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云23行终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应学，男，汉族，1967年6月29日生，大专文化，公务员，住武定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敬红（系赵应学之妻），女，汉族，1969年9月19日生，大专文化，镇政府会计，住址同上。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菅朝霞，北京中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武定县狮山镇中新街19号。 法定代表人郑钧，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汉梅，民惠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赵应学、杨敬红于2018年11月5日向本院起诉武定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房屋行政强制拆除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8）云23行初21号行政判决，驳回赵应学、杨敬红的诉讼请求。赵应学、杨敬红不服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5日作出（2019）云行终215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院重审期间，赵应学、杨敬红变更被告为武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县住建局），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云23行初34号行政裁定，将本案移送元谋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作出（2019）云2328行初47号行政判决，赵应学、杨敬红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应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菅朝霞，被上诉人县住建局出庭负责人熊俊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汉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2017年武定县开展城镇棚户区改造工作，同年8月25日，县政府出台《武定县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办法》（武政通〔2017〕93号），明确了房屋征收目的、原则、范围和被征收房屋类型、用途、性质、建筑面积的认定，以及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评估，房屋征收与补偿方式等十项内容。同年10月30日，被告发布征收决定公告，原告位于武定县狮山镇中马街4号房屋也在征收范围内。同年11月20日，原告与武定县棚改办签订征补协议，第六条约定：乙方（原告）交付房屋注意事项：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须将被征收房屋有效的土地及房屋权属证明原件交付甲方（被告），由甲方统一向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手续。随后原告分三次领取房屋征收补偿款和购房补贴合计2603515.00元，2018年5月7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通知：请原告于5月8日上午自行腾空房屋内所有物品，若届时不腾空，房屋内所有物品视为遗弃物，拆迁施工中所造成的物品或者财产等损失后果自负。棚改办于2018年5月8日上午9：30对该房屋进行拆除。随后，原告将被征收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及共有权证交给被告。同年5月11日，被告将原告被征收的房屋予以拆除。 一审认为，《征补条例》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本案中，被告作为辖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武定县棚改办与原告签订征补协议后，被告按协议履行了补偿义务，原告也将被征收房屋的权属证书交付被告，双方均按协议享受权利和履行完义务。武定县棚改办在被告的委托范围内对被征收的房屋进行拆除，故县住建局系本案适格被告。武定县棚改办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依据的是与原告签订的《征补协议》，属于履行《征补协议》所约定的权利及义务。本案不适用《征补条例》第二十八条关于征收决定作出后应当告知被征收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以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的规定。被告拆除原告房屋是按照征补协议约定履行职责，并非行政强制执行，本案也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和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故被告拆除原告房屋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拆除行为合法。原告认为被告的拆除行为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应学、杨敬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应学、杨敬红承担（已交）。 上诉人赵应学、杨敬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2019)云2328行初47号行政判决，二审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的签约时间错误。上诉人因为补偿不合法、不合理，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不同意签订《征补协议》，2017年11月14日在单位领导的劝说下，以大局为重被迫签订了涉案《征补协议》，被上诉人于2019年11月20日才盖章。2.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将被征收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及共有权证交给被告”及“原告将被征收房屋的权属证书交给被告，双方均按照协议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事实错误。上诉人在2008年8月25日为了购买房屋向武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已经将涉案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分别抵押于武定县国土局和城建局，抵押后取得他项权证，用他项权证向武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18万元，借款期限自2008年8月25日起至2018年8月25日止。因此，涉案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一直抵押在武定县国土局和城建局，上诉人手里没有房产权证，也不可能将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交给被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没有任何依据。3.一审认定“被告拆除原告房屋是按照征补协议约定履行职责，并非行政强制执行”错误。《征补协议》没有约定搬迁时间，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的房屋不是按照征补协议约定履行职责，是强行将上诉人的房屋予以拆除的，上诉人被迫签订《征补协议》后，认为补偿不合法、不合理，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希望能够合理、合法补偿损失，因此一直不同意搬迁。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17日组织武定县公安局、狮山镇人民政府、武定县财政局等多家单位60余人，强行拆走房屋一至二层的门窗，逼迫上诉人写腾空房屋保证书，威胁、恐吓上诉人如果不写腾空房屋保证书就将上诉人一家强行拉走，房屋所有物品强行搬走。当时被上诉人是含泪写下的于2018年4月30日前保证腾空房屋的保证书，于是就有了2018年5月7日武定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协调指挥部给上诉人下达的自行腾空的《通知》，并威胁、恐吓上诉人“若届时不腾空，房屋内所有物品将视为遗弃物，拆迁施工中所造成的物品或财产等损失后果自负”。以上事实上诉人当庭提交了棚改办的《通知》、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材料、光碟等证据证实，一审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证据具备证据“三性”，但对于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第六组证据是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的材料，一审认定了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却认为与本案被诉拆除行为无关联，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全面、客观的审查核实证据，该组证据充分证明上诉人被迫签订《征补协议》后，因为补偿不合法、不合理，不同意搬迁并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的事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强行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当在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因此，关于被征收人的搬迁义务，条例明确为在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本案《征补协议》没有约定搬迁期限，县政府也没有作出补偿决定。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基础上，以及上诉人不同意搬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强行拆除上诉人的房屋，违反了《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和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应被确认违法。 被上诉人县住建局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一审对被上诉人实施征收行为以及拆除本案被征收房屋的事实进行了清楚的认定。首先，被征收房屋被拆除时上诉人已不享有该房屋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县政府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县政府关于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一期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因此，自2017年10月30日起，本案标的房屋的物权已经发生变动，即自2017年10月30日起本案标的房屋所有权不属于上诉人；其次，本案拆除房屋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本案上诉人与棚改办已达成《征补协议》，上诉人已按照协议约定领取了房屋征收补偿款，被上诉人拆除房屋是按照征补协议约定履行，并非行政强制执行，本案不适用《征补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实施程序和行政强制执行程序，被上诉人拆除房屋的行为合法。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根据庭审认定的事实，认为被上诉人拆除涉案房屋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拆除行为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之规定，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赵应学、杨敬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位于武定县狮山镇中马街4号房屋的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根据在案证据、当事人陈述及相关法律文书，二审另查明：因二上诉人的房屋、土地权属凭证已办理贷款抵押登记，在被上诉人按照案涉《征补协议》约定和《征收补偿办法》规定向二上诉人兑付征收补偿款项（不含购房补贴42000元）后，通过与抵押权人和抵押登记部门协调取得了案涉被征收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18年5月7日上午9：30，棚改办对房屋一、二楼门窗进行拆除。2018年5月11日，被上诉人将上诉人被征收的房屋全部拆除。 经归纳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二上诉人与被诉拆除行为是否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二上诉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被上诉人对案涉被征收房屋的拆除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行为，是否合法；3.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否成立。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规定，县住建局作为武定县棚户区改造的房屋征收部门，有权按照县政府发布的《县政府关于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一期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对该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依法实施征收，在已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的情况下，将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及附属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收归国有。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在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案涉《征补协议》及被上诉人已按《征补协议》向二上诉人兑付征收补偿款项后，案涉被征收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已因法定事由发生变更，二上诉人对被征收房屋不再享有法定的物权。二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的同时，针对案涉《征补协议》的合法性提起诉讼，本院已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2020）云23行终14号行政判决，依法确认了案涉《征补协议》的合法性。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本案二上诉人在案涉《征补协议》生效后，已按约定领取了案涉被征收房屋的征收补偿款项，其对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灭失，不再享有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对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本案二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其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应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未结合案件事实对本案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对本案进行实体判决不当，二审应予纠正。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在对二上诉人履行法定征收程序、支付征收补偿款项和取得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后，已依法取得案涉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被上诉人作为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行使物权处分权，虽然双方在案涉《征补协议》中未约定被征收房屋的搬迁、拆除时间和期限，但在支付征收补偿款项后，被上诉人已进行书面通知和督促二上诉人配合搬迁和拆除，在二上诉人不配合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先后两次对被征收房屋实施的拆除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该拆除行为合法。同理，被上诉人对已被征收房屋实施的拆除行为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无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执行的相关规定。 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基于对上述两个争议焦点的事实分析和说理，二上诉人针对被诉拆除行为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无权提出本案诉讼请求。 综上，二上诉人的一审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对本案作出实体判处不当，二审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8行初47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赵应学、杨敬红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退还赵应学、杨敬红。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朱崇芳 审 判 员 蒋文娟 审 判 员 蔡建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胡志福 书 记 员 朱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