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90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黄河东路179号B区307室。 法定代表人：李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鹏，山东清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振文，男，198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志伟，山东柱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燕，山东柱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培丹，女，199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志伟，山东柱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燕，山东柱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原告：李波，男，197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黄岛区。 原审原告：荆翠萍，女，1981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黄岛区。 二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鹏，山东清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顺通公司）因与上诉人范振文、上诉人董培丹,原审原告李波、原审原告荆翠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1民初29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路顺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鹏，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志伟、陈晓燕，原审原告李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鹏、原审原告荆翠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路顺通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范振文、董培丹向路顺通公司支付购车款利息（计算至2018年5月22日为103404.19元）、违约金25000元、管理费及利息68714.19元。（上述费用合计197118.38元）二、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范振文、董培丹负担。其提交的关于上诉请求的《情况说明》将上诉请求第一项明确为：1.购车利息103404.19元对应的一审诉讼请求为：一审判决第三页上数第五行“判令两被告立即以购车款66361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自借款之日至2018年5月22日的利息共计74675.15元”，该利息系存有争议的三组车辆的购车利息（鲁Ｂ×××××/鲁Ｂ×××××、鲁Ｂ×××××/鲁Ｕ×××××、鲁Ｂ×××××/鲁Ｕ×××××）。一审判决第三页上数第十行“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其他利息共计28729.04元”，该利息是没有争议的两组车的购车利息（鲁Ｂ×××××/鲁Ｂ×××××及鲁Ｂ×××××/鲁Ｂ×××××）。74675.15元+28729.04元=103404.19元，即上诉请求第一项的购车款利息。经过路顺通公司核实，一审利息计算错误，实际购车利息应为：110710.25元，路顺通公司主张103404.19元，路顺通公司自愿放弃多余的利息。2.违约金25000元对应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一审判决第二页倒数第三行“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违约金共计25000元。”3.管理费及利息68714.19元对应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一审判决书第三页正数第十二行“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涉案车辆管理费及利息共计68714.19元”经路顺通公司核实，一审计算错误，实际管理费及利息共计65166.81元。路顺通公司现将诉求金额更改为65166.81元。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仅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系认定法律关系不全面，依法应予纠正。本案诉讼请求应围绕买卖合同关系、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分别进行审理。二、一审法院不支持路顺通公司主张的购车款利息、违约金、管理费及利息等款项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书及相应的补充协议，路顺通公司不主张购车款利息、违约金、管理费及利息等款项是附条件的，即范振文、董培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能够做到涉案5组车辆不过户或不提户，始终接受路顺通公司的指令，并以路顺通公司的名义从事前湾港内的集装箱运输业务。现已查明，在双方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范振文、董培丹擅自不听从路顺通公司的指令从事港内集装箱运输业务，已经构成违约，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给付上述款项的条件业已成就，故原审法院不支持上述费用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改判。 范振文、董培丹辩称，一、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挂靠经营合同关系，而非路顺通公司所称复合型法律关系。具体内容，已在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上诉状及补充意见中详述。二、范振文、董培丹积极履约，不存在违约情形。从签约之日直到2018年1月31日，范振文一直以路顺通公司的名义在前湾港从事集装箱运输业务正常经营，不存在违约情形。路顺通公司一直称“范振文干私活”，实际就是补充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情形，但迄今为止，路顺通公司始终拿不出范振文五辆车不“服从甲方管理和调配”或在外“接受除其他公司或个人的货运调配任务”的有效证据。三、路顺通公司严重违约。1、违反《合同书》第六章违约责任第一条约定，2018年1月31日，李波带领柳敦杰抢了鲁Ｂ×××××车，并于次日到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运输平台报停涉案车辆，致使涉案车辆无法继续挂靠经营，路顺通公司构成严重违约。2、路顺通公司否认范振文2017年7月份以后挂靠经营，拒不与范振文结算2017年7月份以后的运费收入，路顺通公司构成根本违约。3、路顺通公司自2018年1月31日发生抢车之事后，拒不为涉案车辆办理年审致涉案车辆脱审，且无法从事运输活动。四、由于路顺通公司严重违约，范振文通知路顺通公司解除挂靠经营合同，得到了（2019）鲁02民终第3624号案判决支持，范振文不应支付违约金。五、范振文不应支付购车款利息。补充合同第五条约定支付利息的条件是乙方（范振文、董培丹）违约，但乙方未违约反而是路顺通公司严重违约。六、路顺通公司已免除了涉案车辆的管理费，个别月份交纳管理费均为特殊情况。七、《营运车辆挂靠经营补充合同》中的第五条、第六条为无效的格式条款。路顺通公司以范振文、董培丹违约为由要求范振文、董培丹支付购车款利息、违约金、管理费及利息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路顺通公司的上诉请求。 李波、荆翠萍述称：同意路顺通公司意见。 范振文、董培丹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范振文、董培丹共同支付路顺通公司垫付的购车款（鲁Ｂ×××××/鲁Ｂ×××××、鲁Ｂ×××××/鲁Ｕ×××××、鲁Ｕ×××××/鲁Ｕ×××××）212052元。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范振文、董培丹共同支付路顺通公司2017年11月后加油款人民币40000元。三、判令路顺通公司承担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系断章取义，案由应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 二、范振文、董培丹只欠路顺通公司鲁Ｂ×××××/鲁Ｂ×××××、鲁Ｂ×××××/鲁Ｕ×××××、鲁Ｕ×××××/鲁Ｕ×××××购车垫付款212052元，一审法院判决663612元错误。本案核心证据路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波在黄岛派出所转交给董培丹的《借支明细表》、《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合称两份表格）和2018鲁0211民初2285号案辛安法庭到黄岛派出所调取的视频，能够有力的证明范振文、董培丹欠垫付的购车款金额为212052元。一审法院未采信上述证据，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两份表格来源真实合法。《借支明细表》、《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是李波在黄岛派出所交给董培丹的。（二）两份表格中关于欠款金额的数据反映了真实情况，与视频中对话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也能够与其他证据佐证，不容否定。视频中警察的对话也能佐证《借支明细表》的真实性。（三）路顺通公司会计张翠萍、财务主管韩娟在视听资料中所述也能够印证两份表格的内容。（四）黄岛派出所提供的视频印证了尚欠垫付款及借款为27万元（实为272052元）。（五）双方约定购车款从范振文、董培丹名下所有车辆产生的运费中予以抵扣，已还清购车款的鲁Ｂ×××××号车与鲁Ｂ×××××号车均以上述方式完成清偿。（六）李波在黄岛派出所提交的两份表格以及辛安法庭到黄岛派出所调取的视频，能够与张翠萍、韩娟等人在视频中的表述及对账明细、收款收据、挂靠经营补充合同等相互印证，充分证明涉案车辆都是每月从结算中折抵购车垫付款，至2018年2月1日，6050号车尚欠27068元、3053号车尚欠92492元、3073号车尚欠92492元，合计尚欠212052元。 三、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的合同继续，认为范振文、董培丹违约，路顺通公司不构成违约，这些认定均错误。在解除合同前，范振文、董培丹一直将涉案车辆挂靠在路顺通公司名下运营，路顺通公司每月结算运费时，预先折抵借款、加油款、税款等费用。范振文、董培丹一直履行着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 四、一审判决支付路顺通公司加油费117090元错误，实际欠付金额应该为4万元（具体应以2017年12月及2018年1月份的加油费为准）。 五、一审判决关于范振文提交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证据分类的认定为证人证言是错误的，应为电子数据。范振文提交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全部都是电子数据。一审判决将电子数据又认定为证人证言是更进一步的错误。 综上所述，范振文、董培丹欠路顺通公司购车垫付款为212052元，欠路顺通公司加油款为4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范振文、董培丹的上诉请求。 路顺通公司辩称，一、路顺通公司与董培丹、范振文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及挂靠经营法律关系的复合型法律关系，应围绕两种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具体理由见上诉状。 二、根据路顺通公司的经营背景、运营车辆、运营流程与结算流程的实际情况，范振文、董培丹就购车款、加油费是否还清负有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由于本案事实涉及的行业比较特殊，路顺通公司认为，先行将路顺通公司当时的经营背景、运营车辆、运营流程与结算流程作出了一个简要介绍：1.关于经营背景的介绍。路顺通公司专门在青岛前湾港码头从事集装箱运输业务，行业内称为“背箱”业务。从集装箱的运输路线角度出发，该背箱业务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集装箱在各个场站之间的运输，与码头无关的作业，行业内称为“调箱”业务；二是集装箱从码头运至场站，行业内称为“疏港”业务；三是集装箱从场站运至码头，行业内称为“集港”业务。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自2014年9月开始启用运输平台调度系统，对具体从事集疏港运输的车辆进行统一管理，只有在平台上登记备案的车辆，才能从事平台指派的任务。登记备案的车辆必须办理“车辆自动识别卡”，行业内称为电子车牌。登记备案的车辆归属于不同的运输公司管理。行业内，“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经常被简称为“平台”，各个运输公司简称为“某某车队”，例如答辩人被简称为“路顺通车队”。就集、疏港业务而言，场站公司对所属场站集装箱数量的动态变化发送给“平台”，“平台”再将上述信息发送给各运输公司所管理的车辆。运输公司所属的每一辆车均有一部工作手机，司机可以通过专用的手机APP软件实时观测到各场站集装箱数量的动态变化，本着就近运输的原则自行从事运输业务。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平台”每次发送的指令信息是相同的，各运输公司收到的指令信息亦是相同的，并非平台将当天的全部集装箱数量进行相应比例分配后，再分别指派给不同的运输公司。每辆车单次运输的工作成果均体现为各个场站现场打印的“工作证”，“工作证”上载有箱型、箱号、运输路线、车号等信息，场站工作人员会将该“工作证”交付给该车司机。每个运输公司从其所管理的车辆司机手中收集到的所有当月“工作证”进行分类统计汇总之后，即得到该公司当月针对不同场站公司的工作量。即：“工作证”是各运输公司与各场站公司进行工作量对账的唯一凭证，如果运输公司出现丢失“工作证”，或所属车辆由于各种可能的原因不上报“工作证”，责任自负，各场站公司没有提醒运输公司少报工作量的义务，只要各运输公司上报的工作量不多于场站公司自行统计的工作量，双方均可通过“平台”进行正常运费结算。2.关于路顺通公司运营车辆的介绍。统一接受路顺通公司调度指令从事运输的车辆与路顺通公司之间存在多种业务模式：一是路顺通公司自己名下的车辆进行运输作业；二是挂靠经营模式，即：车主先自行出资购买车辆，再挂靠在路顺通公司名下进行运输作业；三是路顺通公司先出资购买，挂牌后再转卖给他人，由他人自行雇佣司机，统一接受路顺通公司的调度指令从事运输作业（涉案5组车辆即属于该种模式）；四是车主先购买有运输资质的车辆（即挂靠人在他人公司名下），再统一接受路顺通公司的调度指令从事运输作业；五是车主购买其他有运营资质公司的车辆，与路顺通公司签字协议后，再统一接受路顺通公司的调度指令从事运输作业。统一接受路顺通公司调度指令的车辆多达170多辆，均已在运输平台上备案。3.关于路顺通公司运营流程的介绍。如果是各个场站之间的调箱业务，则路顺通公司直接接受场站发送给各个运输公司的共同指令。如果涉及各个场站与前湾港码头之间的集、疏港业务，则路顺通公司需要接受运输平台通过手机APP发送给各个运输公司车辆的共同指令。隶属路顺通公司管辖的车辆（以下简称“所属车辆”）按照接收到的指令自行进行背箱业务。如果是调箱业务，车辆到达场站背箱后，司机将车号、箱号手写在一张纸上交给场站工作人员，场站工作人员将电脑系统记载的箱号与司机手填的箱号核对无误后，将司机手填的车号、箱号输入电脑系统，从电脑系统中打印出记载有箱型、箱号、运输路线、车号的“工作证”，交付给司机。如果是疏港业务，车辆进入码头时，码头的系统会自动识别该车辆是否有电子车牌，如果有电子车牌，该车辆可以进入码头；如果没有电子车牌，该车辆不能进入码头。进入码头的车辆背箱之后，在出码头时，司机会手填一份一式三联的疏港单，并将其中的一联交给码头工作人员；到达场站后，司机应将疏港单中的一联交给场站工作人员，另一联司机自己持有；场站工作人员会根据司机填写的车辆号码（备注：该填写的车辆号码可以与悬挂的车辆号牌不一致，理由后述）及电脑系统中载明的箱型、箱号、运输路线打印出该次背箱业务的“工作证”，并交付给司机。如果是集港业务，车辆从场站背箱后，场站工作人员会根据司机手填的箱号、车号（备注：该填写的车辆号码可以与悬挂的车辆号牌不一致，理由后述）和电脑系统中记载的对应该箱号的箱型、运输路线打印出“工作证”和入港单，并交付给司机，司机持该入港单将承运的集装箱运至相应的码头，“工作证”交给公司作为运费结算凭证。4.关于路顺通公司“只看工作证，不看车号”原因的介绍。根据行业惯例，路顺通公司对所属车辆的工作量计算遵循“只看工作证，不看车号”，即：所属的每一辆车要想结算运费，必须持有“工作证”，“工作证”是该车辆工作量的唯一结算凭证，即使“工作证”上载明的车号与该车辆的真实号码不一致。5.路顺通公司与平台、场站之间的运费结算介绍。就集、疏港业务而言，场站通过平台向路顺通公司支付运费，平台向路顺通公司支付运费具有延迟性，一般在4个月左右，捷丰场站、港捷丰场站照比其他场站晚一个月结算。在路顺通公司根据所收“工作证”统计出当月的工作量，以“工作证”记载的集、疏港业务类型为第一统计标准；以运输路线为第二统计标准；以箱型为第三统计标准制作一份当月的运费明细表。路顺通公司先将运费明细表发送至场站，如果场站核对无误，会向平台发送相关数据，并向平台支付运费，平台根据场站发送的数据制作一份对账单，扣除相关费用后向路顺通公司支付运费。如果场站认为路顺通公司运费明细表有误，则会要求路顺通公司公司携带“工作证”前往核对，双方核对无误后，场站再向平台发送数据、支付运费。（如果路顺通公司上报场站的运费明细表上的工作量少于场站的数据，场站不会提醒路顺通公司，而是会按照路顺通公司上报的工作量结算运费。）就调箱业务而言，场站与路顺通公司直接对账、结算，即：路顺通公司收取“工作证”汇总后，按照前文所述的统计标准与场站对账、结算。场站向路顺通公司支付运费同样具有延迟性，一般在5个月左右。6.路顺通公司与车辆实际负责人结算流程的介绍。无论是集、疏港业务，还是调箱业务，司机完成背箱后都会得到一份由场站制作的“工作证”，该“工作证”系司机完成本次背箱作业的凭证。司机或车辆实际负责人会不定期地持“工作证”前往公司或公司在场站内的临时办公点进行登记，路顺通公司统计人员回收“工作证”，如果“工作证”上的车号与前来提交“工作证”的司机或车辆实际负责人所使用的车辆不一致，司机、车辆实际负责人或统计人员会直接在“工作证”上注明前来提交“工作证”的司机或车辆实际负责人所使用车辆的车号，同时根据“工作证”上的信息填写收货单，收货单一式两联，路顺通公司一联，司机或车辆实际负责人一联，此时司机或车辆实际负责人手中再无“工作证”，收货单系双方结算的唯一凭证。路顺通公司统计人员会将本次收货单上的信息录入电脑系统，将本次收货单上的工作量登记到交纳“工作证”的车辆实际负责人名下。财务人员审核系统数据以及“工作证”后，填写单价、总价，同时制作运量明细表。车辆实际负责人定期持收货单前往路顺通公司结算运费，路顺通公司财务人员核对两联收货单一致后，回收车辆实际负责人的收货单，车辆实际负责人核对一致后，在毛运费明细表上签字确认，路顺通公司财务人员扣除加油费、维修费、保险、税费、车贷、借支等款项后，现场将剩余款项向车辆实际负责人指定的账户转账，本次结算完成。7.路顺通公司与车辆实际负责人结算的有关岗位设置及职能的介绍。路顺通公司下设统计部门、财务部门、运输部门、财务部门下设专门从事向统计局报送数据的专职人员。除毛运费明细费表是真实的，作为公司与车辆实际负责人结算的数据，其他两份表格的内容均是应对相关部门的检查，表格内容均是不真实的。综上，范振文、董培丹负有就购车款、加油费是否还清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维持。 三、范振文、董培丹在一审提交的捷丰作业明细表能够作出多种解读，原审法院认定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维持。如前文所述，“工作证”上的车号与实际作业车辆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工作证”上的车号系场站工作人员根据司机上报的车号填写的，场站工作人员在打印“工作证”时，会同时将司机上报的车号录入系统，故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捷丰作业明细表能够作出其他车辆上报涉案5组车的车号、范振文、董培丹二人将“工作证”卖给了其他车主、范振文、董培丹二人故意没有提交“工作证”给路顺通公司、范振文、董培丹二人没有从事路顺通公司下发的工作任务等多种解读，但无论是哪种解读，路顺通公司在与车辆实际负责人结算时都应遵循“只看工作证，不看车号”的行业惯例，范振文、董培丹二人应负有向路顺通公司提交“工作证”的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其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维持。 四、双方约定的给付购车款利息、违约金、管理费及利息等款项的条件已成就，原审法院不支持路顺通公司的主张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具体理由见路顺通公司上诉状。 综上，范振文、董培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为其违约行为向路顺通公司支付购车款利息、违约金、管理费及利息等款项。 路顺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返还路顺通公司购车款70万元；2、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以购车款7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路顺通公司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支付路顺通公司违约金共计25000元；4、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支付路顺通公司律师代理费30000元；5、诉讼费用由范振文、董培丹承担。2018年5月22日路顺通公司当庭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将原诉讼请求“1、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返还路顺通公司购车款70万元；2、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以购车款7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路顺通公司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变更为“1、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返还路顺通公司购车款663612元；2、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以购车款66361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路顺通公司自借款之日至2018年5月22日的利息共计74675.15元（暂计算至2018年5月22日）；3、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以购车款66361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路顺通公司自2018年5月23日至范振文、董培丹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4、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支付路顺通公司其他利息共计28729.04元；5、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支付路顺通公司车辆加油款共计117090元；6、判令范振文、董培丹立即支付路顺通公司涉案车辆管理费及利息共计68714.19元”，同时取消原诉讼请求中的第四项主张，要求另案主张，且将本案的案由民间借贷纠纷变更为买卖合同纠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波系路顺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波与荆翠萍系夫妻关系。范振文、董培丹系夫妻关系。本案路顺通公司以其规模资质资源、社会人脉资源长期在青岛前湾港区域承揽集装箱等运输业务，有近200辆车辆为路顺通公司从事集装箱背箱等业务。从事运输的车辆有多种形式，包括：自然人购买车辆登记在该自然人名下为路顺通公司从事运输工作而获得报酬、本案涉案车辆经营形式等。范振文在涉案车辆前曾经组织其他车辆为路顺通公司从事运输工作而获得报酬。后双方商定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为范振文、董培丹垫资购买运输车辆交与范振文、董培丹再为路顺通公司业务从事运输工作。其中：1、2014年3月至2015年期间，路顺通公司与案外人青岛金海超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签订车辆购销合同、买卖合同购买五组车辆，每组一头一挂，经公安机关挂牌后分别组合为：鲁Ｂ×××××/鲁Ｂ×××××、鲁Ｂ×××××/鲁Ｂ×××××、鲁Ｂ×××××/鲁Ｂ×××××、鲁Ｂ×××××/鲁Ｕ×××××、鲁Ｕ×××××/鲁Ｕ×××××，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为此支出净价款项共计995000元，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是涉案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初始及现在登记所有人。2、2014年5月6日，董培丹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签订《合同书》（为格式合同，与其他四组车辆合同相同，仅是合同期限等个别内容有区别）一份，约定,董培丹自购鲁Ｂ×××××（鲁Ｂ×××××）车一辆，以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的名义办理车辆牌照及营运手续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并自愿接受和服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统一管理；本合同非劳务合同、劳动合同，董培丹及其雇佣人员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不存在劳动用工关系，上述人员的劳动保险由董培丹自行办理；董培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合同期限为五年，自2014年5月6日至2019年5月5日。在费用方面，董培丹每月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缴纳管理服务费500元，按月收取，董培丹每月25日前缴纳管理费，每逾期一日，按照同期银行利率支付路顺通公司滞纳金。对于合同中约定的两年管理费用的情形，如果董培丹发生违约，不满合同期限，转让车辆的所有权或将车辆过户出路顺通公司，董培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管理费标准，补齐免除部分的管理费用，不满一年的按照一年收取；董培丹应在合同签订之日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交纳10000元风险保证金，合同期满或有提前过户的，在办理完毕车辆过户、注销手续，并处理完一切债权债务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扣除贰仟元的提户费后，将剩余风险保证金返还给董培丹；董培丹挂靠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从事货物运输，车辆保险必须由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统一办理，保险费由董培丹承担，车辆的维修、运行、交通肇事、罚款、商务赔偿等费用均由董培丹自行负担。在车辆产权、转让及报废方面，车辆的所有权归董培丹，但董培丹对车辆的处分须按合同的约定处理；合同期满前30日，董培丹须书面申请办理合同续签、终止或车辆转移过户、注销车籍等手续。合同期满董培丹未书面说明不续签合同、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注销车籍的，视为合同继续有效。否则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董培丹承担，路顺通公司有权收缴车辆、牌照、行驶证及营运证件；车辆的牌照、所有证件及运营权归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董培丹确需转让车辆所有权或将车辆过户出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的，应提前三十日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经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书面同意后，由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协助董培丹办理手续，费用由董培丹承担；董培丹在合同期内转让车辆所有权的，必须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元。在合同期内将车辆过户出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的，必须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元，提户费由董培丹自理。在违约责任方面，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董培丹有权解除合同，并对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享有赔偿权，可根据合同要求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支付违约金：（1）在董培丹正常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不按合同约定协助董培丹办理车辆季检、车辆年审、营运年审、牌照证换发的。(3)董培丹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不按合同规定，违法查封和扣押车辆的。合同同时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争议的解决方式等内容。其他约定事项详见挂靠合同的补偿合同。 同日，董培丹又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签订《营运车辆挂靠经营补充合同》（“为解决借款车辆能顺利按期还款和其他有关事项等问题，经双方协商，制定补充合同，本补充合同是主合同未尽事宜的补充，与主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该记载与其他四组车辆补充合同相同）一份，约定：鲁Ｂ×××××（鲁Ｂ×××××）号车由董培丹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借款购买所得。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为该车辆所付的费用（如保险、缴税、检测费用等）共计237674元，该费用为董培丹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的借款，董培丹在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偿清该借款前仅享有（车辆）使用权，借款还清后，本车辆的产权归董培丹所有，车辆证照由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统一保管。此车辆永久性归属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名下，不得提户出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在上述借款还清前，董培丹不得转移车辆所有权，否则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元；若董培丹确需转让车辆所有权或将车辆提户出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必须还清与本车辆有关的全部款项并按照当时银行贷款利率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支付借款利息，经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书面同意后，董培丹方可转让车辆所有权或将车辆提户出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董培丹赔偿，提户费用由董培丹承担；车辆转移所有权或提户出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必须将已免的管理服务费补齐并按照当时银行贷款利率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支付已免的管理服务费利息，其他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书》执行；董培丹将车辆挂靠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且以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的名义从事货运工作，董培丹必须服从路顺通公司的管理和调配。董培丹不得私自接受除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外的其他公司或个人的货运调配任务，若被发现违反该规定，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有权收回该车辆，并且由董培丹支付违约金2000元；车辆为董培丹借款购买所得，约定还款期限为合同签约日起36个月，每月需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缴纳欠款6603元，董培丹的每月工作运费量不得低于20000元，若低于该工作运费量，需在知道该差额之时三日内补齐差额，否则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有权收回该车辆；在借款还清前，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扣除自2014年5月6日起应付给董培丹的工作运费（扣除税费、油费、管理费等费用）来折抵上述借款金额，直至借款全部还清为止。 2014年10月20日，范振文就鲁Ｂ×××××（鲁Ｂ×××××）号车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签订了合同书和《营运车辆挂靠经营补充合同》，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2014年10月20日起至2019年10月19日止，其他内容与5186车主合同相同。补充合同约定，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为该车辆支付费用152059元，该费用是范振文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借款所得，还款期限为合同签约日起24个月，每月需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还款6636元；在借款还清前，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扣除自2014年10月24日起应付给范振文的工作运费（扣除税费、油费、管理费等费用）来折抵上述借款金额。同时，相较上述鲁Ｂ×××××（鲁Ｂ×××××）号车所签订的补充合同，该合同第三条修改为“此车辆为贷款购买车辆，双方约定在十年内不得提户出甲方（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合同的其他内容与5186车补充合同一致。 2015年2月27日，董培丹就鲁Ｂ×××××（鲁Ｂ×××××）号车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签订合同书及《营运车辆挂靠经营补充合同》，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2015年2月27日起至2020年2月26日止，其他内容与5186车主合同相同。补充合同约定，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为该车辆支付费用243612元，该费用是董培丹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借款所得，还款期限为合同签约日起36个月，每月需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还款6767元；在借款还清前，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扣除自2015年2月27日起应付给董培丹的工作运费（扣除税费、油费、管理费等费用）折抵上述借款金额；此车辆为贷款购买车辆，双方约定在十年内不得提户出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合同的其他内容与5186车补充合同一致。 2016年10月12日，董培丹董培丹就鲁Ｂ×××××（鲁Ｖ×××××）号车、鲁Ｖ×××××（鲁Ｕ×××××）号车分别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签订合同书和《营运车辆挂靠经营补充合同》，3053车与3073车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2016年10月12日起至2021年10月11日止，其他内容与5186车主合同相同。补充合同约定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为两辆车支付费用各185000元，该费用均是董培丹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借款所得，还款期限均为合同签约日起24个月，每月需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还款均为7709元；在借款还清前，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均扣除两车自2016年10月12日起应付给董培丹的工作运费（扣除税费、油费、管理费等费用）折抵上述借款金额；两车辆为贷款购买车辆，双方约定在十年内不得提户出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合同的其他内容与5186车补充合同一致。 范振文、董培丹先后取得上述涉案车辆后，自己雇佣司机在路顺通公司的具体指令下为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在青岛前湾港区域承接的不同业务从事集装箱运输工作。范振文、董培丹驾驶车辆司机将其从被运输方得来的为路顺通公司工作的工作量小票集中一定数量后不定期交与路顺通公司财务处，被运输方不定时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核对账目，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根据与被运输方的账目明细再与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小票核对无误后，根据原、范振文、董培丹合同约定扣除每月应偿还购车款以及未在合同中约定的税费、加油费等费用后再支付给范振文、董培丹。实际运行中，因业务的阶段性及时空关系，被运输方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核对账目较范振文、董培丹完成一定数量的工作量时间点有迟延，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与范振文、董培丹结算上述运费时在时间上也具有迟延性，其中最后一期-2017年6月份的运费双方在2017年11月份结算。后原、范振文、董培丹双方因故产生矛盾，双方互不信任，范振文、董培丹称其多次对路顺通公司李波及路顺通公司有关人员进行录音录像。但路顺通公司对范振文、董培丹的录音录像均予以否认，其中：2017年12月18日，范振文与路顺通公司李波之间的对话中有记载：李：“把我所有的借款都还完了”范：“什么借款？就是预支自己的十万块钱”范：“多少钱利息，你这样的话咱俩算算行了”李：“按正常算呗，你去财务算，166万乘以利息给我还上”范：“166万什么钱？买车的钱？”李：“所有的借款记一块，你一共借我这些钱”；范：“那我现在所有车就结不了费了”李：“肯定结不了了，你在还我钱，不但结不了，你还在还钱给我，…”；范：“我这五个车不是一直干着，自从跟着你干话，从旧车到现在，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我不就是跟着老梁干，我可以不跟着老梁干”李：“你买你妈了个X车，你这么做人”2018年1月30日，董培丹与路顺通公司李波之间的对话中有记载范：李：“报停就注销，报停就必须注销”董：“那你得给我钱，我不报停的话你得支给我运费我干活也中啊”2018年1月31日，路顺通公司李波在公安机关陈述为什么将3053车开回公司时称“范振文不按照协议约定还款，…范振文自2017年12月起停止向我公司偿还车辆借款及利息。我公司于2017年1月30日口头通知范振文收回车辆使用权，要求其将车辆交回公司，范振文提出异议。…”2018年2月1日，路顺通公司李波与董培丹在公安机关的对话中有记载：董：“我欠你那些不都从运费中扣除了吗”李“你欠我余款27万多扣除了吗？”董：“哪里27万多？我看不懂”；警察问“本金还完了？”李：“没还完”董：“本金还完了”；李：“你现在还欠我27万多”董：“你财务也说我给你结清了”、“从七月份到现在不结，没钱给员工开工资，不报停还能怎样？” 范振文、董培丹2018年4月18日对路顺通公司工作人员路捷录音资料中，路捷称让范振文、董培丹返还涉案五辆车，并办理相关的交通违章处理。 2018年1月31日，因路顺通公司认为范振文、董培丹驾驶涉案车辆为案外人从事运输工作，路顺通公司李波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将鲁Ｂ×××××（鲁Ｖ×××××）号车从范振文雇佣的司机王德振处开走。范振文遂以其车辆被“抢劫”为由报警，青岛港公安局前湾分局出警予以调查，公安机关对范振文的笔录记载“车现在挂靠在路顺通公司名下，但车是我（范振文）从李波那里买的…”；对李波的笔录中记载“（我）未抢劫车辆，车辆属于路顺通公司所有，车辆的所有人属于路顺通公司…”。 2018年2月1日，董培丹因索要运费与路顺通公司方发生矛盾并报警，后二人被传唤至黄岛派出所。董培丹称，在该所调解室内，路顺通公司李波向董培丹出示了借款明细与借支明细表两份材料，董培丹拍照留存，该两表载明了二路顺通公司关于涉案五组车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借购车款与风险保证金以及用上述车辆的运费（截至2017年6月份运费）陆续抵扣借款、风险保证金和范振文、董培丹的已还款与未偿款情况：其中诉争的五组车辆均已按照每车10000元的数额从运费中扣除了风险保证金；鲁Ｂ×××××（鲁Ｂ×××××）与鲁Ｂ×××××（鲁Ｂ×××××）两车在2017年6月份运费后未还款金额为0元，鲁Ｂ×××××（鲁Ｂ×××××）的未还款金额为27068元、鲁Ｂ×××××（鲁Ｖ×××××）的未还款金额为92492元、鲁Ｕ×××××（鲁Ｕ×××××）的未还款金额为92492元、资金周转未还款金额为60000元，以上共计272052元。《借支明细表》中还列明了该宗借款的应付利息。范振文、董培丹对该272052元欠款予以认可并请求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欠其的运费中先行抵扣。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对明细和明细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庭审时路顺通公司另提交《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与《借支明细表》，并称路顺通公司提交的《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与《借支明细表》为当日在派出所所出具，并非是董培丹提交的《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与《借支明细表》，以证明董培丹至起诉时尚欠路顺通公司借款663612元。董培丹对路顺通公司提交的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不予认可。 2018年3月28日，范振文、董培丹以快递方式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发函，要求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终止挂靠，由路顺通公司协助其办理解除手续并在解除前配合其完成车辆年审工作，同时其自愿以未结运费抵顶对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的欠款，剩余运费要求返还。2018年4月2日、2018年4月13日，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通过短信的形式向范振文、董培丹发送通知，要求范振文、董培丹向其返还诉争五组车辆以进行车辆年审，并需一次性向其支付借款、油费、利息等所有欠款。2018年4月3日，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向范振文、董培丹邮寄通知文书后被退回。2018年4月18日，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的员工又电话通知范振文要求其返还诉争车辆并需自行处理该宗车辆的交通违章。2018年4月24日，范振文、董培丹再次以快递方式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发函，要求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配合其完成鲁Ｂ×××××（鲁Ｂ×××××）号车的年审工作。2018年4月26日，范振文又将该内容以短信形式发送给路顺通公司李波。 庭审时，范振文、董培丹称，迄今为止，路顺通公司与范振文、董培丹双方之间没有至某一时间点的营运、支出、结算对账单（包括但不限于双方之间或生效的裁判文书）。对在黄岛派出所董培丹与路顺通公司李波见面的性质，路顺通公司认为不代表任何意思表示或承诺，董培丹认为系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冲突，行政部门介入调查，发现不属于其范围，建议诉讼解决。 范振文、董培丹曾经以路顺通公司为被告在一审法院另案提起诉讼，即2285号案件。该案中，范振文、董培丹2018年1月30日诉状诉讼请求为：支付运输费916323元及利息等；2018年2月追加诉讼请求：解除双方之间运输车辆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路顺通公司返还风险保证金等；2018年3月21日追加诉讼请求为：路顺通公司支付2018年1月份运输费1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等；2018年4月21日明确诉讼请求为：解除挂靠经营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3月29日（理由为2018年3月28日向路顺通公司邮寄解除挂靠经营合同通知书，路顺通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收到通知书）等；2018年4月24日追加诉讼请求为：路顺通公司返还鲁Ｂ×××××、鲁Ｕ×××××车及行车证等相应的车辆证件。事实和理由：双方签订合同将涉案车辆挂靠在路顺通公司名下，并由案外人统一调度从事物流运输。路顺通公司每月在收到上述车辆经营所得运费，扣除加油费、保险费、维修费等相关费用后将余款付至董培丹的账户，一直持续付至2017年6月份。自2017年7月份开始，路顺通公司将范振文、董培丹的经营所得扣留不付。2018年1月31日，路顺通公司将正在作业的鲁Ｂ×××××/鲁Ｖ×××××抢走，导致该车辆至今不知所踪，行车证等证件也随车被抢，后又将范振文、董培丹的车辆向前湾港运输平台报停，路顺通公司的行为严重违约，侵犯了范振文、董培丹的合法权益。 该案中路顺通公司辩称，没有拖欠范振文、董培丹运费：诉争五车辆的所有权为路顺通公司享有，范振文、董培丹尚未向其还清购车款。范振文、董培丹在合同存续期间藏匿车辆、转移车辆所有权，其行为已严重违约；范振文、董培丹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现不具备解除合同的要件，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范振文、董培丹也应及时向其支付尚未付清的购车款及相应的利息；范振文、董培丹要求返还车辆风险保证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范振文、董培丹实际并未交纳保证金；范振文、董培丹要求路顺通公司返还鲁Ｂ×××××/鲁Ｖ×××××车及相应证件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合同约定，在购车款付清前，范振文、董培丹仅享有车辆的使用权，所有权为路顺通公司享有，而且范振文、董培丹严重违约在先，其无权要求返还车辆。请求驳回范振文、董培丹的全部诉讼请求。 2018年9月26日2285号案件判决：一、双方之间的合同于2018年3月29日解除。二、路顺通公司协助办理涉案车辆的解除挂靠手续。三、路顺通公司返还鲁Ｂ×××××（鲁Ｖ×××××）号车辆。四、路顺通公司支付运费1069043.5元及利息。五、路顺通公司返还车辆风险保证金40000元等。路顺通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还是挂靠经营合同纠纷；第二，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数额以及范振文、董培丹是否已经将欠路顺通公司所有的购车借款偿还完毕；第三，各方之间谁履行约定的义务，谁存在违约行为，路顺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一审法院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及各方起诉答辩、举证质证意见，作如下分析判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理由如下：董培丹、范振文与路顺通公司就涉案诉争车辆分别签订了《合同书》与《营运车辆挂靠经营补充合同》，该两份合同对诉争车辆买卖、还款、所有权、营运权、违约以及受路顺通公司指示展开工作等均作出了明确约定，两份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只是路顺通公司与范振文、董培丹形成诉讼后（甚至在形成诉讼前）对合同性质认识不同。双方在《合同书》中约定车辆的所有权归范振文、董培丹，在补充合同中又约定在范振文、董培丹向路顺通公司还清车辆借款前范振文、董培丹仅享有车辆使用权，待还清借款后才能有条件获得车辆产权，还约定十年内不得提户出路顺通公司。对于双方合同的性质，路顺通公司认为系附条件的买卖合同关系；范振文、董培丹认为系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民事案件诉讼的案由是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法律关系。案件存在多个法律关系时，与诉讼请求在法律上、事实上直接关联的法律关系才是案由。案由的确定应当以路顺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为主。路顺通公司提起诉讼的诉因与诉讼请求应当有因果关系，并且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和受理条件，否则应驳回起诉。因为同一法律关系可能产生多种争议，诉因与诉讼请求如果不具有因果关系，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和受理条件。如，甲承包乙汽车一辆并签订汽车承包合同，约定每月交付承包费若干。若产生争议的诉讼请求为因承包费交付多少、交付迟延等合同约定的事项，该诉讼请求来源于合同约定的原因，案由自然应为承包合同纠纷；若产生争议的原因为实际承包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诉讼请求为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支付保险费等，则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诉因，案由不应为承包合同纠纷，而应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若乙指示甲将乙的物件自A地运往B地并支付运费若干，发生争议的诉讼请求为支付运费若干，则诉因非基于承包合同的约定，而是基于实际双方新的运输合同约定（乙指示甲将乙的物件自A地运往B地并支付运费若干），案由不应为承包合同纠纷，而是运输合同纠纷；等等。本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有买卖合同纠纷（74）、挂靠经营合同纠纷（236）案由。查，“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了获得较好的经营资格、凭证、信誉或国家优惠政策等便利条件，与另一方主体(挂靠单位)达成协议，以该主体的经营资格、凭证或名义等进行经营活动，并向该主体支付一定报酬或“管理费”，由此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民事争议。“挂靠经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目前已不被允许。现行法律并未对“挂靠经营”的含义进行规定。一般意义上“挂靠经营”是指经营主体(多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与另一经营主体(多为具备一定实力、信誉、资格的国有或者集体法人企业)协议约定，由挂靠方使用被挂靠企业的经营资格和凭证等进行经营活动，并向被挂靠企业提供挂靠费用的经营形式。“挂靠经营”以被挂靠企业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同时支付一定的挂靠费用。实践中的挂靠经营形式繁多，如建筑施工队挂靠建筑公司、个体车辆挂靠有资质的出租汽车营运公司等。范振文、董培丹在庭审时称，1、范振文、董培丹给路顺通公司交付管理费、报酬，双方合同第二页第一条有约定，“乙方（范振文、董培丹）每月向甲方（路顺通公司）缴纳的管理服务费为500元。…对于合同中约定的甲方免除乙方的两年管理费的情形，如果乙方发生违约，不满合同期限，转让车辆所有权或将车辆过户出甲方，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管服务费标准，补齐免除部分的管理费用，不满一年的按照一年收取；2、是路顺通公司指使范振文、董培丹干路顺通公司的活，路顺通公司给付范振文、董培丹干活报酬，范振文、董培丹自己没有承揽过自己的活。庭审时各方一致认为在路顺通公司处从事运输的车辆有多种形式，包括：自然人购买车辆登记在该自然人名下以路顺通公司名义为路顺通公司从事运输工作而获得报酬、本案涉案车辆的运输形式等。本案路顺通公司以其规模资质资源、社会人脉资源长期在前湾港等承揽集装箱等运输业务，有近200辆车辆为路顺通公司从事集装箱等背箱业务。双方合同上虽有一定条件下交付一定的管理费的约定，但该不足以说明双方合同（包括补充合同）的约定完全符合“挂靠经营合同”的特征。从“挂靠经营合同”的定义看，本案双方的合同（包括补充合同）不符合“为了获得较好的经营资格、凭证、信誉或国家优惠政策等便利条件，与另一方主体(挂靠单位)达成协议，以该主体的经营资格、凭证或名义等进行经营活动”、“由挂靠方使用被挂靠的（国有或集体法人企业）企业的经营资格和凭证等进行经营活动，并向被挂靠企业提供挂靠费用的经营形式”的以被挂靠企业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的本质特征。实际上，范振文、董培丹是依照路顺通公司的指示给路顺通公司承揽的业务从事运输背箱等工作，即，范振文、董培丹实际工作时没有以路顺通公司的主体经营资格、凭证或名义等进行经营活动，范振文、董培丹工作量款项从路顺通公司处结算、领取，而不是由被工作单位直接支付给范振文、董培丹。即，从“挂靠经营合同”的定义上分析，本案双方合同（包括补充合同）不符合“挂靠经营合同”的特征。路顺通公司与范振文、董培丹所签订的合同（包括补充合同）名称在合同法中没有规定，系“无名合同”，根据通说，应参照合同法中最相类似的合同确定案由，范振文、董培丹在案由的认识上认为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案由，而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涉案五辆车辆系路顺通公司购买，范振文、董培丹以每月从事的运输工作量的方式偿还约定的购车款，并对车辆所有权进行了约定，路顺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返还尚欠的购车款、支付利息等（与2285案件立案时起诉状中记载的支付运费若干诉讼请求不同），依据路顺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明确对车辆所有权进行约定-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的相关条款中明确约定，范振文、董培丹未将上述涉案车辆借款全部还清前，车辆的所有权归路顺通公司所有（实际上涉案车辆至今仍登记在路顺通公司名下），范振文、董培丹仅享有车辆的使用权，该系典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附条件）买卖合同（但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合同，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将在争议焦点三中予以阐述）。故，本案依路顺通公司诉讼请求依法应当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与诉讼请求在法律上、事实上直接关联的法律关系），不应当认定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不符合挂靠经营合同的特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证据法角度，一个民事案件首先应当分析证明对象，确定证明对象后分析证明责任。通说认为证明对象系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本案在范振文、董培丹借款还款事项上，路顺通公司的证明对象为范振文、董培丹买卖涉案车辆借路顺通公司款项数额事实，范振文、董培丹的证明对象为其所称的已经全部还清借款的事实。两个证明对象均为积极事实，由主张的一方承担证明责任。范振文、董培丹对路顺通公司提交的7张借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购买鲁Ｂ×××××首付款5万元和新车款243612元其中243612元已经包含了首付5万元。如前所述，按照范振文、董培丹辩解，如果243612元中包含5万元，则没有必要书写两个借条，包含关系书写两个借条与常理不通。如果如范振文、董培丹所辩解，2015年2月27日双方约定该5万元借款从范振文以前的鲁Ｃ×××××号车“2014年11月运费扣除”实际上已经扣除的话，该借款条也应当加盖作废章。事实上未加盖作废章。范振文、董培丹未能举证证明范振文、董培丹已经从以前的鲁Ｃ×××××号车2014年11月运费扣除了该5万元款项，也未举证证明范振文、董培丹所称的由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要求全部还清之后才加盖“作废”章，所以该公司一直持有该借据而未加盖“作废”章的观点，一审法院对范振文、董培丹的该辩解不予支持。范振文、董培丹未能举证证明其所称的2015年2月27日的两个借据-鲁Ｂ×××××车借款已还清，其中到2018年3月28日解除合同时，已经偿还216544元，仅剩余欠款27068元，范振文、董培丹同意路顺通公司从运费收入中扣除剩余的欠款27068元的观点，一审法院对范振文、董培丹的该辩论观点不予支持；范振文、董培丹未能举证证明两个185000元借据（鲁Ｕ×××××号车、鲁Ｂ×××××号车）已经还清，其中到2018年3月28日解除合同时，每个车各偿还92508元，仅剩余欠款92492元，范振文、董培丹同意路顺通公司从运费收入中扣除剩余的欠款的观点，一审法院对范振文、董培丹的该辩论观点不予支持。即，一审法院认定范振文、董培丹因购买涉案车辆共计欠路顺通公司款项数额为1003345元（7张借据数额）。该数额也与范振文、董培丹范振文庭审陈述的数额一致（2018年上午庭审笔录第5页）。除此之外，免除了路顺通公司对其证明对象的进一步举证证明责任。即，路顺通公司举证的7张借款借据除双方一致认可的5186号车、5723号车借款已经全部偿还完毕外，其他借据记载范振文、董培丹借路顺通公司购车款合计为663612元。范振文、董培丹没有举证证明其已经将欠路顺通公司的所有购车款及借款偿还完毕，理由如下：路顺通公司提交的范振文、董培丹出具的涉案车辆的借条范振文、董培丹予以认可，其中双方认可5186、5723号车已经偿还完毕借款并在借款条上加盖作废章，而其他三辆车的借款没有加盖作废章，范振文、董培丹没有证据证明6050车的首付款5万元包含在243612元另一张借条中，也没有证据证明两个185000元的借款也已经偿还完毕，一审法院对路顺通公司的6050号车欠借款293612元，3053号车、3073号车分别欠借款185000元的主张予以确认。范振文、董培丹在庭审书面答辩时称，范振文、董培丹每月运营正常，路顺通公司每月从范振文、董培丹的运营费中扣还购车款，其中有两辆车已经还清借款，另外三辆车尚欠212052元借款未偿还，经与路顺通公司会计张翠萍核对，范振文、董培丹2017年7月至12月的运费为916323元，7月至9月的运费收入抵顶各项借款后还绰绰有余，2018年3月28日，范振文、董培丹向路顺通公司致函：解除挂靠关系，同意路顺通公司以运费收入抵顶购车款，结算剩余运费等。至此，范振文、董培丹所欠路顺通公司的借款已通过在运费收入中抵顶的方式还清，范振文、董培丹不欠路顺通公司的任何费用，倒是路顺通公司尚欠范振文、董培丹运费收入数十万元未付。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法定抵销）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该规定的债务为到期债务。至本案最后一次庭审，本案范振文、董培丹未能举证证明其所称的路顺通公司尚欠范振文、董培丹916323元运费的事实（路顺通公司不认可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包括其所称的张翠萍的视听资料），事实上，范振文、董培丹所称的路顺通公司尚欠范振文、董培丹运费916323元的说法范振文、董培丹已经在另案中（一审法院2285号案件）提起诉讼，说明双方对路顺通公司是否欠范振文、董培丹运费事实存在争议，至本案最后一次庭审时尚没有对账单或生效裁判文书予以确认该欠款事实。至2018年3月28日范振文、董培丹向路顺通公司致函解除挂靠关系时更没有对账单或生效裁判文书予以确认该欠款事实。即，范振文、董培丹未能举证证明至2018年3月28日范振文、董培丹对路顺通公司已经有明确的到期债权，故范振文、董培丹行使合同法规定的法定抵销权条件尚不成就。如果范振文、董培丹在2017年7月之后在路顺通公司处尚有工作量款项应当收取，双方之间也应当按照其约定和惯例进行最终对账、结算。另，根据法理，抵销权分为法定抵销和合意抵销两种。按照范振文、董培丹所称，2017年3月28日范振文、董培丹发函给路顺通公司“以运费收入抵顶购车款，结算剩余运费等”，该为法定抵销。抵销权为形成权，一方主张抵销的，应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学界对抵销权在诉讼中应当提起反诉还是抗辩持不同意见。如果应当反诉（反诉是本诉的范振文、董培丹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相同事实对本诉路顺通公司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目的是抵销或吞并本诉路顺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或使本诉的诉讼请求失去意义），本案中范振文、董培丹庭审时明确不提出反诉，则一审法院对范振文、董培丹的应反诉而没有反诉的抵销请求不予审理；如果系抗辩，法定抵销权的前提条件是双方互负到期债权，至本案及2285号案件审理时，双方互负的债权均不明确，或均不是法定的到期债权，则范振文、董培丹的抵销抗辩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再，如果范振文、董培丹已经行使了抵销权，对于已经抵销的债权（债务）部分不应再主张权利。而在2285号案件中，范振文、董培丹仍然主张其所称的全部款项，没有将已经抵销的部分予以扣除，该说明范振文、董培丹以自己的行为（诉讼行为）表明其没有行使抵销权。故一审法院对范振文、董培丹在答辩时所称的范振文、董培丹所欠路顺通公司的借款已通过在运费收入中抵顶的方式还清，范振文、董培丹不欠路顺通公司的任何费用的观点不予支持。 民事诉讼范围内的当事人陈述是指案件的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关于案件事实和证明这些案件事实情况的陈述，只能限定在诉讼过程中。本案李波、董培丹虽是案件当事人之一，但范振文、董培丹证据五(派出所调解室视频等)发生的时间在双方起诉之前，李波、董培丹所讲对象不是法院，显然李波、董培丹在公安机关所说不是当事人陈述。在证据分类上，黄岛派出所调解室视频（含视频现场李波、董培丹、办案警察等对话）系视听资料较为符合本案案情。但进一步分析，如果李波、董培丹在公安机关所讲对己方不利，有可能构成自认或诉讼外自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该系自认的规定。本案黄岛派出所调解室视频（含视频现场李波、董培丹、办案警察等对话）系在诉讼前形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认。当事人在本案诉讼过程外所作的对“不利己案件事实”的陈述或承认，在本案诉讼中将被作为“诉讼外自认”对待，该为法学界共识。本案黄岛派出所调解室视频（含视频现场李波、董培丹、办案警察等对话）在诉讼前形成，如果有不利于自己一方事实的承认，自应构成诉讼外自认。诉讼外自认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学理一般认为诉讼外自认只是证据的一种，即使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相一致，也只能作为法官依凭自由心证认定事实的资料，即其证据力由法官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加以衡量。对方当事人对该项自认的援引是出于举证的必要，并不因该项举证而免除其举证证明责任。 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借支明细表、借款明细路顺通公司不予认可，其上没有路顺通公司方签字或盖章，路顺通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范振文、董培丹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真实性，即范振文、董培丹未能举证证明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的真实性。又，即使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为真，因，范振文、董培丹一方面承认该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的真实性，一方面又称“范振文、董培丹在每月偿还借款之后，尚欠路顺通公司各类借款272052元，其余欠款均不属实”、“双方未约定借款利率，《借支明细表》中的利率不实”。即范振文、董培丹对自己有利的部分予以认可，而对同样是表中记载的其他对己不利的部分予以否认，范振文、董培丹对该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左右摇摆；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记载的内容有诸多矛盾不能合理解释，范振文、董培丹董培丹在其提交的视听资料中有时称不欠路顺通公司借款了，有时称已经还清借款，而在本案庭审时称路顺通公司在公安机关提交了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等，范振文、董培丹认可该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中尚欠款数额，范振文、董培丹对案件事实陈述前后不一，对证据材料选择性认同。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作为书证在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上均存在重大瑕疵，一审法院对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该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不予采信。庭审时，范振文、董培丹列举了大量的视听资料以证明被录音人所说与其提交的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记载的内容“高度吻合”，以此来证明视听资料与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记载的内容达到了盖度盖然性的标准。一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法上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指一方没有提交证据或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情况下，另一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存在或发生能够达到足够高度的证明标准。而本案范振文、董培丹要证明的案件事实（也是范振文、董培丹负担的举证证明责任）是已经全部偿还了借路顺通公司的购车款项的事实。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视听资料、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等均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全部还清所借购车款的案件事实。另，在范振文、董培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占大量篇幅的是范振文、董培丹所称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记载的数据与1月5日张翠萍等视听资料所说数据完全吻合，以此来证明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其所称的路顺通公司李波在公安机关提交了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为真，应当作为双方定案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退一步讲，即使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为真，对张翠萍视听资料也为真，但张翠萍视听资料中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确定性（“我（张翠萍）只能给你个大约数，有些价格没有…9月份之后的价格可能不是很准，只能给你一个大约数了…大约数哈，这个数肯定是不准的”）。在不确定性语言的大前提下如何报告出具体的数据数字？即使报出具体的数据数字，也为大前提“…这个数肯定是不准的…”所否定。“…这个数肯定是不准的…”视听资料中记载的数据数字即使与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记载的数据高度吻合，也只能说明借款明细和借支明细表记载的数据数字也会是不准确的。即范振文、董培丹所举证据材料不能佐证黄岛派出所调解室（含视频现场李波、董培丹、办案警察等对话）视听资料所记载（路顺通公司诉讼外自认）的范振文、董培丹尚欠路顺通公司买车款27万余元或范振文、董培丹的已经全部偿还完毕购车款的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举重以明轻，诉讼中尚“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本案，董培丹以激进方式处理矛盾，公安机关将董培丹、李波约到派出所，对在黄岛派出所董培丹与李波见面的性质，路顺通公司认为不代表任何意思表示或承诺，范振文、董培丹认为系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冲突，行政部门介入调查，发现不属于其范围，建议诉讼解决。说明在派出所董培丹与李波见面所交涉涉案问题，更是一种妥协或调解，此情况下李波或董培丹所说更“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况且李波所说也并非是全部案件事实。从本证与反证的角度考量，本案在范振文、董培丹借款还款事项上，范振文、董培丹买卖涉案车辆借路顺通公司款项数额事实为路顺通公司本证，路顺通公司负举证证明责任。范振文、董培丹认可借款事实和数额，免除了路顺通公司本证的举证证明责任。范振文、董培丹所称已经全部还清借款的事实不是路顺通公司本证的反证，而是范振文、董培丹的本证-主张权利已经消灭的事实，对此范振文、董培丹应当对其本证负举证证明责任。范振文、董培丹没有证据证明或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全部还清欠款的主张，一审法院对范振文、董培丹已经将欠路顺通公司所有的购车借款全部偿还完毕的主张不予采信。如果一审法院2285号案件或范振文、董培丹有其他证据证明已经偿还部分借款的话，可从中扣除。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各方当事人谁履行了义务，谁存在违约行为。 从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看，双方的每组车辆对应的《合同书》与《营运车辆挂靠经营补充合同》签订时间在同一天，补充合同特别声明“为解决借款车辆能顺利按期还款和其他有关事项等问题，经双方协商，制定补充合同，本补充合同是主合同未尽事宜的补充，与主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说明《合同书》与《营运车辆挂靠经营补充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均是本案裁判的依据。但从两个合同签订时间先后和行文上看，在唯一事项上，补充合同是合同书的补充，依补充合同约定为准；在相同事项上，补充合同约定的效力大于合同书约定的效力。其中之一为关于车辆所有权的约定，合同书约定车辆所有权归范振文、董培丹，补充合同约定车辆所有权归路顺通公司，且除5186号车之外的四辆车另有十年内不得提户的特别约定，结合合同书记载的营运权也归路顺通公司的约定，说明范振文、董培丹只对涉案车辆有使用权，且自愿接受和服从路顺通公司统一管理，路顺通公司对涉案车辆有所有权、营运权、管理权等。 路顺通公司购买涉案车辆后依据双方合同分批交付范振文、董培丹，由范振文、董培丹实际控制使用涉案车辆，至此路顺通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范振文、董培丹接收涉案车辆后实际雇佣司机并接受路顺通公司指示为路顺通公司的相关业务工作，范振文、董培丹也在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中。 路顺通公司选择本案的诉讼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但庭审时其选择本案的请求权基础规范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本条是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的规定自无争议。而本案是否是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纠纷，试分析如下：该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在合同法买卖合同一章，该章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的是买卖合同的定义，即“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所有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所有权的权利外观为：动产的占有（特殊动产登记对抗），不动产（公示外观）的登记。按照所有权变动的一般法律规定，所有权在交易双方之间交付标的物时就已经发生转移（变动），买受人也已完全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该为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将所有权保留交由当事人在合同中自由约定。这一特性说明，在所有权变动问题上法律授权当事人以自由的约定排除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按照所有权变动的一般法律规定，所有权在交易双方之间交付标的物时就已经发生转移（变动），买受人也已完全取得标的物所有权，但由于双方在合同中的（保留所有权）约定，使得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在双方间暂不发生，在双方间还没有发生所有权变动。这也就意味着在适用所有权保留规则时，双方应当已经具备所有权变动的全部要件，否则所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并没有发生变动，更谈不上以所有权保留制度来保障出卖人的利益问题。对于普通动产或特殊动产，在外观上均应当具有买卖等债权合同及交付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依照该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时间与财产交付时间并不完全一致，可以分为三：另有规定、自由约定、交付转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意见》第84条规定，财产已经交付，但当事人约定财产所有权转移附条件的，在所附条件成就时，财产所有权方为转移。在民法通则规定的基础上，意见规定更是直接认可当事人就所有权转移所附条件，而且强调所有权的变动以该条件的满足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条在买卖合同条件下再次肯定了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的立场，为所有权转移与交付及占有的分离奠定了基础。具体到本案，双方在补充合同约定在范振文、董培丹向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还清车辆借款前范振文、董培丹仅享有车辆使用权，待还清借款后才能获得车辆产权。实际上涉案车辆的产权均登记在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名下（至今仍登记在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名下），尽管本案路顺通公司将涉案车辆在不同约定时间交付于范振文、董培丹，每辆车都有合同（合同书和补充合同书），但合同书和补充合同均不是买卖车辆的债权合同，交付时车辆所有权并没有转移给范振文、董培丹，车辆所有权一直属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所有，即路顺通公司自始至今没有将涉案车辆所有权转移给范振文、董培丹（范振文、董培丹占有涉案车辆系基于合同约定的车辆使用权基础上的使用占有，而不是基于物权的占有），谈不上所有权保留问题，该不是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应为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附条件的买卖合同。即本案路顺通公司的请求权基础规范应为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而不是第一百三十四条。 路顺通公司认为范振文、董培丹与其血亲、姻亲亲属关系人成立关联公司行为系违约行为，路顺通公司李波与路顺通公司工作人员是否有权将范振文、董培丹实际控制的涉案车辆之一（鲁Ｂ×××××鲁Ｖ×××××）（以下简称涉事车辆）予以“收回”是双方分歧之一。路顺通公司认为基于所有权其有权将涉事车辆开走，范振文、董培丹认为涉事车辆系范振文、董培丹所有（2285案件范振文、董培丹诉状中称，1月31日，陆顺通公司将正在作业的涉事车辆抢走，范振文、董培丹在本案答辩时称路顺通公司单方面扣押范振文、董培丹车辆。即，案件审理自始至终，范振文、董培丹站在涉案车辆系范振文、董培丹所有的角度。范振文、董培丹认为涉案车辆系范振文、董培丹所有的观点可能是双方产生矛盾的重要根源）、路顺通公司系抢劫行为并报警（后公安机关以存在经济纠纷为由不予刑事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基于上述分析，路顺通公司对车辆不是保留所有权（保留所有权是财产权已经转移给买受人），而是对涉案车辆一直享有所有权以及合同约定的营运权、管理权，范振文、董培丹对涉案车辆仅享有使用权。该也为双方合同及补充合同“路顺通公司为该车辆所付的费用为范振文、董培丹向路顺通公司的借款，范振文、董培丹在向路顺通公司偿清该借款前仅享有（车辆）使用权，借款还清后，本车辆的产权归范振文、董培丹所有，车辆证照由路顺通公司统一保管。此车辆永久性归属于路顺通公司名下，不得提户出路顺通公司；在上述借款还清前，范振文、董培丹不得转移车辆所有权，否则向路顺通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元；若范振文、董培丹确需转让车辆所有权或将车辆提户出路顺通公司，必须还清与本车辆有关的全部款项并按照当时银行贷款利率向路顺通公司支付借款利息，经路顺通公司书面同意后，范振文、董培丹方可转让车辆所有权或将车辆提户出路顺通公司…”以及“在合同有效期内，范振文、董培丹确需转让车辆所有权或将车辆过户出路顺通公司的，应提前三十日向路顺通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经路顺通公司书面同意后，由路顺通公司协助范振文、董培丹办理手续，费用由范振文、董培丹承担”、“若范振文、董培丹确需转让车辆所有权或将车辆提户出路顺通公司，必须还清与本车辆有关的全部款项并按照当时银行贷款利率向路顺通公司支付借款利息，经路顺通公司书面同意后，范振文、董培丹方可转让车辆所有权或将车辆提户出路顺通公司，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范振文、董培丹赔偿，提户费用由范振文、董培丹承担”约定所佐证。除5186号车外其他车辆补充合同约定，车辆为贷款购买车辆，双方约定十年内不得提户出路顺通公司。说明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对5186号车享有所有权、营运权、管理权和一定条件下范振文、董培丹的提户权，对5186号车之外的车辆享有所有权、营运权、管理权和十年内不得提户出路顺通公司的权利。路顺通公司与范振文、董培丹合同中没有特别约定范振文、董培丹与范振文、董培丹的血亲、姻亲亲属关系人不能成立关联公司，则本案范振文、董培丹与范振文、董培丹的血亲、姻亲亲属关系人成立关联公司的成立行为本身不构成合同违约行为。但路顺通公司基于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营运权、管理权以及双方补充合同中“范振文、董培丹将车辆挂靠于路顺通公司且以路顺通公司的名义从事货运工作，范振文、董培丹必须服从路顺通公司的管理和调配。范振文、董培丹不得私自接受除路顺通公司外的其他公司或个人的货运调配任务，若被发现违反该规定，路顺通公司有权收回该车辆…”约定，在范振文、董培丹有以涉案车辆为路顺通公司以外的关联公司工作嫌疑时（如果范振文、董培丹车辆是正在给路顺通公司工作，路顺通公司收回正在给自己公司工作车辆的可能性不大，而2017年12月18日范振文与路顺通公司李波之间的对话中却有记载：范：“我这五个车不是一直干着，自从跟着你干话，从旧车到现在，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我不就是跟着老梁干，我可以不跟着老梁干”），路顺通公司行使其合同权利-营运权、管理权和物权权利-所有权合理合法（公安机关没有认定为刑事案件），路顺通公司依法收回3053号车辆不构成违约或侵害债权。 一审法院2285号案件中范振文、董培丹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路顺通公司支付运输费1076323元及逾期利息、退还风险保证金50000元、返还鲁Ｂ×××××/鲁Ｖ×××××车及相应车辆证件，是否有运费未予支付、是否应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符合约定或法律规定）以及解除合同的时间（两次解除合同：2018年2月诉讼解除合同、3月29日邮寄通知解除合同）、原因（双方的责任大小等）应该在该2285号案件中予以明确。 双方合同中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范振文、董培丹确需转让车辆所有权或将车辆过户出路顺通公司的，应提前三十日向路顺通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经路顺通公司书面同意后，由路顺通公司协助范振文、董培丹办理手续；合同期满前30日，范振文、董培丹须书面申请办理合同续签、终止或车辆转移过户、注销车籍等手续。合同期满范振文、董培丹未书面说明不续签合同、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注销车籍的，视为合同继续有效;补充合同约定，若范振文、董培丹确需转让车辆所有权或将车辆提户出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必须还清与本车辆有关的全部款项并按照当时银行贷款利率向路顺通公司支付借款利息，经路顺通公司书面同意后，范振文、董培丹方可转让车辆所有权或将车辆提户出路顺通公司；除5186号车外其他车辆补充合同约定，车辆为贷款购买车辆，双方约定十年内不得提户出路顺通公司。本案中，范振文、董培丹至今没有书面申请将涉案车辆提户或将车辆所有权转移出路顺通公司处，甚至范振文、董培丹至今没有向路顺通公司口头或书面提出转移涉案车辆所有权，路顺通公司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书面同意范振文、董培丹将涉案车辆转移所有权于路顺通公司之外;对合同期满车辆，范振文、董培丹也未在期满前30日书面申请办理合同续签、终止或车辆转移过户、注销车籍等手续，依照合同约定，应视为双方合同继续有效。如果2285号案件范振文、董培丹提出解除合同返还车辆要求看作是书面申请的话，2285号案件及本案中路顺通公司称不同意解除合同，该也说明路顺通公司没有同意范振文、董培丹将车辆提户出路顺通公司，实际上，路顺通公司路顺通公司至今享有涉案车辆的所有权、营运权及管理权，范振文、董培丹仅享有使用权。故路顺通公司依据合同主张利息、违约金、管理费等条件尚不成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果2285号案件生效且裁判范振文、董培丹解除合同是否符合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条件，则路顺通公司可就利息、违约金、管理费等依法另行主张。 路顺通公司所称的范振文、董培丹加油消费数额合计为11709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述加油费发生在2017年9月份及之后的时间，按照范振文、董培丹的解释，2017年6月的运费是在11月份结算的，则与范振文、董培丹解释的上述加油费已经在2017年11月份及之前每月结算中予以扣除相矛盾。范振文、董培丹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加油费已经在何时在结算运费时扣除，故范振文、董培丹应当支付上述117090元油款。 范振文、董培丹分别与路顺通公司签订合同和补充合同，尽管李波系路顺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波与荆翠萍系夫妻关系，路顺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公司行为与个人有关，本案只有路顺通公司才有权向范振文、董培丹主张权利，李波与荆翠萍无权向范振文、董培丹主张权利；范振文、董培丹系夫妻关系，分别与路顺通公司签订过涉案车辆合同及实际履行中借款行为，应对欠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综上，路顺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范振文、董培丹的辩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范振文、董培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欠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购车款（鲁Ｂ×××××/鲁Ｂ×××××、鲁Ｂ×××××/鲁Ｕ×××××、鲁Ｕ×××××/鲁Ｕ×××××）共计人民币663612元；二、范振文、董培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9月之后（包含2017年9月）加油款人民币117090元；三、驳回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李波的诉讼请求；五、驳回荆翠萍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78元（11350+2228路顺通公司预交），由路顺通公司负担2588元，由范振文、董培丹共同负担10990元。因路顺通公司已向一审法院预交，由范振文、董培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路顺通公司。 二审审理期间，在2019年11月12日的法庭调查中，范振文、董培丹提交： 证据1：《捷丰国际储运卸箱单（工作证）》。拟证明：1、该票据为司机上交工作证时所遗漏的一张，是鲁Ｂ×××××，在2017年12月2日13:38:17时，将空箱由前湾港码头运至捷丰物流园。此工作证是实际工作中产生的票据。2、工作证为机打小票，只有一联，并非路顺通公司所称的一式两联或三联。 证据2：集装箱出门证、进出闸小票、青岛口岸集装箱装箱单（入港单）捷丰箱站、世腾克运入港单。拟证明：鲁Ｕ×××××号车于2016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一直挂靠路顺通公司在前湾港平台签约的各个场站和前湾港之间从事运输经营。 证据3：集装箱出门证、集装箱出港证、进出闸小票、青岛口岸集装箱装箱单（入港单）捷丰箱站。拟证明：鲁Ｂ×××××号车于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期间，一直挂靠路顺通公司在前湾港平台签约的各个场站和前湾港之间从事运输经营。 证据4：集装箱出门证、进出闸小票、青岛口岸集装箱装箱单（入港单）捷丰箱站、世腾克运入港单。拟证明：鲁Ｂ×××××号车于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期间，一直挂靠路顺通公司在前湾港平台签约的各个场站和前湾港之间从事运输经营。 证据5：集装箱出门证、进口空箱进场。拟证明：鲁Ｂ×××××号车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期间，一直挂靠路顺通公司在前湾港平台签约的各个场站和前湾港之间从事运输经营。 证据6：卸船空箱直取设备交接单、空白集装箱空箱疏港（0074107-0074150）共44份、空白集装箱空箱疏港（0256076-0256092）共17份。拟证明：路顺通公司在答辩状第4页中称，“在出码头时，司机会手填一份一式三联的疏港单”，这与事实不符，更准确的讲是与2017年以来的实情不符。在前湾港平台成立之前，司机出码头时，确实会手填一式三联的疏港单即《卸船空箱直取设备交接单》。而在平台成立之后，2017年以来，司机手填的则为一式两联的《空白集装箱空箱疏港》。 证据7：电子车牌（鲁Ｂ×××××号）。拟证明：挂靠期间，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运输平台为路顺通公司名下的挂靠车辆全部办理了电子车牌，电子号牌必须放置在车头前方的挡风玻璃上，经过检查桥时，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运输平台的设备自动识别电子号牌，电子屏幕就显示出配套服务商物流公司的名称、车辆号牌等信息。如果识别不出是配套服务商的车辆，就不能出入前湾港。 证据8：视频截图2张（于萍萍和武松萍负责制单）、送货单截图（时间节点0:00:39）QQ视频20190704062321。拟证明：路顺通公司在（2019）鲁02民终3624号案中提交的视频20190704062400，其中0:00:40和0:00:47的截图显示，统计各挂靠车辆运量完成制单的是于萍萍、武松萍，该二人为路顺通公司统计员。QQ视频20190704062321中称武松萍是统计人员，并显示了武松萍统计汇总的送货单。 证据9：范振文与统计人员对话视频数据光盘、范振文与统计人员对话视频文稿（一）2017年12月19日上午9点09分23秒、0:00:20对杜昌显的截图、0:00:36对武松萍的截图、0:00:39对张美茹的截图。拟证明：2017年12月19日上午9点09分23秒，范振文同6050号车司机杜昌显、5186号车司机王华向路顺通公司的统计人员武松萍、张美茹交纳涉案车辆6050/3053/5186号车的运输小票。3073号车的运输小票在前天（2017年12月17日）交给了路顺通公司统计人员。 证据10：范振文与统计人员对话视频文稿（二）2017年12月19日上午9点11分23秒、0:00:15对武松萍的截图、0:00:42对司机填报数据提交单据的截图、0:00:57对捆绑后提交单据的截图。拟证明：1、2017年12月19日上午9点11分23秒，范振文6050号车司机杜昌显、5186号车司机王华向路顺通公司的统计人员武松萍交纳涉案车辆的运输小票，武松萍承认收到了6050/3053/5186/3073号车运输的小票。2、杜昌显等人将运输小票夹进送货单小本内，然后用皮筋捆住，直接交给武松萍，统计人员收到后，不给挂靠司机签收任何收据。 证据11：范振文与统计人员对话视频文稿（三）2017年12月20日下午15点41分28秒、0:01:30对于萍萍的截图、0:02:26对张美茹的截图。拟证明：1、2017年12月20日下午15点41分28秒，范振文向路顺通公司的统计人员于萍萍、张美茹交纳涉案车辆的运输小票，张美茹收到了6050/5723/3053/5186/3073号车运输的小票。2、范振文将运输小票夹近送货单小本内，然后用塑料袋捆住，直接交给张美茹，张美茹收到后，不给范振文开具任何单据。 证据12：范振文与统计人员对话视频文稿（四）2017年12月26日下午16点17分12秒。拟证明：1、2017年12月26日下午16点17分12秒，范振文向路顺通公司的统计人员于萍萍、张美茹交纳涉案车辆的运输小票，张美茹收到了5723/3053号车运输的小票。2、范振文将运输小票装进塑料袋后交给张美茹，张美茹收到后，不给范振文开具任何单据。 证据13：范振文与统计人员对话视频文稿（五）2018年01月01日上午11点15分18秒、0:00:55对张美茹的截图、0:01:27对张美茹的截图、0:01:34对于萍萍的截图。拟证明：1、2018年01月01日上午11点15分18秒，范振文向路顺通公司的统计人员于萍萍、张美茹交纳涉案车辆的运输小票，张美茹收到了5186/6050/3053号车运输的小票。2、范振文用塑料袋包裹运输小票，直接交给张美茹，张美茹收到后，不给范振文开具任何单据。 证据14：范振文与王辉的电话录音数据光盘、范振文与王辉通话录音文稿（一）2019年5月10日13：52、范振文与王辉通话录音文稿（二）2019年5月10日14:29。拟证明：1、王辉的鲁Ｕ×××××号车一直挂靠路顺通公司经营运输业务。2、截止2019年5月10日，路顺通公司与挂靠车主当场对账仅仅开始了三个月，由此可知开始时间应在2019年1月份左右。路顺通公司上诉提交的证据三视频不能证明其与范振文、董培丹存在对账。 证据15：《对账明细》及QQ截图打印件（5个）。拟证明：1、涉案五辆车于2017年12月、2018年1月仍挂靠路顺通公司进行运输业务。2、平台已将2017年12月、2018年1月运费结算给路顺通公司。3、该对帐明细来自于青岛港平台组建的由各车队参加的QQ群，其中路顺通的荆翠萍、于萍萍（手机号码138××××3137）也在该群中。我方提交该对帐明细并当庭予以演示。4、该QQ群的QQ号码为37×××08，群名青港物流车队统计。 路顺通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1.路顺通公司在庭审过程中从未表达说“工作证”一式两联或三联的观点。在前湾港从事集、疏港及调箱业务的运输公司都遵循“只看工作证，不看车号”的行业惯例，车辆实际负责人或司机向路顺通公司缴纳工作证后，路顺通公司会向其出具一式两联的发货单中的一联，“工作证”是工作量的具体体现，其作用相当于现金，只有缴纳了“工作证”，才能结算运费。2.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工作证恰恰能够证明其没有向路顺通公司缴纳工作证或其从事的并非路顺通公司的作业任务的违约行为，故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 对证据2、3、4、5、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工作证”是双方结算的唯一凭证，具体理由已经在前文及答辩意见中详细论述，不再赘述。2.上述证据仅能证明涉案车辆可能在2017年12月及2018年1月曾经在前湾港中作业，但无法证明其从事的是路顺通公司的业务，也无法证明其将用以证明工作量的“工作证”上交路顺通公司，上述证据大多数都没有体现出涉案车辆的车号，即便体现，也因车号是根据司机上报填写的或电子车牌可以被更换的原由，无法证明范振文、董培丹主张的待证事实，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故路顺通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 对证据7电子车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1.电子车牌能够证明路顺通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已经将车辆的使用权交付给范振文、董培丹，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义务。范振文、董培丹能够提供涉案车辆的电子车牌，说明涉案车辆均处于其二人控制之下，也能证明范振文、董培丹不接受路顺通公司统一调度的违约行为。2.电子车牌是可以被替换的，如路顺通公司答辩状中所述，作业车辆在码头违规作业时，电子车牌会被锁死，无法进入码头，车辆实际负责人为了减少损失，会将其它因故障等原因无法作业车辆的电子车牌挪到该车上，以达到减少损失的目的。 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1.本组证据系路顺通公司在（2019）鲁02民终3624号中用以证明其用以记载车辆实际负责人工作量系统的视频，在该份视频中能够清晰的反映出范振文、董培丹在2017年6月后没有工作量。2.范振文、董培丹在（2019）鲁02民终3624号案中已经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现又将该份证据作为证据使用，体现了其不诚信的诉讼行为，应受到法庭惩戒。3.路顺通公司认为，范振文、董培丹在本案中提交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其承认了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故法庭应采纳路顺通公司的证明目的。 对证据9、10、11、12、1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是范振文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录制的，录制过程带有极强的选择性，不具有客观性，视频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真实的交接过程，且无法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具体理由为：1.该组视频中没有清晰的体现出范振文向路顺通公司工作人员缴纳的是什么，如范振文真的提交“工作证”，其应在视频中展示“工作证”，而不是将一摞不明是何物的白纸用塑料袋装在一起。2.“工作证”是双方结算的唯一凭证，其作用相当于现金，根据常理，范振文将如此重要的凭证交给路顺通公司，应该要求工作人员核对，而在视频中，范振文将不知何物的白纸装入塑料袋放下后就匆匆离开了，并没有要求工作人员核对，也没有表明最基本的车数。3.如范振文真的缴纳“工作证”，应该向工作人员索要凭证，如其在视频中索要凭证，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不给，那么可以证明其主张，但其在视频中没有索要的行为，其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将相当于现金的“工作证”上交后，不索要任何凭证，风险应由其自负，其应向法庭举证其上交“工作证”的证据。 对证据1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1.该录音系范振文单方录制，不具有客观性，不能排除其与“王辉”有过串通的嫌疑。2.“王辉”并不是路顺通公司的统计工作人员，其证言无法反映全部的交接过程，如法庭欲采纳该份证据，应传唤“王辉”出庭接受质询，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本次录音系2019年5月10日录制，“王辉”在录音中清晰的陈述“去年有复联”，可见无论现在的工作制度是否发生变化，至少双方尚未发生矛盾时，路顺通公司是向车辆负责人出具复联的，体现出范振文、董培丹在庭审过程中强调“从来没有复联”的恶意隐瞒客观事实的主观意向。4.依照前文所述，范振文、董培丹如真的提交了“工作证”，其不向路顺通公司索要相关凭证，风险应由其自负。 对证据15，不清楚该QQ群的实际作用，在青岛港从事运输的车队及公司都遵循只看工作证不看车号的行业惯例，对该QQ群所反映的人员信息及文件内容是否真实需要庭后落实，以书面形式提交质证意见。对于截图打印件的质证意见同上。 李波、荆翠萍质证称：质证意见同路顺通公司意见。 在2020年3月3日的法庭调查中： 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第一组证据：6050车2015.9-2017.6收款收据。拟证明：路顺通公司每月在与范振文、董培丹结算6050车运费收入时，均从运费收入中扣除购车借款6767元。第二组证据：5186车2014.12-2017.5收款收据。拟证明：路顺通公司每月在与范振文、董培丹结算5186车运费收入时，均从运费收入中扣除购车借款6603元。第三组证据：5723车2015.7-2017.6收款收据。拟证明：路顺通公司每月在与范振文、董培丹结算5723车运费收入时，均从运费收入中扣除购车借款6336元。 路顺通公司质证称：对于该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由于该收据上无经办人签字、公司加盖公章，格式不符合财务规范，故该证据形式不合法，且该三组证据并不连贯，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一审法院对范振文、董培丹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类似收据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 李波、荆翠萍：质证意见同路顺通公司一致。 本院认证认为，对上述证据将结合其他查明事实及证据进行综合评判。 在2020年3月20日的法庭调查中： 路顺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一组证据，包括：2014年5月至2017年6月的对账明细单、工作量明细表，拟证明诉争车辆的毛运费为3825597元；银行流水明细，拟证明路顺通公司已向范振文、董培丹支付净运费966922.5元。前述差额即路顺通公司实际扣费3825597-966922.5=2858674.5元。路顺通公司还提交《合同书》、《营运车辆挂靠经营补充合同》、借据、出库单等，拟证明范振文、董培丹应承担的款项为3724195.59元。综上，范振文夫妇应承担的金额远大于路顺通公司实际扣费数额，差额为3724195.59-2858674.5=865521.09元，此系范振文夫妇应向路顺通公司支付的款项，此计算过程及结果不仅能证明范振文夫妇主张的“路顺通公司实际扣费数额”足以抵扣“范振文夫妇应承担的数额”不能成立之外，还进一步佐证“张翠萍”录音录像中数据等不构成路顺通公司的自认。 范振文、董培丹质证称，路顺通公司提交的材料没有说明“从毛运费到净运费的计算过程”，没有完成法庭要求的举证要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路顺通公司始终不提交范振文“在对账后扣除成本及其他应扣的费用的收据上签字确认”的那一联单据，无法说清“从毛运费到净运费的计算过程”。路顺通公司提交的结算资料，根本不是完整的结算资料，看不出购车借款和加油费的抵扣模式。所谓范振文为范振武担保欠款322838.91元根本不存在。路顺通公司提交的附表显示其向范振文超支了86万元，这明显虚假。路顺通公司每月支付给范振文的款项都是财务人员精心计算完成抵扣后，由法定代表人李波的配偶荆翠萍往外支付的。现在却又说，路顺通公司实际扣除的成本少于应当承担的成本，而且居然少算了86万元之巨，前述金额尚不包括路顺通所谓的利息。少计算86万元的成本，是2018年1月范振文起诉路顺通公司以来，路顺通公司第一次的说法。结合上述不合常理的情节，谁能相信管理170辆车的物流公司的财务管理居然能乱到这种程度，匪夷所思。能够对这一切乱象作出唯一合理解释的就是，路顺通公司的说法是虚假的。 本院认为，按照上诉人路顺通公司提交此组证据的思路，即用挂靠经营期间产生的毛运费减去范振文应当支付的车款、范振文的借款以及其他车辆保险、人员意外险、维修费、轮胎款、加油款以及其他范振文应承担的税费、罚款等，可以得出范振文应得的净运费。因2285号案件已认定“诉争车辆自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期间以被告路顺通公司名义在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从事集装箱运输业务”，据此路顺通应提交完整的截至2018年1月的账目，但路顺通公司未提交完整的账目，导致无法按此思路继续推进。故本院对路顺通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 在2019年12月24日的法庭调查中： 路顺通公司提交一份调取证据申请：1.申请调取路顺通公司在青岛港码头作业期间所从事的全部场站工作量及结费情况（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2.前往路顺通公司在青岛港作业期间所从事的全部场站调查场站与路顺通公司的结算流程及范振文、董培丹向法庭提交的印有山东捷丰国际物流储运有限公司业务章的作业明细是否存在伪造的情况。在该调查申请中，路顺通公司申请的“事实与理由”中指出“2019年12月18日，贵院前往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台”）调取案涉5组车辆的工作量，平台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其仅有针对车队的对账数据，并没有针对某一具体车辆的工作量的数据”。本院认为，路顺通公司申请调取的资料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对路顺通公司的申请不予准许。 二审经审理查明，本案当事人的相关诉讼如下： 1、范振文、董培丹与路顺通公司、李波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黄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211民初2285号民事判决，判令案涉5组车辆的挂靠经营合同解除，路顺通公司向董培丹、范振文支付运费1069043.5元及利息等。路顺通公司、李波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鲁02民终362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路顺通公司、李波不服，申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民申终6044号民事裁定，驳回路顺通公司、李波的再审申请。 上述（2018）鲁0211民初2285号民事判决中确认了2018年1月5日范振文与财务人员张翠萍、韩娟的对话视频的真实性，并以对话中提及的诉争车辆的运费金额确认了路顺通公司欠付运费的金额：“被告路顺通公司作为诉争车辆对外公示的运费收款方及运量统计方，有关运量及运费计算数据均由其掌握，亦应由其提供，但其坚持辩称不欠付二原告运费并因此不提供上述相应数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诉争车辆自2017年7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运费，可按照被告路顺通财务工作人员的陈述确认，为916323元……”。 2、路顺通公司、荆翠萍与范振文、董培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黄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211民初2919号民事判决，范振文、董培丹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鲁02民终9858号民事判决，改判范振文、董培丹偿还路顺通公司借款本金6万元。在（2019）鲁02民终9858号案件中，本院对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张翠萍的视频录音证据，以及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收款收据和《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借支明细表》等证据，予以确认采信。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路顺通公司、范振文、董培丹均提起上诉，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范振文、董培丹的上诉： 关于范振文、董培丹所提本案案由不应为买卖合同纠纷，应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的上诉理由，因本院(2019)鲁02民终3624号民事判决中已对双方经营模式所产生的法律关系进行了梳理及确认，本案中不再赘述，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立为买卖合同纠纷，并无不当，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案涉当事人签订的《营运车辆挂靠经营补充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此合同第一条约定车辆由乙方向甲方（路顺通公司）借款购买所得（乙方付清首付款项后，剩余款项由甲方为乙方垫付）。……第九条约定：在借款还清前，甲方（路顺通公司）扣除应付给乙方的工作运费来折抵上述借款金额。直至借款全部还清为止。上诉人路顺通公司对于以运费抵扣购车借款并未否认，仅主张涉案五组车辆的扣款模式并不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而是采用人性化的扣款方式。经审理查明双方以扣运费折抵购车借款模式运营的车辆一共有五辆牵引车和五辆挂车，其中鲁Ｂ×××××/鲁Ｂ×××××、鲁Ｂ×××××/鲁Ｂ×××××已以抵扣运费的方式还清车款。故，鲁Ｂ×××××/鲁Ｂ×××××、鲁Ｂ×××××/鲁Ｖ×××××、鲁Ｕ×××××/鲁Ｕ×××××三组车辆尚欠车款的余额是范振文、董培丹上诉的焦点问题。 因本案诉争车款系范振文、董培丹在支付首付款后以运费抵扣购车借款，据此结合诉争车辆均以路顺通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运输的实际，路顺通公司负责经营及各项费用记账管理，是车辆运营的直接管理方、是掌握车辆财务状况信息的优势方，据此，本院认为路顺通公司有能力也应当提交证据证明诉争车辆运营的结算数据。但路顺通公司作为车辆运营的直接管理方、掌握车辆财务信息的优势方，并未提交截至2018年1月的完整账目、扣费凭据或发票等证据来证明车辆运营成本及盈利情况，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尚欠购车款为663612元的完整的账目来源。再从路顺通公司主张的欠款金额来看，上诉人路顺通公司在历经2285号、3624号、6044号、2919号、9858号案件后，在本案2020年4月8日的法庭调查中路顺通公司首次提出范振文、董培丹应向路顺通公司支付865521.59元，再结合路顺通公司在本案中诉请金额由70万元变更为663612元、二审审理期间又主张范振文夫妇应向路顺通公司支付865521.59元，据此，仅就路顺通公司主张的欠款金额的数据而言，路顺通公司主张多个欠款金额，就更应该提供充分的证据佐证其主张。但截至2020年4月8日的法庭调查，路顺通公司仍然未提交完整的账目、完整的车辆运营的结算数据、亦未提交无争议的车辆的扣费详情。 从范振文、董培丹的举证来看，其提交了《借支明细表》、《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李波于2018年2月1日在派出所被询问的视频中陈述“你欠我余款27万多，扣除了吗？”；其还提交了范振文与路顺通财务工作人员张翠萍等人的录音、录像视频等证据综合证明其仅欠购车借款212052元。 通过对双方举证能力、举证情况、庭审陈述的综合考量，本院认为，就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录音、录像视频、《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借支明细表》等证据而言，均系范振文、董培丹在与路顺通公司发生纠纷期间以数字化形式存储、传输的电子数据，并非证人证言，该些证据结合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及庭审陈述，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主张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范振文、董培丹借款明细》记载“未还款金额”272052元，其中“资金周转6万元”已在本院（2019）鲁02民终9858号中予以处理，据此本院确认范振文、董培丹欠路顺通公司鲁Ｂ×××××/鲁Ｂ×××××、鲁Ｂ×××××/鲁Ｖ×××××、鲁Ｕ×××××/鲁Ｕ×××××的尚欠车款为212052元。 另，关于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尚欠加油款的金额，范振文、董培丹提交的证据能证明其尚欠的加油款为37000元，但基于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在上诉状中要求“改判上诉人共同支付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11月后加油款人民币40000元”，据此，本院确认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应向路顺通公司支付加油款40000元。 二、关于路顺通公司的上诉： 1、关于上诉人路顺通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不全面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因本案争议焦点为购车剩余欠款，故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虽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但一审法院及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充分审查并考量了双方的运营模式，以及双方的其他诉讼，据此路顺通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不全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2、关于路顺通公司主张的违约金、管理费及利息，因本院作出的(2019)鲁02民终3624号民事判决中认定“路顺通公司迟延履行债务的行为已致使双方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据此在路顺通公司违约的情况下，路顺通公司在本案中要求范振文、董培丹支付违约金、管理费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 3、关于路顺通公司上诉主张的购车利息，本院认为，案涉鲁Ｂ×××××/鲁Ｂ×××××及鲁Ｂ×××××/鲁Ｂ×××××这两组车已付清车款，故，路顺通公司要求范振文、董培丹支付该两组车的购车利息，本院不予支持。案涉五组车辆的挂靠经营合同于2018年3月29日解除，故自合同解除之日范振文、董培丹应向路顺通公司支付另外三组车尚欠车款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上诉人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上诉人范振文、上诉人董培丹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1民初2944号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 二、撤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1民初294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1民初29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范振文、董培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购车款（鲁Ｂ×××××/鲁Ｂ×××××、鲁Ｂ×××××/鲁Ｕ×××××、鲁Ｕ×××××/鲁Ｕ×××××）人民币212052元及利息（以212052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9日起至2018年5月2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四、变更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1民初29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范振文、董培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9月之后（包含2017年9月）加油款人民币40000元； 五、驳回上诉人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六、驳回上诉人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578元，由上诉人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9900元、由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共同负担36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预交的2737元，由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400元、由范振文、董培丹负担337元；上诉人范振文、董培丹预交的9087元，由青岛路顺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栾桂玲 审判员  唐明光 审判员  卞冬冬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费晓宇 书记员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