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02民初570号原告（反诉被告）：王成波，男，1951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照方，河南荣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阳阳，河南荣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石颖，女，1972年11月27日出生，满族，住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博阳，浙江京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婉琪，浙江京衡（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王成波与被告石颖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被告石颖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由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2月2日作出（2020）豫0102民初570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被告石颖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石颖不服一审裁定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4月2日作出（2020）豫01民辖终16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成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照方、吴阳阳，被告石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博阳、姚婉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成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70万元，并以7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9年1月1日至被告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石颖承担本案原告律师代理费用3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26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新乡市××××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47.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根据该协议约定，被告应另行支付原告70万元股权转让款，该转让款应于2018年内支付完毕。协议生效后，原告按照协议积极协助被告办理变更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备案等手续。2017年5月23日，××公司完成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被告成为××公司新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但是，原告按协议履行完毕义务后，被告却违反合同约定，截止起诉之日仍未支付上述70万元股权转让款。故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石颖辩称：1、原告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股权转让协议》发生在2017年4月，股权转让时××公司下有控股子公司长垣××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比例为70%，被告控制××公司后发现××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向一名叫做高××的人偿还借款，多达40余万元，且账面剩余未归还本金为65万元，通过进一步核查，发现高××与××公司并没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账面上显示该借款是通过××公司转列过来的，但经过对××公司的调查，××公司的会计人员反映公司对高××的借款在××公司成立前已经清偿完毕，公司留有高××及总经理××签字确认的收据，因此××公司、××公司出现了资金亏空，而且涉及到高管人员职务侵占，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该资金亏空正是被告拒绝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起因，由于调查取证的难度较大，直至2020年初才找到高××本人，并且证实高××从未收到过××公司的还款，可以确认相关人员就××公司向高××支付的80万元款项通过伪造还款假象构成职务侵占，目前证据已经搜集完备，近期将提出刑事控告，概括而言，在原告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实际控制公司期间，公司高管人员伪造还款假象，提取公司巨额现金后通过设立子公司虚列债务偿还债权人，欺瞒股东，造成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损失；2、××公司设立之初一直由原告组织经营，公司有一名叫做×××的人无任何职务，但公司内部都称其为李总或李经理，该人员系原告王成波的女婿，公司的出纳李××是×××的妹妹，公司还有一名叫×××的人是×××的亲妹夫，如此人员结构，原告完全控制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被告在本案股权转让之前，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告应当对其经营期间因经营不当对公司造成的亏空承担责任并充分披露，然而原告均未明确告诉被告，故意隐瞒；3、被告原系长春一汽员工，同时经营着奔腾汽车在郑州的备件中心库，因此原、被告口头约定由原告成立××公司并提供全部注册资本，被告负责办理相关经营手续，若后续资金不足，由被告提供，然而，原告在出资完成后在新乡市农信社另设立了一个隐身的基本户，该户在税务系统和公司财务账册均无显示，原告通过转账、现金将所有注册资金全部转入该账户，并通过现金支票的形式将500万元转给×××100万元，转给原告自己190030元，转给×××191万元，转给向××190万元，发生时间为两天内，然而这些资金流水走向在公司的财务账册中均未体现，根据公司的财务账册显示500万元注册资本直接由验资户转入了广发银行基本户，并在2009年12月26日和12月28日分两笔由×××通过现金支票的形式提取，公司的会计原始凭证附有两张新乡市商业银行（验资户银行）转账支票存根，经核查该两张支票在银行内部显示为未使用，另外还有两张广发银行（基本户）的现金支票存根，记载的出票日期为2009年12月26日和12月28日，代理人前往开户行询问相关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回复说该两张支票是在2010年的4月卖给了××公司，而且显示状态是未使用，同期广发银行基本户根本没有500万元实收资本的进账和出账记录，原告恶意抽逃出资，欺骗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伪造会计凭证，应当承担法律后果，并且这属于出资瑕疵，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应当进行披露；4、《股权转让协议》系原告故意在隐瞒其抽逃出资行为、欺诈被告的情况下签订的，属于可撤销合同；5、原告抽逃资金导致公司资本不足，实收资本不实，对应的公司资产及股东权益与签订合同时被告的预期严重不符，如被告按照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承接原告自愿承担的债务，对被告显失公平；6、对于《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原告应当首先保证对其股权的出资瑕疵进行修复，而后才能要求被告按约履行；7、合同中约定股权转让后被告承接原告对公司的权利义务，该约定不应包含原告抽逃出资应当承担的返还责任，该责任显然不属于被告签订合同时合理可预见范围；8、《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款对价是298.5万元，其中有228.5万元都是承接原告女婿×××在公司抽逃资金所形成的债务，原告之所以会把股权卖给被告本质是为了帮助×××逃脱法律责任；9、本案的股权转让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被告之所以要收购该股权是因为被告对公司的债权相当大，在当时××公司有180余万元的贷款到期，但××公司没有现金流入，原告拒绝向公司提供借款，若所有借款都由被告提供则顺理成章的要求收购原告股权，同时被告也是在不收购股权就不能安心提供借款，公司没有借款就无法偿还银行负债，后续的购车融资就会出现困难，被告的大额借款也将遭受巨额损失，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在此情况下的无奈之举；10、被告拒绝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起因是高××案，但自始至终不知道所有的出资凭证都是伪造的，直到本案案发，方才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出资审计，才发现原告的抽逃行为，综上所述，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石颖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撤销反诉石颖与王成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诉讼费用由王成波承担。事实与理由：××公司设立于2009年11月18日，成立时注册资本为500万，原始股东为王成波、石颖、王进梅。其中，王成波出资237.5万元，石颖出资237.5万元，王进梅出资25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成波。公司设立时，王成波与石颖口头约定全部由其出资，若后续资金不足的由石颖向公司提供借款。2009年11月17日至2009年11月23日，王成波向公司实缴500万元。但在2009年11月23日至2009年11月25日，王成波将注册资本全部转出。然而，同时期会计凭证、账簿上记载：2009年12月23日，注册资本500万元转入公司账号为6019512010036331广发银行基本户；2009年12月26日、2009年12月28日，案外人×××通过现金支票的形式将500万元全部支取，列入公司库存现金。实际上，会计账簿记载的广发银行账户并无此笔交易记录，会计账簿和交易凭证均为伪造。王成波通过虚假记账的方式，将其公司注册资本全部抽逃。另外，王成波在抽逃注册资本后于2009年12月17日转入公司50万元。尚欠187.5万元抽逃出资款未返还公司。根据章程，总承包的最后出资时间为2011年11月18日，其将股权转给石颖之时早已届满。自始至终，石颖始终认为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经实缴到位，并在后续经营过程因“资金不足”多次向公司提供借款。石颖因对公司享有大量债权，如不拯救公司将面临巨额损失，不得不接手经营公司，遂于2017年4月26日与王成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超出合理范畴的298.5万元受让王成波持有的47.5%股权。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公司一直由王成波经营，并一直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石颖从未参与过公司经营。因此，石颖始终认为公司注册资本全部实缴到位，王成波从未告知石颖××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经全部抽逃，导致石颖陷入错误认识，过高地估计了股权的价格，作出不合理的交易行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损失。王成波的行为事实上是利用了石颖对公司享有大量债权的危机心理，故意隐瞒抽逃出资的事实，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况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欺诈、显失公平、乘人之危之情形，应当属于可撤销合同。综上，为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秩序，特提起反诉。望判如所请。原告王成波针对石颖的反诉辩称：1、王成波不存在欺诈行为，更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①本案中，石颖系××公司的发起人，××公司于2009年成立之初石颖即持有××公司47.5%的股权。并且，王成波仅是××公司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和出资人，石颖及其爱人郁××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且根据王成波与石颖的短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郁××和总经理××签字，石颖称王成波是实际控制人完全是颠倒黑白，反诉状中所称的会计凭证均是由石颖及郁××派出的会计进行制作，公司的会计及总经理××都是石颖派出的员工，实际掌控着××公司，故石颖对公司的运营情况当然明知，甚至比王成波本人了解的更为清楚，王成波不存在欺诈行为；②王成波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除王成波于2009年12月17日支付至××公司的50万元以外，剩余187.5万元的注册资金已通过×××等人用于支付工程款、交纳一汽保证金等形式出资并用于公司经营，王成波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反诉状中的描述石颖向公司转入的款项均为借款而非出资，且自认了其并未出资，据了解，公司甚至还向石颖支付利息，石颖作为××公司股东对公司无任何出资，即使本案存在抽逃出资也是石颖抽逃；2、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且王成波已履行全部义务，石颖作为违约方无权要求撤销协议。双方于2017年4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按照协议约定，王成波于2017年5月23日即已完成了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王成波已完成该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该协议目前的履行情况系石颖严重违约，未在协议约定的2018年内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其作为违约方无权要求撤销协议；3、王成波不存在欺诈的行为，本案不具有合同可撤销的事由，且石颖的撤销权已经消灭，不具有行使撤销权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石颖与王成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而石颖要求撤销协议的时间为2020年5月11日，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事隔三年之久早已过了行使撤销权的期限。另外，本案自王成波起诉以来，石颖以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提起管辖权异议（历经一审、二审）、在案件开庭当天提起反诉等行为，显然是在拖延诉讼时间，具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4、《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前提下签订的，在王成波2017年转让股权之时，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公司在长垣××××等地设有分店，持有××汽公司70%的股权，石颖在其所称明知公司负有大量债务的情况下还愿意以298.5万元的价格受让股权，足以证明原告所持有的股权价值远远不止298.5万元，如果该价格是不公平的也是对原告不公平，过低而非过高，同时根据该股权转让协议可以看出在签订时，双方对公司的账目进行了核算，并且石颖在该协议中处于强势的地位，仅约定了王成波违约的法律后果，而未约定石颖违约的相关条款，故石颖不存在所谓的“危机心理”，该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反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王成波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双方基于诚信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的协议，协议应当继续履行，石颖应当向王成波支付股权转让款，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石颖的反诉请求。当事人双方围绕其诉辩主张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所举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法律事实如下：2017年4月26日，甲方（出让方）王成波与乙方（受让方）石颖、丙方（第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主要约定：甲方持有××公司（目标公司）237.5元的出资份额，持股比例为47.5%；丙方从目标公司转出228.5万元的债务，甲方自愿替丙方偿还该债务；乙方自愿受让甲方股权。经三方协商一致，就乙方受让甲方股权并代偿债务事宜约定如下：甲方占有目标公司47.5%的股权，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47.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为298.5万元。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分为两部分：1、甲方自愿代替丙方偿还公司上述债务，在该部分金额内乙方直接代替甲方、丙方向公司承担还款义务，乙方不再另行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公司自股权交割日起享有对乙方的债权。2、除上述股权转让款外，乙方应当另行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70万元，具体支付方式如下：乙方应当于2018年内向甲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分为四个季度，前三个季度每个季度乙方向甲方支付20万元人民币，第四个季度乙方向甲方支付10万元人民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拟转让股权没有抵押、质押等第三方权利，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应由甲方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和法律责任。2、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相关的股权转让手续，若不能依照本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办理相股权转让手续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向甲方主张本协议总价款10%的违约金。乙方权利和义务：本协议生效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甲方在公司原有的股东权利义务由乙方承继。相关手续的办理：甲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三日内，协助乙方办理公司股东名册变更手续及工商登记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备案手续。股权交割：本协议项下，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股权交割日，乙方获取相应的股东资格。因本协议发生的争议，甲乙丙应首先进行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由此争议所需要的律师费由违约方承担。2017年5月23日，原告协助××公司完成投资人的变更登记手续。现原告以诉请之理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70万元并承担律师代理费3万元。诉讼中，被告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依法予以合并审理。诉讼中，石颖称其在2020年3月27日才知道王成波在××公司的出资存在抽逃资金的瑕疵，而王成波称其没有抽逃资金。本院认为：关于瑕疵股权引发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虽然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应当足额按时交纳出资，禁止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的行为，但由于公司具有外观性和公示性等商事特征，股东出资不实等情形并不影响股权的设立和享有，瑕疵股权仍具有可转让性，合同法的基本精神是维护交易安全，只要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股权转让合同原则上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明文规定了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情况下股权转让后的出资责任，亦从法律方面肯定了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因此，瑕疵股权转让合同一般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受让人不知道转让的股权有瑕疵，可以在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合同被撤销后即不具有法律效力。关于公司注册资金与股权转让的关系。注册资金实缴制是当时成立公司的要求，实缴资金的多少与公司经营一段后的净资产价值即股权价值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现公司成立的注册资金已改为认缴制度。公司股权转让的是股权的价值，即公司净资产的价值，而不是注册资金的价值，股权价值大小和公司处理时的注册资金多少两者不存在必然联系。关于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存在抽逃资金问题即转让股权，受让人是否知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依法认定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案中，石颖在2017年5月23日之前曾是××公司的股东，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变更登记之后，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依据常人的认知和思维，在接管公司后，其应当对公司股东的出资和财务财务状况进行全面了解，对原股东王成波的出资是否存在瑕疵应该有所认识和掌握，若石颖认为王成波的出资存在瑕疵、所签《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应予撤销，其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逾期撤销权消灭。自2017年4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至今已长达近三年的时间，其反诉称是在2020年3月27日才知道王成波在××公司的出资存在抽逃资金的瑕疵，该观点无法令人信服，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王成波与石颖的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合同签订后，王成波已按合同约定将自己拥有的××公司47.5%的股权转让给受让人石颖，并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依法享有要求石颖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权利，石颖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除应继续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王成波股权转让款外，还应赔偿王成波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损失。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70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其主张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无法律依据，本院按同期贷款利率对其权益予以保护。王成波主张由石颖承担律师费3万元，但未进行相应举证，本院不予支持。石颖以王成波故意隐瞒抽逃出资、所签《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应予撤销的抗辩事由，证据不足，且其撤销权的行使已超法定除斥期间，其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反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石颖支付原告王成波股权转让款7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至2019年8月20日；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债务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王成波其他及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石颖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50元，反诉费15340元，共计20890元，原告王成波负担150元，被告石颖负担207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燕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屈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