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22民终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兴安岭兴佳种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文革，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府君，黑龙江丛府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军，196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副总经理，住黑龙江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海利，男，197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个体，住辽宁省昌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志强，内蒙古君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宝平，男，196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桩，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兴安岭兴佳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佳种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海利、戴宝平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科右中旗人民法院（2019）内2222民初3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兴佳种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文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府君、杜军，被上诉人高海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志强及戴宝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佳种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内蒙古科右中旗人民法院(2019)内2222民初第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销售的费乌瑞它马铃薯种薯已经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审定，也通过黑龙江省审定，销售范围包括大兴安岭地区。科右中旗在大兴安岭地区范围内，属于费乌瑞它种薯适宜种植区域，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超出审定销售区域错误。《种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种子使用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种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被上诉人作为引种人，种植马铃薯多年，对于引种费乌瑞它种薯到什么地方种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不是上诉人能够左右的。一审法院把被上诉人引种不当和种植区域不当认定为上诉人过错，判决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引种不当产生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即使上诉人超过费乌瑞它种薯适宜种植审定区域销售，也只是承担行政处罚责任，也不能因此推定上诉人销售的费乌瑞它种薯就存在质量问题，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超出审定范围和标签说明不全就主观推定上诉人销售的费乌瑞它种薯存在质量问题，没有事实根据。2.一审法院以《马铃薯田间现场鉴定书》鉴定意见作为认定上诉人出售的马铃薯种薯质量不合格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鉴定意见违反程序和法律规定做出的，是无效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销售的费乌瑞它种薯存在质量问题的有效证据采信。第一，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现场鉴定时，没有向上诉人了解相关情况，违反《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九条规定，该鉴定违反法定程序。当地种子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鉴定时没有通知上诉人参与现场处理，没有通知上诉人参与委托鉴定机构，鉴定机构也没有通知上诉人参与鉴定，没有向上诉人了解实际情况，剥夺了上诉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举证权等权利。违反法定程序的鉴定是无效的鉴定；第二，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从事司法鉴定资质，从事鉴定的三名人员都没有取得从事种子田间鉴定人法定资格，都没有经过农业主管部门考核认定，违反《种子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规定，无权参与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无效；第三，该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在本次重审出庭接受询问证实，该鉴定机构和人员没有参与过马铃薯田间鉴定，对于马铃薯品种名称费乌瑞它的确定是听被上诉人告知的，所做的鉴定意见主要是凭肉眼观看和主观判断的，没有进行实验室仪器检测分析，对于影响马铃薯种薯质量的诸多因素没有询问和记录，该鉴定意见违反《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该鉴定认定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事实和责任的依据不充分、不合法。出庭的鉴定人员明确表示如果知道被上诉人凭着这份鉴定意见向上诉人索要赔偿，他们是不会出具这个鉴定意见书的。因此，该田间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销售的费乌瑞它种薯存在质量问题和应当承担责任的依据。一审法院采信该鉴定意见，认定上诉人销售的费乌瑞它种薯存在质量问题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3.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本案争议的1200亩马铃薯种植的就是购买上诉人的费乌瑞它种薯，不能证实上诉人的费乌瑞它种薯确实存在质量问题。被上诉人当年种植马铃薯3500亩，没有证据证实涉案的1200亩种植的马铃薯种薯就是购买上诉人的费乌瑞它种薯，被上诉人没能提供3500亩种植的是什么品种，是从哪里购买的种薯，被上诉人拒绝提供其他2300亩种植的什么品种的马铃薯购买证据，上诉人有理由认为被上诉人购买了其他人的费乌瑞它种薯出现了质量问题，只是因为答辩人为原告提供了购买费乌瑞它种薯的发货单和发票，被上诉人才认为有机可乘，恶意诉讼。一审法院没能查清上述事实，请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一审法院没有查清被上诉人从购买费乌瑞它种薯到种植这段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是如何保管、如何播种、如何进行田间管理等具体情况，没有查清产生质量问题的原因和责任，片面认定就是上诉人销售的费乌瑞它种薯存在质量问题，没有合法依据，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明显不公平。4.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估产证据判决上诉人赔偿主要损失，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平，请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该项判决。被上诉人当年种植并收获了马铃薯，涉案的1200亩马铃薯实际收获有数量可查，销售后有价款，是否减产，是否存在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收获检斤和销售价款计算实际损失，而被上诉人不顾实际产量和销售价款主观推断损失，不能证实减产损失的真实存在，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不同意赔偿。被上诉人不能证实上诉人出售的费乌瑞它种薯存在质量问题，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5.上诉人有充分证据证实销售的费乌瑞它马铃薯种薯是合格种薯，不存在种薯质量问题，并在一审时提交了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相关证据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高海利辩称，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关于种子许可证的区域问题，是大兴安岭行政区域，不是大兴安岭地区，种薯审定年份是2002年且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因此，上诉人混淆概念。《田间鉴定办法》第二条，是指因种子质量和气候原因进行的鉴定，第四条规定可以共同申请鉴定也可以一方申请鉴定，种植面积及是否种植上诉人种子，被上诉人曾多次打电话让上诉人来看，上诉人不肯来，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根据公布马铃薯价格及产量测算的是合理的，被上诉人认可一审判决认定我方承担的30%责任，因为时间太长了，损失巨大，希望二审法院将我方损失降到最低。戴宝平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将田间鉴定与司法鉴定混淆，这是两种不同程序，适用不同标准，对于没有司法鉴定资格的理由不认可。发生质量问题后我方多次找上诉人来现场看，但上诉人多次拒绝让我方起诉，我方找了当地的种子管理站专家鉴定，起诉后上诉人又提出管辖异议，因为种子的时效性，在公证处的公证下鉴定的，种子没有合格证和质量证明是三无产品，其他人用同批次种子种的好，因为不同时间购买的不应该是同批次的，该种子没有档案无法证明是同批次的。此外，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内蒙高院再审裁定中已经驳回，再次上诉没有意义。高海利、戴宝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兴佳种业公司赔偿高海利、戴宝平土豆减产造成的损失366336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兴佳种业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高海利通过电话与兴佳种业公司的销售负责人程默东联系购买了品种为“费乌瑞它”马铃薯种薯158.32吨，每市斤0.50元，货款共计156000.00元分三次付给了兴佳种业公司。兴佳种业公司将158.32吨马铃薯种薯托运至科右中旗好腰苏木镇，每吨运费240.00元由高海利、戴宝平交付。高海利、戴宝平购买种薯后，在科右中旗好腰苏木镇花灯嘎查朝尔吐艾里播种了1200亩，出苗后发现田间有病株及出芽率低的现象，于是高海利、戴宝平多次给兴佳种业公司法人及工作人员打电话要求解决，兴佳种业公司因各种理由始终没有派人到现场核实和解决问题，于是高海利、戴宝平找到科右中旗种子管理站申请生产田田间现场鉴定，经科右中旗种子管理站组织由兴安盟经济作物工作站、兴安盟农业科学研究所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从事育种和农业技术领域的三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对高海利、戴宝平播种的1200亩马铃薯生产田进行了田间现场鉴定，专家组在田间随机选取5个点次，每点100株，调查记载植株发病症状和发病率及品种纯度、出苗率。经鉴定组观察鉴定，出具以下结论：1、田间出苗率为76.2%；2、杂株率2%；3、病株率达40.4%，其中花叶和卷叶株达29.7%，细菌性病害（黑胫病）10.7%；4、邻田种植的相同管理方式、不同种苗来源的马铃薯田，在生长势、株高、出苗率、感病程度上明显好于此田；5、检测田因出苗率、生长势、感病等情况影响，将会造成减产和商品性下降。减产幅度由于没到成熟期，现无法进行准确测定。2014年7月17日经高海利申请，科右中旗公证处对高海利、戴宝平耕种的1200亩马铃薯的种植现状进行了证据保全。2014年8月27日，经高海利、戴宝平申请，科右中旗种子管理站对高海利、戴宝平种植的马铃薯品种“费乌瑞它”1200亩生产田进行了实地产量测量，测产采取随机抽样的办法，每20亩地取一个点，共取60个点，每点按7.4米长×0.90米宽取样（亩面积的1%），将样点植株收割，田间实收当场称重实测。测产结果实际亩产量为912市斤，合计总产量为1094400市斤。测产过程由科右中旗公证处公证，进行保全证据。另查明，“费乌瑞它”马铃薯种经内蒙古自治区审定，适宜种植区域为内蒙古西部地区。兴佳种业公司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其有效区域为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绥化市、黑河市、大兴安岭行政区域。兴佳种业公司生产销售的“费乌瑞它”马铃薯种标签中，标注了作物种类、品种名称、生产者姓名、检疫证编号、经营者编号、种子类别、产地、质量标准、生产日期、检验员、地址、电话等，未标品种审定或者登记编号、品种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还查明，高海利、戴宝平系合伙关系，在科右中旗好腰苏木镇花灯嘎查朝尔吐艾里承包了3500亩耕地，其中1200亩播种了从兴佳种业公司处购买的马铃薯薯种“费乌瑞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兴佳种业公司向高海利、戴宝平出售的种子是否为“费乌瑞它”品种；2、兴佳种业公司的经营有效区域以及“费乌瑞它”品种是否在内蒙古自治区审定；兴佳种业公司向高海利、戴宝平出售的马铃薯种质量是否合格；3、高海利、戴宝平要求兴佳种业公司赔偿损失3663360.00元的赔偿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焦点一，兴佳种业公司向高海利、戴宝平出售的种子是否为“费乌瑞它”品种的问题。高海利、戴宝平向一审法院提供的配货单、付款凭证、运费收据、录音资料以及兴佳种业公司提供的发运单、发票等证据，可以证实2014年3月，高海利、戴宝平从兴佳种业公司购买了“费乌瑞它”品种的马铃薯种，并于当年春季在科右中旗好腰苏木镇花灯嘎查朝尔吐艾里播种了1200亩。关于焦点二，兴佳种业公司的经营有效区域以及“费乌瑞它”品种是否在内蒙古自治区审定以及兴佳种业公司向高海利、戴宝平出售的马铃薯种薯质量是否合格的问题。兴佳种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其有效区域为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绥化市、黑河市、大兴安岭行政区域。“费乌瑞它”品种是否在内蒙古自治区审定，双方当事人均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中国种业信息网“品种库查询”界面的打印件，高海利、戴宝平提供的中国种业信息网“品种库查询”界面的打印件显示该品种的特性特征、产量表现、适宜种植区域等信息。兴佳种业公司提供的只显示该产品的审定年份、审定单位等信息。根据双方提供的网站，经一审法院核实，“费乌瑞它”品种的马铃薯种经内蒙古自治区审定，审定年份为2002年，其适宜种植区域为内蒙古西部地区。生产、经营种子，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九条规定，通过省级审定的农作物品种和林木良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公告，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兴佳种业公司生产销售的“费乌瑞它”马铃薯种薯的经营和推广有效区域均不包括内蒙古东部区，兴佳种业公司将“费乌瑞它”种薯销售至内蒙古科右中旗，已经超出了其许可的经营有效区域和推广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销售的种子标签应当标注种子类别、品种名称、品种审定或者登记编号、品种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生产经营者及注册地、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和信息代码，以及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而兴佳种业公司提供的“费乌瑞它”（鲁引）标签中，并没有标注该品种适宜种植区域。兴佳种业公司出售的“费乌瑞它”马铃薯产品质量是否合格问题，兴佳种业公司提供了《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根据《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规定，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过检疫。第八条规定，必须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经检疫未发现植物检疫对象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条规定，试验、示范、推广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事先经过植物检疫机构检疫，查明确实不带植物检疫对象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方可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兴佳种业公司提供的《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书》明确说明，该证书不能替作《植物检疫证书》使用，调运该植物或产品时，凭此证向签发机构办理《植物检疫证书》。兴佳种业公司提供的《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不能作为产品合格的证据。高海利、戴宝平购买“费乌瑞它”种薯后，在科右中旗好腰苏木镇花灯嘎查朝尔吐艾里播种了1200亩后，在生长期出现病株及出芽率低等问题。高海利、戴宝平通过电话与兴佳种业公司法人及工作人员多次沟通，兴佳种业公司没有派人到现场查看核实，作为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诚实守信，有义务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种子生产信息、种子主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适应性等进行说明并进行风险提示，应当向种子使用者提供咨询等服务，而兴佳种业公司未尽适应性说明和风险提示等义务。关于焦点三，高海利、戴宝平要求兴佳种业公司赔偿损失3663360.00元的赔偿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规定，农作物种子在大田种植后，因种子质量或者栽培、气候等原因，导致田间出苗、植株生长、作物产量、产品品质等受到影响，双方当事人对造成事故的原因或者受损程度存在分歧的，为确定事故原因或损失程度可以进行田间现场技术鉴定。高海利、戴宝平种植“费乌瑞它”种薯后，多次向兴佳种业公司打电话要求处理问题而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自行向科右中旗种子管理站申请田间现场鉴定的行为并无不当。科右中旗种子管理站根据高海利、戴宝平申请组织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从事育种和农业技术领域的三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对高海利、戴宝平1200亩马铃薯生产田进行了田间现场鉴定，该鉴定符合《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关于土地墒情，高海利、戴宝平提供的2014年7月17日科右中旗公证处对高海利、戴宝平耕种的1200亩马铃薯的种植现状进行的证据保全，公证录像显示，耕种的“费乌瑞它”生产田地块采用喷灌机喷灌，可以认定该地块土地墒情尚可。关于损失计算，经高海利、戴宝平申请，经科右中旗种子管理站测产，高海利、戴宝平种植的马铃薯亩产量为456公斤，兴佳种业公司关于“鲁引”（费乌瑞它）马铃薯简介亩产2000公斤至3000公斤，按折中每亩2500公斤计算，每亩实际减产2044公斤(2500公斤-456公斤)，1200亩共减产2452800公斤。参考《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公布的2014年10-12月内蒙古地区马铃薯产地价格》，马铃薯当地当时每公斤1.20元属于较低价格，比较客观真实。经计算高海利、戴宝平可得利益损失为2943360.00元(2452800公斤×1.20元/公斤)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兴佳种业公司超过经营有效区域和审定的适宜区域推广销售马铃薯种，在品种标签上未标明品种适宜种植区域，也未向高海利、戴宝平对品种适应性等进行风险提示，兴佳种业公司在买卖种薯中存在过错，且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产品质量合格的证据不足，应承担不利后果。而高海利、戴宝平作为种薯种植者，在选种过程中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没有对“费乌瑞它”品种的适宜种植区域进行核实，也存在一定过错，且马铃薯产量和利润，受到自然条件、经营管理等诸多因素影响，因此，不能将减产损失全部归责于兴佳种业公司。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认为对损失的承担应按比例划分为宜，高海利、戴宝平应自行承担减产损失30%的责任，兴佳种业公司承担减产损失70%的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会员讨论，判决：“一、被告大兴安岭兴佳种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高海利、戴宝平马铃薯减产损失2943360.00元的70%，即2060352.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107.00元，由二原告承担15887.00元，由被告承担20220.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4年3月，高海利从兴佳种业公司购买了品种为“费乌瑞它”马铃薯种薯158.32吨，每市斤0.50元，货款共计156000.00元，并已给付完毕，对于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马铃薯种植过程中出现卷叶、黑茎等情况后，在高海利多次与兴佳种业公司联系要求来实地查看，兴佳种业公司一直未派人到现场查看、了解该马铃薯是否为其所销售的种薯及该种薯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因兴佳公司并未尽到上述义务，故兴佳种业抗辩涉案种薯并不是其销售给高海利、戴宝平的“费乌瑞它”马铃薯种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关于马铃薯种薯质量鉴定属于田间现场鉴定，应由《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进行规范，兴佳种业公司主张《马铃薯生产田田间现场鉴定书》违反司法鉴定相关规定而无效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3版）第二十五条规定，商品种子生产者应当建立种子生产档案。本案中，兴佳种业公司未能提供该批销售的马铃薯种薯的种子生产档案，亦未能提供其它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涉案种薯的质量，故对于兴佳种业公司抗辩其销售给高海利、戴宝平的种薯质量合格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减产损失，一审法院依据《马铃薯生产田田间现场鉴定书》，考虑到自然条件、经营管理等诸多因素影响，认定兴佳种业公司承担70%的责任，并参照科右中旗种子管理站测产结果、当年内蒙古地区马铃薯价格，从而判决兴佳种业公司赔偿高海利、戴宝平经济损失2943360.00元的70%，即2060352.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大兴安岭兴佳种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8.00元，由上诉人大兴安岭兴佳种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丽审判员 崔玲玲审判员 刘立岩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