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12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辉，男，1975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贵，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女，197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海，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辉因与被上诉人李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固始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2019）豫1525民初1641号民事判决，李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豫15民终2824号民事裁定，裁定发回重审。固始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2019）豫1525民初5898号民事判决，杨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贵，被上诉人李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辉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2019）豫1525民初5898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3、将本案一审中审判人员“马牧原”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交有管辖权的国家监察机关。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违反证据裁判规则，认定事实错误；裁判人员故意颠倒黑白，歪曲上诉人意见；逻辑混乱，导致错误判决；庭审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一、一审判决违反证据裁判规则，错误认定事实，导致错误判决。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而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证据内容是“杨辉今借李伟现金叁拾万元正”，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30万元借款已经提供给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收到了这笔款项，即被上诉人并没有将借款提供给上诉人。因此，本案民间借贷合同并不生效，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对于被上诉人试图证明的“律师调查”笔录，因该笔录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类型，上诉人直接表达否定“律师调查”笔录作为证据使用的意见。即使把有关材料作为证言对的，也因为证人未出庭作证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一审判决却实际认可了该笔录的内容，直接导致错误判决。一审更大量记载了庭审未举证质证的所谓“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比如“2012年，原告筹措资金200000元出借给被告用于经营……原告同意再次向被告追加100000元借款口被告于2015年6月1日收回原借款凭证……”。这些情节一审并未涉及，被上诉人也没有出示证件予以证明，上诉人不知道一审判决书记载的事实从何而来。二、一审法官故意颠倒黑白，歪曲上诉人意见，试图为其错误判决找借口，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本案一、二审中，上诉人均对“借”和“借到”作出了明确区分，并指明被上诉人没能证明上诉人“借到”，进而否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合同，但一审判决置上诉人主张于不顾，偷换概念、颠倒黑白，认定上诉人对“借到”不持异议，试图为非法裁判找依据。上诉人代理人发现这个问题后，找到一审审判长询问是否是技术性错误记载，但其坚决否认。上诉人认为，既然审判长认为前述内容不是技术性错误，那么把“借”偷换概念为“借到”就是其故意所为，且系其自认。这种行为已经涉嫌枉法裁判罪。三、一审判决推理过程逻辑混乱甚至错误，其高度盖然性推论不能成立。一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部分”记载“假设如被告的辩解……而其辩解的所谓‘特殊关系’是除了当事人本人之外连亲人也不愿意让其直到的个人隐私……那么该条据的内容应当是杨向周本人借款多少，而不是借到与其二人不相干的外人多少钱……”。一审不知采用什么逻辑方法，通过假设认定的事实从特殊关系推导出个人隐私。一审判决中，裁判人员还主观臆断“……其完全可以在2016年4月1日和与周XX互给对方的书面《承诺》中一并安排和解决清楚”，一审作出这个判断，至少有两个前提成立，一是2015年6月1日的条是有效的，二是2016年4月1日杨、周二人互出《承诺》时还记得并有意愿处理此事。但民间借贷合同不生效为什么要处理要解决，如何一并安排解决清楚。一审认定事实没有任何证据。然而，没有证据和逻辑规则支撑的主观臆断却被一审认定为“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认定被告借到原告300000元现金具有更大的合理和盖然性”。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盖然性判断规则，被上诉人在一审、二审、重审中种种矛盾，如现金30万元与转账10万元现金20万元的矛盾，自愿舍弃可得利息而出借他人不约定利息但目的是取得利息的矛盾，其丈夫为了1万元左右财物两度入狱还能出借30万元给他人的矛盾，种种矛盾之处，只有被上诉人没有出借30万元给上诉人才由更大的合理性和盖然性。且被上诉人庭审中称是20万元现金和10万元转账，但有关单据显示是99950元，一审置此情形不顾，妄言合理性和盖然性，没有做到司法为民。四、一审判决书是合议庭三名法官组成，实际开庭仅一名法官到庭，审理程序根本违法，一审判决应当撤销。本案发回就是因为程序违法而发回，但发回重审前，仅有马牧原一人组成庭审，一审判决书署名的其他人员根本没有出现，这是一审严重的程序违法。另外，一审传票中的书记员为张志远，但判决书中记载的是陈晓娟，也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因此一审判决应当予以撤销。况且，庭审程序严重违法，即使有后续的审委会讨论决定，也是建立在违法基础上的决定，是毒树之果，没有合法性。综上，一审判决无论从实体还是从程序上，均存在明显违法，且论证过程不符合法律逻辑，认定案件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李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及时偿还民间借贷30万元人民币；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发回重审后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自2019年3月1日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本案的原、被告及案外人周士红夫妻均为在北京务工经营的固始籍老乡，当时在同一个大院居住。2012年，原告丈夫任新强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后，经案外人周士红、任新强夫妇介绍，原告筹措200000元出借给被告用于经营，以获取利息补贴生活。2015年，被告意欲进一步扩大经营，想再次向原告借款，又经周士红、任新强夫妇撮合，原告同意再次向被告追加100000元借款后，被告于2015年6月1日收回原借款凭证，为原告出具了“杨辉今借李伟现金叁拾万元正（300000￥）杨辉2015年、6月1日、”的条据一张；同月26日，原告取出其在固始农商行的100000元定期存款后将99950元转入被告杨辉62×××61的农行账户。2016年1月30日，被告向原告的建行卡转入现金20000元。后因被告与案外人周士红夫妻产生矛盾，被告不向原告支付欠款，原告诉至我院，要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息。审理中，1．原告书面申请本院传唤被告杨辉本人到庭质证、对质，杨辉经本院书面传唤，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以“本案属于民事纠纷，诉讼主体是平等的，当事人任何一方都无权命令他方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原告向法院提出被告‘必须出庭’是无理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为由，认为杨辉不是必须到庭的当事人，杨辉没有出庭。2．案外人周士红的丈夫任新强与原告丈夫任新强同名同姓，两个“任新强”系堂兄弟关系；被告杨辉与案外人周士红夫妇产生矛盾后，杨辉、周士红二人在2016年4月1日互给对方的书面《承诺》中对双方的经济往来及不再给对方“找麻烦”作出了安排与承诺；双方的《承诺》均没有提及被告杨辉与原告李伟的上述借款条据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杨辉今借李伟现金叁拾万元整”条据的落款处是杨辉签名不持异议，其提出两点质疑和和辩解的理由：一是该条据为其签名，但内容是与其关系特殊的案外人周XX所写，二是该条据是与其关系特殊的案外人周XX胁迫其所写。如果是其第一种辩解情形，被告可以通过申请笔迹鉴定来完成举证；如果是其辩解的第二种情形，其完全可以在2016年4月1日和与周XX互给对方的书面《承诺》中一并安排和解决清楚。况且，假设如被告的辩解，本案涉诉条据系他与周XX之间关系特殊时期产生的，而其辩解的所谓“特殊关系”是除了当事人本人之外连亲人也不愿意让其知道的个人隐私，那么该条据的内容应当是杨向周本人借款多少，而不会是借到与其二人不相干的外人多少钱。庭审中，经本院书面传唤，被告既不出庭与原告当庭质证和对质，也没有对2015年6月26日原告向其账户存款99950元和其在2016年1月30日向原告账户转款20000元的事实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认定被告借到原告300000元现金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和盖然性。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对原告提供其借到原告李伟现金300000元的条据为其签名不持异议，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提供条据来源不合法的辩解意见，其上述辩解意见也不具有合理性。因此，原告李伟持据要求被告杨辉偿还借款合理合法，应予支持；被告杨辉的辩解因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因双方在借款条据中没有约定利息，依法视为不支付利息，被告在2016年1月30日向原告转款20000元应视为偿还借款本金；故应认定被告杨辉尚欠原告借款28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杨辉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清偿欠原告李伟借款本金280000元；二、驳回原告李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5800元，由被告负担5500元，原告自担3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杨辉提交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原审承办人承认借和借到的区别，故意篡改当事人陈述；被上诉人李伟质证称，对证据合法性有异议，作为一方代理人未经许可私自对原审承办法官录音并作为证据提交是不合法的，与一审法官的交涉过程不能作为事实的认定，录音内容和整理的文字记录也有区别。对该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由于该证据系上诉人杨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和一审承办法官在一审判决后的通话录音，并不能证明本案事实，因此和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本院依法对案外人周世红进行了询问，周世红述称，李伟之前住在我院子，杨辉住在我隔壁，我和李伟是亲戚关系，李伟是我堂哥的老婆，我和杨辉从小就认识，是很好的朋友关系，杨辉喜欢我，天天逼着我出门，诬陷说和我有暧昧关系；李伟是家庭主妇，他老公从2012年以后很多年基本都在监狱；我知道杨辉给李伟打30万元条子的事，一开始拿了20万元，我不知道这个钱是什么时候给的，我没有见到，另外10万元是杨辉给我的卡号，让我发微信给李伟，最后直接转过去的。杨辉质证称，对合法性予以认可，对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一审中李伟称因其丈夫涉嫌犯罪被羁押，经周世红夫妇介绍借款，以获得利息维持生活，但周世红说记不住具体时间了，和以前陈述的经周世红介绍明显不符；周世红也称李伟是家庭主妇，能够证明李伟没有出借能力，也不能说明30万元款项的合法来源；对周世红和杨辉的关系，周世红仍和杨辉联系，要求杨辉给钱。李伟质证称，支付20万元时周世红的老公在场，对其他的没有意见。对周世红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周世红的陈述能够证明周世红和李伟是亲戚，在北京和李伟、杨辉住的地方相邻很近，李伟是家庭主妇，杨辉向李伟出具30万元条据的事实是真实的，李伟也向杨辉通过银行转账10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周世红的其他陈述既和李伟的陈述矛盾，也和其在固始县人民法院的陈述相互矛盾，故周世红的其他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另查明，对本案所涉条据载明的“杨辉今借李伟现金叁拾万元正（300000￥）”内容由谁书写的问题，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李伟称系杨辉所写；上诉人杨辉先是称系案外人周世红所写，后又称记不清了。经本院释明，上诉人杨辉提出申请司法鉴定，但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根据本案查明事实，2015年6月1日，杨辉出具内容为“杨辉今借李伟现金叁拾万元正（300000￥）”的条据一张，杨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抗辩该借款行为并未实际发生且自述是因为和案外人周世红存在其他关系而迫于无奈才在该条据下方签名，李伟并未出借任何款项；李伟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于该款项支付过程的说明前后矛盾，具体表现为：在2019年2月25日的起诉状中称于2015年6月1日出借现金300000元，2019年3月14日在固始县人民法院开庭时陈述称是当天交付的200000元现金和100000元转账，2019年5月17日在固始县人民法院开庭时陈述称是之前出借的200000元现金及100000元转账，2019年9月27日向固始县人民法院提交代理意见时又称是2012年出借的200000元现金和2015年6月26日的100000元转账，同时，李伟关于条据出具的地点以及在场人员的陈述也前后不一，和案外人周世红向本院所作的陈述也不一致。由于本案所涉条据载明内容为“借”而并非“借到”，依据文义解释，并不能证明条据出具之时杨辉应收到借款；同时，李伟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2015年6月1日杨辉出具条据时向杨辉交付200000元或300000元现金，李伟也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在案涉条据出具之前即已经向杨辉出借200000元，而且李伟陈述的100000元转账也是在2015年6月26日发生而并非杨辉出具条据的2015年6月1日发生，结合案涉300000元款项数额较大、李伟系在北京务工且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具有出借能力、李伟的丈夫任新强在2012年因犯抢劫罪被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及2018年因犯盗窃罪被固始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李伟转账100000元的杨辉的银行卡号是案外人周世红提供以及周世红和李伟系亲属关系、周世红和杨辉又存在一定关系的事实和因素，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在2015年6月1日杨辉出具条据时案涉借款已经实际发生，因此李伟关于杨辉向其借款300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由于2015年6月25日李伟通过转账向杨辉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00000元（银行扣除手续费50元后实际到账99950元），杨辉不认可收到该款项但无其他证据证明，杨辉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系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因此该笔转账可以认定为借款。由于2016年1月30日杨辉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李伟20000元，虽然李伟辩称该款项是利息但并无证据印证，杨辉也不予认可，因此应当认定为该款项为还款。综上所述，结合全案事实，应当认定李伟实际向杨辉出借款项为100000元，扣除杨辉还款的20000元，杨辉仍应向李伟还款80000元。上诉人杨辉在二审庭审中放弃其“将本案一审中审判人员‘马牧原’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交有管辖权的国家监察机关”的上诉请求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杨辉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5民初5898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杨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李伟借款80000元；三、驳回李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杨辉承担1547元，李伟承担425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杨辉承担1547元，李伟承担42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峰审判员 马 勇审判员 姚 涛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余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