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1民终42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磊，男，1981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居民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莱芜民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203749872564B。法定代表人：孙东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勤伟，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邵磊因与被上诉人莱芜民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7民初133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邵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指定一审法院进行审理；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民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以裁定方式认定邵磊主体不适格，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1.邵磊在一审时已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以及民生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明案争所谓“债券发行保证金”系通过邵磊个人账户向民生公司账户划转。通过该两项证据至少可以证明形式上邵磊与本案之间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而我国民事诉讼的立案标准也仅要求原告能证明与案件之间有形式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即可，而是否有实质上的权利依据应当在案件实体审理时查明。因此，一审裁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邵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明显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就本案进行调解，邵磊应民生公司的要求请求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公司)出具关于本案诉争款项以及国融公司与民生公司之间债券承销协议履行情况的说明。国融公司出具该证明后，邵磊提交一审法院，证明载明诉争款项系邵磊个人支付，与国融公司无关。一审法院对于该事实未进行查明。二、一审裁定事实认定不清，对于邵磊是否是国融公司员工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应当进行纠正。1.邵磊在2016年9月尚未与国融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一审裁定仅依据邵磊在起诉状中表述的在国融公司担任项目经理即认定本案系职务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一审法院在庭审时就邵磊的劳动关系情况向邵磊代理人进行过询问，代理人也说明了本案诉争款项支付当时邵磊还没有到国融公司工作，不应认定职务行为。该事实表述与诉状表述确实矛盾，而一审法院并未进行详查，也未在庭审中向邵磊释明，并给予相应举证期限。事实上，由于本案发生距提起一审诉讼已近3年，且邵磊其后确实到国融公司工作，对入职时间在起诉时记忆出现偏差，因而导致诉状与庭审所述出现矛盾。同时，邵磊为证明其与国融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关系的事实，补充提供了邵磊的社保缴费记录。根据该记录显示，邵磊直到2017年8月才入职国融公司，担任项目经理。但一审法院对该证据及事实视如无睹。2.民生公司辩称：“民生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债券是与大通公司、国融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邵磊作为项目经理，其支付债券发行保证金是代表公司支付的，属于职务行为”。民生公司未指明邵磊究竟是与大通公司还是国融公司有职务代理行为，也未就该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因此，一审裁定在邵磊前后表述不一，民生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且邵磊又提供了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即认定邵磊在案涉协议签订时即存在职务行为无事实与法律依据。3.退一步而言，本案中邵磊主张该款项系其个人支付，民生公司辩称系邵磊代国融公司履行，双方在款项支付主体上存在争议，该款项与国融公司可能有重大利害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追加国融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以查明案件事实。为此，邵磊也向一审法院寄送了追加第三人申请，但一审法院未予以处理。三、一审裁定将债券发行承销法律关系与邵磊、民生公司间关于债券发行保证金的关系予以混淆。1.国融公司与民生公司间是债券承销法律关系。该协议仅约定了国融公司作为承销商为民生公司的债券发行提供承销服务，并不是确保债券发行必然成功，该债协议也未约定支付债券发行保证金。2.一审裁定将邵磊的个人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导致逻辑矛盾。一审裁定将邵磊的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则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国融公司承担。但如上所述，国融公司与民生公司间的债券发行承销协议中未约定支付债券发行保证金，国融公司无支付保证金的义务，该解释存在矛盾之处。因此，案涉纠纷与国融公司同民生公司签订的债券发行承销协议非同一法律关系，两者之间并无关联。民生公司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邵磊支付案涉款项系代表国融公司的职务行为，其个人无权主张款项，且案涉保证金系保证债券发行的保证金，国融公司未为民生公司成功发行债券，无权要求退回。邵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民生公司返还邵磊债券发行保证金20万元；2.判令民生公司支付逾期还款造成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20万元为基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9月5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9月17日为314.17元）；3.本案诉讼费由民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民生公司与国融公司于2016年签订了关于民生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协议，约定由国融公司作为承销商，承销民生公司原拟于2016年非公开方式发行的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公司债券，承销方式为余额包销。上述协议签订时，邵磊在国融公司担任项目经理，2016年9月22日，邵磊通过个人账户向民生公司支付了“债券发行保证金”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民生公司与国融公司签订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邵磊作为国融公司的项目经理，其支付的20万元明确记载为“债券发行保证金”，是为保证债券发行而交纳，应为职务行为，因此邵磊作为原告主张该款项主体不适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裁定：驳回邵磊的起诉。二审期间，邵磊向法院提交养老保险交费情况打印件、情况说明各1份，拟证明案涉保证金支付时，邵磊与国融公司无劳动关系。民生公司对养老保险交费情况打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称该证据仅能证明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为邵磊缴纳社保的期间，不能证明在此期间，邵磊没有代表国融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称该证据无经办人或负责人签名，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认为，邵磊提供的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1.邵磊于2016年9月22日向民生公司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同日，民生公司向邵磊个人出具收据，载明收款事由为“债券发行保证金”；2.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邵磊的养老保险缴费单位为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民生路证券营业部；3.2019年11月25日，国融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1.我司于2016年11月13日与民生公司签署《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承销协议》，由我司作为民生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该项目于2017年1月3日被我司内核否决，因此，承销协议因不具备履行的先决条件而终止。2.邵磊于2017年7月11日在我司入职，2017年10月31日离职。对于邵磊向民生公司主张返还于2016年9月22日支付的债券发行保证金，因邵磊当时并未与我司建立劳动关系，我司并不知情”。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邵磊的起诉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民生公司向邵磊出具了收款收据，邵磊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且本案属于人民法院的受诉范围，亦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邵磊系适格原告。一审法院应对其诉讼请求是否成立进行实体审理。一审法院以邵磊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撤销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7民初1336号民事裁定；本案指令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高静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