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321民初939号 原告：李碧先，女，195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正权，遵义市播州区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张明艳，女，1959年9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住遵义市汇川区。 被告：张明益，男，1962年3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被告：张明维，男，196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被告：张淑娴，女，1966年7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被告：张淑静，女，1968年5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 五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颜杰，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播州区税务局。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桂花桥街道桂花社区遵南大道5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1MB15884675。 负责人：易波，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禹茂，单位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瑞承，贵州舸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碧先与被告张明艳、张明益、张明维、张淑娴、张淑静、第三人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播州区税务局返还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碧先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正权，被告张淑静、张明益、张淑娴及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杰，第三人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播州区税务局之委托代理人禹茂、郭瑞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被告张明艳、张明益、张明维、张淑娴、张淑静向原告李碧先连带返还张昌权死亡一次性抚恤金182621.2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五被告均系张昌全（已过世）的继承人，五被告系张昌全与前妻（已于1982年去世）所生育子女。原告与张昌全于1993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婚后互相履行抚养义务，尤其是张昌全年老体弱多病之年，与原告共同居住在原告所有的位于的房屋内，原告对其尽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使五被告全身心投入到生产生活中。2012年6月17日，张昌全自书遗嘱，向五被告写明其去世后的抚恤金不管多少全部属于原告个人领取，作为原告晚年生活费用。原告持有该遗嘱近六年来，五被告从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张昌全病危在遵义市播州区人民医院住院，2018年8月2日，五被告为了否认张昌全的自书遗嘱，将事先打印好的代书遗嘱拿到病床前趁张昌全神志不清、意识模糊的情况下，加盖张昌全私章并按手印。针对该代书遗嘱的见证人，中共遵义市播州区中医院纪律检查委员会2019年7月19日作出《关于姚某、何某为张昌全代书遗嘱见证一事的答复意见书》，说明其二人作为见证人，在不清楚见证内容、不确认患者张昌全神志清楚、不确认是张昌全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受误导所签名。从代书遗嘱的内容肯定了五被告是知道张昌全自书遗嘱内容的，五被告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代书遗嘱程序和实体均与客观事实不符，故其证明力明显没有自书遗嘱证明力大。第三人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播州区税务局在张昌全去世后，于2019年8月14日将张昌全的抚恤金与退休费的存入卡中国农业银行卡62×××76交给被告张淑娴后，被五被告予以分配，致使原告的权益受到侵害，故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张淑静、张淑娴、张明维、张明艳、张明益共同辩称：一、抚恤金不属于遗产，死者无权对抚恤金处分，自书遗嘱无效，遗嘱是人死亡时才会生效，系对合法财产在自己去世后的处分，立遗嘱人职能处分自己生前合法拥有的个人财产。一次性抚恤金是指公民死亡后死者单位给予死者近亲属及被抚养人的生活补助费，该费用不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不算死者遗产，故死者生前不能以立遗嘱的方式对其进行处分，即使立有遗嘱，对一次性抚恤金的处分也是无效的，该遗嘱剥夺了五被告应该享有的份额。二、原告李碧先对张昌全生前具有明显的遗弃行为，应丧失参加抚恤金分配的权利。2018年7月15日，张昌全生病住院后，原告不但没有用死者工资支付住院期间的费用，反而取走了张昌全银行卡上40000.00元现金独自使用，虽然该笔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原告有权利支配使用，但在张昌全的病危之际，该钱是张昌全的救命钱，原告没有从经济上、精神上对张昌全给予支持、帮助等履行相互抚养的义务，反而切断治病资金来源，置丈夫生死不顾，存在遗弃张昌全的违法行为，应丧失抚恤金分配权利。原告在张昌全生病期间与五被告签订了协议，协议免除作为夫妻应该承担的责任，约定了张昌全在住院期间的一切事务由五被告来护理和送终，原告不承担一切事务，这充分说明了原告是以协议的形式放弃了夫妻之间的抚养、照顾义务，也应丧失其享受的同等权利。在张昌全住院后，是由五被告或聘请护工在医院轮流照顾，随着原告自己协议拒绝履行义务、放弃对等权利的情况下，不应再享受抚恤金的分配，才能抚慰张昌全亲属伤心之痛，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美德。即使该抚恤金可参照遗产进行分割，原告也应不分或少分，原告在张昌全生病期间，没有积极承担夫妻间的互相抚养、帮助、照料其生活的义务，反而在张昌全生命垂危之际临阵脱逃，属于遗弃被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情形。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五被告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播州区税务局陈述，张昌全去世后，第三人已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将其抚恤金在规定时间打入了张昌全的62×××76号农业银行工资卡中，对其支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抚恤金是国家按照相关规定对死者家属的抚慰和经济补偿，该款的性质究竟应当由谁获得，第三人无权进行处理和分配，属于死者家属成员自行协商分配，不属于第三人的法定职责，原告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说法，于法无据。本案系遗产继承纠纷，涉及本案款项的性质、遗嘱是否有效等内容，均与第三人无关，第三人也没有参与，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法院审查遗嘱效力的过程中，第三人的意思表示、行为并不会直接导致遗嘱的效力发生任何变化。在原、被告内部分配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本着解决矛盾的原则，第三人于2019年5月24日组织双方在本单位进行了调解，该工作仅仅是第三人关心退休职工的表现，不代表第三人参与到了本案的法律关系中。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书面证据，五被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三名证人证言中对证明原告与张昌全在张昌全最后一次生病住院前夫妻感情融洽的证明意见不持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五被告共同出示的证据，原告、第三人不持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五被告出示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第七组证据，系张昌全去世后操办葬礼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情况，与本案审理抚恤金事宜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第三人出示的抚恤金领取收条，原、被告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张昌全生于1933年9月24日，与前妻婚育了五子女，分别为被告张明艳、张明益、张明维、张淑娴、张淑静。原告李碧先出生于1952年6月26日，于1993年12月21日与张昌全（婚姻登记为张昌权，系同一人）登记结婚。张昌全去世前系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播州区税务局退休职工；被告张明艳、张明益、张明维、张淑娴、张淑静五人分别在税务系统、Ｏ六一系统工作；原告李碧先无工作，在有居所，经济上主要靠张昌全工资收入扶助抚养，张昌全生前为李碧先购买了个人养老保险，到可支取年限后，李碧先每月主要依靠领取1300余元养老保险金生活。原告李碧先曾因患胆结石手术切除胆囊，并伴有关节炎等年老基础性疾病。张昌全与李碧先结婚后夫妻关系融洽、和睦，李碧先较张昌全年轻，在生活中对张昌全多加照料，夫妻之间互相帮助、融洽，家庭关系上亦得到五被告的认可。张昌全患有听力失聪、疝气、前列腺增生、肺癌等多种疾病后，李碧先均与张昌全居住、生活在一起，尽到了夫妻抚养义务。2012年6月17日，张昌全书写《自书遗嘱》，向五被告陈述自其母亲去世后的思念与心情，表达了对现配偶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肯定，最后载明：“死后国家的抚恤费不管多少，全部由你们嬢嬢个人领取，已作她晚年的生活费用……”。 2018年7月15日，张昌全因病重再次在遵义市播州区中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7月18日至19日，李碧先先后在张昌全62×××76中国农业银行储蓄卡中支取了40000.00元，用途不明。2018年7月27日原告李碧先与五被告分别签订了《关于家父张昌全住院协议》，约定“自即日起，原告拿出张昌全的工资卡与身份证，之后张昌全住院期间的一切事务由五子女来护理及送终，张昌全的一切事务与原告无任何关系”。2018年8月2日，张昌全《代书遗嘱》载明：在见证人王某、杨某、姚某、何某的见证下，委托王某代书遗嘱，以打印方式载明为张昌全代书遗嘱时张昌全85岁，患有肺癌及多种疾病，身体随时发生意外，配偶李碧先拒绝履行夫妻互相抚养、帮助、照顾对方的义务，与子女签订拒绝护理及承担死后安葬的事宜，在自己重病期间，不经同意取走退休工资卡中40000.00元积蓄等等情形，李碧先应少分甚至不分抚恤金。对自己的财产处理意愿如下：1、以前受李碧先误导所立遗嘱（保存于李碧先处）无效；2、死后由五个亲生子女安排后事，拒绝李碧先参加葬礼；3、委托子女通过法律途径追讨回李碧先在住院期间支取的退休金40000.00元；4、生前遗留的所有财产（包括退休金、养老金等），由五子女共同继承；5、指定遗嘱执行人为张明益。遗嘱一式九份，分别由张昌全五子女与四见证人各执一份，立遗嘱地点在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中医院呼吸肿瘤科51号病床，立遗嘱人处加盖张昌全印章和捺印，及四位见证人签字。2018年8月19日张昌全因病去世，其工作单位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播州区税务局经审批，向张昌全工资卡62×××76中国农业银行储蓄卡中汇入了死亡抚恤金182621.20元。因张昌全去世后，原、被告对该抚恤金分配产生争议而进行信访，第三人收到播州区信访局提交的信访件后，于2019年7月19日对信访人李碧先出具回复意见，又于2019年8月14日将汇入张昌全全额死亡抚恤金的工资卡交给其女张淑娴保管，后由被告张淑娴支取，被告张明艳、张明益、张明维、张淑静对张淑娴支取张昌全死亡抚恤金一事均知情并同意支出，共同分配、使用。 2019年7月19日，中共遵义市播州区中医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关于姚某、何某为张昌全“代书遗嘱”见证一事的答复意见书》，其中回复意见载明：1、“内4科主任姚某陈述：2018年（具体时间记不清），患者张某全在我科（呼吸肿瘤科）住院期间，有一天晚上，患者张昌全床前来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律师、张昌全家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具体做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来了一会后，把我叫道张昌全的床边，将打印好的一份东西递给我，叫我签字，说是做一个见证。当时，患者带着助听器都听不清楚，也不能开口说话，叫我签字的东西是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没有关系，叫我签我就签了。我没有看过该遗嘱的内容，是律师打印好之后让我签的字，只说是要我作为见证，具体见证什么我没有问，现我看了该遗嘱的内容我不能作为见证的内容，签这个字是家属的意思，该遗嘱的内容里说该遗嘱一式九份，其中姚某持有一份，我没有得到该遗嘱。2、值班医师何某陈述：大概是去年（2018）年秋季左右，晚上9点左右家属带了一名律师到医生办公室委托我签了一个证明，内容我不大清楚，据律师说是证明患者当时的医师情况，我便签字了，具体内容没有看。当时患者不是我负责，但是当天是我值班，患者家属带了一名律师来找我证明患者意识情况，经我到病房查验，病人当时意识有点模糊，呼叫病人可应声，患者当时戴有助听器，看完后我便回医生办公室了，一会患者家属和律师让我签了一个字，说是证明患者当时的意识，但是用文件夹夹起的，我没有查看具体内容便签了字。我没有看过该遗嘱的内容，是律师打印好之后让我签的字，只说是要我作为见证人，具体见证什么我不清楚，当时我以为是见证患者当时的病情，现在我看了该遗嘱内容，不是我当时想作为见证的内容，是家属和律师让我签的，具体内容我没有看，代书遗嘱一式九份，我不清楚，他们没有给我”；中共遵义市播州区中医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时回复：“因此，我院医师姚某、何某虽与继承人无利害关系，但是在遗嘱见证过程中，没有弄清见证内容，也没有确认患者是否神志清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见证行为较为不妥”。 原告与五被告因张昌全去世后的死亡抚恤金182621.20元的分配问题经多次协商未果，产生纠纷，诉至本院。原告李碧先主张自己应按张昌全自书遗嘱的意愿全额领取，五被告认为应以代书遗嘱、李碧先签订的关于张昌全住院后抚养的协议及其有遗弃配偶等情形，主张李碧先对该笔一次性死亡抚恤金不分或者少分。现因张昌全去世后的死亡抚恤金182621.20元已全额被五被告支取、使用、分配，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五被告对原告应享有抚恤金份额进行返还，并由第三人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本院认为：抚恤金是发放给伤残人员或死者家属的费用。死亡抚恤金是国家按照相关规定对死者亲属给予的精神抚慰和物质抚慰的一种经济补偿。抚恤金的享受者必须符合死者直系亲属、且主要依靠死者生前抚养这两个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的条件。国家发放抚恤金的目的体现在从经济上对死者亲属生活的优抚和救助，从精神上体现对死者亲属的抚慰。原、被告之间系继母与继子女关系，亲情的纽带是双方共同的亲人张昌全，对原告李碧先而言，与张昌全虽系再婚组成的家庭，但已登记结婚25年，共同生活多年；对五被告而言，张昌全系其父亲，血浓于水，养育亲情恩大于山，感情深厚；在张昌全与李碧先结婚后的20多年里，原、被告之间一直相处融洽，被告对原告在作为继母关系上的相处也较为满意、认可，双方发生矛盾主要形成于张昌全2018年7月病重在遵义市播州区中医院住院治疗后。五被告认为原告在张昌全住院期间未悉心照顾、私自取走工资存款、协议放弃对张昌全一切权利、有遗弃配偶等行为，应丧失继承权，在抚恤金分配中不分或少分，而原告以张昌全的自书遗嘱未被代书遗嘱推翻，自己应按自书遗嘱中张昌全的意愿，全额享受抚恤金。原、被告双方各自的主张，均适用于处理遗产继承纠纷时的观点性意见，不能等同适用于本案抚恤金分配处理的法律关系中。首先双方虽在张昌全病重之际发生矛盾，但不能磨灭对方都系张昌全直系亲属的事实，也不能隔断原告与张昌全20多年互相扶助、共同生活的夫妻之情，原告与被告多年来的继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其次，原、被告对抚恤金的性质不甚了解，将抚恤金与遗产混淆，抚恤金的补偿目的是按国家规定对死者家属给予的一种补偿费用，享受人员和补偿条件是需要符合抚恤金的发放政策，特别是用来优抚那些依靠死者生活的未成年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亲属，由此对死者家属给予组织上的抚慰、救济和关怀，该政策的制定也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物质帮助；而遗产是死者在死亡时留下的个人合法财产，在遗产的继承中，优先适用遗嘱继承，尊重死者的遗愿，在没有遗嘱时，适用法定继承；再次，抚恤金不符合遗产的法律性质，如将死亡抚恤金作为遗产，意味着死者生前的债权人可以向其继承人主张清偿死者生前所欠债务，违反了死亡抚恤金制度设计的初衷；由于抚恤金的性质和发放对象是特定的，因此不能完全与遗产的处理等同理解，本案对张昌全遗产应如何继承的法律关系亦无权进行评价。死亡抚恤金应根据各个家庭组成人员及死者生前对其抚养等时机情况综合考虑，以充分救济主要或部分依靠死者生前抚养且目前生活困难的亲属为原则，妥善、合理分配，故在本案的一次性死亡抚恤金分配中，将按照抚恤金的发放条件、规定、结合张昌全的家庭情况进行评价和考量。 原告李碧先系张昌全的再婚老伴，双方已结婚生活25年，是张昌全生前的直系亲属，符合死亡抚恤金领取的第一条件，原告无工作，现年68岁，基本已无主动通过劳动获取报酬用以生活的能力，在未达到养老保险领取条件前，主要是靠张昌全的退休金来负担生活，属于其生前直接供养的人员，双方也互相扶助、共同生活；张昌全去世后，由于没有了其退休金，原告主要以1300余元养老保险金作为基本生活来源，加之年事已高，伴有基础性疾病，在精神上、经济上均符合抚恤金发放的第二条件。五被告虽然都属于死者的直系亲属，但均已成年，各自成家，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张昌全与原告结婚后，五被告并未与张昌全生活在一起，也并未存在仍需要张昌全继续抚养的情形，五被告对父亲张昌全更多地是子女成长后向父亲尽责尽孝、有空即探望、随时进行生活上的帮助与赡养老人的义务，五被告符合死亡抚恤金发放的第一条件，但不是依靠死者生前直接供养的人员，不尽属于发放的第二条件；张昌全因病去世，给五被告造成了精神上不能承受之痛，但在其经济生活中没有产生实际影响，出现需要以经济上救济维持基本生活的情形，对抚恤金领取的第二条件上不尽符合。张昌全系第三人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播州区税务局的退休职工，其因病去世后，第三人经审批、核算为其发放了死亡抚恤金182621.20元，张昌全的直系亲属有六人，均系本案原、被告。以182621.20元分为六份，每份约为30436.00元。根据死亡抚恤金的分配原则及条件，五被告在享受死亡抚恤金的抚慰性质上，更侧重于精神抚慰，以每份约为30436.00元的份额，结合抚恤金对精神抚慰和物质抚慰的两项经济补偿性质，在每份额中择半偏高计算，适度考虑为每份额为18000.00元。五被告之情形基本相同，故被告张明艳、张明益、张明维、张淑娴、张淑静在182621.20元的死亡抚恤金中每人享受、分配18000.00元。原告与丈夫张昌全生前单独居住生活，对张昌全生前照顾较多，且同时符合抚恤金发放的两个必要条件，从抚恤金主要考虑照顾和救济死者生前需要抚养丧失劳动能力的亲属、补偿对死者生前照顾赡养较多的亲属的分配原则上，参照原告年事已高、身体状况等情形考虑，尊重中华民族养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原告李碧先应当适当多分，故对张昌全去世后的死亡抚恤金182621.20元，由原告李碧先享受、分配92621.20元。因第三人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播州区税务局已将张昌全182621.20元的死亡抚恤金交由被告张淑娴领取，并经五被告认可，共同使用、分配，故应由被告张明艳、张明益、张明维、张淑娴、张淑静按照上述抚恤金的份额予以分配，共同退还原告李碧先应享受、分配的金额。 综上所述，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张明艳、张明益、张明维、张淑娴、张淑静共同将支取的张昌全之死亡抚恤金182621.20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李碧先92621.20元。 二、驳回原告李碧先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76元，由被告张明艳、张明益、张明维、张淑娴、张淑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或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员  王莹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冷静 书记员黄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