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5民终5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喉咽村。 经营者：黄素芳，女，1959年1月16日出生，回族，住宁夏吴忠市利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冀利民，河北鼎研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士杰，男，1970年10月10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河北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乐，河北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解奎，男，1970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河北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乐，河北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以下简称：九天砂石料建材厂）因与上诉人胡士杰、解奎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法院（2019）冀0521民初1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九天砂石料建材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冀利民，上诉人胡士杰、解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李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九天砂石料建材厂上诉请求：一、在维持一审法院前四项判决事实的基础上，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另行支付二号线管理费2016年18万元、2017年28万元、2018年33.1474万元，共计：79.1474万元；二、请求撤销一审法院第五项判决事项，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四号线管理费180万元；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关于2016年管理费，因为2014年10月17日的《补充协议》非常明确的约定了每个月的基础管理费为14万元，如果存在不可抗力和政府行为导致不能正常生产时每个月管理费为5万元，每年按照12个月计算，故2016年全年应收管理费为150万元。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存在“不可抗力和政府行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做“扩大性解释”，认定2016年应收管理费为132万元，少计算了18万元。并且导致2016年1月、2月、3月、9月份未生产的原因不是因为不可抗力和政府行为，而是因为胡士杰和村民之间存在矛盾，胡士杰要自己生产，而村民不让生产，在双方未谈妥的情况下，导致二号线无法正常生产。但这并不属于“不可抗力和政府行为”，并不是减免管理费的约定事由，因此被上诉人仍然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缴纳管理费。2、关于2017年管理费，一审法院计算错误。因为销售单价是按照“立方米”为计量单位进行计算的，而不是按照“吨”为计量单位进行计算。石料1.5吨等于1立方米，水洗砂1.6吨等于1立方米，因此在计算2017年销售单价时应当先将吨转换成立方米，然后再进行计算。该事实从2016年度的计算单中完全可以反映出来，因为在2016年度结算时，都是用所出售的吨数除以1.5（或1.6），转化成立方米后，再进行计算，因此2017年度的销售单价也应当先进行转化，然后再计算当月的销售单价。由此可知，2017年度5月份、6月份销售单价均超过38元／立方米，管理费应当按照每月18万元计算；7月份-12月份销售单价均超过42元／立方米，管理费应当按照每月22万元计算；2月份因为是春节过年未生产所以按照5万元计算；其余1月份、3月份、4月份应当按照基础价格14万元计算，总计2017年度应交纳管理费为215万元。3、关于2018年管理费，2018年1-3月份销售单价也是按吨统计的，换算成立方米后，每月销售单价也超过了42元／立方米，因此管理费应当按照每个月22万元收取，1-3月份应当缴纳的管理费为66万元，实际已经缴纳42万元，还欠24万元。4月份-7月份虽然没有胡士杰签字，但是正常生产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产生的电费、税款、环保罚款等证据足以证明正常生产的事实。因此4月份-7月份应当缴纳的管理费数额为76万元（分别是22万元、18万元、14万元、22万元），但是因为到了7月份时，被上诉人账面余额已经不足，所以7月份未能足额扣除22万元，只扣除了12.8526万元，还欠9.1474万元未付。所以2018年拖欠管理费数额为33.1474万元。4、关于4号线管理费，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8张4号线2013年度的统计结算单，提交了8份胡士杰亲笔签字确认的2018年度的收据，足以证实4号线在2013年-2018年是正常生产的，同时也证明4号线是单独的生产线，而并非被上诉人所称的只是2号线的一个末端设备，否则被上诉人不可能就4号线单独出具统计结算单和收据。 胡士杰、解奎辩称，答辩人已经支付完毕管理费，不存在拖欠管理费的行为。一、在否认结算是双方约定应交管理费情况下，按照合同约定我方不拖欠管理费。1、一审原告上诉状中的主张不成立。首先，一审原告主张每年按照12个月计算为偷换概念。在2012年7月30日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管理费每年按十个月收取。在此基础上双方又于2014年10月17日签订补充协议对管理费的数额修改为按当月销售均价计算管理费且出现不可抗拒的因素和政府行为导致不能正常生产的按5万元计取。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本案当事人对每年有两个月不收取管理费有明确约定，且补充协议中也未对此进行变更。故一审中计算方法错误，每年有两个月不收取管理费，剩余月份按照合同约定计算当月管理费。其次，关于没有结算单月份管理费的计取，2012年7月30日《补充协议》约定一审原告负责我方能正常生产经营，2014年10月17日《补充协议》中约定，当月管理费的收取销售起步价对应管理费为14万元。即按照合同约定当月正常生产情况下存在销售行为时才计取管理费。根据《砂石料生产线转让协议书》中第三条规定砂石料销售费用由一审原告装料后统一收取。根据合同约定若存在销售行为，销售费用由一审原告收取，一审原告未提交证据该月存在销售行为，故其未完成其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认定当月不能正常生产，不计取管理费。然后，一审原告主张2017、2018砂石料计算方法没有依据。《砂石料生产线转让协议书》中第四条第一项“派工作人员到磅房出票进行销售”显示销售计量是以重量计算即计量单位为T而不是m³。2016年是一审原告与喉咽村村民签署的统计结算，不能以此认定我方与一审原告按此结算。自2017年开始单价均是按元/T计算，2017年3-4月、2018年4月-7月（倒数第二行）的结算单足以证明。并且证明2017年以前双方结算中计量单位错误，2017年对计价进行纠正。2014年10月17日《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是销售单价，关于销售单价的计算没有约定，因此应按照双方签订的结算单显示的总价与总量计算出均价。2、部分月份未正常生产，一审计算数额有误。2014年，依据2012年《补充协议》，一审原告负责我方能够正常生产。依据该约定一审原告未保证我方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我方享有不支付管理费的抗辩权，即不交纳当月管理费。依据一审原告提交的2014年的结算单，因停电导致1-2月、5-9月停工均没有结算单，不应交纳管理费。（2017）冀民申7438号民事裁定书中，一审原告自认羊范政府和供电部门在2014年4月28日至10月8日切断其生产用电，扣除汛期禁采期62天，可生产期间101天。自认分诉讼内自认及诉讼外自认，诉讼外自认虽没有明文规定，但结合本案一审原告提交证据及其他事实应认定其证明效力，其若否认，应对此作出解释，解释不合理则应当认定具有证明效力，一审原告按月收取5万元管理费没有依据。2014年12月结算单中管理费项表述该月存在停工情形管理费减少至95000元。除去1-2月、5-9月、12月，其他月份3、4、10、11月本年度共应交14*4=56万元，综上本年度应交管理费65.5万元，我方本年度共交纳管理费1185000元（785000+2018年交纳40万元），综上我方超付53万元，应当累积到其他年份管理费中。2015年，首先一审判决认定的是2、8、9、12月未正常生产，但计算错误，按一审判决逻辑应计算为14万元×8+5万元×4=132万元，多计算18万元。本年没有每月的结算单，分别为生产结算清单出成品料统计，拿成品料款统计（借款），用电、电差统计、柴油统计、其他费用统计。首先二号线生产需要用电，用电是生产的前提条件，所以认定本年度生产月份的应当在用电、电差统计单范围内。（2017）冀05民终655号民事判决中认定1、2015年2、3月份因政府指令，无法生产（判决第5、6页）。2、2015年5、6月份因政府行为停电未生产（判决第8页）。并且2015年2号线用电、电差统计中5、6月份的用电量明显低于其他正常生产月份。综上，2015年没有正常生产的月份应当为2、3、5、6、8、9、12月。管理费计算应为14万元×5+5万元×7-（每月平均管理费8.75万元×2=17.5万元）共计87.5万元，我方实交898002元，超付23002元。2016年7、8月发洪水，因洪水造成的影响并结合结算单显示10月份才正常生产，7-9月管理费应按5万元收取；并且2016年的结算单是喉咽村村民与一审原告之间签订的，结算单即证明2016年砂石料的生产的收入及支出均为喉咽村村民，故2016年的管理费应当由喉咽村村民交纳。一审判决认定喉咽村村民是基于与我方间合同关系，喉咽村村民亦按照原被告签订协议履行交纳管理费义务没有证据支持。并且其管理费也多计算两个月应当扣除11万元（月平均管理费）×2=22万元，故2016年管理费计取为：14万元×6+5万元×6-（每月平均管理费9.5万元×2=19万元）=95万元，喉咽村村民交管理费709000元，喉咽村村民欠付管理费241000元。2017年按十二个月交纳管理费，多支付两个月管理费，应扣出两个月管理费，但未约定一年中的哪两个月不用交纳管理费，故扣除月份的管理费数额按本年平均应交管理费数额计算。在认定结算单中的管理费是应交管理费的情况下计算应扣除273829元，故多交273829元管理费，应当累计到其他年份管理费中。2017年1、2、3月没有结算单，并且在其他月份的结算单中计取5万元、8万元，证明该月没有正常生产；4月份结算单中显示因政府行为5天，按照合同约定该月因政府行为没有正常生产应当按5万元收取管理费；故管理费计算为（5万元×4）+22万元+22万元+22万元+18万元+（14万元×4）-（160/12）×2=133.33万元，实际交纳1642973元，超额交纳309673元，应累计到其他年份管理费交纳数额中。2018年4-7月没有生产，双方对应当扣除的管理费、借款及生产费用产生争议没有达成结算单。一审判决认定的2018年4-7月处于停工状态无异议，但对上述月份虽因一审原告原因导致停工，但我方销售停工前生产的砂石料的销售款共计2665909元，扣除借款及生产费用，其还应向我方支付666528元。关于管理费因为不可抗力原因无法生产，管理费应按5万元扣除后，仍有466528元在一审原告处，该笔款项应累积在管理费的计取中。3、关于“4号线”仅是代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线，且已经被拆除。根据《砂石料生产线转让协议书》及附件一，证明洗砂机为我方取得经营权及管理权内含有的设备，一审原告主张的4号线仅是一台从2号生产线中挪出来的洗砂机，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线。一审原告所称的筛沙协议中的4号线一直在和我方主张的洗砂机设备进行混淆，我方已举证2013年11月邢台县政府取缔的一切小砂场已经拆除。洗砂机被拆除后，已经不存在。综上，“4号线”本是二号线下洗砂机的代称，现该“4号线”已经被拆除，不存在。原告主张被告承担“4号线”管理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结算单是双方对当月的计算，依据结算单我方已交纳完毕管理费。首先，结算单是双方针对当月销售情况结算出当月应当支付的费用。并且结算单是由一审原告制作，每月管理费收取的数额也是一审原告计算，一审原告有权处分其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一审原告主张的管理费每月销售均价均是依据结算单中记载部分计算，即认可结算单整体。管理费也应按结算单中显示数额结算。现一审原告认可结算单中其统计的销售数量却不认可其计算的管理费。其次，一审原告的主张违反合同法中诚实守信原则，无法律依据不应支持。根据《民法总则》的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结算单是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已发生应当支付的费用进行结算。若已经结算完毕的没有证据证明该结算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签署的就推翻该结算，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且不符合交易规则，违反民法立法目的。并且一审原告出具的2017年1月8日《催款通知书》显示，截止2017年1月12日对方认可欠款1255866元。以及我方与对方协商签写欠条，欠款还清后，对方将欠条返还我方，证明我方已支付完毕管理费。其次，该结算单中管理费项约定的内容双方产生争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文义解释，每月的结算单抬头为“二号线料统计结算单”，文义理解为每月一审原告从二号线拉料的总量，并结合该总量结算当月一审原告应当扣除的费用，双方对此认可，只是针对管理费存在争议。从文义方面解释，结算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各经济单位间由于商品交易、劳务供应和资金调拨等经济活动而引起的货币收付行为。所以该结算单是对我方在当月因生产砂石料而引起的货币收付行为，即因砂石料销售的总额和生产中产生的费用进行核算，核算结果体现我方是否对原告有欠款，综合一审原告现提交的结算单我方结算均有剩余；其次从合同有关条款，《砂石料生产线转让协议书》中第四条中约定砂石料经磅房出票进行销售，销售费用由一审原告装料后统一收取，每月进行对账，一审原告扣取每月管理费，剩余销售款一审原告在两日内支付我方所有。第七条第6项一审原告按合同约定对账，并返还销售款。综上，一审原告结算时扣除的管理费是按合同约定扣除的管理费，即结算单中体现管理费是对账的结果，对账后当月的费用结清，剩余销售款归我方所有。最后从交易习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一审原告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故双方产争议的情况下应当针对结算单签订的目的及交易习惯来解释管理费项。根据一审原告提交的2014年的结算单中显示，2014年10月计算余额为欠35998元；在2014年11月份的结算单中该部分余额将10月份欠付的管理费计算到11月份的计算中，11月份显示欠付工程款67803元；2014年12月份在结算一项中将11月份显示的欠付工程款计入到12月结余额中，并显示结算最终欠付158468元。依此可以看出本案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双方在结算单中所列项均是该月应当收取的费用，如该月发生的电费、柴油、工人工资、洒水车等，均是一审原告认为当月应当交纳的费用总数，在统计应交总数之后与本月销售总价做差计算出当月的盈亏，且若存在欠付款项会累计在次月。所以管理费不应单独解释为“当月已交管理费的数额，而不是当月应交管理费的数额”，这样违背《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另外从统计结算单的签订目的来说，统计结算是对当月发生费用应当交纳的数额进行结算，结算后将剩余的款项交付我方。如果按一审原告主张，结算后将余额交付我方后再主张当月管理费未完全交纳，再向我方从结算余额中主张要回结算完毕的数额，这样严重违反了签订统计结算单的目的。故结算单中关于管理费的约定是双方协商一致当月应当交纳的管理费。若当月未发生费用即没有结算单，一审原告没有提交结算单的月份又无其他证据证明费用发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双方当事人已经针对当月实际产生的费用作出结算，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认可并签署结算单，该结算单对本案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胡士杰、解奎上诉请求：撤销（2019）冀0521民初1108号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每年交纳管理费月数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应交管理费计算方法错误。根据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冀0521民初110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交纳管理费的补充协议中约定每年按十个月计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再无其他关于一年应交纳几个月管理费的其他约定。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十个月没有异议，但是判决在后续应交管理费的计算过程中均按十二个月计取的，计算方法错误。《补充协议》签订后是对总合同的补充，将两份《补充协议》与《砂石料生产线转让协议书》综合一起为合同的全部条款。关于管理费的约定，从2012年9月开始从销售款中扣14万元整，每年按十个月收取；2014年以后二号线提交管理费根据石料销售定价分为四种价格，因不可抗拒因素和政府行为导致的不能正常生产，按5万元交纳管理费。即综合整体合同理解，每年交纳的十个月的管理费中，若该十月中出现不可抗拒因素和政府行为导致的不能正常生产的交纳5万元。故判决中的计算方式应当为5万元X不能生产月数+14万元X（10-不能生产月数）。2、2015年认定不能生产月份与事实不符。2015年当事人双方针对该年度整年的结算已经结算完毕并交纳完毕，其次认定该年度生产月份不能仅依据2015年二号线出成品料统计确认每月是否正常生产，应当结合2015年的整体来确认每月是否正常生产。虽2015年二号线出成品料统计单中显示1、3、4、5、6、7、10、11月都有出成品料，但不能证明该月有正常生产，其存在上月未销售完毕成品料累积在下月进行销售，若仅仅依据2015年二号线出成品料统计单就认定2015年生产的月份与事实不符，并且该统计单明显可以看出1、10、I1每月之间出成品料之间数额相差巨大，也未正常生产。3、2016年应交纳管理费主体认定不当。2016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上诉人与喉咽村村民的结算，该年度的结算余款均由喉咽村村民收取，该证据已经证明2016年度二号线是由喉咽村村民进行经营的。而一审判决中认定喉咽村村民接管二号生产线基于与被告间合同关系，就这一关系的认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且该年度也有管理费的收取，被上诉人在结算时认可交纳管理费的义务人为喉咽村村民，并扣除完毕。并不能仅以上诉人在2017年补交过一次该年度的管理费就认定，上诉人为该年度交纳管理费的义务人。4、2016、2017、2018年应交管理费认定与事实不符。本案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每月平均售价的证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判决计算方法为，例2017年9月29日结算单上确认签字确认扣除8月21日至9月20日管理费22万元，证明该月平均销售价格达到42元，9月份管理费按22万元计算。计算逻辑为：从管理费收取多少按合同倒推该数额管理费对应销售均价，从而计算应交管理费。按照判决计算逻辑2016年10月、11月、12月、2017年1月管理费均为5万，按照合同约定没有正常生产收取管理费5万元，该月没有正常生产，所以上述月份应交管理费为5万元。2018年4-7月，因被上诉人私自停止二号线供电，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上诉人不能正常生产，4-7月份不应收取管理费，已经扣除的76万元管理费应当在2014年至2018年应交管理费中抵顶。综上，一审判决中2015年至2017年每年应按10个月收取管理费，实际按12个月计算管理费，每年超算两个月管理费共计84万元；2015年1、10、11，2016年10、11、12月，2017年1月均应当按5万元计算管理费，超算63万元；2018年4-7月，因被上诉人违约导致不能正常生产不应扣除管理费，已经扣除的管理费76万元应当抵顶其他年度管理费。故一审判决中超算应付管理费147万元（2015年超算55万元；2016年超算55万元；2017年超算37万元）。 九天砂石料建材厂辩称，一、一审法院计算交纳管理费月数正确，一审被告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1、虽然在2012年7月30日《补充协议》中约定“每年按十个月”收取管理费，但是在2014年10月17日的《补充协议》中却并没有继续约定，而是重新约定了管理费交纳的四种情形和遇到不可抗力、政府行为情形下的管理费交纳办法，是按照12个月进行约定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正确。2、通过我方提交的2015年-2018年《统计单》也可以反映出2014年10月17日以后都是按照12个月进行统计的，足以反映出管理费也是按照12个月收取的。二、关于2015年管理费的认定，一审法院认定正确。2014年10月17日《补充协议》非常明确的约定，只有存在不可抗力、政府行为的情况下，管理费才按5万元每月收取，因此一审被告应当向法庭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存在这两种情形，才能减交管理费，否则就应当严格遵照《补充协议》的约定进行交纳。现在一审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存在不可抗力和政府行为，因此其认为只要停产就应当免交管理费的主张显然不成立。三、一审法院认定的2016年管理费交纳主体正确。之所以2016年由喉咽村村民张树智、胡从森等人经营，是因为胡士杰与村民之间有经济纠纷，胡士杰让村民经营是为了偿还其债务，对于该事实在2019年5月30日的庭审过程中一审被告已经明确予以认可。四、关于一审法院对2016年、2017年、2018年的管理费认定问题，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 九天砂石料建材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拖欠二号线管理费2794394元；二、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四号线管理费180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30日，黄素芳与案外人李洪刚签订砂石料生产线转让协议书，约定李洪刚每月向黄素芳交纳6000立方水洗沙作为管理费。同日，黄素芳与李洪刚、胡士杰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自2012年9月起每月从销售款中扣除140000元作为管理费，每年按10个月计算。2014年10月17日，李洪刚与解奎签订九天砂石料建材厂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洪刚将二号线经营权交付解奎，李洪刚所欠机械费、人工费、材料费由解奎代为处理。同日，蔡长军与解奎、胡士杰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关于二号线管理费销售定价分为四种价格，（1）1-2#石料销售价，每月提取管理费140000元，（2）平均销售价格到34元，每月提取管理费160000元，（3）平均销售价格到38元，每月提取管理费180000元，（4）平均销售价格到42元，每月提取管理费220000元。因不可抗拒因素和政府行为导致不能正常生产，每月收取管理费50000元。原被告约定的管理费提取方式为，原告负责销售，从销售收入中扣除生产成本、管理费后将剩余部分返还被告；生产收入、成本以原告制作经被告签字认可的结算单（成品料、生产成本统计单）为准。根据结算单、成品料、生产成本统计单，二号线2014年1月-2018年7月管理费交纳情况为：1、2014年管理费交纳情况。原被告均认可2019年5月30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内容，同意2014年管理费以2018年8月25日收据为准，该收据内容为“胡士杰交2014年二号线管理费200000元，现交200000元，下欠300000元”。2019年1月18日胡士杰交纳2014年二号线管理费200000元，欠付2014年管理费100000元。2、2015年管理费交纳情况。2015年被告未按月签署结算单，但2016年1月10日，原被告共同签署了2015年二号线成品统计单，借款统计单、用电统计单、柴油、其他费用统计单，原告按上述统计单制作的结算清单显示2015年二号线生产收入992345元，2015年1月收被告电费102400元，收被告汇款10000元，2015年全部毛收入1104745元。借款统计单、用电统计单、柴油、其他费用统计单证实被告借款344268元、支出电费158195元、柴油款135772元、支出后厨、电工工资、洒水车等费用18508元。原告扣被告2015年管理费448002元（1104745元-344268元-158195元-135772元-18508元）。2017年2月被告补交2015年管理费80000元，2017年4月补交2015年管理费100000元，2017年5月补交2015年管理费170000元，2017年7月补交2015年管理费100000元，2015年原告实收管理费898002元（448002元+80000元+100000元+170000元+100000元）。从成品料统计单分析，2月、8月、9月、12月未生产。3、2016年管理费交纳情况。2016年4月12日扣管理费3174元，扣4月12日、13日、14日管理费7104元，2016年4月17日扣管理费12897元，2016年4月20日扣管理费6879元，2016年4月22日扣管理费12578元，2016年4月24日扣管理费15794元，2016年5月2日扣管理费42070元，2016年5月5日扣管理费18670元，2016年5月5日从5月3日收入中扣管理费5331元，同日，从5月4日收入中扣管理费9123元，2016年5月9日扣管理费6380元，2016年5月16日扣5月13日至6月12日管理费22474元，2016年5月29日扣4月1日至4月12日管理费19000元，扣5月13日至6月13日管理费57746元；2016年6月3日扣管理费24517元，2016年6月10日扣管理费16367元，2016年6月13日扣管理费18896元，2016年7月3日扣管理费49261元，2016年7月18日扣管理费739元，2016年11月12日扣10月8日至11月7日管理费70000元，2016年12月15日扣11月8日至12月7日管理费70000元，2017年1月21日扣2016年12月管理费50000元，补交管理费20000元。2017年6月28日补交2016年管理费150000元。从结算统计单分析，2016年1月、2月、3月、9月四个月未生产，原告扣除被告2016年全年管理费709000元。4、2017年管理费交纳情况。2017年1月21日扣1月管理费50000元，2017年5月6日扣2月管理费50000元、扣3月管理费80000元，扣4月管理费119000元，2017年5月30日扣5月管理费140000元，2017年6月28日扣6月管理费140000元，2017年7月28日扣7月管理费140000元，2017年8月29日扣7月21日至8月20日管理费223973元，2017年9月29日扣8月21日至9月20日管理费220000元，扣9月21日至10月20日管理费220000元，2017年12月7日扣10月21日至11月20日管理费180000元，2018年3月21日扣12月管理费80000元。2017年2月未生产，2017年原告扣除被告管理费1642973元。5、2018年管理费交纳情况。2018年3月21日原告扣被告2018年1月、2月管理费280000元，2018年4月23日扣被告3月管理费140000元，被告2018年交纳管理费420000元。马云虎系九天砂石料建材厂出纳，九天砂石料建材厂生产收入、借款支出、电费、柴油款、后厨工资、其他费用由其制作结算单，由双方当事人签字后确认。原告主张管理费交纳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承担不利的举证后果。原被告均认可结算单（成品料、生产成本统计单）真实性，根据原被告签署的结算单、成品料、生产成本结算单二号线管理费情况为，1、关于2014年管理费。原被告均认可2018年8月25日收据内容，该收据证实截至2018年8月25日，被告欠2014年二号线管理费500000元，当天交纳200000元，下欠300000元。2019年1月18日被告补交二号线管理费200000元，仍欠100000元。2、关于2015年管理费。2016年1月10日，原被告对2015年生产砂石料毛收入、成本进行了确认，从统计单分析，2月、8月、9月、12月未生产，根据2014年10月17日协议，2015年全年应收管理费1500000元｛（140000元×10个月）+（50000元×2个月）｝，被告实交898002元，欠交2015年管理费601998元（1500000元-898002元）。3、关于2016年管理费。2016年九天砂石料建材厂由喉咽村村民实际经营。喉咽村村民接管二号生产线基于与被告间合同关系，喉咽村村民亦按原被告签订协议履行交纳管理费义务，2017年6月28日结算单中胡士杰又补交了2016年管理费150000元，其关于未实际经营、不应交纳2016年管理费的观点不能成立。综合考虑资源、生产周期、环境保护等因素，结合2016年被告未实际经营二号线的实际情况，对2014年10月17日补充协议“因不可抗拒因素和政府行为导致的不能正常生产，按50000元交纳管理费”的约定，应作扩大性解释，即管理费交纳标准为正常生产月份每月140000元，未生产月份每月50000元。从结算单分析，2016年1月、2月、3月、9月四个月未生产，2015年全年应收管理费1320000元｛（140000元×8个月）+（50000元×4个月）｝，被告实交709000元，欠交2016年管理费611000元。4、关于2017年管理费。从结算单分析，2017年2月被告未生产，管理费按50000元计算。胡士杰在2017年8月21日结算单上签字确认交纳7月21日至8月20日管理费223973元，证明该月平均销售价格到42元，8月管理费按220000元计算。胡士杰在2017年9月29日结算单上签字确认扣除8月21日至9月20日管理费220000元，证明该月平均销售价格达到42元，9月管理费按220000元计算。在扣除9月21日至10月20日管理费220000元结算单上签字（无确认日期），证明该月平均销售价格达到42元，10月管理费按220000元计算。胡士杰在2017年12月7日结算单上签字确认扣除10月21日至11月20日管理费180000元，证明该月平均销售价格达到38元，11月管理费按180000元计算。原告应收管理费数额为2月50000元，8月220000元，9月220000元，10月220000元，11月180000元，其余月份为140000元，应收管理费总额为1870000元｛（50000元+220000元+220000元+220000元+180000元）+（140000元×7个月）｝，被告实交1642973元，欠交227027元（1870000元-1642973元）。5、关于2018年管理费。2018年3月21日、2018年4月23日结算单确认被告实缴2018年1-3月管理费420000元，1-3月管理费交纳完毕。2019年5月30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显示2018年4-7月处于停工状态，原告未提交被告签字认可的结算单，该期间应交数额、实交数额无法认定，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4-7月管理费的请求不予支持。6、关于四号生产线。2013年2月26日筛沙协议内容不明确，无法确定四号线是单独生产线还是二号线附属设施，原告也未提交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结算单，无法计算管理费数额，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四号线管理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承担保全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胡士杰、解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2014年二号线管理费100000元。二、被告胡士杰、解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2015年二号线管理费费601998元。三、被告胡士杰、解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2016年二号线管理费611000元。四、被告胡士杰、解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2017年二号线管理费227,027元。五、驳回原告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555元，由原告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负担29770元，被告胡士杰、解奎负担13785元。 本院二审期间，九天砂石料建材厂提交了9张2018年河北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2018年河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8张2018年税收完税证明，拟证明2号线在2018年正常生产，一审法院认定的2018年2号线处于停工状态的事实错误，胡士杰、解奎应当缴纳2018年度管理费。胡士杰、解奎质证意见为，河北增值税普通发票，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其票据仅显示了供电公司相关月份向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厂开具的发票数额，并没有显示与涉案的2号线存在关联，并不能以此证明2号线在该月份生产经营，发票没有银行流水不能证明九天砂石料建材厂是否支付费用以及支付的时间与发票时间是否一致。税收完税证明及河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与本案2号线无关，更不能证实其证明目的。对九天砂石料建材厂提交的上述证据，因是否与2号线具有关联性无法认定，也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不予认定。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每年应按几个月收取管理费问题。2012年7月30日《补充协议》，签订主体为甲方黄素芳、乙方李洪刚、胡士杰，约定管理费每年按十个月计算，全年共计管理费1400000元，此《补充协议》对管理费问题约定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每月从2012年9月份开始从销售款中扣140000元，每年按十个月计算；一方面是全年应扣除管理费1400000元。且在2014年10月17日又在此《补充协议》上书写标注“此转让协议至今（2014年10月17日）终止”。2014年10月17日《补充协议》，签订主体为甲方蔡长军（系黄素芳丈夫）、乙方胡士杰、解奎，约定每月收取管理费以销售价的不同的四种价款，分别为起步价，九天砂石料建材厂提取管理费140000元；销售价格平均到34元，提取160000元；销售价格平均到38元，提取180000元；销售价格平均到42元，提取220000元。并约定了因不可抗力的因素和政府行为导致不能正常生产，按每月5万元收取管理费。从2012年7月30日《补充协议》和2014年10月17日《补充协议》关于管理费的约定来分析，2014年10月17日《补充协议》对2012年7月30日《补充协议》管理费的收取在每月收取价款上进行了变更，由固定的每月140000元变更为根据销售价款的不同确定四种不同的提取办法，由此全年应收管理费也从明知的1400000元变更为不确定状态，同时，将不能正常生产的月份按5万元收取管理费进行了约定。由此可知，首先，两次《补充协议》关于管理费的约定在固定的每月140000元、每年十个月、全年共计1400000元，变更为根据销售价格的不同及不能正常生产的情形确定每月的管理费数额、全年的管理费数额，虽然在2014年10月17日《补充协议》中没有对是以十个月还是十二个月收取管理费进行重新约定，但从协议关于管理费收取的有关条款上可以确定对原《补充协议》进行了变更，每年按十个月计算管理费在2014年10月17日以后已成为不能；其次，2012年7月30日《补充协议》之后，在变更了协议主体的情况下，又签订了2014年10月17日《补充协议》，关于管理费的内容又重新进行了约定，是以生产和销售情况确定收取管理费每月数额、全年数额，与2012年7月30日《补充协议》关于管理费的收取办法进行了本质的改变，当出现管理费的主要条款约定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2014年10月17日《补充协议》关于管理费约定的内容为准。再次，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统计结算单等证据，2014年、2015年、2016年统计计算情况均不完整，2017年体现了是从1月至12月全年完整的管理费收取，与以上分析确认的应以全年即12个月计算管理费相印证。因此，对胡士杰、解奎的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2015年管理费问题。从双方签字确认的“2015年二号线出成品料统计”中分析，2015年既存在生产又存在销售行为，如2015年1月份出石料648m3、金额17496元，存在销售金额说明存在销售行为。2015年没有双方签字确认的每月出料统计单，从“2015年二号线出成品料统计”中可以得知，1、3、4、5、6、7、10、11月份进行了生产销售，2、8、9、12月份因不显示出成品料，应认定为未生产销售。本案中，因2014年10月17日《补充协议》对不能正常生产的标准约定不明，一审以生产的月份为140000元计算管理费，以未生产的月份为50000元计算管理费，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益并无不当。胡士杰、解奎上诉主张“存在上月未销售完毕成品料累计在下月销售”，但相关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胡士杰、解奎上诉主张“1、10、11每月之间出成品料数额相差巨大，也未进行正常生产”，但出料数量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受环境资源、人力物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是否正常生产不能简单的以出料数量来衡量。同时，一审法院对2015年管理费存在计算错误，应变更为2015年全年应收管理费1320000元（140000元×8个月﹢50000×4个月），一审被告实交898002元，欠交421998元。三、关于2016年管理费问题。综合原审原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庭审笔录以及2017年对2016年管理费的补交情况来看，胡士杰、解奎关于其在2016年不是交纳管理费主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关于此项的认定并无不当。2016年九天砂石料建材厂已经收取管理费709000元，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从2016年的出料统计单上分析，1月、2月、3月、9月当事人双方均未提交出料统计单，在现有证据不能支持上述4个月生产的情况下，一审认定为未生产并无不当。对2016年未生产的4个月，根据上述第一个问题论述的一年按12个月计算管理费的事实，结合2016年统计结算单大部分未按月扣除、喉咽村相关村民代为生产以及2017年对2016年管理费相关补交情况的事实，当事人之间在协议中未约定不能正常生产的标准，也未明确约定不可抗拒及政府行为的范围界定，且不能提供完整的证据予以支持，基于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一审对“不能正常生产”作扩大性解释并无不当，“不能正常生产”理应包含“未生产”的因素。一审认定生产月份每月140000元，未生产月份每月50000元，胡士杰、解奎欠交2016年管理费611000元并无不当。四、关于2017年管理费问题。2014年10月17日《补充协议》中，双方并没有约定是以“吨”或者“立方米”为单位计算销售平均价格，从2017年的统计结算单中可以看出，2017年是以“吨”为单位，但统计结算单中并没有将“吨”与“立方米”进行换算，且“吨”是质量单位，“立方米”是体积单位，两者不能进行直接换算，当事人之间也无另行约定。现九天砂石料建材厂称“应参照2016年的计算方式，转化成立方米后，再计算平均价格”，因2017年出料统计单中并没有对此换算进行约定，且无其他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九天砂石料建材厂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合分析2017年统计结算单，从3月21日至11月20日，结算周期为每月以上个月的21日为起点，以当月20日为结束点，以此为一个月进行统计结算，且根据3月21日-4月21日、4月21日-5月20日、5月21日-6月20日、6月21日-7月20日统计结算单的周期可以看出，扣除管理费是以结束点的当月计算本月的管理费数额，按照2014年10月17日《补充协议》关于管理费的约定，一审法院以此期间并以实际管理费的收取确认月平均销售价格并无不当，因此，胡士杰、解奎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的胡士杰、解奎欠交2017年管理费227027元应予确认。五、关于2018年管理费问题。九天砂石料建材厂上诉称应将“吨”换算成“立方米”后再计算销售平均价格的理由，在上述第四个问题中已经评判，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018年1、2、3月管理费已经双方确认为420000元，九天砂石料建材厂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4至7月存在生产销售行为，且从2018年4月开始再无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单，因此，对九天砂石料建材厂的此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六、关于四号生产线问题。在蔡长军与胡士杰在2013年2月26日签订的《筛沙协议》和2013年8张“统计结算单”均不显示有“四号线”这一名称，只有在“借据”“收条”中显示四号线这一名称，但“借据”“收条”与《筛沙协议》、“统计结算单”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无法认定，且“借据”“收条”均为2018年出具。《筛沙协议》双方约定不明确，关键点只是表述为“给蔡长军提成60000元”，但对具体的提成计算方式及时间、期间节点没有表述，“统计结算单”显示的业务费、管理费每月扣除的40000元与《筛沙协议》中表述的“给蔡长军提成60000元”是否有关联关系无法认定。因此，对九天砂石料建材厂的此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九天砂石料建材厂上诉请求判令胡士杰、解奎承担保全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和胡士杰、解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法院（2019）冀0521民初11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即：一、被告胡士杰、解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2014年二号线管理费100000元；三、被告胡士杰、解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2016年二号线管理费611000元；四、被告胡士杰、解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2017年二号线管理费227027元；五、驳回原告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法院（2019）冀0521民初110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告胡士杰、解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2015年二号线管理费费42199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3555元，由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负担29770元，由胡士杰、解奎负担137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555元，由邢台县九天砂石料建材厂负担29770元，由胡士杰、解奎负担1378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明达 审判员  张 杰 审判员  刘登标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赵兴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