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6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校云纺织厂。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渔庄村。 法定代表人：沈校钧。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文俊，浙江士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星洲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星洲商务楼三楼304室。 法定代表人：朱卫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刚亮、杨欣超，浙江大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校云纺织厂（以下简称校云纺织厂）、绍兴星洲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洲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9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校云纺织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校云纺织厂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将本案移送公安刑事侦查；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星洲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校云纺织厂自认事实的部分认定错误，且遗漏对王永海身份的审查，以时效为由驳回校云纺织厂的诉讼请求，显然不当。1.一审中，星洲公司从庭前会议到开庭，直至上诉中均答辩称已经全部履行付款义务，一审庭前会议时甚至未提时效问题，一审开庭时由于鉴定结果对其不利才提出时效抗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不管诉讼时效是否届满，星洲公司均没有不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且一直自认已经履行付款义务，故星洲公司不得再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一审法院仍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校云纺织厂的诉讼请求，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2.即使要适用时效的规定，上述规则第六条还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之间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付款本身就存在延期的习惯，故虽然校云纺织厂多次催讨，但实际并未确定履行期限，从现有证据也没有任何表明校云厂催讨后星洲公司明确表示不履行，而真正不履行的表示其实是本次起诉之时星洲公司才以已经履行进行抗辩。故履行期限届满期无法确定，债权人随时可以主张该笔债权。3.王永海的身份问题。本案中，星洲公司坚持其所有钱款与王永海结算，校云纺织厂交货也是通过王永海交货，甚至校云纺织厂去星洲公司，星洲公司仍坚持要王永海来结算。星洲公司一审认为王永海是校云纺织厂业务员，这一点显然不成立，校云纺织厂一审称其为中间人。但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王永海对本案交付款项的认定具有关键作用。校云纺织厂认为，王永海实际是星洲公司的代理人，构成表见代理。校云纺织厂对王永海进行催讨时，王永海从未否认该笔债务，甚至一直说在向星洲公司催讨。故一审法院仅仅将时效审查的对象局限在本案双方，却遗漏对王永海的审查，显然欠妥，导致本案事实不清，而认定2014年校云纺织厂的最后一次催讨更是不符合事实的，属于认定错误。本案应当发回重审。二、一审法院否定收据效力，认定货款未支付，应判决星洲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却以时效驳回诉请，显然有失公允。收据是本案定性的关键证据，星洲公司、亿欧公司与校云纺织厂之间确实是通过王永海进行业务开展，但王永海并非校云纺织厂的员工。王永海即使收到款项也会直接交付至校云纺织厂，校云纺织厂再出具收据给王永海或对方公司。校云纺织厂自始未更换过财务专用章，该章经银行备案不存在第二枚，根据鉴定结论也可以看到本案的收据并不真实。在收据不真实的情况下，该付款行为存疑。两公司与王永海远远不止校云纺织厂这边的业务往来，若校云纺织厂的收据不成立，那么星洲公司、亿欧公司的款项不一定针对案涉货款的，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两公司向校云纺织厂履行了付款义务。三、本案收据造假的事实足以认定本案中存在犯罪行为，应当将本案移送公安刑事侦查。经过鉴定可以发现，收据是假的，意味着收据涉及的三方均有犯罪嫌疑，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应当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四、法院若维持原判，即认可付款未成就，但过时效而导致败诉，则校云纺织厂将无法维权。若星洲公司所述为事实，则王永海存在侵占行为，但无法刑事立案侦查。若支持校云纺织厂的诉讼请求，则星洲公司完全可以再起诉王永海，不会影响任何一方权益。 星洲公司上诉请求：1.要求纠正一审判决关于星洲公司仅支付了15万元货款的事实认定瑕疵；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校云纺织厂承担。事实与理由：星洲公司对一审判决结果无异议，应予以维持，但认为一审关于星洲公司仅支付15万元货款的认定属认定事实瑕疵，应予纠正。一、一审法院对鉴定意见书的确认错误。首先，该司法鉴定没有必要。双方之间并无直接往来，校云纺织厂在庭审也是认可王永海出面要货，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既然案涉收款收据是在王永海收取货款后出示给星洲公司，那自然就代表着校云纺织厂交付了相应凭证。以上事实，皆有增值税发票、庭审陈述等佐证，证实案涉收款收据系校云纺织厂出具的，无需司法鉴定。其次，该司法鉴定也不具有证明力。鉴定的检材非校云纺织厂自始使用，且不是公安机关备案章，不具有唯一性和公示力。鉴定结论充其量只能证明印章的不一致，而不能证明收款收据虚假与否。因此，收款收据的真伪、有效无效，应当结合业务方式、收款人员以及收款过程等因素，综合考量，而不是仅仅维系于一份本无需鉴定且依据不足的鉴定结论。收款收据只是货款结算的一种凭证，是对货款结算的反映形式，而不是货款结算的成因，其上的“杭州校云纺织厂财务专用章”与其他印章是否一致，不是反映案涉货款有无交付的决定性因素。二、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校云纺织厂出示的银行承兑汇票也是不当的。首先，如前所述，王永海作为校云纺织厂的代表，在星洲公司交付的与案涉货款一致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背面上签字，意味着校云纺织厂已经收取了案涉货款。即使校云纺织厂否认，王永海在本案中构成表见代理是确定无疑的，在其结算收款时，案涉货款已经结清。其次，该批次银行承兑汇票作为现金等价物，与案涉货款金额一致，且已经由王永海代表校云纺织厂签收，这在他案中校云纺织厂认可的交易惯例可以佐证。但一审没有对此认定或否定，径行认定星洲公司没有结清货款，缺乏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瑕疵。 对校云纺织厂的上诉，星洲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1.星洲公司所陈述的已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是建立在业务人员王永海作为校云纺织厂代表的基础之上。因为王永海为星洲公司送货，提交增值税发票，收取货款，交付收款收据，所以星洲公司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以银行承兑汇票或现金方式支付给王永海，由其签收确认的之时，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2.既然校云纺织厂坚称没有收到部分货款，那么依照校云纺织厂在一审中的陈述，则其要求付款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校云纺织厂在一审中自认于2014年期间随同王永海一道去星洲公司处催讨，又以发送短信形式催讨货款，即已行使了作为卖方的权利，向星洲公司主张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案涉款项的诉讼时效就应当自去星洲公司处催讨以及发送短信之日起算，至其起诉之日最低也有四年半年之久，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3.如果校云纺织厂否认了其所陈述的当面催讨以及短信催讨所代表的权利主张的，那么其权利主张则应回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由星洲公司抵扣之时。因为校云纺织厂和星洲公司之间没有订立过合同，校云纺织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时间一为2011年12月，一为2013年6月，由王永海交给星洲公司抵扣，既是按照税法要求交付单证，又向星洲公司提示了付款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相应的诉讼时效应自增值税发票开具抵扣之日起计算，至校云纺织厂起诉之日起更是超过了六年之久。二、王永海在交易中系校云纺织厂的代表，主导了交易全过程。1.王永海代表校云纺织厂与星洲公司交易。一审庭审中，星洲公司举证证实已向校云纺织厂付清货款，依据在于王永海手签签收了相关承兑汇票，并出具给星洲公司盖有校云纺织厂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由王永海作为校云纺织厂的代表与星洲公司进行，校云纺织厂的货物由其实际运送，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由其交付，星洲公司的货款也由其收取，故其代表了校云纺织厂。而校云纺织厂也认可了其中的15万元货款已收讫，在此期间校云纺织厂和星洲公司之间其实没有直接接触的，如上的事实和证据基本可以相互印证，证实王永海就是校云纺织厂的代表，星洲公司已经完成了付款义务。2.校云纺织厂在一审期间的举证也证实了王永海的身份。校云纺织厂虽然陈述王永海只是中间人，又辩称王永海是星洲公司的表见代理，前后不一，说法本身就有问题。但是校云纺织厂在一审中提交的码单证据恰恰证实了其说法的不可信：如果王永海是星洲公司的表见代理人的话，那么这些码单显然应当写上星洲公司或者王永海，否则就不利于记账和统计，也不利于实际收货方的管理；而事实上该码单的手写部分金额，与案涉交易金额不一致，大于开票金额，更没有星洲公司或者王永海的签字。相反的，如果王永海是校云纺织厂的代表，那么上述问题就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同一批货物发给不同的客户，王永海会与交易对方对账确认各自的货值，无需签字，只需要与校云纺织厂内部核对。3.校云纺织厂不否认发货，不否认增值税发票，也不否认收款，但却选择性的作出只收到部分货款的事实认可，不合常理。如果否定王永海作为校云纺织厂代表的身份和作用，那么校云纺织厂与星洲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就存疑了。这在一审庭审中也提及了，校云纺织厂的码单所对应的货物品名、数量、单价和金额均与增值税发票的明细不一致，所以，校云纺织厂与星洲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主要在于王永海这个角色，否定其身份，就无法查实双方的交易关系。故校云纺织厂和星洲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那么就必然意味着王永海是校云纺织厂的代表。校云纺织厂对此予以否认，实质上是否定本案的基础事实。因此，王永海作为校云纺织厂的代表，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三、1.收取货款，出具收款收据，作为案涉交易过程的环节，由校云纺织厂的代表王永海出面，星洲公司要求王永海签收汇票，出具盖有校云纺织厂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已然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其与校云纺织厂之间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已不应成为校云纺织厂权利主张的对象。有关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问题，那是校云纺织厂和业务人员王永海之间的关系，与星洲公司无关，不论财务专用章是不是伪造的，都不是本案的焦点所在，更不与本案具有同一法律关系，不存在移送的问题。2.校云纺织厂的财务专用章没有在公安机关或工商行政市场监管部门备案，也没有对外公示，一审中仅以2013年后(案涉交易自2011年就开始)制作的在银行留底的财务专用章，来否定案涉收款收据上的财务专用章的效力，缺乏依据。校云纺织厂的财务专用章不是唯一的，是后来制作的，是校云纺织厂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刻制的，但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其父亲，应当存在两个以上的财务专用章，且收款收据上的财务专用章与银行中留底的不一致，只是说明两者不一致而已，根本不能证明前者是伪造的，企业中存在两个以上财务专用章乃至于两个公章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一审法院不认可收款收据的效力不当。3、一审庭审前，校云纺织厂提到其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情，但至今未有刑事立案的迹象，实际上已经表明校云纺织厂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校云纺织厂主张本案应当移交公安机关的理由不能成立。四、校云纺织厂所提及的判决结果的后续问题，星洲公司在一审中所举证的王永海的签收凭证，完全可以作为校云纺织厂向王永海主张的凭据，同样是不会影响校云纺织厂的权益的。 对星洲公司的上诉，校云纺织厂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星洲公司未付清货款的事实认定正确。 校云纺织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星洲公司支付校云纺织厂货款152072元；2.要求星洲公司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全部履行之日止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3.本案诉讼费由星洲公司承担。审理过程中，校云纺织厂变更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星洲公司支付校云纺织厂货款10207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校云纺织厂曾向星洲公司供应涤纶胚布，但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校云纺织厂在2011年12月31向星洲公司开具了三张累计金额为25207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星洲公司也实际收到上述发票并认证抵扣，但星洲公司仅在2012年陆续付款150000元。校云纺织厂自认，其最近一次向星洲公司催讨案涉货款系在2014年的6月份以短信形式向星洲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催讨，之后便未再催讨。 一审法院认为：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的，应当及时向义务人主张有关权利；如果权利人怠于行使其权利致使诉讼时效超过，而又没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情形的，权利人将丧失胜诉权。本案中，校云纺织厂、星洲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属真实，但并不规范；校云纺织厂虽认为星洲公司未及时支付相应货款，但校云纺织厂并未积极、有效的主张其合法权利。庭审中，校云纺织厂自认，其最近一次向星洲公司催讨案涉货款系2014年6月份，之后便未再催讨。因此，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时，校云纺织厂便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即便按照三年的诉讼时效计算，截至校云纺织厂起诉之时，校云纺织厂的诉讼时效亦已超过。现星洲公司就本案的诉讼时效提出有效抗辩，该院予以采纳，校云纺织厂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校云纺织厂的诉讼请求该院难以支持，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杭州校云纺织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0元，减半收取1170元，由杭州校云纺织厂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校云纺织厂向本院提交录音资料一份。经审查，该证据不足以其欲证事实，亦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校云纺织厂曾向星洲公司供应涤纶胚布，但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校云纺织厂在2011年12月31向星洲公司开具了三张累计金额为25207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星洲公司也实际收到上述发票并认证抵扣。校云纺织厂自认，其最近一次向星洲公司催讨案涉货款系在2014年的6月份以短信形式向星洲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催讨，之后便未再催讨。 本院认为，就案涉争议货款，校云纺织厂在本案一审中自认于2014年6月份向星洲公司催讨后便未再进行催讨，故校云纺织厂在本案中对案涉争议货款所提主张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其主张无法得到支持。另，经审查，星洲公司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所提异议成立，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校云纺织厂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星洲公司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依法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调整，但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40元，由杭州校云纺织厂负担。绍兴星洲纺织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章 宗 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