法定代表人：申福合，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永强，新疆金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章磊，男，1978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军，四川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殷习勤，女，195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军，四川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成都佳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晟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章磊、殷习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3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2018）川民申579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佳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永强，被申请人章磊、殷习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佳晟公司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章磊、殷习勤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中，章乃林、章磊、殷习勤及章乃林的妹妹、妹夫均到庭称借款来源于章乃林亲属的借款，佳晟公司遂申请法院调取了章乃林的银行账户明细，发现章乃林的账户在2013年1月1日的余额不足20000元，根本没有提供的借款能力。章乃林的《个人结算业务凭证》亦明确该400万元只是“往来款”，而非“借款”。章乃林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3年1月4日，四川弘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瑞公司）向章乃林转款99万元，1月9日四川润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驰集团公司）向章乃林转款174万余元，1月10日，唐小兵向章乃林转款280万余元，之后章乃林才向佳晟公司转款400万元。即该400万元款项的来源于佳晟公司的关联公司—弘瑞公司、润驰集团公司以及唐小兵，并非来源于章乃林的亲属。上述银行明细中还有除本案400万元之外的章乃林和佳晟公司的大量资金往来。结合本案背景：佳晟公司2015年经营困难，润驰集团公司遂将佳晟公司转让给现在的股东，当时章乃林作为佳晟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交接，解决遗留问题。章乃林也是案涉项目维稳小组的成员，其完全具备伪造《借款合同》《收款收据》的条件。且在股权收购之前章乃林亦从未向佳晟公司主张过债权。因此，案涉《借款合同》是虚假的或者并未履行。 章磊、殷习勤辩称，章乃林银行流水中大部分的都是工资，与佳晟公司说的大量资金往来不符。章乃林是润驰集团公司的副总，而不是佳晟公司的副总。一审中润驰集团公司的财务总监出庭作证时说过，由下面子公司代发工资系为了避税，故不能以章乃林的工资发放来证明章乃林与佳晟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2.《借款合同》《收款收据》，以及银行转账凭证，均能证明借款已发生。一审中证人陈述，在银行结算凭证注明“往来款”仅仅是习惯，并非以此证明此款项为所谓的“往来款”。3.佳晟公司所谓伪造证据行为仅为其揣测，不能推翻书面证据的证明力。4.银行流水显示章乃林案款来源系案外人与章乃林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5.章乃林及其直系亲属陈述的案款来源与银行转账流水之间并无矛盾。案涉借款转账之前，章乃林分别在2010年、2011年等时间节点投入润驰集团公司大邑项目上所形成的投资回报。综上，请求驳回佳晟公司的再审请求。 章磊、殷习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佳晟公司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以4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2013年1月10日至2015年1月9日期间的利息为160万元；2015年1月10日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以5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1日，章乃林与佳晟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本着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就章乃林借款给佳晟公司事宜，经过章乃林、佳晟公司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条款，由双方共同遵守。第一条，章乃林自愿借款给佳晟公司，用于公司正常开发经营业务。第二条，借款金额400万元。第三条，借款期限为暂定贰年，章乃林需要时，佳晟公司也可以提前偿还。第四条，本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章乃林将款项汇入佳晟公司指定账户。第五条，借款利息按年利率20%计算，从资金到达佳晟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计算，章乃林利息所得应纳税金由章乃林自己承担。第六条，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如果佳晟公司延期偿还本息，则按本息合计和原利率利息，直至还清为止。第七条，本合同一式叁份，章乃林执壹份、佳晟公司执贰份。附注：往来手续在2013年元月10日完成。 2013年1月1日，佳晟公司向章乃林出具一份《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章乃林借款4000000元。 2013年1月10日，章乃林通过其银行账户（账号：62×××55）向佳晟公司银行账户（账号：65×××39）转账支付4000000元。个人结算业务凭证上附加信息及用途载明为“往来款”。 2015年10月23日，新疆乌鲁木齐中山方向置业有限公司与润驰集团公司签订一份《新疆乌鲁木齐中山方向置业有限公司与四川润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载明佳晟公司系于2010年12月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截止本合同签署日，润驰公司持有佳晟公司100%的股权。新疆乌鲁木齐中山方向置业有限公司受让润驰公司持有的佳晟公司100%的股权。 章乃林与殷习勤系夫妻，章磊系章乃林与殷习勤的独子，章乃林于2016年10月30日死亡,章磊、殷习勤是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在诉讼过程中，佳晟公司申请对章磊、殷习勤提交的《借款合同》《收款收据》的形成时间以及《借款合同》《收款收据》上加盖的佳晟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9月12日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贵院于2017年4月1日委托我中心的“章乃林”签名及指印、“伍厅厅”“成都佳晟投资有限公司”印文及时间鉴定一案，〔案号：(2017)双流法技委字第141号〕，经审查贵院移送《询问笔录》，因无法提供签名及指印、印文鉴定比对样本、关于时间鉴定无法提供相关材料且检材持有方不同意对检材进行理化检验，依照鉴定技术规范要求，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 佳晟公司质疑借款400万元款项来源，向法院申请调取章乃林上述账户的银行流水记录。一审法院遂调取了章乃林的该银行账户的全部银行流水。庭审中，章磊、殷习勤、佳晟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佳晟公司指出该银行流水中2013年1月4日弘瑞公司向章乃林该银行账户转账99万元，2013年1月9日润驰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启宏向章乃林该银行账户转账1743450元，2013年1月10日唐小兵向章乃林该银行账户转账2807200元，弘瑞公司与润驰公司系关联公司，故本案的借款并不是真实的借款，是润驰集团公司内部以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往来款。章磊、殷习勤对此予以否认，认为佳晟公司的上述质疑系其猜测，并未提交证据，不能否认借款真实存在。 一审庭审中，佳晟公司陈述章乃林系该公司副总，对此，章磊、殷习勤予以否认，章磊、殷习勤陈述章乃林生前曾任润驰集团公司的副总，从未在佳晟公司担任职务。 一审法院判决：1.佳晟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章磊、殷习勤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1月10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驳回章磊、殷习勤的其他诉讼请求。 佳晟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章磊、殷习勤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章磊、殷习勤主张章乃林在2013年1月10日向佳晟公司出借400万元，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提供的证据有《借款合同》《收款收据》、银行转账凭证，以及在一审中出庭作证的原润驰集团公司财务总监蒋某的证言等，上述证据在内容上可以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银行转账实际时间与《收款收据》不一致仅影响《收款收据》能否作为佳晟公司收到案涉借款的凭证，不能证明案涉借款并未实际发生；银行个人结算业务凭证上附加信息及用途载明为往来款而非借款，亦应当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款项性质进行综合判断，该转账行为在《借款合同》签订之后短时间内发生，金额与《借款合同》约定一致，且有证人蒋某的证言予以确认，佳晟公司主张该款实际系润驰集团公司内部关联公司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款，但无法提供该款对应的其他业务的相关证据；章乃林是否在佳晟公司任职并不对案涉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产生影响，佳晟公司提出《借款合同》《收款收据》系章乃林利用其在佳晟公司任职的便利伪造，但该主张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案涉《借款合同》签订主体为章乃林与佳晟公司，案涉400万元亦系从章乃林账户支付至佳晟公司账户，章乃林的款项来源对其在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合同主体地位不产生影响。综上所述，佳晟公司的上诉主张因缺乏证据而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结合一、二审在案证据材料，本院再审查明以下事实： （一）本案原由章乃林于2016年1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生前曾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有其本人及证人蒋某于2016年10月8日签字、捺指印的《情况说明》，载明：“2013年1月杨启宏先生是四川润驰集团董事长、法人代表。我（章乃林）任润驰集团副总。当时润驰集团为开发双流润驰国际广场，按照和双流政府的协定，在双流专门成立了四川润驰集团全资子公司—成都佳晟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双流润驰国际广场。2013年1月因开发双流润驰国际广场加快建设，急需资金。在1月1日上午我向杨启宏表达了愿借款给成都佳晟公司的意愿，杨启宏同意，双方很快形成共识。由润驰集团财务部完成《借款合同》，甲乙双方认可后，杨启宏指示成都佳晟有限公司办公室盖公司公章和法人代表章，我也签字盖手印确认。由于我当时认为可在当天将400万元转入佳晟投资有限公司，当时杨启宏和我又需外出办事，且《借款合同》已有约定，以400万元汇入成都佳晟投资有限公司时间为准。杨启宏就让佳晟公司财务部给我开了400万元的借款收据，而没有400万元到公司账户后再开具收据。但是当天下午转款时，其中有一笔款转不出来，我即和四川润驰集团财务总监蒋某先生联系，说明情况，询问可否分两次转款。蒋总告诉我，400万元属大额借款，建议400万元一次性汇入成都佳晟公司为好，并说《借款合同》已有约定，以400万元汇入成都佳晟公司时间为准。我接受了蒋总建议，在2013年1月10日一次性将400万元汇入成都佳晟投资有限公司，按双方约定，双方的《借款合同》从2013年1月10日生效。400万元实际到账，甲乙双方对也对到账时间和利息开始的时间无异议，且有银行转账凭证，所以成都佳晟投资有限公司并没有给我按照实际到账时间重新开具收据。” （二）2017年10月26日，章磊、殷习勤在本案一审第三次庭审中提交一份由章乃林于2015年12月17日向佳晟公司发出的《关于成都佳晟投资有限公司对章乃林的〈借款合同〉严重违约暨请成都佳晟投资有限公司按照〈借款合同〉将章乃林的借款本息一次性支付给章乃林的函》，载明，“……目前，《借款合同》期限己过，贵公司己严重违约。有鉴于此，章乃林特向贵公司郑重函告如下：1、2015年12月9日我已就此事向贵公司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李强先生致函（与本函内容一致），该函己于2015年12月11日被签收。2、为避免贵公司违约责任的进一步扩大，请贵公司于2015年12月30日前按照《借款合同》将章乃林的借款本息一次性支付给章乃林。” 佳晟公司一审质证意见：对催款函及邮寄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不予认可。 （三）在2017年10月26日的一审法庭审理中，章磊、殷习勤申请原润驰集团公司财务总监蒋某出庭作证，该证人到庭陈述：佳晟公司向章乃林借了400万元，即章乃林于2013年1月10日向佳晟公司转帐的400万元；案涉借款合同最早是章乃林与其老乡—润驰集团公司老板、佳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启宏两人拟定的，由证人亲自起草并打印的，打印时间是2013年1月5日。章磊、殷习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就“因向对方借款，业务凭证上为何要写往来款”的问题询问证人，其述称：“当时财务人员的习惯，对我们借人家的钱及别某我们的钱都叫往来款，这只是一种常用术语”。佳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就“章乃林的所有财务凭证是在证人的监督下作出的？”问题询问证人，其述称“是在我监督下作出的”；一审法院就“证人是在何时拟定的合同”“签订合同时证人是否在场”“收款收据是不是你们1月1日出具给章乃林的”“2013年1月10日的转款是否是借款合同中约定的400万元的本金”“佳晟公司的公章是否是归章乃林管理”“证人是否清楚借款合同签订之后的事情”等问题询问证人，蒋某述称“应当是打印的时间就是拟定的时间”“签订合同的时候我没有在场，我是拿的空白合同给章乃林，是章乃林拿去找老板，我也不清楚他是找的哪个老板，我也不清楚他是与谁签订的”“因为是内部人员，所以就没有注意是给他开具的几月几号”“是400万元的本金”“佳晟公司的公章应该不会归章乃林管理，因为佳晟公司的前几个总经理都不是章乃林，公章是由佳晟公司的专人管理，但是章乃林是可以使用公章的”“钱到帐之后，合同是需要在公司做帐的”。 佳晟公司一审中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某均不予认可。 （四）佳晟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六张佳晟公司《记账凭证》（复印件）。章磊、殷习勤对于其中2013年1月31日第42号《记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凭证第一行内容为，摘要栏：“收到章乃林往来款”；会计科目栏：“银行存款／南充市商业银行成都分行65×××39”；借方栏:“4000000.00”。第二行内容为,摘要栏:“收到章乃林往来款”；会计科目栏:“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个人（章乃林）”；贷方栏:“4000000.00”。 （五）2017年3月13日，一审法院调取的章乃林尾号5055的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2年12月30日，该账户余额为9280.95元；2013年1月4日，弘瑞公司尾号4612账户向章乃林该账户转账99万元，余额为999280.95元；2013年1月10日，章乃林该账户向佳晟公司尾号0439的银行账户转账400万元、向杨启宏尾号12686账户转账471750元。 章磊、殷习勤在一审庭审中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我方认为不能达到被告所称的证明目的，该银行交易账单能够证明章乃林与他的相对方之间的银行账目往来，同时也能证明章乃林借给被告400万元的构成，但不能因为被告对某些没有证据的怀疑而否定这一借款事实，其实该银行账单绝大部分都是工资。其他的款项不排除是章乃林借给佳晟公司的钱，但是我方不在本案中主张。在随后的第二轮法庭辩论中，章磊、殷习勤述称：“刚才证人作证的时候也陈述了，包括解释为何没有离职证明的时候也解释了，因为杨启宏及章乃林的关系太好了，之前是杨启宏借了章乃林的钱，而之后是蒋某来了，才做的正规，才要出具借款合同，所以其他的钱是归还章乃林之前借出去的钱，是没有借据的钱，而且是因为章乃林为了将钱借给佳晟公司才让他们归还的。而杨启宏转账了174万元，在之后章乃林又转回给杨启宏，就是因为之前的没有借据，这样才能有凭证。” （六）本案二审过程中，二审法院就：“上诉人（佳晟公司）陈述，对款项的来源，你方在本案一审中作出了前后不一致的陈述”的问题当庭询问章磊、殷习勤：“你方对此意见？”章磊述称：“1.从借贷来看，这是我父亲的私人账户转入佳晟公司的公司账户，存在了借贷关系。2.至于我父亲的钱是谁转给他的，属于另外的主体，与本案无关。3.案涉款项的来源是由我家人的亲戚凑钱，在双流区人民法院审查时，也对证人证言出庭。” （七）本案再审过程中，章磊、殷习勤当庭向本院提交七份“再审新证据”，分别为：1.《不动产权登记记载表》，该证据来源于四川省阆中市房地产交易所，证明目的：章乃林于2010年9月1日将其位于阆中166.84㎡的住房转让给熊建平；2.熊建平于2019年6月5日出具的《证明》，证明目的：章乃林于2010年9月1日将上述房屋和车库以98万元出售给熊建平；3.2010年12月3日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公证书》，包括成都银行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证明目的：章磊于2010年11月9日向成都银行借款68万元；4.2012年10月11日《借条》，载明“今借到章乃红人民币计陆拾贰万元（62万元）正，借款人章乃林”；5.2010年5月2日《转账凭条》1份，载明付款人是章乃红，收款人是柯崟锦（章磊称柯崟锦系润驰集团公司一名股东之女），转账金额为10万元；6.2010年11月10日《转账凭条》，载明付款人是章乃红，收款人是章乃林，收款账户尾号5869，转账金额为25万元；7.2008年10月10日《存款凭条》载明：户名章磊，账户尾号4347，存款金额为10万元。证据4-7的证明目的：章乃林借给佳晟公司款项的最初来源于章乃林的亲属和章乃林自筹资金，以上资金投入到大邑项目最终所得的收益，足以使章乃林有足够资金提供本案的400万元借款。 佳晟公司质证意见：1.对《不动产权登记记载表》的真实性无异议。2.对《证明》的关某、真实性、有效性及其内容均不认可。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该出庭作证。该证据不能证明该房屋交易价款。3.章磊的68万元借款合同并不能证明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也不能证明款项转入章乃林账户。4.证据4-7中只有2010年11月10日的25万元与章乃林有关。暂且不论该笔款项距2013年1月本案借款发生还很早。对方的意思就是章乃林有钱，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章乃林能在大邑项目上赚到钱。 本院认证意见：以上证据对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证明力，均不属于再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针对章磊、殷习勤再审中新提出，章乃林的亲属及其自有资金投资大邑县项目所得收益也是案涉借款的来源的主张，本院就其“是否有证据证明”“以什么方式投资”等问题询问章磊、殷习勤，章磊述称“因为那是我父亲的，年代太久远了，不太清楚”；本院就章磊对于“章乃林与佳晟公司所签的借款合同是否知晓”的问题询问章磊，其称“不知道”。 针对佳晟公司再审中提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里面也没有包括这400万元，章乃林与章磊都参与这个协议里，这些交接过程他们都参与了”的主张，本院就“章磊是否参与了交接工作”“以何身份”“当时有无向佳晟公司的新股东提及案涉借款”等问题询问章磊，章磊述称，“有部分交接工作参与，我在润驰公司上班。我具体参加了一部分”“我是分公司昆山公司的负责人。是润驰公司安排我去参加了部分交接工作。参加了尽职调查”“有口头给尽职调查的同事说过，也有书面给李强发过EMS”；本院就章磊“有没有提供资产负债的资料”的问题询问章磊，其述称“都是大帐，我没有经手过详细的这个表”。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是否实际发生。 就本案证据的取得方式而言，佳晟公司因其股东已经完全变更，其在诉讼中的举证必然有赖于股权转让方润驰集团公司的披露，而章乃林本人是润驰集团公司的高管，其本身在对证据的掌控方面明显优于佳晟公司的新股东。因而双方当事人在提供证据的能力方面明显不对等。加上本案交易的亲历者—章乃林也已在一审审理正式进入法庭调查（第三次庭审）之前死亡，导致本院无法获取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属于借贷关系或者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最重要的线索。因此，对出借方提供的证据需综合全案情况进行判定，即应当在证据的审核方面给予更为审慎的分析和研判，避免因片面认定证据，导致当事人一方不当取得利益的结果出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章磊、殷习勤的举证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本案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结合佳晟公司股权变动的背景情况，本院从案涉款项的性质、款项来源等方面评述如下： （一）关于款项的性质 本院认为，在出借人一方虽然提供了书面借款合同、借款人出具的收据及银行转账凭证，但银行转账凭证记载的款项性质和借款合同不能吻合，且“借款人”对于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以及款项性质存有异议，以及在无法通过司法鉴定程序确定借款合同、收据真伪的情况下，人民法院需结合其他证据对转款的性质进行审查，通过对双方所提供证据证明力的对比，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1.章磊、殷习勤提交的章乃林《个人结算业务凭证》的附加信息及用途栏手写填写的内容并非《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而是“往来款”，但“往来款”并不能说明该400万元款项的性质。章磊、殷习勤一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亦述称“对我们借人家的钱及别某我们的钱都叫往来款，这只是一种常用术语”。故章乃林的《个人结算业务凭证》并不足以证明该转款是对《借款合同》第四条“章乃林将款项汇入佳晟公司指定账户”所涉款项的履行。另一份证据《收款收据》中虽载明“今收到章乃林借款400万元”，但该收据并非在转款实际发生之后形成。按日常生活常识，公司等单位主体出具收据的目的既是出于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也是为了方便会计入帐，而不是相反。因而该《收款收据》亦不能证明章乃林对上述款项交付义务的实际履行。 2.佳晟公司一审中提交的2013年1月31日第42号《记账凭证》显示，案涉400万元的会计科目是，借方记为银行存款，贷方记为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个人（章乃林）。由此可见，佳晟公司在当时对于该笔款项的财务处理上，是将其作为“其他应收款”进行记账的。仅从字面理解，即可初步判断该笔款项的性质可能并非“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可知，公司的财务会计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财政部门的要求编制。故需结合财政部的规定对该《记账凭证》进行进一步解读。1993年1月7日财政部发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第119号科目“其他应收款”部分规定，“本科目核算企业除应收票据、应收帐款、预付帐款以外的其他各种应收、暂付款项，包括应收的各种赔款、罚款、存出保证金、应收股利、备用金、应向购房单位收回的代交投资方向调节税以及应向职工收取的各种垫付款项等”“企业发生其他各种应收款项时，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科目；收回各种款项时，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根据财政部的上述规定，“其他应收款”属于公司资产范畴，而非对外负债。则案涉《记账凭证》对于该笔款项所表达的会计行为的涵义为，佳晟公司的银行存款增加、对章乃林个人的应收款减少，即案涉400万元系佳晟公司本应向章乃林收回的款项。此与章乃林提供的《借款合同》所体现交易性质完全相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99修订）第十四条第一款“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第五款“记帐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收款收据》均应属于会计凭证中原始凭证，且《记账凭证》的记载必须和原始凭证一致。因此，2013年1月31日的《记账凭证》不可能是根据《借款合同》第七条“本合同一式叁份，章乃林执壹份、佳晟公司执贰份”中的合同文本编制的。一审过程中，经当庭质证，章磊、殷习勤对于该份《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证人蒋某当时作为润驰集团公司的财务总监，在本案一审中出庭作证时，也认可章乃林的所有财务凭证都是在其监督下作出的，并确认“钱到帐之后，合同是需要在公司做帐的”。同时，佳晟公司的新股东不可能对2013年的财务会计资料施加任何影响。因此，该《记账凭证》不可能系事后伪造。反之，从章乃林和杨启宏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及证人蒋某关于“章乃林是可以使用公章的”“签订合同的时候我没有在场，我是拿的空白合同给章乃林，是章乃林拿去找老板，我也不清楚他是找的哪个老板，我也不清楚他是与谁签订的”等证言可知，章乃林所持有的《借款合同》及《收款收据》的证明力均大大降低。并且，蒋某对于一审法院就“2013年1月10日的转款是否是借款合同中约定的400万元的本金”问题的询问，作出“是400万元的本金”之证言，与其上述证言自相矛盾，不应采信。因此，佳晟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的证明力明显高于章乃林所持有的《借款合同》及《收款收据》，进一步印证了案涉400万元转账并非是对《借款合同》的履行。 （二）关于款项的来源 本院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出借人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人民法院无需对款项来源进行审查，但在出借人对于借款来源作出不同的陈述，另一方当事人对转款的性质提出异议，并提供了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仍需结合其他证据，对当事人的出借能力和款项来源进行审查。本案中，1.章乃林本人提交的《情况说明》载明：“当天下午转款时，其中有一笔款转不出来，我即和四川润驰集团财务总监蒋某先生联系，说明情况，询问可否分两次转款。”但一审法院调取的章乃林案涉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2年12月30日，该账户余额为9280.95元；2013年1月4日，弘瑞公司尾号4612账户向章乃林该账户转账99万元，余额为999280.95元”，由此可见，在2013年1月3日之前，章乃林该账户内仅有9280.95元，尚不足一万元，完全不具备提供400万元借款的能力。 2.在上述一审法院调取章乃林银行账户明细后，章磊、殷习勤在一审中述称，章乃林向佳晟公司转账400万元的款项构成为：2013年1月4日弘瑞公司转入的99万元、2013年1月9日杨启宏转入的1743450元、2013年1月10日唐小兵转入的2807200元。二审过程中，对于二审法院提出“对款项的来源，你方在本案一审中作出了前后不一致的陈述”问题，章磊未予否认，并进一步明确章乃林所提供借款来源于章乃林的亲属，但上述三笔款项来源显然和章乃林的亲属无关。对于2013年1月9日由杨启宏账户转入的1743450元，章乃林于次日又转给杨启宏471750元，章磊、殷习勤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由此可见，章磊、殷习勤主张的款项来源确有矛盾。章磊、殷习勤在一审中对于上述三笔转入的款项合计5540650元的解释是，章乃林收回其无借据的借款。该辩解意见既无任何证据支撑，亦与其再审中改称款项来源系收取大邑县项目的投资收益的主张，自相矛盾。章磊、殷习勤向本院提交的“再审新证据”中所涉款项总额也仅有273万元，且与案涉转款日期相距甚远，无法与该400万元相印证。章磊、殷习勤进而于再审中提出上述款项仅为案涉借款的初步来源，章乃林将以上款项又投入其他项目所产生的收益，该收益加上章乃林本人的自有资金共同构成了400万元借款来源。但经本院询问，章磊亦确认没有相应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九十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章磊、殷习勤亦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来源于章乃林的亲属，即出借方的自有资金。对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借款合同》的来源 章乃林及证人蒋某在《情况说明》提出，《借款合同》系章乃林与佳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启宏商定，并由杨启宏指令佳晟公司有关人员盖章形成。对此，证人在一审法院当庭向其询问时已改称其并不知晓借款合同的订立过程。章磊作为章乃林的独子，对于该合同的签订亦不知情。因此，出借方对于《借款合同》的来源的主张，仅剩下章乃林在《情况说明》中的陈述，因而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该《借款合同》亦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四）关于章乃林主张“债权”的行为 从章乃林的起诉主张来看，佳晟公司对于“借款”的本息借期内和借款期限限满之后是分文未还的。章乃林（生前）、章磊、殷习勤亦未举证证明，章乃林在借款期限届满时，以及在佳晟公司的股权转让之前有向佳晟公司提出要求偿还本息的事实。本案再审中，章磊、殷习勤对于佳晟公司提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未包括案涉400万元债务及章乃林、章磊均参与了股权交接等主张亦未予否认。章乃林于2015年12月17日向佳晟公司新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李强发出的函中关于“2015年12月9日我已就此事向贵公司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李强先生致函（与本函内容一致），该函己于2015年12月11日被签收”的内容，亦可印证佳晟公司关于章乃林在此之前并未披露该400万元债务的主张。故章乃林在《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期届满十个多月期间未向佳晟公司提出过还款要求，却在股权转让后，佳晟公司背后的利益主体已经完全变更，且在仅仅八日之内两次向佳晟公司的新股东书面要求还款，其行为明显不合常理。 综上所述，尽管章磊、殷习勤提供的证据表面上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有书面的借款合同、收据、银行转账凭证以及证人证言，但根据当事人及证人对于借款合同的签订、收据的开具、款项来源等借贷关系形成过程的陈述，并结合法律关于公司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上述证据与佳晟公司提交的反驳证据在逻辑上及其所体现的交易关系上完全矛盾，加上章乃林主张其“债权”的行为亦不合常理，从而动摇了人民法院对章磊、殷习勤所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借贷事实的确信。换言之，就证明标准而言，章磊、殷习勤的举证对于本案待证事实—借款是否实际发生的证明，并不能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所规定的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当由章磊、殷习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二审法院认定本案借贷事实成立的理由：“上述证据在内容上可以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章乃林的款项来源对其在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合同主体地位不产生影响”与本案客观情况不符，系认定事实错误，一、二审判决应予撤销。佳晟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3903号民事判决和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6）川0122民初85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章磊、殷习勤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942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合计73220元，由章磊、殷习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咏蜀 审 判 员 刘丽君 审 判 员 吉家涛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邱 婷 书 记 员 何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