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7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荆河中路支行，住所地滕州市荆河中路108号。负责人：刘莉，行长。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宁市金宇路6号。法定代表人：杜强，董事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献伟，山东明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灯喜，男，195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龙、赵洪，山东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侯志胜，男，196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上诉人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荆河中路支行（以下简称滕州荆河中路支行）、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银行）因与被上诉人郭灯喜及原审被告侯志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滕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481民初4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州荆河中路支行、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2019）鲁0481民初4883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滕州荆河中路支行不承担偿还借款本金375万元及支付逾期利息的民事责任，改判上诉人济宁银行不承担偿还借款本金375万元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补充责任，驳回被上诉人郭灯喜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郭灯喜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滕州荆河中路支行与郭灯喜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既不存在借款合意，借据出具后也没有借款交付行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滕州荆河中路支行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形成借款的合意，双方之间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侯志胜个人出具的借条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的意思表示。在公安机关侯志胜对其伪造公司印章罪的侦查过程中，确认是其个人向被上诉人借款，该份笔录已经作为侯志胜伪造公司印章罪的定案证据，应当作为本案侯志胜个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贷关系的证据采信。由此可见，被上诉人的出借行为是与侯志胜个人之间的借贷合意。侯志胜书写借条加盖伪造印章时间是2016年7月14日，按被上诉人的陈述和提交的汇款给赵琳琳、孙玉文的凭证显示，借款时间是2014年至2015年期间，借款合意的时间不可能倒置。2、2016年7月14日借条出具后，被上诉人也没有依据该借条履行出借借款的实际交付义务。涉案借条表述的是“今借”而不是“今借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借款的意思表示，后者是借款已经交付完毕的意思表示。2016年7月14日借条出具后至本案受理期间，被上诉人没有交付借款的任何凭证，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汇款凭证，是汇到案外人赵琳琳、孙玉文账户。侯志胜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也没有确认汇到赵琳琳、孙玉文账户的款就是2016年7月14日借条出具后的借款。3、借条中没有对被上诉人2016年7月14日以前借款事实的确认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凭该借条主张汇入案外人赵琳琳、孙玉文账户的款就是借款，证据不足，不能证明赵琳琳、孙玉文是代侯志胜收款。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没有证明该汇票的真实性和基础交易法律关系的证据，仅有侯志胜在复印件的签字，不能证明实际发生了借贷关系。如果仅有承兑汇票的复印件，既不能证明该汇票是真实的汇票，也不能反映上诉人是被背书人、被上诉人是汇票的持有人和背书人。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双方缺少基础的法律关系，无法证明是被上诉人背书转让给上诉人或者侯志胜的，仅有侯志胜个人在复印的承兑汇票上签字的借条，不能证明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所谓的三次借款均不能反映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产生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及其妻子田士兰在2014年5月20日这一天同时分别向赵琳琳汇款，而其中一笔借款被上诉人并没有主张是出借给侯志胜或上诉人的，证明被上诉人、田士兰、赵琳琳三方之间还存在着其他法律关系。2014年8月6日的借款，被上诉人只提交了向孙玉文汇款的银行流水，没有提交孙玉文是代侯志胜或滕州荆河中路支行收款的证据。被上诉人汇入赵琳琳、孙玉文的200万元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出借给侯志胜或上诉人的借款。二、借条加盖的公章是侯志胜个人违法犯罪私刻的，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侯志胜在借据中签署个人名字的借款行为和加盖私刻印章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退一步说，即便该借条构成表见代理也不能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履行出借行为。1、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如从事的并非企业的经营活动，则不构成职务行为，企业无需承担民事责任。《商业银行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了商业银行是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向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借款则并非上诉人的业务范围，这一法定职责和营业范围是社会公知的。2、诉状所称的三次借款均未汇入上诉人账户，侯志胜在借据中的签字行为，明显是个人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法定代表人从事职务行为应在权限范围内进行，职务行为的前提是上诉人滕州荆河中路支行有向个人借款的职责和经营范围，两上诉人均没有对外借款的经营范围，没有对外借款的职责，就谈不上授权侯志胜对外借款。3、从汇款的形式要件分析，行为的意思要素不是为了滕州荆河中路支行，行为的效果要素没有归属滕州荆河中路支行，行为内容不是滕州荆河中路支行主营业务所需要的，不属于职务行为。2014年5月、8月的两次汇款，不论从权限，还是到行为表象，侯志胜的签字都不是职务行为。4、从本案借款形成过程来看，不存在原始借条，款项未汇入滕州荆河中路支行，故滕州荆河中路支行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侯志胜在私刻印章的刑事案件接受讯问时承认，该款是出借给侯志胜个人的，后在被上诉人的要求下又补盖私刻的公章。三、被上诉人不是善意相对人，在借款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侯志胜的借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2、被上诉人不是善意相对人，存在重大过失情形。被上诉人通过国家公布的法律规定和工商登记信息，能够获知上诉人没有向自然人或企业借款的经营范围，被上诉人不可能仅对加盖的私刻公章就信任滕州荆河中路支行有向自然人借款的经营业务，显然是存在重大过失。3、被上诉人既未与滕州荆河中路支行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也未要求滕州荆河中路支行出具正式银行存贷款凭证，借条中借款人是以侯志胜个人名义签字，明显与银行存贷款的操作规程不符，被上诉人将涉案款项交付案外人，怠于履行注意义务。4、375万元中的200万元巨款，交付方式是汇到案外人赵琳琳和孙玉文在中国银行开立的账户，没有进入滕州荆河中路支行公户，同时侯志胜也告知是个人借款。郭灯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侯志胜未陈述意见。郭灯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7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75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2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月息二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滕州荆河中路支行是济宁银行于2012年12月成立的分支机构，2013年10月侯志胜被聘任为济宁银行滕州市支行副行长兼滕州荆河中路支行行长。2014年期间，郭灯喜因做工程有银行承兑汇票，到滕州荆河中路支行贴现，认识时任该支行行长侯志胜，侯志胜以银行行长的名义向原告三次借款共计400万元，之后归还部分本金和利息，到2016年7月14日侯志胜在行长办公室与郭灯喜算账后，给郭灯喜出具借据一份，并从办公桌内拿出公章在借据上加盖了滕州荆河中路支行公章，该借据内容为：“借条，今借郭灯喜叁佰柒拾伍万，于2016年7月21日前全部还清，并以房产证第××号作抵押，借款人：滕州荆河中路支行（公章），侯志胜，2016年7月14日”。抵押房产未作抵押登记。超期后被告未有偿还借款。2016年8月16日郭灯喜曾诉来一审法院，要求滕州荆河中路支行、侯志胜归还借款375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诉讼中，滕州荆河中路支行申请对借据上的公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山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11月17日出具山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鉴字第14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6年7月14日借条上“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荆河中路支行”的印文与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形成。对该鉴定意见，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后郭灯喜因故撤回了起诉。2019年7月31日郭灯喜再次诉来一审法院，要求滕州荆河中路支行、济宁银行、侯志胜共同偿还借款本息。另查明，侯志胜于2016年6月在任滕州荆河中路支行行长期间以私刻方式伪造了“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荆河中路支行”同名印章一枚，并用该私刻公章加盖在郭灯喜的借据上，以及案外人伍可美的借据上。2018年11月2日经公安机关传唤后主动投案自首，2018年5月21日被滕州市人民法院以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为：一、该借款是否实际履行，首先，该借款是发生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郭灯喜按照侯志胜指定的账户将借款汇入，其次，侯志胜偿还了部分借款本息，再次，侯志胜给郭灯喜出具的借据是算账后的欠据，加之侯志胜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认可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该借款已实际履行。二、侯志胜出具借条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代表滕州荆河中路支行的行为，本案中，郭灯喜是到滕州荆河中路支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时，认识时任该支行行长的侯志胜的，期间，侯志胜以行长身份向郭灯喜借款，最后算账时，侯志胜为了使郭灯喜相信是职务行为，又在最后的结算欠据上加盖了滕州荆河中路支行的公章。依照法律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代理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除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侯志胜在担任滕州荆河中路支行行长期间，于2016年7月14日给郭灯喜出具借条，加盖该支行公章，虽然经一审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该公章系伪造，但根据侯志胜出具借条时的身份、出具借条的场所以及借条的内容判断，应当认定郭灯喜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侯志胜存在超越权限的情形。第一，侯志胜在出具借据时系滕州荆河中路支行行长，侯志胜作为该支行实际负责人有权代表滕州荆河中路支行进行民事行为，第二，侯志胜出具借条的场所是在其办公室，在工作时间，也符合履行职务的特征，借条上有侯志胜的签名，并在签名处加盖了滕州荆河中路支行的公章，即便该公章为侯志胜私刻，侯志胜也因伪造公章被处以刑罚，但该公章系侯志胜在其办公室出具借条时，从办公桌内拿出一并加盖的，不可能去要求郭灯喜辨识该公章的真伪，因此郭灯喜有理由相信侯志胜是代表滕州荆河中路支行进行业务资金周转，侯志胜的行为代表了滕州荆河中路支行，郭灯喜的信赖符合常人理性判断，相关信赖利益依法应予保护，滕州荆河中路支行、济宁银行应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侯志胜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其不承担清偿责任。借据上虽然约定以房产证第52××02作抵押，但未办理抵押登记，依照法律规定抵押权未设立。综上所述，郭灯喜诉请偿还借款本金375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支持。关于利息的诉请，因该借据上未约定利息，依照法律规定，视为不支付利息，当事人诉请的，可从逾期之日起支付逾期利息，参照有关规定，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付，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荆河中路支行偿还原告郭灯喜借款本金375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375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7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二、若被告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荆河中路支行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上述第一项的民事责任，超过部分的民事责任由被告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三、驳回原告郭灯喜的其它诉讼请求。上列一、二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400元，由被告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荆河中路支行、被告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滕州荆河中路支行与被上诉人郭灯喜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的问题。本案借款发生在侯志胜任滕州荆河中路支行行长期间，且侯志胜向郭灯喜出具了结算欠据，并加盖了滕州荆河中路支行的公章，虽然该公章系伪造，但根据侯志胜出具借条时的身份、出具借条时的场所及借条内容综合判断，能够认定郭灯喜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侯志胜存在超越权限的情形，郭灯喜在出借款项过程中亦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故侯志胜的行为代表了滕州荆河中路支行，一审认定滕州荆河中路支行与郭灯喜存在借款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款项支付的问题。上诉人主张2014年5月及8月的两次借款，均汇入赵琳琳、孙玉文账户，该款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郭灯喜主张系按照侯志胜的要求汇入该账户。对此本院认为，侯志胜出具了结算欠据，且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一致，郭灯喜对于结算欠据的数额亦能够作出合理解释，故符合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上诉人主张该款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的性质，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以承兑汇款的方式支付的款项100万元，上诉人认为该票据是否真实存在，是否行使票据权利无法证实，不足以证明已交付该借款。对此本院认为，郭灯喜提交了承兑汇票的复印件，并对该汇票的来源、结算欠据数额的形成作出了合理说明，能够证明该汇票已交付给侯志胜，双方的行为本质上是借用有价证券在市场融通资金的民间借贷行为，因票据具有无因性，故无需要对该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要求核实承兑汇票的基础法律关系亦无必要。综上所述，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荆河中路支行、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800元，由上诉人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滕州荆河中路支行、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硕审判员  孙梦审判员  金颖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