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38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国湘人力资源劳务责任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隆平路869号东科园第17栋4层401号房。法定代表人：张湘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靖，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臧骞，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红英，男，1970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长葛市。委托代理人：邓沼利，湖南衡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支持起诉机关：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湖南国湘人力资源劳务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湘劳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红英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7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湘劳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7407号民事判决，确认国湘劳务公司与苏红英的涉外劳务合作已于2018年7月13日终止,改判国湘劳务公司无需向苏红英支付工资106327.3元、经济补偿金47988元。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为国际劳务合作纠纷，应当适用《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而非《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国湘劳务公司是由国家商务部批准经营对外劳务合作的劳务公司，CHINAINTERNATIONALFUNDANGOLA–CIF,LDA(中国国际基金安哥拉公司，以下简称“中基安哥拉公司”)和其子公司CIF(ANGOLA)CEMENTCOMPANY,LDA(CIF安哥拉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哥拉水泥厂”）为国外的企业，苏红英为对外劳务输出人员，三方建立对外劳务合作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适用本法”以及《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对外劳务合作，是指组织劳务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为国外的企业或者机构（以下统称国外雇主）工作的经营性活动”的规定，本案中苏红英的工作单位为国外雇主，不属于《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相关规定中的用工单位，本案不应适用《劳动合同法》，而应适用《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劳务人员在国外实际享有的权益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协助劳务人员维护合法权益，要求国外雇主履行约定义务、赔偿损失”，国湘劳务公司仅有协助苏红英向中基安哥拉公司和安哥拉水泥厂主张权益的义务，不是工资的支付主体。一审直接适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系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应予纠正。二、国湘劳务公司与苏红英系对外劳务服务合同关系，而非原判决认定的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的劳务服务合同关系已于2018年7月13日到期终止，原判决认定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17日解除系认定错误，应予纠正。根据国湘劳务公司与中基安哥拉公司签订的《技术支援及人力资源管理合同》第四条2.7款“乙方（即国湘劳务公司）负责先行支付中国法律要求的各类社保费用以及中国法律要求缴纳的各种其他税费…由甲方偿还这部分垫付的费用”等相关约定，国湘劳务公司受中基安哥拉公司委托，为苏红英代缴社保、2016年7月开始代发工资，故苏红英的用人单位实际系中基安哥拉公司。并且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劳务人员的劳务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社保费用的缴纳是可以由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在合作合同中约定的，缴纳社保和支付工资在对外劳务合作中并不能成为确定劳动关系的依据，因此一审以国湘劳务公司为苏红英缴纳社保为由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系认定错误。此外，国湘劳务公司与苏红英签订的名义上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是依据《合同法》及商务部外派劳务的法律法规订立）系国湘劳务公司帮助苏红英办理出国手续与社保手续使用，再结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苏红英由中基安哥拉公司和安哥拉水泥厂进行招聘录用、实际用工、离职管理，国湘劳务公司并不能对苏红英进行实际管理与支配，也不享有劳务派遣中对人员进行共同管理和人员退回等权利义务，故双方不是实质上的劳动关系，应为服务合同关系。此外，国湘劳务公司与苏红英的服务合同已于2018年7月13日到期自行终止，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三、国湘劳务公司已履行法律规定的协助苏红英维护合法权益的义务，无需向苏红英支付工资。苏红英2014年7月至2016年7月的工资由中基安哥拉公司和安哥拉水泥厂直接支付，2016年7月后国湘劳务公司受中基安哥拉公司和安哥拉水泥厂委托向苏红英代付工资。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劳务人员在国外实际享有的权益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协助劳务人员维护合法权益，要求国外雇主履行约定义务、赔偿损失；劳务人员在国外实际享有的权益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协助劳务人员维护合法权益，要求国外雇主履行约定义务、赔偿损失”之规定，国湘劳务公司一直在与中基安哥拉公司和安哥拉水泥厂沟通工资支付事宜，中基安哥拉公司明确表示只要苏红英愿意接受当地货币，任何时候都能履行其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国湘劳务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作为服务中介的义务，不应承担向苏红英支付工资的责任。此外，即使国湘劳务公司需赔偿损失，也只应赔偿苏红英合同到期前（即2018年7月13日之前)的工资损失，且应以双方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1500元／月）为准，一审判决国湘劳务公司以1550美元为标准向苏红英支付工资和经济补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中基安哥拉公司和安哥拉水泥厂作为苏红英的实际用人单位，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中基安哥拉公司和安哥拉水泥厂为苏红英的实际用人单位，且一审认定苏红英工资等事实的依据为“安哥拉水泥厂”出具，为查明本案事实，切实维护国湘劳务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平判决，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国湘劳务公司特请求二审依职权追加中基安哥拉公司和安哥拉水泥厂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苏红英辩称：1、本案中，苏红英与国湘劳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上述事实在一审中国湘劳务公司也认可。结合国湘劳务公司为苏红英缴纳社保、发放工资的事实可以看出，国湘劳务公司与苏红英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2、国湘劳务公司声称与苏红英之间为中介服务合同关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从国湘劳务公司自己提供的服务合同也可以看出，中基安哥拉公司随时有权利将员工退还给国湘劳务公司，同时结合服务合同的其他条款，国湘劳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国湘劳务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支付苏红英的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法定义务。本案中，因为国湘劳务公司不履行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法定义务。苏红英不得以才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苏红英在回国之初，就和国湘劳务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洽谈过工资及赔偿事宜，但国湘劳务公司仅仅承诺发放工资，以及部分经济补偿金，苏红英一直没有同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应法律准确，国湘劳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驳回国湘劳务公司的上诉请求。苏红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苏红英与国湘劳务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2、国湘劳务公司向苏红英支付2018年4月到2018年12月期间的应发工资及年休假工资106327.3元；3、苏红英向国湘劳务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43722.4元（自2018年8月13日至2018年12月16日止）；4、苏红英向国湘劳务公司支付2014年7月到2018年12月期间的加班工资共计228209.6元；5、国湘劳务公司向苏红英支付经济补偿金90644元；6、国湘劳务公司向苏红英支付代通知金10664元；7、国湘劳务公司向苏红英支付失业保险待遇13900元；8、本案诉讼费用由国湘劳务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3日，苏红英与国湘劳务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合同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商务部外派劳务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就国湘劳务公司为外派苏红英劳务就业提供相关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用人企业为安哥拉水泥厂，苏红英从事的行业和工种为厨师，就业期限约为2年；国湘劳务公司负责为苏红英办理符合国湘劳务公司所在地规定的养老、医疗统筹、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负责与苏红英签订劳动合同书，建立劳动关系，负责苏红英劳动关系内的所有劳务纠纷事件，并按照国家劳动法办理相关劳动合同解聘手续；在苏红英正常履行合同的情况下，根据与安哥拉水泥厂的协商，同意苏红英在国外工作期间的国内月基本工资为1500元人民币，每年支付苏红英安家费112320港币；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到期后，国湘劳务公司与苏红英将原合同续签至2018年7月12日。之后，国湘劳务公司与苏红英未再签订劳动合同。在2014年9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国湘劳务公司为苏红英缴纳了社会保险费。2018年12月17日，苏红英回国，苏红英回国后未去国湘劳务公司上班。苏红英提供了一份《安哥拉水泥厂员工离职工资结算单》，结算单显示苏红英的入职时间为2010年7月22日，工资标准每月1550美元，离职时间为2018年12月17日，2018年4月至2018年11月每月应发工资1550美元，2018年12月应发工资800美元，最后一次年休假工资折算月数为5，年休假工资704.55美元，补2018年年休假工资1550美元，合计15454.55美元。安哥拉水泥厂在结算单上加盖单位公章，苏红英在员工确认处签了名字。2017年2月25日，国湘劳务公司与中基安哥拉公司订立《技术支援及人力资源管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国湘劳务公司为中基安哥拉公司提供有资质的外籍员工，由中基安哥拉公司向国湘劳务公司支付费用，再由国湘劳务公司按其与派遣员工之间订立的合同约定，向各个员工发放工资，并先行支付各类社会保险费；合同期限自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合同同时约定，国湘劳务公司须具有劳务派遣的资格。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7年12月15日，国湘劳务公司与中基安哥拉公司又订立《技术支持及人力资源管理合同续订书》，同意将合同期限续订至2018年6月30日。苏红英认为国湘劳务公司拖欠工资、加班工资等，依法向长沙市芙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苏红英请求：1、解除苏红英与国湘劳务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2、国湘劳务公司向苏红英支付2018年4月到2018年12月期间的工资106327.3元；3、国湘劳务公司向苏红英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43722.4元（自2018年8月13日至2018年12月16日止）；4、国湘劳务公司向苏红英支付2014年7月到2018年12月期间的加班工资共计228209.6元；5、国湘劳务公司向苏红英支付经济补偿金90644元；6、国湘劳务公司向苏红英支付代通知金10664元；7、国湘劳务公司向苏红英支付失业保险待遇13900元。长沙市芙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芙劳人仲案字[2019]第137号裁决书，裁决：国湘劳务公司按每月1550美元标准及当前汇率和个税政策赔偿苏红英2018年4月至2018年7月12日期间工资损失；驳回苏红英其他仲裁请求。苏红英不服上述裁决，遂提起诉讼。另查明，苏红英称其主张权利之时将美元按照1：6.88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再查明，国湘劳务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港澳台地区）、劳动力外包服务等。一审法院认为：国湘劳务公司主张，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其仅对向境外提供劳务的人员提供服务，故与苏红英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但该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可组织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这说明该条例并不禁止企业将自己的员工派遣至国外工作，而国湘劳务公司是与苏红英订立了《劳动合同》并将其派遣至安哥拉工作。另外，国湘劳务公司与中基安哥拉公司订立的合同中也约定为中基安哥拉公司派遣员工。《劳动合同》和《技术支援及人力资源管理合同》中亦多次出现与构成劳动合同关系有关的约定，如“办理养老、医疗统筹、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负责劳动关系内的劳务纠纷、办理劳动合同解聘手续”“支付工资”等。国湘劳务公司同时还为苏红英缴纳了法定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上述事实，足以使人相信，国湘劳务公司与苏红英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应认定国湘劳务公司与苏红英之间属劳动合同关系。安哥拉水泥厂尚欠苏红英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工资及未休年休假工资15454.55美元未付，故应由作为用人单位的国湘劳务公司承担责任，国湘劳务公司应向苏红英支付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应发工资及年休假工资15454.55美元。国湘劳务公司拖欠苏红英工资，苏红英要求解除与国湘劳务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予以支持。苏红英2018年12月17日回国后再未上班，故可视自该日解除劳动合同。国湘劳务公司拖欠苏红英劳动报酬导致解除劳动合同，苏红英据此要求经济补偿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予以支持。员工离职结算单虽确认苏红英的入职时间为2010年7月22日，但苏红英与国湘劳务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7月13日，苏红英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2010年7月22日至2014年7月13日期间，苏红英与国湘劳务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故应自2014年7月13日起计算经济补偿。苏红英于2014年7月13日与国湘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17日离开国湘劳务公司，苏红英的工资标准为每月1550美元，故国湘劳务公司应向苏红英支付经济补偿6975美元（1550×4.5）。苏红英与国湘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7月12日到期后，国湘劳务公司未与苏红英续签劳动合同，但苏红英继续在安哥拉水泥厂工作至2018年12月17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规定，国湘劳务公司与苏红英系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苏红英要求国湘劳务公司支付2018年8月13日至2018年12月16止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苏红英要求国湘劳务公司支付2014年7月至2018年12月的加班工资，因苏红英未提供证据证明其2014年7月至2018年12月存在加班事实，对苏红英的该项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苏红英要求国湘劳务公司支付代通知金10644元，支付代通知金需建立在用人单位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基础上，本案劳动合同系苏红英主动解除，故对苏红英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苏红英要求国湘劳务公司支付失业保险待遇13900元，因苏红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进行了失业登记，故对失业保险待遇不予支持。苏红英主张权利之时将美元按照1：6.88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故国湘劳务公司应向苏红英支付的工资及年休假工资为106327.3元（15454.55×6.88），经济补偿为47988元（6975×6.88）。国湘劳务公司要求追加中基安哥拉公司与安哥拉水泥厂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五条，《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苏红英与湖南国湘人力资源劳务责任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12月17日解除；二、湖南国湘人力资源劳务责任有限公司向苏红英支付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应发工资及年休假工资106327.3元；三、湖南国湘人力资源劳务责任有限公司向苏红英支付经济补偿47988元；以上判决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湖南国湘人力资源劳务责任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苏红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交。本院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国湘劳务公司与苏红英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关系何时终止；二、国湘劳务公司应否向苏红英支付工资、年休假工资以及经济补偿；三、中基安哥拉公司和安哥拉水泥厂应否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关于焦点一，国湘劳务公司与苏红英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双方关系何时终止的问题。国湘劳务公司系中国境内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港澳台地区）、劳动力外包服务等。2014年7月13日，国湘劳务公司与苏红英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国湘劳务公司外派苏红英至国外工作，合同中载明了用工单位、工作岗位、劳动报酬等，国湘劳务公司还为苏红英缴纳了法定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综上，应认定双方系劳务派遣型劳动关系，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约束。国湘劳务公司上诉称双方系对外劳务服务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双方《劳动合同》中虽然载明苏红英的就业期限于2018年7月13日到期，但苏红英继续在安哥拉水泥厂工作至2018年12月17日，一审认定双方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17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国湘劳务公司应否向苏红英支付工资、年休假工资以及经济补偿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本案中，国湘劳务公司系劳务派遣单位，也即用人单位，其外派苏红英至安哥拉水泥厂从事厨师工作。安哥拉水泥厂欠苏红英15454.55美元工资及年休假工资未付，国湘劳务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相应责任，向苏红英支付未付工资及年休假工资，并支付因拖欠劳动报酬导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一审认定工资、年休假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三，中基安哥拉公司和安哥拉水泥厂应否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国湘劳务公司作为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苏红英将国湘劳务公司作为被告提起劳动争议纠纷之诉符合法律规定，国湘公司要求将中基安哥拉公司和安哥拉水泥厂追加为第三人，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国湘劳务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湖南国湘人力资源劳务责任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陈 瑶审判员 孟宝慧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徐琳琳书记员何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