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6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桦甸市八道河子镇春玉种植家庭农场。经营者：付某，住吉林省桦甸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某，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住吉林省敦化市。原审被告：付某，住吉林省桦甸市。原审被告：何某1，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2，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敦化市，系何某1的女儿。上诉人桦甸市八道河子镇春玉种植家庭农场（以下简称“春玉家庭农场”）因与被上诉人薛某及原审被告付某、何某1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3民初1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春玉家庭农场的经营者付某，被上诉人薛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原审被告付某，原审被告何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春玉家庭农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薛某的诉讼请求；2.判令薛某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薛某在一审中未举出证据证明其耕种的水稻产品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收购条件，因此薛某违约在先，春玉家庭农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因薛某举证不能，因此薛某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薛某辩称：一审判决在春玉家庭农场未提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的前提下，调整违约金数额错误，请求二审支持薛某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付某述称：与春玉家庭农场提出的上诉意见一致。何某1述称：何某1属中间介绍人，只负责传达双方之间的意思表示，并不属于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薛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付某、春玉家庭农场赔偿定单生产水稻违约金5万元；二、赔偿薛某为防止损失扩大倒囤所花费用5640元；三、赔偿薛某交通费1000元；四、请求依法判令何某1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由春玉家庭农场、付某、何某1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10日，由何某1召集，在额穆镇黎明村何某1家，在何某1作担保人的情况下，薛某与付某签定了《水稻委托生产合同》和《双方回收协议》。薛某在付某处购买了指定生产的水稻种子1640斤，价格为每市斤6元。薛某严格按照订单合同的要求，种植了订单水稻10垧的面积。秋季收粮后，薛某开始与付某联系，问付某何时来收购水稻，经多次催促，付某一直没有来收购订单水稻。为防止损失扩大，于今年3月6日开始，共租用车辆2台，每辆每天400元，雇工9人，每人每天120元，倒囤3天，共花费5640元。2019年3月20日，薛某去桦甸市栗子沟村寻找付某，付某不在家。额穆镇新集村到付某家距离为330公里，途经收费站两处。付某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收购订单生产的水稻，交货时间截止至2019年3月1日，致使薛某错过了最佳的卖粮时机，薛某为了减少损失的继续扩大，不得不于2019年5月5日将水稻以每市斤1.3元的价格低价卖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4548元。损失的计算依据是根据敦化市××镇统计，2018年额穆镇水稻平均价格为2900元/吨即每市斤1.45元，合同约定收购价格为比普通长粒加0.2元，即收购价格应为1.65元每市斤。故本案损失为63640千克×（1.65元-1.3元）×2=44548元。经检斤，卖出的水稻重量为63640千克。本案涉案水稻薛某主张按每斤1.49元出售。付某在合同期限内没有履行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收购订单生产水稻的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应当赔偿薛某违约金及相关损失。春玉家庭农场在一审中辩称：薛某违约，春玉家庭农场没有违约，不同意薛某的诉讼请求。双方签订的《水稻委托生产合同》中约定，水分≤15%，米率≥57%-65%。因为薛某种植的水稻未达到该标准，所以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收购。涉案水稻的种子为长粒种子。付某曾多次带着磨米机和验水机去薛某家检验水稻，检验出来薛某家的水稻水分为19.8%，已超标。付某跟薛某说粮食需要晾晒，在水分达标之前不能收购。合同约定出米率不能少于57%，薛某家的水稻出米率为百分之四十多，未达到标准。薛某种的水稻有两种水稻互混了，两种水稻都收到一个粮仓里。薛某把水稻卖了没有通知付某。2019年3月28、29号付某给何某1打电话要收薛某的粮，何某1说薛某不卖了。大米正常价格是1.3元，薛某要在正常价格上每斤多要两角钱即每斤1.5元。薛某的粮食其实只值1.2元多点。如果薛某的水稻符合合同约定，正常的收购价格应该是每斤1.49元。付某都是和何某1打电话沟通的，没有和薛某直接沟通。付某在一审中辩称：薛某违约，付某没有违约，不同意薛某的诉讼请求。双方签订的《水稻委托生产合同》中约定，水分≤15%，米率≥57%-65%。因为薛某种植的水稻未达到该标准，所以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收购。涉案水稻的种子为长粒种子。付某曾多次带着磨米机和验水机去薛某家检验水稻，检验出来薛某家的水稻水分为19.8%，已超标。付某跟薛某说粮食需要晾晒，在水分达标之前不能收购。合同约定出米率不能少于57%，薛某家的水稻出米率为百分之四十多，未达到标准。薛某种的水稻有两种水稻互混了，两种水稻都收到一个粮仓里。薛某把水稻卖了没有通知付某。2019年3月28、29号付某给何某1打电话要收薛某的粮，何某1说薛某不卖了。大米正常价格是1.3元，薛某要在正常价格上每斤多要两角钱即每斤1.5元。薛某的粮食其实只值1.2元多点。如果薛某的水稻符合合同约定，正常的收购价格应该是每斤1.49元。付某都是和何某1打电话沟通的，没有和薛某直接沟通。何某1在一审中辩称：2019年3月左右，具体几号记不住了，付某给何某1打电话要收水稻，何某1说让他记得把薛某的粮食也收走，付某让何某1问薛某卖不卖，何某1就给薛某打电话说付某要收水稻，价格是每斤1.25元，薛某不同意，说价格太低了，后来付某将价格调到每斤1.3元，薛某也不同意，薛某要按每斤1.49元出售，何某1就跟付某说薛某嫌价格低不卖。何某1就是个负责传话的中间人。何某1在合同上签字也是以中间人的身份。付某是否到薛某家检验过粮食何某1不清楚。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10日，春玉家庭农场（甲方）与薛某等（乙方）签订《水稻委托生产合同》一份，付某（甲方）与薛某等（乙方）签订《双方回收协议》一份。《水稻委托生产合同》约定：甲方负责提供水稻种子，乙方生产水稻质量长粒水分≤15%、米率≥57%-65%，交货时间2018年3月1日-2009年3月1日，水稻收购、检验方式为甲方适时安排相关技术人员到乙方现场按本合同约定质量标准进行扦样检验，达不到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现场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协商利用处理或转商处理，收购价格为比普通长粒米加2角，保证秋后一律回收。《双方回收协议》约定（以下为双方回收协议原文）：“甲方秋后保收价，本品种比普通长粒多加两角钱，如甲方不收赔每户每垧5000元，如果水稻外卖每垧地赔甲方5000元。甲方出米率，正常年头出米率5个以上，欠收年头，出米率4-5个米。低于4个米的，以质量论价，收青粮甲乙双方另议。乙方负责上称、上车，甲方负责传送带。”合同签订后，薛某向春玉家庭农场购买1640斤水稻种子，耕种10垧地水稻。2019年3月，春运农场经营者付某电话联系薛某，双方协商水稻回收事项，未达成一致意见。薛某与春玉家庭农场均认可，涉案水稻正常的回收价格应为每斤1.49元。薛某自认其在2019年5月5日以每斤1.3元价格出售涉案水稻62640千克。一审法院认为：薛某与春玉家庭农场签订《水稻委托生产合同》及《双方回收协议》，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通过庭审调查，双方在2019年3月，就水稻回收事项，未达成一致意见。根据水稻委托生产合同，双方约定的交货时间为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薛某在约定的交货时间内未回收水稻，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春玉家庭农场抗辩认为薛某种植的水稻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对春玉家庭农场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双方回收协议》约定，薛某主张春玉家庭农场给付违约金5万元（5000元×10垧）。本院结合庭审调查，根据薛某及春玉家庭农场认可的涉案水稻正常回收价格每斤1.49元确认薛某的实际损失，即薛某实际损失为62640千克×2×（1.49元／斤-1.3元／斤）=23803.2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关于“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关于“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本案中薛某要求春玉家庭农场支付违约金5万元过高，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以薛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双方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及过错程度，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出发，本院酌情认定春玉家庭农场向薛某赔偿25000元。关于薛某要求付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结合本案《水稻委托生产合同》及《双方回收协议》的内容及本案查明事实，付某系春玉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其在《双方回收协议》中签字的行为系代表春玉家庭农场，薛某要求付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法律基础及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薛某要求何某1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何某1在《双方回收协议》落款处签写“保证人何某1”，对保证的方式及范围没有做出明确约定，何某1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对何某1抗辩称其是中间人而非保证人的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薛某要求何某1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薛某主张的倒囤费用及交通费，其提供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桦甸市八道河子镇春玉种植家庭农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一次性赔偿薛某25000元；二、何某1对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薛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6元，由桦甸市八道河子镇春玉种植家庭农场负担，何某1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二审中，春玉家庭农场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证人张某证言一份，证明张某从2019年春天开始，在春玉家庭农场按国家合格标准收购了水稻。薛某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薛某生产的水稻存在瑕疵。付某、何某1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证据2：证人陈某证言一份，证明2018年10月中旬，付某自带约3斤水稻到证人处进行水分检测，经证人检测水稻中水分比例超出19%，当时付某陈述该水稻为薛某当年生产的水稻。薛某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证人检测的水稻是从薛某取走的水稻，不能证明薛某生产的水稻存在瑕疵。付某、何某1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因上述二位证人不能直接证明薛某生产的水稻存在瑕疵，因此春玉家庭农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薛某与春玉家庭农场自愿签订《水稻委托生产合同》及《双方回收协议》，上述合同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薛某按上述合同约定种植水稻履行其合同义务，春玉家庭农场却未按上述合同约定期限内回收薛某生产的水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春玉家庭农场构成违约并无不当，春玉家庭农场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春玉家庭农场虽提出薛某生产的水稻不符合双方约定的回收条件，但其未举出证据证明薛某生产的水稻存在瑕疵，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水分标准及出米率标准，因此春玉家庭农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春玉家庭农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5元，由桦甸市八道河子镇春玉种植家庭农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池东波审判员  朴美兰审判员  申成日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车世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