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1,女,196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2,女,195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君燕，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雨，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女,1963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应鹏，浙江嘉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欢，浙江嘉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胡某1因与被上诉人徐某、胡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胡某2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有关本案纠纷的性质。胡某2以继承人身份向南湖法院起诉，法院以其非继承人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后胡某2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上诉人也不是继承人，认为应追加居委会，由其收归国有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上诉人收到重审通知后，在重审案开庭时提出上诉人是涉案房屋的合法占有人，本案系返还占有房屋纠纷。且本案双方当事人均非胡林法的继承人，故非继承纠份。但原审未采纳返还原物之诉，请求二审严查。二、原审错定继承纠纷，导致判决不当。（一）滥用继承法第14条。我国继承法调整的是遗产及继承人分割遗产发生纠纷的法律。原审已确认双方均非胡林法的继承人，按理就不能适用继承法。然原审却以继承法第14条为判决的法律依据，明显不当。（二）公开对抗物权法245条。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原审已查明涉案财产，现合法占有人，在没有被物的所有人、继承人返还占有前，应尊重我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之规定。（三）原审判决损害了国家利益。原审判决涉及由胡林法单位执掌的胡林法的抚恤金，依照社保法规定，只有死者的继承人才能领取。如无继承人，满一定期限后，单位应将此笔“无主财产”上交国库。然原审却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形下，将尚未交付到胡林法继承人之手的非胡林法的遗产，定性为遗产，明显不当。（四）不讲法律的“会叫孩子有奶吃”的解决方法，必产生更多的纠纷。原审不坚持法律，以法官个人的好恶观任性判决，必产生更多的诉讼。现在判决给了非继承人的胡某2、徐某，如果再跑出来胡林法的其他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也说扶养过胡林法，法院怎么判？三、上诉人的“占有权”，是受物权法第245条保护的。它只接受法院受理的返还占有之诉判决，除此之外，占有人对其他干扰，都可诉诸法律以排斥。现一审中胡某2无返还原物请求权，理应被驳回。胡某2辩称，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基于理解而非案件事实或法律适用，上诉状中通篇认为应适用财物返还占有的相关法条，但一审认定本案为继承纠纷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的财物属于胡林法所有，胡林法死亡后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因此当然适用继承法的规定，胡某2提起的继承之诉符合法律规定。第二，胡某2与胡林法并未解除收养关系，胡某2仍为继承人。退一步讲，我国收养法在1992年颁布，当时胡林法与胡某2虽未办理收养关系，但已形成事实收养关系。即便当年存在解除收养关系一事，之后双方也以行为恢复了收养关系。一审中胡某2提供的证人证言亦可证明胡某2是以养女的身份照顾赡养老人。再退一步说，即使胡某2不是胡林法的继承人，上诉人与徐某也并不是胡林法的法定继承人。再者，胡某2一直以养女的身份赡养和照顾老人，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义务，适当应多分得遗产。徐某辩称，上诉人是胡林法的侄女，徐某是胡林法妻子的侄女，两者地位相当。两人在被继承人生病前后都进行了照顾，故一审判决是正确的。上诉人系非法占有被继承人的遗产，在被继承人未有遗嘱时，无人可以处分被继承人的遗产。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陈述是一种强盗逻辑，以非法的先得利目的，认为被上诉人无权找上诉人，这种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未有任何依据的强盗逻辑，不能适用物权法的任何规定。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胡荣继承徐月英、胡林法的房产、存款、抚恤金、丧葬费（详见财产清单）的80%，二、徐某、胡某1各继承10%；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徐某、胡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林法与徐月英为夫妻关系，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1960年抱养一女（即胡某2），并将其抚养成人。后因故产生矛盾，双方在1982年2月16日，经原嘉兴市人民法院组织调解，确认胡某2与徐月英、胡林法夫妇脱离养父母子女关系。1983年，胡林法将其侄女胡某1从桐庐接过来，与他们夫妇住在一起，并为胡某1找了工作、置办了婚礼。逢年过节都是跟胡某1一起过的。1999年7月3日，徐月英去世，并于2012年8月28日注销户口。胡某2与胡林法脱离关系后，双方之间还是有往来的，胡某2仍叫胡林法爸爸。徐某系徐月英的侄女，胡林法生病前曾有一段时间住在徐某家中。2018年，胡林法因患晚期胰腺癌先后在邦尔骨科医院、浙江省荣军医院等医院接受治疗，治疗期间，由胡某2、徐某、胡某1等人轮流照顾。2018年3月28日，胡林法在桐庐去世，由胡某1及其家人为其办理了丧事。至今，没有发现被继承人胡林法和徐月英生前立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一审审理中查明，胡林法名下有嘉兴市房屋一套（产权证号：077689，建筑面积：73.8平方米），现由胡某1占有使用；截至2018年10月12日，胡林法名下浙商银行卡（卡号：62×××85）内增金宝余额为6.52元；胡林法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45×××59）内余额为2827.36元；胡林法名下嘉兴银行卡（卡号：10×××29）内余额为2.6元；嘉兴市公安局当前代管了胡林法病故后的丧葬费4000元、抚恤金188552元。一审审理中还查明2018年3月28日（即胡林法死亡之日）起胡林法名下中国工商银行、浙商银行、嘉兴银行银行账户内共支出106006.20元，胡某1称2018年3月28日，是其姐姐从胡林法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取款三笔共计11600元；2018年3月28日、2018年3月29日，其与姐夫方亨荣从胡林法浙商银行账户内取款八笔共计67755元；2018年3月31日，其从胡林法上述嘉兴银行账户内取款26651.2元。上述三张银行卡均在胡某1处。一审法院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条的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第十四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目前，在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被继承人胡林法和徐月英生前立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而胡某2和徐月英、胡林法的养父母子女关系已于1982年2月16日依法协议解除，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胡某2已不属本案的法定继承人。徐某系徐月英的侄女，胡某1系胡林法的侄女，也均不属于胡林法和徐月英的法定继承人。因此，本案没有法定继承人。本案中胡某2、徐某、胡某1虽然没有法定继承权，但其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在没有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其所尽义务的多少来分享被继承人的全部遗产。胡某1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了多年，尽了相对较多的扶养义务，分给遗产时可以适当多分，但其不能独占被继承人的全部遗产；胡某2及徐某也对被继承人尽了相应的扶养义务，胡某2作为可以分得遗产的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依照继承法的规定提起诉讼，故本案仍属于继承纠纷，并非是胡某1主张的返还占有之诉。本案应当对胡林法的遗产及其他所涉财产一并作出处理。本案依法应当予以处理的遗产为胡林法名下的房产一套，胡林法名下的存款108842.68元（包括三张银行卡内的存款余额6.52元＋2827.36元＋2.6元＝2836.48元及已从银行领取的现金106006.20元）；另外，由嘉兴市公安局代管的胡林法的抚恤金188552元，也应参照遗产进行处理。至于丧葬费4000元应归办理丧事的胡某1所有。综上，根据本案的实际，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胡某2分得房产的2／5，徐某分得房产的1／10，胡某1分得房产的1／2；胡林法名下的存款108842.68元及抚恤金188552元，合计297394.68元，也按照上述比例进行分割。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条、第32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胡林法名下坐落于嘉兴市房屋一套，胡某2分得五分之二，徐某分得十分之一，胡某1分得二分之一；二、胡林法名下的存款108842.68元及抚恤金188552元，合计297394.68元，胡某2分得118957.87元，徐某分得29739.47元,胡某1分得148697.34元；三、丧葬费4000元归胡某1所有。案件受理费13800元，胡某2负担5520元，徐某负担1380元，胡某1负担69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胡林法生前系嘉兴市公安局离休干部。胡林法的妻子徐月英于2012年去世。本院认为，胡某2以养女身份主张继承胡林法的遗产，故本案案由应为继承纠纷。胡某1上诉认为本案应为占有物返还纠纷，理由不能成立。占有物返还纠纷分两类，一类为不动产或动产的权利人请求占有人返还原物；一类为占有人请求侵占其占有的不动产或动产的人员返还原物。本案胡某2在法院尚未确认其继承的情况下，尚不属于涉案财产的权利人，无权以权利人的身份主张占有物返还。而胡某1亦非涉案财产的权利人，不得以合法占有抗辩之。其主张其系涉案财产的合法占有人，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我国《继承法》规定，在无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情况下，由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同时对继承人以外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酌情适当分得遗产。本案中，胡某1系胡林法侄女，徐某系胡林法妻子徐月英的侄女，胡某2原系胡林法养女，后经法院组织调解，已与胡林法夫妇脱离养父母子女关系，故三人均非胡林法、徐月英夫妇的法定继承人，在徐月英去世后，案涉财产中属于徐月英的部分由胡林法继承，而在胡林法去世后，则需考虑相关人员是否符合遗产酌给的情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胡某1、胡某2、徐某三人在胡林法生前，对胡林法多有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抚慰。虽然传统民法及其理论认为，扶养的内容仅限于经济上的供养，但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扶养的内容应不再仅限于经济上的供养，还应包括精神、体力上的扶助。胡林法生前系公安离休干部，有稳定且充裕的收入来源，经济上自无需他人资助，但其无亲生子女，妻子亦在六年前去世，故三人日常对胡林法的照料应认为构成扶养，依法可以酌情分得遗产。有关遗产酌给的范围及比例，我国《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胡某2年幼时即为胡林法夫妇所收养，后虽因日常生活矛盾在其刚步入成年时即与胡林法夫妇脱离了养父母子女关系，但双方毕竟有长达二十余年的收养关系，且在随后数十年的时间内，其与胡林法仍以父女相称并往来，说明双方内心仍怀有不同于常人的情感。而胡某1则系由胡林法在与胡某2脱离养父母子女关系后从桐庐老家接至身边，为其安排工作并置办婚礼，从民间习俗的角度，含有过继的意思。至于徐某，系胡林法妻子徐月英的晚辈亲属，与胡林法夫妇亦往来较多，在胡林法生前尤其是生病住院期间，亦给予了胡林法照顾与扶助。故三人与胡林法均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且均给予了胡林法较多的扶养，一审将胡林法的遗产全部分与三人，本院可予确认。至于比例，考虑徐某与胡林法的关系在三人中最为疏远，故徐某可以少分；胡某1因胡林法有将其过继的意思，故胡某1可以适当多分；而胡某2因与胡林法夫妇有多年养育之情，故胡某2可较胡某1少分，但较徐某多分。一审酌定胡某1、胡某2、徐某按5∶4∶1的比例继承胡林法的遗产，本院予以确认。有关丧葬费，属于国家对死者的丧葬补助，而抚恤金属于国家对死者近亲属或死者生前需扶养的人员的经济补助，性质上都不属于遗产。其中丧葬费，因胡林法的丧事由胡某1负责操办，故一审判决丧葬费4000元归胡某1正确，二审予以确认。抚恤金，因三人均非死者近亲属或死者生前需扶养的人员，故三人均无权主张抚恤金，一审将抚恤金分配给三人有误，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胡某1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同时一审对抚恤金的处理不当，二审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一、维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胡林法名下坐落于嘉兴市房屋一套，胡某2分得五分之二，徐某分得十分之一，胡某1分得二分之一；丧葬费4000元归胡某1所有。二、变更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胡林法名下的存款108842.68元，胡某2分得43537.07元，徐某分得10884.27元,胡某1分得54221.34元。三、驳回胡某2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胡某2负担5520元，徐某负担1380元，胡某1负担6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280元，由胡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坤审判员 徐连忠审判员 刘 春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苏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