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渝0119民初5621号之一 原告：陈进美，女，1963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雨竹、官强，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南川区糖酒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新华路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2087010767。 法定代表人：苟明建，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波，重庆春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星妍，重庆春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受理了原告陈进美诉被告重庆市南川区糖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川糖酒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依法由审判员丁忠林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因案情复杂，双方争议较大，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丁忠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罗富贵、张成芳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进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雨竹，被告南川糖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进美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判决确认被告于2000年12月29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原告是被告公司股东，2000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所谓的股东大会，并决议将原公司国有股权直接转让给苟明建等5人，但公司股东有117名，公司并未通知全体股东参加此次股东会，且在所谓参会股东33人中，其中32人并未接到参会通知，签到表系公司伪造签名形成，公司也未就决议事项进行表决，且国有股转让时，全体股东具有平等受让权，决议将占公司股权比例28.97%的国有股私下分配至苟明建等5人，严重损害其他股东权利。现原告依据公司法及公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南川糖酒公司辩称，一、2000年被告公司在政府主导下实施的国有资产从竞争性行业中彻底退出，实现经营集团持大股等的国有企业改革，属于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的调整、划转行为，受当时的政府改制政策调整，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范围，本案应当直接驳回原告的起诉。南川市人民政府为了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2000年3月30日发布了南川府发【2000】22号文件《关于批转市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政府主管部门根据实施意见，结合南川市国有控股的商贸流通企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对南川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南川市五金交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南川市饮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南川市蔬菜副食有限责任公司和被告公司在内的五家国有控股公司统一实施以转让国有股权、鼓励经营集团持大股和职工下岗分流为主要目的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南川市商业局经多次考察、论证集体研究制定了《南川市商业局关于进一步深化商业企业改革的实施方案》。该方案经南川市财贸委员会2000年10月12日南川丿财委发【2000】40号《南川市财贸委员会的批复》同意。南川市财贸委员会还专门针对各个公司统一起草、制作了《企业深化改革的实施方案》、《职工代亻表大会决议》、《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请示》等规范的、填充式的文书范本，各公司经营集团的职位数量也是由南川市商业局直接规定的。然后交由各个公司照此具体实际操作实施。所有的改制方案分别得到了南川市商业局、南川丿市财贸委员会、南川市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正式批准和最终确认。事实证明2000年被告公司第二次改制时，包括通知的方式在内的改制方案、程序、期限等都是在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全程主导下针对全系统国有商贸流通企业统一组织实施的，被告公司当时只是政府改制的对象，而且作为当时的一项政治任务，被告公司当时必须无条件的接受和执行。以上改制行为显然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协商一致、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关系，完全属于政府主导下的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具有不可诉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号《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范围，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二、被告公司在原告退股后，没有通知其参加2000年12月29日召开的股东大会的理由充分，并无不妥，该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符合当时的改制方案和改制政策，应当合法有效。加之股东大会决议不属于《合同法》调整的合同范畴，故原告诉请人民法院确认该次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既缺乏法理依据，也有悖与《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理应依法驳回。2000年被告公司在政府主导下实施的第二次国有股权转让给经营集团的持大股改革，是与职工下岗分流、股东自愿退股同步实施的。在2000年第二次改制过程中，1998年改制时的117名股东中有67名股东自愿从公司退股，最后截止2000年12月29日剩下的股东只有50名。公司2000年12月29日召开股东大会时，实际到会的股东人数达33名，代表的股东人数和股份的表决权数量均分别超过了公司股东人数和总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实际到会的33名到会股东的股东签名册，均是当时到会股东的亲笔签名，绝不存在原告所称的系被告公司伪造签名形成的事实，本次股东大会完全符合当时的改制政策以及《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原告当时因在外经商办企业，本就已经长期停薪留职多年，便自愿于2000年10月30日与公司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同时也一并自愿从公司退出了股份。原告直到2005年8月才通过诉讼恢复了在被告公司的股东资格。因此，公司在原告自愿退股又未经人民法院判决恢复股东资格前，理应视为原告不再具备公司的股东资格。因此，第二次改制在2000年12月29日召开股东大会时不通知其参加该次股东大会的做法，也是符合常理和当时的改制政策的。另外，《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而不是原告所主张的不成立)。根据前述规定，即便是原告认为被告公司2000年12月29日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也应当是在2000年12月29日后的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现原告在该次股东会后已近19年的时间之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该次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与法与理均不成立。三、政府主管部门严格按照改制政策和制定的改制方案，将28.97%的国有股权转让给当时的经营集团符合当时的改制政策，不仅本身具有不可诉性，而且也不违反当时《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事实上也丝毫没有侵犯到原告及其他股东所谓的公平受让股东出资的权利及其他利益。首先，南川府发【2000】22号文件《关于批转市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意见>的通知》第八部份第26点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时，鼓励经营管理层持大股，经营者和管理层控股比例可以占51%以上。因此，2000年被告公司在政府主导下实施的第二次国有股权转让给经营集团持大股的改革，与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渝委发[1997]38号《关于加快我市中小企业改革的意见》和中共南川市委、市政府南川委发[1998]2号《关于深化企业改革的决定》中要要培育扶持控股大股东，防止产生新的资产平均主义的改革目标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被告公司2000年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的国有股权转让给经营集团的改革措施也是不可诉的。其次，即便是从《公司法》的法律层面上讲，由于股东内部之间的股权转让不会给公司、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构成任何形式的影响和损害。因此，不论是1999年12月25日第一次修订的《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还是2005年10月27日修改后的《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2013年修改后的并适用至今的《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规定。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内部的股权转让均采用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法律上没有任何的限制性规定，其转让份额、转让价款、受让股东等转让条件均由转让双方的股东自行协商确定，只有当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时才依公司章程的特别规定进行转让。只有当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时，转让股东才负有通知其他股东的义务，而且股权转让还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的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才享有优先购买权，也才有当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应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等的各种限制性规定。因此，2000年被告公司在政府主导下实施的国有股权转让给经营集团的本身就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股权的内部转让，根据《公司法》的前述规定不仅并不需要获得其他股东的同意，而且其他股东也不对此享有原告所称的所谓“平等受让权”，更不存在原告所称的“决议将占公司股权比例28.97%的国有股私下分配给苟明建等5人”、“严重损害其他股东权利”的事实发生。综上所述，被告公司认为公司2000年实施的国有资产从竞争性行业中彻底退出和实现经营集团持大股的国有资产产权转让的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的行政性调整、划转，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民事案件的范围。整个改制过程本身也是依法、公开、透明的，完全符合当时的改制政策和改制方案的规定，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股东会没有通知他本人、签到册系伪造、损害了原告的公平受让国有股份和其他股东权利等等的事实。为此，被告公司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在查明全案事实基础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97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市中小企业改革的意见》【渝委发（1997）38号】，该意见中明确对市属及区市县属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城镇集体中小企业均依据本文件精神实施改革等内容。2000年3月24日，原南川市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公布《关于国有工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该意见中载明：“改制原则，坚持国有资产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的原则......；该意见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00年3月30日，原南川市人民政府批转了上述实施意见，即【南川府发（2000）22号】文件。2000年10月11日，原南川市商业局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商业企业改革的实施方案》，其中载明：“根据中共南川市委十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和南川市人民政府【南川府发（2000）22号】文件，提出深化商业企业改革的实施方案，一、改革原则，遵循国有资产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的原则，通过转让国有股权，...实现国有资产的彻底退出；二、改革单位，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三、改革方式，实施以转让国有股权为目的的持大股改革等内容。”2000年10月12日，原南川市财贸委员会作出《关于对市商业局进一步深化商业企业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即【南川财委发（2000）40号】文件，同意按照《关于进一步深化商业企业改革的实施方案》组织企业实施。嗣后，2000年11月30日，原南川市商业局向原南川市财贸委员会作出《关于转让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份的请示》，即【南川商发（2000）79号】文件，其中载明：“一、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是1998年12月由原国有糖酒公司改制设立，为实现国有资产从竞争性行业的彻底退出，经企业董事会和我局研究，建议将1998年企业改制时所保留的国有股权全部转让给企业现任经营集团；二、1998年保留的国有股份99.73万元，由于股东46人退股企业收回股本123.12万元，国有股份占总股份的42.9%...；三、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将国有股权（原值99.73万元，净值11.84万元）以0.5万元的价款向该企业经营集团实施整体转让，转让价款一次付清。”2000年12月11日，原南川市财贸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转让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份的批复》，即【南川财委发（2000）51号】，其中明确原则同意《关于转让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份的请示》【南川商发（2000）79号】意见，尽快完善手续，完成改制工作。嗣后，原南川市商业局于2000年12月13日还就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原保留的99.73万元国有资产，净值为11.84万元，考虑企业尚有一些资产减值因素，拟作价0.5万元转让给企业现经营集团向原南川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函，即【南川商函发（2000）9号】，原南川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也复函同意，即【南川国资发（2000）94号】。2000年12月14日，南川市商业局（甲方）与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集团，乙方）签订《国有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转让给乙方国有股权99.77万元（净值11.84万元），具体成员额度是苟明建54.8515万元、李承久11.9676万元、徐正书11.9676万元、杨进义11.9676万元、赵小龙8.9757万元；转让价款为0.5万元，具体成员分别是苟明建0.275万元、李承久0.06万元、徐正书0.06万元、杨进义0.06万元、赵小龙0.045万元；付款方式为签订本合同时一次交清转让价款；价款付清后，乙方获得所转让的国有股份的全部所有权，并凭甲方的收款证明由所在单位发给股权证，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落款乙方受让人签字处有“苟明建、徐正书、杨进义、李承久、赵小龙”的签名。 另查明，2000年12月29日，原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并形成会议决议，该决议中载明：“应到股东50人，持股额为2205264元，实到股东33人，持股1836304元。符合《章程》规定，会议由苟明建主持，会议就修改公司章程和国有股份转让等事项进行了充分讨论，并通过举手表决，赞成票33，形成以下决议，一、修改公司章程，具体内容为，1、将原章程第三章第十四条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2205264元；2、将原章程第四章第十五条修改为原国有股份由现任经营集团购买，公司的股权构成全部为职工个人股；3、将原章程第四章第十六条修改为公司出资总额2205264元，个人股占100%。二、根据财委、国资局的文件批复，将国有股99.7万元整体转让给公司现任经营集团，明细如下，1、苟明建，转让金额548350元，所占比例55%；2、李承玖，转让金额119640元，所占比例12%；3、杨进义，转让金额119640元，所占比例12%；4、徐正书，转让金额119640元，所占比例12%；5、赵小龙，转让金额89730元，所占比例9%。三、由于企业改制、人员分流，部分职工自愿放弃原糖酒有限责任公司配送的股份，金额1343532元，故注册资本由原来的3548776元减少为2205264元。” 还查明，原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改制组建而成。1998年11月，经过改制，该公司改组成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个人股东人数为117人，注册资本3548776元，2000年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205200元。2000年10月30日，原告陈进美向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书面申请自愿退出糖酒公司股金，并于同日在公司领取了所退股金2000元。2004年3月10日，原告陈进美将原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起诉至本院，经审理后，本院判决陈进美与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退股行为无效；陈进美返还抽资金额2000元；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恢复陈进美在2000年10月30日时的股东地位并按出资金额20952元发放出资证明等。嗣后，因南川撤市设区，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重庆市南川区糖酒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及被告的答辩，（2004）南川法民初字第508号民事判决书、出资证明书、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全体股东会议决议；《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市中小企业改革的意见》【渝委发（1997）38号】、《关于国有工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南川府发（2000）2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商业企业改革的实施方案》、原南川市财贸委员会作出《关于对市商业局进一步深化商业企业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南川财委发（2000）40号】、《关于转让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份的请示》【南川商发（2000）79号】、《关于同意转让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份的批复》【南川财委发（2000）51号】、【南川商函发（2000）9号】、【南川国资发（2000）94号】、《国有股权转让合同》等证据在卷佐证，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具有证明效力，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主要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在1998年11月，原国有糖酒公司改制后设立原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但原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仍保留国有股份99.73万元，国有股份占总股份的42.9%，并由南川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管理。2000年，按照政府及相关部门批准的改制文件的要求，原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对保留的国有股份99.73万元再次进行改制。由此可见：虽然被告南川糖酒公司在1998年改制时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国家仍在该公司持有股份，因此，其应当仍被视为国有企业对待，国家仍对该企业发挥着指导、监督与管理作用。在国家持有股份未全部转让出来之前，其公司行为属于国有企业改制中的政府行为，由此产生的纠纷不属于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民事纠纷。2000年12月14日，原南川市商业局与原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集团（即苟明建、徐正书、杨进义、李承久、赵小龙五人）签订《国有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将国有股权99.77万元转让给苟明建、徐正书、杨进义、李承久、赵小龙五人。嗣后，在2000年12月29日，原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会议决议，即本案原告主张确认不成立的决议，结合该决议的内容，最核心的还是涉及企业改制及国有股份转让的相关事宜，该次股东会及其形成的会议决议还是对企业改制及国有股份转让事宜处理的延续行为，也系企业改制的组成部分，且在本次股东会召开时，原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的国有股改制也尚未完全完成，包括股权变更登记等行为也还未进行，因此，此时，原南川市糖酒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行为仍属于国有企业改制中的政府行为。法院不对国有企业改制中的政府行为作审查和评判。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陈进美的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13770元（原告已预交），全部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忠林 人民陪审员  罗富贵 人民陪审员  张成芳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