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7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林，男，196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豪，四川泰仁（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惠英，女，196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栩盛，男，196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建鸣、洪谷威，浙江古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建林因与被上诉人高惠英、王栩盛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9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石清荣独任审理，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李建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豪、被上诉人王栩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建鸣、洪谷威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高惠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6月5日、同年10月12日，高惠英分别转账交付王栩盛35万元和17万元。2017年10月1日，王栩盛向高惠英转账交付9万元。2018年6月，高惠英向该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认为王栩盛向其借款52万元，已返还9万元，要求王栩盛返还借款43万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王栩盛在该案中主张双方系情人关系，时常发生礼物、款项相互赠与和往来，一则是为了维系感情需要，二则是高惠英经常委托王栩盛办理相关销售业务需要，交付的9万元系介绍工程的业务款项往来。该院于同年7月13日作出（2018）浙0109民初1044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高惠英仅凭转账凭证向该院提起诉讼，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王栩盛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且转账期间与王栩盛关系亲密，已经超出了正常朋友的交往范畴，至少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关系暧昧，在此情况下，更需要高惠英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王栩盛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其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判决驳回高惠英的诉讼请求。高惠英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浙01民终59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4月，高惠英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案涉款项系王栩盛诈骗款项，但无果。同年7月30日，高惠英向该院提起服务合同纠纷之诉，认为王栩盛承诺为其介绍销售业务，向其预支业务介绍费52万元，已退还9万元，要求解除服务合同关系并返还业务介绍费43万元。王栩盛在该案中辩称双方系情人关系，时常发生礼物、款项互相赠与和往来。同年10月15日，该院作出（2019）浙0109民初12168号民事判决书，该院认为高惠英主张其与王栩盛存在服务合同关系，王栩盛对此予以否认，而高惠英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服务事项、价款等内容达成合意；且高惠英在前案中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就案涉款项性质的陈述亦存在前后矛盾，基于上述情况，高惠英应就服务合同关系的成立进一步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举证不能的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判决驳回高惠英的全部诉讼请求。同年12月，李建林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确认高惠英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给王栩盛的赠与行为无效；2、判令王栩盛立即返还赠与现金52万元，并承担上述资金自2015年10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 另查明：李建林与高惠英于1993年5月11日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至今，双方共同经营陶瓷店，有数家门店。高惠英与王栩盛在案涉款项发生期间，两人有共同出去旅游的行为，王栩盛存有与高惠英的亲密合照和高惠英自拍的不雅照。王栩盛在本案审理期间自认赠与款项为6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建林对其主张的52万元款项系高惠英与王栩盛之间的赠与行为之标的，负有举证责任，李建林在本案中所提供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高惠英与王栩盛之间的52万元款项系赠与。高惠英在另两案中主张诉争款项系其与王栩盛之间的借款关系、服务合同关系，王栩盛主张一部分系赠与，一部分系业务活动经费、共同消费及其他往来，鉴于高惠英和王栩盛均主张存在介绍业务的情况，且两人有共同出游的经历，同时王栩盛有9万元打入高惠英账户，故王栩盛关于案涉款项有部分系活动经费、共同消费及其他往来的主张较为可信。王栩盛自认与高惠英系情人关系，有6000元款项为赠与，故该院确认高惠英赠与王栩盛的款项为6000元。高惠英与李建林系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约定共同财产归各自所有，王栩盛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高惠英与李建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归各自所有，故应认定高惠英与李建林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夫妻共同财产制。高惠英未经李建林同意将6000元赠与王栩盛，系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且未经李建林追认，有违公序良俗，应认定该赠与行为无效。无效赠与行为自始无效，王栩盛因此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上述6000元属于高惠英与李建林夫妻共同财产，双方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故对李建林主张返还该部分款项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但利息损失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和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高惠英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高惠英与王栩盛之间关于6000元的赠与行为无效；二、王栩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建林返还6000元并支付此款自2015年10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李建林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292元，减半收取5146元，由李建林负担5121元，王栩盛负担25元。 宣判后，李建林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鉴于高惠英和王栩盛均主张存在介绍业务的情况，且两人有共同出游的经历，同时王栩盛有9万元打入高惠英账户”，并以此认定案涉款项有部分系活动经费、共同消费及其他外来款系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均来自于被上诉人王栩盛的陈述及两被上诉人之间不正当男女情感破裂后对案涉款项产生争议后由此引发民间借贷诉讼和服务合同诉讼中的陈述及主张，并无任何证据佐证，且均被被上诉人王栩盛否认。事实上，经由上述判决，案涉款项性质均已被相关人民法院否认为借款或业务款项。在民间借贷案件中被上诉人王栩盛曾经辩称“双方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时常发生礼物、款项相互赠与和往来，一则为了维系感情的需要，二则是高惠英解除委托王栩盛办理相关销售业务的需要”。在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王栩盛辩称“高惠英和王栩盛在长达三年的不正当交往过程中，时常发生礼物、款项相互赠与和往来，而一审查明的双方的转账，均是双方为了维系感情及办理相关销售业务的需要”。在服务合同诉讼中被上诉人王栩盛辩称“双方不是朋友关系，而是情人关系，在长达三年的不正当交往中，时常发生礼物、款项互相赠与和往来，而本案中高惠英转账王栩盛以及王栩盛转账给高惠英的款项，就属于以上性质”。上述案件的涉案款项实际上均指向本案争议的52万元，被上诉人王栩盛在各案中的自认，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案涉款项的性质的明确清晰的确认，属于被上诉人高惠英为维系双方情感而对被上诉人王栩盛的赠与款。此外，案涉款项打款情况，分别为2015年6月5日一次性转账35万元，2015年10月12日一次性转账17万元，而被上诉人王栩盛将仅转账两次形成的52万元款项性质分裂成赠与款、业务活动费、共同消费、其他往来款4种款项性质，又无法加以具体区分，显然不符合一般生活逻辑，系其对该案涉赠与款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在本案中的虚假陈述。而该类一次性大金额的转账方式，即不符合业务往来款存在高密度来往交易的特征，亦不符合共同生活消费存在连续、小金额交易往来的特征，反而符合因故进行大额现金赠与的给付逻辑。综上，本案诉争款项的性质被上诉人王栩盛与人民法院已经有明确定论，即为赠与款，原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高惠英与被上诉人王栩盛在此前二人诉讼中对上诉人具有不利结果导向又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的陈述，忽视其确认款项性质为赠与款的自认以及日常生活逻辑，认定案涉款项为“活动经费、共同消费、及其他往来款”系事实认定错误。 二、原审法院在上诉人已经举证且被上诉人自认两人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前提下，将证明案涉款项性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超出上诉人的举证能力，系适用法律错误。案涉52万元转账款产生在两被上诉人之间，上诉人不可能掌握案涉款项性质的直接证据，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李建林对主张的52万元款项系两被上诉人之间的赠与行为之标的负有举证责任，显然超过了上诉人的举证能力，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负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的规定，本案的诉争款项在两被上诉人之间转移，若该款项的收取存在正当性两被上诉人完全可以掌握相应证据，因此在认定两被上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后，被上诉人王栩盛收取款项正当性的举证责任应当转移给两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收取款项的合法性，这既有利于保护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权，也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的安全及稳定。一审中两被上诉人从始至终未对收取款项的合法性提供证据证明，仅口头陈述为业务活动经费、共同消费及其他往来而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被上诉人的孤列的陈述不能引以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退一步讲，即使依照被上诉人王栩盛在原审中抗辩所言的案涉款项中存在部分为两被上诉人共同消费及其他往来款，该主张亦违背《民法总则》第八条关于“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之规定，因此，案涉52万元款项应当认定为被上诉人高惠英为维系双方情感而对被上诉人王栩盛的赠与款，赠与行为系被上诉人高惠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且未经过上诉人追认，有违公序良俗，应当全额返还并赔偿利息损失。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高惠英书面答辩称：同意李建林的全部诉讼请求。高惠英与王栩盛之间从没有发生业务往来，高惠英之所以转给王栩盛案涉钱款，都是因为其说急用钱，然后送给他的。之前之所以打这么多官司，是因为对款项的性质认识出现偏差所致。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决。 被上诉人王栩盛答辩称：一、一审对案涉款项性质判断准确。一审法院根据两被上诉人在前案中的陈述及已查明的事实，认定案涉款项性质部分系业务活动经费，部分为共同消费及其他往来准确。被上诉人王栩盛的确否认过被上诉人高惠英关于案涉款项系借款或业务介绍费的主张，同时在上述三案中的陈述也基本一致，即案涉款项中一部分系业务活动经费，一部分系共同消费，一部分系赠与，一部分系其他往来。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摘录的上述三案判决书的部分内容，就是很好的佐证，该些内容恰好证明了被上诉人王栩盛不认可案涉52万元均系赠与的事实，绝非上诉人对赠与的自认。上诉人一方面认为一审法院凭上述三案中的陈述及主张来认定款项性质系判断错误，另一方面又凭三案中的陈述及主张牵强附会地认定被上诉人王栩盛对案涉52万元存在赠与的自认，显然自相矛盾，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同时，被上诉人王栩盛在一审时已向一审法院作出4种款项性质的合理说明，即两笔转账事实上在一开始时均是作为业务活动经费使用的，但两被上诉人在交往过程中，存在的共同消费及其他往来也由该款项支出，且在销售业务结束后，活动经费尚有剩余，而被上诉人高惠英并未收回该剩余款项，故被上诉人王栩盛认为该剩余款项系对其的赠与。另外，从上述三案来看，法院也从未认定案涉52万元为赠与款，反而认为被上诉人王栩盛的陈述及主张更为可信、合理。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两被上诉人的款项系赠与是正确的。被上诉人必须强调，无论是前三案，还是本案一审，法院均未认定两被上诉人存在情人关系，被上诉人高惠英在前三案中也坚决否认其与被上诉人王栩盛之间存在情人关系，且在本案一审中上诉人也陈述被上诉人高惠英在2019年春节时向其告知案涉款项被王栩盛骗取而非赠与的事实，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同时，本案具有其特殊性，即两被上诉人对案涉款项的性质判断的陈述与主张已被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此外，被上诉人高惠英在前三案时均委托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且其中两案其本人也到庭参加诉讼，但在本案一审中，高惠英作为重要的当事人，其本人既不出庭，又不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而其服务合同诉讼代理人又与本案上诉人代理人系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王栩盛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高惠英与上诉人有串通虚假诉讼、损害被上诉人王栩盛合法权益的可能。因被上诉人高惠英与上诉人现仍为夫妻关系，其两人在本案中存在高度一致的利害关系，即使被上诉人败诉，不利后果也仅由被上诉人王栩盛承担。被上诉人高惠英的缺席，也使上诉人错误引用原证据规定第七条及证据规定第九十条的行为更具说服力，但事实上，如果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其还未完成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无需提供反驳证据。此外被上诉人高惠英的个人消费，不能被认定为对被上诉人王栩盛的赠与款。 三、整个事情的脉络如下：2015年初被上诉人高惠英、王栩盛经朋友介绍结识，因高惠英系经营陶瓷业务，而王栩盛涉足市政工程业务，职业上的关联性促成双方交往密切，确实存在着多个相关业务的交流、帮衬活动。2015年6月5日、10月12日，高惠英通过银行汇款给王栩盛35万元、17万元；2017年10月1日，王栩盛通过银行汇款给高惠英9万元。2017年底，王栩盛的妻子觉察到丈夫与高惠英之间的关系超出了一般的业务朋友关系，对此提出异议，王栩盛迫于家庭关系破裂的压力和身体健康的原因，逐渐疏远了与高惠英的交往。2018年6月11日高惠英向萧山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萧山法院驳回了高惠英的全部诉讼请求。高惠英不服，向杭州中院提起上诉，杭州中院判决驳回上诉。2019年2月9日晚，高惠英与上诉人李建林不满相关法院判决结果，去王栩盛家闹事，讨要所谓的“诈骗款”未果。2019年4月19日，高惠英、李建林夫妻向杭州南星桥派出所报案称：王栩盛涉嫌诈骗。经派出所传唤王栩盛核实后，认为缺乏证据，未予受理。2019年4月24日，高惠英、李建林夫妻再次向萧山瓜沥派出所报案称：王栩盛涉嫌诈骗。经派出所传唤王栩盛核实后，认为缺乏证据，未予受理。2019年7月8日晚，高惠英与上诉人李建林再次去王栩盛家追讨所谓的“诈骗款”未果。2019年7月30日高惠英向萧山法院提起服务合同的诉讼，萧山法院在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李建林全程在场旁听，2019年10月15日萧山法院判决驳回高惠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019年12月27日李建林向萧山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这一系列的事实表明：第一，高惠英对案涉款项先后有三种说法，即借款、诈骗款、服务合同款，但自始至终否认款项“赠与”的说法，也不存在“赠与”的事实和理由；第二，李建林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对案涉款项的性质和事实是明知的，不存在赠与的事实。2019年2月9日晚，高惠英与上诉人李建林去王栩盛家闹事，讨要所谓的“诈骗款”；后来又发生二次向派出所报案王栩盛诈骗和第二次上门讨要款项的情况，李建林都是陪同高惠英参加的，直到2019年8月22日，李建林还全程旁听了服务合同纠纷庭审。在此期间，无论是高惠英、还是李建林都没有提出过涉案款项为赠与的性质，相反，种种催讨款项的理由，已在事实上彻底否定了案涉款项赠与的性质，充分说明了李建林对案涉款项的性质和事实是十分清楚的，不存在赠与的事实和理由；第三，上诉人李建林不顾相关法院对涉案款项性质的真实认定，在明知涉案款项并非赠与的情况下，提起赠与合同纠纷，系滥用诉权，恶意浪费司法资源的虚假诉讼行为，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根据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款项的转移行为发生于高惠英和王栩盛之间，高惠英在之前提起的两起诉讼中从未主张过系赠与款。现李建林主张该款项系赠与款，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案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李建林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正确。原审综合之前两案的情况，结合本案中王栩盛的陈述，判定王栩盛关于案涉款项有部分系活动经费、共同消费及其他往来的主张较为可信，该认定符合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维持。李建林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40元，由上诉人李建林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联系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童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