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民终5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玉影，女，1971年9月23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律师，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泽，男，1962年3月26日生，汉族，北京市人，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枫，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乐林路16号院2号楼鼎盛园商务楼3层317室。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枫，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玉影因与上诉人王泽、原审原告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19）赣1103民初3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玉影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对原告要求全款返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即3.5万元归被告所有）”和“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原告承担775元”的判决理由和判决结果；2、撤销错误的判决即“限判决生效后由被告黄玉影立即返还原告王泽人民币3.5万元”、“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被告承担775元”；3、改判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所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支持王泽的返款诉讼请求必须以《协议》解除为前提，事实上《协议》不得解除，因王泽构成欺诈没有解除权，而有解除权的上诉人黄玉影没有行使解除权，那么合法成立的《协议》应受法律保护而继续履行，故只能驳回王泽的诉讼请求；2、一审判决结果属于对原、被告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式判决，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首先，将《协议》定性为附义务赠予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无名合同的有关法律来改判，律师业由投资人或控制人向名义合伙人支付补偿款、感谢费等费用是行业惯例，本案是双务有偿的无名合同，而非附义务赠予合同；3、一审判决在证据记载和评述上存在多处错误和遗漏；4、一审判决将原告王泽的欺诈和违约错误定性为缔约过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改判；5、一审判决称“签订《协议》时，双方均未约定时间”与事实不符，后续据此判定“双方均有一定的责任”将原告的全部责任推卸一半给被告承担，判决返还3.5万元不合法，应依法改判不予返还，驳回诉讼请求；6、一审判决违法并断章取义地将被告黄玉影已明确取消的协商意见作为对被告不利的证据，判决被告返还3.5万元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不予返还，驳回诉讼请求；7、一审判决关于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的认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8、原告王泽在一审时单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让黄玉影对2018年7月31日的期限有所了解，其已履行全面如实的告知义务，故王泽因未履行事先告知义务致使黄玉影进入履约阶段，构成欺诈。本案系王泽欺诈兼违约，不是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王泽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王泽答辩称：1、关于合同解除权的问题，黄玉影在本次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欺诈、缔约过失责任、故意违反合同约定，王泽于签订合同当天就向黄玉影转款7万元，但黄玉影未按合同约定从原律师事务所退出，加入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其核心义务从未履行，致使我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第四项的规定，我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对方返还7万元费用；2、关于上诉人黄玉影诉称我方隐瞒调动期限构成欺诈，属胡乱指控，按照黄玉影的逻辑，我方隐瞒调动期限，就是为了给黄玉影白送7万元钱，且致使自己面临违约的处境？这一指控与基本生活经验常识相悖；3、本案应为双务的无名合同，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两方的核心义务，黄玉影至今未从原律师事务所退出，其行为严重违反合同义务，理应返还全部费用并承担违约责任；4、关于履行期限的问题，我方已经跟黄玉影多次提起过急需合伙人的事实，要不然也不会刚认识就与其签约，同时在签约当天就立刻付款，且案涉《协议》是黄玉影带来的，其在协议中如此表述系其故意隐瞒自己当时真实处境的表现。上诉人王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黄玉影返还上诉人王泽人民币7万元并向上诉人承担自2018年7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或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黄玉影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导致一审法院据此作出错误判决。鉴于《协议》签订前至今，黄玉影从未变更其律师执业单位，一直在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执业，一直未向北京市司法局提交上述退伙手续，因此，一审法院仅凭与黄玉影有利害关系的工作单位单方出具的退伙手续就认定“黄玉影已于《协议》签订当日就着手办理退伙手续”，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根据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加盖公章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27日的《证明》认定黄玉影已与该所解除合伙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并据此认定黄玉影存在损失，作出“要求黄玉影返还王泽3.5万元”的错误判决，经登录北京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系统查询，黄玉影至今仍为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也即黄玉影从未与该所解除合伙关系，由此可证明该所出具的《证明》所述内容不真实；王泽及其助理在签订和履行《协议》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在《协议》签订前和履行过程中均已告知黄玉影应于2018年7月31日前将其律师执业关系转至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但黄玉影在明知北京市司法局规定合伙人变更执业关系的具体流程及变更期限为两个月以上的情况下，仍在《协议》签订过程中故意隐瞒该重要事实，其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无权扣除王泽已向其支付的款项；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认定错误，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并非“附义务赠予合同纠纷”，案涉《协议》系双务的无名合同，根据《协议》约定，在黄玉影将其律师执业关系转到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名下后，王泽向其支付7万元，在该条件未满足时，黄玉影无权继续占有该笔款项，该笔款项并非黄玉影无须支付任何对价即可获得的“感谢费”。另外，从《协议》订立的目的看，黄玉影未将律师执业关系转至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的情况下，协议订立的目的未实现，黄玉影继续占有7万元无任何依据。黄玉影答辩称：1、上诉人王泽所述“黄玉影提交的四份书证系伪造的，一审法院确认这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属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意见不成立；2、上诉人王泽及其助理并未在签约前告知黄玉影应于2018年7月31日前这一个期限要求，王泽亦未提交签约前已告知的证据；3、从《协议》的约定内容来看，不存在“黄玉影将执业关系转到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完成后”作为王泽支付7万元的前提条件，《协议》属于双务、有偿合同没错，黄玉影至今都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从没有拒绝将执业关系转到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4、王泽上诉所述“在协商解除《协议》过程中，王泽要求黄玉影将该笔款项退还至指定银行账户时，黄玉影并无异议”与事实不符，上诉人黄玉影对王泽的退款要求并非无异议，而是基于王泽违约而行使不安抗辩权进入协商阶段，虽一开始看在介绍人情面上愿意作出让步，但随后发现王泽态度恶劣便取消了让步。原告王泽、原告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原告钱款人民币7万元整；2、判决被告向原告承担自2018年7月20日起实际归还钱款之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3、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9日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批准成立，2018年10月增加合伙人张宇、黄浩浩、张绣评。2018年11月26日将负责人变更为张宇。2018年4月26日原告王泽、陈庆枫作为甲方与案外人华夏致诚（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律师事务所代理转让合同》：“一、委托事项：甲方委托乙方全权办理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转让手续。二、双方的责任。三、办理相关委托等项的时间约定，自2018年4月26日起（不含银行开户）、（以司法局交材料为准）共约60个工作日内完成甲方所委托事项。”2018年6月27日原告王泽、原告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为乙方）与被告黄玉影（甲方）签订《协议》，“甲方应乙方要求，同意作为乙方王泽控制的原告乙方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合伙人，以支持乙方一及乙方二和两乙方开展事业。乙方一是乙方二的全额独有投资人和实际控制人。一、甲方同意将律师执业关系转到乙方二，期限为一年，自2018年6月27日自甲方向原所提出退伙申请、调离申请并开始启动有关手续为准至2019年6月26日。二、鉴于甲方的友情支持，乙方同意给予甲方人民币柒万元予以感谢。三、本协议期限届满时，两乙方应无条件的及时为甲方办理调离手续。如果需要甲方继续支持，双方友好协商续约及另行签署协议。”乙方二没有在协议上盖章。协议对案件办理及分成及其他等项工作详细约定。当日中午乙方一王泽委托助理陈庆枫转账给被告7万元。下午被告即向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提交退伙申请书，律师事务所减少合伙人备案意见。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所出具《证明》一份，被告黄玉影已与事务所解除合伙关系。并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2018年6月29日被告向原告王泽助理陈庆枫发出短信，“原所签章三份文件已取到，但取消今天下午递交退伙文件到律协的计划。因为原所仅三合伙人，须先增加合伙人才可办理退伙（以前无此点限制）。原所已准备增加1至2名合伙人”。陈庆枫回复“希望尽快给您先退伙吧”。此后，经双方多次沟通，被告在QQ聊天中同意退还3万元，但原告不同意。故原告于2018年3月7日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于2019年5月28日裁定此案移送广丰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三个：一是主体问题？二是签订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缔约过失？三是本案具体是什么合同纠纷？关于一，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在2016年7月9日系合伙律师事务所，由韩伟、朱洪波、冀莹莹三名合伙人，2018年10月24日变更合伙人为张宇、黄浩浩、张绣评，由合伙人张宇为负责人，原告王泽在签约时尚未取得独有投资人和实际控制人资格。在2018年4月26日与华夏致诚（北京）资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委托华夏致诚（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办理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转让手续，并要求在60个工作日办好。2018年6月27日原告王泽以其本人及以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与被告签约。在该《协议》末尾注明“本协议签署时，乙方二暂未盖章不影响本协议效力，待日后条件具备时补盖公章。”此后该《协议》一直未经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盖章，故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关于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由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本案中，双方签订协议时，并没有约定被告务必在什么时间完成调动手续。由于被告要离开原律所（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要先向龙朔律师事务所提出退伙，然后到主管部门（即司法局）办理有关手续，这个过程客观上不受被告左右，而是主管部门。按北京市司法局有关文件规定，至少50个工作日。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在2018年7月底之前办理退伙手续，造成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无法及时另行组建，过失责任在于被告，要求被告全款退回感谢费。纵观本案，被告一直没有提出不与原告合作，也没有故意迟延办理退伙手续。但是在签订《协议》时，双方均未约定时间，且双方均系律师，对签订合同的条款较专业，本应对时间及违约责任予以明确，而未明确，故双方均有一定的责任。被告辩称在签订《协议》时原告有欺诈行为，隐瞒委托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该辩解不予采纳。关于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5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附义务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以受赠人向赠与人或第三人负担一定义务为条件的赠与合同。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原告经人介绍，要求被告加入其组建律所，被告同意。原告自愿给付感谢费7万元。本案给付感谢费的行为可视为赠与行为或给付报酬行为，该赠与行为是有附义务的赠与行为。被告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及时办理退伙入伙手续，责任并不在于被告本身。但由于被告辞去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职务，尚未加入新的律师事务所，此期间必然影响其律师代理业务，给被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原告由于被告未及时入伙，造成其律师事务所迟延办成，也有一定的损失。在诉讼前被告同意退还原告3万元，原告不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公平原则，双方均应承担责任。故对原告要求全款返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限判决生效后由被告黄玉影立即返还原告王泽人民币3.5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原告承担775元，由被告承担775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黄玉影在庭审中自认其至今未与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解除合伙关系，仍系该所的专职律师。上诉人黄玉影与上诉人王泽、原审原告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均未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全部向本院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核实，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对于本案三方签订的《协议》，上诉人黄玉影及上诉人王泽均一致认可该协议系双务的无名合同，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附义务的赠予合同，且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以及案涉《协议》约定的内容可以确认，案涉《协议》系双务的无名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为附义务的赠予合同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诉人王泽于签订合同当天即委托助理转账7万元给上诉人黄玉影，其已按约定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而根据《协议》的约定，上诉人黄玉影的合同义务是将其律师执业关系转至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期限为一年，但实际上，至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黄玉影仍系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并未按合同约定将其律师执业关系转至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名下，上诉人黄玉影的行为实际上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关于黄玉影已辞去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职务又尚未加入新的律师事务所，给其造成一定损失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在《协议》不能按约履行时，本案双方当事人进行过多次沟通协商，上诉人黄玉影亦在QQ聊天中同意退还部分款项，结合本案案涉《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已过期，上诉人黄玉影至今未从原律师事务所中退出等事实可以明确，案涉《协议》实际上已无法实现其合同目的，双方均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继续履行该《协议》，故案涉《协议》实际已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本案上诉人王泽主张黄玉影返还已支付的7万元费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至于其要求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请，因无相应的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黄玉影主张王泽构成欺诈和违约无事实依据，其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王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上诉人黄玉影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19）赣1103民初3533号民事判决；二、黄玉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立即返还王泽人民币七万元整；三、驳回王泽、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25元，共计3,775元，由黄玉影负担2,225元，由王泽、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负担1,5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晓霞审判员  李 虹审判员  余林娣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叶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