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17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永利，男，汉族，1983年4月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创，贵州君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美，贵州君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长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桥高泥路。法定代表人：祝熙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平，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红林，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邓祖利，男，汉族，1966年12月18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周永利与上诉人遵义长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长久公司”）、原审第三人邓祖利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3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永利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由遵义长久公司支付周永利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44000元。事实和理由：周永利于2017年3月22日到遵义长久公司上班，该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周永利请求支付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期间为2018年3月22日至2019年3月22日，上诉人于2019年3月4日向遵义市汇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未超过仲裁时效。遵义长久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遵义长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周永利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判以遵义长久公司经营注册地未及时变更为由，认定周永利受邓祖利雇佣在原注册地劳动系为遵义长久公司提供劳动，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周永利从事劳动及领取报酬的行为，系与邓祖利成立雇佣关系，不能因邓祖利参与了遵义长久公司的经营管理而认定周永利与遵义长久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周永利二审期间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邓祖利二审期间未提供书面陈述意见。周永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周永利与遵义长久公司自2017年3月22日至2019年2月25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遵义长久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44000元；3.判决遵义长久公司支付周永利工资共计12700元；4.本案诉讼费由遵义长久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邓祖利与蒋梅登记结婚。邓祖利系遵义泥桥监狱狱警。遵义长久公司登记成立于2011年6月10日，系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包括机械及零配件加工、项目投资与管理等。2012年6月5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由龚渝变更登记为蒋梅。后公司的住所地由汇川区上海路荷花苑商住小区Ｆ1-1-7号门面变更为遵义市汇川区高泥路，并于2012年8月28日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至今公司的住所地未变更登记。2017年5月3日，股东蒋梅将遵义长久公司的50万元股权转让给祝熙敏。2017年6月5日，公司的登记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由蒋梅变更登记为祝熙敏。在蒋梅的股权转让前，遵义长久公司在汇川区唐孝燕的房屋一楼内生产加工机电零件产品，而邓祖利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2017年3月22日，周永利经人介绍认识邓祖利后在前述房屋一楼内从事加工机电零件产品的工作。周永利根据邓祖利的工作安排，利用邓祖利提供的机械设备及生产辅料（如钼丝等）加工产品，而邓祖利利用其人脉资源销售周永利生产的产品，并通过现金或微信转账方式向周永利支付相应的报酬。在公司股权转让后，邓祖利仍在以遵义长久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如2018年4月，以遵义长久公司的名义与“贵州遵义驰宇精密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产品加工合同》，并在合同中加盖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等。在实际中，周永利与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2018年12月16日12时左右，周永利在前述房屋一楼内加工产品时被铣床绞伤右上肢。当日，周永利被送往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当日13时15分，该院以周永利“机器绞伤致右上肢疼痛1＋小时”收治入院。周永利入院诊断为1.右侧开放性孟氏骨折；2.右侧尺骨鹰嘴及冠突撕脱骨折；3.右侧臂丛神经牵拉伤（桡神经、尺神经）；4.右上肢皮肤擦挫伤。周永利于2019年1月15日出院，产生住院医疗费48837.79元。周永利出院诊断为1.右侧开放性孟氏骨折；2.右侧尺骨鹰嘴及冠突撕脱骨折；3.右侧臂丛神经牵拉伤（桡神经、尺神经）；4.右上肢皮肤擦挫伤；5.右前臂部分皮肤坏死；6.右肘关节尺侧副韧带损伤；7.右前臂皮肤软组织感染。2019年1月25日-1月26日，周永利因“右上肢活动不利1＋月”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182.4元。周永利出院诊断为右尺骨骨折内固定术后。2019年3月6日-3月14日，周永利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3005.23元。在诉讼过程中，周永利表示邓祖利通过微信方式向其预付医疗费50000元，而邓祖利予以认可。2019年元月2日，邓祖利向周永利出具《欠条》，载明现欠周永利的劳务费共计12700元（三个月，即10月20日-12月20日）。2017年3月，周永利（微信号：×××）与邓祖利（微信号：×××）成为微信好友，双方之间存在频繁的微信聊天、微信发送零部件图片、微信转账的情况，载明有相应的内容。其中，邓祖利通过微信方式向周永利转账的部分款项如下：2017年：6月26日1100元、9月9日450元、9月21日3600元、9月30日300元、10月18日2000元、10月28日1600元、11月21日3600元、12月21日3600元；2018年：3月12日2000元、3月25日2300元、4月16日4000元、5月21日4600元、6月30日3600元、8月1日4600元、8月31日4010元、11月2日4100元。其中微信聊天记录载明2019年1月1日，周永利说“邓哥2800元，只够半个月的工资，都已经100多天没发工资了，实在过不下去了”；2019年1月10日，周永利说“欠费了邓哥”，2019年1月11日邓祖利说“麻烦你把这两天的费用单发给我”；2019年1月29日，邓祖利说“我厂出了这个事，确实过不下了”等内容。2019年3月4日，周永利以“确认劳动关系、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劳动报酬”将遵义长久公司申请至遵义市汇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5月8日，该委员会出具遵汇劳人仲字（2019）第161号仲裁裁决书：驳回周永利的仲裁申请。周永利不服该裁决，诉至原审法院酿成本诉。在诉讼过程中，遵义长久公司提供的工资清册载明有蒋梅2017年1月-2017年4月的工资等内容；提供的与“胡世云”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载明有租赁地点为世嘉机电院内Ｃ栋后部528平方米的厂房，租期从2017年5月9日起算等内容；提供有《劳动合同书》数份，均载明遵义长久公司的地址为汇川区高桥高泥路。在诉讼过程中，祝熙敏表示从2016年11月于蒋梅处接手公司，而周永利并不认可。在诉讼过程中，邓祖利表示通过其人脉在销售周永利做的产品，自己系帮周永利代收货款；自己收到款项后在扣除房租水电费及其提供的辅料款项后再支付给周永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周永利的陈述及遵义长久公司、邓祖利的答辩，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1.周永利与遵义长久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遵义长久公司是否应向周永利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4000元；3.遵义长久公司是否应支付周永利的工资12700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1.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知，遵义长久公司曾在汇川区唐孝燕的房屋一楼内生产经营加工机电零件产品；而周永利从2017年3月22日开始也在前述房屋一楼内生产加工机电零件产品直至受伤之日（2018年12月16日）。周永利工作之初，遵义长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登记股东尚为邓祖利的妻子蒋梅，且邓祖利实际也在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周永利按照邓祖利的具体要求提供劳动，并直接从邓祖利获取相应的报酬。2.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工商局资料可知，2017年5月之后，虽然遵义长久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祝熙敏，但公司的登记住所地至今也没有改变。即便遵义长久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在登记住所地外还存在其他的经营场所也不能否定登记住所地存在的事实。而周永利依然在前述登记住所地劳动。本案中，邓祖利辩称于2016年已将公司转让给祝熙敏，但未提供证据佐证，而经原审法院调取的工商局档案资料显示2017年5月3日公司股权才转让给祝熙敏。因此，原审法院对于邓祖利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3.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工商局资料可知，在公司股权转让后，邓祖利还在以遵义长久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如2018年4月，以遵义长久公司的名义与“贵州遵义驰宇精密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产品加工合同》等。周永利有理由相信邓祖利代表遵义长久公司在经营管理。4.在实际中，周永利一直按照邓祖利的具体要求在公司的登记住所地进行劳动，并直接从邓祖利处获取相应的报酬。5.周永利及遵义长久公司均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6.周永利从事的具体劳动属于遵义长久公司的经营业务之一。7.本案中，遵义长久公司提供的工资清册、考勤记录等证据不完整，且不足以反驳周永利提供的证据。综上，基于前述论理，结合各方提供的证据，原审法院认为证明周永利与遵义长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的证明力。因此，结合周永利的主张，原审法院确认周永利与遵义长久公司从2017年3月22日至2019年2月25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邓祖利辩称系帮助周永利收取劳务款并非遵义长久公司的管理者，与周永利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周永利不认可。对此，结合周永利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可知，周永利与邓祖利之间客观上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邓祖利对其抗辩并未提供其他的证据佐证，故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审法院对于邓祖利的该抗辩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遵义长久公司在仲裁时已对周永利的该项主张提出时效抗辩。对此，因周永利主张从2017年3月22日在遵义长久公司处上班，周永利应从2017年4月23日起可向遵义长久公司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直至2018年2月22日止。本案中，周永利却于2019年3月4日才向仲裁委员会主张已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且周永利也未提供其他的证据证明仲裁时效存在中断、中止的情形。因此，周永利的该主张因仲裁时效已过，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邓祖利向周永利出具的《欠条》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符合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应恪守。根据《欠条》及本案查明的事实，邓祖利认可尚欠周永利报酬12700元，而邓祖利的行为代表遵义长久公司。因此，遵义长久公司依法应向周永利支付拖欠的工资合计12700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于周永利其他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遵义长久公司、邓祖利其他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周永利与遵义长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自2017年3月22日至2019年2月25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遵义长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周永利的工资共计12700元；三、驳回周永利其他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第一，周永利与遵义长久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周永利请求遵义长久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差额是否已过仲裁时效。关于周永利与遵义长久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周永利于2017年3月22日入职遵义长久公司工作，与该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梅于2017年5月5日将股权转让给现任法定代表人祝熙敏，并于同年6月5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周永利在遵义长久公司股权变更前后，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资支付方式未发生改变。遵义长久公司亦未在股权变更前解除与周永利的劳动关系，故周永利与遵义长久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不因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或公司股权变更而发生变化。遵义长久公司关于其与周永利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周永利请求遵义长久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是否已过仲裁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之规定，因周永利从2017年3月22日在遵义长久公司处工作，其二倍工资差额应计算至2018年2月22日，其应在2019年2月22日前提起劳动仲裁，因周永利于2019年3月4日才向仲裁委员会主张权利，已超过仲裁时效，故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其该项上诉请求。综上所述，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遵义长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10元，由周永利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亚琼审判员  何 容审判员  刘娟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张洋书记员瞿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