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33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锦辉铜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罗剑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雷，北京市康达（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育谈，男，197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奇峰，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州锦辉铜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育谈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1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锦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吴育谈支付机器设备占有使用费591744元，吴育谈赔偿锦辉公司机器设备损失50万元（具体以评估鉴定为准）。事实与理由：一、权利的放弃应当由权利人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行为。一审法院以锦辉公司接收机器设备时没有提出异议为由，认为锦辉公司放弃对吴育谈主张赔偿的权利，适用法律错误。双方2019年2月27日签署《移交手续证明》时，并未约定放弃主张赔偿的权利，当时本案已经进入诉讼阶段，锦辉公司在诉状中已明确主张机器设备的损害赔偿。《移交手续证明》载明“收到的系拆卸件”，目的就是要表明锦辉公司是要主张机器设备被拆卸的损失赔偿的。二、一审法院认定在双方于2019年2月27日办理设备移交前，机器设备一直由吴育谈掌控，却判定占有使用费应计算至2019年1月17日，显然自相矛盾。三、吴育谈不具备专业知识，恶意拆卸专业机器设备，致使报废毁损，应当向锦辉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018年1月16日，双方及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郭志伟在执行笔录中对机器设备的名称、型号数量、存放地点均予以了明确。上述机器设备在该时点均系成套、可使用设备。但2019年2月27日上述机器设备已被拆卸毁损报废。期间均由吴育谈掌控，由其卸搬出放置到院子里的，故吴育谈应承担机器设备损害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以没有拉走的设备已没有价值为由，臆测本案不具备损害评估条件，事实认定错误。园区法院清场时点，上述机器设备均系可使用，在账目上已折旧完，但并不代表其不具有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被拆卸的机器设备在税务账上折旧后还有200多万价值，故具备评估条件。吴育谈辩称：锦辉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吴育谈自2018年1月后仍然占有控制涉案厂房，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的机器设备是何时由何人从来鑫德公司厂房内搬离到外面，吴育谈不清楚，但确认不是吴育谈所为。故锦辉公司提到吴育谈恶意拆卸专业机械设备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证据加以证明，故应当由锦辉公司承担不利后果，或者锦辉公司向来鑫德公司主张权利。一审判决基于占有控制厂房的事实，推导出占有使用其中存放的机器设备的结论，缺乏事实依据，属于过度推理。锦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吴育谈向锦辉公司支付自2017年12月4日起计算至机器设备全部归还之日止的占用费（暂计算至2018年12月4日的占用费为480000元）。一审中，锦辉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判令吴育谈支付自2017年12月4日起计算至2019年2月27日的占用费640000元；判令吴育谈赔偿机器设备损失1600000元；判令吴育谈返还锦辉公司拉力试验机1台、扭转试验机1台、数显电阻测试仪1台、叉车2台、行车2台、地磅1台以及电缆；判令吴育谈返还锦辉公司财务账册等财务资料。后再次变更诉讼请求：判令吴育谈向锦辉公司支付自2017年12月4日起计算至2019年2月27日的占用费640000元；判令吴育谈赔偿机器设备损失500000元；判令吴育谈返还锦辉公司自1997年起至2009年止所有锦辉公司的财务资料。要求吴育谈返还的拉力试验机等相关设备，其另行处理，不在本案中主张。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30日，锦辉公司（发包方）与吴育谈（承包方）签订公司承包合同1份。合同载明，发包方将公司经营权发包给承包方经营。承包经营期限为2年，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31日止，承包经营方式为发包方将公司经营权提供给承包方，承包方每月支付发包方200000元。承包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庭审中，双方确认，吴育谈以锦辉公司名义对外经营，由吴育谈使用锦辉公司的所有厂房、人员及机器设备。另查明，因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园区支行诉锦辉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园区法院冻结了锦辉公司的银行存款，并查封了锦辉公司名下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该案中锦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是梁旭。后园区法院依法对厂房及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被来鑫德公司竞拍到。园区法院于2017年12月1日出具裁定书，裁定位于苏州市吴中区45号1幢、2幢、3幢、4幢、5幢不动产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归买受人来鑫德公司所有，上述财产自裁定书送达买受人时转移。同年12月4日，上述裁定书送达来鑫德公司。2018年1月16日，园区法院根据来鑫德公司的申请，到上述厂房进行清场即向来鑫德公司交付厂房及土地使用权。吴育谈及锦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旭到场。当日吴育谈（承租方、乙方）与来鑫德公司（出租方、甲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合同载明，甲方将位于苏州市吴中区45号厂房租赁给乙方，租赁面积为6766.03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7年12月16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另合同还对租金、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因吴育谈与来鑫德公司就厂房达成了租赁合同，故园区法院未作清场。当天，园区法院就厂区内属锦辉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组织锦辉公司、吴育谈进行清点并作了确认。在园区法院制作的执行笔录中载明，双方均确认，锦辉公司的设备都在B车间及其延伸部分，B车间没有吴育谈的设备，都是锦辉公司的设备。同时锦辉公司提供设备清单让吴育谈确认，吴育谈确认清单上除了序号为76的4台发电机已被锦辉公司处理掉，对清单上其他设备无异议。据此梁旭与吴育谈在设备清单上签名确认。该设备清单列明了设备名称、存放地点、数量等。同时梁旭称“这四台暂时不管，其他我们要搬走”。对此，执行法官明确厂房内的机器设备园区法院无处置义务，相关争议包括机器设备取回与否由双方自行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另案诉讼主张。又查明，2017年7月7日，一审法院受理吴育谈诉锦辉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吴育谈以锦辉公司在合同期内出售厂房及土地使用权、因涉及诉讼致银行账户被冻结为由，主张锦辉公司违约，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并支付其垫付的税金、货款等款项。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吴育谈要求解除合同，锦辉公司亦同意合同于第一次庭审之日解除，故一审阿远确认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于2017年8月17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双方应进行清算。双方要求对部分款项先行进行结算，尊其自愿。就吴育谈应支付锦辉公司的承包费，一审法院确认因涉案厂房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于2017年12月4日归属于来鑫德公司，故锦辉公司有权要求吴育谈支付自2015年11月至2017年12月3日的承包费及占有使用费。锦辉公司因自身原因于2017年2月起被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到厂房被拍卖，对吴育谈承包经营锦辉公司有一定影响。据此酌定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日的承包费及占有使用费按合同约定的月承包费的80%支付。经结算，锦辉公司应付款为12241514.44元，吴育谈应付款为9922597.54元，锦辉公司还应支付吴育谈2318916.90元。据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判决，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于2017年8月17日解除，锦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育谈2318916.90元。在该案审理中，吴育谈称，锦辉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后，致其无法开票，影响其正常经营，其以其他公司名义在经营；涉案厂房被拍卖后，其留了四个员工在车间做客户订单，其与新房东签订租赁合同后继续经营。2019年2月27日，锦辉公司的梁旭与吴育谈办理设备移交手续，双方制作交接手续证明并签名确认。该证明载明“吴育谈于2019年2月27日与锦辉公司代理人梁旭，进行《工业园区法院大型机器设备清单》上的机器设备移交，除拉力试验机、扭转实验机、数显电阻测试仪、叉车以外，其它所有设备已全部移交完毕（均为拆卸件）。行车、地磅存放公司内，吴育谈同意移交，由锦辉公司与来鑫德公司协商另行移交。以上移交内容双方均无争议，双方同意7日内运出厂区”。以上事实，由锦辉公司提供承包合同、一审法院（2017）苏0506民初5025号民事判决书、园区法院的执行笔录、设备清单、移交手续证明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在双方于2019年2月27日办理设备移交前，锦辉公司的机器设备是否由吴育谈实际占有，即吴育谈是否应支付设备占有使用费。锦辉公司称，双方间的承包合同于2017年8月17日解除后，双方没有进行设备交接，一直由吴育谈控制。园区法院清场那天其叫了三辆拖车想拉走设备，但吴育谈不与其交接。吴育谈与来鑫德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来鑫德公司同意设备放在厂房内，致其无法将设备拉走。当天园区法院组织双方对锦辉公司在厂区内的设备进行了清点确认，清单上的机器设备就是吴育谈占有的设备。后锦辉公司代理人梁旭多次催促吴育谈，双方于2019年2月27日进行了设备移交。自承包合同解除即2017年8月17日起吴育谈就无权占有使用这些设备。在吴育谈诉锦辉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对吴育谈使用厂房及设备的占有使用费计算到2017年12月3日，设备于2019年2月27日移交，故其向吴育谈主张自2017年12月4日起至2019年2月27日止的设备占有使用费。其向经营二手机器设备的公司咨询，这些机器设备出租租金一年在600000元左右，现其主张每月使用费40000元。吴育谈称，因锦辉公司于2017年2月左右涉及诉讼，无法对外开具发票，其无法以锦辉公司名义对外正常经营，后续其仍在使用厂房，但没有生产。双方的承包合同解除后，锦辉公司的设备一直存放在厂房内，无需进行交接，承包时双方亦未进行交接。园区法院清场当天，其与锦辉公司清点设备，只是作见证，锦辉公司应自行清场。园区法院的执行笔录及设备清单不能证明其实际掌控锦辉公司设备。执行笔录载明锦辉公司明确表示当天要拉走设备，其不清楚锦辉公司为何没拉走。园区法院于2018年1月16日将厂房交付来鑫德公司后，其与来鑫德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没说要使用锦辉公司设备，亦没有阻止锦辉公司搬走设备，与来鑫德公司的租期到期后，就搬走了。设备一直存放在来鑫德公司的厂房内，故锦辉公司的设备问题应与来鑫德公司协商，与其无关。关于设备的使用费标准。如这些机器设备完好无损，每月使用费40000元亦属合理。但锦辉公司的机器设备是老旧设备，使用价值低，故锦辉公司主张的使用费过高。另吴育谈称，其承包经营锦辉公司期间，将部分厂房出租给了新协基公司。园区法院来清场时，新协基公司在经营，其不在生产经营了，其是在2018年1月前后停止经营的。因新协基公司没地方搬，新协基公司的老板就过来与来鑫德公司谈租赁的事，最后他们达成租赁协议。因其是新协基公司股东，法院拍卖厂房时，都是其与来鑫德公司的老板联系，故由其代表新协基公司在租赁协议上签字，租赁的厂房由新协基公司使用。据此吴育谈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新协基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及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工商登记材料载明吴育谈系新协基公司的股东。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新协基公司授权吴育谈与来鑫德公司于2018年1月16日签订租赁合同，新协基公司在厂房内生产经营。租金由新协基公司汇给吴育谈，再由吴育谈汇给来鑫德公司。后经与来鑫德公司协商，退还部分厂房，只租赁C栋厂房到合同结束搬走。新协基公司与吴育谈在租赁来鑫德公司厂房期间未使用锦辉公司设备。2、2018年2月8日吴育谈致来鑫德公司的联络函1份，载明根据双方于2018年1月16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由于经营业务发生变化，故提出原所租赁厂房C栋继续使用，其余厂房即日起退租。经质证，锦辉公司称，对工商登记材料无异议，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联络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这些材料与本案无关。吴育谈没有停止生产，吴育谈无法以锦辉公司名义开票后，以新协基公司名义在生产经营，吴育谈是新协基公司的股东，实际就是吴育谈在经营，故吴育谈一直在使用锦辉公司的机器设备。一审中，梁旭到庭称，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园区支行申请执行锦辉公司一案，其是锦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拍卖成交后其联系园区法院的执行法官，提出要把机器设备拉走，执行法官说来鑫德公司与吴育谈在谈厂房租赁的事情，让其等一等。后来大概在2018年1月初执行法官给其打电话说，他们谈了两个月谈不了，确定要清场了，即对锦辉公司清场将厂房交付来鑫德公司。当时约好在2018年1月16日早上搬设备。其花了60000元搬运费，拆搬都包含在里面，说好搬与不搬都是这个价。还租了物流公司仓库，后来设备没有拉出去，故就支付60000元。当天等吴育谈和来鑫德公司的代理律师滕锦林到现场后，执行法官说吴育谈要和来鑫德公司先谈厂房租赁的事，其向执行法官提出异议，他们谈了两个月没谈成，为何现在还要谈，其不同意再谈。其对滕律师说不要谈了，谈不拢的，如果今天他们不谈厂房租赁的事，其今天能把机器设备拉走。滕律师说来鑫德公司的老板同意租给吴育谈，他没有权利不租。其对执行法官说其花了60000元搬运费来拉设备，如果今天拉不走设备，其没法找当事人报销。执行法官就对吴育谈说锦辉公司的设备让锦辉公司拉走。吴育谈说他与锦辉公司之间有诉讼案件，设备不能拉走。来鑫德公司说只要吴育谈同意其拉走设备，他们也同意。因吴育谈和来鑫德公司当场签了厂房租赁合同，故执行法官说法院清场结束。执行法官说他们能做就是帮锦辉公司现场清点机器设备，把机器设备固定，然后由锦辉公司与吴育谈自行协商，故执行法官协助其清点了机器设备，并做了笔录。后来法院的人撤场，其也走了。对此吴育谈称，清场前，园区法院没有通知其，法院贴了公告。2018年1月16日，公司员工通知其，说公司来了好多人。当时其不在公司。其接到电话就去了，园区法院的一个法官到其办公室说要清场，厂房要移交给来鑫德公司。其说其同意的。其不记得执行法官有没有对其说锦辉公司要拉走设备。机器设备是其员工和锦辉公司的人去车间清点的，法官组织双方做了笔录。后来法院的人就走了，其没有对执行法官说不同意锦辉公司拉走设备。就双方于2019年2月27日办理机器设备移交手续的经过。梁旭称，法院清场结束后，其通过电话、短信方式和吴育谈沟通过多次，想把双方间的纠纷一揽子解决，但一直没有谈拢，没有单独提到交付设备。到2019年1月10日，吴育谈给其发了一条短信，说双方间的合同已解除，机器设备还存放在原来的地方，要求其7日内到原锦辉公司厂房内办理移交设备的事宜。其短信回复1月21日到苏州办理设备移交。21日其到了苏州正好是吴育谈第二次起诉锦辉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开庭，其是该案中锦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天，其与锦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妈妈去了厂区，和来鑫德公司的律师、吴育谈谈拿走设备的事。来鑫德公司说只要吴育谈同意，设备就可以出厂区。当时其看到设备都堆在车间外面，流了一地黄水，其拍了照片。其问是谁把设备拆卸的，来鑫德公司和吴育谈都说是对方。其当时提出先按现状来接收，先把场地腾空给来鑫德公司，之后的事再作处理。26日其叫车来装，双方及来鑫德公司三方都在场，清点后装了三车。当时其提出按现状接收并写明设备状态，吴育谈方的张建英不同意，要求按园区法院清场时的清单写，提出只要看到设备部件就确认已收到该设备，其不同意，张建英就走掉了，其没有出门证，就没法出去。27日早上，其打滕律师电话，滕律师请示了来鑫德公司老板，同意按现状放三车出去，其余的设备要求其与吴育谈沟通后再拉。当时拉出去的设备其写了清单，滕律师交给了门卫，门卫又叫了吴育谈的人来核实了才放行。清单留在门卫那儿。拉出去的三车拉到废品站卖了。之后其与吴育谈经过沟通，达成共识，即锦辉公司粗点，只要设备有大的框架在就接收了，这是锦辉公司的让步。吴育谈的让步是让来鑫德公司看到交接单直接放行。2019年2月27日，其到苏州和吴育谈见面对现场的设备进行了粗点，办理了交接手续，和吴育谈无关了。移交手续证明的内容是双方在一家咖啡店共同协商的，吴育谈方的张建英让咖啡店人打印的。来鑫德公司同意放行，其就对本案锦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律师说设备可以拉了，徐律师说让法院看了再拉，故后来没有运出。据此，梁旭出示了吴育谈于2019年1月10日向她发的短信，短信内容为“本人与锦辉公司的《公司承包合同》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判决已经于2017年10月解除，本人承包时的机器设备目前还存放在原来的地方（原锦辉公铜材的厂房内），请你在7日内到原锦辉公司厂房办理移交机器设备事宜”。经质证，吴育谈对该短信无异议。吴育谈称，和梁旭确实有沟通，但没谈拢。在2019年1月10日前其一直催促锦辉公司来移交设备，都是电话联系的，没有书面材料。锦辉公司拉走三车设备其员工在现场，其不在。其没有权利不让锦辉公司拉设备，也没有阻止锦辉公司拉设备。锦辉公司需要其协助，其都协助的。对梁旭陈述的拉设备的经过不认可。据其了解，之前锦辉公司设备不能拉走是因锦辉公司与来鑫德公司涉及税的问题。2019年2月27日清点后签订了交接协议，其签字是配合锦辉公司将设备拉出去。就2019年2月27日移交手续证明上写的“以上移交内容双方均无争议，双方同意七日内运出厂区”，梁旭称，这句话的意思是锦辉公司同意除了没有的四台设备外，其他设备算为收到，设备为拆卸件，其他没有移交的设备再另行移交。审理中，一审法院经向来鑫德公司及该公司的法律顾问滕锦林调查，滕锦林称，锦辉公司位于机场路45号所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由来鑫德公司竞拍到。2018年1月16日，园区法院执行法官到厂区进行清场，即把机器设备清出去，将厂房交付来鑫德公司。来鑫德公司于2017年11月底拿到拍卖成交确认书，2018年12月4日拿到裁定书，吴育谈就打电话给来鑫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谈租赁厂房的事情，法定代表人让吴育谈跟其联系。吴育谈说他想继续租厂房，他说他是锦辉公司的董事，实际锦辉公司的业务是他在做。他说他在常熟拿了一块地，等常熟那儿弄好后，他会搬到常熟，他要在这儿租厂房过渡一段时间。其就对他就，他要租的话要先签合同付租金。这事说了有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吴育谈一直没来签租赁合同。其和来鑫德公司的人去厂区看，他在经营，其要进去，门卫要向他汇报经他同意才能进去。其就向吴育谈提出，他没有租赁诚意就不租给他了。吴育谈说再等等，他说他在外面有个项目，如果这个项目谈成了，他就继续租赁，如没谈成，就不租了。但吴育谈没有说时间，来鑫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同意。因和吴育谈没有谈成，大约在2017年12月底、2018年1月初，其打电话给园区法院要求清场。园区法院于2018年1月16日到现场清场。当时是法院的执行法官和锦辉公司的律师梁旭、吴育谈沟通的，执行法官让其先回避，他们谈完了，执行法官就说吴育谈想继续租赁，问来鑫德公司是否同意，来鑫德公司同意了。梁律师与其沟通说不要把厂房租给吴育谈，否则后面会有纠纷。其对梁律师讲，吴育谈愿意租厂房，签合同后其直接找吴育谈。当天来鑫德公司与吴育谈签订了租期为1年的租赁合同，法院的人员就撤场了，锦辉公司的梁律师也走了，当天设备就没有清场。其那天才知道吴育谈是锦辉公司的承包人，锦辉公司与吴育谈有纠纷。来鑫德公司是将整个厂区内的厂房都租给吴育谈，在此期间，吴育谈一直在经营。大约在2018年2月，吴育谈说他要退租一部分房屋，因他之前讲的项目没有拿到，无法继续经营。这时其了解到吴育谈的合伙人姓王，在C栋厂房经营拉丝厂。当时来鑫德公司就提出退租要把机器设备腾出来，否则不能退租。因机器设备占着车间，来鑫德公司无法使用。吴育谈就把B栋厂房的机器设备搬出来放到院子里，2018年5月把B栋厂房还给了来鑫德公司，其他厂房他还继续占用。其中C栋厂房是2019年1月底清空后交给来鑫德公司的，听吴育谈说C栋厂房的设备是他和王老板的，吴育谈大概于2019年1月底撤场离开厂区。吴育谈撤场后来鑫德公司的人才进场，之前整个厂区都由吴育谈掌控。后其一直催吴育谈把放在厂区场地上的设备拉走，吴育谈让其去找锦辉公司，他说他已移交锦辉公司了。其去找锦辉公司，锦辉公司说设备有缺少，法院不让动。好的设备锦辉公司已拉走，锦辉公司出具了拉走设备的清单，现在放在厂房外的设备已失去价值，但来鑫德公司不敢动。据此来鑫德公司提供了2份清单。其中1份载明“今出厂门的两辆运货车上物品有拉线机、两台打包机、马达、冷却机、空压机一台、叉车一台等附件；另一辆货车上有小磅两台、拉丝机三台、铜线放置架、金属打包机、线轴等，以上均为废品状态，该两车货物出门后，一切责任由锦辉公司承担，来鑫德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落款处有梁旭的签名，落款时间2019年1月21日，另还有徐士玲、徐波、张登勇、李明磊等人签名，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26日。另一张清单载明“今出厂的货车载有：上引连铸机组20头8mm，10mm，10头20mm各一台，电子地上衡二台、铁架二十四个、大拉机L-3三台，其中三台上引连铸机组均缺失马达”。落款处有梁旭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27日，并有李明磊等人的签名。经质证，双方对上述清单均无异议。锦辉公司称经与梁旭核实，当天叫了几家公司去现场，有租赁设备的，有收购二手设备的。清单上签名的徐波、张登勇、李明磊是收购设备的上海保强物资利用有限公司的员工。梁旭写21日是笔误，26日装车，27日出厂区的。因26日装车时，张建英不签字，故梁旭也没签字，装车的人26日签的字，梁旭是27日最后一个签的字。就2018年1月16日法院清场那天，锦辉公司为何不拉走机器设备，滕锦林称，园区法院清场，吴育谈不让拉设备，执行法官说他们有纠纷，现场先整体不动。当时其的理解是法院来清场就是清人员和设备。如吴育谈对设备无异议的话，锦辉公司会拉走设备，故其认为当时是吴育谈不让拉走设备。吴育谈和来鑫德公司租赁房屋，如吴育谈把他所说的项目拿到了，是做铜材的，是会用到这些设备的。之后其不太清楚吴育谈和锦辉公司之间诉讼的情况。对滕锦林的上述陈述，锦辉公司无异议，吴育谈有异议，认为有些陈述与事实不符。就锦辉公司主张的机器设备损失问题，锦辉公司称，双方于2019年2月27日进行设备移交，移交前，发现设备大部分处于报废状态，其所有设备的价值在2000000元左右，已交付的设备均为拆卸件，堆放在露天，经过雨淋，已无法使用，大部分已报废，其主张损失1600000元，未交付的设备其另行主张。据此，锦辉公司提供了设备照片，用于证明设备放在厂区露天，已报废。审理中，锦辉公司递交了鉴定申请书，要求对尚在来鑫德公司厂区内的机器设备损失进行评估，对已拉走的设备不评估。对此，吴育谈称，双方间的承包合同已解除，其没有义务为锦辉公司保管机器设备，是谁将设备搬到露天的其不清楚。2019年1月27日，梁旭拉走了三车机器设备，把主要的机器设备都拉走了，故大部分机器设备已移交锦辉公司，锦辉公司在接收机器设备时没有提出异议。没拉走的设备已没有价值，锦辉公司申请评估已不具备条件。又，锦辉公司要求吴育谈返还锦辉公司自1997年4月至2017年12月31日的所有财务资料。吴育谈称，双方间的承包合同于2017年8月1日解除，之后吴育谈并未移交财务资料。财务报表是按年做的，故要求移交的资料到2017年12月底。对此，吴育谈称，其承包锦辉公司期间的所有财务资料被锦辉公司拿走了，在法院审理其诉锦辉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期间，锦辉公司将其承包期间的财务资料递交给了法院，现还在法院。承包之前的财务资料应该在厂房里，其没有拿。审理中，锦辉公司补充称，吴育谈承包锦辉公司之前，锦辉公司有两个会计，王会计做外账，顾会计是出纳。吴育谈承包后，王会计给吴育谈做账，顾会计还是锦辉公司的会计。吴育谈承包期间的财务资料在吴育谈诉锦辉公司一案中递交给了法院，大部分是锦辉公司递交的，一小部分是吴育谈递交的。锦辉公司持有的大部分财务资料是顾会计交来的，给吴育谈做账的王会计交了一小部分。其作为发包方要对承包方的经营进行监督，故持有财务资料。另在本案审理中，梁旭去了来鑫德公司厂房找财务资料。王会计发现自锦辉公司成立起至2009年的财务账册没有了，因王会计知道这一期间的财务账册原来放在车间边上的小仓库里。2009年起至承包之前的财务资料在传达室边上的办公室里找到了。王会计翻了一下，大概都有。当时王会计给吴育谈打电话，吴育谈说2009年前的财务资料被新协基公司搬离时扔了。王会计告诉吴育谈说梁旭要报警。吴育谈就来了，吴育谈对梁旭说是新协基公司扔了，他不管。据此，锦辉公司明确诉讼请求，即要求吴育谈返还锦辉公司自公司成立时起至2009年期间的财务资料。对此，吴育谈称，锦辉公司所称不是事实，其没有说过2009年前的财务资料被新协基公司扔了。王会计是锦辉公司的会计，其承包期间的账目都是锦辉公司的人做的，账目都由锦辉公司掌管。2009年其还没有到锦辉公司，其承包期间的财务资料其都不掌握，是锦辉公司提供给法院的，其不清楚2009年前的财务资料放在哪里。在法院的财务资料锦辉公司可取走，与其无关。锦辉公司要求其返还2009年前的财务资料无事实依据，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就锦辉公司主张的设备占有使用费问题。锦辉公司主张双方间的承包合同解除后，吴育谈一直占有设备。对此吴育谈不予认可。一审法院结合各方陈述及提供的证据采纳锦辉公司意见，即在双方于2019年2月27日办理设备移交前，锦辉公司的机器设备一直由吴育谈掌控。理由如下：1、吴育谈承包经营锦辉公司，后双方间的承包合同于2017年8月17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双方未对机器设备进行移交。在吴育谈诉锦辉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中，吴育谈确认，锦辉公司因涉及诉讼，银行账户被查封，故吴育谈只能以其他公司名义经营。涉案厂房被拍卖后，其留了4个员工在车间做客户的订单。其与新房东签订租赁合同后，继续在经营。据此一审法院认为锦辉公司的银行账户因涉及诉讼被法院查封后，吴育谈仍在利用涉案厂房、设备以其他公司名义进行经营。据此判决吴育谈支付锦辉公司自2015年11月至2017年12月3日的承包费及占有使用费。由此可确认，在涉案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拍卖给来鑫德公司前，吴育谈一直在厂区内使用设备经营。2、来鑫德公司通过拍卖于2017年12月4日取得涉案厂房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后，吴育谈确认其仍在使用厂房，在园区法院清场前，涉案厂区由吴育谈掌控。2018年1月16日，园区法院到现场组织清场，吴育谈与来鑫德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吴育谈称其于2018年1月前后停止经营，其代表新协基公司与来鑫德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厂房用于新协基公司生产经营。吴育谈确认签订租赁合同时，新协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场，故吴育谈所称的其代表新协基公司与来鑫德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且根据来鑫德公司法律顾问滕锦林的陈述，吴育谈提出要租赁厂房从未提到系代新协基公司租赁厂房。吴育谈系新协基公司的股东，双方间存在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吴育谈的陈述及新协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不予确认。另，吴育谈确认在其承包经营锦辉公司期间，其将部分厂房出租给了新协基公司。虽吴育谈未提供证据证明，但即使吴育谈所称属实，亦可确认在吴育谈承包经营期间涉案厂房，部分由吴育谈使用，部分由新协基公司使用，故即使新协基公司需继续使用厂房，由吴育谈出面签订，亦不能证明所有厂房由新协基公司使用。由上所述，应确认吴育谈系因自己经营所需租赁厂房。吴育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租赁厂房想改变生产经营项目，根据吴育谈之前的经营状况，可确认吴育谈继续租赁厂房经营有使用锦辉公司机器设备的需要。滕锦林亦陈述吴育谈告知他吴育谈所谈的项目是会使用到锦辉公司的设备。又，园区法院依来鑫德公司申请进行清场向来鑫德公司交付厂房及土地使用权，即清厂区内人员及设备后。因吴育谈与来鑫德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故法院无需清人员。就锦辉公司的设备，锦辉公司的梁旭明确提出要拉走设备，滕锦林亦陈述当天锦辉公司提出要拉走设备。锦辉公司明确表示要拉走，却自己不拉走，不合理。根据园区法院的执行笔录，执行法官明确双方间的相关争议包括设备的取回与否由双方另行处理。据此可确认当天双方对锦辉公司拉走设备有争议。吴育谈称其不记得法官有无对其说锦辉公司要拉设备，不合常理。吴育谈与锦辉公司涉其他纠纷且吴育谈有使用锦辉公司设备的需要，故涉案厂区内与锦辉公司的设备有利害关系的是吴育谈。综上，一审法院采纳锦辉公司意见，清场时是因吴育谈阻止致锦辉公司未能拉走设备。3、在园区法院清场后，吴育谈继续租赁涉案厂房，双方确认在法院清场时锦辉公司的机器设备在厂房内，在此期间，来鑫德公司明确厂区由吴育谈在掌控。吴育谈在园区法院清场时阻止锦辉公司拉走设备，之后又掌控整个厂区，故吴育谈对锦辉公司的机器设备负有保管义务。2019年1月10日，吴育谈发短信要求锦辉公司于7日内进行设备移交。由此亦可确认，锦辉公司的设备一直由吴育谈在掌控。由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锦辉公司的机器设备自吴育谈承包经营起一直由吴育谈在使用、掌控，锦辉公司要求吴育谈支付设备的占有使用费，予以支持。吴育谈于2019年1月10日发短信要求锦辉公司在7日内办理移交。在此之前吴育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催促锦辉公司移交设备。双方于2019年2月27日才办理设备移交手续，是因双方对设备是否损坏产生争议致设备未能及时拉走，故占有使用费应计算至2019年1月17日较妥。就使用费，锦辉公司主张每月40000元，吴育谈确认如设备完好无损每月40000元亦属合同。吴育谈称锦辉公司的设备老旧使用价值低，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确认每月使用费为40000元。经核算，2017年12月4日起2019年1月17日的使用费为538411元。其次，就锦辉公司主张的机器设备损失。锦辉公司在办理设备交接手续前已看过设备，清楚设备状况。梁旭称双方就办理设备交接达成了共识，双方都作让步，即锦辉公司进行粗点，只要设备有大框架在就接收了，吴育谈的让步是让来鑫德公司看到交接单后放行。办理好交接手续，就和吴育谈无关了。后双方于2019年2月27日签订设备移交手续证明。就移交证明上所写的“以上移交内容双方均无争议，双方同意7日内运出厂区”，梁旭称是指，锦辉公司同意除没有的四台设备，其余设备算锦辉公司收到。现根据移交证明，除四台设备外，其他设备双方已移交完毕。四台没有的设备，锦辉公司亦明确另行处理。设备尚在来鑫德公司，是锦辉公司自己不拉走。据此根据梁旭的陈述，对已交接的设备应确认和吴育谈无关了。如交接的设备损坏需吴育谈赔偿，则锦辉公司谈不上让步，且理应在办理交接时在移交证明上写明。综上，锦辉公司要求吴育谈对已移交尚在来鑫德公司的设备进行赔偿，不予支持。第三，就锦辉公司主张的财务资料。锦辉公司要求吴育谈返还锦辉公司自1997年起至2009年的财务账册等财务资料。吴育谈不予确认。吴育谈承包经营锦辉公司，需使用锦辉公司的机器设备，但锦辉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吴育谈需使用2009年前的财务资料或其将财务资料交与吴育谈保管。吴育谈称其承包期间的所有财务资料都是锦辉公司递交法院的，虽锦辉公司不予确认，但亦确认吴育谈承包经营期间的大部分财务资料是由其递交法院的。2009年之后至承包前的财务资料在厂区办公室。由此可确认，吴育谈并不掌握锦辉公司包括其承包经营期间的财务资料。锦辉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吴育谈扔了2009年前的财务资料。综上，锦辉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吴育谈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锦辉公司机器设备占有使用费人民币538411元；二、驳回锦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40元，由锦辉公司负担5956元，吴育谈负担9184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供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锦辉公司提供第一组证据，该公司2018年、2019年度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吴中区税务局关于吴中区税务局所记载的锦辉公司固定资产净值科目打印件。证明截止至2019年初锦辉公司固定资产净值2014322.75元。第二份证据，苏州华碧微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价格评估结论书（苏华碧2020价评字第28号）。证明锦辉公司委托评估机构结合工业园区法院大型机器设备清单以及机器设备现状，以重置成本方法对部分设备进行了价值评估，现设备的残值为387728元。以上两组数据结合证明因吴育谈的恶意拆卸行为，致使锦辉公司设备损失价值为1635272.75元。吴育谈质证意见，三份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锦辉公司提供的证据并非新出现的证据，其在一审中没有提供，且评估结论书依据不足，是依据所谓的照片以及清单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参考性不能作为案件认定事实的根据，所以对这三份证据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锦辉公司确认，其所要评估的机器设备，2019年1月27日已从来鑫德公司拉走一部分，尚有部分未拉走。对于已经拉走部分的损失现不主张，但对于没有拉走部分的损失明细未予明确。本院认为，吴育谈因承包经营锦辉公司厂房，使用锦辉公司的机器设备，现厂房已经由来鑫德公司取得，故锦辉公司起诉要求返还机器设备并赔偿损失。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双方合同虽然于2017年8月17日解除，但吴育谈未移交设备，在来鑫德公司竞拍前，吴育谈一致使用锦辉公司的设备。2018年1月苏州工业园区法院清场后，设备仍在厂区内，因吴育谈与锦辉公司存在纠纷而未拉走，其后吴育谈继续租用来鑫德公司的厂房。故吴育谈一直占用锦辉公司机器设备至2019年1月10日发函要求移交，故一审法院认定虽然2月27日才正式移交，但租金计算至7天的合理期间届满时至为妥，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返还的机器设备，如果锦辉公司认为已经报废不具有价值，应当拒绝接受，并直接主张按照设备现价进行赔偿。但是，一方面，在双方办理移交手续之前，锦辉公司已经查看设备现状，对移交的内容并无异议，同意在7日内运出厂区。故既然该设备已经移交给锦辉公司，即便仍在来鑫德公司厂区内，也不再受吴育谈控制。结合锦辉公司代理人梁旭的陈述，应当认定锦辉公司已经同意按照现状接收，设备只要大框架在就同意接收。另一方面，由于在移交时没有对具体情况逐一进行记录，或留下足以证明设备状况的证据材料，故即便锦辉公司认为吴育谈使用保管设备不当，但因锦辉公司已经将其中部分设备拉走，故无法认定是由于吴育谈的保管使用行为，还是锦辉公司的搬离行为导致设备价值贬损的后果。事实上，至二审中，锦辉公司已经无法明确尚在来鑫德公司处留存哪些机器设备。因此，当前已经不存在对于仍然留在来鑫德公司厂区内的设备进行鉴定的基础。综上，锦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40元，由苏州锦辉铜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诚审判员 唐 蕾审判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殷 姿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