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鄂01行终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爱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银墩路特1号。 法定代表人黄国祺，处长。 委托代理人王妮，该单位民警。 委托代理人吕龙，该单位公职律师。 上诉人谢爱英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行初74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8年9月26日上午12时左右，被告所属的武昌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在武昌火车站西广场执勤的过程中，发现谢爱英及其余几人在车站“拉客”。谢爱英等人发现执勤民警后，开始向广场上不同方向奔跑，民警随后进行了追捕，在追捕的过程中，民警试图伸手去抓住谢爱英，谢爱英倒地，身旁民警将其拉起。从被告提供的证据5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天气为雨天，地面的水迹较为明显。谢爱英起身后，告知民警其因摔倒受伤。谢爱英于当日至武科大天佑医院进行治疗，出院诊断为左肱骨外科颈粉碎性骨折，花费医疗费用36881.42元。湖北天佑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为谢爱英构成十级伤残，后续治疗费为15000元左右（或以医院实际支出为准），误工时间为270日，护理时间为90日，营养时间为90日。谢爱英认为民警的执法行为违法导致其受伤，故向原审法院提起了本次行政赔偿之诉。 原审认为，根据公安部令149号《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铁路公安机关管辖列车上，火车站工作区域内，铁路系统的机关、厂、段、所、队等单位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以及在铁路线上放置障碍物或者损毁、移动铁路设施等可能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盗窃铁路设施的行政案件。对倒卖、伪造、变造火车票案件，由最初受理的铁路或者地方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移送主要违法行为发生地的铁路或者地方公安机关管辖……”以及公通字〔2012〕13号《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第四条的规定：“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范围包括：……（五）巡逻；（六）治安检查……”，本案中被告所属的武昌车站派出所作为铁路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依法负责武昌火车站区域内的巡逻以及治安管理工作，对于武昌火车站区域内可能发生的影响公共秩序的案件负有盘问、检查并抓捕的职责。 本案的关键在于谢爱英的受伤行为是否由被告的违法行为所造成。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193号《武汉市火车站地区综合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进入火车站地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火车站地区内的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第十八条规定：“火车站地区禁止下列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一）以强行介绍食宿、提供劳务等方式强迫他人接受服务；……（八）其他妨碍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由本市公安机关在火车站地区设立的公安派出机构依法予以处理。”本案中，谢爱英在火车站长期进行“喊客拉客”行为，不符合车站的管理规范，已经扰乱了车站的公共秩序，且谢爱英在此前已经因为该行为被公安机关多次处罚，对于此种行为的后果其应当知晓。2018年9月26日，被告的民警在执勤的过程中发现谢爱英在进行“喊客拉客”的行为。谢爱英在发现执勤民警以后，未配合进行调查，而是开始向广场进行逃窜。民警随后向谢爱英方向奔跑，试图徒手抓住谢爱英。从被告提供的视频显示，民警并无超过必要限度的暴力行为，视频中也不能看出民警将谢爱英推倒在地导致其受伤。谢爱英并无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且其提供的证据2中所记载的“由围观人员拉起来后被派出所所长送去医院”，与视频中记载的情况完全不符。谢爱英认为被告在下雨天且其年纪大的情况下进行追赶并试图抓住其超过了必要的限度，谢爱英在逃窜时应对当时的天气和自身的年龄有判断，对可能造成的后果应有预期，被告作为公安执法人员，无法对违法行为人的特殊情况作出判断，故谢爱英的主张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被告的民警在处置案件的过程中并未实施殴打行为，也无其他违法行为。谢爱英主张应由被告对其伤害进行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原告谢爱英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谢爱英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与本案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于2018年9月26日中午在武昌火车站所为系正常行为并非违法行为，上诉人过往行为不应成为此次行为违法的依据和考量因素。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2、原审法院认为民警并无超过必要限度的暴力行为，明显不符合事实，从视频中可以看出，上诉人的行进路线并无异常，上诉人猛地扑倒在地，可明显看出涉案民警有推倒动作。上诉人的受伤与被上诉人的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一点在被上诉人监督部门的调查过程中亦明确承认。3、在法律适用方面，根据比例原则，行政机关所选取的具体措施和手段应当为法律所必需，结果与措施和手段之间须存在正当性，在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情况下，应当选择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方式。即便上诉人存在“喊客拉客”行为，该行为也不具有较大的现实危害性，被上诉人口头警告或驱赶即可达到执法效果，实现执法目的。但本案中，被上诉人的执法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上诉人造成人身伤害，具备违法性。综上，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已对上诉人的人身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上诉人的请求具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行初7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依法改判；2、因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执法过程中对上诉人的伤害行为所致的医疗费用52818.42元，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241404.7元，司法鉴定咨询服务、鉴定费2400元，共计296623.12元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辩称，原审法院对全部证据进行了审查核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规定，如果赔偿请求人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则该具体行政行为须已被确认违法。本案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实施了造成其人身损害的事实违法行为从而提起的单独行政赔偿诉讼。一、关于本案基本事实问题。首先，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证人证言既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且证言中部分内容与现场监控视频显示的情形不符。原审法院未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正确。其次，监控视频中只能看到民警即将追到上诉人时存在“伸手”这一动作，不可能将其“推倒”。即使被上诉人在抓捕过程中存在推倒上诉人的动作，也是属于抓捕过程本身合理存在的情形，并未超过《制止违法行为操作规程》规定的必要限度，更未达到违法行政的程度。虽然上诉人受伤确实是在民警执法过程中发生，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无国家赔偿法上的因果关系，更不因此产生赔偿责任。二、上诉人认为其在执法当日12时所为系正常行为而非违法行为的观点，违背事实。被上诉人执法过程符合规范，处置行为合法。上诉人摔倒受伤完全由其自身过错造成，造成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谢爱英因认为被上诉人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行政行为造成其人身损害而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5）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本案上诉人谢爱英请求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赔偿其各项费用，在被上诉人的执法行为未被有权机关确认违法且赔偿义务机关未先行处理的情形下，其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其起诉，法院不应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故原审判决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行初74号行政赔偿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谢爱英的起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不收取。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 忠 审判员 肖 丹 审判员 陈小萍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法官助理火晶 书记员彭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