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4民初887号 原告任佳琪，女，汉族，1988年7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任国梁，男，汉族，1958年5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同上，系任佳琪的父亲。 委托代理人朱侃，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思萍，女，汉族，1990年8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临安市。 被告徐全红，男，汉族，1966年7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临安市。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琼，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任佳琪为与被告徐思萍、徐全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8年11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宏独任审判，于2019年7月17日、2019年10月1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佳琪及其委托代理人任国梁、朱侃，被告徐思萍、徐全红的委托代理人刘琼两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徐思萍、徐全红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任佳琪诉称，其与徐思萍相识于2015年。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徐思萍以投资、买房、工程款周转为由，多次向原告借款。据不完全统计，原告通过支付宝转账39.0106万元、无卡存款10.3万元、农业银行卡转账53.9793万元、微信转账×××万元、现金119万元等方式，陆续向徐思萍提供借款。徐思萍在前述多次借款过程中，通过口头承诺借款利率高于银行利率，且归还本息53.6437万元的方式，获取原告信任。但因徐思萍借多还少，至2018年6月，原告不再出借款项，并要求徐思萍归还。2018年6月4日，原告与二被告对全部款项进行结算，达成还款协议，并将许多借条原件归还给徐思萍。还款协议确认，徐思萍自2017年1月10日起向原告借款310.4万元，并承诺于2018年6月9日12点前还清，徐全红为担保人。但临近还款日，徐思萍提出延迟还款。6月12日上午，徐思萍驱车前往原告朋友处，允诺下午带原告前往银行还款。但在原告上了徐思萍的车、饮用了被告递来的已经开瓶的养乐多后，便感觉昏昏欲睡。后原告让朋友送医治疗，经抢救后，下午强打精神前往徐思萍指定的银行让其还款。但徐思萍借口改为次日还款。当晚，原告发现包中的还款协议原件不翼而飞。次日，徐思萍也未按约还款，原告报警。经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出具的鉴定意见记载原告的血液中检测出了艾司唑仑。但由于原告缺乏其他直接证据，公安机关未予立案。由于原告的还款协议原件不知所踪，且大部分借条原件已经还给徐思萍，二被告否认部分借款事实。经双方律师沟通，原告与二被告于2018年9月12日达成和解协议一份，约定，徐思萍确保按以下时限清偿债务：于2018年10月31日前支付40万元；于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10万元；2020年6月30日前付清余款20万元。若徐思萍任何一笔款项未依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原告有权一次性向徐思萍主张债权128万元且徐思萍对此128万的本金债务无异议，且徐全红在此情况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此可能产生的律师费、交通费、住宿费由徐思萍承担。但该和解协议签订后，徐思萍仅于2018年11月7日归还借款本金8万元，于起诉后归还3万元，其余未归还；徐全红也未承担保证责任。故原告诉请判令：一、徐思萍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17万元，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未还本金为基数，依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二、徐思萍支付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万元；三、徐全红对徐思萍前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徐思萍、徐全红辩称，第一，原被告之间是共同投资关系，而非借贷关系，且原被告之间的借款方式均为转账，包括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和微信转账，双方之间没有以现金的方式借款还款。原告陈述通过现金交付119万元借款有悖事实，因为原、被告之间的惯用方式是转账，且在互联网如此发达、大量借款均转账以及原、被告活动区域不在同一地区的情况下，用现金交付119万元借款不符合常理。第二，原告所述的支付宝借款39.0106万元，无卡存款10.3万元，农业银行卡转账53.9793万元，微信×××万元，存在着大量重复计算。经统计，原告重复计算支付宝和农业银行的金额为80693元，重复计算银行转账的金额为8000元。第三，原被告之间的还款协议没有借款事实作为依据。2018年6月4日的还款协议上，借款金额高达310.4万元，但是根据原告起诉状上陈述的借款事实，即便是全部的借款金额计算上，还没有扣除被告已还款的53.643万元，也没有达到310.4万元之高。所以该还款协议内容不真实，没有实际借款发生。2018年9月12日的和解协议上，借款金额变更为128万元，而且在限时还款的情况下只需支付80万。2018年6月到9月，被告没有偿还任何借款，但在此情况下原告却同意将310.4万元的借款降至80万元，即使归还128万元，也与原告所述的310.4万元的借款相差了近200万元之多，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所以2018年9月12日的和解协议内容也是不真实的，没有相应的借款事实发生。第四，即使2018年9月12日的和解协议系双方达成一致，但和解协议上的金额是原告将前期借款的本息经结算后将利息计入本金中，而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利息非常之高，原告在起诉状上承认口头承诺借款利率高于银行利率。双方借款利率达到月利率10%到30%，最高时月利率甚至达到了90%。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二十七条，应当按照实际出借金额来计算认定本金，超过年利率24%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本金。因为和解协议上的金额是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之和，而且利息远远高于年利率24%，所以应当按照实际出借金额重新计算高额利息，不能计算在本金当中。原告基于2018年9月12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作为起诉依据，该协议内容不真实，没有实际借款发生，对协议金额存在异议。 原告任佳琪为支持其诉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支付宝交易记录查询明细2页，拟证明支付宝借款支出共计39.0106万元； 2.银行回单4页，拟证明无卡和转账支出10.3万元； 3.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18页，拟证明原告名下尾号7074的农行账户支出共计53.9793万元； 4.微信交易记录28页，拟证明微信转账支出×××万元； 以上4组证据拟共同证明原告向被告非现金出借本金116.807万元。 5.借条12份，拟证明据不完全统计，借条、现金支出本金共计119万元。 6.还款协议，拟证明2018年6月4日经结算，被告共计拖欠原告本息人民币310.4万元。 7.抢救病历； 8.余杭区公安分局告知函； 9.余杭区公安分局鉴定意见告知书； 以上3组证据拟共同证明在还款协议签订后，原告在让被告还款的过程中，饮用了被告溶入艾司唑仑的养乐多导致原告失去知觉，还款协议原件丢失的事实。 10.和解协议； 11.还款记录； 以上2组证据拟共同证明经协商，双方将借款本金降低至128万元，如二被告能依约还款，则原告再次让步，只归还80万元，现二被告再次违约，仅归还11万元，所以应当归还本金117万元，并支付利息、赔偿律师费损失、承担诉讼费。 12.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付款凭证，拟证明原告产生律师费损失1万元。 13.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原告与徐思萍在生活中接触频繁、关系亲密，徐思萍也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原告信任，因此具备现金交付的合理性；徐思萍多次教唆原告使用各类借款平台为其借款；聊天记录可以反映原告对于出借的款项没有主动提到利息问题以及款项来源与庭审陈述一致，原告提到款项可以向其母亲去借。 被告徐思萍、徐全红质证认为，对证据1支付宝交易记录查询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对借款的金额有异议，与证据3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有部分记录是重合的，对被告通过支付宝还款217167元予以认可。对证据2，对75000元的银行汇款凭证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对8000元的转账凭证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这8000元是原告通过其农业银行转出的，与农业银行2017年10月9日的转账明细重复计算，对2万元的转账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图片既没有收款人的信息，也没有具体的汇款数额，更不能证明是原告汇款，而且被告也没有在2018年1月5日收到原告汇款2万元。对证据3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同证据1、2的质证意见一致，其中80693元已经计入支付宝转账金额、2017年7月9日向被告转账8000元已经在证据2中计算，不能重复计算；对于原告认为被告通过农业银行还款18010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对证据4微信交易记录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张借条是2017年6月12日，借款金额是5万元，但是原告在交付时已经扣掉利息15000元，实际交付35000元，而且该借款是原告通过支付宝交付的，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2017年6月11日的明细可以看到该笔借款实际交付35000元，该借款已经计算到支付宝的金额中，不能重复计算；第二张借条是2017年7月13日，金额是5万元，原告在交付时候已经扣掉利息6000元，实际交付金额是44000元，该借款原告也是通过支付宝交付给被告的，从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2017年7月12日的明细可以看出，因此该笔借款的实际金额是44000元，而且已经记录到支付宝的金额当中，不能重复计算。第三张借条是2017年6月16日，金额是2万元，原告在交付时已经扣掉了利息2000元，实际交付的金额是18000元，该借款原告也是通过支付宝交付给被告的，从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2017年6月16日的明细可以看出，所以该笔借款实际金额是18000元，也已经计入到支付宝的借款金额中，不能重复计算。对这三张借条以外的剩余借条，因为原告没有出具原件，也没有提供任何交付借款的证据，所以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6还款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在借款交易过程中，原告没有实际交付310.4万元的借款。对证据7、8、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的身体状况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原告所谓的饮用被告溶入了艾司唑仑的养乐多导致其丧失知觉、原件丢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且公安机关也没有立案调查。对证据10和解协议的三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还款协议的内容没有事实的借款基础，被告尚欠原告的借款金额没有达到128万，该128万的金额是将高额的利息计算到本金当中。对证据11、12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3因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且对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没有提供原件，无法核实确认聊天双方身份信息，且聊天记录存在截取的情况，无法反映事实。 本院认为，因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4、6、10、11、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2中金额为75000元和8000元的凭证因被告对收到该款项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20000元的转账照片因无法核实转账金额、转账方及对手方信息等，不予认可。对证据5，因2017年6月12日、2017年6月16日、2017年7月13日的借条与原件核对一致，剩余9张借条虽系复印件，但背面均有“原件取回徐思萍”字样，被告认可借条真实存在，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7、8、9，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证。对证据13，无原始载体核对，本院不予确认。 被告徐思萍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兴业银行账户明细、农业银行账户明细、农村信用社账户明细、微信还款记录、支付宝还款记录、银行汇款凭证，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被告向原告的信用卡还款198236元和转账还款3万元，合计228236元，该228236元不包括原告自认的被告还款金额。 原告任佳琪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对2万元和1万元的汇款凭证予以确认，对其余还款不认可。首先交易并不能证明款项性质是还款。其次，这些信用卡实际系被告拿着原告的信用卡自用自还，不属于归还案涉借款。第三上述款项均发生在和解协议形成之前，即使构成还款，也应当根据和解协议最终结算为准。 被告徐全红质证意见同被告徐思萍。 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 被告徐全红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根据证据的认定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下列事实： 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原告任佳琪与被告徐思萍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具体为：原告通过支付宝向徐思萍转账390106元（其中221500元备注“借款”），通过银行卡现金存款（无卡）向徐思萍账户存入75000元，通过农业银行向徐思萍转账459100元（扣除通过支付宝转账但款项实际从农业银行账户转出且已计入通过支付宝转账金额的80693元），通过微信向徐思萍转账135171元；被告徐思萍通过支付宝向原告转账217167元（其中7200元备注“3月21日到4月21日利息”），向原告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80100元，向原告微信账户转账141394.2元，向原告广发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信用卡还款198236元。 被告徐思萍于2017年6月12日、6月16日、7月13日出具借条，明确向原告借款50000元、20000元、50000元。另被告徐思萍分别于2017年1月10日、1月21日、8月16日、9月21日、12月8日、12月15日、12月20日和2018年1月5日、1月21日出具借条、收据，明确向原告借款300000元、50000元、50000元、20000元、290000元、130000元、30000元、50000元、150000元，该9张借条原件被告徐思萍已取回。 2018年9月12日，原告父亲任国梁代原告与徐思萍、徐全红签订和解协议，载明，任佳琪（甲方）、徐思萍（乙方）此前存在借贷关系，后因多种原因导致借贷金额及利息出现分歧，现为保护双方权益，经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如下和解协议：一、乙方确保按以下时限清偿债务：于2018年10月31日前支付40万元；于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10万元；2020年6月30日前付清余款20万元。二、甲方以下列账户作为收款账户……三、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签订日前乙方出具给甲方的所有借据均不再有效，乙方父亲不再承担担保保证责任。四、若乙方任何一笔款项未依第一条约定时间足额支付的情况出现，甲方有权一次性向乙方主张债权128万元且乙方对此128万的本金债务无异议，且乙方父亲在此情况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此可能产生的律师费、交通费、住宿费由乙方承担。该和解协议由双方及各自委托的律师参与协商，由徐思萍、徐全红委托的律师起草，并双方在被告委托的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签订。 2018年11月7日、2018年12月29日、2019年2月2日，被告徐全红分别向原告指定账户还款80000元、20000元和10000元，合计还款110000元。 另查明，原告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0000元。 本院认为，借条系有效的债权凭证。徐思萍向任佳琪出具多份借条、收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有相关支付款项凭证为证，故原、被告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对被告关于双方系共同投资关系而非借贷关系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的欠款金额。本院认为，双方于2018年9月12日签订和解协议，应据此确定被告欠款金额。首先，案涉和解协议系对双方之间资金往来的结算。根据查明的事实，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任佳琪通过支付宝、无卡存款、银行转账、微信等方式向徐思萍交付款项1059377元；徐思萍通过支付宝、银行转账、微信、信用卡还款等方式向任佳琪交付款项736897.2元。原告称其中198236元信用卡还款系被告拿着原告的信用卡自用自还，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另任佳琪持有徐思萍出具的借条原件3份合计金额120000元和徐思萍出具的借条复印件（背面有“原件取回徐思萍”字样）9份合计金额1070000元。以上借款、还款均发生在和解协议签订之前，应视为已在和解协议中结算。其次，关于案涉12份借条，原告称该12份借条共计1190000元均系现金交付且已对部分借条进行归总，被告辩称该12份借条款项均非现金交付而系通过前述支付宝、无卡存款、银行转账、微信等方式交付，并已归还部分款项。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存在徐思萍出具借条当日，原告通过支付宝、银行转账或微信方式交付款项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借条涉及款项另通过现金交付不符合常理，但扣减后，其余借条涉及金额加上原告通过支付宝、无卡存款、银行转账、微信等方式向徐思萍交付的1059377元，减去徐思萍通过支付宝、银行转账、微信、信用卡还款等方式交付的736897.2元，综合考虑徐思萍支付宝转账备注“3月21日到4月21日利息”可以推定双方借款实际存在利息，该736897.2元包含利息等情况，尚不能否定案涉和解协议确定的欠款128万的事实基础，本院对被告该节辩称不予采纳。第三，和解协议的协商、签署均有双方各自委托的律师在场，并由被告委托的律师草拟，双方对协议内容应已尽到必要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对被告关于和解协议内容不真实、128万元包括本金和利息且利息远高于年利率24%的辩称，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和解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对双方产生约束力。徐思萍、徐全红应按约履行义务。扣除协议签订后归还的110000元，徐思萍尚应归还原告1170000元，并承担律师费损失10000元。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且和解协议约定第一笔款项于2018年10月31日前支付，原告主张徐思萍支付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年利率6%为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和解协议约定“任佳琪有权一次性向徐思萍主张债权128万元且徐思萍对此128万的本金债务无异议，且徐思萍父亲在此情况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认定双方对保证范围作出限定，即徐全红仅对徐思萍负有的偿还借款本金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思萍向原告任佳琪归还款项人民币117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徐思萍以上述第一项未付款项为基数向原告任佳琪支付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被告徐思萍向原告任佳琪支付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四、被告徐全红对被告徐思萍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原告任佳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710元，由被告徐思萍负担，被告徐全红在人民币7665元范围内共同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徐思萍、徐全红负担。原告任佳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徐思萍、徐全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宏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郭卓君 代书记员 姜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