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6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翌升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世嘉君座2幢615室。 法定代表人辛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啸，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玲彬，男，198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珊瑚，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翌升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翌升公司）因与王玲彬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5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韩圣超独任审判，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翌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啸、被上诉人王玲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珊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7月17日，王玲彬与翌升公司签订《会员服务协议》一份，约定“翌升将为会员提供专享、有偿服务，会员费原则上按年一次性缴纳，另行约定的除外”。同日，双方还签订《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一份，约定管家是以俱乐部会员制，拥有一对一24小时在线真人管家模式，在有效会员期内，会员享受的服务内容涵盖全球的衣食住行娱购玩等数十极致礼遇。包含：火车98折，底价机票酒店、机场十一项贵宾优先服务……。其中服务内容包含食、住、学、娱、行、财、医、购几项。娱包含迪斯尼优先排队通道，行包含火车票98折、机票全网底价、机场全程贵宾优先通道（贵宾厅、优先登机、免费20KG额外行李等）。王玲彬于签约当日支付了管家服务费150000元，但王玲彬实际未享受过上述服务内容。一审庭审中，原审法院要求翌升公司提供迪斯尼优先通道的合作协议、火车票98折的合作协议、东航、国航、国泰三个航空公司可以免费额外20公斤行李的合作协议，但翌升公司均未能在限定期限内提交。王玲彬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王玲彬、翌升公司签订的《会员服务协议》；2、判令翌升公司返还“管家费”150000元；3、判令翌升公司支付利息，暂计7449.38元（以150000元为基数，银行利率4.35%计算，自2018年7月17日付款日起算，暂计至2019年9月1日），上述两项合计共157449.38元；4、判令翌升公司支付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王玲彬、翌升公司签订的《会员服务协议》并未约定合同期限，但根据行文中“会员费原则上按年一次性缴纳”的表述可推定案涉《会员服务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故案涉《会员服务协议》已到期，无须法院判决解除。因《会员服务协议》仅是笼统的表述，并未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故翌升公司提交的《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应视为《会员服务协议》的附件，是对《会员服务协议》的明确与细化。在该《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中，翌升公司列举了包含食、住、学、娱、财、行、医、购八大内容，其中不乏吸引眼球的“极致礼遇”。为查明翌升公司对此《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的履行能力，原审法院筛选了最接近生活也最为日常的迪斯尼优先通道、火车票98折、东航、国航、国泰三个航空公司可以免费额外20公斤行李三项服务，要求翌升公司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有履行《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的能力，但翌升公司却一项都未能提交，足以证明双方在签订合同之时，王玲彬签订此合同的目的并不能实现，故王玲彬要求翌升公司返还其缴纳的150000元的诉请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王玲彬在签订《会员服务协议》和《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时亦审查不严，且其主张的《会员服务协议》系与购买的房地产相关无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对于王玲彬要求翌升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翌升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玲彬150000元；二、驳回王玲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翌升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49元（王玲彬已预缴），减半收取1724.5元，由王玲彬负担81.5元，由翌升公司负担1643元。 宣判后，翌升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会员服务协议》和《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约定的内容和履行过程存在认定错误的情形。（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提交“迪士尼优先通道、火车98折、东航、国航、国泰可以免费额外20公斤行李”的相应履约能力证据。事实上，上诉人在《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与被上诉人之间约定的各项服务内容，并非上诉人与服务商之间直接签订有合作协议，而是上诉人通过第三方与服务商之间的合作来完成《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各项内容的服务。上诉人在原审法庭的要求下，提供了部分关于证明具备《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各项约定履约能力的证据，然而原审判决未认定上诉人有相应的履约证明力，且称上诉人未提交相应证据，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即使上诉人未能提交与第三方签订的相应合同，但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没有相应的履行能力。无合作协议不能等同于无履行能力。上诉人与部分供应商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并不一定需要签订书面合同。在被上诉人提出服务需求后，上诉人可以向第三方购买等方式履行合同，都不能认定上诉人违约或没有履行能力。（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中的各项内容的履行是需要上诉人有相应的服务需求并向上诉人提出相应的申请，上诉人在知晓被上诉人有何种服务需求后才能提供相对应的服务。被上诉人在签订《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从未向上诉人提出过任何服务要求，上诉人也就无从知晓被上诉人在何时、何地需要何种服务，即上诉人在行使提供服务的履约行为前是需要被上诉人启动该履约行为。上诉人“未提供服务”并不等于上诉人“不能提供服务”，故被上诉人未享受到服务内容不能简单归咎于上诉人无法提供服务，原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亦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不存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和上诉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履约能力”和被上诉人“未享受到服务”，上诉人签订《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正因为一审判决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所以造成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可以履行的，上诉人也是具备履约能力的，故不存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同时，本案中上诉人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情形。虽然被上诉人未享受过服务，但这并不是上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的，而是在合同期限内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表明其需要何种服务，这使得上诉人无法向被上诉人提供服务，故上诉人“未提供服务”不是上诉人的主观意愿和上诉人的履约能力所致，是被上诉人自身的原因造成了上述情况。三、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签订此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故对其要求返还其缴纳的150000元诉请予以支持，存在不当。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是解除合同的条件，而合同解除必须是在合同履行期限内才能提出。本案合同已过履行期限，一审判决再以合同可以解除的理由判决上诉人返还全部款项，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综上，一审判决在未查明本案基本事实的情况下，罔顾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判决结果显失公允，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2019）浙0103民初5977号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 被上诉人王玲彬答辩称：一、被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中对双方所签订的管家服务协议的协议时间的事实有异议，因上诉人从未明确通知过会员开始时间或在协议中明确写明该协议的服务时间，其他一审中认定的事实和上诉人的履行情况是明确正确且客观的，上诉人的确没有履行能力，更没有履行作为服务商基本的告知义务。而其所言通过第三方的合作来完成，并未向被上诉人进行明示，也未向被上诉人出示过任何与第三方的合作协议等相。在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没有收到关于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任何具有各项履行能力的相关证据。且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三性应不予认可，至于其所称小程序和相关协议均是因诉讼需要进行的后续开发和补充，所提供的协议也无法证明其可以达到为被上诉人服务的履行能力。二、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之时便无履行能力，无法达到合同履行的目的，且上诉人一直声称由第三方的合作进行的方式进行履行，但从进入司法程序以来，上诉人从未向法院或被上诉人阐述过黑卡公司的全称，更没有在履行合同期间向被上诉人告知或者阐明过服务的方式以及可以找到的相对人，由此可见，上诉人所称的服务是子虚乌有，且也从未向被上诉人提供过任何服务。三、上诉人声称是被上诉人从未提出过任何服务的需求，这是虚假推脱之辞。在一审过程中，法官在寻找上诉人的过程中有进入过公告的程序，无法找到上诉人的负责人；而被上诉人更是在签订合同后无法联系到上诉人，也无法找寻到上诉人要求其提供服务。全因上诉人无法提供服务，并非是被上诉人无需求。上诉人在庭审中所言第三方合作提供服务更是子虚乌有，因为上诉人表明无论是任何方式的所提供服务都要先与上诉人联系上再由上诉人安排，而上诉人根本无法找到。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无论是签订合同之初还是目前诉讼之中，都无法达到上诉人所称的服务内容的合同目的，而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本身权利义务明确，在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的情况下，上诉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返还被上诉人款项。综上，恳请二审法院秉承公正、公平的原则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翌升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黑卡样本（打印件）、使用说明、快递查询情况（打印件）各一份，欲证明上诉人已将卡片寄送给被上诉人；2、小程序登录操作的网页截图七页（打印件），欲证明上诉人通过小程序给被上诉人提供服务；3、公司关系证明二份，欲证明上诉人与黑卡的注册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4、采购合同书、补充协议各一份，欲证明上诉人对黑卡服务在不低于黑卡价格的基础上有自主定价权，黑卡公司在上诉人提供签约客户后将黑卡卡片及开卡说明寄送到客户手中，提供服务。被上诉人王玲彬质证认为：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没有原件，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过卡片，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依据查询情况打印件，亦无法明确寄送的具体内容；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小程序开发的时间无法确认，是否因诉讼需要开发有待查实，且作为服务公司应当向被上诉人说明使用的方式和方法，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证据3，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以及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第一份证明的日期是2019年1月3日，其证明中的商务合作关系并未写明具体内容，是否因诉讼需要而开具有待查实，且与涉案合同的履行无关，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证据4，三性不予认可，采购合同书并非合作合同，杭州冒险元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仅提供黑卡的卡片，并非是针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提供服务，可见所谓黑卡只是一张卡片，承载不了案涉合同中所赋予的服务，且杭州冒险元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网络科技公司并无服务类的内容，补充协议只是上诉人对名字的变更所做的说明，两份合同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是否为诉讼需要而虚假设定合同内容有待查实，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对黑卡样本、使用说明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快递查询情况系自行制作，不予认定；证据2-4，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上诉人王玲彬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会员服务协议》约定：收取的会员费为翌升提供的服务的有偿使用费；会员服务时间以会员服务开通之日起至次年开通之日的零时止（另行约定的除外），翌升需在会员支付管家服务费并完成房屋购买网签后的15个工作日内为会员开通服务。另查明，翌升公司在二审中称其系通过与杭州冒险元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商务合作提供管家服务，即杭州冒险元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客户寄送环球黑卡，客户通过环球黑卡享受相关服务，环球黑卡有对应的APP；若涉及环球黑卡服务内容之外的服务，则经杭州冒险元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翌升公司反馈后，由翌升公司继续向客户提供服务，翌升公司自有“翌家管家”微信小程序平台。翌升公司提交的《采购合同书》显示其以199元/张的价格向杭州冒险元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环球黑卡至尊卡1000张，总价为199000元。其他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因《会员服务协议》仅是笼统的表述，并未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故《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应视为对《会员服务协议》的明确与细化。《会员服务协议》约定会员服务时间以会员服务开通之日起至次年开通之日的零时止，翌升公司需在会员支付管家服务费并完成房屋购买网签后的15个工作日内为会员开通服务，现翌升公司自认依约为王玲彬实际开通会员服务，虽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开通会员服务的具体时间，但截至王玲彬提起本案诉讼时案涉合同的履行期限显然已届满，故无须法院再行以司法强制力判决解除。翌升公司主张王玲彬可通过与其存在合作关系的第三方公司的环球黑卡APP和翌升公司自有的微信小程序平台享受相应的会员服务即管家服务，然而，无论《会员服务协议》还是《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均未对此进行过披露，亦无有效证据证明翌升公司已通过其他方式告知王玲彬上述享受管家服务的具体方式，故在此情形下，难以苛责王玲彬对案涉合同未实际履行存在过错，况且，从翌升公司的相关诉讼行为看，其在二审中才提出系主要通过与第三方的合作提供管家服务，但仍未充分举证提供其具有履行《管家服务内容合约书》约定的各项服务内容的能力，据此，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应当认定系因翌升公司的原因导致王玲彬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原审法院判令翌升公司返还王玲彬150000元款项并无不当。综上，翌升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杭州翌升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姚亦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