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55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高新开发区枫林三路1028号。法定代表人：雷孝忠，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玉，湖南工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妙英，女，1972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瑶，女，199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源康，男，200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毅，湖南长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红公司）与被上诉人谭妙英、杨瑶、杨源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10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东方红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湘0111民初1077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谭妙英、杨瑶、杨源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和划分责任不当，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过高，本案中应由交通肇事者肖莎承担80％以上的赔偿责任，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雨花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第20180800445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杨国青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杨国青骑的是非机动车，根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道路安全法〉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机动车一方按照以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的，承担百分之八十；（二）机动车一方负同等责任的，承担百分之六十;…”在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情形下，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的，都需承担80％，何况本案的驾驶人肇事逃逸，未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其应当承担80％以上的责任。该办法很明确地直接明了地规定了负主要责任的机动车一方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2、从裁判文书网可检索到2019年由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涉及到主次责任的判例有39个，其中以主要责任人为被告的有30个，30个以主要责任人为被告的判例中有27个主要责任人被判承担80％的责任，且从判决书上看这些主要责任人未涉嫌肇事逃逸。故即便本案为普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参照一审法院类似的判决，肖莎也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3、从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111刑初496号刑事判决书可以得知，肖莎肇事逃逸造成了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三年。肇事后逃逸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极其恶劣的主观恶性大的行为，不仅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在民事赔偿中也应当加重逃逸者的责任承担比例。参照一审法院2019年类似的判例，其承担的比例至少应当在80％以上，不然犯罪成本太低（刑事处罚为缓刑，民事赔偿责任过低），一方面难以照顾受害者的情感，另一方面也极可能会引发不良的社会影响，导致一些恶劣的效仿行为。（二）本案中雨花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关于上诉人的部分事实认定不清，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不应当被采信，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涉及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所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应当事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该条设定的是开展涉及道路的施工作业的审批制度，参照有类似规定的《公路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修建铁路、机场、电站、通信设施、水利工程和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有关交通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有关公安机关的同意。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该段公路原有的技术标准予以修复、改建或者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以及其他所有建设工程方面的法律都非常明确，建设单位是指工程投资方，明确应当事先征得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及公安机关的同意的对象是建设单位。交叉口跨线桥工程为市政民生工程，建设单位为天心区工务，上诉人作为施工作业单位是无法适用该条款的。且事故发生的当时处于非施工状态，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在该路段有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有设立围栏，有采取防护措施，且施工单位围栏与发生事故的地点有一定距离，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应当负该次事故的责任。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在勘察现场之日起10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结果之日起5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本事故发生日期为2018年8月4日，事故痕迹鉴定日期为2018年8月13日，车辆复检日期为2018年8月16日，最迟应当在2018年8月21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而本交通事故认定书在2018年10月29日作出，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程序严重违法；故该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应当被采信。（三）因上诉人已将该项目的交通疏导设施分包给有相关资质的湖南程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在材料、设备装修、运输及现场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所造成的责任和费用均由湖南程安交通设施有限工程承担”，故即便上诉人需承担相应的责任，该责任的承担主体也应是湖南程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被上诉人谭妙英、杨瑶、杨源康辩称，1、本案中事故认定书系有管辖权交警部门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及证人进行相关检测鉴定后依据调查结果和相关法律法规作出，该事故认定书真实合法有效，东方红公司虽然在本案中对该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但并未在收到事故认定书期限内申请复核，应当视为东方红公司认可该事故认定书，因此，该事故认定书应当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东方红公司应当负本次交通事故次要责任，其关于不负事故责任的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2、根据合同效力相对性原则。东方红公司与湖南程安公司签订合同及其他合同，对答辩人没有法律约束力，东方红公司不能依据该合同来免除对答辩人赔偿责任，上诉人在本案当中，向谭妙英、杨瑶、杨源康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另行向程安公司追偿，因此东方红公司关于应当由程安公司承担责任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3、关于肖莎在本案中应当承担事故责任比例。答辩人恳请长沙中院依据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依法进行认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恳请长沙中院依法作出公正的二审判决。谭妙英、杨瑶、杨源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东方红公司赔偿谭妙英、杨瑶、杨源康各项损失174921元；2、本案诉讼费由东方红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如下：2018年8月4日4时50分许，肖莎驾驶湘ＡＸ0Ｖ80小型轿车沿长沙市雨花区新建西路由西往东行驶至新芙蓉之都小区前路段时，恰遇杨国青骑行无牌两轮电动车搭乘谭妙英沿该路段由东往西行驶至此，发生两车碰撞，造成两车受损，谭妙英、杨国青受伤，杨国青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8月6日死亡的交通事故。2018年10月29日，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雨花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事故现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该处路段正在进行交叉口跨线桥建设工程的施工，道路因施工临时设置了挡板和塑料水马。该处塑料水马设置起点在交叉口东口的第二条车道和第三条车道之间，在第一车道和第二条车道分界线上往东延伸230米左右，在塑料水马起点处设置了隔离护栏，往东延伸60米左右，交叉口东口由西往东方向未设置警示、导向标识。新建西路北侧设置了围挡。道路中心施划有双黄实线。沥青路面，道路平直，路面湿滑，夜晚无路灯照明，视线不好等。认定肖莎在本次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杨国青承担次要责任，东方红公司承担次要责任，谭妙英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杨国青被送往湖南省脑科医院抢救治疗，住院2天。2018年8月14日，湖南省文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死者杨国青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合并胸腹腔脏器损伤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谭妙英、杨瑶、杨源康提供的买受人为杨国青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经营者为杨国青、名称为长沙市雨花区国青生蚝王夜宵店的个体工商户信息等证据能够证实死者杨国青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居住及工作的事实。2018年8月15日，湘乡市泉塘镇青山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谭妙英系杨国青妻子、杨源康系杨国青儿子、杨瑶系杨国青女儿，除以上继承人外，杨国青再无其他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东方红公司系交叉口跨线桥建设工程施工单位。2018年8月27日，谭妙英、杨瑶、杨源康与案外人肖莎达成《调解协议》载明：“……现肖莎与谭妙英及儿子杨源康、女儿杨瑶就本次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部分进行沟通协商，就谭妙英治疗费及后续赔偿、杨国青的死亡赔偿金达成一致赔偿意见如下：一、本次事故所产生关于杨国青及谭妙英目前为止的医药费已全部由肖莎承担，后续关于谭妙英的医药费用将由肖莎继续承担至治疗结束止；二、双方协商确定肖莎赔偿杨国青死亡的各项损失赔偿款78万元（含前期已经支付的12万元），该费用包含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杨国青住院期间的护理、营养、误工、伙食补助费用、家属处理丧事交通误工费用及精神损伤等损失。乙方关于杨国青交通事故死亡赔偿款支付完毕后的交强险及三责险由乙方自行向保险公司办理理赔，理赔款全部归乙方所有……”。2020年2月17日,谭妙英、杨源康、杨瑶向一审法院出具《申请书》一份，载明请求将肖莎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为湘AX0V80号机动车投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金额优先全部用于赔偿杨国青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赔偿后如有余额再用于赔偿谭妙英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一、关于责任主体。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公民死亡的，应当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雨花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内容真实，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肖莎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杨国青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东方红公司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考虑到三方责任等实际情况，因杨国青死亡给谭妙英、杨瑶、杨源康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酌定由肖莎承担70%，东方红公司承担15%，杨国青自行承担15%。关于东方红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肖莎因本次交通事故涉嫌刑事犯罪，应否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与本案中东方红公司应否按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东方红公司并未涉嫌刑事犯罪，不能适用相应规定。综上，东方红公司以案外人肖莎（在此次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被追究刑事责任为由主张东方红公司（在此次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不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谭妙英、杨瑶、杨源康可获赔偿的范围。（一）医疗费用1、住院伙食补助费。杨国青住院2天，按60元/天，计算为120元（60元/天×2天）；2、营养费。考虑到杨国青住院情况，本院酌定60元，以上1-2项合计180元。（二）死亡伤残赔偿费用。3、护理费。杨国青住院2天，按120元/天，计算为240元（120元/天×2天）；4、误工费。原告从事餐饮业，参照2018年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住宿和餐饮业30993元/年的标准，按2天，计算为169.82元（30993元/年÷365天×2天）；5、死亡赔偿金。杨国青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居住及工作，谭妙英、杨瑶、杨源康、主张死亡赔偿金733960元(36698元/年×20年)，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6、丧葬费。计算为36650元（73300元/年÷12个月×6个月）；7、交通费。考虑到死者杨国青的实际抢救治疗情况及其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实际需要，一审法院酌情支持2000元；8、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损失。考虑到死者杨国青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实际需要等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支持800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参照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材料，综合考虑谭妙英、杨瑶、杨源康家庭等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50000元；以上3-9项，合计831019.82元。（三）鉴定费用。谭妙英、杨瑶、杨源康花费鉴定费2000元，提供了相应收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四）财产损失。谭妙英、杨瑶、杨源康主张两轮电动车及手机损失5000元，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参照交通事故认定书、谭妙英、杨瑶、杨源康提供的手机照片等证据材料，考虑到杨国青所驾电动车、手机实际受损，一审法院酌定1000元。上述（一）至（四）项，谭妙英、杨瑶、杨源康总损失为834199.82元。三、关于赔偿责任的具体计算。谭妙英、杨瑶、杨源康的总损失834199.82元（医疗费用180元+死亡伤残赔偿费用831019.82元+鉴定费用2000元+财产损失1000元），由东方红公司承担108452.97元{723019.82元[834199.82元-案外人肖莎所驾湘AX0V80小型轿车在交强险限额内应先行承担111180元（交强险医疗费用应承担180元+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费用应承担110000元+交强险财产损失应承担1000元）]×15%}。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谭妙英、杨源康、杨瑶赔偿款108452.97元；二、驳回谭妙英、杨源康、杨瑶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7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87元，由谭妙英、杨源康、杨瑶负担187元，由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00元。二审中，上诉人东方红公司在二审提交一组新证据，证据名称：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与湖南程安有限公司交通设施施工合同，证明目的：本案的赔偿责任应当由程安公司承担。。被上诉人谭妙英、杨瑶、杨源康当庭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对东方红公司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如下：根据合同效力相对性。东方红公司与湖南程安公司签订合同及其他合同，对谭妙英、杨瑶、杨源康没有法律约束力，东方红公司本不能依据该合同来免除对谭妙英、杨瑶、杨源康的赔偿责任，东方红公司在本案当中，向杨源康、杨瑶、谭妙英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另行向程安公司追偿，因此该份合同达不到东方红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组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组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本案中，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雨花交通警察大队第20180800044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本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肖莎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杨国庆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东方红公司上诉称，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责任划分不当，但却未对该事故责任认定书提出复议或复核，且雨花区交警大队在处理该事故过程中程序合法，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内容客观、真实、有效，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东方红公司在一、二审审理中也未提供足以否定该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其他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东方红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其次，东方红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问题。东方红公司系本事故发生路段在建项目施工单位，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必要安全措施，现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东方红公司辩称其已将该项目的交通疏导设施分包给有相关资质的其他单位，应由其他单位承担该事故的赔偿责任，因该法律关系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东方红公司可在本案处理完毕之后，依据相应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4元，由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学里审判员  张文欢审判员  姜 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戴睿书记员柴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