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502民初2740号 原告：孙京利，女，1975年12月13日出生，现住松原市。 委托代理人：臧海涛，吉林卓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玉静，女，1972年11月19日出生，现住松原市。 委托代理人：隋靖国，吉林东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京利与被告于玉静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臧海涛，被告于玉静及委托代理人隋靖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京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人民币784846元（大写：柒拾拐万肆仟捌佰肆拾陆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9月17日开始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按约定月利率一分利计算）2、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被告双方多年来进行业务往来合作，经双方对账，截止到2018年9月16日，油田医院账目被告共欠原告784846元人民币；被告于当日为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双方约定被告一年内还清，如果逾期按1分利计算。现被告已超过还款期限未能偿还。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还款，被告现已违约，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至贵院，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原告的上述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于玉静辩称，一、本案中于玉静与孙京利于2018年9月16日就其双方在松原吉林油田医院合作的两种药品事宜进行了算账，并出具了对账单及欠据。双方算账时依据的是孙京利从松原吉利油田医院打印出来的两种药品入库单及双方的银行流水进行的对账。但现在答辩人有证据证明本案涉及的对账单及欠条系孙京利利用答辩人对其的信任，以虚假的入库单与答辩人进行的对账，最终形成的本案的对账单及欠条。现原告持该对账单及欠条提起诉讼，原告孙京利的行为已涉嫌诈骗罪，答辩人要求法庭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具体事实及理由如下：（一）本案事实为：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原告系吉林油田职工，被告系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答辩人在经营松原市场期间，于2010年左右开始与原告进行合作，合作内容为对于答辩人经营的药品，在进入松原吉林油田医院后，由原告负责与各科室大夫沟通以实现实际销售药品的目的。双方合作经营到2012年12月份，双方进行了第二次对账，该时间点双方对账后的结果是答辩人欠付原告款项1821135元，双方对此数额没有异议。从2012年12月份开始，双方涉及合作的药品变为两种：一种为脑心清片，一种为风湿祛痛胶囊（此部分内容通过对账单第二、第三项内容可予以证明，该对账单中只载明了这两种药品）。其中脑心清片是原告孙京利自己经营的药品，并非是双方共同经营的药品，该药品因松原油田医院规定必须由具有合法手续的主体才可以向医院销售，故双方约定“这种药品借用答辩人单位的手续进行销售，相关销售款在扣除开具发票的税金后全额由答辩人支付给原告孙京利（此部分内容可以通过对账单中第二项内容中体现为款项数额而不是盒数提成予以证明）”，此种药品原告借用答辩人单位的手续经营到2013年8月5日就终止了。另外一种药品风湿祛痛胶囊是答辩人经营的药品，此种药品双方之间明确经原告孙京利沟通销售完毕后，每盒由答辩人向原告支付提成款（对账单第四项内容），其中因松原吉林油田医院的进货价发生过一次变动，故出现两个数值，油田医院进货价一盒为81.2元部分的药品由答辩人向原告支付36元提成款、油田医院进货价一盒117元部分的药品由答辩人向原告支付45元提成款。2015年4、5月份油田医院的一个大夫出事被公安机关抓起来了，后来把孙京利两口子也抓起来了，不长时间他们两口子出来后，孙京利因为害怕了就提出不干了。双方在2015年年中的时候就解除了合作关系。在双方合作过程中，每次医院回款答辩人在留够下一次进货款和必要的开支款项之外全部打给了原告，双方约定最后对账后多退少补，此部分款项包括药品的全部利润。从2012年12月2日至2015年6月17日，答辩人分28次共计给原告打款1272.8万元。因孙京利持有全部款项，在于玉静多次要求对账的情况下，双方于2018年9月16日进行了对账，原告孙京利持其在油田医院打印出来的没有载明供货商名称的入库单与答辩人进行对账，最终形成了对账单及欠条。后，答辩人发现账目不对，通过微信方式与原告沟通，自此原告不再理会答辩人，开始通过诉讼方式起诉答辩人。双方之间在合作过程中，涉及的答辩人欠付原告借款事宜，在对账后均已结清。（二）本案系原告孙京利持对账单及欠条向答辩人起诉主张的委托合同纠纷诉讼。在松原市两级法院审理的撤销之诉案件过程中，孙京利一直避而不出庭，其代理人一直对合作或者委托的所有事实细节均予以否认，其对对账单中载明的各项内容要么否认要么避而言他，且对同一事实多次说法不一。本案依据法律规定应由法庭查清本案涉及的原被告之间的合作或者委托的相关详细事实。因本案涉及的原被告之间的合作或是委托的相关约定双方在合作之初并没有签订合同，在其代理人无法说清的情况下，答辩人要求原告孙京利必须出庭，以便于法庭查清本案事实。（三）本案中，孙京利涉嫌诈骗罪的具体理由如下：1、答辩人主张双方2018年9月16日对账时是以孙京利单方在油田医院打印的入库单作为依据的理由为：首先，孙京利的代理人在宁江区法院审理撤销之诉的案件过程中明确表述“双方对账后，孙京利即把对账的相关材料交给了答辩人”。依据法律规定，此部分陈述属于孙京利的自认。故该入库单现由答辩人持有是合理的。其次，对账单中涉及的两种药品，其中脑心清片在对账单中记载的数额与入库单最终汇总后扣除税金的数额是相同的。风湿祛痛胶囊在对账单中记载的数量与入库单汇总的数量是相同的。2018年10月11日上午双方之间微信聊天记录载明“你哪笔有疑问，开始有疑问，就全对”；“那你就先上医院，看入库，再拿着入库去天和对账”。此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对账的基础材料是孙京利单方在油田医院打印的入库单。双方之间是针对两种药品的结算，无论是否各方有账本，但最准确的依据也是药品销售的货款和数量。再次，在2018年9月14日孙京利与向于玉静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脑心清2011年11月15日至结账共欠我款项为2263691元，风湿祛痛2012年12月13日至结账共欠我款项为7092115元”，上面聊天内容中明确了本次对账只涉及脑心清和风湿祛痛两种药品，另还可以明确本次对账涉及的两种药品的起算时间。该起算时间与油田医院的入库单是完全一致的。最后，在2018年9月14日孙京利与向于玉静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咱们星期一去一趟通化吧，因为你把给我打的款在银行打出来，再核对一下，因为我把银行的流水打出来了，你再打出来，就一点错不会有了”。此部分聊天内容明确双方针对本次对账并非是依据双方各自持有的账目进行的对账。2、脑心清的药品是孙京利自己经营的药品。对于油田医院来讲，哪个供货商向其供货，相关货款必须打入该供货商对公账户。脑心清药品是答辩人给原告帮忙，只有用答辩人工作的公司作为供货商的情况下，油田医院才会将相应货款打入该公司，最终才会形成答辩人向原告的支付义务。但本案中，原告对账时，在明知其经营脑心清到2013年8月5日为止的情况下，仍然打印了一份没有供货商的虚假入库单与答辩人结算脑心清货款，将不是吉林省金马药业供货的脑心清片均算在答辩人身上。经答辩人核对，此部分货款对账时是2263691元（去掉税金后），实际发生的金额应为1335068元（含税），交完税金后（13%税）应支付给被告的数额为1161509.16元。3、风湿祛痛胶囊药品是答辩人经营的药品，在于玉静经营期间，其使用过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金马医药有限公司、吉林省天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作为供货商向油田医院供货，风湿祛痛胶囊药品入库到松原吉林油田医院总的盒数为158800盒，并非是对账单中记载的188505盒。原告仍然是采用与脑心清片入库单一样的方法，打印了一份没有供货商的虚假入库单与答辩人结算货款。实际应结算的提成款为622.8万元，而不是717.9525万元。4、双方之间发生的所有回款，基本上全额打给了原告保管，不存在答辩人拖延对账的问题。《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原告以其提供的虚假的入库单作为结算依据，骗得答辩人与其结算，最终形成的对账单及欠条，符合诈骗罪捏造事实的条件。原告不但通过用虚假入库单进行对账的手段将本应返还给答辩人的款项非法占为己有，现其又依据此对账单及欠条提起诉讼，意图运用该证据采用虚假诉讼的方式非法占有答辩人财物的目的，符合诈骗罪规定的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故答辩人要求法庭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一、本案存在诸多疑点，违反常理与事实不符。1、原被告之间是合作关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既然已经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涉及的就是事实及算账事宜。如果双方面对面明确了各部分事实，即使算的数比现在更大，答辩人也同意给付。但为什么孙京利一直不予出庭与答辩人核对事实、重新算账。此种情况与常理不符，唯一解释就是孙京利自己对其提供虚假入库单进行对账的事实是清楚的。2、对账单中只涉及两种药品，没有任何第三种药品，为何原告代理人一直说很多种药品，依据何在，其说法与对账单完全不符，此种情况与常理不符。二、对账单中相关回款部分，答辩人一直主张是双方通过银行流水进行的对账，且原告在该银行流水上手写文字每笔进行了标注。最终的数字也与对账单中的数字相吻合。而原告一直以双方往来数额巨大为由混淆视听，其始终不肯明确此问题，与常理不符。三、计算而来，我方也通过对账单中载明的数字与入库单中的数字完全吻合予以证明。而原告先是明确对账后将对账材料原件交给答辩人，后发现对其不利改为主张双方是以双方持有的账本进行的对账，其对入库单数额与对账单数额完全吻合的问题一直避而不谈。此种情况与常理不符。四、别的不说，单说脑心清片一种药品。该药品是原告自己经营的药品，借用的答辩人工作单位的手续向医院供货。只有医院向答辩人回款，才涉及答辩人相应的给付义务。对于其他供货商涉及的回款，如果是原告借用别的公司手续，根本不可能采用增加风险的办法由其他公司将货款打入答辩人的账户，再由答辩人转付给原告。原告应采用风险最少的办法由其他公司将回款直接打给原告。此种情况与常理不符。五、如果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合作事项结算的问题，作为原告来讲是完全可以讲清楚的，但是原告代理人在松原市两级法院审理期间一直采取否认的说法且一直避而不谈合作细节约定的问题，意图运用合法的方式掩盖原告非法的事实，唯一的解释就是原告及其代理人对原告涉嫌诈骗罪的事实是清楚的。六、2018年9月13日孙京利在与于玉静微信聊天中自述“不怨你，怨我自己拖拉；你已经积极对账了；你已经早好几年就追着我对账了”。通过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明确，持有所有款项的孙京利一直在找理由拖延对账，而且可以明确双方合作截止时间并非是2017年，孙京利表述的是“你已经早好几年就追着我对账了”，如果合作截止时间是2017年，应该表述为去年就追着我对账，而不是早好几年。但是原告代理人在司法机关一直讲述“是于玉静一直找理由拖延对账”，原告方多次在司法机关陈述虚假事实，是什么原因不说自明。七、双方打款流水可以明确，1200余万元最后一笔款项是2015年6月份发生的，而双方在合作期间的规律是答辩人将回款留够进货款项后剩余款项全部打给原告，如果原告方所明确的合作在2017年才结束，那这中间的两年里为什么答辩人没有向原告回款。而原告也未向答辩人索要回款。此部分事实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互相矛盾，与常理不符。八、原告在松原市两级法院一直强调“于玉静无故拖延结算”、“于玉静2018年9月16日对账又强行抹去200万后形成的欠款78万余元”。首先孙京利自己已经承认是其自己拖延结算，其次，2018年9月14日孙京利通过微信发给于玉静结算内容的微信，9月16日又是孙京利自己书写的对账单形成的对账结果，根本不存在于玉静通过对账赖掉200万款项的事实。原告代理人一直在说这个事，无非是想让法庭形成一个于玉静无故赖账的印象。以上疑点，答辩人认为需要由原告逐项明确。关于本案举证责任问题。本案是原告提起的诉讼，虽然其提交了双方签字的对账单及欠条，但是在答辩人提出异议且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后，应由原告承担双方合作事项、如何结算、以什么标准结算的举证责任。不能简单的依据双方曾经签订的对账单及欠条认定最终的法律责任。比如民间借贷纠纷，即使出过欠条，但也应查明事实，以实际发生的债务确定还款义务。综上，答辩人认为不应承担给付义务，要求法庭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对原告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至2016年期间双方存有于玉静委托孙京利销售药品关系和民间借贷关系。2018年9月16日，于玉静为孙京利出具了欠款额为300000元、784846元欠条两张，其中300000万元的欠款约定2018年10月1日前偿还，784846元欠款约定1年内偿还完毕，逾期按照1分利计算。2019年5月15日，孙京利持有两张欠条将于玉静诉讼至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30万元系借款，于玉静应当偿还并承担利息。另外784846元的欠款认定，“该欠款系孙京利与于玉静合作销售药品过程中经对账后产生的金额，但孙京利提交的该欠款的欠条中明确约定了还款时间为1年，至本案起诉时尚未到还款期限，该笔欠款与前述30万元欠款虽系于玉静同一天签订，但性质不同，于玉静对双方对账单中除脑心清药品以外的其他金额是认可的，在孙京利提交的微信截图中于玉静也没有明确表明不偿还欠款，双方在积极对账，而庭审中于玉静对数额有异议，要求孙京利重新对账，另在本案保全过程中已经保全了于玉静的相关财产，现没有证据证明于玉静不能、不履行欠条约定的内容，因而孙京利关于欠款784846元提前偿还的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关于预期违约的规定，对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于玉静立即偿还孙京利借款300000元及利息；驳回孙京利其他诉讼请求。2019年9月23日，孙京利就784846元欠款再次提起本案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于玉静以“被告基于原告的信任，持未载明供货商的《吉林油田总医院药品入库单》及不完整的银行流水单据与原告进行对账，将大量并非是双方供货的药品计算在《对账单》，应认定是被告以欺诈的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最终形成了《对账单》及《欠条》，上述对账单及欠条应予以撤销。在被告欺诈下，原告多支付给被告的款项被告应予返还。同时被告应承担在对账时起至给付之日止的相应利息。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重新对账，被告一直拒绝，反而持《对账单》及《欠条》向原告索要款项。”为由在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对孙京利提起了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撤销2018年9月16日原告于玉静与被告孙京利签字的《对账单》；2、撤销2018年9月16日原告于玉静为被告孙京利出具的《欠条》；3、判令被告孙京利返还原告于玉静多支付的款项2336169.84元及相应利息。”经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原告选择以合同纠纷为案由向被告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规定，合同纠纷为第一级案由，被告对此并未表示异议。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原告、被告双方多年销售药品并进行盈余分配，虽然原、被告双方对此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但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口头约定并已实际履行多年。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遵循双方意思自治原则约定调整。故原、被告间成立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2018年9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对账单，是双方对合同关系解除后的结算，原、被告双方已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表明双方一致同意对账单的内容，双方在对账单上载明的结算数额、盈余分配，其约定系当事人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关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对账单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的问题，即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欺诈行为，是否符合可撤销合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欺诈是指受欺诈一方虽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但由于其意思表示是在欺诈一方提供虚假情况、隐瞄事实情况下所作出，受欺诈人因对方的欺诈而使自己陷入一种错误的认识，使受欺诈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就本案而言，原告认为被告‘持未载明供货商的药品入库单及不完整的银行流水单据与原告进行对账’，对此原告认为被告构成欺诈。经本院查明事实可认定，原、被告双方对账时各自持有账本，并非单凭被告提供的入库单及银行流水进行的结算。原告关于双方对于供货商及结算的约定只有单方陈述，且被告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原告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告要求撤销对账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基于撤销该对账单而提出的返还多支付款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于玉静的诉讼请求。于玉静不服该判决提起了上诉，经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于玉静主张算账时孙京利提供的吉林油田医院出具的货物单中，除了通化金马公司之外的药品均不是双方合作范围之内的款项，计算有误，导致错误的原因是对账时孙京利提供的吉林油田医院药品入库单没有标明供应商。但是经过庭审查明，对于账目中的各类药品于玉静不能提供充分的说明是否为她们共同经营，且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认定双方对账时是各自持有账本，并非单凭药品入库单及银行流水，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查明事实无异议，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对账时是各自持有账本。对于孙京利是否存在欺诈的事实只有于玉静的陈述，且孙京利对此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于玉静对于孙京利存在欺诈的事实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于玉静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原告诉讼请求和被告答辩意见，总结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尚欠原告784846元及利息？被告是否应当支付？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松原市宁江区法院（2019）吉0702民初576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了原、被告间成立合同法律关系。2018年9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对账单，是双方对合同关系解除后的结算，原、被告双方已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表明双方一致同意对账单的内容，双方在对账单上载明的结算数额、盈余分配，其约定系当事人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于玉静要求撤销对账单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驳回了于玉静的诉讼请求，且经二审法院审理维持了原判决。于玉静提交的证据均在前案一、二审案件中提交并由法院予以了评判，本案不在重复评判，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能提交可支持其抗辩理由成立的新证据。孙京利主张于玉静应当按照对账单及欠条给付其款项784846元，并按照约定的12%年利率承担自2019年9月17日始至该款项给付时止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的请求应当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于玉静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孙京利784846元，并承担自2019年9月17日始至该款项给付时止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按照年利率12%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824元由被告于玉静负担（系减半收取），财产保全费4520元由被告于玉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韩春雷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赵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