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终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市分行，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15、17号。负责人：张一帆，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凤，辽宁恒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思雨，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624号。法定代表人：黄作庆，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华家街道敬业路17号。法定代表人：刘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婧，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作庆，男，196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临平，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军，女，1971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临平，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上诉人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市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大连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宝公司）、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运公司）、黄作庆、牛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139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国开行大连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2018）辽02民初1393号民事裁定，并指定一审法院继续对本案进行审理；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各方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国开行大连分行是适格原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国开行大连分行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行总行）为同一民事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即我国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均实行一级法人制度，国开行总行与国开行大连分行为同一民事主体。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的规定，国开行大连分行从事的民事活动，法律后果均由国开行总行承担。因国开行大连分行与国开行总行二者为同一民事主体，由国开行大连分行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与国开行总行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国开行大连分行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本案案涉合同虽以国开行总行名义签署，但实际放款方、收款方、合同执行方、催收方等均为国开行大连分行，各方被上诉人也一直向国开行大连分行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相关借款凭证、特种转账凭证等可予佐证，故国开行大连分行为案涉借款合同实际履行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国开行大连分行作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且国开行总行已出具《情况说明》同意并授权由国开行大连分行向各方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提起诉讼，并已排除了因诉讼主体不同导致重复对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可能，因此国开行大连分行为适格诉讼主体，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并无不当。3.国开行大连分行作为诉讼主体，并未损害债务人及其他各方利益，且有利于债权实现，能够更好地保护国家、集体及社会公众利益。本案中，因国开行总行与国开行大连分行为同一民事主体，无论各方被上诉人向国开行总行还是国开行大连分行承担责任，均不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及影响。并且因案涉合同实际履行方为国开行大连分行，因此各方被上诉人向国开行大连分行承担责任，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能够更好地保护国家、集体及社会公众利益，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天宝公司、承运公司辩称：一、分支机构有独立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也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不能视为与总行为同一民事主体。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第五款中该“其他组织”包括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之规定，分支机构虽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但其作为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合法分支机构，在法律上必然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即在从事经营活动中，有权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签署相关协议，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如本案是国开行大连分行与天宝公司、承运公司签订的《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汇贷款合同》（以下简称《外汇贷款合同》），则其主体是适格的，但与天宝公司、承运公司签订合同的是国开行总行，并非国开行大连分行。所以国开行大连分行的主体错误。2.《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该规定是指如分支机构对外签订合同后，可以由法人来承担分支机构的权利和义务。而本案中，与天宝公司、承运公司签订合同的并不是国开行大连分行，不涉及国开行大连分行是否有承担的能力，也不涉及由谁来对此承担法律责任。国开行大连分行是故意混淆本案总行与分行的关系，如果是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而由总行来提起诉讼，则符合本条法律规定的情形，但本案恰恰相反。因此，国开行大连分行的诉讼主体是不适格的。二、合同具有相对性，应当按照法律明确规定执行。1.与天宝公司、承运公司签订《外汇贷款合同》的主体为国开行总行，并非国开行大连分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基于合同向合同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合同债权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护。因此，本案国开行大连分行没有权利要求天宝公司、承运公司承担合同义务，其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而非合同当事人，因此，国开行大连分行不是适格的主体。2.合同一方当事人将自己的诉讼主体权利同意并授权给第三方的情形只能通过债权转让，并通知债务人的方式进行，而本案国开行总行并没有将自己的债权转让给国开行大连分行，因此，国开行总行单方制作的《情况说明》随意变更法律的诉讼主体地位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也是无效的。且不能因其排除将不重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可能性，就任意变更诉讼主体地位。这就相当于A公司与B公司签订借款合同，A公司出具授权给C公司就可以让C公司享有了诉讼的主体地位是完全错误的。三、天宝公司为主债务人，应该优先用天宝公司、承运公司财产偿还所欠借款。国开行总行与天宝公司分别签订《外汇贷款合同》《贷款抵押合同》（房屋及土地）《贷款抵押合同》（机器设备），约定用天宝公司名下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所有的先进、进口机器设备作为抵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之规定，在本案当中应由天宝公司的财产优先偿还债务。综上所述，天宝公司、承运公司认为国开行大连分行的主体不适格，恳请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黄作庆、牛军辩称:同意天宝公司、承运公司的答辩意见。1.本案债务应先以抵押、质押财产进行偿还，不足部分由保证人黄作庆、牛军承担补充责任。本案中债务人天宝公司以自己的财产为该笔债务设立了抵押担保。担保物为位于大连金州新区的项目项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及项目项下形成资产，包括建设用地约126,000平方米、建筑物70,877.54平方米、项目项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经划线确认实际面积为126,003.74平方米）、项目所需的全部设备、该项目引进国外先进的冰淇淋生产线、购置生产加工设备、冷冻速设备、检验测设备、包装设备约634台/套、配套建设水处理、CIP清洗以及空气净化等生产辅助设施、配套冷库制冷设备及冷库配套设施，抵押财产估值总计1,069,591,131.58元。又有承运公司与国开行总行签订《贷款质押合同》，出质标的为承运公司持有的天宝公司1040万股股权以及出质标的的孳息（股息红利等），质押物现估值总计4673.76万元（以2019年3月27日收盘价3.21元/股，按1456万股计）。另有黄作庆与国开行总行签订《贷款质押合同》，出质标的为债务人股东黄作庆持有的债务人天宝公司1600万股股权以及出质标的的孳息（股息红利等），质押物现估值总计7190.4万元（以2019年3月27日收盘价3.21元/股，按2240万股计）。综上，抵押、质押财产现值已经能完全覆盖本合同债务，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国开行大连分行应优先实现抵押和质押担保，在抵押、质押担保价值核算后不足部分再向保证人追偿。2.国开行总行未尽到格式条款解释说明义务，增加了保证人义务，该格式条款应予撤销。经过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对国开行大连分行提供证据的质证和黄作庆、牛军对于《保证合同》相关情况的解释说明，能够证明案涉《保证合同》并非面签，因此，国开行总行必然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解释义务。尤其对于牛军来说，其并非主债务人公司、其他负责人员或工作人员，对于签署合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无法准确理解，更需要国开行总行进行必要的解释。国开行与黄作庆、牛军签订的《保证合同》中，第三条第二款系明显的格式条款，该条款极大的增加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十条之规定，国开行总行应该在保证人黄作庆、牛军签订载有该条款的《保证合同》之前对合同中明显增加保证人义务的格式条款作出充分说明，令保证人切实理解这些条款的责任后果。但是在该份合同中国开行总行并未履行法定义务，导致保证人不能明确理解条款对个人责任产生的影响，从而大大增加了保证人的义务。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合同中该条款应判定无效。综上，黄作庆、牛军应在主债务范围内且在主债务人抵押、质押担保实现以后，仅就不足部分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国开行大连分行主体不适格，恳请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国开行大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宝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220万美元，并向国开行大连分行支付拖欠利息、罚息及复利1,310,829.93美元，共计33,510,829.93美元（暂按2018年9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汇率计算，共计230,025,038.82元人民币，利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8年9月26日，自2018年9月27日起至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天宝公司仍应按《外汇贷款合同》的约定标准向国开行大连分行支付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2.判令天宝公司支付律师费1.5万元人民币；3.依法确认国开行大连分行对天宝公司位于大连金州新区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金国用（2011）第06070001号,土地合宗后土地证号为金国用（2015）第0607001号）及地上建筑物、项目所需全部设备（详见抵押物清单）享有的抵押权合法有效，并判令天宝公司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偿还诉讼请求1、2项中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4.依法确认国开行大连分行对承运公司持有的天宝公司1456万股股份及孳息（股息、红利等）享有的质权合法有效，并判令承运公司以该质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偿还诉讼请求1、2项中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5.依法确认国开行大连分行对黄作庆持有的天宝公司2240万股股份及孳息（股息、红利等）享有的质权合法有效，并判令黄作庆以该质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偿还诉讼请求1、2项中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6.判令黄作庆、牛军对诉讼请求1、2项中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判令各方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案涉《外汇贷款合同》《贷款抵押合同》及抵押他项权证书、动产抵押登记书、《贷款质押合同》、证券质押证明、《担保合同》的约定，在本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贷款人为国开行总行，借款人为天宝公司，经办行为国开行大连分行。同时根据《外汇贷款合同》第一条定义中“经办分行”的约定，系指根据贷款人授权，具体负责该合同签订、贷后管理相关事宜的贷款人分支机构。该金融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人应为国开行总行。同时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根据合同的约定以及相关权利的登记显示，亦为国开行总行。现国开行大连分行以原告主体提起诉讼，虽然国开行总行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其中主要记载：案涉合同均以国开行总行名义签署，但实际放款、收款方、合同执行方、催收方等，均为国开行大连分行，国开行大连分行是上述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国开行总行对此情况予以确认。所以国开行总行同意并授权国开行大连分行为原告，提起诉讼并主张权利，并由国开行大连分行取得全部诉讼权利，国开行总行不另行就上述合同向各被告主张权利。根据案涉主债权合同的约定，贷款人即债权人为国开行总行，虽然国开行大连分行在案涉债权履行过程中执行了贷款的实际发放、回收等具体工作，但其仅仅是作为贷款人分支机构的经办分行地位，不具有债权人的法律地位。不应为案涉债权的适格原告主体。同时，国开行总行的上述《情况说明》仅构成其对国开行大连分行的授权，并不构成债权的概况性转让，所以国开行大连分行基于《情况说明》亦不具备适格原告的法律地位。案涉债权及相应从权利的主体仍为国开行总行。鉴于此，国开行大连分行不是本案适格权利主体，应当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依照《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国开行大连分行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191,926元，免予收取。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国开行大连分行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国开行总行2018年12月29日作出《国家开发银行直接授权书》，第35页载明：国开行总行授权国开行大连分行在诉讼、仲裁、执行、破产等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以分行名义向法院、仲裁机构等有权机关提交各种法律文书、授权委托书、相关协议、证明材料等相关文件，并加盖分行行章。本院认为，《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司、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必须是因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本案中，从案涉合同签订主体看，案涉《外汇贷款合同》《贷款抵押合同》《贷款质押合同》《担保合同》及抵押他项权证书、动产抵押登记书、证券质押证明、载明的贷款人、抵押权人、质权人均为国开行总行，但从合同的履行看，实际放款、收款、合同执行及催收为国开行大连分行。从国开行总行的法人资格看，其属于一级法人，分行是根据法人授权来经营的。因此，国开行大连分行与国开行总行为同一民事主体，其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二审中，国开行大连分行提供了《国家开发银行直接授权书》，国开行总行授权国开行大连分行作为原告诉讼。因此，国开行大连分行在本案中是适格的原告，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1393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蒋 策审判员 苏本营审判员 薛 宁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赵明娇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