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5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国英，女，汉族，1971年11月13日生，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青，江苏常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玲红，江苏常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桂芳，女，汉族，1953年8月28日生，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雪强，江苏常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斌，江苏常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吴国英因与被上诉人韦桂芳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4民初4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国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韦桂芳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在证据采信上偏于形式意义，忽略韦桂芳在证据听证时被法官助理询问投资过程时的首次陈述，最终做出有悖公正的判决结果。2、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形成的是个人之间的投资委托关系，而不是基于上诉人的职务行为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也因被上诉人明知及同意上诉人将其投资款投入到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融通汇信财富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其二人之间的委托投资协议也因为违法而无效，对于被上诉人投资款的损失，也因双方有过错而应共同分担，所谓利息本是违法可得收益而不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韦桂芳在答辩期内未作答辩。韦桂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国英立即返还人民币15万元以及利息（按年利率9.8%从2018年4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吴国英立即返还人民币5万元以及利息（按年利率9.8%从2018年3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相关费用由吴国英承担。韦桂芳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2018年3月25日、2018年4月28日吴国英向韦桂芳出具的收条、收据各一张。2018年3月25日收条载明：“今收到韦桂芳现金伍万元人民币，用于理财，到期日2019.3.25，收益9.8%”。吴国英于收款人处签字。2018年4月28日收据载明：“今收到韦阿姨现金壹拾伍万元，用于理财，封闭期壹年，收益9.8%，2018年4月28日-2019年4月29日，到期金额164700元”。吴国英于收款人处签字。上述两张收条证明韦桂芳委托吴国英理财，吴国英收到相应理财款的事实。2、韦桂芳中国农业银行存折，存折显示2017年4月25日，韦桂芳现金支取45000元；2018年3月19日，韦桂芳现金支取2万元；2018年4月25日，韦桂芳现金支取16500元。证明韦桂芳投资理财取款事实。吴国英质证如下：对于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与韦桂芳起诉基于的法律关系和诉讼请求没有关联性。收条、收据，吴国英是基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员工身份为客户服务过程中所出具的，用于证明该客户投入资金以及理财的期限和收益率，收条上理财的期限和收益率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理财产品承诺以及相应理财协议约定上的约定完全一致，并不是吴国英个人向韦桂芳所做承诺，该收条仅证明已经收到了韦桂芳用于理财的20万元，并没有说委托理财。收条、收据没有任何内容显示委托关系的存在。对于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韦桂芳从2016年至2018年期间投资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理财现金投入共计177000元，是否为银行支取并不清楚。吴国英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2014年8月18日，吴国英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签的劳动合同书及工作牌。证明吴国英自2014年8月起持续就职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担任该公司常州理财一组客户经理直至公司不再经营。2、2018年3月22日、2018年4月12日、2018年4月27日，吴国英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再出借协议三份。证明自2016年3月起，以吴国英名义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签订理财协议。2018年3、4月，以吴国英名义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签订三份理财协议，共投资20万元，协议理财期为12个月，该20万元投资款中包括韦桂芳前后投入的177000元和之前理财未支取的23000元。三份协议约定理财期限、利率均与涉案收条、收据载明一致。融通汇信固定收益理财表拍摄件，该拍摄件系吴国英向韦桂芳宣传推荐理财时所使用的公司有关理财收益的书面介绍。证明韦桂芳投资12个月对应逾期年化收益率为9.8%。照片三张，证明韦桂芳以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理财客户身份参加公司举办的常州财富中心成立2周年（2016年）的理财推介会，韦桂芳作为公司签单客户在活动现场的签名幕墙上签名。在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常州财富中心成立3周年（2017年）大型庆祝及理财推介会，韦桂芳参加了该次聚餐及现场签单礼品派送等活动。吴国英制作的吴国英名下客户理财记账本，记账本中载明：2016年3月21日吴国英4万元一年（其中3万元是韦阿姨的，1万元婶婶的）；2016年4月8日吴国英5万元一年（韦阿姨的）；2017年3月21日吴国英4万元一年（3万元韦阿姨的，1万元婆婆邻居的）；2017年4月12日吴国英5万元一年（韦阿姨的），吴国英8万元一年（7万元是韦阿姨的）；2018年3月22日吴国英7万元一年（5万元韦阿姨的，2万元婆婆的）；2018年4月12日吴国英55000元一年（韦阿姨的）；2018年4月27日吴国英95000元（韦阿姨的）。证明2016年3月起至2018年4月止，韦桂芳在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持续投资理财。自2016年6月开始韦桂芳配偶倪金成也经吴国英推荐在融通汇信平台投资。2017年7月，韦桂芳配偶倪金成投资20万元。吴国英名下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证明2014年8月至2018年8月，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每月支付吴国英工资。其中，2018年3月前，工资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分别由诚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北京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3月起，工资由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支付。2016年3月21日，有一笔4万元汇给了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其中3万元为韦桂芳投资，另外1万元为吴国英款项。2016年4月11日，有一笔5万元投资款，均系韦桂芳投资。吴国英名下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明从2016年起韦桂芳部分现金投资款交易情况。2017年4月26日分8次共计8万元投资款，其中7万元为韦桂芳投资款；2018年3月21日汇至（特约）移动江西资金归集UMF的25920元，其中16920元系韦桂芳投资款；2018年4月26日汇至联动优势辽宁的6840元，系韦桂芳投资款；融通汇信公司客户名册打印件，系融通汇信公司停止经营之前，吴国英通过公司财务从电脑上打印下来的。该名册中有韦桂芳丈夫倪金成记录，显示理财金额为28万元，业务性质为续投。以吴国英名字登记实际为韦桂芳对应投资款的20万元，显示均为续投。证明韦桂芳配偶倪金成自2016年6月起在融通汇信公司投资理财，系吴国英发展的客户以及韦桂芳投资20万元的事实。韦桂芳质证如下：对于证据1，劳动合同书、工作牌与吴国英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矛盾。从明细来看，2018年3月前，韦桂芳分别与诚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北京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即便该组证据系真实，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2，只能证明吴国英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存在借款关系，与本案没有关系。该三份出借协议时间点均在2018年3月、4月，但三份协议金额与韦桂芳提交的证据存在不一致。对于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4，真实性认可，韦桂芳确实参加了融通汇信北京公司举办的2周年及3周年活动，但韦桂芳是在吴国英邀请下跟着韦桂芳丈夫一起去的，韦桂芳丈夫是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的客户。签字墙是因为韦桂芳要到场用餐必须要签字，只是签到的意思，用餐的时候有派送礼品。对于证据5，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6，真实性认可，但无法达到吴国英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7，真实性认可，但无法达到吴国英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8，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除上述证据外，吴国英申请融通汇信财富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负责人吴某、融通汇信财富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吴国英所在团队领导汪某出庭作证。证人吴某陈述：吴国英自2014年起至2018年9月初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停止营业一直为公司员工，公司发放工资存在过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发放工资的情况。并不清楚韦桂芳是否为公司客户，但2018年9月公司出事之后，吴国英带着韦桂芳及韦桂芳丈夫来公司了解过情况。在投资理财操作中，客户会出具委托划款书，由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开设包括联动优势辽宁在内多条支付通道代为划扣款项，最终款项会转入融通汇信北京公司账户。公司员工基本也有投资，存在部分客户因为年纪较大等原因，以业务员名义投资的情况。业务员自行投资或引进投资，公司均会给予提成。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成立于2012年，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常州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7、8月。公司确实于2016年及2017年举办过周年庆，出席活动的基本均为公司客户，也存在客户携带家属的情况。一般上台领奖的是基于有意向投资或已经投资的客户，也不排除代领奖品的情况。2018年9月，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案侦查，常州分公司也收到了立案通知书。证人汪某陈述：吴国英系2015年7月左右入职公司，属于证人领导团队成员。并不清楚韦桂芳是否为公司客户，但韦桂芳参加过公司举办的2周年或3周年活动，具体是否两次都参加无法确认。在周年活动中，我和韦桂芳在一桌吃过饭。客户需要签单达到一定数额才能在周年活动上台领奖。对于2周年活动签到墙，证人也在该签到墙上签字，当天出席活动人员都会签字。一般出席活动的均为客户，很少有携带家属，但公司不予禁止。对于投资去向问题，客户投资的资金系通过第三方平台划扣，并不直接汇入公司账户。2018年9月，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出事后，韦桂芳及其丈夫倪金成来过公司询问情况。对于客户以业务员名义投资情况，在日常管理中，证人是一直不允许包括吴国英在内的手下业务员这样操作，韦桂芳的事情也是公司出事之后才知晓。韦桂芳认为证人吴某系吴国英儿子干爹，存有利害关系。证人陈述周年庆活动，公司并不禁止客户家属到场，不能认定吴国英系职务行为。证人汪某陈述公司禁止业务员与客户直接资金往来，必须通过第三方支付通道划扣，从而证明韦桂芳诉请以及诉讼主体适格。吴国英辩称，通过证人证言，可以看出韦桂芳始终对自己身份认同，系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理财客户，参加了公司常州中心成立2周年及3周年活动，韦桂芳均以签单客户身份参与其中。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出现问题后，韦桂芳也数次前往该公司找相关领导询问情况。在出席活动及寻找公司领导询问情况均在吴国英带领及陪同下。证人证言证明了韦桂芳与吴国英之间并不是委托理财关系，吴国英只是公司业务员的事实。至于韦桂芳陈述证人吴某系吴国英儿子干爹，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8日，吴国英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合同书约定融通汇信北京公司聘用吴国英担任客户经理职务，合同期限自2014年8月18日起至2017年8月17日止，工作地点为常州。自2015年年底开始，韦桂芳经吴国英介绍进行投资理财。关于具体投资情况，韦桂芳陈述如下：2015年年底，韦桂芳交付吴国英现金2万元作为理财。至2016年3月份，吴国英给付韦桂芳400元作为2015年年底2万元的投资收益。同月，韦桂芳另行添附1万元加上2015年年底投资的2万元本金，一并交付给了吴国英进行投资。2016年4月，韦桂芳再次给了吴国英现金5万元。上述两次投资吴国英均出具收据，约定理财期限一年，年利率12%。2017年3月，为帮助吴国英完成业绩，韦桂芳增加了16400元，加上2016年3月3万元投资款到期后本息33600元，凑成5万元。吴国英出具了对应收据，约定理财期限一年，年利率10%。2017年4月，韦桂芳从存折上提取45000元，自己留存1000元，剩余款项与2016年4月5万元投资款到期后本金56000元，凑成10万元。吴国英出具了对应收据，约定理财期限一年，年利率10%。2017年3月及4月理财到期后，韦桂芳原本想将2017年3月到期理财利息5000元加上2017年4月到期理财本息11万元，并另外于2018年3月19日及2018年4月25日共计取款36500元，凑成15万元再次投资理财，而2017年3月到期理财本金5万元留作自用。但吴国英电话表示已经将所有款项投入公司，故韦桂芳实际投资理财款总计20万元。吴国英陈述，2015年年底，韦桂芳给了吴国英2万元，投资了为期三个月的理财。到期后，吴国英将该次投资本金及收益400元一并交付韦桂芳。2016年3月21日，韦桂芳给了吴国英现金3万元，约定年利率10%。吴国英加上自己的1万元，凑成4万元投入公司。2016年4月11日，韦桂芳给了吴国英现金5万元，约定年利率10%。至2017年4月，上述两笔投资理财到期本息为99000元，其中8万元本金及8000元利息属于韦桂芳。韦桂芳再次给了吴国英现金62000元，凑成15万元，约定理财期限一年，年化收益10%。在具体操作时，吴国英将2016年3月21日及2016年4月11日两份合同未加金额做了续投，并于2017年4月26日做了一份8万元合同，其中包括1万元吴国英另外加入的投资。至2018年，三份合同到期，韦桂芳投资款对应本息为165000元，后韦桂芳再次交付吴国英现金35000元，凑成20万元。对于韦桂芳陈述2018年投资时吴国英知其全部已经投入公司无法取出才导致韦桂芳原本不想投入的5万元最后也投入公司不是事实，公司明确规定了只需要扣除投资款4%即可取出。2018年3月25日，吴国英向韦桂芳出具收条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韦桂芳现金伍万元人民币，用于理财，到期日2019.3.25，收益9.8%”。2018年4月28日，吴国英向韦桂芳出具收据一张。收据载明：“今收到韦阿姨现金壹拾伍万元，用于理财，封闭期壹年收益9.8，2018年4月28日-2019年4月29日，到期金额：164700元”。2019年8月15日，韦桂芳以约定债务到期后，吴国英未能按约返还理财款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本案审理中，吴国英另行提交了吴国英作为甲方，融通汇信北京公司作为乙方，融通汇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丙方，落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3月22日、2018年4月12日及2018年4月27日再出借协议三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再出借协议载明：鉴于三方于2017年3月22日签署了《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吴国英出借的4万元，出借期限12个月，该批债权于2018年3月22日到期对价为5万元。吴国英不通过债权转让方式退出，并同意于2018年3月22日起继续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对资金进行再出借。追加金额5920元，并授权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委托第三方代为划扣追加金额及转让款。吴国英再出借资金总计为5万元，再出借及回收方式为12期Ⅱ，再出借利率9.8%。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12日再出借协议载明：鉴于三方于2017年4月12日签署了《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吴国英出借的5万元，出借期限12个月，该批债权于2018年4月12日到期对价为55000元。吴国英不通过债权转让方式退出，并同意于2018年4月12日起继续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对资金进行再出借。吴国英再出借资金总计为55000元，再出借及回收方式为12期Ⅱ，再出借利率9.8%。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27日再出借协议载明：鉴于三方于2017年4月27日签署了《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吴国英出借的8万元，出借期限12个月，该批债权于2018年4月27日到期对价为88160元。吴国英不通过债权转让方式退出，并同意于2018年4月27日起继续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对资金进行再出借。追加金额6840元，并授权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委托第三方代为划扣追加金额及转让款。吴国英再出借资金总计为95000元，再出借及回收方式为12期Ⅱ，再出借利率9.8%。对于上述三份再出借协议，吴国英陈述并不清楚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再出借协议中，到期对价金额加上追加金额为何与再出借金额不一致的原因。上述三份再出借协议原本系吴国英准备交付给韦桂芳的，故三份合同再出借金额相加即对应韦桂芳投资款项，最终上述三份协议并未实际交付韦桂芳。对于投资经过，韦桂芳陈述其丈夫倪金成也系经吴国英介绍投资至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因韦桂芳夫妻资金分开，其丈夫只知道韦桂芳将钱交付吴国英理财，但不知道具体金额。吴国英并未向韦桂芳承诺过保本，但向其陈述过投资到吴国英公司的均是老干部，没有风险。韦桂芳也经常询问是否有风险，对吴国英本人比较放心。在投资过程中，韦桂芳至始至终未收到过吴国英交付的任何投资理财合同，也不清楚吴国英如何投资及具体数额，韦桂芳只是让吴国英理财，要求保证年收益率。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出事后，吴国英第一时间告知韦桂芳，韦桂芳因为担心丈夫的钱所以去了公司，吴国英承诺会归还韦桂芳的投资款。对于出席周年庆活动，系作为家属跟随丈夫一起前往。吴国英陈述其与韦桂芳系邻居关系，自吴国英入职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就常在小区和朋友间宣传公司理财产品。因韦桂芳投资款项系韦桂芳私房钱，无意让其丈夫知晓韦桂芳存有私房钱的事实，故提出借用吴国英名义投资的情况。吴国英作为公司业务员以自己名义投资至公司或拉客户投资至公司，均能拿到相应提成。三份协议只是一个凭证，吴国英的具体银行流水能够体现韦桂芳实际投资款项金额。在公司出事后，因韦桂芳投资款系经吴国英账户划扣，吴国英承诺过如公司把钱退回，吴国英会一分不少归还韦桂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韦桂芳、吴国英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还是投资理财公司业务员与客户关系；2、吴国英是否需要承担返还理财款并支付理财收益责任。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韦桂芳、吴国英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首先，从合同订立看，吴国英以个人名义向韦桂芳出具理财收条、收据，约定了理财数额、收益率及理财期限，应当视为韦桂芳、吴国英双方之间达成的委托理财合意。其次，从合同履行看，2015年年底时，韦桂芳就曾将2万元交给吴国英，由吴国英购买其任职公司的理财产品。到期后，吴国英将该笔投资本金及收益交还给了韦桂芳。在涉案的20万元理财过程中，韦桂芳亦是直接将资金交付吴国英用于投资理财，双方约定了固定的收益率，并以吴国英个人名义出具了相应的收条、收据。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认定，韦桂芳、吴国英之间数次的委托理财均是与吴国英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的业务相区别，只在韦桂芳、吴国英双方之间达成委托理财合意并进行直接的款项交付，产生相应的收益亦是由吴国英交付韦桂芳。因此，法院认为韦桂芳与吴国英之间形成委托理财关系。关于本案所涉投资理财过程中，吴国英是否构成职务行为。吴国英在收到韦桂芳理财款项后，作为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的员工，以其自己名义与公司签订再出借协议，并将收到的款项存入自己银行账户，通过第三方平台划扣方式，最终转入至融通汇信北京公司。从再出借协议主体系吴国英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实际履行过程中亦是以吴国英名义投资理财，相应收益汇至吴国英账户。证人也陈述公司允许员工进行投资理财，即公司允许员工以客户的身份与公司发生业务关系。案涉20万元投资理财过程中，吴国英亦陈述存在将自己款项结合韦桂芳投资的款项一并投入公司进行理财的行为。法院认为，吴国英在本案所涉投资理财过程中，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之间实际系客户与公司的关系，而非单纯的员工与公司关系。韦桂芳丈夫于2016年起经吴国英介绍在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投资理财，结合证人陈述公司并不禁止客户携带家属参与公司举办的相应活动。韦桂芳陈述系陪同丈夫参与公司举办的相应活动及公司发生经营问题后陪同丈夫前往公司了解相关情况具有合理性。吴国英未能提交充足证据证明韦桂芳借用吴国英名义投资理财，吴国英系职务行为的事实。故对吴国英辩称韦桂芳出于不想让其配偶知晓自身藏有私房钱的考虑，借用吴国英名义投资理财，吴国英系职务行为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吴国英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的再出借协议是否对韦桂芳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证人陈述直至公司经营出现状况，韦桂芳陪同其丈夫前往公司了解情况时，才推测韦桂芳可能系公司客户。在韦桂芳投资过程中，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并不清楚韦桂芳身份。相反，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吴国英作为业务员以自己名义与公司签订投资理财合同并将韦桂芳投资款存入自己账户，经第三方平台最终转入公司账户。吴国英未将相应投资理财合同交付韦桂芳，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公司披露实际投资人的情况。即便案涉再出借协议真实有效，也只在吴国英与合同相对人之间产生相应效力。综上，法院认定韦桂芳、吴国英之间成立委托理财关系，吴国英与公司之间的再出借协议对韦桂芳不具有约束力。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是否应当返还理财款并支付理财收益。从吴国英向韦桂芳出具的委托理财收条、收据来看，收条、收据明确了款项金额、固定的理财收益利率及具体的理财期限，应当视为吴国英作出保本保息的意思表示。收条、收据系韦桂芳、吴国英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收条、收据合法有效。现收条、收据载明的理财期限已经到期，吴国英未能按约返还理财本金并支付收益，韦桂芳主张返还理财本金及理财收益符合双方约定。本案中，韦桂芳虽然未直接支付吴国英任何报酬，但从证人陈述及吴国英自认可知，吴国英将韦桂芳款项以吴国英名义投入公司，公司将根据其投资总额获取相应提成。吴国英正是基于该提成的存在，出于提高业绩的考虑，而无再向韦桂芳收取相应报酬的必要，吴国英在韦桂芳委托投资过程中已实际获益。因此，法院认为吴国英应向韦桂芳返还委托理财本金并按照约定支付理财收益。关于应返还的理财款和韦桂芳主张利息数额问题。从双方陈述来看，韦桂芳、吴国英双方虽然对历年投资本金及收益率陈述存在差异，但均认可收条、收据载明2018年度韦桂芳投入理财总计20万元的本金系2016年及2017年度韦桂芳理财本金及两年理财收益总和。吴国英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及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能够证明韦桂芳2018年度20万元投资款已全额投入融通汇信北京公司的情况，吴国英亦予以认可。因此，法院对于韦桂芳的理财款为20万元予以认可。现收条、收据载明的投资理财期限已经到期，吴国英未能按约返还2018年度投资理财本金，故对于韦桂芳请求判令吴国英返还投资理财本金20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此外，韦桂芳还主张自收条、收据出具之日起按照约定理财年收益率9.8%计付利息。对此法院认为，韦桂芳主张收条、收据约定理财期限内利息的诉请，实质为要求吴国英按约支付的理财收益。收条载明韦桂芳理财款5万元，理财到期日为2019年3月25日，收益9.8%，该部分到期收益金额应为4900元。收据载明韦桂芳理财款15万元，理财到期日为2019年4月29日，收益9.8%，到期金额164700元，该部分到期收益约定为14700元。故经核算，双方约定到期应当支付的理财收益为19600元。法院认为，双方约定理财期限到期后，吴国英未能按约返还理财本金并支付约定收益，构成违约。韦桂芳主张收条、收据约定理财期限到期后利息的诉请，实质为因吴国英违约行为，韦桂芳要求按照双方约定的理财收益率主张违约期间的利息，该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吴国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韦桂芳返还人民币20万元并支付理财收益19600元；二、吴国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韦桂芳利息损失（其中以5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3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9.8%计付利息；另以15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9.8%计付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保全费1770元，合计3920元（韦桂芳已预交），由吴国英承担。二审经审理后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吴国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二审应予维持。理由及依据为：韦桂芳将涉案款项交付吴国英，汇入吴国英银行卡；吴国英以个人名义向韦桂芳出具收条，载明用于理财、理财期间、收益率等；吴国英卡上的涉案款项通过第三方平台（由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控制）进入吴国英任职的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有关资料上显示涉案款项理财产品的购买人（权利人）为吴国英；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将有关理财收益汇入吴国英银行卡，吴国英再向韦桂芳支付其向韦桂芳出具的收条上载明的收益款；在双方发生涉案理财关系的过程中，吴国英与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就涉案款项签订再出借协议等。从前述过程可以清楚地反映，融通汇信北京公司与韦桂芳之间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双方并非涉案理财关系的合同主体；如果吴国英抗辩的职务行为成立，则在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有关资料上显示的涉案款项理财产品购买人（权利人）应为韦桂芳；故一审认为吴国英的涉案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恰当，认定吴国英、韦桂芳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正确；二审对吴国英所提的第一条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吴国英所提的第二条上诉理由称：即便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形成的是个人之间的投资委托关系，而不是基于上诉人的职务行为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也因被上诉人明知及同意上诉人将其投资款投入到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其二人之间的委托投资协议也因为违法而无效等。吴国英所称的“因被上诉人明知及同意上诉人将其投资款投入到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融通汇信北京公司，其二人之间的委托投资协议也因为违法而无效”，吴国英的该上诉理由无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也无韦桂芳在行为时明知融通汇信北京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依据；况且，在二审诉讼过程中，吴国英方表示：如果我方主张的职务行为不成立，那就按一审判决的收益率承担违约责任；故二审认为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有效，吴国英应返还理财款、支付理财收益、承担违约责任等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吴国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裴国伟审判员  姜旭阳审判员  是飞烨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