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4民初13989号原告：张雅婷，女，汉族，1990年3月9日出生，住址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星士，广东荣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小芳，广东荣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天丽，女，汉族，1967年8月22日出生，住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旭，广东普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雅婷与被告张天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星士，被告张天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8月17日签订的《转铺协议》；二、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向其支付的转让费65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65000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8月17日签订《转铺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转让位于深圳市××地铁站地下商业街Ｃ009商铺的租赁权，转让费用为65000元。原告已按约向被告支付了全部的转让费用。前述案涉商铺的业主为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深圳地铁集团”)，该公司将包含案涉商铺在内的深圳地铁华新站地下商业街项目整体出租给深圳时尚商业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时尚集团”)后，时尚集团再将案涉商铺转租给被告。2019年8月20日，原、被告共同签署了由时尚集团出具的《商户转让申请表》，该表显示被告与时尚集团签订的最后一期租赁协议的期限为2019年4月6日至2020年4月5日。2019年8月26日，深圳地铁集团发布公告称，其与时尚集团就华新站地下商业街项目签订的有关租赁协议已于2019年8月25日正式终止，时尚集团对前述项目自前述日期起不再享有承租权，并收回前述商业街项目。原告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房屋转租给第三人时，转租期限超过承租人剩余租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超过部分的约定无效。但出租人与承租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案外人时尚集团从深圳地铁集团处取得涉案商铺的承租权己于2019年8月25日终止，继而被告从时尚集团处取得的涉案商铺承租权亦相应消灭。原、被告于最初协商转让事宜时，被告利用原告经验欠缺，未披露过前述事项。2019年8月20日，双方签订《商户转让申请表》时，案外人时尚集团以及被告仍未向原告披露涉案商铺真实情况，前述表格载明原告新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自2019年9月5日至2021年9月4日，导致原告产生重大误解，误认为原告至少可以取得两年的租赁权。在案涉商铺已经被收回情况下，如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将导致原告支付大额转让费，且最终不能取得案涉商铺的租赁权，对原告而言极为不公平，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基于前述理由以及《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转铺协议》应予撤销，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己支付的全部费用及相应利息。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本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张天丽的答辩意见为：一、欠缺成立重大误解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本案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文件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与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因此，双方当事人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重大误解作为民事法律行为表意错误的一种行为，其撤销权的行使有着严格的界定。司法实践中此类诉讼请求获得支持的判例较少、并不常见，人民法院基于行为人的简单举证就支持认定撤销权成立的情况也不多见，一方面是保护相对人的信赖权益，确保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需要促进权利人谨慎行使撤销权，维护交易稳定性，达到鼓励交易的目的。构成重大误解通常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对合同的性质误解；对对方当事人的特定身份的认识错误；对标的物的性质发生误解；对标的物的质量认识错误；在标的物的物质量直接关涉至当事人订约目的或重大利益时，对质量发生误解则可构成重大误解；对标的物的价值或报酬的误解，此几种并不符合本案情形。因此本案重大误解撤销权的认定，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加以认定，依据客观证据加以判断，不宜扩大认定标准，着重考量重大误解中“重大”误解的含义。本案三个现阶段的实际情况：1.商场未改变经营地点、收回档位；2.商场仍持续经营中；3.商场未提升租金、未提高租赁条件，并且在疫情期间减免了租金和管理费。本案中，被告不清楚商场在某一时间点变更商场经营者/管理者，但已将可能会变更的情形在原告考察店面期间明确告知过原告，原告也在与被告短信沟通过程中确认其知晓该情形。被告在双方转让行为发生前亦未正式接到过经营者/管理者的正式通知，被告兑店时没有任何人或者是公告说商场更换经营者/管理者，被告将店面转让完成后接近半个月商场才发布公告，并且商场现在这些原有商户还在正常营业中。商场正常经营者/管理的行为被告无法知道并参与，被告不是时尚商场的工作人员，商场是出租方，被告是承租方，性质不同，法律法规未规定被告要具有对承租的物业的经营者/管理者的变更有预告预知、预判的义务，况且商场经营者/管理者并没有变更地点导致业户不能经营或者是无法经营的情况，协议履行过程中更换了经营和管理的主体，对实现合同目的没有实际上的影响，原告完全有条件继续履行合同。二、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责任，继续履行合同达到订立合同的目的。本案中原告的内心意愿与表意行为并未因其主观原因导致错误，客观上本案原告并未陷入认识错误，也没有因陷入误解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原告对交易的各项内容均为明知，无法成立其所主张的成立重大误解的诉请。被告的举证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而并非是原告的概括性的举证，对原告的举证已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证据足以覆盖原告的诉请，足以证明原告并不成立重大误解，其主张的撤销权不应被支持。原告亦未有证据证明继续履行合同会导致自身利益受损，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认识上没有陷入错误认识，其意思表示真实，与其内心意思表示一致。原告自身并不缺乏相关必要的知识、技能、信息来源途径，其对合同的内容等没有发生误解，对合同的主要条款、合同的主要内容没有陷入认识错误，原被告双方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进行了多次磋商，并且该协议也是在商场当时的经营者、管理者的主持下达成一致并拟定出来的，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充分阐明了合同内容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在双方充分协商后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期间原告数次到现场考察、走访、核实，原告实际的调查、走访、核实的行为避免了因认识错误而产生误解，因此不能成立重大误解进而引发撤销合同的法律后果。被告有理由认为原告是为自己逃避合同义务所捏造出来的借口，原告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所做的行为应该都是有效并具有法律效力。原告在协议成立后已经实际履行了合同且未提出异议，只是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原告自身原因需要出国，不想继续经营、履行合同义务而找出来的借口，其完全可以继续履行合同而不履行，而原告诉请撤销合同的行为是对宝贵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三、本案案外人变更主体的情况未间接或直接影响到原告的权利和义务，原告利益未遭受损失。本案重大误解应当是基于原告对合同内容的错误认识，但本案被告并未陷入错误认识，原告的权利义务关系未受到影响，更未给原告造成损失，正是由于这样，合议庭不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请，认定为构成重大误解作为合同相对无效的理由，支持原告以变更权或撤销权，影响合同的稳定性。本案原告是因为受到商场的违约行为而误认为自己具有重大误解而撤销合同，但事实上原告并不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信息或交易经验而导致合同与原告自己的真实意思相违背。原告自己亦没有过失行为，也没有因过失行为形成因果关系，事实上原告在订立合同时是非常的谨慎小心，原告清楚、明知双方约定的经营期限，原告无法产生误解。原告明知实际经营期限仍然订立合同，追求相应的法律后果，均表明原告希望追求其意思表示所产生的效果，在此情况下并不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原告的民事法律行为具有故意性，应当对其明知合同条款而签署的故意行为负责。因此，原、被告订立的合同应当是有效的合同，继续履行合同对原告权益不会有任何的侵害，原告亦无法提供证明自身的权益有遭到侵害，利益有遭受损失的证据。四、本案应当是案外第三人的违约行为，原告错列被告，错误认定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原告对于本案涉案交易按照通常交易习惯应予注意而怠于注意，原告对于第三方提供的合同以及自己撰写的合同内容是明知的，被告无权诉请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撤销权。法律不允许当事人在自己具有故意或者怠于注意的情况下，借口其实施的行为对自己不利而随时提出成立重大误解而行使撤销权。原告对于本次交易没有误解情形，更没有构成重大误解的证据来支撑诉请。1.原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正常状况；2.曾多次现场进行实地考察活动的性质；3.双方在第三方办理主体变更的交易习惯；4.未对原告的经营、生产造成任何不利后果，未直接影响到原告所应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5.原告的利益未遭受到实际损害；本案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必须是原告因为误解作出了意思表示，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必须是由于误解造成的。本案原告没有陷入错误认识，不可能做出误解的意思表示，两者之间没有关联，不会产生因果关系。以前述五个方面的因素来进行考量，本案被告亦无故意捏造虚假事实使原告陷入错误认识，亦不成立欺诈行为。溯其根源可以归责于案外第三人，即商场经营者/管理者的违约行为。原告未将导致本案产生纠纷的主体即变更前的经营管理者主体时尚集团与变更后的经营管理者主体地铁集团列为被告，庭审前亦未追加二被告，错误适用民事法律关系而诉请人民法院主张撤销合同，应当视为对相关权利的放弃，不应当获得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误解必须是要对行为的主要内容构成重大误解，原告亦无过失行为，对合同主要条款亦未发生误解。原告对经营者/管理者的主体变更是明知、应知的，且并未引发原告陷入错误认识而导致自身遭受重大财产损失，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有因此而进行预付、垫付、支付款项而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的证据；该期间并不影响原告的权利义务的延续和行使，本案不应作为重大误解予以认定。原被告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且权利义务明确，双方应该受到该协议的约束，自觉履行。原告拒不履行并要求撤销的行为有失诚信，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市场交易行为的稳定性，纠正原告错误的违法行为，避免因违法行为而获得不正当利益的情况发生。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17日，原告张雅婷出具一份《转铺协议》，主要内容为：今日张天丽与张雅婷达成旺角美食城西区C009号铺转让费用65000元，与商场正式签署合同时费用一次性结清。如有张雅婷方的变动导致转租不成，定金不退。2019年8月20日，原告（新商户）与被告张天丽（旧商户）签署一份《商户转让申请表》，显示旧合同租赁期限为2019年4月6日至2020年4月5日，新合同租赁期限为2020年9月5日至2021年9月4日。原告提交了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其通过尾号2058的建设银行账户向被告尾号9838的建设银行账户于2019年8月17日转账5000元（附言“店铺转租定金”），于2019年8月19日转账50000元，于2019年8月20日转账10000元（备注“商铺转租金”）。被告当庭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商铺转让费65000元。另查，2019年8月26日，深圳市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6日向华新站地下空间商业项目承租经营商户发布了一份《公告》，主要内容为：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集团”）与深圳时尚商业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尚集团”）签订的租赁合同《深圳地铁3号线华新站地下空间商业项目租赁合同》（合同编号：ZY-SR001/2015）及《深圳地铁3号线华新站地下空间商业项目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编号：ZY-SR001-2015-B01-2016）于2019年8月26日终止，此后时尚集团不再拥有该租赁物业的承租权并需于2019年9月25日向地铁集团归还租赁物业。原告主张被告及案外人时尚集团的隐瞒行为导致其误以为签订转租商铺协议后可以取得两年的租赁权，而租赁物业于2019年9月25日被收回，原告无法取得案涉商铺的租赁权，其主张的重大误解并非对被告与时尚集团签订的相关租赁合同截止日期的误解，而是对原告在新合同中可取得的租赁权的时间存在重大误解。被告主张原被告在实际管理者时尚集团的监督下签订《商铺转让申请表》，该申请表详细列明了具体的合同期限，且招商主体和经营管理主体的简易变更可理解为债权人的变更，只要告知债务人即可。同时，被告主张地铁集团发布公告前只是耳闻商铺租赁权会被收回，并不确定。被告主张原告自认被告曾向其披露相关经营管理者可能整顿并变更经营管理主体的事实，对此，被告提交了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对被告称“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地铁要重新整顿，但没有说清楚。”被告对此在微信中并未予以回应。原告主张被告当时向原告披露的整顿系管理者的整顿，管理人的变更会导致租金费用下降。依被告申请，本院传唤了证人徐应斌和王某出庭作证。证人徐应斌证称其与被告系朋友关系，其于2017年12月进驻时尚美食广场经营麻辣烫商铺，其商铺与被告的商铺紧挨。2019年8月26日深圳地铁发布的收回商铺租赁权的公告是临时发的，此前不清楚，经营管理主体变更为深圳地铁后对商铺经营没有影响，且降低了租金。证人王某证称其于2017年3月在时尚美食广场经营甜品、奶茶，其店铺与被告的商铺相隔，当时有耳闻深圳地铁要收回商铺租赁权，但具体几时不知道，直到发布公告才知道，商铺收回后由地铁集团管理，经营主体变更对其经营无影响，而且租金有优惠。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转铺协议》、银行流水、《商铺转让申请表》《公告》，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徐应斌和王某的证言以及庭审笔录等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针对庭审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原、被告双方是否知道案涉商铺的租赁权会被地铁集团收回。被告认为原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自认被告曾向其披露相关经营管理者可能整顿并变更经营管理主体的事实，原告则认为被告当时向原告披露的整顿系管理者的整顿，管理人的变更会导致租金费用下降。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明确知道案涉商铺会被地铁集团收回，被告只称地铁集团发布公告前仅有所耳闻，并不确认商铺会被收回，且同在时尚美食广场经营商铺的证人徐应斌和王某亦称在地铁集团正式发布公告前，不确定所经营的商铺是否会被收回，故难以认定被告在与原告签订《转铺协议》时明确知道案涉商铺会被地铁集团收回。而原告虽在聊天记录中称被告曾跟其说过地铁要重新整顿，但被告未在微信中予以回应，且双方对“地铁要重新整顿”的具体含义各执一词，故亦难以认定原告在与被告签订《转铺协议》时明确知道案涉商铺会被地铁集团收回。二、关于原告签订《转铺协议》时是否构成重大误解。重大误解是指合同一方因自己的过错而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等发生误解而从事了该民事法律行为。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包括：1.须有意思表示且意思与表示不一致；2.表意人须有不符合事实的认知错误；3.表意人无使表示与意思不一致之故意；4.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5.错误须在交易上被认为重大。第一，原告签订《转铺协议》的内心意思是通过受让被告正在经营的商铺来实现自己经营商铺，在原、被告均不知道案涉商铺会被地铁集团收回的前提下，原告对案涉商铺的经营权问题并不存在认识上的错误，其内心真实意思并不存在缺陷，其签订《转铺协议》的外部表示与其内心意思相一致，不构成误解。第二，根据证人徐应斌和王某的证言，商铺管理主体的变更对商铺的实际经营并未造成实质影响，反而租金降低。本院认为，退一步讲，即便原告签订《转铺协议》时对商铺经营权存在误解，但商铺管理主体的变更对其经营商铺并未产生不良影响，相反有利于降低其经营成本，故本案中即便原告存在商铺经营权方面的误解亦不能认为系重大。综上，本院认为，原告签订《转铺协议》时不存在重大误解，原告据此撤销《转铺协议》及要求原告返还转让费的主张理据不足，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雅婷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425元（已由原告张雅婷预交），由原告张雅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涉外、涉港澳台当事人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杨华鹏人民陪审员  吕珍兰人民陪审员  梁 琴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罗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