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24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神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二环东路3966号东环国际广场4-1903。 法定代表人：于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旬磊，山东润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慧忠路5号远大中心B座25层。 法定代表人：胡凯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磊，男，汉族，1995年3月1日生，系该公司职员，户籍地址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男，1981年1月1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职员，户籍地址天津市南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建国，男，1952年12月1日出生，住上海市闵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怀青，男，1942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福民，男，1961年11月3日出生，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军，男，197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涛，男，197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宁，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东神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远大），被上诉人范建国、被上诉人王怀青、被上诉人李福民、被上诉人王军、被上诉人张涛、被上诉人张欣荣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8）鲁0202民初6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神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旬磊，被上诉人中国远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磊、刘辉，被上诉人范建国、被上诉人王怀青、被上诉人李福民、被上诉人王军、被上诉人张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神娃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中国远大、范建国、王怀青、李福民、王军和张涛在减资本息范围内对神娃公司拥有的债权本金及利息人民币4,437,217.66元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所有实现债权的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公司法及相关解释。2000年7月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通过改制更名为有限责任公司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根据山东远大工商登记公司章程明确公司依据《公司法》设立运作，山东远大的此章程同时完成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减为500万。况且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从其设立之初资产并非是国家授予经营管理的财产，而是由被上诉人中国远大投资设立，并且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架构的设置及经营管理等特点符合“公司”的一般特征，故应参照适用公司法及相关解释；本案诉讼期间山东远大为有限责任制公司。二、一审法院遗漏关键证据，枉法裁判。山东远大的减资行为违反《借款担保合同》与贷款人的约定。涉案借款担保合同的签订日期为1999年12月17日，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企业变更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山东远大的注册资本金减少的变更日期为2000年8月30日，据此证明山东远大的减资行为发生在借款担保期。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人民币保证借款合同》“第十条担保7.保证人在贷款期间内应及时向贷款人通报其经营决策的任何重大改变。保证人为借款人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及实施其它包括但不限于转股、改组、合并、分立、股份制改造、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联营、承包、租赁等可能影响贷款人权益的决策，应取得贷款人的事先书面同意。10.保证人减少其实缴资本、改变其营业性质、变更其章程以及变更所有权或经营权，应取得贷款人的事先同意。”保证人山东远大及其唯一股东被上诉人中国远大，通过企业改制的方式减少注册资本金、转让股权、实施股份制改造等行为，以上事项依约均应事先征得贷款人的书面同意，山东远大不但没有通知债权人，更没有得到债权人的书面同意，严重违反了担保合同的约定，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综上，山东远大的减资不但要受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约束，更有《借款担保合同》条文的直接规定。山东远大在减资时不但没有通知当时债权人中信银行，更没有征得中信银行的同意。山东远大的不当减资行为与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庭审中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神娃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本案改制中的注册资本减少系山东远大存在侵权故意或过失而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山东远大在减资过程中并没有依照《人民币保证借款合同》的约定通知并取得债权人同意，也没有按照其改制的相关法律规定通知债权人，没有履行债权人保护程序，具有逃避债务的恶意。2、现在的股东全部任职原公司，担任高管或重要岗位，完全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债权债务情况，成为公司股东自愿接受公司经营的利益和风险，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中国远大辩称，其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神娃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且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范建国、王怀青、李福民、王军、张涛辩称，其系在山东远大改制后入股，均已实缴出资，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本案《人民币保证借款合同》系山东远大签订，各自然人股东均非该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中的任何约定均对范建国等人不产生约束力；且合同签订于1999年12月17日，各自然人股东均为2000年7月27日出资入股，也就是在《人民币保证借款合同》签订后才成为山东远大的新股东，与保证行为无关，没有任何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基础。2.神娃公司所称连带清偿责任经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2）南民初字208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应由山东远大承担。公司经设立取得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后，系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其对外行为、债权债务、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承担均以其公司名义进行，与股东的个人行为彼此完全独立，范建国等人作为山东远大的股东，不应对公司的行为和债务承担个人责任。3.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应类推适用连带责任。范建国等人均实缴出资，既没有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亦未实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无论是根据《公司法》规定，还是九民纪要的会议精神，其对公司债务均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范建国等人不应对神娃公司主张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神娃公司的诉讼请求。 神娃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国远大、范建国、王怀青、李福民、王军、张涛、张欣荣在减资本息范围内对神娃公司拥有的债权本金及利息4437217.66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由中国远大等承担。后，神娃公司撤回对张欣荣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6年5月10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甲方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甲方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标的债权，标的债权是指截至基准日，甲方对附件一中《标的债权明细》中，包括但不限于所列示的所有相关主从债务人享有的依法可向乙方转让的债权本金及其包括但不限于相应利息的全部相关权益，乙方支付相应转让价款，《标的债权明细》第116项为债务人青岛景光经贸有限公司、担保人为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954328.80元的债权。 二、2016年8月18日，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神娃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又将上述债权转让于神娃公司。神娃公司支付了债权转让款。 三、2016年9月26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威海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法制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告知：转让方已将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受让方并督促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 四、2016年9月27日，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神娃公司在山东法制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告知：转让方已将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受让方并督促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 五、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市市南支行曾于2002年起诉青岛景光经贸有限公司、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03）南民初字第208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1999年12月17日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市市南支行与青岛景光经贸有限公司、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签订《人民币保证借款合同》，银行向青岛景光经贸有限公司发放贷款160万元，并约定利息、还款期限等，因借款人未按期还款，一审法院判令青岛景光经贸有限公司偿还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市市南支行借款本金160万元及利息，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作出（2003）南法执字10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次执行程序终结，申请人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可随时再次申请执行。在该案执行过程中，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市市南支行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中国远大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认为，1994年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注册成立，开办单位为中国远大经济发展总共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1994年中国远大经济发展总公司向国有资产管理局出具公函，公函中称：总公司决定对山东经济发展总公司投入1000万元。1994年6月6日，总公司向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发函，称：由总公司调拨以下物资作为总公司的实物投资；28-32/02花生400吨（4380元/吨），34-38/02花生2000吨（4150元/吨）。合计10052000元。2000年，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改制为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也注明变更前后注册资金到位，最终不予认定申请人所称的中国远大投资不到位。另申请人认为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2000年改制时未按法定程序减少投资资本，属抽逃出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公司注册资本改制时减为500万元，由此认定抽逃资金无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对申请人的追加申请予以驳回。 六、山东远大经贸发展公司系国有企业，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范建国。2000年5月，山东远大经贸发展公司向山东省工商局提出申请，称该公司正进行改制工作，申请变更名称为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后于2000年8月30日进行了公司名称变更。该公司章程记载：中国远大和原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的干部员工共同出资，设立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中国远大的出资方式为：经过评估的原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的资产2525321.80元，加上74678.20元，合计260万元，占52%，其余股东共11人，以现金作为出资方式，总出资额占48%。上述股东的认缴资本须在2000年7月20日前缴纳。自然人股东范建国出资100万元，出资比例为20%；李福民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为2%；王怀青出资5万元，出资比例1%；王军出资5万元，出资比例1%；张涛出资5万元，出资比例1%。2000年8月16日，青岛琴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新公司变更前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截至2000年8月16日，该公司收到股东投入资本500万元。 七、2000年1月5日，中国远大同意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进行企业改制，改制前的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2000年1月28日，财政部同意委托青岛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办理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改制项目资产评估立项和确认工作。经青岛琴咨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为2525321.80元。青岛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对评估报告出具了审核验证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问题有二，其一为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其二为神娃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得以支持。就第一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就本案而言，案件当事人已不同于（2003）南民初字第20813号、（2003）南法执字1030号案件当事人，且神娃公司诉请所依据的《公司法解释三》内容当时并未制定，故一审法院认为神娃公司本次起诉不属重复诉讼，应当进行实体审理。 关于第二个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神娃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原因在于：神娃公司主张中国远大等违法减资，应当适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及《公司法解释三》关于抽逃出资部分的内容，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改制而来，严格来说，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并不受公司法的约束，公司法中所指的公司只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通过改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此过程中的“注册资本减少”应属于一种对企业的整体改造导致的资本减少，即是对改制前企业资产的重新评估。此外，（2003）南法执字1030号执行裁定书中已载明总公司1994年调拨1000余万元花生作为实物投资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故至改制之时，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的资产必然发生变化，且资产的变化已经会计事务所及国资部门的认可。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股东抽逃出资的认定及相应罚则目的在于规制股东的主观恶意侵权或过错，但神娃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改制中的注册资本减少系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存在侵权的故意或过错而致。此外，各自然人股东均是改制后通过出资成为公司新的股东，神娃公司也无法证明自然人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神娃公司所称的“违法减资”。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神娃公司的诉讼请求无充分事实及法律依据，对神娃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五）项、第十四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山东神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中国远大有限责任公司、范建国、王怀青、李福民、王军、张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298元，由山东神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神娃公司提交证据1、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报出日期1994年4月28日。证明事项：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在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的组织形式为“国有独资”，并非“全民所有制”。证据2、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据3、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申请日期1996年7月26日。证据4、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申请日期1999年2月4日。证据5、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验资报告》惠验字942039号。证明事项：（1）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自设立以来在工商部门多次登记的企业性质均为“国有企业”，而绝非“全民所有制企业”。（2）被告中国远大公司在成立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时的公司性质为“国有经济”，也并非“全民所有制企业”。（3）范建国是山东远大的法定代表人，亦是减资后企业的股东，对公司情况全面了解，对违法减资完全悉知甚至参与。证据6、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章程。证明事项：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章程第一条明确了其为“国有企业”，并非全民所有制企业，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是中国远大的子公司，并且可以成立联营的合资公司，由此可以证明山东远大并非全民所有制企业。证据7：《关于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变更名称的批复》【2000】外经贸发展审函第1484号。证据8：中国远大集团公司出具的《说明》。证明事项：（1）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和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系名称变更关系，而且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承接了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的经营业务和所有的债权债务，二者是同一主体。（2）在该证据中明确载明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系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减资而来，并且在说明减资原因的“第（3）条改制后国有股退出，吸收企业职工投资”，完全可以证明：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的股东是国有独资股权，只有公司性质的企业才有股权的概念，因此山东远大是受公司法调整的企业，并非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且证明了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新股东是吸收的企业职工投资，因此一审认为各自然人股东对公司减资情况不知道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9：2000年8月25日宝生银行向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证明事项：再次证明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和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系名称变更关系，而且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承接了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的经营业务和所有的债权债务，二者是同一主体。证据10、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出具的关于范建国、王楠、王怀青、张利平、史瑛、王军、王俊峰、张涛出资及身份证明和出资金额比例。证明事项：各自然人股东系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的职工，后吸收为山东远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公司情况完全知晓，一审认为各自然人股东对公司减资情况不知道系认定事实不清。上述证据均来源于工商档案信息。 被上诉人中国远大质证称，若来源于工商档案信息，那么对于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证明事项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另外，上述证据并非一审后新形成的证据。 范建国等五被上诉人共同质证称，同意中国远大的质证意见。因证据5和证据8、证据10与其有关，所以进行特别说明，对于证据5的证明事项(3)的关联性有异议，范建国参与改制是职务行为，民法总则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担，对于证据8、证据10，仅证明各自然人股东知道改制一事，但不等于知悉和认可这是减资行为，并且是否知情不导致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认证认为，基于上述证据来源于工商档案信息，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中国远大庭后提交证据1、山东远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发照日期1994年6月30日，证明山东远大的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证据2、最高院（2015）民提字第197号判决书，证明山东远大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非《公司法》调整的主体范围。证据3、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及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及附件15《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证）填报说明》，证明在企业的工商登记中，作为经济性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与作为组织形式的“国有企业”相对应，两者并非互相排斥。 上诉人神娃公司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以上证据并非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根据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证明了山东远大为国有企业。山东远大的股东是国有独资股权，只有公司性质的企业才有股权的概念，因此山东远大是受公司法调整的企业，并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没有依法履行合同约定，与企业性质无关。 范建国等人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对中国远大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事项均无异议。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对其一审诉讼请求的依据明确为：山东远大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远大）存在改制、减资未征得贷款人同意的违约事实，且存在减资未告知债权人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3、14条之规定，本案应改判山东远大的股东中国远大对山东远大的债务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范建国等股东对中国远大的前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经审理查明： 一、案涉借款担保及债权转让的事实 1999年12月17日，青岛景光经贸有限公司与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市市南支行签订《人民币保证借款合同》，山东远大为保证人。该合同第十条担保约定“7.保证人在贷款期间内应及时向贷款人通报其经营决策的任何重大改变。保证人……实施其他包括不限于转股……股份制改造……等可能影响贷款人权益的决策，应取得贷款人的事先书面同意……10.保证人减少其实缴资本、改变其营业性质、变更其章程以及变更所有权或经营权，应取得贷款人的事先同意。”但该合同中未约定违反前述条款后的违约责任。 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市市南支行于2002年起诉青岛景光经贸有限公司、山东远大清偿借款，市南法院作出（2003）南民初字第2081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青岛景光经贸有限公司偿还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市市南支行借款本金160万元及利息，山东远大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该案执行过程中，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市市南支行向市南法院申请追加开办单位中国远大为被执行人，该法院认为，申请人所称的中国远大投资不到位不成立、2000年改制时未按法定程序减少投资资本属抽逃出资行为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综上，对申请人的追加申请予以驳回。 2016年5月10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甲方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甲方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8日，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神娃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又将上述债权转让给神娃公司。 2016年9月26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威海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法制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告知：转让方已将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受让方并督促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 2016年9月27日，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神娃公司在山东法制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告知：转让方已将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受让方并督促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 神娃公司主张其向市南法院提起变更执行人的申请，尚未获得批准。 二、山东远大注册资本变更的相关事实 山东远大系1994年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开办单位（出资人）为中国远大，注册资本1000万元，系实物出资（调拨价值1005.2万元的花生）。 2000年8月30日改制，经评估山东远大的净资产为2525321.8元、银行货币资金为74678.2元，前述合计260万元；范建国等11人自然人股东出资240万元，前述合计500万元。山东远大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国远大系山东远大的出资人，若存在瑕疵出资，应参考我国《公司法》及公司法律制度原理，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结合诉辩各方的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神娃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二、是否过诉讼时效？三、是否属于重复诉讼？四、在山东远大存在改制、减资未征得贷款人同意且未告知债权人的情况下，中国远大是否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一、神娃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2016年9月26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威海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法制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2016年9月27日，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神娃公司在山东法制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据此，应当认定已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神娃公司取代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市市南支行的债权人地位，虽（2003）南法执字第1030号执行案件中的申请执行主体未变更，但，此并不能对抗债权转让的效力，神娃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应为适格主体。 关于焦点二、神娃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国远大主张在（2003）南民初字第20813号民事判决的执行中，市南法院于2003年7月15日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的民事裁定，据此原债权人中信银行在收到该裁定时即已知道山东远大减资一事，因此神娃公司于2018年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规定，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中国远大以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的问题。2003年12月2日，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03）南法执字第1030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市市南支行要求追加中国远大为其与景光公司、山东远大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的申请。2016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施行，该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根据上述规定，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市市南支行如对法院作出的驳回其追加被执行人申请的裁定不服，应在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但该司法解释系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故该司法解释对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3）南法执字第1030号执行裁定不产生溯及力。2018年10月30日，神娃公司受让债权后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中国远大作为股东在减资范围内对山东远大欠其债务承担责任。由于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市市南支行的申请是在执行程序中提出，且执行法院对该申请仅是进行程序性审查，故本案诉讼不属于重复诉讼，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据此，被上诉人关于（2003）南法执字第1030号裁定书具有既判力以及本案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四、在山东远大存在改制、减资未征得贷款人同意且未告知债权人的情况下，中国远大是否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中国远大不存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及抽逃出资的情形。虽然1999年12月17日青岛景光经贸有限公司与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市市南支行签订《人民币保证借款合同》中约定“7.保证人在贷款期间内应及时向贷款人通报其经营决策的任何重大改变。保证人……实施其他包括不限于转股……股份制改造……等可能影响贷款人权益的决策，应取得贷款人的事先书面同意……10.保证人减少其实缴资本、改变其营业性质、变更其章程以及变更所有权或经营权，应取得贷款人的事先同意。”但该合同未约定违反前述条款须由山东远大的开办单位中国远大承担责任，结合本案中中国远大并不存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及抽逃出资的情形，本案中，神娃公司要求中国远大对山东远大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2、从山东远大改制的报批材料、改制时的相关资产评估资料来看，经评估山东远大的净资产为2525321.8元、银行货币资金为74678.2元，前述合计260万元；范建国等11人自然人股东出资240万元，合计500万元。2000年8月30日将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股东记载为中国远大、范建国等。由此可见，山东远大改制中的注册资金的改变是依照国家政策进行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并以评估确认的价格作为确定国有资本出资额的依据，据此不宜认定改制过程中的注册资本的变更为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且山东远大改制时，范建国等自然人股东注资240万元，充实了公司资本。综上，山东远大注册资本的变更并未实体上损害公司债权人权益，神娃公司要求中国远大对山东远大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神娃公司要求中国远大对山东远大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据此神娃公司要求范建国等人对中国远大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山东神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298元，由上诉人山东神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丽华 审判员  王 晋 审判员  卞冬冬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法官助理 费晓宇 书记员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