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5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现红，男，1974年2月1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云南海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安龙，男，196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鹤庆县和源腻子粉厂，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草海镇彭屯村委会彭屯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2932MA6M8H8K2F。经营者：羊丽会，女，197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刚，鹤庆县云鹤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何现红因与被上诉人刘安龙、鹤庆县和源腻子粉厂（以下简称“腻子粉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1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8日会见了上诉人何现红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李斌、被上诉人刘安龙及其与被上诉人腻子粉厂共同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刚，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现红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1476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支持何现红的一审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安龙、腻子粉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判。一审法院错误地将何现红在2019年2月、3月分两次以不同的价格卖给刘安龙机器的事实认定为何现红一次卖给刘安龙11台机器，机器货款为65000元。2019年2月，何现红卖给刘安龙、机器6台，双方口头约定每台机器价款为7000元，由何现红负责安装。之后，何现红安排工人到刘安龙经营的腻子粉厂进行安装，刘安龙支付了42000元货款。3月，刘安龙再次向何现红购买机器5台，双方口头约定每台机器价格为5000元，由何现红负责安装。双方商定后，何现红安排工人到腻子粉厂安装机器，刘安龙、腻子粉厂应向何现红支付该次货款25000元。刘安龙、腻子粉厂表示资金困难，请求暂缓付款。证人左某证实，刘安龙、腻子粉厂辩称的每台机器价格4000元尚不够生产机器的成本，证明了何现红是不可能以4000元的价格卖给刘安龙、腻子粉厂机器的。综上，何现红按照约定向刘安龙出售并负责安装机器，刘安龙却未按照约定支付第二次货款25000元，构成违约，严重地侵犯了何现红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判，请求二审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安龙、腻子粉厂辩称，何现红实际向刘安龙出售的机器总计11台，价格为每台4000元，总价为44000元，刘安龙已经支付了42000元，尚欠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何现红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现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刘安龙、腻子粉厂向何现红支付货款2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安龙、腻子粉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腻子粉厂登记的经营者为羊丽会，系刘安龙之妻，夫妻二人共同经营该腻子粉厂。2019年初，何现红与刘安龙口头协商买卖玻璃纤维机器事项，之后，何现红向刘安龙、腻子粉厂出售了11台机器，并负责到腻子粉厂中安装机器，刘安龙、腻子粉厂向何现红支付了42000元的货款。之后，何现红曾通过电话向刘安龙、腻子粉厂催要货款，曾到腻子粉厂催要货款时用车堵住厂区大门引发纠纷。何现红认为刘安龙、腻子粉厂尚欠货款25000元未付清，构成违约，侵犯了其权利，现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裁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何现红与刘安龙达成买卖玻璃纤维机器的口头协议，双方应当依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但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货款约定陈述不一致，何现红认为实际11台机器全部货款应为65000元，刘安龙、腻子粉厂支付了42000元，尚欠25000元；刘安龙、腻子粉厂则认为11台机器实际货款为44000元，已支付了42000元，尚欠2000元。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由于何现红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尚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何现红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刘安龙、腻子粉厂辩称因何现红的行为导致其经济损失，应由何现红承担赔偿责任，何现红不予认可，刘安龙、腻子粉厂亦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辩驳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应驳回何现红的诉讼请求。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现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6元，减半收取计213元，由原告何现红承担。二审中，何现红提供了其与羊丽会于2019年6月3日的通话录音（附整理的纸质文本），以证明：何现红打电话给羊丽会催要尚欠的25000元货款时，羊丽会对欠两万多货款未付的事实认可，故刘安龙、腻子粉厂尚欠何现红25000元货款的事实存在。经质证，刘安龙和腻子粉厂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另，虽然羊丽会与刘安龙共同经营腻子粉厂，但对外接洽及付款的事宜一直都是刘安龙办理，羊丽会根本不知晓货款的支付情况。故对该证据不认可。经本院审查该电话录音的内容，认为该录音中，羊丽会只陈述到其会将何现红的意思传达给刘安龙，刘安龙与何现红之间的货款应由其二人处理。因该录音资料无法达到何现红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作为证据采信。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何现红提出两点异议：1、一审认定何现红一次出售给刘安龙11台机器错误。因为实际上该11台机器是分两次出售，2019年2月份出售了6台，价款是每台7000元；2019年3月份出售了5台，价款是每台5000元。2、一审认定“被告向原告支付了42000元的货款”过于笼统，因为刘安龙支付的42000元货款，实际只是第一次购买机器的货款。本院认为，何现红对其主张的事实，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其关于一审认定事实的异议不能成立。刘安龙和腻子粉厂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二审中，何现红与刘安龙均向本院陈述，双方之间买卖的机器为二手机器，对双方认可的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因在庭前核实刘安龙身份时，刘安龙陈述其身份证丢失后一直未去办理，无法提交身份证，本院责令其在庭后提交结婚证、户口册或者驾驶证来证明其身份信息，刘安龙陈述因其涉嫌酒驾，驾驶证已经被吊销，无法提供；户口册在昭通老家，短期内也无法提交；至于结婚证，因为其与羊丽会并未登记结婚，故也无法提交。刘安龙陈述其与羊丽会于2002年开始同居至今，故其二人并不是夫妻关系，对一审认定其二人是夫妻关系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一审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案中，何现红和刘安龙对双方之间存在11台二手机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异议。双方在买卖关系终止后，对货款的结算发生争议，何现红上诉称刘安龙、腻子粉厂尚欠其货款25000元，对此，何现红除自己的陈述外，并未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刘安龙则认为其尚欠的货款只有2000元，针对刘安龙的抗辩主张，何现红亦提供不出证据予以反驳，为此，何现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理应不予支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本案中，刘安龙在一、二审中均认可其尚欠何现红2000元货款，对此，何现红不需要举证证明。而腻子粉厂在二审中对刘安龙自认尚欠的2000元货款，明确表示与刘安龙共同归还。故刘安龙、腻子粉厂应共同归还尚欠何现红的2000元货款。一审法院驳回何现红的全部诉讼请求处理不当。本院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对此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何现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1476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刘安龙、鹤庆县和源腻子粉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上诉人何现红支付货款2000元；三、驳回上诉人何现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3元，由何现红负担200元，由刘安龙、鹤庆县和源腻子粉厂负担1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6元，由何现红负担400元，由刘安龙、鹤庆县和源腻子粉厂负担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丹审判员  马克辉审判员  苏春平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颖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