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辽01民终139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迪，女，1991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凌云，男，195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东陵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双，女，1989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北新区.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涛，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连芝，女，1964年6月15日出生，回族，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玲，沈阳市大东区文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某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健，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男，1988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东陵区。上诉人陈迪、付双、刘凌云因与被上诉人于连芝、沈阳某某有限公司、辽宁某某不动产经纪有限公司、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刘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4民初12924号民事裁定和（2018）辽0104民初12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迪、刘凌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的严重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理由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检查机关。”本案中，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包括一审被告公司及刘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一审法院也查明了相关事实，就应当将全案做出“裁定驳回起诉”的结论。但一审法院仅仅驳回对一审被告公司和刘某的起诉，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案的事实基础是被上诉人与沈阳某某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并由被上诉人向一审被告向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支付借款这一法律事实。在一审审理期间，该法律事实已经被公安机关认定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涉嫌犯罪，并正式立案侦查。在此前提下，被上诉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作为认定事实、厘清责任的重要依据，而一审法院不顾这一重大审判原则，在已经认定“民间贷款”行为涉嫌经济犯罪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依照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显然有悖于现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根据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认为本案存在两个主要法律关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和股东出资不实的民事赔偿法律关系，因此以民间借贷涉嫌犯罪为由移送公安机关，而继续审理股东赔偿纠纷。首先，这一规定发布于1998年，已经距今20年，虽未明文废止，但与2015年发布的新规有不同之处，应当以新规为裁判适用的法律依据。其次，就一审法院引用“旧规”的论述而言，也未能正确适用，因为《规定》第十条的“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是指并列的俩个以上的法律关系，而本案中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和股东出资不实的民事赔偿法律关系是存在先后顺序的法律关系，即股东是否应承担出资不实的民事赔偿责任，取决于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合法、有效，以及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如果不能判定公司承担返还借款的民事责任，那么股东出资不实的责任便没有了存在基础。二、如果一审被告三公司及刘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成立，那么“民间借贷”所得款项应当作为犯罪所得予以追缴，并依照法定程序发还给被害人。既然一审法院认为一审被告的“借款”行为涉嫌犯罪，那么被上诉人的唯一身份就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对于其因他人犯罪而遭受的损失只能依照刑事程序进行返还。付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的严重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理由如下：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包括一审被告公司及刘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一审法院也查明了相关事实，就应当将全案做出“裁定驳回起诉”的结论。但一审法院仅仅驳回对一审被告公司和刘某的起诉，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案的事实基础是被上诉人与沈阳某某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并由被上诉人向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支付借款这一法律事实。在一审审理期间，该法律事实已经被公安机关认定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涉嫌犯罪，并正式立案侦查。在此前提下，被上诉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作为认定事实、厘清责任的重要依据，而一审法院不顾这一重大审判原则，在已经认定“民间贷款”行为涉嫌经济犯罪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依照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显然有悖于现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适用的规定发布于1998年，已经距今20年，虽未明文废止，但与2015年发布的新规有不同之处，应当以新规为裁判适用的法律依据。其次，就一审法院引用“旧规”的论述而言，也未能正确适用，因为《规定》第十条的“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是指并列的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而本案中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和股东出资不实的民事赔偿法律关系是存在先后顺序的法律关系，即股东是否应承担出资不实的民事赔偿责任，取决于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合法、有效，以及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如果不能判定公司承担返还借款的民事责任，那么股东出资不实的责任便没有了存在基础。二、如果三家公司及刘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成立，那么“民间借贷”所得款项应当作为犯罪所得予以追缴，并依照法定程序发还给被害人。既然一审法院认为“借款”行为涉嫌犯罪，那么被上诉人的唯一身份就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对于其因他人犯罪而遭受的损失只能依照刑事程序进行返还。三、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存在严重的错误。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借款期间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某存在多次资金往来，而且收入大于支出达到211万余元，而上诉人没有进行实质性解释。这一认定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属于典型的认知错误的判决形成，依法应当纠正。一审法院仅驳回对三个公司和刘某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于连芝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请求。答辩人自2018年4月16日起至2018年8月22日分15次与沈阳某某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约定：答辩人出借给沈阳某某有限公司人民币合计222万元。其中，24万元借款年利率为11.4%；198万元的借款年利率12.6%。利息从借款之日起计算，每月支付一次，借款期限6个月。双方还约定，还款方式为先息后本的方式还款。违约责任还约定，乙方（即沈阳某某有限公司）逾期还款，应向甲方（即答辩人）支付逾期利息。《借款合同》第十一条第三款还特别约定，乙方对任何一期还款逾期15日的或累计逾期3期的，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宣布合同项下全部借款提前到期；所有借款均打入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账户。现上诉人尚欠答辩人本金222万元及2018年9月4日之后的利息至今未还。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陈迪及刘凌云在未缴出资范围内承担本案的连带清偿责任，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陈迪、刘凌云系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按公司章程规定，二股东应在2045年12月1日前分别缴足其出资500万元和4500万元，现公司已停止经营，财产已不足清偿债务，依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给付清偿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付双在与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及离婚后，刘某将公司非法所得转给上诉人付双，上诉人付双在利益分享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有法可依。刘某将非法所得大量资金转给付双，严重地侵犯了答辩人的经济利益及合法权益，原审法院判令在受益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三上诉人承担偿还借款的法律责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请求，维持原判。于连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阳某某有限公司、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立即给付借款222万元；2、给付利息（以222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4日起，按照约定每月应付利息23075元支付至本金付清时止）；3、案件受理费由沈阳某某有限公司、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审理中，于连芝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刘某、陈迪、刘凌云及付双为本案被告，要求承担股东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连芝自2017年10月开始与沈阳某某有限公司陆续发生借贷关系并订立了半年期借款合同，借款累计总金额200余万元。所借全部款项都存入辽某某经纪有限公司账户。半年期借款合同到期后，2018年4月16日至2018年8月22日期间，于连芝又陆续与沈阳某某有限公司续签了《借款合同》15份，该15份合同除借款时间、金额、利息不同外，其它条款基本一样。合同约定：于连芝出借给被告人民币合计222万元（含原始半年期未支付的利息），利息从借款之日起计算，每月支付一次，借款期限6个月。其中，24万元借款年利率为11.4%；198万元借款年利率为12.6%。合同订立后，沈阳某某有限公司履行至2018年9月4日开始没有按约定支付利息。现尚欠于连芝借款本金222万元及2018年9月4日以后的利息未还。另查明，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9日，股东为刘某，出资999万元，占公司股份99%；另一股东为陈迪，出资1万元，占公司股份1%，出资认缴期限至2045年11月1日。2018年4月23日，该公司股东由刘某、陈迪变更为案外人辽宁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成立后，于2017年1月17日又出资3000万元（认缴期限至2045年11月1日）成立了沈阳某某有限公司，2018年4月23日股东由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变更为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13日，股东为刘某，出资4500万元，占公司股份90%；另一股东为陈迪，出资500万元，占公司股份10%，出资认缴期限至2045年12月1日；2018年1月5日，该公司股东由刘某、陈迪变更为刘凌云（刘某之父）和陈迪（出资额、认缴期限未变）。上述三家公司经营地点均在沈阳市沈河区，财务、及部分出资人、高管人员混同，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已于2019年4月18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沈阳市公安局北站地区分局刑事拘留。此前，2018年9月21日，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沈阳市公安局北站地区分局立案侦查。上述三家涉案公司现已停止经营。还查明，刘某与付双于2015年5月4日结婚，2018年10月8日离婚。在婚姻存续期间，自2017年6月6日至2018年9月21日间，付双通过招商银行转账给刘某41笔，合计金额2527930.93元；刘某通过银行转账给付双52笔，合计金额4647141.17元，相互折抵，刘某多转给付双2119210.24元。此外，案外人通联支付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付双1000余万元（与刘某控制经营的三家公司业务有关），付双收到款项后又转出给案外人。审理中，一审法院责令付双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说明，但付双拒绝回答，也未在指令期限内提供说明。一审法院认为，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沈阳某某有限公司、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在经营期间以“借款”名义向社会不特定人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因涉嫌违法、犯罪，沈阳市公安局北站地区分局已于2018年9月21日立案侦查。刘某作为该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于2019年4月18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驳回于连芝对被告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沈阳某某有限公司、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及刘某的起诉，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其余原审三家公司陈迪、刘凌云及付双作为民事案件责任主体，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做出（2018）辽0104民初12924号民事裁定：驳回于连芝对沈阳某某有限公司、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刘某的起诉。并认为，刘某作为沈阳某某有限公司、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经营期间，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故一审法院应驳回于连芝对上述四被告的起诉，并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查处。关于本案陈迪、刘凌云及付双应否承担民事责任、本案继续审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关涉两个主要法律关系，一是民间借贷关系；二是受公司法调整的股东出资不实的民事赔偿法律关系。因民间借贷涉嫌刑事犯罪而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而另一法律关系股东出资不实的民事赔偿纠纷并未涉及刑事犯罪问题，故而应继续审理。本案沈阳某某有限公司、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实际控制人刘某出资组建，因三家公司经营场所均在同一地点办公、人员及财务混同，应认定为关联公司。该三家公司与于连芝所建立的民间借贷关系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构成刑事犯罪，应属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上述四被告本应承担返还、赔偿的民事责任，因涉嫌刑事犯罪而移交公安机关查处，故一审法院不作处理。但不能免除陈迪、刘凌云及付双的民事责任。首先，陈迪、刘凌云系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现任股东，按公司章程规定，二股东应在2045年12月1日前分别缴足其出资500万元和4500万元，现公司已停止经营，财产已不足清偿债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据此规定，陈迪、刘凌云应对沈阳某某有限公司、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所欠于连芝之借款222万元及2018年9月4日以后的利息在其未缴出资500万元和4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次，付双作为刘某的前妻，在公司成立经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相互频繁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生资金往来，且数额达千万之多，已超出了家庭生活所需，从付双招商银行资金流水账上反映，自2017年6月6日至2018年9月21日期间，付双转账给刘某41笔，合计金额2527930.93元；刘某给付双转账52笔，合计金额4647141.17元，相互折抵，刘某多转给付双2119210.24元。而付双对此不作实质抗辩，也拒绝提供多收款项的合理说明。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虽不能充分证明付双与刘某共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与刘某构成夫妻共同之债，但也不能排除其参与公司利益分享，至少其多收的2119210.24元没有法律依据或正当理由，且该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故应认定付双应在其受益的2119210.24元限额内对于连芝之债权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做出（2018）辽0104民初12924号民事判决：一、沈阳某某有限公司、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欠于连芝借款222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9月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其中24万元按年利率为11.4%计算；198万元按年利率为12.6%计算）由陈迪、刘凌云分别在其未缴出资500万元和4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付双对本判决主文第一项所确认的于连芝之债权在其受益2119210.24元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以上一、二项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5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陈迪、刘凌云承担。二审中，付双提交现金收条一张，证明一审法院调取的付双招商银行卡流水中2018年10月24日提取的90万元现金去向是交付给刘某。陈迪、刘凌云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于连芝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付双想要证明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对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本案中，侦查机关已经对某某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作出立案决定，并对刘某予以刑事拘留，故一审裁定驳回于连芝对本案所涉三家公司和刘某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但一审法院认为陈迪、刘凌云作为辽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现任股东，因公司已停止经营，财产已不足清偿债务，故判令二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认为付双与刘某构成夫妻共同之债，判令付双在其受益限额内对于连芝的债权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于连芝要求陈迪、刘凌云、付双承担民事责任，是基于其与沈阳某某管理有限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和向辽宁某某经纪有限公司交付资金的事实，该事实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经济犯罪相关。且要求认缴注册资本的股东承担未缴出资的赔偿责任，应以其负有出资义务的公司应承担责任为前提。要求付双在刘某转款的受益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应以刘某应承担责任为前提。因某某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尚未结案，案涉三家公司和刘某的责任尚不能确定，故现阶段不具备认定陈迪、刘凌云、付双责任的条件。故本案应当驳回于连芝对全部原审被告的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若在刑事追赃、退赔阶段，人民法院对案涉公司穷尽执行措施仍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当事人可再行要求认缴注册资本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4民初12924号民事裁定；二、撤销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4民初12924号民事判决；三、驳回于连芝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45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560元，退回于连芝；一审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于连芝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高 悦审判员 邹明宇审判员 刘小丹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任玲书记员王星丹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