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111民初1434号原告：杭州富阳卡芬达家具商行，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金城路7号330至333、339至342、388至389号。经营者：陆小华，女，1959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被告：朱冬明，男，197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云华，浙江浙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天奇，浙江浙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杭州富阳卡芬达家具商行（以下简称卡芬达商行）与被告朱冬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卡芬达商行的经营者陆小华，被告朱冬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云华二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卡芬达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8000元及从起诉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为利息损失。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9年10月14日向原告购买家具，总共货值68200元，谈定优惠10200元，最终成交价58000元。被告于2019年10月16日支付10000元定金，2019年11月15日原告送货上门，2020年1月3日被告又支付10000元货款。在原告向被告催讨剩余38000元家具款时，被告拒不支付原告家具款。原告认为，被告拒绝向原告支付应付货款的行为没有依据，故为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起诉，望判如所请。被告朱冬明辩称，一、原告的诉讼主体错误。被告从未向原告购买过任何货物。事实上，被告从未听说过原告这一商行，也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的买卖合同。本案中原告所述的商品买卖相关事宜系被告与陈思明、李某所达成的商品买卖，并且与陈思明、李某签订的买卖协议，所对应的货款被告均已支付给陈思明。在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可证明被告是与陈思明、李某发生货物买卖的法律关系，陈思明、李某在交易过程中从未提及过原告的任何信息。被告在收到法院起诉状副本后才得知原告的主体信息，故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二、退一万步讲，即使最终由原告出售货物，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中所要求支付的货款金额有误，被告已支付了38000元货款，实际剩余货款应为20000元。被告与陈思明所约定的商品销售总价为58000元，被告于2019年10月16日支付定金10000元，被告于2020年1月3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货款10000元，后又于2020年1月23日先后三次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陈思明货款18000元，以上被告共计已实际支付货款38000元，故扣除被告已向陈思明支付的38000元货款后，实际剩余货款应为20000元。综上，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定／销货单》，拟证明被告向原告购买68200元货值的家具，当时打完折的货款为58000元，现被告尚欠38000元家具款的事实。被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未体现原告相关的任何身份信息，该证据恰恰证明被告是与陈思明、李某发生的货物买卖关系。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2019年10月16日被告通过微信向王超琳转账10000元用于支付案涉货款；2020年1月3日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给陈思明10000元，后陈思明通过微信转账给王超琳用于支付案涉货款。被告质证后对2020年1月3日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2019年10月16日的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2019年10月16日转账记录截图看不出谁转给谁钱；2020年1月3日的转账记录恰能证明被告之前的款项是支付给陈思明的，至于陈思明之后将款项支付给谁与被告无关，可以证明被告是与陈思明发生的买卖关系。本院认为原告无法提交2019年10月16日转账记录的原始载体凭证且该转账记录无法显示交易双方，故对该转账记录本院不予采纳；对2020年1月3日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仅能证明2020年1月3日陈思明向王超琳转账10000元的事实。3、原告提交的李某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催讨剩余所欠家具款，被告承认欠款金额38000元。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恰恰能证明被告是与陈思明、李某发生的买卖关系，无法证明案涉货物是由原告出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4、原告提交王其校的招商银行转账汇款单笔对账单、招商银行转账汇款对账单，拟证明李某、陈思明二人为原告员工。被告认为上述银行对账单系打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单笔对账单上员工工资的字体为原告自行添加，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加盖了银行电子回单专用章，结合原告提交的王其校的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2019年10月17日中的两份对账单备注内容员工工资显系自行添加内容。5、原告提交的年年红授权书，拟证明浙江吉恒家具有限公司授权原告作为富阳地区销售年年红家具的唯一授权经销商。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认为即使该授权书真实，也与原告提交的定销货合同无关且本案原告为卡芬达商行而非陆小华。本院审核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6、原告提交的户口本，拟证明原告经营者陆小华与王超琳为母女关系。被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7、原告提交的李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陈思明、李某为原告员工，案涉定货单上的买卖关系是发生在原被告之间。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即使证人是原告员工，证人与原告有重大利害关系；案涉定货单签订人是被告与李某、陈思明，现证人要变更合同主体，此要经过被告认可；后被告将10000元款项打给陈思明，原告予以认可，不管被告与陈思明、李某直接发生的买卖关系，还是该货物由原告直接出售的，陈思明或李某接受货款都是原告授权或认可的。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该证据在下文中予以综合评述。8、原告提交的王其校的招商银行转账汇款对账单及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拟证明陈思明、李某是原告员工，原告定期给该两人发工资的事实。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陈思明、李某与原告什么关系不影响被告与陈思明、李某的买卖关系。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9、被告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在收到李某与陈思明的货物后，被告总计支付了38000元货款的事实。原告认为该证据上的2020年1月23日被告转给陈思明的18000元是发生在被告和陈思明之间的，原告没有收到过该笔款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0月14日，被告朱冬明签订《定／销货单》一份，该《定／销货单》载明：购货方为朱冬明，供货方为富阳年年红、供货地址为杭州市富阳区金浦路125弄1号。定货时间为2019年10月14日，送货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货物为金玉满堂沙发、1.58Ｍ国色天香圆桌、国色天香椅子、中堂三件套等合计金额58000元，已付10000元。该单子同时约定如果已付金额小于合计金额的20%，则以已付金额为交易定金；如果已付金额大于等于合计金额的20%，则以合计金额的20%作为定金。另该单子上备注1月3日付10000元，余款38000元。在该《定／销货单》的购货方处由朱冬明签字确认，供货方签字处载明为陈、李及电话130××××5310。2019年期间王其校通过招商银行每月向陈思明转账款项，分别为7月11日7049元，8月16日6940元，9月23日9313元，10月17日6242元，11月12日7318元、12月11日7333元，其中交易明细表显示9月23日的转账交易摘要为工资；2020年1月12日其向陈思明转账5782元。2019年王其校通过招商银行也每月向李某转账款项，分别为9月23日12264元，10月17日8224元，11月12日7418元，12月11日24537元；2020年1月12日其向李某转账8177元。2020年1月16日，李某通过微信向被告朱冬明发送付款二维码并告知“朱总，到了你直接转到我这里”。“朱总，我年年红的，今天余款结一下，余款三万八”。被告回复“知道的，会安排。”另查明，原告卡芬达商行的经营者陆小华与王其校于1983年12月登记结婚。浙江吉恒家具有限公司向原告经营者陆小华发放授权书一份，该授权书抬头载明龙天小镇年年红家具（国际）集团富祥之家，同时载明浙江吉恒家具有限公司授权陆小华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经营该公司《富祥之家》品牌新中式轻奢《吉恒家园》古典系列家具，该授权人为该司此品牌系列在富阳地区唯一授权经销商。授权经销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定／销货单》上的货物，被告朱冬明系向原告卡芬达商行还是向陈思明、李某购买的。二、案涉《定／销货单》上的货物，原告可向被告主张多少货款。针对争议焦点一，被告提出案涉《定／销货单》，系被告与陈思明、李某发生的买卖关系，原告诉讼主体错误。本院认为，现原告持有案涉《定／销货单》，该《定／销货单》载明的供货方为富阳年年红，供货方签字处为陈、李。而根据原告提交的授权书来看，年年红家具（国际）集团富祥之家品牌在富阳地区唯一授权经销商为原告经营者。另外原告为个体工商户，虽组织形式为陆小华个人经营，但结合日常生活实际，个体工商户常常是家庭成员共同经营、管理处理事务，现原告经营者的丈夫王其校定期每月向陈思明、李某发放款项且向该两人发放款项的日期相同，同时2019年9月王其校转账给陈思明款项摘要注明为工资，结合李某的证人证言，据此本院认为可以认定陈思明、李某系原告员工。庭审中，证人李某自认且原告提出该《定／销货单》中供货方签字处陈、李为李某个人所签；被告提出此处陈是陈思明、李为李某，但当时具体是谁签的，被告不清楚。本院认为，案涉《定／销货单》不管是陈思明还是李某与被告签订的，陈思明或李某履行的都是职务行为，其二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均应由原告承担。再者，根据法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主张案涉《定／销货单》系被告与陈思明、李某发生的买卖关系，李某予以了否认，现被告仅提供2020年1月23日其与陈思明的180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尚无法达到其待证目的。若被告与陈思明有其他法律关系，被告可另行主张。综上，本院认为可认定案涉《定／销货单》上的货物，系被告朱冬明向原告卡芬达商行购买的。针对争议焦点二，庭审中原告提出2019年10月14日被告向原告经营者的女儿转账10000元，2020年1月3日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给陈思明10000元而后陈思明将该10000元微信转账给原告经营者女儿，上述款项用于支付案涉货款。而被告提出其是与陈思明、李某发生的买卖关系，其一共支付给陈思明三笔款项，前两笔每笔10000元是根据陈思明指示刷卡给陈思明，后被告又提出2019年10月16日的10000元、2020年1月3日的10000元，2020年1月23日的18000元均是被告根据陈思明的指示微信直接支付给陈思明。在此情况下，原被告双方对其主张均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被告说法存在前后不一情形。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买卖关系中出卖方对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承担举证责任，买受方对支付货款承担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在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存在买卖关系的前提下，原告自认被告已支付货款20000元，被告若无法举证证明其另行支付过货款给原告的，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可向被告主张尚欠货款38000元。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货款的支付时间，被告应在收到货物后及时付款，现被告在原告催讨后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及时支付尚欠货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综上，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朱冬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富阳卡芬达家具商行货款38000元并支付以38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从2020年3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50元，减半收取375元，由被告朱冬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许珊珊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代书记员 贾 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