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08民终28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永济市国有林场，住所地永济市涑水西街159号。 法定代表人：王峰，该林场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民，山西庆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兴福,男,1955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永济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芳,女,195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永济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彩云，女，1964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格创（系三原告弟弟），男，196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永济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格创，男，196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永济市。 上诉人永济市国有林场与被上诉人刘兴福、刘云芳、刘彩云、刘格创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民初151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永济市国有林场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之父为上诉人垫付40988.36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会议纪要”，疑点重重。首先，该会议纪要写在一张信纸上，不符合上诉人单位的实际情况。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即开始找寻相关会议记录材料，由于年代久远，上诉人花费了较长时间，找寻到1993年到1995年期间全部的会议记录材料，未发现有被上主持人提供的会议纪要，该时期上诉人单位会议纪要全部由杨艳玉一人书写，一人记录，并且记录有专门的记录本，据杨艳玉回忆从来没有用信纸记录会议纪要的情况发生。其次，该会议记录上面的参会人员和记录人员无一人为当时上诉人单位的领导。被上诉人提供的会议记录显示，会议参会人员是闫五一、薛永善、景文生；记录人员是杨艳玉、景文生、刘志敏。该六人无一人是当时上诉人单位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被上诉人提供的该份会议纪要存疑。最后，经上诉人单位与会议纪要上的人逐一核实，闫五一、薛永善、景文生明确表示没有参加过类似会议，而且根据三人回忆，这样的会议纪要，也不符合当时上诉人单位的工作习惯（上诉人会议纪要必须有上诉人单位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参加或主持）。记录人员杨艳玉明确表示该会议纪要不是自己书写，以上四人均否认书写过该会议纪要，该份会议纪要上的文字与以上四人书写习惯不相同。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该份会议纪要系伪造，申请对该份会议纪要进行笔迹鉴定，鉴定该份会议纪要形成时间，该份会议纪要记录人员身份。2、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单位与四位被上诉人之父签订的承包合同性质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该承包合同为岗位目标任务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表明，四被上诉人之父1986年到1992年承包上诉人黄河滩各项生产任务，上诉人支付相应经费，四被上诉人之父独立自主完成相关工作任务，不存在上诉人应报销四被上诉人之父相关费用的情况。被上诉人之父对黄河滩的相关费用支出均由其个人在上诉人支付的经费内自行支配，不存在应由上诉人报销的情形，四位上诉人发现的票据，如果是真实的，也应该在当时被上诉人之父承包经营的黄河滩经费里报销，不存在由被上诉人二次报销的情形。3、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认定：“四原告只是本案债权的权利承受人，其父作为权利人，并不知道何时主张权利”，明显与事实不符。四原先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及庭审笔录里明显写到：四原告之父托付第四原告多次找当时的被告的领导要求报销，但当时的领导均因经济困难，急需的支出比较多为由未能报销，并说其父一贯高风，容被告单位经济好转后再报销。第四原告将情况告知其父亲，父亲念及被告单位确实经济困难，急需的支出确实多，说新领导不容易，我的垫付还可以垫的起，就按领导的意见，待经济好转再报销。原告陈述的如此明显，一审法院依据什么能认定原告之父不知道何时主张权利？同时，假如第四原告真的当时多次找领导要求报销，要求报销势必要带相关财务单据，其怎么可能没有见过原始单据，而是在起诉前偶尔发现。原告及其之父早知道权利被侵犯，却迟迟未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远超当时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甚至远超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4、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林场经济好转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根据一审原告的陈述，认定上诉人单位自2012年由永济市财政部门发放经费及工资，据此认定上诉人单位自2012年经济好转，纯属于无理由的猜测。上诉人单位2012年前属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经济状况一直很好，一审四原告之父1992年从黄河滩丰产林队回到上诉人单位，就是筹办木材加工企业，并担任该筹办处负责人，该木材企业在1992年即投资近千万元，全部由上诉人单位自筹资金，上诉人单位在当时根本不存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多次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该二十年为最长诉讼时效，本条规定，自权利受到损害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根据上述规定，如果权利人在损害事实发生后很长时间才知道，导致诉讼时效起算很晚，这使财产利益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的状况，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所以，本条规定了不论权利人什么时候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再予以保护。三、一审法院支持原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没有法律依据。四、被上诉人之父垫付款项数额不符合当时经济情况。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刘兴福、刘云芳、刘彩云、刘格创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所依据的《会议纪要》，上诉人在原审时是认可的，现在上诉人又提出反悔，又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故该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该《会议纪要》是答辩人之父的遗物，上面盖有上诉人单位的原公章，并列有上诉人单位的相关人员的姓名，从直观上观察，这就是一份债权凭证。对于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上诉人在一审时也是认可的。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二、上诉人在上述《会议纪要》明确承诺，本案所涉的债务，由上诉人在“经济状况好转时予以支付”，答辩人之父接受了该《会议纪要》并谨慎保存至今。这足以说明，“经济状况好转时予以支付”是双方的约定，该约定的实质是，在上诉人经济好转时负有履行上述债务的义务。这一约定，内容明确具体，是典型的附条件生效的合同约定。根据约定，上诉人经济好转时，才负有支付义务，诉讼时效才开始起算，只有在上诉人经济好转时不履行支付义务，权利的权利才受到侵害。原审判决以上述约定为依据，认定本案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充分确实，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无理无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兴福、刘云芳、刘彩云、刘格创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判令被告向四原告支付四原告父亲刘志敏先生代被告下属的黄河滩七里渡丰产林队支付的各种款项计40988.36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自1993年1月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四原告之父刘志敏于1986年到1992年期间担任被告下属的黄河滩七里渡丰产林队的负责人，从1990年至1992年，四原告父亲为丰产林队垫付各项支出共计40988.36元，因被告及其下属的丰产林队长期经济困难，未能报销。第四原告是被告的下属职工，四原告父亲托付第四原告刘格创多次找当时的被告的领导要求报销，但当时的领导均因经济困难，急需的支出较多为由未能报销，并说其父亲一贯高风，容被告单位经济好转后再报销。第四原告将该情况告知其父亲，父亲念及被告单位确实经济困难，急需的支出确实多，说新领导不容易，我的垫付还可以垫的起，就按领导的意见，待经济好转再报销。2011年四原告父亲去世后，第四原告一直未能找到上述单据。近期，第四原告偶然发现了上述支持单据，也知道被告单位经济已经好转，故各原告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四原告父亲刘志敏自1986年至1992年期间担任被告下属单位的黄河滩七里渡丰产林队队长。被告单位原为自收自支单位，自2012年起由永济市财政负担工资及经费。1990年元月十日，永济县国营林场（被告永济市国有林场）与丰产林队（乙方）签订了丰产林队更新、采伐、造林、管护育苗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单位同意将一九九〇年度黄河滩更新、采伐林营造、管护、育苗、技术科研任务承包给乙方，并支付相应的经费。1991年1月15日，永济县国营林场（被告永济市国有林场）与丰产林队专业队（乙方）签订了丰产林队造林、管护、育苗承包合同，约定“一、甲方同意将九一年度黄河滩丰产林营造、管护、育苗、技术科研任务承包给乙方，并支付相应的经费。二、甲方提供生产用柴油机、化肥、种苗、农药、专用工具等，并予以技术指导。乙方必须保证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和技术规程施工作业：1、造林2、管护、3、育苗。三、乙方必须及时向甲方汇报生产进度和质量情况，并实事求是地做好工程预验工作……。四、重视丰产林的管护工作……。五、乙方在完成指令性任务的前提下，可以从事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等付业生产，收入归乙方。动用森林资源从事付业生产，必须写出书面报告，经甲方审批同意后方可施工。六、甲方委托乙方负责林地间种土地的对外承包和管理工作，承包款如数及时上交甲方，甲方按总额给乙方2%的代管费。七、甲方将黄河滩固定资产和专用工具（见附表）交乙方使用保管，乙方要保本保值，丢失损坏照价赔偿。八、甲方给乙方编制固定工15人，长期临时工59人，共计74人（其中管理人员5人），每人每年承担10个义务工（年终全场平衡），以解决场开会、上级派义务劳动等误工问题。九、乙方自行制定的经营管理、劳动工资分配方案，须报甲方批准后执行。十、鉴于自然条件对林业生产有意想不到的影响，故对丰产林化肥、浇水用柴机油实花实销。十一、乙方圆满完成甲方下达的指令性任务，甲方发还承包人风险押金、并奖励承包人400元，否则扣罚风险押金，扣回未完成部分的投资，并罚承包人未完成部分投资额的1%。丰产林生产量指标超减5%以内不奖不罚。5%以外每增减1%，亩奖罚0.2和0.1元。十二、若情况发生变化，甲方有权对乙方的生产、收支计划及人员做适当调整。” 四原告父亲在担任丰产林队队长期间，为丰产林队垫付了住宿费、电视、电表等79项支出，因当时被告单位经济情况困难，四原告父亲先行垫付了该费用。为此，被告单位于1994年9月18日开会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载明“关于刘志敏1992年及以前黄河滩丰产林队生产经营垫资之事。由于当时为省重点科研项目，林场资金困难，为了不影响正常生产，刘作为队长，为林场经济垫资40988.36人民币（有原始票据）计37页，待林场经济好转后，及时给予报销”。上述费用，被告单位至今未能报销，也未向刘志敏的子女即各原告支付该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父为被告单位垫付的40988.36元，有原告提供的原始票据、被告单位的会议纪要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被告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被告单位的会议纪要明确记载“待林场经济好转后，及时给予报销”，该内容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被告单位从2012年开始由永济市财政部门发放工资及经费，故可认定从2012年开始“林场经济好转”，所附条件生效，到原告2019年5月23日起诉时，并未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四原告只是本案债权的权利承受人，其父作为权利人，并不知道何时主张权利，第四原告是在起诉前偶然发现其父为被告单位垫资款的单据，作为权利承受人，此时才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单位支付其垫资款，也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故对被告的辩称，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时间，应从会议纪要确认债务之日即1994年9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对于被告辩称被告与四原告之父系承包关系。在被告与原告之父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负责林地间种土地的对外承包和管理工作，承包款如数及时上交甲方，甲方按总额给乙方2%的代管费。甲方将黄河滩固定资产和专用工具（见附表）交乙方使用保管，乙方要保本保值，丢失损坏照价赔偿。甲方给乙方编制固定工15人，长期临时工59人，共计74人（其中管理人员5人），每人每年承担10个义务工（年终全场平衡），以解决场开会、上级派义务劳动等误工问题。乙方自行制定的经营管理、劳动工资分配方案，须报甲方批准后执行。鉴于自然条件对林业生产有意想不到的影响，故对丰产林化肥、浇水用柴油机实花实销。乙方圆满完成甲方下达的指令性任务，甲方发还承包人风险押金、并奖励晨报人400元，否则扣罚风险押金，扣回未完成部分的投资，并罚承包人未完成部分投资额的1%。丰产林生产量指标超减5%以内不奖不罚。5%以外每增减1%，亩奖罚0.2和0.1元。若情况发生变化，甲方有权对乙方的生产、收支计划及人员做适当调整。”从以上承包内容可以看出，该承包合同，名为承包，实为被告与下属单位签订的岗位目标任务。故对被告的辩称本院不予支持。 遂判决：被告永济市国有林场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40988.36元及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1994年9月18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 本院经审理查明：四被上诉人据以主张债权的主要凭据是37页的所谓垫资原始票据和加盖“山西省永济市国营林场”印章的一份会议纪要，其债权即是依据该会议纪要确定形成。而该会议纪要形成的时间是1994年9月18日，亦即被上诉人主张的债权于此日形成，被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该债权主张系2019年5月23日。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上诉中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两点事实提出异议：一是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二是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是否已超诉讼时效。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会议纪要是否真实在本案中已非重点，主要应当审查的是原审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最长诉讼时效。事实已查明，原审原告主张的债权在1994年9月18日即已确定，其权利从此日开始已被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最长诉讼时效的起算时点不同于一般时效的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而是从“权利被侵害”时开始起算，不论当事人知道不知道权利被侵害。同时，最长诉讼时效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仅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5条）。而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的债权于1994年9月18日已经形成，至2014年此日时已满二十年，其权利已超过受法律保护的最长时限，而本案原审原告系2019年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早已超过请求法律保护的最长时效，其请求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民初151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刘兴福、刘云芳、刘彩云、刘格创的原审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1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2.8元，共计1255.2元，由被上诉人刘兴福、刘云芳、刘彩云、刘格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玉林 审判员  王晓明 审判员  高军武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