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来树军，男，197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熊英英、楼金燕，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天健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12号1号楼4层4002室。 法定代表人刘华，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思奇、奚征宇，上海润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倍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6号1幢一楼。 法定代表人韦少艳，经理。 上诉人来树军、北京天健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阳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倍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格公司）姓名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来树军系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医药公司）员工。倍格公司系天健阳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3年的3月5日至2015年4月8日期间，国际医药公司系天健阳光公司（原名北京现代阳光医药管理有限公司，2011年10月17日更名为北京现代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4月8日更为现名）的股东，持有51%股权。2013年3月5日，根据天健阳光公司章程和国际医药公司的提名，来树军出任天健阳光公司董事。2013年12月12日，天健阳光公司委派来树军担任倍格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2015年3月27日，国际医药公司与北京天之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健阳光公司股东之一，以下简称天之康健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约定国际医药公司将其持有的天健阳光公司51%股权转让给天之康健公司。2015年4月8日，天健阳光公司完成相应的股权、法定代表人和董事、监事、经理的变更登记和备案。2016年9月19日，天健阳光公司作出《倍格公司股东决定》，免去来树军在倍格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职务，委派韦少艳担任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2016年11月2日，天健阳光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倍格公司立即配合天健阳光公司办理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变更事宜。2017年1月25日，原审法院判决倍格公司配合天健阳光公司办理倍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该判决生效后，天健阳光公司至今尚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和2018年，韦少艳曾作为倍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倍格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德乐、张楠、陈道德等案外相关人员返还倍格公司的相关证照。另查明，自2016年12月14日起，倍格公司被纳入失信执行人员名单，来树军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来树军于2019年1月8日起诉请求判令：1、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停止使用来树军的姓名，就倍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备案；2、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赔偿来树军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3、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向来树军书面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原审法院认为，2016年9月19日，天健阳光公司作为倍格公司的唯一股东，作出的倍格公司股东决定合法有效。该股东决定决定免去来树军在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和兼法定代表人职务后并委派韦少艳担任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自此，来树军即不再是倍格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依据法律规定，倍格公司和天健阳光公司应当负责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至于天健阳光公司是否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则与其之前委派担任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韦少艳是否从天健阳光公司的关联公司辞职、是否与天健阳光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以及韦少艳本人是否拒绝担任倍格公司董事兼法定代表人、是否取得倍格公司相关证照均无必然关联，即天健阳光公司不能以上述事宜拒绝办理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和备案。来树军请求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办理变更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天健阳光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免去来树军在倍格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职务后，曾为办理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和备案作了各种努力和工作，在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天健阳光公司亦曾多方尝试办理变更登记未果，故本案中，天健阳光公司未有侵犯来树军姓名权的故意和过错，亦未对来树军造成精神和名誉损害的后果，故对来树军要求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书面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杭州倍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健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办理变更杭州倍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工商登记。二、驳回来树军其他诉讼请求。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来树军负担160元，由杭州倍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健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0元。 宣判后，来树军、天健阳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来树军上诉称：一、倍格公司及其一人股东天健阳光公司不办理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和执行董事备案的行为，侵犯了来树军的姓名权。原判决对该问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姓名权是自然人的一项重要人格权益。姓名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自己姓名，并排除他人干涉或非法使用的权利。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至少从2016年10月18日之后持续使用来树军的姓名用于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构成非法使用来树军姓名。从国际医药公司受让、出让天健阳光公司股权的经过看，来树军自2015年4月起不再担任天健阳光公司董事，不再参与天健阳光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倍格公司的任何事务，即自此来树军与天健阳光公司、倍格公司在事实上已无关系。后天健阳光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倍格公司股东决定》，免去来树军在倍格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职务，委派韦少艳担任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故自此倍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不再是来树军而系韦少艳，来树军与倍格公司在法律上已无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倍格公司在天健阳光公司作出前述《倍格公司股东决定》后，应当在30日内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和执行董事备案。所以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最晚自此（2016年10月18日）无权继续使用来树军的姓名用于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的侵权行为已经持续逾三年。2、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在2016年10月18日之后继续使用来树军的姓名用于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且拒不停止侵权行为，存在明显的故意。天健阳光公司作为倍格公司的一人股东，即便存在未持有倍格公司公章和营业执照的情形，也可通过申请强制执行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8044号民事判决的方式办理执行董事备案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或者在补办营业执照、补刻公章后自行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执行董事备案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原判决认为天健阳光公司“曾为办理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和备案作了各种努力和工作，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天健阳光公司亦曾多方尝试办理变更登记未果”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事实是，即便从2017年1月（2016）浙0104民初8044号民事判决作出之曰计算至天健阳光公司抗辩的韦少艳辞职之日2018午1月31日，也有长达一年的时间，天健阳光公司从未试图通过申请强制执行生效判决的方式停止侵权行为；在本案原审庭审中，天健阳光公司还谎称韦少艳拒绝担任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并试图抵赖自身委派执行董事的法定义务；在本案原审庭审后，天健阳光公司口头上表示希望来树军给予时间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但在来树军的代理人向其告知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了解到的补办营业执照、补刻公章的方法后，却不愿意解决倍格公司的经营地址异常问题而继续拖延不办。二、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侵犯来树军姓名权的行为，导致来树军被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拘留布控等措施，给来树军的工作、生活、精神造成了严重损害，且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经来树军多次催促拒不停止侵权行为，性质恶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应在停止侵权的同时，向来树军书面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同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三、另外，原判决第一项判决主文存在表述不当之处，法定代表人属于公司变更登记事项，而执行董事属于备案事项，应予以更正。综上，来树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主文，改判支持来树军的全部诉讼请求，即支持判令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停止使用来树军的姓名，赔偿来树军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向来树军书面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天健阳光公司针对来树军的上诉答辩称：来树军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全部予以驳回。本案的案由错误，本案并非姓名权纠纷，而是公司变更登记纠纷。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冒用他人姓名的行为，本案中天健阳光公司并没有侵犯来树军的姓名权。来树军之前是由天健阳光公司的前股东国际医药公司委派至倍格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相关登记行为也是经过来树军的同意和确认。即便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姓名权纠纷，天健阳光公司也通过积极的行为变更法定代表人，如原审中所查明的，天健阳光公司之前出具过股东决议，指定韦少艳为倍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在工商变更的过程中，因倍格公司被列入失信人名单，且天健阳光公司并不实际控制倍格公司的公章和营业执照，所以不能通过正常手续变更法定代表人。无奈之下天健阳光公司只能提起公司变更登记之诉，但在前述案件判决生效之后，因韦少艳了解到倍格公司被列入失信人名单，且存在大量诉讼案件之后，韦少艳本人也不愿意配合登记为法定代表人。经天健阳光公司与前述案件的执行法官进行沟通后，执行法官明确要求韦少艳本人到法院核实身份信息，才可以出具协助执行的通知。但在此情况下，韦少艳仍然拒绝配合。也即天健阳光公司无法通过判决执行的方式来变更法定代表人。在上述情况下，天健阳光公司也通过不断努力，目前找到一名愿意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魏寿全，并且已经在2019年年底出具了股东会决定。天健阳光公司也希望在本案二审中确定魏寿全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以便本案的执行。如果本案中法院仍然要求变更为韦少艳，本案在执行中是无法操作的。综上，天健阳光公司不存在任何侵权故意或过错的情况下，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只有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利时，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即过错责任原则。在本案中，姓名权的侵权属于一般侵权责任，并不适用非过错推定或无过错原则。在天健阳光公司不存在任何故意和过错的情况下，天健阳光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退一步说，即使天健阳光公司要承担责任法律责任，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提供相应的配合义务，而非履行相关义务的主体，履行相关工商登记变更的主体义务是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虽然是倍格公司的股东，但从法人主体而言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主体，天健阳光公司对倍格公司并没有进行实际控制。 上诉人天健阳光公司上诉称：一、本案一审审理程序存在严重违法，具体如下：1、本案案由并非姓名权纠纷之诉，天健阳光公司对来树军的姓名权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来树军担任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职务经过合法任命程序，且亦由来树军本人签字确认。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冒用”。而在本案中，来树军担任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系经天健阳光公司原股东国际医药公司的指定及委派，符合公司法及倍格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且在倍格公司的工商内档中，亦有来树军本人亲笔签字确认的文件。故来树军担任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应属合法且系来树军自愿，天健阳光公司不存在任何“干涉、盗用、冒用”来树军姓名的情形。其次，即便来树军不愿意继续担任倍格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职务，那么也应由倍格公司按照公司章程，通过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予以任免并进行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该工商登记变更事宜实际为倍格公司的公司内部事务，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退一万步说，即便原审法院受理该案，那么相应的案由也应当为“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并非“姓名权纠纷”，故本案中来树军的一审诉讼请求与案件事实情况明显不符，应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应该裁定驳回来树军的起诉，而并非直接开庭审理。需要注意的是，一审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即“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而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有关姓名权的规定，也进一步说明了该案应为请求变更公司登记之诉，而非姓名权纠纷之诉。而在“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中，天健阳光公司并非目标公司，而是目标公司之股东。对于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目标公司之股东仅可以提供有限的协助配合工作，但并非“变更公司登记”的直接义务主体。在变更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过程中，需要倍格公司使用其自身的公章及营业执照，并且以倍格公司的名义向相关工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故天健阳光公司并非“变更公司登记”的责任主体，也不应当承担“变更公司登记”之义务。2、原审法院并未将本案诉讼材料对倍格公司进行公告送达，存在明显程序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事实上，在本案开庭审理前，原审法院就与上诉人的代理人进行过电话沟通，表示因倍格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无法正常送达该案的诉讼文件，故要求天健阳光公司作为倍格公司的唯一股东，代为签收。对此，天健阳光公司认为其虽为倍格公司的唯一股东，但两家公司仍为互相独立的法人主体，天健阳光公司无权代表倍格公司签收该案的诉讼文件；且因为天健阳光公司并不实际控制倍格公司，故天健阳光公司也建议原审法院将该案的诉讼文件送至倍格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德乐和沈利源。有鉴于此，天健阳光公司也按照原审法院的要求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张德乐、沈利源担任倍格公司相关职务的工商登记材料、两人的身份证及联系方式、证明倍格公司的公章由张德乐实际控制的派出所调解文件及有关倍格公司控制权相关案件的诉讼文件，并希望原审法院能穷尽各种途径，乃至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倍格公司送达诉讼文件，以确保该案的审理程序合法。然而，在本案一审正式开庭时，原审法院再次提出要求天健阳光公司代倍格公司签收该案的诉讼文件。至此，天健阳光公司才知悉在本案正式开庭前，原审法院并未向倍格公司送达诉讼文件，也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过公告送达。故对于该诉讼程序严重违法之情况，上诉人也于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提出异议，但前述异议原审法院并未采纳，原审法院仅将上诉人的前述意见记入一审庭审笔录中，并径自按照倍格公司缺席审理处理。在原审法院向上诉人通过EMS邮政快递寄送该案一审判决书时。在快递封面“收件人”一栏中竟然仍标注为“杭州倍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健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恶意制造天健阳光公司代倍格公司签收诉讼文件的假象。对此，天健阳光公司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原审法院，表示天健阳光公司没有任何权利及义务代倍格公司签收诉讼文件，且天健阳光公司认为若该案的一审判决文书仍不能正常送达至倍格公司的，那么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以公告形式进行送达。但是，原审法院对此却置之不理，始终未对倍格公司进行任何公告送达程序。综上，在倍格公司无法通过正常途径送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并未通过法定公告程序送达诉讼文书，存在明显的程序性错误，严重侵害了倍格公司的应诉权及答辩权，应当发回重审。3、原审法院应适用普通程序，而非简易程序审理该案，且该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存在严重超期审理的情形，存在重大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六个月。天健阳光公司认为，本案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简单案件，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中天健阳光公司虽然为倍格公司的唯一股东，但是并不实际控制倍格公司，且倍格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公章均由案外人张德乐、沈利源非法占有并实际控制；2、因为倍格公司存在大量诉讼案件且天健阳光公司无法对倍格公司进行实际控制，故导致倍格公司因未按时履行相关生效判决义务，已经被列入被执行人、失信人名单；3、因为倍格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均被案外人非法占有，导致倍格公司无法按工商要求公示年度报告，遂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无法进行任何工商变更登记；4、虽然天健阳光公司之前起诉倍格公司变更公司登记并取得胜诉判决。但是因为当时任命的倍格公司的新的执行董事韦少艳已经离职，且其明确表示拒绝担任倍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5、本案中因为倍格公司的诉讼文件通过正常途径无法送达，应通过公告方式送达。该案的事实情况及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均错综复杂，当事各方之间又存在不可调和的巨大争议。且该案对于倍格公司应适用公告方式送达相关诉讼文件，故原审法院应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而非简易程序。此外，鉴于倍格公司在一审阶段无法送达，各方当事人不可能一致同意延长简易程序，即一审案件的简易程序审限仍然为三个月，并未延长。而事实上，该案从来树军立案至一审判决作出之日，审理期限长达近八个月之久，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也足以证明该案案情确实极其复杂。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明显矛盾，倍格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系因客观情况无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此外，天健阳光公司并非“变更公司登记”的责任主体及主要义务人，在此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也未侵犯来树军的任何民事权益，不应当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虽然天健阳光公司于2016年起诉倍格公司请求变更相关公司工商登记并取得胜诉判决，但是前述判决生效后，天健阳光公司原任命的倍格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韦少艳已从天健阳光公司的关联公司处离职．且韦少艳也多次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拒绝担任包括倍格公司在内的任何天健阳光公司关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拒绝配合签署任何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如前所述，因为倍格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等公司证照均由案外人张德乐及沈利源实际控制，而经过天健阳光公司与江干区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的多次沟通走访，江干区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告知：（1）若倍格公司自行办理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需要提供倍格公司的公章及营业执照原件；（2）若天健阳光公司凭借胜诉判决办理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则需要新任命的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韦少艳本人亲自到场签署相关变更文件。在变更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过程中，主要由倍格公司使用其自身的公章及营业执照，并且以倍格公司的名义向相关工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所以，天健阳光公司并非“变更公司登记”的责任主体，不应当承担“变更公司登记”之义务。事实上，虽然天健阳光公司并非“变更公司登记”的责任主体，天健阳光公司仍然积极完成了其有限义务范围内的配合工作，但由于天健阳光公司并非目标公司本身，其无论是通过自力救济途径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生效判决，均无法独自按照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办理倍格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对于上述事实，原审法院亦予以认可，并在一审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明确写到“天健阳光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免去来树军在倍格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职务后，曾为办理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和备案作了各种努力和工作，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天健阳光公司亦曾多方尝试办理变更登记未果，故本案中，天健阳光公司未有侵犯来树军姓名权的故意和过错，亦未对来树军造成精神和名誉损害的后果。”因此，天健阳光公司认为，既然原审法院已经确认天健阳光公司未有侵犯来树军姓名权的故意和过错．亦未对来树军造成精神和名誉损害的后果，故应当认定天健阳光公司对来树军不存在侵权行为。但是，原审法院却根据前述法院认定的事实，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判决上诉人承担判决义务，即要求天健阳光公司办理变更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变更登记，显然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综上，天健阳光公司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为驳回来树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 上诉人来树军答辩称：一、来树军以姓名权纠纷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天健阳光公司拒不配合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来树军的姓名权，相关理由在来树军上诉的第一点已经进行详述。从形式上看，工商登记和工商备案的主体确实是倍格公司，但天健阳光公司是倍格公司的一人股东，其认为其未实际控制倍格公司的说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关于该部分的意见已经被临安法院驳回，所以作为倍格公司的一人股东，天健阳光应该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控制该公司，来树军是经天健阳光公司的委派被认定为倍格公司的执行董事，并被任命为法定代表人。在2016年天健阳光公司免除来树军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之后，其当然有义务解决倍格公司的备案问题，而且事实上天健阳光公司可以解决该问题。即便是按其所说，其没有持有倍格公司的公章或营业执照，天健阳光公司也可以通过强制执行（2016）0104民初8044号民事判决的方法办理执行董事备案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或者再补办营业执照，补办公章后自行办理工商备案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天健阳光公司没有就该民事判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同时在来树军代理人向其告知向工商部门补办营业执照和公章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处理倍格公司营业地址异常问题，由此导致无法补办营业执照和补刻公章。天健公司称韦少艳不愿意出任倍格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不是事实。从临安法院（2016）0185民初6363号和（2018）浙0185民初928号倍格公司诉章楠、张德乐、陈道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及相应的上诉案件看，从2016年至2019年韦少艳一直以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倍格公司进行相关诉讼。所以在本案庭审中，天健阳光公司关于韦少艳关于拒绝变更法定代表人，不过是其试图抵赖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推托之词。综上，原审判决认为天健阳光公司曾为办理倍格公司为变更法定代表人做了许多工作，且进行多方尝试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二、关于天健阳光公司在上诉状中对一审送达、适用简易程序及审限问题，请二审法院进行审查。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倍格公司的送达问题，原审法院的处理方式并无不当。首先，天健阳光公司是倍格公司的一人股东，其次从倍格公司在临安法院提起的诉讼看，系天健阳光公司委派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韦少艳代表倍格公司，且在该案中倍格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本案中天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一致。其次，本案一审经历了较长的审限，正是因为天健阳光公司屡次向法院和来树军表示其愿意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本案争议，来树军才愿意，而一审法院也同意给天健阳光公司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予以处理。但实际上天健公司至今以韦少艳为由不愿意解决本案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便天健阳光公司不愿意韦少艳成为失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将其登记为倍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根据其新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到目前为止，天健公司和倍格公司仍然没有停止将来树军登记为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侵权，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诉人天健阳光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倍格公司股东决定、免职书及委派书各1份，欲证明因为天健阳光公司原来拟任命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韦少艳已经离职，依照相关法律继公司章程的规定，免除倍格公司原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来树军的职务，委派了新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魏寿全。 上诉人来树军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来树军作为倍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在2016年9月19日天健阳光公司作出的倍格公司股东会决定中已经被免职，不存在重复免除的问题；在2016年9月19日之后，倍格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系韦少艳，如果天健阳光公司要就倍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出重新股东决议，也应该是免除韦少艳的职务，而不是来树军的职务；韦少艳是否离职，与其担任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不具有关联性；在一审中天健阳光公司提交了一份2019年2月1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表示因韦少艳从其关联公司爱康网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离职，而免除韦少艳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的职务，但该股东会决议并未任命新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根据公司法第45条第二款以及倍格公司章程第16条的规定，执行董事在任期内辞职的，在新更换的新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履行执行董事职务；事实上从2016年9月的股东会决议作出后，韦少艳一直以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处理倍格公司的事务。 上诉人来树军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天健阳光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16年9月19日，天健阳光公司作为倍格公司的唯一股东，作出的倍格公司股东决定合法有效。该股东决定决定免去来树军在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和兼法定代表人职后并委派韦少艳担任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因此倍格公司和天健阳光公司应当及时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原审法院认定至于天健阳光公司是否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则与其之前委派担任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韦少艳是否从天健阳光公司的关联公司辞职、是否与天健阳光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以及韦少艳本人是否拒绝担任倍格公司董事兼法定代表人、是否取得倍格公司相关证照均无必然关联，即天健阳光公司不能以上述事宜拒绝办理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和备案，并对来树军请求倍格公司、天健阳光公司办理变更倍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但天健阳光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免去来树军在倍格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职务后，并未及时办理倍格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和备案，且在2017年1月25日，原审法院判令倍格公司配合天健阳光公司办理倍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判决生效后，天健阳光公司至今尚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天健阳光公司的上述行为对来树军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等具有过错，对来树军的经济、社会活动带来不良影响和不利后果，侵害了来树军的姓名权，综合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后果以及本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等情况，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并由天健阳光公司书面向来树军道歉。倍格公司系天健阳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健阳光公司对倍格公司的人事任免、经营活动享有控制权、支配权，原审法院向送达倍格公司的诉讼文书亦无不当。原审审理程序虽有瑕疵，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2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杭州倍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健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办理变更杭州倍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工商登记。 二、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2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杭州倍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健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七日内向来树军书面赔礼道歉（致歉内容须经本院审核）。 四、杭州倍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健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来树军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五、驳回来树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侵权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不为对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公告、登报等方式，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及有关情况公布于众，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并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处理。 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减半收取200元，由杭州倍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健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北京天健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来树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