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5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某，男，汉族，1967年10月5日出生，住高邮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万仁，扬州市邗江区司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某1，男，汉族，1956年6月23日出生，住扬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杭某2，女，汉族，1984年4月10日出生，住扬州市邗江区。系杭某1女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江苏琼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某某因与被上诉人杭某1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3民初5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某某上诉请求：撤销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3民初591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不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愿表示，股权转让价格显失公平是错误的。2018年12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其他3名案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将其持有的唐城公司0.8%的股份转让给上诉人，同时约定双方均有责任和义务向公司履行转让股权的申请义务或办理变更手续时的其他义务。协议的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虽然双方股权的转让其中掺杂着为了向唐城公司主张股东权利被上诉人需支付的律师费和上诉人的跑腿费的因素，但有这一因素就认定股权转让行为不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任何道理，被上诉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到委托上诉人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都是被上诉人的自愿行为，也是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一审判决就此事实的认定牵强附会，违背了股权转让实际存在的基本事实，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双方股权转让的对价显失公平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与其他案外人向唐城公司提出每股450万元的价格对本案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一是唐城公司并没有认可此价格，二是唐城公司现行股价价值多少并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另在2019年3月唐城公司的股东尹某1将其持有的9.35%的股份转让给尹某2，转让的价格是16万元，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股权转让的价格是相适应的。被上诉人转让股权的价格除上诉人需要支付的股权对价，另外还包含被上诉人向唐城公司主张股东权利需要花费的律师费、跑腿费等费用。况且上诉人与唐城公司的其他股东己经就股东权益通过向邗江法院起诉主张权利，这其中也包含被上诉人的权益。二、一审判决基于并不成立的事实认定双方股权转让的行为符合“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情形，从而得出被上诉人有权基于此事实而行使撤销权的结论，也是错误的，如果按此衡量标准，任何民事法律行为都有可能被认定为此类情形，从而所谓的“受害方”就去行使撤销权，哪还有什么交易安全、还有什么诚实信用可讲。杭某1答辩称：1、被上诉人杭某1没有将股权转让给陈某某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并非被上诉人真实意思。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实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共同向唐城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待主张成功拿到钱以后按一定比例支付律师费和跑腿费而不是转让股权；其次，2019年3月16日唐城公司召开股东会在股东会的签到表上，上诉人确认其股权比例为0.45%，当日股东会修订的章程显示上诉人股权比例为0.45%，被上诉人为4.5%。一审中上诉人当庭陈述双方合意如果拿到钱大家就同意以股权转让形式给律师费，上述三点与股权转让的意思不相一致，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案涉协议不具备意思表示真实这一要件，杭某1没有将股权转让给上诉人的意思表示。2、被上诉人基于重大误解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误以为签订的是拿到公司的股权清算款项后出资律师费和跑腿费的协议。3、案涉协议中约定的转让对价显失公平。一审中尽管被上诉人未取得唐城公司2018年年底的股权价格，但在2019年5月5日陈某某等5名股东向唐城公司明确提出要求公司按照每股450万元的回购其股权，尽管450万元的价格未被证实其合理性，但可反映出上诉人在签订案涉协议时的恶意十分明显，被上诉人的利益因为这份协议的签订可能面临重大损失，即使按照被上诉人当初投入股本的价格也是该协议约定对价的5倍。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其他股东之间的转让对价，对本案没有参考性。在上诉中被上诉人向唐城公司调查证实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为5492540.22元，据此计算出0.8%的价格应当是43940.32元，远超出案涉协议所约定的对价，充分说明该协议约定的对价显失公平。上诉状所称的邗江区人民法院6425号案件与被上诉人无关，即使上诉人为此案支付了律师费也不属于为被上诉人的利益而支出，该案件与本案案涉协议是否具有可撤销情形之间不具有关联性。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杭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杭某1与陈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陈某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8日晚，陈某某及杭某1等几位股东针对各股东向扬州市唐城安全玻璃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城公司）主张权利是否要请人以及如何付费等事宜进行了开会协商。2018年12月，杭某1（转让方）与案外人陆某（转让方）、徐长军（转让方）、徐某某（转让方）及陈某某（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确认了合同当事人唐城公司的股东身份及占股比例，并约定：1、转让方杭某1自愿从所占股份中转出0.8%、转让方陆某自愿从所占股份中0.5%、转让方徐长军自愿从所占股份中0.18%、转让方徐某某自愿从所占股份中0.15%的股份给受让方。转让成功后，转让方杭某1所占股份变为3.7%、转让方陆某所占股份变为2.88%、转让方徐长军所占股份变为3.2%、转让方徐某某所占股份变为2.1%，受让方陈某某所占股份变为2.08%。2、各方同意转让的股价分别为捌仟元、伍仟元、壹仟捌佰元和壹仟伍佰元，由受让方一次性现金支付给转让方（本协议签字时当场交付）。3、双方均有责任和义务向公司履行转让股权的申请义务或办理变更手续时其他义务。4、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任一方不得反悔或拖延履行。如任一方违约，应向对方按股权转让可实现价值的双倍，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5、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8000元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2019年1月24日，杭某1签订委托书一份，委托陈某某办理股权转让及股权证等事宜。2019年3月16日，唐城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签到表载明的股东表决权比例未依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变更，股东会未涉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股权转让事宜。唐城公司经2019年3月16日股东会修订的章程显示，杭某1于2004年6月29日实缴出资223600元，出资/股权比例4.5%。2019年5月5日，包括陈某某在内的五名股东向唐城公司董事会致函一份，内容如下：公司于2019年5月5日给我们5位股东的回复函已收到。现要求：1.公司已原则同意回购我们五位股东的股权，我们要求公司按每股（公司股份的1%）作价450万元予以回购……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具有法定可撤销情形。其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因杭某1、陈某某等股东因准备向唐城公司主张股东权益及拆迁款而需要支付相应律师费等费用而起，《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与杭某1相关的核心内容为杭某1以1万元/股的价格向陈某某转让一定比例的股权，该内容与此前各股东开会协商时杭某1“你说在能拿到一千万，我丢两百万出来”、“你把一千万打到我账上了，我把两百万，拿不到这个我们再朝下”的陈述、陈某某“我跟他（律师）讲的，钱和股份都是一回事，要是打出来了，一千块提千分之五还是怎么说，一千个点出来了还是千分之十”的陈述以及陈某某“如果拿到钱大家就同意以股权转让的形式给律师费”的当庭陈述等内容并不相一致，而陈某某“因为我需要支付律师费，所以大家商量把股份先转给我”的当庭陈述与其在股东开会时针对是否要先行支付律师费的陈述亦存在相互矛盾之处。结合杭某1提供的其他证据及双方的当庭陈述，应当认为杭某1并不具有将其所持唐城公司0.8%的股权出卖给陈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杭某1在不具有股权转让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股权转让”的性质及转让价款等内容产生了认知错误，并基于该错误认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委托书，有权基于重大误解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但综合其本人陈述，因其未于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主张权利，其基于重大误解的撤销权已归于消灭；其三，陈某某等股东于2019年5月要求唐城公司回购股份时主张的价格为450万/股，据其所述，该价格是根据唐城公司土地、厂房、设备等估算而得。而其与杭某1于2018年12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价格仅为1万元/股，其在杭某1具有“依赖陈某某帮助向唐城公司主张股东权益及拆迁款”的迫切需要、且杭某1不具有向其出卖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以明显低于市价的价格受让杭某1的股份，并在相应股东权益主张事宜并未实质推进、相应律师费等费用并未实际支出的情况下另案向人民法院诉请杭某1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符合“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情形，杭某1作为受损害方有权基于此请求人民法院对相应民事法律行为予以撤销。综上，杭某1请求撤销其与陈某某的案涉股权转让行为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撤销杭某1与陈某某于2018年12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所涉杭某1与陈某某的股权转让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陈某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某某提供了邗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3民初642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其已向唐城公司主张股东权益，原审判决认定相应股东权益事宜未推进是不成立的。经质证，杭某1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判决书尚未生效，即使生效该判决书所调整的权利义务也不包括本案被上诉人。杭某1提供唐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唐城公司账面显示所有者权益为5492540.22元，根据该数字计算得出0.8%该公司的股权在上述时点的价值为43940.32元，远高于案涉协议上所约定的对价。经质证，陈某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应提供唐城公司的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和原始账册佐证，而且即使是事实，对应的股权价格四万多元与股权转让对价并未明显失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本院认为：本案中，杭某1是以2018年12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为由申请法院予以撤销，鉴于《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和一百五十一条就此两种情形作出了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不同的规定，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之法律适用规则，本案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前述两条规定予以审理。至于《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系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一般规定，并非判断涉案合同应否撤销的请求权基础。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情形而言，杭某1一审期间提供的录音虽然主要涉及杭某1、陈某某等股东商谈请律师向唐城公司主张股东权益以及如何支付律师费等，但也提及了股权转让问题，且当时杭某1的女儿杭某2亦参与了商谈，其女儿还表示“我们也打过官司的”，因此杭某1对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这次商谈的内容应该能够理解。其后在签订案涉协议书时，《股权转让协议书》无论名称还是内容都十分明确是关于股权转让的事宜，杭某1系唐城公司股东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应当清楚并能够判断所签协议书的内容以及签字的后果，况且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事隔一段时间后，杭某1又于2019年1月24日向陈某某出具“办理股权转让及股权证等事宜”的委托书，进一步印证其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并不存在“误解”。至于杭某1提出当时陈某某等人告知其签《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假的、只是出个手续等说法，并无相关证据能够佐证。而2019年3月16日股东会签到表以及修订的唐城公司章程中杭某1、陈某某等人的持股比例未变更是因《股权转让协议书》尚未实际履行，并不能以此反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意思表示不真实；另外，杭某1向工商局申请暂停办理股权转让的原因并不清楚，不能排除当事人事后产生分歧以及反悔等因素，故也不足以证明签约当时杭某1对“股权转让”的性质及转让价款等内容产生了认知错误。因此，杭某1主张其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基于重大误解，证据并不充分。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构成显失公平情形而言，首先，在行为原因上，杭某1签约的动机仅是为了从唐城公司获取巨额股东收益和拆迁款，这并不构成民法上的“危困状态”；同时，作为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部分股权给本公司其他股东不属于商业上难以判断的交易行为，因此杭某1也并不构成“缺乏判断能力”。其次，在行为结果上，如前所述，杭某1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基于重大误解，则《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股权转让价格应是双方当事人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协商一致的结果。股权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其交易价格的确定不仅要考虑公司实物资产净值，还要考虑公司经营状况、行业前景、交易双方目的等多种因素，且呈动态变化状态，故主要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协商一致。陈某某等股东于2019年5月要求唐城公司回购股份时主张的价格，仅系单方要价，没有参考价值；二审中唐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账面显示所有者权益为5492540.22元，与股权交易价格的确定也无必然联系。至于相应股东权益主张事宜有无实质推进、相应律师费等费用是否实际支出，应当认定为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前提条件，作为判断《股权转让协议书》应否履行的因素，而不应作为判断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公平的依据。据此，杭某1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显失公平的主张也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陈某某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3民初59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杭某1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杭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毅审判员 苏岐华审判员 韩 凯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