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30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涛，男，1987年5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成，上海诚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云秋，女，196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云芳，女，1960年4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上诉人刘涛因与被上诉人张云秋、张云芳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3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涛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张云秋支付给上海国盛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公司)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80万元以及2016年5月11日的5万元转账钱款不包含在刘涛向张云秋出具的收条中，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虽然收条的日期和金额和张云秋支付给国盛公司的日期和时间不吻合，但是这完全符合常理和逻辑，因为张云秋都是转账支付给国盛公司，转账时候双方不在一起，收条都是事后补开的，而且在补开收条时张云秋会以现金方式还款一部分，出具收条的金额是转给国盛公司的金额加上现金还款的金额。张云秋应当对刘涛出具的收条金额中并不包含支付给国盛公司的金额进行举证。从举证责任的分配来说，当刘涛不认可其出具的收条金额中包含了张云秋向国盛公司支付的金额时，对于这一大额的现金交付事实，当然应当由张云秋承担继续举证的责任。刘涛对此没有举证义务，也无法举证。而张云秋则是可以举证的，对于这样的大额现金，哪怕是自己的取现也是会有银行流水记录的。原审法院对于该节事实未能查清，刘涛出具的收条金额中包含了张云秋向典当行支付的金额，符合常理和日常经验的。原审法院不支持刘涛的利息请求，没有依据。法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此刘涛有权要求张云秋赔偿利息损失。被上诉人张云秋、张云芳辩称：原审法院对于张云秋支付给国盛公司的80万元及2016年5月11日5万元的认定无误，国盛公司经理叶某某及孙某某出庭作证，两人的证言已证明张云秋支付给国盛公司的80万元及2016年5月11日5万元并不包括在刘涛出具的收条中。对案件做出分析判断应当立足于证据本身，仅凭“常理”和“生活经验”来做出推断，其本身就是不严谨不严肃的。如典当行金额包含在收条中，依据“常理”和“生活经验”，刘涛至少会对此进行诸如“今收到张云秋人民币x万元，收款方式为支付至典当行”之类的描述。而本案的收条从无此类信息，刘涛的说法没有证据。刘涛的利息请求于理于法均不合，原审判决是正确的。不当得利制度的设立源自公平原则，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其理论基础在于“任何人不得基于他人之损失而获得利益”。当受益人为非恶意时，其返还的范围以现存利益为限。本案中，因刘涛的母亲郑萍华请求张云秋代为处理其他案件的事宜，才导致本案纠纷的产生。张云秋收取款项是有合法依据的。且在刘涛需要用款时，张云秋也积极予以配合，并未加阻挠。故张云秋的返还范围以现存利益为限。同时，刘涛诉请中所称利息系孳息，是指原物已经取得的收益，不应包括可期待利益。在本案中，张云秋也并未实际取得年利率6%的利息，即年利率6%的利息并非返还款项所产生的孳息。所以，刘涛要求张云秋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刘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张云秋、张云芳共同归还刘涛不当得利款项6,730,000元；2、张云秋、张云芳共同偿还刘涛利息(其中以4,83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为标准计算，自2013年8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9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为标准计算，自2013年8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为标准计算，自2013年9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12日，刘涛向张云芳转账2,000,000元。2013年7月16日，刘涛向张云芳转账1,300,000元。2013年8月6日，刘涛向张云芳转账500,000元。2013年8月8日，刘涛向张云芳转账4,900,000元。2013年8月22日，刘涛向张云芳转账900,000元。2013年9月9日，刘涛向张云芳转账1,000,000元。2013年11月6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阿姨150,000元。2013年12月11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100,000元。2014年4月17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450,000元。2014年7月15日、2014年8月21日，孙某某先后通过其中信银行尾号6210的银行卡向国盛公司转账100,000元，合计200,000元。2014年9月16日、2014年10月20日，孙某某两次通过现金交款单向国盛公司现金存入100,000元，摘要为刘涛还款，合计200,000元。2014年11月20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550,000元。2014年12月10日，孙某某通过现金交款单向国盛公司现金存入100,000元，摘要为刘涛还款。2014年12月26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350,000元。2015年2月2日，孙某某通过现金交款单向国盛公司现金存入100,000元，摘要为刘涛还款。2015年2月12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180,000元。2015年3月20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380,000元。2015年4月2日，孙某某通过现金交款单向国盛公司现金存入50,000元，摘要为刘涛汇款。2015年4月30日，孙某某通过现金交款单向国盛公司现金存入100,000元，摘要为刘涛还款。2015年6月3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650,000元。2015年6月29日，孙某某通过现金交款单向国盛公司现金存入50,000元，摘要为刘涛还款。2015年7月3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50,000元。2015年8月7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50,000元。刘涛表示对该份收条因张云秋证据目录中书写的证据名称错误不予质证。2015年8月21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40,000元。2015年9月8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100,000元。2016年1月13日，孙某某向刘涛账户转账50,000元。2016年3月3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650,000元。2016年5月11日，孙某某通过其尾号8943的工商银行卡向刘涛账户转账50,000元。2016年5月11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50,000元。2016年7月28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云秋70,000元。2016年11月12日，刘涛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张云秋50,000元。原审庭审中，张云秋申请证人叶某某、孙某某出庭作证，叶某某述称其为国盛公司房地产抵押的部门经理，刘涛在其公司有借款5,000,000元左右，每个月的利息为100,000元，利息到期前一个星期会联系刘涛，刘涛称会找到张云秋，付款总由张云秋公司员工到银行付款。刘涛一共还了1,600,000元利息，最后是通过拍卖房屋归还了欠款。孙某某述称，其为赢易仁有限公司的员工，是张云秋公司的员工，职务是业务员。刘涛向张云秋要钱，都是到孙某某处拿的钱，现金是张云秋给孙某某，孙某某再给刘涛，拿现金就写下收条。银行转账的金额并未包含在刘涛出具的收条中。审理中，张云秋提交一份2014年5月清单，载明15项物品，合计31件，合计7,230,000元，证明刘涛投资收藏品花费7,230,000元。刘涛表示其从未委托被告进行购买，也未委托被告保管藏品。张云秋提交2016年10月21日及2016年11月4日的工商银行汇款凭证合计50,000元，用途为货款，刘涛表示凭证未盖银行章，不认可真实性，且备注为货款，与本案无关。张云秋提交国盛公司业务二部加盖印章的本金及息费说明，载明刘涛借款5,000,000元，发放日期为2013年8月8日，到期日为2015年3月8日，息费合计1,900,000元。刘涛表示与本案无关。对于张云秋提供的中信银行电汇凭证，刘涛认可真实性，但是认为金额均已经包括在收条中。刘涛提交两份询问笔录，其中长宁公安分局对张云秋于2017年9月29日询问笔录，载明张云秋表示其与刘涛的母亲郑萍华在旭辉看守所相识，其本人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郑萍华将儿子刘涛的电话给了张云秋，让其为刘涛提供帮助。之后刘涛提出舅舅想动他家里钱财的脑筋，让张云秋代为保管财务，因其本身属于取保候审阶段，故提出将钱款打入其姐姐张云芳名下账户。另一份上海公安分局长宁分局刑侦支队三队2018年1月8日对张云秋的询问笔录，载明张云秋称刘涛自2013年起将名下财产交由其保管至2016年，刘涛多次从其代保管的资金里支取了现金，每次都让他写了收条。刘涛还投资了31件收藏品合计7,230,000元，这些东西由张云秋代为保管，加上刘涛支取将近6,000,000元现金，以及代为支付的典当行利息约1,000,000元，已超过刘涛委托其代为保管的资金。原审法院另查明，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4日作出(2012)徐刑初字第786号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人郑萍华、刘麒麟结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40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判决如下被告人郑萍华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被告人刘麒麟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违法所得责令退赔各名被害人。2015年1月26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做出(2014)徐执字第1055号执行裁定书，载明(2012)徐刑初字第786号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移送执行人依法移送执行。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本院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上海黄浦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了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买受人汪玉萍、陆昱以8,000,000的最高价竞得。2018年9月2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沪01刑更1039号，载明对罪犯郑萍华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原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是一方获得利益；二是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三是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刘涛将钱款交由张云秋代管，并按照其要求将计10,600,000元转账至张云芳账户。根据被告提交的刘涛出具的收条，载明刘涛自2013年11月6日起收到张云秋钱款3,920,000元，其中刘涛认可总数为3,870,000元，对于张云秋2015年8月7日50,000元的收条因证据名称错误不予质证，法院对上述50,000元予以认定。对于张云秋主张其为刘涛自2014年7月15日至2015年4月2日支付国盛公司的800,000元以及2016年5月11日的50,000元转账钱款，刘涛认为上述850,000元均包含在之后的各个收条中，但是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且收条的金额及日期与大多数支付记录不吻合，故法院对刘涛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张云秋提供的清单，因仅有其本人书写的藏品及签字，不足以证明是为刘涛支出款项，故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刘涛收到张云秋返还的钱款总额为4,770,000元，剩余的5,830,000元张云秋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有法律根据取得，故对于5,830,000元钱款张云秋及张云芳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共同予以返还。至于刘涛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刘涛自2013年至2016年期间陆续从张云秋处取款，且双方对于钱款的交付最初是基于代管的约定，并未约定利息损失，故对于刘涛的利息损失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一、张云秋、张云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涛不当得利款5,830,000元；二、驳回刘涛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910元，由刘涛负担4,994元，由张云秋、张云芳共同负担53,916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张云秋提交了孙某某名下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期间为2014年4月4日至2015年6月21日，载明的取现金额达600余万元。本院认为：刘涛通过转账方式将相应的款项交张云秋、张云芳保管，因保管物为种类物，双方因此形成消费保管合同关系。刘涛主张返还保管物，张云秋、张云芳应予返还。双方的争议点为刘涛所出具的收条是否包含张云秋、张云芳代为支付到国盛公司的800,000元以及2016年5月11日的50,000元转账钱款，原审法院对此已经做出分析，本院不再赘述。本院审理期间，张云秋补充提交证据材料，即交款人孙某某在相应期间的提款记录，显示张云秋在相应期间确实有大额现金的提取行为，在不计入代为支付国盛公司款项的情况下，具备向刘涛交付大额现金的能力。结合相应收条的记载内容，本院难以采信刘涛的上诉主张。关于刘涛主张的利息，因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保管期间有利息，其利息主张缺乏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刘涛向张云秋、张云芳交付款项系出于寄存目的，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张云秋、张云芳获得该笔款项并非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形成法律关系为保管关系，而非不当得利。严格意义的诉讼程序，应当由刘涛依据保管关系履行主张权利。原审法院的判决主文虽为返还不当得利款，其实质是张云秋、张云芳返还相应数量、种类的货币。为避免当事人的讼累，且张云秋、张云芳对原审判决不持异议，本院在对涉案法律关系予以说明的基础上，对原审判决不作变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57元，由上诉人刘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冯则煜审判长  汪毅审判员  郑璐审判员  黄亮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项蓉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