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再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于强波，男，汉族，1969年11月13日出生，住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修铠，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明文，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威海双联起重挖掘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南竹岛居委会南、公安局汽训队西。法定代表人：孟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玲，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于强波因与再审申请人威海双联起重挖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联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鲁10民终437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2月18日作出（2020）鲁民申2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于强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修铠、齐明文，再审申请人双联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孟勇、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强波申请再审称，其在签订5万元和8万元的借款协议当日向双联公司支付现金5万元和8万元，双联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双联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邵某、财务主管刘雪梅原审均证明上述借款实际发生，用于公司缴纳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该两笔借款的真实性，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综上，请求再审支持于强波要求双联公司偿还5万元及8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对原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双联公司辩称，一、双联公司与于强波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也未收取于强波5万元和8万元两笔款项。二、邵某、刘雪梅与于强波共同损害双联公司的利益，对邵某和刘雪梅的证言均不应采信。三、于强波所提起的诉讼是虚假诉讼。故应依法驳回于强波的再审请求。双联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双方当事人不存在借款关系。本案是于强波在双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孟勇刑拘期间与该公司小股东邵某、刘雪梅恶意串通伪造证据、损害公司利益的虚假诉讼，目的是侵吞双联公司的财产。二、于强波主张的借款发生的时间点，双联公司账上有百万元款项，根本无需借款。综上，请求撤销原一审判决，驳回于强波的全部诉讼请求。于强波辩称，原一二审认定双联公司向于强波借款60万元事实清楚，请求依法驳回双联公司的再审请求。于强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双联公司支付借款73万元及利息（自借款之日起至履行还款义务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过程中，于强波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借款协议三份，证实双联公司从于强波处借款共计73万元，约定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证据二、收款收据三份，其中2011年7月23日收款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于强波，金额为5万元，事由为收借款，收款人为郭，并加盖双联公司财务专用章；2011年7月29日收款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于强波，金额为60万元，事由为收借款，收款人为郭某，并加盖双联公司财务专用章；2012年4月10日收款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于强波，金额为8万元，事由为收借款，收款人为郭某，并加盖双联公司财务专用章。证据三、银行承兑汇票、汇兑来账凭证（回单）复印件各一份，证实于强波以承兑汇票方式提供借款60万元。证据四、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强源门窗厂出具证明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强源门窗厂、威海强源装饰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打印件各一份，证实于强波系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强源门窗厂、威海强源装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且证据三中的承兑汇票确实出款给付双联公司。双联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二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因该宗证据均发生在2010年9月10日之后，即在双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孟勇被刑拘后，且印章并未由法定代表人保管，不能确定印章的真实性，即便印章是真实的，因为借款是不利于公司的非纯获利益的行为即是增加公司债务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所以即使存在该借款也不是公司行为；对证据三因系复印件，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从承兑汇票的记载上看，收款人并非双联公司；对证据四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明并无出具人签名，不具有证明效力，企业信息系打印件，即便真实，亦不能证实于强波提供10万余元的现金款项。一审过程中，经于强波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双联公司账户开户行）依据于强波所提供证据三向该行调取相应进账情况，该行出具汇兑来账凭证一份，载明承兑汇票于2012年1月30日到期收款60万元至双联公司账户。于强波、双联公司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双联公司认为该承兑汇票不确定是否为于强波所提供的承兑汇票。经一审法院传唤，证人邵某出庭作证称，证人原系双联公司职工，2002年退休，2012年3月经董事会推举、员工提议回到双联公司处任领导职务，公司财务主管刘雪梅2011年7月29日向于强波借款60万元，2011年7月23日借款5万元，2011年11月23日借款8万元，均是出纳会计收取，其中60万元为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其他借款为现金给付，借款用于职工的社保工资及生产费用。一审法院另根据双方当事人及证人提供的联系方式当庭电话联系双联公司出纳会计郭某，其称2011年由刘经理主持公司日常事务，好像曾对外借款，60万元是汇票，其他款项记不清了；双联公司财务主管刘雪梅在电话中称，2011年好像向于强波借款，开收据给钱，用来发工资、交养老保险，收到钱才能出具收据，具体记不清，但知道借款这件事；双联公司员工于阿友电话中称，双联公司法定代表人2010年间被刑拘，2011年双联公司基本不经营，在此期间向于强波借款，具体钱款数额不清楚，一开始于强波系欲收购双联公司公司，并将公司人员保险买断，大致金额为60万元，于强波即提供承兑汇票，但此后刘雪梅、邵某串通更改为借款，而非买断款，公司很多人都清楚这个情况；双联公司员工张福旗电话中称对2011年公司经营情况均不清楚。于强波对以上证人证言无异议，对于相关人员电话通话内容，不确定是否为本人，但从通话内容上看确系为双联公司工人工资、社保情况向于强波借款；双联公司对证人邵某证言及刘雪梅通话有异议，对于郭某、于阿友通话真实性无异议。一审中，双联公司对于强波所提供借款协议形成时间有异议，遂申请对于该三份借款协议是否为当时形成进行鉴定，一审法院遂依据双联公司的申请调取了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威商初字第21号卷宗及一审法院（2012）威环商初字第249号卷宗内相关诉讼材料作为对比样本并委托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称，以上述卷宗内2011年7月27日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为样本1、2012年5月29日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为样本2、2012年8月16日调查取证申请书为样本3，借款协议中时间分别为2011年7月23日、2011年7月29日的协议与样本1中印文属于同期盖印形成；借款协议中时间为2012年4月10日的协议与样本2印文属于同期盖印形成。一审过程中，双联公司另提供（2011）威执一字第173-1号执行卷宗的相关材料复印件一宗，证实：1、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竹岛信用社（简称“农村信用社”）于2011年5月30日起诉双联公司，要求偿还借款本金293万元和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2、2011年7月27日，邵某、刘雪梅自行加盖公章办理授权委托手续，代表双联公司与农村信用社达成和解协议；3、2011年10月21日农村信用社向威海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农村信用社与威海市科元贸易有限公司（简称“科元公司”）于2011年9月13日私自达成了债权转让协议，故科元公司申请作为该案件的申请执行人；4、从相应查封、冻结材料中可以看出，双联公司公司在2011年11月3日之前中国银行账户内有存款86万余元，于该日将76万元的款项由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划至科元公司，2012年2月13日再次将本案中所涉于2012年1月30日进账的60万元划至科元公司。于强波质证称，对上述材料因系复印件，不予质证，且与本案无关。一审中，于强波未能提供其向双联公司实际交付5万元和8万元款项的证据。于强波、双联公司则均不能提供郭某、于阿友、刘雪梅、张福旗的联系方式或提供上述证人到庭作证。上述证据经质证，对于于强波提供的证据一、二均系原件，结合邵某证人证言、双联公司员工相关人员的陈述及银行进账等情况，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双联公司虽主张上述证据系事后伪造，但经其申请对证据一形成时间的鉴定，亦与其主张不符，故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对于于强波提供的证据三虽系复印件，但与银行相关进账情况基本相符，对该证据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对于于强波提供证据四，与此前于强波所提供证据及法院调查情况相印证，对该证据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对于双联公司所提供证据虽系复印件，但系相应卷宗材料，有原件以供核对，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系双联公司与案外人相关债权债务关系及执行情况，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一审法院判决：一、威海双联起重挖掘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于强波支付借款60万元及相应利息（以6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30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二、财产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威海双联起重挖掘有限公司负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92元、鉴定费13000元，强波负担2207元，威海双联起重挖掘有限公司负担23185元。于强波、双联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于强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双联公司偿还借款73万元及利息；双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于强波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中，于强波提交了署名为邵某及郭某的书面证明两份及落款日期为2010年8月18日的双联公司董事会决议扫描件一份、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12日的双联公司董事会决议复印件及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署名为邵某的证明载明，兹证明2011年7月23日借款5万元、2012年4月10日借款8万元，均系我公司（双联公司）出纳会计郭某出具收款收据并收取现金，用于我公司职工工资及社保等，双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孟勇在借款时已被刑事拘留，且于2010年8月18日免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该笔借款系双联公司从于强波处实际借得。署名为郭某的证明载明，兹证明2011年7月23日收据编号为0006101中的收款人郭、2011年7月29日收据编号为0038252、2012年4月10日收据编号为0038253中的收款人郭某签字均系本人所签。2011年7月23日、2012年4月10日收款收据系我公司收取于强波现金后出具，另外，我公司还于2011年11月23日至2013年2月19日也出具了相应的收款收据收取了邹明、王强的租金及借款等，该收款收据中的“郭”也系本人所写，另外我司有多本收据同时使用，特此证明。落款日期为2010年8月18日的威海双联起重挖掘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载明，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2010年8月18日上午9点，双联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董事会会议，8月2日前以电话形式通知了各位董事，全体董事参加会议，会议由孟勇董事长主持。孟勇同志自愿申请，因身体不佳，需要治疗休息一段时间，经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1、选举刘雪梅同志为双联公司董事长，并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免去孟勇同志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2、聘任刘雪梅同志为双联公司经理，同时免去孟勇同志经理职务。该董事会决议有董事孟勇、邵某、戚平、刘雪梅签字。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12日的威海双联起重挖掘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载明，因公司董事长孟勇于2010年10月16日被逮捕，不能履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责。2012年2月17日董事邵某、刘雪梅、戚平，向原董事长孟勇提出了书面《提议召开威海双联起重挖掘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申请书》，但是孟勇没有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决定召开董事会会议，也没有依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委托或指定其他董事代为召集或主持公司董事会会议……在邵某董事、刘雪梅董事、戚平董事的共同提议下，由邵某董事召集并主持了2012年3月12日上午8点30分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会议。因孟勇董事长已被逮捕，不能出席董事会会议，孟羽禄董事未参加会议，邵某董事、刘雪梅董事、戚平董事3人参加了本次董事会会议。会议由邵某董事召集并主持，并形成了董事会决议如下：1、会议决定免去孟勇同志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资格；2、会议决定邵某同志为公司董事长并为公司法定代表人；3、会议决定免去孟勇同志公司总经理职务；4、会议决定由邵某同志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5、会议决定由新的法定代表人邵某签署文件办理公司年检、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等有关事宜。经质证，双联公司对两份书面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从形式上看该两份书面证言是提前打印好后由证人签名，其内容不客观，且原一审时，承办法官曾电话联系郭某，其陈述的事实已在判决书中有所记载，并未涉及到5万元及8万元借款的事实；关于2012年3月12日的董事会决议，召开本次董事会时孟勇被刑事羁押，孟勇占公司股份51%，该董事会决议没有效力，且该董事会决议已经被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关于2010年8月18日董事会决议，双联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该董事会决议形成的原因系2010年8月，刘雪梅到公安举报孟勇挪用原公司资金入股双联公司，孟勇以刘雪梅等到公安撤案为条件同意该董事会决议并签字，事后因刘雪梅等并未向公安撤案，孟勇遂撕毁了该董事会决议，可能是邵某或刘雪梅留存了一份。双联公司提交了（2017）最高法执监412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拟证实最高法的审判意见为在盖有公章的文书与法定代表人意思表示不一致的情况下，原则上以法定代表人意思为准。该裁定书载明，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一般情况下，公章持有者具有公司授权，盖有公章的文书反映了公司的意思。但文书盖有公章，仅使该文书具有代表公司意思的外在形式要素，在公章持有者非基于公司意思持有公章等情况下，盖有公章的文书并不当然代表公司意思……在盖有公章的文书和法定代表人意思表示不一致情况下，如果公司章程或者权利机构对究竟是法定代表人还是盖有公司公章的文书代表公司意志做出过明确意思表示的，应是公司意思自治的范畴，宜按公司意思认定。本案中……由于孟勇已经明确了公章被他人非法占有，仅盖有公章的撤诉申请是否可以代表双联公司的真实意思则存有疑义。威海中院在异议审查程序中认可了法定代表人代表双联公司进行的诉讼活动，山东高院接受了孟勇代表双联公司提出的复议申请，山东高院在复议审查程序中接受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撤回复议申请，而未审查申请是否可以代表双联公司的真实意思，也未审查孟勇是否可以代表双联公司，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经质证，于强波对该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双联公司的主张。另查明，2011年7月29日，于强波与双联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一份，约定于强波向双联公司出借的款项为60万元，如于强波在2012年1月30日前收购双联公司股权总额中67%以上的股权，该借款双联公司可免息还款，如于强波至2012年1月30日未能收购双联公司股权总额中67%以上股权，或致使于强波终止对双联公司的股权收购，于强波除本金外有权要求双联公司偿还利息，利息的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自双联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之日起算。该借款协议加盖了双联公司的公章并由该公司代表邵某签字。再查明，2011年7月27日，双联公司与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竹岛信用社在本院主持下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双联公司于2011年10月20日前偿还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竹岛信用社借款本金2934324.9元及利息3202073.42元（截止2011年5月20日），2011年5月21日至本调解书确定的履行之日的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二、律师费246492元及其他损失23336元由双联公司承担；三、案件受理费56644元，减半收取2832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3322元，由双联公司承担。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竹岛信用社将该项债权转让给威海市科元贸易有限公司。双联公司现主张于强波系威海市科元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1年7月29日的借款协议是否是双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双联公司应否按照该协议约定偿还借款利息；二、于强波是否实际向双联公司出借了案涉5万元及8万元的借款，双联公司应否对此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于强波提交的借款协议加盖了双联公司的公章，该借款协议签订时，双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孟勇处于刑事羁押期间，双联公司一方的代表为双联公司的董事邵某，其持有公司公章与于强波签订了该借款协议。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于强波作为相对方相信邵某作为双联公司的公章持有者具有公司授权而与其签订了借款协议，并无不当。即使邵某的行为并非双联公司的真实意思，其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相应的法律后果双联公司仍应承担，故对该份借款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于强波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已经将该借款协议所涉的60万元款项支付至双联公司的账户，双联公司亦已用此款实际偿还了其对外欠付的债务，双联公司应当根据双方借款协议的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关于于强波是否系威海市科元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于强波对此予以否认，双联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且即使于强波系威海市科元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由于双联公司欠付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竹岛信用社贷款本息的债务真实合法，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竹岛信用社将其该合法债权转让给威海市科元贸易有限公司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的60万元借款确系偿还了双联公司依法应当偿还的债务，在此情形下，双联公司据此主张不应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于强波主张的另外两笔5万元及8万元的借款，于强波提交的2011年7月29日的60万元的收款收据与2012年4月10日的8万元的收款收据亦存在着连号的情形，且未提供证据证实该两笔款项的资金来源，故其不宜仅根据加盖了双联公司财务章的收款收据即认定该两笔借款的真实性。关于相应的款项是否实际交付，于强波于二审中提交了证人郭某、邵某的书面证言，双联公司对该书面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二位证人于二审中均未出庭，且郭某的书面证言的内容与原一审庭审中承办法官电话向其电话询问时的陈述不一致，邵某的书面证言与其原一审中出庭作证的陈述亦有出入，其书面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于强波已实际向双联公司支付了该两笔借款。于强波主张该两笔借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于强波及双联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00元，于强波负担2900元，威海双联起重挖掘有限公司负担9800元。本院再审查明，2012年5月9日，孟羽禄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撤销双联公司2012年3月12日的《董事会决议》。在该案审理中，该案原告由孟羽禄变更为孟勇。2018年12月29日，一审法院判令撤销双联公司2012年3月12日的《董事会决议》。该案宣判后，双联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鲁10民终45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中，双联公司的代表人系邵某。该案查明如下事实：威海起重装卸公司于1999年8月20日由集体企业改制为威海双联起重挖掘有限公司，公司股东共计39人，其中孟勇持股比例为50%，孟羽禄、刘雪梅、邵某、戚平等四人分别持有3%，孟勇、孟羽禄、刘雪梅、邵某、戚平五人被选举为公司董事，孟勇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改制10年后，公司管理层发生内讧，刘雪梅向公安机关举报孟勇经济问题。2010年9月10日，孟勇涉嫌职务侵占和挪用公司资金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直至2014年1月13日被取保候审。2012年3月12日，双联公司召开董事会，刘雪梅、邵某、戚平三人出席，孟羽禄未出席，孟勇也未委托他人代为出席。董事会形成决议如下：免去孟勇董事长、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资格；选举邵某为董事长、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邵某负责签署文件，办理公司年检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等事宜。本案再审中，于强波提交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强源门窗厂（以下简称强源门窗厂）的银行流水明细复印件一份（载明该门窗厂于2011年7月22日从银行取款35万元，于2012年2月15日从银行取款247270元），拟证明其主张的5万元及8万元借款有合法来源。双联公司质证后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另查明，2011年11月3日，本院在执行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竹岛信用社与双联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冻结双联公司的银行存款868361.25元。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关于案涉借款60万元，有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协议及双联公司为于强波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明，且于强波已实际将该款付至双联公司账户，最终也用于偿还该公司的债务，应认定双方有借款的合意，且该借款协议已实际履行，双联公司应偿还于强波该借款60万元。至于该借款是否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给于强波的关联公司，并不影响双联公司对于强波应履行的还款义务。原一二审认定双联公司向于强波借款6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双联公司再审主张并未向于强波借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于强波主张的借款5万元和8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于强波再审中提交的强源门窗厂银行流水明细复印件即使属实，亦仅能证明在该银行账户提取过相应现金，而并无证据证明将现金交付双联公司。于强波提交的两张收款收据即2011年7月29日（60万元）及2012年4月10日（8万元）的收款收据出具的时间相隔8个多月，却存在着连号情形，其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本院已生效的（2019）鲁10民终454号民事判决认定，双联公司的管理层在涉案借款发生及本案诉讼时已因公司股权、管理权产生矛盾，说明邵某、刘雪梅与双联公司、孟勇存在利害关系。2011年11月，双联公司尚有银行存款868361.25元，刘雪梅证实双联公司向于强波借款用来发放工资、缴纳养老保险，与常理不符。故邵某关于双联公司向于强波借款73万元的证言，刘雪梅关于于强波给付借款后公司为其出具了收据且借款用来发放工资、缴纳养老保险的证言，本院均不予采信。双联公司的出纳郭某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对借款60万元系汇票给付的细节陈述清楚，也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符，但其并未证实双联公司收到另两笔借款，且诉争借款5万元、8万元在双联公司账簿上并无体现。综上，于强波对交付借款5万元、8万元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存在诸多矛盾，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一二审未予支持其要求双联公司偿还上述两笔借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于强波、双联公司的再审请求均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鲁10民终43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智慧审判员  王华胜审判员  许 萍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