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8民终5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白城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刘云峰，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茹，系吉林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兴奇，男，1971年1月17日生，汉族，现住洮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恒香，女，1971年9月27日生，汉族，现住洮南市。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涛玉，系吉林中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白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恒香、李兴奇保险纠纷一案，不服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20）吉0802民初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阳光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茹，被上诉人梁恒香、李兴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涛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阳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要求法院依法撤销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吉0802民初196号民事判决，驳回二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要求二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为由而支持二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错误。其理由如下：一审判决在判决中认定杜玉才虽是上诉人公司的员工，但也不能免除上诉人的提示或做出说明义务，此种说法不能成立，投保人杜玉财系上诉人处员工，并且为销售员工，且其本身也在售卖该款产品，应当熟知条款，且在售卖该产品时都经过培训和学习，不存在不熟知该条款的事实。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之规定，本案中投保卡中有明确的重要提示，足以说明其做到明确提示的义务，且该投保须知中约定“被保险人醉酒或者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二被上诉人以此来主张免责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作了明确说明义力为由而支持了二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错误，其行为严重的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望二审法院依法公平、公正的处理本案，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梁恒香、李兴奇辩称：原一审查明认定本案的投保人杜玉才将其身份证、行车证照片，通过微信转给其在阳光保险公司工作的朋友代为办理的车辆保险事务。办完保险后，杜玉才朋友未将阳光“驾乘无忧”旗舰版意外伤害保险卡、保险条款、保险单交付给杜玉才的事实是正确的。原一审认定，杜玉才是阳光保险公司的员工，也不能免除阳光保险公司提示或作出明确说明的义务，判决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是正确的，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请求贵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本案中的投保人也是肇事车辆的所有权人杜玉才，只是在保险公司有一个工号，并未与保险公司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保险公司不给杜玉才开固定工资，也未缴纳“五险一金”，杜玉才本人也不需要每天固定时间在保险公司上班，其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员工，杜玉才只是为了帮助其朋友完成任务，在投保时能返还部分佣金才与保险公司形成了代办员的法律关系。杜玉才本人未到保险公司柜面投保。上诉人处直接办理此项保险业务的员工，并没有与杜玉才本人见面，所以上诉人处的员工，根本没有向杜玉才本人出示保险合同，也未讲解保险条款的免责条款，也未指明保险卡中的免责条款，未将保险卡、保险单交付给杜玉才，故免责条款不生效。上诉人所称的杜玉才本身也售卖该款产品，应当熟知条款，且在售卖该产品时都经过培训和学习，不存在不熟知该条款的事实。其主张只是主观推测，无证据支持，杜玉才本人也未认可，故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退一步说，即使免责条款生效，也不能认定乘坐人李旭属于在饮酒的影响期间与造成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李旭的死亡系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与饮酒无直接因果关系，上诉人拒绝赔偿的理由与保险合同中第七条第二款免责条款的含义不相符，上诉人拒赔理由无充分的证据支持，无法律依据，故上诉人主张按照合同的免责条款拒赔，理由不成立。从此角度来看，上诉人也应当赔偿答辩人保险赔偿金400,000.00元。 李兴奇、梁恒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赔付李旭的身故保险金400,0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二原告为李旭的父母，为法定继承人，是赔偿权利人。2019年10月1日，张佳亮驾驶号牌为×××号北京现代牌小型轿车沿G231国道由北向南行驶至白城市丰产村处时，与前方同向同车道内行驶的焦春新驾驶的×××号福田牌轻型普通货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两车损坏，张佳亮及×××号北京现代牌小型轿车乘坐人李旭当场死亡。经白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事故追逃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佳亮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大、过程严重，焦春新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小、过程轻微，故张佳亮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焦春新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李旭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张佳亮驾驶的×××号车辆登记所有权人为杜玉才，杜玉才在阳光保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驾乘无忧旗舰版产品，双方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杜玉才交纳了全额保险费，保险期间为2019年9月30日至2020年9月29日。根据《假日无忧团体综合意外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李旭作为被保险车辆的乘车人因发生交通事故，属于发生在保险期间的约定理赔的事项，交通事故发生在全民节日，理赔金额应当为400,000元。李兴奇、梁恒香向阳光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后，阳光保险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向李兴奇、梁恒香下了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理赔决定通知书，以“根据《驾乘无忧》阳光意健险组合产品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第七条第二款：被保险人醉酒或者受酒精、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的属于免除范围”为由，拒绝赔付。李兴奇、梁恒香认为，阳光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的理由不能成立，阳光保险公司对于合同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未对投保人杜玉才进行合理提示和充分说明，杜玉才也未在合同上签字确认，系由阳光保险公司员工代为签字，故该免责条款对于投保人杜玉才和被保险人李旭不发生效力。李旭作为乘车人，而非肇事车辆的驾驶人，虽然李旭血液中酒精含量173.8mg/100ml,但其饮酒与死亡结果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更不是在受酒精影响期间而发生的死亡后果，故阳光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理由无事实基础，于法无据，更与合同条款的本意不相符，其理由不能成立。李兴奇、梁恒香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兴奇与梁恒香系夫妻关系，系李旭父母。2019年10月1日，李旭乘坐张佳亮驾驶号牌为×××号北京现代牌小型轿车沿G231国道由北向南行驶至白城市丰产村处时，与焦春新驾驶的×××号福田牌轻型普通货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两车损坏，李旭及张佳亮当场死亡。经白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事故追逃大队认定，张佳亮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焦春新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李旭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张佳亮驾驶的×××号车辆登记所有权人为杜玉才，杜玉才在阳光保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和驾乘无忧旗舰版保险产品，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杜玉才交纳了全额保险费，保险期间为2019年9月30日至2020年9月29日。驾乘无忧旗舰版保险特别约定：仅承担本保险单载明的机动车驾驶员或者乘客进入车厢时起至离开车厢时至的整个车辆行驶期间所遭受的意外伤害事故产生的保险责任，保险责任其中包括意外身故；全民节日金额40万元/座。阳光“驾乘无忧”旗舰版意外伤害保险卡的正面标注有激活流程和重要提示：阳光保险公司已对保险条款，特别是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请投保人在充分理解条款的前提下投保本保险产品。阳光“驾乘无忧”旗舰版意外伤害保险卡的背面标注投保须知：第五条责任免除、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残疾、支付医疗费用及住院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二）被保险人酗酒或受酒精、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发生事故时李旭和张佳亮血液酒精含量均属酗酒状态。另查明，杜玉才将其身份证、行车证照片通过微信转给其在阳光保险公司工作的朋友代为办理的车辆保险事务。办完保险后，杜玉才朋友未将阳光“驾乘无忧”旗舰版意外伤害保险卡、保险条例、保险单交付给杜玉才。再查明，杜玉才与李旭系朋友关系，2019年9月30日杜玉才将肇事车辆出借给李旭，2019年10月1日发生交通事故。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阳光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责任免除条款向投保人杜玉才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阳光保险公司主张投保人杜玉才系阳光保险公司员工，本院认为，即使杜玉才是阳光保险公司的员工也不能免除阳光保险公司提示或作出明确说明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阳光保险公司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规定，杜玉才与阳光保险公司签订的阳光“驾乘无忧”旗舰版保险，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双方具有拘束力。杜玉才按约定履行了交付保险费的义务。李旭作为被保险人因乘车发生交通事故身亡，阳光保险公司应按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李兴奇、梁恒香作为李旭的父母，要求阳光保险公司支付“驾乘无忧”旗舰版保险意外身故保险金4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阳光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李兴奇、梁恒香保险金40万元。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阳光保险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 阳光保险公司出示了杜玉才工资流水表一份、相关证据说明一份。证明杜玉才就职洮南阳光人寿保险公司，2018年的8、9、10月份均有工资，杜玉才作为销售人员对该案涉及的保险产品具有熟知并了解产品相关规定。经质证，李兴奇、梁恒香有异议，主张杜玉才是该公司保险代办员而非保险公司员工，从工资发放数额看，10月份工资是234.78元，9月份工资是258.02元，这些钱应是保险费的佣金而非工资；上诉人应对杜玉才了解和熟知保险条款内容进行举证，以这两份证据对其主张没有证明力。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杜玉才是阳光保险公司的代办员，不能证明杜玉才是阳光保险公司的正式员工和熟知保险条款内容。 李兴奇、梁恒香出示了杜玉才、陈松、孙晓建三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组；杜玉才给孙晓建转账银行流水一份。证明杜玉才本人未到保险公司柜台办理投保，保险费也是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的，能够证实上诉人未将保险卡、保险合同交付给杜玉才，也没有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所以免责条款不生效。阳光保险公司质证有异议，主张证据不能证明杜玉才投保是由陈松代为投保的，不能证明杜玉才在一审庭审时将身份证、行驶证发给陈松的事实，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想要证明的问题。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是杜玉才请陈松帮助联系车辆投保和测算保费的内容，杜玉才给孙晓建的转账记录，与杜玉才投保及缴纳的保费，从时间和款项数额相互吻合，能够证明杜玉才投保时，没有亲自到阳光保险公司办理，是通过陈松帮助联系的孙晓建办理的，杜玉才将保险费通过微信转账给孙晓建后，孙晓建即出单。证明了杜玉才9月29日下午16:23:58通过转款投保，9月30日00:00保险合同生效，该车辆10月1日5时许即发生了交通事故。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11月7日李兴奇、梁恒香阳光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19年11月11日阳光保险公司作出《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理赔决定通知书》“根据《驾乘无忧》阳光意健险组合产品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第七条第二款：被保险人醉酒或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的属于责任免除范围，……李旭血液中酒精含量173.8mg/100ml属于醉酒状态，此次事故属于责任免除，我司不予赔偿”。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阳光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根据《驾乘无忧》阳光意健险组合产品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第七条第二款。而投保人杜玉才投保的保险品种，双方当事人明确是阳光“驾乘无忧”旗舰版意外伤害保险条款（适用5座家庭自用汽车和非营业客车）。因此，阳光保险公司的拒赔决定书适用的保险条款本身就是错误的。阳光保险公司诉讼中主张被保险人李旭违反了阳光“驾乘无忧”旗舰版意外伤害保险条款（适用5座家庭自用汽车和非营业客车）第五条责任免除第二款（二）项“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残疾、支付医疗费用及住院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二）被保险人醉酒或受酒精、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主张发生事故时李旭血液酒精含量均属醉酒状态，故属于免责情形，不予赔偿。但对该免责条款如何理解，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李兴奇、梁恒香主张该条款应理解为因醉酒导致的身故、残疾、支付医疗费用及住院，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而李旭死亡时，是在乘车；李旭死亡的原因也不是醉酒引起的，而是由于交通事故。根据保险理赔的近因原则，阳光保险公司将不属于保险事故原因的情形作为免责条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阳光保险公司主张，凡是进入车辆的驾驶人、乘员都属于该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都要受到保险条款的约束。不管发生事故原因是什么，只要是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醉酒或者受酒精影响，都属于免责的情形。由于阳光“驾乘无忧”旗舰版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没有对该免责条款作出进一步的释义和说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标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的规定，对阳光“驾乘无忧”旗舰版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第二款第二项情形，应该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理解，即因醉酒或受酒精影响导致的身故、残疾、支付医疗费用及住院，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李旭虽然处于醉酒状态，但鉴定的死亡原因为交通事故导致的钝性外力作用躯干部，致胸主动脉断裂死亡。因此，依据上述事实，阳光保险公司认定李旭醉酒或者受酒精影响导致死亡，没有事实依据。阳光保险公司以此主张责任免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阳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00元，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白城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君 审判员  赵 亮 审判员  刘 昕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潘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