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25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秀玉，女，194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婷婷，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渔机加工厂，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鳌峰路118号。 法定代表人：林辉双，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丹静，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秀玉因与上诉人福州渔机加工厂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3民初3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秀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陈秀玉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对一审判决确认陈秀玉与福州渔机加工厂于1971年12月至1997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无异议。二、一审认定陈秀玉要求支付养老保险费及1998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的退休金的二项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陈秀玉于2011年11月16日申请一次性补缴（足）养老保险费15年合计72180元，福州渔机加工厂给予陈秀玉一次性参保补助12180元，陈秀玉自行垫付60000元养老保险费后，即向福州渔机加工厂要求偿还。后福州渔机加工厂以公司经营困难、暂无力偿还为由，请求待公司经营好转后再偿还该笔款项，陈秀玉同意。此后直至2018年，福州渔机加工厂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款，才有能力偿还。陈秀玉获知福州渔机加工厂有能力偿还该笔款项后，即向福州渔机加工厂主张，但福州渔机加工厂拒绝偿还。故陈秀玉于2019年8月5日提起劳动仲裁，因仲裁委不予受理，遂诉至一审法院。综上，该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开始计算，陈秀玉在诉讼时效内一直积极主张权利，并不存在怠于行使诉讼权利的情况。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位赔偿其因未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损失，故请求二审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三、一审以补办医疗保险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为由，不予处理该诉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福州渔机加工厂有义务为陈秀玉办理医疗保险，其未为陈秀玉办理医疗保险导致陈秀玉医疗费无法进行报销造成财产损失，一审不予处理该事项，将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有违“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的原则。 针对陈秀玉的上诉福州渔机加工厂辩称，请求驳回陈秀玉的上诉请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1年7月1日才生效，在此之前用人单位并无为劳动者强制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而陈秀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生效之前就已经退休。因此，福州渔机加工厂并无为陈秀玉缴纳社会保险费（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义务。2.陈秀玉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福州渔机加工厂于2011年就已经向社会保险部门缴纳了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的费用，至一审开庭已经8年，在此期间无证据证明其诉请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因此，陈秀玉要求福州渔机加工厂承担养老保险费、补偿退休金等请求已经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陈秀玉声称福州渔机加工厂曾承诺待公司经营好转后偿还社会保险费，没有事实依据。 福州渔机加工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陈秀玉与福州渔机加工厂自1986年2月3日至1995年7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未根据本案新出现的证据材料来推翻旧民事裁定书所作的错误事实认定，且未正确理解劳动关系的起止时间。一、一审判决援引“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与福州渔机加工厂系同一主体，属事实认定错误。虽然（2009）闽民申字第447号《民事裁定书》阐述“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于1990年更名为福州渔机加工厂”，但法院审理该案时并未对福州渔机加工厂的设立情况、历史沿革深入研究，也未调查福州渔机加工厂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该民事裁定书关于福州渔机加工厂历史沿革情况的结论有失准确。根据一审中福州渔机加工厂提交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福州渔机加工厂系1986年2月3日新设立的企业，与“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不存在延续关系，也从未使用过“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这一名称，该证据足以推翻（2009）闽民申字第447号《民事裁定书》中关于“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于1990年更名为福州渔机加工厂”的认定结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除外情形，该《民事裁定书》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二、福州渔机加工厂自1986年2月3日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方才取得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才有权与职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福州渔机加工厂在成立之前即可建立劳动关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三、陈秀玉于1995年7月20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其与福州渔机加工厂订立的合同即终止，此后陈秀玉无权再与福州渔机加工厂建立劳动关系，而只能建立劳务关系。一审判决认定陈秀玉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起至1997年11月30日期间仍然可以建立劳动关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针对福州渔机加工厂的上诉陈秀玉辩称，一审认定福州渔机加工厂与“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是同一主体，且陈秀玉与福州渔机加工厂在1971年12月至1997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相符。1.生效的《民事裁定书》已就福州渔机加工厂与“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的关系做了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2008年施行，在此之前陈秀玉已经退休，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能适用该规定。 陈秀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陈秀玉与福州渔机加工厂于1971年至1997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陈秀玉是福州渔机加工厂的退休职工；2.判决福州渔机加工厂向陈秀玉支付应承担养老保险费60000元；3.判决福州渔机加工厂向陈秀玉补偿1998年1月至2010年12月份期间的退休金124800元（退休后计算至陈秀玉补办养老保险并领取退休金前，按月800元计算）；4.判决福州渔机加工厂为陈秀玉补办医疗保险；5.本案诉讼费由福州渔机加工厂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月21日，陈秀玉就其与福建省东南造船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向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原告（陈秀玉）于1971年参加工作，系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职工，1997年办理退休手续，但只发给原告一次性生活补助费。1997年福建省渔轮修造厂更名为福建省东南造船厂。由于当时福建省渔轮修造厂对职工退休政策的错误理解，导致原告退休问题在企业转制过程中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原告要求被告（福建省东南造船厂）按月按退休人员的待遇发给原告退休金800元”。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陈秀玉系福州渔机加工厂的退休职工，并非福建省东南造船厂的退休职工，陈秀玉所诉主体不适格而于2008年3月4日作出（2008）马民初字第1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陈秀玉的起诉。陈秀玉不服上述裁定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述裁定正确，并于2008年7月3日作出（2008）榕民终字第19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陈秀玉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2009年3月31日，陈秀玉作为申请再审人，以福建省东南造船厂为被申请人，就双方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09年11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闽民申字第44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陈秀玉的再审申请。该裁定认为：“申请再审人1971年参加工作时系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职工。1984年6月16日，该附属厂根据福建省船工业公司《关于省渔轮修造厂‘申请要求转制集体的报告’的批复》名称变更为‘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企业性质为集体企业，原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职工76名转制为‘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的集体所有制正式职工。因包括申请再审人在内的23名职工不符合转为‘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集体所有制正式职工的条件，根据当时未转制职工的安置方案，申请再审人选择留下参加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生产工作。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1990年更名为福州渔机加工厂，申请再审人在该厂工作至退休。因此申请再审人与福州渔机加工厂建立劳动关系。” 另查明，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于1971年3月成立，陈秀玉于1971年12月进入该厂工作。1997年11月30日，陈秀玉申请退休并领取一次性生活补贴费2660元。2011年11月16日，陈秀玉申请一次性补缴（足）养老保险费15年合计72180元，福州渔机加工厂给予陈秀玉一次性参保补助12180元，由陈秀玉签字领取。 2019年8月5日，陈秀玉作为申请人，以福州渔机加工厂为被申请人，向福州市台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一、裁决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1971年至1997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申请人是被申请人的退休职工；二、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应承担的养老保险费60000元；三、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补偿1998年1月至2010年12月份期间的退休金124800元（退休后计算至申请人补办养老保险并领取退休金前，按月800元计算）；四、裁决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办医疗保险。”福州市台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后，认为陈秀玉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属其受案范围，并作出台劳人仲[2019]不字1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陈秀玉不服仲裁决定向一审法院提出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2009）闽民申字第44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于1984年6月16日变更名称为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后又于1990年更名为福州渔机加工厂。根据上述认定的事实，从福建省渔轮修造厂至福州渔机加工厂，仅是企业名称的变更而并未改变权利义务的承受主体，福州渔机加工厂辩称与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并非同一主体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于1971年3月成立，而陈秀玉亦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其于1971年入职上述附属厂，上述事实与陈秀玉所述于1971年入职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相互印证，故对陈秀玉所述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直至1997年11月30日陈秀玉办理退休手续，陈秀玉均在福州渔机加工厂前身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及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工作，为此陈秀玉主张确认其与福州渔机加工厂于1971年至1997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福州渔机加工厂主张陈秀玉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其中陈秀玉请求确认其与福州渔机加工厂于1971年至1997年11月30日间存在劳动关系系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之规定，故福州渔机加工厂辩称该诉请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陈秀玉请求福州渔机加工厂支付养老保险费及1998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的退休金问题，陈秀玉于2011年申请一次性补缴（足）养老保险费并领取了福州渔机加工厂给予的参保补助，至陈秀玉提出仲裁之时已达8年，且现无证据证明其诉请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情形，故福州渔机加工厂辩称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陈秀玉提出的上述两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陈秀玉诉请福州渔机加工厂补办医疗保险，因该诉请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故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确认陈秀玉与福州渔机加工厂自1971年12月至1997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陈秀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陈秀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除陈秀玉申请一次性补缴（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外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1年11月22日，陈秀玉申请一次性补缴（足）养老保险费15年合计72180元，福州渔机加工厂给予陈秀玉一次性参保补助12180元，由陈秀玉签字领取。 本院认为，福州渔机加工厂系由前身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逐步更名而来的事实已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认定，福州渔机加工厂亦实际接收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及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的工人，承受相应权利义务，福州渔机加工厂辩称其系新设立单位，与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并非同一主体缺乏事实依据。福州渔机加工厂和陈秀玉均认可陈秀玉实际工作至1997年11月，陈秀玉虽于1995年达到退休年龄但双方未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陈秀玉仍在福州渔机加工厂工作，故一审法院认定陈秀玉与福州渔机加工厂自1971年12月至1997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亦无不当，予以维持。 关于陈秀玉要补办医疗保险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故该项请求应由劳动行政部门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正确。 关于参保补助和1998年1月至2010年12月间的退休金问题。本院认为，陈秀玉于2011年领取福州渔机加工厂给予的参保补助后至其2019年8月提出仲裁已达8年时间，其主张一直均有积极主张权利，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关于福州渔机加工厂曾承诺待经济状况好转后再予补助故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起算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同理，陈秀玉关于2010年12月前的退休金诉请亦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陈秀玉、福州渔机加工厂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陈秀玉负担5元，福州渔机加工厂负担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秋萍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金光玉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游佳 书记员林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