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26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现治，男，1956年6月5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辉丽，河南信行（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卫民，男，1965年3月29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原审被告：高有强，男，1956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项城市。原审被告：束桂荣，女，1959年11月28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项城市。上诉人杨现治因与被上诉人刘卫民及原审被告高有强、束桂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2019）豫0381民初3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现治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刘卫民与原审被告高有强、束桂荣对货款556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上诉费及一审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4年9月15日,高有强和刘卫民一起从开封来到偃师,找到上诉人所在的工农鞋业门市要购进棉鞋,当时上诉人与高有强不熟悉,不给高有强发货。后来刘卫民同意为高有强担保,在“担保书”上写明:“开封高有强要货,工农鞋业部杨现治大力支持,但春节(注2015年农历春节对应的是阳历2015年2月19日)前货款必须结清,否则有刘为民担保结清。”并由高有强、刘卫民在“担保书”上签名,这样上诉人才同意给高有强发了货。该担保书确认了如下事实:高有强与杨现治之间是棉鞋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未确定具体的品种、数量、单价及总价款,但确定了棉鞋购货的时间段是自2014年9月15日之后截止到2015年2月19日前,债务人高有强履行债务付款的期限是2015年2月19日前;同时确定了刘为民保证的方式是连带保证,保证的主债权数额是高有强从2014年9月15日至2015年2月19日期间进货的全部货款,保证的内容约定不明,则保证的期间是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即自2015年2月19日到2017年2月18日止。“担保书”签订后,高有强从2014年9月17日到2014年12月12日三个月时间内,共赊购进了162118元的鞋。后高有强退回了5家的鞋,计款44789元,退鞋后高有强欠款117329元。从2014年12月12日以后,因为此前的鞋款没有结清,上诉人再也没有给高有强发过货,开始了艰难的讨债之路。2015年2月10日,高有强付款20000元,下欠97329元。2015年6月5日,高有强付款10000元,之后高有强又陆续付款一部分,高有强每次付款后会重新出具一张新欠条。2016年8月28日,高有强出具欠条上显示欠60528元,之后高有强又付了部分货款。2017年3月22日,高有强出具还款计划书,欠款合计56000元。2017年8月26日,束桂荣最后一次付了400元鞋款,束桂荣和高有强一起重新出具了55600元欠条。高有强2017年8月26日出具的欠条所载的55600元是2014年12月12日之前欠的货款延续下来的,并不是新发生的债务,而是对2014年9月至12月从上诉人处购买棉鞋所欠鞋款经过几次付款后剩余鞋款数额的确认。这55600元是刘为民保证的范围,刘为民是完全知情的,表现在:2016年7月12日15点51分,上诉人的工作人员魏惠利向刘为民催要高有强欠的货款时说刘为民担着保呢,刘为民说:“这事儿我知道”,这明确表明刘为民认可高有强的欠款并同意为高有强担保。这个55600元欠条不是变更主合同,无须征得保证人刘为民的书面同意,刘为民不能免除保证责任,不应当适用《担保法》第24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此前的2015年6月，上诉人与田伯钧曾到开封找高有强和刘为民要钱。2016年和2017年,上诉人也曾打电话向刘卫民要货款,一直在向刘为民主张着权利。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担保法》第14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具体到本案,刘为民出具的担保书符合该法条的规定,即先有了刘为民为即将发生的买卖合同债权担保,才会有上诉人发货给高有强,担保书的时间在前、欠款的时间在后是符合事实与法律的,而且刘为民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时间是在约定的时间范围和数额之内,一审法院却没有适用这一法条。高有强2017年2月20日出具的声明书是与刘为民串通形成的虚假证据,不应采信。高有强声称“2014年9月15日出具担保书时的货款已还清,2017年8月所欠杨现治货款与刘为民无任何关系”是编造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一审法院在高有强未出庭情况下,未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却偏听偏信、采纳这一证据,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完全错误的。三、上诉人在保证期间内多次要求保证人刘为民承担保证责任,故不能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条第2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方式既可以是诉讼或仲裁,也可以是其他方式。本案中,上诉人作为债权人在2015年2月19日起至2017年2月18日止的保证期间内多次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保证期间在主张权利之日终结,从主张权利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保证期间内,债权人行使权利,即变更了原有的法律关系,使保证期间的作用消灭。在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上诉人提起了诉讼,则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刘卫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1、本案保证合同未成立。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本案答辩人签字的保证合同没有主债权的数额，不符合保证合同应当具备的内容，因此该保证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2、2017年8月26日，高由强与束桂荣向被答辩人出具的欠条未征得答辩人的同意，也未让答辩人在新出具的借条上签字确认。根据法律规定，欠条上既没有写明56600元欠款是2015年2月18日以前的欠款，也没有答辩人的签字认可，因此答辩人对该笔欠款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3、对高有强的欠款保证期间已经届满，答辩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第一，保证期间属于民法范畴中的除斥期间。所谓除斥期间，是指权利人享有某项实体权力的存续期间，期间经过，该项实体权力即告消灭。它来自于实体法，消灭的是实体上的权利。我国《担保法》第2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可见，债权人在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超过此期限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将不予保护。结合本案来说，被答辩人未在两年保证期间的最后期限内起诉答辩人，保证人即免除保证责任。第二，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事由并不适用于保证期间。按照民法理论，权利人如果在诉讼时效期间怠于行使权力的，权利人的实体权力并不丧失，其丧失的是胜诉权，即权利人的诉讼利益将无法获得法律保护。而连带保证期间是不变期间，权利人超过除斥期间怠于行使权利将使权利义务归于消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条中也明确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因杨现治在答辩人的保证期间内未起诉，其对答辩人的权利归于消灭。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现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鞋款556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刘卫民在2014年开始业务往来。被告刘卫民购买原告鞋。经刘卫民介绍，原告与高有强相识，开始向高有强供货。2014年9月15日，高有强与刘卫民共同向原告出具担保书一份，载明：“开封高有强要货，工农鞋业部。杨现治大力支持，但春节前货款必须结清，否则有刘为民担保结清。高有强担保人：刘卫民”。该担保书中有高有强、刘卫民的签字。2016年8月28日，高有强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今欠鞋款陆万零伍佰贰拾捌元整，小写（60528元）整高有强2016.8.28日”。该欠条中有高有强的签名。2017年3月22日高有强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一份：载明“欠偃师工农鞋业门市杨现治的鞋款打成如下还欠协议：一、欠款合计：伍万柒仟伍佰元整（￥57500），57500—1500＝56000元；二、每月计划还伍仟元，最少叁仟元，有钱多还；三、计划一年还清，若还不清，加利息，月利息按余额的10%计算。开封鞋市场4栋1号高有强2017.3.22日”。该还款计划上有高有强的签名。2017年8月26日高有强、束桂荣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杨现治鞋款伍万伍仟陆百元整，小写（55600元整）高有强2017.8.26日。身份证号。束桂荣住址项城市××乡土××村”。该欠条中有高有强、束桂荣的签名。2016年7月12日、2017年11月22日原告门市工作人员魏惠利分别与刘卫民和束桂荣打电话，内容为通过刘卫民向高有强催款。2015年6月，原告与田伯钧曾到开封找刘卫民要钱。2016年、2017年，杨现治曾打电话向刘卫民、高有强要货款。2017年2月20日被告刘卫民向法庭提交高有强的声明一份：“声明人：高有强，身份证号。声明人因欠杨现治货款一案声明人作出如下声明：声明人通过刘卫民认识杨现治发生买卖关系，后欠杨现治货款，刘卫民在担保书上签字时系2014年9月15日，以上货款声明人已还清。2017年以后声明人所欠杨现治货款与刘卫民无任何关系。以上是声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特此声明，声明人高有强2017年2月20日”。该声明中有高有强的签名。至庭审结束前，被告高有强、束桂荣欠原告货款55600元未付。另查明，原告为保证其债权的实现，向该院提起财产保全并支付申请费576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高有强欠原告货款有其向原告出具的欠条及还款计划予以印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束桂荣在欠条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其认可该欠款是与被告高有强的共同欠款。原告请求被告高有强、束桂荣承担还款责任，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尽管原告提交了被告刘卫民的担保书，但原告提交的被告高有强的欠款是在刘卫民出具的担保书之后。同时刘卫民对高有强的该欠款不予认可。应视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刘卫民的担保书中包含了高有强的在担保书之后出具的欠条中的内容。原告请求被告刘卫民对在担保书之后高有强的欠款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该诉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高有强、束桂荣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共同向原告杨现治支付货款55600元；二、驳回原告杨现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0元，保全申请费576元，公告费560元，共计2326元，由被告高有强、束桂荣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卫民与高有强共同向杨现治出具担保书，该担保书的内容有刘卫民愿为高有强应付的鞋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刘卫民亦认可其担保的是高有强2014年从杨现治处购鞋的货款，故本案应首先确定现杨现治所诉的货款是否是高有强2014年购鞋所欠的货款。杨现治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证明其业务员于2016年7月份通过电话向刘卫民催要高有强的欠款时表示该部分欠款由刘卫民担保，刘卫民并未否认且表示对此事知道。上述证据可以表明现杨现治所诉的欠款应为高有强2014年购鞋所欠的货款，即由刘卫民提供担保的货款。刘卫民提交的高有强的“声明”因高有强不到庭参加诉讼，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无法采信。刘卫民与杨现治未约定保证方式，应视为刘卫民提供的是连带责任保证。因保证期间约定不明，保证期间应为欠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依据担保书中约定的还款期限，保证期间应为2015年2月19日至2017年2月19日。高有强于2017年出具的还款计划中承诺的还款期限未经刘卫民同意，刘卫民应仍在原保证期间内承担保证责任。杨现治曾在保证期间内向刘卫民主张过权利，自其主张权利之日起保证期间转化为诉讼时效，至杨现治起诉之日未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故刘卫民应对高有强的欠款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杨现治的上诉请求可以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2019）豫0381民初33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2019）豫0381民初33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刘卫民对高有强、束桂荣应支付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卫民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高有强、束桂荣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90元，保全申请费576元，公告费560元，共计2326元，由高有强、束桂荣、刘卫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90元，由刘卫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祖 萌审判员 蔡美丽审判员 王 睿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文成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