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吉71行终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桂芳，女，195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延吉市。 委托代理人葛彦（董桂芳配偶），男，1954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延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325号。 法定代表人徐国斌，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荣武，该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不正当竞争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何美凝，吉林华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吉林省延吉市长白山西路8229号。 法定代表人王秋菊，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延杰，该局法规处处长。 委托代理人黄跃波，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桂芳因与被上诉人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延吉市市监局）、被上诉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延边州市监局）不履行价格查处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延边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20）吉7105行初3号行政裁定，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0月22日，董桂芳向延边州市监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并提交延吉市人民法院（2018）吉2401执786号执行裁定书和诉讼费结算专用票据，请求确认延吉市市监局未依法履行法定查处职责行政行为违法；责令延吉市市监局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并将案件进展情况书面告知董桂芳。延边州市监局受理复议申请后查明，董桂芳因与中国白头山实业有限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向延吉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判决，延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4日收取案件受理费、申请费7246元。延边州市监局认为，因行政机关无权对司法裁判行为的个案进行查处，故董桂芳无论是否收到《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及后续回复等行为，对董桂芳的申请不构成实质上的影响，决定驳回董桂芳的复议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董桂芳提出本案的诉讼主要是价格主管部门是否具有对法院决定个案诉讼费用负担的查处职责的问题。 首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以后，当事人交纳的诉讼费直接纳入国库和预算管理，诉讼费用实现收支两条线。一方面，法院应当严格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的范围、标准、项目等执行诉讼费用收取制度，但这里的执行诉讼费用收取制度是宏观上而言，并不针对特定的诉讼当事人，属于司法行政行为，价格主管部门可以进行监督管理，但此时价格主管部门对诉讼费用进行管理和监督是国家机关之间的内部监督，不形成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行政争议；另一方面，法院就个案诉讼费用的负担问题，则属于司法裁判行为，不属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价格行政管理的范畴，价格主管部门不具有对司法裁判行为进行监督的职责。其次，价格主管部门查处法院决定个案执行费用负担的行为，不符合司法最终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有权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这是司法最终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体现。司法最终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对诉诸司法途径解决的社会纠纷具有最终解决权，且所有进入司法程序解决的社会纠纷，一经裁判生效就应该具有最终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或撤销。法院决定个案中诉讼费用的负担，是针对特定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经过司法途径后所作裁判结果的一部分，行政机关不应该受理审查已经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事项，否则就涉嫌以行政权侵犯司法最终解决权。 再次，当事人对诉讼费用负担有异议，法律规定了明确的救济途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不得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当事人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申请复核。《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对诉讼费用的决定有异议的，申请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复核，而不能通过向价格主管部门投诉的途径解决。故董桂芳应当按照法定的途径寻求救济。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董桂芳要求延吉市市监局对法院收取诉讼费用行为履行查处职责，明显不属于延吉市市监局的职责范围，董桂芳不具有法定的权利依据，其起诉不符合提起履行职责之诉的条件，裁定驳回董桂芳的起诉。 董桂芳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董桂芳具有对涉案举报事项的请求权，且其请求目的在于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根据最高法行申281号行政裁定中的意见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执行申请人依法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是不用预交执行申请费的，且该费用应由被执行人负担。根据《吉林省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延吉市人民法院收取董桂芳作为执行申请人的执行费7246元的行为应定性为“乱收费”，据此，涉案举报事项属于应依法查处的价格收费违法违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中规定，“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要求行政机关查处，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据此，董桂芳当然有权对延吉市市监局的不履职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2.延吉市市监局对涉案举报事项的查处职责是法定的，对此，人民法院有权予以监督。根据《价格法》第三十三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三条规定，查处“乱收费”价格违法行为是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此外，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延吉市市监局对涉案事项是具有地域管辖权的。3.本案不适用司法最终原则。物价部门在物价行政处理决定案中，不论违法行为人是法院还是其他部门，其行为应定性为履行法定职责，在实施过程中均应保障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救济权。本案中，董桂芳作为举报人就其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向行政机关进行举报，与行政机关的举报处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本案具有可诉性，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六项规定，本案诉争行为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审驳回起诉实质上剥夺了董桂芳的诉权，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存在未审先判，属程序违法。本案中，从原审裁定内容来看并未开庭，无各方当事人对涉案证据的质证意见等，却对涉案事实进行实体性审查并予以认定，即错误认定“明显不属于物价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等，系非法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显然不当，构成《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吉7105行初3号行政裁定；2.支持上诉人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 延吉市市监局辩称，市监局的监管对象是市场经营行为，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执行费是司法行为，不属于市监局的监管范围。一审裁定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延边州市监局辩称，延边州市监局作为价格主管机关，对司法机关在收费上的监督仅可以就宏观方面进行监督，且属于国家机关之间的内部监督。而人民法院个案收费属于司法行为，已超出延边州市监局价格查处监管的范围，且《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中，已明确了物价部门查处的主体为经营者，故董桂芳要求延吉市市监局及延边州市监局对延吉市法院收取董桂芳执行费的行为进行查处属错误理解法律。另依据《吉林省收费罚款没收财务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物价主管部门仅能就经营性、事业性、行政性收费进行管理，不包括司法性的收费行为。本案中，延吉市法院收取董桂芳的执行费属司法行为，完全区别于经营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一条的规定，物价管理部门的管理对象为经营者，董桂芳要求延边州市监局对延吉市法院收取董桂芳执行费的司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理违反法律规定及司法最终原则，董桂芳起诉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董桂芳起诉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董桂芳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查明主要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董桂芳提出的涉案举报事项是否属于延吉市市监局法定职责的问题。虽然上诉人董桂芳向延吉市市监局举报的事项是要求查处延吉市法院“乱收费”问题，但实质上是要求对延吉市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决定执行申请费的负担是否正确进行判断的问题，而对于执行案件的定性并不属于市场监督部门的职责范围，本案也不属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延吉市市监局对上诉人举报事项不具有查处的行政职责。对诉讼费用的决定、计算不服的，应当通过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请求复核的途径获得司法救济。因此，上诉人主张延吉市市监局对延吉市法院未履行价格查处职责构成行政不作为依据不充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董桂芳提出的原审审判程序违法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董桂芳认为原审未开庭质证属于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董桂芳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晓静 审判员  包 娜 审判员  侯德顺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马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