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28民终1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建始县业州镇朝阳大道117号。法定代表人：向丽华，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晓红，男，1966年3月20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建始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向丽华，女，1969年12月25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建始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天一，湖北夷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义勇，男，1968年11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恩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耀，湖北勇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振丽，女，1968年1月5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建始县。原审被告：周书宝，男，196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建始县。上诉人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张晓红、向丽华因与被上诉人徐义勇、原审被告何振丽、周书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2019）鄂2801民初6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丽华、张晓红以及华润公司、向丽华、张晓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天一、被上诉徐义勇及其徐义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耀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何振丽、周书宝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润公司、张晓红、向丽华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徐义勇对华润公司、张晓红、向丽华的诉讼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徐义勇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徐义勇与向丽华、张晓红之间系合伙关系。徐义勇提交的5张借据均显示“已结转到2017年12月23日”，若是民间借贷，借据上会注明支付利息多少元而不会标注结转。华润公司、张晓红、向丽华提交的现金日记账中显示三人分配利润的具体金额，且徐义勇签字认可。华润公司系徐义勇、张晓红、向丽华用于投资经营的载体，三人均将投资款以借款的名义转给华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丽华，这些款项被用于对外拆借和投资。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徐义勇与张晓红、向丽华共同投资750万元，其中徐义勇出资440万元，向丽华和张晓红出资310万元，该款项后向郭大宴处投资550万元，向赵西选处投资200万元。现尚有235万元本金亏损，应由三人按比例共同承担。二、若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借款金额认定有误，债务人应当是华润公司，而非向丽华、张晓红。徐义勇提交给上诉人的转账流水总额为12887000元，而第二次开庭提交给法庭的转账流水总额为15474310元，如此密集、频繁的转款，一审法院没有审核借据与转账凭证是否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也没有询问借款的细节、用途、资金来源等。即便借贷关系成立，一审对借款金额的认定有误，徐义勇提交的借据总金额为820万元，而徐义勇提交的转账流水中发生在2014年8月18日至2014年10月24日仅有4笔金额合计为340万元，借据与银行流水能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仅有330万元，能够认定的为210万元，并非一审认定的680万元。本案债务人为华润公司，向丽华、张晓红在借据上签字是职务行为，徐义勇未举证证明华润公司借款是提供给向丽华、张晓红个人使用。三、一审举证责任划分不当，法律分析和结论相互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的规定，徐义勇除要证明借贷行为已实际发生，还应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在上诉人举证证明双方系合伙关系后，徐义勇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张晓红承担责任的依据和理由不足，一审对2014年8月16日、8月18日、8月21日、8月22日四张借据分析，认定四笔借款系华润公司所借，向丽华个人在借据落款处签名，徐义勇转款亦是转入向丽华个人账户，华润公司、向丽华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但在判决部分却变成华润公司、向丽华、张晓红共同向徐义勇偿还。可见判决结论与分析相互矛盾。徐义勇辩称：一、张晓红、向丽华与徐义勇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并非合伙关系，向丽华提交的现金账簿系其内部做账资料，徐义勇对该账簿内容不知情。徐义勇应张晓红、向丽华的要求将出借资金支付至向丽华个人账户，只是资金的一种支付方式，不能成为合伙的理由。郭大宴、赵西选处的借款系与上诉人发生的关系，与徐义勇无关。二、本案债务人应为华润公司、张晓红、向丽华三人，借条中有华润公司的盖章，有张晓红、向丽华签字认可。徐义勇也是应向丽华、张晓红的要求将借款直接转至向丽华个人账户，并以华润公司的名义出具借条，最终该笔借款由向丽华、张晓红用于对外借款牟利。通过向丽华提交的公司账簿可以看出，华润公司与分别作为股东的张晓红、向丽华财务高度混同，管理混乱，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可以认定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应由股东、公司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每清偿一部分债务，双方便集中结算一次，由上诉人抽回已偿还资金的借条，最终徐义勇手中剩下的借条系尚未清偿的借款。借据的出具是根据上诉人的用款进度出具，方便双方的最终结算，借据出具时间与转账时间不能一一对应，但借据总额未超过借据形成时间前的转账总额。上诉人向徐义勇支付的款项中，除本金外还有利息，上诉人认为其支付的款项已超出徐义勇出借的资金总额即偿还了借款，实属将利息无故抹除。双方结算时间为2017年12月23日，之后上诉人未向徐义勇支付过任何款项，一审以此为利息起算点并无不妥。四、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恰当，法律分析与结论相一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何振丽、周书宝未向本院陈述意见。徐义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润公司、张晓红、向丽华连带偿还徐义勇借款本金780万元，并自2017年12月23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所有款项还清之日止；2.判令何振丽、周书宝分别对张晓红、向丽华英还款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华润公司、张晓红、向丽华、何振丽、周书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30日至2015年9月24日期间，徐义勇向向丽华（系华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转账提供借款共计1288.7万元，其中：2013年12月30日转账50万元，2014年1月21日转账80万元，2014年4月16日转账560万元，2014年5月15日转账18万元，2014年8月18日转账200万元，2014年8月21日转账10万元，2014年8月22日转账120万元，2014年10月1日转账10万元，2015年5月27日转账100万元，2015年7月3日转账120万元，2015年9月24日转账20.7万元。就上述款项，徐义勇表示“都是出具的借据，借据与银行转账流水是对应不了，是因为向丽华、张晓红、华润公司向徐义勇借款后并未及时出具借据，向丽华、张晓红、华润公司是按照其借款的用途和使用的时间分别给徐义勇出具借据，向丽华、张晓红、华润公司向徐义勇还款的方式为每还完一笔钱就抽走相应的借据，目前所欠的也就是徐义勇起诉所持有的借据，向丽华、张晓红、华润公司一直按照月息2分、2分5向徐义勇支付利息”，向丽华亦表示“投资凭证就是出具的借据，还了就收回去了，利息有2分的也有2分5的”。徐义勇主张其款项“都是转到向丽华的个人账户”，对此向丽华表示“是的，因为当时说的是由我来管账”。徐义勇现持有五份借据原件，其中：（1）2014年8月16日借据内容为“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借到徐义勇现金贰佰万元整，小写2,000,000.00，用于流动资金周转，期限叁个月，利率2.5‰，按月支付利息。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加盖印章）向丽华（签名）2014.8.16”。（2）2014年8月18日借据内容为“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借到徐义勇现金贰佰万元整，小写2,000,000.00，用于流动资金周转，期限叁个月，利率20‰，按月支付利息。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加盖印章）向丽华（签名）2014.8.18”。（3）2014年8月21日借据内容为“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借到徐义勇现金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00，用于流动资金周转，期限壹年，利率20‰，按月支付利息。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加盖印章）向丽华（签名）2014.8.21”。（4）2014年8月22日借据内容为“借到徐义勇现金壹佰捌拾万元（小写1,800,000.00），按20‰支付利息。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加盖印章）2014.8.22”，向丽华在该借据中注明“10.28还40万元，实借：140万，-小额贷100万，实借40万”。（5）2014年10月28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徐义勇现金壹佰肆拾万元（小写1,400,000.00）,期限贰个月，利率2.16‰。借款人：向丽华（签名）张晓红（签名）2014.10.28日”，其中注明“原是180万减去贰个20万，换条”，诉讼过程中向丽华明确表示此款与华润公司无关。向丽华、张晓红在上述五份借据中注明已结算至2017年12月23日，并于2019年2月份在每份借据的背面注明“此借条算总账后换条向丽华（签名）张晓红（签名）”。诉讼过程中，向丽华表示：“2014年8月21日借条100万元是华润公司的借款，这笔钱已经还清，没有抽借据是因为当时没有算总账，借条反面批注了算总账后再换条，之后一直没有坐下来算账。但是也一直在给他们分红、分利润。分利润在我的现金流水账有三个签字，有些没有签字，都是我直接打入他们的账户。后来一直没有结算，中途有几次我们在一起对账，把投资协议都搞了，但是一直没达成一致。有2份没有抽回的条据也都批注了算总账后再出据（共同投资的股本金）。这个100万元公司已经还完了而没有抽借据。当天是我们三个人算了一天的帐，公司已经还完了，徐义勇也认可了的。180万元和140万元是重复的，借了180万元还了40万元，就还欠140万元。其中100万元是徐义勇从鑫润小额贷款公司组织的，中间把小贷公司的100万元还了，中间就只剩40万元了。”张晓红表示：“我们是2014年8月16日、18日一起400万元，当时确实是属于借款。2014年11月23日就提出分红，当时我负责投资去向和清收，向丽华管账。徐义勇的借据未抽回是因为他手里还有财务记账凭证，2019年5月18日就把共同投资协议打出来了，徐义勇一直不同意。”向丽华于2017年向徐义勇偿还了现金2万元，双方对具体还款月份均记不清楚。向丽华表示“当时他（徐义勇）找我拿了2万元，没有说是本金还是利息”，徐义勇表示“借了我这么多钱，肯定是利息”。另查明，何振丽与张晓红于2018年11月2日离婚，周书宝与向丽华于2019年1月7日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据明确载明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及利率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的规定，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并非张晓红、向丽华抗辩所称合伙纠纷。即使张晓红、向丽华主张的合伙事实客观存在，也并不影响借贷双方基于借条的明确约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2013年12月30日至2015年9月24日期间，徐义勇向向丽华（系华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转账提供借款共计1288.7万元，向丽华经手向徐义勇出具了若干份借据，在偿还部分借款本息后，徐义勇抽回了已偿还部分的借据，现仍持有五份借据原件，诉讼过程中向丽华亦承认“投资凭证就是出具的借据，还了就收回去了，利息有2分的也有2分5的”，由此证明本案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关于实际借款金额，2014年8月22日借据内容为“借到徐义勇现金壹佰捌拾万元（小写1,800,000.00），按20‰支付利息。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加盖印章）2014.8.22”（向丽华在该借据中注明“10.28还40万元，实借：140万，-小额贷100万，实借40万”），从文义上理解，应当以该借条中载明的“实借40万”为准。徐义勇主张该笔借款下欠本金140万元的证据不充分，不能成立。如果今后有充分证据证明“小额贷100万”不应当从该笔借款中扣减，徐义勇可就差额部分另行主张权利。2014年8月16日借据内容为“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借到徐义勇现金贰佰万元整，小写2,000,000.00，用于流动资金周转，期限叁个月，利率2.5‰，按月支付利息。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加盖印章）向丽华（签名）2014.8.16”，2014年8月18日借据内容为“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借到徐义勇现金贰佰万元整，小写2,000,000.00，用于流动资金周转，期限叁个月，利率20‰，按月支付利息。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加盖印章）向丽华（签名）2014.8.18”，2014年8月21日借据内容为“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借到徐义勇现金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00，用于流动资金周转，期限壹年，利率20‰，按月支付利息。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加盖印章）向丽华（签名）2014.8.21”，加上前述2014年8月22日借据所涉借款40万元，四笔借款合计54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4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其他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述四份借据所涉借款系以华润公司名义所借，向丽华个人亦在借据落款处签名，徐义勇实际也是将借款转入向丽华个人账户，依照前述规定，华润公司、向丽华应当共同承担清偿责任。2014年10月28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徐义勇现金壹佰肆拾万元（小写1,400,000.00）,期限贰个月，利率2.16‰。借款人：向丽华（签名）张晓红（签名）2014.10.28日”，其中注明“原是180万减去贰个20万，换条”。向丽华明确表示该款项华润公司无关，徐义勇亦未提供该款与华润公司有关的证据，该款应当由借条中载明的借款人即向丽华、张晓红承担清偿责任，华润公司对该款不承担责任。从徐义勇据以主张权利的5份借据（借条）来看，向丽华、张晓红在每份借据（借条）中注明已结算至2017年12月23日，又于2019年2月在每份借据背面注明“此借条算总账后换条向丽华（签名）张晓红（签名）”，结合其中2014年10月28日借条系向丽华、张晓红作为共同借款人所出具的事实来分析，向丽华、张晓红系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应当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关于向丽华于2017年偿还的现金2万元，没有明确具体还款时间，也没有约定是用于偿还本金还是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依照该规定，该笔款项应当抵充利息。关于何振丽、周书宝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债务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没有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对徐义勇主张何振丽、周书宝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润公司、向丽华、张晓红应当共同向徐义勇偿还2014年8月16日借条所涉借款本金200万元、2014年8月18日所涉借款本金200万元、2014年8月21日借条所涉借款本金100万元、2014年8月22日借条所涉借款本金40万元，前述借款本金合计540万元，并以本金5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7年12月24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前述款项执行时应当在利息中扣减向丽华于2017年向徐义勇偿还的现金2万元。向丽华、张晓红应当共同向徐义勇偿还2014年10月28日借条所涉借款本金140万元，并以本金1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7年12月24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徐义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张晓红、向丽华提出的尚需合伙清算等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向丽华、张晓红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共同向徐义勇偿还2014年8月16日借条所涉借款本金200万元、2014年8月18日所涉借款本金200万元、2014年8月21日借条所涉借款本金100万元、2014年8月22日借条所涉借款本金40万元，前述借款本金合计540万元，并以本金5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7年12月24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前述款项执行时在利息中扣减向丽华于2017年向徐义勇偿还的现金2万元。二、向丽华、张晓红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共同向徐义勇偿还2014年10月28日借条所涉借款本金140万元，并以本金1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7年12月24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徐义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400元，减半交纳33200元，由徐义勇负担4256元，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向丽华、张晓红共同负担28944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法律关系的定性；二、案涉债务数额以及责任主体的确定。对此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定性。上诉人主张张晓红、向丽华与徐义勇之间系合伙关系，其主要依据为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现金日记账。经审查，该现金日记账尽管在2014年12月23日记载了分配利润且有徐义勇签名，但徐义勇据以主张的债务凭证均发生在该时间前，五份债务凭证均明确记载了借贷发生时间、借贷金额、利率和借款期限，且借据背面均备注了“此借条算总账后换条”，符合民间借贷中结算利息后换据的惯例。即便在其后徐义勇与张晓红、向丽华存在合伙的事实，亦不足以否定前述五份借据载明的事实。在上诉人未举出充分有效证据证实五份借据记载的债务已全部转化为徐义勇的合伙股份的情况下，一审基于徐义勇提交的五份债务凭证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债务数额的确定问题。因双方存在多笔交易、资金往来频繁，无论是徐义勇转出款项还是上诉人转给徐义勇资金，均未严格按每交易一笔就结算一次并出具相应借条或收条进行，现徐义勇向向丽华个人账户转账总额共计1288.7万元，在五份借据载明的时间节点前即2013年至2014年10月1日期间，徐义勇累计给向丽华转账1048万元，虽每笔转账与借据时间不能一一对应，但在借据出具时间前徐义勇所转款项已远远超出借据记载的金额，结合向丽华一审陈述“投资凭证就是出具的借据，还了就收回去了，利息有2分的也有2分5的”，足以认定现有借据记载金额为尚未清偿的金额。上诉人上诉主张2014年8月22日的借据与2014年10月28日的借条系重复，只应计算2014年10月28日借条，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若2014年10月28日的借条是2014年8月22日借据的换条，在换条后上诉人不抽回该借据于常理不符，也与向丽华“投资凭证就是出具的借据，还了就收回去了，利息有2分的也有2分5的”的陈述相悖，向丽华、张晓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债务清偿后不抽回债务凭证的法律后果，且在一审中向丽华称2014年10月28日的债务与华润公司无关，该借条上也仅有张晓红和向丽华的签字，但2014年8月22日的借据加盖了华润公司的印章，很显然两笔债务主体不一致，两笔债务不能等同；第二2014年8月22日借据中备注了“已经结算到2017年12月23日”、“此借条算总账后换条”的字样，向丽华和张晓红均在备注后签名，若该笔债务已经过2014年10月28日换据处理，完全没必要在2017年12月23日和2019年2月12日再行备注。一审基于五份债务凭证记载内容，结合双方转账情况和交易习惯，确定尚未清偿的债务数额准确。关于债务承担主体的问题。2014年10月28日的借条未加盖华润公司印章，仅有向丽华张晓红在借款人一栏签字，且向丽华在一审也明确承认该笔借款与公司无关，故一审认定该笔债务由向丽华、张晓红偿还并无不当。其余四份借据除2014年8月22日的借据外，在债务人落款处不仅加盖了华润公司的印章，而且向丽华、张晓红均进行了签字确认，四份借据均进行了备注“已经结算到2017年12月23日”、“此借条算总账后换条”，在备注后张晓红、向丽华同样签字确认；一审中华润公司、向丽华、张晓红提交的郭大宴、赵西选的借条拟证实案涉资金的投资去向，其中郭大宴的借条系载明“今借到张晓红人民币捌佰贰拾伍万元整”，赵西选借条载明“借到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肆拾玖万柒仟叁佰元整”，可见华润公司、向丽华、张晓红对外放款有的是以公司名义，有的是以个人名义；案涉借款所有款项徐义勇全部转入向丽华个人账户，而还款也是从向丽华、张晓红的个人账户转出，无论是借款还是还款均未经华润公司账户，上诉人亦未举证证实公司财务账簿与股东账簿存在区分的事实。综合前述事实，足以认定华润公司与张晓红、向丽华存在人格混同，一审判令除2014年10月28日借条载明债务外的案涉借款由华润公司、张晓红和向丽华偿还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200元，由上诉人建始县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张晓红、向丽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向 蕾审判员 吴 卫审判员 宋九龙二〇二〇年五月一日书记员 欧顺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