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2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1，女，196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扬，浙江西子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2，女，1958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田民、王敏，浙江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某1因与被上诉人黄某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5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何某与黄某3在婚后生育黄某2、黄某1两个子女。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年以何某的名义参加房改购得，房屋产权登记于何某一人名下。1998年5月22日，黄某3通过公证方式立下遗嘱，载明：我全家共4口人，本人是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退休职工，妻子何某是杭州市园文局西湖游船公司退休职工；膝下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黄某2，小女儿黄某1；我妻常居杭州市下城区，1997年按照国家房改政策，我妻已购下这套住房；目前因考虑到我和妻子年事已高，身体条件又差，为避免今后在家庭财产继承中出现不必要的纠纷，经本人慎重考虑决定将杭州市下城区这套住房属于我的部分继承给我大女儿黄某2；特立此遗嘱，决不反悔。该遗嘱落款处由黄某3签名并加盖印鉴。同日，何某亦通过公证方式立下遗嘱，载明：我全家共4口人，本人是杭州市园文局西湖游船公司退休职工，丈夫黄某3是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退休职工；膝下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黄某2，小女儿黄某1；我现居住在杭州市下城区，1997年按照国家房改政策，我已购下这套住房；目前因考虑到我和丈夫年事已高，身体条件又差，为了避免今后在家庭财产继承中出现不必要的纠纷，经本人慎重考虑决定将杭州市下城区这套住房属于我的部分继承给我大女儿黄某2；特立此遗嘱，决不反悔。该遗嘱落款处由何某签名，同时加盖的印鉴显示为“何锦萍”。2013年7月23日，黄某3去世。2019年3月15日，何某去世。嗣后，黄某2与黄某1因上述房屋的继承问题发生争议，故成讼。另查明，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站存档的《船工登记表》、《船工鉴定履历表》均载明，何某曾用名为“何锦萍”。 黄某2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登记在何某名下的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由黄某2继承；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某1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涉案房屋虽登记于何某一人名下，但系在何某与黄某3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入，故属夫妻共同财产。黄某3、何某生前分别立下遗嘱，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处分，且两份遗嘱均经过公证处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本案中，黄某1辩称遗嘱内容不真实，但其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以推翻公证遗嘱的内容，至于何某签名与印鉴不一致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其曾使用“何锦萍”一名而得到合理解释；关于黄某1在答辩中指出公证申请表未经申请人签名、公证书未经被继承人本人签收、公证过程无视听资料和照片佐证等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公证申请表的落款处由黄某3、何某分别加盖个人印鉴，公证档案中留存有黄某3、何某二人的身份证明材料、房产权属证明以及公证人员与黄某3、何某之间的谈话笔录，足以证实公证过程的客观真实性，黄某1以上述事由主张公证违反程序规则的答辩意见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涉案的两份遗嘱应认定为被继承人黄某3、何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据此，关于涉案房屋的继承，应当依据黄某3、何某二人的处分意见，由黄某2继承。黄某2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位于杭州市下城区的房产由黄某2继承。案件受理费14156元，减半收取7078元，由黄某2负担。 宣判后，黄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据此作出的判决依据不足。一审判决书认定“公证申请表的落款处由黄某3，何某二人分别加盖个人印章，公证档案中留存二人的身份证明材料，房产权属证明以及公证人员与黄某3、何某之间的谈话笔录，足以证实公证过程的客观真实性”的内容有误。理由如下：遗嘱公证是公证处按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经公证机关证明的遗嘱为公证遗嘱。公证遗嘱须符合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才可生效。案涉的公证遗嘱违反形式要件，应当认定无效。1、公证申请表无本人签名，也非本人填写，违反《公证暂行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公证，应当亲自到公证处提出书面或口头申请。如果委托别人代理的，必须提出有代理权的证件。但申请公证证明委托，声明书，收养子女，遗嘱，签名印鉴的，不得委托别人代理。在本案中的遗嘱公证申请表非本人填写，也无本人签名，作为无法由他人代理的事项，如无法证明其为本人亲自办理，应当认定公证书无效。2、根据《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公证机构应重点审查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公证机构受理公证申请后，应当根据不同公证事项的办证规则审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清晰，可见遗嘱订立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公证处发现遗嘱人年老体弱的，应当录音录像或要求出具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报告。遗嘱人黄某3办理公证遗嘱时已达78岁高龄，而且身患多种严重疾病，耳聋，明显属于老年体弱情形，但公证处却未录音录像，仅凭借谈话笔录难以反映当事人办理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再者，通过黄某31999年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在此之前的所有门诊档案因己过保存期，故无法获得）以及何某的死亡医学证明可以看出，两人均患有脑梗塞病史，且眼花耳聋、意识障碍等。两人办理遗嘱公证时根本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无法确定遗嘱人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证处应当拒绝公证。不知道当时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是怎么和父母交流的，做子女的与他们交流都非常困难，特别是父亲，不知道公证处的谈话笔录是如何制作出来的？遗嘱人黄某3和何某当时已经有严重的基础性的疾病，包括脑梗等疾病在内，精神状态一直是糊里糊涂的。按照正常的公证程序是没有办法清楚明白的把自己的真实意思表达出来，当时的程序是相当不规范的。按照现在的情形，肯定要做精神方面的鉴定，是不是完全行为民事能力人，同时也要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由遗嘱人自己来表达真实意思，并不能其他人员来代笔，要自己来陈述事实的情况。而案涉遗嘱公证时，公证处未对年事已高，身体条件极差的两位遗嘱人录音录像，仅凭借谈话笔录难以反映遗嘱人的精神状况，且也未要求遗嘱人出具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报告，上诉人认为不符合法定程序，法院应当认定公证书无效。3、本案遗嘱非当事人亲笔书写，其形式为代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该遗嘱应当有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有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遗嘱仅有当事人签名，且何某的签名与印章内容不符，无公安的曾用名登记信息，上诉人认为仅凭借《船工履历表》等证据效力不足以证明何某有曾用名。4、公证书非遗嘱人本人领取，而是由他人代取，难以证明遗嘱人对遗嘱内容是否确认无误，且当天申请当天就办完所有公证程序，为何遗嘱人不亲自签名领取？违反了《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公证书由当事人到公证处领取，也可由公证处发送，当事人应在公证书回执上签名，本案中，公证书于公证当天办完，回执上却无遗嘱人本人签名，由被上诉人黄某2丈夫边国民签名领取，在公证处存档材料中，既无边国民的身份证明，也无授权委托书，仅凭边国民的名字就领取，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边国民是个有身份，有地位，有关系的特殊人物。这严重不符合形式要件，也难以证明遗嘱人对公证书内容是否进行过最后的确认，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难以最后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八条：凡是依法必须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行为，本人未亲自实施的，应当认定为无效。5、根据《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十九条，公证处受理公证申请后，应将受理通知单发给当事人，并开始建立公证卷宗，但本案中的公证档案中并无受理通知单回执，违反形式要件。综上，一审法院法律事实认定有误，案涉的公证书严重违反形式要件，据此作出相关判决依据不足。上诉人在公证处那边也在申诉，公证处认为过了20年时效，所以不予审查。但是公证处单纯用所谓的程序来阻挡这个事情，确实不妥。毕竟这么重大的事情，如果公证处认为程序都是规范的，完全可以用书面或者当面向上诉人阐述清楚当时的整个状况，而不是简单地用时效来阻挡。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5759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黄某2答辩称：1、上诉人主张立遗嘱人需要亲笔填写公证申请表没有法律依据。一审中，上诉人对证据《船工登记表》、《船工鉴定履历表》并无异议，“何某”和“何锦萍”本质是同一人，公证申请表上由案涉两位立遗嘱人的盖章。《公证暂行条例》第16条并未规定必须本人签名填写公证申请表，上诉人主张立遗嘱人需要亲笔填写公证申请表，还说无法证明这些材料为本人亲自办理，缺乏依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不是立遗嘱人亲自办理的，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上诉人认为公证处对本案的遗嘱需要录音录像或出具民事行为能力报告，两立遗嘱人根本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任何依据。当事人立公证遗嘱没有法律依据必须录音录像或者出具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报告。《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内容，没有任何言语可以理解为“应当录音录像或者出具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报告”。上诉人的主张系个人创设了公证处的法律义务，于法无据。3、电脑打印遗嘱内容，不违背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关于代书遗嘱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行性、禁止性的规定。纵观继承法全文也没有提到打印的遗嘱进行公证是无效的规定。更何况本案的遗嘱公证发生在1998年，短短两年以后，自2000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遗嘱公证细则》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公证遗嘱采用打印形式，遗嘱人应当在打印的公证遗嘱上签名。这种做法是被后来的规定所支持，而且是明确下来的。4、上诉人主张案涉公证不符合形式要件，于法无据，《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和代理人都可以领取公证文书。本案案涉的遗嘱仅仅是薄薄的一张纸，由电脑打印而成，内容不是很繁杂，不是很晦涩难懂，立遗嘱人签署的时候就已经确认，也没有法律法规规定领取时必须再行核实确认。况且如果当事人有疑问，收到以后也可以及时反馈。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信息显示，立遗嘱人对遗嘱存有异议的情形。至于该规则第十九条提到的涉及受理通知书事项，也非效力性、强行性、禁止性的规定。是否将受理通知书发给当事人，对公证文书的效力不产生任何影响。5、一审法院判令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来承担，是存有异议的。上诉人补充称，遗嘱公证有严重问题，立遗嘱人有严重的基础性疾病。而事实上遗嘱公证公正、合理、合法，两位立遗嘱人在立遗嘱的时候神智清晰，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公证遗嘱没有任何问题。至于说公证处申诉，与本案无关。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黄某1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黄某3住院病案，拟证明黄某3在立遗嘱前后存在严重的基础性疾病，特别是脑部病变，生活中也有神志不清的时候，由上诉人照顾其生活，无法自己书写遗嘱。2、何某死亡医学证明书，拟证明何某也存在严重的基础性疾病及脑部疾病，无法表达其真实意思，无法与他人交流，也无法处理财产及立遗嘱。经质证，被上诉人黄某2认为：证据1，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中的出生年月与公证书中不同，是否是本案黄某3不清楚。即使是黄某3本人，诊断结果为高血压等疾病，没有体现脑梗塞等情形，且是在公证遗嘱之后发生的病历，患有高血压不等同无民事行为能力。病历中写抢救情况为零次，说明没有发生抢救等危急的医疗状况。脑梗塞的诊断是在2005年，与立遗嘱时间相差7年。所有临床诊断不足以说明这个人形神志不清，无民事行为能力；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何某是2019年是3月15日死亡的，7月5日注销户口，在立遗嘱以后的11年立遗嘱人死亡的原因是脑梗塞后遗症，无法用于证明立遗嘱时精神状况不正常，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本院经审核，证据1、2不足以证明黄某3、何某在立遗嘱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法立遗嘱的事实，不予确认。 二审中，被上诉人黄某2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本案中，涉案的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属于何某与黄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何某与黄某3生前分别立有公证遗嘱，处分了涉案房屋，均指定由黄某2继承。何某的遗嘱上何某签名与印鉴不一致，但《船工登记表》、《船工鉴定履历表》已能证明“何锦萍”系何某的曾用名。至于黄某1认为两份公证书无效的问题，不属人民法院审查范围，黄某1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综上，原审法院确认涉案房屋由黄某2继承正确，本院对黄某1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56元，由黄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炜强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