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苏01行赔终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涛，男，1969年6月20日生，现住南京市建邺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171号。 法定代表人叶斌，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梅雪青，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巡视员。 委托代理人史意，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昊，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涛因诉上诉人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划资源局）房屋登记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2行赔初3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涛，上诉人市规划资源局的出庭负责人梅雪青、委托代理人史意、朱昊到庭参加诉讼。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本案曾暂停相应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吴涛与案外人吴波原系夫妻，两人婚后生有一女吴雨婕。涉案房屋由吴涛婚前于1996年11月18日购买，所有权原登记在吴涛名下。2007年5月21日，吴涛与吴波协议离婚，双方在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约定，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吴波、吴雨婕所有。当月23日，吴涛与吴波又签订“补充协议”，变更房屋分割的约定，将涉案房屋所有权约定给吴涛，在2008年12月31日前，吴波与吴雨婕享有居住权，如房屋出售，所得售房款扣税后全部归吴涛。该“补充协议”未至民政部门备案。2007年9月20日，吴波抹去备案的离婚协议中吴雨婕的名字，变造了离婚后涉案房屋归吴波所有的离婚协议书，并持该变造的离婚协议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2007年9月23日，登记机关将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吴波名下。后吴波与沈磊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并于2007年12月29日共同至登记机关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原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以下简称原市房产局）审核后将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至沈磊名下。吴涛不服登记机关对涉案房屋的上述两次转移登记行为，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鼓楼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登记机关作出的上述两次转移登记。鼓楼法院认定登记机关在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由吴涛转移登记至吴波的过程中，吴波、吴涛没有共同提出申请，原市房产局亦没有征求原所有权人吴涛的意见，且未能识别出吴波提交的变造的离婚协议，未尽到审慎审查的职责，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苏0106行初4号行政判决，确认登记机关向吴波颁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同时驳回吴涛对登记机关向沈磊颁证行政行为的起诉。吴涛与原市房产局均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9月9日作出（2016）苏01行终47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月19日，吴涛向原南京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原市国土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2017年3月7日，原市国土局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驳回吴涛提出的赔偿请求，决定不予赔偿。吴涛不服，于2017年4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其诉讼请求经变更诉讼请求为：1、房产损失：恢复吴涛房屋所有权原状或赔偿吴涛房屋价值损失5230600元，以及重新购置房屋的契税、个税、中介费为256299.40元，房屋登记部门收费180元，该项合计为5487079.40元；2、租房损失199050元；3、误工损失56950元；4、诉讼费、调档费、复印费等620元；5、交通费1800元；6、律师费25000元；7、司法鉴定费用30000元。综上，判决市规划资源局赔偿吴涛合计为5800499.4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吴涛增加主张2019年4月至9月的房租损失18000元，变更误工费损失87750元。 经原审法院委托，江苏中大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涉案房屋在2017年11月23日的市场价值为：单位建筑面积61486.25元/平方米，总价格为523.06万元。 另查明，吴涛曾以沈磊并非善意的受让人为由，将吴波、沈磊诉至鼓楼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吴波与沈磊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涤除涉案房屋上为沈磊债务设定的抵押，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吴涛所有，吴波及沈磊协助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过户至吴涛名下。鼓楼法院于2016年5月17日作出（2014）鼓民初字第1222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吴涛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为“吴波以虚假的申请登记资料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致合同相对人吴涛的所有权受到侵害，吴波应当向吴涛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吴波变造虚假资料致吴涛的权利受到侵害，吴涛可另行主张”。吴涛对该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日作出（2016）苏01民终555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认为，“吴涛与吴波在协议离婚时明确讼争房屋归吴波及吴雨婕所有，符合法律规定，可以认定在离婚协议登记后吴波、吴雨婕即享有讼争房屋的物权，但因此后吴波、吴雨婕并未完成讼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故其享有的物权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此后吴波通过变造离婚协议的违法行为将讼争房屋登记至其自己名下，该过户行为依法应当认定无效，所产生的侵权后果应当由吴波承担。” 又查明，吴涛当庭陈述，吴波因非法集资而被法院追究刑事责任，故未对其提起过侵权赔偿诉讼。经原审法院庭后核实，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5日作出（2013）宁刑二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书，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波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责令吴波退赔被害人损失。吴波不服，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苏刑二终字第00022号刑事判决书，改判吴波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责令吴波退赔被害人损失。 还查明，吴涛于2012年4月通过满堂红（南京）置业有限公司承租王玲玲位于康怡花园西3幢501室房屋一套，租期12个月，月租金2100元，吴涛为此支付中介费1050元。2013年7月，吴涛与吴玲玲订立补充协议，继续承租该房屋，约定2013年4月4日-2013年10月3日租金为每月2100元，2013年10月4日-2014年4月3日租金为每月2300元。此后，吴涛与吴玲玲按年续签租房补充协议，继续承租该房屋。其中，2014年4月4日-2015年4月3日租金为每月2300元，2015年4月4日-2016年4月3日租金为每月2300元，2016年4月4日-2017年4月3日租金为每月2400元，2017年4月4日-2018年4月3日租金为每月2500元，2018年4月4日-2019年4月3日租金为每月2600元，2019年4月4日-2019年10月3日租金为每月3000元。合计房屋租金支出2148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吴涛是否有权获得国家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涉案房屋系吴涛的婚前财产，一直登记在吴涛名下。吴涛、吴波先后签订了两份协议，第一份协议约定房屋归吴波、吴雨婕所有，后一份协议改变了前一份协议的内容，又约定房屋归吴涛所有，虽然前一份为备案协议，后一份未备案，但两份协议均为吴涛、吴波对家庭财产进行内部分配的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因此，无论从物权登记的公示效果还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看，吴涛都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鼓楼法院（2016）苏0106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也已经确认吴涛系原市房产局违法登记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因此，市规划资源局关于吴涛不具有赔偿请求人资格的意见，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因违法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鼓楼法院（2016）苏0106行初4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吴波采取违法手段变造了离婚协议书，并持该协议书向原市房产局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原市房产局未能按照《南京市城镇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办理，未尽到审慎审查的职责，为吴波颁发鼓变字第326397号房屋所有权的行政行为违法。该违法行为是导致吴涛丧失了房屋所有权，造成其财产损害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吴涛所受损害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吴涛作为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 二、市规划资源局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生效行政判决已经认定，在房屋登记过程中，吴波提供了虚假材料，登记机关未按照《南京市城镇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吴波、吴涛未共同申请的情况下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在审核吴波提交的材料时，亦没有征求原所有权人吴涛的意见，且未能识别出吴波提交的变造的离婚协议，未尽到审慎审查的职责。因此，导致违法登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吴波提供了虚假材料，二是原市房产局未尽到审慎审查的职责，两方面原因缺一不可。从上述两方面原因对损害发生所起的作用来看，事件的起因缘于吴波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登记，吴波是登记行为的受益人，应当由吴波向吴涛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只有在吴波无法全额赔偿损失的情况下，市规划资源局才能就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比例的过失赔偿责任。鉴于吴波因犯集资诈骗罪已于2015年12月28日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吴涛基本没有可能再从吴波处获得赔偿。因此，吴涛有权向市规划资源局提出国家赔偿之诉，市规划资源局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应当纳入国家赔偿的损失的范围 原市房产局的违法行为不仅导致吴涛丧失了房屋所有权，也给吴涛带来诸多困扰，比如吴涛需要长期租房居住、因主张权益被诉讼所累，正常生活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吴涛主张的房屋价值的损失是直接损失，市规划资源局应当予以赔偿。因原市房产局违法登记致吴涛丧失了固定居所，吴涛又无他处住房，故租房费用也应当视为吴涛的直接损失，市规划资源局亦应予以相应的赔偿。吴涛主张的重新购置房屋的契税、个税、房屋登记收费，以及误工损失、诉讼费、调档费、复印费、交通费、律师费、司法鉴定费用等均不属于原市房产局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预见到该行为一旦违法可能造成的损失，亦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应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四、市规划资源局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和具体赔偿数额 从鼓楼法院（2016）苏0106行初4号行政判决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市房产局在登记过程中过错明显，《南京市城镇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九条关于双方共同申请办理的规定本身具有防范虚假登记的作用，即便原市房产局经办人无法凭肉眼识别变造的离婚协议，但只要严格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吴波、吴涛共同申请办理，或者征求吴涛的意见，即可识破变造的离婚协议，从而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而这一要求并未额外增加市规划资源局的负担，原市房产局只要尽到一般的注意义务即可做到。两者相比，原市房产局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 经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案涉房屋在2017年11月23日的市场价值为：单位建筑面积61486.25元/平方米，总价格为523.06万元。市规划资源局认为，违法登记时间为2007年，即使市规划资源局需要赔偿，也应当以违法登记时的价值作为参考依据，而不是2017年的评估价值。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案涉登记行为发生在2007年9月，该行为被确认违法的时间是2016年9月，一般而言，所有权变更以后房屋价值的提升或贬损与原所有人无关，但是从2007年至今，南京市房价涨幅巨大，如果仍然按照2007年时的房屋价值作为依据，吴涛所获赔偿难以妥善地安排目前的生活，其权利无法得到充分救济，对吴涛而言不尽公平。因此，以2017年时的房屋价值作为赔偿依据更为公平，也更能体现国家赔偿制度充分有效保障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的目的。房屋价值523.06万元加上吴涛因租房发生的费用合计21.585万元（房租支出214800元，中介费1050元），吴涛因原市房产局违法行为而产生的直接损失合计为544.6450万元。原审法院综合考量原市房产局的违法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中的作用等因素，酌定市规划资源局就上述直接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应支付的赔偿金合计326.787万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市规划资源局于本判决生效起三十日内，支付吴涛赔偿金326.787万元；二、驳回吴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评估费30000元，由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担。 吴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上诉人无过错，理应获得全部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在本案中，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应该获得全部赔偿。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不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进行责任分担，应由市规划资源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生效的鼓楼法院（2016)苏0106行初4号行政判决中已确认原市房产局的违法行为是“违反了《南京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该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应当由双方申请人共同登记”。也就是说，在吴涛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原市房产局如果严格遵守法律，仅需尽到一般的注意义务，原市房产局就不应该受理此次登记，按《南京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受理此次登记，是完全可以避免损害的发生。依法本“应当由双方申请人共同登记”的登记行为仅凭案外人吴波一人就办理完成，这是原市房产局主动作为、严重违法的结果，是造成损害结果发生的根本原因。受理登记系前置程序，原市房产局在受理登记阶段就违反法规规定，导致出现了错误的登记结果，该损害事实的出现与案外人吴波是否提供虚假材料并无直接关联。2、目前错误登记的发生正是因为原市房产局违反法定职责、违反了《南京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这与案外人吴波是否提供虚假材料并无直接关联，应该适用《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关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关赔偿后，可以向造成错误的人追偿。”的规定，由市规划资源局对吴涛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市规划资源局赔偿吴涛各项损失合计5865049.40元。 市规划资源局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吴涛具有赔偿请求人资格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案中，涉案房屋虽原登记在吴涛名下，但吴涛与吴波于2007年5月21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时所签署的“备案协议”已约定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吴波及吴雨婕所有。“备案协议”关于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属的约定，是双方在夫妻存续期间协商一致对家庭财产内部分配的结果，根据《婚姻法》及《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的相关规定，在离婚登记完成后，应认定吴波及吴雨婕已事实上取得了涉案房屋的物权。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苏01民终5559号民事判决书中亦认为“本案讼争房屋原登记在吴涛名下，吴涛与吴波在协议离婚时明确讼争房屋归吴波及吴雨婕所有，符合法律规定，可以认定在离婚协议登记后吴波、吴雨婕即享有讼争房屋的物权……”至于吴涛与吴波此后签订的未经备案的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归吴涛所有，因签订时吴涛与吴波已不具有夫妻关系，故不能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据此，吴涛在2007年5月21日之后已丧失涉案房屋所有权，其在2007年9月25日涉案房屋登记行为作出时已非权利人，故不是涉案房屋行政行为受害人，不具有赔偿请求人资格。一审判决认为“涉案房屋为吴涛婚前财产，一直登记在吴涛名下。吴涛、吴波先后签订了两份协议……两份协议均为吴涛、吴波对家庭财产进行内部分配的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因此无论从物权登记的公示效果还是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看，吴涛均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作为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二、一审判决认定市规划资源局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有误。《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条明确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登记机构将不动产权利归属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行为。《物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一项最终救济制度，在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失系由第三人行为所造成，应当先由该加害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使行政机关的行政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损失有起一定作用，也只有在穷尽民事救济途径仍不能使被侵害权益得到足额赔偿时，受害人方得以行政赔偿作为补充，行政机关不应当承担应由直接加害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市房产局作出的涉案房屋登记行为将涉案房屋权属登记至吴波名下，系因吴波向登记机关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供了虚假的离婚协议。鼓楼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1222号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吴波作为虚假申请登记材料的变造人与提供人，应当对通过“变造离婚协议”而获得的不当过户行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据此，赔偿责任理应由吴波率先承担，在吴波尚未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市规划资源局承担赔偿责任条件尚不成就。吴涛未向吴波及时主张权利，是其对自身权益的放弃，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况且，一审判决以“吴波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五十万元”为由认定“吴涛基本没有可能再从吴波处获得赔偿”，系一审判决的主观认定，缺少客观证据，理应纠正。 三、一审判决关于赔偿金额认定及责任比例划分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一审判决以2017年时涉案房屋的价值作为赔偿依据、将吴涛的租房费用纳入直接损失范围，并要求市规划资源局承担60%的赔偿责任明显不当，理由如下： 首先，涉案房屋登记行为发生在2007年9月，因此即便认为原市房产局的涉案房屋登记行为给吴涛造成了损害，损害结果在2007年9月即已产生确定，不应当根据此后房屋价值的提升或减损而有所变化。一审判决以2017年时的房屋价值作为赔偿标准不仅缺乏依据，而且也客观上造成当事人能够从不及时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中获益这一不良效果。其次，一审判决将吴涛的租房费用纳入直接损失范畴亦为不当，一审判决的理由是认为登记机关的违法登记行为导致吴涛丧失固定住所，但是法律并未规定登记机关在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时须对申请人名下房产情况进行核查，因此涉案房屋是否为吴涛唯一住房并不是登记机关作出涉案房屋登记行为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也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审查要件，故登记机关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无法预见该部分损失。最后，不动产登记行为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所作出，具有被动性，而登记内容主要依赖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因此法律方才规定申请人须对提交的登记材料真实性负责。本案中，一审判决要求市规划资源局承担更大责任（60%)的理由是认为即便登记机关经办人无法识别吴波提供的变造的离婚协议，只要登记机关要求吴波、吴涛共同申请办理或者征求吴涛的意见，即可识破变造的离婚协议，从而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市规划资源局认为，如果申请人提供的离婚协议真实，即便吴涛没有参与，也不会存在任何损害结果，由此可见申请人提供虚假登记材料才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主因。因此，一审判决以此理由认定市规划资源局须承担主要责任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驳回吴涛的诉讼请求；三、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涛承担。 二审中，吴涛向本院提交两份转账汇款回单网络打印件，证明其于2019年9月16日就其承租房屋向房东支付了2019年10月至12月房租9000元，2019年12月2日支付了2020年1月至4月房租9000元，两次共支付了18000元。 市规划资源局质证认为2019年9月16日的转账汇款回单所涉款项发生时间是在2019年9月16日，一审的判决时间是2019年10月28日，故该交易回单不属于新证据。对2019年12月2日转账汇款回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所反映的是2020年1-4月的房租，该房租并没有实际发生。另该两笔租金已经超出了原审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为2019年7月9日，吴涛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形成于一审庭审之后，属于新证据。至于本案是否应当采信，将结合该时段房屋租金是否属于赔偿范围，在后文中予以明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吴波向原市房产局申请登记时提交了原登记在吴涛名下的涉案房屋房产证。 在鼓楼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1222号吴涛起诉吴波及沈磊确认吴波与沈磊就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案审理中，吴波称：其与吴涛2007年5月2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及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均真实，并认可自己变造了离婚协议。同意吴涛的诉讼请求。 鼓楼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1222号民事判决书载明：2012年8月中旬，沈磊派人来到涉案房屋并更换门锁，吴涛与吴雨婕搬离涉案房屋。 又查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刑二终字第0002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吴波因集资诈骗造成被害人6903.7705万元损失不能返还。 还查明，原市房产局承担的房屋登记相关职责后划入原市国土局，2018年12月原市国土局和南京市规划局又合并为市规划资源局。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吴涛是否有权主张国家赔偿？二、市规划资源局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及责任大小？三、应当纳入国家赔偿的损失范围？ 一、吴涛是否有权主张国家赔偿 （一）关于吴涛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1、《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案房屋系吴涛的婚前财产，一直登记在吴涛名下，虽然吴涛、吴波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涉案房屋归吴波、吴雨婕所有，但之后双方并未根据该协议到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登记，且随后双方即重新签订补充协议改变了前一份协议的内容，又约定房屋归吴涛所有。故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并未发生改变，一直属于吴涛。且吴波本人在（2014）鼓民初字第1222号一案中也认可其变造离婚协议办理涉案房屋登记及该房屋所有权应当归吴涛所有。另鼓楼法院（2016）苏0106行初4号行政判决也已经确认吴涛系市规划资源局违法登记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并未以吴涛不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否定其原告主体资格。因此，应当认定吴涛是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市规划资源局关于吴涛不具有赔偿请求人资格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吴涛在其未向吴波主张赔偿的情况下能否直接要求市规划资源局赔偿？在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合理审慎职责导致违法登记的行政赔偿案件中，一般是受害人先行向侵权行为人主张赔偿责任，在侵权行为人不能履行的情况下才能向具有过错的行政机关主张国家赔偿。本案中，吴波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登记，吴涛应当先向吴波主张侵权赔偿责任，只有在吴波无法赔偿损失的情况下，吴涛才可以向市规划资源局主张赔偿。但经查，吴波因犯集资诈骗罪已于2015年12月28日被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责令退赔给被害人造成的6903.7705万元损失，故吴涛目前不可能从吴波处获得赔偿。因此，在此情况下不应以吴涛未向吴波主张赔偿而阻却其直接向市规划资源局主张国家赔偿。 综上，吴涛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可以向市规划资源局主张国家赔偿。 二、市规划资源局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及责任大小 《物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三、应当纳入国家赔偿的损失范围 （一）房屋损失。原审法院在第一次行政赔偿诉讼中委托评估机构以2017年11月23日作为时间点对房屋进行评估的单价为61486.25元/平方米，总价款为523.06万元。本院认为，自2007年至今，南京市房价涨幅巨大，如果按照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行为发生时的2007年9月或该行为被确认为违法的时间2016年9月作为房价评估时点所确定的房屋赔偿价款，则无法重置相同房屋，因此，吴涛的受损权利将无法得到充分维护。原审法院以第一次行政赔偿诉讼中的时间点2017年11月23日作评估时点对房屋进行评估确定的房屋价值计算赔偿更为合理公平，可以作为房屋的损失。 （二）租房费用。吴涛因房屋被错误登记丧失房屋物权致使无房屋居住，致其在外租房产生的合理费用，应当认定为违法登记行为产生的直接损失。根据鼓楼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1222号民事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吴涛是2012年8月中旬搬离涉案房屋。故可列入行政赔偿损失范围的租房费用的起始时间为2012年8月中旬。因本案中采纳了房屋评估时间点为2017年11月23日的房屋评估价值，因此，应当认定对涉案房屋赔偿时间为2017年11月23日，之后因涉案房屋损失已获得赔偿，故此后产生的租房费用不应再列入赔偿范围。综上，吴涛自2012年8月中旬至2017年11月23日的租房费用属于赔偿范围。经计算该段时间吴涛支付的租金费用145325元，中介费1050元，合计146375元，属于合理费用，应当列入赔偿范围。关于二审中吴涛提交的2017年11月23日之后的租金转账汇款回单证据，因已超出上述时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吴涛主张的重新购置房屋的契税、个税、房屋登记收费，以及误工损失、诉讼费、调档费、复印费、交通费、律师费等均不属于原市房产局违法登记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国家赔偿的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吴涛因房屋被错误转移登记而产生的上述房屋及租房费用损失，综合考量原市房产局的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本院酌定市规划资源局赔偿吴涛55万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2行赔初33号行政判决第一项为：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吴涛赔偿金55万元； 二、维持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2行赔初33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吴涛的其他诉讼请求。 评估费30000元，由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燕 审判员  黄飞 审判员  周磊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