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5368号原告：杨桃，男，1985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被告：广东民圆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街大道61号4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XP118L。法定代表人：奉保国。第三人：杨利全，男，1971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清徐县。原告杨桃诉被告广东民圆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民圆梦公司）、第三人杨利全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20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各方当事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原告结算从2020年1月7日到2020年3月4日工作期间工资4013元；2、判令被告给原告3个月试用期内无故被辞退经济补偿金5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个月电话费补助50元/月*2=100元，交通费补贴100元/月*2=200元。事实与理由：本人杨桃于2020年1月7日入职被告广东民圆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入职承诺每月基本工资3000元加提成，到被被告2020年3月4日无故辞退为止，没有给原告发过一分工资。原告入职时要求被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都被公司以各种理由推托说年后统一签订劳动合同，到被无故辞退都没有签订合同，同时被告也没有给原告购买社保。原告入职时职务为销售业务，有销售单据和名片可以佐证其为公司职员，同时公司请过来的营销总经理也可以证明，我是公司营销总经理杨利全（身份证号码：）请过来上班的。因此原告诉求被告结算从2020年1月7日到2020年3月4日工作期间工资4013元，同时赔偿3个月试用期无故被辞退经济补偿5000元，电话费、交通补助300元。被告广东民圆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辩称：我不认可原告的诉求。第一，我是跟杨利全先生签订营销合作协议的。所有的人员和组班都是由杨利全负责。在营销合作协议第三大点第2小点有说明的用于业务28000的费用，具体怎么用途，我不清楚。反正每月就给28000元。我方认为该笔款项包含了员工工资，故员工工资应由杨利全发放。另外，关于业务提成也很清楚第四大点第8小点也有说明。我只是跟杨利全对接，没有跟其他人对接的。我方并不认识这些员工。我公司在2018年6月15日成立，我也有自己的员工和业务，也是销售水产品，去年五月招聘了很多业务员，现在只剩下三个。我是通过一个业务员认识杨利全的。我本身担任总经理，当时签订营销合作协议之后，为了方便杨利全开展工作，我让出了总经理职位给杨利全。合作时，公司基本上已经没有业务了。杨利全只负责“马宝鱼”的销售。第四大点第8小点，约定提成，如果提前完成利润300万，可以按照月8%计算提成。第三人杨利全陈述：我跟广东民圆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关系是营销合作关系，我和广东民圆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的协议是针对我的协议。协议内容是针对我个人行为。我认为协议是跟业务员没有任何关系。第二，转款记录，公司跟我转款是有的，但是这个转款是报销费用，再一个广东民圆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没有证明员工是我招聘的，第三，按照我和公司的约定，这个28000元的费用根本不包含员工的工资。按照广东民圆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所说是包含了员工工资，那我的报销费用清单中肯定会有员工工资这一项，但根本没有。这些证据我都可以提供，但由于今天被临时追加为第三人，我需要时间收集证据。今天出庭的奉保国不是负责业务的，所以对业务也不熟悉。和我对接的人是于祥德，是被告的股东之一。当时公司开会确定过员工工作模式以3人为一小组，工资是“4000+3000+3000”的模式。只有于祥德才清楚。如果说当时公司约定了是由我支付工资，那我绝对二话不说直接向员工支付了，因为本身数额不多，但做人不能歪曲事实。第四、被告公司主张关于疫情无法进行工作，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个不是主要原因。即使退一步来讲，那28000元包含了员工工资，那么公司也没有按照约定向我每月支付28000元。被告提交的报销的证据只有10000元，而我没报销的单据都有30000元。根据双方的约定，28000元包含公关费、礼品费、业务开展费、差旅费等等，在营销合作协议有说明是业务开展费用。我报销的流程是，先有产生的费用，再拿实际消费单去报销这笔钱。如果当月费用不超过28000元，剩余的钱我和被告按照五五分成。我是认可原告主张的上班时间，确实是上了10天的班。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查明，杨桃主张2020年入职民圆梦公司，岗位是销售员，工作内容是销售“马宝鱼”。工资为3000/月加提成。未签订劳动合同，民圆梦公司未购买社保。工作接受组长宋庆丰和总经理杨利全的安排，对外以民圆梦公司的名义开展工作。年前上班时间为2020年1月7日至1月17日，因疫情影响3月1日才回到公司上班。2020年3月4日被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杨桃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名片、销售快递单等证据。民圆梦公司确认名片为其公司统一印制，为方便销售员开展工作使用。否认与杨桃存在劳动关系，主张杨桃为杨利全个人雇请。民圆梦公司与杨利全之间是合作关系，双方之间签有《营销合作协议书》，约定由杨利全负责其团队及项目人员工资。后因新冠疫情影响，双方合作关系已终止。民圆梦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营销合作协议书》、关于终止《营销合作协议书》的通知等证据。《营销合作协议书》由民圆梦公司与杨利全签订于2019年12月18日，对民圆梦公司与杨利全合作的项目及营销模式进行了详细约定，其中包括在双方合作期间杨利全以民圆梦公司“总经理”的名义开展工作等。关于终止《营销合作协议书》的通知由民圆梦公司2020年3月4日单方面向杨利全作出，主要内容为：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根据《营销合作协议书》“不可抗力”相关条款的约定，自2020年3月4日起予以终止，双方免除履行协议的责任和义务。杨利全负责组织和召集的项目人员刘耀锋、宋庆丰、杨桃、王亮亮等人由杨利全负责安排等。杨桃对《营销合作协议书》、关于终止《营销合作协议书》的通知的意见为：不清楚杨利全与民圆梦公司之间的约定，与我方无关。杨桃于2020年3月24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委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穗劳人仲不（2020）125-12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杨桃对仲裁裁决不服，遂向本院起诉成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杨桃主张与民圆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名片、销售快递单等证据，民圆梦公司虽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确认名片由民圆梦公司制作以供销售员使用，杨桃在工作中亦是以民圆梦公司的名义开展工作。其次，杨桃、民圆梦公司均符合法律规定的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第三，杨桃的工作接受民圆梦公司总经理杨利全管理，其工作内容属于民圆梦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第四，杨桃的主张与第三人杨利全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综上，本院确认杨桃与民圆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民圆梦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的工资、入职时间、离职时间进行举证，现民圆梦公司未进行举证，故本院采信杨桃的主张，确认入职时间为2020年1月7日，离职时间是2020年3月4日，工资为3000元/月加提成。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政府依法采取停工停业的措施，用人单位延迟复工，劳动者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提供正常劳动，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杨桃主张年前上班时间是2020年1月7日至1月17日，年后上班是2020年3月1日至3月4日，本院予以采信。因2020年春节假期延长至2020年2月2日。故杨桃上班的天数应计算1月7日至1月17日，2月3日至3月4日，春节法定假日3天，合计45天。现杨桃主张2020年1月7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间工资为4013元，未超出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无故被辞退的经济补偿金。根据民圆梦公司提交的“关于终止《营销合作协议书》的通知”，民圆梦公司因新冠××疫情2020年3月4日单方面中止了与杨利全的营销合作协议。结合原告的主张，双方自此之后均无与对方继续劳动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应视为用人单位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严重困难而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民圆梦公司应向杨桃支付经济补偿金。由于杨桃的工作年限不满六个月，民圆梦公司应向杨桃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即1500元。原告主张电话费补助、交通费补助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东民圆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桃支付2020年1月7日至2020年3月4日工资4013元。二、被告广东民圆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桃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00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东民圆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馥璟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华杰梁敏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