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民终5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立新，男，197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加加，山东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贺丽，山东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少年，男，197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津昌助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岭北路以北、宝山路东侧。法定代表人：邓少年，执行董事。以上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祯祥，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宫玉杰，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涛，男，197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淑杰，山东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艳玲，女，197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祯祥，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宫玉杰，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王策，女，199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咲，山东恒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斌，山东恒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立新因与上诉人邓少年、淄博津昌助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昌公司）、刘涛以及被上诉人李艳玲、原审第三人王策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3民初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立新上诉请求：1.改判原李艳玲名下的1000万元股权(占津昌公司股份的25%)归史立新所有；2.改判津昌公司现登记在刘涛名下即判决书第一项所判令的剩余1000万股权归史立新所有，并由津昌公司将此1000万股权变更登记在史立新名下，由王策予以协助；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涛、李艳玲、津昌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李艳玲拥有津昌公司25%股权错误。一、刘焕田25%股权所对应的是800万元借款和400万元原始投入，其以400万元对价出卖给不认识的李艳玲，有悖常理。史立新已依约支付刘焕田800万元。所以，即使按照判决书认定李艳玲支付了400万元的股价，李艳玲也不能拥有25%的股权，而只能拥有价值400万元的股权，其余价值800万元的股权应为史立新所有。二、李艳玲于2014年12月19日、2015年1月13日、2015年1月16日、2015年1月21日共转给常峰的400万元，不是购买刘焕田股权的款项。2015年3月6日、2015年4月9日常峰转给刘焕田的400万元，是史立新按照约定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李艳玲转给常峰的400万元和常峰转给刘焕田的400万元是两笔款项，一审法院混淆了其来源和用途。三、2014年12月20日津昌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合法有效，新、老股东各方已依约履行完毕。刘焕田出具的收到股本金的收款收据不能证明是和李艳玲之间的股权交易。李艳玲与刘焕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工商登记使用，也不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真实股权转让。针对史立新的上诉，津昌公司、邓少年、李艳玲共同辩称，刘焕田的25%股权已转让给李艳玲，该25%股权属李艳玲所有，与史立新无关，并非李艳玲代持。一、刘焕田对企业的真实投资只有400万元，史立新动员李艳玲购买该股权，李艳玲同意并将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准备好。史立新说要暂借，并指定打到常峰账户上。后股权转让时，三方协商好由常峰直接转给刘焕田，刘焕田给李艳玲出具了收到条。二、冯某转让给常峰、张明的55%股权，史立新与常峰、张明签有代持协议。如果李艳玲所持25%股权也是替史立新代持的话，史立新与李艳玲应该也会签有代持协议。正因为该25%股权是刘焕田以400万元价格转让给李艳玲，所以才不会有史立新与李艳玲的代持协议。三、刘焕田在一审中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在法庭上的陈述证实股权转让款为400万元，且由李艳玲进行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和收条的出具是刘焕田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请求依法驳回史立新的上诉请求。针对史立新的上诉，刘涛辩称，同津昌公司、邓少年、李艳玲的答辩意见。另外，一审法院针对史立新上诉的1000万股权已查明了真相，刘焕田也出庭接受了询问，因此该1000万股权的归属问题在一审中已经查明，史立新的上诉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邓少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至第四项，改判驳回史立新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史立新承担。事实和理由：邓少年与史立新不存在真实的股权代持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因史立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该份股权代持协议上没有签订时间，各方当事人并无一致确认，且史立新关于股权代持协议签订的陈述前后矛盾，故一审判决径行认定史立新与邓少年于2017年2月8日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史立新与邓少年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真实有效与事实不符。1.如前所述，史立新关于股权代持协议的签订时间及签订过程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无法自圆其说。2.张明是史立新的股权代持人，庭审中张明、史立新均认可张明与邓少年、李艳玲夫妇不认识，因此李艳玲持有与张明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及张明的承诺书，唯一的解释就是史立新交给邓少年、李艳玲夫妇的，该代持协议及承诺书的内容体现的是史立新的真实意思。一审判决认定“无论协议及承诺内容是否为张明真实意思，未经权利人史立新追认，上述行为对史立新不发生法律效力”违背基本事实。3.本案当事人所提供的多份股权代持协议的内容完全相同，这充分证明所有的代持协议均为史立新提供，因其欠付邓少年、李艳玲夫妇款项，在常峰、张明代其持有的津昌公司2200万元股权转让给邓少年之前，同意常峰、张明与李艳玲签订代持协议，以打消邓少年、李艳玲夫妇的顾虑。4.史立新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是完整的聊天记录，存在对话不连续等删减现象，不符合电子证据要件，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不能证明史立新实际控制津昌公司。5.津昌公司出纳向史立新发送报表的行为及史立新部分签字的行为不能证明史立新为津昌公司实际股东。有权获取公司报表的可以是公司股东，也可以是公司的高管人员，甚至债权人。而在付款签批表上签字的，所表明的法律上的身份，恰恰不应当是股东，而应当是公司高管人员。另外，所发送报表及史立新签字的审批表数量很少，一审以此证明史立新实际控制公司证据不足。6.邓少年受让股权后，未再向史立新主张过债权，反而积极偿还史立新借给津昌公司的款项，如果史立新是公司实际股东，情况只能相反。7.邓少年、李艳玲夫妇向亲友大量借款经营公司，特别是夫妻两人担保津昌公司向银行贷款的行为，从理性经济人出发，如果邓少年仅是替史立新代持股权，绝对不可能做出。针对邓少年的上诉，史立新辩称，一、一审法院对于邓少年代持史立新55%股权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史立新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2月8日史立新与邓少年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是按照邓少年所述时间作出的认定，在一审2019年4月10日质证笔录中邓少年、津昌公司、李艳玲等三人称该证据来源情况是2017年2月初，也就是春节前，史立新找到邓少年签订了该协议，并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以及是否为本人所签都予以肯定。二、邓少年主张张明的代持协议以及张明的承诺书是史立新交给李艳玲的，是其主观推测，没有事实依据。张明作为史立新的股权代持人，因长期不在公司，为了公司开展日常工作急用，留有一些签字的空白纸张，而邓少年主持公司日常事务，管理这些材料具有优势地位，其利用这种优势对张明的空白签字做内容添加是这份材料的唯一来源。且一审庭审中张明也出庭作证，明确表示没有与李艳玲签订过股权代持协议，对于张明出具的承诺书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真实性。三、关于邓少年陈述的向亲友大量借款用于公司经营问题，其在一审中提交的账目基本都是与李艳玲个人账目往来，根据鉴定报告，只有李洪祥与公司有转账往来。并且李洪祥共计从津昌公司获利218.06万元，收益高达132%，这种频繁进出的流水显然不是借给企业经营，是为了制造津昌公司向刘涛借贷的假象，以此使其取得股权合法化而作出的虚假账目。对于邓少年夫妇主张的向公司借款、为公司担保，一审中并没有提供证据，二审中也没有相关的新证据提交，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其是向津昌公司借款还是津昌公司向其借款。再者，无论借款、担保与否，都不能成为其所称的史立新以股抵债的形式将公司转让的理由，也违背案件的客观事实。津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至第四项，改判驳回史立新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史立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史立新并非津昌公司实际出资人。二、刘涛善意取得津昌公司股权，为合法股东。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王策一审庭审中所称相关股权转让以及股权代持不存在其他法定无效的情况下，均同意转让且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其明确表明同意股权转让且不行使优先购买权，但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实际出资人显名，即变更股东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史立新请求变更工商登记为显名股东得到了王策的同意，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针对津昌公司的上诉请求，史立新辩称，同史立新对邓少年上诉的答辩意见。补充：一、史立新是公司的合法股东。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史立新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只是股权由常峰、张明、李艳玲代持。二、刘涛善意取得津昌公司的股权毫无根据。刘涛善意取得无事实根据，2018年3月2日刘涛和邓少年、李艳玲夫妇签订的股权顶账协议虚假，刘涛没有证据证明其支付了任何款项，以股抵债是其利用合同的形式达到恶意转移股权的目的。三、王策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同意史立新成为公司股东，史立新成为津昌公司股东即有事实根据，也有法律依据。针对津昌公司、邓少年的上诉，刘涛述称，同意津昌公司、邓少年的上诉意见。刘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至第四项，改判驳回史立新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史立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涛与津昌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及债务具体数额，刘涛不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案涉争议股权，该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因津昌公司经营困难，邓少年、李艳玲夫妇多次向刘涛借款，刘涛通过家人及自己的公司向津昌公司或者李艳玲打款，后经确认本金约2600万元，利息约600万元，合计欠款3200余万元。由于邓少年、李艳玲夫妇无力偿还，故同意以股权抵顶。刘涛与邓少年、李艳玲夫妇及津昌公司于2018年3月2日签订的股权顶账协议，合法有效。刘涛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等可以证明刘涛的多位家人、朋友和刘涛的公司打款以及相应款项用于津昌公司经营，司法鉴定报告书也证明了上述资金往来情况。2.银行流水涉及的人员均是刘涛的家人、朋友和刘涛的公司，不是李艳玲的家属、朋友及关联企业，一审判决认定错误。3.司法鉴定报告书显示，2015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间，邓少年、李艳玲、刘涛及刘涛的公司、邓少年的弟弟、邓少年的朋友、刘涛的家人与津昌公司之间银行账户余额3936.47万元，表明津昌公司尚欠上述人员3936.47万元，其中大部分是津昌公司通过李艳玲向刘涛的借款。4.一审判决提到的情况说明是刘涛提交，不是李艳玲提交，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该情况说明不是证人证言，而是表明受刘涛委托向李艳玲打款，刘涛是实际出借人。受刘涛指示打款给李艳玲的人和公司与刘涛存在利害关系，但受刘涛指示打款是史立新起诉之前的事情，该利害关系没有侵犯他人利益，法院也无权干涉。5.刘涛虽然是李艳玲的哥哥，但法律并不禁止兄妹之间进行民间借贷，邓少年、李艳玲夫妇以其持有的津昌公司股权抵顶所欠刘涛款项，刘涛支付了合理对价，且该股权也依法变动至刘涛名下，刘涛善意取得案涉股权。二、一审法院未审查确认刘涛与邓少年、李艳玲及津昌公司于2018年3月2日签订的股权顶账协议的效力，却判决确认邓少年与刘涛于2018年4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所涉及的2200万元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属认定事实错误。如前所述，刘涛因津昌公司无力偿还借款而接受了邓少年夫妇以股抵债，2018年3月2日的股权顶账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而2018年4月11日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因工商变更登记需要而提交的制式文件，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刘涛系因2018年3月2日股权顶账协议善意取得案涉全部股权。针对刘涛的上诉，史立新辩称，一、2018年3月2日刘涛和邓少年、李艳玲夫妇签订的股权顶账协议虚假，是利用合同的形式达到恶意转移股权的目的。1.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8年3月2日刘涛签订该份股权顶账协议时津昌公司的股东会尚未召开，所以该份股权顶账协议的时间和内容虚假。2.股权顶账原因虚假。刘涛主张津昌公司共计向其借款2600余万元不能偿还，邓少年将股权转让顶账。根据审计报告显示，刘涛主张打款的11个人中只有李洪祥、淄博雷盛石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盛石化）、叶怡河与津昌公司有账目往来。其中，李洪祥是在刘涛成为津昌公司股东后，自2018年4月17日开始利用津昌公司账号走账，用165万元获取了津昌公司255万元的利益。雷盛石化和津昌公司有资金往来，但审计报告中载明是货款。叶怡河系邓少年老乡，其在录音中称见过刘涛但不熟，也没有刘涛给其打款然后打给津昌公司或者李艳玲的事实，给津昌公司打款是自己的钱。宋皇锋原为津昌公司代理商，其在录音中称认识邓少年、李艳玲，不认识刘涛，和刘涛也没有过资金往来，且在审计报告中并没有显示宋皇锋和津昌公司有资金往来。所以，刘涛声称的津昌公司借其款项的事实虚假。3.关于刘涛提交的情况说明，一审中，刘涛提交了每一个所谓“债权人”的情况说明，内容相同，且所有签字一共两种字体，这些情况说明显然虚假。刘涛在上诉状中强调这不是证据，显然是为了规避提交伪证的责任。针对刘涛的上诉，邓少年、津昌公司、李艳玲述称，同意刘涛的上诉请求，刘涛与邓少年、津昌公司、李艳玲签订的股权抵账协议合法有效，刘涛已依法取得津昌公司80%的股权。针对史立新、邓少年、津昌公司以及刘涛的上诉，王策述称，因不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王策对于史立新股权转让的情况不清楚。王策的二审答辩意见同一审答辩意见，在没有其他法定无效情形下，同意股权转让、股权代持以及股东显名。史立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邓少年与刘涛于2018年4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协议无效；2.确认津昌公司登记在刘涛名下的股权归史立新所有；3.判令刘涛将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变更至史立新名下，即将刘涛名下占津昌公司80%的股权变更至史立新名下。一审庭审中，史立新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解除史立新与邓少年、李艳玲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津昌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23日，注册资本3200万元，原始股东为冯某、刘焕田、王策，其中冯某出资额为1600万元持股比例50%，刘焕田出资额960万元持股比例30%，王策出资额640万元持股比例20%。2013年6月6日，公司注册资本由3200万元增至4000万元，增资后，公司股东冯某出资额为2200万元持股比例55%，刘焕田出资额为1000万元持股比例25%，王策出资额为800万元持股比例20%。2014年12月20日，津昌公司股东刘焕田、冯某的代理人付习亮、债权人史永新、公司组建者李柏林召开会议形成津昌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达成以下共识：一、各股东和债权人都接受拿到相应的出资及其费用补偿后退出津昌公司。二、由刘焕田联系买主，共同商谈公司出让事宜，若各股东能达成买卖协议，可以出让公司。三、史永新接管公司，大概方案是：史永新将刘焕田因工作拆借的捌佰余（800）万元还清后，分批将刘焕田实际投入的约肆佰（400）万元归还后刘焕田退出津昌公司。保证日启及其相关公司通过各种账户渠道流入津昌的现金及货物原值肆仟伍佰陆拾捌（4568）万元及其费用（比例待定）不受损失，冯某可以退出公司。2014年12月19日、2015年1月13日、2015年1月16日、2015年1月21日，李艳玲转款给常峰共计400万元。2015年1月12日，史立新与常峰及张明分别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由常峰代史立新持有津昌公司1400万元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5%，由张明代史立新持有津昌公司800万元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2015年2月9日，公司股东由冯某、刘焕田、王策变更登记为常峰、张明、刘焕田、王策，其中王策、刘焕田出资额及持股比例不变，常峰出资额为1400万元持股比例35%，张明出资额为800万元持股比例为20%。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此时常峰、张明代史立新持股没有异议。2015年3月6日、2015年4月9日，常峰通过其账户给刘焕田转款共六笔计400万元。2015年3月6日、2015年4月10日，刘焕田分别向李艳玲出具收条两份，内容分别为收到李艳玲股本金壹佰万元和收到李艳玲转给刘焕田股本金叁佰万元。2015年4月9日，刘焕田与李艳玲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刘焕田将其持有津昌公司25%的股权共1000万元转让给李艳玲。2015年4月16日，津昌公司股东由常峰、张明、刘焕田、王策变更登记为常峰、张明、李艳玲、王策，李艳玲出资额为1000万元持股比例25%，其他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比例不变。史立新提交一份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13日加盖有津昌公司印章的津昌公司变更情况说明，内容为原股东冯某2200万元55%、刘焕田1000万元25%、王策800万元20%，现股东常峰1400万元35%、李艳玲1000万元25%、张明800万元20%、王策800万元20%。津昌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公司注册资金为4000万元。由于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史永新欠款人民币1700万元及利息，于2014年12月20日由公司组建者李柏林召开股东会议，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史永新接管公司的协议，史永新于2015年1月27日至2015年4月10日期间共计付款1484万元完成对津昌公司的收购，正式接管。接管后史永新继续投入300余万元用于公司生产改造经营活动。李艳玲提交其与张明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一份，内容为由张明代李艳玲持有津昌公司800万元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20%。邓少年、李艳玲称签订时间是在2016年6、7月份，在以房抵债不成后，准备将股权转给李艳玲，所以写了该份股权代持协议，是史立新交给李艳玲的。史立新对此表示不清楚。2016年12月13日，津昌公司股东由常峰、张明、李艳玲、王策变更登记为邓少年、王策，邓少年出资额为3200万元持股比例80%，王策出资额及持股比例不变。2017年2月8日，史立新（委托方、甲方）与邓少年（受托方、乙方）之间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作为对津昌公司2200万元出资的名义持股人，乙方对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和处置权（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的转让、质押、划转等处置行为）。甲方认为乙方不能诚实履行受托义务时，有权依法解除对乙方的委托并要求依法转让相应的代持股份给委托人选定的新受托人。邓少年称该份股权代持协议是受史立新欺骗所签订的，目的是为应付史立新的其他债权人。史立新称当时津昌公司为引进战略投资人，但战略投资人只认邓少年，所以将股权全部过户到邓少年名下。李艳玲还持有张明出具的承诺书一份，内容为：1、本人张明，2016年12月13日将本人持有的津昌公司的20%股权转让给邓少年。2、此股份系本人为史立新代持。3、史立新欠邓少年夫妇欠款，双方协商后达成协议，以此股份折抵部分欠款，所以邓少年未向本人支付800万元股权转让款。4、本人承诺此股转转让后不会向邓少年追偿股权转让款。李艳玲称，该份承诺是在股权转让后，因为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也不认识张明，所以找史立新让张明写个条，后来史立新把这个承诺书交给李艳玲的。史立新称张明因为不在公司上班，此前也不认识李艳玲，为了公司股东会议决议需要，签了很多空白纸张放在公司，即使属实，张明也属越权。为证明邓少年持股系为史立新代持的事实，史立新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一宗。其中和李艳玲的聊天记录，时间在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期间，内容涉及合同修改、货款支付等事项。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与津昌公司销售主管朱耿波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涉及销售货物情况。2017年11月与津昌公司销售员谢桂珍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涉及销货情况。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与津昌公司会计车艳静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涉及公司财务情况。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与津昌公司出纳郭震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涉及公司财务情况及缴纳电费等。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与津昌公司原财务主管曹瑞萍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涉及财务交接情况。自2016年7月至2018年3月，津昌公司出纳郭震通过电子邮件向史立新发送资金日报表和仓库日报表。2016年5月至2016年12月与邓少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涉及邓少年引进投资人的事宜。李艳玲通过微信将邓少年、津昌公司、深圳市中欧建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发送给史立新。津昌公司2018年3月份期间财务凭证中，由史立新签字的付款审批单中，史立新的签字绝大部分签在“董事长（总经理）”意见栏，李艳玲在“分管副总”处签字。李艳玲、邓少年、津昌公司认为，事实是：一、史立新通过常峰借入津昌公司1000多万元，为保证该债权的实现，史立新要求津昌公司向史立新报账；二、史立新以淄博泽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名义给津昌公司供应甲醇，同时为津昌公司卖甲醛，与销售人员的沟通只能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证明存在股权控制关系。三、邓少年夫妇为了及时归还史立新的欠款，就想到从社会上融资，就有了微信里面所说的深圳公司投资等内容，与史立新主张的其控制津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四、2017年和李艳玲的微信聊天记录涉及史立新实际控制的淄博博通石化技术有限公司，因史立新负债很大，所以委托邓少年一起谈卖掉博通石化的事情，并非讨论津昌公司的股权。关于财务凭证中付款审批单的签字，是津昌公司在2018年3月20日任命史立新为津昌公司主管生产的副总，生产上所有的付款审批单先由史立新签字，最后由李艳玲签字后再支付款项，其他部门的费用支付史立新都无权签字。史立新庭审认可以常峰名义借入津昌公司1000余万元及以淄博泽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名义给津昌公司供应甲醇的事实。2018年3月2日，刘涛（甲方）与邓少年、李艳玲（乙方）及津昌公司（丙方）签署股权顶账协议，内容为自2015年5月6日起，丙方因企业资金运转需要，陆续从甲方处借款2600余万元，甲方分别委托马凤芝（刘涛妻子）、李梁（刘涛弟弟）、李家云（刘涛堂姐）、李洪祥（刘涛父亲）、徐玉兰（刘涛外祖母）、刘淑琴（刘涛母亲）、马凤金（刘涛妻弟）、李国玲（刘涛堂姐）、雷盛石化（刘涛公司）、叶怡河、宋皇锋（刘涛朋友）等人，将款项支付至丙方指定接收人李艳玲的账户内，同时乙方作为担保人为此笔资金提供了担保。现经甲乙丙三方确认本金约2600万元，利息约600万元，合计欠款3200余万元。因乙丙方无力偿还借款，经三方同意并经丙方其他股东同意，乙方将所持股权转让于甲方，折抵欠款。2018年4月11日，邓少年（甲方）与刘涛（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的津昌公司320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的80%，已出资）以3200万元转让给乙方。同日，津昌公司公司股东由邓少年、王策变更登记为刘涛、王策，其中刘涛出资额为3200万元持股比例80%，王策出资额及持股比例不变。庭审中，李艳玲提交李艳玲向津昌公司转款情况，其中包括李艳玲亲属及朋友向津昌公司转款的情况，意在证明接手公司以后，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如不是公司股东，不可能投入巨额资金。刘涛亦举证证明其出借资金给津昌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李艳玲及李艳玲将资金用于津昌公司，证据材料与李艳玲提交的证据材料一致。李艳玲、刘涛的亲属、朋友等个人及雷神石化均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均为：自2016年2月份以后向李艳玲账户所转款项系受刘涛指示进行的转款，款项所有权系刘涛所有，由此形成的法律关系与其本人或公司无关。为进一步理清该资金往来情况，津昌公司申请对李艳玲与津昌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自2015年4月至2019年5月31日）进行审计，对刘涛及其亲属（马凤芝、李梁、李家云、李洪祥、徐玉兰、刘淑琴、马凤金、叶怡河、宋皇锋、雷盛石化）与李艳玲及津昌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至2015年4月至2019年5月31日）进行审计。2019年8月23日，淄博正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淄正德鉴字（2019）第003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鉴定结论为：经确认，2015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间，与津昌公司对公账户存在资金交易的委托鉴定事项相关个人（单位）为李艳玲、邓少军、邓少年、李洪祥、叶怡河、李梁、刘涛、雷盛石化；未发现与津昌公司对公账户存在资金往来的为马凤芝、李家云、徐玉兰、刘淑琴、马凤金、宋皇锋等6人。鉴定事项仅限于汇入、汇出津昌公司银行对公账户的资金流水交易。经核查，2015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间，存在资金交易的委托鉴定事项相关个人（单位）汇入津昌公司对公账户资金共计10855.63万元；期间津昌公司对公账户支付委托鉴定事项相关个人（单位）资金共计6919.16万元。鉴定报告附表1资金收支汇总表显示，2015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间，李艳玲、邓少军（邓少年弟弟）、邓少年、李洪祥、叶怡河、李梁、刘涛、雷盛石化与津昌公司之间银行账户资金往来情况为：李艳玲汇入津昌公司57743000.00元，津昌公司公户支出38848842.07元（账面显示支出用途为还借款3826.39万元，租车及报销费用20.07万元，工资支出38.42万元）；邓少军汇入津昌公司19581085.34元，津昌公司公户支出18021088.80元（账面显示收入为借款，支出为还款）；津昌公司公户支出邓少年1867988.77元（账面显示资金用途为偿还借款152.62万元，工资支出21.46万元，报销费用12.72万元）；李洪祥汇入津昌公司6550400.00元，津昌公司公户支出8881000.00元（账面显示收入为借款，支出为还款）；叶怡河汇入津昌公司50万元，津昌公司公户支出30万元（账面显示收入为借款，支出为还款）；李梁汇入津昌公司24万元，津昌公司公户支出24万元（账面显示收入为借款，支出为还款）；雷盛石化汇入津昌公司23941846.44元，津昌公司公户支出1030000.00元（账面显示资金收入来源为借款1585万元，货款809.18万元，津昌公司支出全部为还款）；津昌公司公户支出刘涛2680.00元（账面显示资金用途为报销款）。另，关于原始股东冯某持有的2200万元股权，2017年12月25日，冯某（甲方）与史立新（乙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其中第3条约定：“甲方受乙方指示于2015年1月12日将公司55%的股权2200万元中的14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5%）股权登记在常峰名下，将公司55%的股权2200万元中的8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股权登记在张明名下。”第4条约定“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乙方已支付930万元，剩余1270万元尚未还清，由乙方偿还给甲方。”一审法院另查明，史立新在淄博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侦大队询问笔录中称，“我写了一张借条，借条大体意思是截止2014年12月31日我借李艳玲现金2300万元。”“李艳玲说的这个2300万元人民币的数字我是认可的。”庭审中，史立新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又查明，津昌公司成立之后，王策在津昌公司预留一份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内容为：本人因工作原因，不能亲自来公司办理各种相关手续以及作为股东应签署的有关文件，特委托作为我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办理相关事项。本人对被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文件均予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完为止。该委托书，受托人处为空白。庭审中，王策陈述，截止到刘焕田股权转让之前的委托授权是认可的，对此后的股权转让和股东会决议上面的王策签字都没有征得其同意。在相关股权转让以及股权代持，不存在其他法定无效的情况下，均同意转让且不行使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再查明，邓少年与李艳玲系夫妻关系，刘涛与李艳玲系兄妹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诉辩，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津昌公司及史立新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原登记在李艳玲名下的1000万元股权实际权利人如何认定；三、原登记在邓少年名下的2200万元股权实际权利人如何认定；四、刘涛能否取得涉案争议股权；五、史立新要求解除与邓少年、李艳玲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是否成立；六、史立新主张将刘涛名下股权变更至史立新名下是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史立新以其与邓少年、李艳玲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邓少年与刘涛之间恶意串通转让实际为其所有的股权，而提起本案诉讼，其中包括隐名股东显名化的诉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中，史立新列津昌公司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同时，史立新作为原告主张权利，其主体亦适格。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李艳玲提交的与刘焕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刘焕田出具收到股本金的收款收据，能直接证实股权交易双方为刘焕田和李艳玲。第二，史立新提交与常峰、张明及与邓少年的代持协议中均仅涉及2200万元股权，未能提交与李艳玲之间存在涉及1000万元股权的代持协议或者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的口头协议。第三，史立新提交了与冯某之间涉及22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未能提交与刘焕田之间也存在涉及10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史立新虽提交了常峰给刘焕田的转款记录，但李艳玲亦提交了给常峰转款记录，转款时间先后顺序及与该次股权变更时间前后相互吻合。第五，史立新提交的变更情况说明中，并未涉及股权代持事宜。第六，虽刘焕田到庭作证称将股权转给了史立新，但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也与本案书证所反映的事实不符。综上几点，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史立新主张该争议1000万元股权实际为其所有由李艳玲代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李艳玲将原登记在其名下1000万元股权转让给邓少年，再由邓少年转让给刘涛，系有权处分。故，史立新诉求中涉及该1000万元的股权部分，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对于该争议2200万元股权，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证人证言及冯某与史立新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该部分股权系由史立新自原始股东冯某处继受取得，在转让给邓少年之前由常峰、张明代持，对于该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争议股权在2016年12月13日，由常峰、张明变更登记为邓少年。史立新主张该部分股权仍系由邓少年代持，因引进战略投资的需要才变更登记在邓少年名下，并提交其与邓少年的股权代持协议、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财务凭证等证据。邓少年、李艳玲称，因为史立新欠李艳玲款项，双方商定以股抵债，称该股权代持协议是史立新为应付外面的债权人，欺骗邓少年签订的，并提供了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与张明的代持协议、张明签字的承诺书、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等反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考查双方提交的证据，第一，邓少年、李艳玲主张，史立新与邓少年之间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系欺骗所签，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第二，虽然史立新欠李艳玲款项，但双方并未形成书面的以股抵债协议。第三，虽在津昌公司生产经营期间与李艳玲及其亲属存在巨额资金往来，但账面均记载为借款（雷盛石化部分为货款），公司生产经营期间的借贷，并不能成为证明股东资格的直接证据。第四，虽张明书写有股权代持协议及承诺书，但邓少年、李艳玲应当知悉登记在张明名下的股权系代史立新持有，而史立新亦不予认可，因此，无论协议及承诺内容是否为张明真实意思表示，未经权利人史立新追认，上述行为对史立新不发生法律效力；且承诺书无法查明具体形成时间，而李艳玲与张明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的签订时间，在邓少年与史立新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的时间之前，故应当以签订时间在后的股权代持协议，认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五，涉案争议股权涉及2200万元，其中原由常峰代持的股权为1400万元，但李艳玲提交的与常峰的股权代持协议系复印件不能提供原件，也未能证明常峰亦曾出具过相应的承诺书。第六，相反，结合邓少年、津昌公司与深圳市中欧建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无关于史立新将股权转让到邓少年名下是因为引进战略投资需要的表述，但能够反映邓少年为津昌公司引进战略投资的过程。第七，津昌公司出纳郭震从2016年7月至2018年3月不间断向史立新发送津昌公司资金日报表、仓库日报表，虽李艳玲解释是因为史立新以常峰名义借入津昌公司1000多万，史立新担心公司有钱不还他，所以他要求知道公司现金及货物情况，以便随时主张还款，但李艳玲的该解释显然不符常理。第八，2018年3月期间，史立新在津昌公司工作，在由史立新签字的付款审批单中，史立新的签字绝大部分签在董事长（总经理）一栏，虽时间较短，但能够印证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史立新。第九，邓少年、李艳玲虽辩称相关微信沟通，是因为史立新向津昌公司供货、代津昌公司销货、史立新在2018年是销售副总，但从证据优势上，不足以反驳史立新提供证据，也未能就其相关陈述进一步举证。综上，邓少年、李艳玲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二人与史立新之间达成以股抵债合意，也不能推翻史立新与邓少年之间所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不足以反驳史立新提供的证据，故，对于史立新主张邓少年代其持股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涉案争议的原登记在邓少年名下的2200万元股权，实际出资人为史立新，基于与史立新的股权代持关系，邓少年只是工商登记的名义股东。关于争议焦点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如前所述，涉案争议原登记在邓少年名下的2200万元股权系邓少年代史立新持有，因此，邓少年在2018年4月11日将股权转让给刘涛，系无权处分行为。刘涛举证证明其出借资金给津昌公司，邓少年、李艳玲夫妇提供担保，因津昌公司及邓少年、李艳玲夫妇无力偿还借款，所以签订了三方协议，邓少年将股权转让给刘涛。但刘涛提供证据所主张的出借资金，根据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期间通过银行往来资金流转的涉及刘涛的款项数额仅2680.00元，账面显示资金用途为报销款，虽李艳玲提供其亲属、朋友及关联企业出具情况说明，拟证明李艳玲借入的资金受刘涛指示所有权归刘涛所有，但上述李艳玲亲属、朋友及关联企业均未出庭作证，且上述人员及关联企业与邓少年、李艳玲、刘涛存在利害关系，仅有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也不足为证。因此，对于刘涛举证证明其出借巨额款项给津昌公司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刘涛与津昌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及债务具体数额，亦不能认定刘涛在受让涉案争议的3200万元股权包括邓少年代持的2200股权过程中支付了合理对价，根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刘涛不能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涉案争议2200万元股权，邓少年将该争议2200万元股权转让给刘涛的处分行为无效，史立新有权追回。关于争议焦点五，史立新关于请求解除与邓少年、李艳玲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其中，因史立新主张原登记在李艳玲名下的1000万元股权为其实际所有由李艳玲代持证据不足，故其诉求解除与李艳玲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无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其主张解除与邓少年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符合其与邓少年之间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的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关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五条规定：“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届满’，包括本数。”本案中，根据前述认定的事实，津昌公司股权的实际情况为：王策持有800万元股权，刘涛基于继受取得1000万元股权，另登记在刘涛名下的2200股权实际出资人为史立新。史立新主张变更工商登记为显名股东，具有表决权的股东为王策、刘涛。庭审中，刘涛表示其他股东不可能过半数同意，意即不同意；王策陈述在相关股权转让以及股权代持，不存在其他法定无效的情况下，均同意转让且不行使优先购买权，意即同意。因此，根据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对于刘涛及王策两名股东只需一人同意即符合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的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故，史立新关于请求将相应股权变更至其名下，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邓少年与刘涛于2018年4月11日签订的《淄博津昌助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所转让的3200万元股权中的2200万元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二、确认津昌公司现登记的刘涛名下3200万元股权中的2200万元股权归史立新所有；三、解除史立新与邓少年之间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四、津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登记在刘涛名下3200万元股权中的2200万元股权变更登记至史立新名下，刘涛及王策予以协助；五、驳回史立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1800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证据保全申请费1000元，共计207800元，由史立新负担63062.5元，由邓少年、刘涛共同负担144737.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史立新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对刘焕田的律师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刘焕田持有津昌公司股权对价为1200万元，且史立新已全部支付对价，刘焕田将股权转给史立新。证据2.常峰银行卡交易流水一宗以及淄博宙能工贸有限公司向常峰转款的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进账单一张，拟证明常峰支付给刘焕田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淄博宙能工贸有限公司、许春红等人转给其的款项，不是李艳玲的转款；常峰尾号8111和2287的农商行卡早与李艳玲存在资金往来，上述两账户收到的400万元并非李艳玲用于支付刘焕田的股权价款。证据3.宋皇锋、叶怡河的录音各一份，拟证明二人不认识刘涛或与刘涛不熟，与刘涛没有资金往来，刘涛所称通过二人借款给津昌公司虚假。证据4.对曹瑞萍的律师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史立新系公司大股东，李艳玲、常峰、张明是史立新股权代持人，李艳玲是2017年下半年加入津昌公司，且邓少年代持股权是为了招商引资，并非以股抵债。证据5.李艳玲向史立新出具的借条一份，拟证明李艳玲对史立新也有欠款，不存在以股抵债的说法。证据6.常峰出具的说明一份，拟证明津昌公司、邓少年、李艳玲在本院二审时提交的常峰出具的承诺书为虚假。津昌公司、邓少年、李艳玲共同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常峰银行账户的流水情况与本案股权纠纷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曹瑞萍是史立新经营公司期间所聘请的会计主管，与史立新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并且其关于公司股权的陈述不真实。对证据5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借款没有支付凭证佐证，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其目的，常峰与史立新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史立新不仅让常峰代为持股，还以常峰名义出借款项，常峰出具的该说明不能对抗其向邓少年、李艳玲夫妇出具的承诺书。刘涛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录音无法确认通话双方的身份。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曹瑞萍与史立新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可信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该借款即使真实存在，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其目的，常峰与津昌公司存在未结诉讼，是本案利害关系人，并且其一审已出庭作证，证言也未得到采纳。王策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刘焕田的陈述与其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一致，2015年初津昌公司股权转让时原股东冯某、刘焕田告知王策股权转让给史立新，但对钱款的支付没有参与不清楚，也不清楚史立新与李艳玲是否存在代持关系，2015年公司法人变更为邓少年后，史立新告知公司经营以后主要由其两人负责。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钱是种类物，常峰转给刘焕田的款项究竟是谁的无法确认，且常峰与李艳玲之间早有经济往来，无法核实钱款用途，通过该证据仅能看出淄博宙能工贸有限公司、许春红等人转款进入常峰账户的时间与常峰转给刘焕田钱款的时间较为接近。对证据3电话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清楚双方谈话人的身份。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王策不认识曹瑞萍，不知道相关情况。对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李艳玲与史立新之间是否另行存在借贷关系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且该证据无法证明是否存在以股抵债情况。对证据6常峰应当出庭作证，其书写的材料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认为，史立新提交的证据1史立新委托律师对刘焕田所作的调查笔录，刘焕田所陈述的内容与其在一审出庭作证时的陈述基本一致，对该证据采信与否，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证据2常峰银行卡交易流水以及进账单，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证据3宋皇锋、叶怡河的录音，史立新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录音中谈话人的身份，且其他各方对其真实性也不认可，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史立新委托律师对曹瑞萍所作的调查笔录，曹瑞萍本人未出庭作证，且其他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也不认可，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李艳玲向史立新出具的借条，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常峰出具的说明，其关于代史立新持股的陈述，与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其他陈述，与邓少年、津昌公司、李艳玲提交的其签字的承诺书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信。邓少年、津昌公司、李艳玲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史立新签字的说明一份，拟证明史立新与邓少年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仅作融资用，并非真实有效。证据2.常峰出具的承诺书一份，拟证明常峰名下35%股权于2016年12月13日以股抵债转让给邓少年，抵顶了史立新与李艳玲之间的债务。证据3.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91民初177号民事裁定，拟证明邓少年为津昌公司实际控制人。证据4.邓少年、李艳玲在津昌公司审批单中签字材料一宗、淄博泽鼎商贸有限公司与津昌公司的购销合同及发票一宗、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91民初177号民事判决一份，拟证明史立新是淄博泽鼎商贸有限公司的经办人员，其不具备津昌公司股东身份，并非津昌公司实际控制人。史立新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史立新从未签署过该文件，该证据没有写明形成时间，没有捺印，不具有真实性；邓少年代持股权是为了达到投资者要求的邓少年持股80%或者绝对控股权，2017年2月8日史立新与邓少年补签了股权代持协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常峰签名处没有捺印和签署日期，史立新提交的常峰出具的说明明确提出该承诺书不是其本人所签，该证据极可能是邓少年等用常峰签字的空白身份证复印件加工而成。证据3与本案无关，不具有证明力，常峰在（2019）鲁0391民初177号案件中追加邓少年为被告的原因是邓少年是津昌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4月11日邓少年将代持的史立新的股权恶意转让给刘涛，并非法控制了公司，裁定书不能证明邓少年为津昌公司的合法实际控制人。对证据4中邓少年、李艳玲签字的部分审批单中，史立新在董事长（总经理）处签字，恰恰能够证明史立新是津昌公司的控制人；证据4中淄博泽鼎商贸有限公司与津昌公司的购销合同及发票，只能显示淄博泽鼎商贸有限公司与津昌公司有业务往来，不能证明史立新为淄博泽鼎商贸有限公司联系和经办人员。证据4中的判决书是常锋与津昌公司的借款纠纷案件，与本案无关，该案常峰也已提起上诉。刘涛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王策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该证据没有落款时间，也没有指定具体合同内容。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邓少年登记为津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确实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但是否达到实际控制程度，王策不清楚，且该证据法院并未确认邓少年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不清楚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管理架构情况。本院认为，邓少年、津昌公司、李艳玲提交证据1史立新签字的说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证据2常峰出具的承诺书，其关于代史立新持股的陈述，与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其他陈述，与史立新提交的其出具的说明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民事裁定书，该民事裁定并未认定邓少年系津昌公司实际控制人，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中的淄博泽鼎商贸有限公司与津昌公司的购销合同、发票以及177号民事判决，均不涉及史立新在津昌公司的身份问题，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中的邓少年、李艳玲签字的审批单，史立新对其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原登记在李艳玲名下的1000万元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如何认定；二、邓少年与史立新之间是否存在2200万元股权的代持关系；三、刘涛是否善意取得了争议股权；四、如果前述代持关系成立且刘涛不构成善意取得，则史立新能否显名。一、关于原登记在李艳玲名下的1000万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如何认定的问题。史立新与冯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史立新与常峰、张明、邓少年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仅涉及2200万元股权的转让及代持事宜，并未涉及该1000万元股权的转让及代持事宜，而李艳玲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与刘焕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刘焕田出具的收到李艳玲股本金的收款收据，可以充分证明刘焕田将其持有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给了李艳玲。史立新主张该1000万元股权由李艳玲代持，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史立新二审中提交的常峰的银行卡交易流水等证据显示，常峰的相关银行卡中有多笔资金交易，但钱为种类物，史立新不能仅以淄博宙能工贸有限公司、许春红等人向常峰的转款时间与常峰向刘焕田的转款时间较近为由，主张淄博宙能工贸有限公司、许春红等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且史立新也没有证据证实淄博宙能工贸有限公司、许春红等人向常峰的转款系受其委托所转，故史立新提交的常峰银行卡交易流水等不能证实史立新支付了刘焕田1000万元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史立新提交的其委托律师对刘焕田的调查笔录，证据形式仅为证人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史立新主张原登记在李艳玲名下的1000万元股权系其所有，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邓少年与史立新之间是否存在2200万元股权的代持关系问题。本案对该争议2200万元股权在转让给邓少年之前，由常峰、张明代史立新持有，各方均没有异议。邓少年主张该争议股权史立新已以股抵债形式转让给李艳玲，对此邓少年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为此，邓少年一审提供了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与张明代持协议、张明签字的承诺书、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等证据，史立新主张该部分股权系因引进战略投资需要，由邓少年代持，并提交其与邓少年的股权代持协议、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证据。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以及史立新所提供证据的证明优势，一审法院已进行详尽阐析，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邓少年又提交了史立新签字的说明以及邓少年、李艳玲签字的审批单等证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1.关于史立新签字的说明。首先，史立新签字的说明载明“本人与邓少年签订的津昌股权代持协议仅做融资用，不是真实有效的”，该说明内容不明确，存在歧义，不能解读出史立新与邓少年所签股权代持协议虚假，案争2200万元股权由邓少年实际所有的唯一结论。其次，假使如邓少年所述，案争2200万元股权为其实际所有，其与史立新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不真实。因邓少年基于战略投资人的信赖，代表津昌公司与战略投资人进行了协商，在争议股权已登记在邓少年名下的情况下，邓少年与史立新之间也无需为融资再行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故史立新签字的说明不能推翻邓少年与史立新所签股权代持协议的真实性。2.关于邓少年、李艳玲签字的审批单。在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在审批单上签字并不必然证明签字人为公司股东。并且本案邓少年提供的审批单中除有邓少年或李艳玲的签字外，部分还有史立新的签字，且史立新在董事长（总经理）栏签字，所以邓少年、李艳玲签字的审批单亦不能推翻邓少年与史立新所签股权代持协议的真实性，不能证明邓少年为案争2200万元股权的实际权利人。综上，邓少年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基于以股抵债取得了案争2200万元股权，一审法院认定原登记于邓少年名下的2200万元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为史立新，其与邓少年系股权代持关系，并无不当。三、关于刘涛是否善意取得了争议股权的问题。本案邓少年未征得史立新的同意，擅自将其代史立新持有的2200万元股权对外转让给刘涛，构成无权处分，且刘涛取得该争议股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所规定的善意取得要件，故一审法院认定刘涛不能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争议股权，并无不当。首先，刘涛并未支付合理对价。刘涛主张邓少年、李艳玲夫妇以股抵债方式偿还了津昌公司欠刘涛的借款，但刘涛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向津昌公司出借款项的事实。刘涛与邓少年、李艳玲签订的股权顶账协议载明的汇款人均系刘涛的亲属、朋友或关联公司，与刘涛具有利害关系，且大部分款项未汇入津昌公司，所以股权顶账协议载明的汇款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证明其向津昌公司出借款项的事实。并且根据淄博正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淄正德鉴字（2019）第003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的鉴定结论，津昌公司公户支出刘涛2680元（账面显示资金用途为报销款）；马风芝等6人与津昌公司对公账户无资金往来；其余汇款人与津昌公司对公账户虽然存在资金往来，但同时包括汇入与支出两种资金流转形式。因此，刘涛不能证明实际出借的资金数额与欠款数额，亦不能证明刘涛支付了邓少年代史立新所持的2200万元股权的合理对价。其次，刘涛与李艳玲系兄妹关系，而李艳玲与邓少年系夫妻关系，对邓少年代史立新持股的事实，刘涛应当知晓，所以刘涛在受让案争2200万元股权时也并非善意。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涛不能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案争2200万元股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史立新能否显名的问题。本案中，如上所述，关于涉案2200万元股权，邓少年与史立新构成代持关系，且刘涛不能善意取得该股权，故史立新有权追回原登记在邓少年名下的2200万元股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王策在一审及二审中均明确表示，在没有法定无效的情形下，同意股权转让以及史立新成为津昌公司登记股东，故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支持史立新关于请求将相应股权变更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史立新、津昌公司、邓少年、刘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3600元，由上诉人史立新负担81800元，由上诉人刘涛、邓少年、淄博津昌助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51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爱华审判员  邝 斌审判员  张秀梅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王子杰书记员张海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