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6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少杰，男，197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北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波，浙江新中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君，女，197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北仑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超良，男，197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北仑区。 上诉人吴君、胡超良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华，浙江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君、胡超良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诸密特，浙江联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陆玉棣，男，196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原审第三人：郑辉，男，197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北仑区。 上诉人李少杰、吴君、胡超良因与原审被告陆玉棣、原审第三人郑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6民初3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少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少杰要求吴君、胡超良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一、2015年9月18日李少杰受吴君指示向陆玉棣汇付的投资款10万元（下称借款A）及相应利息，后转为借款，以及2016年2月25日李少杰受吴君指示通过案外人董辉向郑辉账户汇付的借款40万元（下称借款B）及相应利息，均应由吴君、胡超良共同向李少杰归还。李少杰一审提供的相关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可充分佐证李少杰关于上述两笔借款的主张。吴君与胡超良虽已离婚，但二人至今仍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故胡超良应对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驳回李少杰上述诉请欠妥，应予纠正；二、2016年4月29日李少杰向吴君交付的借款50万元（下称借款C），约定月利率1%，对此胡超良知情并同意，且与吴君实际支付了部分利息，故胡超良也应按约定的利率承担尚欠利息。一审法院以借条中未载明利息为由认定胡超良仅需按年利率6%承担对应利息，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三、借款C中已归还的0.5万元系吴君、胡超良主动支付的利息，不应直接抵扣借款本金，且该事实与各方之前结算确认的总金额一致，故一审法院认定借款C本金为49.5万元欠妥。 吴君、胡超良共同辩称，李少杰没有有效证据能证明吴君与李少杰曾就借款B达成过借贷合意，吴君有代付利息的事实，但这并不能推定借款人是吴君。借款A系投资款，即便投资款转为借款，对应的借款人也应是浙江丰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泰公司）。李少杰主张投资款转为吴君的借款毫无依据。一审法院就借款A、借款B的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 胡超良补充答辩称，胡超良在借款A、借款B发生前3、4年已经与吴君办理了离婚手续。胡超良仅就借款C与吴君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名，没有参与李少杰与吴君的其他债务，李少杰也从未就借款向其主张过权利。 吴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少杰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李少杰没有证据证明吴君有代郑辉归还郑辉于2016年7月20日向李少杰借款50万元（下称借款D）的意思表示。吴君对李少杰与郑辉之间的借款D毫不知情，且结合借款C、借款D与吴君在2016年11月14日的50万元还款的资金流向及转账时间来看，该50万元还款是用于归还借款C的。根据案涉当事人的相关交易习惯，以及本案的前因后果，一审判决以“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为理由而作的分析，在逻辑上并不成立。李少杰没有证据证明吴君自愿加入借款D的履行，不能认定2016年11月14日的50万元还款系用于代还借款D；二、即使按一审判决的认定，吴君在2016年11月14日的50万元还款系用于代还借款D，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本金及利息金额在计算上也存在错误。 李少杰辩称，2016年11月14日吴君清偿的50万元是代郑辉归还借款D，借款C并未得到清偿。请求驳回吴君的上诉请求。 胡超良同意吴君的上诉意见。 胡超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少杰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胡超良仅对借款C知情，与吴君共同向李少杰出具借条，但该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对借款C的利息不予认可。借款C已于2016年11月14日由吴君向李少杰支付50万元后还清；二、胡超良对于李少杰主张的借款A、借款B并不知情，本案诉讼前，李少杰从未就案涉全部或部分借款向胡超良催讨过。 李少杰辩称，胡超良对借款C知情，并将其工资交给吴君，由吴君支付利息。李少杰在一审中才知道吴君与胡超良离婚的事实，胡超良与吴君共同居住生活，共同经营房产，对外以夫妻名义发生经济往来，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吴君同意胡超良的上诉意见。 陆玉棣、郑辉针对上述上诉均未作陈述。 李少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君、胡超良、陆玉棣即时向李少杰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以及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期间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暂定为17万元，暂定合计117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少杰与胡超良系同学，吴君与胡超良原系夫妻，于2012年3月7日登记离婚，吴君与陆玉棣系朋友，陆玉棣与郑辉系朋友，吴君通过陆玉棣认识郑辉，李少杰通过吴君认识陆玉棣及郑辉。2015年9月18日，李少杰向陆玉棣汇付10万元作为李少杰投资丰泰公司的款项。2016年2月25日，李少杰通过董辉向郑辉汇付40万元。2016年4月29日，李少杰向吴君汇付借款5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1%，吴君随后向郑辉汇付借款50万元。次日，吴君、胡超良向李少杰出具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一份，承诺一年归还；郑辉向吴君出具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一份，承诺于2017年4月30日前归还。2016年7月20日，李少杰通过其妻子乐红芳向郑辉汇付借款50万元，郑辉于2016年10月9日向李少杰出具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下称老借条）一份，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前归还。2016年11月14日，吴君向李少杰汇付50万元用于归还借款。吴君多次向李少杰支付利息，其中2016年3月29日支付0.4万元，2016年4月29日支付0.9万元，2016年5月31日、2016年6月4日分别支付0.3万元、0.5万元，2016年6月29日、2016年7月30日、2016年8月31日、2016年9月29日、2016年10月30日、2016年11月29日、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26日各支付0.9万元，2017年2月27日、2017年3月31日、2017年4月28日、2017年5月31日、2017年7月31日、2017年8月30日、2017年9月30日、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1月29日各支付1万元，2018年1月19日、2018年2月9日分别支付0.3万元、0.7万元。另，陆玉棣曾于2016年8月1日向李少杰借到150万元，后于2017年1月26日归还25万元，李少杰为该借款诉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该院作为（2018）浙0212民初9201号案件予以受理，吴君在该案第一次庭审中曾作为证人出庭，后该院依法追加吴君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虽李少杰主张其与吴君、陆玉棣三方已经过结算，确认了吴君欠李少杰的借款数额及吴君借款的组成，但李少杰提供的谈话录音及电话录音中，各方当事人在表述上较为模糊，不论是对总的100万元款项或是对组成该100万元款项的50万元、40万元、10万元，都未就其所指向的款项进行具体的、清晰的确认，更未明确陈述上述款项性质系吴君向李少杰的借款，故该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李少杰之主张，另当事人之间也未就李少杰主张的100万元借款出具过书面的结算凭据，故需就李少杰主张的借款构成逐笔分析才能认定李少杰之主张是否成立。 一、关于借款C。2016年4月29日，李少杰向吴君交付借款50万元，次日吴君、胡超良向李少杰出具借条。对于该借款，吴君、胡超良认为已由吴君于2016年11月14日清偿；李少杰认为吴君于2016年11月14日汇付李少杰的50万元系用于归还郑辉的借款D；陆玉棣未发表意见；郑辉认为吴君未代还借款D。故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借款C是否已经清偿，即吴君于2016年11月14日向李少杰支付的50万元是用于归还借款C还是借款D。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借款清偿之后，借款人通常会向出借人收回债权凭证或将债权凭证予以销毁。吴君向李少杰支付50万元后，借款C的借条原件仍由李少杰持有，而从吴君在（2018）浙0212民初9201号案件中以邮寄方式向法院提供借款D的老借条复印件及相应的客户业务回单复印件以及吴君在一审中向一审法院提供借款D的新、老借条原件的举证行为来看，借款D的借条及相应的客户业务回单一直在吴君的控制范围之内，根据上述借款C、借款D相应债权凭证的持有情况来看，吴君支付的上述50万元应系用于归还借款D。吴君辩称其从李少杰处拿走借款D的老借条和相关客户业务回单是为了让郑辉给借款D增加担保，虽郑辉也确实就借款D重新出具了由案外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帆港菜篮子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帆港公司）提供担保的借条（下称新借条），但之后吴君并未将借款D的新、老借条交还李少杰，而自称是留在了陆玉棣或郑辉处，这显然与吴君所主张的为李少杰借款增强保障的目的不符；第二，吴君认可其于2016年4月29日向李少杰所借50万元有口头约定月利率1%，也确实有自此日起按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持续付息行为，在2016年11月14日其归还50万元之后，其支付的利息数额并未减少，即除其主张的为10万元、40万元款项垫付的利息外，其每月还继续支付利息0.5万元，该付息行为也可印证借款C并未清偿，吴君解释称2016年11月14日之前其每月支付的0.5万元利息是为借款C支付的利息，而2016年11月14日之后其每月支付的0.5万元利息是为借款D垫付的利息，该解释显然不合常理；第三，在（2018）浙0212民初9201号案件中，吴君曾向法院陈述，到2016年9月29日时，其感觉已经将自己欠李少杰的借款本息还清，后陆玉棣委托其代为向李少杰还款，其从2016年10月19日开始向李少杰代偿借款（包括2016年11月14日支付的50万元），该陈述与吴君在一审中的陈述明显不一致，而李少杰关于该款项的陈述在该案及一审中是一致的，可采信度更高；第四，在2018年3月26日的谈话录音中，李少杰曾经谈及吴君、陆玉棣向李少杰归还郑辉那里的借款50万元，吴君认为归还的是借款C，因为借款C实际也是郑辉拿走了，所以吴君、陆玉棣还款其实也是替郑辉还的，但李少杰在录音中说的“是因为这50万元，我记你的情”、“是因为那50万元后来处理完，我跟郑辉就没关系了”等与借款D更为相符，陆玉棣说的“她跟我讲你老婆向她哭诉”及吴君说的“是你老婆说出来的”也与吴君所陈述的其知晓借款D的经过相互印证；第五，吴君原向一审法院陈述50万元还款中有29万元系由陆玉棣汇付吴君（该陈述与2018年3月26日谈话录音一致），后吴君改称该50万元其实都来自陆玉棣（2016年11月14日陆玉棣向吴君汇付25.3万元，案外人宁波聚隆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向吴君汇付29.7万元），并称陆玉棣支付该款项是因为其就吴君于2016年4月29日汇付郑辉的50万元借款出具过借条，而吴君出借的款项来源即是借款C，故该还款对应的正是借款C。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使陆玉棣确实就郑辉向吴君所借50万元款项出具过借条，李少杰与吴君之间的借款和吴君与陆玉棣之间的借款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使吴君向李少杰归还50万元款项的来源均为陆玉棣的还款，在陆玉棣还款之后，该款项即为吴君所有并由其支配，其可以选择是否归还李少杰以及归还哪笔借款，并不能以此推定吴君归还的是借款C。此外，在一审法院向陆玉棣询问吴君向李少杰还款情况时，陆玉棣也未提及该笔还款；第六，债权人转让权利未通知债务人，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不影响该转让行为对转让人和受让人的效力，虽郑辉不认可吴君代还了借款D，并称其未被告知债权转让事宜，但即使该陈述属实，也不能以此推定吴君未代还借款D，结合李少杰及郑辉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来看，2016年8月至2016年11月初，李少杰一直在向郑辉催讨50万元借款本息，郑辉在2016年10月21日还支付过50万元借款的利息，而之后李少杰在向郑辉主张利息时未再提及50万元借款，而是催讨另一笔150万元借款的利息[李少杰称该款项即（2018）浙0212民初9201号案件中李少杰出借给陆玉棣的款项，陆玉棣又出借给郑辉，并让李少杰直接向郑辉催讨，根据（2018）浙0212民初920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被告陆玉棣向原告李少杰表示，其将涉案借款用于出借给案外人郑辉，并将由‘郑辉’于2016年10月9日出具给被告陆玉棣的150万元借条原件交给了原告”，李少杰该陈述具有一定合理性]，结合郑辉所作“只借过一笔50万元”的陈述，可印证借款D于2016年11月14日被清偿，2017年1月23日李少杰向郑辉询问“年前的50万元没问题吧”，郑辉称该50万元即是其向李少杰所借50万元，但从双方聊天的前后记录来看，该50万元的指向并不明确，也可能是其他借款的部分金额，故郑辉关于李少杰在2018年年中之前还在向其催讨借款D的陈述，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吴君于2016年11月14日汇付李少杰的50万元是代郑辉归还借款D。 二、关于借款B。2016年2月25日，李少杰通过董辉向郑辉汇入40万元。李少杰主张该款项系吴君的借款，其系受吴君指示汇款，吴君自2016年3月起支付利息至2017年12月；吴君称，当时其应陆玉棣的要求向李少杰询问是否愿意借款给郑辉，李少杰同意借款后，其告知陆玉棣直接与李少杰联系，后李少杰告知其已向郑辉出借40万元，其自2016年3月起按每月0.4万元的标准支付的利息系替郑辉垫付该款项的利息；胡超良认为该款项与其无关；陆玉棣未发表意见；郑辉称，该款项是借款，其应该出具过借条，其知道该款项来源于李少杰，但不确定该借款的出借人是李少杰、吴君还是陆玉棣。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主张借贷关系有效，一要提供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二要提供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的证据。一方面，李少杰未提供吴君出具的任何债权凭证，在李少杰提供的谈话录音、电话录音中，各方也未明确表述该款项的性质；另一方面，借款B涉及的款项并未汇入吴君账户，李少杰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郑辉汇款系受吴君指示，故该款项难以认定为由李少杰交付给吴君。至于吴君自愿为该款项支付利息的行为，虽有不合常理之处，但不能倒推出该款项系吴君借款这一结论，理由如下：根据李少杰的主张及一审法院对借款C的认定，吴君在自己尚欠李少杰借款C的情况下代郑辉归还了借款D，李少杰对吴君的动机解释称，当时李少杰就借款D多次向郑辉催讨未果，吴君、陆玉棣对郑辉的企业可能还抱有希望，不愿意看到李少杰逼郑辉逼得这么紧，他们关系比较好，也比较仗义，故代还借款。根据李少杰及吴君陈述，李少杰向郑辉出借借款D时，吴君并不知情，未有介绍借款或提供担保，既然吴君为了上述理由甚至可以在自己尚欠李少杰大额借款的情况下代郑辉归还与自己无关的大额借款本金，自然也可能出于相似的目的为他人垫付利息，结合吴君在与郑辉微信聊天和谈话中多次提及垫付利息的情况，吴君答辩所称的其系垫付利息及相应理由基于一审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也是可能成立的，即吴君支付利息的原因并不只有其系借款人这一单一原因，还有其他可能性。因此，李少杰主张借款B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采纳。 三、关于借款A。2015年9月18日，李少杰向陆玉棣汇付10万元作为李少杰投资丰泰公司的款项。李少杰主张该投资款在2016年9、10月份转为吴君的借款，吴君自2017年2月起主动开始支付利息至2017年12月；吴君否认该投资款转为其借款，并称其自2017年2月起按每月0.1万元的标准支付的利息系替陆玉棣垫付该款项的利息；胡超良认为该投资款与其无关；陆玉棣在一审中对该款项未发表意见，但其在（2018）浙0212民初9201号案件中曾表示因丰泰公司尚未结算，故该款还未退出，不同意李少杰表述的该款项已转为吴君的借款；郑辉称其合作伙伴就是陆玉棣，对陆玉棣与他人的经济来往其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借款A涉及的款项由李少杰转给陆玉棣而非吴君，且该款项本为投资款，与借款性质不同。经查询，现丰泰公司仍然存续，李少杰主张该款项转为吴君的借款，但未提供对该投资款已经进行结算、清算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供借款凭据等能直接反映款项性质转变的证据，吴君和作为收款方的陆玉棣对此均予以否认，在李少杰提供的谈话录音、电话录音中，各方也未明确该款项的转变，而从吴君自愿为该款项支付利息的行为也无法倒推出该款项转为吴君借款这一结论，具体理由一审法院在对借款B进行分析时已经阐述，在此不作赘述。因此，李少杰主张借款A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采纳。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李少杰主张2015年9月18日其汇付陆玉棣的投资款10万元已转为吴君借款及2016年2月25日其汇付郑辉的40万元系吴君借款，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李少杰就该50万元主张吴君、胡超良、陆玉棣共同归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吴君、胡超良就李少杰于2016年4月29日汇付吴君的借款50万元共同向李少杰出具借条，由此建立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现吴君、胡超良逾期未还，显属无理，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李少杰有权要求吴君、胡超良立即归还该笔借款，但吴君在借款交付当日即为该借款向李少杰支付利息0.5万元，该款项应在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故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为49.5万元。吴君认可其与李少杰口头约定月利率为1%，经计算，吴君为该借款已支付的利息尚不足以清偿截至2017年12月底应付的全部利息，故李少杰有权按月利率1%的标准向其主张自2018年1月1日起的逾期利息。吴君、胡超良共同出具的借条中未载明借款利息，胡超良认为双方未约定利息，其也未实际支付过利息，李少杰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胡超良认可该利息，且吴君、胡超良在该借款发生之前早已离婚，该借款最终流向第三人，非吴君、胡超良的夫妻共同债务，故李少杰与吴君关于利息的约定不能约束胡超良，但因该借款已逾期，李少杰可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胡超良主张逾期利息。李少杰依据其与陆玉棣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陆玉棣对一审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陆玉棣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未明确对吴君的借款数额予以认可，也未有债务加入的明确意思表示，故李少杰该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综上，李少杰诉请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当部分予以驳回。陆玉棣、郑辉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1日判决：一、吴君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李少杰借款495000元并支付利息84150元（暂算至2019年5月31日，此后利息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胡超良对上述款项中的借款495000元以及利息42075元（暂算至2019年5月31日，此后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驳回李少杰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33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330元，由李少杰负担10267元，吴君负担10063元，其中9332元与胡超良共同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借款A是否转化为吴君向李少杰的借款；二、借款B是否系吴君向李少杰所借；三、吴君于2016年11月14日汇给李少杰的50万元系归还借款C，还是代郑辉归还借款D。李少杰要求胡超良按月利率1%支付借款C的利息依据是否充分。 关于争议焦点一，李少杰对其主张的借款A，即其于2015年9月18日汇给陆玉棣的10万元系投资款无异议，虽认为该款在2016年9、10月份已转化为吴君的借款，但没有确凿证据予以证实，吴君对此亦予以否认，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该笔款项的利息由吴君在支付，这并不能倒推出该笔投资款已转化为吴君的借款。 关于争议焦点二，李少杰没有证据证明其在2016年2月25日通过董辉汇给郑辉的40万元系受吴君的指示汇款，而李少杰一审提供的谈话录音、电话录音中也未明确该笔款项的性质，至于吴君支付该笔款项利息的行为并不能倒推出该笔款项系吴君向李少杰的借款，故李少杰要求吴君归还该笔款项，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吴君虽在2016年11月14日向李少杰支付了50万元，但从郑辉出具给李少杰的借款D的借条原件由吴君从李少杰处拿走，而由吴君、胡超良出具的借款C的借条原件仍由李少杰持有来看，难以认定吴君支付的50万元系归还借款C。虽然吴君解释拿走借款D的借条原件是为了让郑辉对借款D增加担保，而其支付的50万元系归还借款C，但吴君之后并没有将增加担保后的借款D的相关权利凭证交回给李少杰，结合吴君在归还50万元前每月向李少杰支付借款C的利息金额与归还50万元后每月支付利息的金额未发生变化的表象来看，不能反映借款C已还清。吴君的解释与事实不相符，本院难以采纳。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定吴君于2016年11月14日汇付李少杰的50万元是代郑辉归还借款D，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吴君在收到借款C的当日向李少杰支付了该笔借款的利息0.5万元应在借款本金中扣除，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本金为49.5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吴君认可已支付的利息金额，尚不足以清偿截至2017年12月底应付的全部利息，故李少杰有权按月利率1%的标准向吴君主张自2018年1月1日起的逾期利息。因吴君、胡超良出具的借条中未载明借款利息，李少杰也没有证据证明胡超良认可李少杰与吴君口头约定的借款利率，故李少杰与吴君关于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的约定不能约束胡超良，李少杰不能要求胡超良按月利率1%支付借款C的利息，但因该借款已逾期，故李少杰可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胡超良主张逾期利息。 综上所述，李少杰、吴君、胡超良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330元，由上诉人李少杰负担5227元，上诉人吴君负担5165元，上诉人胡超良负担493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叶剑萍 审判员  刘晓丽 审判员  杜海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陈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