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02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春梅。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娟，广东隆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一家荟美容馆，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经营者：张春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亚利。委托诉讼代理人：舒亚均，广东圳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雨希美容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王相红，总经理。原审被告：王相红。上述两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纯，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春梅、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一家荟美容馆（以下简称一家荟美容馆）因与被上诉人刘亚利、原审被告深圳市雨希美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希公司）、王相红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4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张春梅、一家荟美容馆的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粤0306民初145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并依法驳回刘亚利的原审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审、二审所有诉讼费用均由刘亚利承担。理由：原审法院认定的涉案事实存在诸多错误之处。一、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合同的主体为提供服务一方与接受服务一方。本案中，张春梅在2018年2月2日已经将店铺转让给王相红。刘亚利在一审的起诉状中也对涉案商铺已经转让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亚利作为原店铺的股东，在明知店铺已经转让的情况下，应向受让方王相红主张相关权利。二、原审法院认定张春梅对其主张的一家荟美容馆已经转让的事实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然而，本案一审过程中，已经有充分的证据和事实对该转让事实予以认定。首先，刘亚利作为该店铺的原股东，对店铺已经转让给王相红的事实予以确认。其次，王相红在一审中不承认是受让张春梅的店铺，并主张其是为了帮助张春梅解决拖欠工人工资和租金而入场的，并且直接将相关费用代为支付给工人和出租方，王相红是无偿接收张春梅所遗留的客户。根据张春梅在一审中向刘亚利进行的发问，可知一家荟美容馆的投资及装修价值在七、八十万，而王相红向工人支付的工资及租金远低于该店铺的实际价值，王相红却在不需支付张春梅任何费用的前提下就接管涉案店铺，明显与常理不符。而且，王相红从2018年2月接管涉案店铺后为刘亚利提供服务至2018年10月份，这也与常理不符。因此，在双方均未提供证据对各自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应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对相关事实做出判断。本案中，王相红主张并非受让一家荟美容馆，却免费接收其原有客户，这与常理严重不符。综上，张春梅、一家荟美容馆认为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不清。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并依法驳回刘亚利的诉讼请求。刘亚利答辩称：刘亚利与张春梅协商将投资款50000元转为综合卡之后，张春梅称其将其全部会员转让给雨希公司。现雨希公司与拒绝为刘亚利提供美容服务，为根本违约。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刘亚利的合法权益。雨希公司、王相红答辩称：一、一审已查明案件事实，虽然雨希公司、王相红不认为应当向刘亚利支付739元，但因为雨希公司、王相红并未上诉，雨希公司、王相红愿意履行该判决义务。二、根据本案一审情况，刘亚利已经自愿放弃了其所称的50000元投资款权益，该50000元也是发生在张春梅、一家荟美容馆与刘亚利之间，与雨希公司、王相红无关。三、刘亚利没有提起上诉，应是认可一审判决结果。刘亚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一家荟美容馆、雨希公司向刘亚利退还充值款50739元及其利息（利息以50739元为本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张春梅、王相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张春梅、一家荟美容馆、雨希公司、王相红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春梅系一家荟美容馆的经营者。刘亚利到一家荟美容馆消费，向一家荟美容馆购买了5000元的消费卡。刘亚利还于2017年4月28日与一家荟美容馆签订了一份《股权众筹股东协议》，约定刘亚利出资50000元入股一家荟美容馆，用于一家荟美容馆的拓展经营。一家荟美容馆向刘亚利出具了两份收款收据，确认收到了刘亚利50000元的股资和5000元的会员卡费。2018年1月，刘亚利与张春梅协商，将刘亚利的50000元投资款转化为一家荟美容馆的消费卡，一家荟美容馆向刘亚利出具了一份金额为50000元的综合卡收款收据。刘亚利在一家荟美容馆出具的《股东协议》中签名并注明：同意放弃原始股份伍万元整。张春梅主张一家荟美容馆存在经营困难且存在拖欠房东租金的情况，房东与张春梅及王相红共同协商，张春梅低价将一家荟美容馆转让给王相红，王相红将拖欠的租金等款项支付给房东，并承接一家荟美容馆店铺的客户。张春梅已于2018年2月2日将一家荟美容馆转让给王相红，并将会员也转让给王相红，王相红签字认可接收了一家荟美容馆的会员及会员卡余额，其中也包括刘亚利。雨希公司、王相红对此予以否认，主张其从未与张春梅签订过任何转让协议；因一家荟美容馆亏损严重，拖欠员工工资及租金，导致出现大量的劳动纠纷；因一家荟美容馆拖欠租金无法支付，故房东要求其停业收回店铺。后雨希公司、王相红承租该店铺，代一家荟美容馆支付员工工资及房租，目的是为了方便后续的正常经营，防止员工及一家荟美容馆没有做完的客户或房东继续纠缠；但一家荟美容馆之前所经营的项目服务内容较多，雨希公司自己经营的项目内容比较专一，因此雨希公司只能就其提供服务的内容为部分一家荟美容馆的会员提供后续的服务；但雨希公司并没有与一家荟美容馆进行会员的交接，且其接收刘亚利时，刘亚利的消费余额仅为2664元，在雨希公司接受几次服务后，现消费余额仅为739元；雨希公司同意就刘亚利的消费余额继续为刘亚利提供服务，但是不同意将该余额退还给刘亚利，因为雨希公司从未收取刘亚利的任何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刘亚利与一家荟美容馆经协议一致，将刘亚利的投资款50000元转为消费卡，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合法有效。刘亚利提交了收款收据证明一家荟美容馆将投资款转化为消费卡，虽然收款收据右上角的日期为2017年2月26日，但双方均主张实际的开具日期是2018年2月。张春梅主张因一般人在新年年初时书写日期经常会写错为上一年的年份，故才会将日期写错。一审法院认为，该收款收据的日期的年份处确实有涂改的痕迹，且结合刘亚利的付款时间和签署《股东协议》的时间，该收款收据的开具时间亦不可能是在2017年，刘亚利对此亦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认定该收款收据的实际开具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可以推断刘亚利投资款的转化为消费卡是在2018年2月26日。结合各方均确认的疗程记录，截至2018年2月26日，刘亚利在一家荟美容馆处尚有会员卡余额2664元及综合卡余额50000元。张春梅主张其将一家荟美容馆转让给王相红，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张春梅还出具了一份经王相红签名确认的会员名册。一审法院认为，张春梅主张其将一家荟美容馆及会员转让给王相红，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张春梅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张春梅无法提交转让协议，其提交的会员名册亦没有原件予以核对，且王相红对此均予以否认。张春梅无法证明其将一家荟美容馆转让给王相红，亦无法证明王相红接收会员时会员的消费卡余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王相红仅确认接收刘亚利时其会员卡余额为2664元。另外的50000元消费卡，一家荟美容馆确认给刘亚利办理了该消费卡，但又无法为刘亚利提供相应的服务，刘亚利要求退还给消费卡的金额并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因此，退还刘亚利50000元及支付利息的主体应为一家荟美容馆。刘亚利要求雨希公司返还该款项，张春梅、王相红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亚利诉请的剩余款项739元。雨希公司确认其接收刘亚利时刘亚利的消费余额为2664元，截至一审庭审之日刘亚利的消费余额为739元。一审法院认为，不管王相红、雨希公司接收一家荟美容馆的会员时有无收取对价，但是其自愿接收刘亚利作为其会员为其提供服务，应视为雨希公司自愿就一家荟美容馆与刘亚利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受让，雨希公司与刘亚利已成立服务合同关系。虽然雨希公司主张从未收到过刘亚利的任何费用，但是刘亚利在购买消费卡时已支付了相应的款项，不管雨希公司与一家荟美容馆对此有无进行约定或收取相应对价，都是双方的内部约定，不能用于对抗刘亚利。刘亚利作为消费者，预付费购买了会员卡，现其不再继续在雨希公司处消费，要求退回剩余消费金额及支付利息，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雨希公司应将刘亚利在雨希公司处剩余的消费卡余额739元退还给刘亚利，并向刘亚利支付利息（从2019年5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关于王相红是否要对雨希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雨希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王相红系雨希公司的唯一股东，其未能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王相红应对雨希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一家荟美容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亚利综合卡款项50000元及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雨希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亚利会员卡余额739元及利息（以739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三、王相红应就雨希公司的上述第二项债务向刘亚利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刘亚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4元，由一家荟美容馆负担526元，由雨希公司、王相红负担8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刘亚利向一家荟美容馆充值5000元，消费后余额为739元，均无异议，且雨希公司、王相红愿意履行一审判决的义务，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家荟美容馆是否应支付刘亚利50000元综合卡款项。张春梅、一家荟美容馆均确认刘亚利在2017年投资入股一家荟美容馆50000元，占一家荟美容馆众筹资金比例5%，后刘亚利于2018年1月23日放弃原始股50000元。刘亚利、一家荟美容馆经协议一致，将刘亚利的投资款50000元转为消费卡，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刘亚利主张一家荟美容馆、张春梅、雨希公司、王相红应退还50000元及利息，一家荟美容馆、张春梅、雨希公司、王相红不予认可。一家荟美容馆、张春梅主张其已将一家荟美容馆转让给王相红，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张春梅提交了《会员名册》、《股东协议》。张春梅未提交《转让协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不利后果。张春梅提交的《会员名册》为复印件，且雨希公司、王相红不予认可，无法进行核实，本院不予采信。《股东协议》证明刘亚利退出一家荟美容馆投资，与雨希公司无关。张春梅未提交雨希公司同意承接一家荟美容馆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相关有效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不利后果。雨希公司与一家荟美容馆无相关法律关系，雨希公司同意继续为一家荟美容馆的部分客户进行服务（但不包括刘亚利投资转为消费卡50000元），是雨希公司的自愿行为，故刘亚利主张雨希公司返还该款项、王相红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家荟美容馆确认刘亚利投资款转为消费卡，但又无法为刘亚利提供相应的服务，刘亚利要求退还消费卡的金额并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家荟美容馆、张春梅主张不予支付，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一家荟美容馆、张春梅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8元，由上诉人张春梅、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一家荟美容馆负担，本院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麦绮梨(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