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4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尚繁，男，1968年6月1日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定元，广东周大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阳龙，广东周大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黔南华洋石化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绿茵湖办事处邦水村园区发展路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019162740957。 法定代表人：邓振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航，贵州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兆平，男，1938年9月18日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民，贵州义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振荣，男，1973年5月1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都匀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航，贵州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欢欢，女，1976年4月1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都匀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航，贵州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尚繁因与被上诉人贵州黔南华洋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洋公司）、邓兆平、邓振荣、张欢欢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都匀市人民法院（2019）黔2701民初4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邓尚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截止2013年11月18日，华洋公司的股东为邓尚繁持股42%，邓振荣持股58%的事实错误，截止2013年11月18日，华洋公司股权应以1999年12月16日《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八条为准，即上诉人邓尚繁出资113万元持有被上诉人公司95.76%的股权，邓兆平只是邓尚繁的代持人，而邓振荣出资5万元持股4.24%；2、2013年11月18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华洋公司章程修正案》为公司和邓振荣盖章和签名，没有上诉人签名，其记载的内容“邓振荣出资68万元（58%），邓尚繁出资50万元（42%）”，与客观事实不符，没有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出资凭证等材料证明该内容真实性，纯属邓振荣与被上诉人公司捏造串通，侵占上诉人股权，应属无效；3、2013年11月18日，被上诉人邓尚繁、张欢欢分别与上诉人签订的《华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当日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全让款后，该协议才生效，被上诉人邓尚繁、张欢欢未能证明所附条件成就，该协议未生效，自始没有约束力。一审认为该协议签订后至2017年间，二被上诉人陆续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诉人未提出异议并受领，该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华洋公司、邓振荣、张欢欢二审共同辩称：被上诉人邓振荣、张欢欢与上诉人邓尚繁分别签订的《华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受让人支付转让款时生效，但第五条又约定该协议经各方签名或者盖章之日生效，相互矛盾，应解释为自双方签名或者盖章后即生效；另外，协议签订后，二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99.75万元，上诉人也认可收到该款，故该2份股权转让协议已生效，且现股权已变更登记在被上诉人邓振荣、张欢欢名下，被上诉人华洋公司的股东为邓振荣（持股83%）和张欢欢（持股17%），上诉人邓尚繁不再是被上诉人华洋公司的股东。综上，上诉人邓尚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邓兆平二审未作书面答辩。 原审原告邓尚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邓尚繁为华洋公司的股东；2.确认邓兆平出资113万元持有的华洋公司95.76%的股权归邓尚繁所有；3.确认邓振荣出资93万元持有的华洋公司78.81%的股权归邓尚繁所有，张欢欢出资20万元持有的华洋公司16.95%的股权归邓尚繁所有；4.华洋公司协助邓尚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邓振荣出资93万元持有的华洋公司78.81%的股权变更至邓尚繁名下，张欢欢出资20万元持有的华洋公司16.95%的股权变更至邓尚繁名下；5.本案诉讼费由华洋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邓尚繁与第三人邓兆平、邓振荣分别系父子、兄弟关系，第三人邓振荣与第三人张欢欢系夫妻关系；2.1998年8月20日，武警黔南州消防8支队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为华洋公司，邓尚繁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为公司唯一股东；1998年8月24日，华洋公司将公司章程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8万元。由股东邓尚繁出资113万元，邓振荣出资5万元……”3.1999年12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邓兆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原告将其持有的华洋公司全部股份即95.67%全部转让给第三人邓兆平，并修改了公司章程；4.2005年9月23日，华洋公司再次将公司章程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8万元，由股东邓振荣出资94万元，邓尚繁出资24万元……”即第三人邓振荣与原告各自享有与出资对应股权，对此，庭审中被告华洋公司提供第三人邓兆平及其妻汪莲英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公证处公证的《声明书》一份，该声明书载明：“邓兆平于2000年将公司的股份全部转移给邓振荣（当时未签订转让协议书，为口头协议）……”5.根据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18日的《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被告华洋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2013年11月18日时原告邓尚繁及第三人邓振荣分别持有被告华洋公司的股份为42%、58%；6.2013年11月18日，被告华洋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载明：“同意邓尚繁将持有的30万元股权（注册资本的25%）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邓振荣，同意邓尚繁将持有的2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的17%）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欢欢……”；同日，原告邓尚繁分别与第三人邓振荣、张欢欢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第三人邓振荣、张欢欢应当分别于2013年11月18日前以现金方式将转让款支付给原告，并以原告收到全部款项后合同生效；7.2013年11月22日至2017年5月10日期间，第三人邓振荣、张欢欢分6笔共计向原告邓尚繁支付款项99.7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被告华洋公司通过多次修改公司章程，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的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性，截至2013年11月18日，被告华洋公司登记的股东为原告邓尚繁及第三人邓振荣分别持有被告华洋公司的股份为42%、58%，对该登记原告邓尚繁、第三人邓振荣及曾作为持有被告华洋公司95.67%股份的第三人邓兆平当时均未提出异议，继而发生了原告与第三人邓振荣、张欢欢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登记持有的42%股份分别转让给第三人邓振荣、张欢欢，对此原告在诉讼中并未要求对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而认为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即第三人邓振荣、张欢欢未在2013年11月18日前将转让款支付给原告，而从第三人邓振荣、张欢欢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在该两份转让协议签订后至2017年5月期间第三人邓振荣、张欢欢共计从个人账户向原告邓尚繁付款或代付款共计99.75万元，此款原告虽作解释为公司分红或赠与其女、公款等款，但因该款的交易发生在股东与股东及股东与非股东间，并未如公司分红发生于公司与股东之间，且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上述款项如其陈述，故对原告主张上述款项的陈述不予采信；关于合同是否生效问题，因原告在收到第三人邓振荣、张欢欢所付款后，未在合理期限提出异议，并已经实际接受该款，且基于原告与第三人邓振荣、张欢欢间的亲属关系，结合转让协议签订内容如何的实际履行（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3年11月18日，转让款如何可在2013年11月18日前支付）等多方面因素考量，可以认定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当为原告在收取全部款项后该合同发生法律效力，而在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将协议的内容进行变更，从而发生上述之付款过程，故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发生法律效力，对原告提出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主张的其原持有被告华洋公司95.67%股份转让给第三人邓兆平系邓兆平代持股份，邓兆平与第三人邓振荣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主张，因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事实存在，且第三人邓兆平已作合理陈述，故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仍享有被告华洋公司股东资格，其诉请依法应予全部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邓尚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880元，适用简易程序实际收取12440元，由原告邓尚繁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邓尚繁诉请确认其股东资格，依法应当举证证明其向华洋公司出资、认缴出资或者受让、继受股权。华洋公司成立后上诉人邓尚繁已向该公司出资并进行了工商登记，邓尚繁出资113万元（持股95.76%）、邓振荣出资5万元，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没有异议，可以确定此时邓尚繁系华洋公司的股东，并享有95.76%的股权。在此基础上，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此后邓尚繁的股权是否发生变动以及2013年11月18日《华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1999年12月16日邓尚繁与邓兆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了邓兆平，并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此后，华洋公司又多次变更公司章程及股权登记信息，但由于华洋公司管理混乱，公司章程及公司登记信息并不完善，不能形成完整的股权变动信息，就此各方当事人亦未能陈述清楚，2013年11月18日华洋公司股东会决议记载“参加大会有公司全体股东：邓振荣、邓尚繁，列席会议的有邓振荣、邓尚繁、张欢欢……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邓尚繁将持有的华洋公司的3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25%），以30万元的价格依法转让给邓振荣、一致同意邓尚繁将持有的华洋公司的2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17%）以20万元的价格依法转让给张欢欢。转让后，股东邓振荣出资98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3%，股东张欢欢出资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7%。”，邓尚繁和邓振荣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根据该份股东会决议，可认定截至2013年11月18日，华洋公司的股东为邓尚繁（持股42%）、邓振荣（持股58%）。上诉人邓尚繁主张“截至2013年11月18日，华洋公司股权应以1999年12月16日《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八条为准，即上诉人邓尚繁出资113万元持有被上诉人公司95.76%的股权，邓兆平只是邓尚繁的代持人，而邓振荣出资5万元持股4.24%”，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2013年11月18日，邓尚繁分别与邓振荣、张欢欢签订了《华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协议约定邓尚繁将其42%的股权分别转让给邓振荣、张欢欢。该2份股权转让协议（除买受人、股权转让份额及价款不同外，其余内容完全相同）中第二条“转让款支付”方面约定“乙方（受让方）支付甲方（转让方）的股权转让款XX万元在二0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前以现金的方式支付，以转让方收到全款生效。”，而第五条“协议的生效及其他”方面约定为“1.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2.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3.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该公司存档一份，申请变更登记一份”。结合该协议中以上两个条款所处整个股权转让协议的地位、所表达的实质内容等以及协议签订之日该公司已据此申请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应当认定该协议自签字时生效。该协议生效后，双方已按照合同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已经发生了变更，现在邓尚繁已不再是华洋公司的股东，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邓尚繁的诉请并无不当，上诉人邓尚繁主张享有华洋公司股权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邓尚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880元，由上诉人邓尚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家荣 审判员  李颖敏 审判员  袁丽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朱州 书记员龙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