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13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杰辉，男，199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子鹏，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康富，男，196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上诉人刘杰辉因与被上诉人李康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7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杰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其通过银行转账、微信及现金形式向李康富支付了借款，有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及证人胡飞雄的证言为证，虽然胡飞雄是其员工，存在利害关系，但除了其证言外，还有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等客观支付凭证可以印证支付了借款；二、李康富交付给其的支票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债务关系，李康富借款后，为表示其有还款能力，向其出具支票，承诺若不能按时还款，其可以兑付支票，以此作为担保，从支票的金额可以证明该支票是因103000元借款而起。被上诉人李康富未作答辩。上诉人刘杰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李康富偿还其借款103000元及自起诉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计至付清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杰辉主张李康富是其生意客户，李康富因经营珠海市香洲聚富源轮胎经营部需要向其借款。2018年4月1日，刘杰辉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中山东风金爵豪庭支行向李康富的儿子李源银行账号6217003240*****9511转账80000元，委托其员工胡飞雄通过微信向李康富转账20000元，并向李康富支付现金3000元，共计103000元。珠海市香洲聚富源轮胎经营部、李康富开具103000元的支票，备注用途为“往来”。刘杰辉主张上述支票是李康富为涉案借款提供的担保，但李康富在借款后未还款，且上述支票无法兑付。诉讼中，刘杰辉申请证人胡飞雄出庭作证，证人胡飞雄在庭审中称，其与刘杰辉是雇佣关系，其从2014年至2019年2月在明昌轮胎经销部工作，是明昌轮胎经销部的客户经理，李康富是明昌轮胎经销部的客户，其与李康富是在平时的买卖中认识的。李康富向刘杰辉借款103000元，由李康富的儿子接收了刘杰辉转账的80000元及通过其微信转账20000元给李康富，及刘杰辉支付了3000元现金给李康富。2018年4月初，李康富的公司向明昌轮胎经销部说资金周转困难，其就问刘杰辉能否出借给李康富，当时刘杰辉就答应出借103000元给李康富。103000元是李康富急用的，在两天内刘杰辉就直接通过银行卡转账到李康富指定的李源账户，再通过其微信转账给李康富，另3000元是在货款中抵扣的，李康富也出具了支票确认欠刘杰辉103000元，称下月到账后就还给刘杰辉，但一直拖到2019年1月李康富要求其和刘杰辉不要兑付支票，也没有支付款项给刘杰辉，后来李康富的公司就倒闭了。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刘杰辉主张李康富向其借款103000元，有责任提交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刘杰辉提交了其通过银行向李康富的儿子转账80000元的转账记录、其员工胡飞雄通过微信向李康富转账20000元的转账记录，还提交了李康富、珠海市香洲聚富源轮胎经营部开具的103000元支票，但未提交借款合同、借条、收据等债权凭证以及现金出借3000元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本案中，刘杰辉主张其转账给李康富儿子的80000元及其员工胡飞雄转账给李康富的20000元是其向李康富出借的款项，并主张其向李康富出借现金3000元，但对其主张仅提交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证实，对该转账是出借给李康富的借款这一事实并未进一步举证证实。刘杰辉申请证人胡飞雄出庭作证，因该证人与其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规定，证人胡飞雄与刘杰辉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刘杰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杰辉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与李康富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对刘杰辉要求李康富偿还借款本金103000元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李康富向刘杰辉交付支票的行为亦不能充分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根据该支票，可以认定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了结，若该支票为空头支票，无法兑付，刘杰辉可另行向李康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刘杰辉的诉求缺乏理据，不予支持。李康富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一审法院可作缺席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驳回刘杰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0元（刘杰辉已预交），由刘杰辉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焦点为李康富是否应向刘杰辉偿还借款本金103000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首先，刘杰辉虽然提供了银行流水证明其于2018年4月1日向李源转账了80000元，但刘杰辉并没有提交李康富与李源是父子关系的证据，且刘杰辉在一审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是李康富的微信，所以，该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是李康富指示刘杰辉向李源转款；其次，胡飞雄向李康富转账的20000元，虽然胡飞雄出庭作证称其是受刘杰辉的指示向李康富转的借款，但因胡飞雄是刘杰辉的员工，与刘杰辉存在利害关系，所以，胡飞雄的证人证言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再次，刘杰辉称在转账当天还出借了3000元现金给李康富，但除了胡飞雄的证人证言外，刘杰辉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且胡飞雄在出庭作证时称该3000元是在货款中抵扣的，与刘杰辉主张的现金出借相互矛盾；最后，刘杰辉自认与李康富有生意往来，刘杰辉在一审时提交的支票备注用途只是“往来”，并不能证明李康富向刘杰辉出具该支票是用于为借款提供担保。所以，在刘杰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李康富交付了103000元且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刘杰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刘杰辉上诉主张李康富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03000元及相应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杰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元（上诉人刘杰辉已预交），由上诉人刘杰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雪燕审判员  胡怡静审判员  张 荣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周芷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