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105民初1035号 原告：周正权，男，197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来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顶强，湖南湘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国三，男，197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辉，湖南存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南佳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陡岭路69号佳阳.悦景馨都。 法定代表人：黎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明，该公司办公室主任。 原告周正权诉被告李国三、湖南佳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阳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正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顶强、被告李国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佳阳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正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立即停止对原告在长沙联东金煜投资有限公司的工程款协助执行，解除对原告工程款的冻结，并判决不得对原告的工程款强制执行；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李国三与被告佳阳公司之间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进入执行程序。由于被告佳阳公司未能按时还款，因此开福区人民法院以涉案工程的发包人长沙联东金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东公司）欠付被告佳阳公司工程款为由，向联东公司发出了（2019）湘0105执232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扣划联东公司应付被告佳阳公司的工程款。对此原告认为，涉案工程款的所有权应当属于原告，而不是被告佳阳公司，因此开福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协助执行措施存在明显错误，严重损害了原告利益。法院要求联东公司协助扣划原告的工程款明显不当，具体理由如下：一、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已有生效裁判确认为原告所有。（一）原告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告借用被告佳阳公司的施工资质，是联东公司“长沙望城一期1区建筑安装总承包建设工程”的劳务作业、“长沙望城项目1号地一期1区”明沟工程、“长沙望城一期二批次”总承包工程、“长沙望城一期二批次”总承包工程防水卷材补差项目、“联东U谷.长沙望城项目1号地一期二区”房心土掺水泥工程共计5个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原告自行投资对上述涉案工程项目进行施工。2018年9月5日，涉案工程项目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工程质量合格。2019年9月24日，原告向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涉案工程的工程款。2019年10月31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2019）湘0112民初653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原告为上述5个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且联东公司实际尚欠原告6000000元工程款未付（工程款具体数额以双方最后对账为准）。该《民事调解书》已于2019年10月31日生效。（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例已明确实际施工人为权利人。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申2147号《民事裁定书》中分析指出，实际施工人是建设工程的实际承担者，也是施工合同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建设工程价款是施工人投放劳务、材料等到建设工程中所获得的对价，该投入对价的工程款应当由实际施工人享有。实际施工人才是工程款的实际权利人和给付受领人。据此可知，本案中周正权作为已被望城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无疑属于执行标的（即工程款）的实际权利人。关于实际施工人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认为：“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全面实际的履行了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并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此时转承包人、违法分包的承包人已经取代第一手的承包人与发包人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据此可知，若生效裁判确认了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就等于确认了其属于实际承担建设工程施工责任的权利主体。法律虽然禁止借用资质承揽建设工程，但借用资质一方在其施工人的建设工程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仍有权获得建设工程价款。原告周正权只是一个承包工程的农民工，其工程款能否及时足额发放，不仅关系到施工队伍中其他农民工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26条要创设“实际施工人”这个概念，并给予其特殊关照，允许实际施工作突破合同的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原因。（三）佳阳公司不再是执行标的权利人。本案中佳阳公司仅是向原告周正权出借资质，所有的工程施工作业都是由周正权一手操办。佳阳公司只是根据工程款总额的1.5%收取管理费。既然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已经确认了周正权的实际施工人身份，就等于否定了佳阳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主体，否定了佳阳公司为涉案工程的权利人，否则就会造成针对同一笔工程款却存在两个权利相互矛盾的法律主体的逻辑错误；二、周正权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周正权对案涉工程款享有实体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本案中，周正权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对其诉讼请求是否予以支持，关键在于判断周正权是否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执行标的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佳阳公司在联东公司的应收工程款。周正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主要基于其以实际施工人的名义向发包人联东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获得工程款并获得了确认其对发包人联东公司享有工程款的生效裁判。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调解书》，已经确认联东公司需要在未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故佳阳公司与周正权两法律主体，在对联东公司的债权实现时显然存在着替代关系。周正权对联东公司享有债权的实现，将在客观上导致佳阳公司对联东公司债权的丧失。基于此，应当认定周正权在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范围内，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2020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3条规定：“严禁违法查封案外人财产，严禁对不得查封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切实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二）周正权并非与佳阳公司恶意串通规避执行逃避债务。原告周正权在望城区法院提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之诉，是以发包人联东公司为被告，而不是以被执行人佳阳公司为被告。周正权提起该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确权，即请求法院确认其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工程款的权利人。周正权作为实际施工人，与出借资质的佳阳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周正权提起该诉讼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不受影响，而并非与佳阳公司恶意串通规避执行逃避债务；三、本案应当正确适用的审查标准与法律依据。（一）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应当适用实质审查标准而非形式审查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曾在2019年6月24日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再49号《民事判决书》中分析指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共通性，但二者分属于不同的诉讼程序，其功能并不相同。相应地，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审查原则和审查标准也不尽相同。执行异议作为执行程序的一部分，其制度功能在于快速、不间断地实现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债权，其价值取向更注重程序效率性，同时兼顾实体公平性。基于这一目标，执行异议程序更侧重于对执行标的上的权利进行形式审查，人民法院执行部门主要根据执行标的的物权登记、实际占有等权利外观来认定执行标的的权属，并作出应否予以执行的判断。而执行异议之诉作为与执行异议衔接的后续诉讼程序，是一个独立于执行异议的完整的实体审理程序，其价值取向是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通过实质审查的方式对执行标的权属进行认定，进而作出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判断，以实现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实体性执行救济”。由此，基于二者的关联性和共通性，在针对执行异议之诉具体审查标准的法律规定或者司法解释出台前，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可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相关规定，对案外人异议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认定标准，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就要支持案外人的异议请求。同时，基于二者审查方式和判断标准不同，在案外人异议不符合或者不能完全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认定标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也不能当然认定案外人的异议请求不能成立，而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基于案件具体情况对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实质审查，并依法作出是否支持案外人异议请求的判断。由此可知，执行异议是执行程序，适用的是“形式审查标准”，而执行异议之诉是诉讼程序，适用的是“实质审查标准”，以判明异议申请人是否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两者的审查标准、审查内容截然不同。如果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仍然适用形式审查标准，则无法查明异议申请人是否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达不到设置“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的救济目的。（二）本案应当正确适用的法律依据。（1）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解释》的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综合本案而言，很明显案外人周正权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实质审查标准，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法院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2）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该规定第26条第一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权属纠纷以及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合同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返还执行标的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依据该条规定，结合本案可以得出以下结论：A、周正权系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本案中原告周正权据以请求阻却执行措施的另案生效文书，即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的生效时间为2019年10月31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进行查封、扣押、冻结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据此可知，另案生效的文书时间要早于开福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措施。B、另案生效法律文书解决的是案外人周正权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权属纠纷。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调解书》，不仅确认了原告周正权是涉案的5个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而且确认了该5个工程的工程款应当直接由联东公司支付给周正权，不得再支付给佳阳公司。这实际上就是确认了周正权为案涉5个工程的权属主体，并否定了佳阳公司为涉案5个工程的权属主体，佳阳公司不得再就该5个工程向联东公司主张工程款。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第一款规定，无疑应当支持周正权的诉讼请求。四、本案还应当适用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4条。该通知第一条规定：“《会议纪要》的出台，对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强民商事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正确把握和理解适用《会议纪要》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容“。第三条规定：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上述纪要第124条规定：“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并未涉及执行标的物，只是执行中为实现金钱债权对特定标的物采取了执行措施。对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了解决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规则，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时可以参考适用。依据该条规定，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可以排除执行。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未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而是基于不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有效合同（如租赁、借用、保管合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物权请求权，亦可以排除执行。由此可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再一次明确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应当适用实质审查标准而非形式审查标准，即应当以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具有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实体性权昨为判断标准。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国三辩称，1、原告与佳阳公司是于2020年1月22日签收的案外人执行异议执行裁定，但于2020年2月18日才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已过了15天起诉期，因此在程序上法院应当裁定予以驳回本次诉讼；2、被告是于2019年5月向法院申请执行，原告与佳阳公司于2019年9月24日向望城区法院提起了确认之诉，是在执行之后提起的，并且在望城区法院解决的是确权问题，解决的是其挂靠和被挂靠之间内部的关系，对外是不能产生抗辩效力的，因此不论是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原告的诉求都不应当支持，并且从望城区法院的调解书可以看出原告与佳阳公司请的是同一律所代理人，是有利益冲突的，因此也是违法的，被告有理由怀疑在望城区法院的诉讼是虚假诉讼。 被告佳阳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2019）湘0105执异117号执行裁定书、声明、协助执行通知书、民事调解书等证据并予以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芷江诚信租赁部与佳阳公司、第三人康继国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9）湘0105民初7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佳阳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芷江诚信租赁部租金132215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支付自应付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其中73994元自2015年9月9日起计算，58221元自2017年8月26日起算）；二、被告佳阳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芷江诚信租赁部器材赔偿费25494元；三、驳回原告芷江诚信租赁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芷江诚信租赁部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湘0105执23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佳阳公司存款200000元、提取被执行人佳阳公司收入200000元或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价值的财产。本院据此于2019年11月14日向联东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并提取佳阳公司在联东公司处应收工程款205036元。后因申请执行人芷江诚信租赁部于2019年7月17日注销，其经营者李国三申请变更李国三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本院于2010年1月13日作出（2019）湘0105执2324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李国三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 另查明，原告周正权与被告联东公司、第三人佳阳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湘0112民初653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原告、被告与第三人一致确认：原告周正权系长沙望城项目1号地一期1区明沟工程、长沙望城一期二批次总承包工程、长沙望城一期二批次总承包工程防水卷材补差项目、联东U谷长沙望城项目1号地一期二区房心土掺水泥工程，共计5个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二、经原、被告双方确认：扣除联东公司已经向周正权支付的工程款后，联东公司实际尚欠周正权6000000元工程款未付（具体数额以双方最后对账为准）；三、付款方式：按合同约定的方式付款；四、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佳阳公司明确，其与联东公司除了上述调解书中涉及的工程项目外，还有其他合作项目，联东公司共拖欠佳阳公司620多万元工程款，此前周正权作为实际施工人是与佳阳公司进行工程款的结算，因佳阳公司在联东公司处的应收工程款此前被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冻结无法支付，故周正权起诉至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周正权认为联东公司拖欠佳阳公司的工程款中的6000000元应归其所有，故向本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本院对原告周正权提出的案外人执行异议进行审查后，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2019）湘0105执异11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周正权的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所施工的工程项目的合同相对方为联东公司与佳阳公司，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与佳阳公司之间形成内部承包关系，其获取工程款的方式为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与佳阳公司进行内部相关结算，扣除管理费、税费等相关费用后由佳阳向原告进行支付，在涉及诉讼之后，联东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相关支付责任，从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可以确定，本院执行冻结的佳阳公司在联东公司处的应收工程款，系归佳阳公司所有，原告虽通过调解的方式确认联东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但调解确认的该债权实质也系佳阳公司拖欠原告的债务，而原告的该笔债权与其他债权相比并不具备优先性，且佳阳公司与联东公司除了上述调解书中涉及的工程项目外，还有其他合作项目，联东公司共拖欠佳阳公司620多万元工程款，佳阳公司在联东公司处的工程款没有特定化，故本院冻结佳阳公司在联东公司处的工程款所依据的（2019）湘0105执2324号执行裁定书合法有据，原告要求立即停止对其在联东金煜投资有限公司的工程款协助执行，解除对其工程款的冻结，并判决不得对其工程款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佳阳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不应诉、不质证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正权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0元，由原告周正权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标 人民陪审员  柯重光 人民陪审员  席玉红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代理书记员  彭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