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3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刚，男，197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煤、张飞云，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卫民，男，197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霄飞，浙江展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俞水根，男，1950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民、沈苗，浙江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华，男，195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国华，浙江湘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刚、上诉人朱卫民、上诉人俞水根因与被上诉人陈华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17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5月25日，朱卫民向俞水根购苗，朱卫民所购苗木再转卖给陈华。俞水根联系张刚运输树苗，张刚另叫了一驾驶员分别驾驶小货车一同前往俞水根苗木地运输树苗。张刚按俞水根的交代与朱卫民取得联系，并听从朱卫民的指定将从俞水根处装好的树苗先运输至新街，后运输至钱江农场。张刚驾驶的小货车上的树苗及另一辆小货车上的树苗均需吊装至在场的一大卡车上。与张刚一同前往的另一辆小货车上的树苗已先行卸至大卡车上。因大卡车的驾驶员对所装树苗认为太多、太高影响运输，张刚车的树苗欲将枝条锯掉后才能装至大卡车。朱卫民与其他工人即至张刚的小货车上锯枝条，张刚当时在一旁，朱卫民对张刚说上来帮锯一下，锯完早点结束。张刚即上自己的小货车上帮忙锯枝条，已锯好的树苗扶靠在车箱后背处。张刚锯第一棵的树较大，张刚刚站在树上，看到靠在车箱后背上的其他树苗发生倾倒，因估计不当张刚掉下车去受伤。张刚被送往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住院治疗。入院时间2015年5月26日，出院时间2016年6月8日，住院天数13天。诊断为：1.胸部外伤、左侧多发性肋骨骨折、左侧胸腔积液、肺挫伤、皮下气肿。2.多处软组织挫伤。张刚支出医疗费13537.18元。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新街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载明：接警时间2015年5月31日12时，接警方式：群众报警，报警人：匿名，警情现场地点：盛中村。接警内容：有纠纷。出警时间：12时1分，到达现场时间：12时11分。出警情况：民警到现场，经调查，系戈士侠因其老公张刚于5月26日凌晨在钱江农场从装苗车上（自己的车上）掉下去了，人现在在萧山中医院。戈士侠找到收苗老板朱卫民要求为其老公的事负责。戈士侠带着家人到朱卫民家中，民警现场劝导后，通知其到司法所调解。另查明：睢宁县公安局邱集派出所于2015年11月30日出具证明：经查询，张运东与张刚登记亲属关系为父子，李敬彩与张刚登记亲属关系为母子，张迎与张刚登记亲属关系为姐弟。张运东于1947年2月2日出生。李敬彩于1948年6月17日出生。张刚儿子张立，2001年1月27日出生，张刚女儿张眸俏，1999年3月3日出生。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新街派出所流动人口登记表载明：张刚暂住在，于2014年3月28日发证，2015年3月26日注销。来本地日期2009年4月27日。2013年1月28日发证，2014年2月1日注销。2011年9月24日发证，2012年9月28日注销。张刚于2015年3月25日至2016年3月25日、2016年3月23日至2017年3月23日办理暂住证。又查：张刚诉朱卫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6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职权追加俞水根、陈华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张刚请求判令：朱卫民、俞水根、陈华共同赔偿张刚各项损失共计325168.70元。庭审中，变更案由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并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朱卫民、俞水根、陈华赔偿张刚各项损失共计342993.50元，其中包括医疗费13527.18元、误工费48372元／年÷365天×156天＝20674.06元、护理费48372元／年÷365天×156＝20674.06元、交通费1917元、住宿费32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13天＝650元、营养费3个月×1500元／月＝4500元、残疾赔偿金43714元／年×20%×20年＝17485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8661元／年×（14＋12＋4）年×20%÷2＝91715.2元、鉴定费1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庭审中，张刚认为其系应朱卫民的要求而上车锯枝条，与朱卫民之间形成义务帮工关系，故张刚的损失应由朱卫民承担责任，不要求俞水根、陈华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于2016年7月5日作出（2016）浙0109民初7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张刚的诉讼请求。张刚不服，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日作出（2016）浙01民终48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刚不服，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2018）浙民再2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4804号民事判决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717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庭审中，张刚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朱卫民赔偿张刚损失440994.48元［医疗费13527.18元、误工费28655.70元（67047元／年÷365天×150天）、护理费28655.70元（67047元／年÷365天×150天）、交通费191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100元／天×13天）、营养费9000元（100元／天×30天×3个月）、残疾赔偿金225104元（56276元／年×20年×20%）、被扶养人生活费118354.9元（38179元／年×（12＋13＋2＋4）年×0.2÷2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50000元×20%）、住宿费3280元、鉴定费1200元］；2.朱卫民承担诉讼费。经原审法院释明，张刚认为朱卫民是被帮工人，至于俞水根、陈华需要法院认定，如果是，也要求赔偿。能认定谁构成帮工法律关系的，就要求谁赔偿。如认定属于其他法律关系的，要求朱卫民、俞水根、陈华都赔偿。张刚陈述另有姐弟各一人。审理中，经张刚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张刚的残疾等级、合理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30日出具浙大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3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被鉴定人张刚于2015年5月25日因故致左侧第4-10肋骨骨折等损伤，依据浙高法《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试行）》之相关规定，其损伤及其后遗症，已构成九级伤残；建议被鉴定人张刚因本次损伤所需的误工期限以90日左右为宜（包括住院时间）；建议被鉴定人张刚因本次损伤所需的护理期限以45日左右为宜（包括住院时间）；建议被鉴定人张刚因本次损伤所需的营养期限以45日左右为宜。张刚支出鉴定费700元，朱卫民支出鉴定费1560元。 原审法院认为：张刚在原审审理中变更案由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故本案案由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经过庭审查明，张刚基于俞水根的指派至其苗场装苗并按其要求与朱卫民联系，并按朱卫民的指示将苗运输至新街后至钱江农场。张刚完成的运输费用由朱卫民、俞水根共同分担。因装运的苗不符合买家即陈华所需，在陈华所需苗有要求，并在朱卫民的邀请下，自愿加入到非其运输工作内容而帮助卖方即俞水根和两买方即朱卫民、陈华的利益进行修剪苗枝。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现张刚基于义务帮工关系要求朱卫民、俞水根、陈华赔偿，有法可据。结合本案实际，原审法院酌情认定，俞水根赔偿张刚合理损失的15%，朱卫民赔偿张刚合理损失的35%，陈华赔偿张刚合理损失的10%。张刚在帮工中自身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应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张刚的合理的损失：医疗费13537.18元，张刚仅主张13527.18元，原审法院予以准许。误工费16380元（66432元/年÷365天×90天）、护理费8190元（66432元/年÷365天×45天）、结合张刚的就诊次数酌情认定合理的交通费为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50元/天×13天）、营养费2250元（50元/天×45天）、残疾赔偿金［222296元（55574元/年×20年×20%）、被扶养人生活费41517.6元（34598元/年×（8+10）×20%÷3人）张刚在重审庭审中陈述另有姐弟各一人］、张刚被评定为伤残时子女均已成年，原审法院对张刚主张子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请求不予支持。鉴定费2260元。以上小计307870.78元。张刚提供的暂住证证明张刚于2015年3月25日至2016年3月25日暂住于萧山，张刚主张期间的萧山住宿费3280元的请求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张刚暂住于萧山，主张暂住期间发生在暂住地的住宿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张刚因伤致残疾，精神遭受损害，原审法院依据本案实际，由朱卫民赔偿张刚3500元，俞水根赔偿张刚1500元，陈华赔偿张刚1000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九条、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朱卫民赔偿张刚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等合计307870.78的35%计107754.77元，扣除朱卫民已支付1560元，尚应支付106194.77元，此款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俞水根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刚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等合计307870.78的15%计46180.62元；三、陈华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刚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等合计307870.78的10%计30787.08元；四、朱卫民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刚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元；五、俞水根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刚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元；六、陈华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刚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七、驳回张刚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朱卫民、俞水根、陈华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178元，由朱卫民负担2494元，俞水根负担992元，陈华负担595元，张刚负担2097元。 宣判后，张刚、朱卫民、俞水根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张刚上诉称：一、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是无过错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张刚自身承担40%的责任无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对张刚重新做伤残鉴定，并以评定伤残鉴定时张刚的子女均已成年为由不予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且一审法院重新进行伤残鉴定系在张刚明确拒绝的情况下做出，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述由张刚提出。三、一审法院适用赔偿标准时并非以受诉法院所在地即2018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8年杭州市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统计公报为准错误。四、一审法院未对张刚在（2016）浙0109民初717号案件中缴纳的案件受理费如何承担进行判决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多处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朱卫民、俞水根、陈华赔偿张刚损失440994.48元；2、判令原审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朱卫民、俞水根、陈华承担。 针对张刚的上诉，朱卫民答辩称：不认可张刚的上诉理由，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并无法律规定义务帮工人责任是无过错责任，仍应当根据帮工人自身的过错确定一定的责任比例。本案中，在张刚锯苗木的过程中，并无任何人对其进行干扰，是其自己在看到有一个影子时惊慌失措掉下车，一审法院确定张刚自身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二、重新鉴定只是对伤残等级进行再次确认，因为本案重审之前的审理中并未进行伤残鉴定，仅有张刚提交的单方委托的鉴定结论。朱卫民不认可张刚重新申请鉴定，也不应据此增加诉讼标的，本案应在张刚原先的诉讼请求范围内进行审理。至于诉讼费问题，由法院依法判决。 针对张刚的上诉，俞水根答辩称：不认可张刚的上诉意见，请求驳回上诉。 针对张刚的上诉，陈华答辩称：不认可张刚的上诉意见，陈华与张刚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无须承担责任。 朱卫民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关键事实存在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按俞水根的交代与朱卫民联系，并按朱卫民的指示将苗运输至新街后至钱江农场”的事实错误。张刚是受俞水根委托将苗木装载上车并从戴村镇运送至新街时，再进一步询问朱卫民，问清具体地址在钱江农场某处后，再赶到该处；张刚在到达新街之前未曾与朱卫民联系过，其在新街停车打电话询问，只不过因为新街是到达钱江农场的必经之地，而俞水根委托其“将苗木运送至交货地”的概括性要求并未改变。原审一审庭审笔录第5页，“原代：俞老板和挖苗的人一起装上车，俞老板要求张刚把树苗运送到朱卫民第一次指定的新街的这个地方”。原审二审庭审笔录第8页，俞水根自认，“我们当时是知道，把苗木运输到新街”，“当时说好的，运输到新街”。可见，至少俞水根要求张刚先送到新街再联系朱卫民确定具体地点，而不是要求张刚自己与朱卫民联系才先送到新街，再送到钱江农场。因此，俞水根与张刚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没有根据录音5陈华的陈述、王玉友的证言、俞水根的自认等已有证据和查明情况，认定陈华、朱卫民等人到俞水根苗木地看苗时要求苗木裁剪到一定规格的事实，导致判决错误。录音5是朱卫民在2016年张刚一审刚起诉，收到传票时就给陈华打电话录音的。该录音对话自然，情节清楚，真实可靠。原审阶段均认可该证据，一审对该证据真实性也予以认可。陈华非常明确地要求俞水根裁剪一定规格，由于俞水根未按要求供货，导致需要做补救工作。陈华在庭审中多次陈述都证明上述事实。原审一审立案时，张刚只起诉朱卫民，陈华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即便后来原审法院根据朱卫民的申请追加俞水根和陈华为被告，但张刚坚持不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为了查明事实才将俞水根、陈华列为被告。故陈华没有配合朱卫民炮制假录音和虚假陈述的必要，其陈述真实可信。其他证据亦可印证有裁剪要求。王玉友在证人证言中陈述其去俞水根处装苗时看到挖苗人还在裁剪苗木以及在省高院作证时针对俞水根代理人的发问“你们卸货时有无其他人在锯苗木了”回答“没有。别的车上的苗已经都剪过了，我的车上的苗还没有剪”；俞水根也在录音中承认过朱卫民讲过要“裁裁剪剪”。（三）一审法院认定“朱卫民与其他工人即至张刚的小货车上锯枝条，张刚当时在一旁，朱卫民对张刚说上来帮锯一下，锯完早点结束。张刚即上自己的小货车帮忙锯枝条，已锯好的树苗挂靠在车箱（厢）后背处。张刚锯第一棵的树较大，张刚刚站在树上，看到靠在车箱（厢）后背上的其他树苗发生倾倒，因估计不当张刚掉下车去受伤”错误。朱卫民与其他工人并没有上张刚的小货车锯枝条，也没有让张刚帮忙。上述事实认定，基本照抄张刚在2016年原审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但该陈述并无其他证据印证，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张刚在一审作出上述陈述的同时，还有前后矛盾的其他陈述。比如张刚前面称朱卫民和另一个工人都在小货车上锯苗，又陈述“当时还有一个帮朱卫民锯苗的师傅，朱卫民在场，但具体站在哪里不清楚”违背事实和常理，且在没有树苗卸货的情况下三个人一起在车上干活，张刚还将一棵较大的树放倒在车上锯枝条，而小货车上并无如此大的空间。故张刚称朱卫民和另一个师傅上其车锯树苗，同时让张刚一起锯的事实不能成立。朱卫民有四车货，前一车苗又刚被卸下重裁，并无时间和人力上张刚的车亲自锯苗。朱卫民纯粹是临时客串在俞水根和陈华之间做中间商，自己没有人手，也不可能专门准备工具，更不可能给张刚工具用。朱卫民是因为前一车卸货的苗木需要重新裁剪后再装车感到很恼火，故以苗木不符合规格直接拒收张刚这车树苗，张刚在此情形下才主动帮忙锯树苗。张刚曾明确自认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朱卫民自己在锯以及之后要求张刚也去锯。张刚在本次一审时改称是吊车或其他东西的影子使其以为是树苗倒下来，惊慌失措下闪避撞到车边再摔到地面，其自身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四）省高院再审时并未认定本案在原审阶段认定的事实错误，而仅仅是“未查实朱卫民与陈华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未查实被帮工人”，但一审重新认定的事实却与原审大相径庭，有违审判伦理。原审阶段对事实的认定是在对朱卫民提供的四段录音的真实性全部予以确认的基础上做出的，一审虽然也明确“对该证据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相关事实未在判决中予以体现，反而对多项重要事实进行删改：原审认定的“陈华受他人委托需购买苗木，通过朱卫民找到俞水根。三被告在苗场看苗时，被告提出苗木要修剪成一定规格”的关键事实被一审完全删除。原审认定的“俞水根叫张刚先送到新街再联系朱卫民”，一审改为“俞水根联系张刚运输树苗，张刚按其交代与朱卫民联系，并听从朱卫民的指定将树苗先运输到新街，后运输至钱江农场”，从而造成张刚是由朱卫民委托运输的假象。虽然判决中由谁委托运输似乎未明确是承担责任的关键，但从责任分配比例上却可以看出对朱卫民明显不利。原审认定的“朱卫民告知其要裁剪成一定规格”、“在卸货交付过程中，朱卫民认为苗木未按照其与俞水根之间的约定进行修剪，而要求张刚进行修剪，张刚遂自愿进行修剪”一节，一审中被更改为张刚单方面的说法“朱卫民与其他工人一起上张刚货车锯枝条，朱卫民邀请站在一旁的张刚上来帮忙锯一下，锯完早点结束”。原审一、二审及高院再审阶段已经反复对绝大部分事实予以查明和认定，在原审一、二审的认定完全一致，高院也未指出有何错误而仅仅有部分缺漏需要进一步查明，且没有新证据、新情况的情况下，一审却对案件事实认定作出重大改变。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有以下几个法律适用问题：一是张刚的行为是否属于义务帮工；二是张刚锯树苗到底是给谁义务帮工，是帮委托运输者的忙，还是帮苗木销售者的忙，亦或是帮购买者的忙。一审判决认为张刚的行为对销售方和买方的都有利益，故将俞水根、朱卫民、陈华全部作为赔偿对象，也就是认为张刚与买卖双方均建立了义务帮工关系；虽然给各方多多少少都分摊一些责任，希望以此解决纠纷，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法律适用上却是错误的。（一）张刚与俞水根建立运输合同关系。对于本案中运输合同关系的主体，原审阶段已明确是张刚和俞水根，高院也未予否定，但一审判决却只有事实描述，并未作出明确的法律关系认定。从其论述和责任分摊来看，朱卫民显然因为“共同分担运输费用”而承担了更多责任，这是错误的。张刚明确承认是俞水根和其当面谈好运输苗木和价钱事宜，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故俞水根与张刚建立运输合同关系。事后由谁支付运输费，只是买卖双方内部结算，并不影响已经成立、生效甚至已经履行完毕的运输合同主体的认定。故所谓“共同承担运输费”与运输合同的主体无关。事实上，朱卫民仍然将大部分运输费在给俞水根的苗木款中扣除。若以此论责，也应由俞水根承担更高的赔偿比例。（二）张刚将货物送到钱江农场，在卸货完成前，其运输合同的义务并未完全履行完毕，其帮工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附随义务。虽然张刚已将货物送达目的地，但为了实现合同目的，运输人仍有协助将运输的苗木卸货的附随义务，故其合同义务并未履行完毕。如果由朱卫民等人将前车树苗锯完再来锯张刚这车的，那么张刚势必会晚回家，故张刚锯树苗固然主要是帮助了卖方交货，但不能否认对其自身也有一定的法律利益，即完成附随义务。因此，张刚并非纯粹的帮工，应当相应增加帮工人自身的责任。（三）朱卫民有权拒收货物，由此造成损失的可以向俞水根追偿，故张刚的帮工无论从本意还是最终实际受益，是为了俞水根的利益。在未卸货前，货物所有权并未转移，朱卫民均有权拒绝收货或延迟收货（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另当别论），特别是在不裁剪枝条大车就不能正常装车的情况下，基于买方的正当权益，朱卫民有权拒收不符合标准的货物。有证据表明双方曾就树苗需裁剪成一定规格达成达协议，且对此原审阶段二级法院也都予以认定，省高院也未予否定。因此，朱卫民拒收是完全合理、合法。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若因拒收造成不能正常交货，从理论上讲朱卫民可以在事后向俞水根主张赔偿以填平其损失，故张刚的帮忙客观上给朱卫民减少麻烦，但法律上并不增加利益。俞水根作为违约方，本可能因此承担解除合同、退货、减少价款、扣除裁剪费等违约责任。张刚的帮忙明显为其避免了法律上的利益损失。（四）张刚只给卖方帮工。张刚是与卖方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其锯树苗是为了帮卖方完成交货。帮工活动并非要有双方明确的意思表示，只要具备帮工的实质内容，被帮工人没有明确拒绝，即可按照义务帮工的相关规定处理。因此，俞水根虽未要求张刚帮工，仍应作为被帮工人承担责任。（五）即使按照一审所述，基于双方共同承担运输费，且因陈华有要求，朱卫民出面请张刚裁剪，而张刚的帮工是为了买卖双方的利益，三方都应承担责任，一审确定俞水根承担15%、朱卫民承担35%、陈华承担10%的责任比例分配也缺乏法律依据与判决逻辑。以买卖双方的客观利益论，若交易失败，买方不过少赚点差价，且可以随时找货替补；但卖方不一定马上能找到买家，不但不能赚取利润，还要将树苗种回地里，并自行承担人工费用、运输费用，故帮工给卖方的利益更大。俞水根不按约交付货物，即不按照一般苗木交易的常规事前做好长途运输的准备工作包括裁剪好枝条，过错明显。一审判决买方共计承担45%责任，俞水根只需承担15%责任，不但颠倒了主次顺序，也远远超出了法官正常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畴。本案作为一起再审案件，不应支持超过原审的诉讼请求，特别是再审时赔偿标准增加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重要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模糊且不正确，导致省高院为了弥补原审原告放弃向俞水根、陈华主张权利的缺失，给其一次获得应有赔偿的机会的本意被曲解，造成了更不合理的判决，朱卫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更不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朱卫民不承担赔偿责任；2、由张刚、俞水根、陈华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针对朱为民的上诉，张刚答辩称：本案中，俞水根没有在现场，也不知道有人帮工，故张刚与俞水根之间不可能存在帮工合意，而朱卫民在现场，即使按照朱卫民说法，其没有要求张刚帮忙，而是张刚主动要求帮忙，但朱卫民对此也没有拒绝，故张刚与朱为民之间达成帮工合意。如果按照朱卫民的说法，要以帮工利益归属来确定被帮工人，那么张刚具体为谁帮工是不明确的。一审开庭中，朱卫民承认叫张刚帮忙，工具是朱卫民提供的。相关司法解释已对义务帮工关系作出明确规定，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责任。 针对朱为民的上诉，俞水根答辩称：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补偿。本案中，朱卫民是被帮工人的事实依据充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出卖人根据合同约定将标的物运送至买受人指定地点并交付给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负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俞水根与朱卫民的约定，张刚本只需经苗木运送到新街即完成交付义务，但张刚把苗木拉到新街后等了四五个小时，朱卫民才突然叫他拉到钱江农场。当时朱卫民一共收了四车苗木要卖给下家以赚取利润，张刚运输的仅仅是其中的两车苗木，还有两车苗木是朱卫民从其他人处收来。朱卫民把这些苗木集中起来，在钱江农场统一交付给下家，故案涉苗木又从新街拉到钱江农场，此时已不属于俞水根的交付义务范畴，是朱卫民为了完成其向下家交付苗木义务而形成的新的运输合同关系。二、朱卫民指示张刚将苗木拉到钱江农场后，张刚将苗木搬到朱卫民叫来的卡车上，故张刚是在朱卫民履行交货义务的过程中受伤，朱卫民系受益人。且张刚是根据朱卫民的指示修剪枝条，工具也是由朱卫民提供。三、朱卫民称苗木不合格才要求张刚修剪枝条，不属实。并无证据证明案涉苗木不合格，且从常理分析，如果苗木不合格，那么朱卫民应打电话通知俞水根或者拒绝收货。所谓的苗木不合格是朱卫民为了让俞水根、陈华承担责任的借口。四、本案是发回重审。原审阶段张刚仅起诉朱卫民，基于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朱卫民申请将俞水根列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错误，且张刚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都坚持认为义务帮工人是朱卫民，坚决明确不要求俞水根承担责任。而当时一审、二审判决认为俞水根是被帮工人和受益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二审判决，认为原判决未查实被帮工人，重审判决再判决俞水根承担部分责任是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相抵触。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针对朱为民的上诉，陈华答辩称：修剪枝条行为只是发生在俞水根与朱卫民交付货物的过程中，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张刚不可能为陈华帮忙，也不是为了陈华的利益。陈华与张刚之间没有法律关系，故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修剪枝条的原因是订购苗木时对苗木规格有约定。本案并无证据指向陈华应承担责任。 俞水根上诉称：一、张刚和俞水根之间不符合帮工关系的构成要件。俞水根不在事发现场，和张刚没有合意的意思表示，俞水根不是被帮工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帮工关系以被帮工人对帮工人的指挥为根本判断标准，根据用工方的指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是帮工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某种行为形式上是无偿帮助关系，但具体帮助行为不受被帮工人的指挥，则不能认定为帮工关系。帮工需由用工方提供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且帮工人需受被帮工人的指挥，如果不具备上述特征则也不能认定为帮工关系。若被帮工人对帮工人从事的帮工活动既不知情，也不认可，则不能认定为帮工关系。本案中，整个现场是朱卫民在指挥运输和装卸，张刚受朱卫民指示剪苗，工具也是由朱卫民提供，应该认定张刚与朱卫民之间形成义务帮工法律关系，被帮工人是朱卫民。而俞水根不在现场，朱卫民和张刚都没有和俞水根电话联系，俞水根对张刚的义务帮工活动并不知情，不可视为其同意张刚帮工，俞水根不是被帮工人。二、张刚上车锯苗是受朱卫民的邀请，两人达成了帮工的合意，工具是朱卫民提供的，张刚和朱卫民构成义务帮工关系。三、张刚按俞水根指示运输苗木到新街，同朱卫民联系后按其指示运输至钱江农场，故从新街开始张刚是为朱卫民提供劳务。四、原审法院认为张刚义务帮工是为了朱卫民、俞水根、陈华的利益，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朱卫民作为交易的中间人，赚取每株130元的差价，交易失败将赚不到任何差价，且面临对上家和下家同时违约。张刚义务帮工的受益人只有朱卫民一人。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五项，驳回张刚对俞水根的全部诉讼请求或改判由朱卫民承担责任；2、由张刚、俞水根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 针对俞水根的上诉，张刚答辩称：没有异议。 针对俞水根的上诉，朱卫民答辩称：关于本案之前被高院要求再审的理由，朱卫民与陈华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朱卫民只是帮陈华购买苗木，至于没有查实被帮工人，是为了给张刚机会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义务帮工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不存在合意或者现场指挥的说法。案涉苗木的交货义务并未履行完毕，朱卫民尚未收货。在苗木已将车装满的情况下，若车上已经有两个工人在修剪苗木，则不可能再让张刚去修剪苗木，故只能是张刚一个人去修剪苗木。另外，中院的笔录中并未记载修剪苗木的工具是由朱卫民提供。至于朱卫民赚取多少差价，与本案无关。原审阶段已查明是否符合苗木标准的问题，朱卫民提供挖苗人的电话给俞水根，之后俞水根与挖苗人直接结算，和朱卫民无关。 针对俞水根的上诉，陈华答辩称：陈华与张刚没有法律关系，无须承担责任。张刚修剪苗木的行为，不是为了陈华利益。张刚的损害后果是在俞水根向朱卫民交付苗木的过程中发生。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发当日，张刚与另一小货车驾驶员王玉友分别将俞水根出售给朱卫民的苗木运输至朱卫民指定的钱江农场，王玉友车上的苗木先卸至在场的一大卡车上，其后王玉友便离开。关于张刚为何会去修剪苗木，张刚称在王玉友车上的树苗先行卸货后，大卡车的驾驶员认为所装树苗太多、太高影响运输，张刚车的树苗需将枝条锯掉后才能装车，朱卫民与其他工人即至张刚的小货车上开始锯枝条，后朱卫民叫张刚帮忙修剪枝条；朱卫民称由于张刚车上的苗木未按其与俞水根之间的约定进行修剪，其拒绝收货，遂张刚自愿修剪苗木枝条，同时，朱卫民陈述其当时并未就苗木质量问题与俞水根联系，且其在王玉友车卸货时并未注意苗木的规格问题，之后又将王玉友车已装车的苗木卸下来进行修剪。事发后，朱卫民垫付张刚的医疗费170元，并向张刚支付运输费700元，朱卫民与俞水根在嗣后就苗木款进行结算时对运输费进行了分担。2015年10月9日，张刚自行单方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萧山分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该所于同年10月28日作出鉴定意见：张刚在2015年5月26日因外伤导致左侧第4-10肋骨骨折，其残疾等级评定为人体损失九级残疾。本案一审审理中，张刚申请对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朱卫民申请对张刚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除上述事实外，其他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张刚已将苗木运输至目的地，嗣后所进行的苗木修剪非其运输工作内容，属于自愿、无偿为他人提供劳务，符合义务帮工关系的法律特征，现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是被帮工人是谁。张刚明确指称其系受朱卫民的邀请对苗木进行修剪，朱卫民系被帮工人，朱卫民则抗辩系因俞水根出售的苗木不符合约定的交付标准，张刚基于实现货物交付目的才实施修剪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朱卫民与俞水根之间存在关于苗木交付标准的约定，且即使存在相关约定，朱卫民在同是俞水根供货的王玉友车的苗木先行卸货时也未以苗木不符合规格要求为由拒绝收货，亦未就其所主张的苗木质量问题向俞水根提出异议，故相比而言，张刚称大卡车驾驶员认为所装树苗太多、太高影响运输而要求张刚车的树苗修剪后才能装车更具有合理性，又结合事发地点在朱卫民在场的苗木转运地、朱卫民在其与陈华的录音中承认有叫张刚锯掉枝条以及事发后朱卫民将张刚送至医院并垫付部分医疗费等本案的实际情况，张刚主张与朱卫民之间形成义务帮工关系符合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考虑到俞水根不在事发现场且对苗木修剪事宜不知情，张刚亦否认与俞水根之间达成帮工合意，朱卫民主张张刚为俞水根帮工不能成立，至于朱卫民与俞水根之间分担张刚的运输费，系基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影响被帮工主体的认定。张刚在帮工过程中发生人身损害，朱卫民作为被帮工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张刚自身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原审酌定张刚自担40%的责任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本案赔偿数额的确定。张刚在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后的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但张刚要求按照杭州市2017年度统计数据进行赔付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相关赔偿项目应调整为按照浙江省2017年度统计数据计算。本院对张刚的相关损失确定如下：1、医疗费，经审查与张刚的诉请金额一致，为13527.18元；2、误工费，参照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14958元（60665元/年÷365天×90天）；3、护理费，参照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7479元（60665元/年÷365天×45天）；4、残疾赔偿金，参照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205044元（51261元/年×20年×20%）；5、被扶养人生活费，张刚经重新鉴定评定的伤残等级与其诉前委托鉴定评定的伤残等级一致，故本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自第一次定残日即2015年10月28日起开始起算，参照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为72361元[31924元×（12年/3人+13年/3人+2年/2人+4年/2人）×20%]。另经审查，原审法院核定的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鉴定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据此，张刚的物质性损失数额合计为319329.18元。因陈华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并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对一审判决结果认可，故本院对一审判决关于其责任数额的判定予以维持；结合朱卫民已支付的款项情况，朱卫民应赔偿张刚物质性损失159080.4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亦调整为由朱卫民赔偿张刚5000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存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17147号民事判决； 二、朱卫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刚各项损失164080.43元； 三、陈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刚各项损失31787.08元； 四、驳回张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915元，由张刚负担4400元，朱卫民负担2945元，陈华负担57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7430元，由张刚负担4447元，朱卫民负担2983元。张刚、朱卫民、俞水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圣超 审判员  李国标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书记员  姚亦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