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11民初9906号 原告：刘东九，男，汉族，1969年4月2日出生，住南京市浦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玉良，江苏天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一谷，江苏天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曾开通，男，汉族，1956年4月2日出生，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铮，上海市汇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南京万泰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浦口区浦珠路110号。 法定代表人：曾开通，董事长。 原告刘东九与被告曾开通，第三人南京万泰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泰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东九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玉良、汪一谷，被告曾开通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铮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万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东九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被告曾开通给付原告代持的第三人相关权益分配款3095379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0年5月30日，泉州市万隆石材工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公司）与被告曾开通发起设立了万泰公司，公司经营地点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浦珠路110号，公司章程约定万隆公司出资200万元，曾开通出资300万元。实际上被告曾开通出资不足，其自称出资占股49%，曾开通出资中有余水笔的618886.32元货款，后余水笔去世，其继承人起诉要求曾开通支付此笔货款，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07）浦民一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该笔货款已经作为余水笔的投资，合资入股到万泰公司，后，在被告曾开通的促成下，原告受让了余水笔继承人该618886.32元货款所形成的投资权益，被告曾开通作为协议丙方签字认可，并约定该部分权益由被告曾开通代持，原告受让的权益比例双方再行商议。万泰公司的房屋等建筑物于2004年6月初被他人强拆，为此，被告曾开通多方呼吁、上访，原告也为此出资出力，被告曾开通对原告有书面承诺，将原告受让的权益、平常的借款、借物和帮助以250万元的价格打包给原告，并出具相关欠条。在原告的帮助下，2009年2月7日，政府拆迁部门与被告曾开通担任董事长的南京鑫利荣石材城（以下简称石材城）签订拆迁综合补偿协议，万泰公司之前被强拆的建筑物一并予以补偿，并且被告曾开通享有的万泰公司49%的拆迁补偿款共计1223.47万元全部领走。被告曾开通领走拆迁款后，未履行约定，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曾开通支付欠款250万元。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及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均支持原告的诉请，原告申请强制执行。后被告曾开通申请再审，法院经再审认为投资权益纠纷与欠款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而欠款没有付款的相关证据，因此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后被告申请执行回转。原告认为，原告受让了相关权益，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依法享有资产收益权，参与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鉴于万泰公司在受让该权益时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无法经营，原告的权益只能体现在资产收益上，无法行使参与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为此，原告认为其购买的就是被告持有万泰公司股权中部分资产收益权。在双方未能达成权益比例的一致意见情况下，万泰公司也没有采取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比较法等方法对该公司建筑物评估价值，且原告也无法进行评估。为此，原告认为应按照万泰公司的注册资本金500万元来确定自己的权益比例。曾开通称其股权比例为49%，则其股本金为245万元，则原告618886.32元占曾开通出资的25.3%，对应曾开通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原告应当分割到3095379元。因被告一直拒绝协商确定原告的权益比例，故诉至法院。 被告曾开通答辩称：原告刘东九并非万泰公司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原告从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处受让的原属于余水笔的投资权益并非股权，余水笔生前系万泰公司名义上的股东，但并未实际出资，也并无任何股份，余水笔虽曾在协议上署名，但其并未与被告就投资额和股权比例做任何约定，该署名行为仅具有表达投资意向的意义。余水笔将货款投入万泰公司，并非支付给被告，且未经其他股东同意，故不成立股权转让，假设余水笔与被告之间存在代持关系，该代持行为也仅对余水笔与答辩人有效，因欠缺投资金额、股权比例等约定，公司权力机关的批准等前置条件，导致余水笔不能取得万泰公司的股权成为万泰公司的股东，其“投资权益”仍系债权请求权，因此，余水笔享有的，因将货款投入万泰公司而产生的“投资权益”，实际上是投资款返还请求权或其他类型的债权请求权，原告刘东九受让的权益亦不能超越余水笔生前所享有的权利的内容和范围，原告并不享有万泰公司的股权及相关股东权益；原告刘东九称应按照余水笔投资金额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9%的比例确定其投资收益说法不能成立案涉凭条虽确认被告为余水笔代销石材货款为618886.32元，但同时注明，此批货物后来处理后所得资金，合资投入万泰公司，此批货款还应扣除吕炳灿发往东北的一火车皮的货价和已经付给余水笔的部分现金，其次因上述石材滞销最终降价销售，销售完毕后资金投入万泰公司，由此可知，余水笔投入万泰公司的资金金额远远小于618886.32元。原告刘东九受让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在万泰公司的相关权益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南京恒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公司），谈判赔偿的名义和筹码，也因此获取了相应的利益，2007年3月，万泰公司及石材城的房产可能会被强拆，原告及案外人田某声称其能够看守住万泰公司的房屋不被恒辉公司强拆并能够要求赔偿，故原告收购了余水笔在万泰公司的投资权益，并组织人员看守万泰公司的两幢房屋，田某在暗中协助，当时被告与原告、田某约定如原告和田某成功自恒辉公司处取得赔偿，被告向其支付酬劳100万元，用于结清其所谓“投资收益”，并口头约定即使未能获得收益被告仍要保底支付原告和田某50万元，虽然原告和田某未能遵守承诺看守住两幢房屋，但被告仍然承诺向原告和田某支付100万元投资收益并已实际支付40万元。然而，被告在通过努力获得拆迁款后，原告胁迫被告出具250万元欠条，并据此向法院申请保全拆迁款260万元，被告愤而拒绝支付剩余60万元；原告刘东九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实为恶意诉讼。2009年3月10日，原告刘东九以胁迫被告出具的250万元欠条为证据起诉被告，该案最终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请。原告认为其受让的投资权益系股权，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和万泰公司进行抗辩并获得支持，无论原告对“投资收益”存在何种错误认识，其权利主张均已被答辩人和万泰公司拒绝。原告刘东九在受让权利时即已清楚知晓万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再继续经营，其投资权益只体现在拆迁补偿款中，不论被告代石材城受领的拆迁款中是否包含万泰公司的份额，原告在依据股权或投资权益要求被告以拆迁补偿款进行偿付并遭到被告拒绝时，其已知晓权利受损。因此，在原告向被告和万泰公司主张权利并被拒绝后，最晚在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请并向其释明追索股权利益与债务纠纷系不同法律关系时，该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 原告刘东九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第三人万泰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一份，证明万泰公司设立，被告曾开通系第三人万泰公司股东的事实； 证据二、（2007）浦民一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生效判决确认余水笔的货款已经转为投资； 证据三、协议书一份，证明余水笔继承人与原、被告协议，将余水笔的投资权益转让给原告； 证据四、收条、委托书、律师证各一份，证明原告将投资权益转让款交付余水笔继承人的代理人的事实，证据二、三、四共同证明原告已经取得了对第三人投资收益并由被告代持； 证据五、（2009）浦民一初字第3016号民事判决书、（2011）宁民终字第132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被告持有第三人股权比例为49%，第三人的资产在石材城拆迁时得到实现，被告取得第三人拆迁款1223.5万元的事实； 证据六、拆迁综合补偿协议一份，证明第三人的资产在石材城拆迁协议中一并解决； 证据七、拆迁协议附表一份，证明第三人的资产明细（无实物）在石材城拆迁明细中； 证据八、（2012）浦民再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法院认为股权利益与债务纠纷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应当另行诉讼。 被告曾开通、第三人万泰公司未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 被告曾开通对原告刘东九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被告在万泰公司设立之初持有万泰公司60%股份。对证据二三性均不予认可，认可余水笔的货款转为对万泰公司的投资，但金额没有确定，肯定不是618886.23元，凭条确定最终投入万泰公司的金额需要余水笔与曾开通共同确认，应当是小于618886.23元。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根据该协议取得了余水笔在万泰公司相关权益后已经向被告主张了权益，经法院判决原告应当另行诉讼至今已7年。对证据四三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持有万泰公司49%股权予以认可，对拆迁款的数额不予认可，拆迁补偿协议签订时只包含了石材城的补偿款，如果包含万泰公司的拆迁款，协议中也没有明确约定具体金额，在清单中大致可以看出鑫利荣石材城有8000多平方米，万泰公司只有3000多平方米，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原告主张万泰公司补偿款占总额的一半是没有依据的。对证据六、七、八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九可以证明法院于2013年作出判决书，原告也早已收到判决书，法院明确原告即使享有万泰公司权益也应当以追索股权利益为目的向被告主张，原告本次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三至九，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合法性在后文予以分析。 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00年5月30日，万隆公司和曾开通共同设立万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曾开通，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万隆公司出资200万元，占股40%，曾开通出资300万元，占股60%，出资方式均为实物。 2006年12月19日，案外人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向本院起诉被告曾开通，要求被告曾开通立即支付货款618886.32元，支付利息116145.46元。该案中被告曾开通辩称，诉争款项是余水笔与被告以合资的形式投入万泰公司，被告曾开通本人并不欠石材款。1998年11月13日被告与余水笔共同与万隆公司签订股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的乙方为曾开通、余水笔，证明1998年被告曾开通与余水笔合资已向万泰公司投资，余水笔的姓名写在后面，而不是丙方，表明余水笔并不是单独投资方，而是与被告合资后投资万泰公司，而余水笔实际上是隐名股东，其股东的利益仍受法律保护。关于所投股份份额，应在代销石材总价618886.32元中扣减以下部分：1、应扣减1997年5月16日、1997年6月27日、1997年8月21日、1997年9月22日收条四张计50000元，这50000元是余水笔当年来万泰投资时因缺钱用，临时向被告支取的；2、应扣减被告1997年4月13日代付余水笔欠条款17000元；3、应扣减余水笔指示将此批货中的一部分发往东北一车给吕炳灿的，价格为127091.64元；4、应扣减最后次品打折处理的100000元；5、应扣减余水笔欠吴天启200000元，由被告担保并已承担担保责任的本息共计440000元，综上，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诉争的代销款是原告向万泰公司的投资款，在本案中应驳回原告的诉请。该案查明以下事实：余水笔于2004年2月去世，原告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系余水笔合法继承人，2003年7月17日，被告给余水笔出具凭条一张，其内容为：兹于1997年4月收到余水笔436号石材6164.88平方米，价格为每平方米94元，规格板375.12平方米，价格为每平方米105元，合计货款为618886.32元（此批货物为代销形式）。注：1、约1998年左右吕炳灿发一火车皮到东北，具体的数字待对账，另付部分现金给余水笔，以单据为准。2、此批货物后来处理后所得现金合资投入万泰公司，待后处理；3、本批账务必须与余水笔本人结算，第三人不得介入。该案经审理认为三原告提供的证据是被告曾开通于2003年7月17日书写的凭条一张，凭条虽确认被告为余水笔代销石材货款618886.32元，但同时注明，此批货物后来处理所得资金，合资投入万泰公司，余水笔收到该凭条并未提出异议，直至2004年2月余水笔突然去世前，也未对凭条提出异议，表明凭条上的意见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曾开通与余水笔合资入股万泰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对被告曾开通抗辩货款已合资投入万泰公司的意见予以采信，故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曾开通支付货款及利息损失的诉请。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曾开通收到判决书后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2007年3月22日，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刘东九、曾开通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鉴于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与曾开通石材买卖购销纠纷一案已由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判决，该判决书判决双方争议的货款已经合资投入万泰公司，鉴于曾开通确认，余水笔在万泰公司中的相关权益由曾开通代为持有，鉴于刘东九有意购买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在万泰公司中的相关权益，各方就刘东九向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购买余水笔放在万泰公司中相关权益事项，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如下：本次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向刘东九转让的标的为判决书确认的余水笔在万泰公司中的全部权益，具体的权益比例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由刘东九与曾开通另行协商，刘东九已经知晓，该部分权益由曾开通代为持有，如需要变更到刘东九名下，相关事宜由刘东九和曾开通自行协商，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不承担任何过户的手续。曾开通确认，同意本次权益转让，并协助刘东九获得相关权益。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刘东九同意，转让价格为30万元。价款在协议签订当日一次性支付，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出具收条。在协议签订且刘东九支付价款后，余水笔在万泰公司中的全部权益由刘东九继承，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不得就余水笔在万泰公司的权益向刘东九、曾开通提出任何要求，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承诺本次转让完成后，将不向刘东九、曾开通提出任何权利要求，亦不就（2007）浦民一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若曾开通不配合刘东九取得本合同项下权益及其他利益，则曾开通应当向刘东九承担违约责任。同日，刘东九向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支付了30万元。 2009年3月7日，南京市浦口区石材城签订拆迁综合补偿协议一份，双方就石材城位于浦口区小柳社区的房屋拆迁补偿事宜及相关拆迁补偿的其他有关事宜达成如下事宜：一、根据浦政发[2004]107号文件及其补偿标准的规定，被拆房屋及其附属物补偿金额共计1126.525308万元（调查表附后）。二、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考虑历史遗留等综合因素，双方均同意拆迁补偿总价款为2350万元。曾开通承诺，协议签订后，曾开通本人不得以万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股东的身份主张属于其个人份额的拆迁补偿事宜的任何权利。拆迁综合补偿协议附随13张石材城房屋拆迁登记表，8张万泰公司房屋拆迁登记表以及曾开通自行绘制的图1张，其中万泰公司房屋拆迁登记表是根据2003年6月27日制作的拆迁登记表转换而来的，当时万泰公司的房屋已被强拆，所以万泰公司房屋拆迁登记表上注明无实物。拆迁综合补偿协议中的拆迁综合补偿价款包括13张石材城房屋拆迁登记表和8张万泰公司房屋拆迁登记表中所登记的被拆物品，以上拆迁款均由曾开通领取。 2009年3月1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之诉，诉讼请求：1、被告曾开通支付250万元，2、要求被告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3、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07年3月22日，被告曾开通因与余静娟等三人的经济纠纷（见07年浦民一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经被告曾开通的介绍，三方签订一份权益转让协议，余静娟等三人将放在被告曾开通名下的权益转让给原告，并对此作出明确的约定，2009年初因被告曾开通经营的公司被征用将结束在浦口地区的经营到其它地区发展经营，对原告的权益承诺用被告石材城和自己名下的补偿款分配给原告的权益，并于2009年2月7日向原告出具一张欠据，被告领取补偿款后，未能及时履行给付义务）。该案中，被告曾开通答辩称，被告曾开通并未对原告在万泰公司处的权益作出任何承诺。2009年2月7日欠条是受原告逼迫所写。该案查明如下事实：2007年3月22日，刘东九与曾开通及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三方达成协议，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将在万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刘东九。之后，刘东九与曾开通发生经济往来。2009年2月7日，刘东九与曾开通对双方帐务进行结算，曾开通对与刘东九2009年2月7日以前的股权、借款及经营中的可得利益进行结算，并出具欠条一张，表明欠到刘东九2500000元，同时表明此款以后由曾开通和石材城在石材城拆迁补偿款中给付。嗣后，石材城拆迁，曾开通和石材城未能按约定期限给付欠款。经审理作出（2009）浦民二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曾开通与石材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刘东九欠款2500000元。二、驳回原告刘东九对被告万泰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曾开通不服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0）宁商终字第3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曾开通、石材城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2日作出（2011）宁商再提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09）浦民二初字第184号以及（2010）宁商终字第368号民事判决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经再审查明，2009年2月7日，曾开通向刘东九出具了欠条，言明欠刘东九250万元，次日，曾开通即向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区分局泰山派出所报案，称其于2009年2月7日晚，被原朋友刘东九等人以谈话名义将其控制在黄毛（黄有福）家，逼迫其写下250万欠条一张，并报称刘东九等人的行为是敲诈勒索，要求立案调查。后公安部门曾找到刘东九查证，未认定刘东九涉案。本院再审认为，刘东九对债务形成及存在负有举证责任。刘东九称曾用30万元购买过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在曾开通名下万泰公司的股权，该250万元债权是以30万元股权折价款以及其为曾开通办事支出等费用打包形成的，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250万元与30万元万泰公司“股权”的关联性，且追索股权利益与本案债务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刘东九要求曾开通、万泰公司、石材城给付250万元，依据不足，判决驳回刘东九的诉请。后刘东九不服该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刘东九以250万元的欠条为证据起诉要求曾开通、万泰公司、石材城给付250万元欠款，曾开通认为该欠条系受刘东九胁迫出具，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故刘东九对该债务形成及存在负有举证责任。虽然刘东九曾用30万元购买过余静娟、余双凤、余佳利在曾开通名下万泰公司的股权，但在南京市浦口区石材城拆迁综合补偿协议中，补偿的对象是石材城，实际支付的补偿款是2050万元。该拆迁综合补偿协议中并未表明对万泰公司的拆迁进行了补偿。曾开通给刘东九的欠条中亦未承诺以石材城的拆迁补偿款归还刘东九的欠款，故石材城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刘东九无证据证明南京市浦口区征地拆迁办公室对万泰公司的拆迁进行了补偿及拆迁补偿款与30万元股权的联系。万泰公司主体仍然存在，且刘东九作为万泰公司30万股权持有者的的权益可以另行主张。刘东九亦无证据证明其为曾开通或万泰公司办事支出费用等打包形成250万元欠款，故刘东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审理中，关于被告答辩中陈述的关于承诺原告与案外人田某向其支付投资收益100万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陈述双方未对投资收益作约定。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首先，南京市浦口区石材城拆迁综合补偿协议中的补偿对象是石材城，并非本案第三人万泰公司，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补偿金额中含有万泰公司的拆迁份额；其次，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案涉拆迁综合补偿协议中的部分拆迁款系万泰公司向被告曾开通支付的股权收益，案涉拆迁款由曾开通领取，但曾开通系石材城及万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领取拆迁款的行为不排除系职务行为，故原告认为案涉部分拆迁款系被告自万泰公司获取的收益，依据不足；最后，原告亦未举证证明投资款与案涉拆迁款之间具有关联性，故原告主张案涉拆迁款系投资收益，并要求分配该收益，依据不足。被告抗辩其曾承诺支付原告及案外人田某投资收益100万元并已支付40万元的抗辩意见，因原告不予认可且涉及案外人田某，田某并未到庭说明情况，本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原告、余水笔与被告在案涉协议中并未约定投资收益的支付时间以及支付方式，故被告抗辩原告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对万泰公司享有的投资权益，可依法向万泰公司主张。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东九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156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6563元，由原告刘东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1563元。 审 判 长  张海霞 人民陪审员  朱晓晴 人民陪审员  黄长梅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法官 助理  倪永男 书 记 员  解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