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114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滨海新区中远信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崇安路10号。 法定代表人：陈玉刚，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潮静，天津晓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珊，天津晓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康美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峨眉山路396号青岛光谷软件园27号楼5层B室。 法定代表人：张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霞，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虹瑞，山东言洽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滨海新区中远信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信达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康美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乐贸易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11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远信达物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代理服务费5,400元、铁路运费51,396.1元及前述款项自2017年3月17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罚息标准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6月13日为9,206.29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提供了其所能够提供的诸多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就铁路托运事宜存在交易往来，被上诉人主张双方不存在任何关系与客观事实完全相悖。一审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合法性，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为由未予以采纳，而是直接认定与上诉人提交证据相反的事实；其次，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基础上，法官应当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同时也应根据待证事实本身性质，进行适当的举证责任分配。本案中被上诉人采取“一律不认”的态度，有失诚信。1、上诉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单中显示，被上诉人于2017年2月13日向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支付了52,053.1元，备注信息为“付陈桂清代付的铁路货运服务费”，与上诉人第一次替被上诉人托运货物产生的费用能够一一对应，即代理服务费4,600元、铁路运费47,453.1元。被上诉人一审中陈述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交易关系，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在被上诉人存在明显虚假陈述的情况下，一审直接以上诉人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失公允。2、上诉人提交的第一次替被上诉人托运货物的证据货票显示“上诉人于2017年2月8日替被上诉人托运58吨大豆至建水何某处、托运60吨大豆至开远邓和芬处，备注开票信息为被上诉人”，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因此共产生托运费47,453.1元已由被上诉人委托陈桂清垫付，收据、陈桂清声明书以及银行卡交易明细单显示被上诉人认可上述交易事实并向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陈桂清支付了代付的铁路货运服务费52,053.1元，而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与上述事实一一对应，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上诉人替被上诉人第一次托运货物的事实客观真实。而上诉人第二次替被上诉人托运货物的证据与第一次完全相同，货票同样显示“收货人为建水何某，货物同样为大豆及备注开票信息同样为被上诉人”，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可以证明上诉人垫付铁路运费的客观存在，收据、陈桂清声明书以及银行卡交易明细单证明被上诉人应支付的铁路货运服务费为56,796.1元，同样上诉人提供的第二次托运的微信聊天记录也与上述事实一一对应。因此，在第二次托运与第一次托运交易惯例完全相符且被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票货物并非其委托托运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民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判断，认定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属实。3、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第二次托运的铁路服务费56796.1元，2017年3月1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了催款函，但被上诉人一直拖延拒不支付相关费用，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违约，应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被上诉人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并按应付费用为基数，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根据仓储物流行业的交易习惯，上诉人已经充分履行了举证义务。 被上诉人康美乐贸易公司答辩称：双方之间无任何代理关系，被上诉人不应成为本案主体，上诉人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没有交付给上诉人大豆，没有委托上诉人进行运输。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远信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康美乐公司1、支付代理服务费5,400元、铁路运费51,396.1元及利息9,206.29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远信达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交证据一、货票、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往来收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2月13日张涛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中远信达公司受康美乐公司委托于2017年2月8日托运了2车皮货物，且中远信达公司垫付了托运费；托运完成后，康美乐公司将代理服务费及中远信达公司垫付的托运费一起支付给康美乐公司指定收款人。二、提交货票、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快递签收底联、往来收据、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催款函；证明：1、中远信达公司受康美乐公司委托于2017年2月23日托运了2车皮货物，与第一次托运一样中远信达公司先行垫付了托运费；2、托运完成后，康美乐公司并未依约支付代理服务费及中远信达公司代垫的托运费，中远信达公司于2017年3月17日将发票及代理费收据快递至康美乐公司处，并向其催要款项；3、本次交易模式与中远信达公司、康美乐公司之间第一次托运的交易惯例完全相符。三、提交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公某；证明：1、中远信达物流公司垫付的两次托运费的事实；2、康美乐公司仅支付了第一次的托运费及代理服务费的事实。康美乐公司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中远信达公司提交的往来收据，都是中远信达公司单方面出具的，均无康美乐公司方签字和盖章。中远信达公司单方面出具的公某及公某上的声明与康美乐公司无关。中远信达物流公司出具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中远信达公司与康美乐公司从无任何代理关系，也无其他业务关系。对于中远信达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否认，认为中远信达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与康美乐公司无任何关联,中远信达公司起诉康美乐公司不适格，诉讼请求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中远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远信达公司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本案中远信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康美乐公司均予以否认；且中远信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客观反映待证事实，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合法性，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中远信达公司诉讼请求无有效证据支持，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中远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能支持，依法应予驳回。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天津滨海新区中远信达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5元，由天津滨海新区中远信达物流有限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中远信达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证人何某、邓某证人证言公某，证明：一审判决之后上诉人联系到了涉诉交易的收货人何某和邓某，何某和邓某二位证人出具证人证言，证明其二人向被上诉人购买大豆，该批大豆系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委托向该二人运输，该二人已收到大豆。 证据2、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并出示王某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涛的聊天记录，证明：王某作为被上诉人的员工，在与被上诉人交易过程中，均与张涛在微信上进行沟通,被上诉人欠上诉人5万余元的运费。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不认识何某和邓某，也未收到二人的打款和任何书面材料，也无发票证明。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与被上诉人无关。对证据2质证称，王某是上诉人员工，任何证言证词都是单方面的，被上诉人也不认识王某。 本院庭审调查结束后，双方当事人分别就再次运输代理服务单据的签收情况、大豆来源情况及代理服务费支付情况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 上诉人主张，一、关于本案双方两次运输代理服务单据的签收情况说明：1、2017年2月9日，王某将第一批货物（2017年2月8日委托的两车皮大豆）的货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往来收据等相关单据原件在上诉人公司仓库所在地直接交给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涛本人。王某与张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张涛曾于2017年2月9日到达天津，并与王某见面。网上银行电子回单、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公某均可证明被上诉人已如约支付第一批货物运费，推测被上诉人已掌握了相关单据原件。2、2017年3月17日，王某用顺丰速运将催款函、两张货票（P7703832110、P64GK3467814）、北京铁路局天津货运中心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委托服务费的两张收据邮寄给被上诉人，邮寄地址和收件人信息均为张涛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快递签收底联扫描件可以证明。二、关于大豆来源情况说明。恬谷（深圳）贸易有限公司将大批大豆存与上诉人仓库中，与上诉人之间系仓储合同关系。本案中大豆包含其中。2017年，恬谷（深圳）贸易有限公司告知上诉人，其已将大豆卖给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涛，指示上诉人就大豆出库、运输事宜与张涛沟通。2017年2月8日，张涛与上诉人取得联系，就货物运输与委托代理服务进行沟通，张涛告知上诉人其代表被上诉人，并要求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名义开具发票，第一交易款项也是以被上诉人名义向上诉人支付。微信聊天记录、收货人证人证言等证据均可以证明。 被上诉人主张，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公正。二、双方无任何业务往来，仅凭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于庭审中主张其系从深圳某公司购货，但被上诉人在深圳未设任何办事机构，其证人证言明显与事实不吻合，且证人身份不明。三、关于上诉人提交的转账记录，1、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仅为案外个人代付费行为，未明确显示因何业务产生，更与上诉人无关，且其提交的两份付款记录金额并不一致，无法证明上诉人待证事项。2、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陈玉刚名下有多家公司，包括显名持股、隐名持股，其隐名持股的公司即“天津兴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兴邦公司）、“天津嘉禾万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嘉禾公司），与被上诉人因正常业务发生纠纷并分别经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二审正在审理中）依法判决，被上诉人与上述公司均有合同文本约定。被上诉人向陈桂清转账52,053.1元系发生于被上诉人与天津兴邦公司的正常代理运输业务中，与本案无关。3、本案双方均为经营期限较长的公司，在正常业务交往中不可能没有任何形式的合同约定及公户资金往来，且本案还涉及多家公司，均无任何证据显示有任何往来。 另查明，经与张涛的微信号进行比对，证人王某出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对象确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涛。 张涛到庭，对微信聊天记录质证称：对真实性予以认可。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称：不认可聊天记录的证明内容。称双方是在沟通，王某与张涛同时提到的谷经理，不是被上诉人的员工，与被上诉人无关。张涛是王某和谷经理的中间介绍人。被上诉人没有货委托上诉人办理运输事宜，上诉人也在经营大豆业务。微信聊天记录仅可证明双方沟通或洽谈，但是否实施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或形成一定的证据链，且具有高度盖然性才能证明事实。实际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关联公司有多笔业务往来，资金往来均属正常，但本案双方无具体业务事实。正常的贸易行为有上游交易也有下游交易，而本案中无相关证据证明，不符合交易习惯。关于收货人的证人证言，如果运费无他人支付的话极有可能由其承担，所以该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词不可采信。且其提到付款，但无任何付款凭据，更不符合实际的正常交易情况。在商业往来中，资料的提供与事实上的往来往往是不同步的，不能仅凭资料的提供或邮寄来证明其行为的完全实施。关于上诉人提到票据备注信息，此行为可理解为单方行为，不受被上诉人控制。被上诉人存在上诉人关联公司的大豆未曾发运，且因此发生纠纷，所以不存在实际发送货物的事实。 被上诉人提交证据1、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17）津0103民初13627号民事判决书、（2018）津0103民初8619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2民终6175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2259号民事判决书原件各一份；以及张涛于2016年10月12日向陈桂清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汇款773.48元的银行交易流水复印件一份。证明：被上诉人与陈桂清所在的非上诉人公司有业务往来，上诉人提供的付款证据无法认定为本案双方之间的付款，陈桂清并非仅在上诉人处工作，且上诉人的证据无法证明陈桂清的工作关系。陈桂清系陈玉刚父亲，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可采信。陈玉刚系本案公司及多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天津兴邦公司、天津嘉禾公司和上诉人具有关联关系。 上诉人质证称：陈桂清的确系陈玉刚的父亲，陈桂清是上诉人的财务人员。被上诉人提交的四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不予质证。被上诉人在微信聊天中明确提到了恬谷（深圳）贸易有限公司，与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吻合，反驳了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没有证据的主张。本案中被上诉人向陈桂清打款的金额52,053.1元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与上诉人员工王某发给被上诉人的发票及收据的金额总和完全一致，完全可以证明该笔交易是支付微信聊天记录中所提到的货款。张涛微信聊天记录完全可以证明本案双方之间的大豆交易过程。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打款记录真实性，但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财务人员陈桂清有过其他打款记录，与本案无关，证据不具有真实性。 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中，其员工王某与张涛的微信聊天记录完整展现了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交易过程，且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中收货人何某、邓某证人证言，及一审中提交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货票、北京铁路局天津货运中心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张涛亦认可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故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1、2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四份判决书，仅能证明其与天津兴邦公司、天津嘉禾公司存在纠纷，不能证明天津兴邦公司、天津嘉禾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仅能证明张涛曾向陈桂清汇款773.48元，不能证明本案中被上诉人曾向陈桂清汇款52,053.1元是对应哪笔业务，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8日，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涛与上诉人员工王某的微信聊天中，确认委托王某办理第一批两车皮大豆的托运代理服务，并明确告知王某该批大豆收货人何某、邓和芬的联系方式、发票开具信息及到达天津后将发票等材料直接交付其本人。当日，北京铁路局开具涉案第一批托运大豆的货票，陈桂清向北京铁路局天津货运中心运输收入进款专户转款47,453.1元。2017年2月9日，北京铁路局天津货运中心开具第一批托运大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开具收取代理服务费4,600元收据。2017年2月13日,张涛在微信聊天中明确表示当日下午5点之前，安排财务支付第一批大豆托运费及代理服务费，王某确认收到款项。 另查明，2017年2月13日，被上诉人转账支付陈桂清铁路货运服务费52,053.10元。 还查明，2017年2月23日，张涛委托王某办理第二批大豆托运代理服务，并于2017年3月17日于微信中告知王某将货票、北京铁路局天津货运中心开具的第二批托运大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往来收据、运费56,796.1元的催款函等材料邮寄给被上诉人员工孙士媛，表示将会尽快通知财务打款。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应否支付被上诉人托运费及代理服务费56,796.10元。 本案双方当事人虽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但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办理托运服务，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均应按约严格、诚信履行各自权利和义务。上诉人代理被上诉人按约办理托运大豆业务，继第一批大豆托运业务结束后，双方当事人按照第一批大豆办理托运模式，又进行第二批大豆托运业务。上诉人按约履行完毕其托运义务后，被上诉人应遵循诚信原则，向被上诉人支付第二批大豆的托运费及代理服务费56,796.10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提交其员工王某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涛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代理被上诉人办理的两批大豆的货票、北京铁路局天津货运中心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往来收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以及第二批货物单据的快递签收底联、催款函、收货人何某、邓和芬的证人证言与公某、指定收款人陈桂清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与公某等证据，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且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主张双方不存在任何业务往来，其向陈桂清支付52,053.10元系与天津兴邦公司、天津嘉禾公司业务往来，理由不成立，因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该笔货款项下所对应的业务，也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系其与天津兴邦公司或天津嘉禾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故上诉人主张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上诉人代理被上诉人办理第一批大豆的托运代理服务时，垫付托运费47,453.1元，产生代理服务费4,600元，共计52,053.1元，被上诉人已于2017年2月13日向上诉人指定收款人陈桂清账户转款支付。上诉人办理第二批大豆托运代理服务，垫付托运费51,396.1元，产生代理服务费5,400元，合计56,796.1元，被上诉人至今未向上诉人支付，有违诚信，应依法向上诉人支付托运及代理服务费56,796.1元，并赔偿逾期支付费用的利息损失。故上诉人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货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被上诉人逾期支付的托运及代理服务费56,796.1元自2017年3月17日起计算至2019年6月13日止的利息损失9,206.29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1126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青岛康美乐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天津滨海新区中远信达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及代理服务费56,796.1元。 三、被上诉人青岛康美乐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诉人天津滨海新区中远信达物流有限公司赔偿逾期支付费用的利息损失9,206.29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合计2,175元，由被上诉人青岛康美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胡金鳌 审判员 曲 波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清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