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3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朋，男，1989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涛，重庆捷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高度国际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赛迪路2号19-1-19-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YQ5467M。负责人：王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奎龙，男，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依依，女，公司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重庆龙湖怡置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天山大道西段32号1栋1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39NP59。法定代表人：王光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权力智，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子涵，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建蓉，女，1988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涛，重庆捷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朋与上诉人北京高度国际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高度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重庆龙湖怡置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湖公司”）、张建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邓朋、北京高度公司均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8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朋及原审第三人张建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涛，上诉人北京高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奎龙、陈依依，原审第三人龙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权力智、孙子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北京高度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物业费未予主张错误。根据合同约定，案涉房屋的物业费应当由房屋实际使用人北京高度公司承担，案涉房屋2019年的物业费邓朋已经缴纳，该费用应该由北京高度公司承担。2．一审判决主张的违约金过低。根据合同约定，北京高度公司应当向邓朋支付违约金100000元。3．一审判决对房屋占有使用费未予主张错误。北京高度公司从2018年12月1日起就未支付租金，也未实际向邓朋交还房屋，只是将房屋内的物品搬离，没有办理房屋交接手续。2019年4月1日邓朋向北京高度公司发出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北京高度公司于同年6月9日向邓朋发出通知要求共同对房屋返还进行确认，说明北京高度公司在2019年6月9日之前并没有真正交还房屋。因合同约定承租人应于合同解除之日交房，故北京高度公司应当向邓朋支付合同实际解除之日即2019年4月5日至同年6月9日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北京高度公司辩称，首先，北京高度公司仅应承担2019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期间的物业费；其次，邓朋未按照合同约定开具发票，违约在先，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北京高度公司不应支付违约金和律师费；最后，北京高度公司不应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北京高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至三项，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邓朋承担。其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案涉租赁合同存在保证金19686元，原本是北京高度公司支付给了龙湖公司，后龙湖公司根据合同约定转付给了邓朋，根据合同约定，该保证金应抵扣相关费用或予以退还。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发票在商事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开具发票并非简单的“附随义务”，根据案涉租赁合同约定，邓朋有向北京高度公司开具发票的义务，而邓朋违反该约定超过半年未开具发票，导致北京高度公司的财务存在风险，为避免风险继续扩大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北京高度公司才暂停支付租金，可见，邓朋故意违约在先，导致案涉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即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北京高度公司不应再承担违约金、律师费。邓朋辩称，龙湖公司已将案涉保证金转付给邓朋属实，但是合同约定，如北京高度公司违约，则邓朋可不退还保证金，因北京高度公司未按时支付租金，违约在先，故邓朋不应退还保证金。龙湖公司陈述，上诉人的上诉与龙湖公司无关，龙湖公司已将案涉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移给了邓朋，案涉保证金也转账给了邓朋，故双方的争议与龙湖公司无关，请求维持原判。张建蓉陈述，同意邓朋的上述意见。邓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邓朋与北京高度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2．判令北京高度公司立即支付邓朋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的房屋租金40948元及物业管理费6992元；3．判令北京高度公司向邓朋支付违约金100000元；4．判令北京高度公司从2019年4月1日起，至实际交还邓朋租赁房屋时止，按231.8元/天的标准向邓朋支付房屋占用费；5．判令北京高度公司向邓朋支付律师费13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北京高度国际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原名北京高度国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2019年7月11日名称变更为北京高度国际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2017年12月，北京高度公司作为乙方（承租人），与作为甲方的龙湖公司（出租人）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房屋租赁给乙方。合同附表第三部分约定，租期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第四部分约定，租金：按月计算，以人民币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月租金含税合计937元／月，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月租金含税6562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月租金含税6956元。该合同标准条款第1.1条约定，乙方须交纳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租金给甲方，租金每一个月为一期，须于每月1日之前将租金向甲方转账或以现金方式交纳。第1.7条约定，出租人或出租人之授权人应在实际收到租金及承租人其他付款后出具相关正式发票。第2.15条Ｃ项约定，承租人应于租赁期满日或本合同提前解除之日向出租人交还该房屋。承租人逾期不交还该房屋或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交还房屋，除继续按合同解除或租期届满前1个月该房屋日租金标准按日缴纳租金外，承租人还应按合同解除或租期届满前最后1个月该房屋日租金标准的1倍按日支付房屋占用费直至实际交还或出租人自行进入并占有为止。第2.22条约定，承租人须就任何违反、不遵守或不履行本租赁合同的任何条款、条件、协议或规定，或由承租人在租期内之任何时候在租赁标的进行之任何工程，或现时或在租期内任何由承租人所附加或安装之任何附连于租赁标的或自租赁标的凸出之物品，或承租人之任何行为、疏忽或失责，因而造成出租人或出租人之授权人招致或遭受一切诉讼、投诉、申索、损失、损害、开支及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主张权利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向出租人或出租人之授权人作出足额赔偿。第7.7条约定，在承租期内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租人或出租人之授权人有权提前终止本租赁合同（即提前解除合同）、收回租赁标的、不予退还承租人已交纳的保证金并保留追究承租人给出租人或出租人之授权人造成的一切损失的权利，其中Ｌ项为：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任何款项，且逾期超过15日的；出租人行使提前终止本租赁合同的权利时，应向承租人发出书面通知，书面通知送达（包括视为送达）承租人时，即发生解除合同效力，本租赁合同终止。第10.3条约定，承租人的通讯地址为：重庆市渝中区（租赁标的交付承租人占有后，租赁标的所在地址也可作为承租人的通讯地址之一）。任何一方通讯地址发生变更的，应及时以ＥＭＳ或其他特快专递方式按他方通讯地址送达书面变更通知，在书面变更通知送达之前，视为通讯地址没有变更。任何一方以ＥＭＳ或其他特快专递方式按他方上述通讯地址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的，自通知发出后第三日，无条件视为送达。之后，龙湖公司（出卖人）作为协议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北京高度公司（承租人）、作为丙方的邓朋（买受人），张建蓉签订了《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移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丙方付清上述房屋的全部房款及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维修资金）之日，即为出租人权利义务转移日，从该日起，甲方在原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至丙方，丙方自该日起作为原租赁合同一方当事人，享有出租人权利，承担出租人义务（关于租金的享有，按本协议相关约定执行）。原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移的范围包括该合同主文、附件、补充协议、附属条款等有关租赁房屋的全部约定中的出租人的权利义务。该协议第九条约定，作为强调，各方再次确认，原租赁合同已约定如下内容：在5年租期内，如承租人违约导致出租人解除租赁合同，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支付违约金计100000元。出租人若在租期内违约解除租赁合同或因出租人违约导致承租人解除租赁合同的，同样适用前述违约金标准向承租人支付违约金。该协议第十一条约定，丙方的通讯地址为：重庆市江北区。上述租赁合同及协议签订后，龙湖公司向邓朋支付了2018年4月的租金，北京高度公司于2018年7月22日向邓朋支付了2018年5月至8月的租金，于2018年8月25日向邓朋支付了2018年9月的租金，于2018年11月9日向邓朋支付了2018年10月、11月的租金，之后的租金，北京高度公司以邓朋未开具发票为由未支付。邓朋于2019年4月2日通过ＥＭＳ向北京高度公司在租赁合同中的通讯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要求解除租赁合同。2019年6月9日，北京高度公司通过ＥＭＳ向邓朋及张建蓉在《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移协议》的通讯地址：重庆市江北区，该函件主要要求邓朋及张建蓉在2019年6月12日上午11点，到达重庆市渝北区房屋，共同对房屋返还进行确认。其中，第二条第二点载明：“若贵方未按时到达现场，我司将房屋内全部物品搬移即视为我司已完成全部房屋交还义务；若因贵方未按时到达房屋现场，我司无法进入房屋内部，无法进行房屋腾退（搬离）的，自此之后任何房屋相关费用均由贵方自行承担，与我司无关。”北京高度公司还通过短信方式将该函件全部内容向邓朋（电话132×××××××4）进行了发送。2019年6月12日上午10点52分，北京高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奎龙租赁房屋现场拍照，并向邓朋发短信，内容为：我是北京高度国际装饰工程公司重庆分公司周奎龙，公司安排我们前来办理交还房屋的事宜，已给您去过短信和ＥＭＳ邮件通知，我们带着工人在现场等候，请问邓先生到哪了？邓朋回复：好，我人没在重庆，邮寄我没看到具体内容，如果办理交接，你们在去年十二月份已经搬离了，情况我知道了，有什么事可以和我律师联系。一审审理中，经询问，邓朋陈述在通知北京高度公司解除合同之前，北京高度公司就搬走了，北京高度公司未把钥匙还给邓朋，今年5月份的时候邓朋换了锁，然后把钥匙交给物业，因北京高度公司搬走未通知邓朋，邓朋才起诉的。换了锁之后，房屋一直空置起。北京高度公司陈述，北京高度公司在2019年年初搬离租赁地，在搬离的时候没有交钥匙，在邓朋起诉后才把钥匙交还邓朋。邓朋在审理中另行举示了物业交费通知单，该通知单内容为龙湖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向北京高度公司催收物业费等费用，北京高度公司辩称未交纳物业服务费等费用，邓朋也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其已交纳了物业服务费。一审法院另查明，邓朋因本案与重庆胜锐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并支付了律师费13000元。现因北京高度公司未按时支付租金，邓朋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北京高度公司与龙湖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邓朋及张建蓉与北京高度公司、龙湖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移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移协议》签订之后，邓朋、张建蓉即代替了龙湖公司成为了《租赁合同》的出租人，北京高度公司向邓朋支付了2018年11月之前（含11月）的租金，之后的租金北京高度公司辩称因邓朋未开具发票就未支付给邓朋，但开具发票属于合同附随义务，支付租金是合同的主义务，北京高度公司的抗辩理由不属于拒付租金的正当理由。因北京高度公司未支付租金，邓朋有权依据《租赁合同》第7.7条、第10.3条的约定，主张解除合同，而本案的租赁合同根据双方约定事实上已于2019年4月5日解除，在邓朋起诉时，邓朋、北京高度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已解除，无须判决解除，故对邓朋提出要求判令确认解除与北京高度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租金，根据《租赁合同》约定，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月租金为6562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月租金为6956元。根据查明的事实，北京高度公司应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的租金，计算方式为6562元+6956元/月×3月+6956元/月×1月÷30日=27662元。关于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应由物业服务企业向业主或实际使用人收取，业主在实际支付的情况下，可依据合同向实际使用人或承租人追讨，但在本案中，邓朋仅举示了物业服务公司的催收函，未举示邓朋实际交纳了物业管理费的证据，故对邓朋要求北京高度公司支付物业管理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违约金，因北京高度公司确实存在未支付租金导致合同解除的行为，故北京高度公司应支付邓朋违约金。《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移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为100000元，明显过高。该违约金是解除合同之后北京高度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故一审法院酌情按2019年租金的标准，主张3个月，共计6956元/月×3月=20868元。关于房屋占有使用费，《租赁合同》第2.15条C项约定：“承租人应于租期满日或本合同提前解除之日向出租人交还该房屋。承租人逾期不交还该房屋或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交还房屋，除继续按合同解除或租期届满前1个月该房屋日租金标准按日缴纳租金外，承租人还应按合同解除或租期届满前最后1个月该房屋日租金标准的1倍按日支付房屋占用费直至实际交还或出租人自行进入并占有为止”。在本案中，邓朋陈述北京高度公司在邓朋通知解除合同之前就搬离，但未通知邓朋，邓朋在2019年5月的时候换锁；北京高度公司辩称在2019年年初搬离，在邓朋起诉之后将钥匙交还邓朋。在北京高度公司举示的与邓朋的聊天记录中，邓朋回复“如果办理交接，你们在去年十二月份已经搬离了，情况我知道了，有什么事可以和我律师联系”。结合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邓朋与北京高度公司之间虽然没有办理正式的房屋交还手续，但本案合同于2019年4月5日解除，邓朋于2019年5月换锁，双方事实上已完成了涉案房屋的交还。北京高度公司已于合同解除之前主动搬离了租赁房屋，且邓朋也应当知道北京高度公司搬离房屋的事实，现该房屋邓朋也能够自行进入并且占有，北京高度公司也未对邓朋进入及占有房屋行为设置任何障碍。邓朋应当有防止扩大损失的义务。同时，一审法院已酌情按3个月的租金标准主张了违约金，足以弥补邓朋的损失，对邓朋要求北京高度公司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根据《租赁合同》第2.22条约定，应由败诉方承担，邓朋因本案产生律师费13000元，应由北京高度公司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北京高度国际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邓朋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期间的租金27662元；二、北京高度国际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邓朋违约金20868元；三、北京高度国际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邓朋律师费13000元；四、驳回邓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0元（已减半收取），由邓朋负担1087元，北京高度国际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负担673元。”本院二审期间，北京高度公司、龙湖公司、张建蓉均未提交新证据。邓朋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的物业费发票及明细，拟证明案涉房屋的物业费系邓朋、张建蓉支付；2．律师费发票，拟证明邓朋、张建蓉因本案上诉产生律师费10000元，该费用应由北京高度公司承担。经质证，北京高度公司认为其与邓朋的合同已于2019年4月解除，故其仅应当承担2019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期间的物业费，并表示合同约定由先违约方承担律师费，因邓朋违约在先，故北京高度公司不应承担律师费。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1．案涉《租赁合同》附表第6部分约定，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履约保证金19686元。该合同附录一标准条款第7.7条约定，若承租人逾期15天未支付租金，则承租人不予退还保证金。邓朋在本案一、二审中均自认其收到了上述保证金。2．案涉房屋2019年度的物业费标准为每月1295.1元；北京高度公司自认其应当承担2019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期间的物业费，共计3885.3元（1295.10元/月×3个月），该费用邓朋已经缴纳。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北京高度公司以邓朋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付租金是否构成违约？二、一审判决的各项费用是否正确？一、关于北京高度公司以邓朋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付租金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北京高度公司上诉称，邓朋未按照合同约定开具发票，违约在先，且其违约行为导致案涉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北京高度公司暂停支付租金系防止财务风险扩大而非违约，故北京高度公司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案涉租赁合同约定出租人应当在收到租金后开具发票，在租赁合同中开具发票属于合同附随义务，支付租金是合同的主义务，是否开具发票并不会必然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邓朋未开具发票并不能成为北京高度公司拒付租金的正当理由，北京高度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北京高度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判决的各项费用是否正确的问题首先，关于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北京高度公司上诉称其不应支付违约金，邓朋上诉称北京高度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如上所述，北京高度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次，虽然案涉租赁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为100000元，但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违约金明显过高，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予以调整，酌情以三个月的租金确定违约金金额为20868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故邓朋、北京高度公司的上述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物业费，邓朋上诉称其已缴纳案涉房屋2019年的物业费，该费用应该由北京高度公司承担，对此，本院认为，因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4月解除，故北京高度公司仅应承担案涉房屋2019年1月至3月期间的物业费，且北京高度公司在本院二审中亦自认其应当承担该房屋2019年1月至3月期间的物业费，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邓朋在本院二审中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房屋2019年1月至3月期间的物业费为3885.30元（1295.10元/月×3个月），且其已经缴纳，故北京高度公司应向邓朋支付案涉房屋物业费3885.30元。第三，关于房屋占有使用费，邓朋上诉称北京高度公司应当支付合同实际解除之日即2019年4月5日至同年6月9日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陈述及相关证据能够认定北京高度公司在合同解除之前即已搬离案涉房屋，且邓朋知晓该事实，即北京高度公司在合同解除之前已经没有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故不应再支付占有使用费，同时，虽然案涉租赁合同提前解除对邓朋的预期收益造成了一定损失，但是，一审法院也已经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按照三个月的租金标准主张了违约金，该款项足以弥补邓朋的损失，故一审法院对其请求的房屋占有使用费未再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邓朋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律师费，北京高度公司上诉称其不应承担邓朋的律师费，邓朋上诉称北京高度公司应当承担其二审产生的律师费，对此，本院认为，案涉租赁合同约定因承租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出租人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由承租人承担，如前所述，北京高度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故其应当承担邓朋因此产生的律师费，一审判决对此予以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但是，邓朋上诉要求北京高度公司承担其因本案二审产生的律师费超出了一审诉讼请求范围，本院对此不予审查。最后，关于保证金，北京高度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对案涉保证金19686元未予处理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案涉租赁合同确实约定了履约保证金19686元，且邓朋亦认可其收到了该保证金，但是，根据案涉租赁合同约定，因承租人违约导致合同提前解除的，出租人可不予退还该保证金，而案涉租赁合同系因北京高度公司的违约而解除，故邓朋可不予退还该保证金。由此，虽然一审判决未对案涉保证金的问题予以明确，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综上所述，北京高度国际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邓朋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基于二审出现新证据，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8771号民事判决第一至三项；二、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877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北京高度国际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邓朋支付案涉房屋2019年1月至同年3月的物业费3885.30元；四、驳回邓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760元，由邓朋负担1087元，北京高度国际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负担6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10元，由邓朋负担976.04元，北京高度国际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负担1464.0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娟审 判 员  陈义熙审 判 员  刘 静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念弟书 记 员  白耀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