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5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高新区凝祥寺三社1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620964660G。 法定代表人：蒋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文，四川浩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汝银，男，195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玲，系赵汝银之女。 原审第三人：蒋学，男，196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 原审第三人：安县飞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桑枣镇松林村2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24565665819N。 法定代表人：蒋学，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汝银、原审第三人蒋学、安县飞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鸣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792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红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文、被上诉人赵汝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玲、原审第三人蒋学、飞鸣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红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须向被上诉人偿还15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庭审中赵汝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具备出借能力，也未提供证据佐证其资金来源真实；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第三人蒋学出具的《澄清说明》否定了《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两份说明都有第三人蒋学的签字，但基于蒋学的特殊身份，综合全案证据，《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更强，且《澄清说明》并没有直接否定《情况说明》中载明的事实；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红日公司未向赵汝银出具借据等凭证符合亲属借贷的交易习惯，但本案案涉借款达150万元，红日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赵汝银在长达6年的时间内未主张过权利，且赵小玲是飞鸣公司的财务人员，其没有要求红日公司出具任何借款手续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红日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和《记账凭证》，红日公司王凤芝和沈红梅是专业的财务人员，记账时只是遵循入账习惯和记账规则；一审法院未审查红日公司向赵汝银借款的合理性；飞鸣公司向赵汝银转账200万元不是用于偿还装修借款，赵汝银的陈述是虚假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赵汝银的陈述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要求，且本案中忽略了借款中的不合理因素和事实。 赵汝银辩称，自己具备出借能力，将所有的积蓄和变卖住房及在亲友处的借款200余万元用于飞鸣公司的改造装修，后飞鸣公司要将200万元归还赵汝银，蒋洋为缓解流动资金欠缺，找到赵汝银要求借款150万元，红日公司向赵汝银的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蒋学述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与我无关，我买飞鸣公司在蒋洋处借了200万元。 飞鸣公司述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与公司无关。 赵汝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50万元，并从借款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2.本案诉讼费及催收款项所发生的费用由被告负担。诉讼过程中，原告赵汝银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1月18日，赵汝银名下的在原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桑枣分社开立的账号为62×××45的银行账户向红日公司在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桃源支行开立的账号为11×××00的银行账户汇入150万元，电汇凭证（回单）中的“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注明为借款。同日，红日公司的财务人员王凤芝向赵汝银出具了《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到赵汝银交来借款150万元（收款收据编号为ＮＯ.5023418并加盖有红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 庭审中，红日公司否认其与赵汝银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为此向本院提交了其自行制作的《蒋学2013年11月18日前在红日公司借款明细及借款附件》以及相应的借款单、领款单、借款协议、欠条、明细分类账、销售（转让）不动产发票、转账支票、进账单、收据、记账凭证、借条、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收款收据等证据，用以证明蒋学在2013年11月18日之前尚欠红日公司借款共计2931762元（其中包括蒋学因出资购买飞鸣公司所属酒店于2011年1月11日向红日公司借款200万元）。另针对《收款收据》的形成经过，红日公司向本院提交的王凤芝于2018年11月7日出具的《证明》中载明：2013年期间其系红日公司的出纳人员；因红日公司的往来资金较多，其每过几天就要去银行取来账回执；2013年11月18日，红日公司的银行账户收到资金150万元，其按惯例去银行取得该笔资金的来账回执后见回执上“附言”栏部分写的是借款，其遂按照回执内容写了一句“收到赵汝银交来借款”；其并不知晓红日公司是否存在向赵汝银借款的事宜，备注“收到借款”系因转来的款项是这样备注的，红日公司以及蒋洋也没有授意其这样写，其这样写是工作流程和做账习惯决定的。经质证，赵汝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玲认可蒋学因出资购买飞鸣公司所属酒店于2011年1月11日向红日公司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并称该借款已经偿还（但未提供证据佐证），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则不予认可且认为其他证据所反映的借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王凤芝与红日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所出具的《证明》系单方所作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不应采信。 红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蒋学于2018年11月7日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系打印件，落款人为飞鸣公司并加盖有该公司印章，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6日；庭审中，蒋洋认可飞鸣公司的印章由其在保管）中载明：2011年1月11日，蒋学因购买飞鸣公司在红日公司处借款200万元；2013年，飞鸣公司经蒋洋提供借款担保在绵阳市邮政储蓄银行贷款500万元；2013年11月18日，赵小玲作为飞鸣公司财务负责人将该公司资金（即200万元）转账至赵汝银的银行账户，同日又从赵汝银的银行账户转账至红日公司的银行账户（即150万元），系用于归还因蒋学购买飞鸣公司在红日公司处的部分借款；蒋学以及飞鸣公司在2013年11月18日之前与赵汝银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飞鸣公司向赵汝银转账的200万元不可能是用于归还或者支付赵汝银的借款或者其他应付款；收款收据所载明“赵汝银交来借款”的内容实际上反映的是蒋学归还红日公司借款的事实。诉讼过程中，赵汝银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蒋学签字确认的《澄清说明》一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17日），主要载明：蒋学于2018年11月6日从贵州都匀坐车回绵阳；由于旅途劳累疲惫，身体状况不好，精神恍惚，导致蒋学于2018年11月7日被其兄蒋洋叫到办公室签字时，其秉着相信蒋洋的原则，在没有阅读内容的情况下就签了字，导致提供了错误信息，且其一直以来在蒋洋让其签字的情况下没有看内容的习惯；赵小玲从2011年至2014年期间一直负责飞鸣公司财务，飞鸣公司酒店确因装修需要资金，飞鸣公司也通过资产抵押贷款500万元。 根据一审法院要求，赵小玲提交了飞鸣公司与案涉款项相关的原始记账凭证一本，蒋洋提交了红日公司与案涉款项相关的原始记账凭证一本。赵小玲提交的飞鸣公司记账凭证（记账日期为2013年11月30日）显示：“（摘要）还借款（科目）2181-11其他应付款-赵汝银（借方金额）2000000；（摘要）还借款（科目）1002银行存款（贷方金额）2000000”；蒋洋提交的红日公司记账凭证（日期为2013年11月30日）显示：“（摘要）借赵汝银（会计科目）银行存款／商行桃源支行11×××00（借方）1500000.00；（摘要）借赵汝银（会计科目）其他应付款赵汝银（贷方）1500000.00”。该公司会计沈红梅对此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根据会计记账规则，会计记账是根据原始凭证的内容来填制；2013年11月18日红日公司收到赵汝银转来150万元，进账单上注明借款，出纳王凤芝根据该原始单据开出收到赵汝银转来借款150万元的收据，而其又是依据出纳开出的收据和原始单据作出的记账凭证。 诉讼中，赵汝银针对诉请借款来源陈述如下：2011年蒋学、赵小玲出资购买飞鸣公司，但因公司酒店设施老化需资金用于装修改造酒店，其遂将自己的积蓄交与赵小玲用于支付装修费用，但未要求蒋学、赵小玲以及飞鸣公司出具借款手续；积蓄来源于其子女拿的钱以及变卖凯丽滨江房屋的价款。赵小玲对上述陈述予以认可。 另查明：1.赵汝银之女赵小玲与蒋学系夫妻关系，同时其系飞鸣公司的财务人员。蒋学与蒋洋系亲兄弟关系。根据飞鸣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蒋学于2011年7月12日成为飞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3月16日之前飞鸣公司的股东为红日公司，同日股东变更为蒋学、蒋洋，2015年8月6日股东变更为蒋学； 2.2013年11月14日以及11月15日，飞鸣公司在原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桑枣分社开立的账号为88×××90的银行账户汇入300万元。2013年11月18日，赵小玲作为财务人员将上述款项中的200万元汇入赵汝银在该社开立的账号为62×××45的银行账户，记账凭证中的“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注明为还借款。庭审中，赵汝银称前述飞鸣公司向其转账汇入的200万元即系归还其出借的借款； 3.本案诉讼过程中，红日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称赵汝银、赵小玲涉嫌虚假诉讼以及诈骗，其已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并请求本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红日公司向本院作出回复，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为借贷的合意及款项交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转款150万元的事实并无争议，而对该笔转款是否存在借款合意存在争议。对此，评判如下： 一、赵汝银诉称2011年蒋学、赵小玲出资购买飞鸣公司，但因飞鸣公司所属酒店设施老化需资金用于装修改造，其遂将自己的积蓄交与赵小玲用于支付装修费用，但未要求蒋学以及飞鸣公司出具借款手续，其积蓄来源于子女拿的钱以及变卖凯丽滨江房屋的价款。对以上所作陈述，赵小玲作为飞鸣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均予以认可；蒋学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中虽载明不认可其与赵小玲以及飞鸣公司在2013年11月18日之前与赵汝银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其后所形成的由蒋学签字确认的《澄清说明》中又明确表示其并未阅读过《情况说明》的内容，故《情况说明》所载明的前述内容事实上已被《澄清说明》所否定；加之飞鸣公司的记账凭证以及转账凭证中对转款200万元均明确备注用途为还借款，且该笔转款发生时蒋洋仍系飞鸣公司的股东，并无证据表明其对前述备注的用途提出过异议。因此，可以确认赵汝银所作前述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 二、赵汝银诉称借款原因系红日公司欠缺流动资金，且红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洋与其系亲戚关系，故由蒋洋出面多次与其协商借款事宜，其碍于亲戚关系和对红日公司信誉度及还款能力的高度信任，遂经口头协商出借借款而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约定还款时间、利息等内容。红日公司虽对赵汝银所作陈述不予认可，但就赵小玲系蒋学之妻而与红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洋形成亲属关系这一事实而言，赵汝银基于其女赵小玲与蒋洋之间存在的亲属关系而在未出具借条或者签订借款合同的前提下即向红日公司出借150万元的行为具有合理性，此与亲属间通常存在的相互借贷未出具书面借据的交易习惯并不相悖。况且，红日公司的财务人员王凤芝在确认转款属实的情况下还向赵汝银出具了载明内容为“收到赵汝银交来借款”的收款收据并加盖了红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蒋洋对其财务人员出具该收款收据的职务行为也从未提出过异议，该收款收据的法律后果足以印证赵汝银与红日公司之间针对讼争款项150万元形成了借款合意。至于王凤芝出具的《证明》以及沈红梅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载明内容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该二人作为红日公司的出纳和会计，应当具有专业的会计知识，在未对汇入红日公司的款项性质作出确认前即单纯按进账单备注用途对外出具收据并记账的可能性较小；且如前所述，该二人与红日公司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在上述证明以及说明中所作的关于仅根据进账单备注出具收据及记账的陈述形成于本案诉讼中，并无相应证据加以佐证，故确认记账凭证所记账内容客观真实。针对红日公司所提收款收据载明的“收到赵汝银交来借款”之内容反映的是赵汝银作为委托支付人代蒋学以及飞鸣公司向红日公司归还之前部分借款的抗辩主张，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佐证，对此不予采信。但红日公司有权针对无争议的该笔借款（即2011年1月11日的借款200万元）依法向蒋学等相关债务人另案主张权利。 据此，因赵汝银针对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提交了转账凭证、收款收据以及记账凭证等书面证据，符合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款合意以及款项交付的构成要素，且其对出借能力、借款原因亦作出了合理解释，而红日公司针对其反驳主张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能推翻前述证据，故赵汝银所提其与红日公司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诉讼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确认赵汝银所提其与红日公司之间针对讼争款项150万元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诉讼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赵汝银自愿撤回利息主张系其对民事权利的自行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因双方当事人对借款期限未作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以及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赵汝银现通过起诉方式要求红日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赵汝银支付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15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10元，由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红日公司向本院提交银行流水两份（2011年-2012年，2014年-2016年），拟证明红日公司有较大额资金流，有偿还借款的能力，不需要向赵汝银借款。申请证人陈某、范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蒋学仔细阅读后自愿签署《情况说明》的，其对内容是知晓且认可的。赵汝银质证称，1.银行流水达不到红日公司的证明目的；2.证人证言不可信，证人是上诉人的员工，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无其他证据佐证。赵汝银向本院提交:1.资金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其借给飞鸣公司的200万元，飞鸣公司已经偿还；2.房屋信息，拟证明借给飞鸣公司的部分钱是变卖了房屋所得；3.补充说明一审中提交的记账凭证，可以证明当时红日公司的资金状况不佳。红日公司质证称，1.对资金情况说明三性不认可，没有出具该份说明的时间，且该情况说明与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内容矛盾，第三人对同一事实作出相反陈述，其证言不能采信，该情况说明中200万装修款系被上诉人支付，飞鸣公司没有转账凭证或收据等予以印证，当时飞鸣公司的公章在我方手里，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盖的章；2.房屋变更信息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无法反映被上诉人与该房屋的关系；3.我方记账凭证摘要和会计账目是根据被上诉人的单方转账记录，符合财务规则。本院认为，红日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且与本案的审理民间借贷没有直接关系，证人陈某、范某与红日公司有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且蒋学已经出具了《澄清说明》对此进行了说明，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赵汝银提供的资金情况说明在没有银行转款记录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赵汝银借给飞鸣公司200万装修款，2013年11月18日的转账给赵汝银200万元系偿还之前的装修款，房屋变更信息上房屋的所有人与赵汝银是何种关系，赵汝银并未举证证明，因此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是2013年11月18日赵汝银向红日公司转款150万元系借款还是其与飞鸣公司之间其他经济关系。首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红日公司对2013年11月18日收到赵汝银的转款150万元没有异议，但认为系偿还本案第三人飞鸣公司之前的借款，结合一审中赵汝银认可蒋学因出资购买飞鸣公司所属酒店于2011年1月11日向红日公司借款200万元的事实，但未提供该借款已经偿还的证据，且该150万元产生的时间恰好是飞鸣公司转账给赵汝银200万元的同一天（2013年11月18日），赵汝银方称飞鸣公司向其转款200万元系飞鸣公司归还之前装修时向其的借款，但关于该200万元装修借款没有提供入账记录和具体支付方式，结合本案被上诉人赵汝银之女赵小玲就是飞鸣公司的财务人员，案涉150万元系受第三人飞鸣公司委托向红日公司偿还借款存在高度可能性。其次，经二审审查核实，蒋学和蒋洋作为亲兄弟，二人之间的经济往来都有借款单，蒋学向红日公司的借款不仅出具了相应的借条，而且还有利息约定，而赵汝银与红日公司之间的借款150万元却没有任何借款凭证，仅有财务做账时根据转账人备注出具的收款收据一份，根据财务做账的习惯，确存在财务做账时直接根据转账人的备注入账，无法依据财务的做账来反证红日公司与赵汝银之间达成了借款合意。再次，本案中飞鸣公司在尚欠蒋洋借款，且银行还有贷款时，赵汝银作为赵小玲父亲还提前收回飞鸣公司借款后出借给红日公司，既不约定利息也不约定借款期限，不符合常理。综上，红日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792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赵汝银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21510元，由赵汝银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赵汝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伍 静 审 判 员  张宗文 审 判 员  罗 琴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何云乐 书 记 员  陈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