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7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196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深圳大学教师，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岑，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晓楠，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男，1963年7月19出生，汉族，天津市乳品厂职工，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泽（被上诉人李某2之子），汉族，天津百货商务贸易总公司职工，住天津市北辰区。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6民初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出售款中1160000元的50%为遗产,被上诉人一次性给付上诉人补偿款290000元,或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理由：原审法院中涉诉房屋的总售价是203万元，原审法院只是将其中的87万元认定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未将116万元的50%认定为遗产，我们认为这部分事实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作为遗产进行依法进行分割。李某2辩称，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认可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恳请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继承人生前与被上诉人共同出售涉案房屋所得房款，经过被继承人同意购买新房并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赠与已经完成。被继承人名下50%的房款已经赠与给了被上诉人，被继承人再次回津，就与被上诉人的共同生活直至去世。在共同生活过程中，被继承人明知被上诉人购房装修并取得房屋产权证，并未表示异议，充分说明赠与事实的成立。一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期间未对购买的新房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产生异议，说明被继承人认可被上诉人购买新房，认可自己的份额由被上诉人处分。上诉人主张是借款，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根据被继承人与被上诉人居住的时间以及被上诉人购买新房的时间，取得房产证的时间，以及被继承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在新房居住的事实，完全可以认定被继承人的房款由被上诉人处分，是对被上诉人的赠与。一审法院对于房款赠与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继承人董秀玲对被告李某2享有的债权1015000元属于遗产并依法继承分割，原告继承70%，即710500元；2.请求依法分割被继承人董秀玲名下存款3万元，原告继承2万元；3.请求依法分割被继承人董秀玲名下的抚恤金、丧葬费；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负担的被继承人董秀玲的医疗费66856元的50%，即33428元；5.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董秀玲与李汝刚系原配夫妻。二人共生育子女二人，即本案原、被告。李汝刚于2004年4月26日去世，被继承人董秀玲于2018年10月9日去世。庭审中，原、被告均表示李汝刚去世后，董秀玲没有再婚，二人父母均先于二人死亡。次查，被继承人董秀玲名下中国工商银行03×××65账户系退休金账户，截止到2019年3月21日存款本息合计18×××16.21元，其中包括抚恤金及丧葬费11214元，该存折现于被告处保管。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建筑面积110.72㎡。该房屋原登记在原告李某1名下，2014年4月原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及被继承人董秀玲签署《房产赠与合同》，并在天津市红桥公证处办理公证，后该房屋变更登记至被继承人董秀玲及被告李某2名下，由二人共同共有。2016年3月16日被继承人董秀玲与被告李某2签署《共同出售同意证明》，载明：“李某2与董秀玲共同出售红桥区中嘉花园澄水苑10-6-205-208房屋，并且以李某2名义开立收款存折，收取全部房款。如出现任何问题，由我二人负责”。同日，被继承人董秀玲、被告李某2与案外人李强签订《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将上述房屋出售，协议约定房屋总价款为1160000元，指定李某2名下天津市建设银行00×××32账户作为收取房款的资金监管账户。2016年4月26日李某2上述账户转入1160245元，次日，现金支取30000元，2016年4月28日转账支取1130000元。庭审中，原告主张实际售房款为2030000元。被告表示售房款应以《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成交价格为准，后经本院询问，被告称双方签订《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后，因房屋价格上涨，经与买方协商，商定房屋实际成交价格为2030000元，余款买方于入住后陆续给付被告。被告表示卖房款经被继承人同意已用于支付被告名下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及被告之子李金泽名下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房屋的首付、装修等费用，余款由被继承人日常消费。被告提交被告及被继承人与案外人李强签订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被告名下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被告名下天津市北辰区房屋所有权证、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天津增值税普通发票、税收缴款书、天津市财政局行政事业型收费统一票证（所有权预告登记登记费）、天津市商品住宅维修基金交款收据、被告之子李金泽名下天津市北辰区房屋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天津增值税普通发票、税收缴款书、天津市商品住宅维修基金交款收据、房屋装修收据以及施工人员徐云发书面证人证言，以证明其主张。据被告提交证据显示，被告名下房屋总房款为1331700元，被告于2016年4月29日以银行卡支付方式分两次累计缴纳首付款1081700元，2016年6月1日缴纳契税19024.28元，2016年6月2日缴纳所有权预告登记登记费80元及住宅维修基金13317元，并于2017年7月7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被告之子李金泽名下房屋总房款为1363585元，2016年3月23日以银行卡支付方式缴纳首付款273585元，2016年6月1日缴纳契税19479.78元，2016年6月2日缴纳住宅维修基金13635元。原告不认可被告所述被继承人赠与房款一节，认为房屋中有原告出资部分，被继承人没有理由将房款全部赠与被告，并申请证人马某、李某3出庭证实被继承人曾多次向被告主张房款。再查，被继承人于2008年左右离津随原告到深圳生活，2016年8月回津随被告李某2生活直至去世。庭审中，原告称其为被继承人董秀玲花费医疗费66856元，并提供原告记录的被继承人董秀玲医药费汇总表、原告银行卡交易流水清单、与华大医学检验所工作人员微信聊天记录、付款记录及基因检测报告、博康胜家大药房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及微信付款凭证、北京同仁堂天津河西大药房有限公司付款的微信付款凭证予以证明，要求被告承担50%，即33428元，且自己与被继承人长期共同生活，在被继承人确诊癌症后多次回津陪伴，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要求分得被继承人遗产的70%。被告表示原告未提交相应票据，不认可原告主张的医药费数额，被继承人与原告在深圳生活期间，每年寒暑假均回津与被告一家生活，期间2010年及2015年被继承人曾两次因病回津住院治疗，均由被告陪护，2017年5月被继承人查出患肾盂癌，之后就医、护理也一直由被告全程陪伴直至去世，是被告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被告为被继承人治病所缴纳的费用远高于原告，被继承人丧葬事宜也由被告担负，被告提供被告记录的被继承人董秀玲住院治疗清单、丧葬费用明细、被继承人医疗票据、丧葬费票据、支付宝转账凭证截图等予以证明，被告认为子女为老人负担费用是对于老人应尽的义务，不应作为老人的债务处理。原告不认可被告主张的医疗、丧葬费用为被告个人支出，称被继承人工资一直由被告保管，原告也曾给被告汇款30000元用于被继承人治疗，被继承人去世所收礼金亦在被告处，款项足以覆盖被告主张的金额。被告表示被继承人工资由被继承人自己支取支配，且其日常也有花销，与被告无关，丧葬费礼金是有来有往，原告所有朋友的支出均由被告承担，被告也没有见到礼金，不认可原告转账30000元是给予被继承人的医疗费。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对于继承人的范围并无异议，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现争议焦点为：一、被继承人对于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款中自己享有的部分与被告之间存在赠与关系还是债权债务关系；二、被告是否应当负担原告主张的医疗费66856元的50%；三、遗产如何分配。一、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房屋虽原登记于原告名下，但原告通过公证方式将该房屋赠与被继承人与被告，在房屋权属发生变更登记后，被继承人与被告取得房屋所有权，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房屋的排他性权能。庭审中，被告认可房屋实际成交价格为2030000元，其中1160000元经买售双方在房管部门签订买卖协议确定，汇入被告资金监管账户，其余870000元由卖方通过其他方式给付被告。首先，关于协议中约定的1160000元。现结合相关证据，被继承人与被告在房管部门签署《共同出售同意证明》，同意以李某2名义开立收款存折，收取全部房款，并与案外人签订买卖协议，约定房款价格，说明被继承人认可房屋出售款为1160000元，并认可汇入被告账户。被告在2016年4月26日实际取得合约价款1160000元，于2016年4月29日与案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支付首付款1081700元，购买了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房屋，2016年6月被告缴纳了契税19024.28元、所有权预告登记登记费80元及住宅维修基金13317元，合计支付1114121.28元。从被告收取房款的时间、金额及购买新房的时间及支出可以看出售房款用于购买新房。此后被继承人于2016年8月回津与被告共同生活直至去世。期间被告于2017年7月7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登记于被告名下。在被继承人与被告共同生活期间被继承人未对房屋登记于被告名下产生异议，说明其认可用售房款1160000元为被告购置新房，认可其中属于自己享有的部分由被告处分。现原告主张被告与被继承人存在借用关系，但其未能举证证明被继承人与被告之间就房款由被告收取后如何处理形成约定，同时原告亦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继承人在被告收取房款及使用售房款购买新房后要求被告返还房款或对新房登记产生异议。从被继承人与被告共同出售房屋的合意、被告购置新房的时间、金额以及被继承人与被告共同在新房居住生活的事实可以推定被继承人对于被告使用1160000元购置新房并登记于被告名下的事实知情并认可，在不能证实被继承人与被告另有约定或曾向被告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应认定其对于房款中的自有部分已做出处分，应认定为对被告的赠与。其次，关于买方补充房款870000元。被告称因房屋价格波动，买方补充付款870000元。现被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补充付款系被告及被继承人共同与买方达成合意，不能证明该870000元为被继承人知晓并认可，同时被告亦未能证明该款项经被继承人同意由被告收取并支配，故不能认定被继承人与其达成赠与合意，其中属于被继承人的部分应作为被继承人遗产予以分割。因被告与被继承人共同共有天津市红桥区房屋，该款项50%即435000元应为被继承人遗产。关于被告主张被继承人自己消费部分款项，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二、本案中，被继承人在不同时期分别与原、被告共同生活过较长时间，从双方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原、被告在经济支持、劳务扶助及精神慰藉上均尽己所能赡养被继承人，双方不存在伯仲之分。本院也相信在老人生前均受到了两位子女的精心照料，得以安享晚年。老人生病期间给予经济支持负担医疗费用亦是子女赡养老人的一部分，双方均有付出，故对双方花费的费用本院均不再分析，对原告要求被告负担医疗费的主张不予支持。三、被继承人董秀玲名下中国工商银行03×××65账户存款余额18×××16.21元及天津市红桥区房屋收房款中435000元系被继承人遗产，应由原、被告依法继承。因被继承人生前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故原、被告应各分得50%。因董秀玲存折及卖房款均由被告李某2掌管，故由被告李某2给付原告李某1补偿款226808.11元。关于原告主张被继承人遗有存款30000元，因其未能举证证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判决：一、被继承人董秀玲名下中国工商银行03×××65账户存款18×××16.21由被告李某2继承所有；二、原登记于被继承人董秀玲及被告李某2名下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房屋的出售款2030000元归被告李某2所有；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李某2一次性给付原告李某1补偿款226808.11元；四、驳回原告李某1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89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李某1负担10389元，被告李某2负担60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现有证据，被继承人知悉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出售款为1160000元，并认可汇入李某2账户。随即李某2购买北辰区房屋，被继承人亦与李某2共同生活直至去世。被继承人与李某2共同生活期间未对房屋登记于李某2名下产生异议，一审法院基此应认定被继承人对于房款中的自有部分已做出处分，系为对李某2的赠与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出售款中1160000元的50%为遗产,被上诉人应给付上诉人补偿款290000元之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上诉人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红审判员  纪曼丽审判员  姜海宽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 璠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