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109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男，194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永英，余某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云，余某之女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8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巧林，重庆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赡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5民初4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7日、4月29日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余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永英、李建云与被上诉人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巧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某上诉请求：李某赡养余春贵的生活。主要事实与理由：我与张桂珍1985年非法同居，1987年2月确定张桂珍怀孕，1987年11月生下李某。李某出生时我一直在照顾其母子。当时还因李某的姓余还是姓李有争辩，后来我与张桂珍商量为了避免社会舆论就姓李了。我一直将李某抚养成人（各类教育和生活起居）。我和张桂珍在张桂珍所在户籍地共同生活至今，生活期间张桂珍的丈夫李国清也默认了我和张桂珍的同居行为，上述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李某应当与我和李国清做亲子鉴定，张桂珍取走我卡的10000元属于偷盗，如还给我我可不追究，一审写的“张贵珍”和“张桂珍”有笔误。被上诉人李某答辩，李某与余某不存在亲子关系，不应承担赡养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某进养老院的养老费用由李某承担二分之一；2．余某的医疗费由李某承担二分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10日，重庆市长寿区洪湖人民政府出具《申请书》，载明“余某，男，出生日期1942年11月13日，身份证号码5102211942××××××××，户籍地重庆市长寿区，其有3个婚生子女余永英、余永会、余永兵和1个非婚生子李某，现余某年老病重瘫痪在床，被子女遗弃在洪湖卫生院，无人照管，无生活来源，无住处；因子女不赡养提起诉讼，特申请减免诉讼费”。2019年8月4日，重庆市长寿区洪湖表耳村村民委员会出具《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户主张桂珍，出生日期1956年1月5日，婚姻状况有配偶，长子李静（别名李某），出生日期1987年11月11日，长女李传惠（别名李淑耶），出生日期1978年3月19日。”同日，该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重庆市长寿区洪湖表耳村原三组村民张贵珍身份证5102211956××××××××与李国清身份证5102211953××××××××夫妇，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生育两个子女，长女李淑耶身份证5102021978××××××××，长子李某身份证号5002211987××××××××，情况属实，特此证明”。2019年8月5日，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八颗派出所出具3份《亲属关系证明》，分别载明“经查，李国清（曾用名无，男，出生日期1953年12月12日，公民身份号码5102211953××××××××，户口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杨家湾1号附1号4-4）曾经户籍档案登记，与张桂珍（曾用名无，女，出生日期1956年1月5日，公民身份号码5102211956××××××××）是夫妻关系。”“经查，李国清（曾用名无，男，出生日期1953年12月12日，公民身份号码5102211953××××××××，户口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杨家湾1号附1号4-4）曾经户籍档案登记，与李淑耶（曾用名无，女，出生日期1978年3月19日，公民身份号码5102021978××××××××）是父女关系。”“经查，李国清（曾用名无，男，出生日期1953年12月12日，公民身份号码5102211953××××××××，户口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杨家湾1号附1号4-4）曾经户籍档案登记，与李某（曾用名无，男，出生日期1987年11月11日，公民身份号码5002211987××××××××）是父子关系”。审理中，余某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其与李某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鉴定。李某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一审法院认为：余某基于与李某存在父子关系提起本案诉讼，而李某否认是余某的儿子，故余某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关键在于能否确认李某是余某的儿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本案中，余某提供了重庆市长寿区洪湖人民政府为余某申请减免诉讼费而出具的《申请书》，以证明余某是李某的父亲；而李某则提供了当地村委会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及公安机关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以证明李某是李国清、张桂珍夫妇的儿子，而不是余某的儿子。因李某举示的证据系作为户籍管理部门的公安机关所出具，其就亲属关系出具的证明的证明力大于其他部门出具的证据。同时考虑维护家庭稳定、团结及李某拒绝做亲子关系鉴定的明确态度，本案不宜启动亲子关系鉴定程序，亦不宜直接推定确认余某与李某之间存在亲子关系。综上所述，李某的父亲为李国清，余某要求李某履行赡养义务无法律依据，故本院对于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某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免收。二审中，余某向本院举示：１．照片两张，拟证明其一直和张桂珍生活在一起，乡村医生定期到家里为余某检查身体。李某质证认为该证据达不到余某的证明目的。2．照片一张，拟证明李某以弟弟的名义向余某之女余永会赠送新房落成的牌匾，可印证李某与余某的亲子关系。李某质证认为弟弟的称呼是农村村民之间的常用称谓，不能证明其系余永会胞弟，也不能证明其与余某的亲子关系。3．李文碧证人证言，拟证明余某与张贵珍1986年起即同居。李某质证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不予认可。4．周开山、张仁成、郑山的证人证言及张仁成作证过程的视频，拟证明1995年张桂珍修房子的原料系余某付款。李某质证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不予认可。5．唐文林证人证言及作证过程的视频，拟证明2002年张桂珍购买电视、冰箱等家电系余某付款。李某质证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不予认可。6．唐国林的证人证言。证明张桂珍向其借款1万元，系余某归还。李某质证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不予认可。7．个人业务凭条两张，拟证明余某的存款由张桂珍支取，说明两人系亲密同居关系。李某质证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张桂珍作为余某的代理人取款，不能证明李某与余某的亲子关系。8．李某婚礼视频，拟证明李某婚礼，余某与张桂珍作为家长给客人发给包，包括给新郎李某及新娘发红包，张桂珍的大女儿的孩子称呼余某“爷爷”，李某与余某系父子。李某质证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余某以村民身份参加了李某婚礼，小孩称呼其“爷爷”是村民习俗，不能证明余某与李某的亲子关系。本院认证：证据1因不能确认拍摄时间、地点，不予采信；证据2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3李文碧虽未出庭作证，但其年事已高且有疾病，属出庭作证确有困难的情况，对其证人证言予以采信；证据4、5、6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不予采信；证据7、8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和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能否认定李某系余某之子。本院评析如下：对于亲子关系的确认，通常需要通过亲子鉴定予以完成，李某坚持拒绝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而李某举示其户籍登记相关证据否认其与余某的亲子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余某陈述因其与张桂珍系非法同居关系，为平复舆论，遂共同决定将李某的户籍登记为与李国清系父子关系，该陈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在确认亲子关系的纠纷中，余某和李某都会有各自的登记户籍信息，余某诉讼的目的即是否认登记户籍信息与客观情况的一致性，故登记户籍信息不能作为相反证据推翻余某的证据。现余某已举证证明其与李某存在亲子关系的可能性，但李某坚持拒绝亲子鉴定，其仅以其户籍登记信息相关的证明文件作为证据不足以推翻余某所举证据。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本院推定余某请求确认与李某存在亲子关系的主张成立。另，本院必须指出，对余某请求的支持，系基于李某拒绝亲子鉴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推定。至于余某与张桂珍是否确实存在不道德行为甚至触犯其他法律，据现有证据尚未作出确切认定，且本院对于婚姻中的不忠诚行为亦作否定评价。因推定余某的主张成立，余某要求李某承担赡养义务的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余某尚有其他三名子女，故根据余某的现状，本院酌定李某每月向余某支付赡养费750元，余某的医疗费用据实凭发票由李某承担四分之一。综上所述，因本案出现新证据，上诉人余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5民初4135号民事判决；二、李某每月25日前向余某支付赡养费750元，余某的医疗费用据实凭发票由李某承担四分之一。三、驳回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予以免收，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上诉人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静审 判 员  陈 娟审 判 员  陈义熙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法官助理  彭松涛书 记 员  唐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