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43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牛支行，营业场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三段184号。 负责人：刘潇，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琴，女，198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系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牛支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遥同，男，1988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系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牛支行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畅，女，198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 上诉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牛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金牛支行）与被上诉人刘畅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5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商行金牛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畅向农商行金牛支行归还逾期本金2,497.45元，利息1,795.58元，费用1,212.38元（利息、费用暂计至2019年4月28日，从2019年4月29日起至全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费用按约定计算）；2．判令刘畅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等上诉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所有费用由刘畅负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明确了费用1,212.38元含滞纳金286.04元，违约金926.34元；2．一审对滞纳金的认定错误，《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取消信用卡滞纳金是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上诉人主张的滞纳金系发在2017年1月1日之前，应当得到支持；3．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是自2017年1月1日之后，根据领用合约及章程的违约收取，与滞纳金的收费标准一致，但自2017年1月1日之后协议变更为违约金，一审法院仅支持了2019年4月29日之后的违约金有误，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8日期间的违约金亦应当支持；4．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违约金又计收复利有误，经核算，上诉人并未对违约金再次计收复利。 刘畅未作答辩。 农商行金牛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畅立即清偿所欠信用卡逾期本金2,497.45元、利息1,795.58元，费用1,212.38元（利息、费用暂计算至2019年4月28日，从2019年4月29日起至全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费用按约定计算）；2．刘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公告费等诉讼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24日，刘畅填具《天府贷记卡（个人卡）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及《天府贷记卡（个人卡）领用合约》（以下简称领用合约）向农商行金牛支行申领案涉信用卡。在该套申请表中载有领用合约、收费标准等内容。其中信用卡案涉领用合约所附收费标准约定透支利息日利率0.5‰，并备注持卡人预借现金、消费未全额还款等情况下收取；该收费标准还就滞纳金的收取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持卡人偿还的款项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应还款项时，还款的顺序依次为：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年费、手续费、滞纳金、违约金催收费用等）、利息、预借现金（含转账交易）本金、消费交易本金等；《章程》及本合约修改、收费项目或标准变化、利率调整等，一经本行修改和正式公布（包括但不限于网站公告、营业网点公告、对账单、信函、电话银行、电子邮件、服务热线等方式），即为有效，无须另行通知持卡人，并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如有需要，本行将在公告前报经有关监管部门核准及备案。此后，农商行金牛支行按约向刘畅发放了卡号为62×××07的信用卡，刘畅领取案涉信用卡后多次使用该卡，但未按约履行归还相应本息的义务。截止2019年4月28日，刘畅欠付本金2497.45元、利息1795.58元。 一审另查明，农商行金牛支行于2016年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公布了新的天府贷记卡章程，规定持卡人可选择全额还款或最低额还款方式，持卡人选择全额还款方式还款时，可享受免息还款期优惠，但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含当日）前未全额还款的不享受免息还款期优惠，对还款不足最低还款额的差额部分须按规定向发卡机构支付违约金。最低还款额指持卡人应该偿还的最低金额，包括累计未还消费本金的一定比例、所有利息、超过信用额度的透支金额、取现本金和费用，以及以前月份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总和。持卡人选择最低额还款方式还款时，不享受免息还款期的优惠，对还款不足最低还款额的差额部分须按规定向发卡机构支付违约金。新章程公告规定违约金相关条款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该附件约定“关于信用卡违约金的标准为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次收取，每笔最低10元”。在“银行卡首页-分期付款”的界面中公告了分期付款的各类收费标准。 一审法院认为，信用卡申请表、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签订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全面履行各自相应义务。农商行金牛支行按约将信用卡交付给刘畅使用，刘畅在使用后应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刘畅未按约归还欠款本息的行为构成违约。已查明，截止2019年4月28日，刘畅欠付本金2,497.45元、利息1,795.58元。案涉领用合约对透支本金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透支利息计收标准为日利率0.5‰，对农商行金牛支行要求刘畅支付所欠的本金和按约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农商行金牛支行当庭确认，案涉费用包含有滞纳金和违约金两类。虽案涉领用合约对滞纳金的收取进行了约定，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取消信用卡滞纳金，对于持卡人违约逾期未还款的行为，发卡机构应与持卡人通过协议约定是否收取违约金，以及相关收取方式和标准。发卡机构向持卡人提供超过授信额度用卡服务的，不得收取超限费。发卡机构向持卡人收取的违约金和年费、取现手续费、货币兑换费等服务费用不得计收利息…发卡机构应在信用卡协议中以显著方式提示信用卡利率标准和计结息方式、免息还款期和最低还款额待遇的条件和标准，以及向持卡人收取违约金的详细情形和收取标准等与持卡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项，确保持卡人充分知悉并确认接受”，该通知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故农商行金牛支行主张费用中的滞纳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案涉费用扣除滞纳金后，农商行金牛支行主张的费用即为违约金。现农商行金牛支行确认，案涉费用的计收是以每上一月最低还款额即本金、利息、费用合计为基数按“关于信用卡违约金的标准为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次收取，每笔最低10元”计算。故案涉费用中实际含有对违约金计收取的利息，该利息的计收违反了前述通知关于“发卡机构向持卡人收取的违约金和年费、取现手续费、货币兑换费等服务费用不得计收利息”的相关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现农商行金牛支行无法对其主张中所含有的以滞纳金和违约金为基数计收的利息进行区分，以致该部分诉讼请求中的滞纳金和违约金并不明确，因此，对农商行金牛支行要求刘畅支付截至2019年4月28日费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2019年4月29日之后违约金的计收及标准的问题。虽农商行金牛支行在网站发布违约金的计收及标准，但结合案涉领用合约和章程关于利息、违约金、费用的收取约定，结合案涉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农商行金牛支行关于损失的证明、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违约金约定过高，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将案涉违约金等费用的计收标准调整为自2019年4月2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领用合约和章程计付利息和违约金（违约金不得计收利息）的总额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刘畅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出抗辩，视为其对所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放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农商行金牛支行清偿借款本金2,497.45元及截至2019年4月28日的利息1,795.58元，并以未归还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4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日利率0.5‰计收利息、按每月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计收费用（此处费用即违约金，前述利息、费用计算的总额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且费用不得计收利息）；二、驳回农商行金牛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畅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其官网信用卡页面中信用卡申领处有“章程”一栏，点击打开后显示《成都农商行天府信用卡章程》，该章程载明涉及信用卡违约金相关条款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该官网首页“重要通知”中并无关于章程修改的相关通知。 本院认为，针对农商行金牛支行主张的滞纳金问题。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滞纳金是指行政机关对按期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相对人，课以新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方法，属于行政责任，其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惩罚性的特点。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按期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基于此，中国人民银行于2016年4月15日发布《通知》，其中第三条规定：“取消信用卡滞纳金，对于持卡人违约逾期未还款的行为，发卡机构应与持卡人通过协议约定是否收取违约金，以及相关收取方式和标准。”从行业监管的角度，表明监管部门亦不支持在信用卡中收取滞纳金，而与通知的实施日期无关。农商行金牛支行上诉主张刘畅支付滞纳金，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农商行金牛支行向刘畅收取违约金的问题。违约责任系合同当事人自行约定的范围，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本案中刘畅与农商行金牛支行签订的《领用合约》中并无违约金的约定。农商行金牛支行主张在2017年1月1日，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官网发布的方式启用了新的章程，变更了合同条款，新的章程中约定了违约金条款，故农商行金牛支行有权自2017年1月1日起向刘畅主张违约金。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领用合约》第七条第3项约定：“持卡人同意，《章程》及本合约修改、收费项目或标准变化、利率调整等一经本行修改笔正式公布（包括但不限于网站公告、营业网点公告、对账单、信函、电话银行、电子邮件、服务热线等方式），即为有效，无须另行通知持卡人，并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如有需要本行将在公告前报经有关监管部门核准及备案。”农商行金牛支行可以以网站公告的方式修改章程，公告即生效，但本案中农商行金牛支行并不能举证证明其章程修改公告时间，该章程修改并未在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页的重要通知中发布，仅出现在信用卡申领页面中，章程亦无落款时间。因此，农商行金牛支行主张从2017年1月1日起向刘畅收取违约金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仅有成都市蜀都公证上出具的《公证书》显示在2019年4月29日农商行金牛支行证据保全时，新修订的章程已经在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官网中发布，具体的发布时间不明，故根据现有证据本院仅能认定农商行金牛支行在2019年4月29日以网站公告的方式变更了章程，新增了违约金条款，故农商行金牛支行主张收取2019年4月29日之前的违约金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农商行金牛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农商行金牛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爽 审判员 周寓先 审判员 谢 芳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黄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