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8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阳，男，197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琪，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瑞，女，1978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焕，山东胜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住济南市历城区华能路与华信路交界处西北角历城金融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069026946J。负责人：刘培训，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传通，男，198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上诉人曹阳因与被上诉人袁瑞、原审被告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0883民初3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支持曹阳的上诉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曹阳的过错行为数量多，袁瑞的过错行为数量少，曹阳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袁瑞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曹阳与袁瑞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发生碰撞，双方都未在确保安全、通畅的原则下通行，依据什么判定曹阳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曹阳由东向西行驶，其行驶的是主要道路，路宽800厘米，袁瑞由北向南行驶，其行驶的是辅路，路宽500厘米，袁瑞属于从农村道路的小胡同驶入主路，更应该注意瞭望、缓慢通行，其对于事故的发生应承担更多的责任。2、交警部门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有明显的偏向性，袁瑞驾驶的奥迪A6型轿车的长度为5米多，事故碰撞后停在东西道路的分割线上偏北，事故现场图把双方车辆的位置故意标注在分割线以南，并故意缩小车辆图示。一审法院置事实于不顾，依据不实《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认定曹阳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3、袁瑞与曹阳之妻在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书面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陈述不具有证明效力，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书面陈述认定事故责任于法无据。袁瑞陈述事故发生时车速每小时10公里，且已过十字路口三分之二处，该陈述明显不真实不具有合理性，根据交警队的现场图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曹阳摩托车碰撞后停放的位置位于地面摩托车划痕的南侧，可以得知两车相碰的瞬间应该在摩托车地面划痕处；汽车车身碰撞的位置位于副驾驶车门处，结合碰撞后袁瑞汽车停放的位置，袁瑞驾驶的汽车在事故碰撞后至少向前行驶了一个车身的距离约5米，所以其陈述的每小时10公里的车速并已过十字路口三分之二处是不实陈述。曹阳的陈述是由交警部门制作后，交由其妻子签字的，当时曹阳在医院手术治疗对此不知情，该陈述也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二、一审法院以曹阳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和驾驶逾期检验车辆，据此认定曹阳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和《山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与发生的事故有无因果关系及是否起作用来确定。曹阳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和驾驶逾期检验车辆均与本次交通事故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对发生本次事故不起作用，不应据此认定本次事故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在缺乏事实根据的基础上，判令曹阳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有偏袒对方之嫌，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曹阳的上诉请求。袁瑞答辩称，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请求。第一、一审法院从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相关证据，该证据合法、公正、专业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和现场照片，可以看出案发时，至少有两名交通警察到达案发现场，对现场进行了专业精确的测量、拍照，并且绘制了《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该现场图上有袁瑞、张志坚作为当事人或见证人签字。现场照片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对比一致可以相互印证。曹阳与袁瑞向交警部门提交的《当事人供述材料》均系个人主观的陈述，一审法院并未以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依据。第二、一审法院认定曹阳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袁瑞为次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曹阳驾驶摩托车逆行撞到了袁瑞轿车的主驾驶车门上，其行为违反了靠右侧道路行使的交通法规。两车发生的碰撞地点在东西路南侧边缘线上，事故轿车前车轮已过南侧边缘线，轿车车尾在东西路中间分割线上。轿车停放的地面上无刹车及移动的划痕，仅摩托车停放处地面上有明显的划痕，这说明轿车被撞击后的位置并没有移动。根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曹阳未靠道路右侧行使而是沿左侧道路逆行驾驶，才会从东西路南侧边缘线上撞到了袁瑞的主驾驶车门上。曹阳未靠右侧道路行驶逆行撞到了袁瑞的轿车上，存在重大过错，违反了交通法规。其次，袁瑞过十字路口时违反应停车瞭望、减速慢行，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及让右方向道路的车先行的道路安全法规。从现场照片看出，曹阳骑摩托车将袁瑞的主驾驶车门撞击的严重变形凹陷，左侧后视镜开裂、后折，摩托车及零部件散落在地，造成地面划痕明显，并且造成曹阳头面部及上肢受伤。这说明曹阳驾驶摩托车时未带安全头盔，车速飞快，无法及时刹车，才造成其受伤的严重后果。再次，本案事故的发生，是因曹阳明知其没有驾驶资格、驾驶摩托车为报废车辆，并违反多项交通法规，其存在诸多重大过错，其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最后，袁瑞具有多年的小型轿车的驾驶经验，驾驶车辆属于机动车检验合格期内并已投保交强险，案发时驾驶速度比较缓慢，袁瑞主观过错较小，其应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利宝公司述称，同被上诉人答辩意见。曹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109,724.57元、误工费30,600元、护理费93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50元、营养费1890元、残疾赔偿金158,19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313,920.57元（应为322,920.57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10月12日7时50分许，被告袁瑞驾驶鲁Ｈ×××××号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至邹城市北宿镇南屯村村委会西路口处，遇原告曹阳驾驶鲁Ｈ×××××号两轮摩托车由东向西行驶至上述地点，发生碰撞，致原告曹阳受伤，双方车辆受损，造成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进行了现场勘验。2017年10月13日，曹阳之妻郑瑞以曹阳委托代理人的名义，在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科与袁瑞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书载明：甲方曹阳（伤者），委托代理人郑瑞；乙方袁瑞。协议书载明的纠纷主要事实争议事项是：2017年10月12日7时50分许，袁瑞驾驶鲁Ｈ×××××号车辆沿着邹城市北宿镇南屯村中路由北向南行驶，行驶至十字路口西处，曹阳驾驶两轮摩托车由东向西行驶至该处，致曹阳受伤，两车受损，造成交通事故（以上事实经过以邹城市交警队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为准）。协议书载明经调解自愿达成协议内容是：1.袁瑞自愿申请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曹阳自愿申请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2.曹阳不再要求袁瑞进行交强险以外的其它赔偿，曹阳支付袁瑞3000元用于其车辆的维修费用；3.双方车辆的维修费、施救费各自承担；4.双方互不申请查封保全对方事故车辆，同意放车；5.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因本次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权利义务终结，一次性结案，再无其它任何纠纷。协议书载明的履行方式是：自动履行。协议书还载明：本协议一式三份，当事人、交警队各持一份。协议书由曹阳之妻郑瑞在甲方签名盖章或按指印处签署曹阳和郑瑞的名字，并由郑瑞在其签名处捺印；袁瑞在乙方签名盖章或按指印处签署袁瑞的名字，并在其签名处捺印。协议签订当日，郑瑞以曹阳的名义给付袁瑞现金1800元，微信转账给付1200元，合计3000元，由袁瑞向其出具收据，收据存根由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科工作人员收存附卷。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曹阳；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大写）叁仟元整，￥3000.00；收款事由交通事故赔偿款。袁瑞在收据存根上签名、捺印。2017年10月18日，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邹公交认字［2017］第0288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认定书认定责任与协议书约定相同。2017年10月19日，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科工作人员向当事人曹阳送达了该事故认定书，送达回执由曹阳的亲属孙振亚代为签收，孙振亚在送达回执代收人处签名、捺印，并在送达回执与受送达人关系处注明亲属。事故认定书未向当事人袁瑞送达。袁瑞所持驾照准驾车型为C1；所驾驶的鲁Ｈ×××××号小型轿车登记车主为赵磊，注册日期为2013年4月28日，事故发生时检验有效期至2019年4月，在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投保有交强险。曹阳于事故发生后的2018年10月16日初次领取准驾车型为C1的机动车驾驶证。曹阳所驾驶的鲁Ｈ×××××号两轮摩托车初次登记日期为2005年3月2日，检验有效期止于2010年3月31日，逾期检验强制报废期止于2017年3月31日。事故发生后，曹阳即被120急救车送至兖矿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现为兖矿新里程总医院）。急诊科给予右大腿软组织挫裂伤清创缝合治疗。口腔科给予下唇裂伤清创缝合治疗。急诊拍片示“右尺骨近端粉碎性骨折、右桡骨小头骨折分离移位、左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左第四掌骨骨折”。以“右肘部骨折、左桡骨远端骨折”收入该院创伤骨科病区住院治疗。初步诊断：1.右尺骨近端粉碎性骨折；2.右桡骨小头骨折；3.左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4.左第四掌骨粉碎性骨折；5.右大腿软组织挫裂伤；6.颌面部外伤；7.胸部外伤；8.全身多发软组织损伤。2017年10月17日行“右尺桡骨近端、左桡骨远端、左第四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2017年12月4日出院，住院53天。出院诊断：1.右尺骨近端粉碎性骨折；2.右桡骨小头骨折；3.左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4.左第四掌骨粉碎性骨折；5.右大腿软组织挫裂伤；6.颌面部外伤；7.胸部外伤（左第6肋骨骨折）；8.全身多发软组织损伤。2019年3月18日，原告曹阳因术后17个月要求取出内固定物再次入住兖矿新里程总医院创伤骨科病区。初步诊断：1.陈旧性桡骨骨折（左桡骨远端骨折术后）；2.左第四掌骨骨折术后；3.右尺骨近端骨折术后；4.右桡骨小头骨折术后。2019年3月20日行“左桡骨远端、左第四掌骨、右尺骨近端、右桡骨小头钢板螺钉存留取出术”。2019年3月26日出院，又住院8天。出院诊断同本次入院诊断（初步诊断）。2019年8月5日，济宁祥诚法医司法鉴定所受本院委托，作出“济祥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403号”法医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曹阳右肘功能障碍构成九级伤残；左腕功能障碍构成十级伤残；2.误工期180日、护理期60日。被告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对“济祥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403号”伤残鉴定意见有异议，认为对被鉴定人曹阳右肘关节屈曲、伸展的测量角度与兖矿新里程总医院复查DR片中的体位存在差异，被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可能存在故意行为；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适用指南》（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组织编写的司法鉴定教育培训指定用书），为明确功能丧失度，需要对被鉴定人的健侧进行测量，而“济祥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403号”法医鉴定意见无相关测量数据，无法明确计算功能丧失度；根据该鉴定教育培训指定用书，肘关节仅需测量屈曲、伸展二项数值，无需测量旋前、旋后，而济宁祥诚法医司法鉴定所对该二项无关数据进行测量，从而提高了被鉴定人的伤残等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被告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向本院提出对原告曹阳伤残程度进行重新鉴定的书面申请。济宁平直物证司法鉴定所受委托，在临床法医检验过程中对被鉴定人曹阳被动活动时双侧肘关节屈曲、伸直、伸展，双侧前臂旋前、旋后，双侧腕关节掌屈、背伸、尺偏、桡偏角度进行了测量，通过对比计算，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济平直司鉴所［2019］年法临鉴字第511号”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曹阳的右肘关节损伤程度构成九级伤残，左腕关节损伤程度构成十级伤残；右前臂旋转功能丧失，构不成伤残等级。另查明，曹阳已于2018年1月9日向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济人社工伤认［2018］2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对曹阳提出的其本人于2017年10月12日7时50分许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的工伤认定申请，所作的认定决定为因公受伤。曹阳所在单位兖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铁路运输处2017年10月、11月和12月减少了曹阳的工资发放数额；自2018年1月工伤认定作出后，在发放2018年1月、2月和3月份工资时又陆续为曹阳补发了工资；但是补发后及后续工资发放数额较之于2017年4至9月份六个月的平均工资发放数额仍有所减少。曹阳2017年4月至2017年9月六个月平均应发工资为3,468.33元/月，平均实发工资为2,735.31元；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六个月平均应发工资为2,882.43元/月，平均实发工资为2,179.60元；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较之于2017年4月至9月份平均每月应发工资减少585.9元，平均每月实发工资减少555.71元。2018年3月份之后，曹阳平均每月应发工资和实发工资基本保持相对稳定（个别月份普遍偏高的除外）。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一、原告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原告曹阳之妻郑瑞与被告袁瑞2017年10月13日所签协议对当事人双方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三、原告曹阳与被告袁瑞在事故中的过错及责任？四、“邹公交认字［2017］第0288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具有证明力，可否作为定案的依据？五、原告损失问题。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日期是2017年10月1日，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日期是2017年10月12日，原告起诉日期是2019年7月2日，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纵观本案，从曹阳之妻郑瑞与被告袁瑞协商由袁瑞向交警部门申请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曹阳向交警部门申请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到双方达成合意签订协议书，到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向曹阳送达，到曹阳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再到曹阳依据认定工伤决定享受相应工伤待遇，足以认定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作出有利于曹阳的认定工伤决定，使曹阳能够享受工伤待遇。该行为严重损害用人单位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工伤保险基金安全，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为及时化解纠纷，对于曹阳之妻郑瑞以曹阳名义给付的款项以及被告袁瑞的车辆维修费，曹阳与袁瑞可以协商处理，也可以另行起诉。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第三十八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三）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四）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机动车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被告袁瑞申请本院从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和现场照片，可以证明以下事实：1.道路基本情况：现场位于村内乡村道路的十字路口，沥青路面，视线良好，无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志。东西道路单侧路面宽400厘米，为双向两车道，中间有道路分割线，两侧有标线。南北道路东西路面宽500厘米，无分割线和标线。2.碰撞前双方车辆行驶方向：鲁Ｈ×××××号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鲁Ｈ×××××号两轮摩托车由东向西行。3.碰撞后鲁Ｈ×××××号小型轿车所在位置、走向：位于十字路口南北道路的西侧，南北走向，头南尾北，右前轮距离南北道路的西边缘连线为10厘米，右后轮距离南北道路的西边缘连线为20厘米，尾部压在东西道路的中间分割线处。4.碰撞后鲁Ｈ×××××号两轮摩托车所在位置、走向：位于鲁Ｈ×××××号小型轿车后半部的左侧（东侧），左向（西南方向）倒地，头部朝向西北，尾部朝向东南，与轿车车身约呈450夹角，前轮距离轿车左后轮108厘米，距离南北道路的西边缘连线280厘米，后轮距离南北道路的西边缘连线370厘米，前部约占车身四分之一的部分压在东西道路的中间分割线上，后部约占车身四分之三的部分在东西道路中间分割线的南部。5.鲁Ｈ×××××号小型轿车车身刮蹭及碰撞痕迹：左后视镜开裂、后折，左前门刮痕明显，左前门下方靠后约三分之一处凹陷明显，左后门刮痕轻微。6.鲁Ｈ×××××号两轮摩托车与地面刮痕及碰撞后碎片散落位置：摩托车北侧有宽度略小于摩托车车身高度的地面划痕；碰撞后的散落碎片及手套（1只）位于轿车左侧（东侧），介于轿车左后视镜与左后轮之间，部分位于轿车与摩托车的夹角范围之内。被告袁瑞2017年10月12日向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书面陈述称：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上午7时50分，我驾驶鲁Ｈ×××××号奥迪轿车，沿南屯村路由北向南行驶，由于是村内小路口，无红绿灯，过十字路口时我以时速大约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行驶，当我已过十字路口三分之二处时，突然我的左手边，一辆摩托车由东向西行驶，撞到了我的车左侧，他的时速很快，我急忙刹车，由于他的速度太快没有刹住车，摔倒受伤。事故发生后，我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同时又拨打了122，急救中心的救护车把对方送到了医院。原告曹阳2017年10月16日向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书面陈述称：2017年10月12日早7﹕40分左右，我驾驶鲁Ｈ×××××二轮摩托车，在行驶，大路中间为黄虚线，我靠自己右手边行驶，以每小时30公里速度，行驶至一条十字路口时，突然一辆奥迪A6从前方一条小胡同驶出，我立刻往左边边打方向、刹车躲闪，可躲闪不及与汽车相撞，我受伤，轿车司机拨打120、122电话，120把我送到医院。轿车由北向南行驶。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和现场照片，并结合当事人的书面陈述，法院认定：1.曹阳驾驶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在与被告袁瑞驾驶的鲁Ｈ×××××号轿车相遇后，操作不当，未按照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没有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和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具有过错，其过错行为与本次交通事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2.袁瑞驾驶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未按照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没有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具有过错，其过错行为与本次交通事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3.曹阳的过错行为数量多，袁瑞的过错行为数量少，曹阳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袁瑞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此外，曹阳驾驶因逾期检验已过强制报废期限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四条第三款和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虽然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接到事故报警后即指派交通警察赶赴现场进行了现场勘验、检查，但是现有证据证实事故认定书并没有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取得的证据作出；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形成的原因以及当事人导致事故的过错、责任的认定，与现场勘验、检查取得的证据不符；事故认定书也没有向当事人袁瑞送达；因此，“邹公交认字［2017］第0288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相应的证明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关于第五个焦点问题。原告主张医疗费109,724.57元（含120出车费80元），有所提供的医疗费票据证实，并有住院病历、诊断证明书等证据佐证，数额业经本院审查核实，本院予以认定。原告主张按照2017年10月至2019年7月与其同岗位人员比较计算误工费，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经鉴定原告误工期为180日，误工时间应当根据鉴定意见确定。虽然原告被认定工伤后单位又为其补发了工资，但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其应发工资和实发工资都较之于事故发生前有所减少。根据原告2017年10月至2017年3月平均每月应发工资减少数额（2018年4月之后的工资收入相对稳定，与该期间的工资收入比较无显著变化），本院计算认定原告误工费为3537元（585.9元/月×6个月）。参照兖矿新里程总医院原告住院期间护理人员人数和“济祥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403号”关于护理期的鉴定意见，本院对原告主张第一次住院期间需要两人陪护，第二次住院期间需要一人陪护，予以认定；但原告主张住院期间错误，本院予以更正。原告主张住院期间由其父母陪护，虽然其父母已超过退休年龄，但因陪护确实付出了劳动，原告主张护理费应予支持；但原告主张护理费计算标准过高。本院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按照每人每天80元计算认定原告住院期间的护理费为9120元（80元/天×53天×2＋80元/天×8天×1）。原告主张交通费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利保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认可原告交通费为300元，本院对利保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承认数额予以认定。原告住所地和医疗机构所在地均为邹城市，主张按照每天50元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予以认定，但主张住院天数错误，本院予以更正。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费计算标准，本院计算认定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050元（50元/天×61天）。根据长期医嘱单记载，原告住院期间均为普通饮食，本院对原告主张住院期间营养费不予认定支持。经济宁平直物证司法鉴定所重新鉴定，原告右肘关节损伤程度构成九级伤残，左腕关节损伤程度构成十级伤残，据此本院对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174,015.6元（39,549元/年×20年×22％），予以认定支持。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根据其伤残程度、过错等因素，本院确定由被告利保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原告主张法医鉴定费2300元，由济宁祥诚法医司法鉴定所的发票证实，且经济宁平直物证司法鉴定所重新鉴定，原鉴定意见具有客观性，本院予以认定。上述本院认定原告损失合计为305,026元（其中：医疗费109,724.57元、误工费3,515.4元、护理费9120元、交通费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50元、残疾赔偿金174,01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法医鉴定费2300元）。综上所述，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案由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原告曹阳因机动车交通事故遭受损害，本院认定曹阳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袁瑞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曹阳之妻郑瑞与袁瑞所签协议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被告利保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曹阳请求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予以支持。交强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根据曹阳、袁瑞的各自过错程度，本院确定由被告袁瑞按照30％的过错比例分担责任。被告袁瑞的车损和曹阳之妻郑瑞以曹阳名义给付袁瑞的款项，曹阳与袁瑞可自行协商处理，协商不成另行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利保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和伤残损失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曹阳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2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曹阳中国工商银行邹城铁西支行账号为：62×××81）；二、被告袁瑞赔偿原告曹阳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和法医鉴定费合计55,508元（185,026元×30％≈55,508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曹阳中国工商银行邹城铁西支行账号为：62×××81）；三、驳回原告曹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49元（已减半），由原告曹阳负担1344元，被告袁瑞负担1905元（原告已垫付）。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如何认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和现场照片可以认定，碰撞后鲁Ｈ×××××号摩托车位于鲁Ｈ×××××号轿车后半部的左侧（东侧），左向（西南方向）倒地，头部朝向西北，尾部朝向东南，与轿车车身约呈450夹角，前部约占车身四分之一的部分压在东西道路的中间分割线上，后部约占车身四分之三的部分在东西道路中间分割线的南部，双方车辆碰撞后的散落碎片位于轿车左侧（东侧），介于轿车左后视镜与左后轮之间，部分位于轿车与摩托车的夹角范围之内。从摩托车倒地方向及车碎片散落位置来看，车碎片散落位置位于轿车左侧（东侧），介于轿车左后视镜与左后轮之间，部分位于轿车与摩托车的夹角范围之内，与鲁Ｈ×××××号小型轿车受损的位置相符，依据日常交通经验和行为规则，能够认定双方车辆碰撞的地点是在东西道路的中间分割线处的南部。曹阳上诉认为鲁Ｈ×××××号摩托车停放位置位于地面摩托车划痕的南侧，两车相碰的瞬间应在摩托车地面划痕处，与现场图片中显示的车碎片散落位置不符,不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曹阳驾驶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在与袁瑞驾驶的轿车相遇后，未按照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没有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和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其过错行为对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大，且过错程度明显大于袁瑞未确保安全通行行为引起该交通事故的过错程度，故一审法院认定曹阳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袁瑞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曹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99元，由上诉人曹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金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