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6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强，男，1971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伟，男，196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华民，女，196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周伟，身份同上，系余华民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超屹，男，199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周伟，身份同上，系周超屹父亲。 上诉人黄国强因与被上诉人周伟、余华民、周超屹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8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韩昱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国强，被上诉人周伟并作为余华民、周超屹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10月16日，黄国强与周伟、余华民、周超屹在五常派出所民警华新宇、王章立的主持下签署了和解协议书，协议约定：经侦查，本案基本情况为，2017年9月17日17时，黄国强与周伟在余杭区过道因琐事纠纷引发双方肢体冲突，导致双方相关人员不同程度受伤及财物损失。经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并达成协议如下：1、黄国强一方（甲方）赔偿周伟一方（乙方）医疗费、误工费等一切相关费用共计伍万元人民币整；2、双方就此事互相谅解，双方都不再追究对方一切责任；3、此协议双方自愿签署后立即生效，此后不再因此事发生事端，谁再挑起事端谁负全部责任。经审查，和解自愿、合法，对和解协议内容及时履行完毕的，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协议签署后，黄国强支付了5万元，周伟收到该5万元后，出具了收条。2019年8月12日，黄国强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黄国强与周伟、余华民、周超屹2018年10月16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2、由周伟承担诉讼费；3、周伟、余华民、周超屹返还黄国强2018年10月16日及10月17日由黄国强妻子吴月英转付给华新宇后由周伟接收的所谓的“和解赔偿款”五万元整，以及自转付日期开始的利息，利息按同期稳健理财收益5%或银行贷款利息计；4、周伟、余华民、周超屹2019年9月17日殴打黄国强致黄国强头破血流轻微伤，周伟、余华民、周超屹赔偿黄国强医疗费500元、交通费200元、护理费1000元、营养费500元、误工费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共计人民币42200元；5、周伟、余华民、周超屹2019年9月17日打砸黄国强钱潮花园602门致门被砸伤，周伟、余华民、周超屹赔偿黄国强更换门及门套相关费用人民币10000元。后黄国强撤回增加的3、4、5项诉请，保留第1、2项诉请。 另查明：黄国强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但未提供该协议书原件进行核对，周伟、余华民、周超屹对黄国强提交的该份协议书三性无异议，故原审法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黄国强要求撤销与周伟、余华民、周超屹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周伟、余华民、周超屹存在欺诈、胁迫手段或存在其他协议书可被撤销的情形，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对黄国强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国强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黄国强负担。 宣判后，黄国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7年9月17日，疑似精神障碍者被上诉人周伟一家三人在钱潮花园11幢6楼以所谓的空调问题为由围攻殴打上诉人，致上诉人头破血流，构成轻微伤，周伟三人在打人后还用工具打砸上诉人602防盗门致门被砸伤。过程中上诉人未还手，脱离后报警，余杭区公安分局五常派出所民警到场。当周伟三人从其房出来时，周伟和周超屹两人鼻中塞白纸伪造伤情，声称被打伤。上诉人一再指出其鼻伤为伪造，但民警不予理会，将周伟三人殴打他人事件说成双方打架事件，不予任何处理就走人了。上诉人后再次到五常派出所报案。过了一周，周伟声称肋骨骨折了，并提供了医院的ＣＴ片，上诉人指出其伤情可疑，要求调查其真实性，但五常派出所不予理会。后周伟的所谓“骨折”竟然也鉴定成轻伤了，上诉人提出异议，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但被公安机关拒绝。据闻余华民在数年前亦与邻居纠纷，自称耳膜穿孔，构成轻伤，外人均不信。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五常派出所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多次传唤黄国强，短时询问后经常将上诉人关押于审讯室内的小铁笼房数小时。多次非法威胁恐吓、欺诈上诉人，不接受调解即将刑事拘留上诉人。2018年10月16日，上诉人被经办民警华新宇再次用传唤证传唤至五常派出所，关押于审讯室中的小铁笼房内，被非法胁迫在所谓的“和解协议书”上签字。上诉人妻子被民警华新宇非法胁迫当场转账给其一万元所谓的“赔偿款”，上诉人才获自由回家。经办民警采取了类似于土匪绑架勒索的做法。在10月17日上诉人妻子又被华新宇催讨转账四万元。五常派出所为了阻止上诉人提起诉讼，不给在审讯室中逼迫上诉人签署的所谓“和解协议书”原件，后经向上级机关投诉，上诉人在2019年1月4日才拿到了一个复印件。上诉人认为标注时间为2018年10月16日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所谓“和解协议书”不合法，应依法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1.上诉人是在被非法胁迫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签署该“协议书”的。（甲）2018年2月5日晚调解前，民警华新宇在五常派出所调解室门口威胁恐吓上诉人说：不达成调解的话要刑事拘留上诉人，关到拘留所里过年了，说拘留所里几十个人睡一间屋，很难过的。（乙）2018年7月4日，五常派出所副所长案件分管领导桂斌斌将上诉人叫至其办公室说：只要有任何身体接触，对方的伤都是你的，各种小概率事件（即各种合理怀疑比如伪造伤情诈伤等）他们是不考虑的，并且恐吓如要求对周伟验伤，则他们就要刑事拘留上诉人。桂斌斌要求上诉人接受调解，拿出五万元现金或支付宝转账给华新宇，否则将拘留上诉人，并称是要剃光头带手铐的，判刑记录将影响小孩升学就业等。（丙）2018年10月16日，上诉人又被民警华新宇用传唤证传唤至五常派出所，即被关押至一铁笼房内。民警华新宇要求上诉人接受调解，声称不接受调解即刑事拘留上诉人，将送往临平看守所关押。同时非法胁迫上诉人妻子拿出五万元给派出所，否则不放上诉人回家。上诉人在审讯室被关押，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为了获得人身自由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被逼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类似于被绑架勒索。为了使上诉人能获得人身自由，上诉人妻子被逼迫当场转账给华新宇一万元钱，在2018年10月17日又被华新宇多次电话催讨，转账给其四万元。上诉人被第三人非法胁迫﹑违背自己真实意思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应予撤销该协议书。2.上诉人是在被欺诈的情况下签署本案“协议书”的。（甲）上诉人没有殴打周伟，周伟不存在肋骨骨折，其提供的ＣＴ片系伪造，其声称被上诉人殴打致骨折是欺诈。（乙）民警华新宇及桂斌斌声称要拘留上诉人及认定上诉人犯故意伤害罪，是欺诈上诉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应予撤销本案协议书。3.本案“和解协议书”是上诉人处于危困状态下签署，显失公平。上诉人处于被关押状态，人身自由被剥夺，被第三人威胁恐吓要拘留关押，明显处于危困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本案“和解协议书”无效，应予撤销。4.本案“和解协议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甲）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刑事和解协议书应包括案件的基本事实和主要证据，然而本案和解协议书中基本事实模糊不清，周伟的“肋骨骨折”是否真实存在？骨折因何而有？这些关键案情并未查清。另外“和解协议书”也没有证据列入。因此本案“和解协议书”直接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一）项及第三百二十四条之规定。（乙）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和解协议书应包括“犯罪嫌疑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本案上诉人一直不承认自己有故意伤害的罪行，没有殴打周伟，对周伟的伤情一直有异议。因此本案“和解协议书”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丙）2018年10月16日五常派出所并未主持什么和解，双方并未见面，办案人员单方面关押逼迫上诉人签字交钱。没有和解的正当的程序与形式，这违反了《公安机关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二十四条和第三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九条之规定。（丁）周伟及余华民在“和解协议书”及“收条”上签字的时间系伪造，因为2018年10月16日周伟根本就没去五常派出所，这个事实周伟在一审中亦已承认。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戊）“和解协议书”原件仅一份，上诉人并没有得到“和解协议书”原件，复印件至2019年1月4日在通过向上级公安机关反映的情况下才拿到，这不符合协议书应一式三份的规定。5.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指出，由上诉人证据7可知三被上诉人存在精神障碍，应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影响“和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上诉人因此要求撤销本案“和解协议书”，为证明案件事实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如下：一、上诉人向一审人民法院提交了17个现有的证据（见起诉状）。二、上诉人依法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了调查收集10个证据，即：1、2017年9月18日申请人到余杭区公安分局五常派出所报案，案件编号Ａ3301107000002017090090，受案登记表文号余公（五）受案字【2017】11240号，该案案件的全部卷宗资料。2、2018年2月5日晚余杭区公安分局五常派出所进门左侧小调解室监控摄像头及大厅对着该调解室摄像头拍摄的华新宇及另一王姓人员与申请人的谈话过程录像。3、2018年10月16日余杭区公安分局五常派出所审讯室华新宇审讯申请人过程的监控录像。4、2018年7月4日余杭区公安分局五常派出所副所长桂斌斌办公室监控拍摄的桂斌斌跟申请人的谈话录像。5、2018年2月5日晚华新宇在五常派出所调解时其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录像。6、2018年10月16日华新宇在五常派出所审讯室审讯申请人时其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录像。7、2017年9月17日五常派出所出警钱潮花园11幢6楼，民警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录像及民警拍摄的现场照片。8、多年前钱潮花园11幢601室余华民及其家人与邻居争斗，后称“耳膜穿孔”，由五常派出所“调解”的案件卷宗。（具体案发时间可询问余华民或周伟）。9、2018年10月17日周伟﹑余华民到五常派出所签署“和解协议书”的监控录像。10、由法院人员及申请人随行见证﹑并由法院人员和申请人选择医院及时间的情况下，周伟所拍摄的右胸第4第5根肋骨的ＣＴ图片。三、上诉人依法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了相关人员出庭作证：1、经办民警华新宇出庭作证的证言。2、经办民警桂斌斌出庭作证证言。3、周伟轻伤鉴定人蒋某出庭作证证言。4、周伟轻伤鉴定人王某出庭作证证言。5、上诉人妻子吴月英出庭作证证言。四、上诉人依法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了对周伟“肋骨骨折”重新鉴定的申请。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存在以下违法行为：1.上诉人提交证据，余杭区法院没有出具收据。2.在庭审中查看上诉人证据原件后，审判人员没有当场将证据原件归还上诉人，也没出具收据。3.在开庭前上诉人提出，本案双方对关键事实存在争议及存在需要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情况，不属于民事诉讼法157条规定的可适用简易程序范围，余杭区人民法院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违法。4.对上诉人依法提出的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余杭区法院没有依法承担调查收集的职责，也未书面答复告知上诉人。5.对上诉人依法提出相关人员出庭作证申请，余杭区法院没有依法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也未书面答复告知上诉人。6.对上诉人提出的对周伟“伤情”重新鉴定申请，没有书面答复或行动。7.对于被上诉人在11月26日以后超过答辩期限提交的答辩状及其证据13仍违法接收及寄给上诉人。8.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含有人身攻击及谩骂上诉人的答辩状没有退回要求其删除改写，仍寄给上诉人。9.在12月16日庭审中，审判人员非法剥夺上诉人陈述的权利，当上诉人陈述已依法提交的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相关证据及相关人员出庭作证情况时，阻止上诉人陈述。10.庭审笔录对上诉人有利的陈述故意不记或改记，使有利于上诉人的主张得不到显示。11.判决书2020年2月25日寄出，上诉人2月27日收到，结案日期应为2月25日，但网上其结案日期登记为2020年1月17日，弄虚作假。违反诉讼程序的判决缺乏程序公正，应予撤销。余杭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上诉人主张本案所谓的“和解协议书”应予撤销的理由称“具体理由详见书面起诉状”，在判决书中不予展现，刻意回避隐瞒。而判决书在生效后是要对公众公开的，公众无法看到书面的起诉状，也就不能了解到上诉人主张的撤销“和解协议书”的理由。判决书中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6，上诉人身份证复印件一项拿掉，对上诉人的其后证据编号逐一减1，混乱了上诉人证据的编号。判决书中，余杭区人民法院对上诉人依法提出的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不置一词，当作不存在此申请，刻意回避和不收集有利于上诉人主张的证据。对于上诉人依法提交的相关证人出庭作证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申请、重新鉴定申请，余杭区人民法院同样的在判决书中一字不提。对于被上诉人的证据，判决书中标示的3、5，上诉人在开庭前没有收到，在庭审中上诉人提出此两项证据不能在庭审中出示和质证，但审判人员仍允许被上诉人出示并进行质证。对于被上诉人2019年11月26日后的答辩状及证据13，上诉人在庭审中提出已超过法定答辩期限，应不予采纳，余杭区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称只要在辩论结束前提交均可以，这明显违反禁止证据突袭的法律原则。余杭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上诉人发表的质证意见刻意回避不予提及。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证据（上诉人收到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空调外机，与本案无关。证据2.周伟伤情鉴定书复印件，无原件核对，用于鉴定的ＣＴ图片来源不明，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证明周伟有“骨折”伤情。证据3.“和解协议书”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不具有真实性，来源不合法，不能证明上诉人是自愿签署的。证据4、5、6病历手写复印件,真实性有疑问，来源不明，合法性有疑问，不能证明确实是周伟本人就诊形成的病历，也不能证明周伟确实有“骨折”伤情。证据7，大字报及视频，与本案无关。证据8、9，发生于2019年，与本案无关。证据10，周伟身份证，无异议。证据13，调解现场录音及文字，被告超过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应不予质证和采纳。在法庭宣称证据在辩论结束前提交既可以的情况下，上诉人提出相关性有异议，此录音是2018年2月5日之事，与2018年10月16日上诉人被胁迫签署的“和解协议书”无关联。合法性有异议，未经当事人同意，对调解过程录音，属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录音制作方式、制作时间、制作人等不明，证据来源和形式不符合法律要求，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异议，录音被裁剪，文字和声音不一致。调解中对事实的承认不具有证据自认效力，不能用于对上诉人不利的证据。因此该证据不应被采纳，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余杭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对质证情况不予提及和回应，仅称“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没有说明其确认了哪些有效证据？对哪些证据采纳，哪些证据采信，没有说明。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刻意回避，而未经质证的证据是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的。余杭区人民法院没有公开其认证内容、过程及结果，或者说其根本就没有对证据进行认证工作。余杭区人民法院判决书中称：“认定下列事实：2018年10月16日，原告与三被告在五常派出所民警华新宇、王章立的主持下签署了和解协议书，……”，这一事实的认定是基于哪个证据，余杭区人民法院没有公开其裁判理由。上诉人在庭审中及起诉状中已陈述10月16日仅上诉人一人被传唤关押于五常派出所审讯室，被华新宇胁迫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而周伟等三被上诉人在10月16日根本就没有去五常派出所。在答辩状及庭审中周伟亦承认其与余华民是在2018年10月17日去五常派出所的，其签字时间“2018年10月16日”是在10月17日签的。因此余杭区人民法院认定“2018年10月16日，原告与三被告在五常派出所民警华新宇王章立的主持下签署了和解协议书，”这一事实错误。余杭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称：“……，协议约定：经侦查，本案基本情况为，2017年9月17日17时，原告与被告周伟在余杭区五常街道……谁再挑起事端谁负全部责任。”这一事实的认定是基于哪个证据，余杭区人民法院没有公开其裁判理由。显然这是上诉人证据1及周伟提供的证据3“和解协议书”复印件上的内容。上诉人在庭审中不认可该“和解协议书”复印件与2018年10月16日上诉人在五常派出所审讯室内被逼签字的“和解协议书”原件是一致的。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原件，本案“和解协议书”复印件没有得到原件核实，根据法律规定无原件核实，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余杭区人民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不清。余杭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称“经审查，和解自愿、合法”，但没有公开其认定这一事实的证据及论证过程，没有公开其裁判理由。没有在案证据证明“和解自愿、合法”，余杭区人民法院对该事实认定不清。余杭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称“被告周伟收到该5万元”，这一事实的认定是基于哪个证据，余杭区人民法院没有公开其裁判理由。虽然有周伟的陈述称收到了5万元，在案证据也有一“收条”复印件，但这均是其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如转账凭证什么的）印证周伟确实收到了5万元。上诉人陈述的是上诉人妻子被逼迫转账给华新宇5万元，而不是周伟。因此不能认定“周伟收到该5万元”这一事实成立。余杭区人民法院认定该事实不清。余杭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称“原告……，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三被告存在欺诈、胁迫或存在其他协议书可被撤销的情形，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首先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主张三被上诉人有胁迫行为，余杭区人民法院审案不清。其次，上诉人要求撤销2018年10月16日在五常派出所审讯室内签署的“和解协议书”提出了前述5点理由，也承担了相应的举证责任予以证明：一、上诉人被第三人五常派出所民警华新宇及桂斌斌非法胁迫、欺诈签署本案“和解协议书”这一事实可由以下证据证明：1.上诉人在起诉状及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华新宇及桂斌斌多次对上诉人声称如上诉人不接受调解就要刑事拘留上诉人并声称会被判刑。2.上诉人一审中证据10吴月英书面证言，华新宇及桂斌斌声称如上诉人不签“和解协议书”、不交出5万元就要刑事拘留上诉人，不放处于关押状态的上诉人回家。3.被上诉人周伟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周伟说：民警华新宇对他说过如黄国强不签字接受调解将刑事拘留黄国强，同时如三被上诉人不签字也要拘留三被上诉人（参见庭审录像）。4.上诉人一审中的证据8，传唤证复印件，说明2018年10月16日上诉人失去人身自由的事实。5.上诉人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18-23。6.上诉人向法院申请相关人员出庭作证的证言28、29、32。上述前4项已在案的证据相互印证，已足以证明华新宇、桂斌斌非法胁迫、欺诈上诉人签署“和解协议书”的事实。二．被上诉人周伟没有被殴打及没有骨折伤情，其有骨折伤情ＣＴ片及病历系伪造，对上诉人实施欺诈，可由以下证据证明：1.上诉人在一审中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27.即由法院人员及申请人随行见证﹑并由法院人员和申请人选择医院及时间的情况下，周伟所拍摄的右胸第4第5根肋骨的ＣＴ图片。该证据因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仍处于待查状态，该证据应能证明周伟没有骨折的事实。2.上诉人依法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的对周伟“肋骨骨折”重新鉴定意见。3.上诉人起诉状及在一审中的陈述。另外在案件审理中，上诉人提出要求周伟查验其所谓的“骨折”伤情，周伟死活不肯去拍片。根据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也应推定上诉人所主张的周伟没有“骨折”的事实成立。三．2018年10月16日上诉人是被关押于审讯室内，失去人身自由，处于危困状态下签署“和解协议书”这一事实由以下证据可以证明：1、上诉人起诉主张及在一审中的陈述。2.上诉人一审中证据10吴月英书面证言。3.上诉人一审中的证据8，传唤证复印件，说明2018年10月16日上诉人失去人身自由。4.周伟在答辩状中陈述：2018年10月16日晚上，华新宇来电说黄国强签字了。5.周伟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周伟说：民警华新宇对他说过如黄国强不签字接受调解将刑事拘留黄国强，同时如三被上诉人不签字也要拘留三被上诉人。6.待人民法院查取证据。上述证据能证明上诉人失去人身自由，处于危困状态下签署“和解协议书”，显失公平。由上可知，华新宇及桂斌斌胁迫、欺诈上诉人签署本案“和解协议书”的事实在案证据已能证明，如加上已申请待查取的证据就更能充分证明这一事实的成立。上诉人被传唤处于失去人身自由的危困状态下签署本案“和解协议书”的事实上述在案证据也已能证明，如加上已申请待查取的证据就更能充分证明这一事实的成立。周伟没有骨折用假的骨折ＣＴ片及病历实施欺诈行为的事实，上诉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相应的证据，已依法向一审人民法院提出调查收集该证据的申请，已承担了相应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不依法调查取证，查清事实，而要上诉人承担因此而造成的不利后果，这是不公正的，也是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这样的审判难以让上诉人信服，也难以让公众信服。上诉人及公众也难以认为法院的审判是公正的。即使依据华新宇及桂斌斌胁迫、欺诈上诉人签署本案“和解协议书”的事实、上诉人处于失去人身自由的危困状态签署本案“和解协议书”的事实、本案“和解协议书”违反前述相关法律法规缺乏正当的和解程序与形式，这三点理由，人民法院即可依法撤销本案“和解协议书”。因此，余杭区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请求是错误的、不公正的。另外，该和解协议书，是违背了公序良俗，是可以予以撤销的。被上诉人是否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应该查明。如果被上诉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无权签订该协议。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撤销本案“和解协议书”。 上诉人黄国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周伟、余华民、周超屹共同辩称：2017年，黄国强家购买二手房入住钱潮花园11幢602室，装修的时候，将客厅的一台大功率空调室外机正对着周伟家居住的601室，热风和噪音严重影响了周伟一家人正常的生活，钱潮花园小区所有的住户都是将空调安装在房屋的预留空调位，朝南面吹热风，就是11幢602室仅此一户，奇葩的安装方式将室外机朝东面对着11幢601室的窗户吹热风。2017年9月17日傍晚，周伟想找黄国强商议一下此事，希望能将空调室外机移一个方向，没想到的是，黄国强蛮横无理，周伟被黄国强突然出手的两拳打倒在地，并造成两条肋骨骨折，后经杭州市余杭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轻伤二级，五常派出所受理了这起邻里纠纷案件，2017年11月20日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2018年10月16日，经过五常派出所长达一年的调解工作，双方终于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书”，主要条款为：1、黄国强一方赔偿周伟一方医疗费、误工费等一切相关费用共计五万元人民币；2、双方就此事相互谅解，双方都不再追究对方的一切责任；3、此协议双方自愿签署后立即生效，此后不再因此事发生事端，谁再挑起事端谁负全部责任。2018年12月初，周伟收到了“撤销案件决定书”。1、“和解协议书”是双方自愿签字的，不存在黄国强说的是在被非法胁迫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签署的情况。黄国强居然将公安机关正常的办案过程（询问、传唤等）说成是被非法胁迫，国家公安机关的办案正常过程是肯定不会存在非法胁迫的。周伟没有叫人去胁迫过黄国强，黄国强说是被非法胁迫，那就请拿出证据来。2、“和解协议书”是双方自愿签字的，不存在黄国强说的是在被欺诈的情况下签署的情况。周伟被黄国强打断两条肋骨，黄国强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不然他也不会亲口承认并赔礼道歉，更不会做出赔偿。周伟先后三次前往省立同德医院就诊做CT，医院的诊断结果是两条肋骨骨折，随后又在五常派出所民警陪同下，周伟前往杭州市余杭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验伤，验伤结果为轻伤二级。省级知名大医院三次CT检查，杭州市余杭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验伤，其结果的真实性、专业性、权威性、合法性都不存在任何问题，黄国强居然说周伟伪造伤情实施欺诈，那就请黄国强拿出证据来。周伟被黄国强打断两条肋骨，余杭公安分局当时是刑事立案的，办案民警认定黄国强涉嫌故意伤害，黄国强居然将这说成是欺诈，国家公安机关的正常办案过程肯定是不会存在欺诈的。3、“和解协议书”是双方自愿签字的,不存在黄国强说的处于危困状态下签署的情况，国家公安机关正常的办案过程是绝对不会置公民于危困状态的，派出所办案过程中需要在特定的场合做询问笔录，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4、“和解协议书”是双方自愿签字的，五常派出所民警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来调解，最后于2018年10月16日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书”，整个过程都是在五常派出所民警主持下进行的，完全符合法律程序，最后的签字都是双方自愿签的。五常派出所主管民警担心双方见面后可能一言不合再节外生枝，因此，最后的签字是分别签的，黄国强先签的字，当天（2018年10月16日）傍晚，民警华新宇给周伟来电话，让周伟和余华民晚上去派出所签署“和解协议书”，并取回黄国强支付的赔偿金，晚上，周伟再一次接到民警华新宇的电话，电话中说：由于时间太晚了，赔偿金也还有一部分未支付，因此，让周伟第二天再去补签字。次日（2018年10月17日）,周伟、余华民到五常派出所在“和解协议书”上签了字，并拿到了赔偿金，在赔偿金收条上也签了字，由于考虑到是次日去补签字的，因此，日期签的是2018年10月16日。5、黄国强污蔑周伟一家人存在精神障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就请黄国强拿出证据来。黄国强在签署“和解协议书”后，被免于追究刑事责任，黄国强一看这下没有坐牢的风险了，便开始对已经支付的赔偿金反悔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寻衅滋事、胡搅蛮缠未到达目的之后，居然还起诉到了法院，可是所有的所谓理由都是黄国强自己臆想出来的，都没有证据的支持，黄国强将国家公安机关的正常办案过程，污蔑成对他实施了胁迫、欺诈、危困。黄国强反反复复地说周伟伪造轻伤欺诈他，周伟三次前去省立同德医院拍CT，诊断结果是两条肋骨骨折，后经杭州市余杭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轻伤二级。黄国强硬要说成是伪造的，那就请黄国强拿出证据来。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国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周伟、余华民、周超屹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根据周伟、余华民、周超屹自认，周伟、余华民、周超屹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的时间在2018年10月17日。 本院认为：在五常派出所民警华新宇、王章立主持下达成本案所涉《和解协议书》之前，黄国强、周伟因琐事纠纷引发肢体冲突，经公安机关委托鉴定：黄国强所受伤害构成轻微伤，周伟所受伤害构成轻伤二级。公安机关为此对黄国强、周伟进行立案侦查。就该上述事实，黄国强在签订本案所涉《和解协议书》之前均应明知。在《和解协议书》中明确此协议将产生如下法律后果：对和解协议内容及时履行完毕的，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事实上，公安机关也对周伟被故意伤害案件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说明黄国强对《和解协议书》所产生的此法律后果也是明知的。在黄国强明知与周伟、余华民、周超屹产生冲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签订《和解协议书》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黄国强上诉认为其在五常派出所民警的胁迫和欺诈下并处于危困状态下签订的《和解协议书》。本院认为，因五常派出所民警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系其履行职务行为，如果黄国强认为办案民警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应当向相关纪律监察部门反映情况。根据黄国强二审中的陈述，其多次进行信访，公安机关也进行回复，认为派出所办理案件没有违法。该陈述说明公安机关已经对办案民警履行职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结论，故黄国强认为其在胁迫和欺诈情况下签订《和解协议书》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黄国强要求调取余公（五）受案字【2017】11240号案件全部卷宗资料，办案过程中的监控录像、谈话录像、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录像的申请以及要求办案民警华新宇、分管领导桂斌斌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本院均不予准许。五常派出所委托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周伟人体损伤程度进行评定，属于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程序，黄国强对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应当在鉴定结论出具后向委托单位提出异议或者申请重新鉴定。黄国强在明知鉴定结论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仍与周伟、余华民、周超屹签订《和解协议书》并履行完毕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公安机关也依据《和解协议书》决定撤销刑事案件，说明黄国强在签订《和解协议书》时对鉴定结论并不持异议，现黄国强通过民事诉讼活动对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纳。黄国强在二审中要求对周伟在2017年9月17日右胸第4、第5肋骨有无骨折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黄国强二审中要求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蒋某、王某出庭接受质询的申请。因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系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形成，非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形成，故黄国强要求蒋某、王某出庭接受质询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至于黄国强上诉对周伟民事行为能力提出的异议，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黄国强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黄国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昱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