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404民初48号原告：黄一平，男，201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学生，住葫芦岛市南票区。法定代理人：宋晓菊，女，198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企业职工，住葫芦岛市南票区。被告：才坤澎，男，200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学生，住葫芦岛市南票区。法定代理人：才伟，男，1983年3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葫芦岛市南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德成，葫芦岛市博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杜利君（别名：杜雷），男，197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葫芦岛市南票区。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中心小学，住所地：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法定代表人：赵洪泉，职务：校长。原告黄一平诉被告才坤澎、被告杜利君、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中心小学（以下简称“高桥中心小学”）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一平的法定代理人宋晓菊、被告才坤澎的法定代理人才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德成、被告杜利君、被告高桥中心小学的法定代表人赵洪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17,970.86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为被告高桥镇中心小学在校二年级学生，杜雷为高桥镇中心小学校车司机和所有人。在2018年11月28日放学后，原告上校车期间，被同学也就是被告才坤澎推倒，导致左手桡骨骨折，并因此住院16天，花费医疗费10,231.8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之规定，被告才坤澎为实际侵权人，同时，原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放学管理秩序混乱，杜雷因未履行接送上车的义务，三方行为共同导致了原告受伤的发生。因此三被告应承担对原告的连带赔偿责任。出院后原告多次找到三被告协调赔偿事宜，但均未果。无奈，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才坤澎辩称，首先，以法律事实认定，原告黄一平未满8周岁，系未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辨识力不够。原告受伤的事实，是自己奔跑摔伤还是被路面障碍物或坡坎绊倒，这一事实的发生过程不能仅凭本人陈述，或以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证言认定致害人是答辩人，按照法律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孤立证据，如无其他佐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和定案的依据；其次，以原告法定代理人报案后同派出所办案民警到答辩人家的时间节点认定，不是在2018年11月28日的当天，对此答辩人认为有违常理。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实施高度盖然性判断，原告应在被他人致伤后的当日或次日向派出所报案，或在事发当日到答辩人家找其家长，但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却于事发后相隔7天左右才去报案和到答辩人家。显而易见，原告回到家中向法定代表人讲述受伤个过程，还未确定致害人是答辩人才坤澎。另外，可从另一侧面证明未能确定致害人是答辩人才坤澎。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在第一时间曾询问老师和校车司机均回答不知道。对上述事实的诸多存疑之处，如果原告法定代理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及佐证证明，依法不能认定致害人是才坤澎而将其列为本案被告。再次，原告起诉状诉称坦言：原告上校车期间被同学也就是被告推到，而派出所询问笔录记载的原告陈述和医院病志患者主诉均一致认定为是“绊倒”。“推到”和“绊倒”是不同的侵权行为性质，“推到”具有主观过错故意，“绊倒”则为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杜利君辩称，1、原告摔倒骨折发生在上校车之前，而非上校车期间，因此答辩人不存在对原告的侵权行为；2、答辩人对原告的义务已经充分履行，不存在未履行义务情况，因此答辩人不存在过错；3、答辩人与本案其他被告之间不应为共同侵权关系，自然不应承担连带赔偿关系。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答辩人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请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高桥中心小学辩称，1、原告受伤时间系在放学后，地点系在校门外，学校无责任；2、学校放学管理不混乱，每天错峰放学，班主任老师组织站排送到校门口，由家长接走；3、如果判定学校有责任，那么全国各学校都将会无法运转；4、以前课间发生事故，法院都判定学校无责。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原告黄一平、被告才坤澎均系被告高桥中心小学的学生，被告杜利君系经营接送高桥中心小学学生上下学校车的个体业主。2018年11月28日午后14:10许，被告高桥中心小学放学，原告黄一平及被告才坤澎经学校老师送到校门口后，离开校门跑向停在校外约150米处的校车，在奔跑中，被告才坤澎为阻止跑在自己前面的原告早于自己先上车占好的座位，追上原告后将原告绊倒，原告倒地后自感手臂疼痛，被后面赶来的同学宋诗琪扶起后上了校车。原告乘校车回家后，由家长于当日送到葫芦岛市中心医院治疗。同时，原告的母亲宋晓菊打电话向被告高桥中心小学的老师及被告杜利君询问孩子摔伤的情况，均称不知情，故于次日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对相关人员作了询问笔录后未作立案处理。原告伤情经医院诊断为：左桡骨骨折。进行手法复位术石膏外固定，住院6天，花医疗费为3,324.86元。12月7日复查时发现存在断端嵌插、有移位，又于12月11日又到锦州市太和区大薛医院就诊，给予骨折手法复位、夹板外固定治疗，住院10天，花医疗费为6,777.00元，好转后因原告想去上学要求出院。原告请求的经济损失有：医疗费10,231.8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护理费2,833元、交通费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合计17,970.86元。对于该经济损失的赔偿事宜，双方协商未果，故于2019年10月22日向本院起诉要求赔偿。以上认定的事实，有原被告陈述笔录、证人证言、高桥镇派出所询问笔录、住院病志、住院费收据、病人费用清单、诊断书、工资证明、赔偿明细、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学生乘坐校车安全管理制度、高桥小学辽Ｐ×××××号校车运行方案、校车行驶路线图、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载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对未成年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放学后在跑向校车的途中被被告才坤澎故意绊倒，致原告左桡骨骨折受伤住院治疗，对于原告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被告才坤澎应当以其自有财产承担赔偿责任，其财产不足以完全赔偿的，由其监护人补足不足部分。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高桥中心小学及杜利君承担连带责任赔偿原告伤后经济损失一节，对此，本院认为，所谓校车，就是接送学生上下学的班车。设立校车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方便路途遥远的学生上下学，更重要的是保障学生上下学过程中的人身安全，消除来自内部和外部危害学生人身安全的因素。接送学生的校车即是学校的延伸，有学校接送班车的，应当以班车的门为限，将学生送至校车车门处并组织学生乘车。本案中，校车站点设立在距离学校大门150米开外，学生在离开校门到校车车门之间处于无人管理的空白。而本案原告受伤时间正好处于该空白时段。被告高桥中心小学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其应在未尽义务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杜利君做为校车的经营者，依与学校的约定，其对学生乘车期间的安全负全部责任，原告遭受伤害并非在乘座校车期间，故其对原告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的经济损失，医疗费一项，应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收款凭证，结合病历、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原告主张是10,231.86元,属合理费用；住院伙食补助费一项，应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为每日100元计算，即16天*100元=1,600元；护理费一项，应以护理人员实际减少的收入为准，按护理级别计算人数，原告护理级别为Ⅱ级，应为一人护理，原告住院期间由其母亲护理，存在误工，但其未向本院提供因误工而导致实际减少的收入状况证明，故本院酌定以居民服务业标准来计算，即16天*52,707元/365天=2,310.44元；交通费一项，应参考病历资料及交通费发票予以确定，原告未向本院提供交通费发票，原则上按每住院一天10元计算，即16天*10元=1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一项，因原告所受伤害程度不属于法律规定应予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范围，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六）项、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第十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才坤澎以其自有财产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原告黄一平伤后合理经济损失人民币14,302.3元的70%即10，011.61元，其财产不足以完全赔偿的，由其监护人补足不足部分；二、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中心小学在未尽义务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原告黄一平伤后合理经济损失人民币14,302.3元的30%即4,290.69元；三、驳回原告黄一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确定的给付金钱的义务，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0元，被告才坤澎负担350元、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中心小学负担1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康洪彪人民陪审员  王 石人民陪审员  王艳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许常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