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27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孟宪惠，女，195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槐荫区中建锦绣城小区1期3号楼2001室。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宏超，男，1979年4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槐荫区中建锦绣城小区1期3号楼2001室。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一明，男，住济南市，由张宏超工作单位济南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第一派出所推荐。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亚南，女，198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范县，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臣，山东誉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盖云良，男，195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井世君，女，195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盖云良（系井世君之夫），男，住济南市。上诉人张宏超、孟宪惠、孙亚南因与被上诉人盖云良、井世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3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宏超、孟宪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驳回盖云良、井世君的一审诉讼请求；3.依法判令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盖云良、井世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前提下认定“本案原审一审过程中，两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张宏超的联系电话13854164599，本院也通过该电话要求张宏超到庭领取应诉材料。张宏超答应后，未到本院领取应诉材料。后张宏超不再接听电话”，事实上张宏超未接到一审法院任何电话，对起诉之事一无所知。2.一审法院在见证程序明显违法、张宏超已申请鉴定并且张宏超已提供鉴材且鉴材与合同字体明显不符的前提下，不进行鉴定仅通过分析、高度盖然性的判断就对盖云良、井世君所提交《房屋买卖合同》以及《见证书》中所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显属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法院在盖云良、井世君未提交任何付款证据的前提下，不顾见证程序明显违法仅凭一个取款证明就认定盖云良、井世君已经依约向张承虎及孟宪惠支付了合同约定的22万元购房款，显属认定事实错误。4.一审法院仅凭借一个44秒和一个6秒既无通话录音也无通话记录的电话单就认定张宏超与孟宪惠的上述行为严重有违诚信，存在明显的恶意且藐视法律权威，亦属认定事实错误。5.一审法院不顾孙亚南提供的涉案两份房屋买卖合同、转款凭证以及不动产登记证书，在无任何实质性证据的前提下仍认定“孟宪惠、张宏超与孙亚南买卖涉案房屋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双方的恶意串通损害了作为原购房人及房屋合法占有使用人的两原告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物权期待权，该房屋买卖行为应当认定无效”，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判令“盖云良、井世君在原审中所支出的律师费、公告费应由孟宪惠、张宏超承担，盖云良、井世君在本次诉讼中支出的律师费、诉讼保险费应由孟宪惠、张宏超、孙亚南共同承担”，显属适用法律不当。盖云良、井世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宏超、孟宪惠、孙亚南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另外，因张宏超、孟宪惠违约及虚假诉讼，给其造成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张宏超、孟宪惠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除维持一审判决外，张宏超、孟宪惠、孙亚南还需承担本次上诉的法律咨询费、交通费、材料复印费、时间损失费以及精神损失费共计1万元。孙亚南辩称，认可张宏超、孟宪惠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孙亚南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判令驳回盖云良、井世君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盖云良、井世君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孙亚南依照2018年10月20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履行支付义务，向张宏超支付购房款62万元，张宏超于2018年12月6日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孙亚南名下，一审法院推定孙亚南与张宏超买卖涉案房屋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系属事实认定不清。2.一审判决采信证据违法，在盖云良、井世君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下推论孙亚南、张宏超恶意串通，认定毫无根据，严重违法。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房屋所有权转移至孙亚南名下的前提下，判决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盖云良、井世君名下，严重违反物权优先于债权原则。张宏超、孟宪惠辩称，对孙亚南的上诉无异议，同意其上诉请求及相应的法律观点。盖云良、井世君辩称，同上述对张宏超、孟宪惠上诉请求的答辩意见。盖云良、井世君原审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匡山小区7号楼3单元301室房产（房产证号：济南2018003****）归盖云良、井世君所有；2.判令张宏超、孟宪惠、孙亚南协助办理上述房屋的房产过户手续；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张宏超、孟宪惠、孙亚南承担。盖云良、井世君在本案中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张宏超、孟宪惠、孙亚南协助盖云良、井世君办理位于槐荫区匡山小区7号楼3单元301室房屋的房产过户手续；2.判令张宏超、孟宪惠与孙亚南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3.判令张宏超、孟宪惠、孙亚南支付律师费48000元；4.判令张宏超、孟宪惠、孙亚南支付其他经济损失1万元；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保险费2000元、公告费等费用由张宏超、孟宪惠、孙亚南承担。诉讼过程中，盖云良、井世君明确其第1、2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张宏超、孟宪惠与孙亚南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将涉案房屋恢复登记至原登记状态，之后由张宏超及孟宪惠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盖云良、井世君名下。第4项诉讼请求中的其他损失系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及材料复印费共计1万元。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认定如下：盖云良、井世君系夫妻。张宏超系张承虎与孟宪惠的独生子女，张承虎于2018年4月14日死亡，张承虎的父母已先于其死亡。张宏超与孙亚南于2018年3月14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6月19日登记离婚。坐落于济南市槐荫区匡山小区7号楼3单元301室的房屋（以下简称301室房屋）原为张承虎与孟宪惠通过房改购得的房屋。2018年2月8日，该房屋的所有权登记为张承虎与孟宪惠共同共有。2018年11月1日，孟宪惠通过公证，放弃了对301室房屋张承虎遗产部分的继承。同日，张宏超向济南市天桥公证处申请对301室房屋张承虎遗产部分进行法定继承，该公证处为其出具了（2018）鲁济南天桥证民字第3349号公证书。张宏超与孟宪惠办理公证手续后，二人作为出卖人于2018年11月21日（本案原审开庭日期）与孙亚南签订了《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张宏超与孟宪惠将301室房屋以456000元的价格卖予孙亚南。该合同为双方在房管部门所签订的网签备案合同，合同落款处所留张宏超与孟宪惠的电话为13854164599。签订上述合同后，双方办理了301室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2018年12月6日该房屋登记为孙亚南一人所有。盖云良、井世君为原审诉讼支出公告费600元，为本案保全支出诉讼保全保险费2000元。301室房屋现由盖云良、井世君占有使用。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及证据存有争议：盖云良、井世君称，2008年其即与张承虎及孟宪惠签订了301室房屋的买卖合同、支付了购房款并实际居住该房屋至今。因张承虎及孟宪惠未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双方一直未能办理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在张承虎及孟宪惠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后，其即要求两人协助其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后张承虎死亡，其便向张宏超及孟宪惠主张权利。但在本案原审过程中，张宏超、孟宪惠与孙亚南恶意串通，将该房屋所有权转移至孙亚南名下，三人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当认定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并由张宏超及孟宪惠继续履行向其转移登记301室房屋所有权的义务。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其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显示签订日期为2008年2月26日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件一份，该合同抬头记载卖方为张承虎，买方为盖云良、井世君，内容为卖方将301室房屋以22万元的价格卖予买方，由买方承担过户费、见证费、中介费，卖方不承担任何费用。合同第十条约定：“①全款付清交接房屋。②因暂未取得房产证，待重汽公司统一发放时卖方配合买方办理相关过户手续。③全款付清时，同时办理见证手续。”该合同卖方落款处由张承虎签名捺印，买方处由盖云良签名捺印，井世君签名，中介公司处加盖济南绿色家园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以下简称绿色家园公司）公章并由冯俊芳在经办人处签字。证据2.济南槐荫振发法律服务所出具的2008济槐振第002号《见证书》原件一份，该见证书记载：“甲方张承虎与乙方盖云良、井世君双方于2008年2月26日签订的济南市槐荫区匡山小区7号楼3单元301室，建筑面积：57.75㎡房屋协议，系买卖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现予以见证。”见证人处由杨玉梅、赵以昊签字，见证单位加盖了该法律服务所公章。落款时间为2008年3月10日。该见证书所附合同文本为证据1的复印件，但在该复印件卖方共有人落款处多出了孟宪惠的签字。盖云良、井世君开庭时称赵以昊是办理见证时法律服务所带领其打印材料的工作人员，出具见证书时赵以昊没有签字。2014年因其家中的孩子上学的需要，其找到赵以昊补签了该签字。庭后，盖云良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材料时又称赵以昊的签字系与杨玉梅共同签订，其仅是在2014年因孩子上学没有房产证打电话询问过该法律服务所的主任张勇见证书是否还有效，而非让赵以昊补签签字。其并称，办理见证时孟宪惠也在场但没有签字。2009年快到春节时，其找到张承虎家中，由孟宪惠在该见证书所附的合同复印件中补签了签字。证据3.补充约定一份，内容为：“匡山小区7号楼3-301房主张承虎在重汽公司统一发放房屋产权证时差价伍仟元正，由原房主承担，不足部分由盖云良（买方）承担，立字为据。”张承虎在卖方落款处签名捺印，盖云良在落款处签名捺印，绿色家园公司在见证方处加盖公章并由经办人冯俊芳签名捺印。证据4.《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一份，出具方为济南汽车制造总厂，出具时间为1996年4月15日，载明的购房人为张承虎，载明收取的为301室定金7398元。证据5.盖云良名下工商银行存折一份，记载2008年3月10日取款21万元及5200元。盖云良、井世君称，办理见证时其取款21万元向张承支付了合同约定的购房款，交款后张承虎向其交付了涉案房屋的钥匙，因为办理了见证手续所有没有出具收款收条。证据6.涉案房屋2008年7月28日暖气开户费收据以及2008年之后其他年份的水、电费交费单据等，显示的户名为张承虎。2019年7月9日水表过户申请表一份，显示该日后盖云良申请水表由户名为张承虎变更为盖云良。证据7.盖云良手机通话详单打印件一份，显示2018年5月11日、5月13日，盖云良与13854164599的手机分别通话44秒、6秒。盖云良称其在原审起诉前，与张宏超的该手机号进行了通话，商谈了涉案房屋的事情，但后续其再与张宏超联系，张宏超不再接听其电话。证据8.2018年5月24日，2019年7月4日盖云良与山东华剑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两份，分别记载的律师费为22000元及26000元。以及2019年9月12日该律师事务所向盖云良出具的两张律师费发票，金额分别为22000元及26000元。张宏超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的《房屋买卖合同》盖云良、井世君在原审一审、二审以及本次诉讼第一次开庭中均未提交，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该合同落款处张承虎的签字并非张承虎本人所签。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见证需要两个人，盖云良、井世君提交的该见证书形式明显不符合规定，该见证书不具备法律效力，且其询问过孟宪惠，孟宪惠否认在2008年及2009年签过字。对证据3中张承虎签字及手印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承诺仅是对下发房产证5000元差价的约定，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4记载的为张承虎的名字，证明不了盖云良、井世君的主张。证据5仅有提款记录，不能证明盖云良提款后将该款项交付给了张承虎。证据6中相关票据有的没有公章，且为张承虎的名字，与盖云良、井世君无关。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但是盖云良、井世君完全可以自己应诉，无需聘请律师，相关发票也系补开，不应由其承担律师费。对于盖云良、井世君主张的其他损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也不同意承担。孙亚南同意张宏超的质证意见，并称其对盖云良、井世君与张承虎、孟宪惠之间的交易毫不知情。其并称，其与张宏超之间系朋友，双方之间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后其通过与张宏超结婚的方式将户口迁入济南从而能够购买涉案房屋。其购买涉案房屋的真实价格为62万元，并实际支付了该购房款，现涉案房屋所有权也已经转移登记至其名下，故其构成善意取得，并不存在与孟宪惠、张宏超恶意串通损害盖云良、井世君权益的行为。其向一审法院提交2018年10月20日与孟宪惠、张宏超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共计七条，仅记载了301室房屋的成交价格为62万元，付款时间为过户当日前，逾期履行合同的违约金为总房款的0.3%及赔偿损失的相关约定，未记载房屋交付时间。其另提交两份建设银行交易记录，显示其分别在2018年11月19日、2018年11月21日向张宏超转付12万元、50万元。其并称，其购房时仅在张宏超的带领下到涉案房屋的周围进行了查看但对房屋的内部情况不清楚。盖云良、井世君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依网签合同约定双方交易价格为456000元。对银行交易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孙亚南与张宏超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对涉案房屋的交易不存在善意，应属无效。张宏超对孙亚南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其称，其与孙亚南仅是朋友，双方结婚就是为了帮助孙亚南办理户口迁移。其并称，其对涉案房屋由谁实际居住并不清楚，该房屋的事情都是张承虎自己处理，后张承虎身患肺癌，家中所有精力都在为张承虎治病，所有治病的费用都是张宏超筹措的，其也向孙亚南借过钱。孙亚南户籍迁入济南后双方就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双方的房屋买卖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也收到了孙亚南的购房款，不应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行为无效。因张宏超对盖云良、井世君所提交《房屋买卖合同》及承诺中张承虎的签名及手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盖云良、井世君申请对张承虎的签字及手印进行司法鉴定。张宏超在向一审法院提交检材接受调查时称张承虎在弥留之际称向其表示：“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情我没做好，房款没给了，不应该让他们住进去。”另，本案原审一审过程中，盖云良、井世君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张宏超的联系电话13854164599，一审法院也通过该电话要求张宏超到庭领取应诉材料。张宏超答应后，未到一审法院领取应诉材料。后张宏超不再接听电话，在无法联系张宏超及孟宪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进行了公告送达。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张宏超以送达程序不合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为由提起上诉，孟宪惠未提起上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盖云良、井世君与张承虎、孟宪惠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房屋是否已经交付；二是孟宪惠、张宏超与孙亚南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盖云良、井世君合法权益的事实。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盖云良、井世君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与张承虎、孟宪惠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房款已经付清。理由如下：一是，盖云良、井世君所提交的其实际使用涉案房屋的暖气开户费单据、水电费单据，以及张承虎1996年购房时的定金收据，虽然大部分显示户名为张承虎，但相关单据原件均由盖云良、井世君持有。其中暖气开户费的单据显示为2008年7月，且盖云良、井世君现仍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由此可以证明盖云良、井世君自2008年起就已经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二是，张宏超、孙亚南虽然对盖云良、井世君所提交的购房合同、《见证书》及补充约定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是上述证据均为原件，且该三份证据具有相互印证性，相关证据是否真实应当就各证据所能反映的事实综合认定，而不能仅凭一份证据所存在的瑕疵即否定关联证据所指向的共同的案件事实。《见证书》中的《房屋买卖合同》虽然为复印件，但是该复印件卖方共有人落款处有孟宪惠签字的原迹，而作为该房屋原共有人的孟宪惠在原审判决后并未提出上诉，在本案重审过程中亦没有否认其该签字的真实性。即使张宏超称孟宪惠向其转述了否认签字真实性的意见，其本人并不具有代表孟宪惠陈述意见的诉讼权利。因此一审法院对该见证书中孟宪惠签字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而孟宪惠签字的真实性，也表明了孟宪惠对该《见证书》所附的买卖合同复印件中张承虎签字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实际其也未在本次诉讼中对张承虎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张宏超自认涉案房屋的事情由其父亲亲自处理，其并不知道谁使用涉案房屋，但作为房屋的共有人，也是共同出卖人的孟宪惠并未否认盖云良、井世君购房的主张。因此，张宏超、孙亚南对《房屋买卖合同》原件、《见证书》中《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含孟宪惠签字原迹）以及补充约定真实性所提出的异议，效力较低。三是，盖云良、井世君自认《见证书》中赵以昊的签字为后补后又变更了该陈述。即使盖云良、井世君的原陈述为真，《见证书》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不具备单独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力。但作为证据原件，可以确定的是，盖云良、井世君在2008年3月10日对涉案的《房屋买卖合同》进行了见证，孟宪惠对该事实亦未予以否认且在《见证书》所附的买卖合同中签字进行了确认。四是，张宏超自认其父亲张承虎去世前曾向其表明过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的意见，仅是称买方没有交付购房款。通过上述分析，在盖云良、井世君居住涉案房屋长达10年，在张承虎去世前告知过张宏超涉案房屋已经出售，孟宪惠对盖云良、井世君购买涉案房屋没有提出异议的事实看，盖云良、井世君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张宏超、孙亚南对涉案房屋已由张承虎、孟宪惠卖予盖云良、井世君所提出的口头质疑。盖云良、井世君与张承虎、孟宪惠建立了房屋买卖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基于该事实的判断，应当对盖云良、井世君所提交《房屋买卖合同》以及《见证书》中所附买卖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正是基于该事实的判断，在张承虎已经死亡，对其签名捺印的司法鉴定存在较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基于现有证据的认定，无需再对张承虎在《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约定上的签名捺印进行司法鉴定。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系张承虎、孟宪惠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张承虎、孟宪惠有义务在收取购房款并取得301室房屋的所有权后向盖云良、井世君转移该房屋的所有权。关于房款是否已经交付。盖云良、井世君所提交的银行存折、《见证书》可以证明其在2008年3月10日取款215200元，并于该日办理了见证手续。而盖云良、井世君与张承虎、孟宪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第十条约定，在全款付清时由张承虎、孟宪惠向盖云良、井世君交付房屋，且在交付全款时办理见证手续。即交款在先交房在后，交款与办理见证同时进行。即使见证手续存有瑕疵，但已经办理了见证手续这一事实是可以确定的。基于上述合同约定及盖云良、井世君取款金额与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金额基本一致，取款时间与办理见证时间一致，盖云良、井世君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长达十年而张承虎、孟宪惠未对此提出异议的事实，可以印证盖云良、井世君已经依约向张承虎及孟宪惠支付了合同约定的22万元购房款。张宏超、孙亚南以张承虎、孟宪惠未出具收据，盖云良、井世君也未提交直接向张承虎、孟宪惠交付款项的证据而提出的购房款未交付的抗辩意见，与上述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及生活常理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孟宪惠、张宏超与孙亚南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盖云良、井世君合法权益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张承虎去世前向张宏超告知了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的事实，孟宪惠对该事实亦知晓。盖云良、井世君提交的通话记录也可以证明其在原审起诉前曾与张宏超取得过联系，即使盖云良、井世君未举证证明相关通话的具体内容，但结合双方就涉案房屋存在纠纷，且在双方联系后一个月左右即向一审法院提起原审诉讼的事实，双方就涉案房屋的交易进行电话沟通的可能性亦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在盖云良、井世君原审立案后，一审法院也通过盖云良与张宏超通话的电话号码取得了联系，但其未主动到庭领取应诉材料，之后拒接电话规避送达，导致该案公告送达进行开庭。在本案原审开庭之日，孟宪惠、张宏超与孙亚南签订了涉案房屋的网签备案合同，之后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孙亚南名下。因此，可以非常明确的确定，张宏超与孟宪惠的上述行为严重有违诚信，存在明显的恶意且藐视法律权威。孙亚南与张宏超之前曾存在婚姻关系。虽然双方辩称系张宏超系为协助孙亚南迁入济南市户口而办理的婚姻登记，但是婚姻关系无真假之分，只要进行了婚姻登记双方即为合法夫妻。既然双方能够将家庭关系中核心的，至关重要的婚姻关系进行随意的结合与分离，表明双方之间应当具备相当的熟悉度。在此情况下，孙亚南在购买涉案房屋时并未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情况进行核实，双方也未对房屋的交付这一房屋买卖的核心问题进行约定，此行为有违最基本的购房生活常识。由此，可推定孙亚南对涉案房屋所存在的纠纷系明知。综上，基于张宏超、孟宪惠向孙亚南转让涉案房屋时的恶意，张宏超与孙亚南的关系，双方买卖涉案房屋的不合理性，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所发生的时间点等因素，应当认定孟宪惠、张宏超与孙亚南买卖涉案房屋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双方的恶意串通损害了作为原购房人及房屋合法占有使用人的盖云良、井世君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物权期待权，该房屋买卖行为应当认定无效。因一审法院认定了孟宪惠、张宏超向孙亚南出售涉案房屋的行为无效，双方于2018年10月2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在房管部门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均为无效合同，盖云良、井世君要求确认孟宪惠、张宏超与孙亚南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依照该法律规定，孙亚南应当将其基于无效的房屋买卖行为所获得的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返还该房屋的原所有权人。涉案房屋的原登记所有权人为张承虎及孟宪惠。在张承虎去世后，其对该房屋的所有权应由其在世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张宏超及孟宪惠继承。孟宪惠通过公证放弃了张承虎对涉案房屋所有权的继承，张宏超则通过公证继承张承虎对涉案房屋所有权，因此虽然双方在办理公证后未办理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但在公证后该房屋的所有权应归张宏超及孟宪惠共同所有。在张承虎已经死亡，不再具备所有权登记主体资格，且一审法院确认孟宪惠、张宏超与孙亚南买卖301室房屋行为无效的情况下，孙亚南有义务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孟宪惠及张宏超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张宏超作为张承虎涉案房屋的继承人，其有义务履行张承虎在其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向盖云良、井世君转移301室房屋所有权的义务。同时孟宪惠作为合同相对方及该房屋的共有权人亦有该义务。因此，在孙亚南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孟宪惠及张宏超名下后，孟宪惠与张宏超有义务向盖云良、井世君办理该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手续。盖云良、井世君要求在确认孟宪惠、张宏超与孙亚南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将涉案房屋所有权向其办理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盖云良、井世君还要求孟宪惠、张宏超及孙亚南赔偿其律师费、保全责任险保险费及公告费。一审法院认为，盖云良、井世君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本案原审支出律师费22000元、公告费600元，为本次诉讼支出了律师26000元、保全责任险保险费2000元。上述原审中的费用均系张宏超、孟宪惠不履行法定义务所致的盖云良、井世君的损失。本案所产生的费用则系张宏超、孟宪惠与孙亚南恶意串通，欲逃脱合同及法定责任，导致的盖云良、井世君的损失。尤其是原审期间，张宏超、孟宪惠与孙亚南通过转让涉案房屋所有权，导致盖云良、井世君本应受到及时保护的权利，通过发回重审才能得以保护。上述人员的行为既增加了盖云良、井世君的诉累，也浪费了司法资源，属于不诚信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信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促使当事人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由该意见的精神，为弥补盖云良、井世君损失，惩戒张宏超、孟宪惠、孙亚南的失信，宣扬诚实信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盖云良、井世君在原审中所支出的律师费、公告费应由孟宪惠、张宏超承担，盖云良、井世君在本次诉讼中支出的律师费、诉讼保险费应由孟宪惠、张宏超、孙亚南共同承担。关于盖云良、井世君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合同纠纷中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同时上述费用及材料复印费其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故上述共计1万元的其他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确认孟宪惠、张宏超与孙亚南之间就济南市房屋所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均无效；二、孙亚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恢复登记至孟宪惠、张宏超名下；三、上述房屋的所有权恢复登记至孟宪惠、张宏超名下后十日内，孟宪惠、张宏超协助盖云良、井世君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盖云良、井世君名下；四、孟宪惠、张宏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共同向盖云良、井世君赔偿律师费22000元；五、孟宪惠、张宏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共同向盖云良、井世君赔偿公告费600元；六、孟宪惠、张宏超、孙亚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共同向盖云良、井世君赔偿律师费26000元；七、孟宪惠、张宏超、孙亚南共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盖云良、井世君赔偿保全责任保险费2000元；八、驳回盖云良与井世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孟宪惠、张宏超、孙亚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盖云良、井世君提交证据律师咨询费单据、交通费单据一宗，拟证明一审判决中“两原告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合同纠纷中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同时上述费用及材料复印费其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故上述共计1万元的其他损害，本院不予支持”系认定错误，有证据证实盖云良、井世君对上述费用有相应的支出。张宏超质证称，盖云良、井世君并未对此提起上诉请求，因此所提交材料不在审理的范围内。孟宪惠质证称同张宏超质证意见。孙亚南质证称同张宏超的质证意见。因盖云良、井世君并未针对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其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及材料复印费的该项内容提起上诉，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审查。二审中，孟宪惠本人认可《见证书》后所附的《房屋买卖合同》上的签字是其本人后续所签。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盖云良、井世君与张承虎、孟宪惠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涉案房款是否已实际交付；二是孟宪惠、张宏超与孙亚南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孟宪惠二审时认可《见证书》后所附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上的签字是其本人后续所签，孟宪惠声称其没有看合同内容就签字的抗辩，不符合常理。孟宪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预见到自己签字行为引发的法律后果，其签字行为既视为对《房屋买卖合同》内容的认可，也表明了其对《房屋买卖合同》中张承虎签字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房屋买卖合同》系买方盖云良、井世君与卖方张承虎、孟宪惠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义务。关于涉案房款是否已实际交付。盖云良、井世君与张承虎、孟宪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第十条约定“全款付清交接房屋，全款付清的同时办理见证手续”，这表明先交付房款再交接房屋，交付房款与办理见证手续同时进行。本案中虽然见证程序有瑕疵且盖云良、井世君只提供银行取款凭证，未提交款项交付的证据，但结合取款凭证金额和《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屋价格一致、取款时间与办理见证时间一致、盖云良和井世君自2008年起就在涉案房屋中居住至今而张承虎、孟宪惠知情且未对此提出异议，涉案房款已交付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张宏超、孟宪惠提出的涉案房款未交付的上诉主张，与上述证据及生活常识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盖云良、井世君与张承虎、孟宪惠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涉案房款已经交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首先，张承虎去世前向张宏超告知了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的事实，孟宪惠在《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上签字也表明其对该事实知晓，张宏超、孟宪惠向孙亚南转让涉案房屋时系存在恶意。其次，孙亚南在买卖涉案房屋时没有实地看房，未对房屋现居住使用情况进行合理审查，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不符合房屋买卖的一般交易习惯，违背常理；《济南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价格为456000元，《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价格为620000元，两个房屋买卖合同对于涉案房屋约定价格不一致且均未对房屋交付、办理过户手续等核心问题作出约定，违背生活常理。最后，鉴于孙亚南与张宏超之前曾存在婚姻关系，双方具有相当的熟悉度，串通买卖涉案房屋具有便利性。综合上述，张宏超、孟宪惠与孙亚南存在恶意串通情形具有高度盖然性，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因损害了原购房人盖云良、井世君的合法权利而无效。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孟宪惠、张宏超与孙亚南签订的合同无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张宏超、孟宪惠、孙亚南上诉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宏超、孟宪惠、孙亚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上诉人张宏超、孟宪惠负担5500元，孙亚南负担5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褚 飞审 判 员  黄宏伟审 判 员  李莎莎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  杨志颖书 记 员  李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