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02行终1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传英，女，1944年4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住址大连市金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原大连金州新区土地房屋局），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203号。法定代表人：张茂民，局长。委托代理人：郑福喜，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赵籽铮，辽宁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金州新区房屋开发公司，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28号。法定代表人：于忠洋，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温广军，该司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玮，辽宁生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传英因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1行初112号行政判决书，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辽0281行初112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第三人大连金州新区房屋开发公司原名称为大连市金州区房屋开发公司。2002年7月17日，大连市金州区基本建设动迁办公室向大连市金州区房屋开发公司颁发拆许字（2002）第00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许可该公司对包括原告何传英主张案涉房屋在内的4700平方米房屋进行拆迁。由于原告主张的案涉房屋未得到安置补偿，2011年，原告向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第三人对案涉房屋予以拆迁安置补偿，该院裁定不予受理。2013年，原告再次以第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4日作出（2015）大民二终字第00004号民事裁定，以该纠纷应当申请行政裁决为由，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2015年1月18日，原告向被告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提起行政裁决申请，请求给予安置。2015年3月30日，被告以原告不是案涉的所有权人，不具备拆迁当事人的主体资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的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申请，原告对此不服提起诉讼。2016年8月14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被告有作出本行政区域内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的职责，原告虽没有房屋权属证明，但有关证据足以证明其为实际权利人，具有拆迁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据此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原告的房屋拆迁裁决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6年11月8日，被告作出大金普城建拆裁字［2016］1号房屋拆迁裁决书，裁决如下：对何传英的裁决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向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申请复议，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1月16日作出大金管行复字［201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作出的大金普城建拆裁字［2016］1号房屋拆迁裁决。原告何传英仍不服，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作出（2017）辽0281行初21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的大金普城建拆裁字［2016］1号房屋拆迁裁决书与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1月16日作出的大金管行复字［201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决被告于该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原告房屋拆迁裁决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不服该判决，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辽02行终505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被告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于2018年3月17日作出大金普城建拆裁字［2018］3号房屋拆迁裁决书，决定对申请人何传英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何传英不服，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8）辽0281行初30号行政判决，判决：一、撤销被告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于2018年3月17日作出大金普城建拆裁字［2018］3号房屋拆迁裁决书；二、责令被告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不服该判决，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2019）辽02行终10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被告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大金普城建拆裁字［2019］1号房屋拆迁裁决书，决定对申请人何传英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何传英不服，向该院提起诉讼。2007年1月30日，在金州区友谊街道拆迁过程中，因何传英居住在拆迁范围内一座建筑面积为39平方米的无证房屋内，大连市金州区房屋开发公司适用《大连市金州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何传英进行安置。2007年1月30日，何传英与大连市金州区房屋开发公司签订《被拆迁户增加住房面积投资协议书》，约定被拆迁户何传英原住友谊街道，无证房一间，建筑面积39平方米，回迁后安置一居室一套，建筑面积39.35平方米。另查明，案涉房屋位于大连市金州区××（××街道××），房屋的临时建筑执照颁发于1983年9月19日，建筑执照记载的“建设单位”是张淑梅，用途是放东西，执照上印有“过年度作废”。在附记事项中载明，“建设需要无条件拆除”。原告何传英与魏学友系夫妻关系，与何传发系姐弟关系。原告于2015年5月20日通过回迁安置取得一套39.35平方米的房屋，该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原告何传英，共有情况为单独共有。被告主张案涉18平方米的临建房屋已由原告经手代表何传发办理拆迁补偿手续，但原告称何传发的补偿与该临建房屋没有任何关系，被告应给予其拆迁安置。何传发拆迁安置《房屋分配通知书存根》经手人记载为何传英，建筑面积60.30，房号13#2-5-3。《被拆迁户增加住房面积投资协议书》记载私房3间，面积43.15平方米，临房1间，建筑面积18平方米，合计61.15平方米，但该协议书没有原告或何传发签字。《旧房拆除明细表》记载建筑面积为43.15平方米，安置新房发证明细表记载安置房屋建筑面积为60.30平方米，未体现案涉临建房屋的相关情况。原审法院（2019）辽0281行初112号行政判决认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与城市房屋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三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履行行政裁决职责”。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具有房屋拆迁管理职责，系房屋拆迁的主管部门，具有对房屋拆迁补偿纠纷进行行政裁决的职权依据。本案的焦点是案涉房屋是否应得到补偿。根据《大连市金州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通知（大金政发［2002］42号）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案涉房屋属于临时建筑，临时建筑是指单位和个人因生产、生活需要临时建造使用，而搭建的结构简易并在规定期限内必须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原告提供的建设单位为“张淑梅”的建筑执照，为临时执照，该执照已注明“过年度作废”“建设需要无条件拆除”字样。在庭审调查中原告认为案涉房屋应登记在其名下，其应得到补偿，但原告已有一处住宅，并于2007年1月已得到安置。根据《大连市金州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通知（大金政发［2002］42号）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拆除临时建筑，对属于使用人自住、具有常住户口、别处确无住房的，在金州区城区范围内拆迁人原则上在房屋三类区给予妥善安置。”的规定，原告的诉请不符合上述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裁决书并无不当。综上，原告何传英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传英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何传英上诉请求为：1、请求开庭审理维护其诉权；2、撤销原判；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理由和事实依据为，1、请求搬迁费、过渡费补偿600200元。2、动迁时间是2002年8月27日。动迁办马有财收走了上诉人持有的建筑执照原件（张淑梅临照房18㎡）；有马有财签字；有拆迁单位印章等可以证明动迁手续合同真实。房屋分配通知书无18㎡临照、不认可，被拆迁户增加住房面积投资协议是何传发本户去办的，没有上诉人签字、不认可，房屋拆迁安置审批表偷写在何传发户，何传发户自己办理的投资何产权也没有得到案涉房的补偿。被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答辩意见为，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何传英已有一处住宅并于2007年1月得到安置，不属于“别处无住房”的情况，不符合《大连市金州区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另外，答辩人还认为，除了上述事实及理由外，案涉房屋事实上已于2002年9月由上诉人何传英经手办理补偿给案外人何传发。答辩人在此前的数次诉讼中已充分举证证明该节事实，故上诉人作为经手人，在明知案涉临建经其认可后已补偿给了案外人何传发的情况下，再次以案涉临建向答辩人主张安置补偿，属于重复主张。而且，答辩人认为，无论该超期临建是否实际获得过补偿，实际上均不会对答辩人作出行政裁决的结果产生影响。因为案涉临建本身系超期临建，依法就不应予以补偿。假若答辩人裁决对何传英进行安置补偿，既无法律依据，又与事实相悖，明显属于违法行政。综上，从应否补偿的角度来看，案涉临建系违建，依法不应获得补偿；即便认为违建亦能补偿，何传英亦不满足条件；从能否补偿的角度来看，案涉临建在客观事实上已经何传英之手办理补偿给案外人何传发，同一标的物当然不能获得两次补偿，故何传英不能重复主张获得拆迁补偿。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做出的行政裁决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大连金州新区房屋开发公司答辩意见为：不同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案涉房屋系已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应当无条件拆除。2、案涉超期临建并不是原告自住的房屋，原告另有自住房屋且已经依法获得拆迁安置。3、根据（2018）辽0281行初30号行政判决书的裁判意见，判决对于上述事实予以认可，仅认为被上诉人应当对于何传发与上诉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查明。现案涉裁决书除上述事实外，又已查明案涉超期临建系由上诉人经手代表何传发办理拆迁补偿手续，并认可将补偿款发放给何传发。并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自认其除代理何传发外还代理过其他邻居办理相关事宜，因此，可以说明上诉人应当知晓其代他人办理手续的补偿款并不向其本人发放，而是向被代理人发放。现补偿款已发放给何传发，上诉人无权主张重复发放。二、原审判决程序合法。原审裁定依法经过合议庭公开审理，充分给予上诉人各项诉讼权利，公平公正，程序合法。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依职权作出的案涉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诉请没有依据，原审判决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综上，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审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任锡君、任桂凤、任桂媛、任桂兰、任锡廷于2011年10月8日出具《证明》，该证明正文尾部文字为“无偿给魏友的妻子何传英”。与之相关，本院（2015）大民二终字第00004号民事裁定书上载，原告何传英一审诉称，张淑梅生前在古城乙区有临时房照面积为18平方米的产权房一处。何传英在此居住。由于张淑梅的干儿子魏学友生前和干儿媳何传英对张淑梅有过不少恩惠和照顾，张淑梅的五个子女均同意把张淑梅的这处临时房照面积为18平方米产权房的所有权无偿赠与何传英。又，（2016）辽02行终69号行政判决认定：“涉案房屋的临时执照记载的建设单位系张淑梅，张淑梅于1993年10月20日去世，第三人任锡君、任桂凤、任桂兰、任桂媛、任锡廷系张淑梅的子女。2011年原告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时，曾提交买卖契约一份，其中记载，张淑梅的座落在金州区××组的小房（本案涉案房屋），面积18平方米，有临时房照，决定卖出，房价为陆仟元正。立约为证。买房人：何传政、何传英。卖房人：任桂风。证人：万太和、陈淑英、房珍英。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再，（2019）辽02行终104号行政判决认定：原审法院[即（2018）辽0281行初30号行政判决]认为，另，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4日作出的（2016）辽02行终69号行政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中，载明原告2011年向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提交过买卖契约一份，该契约约定卖房人任桂凤将案涉房屋以6000元的价格卖给买房人何传政、何传英，日期为1995年2月25日。该节事实与被告提交的案外人任桂凤、任锡君等出具的证明内容不符。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本院（2014）大民二终字第00658号民事裁定书、（2015）大民二终字第00004号民事裁定书、（2016）辽02行终69号行政判决书、（2017）辽02行终505号行政判决书、（2019）辽02行终104号行政判决书、（2019）辽02行终143号行政裁定书，2011年10月8日《证明》等在卷为凭。本院认为：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三条规定，被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具有对上诉人何传英房屋拆迁裁决申请作出裁决的职权。关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存在的问题。一、动迁前，18㎡临建于1983年9月19日颁发给“建设单位”张淑梅，在上诉人何传英继受取得18㎡临建的民事法律关系上，具既判力的各行政判决认定事实以及本上诉审查明事实表明，该18㎡临建的继受取得民事法律关系是相互矛盾的，具体为赠与合同与买卖合同哪个是真实的；若是买卖合同，买受人是否为共同买受人何传政、何传英。二、动迁过程中，上诉人何传英作为经手人，在经办何传发相关拆迁补偿系列手续上，该签字的法律效力是代理权还是知情权不清，因为不同属性行为成就后法律拘束力不同。三、动迁后果上，何传发的房屋拆迁安置审批表内18㎡与上诉人何传英主张的18㎡临建是否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不清。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并重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1行初112号行政判决；二、发回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重审。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返上诉人何传英（已缴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宋 君审判员 许其睿审判员 李 健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 媛附：本裁定援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