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31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嵩，男，1977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相琴，女，197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天宇，男，1999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万庭庭，女，1990年5月18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利国，男，196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俊，女，197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杰，上海聚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江，上海缘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伟，男，1990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上诉人倪嵩、黄相琴、倪天宇、万庭庭因与被上诉人沈利国、周俊，原审被告徐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19)沪0151民初6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倪嵩、黄相琴、倪天宇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9)沪0151民初655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不能令人信服。徐伟经倪嵩介绍，分别于2018年8月13日、2018年8月16日、2018年8月27日向沈利国、周俊借款1,000万元、380万元、1,050万元，并在沈利国、周俊提供的借条上签字。其中，1,050万元业经生效判决认定为诈骗犯罪，倪嵩将他人诈骗犯罪误以为真实借贷，加之借条为沈利国、周俊提供的格式文本，故倪嵩在沈利国、周俊的要求下，均将介绍人、证明人错写在借款人栏。在徐伟与沈利国、周俊的借贷关系中，倪嵩仅是中间介绍人的角色，在借条上签字也只是作为见证人，借款最终也全部转入了徐伟的账户中。原审法院认定倪嵩与徐伟为共同借款人并承担共同还款之责，并非倪嵩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倪嵩并非实际借款人且不承担该债务的前提下，倪天宇、黄相琴在2019年1月29日签订的关于倪嵩债务的《偿付协议》以及两份《产权抵押协议》均没有相应的债务基础和事实依据，故倪天宇、黄相琴亦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未归还借款本金的认定，在周俊与黄相琴于2019年1月29日签订的《偿付协议》中明确约定黄相琴将名下一辆别克商务车(沪A8XXXX)作价17万以及该车牌照的退牌费一并抵偿给周俊，且双方已完成该车辆的过户手续。此外，《偿付协议》还约定了黄相琴将劳力士男、女表各一只、卡地亚手镯一枚、宝格丽戒指两枚等财物作价10万元抵偿给周俊，并已实际交付。此后，黄相琴于2019年7月11日，还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周俊偿付了15万元。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均未就上述款项对本案的借款本金进行抵扣，认定未归还借款本金为1,335万元存在错误。关于倪嵩、黄相琴、倪天宇承担本案逾期利息的问题，根据倪嵩、黄相琴与沈利国分别于2019年4月17日、2019年4月24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与《债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明确沈利国放弃对倪嵩、黄相琴除2,430万元(包括本案的争议借款及诈骗金额1,050万元)本金之外的其他它利息等补偿要求。前述约定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禁止性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应作出有违该约定的判决，故原审法院关于倪嵩、黄相琴、倪天宇承担本案借款逾期利息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关于黄相琴、倪天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认定的问题，2019年1月29日，周俊在倪嵩因涉嫌徐伟诈骗案件而被拘留期间，利用倪嵩的妻儿即黄相琴、倪天宇焦急惊慌的心理状态，要求黄相琴、倪天宇对其2,430万元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并进行偿付。分别与黄相琴签订了《偿付协议》与《产权抵押协议》，与黄相琴、倪天宇签订了《产权抵押协议》(水产西路房产)，并收取了黄相琴的车辆、手表、首饰等物用于抵偿借款。周俊乘人之危以欺诈、胁迫的手段，在黄相琴、倪天宇根本不清楚倪嵩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以及涉嫌诈骗案件详情的情况下，使黄相琴、倪天宇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了前述合同显然有失公平。此外，根据《担保法》第三十五条关于禁止超额抵押的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以其抵押物的价值为限。本案所涉两套房产在《产权抵押协议》签署前均已存在首次抵押，因此，所抵押的金额应当仅是房产价值大于首次抵押的余额部分，不得超出。原审法院以此两份《产权抵押协议》认定黄相琴、倪天宇对1,335万元的债务及逾期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存在错误。基于原审判决有违当事人约定，有违客观事实，严重损害了倪嵩、黄相琴、倪天宇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万庭庭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9)沪0151民初6550号民事判决，查清案件事实。事实与理由：万庭庭受沈利国欺诈而签署《担保协议》，意思表示不真实，原审庭审中万庭庭多次表示不认可《担保协议》效力，《担保协议》一经撤销，自始无效。万庭庭签署担保协议系于借款发生后，且距离借款发生有很长的时间，可见万庭庭之所以与沈利国、周俊签订此担保协议，系因为万庭庭前夫徐伟涉嫌诈骗罪被关押，万庭庭为了使徐伟能够减轻处罚，希望报案人沈利国能够出具谅解书，以减轻徐伟刑罚。虽然受害人出具谅解书并不必然得到减轻被告人刑罚的效果，但是受害人沈利国先出具谅解书以使得万庭庭签订了《担保协议》，后又立即撤回了谅解书，其行为使得减轻徐伟刑罚的结果必然不会发生，沈利国撤回谅解书的行为使得《担保协议》的签订目的无法实现，沈利国仅是通过先出具谅解书的行为来欺骗万庭庭签署《担保协议》，万庭庭在被沈利国欺诈的情况下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万庭庭作为被欺诈一方有权撤销《担保协议》，《担保协议》自始无效。原审法院完全可以且应当与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山法院)刑庭承办法官联系确认“沈利国是否撤回了谅解书”，此系本案中影响判决结果之重要事实。万庭庭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多次提出宝山法院负责审理徐伟诈骗案，承办法官通知徐伟的辩护律师“沈利国一方撤回了谅解书，因此不再考虑此量刑情节”，希望原审法院与宝山法院承办法官联系核实。原审法院完全可以与宝山法院联系确认沈利国是否撤回了谅解书。而原审法院直接以万庭庭无法书面举证“沈利国撤回谅解书”，不予采信万庭庭的主张，显然不合理且不合法，恳请二审法院调查取证以查清案件事实。《担保协议》未明确具体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原审法院仅以审理中的某一次谈话笔录直接认定万庭庭对25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显然证据不充分，损害了万庭庭的权益。根据此谈话笔录可知，万庭庭是在沈利国出具谅解书的前提下才愿意承担250元的担保责任，沈利国和原审法院表明沈利国会在徐伟诈骗罪一案中出具谅解书，而且出具谅解书即应包含在案件整个流程中出具，不予以撤销。原审法院仅根据2019年10月29日谈话笔录就认定万庭庭250万元的连带清偿责任，却否认了万庭庭表述的“承担250万担保责任系以沈利国出具谅解书为前提”。沈利国撤回谅解书的行为实质上即为未出具谅解书，《担保协议》经撤销无效。原审法院无视2019年11月4日庭审笔录中万庭庭的表述，不应仅认定2019年10月29日谈话笔录中对万庭庭不利的表述，而无视谈话笔录中对万庭庭有利的表述以及2019年11月4日庭审笔录。原审法院仅根据谈话笔录的某一句话就判决万庭庭对1,380万中的25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显然证据不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沈利国、周俊辩称：万庭庭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万庭庭主动前来联系，提出签订担保协议，并要求出具谅解书。根据万庭庭的要求和主张，双方签订担保协议，并向万庭庭出具了谅解书。担保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万庭庭认为在刑事判决书中徐伟未能根据谅解书获得从轻处罚，系沈利国、周俊收回了谅解书。此系万庭庭的主观推断，没有任何的证据，沈利国、周俊并没有撤回谅解书。原审法院曾调取徐伟和万庭庭的聊天记录、万庭庭的询问笔录，可以判断徐伟和万庭庭的财产是重合的，万庭庭和徐伟的婚姻解除是虚假的。万庭庭在公安机关所作愿意偿还相应债务的陈述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没有前述担保协议，万庭庭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倪嵩一方的上诉理由，也是不成立的。在借款合同上，倪嵩是与徐伟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周俊借款，这是他们的共同借款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在倪嵩称其是介绍、见证人，与事实不符。倪嵩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应该知道借款人和见证人有明显的本质区别，其在借款人一栏签字，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关于倪嵩一方主张抵扣的部分款项，该部分款项以及相应财物确实收到，但根据相应协议的约定，倪嵩一方的还款责任不局限于本案借款，还包括刑案当中涉及的1,050万元。原审审理期间，倪嵩一方均未提出抵扣主张，因此有理由相信倪嵩一方所支付的款项系为刑事案件中的1,050万元而支付。关于逾期利息，倪嵩一方在原审中并未提交债权转让协议，该转让事宜也未通知债务人徐伟，故转让协议没有生效。周俊与黄相琴、倪天宇签订的偿付协议以及产权抵押协议后，出具了谅解书，倪嵩之后被取保候审。在这个前提之下，黄相琴、倪天宇主动与周俊一起到宝山房产交易中心办理两套房子的抵押手续，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沈利国、周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倪嵩、徐伟归还借款13,800,000元；2、判令倪嵩、徐伟承担逾期还款违约金2,760,000元，并支付自借款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的利息(其中10,000,000元自2018年8月13日开始计算至清偿之日，3,800,000元自2018年8月16日开始计算至清偿之日)；3、判告黄相琴、倪天宇、万庭庭就上述请求在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审理中，沈利国、周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倪嵩、徐伟支付自借款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的利息(其中10,000,000元自2018年8月13日开始计算至清偿之日，3,800,000元自2018年8月16日开始计算至清偿之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沈利国、周俊系夫妻关系，倪嵩、黄相琴系夫妻关系，倪天宇系倪嵩、黄相琴之子，万庭庭系徐伟前妻，双方于2016年1月结婚，后于2018年1月离婚。2018年8月13日，倪嵩、徐伟向周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倪嵩、徐伟向周俊借款10,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8月13日起至2018年10月13日止，共2个月，全部本息于2018年10月13日一次性还清。2018年8月16日，倪嵩、徐伟再次向周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倪嵩、徐伟向周俊借款3,8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2018年10月16日止，共2个月，全部本息于2018年10月16日一次性还清。签订上述借条之后，周俊分四次向被告徐伟账户转款共计13,800,000元。徐伟以垫资具有高额利息回报为诱饵，于2018年8月27日以虚假身份信息虚构客户竞拍法院拍卖的房产需要垫资为由，并出具虚假汇款凭证，骗取沈利国10,500,000元用于偿还债务。2018年11月15日，徐伟因涉嫌诈骗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21日执行逮捕。2019年10月20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徐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2019年1月29日，黄相琴、倪天宇与周俊签订协议，约定：为清偿欠款，黄相琴、倪天宇自愿与倪嵩共同偿还周俊的24,300,000元(包括徐伟刑事案件的10,500,000元加本案的13,800,000元)，并自愿将其名下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水产西路XXX弄XXX号XXX室房产抵押给告周俊；本协议抵押期限暂定壹年，以清偿周俊的24,300,000元及所产生的一切合法费用和附加利息为止。2019年10月29日，万庭庭与沈利国、周俊签订担保协议，约定：关于徐伟所涉13,800,000元民间借贷款项，万庭庭同意将其名下位于上海市西藏南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及其与徐伟共同名下位于上海市钦州路XXX号XXX室，在3,000,000元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本协议签订，万庭庭即行处置其个人名下资产并快速变现先行付款给债权人1,500,000元；沈利国、周俊同意在本担保协议生效的情况下，对徐伟出具刑事谅解书；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原审审理中，沈利国与万庭庭至原审法院，万庭庭表示要求沈利国出具刑事谅解书并愿意在本案13,800,000元中承担2,500,000元，沈利国表示双方达成一致，同意在本案的13,800,000元中要求万庭庭承担2,500,000元。周俊表示因其与沈利国系夫妻关系，虽然本案的13,800,000元从其账户转出，但系沈利国、周俊夫妻共同财产，且本案借款实际是沈利国与徐伟发生的，故对沈利国作为本案原告无异议。沈利国与徐伟、倪嵩口头约定利息每天不低于千分之一的利息，徐伟分数次转账共计450,000元，且支付的是刑事案件中10,500,000元的利息。徐伟表示其转账450,000元是事实，但未约定利息，且450,000元转账的时间早于10,500,000元的借款时间，故该笔款项是归还本案中第一笔借款10,000,000元的本金。原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借款本金问题，徐伟收到周俊借款13,800,000元，徐伟当庭表示收到款项13,800,000元无异议，因徐伟曾转账给沈利国450,000元，沈利国也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口头约定存在利息，在徐伟刑事案件中该款也未予以扣除，故本院认定450,000元系归还本案的借款本金，故本院确认借款本金13,350,000元。沈利国、周俊主张450,000元系口头约定的利息，但缺乏相应证据加以佐证，法院不予采信。徐伟、倪嵩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借条借款人一栏签名，倪嵩应承担共同还款之责。倪嵩提出其并未拿到借款，且在借条上签字只是作为见证人的辩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因倪嵩、徐伟未按期归还借款13,350,000元，沈利国、周俊主张其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第二，关于借款逾期利息问题，因倪嵩、徐伟未按期归还借款，沈利国、周俊主张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徐伟同意支付逾期利息，与法不悖，法院予以确认。第三，关于黄相琴、倪天宇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因黄相琴、倪天宇与周俊在2019年1月29日达成协议，自愿与倪嵩一起负责偿还周俊的24,300,000元(包括本案的13,350,000元)，属于连带保证，故黄相琴、倪天宇对本金13,350,000元及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四，关于沈利国、周俊要求万庭庭承担2,500,000元清偿责任问题，万庭庭提出，其拿到谅解书的目的目的是徐伟能够减轻处罚而不是从轻处罚，而沈利国在递交谅解书后又予以撤回，故自己无须承担2,500,000元的清偿责任。法院认为，首先，双方约定内容为沈利国、周俊同意在担保协议生效的情况下出具刑事谅解书，并非沈利国、周俊出具刑事谅解书后担保协议才生效，根据担保协议第七条约定，该协议在双方签字后即行生效，故万庭庭应当按约承担担保责任。其次，万庭庭在宝山分局刑侦支队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目前偿还24,300,000元没有现金，但浦东新区浦城路XXX号XXX号XXX室的房产、恒丰路XXX号XXX室办公室、钦州路XXX号XXX室房产三套已查封的房产均可退还，自己名下黄浦区房产也可以先行赔付，其真实想法是愿意将自己和徐伟名下的房产均退回沈利国；在审理过程中，沈利国、周俊和万庭庭也达成一致，沈利国出具谅解书，万庭庭自愿在13,800,000元中承担2,500,000元，现万庭庭认为沈利国在刑事案件审理中递交谅解书后又予以撤回，但缺乏相应证据加以佐证，且谅解书仅表明刑事被害人单方面对刑事被告人的谅解，并不意味着判决结果必然减轻刑事处罚。综上所述，被告万庭庭关于原告撤回谅解书的辩解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一、倪嵩、徐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沈利国、周俊借款13,350,000元；二、倪嵩、徐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以本金9,5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三、倪嵩、徐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以本金3,8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四、黄相琴、倪天宇对上述第一、二、三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万庭庭对上述第一款中的2,50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沈利国、周俊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121,160元，由沈利国、周俊负担23,486元，由倪嵩、徐伟、黄相琴、倪天宇、万庭庭负担97,67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倪嵩、徐伟、黄相琴、倪天宇、万庭庭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1、周俊与黄相琴于2019年1月29日订立的《偿付协议》约定，因倪嵩涉及诈骗及借款周俊共计2,430万元一案，现追加倪嵩妻子黄相琴为共同偿付人，偿付周俊本金2,430万元和所产生的一切合法费用及附加利息。黄相琴自愿将个人名下位于上海市行知路XXX弄XXX号XXX室的一套房产和位于上海市水产西路XXX弄XXX号XXX室的一套房产(黄相琴和倪天宇两人名下)用于偿还乙方的所有款项(该两套房产首次抵押贷款的余额部分)；黄相琴自愿将个人名下一辆别克商务车个人名下一辆别克商务车(沪A8XXXX)作价17万元用于抵偿周俊的款项，同时沪A8XXXX的牌照退牌费也一并抵偿给周俊(根据实际退牌价)。该车双方已完成车辆过户手续；黄相琴自愿提供的劳力士男款一只、劳力士女表一只、卡地亚手镯一枚、宝格丽戒指两枚等(附收件清单)作价10万元整用于抵偿周俊的款项。黄相琴自愿将奥迪A8(沪A1XXXX)一辆(倪嵩名下)，抵押于周俊处。同日，黄相琴、倪天宇分别与周俊订立《产权抵押协议》，明确为了清偿周俊的款项，抵押人自愿与倪嵩一起负责偿还周俊的2,430万人民币，为此自愿将其有权处分的房产抵押给债权人周俊。2、2019年4月17日，黄相琴、倪嵩(甲方)与沈利国(乙方)订立《债权转让协议》，明确鉴于借款人徐伟与出借人黄相琴之间有800万元的借款合同，而倪嵩与沈利国之间也有2,430万元的借贷关系，现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甲方自愿将与徐伟的800万元债权转让给乙方，由乙方负责催讨或至诉讼讨回，追讨成功则乙方减免甲方的800万元债务(追回实际数额则相应减免甲方的债务数额)。在追讨过程中，甲方自愿积极配合乙方并协助乙方办理各项相关手续。甲方应提供与徐伟的借款合同和转账凭证原件，以便乙方催讨和诉讼。2019年4月24日，黄相琴、倪嵩(甲方)与沈利国(乙方)又订立《债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将其800万元债权转让给乙方后，乙方向第三方(徐伟和万庭庭)追偿的债权由原来的2,430万元，变为3,230万元。待乙方原有的债权2,430万元追偿后，追讨多余部分，乙方同意转偿给甲方，同时乙方原则放弃对甲方除2,430万元本金之外的其他利息等补偿要求(但仍保留对徐伟和万庭庭的追偿)。若甲方直接参与对第三方徐伟的追诉，乙方愿积极配合并协助。3、黄相琴已根据《偿付协议》向周俊交付别克商务车(作价17万元)，牌照退牌费8.94万元，手表首饰(作价10万元)。黄相琴向沈利国支付15万元，倪嵩向周俊支付649,800元。4、倪嵩因涉嫌诈骗于2019年1月22日被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2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以羁押期限届满，需进一步侦查取证为由，对倪嵩予以释放。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过程中，万庭庭称沈利国在出具谅解书后又予以撤回，沈利国对此予以否认，称其确实与宝山法院刑事承办法官在2019年10月30日上午通过电话，但并未申请撤回谅解书。本院认为：倪嵩、黄相琴、倪天宇、万庭庭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就各方当事人的上诉主张，本院分别阐述意见。关于倪嵩一方的上诉主张，其诉讼逻辑是倪嵩并非借款人，而是见证人或介绍人，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进而推定，由于主合同义务不存在，故黄相琴、倪天宇的从合同义务也就失去基础，故黄相琴、倪天宇也不承担保证义务。对此，本院不能认同。倪嵩在涉案借条上是在借款人一栏签字并按手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借款人的含义，不属于需要专门知识才能知晓的事项。至于涉案借款全部汇入徐伟账户，由于当事人没有约定款项交付的细节问题，出借人向共同借款人中一方交付款项，其效力及于全体借款人。因此，倪嵩作为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之一，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黄相琴、倪天宇为清偿倪嵩的债务，与周俊订立相应《偿付协议》以及《抵押协议》，其身份并非限定于抵押人，而是明确表示自愿与倪嵩一起负责偿还周俊的欠款。该行为属于债的加入，由此，其身份具有双重性，既是共同债务人，又是抵押人。原审法院据此判令黄相琴、倪天宇对倪嵩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无不当。黄相琴、倪天宇上诉主张其不承担责任或仅作为抵押人承担责任，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倪嵩一方主张在本案中抵扣的部分款项，沈利国、周俊对相应数额没有异议，但认为应当在刑案涉及的1,050万元中予以抵扣。本院注意到黄相琴与周俊订立的《偿付协议》中表述倪嵩涉及诈骗及借款周俊共计2,430万元，倪嵩一方偿付的范围涵盖刑案中涉及的数额。但是，《偿付协议》签订之时，倪嵩尚处于羁押状态，黄相琴基于对当时态势的分析，将刑案涉及的1,050万元纳入债务总额中，属于正常判断。由于沈利国作为受害人被诈骗的1,050万元最终确定由徐伟承担相应责任，并无相应的生效判决确定倪嵩对该笔款项承担责任，沈利国、周俊称倪嵩一方所支付的款项系用于刑案中涉及的款项，因缺乏债务基础，且支付者也不认可，故本院采信倪嵩一方的主张，在13,350,000元债务总额中抵扣前述款项计115.92万元。关于倪嵩一方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主张免除利息的问题。虽然该协议标题表述为债权转让协议，但其内容指向为借款合同，转让事项应为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由于徐伟处于羁押状态，相关转让事项不但未征得徐伟同意，连通知行为亦无法完成。受让人沈利国、周俊也无法核实该笔债权的真实性，因此，其主张转让行为未生效的意见成立，倪嵩一方根据转让行为关于免除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万庭庭的上诉主张，万庭庭并非涉案借贷关系的当事人，其对徐伟的债务并无法定偿付义务。万庭庭与沈利国、周俊签订担保协议，以及与沈利国共同至原审法院陈述愿意承担相应责任的行为，均指向沈利国出具谅解书。万庭庭期望以被害人出具谅解书的方式，致宝山法院在对徐伟量刑时能够从轻处罚。作为沈利国出具谅解书的对价，万庭庭对徐伟的债务承担相应偿付责任。由于双方当事人迟至徐伟宣判的前一日方达成一致意见，时间上本就紧迫，虽然双方当事人对于沈利国是否撤回谅解书一节各执一词，但宝山法院在相应的刑事判决书确未将该谅解书作为该案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此，在万庭庭与沈利国所订立担保协议合同目的未能实现的前提下，万庭庭主张不再履行担保协议，其实质是解除担保协议，可予准许。沈利国、周俊主张徐伟、万庭庭的婚姻解体系虚假行为，目的是为转移资产。对此，本院认为，沈利国、周俊是根据担保协议主张万庭庭承担责任，其在本案中只能承担合同责任。如果徐伟、万庭庭的婚姻解体确系虚伪意思表示，两者资产存在混同状态，万庭庭因此而应承担的责任将不限于担保协议的约定以及相应承诺，而是根据所转移资产的范围来确定相应责任。因此，沈利国、周俊可以依据相应证据另行主张权利，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因倪嵩一方提供的新证据而发生变动，本院根据重新认定的事实对相应的判决主文予以纠正，万庭庭的上诉意见成立，其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19)沪0151民初6550号民事判决；二、倪嵩、徐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沈利国、周俊借款12,190,800元；三、倪嵩、徐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以本金9,5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四、倪嵩、徐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自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年利率4.35%计算利息，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1月29日本金为3,800,000元，2019年1月30日至2019年3月22日本金为3,530,000元，2019年3月23日至2019年4月2日本金为2,880,200元，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7月11日本金为2,790,800元，2019年7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本金为2,640,800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五、黄相琴、倪天宇对上述第一、二、三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对沈利国、周俊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121,160元，由沈利国、周俊负担31,160元，倪嵩、徐伟、黄相琴、倪天宇负担9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倪嵩、徐伟、黄相琴、倪天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1,900元，由沈利国、周俊负担21,900元，倪嵩、黄相琴、倪天宇负担8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冯则煜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郑 璐审判员 黄 亮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佳依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