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甘行终4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维华，男，汉族，1964年4月19日出生，住甘肃省泾川县。公民身份号码：×××。被告泾川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泾川县安定街19号。法定代表人王廷佐，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史斌辉，该县司法局法制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白宇翔，甘肃博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维华因诉泾川县人民政府行政强制一案，不服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4行初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5月6日，原告朱维华作为泾川县装饰工程公司（乙方）的法人代表与泾川县总工会（甲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泾川县农林路540.2㎡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泾川县装饰工程公司，其中土地转让大样图中的阴影部分为土地转让范围，该阴影部分显示转让土地范围系县总工会办公室和舞台北面以及工会办公室和舞台两者之间的部分。2001年4月26日，经朱维华申请，泾川县政府将上述受让土地上的6幢房屋给朱维华颁发了泾房权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而该6幢房屋均座落于工会和舞台北面。2010年3月11日，朱维华因涉及其他案件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0日被取保侯审。2018年9月18日朱维华向泾川县信访局反映泾川县政府擅自拆除其房屋，且未留下任何财产清单，亦未给予其经济补偿事项，泾川县信访局答复不予受理。2019年3月29日，原告朱维华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泾川县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行为违法。另查，2009年泾川县国土资源局与平凉市华裕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泾国土议字[2007]3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给华裕公司的倚林佳园住宅小区项目颁发泾川县（2009）国土准字第16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等相关证书，其中《建设用地批准书》中的四至记载“……北邻华星公司住宅楼”。后华裕公司于2010年3月27日放线开工建设倚林佳园住宅小区，该小区范围内北面为原工会办公室的一层平房和老干局的三层楼房。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告朱维华向本院申请调取泾川县政府2008年10月和2009年10月之间的办公会议记录以及当时参会人员的证人证言，并请求现场勘查强拆房屋面积及位置。该院于2019年7月24日前往泾川县档案馆调取证据并于当日勘查现场，未查找到原告所说县政府办公会议记录。经勘查，原工会办公室的一层平房和老干局的三层楼房（部分）均还在原址，以原工会办公室一层平房和老干局三层楼房（部分）为界线，北面系华星公司住宅楼，南面为华裕公司住宅楼，华星公司住宅楼由原工会办公室（一层平房）和老干局（三楼的）中间空地出入，并与华裕公司共用一个院子进出。朱维华自述华星公司是其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原告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原告诉请是确认被告泾川县政府强拆行为违法。原告诉称，被告在2008或2009年曾召开商议拆除其房屋的现场办公会议，且房屋拆除后的土地被华裕公司开发为倚林佳园住宅小区。经审查：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现场办公会议记录，经法院调取并未找到该会议记录。经该院勘察现场，以及原告提交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及房屋所有权证，显示原告所诉被拆房屋的位置现为华星公司住宅楼所在位置，而原告庭审陈述华星公司是其所有。但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实被告实施被诉强拆行为。综上，原告未能初步举证证明起诉应具备的事实根据，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规定的条件。原告在庭审后又向法院提交更正诉讼请求申请书及部分证据，认为其遗漏了“未履行补偿职责转让土地”内容，并要求补正其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被告未履行补偿职责转让土地强拆原告房屋行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除外”。原告在庭审后变更诉讼请求，又无正当理由，该院不予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原告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清单之日起提供证据，因此对于原告庭后提交的证据该院亦不予审查。综上，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应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朱维华的起诉。上诉人朱维华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与在案证据不符，违背客观事实。二、原判违背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原则，无理偏袒被上诉人，驳回诉请丧失司法公正。上诉人举出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出让该宗地位于农林路（原总工会、老干局部分国有土地）面积4914平方米的行为合法的证据，但其未给上诉人公平合理补偿，这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出让上诉人合法使用的土地房屋未补偿行为违法。三、原审程序违法，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大量书证证明被上诉人出让了原工会老龄委出让给上诉人的房地产，依照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该持有征收补偿决定和补偿方案，但其不能提供，应确认被上诉人未予补偿违法。四、上诉人已尽到合法房地产谁拆除的举证责任，原审法院以未举证起诉应具备的事实依据，裁定驳回起诉，剥夺了公民的合法财产权，显属丧失公正的无理偏判。五、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上诉人2010年6月10日被取保候审释放后发现房屋被拆。2019年1月30日以邮政快件向被上诉人递交了《要求泾川县政府依法履行征收补偿职责申请书》，同年3月29日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认定事实不清，审理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一审裁定，依法认定被上诉人出让土地拆除上诉人房地产未补偿的行为违法。被上诉人泾川县政府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明显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出示的所有证据，经当庭质证，完全能证实被上诉人的意见，而上诉人的证据无法证实被上诉人有违法行为即拆除上诉人房屋的行为。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审查的焦点是：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其诉请有无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在行政诉讼中，被告适格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形式上适格，亦即《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所谓“有明确的被告”，是指起诉状指向了具体的、特定的被诉行政机关。但“明确”不代表“正确”，因此，被告适格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实质性适格，也就是《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里的“事实根据”包括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基于上述法律规定，行政案件的起诉人对其起诉符合起诉条件负有初步证明责任。本案所诉强制拆除行为属于事实行为，在强制拆除案件中，起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实施拆除行为系被诉行政机关所为。就本案而言，上诉人朱维华起诉的诉请是依法确认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上诉人提交《土地转让协议书》、泾川泾房权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等证据看，涉案房屋系上诉人通过购买而取得，并于2001年4月26日申请房屋登记，且已由泾川县房屋产权产籍监理所给其颁发泾川泾房权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双方对此并无争议。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系由被上诉人实施了强拆行为，其提供证人证言，亦无法确认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的事实存在。虽然上诉人起诉时将泾川县人民政府列为被告，有明确的被告，但“明确”并不代表“正确”，在案涉房屋被强拆未有证据证实是由被上诉人泾川县政府实施拆除行为的情形下，故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其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其要求确认被上诉人强拆其房屋行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裁定驳回上诉人朱维华起诉的结果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金瑞审判员 吕 强审判员 朵利民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马恩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