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吉71行终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甘延芝，女，1969年8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延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325号。 法定代表人徐国斌，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荣武，该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不正当竞争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何美凝，吉林华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吉林省延吉市长白山西路8229号。 法定代表人王秋菊，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延杰，该局法规处处长。 委托代理人黄跃波，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甘延芝因与被上诉人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延吉市市监局）、被上诉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延边州市监局）不履行价格查处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延边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20）吉7105行初7号行政裁定，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0月22日，甘延芝向延边州市监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并提交延吉市人民法院（2018）吉2401执249号执行裁定书和诉讼费结算专用票据，请求确认延吉市市监局未依法履行法定查处职责行政行为违法；责令延吉市市监局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并将案件进展情况书面告知甘延芝。延边州市监局受理复议申请后查明，甘延芝因与中国白头山实业有限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向延吉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判决，延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收取案件受理费、申请费4466元。延边州市监局认为，因行政机关无权对司法裁判行为的个案进行查处，故甘延芝无论是否收到《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及后续回复等行为，对甘延芝的申请不构成实质上的影响，决定驳回甘延芝的复议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甘延芝提出本案的诉讼主要是价格主管部门是否具有对法院决定个案诉讼费用负担的查处职责的问题。 首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以后，当事人交纳的诉讼费直接纳入国库和预算管理，诉讼费用实现收支两条线。一方面，法院应当严格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的范围、标准、项目等执行诉讼费用收取制度，但这里的执行诉讼费用收取制度是宏观上而言，并不针对特定的诉讼当事人，属于司法行政行为，价格主管部门可以进行监督管理，但此时价格主管部门对诉讼费用进行管理和监督是国家机关之间的内部监督，不形成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行政争议；另一方面，法院就个案诉讼费用的负担问题，则属于司法裁判行为，不属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价格行政管理的范畴，价格主管部门不具有对司法裁判行为进行监督的职责。其次，价格主管部门查处法院决定个案执行费用负担的行为，不符合司法最终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有权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这是司法最终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体现。司法最终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对诉诸司法途径解决的社会纠纷具有最终解决权，且所有进入司法程序解决的社会纠纷，一经裁判生效就应该具有最终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或撤销。法院决定个案中诉讼费用的负担，是针对特定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经过司法途径后所作裁判结果的一部分，行政机关不应该受理审查已经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事项，否则就涉嫌以行政权侵犯司法最终解决权。 再次，当事人对诉讼费用负担有异议，法律规定了明确的救济途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不得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当事人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申请复核。《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对诉讼费用的决定有异议的，申请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复核，而不能通过向价格主管部门投诉的途径解决。故甘延芝应当按照法定的途径寻求救济。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甘延芝要求延吉市市监局对法院收取诉讼费用行为履行查处职责，明显不属于延吉市市监局的职责范围，甘延芝不具有法定的权利依据，其起诉不符合提起履行职责之诉的条件，裁定驳回甘延芝的起诉。 甘延芝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具有对案涉举报事项的请求权，且其请求目的在于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执行申请人依法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申请费不由申请人预交，案件执行后交纳，且该执行费应由被执行人负担。根据《吉林省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延吉市法院收取作为执行申请人执行费的行为应定性为乱收费，据此，涉案举报事项属于应依法查处的价格收费违法违规行为。上诉人有权对该项涉案履职事项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2.被上诉人对案涉举报事项的查处职责是法定的，人民法院有权予以监督。根据《物价法》第三十三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五十四条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三条规定，查处“乱收费”价格违法行为是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具体到本案，如前文所述，延吉市人民法院涉嫌“乱收费”价格违法行为，据此，该举报事项系延吉市市监局的法定查处职责范围。此外，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延吉市市监局对涉案事项具有地域管辖权。3.本案不适用司法最终原则。司法最终原则是指任何适用宪法和法律引起的法律纠纷原则上只能由人民法院作出排他性的终局裁决，但是司法最终原则也与法律制度中的其他原则一样，都有例外作为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该原则适用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总之，上诉人的原告诉讼主体适格，与案涉举报事项利害关系明确，原审裁定却认定诉讼请求不属于受案范围，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只要行政行为可能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就应成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案涉诉争行为具有可诉性，上诉人与该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诉争行为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审裁定驳回起诉，显然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需重点指出的是，上诉人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类似案例即（2017）苏01行终734号行政判决，从检索结果可见，针对法院乱收费向物价主管部门提起履职的行为具有可诉性或复议性。（三）原审程序违法。原审裁定并无各方当事人对案涉证据的质证意见，却对案涉事实进行实体性审查并认定“明显不属于物价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非法剥夺了上诉人的辩论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裁定。2.支持上诉人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 延吉市市监局辩称，市监局的监管对象是市场经营行为，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执行费是司法行为，不属于市监局的监管范围。一审裁定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延边州市监局辩称，延边州市监局作为价格主管机关，对司法机关在收费上的监督仅可以就宏观方面进行监督，且属于国家机关之间的内部监督。而人民法院个案收费属于司法行为，已超出延边州市监局价格查处监管的范围，且《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中，已明确了物价部门查处的主体为经营者，故甘延芝要求延吉市市监局及延边州市监局对延吉市法院收取甘延芝执行费的行为进行查处属错误理解法律。另依据《吉林省收费罚款没收财务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物价主管部门仅能就经营性、事业性、行政性收费进行管理，不包括司法性的收费行为。本案中，延吉市法院收取甘延芝的执行费属司法行为，完全区别于经营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一条的规定，物价管理部门的管理对象为经营者，甘延芝要求延边州市监局对延吉市法院收取甘延芝执行费的司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理违反法律规定及司法最终原则，甘延芝起诉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甘延芝起诉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甘延芝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查明主要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甘延芝提出的涉案举报事项是否属于延吉市市监局法定职责的问题。虽然上诉人甘延芝向延吉市市监局举报的事项是要求查处延吉市法院“乱收费”问题，但实质上是要求对延吉市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决定执行申请费的负担是否正确进行判断的问题，而对于执行案件的定性并不属于市场监督部门的职责范围，本案也不属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延吉市市监局对上诉人举报事项不具有查处的行政职责。对诉讼费用的决定、计算不服的，应当通过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请求复核的途径获得司法救济。因此，上诉人主张延吉市市监局对延吉市法院未履行价格查处职责构成行政不作为依据不充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甘延芝提出的原审审判程序违法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甘延芝认为原审未开庭质证属于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甘延芝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晓静 审判员  包 娜 审判员  侯德顺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马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