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内29民终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民，男，汉族，1967年11月21日出生，牧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承旭，内蒙古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额济纳旗浩林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王建刚，该社总经理。 上诉人李建民因与被上诉人额济纳旗浩林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浩林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人民法院（2019）内2923民初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建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承旭，被上诉人浩林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建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建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额济纳旗人民法院（2019)内2923民初44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重新审理或发回重审,支持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苗木款416296元的诉讼请求。2.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上诉人认为额济纳旗人民法院(2019)内2923民初44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不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一审法院认定的苗木数量错误。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39份销货清单以证明其主张的供应苗木数量,证明2017年8月-2018年5月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了12543300株苗木。而一审法院却以2017年8月的一份销货清单没有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签字和被上诉人对此不认可为由,将苗木数量认定为12409300株,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苗木数量的认定是错误的,从而导致苗木款计算错误,最终导致判决错误。2.一审法院计算的苗木款错误。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7年6月27日签订的《育苗承包合同书》的约定:苗木出圃时,上诉人保证树苗不低于25-40公分,苗根系不少于20-30厘米,对验收合格的梭梭苗木,被上诉人根据市场价格和苗木长势支付0.07-0.08元/株给上诉人支付育苗款,这就说明:凡是符合树苗不低于25-40公分,苗根系不少于20-30厘米的树苗均应当按0.08元/株计算育苗款,不符合标准的才按0.07元/株计算,而且根据额济纳旗林木种苗管理站于2018年3月17日出具的苗木调查记录表可以得知,被抽查的梭梭苗均符合树苗不低于25-40公分,苗根系不少于20-30厘米的标准。因此,一审法院直接以0.07元/株计算苗木款是不合理的,应当按0.08元/株计算育苗款,即被上诉人应给付上诉人苗木款1003464元(12543300株×0.08元/株),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被上诉人支付了900000元的苗木款,故被上诉人还应支付103464元。3.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18.8亩苗木款的事实认定错误。2018年7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18.8亩苗木,每亩166400株计算,共计312832元(18.8×166400×0.1元/株)。对于这18.8亩苗木的数量和价格均有双方当事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报案材料证明。而且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建刚和包胜的聊天记录中,可以得知王建刚对这18.8亩苗木的使用也是认可的,只是说价格有点高,他要求的价格是在0.07-0.08元之间,并且承认还有一部分没有挖走。2019年7月王建刚的工人再次来挖剩余的苗木,当场就被上诉人抓住并且报了案。当时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向被上诉人的负责人代某某了解情况,代某某就说这个事情还在打官司,所以不算偷盗,这也充分说明被上诉人确实使用了上诉人18.8亩的苗木。但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18.8亩苗木以及数量和单价、被上诉人对此不认可为由,对上诉人主张的18.8亩苗木款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的18.8亩苗木款的事实认定错误,有损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浩林合作社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苗木数量是正确的，法院没认定是因上诉人举证不能，浩林合作社不认可上诉人李建民所确定的苗木数量。2、一审法院认定苗木价款是正确的,根据上诉人李建民与浩林合作社所签订的《育苗合同书》约定“乙方负责按品种、按量、按质、按时出圃树苗,对验收合格的梭梭苗木,甲方根据市场价格和苗木长势支付0.07-0.08元/株给乙方育苗款。”根据该规定本案涉案苗木的单价应由上诉人举证,但上诉人举证不能，按合同约定以及当年的市场价每株为0.03元实际情况,该价格望法庭依职权向相关机构核实，0.07-0.08元的规定是根据苗木长势而定,而上诉人李建民苗木长势并不好，原判以0.07元/株计算，我方认为该价格已经照顾了上诉人李建民。3、上诉人李建民提出的18.8亩苗木的事实根本不成立。该苗木地的使用权属于被上诉人,并且该18.8亩土地中被上诉人已经耕种了牡丹花,上诉人李建民如果将牡丹花清除再育苗属于严重侵权，并给我方造成损失，我方会另行提起诉讼。需要说明的是，在此种情况下，即便上诉人李建民在该18.8亩土地中育苗,育苗的数量是多少,及质量需上诉人李建民举证，上诉人李建民不能举证，所以一审法院根本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况且,上诉人李建民如果育苗是对被上诉人的严重侵权,故该事实根本不能成立。请二审驳回上诉人李建民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李建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给付苗木款916296元并支付利息54977元，合计97127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27日，原告李建民与被告额济纳旗浩林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育苗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由原告（乙方）负责在被告（甲方）建设完善的苗圃地内按甲方的用苗计划安排育苗，乙方负责采运育苗种子、农药肥料等，负责组织工人完成育苗作业以及承担工人各类开销、苗圃水电费及圃内设备设施的维修费。苗木出圃验收按合格苗木数量计付承包费，对验收合格的苗木，甲方根据市场价格和苗木长势按0.07元-0.08元/株的价格给乙方结算育苗款。合同还约定当被告用苗量达到工程所需的60%时，即向原告支付总苗款30%的预付款；待被告的用苗量达到工程完全所需时，再向原告支付总苗款50%的预付款，最后按被告的用苗量总数结算，余款在结算时一次性结付。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原告共向被告提供梭梭苗12409300株。2017年6月27日，案外人杨雪霞向被告浩林合作社出具借款借据一份，载明借款原因为梭梭育苗款预支，借款金额300000元，下方借款人处由杨雪霞签字并捺印。2017年7月5日，案外人杨雪霞向被告浩林合作社出具借款借据一份，载明借款原因为梭梭育苗款预支，借款金额200000元，下方借款人处由杨雪霞签字并捺印。2018年5月5日，被告浩林合作社向案外人杨雪霞账户转账85510元，2018年8月2日，被告浩林合作社向案外人杨雪霞账户转账100000元，2018年8月29日，被告浩林合作社向案外人杨雪霞账户转账250000元，2018年9月20日，被告浩林合作社向案外人杨雪霞账户转账50000元。另查，原告李建民与案外人杨雪霞系夫妻关系。2017年-2018年被告将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均打入杨雪霞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提供梭梭苗，被告应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对原告提供给被告的梭梭苗数量，原告诉称共向被告提供苗木12543300株，其提供了销货清单39份用以证明其主张，但原告提供的时间为2017年8月，编号为4914135号的销货清单，无被告工作人员签字，且被告对此亦不认可，故原告向被告提供的苗木数量为12409300株。对每株的苗木价格，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根据市场价格和苗木长势按0.07元-0.08元/株计算，原告主张按0.08元/株计算，但其未提交相关证据，故对每株的价格应按0.07元/株计算。因此，被告应给付原告苗木款868651元（12409300株×0.07元/株）。对原告诉称2018年7月被告向其购买苗木18.8亩，虽然原告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报案材料等证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向原告购买了18.8亩的苗木以及18.8亩梭梭苗的数量、单价等，且被告对此亦不认可，故对原告主张的18.8亩苗木款312832元不予支持。对被告支付原告的苗木款金额，原告对2018年被告打入案外人杨雪霞账户的400000元表示认可，对2017年给杨雪霞借款500000元不予认可，原告认为该500000元系杨雪霞与被告之间的款项，是被告支付之前的苗木款，与本案双方的苗木合同无关，但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在审理中查明，杨雪霞与原告李建民系夫妻关系，被告将2017年-2018年的苗木款项均打入杨雪霞账户，且杨雪霞向被告浩林合作社出具的借款借据中载明借款原因为梭梭育苗款预支，因此2017年杨雪霞的借款应视为被告预支梭梭苗款。对被告于2018年5月5日向杨雪霞转账85510元，其注明交易用途为起梭梭苗人工费用，该笔款项被告无证据证明为支付原告的苗木款。综上，被告应给付原告苗木款868651元，但现已向原告支付了900000元苗木款，已超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苗木款916296元并支付利息54977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建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13元，由原告李建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语音内容，可以证明2018年被上诉人向其购买18.8亩苗木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对2017年8月-2018年5月期间苗木数量少计算134000株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2017年8月-2018年5月期间苗木以0.08元每株的价格计算苗木款，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被上诉人是否购买上诉人18.8亩苗木，上诉人主张苗木价值312832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2017年8月-2018年5月期间苗木数量的问题。该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苗木时，由提苗人在销货清单上签名确认，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39张销货清单予以证明，其中一张销货清单没有提苗人签名，被上诉人对没有提苗人签字的清单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该销货清单记载的苗木款未予以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该销货清单虽然没有提苗人签字，但是销货清单号码连续应予以认定的理由不能成立，对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7年8月-2018年5月期间苗木价格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6月27日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为“对验收合格的梭梭苗木，甲方（即浩林合作社）根据市场价格和苗木长势支付0.07-0.08元/株给乙方育苗款”，上诉人提出只要合格就应该按照0.08元/株计算与合同约定不符。上诉人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应该按照0.08元/株计算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酌定按0.07元/株计算不违反双方约定。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18.8亩的苗木款的问题。浩林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建刚与案外人包胜的聊天记录中对浩林合作社使用18.8亩树苗的事实明确表示认可，但认为李建民要的价格有点高。同时，上诉人李建民提供的其前妻杨雪霞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建刚的聊天记录以及公安机关笔录，能够相互印证被上诉人浩林合作社2018年使用上诉人18.8亩苗木的事实，故被上诉人应将该18.8亩地的苗木款结算给李建民。关于苗木价格，双方在2017年6月27日签订的协议约定为0.07-0.08元/株，2018年未另行签订合同，双方对此产生异议，本院参照双方原协议价格计算，以0.07元/株确定。关于该18.8亩苗木数量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由其前妻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建刚聊天记录予以证明，上诉人前妻杨雪霞向王建刚索要款项时，提出2018年18.8亩苗木按照每亩地166400株苗木计算，王建刚未表示异议。王建刚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以及二审答辩时，对浩林合作社使用李建民18.8亩的树苗的事实不能清楚陈述，仅表示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数量和价格，被上诉人不能确定使用苗木的数量，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本院对于上诉人依据杨雪霞聊天记录主张18.8亩苗木数量，每亩166400株的事实予以认定，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该18.8亩苗木价款为218982.4元（计算方式：18.8×166400×0.07），扣除已付款后，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欠款187633.4元（868651+218982.4-900000）。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建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李建民主张18.8亩地苗木款处理不当，应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人民法院（2019）内2923民初44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额济纳旗浩林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李建民支付苗木款187633.4元。 三、驳回上诉人李建民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513元，由额济纳旗浩林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4053元，李建民负担94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544元，由额济纳旗浩林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4053元，由李建民负担3491元。 审判长  温美蓉 审判员  张佰济 审判员  王 娟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刘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