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50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成浩,男,196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霞，山东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兴岳，男，197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付丽，女，197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延栋，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成浩因与上诉人郭兴岳、付丽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125民初3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成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郭兴岳、付丽协助签订拆迁协议。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郭兴岳、付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王成浩与郭兴岳、付丽之间的房产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郭兴岳、付丽应当继续履行转让协议。郭兴岳、付丽现在居住的济阳三发小区5号楼3单元201的商品房（以下简称三发房屋），系2006年购买于王成浩，直到2008年仍拖欠王成浩4.5万元的购房款。郭兴岳、付丽主动提出将济阳区健康街48号1排5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作价4.5万抵顶拖欠的购房款。鉴于两人系多年朋友关系，王成浩同意了超高作价的这种转让。双方达成该转让协议后，郭兴岳、付丽将房产与房产证交付给王成浩，从此涉案房屋一直归王成浩占有处置。2018年11月济阳区人民政府发布拆迁冻结公告，该房产在冻结之列。因房产登记在郭兴岳、付丽名下，拆迁部门要求有郭兴岳、付丽的转让声明与授权，王成浩才可以与拆迁办签订拆迁协议并享有拆迁利益。王成浩多次找郭兴岳、付丽商议，郭兴岳一直表示配合。直到2019年4月可以正式签订拆迁协议时，郭兴岳不顾房产转让十余年的事实以及两人之间的多年情谊，否认房产转让并拒绝协助签订拆迁协议。王成浩为维护自身权益，才提起本次诉讼。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定了双方之间存在房产转让事实以及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作为出卖人的郭兴岳收到房款后，应该负有向买受人交付房产以及协助办理过户登记的义务。鉴于本案中的房产已被拆迁无法办理过户，郭兴岳、付丽应该协助签订拆迁协议，声明该房产的拆迁权益全部由王成浩享有，王成浩依靠郭兴岳、付丽的协助就可以办理后续回迁安置或者领取拆迁款项。一审法院对该项义务没有支持，显然不符合事实情况，于法无据。二、涉案房产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买受人何时请求出卖人协助过户没有时间限制，现在要求协助依然能够得到支持。在房产转让协议有效的情况下，何时办理过户并没有强制性规定。王成浩目前实现房屋权益的形式无非由过户登记转化成对应的拆迁权益，并根据拆迁权益获得下一步的货币补偿或者是回迁安置。一审判决将王成浩的诉讼请求不合理的割裂、后移，本应适用合同法的情况下，错误适用了物权法的规定驳回王成浩的协助请求，就是因为房子登记在郭兴岳名下，才要求郭兴岳、付丽到拆迁部门履行协助义务的。王成浩起诉要求郭兴岳、付丽协助签订拆迁协议，就是为了协助办理房产过户，从而解决产权登记变更的核心问题。三、王成浩可以要求郭兴岳、付丽继续履行来实现合同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可以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了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在此前提下，对应的拆迁利益由王成浩享有必须通过郭兴岳、付丽协助实现，此项协助是郭兴岳、付丽的法定义务。一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来否定郭兴岳、付丽的协助义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四、诉讼费用应该由郭兴岳、付丽承担。因郭兴岳、付丽的原因才引起的本次诉讼，诉讼费用应该由郭兴岳、付丽承担。五、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判项不明确，不完整，诉争问题无法解决。王成浩将该一审判决提交给济阳区旧城改造拆迁办审查，拆迁办答复面对这样权属不明确的判决，他们也不知道该由谁享有拆迁权益。一审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适用错误的法律规定，回避主要诉求，让本案的权益依然处于纷争之中，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浪费了司法资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郭兴岳、付丽辩称，王成浩对涉案房屋无任何合法有效的民事权利可以主张，其上诉理由不成立。郭兴岳、付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王成浩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王成浩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郭兴岳、付丽与王成浩就涉案房屋达成了有效的房产转让协议，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一、没有任何证据直接证明郭兴岳在与王成浩商议涉案房屋处理过程中明确做出了转让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一)关于涉案房屋的房产证。王成浩为何持有涉案房屋房产证，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但是也没有任何相关法律规定王成浩持有涉案房屋房产证本身可获得任何与涉案房屋有关的权利。王成浩持有房产证本身对于认定房屋权属无任何关联，房产登记机构的登记信息才是认定房屋权属最直接、权威的依据。如郭兴岳真需使用涉案房屋房产证，自行去登记机构挂失即可，也完全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向王成浩索要。正因为此，可以认定郭兴岳不积极向王成浩索要房产证完全合理。(二)关于涉案房屋的摸底调查。因涉案房屋出租价值不高，郭兴岳基于双方之前多年的朋友感情，一直将涉案房屋交由王成浩免费自由使用，故郭兴岳确实不知悉房屋使用状况。对涉案房屋现有使用状况进行摸底调查并不涉及房屋权属利益，鉴于王成浩告知郭兴岳涉案房屋由案外人张来才使用，张来才最了解涉案房屋使用状况，故由张来才处理此事也完全合理。(三)关于涉案录音内容。1.一审判决认为双方提交的录音整理稿均不完整、不原始，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不予采信。但是一审判决是基于录音中哪些内容认定郭兴岳做出了将涉案房屋转让给王成浩的意思表示却无任何有效说明，此认定缺少事实依据。2.录音可证明因王成浩没有履行其承诺给郭兴岳的收益，郭兴岳便没有同意转让涉案房屋。从录音中可辨识的内容可认定：(1)郭兴岳明确说明双方一开始就没有相互抵账这回事，对于涉案房屋争议的产生，系因双方有纠纷才过不成户，不是新问题，双方根本就没有就转让涉案房屋达成最终的合意，至多只是在进行前期的协商。(2)郭兴岳所说的争议即承揽的张辛河清淤一标段项目中，在王成浩因交通肇事入狱时，帮助王成浩处理项目工作并垫资等，后王成浩承诺给予收益却没有履诺。事实上，郭兴岳仅是与王成浩协商过，如王成浩给予郭兴岳的收益合适，郭兴岳同意与妻子协商以适当优惠的价格将涉案房屋过户给王成浩。王成浩在录音中承认项目没有给郭兴岳收益，并以项目没有赚钱为由搪塞，由此导致双方没有达成过户涉案房屋的意向符合日常经验，郭兴岳的陈述没有不合常理的情形。二、没有任何证据直接证明付丽知悉所谓房产转让协议或认可转让涉案房屋。(一)付丽不知悉所谓房产转让协议。关于涉案房屋以及与之关联的王成浩允诺的项目收益后续如何处理，一直是郭兴岳与王成浩进行协商。从前期协商到后期双方因为争议最终未能形成合意，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付丽知悉郭兴岳与王成浩之间商议的内容。(二)付丽不关注房产证文件本身完全合理。三、王成浩所谓的就涉案房屋达成的协议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予以证实，且其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不要求履行协议，这才是本案最不符合社会生活常理的情形。(一)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处分不动产属于对重大资产的处理，普遍会谨慎处理，一般不可能仅以口头形式作出。1.如所谓的协议真实存在，即便初期当事人没有签署书面协议，王成浩将三发房屋过户时也应要求形成书面协议以保证己方后期权利得以实现。2.再退一步，王成浩既然要求郭兴岳提供了涉案房屋房产证，此时也完全可以要求郭兴岳签署书面协议。王成浩主张的是涉案房屋的权属利益，远高于房屋使用价值，其对房屋过户长期不予主张等行为更不合常理，一审判决却不予评价，明显有失偏颇。(二)王成浩多年从事施工项目承揽工作，社会经验充足，其具有充分的合同风险意识，更不可能对涉案房屋的处理以口头形式与郭兴岳达成合意。1.王成浩从未就郭兴岳的工作成果作有效的书面允诺，有明显的规避责任和风险的意识。从本案录音中可以辨识，王成浩虽然口头允诺给予郭兴岳分红收益，但因无任何书面约定，外加王成浩推诿项目亏损，其实际有效地规避了郭兴岳主张权利的可能。当然该情形也导致了郭兴岳和王成浩没有就涉案房屋的处置达成一致。2.王成浩在郭兴岳入住多年、分期付清房款后才办理了三发房屋的过户手续，风险意识很高。三发房屋最初是王成浩取得的抵账房。2006年，王成浩将该房屋交付于郭兴岳使用，但王成浩显然十分清楚，在双方没有任何书面协议性文件的情况下，即便郭兴岳入住房屋，王成浩实际掌握房产证办理的权限，其无需担心该房屋的权属风险，只需安心收取郭兴岳支付的房款即可。因此，在郭兴岳入住两年多后，待郭兴岳支付了足额房款，王成浩才在2008年4月办理了过户手续。此处可以看到，尽管二人熟识，但王成浩在处理大额资产时显然也是极其谨慎的，一直保持风险意识。(三)王成浩作假故意明显，其主张可信度极低。就王成浩提供的所谓房屋管理服务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郭兴岳提供了济南市济阳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文件是郭兴岳通过12345市民热线反映情况后相应机关的书面回复，属于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不是郭兴岳要求其向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无需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5条的要求，该证据有效，一审判决认定有误。(四)三发房屋在2008年取得房产证，已经十余年，郭兴岳不再留存当时交付房款的凭证完全正常。如王成浩主张涉案房屋抵顶三发房屋价款，应由王成浩承担举证责任。四、当事人就涉案房屋存有争议是事实，但既有证据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能证明郭兴岳与王成浩达成了所谓房产转让协议。(一)纵览本案证据，郭兴岳初期确实有过附条件转让涉案房屋的意思，但由于王成浩出尔反尔，以种种理由推诿不支付项目收益，鉴于此，郭兴岳不再协商交易涉案房屋完全正常。但是，从郭兴岳维护与王成浩关系的角度看，将涉案房屋免费交由王成浩使用，以期王成浩能基于此，适当履行应允的项目收益也完全符合情理。(二)郭兴岳在本案中让渡的权利无非是涉案房屋的使用价值，交出房产证根本不会对权利产生任何影响，而王成浩主张的房屋权属价值巨大，在王成浩没有相关书面证据且存在证据造假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认定王成浩主张的事实。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郭兴岳、付丽的上诉请求。王成浩辩称，一、郭兴岳在转让房产时一并将房产证交于了王成浩。郭兴岳在否认房产转让的情况下，对房产证为何由王成浩持有给不出合理的解释。二、《摸底调查表》涉及巨额补偿，郭兴岳不到场确认摸底登记，只能证明房产已经转让，拆迁补偿款项与郭兴岳无关。如果郭兴岳的房子没有转让，面对如此重大利益，郭兴岳肯定亲自到场与拆迁人员逐一丈量、清点、核对。三、郭兴岳以项目没有得到应有的分红导致房子没有出卖的理由是不存在的。四、在房子没有转让的情况下，郭兴岳十多年间对房子不管不问显然不符合常理。即使像郭兴岳说的2008年时济阳老城区的房子租金较低，就算再低，当时租金每月也有二三百元，而且租金还是逐年上涨，十年间的租金也会超过五六万元的。如果真存在郭兴岳所谓的在合作中吃亏受损的情况，那要求王成浩支付租金或者收回房屋才符合情理。综上所述，郭兴岳、付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成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成浩与郭兴岳、付丽之间的房产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王成浩享有全部拆迁权益）。2.郭兴岳、付丽协助签订拆迁协议；3.诉讼费用由郭兴岳、付丽承担。在庭审过程中，王成浩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王成浩与郭兴岳、付丽之间的房产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兴岳与付丽系夫妻关系，两人于1995年12月12日登记结婚。1999年10月10日，郭兴岳以济阳县自来水公司职工的身份参加房改，从而取得涉案房屋，并登记在自己名下。王成浩与郭兴岳原系朋友关系。2005年，郭兴岳购买并使用了王成浩所有、由济南三发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三发房屋。为办理上述楼房的所有权证，经王成浩协调，付丽出面与济南三发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款由郭兴岳、付丽直接支付给王成浩。后郭兴岳因故将涉案房屋及房产证交由王成浩占有、使用，但未收取房租。2008年4月22日，济南三发置业有限公司为付丽开具购房发票，票载金额为223636元。当天，付丽将该楼房登记在自己一人名下，并取得了所有权证书。2010年10月始，王成浩将涉案房屋及房屋所有权证交由张来才占有、使用。2018年底，济阳县人民政府开展老城区三期棚户区改造，涉案房屋在拆迁范围内。后济阳县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通知郭兴岳欲对涉案房屋及附属物状况摸底调查，张来才予以配合，并代为签字。直至拆迁前，王成浩与郭兴岳未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与张来才亦未办理相关过户登记。2019年4月22日，张来才、王成浩与郭兴岳就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事宜协商未果。后张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涉案房屋已经被拆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分别认定如下：1.王成浩提交涉案房屋所有权证（济阳房权证城改字第000342号），拟证明涉案房产真实存在，郭兴岳在转让房产时一并将房产证向其交付，从而证实双方之间系房产转让关系。郭兴岳、付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王成浩持有房产证本身不能证明任何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不能证明其同意转让涉案房屋。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郭兴岳、付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虽不能单独证明王成浩与郭兴岳之间存在房产转让关系，但结合王成浩所提交的其他证据，各证据之间围绕待证事实已形成证据体系，该证据亦同时具有关联性、合法性，故予以采信。2.王成浩提交院落四邻与房屋毗连情况表，拟证明涉案房屋系国有土地上的单位宿舍，变更过户需要原产权单位同意出让的盖章，郭兴岳将房产出卖的事实告知自来水公司，并请求单位同意房产转让，以及郭兴岳将涉案房屋转让的事实。申报人是准备从其手里再次购买房子的李西银，郭兴岳同意将房子直接过户到下一个买房人名下。表上“李西银”处有涂改，是李西银家将房子登记在哪一家庭成员名下出现过变更。郭兴岳、付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的申报人处存在明显涂改，不能还原该表格填写时的真实情况，即便该表格所记载房屋毗连情况的内容真实，也只能证明涉案房屋的周边情况，不能证明郭兴岳处分了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该表格系郭兴岳单位职工1999年办理房产证时废弃的表格，是王成浩挖空心思找来的废弃的表格，又找人签字，谎称郭兴岳同意过户，这也是郭兴岳认为单位申报人“李西银”字样被涂改的原因。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情况表的申报人处确实存在涂改情况，是否能够还原该情况表填写时的真实情况、被涂改的原因以及该情况表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王成浩负有举证义务，但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证据，且该证据亦确实无法证明存在郭兴岳对涉案房屋权利进行过处分的事实，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3.王成浩提交济阳县房屋管理服务中心、济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该证明系国有土地上的单位宿舍变更过户、房管局所需要的材料，所涉两单位对郭兴岳名下房产来源核实之后出具了证明，以及郭兴岳已经将房产出卖给王成浩，并且为房产过户提供了材料。郭兴岳、付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涉案房屋的档案内并没有与该证明相关的房屋增减变动记录，且经与济南市济阳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咨询核实，相关单位未出具该证明。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明落款处所盖的“济阳县房屋管理服务中心”、“济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公章均不规范（未加盖在日期上），均无两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欠缺真实性、合法性，不足以证实王成浩的事实主张，且郭兴岳、付丽均提出合理异议，故不予采信。4.郭兴岳提交涉案房屋档案卷内目录和情况说明（附证明影印件），拟证明涉案房屋档案内并无房屋增减变动记录及相关单位并未出具证明材料。王成浩对该目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目录仅仅证明1999年房改之前的情况，与其提交的济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济阳县房屋管理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不矛盾；对情况说明有异议，认为仅仅调查了李红霞、周明珍、赵德利、刘庆湖，上述人员称未出具过其提交的联合证明，至于这些人是否为当时的承办人无证据证明，两单位还可能存在其他工作人员。若联合证明不是真实出具，济阳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完全可以出具上述证明上的二枚公章不是原单位真实公章的否定意见，而该情况说明存在挂一漏万的问题，不能证明联合证明不是真实有效的证据。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涉案房屋档案卷内目录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王成浩虽有异议，但并未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故予以采信；济南市济阳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附证明影印件），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说明材料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故不予采信。5.王成浩提交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状况摸底调查表，拟证明拆迁部门入户调查以及涉案房屋已经被拆迁的事实。拆迁办就在自来水公司楼下办公，如果涉案房屋没有出卖转让，郭兴岳在拆迁之初就会与拆迁部门联系，郭兴岳却没有主张权利，在摸底调查表上签字的是实际使用人张来才。郭兴岳、付丽认可该调查表，并称在摸底调查表上签名的魏法民是其单位职工，调查前已向其通知，因魏法民是其单位职工，也比较放心，也因是普通摸底，就按公司安排办理了。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调查表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故予以采信。6.王成浩提交房屋权属状况信息及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郭兴岳购买了其三发房屋，其协调开发商，通过更改合同的方式将房产证办理到郭兴岳之妻付丽名下。郭兴岳、付丽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无关于涉案房屋的任何相关信息，无法证明郭兴岳将涉案房屋作价抵顶三发房屋的房款。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足以证实郭兴岳、付丽购买三发房屋，并登记在付丽名下的事实，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故予以采信。7.王成浩提交证人郭立文、李春青、郭腾禄的书面证言，拟证明：涉案房屋系郭兴岳向其转让，后其将受让的房屋借给郭立文居住；郭立文购买东户后，联合三家房主整修过房顶；其将涉案房屋再次转让后，郭腾禄给张来才完成的装修、添盖的偏房。郭兴岳、付丽对该三份书面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明内容中涉及的相关款项、财产问题，也应当提交相关书面证据，而不能以单纯的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属于证人书面证言，作为证人应当依法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双方以及法庭的质询，以便查清案件事实，该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郭兴岳、付丽均提出合理异议，故不予采信。8.王成浩提交录音光盘及录音整理稿，拟证明郭兴岳认可涉案房屋过户。郭兴岳、付丽对该录音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王成浩整理的录音内容存在明显缺失和曲解其夫妻话语内容的情况。其从未说平房抵了楼房，只是说平房和楼房有牵扯。就是因为双方在涉案房屋是否具备过户条件上有争议，才最终导致本案的争议。因王成浩没有支付承诺的收益分红，郭兴岳便不再同意在涉案房屋的房价上给予优惠，自然也没有同意将涉案房屋转让给王成浩。同时涉案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录音中付丽也明确表示郭兴岳无权在不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与王成浩协商处理涉案房屋。为此，郭兴岳提交自行整理的该录音书面稿予以佐证。王成浩对此认为郭兴岳整理的录音书面稿属于过度解读，未还原录音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录音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故予以采信；双方各自提交的录音整理稿，均不完整、不原始，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且对方均提出合理异议，故不予采信。9.郭兴岳提交三发房屋发票复印件，拟证明其三发房屋价款已结清，与本案无关，王成浩并未提交涉案房屋用于抵顶的相关材料。王成浩对该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系三发房屋办理产权证所需，在上一案件中郭兴岳、付丽明确承认三发房屋房款是向其支付，没有支付给三发置业公司。至于三发房屋房款如何结清在上一案件笔录中有明确记载。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发票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故予以采信。10.郭兴岳提交山东省资产价格评估结论书，拟证明涉案房屋在2009年3月市场评估价格为10.328116万元，王成浩所称涉案房屋价格4至5万元，差价很大。王成浩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该评估结论书与本案无关联，郭兴岳向其转让涉案房屋是在2008年，当时市场价格为3至4万元，其于2010年再次出售时房价仅7.5万元，该价格评估有失公正，无法证明涉案房屋已经转让的事实。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评估结论书系郭兴岳自行委托社会评估机构而来，不具有关联性，王成浩亦提出合理异议，故不予采信。11.付丽提交结婚证，拟证明其与郭兴岳系夫妻关系。王成浩对该证据无异议，郭兴岳对该证据亦无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故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物权确认纠纷，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在极大争议：1.王成浩与郭兴岳之间是否存在转让涉案房屋的事实，如果存在转让涉案房屋的事实，郭兴岳与王成浩之间的房产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2.郭兴岳、付丽能否协助签订拆迁协议。关于争议焦点1。首先，王成浩提交的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状况摸底调查表、房屋权属状况信息、商品房买卖合同打印件、录音资料及陈述等证据，不但与待证事实相关联，而且证据之间亦有联系，已形成完整、严密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其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及所有权证的合法合理性，以及其转让涉案房屋、转交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合理性，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均以采信。其次，郭兴岳提交的涉案房屋档案卷内目录、三发房屋发票复印件，证据单一，不足以反驳王成浩的其已将涉案房屋抵账的事实主张，不足以证实其辩称的从未作出过将涉案房屋转让给王成浩的意思表示。郭兴岳辩称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出借给王成浩用于抵押贷款，无证据证实。其三，涉案房屋登记在郭兴岳名下，该房屋产权登记发生在郭兴岳与付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二人在明知该房产为其共同财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十年左右对该房产的居住、使用、管理等情况不管不问，即便郭兴岳与王成浩的个人关系再好再近，也实属不符合社会生活常理，亦不符合人之常情。而郭兴岳于庭审中在否认存在转让涉案房屋事实的情况下陈述多次向王成浩要房产证，但都被王成浩切换话题，该陈述亦存在不合常理常情之处。房产证作为房屋产权登记的载体，对房屋所有权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若确实不存在房屋转让的事实，则郭兴岳作为所有权人向持有房产证的王成浩索要房产证理所当然，于法有据，且索要方式亦有多种途径，但郭兴岳却在十年左右的时间段内竟毫无进展，实属不正常。而郭兴岳庭审中回答法庭提出的“何时付丽知道房产证在王成浩处”的问题时，述称“今年我想再次购买房产时，办理贷款手续时付丽才知道的”，付丽对此无异议，这更不符合社会生活常理。其四，郭兴岳当庭述称“因王成浩答应欠的楼房款可以慢慢还，我没有要房租”，与王成浩所述的郭兴岳购买其三发小区的楼房相印证。综上，经对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综合审查判断，可以认定郭兴岳将涉案房屋以抵作三发房屋购房款的方式转让给王成浩，两人之间存在着转让涉案房屋的事实。对付丽而言，郭兴岳与付丽将其二人自王成浩处购买的三发房屋登记在付丽的名下，郭兴岳将涉案房屋以抵作三发房屋购房款的方式转让给王成浩，作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的付丽对处分共有房屋的这一家庭重大事项在事发后近十年的时间内不知情，对该房产的居住、使用、管理等情况不管不问，对涉案房屋所有权证的去向全然不知，这明显有悖于社会生活常理，亦难以自圆其说，故从社会生活常理角度可以判定付丽对郭兴岳将涉案房屋以抵作三发房屋购房款的方式转给王成浩的事实不但知情，而且作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在当时并未提出明确反对。即便在王成浩提交的录音中付丽有“我也是共有权人、你没权处理我的那一份”的陈述，但该陈述已经是在郭兴岳将涉案房屋抵作三发房屋购房款事实发生后近十年的2019年，即涉案房屋面临拆迁的这一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付丽作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对郭兴岳将涉案房屋以抵作三发房屋购房款的方式转让给王成浩的事实知情且并未提出反对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郭兴岳与王成浩之间自愿达成以涉案房屋抵作三发房屋购房款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已经生效，且郭兴岳与王成浩之间达成的涉案房屋转让协议对作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的付丽亦发生合同效力，故该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关于争议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本案中，郭兴岳与王成浩以口头形式自愿达成将涉案房屋抵作三发房屋购房款的协议，并将涉案房屋及所有权证交付对方，该协议虽合法有效，但双方始终未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涉案房屋转让登记，因而两人的转让行为并不发生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力，并未获得法律上的承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依然是郭兴岳及付丽。郭兴岳、付丽能否协助王成浩签订拆迁协议，应当由郭兴岳、付丽自行决定，然而，在涉案房屋尚未办理物权变更登记及其已经被拆迁，且郭兴岳、付丽否认其与王成浩之间存在涉案房屋转让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王成浩要求郭兴岳、付丽协助其签订拆迁协议的主张实难以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成浩主张郭兴岳将涉案房屋转让给自己，但一直未办理物权变更登记，直到涉案房屋临近拆迁，才与作为房屋所有权人的郭兴岳协商，属于怠于行使权利，应当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即涉案房屋的转让不发生物权变更的效力，且王成浩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转让存在物权法中规定的特殊情况即“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故郭兴岳仍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涉案房屋的转让协议合法，且付丽作为涉案房屋的共有权人亦知情并未提出明确反对意见，涉案房屋的转让协议有效，但不发生物权变更的效力。王成浩关于郭兴岳、付丽协助其签订拆迁协议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无法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成浩与郭兴岳就原济阳县健康街48号1排5号平房达成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驳回王成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成浩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成浩与郭兴岳、付丽之间是否存在房屋转让事实及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本案中，一审时王成浩提交了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状况摸底调查表、房屋权属状况信息、录音资料、书面证言等证据拟证实双方之间实际上存在转让协议，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指向其与郭兴岳、付丽之间就涉案房屋实际存在转让协议的事实，在此情况下，郭兴岳、付丽并未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和理由，并且涉案房屋的房产证既然登记在郭兴岳名下，如若双方之间确实不存在实际转让协议，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房产证一直由王成浩持有，郭兴岳、付丽对该房产不管不问或者未提出异议根本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认定王成浩与郭兴岳、付丽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转让事实并无不当。双方之间虽未签订书面转让协议，但应认定双方就涉案房屋存在口头转让协议。因郭兴岳、付丽并未提出转让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王成浩与郭兴岳、付丽就涉案房屋达成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对于王成浩要求郭兴岳、付丽协助其签订拆迁协议的主张，虽然双方就涉案房屋存在合法有效的转让协议，但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故，在双方始终未办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的前提下，涉案房屋所有权并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现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依然是郭兴岳、付丽。据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成浩的该项诉讼请求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王成浩负担100元，郭兴岳、付丽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松成审 判 员 陈 勇审 判 员 赵玉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乔 斌书 记 员 李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