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3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某，男，196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肖琳、王江宁，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物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某，女，197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应大土、应瑾，杭州市拱墅区米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林某因与被上诉人洪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民初5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国标独任审理，于2020年4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洪某、林某曾于××××年××月××日结婚，后于2007年8月15日离婚。在洪某、林某婚姻存续期间，1999年9月6日以林某的名义与杭州市祥符镇三宝村和浙**夏城乡建设开发公司第七开（发）部签订了《集资房协议书》。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属洪某、林某集资房建筑面积约62.5平方米一套住宅，具体房号为农居点：剪刀厂以北，台公堂以南103号。洪某、林某应出资金为95000元。协议书第五条约定，付款办法：第一期付30000元，交房时付25000元-30000元，到2000年12月15日前付20000元；第四期到2006年12月15日前付清。洪某、林某依约付款后，拿到了上述103号的集资住宅房。此后，洪某、林某与婚生女林宁一起共同居住在该房。住至2007年期间，因洪某、林某感情破裂，洪某在2007年6月8日第二次向法院起诉离婚后，法院下发（2007）拱民一初字第839号准予离婚的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内容还明确记载了住房103号（集资房）问题待（取）得产权证后与林某另行处理。两年内，洪某、林某的103号集资房地块正好是拱墅区城市建设发展中心剪刀厂Ａ-21拆迁范围，当时为理顺洪某、林某共同共有103号“集资房”性质关系，便于依政策规定拆迁安置，在2009年2月20日原提供建造103号集资房土地的杭州市祥符镇三宝村安排有（由）杭州市祥符镇三宝村经济合作社的名义作为洪某、林某所有103号集资房屋的出卖方，同时又安排洪某、林某的103号集资房所有人之一林某为作为房屋买入方，并通过杭州和睦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双方签订了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台公堂（103号集资房）3幢103室，建筑面积40.34平方米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此后，便以林某名义于2009年6月15日才正式办理了杭州房权拱移字第××号，房屋坐落台公堂弄3幢103室的产权证。2009年9月15日，林某又以台公堂3幢103室被拆迁人的身份与杭州市拱墅区土地储备中心、城市建设发展中心签订了《产权调换协议书》，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安置用房坐落《剪刀厂地块》作为安置用房。洪某于2019年5月24日起诉请求分割洪某、林某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共有房拆迁后安置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建筑面积75.90平方米）；5-1802室（建筑面积61.89平方米）的住宅，暂估价150万元。另查明：2017年8月21日，以甲方：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杭州市拱墅区城市建设发展中心，乙方：林某，双方签订《私房回迁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书）一份。安置协议书规定，根据甲方提供的房源，乙方挑选的房屋位于都景公寓5幢1801室、5幢1802室，建筑面积为75.90平方米、61.89平方米，安置房资金结算后房屋产权属乙方所有；回迁新房与原拆迁房屋建筑面积相等的部分为40.34平方米，乙方应支付甲方计463708元；除上述面积之外，乙方增加安置房建筑面积为97.45平方米，其中：1.超过原拆迁房屋面积但在48平方米以内部分的建筑面积为7.66平方米，按1470元／平方米计算，乙方应支付给甲方11260.20元，2.因安置高层乙方增加的5平方米，按1470元／平方米计算，乙方应支付给甲方7350元，3.乙方实际扩面建筑面积84.79元，根据扩面政策，乙方应支付给甲方1000682.69元；上述结算款项合计1483000.89元，结算后产权属于乙方所有。安置协议书还对其他条款作了规定。上述协议签订后，甲方安置乙方坐落于本区都景公寓5幢1801室（建筑面积75.90平方米）、5幢1802室（建筑面积61.89平方米）房屋各一套，并与林某进行了资金结算。因甲方应付乙方旧房补偿款463708元、过渡费22342.80元、搬家费1400元、新房卫生设施补贴400元、2017年清凉费500元，合计488350.80元。据此，双方应付应收相抵后，林某实际向甲方支付了994650.09元。原审审理中，洪某称因二套安置房屋面积有大小，如果其分得小房，可由林某按14700元／平方米向其补差；林某表示如果需要补差，则其同意按14700元／平方米作为补差计算依据。 原审法院认为，洪某为诉争安置房屋的权利人之一。本案中，双方对诉争的二套安置房屋系由坐落于本区台公堂3幢103室房屋拆迁而得并无异议，但对该103室房屋的权利归属意见不一。林某认为该房屋是其与洪某离婚后取得的所有权并登记在其一人名下，权利归于其一人；洪某则认为该房屋虽然登记在林某名下，但是其也为该房的共有权人，并提供了《集资房协议书》、《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私房回迁安置协议》等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认为，洪某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该房屋原为洪某、林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资建房所得，其相应权利归属于洪某、林某二人。故原审法院对洪某提供的《集资房协议书》等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并认定该103室房屋为洪某、林某所共有。因此，103室房屋拆迁后，洪某享有被安置房屋的权利。洪某为诉争安置房屋的权利人之一，依法对该房屋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现因洪某、林某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房屋共同共有关系的基础已不存在，洪某有权主张对安置房屋进行分割。关于二套安置房屋的分割及面积差问题的处理。原审法院认为，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因洪某、林某离婚时对103室房屋的处理无约定，故103室房屋相应的权利义务应为其各半享有和承担。诉争的二套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75.90平方米和61.8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37.79平方米（实际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洪某、林某各自可享有安置房屋建筑面积68.895平方米的权利。鉴于诉争的二套房屋面积不一，不能进行实物分割的特殊性等实际情况考虑，以75.90平方米的1801室房屋的权利归林某享有，61.89平方米的1802室房屋的权利归洪某享有。103室房屋拆迁所得的旧房补偿款及过渡费等款项由双方各半享有。安置房屋的资金结算付款义务，由双方自行承担。因安置房屋已由林某与拆迁人结算完毕，故1802室房屋的相应资金结算款项446758.79元（实际付款994650.09元÷总面积137.79平方米×61.89平方米）应由洪某直接支付于林某。洪某实际可享有安置房屋建筑面积68.895平方米的权利，但1802室房屋建筑面积仅为61.89平方米，相差7.005平方米。对此，林某应按双方确认的14700元／平方米为计算标准予以补差，即由林某支付洪某补偿款102973.50元（7.005平方米×14700元）。综上，洪某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且证据充分，原审法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洪某、林某共有房屋（本区台公堂3幢103室）拆迁后安置的坐落于本区都景公寓5幢1801室、5幢1802室房屋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分别由林某（1801室）、洪某（1802室）享有和承担。二、洪某支付林某房屋资金结算款446758.79元。三、林某支付洪某房屋面积补差款102973.50元。上述二、三项互相充抵后，洪某尚应支付林某343785.29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46元，减半收取5573元，由洪某、林某各负担2786.50元。 宣判后，林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称“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涉事实与洪某诉称之事实一致”，认为被上诉人洪某为诉争安置房屋的权利人之一，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理由详述如下：（一）关于一审判决提到的“洪某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该房屋原为洪某、林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资建房所得，其相应权利归属于洪某、林某二人，并认定103室房屋为洪某、林某所共有”。1、使用权不等同于所有权，上诉人是原案涉103房屋唯一的权利人。上诉人不否认拱墅区台公堂3幢103室房屋系其与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集资建房所得。但是基于该房屋属于集体土地上的集资房，在房屋交付使用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作为实际居住人，一直以来对于该房屋只享有使用权，不享有所有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7年8月15日离婚，而案涉103室房屋是在2009年6月5日办理出产权证，登记于上诉人名下。可见，该房屋产权证系上诉人在离婚后参加房改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上诉人是该房屋唯一的权利人。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陈述其已于2009年7、8月份知晓案涉台公堂3幢103室房产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但其并未向房产登记部门提出过更正登记。即使诚如被上诉人所说，由于当时案涉房屋临近拆迁故未主张产权证更正登记，但是在案涉房屋拆迁安置后距今也已有十年的时间，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权，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未能举证证明其曾向有关部门主张过房屋权利。上诉人在一审中曾就此提出过抗辩，但一审判决并未对此进行说明。上诉人认为案涉103室房屋为上诉人一人所有，而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关于一审判决提到的“诉争的二套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75.90平方米和61.8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37.79平方米（实际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洪某、林某各自可享有安置房屋建筑面积68.685平方米的权利”。1、安置房屋扩面部分系由上诉人个人出资购买，被上诉人无权主张享有权利。案涉103室房屋拆迁后，上诉人所分得的安置房屋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建筑面积分别为75.90平方米、61.89平方米。根据上诉人与杭州市拱墅区土地储备中心、杭州市拱墅区城市建设发展中心于2009年9月15日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附件二：安置上诉人住宅建筑面积为48平方米。根据《私房资金结算表》、《私房回迁安置协议》，因安置房源为高层或小高层，安置标准（保底建筑面积）增加10%，上诉人增加5平方米，另外实际扩面建筑为84.79平方米。以上可知，即使如一审法院认定的：原103室房屋相应的权利义务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各半享有和承担，被上诉人只能就原103室房屋安置保底的建筑面积53平方米的一半（即26.5平方米）享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安置房屋剩余84.79平方米的面积均为上诉人自愿出资购买，扩面部分的出资款1000682.69元系由上诉人一人全款支付。因此，即使一审法院认定原103室房屋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共有，被上诉人只享有安置房屋建筑面积26.5平方米的权利，上诉人享有安置房屋建筑面积111.29平方米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被上诉人在起诉时主张由于其与上诉人是离婚的一房二户，（上诉人）才安置到二套房，该陈述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案涉103室房屋拆迁时，被拆迁主体为上诉人一人，相关的拆迁安置协议文件也均由拆迁主体与上诉人所签订，不符合“一房两户”的情形。其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并未举证证明案涉103室房屋拆迁安置分得两套房与其所称的“一房两户”政策有关。据上诉人所了解，依据杭州市相关政策，房屋拆迁安置是按照拆迁房屋面积1比1置换，超出部分按照市场价格另行核算。被上诉人的说法没有客观依据。3、产权调换安置房屋的扩面面积大小系由上诉人个人决定，被上诉人并未就该部分产生过任何影响。根据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和杭州市拱墅区城市建设发展中心公布的《剪刀厂Ａ-21安置房地块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第四条第三款：在2009年8月18日至2009年9月14日腾空房屋、办理封门手续并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协议的，可享受建筑面积20平方米的优惠扩面，其中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内（含10平方米）按3675元／平方米进行资金结算；建筑面积10平方米至20平方米（含20平方米）按3920元／平方米进行资金结算，扩面超出建筑面积20平方米20平方米以外部分按市场评估价进行资金结算。本案中，上诉人于2009年9月15日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自愿于2009年9月14日前搬迁腾空房屋。本案安置房屋实际扩面建筑为84.79平方米，结合上述扩面政策计算可知，扩面部分完全系由上诉人个人出资购买所得，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联性。扩面的部分面积大小均为上诉人的个人意愿，被上诉人无权就该部分主张享有对等的份额。另外，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到其曾于案涉103室房屋拆迁时向拆迁主体进行多次沟通并提出过扩面的主张。然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交任何证据来印证上述说法，且被上诉人也无证据能够证明拆迁主体与上诉人之间就扩面84.79平方米达成合意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任何关联性。二、一审法院基于上述认定事实错误，未能正确适用法律。如前所述，案涉103室房屋权利人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在离婚时仅对103室房产享有使用权，其无权以权利人的身份享有台公堂3幢103室房产的拆迁安置权利。即使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系案涉103室房屋的权利人，被上诉人也仅就原103室房屋的保底安置面积53平方米的一半享有权利义务。关于房屋扩面部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能举证证明其就扩面部分提出过主张以及具体的面积，因此就该部分上诉人不应享有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不应认定被上诉人享有安置房屋建筑面积68.895平方米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洪某答辩称：一、一审认定涉案103室房屋拆迁后，洪某享有被安置房屋的权利，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是洪某向一审提交的证据（2007）拱民一初字第839号民事判决书，洪某与林某是××××年××月××日结婚，在2007年8月15日经法院判决离婚时，在判决书还专作说明，即洪某与林某共同所有住房问题待取得产权证后另行处理，证明洪某对与林某婚姻存续期间购置的集资房在法院判决离婚时，不仅没有放弃，而且还保留自己的一份住房所有权益。在2009年7至8月份，洪某一知道集资房要拆迁时，又先后十余次找拱墅区城市建设中心拆迁领导反映洪某是无房户，从未享受过政府或单位的福利房待遇，而台公堂3幢103室的拆迁房也是洪某与林某婚姻期间共同共有的唯一住房，为此特向拆迁办领导递交了拱墅区人民法院（2007）拱民初字第839号民事判决书，要求拆迁领导对洪某作为台公堂3幢103室的住房的被拆迁对象安置。一审法院采信并无不当。二是洪某向一审提交了在1999年9月6日在洪某与林某婚姻存续期间，答辩人当时与林某共同出资，并以林某的名义与杭州市祥符镇三宝村浙**夏城乡建设开发公司第七开发部签订《集资房协议书》，后于2000年1月28日依协议以林某名义得到剪刀厂以北的台公堂路以南，具体房号为103号，证明台公堂3幢103室被拆迁房就是洪某与林某的共同共有房，一审法院采信并无不当。三是洪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和《产权调换协议》，反映2009年2月20日杭州市祥符镇三宝经济合作社与林某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的住房，主要是通过走程序使洪某与林某共同所有的103室集资房由原无产权证变更成有产权证的103室住房，为下一步城市建设拆迁安置签订《产权调换协议》做必要准备。此后2009年9月15日林某以原台公堂3幢103室集资房所有人变更后成为产权人的名义与杭州市拱墅区土地储备中心、杭州市拱墅区城市建设发展中心签订了《产权调换协议》，证明台公堂103室同样仍是洪某与林某的共同共有房的事实。四是洪某向一审法院陈述台公堂3幢103室住房，存在一房二户，即洪某的户籍地为杭州市余杭区派出所，林某的户籍为象山县石浦镇派出所，证实洪某陈述是客观与实际相一致的事实。二、洪某在一审提交的上述证据具备三性，一审法院采信，并予以效力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洪某与林某共有房屋（台公堂3幢103室）拆迁后安置坐落于本区都景公寓5幢1801室、1802室的房屋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分别由林某（1801室）、洪某（1802室）享有和承担，这是符合国家安置政策的完全正确的判决，即，一是符合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杭州市拱墅区城市建设发展中心根据《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7年浙人在69号公告的政策文件）落实了《剪刀厂Ａ-21安置房地块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政策》中的第三条一款：（1）保底政策：公房（单位和自管房）和私房原建筑面积低于48平方米的按建筑面积48平方米予以保低安置的规定。二是符合保底48平方米安置规定，因为城市建设拆迁房原不论扩面多少面积，被拆迁房新安置的一户只能安置一套房，上述相关政策规定证明林某如没有洪某的一户，最多也就只能安置到一套房，而台公堂3幢103室拆迁安置房之所以能安置两套房，因为洪某也是台公堂3幢103室被拆迁安置对象，这是合情、合理，符合政策规定，一审法院采信判决，也并无不当。三、2019年7月2日杭州三宝股份经济合作社出具给一审法院《调查回复函》，其内容证实2009年2月20日经济合作社与林某对集资房重新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转让房的地点为台公堂3幢103室、建筑面积40.34平方米住宅房，就是洪某与林某婚姻存续期间出资购买的原地点原集资房，根本不是林某上诉状所说这是他离婚后他参加房改取得的房。故洪某认为，林某所讲该房他是唯一的权利人，完全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林某在2009年2月20日与杭州市祥符镇三宝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和此后台公堂3幢103室由原集资房性质变更为有产权房，洪某首次知道的时间为2019年3月19日经律师调查函调查后。此前洪某对台公堂3幢103室本来就在林某名下，所以都是认为是原集资房性质的103室。洪某与林某离婚时，由于对共同共有的集资房在判决书中，洪某保留了住房问题待取得产权证后与林某另行处理的权利。故此后，林某对台公堂3幢103室，因国家拆迁安置需要他先于2009年2月20日与杭州市祥符镇三宝村经济合作社等单位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后又于2009年9月15日与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产权调换协议》后变更成为有房产证，林某缜密并对洪某一直严加掌控与封锁消息，洪某根本无法知晓，也无法确权。五、自从2019年洪某一知道台公堂地区集资房产拆迁后都回迁安置了，后通过老邻居中了解到林某拆迁安置拿到了房后，洪某才多次找林某要求其中的一套安置房分给洪某，并表明原林某已付安置房的差价会如数支付给其。而林某认定这两套安置房都是其的就是不同意，洪某这才向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请求。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林某的全部上诉请求。 上诉人林某在二审期间提供林某身份证复印件、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各1份，欲证明被拆迁的台公堂103室房屋是由上诉人依法通过向三宝村经济合作社购买的方式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在上诉人购买房屋时三宝经济合作社对外进行了公示、公告，上诉人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合理、合法。 被上诉人洪某的质证意见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房的产权交易和产权登记是以上诉人名义办理，但同时也代表了被上诉人，该房产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共有。 被上诉人洪某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流动人口登记表和家庭户口本各1份，欲证明2009年9月15日上诉人与拱墅区城市建设发展中心签订《产权调换协议》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户籍登记为两处地址，即：林某是浙江省象山县石浦镇山川路11号；被上诉人是在杭州市余杭区，证明双方当时是一拆迁房存在二户的事实；2、户口簿复印件1份，欲证明从1999年11月20日起至今，洪某户籍登记地为杭州市余杭区—4号的事实，洪陈与林某户籍登记在两个户籍号的事实。 上诉人林某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当时双方的户口并不在案涉103室房产地址之内，103室也是小产权房，不具备进行户籍登记的条件，杭州市政府在2002年的拆迁条例上明确，国有土地的拆迁不是按照户籍人员进行安置，而是按照实际被拆迁的面积进行安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当时双方的婚生子只是户籍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但实际上和上诉人共同生活。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台公堂3幢103室房产虽然登记在林某名下，但该房屋系洪某、林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资建房所得，因此案涉房屋系洪某与林某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根据共同共有的一般原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一个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对共同财产有着平等的处理权，并不意味着夫妻各自对共同财产享有半数的份额，夫妻任何一方均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全部享有权益。林某主张案涉房屋的系其通过房改的形式取得及存在扩面的事实，系其个人所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00元，由上诉人林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