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8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支玲，女，1976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杰，上海建纬（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天胜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天井小区17栋。负责人：周文汉。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建雄，湖南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彭支玲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天胜社区居民委员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5民初7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彭支玲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集体收益分配款260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认定村民资格的界定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以村民大会的表决为准，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虽规定了集体所得收益的分配由村民大会决定，但是并没有规定村民资格的界定由村民大会决定。目前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也没有对村民资格如何界定有明确的规定。一审判决直接认定上诉人是否具备村民资格应由村民大会决定没有法律依据。其次，村民资格的界定实际上是对自然人的一种身份确认，从法理上讲，自然人是否具备某一村的村民身份是不应以任何他人的意思表示为转移的。另外，某一自然人村民身份并不是以其他村民的权利让渡而取得，其他村民当然不具备对某一自然人是否具备村民身份进行表决的权利。假定村民资格的界定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还需要以其他村民表决确定，那么进行表决的村民的村民资格是怎么来的?是谁进行表决的?因此，村民资格由村民大会决议的逻辑是讲不通的。再次，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的《会议纪要》对村民资格的界定有明确的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具有“准司法解释”的效力，对全国法院的审判有导向作用，本案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会有纪要》进行判决。相关《会议纪要》的规定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办【2011】442号第13条规定“在界定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等纠纷中涉及集体成员资格时，要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予以认定，并以其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实质性要件，慎重、从严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丧失，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特别是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从以上《会议纪要》可以看出，当事人是否具备村民资格应当考虑的是当事人的生产状况、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土地对当事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当事人是否丧失成员资格则以当事人是否取得其他生产生活资料替代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因此，根据该《会议纪要》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结论，即当事人村民资格的取得与丧失应考虑的因素并不包含其他村民对其资格的认可或者不认可。另外，从以上《会议纪要》还可以看出，当事人村民资格的取得与丧失主要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对该村土地形成依附关系。实际上，村是由原始村民繁衍生息而逐渐形成的聚居场所，土地是村得以形成的生活保障，婚嫁生育则是村内人口延续的保障。我国婚姻自由，鼓励非本村人口通婚（本村人口通婚形成近亲结婚的概率较大），因婚嫁而自然取得嫁入村的村民资格目前是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都认可的村民资格取得方式。之所以认定嫁入人口的村民资格，也是基于嫁入人口嫁入后在本村生活，以本村土地为生活保障。因此以当事人是否与本村土地形成依附关系作为村民资格取得、丧失的主要依据，是符合历史传统的也是合理的。二、上诉人具备被上诉人这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应依法享受集体成员同等分配的权利。首先，从土地依附关系来看，上诉人嫁入本村后在本村生活，并非只是户口迁入而人在外。作为农民，上诉人以本村的土地为唯一生活来源，且上诉人原籍所在村也出具了证明上诉人在原籍土地被收回且原籍的土地没有进行征收的文件，即上诉人在原籍无土地且原籍土地也未因征收置换成上诉人的替代生活保障。另外，上诉人因被上诉人处整村的征收而成为失地农民(见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失业保险信息），由农村户口变为居民户口，永久的丧失了土地红利。故上诉人具备被上诉人处集体成员资格，应享受同等分配。其次，上诉人是因合法的婚姻关系嫁入本村的，在嫁入本村之前也不知道本村会进行房屋拆迁和土地征收，并没有通过婚嫁户口迁移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故上诉人的再婚不是否定上诉人村民资格及集体收益分配权利的抗辩依据。再次，上诉人的村民资格在被上诉人制定所谓的《分配方案》之前实际上已经得到过村及村民小组的认可。上诉人在2014年将户口迁入时，按当时的户籍政策，需向户籍派出所提交迁入处村、组同意的文件，当时村、组为上诉人出具了同意的文件。该文件保存在公安机关，上诉人曾到公安机关调取该文件但被拒绝，故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间内申请法院向相应公安机关调取该文件；另外，上诉人所在村民小组也曾向上诉人分配过村民小组内的集体收益，因村民小组实际上属于被上诉人“管辖”，故上诉人亦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了其嫁入后所在村民小组至今的分红记录。但是一审法院并未调取，上诉人申请二审法院调取上述证据。三、被上诉人根据拆迁政策要求将从拆迁部门获取的补偿款项与其他村民一样为上诉人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该行为实际上是拆迁政策对上诉人村民资格的认可。上诉人因整村拆迁成为失地农民，被上诉人为其缴纳保险，实际上就是支付给上诉人的失地对价，即将保险作为上诉人所失土地的替代性生活保障，这与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相吻合。因此，被上诉人替上诉人缴纳保险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上诉人依附于本村土地生活以及上诉人具备本村村民资格的认可。四、上诉人因案涉26000元款项两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两次判决存在矛盾之处(第一次判决对本案诉讼的提起有错误的导向作用），平添了上诉人的诉讼负累。法院有权利对上诉人是否具备村民资格进行界定，而不应以其他村民的意思表示作为界定标准。恳请二审法院直接认定上诉人是否具备村民资格及是否应分配案涉26000元款项的问题。上诉人在提起一审诉讼之前，已经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分配集体收益分配款26000元(即原审的第二项诉求)，但在该案中一审法院判决认定26000元能否得到支持取决于被上诉人作出的《分配方案》是否应该被撤销，应先提起撤销《分配方案》之诉。在该案中，一审法院未向上诉人释明《分配方案》是否撤销是诉求能否支持的程序上的先决条件，没有询问上诉人是否申请撤销《分配方案》，直接从程序上驳回了上诉人的诉求。按照第一次起诉的认定，上诉人增加了撤销《分配方案》的诉求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了《分配方案》应予以撤销，但26000元是否该分仍应经村民大会决议制作新的《分配方案》，进而驳回了上诉人的诉求。两判决存在矛盾之处。上诉人因整村的土地征收永久性的失去了土地作为生活保障，而最多只能领24个月的失业保险、到退休年龄才能享受的养老保险，远远替代不了一个农民的土地给其带来的生活保障。本案看似只涉及26000元的经济利益纠纷，但判决实质上会给上诉人将来的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如果认定村民资格的界定以其他村民的多数意思表示为准，那么村内所有原土地置换而来的经济利益上诉人都无法享受，村改社区后运用原村积累的财、物将来可能取得的收益也无法享受。上诉人因被上诉人处的征收失去土地或者土地权利(再也无法从其他村取得土地，因为失地农民代表着其土地已经被置换成相应的经济利益，再也不能成为农民获取土地)，但却不能与本村其他村民一样享受失去土地后的所有补偿，这是一种严重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情况，不应该作为司法导向。被上诉人天胜社区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处置方案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第二项主张的26000元是依据分配方案得出，但该分配方案已被一审法院撤销。彭支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撤销天胜社区作出的《青竹湖街道天胜社区（广胜片区）集体资产处置分配方案》；二、请求判令天胜社区向彭支玲支付因长沙市医药流通产业公共服务中心征收项目而产生的集体收益分配款26，000元；三、请求判令天胜社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支玲原为长沙县北山镇明月山村村民，2014年6月16日与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镇广胜村的下东冲组村民黄升龙登记结婚，2014年8月19日将户口迁入了广胜村下东冲组。婚后，彭支玲与黄升龙（原告之夫）、黄煜桦（彭支玲之子）、杨村梅（彭支玲之母）一户四人参与了长沙市医药流通产业公共服务中心项目征拆拆迁安置。2018年1月，广胜村与青竹湖街道天井社区合并为天胜社区。2018年9月，天胜社区商议对2014-2018年拆迁取得的剩余收益在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进行分红，并先后召开了支委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等进行讨论，形成了《青竹湖街道天胜社区（广胜片区）集体资产处置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分配方案》认定，彭支玲不属于广胜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受分配案涉集体收益款项的分配权利。彭支玲以该《分配方案》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诉诸法院。庭审中，彭支玲申请了多名证人出庭作证，证言显示，天胜社区未曾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就《分配方案》进行讨论和表决，天胜社区提供的《青竹湖街道天胜社区广胜片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8周岁以上成员签字确认表》中存在多处非成员本人签字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二）本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第二十八条规定，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做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本案中，彭支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天胜社区召开村民大会讨论征地补偿费的程序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故对彭支玲关于撤销《青竹湖街道天胜社区（广胜片区）集体资产处置分配方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界定及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均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天胜社区应依法重新组织召开村民大会对上述事宜进行讨论，并集体表决。彭支玲关于要求法院直接判决支付因长沙市医药流通产业公共服务中心征收项目而产生的集体收益分配款26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天胜社区居民委员会作出的《青竹湖街道天胜社区（广胜片区）集体资产处置分配方案》；二、驳回彭支玲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在于：彭支玲是否应当享有涉案分配权益。是否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权益，一般应以依法取得该组织所在地户籍为形式要件，综合考虑是否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是否尽到了与其他村民同等的义务等。本案中彭支玲系因婚迁关系于2014年迁入广胜村下东冲组，户口迁入后一直在广胜村下东冲组生产、生活，参与了广胜村下东村组长沙市医疗流通产业公共服务中心项目的征迁安置，在当地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且根据彭支玲提交的原户籍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彭支玲户口2014年迁出后，未享受原户籍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未分配征地补偿等利益，故在涉案分配方案确定时，彭支玲应当享有涉案分配权益。经查明：天胜社区向被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人均发放了26000元，故对彭支玲主张天胜社区应当支付26000元，本院予以支持。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根据自治原则及法律规定经讨论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事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向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彭支玲主张撤销天胜社区作出的《青竹虎街道天胜社区（广胜片区）集体资产处理分配方案》并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对其该诉讼请求，本院依法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5民初727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彭支玲撤销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天胜社区居民委员会作出的《青竹湖街道天胜社区（广胜片区）集体资产处理分配方案》的起诉；三、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天胜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内向彭支玲支付26000元；四、驳回彭支玲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25元，由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天胜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50元，由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天胜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学里审判员  张文欢审判员  姜 文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戴睿书记员柴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