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8民终7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子涵，男，201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法定代理人：杨伟伟，男，1989年1月14日出生，汉族，籍贯、住址同上，系杨子涵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洲，陕西天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雄梅，陕西天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榆阳区朝阳路街道杏墕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法定代表人：孙伍，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鹏，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欣莹，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子涵与榆阳区朝阳路街道杏墕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杏墕村民委员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榆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2018）陕0802民初8958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杏墕村民委员会提起上诉，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陕08民终9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榆阳区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于2019年12月7日作出（2019）陕0802民初842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杨子涵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子涵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上也存在错误。一审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在原一、二审期间均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已经丧失了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结合本案在一审中，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主张的权益进行了实体答辩，并没有提出诉讼时效问题的抗辩。一审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被上诉人在二审直到法庭辩论终结前亦没有以诉讼时效抗辩，可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是认可的。故该案发还重审后，被上诉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不属于原始的一审案件，被上诉人不得再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被上诉人的两次会议记录均明确“本人申请不领者，今后不给补发所应领的待遇分配”。上诉人一直以为村委会的这个决议，权益保护的要件是“申请不领”，那么上诉人有相对宽裕的时间来考虑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和方式，最重要的是看村委会给村民兑现的方式。2016年6月28日村委会给部分村民发放过26万元一份的份额补贴，唯独没有给上诉人发放，被上诉人才知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才开始找村委会、街道办事处等单位主张作为独生子女应多得的一份分房名额。所以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从2016年6月28日开始，适用《民法通则》观念与诉讼时效为三年的规定，应该在2019年6月27日届满，上诉人于2018年8月28日提起诉讼，故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杏墕村民委员会辩称，杨子涵家庭已经通过不领取的方式放弃了权利。本案系杨伟伟放弃了双倍待遇后遭遇生育政策变化，对于放弃待遇反悔后提起诉讼。关于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在诉讼中一直抗辩。上诉人起诉时确已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于2014年12月、2015年4月向村民发放分红款和分配房屋。上诉人于2018年8月28日向榆阳区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其行为已过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杨子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独生子女双倍分红中杨子涵未分的1万元；2、被告交付原告以26万元标价的独生子女双份分房名额中1份；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子涵系杏墕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系杨伟伟与刘晓婷的独生子。2014年12月31日，杨子涵祖母领取了杏墕村民委员会向村民发放的分红款，未按照村委会决定的独生子双份分红规则取得，仅取得了单份。2015年4月份，杏墕村民委员会组织村民抓阄确定的村民在中央公园小区分配房屋的房号。杨子涵一户三人，使用三份分房名额抓阄确定了房号，而未按村委会决定的独生子女双份分配规则使用四份名额。2016年，杨子涵一户入住分得的房屋。2017年六七月份，杨子涵祖母向杏墕村民委员会负责人孙伍就原告一户的分配结果提出异议，主张杨子涵作为独生子女应多得的一份分房名额。一审法院认为，杏墕村民委员会提出权利消灭抗辩，隐含的前提是其承认杨子涵享有诉争实体权利，该承认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但是原告否认两项实体权利均因诉讼时效届满而无法受到法律保护。此两项权利皆为债权，且产生于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故时效期间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确定为两年，若该时效行进至2017年10月1日未届满，则依法适用三年时效。但原告主张的两项实体权利均于2017年10月1日前已届满，具体分析如下：1万元分红款的领取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其此时应当已经知道权利受侵害，故时效从此时起算。杨子涵无证据证明其在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两年时效期间内主张过权利，故认定该时效届满。房屋分配名额，抓阄确定房号的时间2015年4月份，原告至迟应于此时知道权利受侵害，即使以此时为时效起算点，该权利的时效于2017年4月份届满，原告自认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17年六七月份，该行为晚于时效届满之日，意味原告未在时效内主张权利。据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子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40元，由杨子涵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杨伟伟与前书记陈凯（2020年4月2日）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目的：村书记陈凯2016年在职期间，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主张过分红款及地基款的事实。证据二：杨伟伟与村委会主任孙伍（2020年4月7日）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目的：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在2016年至起诉前多次向被上诉人主张独生子女户分红款及地基款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杏墕村民委员会对于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确认光盘里面所承载的内容是与陈凯的通话；对于该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目也不认可，认为在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上诉人在未告知通话对象录音的情况下，带有诱导性的方式形成，且陈凯在换届选举时离职，上诉人何时主张权利其并不清楚。对于第二份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同对第一份质证意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认为杨伟伟在诉讼中已经有具体的时间描述，通过诱导方式获取的相关信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于上诉人提交证据认证如下：该两份电话录音来源不合法，且内容与杨伟伟之前陈述不一，依法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杨子涵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所主张的两项村民待遇分红权利分别发生于2014年12月份、2015年4月份，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故杨子涵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为二年，诉讼时效均于2017年10月1日前已届满。故上诉人所持本案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总则三年的规定，其于2018年8月28日向人民法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称其于2016年6月28日才知道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并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被上诉人在2014年、2015年两次分配表中均有“独男户加1个人份”的记载，表明独生子女户可享受双份待遇，但当时杨伟伟家庭领取、接受了单份的权利待遇，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其已经知悉相关权利。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杨伟伟称其于2016年开始向村委会以及街道办事处主张权利，因与其2018年9月25日庭审时陈述、以及2019年11月21日的庭审陈述：“2017年知道独生子女享受双倍待遇，向村委会主张权利”、“我是从2017年开始主张”相互矛盾，故该观点依法不予采纳。在本案发回重审期间，被上诉人杏墕村民委员会明确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因本案系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当事人享有一审程序的诉讼权利，杏墕村民委员会可以就诉讼时效问题进行抗辩，故上诉人所持该案发还重审后，被上诉人不得再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的理由，并无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杨子涵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上诉人杨子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燕妮审判员  杜波云审判员  任小明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