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2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贯勇，男，197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玲，女，1975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金，四川通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嘉事蓉锦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丰路112号6号7幢二层11号。 法定代表人：许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清贵，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莲，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贯勇、杨建玲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嘉事蓉锦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蓉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6民初10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贯勇、杨建玲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蓉锦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贯勇在对蓉锦公司指定产品进行宣传、推广和销售中均以蓉锦公司名义进行，系职务行为，权利义务应由蓉锦公司承担。一审认定贯勇代表蓉锦公司对外销售药品，却判决贯勇对案外人所欠货款承担清偿责任明显不当；二、本案遗漏当事人。根据贯勇与蓉锦公司签订的《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约定，贯勇监督商业公司及时向蓉锦公司付款，并对商业公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贯勇并非买卖法律关系的相对方，商业公司所欠货款贯勇仅承担担保责任。本案应将商业公司列为被告，查清其是否欠款及金额，贯勇才对商业公司所欠货款承担担保责任；三、本案中贯勇承担的是担保责任，其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商业公司存在欠款的情况。一审庭审中蓉锦公司未提供完整的与商业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出库单、发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商业公司是否欠款及金额多少均未查清。贯勇与蓉锦公司对账中多次要求三方对账，但蓉锦公司未组织商业公司对账，致使账目无法核对。在未查清商业公司是否欠款及金额多少的情况下判令贯勇支付货款明显不当；四、贯勇区域内业务员向蓉锦公司出具了15万元欠条，该部分欠款贯勇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蓉锦公司对贯勇区域内业务员向泽武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责任，故该部分欠款贯勇不应承担；五、2012年蓉锦公司生产的药物不符合国家标准，导致大部分药品销毁，给商业公司及市场造成影响，也导致商业公司对该部分药物价款无法收回，致使商业公司与蓉锦公司之间至今无法进行结算。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蓉锦公司辩称，贯勇与蓉锦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民事合同关系，贯勇有应当依据合同向蓉锦公司支付对应货款的义务。对于欠款金额，蓉锦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双方往来对账单、要货单等证据证明。对于贯勇所主张的蓉锦公司的药品质量问题，贯勇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贯勇提起的商业公司承担了损失，贯勇没有相关的授权，没有权利向蓉锦公司进行相应的主张。贯勇的欠款事实以及欠款金额确定，证据充分，请求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蓉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贯勇偿还蓉锦公司欠款296627.41元及利息（以296627.41元为本金，从2016年5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2.杨建玲对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贯勇、杨建玲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蓉锦公司原名成都市蓉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更名前蓉锦公司与贯勇从2006年开始建立合同关系，从2008年开始签订多份《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最近一次签订于2012年，约定的期间至2014年底）约定贯勇为蓉锦公司的区域经理，蓉锦公司授权贯勇在苍溪、剑阁负责蓉锦公司产品的宣传、推广、销售工作，贯勇根据商业公司销售状况，以《要（借）货申请单》的形式科学地提出要（借）货计划，《要（借）货申请单》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贯勇负责的商业公司，原则上执行滚动回款销售。贯勇监督商业公司及时向蓉锦公司回款，并对商业公司及所辖业务员欠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商业公司发生呆账、死账时若未能收回货款，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贯勇负担。贯勇督促所负责的商业公司每月与蓉锦公司进行一次账务核对，若商业公司不予配合，则贯勇有义务自行与蓉锦公司财务核对，双方约定对账单凭传真件作为有效对账单，与原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若贯勇因特殊原因没及时对账，双方约定物流公司凭证和贯勇要货单明细、蓉锦公司出货单结合为有效收货证明；双方还约定若因各种原因终止授权的，贯勇须在终止授权的当月内结清蓉锦公司全部货款，否则蓉锦公司按贯勇欠款的1.5%/月计息并诉诸法律。 在贯勇作为蓉锦公司区域经理期间，还刻有一枚区域经理存档业务印章，双方还确认蓉锦公司内部办公表格、管理文件、对账确认单中出现该印章即视为区域经理亲笔签收，对区域经理具有约束力，加盖该印章文书的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011年4月4日，杨建玲向蓉锦公司出具《担保书》，自愿以个人全部资产为贯勇在蓉锦公司任职期间从事的活动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期间需保留至被担保人贯勇离职六个月后方可撤销，如在此期间发现被担保人离职前有担保时间发生，担保人应赔偿因被担保人的行为给蓉锦公司造成的损失并放弃抗辩权。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5月4日，蓉锦公司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法院在作出判决后，贯勇及杨建玲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而蓉锦公司在撤诉后重新起诉。 上述事实有《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担保书》《印章管理办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为证，足以认定。 蓉锦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大量要货申请单、财务汇总明细表等证据，贯勇并不否认其代表蓉锦公司向外出售货物的情况，但是对蓉锦公司提供的上述材料及数据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目前上述清单的时间跨度近十年，目前已经无法就上述清单上的数据进行一一核实，但是根据清单的实际情况，以及双方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认定贯勇代表蓉锦公司对外销售的药品，均需通过贯勇申请，蓉锦公司再安排发货。至于具体药品数量及药品价值，上述清单不能作为单独的定案依据，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确定。 蓉锦公司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0年至2015年的《往来账项对账单》，最近一份有贯勇签字的对账时间为2015年3月17日。2015年3月17日的对账单内容为：截止2015年2月28日贯勇欠蓉锦公司底价货款为396598.01元，2015年第一季度预计财务占用费2643.99元。贯勇对2015年3月17日对账的项目金额提出了异议，在该份《对账单》上注明“账目不符：1、2009年至2013年底返点和坏账金未返；2、未开完的税票未返；3、向泽武市场返点未算，2014年完成任务就不扣财务占用费未返；4、望近期算清”。庭审过程中，贯勇对2015年5月27日的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对账单载明截止2015年4月31日，贯勇欠蓉锦公司的款项为383094.40元，而贯勇则继续在对账单中载明2009年至2013年底返点和坏账金未结算；2014年前未开完的税票未返点；向泽武的返点未结算。而审查其他对账单可以看出，在2014年6月17日的对账过程中，双方的差异还仅存在于贯勇认为已回款应当增加5327元，彼时经计算贯勇尚欠截止2013年12月31日的款项为511212.68元，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贯勇尚欠蓉锦公司款项共计55772.31元。而从2014年9月的对账单中，贯勇便开始提出押金结算、提成结算、未开税票返点、向泽武提成等问题，贯勇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之后的所有对账中均有所提及。对于上述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因蓉锦公司与贯勇实行滚动发货，滚动回款，滚动对账，故产生如此之多的对账单应在常理之中，而如此之多的对账单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双方结算的过程，因此对账单中所载明的数据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特别是2015年3月17日和5月27日的对账单，作为双方最后几次对账，其载明的内容较为稳定，应当能够客观反映双方交易及账目往来的情况，并且最后的几次对账涵盖之前的对账，因此2015年3月17日和5月27日的对账单将是本案确定案件事实参考的重要依据。同时，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贯勇在结算过程中，反复强调对账有误，但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多次组织贯勇与蓉锦公司对除对账单外的明细账进行对账，贯勇对明细账提出异议却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翻，而最终也未通过明细账的清理确认一个数额。而贯勇对对账单的质疑多是返点等问题，对实际出售的药品价值及收回的药品货款的具体数额，贯勇并未提出异议，因此相关数据，一审法院认定以上述对账单为准。继而，本案的争议应当在于贯勇要求结算的返点项目在本案中是否应当一并处理。 至于蓉锦公司提交的发货明细表、回款明细表、财务汇总明细表，因上述证据系蓉锦公司单方制作，无贯勇签字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而根据蓉锦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自认，2015年4月底之前，蓉锦公司又通过贯勇发了63488元的货物，通过贯勇回款76991.61元；而从2015年5月起，蓉锦公司向通过贯勇发货金额7908元，通过贯勇回款39374.99元。同时，蓉锦公司自认蓉锦公司在本案中自愿退还坏账准备金15648.1元、宣传品超标费用5344元、累计资金占用费6173.26元、剩余风险准备金29670.24元、以及2015年第一季度的财务占用费2643.99元，共计59479.59元。因贯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返点和坏账金金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上述自认属于蓉锦公司对己方不利事实的认可，故一审法院对蓉锦公司上述自认予以采信。 至于贯勇主张的陈平与蓉锦公司之间的纠纷，以及贯勇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蓉锦公司与向泽武签订的《目标责任书》复印件，一审法院认为贯勇主张的上述事实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无论是陈平与蓉锦公司之间的纠纷，还是向泽武与蓉锦公司之间的纠纷，贯勇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会对本案的结算产生直接影响。贯勇也未能证明其与蓉锦公司存在过约定，对是陈平对蓉锦公司的欠款，或者是向泽武的返点，在贯勇与蓉锦公司的结算中一并处理。因此贯勇提交的上述证据，本案中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至于贯勇主张的未开发票的返点，因贯勇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过该约定，一审法院对贯勇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蓉锦公司与贯勇签订的《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而无论贯勇与蓉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也不会影响双方按照该《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进行各自权利义务的确定。 而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情况，从蓉锦公司与贯勇签订的《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内容来看，该责任书的核心内容是贯勇代表蓉锦公司对外销售药品，而贯勇也有义务将销售药品的收入交付给蓉锦公司，特别是当蓉锦公司通过贯勇对外销售的药品无法正常回款的情况下，蓉锦公司有权要求贯勇弥补无法正常回款给蓉锦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也即蓉锦公司有权请求贯勇给付未能收回的货款。而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对双方均产生约束力。继而蓉锦公司有权按照双方结算的数额直接要求贯勇支付相关款项。 如前所述，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2015年3月17日贯勇与蓉锦公司对账时，并未对蓉锦公司提出的底价货款提出异议，只是提出了税票、返点、资金占用费、以及向泽武市场的管理费问题。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对贯勇关于应对向泽武、陈平负责的市场提取管理费的主张未予支持。蓉锦公司自认2015年3月对账之后还有合作往来，2015年4月底之前，蓉锦公司又向贯勇发了63488元的货物，贯勇回款76991.61元。2015年5月之后，蓉锦公司向贯勇发货金额7908元，贯勇回款39374.99元。根据双方2015年3月17日的对账数据，结合蓉锦公司自认2015年3月15日以后应抵扣的新增回款，以及蓉锦公司自认应当退还贯勇的风险准备金、财务占用费等费用，贯勇尚欠蓉锦公司款项共计292147.82元（396598.01-44970.6-59479.59），贯勇应对欠款承担付款责任。关于利息，贯勇提出标准过高，而在之前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蓉锦公司同意以未付款项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标准从起诉之日计算利息至所有款项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本案诉争的款项的给付，并未约定明确的支付时间，而在蓉锦公司催收之后，贯勇应当及时支付，而贯勇未及时足额支付款项，必然会造成蓉锦公司的资金利息损失。综上鉴于本案之前经过审判，发回重审，蓉锦公司撤诉后又重新起诉，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按蓉锦公司重新起诉的时间即2018年10月16日为起算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付贯勇应支付的利息。 关于杨建玲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问题。杨建玲出具担保书，明确担保期间需保留至被担保人贯勇离职六个月后方可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因此，杨建玲与蓉锦公司的保证合同关系成立。而在本案纠纷处理过程中，蓉锦公司在2016年就向杨建玲主张权利，而彼时贯勇尚与蓉锦公司存在劳动争议，还未离职，故蓉锦公司在担保期间向杨建玲主张了权利，在贯勇需向蓉锦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情况下，杨建玲也应当为贯勇对蓉锦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贯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蓉锦公司支付欠款292147.82元，并以292147.82元为本金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标准从2018年10月16日起计付利息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二、杨建玲对贯勇所负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杨建玲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贯勇追偿；三、驳回蓉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75元，由贯勇、杨建玲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一、贯勇与蓉锦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本院认为，从双方签订的多份《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内容来看，贯勇系蓉锦公司的区域经理，接受蓉锦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执行蓉锦公司制定的营销政策和营销方案，以蓉锦公司名义对外销售药品，双方在身份关系上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是在财产关系方面，蓉锦公司实行区域经理负责制。在案涉产品的销售过程中，由区域经理负责对区辖区内商业公司所需的货物申请发货、督促商业公司对账、付款。在商业公司未进行对账、付款的情况下，由区域经理负责对账和赔偿呆坏账金额。该种因双方约定而形成的财产制度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一种合法的经营模式。贯勇作为蓉锦公司的区域经理，虽然以蓉锦公司名义对外销售药品，但基于其与蓉锦公司之间在《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中的约定，应当承担对其销售药品的货款回收义务。在货款出现呆坏账的情况下，负责向蓉锦公司承担呆坏账的赔偿责任。因此，贯勇以其行为系职务行为，蓉锦公司应向贯勇负责的商业公司主张权利的抗辩理由与《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的约定不符，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贯勇提出的关于《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中“贯勇监督商业公司及时向蓉锦公司付款，并对商业公司的欠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约定，贯勇应承担的责任为保证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结合《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的全文表述来看，蓉锦公司系根据贯勇按照其负责的商业公司需求出具的《要（借）货申请单》发货，且双方约定在商业公司未与蓉锦公司对账，未支付货款的情况下，贯勇应承担当与蓉锦公司对账的义务。对未能收回货款造成的经济损失，贯勇应承担责任。双方在《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中并未提及贯勇担保的债务主体及债务金额，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担保合同成立要件，也不能得出双方形成担保合意的结论。贯勇在与蓉锦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中应承担的责任形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连带保证责任。由此，本院对贯勇关于其责任形式为担保责任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二、是否应当追加贯勇负责的商业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如前所述，蓉锦公司依据贯勇在《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中对其对外销售药品造成的呆坏账赔偿责任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审查的方向系贯勇与蓉锦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而非其他商业公司与蓉锦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由此，贯勇上诉主张应追加其负责的商业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往来账项对账单》能否作为双方货款结算的依据。双方在持续十余年的交易过程中，形成多份《往来账项对账单》。上述对账单上均有贯勇的签字或盖章，且时间跨度从2010年至2015年，双方在此时间段中一直存在发货和回款的行为。由此可见，双方已按照前期形成的《往来账项对账单》确认的金额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2015年5月27日形成的《往来账项对账单》为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对账单，载明了截止2015年4月31日，贯勇欠付货款底价为383094.4元。贯勇对于该份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对载明的欠付货款金额未提出异议。由此，本院认为，2015年5月27日的《往来账项对账单》系对截止2015年4月31日贯勇欠付底价货款金额的最终结算。 关于贯勇提出的《往来账项对账单》中应扣除2009年至2013年底的坏账金和未结算的返点及2014年前未开完的税票返点和向泽武的返点款项的上诉意见，经本院在二审中反复询问，贯勇均不能确定其主张扣除款项的具体金额。基于上述情况，本院认为，蓉锦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款项为货款，而贯勇提出的应扣除款项（包含其提出的陈平向蓉锦公司出具的欠款部分）并非货款，且双方在《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中，对于贯勇主张扣除的坏账金、返点等费用的结算支付条件另有约定。在贯勇未提出反诉且未明确扣减金额的情况下，上述款项不宜在本案中一并进行处理。至于蓉锦公司在本案中自认应扣除坏账准备金15648.1元、宣传品超标费用5344元、累计资金占用费6173.26元、剩余风险准备金29670.24元，以及2015年第一季度的财务占用费2643.99元，共计59479.59元，属于对其不利事实的认可。基于蓉锦公司的自认，本院从减少当事人诉累的角度，对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扣除该部分款项的审理思路予以认可。贯勇若认为除上述蓉锦公司自认扣除的款项外，还有存在未向其支付的其他款项，应另案主张。 综上所述，贯勇、杨建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6574元，由贯勇、杨建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冷 雪 审判员 苏 展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明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