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1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胡建达，男，1962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瓯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孝强，男，196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海华，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毅，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勤奋路广汇商厦1501、1502室。法定代表人：李国洪。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仙新，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博，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建达、陈孝强与上诉人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公司）合伙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建达及胡建达、陈孝强的共同诉讼委托代理人方海华、刘毅，上诉人九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仙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建达、陈孝强均不服原审判决，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胡建达、陈孝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驳回九洲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三、一、二审案件诉讼费、保全费及鉴定费由九洲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胡建达、陈孝强未支付后续建设资金，违反协议约定，九洲公司可依据协议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错误。首先，《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其余部分余款按合伙项目工程进度支付，双方并没有约定后续建设资金由胡建达、陈孝强先付，也没有约定支付条件。因此，在胡建达、陈孝强已付950万元后续建设资金而九洲公司分文未付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胡建达、陈孝强违约错误。其次，《补充协议》签订前，胡建达、陈孝强已付金额为4250万元，该4250万元应按照付款时间先后顺序先支付30%份额对价的4000万元，余下的250万元是支付的工程建设资金，《补充协议》所约定的500万元应当是后续工程建设资金。第三，胡建达、陈孝强签订《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及付款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在涉案项目即将完成投资收益即将实现之时，胡建达、陈孝强违约不具备客观可能性。就本案而言，九洲公司制造矛盾、恶意违约的动机明显，且能达到获取巨额不当收益的目的。根据九洲公司申请的司法鉴定结果，涉案项目总计销售金额近10亿元，涉案项目仅剩零星扫尾工程，即将完成开发建设，继续履行合同意味着必须向胡建达、陈孝强分配涉案项目最终销售总额的30%。九洲公司在利用胡建达、陈孝强投入的资金完成开发建设之际恶意停工，制造矛盾，以达到其独吞涉案项目全部收益的目的。最后，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应当是根本违约，九洲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胡建达、陈孝强构成根本违约。因此，原判判令解除合同也没有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直接侵害了胡建达、陈孝强基于涉案项目30%合伙份额享有的财产权。在胡建达、陈孝强足额支付了该4000万元对价之日起，胡建达、陈孝强就对涉案项目享有30%份额。三、恶意违约方在于九洲公司，九洲公司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如果判决解除合同，则应当由九洲公司赔偿可得利益损失，该预期可得利益最低应为8000万元。四、九洲公司将本案委托给“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包锋律师，包锋系该所负责人，曾担任原审法院法官，与本案主办法官关系极为密切，本案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二审庭审中，胡建达、陈孝强当庭增加下列上诉理由：一、原审判决对于双方交易习惯以及合同义务的认定存在错误。在胡建达、陈孝强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了2000万元后，九洲公司即应将相关印章交由双方共管，同时案涉项目所有对外的经济行为均由双方共同审批。胡建达、陈孝强就九洲公司的该违约行为一直提出异议，原审判决认为从胡建达、陈孝强支付后续工程建设资金并不需要九洲公司向其出具书面通知，与本案事实不符。二、如前所述，本案应当认定九洲公司存在先违约行为，即使胡建达、陈孝强存在后续拒绝支付工资的行为，也属于胡建达、陈孝强行使抗辩权。另，根据九洲公司提供的工程款支付的单据，2017年8月16日至2018年3月31日案涉项目支付的对外工程款为636万元，胡建达、陈孝强支付的工程款达950万元，九洲公司关于工程款不够的主张不能成立。三、原审法院证据采信存在错误。1.认定《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的效力，但对于前述两份协议的内容认定错误；2.认定温州瓯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错误；认定胡建达、陈孝强一审提交的诉讼案件查询、审计报告封面、《温州市网络问政平台》《温州网“两难四不”系列报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错误；认定胡建达、陈孝强提交的录音资料无法证明胡建达、陈孝强主张的待证事实错误。四、本案判令胡建达、陈孝强享有案涉项目30%合伙份额，并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以及化解社会矛盾。针对胡建达、陈孝强的上诉请求，九洲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胡建达、陈孝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构成违约，九洲公司可依法解除合同正确。1.根据双方《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项目后续资金由胡建达、陈孝强负责投入2000万元，超出部分的资金由九洲公司负责投入，从该条文文义分析，后续建设资金只能由胡建达、陈孝强先行投入。该节判断也可从双方的微信往来中予以证实。2.后续扫尾工程施工系由胡建达、陈孝强负责，其对工程进度理应清楚，对于工程款的支付无需由九洲公司出具通知。3.九洲公司后续投入工程款1200余万元，胡建达、陈孝强称九洲公司分文未付与事实不符。4.关于胡建达、陈孝强于2018年1月11日支付的700万元的款项性质问题，九洲公司认为其中500万元是股份投资款。5.九洲公司在合作之初并不清楚后续工程所需资金情况，案涉工程后续施工系由胡建达、陈孝强负责；工程3月份停工后，后续在原来已经施工的项目上又补做了一些。6.本案九洲公司诉请解除合同是基于双方的约定，胡建达、陈孝强诉称本案解除合同前提条件应当为根本违约的理由，对本案不适用。二、原审判决认定胡建达、陈孝强违约，从而判决解除合同正确。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胡建达、陈孝强要求合同解除后九洲公司应当向其赔偿可得利益8000万元的理由亦难以成立。三、原审法院不存在胡建达、陈孝强主张的所谓违规、违法情形，其认为本案存在的利益输送，系胡建达、陈孝强主观臆断。四、2017年，胡建达、陈孝强曾起诉九洲公司要求对于案涉项目财务、印章进行共管，但未得到法院支持。《补充协议》签订后，胡建达、陈孝强未支付2000万元，构成违约。支付凭证真实性的问题，如果胡建达、陈孝强认为支付凭证不真实，应举证。审计报告检材系由胡建达、陈孝强提供，检材并不全面。综上，请求驳回胡建达、陈孝强的上诉请求。九洲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四项，改判支持九洲公司原审反诉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建达、陈孝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胡建达、陈孝强违约在先，从而判决解除《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但却未追究胡建达、陈孝强应负的违约责任错误。1.《补充协议》仅约定将原合作协议中胡建达、陈孝强未付足部分的500万元限期予以支付，并未涉及九洲公司放弃追究胡建达、陈孝强违约责任的内容，胡建达、陈孝强违约责任不因签订《补充协议》而被免除。2.关于房价跌落损失问题，评估机构的评估意见已反映了涉案扫尾工程计划竣工之日与九洲公司提起反诉之日的市场房价情况，跌幅为每平方米261元。该评估报告可以作为计算该项目遭受损失的依据。3.关于工期延误造成的开发成本利息损失问题。因为胡建达、陈孝强违约在先，导致双方矛盾激化，陷入僵局，案涉房产扫尾工程至今未完成。九洲公司投入的巨额开发成本因没有及时回笼蒙受损失，九洲公司的利息损失应由胡建达、陈孝强负担。综上，原判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九洲公司上诉请求。针对九洲公司的上诉请求，胡建达、陈孝强答辩称：一、胡建达、陈孝强不存在违约行为，九洲公司要求胡建达、陈孝强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损失于法无据。胡建达、陈孝强的投资款已经到位，根据九洲公司一审提交的支付凭证，可以认为胡建达、陈孝强后续支付款项也足以承担应付的工程款。二、案涉项目尚未销售，房价跌落损失缺乏依据。三、胡建达、陈孝强并未有违约行为，且工期延误的原因不明，故九洲公司主张工期延误造成的开发成本利息损失于法无据。应当驳回九洲公司的上诉请求。胡建达、陈孝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胡建达、陈孝强对九洲公司名下的“瑞城公寓”项目享有30%的合伙份额；2.判令九洲公司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由九洲公司提供资金监管账户及公司印章，胡建达、陈孝强将1050万元汇入监管账户，后续工程施工、监管账户及九洲公司印章等由双方共同管理，直至双方结算完毕；如果九洲公司坚决主张解除合同，且得到法院支持，则请求法院判令拍卖涉案项目，以拍卖所得以及九洲公司已售房产所得之和为基数，由九洲公司按30%的比例向胡建达、陈孝强履行支付义务；3.本案诉讼费由九洲公司承担。审理过程中，胡建达、陈孝强撤回其第2项诉讼请求。一审审理过程中，九洲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九洲公司与胡建达、陈孝强于2017年8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以及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判令胡建达、陈孝强共同向九洲公司支付违约金445600元；3.判令胡建达、陈孝强向九洲公司赔偿因工程工期延误造成房价跌落损失暂定1542万元（以鉴定意见为准）；4.判令胡建达、陈孝强共同向九洲公司赔偿因房屋外墙、电梯门、花坛绿化被拆除造成的损失暂定450万元（以鉴定意见为准）；5.本案反诉诉讼费由胡建达、陈孝强共同承担。审理过程中，九洲公司增加反诉请求：6.胡建达、陈孝强共同赔偿九洲公司因工期延误造成的开发成本利息损失（按252185408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4.75%计算，自2017年12月6日起算，直至判决确定的《合作协议书》与《补充协议》解除之日止，暂算至2019年6月5日止为17968210元）。一审庭审过程中，九洲公司撤回第4项反诉请求。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坐落于瑞安市洲公司负责开发。涉案项目的房屋已基本建设完毕，仍留有部分扫尾工程尚未完工，至今尚未竣工备案。2017年8月5日，九洲公司（作为甲方）与胡建达、陈孝强（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鉴于甲方开发坐落于瑞安市的瑞城公寓项目（以下将地块和项目统称为“本项目”），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瑞国用（2006）第5-171号，房产预售证号为瑞房售许字（2011）第004号，总建筑面积51495平方米【普通住宅46678.65平方米，商业4816平方米（包括其他）】，其中：2幢（三层）属违章建筑，地下室建筑面积约11000平方米，现本项目基本完工。甲方为了处置本项目，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自愿、平等和诚实守信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执行。一、甲方已经取得股东会同意，本项目整体作价肆亿元人民币（含发票一切缴税费用由甲方自负，如甲方有未披露的债务、未付款项等，均由甲方承担）。双方经协商约定，乙方出资肆仟万即享有本项目30%的股份，双方按照本项目股份比例共担风险，共享本项目收益。乙方出资人如下：胡建达出资人民币贰仟万元，占本项目15%股份；陈孝强出资人民币贰仟万元，占本项目15%股份；二、付款方式本协议签订当天乙方支付捌佰万元人民币预付款，14日内乙方支付柒佰万元人民币，25日内支付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剩余款过45日付完（即壹仟万元），以上所有款项需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三、项目经营管理乙方支付贰仟万元款项后，甲乙双方共同管理本项目所有印章（包括公章、合同章、财务章、项目部印章、银行预留印鉴等），本项目日常经营管理由甲乙双方共同管理，本项目所有资金的进出、对外签订合同、结算、付款等任何经济行为均需甲、乙双方共同审批签字及盖章方有效，销售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操盘营销。四、关于后续工程施工建设本项目前期手续具备和主体结构未通过验收，本项目后续工程施工建设由乙方负责贰仟万元人民币建设资金投入（超出部分的资金由甲方负责投入），直至全部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及备案，后续工程内容包括水电安装、会所、配电房、园林景观、装饰、电梯、防雷、人防、消防、高压配电房等配套工程。本协议签订后5日内甲乙双方共同择选施工单位进场施工，房屋销售价格、营销广告、策划、工程设计变更、工程造价由双方共同商定。五、甲乙双方组建的项目管理人员进场后，由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办理本项目的违章建筑补办手续，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备案登记及房屋销售办理房产证为止，补缴地价款等款项由双方按股份比例负责缴纳。六、本项目合作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乙方不承担一切责任。七、本项目合作后，所占股份比例为甲方占百分之七十，乙方占百分之三十。本项目完成后，盈亏由甲乙双方按照以上股份比例承担。本项目销售金额达到贰亿伍仟万元后，超出部分资金按双方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待完成工程竣工备案、办理房产证、房产交付后进行最终清算。八、乙方没有按约定付款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未付款项每日按万分之四违约金给甲方，乙方超过30日未支付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九、甲方签订本协议后未按照协议约定要求履行，导致项目的合作无法继续进行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并立即返还乙方已付款项及支付乙方已付款项每日万分之四的违约金（从实际支付之日起计算），或要求甲方继续履行本协议。十、责任与保证未经双方同意，一方不得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质押给任何第三人，不得擅自终止本协议或就本项目与第三人合作，签署本协议已取得了合法授权，并且有能力履行本协议。甲方保证本项目包括地下室等在内的实际建筑面积不低于63000平方米。十一、协议各方在履行协议中发生争议，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提交行政主管部门仲裁，或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十二、此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协议未尽事宜，双方经协商后可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十三、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2018年1月10日，九洲公司（作为甲方）与胡建达、陈孝强（作为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内容如下：甲乙双方于2017年8月5日就合伙经营瑞安塘下镇“瑞城公寓”项目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现为了保障双方的合伙权益特补充如下：一、甲方承诺并确认：乙方在整体合伙项目中占有30%的合伙份额，乙方的合伙投入及合伙收益均包含在乙方按照合伙份额占比对本项目最终销售所得总额的结算分配中，合伙项目盈亏的风险由乙方按照合伙份额占比承担。甲方同意在本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后由甲乙双方共同申请设立售楼款专用资金账户，所有销售所得一律汇入该专用账户由双方共同监管，该账户的银行U盾由甲乙双方各持一枚，款项支出由甲方制单乙方审核。二、乙方承诺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十天内将原合作协议未付足部分的伍佰万元汇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财务人员）：户名王颖，账号62×××47；开户行招商银行鹿城支行；其余部分余款按照原合作协议约定，按合伙项目工程进度支付，仍付至上述账户；三、本补充协议于乙方上述伍佰万元款到甲方上述指定账户时生效。四、原《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与本协议补充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胡建达、陈孝强共向九洲公司支付4950万元，具体支付情况如下：2017年7月26日支付800万元；2017年8月16日支付235万元；2017年8月18日支付600万元；2017年8月29日支付200万元；2017年8月30日支付700万元；2017年9月2日支付100万元；2017年9月13日支付65万元；2017年9月14日支付100万元；2017年9月21日支付600万元；2017年9月25日支付350万元；2017年10月13日支付150万元；2017年10月17日支付50万元；2017年10月22日支付300万元；2018年1月11日支付200万元；2018年1月17日支付300万元；2018年2月1日支付200万元。签订《补充协议》后，九洲公司的李志豪与胡建达通过微信就双方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纠纷进行沟通。李志豪在微信中将工程工资表发给胡建达，并要求胡建达抓紧时间落实资金，尽快支付工程款及工人工资。胡建达在2018年3月21日表示，合同已经约定付款至2000万时应当移交包括公章在内的印章以及公司财务共同管理，现在已经出资至5000万，但九洲公司却仍然拒绝胡建达方参与公章监管。九洲公司拿了5000万却施工进度缓慢，工程竣工遥遥无期。九洲公司违约行为导致合伙项目建设进度拉长，损害了共同利益。2018年3月22日，李志豪表示，按照双方协议约定2017年12月30日前工程款投资款全部到位，到现在胡建达还欠1050万元，胡建达方已经违约了很多次，应该追究胡建达方的违约责任。工程竣工验收手续由胡建达方负责办理，到现在7个月一点进展都没有，要求胡建达方抓紧时间把工程款及配电房设备资金支付掉。2018年3月29日，李志豪告知胡建达，“今天保险箱买过来了！请你派财务管理人员过来上班、九洲房开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直接移交给双方一起保管！但是第三次协议我不会给你两人再签订的！”同时，李志豪将移交清单发给胡建达。胡建达于2018年3月31日另外发送了一份移交清单给李志豪。李志豪回复：“老胡你真的好聪明、财务章公章移交给双方共同监督管理是双方协议约定、各方委派财务管理人员1名、现在你提出要求增加很多条文是顾（故）意刁难、昨天下午在你办公室五个人包括你的律师一起讲好了、今天你要变了干吗变来变去呢，工地工人每天都在闹事，塘下派出所民警在调解，你抓紧落实资金到位阿”。2018年3月31日，李志豪表示：“老胡、人在做天在看、节后二个多月了工程款及工人工资款还是不到位、你讲话不算数都是骗人的话、你这样做是害人害己、双方协议约定公章财务章由共同管理现在你们不同意移交、按照你们的安排十个班组在施工、现在每天都有100多名工人要求发工资在工地闹事、做人要厚道不要逼人你这样做对自己真的没有好处！”2018年4月8日，李志豪表示：“我和你讲了很多次印章、财务专用章、抓紧派人到我公司接交。”2018年4月9日，李志豪表示：“老胡、印章、财务专用章、合同章、法人章由双方共同一起管理我一百个同意、你想另外很多条款文字签订第三次协议是不可能的、你只能按照双方二次签订协议约定要求办理交接手续、你现在故意拖延时间制造矛盾、现在工地全面停止施工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责任只能由你们两自己承担！”2018年4月9日，胡建达表示：“李总，办理移交共管手续是不是要分清责任啊？移交共管前以及未经我方签字同意的印章使用责任由你方承担并且由你们夫妻俩担保是不是你自己答应的？我们作为合伙人，土地证是不是应该共同监管？不然你想拿着土地证干什么用？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可以用于申请克（刻）制印章，移交共管是理所当然的，否则共管公章还有什么意义？办理移交共管手续我们只有这几点要求，合情合理，也是移交共管手续的一部分，必须照办，否则移交共管不仅是一句空话，而且可能将原本属于你方承担的责任推卸给合伙双方承担，我们显然是不会再上当的。”另查明，温州华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出具温华房估（2018）字第F087-19052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瑞城公寓项目住宅房地产2017年11月5日的平均市场价值为16804元/m2，瑞城公寓项目住宅房地产2018年11月3日的平均市场价值为16543元/m2。原审法院认为，结合本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案应为胡建达、陈孝强与九洲公司在瑞城公寓项目合伙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故本案案由宜调整为合伙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涉案《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应当继续履行还是应予以解除；第二，胡建达、陈孝强要求确认其享有涉案项目30%的合伙份额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第三，九洲公司要求胡建达、陈孝强支付445600元违约金、赔偿房价跌落损失及因工期延误造成的开发成本利息损失的理由能否成立。第一，关于《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应继续履行还是予以解除的问题。《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法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本项目后续工程施工建设由胡建达、陈孝强负责2000万元人民币建设资金投入（超出部分的资金由九洲公司负责投入）。《合作协议书》第八条约定，胡建达、陈孝强没有按照约定付款的，九洲公司有权要求胡建达、陈孝强赔偿未付款项每日按万分之四违约金给九洲公司，胡建达、陈孝强超过30日未支付的，九洲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九洲公司与胡建达、陈孝强共同管理项目所有印章。从九洲公司的李志豪与胡建达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九洲公司并未拒绝共管印章且表示已经买好保险箱，要求胡建达、陈孝强安排管理人员过来上班。目前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九洲公司存在违反协议关于项目印章共同管理的情形。结合《合作协议书》签订背景以及李志豪与胡建达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审法院认为，后续工程建设资金应先由胡建达、陈孝强负责投入。从胡建达、陈孝强之前支付后续建设资金的情况可见，胡建达、陈孝强支付后续工程建设资金并不需要九洲公司向其出具书面通知。根据胡建达、陈孝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李志豪在微信中将工资表发给胡建达，并多次要求胡建达、陈孝强支付后续工程建设资金，但胡建达、陈孝强均未支付，导致项目扫尾工程停工，已违反协议相关约定，故九洲公司可依据协议行使合同解除权。此外，双方在签订《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后，由于印章共同管理、出资款及建设资金是否及时到位等问题矛盾不断。自2017年8月5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后至本案庭审结束时，已历时两年多时间。目前，涉案项目扫尾工程仍处于停滞状态。涉案项目后续建设、办理相关手续、楼盘销售、最后结算等均建立在当事人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之上。但从目前状况来看，涉案项目后期工作的信任与合作基础已经丧失。为防止双方损失进一步扩大，对九洲公司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鉴于胡建达、陈孝强在本案中已提出若解除合同，则要求九洲公司赔偿损失及返还已付款项的主张。九洲公司亦在本案中就合同解除后已支付的款项的处理发表了意见。故为避免诉累和案结事了，结合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市场上融资的成本、合作过程中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九洲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返还胡建达、陈孝强已支付的款项。因本案系胡建达、陈孝强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对胡建达、陈孝强要求九洲公司赔偿8000万元可得利益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第二，鉴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应予以解除，九洲公司应返还胡建达、陈孝强已付款项，故胡建达、陈孝强要求确认其享有涉案项目30%的合伙份额，不予支持。第三，九洲公司要求胡建达、陈孝强支付445600元违约金及赔偿房价跌落损失的理由能否成立。双方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胡建达、陈孝强应当在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将原合作协议未付足部分的500万元汇入九洲公司指定账户，其余部分余款按照原合作协议约定，按合伙项目工程进度支付。结合《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合作协议书》对出资款的支付有时间限制，而对后续工程的建设资金投入并未约定具体时间。此外，《补充协议》第二条将未付足部分的500万元与按合伙项目工程进度支付的其余款项区分开来进行表述，表明上述500万元应为《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款，而非工程款。胡建达、陈孝强确实存在逾期支付出资款的情形。双方已经通过《补充协议》确认在签订《补充协议》时，胡建达、陈孝强未付金额为500万元。即使胡建达、陈孝强未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及时支付款项，九洲公司也已放弃追究相应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根据双方一致确认的款项支付情况，胡建达、陈孝强于2018年1月11日支付200万元，2018年1月17日支付300万元，已经完成了《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根据九洲公司提供的违约金计算明细，2017年8月19日及2017年8月30日应付款项的违约金的起算点均为《补充协议》签订之前，故九洲公司主张该两笔款项违约金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九洲公司主张的2017年9月19日应付款项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的违约金，与前述分析同理，九洲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补充协议》签订后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鉴于目前证据仅显示九洲公司在2018年3月份有催促胡建达支付建设资金的行为，故对九洲公司主张的2018年2月1日前的违约金，不予支持。关于九洲公司主张的房价跌落损失问题。首先，房地产价格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涨有跌。涉案项目尚未进行销售，温州华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瑞城公寓项目住宅房地产2018年11月3日的平均市场价值，不能等同于涉案项目住宅房地产的实际销售价格。故九洲公司以此评估价格作为依据要求胡建达、陈孝强赔偿房价跌落损失，依据不足。其次，即使涉案项目进入销售阶段，销售情况也要视当时的市场环境而定，开盘后并不代表涉案项目所有住宅房地产均可售罄，故九洲公司以涉案住宅房地产总面积计算损失，依据不足。故对九洲公司要求胡建达、陈孝强赔偿房价跌落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九洲公司要求胡建达、陈孝强赔偿因工期延误造成的开发成本利息损失问题。九洲公司主张合作时双方曾确认并计划扫尾工程在签订《合作协议书》之日起三个月左右完工，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主张。且《合作协议书》中明确涉案项目2幢（三层）属违章建筑，主体结构未通过验收，人防、消防、高压配电房等配套工程均未完工，故扫尾工程实际完工时间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并非双方计划可以确定。故九洲公司要求胡建达、陈孝强赔偿自2017年12月6日起的因工期延误造成的开发成本利息损失，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规定，原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判决：一、解除胡建达、陈孝强与九洲公司于2017年8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九洲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胡建达、陈孝强4950万元及相应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800万元从2017年7月26日起算；其中235万元从2017年8月16日起算；其中600万元从2017年8月18日起算；其中200万元从2017年8月29日起算；其中700万元从2017年8月30日起算；其中100万元从2017年9月2日起算；其中65万元从2017年9月13日起算；其中100万元从2017年9月14日起算；其中600万元从2017年9月21日起算；其中350万元从2017年9月25日起算；其中150万元从2017年10月13日起算；其中50万元从2017年10月17日起算；其中300万元从2017年10月22日起算；其中200万元从2018年1月11日起算；其中300万元从2018年1月17日起算；其中200万元从2018年2月1日起算）；三、驳回胡建达、陈孝强的诉讼请求；四、驳回九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641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胡建达、陈孝强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76996元，评估费25000元，由九洲公司负担。二审期间，胡建达、陈孝强与九洲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胡建达、陈孝强申请本院向温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调取九洲公司的社保记录、向九洲公司调取案涉项目的施工合同、承包合同等，拟证明九洲公司一审提交的九洲公司对外支付凭证的真实性存疑。本院认为，本案一审诉讼期间，九洲公司为证明其在协议签订后又投入建设资金12317833.94元，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建设资金支付清单作为证据。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足以证明九洲公司的待证目的，对该证据未予认定。因此，对于胡建达、陈孝强的该项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胡建达、陈孝强与九洲公司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及各方对对方上诉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为：1.胡建达、陈孝强对于案涉项目是否享有30%的合伙份额；2.案涉《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应予解除以及九洲公司主张的损失是否可予支持。本院评析如下：一、胡建达、陈孝强对于案涉项目是否享有30%的合伙份额。案涉《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依法认定有效。《合作协议书》约定，胡建达、陈孝强出资4000万元即享有坐落于瑞安市%的股份；同时该协议第七条还明确，胡建达、陈孝强持有的份额为项目销售金额达到2.5亿元后，超出部分时所占有的份额。故应认定胡建达、陈孝强持有的份额为项目完成后，在扣除2.5亿元后所持有的份额。二、案涉《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应予解除以及九洲公司主张的损失是否可予支持。九洲公司原审反诉主张胡建达、陈孝强未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工程款，符合《合作协议书》第八条约定解除的条件。对此，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守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之，则依法予以支持。综合本案在案证据，九洲公司主张合同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胡建达、陈孝强不存在逾期支付。虽然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胡建达、陈孝强应在协议签订当天至45日内分4次支付出资额，从其支付时间看，确实存在部分款项逾期支付的情况。但双方此后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胡建达、陈孝强应在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十天内将原合作协议未付足部分的500万元汇入九洲公司指定的账户。同时，《补充协议》还约定原《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应认定双方已对胡建达、陈孝强的出资款支付时间作了变更。该补充协议签订后，胡建达、陈孝强已在该约定的期限内支付500万元，胡建达、陈孝强支付的出资款不存在逾期支付的情况。胡建达、陈孝强主张该500万元系工程款与补充协议的约定不符，不予采纳。其次，就工程款的支付，胡建达、陈孝强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合作协议书》约定，本项目后续工程施工建设由胡建达、陈孝强负责2000万元，超出部分的资金由九洲公司负责投入。后补充协议中双方又约定，其余部分余款按照原合作协议约定，按合伙项目工程进度支付。结合《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约定，应认定胡建达、陈孝强对于工程款的拨付应视工程进度情况确定。九洲公司虽主张《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已投入建设资金12317833.94元，但提交的证据并不构成完整的证据链，九洲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九洲公司未举证证明胡建达、陈孝强存在未按期拨付工程款的情况下，对其已支付工程款的950万元，应认定符合工程进度。原审法院认定胡建达、陈孝强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工程款构成违约，认定九洲公司请求解除协议符合合同约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最后，《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胡建达、陈孝强支付2000万元款项后，由双方共同管理本项目所有印章（包括公章、合同章、财务章、项目部印章、银行预留印鉴等），日常经营管理由双方共同管理，所有资金的进出、对外签订合同、结算、付款均需双方共同审批签字及盖章。根据胡建达、陈孝强的付款情况，其至2017年8月30日已付款2000万元，但根据双方于2018年3月的微信往来内容，九洲公司并未与胡建达、陈孝强共同管理印章、由双方共同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等，九洲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在九洲公司作为违约方的情况下，其主张单方解除合同，需满足下列情形，即存在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就本案查明的事实，九洲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本案存在前述情况，故九洲公司作为合同的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无合同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九洲公司在请求解除合同基础上提出的违约金、房价跌落损失1542万元、工期延误造成的开发成本利息等损失的主张。如前述分析，九洲公司认为胡建达、陈孝强违约，并以此主张案涉《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应予解除的反诉请求并不能成立。而且，就案涉合同的履行，九洲公司存在一定的违约行为，故对于其前述诉请，一并予以驳回。至于胡建达、陈孝强上诉认为，本案可能存在利益输送问题，但其并未就此项主张提供相应证据，对于该项理由不予支持。综上，胡建达、陈孝强按照《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约定出资4000万元，其有权根据前述合同约定享有案涉项目30%的合伙份额，但前提是须在项目完成后，并在项目销售达到2.5亿元后的超出部分享有份额。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二、确认胡建达、陈孝强在项目完成销售达到2.5亿元后的超出部分对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瑞城公寓”项目享有30%的合伙份额；三、驳回胡建达、陈孝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641800元，保全费500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76996元，评估费25000元，均由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18796元，由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健芳审判员  骆苏英审判员  陈洪理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周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