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再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仁栋，男，1981年1月1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岩，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盛光，男，1969年5月12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现羁押于辽宁省南关岭监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丽，女，1971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强，男，1962年8月13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艳华，辽宁领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卫东，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仁栋因与被上诉人孙盛光、王春丽、张强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2015）金民初字第537号民事判决，梁仁栋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6月2日作出（2017）辽02民终2004号民事判决。张强不服本院二审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6日作出（2017）辽民申365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辽民再225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辽02民终2004号民事判决及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初字第537号民事判决，发回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重审。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辽0213民初619号民事判决。梁仁栋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梁仁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岩、刘洋，被上诉人孙盛光，被上诉人张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艳华、丁卫东到庭参加诉讼；王春丽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仁栋上诉请求：一、撤销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619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确认梁仁栋与孙盛光、王春丽签订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合法有效并确认梁仁栋对位于城子坦碧流河村温家屯二虾场4-10号海参圈、办公楼、锅炉房以及营口市老边区二道镇拦海处育苗室4栋和二道镇兰旗村400亩海域享有承包经营权；三、本案诉讼费用依法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再审一审判决否认梁仁栋《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真实性的“重大瑕疵”，实际上是因其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事实认定错误而导致，并在此基础上判决否认《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的效力，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关于梁仁栋《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孙盛光已对该协议予以认可，且该协议已在签订后实际履行，可见《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二）梁仁栋与孙盛光履行《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期间，孙盛光在履行交付海参圈义务时，双方就案涉海参圈周围的小圈达成一并租赁的合意，故梁仁栋在合同确定金额的基础上，增加支付200万元，即总计支付租金2930万元，并不存在不合理之处。（三）再审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计算”出孙盛光取得案涉海参圈经营权的时间，并根据该“计算”结论认定梁仁栋《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存在对9、10号圈的表述与事实不符，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四）梁仁栋之所以提供建设投资款相关证据，其实际上是为了证明梁仁栋在与孙盛光签订《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后实际履行了合同，由此证明《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再审一审判决却认为与合同效力无关而不予审查。二、张强与孙盛光签订的《转让合同》，实际上是基于双方间借款而形成的担保，其根本不存在真实的转让意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应属无效。三、再审一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原二审法院以协议签订时间先后为处理原则，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等规定审理并无不妥，应当依据该法律规定及处理原则判定案涉海参圈的承租经营权归属梁仁栋享有。另，关于梁仁栋协议中载明4号圈的面积问题，经与经办人核实，属于书写错误，孙盛光实际向梁仁栋交付的4号圈面积为86.4亩。综上，梁仁栋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维护其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孙盛光辩称，同意梁仁栋的上诉请求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张强辩称，不同意梁仁栋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事实及理由：一、梁仁栋提交的证据系其与孙盛光伪造的。（一）本案原审一审中，孙盛光当庭明确承认梁仁栋的合同是其伪造的，孙盛光作为该合同一方当事人，在本案初次庭审中未受到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的陈述，具有真实性。（二）梁仁栋《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载明内容与客观情况不符。本案再审一审查明，孙盛光是在2012年1月21日之后从案外人周文亮处取得案涉4-8号海参圈。孙盛光在庭审时陈述“我在2011年11月1日向原告借款，共计近3000万元，我将款项支付给周文亮后，周文亮将案涉海参圈交给我使用，借款共3笔。周文亮委托其姐夫在周文亮收到款项后将海参圈交给我经营，具体海参圈为一开始给我4-8号海参圈。为便于管理，我将4-8号海参圈周围散圈收回。周文亮还给我育苗室、锅炉房、办公楼。后我在经营中，2012年8月4日因碧流河水库释洪，吞没4-8号海参圈及外围小圈。此节事实，第三人（指张强）知情。”“9号圈为我对8号圈改造，将8号圈一分为二后出现了9号圈。10号圈是将育苗室旁外围小圈购入编号为10。”根据孙盛光上述陈述可知，梁仁栋请求确认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中载明的9-10号海参圈在2011年11月1日时尚不存在。孙盛光从周文亮处取得案涉4-8号海参圈之后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又陆续收购了外围的小圈，对外围小圈的收购从2012年5月2日起到2012年12月2日才完成。2012年8月4日碧流河水库释洪时海参圈还由孙盛光经营管理，9-10号圈是孙盛光经营管理期间改建完成。（三）梁仁栋《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系伪造，其先天不足且破绽百出。首先，该协议的租赁起止日期为空白，而租赁起止日期是租赁合同的必要条款。目前看到协议上的租赁起止日期是梁仁栋代理人在案件审理期间自行填写的。其次，9-10号圈在《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签订时，尚不存在。再次，纵观孙盛光流转海参圈经营权的行为，其每完成一次经营权流转，都会征得发包人即城子坦镇碧流河村委会的同意，并签订经村委会同意的补充合同。周文亮与孙盛光及孙盛光与张强之间的转让，均经过村委会的同意并签订补充合同，而梁仁栋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未经村委会同意，就是因为该协议是伪造的。二、梁仁栋编造理由，其陈述脱离客观实际。（一）梁仁栋称孙盛光与张强之间的《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是基于借款而形成的担保，但在全案审理过程中，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债务担保的事实存在。而根据孙盛光的陈述，梁仁栋与孙盛光之间的法律关系才是真正建立在借款基础之上，梁仁栋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审理本案，而根据该条司法解释规定，梁仁栋与孙盛光之间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才应被认定无效。（二）梁仁栋关于“诉讼标的物在梁仁栋处实际占有”的表述无根据，案涉4号、5号海参圈是因为孙盛光尚欠梁仁栋部分欠款未归还才交由梁仁栋使用，该行为并非对《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的履行。6-10号海参圈自2012年12月12日之后一直由张强实际经营管理，如果由梁仁栋实际经营管理的话，则梁仁栋无需通过诉讼请求确认上述海参圈的实际经营权。三、张强与孙盛光、王春丽签订的《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并已经实际履行。签订合同之前，张强对孙盛光承包经营权的来源及流转进行了详尽调查，查清了海参圈的状况。合同签订后，张强又经城子坦镇碧流河村委会同意并签订了补充合同。张强已按约定支付了全部转让费2368万元，接受并经营6-10号海参圈至今。张强请求驳回梁仁栋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梁仁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确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有效；二、请求判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项下位于普兰店市锅炉房的承租权归原告；三、请求判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项下位于营口市老边区的承租权归原告；四、请求判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项下位于营口市老边区老边府（海）养证（2009）第C0150号《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项下1、2、3、4、5、6号，共计400亩水域、滩涂承租权归原告；五、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18日，案外人周文亮与普兰店市城子坦镇碧流河村民委员会签订《承包虾圈合同书》，周文亮承包该村温家屯二虾场4-8号虾圈，期限自2004年1月起至2033年11月止。2011年7月1日，周文亮与被告孙盛光签订《苗室海参圈租赁合同书》，约定周文亮将城子坦镇碧流河村温家屯二虾场4-10号海参圈、办公楼、锅炉房租赁给被告孙盛光，期限自2011年7月1日至2033年11月30日止，租赁承包金额3280万元。2011年11月1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约定二被告将城子坦镇碧流河村温家屯二虾场4-10号海参圈、办公楼、锅炉房以及营口市老边区二道镇拦海处育苗室4栋和二道镇兰旗村400亩海域出租给原告从事各类水产的育苗和养殖，期限自2011年11月1日至2033年11月30日止，租金为2740万元。原告分别于2011年11月1日向孙盛光支付1200万元，于2011年11月2日向孙盛光支付800万元，于2012年1月21日向孙盛光支付930万元。2012年12月12日，二被告与第三人张强签订《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二被告将城子坦镇碧流河村温家屯二虾场4-10号及外围9个圈共16个（其中包含国海证092101159号海域使用权证书所确认22.61公顷海域）海参圈708.55亩，针对海参圈所有的投资均一次性转让给第三人（包括但不限于办公室、坝体、海参圈、育苗室、海参圈和育苗室中所有的养殖物、衍生物），期限自2012年12月12日至2032年5月11日止，转让金2368万元，于2012年12月15日前一次性支付。当日，二被告又与第三人签订一份《补充合同》，载明“该村委会同意双方的转让，由第三人继续履行合同”。城子坦镇碧流河村在该份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2012年12月13日，第三人通过案外人向被告孙盛光银行转账2368万元，孙盛光于2012年12月13日出具一份收条，内容为“孙盛光收到张强给付的款项人民币贰仟叁佰陆拾捌万元整（￥23，680,000.00元）”。原告与第三人在原审诉讼中确认案涉二虾场的养殖圈4、5号圈由原告占有、维护、经营；6-10号圈，原告与第三人均称自己从与被告孙盛光签约后即占有、维护、经营至今。另查，2016年10月12日，城子坦街道碧流河社区（原城子坦镇碧流河村）出具证明一份，载明“碧流河社区温家二场集体养虾圈，从孙盛光之后是张强管护经营，修道和雇工于宝等人开资工钱是张强支付的，情况属实”。2018年4月3日，碧流河社区再次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关于碧流河社区2012年12月12日签订的补充合同，经核实孙盛光与于德群签订的养殖圈合同，于德群的养殖圈40亩含在补充合同之内”。再查，庭审中原告及第三人均认可记载为温家片二虾场以及皮口温家片二虾场的案涉海参圈的正确表述为城子坦镇碧流河村温家屯二虾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提供证据加以佐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城子坦镇碧流河村温家屯二虾场4-10号海参圈、办公楼、锅炉房等附属设施使用权的归属。被告孙盛光与周文亮签订《苗室海参圈租赁合同书》并取得承包权后，又与原告及第三人分别签订了协议或合同，被告孙盛光在本案一审期间对原告的协议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提供的协议系虚假，在本次庭审中，被告孙盛光又认可其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内容，被告对此协议真实性的表述前后矛盾。同时，被告孙盛光自认《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及《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均为其本人签字，而《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1年11月1日，协议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1年11月1日、2011年11月2日、2012年1月21日分三次向被告支付租金，被告自述其与周文亮于2011年7月1日签订合同后，将收到的原告给付的租金支付给周文亮作为承包款项，原告陈述被告孙盛光在与周文亮签订合同当日即一次性支付全部租金，原、被告表述明显矛盾；同时，《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约定租金为2740万元，原告向被告支付租金合计2930万元，对此双方既无补充协议，亦未给出合理的解释，明显有悖常理；另外，被告自述其在向周文亮支付完毕租金后，周文亮方将4-8号圈海参圈交付被告使用，被告在使用时认为8号圈面积过大，将其一分为二，分别冠以8号圈、9号圈称号，后又将育苗室附近一处收自他人的海参圈标记为10号圈，对此节事实原、被告和第三人均予认可，据此计算，被告最早应于2012年1月21日之后方实际取得温家屯二虾场海参圈的经营使用权，并在之后增加9号、10号海参圈，但案涉《苗室海参圈租赁合同书》及《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中均有9号圈、10号圈的表述，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虽亦载有9号、10号圈的字样，但从合同签订时间、内容及当事人陈述等方面综合分析，全面评定，应认定该合同内容比较符合事实情况。综上，因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内容有重大瑕疵，且被告孙盛光在前后审判中的庭审陈述自相矛盾，本院无据认定该协议的真实性，故对原告的第一、二、五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后，第三人按约支付款项，城子坦街道碧流河社区亦对该转让行为予以确认，该合同要件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合同内容符合实际情况，故应认定双方签订的《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第三人据此享有城子坦街道碧流河村温家屯二虾场海参圈及附属设施的经营权；关于原告主张的建设投资款项部分，因与认定《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合同效力并无直接关联，且与本案非为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不予审查；对于原告第三、四项诉请中关于营口市老边区二道镇拦海处育苗室4栋和二道镇兰旗村400亩海域的承租权，因涉及案外人的财产权益，不宜与本案并案审理，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第三人张强与被告孙盛光、被告王春丽签订的《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二、第三人张强享有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及外围9个圈共16个海参圈及附属设施的经营权；三、驳回原告梁仁栋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00元（原告预交100元、第三人预交100元）、公告费560元（第三人已预交），由原告梁仁栋负担100元，被告孙盛光、被告王春丽负担660元。本院二审期间，梁仁栋、孙盛光未提交新证据。张强提交《声明》并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声明》载明：关于张强、孙某与孙盛光、王春丽共同签订的《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一事，孙某现作出声明。虽然在《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上有孙某的签字，但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均由张强主张并承担，孙某放弃对该合同项下权利的行使。孙某当庭陈述《声明》载明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当庭在《声明》落款处签名。张强、孙盛光经辨认均确认出庭的证人孙某就是在《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上签字的孙某。梁仁栋对孙某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且梁仁栋在本案多次审理过程中从未对此提出异议。因孙某在《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尾部乙方一栏签字，其亦作为《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一方合同当事人，故孙某出具的《声明》及其本人证言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声明》及孙某证言予以采信，并对孙某放弃对案涉《海参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项下权利一节事实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5）金民初字第537号案件正卷P99页为《转租变更》。《转租变更》正文第一段内容载明“原孙盛光租赁周文亮的苗室及海参圈现已转租给梁仁栋，租赁时间从2011年11月1日起至2033年11月30日止，租金以孙盛光的借款抵顶，具体以评估为准。”该《转租变更》落款处由孙盛光、王春丽及梁仁栋三人签名，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6日。本案二审庭审中梁仁栋称其与孙盛光签订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不需要经村委会同意，但需向村委会备案。孙盛光称该《转租变更》应由其交至村委会，但其实际并未提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梁仁栋与孙盛光、王春丽签订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是否有效。梁仁栋主张《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合法有效，则其除证明《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之外，还应证明《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约定内容客观真实且不违反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孙盛光在（2015）金民初字第537号案件即本案原一审审理时，曾陈述其与梁仁栋的合同是伪造的。在本案再审时，因孙盛光对于梁仁栋《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真实性的陈述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本院就此询问孙盛光改变陈述的原因，孙盛光对此未能明确说明。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对案涉协议及合同效力认定如下：一、梁仁栋与孙盛光、王春丽签订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约定内容与其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及协议项下标的物客观情况不一致。（一）案涉《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第四条载明：租金：贰仟柒佰肆拾万元整；付款方式：甲方以借给乙方的款项抵顶租金。针对此项合同约定内容，梁仁栋在二审审理时陈述“实际上我们给他们租金。”孙盛光陈述“我和梁仁栋口头商量，我们两人共同经营，4、5号圈让梁仁栋自己经营。”孙盛光在回答“签订合同时你与梁仁栋之间谁向谁借过钱？”的问题时，孙盛光回答“梁仁栋借给我，2000多万元。”梁仁栋回答“2700多万元，钱是我打给孙盛光，我们是租赁协议，是我支付的租金。”梁仁栋主张其签订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系基于真实的租赁合同关系，但在《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及《转租变更》中却均出现“借款抵顶租金”相关内容。根据《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及《转租变更》载明的落款时间，两份书证形成时间前后相距三年，并非同一时间形成，故应排除两份书证中同时出现笔误的可能性。梁仁栋认为张强与孙盛光、王春丽签订的《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实际为孙盛光向张强借款提供担保而非基于真实的租赁合同关系，故不应认定为有效；但张强持有的《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书》中并无以“借款抵顶租金”的相关内容。梁仁栋关于《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系基于真实的租赁合同关系的主张，与《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及《转租变更》载明的内容存在不一致之处。（二）案涉《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中包含除4-8号海参圈外，还包含9号及10号海参圈。孙盛光在本案一审时当庭陈述：“我在2011年11月1日向原告借款，共计近3000万，我将该款项给付周文亮后，周文亮将案涉海参圈交给我使用，借款共3笔。周文亮委托其姐夫在周文亮收到款项后，将海参圈交给我经营，具体海参圈为一开始交付给我4-8号海参圈。为了便于管理，我将4-8号海参圈外围散圈收回。周文亮还给我育苗、锅炉房、办公楼。后我在经营中，2012年8月4日，因碧流河水库释洪，吞没4-8号海参圈及外围小圈，此节事实，第三人知情。……”“外围圈为受灾前购入，第三人知情……9号圈为我对8号圈进行改造，将8号圈一分为二后出现了，10号圈是将育苗室旁小圈购入编号为10。”本案二审审理时，本院询问孙盛光关于改造案涉8号海参圈的相关问题，孙盛光确认9号海参圈系8号海参圈经改造后形成，10号海参圈系购入，但孙盛光称记不清楚8号海参圈具体改造时间，只记得是在发生水灾之前。孙盛光上述陈述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若孙盛光将8号海参圈改造为8号及9号海参圈的时间发生在2012年8月4日即碧流河水库释洪之前，则9号海参圈亦应与4-8号海参圈同样受到释洪影响。在孙盛光不能明确8号海参圈具体改造时间的情况下，本案一审判决根据梁仁栋与孙盛光之间款项交付时间、周文亮与孙盛光之间海参圈交付时间，认定孙盛光最早应于2012年1月21日之后方才实际取得温家屯二虾场海参圈经营使用权，并无不当。孙盛光在实际取得上述海参圈经营使用权后，方可将案涉8号海参圈改造成8号及9号海参圈，10号海参圈系孙盛光实际经营管理4-8号海参圈之后购入并重新编号而成，故9号及10号海参圈的形成时间亦不应早于2012年1月21日。案涉《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11年11月1日，但该协议约定内容中却包含了9号及10号海参圈相关内容，该部分协议约定内容与客观情况不相符，而梁仁栋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对此加以佐证或给予合理说明。（三）案涉《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约定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亦不一致。《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约定的租金金额为2740万元，而梁仁栋实际支付给孙盛光的款项为2930万元（1200万元+800万元+930万元），即梁仁栋实际支付金额多于协议约定金额。梁仁栋虽称其与孙盛光在《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之外又达成口头协议，多支付款项用于另外收购了一部分海参圈，但梁仁栋就该节事实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综上，梁仁栋与孙盛光、王春丽签订的《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约定内容中存在重大瑕疵，且孙盛光本人对该《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在本案原审及再审审理时的陈述亦发生根本性变化，故本案原审判决未确定《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真实性，进而未支持梁仁栋相应诉讼请求，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梁仁栋关于《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应认定为有效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梁仁栋在一审时提交投资建设款项等相关证据拟证明《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因梁仁栋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养殖圈苗室租赁协议书》合法有效，故其提供的有关协议履行的证据亦不能作为认定该协议有效的证据，故本案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证据未予审查，并无不当。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上述司法解释适用于发包方先后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形。本案中，孙盛光就案涉海参圈等标的物分别与梁仁栋、张强均签订协议及合同，但孙盛光并非发包方，且案涉协议及合同约定内容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亦不一致。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再225号民事裁定中已明确指出本案原二审判决参照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属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述司法解释并不适用于本案。梁仁栋关于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进行审理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承包方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者抵偿债务的，应当认定无效。对因此造成的损失，当事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张强与孙盛光、王春丽签订的《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中并无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或抵偿债务之相关约定，梁仁栋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实际系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或为抵偿债务而签订。孙盛光虽称其未实际收到张强交付的租金，但因案涉收条已载明孙盛光曾于2012年12月13日收到张强给付的款项，而孙盛光未能提供其他相反证据对其出具的收条加以推翻。故梁仁栋关于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进而认定《海参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本案案涉协议及合同均非城镇房屋租赁合同，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亦非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故梁仁栋关于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进行审理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梁仁栋原审第三、四项诉请为确认营口市老边区二道镇拦海处育苗室承租权及营口市二道镇兰旗村400亩水域、滩涂承租权归其所有，因该部分诉请涉及案外人财产权益，故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梁仁栋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500元，合计700元，由上诉人梁仁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欢审判员 赵述云审判员 张真洪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迟佳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