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7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曾用名孙某7），男，1950年6月5日出生，汉族，天津市一汽华丽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上海市嘉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丽，北京百伦（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婧，北京百伦（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2，女，1965年1月4日出生，汉族，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中（被上诉人孙某2之夫），男，天津锦湖轮胎有限公司职员，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键（被上诉人孙某2之子），男，空中客车（天津）总装有限公司职员，住天津市红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3，男，195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天津市三桥轻工包装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北区。法定代理人：孙某6（被上诉人孙某3之子），男，自由职业，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可，天津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4，男，1953年7月2日出生，汉族，天津铁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洁（被上诉人孙某4之女），女，天津北海化工厂员工，住天津市河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5，女，1958年3月6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医疗器械七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北区。原审被告：王某，男，196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普利斯通轮胎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北辰区。上诉人孙某1因与被上诉人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原审被告王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6民初1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丽、杨婧、被上诉人孙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中、张键、被上诉人孙某3的法定代理人孙某6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可、被上诉人孙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洁、被上诉人孙某5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某1上诉请求：1.撤销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6民初1749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红房子第21315号）的房屋价值补偿费526967元由上诉人孙某1至少继承2／3份额，即351311元,并在分配过程中予以照顾适当多分；3.依法改判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西沽北朱家胡同8号（原:6号）（房权证津权字第××号）的房屋价值补偿费883670元由上诉人至少继承2／3份额，即589113元，并在分配过程中予以照顾适当多分；4.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中认定案涉房屋拆迁前由被上诉人孙某3居住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孙某3患有××多年,生活不能自理,需常年居住在××医院接受治疗，被上诉人孙某3并未实际居住在涉案房屋，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错误。因上诉人孙某1无其他房屋可以居住，在被拆迁房屋长期、持续居住，其本人户籍也登记在案涉房屋。且有多名邻居、同事等能够予以证明居住事实，故上诉人孙某1应为案涉房屋的实际居住人。二、一审法院认定口头遗嘱无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孙某1在被继承人孙兆凤晚年期间长期赡养照顾被继承人孙兆凤。在其他子女拒绝照顾的情况下,独自承担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被继承人孙兆凤感动其付出，多次承诺将案涉房屋都留给上诉人孙某1，并在多名证人在场见证的情况下，明确立下遗嘱，各位证人亦在一审庭审中证实了此事。被继承人孙兆凤将案涉房屋留给上诉人孙某1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应为被继承人孙兆凤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口头遗嘱应当认定为有效遗嘱。一审法院无视多名无利害关系证人的出庭证言，草率认定口头医嘱无效，剥夺了被继承人临终遗愿实现的权利，明显不公。三、一审法院认定公证遗嘱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公证遗嘱形成于2001年8月14日，2001年被继承人孙兆凤立遗嘱前,其妻子刚刚去世不久，情绪并不稳定。其在各子女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案涉房屋给予了孙某2。但事后孙某2未尽赡养义务，且与被继承人孙兆凤关系不睦，该事实明显与被继承人孙兆凤所立公证遗嘱的内容相矛盾，不能证明被继承人孙兆凤办理公证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并不排除孙某2有事前迷惑、胁迫被继承人孙兆凤办理公证遗嘱的可能性。一审法院不理会客观事实，机械认定公证遗嘱有效，并因此否定之后口头遗嘱的效力，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影响了案件裁判结果，损害了上诉人孙某1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被上诉人孙某2辩称，1.在孙兆凤去世后，孙某1基本住在其上海女儿家中。2.对一审判决的分配比例有异议。孙某2尽到了赡养老人全部义务，所以经公证部分遗产应由孙某2继承相应份额，其余部分由法院判决分配。3.对一审判决认定拆迁前涉案房屋由孙某3居住的事实不认可。因为孙某3曾经得到孙兆凤给付的位于河北区谦益里的一处房产。除孙某2外，其他当事人都获得过相应的财产。这也是被继承人孙兆凤为什么为孙某2订立公证遗嘱的重要证明。孙兆凤把涉案房屋的小屋给孙某2，孙某2在此屋里一直存着物品。涉案房屋已年久失修不具备居住条件，但孙某2经常过去查看。孙某3谎称孙兆凤去世后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但房屋拆迁时孙某3根本不到场，更没有在房屋拆迁协议上签字，这根本就是自相矛盾。4.上诉人孙某1和被继承人孙兆凤生前共同居住期间没有经济来源。如果没有孙兆凤的房租、退休金和所有弟弟、妹妹的帮助，根本无法生存。考虑到孙某1和被继承人孙兆凤共同生活期间对其尽到了义务，除公证遗嘱部分外，孙某2要求平均分割。不同意孙某1要求多分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孙某3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孙某1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孙某1在原审庭审中陈述涉案房屋一直由孙某3居住，其他人早已搬离该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孙某4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孙某1的上诉主张。对一审判决也有异议，孙某4只认可一审判决对于遗产继承的部分，额外的部分一审法院没有判决（房屋补偿金、购房补助等）。1988年春天，被继承人孙兆凤夫妻承诺涉案房屋给孙某4居住和继承（原8号房屋：23.48平方米的大间房屋），在此情况下，孙某4投资盖的房子。被继承人孙兆凤夫妻在世时候已经立有协议。因为孙某3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孙兆凤夫妻生前已经把河北区谦益里的一处房产分配给了孙某3，所以孙兆凤夫妻认为孙某3没有权利再分配其他的房产，这是孙兆凤提出来了，所有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孙某4花了5000余元对房屋进行了翻盖，孙某4一家一直在此居住到拆迁，也是孙某4和拆迁办签订的拆迁协议。当时拆迁部门拍照也能证明大小屋的东西全都是孙某4所有的，且这些年煤水电费用也都是由孙某4缴纳的。被上诉人孙某5辩称，同意上诉人孙某1的上诉请求。孙某1在天津没有住房。原审被告王某未提交书面意见。孙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继承人孙兆凤名下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西沽北朱家胡同8号（原：6号）房屋（红房字第××号）的拆迁款1219243元由原告孙某2继承2／3份额，被继承人孙兆凤名下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西沽北朱家胡同8号（原：6号）房屋（房权证津权字第××号）的拆迁款2040886元由原告孙某2继承1／6份额；2.诉讼费用由原、被告分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孙兆凤与马月英系原配夫妻。马月英于2001年3月28日去世，孙兆凤于2009年11月23日去世。二人共生育子女六人，分别为长子孙某1、次子孙某4、三子孙某3、长女孙某5、四子孙长亭、次女孙某2。其中，四子孙长亭于1964年过继给孙兆凤姐姐孙兆珍，后更名为王某。1994年10月经一审法院调解出具（1994）红民初字第1378号民事调解书，王某与王天皋、孙兆珍夫妇解除养父母、子关系。原、被告均认可马月英去世后，孙兆凤未再婚，马月英的父母均先于马月英去世，孙兆凤的父母均先于孙兆凤去世。庭审中，被告王某表示其虽名义上过继给孙兆珍，但实际上一直跟孙兆凤夫妇生活，1979年孙兆凤还将被告王某带到了汽车制造厂工作，自己对老人也尽到了赡养义务，经常探望老人，还曾将孙兆凤接到家中照顾了一个月，兄弟间也有扶助，认为与二被继承人及原、被告已恢复父母子女及兄弟姐妹关系。其他被告均不认可王某所述，认为王某已过继他人，并更名改姓，对于其是否与养父母解除关系也不知情，其与大家虽有走动，但是否与父母协商过恢复关系不清楚，也未与大家协商过恢复关系，不认可其与孙兆凤夫妇恢复了亲生父母关系；孙兆凤只在其家中住过几天，不认可其对老人进行赡养，认为其不应继承遗产。次查，二被继承人孙兆凤、马月英遗有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红房字第××号）及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西沽北朱家胡同8号（原：6号）（房权证津权字第××号）平房两间，建筑面积分别为14.03平方米和23.48平方米。上述房产均登记于孙兆凤名下。2017年上述房屋均列入天津市红桥区西沽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原告代理人及被告孙某4于协商搬迁期内办理了交房手续。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红房字第××号）房屋经核算，应给予被协商搬迁人：房屋价值补偿费526967元、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2806元、搬迁补偿费（含设施迁移）2000元、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费112240元、特殊困难补助费0元、自行购房补助费378810元、自行购房奖励费112240元、搬迁奖励费84180元，以上各项费用总计1219243元。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西沽北朱家胡同8号（原：6号）（房权证津权字第××号）房屋经核算，应给予被协商搬迁人：房屋价值补偿费883670元、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4696元、搬迁补偿费（含设施迁移）2000元、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费187840元、特殊困难补助费0元、自行购房补助费633960元、自行购房奖励费187840元、搬迁奖励费140880元，以上各项费用总计2040886元。现上述房屋均已拆除，拆迁前由被告孙某3一人居住使用，因其患有××，拆迁期间其正于医院住院治疗。庭审中，被告孙某3代理人表示交房行为未经其同意，经与拆迁办确认，因交房导致自己没有参与和拆迁办协商及选房的过程，不认可交房拆迁行为，认为应为孙某3保留选房资格，保证孙某3出院后有房居住，不认可选择全货币补偿的形式，不同意分割拆迁款。被告孙某1亦表示交房行为未经其同意，认可补偿项目及数额。被告孙某4表示，其他人虽未到场，但交房前自己已征得兄弟姐妹同意，不然不会办理。再查，1999年12月25日，被继承人孙兆凤与原告孙某2、被告孙某1、被告孙某4、被告孙某5签署《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经孙兆凤、马月英同意，天津市红桥区西沽大街北朱家胡同8号房产分配如下：①大间由孙某4个人管理使用继承。②小间由孙某5、孙某2共同管理使用继承。关于老人扶养问题由孙某4、孙某5、孙某2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①如在老人生病期间所有花费由孙某4负担百分之六十，孙某5、孙某2各负担百分之二十。②老人百年以后所需费用由孙某4、孙某5、孙某2各负担三分之一。③限老人用人期间由孙某4、孙某5、孙某2轮班护理。”庭审中，被告孙某4称协议签订后经兄弟姐妹协商，出资比例有所变化，实际发生医疗费用由孙某5、孙某2、孙某4各负担30%，丧葬费用孙某4负担60%，孙某5及孙某2各负担20%。被告孙某1认为协议书为家庭内部协议，没有马月英及孙某3签字，其内容也未实际履行，故协议书无效。2001年8月14日被继承人孙兆凤在天津市红桥区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将其名下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红房字第××号）房产中属于其个人占有部分给予次女孙某2继承。天津市红桥区公证处出具（2001）津红证民字第470号公证书予以确认。庭审中，经被告孙某1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2001）津红证民字第470号公证书的相关公证材料。对一审法院调取的材料，原告孙某2与被告王某表示没有异议；其他被告均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被继承人生前没有说这些话的能力和水平，认为没有录音、录像不能证明是孙兆凤本人意愿。另，被告孙某1称被继承人孙兆凤2006年7月至去世前一直由其赡养，原告从未赡养老人，孙兆凤于2009年11月曾有口头遗嘱，因被告孙某1照顾孙兆凤多年，故表示北朱家胡同8号两间房屋都由孙某1继承。为证明其主张，提交邻居的书面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杜某、郭某出庭作证。原告及其余被告对孙兆凤自2006年与孙某1共同居住生活的情况均予认可，但原告孙某2、被告孙某4及被告王某均表示自己也对老人尽到赡养义务。对孙兆凤留有口头遗嘱一事，原告孙某2、被告孙某4、被告孙某3及被告王某均表示不予认可。现原、被告对于遗产继承事宜不能协商一致，故而成讼。案经调解，当事人各持己见。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存在五个争议焦点：一、王某是否为适格继承人；二、孙兆凤所做遗嘱公证是否有效；三、1999年签署的《协议书》是否有效，是否应当履行；四、孙某1所述口头遗嘱是否有效；五、遗产应当如何分配。一、被告王某于1964年被案外人王天皋与孙兆珍夫妇收养为子，并共同生活至1983年，此后王某独立生活。该事实在被告王某提交的（1994）红民初字第1378号民事调解书中已经确认，被告王某庭审中所述其被收养后仍随亲生父母生活、未断绝关系的情况与调解书中认定的事实不符，法庭对其陈述不予采信。被告王某与被继承人孙兆凤及马月英的权利义务关系应自收养关系成立时起消除。1994年被告王某已成年，其虽与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但其未能证明该解除收养关系的情况为二被继承人所知晓，亦不能证明二被继承人认可与其恢复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且其亦未能举证证明对二被继承人尽到较多的扶养义务，故一审法院认为其不能成为孙兆凤与马月英适格的继承人，不应分得二人遗产。二、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2001）津红证民字第470号公证书案卷材料可知，被继承人孙兆凤在天津市红桥区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各被告主张公证未经录音、录像，不能证明是孙兆凤本人意愿，但录音、录像并非当时公证程序必要手段，公正卷宗中谈话笔录可反映孙兆凤对房屋的处理意见，同时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孙兆凤在办理公证时存在意识不清或受人胁迫等情形，且该公证遗嘱之后亦未有与之内容相抵触的其他公证遗嘱出现，故一审法院认定该遗嘱真实有效。关于被告孙某3主张其一直依靠二被继承人生活，该遗嘱未为其保留遗产份额一节，诉争房屋为二被继承人共有，马月英去世后，诉争房屋中属于马月英的遗产并未分割，孙兆凤在公证处所立遗嘱也并非对属于自己的全部财产进行处分，故不存在未为孙某3保留财产份额的情形，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三、《协议书》由被继承人孙兆凤、被告孙某1、被告孙某4、被告孙某5、被告孙某2本人签署，应系个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系父母与子女之间就房产继承及赡养问题达成的协议，体现了老人对于房产及赡养问题一并处理的意愿。协议中虽未有马月英签字，但考虑马月英在签署协议时在场，且未表示反对意见，故由孙兆凤代表二人意见签字确认亦符合常理。协议中关于房产的处理意见系二被继承人对自己财产权利的自主支配，并非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处分，无需全体家庭成员同意，故被告孙某1主张《协议书》中未有马月英及孙某3签字应属无效不能成立。但《协议书》签订后，对老人的赡养护理并未依约履行，当事人间对于赡养费用承担的比例也重新进行约定并执行；孙兆凤于2001年办理遗嘱公证，对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红房字第××号）房屋中属于其所有的部分重新做出处分，故该《协议书》中关于房产的处分已不具有继续履行的条件和可能。四、孙某1主张孙兆凤留有口头遗嘱，但其申请出庭的证人不能明确说出口头遗嘱订立的时间，同时其也不能证明孙兆凤在订立口头遗嘱时存在的危急情况，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同时即使该口头遗嘱生效，亦不能否定已生效的公证遗嘱的效力。五、关于遗产的范围。原、被告均认可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红房字第××号）及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西沽北朱家胡同8号（原：6号）（房权证津权字第××号）平房两间系二被继承人孙兆凤与马月英的遗产，因上述房屋被列入天津市西沽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当事人办理了交房手续后房屋已实际拆除，故上述两间房屋的价值补偿费应作为遗产在继承人之间进行分配。关于原告主张的其他补偿款项因未经当事人与拆迁部门达成协商搬迁协议对其予以确定，且不属于遗产房屋转化的直接价值，故一审法院对其归属不予分析，当事人可自行与拆迁部门协商办理。遗产的分配比例。关于天津市红桥区（红房字第××号）的房屋价值补偿费526967元的分配。因该房屋系二被继承人共有财产，故在马月英去世后，马月英享有的该房屋的1／2份额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因马月英生前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故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由孙兆凤、孙某1、孙某4、孙某3、孙某5及孙某2各继承1／12份额。因被继承人孙兆凤生前通过公证遗嘱的形式对该房屋中由其占有的部分给予原告孙某2继承，故孙某2应取得该房屋2／3份额。综上，原告孙某2应继承351311元，被告孙某1、被告孙某3、被告孙某4及被告孙某5各继承43914元。关于天津市红桥区西沽北朱家胡同8号（原：6号）（房权证津权字第××号）的房屋价值补偿费883670元的分配。因二被继承人生前未对该房屋留有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故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考虑被告孙某3及其配偶长期患有××，无劳动能力，生活存在特殊困难，故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考虑被告孙某1与孙兆凤共同生活，对其尽到主要扶养、扶助义务，应多分的遗产。故一审法院酌定被告孙某1、被告孙某3应各继承220000元，原告孙某2、被告孙某4、被告孙某5各继承147890元。对原、被告主张的其他应予多分或少分情形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红房字第××号）的房屋价值补偿费526967元，由原告孙某2应继承351311元，由被告孙某1、被告孙某3、被告孙某4及被告孙某5各继承43914元；二、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西沽北朱家胡同8号（原：6号）（房权证津权字第××号）的房屋价值补偿费883670元，由原告孙某2、被告孙某4、被告孙某5各继承147890元，由被告孙某1、被告孙某3应各继承220000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496元，由原告孙某2负担10000元，由被告孙某1、被告孙某3各负担2000元，由被告孙某4、被告孙某5各负担174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孙某1提交被上诉人孙某3在安定医院住院记录11页，证明自2015年5月29日至2020年5月2日孙某3一直都在安定医院连续住院治疗，并没有出院的情况。被上诉人孙某2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该证据和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孙某3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孙某3就诊信息，不能证明孙某3移出本案涉案房屋居住。本案各继承人一审中已经做出涉案房屋由孙某3居住的陈述，如撤销该自认，应当在一审辩论结束前提出。被上诉人孙某4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该证据和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孙某5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该证据。原审被告王某未出庭发表质证意见。关于涉案房屋拆迁前实际居住情况，各方当事人存在争议，该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遗产如何分配问题。被继承人孙兆凤名下有两处房产，分别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和8号。上述房产均为被继承人孙兆凤与马月英的夫妻共同财产。被继承人马月英去世后，孙兆凤于2001年在天津市红桥区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将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房屋中其所享有权利部分指定由孙某2继承，该公证是孙兆凤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上诉人孙某1虽对该公证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孙某1主张被继承人孙兆凤生前留有口头遗嘱，但上诉人孙某1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口头遗嘱系在被继承人孙兆凤危急情况下订立的，因此该口头遗嘱不符合生效要件，同时即使该口头遗嘱生效，亦不能否定已生效的公证遗嘱的效力。因此上诉人孙某1主张按照被继承人孙兆凤的口头遗产改判由其独自继承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和8号房屋的拆迁权益，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在本案涉案遗产分割上，一审法院已考虑上诉人孙某1对被继承人孙兆凤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除公证遗嘱涉及的部分遗产外，在其余遗产分割时已判令上诉人孙某1适当多分。同时因被上诉人孙某3患有精神疾病多年，且夫妻二人均有精神残疾，家庭确有困难，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酌情判令被上诉人孙某3适当多分遗产，亦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孙某1要求改判其分得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的房屋价值补偿费526967元的2／3份额，即351311元,及分得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西沽北朱家胡同8号房屋价值补偿费883670元的2／3份额，即589113元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孙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04元，由上诉人孙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红审判员  姜海宽审判员  纪曼丽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史文芳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