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冀01行终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现国，男，汉族，1956年8月27日出生，住元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瑜，河北姜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元氏县公安局，住址元氏县向阳街向安里1号。 法定代表人熊学挺，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成军，该局法制大队大队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公安局，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元南路66号。 法定代表人黄三平，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荣阔，该局法制支队民警。 上诉人刘现国因公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2019）冀0132行初2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9年6月24日，被告元氏县公安局在工作中发现：王杰彬、邵占奎、周丙辰、周建华、刘现国多次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上访，乡镇、村干部在劝返过程中，被五人索要往来费用，原告涉嫌寻衅滋事，于当日予以《受案登记》，并制作了《传唤审批表》、《延长传唤审批表》。2019年6月24日，制作《传唤证》及《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2019年6月25日，制作《公安行政处罚告知书笔录》，刘现国予以签字确认。2019年6月25日，被告元氏县公安局作出元公（北褚）行罚决字（2019）027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刘现国行政拘留十日。2019年6月25日，制作《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通知了原告的家属。同日被告元氏县公安局将原告送往井陉县拘留所执行。原告对被告元氏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19年7月22日，向被告石家庄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石家庄市公安局于当日予以受理，并向原告送达了受理通知书。2019年8月5日，元氏县公安局在法定时限向被告石家庄市公安局提交了行政答复意见书和证据。2019年9月19日，被告石家庄市公安局作出石公复决字（2019）6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元氏县公安局元公（北褚）行罚决字（2019）027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以邮寄方式送达原告。 原告刘现国在2019年6月25日的询问笔录中显示：因我家住宅周边两条道路被占，从2013年开始到北京上访的。第一次是2013年的时候我和西同下村王青卜携带材料到北京中南海地区上访被查获并训诫送马家楼，第二次2014年4月25日我和西同下**联到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被查获并送马家楼。然后元氏县公安局将我行政拘留10日。2018年11月份，我和西同下**联、王杰彬，胡泉村的邵占奎、周丙辰、周建华、周增其作伴到国家信访局上访。2019年以来到北京上访先后去过3次，在国家信访局登记2次，第一次在2019年3月份，我和邵占奎、周丙辰、周建华、周增其还有李喜旺、**联、王杰彬，但是这次没有登记，因为我们刚到北京西站就被北褚镇干部和村干部劝返了，没有到国家信访局。第二次是3月26日去的国家信访局，有我、王杰彬、**联、邵占奎、周丙辰、周建华、周增其共七人。但是**联没有在国家信访局登记被乡村干部劝返了，我们其他人都登记了。第三次是2019年6月23日我跟邵占奎、周丙辰、周建华、王杰彬五人去北京上访。2019年有一次是村干部刘二军和乡镇干部王建勇，6月23日这次是我们村书记刘中格和乡镇包村干部王杰彬（音）把我接回来的。从北京回来的车票是乡镇、村干部报销的。2018年11月那次我们从国家信访局登记出来之后碰到北褚镇干部和北褚派出所的民警，然后北褚镇书记常树岐书记给我们做工作让我们回原籍，到了北京西站后因为我们西褚村的干部没有来接访，邵占奎让我问问看我的车票谁给报销，然后我说我打算回去了明天再去国家其他部门再登记，然后我就问了问派出所的民警谁给我买回去的车票，后来胡泉村书记周献国给我买了回去的动车票共128.5元。2019年3月份那次我们在北京书记常树岐劝返，当时我给常树岐说我们这次没有到国家信访局登记成，你们必须给我把来北京的车票43.5元也报销了，你要是不给我解决问题我拿了钱回头我就又来北京了，然后常树岐让他的司机给了我50元，我们回去的动车票也是乡镇给买的。问：你们上访过程中吃饭的钱都是谁给买单的？答：2018年11月份从北京回来那次邵占奎说在石家庄吃饭有点贵，咱们回去再吃饭吧，然后胡泉村的周献国书记就拉我们到胡泉村饭店点了几个菜吃了一顿。2019年一次是乡镇干部王建勇带我在石家庄吃的面条，6月23日这次是我们村的刘中格书记带我在石家庄火车站吃的面条，这两次是接访干部说让我吃饭的。”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坏、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本案中，元氏县公安局提供的刘现国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北京市西城分局对周丙辰作出的（2011）第170368号《训诫书》、北京市西城分局对刘现国作出的（2013）第201404250233号《训诫书》、北京市西城分局对刘现国作出的（2014）第201311040257号《训诫书》、元氏县公安局作出元公（北褚）行罚决字（2014）00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元氏县公安局作出元公（北褚）行罚决字（2015）03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元氏县公安局作出元公（北褚）行罚决字（2015）00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元氏县公安局作出元公（北褚）行罚决字（2014）01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车票等证据，能够证实原告在信访过程中存在以滞留北京为由，要挟乡村干部，索要往返车票费用和食宿费用的行为，元氏县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作出的元公（北褚）行罚决字（2019）027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被告石家庄市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的石公复决字（2019）6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现国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刘现国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未能及时纠正行政机关错误的行政行为。1、被上诉人元氏县公安局传唤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元氏县公安局的传唤手续及延长传唤手续并没有审核部门的意见，更没有相关领导的审批意见；传唤时，元氏县公安局没有向上诉人送达《传唤证》，传唤证系于传唤结束时与《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送达给上诉人的。故传唤行为为非法传唤。上诉人所做的询问笔录，系在没有传唤手续时所做，《传唤证》系在限制人身自由24小时后出示，故在没有传唤手续的限制人身自由期间所做的笔录为非法证据。原审却用上诉人的询问笔录做为主要证据，显然违反法律。2、行政拘留没有违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元氏县公安局认定上诉人以滞留北京相要挟，索要车费、饭费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上访不是为了一己之私，是为了胡泉村大多数村民的利益。3、关于常书其的询问笔录，缺少第四页。他的职务为北褚乡书记，其是原告上访的对象之一，故其作出的对原告不利的证言，不应采信。同时，该份询问笔录第3页15行显示：通过给这些人报销路费、饭费等条件，争取把这些人带回元氏。可以证实报销路费和饭费为接访的手段，并非原告索要。关于车票的来源没有说明，有车票不能证明原告索要，反而印证常书其的证言是政府部门主动购买的接访手段。4、被上诉人元氏县公安局对本案并没有管辖权，属于滥用职权。本案中北京公安机关并没有认定上诉人行为违法，也没有进行处罚，可见上诉人在北京没有违法事实。 被上诉人元氏县公安局答辩称：本案中，有本人陈述和辩解、证人证言、西同下村民社会影响材料、往返火车票等证据证明，刘现国寻衅滋事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局于2019年6月25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刘现国做出了裁决。综上，我局认为对刘现国作出的元公(北褚)行罚决字[2019]027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罚适当，适用法律条款准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石家庄市公安局答辩称：我局办理刘现国行政复议一案程序合法。2019年7月22日，刘现国到我局申请行政复议，当日我局予以受理，并向其送达了受理通知书。2019年8月5日，元氏县公安局在法定时限内向我局提交了答复意见书和相关证据。2019年9月19日，经审批，我局作出石公复决字[2019]606号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当日通过邮寄方式将复议决定书送达给刘现国。我局在办理刘现国行政复议一案中，严格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二、我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内容正确。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至今，元氏县北褚乡西同下村王杰彬伙同胡泉村邵占奎、周丙辰、周建华及西褚村刘现国多次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上访，乡镇、村干部在劝返过程中王杰彬等人以滞留北京为由，要挟接访干部，并索要往返及食宿费用。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王杰彬、邵占奎、周丙辰、周建华、刘现国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等。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石公复决字[2019]606号行政复议决定内容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二审询问中上诉人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元氏县公安局并未提交一整册案卷，其中证人证言（询问笔录）除常书其外，其他在庭审前均未提交，一审判决采用了未提交的证人证言，包括杜常青、梁志彬、刘中格、李晓亮、周献国、李丙建、周会军、康军校、杨占群、王建永、康任革、赵素朝、赵艮法、李俊建；原审判决中采纳的训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均已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处罚，且最早已经超过了8年之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采用这些证据认定事实，显属错误。 原审法院随卷移送的元氏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卷宗中有杜常青、梁志彬、刘中格、李晓亮、周献国、李丙建、周会军、康军校、杨占群、王建永、康任革、赵素朝、赵艮法、李俊建等询问笔录。在一审庭审中，元氏县公安局当庭出示的证据（原件）包括上述杜常青、梁志彬等询问笔录，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对该部分询问笔录当庭亦发表了质证意见（见一审庭审笔录第7-10页）。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元氏县公安局提供的王杰彬、邵占奎、周丙辰、周建华、刘现国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在信访过程中存在以滞留北京为由，要挟乡村干部，索要往返车票费用和食宿费用的行为，元氏县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作出的元公（北褚）行罚决字[2019]027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上诉人进行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被上诉人石家庄市公安局受理刘现国行政复议申请后，向元氏县公安局发出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后经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的石公复决字[2019]6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 上诉人刘现国居住地在元氏县，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被上诉人元氏县公安局具有本案管辖权。元氏县公安局使用传唤证传唤上诉人到指定地点接受询问，并制作了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经单位负责人审批延长传唤时间至24小时，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上诉人刘现国主张元氏县公安局无管辖权没有法律依据；主张元氏县公安局传唤程序违法，但没有证据支持。上诉人刘现国还主张杜常青、梁志彬等询问笔录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但该部分证据经元氏县公安局在一审庭审中当庭出示，上诉人发表了质证意见，一审予以采纳符合规定，上诉人刘现国的该主张于法无据。 综上，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刘现国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现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邸 亮 审判员 徐进富 审判员 张 力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