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21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林，男，1987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琴，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国际金融中心西二塔。负责人：杨谷，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炜，男，该分行员工。上诉人李林因与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9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林上诉请求：1、撤销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903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招商银行贵阳分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招商银行贵阳分行于2018年9月27日收取李林支付的515200.57元的性质，是违约金还是赔偿金？是否违法？李林认为，根据支付凭证、离职手续办理清单所载的内容，可以看出李林在办理离职手续时，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按照离职手续清单的内容为李林办理，但在工会栏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收取的是违约金，从办理时间上看，李林必须支付违约金，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才签字审批同意办理出具离职证明，很明显具有强迫性。虽然招商银行贵阳分行称收取的该违约金就是双方签字的《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中第七条所指的赔偿金，但是，该协议中名为赔偿金，但实质为违约金性质，因此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才会在工会栏作出系违约金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收取李林的515200.57元系违约金，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收取员工违约金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即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二十五条规定，但本案均不涉及招商银行为李林提供培训或规定竞业限制问题，所以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收取该违约金违法。二、假设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收取的515200.57元系赔偿金性质，那么《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中约定的服务期以及赔偿金是否合法和合理的问题。首先，根据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服务期的法律规定，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涉及，且该法律条文已经明确只有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了专项培训费用的情形下，才可约定服务期。反之，其他情形均不得约定服务期。如果滥用该服务期的约定，将会剥夺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而本案，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并非是给李林提供专项培训，而是提供团购房的名额，退一步讲该团购房也是属于一种福利的话，也不能以此理由约定服务期。其次，李林于2011年进入招商银行贵阳分行，离职时已为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服务7年之久，且支付涉案购房预付款170400元的时间是在2014年3月18日，而2014年涉案房屋周边的市场价也就4千元左右，说明当时预购时的价格与市场价基本持平，不存在享受多大的福利。在《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第六条、第七条约定服务期从李林与房开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日起计算，市场价也是参考的是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当年的价格约定，上述内容明显有失公平、合理性，既然李林已在2014年支付了预付款，显然购买的是期房，价格当然应该按照2014年的价格购买，因此，上述约定显然属于霸王、格式条款。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说明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是法定的，而非约定。本案的劳动者李林并未违反劳动合同法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而是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以书面形式提前30日通知，再有也未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对此问题招商银行贵阳分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为此受到损失，因此，不管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收取的是赔偿金还是违约金，均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属于无效协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招商银行贵阳分行辩称，1、本案双方约定支付的违约金并不是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专项违约金，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协议购买福利房的赔偿金；2、针对涉案协议的合法性问题，该协议是当事人自愿签订的，协议内容是为了鼓励劳动者不擅自、随意离职，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招商银行贵阳分行退还违法收取李林的违约金515200.57元；2、本案诉讼费由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林于2011年12月16日进入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处工作。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在贵阳市观山湖区贵阳国际金融中心购买了总部大楼，并与中天城投集团签订了《商品房定购合同》，由中天城投集团为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提供一定数量的配套住宅，并约定配套住宅均价为3550元/平方米（以建筑面积计算）。基于此，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向其员工出台了购买上述配套住宅的福利政策，按照该政策具有购买资格的员工，如果选择购买上述住宅需与招商银行贵阳分行签订《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如果选择不购买则购房资格顺延给排在后面的员工。李林具有购房资格并选择了购买该房屋，李林（乙方）与招商银行贵阳分行（甲方）签订了《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该协议载明：“三、鉴于甲方在购买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贵阳国际金融中心的总部大楼时，贵阳国际金融中心开发商提供配套员工住宅。依据甲方的员工福利政策，乙方具有购买福利房一套的资格。四、本协议所指员工福利房（以下简称福利房）房屋总价为人民币588129元（单价为：￥3550/㎡）。福利房的价格低于商品房市场均价，为甲方给予乙方的员工福利。五、乙方自愿使用此购买员工福利房的资格，因此贵阳国际金融中心开发商同意与购房者李林签订编号金融A7-0070的购房合同，房屋的面积、位置等基本信息以购房合同为准。此福利房提供是为了给予甲方员工福利，购房者为乙方或者乙方的近亲属。六、乙方使用此购买员工福利房资格，乙方或乙方的近亲属与贵阳国际金融中心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且合同成立；所以乙方自愿同意承担在甲方工作服务期限满五年的义务，工作服务期的起算时间同本协议第五条中购房合同的签订时间。七、若乙方不能满足本协议第六条中其应承担的工作服务期限的约定，出现本条以下情况，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赔偿金：1、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而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九、甲乙双方认定本协议第七条、第八条所指的赔偿金计算公式如下：赔偿金=（市场房屋单价-购房单价）×购房面积×（1-员工已完成的工作服务期/五年）本条赔偿金计算公式中所指购房单价为叁仟伍佰五十元（￥3550/㎡），市场房屋单价为柒仟贰佰元（￥7200/㎡），购房面积以本协议第五条中的编号为金融A7-0070购房合同中房屋面积165.67为准；员工已完成的工作服务期，是指乙方自本协议中第五条的购房合同签订之日起，已经在甲方完成的工作服务期限。十、乙方对本协议第九条所述的赔偿金计算公式中员工福利房的市场房屋单价予以认可。……”2017年1月6日，李林与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金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建筑面积为165.67平方米，房屋总价为588129元。2017年11月，李林因个人原因向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提出离职，并因其未完成上述协议约定的福利条件而于2018年9月27日向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支付了515200.57元赔偿金。2017年11月1日，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向李林出具离职证明。2019年6月6日，李林向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筑劳人仲裁终字[2019]第180号裁决书。李林对该裁决书不服诉来一审法院，提出如前诉请。庭审中，李林认为其支付给招商银行贵阳分行的款项系违约金，且不认可福利房的存在。本案与（2019）黔0103民初9035号田敏诉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两案合并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法作为规范用人单位行为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其调整的是双方之间强势或弱势的社会关系，其通过倾斜立法的方式赋予弱势雇员一定的利益、适度限制雇主的权利，目的是促使劳动关系实现相对平等。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问题的实质是双方签订的《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的合法性认定问题及李林在离职时向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支付的515200.57元的性质认定问题。经一审法院审委会讨论认为，针对《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的合法性问题，从形式上看，该协议系李林本人自愿签署，李林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理应清楚签署该协议所获得的权利和可能承担的责任，故形式上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从内容上看，该协议系用人单位以自身购买办公大楼所获得的利益即低于市场价格的商品房购房资格作为特殊福利用以正向鼓励劳动者不随意离职，同时明确了劳动者在获取该特殊福利后未尽到相应义务即未完成约定工作服务期所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上述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及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除用人单位提供专项培训设定服务期的、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等情形并不相符，故内容上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该协议并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且协议书也不违反我国其他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中，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在向李林提供特殊福利时并未利用其强势地位胁迫李林签署《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李林具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招商银行贵阳分行要求李林履行《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中所约定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针对李林在离职时所支付招商银行贵阳分行的515200.57元的性质认定问题，尽管《离职手续办理清单》中记载为“已支付违约金，办理解约手续”，但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实际上并未要求李林支付除前述赔偿金以外的其他费用，从《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中约定的赔偿金计算方式可知，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在办理李林的离职手续交接过程中所要求李林支付的即是该协议所约定的赔偿金，且该赔偿金实质是福利房实际购房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还要减去劳动者已完成工作服务期限的对应部分，实质上也并未加重劳动者的责任。同时，李林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支付的款项系招商银行贵阳分行针对其他问题收取的违约金。故对李林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李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二审中，李林向本院提交了购房首付款的收据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李林购买房屋的时间为2014年3月18日，其所购房屋的价值应当参照购买时的市场价格。经质证，招商银行贵阳分行称该证据一审已经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离职时所支付款项的性质认定问题。本案中，李林在约定的工作服务期未满即申请离职时向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支付了515200.57元，诉讼双方对于该支付款项的性质存有争议。虽然在李林的《离职手续办理清单》中对此记载为“已支付违约金，办理解约手续”，但该支付款项的履行依据来源于双方签订的《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中有关服务期未满即因个人原因离职应支付赔偿金的约定，除此外，诉讼双方未再另行约定有关违约金的支付问题，而双方在《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中所约定支付的赔偿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所称的“违约金”的性质不同，故李林所称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向其违法收取515200.57元违约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约定的服务期及赔偿金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本案中，李林以其招商银行贵阳分行的员工资格参与购买了招商银行贵阳分行的员工福利房，并自愿与招商银行贵阳分行签订了规定有工作服务期内容的《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在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后，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但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内容，并不能必然得出李林上诉所称“反之，其他情形均不得约定服务期”的结论。另外，李林支付涉案购房预付款170400元的时间虽为2014年3月18日，但是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签订《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所获得的权利和可能承担的责任，而在《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中已明确约定购买员工福利房的劳动者工作服务期的起算时间同其购房合同的签订时间，且载明签订该协议的双方均认可该员工福利房的市场房屋单价为每平方米7200元，并对赔偿金的计算公式进行了明确约定，即赔偿金系员工福利房市场价的总价与实际购房总价的差额，还要减去劳动者已完成工作服务期限的对应部分，该赔偿金的约定实质上并未加重劳动者的责任，故综合以上情况，李林在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招商银行贵阳分行胁迫其签订《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的情形下，主张《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所约定的服务期及赔偿金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因涉案的《员工购买福利房事项协议（高层用）》系李林在以其招商银行贵阳分工的员工资格购买员工福利房后，自愿与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所签订，而该协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判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在李林申请离职时工作服务期未达协议约定期限的情形下，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有权要求李林履行协议所约定的赔偿责任，并对李林要求招商银行贵阳分行退还已收取515200.57元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汤 萍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一多书记员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