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民终8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庆岭，男，1947年2月19日生，汉族，住临清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华波，男，1975年2月14日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继林，山东众星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佳，女，1989年1月18日生，汉族，住临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生，男，1966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临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喜，男，197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临清市。上诉人张庆岭、张华波因与被上诉人刘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19）鲁1581民初26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庆岭、张华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继林，被上诉人刘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生、周春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庆岭、张华波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鲁1581民初2684号民事判决，依法认定张庆岭代替张华波偿还涉案借款30万元的性质为借款本金，现尚欠被上诉人借款本金数额为23.12万元。二、诉讼费和实际支出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错误。一、涉案偿还借款的履行情况足以证明2016年7月3日之后张庆岭偿还的30万元款项是借款本金。其一，原判决书第三页查明：“借款后，被告张华波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按月利率2.2%即4400元/每月向原告刘佳支付利息。上述两笔借款的利息按月支付至2016年7月3日，款项转入案外人刘保君银行卡。以上两份借条，均无张庆岭签名，亦未载明利息、利率事项”。其二，原判决书第四页查明：“借用款项后，张庆岭的还款情况为：2016年12月21日、2017年1月9日、2017年10月9日、2018年2月11日、2018年6月12日使用其本人名下银行卡先后向案外人刘保君名下银行卡转账5万元、5万元、10万元、6万元、4万元，共计30万元，其中交易时间为2016年12月21日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交易摘要记载为‘还周临记'、‘交易用途’记载为‘还周临记部分本金'、交易时间为2017年1月9日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交易摘要'、‘交易用途'均记载为‘还款’”。据上，张华波支付的方式是每月支付一次且数额为约定的利息数额，而张庆岭支付的方式是不定期的支付且均为整数，并注明了交易用途为“还周临记部分本金”。由此可见，张庆岭加入涉案债务后，还款30万元为借款本金的合同要约内容已传递给了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以实际履行的行为接受了该合同要约，且在其起诉之前均未提出任何异议。依据《合同法》36、37条，以接受实际履行行为推定合同成立的法律规定，因张庆岭还款30万元已注明交付款用途，而交付款用途“还本金”“还部分本金”就是约要的具体内容，该要约内容被上诉人无异议的已多次予以接受，为此应当认定该合同内容依法成立。据上，原判决的认定与法相悖且与张庆岭加入涉案债务后的实际履行的行为内容不符。二、涉案《借款合同》关于“借款利息、利率及逾期还款违约金”的约定对张庆岭无约束力。对合同内容的确认，应当在合同最后的落款处签名，是普遍认可的习惯作法，而在合同首部列名合同当事人处签名，其性质如何认定，现法律没有规定，交易习惯中也没有惯列。但是，对签名处上面位置的内容认可为签字人所确认的内容，而对签名以下位置的内容不予认可，却是公众普遍认可的习惯作法。若张庆岭对涉案《借款合同》的全部内容或第一项的全部内容无异议，应当在合同落款的尾部“借款人”处签名或在第一项全部内容的下部位置签名。显然，张庆岭只在首部列名合同当事人处签名，是有原因的，说明张庆岭只认可自已附条件加入涉案债务的事实，对其签名下面合同第一页的“借款利息、利率及逾期还款违约金”等内容均是不予认可的。另外，作为职业放贷人的被上诉人，对张庆岭在该格式合同中只在首部列名合同当事人处签名的情况，在事后必然会产生解释上分岐的事实，应当是明知的，而被上诉人对明知的事实却至起诉前从未提出任何异议。由此可见，本案应当视为被上诉人同意张庆岭只承担涉案借款本金债务，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早已确认的事实，也是张庆岭同意加入涉案债务所附的条件，且与张庆岭加入涉案债务后实际履行的行为相吻合。据上，原判决以“该合同关于借款利息、利率及逾期还款违约金的约定均在该页面明确载明”为由，对涉案格式《借款合同》签名的性质的解释无法律依据，其自由心证的推定，不符合日常生活法则。三、原判决程序错误。为证明张庆岭在签订债务加入的手续时的实际情况，在庭后张庆岭已提交了在场人公司会计张某的证明，并申请其出庭作证，虽然属证人证言范畴，但是原判决直接不予采信，明显不当。四、上诉人刘佳确系职业放贷人，原判决未予以认定是错误的。刘佳、周临记等是该职业放贷人团伙成员，原判决仅核查刘佳一人的涉案情况，并以其为据认定放贷人的性质，明显错误。综上所述，从张庆岭签订债务加入的手续及债务加入后双方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足以认定，张庆岭债务加入是以被上诉人放弃涉案借款利息为所附条件的债务加入。为此，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借款合同是被上诉人事先制作的，反复使用的格式合同，上诉人所提起的第一个上诉理由是对张庆岭在该借款合同第一页签字的含义所做的解释，而一审判决对该签字所作的认定是该含义的另一种解释，所以对该签字能作出两种不同解释的认定，应当依据不利于被上诉人的含义作出认定。关于第三个上诉理由，上诉人在一审已提出申请证人作证，该证人能够证明两份借款合同第一页所载明的借款数额与借款还款日期与借款利率的书写不是同一人书写，而且数额为20万的借款明显也不是用同一支笔书写，据此，证人能够证明在张庆岭在借款合同第一页签字时，该合同并没有利率的约定，一审法院未让其出庭作证，直接认定该合同第一页是事实是错误的。关于被上诉人为职业放贷人的问题，一审法院仅查实了刘佳的诉讼情况，据上诉人调查，刘佳与刘佳伟是放贷的合伙人，而涉案款项是通过其姑姑刘保君在农行工作的便利套取银行的贷款进行发放的，而且其公公从事水电暖经营，在各银行也有巨额贷款，上诉事实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是通过在银行套取贷款而向社会不特定人发放借款，从中获利，涉案借款只是其中的一笔，上诉人职业放贷人的身份足以认定，另外借款合同第一页月利率千分之22在张庆岭签字时是否真实存在一审法院对格式合同的第一页疑义，也未向上诉人提起说明，所以其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刘佳答辩称，上诉人说刘佳是职业放贷人，这个情况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刘佳将闲散资金通过亲戚借给了上诉人，经临清法院查实也认定不存在职业放贷，另外，上诉人所说的话严重不实，存在违法诬告的情况，首先刘佳伟是谁我不认识，另外他称刘保君是一个70岁以上的老人，是个在鲁天贸易公司的退休工人，何谈是利用工作之便套取贷款。再此刘佳的公公是个本分的从事水电暖装修的一个商户，不存在对方说的巨额贷款，对方代理人说的与事实不符，请法院核实。上诉人称两份借条均无张庆岭签字，也未载明利息利率事项，这属于张庆岭加入债务前的情况，我方已向法庭提交借条原件。上诉人称还款30万元，交易明细摘要记载为还周临记部分本金，仅系单方备注，实际还款情况及用途应按双方约定或法律规定予以认定。张庆岭加入债务之前还息账户为刘金旺、李洪元账户，明细摘要中注明为转账，自张庆岭加入债务之后自2015年7月10日至2016年6月16号每月按时由张庆岭本人账户向借款人转账还款，明细摘要均记载为还息，可见张庆岭明知借款利息的事实。上诉人称借款合同在首页签名对张庆岭无约束，我方认为该合同关于借款利息利率及逾期还款违约金的约定均在该页明确载明。刘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张庆岭、张华波偿还借款本金52.8万元及自2018年6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截至开庭当日本息合计675840元）；2、诉讼费及实际支出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庆岭、张华波系父子，张华波因经营需要周转资金，于2013年来经案外人周临记介绍分两次向原告借款。2013年9月26日，被告张华波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现金叁拾伍万元整（350000元）”。原告于当日预扣利息1万元后使用其本人及案外人王玉伟的银行卡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张华波发放借款11万元、15万元、8万元，共计34万元。借款后，被告张华波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按月利率2.2%即7700元每月标准向原告刘佳支付利息。2014年2月15日，被告张华波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元）”。原告于2014年2月26日预扣利息8800元后使用其本人及案外人刘保君的银行卡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张华波发放借款7万元、12.12万元，共计19.12万元。借款后，被告张华波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按月利率2.2%即4400元／月每月向原告刘佳支付利息。上述两笔借款的利息按月支付至2016年7月3日，款项转入案外人刘保君银行卡。以上两份借条，均无张庆岭签名，亦未载明利息、利率事项。本次庭审中，原告刘佳提交新的证据，分别为2013年9月26日、2014年2月16日被告张华波与刘佳签订的民间借款合同各一份。其中2013年9月26日借款合同载明贷款人为刘佳，借款人为张华波、张庆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张庆岭系后期债务加入时在合同第一页借款人处签名、摁印的），约定借款金额为35万元，期限自2013年9月26日至2016年9月26日，共计36个月，月利率为22‰，利息按期支付，借款期满还清本息。如逾期付息或还本，每天按贷款月的千分之五计算逾期利息，并约定借款人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向贷款人履行还款义务的，视为严重违约，应向贷款人支付全部贷款本金20%的违约金，并承担贷款人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全部费用。2014年2月16日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0万元、期限自2014年2月15日至2016年2月16日止，共计24个月，其他内容约定与上述2013年9月26日的借款合同约定内容相同。借用款项后，张庆岭的还款情况为：2016年12月21日、2017年1月9日、2017年10月9日、2018年2月11日、2018年6月12日使用其本人名下银行卡先后向案外人刘保君名下银行卡转账5万元、5万元、10万元、6万元、4万元，共计30万元，其中交易时间为2016年12月21日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交易摘要”记载为“还周临记”、“交易用途”记载为“还周临记部分本金”；交易时间为2017年1月9日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交易摘要”、“交易用途”均记载为“还款”。同时查明，在被告张华波借款之日至被告张庆岭于2016年12月21日转账还款期间，被告张庆岭在被告张华波出具的上述两份借条上“借款人”处均签名、摁印、在上述两份民间借款合同首页“借款人”处张华波姓名后签名、摁印。庭审中，原告刘佳自认借款发放时先后预扣利息1万元、8800元后实际共发放借款53.12万元，被告张华波、张庆岭按月利率2.2%按月付息至2016年7月3日，后收到被告张庆岭先后转款共计30万元；被告张华波认可实际收到借款53.12万元并按月利率2.2%付息至2016年7月3日。原审中，原告申请对被告名下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借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关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效力问题。本案中，被告张华波先后向原告刘佳借款并均出具借条，原告刘佳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其提供了借款，则双方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二被虽辩称原告存在职业放贷情形，但无据证实案涉借款存在无效情形，且经本院依法查询，刘佳在2017年以来至今仅存在三件民间借贷案件（包含本案），故本院对被告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借款是否约定利息问题。本案中，被告辩称借款未约定利息，但根据原告当庭提交的民间借款合同、历史交易明细均可证实被告在借用款项之后，系按照月利率22‰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的，故对被告该辩解理由，不予采纳。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借款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告出借款项时预扣利息1.88万元的事实均予认可，故本案实际出借本金数为53.12万元。被告借用款项后的还息金额“7700元”、“4400”元以及“12100元”的标准，均系按照本金数35万元、20万元标准进行的计息。对于利息的计算，原告自认收到按月利率2.2%计算截至2016年7月3日的利息，二被告未予否认，则除预扣利息外，本院认为原告实际收到利息为：35万元×2.2%×32个月＝246400元、20万元×2.2%×（26＋个月）＝115426元，而按照原告实际发放的借款数额计算利息则付息截止日为246400元÷（34万元×2.2%）＝32.94即2016年6月23日、115426元÷（19.12万元×2.2%）＝27.44即2016年6月8日。庭审中原告自认被告张华波按照约定付息至2016年7月3日，晚于上述计算的实际止息时间，本案可以原告自认的该止息时间为准。关于被告张庆岭的债务加入时间及还款性质的认定。审理中双方就张庆岭加入债务的时间存有争议的最终目的为借助该时间的认定来推定张庆岭加入债务后是否应负还息义务。被告张庆岭称在2016年9至10月加入债务，故此后的还款均为整数，可佐证其关于仅承诺偿还本金的事实。原告刘佳陈述的原因系张华波2015年7月份左右突发疾病，要求张庆岭加入债务。据2015年7月之后通过张庆岭银行卡还款数额为“12100元”的事实，可推定张庆岭对约定利息是明知的、且也在履行还息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张庆岭债务加入时间并非认定其是否承担还息义务的必要证据,应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其应否支付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也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从原告庭审时提交的民间借款合同内容来看，被告张庆岭虽仅在该合同首页处签名摁印，但该合同关于借款利息、利率及逾期还款违约金的约定均在该页面明确载明，且其庭审中关于张华波在2016年10月份之前持有其本人银行卡使用的辩解理由，亦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虽在此后的还款中，其在还款备注部分载明“还本金”、“还部分本金”等内容，但此仅系其单方备注，实际还款性质及用途应按照双方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予以认定。故本院认为被告张庆岭主张原告承诺其仅偿还借款本金，无据证实，对该辩解理由不予采纳。其庭后提交的公司会计张某的证明，属证人证言范畴，不予采信。故本案中被告张庆岭于2016年12月之后偿还的30万元，应视为偿还的借款利息。关于尚欠款项数额。庭审中原告自认被告前期按照约定利率每月支付利息12100元，利息付至2016年7月3日。但该日之后的本金数应以53.12万元为基数计算，2016年12月21日，张庆岭还款5万元，此还款数额不足以清偿至该日期间所欠利息（53.12万元*0.022÷30天*170天），故不予充抵本金。2017年1月9日还5万元，至该日应付利息73624元，剩余26376元应视为偿还的本金，即该日欠本金数为504824元。2017年10月9日，被告还款10万元，截至该日，应付息数额为100695元（504824元*0.022÷30天*272天），欠息695元。2018年2月11日还款6万元，至该日应付息46600元【45905元（504824元*0.022÷30天*124天）+前期欠息695元）】，剩余13400元系偿还的借款本金，即该日之后尚欠本金数额为491424元。2018年6月12日还款4万元，至该日应付息43245元（491424*0.022÷30天*120天），所还数额不足以清偿至该日的利息，欠息3245元即欠息9日，实际付息至2018年6月3日。审理中原告要求被告自2018年6月25日开始计息，本院予以准许。故被告应偿还的款项数额为借款本金491424元及相应利息（自2018年6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未付部分的利息应以年利率24%为限。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华波、张庆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付原告刘佳借款本金491424元及利息（自2018年6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80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均由被告张庆岭、张华波共同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同一审审理查明。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一，上诉人主张已偿还的30万元的性质为借款本金，证据是否充分。第二，原审程序是否合法。第三，上诉人主张刘佳系职业放贷人，证据是否充分。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合同显示，上诉人张庆岭以在该借款合同首页签名的方式加入涉案债务，该首页明确载明了借款利息、利率及逾期违约金，应当视为张庆岭对该内容约定明知。张庆岭主张其对利息等约定内容不知情，其与被上诉人协商仅负责偿还借款本金，已经偿还的30万元性质为本金等，缺乏证据支持。一审中张庆岭提交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所记载的“还部分本金”的内容，及其还款数额均为整数等，也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仅负责偿还本金的事实。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在依法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后，依查明的事实对双方所争议的问题已作出了认定，在此情形下对上诉人张庆岭于一审庭审后提交的证人张某的证言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张庆岭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三，职业放贷人是以放贷为主要业务，以赚取高额利息为主要目的，其放贷对象具有不特定性，放贷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的特点。本案中，一审已查明，被上诉人自2017年以来包括本案在内共涉及民间借贷案件三件，因此并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特征。上诉人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诉争借款合同存在无效的情形。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为职业放贷人，诉争借款合同无效的证据不充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此，上诉人张庆岭、张华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80元，由上诉人张庆岭、张华波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凤魁审判员  陈家勇审判员  刘 颖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董慧书记员谢思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