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502民初662号 原告：张家升，男，汉族，1955年3月4日生，住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代理人：崔风祥，男。 被告：王晓丽，女，汉族，1989年12月17日生，住通化市东昌区。 原告张家升与被告王晓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家升及其委托代理人崔风祥、被告王晓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家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欠款64,000.00元，同时判令被告从2020年3月16日起至还款完毕时止，按24%的利率给付利息。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王晓丽原系原告儿媳，王晓丽与原告之子张曦文离婚后又同居期间，王晓丽个人于2019年8月23日、8月31日两次向原告借款共计64,000.00元。双方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原告多次打电话催要欠款未果，被告又恶意并将原告电话拉黑，迫于无奈诉至法院，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王晓丽辩称，其没有向原告借钱，是原告儿子（张曦文）和我处对象期间，他儿子说自己的卡丢了，用我的卡跟他父亲借的钱。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本案原、被告均称被告王晓丽与原告之子张曦文原系夫妻关系，后双方离婚，离婚后被告去浙江创业。2019年前后，张曦文投奔王晓丽一同生活，并为被告王晓丽工作。共同生活期间，张曦文向原告称，因王晓丽生意资金周转需要，需要向王晓丽银行卡内转钱，并将王晓丽的银行卡拍照后发给原告。原告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8月31日分别向被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的银行卡内转款49,000.00元、15,000.00元，总计64,000.00元。2020年前后，被告与张曦文分手，被告分别于2019年11月3日、2019年12月21日、2019年12月24日分别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向张曦文转款15,000.00元、10,000.00元、50,000.00元，总计75,000.00元，被告称该款包括与张曦文之间的11,000.00元分手费和原告打入被告账户内的64,000.00元。被告与张曦文共同生活期间，2019年8月以后至2020年1月，被告通过支付宝向张曦文转过多笔大额资金。2020年1月1日，张曦文向被告出具保证书，载明：“关于经济纠纷，2020年1月1日，双方关于2019年全年所得财产以处理完毕。”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提交的转款短信截图、原告提交的转款凭证、被告提交的微信转款截图（原告无异议部分）、被告提交的支付宝转款截图（原告无异议部分）、当事人陈述、张曦文庭审电话陈述、张曦文保证书（被告提交）。 对于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本院认为并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故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通过原告的银行转款凭证可以证明原告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8月31日分别向被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的银行卡内转款49,000.00元、15,000.00元，总计64,0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民间常见的借贷行为，借款人一般都会向出借人出具借款或欠款凭据，但考虑到借款双方身份的特殊性，当事人缺乏法律意识，或其他特殊因素，在当事人缺乏借款凭据的情况下，出借人对于借款关系的证明存在一定困难。因而本条司法解释规定的目的是可以认为出借人在提出金融机构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出借人对双方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应当进一步结合被告的答辩情况，对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进行分析认定。该条司法解释的思路为在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的情况下，被告应当对自己的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应当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从而实际上加强了对实际出借人的司法保护。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原告转账的行为、对象和金额均无异议。应当认定原告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初步举证责任。被告主张该64,000.00元系原告出借给张曦文，张曦文没有银行卡，被告仅向张曦文提供银行卡予以帮助，且被告已将64,000.00元转给张曦文。故被告应当对自身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被告主张其已经将原告转账的64,000.00元支付给张曦文，该款是原告借给张曦文的，并提交了微信和支付宝转账记录，该记录可以证明被告确系向张曦文转账75,000.00元。但被告提交的支付宝转账记录上，从2019年8月至2020年1月期间被告向张曦文另有多笔超过万元的大额转账，资金高达数十万元。又因被告庭审中陈述，张曦文告诉过被告其父亲的钱已经汇入被告的银行卡，被告已经将银行卡的密码告诉过张曦文，银行卡一直放在家中。被告另陈述，原告给被告转的钱，张曦文自己拿被告的手机已经转账了，被告告诉过张曦文自己的手机支付密码。被告还陈述，张曦文重复向被告要了钱，是张曦文威胁被告，被告才在2019年11月之后又向张曦文转款75,000.00元，其中11,000.00元是分手费，64,000.00元是还原告的钱。故被告对原告转款的64,000.00元是何时转给张曦文的有多种说法，且被告对与张曦文之间的其他多笔大额转账未做合理说明，对2019年11月之后转账的75,000.00元为何超出原告主张的64,000.00元以及为何通过微信、支付宝两种渠道在原告已经转款几个月后分三次转款给张曦文亦未做合理说明。被告亦没有证明张曦文在知道被告银行卡密码的情况下已经取出64,000.00元。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转账记录中哪笔是支付的原告转款的64,000.00元无法确认。且庭审中被告亦无法证明张曦文与原告之间存在64,00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向张曦文出借银行卡的事实。因本案庭审时与张曦文电话通话中，张曦文亦否认被告向其转款是偿还原告提供的64,000.00元，实际为张曦文在给被告工作期间被告支付的报酬，且并未收到原告的转款。有关张曦文出具的承诺书中载明的“2019年全年所得财产以处理完毕”中的全年所得财产的范围本院亦无法确认。所以，在无法确认被告给张曦文的转款性质以及原告与张曦文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本院对被告抗辩的已经将原告转账的64,000.00元支付给张曦文，张曦文与原告之间存在64,000.00元的借贷关系的主张无法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基于原告的转款事实及本案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可以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借贷关系，被告应承担还款责任。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偿还64,000.00元借款及零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但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款并未约定借款期限内利息，也没有约定逾期利息，亦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故原告可以随时催告被告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并支付催告还款后的利息。故本院对原告关于利息的请求，按照借款本金64,000.00元以年利率6%计算，自立案之日即2020年4月7日保护至欠款还清时止。至于被告主张已经将原告转款的64,000.00元转给张曦文，如被告认为张曦文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占有该款，可以另行起诉维护自身权益。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晓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原告张家升欠款本金64,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欠款本金64,000.00元以年利率6%计算，自立案之日即2020年4月7日起保护至欠款还清时止）。 二、驳回原告张家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00.00元（系减半收取），由被告王晓丽负担。 被告到期不履行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原告向本院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菁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刘浩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