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7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婉珍，女，194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必东，男，1975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常熟。上诉人任婉珍因与被上诉人邵必东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民初9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婉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邵必东退还7550元并支付拖欠的水电费900元，本案诉讼费由邵必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邵必东未作答辩。任婉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邵必东退还7550元；2.判令邵必东支付拖欠的水电费900元；3.本案诉讼费由邵必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婉珍（甲方）与邵必东（乙方）签订《租房协议》一份，约定由乙方承租甲方住房二层，作为住房，租用期共36个月，自2017年2月18日起。自租房之日起一切费用（水电费，电话费，数字电视费，物业费）及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2018年7月24日，邵必东向任婉珍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2018年7月24日收到房东任婉珍柒仟伍佰伍拾元，押金退回，所有经济往来全部结束，邵必东。2019年7月19日，莫城街道三瑭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材料一份，载明：2018年7月17日，莫城街道三塘村南浜8组房东任婉珍(以下简称任)来到村委会要求工作人员出面协调跟承租户邵必东(以下简称邵)的租赁纠纷，下午三点左右村工作人员到场了解情况，任拿出一份租房协议，上面有承租户邵必东的签名但未填写具体金额，随后双方就需退还的房租金额达成共识，对任退还邵预缴的房租金36000元，无异议，并双方签字收据，这时邵又提出要求房东任退还其一万元押金。据邵所述，一万元押金是分两次交予任，一次为缴纳房租金时与房租金一起交付，另一次为通过银行转账形式交付，邵称双方还签过一份协议，协议上写明确实是一万元押金，要求任拿出来出示一下，任称并未有签订此协议，经过工作人员几次询问任之后，任承认确有收到5000元押金，但并没有邵提出的一万元押金这件事，工作人员再次询问双方并协调但未有结果，双方约定几日后在村委会再次进行协商。2018年7月20日村委会通知双方就押金的事进行再次协商，任坚持自己只收到邵支付的5000元押金，邵也说自己确实支付了一万元押金，当时由于双方都拿不出确实的证据证明，村工作人员再次进行协调，询问双方能否各让一步，解决这件事，双方后来确定任退还给邵7500元押金，但由于任当时并没有现金，双方约定2018年7月24日交付押金。2018年7月24日，任在三塘村委会将7500元退还给邵，邵写了一份收到7500元押金的收据给任。过了几个月，任找到了邵所说的那张协议，上面写明需要邵支付房租金以及押金，上面任签了字但邵并未签字，之后任来到村委会要求联系邵讨回之前支付的7500元押金，邵夫妻俩再次来到村里，但并未拿出任当时收取押金的证据，村委会无法继续调解，告知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前往三塘村村民委员会调查，该村委会工作人员陈述，去年“三合一”整治期间，三环路以内不允许做缝纫加工，邵必东刚好租住在任婉珍家中从事缝纫加工。村委会向邵必东发出书面通知，要求邵必东停止缝纫加工，他停止了加工，但是并未搬离。然后任婉珍想要邵必东搬离，然后就来找到村委会，想让村委会工作人员帮助她清租。到了现场，任婉珍和邵必东在吵架，经过了解，双方租金问题已经算清，但是关于押金问题，双方各执一词。任婉珍不承认收到押金，邵必东说给了一万，后来工作人员问任婉珍到底有没有收到押金，任婉珍承认收到五千押金。工作人员问后面的五千元押金是怎么给的，邵必东一会儿说是转账，一会儿说是现金，时间长了，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此次调解不成功。后来任婉珍陆续来了村里四五次，希望村里出面与邵必东沟通，让邵必东尽快搬离。村里工作人员给邵必东打电话，他基本上每次都会来村里，但是双方关于押金数额问题一直没有达成协议。工作人员多次提醒邵必东拿出证据，邵必东就提出和任婉珍签过第二份合同。第二份合同上有押金一万元的条款，但是当时双方都没有拿出这份合同。后来双方有了协商的意愿，任婉珍希望邵必东快点搬走，好出租给下一个租客。工作人员跟邵必东说，拿不出证据，想拿一万元也比较难的。邵必东提出来上一个房客晚搬走的。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将房屋交付给邵必东，还提到邵必东租的房屋边上还有个小屋，这个小屋的水电费一直是邵必东付的，但是这个小屋是别人租的。当时邵必东晚搬进房屋的天数，结合其年租金，在工作人员和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结算了一下，后来对水电费也预估了一下，双方确定数额为七千七百五十元。大概相隔一两天后，任婉珍拿了现金到村里，工作人员就把邵必东喊过来，他们在主任室进行的付款，然后邵必东写了收条。这个事情就调解结束了。审理过程中，任婉珍提交一份中介房屋租赁合同，该协议任婉珍签字，承租人处并无人签字。该协议第12条，其他约定事项写明：如有违约，违约金押金一万元，交房租时先交5千元，6月1日再交5千，甲方收掉。任婉珍陈述，该手写部分，由其本人书写的。上述事实，有租房协议、结算凭证、村委会材料等材料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任婉珍与邵必东之间的租赁关系，在租期届满前，已经就需退还房租金额达成共识。双方就任婉珍退还邵必东押金事宜，任婉珍所在的村村民委员会多次参与组织调解。在双方无法拿出凭证的情况下，综合考虑邵必东晚搬进房屋的天数，结合年租金、水电费等因素最终确定由任婉珍退还邵必东7550元，双方所有经济来往全部结束，而且双方已经据此履行完毕。任婉珍在此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有悖诚信。现任婉珍要求邵必东退还7550元及支付拖欠水电费900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邵必东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应诉抗辩权利，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任婉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任婉珍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中查明，对于两份房屋租赁合同，任婉珍一审中陈述：中介房屋租赁合同形成在前，租房协议形成在后；第一份合同的租赁起始时间是2月16日，还约定一万元押金，邵必东不肯签；第二份合同是2017年2月18日签订的，租期也从此时开始计算，我儿子说第一份合同特别糊所以重印了一张，我还没有写好邵必东就签字了。任婉珍认为虽然中介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有10000元押金，但邵必东未在该合同上签字，所以没有生效，邵必东实际也未支付押金；其在村里调解时认可收到5000元押金是各退一步。邵必东一审中未到庭，但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书面意见，其认为：租房协议是第一次签的，后拿给任婉珍儿子看，任婉珍儿子说这是城里租房子的合同，不行，所以又签订了第二份合同，上面写了一万元押金，该合同才是真实的。二审经审查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任婉珍与邵必东之间原为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后租赁合同提前解除，双方就押金返还问题产生争议，经涉案房屋所在地村委会组织调解，任婉珍退还邵必东7550元，邵必东出具收条后搬离，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处理完毕。现任婉珍认为邵必东实际并未支付押金，故提起本案诉讼主张邵必东返还7550元，并支付欠付水电费，其主要依据是约定了押金的租赁合同上邵必东没有签字，故该约定无效。但根据任婉珍一审中提供的莫城街道三瑭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情况说明以及一审法院向三瑭村村委会工作人员的调查笔录，在双方调解时，邵必东没有提供押金的付款凭证，也没有提供约定有一万元押金的租赁合同，在此情况下，任婉珍仍认可其收到5000元押金，并在此基础上与邵必东协商达成最终调解意见，且双方已经按调解意见履行完毕。任婉珍并无证据证明其调解时受到欺诈、胁迫或存在重大误解，现要推翻双方之间的调解协议于法无据。邵必东出具的收条上载明“所有经济往来全部结束”，任婉珍并未提出异议，在双方租赁合同纠纷处理完毕后再向邵必东主张水电费缺乏依据。综上，上诉人任婉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任婉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军芳审判员  孙楚楚审判员  郭 锐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袁丽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