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12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登勇，男，198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登红，女，197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柏传兰，女，195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向阳，金湖县建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湖县黎城街道九里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金湖县黎城街道九里村。法定代表人：刘国新，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家宝，该村委会法律顾问。上诉人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因与被上诉人金湖县黎城街道九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九里村村委会）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2020）苏0831民初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九里村村委会补偿（赔偿）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因亲属崔某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的20%即1751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九里村村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通过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可以认定如下关联事实和法律关系：1、崔某与被上诉人虽然没有订立承揽合同，但被上诉人以农户树木买卖的形式将树木砍伐交由崔某完成，并通过树木买卖让崔某受益，承诺变通补偿、出具承诺书等，符合承揽关系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不认定承揽关系错误；2、被上诉人动员并补偿村民集体出售杨树，并以所谓的“介绍”崔某收购，实际是树木砍伐的组织者；3、被上诉人明知砍伐存在安全隐患，要求崔某出具承诺书，实质上是对砍伐活动的管理，一审判决认为不具备民法意义上的管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4、被上诉人明知树木巨大，砍伐需要动用吊车，应当知道崔某不具备砍伐涉案树木的能力，并非“介绍”行为，而是存在选任过失；5、实现263环境整治工作系被上诉人的工作期待即砍伐树木所期待的利益，一审案件认定被上诉人未在上述活动中获得民法意义上的利益，认定错误。被上诉人九里村村委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九里村村委会赔偿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因亲属崔某死亡导致的各项损失合计1751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九里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九里村村委会按照县乡两级政府部门263环境整治工作需要，需对金湖县金宝南线以北地区清理杨树，防止杨树花污染，九里村村委会根据两级政府要求上门动员农户砍伐杨树，因死者崔某生前长期从事贩卖树木生意，遂介绍其自行与农户洽谈树木收购砍伐事宜。2018年3月28日，崔某在金湖县砍伐农户陈干家所有的树木时，因其雇佣的案外人丁永洋驾驶操作的苏Ｈ×××××吊车的吊篮吊绳从吊钩中脱落，致使在高处伐木作业的崔某坠落重伤致死，死者崔某当时并未身系安全绳和佩戴安全帽等防护工具；2.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曾于2018年4月12日以九里村村委会、丁永洋、金湖县人民政府黎城街道办事处为共同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金额为875538元，后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撤回对九里村村委会的诉讼，仅要求案外人丁永洋和金湖县人民政府黎城街道办事处承担责任，且已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约定案外人丁永洋一次性赔偿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180000元、案外人金湖县黎城镇街道办事处基于同情照顾角度出发一次性补偿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70000元，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对其他诉讼请求予以放弃；3.死者崔某于2018年3月23日向九里村村委会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主要为：在九里村沿金湖东路伐树期间，所有安全责任由其本人承担，与金湖县黎城街道九里村村民委员会、九里一组及其他人无任何关系。包括租用大型吊车、运输机械、现场伐木员工、各种杆线、居民房屋及附属财物、经营户门前堆放的物品、交通过往车辆及行人等在伐木期间出现的一切损害和事故均由承诺人即崔某全部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本次起诉九里村村委会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法律原则；二、九里村村委会是否应对崔某死亡所造成的各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本次起诉九里村村委会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在（2018）苏0831民初1234号民事案件中，当时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已撤回对九里村村委会的诉讼，其仅是与其他两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内容并未涉及九里村村委会，即便调解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原告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对其他诉讼请求予以放弃”，但该条约定仅在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与丁永洋、金湖县人民政府黎城街道办事处产生法律效力。本案当事人与（2018）苏0831民初1234号民事案件当事人并不相同，两案诉讼标的虽均为金钱给付但金额不同，本案诉讼金额系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认为应由九里村村委会承担赔偿或补偿的相应金额，（2018）苏0831民初1234号民事案件仅要求丁永洋、金湖县人民政府黎城街道办事处承担法律责任，而本案诉请是要求九里村村委会承担相应的赔偿或补偿责任，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本案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九里村村委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一、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诉称死者崔某与九里村村委会之间存在清除障碍承揽合同关系，但从庭审查明的基本事实看，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九里村村委会系村民自治组织，响应两级政府263环境整治工作，要求对所属辖区内的杨树予以砍伐避免杨树花污染，但辖区内树木归各农户所有，九里村村委会进行动员要求农户响应政府号召砍伐杨树，崔某作为常年从事贩卖树木生意的个体户在九里村村委会介绍下自行与各农户洽谈树木收购、砍伐事宜，自行组织人力、机械进行砍伐作业，崔某与出售树木的农户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崔某与九里村村委会之间并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的实质要件。二、大范围的树木砍伐作业可能会对不确定的第三方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失，因砍伐行为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如树木伐倒后造成作业人员或第三人伤亡或财产损害），九里村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基于村民自治管理的需要在综合考量上述不确定危险因素后，要求崔某出具承诺书的行为本身不具备民法意义上的管理意义，且造成崔某死亡的树木收购、组织人员机械进行伐木活动的整个过程均与九里村村委会无民法意义上的牵涉或利害关系；三、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称九里村村委会存在选任过失，但庭审查明九里村村委会仅为介绍人，告知其辖区内农户杨树需要出售和砍伐，九里村村委会并不存在选任之事实，何谈选任过失；四、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称九里村村委会在崔某伐木活动中受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之规定，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但综观整个案件基本事实，九里村村委会所期待的无非是完成两级政府的263环境整治计划，动员完成辖区内农户出售砍伐杨树，而辖区内农户大规模的自行砍伐杨树实际上并不可行，实践中均是由专门从事树木贩卖的个体户上门洽谈树木收购并由其进行砍伐作业，死者崔某即为从事树木贩卖的个体户，即便其顺利的完成了与九里村村委会辖区内农户从洽谈树木收购、组织砍伐等一系列行为之后，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九里村村委会也并未在上述活动中获得民法意义上的利益。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立法原意并非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所据以主张的理由“受益即应补偿”，其立法原意在于受害人在保护他人民事权益受损害时的一系列赔偿原则和补偿原则，本案中九里村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在崔某与农户洽谈树木收购、砍伐的民事活动中并无民事权益存在，无权益存在即无损害可能，无损害即无保护，故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的前提可能。综上所述，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要求九里村村委会给予赔偿或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02元，减半收取1901元，由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新证据如下：证据1：2018年4月2日金湖县公安局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谈话笔录一份，该笔录第3页第14行，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明确认可案涉树木砍伐证由被上诉人办理，旨在证明案涉树木砍伐由被上诉人组织；证据2：金湖县公安局2018年3月29日与丁永洋的谈话笔录一份（笔录第3页第8行、第4页第9行），旨在证明丁永洋在公安机关陈述树木砍伐时的吊机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证据3，证人王某,4的证人证词一份，旨在证明263环境整治工程中树木的砍伐使用吊机都是由各个村委会、居委会承担吊机费用。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2不属于新证据，且因为树木属于各农户所有，在砍伐时必须统一办理砍伐证，不能以砍伐证来证明树木属村里所有。吊车是由受害人自行租用，村委会没有参与管理，也不存在支付吊车费用问题，仅凭吊车人的陈述不能证明吊车费是由被上诉人支付。对于证据3，证人必须要到庭作证，对该证据不予质证，没有文件规定村里必须承担吊机费用，各个村的情况也不一样。受害人之前也在村里砍伐过树木，费用也是由其自行承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双方是否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的问题。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九里村村委会将其辖区村民所有的树木需要砍伐的信息提供给崔某，由崔某自行与村民商谈树木的价格，崔某砍伐涉案的树木目的在于履行其与村民之间树木买卖合同，而非按照九里村村委会的要求完成伐木工作，亦不需要向九里村村委会交付工作成果，九里村村委会亦无需向崔某支付伐木的报酬，故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上诉人上诉称九里村村委会支付了吊车工人工资,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书面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即使上诉人陈述村委会支付吊车人员报酬属实,亦不能就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因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故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存在选任过失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九里村村委会不承担补偿责任是否正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民事活动。村民委员会系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并协助乡镇政府工作。本案中，九里村村委会根据两级政府要求上门动员农户砍伐杨树，作为介绍人，告知崔某其辖区内农户杨树需要出售和砍伐，九里村村委会的行为并非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民事活动，亦未因其行为获得民法意义上的利益，同时，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补偿责任不符合补偿责任承担的要件，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予相应补偿没有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20元，由上诉人崔登勇、崔登红、柏传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翟春花审 判 员 许银朋审 判 员 宋慧林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 登书 记 员 张成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