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20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巍，男，1978年12月24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南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姜思福，男，汉族，1959年8月23日生，现住长春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蔡秀文，吉林紫荆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巍因与被上诉人姜思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4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巍、被上诉人姜思福的委托代理人蔡秀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巍上诉请求：1、撤销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4076号判决书，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98,000元股权转让税款的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的规定，判决张巍支付姜思福98,000元税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姜思福依据股权扣缴义务人的身份向张巍主张税款，必须是自己垫付了该笔税款，才有权利进行主张。姜思福在2017年既不是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公司的职工，更不是公司的股东，因此与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既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人，也不是扣缴义务人，无权收取98,000元税款。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与姜思福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不能混为一谈。3、姜思福提交的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的证明材料《情况说明》《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的完税证明》《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不符合形式要件，不能作为定案根据。4、姜思福垫付税款的证据，只有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的证明材料。《股本转让离职协议书》中的59万元是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所支付，与姜思福个人无关。5、张巍转让姜思福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8万元，属于平价转让，没有税费。6、一审张巍已经提出姜思福的诉讼请求超过了三年诉讼时效，但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属于漏判。7、税款98,000元是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所支付，与姜思福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姜思福无权向张巍追缴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所付税款。8、长春市中院（2013）吉01民终529号民事判决，证明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金，但一审未予采信。综上，姜思福代表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代表国家机关向张巍追缴税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垫付了税款，请求驳回姜思福的诉讼请求。姜思福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税费由各方依照国家规定承担。姜思福作为扣缴义务人替张巍垫付了税款后，张巍应当依约向姜思福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姜思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巍返还姜思福垫付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款98,000元；2.诉讼费由张巍承担。张巍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请求判令姜思福立即给付拖欠张巍的股权转让款8万元整及利息（自2013年12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给付完毕之日）；反诉费用由姜思福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3年12月，李增生（甲方）、姜思福（乙方）、张巍（丙方）三方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将其代丙方在目标公司所持有的0.62%股权（出资额8万元）以人民币8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乙方。丙方同意按照以上价格将该股权转让给乙方。二、本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甲乙丙三方应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三、乙方应于甲乙丙三方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本合同项下的款项一次性支付给丙方…六、有关税、费的负担：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税、费，由各方按国家规定承担。”2.2014年1月3日，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甲方）、张军、张巍（二人同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离职协议书》，约定：“一、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股本转让金118万元（壹佰壹拾捌万元），每人59万元。二、乙方必须撤诉。朝阳区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958-1号案和2013年11月26日董事会关于确定姜思福为收购人的决议。三、乙方必须协助办理工商变更注册人的一切手续及甲方的股权变更和公司的一切签字手续。四、乙方立即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公司不再支付任何费用。五、如双方违约，应支付本协议股本金双倍的赔偿。”3.2014年1月3日，姜思福分别向张军、张巍账户转款59万元。4.2018年3月4日长春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向纳税人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和《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证明征收个人所得税402,740元，其中张巍名下的股权转让缴纳个人所得税98,000元。5.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未注明日期）载明：“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系吉林省网通公司改制企业，2006年9月完成国企改制，改制后全员持股。2014年1月，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姜思福与员工张军、张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姜思福以给付每人59万元的价格收购张军、张巍在公司的全部股权（张军、张巍各持有公司0.62%股权）。纳税义务人张军、张巍股权转让所得税均为98,000元，扣缴义务人为姜思福。由于纳税义务人张军、张巍拒绝缴纳该笔税款，扣缴义务人姜思福替张军、张巍垫付了税款并委托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办理缴税手续。”6.上诉人张军、张巍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958号民事裁定，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张军、张巍提出撤回上诉申请。2014年1月23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上诉人张军、张巍撤回上诉申请。2018年2月6日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起诉张巍返还垫付的税款9.8万元，但因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既非股权转让的相对人，也非法律规定的扣缴义务人，被裁定驳回。一审法院另查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1民终1234号判决书中，张巍明确表示收到了时任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姜思福向其给付的股权转让金59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李增生、姜思福与张巍于2013年12月签订的股权数额为8万股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结合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张军、张巍签订《股权转让离职协议书》及姜思福向张巍给付股权转让金59万元的行为，双方实际履行了股权数额为8万股，转让总价款为59万元的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双方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税、费由各方按照国家规定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张巍为本次股权转让的纳税义务人，姜思福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显示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7月将案涉税款予以缴纳，该笔税款已经实缴到位，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曾提起诉讼要求张巍返还垫付的税款，但因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既非股权转让的相对人，也非法律规定的扣缴义务人，法院并未支持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的主张，在此情形下扣缴义务人姜思福向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该笔税款，再由姜思福向张巍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张巍主张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为无效证据一节，《情况说明》虽未由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制作人签名，但已加盖该公司公章，证据形式虽有瑕疵，但不足以否认其证明效力。反诉原告张巍请求姜思福立即给付拖欠张巍的股权转让款8万元整及利息（自2013年12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给付完毕之日），因时任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的姜思福代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张巍支付了59万元，张巍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张巍返还原告姜思福垫付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款98,000元；二、驳回反诉原告姜思福的反诉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5元、反诉费562.5元，由被告张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当庭向本院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上诉人张巍提交证据一、案外人张军与被上诉人姜思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证明张军转让股权标的与上诉人转让股权标的一样，但张军是溢价转让，上诉人8万元转让股权转让对价为8万元，不应缴纳税费。证据二、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吉01民终1234号判决书，证明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支付了《股本转让离职协议书》中的59万元。证据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吉01民终1233号庭审笔录，证明姜思福在2015年12月已经与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故2017年与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支付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98,000元也不能证明是垫付了张巍的税款，且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交了姜思福59万元的支付凭证，因此本案姜思福无权再使用该支付凭证。对此，姜思福质证认为，三份证据均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上诉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转让过程中的税费按照国家规定承担，张巍欠缴的部分是张巍的法定义务。在（2015）吉01民终1234号判决书明确认定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是统一办理了股权转让税务手续，姜思福已经给付张巍股权转让金59万元，2017年涉案税款已经缴纳。被上诉人姜思福提交证据，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补充情况说明》一份。证明一审庭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内容属实。该份证据加盖其公司公章，并有负责人及制作人签名。张巍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证明姜思福垫付税款，公司没有出庭进行证明此证据是真实的，故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证认为，张巍二审提交的证据，姜思福对真实性未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未能证明张巍的证明目的，亦未能改变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对姜思福二审提交的补充证据，本院认为，因一审判决后张巍对姜思福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仍存有异议，故姜思福在二审提交的补充证据应视为对其一审提交证据的补强，张巍对该份补充证据的真实性亦无相反证据予以否定，故该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参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依法纳税是公民和法人应尽的义务。本案中，姜思福与张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的税、费由各方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根据在案证据，张巍也自认收到姜思福支付的59万元股权转让金。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以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之规定，张巍为本次股权转让的纳税人，姜思福为扣缴义务人。故张巍因转让股权产生收入，理应按照相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税务部门相关材料证实，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代缴了该笔税款，且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认可该笔税款系由姜思福代为支付，张巍作为纳税义务人，理应将应缴税款支付姜思福。故原判决认定姜思福为张巍垫付98,000元税款的事实并无不当。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税款缴纳时间为2017年8月11日，该日为诉讼时效起算日。姜思福于2019年8月1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张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0元，由上诉人张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琳琳审判员  冯 曲审判员  徐 俊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