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裁定书(2019)陕行赔终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宝生，男。委托代理人：姚小刚，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法定代表人：卢光文，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田景龙，西安市碑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新，陕西明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陕西帮建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法定代表人：王建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婉婷，该公司法务。上诉人白宝生因与上诉人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碑林区政府）、原审第三人陕西帮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帮建公司）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陕71行赔初4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白宝生及委托代理人的姚小刚，上诉人碑林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田景龙、李新，原审第三人帮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婉婷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查明：西安市碑林区围墙巷68号内4号房产系白宝生之母李秀兰所有，白宝生与其他姊妹和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居住在此。涉案房屋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2013年1月4日，西安市人民政府作出市房征决字[2013]3号《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碑林区朱雀东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该《决定》载明：“一、征收项目：碑林区朱雀东坊棚户区改造项目。…三、征收组织部门：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四、征收实施单位：西安市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2015年4月3日，白宝生所居住的房屋被第一次强制拆除，白宝生等人于当日向西安市长安路派出所进行了报警。2015年5月5日，田景龙代表碑林区政府与白宝生、白玉莲共同达成了《关于碑林区围墙巷68号70号73号房屋被毁事解决方案的纪要》约定：“一、被毁房屋的赔偿问题。由碑林区长安路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办公室田景龙负责协调帮建置业有限公司尽快解决。二、因该房屋涉及碑林区城改项目，房屋补偿问题由长安路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办公室田景龙牵头，按市政府规定办理，尽快解决。”2015年12月10日、2016年5月9日、6月17日，白宝生分三次从碑林区协调小组工作人员马洪涛以预支砸毁设备、物资、仪器费名义共计领取48000元，约定待设备物资赔付结算时扣除。白宝生收到赔付的款项在借条上签字后，马洪涛将三张借条全部予以收回。2016年8月18日，白宝生所居住的房屋被第二次强制拆除，至此，涉案房屋被全部拆除完毕。当日，白宝生再次向西安市长安路派出所进行了报警。2016年10月24日，李秀兰与碑林区棚改办达成了《拆迁安置协议书》，经办人为马洪涛、田景龙。2016年10月31日，白英杰作为家庭代表签署了《房屋征收移交单》，将涉案房屋移交给了西安市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碑林区棚改办接收涉案房屋后，将其作为建筑垃圾全部清运完毕。2017年2月4日，白宝生以侵权为由以帮建公司、李秀兰为被告，以碑林区政府为第三人诉至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请求：1、确认两被告对原告被砸毁灭失在损毁房屋中包括但不限于：个人财产、研发及经营设备及相关物资的赔偿处分行为无效，并判令被告对物权处分获取的赔偿款项返还原告（具体赔偿数额待开庭调查后确认）；2、判令被告立即返还移转的原告未灭失的（部分）设备物资28万元。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二被告的赔偿处分行为涉及其个人财产，且被告李秀兰明确答复其家庭的赔偿事宜是其子白英杰和第三人西安市碑林区政府协商的，和原告的赔偿无关。7月28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0103民初151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白宝生的诉讼请求。另查明，1993年至2012年期间，白宝生作为专利权人或者发明人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注册实用新型十余项，以其子女为专利权人注册实用新型近十项。包括汽车空气消毒仪、军用卡车篷布自动覆盖装置、汽车牌照放大号等。再查明，原告发明的，委托上海盈生工贸有限公司生产的轿车空气消毒仪Ⅰ型价格为560元，Ⅱ型价格为880元。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涉案房屋内存放Ⅰ型1800台，Ⅱ型5100台。经致电西安知识产权局询问，专利证书灭失后无法补办，仅能办理登记簿副本，每件30元。原告的涉案房屋被拆除后，与碑林区政府多次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从原告房屋中运走的全部财物并对毁损、灭失财物进行全额赔偿3000万元。具体包括：1、仪器仪表工具类明细表102443元；2、设备物资类明细表8579220元；3、办公用具类明细表203147.2元；4、生活用品明细表295440元；5、技术资料明细表20675000元；6、遣散费、误工费明细表1371650元，以上合计31226900.2元。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白宝生主张的赔偿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相对人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被告在强制拆除原告居住的房屋过程中，本应依法妥善处理并保全证据及原告合法财物，以证明其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已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对原告所居住的涉案房屋内合法财物已予清空并妥善处理；但，被告未能提供相应合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未尽到举证责任。由于被告的违法强制拆除所造成的损失，原告仅能提供相关现场照片、视频、财产损失清单、产品出库单等证据，业已穷尽举证手段以证明财物损失的存在，基于公平合理原则，对于案涉财物损失和赔偿数额的确定，应综合适用举证倒置原则并考量相关财物是否符合一般生活、生产需要，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并负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提出的财物损失的赔偿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因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原告已经举证证明其财物受损的客观事实，并提出其受损财物的数量及价值，初步完成了举证责任亦穷尽了举证手段。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强制拆除原告居住房屋的过程中，对涉案房屋内财物情况进行过查验、确认或妥善处理的证据，致使诉讼中无法确定原告财物损失的具体数量及价值，且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强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对此，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涉案房屋已被拆除，相关财物亦未进行妥善处理下落不明，已无返还可能，原告提出的立即返还从其房屋中运走的全部财物的赔偿请求已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相关损失依法应以货币形式赔偿。鉴于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业已查明的事实和经认证的有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结合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对原告的直接损失认证如下：一、关于原告主张的仪器仪表工具类、办公用具类、生活用品的损失（102443元＋203147.2元＋295440元=601030.2元）。因被告未提供相关反驳证据，考虑到上述工具、用具等在原告从事专利技术研究开发过程中的必要性，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对有关财物的数量本院予以认可。鉴于上述物品已灭失，无法通过评估确定其价值，考虑原告主张损失的合理性、物品的折旧，参照购买同类物品的市场价格，酌定该部分直接损失为601030.2×0.8=480824元 。二、关于原告主张设备物资类损失。考虑到被告于2013年即已作出《征收决定》，且2015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系分两次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在此情况下，涉案房屋内仍存在有关可分解移动贵重仪器设备的可能性比较低；且原告主张的设备仪器数量大、范围广、价值高，相对于一般生活物品而言，其未能进一步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拆除涉案房屋时上述设备即客观存在涉案房屋内，故综合全案实际，本院对该部分损失不予认可。但，对于该组证据中的第4-5项“轿车空气消毒仪”的数量和价格，因原告提交的产品广告视频、产品出库单等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且被告对有关产品数量及价格未提交相应的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该部分直接损失予以认可，即1008000元＋4488000=5496000元。三、关于原告主张的技术资料、遣散费及误工费的损失。本案中，技术资料属于知识产权，多已转化为相关专利，已向社会公开，不属于直接损失。遣散费及误工费，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综合全案实际对上述损失，本院不予认可。另，考虑到原告专利证书均已灭失，存在重新补办登记簿副本的现实需要，本院酌定按照每个30元，以26件副本计算，即该部分直接损失为26×30元=780元。综上，被告应支付原告的赔偿金总计：480824元+5496000元+780元=5977604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原告因被告的违法行为导致其居住房屋内合法财产受到侵害，相关财产赔偿款项的利息，亦应属于直接损失，故被告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赔偿。但，原告在被告第一次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后，未在第一时间及时采取必要的自救措施，及时进行止损，具有一定的过错，故利息起算时间应以被告第二次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日即2016年8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赔偿款项给付完毕之日止为宜。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被告的答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白宝生财物损失共计人民币5977604元及利息（自2016年8月18日起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上诉人白宝生上诉及答辩称：（一）本案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碑林区政府组织的两次强拆涉案房屋行为，均未向白宝生告知强拆行为的主体，亦未告知诉权及起诉期限，故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认为本案未超过起诉期限正确。（二）一审判决对白宝生仪器仪表工具类、办公用具类及办公用品损失未足额认定且进行折旧处理，是错误的。对该部分损失理应支持白宝生全部诉请。（三）一审判决未全部支持白宝生主张的设备物资损失，仅认定“轿车空气消毒仪”一项损失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因房屋系经两次拆除，故涉案房屋内仍存在可分解移动贵重设备的可能性比较低。这纯属主观推定，与事实不符。该推定使碑林区政府免除了举证责任，并从违法行为中获益。（四）一审判决未认定技术资料类损失错误。白宝生为科技研发者，拥有众多专利和技术资料。这里所称的技术资料，不是申请专利并备案公开的资料。而是为转化专利形成产品所进行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等二次研发汇集的资料，是直接可以投入生产的前置文件。一审判决对此未作考量，认为不属于直接损失的观点错误。另，未认定遣散费和误工费损失，也是错误的。（五）一审判决计算赔偿款项利息的起算时间错误。碑林区政府违法强拆涉案房屋时，白宝生不在现场，强拆发生后，白宝生要求有关部门封存现场，没有预测到，也没有能力制止第二次强拆行为。白宝生不具备预见损失进一步扩大和止损的能力，故一审判决认定白宝生在强拆过程中没有止损，从第二次强拆行为发生时，起算赔偿款利息是错误的。（六）一审判决计算方式正确。一审判决已查明碑林区政府支付白宝生48000元预付款，双方约定最终结算时予以扣除。现一审判决确定应赔数额，并未最终结算，判决时未予扣除，并无不当。综上，请求1.依法改判碑林区政府赔偿白宝生物资设备类、仪器仪表工具类、办公用具类等各项损失31226900.2元；2.依法改判碑林区政府支付赔偿款利息的起算时间为自第一次强拆之日（即2015年4月3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上诉人碑林区政府上诉及答辩称：（一）本案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起诉期限应从涉案房屋第一次被拆除时即2015年4月3日起算，计算六个月的法定起算期限。白宝生于2018年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原审法院从第二次拆除涉案房屋时即2016年8月18日起算，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最长不超过2年时间计算，认为本案未超过起诉期限，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案涉房屋及屋内财产已经给予房主李秀兰（白宝生之母）充分的补偿，白宝生再次就屋内财产损失要求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房屋被拆除后，白宝生及家人要求对房屋及屋内财产损失赔偿。经过多次与户主李秀兰协商，2016年10月达成两项补偿协议，一是房屋置换补偿，对李秀兰户450.27平方米的房屋，给予高达875平方米的房屋置换；二是屋内财产损失，已支付李秀兰419万元补偿。李秀兰收到货币补偿后写下承诺书，保证此后案涉房屋双方再无纠纷。李秀兰所获得的安置房屋面积不仅远远超过征收补偿标准，而且已支付的419万元包含全部屋内财产损失，故碑林区政府已对涉案房屋及屋内财产全部予以赔偿。（三）一审判决赔偿白宝生仪器仪表工具类、办公用具类、生活用品类的损失部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述各类明细表均根据白宝生单方回忆制作，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且白宝生并未完成对该项损失的举证责任。（四）一审判决赔偿白宝生“轿车空气消毒仪”的损失部分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认定该项损失的依据为上海盈生工贸有限公司2019年3月出具的情况说明，2014年4月及6月的两份产品出库单，以及产品广告视频、拆迁现场照片。但以上证据不足以达到初步证明拆迁房屋内存在轿车消毒仪及轿车消毒仪数量的标准。且上海盈生工贸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的负责人是白宝生的近亲属，双方具有利益关系。因此，在该公司与白宝生无产品供货合同、无供货价款支付凭证及无供货完税凭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上海盈生工贸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产品出库单、现场照片等认定轿车消毒仪的数量，根据产品广告视频认定其单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另，涉案房屋于2013年1月被确定纳入征收范围，白宝生明知在征收范围内，仍于2014年大量采购货物，并未办理行政备案、审批手续，该行为属于故意改变房屋用途增加补偿或赔偿的不当行为。且第一次拆除行为前，周边已废墟林立，涉案房屋安全性严重存疑，这时候将大量设备存放与待拆房屋内，明显不合理。（五）一审判决认定白宝生专利证书已灭失，补办登记副本损失780元，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专利网站截图，申请专利地址并非全部在涉案房屋，故无法证明相关专利证书存放在涉案房屋内。（六）一审判决在计算损失赔偿总额时，未扣减碑林区政府已支付白宝生的48000元预支费，计算方式有误。综上，请求撤销原判，驳回白宝生的起诉。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一审法院在作出上述一审行政判决的同时，作出（2018）陕71行赔初46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白宝生对西安市碑林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原西安市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的起诉。二审期间，经法庭询问，白宝生、碑林区政府、西安市碑林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均表示对该裁定无异议，不上诉。本案系白宝生要求确认碑林区政府、第三人帮建公司行政强制违法案，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对行政强制违法一案，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8）陕71行初647号行政判决，判决碑林区政府于2015年4月3日、2016年8月18日强制拆除白宝生居住的房屋过程中造成其个人财物损毁的行为违法。碑林区政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陕行终112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庭审期间，碑林区政府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协议书。该协议书甲方为帮建公司，乙方为李秀兰，见证方为西安市碑林区长安路中央商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长安路中央商务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上三方就处理李秀兰位于碑林区朱雀东坊（围墙巷68号院、内4号）房屋问题，达成协议。各方均在协议书后签名或盖章。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由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与乙方签订安置协议，解决房屋安置问题；甲方一次性向见证方支付419万元，见证方分两次向乙方支付上述款项；本协议生效之日起4日内，乙方自行搬迁腾空全部房屋交付碑林区棚改办查验后拆除;各方不得将该协议泄密和外传等等。2.西安市碑林区长安路中央商务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10月25日、2016年10月26日分两次共支付给李秀兰419万元的进账单、电汇凭证以及李秀兰两张收条。碑林区政府提交上述证据，认为已支付给李秀兰户的419万元，包含李秀兰户屋内全部损失赔偿，故本案中白宝生无权要求再次赔偿。碑林区政府称因上述协议涉密，故未在本案一审提交。本院认为：本案是因白宝生要求确认碑林区政府、第三人帮建公司行政强制违法案，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关于行政强制违法一案，生效判决确认碑林区政府于2015年4月3日、2016年8月18日强制拆除白宝生居住的房屋过程中造成其个人财物损毁的行为违法。故本行政赔偿案应以上述确认行政强制违法案判决为基础，依法确定赔偿主体及赔偿范围。本案赔偿范围应限定在强制拆除白宝生居住的涉案房屋时，造成白宝生个人财物损毁的范围。碑林区政府在二审审理中新提交了协议书及收款收据证据，该证据对本案案件事实和赔偿范围的确定有影响。故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进行审查后，再确定本案案件事实和赔偿范围。本案一审判决原认定的赔偿范围及损失计算标准也有误。一是扩大赔偿范围。白宝生一审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屋内生活用品类的损失29余万元。对该部分损失，碑林区政府一审期间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强拆前对涉案房屋内动产履行登记、清点、移交保管等措施，白宝生向一审提交的是其自书的各类财物清单。一审判决中按照白宝生提交的生活用品类明细清单中自书的全部损失数额，并折旧八折后，计算该部分赔偿数额。但白宝生提交的明细清单中包含以下内容：“全木衣柜隔断，3000元，备注栏注明含母卧室；…铸造暖气包9组，铝合金暖气片5组，分别为2520元，650元，备注栏为二楼各房间；供暖管道2000元，备注栏为全家；排污管道2000元，备注栏为含院内各户排污；供电线路20000元，备注栏为整体房间供电线路…”以上所列项目有的为房屋附属设施，有的并非全部属白宝生居住使用房间内财物。对于超出白宝生个人财物范围的损失，本应在确定本案赔偿时予以扣除，但一审法院均纳入本案赔偿范围，错误扩大赔偿范围。属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是损失计算标准有误。一审判决支持了白宝生主张的仪器仪表工具类、办公用具类、设备物资类中的轿车消毒仪的损失。但对于该部分动产损失，在各方均无充分有效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在计算上述各项动产损失时，应按照确认违法判决中确定的涉案房屋内白宝生个人财物损失的范围标准，结合本案征收拆迁背景、白宝生在被强拆房屋内居住占用面积、考量市场行情确定价格标准、生活常识等因素综合考量后，合理确定赔偿数额。一审法院按照白宝生提供的仪器仪表工具类、办公用具类损失明细单，八折折旧后计算该部分赔偿数额；依据白宝生提供的轿车消毒仪的数量，并以其提供的广告视频中价格确定该产品单价后计算轿车消毒仪的损失数额，未充分考量上述综合因素，且缺乏依据，故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有误。综上，因碑林区政府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对本案案件事实有影响的新证据，且一审判决在确定赔偿范围及赔偿标准计算方面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二）、（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陕71行赔初46号行政赔偿判决;二、本案发回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重新审理。      审  判  长    肖宏果审  判  员    马小莉审  判  员    徐  炯  二0二0年五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  鑫书  记  员    刘婉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