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13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市正大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盖氏物流园C区6号。 法定代表人：武守普，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书锋，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达，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乐勇，男，1979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原聊城市正大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教练员，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杰，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新，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聊城市正大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正大驾校）因与被上诉人张乐勇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5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正大驾校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9)鲁1502民初57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张乐勇的该项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张乐勇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正大驾校支付张乐勇经济补偿金超出了张乐勇的诉讼请求。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张乐勇当庭变更了其主张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在庭审过程中多次陈述正大驾校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计算标准也按照经济补偿金的二倍，可以明显看出张乐勇在一审中主张的实际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审判决也认定了张乐勇“要求支付经济赔偿金，法院不予支持”。张乐勇的诉讼请求系正大驾校支付赔偿金，一审法院认定不予支持，应当驳回该项诉讼请求。赔偿金与经济补偿金系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并非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一审法院判决正大驾校支付经济补偿金明显超出了张乐勇的诉讼请求。聊城市人社局、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市中级法院2019年联合印发了《关于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裁审衔接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第二十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为由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经审理认为理由不成立，但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符合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应当释明赔偿金和经济补偿的区别，并确定劳动者是否变更请求或另案处理。经释明后，劳动者仍坚持只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不能直接裁判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从该规定也可以看出，在张乐勇主张赔偿金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不能直接判决正大驾校支付经济补偿金。（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劳动合同解除时间、解除方式均是错误的。首先，2018年5月4日为正大驾校最后一次向张乐勇支付工资的时间，双方均认可支付的系拖欠的2018年1月份工资。支付拖欠工资并不代表劳动合同未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时间应根据双方作出的意思表示认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合同于2018年5月4日解除明显不当。其次，一审法院认定“因双方均无证据证明张乐勇离职的原因，可视为由正大驾校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明显是错误的。虽然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出于保护劳动者的考虑，用人单位承担了大部分的举证责任，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劳动合同解除的方式，系请求权的基础，张乐勇作为行使请求权的一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正大驾校在一审中仅仅单方陈述，未提交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劳动合同以何种方式解除，在双方作出完全不同陈述的情形下，应由张乐勇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同时，张乐勇主张的解除合同方式为正大驾校违法解除，即使一审法院认可张乐勇的主张，也应当认定正大驾校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劳动合同解除方式明显错误。（三）张乐勇的诉讼请求超过了仲裁时效。本案劳动合同的解除时间为2018年4月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的规定，张乐勇在2019年4月10日申请劳动仲裁，其请求已经超过法定仲裁时效，其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依法判如所求。 张乐勇辩称，（一）一审判决正大驾校向张乐勇支付经济补偿金并未超出诉讼请求。张乐勇在一审诉讼中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一直指的是经济补偿金，从未提出过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正大驾校依据张乐勇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的“正大驾校违法解除合同、计算标准也按经济补偿金的两倍”的内容，来推定张乐勇主张的是经济赔偿金与事实不符。（二）导致劳动合同解除的原因是正大驾校在张乐勇请假期满后，不让张乐勇立即回去上班所致，不存在张乐勇主离职的情况。并且正大驾校存在长期拖欠社会保险费和工资的情况，最终导致双方劳动关系无法维系。（三）张乐勇的仲裁请求并未超过法定仲裁时限。正大驾校称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4月8日，但彼时其并没有与张乐勇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和为张乐勇办理离职手续，也没有结清工资，更没有交接完毕。事实上，自正大驾校在2018年3月底提出不让张乐勇立即回去上班后，张乐勇表示不同意，一直在与正大驾校协商，正大驾校也没有明确表示与张乐勇解除劳动合同。至2018年5月4日，正大驾校还在为张乐勇发放工资，2019年3月，正大驾校才把养老保险手册等物品还给张乐勇。所以，张乐勇的仲裁请求并未超过法定仲裁时限。综上所述，正大驾校的请求不能成立，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乐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正大驾校向张乐勇支付2018年2月份的工资3200元；2.判令正大驾校向张乐勇支付经济补偿金47300元，审理过程中张乐勇将该项诉讼请求变更为88000元；3.判令正大驾校向张乐勇支付失业后六个半月工资,审理过程中张乐勇放弃了该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张乐勇自2007年6月起开始在正大驾校处担任教练员工作。2018年3月1日，张乐勇以“回家盖房”为由经正大驾校准许请了一个月的事假（2018年3月1日至31日）。2018年3月期间，张乐勇去聊城大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工作。张乐勇称2018年3月底正大驾校法定代表人向其提出不让其到正大驾校处上班，张乐勇又于2018年4月、5月间又去聊城大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工作了一个多月时间。2018年3月1日开始，张乐勇未再去正大驾校处工作，正大驾校于2018年4月10日对张乐勇终止考勤。张乐勇主张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于2019年3月正式解除，正大驾校主张双方劳动合同关系自2018年4月9日对张乐勇终止考勤时解除。 张乐勇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正大驾校最后14个月向张乐勇发放工资情况为：2017年1月24日3211元、2017年3月2日2275元、2017年3月31日4858.97元、2017年5月9日5233.10元、2017年6月9日2946元、2017年7月6日2857元、2017年8月17日4499.10元、2017年9月26日4896.80元、2017年11月8日4038.35元、2017年12月20日4198.40元、2018年1月31日4145.05元、2018年3月15日4050.96元、2018年3月28日4049.99元、2018年5月4日4022.65元。正大驾校称，因张乐勇违反正大驾校员工手册中的相关规定扣发其工资2700元。 张乐勇于2019年4月10日向聊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正大驾校支付经济补偿金47300元、失业后六个半月工资、扣发的2018年2月份工资3200元。2019年5月24日，聊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张乐勇的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聊劳人仲案字[2019]第71号裁决：驳回张乐勇的申请请求。张乐勇不服该裁决，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张乐勇自2007年6月到正大驾校处工作，双方自此开始建立劳动关系。张乐勇经正大驾校准许于2018年3月1日至31日请事假，期间张乐勇又到聊城大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工作，张乐勇自2018年3月1日开始未再为正大驾校提供劳动。张乐勇与正大驾校均认为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只是对解除时间和原因存在分歧。张乐勇主张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于2019年3月解除，并认为双方在2018年5月4日正大驾校向张乐勇发放最后一次工资时尚未解除，解除原因系正大驾校法定代表人不让其上班，正大驾校主张张乐勇自2018年4月份明确表示不再回正大驾校处工作，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于2018年4月9日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但双方对各自主张均未提交相关证据。对此，法院认为，虽然张乐勇在2018年3月请假后为聊城大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工作，但并不必然导致张乐勇与正大驾校之间劳动合同关系解除，同时，双方均未提交劳动合同关系解除时间的充分证据，且2018年3月开始张乐勇未再为正大驾校提供劳动，法院依法确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5月4日解除，张乐勇于2019年4月10日申请仲裁，并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因正大驾校无证据证明张乐勇存在违反员工手册中的相关规定的情形，故其扣发张乐勇工资无事实依据，因张乐勇未举证证明其2018年2月份应发工资数额，法院依法确定由正大驾校向张乐勇支付欠发工资2700元。因双方均无证据证明张乐勇离职的原因，可视为由正大驾校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正大驾校应向张乐勇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张乐勇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969.78元/月[（5233.10元+2946元+2857元+4499.10元+4896.80元+4038.35元+4198.40元+4145.05元+4050.96元+4049.99元+4022.65元+2700元）÷12个月]，根据张乐勇在正大驾校处工作11年的事实，正大驾校应付张乐勇经济补偿金43667.58元（3969.78元/月×11个月）。张乐勇主张正大驾校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但未举出相关证据，法院不予认定，其要求支付经济赔偿金，法院不予支持。张乐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聊城市正大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乐勇支付工资2700元；二、聊城市正大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乐勇支付经济补偿金43667.58元；三、驳回张乐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聊城市正大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正大驾校提交证据两组。证据一正大驾校于2018年6月26日向聊城市人社局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说明一份，拟证明2018年4月份正大驾校已与张乐勇就劳动合同解除协商一致，但张乐勇迟迟未到正大驾校处办理离职手续，因此正大驾校向市人社局出具说明，由正大驾校法定代表人武守普代张乐勇签字，代为办理了社会保险的停缴手续；证据二为仲裁申请书一份，拟证明张乐勇在仲裁阶段的仲裁请求为经济补偿，事实和理由部分张乐勇明确表示3月31日假期结束，正大驾校法定代表人武守普电话答复说不用来了，且多次使用辞退字样，也认可了正大驾校多次通知其办理辞退手续的事实。张乐勇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显示不出是调取自聊城市人社局，上面的内容是正大驾校的单方意思表示，内容也与事实不完全相符，该份证明中提到“三同志因个人原因已在我公司离职三个月以上”，这些内容以及其他内容都是正大驾校单方说辞，不能作为证据来支持其诉讼主张；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支持正大驾校的证明目的，张乐勇在假期结束后，给正大驾校法定代表人打电话，要求上班，正大驾校的法定代表人答复说“不用来了”，并不能证明是张乐勇主动离职，正大驾校主张的其他证明目的在该证据中也无法得到印证和体现，正大驾校虽然在2018年4月份之后曾通知张乐勇去办理辞退的手续，但是张乐勇并不同意，双方一直在协商过程中，因此也就一直没有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在2018年5月4日，正大驾校还在为张乐勇发放工资，如果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正大驾校应当一次性结清全部工资，正大驾校于2018年5月4日为张乐勇发放2018年1月份工资的行为，表明此时双方的劳动关系仍未解除。 本院认为：张乐勇的一审起诉状诉求中明确记载是“经济补偿金”，一审判决经济补偿金，未超出其诉讼请求。 正大驾校主张双方已通过电话于2018年4月份以张乐勇自动离职的方式解除了劳动关系，并通知张乐勇到公司办理解除手续，但张乐勇迟迟未来公司办理；张乐勇主张正大驾校2018年3月不让其上班后一直在与正大驾校协商，正大驾校未表示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应自2019年3月其收到正大驾校归还养老保险手册时解除。本院认为，正大驾校未按劳动合同的约定及时支付张乐勇工资，违约在先；张乐勇未经正大驾校许可到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驾校工作，亦侵害了正大驾校的权益；正大驾校欲解除与张乐勇的劳动合同但未履行法定程序，未及时支付拖欠的工资、办理相关手续，据此一审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认定双方劳动合同系协商解除，解除时间为正大驾校最后支付张乐勇工资时的2018年5月，进而认定张乐勇的诉讼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判决正大驾校支付经济补偿金及拖欠工资，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正大驾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聊城市正大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召勇 审判员  石 鑫 审判员  孙久强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刘豪 书记员姚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