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民终4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某1（系死者饶某1之妻），女，1977年4月30日生，汉族，楚雄州姚安县人，住楚雄州姚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某1（系死者饶某1之子），男，2002年1月11日生，汉族，楚雄州姚安县人，住楚雄州姚安县。法定代理人：杨某1（系杨某1之母），女，1977年4月30日生，汉族，楚雄州姚安县人，现住楚雄州姚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饶某1（系死者饶某1之父），男，1947年6月10日生，汉族，普洱市思茅区人，住普洱市思茅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徐某1（系死者饶某1之母），女，1950年2月16日生，汉族，普洱市思茅区人，住普洱市思茅区。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松，云南五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蔡某1，男，1967年11月28日生，汉族，普洱市思茅区人，住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华，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董某1，男，1970年7月28日生，汉族，普洱市思茅区人，住普洱市思茅区。上诉人杨某1、杨某1、饶某1、徐某1（以下简称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蔡某1、原审第三人董某1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19）云0802民初2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某1、饶某1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松、被上诉人蔡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华、原审第三人董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上诉人共同上诉请求：撤销思茅区人民法院（2019）云0802民初2681号民事判决并进行改判，由蔡某1承担赔偿责任，由蔡某1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受害者饶某1经第三人介绍到蔡某1承包的伐区进行伐木是事实，虽双方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但饶某1本人实际在伐区提供劳务，并且蔡某1从村小组获取了林地使用权证及林木所有权证，对该伐区享有权利。第三人董某1系饶某1与蔡某1之间的介绍人，并不是实际雇用饶某1做工的人，董某1与蔡某1之间也没有任何合同，一审法院在认定董某1与蔡某1及饶某1的关系上，无任何书面证据，单凭蔡某1陈述便认定饶某1系受董某1雇佣在蔡某1承包的伐区工作，忽略了蔡某1实际上才是伐区权利人的事实，董某1对涉案伐区无处分权利，不存在雇佣饶某1的资质。综上，恳请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蔡某1承担赔偿责任，支持四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保护四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蔡某1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某1陈述称，其是帮蔡某1打工的，希望法院依法做出公正判决。四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蔡某1承担因此次事故造成的下列损害赔偿：1、死亡赔偿金：10768元×20年＝215360元；2、丧葬费：104077元÷2＝52038.50元；3、抚养费：①子：21626×1年÷2人＝10813元；②父：9123元×8年÷3人＝24328元；③母：9123元×11年÷3人＝33451元。4、家属交通费：3000元；5、护理费：8000元÷30天×19天＝5066元；6、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19天×100元＝1900元；7、营养费：19天×100元＝1900元；8、购买相关医药用品支出：820元；9、精神抚慰金：30000元，以上九项共计：375656.50元；二、由蔡某1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蔡某1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四上诉人返还蔡某1垫付的各项费用，包括医疗预交金75609.90元、门诊费5058.50元、丧葬费50000元、餐费1458元、住宿费800元，共计132926.40元；2、判令四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3日，董某1经案外人周荣介绍找到蔡某1，欲承揽蔡某1位于普洱市思茅区丘田伐区的伐木事宜，经过协商，蔡某1与董某1达成协议：董某1负责组织人员伐木、蔡某1收购木材，柴火120元一吨、小建材150元一吨。2019年5月25日，董某1与饶某1组织其余6名工人进入位于普洱市思茅区丘田伐区伐木。2019年5月26日早晨，在伐木过程中，饶某1被倒下的大树砸中，蔡某1将其送至普洱市六十二医院进行救治，后转院送至普洱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饶某1经普洱市人民医院诊断为：1.脑干损伤；2.蛛网膜下腔出血；3.急性梗阻性脑积水；4.双肺多发挫伤；5.右侧额亏、上领窦内侧壁、眼眶外侧壁、右额颗骨多发骨折并右领面部多发软组织挫伤、肿胀、积气；6.左侧第8肋骨骨折、双侧胸腔少量积液、双肺挫伤；7.骨盆骨折。饶某1进行了手术治疗，术后被送入ＩＣＵ监护，于2019年6月14日死亡。死亡原因：重症颅脑损伤、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另查明，蔡某1垫付饶某1普洱市人民医院预交金75609.90元、门诊费5058.50元、丧葬费50000元、餐费1458元、住宿费800元，合计132926.4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当事人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董某1与蔡某1协商后，由董某1承揽蔡某1伐区的伐木事宜，由董某1负责组织人员伐木、蔡某1收购木材。随后董某1与饶某1组织工人进入伐区伐木，伐木中导致饶某1受伤后死亡。从上述过程看出，蔡某1与饶某1并未形成劳务关系，蔡某1不应承担饶某1死亡的赔偿责任。杨某1、杨某1、饶某1、徐某1主张由蔡某1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蔡某1的反诉请求是否得到支持的问题，蔡某1反诉的金额系用于饶某1医治、办理丧葬事宜等开支，杨某1、杨某1、饶某1、徐某1并未占有该款项，故应待杨某1、杨某1、饶某1、徐某1获得赔偿后，蔡某1方能向杨某1、杨某1、饶某1、徐某1主张返还垫付款。蔡某1亦可向应对饶某1死亡承担责任的主体主张返还垫付款。蔡某1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为：一、驳回杨某1、杨某1、饶某1、徐某1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蔡某1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378元，由杨某1、杨某1、饶某1、徐某1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82.32元，由蔡某1负担。二审中，四上诉人为证明自己的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委托书》、《抚育申请》、森林、林木、林地范围图、《采伐安全生产责任书》各1份（均系复印件），拟共同证明蔡某1系涉案采伐区的采伐单位和安全责任主体，应对受害人饶某1的损害后果负责。经当庭出示，蔡某1认为上述证据已超出举证期限，不予发表质证意见。董某1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证明目的没有意见。本院认为，四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属复印件，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且上述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不属于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5月23日，董某1经案外人周荣介绍找到蔡某1，欲承揽蔡某1位于普洱市思茅区丘田伐区的伐木事宜，第一次协商未果后，董某1邀约死者饶某1再次找到蔡某1协商承揽上述伐区的伐木事宜。经过协商，蔡某1与董某1、饶某1达成口头协议：由董某1和饶某1负责组织人员伐木，蔡某1收购木材，约定柴火120元／吨、小建材150元／吨。2019年5月25日，董某1和饶某1一起邀约组织李生、张老改等6名工人进入位于普洱市思茅区丘田伐区伐木，并口头约定由董某1、饶某1支付李生、张老改等人工钱150元／天。2019年5月26日早晨，在董某1、饶某1带领工人伐木过程中，饶某1被倒下的大树砸中，后打电话给蔡某1，蔡某1驾车将饶某1送至普洱市六十二医院进行救治，后转院送至普洱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饶某1进行手术治疗后被送入ＩＣＵ监护，于2019年6月14日死亡。死亡原因：重症颅脑损伤、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另查明，蔡某1垫付饶某1普洱市人民医院预交金75609.90元、门诊费5058.50元、丧葬费50000元、餐费1458元、住宿费800元，合计132926.40元。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饶某1与蔡某1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2、饶某1的损害后果应如何承担。本院认为，如何判断饶某1与蔡某1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应首先对承揽合同关系与劳务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进行分析。区分劳务关系与承揽关系，应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及如何安排工作、如何结算劳动报酬等综合分析。承揽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工作，并将工作成果交付定作人，定作人接受工作成果并给付酬金的行为，承揽以完成一定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为标的，且承揽工作具有独立性。而劳务合同则是以劳动形式提供服务的民事合同，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情况下就某一项劳务及劳务成果达成协议，接受劳务者应向提供劳务者安排具体工作和直接进行管理指挥。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董某1经案外人介绍找到蔡某1，欲承揽本案所涉蔡某1伐区的伐木事宜，第一次协商未果后董某1邀约饶某1找蔡某1协商承揽上述伐木事宜。经过协商，蔡某1与董某1、饶某1达成协议，约定由董某1和饶某1负责组织人员伐木，蔡某1收购木材，并约定柴火和小建材分别以不同价格按总采伐吨数进行结算，蔡某1与董某1及饶某1之间的合同标的是采伐好的按吨数结算的柴火和小建材，具有特定性。同时，根据工友李生、张老改等人的陈述，系董某1和饶某1邀约他们参与伐木并由董某1和饶某1按150元/天向工友们支付劳务报酬，合同履行中，董某1和饶某1亲自参与采伐工作并直接参与伐区现场管理，但采伐过程中蔡某1并未直接参与现场指挥管理，董某1和饶某1组织工友进行伐木的活动具有独立性和人身性。采伐完成后系由蔡某1按约定单价向董某1和饶某1结算并支付酬金，再由董某1和饶某1按伐木天数向伐木人员支付劳动报酬。据此，本院认为，饶某1与蔡某1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的劳务合同关系，双方的行为更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对饶某1与董某1之间的法律关系、董某1与蔡某1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因四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未主张董某1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分析评判；对李生、张老改等工友与董某1和饶某1之间的法律关系，本院亦不展开分析评判。关于饶某1的损害后果应由如何承担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规定，本案中，蔡某1系定作人，董某1、饶某1系承揽人，定作人蔡某1选任不具备专业采伐能力的董某1、饶某1存在过失，应对饶某1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查明事实，本案事故发生后蔡某1垫付饶某1医疗费、门诊费、丧葬费、餐费及住宿费共计132926.40元，一审诉讼过程中，蔡某1反诉要求四上诉人返还上述垫付费用，一审判决以四上诉人未占有该款项，应待四上诉人获得赔偿后再主张返还垫付款项，故而驳回蔡某1的反诉请求，适用法律及裁判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为，蔡某1垫付的上述费用应系其作为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存在过失而应承担的相应赔偿责任，蔡某1的反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虽适用法律及裁判理由不当，但最终判决驳回蔡某1的反诉请求是适当的，对此本院予以维持。同时，饶某1在履行承揽合同中受伤后死亡，其作为承揽人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伐木工作具有危险性，但在履行承揽合同过程中饶某1等人未佩戴安全帽亦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且在伐木过程中未能及时避让导致损害后果发生，饶某1个人对损害后果亦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四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中未含蔡某1已垫付的医疗费等费用，在蔡某1已实际支付医疗费等132926.40元，承担了蔡某1作为定作人的定作、选任过失的赔偿责任后，四上诉人要求蔡某1继续承担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赔偿责任的诉讼主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充分，一审判决驳回四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当，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某1、杨某1、饶某1、徐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略有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但判决结果适当，本院对驳回反诉请求的理由予以纠正，但对判决结果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78元，由杨某1、杨某1、饶某1、徐某1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勇审判员 曾 山审判员 叶枝松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