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111民初993号原告：宋会鸣，男，196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桢达，浙江秦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梦丹，浙江秦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童晓锋，男，1987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为康，杭州市富阳区明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宋会鸣与被告童晓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会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桢达、被告童晓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为康到庭参加诉讼。宋会鸣、童晓锋申请延期举证，对补充提供的证据，经双方同意进行了书面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会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童晓锋立即归还原告宋会鸣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28日，童晓锋经人介绍以企业转贷需要为由向宋会鸣借款50万元，宋会鸣同意后于当天通过民生银行账户划入童晓锋中国银行富阳支行的账户，转账凭证载明用途为借款。此后童晓锋一直未还款。被告童晓锋辩称，宋会鸣确实通过银行汇入童晓锋账户50万元，但是该款不是童晓锋向宋会鸣借的。双方之前不认识，也没有联系。2014年8月份，童晓锋所在的单位杭州大众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停产，后来由大众公司的丁国金、富阳钓鱼实业公司李敏翔、富阳市金顺纸业有限公司刘林国、富阳市天鹏纸业有限公司陈华及下属的灵桥造纸纸箱厂、富阳市盈泰纸业有限公司蒋良华，五家企业协商拟组建杭州合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向政府求助要求增加贷款，后来政府指定中国银行牵头处理。因为大众公司还欠中国银行85万元的利息，需先付掉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2014年11月27日五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开会协商解决利息问题。讨论之后就由陈华筹集50万元，刘林国筹集30万元，剩余款项由大众公司自己负责。因为诉讼的原因大众公司的银行账号被查封，于是款项统一交由公司财务人员也就是本案被告童晓锋交给银行。所以严格来讲无论是童晓锋或者大众公司与宋会鸣都未发生借贷的合意，宋会鸣是陈华的妹夫，是陈华叫宋会鸣汇过来的。当然，大众公司是借过钱的，无论是属于哪一方，大众公司是认可的。原、被告之间虽然有资金往来，但是并无借贷合意，不存在借贷关系。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宋会鸣提交证据：个人汇款业务凭证及银行业务受理单各1份（复印件），证明2014年11月28日向童晓锋的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用途为借款的事实。童晓锋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童晓锋收到钱时有银行短信，但短信上看不出款项用途，不知道借款凭证上还有这几个字。当时童晓锋提了85万元现金存入大众公司在中国银行富阳春江支行的账户，是为大众公司还款的。本院审核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被告童晓锋提交证据：1.现金缴款单1份（复印件），证明2014年11月28日童晓锋将现金85万元存入大众公司在中国银行富阳春江支行账户的事实；2.记账凭证1份，证明2014年11月30日大众公司将85万元款项记入财务的事实；3.大众公司证明1份，证明大众公司对童晓锋账户上的大金额支出出具证明系公司借款、借用账号，款项已交入公司银行账户的事实；补充证据4.企业变更登记表1份，证明杭州富阳汇丰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情况。宋会鸣质证后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认为，对证据1的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载明童晓锋在2014年11月28日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存入大众公司85万元，款项的来源为“还款”，即表明童晓锋在收到款项后取出现金归还给大众公司，与其答辩收到宋会鸣的款项是大众公司指示打入童晓锋账户的事实相矛盾。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系大众公司归还银行利息85万元后按照财务制度要求制作，与本案没有关联，也不能因款项的最终用途来判断本案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证据3的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证据1、2加盖大众公司印章均是在近期形成，而本证明落款时间却是2014年11月30日，从证明的用途分析，有理由怀疑真实形成的时间也是近期。根据童晓锋陈述，其是大众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公章由其保管，故该证据即使是当时形成，也是童晓锋自己证明自己的行为。证明中提到因大众公司及个人银行账户被法院查封，故款项统一交给公司财务人员童晓锋。而从证据1可以看出大众公司在中国银行的账户并未被冻结。根据法律规定，该证据仅有单位盖章，但没有单位负责人及经办人员的签字或盖章，不具备证据效力，应当排除。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童晓锋是在2016年12月8日成为杭州富阳汇丰物资有限公司的登记股东，但并不能排除在这之前即是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可能，且其是否成为登记股东与其以企业转贷为由向宋会鸣借款也并无关联。上述证据本院审核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28日，宋会鸣通过其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至童晓锋中国银行富阳支行账户，宋会鸣在个人汇款业务凭证上注明用途为：借款企业转贷。同日，童晓锋通过无折现金存款方式存入大众公司在中国银行富阳春江支行的账户85万元，并在现金缴款单下客户填写一栏载明：“客户名称”为大众公司、“来源”一栏写明为还款。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宋会鸣与童晓锋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中，宋会鸣主张与童晓锋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提供的证据仅是银行转账凭证。童晓锋抗辩宋会鸣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给其的案涉50万元款项系其作为大众公司的财务人员，代收宋会鸣交付的50万元，用以支付大众公司欠中国银行的利息，从而解决几家企业的资金链断裂问题。童晓锋就其提出的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现金缴款单、记账凭证，可以证明其作为大众公司的财务人员代大众公司向中国银行交款85万元（包含陈华负责筹集的50万元）的事实。关于童晓锋代大众公司交付到中国银行的85万元的款项性质及交付原因，童晓锋提交了加盖大众公司公章的证明，该证明虽未载明经办人签名，形式上有瑕疵，但证明的内容可以和童晓锋提交的现金缴款单、记账凭证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可以初步证明童晓锋主张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在童晓锋对其提出的抗辩理由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宋会鸣仍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宋会鸣除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外并无其他证据，并且对于汇款凭证上注明的“借款企业转贷”的含义，庭审中宋会鸣称借款系用于童晓锋自己作为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的杭州富阳汇丰物资有限公司的企业转贷，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对上述事实予以证明。而根据童晓锋提交的证据显示，童晓锋直到2016年12月8日才经变更登记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在此之前该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不是童晓锋。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宋会鸣与童晓锋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另一方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庭审查明的事实，宋会鸣主张其与童晓锋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明显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悖及有违常理常情。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和维护者。根据双方的庭审陈述，宋会鸣与童晓锋之在本次转账汇款之前并不认识，也不存在任何其他经济往来。50万元的大额款项在并不熟识且素无往来的双方间交付却在当时及其后均未要求出具任何书面凭证，与常理不符。即使如宋会鸣所讲通过其姐夫陈华介绍认识基于陈华与宋会鸣的关系而未出具借条，但在此种情形下自2014年11月28日交付款项至今从未直接向童晓锋本人催讨也不合常理。并且宋会鸣陈述当时双方口头约定利息1分，却一直未收取利息，也未举证证明其直接或通过他人向童晓锋催讨过利息。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互不熟识的当事人之间，出借大额款项不要求支付利息，且自出借至今未主张利息，明显有悖常理。综上，宋会鸣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会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原告宋会鸣负担。原告宋会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白国海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高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