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镕纲，男，198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罗浩，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鹰烈，男，1962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郭镕纲为与被上诉人汪鹰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2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镕纲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汪鹰烈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汪鹰烈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完全错误，从证据来看，恰恰能够证明本案的事实是：郭镕纲自2012年8月16日至2016年8月28日已先后支付给汪鹰烈541300元，而汪鹰烈在一审时明确表明只打给过郭镕纲6笔款共计326000元，双方之间又没有利息的约定，郭镕纲早已全部还清所借汪鹰烈的借款，而且还多付给了汪鹰烈215000元。因此，郭镕纲根本不可能还欠汪鹰烈的借款。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审判决认定“至欠条形成之前，郭镕纲按照月息4000元支付利息…”(见判决书第2页第15至16行)，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在一审中汪鹰烈并未举证证明其将196000元款借给郭镕纲时双方约定了利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汪鹰烈无法证明双方之间有利息约定的，不应当认定有利息约定；其次，郭镕纲归还款是根据当时自己的还款能力来进行还款，虽然有部分月份归还4000元并不能推定是支付利息，根据郭镕纲的还款记录，郭镕纲中间还50000，29000，100000等的记录都是有的。第三，郭镕纲一审代理人代郭镕纲承认有利息存在根本不郭镕纲的真实意思表示，郭镕纲一直在外地工作，中间只跟代理人打过一次电话向其明确表示双方根本没有利息约定，其第一次庭审中就已经明确向法庭表示，双方没有利息、约定，不知该代理人出于什么目的在没有和郭镕纲沟通的情况下就在第二次开庭时承认了双方有利息的约定，其根本没有经过郭镕纲同意和授权，因此，郭镕纲一审代理人的擅自认可不是郭镕纲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当予以认可。2、一审判决认定“另外郭镕纲支付的其余款项，郭镕纲认为是双方其他往来款而非借款，与本案无关……”，明显是一审法院的断章取义，及郭镕纲一审代理人擅自作主的胡乱陈述。首先，郭镕纲一审的代理人在一审开庭时所陈述往来款系其自己胡乱杜撰，根本没有向郭镕纲进行过核实，郭镕纲与汪鹰烈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款；其次，一审法官在开庭时对郭镕纲代理人的询问设有陷阱，其对郭镕纲代理人询问的带有诱导性。其询问“就是你每个月付他的钱除了付息之外，其他的款项都是往来款是不是”而郭镕纲代理人听成了“除了付息及本金之外，其他的款项都是往来款是不是”，郭镕纲一审代理人的意思是归还完借款之后多付给汪鹰烈的部分是往来款。由于一审开庭时没有笔录进行核对，郭镕纲的代理人难免会听错，另外，作为一审法官只询问利息却不询问本金，明明已经多付了，按正常的逻辑应该问郭镕纲的代理人“超出利息的部分是支付本金还是往来款”，其对本案直接需要调查问题却不去询问而是将郭镕纲的代理人往其他方面去诱导。二、郭镕纲与汪鹰烈之间除了本案所涉的民间借贷关系之外，没有其业务往来，所以郭镕纲不可能与汪鹰烈之间发生其他任何往来款项。首先，郭镕纲是自己办企业的，而汪鹰烈是在杭州火车站上班的职工，双方之间在经济上除了本案所涉的借贷关系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经济上的往来，因此，双方之间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往来款项。其次，按照一审判决书的认定，郭镕纲尚欠汪鹰烈20万借款，汪鹰烈在连郭镕纲的借款都没收到，不可能和郭镕纲进行其他往来款的走账。这根本不符正常的商业交易习惯，一般的商业交易习惯都是先付之前的欠款，按照业务发生的先后顺序逐笔的结算下去。三、一审法院根据“在欠条形成之后，郭镕纲仍然按照每月4000元支付款项。”就推定“因此，欠条系借贷双方对债权债务的结算，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明显系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自己单方面片面的推理。郭镕纲自2011年4月15日向汪鹰烈借款196000元后，由于经济紧张就一直像还按揭一样向汪鹰烈还款，资金充裕了就多还一点，由于跨度时间比较长以及外面欠的款比较多，就弄错了，把归还给汪鹰烈款与归还其他的款弄混了，直到2015年2月1日想再次向汪鹰烈借款时还一直认为欠汪鹰烈的款还没有还清，所以在汪鹰烈没有支付新借款的情况下仍然归还上一笔借款，而并非像一审法院认为的那样2015年2月1日出具的欠条是双方对债权债务的结算。根据一审时郭镕纲从银行拉出的银行流水来看，截止到2015年2月1日郭镕纲已经归还给汪鹰烈348300元，别说双方没有利息约定，就是按照汪鹰烈的说法有两分利息约定的也已经全部付清。如果双方当时是在对账后写的该份欠条的话，郭镕纲不可能不拉银行流水来进行对账，怎么可能会对出如此的结果出来，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四，退一步讲，即使最终二审法院也认定该欠条系结算单，那么当时双方也是结算错了的，应当按照郭镕纲一审时所提供的银行流水进行重新结算。根据郭镕纲在一审时所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截止到2015年2月1日时郭镕纲不但已经归还完了汪鹰烈在2011年4月15日借款，而且多付152300元。五，郭镕纲于2015年2月1日向汪鹰烈所出具的欠条就是一笔新的借款，由于汪鹰烈在之后只是陆续支付130000元，所以实际借款金额为130000元并非200000元。而郭镕纲实际却归还了148000元，又进行了超额的归还。综上所述，郭镕纲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并未查清并且认定错误，郭镕纲不但已将所欠汪鹰烈的所有借款全部还清，而且由于自己的计算错误进行了超额的支付，郭镕纲保留对超额支付部分的追回权。因此，为了维护郭镕纲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汪鹰烈一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汪鹰烈答辩称，2015年借20万，是以前2012年20万遗留下来的，一共出具的是四张借据，2012年出借的20万元在2013年到期又出借。到2014年，郭镕纲说让想办法再借一点，然后就是再借了他20万，共40万。到2014年年底，10万、5万还有现金归还的，利息按40万本金就是8000了，后来的20万元还了。郭镕纲还想续借前面的20万，再出具一张欠条。还有13万的借款没有要利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汪鹰烈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郭镕纲偿还借款25万元。2、判令郭镕纲支付利息43375元（按年利率6%自2016年2月1日暂计算至2018年12月7日）。 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4月15日，汪鹰烈向郭镕纲转账出借196000元。2015年2月1日，郭镕纲作为借款人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向汪鹰烈借款人民币合计贰拾万元整，借款日期2015年2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如需续借提前一个月通知”。2015年5月12日汪鹰烈向郭镕纲转账50000元、2015年7月1日汪鹰烈向郭镕纲转账30000元，2016年6月2日汪鹰烈向郭镕纲转账50000元。 2015年3月31日至2016年8月28日，郭镕纲分15笔共计还款148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郭镕纲于2011年4月15日收到汪鹰烈转账借款196000元。至欠条形成之前，郭镕纲按照月息4000元支付利息，该利息标准没有超过法律保护范围；另外郭镕纲支付的其余款项，郭镕纲认为是双方其他往来款而非借款，与本案无关，法院不作认定。在欠条形成之后，郭镕纲仍然按照每月4000元支付款项。因此，本案欠条系借贷双方对债权债务的结算，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截止2015年2月1日，郭镕纲尚欠汪鹰烈20万元，事实清楚。郭镕纲辩称该欠条所涉借款没有履行与事实不符。欠条形成之后，双方互有款项往来，汪鹰烈另有出借13万元，郭镕纲还款148000元。庭审中，汪鹰烈自愿放弃利息主张，故郭镕纲的还款均冲抵本金，尚欠182000元（200000元+130000元-148000元）。综上，法院对汪鹰烈合理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郭镕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汪鹰烈借款本金人民币182000元。二、驳回汪鹰烈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01元，由汪鹰烈负担1761元，郭镕纲负担3940元。 二审期间，郭镕纲提交的证据为：谈话笔录一份，证明郭 镕纲与汪鹰烈之间除了本案的几笔借款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也不存在着往来款。另外，196000元钱借款，其实也是没有利息的。 汪鹰烈质证认为，借给第一笔钱的时候，利息就是每个月 在支付，当初利息写了是两分。双方之间有经济往来的，有时候钱周转不过来，出借一万两万的。 汪鹰烈提交的证据为：银行流水凭证，证明除案涉款项之 外，汪鹰烈另有款项出借给郭镕纲，所以郭镕纲支付给汪鹰烈的款项并非全部归还本案的款项。 郭镕纲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在2011年-2015年期间，汪鹰烈仅在2011年4月15日支付196000元，于2014年5月5日支付25000元，于2014年7月2日支付11000元，此外没有交付其他款项，2014年根据没有收到过200000元。 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认为,一、郭镕纲提交的证据，郭镕纲提交的证据系其代理人为其所作笔录，本质上属于当事人陈述，需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其真实性。二、汪鹰烈提交的证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除本案借款外，双方有其他款项往来，汪鹰烈另有过款项交付给郭镕纲。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现争议焦点为：应还款金额的认定。首先，书面债权凭证是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证据，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书面债权记载内容，否则应对书面凭证的证明力予以认可。本案中，郭镕纲抗辩称未收到欠条对应款项，但截至汪鹰烈提起本案诉讼近四年时间，未见郭镕纲通过报警、就否定欠条效力提起诉讼等方式表明对欠条内容的否定，反而在欠条出具后，郭镕纲仍有相应的、符合按本金20万元，月息2分的规律性还款。同时，其辩称还款超过借款金额达20余万元且缺乏合理解释依据，难以令人信服。故对郭镕纲上述抗辩不予采纳，欠条的证明力应予以认可。郭镕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向他人出具欠条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其次，郭镕纲依法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所作陈述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郭镕纲称其一审代理人胡乱陈述并无证据予以证明，郭镕纲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再次，郭镕纲关于其支付金额的陈述多次矛盾，已有证据表明除本案款项外，汪鹰烈另有款项交付给郭镕纲，且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张银行卡进行款项往来，单张或某几张银行卡、某一时间段的流水明细亦不能穷尽双方所有的款项往来，在汪鹰烈持有有效债权凭证原件的情况下，汪鹰烈有权依据相应债权凭证向债务人进行主张。郭镕纲的还款金额亦显示出规律性的利息支付情况，其关于借款没有利息的抗辩不能成立。由上，结合欠条出具时间和相应款项实际交付时间，可以认定本案欠条是双方于出具之日对于汪鹰烈之前交付的借款，因郭镕纲付息未还本，不断续借而形成的对于债权债务结算确认的有效约定，对于该欠条形成之前的还款不能认定为归还欠条项下借款。结合汪鹰烈本案中自愿放弃利息主张，郭镕纲欠条出具之后的还款均抵扣本金，本案可根据欠条记载的借款金额及汪鹰烈另行出借的13万元认定汪鹰烈的债权金额，在此基础上，一审判决认定的还款金额合理有据，并无不当。综上，郭镕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40元，由郭镕纲负担。 （对应当事人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就诉讼费用申请办理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魁 审判员 张  蕊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张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