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1民终3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薛妙君，女，196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泽龙，广东建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楷俊，广东建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潮州市湘桥区优妮礼服厂。住所地：潮州市湘桥区******头第四层。法定代表人：王瑾，该厂投资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洁筠，广东祥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薛妙君因与被上诉人潮州市湘桥区优妮礼服厂（以下简称优妮礼服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9）粤5102民初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薛妙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泽龙，被上诉人优妮礼服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洁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妙君上诉请求：1.撤销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9）粤5102民初227号民事判决；2.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对《潮州市湘桥区优妮礼服厂证明材料》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该《证明材料》是用被上诉人的便签出具，并加盖公章，落款日期也是其财务人员书写的。虽然不完全符合单位出具“证明”的形式要求，但却不能否认其为“书证”的客观事实。其次，从潮州市嘉联时装有限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上的资料可以得出“被上诉人与嘉联时装是家族企业，存在人、财、物混同的情形”。两者虽名称不同，但注册地址相同，投资人均为王瑾，经营范围也一致，在嘉联时装注销的同时成立了被上诉人。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明“证明上诉人自2001年就在其单位上班”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该《证明材料》是查明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虽然形式上有瑕疵，但已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充，该《证明材料》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且出具该《证明材料》的被上诉人是原审被告，更是用人单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对于上诉人的工作年限，如果被上诉人对其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异议，应当举证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最后，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对上诉人实际工作年限进行举证、说明的情况下，因《证明材料》形式上的瑕疵，未认定上诉人从2001年开始计工作年限的事实，却反而直接认定上诉人自被上诉人成立开始之日，即2013年7月19日就在被上诉人处上班。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否间接认可了《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及内容，还只是因为被上诉人于2013年7月19日成立的，所以才推定出上述事实。优妮礼服厂辩称，本案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庭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薛妙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优妮礼服厂支付薛妙君经济补偿金34535.5元（自2001年2月至2018年8月，解除劳动关系时每满一年工龄支付一个月工资给劳动者，不足六个月的按半个月工资予以补充）；2.判决优妮礼服厂双倍支付薛妙君2009年1月至2018年8月的工资221433.5元；3.判决优妮礼服厂一次性赔偿薛妙君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经济损失34535.5元（按17年的社保损失计算）。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优妮礼服厂于2013年7月19日成立，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为制造、加工：服装、珠绣、绣品、婚纱、晚礼服、服饰工艺品。薛妙君于2013年7月19日到优妮礼服厂上班，工作内容为服装质检，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雇佣合同或是劳务合同。薛妙君于2019年1月21日向潮州市湘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员会于2019年1月28日以其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湘劳人仲不字[2019]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薛妙君于同日收到该通知书，后于2019年2月12日诉至该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查明：薛妙君主张其自2001年起至2013年7月19日在潮州市嘉联时装有限公司工作，该公司与优妮礼服厂系家族企业，故应认定薛妙君自2001年起就在优妮礼服厂工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薛妙君对其主张提供一份优妮礼服厂的便签材料予以证明，该材料上写明：“员工薛妙君，自2001年2月21日至今在本厂上班。”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18日，并加盖优妮礼服厂的印章。优妮礼服厂对该材料的合法性及真实性提出异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该院依法向薛妙君释明，薛妙君仍坚持按起诉主张，不变更据以起诉的基础法律关系及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薛妙君主张其自2001年起就在优妮礼服厂工作，并提供一份优妮礼服厂的便签材料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该材料系2017年2月18日出具的，当时优妮礼服厂与薛妙君双方尚未发生纠纷，该材料上虽有加盖优妮礼服厂的印章，但是没有优妮礼服厂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现优妮礼服厂对该材料的合法性及真实性提出异议，薛妙君又没有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与该份材料相互印证，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故应认定薛妙君系于2013年7月19日到优妮礼服厂上班。因薛妙君到优妮礼服厂上班时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尚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其与优妮礼服厂形成的用工关系应按劳务关系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经该院依法向薛妙君释明，薛妙君仍坚持按起诉主张，不变更据以起诉的基础法律关系及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薛妙君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其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薛妙君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薛妙君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薛妙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本案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薛妙君以其与优妮礼服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规定，判决优妮礼服厂支付经济补偿金及双倍支付工资等，本案属劳动争议纠纷。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之间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首先，优妮礼服厂成立于2013年7月19日，且没有依据证明其与潮州市嘉联时装有限公司存在承继关系，也没有依据证明薛妙君与潮州市嘉联时装有限公司曾存在劳动关系。其次，薛妙君提供的便签材料虽加盖优妮礼服厂的公章，但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且所载内容与优妮礼服厂成立时间相矛盾。综上，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薛妙君自2001年起就在优妮礼服厂工作。现有证据仅能认定薛妙君于2013年7月19日开始在优妮礼服厂上班。薛妙君到优妮礼服厂上班时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没有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因而也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其与优妮礼服厂形成的用工关系应按劳务关系处理。一审法院向薛妙君析明双方法律关系性质后，其仍坚持按起诉主张。二审将双方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薛妙君也仍坚称双方是劳动关系。由于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薛妙君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规定，判决优妮礼服厂支付经济补偿金及双倍支付工资等，据理不足，原审未予支持，处理恰当。综上所述，薛妙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薛妙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辉聪审 判 员 张越彬审 判 员 佘淡英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翁玉茹书 记 员 杨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