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03民初117号 原告：杨军彦，男，汉族，1971年10月9日出生，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户东亮，河北当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骋，男，汉族，1964年12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邮寄送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桂花路386号12米空间1723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丽群，湖南裕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军彦与被告胡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0年1月7日本院立案受理后，2020年3月10日本院通过人民法院专递邮件对被告胡骋进行了邮寄送达，被告胡骋予以了签收。之后根据原、被告的调取证据申请及案件审理的需要，本院依法进行了证据调取。2020年5月15日、5月27日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兰光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力仁、郑庆峰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军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户东亮，被告胡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丽群到庭参加了诉讼，经本院调解，但原、被告双方未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军彦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30万元；2.判令被告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支付利息至本金偿还完毕为止；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因被告生意急用资金需短期借款，便提出向原告借款事宜。出于帮忙原告答应了向被告出借资金，并通过张某于2014年6月26日向被告胡骋交付借款现金460万元，被告收款后写下了收条，并承诺于2014年7月4日前将此借款归还，因是朋友关系且借款时间不长，当时双方没有约定利息。2014年7月4日到期后，被告没有依约还款，在原告多次追要下，截至2017年10月20日被告分数次偿还了原告230万元（其中现金220万元、银行转账10万元），下欠230万元至今未还，原告多次追要未果，为此起诉，要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 被告胡骋在开庭审理前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开庭审理中当庭书面辩称，一、被答辩人胡骋与本案的原告杨军彦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本次起诉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虚假诉讼。1、胡骋与原告杨军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本案亦无任何证据证明，本案中这个230万元的所谓欠款，其资金来源为杨军彦。张某系本案原告的亲妹夫，460万元是一笔巨额资金，针对此笔资金的来源问题，胡骋认为原告方需提供银行流水来映证，本案中原告方仅凭张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来证明此笔资金系原告所有，胡骋认为不能达到法定的要求。因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资金的来源和去向问题，一向是人民法院审查的重点。据此，胡骋认为杨军彦作为本案的原告，其诉讼主体资格明显不适格。2、胡骋与证人张某之间亦无债权债务关系。2014年6月26日胡骋出具的是收条，而非借条或欠条，其次，胡骋出具的收条是向张某出具的，而非向本案的原告杨军彦出具。原告杨军彦在起诉状中诉称“被告生意急用资金需要短期借款，便提出向原告借款事宜”完全是虚假的。胡骋是通过朋友丁建文的介绍认识杨军彦和张某，2014年原告杨军彦和张某因搞矿山遇到困难，麻烦缠身，所以他们主动找到胡骋帮忙了难，此事后经胡骋全面了解，事情的难度太大，胡骋因帮不上什么忙，于是便主动提出退钱事宜，这就是2014年6月26日胡骋出具收条的真实情况。尔后，胡骋分三次在石家庄建设银行万达支行取款400万元退还给张某，即2014年7月18日现金取款200万元、2014年8月7日现金取款100万元、2014年8月19日现金取款100万元。胡骋的三次取款均是和张某一同去的，在建设银行万达支行的ＶＩＰ室，胡骋将400万元的现金亲手交付给了张某，银行ＶＩＰ有监控足以证明胡骋已退款400万元给张某的事实。后胡骋又退了15万元现金给张某，张某当时口头承诺余下的45万元不需要归还了。据此，答辩人已收回了收条的原件，胡骋与张某之间的事情早已一次性了结。至于原告在诉状中诉称“被告没有依约还款，在原告多次追要下，截止2017年10月20日被告分数次偿还原告230万元，下欠230万元至今未还”完全是虚假的。3、2014年7月胡骋提出此事办不好以后，张某就此事又找丁建文帮忙办理，而丁建文找 了一个名叫涂书城的人帮忙，至于张某给了丁建文多少钱，胡骋不知情，只是后来听说忙没帮上，钱也没有退。期间张某通过胡骋向丁建文催过款是事实。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的“2017年10月20日的银行转账10万元”其实质是黄利代丁建文给张某的银行转账，该笔资金与胡骋毫无关系。二、原告的起诉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规定，依法不能享有胜诉的权利。胡骋出具收条的时间为2014年6月26日，按照老的时效规定为2年，即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限于2016年7月4日到期，据今为止，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大大的超期4年。抛开胡骋已经退钱完毕的事情来评价本案，原告杨军彦是从来没有向胡骋催过此款的，证人张某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有向胡骋催收的行为。故本案已大大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限，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所述，本案胡骋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本案诉称的欠款标的胡骋早已退还给了张某，本案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从1995年开始至今，原告杨军彦从事铁矿、房地产开发及投资经营，并担任相关公司股东及河北筑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广基宏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提交了自2013年11月26日起至2014年1月21日取款930万元的银行流水明细，证实原告具有出借460万元的能力。张某系原告手下的员工，并担任副总，与原告系表妹夫关系。2010年被告胡骋在石家庄青园街派出所办理了居住证，自2011年12月21日起经股权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被告胡骋成为河北三木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源公司）的股东，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1年11月起至2017年12月30日三木源公司在石家庄井陉矿区开发了远景时代房地产项目，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与施工单位之一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在2014年6月26日之前，原告杨军彦与被告胡骋相识，因三木源公司开发的石家庄井陉项目缺乏资金，被告胡骋向原告提出借款，原告分别于2013年年底、2014年1月两次出借给被告胡骋现金共计460万元，当时胡骋并未打条。之后原告指派张某负责催要还款，在要账过程中2014年6月26日被告胡骋写下“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张某交来人民币肆佰陆拾万元整（4600000元），胡骋,2014.6.26。4301231964××××××××，2014年7月4日归还。”但期限届满后，被告胡骋未偿还原告借款本金，经原告指派张某的一直催要，被告胡骋先偿还原告现金20万元，并于2014年7月18日偿还原告现金200万元，2016年4月22日原告杨军彦到长沙催要被告偿还借款，2017年9月1日张某到长沙找到胡骋催要还款，在张某回到邯郸后，2017年10月20日被告胡骋通过银行汇款又偿还原告10万元，上述被告共计已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30万元，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30万元未还。2019年4月17日原告杨军彦通过电话向被告胡骋催要还款，但未果，原告为此诉至法院，双方争议成讼。 又查明，在开庭审理中，对原告当庭出示的2014年6月26日“收条”原件，经法庭当庭询问，被告胡骋当庭承认“2014年6月26日的条是其本人所写，该条上面的字迹、签名、日期及身份证号均是其本人所写。”原告杨军彦当庭陈述“通过熟人介绍与胡骋相识，当时胡骋在井陉搞房地产，其三木源公司现住所地在井陉矿区远景时代小区，张某跟着我和胡骋认识的，胡骋的井陉房地产项目缺少资金，提出要现金，我分两次借给他，送钱的时候是13年底、14年初，2014年6月26日打条是张某跟我媳妇找胡骋要账时打的条，胡骋总共还了230万元，分别为20万元、200万元、10万元。我不认识丁建文，没有借钱给丁建文，10万元是张某去长沙找胡骋要钱之后转的10万元”。 证人张某出庭证实：“我的存款达不到出借460万元，第一次杨军彦给胡骋260万元我没有去，第二次我跟杨总一起给的胡骋200万元，给钱时间是在2013年年底，2014年1月份，钱是借款，用在胡骋石家庄井陉房地产。2014年在要账中打的条，胡骋给了三次钱20万元、200万元、10万元，我没有拿出460万元的能力，胡骋收到的这460万元不是我的钱，债权不是我的。这个条现由原告持有，我没有收到被告胡骋给的100万元、100万元。该460万元条是胡骋亲笔所写，签名。通过胡骋我认识的丁建文，丁建文是湖南人跟着胡骋的。在长沙找胡骋要钱时，在宾馆和胡骋的房地产公司见过胡骋，之后胡骋还给我10万元，我没有向丁建文要过账。”证人苗某出庭证实，“跟张某去石家庄一次取过200万元，被告所说2个100万元没有还过，杨军彦在公司取款不需要签字、盖章。” 原告杨军彦向本院提交了其本人2016年4月22日到长沙找被告胡骋要账的高铁车票，2017年9月1日张某到长沙找到被告胡骋要账的高铁车票。同时，原告提交的2019年4月17日与被告胡骋的“通话录音”光盘及书面“录音文字整理”证实，原告杨军彦（电话17719316981）对被告胡骋（电话139××××7512）明确讲明“这事对着你，最终你来承担这个责任。”在该录音中，被告胡骋并未否认该笔债务，也未提出其不对原告。 被告胡骋虽称“2017年10月9日是丁建文还款10万元，”但其当庭提交本人手机中保存的照片却载明：“是胡骋本人与丁胖子（丁建文）的联系，是胡骋将张某的邮政储蓄卡号发给丁建文，然后丁联系的黄，由黄汇款10万元存入张某银行卡”，在被告提交的该照片中，并没有张某与丁建文联系的任何记载。 经法庭询问胡骋“为什么你把张某邮政存蓄卡号发给丁建文”。 胡骋回答“丁建文准备还张某10万元，我帮忙催丁建文还款”。 经法庭询问胡骋“姓丁的是借款人为什么丁建文不知道账号，你会发过去账号”。 胡骋回答“我在中间帮忙催款”。 经法庭询问胡骋“手机载体是你给丁建文发信息，丁仅回答收到，然后丁回了还款10万元业务凭单，对你向法庭的陈述回答，有无其他证据证实”。 胡骋回答“没有证据”。 经法庭询问胡骋“第二次开庭丁建文为什么不到庭”。 胡骋回答“怕原告向他要钱”。 经法庭询问胡骋“原告起诉的是你，而你把问题转到丁建文身上，丁建文来作证对你有利，并且原告诉讼请求就是针对你，而非丁建文，丁建文有什么可怕的”。 胡骋回答“对丁建文没利”。 经法庭询问胡骋“现在的情况你把所有问题推到丁建文身上，但丁建文对你所说的并没有予以认证，而且碰到丁建文的问题，你也明确说没有证据”。 胡骋回答“丁建文到庭就是他自认了这个借款”。 经法庭询问“丁建文到庭就等于自认200万元吗”。 胡骋回答“他到了就是承认的”。 现被告所举的两张照片没有显示张某要求丁建文还款的意思表示，不能证实胡骋所说的原告与丁建文具有债权债务关系。 再查明，被告胡骋在庭前提交的《情况说明》和当庭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中自认“退给张某15万元现金，张某口头承诺余下45万元不需归还。”但经庭审查明，在张某出庭证实“其收到被告给付的20万元现金”，被告当庭改口又称给张某现金20万元；在《情况说明》和答辩状中，被告胡骋自认“已收回了收条原件。”但经庭审查明，在原告当庭出示该“收条”原件时，经法庭询问，被告胡骋对该收条是其本人所写没有异议。 经法庭询问胡骋“你说收回了收条原件，这个原件在那？”胡骋回答“其收到已后将条销毁了。” 经法庭询问胡骋“为什么你亲笔所写、签名、写有日期这个460万元收条原件在原告手里？”胡骋回答“当时退给其是一个复印件。” 经法庭询问胡骋“你作为生意人对自己亲笔所写的条是复印件或者原件分不清吗”胡骋回答“确实很难分清。” 经法庭询问胡骋，“既然你说400万元已经还清，45万元原告不要了，为什么2017年长沙有一笔钱又归还张某？”胡骋回答“是丁建文欠原告200万元，还了原告10万元。” 经法庭询问胡骋“你说丁建文欠原告200万元，有什么证据？”胡骋回答“没有什么证据。” 现被告胡骋对460万元收条原件由原告杨军彦持有，在原告杨军彦手里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且其回答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与事实不符。 还查明，被告胡骋申请的出庭证人宋某，在2011年12月21日之前系三木源公司股东，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12月21日经股权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宋某退出该公司，由被告胡骋成为该公司新的股东，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系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远公司）的股东，且系该公司下设恒远分公司的负责人。宋某出庭虽称“胡骋给张某三笔款，其本人都在场，每一笔给钱都打条了”，但经当庭对质，证人张某称“不认识宋某，否认去过石家庄建行万达支行三次，只承认去过一次，否认取钱时宋某在场，并否认每次收钱时被告都打条”。现被告胡骋对其所称的还原告100万元、100万元缺乏证据。被告胡骋虽称“第一次还张某200万元，给换了一张条，还欠240万元，还了100万元，又打了一张140万元的条，第三次还了100万元时原来的欠条收回，又打了一张40万元的条，”但证人张某对此明确否认，并反问胡骋17年你还给我们打10万元干什么？被告胡骋当庭所说的“三次打条”又与其在《情况说明》中所称“打了一张条”自相矛盾，且被告胡骋所称的三次还款都是大笔金额，但却未在每次还款时均未收回460万收条原件，被告该所称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 另查明，经本院调取，石家庄市公安局青园街派出所出具的居住证历史信息表，证实“2012年8月8日被告胡骋在该所办理过居住证。”经本院查询，中国建设银行石家庄万达支行出具的被告胡骋流水明细，载明：“2014年7月18日、8月7日、8月19日被告胡骋分别取现金为2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该取款凭条对款项用途未予备注”，经本院查询，中国建设银行石家庄分行保卫部证明“我行监控录像设备存储时间符合公安部门的时间长度规定，但目前已查询不到2014年的录像资料”。经本院调查，三木源公司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开发了远景时代小区，领取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3年10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施工楼号为远景时代Ｂ3／Ｂ4／Ｂ5住宅楼、综合服务楼，施工单位是振远公司。 为证明以上事实，原告杨军彦向本院提交了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张某的《情况说明》原件；原告持有的被告胡骋亲笔所写收到460万元《收条》原件（当庭已退还原告）；2017年10月20日被告汇给原告10万元的流水明细；张某的出庭证言，苗某的出庭证言；2019年4月17日原告与被告通话录音的文字整理材料、录音光盘及手机载体；原告担任相关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营业执照；原告取款930万元的银行流水明细；被告胡骋担任三木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工商档案信息；被告胡骋担任武安市源头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工商档案信息，原告于2016年4月22日到长沙找胡骋要账的高铁车票，2017年9月1日张某到长沙找胡骋要账的高铁车票等证据在卷为证，本院调取的胡骋在石家庄市居住证信息，中国建设银行石家庄万达支行的流水明细、取款凭条及该分行保卫部分出具的证明材料和三木源公司开发井陉矿区远景时代项目的建筑工程许可证及施工单位振远公司的施工合同，振远公司及振远下设恒远分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信息等证据亦在卷为证，上列证据已经本院庭审质证，原告所举证据及本院调取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并达到待证目的，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胡骋虽提交《情况说明》一份，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经查，在情况说明中胡骋称“打了一张45万欠条”，与当庭被告所说的打了“三张收条”自相矛盾；称“给了张某15万元现金”，与当庭改口称给了20万元现金自相矛盾；称“张某给了丁建文200万元”与其当庭所承认的对丁建文欠原告钱没有证据自相矛盾，称“丁建文拿10万元退给张某”，与当庭提交其本人手机中存储照片所载明的“其将张某邮政储蓄卡号发给的丁建文”，而张某并未找丁建文要账的事实自相矛盾，被告胡骋不能证实2014年8月7日、8月19日分别偿还原告100万元、100万元，其提交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且自相矛盾，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胡骋虽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经当庭对质，张某明确表示“不认识宋某，只去过石家庄建行一次，宋某并不在场”，且宋某所称每笔取钱都见到胡骋打条，又与胡骋的《情况说明》所称的“打了一个45万条”相矛盾。宋某当庭虽称“所做的工作与胡骋项目没有关系，与胡骋房地产公司没有业务往来，经常在胡骋哪喝茶，且三次不同时间的取钱其都赶上了”，但经法庭询问“既然经常喝茶，为什么不记得胡骋公司的名称”时，宋某回答“多年不联系，没有业务往来”，而事实上宋某刻意回避了其将三木源公司股份转让给胡骋，法定代表人由其变更为胡骋的事实，回避了振远公司系三木源公司井陉项目施工承包人的事实。宋某的证言与胡骋的《情况说明》相矛盾，且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胡骋提交的取款400万元银行流水明细，除原告认可2014年7月18日收到该笔200万元还款外，其余2014年8月7日、8月19日胡骋取款的100万元、100万元，原告均否认收到，经本院调查，被告胡骋的取款凭条上并没有记载款项的用途及去向，本院也未调取到该银行2014年度的监控录像，同时原告现仍持有被告胡骋亲笔所写的460万元“收条”原件，且被告胡骋所说的还款、打条及收回原条自相矛盾，因此被告辩称偿还原告100万元、100万元缺乏证据，且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杨军彦提交了所持有的被告胡骋所写的收到460万元“收条”原件，该收条写明了收款金额460万元，约定了具体的2014年7月4日还款日期，确立了被告胡骋作为债务人的还款义务，因此该收条系债权凭证，具有借贷的意思表示。被告胡骋在提交的《情况说明》及书面答辩状中，虽称“原告找其帮忙活动，”但并未提交其帮忙活动的证据，且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在原告催要还款后，事实上被告已陆续偿还了230万元，因此该“收条”的实质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与被告所称的帮忙办事无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杨军彦多年从事矿产、房地产开发及投资经营，其提交的取款930多万元银行流水明细，及担任相关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营业执照，足以证实原告具有出借460万元的能力。张某系原告手下员工，其出庭明确证实“该460万元不是其本人的，其存款达不到出借460万元，该460万元收条虽然写的是其名字，但其本人不是债权人”，现原告杨军彦持有该460万元收条原件，且460万元借款本金也系杨军彦本人实际出借，经原告当庭出示460万元“收条”原件，被告胡骋当庭承认该收条原件的字迹、签名、日期及身份证号码是其本人所写，因此原告杨军彦系该“收条”的合法债权人，依法享有对该收条债务人胡骋的合法债权，原告系本案的适格主体，是本案的当事人。 被告虽辩称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出具了所持有的被告胡骋所写的460万元“收条”原件，及取款930万元银行流水明细，足以证实原告具有出借460万元的能力，且张某已出庭证实，该460万元系原告杨军彦所有，其本人不是债权人，因此被告辩称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借款本金，本案中，原告持有460万元的《收条》原件，被告对收到过460万元并不否认，经原告催要后，被告已陆续偿还借款本金230万元，原告对此认可。现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30万元逾期未还，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30万元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剩余借款本金23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虽辩称“已偿还张某15万元，之后又偿还400万元，张某表示余下45万元不要了，被告收回了收条原件。”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经查，张某已出庭证实：“被告先还了20万元，之后还了200万元，又通过汇款还了10万元，”基于此被告当庭又改口称还了原告20万元；被告虽辩称收回了“收条”原件并销毁，但对原告当庭出示的460万元“收条”原件，被告承认是其本人所写，被告该辩称与事实不符，同时经法庭询问，既然销毁了收条，为何收条原件仍在原告手里，被告辩称收回的系复印件，与客观事实及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常理明显不符；被告虽辩称“原告与丁建文存在200万元借贷关系，”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原告也不予认可。同时2017年9月1日在张某前往长沙找到胡骋要账时，原告要账的对象系被告胡骋，而非他人；被告胡骋自己提交手机中保存的照片，也证实是胡骋本人将张某的银行卡号发个他人，而张某并未将自己的银行账号发给他人，且张某并未向胡骋之外的其他人进行要账，现被告胡骋对其辩称的原告或张某与丁建文存在借贷关系，没有证据加以证实，被告辩称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预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收条中未约定借期内利息，也未约定逾期利息，虽然收条中确定被告应于2014年7月4日归还460万元，但逾期未还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陆续还款，截止到2017年10月20日被告胡骋最后一次偿还了原告10万元，被告已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共计230万元，之后至今被告尚欠原告剩余借款本金230万元未还，因此，被告应自2017年10月21日起至借款本金230万元偿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向原告杨军彦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关于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在收条确定的2014年7月4日还款日期届满后，原告便指派张某向被告催要欠款，在催要过程中，被告陆续偿还原告三笔借款，且最后一笔还款系在张某2017年9月1日到长沙找胡骋要账后，胡骋于2017年10月20日偿还给原告的，之后原告仍向被告催要欠款，并于2019年4月17日通过电话要求被告偿还借款，且予以了录音，2020年1月7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因此原告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原告起诉并不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关于证据调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的证据分为两种情形：（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二）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本案中，原告在起诉状诉称“被告因生意急用资金向原告借款”，在第一次开庭审理中，原告进一步明确诉称“被告胡骋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开发井陉房地产项目缺少资金，原告分两次向被告出借了460万元”，但被告却辩称“收到460万元系帮忙办事”，该两种说法大相径庭。因此该笔460万元系出借性质，还是帮忙办事是本案必须查明的事实，在原、被告说法不一的情况下，本院必须依法予以调查，才能作出正确的裁判结果，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已明确赋予了人民法院具有直接调查的权利，而并非所有的调查证据都需要依申请，根据本案第一次庭审的情况，本院调查被告胡骋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三木源公司，是否开发了井陉矿区远景时代项目是本案必须查清的事实，本院依职权所采取的调查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 被告虽辩称“本院依职权调查不合法，认为不妥”，但《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所有的调查都必须依申请，同时法律赋予人民法院对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具有依法直接调查的权利，目的是为了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在原、被告双方关于460万元的性质是借贷还是帮忙办事，两种说法严重对立情况下，本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辩称与事实不符，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胡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杨军彦借款本金2300000元，并自2017年10月21日起至借款本金2300000元偿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向原告杨军彦支付利息。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2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3020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向本院立案庭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兰光明 人民陪审员  张力仁 人民陪审员  郑庆峰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 莹 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成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预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的其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