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晋10刑终100号原公诉机关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占江，男，1980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襄汾县人，初中文化。因涉嫌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于2018年7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在临汾市尧都区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成红彦，男，196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洪洞县人，小学文化。曾因犯盗窃罪，于1994年8月4日被洪洞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曾因犯抢劫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于1998年12月14日被洪洞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7年10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7日被逮捕。因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8年7月13日被洪洞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现羁押在临汾市尧都区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雷杰，男，1977年7月6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襄汾县人，初中文化。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7年10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7日被逮捕。因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8年7月13日被洪洞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现羁押在临汾市尧都区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关耀杰，男，1986年3月7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襄汾县人，初中文化。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7年10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7日被逮捕。因犯盗掘古墓葬罪、危险驾驶罪，于2018年7月13日被洪洞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现羁押在临汾市尧都区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宋志强”，男，198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襄汾县人，小学文化。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7年10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7日被逮捕。因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8年7月13日被洪洞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现羁押在临汾市尧都区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丁云科，男，1981年9月7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襄汾县人，高中文化。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7年10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7日被逮捕。因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8年7月13日被洪洞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现羁押在临汾市尧都区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瑞岗，男，1983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襄汾县人，小学文化。曾因犯盗窃罪，于2017年12月4日被山西省交口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8年10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临汾市尧都区看守所。辩护人贾俊、郭冬冬，山西德辩律师事务所律师。洪洞县人民法院审理洪洞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占江、成红彦、王雷杰、关耀杰、宋志强、丁云科、李瑞岗犯盗掘古墓葬罪一案，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晋1024刑初12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孙占江、成红彦、王雷杰、关耀杰、宋志强、丁云科、李瑞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经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一、2015年农历八月份，被告人孙占江纠集被告人王雷杰、宋志强和襄汾籍人张华峰、张鹏飞（二人在逃）、范志江（另案处理），伙同被告人成红彦、毕京飞（另案处理）等人，在××县西南方向，铁路北20米左右杜将龙（南秦村村民）家的玉米地内盗掘文物，因塌方严重盗掘文物未果。经洪洞县文物局现场勘查，该盗掘地点位于临汾市人民政府于2004年5月20日公布的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南秦遗址”保护范围内。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王雷杰的供述，主要内容：2015年秋天，孙占江组织其与宋志强、张飞、华峰到洪洞盗墓。现场在南秦村铁路北20米左右的玉米地里，作案工具藏匿在铁路桥下面。襄汾人负责盗挖，洪洞人负责放风、提供食物。干了大概四五天的时候，古墓塌方了，把宋志强埋到了土里。第二天孙占江又多叫了两个人来干活，又干了五六天，孙占江说“人都上来不干了，旁边有裂缝了”。在撤走的时候，玉米地的主人到了现场，拦住洪洞人不让走。干活时，孙占江在现场指挥，其和宋志强在坑下轮流挖土，华峰和张飞拉滑轮，洪洞人在坑上传土倒泥。2、洪洞县看守所民警于2019年4月5日对被告人王雷杰的《谈话笔录》和《协助破案线索传递审批表》，证实该起事实由被告人王雷杰主动坦白。3、被告人宋志强的供述，主要内容：2015年八九月份的一天，孙占江开车带其与王雷杰、范志江、张飞、张华峰等人到南秦村铁路旁约20米处的玉米地里盗墓。孙占江安排襄汾一起来的人负责挖坑、轮换的挖土吊土。洪洞一个人安排他的人去放风，负责周围的安全并购买食品、送烟送饭送水等。干到七八天的时候，还购买了发电机、水泵、倒链、水管等物品。又干了一两天，墓坑发生塌方，将其埋到坑下，他们立即将其救出来。回到襄汾后，孙占江说还不甘心，第二天又继续干。后来由于塌方太厉害无法继续干了，孙占江就让撤离。撤走的那一天，地的主人到了现场不让把设备拉走。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宋志强的《讯问笔录》还可以证实，被告人宋志强亦于2019年4月5日主动坦白该起事实。4、被告人成红彦的供述，主要内容：2015年秋天，洪洞一个叫“小飞”的人带着襄汾一伙儿人在南秦村西南方向、铁路北大概20米左右的地方盗挖古墓。“小飞”邀请其给他们放哨，于是其经常去涵洞下面帮“小飞”照看。襄汾人孙占江也是在这儿管事的。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成红彦的《讯问笔录》亦证实成红彦主动坦白该起事实。5、犯罪嫌疑人范志江的供述，证实2015年八九月份，其表哥张鹏飞说孙占江在洪洞承包了个挖墓的工程，让其参加。其总共干了五六天，由于塌方太厉害就停了。6、洪洞县公安局刑事现场指认笔录和照片，证实被告人成红彦、王雷杰、宋志强以及毕京飞对作案现场进行了指认。7、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南秦遗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图、洪洞县文物局《情况说明》，证实经过对成红彦、王雷杰、宋志强指认地点进行现场勘查，该地点位于“南秦遗址”保护范围内。二、2017年六月份，被告人孙占江纠集被告人王雷杰、关耀杰、宋志强、丁云科、李瑞岗等人，伙同被告人成红彦在××村铁路南小树林内盗挖出铜鼎等文物。被告人孙占江销赃后分给成红彦、宋志强、关耀杰、王雷杰、丁云科各几千元钱。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成红彦的供述，主要内容：大约2017年六七月份，孙占江来到其养鸡场，说要在附近盗墓，探测了两三天后，孙占江他们五六个人带着铁锹、机油桶、白布绳、编织袋等工具开始挖，他们把衣服和工具放在其养鸡场库房里，晚上换了衣服、拿上工具就去古墓地里。其负责在沿途放风。大概干了六七天的时候就盗出了文物。孙占江把文物带走后隔了一天，给其送了5000元钱。参与盗墓的还有王雷杰、关耀杰、宋志强，剩下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2、被告人丁云科的供述，主要内容：其知道孙占江是挖墓的，2017年五六月份，孙占江让其开车拉上人去干活，其开上孙占江的车，拉上王雷杰、关耀杰、宋志强、孙占江，还有一辆车上不知道是谁，一块去了洪洞成红彦村边一个房子里，他们换了衣服就去挖墓，凌晨三四点我拉上他们返回临汾。这样一直干了3天活，孙占江给了其2000元钱。其听说这次挖出东西来了。成红彦负责安全和提供换衣服的场地。3、被告人王雷杰的供述，主要内容：2017年前半年的一天，孙占江联系其与宋志强、丁云科，其联系的李瑞岗、关耀杰，一起到了洪洞成红彦的鸡场换了衣服去盗掘古墓。孙占江负责指挥，购买挖掘工具，丁云科负责开车，其与宋志强、关耀杰负责挖土、吊土，成红彦负责安全，提供换衣服的地点。挖了两天的时候，挖出了一个铜鼎和一些铜片，孙占江拿上去找买家。其分了几千元钱。4、被告人宋志强、关耀杰、李瑞岗的供述均证实其参与了本次盗掘活动，且盗出了文物。宋志强分得3000元、关耀杰分得2000元。各被告人对盗掘行为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5、洪洞县公安局《刑事现场指认笔录》、《指认作案现场照片》，证实被告人李瑞岗、成红彦、王雷杰、丁云科、宋志强、关耀杰均指认盗掘地点位于××村。6、洪洞县文物旅游管理服务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本次盗掘地点位于“南秦遗址”保护范围内。三、2017年7月份，被告人孙占江组织被告人王雷杰、宋志强、关耀杰在××村西南方向、铁路南约20米的田地里“活动房”旁边盗掘文物未果。经洪洞县文物局现场勘查，该地点位于“南秦遗址”保护范围内。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王雷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主要内容：2017年7月份的一天，孙占江开车拉上其与宋志强、关耀杰，到了洪洞成红彦的养鸡场换了衣服，拿上工具就去干活，地点是孙占江提前打听好的，到了干活地点时还有两个年轻人在场。由孙占江指挥，六个人开始轮流用铁锹挖。孙占江买的升降机，其在坑下挖土，关耀杰和宋志强拉土。挖了两三天将近六米的样子，孙占江用探杆探了几下说不干了。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王雷杰的《讯问笔录》，证实该起事实系王雷杰主动坦白。2、被告人宋志强的供述，主要内容：2017年前半年，孙占江组织其与王雷杰、关耀杰，还有洪洞两个人，在南秦村“活动房”后面的地里盗墓。其坐孙占江的越野车，从襄汾到临汾接上王雷杰、关耀杰，再到洪洞成红彦的养鸡场换衣服，拿工具，再步行到盗墓地点。挖了四五天，没挖出东西。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宋志强的《讯问笔录》，证实宋志强主动坦白该起事实。3、被告人关耀杰的供述，主要内容：2017年7月份左右，孙占江开车拉上其与宋志强、王雷杰到了洪洞成红彦养鸡场，换了衣服、拿上工具，到了“活动房”旁边盗墓，挖了三四天，孙占江用探杆探了几下说没有东西不干了。4、被告人王雷杰、关耀杰、宋志强《辨认笔录》，证实被告人孙占江参与了该起盗掘活动。5、洪洞县公安局《刑事现场指认笔录》、《指认现场照片》，证实被告人王雷杰、关耀杰、宋志强均指认盗掘地点位于南秦村西南“活动房”附近的田地里。6、洪洞县文物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该地点位于“南秦遗址”保护范围内。四、2017年8月份，被告人孙占江纠集被告人王雷杰、宋志强、关耀杰、丁云科以及同案被告人孟军红、席耀飞、贾少东、贾春亮（四人已判刑），伙同被告人成红彦在××村西南方向铁路南约1000米处苗增秀家的田地里盗掘文物，从2017年8月中旬开始盗挖至8月30日晚结束，没有盗得文物。经山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该盗掘地点为东周时期古墓葬，墓主人为晋国卿大夫，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经洪洞县文物旅游管理服务中心现场勘查，认定该地点位于“南秦遗址“保护范围以外二类建设控制地带。2018年7月13日，洪洞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1024刑初59号刑事判决，以盗掘古墓葬罪，对参与本起盗掘行为的本案被告人王雷杰、成红彦、关耀杰、宋志强、丁云科已判刑。其中：对被告人王雷杰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17年10月3日至2022年10月2日止；对被告人成红彦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17年10月3日至2021年10月2日止；对被告人关耀杰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17年10月3日至2021年10月2日止；对被告人宋志强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17年10月3日至2021年10月2日止；对被告人丁云科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17年10月3日至2020年10月2日止。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王某的证言，洪洞县公安局《现场勘查笔录》，山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关于山西省洪洞县南秦村被盗古墓葬的认定书》，洪洞县文物旅游管理服务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参与本起盗掘行为的各被告人的供述和现场指认笔录，洪洞县人民法院（2018）晋1024刑初59号《刑事判决书》等。五、2014年冬天，被告人成红彦伙同乔永生、范文广、段月红、葛艳平、范海龙、邢丽强（均另案处理）、瓮换娃、晋川川（二人在逃）等人，在××村铁路涵洞南约200米往东100米的田地里盗掘文物，盗挖出青铜器十余件，簋盆4个，由范海龙销赃。经洪洞县文物局现场勘查，该地点位于“南秦遗址“保护范围内。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成红彦的供述，主要内容：其于2019年4月4日向看守所管教检举揭发其伙同乔永生等10余人在南秦村铁路桥南200米处盗墓的事实。具体事实为，2014年冬天，其在铁路涵洞南碰到了段月红，段月红说他们在附近盗墓，让其帮他们望风。其共参与了三天，任务就是放风，本次盗掘共挖出文物十五六袋。其目睹了整个出货（文物）过程。参与盗墓的人应该不少于20人，其知道的有葛小迪父子两个、老翁、晋川川、“乃古”、段月红、乔永生、“小活”等人。2、同案被告人范文广的供述，主要内容：2014年冬天，乔永生说他探寻了一个墓葬，非常有价值，而且保证能挖出东西，但公安局查的太紧，没法继续干活。希望其能给范海龙说一下，帮忙在公安局疏通个关系。其给范海龙说了这件事后的两三天，范海龙说关系协调好了，让乔永生干吧。盗掘地点位于南秦村西南方向，铁路涵洞南200米再向东约100米处的田地里，乔永生组织人盗挖，范海龙负责外围关系，范海龙让其负责将挖出的文物拉到其家里。共盗出十件左右的文物，有青铜簋、青铜铃铛等，其和乔永生将文物拉到其家里后不久，范海龙说买主联系好了，价钱也谈好了。买主给了其30万元的现金，其放到了范海龙的办公室。过了两天乔永生让其向范海龙要钱，其先后两次向范海龙要了9万元钱给了乔永生。3、同案被告人乔永生的供述，主要内容：2014年冬天，其联系南秦村晋川川、小迪及其大儿子小憋、苏堡镇古县村俊旺、安乐村二娃，让俊旺找了十来个人，让二娃找了七八个人，我领着他们在南秦村铁路南200米左右处盗挖古墓。开始干了一两天的时候，发现经常有警车巡逻，其就联系范文广让他找公安的关系保护其盗墓，范文广就联系范海龙找好了关系。连续挖了五六天，挖出了大概有十件文物，一两天后范文广说范海龙找下买家了。过了十来天范文广给了其5万元钱。其在现场见到了成红彦，但不知道谁叫的他。4、同案被告人段月红的供述，主要内容：大概2014年冬天的一天，乔永生说晚上去南秦村盗墓，让其去放风。其放了三天风，其中一天晚上北周壁村的成红彦给其打电话说他在东冯堡村和北周壁交接的路上放风，其过去和成红彦闲聊了会儿。5、洪洞县公安局《刑事现场指认笔录》、指认现场照片，证实被告人成红彦及乔永生、段月红等人指认本次盗掘地点位于南秦村铁路南约200米再往东100米左右的田地里。6、洪洞县文物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该盗掘地点位于“南秦遗址”保护范围内。六、2015年6月26日晚，被告人宋志强伙同师文斌、李志强、赵玉虎（三人已判刑）等人驾车窜至山西省曲沃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羊舌墓地”盗掘文物。被告人宋志强等人在用扎杆、“洛阳铲”探孔、打洞时，被当地群众发现，师文斌、赵玉虎被现场抓获，李志强于次日早6时许被抓获归案。2016年2月5日、10月14日，被告人赵玉虎、师文斌、李志强先后被山西省曲沃县人民法院判刑。2019年3月6日，被告人宋志强主动向公安机关坦白其参与本次盗掘的事实。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同案被告人师文斌、赵玉虎、李志强的供述和对被告人宋志强的辨认笔录，临汾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太原市古交遗址等18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和曲沃县文物旅游管理中心出具的《关于羊舌墓地盗墓位置的情况说明》，曲沃县人民法院（2015）曲刑初字第110号、第110-1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人宋志强的供述和指认现场笔录、照片等。被告人成红彦曾因犯盗窃罪，于1994年8月4日被洪洞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曾因犯抢劫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于1998年12月14日被洪洞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被告人李瑞岗曾因犯盗窃罪，于2017年12月4日被山西省交口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2018年2月20日刑满释放。公安机关于2018年10月8日对被告人李瑞岗涉嫌盗掘古墓葬一案立案侦查。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洪洞县人民法院（1994）洪刑初字第14号、（1998）洪刑初字第57号《刑事判决书》，交口县人民法院（2017）晋1130刑初84号《刑事判决书》、洪洞县公安局《立案决定书》等。原判认为，被告人孙占江、成红彦、宋志强、王雷杰、关耀杰、丁云科、李瑞岗盗掘具有历史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侵犯了国家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管理制度，被告人孙占江、宋志强的行为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被告人成红彦、王雷杰、关耀杰、丁云科、李瑞岗的行为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被告人孙占江组织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四次，其中一次盗掘出文物，属犯罪既遂，其余三次未盗得文物，属犯罪未遂；被告人宋志强参与盗掘四次，一次既遂，三次未遂，其中“羊舌墓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告人成红彦参与盗掘三次，二次既遂，一次未遂；被告人王雷杰参与盗掘三次，一次既遂，二次未遂；被告人关耀杰参与盗掘二次，一次既遂，一次未遂；被告人丁云科、李瑞岗各参与盗掘一次，均系既遂。被告人成红彦、宋志强、王雷杰、关耀杰、丁云科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本案之漏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成红彦、宋志强、王雷杰在服刑期间主动坦白部分同种罪行，可酌予从轻处罚。被告人成红彦具有犯罪前科，酌予从重处罚。对辩护人提出的本案存在部分未遂、部分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孙占江、王雷杰提出的辩解理由，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上列被告人为牟取不法利益，组织、策划或积极参与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行为，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组织、指挥或者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对被告人李瑞岗的辩护人提出的李瑞岗系从犯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考虑各被告人参与盗掘的次数、程度、分工不同，在量刑时可予区别对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的规定，本案各被告人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综上，原判根据被告人孙占江、宋志强、成红彦、王雷杰、关耀杰、丁云科、李瑞岗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七十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孙占江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被告人宋志强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与其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洪洞县人民法院（2018）晋1024刑初59号刑事判决判处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三、被告人成红彦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与其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洪洞县人民法院（2018）晋1024刑初59号刑事判决判处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四、被告人王雷杰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与其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洪洞县人民法院（2018）晋1024刑初59号刑事判决判处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五、被告人关耀杰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与其因犯盗掘古墓葬罪、危险驾驶罪，被洪洞县人民法院（2018）晋1024刑初59号刑事判决判处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六、被告人丁云科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与其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洪洞县人民法院（2018）晋1024刑初59号刑事判决判处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七、被告人李瑞岗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上诉人孙占江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其没有与毕京飞等人盗掘古墓葬；原判认定的三次盗墓地点南秦村铁路南小树林内、活动房旁边、苗增秀家的田地里，实际上为同一地点，同一古墓葬，其仅盗掘了一处古墓葬；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在南秦村铁路南小树林盗掘古墓葬出土文物并给成红彦等人分赃的犯罪事实；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是主要作用。上诉人成红彦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其有部分坦白情节，应以自首论处，原判量刑过重。上诉人王雷杰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其检举他人的犯罪事实，依法应认定为立功，从轻或减轻处罚；其已经判处的盗掘古墓葬的犯罪事实应当与本案并为同一案件审理，不应当数罪并罚。上诉人宋志强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其认罪态度较好，具有坦白情节，部分犯罪属未遂，其没有获得分赃，系从犯，应从轻处罚。上诉人关耀杰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其并非组织参与盗挖了古墓葬，只是以被雇佣的形式干苦力活；孙占江给其的2000元并不是出土文物后分得的赃款，而是劳务费。上诉人丁云科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其负责开车接送干活的工人，没有去现场挖掘，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应认定为从犯；其所参与的两次犯罪，第一次中间加入，第二次中途退出，有悔罪表现；本案判处的犯罪行为系漏罪，应适当从轻处罚。上诉人李瑞岗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其没有参与共谋，知道是盗墓行为后及时退出没有获得赃款，所起作用较小，依法应认定为从犯；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请求从轻处罚。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上诉人李瑞岗系从犯，应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关于案发地点是否为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证据存在明显瑕疵；上诉人李瑞岗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的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已经开庭审理控辩双方质证后确认。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及辩护人未提出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孙占江所提其没有与毕京飞等人盗掘古墓葬的的上诉理由，经查，被告人王雷杰、宋志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均证实2015年八九月份，孙占江组织王雷杰、宋志强等人和洪洞一伙人盗掘古墓葬，现场在南秦村铁路北20米左右的玉米地里，被告人成红彦的供述证实2015年秋天，毕京飞带着一伙人在南秦村西南方向铁路北大概20米左右的地里盗墓，孙占江也是管事的。另有范志江、毕京飞等人的供述予以佐证，足以证实被告人孙占江的该起犯罪事实，故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孙占江所提原判认定的三次盗墓地点南秦村铁路南小树林内、活动房旁边、苗增秀家的田地里，实际上为同一地点，同一古墓葬，其仅盗掘了一处古墓葬的上诉理由，经查，被告人王雷杰、宋志强的供述均证实2017年孙占江纠集王雷杰、宋志强、关耀杰等人盗掘古墓葬三次，盗墓古墓葬的地点分别为南秦村铁路南小树林内、南秦村西南方向铁路南约20米的田地里“活动房”旁边、南秦村西南方向铁路南约1000米处苗增秀家的田地里，且有同案被告人的指认现场笔录证实三处古墓葬的具体位置，另有孟军红、席耀飞的供述予以佐证，足以证实孙占江等人在2017年在南秦村盗掘三处古墓葬，故对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所提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在南秦村铁路南小树林盗掘古墓葬出土文物并给成红彦等人分赃的上诉理由，经查，被告人成红彦的供述证实该起盗掘古墓葬出土了3袋子文物，事后孙占江来到其养鸡场，给了其5000元，被告人王雷杰的供述证实该起盗掘古墓葬出了一个铜鼎、一些铜片，其分了几千元，被告人宋志强、丁云科的供述均证实出土了文物，并分得赃款，另有孟军红、席耀飞的供述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所提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是主要作用的上诉理由，经查，本案各被告人的供述均证实孙占江纠集他人盗掘古墓葬，在现场负责指挥，给各被告人分赃，系盗掘古墓葬的组织者，起主要作用，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成红彦的上诉理由，经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本案被告人成红彦主动坦白的犯罪事实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事实均属盗掘古文化遗址罪，不应以自首论处，原判依法认定其具有坦白情节，并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成红彦多次盗掘古墓葬，原判量刑适当，故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王雷杰所提其检举他人的犯罪事实，依法应认定为立功的上诉理由，经查，被告人王雷杰检举的犯罪事实均为其所参与的共同犯罪事实，不属于刑法规定的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不应认定为立功，原判依法认定其具有坦白情节，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王雷杰所提其已经判处的盗掘古墓葬的犯罪事实应当与本案并为同一案件审理，不应当数罪并罚的上诉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条之规定，被告人王雷杰在前罪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依法应数罪并罚，故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宋志强所提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具有坦白情节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述量刑情节原判均依法予以认定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故对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宋志强所提其未获得分赃的上诉理由，经查，被告人宋志强在侦查阶段的数次供述均称孙占江给了其3000元，且有席耀飞的供述予以作证，足以证实被告人宋志强分得赃款的事实，故对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宋志强所提其系从犯的上诉理由，经查，宋志强在他人纠集下积极参与盗掘古墓葬，负责挖坑、吊土，并获得分赃，依法不应认定为从犯，故对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关耀杰所提其仅是以被雇佣的形式干体力活的上诉理由，经查，被告人关耀杰在他人的纠集下，三次积极参与盗墓行为，负责挖坑、吊土，出土文物后获得分赃，不属于临时被雇佣参加盗墓行为，故对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关耀杰所提其孙占江给其的2000元不是出土文物后分得的赃款，而是劳务费的上诉理由，经查，被告人王雷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孙占江曾说挖出东西卖了钱给干活的人分成，被告人关耀杰在南秦村铁路南小树林盗掘古墓葬出土文物后分得2000元应认定为分赃，故对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丁云科所提其负责开车接送干活的工人，没有去现场挖掘，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应认定为从犯的上诉理由，经查，被告人关耀杰、李瑞岗的供述均证实丁云科在盗墓现场实施了挖土、吊土等行为，且在出土文物后获得分赃，依法不应认定为从犯，故对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丁云科所提其所参与的两次犯罪，第一次中间加入，第二次中途退出的上诉理由，经查，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所参与的第一起犯罪系中间加入，但原判考虑其参与盗掘的次数、程度、分工与其他被告人有所不同，在量刑予以区别对待，被告人丁云科参与的第二起犯罪事实中途退出，（2018）晋1024刑初59号刑事判决在审理查明的事实中依法确认，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且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故对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丁云科所提本案判处的犯罪行为系漏罪，应适当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漏罪依法不属于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李瑞岗及其辩护人所提李瑞岗系从犯的上诉理由，经查，被告人李瑞岗积极参与盗掘古墓葬的犯罪行为，负责挖坑、吊土，依法不应认定为从犯，但原判考虑其参与盗掘的次数、程度、分工与其他被告人不同，在量刑予以区别对待，故对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其辩护人所提关于案发地点是否为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证据存在明显瑕疵的上诉理由，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南秦遗址2004年5月20日经临汾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经对被告人指认的地点进行实地勘察，盗掘地点位于南秦遗址保护范围内，故原判关于案发地点为古文化遗址的证据确实、充分，形式合法，原判依法认定被告人李瑞岗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并无不当，故对辩护人的该部分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李瑞岗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述情节原判依法予以认定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故对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芳审判员 贾宏阁审判员 郭芝荣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杨舒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