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青28民终1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藏洛，男，1964年12月13日生，蒙古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旦正措，青海言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巴木能措，女，1995年2月5日生，蒙古族，青海省乌兰县村民。（系藏洛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才合利，男，1963年12月5日生，蒙古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良彪，青海军辉良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藏洛因与被上诉人才合利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2019）青2821民初43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藏洛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裁定；二、裁定乌兰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本案系侵权纠纷，不是权属争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草原承包经营权的面积、地点、地块号、图号、四至均在《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予以明确，而且，根据图号地块号亦能从存放在乌兰县草原监理站的草原承包地图上，准确定位到原告承包的草场经纬度坐标，故根本不存在权属不明确的情况。上诉人2018年向乌兰县法院起诉时，法院称系权属纠纷，不予受理后原告多次找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于2019年8月，组织茶卡镇政府、巴里河滩村村委、原被告双方，对双方的草场边界，以《乌兰县草原监理站草场纠纷现场调解协议书》书面形式，再次予以了清晰的表示。双方也均同意以草原承包图的界限作为边界，后由草原站技术人员根据图纸上的界限明确了经纬度坐标。且，庭审时，茶卡镇镇长和县草原监理站站长也一再明确双方的权属争议已解决，再无权属争议，未解决的是侵权纠纷。遗憾的是，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陈述其反悔签订调解协议，便以此为由就确认本案是权属争议，避重就轻，显然不当。二、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的陈述，认定被上诉人反悔调解书，故权属争议未解决，显然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多年来为草原问题向政府反映，政府也多次开展工作希望能解决问题。但被上诉人一直不予配合、避而不见、借故中途退出、耍赖威胁，导致矛盾从1998年延续至今。2019年8月，政府再次组织草原监理站、村委、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等多个政府部门现场处理草原边界问题，双方均认可，在调解书中签字捺印，在现场的草原边界桩上也捺印确认。但被上诉人现在仅凭其反悔了的陈述，一审法院就无视证据，径自认定权属争议未解决，驳回起诉。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导致上诉人维权无门。三、一审法院对诉讼费的处理有违法律规定，请求二审依法纠正。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案件受理费退回一半给上诉人。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不应交纳案件受理费，即诉讼费应全额退回给上诉人。综上，本案确系侵权纠纷，不是权属纠纷，双方草场边界以草原承包地图明确，《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也明确列明地图图号、草原地块号等足以明确边界的内容，2019年8月，政府又再次以地图为依据，写明了坐标，双方也均认可地图坐标，草场边界已无争议。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被上诉人才合利辩称，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裁定！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该案属于权属之争，有事实依据和法律规定。一、草场边界应当按照当时草场分配委员会划定的界限予以认定！集体牧场在30多年前实行牧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承包经营，是由集体组织的成员组成的草场分配委员会依据家庭承包的草场面积在现场通过人工拉绳打桩区分草场四界，当时没有卫星定位系统，也不可能存在四至的经纬度数字，后来为了明确承包经营权，给牧民制发《草原承包经营证》，所以《草原承包经营证》仅仅记载了草场面积和大致四至界线，并没有反映具体的经纬度数字，所以《草原承包经营证》记载的内容不能确定草场具体的分界线，所谓草场图纸只是卫星拍摄茶卡镇地图，然后在地图上人工用铅笔在双方交界处点了两个点，没有经纬度数字，而且有两张图，一张放在茶卡镇镇政府，一张放在乌兰县草原站存档，两张图纸均是原件，都是人工用铅笔点上作为分界线。从当时参与分配草场的组织成员陈述，表明分配草场时根本就没有图纸。因此处理该案草场边界纠纷应当遵循历史，按照当时分配委员会划定的界线予以认定。二、上诉人认为双方草场经营权面积、地点、块号、四至均在《草原承包经营证》予以明确，显然与事实不符。(1)分配草场，草场现场应该有界线，从上诉人的行为来看：既不能明确现场的具体界线，而是仅仅依据后来为了建档而不是用于分配的图纸申请有政府关人员对图纸上的分界点进行换算后再到草场上进行定位分界，就充分表明认为答辩人侵权但现场界线不清，不属于侵权而属于权属之争，所以一审法院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及提交的证据出发认定为权属之争正确。（2）上诉人认为答辩人侵权的主要依据是“调解协议书”但该调解书没有法律效力，所以不能作为侵权的依据！何况当时请求处理纠纷的时间是2019年8月，而上诉人要求答辩人赔偿1998年到2019年的侵权损失，所以2019年应该是请求政府调解侵权纠纷，而不是请求政府处理界线不清纠纷，起诉的时候又将“调解协议书”作为侵权依据？显然自相矛盾。(3)关于“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首先该“调解协议书”并没有茶卡镇镇政府及乌兰县草场站盖章，因此不能视为是经过人民政府调解处理，只能说明当时茶卡镇及草场站有关人员于2019年8月22日就此事处理过，但并未在人民政府组织下达成合法的调解协议！其次，草场站站长在一审法庭上当庭陈述该调解书不作为处理该案的依据，因为双方未达成最终一致意见。而茶卡镇副镇长在一审法庭上明确表示处理牧民之间草场纠纷依据是茶卡镇镇政府存档的图纸，然而处理纠纷时却依照草原站存档的图纸，因此即使茶卡镇镇政府及草原站加盖了公章和答辩人最终也签了字，该协议也属无效。（4）“调解协议书”本身的内容就说明是权属之争，因主要事实部分记载：才合利和藏洛之间两家冬季草场界线不清，现在以草场承包图界线为准！另答辩人认为，要彻底解决该纠纷，建议有关部门走访当时草场分配委员会现在健在成员，到现场予以确认。才有可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综上所述，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藏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占原告草场的行为；2.判令被告承担1998年至2109年期间侵占草场的损失8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均系乌兰县茶卡镇巴里河滩村牧民，系兄弟关系。1998年，原告与乌兰县茶卡镇巴里河滩村村委会签订《青海省草原承包经营合同书》，承包该村5387亩草场，其中冬春草场1175亩，秋季草场2586亩，夏季草场1626亩，承包期限为50年，自1998年10月10日至2048年10月10日。原告藏洛诉称双方诉争的冬季草场边界是登记在其《青海省草原承包权证》上的呼日阿苏吉（0013-1）地块，四至为东：连自己、红旗、夏毛秋季草场；西：连扎布寺村；南：连才合利冬季草场；北：连自己秋季草场；共1175亩。但当时相关部门并未对原、被告诉争的草场进行实地落界，造成各草场界线不清，范围不明。亦无法核实此草场地块历史由来的四至界限。多年来，原、被告因该诉争草场边界不清，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2019年8月22日，虽在乌兰县草原监理站及茶卡镇政府等相关工作人员、原、被告在场的情况下，原、被告签订了草场纠纷现场调解协议书，但在确定了具体的经纬度后，被告才合利当场反悔，不同意该调解协议书确定的草场界限，此后，政府部门亦未对此给出明确结论。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藏洛以被告才合利侵权为由提起侵权之诉，侵权的前提是权利人对争诉标的享有合法的所有权、使用权或占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庭审过程中的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来看，虽政府部门对原告藏洛发放了合法的《青海省草原承包权证》，但当时并未对原、被告诉争的草场进行实地落界，造成各草场界线不清，范围不明。原、被告因草场边界问题，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2019年8月22日，虽在乌兰县草原监理站及茶卡镇政府等相关工作人员、原、被告在场的情况下，原、被告签订了调解协议书，但在确定了具体的经纬度后，被告才合利当场反悔，不同意该调解协议书确定的草场界限，政府部门亦未对此给出明确结论。故还无法单纯凭《青海省草原承包权证》确定原、被告诉争的草场边界权属范围，实质上，本案原、被告系对该争议草场的使用权归属产生争议，而非草场使用权明确前提下的侵权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还需政府部门先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藏洛的起诉。 本院二审查明，2012年乌兰县进行草原确权时，已对藏洛与才合利各自承包经营的草场位置、四至边界均进行了重新测量，并进行了确权登记。 本院认为，一审以双方承包经营的草场落界不清，且在2019年8月22日双方草场纠纷调解最终未协商一致为由认定双方争议草场的使用权归属不明不当，该案应当结合2012年草原确权结果及2019年8月22日的调解协议来认定案涉草场权属是否清晰。其一，2012年乌兰县在进行草原确权时，已对藏洛与才合利各自承包经营的草场位置、四至边界均进行了重新测量，并依据2012年的确权对藏洛颁发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虽政府部门还未对才合利颁发《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但其所承包经营的草原2012年确权档案已在乌兰县草原监理站存档，由此可见在2012年政府确权时，已对双方草原进行了确权登记。其二，2019年8月22日，藏洛与才合利在村委、镇政府及县国土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组织下对双方承包草原纠纷进行了调解，其内容就是对双方承包草原的具体落界坐标的调解，且双方在调解协议中予以了签字认可，才合利也无证据证明其在签署该协议时受到了胁迫，因此不能仅凭才合利的辩称就认定双方最终未达成调解协议。综上，双方所承包经营的草原权属是否明确，应当结合2012年草原确权结果及2019年8月22日的调解协议来认定，一审以双方承包草场落界不清为由驳回藏洛的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乌兰县人民法院（2019）青2821民初434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乌兰县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何  萍 审 判 员 吴 培 青 审 判 员 邢  昌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梁 琰 韫 书 记 员 马 燕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