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6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办事处城西九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14452947780M。法定代表人：刘忠和，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先斌，重庆纵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远，男，1963年8月22日出生，土家族，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职工，住重庆市黔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银芝，女，1971年5月6日出生，土家族，户籍地重庆市黔江区，住重庆市黔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重庆市黔江区鸿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解放路618号南海鑫城五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6839280185。法定代表人：王绍敏，该公司经理。上诉人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因与被上诉人田银芝，原审第三人重庆市黔江区鸿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支物业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4民初3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于2020年5月22日对上诉人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先斌、刘大远，被上诉人田银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上诉请求：查明本案法律关系和案件事实后，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的以下事实不成立。原判将田银芝的陈述，特别是将证人对质否定的虚假陈述作为事实认定，明显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具体表现在:将田银芝在庭审中的陈述即“事发当日自己已经下班，是被告中心医院的护士向小芳让她去打扫窗台外的隔板上面的烟头……原告看到窗台外的隔板是两栋房子的夹缝，也不知道下面是悬空的，因此原告以为比较结实”作为事实认定，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一是向小芳当时并未值班，也未在医院，不仅有向小芳的对质和证实，原审法院还当即提取了当天的值班记录，否定了田银芝指认向小芳安排其到危险区域打扫卫生的事实。二是田银芝长时间在事发楼层打扫卫生，且明知窗台外的隔板处是两栋房子的夹缝，并且是第四层楼中间的夹缝，却不知道隔板下面是悬空的，并且没有感觉到去隔板上打扫垃圾具有危险，完全不符合常情、常理。因为在两栋房屋4楼之间的夹缝处加盖的雨棚隔板是需要翻越窗台后再抓住窗户下掉才能到达，凡是有正常意识的人，一眼就能辨别出是悬空的，且一眼就能辨别出具有高度危险性。二、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明显错误。第一，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前提应当在受害人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之外，还与第三人存在侵权法律关系。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举示的(2018)渝0114行初5号《行政判决书》及上诉人举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被上诉人所受伤害已依法认定为工伤,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侵权法律关系。其理由在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受到的伤害，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第二，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提供给被上诉人的工作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为由，认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实施了侵权行为的理由不成立。因为被上诉人受伤的工作场所是上诉人根据与第三人签订的《保洁承包协议》提供给第三人后，再由第三人根据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劳动承包合同书》的约定，提供给被上诉人的，不是上诉人直接提供给被上诉人的。因此，即便是因上诉人的工作场所存在安全隐患构成侵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也是第三人对被上诉人构成侵权，也应由第三人对被上诉人承担责任后，再由第三人按《保洁承包协议》的约定确定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责任分担。第三，即便是因用人单位提供给被上诉人的工作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导致劳动者的伤害，被上诉人要么选择工伤赔偿，要么选择侵权赔偿，不应主张双重赔偿。被上诉人因用人单位的同一原因和行为造成的伤害，分别主张工伤赔偿责任和侵权赔偿责任，意图得到双重赔偿，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立法精神和适用条件。一审判决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三、上诉人依法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第一，原审判决认为事故发生地点是上诉人因创卫工作将其作为保洁考核范围，因此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一是事故发生地点不是上诉人因创卫才确定的保洁范围，而是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保洁承包协议》所包含的保洁范围，且创卫考核也不是上诉人所为，而是政府行为。二是被上诉人的保洁工作范围不是上诉人安排确定的，而是第三人安排确定的。第三人在上诉人处安排有专门现场管理人员，上诉人只按《保洁承包协议》对第三人提出要求和进行考核，不对被上诉人及其他保洁人员单独考核。被上诉人的工作安排和考核是第三人的职权和责任，上诉人没有也无权对被上诉人作出过任何安排和指示。第二，原审判决以事发地点存在安全隐患，上诉人不仅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提示危险，禁止踩踏，而且还将其作为保洁考核范围，上诉人具有过错且与被上诉人的受伤具有因果关系为由，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本案事发地点不存在安全隐患，也不需要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所谓安全隐患，是指需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和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志的，隐蔽的、潜在的可能导致人身、财产损害的物件缺陷及危险或者需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和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志的显性危险。本案事发地点，即位于两栋房屋之间的4楼夹缝处安装的预防高空坠物雨棚，从其材质外观、安装位置就可以非常直观地判断出具有明显的高度危险性，不存在隐蔽性。加之雨棚的四周是封闭的，不是人员能够随意进入的，除非故意通过心血管内科CCU室内翻越窗台能够爬入外，不存在因过失误入的可能性。因此，该危险区域不存在安全隐患，客观上也不需要另行设置警示、提示标志和安装防护设施。就如屋面雨棚一样，故意上去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因屋面雨棚是人们轻易不能上去的，所以不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也不需要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其次，进入明显危险区域作业的安全注意、防护义务在作业单位和具体作业人员。如清洗高层建筑门窗、安装整改高层房屋雨棚、高压线路的维修等，作业人员应当佩戴安全绳、安全帽绝缘服等。就本案而言，发生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于被上诉人冒险作业。一是完全可以采取加长手柄的清扫工具清扫(因两栋房屋间的夹缝宽度不到3米，距离窗台高度不到1米)，避免直接进入危险区域，被上诉人却不釆取此安全的清扫方式;二是即便需要到达危险的雨棚上清扫，应当佩戴安全绳、安全带再进入。可作为专业的清洁单位和清洁人员，第三人和被上诉人既不采取任何安全清扫方式，也不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而是采取极其危险的方式，翻窗爬入危险区域，冒险作业。这才是本案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四、一审判决证据采信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并且不符合证据采信规则而采信西山社区居委的证明和袁长香的证词，认定被上诉人从2015年2月起就在黔江城区居住的事实，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和证据采信规则。因为西山社区出具证明的依据，是被上诉人与袁长香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而被上诉人与袁长香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在上诉人申请司法鉴定后，被上诉人明确承认是为了西山社区出具证明，事后补签订的合同。因此，西山社区出具的证明，是根据被上诉人与袁长香事后伪造的房屋租赁合同出具的，明显不具有真实性，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同时，袁长香的证词也明显虚假，不仅在法庭上连自己修建并居住近10年的房屋的坐落位置都不清楚，而且歪曲客观事实，证明其与被上诉人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在2015年2月签订的。对袁长香的虚假作证行为，法庭不仅不予依法制裁，反而采信其虚假证词认定本案事实，实属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二是采信廖春风、周平的证词，明显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关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因为这两个证人的证词，均是被上诉人在工伤行政诉讼案件中举示的证据，这两个证人在两案诉讼中，均未出庭作证。并且，这两个证人均不是事发时的现场目击证人，证人周平还与被上诉人具有亲戚关系，他俩的证词内容存在明显的虚假性。三是对同样证明田银芝所受伤害为工伤的法院判决书和工伤认定决定书，一审判决采取双重标准，以证人的身份不同，作出不同的认证结论。对上诉人举示的工伤认定书，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以采信;对被上诉人举示的判决书，认为与本案有关联性，并予以采信。这不能不让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纯属是在故意偏袒被上诉人。四是在无双方当事人申请的前提下，原审法院依职权收集向小芳的证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同时，原审判决认为向小芳证明“事发地点被告要进行卫生考核、以及事发地点仅覆盖有块隔板而非正常坚固地面或者天花板”，纯属是对向小芳证词内容的歪曲，因为向小芳根本未证明“事发地点仅覆盖有一块隔板而非正常坚固地面或者天花板”。五、即便上诉人应担责，一审判决责任划分也显失公平。第一，如前所述，本案事故是因第三人安排上诉人打扫卫生的行为发生的，且是在第三人安排的工作场所发生的工伤事故。即便上诉人应承担相应责任，由于第三人对被上诉人进入危险区域打扫卫生，未给被上诉人提供任何安全作业工具，未对被上诉人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第三人也应当分担相应责任。原审判决将第三人排除在本案责任主体之外，只判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分担本案责任，无形中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负担。第二，如前所述，事发地点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且是不能轻易进入的，上诉人发包的保洁区域，特别是本案事故发生区域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本身不存在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本案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第三人和被上诉人明知有危险，而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冒险作业所致。因此，即便上诉人应当分担责任，也只是极其轻微的次要责任。第三人和被上诉人应承担本案损害后果的主要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本案事故的主要责任，显失公平。六、一审判决确定的损失赔偿金额于法不符。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农村居民的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纯收入标准计算;农村居民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即使参照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指导意见的规定，农村居民要参照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也必须具备“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已经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正当生活来源”的条件。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不仅没有提供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正当生活来源”的确凿证据，而且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2016年5月20日才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距被上诉人受伤时(2016年8月27日)不到4个月时间。不仅如此，被上诉人还伪造其在2015年与第三人签订的《劳动承包合同书》及2015年与袁长香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对此伪造证据的行为，一审法院不仅不依法予以制裁，反而偏听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正当生活来源。按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无形中增加本案损失金额40余万元。实属无原则地偏袒被上诉人。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清楚证明，被上诉人受伤前的月工资为1800元，一审判决却以被上诉人未提供工资流水为由，按每天80元的标准确认被上诉人的误工损失，这不仅违背前述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而且违背证据采信的基本规则。按一审判决的逻辑，被上诉人故意隐瞒对其不利的证据的不利法律后果，反而应由上诉人承担。这既不公平，也明显违背民事诉讼证据采信规则。田银芝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完全与本案的事实不符。一是被上诉人在事发后至今已有三年左右时间，在自己被摔成一级伤残，经历多次大型手术之后，还能通过辨认的方法一次性认出事发时是上诉人的员工向小芳安排被上诉人去两栋房屋4楼之间的连接处加盖的雨棚隔板上捡烟头的事实。正是因为存在隔板覆盖，才无法确定是否悬空，无法辨识是否具有危险性。这不是被上诉人日常保洁范围，当天被上诉人已完成了保洁工作，是因“创卫”特殊要求，医院工作人员发现隔板上面有烟头，被临时叫去捡的，因不能承重而从四楼掉下一楼。二是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发地不存在安全隐患，不需要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与其进行明显危险区域作业的安全注意、防护义务在作业单位和具体作业人员的陈述明显自相矛盾。三是一审法院为了查明本案事实，进行现场勘察，询问当事人、知情人等了解案情，体现了一审法院办案以事实为依据的准则。四是原判根据各自的过错，判决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完全合法，上诉人主张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但又陈述即使承担责任，责任划分显失公平，是自相矛盾的。五是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也不成立。六是一审判决确定的损失金额符合法律的规定。鸿支物业公司未作答辩田银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向田银芝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住院生活补助费、误工费、鉴定费、后续治疗费等共计2395360.15元；2.本案诉讼费由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25日，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甲方）与鸿支物业公司（乙方）签订了《保洁承包协议》，约定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将其医院从2016年2月25日至2016年9月25日期间的保洁工作承包给鸿支物业公司，该《保洁承包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支付给乙方服务报酬按1800元/月/人计算；第四条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中第（二）款第5项约定：乙方应遵循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的有关规定，在卫生保洁过程中，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如发生人身安全事故，责任与费用由乙方承担。（因甲方工作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造成的安全事故和因甲方安排指挥管理中出现的事故均由甲方负责）。鸿支物业公司与田银芝于2016年5月20日签订《劳动承包合同书》，约定田银芝在鸿支物业公司从事保洁工作，田银芝工作的内容即为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提供保洁服务；劳动报酬为支付基本工资1300元、福利费每年500元、安排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加班工资参照有关标准执行。2016年8月27日，田银芝在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CCU冠心病监护病房的窗台外（两栋房屋之间）的隔板处清理垃圾时，该隔板断裂，田银芝从四楼掉落至一楼，造成田银芝受伤。田银芝于2016年8月27日入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治疗，住院治疗326天后于2017年7月19日出院，住院期间共计产生住院医药费388123.31元（该笔费用田银芝虽未支付，但田银芝与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已于2019年4月24日达成民事调解协议，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已出具（2019）渝0114民初892号民事调解书，协议田银芝在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中心医院医药费388123元）；住院期间田银芝支付敷料材料费5124元以及胸腰支具费3000元。田银芝在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出院当日（即2017年7月19日)转入中医院行康复治疗，住院治疗50天后于2017年9月7日出院，医嘱为院外继续康复治疗，加强心脏及双上肢功能训练，住院期间田银芝支付医药费21236.90元；出院后，田银芝于2017年9月13日在中医院复查，田银芝为此支付门诊复查费97.44元。田银芝申请对其伤残等级、护理费、误工费等进行司法鉴定，经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月4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田银芝截瘫肌力2级以下伴大小便失禁，属一级伤残；2.田银芝后期取出肋骨内固定费用约需人民币壹万叁仟元；后期预防肺部感染、泌尿道感染、褥疮、使用尿不湿等，约需人民币壹仟元/月；3.田银芝的误工时限建议暂定两年；4.田银芝需完全护理依赖。田银芝为此花费司法鉴定费2750元。另查明，审理过程中，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对田银芝进行了询问，田银芝称“事发当日自己当时已经下班，是被告中心医院的护士向小芳让她去打扫窗台外（两栋房屋之间）的隔板上面的烟头，原告才翻过窗户去捡垃圾，原告刚把烟头扫到簸箕里，因隔板断裂原告就掉下去了；原告看到窗台外的隔板是两栋房子的夹缝，也不知道下面是悬空的，出事之前原告也站在隔板上去捡过一次垃圾（一次性杯子），捡杯子的时候都没有出事，因此原告以为比较结实；事发地点当时中心医院要对该处进行卫生考核，事发地点如果发现垃圾，一个科室罚款500元。”向小芳的证言中称“事发当日并不是自己让原告去捡垃圾的，当天自己并没有上班而是在休息，且当天科室的同事说去野炊自己早上就和同事一起去买菜，买菜回到心内科护士站就听值班的护士说原告出事了；原告出事的事发地点平时也要对其进行清扫，以前都是清洁公司的经理去打扫、大概一周扫一次，自己对事发地点打扫过卫生，其他护士也翻过去打扫过，当时都没想过夹层会破裂，也没觉得那个夹层有多危险，也不知道夹层下面是悬空的，以为很结实，原告出事之后自己还觉得很后怕；原告出事那段时间医院创卫管得很严格，如果夹层检查到有垃圾，要被罚款”。还查明，田银芝与周清海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了两个子女，其中长女周丹事发时已成年，次子周全生于2001年6月13日。一审法院认为，结合田银芝、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二、田银芝的损失计算标准。对此，评述如下：一、关于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其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与鸿支物业公司签订了《保洁承包协议》，虽然鸿支物业公司与田银芝签订《劳动承包合同书》，约定了田银芝的工作内容是为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提供保洁服务，但鸿支物业公司不具备劳务派遣的资质，因此本案不属于劳务派遣关系调整的范畴。田银芝与鸿支物业公司成立劳动关系，此次事故田银芝虽然被认定为工伤，但是若是因为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的原因导致田银芝受到伤害，则符合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损害的情形。根据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与鸿支物业公司签订的《保洁承包协议》约定“因中心医院工作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造成的安全事故和因中心医院安排指挥管理中出现的事故均由中心医院负责。”本案中，田银芝的受伤虽被认定为工伤，但田银芝工作的内容就是为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提供保洁服务，而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应当根据其与鸿支物业公司签订的《保洁承包协议》的约定为田银芝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事发时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因为进行创卫工作对于卫生要求管理严格，对于事发地点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将其作为卫生考核的范围。因此即使田银芝不是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要求其到事发地点捡垃圾，田银芝作为保洁人员也会因在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将该事发地点作为卫生考核范围的情形下为履行保洁工作职责而必须主动清理事发地点的垃圾。但该事发地点存在安全隐患，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不仅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提示危险、禁止踩踏等，而且还将其作为卫生考核对象，故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没有为田银芝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从而导致田银芝在不安全的工作场所受伤，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具有过错，田银芝的受伤与之具有因果关系，故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二，田银芝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危险地点具有一定的判断力，虽然田银芝陈述其以前也在事发地点捡过垃圾没有发生事故，以为该地点比较安全，但事发地点从表面看该地方仅是一块隔板，而非正常的坚固地面或天花板，但田银芝还是站在该隔板上去打扫垃圾，其自身未尽到安全防范的注意义务，故田银芝自身也应当承担部分过错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由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承担60%的过错责任，其余损失由田银芝自行承担。二、关于田银芝的损失计算问题。1.医疗费，田银芝在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388123.31元，有民事调解书确认该笔费用田银芝需全额支付给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因此该笔费用应视为田银芝支付的费用，予以确认；田银芝在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住院期间支付敷料材料费5124元；田银芝在中医院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21236.90元；田银芝于2017年9月13日在中医院复查支付门诊复查费97.44元，以上费用均有票据予以佐证，予以支持，医疗费合计414581.65元；2.住院生活补助费，田银芝在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住院326天、在中医院住院50天，其主张住院生活补助费22560元[（326天＋50天）×60元/天]，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3.住院期间护理费，田银芝主张45120元（120元/天×376天），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4.误工费，田银芝主张按照100元/天计算，但根据《保洁承包协议》，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支付鸿支物业公司服务报酬为1800元/月/人，鸿支物业公司与田银芝签订的《劳动承包合同书》中约定田银芝的报酬为基本工资1300元、福利每年500元、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加班工资参照有关标准执行，据此可以推断田银芝的实际收入并没有达到其主张的100元/天，本案中，因田银芝未提供其工资流水，无法判决其工资收入情况，故酌情支持误工费30080元（80元/天×376天）；5.残疾赔偿金，本案中，田银芝申请了其房东袁长香为证人出庭作证，袁长香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田银芝租住在袁长香的房屋内，结合城西街道西山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以及田银芝在为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提供保洁工作的事实，能够佐证田银芝以其在城镇务工为主要生活来源，有固定收入。田银芝居住在城镇、以城镇收入为家庭主要生活来源，故对田银芝主张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的请求，符合本案客观实际，予以支持。田银芝主张残疾赔偿金金额为643860元（32193元×20年×100%），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6.被扶养人生活费，田银芝主张计算周全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主张按照22759元/年的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其主张计算年限从田银芝受伤之日起计算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因被扶养人生活费需计算残疾系数，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从田银芝定残之日起计算至年满十八周岁为止。田银芝于2018年1月4日定残，其子周全出生于2001年6月13日，定残时周全已满16岁零205天，距离其年满十八周岁还余1年零160天，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6367.77元[22759元/年÷365天×（365天＋160天）÷2人]；7.后期护理费，经鉴定，田银芝的伤残等级为一级伤残，田银芝属完全护理依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继续给付护理费、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赔偿权利人确需继续护理、配置辅助器具，或者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赔偿义务人继续给付相关费用五至十年。”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支持计算10年的后期护理费，若超过确定的护理费年限，田银芝可另行主张，故后期护理费为438000元（10年×365天×120元/天）；8.后续治疗费，经鉴定，田银芝后期取出肋骨内固定费用约需人民币壹万叁仟元，因此其主张后续治疗费13000元，予以支持；9.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支持30000元，因精神损害抚慰金已考虑田银芝的过错程度，不再按比例负担；10.残疾辅助器具费，田银芝主张的胸腰支具费，其提供了购买发票予以佐证，予以支持，金额为3000元；轮椅费用，田银芝主张1600元/具但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轮椅的价格，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在庭审中陈述轮椅市场价一般为四五百左右，因此酌情支持轮椅按照500元/具的标准计算，此外因田银芝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轮椅的损耗年限方面的证据，因此酌情支持田银芝已经实际购买一副轮椅的费用，金额为500元，以上残疾辅助器具费共计3500元；11.后期用品费，经鉴定，田银芝后期预防肺部感染、泌尿道感染、褥疮、使用尿不湿等约需1000元/月，因此田银芝主张的后期用品费有鉴定意见予以佐证，予以支持，后期用品费的计算年限参照护理费的计算年限，该笔费用为120000元（10年×12月×1000元）；12.司法鉴定、检查相关费用，对田银芝主张的劳动能力鉴定检查费1446元，系其申请工伤认定支出的费用，与本案的人身伤害案件无关，不予支持。鉴定人外出现场支付的费用4600元，该费用清单所盖单位印章与田银芝送委托的鉴定机构不相符，且田银芝未提供其支付方面的证据佐证，该笔费用不予支持。对田银芝支出的伤残等级鉴定等花费的鉴定费2750元，有鉴定费发票予以佐证，予以支持；13.交通费，结合本案实际，酌情支持500元。以上十三项费用合计1780319.42元（414581.65元＋22560元＋45120元＋30080元＋643860元＋16367.77元＋438000元＋13000元＋30000元＋3500元＋120000元＋2750元＋500元），由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赔偿1080191.65元[（1780319.42元-30000元）×60%＋30000元]，其余损失由田银芝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田银芝各项损失共计1080191.65元；二、驳回田银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计12376元，由田银芝负担6795元，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负担5581元。二审中，田银芝向本院举示了贫困卡、脱贫攻坚明白卡各一份，拟证明田银芝因受伤造成生活极度贫困。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田银芝受伤前属贫困户，只是受伤后更加贫困。本院审查认为，田银芝举示的前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作本案证据采信。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鸿支物业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上诉人主张一审认定系其职工向小芳安排田银芝到危险区域打扫卫生的事实错误。经查，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仅是引用田银芝的陈述内容，并非认定田银芝系受向小芳的安排去事发区域打扫卫生，引用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并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内容，故一审引用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属于事实认定内容并不成立，故原判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原判支持的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是否正确；二、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在本案中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及责任的大小。现作如下评述：一、原判支持的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是否正确。1.关于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农村居民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本案中，田银芝租住于城镇，有出租人袁长香的出庭证言及黔江区城西街道西山居民委员会的证明佐证，虽然表示部分租赁合同存在补签的情形，但并不因此否定田银芝存在租赁房屋的事实，故田银芝租住于城镇，且在鸿支物业公司工作，有较为稳定的收入，符合农村居民可以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条件，上诉人主张原判计算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标准错误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误工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田银芝受雇于鸿支物业公司从事保洁工作，虽然每月有较为稳定的收入，但其工作不具有稳定性，其工资平均少于应当支持的100元/天，原判据此酌情支持80元/天的误工费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支持的误工费错误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在本案中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及责任的大小。《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规定，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故此，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侵权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产生的赔偿责任。受害人作为单位员工，在构成工伤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赔偿，同时基于侵权事实的存在，受害人为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存在侵权法律关系，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即使用人单位已经给予受伤职工工伤保险赔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田银芝的伤已经作出工伤认定，但不因此免除侵权人的侵权责任。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主张田银芝不应重复获得赔偿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田银芝受伤原因系在为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提供保洁服务时，由于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两栋房屋之间隔板断裂致其从四楼跌落至一楼受伤，系田银芝在正常保洁过程中的外力作用造成的损害，符合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的情形。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主张不存在第三人侵权情形的理由不成立。从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职工向小芳在一审中的证言内容来看，事发地点虽然位于CCU冠心病监护病房外的窗台外面，但平时需要打扫卫生。因此，田银芝在该地打扫卫生的行为非其擅自扩大保洁范围的行为。事发地点仅加盖了隔板，且位于四楼高空，隔板下面是悬空的，明显存在安全隐患，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应当禁止他人进入该地打扫卫生，或采取加固措施，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允许他人进入，在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明知事发地点仅加盖隔板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仍将其作为卫生保洁的范围，且未设置安全警示，提示危险、禁止踩踏等标志，允许不知情的田银芝进入该地保洁卫生，导致田银芝在隔板上保洁作业时隔板断裂造成损害，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明显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且根据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与鸿支物业公司签订的《保洁承包协议》“因中心医院工作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造成的安全事故和因中心医院安排指挥管理中出现的事故均由中心医院负责”的约定，亦应当由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同时，田银芝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虽然不能发现事发地点下面为悬空的状态，但发现事发地点为加盖的隔板时，应当格外谨慎，注意可能发生的危险，但其疏忽大意，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也是导致本案损害发生的原因力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原判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由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承担60%的过错责任，其余损失由田银芝自行承担，所确定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主张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或由田银芝、鸿支物业公司承担主要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鸿支物业公司系田银芝的用人单位，其承担的系工伤保险责任，非本案的侵权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此外，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向相关人员了解案件情况，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原判综合本案证据情况，对相应证据进行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原判采信证据错误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76元，由上诉人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谢长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雷书彦书 记 员 高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