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知民终8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桂芳，女，195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会民，男，195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安民，男，1961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利芳，女，196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晓蔚，山西仁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全锁，山西仁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石北路368号金石园区创新大厦901室。 法定代表人：高健，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霞，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王桂芳、王会民、王安民及王利芳（以下简称王桂芳等四人）因与被上诉人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合作开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知民初8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王桂芳等四人共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裁定；2.指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四上诉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是错误的，四上诉人均系《合作开发协议》相对人王德善中医诊所的举办者王德善的权利义务继承人，有权提起诉讼。一、四上诉人父亲所开办诊所的法定名称为“王德善中医诊所”，四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出示了2003年11月3日国家卫生部、山西省卫生厅和临猗县卫生局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明确的机构名称为“王德善中医诊所”，主要负责人为王德善。二、“王德善中医诊所”在刻章时刻成了“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在被上诉人和王德善就涉案合同达成一致后，被上诉人指出不能和王德善个人签订合同，需要和诊所签订合同，于是王德善才临时去刻制公章。2005年5月23日，临猗县卫生局医疗市场监督办公室向临猗县公安局出具证明，错将诊所名称写为“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2005年5月24日。在填写《印章审批登记表》时，又填成“山西省临猗县王吉镇王显庄德善诊所”，最后印章实际刻成“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三、山西省临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已经证明“王德善中医诊所”和“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系同一个中医诊所。即使该证明材料中在“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多了“山西省”三个字，也不会使人认为二者是两个不同的单位。在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中标明的乙方为“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所盖公章为“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山西省临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为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试图证明签订合同的中医诊所就是其管理的“王德善中医诊所”，不是除此之外的其他医疗机构。四、王德善系“王德善中医诊所”的举办者。1984年县卫生局给王德善颁发个体行医许可证，允许王德善在王显庄村行医。2003年11月3日卫生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中明确记载“王德善中医诊所”主要负责人为王德善。有效期限自2003年11月3日至2006年11月2日。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的命名必须符合以下原则：（六）国家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个人设置的医疗机构的名称中应当含有设置单位名称或者个人的姓名。可见在“王德善中医诊所”中包含了王德善的名字，本身就说明王德善是中医诊所的举办者。五、退一步讲，即使“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与“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均不存在。实际的合同签订人也是王德善。如果法院认为“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与“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均与“王德善中医诊所”不相同，又没有证据证明另外存在一个不同于“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或者“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的机构，那么这两个机构就是虚假的，结论是涉案《合作开发协议》的实际签订人也是王德善。六、四上诉人作为王德善的法定继承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如果认定“王德善中医诊所”是涉案《合作开发协议》的相对人，作为个体诊所，在举办者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有权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不认定“王德善中医诊所”是涉案《合作开发协议》的相对人，则合同的签订人王德善就是合同的相对人，其继承人有权提起诉讼。 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王桂芳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王德善中医诊所与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退回王桂芳等四人“性宝丸”处方，并对该处方承担保密义务，不得私自转让该处方，不得用该处方或者成分相近的处方生产保健食品与中成药制剂；2.判令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赔偿王桂芳等四人经济损失360万元；3.诉讼费用由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应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本案所涉《合作开发协议》的相对人是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盖章名称）和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王桂芳等四人提交的2016年9月30日临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出具的证明显示王德善中医诊所（原名临猗县康乐中医诊所）与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系同一个中医诊所，住所地为山西省临猗县，王德善为主要负责人，其子王会民均在该中医诊所行医。因王德善病故，该诊所于2012年10月停业。该证据只显示王德善中医诊所与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为同一个中医诊所，主要负责人为王德善，原告王会民在该中医诊所行医，并未明确王德善是该中医诊所的开办者，且王桂芳等四人提交的印章审批登记表显示单位名称为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诊所，提交的临猗县卫生局医疗市场监督办公室的证明显示需要刻的公章为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均与涉案《合作开发协议》加盖的公章名称不同。本案王桂芳等四人均不是合同的相对人，王桂芳等四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是《合作开发协议》中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权利义务的继承者，故王桂芳等四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桂芳、王会民、王安民、王利芳的起诉。 本院经查，涉案《合作开发协议》中载明，甲方: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乙方：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该合同落款乙方加盖公章名称为“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王桂芳等四人提交的材料《对开发“性宝丸”系列药物的建议》中提交者名称为“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加盖公章为“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 2016年9月30日山西省临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王德善中医诊所”（原名临猗县康乐中医诊所），与“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系同一中医诊所，住所地为山西省临猗县，王德善为主要负责人，其子王会民均在该中医诊所行医。因王德善病故，该诊所于2012年10月停业。 王桂芳等四人提交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显示医疗机构名称为“王德善中医诊所”；医疗机构类别为“个体诊所”；法定代表人为“王德善”。 本院认为，根据临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出具的证明内容可知“王德善中医诊所”与“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系同一诊所。结合王桂芳等四人提交的涉案《合作开发协议》签订后，合同乙方提供给甲方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技术材料中对于合同乙方名称的填写及用章情况等事实，可以认定即使存在涉案合同乙方落款加盖的公章缺少了“山西省”三个字，以及王德善在地址为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所开办的中医诊所在申请制作公章过程中对于诊所名称的陈述存在个别字样前后不一致的事实，均无法否定“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王显庄德善中医诊所”即“王德善中医诊所”系涉案《合作开发协议》的合同乙方的事实。且作为涉案合同甲方的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虽对于涉案合同签约主体名称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应的反驳证据。 王德善中医诊所系个体诊所，该诊所所涉债权债务在其本人亡故后，应由其继承人承接。因此，王桂芳等四人作为王德善的继承人，基于涉案《合作开发协议》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为本案适格原告。一审法院以王桂芳等四人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王桂芳等四人的起诉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王桂芳等四人关于其四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上诉理由应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知民初87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宣建新 审判员  宋 菁 审判员  张 岩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李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