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终2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越，男，1979年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潮鸣苑16幢东单元。 法定代表人朱卫东,局长。 委托代理人洪波、毛倩倩，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越因诉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以下简称下城区住建局）城建其他行为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行初9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下城区住建局于2019年3月19日向吴越、吴朔盾作出《督促解危通知书》，载明：因你（户）居住使用的坐落于朝晖一区15幢1单元402、403室的房屋所在楼宇存在安全隐患，朝晖街道办事处经巡查发现后函告我局申请进行房屋安全鉴定。为确保公共安全和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我局委托浙江科鉴检测校准有限公司对该幢房屋进行了危险性鉴定。《鉴定报告》（编号：2019-JGHZ0315503号）示：杭州市下城区朝晖一区15幢的危险性等级为D级，即承重结构已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处于危险状态，构成整幢危房。由于该房屋已构成D级危房，该危险房屋随时可能会出现危及公共安全和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故我局根据《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责令你（户）立即停止使用该危险房屋，并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48小时内，紧急撤离该危险房屋。 原审原告吴越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依法撤销下城区住建局滥用职权作出《督促解危通知书》的行政行为;2.下城区住建局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4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朝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朝晖街道办事处）向下城区住建局提出房屋安全鉴定申请，要求对朝晖一区15幢、26幢、34幢和河东路3号居民楼进行房屋安全鉴定。2019年3月5日，下城区住建局委托浙江科鉴检测校准有限公司进行鉴定。2019年3月7日，下城区住建局与朝晖街道办事处发布公告，告知房屋鉴定事宜。2019年3月15日，浙江科鉴检测校准有限公司出具鉴定结论，评定朝晖一区15幢的危险性等级为D级，承重结构已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处于危险状态，构成整幢危房；建议对房屋立即采取“停止使用”或“拆除”处理措施。2019年3月19日，下城区住建局向吴越送达《督促解危通知书》和《鉴定报告》，要求吴越停止使用朝晖一区15幢1单元402.403室房屋，并于收到通知书之日起48小时内，紧急撤离该危险房屋。因吴越未在家，下城区住建局将送达的文书张贴于吴越户门口。2019年3月21日，下城区住建局再向吴越邮寄送达该文书，并同时登报公告送达《督促解危通知书》。 原审法院认为，《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之日起三日内，向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发出督促解危通知书，提出对危险房屋的处理意见和解危期限。督促解危通知书提出立即停止使用意见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规定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按照督促解危通知书提出的处理意见和解危期限，采取维修加固、拆除等解危措施。督促解危通知书提出立即停止使用意见的，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及时撤离或者组织人员撤离。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跟踪督促、指导、协调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采取解危措施，其他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予以协助。由此可见，督促解危通知书是针对危险房屋提出的处理意见，并不对相对人产生直接强制力，相对人不按督促解危通知书的要求采取相应措施的，则应由人民政府采取相应的解危措施。案涉督促解危通知系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指导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第(十)项的规定，该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吴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应当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吴越的起诉。 吴越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杭州市下城区朝晖一区15幢1单元402、403室房屋系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属于私人合法房产，受《宪法》和《物权法》保护。因杭州市机场轨道快线项目（朝晖段），上诉人房屋需要政府征收拆迁，但是当地政府却不依法履行合法的征收拆迁手续，肆意滥用职权，企图以拆除危房的名义为拆迁扫除障碍，被上诉人为了配合违法拆迁，为了推进违法拆迁进度，肆意对上诉人房屋违法作出了《督促解危通知书》，责令上诉人停止使用上诉人的合法住房。上诉人的房屋根本不属于危房，被上诉人也无需启动危房认定程序，被上诉人肆意作出《督促解危通知书》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目的不合法，实属滥用职权，实属严重违法，严重扰乱了上诉人的正常生产生活，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居住权、生存权、房屋所有权，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撤销被上诉人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滥用职权作出《督促解危通知书》的行政行为”，但是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103行初5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对上诉人的起诉不予立案。经上诉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1行终53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03行初50号行政裁定；二、本案由下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本案后现又以“案涉督促解危通知书系相对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指导行为，该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为由作出（2019）浙0103行初9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原审法院作出的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根本错误。第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1行终536号行政裁定书明确载明“被诉行政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审法院肆意认定“案涉督促解危通知书系相对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指导行为，该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明显系故意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根本错误。第二、上诉人的房屋根本不是危险房屋，本案根本不存在合法的危房鉴定这个大前提要件，被申请人作出《督促解危通知书》，责令上诉人停止使用上诉人的合法住房，要求上诉人搬走，明显是变着法子违法要求上诉人履行搬迁义务，这分明是赤裸裸的滥用职权行政乱作为行为，原审法院将该行政乱作为违法行为变相认定为行政指导行为明显存在根本错误。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九）项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滥用职权作出《督促解危通知书》，违法要求上诉人履行其他义务，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违法要求上诉人履行其他义务的乱作为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完全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受理，所以原审法院以“上诉人的本案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存在根本错误，明显是故意适用法律错误。第四、我国法律规定行政诉讼救济途径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否充分地行使其行政诉讼权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公民的行政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很容易激化矛盾，不利于行政纠纷的早日解决，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必须要依法保障公民的行政诉讼权。综上所述，特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03行初94号行政裁定书；2.判令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公正的判决。 被上诉人下城区住建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下城区住建局在收到《鉴定报告》后，根据《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发出案涉《督促解危通知书》，通知吴越、吴朔盾（户）立即停止使用该危险房屋，并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48小时内，紧急撤离该危险房屋。根据《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督促解危通知书提出立即停止使用意见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规定采取应急处理措施。根据《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认为有发生房屋安全事故现实危险的，应当立即启动房屋使用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相关措施。据此，案涉《督促解危通知书》并未直接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审法院经审查后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宇龙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刘 斌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毛艺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