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2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普伟，男，1966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岱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明军，北京大成（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芬平，男，196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虎生，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普伟因与被上诉人袁芬平船舶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1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袁芬平虽曾向本院提出上诉，但其未在法院指定的期间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应依法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其诉讼地位依法确认为被上诉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芬平于2019年8月20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其诉讼请求：1.判令刘普伟支付袁芬平投资收益37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普伟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月4日至2013的2月26日，袁芬平向刘普伟汇款共计180万元，与刘普伟共同出资购买并合伙经营船舶“特立威”号，约定刘芬平占股20%。除袁芬平、刘普伟外，另有两人，共4名股东参加合伙，经营管理权归刘普伟，刘普伟告知袁芬平船舶用于出租，月租金40万元，以此经营模式，至2013年5月23日，袁芬平最初两个月收到3、4月收益10万元，此后未收到分红或收益。袁芬平不停向刘普伟要求如实说明船舶现状，包括船舶承租方、租金收付台账、船舶位置、船员支付流水等，刘普伟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2015年4月17日，刘普伟向袁芬平出具收据，说明收到投资款170万元。2018年7月15日，袁芬平要求刘普伟拿回船舶，不再出租，刘普伟当日向袁芬平承诺拿回并立下字据。2018年8月12日，刘普伟再次向袁芬平承诺处理好船舶事宜，因船舶经营产生的全部债权债务由刘普伟负责处理。自2013年5月至2019年8月，刘普伟尚欠袁芬平投资收益375万元，袁芬平催讨无果故诉至法院。刘普伟答辩称：认可袁芬平实际出资为170万元用于购买“特立威”号（曾用船名“润久7”），并占股20%的事实。船舶前期并无盈利，后刘普伟将船舶光租，自2016年7月至2019年3月总盈利357384.26美金，折人民币250万元，袁芬平占股20%，应分50万元人民币，截止目前刘普伟已向袁芬平支付92万元人民币，超出袁芬平应得收益，袁芬平诉请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初，袁芬平、刘普伟商议合伙经营船舶“特立威”号（曾用名为“润久7”），约定袁芬平有一定股份，船舶经营管理权归刘普伟。2018年7月15日，刘普伟向袁芬平倒签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袁芬平投资款到特立威轮，人民币壹佰柒拾元（1700000.00元）”，落款日期为2015.4.17。2014年11月10日，浙江润久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久公司）与骏年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公司）签订光船租赁合同，将案涉船舶光船租赁给环球公司，租船时间为19个月，交船时间为2014年11月12日，取消时间为2016年7月11日，租金为每月8万元人民币，以上租赁合同由刘普伟受案外人环球公司委托，于2014年11月12日，在舟山海事局申请办理该船的光船租赁登记等手续，同月14日，舟山海事局出具了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案涉船舶建成日期为1985年7月20日，强制报废日期为2016年7月19日。2013年5月23日，刘普伟向袁芬平转账100600元；2015年4月16日至2018年2月13日，刘普伟自行或通过他人代为向袁芬平转账合计92万元。根据袁芬平与刘普伟双方诉辩意见，原审法院归纳本案关于事实方面的争议焦点为：一、袁芬平、刘普伟就案涉船舶的合伙事实；二、袁芬平可分得的投资收益金额问题。一、袁芬平、刘普伟就案涉船舶的合伙事实。袁芬平认为其投资180万元，占股20%；刘普伟认可占股20%，但认为投资款为170万元。袁芬平提供了其本人银行账户在2013年1月4日至2月26日期间出账180万元的银行账户明细，用以证明180万元投资款已支付给刘普伟的事实。但经原审法院核实，该账户明细中无收款方名称的记录，故仅凭现有的账户明细，尚不能确定该180万元的出账记录全部系袁芬平向刘普伟支付的案涉投资款。且袁芬平还提供了刘普伟出具的收据，其上载明，今收到袁芬平投资款到特立威轮170万元，落款为2015年4月17日。虽然袁芬平称该170万元金额是刘普伟在补写收据的时候故意为之，但并无证据佐证。综上，该院认为，袁芬平主张其投资180万元，与其本人提供的证据自我矛盾，且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对袁芬平的该主张，不予认定。基于袁芬平、刘普伟对袁芬平持船股20%的事实均无异议，该院对此予以认定，并据此确认袁芬平、刘普伟合伙经营“特立威”船，袁芬平占船舶股份20%的事实。二、袁芬平可分得的投资收益金额问题。根据全案证据和船舶经营情况，原审法院将收益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阶段，合伙开始至2014年11月11日；第二阶段，2014年11月12日至2016年7月11日，案涉船舶光船租赁给环球公司的19个月期间；第三阶段，光船租赁结束后，刘普伟与台湾人共同经营案涉船舶至2019年8月期间。第一阶段，合伙开始至2014年11月11日。要确定该期间的袁芬平投资收益，首先需要明确合伙开始的时间；其次需要明确收益的计算方式。对合伙开始的时间，袁芬平主张其最后一笔投资款于2013年2月26日到位，合伙即算开始；刘普伟认可袁芬平投资款170万元于2013年2月底到位，但具体日期不确定。原审法院据此确定袁芬平支付最后一笔投资款的次日，即2013年2月27日为袁芬平、刘普伟开始合伙的时间。关于收益计算，袁芬平认为，刘普伟曾告知船舶用于出租，月租金40万元，袁芬平于2013年5月23日收到刘普伟转账10万元，系两个月的投资收益。原审法院经核实，2013年5月23日刘普伟向袁芬平转账100600元。此后刘普伟又分别于2015年4月16日至2018年9月28日期间分9笔向袁芬平转账920000元。刘普伟辩称船舶经营前期无利润，第一笔10万元系归还袁芬平的投资款，后以光租形式与他人合作经营产生收益，92万元均系支付给袁芬平的利润。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袁芬平、刘普伟均一致认可袁芬平占船舶股份20%，在船舶股份未变动的情况下，刘普伟单方转账袁芬平100600元，并称该款系退回的投资款，此系单方行为，与袁芬平未达成合意，不能产生刘普伟所抗辩的法律后果；其次，此期间一直由刘普伟经营控制船舶，应由刘普伟承担船舶经营状况的举证责任，其仅以船舶经营无利润为由否定收益，理由和依据不足，应对其作不利认定；第三，袁芬平收到的款项为100600元，并非整数，且也正是在袁芬平完成全部投资之后，其认定为收益款，符合常理。鉴于该款于2013年5月23日支付，该院认定该100600元为袁芬平自2013年2月27日起至同年5月22日止可得的船舶收益款，为每日1184元（100600元÷85天），据此计算，第一阶段，2013年2月27日至2014年11月11日，袁芬平可得的船舶收益款为737592元，即自合伙开始至2013年5月22日的100600元，加自2013年5月23日至2014年11月11日的636992元（1184元×538天）。第二阶段，即自2014年11月12日至2016年7月11日。此为船舶光船租赁的19个月期间，在刘普伟未就船舶经营盈亏进行充分举证，袁芬平也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按合同载明的月租金8万元为标准，经计算，袁芬平可得收益为304000元（80000元×19个月×20%）。第三阶段，即自2016年7月12日至2019年8月31日。经原审法院核实，案涉船舶于2016年7月19日到强制报废期限，故在此之后该船本不应投入经营产生利润，因刘普伟自认该阶段与台湾人经营产生收益，故对于该阶段袁芬平可获得的收益，应以刘普伟的自认为基础予以认定。刘普伟提供了账单载明经营明细，并陈述其与台湾人合伙经营案涉船舶，经台湾方核算，自2016年7月12日至2019年3月31日共993天期间的经营盈利为357384.26美元，按袁芬平、刘普伟均认可的汇率7：1折算人民币为2500000元。据此核算，至2019年8月31日，袁芬平按船舶股份可得收益为577039元（2500000÷993天×1146天×20%）。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袁芬平与刘普伟合伙经营案涉船舶期间，袁芬平按其20%船舶股份可获得的收益款为1618631元（即737592+304000+577039）。扣除刘普伟已支付的100600元和920000元，余款为598031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共有纠纷，袁芬平通过刘普伟入股船舶进行投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达，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双方之间的船舶合伙关系合法有效，作为合伙执事人的刘普伟理应向袁芬平支付投资收益，现刘普伟欠付部分投资收益款598031元，显属违约，理应继续履行。袁芬平主张有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该院于2019年12月23日判决：一、刘普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袁芬平支付投资收益款598031元；二、驳回袁芬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6800元，由袁芬平负担30931元，刘普伟负担5869元。刘普伟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袁芬平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袁芬平与刘普伟之间于2013年初没有商议真实合伙经营船舶事宜，双方之间有过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袁芬平汇过180万元给刘普伟，该款项系借款，并非投资款。刘普伟2014年9月30日才从润久公司购买了特立威号船舶（润久7），该船舶在此之前一直是润久公司的，刘普伟并没有经营该船舶，何来双方商议合伙经营船舶以及投资收益的情况，这一事实已被原审法院（2016）浙72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予以查明并认定，故原判认定双方从2013年2月份开始合伙经营船舶系查明事实不清。2.即使双方于2013年2月份开始经营该船舶，原判也不能以2013年5月23日刘普伟向袁芬平汇款10万元，从而推定该10万元系2个月的投资收益，进而推定以后的收益均是每2个月10万元，这一推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从刘普伟出具给袁芬平的收据可以看出，双方最终确定合伙投资的时间为2015年4月17日，投资款为170万元，股权比例为20%，袁芬平将其出借给刘普伟的180万元扣掉已归还的10万元共170万元转为投资款。所以双方商议投资的时间为2015年4月17日，并非原判认定的2013年2月份，否则既然倒签收据，时间应写为2013年2月27日。上述事实也恰好说明该10万元并非所谓的投资收益款。二、原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据刘普伟了解，袁芬平并未按时交纳诉讼费用，应按撤诉处理，原审不应作出实体审理。袁芬平答辩称：案涉船舶一直交由刘普伟经营，袁芬平未参与管理。刘普伟经营期间既不向袁芬平说明经营情况，也不提供相关财务凭证，仅以船舶经营期间无盈利为由不支付分红，实际上刘普伟就是掩盖船舶的实际经营情况。关于分红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袁芬平在2013年2月26日支付完毕出资款。2013年5月23日收到分红100600元，该款项有600元的零头，说明这是2013年3、4月的分红。刘普伟作为唯一的实际经营管理人，所有涉及经营收入、台帐明细的证据都在其手中，其有能力提供却自始至终都未提供，明显是在恶意规避这一阶段的经营细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二个阶段，刘普伟提交了该阶段的船舶光船租赁月租金标准，即8万元/月。袁芬平认为这个租赁标准是虚假的，争议船舶类似的船舶租金市场价最低不会低于40万/元。第三个阶段，刘普伟提供了该阶段经营收入250万元的表格，该表格没有任何签字和盖章，不应作为证据。刘普伟有义务将该阶段的全部经营收入明细证据列明，否则也应当承担不利的举证后果。刘普伟称船舶是2014年9月30日购买不属实，而且对于这一事实，刘普伟直到本案二审提出说明其在说谎。如果2014年9月30日才购船，袁芬平应在2014年7、8月份给钱才合理。袁芬平在2013年2月就给钱的原因只能是刘普伟在此之前已经告知袁芬平要购船共同经营。如果刘普伟拿到180万元没有去购船，刘普伟应当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明款项的用途，如挪作他用，则涉嫌诈骗。袁芬平因经济困难，一审中向法院申请缓交诉讼费，一审程序没有违法。也是因为经济困难，甚至借不到诉讼费，袁芬平提出上诉后无力交纳二审诉讼费。综上，请求驳回刘普伟上诉。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普伟确认其与袁芬平入股船舶进行投资，袁芬平占股20%的事实，本案系船舶共有纠纷。根据刘普伟的上诉主张和袁芬平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原判对双方之间确立合伙关系的起始时间以及三个阶段分红款的认定是否正确。本院分析如下：袁芬平起诉要求刘普伟支付投资收益，并提交了收据和银行流水等，其中银行流水证明其投资款于2013年2月26日到位。刘普伟一审中亦确认2013年2月底前收到袁芬平170万元款项。虽然袁芬平未能举证证明其交付款项当时已明确性质为投资款，但其提交的收据证明刘普伟确认收到袁芬平“投资款”170万元。此外，刘普伟在一审中对于其2013年5月23日支付袁芬平的100600元亦称系归还的“投资款”。故原判认定袁芬平向刘普伟交付的款项性质为合伙投资款有相应依据。刘普伟上诉认为其与袁芬平建立合伙关系前曾经存在180万元借款关系，后归还10万元，余下170万元款项自2015年4月17日起转为投资款，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应自此起算，或从2014年9月30日购船时起算。但是，刘普伟并未提交借条等证据证明袁芬平与其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100600元款项系归还袁芬平借款。至于刘普伟提出案涉船舶于2014年9月30日购买，合伙投资船舶的事实不应发生在购船之前。因刘普伟于2013年2月26日起已实际占有袁芬平170万元款项，除合伙法律关系之外，刘普伟不能证明存在其他合法原因占用该资金，况且，投资款到位时间与船舶实际购买时间并不存在对立或矛盾，故实际购买船舶的时间并不影响双方确立合伙关系的时间。因此，刘普伟上诉主张原判认定双方之间合伙关系自2013年2月27日确立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关于合伙期间的分红。刘普伟在一审中提交了经舟山海事局备案登记的光船租赁合同，合同载明租船期间为2014年11月12日至2016年7月11日，共19个月。这段时间船舶合伙的经营方式、租金收入等有较为明确的依据，故原判将双方的合伙关系分为光船租赁前、光船租赁期间以及光船租赁结束后三个阶段分别计算，并无不妥。刘普伟对合伙期间系由其经营管理的事实未持异议，故刘普伟对合伙盈亏负有举证责任。第一个阶段，袁芬平曾于2013年5月23日收到100600元，刘普伟对该款项的性质一审中认为系退还的投资款，二审中又提出该款为归还的借款，但均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支持。因经原审法院释明刘普伟仍未能提供合伙账册等来证明该阶段合伙的盈亏情况，同时，考虑到资金占用的成本，本院认为原判依据该笔款项的数额、支付时间并结合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认定该款为2013年2月27日至5月22日止的分红款，符合情理。关于第二、三阶段，原判依据刘普伟提交的光船租赁合同载明的租金标准以及其自认的合作经营收益金额，按照袁芬平的相应份额计算分红款，有相应依据。原判分别根据三个阶段的相应标准计算得出袁芬平可获得的收益款共计1618631元，扣除刘普伟已经向袁芬平支付的1020600元，余款598031元未付，并无不妥。刘普伟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应向袁芬平支付该欠付的投资收益款。此外，袁芬平在起诉后向原审法院申请缓交诉讼费，并提交了相关困难证明。原审法院在审查缓交诉讼费申请的同时，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普伟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80元，由上诉人刘普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向红审判员  姜裕峰审判员  孔繁鸿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