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9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熟市大发经编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梅李镇通港工业园龙腾路18号。法定代表人：韦春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良，江苏言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卓建旭，男，199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建银，男，198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锋，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熟市大发经编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卓建旭、陈建银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民初9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发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民初992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卓建旭、陈建银的原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卓建旭、陈建银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卓建旭、陈建银认为涉案加工业务存在于大发公司与常熟市启点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点公司）之间，而大发公司认为存在于大发公司与常熟市双润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润公司)之间，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卓建旭、陈建银应当对启点公司与大发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沟通过程等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1、涉案加工业务从2014年9月12日开始到2018年结束，本案诉讼请求的金额包括全部业务往来总金额；2、开始发生业务前，是双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惠明与大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韦春燕进行业务洽谈的，卓建旭、陈建银认为是双润公司业务员蒋某良与大发公司业务员洽谈，但不论是吕惠明还是蒋某良均是代表双润公司与大发公司洽谈；3、卓建旭、陈建银提供的对帐单是双润公司的会计吕建祥与大发公司的王会计对帐后所形成；4、相关凭证上涉及到的曹凤祥、**、陆峰在涉案业务发生时都是双润公司的员工；5、卓建旭、陈建银在答复原审法官关于对帐单形成过程的询问时，也是与双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惠明进行核实的；6、在涉案业务发生直到提起诉讼长达5年的过程中，卓建旭、陈建银从未向大发公司提出过支付款项的主张，大发公司也从未向卓建旭、陈建银支付过款项；7、大发公司为双润公司承担了双润公司向银行借款后的保证责任。上述事实可以证明本案所涉加工业务开始于2014年9月12日，业务直到2018年结束，其间都是连续状态，本案争议的加工费是全部业务累计的金额，加工业务发生时，都是双润公司的员工(包括其法定代表人吕惠明)代表双润公司与大发公司进行联系发生业务，业务发生前，由于大发公司为双润公司承担了双润公司向银行借款后的保证责任，双润公司用厂房来提供给大发公司使用，厂房租金与大发公司代偿款作抵，另外双润公司为大发公司进行加工，双方约定加工款与大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代偿款作抵，结合业务发生时间到提起诉讼长达5年的时间，卓建旭、陈建银从未向大发公司催讨过结算加工款，可以合理相信只有在双润公司与大发公司款项相抵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在5年长的时间中未付过款的情况下不进行催讨的情况，因此应当认定大发公司与双润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关系，启点公司与大发公司之间不存在加工关系，虽然双润公司当庭提供与大发公司没有业务往来的证明，由于双润公司与大发公司之间因为保证责任产生的经济关系尚未结清，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双润公司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大发公司与启点公司没有任何往来，与卓建旭、陈建银也不认识更没有任何联系。二、关于原审判决的裁判理由一，从谁持有对帐单来确认业务发生主体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至于是否是债权转让合同，纯粹是主观臆断，即使存在，双润公司也从未主张过，更没有通知过大发公司，依法对大发公司不能生效，原审法院将对大发公司也无任何损失作为裁判的理由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关于原审判决的裁判理由二，正是因为曹凤祥、**、陆峰在涉案业务发生时都是双润公司的员工，而本案争议的加工款是整个业务连续发生后的总金额，再结合其他事实，只能得出业务发生在大发公司和双润公司之间的结论；关于原审判决的裁判理由三，因为双润公司与大发公司之间因为保证责任产生的经济关系尚未结清，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双润公司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综上，涉案业务不存在大发公司和卓建旭、陈建银之间，而存在于大发公司和双润公司之间。一审法院不从业务往来的沟通过程等基本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卓建旭、陈建银共同辩称，双润公司因经营不善在2014年就停止生产，好多债权人包括大发公司都以设备或以房租来抵债，卓建旭、陈建银在2014年6月也承租了双润公司的车间成立了启点公司进行生产经营，启点公司和双润公司的房屋设备租赁协议更进一步证明了本案的事实，也就是定型的加工业务完全是由启点公司在生产经营，大发公司声称和双润公司进行加工，这根本不是事实，大发公司与双润公司之间的纠纷有双方签订的设备抵偿以及房屋租金抵偿协议，但从未涉及到加工费的抵偿协议，所以本案的事实其实就是大发公司和卓建旭、陈建银之间的业务往来，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卓建旭、陈建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发公司立即支付加工款人民币170万元，并要求大发公司支付以17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8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大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9月12日，大发公司开始委托他人进行后整理加工业务。2018年8月1日，大发公司的财务王建平出具对账单一份，在对账单上手写“实际按壹佰柒拾万元结算，以上为开票价！”，并签名确认。启点公司于2019年7月5日注销，卓建旭、陈建银原系启点公司股东。审理中，一审法院向双润公司核实案涉业务情况，双润公司出具了证明一张，载明：“启点公司承租我司车间进行业务，启点公司与大发公司的加工款也与我司无关，我司与大发公司未有加工业务，大发公司未结欠我司加工费。”一审法院认为：卓建旭、陈建银、大发公司的争议焦点为：大发公司的加工业务系与启点公司还是双润公司开展？卓建旭、陈建银方认为，其承租了双润公司的车间工作，并接收了双润公司的部分工作人员从事加工业务，从2014年至2018年初，为大发公司合计加工178万余元。与大发公司对账后其又出具了对账单，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业务关系。大发公司方认为，该加工业务发生在大发公司与双润公司之间，系大发公司为双润公司代偿银行贷款后，双润公司以加工业务折抵代偿款。综合卓建旭、陈建银、大发公司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加工业务发生在大发公司与启点公司之间。理由如下：1、大发公司对于卓建旭、陈建银提供的王建平出具的对账单真实性予以认可，且卓建旭、陈建银方持有对账单。如业务发生在大发公司与双润公司之间的，不应由启点公司或其公司股东持有对账单；如双润公司将对账单交给启点公司的，即使视作债权转让合同，对大发公司而言也无任何损失。2、社保记录显示，2013年5月至2015年5月间，**、曹凤祥、陆锋三人均系双润公司员工，又在2015年6月同时变更为启点公司员工。结合卓建旭、陈建银、大发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可以印证大发公司与启点公司之间的送货经过。3、双润公司明确否认了大发公司的抗辩，称其与大发公司之间未有加工业务，大发公司未结欠双润公司加工费。综上，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卓建旭、陈建银、大发公司双方对于业务金额170万元均予以认可，对于业务开始时间也无分歧。但170万元在对账单中明确系开票价，大发公司在庭审中提出不开票的价格应在170万元的基础上减少17%，卓建旭、陈建银方认为税率应计为13%。经向税务部门咨询，当时的税率为17%，故一审法院确定加工费为141.1（170*83%）万元。启点公司注销后，卓建旭、陈建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公司享有的债权。卓建旭、陈建银主张自2018年8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已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故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间的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为71304.49元（1411000元*0.0475/360天*383天），2019年8月20日后的逾期付款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常熟市大发经编织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卓建旭、陈建银人民币1411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71304.49元，以及以1411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卓建旭、陈建银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2071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项合计人民币25712元，由被告常熟市大发经编织造有限公司负担23300元，原告卓建旭、陈建银负担2412元。本案二审期间，大发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对账单一份，大发公司称该份材料是双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惠明写好之后到大发公司处与大发公司进行核对，对账单上主要是三个内容，第一是加工费，从该份材料上可以确认一共是2014-2017年加工费，与卓建旭、陈建银在原审法院提供的由大发公司的会计确认的那张对账单上2014-2017年的金额是完全吻合的，因为这张对账单形成的时间是在2018年7月底之前，所以2018年的业务没有写上去，第二是房租，将租金跟代偿款做相应抵扣，第三是设备抵债。证明案涉业务是发生在大发公司和双润公司之间。证据2、启点公司注销的资料一套，包括注销登记申请书、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和常熟市行政审批局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各一份，在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的适用情形一栏记录的是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在全体投资人承诺书里卓建旭、陈建银作为股东也承诺在申请注销登记前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常熟行政审批局据此准予了启点公司注销登记，证明在启点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向相关部门申请注销登记时，启点公司对外没有债权债务，也印证了启点公司与大发公司之间不存在本案所涉的加工业务往来。卓建旭、陈建银未提交证据并对大发公司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不予认可；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这是注销登记必须要填写的一种形式格式，不是声明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就没有债权债务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卓建旭、陈建银一审提交的**、曹凤祥个人参保证明显示，**的社保在2008年5月至2015年5月期间缴费单位为双润公司，2015年6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缴费单位为启点公司，曹凤祥的社保在2012年8月至2015年5月期间缴费单位为双润公司，2015年6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缴费单位为启点公司。卓建旭、陈建银一审提交的2015年10月、2017年4月的送货单抬头为“常熟市启点纺织品有限公司（送货单）”，收货单位标注“大发”字样，送货单位及经手人栏2015年10月送货单签字人为**，2017年4月送货单签字人为曹凤祥，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签字人均为程东文。二审调查程序中，大发公司陈述其工作人员到双润公司拿货时从2014年至业务结束基本上都是跟双润公司仓库里的人员接触，根本不去在意送货单的抬头，而启点公司也是登记在双润公司。本院认为，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卓建旭、陈建银主张涉案加工业务发生在启点公司与大发公司之间提交了其持有的对账单原件一份、2015年及2017年的部分送货单，该对账单虽系双润公司的会计吕建祥与大发公司的财务王建平对账后形成，但原件由卓建旭、陈建银持有，且2015年及2017年的部分送货单上抬头均为启点公司，签字的送货人在此期间均为启点公司员工，收货人为大发公司员工，加之双润公司在一审中已出具证明明确否认其与大发公司之间有涉案加工业务，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启点公司与大发公司之间存在涉案加工合同关系。大发公司主张涉案加工业务发生在双润公司与大发公司之间，然而其一审提交的2014年送货单均系复印件，2018年3月的染色通知单与涉案加工业务的关联性不足，代偿证明不能证明其与双润公司协议以加工费抵偿代偿款，其二审提交的对账单系复印件且无人签字，启点公司注销登记资料中的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的声明亦不能证明大发公司与启点公司之间并无加工合同关系，故大发公司的举证不能证明涉案加工业务系发生于其与双润公司之间，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大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712元，由常熟市大发经编织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浦智华审判员  孙晓蕾审判员  管 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姚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