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24民初145号原告：陈光永，男，1955年9月28日出生，现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原告：耿要文，男，1959年11月15日出生，现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原告：高春义，男，1962年9月22日出生，现住吉林省敦化市。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勇男，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嘉骏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新水泥路6-9号。法定代表人：刘长琦，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柴青江，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国，吉林敖东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敦化市鸿鑫源经贸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曾更名为敦化市凯瑞经贸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敦化市渤海街繁荣委一组。法定代表人：顾春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江，副经理。原告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因与被告大连嘉骏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嘉骏公司）、第三人敦化市鸿鑫源经贸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敦化鸿鑫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光永及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勇男，被告大连嘉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国、柴青江，第三人敦化鸿鑫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不予追加三原告为被执行人；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大连嘉骏公司要求追加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为被执行人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执行裁定书认定的“2002年12月23日，因涉嫌犯罪，股东刘元江在敦化市公安局接受询问笔录中，认可虚报注册资本580万元，承认自己是通过敦化市工商银行的关系，由银行给他写了一个假的银行转账存款单和出具了假的账户之后向验资部门提出验资申请。”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敦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敦会师字(1999）第137号验资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敦化市鸿鑫源经贸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800000元，并通过该所的审验，截至1999年7月2日止，敦化市鸿鑫源经贸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已收到其股东投入的资本5800000元”，并在验资事项说明书中明确说明了实际出资情况为“刘元江、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投入的5800000元，于1999年7月2日缴存中国工商银行敦化支行开设的账户（账户:×××）”。关于询问笔录中的内容也不是刘元江的真实意思，2005年12月28日由敦化市公安局出具的撤销案件决定书(敦公刑撤字【2005】157号中已明确作出了对刘元江涉嫌虚报注册资金案的撤销决定。上述几份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刘元江、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根据章程规定，足额缴纳了5800000元，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况，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因此，大连嘉骏公司要求将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追加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判令不予追加三原告为被执行人。大连嘉骏公司辩称，第一，以上三名原告没有实际出资是客观事实，人民法院追加为被执行人正确。第二，按照公安卷宗及原告的起诉状所述，在1999年7月2日时向开户行敦化市工商银行有账号为×××，如果真正汇入注册资本，在该工商银行是有档案可查的，如在工商银行档案中查不到原告所说任何都没有意义。第三，本案是执行程序中出现的原告提出执行异议，对执行异议的决定不服，应该是执行复议，不应当提起执行异议诉讼。敦化鸿鑫源公司述称，没有异议，同意原告的意见。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为证明（2011）延中执字第52号执行裁定书中，作为事实依据的询问笔录没有被采纳，最终公安机关认为刘元江不存在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所提供的敦公刑撤字（2005）157号敦化市公安局撤销案件决定书，大连嘉骏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书证仅写明办理的刘元江涉嫌虚报注册资本案，因不构成犯罪撤销案件，至于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是刑事范畴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内容；敦化鸿鑫源公司质证称，无异议。本院认为，大连嘉骏公司、敦化鸿鑫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故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纳。对于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为证明2004年3月22日陈光永把股本金100万元转让给朱晶，耿要文把100万元股本金转让给刘源清，高春义把100万元股本金转让给刘元江，三原告于2004年3月22日已经把股权转让给他人，不是该公司的股东，之后公司所负的债务与三原告无关所提供的2004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股本金转让协议书，大连嘉骏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要证明目的有异议，原股东将股权转让给他人，虽然写明有转让价款，实际上就是为了一个手续，如果真正交易的话，应当出具支付转让款的流水明细，本案实体确认的债务，是在三原告作为股东之时，并不是三原告转让股权后形成的；敦化鸿鑫源公司质证称，无异议。本院认为，大连嘉骏公司、敦化鸿鑫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待证事实无关，不予采信。对于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为证明刘元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的事实向本院申请调取的敦化市公安局卷宗中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大连嘉骏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在没有实际到工商银行存款580万的前提下，为注册开具了所谓的存款580万元的存单，原告客观上没有出资；敦化鸿鑫源公司质证称，无异议。本院认为,大连嘉骏公司、敦化鸿鑫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刘元江不存在虚假注册资本的行为，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纳。对于大连嘉骏公司为证明敦化鸿鑫源公司在注册时，刘元江通过敦化工商银行的高文彬行长，在没有开户和账号的前提下，为注册出具了存款单（账号为×××）所提供的2002年12月23日敦化市公安局对刘元江的讯问笔录，耿要文、陈光永、高春义、敦化鸿鑫源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讯问笔录最终没有被公安机关作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定案依据，所以在本案当中也不能把此份在刑事案件中未被采纳的笔录作为证据认可。本院认为，耿要文、陈光永、高春义及敦化鸿鑫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刘元江虽称该讯问笔录系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作出的，笔录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反驳证据证明，且该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故予以采信。对于大连嘉骏公司为证明原告在公司发起时没有实际出资所提供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敦化市鸿鑫源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货币资金出资清单、投入资本明细表、敦化市敦化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验资事项说明，耿要文、陈光永、高春义、敦化鸿鑫源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证明目的来看，银行提供的出资证明和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已经充分证明刘元江和三原告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的事实。本院认为，耿要文、陈光永、高春义及敦化鸿鑫源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本案待证事实，予以采信。对于敦化鸿鑫源公司庭后提供的1999年8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敦化市支行出具的一份“关于敦化市原友谊公司营业楼出售涉及产权变更免交税费的请示”、2000年4月1日敦化市鸿鑫源经贸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的三份产权证及营业执照，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待证事实无关，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9年7月2日，中国工商银行敦化市支行为刘元江出具日期为1999年7月2日、收款单位全称为“敦化市鸿鑫源有限责任公司”、账号为×××、金额为580万元的转账存款单第三联（收账通知），并在敦化市会计事务所对敦化鸿鑫源公司的银行往来询证上加盖公章。同年7月8日，敦化市会计事务所出具敦会师字（1999）第137号《验资报告》。该报告附件《验资事项说明》载明，敦化鸿鑫源公司申请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80万元，由刘元江、陈光永、高春义、耿要文于1999年7月2日内缴足，刘元江应出资2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8.28%，陈光永、高春义、耿要文各出资100万元，各占注册资本的17.2%。出资币种为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实际出资情况为刘元江、陈光永、高春义、耿要文投入的货币580万元，于1999年7月2日缴存中国工商银行敦化支行开设的账户（账户：×××）。1999年10月18日，敦化鸿鑫源公司成立。2002年12月23日敦化市公安局对时任工商银行敦化市支行总会计金文颖的询问笔录显示，金文颖曾出具虚假的《银行往来询证》、《企业登记注册资金证明》及账号为×××、金额为580万元、收款人为敦化鸿鑫源公司的《转账存款单第三联（收账通知）》。2002年12月23日敦化市公安局对刘元江的讯问笔录显示，刘元江认可其出具给敦化市会计事务所提供的账号×××的存款单系虚假；注册敦化鸿鑫源公司时其未实际出资，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不知注册资金的来源，亦未实际出资。2002年12月24日敦化市公安局对刘元江第二次讯问时，刘元江对于侦查人员问及的“你注册公司时都谁知道和参与了？”回答称：“我提供注册公司的事，他们三个人（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都知道，但注册资金来源他们不知道，我和他们说是从高行长（高文斌）那借的。”对于侦查人员问及的“注册资金分配表是怎么填写的？”，其回答称：“是我和邵继国办理的”;对于侦查人员问及的“分配比例他们三人知道吗”，其回答称：“不知道”。2002年12月24日，中国工商银行敦化市支行会计科向敦化市公安局出具证明，内容为“经过查找一九九九年‘248’科目分账，没有鸿鑫源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账户（×××），也没有该账户的580万元存款。”2003年1月4日敦化市公安局对刘元江第三次讯问时，刘元江陈述：“1999年年初，我在原食品厂二楼开的休闲娱乐厅准备动迁，我打算找个地方接着干，后来打听到原友谊公司要出租。了解后知道是归工商银行了，我想把五楼租下来开歌厅，因为要扩大规模没有钱，我就想到长春的好朋友陈光永，当时我到工商银行找高文斌行长，说要租用五楼开歌厅，他说单独租五楼不能租，要不就整体出租要不就卖。我说我买不起，投资太大，租也租不起，投资得四五百万，如果能找到投资就再找他。我就和陈光永联系了，想借四五百万元钱，他说他没有，他问我要干什么？我把我想干娱乐行业的想法和他说了，他说如果可行的话，找两个投资伙伴。1999年2月下旬，陈光永领着耿要文、张景海就来敦化了，考察了几家歌厅，认为生意不错，就打算合伙干。我们四个人就到工商银行找高行长，准备研究租楼的事。高行长说友谊公司是收贷回来的，属不良资产，没法出租，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分期付款，另一个是以转移贷款的形式。最后商定以转移贷款的形式购买原友谊公司的楼，具体协议由工商银行起草。过了两三天，协议起草完了，我们四人（有陈光永、耿要文、张景海）看了这个协议，认为可以，我们双方在工商银行共同签订的这份转移贷款协议书……陈光永1999年3月份拿的开班费，两次拿了现金75万元用于拆除房屋、装修，我给他出了一张票据；7月份，他分两次拿了50万元，我给出的票据；2000年3月份左右，陈又分三次（20万元、20万元、40万元）拿现金80万元，我给出一张票据；2001年10月，陈又给我拿20万元；2000年初，我在长春老陈的公司（长春东亚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拉了10万多元的轻钢龙骨材料；我在长春他又拿出4万元左右。他总共投入260万元左右，都用于建筑和装修了。耿要文1999年12月投入能有10万元多，我给打的条，1999年12月以后我在北京受审时他又投入能有近10万元，他共投入能有20万元，2007年初，耿要文要撤出，陈光永答应还给他20万元，还没还我不知道。张景海刚开始时参与了，但没投钱，我们装修时让他拿钱，他说长春有活，就撤出了。我们刚开始打算注册200万元的公司，他们知道，我注册的580万元的公司他们也知道，但注册资金的来源他们不知道，我说在高行长那借的。”。2003年1月12日敦化市公安局对刘元江的第五次讯问笔录显示，对于侦查人员问及的“陈光永投入的260多万元都干什么用了”刘元江回答称：“都用于装修买材料、建筑、人工费、设备”；对于侦查人员问及的“这笔款有注册资金吗？”刘元江回答称：“没有”。另查明，刘元江实际参与了敦化鸿鑫源公司的申请注册设立流程。2004年3月25日，敦化鸿鑫源公司名称变更为敦化凯瑞经贸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敦化凯瑞公司），高春义、耿要文、陈光永将持有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刘元江、刘源清、朱晶，股东变更为朱晶、刘元江、刘源清。后该公司名称又变更为敦化鸿鑫源公司。2008年8月20日，刘源清、刘元江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朱晶，股东变更为朱晶。2010年10元19日，朱晶将股权转让给刘元江，股东变更为刘元江。2009年6月16日本院作出（2008）延中民二初字第179号民事判决，判令敦化凯瑞公司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大连嘉骏公司偿还购房款5305886元；敦化凯瑞公司以其名下抵押登记的房屋对上述债务承担抵押责任，大连嘉骏公司有权以上述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判决已生效。大连嘉骏公司依据该生效判决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强制执行5381000元，剩余本金1478000元无财产可供执行。2011年11月30日本院以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后大连嘉骏公司作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追加刘元江、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为被执行人，本院依法作出（2019）吉24执异8号之一执行裁定，裁定追加被申请人刘元江、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为执行实施案件的被执行人，分别各自在28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是否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应否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一）关于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是否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敦化鸿鑫源公司的发起人为刘元江及三原告，根据其章程及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8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刘元江认缴出资金额为280万元，高春义认缴出资金额为100万元，耿要文出资金额为100万元，陈光永认缴出资金额为100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正）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及第二十五条“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之规定，刘元江及三原告应当于敦化鸿鑫源公司设立时按照认缴金额向该公司账户存入580万元。三原告主张中国工商银行敦化市支行出具的转账存款单、敦化市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敦会师字(1999）第137号验资报告能够证明其已实际缴足注册资本580万元，但根据公安机关对刘元江的多次讯问笔录、对时任中国工商银行敦化市支行总会计金文颖的询问笔录内容及中国工商银行敦化市支行出具的证明，可以认定上述《转账存款单第三联（收账通知）》、《企业登记注册资金证明》系在刘元江及三原告未实际向敦化鸿鑫源公司账户存入出资额580万元的情况下，由中国工商银行敦化市支行出具，敦化市会计事务所依据该转账存款单及中国工商银行敦化市支行证实的银行往来询证，出具了验资报告。根据发起时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东即刘元江、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而根据刘元江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的陈述内容，陈光永投入的260万元中，125万元系公司设立前交付刘元江，剩余款额系公司设立后陆续交付刘元江，且该260万元均用于装修买材料、建筑、人工费、设备等，并非用于出资；拟设立公司时，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并不知道注册资金的来源。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提出的确实将与出资额相当的资金投入到公司办公楼的装修和改造中，之后将整个办公楼进行拍卖偿还债务，拍卖所得价款中已包含三原告及刘元江投入的注册资金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刘元江主张敦化市公安局对其进行讯问时存在刑讯逼供，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元江、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已履行出资义务。虽然敦化市公安局以刘元江不构成犯罪，最终撤销其涉嫌虚报注册资本案，并不表明刘元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亦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向敦化鸿鑫源公司实际缴纳认缴的出资额。故应当认定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二）关于追加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为被执行人是否合法的问题。如前所述，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并未履行出资义务，且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下转让股权。经过执行，被执行人敦化鸿鑫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本院在执行程序中依据被执行人敦化鸿鑫源公司的原股东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未出资之事实，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符合前述规定。故对原告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不予追加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大连嘉骏公司提出的本案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受案范围一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之规定，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作为被申请人对本院作出的（2019）吉24执异8号之一执行裁定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大连嘉骏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正）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102元，由原告陈光永、耿要文、高春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太 熹审判员 葛福祥审判员 崔 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