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28民初437号原告：高忠巧，女，汉族，生于1972年6月28日，云南省彝良人，住彝良县。被告：李文平，男，彝族，生于1989年1月1日，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原告高忠巧与被告李文平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利用“云解纷”平台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忠巧、被告李文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忠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8764.58元（其中医疗费4724.58元、住院期伙食补助费2700.00元、护理费4320.00元、营养费2700.00元、住院期间误工费43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7年1月18日晚，原告开着车从大河桥经西正街往丁字口方向行驶，在农村信用社门口堵车时，遇驾驶车辆对向行驶的被告，被告下车后无理辱骂原告，并将原告头部、面部、眼部等部位打伤。原告到彝良县人民医院医治27天后出院，经该院诊断为：1.头皮挫伤；2.面部挫伤；3.右眼结膜炎。出院医嘱：1.按嘱用药；2.加强休息；3.不适随诊。2019年7月28日经彝良县公安局出具彝公（角）鉴通字【2019】47号鉴定意见书载明原告所受之伤为“轻微伤”。综上所述，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国家法律保护，被告将原告打伤，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现根据我国《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依法支持原告的前列诉请为谢。被告李文平辩称，我不认识原告，我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打的，我确实没有打过原告。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是虚假的，我不承认有这件事情，在公安局我因为其他事情被抓捕后，在彝良法院判刑，对这个事情公安机关已经做了一个调查，当时我确实也没有打过原告，发生过争吵是事实，两个互相不认识，肯定不会莫名其妙的打人，如果当时我确实打了他，那在之前的刑事案件中就附带民事就处理了。总之原告起诉我与事实不符。原告高忠巧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并申请向角奎派出所调取其报案笔录：1.身份证复印件；2.彝良县人民医院住院病案共计28页，包括住院病案首页2页、出院记录1份、医院病程记录8页、心电图报告单1份、会诊单、检验报告单、长期医嘱单、DR检验报告单等。3.彝良县公安局彝公（角）鉴通字【2019】47号鉴定意见书通知书。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认为其没有对原告进行殴打，原告住院的病历是因为什么去住院的我不得而知，原告如何住院的与我没有关系。对证据3的鉴定意见书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同时2017年的事情为什么2019年才做出鉴定，当时公安机关拿来给我签字，我没有签字的，因为我认为与我无关。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依原告申请于本院（2019）云0628刑初262号被告李文平敲诈勒索案卷宗内调取了下列证据：4.2017年1月18日角奎镇派出所询问高忠巧笔录，主要内容：我来派出所是来报案的，刚刚在西正街我被人打了。今天晚上10点左右我开车从西正街过，由于堵车我把车停在西正街农村信用社门口，这时对面来了一辆白色的丰田车，丰田车副驾驶上一男子就指着我骂，我就问他：“你说什么？”他就说：“我说的是美女”。我就回应他：“你走到哪里都把你妈带在身上的吗？”这时车上的三个人就下来了，他们走过来就指着我骂，我没有回应他们，对面一自称“李文平”的男子就把我拉下车来，就按住我的头打，还乱骂我，另一个胖点的男的也过来扇我几耳光，其中一个男子把我的头发抓住，在我的头上打了几拳，还踢了我几脚，我当时头就有点晕了。随之我就报警了，在我报警的时候对方的人就走了。我开的是一张东风标致408轿车，车牌号是云Ｃ×××××，对方开的是一辆白色的越野车，车牌号记不起了。我不认识打我的人，只有一个他自称是职高的“李文平”。打我的人有三个，一个是戴眼镜自称是职高的“李文平”，另外两个一个有点胖，一个记不得了。对方打我，我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对方先出手打我的。对方打我没有用工具，就是用拳脚。我头有点晕，右眼睛现在还睁不开，左脚小腿有点痛，其他没有了。我和对方之前没有矛盾，从来都不认识。5.2017年1月20日角奎镇派出询问李文贵笔录，主要内容：我来派出所是因为看见角奎镇西正街一个女的被打的事情，我来给你们说明情况。2017年1月18日21点过，在彝良县柒牌服装店斜对面那点打的。当时我带我孙子去买衣服，我当时站在柒牌男装这边看见斜对面有一个40岁左右的女的跟一个戴眼镜穿迷彩服的高高大大的男的在那里说话，我就继续往百大超市方向走去，在走了将近10多米左右，我听见我刚才路过的地方闹哄哄的，我就掉转头来看，走回来我就看见刚才说话那两个人，女的那个坐在一辆小车的驾驶位上，眼镜男子在车子外面伸手进去打那个女的，我看见有两个女的（这两个女的一个叫李明会，娘家是大河边的）和一个穿鸡蛋颜色的人（穿鸡蛋颜色的这个是和眼镜男一起的）在拉眼镜男劝他不要打，把眼镜男拉开了，但眼镜男个子高，力气大，她来来回回又冲过来好多次，继续殴打那个女的，打人的时候，眼镜男还高声称自己是职高的，在彝良混了好多年了他叫李文平，这个时候和眼镜男一起的还有一个穿蓝色西装的男的就跑到副驾驶位置伸手进去殴打坐在车上的那个女的，他们这样在那里打了大概有10分钟，这时有一个男的过来好像认识他们就叫他们走了。他们打了声招呼，然后眼镜男就和他两个朋友开一张白色的车子走了。眼镜男他自己宣称叫李文平，说是职高的。我就看见刚开始李文平在打，后来和他一起的一个穿蓝色西装的也去打，只是这个穿蓝色西装的人我不认识。他们殴打对方的时候大街上到处都是人，拉架的一个女的好像叫李明会、还有信用社的保安都在，其他的我不认识了。对方打那个女的好像是说李文平碰到了那个女的车子，那个女的就骂她们。他们打人的行为影响很大，交通都被他们堵断啦，而且看他们打了人还很嚣张的自报姓名，太目无法纪，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就是一直打那个女的，还有在那里一直辱骂她，还去搬他的反光镜、搬车牌号、踢他的车子。派出所来了后我才走近看，看见那个女的脸、眼睛都肿，应该挺严重的。6.2018年12月29日角奎镇派出讯问李文平笔录，主要内容：我2006年因聚众斗殴被彝良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2011年刑满释放；2011年因涉嫌包庇罪被彝良县公安局刑事拘留30日。今天（2018年12月29日）我来派出所看一下我们修理厂与诚达修理厂发生的事情，我到角奎派出所来的时候大概下午3点4点钟时候。我来派出所是因为之前我、“毛二杆”毛羽近打过电话给我，我没有接到电话，后边我打电话给毛羽近，他说他在派出所做笔录，公安机关了解我们修理费与诚达修理厂的事情，于是我就来派出所了。以前我们的修理厂叫“丽豪修理厂”，现在叫“羽近修理厂”，修理厂在彝良县下面的许家沟。这个修理厂办起有四年时间了。修理厂的法人代表是毛羽近，毛羽近是重庆人，修理厂的股份我占七成，毛羽近占三成。修理厂注册资金60万元。修理厂的业务主要由毛羽近负责，我主要负责修理及保险业务等。前天晚上大概10点左右，当时我在打麻将，我接到毛羽近的电话说保险公司叫他去岭东上面拖医疗事故车，他说他把车都背在车上了，诚达修理厂的人不准他走，他叫我去事故现场看一下，他怕他背起车来到诚达那里被打。我对他说不可能，然后我对毛羽近说下来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毛羽近把车背到修理厂后他又打电话说诚达修理厂的人来抢车，我就对他说我去看一下。我们去厂里有三个人，骑了两张踏板摩托车过去，去的有小伟、王琦。我们到修理厂看见来了两个车，有七八个人。来的人中有一个胖子，戴一副眼镜，是外地人，说要拖车。他说就要拖，我们闹起来了，我就用手打了他的脸一下，然后那个胖子就还了我一耳光，把我的眼镜打掉在地上，后我踢了他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后边就没有打了。还有我姐（李文巧）摩托车被偷的事情说一下。除此我没有其他违法的事情了。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证据4-6都是真实的，被告打我也是事实，应该承担责任，并且当时我报警以后110的来所做的笔录。同时李文贵是110的找到他的，笔录也是公安机关找到李文贵做的，我不认识李文贵，李文贵说的是事实。被告认为证据4是原告自己说的，其无法判断原告所说内容的真实。对于证据5李文贵的笔录是如何来的，同时只有李文贵一个人的笔录无法证实我打原告，至少要有三个人以上的证言才能证实，所以李文贵的笔录不真实，我希望原告能够提供三人以上的证言证明我是如何殴打原告的，对于李文贵的证言，之前并没有检测他的职业，是哪里来的，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看到我们打的，这是我的一个疑问，是否是事先安排好的。对于证据6笔录是我自己说的，是真实的。本院认为，证据1系公安机关颁发，予以采信，能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证据2系彝良县人民医院出具，真实地反映了从2017年1月19日起原告住院的27天中除2017年1月19日至23日1在医院、1月26日14时、2月2日14时、2月8日14时、2月9日14时、2月10日6时医院查房时在院进行过体温检测等，有十次医生查房的病程记录等外，其余时间均记录为“患者不在”未在院治疗。原告经该院诊断为：1.头皮挫伤；2.面部挫伤；3.右眼结膜炎。出院医嘱：1.按嘱用药；2.加强休息；3.不适随诊等及花去医疗费4724.58元等情况；证据3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证明彝良县公安局对高忠巧进行了人体损伤程度鉴定，鉴定的意见是高忠巧的损伤程度鉴定为轻微伤。证据5询问李文贵的笔录称“眼镜男子在车子外面伸手进去打那个女的，眼镜男孩高声称自己是职高的，在彝良混了好多年了他叫李文平，这个时候和眼镜男一起的还有一个穿蓝色西装的男的就跑到副驾驶位置伸手进去殴打坐在车上的那个女的”，李文贵称是眼镜男、自称“李文平”的人殴打了车上的一个女的，李文贵的陈述系孤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且眼镜男、自称李文平不能确定是否就是本案的被告，车上的一个女的就是本案的原告；证据4询问高忠巧笔录与证据6讯问李文平的笔录均属当事人陈述，高忠巧陈述内容除有李文贵一份证实内容外无其他证据印证，且李文平所陈述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故对原告申请调取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达不到原告主张的其伤系被告李文平致伤的证明目的。综上所述，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7年1月18日原告以被人打伤后向彝良县公安局角奎派出所报案。2017年1月19日起在彝良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原告经该院诊断为：1.头皮挫伤；2.面部挫伤；3.右眼结膜炎。出院医嘱：1.按嘱用药；2.加强休息；3.不适随诊。原告为此支付各项医疗费共4724.58元；2019年7月28日彝良县公安局对高忠巧进行了人体损伤程度鉴定，鉴定的意见是高忠巧的损伤程度鉴定为轻微伤。本院认为，过错侵权必须具备四个构成要件，即加害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过错。只有同时具备这四个条件，行为人才能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供了病历、医疗发票等损害结果证据，但对诉请的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主张被告将其头部、面部、眼部打伤,除其自己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外仅有角奎派出所调问李文贵一人证实，李文贵的证词没有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系孤证。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无法确定打伤原告的人就是本案的被告，且原告陈述与李文贵的陈述中均提到打人的人不止被告一个，不能确定将原告打伤的就是本案的被告。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告对其受伤系被告所为的事实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也不能证明其损伤与被告有关联，故对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的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忠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0元，减半收取250.00元，由原告高忠巧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邓瑛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王孝琼书记员代 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