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1102民初4769号 原告：周下平，男，195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永祁东县人，住湖南省祁东县双桥镇洋湖村牙乙组。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飞军，永州市零陵区萍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祁阳县中益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龚家坪镇中益村六组。 法定代表人：龚建华，该社董事长。 被告：王欣华，男，197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祁阳县人，住湖南省祁阳县浯溪镇浯溪路98号。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永，湖南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下平与被告王欣华、祁阳县中益水稻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中益合作社）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下平的诉讼代理人刘飞军、被告王欣华、中益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龚建华及其共同诉讼代理人蒋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下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给付回购原告杂交稻种子款7861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份，被告中益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龚建华，被告王欣华到原告村与原告及其他农户签订了一份《杂交稻制种产购合同》，由二被告在原告居住村即零陵区石岩头镇塘家村进行杂交稻制种。合同就种子的质量、价格、收购结算办法、双方各自的职责、责任事故的处理、保证最低平均亩产值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原告按照合同约定的义务及被告方的要求及技术指令（被告方派有专职技术员负责技术指导并监督检查原告是否按技术指导要求进行操作）分别于2018年5月4日（“泰两优华占”父本播种时间）进行60亩的“泰两优华占”制种。5月20日（“深两优136”母本播种时间）进行60亩的“深两优136”制种。种子成熟收割后，被告王欣华于2018年10月5日到原告居住村对所制种子进行验收后，加收“泰两优华占”种子7665公斤。2018年10月12日回收“深两优136”种子5469公斤。按照合同约定，被告方提供的父、母亲本种子、“九二〇”及有关激素、农药等物资，其物资款从回收的种子款中扣除。原告在制种过程中领取被告方提供的上述物资款31014元。2018年11月18日，被告方付给原告种子款15000元，2019年1月13日付给18000元，2019年5月29日给付41250元，三次共计汇给原告种子款74252元。按照合同约定，被告方应当付给原告“泰两优华占”种子款107310元（7665×14元），“深两优136”种子款76566元（5469×14元），共计183876元，扣减原告领取的物资款31014元和已支付原告的种子款74252元，被告下欠原告种子款78610元。原告认为，被告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给付种子款义务，但被告借口原告种子发芽率没有达标为由拒付的理由不成立。因为被告方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即便种子没有达标，但按照合同约定只能再加工，而非降价或不予付款。被告方既没有对种子重新加工，又没有将种子退回，而是借口种子发芽率不达标为由拒绝付款，违反了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综上，被告方已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应立即给付下欠种子款。被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中益合作社辩称，一、原告不是《杂交稻制种产购合同》的合同签订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主体不适格。《杂交稻制种产购合同》是中益合作社与零陵区石岩头镇塘家村委会唐国荣签订的合同，原告只是作为村民代表签了字。合同签订后，中益合作社一直与塘家村委会负责人唐国荣接洽，唐国荣全权落实面积、分发物质、资金交易、结算等制种相关事宜，未与原告发生非技术性往来；二、中益合作社履行了合同义务，按照约定回收了种子，将种子移交给种业公司后，根据种业公司检测结果对不合格的种子分批次进行了再加工，并根据再加工的结果与唐国荣达成了结算协议，在扣除物资款、预付款后，与唐国荣结清了种子款，不欠包括原告在内的制种户的种子款。具体数据如下：原告作为制种户进行了两个制种组合的生产，面积各60亩，合计120亩。原告生产的种子“泰两优华占”7665公斤，经检查，合格种子为零，生产“深两优136”种子5469公斤，合格种子4375.2公斤，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付给原告种子款61252.8元（4375.2×14元），泰两优按700元/亩进行了补偿42000元，合计应付给原告种子款103252.8元。原告领取物质折款31014元，在唐国荣处领取种子款74252元，共计105266元。两项相抵，原告已经多领取了2013.2元。三、原告的诉请与事实不符，在种子不合格的情况下跳过制种负责人唐国荣，直接要求中益合作社全额付款，不符合程序。原告提交的“深两优136”种子5469公斤，经再次加工，损耗20%后达到了二级标准，合格种子为4375.2公斤，中益合作社按每公斤14元价格支付了全部的种子款。原告向被告提交的“泰两优华占”种子经种业公司质监部门检测全部不合格，中益合作社将此情况告知了制种负责人唐国荣，并通知唐国荣和制种户唐义华二人到湖南兆禾种业公司出示检测结果，并组织现场观看了种子的发芽情况。原告在起诉前从未对种子不合格提出过异议，也未申请第三方机构检测，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视为同意种业公司出具的检测结果。湖南兆禾种业公司对这批不合格种子作出了退回或者按每公斤2元价格转商处理，但原告对此未作回应。考虑到原告确实有损失，所以中益合作社按每亩700元对制种户进行补偿，将补偿款悉数付给了制种负责人唐国荣，但原告拒绝领取。四、造成种子发芽率低的原因在于原告在制种过程中，未严格按照甲方技术指导操作，未能及时收割、及时翻晒，导致种子穗上芽及灰质化严重，直接影响了种子发芽率。综上，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王欣华辩称，王欣华作为中益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代表公司与唐国荣签订《杂交稻制种产购合同》，并负责合同范围内的所有相关事务，是履行职责行为，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益合作社负责，因此，王欣华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驳回对王欣华的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18年4月15日，被告中益合作社作为甲方与乙方石岩头镇唐国荣签订《杂交稻制种产购合同》，唐国荣为合同乙方的牵头人，负责制种物质的发放、制种款项的支取等具体事务管理。原告周下平等8户制种户在合同尾部乙方代表签名处签字确认。合同主要内容：第一条对制种面积、基地范围、交种任务及质量标准进行了约定。质量标准为二级即：纯度97%以上，净度99%以上，含水量11.5%以下，发芽率82%以上（发芽4-5天的成芽率），黑粉谷不超过1%，穗上芽谷的比例不超过1%，破壳谷不超过3%；未达到质量二级标准的，须重新加工直至达到二级标准。合格种子价格为每公斤14元；第二条收购结算办法约定，整个基地收购任务完成后，1-1.5个月内分户进行室内检验净度、含水量、发芽率的检验，合格后付全部种子收购款的90%，余下10%作为大田种植质量保证金，待海南鉴定结束及大田种植结束后结算，由乙方发放到制种农户；第三条双方职责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全套的、正确的、适应性广的制种技术，承担技术指导。乙方制种农户必须严格按照甲方的技术指导进行操作。甲方负责供应合格的制种有关物质，父本6元/公斤，母本50元/公斤，“九二〇”1.8元/克。物质款从种子款中扣除；第四条责任事故的处理办法约定，乙方农户送交种子，因发芽率、纯度甲方在收购时难以辨认，收购时分户所取样品，部分作发芽测验，发芽率低于80%的需要新加工，加工的损耗由该农户负责。次年田间鉴定纯度低于97%的制种户，该农户所交种子全部退回。如因乙方制种户未严格按甲方技术指导操作，或擅自使用非甲方提供的亲本和“九二〇”致使制种减产，一切经济损失甲方不予负责，由乙方制种户自行负担。合同补充约定：如因技术指导失误导致制种花期相差7天以上，严重影响制种质产量，甲方保证乙方每亩制种平均产值1500元/亩。合同签订后，甲方中益合作社派出专业技术员对制种户进行技术指导。原告周下平作为制种户参与“深两优136”、“泰两优华占”的制种，种植面积各60亩，共120亩。2018年10月5日，原告周下平向被告交“泰两优华占”种子7665公斤，2018年10月12日向被告交“深两优136”种子5469公斤。王欣华分别出具《种子收购证明单》交原告保存。被告中益合作社将上述种子分别送到湖南恒大种业高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兆禾种业有限公司，其中“深两优136”5469公斤种子经再次加工损耗20%后，4375.2公斤检测合格，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计种子款61252.8元。“泰两优华占”7665公斤种子经湖南兆禾种业有限公司检测全部不合格，但种子未退回原告。被告中益合作社考虑到制种农户的损失，提出按每亩700元标准进行补偿，原告不同意该补偿方案，双方由此发生争执，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中益合作社系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013年10月2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龚建华，王欣华系被告中益合作社的总经理。业务范围：水稻种植、销售；组织采购，供应成员所需的生产资料；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开展技术培训、交流和咨询服务。王欣华代表中益合作社在涉案合同上签字，并负责制种的日常管理工作。 还查明，原告周下平在制种期间，在唐国荣处领取制种父本69公斤，每公斤6元，计414元，母本198公斤，每公斤50元，计9900元，“九二〇”17件，每件780元，计13260元，农药7744元，共计31014元。支取种子款76250元（其中“深两优136”种子款61250元，预支15000元），共计107264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杂交稻制种产购合同》、《种子收购证明单》、领款凭证、种子质量检测单、员工证明书、付款凭证、种子照片、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杂交稻制种产购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二、原告要求被告中益合作社、王欣华按照其回收的种子数量、合同价格全额支付种子款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案涉《杂交稻制种产购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从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中益合作社系依法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其营业执照上的业务范围包括水稻种植、销售，引进新技术、新品种等，不具备水稻新品种的开发、研制资质。但是，被告中益合作社是受湖南恒大种业高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兆禾种业有限公司委托进行涉案“泰两优华占”、“深两优136”两水稻新品种的制种工作，则在其业务范围之内，被告中益合作社可以从事水稻新品种的制种工作。因此，案涉《杂交稻制种产购合同》实际上是被告中益合作社将其制种工作转交给原告等制种农户。本着契约自由、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该合同并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中益合作社、王欣华按照其回收的种子数量、合同价格全额支付种子款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原告周下平作为案涉《杂交稻制种产购合同》的制种户，在该合同上签字，应当是合同的相对人之一，具有适格的主体资格，有权主张权利。其次，根据契约自由、约定优先原则，本案原、被告双方之间因制种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杂交稻制种产购合同》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根据《杂交稻制种产购合同》约定，种子须经检测合格后方可付款，种子再次加工损耗由制种户自负。本案中，原告周下平制种的种子“深两优136”经再次加工，损耗20%后合格。因此，中益合作社按照合格种子数量支付种子款61250元符合双方的约定，且原告已经在制种农户牵头人唐国荣处领取了该款，故原告无权就“深两优136”种子款再主张权利。但是，原告交给被告中益合作社的“泰两优华占”7665公斤种子由被告中益合作社交由种业公司检测全部不合格，按照案涉《杂交稻制种产购合同》约定，应当对“泰两优华占”种子进行再加工，仍然不合格的，应当退回或者转商处理。但被告中益合作社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上述合同义务。同时，被告中益合作社在制种过程中，全程派驻专业技术员进行技术指导，又未提交证据证明种子不合格系原告所致，因此，导致涉案“泰两优华占”种子不合格的原因不能归究于原告。原告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应当得到合理赔偿。但是，中益合作社提出按每亩700元进行补偿的方案不足以弥补原告的实际损失。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原告的实际损失可参照案涉合同补充条款“如因技术指导失误导致制种花期相差7天以上，严重影响制种质产量，甲方保证乙方每亩制种平均产值1500元/亩”的约定，酌定按照每亩1200元，补偿原告因制种“泰两优华占”损失72000元较为妥当。综上，被告中益合作社在扣减原告领取的物质款和预支款107264元后，还应给付原告种子款25986元。王欣华是被告中益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其代表中益合作社签订合同、收取种子、支付种子款等行为是履职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被告中益合作社承担。故原告要求王欣华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欣华的“不是适格被告”的抗辩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中益合作社的其他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一并不予采纳。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祁阳县中益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周下平种子款25986元； 驳回原告周下平对王欣华的诉讼请求； 驳回原告周下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9元，减半收取计225元，由原告周下平负担160元，被告祁阳县中益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6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卫宗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贺 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二十四条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