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13民终2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邳州市建设实业开发总公司，住所地邳州市瑞兴北路23号。法定代表人：赵增乔，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林，江苏名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浪，江苏名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伟军，男，1967年8月15日出生，沭阳县人，居民，住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斗，江苏天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华波，江苏天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沭阳金阳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沭阳沭城街道苏州东路与台州路交叉口。法定代表人：李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琼，江苏怀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邳州市建设实业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邳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蔡伟军及原审被告沭阳金某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6）苏1322民初8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伟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邳州公司向原告蔡伟军支付尚欠工程款1106.28288万元（不含未到期的2.5%质保金），并支付利息（自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的第二天至付清工程款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被告金某公司在其未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因蔡伟军无建设工程施工资质，于是挂靠邳州公司名下，以邳州公司名义承建了金某公司开发的昆沭工业园五期B段10#、17#楼工程，该工程于2012年3月22日开工，2012年12月12日通过竣工验收，2013年12月15日被告邳州公司、金某公司、江苏中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签字盖章确认了B段工程中的10#、11#、17#楼的工程总造价为2000.2715万元，2014年1月17日沭阳县审计局作出的审计报告确认工程款为2000.272万元，而蔡伟军承建的10#、17#楼的工程款应为总造价的三分之二，即1333.515万元。截至今日，邳州公司仅支付工程款200万元，除去尚未到期的质保金33.337875万元，邳州公司尚欠蔡伟军工程款1106.28288万元。根据邳州公司与金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31页第8款的规定，1.在工程竣工验收后应支付到工程款1333.515万元的80%，即应支付的工程款为1066.812万元，但邳州公司在竣工验收前仅向蔡伟军支付工程款200万元，尚欠866.812万元未付，邳州公司应当赔偿蔡伟军自2012年12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竣工验收满一年应付工程款1333.515万元的5%，即应支付工程款66.67575万元，邳州公司至今未付，应赔偿蔡伟军自2013年12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工程竣工验收满两年应付工程款的10%，即应支付工程款133.3515万元，邳州公司至今未付，应赔偿蔡伟军自2014年12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4.工程竣工验收满三年应付一半的质保金，即应支付工程款33.33785万元，邳州公司至今未付，应赔偿蔡伟军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据核实，合同中约定的工程款金某公司已全部支付给邳州公司，但已到期的质保金金某公司尚未支付，金某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邳州公司一审辩称：对蔡伟军诉状中主张的其挂靠邳州公司承建金某公司开发的涉案工程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事实没有异议。但邳州公司、金某公司与蔡伟军间均没有对工程款进行结算，蔡伟军要求给付利息没有依据。邳州公司已经向蔡伟军支付了工程款，由蔡伟军及蔡某出具收条，邳州公司不欠蔡伟军工程款。金某公司一审辩称：金某公司与蔡伟军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无向蔡伟军付款的义务。金某公司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发包人，实际发包人系江苏昆沭工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金某公司仅是替江苏昆沭工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代建工程，双方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江苏昆沭工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请求驳回蔡伟军对金某公司的起诉。蔡伟军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沭阳县审计局沭审投决[2014]94号文件审计报告、工程结算审定单；拟证明经审计局审定昆沭工业园五期厂房B段三标段（10#、11#、17#）工程造价为2000.272万元，蔡伟军承建的10号楼、17号楼的工程价款均为总造价的1/3，即1333.515万元。2.竣工验收单；拟证明涉案工程于2012年12月12日验收合格。3.（2015）沭开民初字第0055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蔡伟军与邳州公司是挂靠关系，蔡伟军为实际施工人，该工程的10、17号楼是蔡伟军实际施工。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拟证明蔡伟军以邳州公司的名义与金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第31页第8款对工程款的支付作出了约定，根据邳州公司与金某公司的付款情况，二被告已违约。5.邳州公司出具的管理费收条；拟证明涉案工程11号楼由蔡某承建，与蔡伟军系单独核算、单独付款。6.蔡伟军从沭阳县财政局政府会计处调取的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付款的收据及付款凭证共计12张；上面载明的金额与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的数额一致，说明蔡伟军向邳州公司申请付款时需要先出具收条。其中一笔2014年1月25日的48.32万元的收据上面的签名并非蔡伟军签名，该笔款项应该是蔡某领取的。7.委托书2份（复印件）；拟证明因邳州公司将蔡伟军承建的B段3标段的工程款转至韦某个人账户，导致蔡伟军未能领取工程款，才引发高某2诉讼案件，其责任应由邳州公司承担。8.沭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4年8月7日对邳州公司设立的沭阳分公司核准注销的通知书，该沭阳分公司的注销系由邳州公司委托高某3办理，可以说明高某3系邳州公司员工。邳州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2年4月25日蔡伟军出具的收条；收到212.7355万元。2.2012年5月22日蔡伟军出具的收条；收到425.47万元。3.2012年7月25日蔡伟军出具的收条；收到425万元。4.2012年9月26日蔡伟军出具的收条；收到213万元。5.2012年10月26日蔡伟军出具的收条；收到10万元。6.2013年1月14日蔡伟军出具的收条；收到375万元。7.2014年1月28日蔡某出具的收条；收到48.3万元。8.2015年1月21日沭阳新阳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阳混凝土公司）出具的收条；收到120万元。以及蔡伟军的备忘录（复印件）。9.2015年2月2日蔡某出具的结账单以及承诺、花某武收条及汇款凭证；收到35万元。10.2015年2月2日蔡某出具的结账单及承诺、韩某1的收条及汇款凭证；收到25万元。11.2015年2月2日蔡某出具的结账单以及承诺、耿某1收条及汇款凭证；收到1万元。12.2016年6月1日工商银行明细单（复印件）以及蔡伟军提供的（2015）沭开民初字第0055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邳州公司于2016年5月4日为蔡伟军垫付高某2工程款44.7665万元；以上共计1935.272万元，拟证明蔡伟军已领取的工程款项。13.金某公司出具的付款明细；拟证明金某公司付款以及扣款的事实，金某公司已付款包括扣款共计1898.953万元。14.（2015）沭民初字第1924号传票及庭审笔录；拟证明蔡伟军与安顺公司之间也存在相应的工程款纠纷，蔡伟军与安顺公司之间的工程款结算以及与邳州公司之间的工程款结算都是由高某3经手的。这些案件里面所有的结算惯例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案件里面，蔡伟军对出具的总的收条均是认可的。15.（2015）沭民初字第1924号案件中被告邳州公司举证的工程款收支清单一份以及原告出具的部分收条，收条分别是2010年7月15日399.55万元、2010年7月15日500万元、2010年8月19日379.76万元以及100万元，能够证明原告对出具的总的收条的金额是认可收到的，这个金额也是被告金某公司付款的金额，其中也包括扣除相应的税款；16.2014年7月份金某公司付款1400万元，由安顺公司根据蔡伟军要求处理账务，后来蔡伟军与安顺公司没有就这一笔工程款进行结算，所以，安顺公司处理账务所形成的案外人的收条仍然在安顺公司处。从这些证据能够证明蔡伟军与邳州公司以及安顺公司涉及的好多工程款，它们之间所形成的结算惯例都是这样一个手续。待一些工程款到了1400万元以后，由安顺公司根据蔡伟军要求代蔡伟军处理账务又形成的部分条据，其中2014年7月14日赵某山的436万元，2014年7月22日冯学航的14万元，2014年7月24日姓朱的收条30万元。（上面所举的蔡伟军的收条以及其他人的收条的原件都在（2015）沭民初字第1924号案件卷宗里面）。17.备忘录（从赵某山处取得）；拟证明本案中2015年1月21日收条120万元，系支付备忘录中倒数第三行蔡伟军欠赵某山的混凝土款97万元及利息，混凝土虽然系新阳混凝土公司的，但系赵某山个人经手销售，所以该混凝土款项应向赵某山个人支付。在付款时，因为蔡伟军承建的教育产业园工程款不足以支付，经过蔡伟军同意，就从本案工程款中进行了支付。18.（2015）沭商初字第0105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6）苏13民中13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里面涉及到证据17备忘录，蔡伟军对这个备忘录也进行了质证，其中也提到了这笔97万元，两份判决书都认定备忘录中的款项与新阳混凝土公司的混凝土货款无关联。19.国税局关于2008[30]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的视频通知以及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拟证明蔡伟军应当根据本案审计的工程款总额2000.272万元按照2%交纳企业所得税40万元，因为蔡伟军挂靠邳州公司施工将产生相应的企业所得税，所以，应当由蔡伟军来承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1.对于蔡伟军提供的证据1-6、证据8；邳州公司以及金某公司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对于蔡伟军提供的证据7；因系复印件，邳州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根据金某公司向韦某实际转账付款的事实，可以证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2.对邳州公司提供的证据1-6、证据12；蔡伟军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对证据7、9-11；虽然系蔡某经手，根据邳州公司出具的转账记录，可以证明其真实性，故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对证据8中的新阳混凝土公司出具的收条；因加盖了新阳混凝土公司印章，并由经手人签名确认，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3；系金某公司付款明细，金某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对证据14-16；系其他案件审理材料，蔡伟军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对证据18备忘录；蔡伟军在（2015）沭商初字第0105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其签名予以认可，且该案判决书对其真实性也予以认定，故对该备忘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9相关文件规定；与本案审理是否有关，一审法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20日，邳州公司与金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金阳公司将昆沭工业园五期厂房工程（三标段：10#、11#、17#厂房建筑面积合计28609.5㎡）发包给邳州公司承建，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合同价款（固定价）2127.355941万元，最终造价以县审计部门审计后的结果为准；双方约定工程款支付进度、支付的方式和时间：厂房基础出地面时付工程款的10%，一层砼浇筑完毕付工程款的10%，二层砼浇筑完毕付工程款的10%，主体封顶付工程款的20%，屋面防水工程全部结束付工程款的10%，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付20%，满一年整进行工程审计决算，付审计决算价的5%，满两年再付10%，留5%作为质保金，满三年付2.5%，满5年付清。涉案昆沭工业园五期厂房工程，系由蔡伟军挂靠邳州公司资质实际承建。2012年12月12日，涉案工程经金某公司组织验收合格。2014年1月17日，经沭阳县审计局审计，昆沭工业园五期厂房B段工程三标段（10#、11#、17#厂房）工程决算造价为2000.272万元。庭审中，蔡伟军、邳州公司均认可涉案10#、11#、17#厂房每栋工程造价均相同。2014年1月27日，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取昆沭五期B段管理费用，其中蔡某45000元、蔡伟军9000元，共收取135000元，高某3在经手人处签名，该收条上加盖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印章。邳州公司认可高某3系涉案工程的工程款相关事宜的经办人。2015年3月13日，高银先向沭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金某公司、邳州公司、蔡伟军连带支付工程款403200元及逾期利息，沭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2015）沭开民初字第005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蔡伟军向高某2支付工程款403200元及利息（以303200元为本金，自2014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到还清之日止；以10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到还清之日止），邳州市建设实业开发总公司对蔡伟军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7345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10365元，被告蔡伟军负担10000元，被告邳州市建设实业开发总公司负担365元。邳州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后撤回上诉。该判决生效后，邳州公司于2016年5月4日向高某2支付447665元。关于涉案工程款的支付情况：1．2012年4月16日，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载明系昆沭五期厂房（三标10#、11#、17#厂房）10%工程款，金额为212.735万元，该收条右上角另载明“付10%计212.5万元，扣130.206万元（后金某公司注明为暂存款），扣税收13.664万元，扣税4.63万元，后应付64万元”；2012年4月27日，金某公司开具支票，向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支付工程款64万元；2012年4月25日，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载明领到基础工程款212.735万元。2．2012年5月4日，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系昆沭五期厂房（三标10#、11#、17#厂房）10%工程款，金额为212.735万元，该收条上另载明“一层完工，应付10%，计212.5万元，扣税收13.664万元，扣税4.63万元，实付194.206万元”；2012年5月21日，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开具金额为194.206万元的转账支票，由蔡某经手领取该支票。3．2012年5月16日，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系昆沭五期厂房（三标10#、11#、17#厂房）10%工程款，金额为212.735万元，该收条上另载明“二层完工，应付10%，计212.5万元，扣税收13.664万元，扣税4.63万元，实付194.206万元”；2012年5月21日，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开具金额为194.206万元的转账支票，由蔡某经手领取该支票。4．2012年5月22日，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昆沭五期三标二次付425.47万元。5．2012年6月28日，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系昆沭五期厂房（三标10#、11#、17#厂房）20%工程款，金额为425万元，该收条上另载明“暂付242万元”；2012年7月4日，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开具金额为242万元转账支票，由蔡某经手领取该支票。6．2012年7月25日，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载明系昆沭五期厂房（三标10#、11#、17#厂房）20%工程款，金额为183万元，收条上另载明“扣税27.32万元，扣税9.26万元，实付146.42万元”；同日，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开具金额为146.42万元的转账支票，由蔡某经手领取该支票。7．2012年7月25日，蔡伟军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昆沭五期封顶工程款425万元。8．2012年9月25日，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载明系昆沭五期B标三标段10%工程款，金额为213万元，收条上另载明“合同价2127万元，防水结束付10%，计213万元，扣税收11.14万元，扣税4.64万元，实付197.22万元”；2012年9月26日，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开具金额为197.22万元的转账支票，由蔡某经手领取该支票。2012年9月26日，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昆沭五期B段屋面工程款213万元。9．2012年9月26日，金某公司出具收条，载明系邳州公司昆沭五期三标工程税金，金额为11.14万元。10．2012年10月26日，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昆沭五期B段屋面工程款10万元。11．2013年1月9日，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载明系昆沭厂房三标（10#、11#、17#）20%工程款，金额为375万元，收条另载明“扣税金19.613万元，扣税8.17万元，实付347.217万元”；2013年1月11日，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开具金额为347.217万元的转账支票，由蔡某经手领取该支票。2013年1月14日，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昆沭五期B段竣工工程款375万元。12．2014年1月25日，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载明系昆沭五期厂房B段三标段5%工程款，支付审计决算价5%工程款，金额为48.3万元，该收条另载明“来款48.3万元，扣税收3.106万元，扣零税1.05万元，实付44.144万元”；2014年1月27日，金某公司开具转账支票向邳州公司付款44.144万元。2014年1月28日，蔡某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昆沭五期B段三标段5%工程款48.3万元。13．2015年1月3日，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载明系昆山五期厂房工程款B段三标段，金额为200.027万元。孙某在2015年1月9日再收条上注明“此工程款为十号、十一号、十七号厂房工程款，请暂付十一号厂房，即三分之一工程款。”收条上另载明“本次扣零税3.61万元，扣税收10.41万元，应付185.95万元，实付61.98万元”；2015年1月13日，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开具金额为61.98万元的转账支票，由蔡某经手领取该支票。14．2015年1月14日，金某公司经邳州公司授权向韦某开具转账支票，向韦某支付昆沭厂房工程款123.9672万元。15．2015年2月3日，邳州公司由高某3经手，分别向韩某1、耿某1、花某武支付工资25万元、1万元、35万元，并注明系邳州昆沭蔡某付农民工工资。韩某1、耿某1、花某武均于2015年2月2日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分别载明系水电工资、涂料工资、木工工资，并均注明了以转账为准。16．2015年1月21日，新阳混凝土公司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混凝土款120万元。2013年12月27日，蔡伟军出具备忘录一份，其中与本案相关的内容为“蔡伟军原借赵某山420万元人民币，此次蔡伟军已付给赵某山105万元，截止2013年12月12日蔡伟军尚欠赵某山315万元人民币。（2012年12月25日蔡伟军签字确认单。中山医院欠砼款260万元人民币、昆沭五期A段厂房欠砼款97万元人民币，合计蔡伟军欠赵某山砼款357万元人民币）。本人承诺教育产业园来款一次性付清给赵某山672万元人民币。”另外，根据金某公司于2016年7月5日盖章确认的付款明细及明细账载明，除了上述付款情况外，2012年9月25日，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支付44.455万元，其中明细账载明为“预付昆五A段邳州、徐州安顺各600万税票、B段邳州850万票款（9.24）”，付款明细载明为“收款人为县级待报解共享收入，备注为：按代开850万开票收税收，税率5.23%，实际开600万发票复印”；金某公司出具的付款明细载明，2014年1月8日，金某公司应付款-19.613万元，备注为冲税收19.613万元；2015年1月2日，金某公司应付款-10.47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蔡伟军无从事相应工程施工资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一审争议焦点为：1.蔡伟军挂靠邳州公司实际承建的涉案工程范围？工程总价款是多少？2.邳州公司已经向蔡伟军支付的工程款的数额是多少?尚未支付数额是多少？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邳州公司与金某公司签订关于昆沭工业园五期厂房三标段（10#、11#、17#）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邳州公司陈述系由蔡伟军挂靠其公司进行实际施工，蔡伟军称系其与蔡某实际施工，其中其实际承建10#、17#栋，蔡某实际承建11栋。蔡伟军针对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分别收到昆沭五期B段（即五期三标段）管理费蔡某45000元、蔡伟军9000元；另外，根据2015年1月3日邳州公司出具给金某公司的收条，上面明确载明“此工程款为十号、十一号、十七号厂房工程款，请暂付十一号厂房工程款，即三分之一工程款。”该工程款由蔡某经手领取，同时该收条上也载明了蔡某的名字，而蔡伟军对该笔工程款未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且蔡某自2012年5月份即开始处理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支付涉案工程款领款事宜，以上证据可以证明邳州公司明知昆沭工业园五期厂房三标段中11号厂房系由蔡某实际承建并向蔡某收取管理费。邳州公司辩称其出具的关于管理费的收条系支付案外人高某3的工资款，与证据显示内容不符，且邳州公司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邳州公司该辩解不予采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昆沭工业园五期厂房B段三标段中11号楼系由蔡某实际承建，10号楼、17号楼系由蔡伟军实际承建，蔡某及蔡伟军均系挂靠邳州公司实际承建涉案工程。现蔡伟军就其实际承建的10号楼、17号楼主张工程款，因蔡伟军无建筑工程施工资质，其挂靠邳州公司承建涉案工程，并由邳州公司与金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因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蔡伟军要求参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以县审计部门审计结果为准，涉案昆沭工业园五期厂房B段工程三标段（10#、11#、17#）经沭阳县审计局审定决算造价为2000.272万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因双方均认可涉案10#、11#、17#厂房，每栋厂房的造价均相同，且根据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的收条上载明的内容也可以反映出该内容，故蔡伟军实际承建的10号楼、17号楼的总造价应为1333.515万元（2000.272万元÷3×2）。根据合同中关于工程款支付方式和时间的约定，涉案工程质保金为工程款的5%，竣工验收后满三年付2.5%，满五年付清。涉案工程于2012年12月12日竣工验收合格，截至本案起诉，已经满三年，尚未满五年，因此蔡伟军根据合同约定可以主张的涉案工程已到期的工程总价款为1300.177万元（1333.515万元-1333.515万元×2.5%）。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邳州公司提供的付款明细，结合蔡伟军从沭阳县政府投资公司会计核算中心调取的涉案工程的支付凭证（包括收条、转账支票）、金某公司确认的付款明细表、明细账，可以证明金某公司应向邳州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总额为1898.953万元，扣除税收、零星税等款项，金某公司实际向邳州公司支付1640.2022万元（其中包括冲除税收的19.613万元）。虽然沭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高某2与金某公司、邳州公司、蔡伟军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15）沭开民初字第0055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金阳公司向邳州公司合计支付工程款1909.123万元，但该判决形成时间为2015年度，而金某公司于2016年7月5日确认的付款明细上载明付款数额与该判决认定有部分出入，且金某公司解释系因为税收调整造成，本案以金某公司后确认的付款数额为准。关于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实际支付工程款时开具的转账支票，其中除了第一笔款项64万元外，其他款项的转账支票均是由蔡某经手从金某公司处领取。蔡伟军称其从邳州公司共领取工程款200万元，邳州公司辩称已经向蔡伟军足额支付了工程款，不欠任何款项，并提供了由蔡伟军出具的收条用于证明。根据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的收条，总计载明收取工程款金额为1661.2055万元（212.7355+425.47+425+213+10+375=1661.2055），另外，蔡某经手出具收条或经确认支付的已付工程款总额为109.3万元（48.3+35+25+1=109.3），合计涉案工程共有1770.5055万元的工程款由蔡伟军或蔡某以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或指示付款的方式进行确认。蔡伟军解释称其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系用于申请工程款使用，并未实际收取款项。对于蔡伟军对其出具收条的解释是否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探究双方的交易习惯可以发现，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申请工程款时，均需要预先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然后由金某公司开具转账支票向邳州公司付款。因此蔡伟军陈述的其要求邳州公司支付工程款时需预先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2.根据蔡伟军出具收条的时间，基本均系在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开具工程款转账支票之后的第二天或当天，时间间隔很短，该转账支票上载明的金额汇入邳州公司或其沭阳分公司账户亦需要银行相关操作，具有一定的时间差。如果蔡伟军系在实际收取款项后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基本不可能与转账支票开具时间如此接近，也更加印证了蔡伟军陈述的可能性。3.邳州公司系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制作公司会计账簿以供查阅等。本案中，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付款均系采用银行转账方式进行，邳州公司应当有能力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取款项后的资金流向问题。本案中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的收条除了一笔10万元外，其他均是百万元的大额交易，在蔡伟军对于付款真实性提出异议时，邳州公司应当就其实际付款提供相应银行转账凭证或记账凭证等证据予以印证，但邳州公司未能提供。邳州公司辩称部分付款系其代替蔡伟军向涉案工程的具体施工人员进行支付，在蔡伟军出具总的收条后，邳州公司将相关付款凭证交由蔡伟军。根据邳州公司出具的其根据蔡某的指示向具体施工人员支付工资的相关证据反映，即使对于1万元的款项，邳州公司均是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同时，具体施工人员在未领取款项时亦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并注明以转账为准，也可以说明邳州公司在向他人付款之前，会事先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然后再以转账方式进行支付。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蔡伟军虽然向邳州公司出具了收条载明收取工程款的数额，因邳州公司在与金某公司进行结算时亦需要在实际收取款项前出具收条，同时邳州公司也存在要求他人在实际收取款项前出具收条的交易习惯，蔡伟军称其虽出具收条但实际并未收到款项具有高度可能性。邳州公司作为实际付款主体，根据其向他人付款的交易习惯反映，其对于小额的交易也采用转账方式进行支付，因此其应能够提供具体与蔡伟军进行付款或结算的相关凭证用于印证蔡伟军出具收条系在实际收取款项后出具，但邳州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因此，一审法院经综合分析认为，邳州公司以蔡伟军出具的收条用于证明向蔡伟军实际付款，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邳州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向蔡伟军实际付款的具体数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蔡伟军实际收取的工程款数额：1.蔡伟军自认收取款项为200万元，并陈述包括金某公司第一次向邳州公司付款时扣除的130万元及高某3、赵某山向蔡伟军转账支付的部分款项。该内容系蔡伟军自认，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2.高某2与金某公司、邳州公司、蔡伟军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生效判决认定，由蔡伟军向高某2承担付款责任，由邳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案判决生效后，邳州公司于2016年5月4日向高某2支付447665元。邳州公司支付的款项中，其中诉讼费365元，应由邳州公司负担，其余款项447300元系由邳州公司与蔡伟军承担连带责任而给付。蔡伟军辩称对于邳州公司向高某2支付的款项中工程款403200元，同意从尚欠工程款中扣除，但利息部分不同意扣除，系因邳州公司未能按时向蔡伟军付款，导致蔡伟军未向高某2付款而引发诉讼。蔡伟军与邳州公司对于涉案工程系挂靠与被挂靠关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系蔡伟军，涉案工程的实际权益的享有者也系蔡伟军，邳州公司仅是作为被挂靠单位，对外承担相关责任，在蔡伟军与邳州公司的内部责任上，邳州公司仅系负责提供相关资质并配合蔡伟军处理工程款支付事宜。高某2与蔡伟军间的装饰装修合同，合同相对方系高某2与蔡伟军，应由蔡伟军向高某2承担付款责任。邳州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系基于更大程度的保护涉案工程具体施工人员的权益，且无证据证明邳州公司事先明确知晓高某2与蔡伟军之间的装饰装修合同，蔡伟军与高某2进行结算，并逾期付款，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由邳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后，邳州公司可以向蔡伟军进行追偿。因此蔡伟军主张因拖欠高某2工程款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应由邳州公司自行承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邳州公司支付该款项后，要求从本案尚欠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邳州公司另提及其因该案提起上诉的诉讼费用应由蔡伟军承担，因邳州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自愿撤回起诉，该诉讼费用应由邳州公司自行承担，邳州公司要求蔡伟军负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关于蔡某向邳州公司出具的收条以及邳州公司根据蔡某指示向具体施工人员支付的工资款，因蔡某亦挂靠邳州公司实际承建昆沭工业园五期B段三标段11号楼工程，因此邳州公司向蔡某支付的或根据蔡某支付的款项，不能视为系向蔡伟军支付。4.关于邳州公司提出的2015年1月21日，新阳混凝土公司向邳州公司出具的载明收到混凝土款120万元的收条，邳州公司称系代蔡伟军实际支付给赵某山，并提供了由蔡伟军确认的备忘录一份，但根据备忘录的内容，蔡伟军并未要求邳州公司将涉案昆沭工业园五期B段三标段的工程款用于支付所欠赵某山的欠款，同时邳州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该款项，故对于邳州公司要求该120万元作为已付工程款进行认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6.邳州公司提出的蔡伟军应向其缴纳税款，因邳州公司与蔡伟军之间系挂靠合同关系，邳州公司收取的金某公司的工程款，应当向实际施工人即蔡伟军进行支付。金某公司在实际付款时已经扣除了相关税收，邳州公司另行要求蔡伟军向其支付税收，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邳州公司已付工程款数额为244.73万元（200万元+44.73万元）。金某公司关于涉案工程在扣除税收、零星税等款项后，总计向邳州公司实际支付工程款1640.2022万元，其中2015年1月13日付款61.98万元，根据邳州公司出具的收条明确注明系支付涉案11号楼工程款，但根据金某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根据邳州公司授权向韦某支付123.9672万元，该两笔款项合计185.9472万元，与2015年1月3日邳州公司出具给金某公司的收条上载明的实付金额应为185.95万元相互印证，因此该两笔款项合计应为金某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向邳州公司支付的昆沭工业园五期三标段10%的工程款。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为昆沭工业园五期三标段（10号楼、11号楼、17号楼）总的工程款，因此蔡伟军实际承建的10号楼、17号楼由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实际支付的工程款应为1093.468万元（1640.2022万元÷3×2）。该款项邳州公司收取后应当向蔡伟军进行支付，而除了蔡伟军自认的200万元及邳州公司向高某2支付的款项外，邳州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蔡伟军支付过其他款项，因此邳州公司还应向蔡伟军支付848.738万元（1093.468万元-244.73万元=848.738万元）。蔡伟军称对于扣除税收无异议，对于扣除零星税不予认可，因蔡伟军与金某公司不具有直接合同关系，蔡伟军向邳州公司申请支付工程款时需要预先出具收条，而出具收条的金额与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的收条金额一致，且庭审中，蔡伟军明确陈述其知晓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实际付款情况，而直至本案起诉，蔡伟军也均未提出对于金某公司扣除的零星税有异议，可以认定蔡伟军明确知晓金某公司实际付款时需要扣除相关税款，故一审法院对蔡伟军的主张不予采纳。根据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付款时扣除税收及零星税情况，金某公司均是按照6.43%税率扣除税收，并按照2.18%税率扣除零星税，可以说明原、被告双方对于该税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蔡伟军实际承建的10号楼、17号楼根据合同约定已到期的总工程款数额为1300.177万元，按照6.43%税率扣除税收并按照2.18%扣除零星税后，蔡伟军实际应得工程款为1188.232万元（1300.177万元-1300.177万元×6.43%-1300.177万元×2.18%）。金某公司关于涉案10号楼、17号楼已经向邳州公司支付1093.468万元，对于已到期的剩余款项94.764万元（1188.232万元-1093.468万元），蔡伟军作为实际施工人，要求金某公司向其直接支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邳州公司从金某公司领取的工程款中尚有848.738万元未向蔡伟军支付，蔡伟军要求邳州公司进行支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和时间，金某公司尚未支付的涉案蔡伟军承建的10号楼、17号楼工程款为94.764万元（已按照6.4%扣除税收，并按照2.18%扣除零星税），蔡伟军作为实际施工人，要求金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如果税收调整，双方对扣除税款部分发生争议，可以另案起诉。金某公司辩称其并非涉案合同的实际发包方，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蔡伟军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涉案10号楼、17号楼于2012年12月12日竣工验收合格，金某公司之前支付的工程款均系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并未违约，对于已到期的其他款项，金某公司未按约定支付，蔡伟军要求自逾期之日即2015年12月13日（自竣工验收之日起满三年）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邳州公司在收到金某公司支付的相关款项后，在蔡伟军出具收条后，未能及时向蔡伟军支付，蔡伟军作为实际施工人要求邳州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蔡伟军自认收取的200万元，包含第一次付款时扣除的暂存款130余万元，对于其他款项未能明确陈述其收取的具体时间，因金某公司均是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向邳州公司支付工程款，截至2012年12月12日涉案工程竣工验收，邳州公司已经收取的工程款数额中应支付给蔡伟军的数额已经达到总工程款的80%，邳州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向蔡伟军支付的具体时间，蔡伟军自认的该200万元计算为在竣工验收之前支付，蔡伟军要求自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较为合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因邳州公司收取工程款系分段收取，因此逾期付款利息亦应分段计算。截至涉案工程竣工验收，邳州公司于2013年1月11日前共实际收到金某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429.724元，应向蔡伟军支付的工程款为953.149万元（1429.724万元÷3×2），实际仅支付200万元，拖欠753.149万元；邳州公司于2014年1月27日又收取金某公司支付的44.144万元，共计收取1473.868万元，因此截至2014年1月27日邳州公司共应向蔡伟军支付982.579万元（1473.868万元÷3×2），尚欠蔡伟军782.579万元；邳州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前又收取金某公司实际支付的166.334万元（123.967万元+61.98万元-19.613万元=166.334万元），共计收取金某公司实际支付的工程款1640.202万元，因此，截至2015年1月14日，邳州公司共计应向蔡伟军支付工程款1093.468万元，共计尚欠蔡伟军893.468万元，后邳州公司于2016年5月4日代蔡伟军向高某2履行债务44.73万元，因此，截至2016年5月4日邳州公司尚拖欠蔡伟军工程款848.738万元。综上，调解不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邳州市建设实业开发总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蔡伟军支付工程款848.738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利息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1月12日起以753.149万元为基数计算至2014年1月27日止；自2014年1月28日起，以782.579万元为基数计算至2015年1月14日止；自2015年1月15日起以893.468万元为基数计算至2016年5月4日止；自2016年5月5日起以848.738万元为基数计算至实际付清款之日止）；二、被告沭阳金某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蔡伟军支付工程款94.764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5年12月13日起以94.764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蔡伟军的其他诉讼请求。邳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蔡伟军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蔡伟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涉案的10#、11#、17#计三幢厂房工程系蔡伟军借用邳州公司资质整体承包，然后由蔡伟军联系蔡某等人共同承建，一审法院没有追加蔡某为原告与蔡伟军共同参加诉讼，违反了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并造成案件事实的认定混乱不清，导致判决错误。1.涉案10#、11#、17#计三幢厂房工程系蔡伟军挂靠资质整体承包，邳州公司与蔡某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蔡伟军借用邳州公司资质整体承包涉案10#、11#、17#三幢厂房工程后，拉蔡某共同承建是事实。在施工过程中，金某公司实付的工程进度款支票基本上都是蔡某经手领取，计八笔共1427.893万元，而蔡某应分得的款项也是由蔡伟军从三幢厂房的总工程款中分配的。且有证据证明三幢厂房工程的大宗材料如商品混凝土也是由蔡伟军统一采购、付款。由此可以证明，一是对于涉案的三幢厂房工程，邳州公司仅与蔡伟军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与蔡某之间并不存在挂靠关系，而蔡伟军与蔡某之间形成的是内部合作或合伙关系。二是三幢厂房作为一个标段由金某公司整体发包，由蔡伟军挂靠邳州公司整体承包，工程款的领取、分配由蔡伟军统一负责，导致邳州公司与蔡伟军之间已无法就三幢厂房的工程款进行划分。2.一审判决认定蔡伟军及蔡某均挂靠邳州公司施工，蔡伟军仅承建10#、17#楼工程，并认定其工程款为决算价的三分之二，证据不足。首先，没有证据证明蔡某与邳州公司形成合意，并借用邳州公司资质与邳州公司存在挂靠关系的事实。一审中，蔡伟军提交的载明收到昆沭五期B段管理费收据，形成于2014年1月27日，此时涉案工程已审计结束，实质上是蔡伟军给付高某3的报酬。另外，此收据的内容是根据蔡伟军的口述记载，且是出具给蔡伟军个人，而不是分别出具给蔡伟军和蔡某两个人，不能作为认定蔡伟军和蔡某分别挂靠邳州公司的证据。其次，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的三幢厂房在造价、质量、维修等方面均等值等价，一审法院认定蔡伟军的工程款为决算价的三分之二，缺乏证据证实。针对上述事实，如果认定蔡某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应依职权追加蔡某为原告共同参加诉讼，就三幢厂房工程的纠纷一并处理。而一审法院将一个标段的三幢厂房工程分割成两块，且在讼争工程款的认定涉及到蔡某的情况下，没有追加蔡某参加诉讼，造成案件事实的认定混乱不清，导致判决错误。二、蔡伟军称出具给邳州公司的工程款收条是为了便于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索要工程款而提前出具的，实际未收到款，这是蔡伟军的虚假陈述。一审判决为之作出的推定存在逻辑论证错误、推定的前提事实证据不足，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蔡伟军是在处分工程款时或处分工程款结束后才向高某3出具当期工程款的收据，不存在预先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据的可能。一审已经查明，首先，蔡伟军以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申领当期工程款时，蔡伟军并没有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据。其次，金某公司在接到邳州公司出具的收条后，经与蔡伟军核算，扣除当期应扣的税款（第一笔进度款还扣除蔡伟军暂存款130.206万元）后，将实付款开具转账支票交蔡某领取，蔡伟军在对领取的当期工程款进行分配时或分配结束后，才向高某3出具收据。再次，金某公司扣除的款项经蔡伟军认可，系当期工程款的组成部分。因此，蔡伟军出具收据的金额与邳州公司出具的申领工程款收据的金额是基本一致的。2.一审判决认为，“如果蔡伟军系在实际收取款项后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基本不可能与转账支票开具时间如此接近”的观点，恰恰是错误的判断。众所周知，建设工程投资巨大，蔡伟军本身资金不足，为承包工程需要借款、赊欠材料款、拖欠工人工资，每起工程进度款发放时，债权人都紧盯着蔡伟军。金某公司的转账支票开出后立即在沭阳当地就背书（沭阳分公司持有邳州公司授权刻制的印鉴）转到分公司或高某3账上，然后由高某3根据蔡伟军的分配指令进行付款，同时，蔡伟军向高某3出具收据，作为收到当期工程款的凭证。蔡伟军对每期工程款的处分时间，都是在转账支票背书后的当天就开始。有的款项是金某公司当天出票，当天背书转账，当天汇出，银行操作并不需要以“天”计算的时间差。一审法院因不了解情况而作出的判断是错误的。3.涉案工程款并没有进入邳州公司账户，而是背书转入双方认可的高某3个人银行卡，然后由蔡伟军支配。邳州公司不可能持有涉案工程款支付的银行转账凭证或记账凭证，一审判决认定邳州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推理错误，不能成立。邳州公司是邳州设立的一家国有公司，原与沭阳的蔡伟军并不相识，蔡伟军通过关系借用邳州公司的资质在沭阳承包工程后，邳州公司为避免工程款失控，与蔡伟军共同选定沭阳人高某3作为工程款的监督人，蔡伟军所有承包工程的工程款流转方式为：蔡伟军与发包单位计算出当期工程进度款金额，邳州公司应蔡伟军要求向发包方出具当期进度款收据，发包人金某公司审核、扣减当期相关税费，出具转账支票，转账支票经背书后款项转入沭阳分公司或高某3的银行卡，高某3按蔡伟军指令分发到账资金后，蔡伟军向高某3出具当期资金收据，高某3再将蔡伟军出具的收据转交给邳州公司，作为蔡伟军领取当期工程款的收据。多年来，蔡伟军挂靠邳州公司承包多个工程，一直沿用上述模式，期间从未发生争议。对于每笔工程进度款，发包人虽然是向邳州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但没有一分钱进入邳州公司的账户；另外，蔡伟军也未向邳州公司提交过一份财务资料，而邳州公司作为国有企业，自身管理也不完善，否则也不可能将资质出借给蔡伟军使用；还有，每期工程款申领金额与发包人的扣款及实付金额情况，均是由蔡伟军与发包人确定，邳州公司从未过问，也从不清楚。因此，邳州公司不可能也无法对蔡伟军的工程款建账立册。事实上，邳州公司并不持有涉案工程款的进账凭证、汇款凭证，蔡伟军也知道其领取、支配的工程款并非出自邳州公司银行账户，且没有证据证明邳州公司曾持有涉案工程款。因此，一审法院推定邳州公司持有涉案工程的转账凭证或记账签证，系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判决根据“邳州公司出具的其根据蔡某的指示向具体施工人员支付工资的相关证据反映，即使对于1万元的款项，邳州公司均是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同时，具体施工人员在未领取款项时亦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并注明以转账为准，也可以说明邳州公司在向他人付款之前，会事先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然后再以转账方式进行支付。”进而推导出“邳州公司也存在要求他人在实际收取款项前出具收条的交易习惯”。此推定在逻辑推理上存在明显错误，不能成立。首先，“具体施工人员在未领取款项时亦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并注明以转账为准”不能成为“邳州公司也存在要求他人在实际收取款项前出具收条的交易习惯”推定的前提事实。所谓具体施工人员是指韩某1、耿某1、花城武三人，此三人因工程完工后没有拿到工程款多次上访告状，金某公司责令邳州公司妥善处理，对于此三人出具收条、转账付款的方式，是对特殊情况的特殊处理，不能以此认定邳州公司对蔡伟军的付款也是采用与此相同的模式，更不能以此推定出蔡伟军在实际收取款项前出具收条的交易习惯。其次，一审判决的推定存在时空颠倒的逻辑错误。韩某1、耿某1、花城武三人在领取款项前出具收条、邳州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此三人付款的时间发生在2015年2月份，而涉案工程的交割绝大部分发生在2012年4月至2014年1月。一审判决把后发生的行为模式推定为以前的交易习惯，显属逻辑错误。三、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的收据应当作为蔡伟军收到工程款的证据，蔡伟军否认收到工程款的虚假陈述，于理于法均不能成立。1.蔡伟军是心智正常的成年人，其在未收到工程进度款的情况下，还能一再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据且长期不提出异议，明显不合常理。一审中，蔡伟军自认仅收到工程款200万元，同时承认其对金某公司给付的每一笔工程进度款及扣款情况清楚，认可金某公司在第一笔工程款扣除的130万元，除此而外，仅收到转账付款70万元。而蔡伟军从2012年4月28日至2013年1月14日对金某公司给付的工程款，连续六次出具收据，累计金额达1661.2055万元。蔡伟军在知道金某公司给付的每一笔工程进度款，而每次都收不到款的情况下，还能继续“无怨无悔”的出具工程款收据，且在长达四年时间不提出任何异议，这种行为肯定不符合常理，也无法解释。2.蔡伟军出具收条是对单笔工程款的结算，是蔡伟军已取得工程款的凭据。（1）金某公司实际付款后，高某3根据蔡伟军的指示对单笔工程款进行分配处理，有的代为支付材料款，有的代为支付工人工资，有的代为支付蔡伟军其他欠款，有的直接支付给蔡伟军，由蔡伟军向高某3出具单笔工程也那个款的总收条，其中包括蔡伟军认可的由金某公司扣款部分。因此，蔡伟军出具的收条是单笔工程款的结算凭证。（2）蔡伟军从金某公司调取的收条及转账支票存根足以证明，蔡伟军出具的收条都在金某公司付款之后，而并非蔡伟军辩称的在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申请付款之前。同时从蔡伟军出具的前两次收条数额上也能证明是蔡伟军领款后出具的收条。蔡伟军第一次收条时间应是2012年4月28日，而不是2012年4月25日，因为蔡伟军书写时间错误后又进行涂改成4月28日，但看似4月25日。（3）2012年4月28日蔡伟军出具的收条金额是212.7355万元，而2012年4月16日邳州公司出具给金某公司的收据金额是212.5万元；2012年5月22日蔡伟军出具的收条金额是425.47万元，而2012年5月4日邳州公司出具给金某公司的收条金额是425万元。这说明蔡伟军在出具收条前，对于当期工程款的分配进行过结算的事实，其出具的收条是领款的结算凭证。3.蔡伟军用涉案工程款偿还其为承包工程而融资的借款及赊欠的材料款，然后再否认收到工程款，其行为明显属虚假诉讼。一审判决后，邳州公司费尽周折调取到的证据证明，涉案工程款绝大部分被蔡伟军用于偿还为承包工程而融资的借款本息及赊欠的商品混凝土款，这些款项应认定为蔡伟军收取的工程款。4.蔡伟军利用工程款支付环节的管理漏洞，已提起多起不诚信诉讼，损害了被挂靠公司的利益。试问如果蔡伟军没有实际收到工程款，其施工的涉案工程所需的资金从何处来？所负的债务如何清偿？四、一审判决按照蔡伟军自认收到200万元来认定邳州公司仅付工程款244.73万元是错误的，证据不足。应当认定蔡伟军已领工程款为1935.272万元（其中包括金某公司扣款）。1.蔡伟军自认仅收到200万元不是事实。根据蔡伟军陈述，其自认的200万元中包括金某公司第一次付款时扣除的130万元以及高某3、赵某山向其转账支付的部分款项。事实上，高某3向其本人两次汇款分别为30万元和75.639万元，计105.639万元，加上金某公司扣除的130万元，已超过其自认的200万元。2.蔡伟军领取的工程款是10、11、17号厂房全部工程款，其中蔡伟军结算并出具条据的有1661.2055万元（其中包括金某公司扣款部分），蔡伟军安排蔡某领取的109.3万元（其中包括金某公司扣款），代付新阳公司混凝土款120万元，为蔡伟军垫付高某2工程款44.7665万元，以上合计1935.272万元。对于蔡某经手领取的109.3万元、代付新阳公司混凝土款120万元、垫付高某2工程款44.7665万元，蔡伟军后来没有进行结算，但这些款项仍应属于蔡伟军取得的工程款。蔡伟军出具的收据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非经法定程序不能撤销，因此蔡伟军出具的收据应当认定为蔡伟军收到工程款的证据。应当认定蔡伟军已经领取工程款1806.2520万元，其中包含蔡某领取的，蔡某经手和出具收据的是110.28万元，替蔡伟军支付执行款是44.7665万元，蔡伟军出具收据领取的工程款是1651.2055万元。一审仅认定了蔡伟军自认的200万，以及执行款44.73万元。五、一审判决没有要求蔡伟军承担案涉工程产生的企业所得税是错误的。因案涉工程是蔡伟军挂靠施工，所有的成本费用、税收等都由蔡伟军承担，邳州公司没有从中受益，所以因该工程产生的企业所得税也应由蔡伟军承担。根据国税局2008[30]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的通知以及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蔡伟军施工的该工程应缴纳企业所得税40万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蔡伟军的一审诉讼请求。蔡伟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邳州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蔡某不是必要的共同原告，不应追加蔡某参加诉讼。1.邳州公司收取管理费收据证明，其是分别收取蔡伟军和蔡某的管理费，因此邳州公司已经确认与蔡某之间就涉案11#厂房进行独立核算，由蔡某挂靠施工的事实。2.蔡伟军实际施工10#、17#工程，就自己施工的工程以自己的名义向邳州公司及金某公司主张工程款，符合法律规定，蔡某没有参与10#、17#楼施工，故本案工程与蔡某没有利害关系。3.蔡某已经另案就11#厂房工程款提起诉讼，与本案是独立的诉讼，不存在交叉，故并不因为10#、17#与11#工程是同一标段就具有利害关系。在实际付款过程中，就蔡某应得的工程款，邳州公司是独立核算后支付给蔡某，并不存在邳州公司无法划分工程款的情况。二、本案10#、17#应得工程款占10#、17#与11#工程整体工程的三分之二，蔡伟军有权单独主张。1.10#、17#是蔡伟军实际施工，11#是蔡某实际施工，对此邳州公司已经确认。邳州公司辩称管理费收据内容系根据蔡伟军口述记载，即使辩解属实，也证明邳州公司对蔡伟军主张的三分之二的管理费由蔡伟军支付、三分之一管理费由蔡某支付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记载在管理费收据上，即证明邳州公司认可蔡某单独挂靠邳州公司施工11#楼的事实。2.2015年1月3日2000270元工程款收据上，记载暂付11#厂房工程款，当时实付61.98万元，该款邳州公司在上诉状第6页第二段陈述未专门处理涉访人员工资，并称是与蔡某共同核实债务真实情况后，由蔡某出具结账单及承诺等，可以证明11#厂房工程款单独属于蔡某所有，由蔡某与邳州公司进行结账支付，并不需要蔡伟军参与，故蔡某是独立挂靠邳州公司施工11#楼。3.一审第三次庭审笔录第16页，经法庭询问，邳州公司、蔡伟军及金某公司对三栋厂房工程款相同已予确认。故蔡伟军主张应得工程款为整个标段决算价的三分之二有事实依据。三、邳州公司举证的蔡伟军出具的工程款收据实际并未支付相应的款项，对实际付款事实，应由邳州公司承担举证责任。1.高某3并非蔡伟军选定，而是邳州公司安排的工作人员。在邳州公司与蔡伟军之间，高某3是代表邳州公司，而不能同时代表蔡伟军。这是不争的事实。故不存在高某3按蔡伟军指示付款的可能性。首先，在蔡伟军与邳州公司之间，高某3代表邳州公司收取蔡伟军管理费，并由邳州公司盖章确认。其次，邳州公司主张以上蔡伟军的工程款收据是出具给高某3，而邳州公司领取的工程款支票是背书入高某3账户。因此，高某3是邳州公司安排的工作人员，代表邳州公司管理工程款，代表邳州公司收取蔡伟军的收据，根本不可能受蔡伟军指示将工程款支付给蔡伟军或替蔡伟军处理债务。最后，邳州公司一审举证的向花某武、韩某1、耿某1转账的电子银行交易回单上，账户名称是邳州公司的沭阳分公司，而交易操作员是高某3，即高某3是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的银行账户登记的授权操作员，因此高某3实际上是邳州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是核心管理人员。2.邳州公司主张收取的工程款都背书如高某3账户，这是邳州公司侵占工程款的手段，蔡伟军对此行为并不认可。邳州公司称沭阳分公司持有邳州公司授权刻制的印鉴，这只是邳州公司内部管理事项，并不改变款项由邳州公司控制的事实，并没有转移归蔡伟军控制。3.邳州公司主张高某3按蔡伟军指示对收取的工程款进行付款，但是本案工程款数额巨大，如此大额款项的流转，不单单是一张收据就能证明。（1）邳州公司以款项没有进入公司账户为由来否认侵占款项的事实，实属狡辩、颠倒是非。因为，金某公司的付款均是通过转账支票开具给邳州公司，邳州公司取得支票后，无论采取何种手段转移款项，只要没有实际支付给蔡伟军，即应负有向蔡伟军支付款项的法律责任，不能因邳州公司将款项背书转让给其他人就免除其付款责任，这是常识。（2）邳州公司以款项是通过现金和部分转账形式支付给蔡伟军，并称款项是金某公司开具支付票后、蔡伟军的收据出具前就已经支付完毕，但是这个时间差基本只有一两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上百万元的款项流转，邳州公司没有提供相应转账记录，哪怕是现金支付，如此大额的现金是如何提取交付的，也无法说明，足以证明邳州公司陈述不实。（3）邳州公司在上诉状第8页倒数第二段称高某3向蔡伟军汇款30万元，对此蔡伟军认可。该30万元确实是高某3再2012年7月27日转账至蔡伟军。由此可证明，如确属转账支付给蔡伟军，邳州公司完全有能力提供账册作为证据或供查询，其辩解未建账等不提供主张的相关转账记录等，只能证明根本不存在其主张的转账事实。4.从本案实际付款来看，金某公司实际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均因扣税等原因低于蔡伟军出具的工程款收据金额。就差额部分，邳州公司实际未收到，显然不可能支付。因此，蔡伟军出具的收据并不是实际收取工程款的证明。5.从邳州公司根据蔡某指示向具体施工人员支付工资的行为模式看，邳州公司要求蔡某出具结算据、承诺书、要求领取款项的施工人员出具收据，并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可谓是严格至极，同时邳州公司自己亦称是一家国有公司，受挂靠时为避免失控而安排专人监督工程款支付，而就本案邳州公司主张为蔡伟军代付相关款项，却不能提供以上任何一样材料，当然其主张不能成立。6.就以上按蔡某指示向具体施工人员支付工资的过程，邳州公司在上诉状第6页第二段的陈述虚假。2015年1月13日金某公司支付的61.98万元工程款，邳州公司在领取支票后，将款项背书转移至沭阳新阳混凝土有限公司账户，而新阳公司也是由赵某山控制的公司，邳州公司的沭阳分公司负责人也是赵某山。可以证明，邳州公司在收取工程款后，采取转移至关联公司、关联人员账户的手段来侵占实际施工人员的工程款。而就上述情况，邳州公司随意虚假陈述，扰乱法庭，请求对其予以处罚。7.邳州公司以蔡伟军的2012年4月25日收据金额212.7355万元而邳州公司出具给金某公司的收据是212.5万元、2012年5月4日蔡伟军的收据金额是425.47万元而邳州公司出具给金某公司的收据是425万元，来证明出现零头的情况是蔡伟军实际取得款项后结算形成。显然是歪曲事实、牵强附会，进一步证明根本不存在所谓蔡伟军实际取得款项进行结算的情况，因为212.7355万元数额来源是蔡伟军按照当期应付的进度款计算而来，目的是申领工程款，是合同金额的10%正好212.7355万元，425.47万元是合同金额20%的工程款。四、一审法院认定邳州公司已付蔡伟军工程款数额是244.73万元，蔡伟军对此确认。邳州公司主张的其他付款，均与蔡伟军无关。1.上诉状中，高某3向蔡伟军转账的30万元包括在蔡伟军自认的200万元中。并且经核对，该30万元是邳州公司在2012年7月25日收到金某公司支付的工程主体封顶进度尾款146.42万元后于7月27日转账支付30万元给蔡伟军，其余款项均未支付。而相应的工程主体款项应付进度款总额425万元（占合同价20%）的收据，蔡伟军在7月25日即已向邳州公司出具。证明不存在蔡伟军于领取款项后出具收据。另，在蔡伟军一审第二次开庭时举证的从沭阳县财政局调取有关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支付款项的财务凭证（邳州公司出具的收据和转账支票存根）中，2012年6月28日425万元收据和2012年7月4日242万元支票，2012年7月25日183万元收据和146.42万元支票，这两次付款都是支付主体封顶应付的20%进度款。第一次即6月28日邳州公司出具了425万元收据，但是金某公司实付242万元；第二次即7月25日邳州公司申请支付余款时，再次出具183万元收据，因此邳州公司也是预先出具收据，甚至在前一次收据未足额获得付款的情况下，仍为申请下一次付款而出具超出总金额的收据。2.上诉状中，高某3向蔡伟军转账的75.639万元，是支付11#厂房的工程款，高某3转至蔡伟军账户后，蔡伟军即转付给蔡某，对此蔡某也认可在11#厂房工程款中扣除。3.邳州公司主张的代付新阳公司混凝土款120万元，如前所述，新阳公司是赵某山控制的关联公司，即使邳州公司实际将120万元转至新阳公司账户，也只是邳州公司转移工程款的手段，不能反映是代蔡伟军付款。何况，邳州公司亦未能举证实际支付120万元给新阳公司。五、企业所得税在甲方扣收的税款中已经扣收，不应在本案中处理。1.按征税要求，建设企业就工程款应纳的企业所得税在开具工程款发票时即一并征收，本案工程款相应的税收均由金某公司代扣，故一审判决支持的工程款均扣税后工程款。2.即使存在金某公司未扣税金，邳州公司也物权代扣工程款税金，如该税金应由蔡伟军承担，也是在实际发生后由蔡伟军缴纳。综上所述，邳州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就相关事实作虚假陈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处理，驳回邳州公司的上诉请求，还蔡伟军以公道。金某公司述称：账目应该有所调整，请求二审法院重新确认。一审中金某公司的付账明细10.47万元有误差，需要重新调整。还有2万元因为电缆被盗，被蔡伟军领取了，2万元票据已经找到，应该视为已支付。我们主张已付的是1961.42万元，还应该支付88.607万元。二审查明事实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邳州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应当追加蔡某为原告共同参加诉讼；该主张能否成立。二、邳州公司已支付给蔡伟军的工程款数额应如何认定。三、蔡伟军要求邳州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金某公司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主张应否得到支持。一、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应否追加蔡某为原告共同参加诉讼问题。针对该争议焦点，邳州公司上诉主张：涉案10#、11#、17#三幢厂房工程系蔡伟军借用邳州公司资质整体承包，然后由蔡伟军联系蔡某等人共同承建，一审法院没有追加蔡某为原告与蔡伟军共同参加诉讼，认定蔡伟军仅承建10#、17#楼工程并认定其工程款为决算价的三分之二，证据不足，判决错误。蔡伟军辩称：蔡某不是必要的共同原告，不应追加蔡某参加诉讼。蔡伟军实际施工10#、17#工程，就自己施工的工程以自己的名义向邳州公司及金某公司主张工程款，符合法律规定。邳州公司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承诺书1份，工程结算审定单1份。内容：蔡伟军承接厂房（10、11、17号楼）工程；蔡伟军是厂房（10、11、17号楼）工程结算的施工方经办人。拟证明10、11、17号厂房工程是蔡伟军个人统一承包，邳州公司与蔡某不存在转包关系。证据2、另案民事诉状1份，委托书1份，收据5张。内容：1.夏某、蔡某在民事诉状中主张昆沭二标段4、5、6三幢厂房系其施工；2.昆沭二标段由蔡伟军负责办理审计工作；3.昆沭二标段4、5、6三幢厂房的工程款由蔡伟军出具收据领取，蔡伟军、蔡某、夏某均认可收到蔡伟军收据所记载的工程款。证据3、另案一审庭审笔录1份及本案一审庭审笔录1份。内容：蔡伟军在庭审中陈述，昆沭二标段即4、5、6号厂房系蔡伟军挂靠施工，一标段即1、2、3号厂房和二标段厂房统一由蔡伟军做手续；昆沭三标段即本案10、11、17号厂房以蔡伟军一个人名义承包，到后期单独核算、单独付款，11号楼由蔡某施工。证据4、收据2份。内容：2011年10月22日，夏某以安顺公司名义申领本案工程款598.95万元；2012年12月21日，蔡某以安顺公司名义申领本案工程款379万元。证据2-4拟证明：昆沭一标段、二标段和三标段均是由蔡伟军、蔡某、夏某三人合伙施工的，虽然其内部有分工，但不影响蔡伟军和蔡某系合伙关系的认定，蔡某领取工程款应认定为邳州公司向蔡伟军的付款。蔡伟军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证据1，工程结算审计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承诺书不予以认可，因为不是蔡伟军本人的签字。鉴于10、11、17号楼三栋楼都属于三标段，与业主进行工程签证、结算、申请付款均应一并进行，因此无论是蔡伟军经办还是蔡某经办都与是否共同挂靠上诉人没有必然联系，这与上诉人将该三栋楼房的工程分别分包给蔡伟军和蔡某并不矛盾。因此该两份证据不能证实蔡伟军与蔡某的合伙事实，事实上也不存在合伙。2.从高某3的出具的凭证足以认定上诉人是与蔡某和蔡伟军分别结算的。在本案蔡某明确确认其分包4号楼和11号楼的情况下，蔡伟军起诉10号楼和17号楼的工程款不损害蔡某的权利，也没有损害上诉人的利益。3.由上诉人提供的该审定单，再结合蔡伟军出具给上诉人的进度款的收条，足以证实对于申请领款和结算蔡伟军只是经办人，蔡伟军的收条也仅用于向工程发包方来表明实际施工人来索要工程款的事实。蔡伟军为支持其辩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蔡某起诉的案件通知书。拟证明蔡某已经另案起诉11号楼工程款，与本案10号、17号楼的处理没有利害关系。证据二，蔡伟军和新阳混凝土公司就混凝土结算的明细表。其中记载本案10号、17号楼是单独结算的。证据三，高某3收取蔡某混凝土款项的收据5张，并且载明是11号楼混凝土的款项。证据二、三拟共同证明，蔡某是单独施工11号楼，并且不存在邳州公司所陈述的混凝土等材料由蔡伟军结算的情况。证据四，证人蔡某出庭证言。蔡某作证称：我和蔡伟军是亲堂兄弟关系，沭阳昆沭工业园11号厂房是我投资施工的，10号、17号厂房是蔡伟军建的，三栋厂房的工程款价格相同。当时的建筑公司是邳州公司，11号房是我和邳州公司的高某3联系承包的，向我收取管理费的是高某3，我有单据，载明2013年1月13日交款4万元整，加盖了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的公章。工程款是高某3和我结算的，我有转账凭证，2012年5月22日高某3转入尾号为5056的蔡某苏州银行账户1094695元，以及2012年7月5日高某3转入尾号为1353的蔡某苏州银行账户61万元。我承建11号厂房的混凝土供应商是沭阳新阳混凝土公司，我这里有高某3出具的11号厂房混凝土的材料款收据原件5份，其中2012年4月28日的混凝土收据加盖的是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的财务章，其余加盖的是新阳公司的章，因为我们当时认为高某3既是邳州公司的人也是新阳公司的人。邳州公司沭阳分公司和新阳混凝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赵某山。我的记录本中并没有从高某3处领取工程款并向工程款出具收条的记录，因为当时我只是为了回忆，为了方便自己以后查账。我实际领取的和邳州公司为我代付的款项都是11号厂房的款项，没有10号、17号楼的款项。前面三四笔工程进度款都是及时支付给我的，后面还有几笔都没付给我，已经提起诉讼了。前期3栋厂房是放在一起的，一起拨款下来的，后来有一两次金某公司是分开付的。2015年2月1日、2日，我在花某武等6人分别出具的《结账单及承诺》上签字，涉及款项都已经支付。蔡伟军在A段替我代付过一笔混凝土款，直接从工程款中扣掉了129.5万元，在B标段没有。前期大概有三四笔，我都是领取了当期工程款的三分之一，是扣除了商品砼款和管理费之后的三分之一。邳州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关于蔡某的诉讼理由是否与本案有关，蔡伟军并没有进行举证，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二、证据三；该材料系蔡伟军与新阳混凝土公司之间进行结算并形成，不能证明与本案工程有必然的联系，即使蔡伟军是单独对10号、17号楼进行施工，也只是蔡伟军和蔡某内部分工的一种形式，不能否定蔡伟军挂靠邳州公司资质，整体承包10、11、17三栋楼的事实。对于新阳公司而言，无论是蔡伟军本人支付货款，还是蔡伟军和蔡某两人支付货款，只要收到货款，就能够达到销售合同的目的，因此证据二、三也不能达到蔡伟军的目的。对于证据四，蔡某的证言。1.因蔡某与蔡伟军系亲堂兄弟，且共同承建包括涉案工程在内昆沭三个标段的工程，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极其低下。2.蔡某的关键证言与事实不符，且系伪证。一是邳州公司提供的反驳证据证明，10号、11号、17号厂房工程系蔡伟军一个人从邳州公司处承包，且工程结算、审定也是由蔡伟军负责经办，蔡某作证称11号楼系其从高某3处承包，与事实不符，是当庭作伪证。二是蔡某称每期工程款其均领取三分之一与事实不符。经统计，蔡某每期领取的金额与当期工程款的三分之一并不相符。故蔡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蔡某即使参与施工，也是与蔡伟军存在内部合作或合伙关系，但蔡某与邳州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挂靠或转包关系，邳州公司不应当也不可能与蔡某单独结算。本院认为，依据蔡伟军、高浪于2012年3月12日出具的《邳州市建设实业开发总公司工程项目部印章管理与使用承诺书》内容，可以认定蔡伟军挂靠邳州公司承建即10、11、17号楼工程。蔡伟军主张承诺书中的“蔡伟军”并非其签字，但承诺书中同时还有高浪签字，而蔡伟军对高浪系其所雇佣员工的身份并不否认；且蔡伟军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先期是以我一个人名义承包工程的”，与承诺书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对该承诺书的证明效力应予确认。蔡伟军同时辩称，到后期邳州公司已经确认11号厂房由蔡某挂靠施工，由邳州公司与蔡某之间单独核算，自己就实际施工的10、17号厂房工程，以自己的名义向邳州公司及金某公司主张工程款。但经审查，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蔡伟军先后五次以自己名义向邳州公司出具三标段工程款收条共计1651.2055万元，其中并未对11号厂房工程和10、17号厂房工程进行区分。实际上无论是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工程款收条，还是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工程款收条，均是针对涉案三标段10、11、17号三幢厂房的全部工程款，并未对所属楼栋进行区分。在2013年12月15日的《工程结算审定单》中，亦由蔡伟军在施工单位一栏中签字，对涉案三标段10、11、17号厂房工程的合同价、送审价、核减额、审定总价等予以确认。蔡伟军辩称这仅是一并与业主履行三标段工程的手续，该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蔡伟军以自己名义承建涉案三标段10、11、17号厂房工程，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自己名义出具10、11、17号厂房工程款收条，最终进行工程款结算时以自己名义签订10、11、17号厂房《工程结算审定单》，故应认定对于10、11、17号三幢厂房工程蔡伟军与邳州公司之间构成挂靠关系。蔡伟军提供了蔡某证言、计算明细表及收据等证据，仅能证明蔡某就11号楼部分款项与高某3进行过结算并收取款项以及交纳过11号楼工程施工管理费，但并不能对抗蔡伟军出具承诺书、工程款收条以及进行工程款结算等证据，不足以证明蔡某之后又单独就11号楼工程与邳州公司之间构成挂靠关系。另，针对昆沭工业园二标段即4、5、6号厂房工程，蔡某、夏某曾另案起诉邳州公司、金某公司及蔡伟军，主张其二人挂靠邳州公司施工4、5、6号厂房工程，要求邳州公司、金某公司支付工程款，最终沭阳县人民法院及本院作出的一审、二审生效民事判决，对蔡某、夏某关于其二人挂靠邳州公司施工的诉讼主张未予支持，而是认定昆沭工业园二标段4、5、6号厂房工程系蔡伟军挂靠邳州公司施工。综上，邳州公司关于涉案10号、11号、17号三幢厂房工程系蔡伟军借用邳州公司资质整体承建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蔡伟军只对其中的10号、17号楼主张工程款，系蔡伟军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至于蔡某的工程款，系蔡某与蔡伟军之间的内部结算问题，本案并不必然需要蔡某参加诉讼。故对邳州公司要求追加蔡某作为本案共同原告的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争议焦点二，邳州公司已支付给蔡伟军的工程款数额应如何认定问题。针对该争议焦点，邳州公司上诉主张，蔡伟军出具收条是对单笔工程款的结算，是已取得工程款的凭据；蔡伟军出具收条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非经法定程序不能撤销，因此应当认定蔡伟军已经领取工程款1806.2520万元，其中包含蔡某领取的工程款110.28万元，邳州公司替蔡伟军支付的执行款44.7665万元，以及蔡伟军出具收条领取的工程款1651.2055万元；一审法院仅认定蔡伟军自认的200万元以及执行款44.73万元是错误的。为支持其上诉主张，邳州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5，由蔡伟军本人出具的收据5张，金额累计1651.2055万元。证据1、2012年4月28日的212.7355万元收据1张，银行流水2张。内容：2012年4月28日蔡伟军出具212.7355万元工程款收据。当日高某3收到金某公司64万元；当日付蔡某44万元、付新阳混凝土有限公司20万元。通过证据1，高某3实际收到金某公司的款项64万元，但蔡伟军出具的收据是212.7355万元，因为这里面有扣款，包含了零星税款、税款、蔡伟军的借款，这些款项都视为付给蔡伟军。蔡伟军对金某公司扣款的金额项目均是非常清楚并同意的，其在吩咐高某3分配已实际收取的工程款时，向高某3出具收条作为其领取工程款的凭证。该收条是蔡伟军与邳州公司之间对每期工程款进行结算形成的材料。蔡伟军质证意见：1.就第一笔收据金额212.7355万元，这个金额的来源是根据合同约定的总工程款的10%计算出来的，并没有经过结算。2.就第一笔收到的64万元都是属于支付给蔡某的工程款，其中支付新阳公司的20万元商砼款也有相应的票据，也是由高某3代表邳州公司出具了20万元的收据。这就证明邳州公司在收取发包方工程款后，如果向实际施工人付款，付款方式对于扣取的材料款应当出具扣取款项的收据，剩余款项转账支付给实际施工人。3.第一笔扣款的130万元属实，但均已经包括在一审认定的蔡伟军自认的200万元款项当中。证据2、2012年5月22日的425.47万元收据1张，银行流水1张。内容：2012年5月22日蔡伟军出具425.4700万元工程款收据。当日高某3收到金某公司两笔194.2060万元，计388.4120万元；当日付蔡某109.46万元、付仲某1平260万元。蔡伟军质证意见：1.就该笔425.47万元，其中应付给蔡某的款项也是通过转账支付给蔡某，之后的五笔均是相同的形式，其中第五笔转账给村委会的75.639万元，蔡某在二审中已经出庭确认，这个款项实际上也是11号楼蔡某应得的工程款，当时蔡伟军就已经转付给蔡某了。这也能够证明11号楼是由邳州公司单独支付款项给蔡某。就转账中支付给仲某1平、赵某山的款项均与本案支付工程款无关。2.高某3收到金某公司工程款，加起来是388.412万元。关于5月22日付蔡某109.16万元，蔡某应得129.46万元，高某3出具给蔡某扣取混凝土款20万元，转了109.46万元给蔡某，证明高某3与蔡某单独结算。证据3、2012年7月25日的425万元收据1张，银行流水2张，付蔡某汇款凭证1张。内容：2012年7月25日蔡伟军出具425万元工程款收据。苏州银行记账单记载：2012年7月4日高某3收到金某公司242万元。农行流水记载：7月26日高某3收到金某公司146.42万元；7月27日高某3将其中的88.95万元转到苏州银行卡上。2012年7月5日付仲某1平150万元、蔡某61万元，7月12日付韦某20万元，7月27日付蔡某47.466万元、付蔡伟军30万元，8月1日付赵某山10万元、韩某268.97万元。蔡伟军质证意见：是高某3两次收到金某公司388.42万元，除蔡某应得工程款129.46万元，高某3分别于7月5日转给蔡某61万元，7月27日转给蔡某47.466万元。同时7月5日，高某3收取蔡某混凝土款20万元，正好与证据2相同。2012年7月27日转账给蔡伟军的30万元属实，但已经包括在一审认定的蔡伟军自认的200万元款项当中。转给韩某2的68.9万元，从高某3的流水对账单备注栏，称“赵总知”，说明这笔款项支付是赵某山指示支出的。证据4、2012年9月26日的213万元收据1张，银行流水3张，付蔡某汇款凭证1张。内容：2012年9月26日蔡伟军出具213万元工程款收据；2012年9月26日高某3收到金某公司197.22万元，当日付蔡某55.74万元，9月28日高某3将其中的141.48万元转到苏州银行卡上；9月29日，用苏州银行卡付韦某98万元，10月10日付朱某143.48万元（付赵某山）。蔡伟军质证意见：1.高某3收到金某公司197.22万元，除蔡某应得工程款65.74万元，高某3当时付给蔡某55.74万元，并出具给蔡某混凝土款收据10万元。所有的工程款一贯惯例都应该转到实际施工人的账户上，但蔡伟军只收到30万元。2.2012年9月29日付韦某98万元，高某3的转账记录，备注赵某山叫转给韦某，再次证明上诉人所称工程款是由我指令高某3进行支配的谎言。3.另外，根据高某3扣取蔡某混凝土款的票据是70万元，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只有第一笔支付给了混凝土公司，证据2、证据3、证据4都没有反映出高某3扣取了蔡某的混凝土款。而是拿一些相关的数据来抵充支付给蔡伟军的款项。证明上诉人所提供相关的流水转账记录，主张是蔡伟军指令支付的，是虚假的。证据5、2013年1月14日的375万元收据1张，银行流水3张，业务凭证1张。内容：2013年1月14日蔡伟军出具375万元工程款收据；2013年1月14日高某3收到金某公司347.217万元，当日付蔡伟军75.639万元、付徐某36.1万元，1月16日付朱某2100万元，1月17日付赵某山73万元、高某35万元、王增云10万元、朱某243.4万元、赵某山4万元。蔡伟军质证意见：转账给村委会的75.639万元，蔡某已经出庭确认，这个款项实际上也是11号楼蔡某应得的工程款，当时蔡伟军就已经转付给蔡某了，这也能够证明11号楼是由上诉人单独支付款项给蔡某。另外，作为高某3是监管工程款使用的人，而从邳州公司提供的转账记录看相关人，有仲某1平、赵某山、韦某、朱某1、朱某2等人都没有实际参与工程任何的业务往来，从而说明上诉人所陈述的前后矛盾。另外，仲某1平是赵某山妻子，朱某1是赵某山的外甥。从高某3的东吴银行流水记录看，这几个人与高某3的账务往来相当多，如果是上诉人所陈述高某3是蔡伟军聘用的会计，不应有这么多的相关转账记录。第二组证据：证据6-7，拟证明蔡伟军的合伙人蔡某收到本案工程款48.3万元及经手处分本案工程款61.98万元，计110.28万元。证据6、2014年1月28日的48.3万元收据1张，业务凭证1张，取款凭证1张。内容：蔡某出具收据，收到本案工程款48.3万元；业务凭证记载：2014年1月27日，高某3收到金某公司44.144万元；取款凭证记载：1月28日，付蔡某79.8万元（79.8万元-44.144万元=35.656万元，系A标段同期支付的工程款）。证据7、结账单及承诺6份，收据6份，电子交易回单6份。内容：2015年2月1日、2月2日，蔡某作为结账人在实际施工人花某武、韩某1、耿某1、庄某、章某、仲某2出具的结账单及承诺书上签字，该6人分别出具收到工程款35万元、25万元、1万元、20万元、2万元、5万元的收据；2月3日，高某3经手向该6人汇款收据所载的金额。其中61.98万元系本案金某公司支付的工程款。蔡伟军质证意见：1.该组证据在一审中已经出示过。该组证据是上诉人与蔡某之间的往来结算，结账单中明确记载是4号厂房和7号厂房的工程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但是通过上诉人为蔡某代付款项时的操作模式来看，是需要有蔡某签署结账单和承诺，并且都是实际将款项直接支付给各个施工人员。而本案上诉人主张为蔡伟军代付工程款等，却没有提供任何结账单与承诺，因此与事实不符。2.在证据7电子交易回单中反映，信息及用途一栏记载的是蔡某付农民工工资，这也能证明上诉人与蔡某单独结算代付款项；在电子回单的交易操作员一栏记载的是高某3，这能证明高某3是上诉人沭阳分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因此其行为只能代表上诉人，而并非蔡伟军的工作人员。以上款项不在本案的诉争工程款范围之内，因此付款也不应当予以扣除。3.上诉人在一审中只提供华某武、韩某1、耿志勇三人分别付款为35万元、25万元、1万元。另外庄某、仲某3、张某军三个人的付款是在蔡某诉讼的案件中提供的付款证据。从而说明了上诉人直接支付给蔡某工人工资61.98万元的事实。此款不能列入蔡伟军账户，而是上诉人直接与蔡某结算的付款依据。第三组证据：邳州公司代蔡伟军支付执行款44.7665万元。证据8、欠条1张，（2015）沭开民初字第00558号民事判决书1份，银行流水1份。拟证明法院判决蔡伟军给付工程款40.32万元及利息，邳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收件受理费、保全费10365元由蔡伟军和邳州公司负担。沭阳县人民法院从邳州公司账户划款执行44.7665万元。蔡伟军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一审中已出示过，一审判决已予以认定。第四组证据：证据9-11，证明蔡伟军与邳州公司在工程款支付方式上形成交易习惯，同时，蔡伟军出具收据的行为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证据9、蔡伟军出具收到智慧大厦工程款的收据，计16份。证据10、蔡伟军出具收到昆沭4、5、6号楼工程款的收据计5份；庭审笔录2份。证据10补充1：金某公司转账支票1张，个人结算申请书3张，银行卡取款凭条1张，蔡伟军收据1张。内容：2012年1月16日金某公司付款369.52万元，2012年1月17日，高某3付给赵某山200万元，舒某50万元，19日付给韦某100万元，连同金某公司扣款在内，蔡伟军于2012年1月18日出具400万元收条。证据10补充2:银行流水1张，蔡伟军收条1张。内容：2012年4月13日金某公司支付工程款182.78万元，同日，高某3给付蔡伟军100万元和52.78万元，20日付给韦某30万元，连同金某公司扣款在内，蔡伟军于4月15日出具收条200万元收条。证据10补充3：银行流水2张，银行取款凭条1张，蔡伟军收条2张。内容：2012年11月23日，金某公司付工程款328.846万元，同日，高某3付给赵某山100万元、27日付给赵某山200万元、王某10万元，连同金某公司扣款在内，蔡伟军分别于2012年12月4日出具100万元收条1张、25日出具280万元收条1张，两张收条的金额合计380万元。以上补充证据是蔡伟军的4张收据所载工程款的具体发放证据，结合证据10的庭审笔录，能够证明以下事实：1.上述4笔款项，蔡伟军及其合伙人蔡某、夏某均认可已实际收取。2.上述4笔款项中的大部分款项都是付给蔡伟军以外的其他人，如赵某山、舒某、韦某、王某等人，能够证明高某3是按蔡伟军指令分发工程款的事实。3.蔡伟军出具收据的时间，有3次是在工程款转到高某3卡上之后，在高某3分发完毕之前。蔡伟军在工程款发放完毕之前出具收据的事实，能够证明蔡伟军对如何分发工程款有具体安排，并信赖高某3会按他的安排付款，才出具收据的事实。4.证据10的补充证据，旨在证明蔡伟军认可的收据所记载的款项，都是付给蔡伟军以外的人，蔡伟军对收款人不认可，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是通过其他方式收到收据记载的工程款。据此，邳州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记载的付款金额是真实的，蔡伟军没有提供任何足以推翻银行流水记载事实的反驳证据。证据11、蔡伟军出具收到昆沭1、2、3号楼工程款的收据，计6份。证据9-11拟证明：1.上述收据的形成时间集中在2010年7月份至2013年1月份，全部是蔡伟军在工程款分发后出具给高某3的收据。2.蔡伟军出具的收据上除了记载工地名称和金额外，均没有其他记载事项，更没有标注当期工程款的发放对象和金额。3.蔡伟军对证据9中16份收据中的15份均认可收到收据载明的款项，仅对最后一份429.7万元收据中包含的150万元不予认可，但生效判决认定蔡伟军已接收其异议的150万元；蔡伟军对证据10中的5份收据，全部认可已收到收据载明的款项；蔡伟军对证据11的6份收据中及本案的5份收据，全部否认收到收据载明的款项（蔡伟军自认收到一小部分工程款，但金额与收据不符，此两案邳州公司均已上诉）。4.蔡伟军收到每笔工程款并出具收据，是蔡伟军与被挂靠公司邳州公司之间已形成的交易习惯。5.蔡伟军出具收据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蔡伟军在出具收据时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法。蔡伟军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出具收据时存在重大误解、受到欺诈、胁迫或显失公平的可撤销情形，也没有同谋虚伪行为的无效情形。因此，蔡伟军出具收据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其出具的收据应作为其收到记载款项的证据。退一步讲，即使蔡伟军有证据证明其在出具收据时存在重大误解、受到欺诈胁迫或显失公平的情形，蔡伟军也没有在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根据民法总则第152条规定，其撤销权已消灭。蔡伟军质证意见：1.证据9是智慧大厦工程中的争议，在该工程中，蔡伟军所出具的收据记载的金额是工程实付金额，而不是本案到付工程款应付金额，因此不具有类比性。2.对证据9当中的16份收据429.7万元收据中，是否包含150万元，在该案中双方存在争议，而争议的原因是蔡伟军已经将该150万元银行流水自认在其他案件当中，因次在蔡伟军没有掌握上诉人实际提供流水的情况下对该150万元予以否认，但是经过法庭审理，认为该150万元可以作为智慧大厦的工程款予以认定，但也同时可以在其他案件当中予以扣除。3.证据10反映的昆沭4、5、6号楼，是蔡某、夏某另案诉讼的案件中所提供的证据，在该案中蔡伟军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其出具的收据并不是全部予以确认，而是根据实际付款情况，已经实际转付给蔡某、夏某的在该案中予以了确认。4.针对证据10的补充，上诉人举证的对应的高某3转账给赵某山、韦某、舒某等人的凭证，实际与蔡伟军所出具的收据没有任何关联性，在4、5、6号楼案件中，法院认定收据的款项支付也并不是根据高某3转账给赵某山等人的流水进行认定的。同时，在举证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申请单中也均是记载附加信息栏为往来款，没有体现任何为蔡某或蔡伟军代还任何款项的说明，这也能够证明该款项与蔡某、蔡伟军没有任何关系。5.对证据11，昆沭1、2、3号楼的工程款票据在另案蔡伟军与徐州安顺公司诉讼的案件中，作为双方争议的证据。该案中该收据也并未作为确认蔡伟军收取工程款的证据。综上所述，1.第四组证据并不能证明本案的收据是蔡伟军领取工程款的确认，而本案中上诉人实际举证的款项，转账支付的时间也实际上在蔡伟军的收据日期之后。2.上诉人在对证据10的补充当中，故意罗列与案件无关的转账流水，其行为与本案的罗列流水行为完全相似，只能反映高某3与赵某山等人流水往来频繁，其罗列流水与收据的对应关系无法确认，不能认定支付给赵某山等人的款项是属于支付给蔡伟军的工程款。3.在法律关系上，蔡伟军出具收据并不存在确认款项收到的意思表示，而只是一种付款手续。就付款属于积极事实，上诉人仍附有举证责任，而并不需要蔡伟军撤销收据。如同民间借贷案件中的借据，应由出借人举证实际交付款项，而并不应该由借用人主张撤销收据。第五组证据：证据12，证人朱某2出庭证言；证据13，证人高某3出庭证言。证据12、朱某2作证称：蔡伟军挂靠安顺公司和邳州公司承包工程都是我联系的。我和我的朋友徐卫华以前挂靠过安顺公司，赵某山挂靠过邳州公司。高某3到蔡伟军的工地上去做事也是我介绍的，高某3主要负责安顺公司与邳州公司的督查。高某3替蔡伟军跑跑腿，蔡伟军发一点小钱给他，钱不够的话公司有挂靠费也支付给他一点。高某3收蔡伟军的挂靠费是公司授权的。蔡伟军之前和高某3不认识，我认识双方。蔡伟军向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当时都是我介绍的；蔡伟军也向过赵某山借款，也是我介绍的。我原来是新阳公司股东，做股东期间卖混凝土给蔡伟军，蔡伟军欠我的混凝土款和借款都是经过蔡伟军签字同意后，高某3直接打到我的账上的，高某3看到蔡伟军的签字后，就给我钱了，高某3将蔡伟军的工程款打给我起码有五六百万元；每次都是我打电话给蔡伟军要钱，双方说好了之后，蔡伟军再和高某3讲；我每次都是打好一张收条，经过蔡伟军同意之后，高某3把钱打给我，有时候是我、蔡伟军、高某3三人都在场；现在蔡伟军还欠我钱，还没有最终结算。蔡伟军承建中山医院和昆沭的工地时一共借我三百多万元，这三百多万已经还清了，其中有一部分是通过高某3付款给我的。2014年7月14日我出具收到360万元的收据是智慧大厦的投资款，当时安顺公司中标的时候蔡伟军答应给我做水电工程，后来没有给我做，我打这个收条只是做一个投资款手续，他当时说给钱但是没给钱。蔡伟军在欠款最高峰的时候，包括我介绍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赵某山和我，蔡伟军一共有两千多万元欠款。证据13、高某3作证称：蔡伟军挂靠邳州公司和安顺公司做工程的时候，朱某2和蔡伟军找到我，让我监督一下工程款的发放以及蔡伟军与邳州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我就同意了。每期来的工程款都是由蔡伟军和发包方两方计算好的，结算好一定的数额，由我到建筑公司出具领取工程款的收据给蔡伟军。工程款都是以转账支票的形式交给我，由我背书，转到我的卡上，蔡伟军同时会出具一份当期工程款的分配方案给我，安排我以分配方案分发，过后他出具收条给我，证明当期的工程款已经收到了，由我交给建筑公司。我一共参与了蔡伟军前后四个工程，有智慧大厦、昆沭五期三个标段，用这种方式支付的工程款总计有一亿多元。蔡伟军做的工程有借款和赊欠款，工程款下来的时候蔡伟军的债权人都盯着蔡伟军，蔡伟军事前会把从发包方拿到的支票交给我，同时还有当期工程款的分发方案，要求我按照分发方案进行汇款。工程款到账后领款人会拿着蔡伟军签字的收条找我领取工程款，我按照分配方案分发工程款。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工程款分发完毕，我拿着领款人的收条和银行流水交给蔡伟军，他出具收到当期工程款的收条给我，由我交给建筑公司，证明当期工程款结算完毕。有时候，领款当事人会持有自己签字的收条给我，我也会先交给蔡伟军，蔡伟军拿到收条也会先打收到当期工程款的收据给我；由于领款人持有的收据在没有领到工程款之前都会在票据上写上以银行转账为准，所以工程款在没有支付的情况下，我怕票据丢失，也会提前把收据交给蔡伟军，过后我再把款汇给领款人；汇款完毕后我会把银行的流水小票交给蔡伟军证明当期工程款支付完毕。领款人持有的收条上都有蔡伟军的签字，没有蔡伟军的签字不好支付。我不记账，来多少钱，双方分发出去了，我把收据交给蔡伟军。蔡伟军的分配方案是手写的，分配方案和领款人的收条在蔡伟军收到当期收据的时候全部都交给蔡伟军了。蔡伟军的上述四个工程支付一个多亿的工程款，其间蔡伟军没有向我和建筑公司提出任何争议，我也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我的工资不是按时发的，蔡伟军一次性付过5万元给我，另外就是收取的管理费由邳州公司扣下来，由朱某2发一部分给我，一年大概20多万元，这是我在四个工程上的报酬。我只对建筑公司和蔡伟军负责，我是蔡伟军和邳州公司共同委托的工程款发放的委托人，付工程款的时候要办一些手续，否则早就出事了。不经过蔡伟军同意，我不可能擅自向赵某山和朱某2付款。本案10、11、17号楼三个工程是包给蔡伟军的，蔡某没有和我单独结算过工程款。2012年4月份的一张收据，落款时间应该是28日而不是25日，这是第一笔工程款，因为28日才付工程款。本案中有的银行流水上注明“赵总知”或“赵某山知”，还有一笔是汇给韩某2的注明“赵总知”，这些应该是蔡伟军还赵某山的借款，赵某山持有蔡伟军签字同意之后的收据，找到我，请我将这个款汇给他指定的人，我怕时间长了记不住，就做了一下注明。关于混凝土的款项，蔡伟军一直在用新阳公司的混凝土，当时应该是新阳公司的会计没有出具收据给蔡伟军，蔡伟军答应当期要付混凝土款给混凝土公司，叫我临时打个条证明，过后我就把款付给新阳公司了。2012年4月13日五张收取蔡某的混凝土款收据，是我打给蔡伟军，便于蔡伟军内部结算，蔡伟军安排我从收取的工程款中直接支付给新阳公司的。关于管理费的收条，都是蔡伟军让怎么写我就怎么写，蔡伟军说为了便于内部好算账，管理费的款项打给邳州公司的账户。我零星的给过蔡伟军现金，分发的工程款没分发完，提现几万元或几千元给蔡伟军。我以前做过赵某山的技术员，帮赵某山管理过账目，2010年之后赵某山就不做工程了；邳州公司财务印章是我保管的；润航公司的法人是我；最近几年我还是金正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金正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长是赵某山的妻子仲某1平。邳州公司对两名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证人朱某2、高某3当庭陈述的是客观真实的。尤其是高某3证言，能够证明高某3接受的每一笔工程款均是按照蔡伟军的安排分发到蔡伟军本人或其债权人的账户上；高某3对于工程款分发的细节做了具体陈述，也解释了蔡伟军在工程款发放完毕出具收据的缘由，能够证明蔡伟军出具的收据系邳州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的事实。蔡伟军对两名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1.高某3的证言证实了其原系朱某2、赵某山工地的技术员，后赵某山任邳州公司分公司负责人期间，其管理了包括邳州公司财务、行政等方面的事务，这是客观真实的。另外也证明赵某山夫妻的共同投资以及和朱某2的身份关系都是真实的。因此该证言性质最多等同于邳州公司自己的陈述。2.高某3就许多重要的关键事实含糊其辞，其所称的和蔡伟军在出具收条时进行结算以及付款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特别是其所称蔡伟军先出具收条后向领款人付款，但在蔡伟军出具收条前其已经取得领款人收条，这显然是违背常理的。高某3所证明的领款人的收条以及邳州公司的举证特别是举证的高某3的银行流水，能够证实高某3的资金流向是特定的，都是邳州公司以及赵某山、朱某2、韩某2、新阳公司这些与邳州公司有关的特定人员，从来不存在建设工程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成某、材料方以及劳务承包人，高某3不可能例外的提现金给材料商和劳务承包人，蔡伟军也不可能从其他处取得款项支付劳务承包人和钢材、红砖等款项，这恰恰证明高某3作为一名聘用人员，不可能长时间的占有赵某山或者邳州公司的款项，必须按照赵某山和邳州公司的指令将款项打给其放心的人或公司。因此，高某3所称的每期工程款都与蔡伟军经结算并结清这完全不是事实。3.高某3陈述不存在分发的金额高于其实际领取的款项情况的，但第四笔邳州公司将2012年10月10日单笔转账为642849.72元付朱某1的款项，仅仅称挂账归蔡伟军付款的数额是434800元，这样一来，邳州公司主张的支出金额之和等于高某3当期实际收取的金额。但是根据高某3当庭陈述，每一期工程款到达时都扣收了相应的混凝土款，证据2是扣收了20万元，证据3扣收了20万元，证据4扣收了10万元。因此可以发现，以上各笔支付都超出了高某3实际收到工程款数额，显然存在巨大矛盾。4.关于高某3的工资，其自己陈述一年二十几万元，而蔡伟军仅仅支付其5万元，这就说明高某3实际上是邳州公司以及安顺公司的人员，并且其称朱某2支付其工资都是现金，而其银行流水中反映了除5万元之外，其他大额的多笔工资收入，也与其证言相矛盾。5.对朱某2的证言。其与邳州公司以及邳州公司的控制人赵某山具有利益关系，其作证称收取的款项是蔡伟军对其还款，不能作为认定邳州公司已经履行工程款支付的证据。理由是朱某2也没有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实际上为还款的依据。并且本案邳州公司举证的大部分工程款是流向了赵某山、仲某1平夫妇。朱某2的证言也不能证明该部分款项是与赵某山、仲某1平结算的还款。6.高某3和朱某2陈述的付款时领款人出具收条这些事实即使存在，也能证实朱某2、赵某山、仲某1平和新阳公司仍然持有对蔡伟军的权利凭证，那么这个案件就很清楚，邳州公司完全可以举证这些权利凭证，因为新阳公司也起诉了蔡伟军的混凝土款，如果和新阳公司起诉案件不重复，有相应的凭证的话，并且和高某3的付款是对应的，那么涉案款项就可以抵消。因此这个案件邳州公司应当举证高某3所扣款依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否则应该认定邳州公司的主张不成立。针对该争议焦点，蔡伟军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五，蔡伟军的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上诉人邳州公司主张的高某3转账75.639万元实际是用于支付蔡某11号楼的工程款，蔡伟军已经转付给蔡某，结合蔡某的出庭证言，该次付款不包括在本案两栋厂房的付款范围之内。证据六，东吴银行的进账单和支票背书。拟证明上诉人邳州公司将金某公司开具的61.98万元工程款转入新阳公司账户，并不是邳州公司陈述的转入了其分公司的账户，反映邳州公司的陈述不属实。证据七，（2016）苏1322民再4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四页第三段认定，“沭阳新阳混凝土有限公司之前为宿迁泰山混凝土有限公司，2008年8月赵某山占60%，同年12月赵将股份转让给其姐夫朱延秀，2010年2月朱将股份转让刚给其儿子朱某1，2010年2月宿迁泰山混凝土有限公司变更为沭阳新阳混凝土有限公司，2011年3月，朱将股份转让给仲某1平（赵某山妻子）。韩崇林与赵某山系子舅关系。”证据八，新阳公司的企业信用和公示报告。反应新阳公司的主要股东是仲某1平，仲某1平是赵某山的妻子，而邳州公司的沭阳分公司负责人是赵某山。证据七、八，拟证明新阳公司是赵某山的关联企业，结合邳州公司的沭阳分公司负责人是赵某山的事实，证明邳州公司收取工程款后转入关联企业或关联人账户，以达到侵占资金的目的，也证明邳州公司提供的相关转账流水并不是支付蔡伟军的工程款，而只是其转移资金的方式，相关的收款人大都是其关联人员。证据九，现金完税凭证3张。拟证明建筑业开具的发票中，已经包括企业所得税的一并征收，不存在上诉人所主张的另行缴纳企业所得税。邳州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五；能够证明高某3转账至蔡伟军工程款的事实，至于蔡伟军说该款项已经转给蔡某，只能证明其内部付工程款的方式，不能否认高某3向蔡伟军支付该笔工程款的事实。对证据六；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蔡伟军的证明目的，因涉及农民工上访问题，此笔款项被邳州公司追回，用于支付花某武工程款35万元，是农民工工资，韩某1、耿某21万元，因此该笔款项不能认定是新阳公司的混凝土款，且该笔款项转回的路径是汇入邳州公司的沭阳分公司账户。对证据七、证据八；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赵某山并不是邳州公司的股东也不是董、监、高，也没有证据证明邳州公司与新阳混凝土公司存在关联交易或属于关联公司的争议，蔡伟军称邳州公司是为了侵占其资金也没有证据证明，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邳州公司提供高某3的银行流水，载明每一笔工程款汇入的时间金额，以及该笔工程款向下转出的时间金额及收款人（对方附凭）。邳州公司提供工程款的收付证据不是拼凑的，蔡伟军面对银行流水记载的事实虽然不认可，但未能提供任何一笔的付款与银行流水记载不符的证据。对证据九，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蔡伟军的证明目的，该三份发票证明只缴纳1%的所得税，按照上诉人提出的证明，建筑企业按照简易计税法，建筑企业的所得税为工程款的2%，蔡伟军还需缴纳工程款1%的所得税。本院认为，对于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的涉案工程款收条，其效力应当予以认定，即邳州公司已向蔡伟军支付了收条中载明的工程款1651.2055万元。理由如下：（一）自2012年4月份-2013年1月份，蔡伟军先后五次向邳州公司出具涉案工程款的收条。具体情况见下表：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情况表（包含扣税款项）：            收条日期              2012年      4月25日              2012年      5月22日              2012年      7月25日              2012年      9月26日              2013年      1月14日                  收条金额              212.735万元              425.47万元              425万元              213万元              375万元      注：2012年10月26日10万元一笔未列入该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邳州公司提供的上述五张收条能够证实，自2012年4月份至2013年1月份期间，蔡伟军连续五次向邳州公司出具较大额度的工程款收条，收条中载明了收款日期及收款数额，意思表示清楚明确，其法律效力依法应予确认。蔡伟军辩称对于上述收条中的工程款项其只收到200万元，其余款项均未实际收到，其出具收条只是履行手续，为了便于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索要工程款而提前出具。但经本院审查，邳州公司与金某公司之间系单独结算，每次均由邳州公司以自己名义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具体情况见下表：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情况表（包含扣税款项）：            收条日期              2012年      4月16日              2012年      5月4日              2012年      5月16日              2012年      6月28日              2012年      7月25日              2012年      9月25日              2013年      1月9日                  收条金额              212.735      万元              212.735      万元              212.735      万元              242      万元              183      万元              213      万元              375      万元      注：之后的2013年1月25日48.3万元、2015年1月3日200.027万元两笔未列入该表根据邳州公司向金某公司出具的收条、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的收条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足以认定如下事实：在邳州公司每次向金某公司出具收条之后，由金某公司开具银行转账支票并由蔡某经手领取支票，此后收条中的相应工程款项汇入高某3银行账户，并由蔡伟军向邳州公司出具收条。金某公司亦陈述每次都是邳州公司申请工程款后其将工程款付给邳州公司，至于蔡伟军是否需要向邳州公司出具条据其并不清楚。故蔡伟军辩称其出具收条仅是为了便于向金某公司履行手续的主张得不到相关证据的印证，一、二审中蔡伟军始终未能对其“履行手续”的抗辩主张作出合理解释，对蔡伟军该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蔡伟军又辩称，其对于金某公司向邳州公司支付涉案工程款是知情的，其也曾向邳州公司要求过付款，邳州公司表示要对工程款进行扣款用来支付新阳公司混凝土款，最终再结算；但后来邳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赵某山称其使用混凝土款6000多万元，后经核实其只使用了混凝土4000多万元，所以这么多的混凝土款被挪用、占有，才形成本案诉讼。本院认为，首先，对蔡伟军该辩解理由邳州公司予以否认，蔡伟军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次，退一步讲，即便蔡伟军该辩解属实，则恰恰证明其与邳州公司之间曾达成合意，双方已协商一致用涉案工程款来抵扣蔡伟军所欠付的混凝土款。基于蔡伟军对抵扣混凝土款的认可和同意，本案相应扣款款项应认定为已支付给蔡伟军，如蔡伟军主张涉案工程款被虚冒抵扣，则应由双方在混凝土款项争议中另行予以解决。故对蔡伟军该辩解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二）邳州公司提交的证人证言、涉案工程款的转账凭证与蔡伟军所出具的收条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1.从高某3的证言内容分析。高某3于二审期间出庭作证称：1.高某3监督本案工程款的发放以及蔡伟军与邳州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每期来的工程款都是由蔡伟军和发包方结算好一定的数额之后，由高某3到邳州公司出具领取工程款的收据给蔡伟军。工程款都是以转账支票的形式交付，由高某3背书转到其银行卡上，蔡伟军同时会出具一份当期工程款的分配方案，安排其以分配方案分发，过后蔡伟军出具收条证明当期的工程款已经收到，由高某3将收条交给邳州公司。高某3汇款完毕后会把银行的流水小票交给蔡伟军证明当期工程款支付完毕。2.高某3一共参与了蔡伟军前后四个工程，有智慧大厦、昆沭五期的三个标段等，用这种方式支付的工程款总计有一亿多元。期间蔡伟军没有向高某3和建筑公司提出任何争议。3.高某3对建筑公司和蔡伟军负责，是蔡伟军和建筑公司共同委托的工程款发放的委托人，付工程款的时候要办一些手续，否则早就出事了。不经过蔡伟军同意，其不可能擅自向赵某山和朱某2等人付款。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和另案中的相关证据，能够证实在智慧大厦工程与昆沭五期的三个标段工程中，高某3均接受建筑公司和蔡伟军的委托，经手处理笔数较多、数额较大的工程款项，高某3的证言客观可信，对高某3的证言效力依法应予采信。本案中，能够认定高某3处分涉案工程款项是按照蔡伟军的指示或经过蔡伟军的同意。反之，如果高某3未经蔡伟军同意，每次均对收到的较大数额工程款频繁地擅自进行处分，蔡伟军亦明知高某3已收到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在较长时期内不仅未提出任何异议，却仍然连续出具工程款收条，令人难以理解，显然与常理不符。2.从涉案工程款项的具体流向看。针对蔡伟军五次出具收条的款项，邳州公司于二审中进一步予以举证，向本院提交五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高某3收到金某公司款项后，均按照蔡伟军的指示对款项进行分配，向多人进行付款，所有款项均已支付完毕。具体情况见下表：高某3名下银行卡实际收款及付款情况表：            序号              收款时间      (年.月.日)              收款金额              支付金额              支付明细                  第一笔              2012.4.28              64万元              64万元              （1）2012．4.28付蔡波44万元；      （2）2012．4.28付新阳混凝土公司20万元                  第二笔              2012.5.22              388.412      万元              389.46      万元              （1）2012.5.22付蔡波109.46万元；      （2）2012.5.22扣混凝土款20万元；      （3）2012.5.22付仲桂平260万元。                  第三笔              2012.7.4              242      万元              388.42万元              387.436      万元              （1）2012.7.5付仲桂平150万元；      （2）2012.7.5付蔡波61万元；      （3）2012.7.12付韦连高20万元；      （4）2012.7.27付蔡波47.466万元；      （5）2012.7.27付蔡伟军30万元；      （6）2012.8.1付赵明山10万元；      （7）2012.8.1付韩学文68.97万元。                  2012.7.26              146.42万元                  第四笔              2012.9.26              197.22      万元              197.22      万元              （1）2012．9.26付蔡波55.74万元；      （2）2012.9.29付韦连高98万元；      （3）2012.10.10付朱一波43.48万元。                  第五笔              2013.1.14              347.217      万元              347.139      万元              （1）2013．1.14付蔡伟军75.639万元；      （2）2013.1.14付徐高勇36.1万元；      （3）2013.1.16付朱其新100万元；      （4）2013.1.17付赵明山73万元；      （5）2013．1.17付高志勇5万元；      （6）2013．1.17付王增云10万元；      （7）2013．1.17付朱其新43.4万元；      （8）2013．1.17付赵明山4万元。      蔡伟军辩称，其欠过案外人赵某山、朱某2等人的钱，但都还清了，高某3向案外人的银行转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其虚假拼凑数额。本院认为，蔡伟军该辩解理由难以成立，经审查邳州公司提供的上述五组证据，能够反映出高某3在每次收到金某公司的工程款后，均在当日或之后较短期限内支付给案外其他人，支付的款项数额与其收到的款项数额能够基本吻合或者完全吻合。这进一步能够证明高某3证言内容的真实合理性，即高某3在收到工程款后，均是按照蔡伟军的指示将相应不等的款项支付给案外其他人，应当认定蔡伟军对此是认可的。（三）根据另案中的收付款流程，亦能够印证本案中工程款已被蔡伟军实际收取。1.昆沭工业园二标段4、5、6号厂房工程亦系蔡伟军挂靠邳州公司承建。在该工程款诉讼案件中，蔡伟军分别于2012年1月18日出具400万元收条、4月15日出具200万元收条、12月4日出具100万元收条、12月25日出具280万元收条。高某3将上述款项分别汇给赵某山、韦某、舒某、王某、蔡伟军等人。在该案诉讼中蔡伟军对上述款项均认可已经实际收取。2.沭阳县职教产业园一期工程（一标段培训中心）系安顺公司承包后又转包给蔡伟军施工。在该工程款诉讼案件中，蔡伟军对其出具的16份工程款收据中15份收据予以认可。对于该15笔工程款项，安顺公司对其中3笔予以举证，证明蔡伟军分别于2010年11月2日出具439.24万元收据、12月8日出具469.3万元收据、2012年1月21日出具320万元收据。高某3将上述款项分别汇给赵某山、徐某、魏某、江某、赵某祥、蔡伟军等人。在诉讼中蔡伟军对上述款项均认可已经实际收取。上述另案诉讼中的工程款款项的付款流程与本案基本相同，均系建筑公司（邳州公司、安顺公司）向发包方金某公司出具工程款收条后，由金某公司开具银行转账支票，此后款项汇入高某3银行账户，并由蔡伟军向建筑公司（邳州公司、安顺公司）出具收条，收条中的相应款项由高某3分别汇给赵某山、韦某、徐某等案外人。从而印证蔡伟军所出具收条中的工程款项，均应认定其已实际收取。（四）蔡伟军出具的备忘录能够进一步佐证其已收取涉案收条中的相应工程款。依据一审查明事实，2013年12月27日蔡伟军出具备忘录一份，该备忘录载明蔡伟军尚欠赵某山315万元借款及375万元砼款，且蔡伟军承诺“本人承诺教育产业园来款一次性付清给赵某山672万元人民币”。本院认为，蔡伟军主张本案中其出具的五次工程款收条共计1651.2055万元，其只收到200万元，并同时主张是邳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赵某山挪用、占有其剩余工程款。根据蔡伟军所出具的最后一张工程款收条，时间是在2013年1月14日，那么，蔡伟军在对方尚有本案大额工程款未付的情况下，却又在近一年之后的2013年12月27日向赵某山出具欠付672万元的欠款凭据，并承诺以后用其承建的另一个工程“教育产业园来款”予以偿还。由此可见，蔡伟军关于其未收到本案工程款的主张，严重违反正常行为逻辑，该主张难以成立。综上所述，对于蔡伟军五次向邳州公司出具的收条，应当作为邳州公司已向蔡伟军支付工程款的凭据，五张收条中载明的工程款合计1651.2055万元（包含扣税款项），应认定邳州公司已向蔡伟军予以支付。三、关于争议焦点三，蔡伟军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昆沭三标段10、11、17号厂房工程总造价为2000.272万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应予确认。双方均认可涉案10、11、17号厂房中每栋厂房的造价均相同，本案中蔡伟军仅主张10、17号厂房工程款，其造价应为1333.515万元（2000.272万元÷3×2）。又，根据合同中关于工程款支付方式和时间的约定，一审法院认定，蔡伟军根据合同约定可以主张的涉案工程已到期的工程总价款为1300.177万元（1333.515万元-1333.515万元×2.5%），双方均无异议，应予确认。据此，在不考虑邳州公司替蔡伟军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蔡某所领取涉案工程款项的情况下，仅依据蔡伟军所出具的五张工程款收条，邳州公司已支付蔡伟军涉案昆沭三标段工程款数额为1651.2055万元（包含扣税款项），该已付款项已超过蔡伟军主张的10、17号厂房造价1333.515万元。故蔡伟军要求邳州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金某公司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邳州公司的上诉请求能够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有误，应予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6）苏1322民初869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蔡伟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1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212元，均由蔡伟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亚非审判员  庄云扉审判员  朱 海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汪小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