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1717号 原告（反诉被告）：费连贵，男，1960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文良、冯荔荔，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倪国荣，男，197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陆方州，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付玲丽，女，1981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陆方州，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费连贵诉被告（反诉原告）倪国荣、付玲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受理。期间，本院依费连贵申请对倪国荣、付玲丽名下财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费连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文良、冯荔荔，倪国荣，倪国荣、付玲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陆方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费连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倪国荣、付玲丽返还费连贵超付的结算款3166731.50元；2.倪国荣、付玲丽支付费连贵应由倪国荣、付玲丽分担的应付款450000元；3.倪国荣、付玲丽赔偿费连贵以3166731.50元为基数自起诉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事实和理由：2008年9月3日，杭州萧宏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萧宏公司”）与杭州党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党湾公司”）签订《合同协议书》，约定萧宏公司将其新建厂区土建（钢结构）安装工程发包给党湾公司施工。2009年8月10日，萧宏公司与浙江万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汇公司”，由党湾公司变更而来），约定萧宏公司将其新建厂区土建（包括钢结构）安装一期工程发包给万汇公司施工。期间，原告与党湾公司于2008年9月2日订立《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1份，约定党湾公司将中标承建的萧宏公司厂房项目发包给原告内部承包施工。在内部承包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与被告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双方合伙承包经营案涉工程，盈亏各半承担。2013年，案涉项目竣工验收合格。2015年1月17日，双方订立《萧宏铝业新建厂房项目部结算单》，明确：原告经手支出成本16046664元，被告经手支出成本22367050元（其中各种累计费用19819450元、水电安装单独支付2547600元）；2015年1月17日后本项目如支付费用，双方共同承担50%款项。但在双方的合伙结算中：1.原告经手的成本费用中漏算了500000元钢材款、开发票税金501153元和165100元的工程款；2.被告倪国荣经手的费用中多列了830000元的钢材款；3.结算中未扣除被告倪国荣从原告费连贵处领取的工程款3150000元。因而在2015年双方结算时，被告不仅没有应得结算款，反而应向原告返还614298.50元。加上结算后，原告基于错误的结算向被告支付2500000元，以及结算后原告支出工程款119857元，应由被告承担的59928.50元，被告应返还原告款项3166731.50元。根据万汇公司与杭州中信钢构制造有限公司的《建筑钢结构工程承揽合同》及《工程决算书汇总表》，双方尚应支付杭州中信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900000元保修金，被告应承担保修金450000元。双方结算后，原告已支付80000元，被告未支付任何款项。 被告（反诉原告）倪国荣辩称：一、被告不存在返还款项的义务，现就双方在案涉工程中结算方式说明如下。1.案涉工程合作过程中，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全部由原告收取。2.双方最终结算时，通过核算总成本确定利润后由原告向被告支付利润的方式进行结算。3.在核算总成本时，除结算单中列明的七项成本列支在原告处，其余成本均列支在被告处。列支在被告处的成本包括了被告支出的成本和原告支出的成本，原告支出的成本在被告接收时均已经出具收条和领款凭证，已经包括在被告领用的工程款之中。4.工程施工期间，被告向原告领用工程款，均是以领款凭证、领款收据等书面凭证为准，这些凭证中的部分凭证在出具之时已经是一次小的结算，并非刻意一一对应实际的付款情况。5.双方在2015年1月17日结算时，均是按照书面领款凭证进行结算，而不是按照银行转账记录进行结算。二、原、被告已经对双方之间的成本利润进行核算，出具的结算单具有法律效力。2015年1月17日，双方对项目进行结算，共同签订了《萧宏铝业新建厂房结算清单》以及附件一、结算单、附件二、内部结算账，确定了原告最终应支付给被告的款项，该结算单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倪国荣实际支付上海宝波列贸易有限公司1745000元，该行为客观真实，不存在多列支的情况。1.原告以及万汇公司向林岗兵支付的钢材款，有部分记录在被告的成本中，故被告列支的钢材款为1745000元，包括了被告直接支付的款项，也包括了万汇公司或原告支付的部分款项。在原告或万汇公司支付的款项与被告列支的款项存在部分重合的情形下，无法通过应付款总额减去万汇公司和原告支付的款项得到被告应支付的款项，因此通过上述方式得出被告应支付的钢材款款项明显错误。2.被告列支的钢材款1745000元经双方对账确认不存在异议，2015年1月17日对账后双方确认被告的总成本是19819450元，包括钢材款1745000元，原告已经确认并发生法律效力。3.被告对原告列支的钢材款2400000元不予认可，双方不是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列支，原告提交的明细单仅盖万汇公司的财务章，没有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实际支付2400000元。双方出具结算单时，被告列支1745000元，原告列支1900000元，双方总的列支款已超过实际钢材款。当时双方对账时有一笔300000元无法对清，因此该笔款项在双方均进行了列支。四、对第二项诉请不予认可，该款是支付给案外人的债务。原告未实际垫付，无权要求被告支付款项，被告对900000元金额也不予认可。五、对第三项诉请不予认可，被告不存在支付款项的义务，支付利息也无法律事实依据。 被告付玲丽辩称：一、付玲丽未参与案涉工程，也未享受任何利益，不存在夫妻共同经营的情况。1.付玲丽未参与案涉工程项目，无论从该工程的合同订立阶段、施工阶段还是结算阶段，付玲丽均未参与，也不知情。付玲丽的银行账户由倪国荣实际使用，付玲丽对使用情况不知情，也未使用任何工程款，该行为与付玲丽无关。原告认为付玲丽共同经营涉案工程，证据不足。2.原告费连贵至今未支付该工程的利润以及剩余垫付成本，该工程未产生利益，甚至处于亏损状态，付玲丽不可能享受任何收益。二、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款项高达984万元，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原告主张付玲丽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应当举证证明该款用于夫妻共同经营。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倪国荣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费连贵支付倪国荣欠款1033828元，并支付以3533828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28日起至2015年2月18日止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的利息66222.97元，以及以1033828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的利息。 事实和理由：费连贵、倪国荣合伙经营杭州萧宏铝业有限公司新建厂区土建（包括钢结构）安装工程，盈亏各半承担。合作期间，双方的结算模式为费连贵负责收取发包人支付的工程款，并支付给倪国荣垫付的成本以及项目利润。该工程在2013年竣工并经验收合格。2015年1月17日，双方对该工程进行结算，并签订《萧宏铝业新建厂房项目部结算单》及附件1、附件2。经结算，截至2015年1月17日，费连贵应支付倪国荣3583828元。费连贵仅于2015年2月18日支付倪国荣2500000元，剩余1033828元至今未付。另，费连贵在2014年10月28日已经收取发包方支付的全部工程价款，但未支付给倪国荣应的款项，应当支付相应利息。 原告（反诉被告）费连贵辩称：一、《萧宏铝业新建厂房项目部结算单》不是双方的最终结算，而且存在差错，故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双方的结算应该以法庭查明事实为准。二、本案中费连贵没有拖欠倪国荣款项，相反是倪国荣应当支付费连贵款项，故反诉请求不能成立。三、《萧宏铝业新建厂房项目部结算单》对于款项支付时间没有作出约定，倪国荣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不能支持。 原告（反诉被告）费连贵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工程款支付申请单、浦发银行汇款通知、万汇公司汇款明细、双方结算清单1组，证明原告支付的钢材款中漏列了2009年12月29日的500000元的事实。经质证，倪国荣认为：1.对工程款支付申请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工程款支付申请单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双方结算均是以领款凭证作为结算依据，领款凭证包括领款收据、收条等类似有领款意思表示的凭证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工程款支付申请单是双方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外需要支付款项时履行的手续，而且也不是每一笔付款均有工程款支付申请单，在工程施工前期双方对外付款时需要履行签订工程款支付申请单这一手续，后期已经取消了这一手续。2.浦发银行汇款通知系复印件，对“三性”不予认可。3.万汇公司汇款明细系复印件，对“三性”不予认可。原告也没提交万汇公司的具体转账凭证，万汇公司向上海宝波列贸易有限公司汇款也不能等同于案涉工程的钢材款，不排除万汇公司与上海宝波列贸易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其他贸易往来的可能。对存款凭条即原告支付林岗兵钢材款20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4.对双方结算清单的“三性”无异议，是双方在2015年1月17日进行结算时的手稿，可以证明原、被告是通过仔细认真对账最后才签署的结算单，故该结算单具有法律效力。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所指向的2009年12月29日由万汇公司支付给上海宝波列贸易有限公司的钢材款500000元，在倪国荣提交的现金日记账中可以得到印证，故对该组证据予以采纳。需说明的是，庭审中，费连贵称支付给林岗兵的钢材款总额为3315000元。倪国荣称钢材款为3269000元，涵盖利息则为3315000元，后因欠款315000元又支付了30000元利息，故合计支付3345000元。 2.报销单、银行汇款凭证各1份，证明原告经手的成本中漏算了开发票税金501153元的事实。经质证，倪国荣对“三性”均有异议，但对由费连贵承担税款支出的事实予以认可。双方之间2015年1月17日的结算单中，该工程按照工程款总额的6%记收税金和管理费，因此在结算单中费连贵列支的成本中，第七项税金管理费已经涵盖了全部的税款和管理费。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中无倪国荣签字确认，无法证明系因案涉工程支出的费用。即便系因案涉工程支出的费用，双方在2015年1月17日的结算中已经将“税金管理费2340600元”列支在费连贵经手成本之中。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费连贵经手的成本中漏算税金501153元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 3.工程款支付申请单3份、银行转账凭证2份，证明原告列支的成本中漏算了工程款156100元的事实。经质证，倪国荣对工程款支付申请单的真实性认可，是案涉工程对外支付款项时办理的付款手续，但并不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双方结算以领款凭证作为依据。对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是工程对外支出，但不能作为双方结算依据，双方结算都是按照领款凭证来的，双方内部每一张领付款凭证都是对一段时间内款项进行的结算。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因案涉工程于2009年12月29日支出模板、电箱费56050元，模板费50000元及水泥砖款50000元，合计156050元的事实。 4.支付倪国荣汇款明细单及汇款凭证1组、支付倪国荣现金明细账及领付款凭证1组，证明双方结算时漏算了费连贵向倪国荣已领取的工程款3150000元的事实。经质证，倪国荣认为：1.对支付倪国荣汇款明细单载明的第2、3、4、5、6、7、11项予以认可，但相应汇款记录不能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双方结算按照领付款凭证进行。通过第11项可以看到，汇款金额为2200000元，而在当天出具的领付款凭证为1200000元，之间的差额为1000000元。在同一天内出具的领付款凭证不可能存在如此大金额的漏算，故事实上双方在出具领付款凭证时已经进行了一次结算。第8、9、10项涉及的金额分别为1000000元、300000元、450000元，合计1750000元，也是通过结算以后出具了领付款凭证。2012年1月年终出具的领付款凭证820000元也是重复的。通过以上说明，可以证明双方均是按照领付款凭证进行结算，银行汇款明细不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事实上双方在结算时也没有将任何1份银行汇款凭证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支付倪国荣现金明细单中第25项100000元承兑，对应的收条在双方对账时进行了排除，对账时双方都有部分凭证没有列入。至于该笔款项具体的支付情况，被告目前已经说不清楚，但当时确有部分凭证没有列入的情况。经审查，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 5.收据、结算单各1份，证明在双方结算后费连贵又支出工程款104855元，该款项倪国荣应承担一半的事实。经质证，倪国荣对收据的“三性”不认可，对结算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购买发票的税金75000元本应由费连贵承担，相应成本已经列支在费连贵处。经审查，结合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费连贵在双方结算之后另支出维修费等14855元、购发票税金75000元、萧红铝行工地款15000元，合计104855元的事实。 6.《建筑钢结构工程承揽合同》2份、工程结算书汇总表1份、一期对账单1份、二期对账单1份、支付凭证7份，证明原、被告尚应支付杭州中信钢构制造有限公司900000元保修金，原告于双方结算后支付80000元，被告未支付任何款项的事实。经质证，倪国荣认为，该款是工程尾款，不是保修金。案涉钢结构工程存在很大的质量问题，没有理由支付该笔款项。杭州中信钢构制造有限公司早已倒闭，这笔80000元是付给陈国芳个人，显然不合理，对于该款项有无实际支付也有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仅凭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尚应支付杭州中信钢构制造有限公司900000元保修金以及费连贵已向杭州中信钢构制造有限公司支付80000元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 7.结算单领款统计对应支付情况表1份，领（付）款凭证、领据、收条共31份，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明细账查询表（卡号62×××74）1份，网上银行交易回单1份，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明细账查询表（卡号43×××36）1份，萧山农商行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卡号10×××57）1份，证明倪国荣19532518元领款统计中每笔款项的支付结算情况；费连贵通过银行取现、转账方式向倪国荣支付款项；2011年3月1日倪国荣收到万汇公司支付的工程款2380000元，扣除倪国荣给费连贵50×××××元后，倪国荣出具领款凭证；2013年2月8日费连贵转账2200000元给倪国荣，倪国荣出具1200000元领款凭证；2014年1月29日费连贵向倪国荣转账支付2100000元的事实。经质证，倪国荣认为：1.对结算单领款统计对应支付情况表的“三性”不予认可，系费连贵自行制作，该表格中“对应证据”一栏记录了大量取现记录，但大部分取现记录与领款凭证的时间和金额不一致，费连贵去银行取现不代表将款项交付给倪国荣，也有可能用于工地其他支出，事后再将相应票据移交给倪国荣，事实上费连贵也移交了好几百万元的票据。费连贵也有可能用于其个人消费，在工地承包期间，费连贵有购置房产等重大支出情形。因此，结算单领款统计对应支付情况表“对应证据”一栏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需指出的是，序号为9的领款收据（700000元）费连贵没有解释其款项来源，仅说明为现金支付；序号为19、20的领据、领款收据显示建行汇款金额分别为200000元、1000000元，但费连贵仅说明200000元为现金支付，1000000元暂未找到凭证，与领款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以上三组领款凭证涉及金额1900000元，费连贵在表格中也没有进行合理说明；序号为22的领款金额764700元，该金额经双方对账确认，倪国荣一直予以认可。现费连贵将部分银行汇款作为漏算款项要求计入倪国荣领款总额中，按此理解，那序号为22的领款因为没有相应凭证费连贵就不应该计入倪国荣的领款总额中，费连贵目前的算法也是片面的。事实上，倪国荣出具的31份凭证本身就是一次小的结算，可以明确部分凭证涉及银行汇款，但费连贵在表格中已经明确表示暂未找到汇款记录（对应序号20），或者直接解释为现金交付（序号9、19）。在上述前提下，费连贵要求将多出来的银行汇款作为漏算款项计入倪国荣的领款总额中，但只字不提缺失的银行汇款，明显显失公平。也存在一种可能：即多出来的银行汇款已经进行了结算，结算后的凭证就是缺失银行汇款的凭证，因记载不具体，导致无法一一对应。2.对31份领（付）款凭证、领据、收条的“三性”予以认可，该31份凭证已经包含在倪国荣总计领取的19532518元款项中。但对费连贵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可，即无法证明表格中“对应证据”一栏内容一一对应31份凭证记载内容。3.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明细账查询表（卡号62×××74）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查，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不认可，无法与31份领付款凭证、领据或者收条一一对应，费连贵的取现记录不能证明其已经将款项交付给倪国荣，双方之间的结算均以签字确认的凭证为依据。具体说明如下：（1）对于费连贵主张通过银行取现方式向倪国荣交付款项部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对象不予认可。费连贵只统计现金支取部分，未统计现金收入部分，无法完整反映费连贵的现金流向情况，无法得知当时实际取款金额。根据费连贵提交的银行流水可知，多笔取现的时间、金额与领付款凭证（包括领付款凭证、领据、收条）无法一一对应，无法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费连贵无法证明其取现后实际交由倪国荣使用，客观上，序号24、25、26、28、29的领款中，费连贵自行支付工程款项后再将付款凭证转给倪国荣，该事实可以证明费连贵取现后也有一部分用于直接支付工程款而非交给倪国荣。（2）对于费连贵主张通过转账方式将款项交付给倪国荣的情形，因费连贵提供的银行流水没有体现对方账户，无法证明系转给倪国荣的事实，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4.对网上银行交易回单的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该笔金额对应的为序号23的领款凭证，该金额2330000元倪国荣也予以认可，包含在19532518元领款总额中。5.对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明细账查询表（卡号43×××36）涉及的2200000元汇款“三性”予以认可，但是该笔款项相对应的倪国荣已经出具序号为31的领付款凭证，双方已经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为1200000元。6.对萧山农商行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卡号10×××57）的“三性”予以认可，对应序号为32的领付款凭证。综上，费连贵无法一一对应说明31份领付款凭证、领据、收条的款项支付情况，且序号为9、19、20的凭证明显存在错误（凭证显示汇款，但未提供汇款记录）。另总领款19532518元中涉及32份凭证，费连贵仅提交31份，缺失的1份涉及金额764700元。经审查，本院认为，领（付）款凭证、领据、收条、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明细账查询表（卡号62×××74）、网上银行交易回单、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明细账查询表（卡号43×××36）、萧山农商行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卡号10×××57）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 对以上证据，被告付玲丽均认为与其无关，不予发表意见。 被告（反诉原告）倪国荣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萧宏铝业新建厂房项目部结算单》、附件1、附件2各1份，证明2015年1月17日双方就案涉工程进行结算明确了利润和成本，倪国荣领取的工程款合计19532518元，该费用包括了倪国荣实际领取的工程款以及费连贵转列支到倪国荣处的成本，在核算倪国荣最终成本时该19532518元已经算作领用工程款予以扣除。经结算，截至2015年1月17日费连贵尚欠倪国荣3533828元，案涉工程造价总计为39010000元，该工程款全部由费连贵向万汇公司结算的事实。经质证，费连贵对真实性无异议，双方于2015年1月17日进行结算属实，但该结算存在差错，也不是最终的结算，剩余周转材料和设备需另行结算，双方也都认可结算中存在差错。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 2.现金日记账1本，证明费连贵已经将万汇公司转账支付的300000元列支在倪国荣成本处，与支付倪国荣现金明细账第9项可以相互印证。现金日记账第5页载明2010年2月5日划入倪国荣账户350000元、付钢材款300000元、钢管暂付50000元，合计700000元。上述款项，通过领付款凭证的方式在支付倪国荣现金明细账第9项中进行列支，可以证明双方通过领付款凭证进行结算。根据现金日记账2010年9月份的记录，费连贵在2010年8月划入倪国荣200000元、9月9日划入倪国荣200000元（付玲丽），合计400000元。这两笔款项和费连贵提交的证据可以一一对应，该400000元最终列支在了倪国荣的钢材款成本中。经质证，费连贵对真实性有异议，这个账是倪国荣自己做的，且只做了两页。原告可以补充提交原来倪国荣给原告的完整现金日记账，里面的内容也没有核实过，都是倪国荣自己记的，原告提供的现金日记账和倪国荣提供的显然是不一致的。倪国荣认为2010年2月5日载明的700000元与原告提供的支付倪国荣现金明细账第9笔领款凭证是同一笔，原告认为从时间以及款项的交付方式上看都是不一致的，倪国荣提供的现金日记账里面是2010年2月5日费连贵划入资金一共700000元，实际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中2010年2月5日的领款收据载明700000元是现金倪国荣350000元、钢材300000元、垫付50000元，都是以现金的方式交付的。从时间上看，倪国荣主张的转账时间是2010年2月11日，不可能把2月11日发生的账记到2010年的2月5日，从时间上看也是不吻合的。这是两笔钱，支付方式也不一样，仅仅是数字上的巧合，而且现金日记账有明显的伪造的痕迹。经审查，本院认为，该现金日记账系倪国荣自行制作，费连贵未予确认，且无充分旁证予以佐证，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3.领款凭证、清单明细各1份（摘取自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原告提供的支付倪国荣汇款明细单载明的第8、9、10项所涉1000000元、300000元、450000元汇款，经双方结算已经将成本汇总在2012年1月年终出具的领款凭证中并列支在倪国荣处，该三笔款项原告在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中也未向倪国荣主张，原告也认可该三笔款项已经结算，可以证明双方是通过领付款凭证进行结算，而不是根据银行凭证进行结算。经质证，费连贵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因为这几笔款项是付给付玲丽的，且当日有比较多的进出，双方才对这些款项做了结算。把费连贵支付的款项扣除倪国荣汇入的款项，差额是820000元，双方出具了这个领付款凭证。但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原来的结算中都要有领付款凭证作为结算依据，双方在结算中对于现金收付的部分都是有领付款凭证的。但对于汇付款的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还有一种情形是通过用款申请的形式来进行申请。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当时款项一定要有领付款凭证。经审查，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 4.2009年9月29日领款凭证1份和银行回单2份，证明倪国荣于2009年9月29日向费连灿支付购买钢筋款101000元的事实。 5.2009年9月29日收款收据1份，证明倪国荣向费连灿购买工地材料支出款项的事实。 6.2009年9月30日转账凭条1份，证明倪国荣于2009年9月30日向费连贵转账70000元，外加付玲丽转账40000元，合计向费连贵转账110000元的事实。 7.2010年5月31日存款凭条、领款凭证各1份，证明倪国荣于2010年5月31日向费连贵账户存款100000元，扣减40000元后，费连贵尚欠倪国荣60000元的事实。 8.2010年8月25日存款凭证、借条各1份，证明2010年8月25日倪国荣借给费连贵60×××××元的事实。 上述证据4-8共同证明：1.上述领款凭证和银行汇款记录均没有计入《萧宏铝业新建厂房项目部结算单》，可以说明双方并非以银行汇款明细进行结算；2.双方系按照签字确认的各类凭证为依据进行结算；3.倪国荣签字确认的领款凭证，已经就原、被告之间一段时间内的部分往来款项进行结算。 经质证，费连贵对上述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款项费连贵已经还给倪国荣，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还了50000元，实际上这笔钱一共还了150000元。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能确认，没有任何人的签字，也没有收到过这笔款项。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收到70000元是付给万汇公司的出纳余春燕。付玲丽汇入40000元没有收到，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这个钱已经归还。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这个钱已经归还。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4、6、7、8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采纳。 9.报销单1份，证明截至2012年1月20日林岗兵的钢材款总计3315000元，已经支付3000000元，余款315000元的事实。经质证，费连贵对“三性”均不认可，没有双方签字确认。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采纳。 10.付款凭证2份，证明2012年1月20日之后倪国荣支付剩余钢材款315000元及利息30000元的事实。经质证，费连贵对“三性”均不认可，没有双方签字确认。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采纳。 11.清单1份、报销单2份、付款凭证2份、清单2份、领款收据1份、现金日记账1份，证明双方在对账时，已经就各自列支的钢材款进行充分对账，最后在费连贵处列支1900000元，倪国荣处列支1745000元，系双方对账后各自认可的最后结算方案，具有法律效力，该列支的金额比原本钢材款项要多。其中付款凭证载明2010年7月27日支付450000元，用途载明系建行划入，2011年1月29日也有200000元汇，列支在倪国荣处的领款凭证本身就包含了费连贵和万汇公司的银行转账记录，并不能以相加计算双方实际列支多少金额。经质证，费连贵对“三性”均不认可，这组报销单及付款凭证中，倪国荣均没有实际支付的凭证。3份清单实际上是双方在对账过程中手写的账单，载明“2011年6月21日报”的清单中罗列了2009年12月28日收500000元、公司，该笔款项即由万汇公司支付的500000元。载明“合计1900000元”的清单，把这一笔遗漏了，可能因为恰巧是2010年的12月28日也有一笔500000元支出。从这份清单中可以看出来，1900000元中有一笔2010年12月29日的200000元，是原告支付的。除了1900000元以外，加上2009年12月28日支付的500000元，原告及万汇公司支付的钢材款是2400000元。载明“林岗兵汇款”的清单中，2013年2月8日支付的230000元是不存在的，根据费连贵提供的证据，钢材款在2012年12月1日已经结清。从这些清单可以看出，双方在对账过程中存在差错，造成最终结算错误。经审查，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的3份清单，经费连贵确认系双方对账时形成的手稿，本院予以采纳。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采纳。 12.移交清单10份，证明案涉工地中费连贵将日常支出移交给倪国荣，10份移交清单的总金额为2606968元，即2015年1月17日出具的领款凭证中四笔款项的第三笔款项，倪国荣已经出具领款凭证。可以进一步证明双方在结算时将工地上日常费用全部列支在倪国荣处，由万汇公司支出的费用或者需要支付给万汇公司的费用全部列支在费连贵处的事实。经质证，费连贵对真实性无异议，这组证据是费连贵平时支出的款项，支出以后在2011年12月13日由费连贵把相关的清单移交给倪国荣并出具相关手续。这笔款项就是结算单中后面的附件，领款统计里面的32项。这组证据恰恰说明，32项所列的都是可以一一对应，要么有领款凭证，要么有支付凭证，这个32项2606968元是由很多细目组成的，这个领款统计中数据的来源，与费连贵提供的证据一一对应。费连贵主张的遗漏的几笔，在这个清单里面没有体现。经审查，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 对以上证据，被告付玲丽均认为与其无关，不予发表意见。 被告付玲丽未提供证据。 根据对证据的认证和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08年9月3日，萧宏公司与党湾公司签订《合同协议书》，约定萧宏公司将其新建厂区土建（钢结构）安装工程发包给党湾公司施工。2009年8月10日，萧宏公司与万汇公司（由党湾公司变更而来）签订《补充合同协议书》，约定萧宏公司将其新建厂区土建（包括钢结构）安装一期工程发包给万汇公司施工。2008年9月2日，费连贵与党湾公司签订《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党湾公司将中标承建的萧宏公司厂房项目发包给费连贵内部承包施工。在内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费连贵、倪国荣达成协议，双方合伙承包上述工程，盈亏各半承担。2015年1月17日，费连贵、倪国荣对上述工程进行结算，费连贵一方在场人员有费连贵、其母亲、其妹妹、其舅舅，倪国荣一方包括了会计人员，双方经多次对账后订立《萧宏铝业新建厂房项目部结算单》及附件1、2。《萧宏铝业新建厂房项目部结算单》载明：费连贵经手成本费用：钢结构工程款8000000元、钢材款1900000元、商品砼1560000元、利息款1345328元、审计款646820元、电费253916元、税金管理费2340600元，合计16046664元。倪国荣经手成本费用：各种累计费用19819450元、水电安装单独支付2547600元，合计22367050元。上述合计38413714元。本项目总结算金额为39010000元，扣除各项费用38413714元，余额为596286元。2015年1月17日后本项目如须支付费用，双方共同承担50%款项。本项目剩余周转材料及设备双方另行结算。附件1载明：费连贵：资金情况如下总收支39010000元。倪国荣：领用工程款累计19532518元，报销发票19819450元，应得水电工程款2547600元，合计22367050元。目前应得22367050元扣借支19532518元，目前利润596286元*50%=298143元，费连贵借支201153元，合计3333828元。莲花工地支付工程押金600000元，扣除年终费连贵给倪国荣400000元，应得200000元。合计3533828元，即费连贵应支付倪国荣款项为3533828元。双方结算后，费连贵另支出维修费等14855元、购发票税金75000元、萧红铝行工地款15000元，合计104855元。2015年2月18日，费连贵支付倪国荣2500000元。 2019年7月22日，费连贵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判令倪国荣返还费连贵垫付款项8983773元；2.倪国荣返还费连贵41×××××元（倪国荣多列成本款项中应由倪国荣承担的款项）；3.倪国荣支付费连贵应由倪国荣分担的应付款450000元；4.倪国荣赔偿费连贵以9848773元为基数自起诉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同档次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为：倪国荣经手报销发票19819450元，包括了费连贵提供给倪国荣的发票额为8983773元的发票，所对应的款项由费连贵支付，倪国荣至今未将款项返还费连贵。合伙经营过程中，实际应付上海宝波列贸易有限公司（林岗兵）钢材款项3315000元，费连贵通过万汇公司转账支付2200000元、自行转账支付200000元，应付上海宝波列贸易有限公司（林岗兵）应为915000元，而倪国荣在结账过程中将其支付给林岗兵的款项列为1745000元，多列支出830000元。该多列成本应由双方各半承担，倪国荣应当支付费连贵41×××××元等等。案经审理，费连贵变更其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签订的《萧宏铝业新建厂房项目部结算单》是否存在漏算、错算的情形，本院对此分项论述如下。一、费连贵主张结算中未扣除倪国荣从费连贵处领取的工程款3150000元。本院认为费连贵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从双方结算时出具的结算手稿来看，结算手稿中所载倪国荣领款明细与倪国荣签字确认的领（付）款凭证、领款收据、领据、收条可以一一对应，可见双方在结算倪国荣领款金额时以上述领（付）款凭证等作为结算依据。2.通过比对支付倪国荣汇款明细单、支付倪国荣现金明细账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倪国荣签字确认的领（付）款凭证、领款收据、领据、收条应系双方对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款项往来进行结算的结果。例如，支付倪国荣汇款明细单第8、9、10项载明费连贵分别于2012年1月18日、2012年1月18日、2012年1月21日向付玲丽账户汇入1000000元、300000元、450000元，合计1750000元。而从倪国荣出具的2012年1月年终领（付）款凭证来看，双方确认的倪国荣领款金额为820000元。支付倪国荣汇款明细单第11项载明费连贵于2013年2月8日向倪国荣账户汇入2200000元，而从倪国荣于当日出具的领（付）款凭证来看，双方确认的倪国荣领款金额为1200000元。3.关于支付倪国荣现金明细单中第25项即100000元承兑，该笔款项由倪国荣于2014年10月18日向费连贵出具收条的形式予以确认。但需说明的是，承接以上第1点意见，双方在结算倪国荣领款明细时以倪国荣签字确认的领（付）款凭证、领款收据、领据、收条为依据。而根据费连贵的陈述，双方在进行结算时，费连贵一方在场人员有费连贵、其母亲、其妹妹、其舅舅，倪国荣一方有会计人员，双方经多次对账形成最终结算清单。若该收条所涉100000元确系倪国荣领取的工程款，双方在结算时单单遗漏该笔款项，显然不符合常理。鉴于此，仅凭现有证据，也不足以令本院确信该100000元系漏算的倪国荣已领取工程款。综上而言，倪国荣实际领取的工程款应以倪国荣签字确认的领（付）款凭证、领款收据、领据、收条为据，目前证据不足以证明结算中漏算倪国荣领取工程款3150000元的事实。二、费连贵主张其经手成本中漏算500000元钢材款，倪国荣经手成本中多列830000元钢材款。本院认为费连贵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费连贵认为应支付的钢材款总额为3315000元，倪国荣认为钢材款总额为3345000元（3315000元＋30000元利息）。双方在结算各自经手的钢材款费用时，列支在费连贵处的成本为1900000元，而列支在倪国荣处的成本为1745000元，两者相加已达3645000元。双方在结算时已发现列支在双方名下的总成本超过实际支付的钢材款总额，但双方经核算后最终仍采纳了该成本列支方案，该方案应系双方发现问题后经协商所确定的结果。现费连贵主张其列支成本漏算500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三、费连贵主张其经手成本中漏算开发票税金501153元。本院在对费连贵提供的相关证据进行认证时，对该项主张已作详细论述。费连贵就其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四、费连贵主张其经手成本中漏算工程款165100元。从《萧宏铝业新建厂房项目部结算单》可见，双方在计算成本时，列支在费连贵处的成本系钢结构工程款、钢材款、商品砼、利息款、审计款、电费和税金管理费，而列支在倪国荣处的成本系各种累计费用和水电安装单独支付费用。从各种累计费用的具体组成来看，主要系发生在施工现场的各项费用，如砂石、水泥、砖块、层板、木材、钢管等等。费连贵所主张的165100元，从相应工程款支付申请单来看分别用于支付模板、电箱、水泥砖。特别指出，其中一笔50000元付款，支付项目为水泥砖，支付单位为施红伟。而从双方对列支成本的结算明细来看，支付给施红卫（施红伟）的砖块（水泥）款项实际上也系列支在倪国荣处的成本。故，上述165100元即便系由费连贵支付，但根据双方的合作模式和最终结算，本院也有理由认为该款项最终列支于倪国荣成本项下。费连贵的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五、费连贵主张结算后又支出工程款119857元。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费连贵在双方结算后另支出的工程款为104855元。该款项依约应由倪国荣分担50%，即倪国荣应支付费连贵52×××××.50元。六、费连贵主张应支付杭州中信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900000元保修金以及其已支付80000元。针对该项主张，费连贵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承上，案涉《萧宏铝业新建厂房项目部结算单》系费连贵、倪国荣在各自多方人员共同在场的情况下，经多次对账最终形成。费连贵在结算完成后，又另支付倪国荣2500000元。费连贵在本案所涉结算材料均由其自身保管的情况下，在双方达成结算之后四年多的时间内未曾提出过异议。本院据此认为，《萧宏铝业新建厂房项目部结算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明显漏算、错算的情形，应属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结算单载明的内容履行各自义务。费连贵要求倪国荣支付52427.5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的款项支付诉求，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费连贵要求付玲丽承担共同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倪国荣要求费连贵支付欠款1033828元的反诉请求，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双方在本案中互负款项支付义务，相应款项在本案中可相互抵销，故对费连贵要求倪国荣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处理。至于费连贵逾期付款对倪国荣造成的利息损失，鉴于双方对款项支付时间未作约定，本院酌情认定利息损失以经抵销后的实际欠款金额为基数自倪国荣提起反诉之日即2019年8月2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对倪国荣超出部分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倪国荣需支付费连贵款项52427.50元； 二、驳回费连贵的其余本诉诉讼请求； 三、费连贵需支付倪国荣款项1033828元（该款与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倪国荣的付款义务可进行抵销），并支付以经抵销后的实际欠款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8月2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上述款项，限费连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四、驳回倪国荣的其余反诉诉讼请求。 如费连贵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3573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0734元，由费连贵负担39079元，由倪国荣负担165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350元，由倪国荣负担298元，由费连贵负担7052元。 倪国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费连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龙 人民陪审员  吴晓敏 人民陪审员  李炳权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朱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