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6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联合重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232244321010，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定远村(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定远）园区大道9号)。法定代表人：潘建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该公司副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市圣元电力石化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6883384200，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鸿翔村张村93号。法定代表人：周美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沭萱，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宝象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631896966N，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7902室。法定代表人：潘建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桂香，该公司副总。上诉人兰州联合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重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无锡市圣元电力石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元电力公司）、原审被告上海宝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9）苏0211民初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联合重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圣元电力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其公司并未与圣元电力公司签订2016年10月6日《工业品购销合同》。圣元电力公司提供的该份合同上并无其公司的任何签章，该合同载明签订地点在兰州市，即其公司所在地，其公司没有理由不进行盖章。且合同编号为LHZGCG-2014-00052，该合同应当为2014年的合同，与合同中打印的签订日期不符。2、原审法院并未查明陈寅与张节元之间是否存在个人经济往来，也未查明张寅是否得到其公司授权，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刘寅个人向张节元转账5000元的银行凭证即认定上述《工业品购销合同》已经履行，明显错误。双方之间最后一笔交货时间为2015年4月2日，圣元电力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2016年10月6日后向其公司供货的证据。双方在买卖关系往来中，圣元电力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远超过双方实际签订的合同总价款，不能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就认定欠款。3、圣元电力公司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均发生在2014年至2015年，圣元电力公司的诉讼请求显然超过了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圣元电力公司答辩称，1、刘寅在双方交易中是联合重工公司的经办人，送货单上有刘寅代表联合重工公司签收货物的签名。刘寅在2016年10月19日向张节元支付了5000元的款项，标明性质是“法兰款”，也即其公司与联合重工公司之间交易的标的物，故刘寅代付的该笔款就是针对联合重工公司与圣元电力公司之间的交易支付的现金。如果联合重工公司认为刘寅和其公司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关系，应提供相应证据。2、虽然2016年10月6日的合同联合重工公司未盖章，但联合重工公司已经签收了其公司开具的与这份合同对应的增值税专业发票，且已入账并税务抵扣，即使双方没有签署书面的购销合同，但已实际履行，故双方最后一次交易在2016年10月6日，其公司在本案中催要货款的诉请并未过诉讼时效。3、其公司与联合重工公司之间的多次交易，其公司持有的合同并非就2016年10月6日的合同文本没有联合重工公司的盖章，一审中其公司提交的所有合同中，有4份联合重工公司未盖章，但联合重工公司亦予以确认，且同样签收并入账抵扣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因此不能单独否认2016年10月6日合同的实际履行。原审被告宝象公司辩陈，其公司不参与联合重工的公司经营活动，仅为公司股东，不清楚联合重工公司与圣元电力公司的业务。原审法院已根据其公司提供的2018审计报告判决明确其公司在此案中不承担连带责任，其公司认可一审的判决。圣元电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联合重工公司立即支付结欠其公司价款283099.1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73099.17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26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判令宝象公司对联合重工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圣元电力公司与联合重工公司自2014年起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由联合重工公司向圣元电力公司购买管板、法兰等产品，双方就交易签署多份《工业品购销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合同生效后，圣元电力公司即安排生产，联合重工公司于5个工作日内支付20%预付款、第一批发货前支付20%、第二批发货前支付20%、第三批货发货前支付20%、余款20%待所有货物到现场验收合格并收到全额发票后60日内付清；如联合重工公司不能按期付款，则对未付款部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对圣元电力公司进行赔偿。之后，圣元电力公司即根据合同约定向联合重工公司交货，截止2015年4月底双方交易的总金额2628099.17元，圣元电力公司已开具了全额发票，联合重工公司仅付款2350000元，余款278099.17元长期未付（注：最后一笔交货日期为2015年4月2日，最后一笔付款日期为2015年3月25日）。另查明：2016年10月6日圣元电力公司作为供方与联合重工公司名义的一方作为需方签订《工业品购销合同》1份，合同金额10000元，交货日期为2016年10月25日前，付款方式为货到现场验收合格并收到全额发票后60日内付清，违约条款与其他合同相同。该合同仅有圣元电力公司盖章，未有联合重工公司人员签名、盖章。2016年10月19日，联合重工公司经办人刘寅通过卡卡转账的方式向圣元电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节元的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2774的银行卡汇款5000元，并注明为“法兰款”。又查明：联合重工公司与圣元电力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期间，联合重工公司的股东为方克宁、宝象公司、高兰勇、张军、陈鹏；2018年2月2日股东变更为陈鹏、宝象公司；2018年4月11日股东变更为宝象公司，成为独资企业。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经圣元电力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税务部门调取了2016年12月13日圣元电力公司根据2016年10月6日《工业品购销合同》开具给联合重工公司的，金额为1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的认证情况，结论为：“认证相符”。宝象公司向法院提交了该公司2018年度的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从该报告内容和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该公司的财务是独立的，与联合重工公司不存在混同的情形。原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联合重工公司与圣元电力公司之间截止2015年4月底前的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截止2015年4月底，联合重工公司尚结欠圣元电力公司价款278099.17元，双方均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圣元电力公司的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宝象公司是否应对联合重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圣元电力公司主张的价款是否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所主张的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应否予以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一，2016年10月6日圣元电力公司与联合重工公司名义的一方签订的《工业品购销合同》，虽然未有联合重工公司的人员签名、盖章，但圣元电力公司于2016年12月13日开具的该份合同的增值税发票已由联合重工公司向税务部门进行认证，结果为“认证相符”，且联合重工公司的经办人刘寅通过卡卡转账的方式向圣元电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节元的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2774的银行卡汇款5000元，并注明为“法兰款”。因此，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该份合同已事实履行，圣元电力公司已交付了该合同约定的10000元货物，联合重工公司支付了5000元价款，尚欠5000元。联合重工公司虽然对此予以否认，但未提供充足的依据，对此不予采信。因此，本案圣元电力公司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于争议焦点二，法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宝象公司为证明其财产与联合重工公司的财产是独立的，提供了相关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从该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可以看出，两企业不存在财务混同的事实。在宝象公司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股东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独立的情况下，圣元电力公司应提供相反足以推翻宝象公司的证据，但圣元电力公司未提供，故对其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三，根据上述争议焦点一的论述，联合重工公司共计结欠圣元电力公司价款283099.17元。本案中，联合重工公司主张圣元电力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供货义务，已经构成严重违约，但其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对此不予采信。上述款项均已届清偿期，圣元电力公司要求联合重工公司支付，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对于圣元电力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因圣元电力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截止2015年4月底交易总金额的全额发票是何时交付给联合重工公司，故截止该期间结欠的278099.17价款扣除之后支付的5000元即273099.17元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只能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于2016年12月13日开具的发票，联合重工公司是2016年12月向税务部门申请认证的，故该份发票所涉价款10000元应从2017年3月1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联合重工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圣元电力公司价款283099.17元；二、联合重工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圣元电力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73099.17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圣元电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联合重工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44元、财产保全费2370元，共计9114元，由联合重工公司负担。二审经审理，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联合重工公司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交易总额提出异议，认为2628099.17元是开票金额，不是实际合同金额，按照合同载明的金额应当为2606442.43元。双方之间2015年之前的合同都有送货单凭证，但2016年10月6日的合同没有送货单凭证。圣元电力公司则称交易总额就是开票金额，该金额是依照交货过程中的实际货值总额计算的。关于张节元圣，元电力公司明确系其公司经办人，不是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与客户的业务往来、发货、签合同等。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6年10月6日《工业品购销合同》是否真实履行，圣元电力公司的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圣元电力公司与联合重工公司之间实际交易总额是多少。关于2016年10月6日《工业品购销合同》，圣元电力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该合同实际履行。首先，虽然该合同文本上只有圣元电力公司一方盖章，但从之前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存在多次合同上联合重工公司未盖章，但双方实际交货付款、开票抵扣的交易习惯。其次，即便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因此，是否存在书面合同并非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法律要件。再次，圣元电力公司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联合重工公司经办人刘寅的转账记录。刘寅作为案涉双方之间多次交易的经办人，圣元电力公司有理由相应刘寅能代表公司履行买卖合同，且刘寅的转账中也明确注明了款项性质为“法兰款”，该款项性质与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也相互吻合，联合重工公司事实上也抵扣了圣元电力公司于2016年12月13日开具的上述合同项下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该份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无不当，圣元电力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实际交易总额，对于双方合同项下的货物已经实际交付联合重工公司并无异议，在买卖合同实际履行中，合同中约定一个预估的标的额，最终以实际履行作为结算依据是市场交易中的常见情形。增值税专用发票即是法定的结算凭证，圣元电力公司根据其公司开具、联合重工公司接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主张实际货款并无不当。综上，联合重工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44元，由上诉人兰州联合重工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缪 凌审判员 钱 菲审判员 胡 伟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蒋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