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再6号抗诉机关：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检察院。原审原告：张洪江，男，197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原审被告：乔聚科，男，197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原审被告：张玲玲，1981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原审第三人：威海聚盛源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大床村南。法定代表人：乔聚科，该公司总经理。原审原告张洪江与原审被告乔聚科、张玲玲，原审第三人威海聚盛源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盛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9日作出（2017）鲁1092民初1495号民事调解书。威海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威检民（行）监[2019]3710000007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鲁10民抗3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威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琰琰、检察员助理杜轶卓出庭支持抗诉。原审原告张洪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乔聚科、张玲玲，原审第三人聚盛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1092民初1495号民事调解书，系张洪江与乔聚科、张玲玲伪造证据、变造法律关系、虚增债务数额进行虚假诉讼而做出，损害了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亦严重扰乱司法秩序，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本案张洪江据以起诉的唯一证据有明显不合常理之处：本案借条载明借款日期分别为2014年4月10日、2015年6月3日、2015年9月10日，第一次和第二次、三次借款时间间隔超过一年，且每次借款数额不明确，但张洪江的诉讼请求的利息325000元是以借条载明的最早借款时间即2014年4月10日为起点以全部本金50万元、年利20%为依据，计算至起诉时，即明显超出借款期限及本金计算利息。其次，借条中载明乔聚科、张玲玲同意给张洪江公司红利起始日期是2014年4月10日，落款的时间是2016年7月1日，该期间为27个月，而该借条载明的是39个月的红利。原审法院对上述明显不符合常理之处并未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即出具了调解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从现有证据看，乔聚科、张玲玲、张洪江均称双方之间签有奶牛租赁协议，而诉讼时编造为借贷法律关系。张洪江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借条系在起诉前伪造，借条中载明的借款时间系虚构，并故意将两次落款日期提前，造成借条是当年签署的假象。张洪江诉讼时主张借款为50万元，但除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张玲玲笔记本的零星记载外，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佐证上述款项是否真实支付。即便双方存在真实的资金往来，关于款项性质、支付时间、次数、每笔数额亦不确定；乔聚科、张玲玲、张洪江均陈述款项总额不足50万元，但具体数额没有一致的陈述，即诉讼时虚增了本金和利息。其次，张洪江诉称的19.5万元红利，双方均陈述是张洪江为乔聚科工作期间的工资，系为了规避劳动仲裁程序，虚构为公司红利，亦属变造法律关系。且除双方陈述外，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或具体欠付工资数额。再次，本案诉讼前，乔聚科为张洪江等原告聘请诉讼代理人，诉讼中，对张洪江所称与事实不符的诉讼请求均表示认可并当庭达成调解；双方于调解当日签订协议，将法院尚在保全的财产进行处置；诉讼后聚盛源公司的财产继续由乔聚科、张玲玲实际控制、经营、收益，乔聚科为张洪江等原告支付诉讼代理费。根据以上行为可以认定，本案诉讼系张洪江配合乔聚科、张玲玲利用法院的裁判以达到逃避履行其他债务且继续实际控制、经营、管理聚盛源公司的目的而有意为之。综上所述，（2017）鲁1092民初1495号民事调解书系乔聚科、张玲玲与张洪江伪造证据、变造法律关系、虚增债务数额进行虚假诉讼而作出的，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损害了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原审原告张洪江称，其与原审被告及原审第三人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并非虚假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原审被告乔聚科、张玲玲及原审第三人聚盛源公司未进行述辩。张洪江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偿还借款50万元，给付利息325000元、红利195000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10日、2015年6月3日、2015年9月10日，乔聚科、张玲玲以开办聚盛源公司为由先后向张洪江借款50万元，并于2015年9月10日为张洪江出具了借条，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年利率20%，乔聚科、张玲玲同意自2014年4月10日起每月给付张洪江5000元作为公司红利，但乔聚科、张玲玲未按约定向张洪江偿还借款本息及给付红利。2017年8月9日，原审法院主持涉案当事人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乔聚科、张玲玲、威海聚盛源养殖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张洪江借款500000元、给付利息325000元、红利195000元，合计102万元，于2017年8月9日前付清。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9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1990元，由乔聚科、张玲玲、威海聚盛源养殖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查明，张洪江系张玲玲之兄，乔聚科、张玲玲系夫妻。聚盛源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成立，系乔聚科一人为股东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乔聚科系该公司之法定代表人。2017年夏，聚盛源公司经营困难，部分债权人诉至法院，要求乔聚科、张玲玲及聚盛源公司偿还欠款。乔聚科、张玲玲与二人关系密切的张洪江、宫燕燕等协商，商定由张洪江、宫燕燕等向法院起诉乔聚科、张玲玲及聚盛源公司。2017年7月（本案原审诉讼前），乔聚科、张玲玲为张洪江出具了借据一份，内容为：“2014年4月10日、2015年6月3日、2015年9月10日，分三次从张洪江处拿三张支票共计金额为50万元，约定利息为年利20%；夫妻二人及公司同意将每月伍千，自2014年4月10日起支付张洪江39个月的红利，共计195000元，做为公司给予合作人的特别贡献奖；如产生纠纷同意由威海经区法院管辖。借款人：张玲玲、乔聚科2015年9月10日。”2017年7月26日，张洪江持此借据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的案件受理费实际由聚盛源公司预交，张洪江在原审中委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杰、张华竹（均系威海翠森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系乔聚科联系，徐杰、张华竹之代理费实际由乔聚科支付。同年7月31日，经张洪江申请，原审法院作出（2017）鲁1092民初1495号民事裁定，查封聚盛源公司所有的奶牛346头。同年8月9日，原审法院主持本案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当日，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与张洪江、宫燕燕等5人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名下的奶牛346头、牛场牛舍两个、挤奶厅一个，仓库一个、搅拌车一辆抵顶给张洪江、宫燕燕等5人，具体分配由该5人自行分配。但该协议签订后，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并未将上述财产交付给张洪江、宫燕燕等5人，上述财产仍由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经营管理，经营产生的收益仍由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支配。本案再审诉讼前及诉讼中，张洪江、乔聚科、张玲玲主张案涉借据载明的“红利195000元”实际为应给付张洪江的劳动报酬。张洪江、张玲玲同时主张，张洪江夫妇自2013年开始在聚盛源公司工作，乔聚科与张洪江口头约定其每月给付张洪江劳动报酬5000元，但从未向张洪江夫妇支付过劳动报酬；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自2012年下半年多次向张洪江借款（第一笔借款为20万元），每次借款张洪江均系以现金支付，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从未向张洪江出具过借据，也未偿还过借款（张玲玲主张偿还过利息），该借款在张玲玲的笔记本中有记载。张玲玲向本院提供了其笔记本两本，主张该两本笔记本系其对聚盛源公司经营账目的记载。在上述第一本笔记本（记载时间为2010年11月至2015年12月）中，在2015年12月的内容后，记载有“哥20万元”、“哥张洪江49.28万元，每月8300元，2014年7月25日起”等内容；在上述第二本笔记本（记载时间为2016年1月至2018年4月）的倒数第二页，记载有“张洪江2014年7月25日每月8300元50万”等内容。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原审是否构成虚假诉讼。对此，本院作出以下研判：关于张洪江主张的借款50万元及利息问题。张洪江在原审中提交的借据系原审诉讼前乔聚科、张玲玲为张洪江提起本案诉讼出具，其载明的内容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认定涉案当事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张洪江主张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向其借款50万元，但其即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其主张的借款合意，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款项的来源及实际交付了款项。根据其陈述，如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向其多次借款，且从未偿还，而其却仍持续向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借款且不要求该三者出具借据，与常理不符。张玲玲提供的笔记本中关于向张洪江借款的内容分别记载在该笔记本该时间段具体发生的全部业务往来之后，而张玲玲主张上述笔记本系其对聚盛源公司经营情况的记录，张洪江、张玲玲又主张涉案借款系多次发生，且发生在该笔记本记载的时间段内，因此该两本笔记本的记载与张洪江、张玲玲的上述主张相矛盾，张玲玲却对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上述笔记本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故张洪江主张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向其借款50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张洪江主张的劳动报酬195000元问题。张洪江主张与乔聚科约定了劳动报酬给付标准，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张洪江主张其夫妇二人自2013年起一直在聚盛源公司工作，但又认可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至本案原审诉讼前未向其支付过劳动报酬。如根据张洪江的主张，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张洪江夫妇二人在分文未取、生活来源不足的情况下却仍长期为聚盛源公司工作，且该劳动报酬在张玲玲提供的笔记本中并无记载，明显有违生活常识，更与常理相悖。故张洪江主张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应给付其劳动报酬195000元，证据不足，本院亦不予认定。关于涉案当事人在本案原审中的诉讼行为是否符合常理问题。乔聚科在明知聚盛源公司经营不善、对外负有债务的情况下，与张洪江、张玲玲等商定由张洪江向法院起诉，并于诉前为张洪江虚构了债权凭证，同时将管辖法院约定为与涉案当事人并无任何关联的原审法院，说明涉案当事人诉讼的目的并非为追索本案债权债务。而本应由提起诉讼一方即原告张洪江预交的诉讼费却由作为该案被告一方的聚盛源公司预交，本应由张洪江自行联系并支付代理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却由乔聚科联系且付费，上述行为比较反常。张洪江本案诉请偿还的欠款数额较大，如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确实拖欠张洪江款项，在本案原审调解结案涉案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后，正常情况下张洪江会急于取得依照该协议应得的财产或收取相关收益。而上述以物抵债协议签订后却并未实际履行，且张洪江依约应得的财产仍由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经营管理，该财产经营产生的收益仍由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支配，上述行为亦比较异常。综上，张洪江要求乔聚科、张玲玲、聚盛源公司偿还借款50万元，给付利息325000元、劳动报酬1950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涉案当事人涉嫌恶意串通，虚构欠款事实，并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进行虚假诉讼，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审民事调解书违反合法原则，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092民初1495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原审原告张洪江要求乔聚科、张玲玲、威海聚盛源养殖有限公司偿还借款50万元，给付利息325000元、红利195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699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审原告张洪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成军审判员  宋智慧审判员  王 慧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