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15行终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风芳，女，1963年4月9日出生，汉族，淄博珺泽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代理人：刘庆，山东淄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驻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昌润路98号。 法定代表人：吕克军，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闫冬青，该支队交管科副科长。 委托代理人：谷立新，该支队法制科科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市人民政府。驻所地：聊城市东昌西路24号。 法定代表人：李长萍，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丽芬，聊城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善鲤，聊城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侯言辉，男，1978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诉人李风芳诉被上诉人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市交警队）、聊城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道路行政处理、行政复议一案，不服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8）鲁1502行初14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李风芳系淄博珺泽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鲁Ｃ×××××号车辆所有人。2015年9月16日淄博珺泽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知强、李德章等人驾驶该轿车外出洽谈业务途径莘县，该车被何红借走使用。何红驾驶该车到莘县朝城镇政府办事，第三人侯言辉以何红欠其工程款为由将该车扣留，并于9月18日晚将该车开走。2016年10月9日原告接电话通知后将该车拖走并开回。 在涉案车辆被扣留后，李德章到朝城派出所要求按盗窃立案，莘县公安局认为不符合盗窃案立案标准，不属公安机关管辖范围，未予立案。2016年5月11日原告向莘县公安局邮寄控告书，要求公安局履行职责，公安局未予处理，原告于2016年9月7日向莘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莘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莘政复决字〔2016〕第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莘县公安局对原告提出的控告作出处理。莘县公安局随后作出《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其诉求不属公安机关管辖范围，依法不予调查处理。原告不服，于2017年3月13日再次提起行政复议，2017年6月6日莘县人民政府作出莘政复决字〔2017〕第07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撤销莘县公安局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责令莘县公安局依法重新作出处理。2017年8月28日莘县公安局朝城派出所对“侯言辉寻衅滋事”一案作出莘公（朝城）受案字【2017】10139号受案登记。 2018年3月12日原告向被告市交警队递交了《消除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申请书》及对第三人侯言辉的投诉。2018年3月29日，被告市交警队作出《关于对李风芳投诉第三人和要求消除鲁Ｃ×××××号车交通违法信息的回复》,认为原告要求消除鲁Ｃ×××××号车在2015年9月16日到2016年10月9日产生的违法行为信息，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九种情形，无法予以消除。原告不服，向被告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市政府作出聊政复决字【2018】第56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市交警队作出的回复。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市交警队作出的回复及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聊政复决字【2018】第56号行政复议决定，责令被告市交警队为原告的涉案车辆消除违章记录，并对第三人作出处罚，案件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个：一、原告要求被告市交警队消除鲁Ｃ×××××号车辆的违法信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被告市交警队是否应对第三人进行处罚；三、被告市交警队是否应主动将违法行为信息通知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 一、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市交警队消除鲁Ｃ×××××号车辆的违法信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问题。原告认为涉案车辆在2015年9月16日至2016年10月9日被第三人扣押，此期间发生的违法行为信息应当由被告市交警队按照车辆被盗抢的规定予以消除。《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或者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的违法行为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核实的，应当予以消除：（一）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的；（二）机动车被盗抢期间发生的；（三）有证据证明救助危难或者紧急避险造成的；（四）现场已被交通警车处理的；（五）因交通信号指示不一致造成的；（六）不符合本规定第十八条规定要求的；（七）记录的机动车号牌信息错误的；（八）因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其他机动车号牌发生违法行为造成合法机动车被记录的；（九）其他应当消除的情形。”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该车在2015年9月16日至2016年10月9日期间被第三人侯言辉非法扣押。2017年8月28日莘县公安局朝城派出所作出的受案登记中，对案由的定性为“侯言辉寻衅滋事”，未将该车定性为被盗抢。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涉案车辆属于被盗抢或其他应当予以消除违法行为信息的情形。原告要求被告按照车辆被盗抢的原因消除鲁Ｃ×××××号车辆的违法行为信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告市交警队是否应对第三人进行处罚的问题。原告于2018年3月12日向被告市交警队递交的投诉中，要求对第三人扣押鲁Ｃ×××××号车期间造成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针对原告的投诉，被告市交警队及被告市政府在回复及复议决定书中没有关于投诉侯言辉处理事项的处理意见，虽然属于在处理问题事项上的缺项，但两被告在庭审中发表了关于处理投诉问题的意见，认为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违法行为信息产生时是侯言辉驾车实施的情况下，不应当直接对侯言辉本人进行处罚。原告提交的证据虽然可以证明其要求消除的车辆违法行为信息是车辆被第三人侯言辉非法扣押期间产生，但是由于上述车辆违法行为信息均为非现场违法即交通监控设备记录的，仅是记录了该车存在23次交通违法，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违法行为是第三人驾车实施的，原告投诉要求被告市交警队对第三人进行处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告提交的2016年5月31日的处罚决定书、罚款收据、车辆违章信息显示的违法行为实施人是第三人侯言辉，但并不能以此推定涉案车辆在聊城××××23次违法行为均为第三人实施。对两被告认为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应对第三人进行处罚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两被告虽然在回复及复议决定中没有进行论述，但对原告要求消除车辆违法信息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足以构成对回复及复议决定的撤销。 三、关于被告市交警队是否应主动将违法行为信息通知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市交警队没有及时将违法信息通知原告，违反法定程序。《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三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并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上述条文中明确规定针对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法律用语中，所谓的“可以”是指授权性规定，表示“许可”的意思，是法律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国家机关以某种权利，实施与否由行为者自己决定，不具有强制性。本案中，在市交警队已经将涉案违法行为信息向社会提供查询的情况下，未主动将该车辆的违法行为信息通知原告，并不违背法律规定，不构成行政程序违法。 被告市政府在2018年4月13日收到原告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复议材料不齐全，于2018年4月18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补证通知书，当日向原告邮寄送达，2018年4月25日收到补正材料，2018年4月26日被告市政府对该案予以受理，并于当日向各方当事人邮寄送达了复议受理通知书。因为案情复杂，被告市政府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并向各方当事人邮寄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被告市政府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聊政复决字(2018)第56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市交警队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回复的具体行政行为，并向各方当事人邮寄送达该行政复议决定。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原告要求被告市交警队消除的鲁Ｃ×××××号车辆违法行为信息，是车辆被第三人扣押期间形成的，原告因消除车辆违法行为信息及车辆未及时年检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均应与第三人进行协商或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予以解决。 综上，对于原告要求消除车辆违法行为信息的主张，两被告做出的答复及行政复议决定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行政程序合法。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市交警队作出的《关于对李风芳投诉第三人和要求消除鲁Ｃ×××××号车交通违法信息的回复》和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聊政复决字【2018】第56号行政复议决定，要求被告市交警队为原告涉案车辆消除违章记录，并对第三人作出处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风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风芳负担。 上诉人李风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原审第三人行为构成盗抢。莘政复决字【2017】第0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显示，在2015年9月16日案发当时，朝城派出所民警明确告知原审第三人车辆是上诉人的，不是与其有经济纠纷的他人所有的车辆，民警要求原审第三人将车辆归还上诉人，但原审第三人在明知车辆是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与其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且在没有车钥匙的情况下，仍然从镇政府院内将车开走，完全符合盗抢的性质。第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的立法原意是对车辆所有人主观无过错、客观上不是车辆所有人实施的道路交通违法信息，应予以消除，不应由车辆所有人承担不利后果。为此该条采取了列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的表达方式。在第一至八款列举具体应予消除的情形，第九款采用了其它应当消除的概括式表述。因此，退一步说，即使对第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抢，定性有争议，那也应该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的立法本意适用该条第九款的概括式规定，予以消除。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八条、第十一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接到上诉人的投诉后应当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全面调查，依法收集证据。但被上诉人并未履行法定职责，导致回复及复议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结论错误。而一审判决对如此严重的违法行为却认为不足以构成对回复及复议决定的撤销显然是错误的。第四，被上诉人市交警队应在第三人侯言辉违法行为发生之初，通知上诉人，但被上诉人市交警队直至今天，也没有主动通知过上诉人。第五，莘县人民法院（2016)鲁1522民初4789号民事生效判决书认定如确有违章事实存在，应按交警部门交通违章的行政程序处理。而一审判决却作出了上诉人消除车辆违法信息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的认定，该认定与（2016)鲁1522民初4789号民事生效判决书认定内容相矛盾，显然错误。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本案事实，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适用了该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 被上诉人市交警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市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侯言辉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认为。 上诉人称侯言辉将案涉车辆开走的行为构成盗抢，即便侯言辉的行为不构成盗抢，也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九款的其他应当消除的情形，对涉案车辆的违法行为信息予以消除。根据莘县公安局朝城派出所出具的受案回执显示“侯言辉寻衅滋事”，并未将案件定性为盗抢。在侯言辉的行为未被公安机关定性为盗抢而上诉人又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车辆依法属于其他应当消除违法行为信息的情形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依法认定案涉车辆违法行为的消除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法定消除情形，无法消除案涉车辆违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对于被上诉人市交警队是否应对原审第三人进行处罚、是否应将违法行为信息主动告知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的问题及被上诉人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的合法性，一审判决已经进行了详细阐述，本院不再予以赘述。 莘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1522民初4789号民事判决认为如却有违章事实存在，应按交警部门处理交通违章的行政程序处理，如因此给李风芳造成了损失，李风芳可另行主张赔偿。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要求消除案涉车辆违法行为信息，是车辆被被侯言辉扣押期间形成的，上诉人因消除车辆违法行为信息及车辆未及时年检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均应与侯言辉进行协商或可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予以解决。两份判决均是指引上诉人对处理案涉车辆违法行为等造成的经济损失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赔偿，并不互相矛盾。 综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风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金昌 审判员  李 扬 审判员  孟庆杰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高明明 书记员任义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