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2民终5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某，男，195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瑜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某，男，1973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某，大同市平城区阳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范某因与被上诉人安某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213民初5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范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上诉人安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9)晋0213民初562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安某明显构成民事欺诈,证据充分。庭审查明的事实是:(一)证人证明安某曾经拿过一份虚假合同,合同中租金是每年21万,同时安某也承认他租给范某的饭店租金是每年20万,但事实是房子租了10个月后,真实房东过来收房租是每年43万。证人优乐也证明房东收房租时明确房租是每年43万。这才导致饭店因为房租过高停止经营。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了安某在房屋租金上隐瞒了事实真相。如果转让前明确告知范某房租真实情况,范某绝不会接手饭店。从正常生活逻辑上分析,安某作为饭店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合伙人,不可能不知道饭店真实租金。之所以不告知真实情况,只能是故意隐瞒真相,好尽快把饭店转让出去。(二)安某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说:“当时商铺是杨玉山租的,2016年12月开业,一共租了6年,还有4年租期。”这说明安某转让饭店时自己认为饭店还有4年租期。但是这又是一个虚假事实,事实是饭店经营10个月后房租到期,真实房东过来收租金。说明饭店租期安某提供给范某的是一个虚假事实。如果安某真实告知范某租期情况和真实房东,范某也不会接手该饭店。同时庭审中双方证人均证明当时范某开会时说过饭店租了5年,这也与安某询问笔录中说“饭店一共租了6年”的陈述相互印证。(三)安某对收受50万现金的饭店转让款没有异议。(四)双方对转让饭店每年房租是20万也没有异议。但事实是真实房东过来收房租时,租金每年是43万。从上述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安某在饭店租金这个重要事项上隐瞒了真相,在租期这个重要事项上也给范某提供了一个虚假事实。转让饭店最重要的两件事即是饭店租金和饭店租期。而这两件事安某隐瞒了真相,陈述了一个虚假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中第二项情形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安某的行为完全符合该项规定,已经构成了民事欺诈。理应承担范某的损失。一审法院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以一份双方都未签字,其中众多空白的合同认定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认定合同成立属于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同时认为上诉人在经营饭店十个月后自行决定停业,未提供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中存在违约情形。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同时如果法院如此认定的话,安某涉嫌够成合同诈骗罪刑事犯罪。法院认定的合同便是证据。上诉人有要求该案转移给公安追究安某刑事犯罪的权利。(一)合同上重要的内容租期空白没有填写。(二)安某当庭陈述是因为范某不交租金所以不签合同,而事实是范某多次找安某要求签合同,而安某都拒签,如果当时安某签了该合同后就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刑事犯罪。该份合同约定的转让款和租金是到2018年底前分期付的,恰恰说明安某不交租金拒签合同的陈述是完全不成立的。(三)饭店不是上诉人自行决定停业,而是真正的房东过来收一年43万的租金,上诉人到这时才知道安某欺骗了自己。同时继续经营下去房租亏损太大,真房东已经停水停电的情况下无奈停业。(四)一审法院也认定饭店经营了十个月,连一年也不到,从这点上也侧面说明了被上诉人欺骗了上诉人。(五)合同没有签订,被上诉人不是违约的问题,而是在洽谈合同期间就欺骗了上诉人。三、依据民法总则第146条和179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9)晋0213民初562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安某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改判或发回重审的理由。2、根据诉讼费费用缴纳办法的第29条由败诉方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在商铺转让合同中，包括一年的房租20万元，如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在2018年2月15日之前支付了房租20万元，被上诉人将房东转交了房租20万元，房东就不会向上诉人催要房租，被上诉人转让的只是饭店部分租金就是20万元，商铺转让合同第四项明确约定，转让费70万元，其中包括房租20万元，被上诉人转让的就是饭店，他的租金就是20万元，在一审法庭庭审时，审理的非常清楚，上诉人已签字确认。2、关于租期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陈述，经营五年，上诉人经营五年后，本人就70岁不干了，这是上诉人的主观原因，并不受被上诉人和房屋所有权人租赁期限的影响，故上诉人说被上诉人在租期中存在欺骗、诈骗无事实根据。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然未在转让合同文本上签字，但双方实际履行了饭店的转让事宜，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了50万元的转让费，同时，上诉人取得了饭店的实际经营权、管理权及收益权，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成立，上诉人在经营饭店10个月后，自行决定停业，上诉人应承担10个月的租期租金，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责令上诉人支付10个月166666元。范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50万元，同时依法判令被告承担50万元从2018年9月1日至还清之日按同期人民银行同期贷款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系大同市南郊区老妈家菜馆的注册经营者，注册日期为2016年11月8日。2017年8月，被告以50万元的转让费，以及每年20万元租金的价格，将“大同市南郊区老妈家菜馆”转让与原告，原告对该饭店取得了实际的经营权、管理权以及收益权。截至2018年1月前，原告共给付被告50万元。2018年6月，原告自行决定，将其经营的“大同市南郊区老妈家菜馆”停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与被告之间针对饭店转让事宜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欺诈，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之间的企业出售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原告交付被告50万元转让费，同时取得了饭店的经营权、管理权以及收益权。被告所负的合同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原告对相应的经营风险应自行承担。原告在经营饭店十个月后自行决定停业，同时未提供被告在履行合同中存在违约的情形，现原告主张返还转让费50万元，无事实以及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56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房是我的，当是2018年要房租时，租赁给杨玉山，当时范某在了，我找杨玉山找不到，我和物业说把水电停了，把房又租给别人了。”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均对一审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均认可饭店转让经营的费用为50万元加20万元租金共计70万元,上诉人在支付50万元后,被上诉人将饭店移交上诉人经营,因上诉人未支付剩余20万元租金,被房东停水停电后停业,造成停业的原因与被上诉人显然无关。关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的主张,只有自己的陈述,无其他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范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56.0元，由范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慧文审判员 陈大涵审判员 王利东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樊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