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民终4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文跃，男，渔民，汉族，1966年12月10日出生，住所地福建省石狮市，系“闽狮渔06929”与“闽狮渔07228”轮所有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东，福建劲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铭威，福建劲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旭斌，男，渔民，汉族，1975年12月13日出生，住所地福建省东山县，系“闽东渔61133”轮所有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凌，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涓涓，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文跃因与被上诉人沈旭斌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海事法院（2019）闽72民初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旭斌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蔡文跃赔偿船舶触碰造成损失与费用，（1）笼具（壶）38000元；（2）绳索（具）41600元；（3）（吊）钩2850元；（4）渔工（船员）工资40000元；（5）燃油费16000元；（6）渔获（货）物79800元，合计218250元（人民币，下同，详见一审提交的《赔偿清单》）。 原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闽东渔61133”轮登记所有人与船长为沈旭斌，该轮为钢质渔船，船籍港东山，船长27.43m，型宽5.97m，型深2.87m，主机功率226千瓦，总吨位131吨，属于“海洋大、中型捕捞渔船”，持有相关渔业捕捞许可证、船舶所有权证与国籍证书等渔业船舶证件，核准主作业类型与方式为钓具。“闽狮渔07228”与“闽狮渔06929”均为钢质渔轮，船籍港石狮，主作业类型与方式为单船拖网，总吨位分别为239吨与258吨，主机总功率均为407千瓦，登记所有人均为蔡文跃。 2018年9月3日14：30时，东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在大沃渔港登临船舶检查发现，“闽东渔61133”轮实际作业类型为笼壶，实际配备2个舱位，1000个笼壶，笼壶绳索约为7000m，以及1部起笼机、1台笼壶输送带等。9月5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执法大队做出东海渔执告【2018】11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对该轮因前述行为予以罚款3000元，若其对此行政处罚内容及认定的违法事实、理由、处罚依据等有异议，可在收到本通知书3日内进行陈述、申辩、申请听证。9月6日，执法大队继而做出东海渔执责【2018】1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因其未经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将捕捞许可证核准的钓具作业类型，改变为笼壶进行捕捞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为此责令要求该轮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自行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将依法处理。9月10日，执法大队做出东海渔执罚【2018】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该轮因前述行为，违反了《福建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根据该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以及《东山县海洋与渔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意见》渔业序号8“一般违反情节”第6项违法情形规定，给予“闽东渔61133”轮罚款3000元。沈旭斌已缴纳罚款，但并未在指定期限内自行改正。 沈旭斌驾驶“闽东渔61133”轮继续出海作业。2018年9月8日上午，该轮在东经116°56′、北纬22°50′附近海域进行放笼捕捞作业。在此期间，“闽狮渔06929”轮及“闽狮渔07228”轮，采用两船对拖捕捞方式驶往“闽东渔61133”轮放笼作业区域。沈旭斌发现后，先行通过对讲机（甚高频）呼叫对方要求避让，以免触碰；同时，本船船员也向对方船只挥手示意注意避让。但是，对方两船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避让措施，继续往沈旭斌放置笼壶作业海域航行，导致拖网触碰、拖拉到“闽东渔61133”轮放置在海里捕鱼笼具及配套设施（绳具、吊钩），致使该轮绳索网具断裂，笼壶与配套属具漂移、灭失，捕捞作业被迫中断。 事故发生后，沈旭斌驾驶本船追上“闽狮渔06929”轮及“闽狮渔07228”轮，并逼停、登临对方船只进行交涉；迫使对方同意指派一名船员至“闽东渔61133”轮上，并同意起网核实、查看拖网，是否确有触碰、拖到其放置笼壶。沈旭斌当场用手机拍摄视频录像，显示对方拖网内有破损笼壶、绳索与挂钩。后经双方当场与对方船舶在东山当地鱼货收购人员交涉与沟通协商，蔡文跃方口头承诺将对沈旭斌造成损失进行赔偿后，沈旭斌将该名船员放回。 为减少损失，沈旭斌及船员驾驶“闽东渔61133”轮在附近海域继续寻找笼具及配套设施（绳具、吊钩），仅找回部分笼壶与属具，但仍有部分笼具及配套属具灭失。沈旭斌驾船回港后，2018年9月13日，即行向该轮挂靠单位东山县铜陵镇第一渔业公司与当地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报案。为此，第一渔业公司在《关于沈旭斌到公司报称情况》上批注，“据了解情况属实”，并加盖公司印章确认。该报称情况载明：“我船（闽东渔61133）于2018年9月8日，在东经116°56′、北纬22°50′海上作业。发现闽狮渔06929号、07228号二渔船正双牵作业，突然朝我船方向（航行），勾着我船水下作业渔具，致我船（断）送掉了3600个笼壶和配用绳索具。经过努力寻找，找回1700个笼壶及绳具，结果灭失1900个笼壶及配用绳具。2018年9月12日，回港后即向公司和渔政主管申报。”当地执法大队以沈旭斌违法改变作业方式及其缺乏充分证据为由，未予立案调查处理，并建议其自行与对方协商处理，或依法提起诉讼解决为宜。沈旭斌后与对方东山鱼货收购人协商赔偿事宜未果，2018年10月10日，为此诉诸原审法院东山法庭，要求蔡文跃赔偿损失163600元，原审法院以（2018）闽72民初843号立案审理。 另查明：2018年8月13日，沈旭斌向案外人购买笼壶，为此该人出具《商品销售日报表》，载明新塑（料）笼（壶）3600只，单价20元/个，合计72000元；8月16日，沈旭斌向另一案外人购买16厘（即直径φ1.6cm）铅绳5.8吨，单价16000元/吨，合计92800元。对于前述事实，双方有争议。 在前案诉讼过程中，2019年1月3日，东山县渔业协会出具《证明》，载明：东山县铜陵镇从事笼壶作业28m至33m船长渔船，出海生存所（携）带的笼、绳、钩，实际一般在3000-4000个，（单价）20元/个，约6万-8万元；相应匹配的延（铅）绳4.8-6.2吨，约7.68-10.24万元；（吊）钩3000-4000支，（单价）1.5元/支，约4500-6000元。合计14.13-18.84万元之间。 依据《福建省渔业捕捞禁止和限制使用渔具渔法目录》第二条“限制使用的渔具渔法”第（三）款“笼壶”规定，大型渔船携带的笼数不得超过2000个，中型渔船不得超过1000个，小型渔船不得超过150个，单笼规定高22-25㎝，直径45㎝。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主要在于：1.蔡文跃船舶是否触碰沈旭斌设置网具；2.沈旭斌诉讼损失是否合法、真实，以及蔡文跃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沈旭斌是否存有减轻或免除蔡文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情形。 （一）关于蔡文跃船舶是否触碰沈旭斌设置网具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可供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以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案件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沈旭斌当庭陈述、事发当时在船船员陈某出庭作证证言以及沈旭斌举证的手机视频，可以证实双方所属渔船在同一海域进行海上捕捞作业；且在捕捞作业过程中，针对蔡文跃拖网是否触碰、拖带到沈旭斌放置笼壶作业所需渔具、属具，双方为此发生纠纷。至而导致沈旭斌驾驶渔船逼停蔡文跃船舶后，登临上船发生争吵，并促使对方指派一名船员至沈旭斌船舶协调，后经双方电话沟通，才最终让其返回蔡文跃船舶；以及蔡文跃起网后，拖网内缠挂有笼壶、绳索等渔具的事实。蔡文跃辩称海上作业过程中，经常拖带到零星、散落笼壶的抗辩主张，未提交相关证据加以反驳证实。故沈旭斌诉称主张其笼壶作业渔具为蔡文跃拖网作业触碰的事实，其可能性明显高于蔡文跃辩称其船舶未触碰、不存在侵权事实的辩驳主张，原审推定蔡文跃所属船舶在拖网作业过程中，触碰、拖带到了沈旭斌放置笼壶作业渔具。 （二）关于沈旭斌诉讼损失是否合法、真实问题。本项争点实际涉及1、沈旭斌所属笼壶与配套渔具财产损失，是否依法应予保护，以及蔡文跃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沈旭斌诉称财产损失，是否属实问题。 1、关于沈旭斌所属笼壶与配套渔具财产损失，是否依法应予保护，以及蔡文跃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原审认为，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明确，“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六）赔偿损失；…。”案涉笼壶及其配套渔具属于沈旭斌合法所有，查证属实，于法有据，对此应予认定。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触碰和碰撞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九条第（五）款规定,“船上渔具、网具的种类和数量，以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计算，但所需量超过渔政部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不予认定；渔具、网具的价值，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和残值计算；…。”可见，对于船舶触碰损害责任下财产损害赔偿，针对“船上渔具、网具的种类和数量”，仅以“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为限，故只有在“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超过渔政部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情形下，才导致“不予认定”的法律后果，而非单纯因其捕捞渔具、网具种类或者数量违反规定或者许可，即不予保护的不利法律后果。对此，应予细查析分。故对于本案查明属实的渔具、网具的价值，乃应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和残值计算。再次，依据《福建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规定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四)184千瓦（250马力）以上442千瓦以下的海域机动渔业船舶，每作业单位处二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可见予以行政罚款系因违反许可的非法捕捞行为，行政处罚没收的对象为“渔获物和违法所得”，而非配备、携带笼壶与配套渔具本身。尤其是根据“一事不再罚”的行政处罚原则，当地执法大队已对沈旭斌业已做出行政罚款处罚，故蔡文跃辩称应予没收的主张，于法无据。最后，依据《福建省渔业捕捞禁止和限制使用渔具渔法目录》规定，笼壶作业类型与方式属于“限制使用的渔具渔法”，并非属“禁止的渔具渔法”。沈旭斌所属“闽东渔61133”轮相关渔业船舶证书载明，该轮核准许可作业类型与方式为“钓具”，其后自行改变为“笼壶”，属于“一般违法情节”。2018年9月6日，当地执法大队依法做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明确责令其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自行改正，而本案触碰事故发生时间为2018年9月8日，尚处于自行改正期限内；2018年9月10日，执法大队继而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沈旭斌处以行政罚款3000元。故蔡文跃辩称沈旭斌擅自改变作业方式，属于违法行为，诉称损失不应支持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信。故对于尚在沈旭斌自行改正期间发生的船舶触碰财产损害，蔡文跃依法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2、关于沈旭斌诉称财产损失，是否属实问题，实际涉及其财产损失项目及其计算，是否查有实据与合理问题。一审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船舶财产损害赔偿规定第一条明确，“请求人可以请求赔偿对船舶碰撞或者触碰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船舶碰撞或者触碰后相继发生的有关费用和损失，为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和损失，以及预期可得利益。因请求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或者是损失扩大的部分，不予赔偿。”第四条则规定，“船上财产的损害赔偿包括：船上财产的灭失或者部分损坏引起的贬值损失；合理的修复或者处理费用；合理的财产救助、打捞和清除费用，共同海损分摊；其他合理费用。”第九条则进一步规定，“船上财产损失的计算：…（四）船上捕获的鱼货，以实际的鱼货价值计算。鱼货价值参照海事发生时当地市价，扣除可节省的费用。（五）船上渔具、网具的种类和数量，以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计算，但所需量超过渔政部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不予认定；渔具、网具的价值，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和残值计算；…（九）船上其他财产的损失，按其实际价值计算。”根据沈旭斌诉称具体项目与计算依据（价格），原审认定： （1）沈旭斌诉称笼具（笼壶）数量损失1900个，价格20元/个，合计38000元；绳索（具）损失2.6吨，单价16000元/吨，合计41600元；挂（吊）钩1900支，单价1.5元/支，合计2850元。原审认为，依照《福建省渔业捕捞禁止和限制使用渔具渔法目录》（闽海渔［2006］342号文）第二条“限制使用的渔具渔法”第（三）款规定，中型渔船携带笼数不得超过1000个，大型渔船携带笼数不得超过2000个。以及船舶损害财产规定第九条第（五）项规定，“船上渔具、网具的种类和数量，以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计算，但所需量超过渔政部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不予认定；渔具、网具的价值，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和残值计算；”沈旭斌所属“闽东渔61133”轮属于大、中型捕捞渔船，有2个舱位，据此可以携带笼数不得超过2000个。而且当地执法大队拍摄现场照片以及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均显示并记载，该轮停靠东山大沃渔港时，船上现场配备笼壶1000个、笼壶绳索约7000m，1部起笼机，1台笼壶输送带，实际作业类型为笼壶。故可以证实“闽东渔61133”轮实际作业方式和类型为笼壶。在明确该轮改变作业类型的情形下，故即便沈旭斌未经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擅自改变作业类型属于违法行为，其可以携带的笼壶数量为2000个。再行依据该轮挂靠管理单位东山县铜陵镇第一渔业公司出具的《报请情况》以及东山县渔业协会出具《证明》，证实当地同类型渔船出海生产所携带（配备）的笼壶、绳索、吊钩数量，一般约为3000—4000个，单价20元/个，约需6万—8万元；相应匹配的延（铅）绳4.8—6.2吨，（单价16000元/吨，）约（需要）7.68—10.24万元；吊（挂）钩3000—4000支，单价1.5元/支，约4500—6000元，合计14/13—18.84万元之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无需举证证明。”鉴于沈旭斌在庭审中陈述完好笼壶为700个，三条粗（主）绳索直线放置，间隔约100米，构成“自认”；而且在单条延绳（绳索）长度为7000m的情况下，蔡文跃船舶对拖作业也无法触碰全部，故原审认定其因触碰事故导致灭失、损坏的笼壶与吊钩数量为1300个（支），灭失一条延绳1.93吨（=5.8吨/3）。故沈旭斌诉称本项损失，分别为笼壶1300个X20元/个=26000元，延绳1.93吨X16000元/吨=30880元，吊钩1300支X1.5元/支=1950元。前述各项损失，合理金额应为合计58830元。 （2）沈旭斌诉称本船配备渔工（船员）10人，每人月工资至少8000元。而本次触碰事故发生，导致作业中断，提前返港后，需要补充和整修生产设备，共计需要15日时间，故其工资损失40000元。原审认为，根据沈旭斌与证人陈某证实，每趟出海作业时间约为10日，沈旭斌举证前述两个航次返还时间分别为8月24日以及9月3日，也可证实每趟出海作业所需时间；而关于工资报酬支付方式，沈旭斌本人及其证人陈某庭审中均明确为渔工无固定工资，按趟计酬，扣除成本后人均分配。因沈旭斌未进一步举证其实际支付渔工工资数额，或者说明其在经营“闽东渔61133”轮期间所需合理成本与收入，故其本项诉称举证不充分，酌情认定为80000元/3=26666元。 （3）沈旭斌诉称燃油费，事故发生后，花费3天寻找，期间消耗燃油2.5吨，按照6400元/吨计算，油费16000元。原审认为，依据船舶财产损害赔偿规定第九条第（九）项，“船上其他财产损失，按照其实际价值计算。”因“闽东渔61133”轮证书中载明主机总功率，而且出海从事捕捞作业势必消耗燃油，也属合理成本支出。但是，沈旭斌并未举证证明本船主机单位时间油耗量、本次作业实际加载燃油数量以及单价，属于举证不足，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其本项诉称，不予支持。 （4）沈旭斌诉称渔获（货）物，参照事故发生前两航次，渔获收入为15万元，即42元/笼，本次事故灭失、损坏笼壶1900个，导致损失渔获收入损失79800元。原审认为，依照船舶财产损害赔偿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船上捕获的鱼货，以实际的鱼货价值计算。鱼货价值参照海事发生时当地市价，扣除可节省的费用。”因沈旭斌诉称触碰事故发生在笼壶放置期间，说明尚未实际捕获鱼货；而且依照《福建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规定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四)184千瓦（250马力）以上442千瓦以下的海域机动渔业船舶，每作业单位处二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也属于行政没收对象，故其本项诉称无事实依据佐证，于法无据，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针对沈旭斌诉称损失，经原审查实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合法部分予以驳回；蔡文跃抗辩部分有理，予以采信。沈旭斌因蔡文跃船舶触碰损害，合计损失为85496元。 （三）关于沈旭斌是否存有减轻或免除蔡文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情形。原审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二十七条明确，“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而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鉴于沈旭斌及其证人当庭述称设置笼壶作业时，业已显示浮标、浮球与竹竿标志；并且事先通过甚高频警示通过，已尽合理提醒与警示义务。而蔡文跃辩称根据沈旭斌提供手机视频，并未显示沈旭斌在放置笼壶作业过程中，应当显示相应警示标志或提醒标识。故即便有触碰事实，沈旭斌主张损失也无事实依据。因沈旭斌手机视频显示为蔡文跃船舶起网过程中，拖网内纠缠有笼壶与渔具，而非沈旭斌当时设置笼壶作业状况；而且蔡文跃也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沈旭斌存有法定免除或者减轻蔡文跃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存在，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蔡文跃本项辩称无理，不予采信。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一条、第四条第四款、第九条第（五）项与第（九）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原审判决：一、蔡文跃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沈旭斌因船舶触碰导致的财产损失和费用，合计85496元；二、驳回沈旭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74元，沈旭斌负担3000元，蔡文跃负担1574元。 蔡文跃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判认定上诉人蔡文跃船舶触碰被上诉人沈旭斌设置网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只凭被上诉人沈旭斌一方的陈述和不具证人资格的证人陈某的所谓证言，推导出双方发生触碰的事实。沈旭斌举证的手机视频显示蔡文跃收网过程中网内仅有两个距离较远且互不串联的笼壶，海上拖网作业时常发生拖到海底零失物品的现象；笼壶作业所放置的笼壶是由多个笼壶用绳索互为串联，并非单个网笼零散放置，如果蔡文跃作业网具拖拉到沈旭斌设置的笼壶，必然是将整串的笼壶兜入网内，起网后必然是整条绳索及笼壶一并出水。2、假使存在侵权事实，沈旭斌属于违法改变作业方式，不属于合法财产，依法不受法律保护。沈旭斌擅自将作业类型为钓具改为笼壶作业，该行为属于违法，假使沈旭斌确有笼壶、绳具损失，但渔具种类和数量均未经渔政主管部门许可，不能认定。3、原判就被上诉人诉称财产损失的计算标准失实。原审法院调取的东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执法记录中明确显示，被上诉人沈旭斌在渔船上配备的笼壶数量为1000个，笼壶绳索约7000米，并且其在2018年9月6日已改正违法作业类型。但原判无视上述事实，推导出沈旭斌损失的笼壶1300个、延绳1.93吨、吊钩1300支，损失金额合计58830元的结论。沈旭斌虽然陈述船员报酬为每人每月8000元，但其合伙人陈某当庭承认船员的分配方式为无固定工资，按照当次出海捕鱼收获，再扣除成本后，全体船员共同分红。原判在上述二人说法不一的情况下却认定船员报酬为每人每月8000元让人难以信服。4、原判仅凭被上诉人沈旭斌和陈某的陈述就认定被上诉人作业时已放置浮标、浮球与竹竿标志，并要求上诉人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但从被上诉人提供的手机视频上可以清楚看出，案涉海域没有任何的浮标、浮球与竹竿标志。 沈旭斌辩称，1、原审法院推定上诉人所属船舶在拖网作业过程中，触碰、拖带到答辩人放置笼壶作业渔具完全正确。原审中，答辩人提供了当事人陈述、船员证言、手机视频资料等证据，相对于其他运输工具而言，船舶航行于大海之上，碰撞后不易留下痕迹，加之船舶触碰事发突然，很难在事故现场找到没有利害关系的目击证人，且除船员之外证人证言其他直接证据的收集异常困难，所以船舶碰撞案件证据材料大多为当事人陈述或船员证人证言。何况，答辩人还提供了收集视频资料用以补充证明。上诉人未提交任何反驳触碰事实的证据，若否认可以提供AIS航迹用以证明渔船未经过事发地点，也可以用证据证明拖网内的物件并非答辩人所有等证据。原审法院根据答辩人（在船）的当庭陈述和船员陈某出庭作证，以及事发当时手机视频显示拖网内有破损笼壶、绳索与挂钩，结合双方不同的捕捞方式，即分别为笼壶与对拖方式（参见附图1、附图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5、108条推定上诉人所属船舶在拖网作业过程中，触碰、拖带到答辩人放置笼壶作业渔具完全正确。2、被触碰损害的笼壶与配置渔具属于答辩人合法财产，理应得到保护。擅自改变作业方式违反行政性法律法规，但并不影响民事法律上财产所有权的合法性。3、原审对触碰造成具体损失的赔付金额的认定也是恰当的。对于笼壶等捕捞渔具设施的认定方面，原审根据证人陈某陈述、东山县渔业协会出具的《证明》，结合船型与《福建省渔业捕捞禁止和限制使用渔具渔法目录》的规定，认定笼壶为2000个，扣除寻找到完好的700个，按毁损1300个及相应的1300个吊钩，灭失延绳1条，是正确的。对于船员工资的认定方面，当地渔工的月工资是按“底薪+抽成”方式，主要船员（约3-4名）底薪为10000-11000元，其余一般船员底薪为8000元，“抽成”是按每次渔货出售后利润50%平均分发给全体船员，若按上诉人计算方式，答辩人作为“老板”在出钱出船情况下，与船员分的一样份额利润，显然不符合情理。4、关于答辩人作业时是否有设置标志问题。通常情况下，答辩人出海进行笼壶捕捞作业时不可能不设标志，因笼壶沉入海底，且延绳带有铅块也必将沉入水中，浮球及泡沫一方面起浮力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标志，若没有这些标识，将无法起货和回收，上诉人也是认可的。上诉人作为附近沿海的渔民，对沿海捕捞方式应当相当熟悉，看到海面上的浮球或泡沫就知道水下是采用何种捕捞方式。上诉人之所以应避让而未避让，一种可能是因为船上人员正从事拖网起网工作而疏忽了瞭望，这从无人接听高频电话也可推断可能驾驶台无人值守；另一种可能是其已意识到水下存在笼壶捕捞，但驾驶人员存在可以避开的侥幸心理，故无论何种情形，上诉人均有过错。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 对于原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提出如下异议：1、原审判决书第14页第四段最后一句认定的被上诉人改变作业方式后已经缴纳罚款，但未在指定期限内自行改正，法院调取的东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责令改正后照片显示，被上诉人已经于2018年9月6日改正，而发生事故的时间是在2018年9月8日上午，短短两天内被上诉人将钓具改为笼壶作业并出海作业不符合实际。2、原审判决书第15页第二段认定的“闽东渔06929”轮进行笼壶作业，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3、原审判决书第15页认定“闽东渔06929”轮进行笼壶作业的捕鱼笼具及配套设施被上诉人渔船触碰，仅有被上诉人的陈述及其有利害关系证人的陈述。4、原审判决书第16页第一段认定的发生事故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这一方的交涉过程，也只有被上诉人的陈述及其有利害关系证人的陈述。5、原审判决书第16页第二段认定的沈旭斌回港后向挂靠单位东山县铜陵镇第一渔业公司报案的情况，《关于沈旭斌到公司报称情况》仅有第一渔业公司的公司公章，没有经办人员签名，而且被上诉人船只挂靠第一渔业公司，每年都需要向第一渔业公司缴纳管理费具有利害关系，并且第一渔业公司并非事故中的亲历者，故该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6、原审判决书第16页第二段认定当地执法大队的处理情况，没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回港后有向执法大队申报。7、原审判决书第17页第一段到第二段认定笼壶、吊钩、延绳的数量等，从东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执法记录上可以看出9月3日执法部门登船检查时，船上只有笼壶1000个、笼壶绳索7000米，起笼机一部，笼壶输送带1台，明显与被上诉人所提交《商品销售日报表》和东山县渔业协会出具的《证明》所记载的内容不相符，故上述两份证据为不实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双方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双方原审有争议的事实在争议焦点分析时进行认定。 针对双方的诉辩理由，本院归纳焦点并分析如下： 一、关于触碰事实是否发生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所属渔船在同一海域进行海上捕捞作业。沈旭斌主张发生触碰事实并详细陈述了触碰经过、交涉过程、事后报案等情况；在船船员陈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亦较为完整的陈述了开展笼壶作业、发生触碰的过程。原审再结合东山县铜陵镇第一渔业公司《关于沈旭斌到公司报称情况》、沈旭斌拍摄的手机视频等，认定沈旭斌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以及蔡文跃船舶触碰沈旭斌设置网具并无不当。蔡文跃所有两艘渔船在同一海域进行拖网作业，其对触碰事实予以否认，既有能力亦应提交证据来反驳，仅以证人、东山县铜陵镇第一渔业公司与沈旭斌有利害关系即对相关证据全部否定显属不当。蔡文跃所称手机视频仅显示两个距离较远且互不串联笼壶与常理不符的问题，经查沈旭斌提交的手机视频总时长仅为2分钟17秒，且系刚起网时的情形，渔网的大部分仍处于海里，无法得出渔网中有无整条绳索及笼壶的结论，况且渔网又属于蔡文跃所有，蔡文跃以此推断并否认发生触碰事实应提交证据证明。蔡文跃主张沈旭斌在两天内将钓具改为笼壶作业并出海作业不符合实际的问题，未提交证据证明不能成立。 二、关于沈旭斌损失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中，虽然沈旭斌擅自将作业类型为钓具改为笼壶作业属于违法行为，但被触碰损害的笼壶与配置渔具确属于沈旭斌的财产，蔡文跃主张笼壶与配置渔具不属于沈旭斌合法财产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笼壶、延绳、吊钩的损失问题。东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执法记录所体现的并非此次出海时的情况，不能作为认定此次触碰时沈旭斌携带笼壶、渔具数量的依据。证人陈某陈述放置3000-4000个笼壶、分三条绳子放，东山县渔业协会出具的《证明》此类渔船出海所携带的笼、绳、钩分别为3000-4000个、4.8-6.2吨、3000-4000支。原审根据上述证据并结合船型与《福建省渔业捕捞禁止和限制使用渔具渔法目录》的规定，认定笼壶为2000个，扣除寻找到完好的700个，按毁损1300个及相应的1300个吊钩，灭失延绳1条并无不当。 关于船员工资问题。本案中，因为触碰事件导致作业中断，提前返港，补充和整修生产设备等原因船员误工损失客观存在，原审酌情认定需要10天10人共26666元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蔡文跃主张陈某承认船员的分配方式为无固定工资，不应赔付该项损失，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被上诉人沈旭斌是否尽到合理提醒与警示义务的问题。本案中，沈旭斌系采取笼壶作业方式，需要设置浮球及泡沫等作为标识，以便起货和回收，被上诉人沈旭斌的陈述和陈某的证言亦能够相互印证。手机视频系发生触碰事件准备起网时的情形，而且拍摄范围窄、时长短，不能推导出沈旭斌没有任何的浮标、浮球与竹竿标志的结论，蔡文跃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937.40元，由蔡文跃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欣宇 审 判 员 陈顺利 审 判 员 谢德森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魏孜孜 书 记 员 周心烛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