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3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营业场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57号财富汇商务楼4-7层。 负责人：王建平，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卫，河北融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成，河北融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保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龙，河北海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飞。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田云青。 上诉人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健康险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田保雷、高飞、田云青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2018）冀0181民初2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健康险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2018）冀0181民初2809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田保雷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合同主体认定错误，田保雷与上诉人之间既不存在书面合同，也不存在转账记录，一审判决上诉人向田保雷返还款项没有合同依据，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首先，是田云青分别于2015年1月13日、2015年1月29日订立了三份保险合同，而非田保雷。根据该保险合同，上诉人收取了田云青缴纳的保费，并向田云青开具了发票，且完成了电话回访程序。其次，田保雷与上诉人之间并未发生转账记录，一审法院认定田保雷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对田保雷与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田保雷或田云青与高飞之间产生的法律责任，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1.上诉人与田云青之间从保险合同签订、发票开具，到电话回访，均符合上诉人办理保险合同的业务流程，是真实的保单，上诉人也依法向高飞发放了佣金。一审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与田云青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保险合同关系。2.田保雷申请证人边某出庭作证时，该证人也提到上诉人未授权过业务员办理超出保险业务范围之外的存款业务，所谓的存款业务，都是从高飞个人处听说。而高飞超出上诉人合法授权范围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该行为的后果应当由高飞个人承担，与上诉人无关。3.田云青在投保成功后，上诉人按照保险流程对田云青进行电话回访，可以证实上诉人自始是善意的，且主观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保险合同，而不是借贷。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与田云青之间成立保险合同，且已经生效。而本案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授权高飞从事借贷行为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与田保雷之间系借贷行为，没有证据支撑，从而适用无效合同的法律规定是错误的。2.《保险法》第128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该条文明确保险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认定为保险业务。一审判决高飞从事借贷业务的行为由上诉人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现上诉人仅需向田云青返还现金价值31900元，其他款项不应当由上诉人返还，故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对高飞个人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 田保雷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该项存款业务是上诉人在辛集开展，地址设在辛集人保公司三楼，业务是由上诉人业务员高飞（上诉人在辛集公司负责人）以我女儿名义存款。办理存款我从未和我女儿提及过，一审中我提供了我的银行卡向我女儿卡转入数额转款时间，以及从我女儿卡中划走的数额，足以印证事实，办理保险只是形式，真正目的是办理存款业务，我女儿根本不知情，连保险合同上的签字都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签的，而且上诉人的业务人员对我说有电话回访就让我女儿配合一下。虽然签订的是保险合同，但双方的真实意思并不是保险，双方所签保险合同应属无效，上诉人应返还我的存款。二、一审中证人边某证明其是上诉人的员工，受高飞领导，我办理业务是对上诉人公司，我的款项也是转到上诉人公司的账户，上诉人不能只管收钱，责任却由工作人员承担。证人李某在一审时出庭作证，证明办理存款业务是不争的事实。 高飞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 田云青书面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没有在上诉人处办理过保险业务，保险合同上也不是我的签字，我没有给上诉人转过款，我的银行卡一直在我父亲处，由我父亲使用，本案中所说的业务都是我父亲办理的，具体如何办理，如何转款的我均不知情，我父亲只是跟我说如果有保险公司打电话，让我配合一下，他们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其他情况我都不清楚。 田保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存款148480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合同的签订主体问题。原告田保雷主张，被告健康险分公司在辛集市的办公地点，在辛集市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辛集支公司（以下简称财险支公司）的三楼，辛集市的负责人是高飞。我是财险支公司的员工。被告健康险分公司和财险支公司每年下发任务，要求财险支公司给被告健康险分公司拉存款，健康险分公司出具的手续是保险单，到期付息。几年的存款业务，都很守信用。关于这笔存款，我咨询了被告健康险公司的员工边某存款的内容和利息，存款为一年。我按照边某的要求把我的存款折和身份证交到了在我们公司三楼办公的被告健康险分公司。几天后高飞和边某把我叫到三楼，说由于我的年龄大了，得用别的名字。当时我说用我闺女的名字，他们说行。我就把女儿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复印了以后，于2015年1月16日从我的银行卡上转出15万元到我女儿的银行卡上，按照被告健康险分公司的要求从我的账户上划到我女儿的账户上办理了该项业务。这笔存款我都没有跟女儿说，我女儿也不知道，所办理的手续上根本没有我女儿的签字，在此期间我女儿就没有到公司去。至少三个月以后，被告健康险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把三份保单给了我。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保单3份、保险条款1份、交费票据3份。2.田保雷的银行转账记录、田云青的转账记录。3.证人边某的出庭证言。 被告健康险分公司主张，保险合同的主体是田云青和健康险分公司。被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保险合同3份。2.健康险分公司客服人员对田云青的电话回访录音。 经一审法院组织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可以证明签订主体与原告无关。证据2，对真实性无异议，但田保雷的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证据3，该证人明确其作为健康险分公司业务员没有办理过存款业务。公司更没有授意他办理任何存款业务。其所说的存款业务是从高飞个人处听说，并介绍给原告的。最终保险公司与田保雷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合同关系。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保险合同只是形式。对证据2，电话回访完全是诱导性的发问。在原告办理存款业务时，业务人员交代，如果有电话回访你主要回答是就可以了，问什么就说什么，配合保险公司这一项工作。 原被告对对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予以采信。 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证人证言与原告及第三人的陈述能相互印证，结合合同的签订及送达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田保雷及健康险分公司为合同的签订主体。2015年1月13日田保雷以田云青的名义与健康险分公司签订一份保险合同，2015年1月22日通过田云青的银行账户向健康险分公司打款51200元。2015年1月29日田保雷以田云青的名义与健康险分公司订立两份保险合同，2015年1月30日通过田云青的银行账户分别向健康险分公司打款48640元。 关于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问题。原告主张，保险合同只是形式，双方实际为借贷关系。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关于协助做好2017年健康险业务退保以及留存工作的通知》1份，用以证明被告健康险分公司一直有存款业务，名为投保实为存款。2.原告的工商银行明细，用以证明原告在人保健康石家庄分公司办理名为投保实为存款业务情况。3.证人边某的出庭证言，用以证明原告签订保险合同的情况。4.证人李某的出庭证言，用以证明李某也在被告健康险分公司办理过同样的业务。 被告主张，双方签订的是保险合同，为保险合同关系。被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保险合同3份；2.健康险分公司与被告高飞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1份，用以证明高飞与健康险分公司之间只是保险代理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3.辛集市人民法院（2017）冀0181民初2192号民事判决，证明被告高飞单方承诺给投保人除了现金价值以外的现金差额，这些保费差额与保险公司没有关系。 经一审法院组织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该通知并不是被告健康险分公司所发，内容也没有显示健康险分公司承办存款业务。证据2，原告与人保健康石家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与本案无关。证据3，根据证人陈述，签署的是保险合同，险种是美满今生。证据4，被告公司与证人在协商退保时，公司退还的是保险金额，差额与被告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只是形式。证据2，保险代理合同是被告与高飞之间订立的合同，没有公示，原告不知情。高飞办理业务，是以被告名义，代表健康险分公司，健康险分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证据3，该份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外，该份判决书判决原告不但取得了现金价值，还取得了差额部分，证明双方为存款合同关系。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因通知系复印件，且上面未加盖公章，内容也未提及健康险分公司，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证据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证据3、证据4，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的证据3，因与本案案情不同，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根据采信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田保雷与被告健康险分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借贷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原告田保雷与被告健康险分公司虽然签订了保险合同，但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进行借贷，故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批准的业务范围内从事保险经营活动。”被告健康险分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借贷行为，超出了被告健康险分公司的业务范围，为无效民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健康险分公司返还存款14848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要求的利息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与被告健康险分公司发生业务关系时，高飞系被告健康险分公司的业务人员，其行为系职务行为，行为的后果应由健康险分公司承担。原告要求被告高飞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田保雷存款148480元。二、驳回原告田保雷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7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田保雷提交证据如下：2016年交叉销售竞赛方案一份、交叉销售业务手续费代扣代缴税金存在问题的通报一份、交叉销售明细一份及网上打印通知三份、邮箱打印材料十二份。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整个材料没有我公司的盖章，不是我公司做出的，电子版的材料也是显示人保财险辛集支公司，人保财险和人保健康是两个独立的公司，人保健康在辛集没有支公司也没有负责人，也没有给任何业务员安排过办公地点。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三份健康保险投保书所载内容显示，2015年1月9日，田云青与健康险分公司签订一份保险合同，期缴保费51200元；2015年1月19日，田云青与健康险分公司分别订立两份保险合同，期缴保费均为48640元。2015年1月16日，被上诉人田保雷向田云青银行账户汇入150000元，2015年1月22日通过田云青的银行账户向健康险分公司打款51200元。2015年1月30日通过田云青的银行账户分别向健康险分公司打款48640元。田云青表示其并未在健康险分公司办理过保险业务，保险合同上的签字亦不是其本人所签，其银行卡由其父田保雷保管使用，证人边某在原审庭审中明确表示系田保雷以其女儿的名义办理的以存款为目的的保险险种，故原审法院结合银行交易记录、证人证言、合同的签订及田保雷与田云青的陈述，认定田保雷与健康险分公司为合同的签订主体并无不当。从证人李某的证言中可以体现，健康险分公司存在以保单为形式、以存款为目的的情况；证人边某亦证明系被上诉人高飞给田保雷介绍并办理的以保单为形式的存款业务。故原审法院认定田保雷与健康险分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借贷行为并无不妥。因被上诉人高飞系健康险分公司业务人员，健康险分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可能是高飞自己向客户承诺的存款”，即认可其业务人员有以存款为目办理保险合同的可能性，高飞办理的该保险系其职务行为，被上诉人田保雷有理由相信高飞所办理业务的行为代表健康险分公司，故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健康险分公司承担。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7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俊平 审判员  姜瑞祥 审判员  李 曼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李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