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7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男，1986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桂云，江苏森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佳雯，江苏森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玲燕，女，198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君彦，江苏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伟因与被上诉人杨玲燕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4民初3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桂云、被上诉人杨玲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君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玲燕的诉讼请求；2.判令杨玲燕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杨玲燕提交的录音证据是在杨玲燕扬言要告发李伟后所作的录音，录音内容是被恐吓后作出的，不是李伟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杨玲燕一审中从未提过李伟转账给杨玲燕母亲60万元，系对李伟为杨玲燕代付过钱款进行了清算扣除后的金额。上述金额计算后为54.1万元，并不是60万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杨玲燕的诉讼请求。杨玲燕答辩称，1.李伟系成年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录音当中李伟三番五次地承诺还款，必须是其内心对30万欠款予以认可才作出的意思表示。录音中只能听出李伟存在警惕而非害怕；2.李伟为了掩盖其欠杨玲燕30万元的事实，将李伟与杨玲燕自2016年12月25日至2019年2月2日的财务往来明细拿出，该明细系断章取义。双方在2016年12月之前就认识，双方的账务往来不止李伟提供的上述明细，还存在杨玲燕提取现金交给李伟的情况。因此，李伟依据其单方提供的账目明细来证明李伟不拖欠杨玲燕30万元欠款不符合逻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伟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杨玲燕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李伟返还杨玲燕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李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玄武法院）于2017年11月23日作出（2017）苏0102民初6241号案件判决，杨玲燕与邓荣兵连带给付居伟、裘礼煦265500元欠款等。邓荣兵不服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苏01民终5119号二审维持的判决。居伟、裘礼煦于2018年9月11日向玄武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玄武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冻结了杨玲燕的银行账户，因为冻结未足额，9月20日再次采取冻结措施，反馈信息是定期存单冻结未成功，9月26日对杨玲燕采取了限制高消费的措施。2018年9月21日，王浩铸向陈琳的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2018年9月28日，王浩铸向陈琳的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2018年10月7日，王浩铸向陈琳的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王浩铸向一审法院提供书面说明，该50万元系杨玲燕的财产。李伟认可陈琳接收的50万元实际收款人为李伟。故上述转账实际系杨玲燕与李伟之间发生的50万元转账。2018年10月9日，李伟取现9万元替杨玲燕向玄武法院履行了（2017）苏0102民初6241号案件的还款义务；2018年12月3日，李伟向杨玲燕转账2万元；2019年1月10日，李伟向杨玲燕转账2万元；2019年1月21日，李伟代杨玲燕付房租12000元；2019年1月24日，李伟向杨玲燕转账8000元；2019年2月2日，李伟向杨玲燕转账5万元；上述合计20万元。2019年3月15日，杨玲燕向公安局报案，称李伟强奸了杨玲燕。在报案的同时，杨玲燕向李伟拨打电话并录音，在该电话录音的25秒，杨玲燕说：“你能不能把那个钱还给我？30万不要再这样拖了。”李伟说：“我没跟你拖呀，我跟你拖什么了。”在该电话录音的4分30秒，杨玲燕说：“你想干嘛，你不想还了吗？”李伟说：“没有啊。”在该电话录音的5分59秒，杨玲燕说：“你是不想还了，还是什么意思？”李伟说：“我没有说不想还呀，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想还了？我走的时候还跟你讲，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要你的钱的。”在该电话录音的7分24秒，杨玲燕说：“你把我的钱还给我不行吗？”李伟说：“知道啊，我又没说不还。”杨玲燕说：“那总该有个时间吧？”李伟说：“等我慢慢赚，赚好了以后就还给你啊。”杨玲燕说：“两个月可以吗？”李伟说：“万一两个月以后没有，我怎么办。”李伟在诉讼中向一审法院举证双方2016年12月25日至2019年2月2日期间的账目往来，双方基本持平。其中，除本案的50万元转账外，其他较为大额的款项往来有：2017年3月14日，李伟代杨玲燕付律师费22000元；2017年5月3日，李伟向杨玲燕转账30000元；2017年6月8日，李伟向杨玲燕转账40000元；2017年6月15日和6月19日，李伟向杨玲燕转账387000元代付卖房解押款；2017年8月24日，李伟代杨玲燕向法院交60万元保证金；2017年8月30日，李伟代杨玲燕收购房款112万元；2017年9月12日，李伟向杨玲燕转账10万元；2017年9月13日，杨玲燕向李伟转账60万元；2017年9月15日，李伟向杨玲燕转账60万元；2017年9月18日和9月19日，法院向李伟退还60万元保证金；2017年10月13日，李伟向杨玲燕母亲的卡中转账60万元。2018年3月8日，杨玲燕向李伟转账10万元；2018年4至5月，李伟向杨玲燕转账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对于杨玲燕向李伟转账50万元基于的事实，杨玲燕诉称是为逃避强制执行，要求李伟代为保管财产；李伟辩称是为结束一段感情，杨玲燕对双方维系情人关系中李伟多付出的资金进行偿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杨玲燕于2018年9月21日第一次向李伟转账的前几日，确实存在被法院强制执行并且部分活期资金被冻结，部分定期存款资金未冻结成功的事实。这与杨玲燕陈述的逃避强制执行而转账的目的有相应事实形成印证。而除了杨玲燕向李伟转账50万元的事实外，李伟并无证据证明因为双方了结感情、由杨玲燕向李伟偿还感情维系期间的欠款达成合意，即李伟对杨玲燕转账目的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李伟陈述双方了结这一段感情的时间在2018年4、5月份，而杨玲燕系在已有账户被冻结的情况下，在感情已经了结数月的2018年的9、10月份仍然向李伟还清全部的大额欠款，造成自身高额负债，与常理较为不符。纵观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账记录，李伟代杨玲燕处理离婚案件卖房所得的112万元房款，扣除李伟代杨玲燕支付的房屋解押款387000元、代付的律师费22000元、给杨玲燕处理离婚的100000元、日常转账给杨玲燕的70000元，剩余约60万元李伟转账到杨玲燕母亲的卡中。这说明李伟在向杨玲燕返还购房款时对李伟为杨玲燕代付过的钱款已经进行了清算和扣除。这与杨玲燕诉称的2017年10月双方感情进行过一次了结，李伟将代杨玲燕收的房款扣除杨玲燕需要返还的费用，将剩余60万元付给杨玲燕，作为双方经济往来的一次清算的过程较为符合。李伟与杨玲燕此后又发生的一笔10万元的相互转账，并未造成双方对对方债务的增减，因此截止到2017年10月，双方的资金往来应当进行过了清算。而李伟辩称代杨玲燕收的房款再扣除杨玲燕需要返还的费用后，李伟向杨玲燕的转账相当于双方之间的拆借，此时李伟向杨玲燕支出的资金仍明显多于杨玲燕支出给李伟的，杨玲燕对李伟是有欠款的。但是李伟转账至杨玲燕母亲卡中的60万元相当于拆借性质，并无证据证明，双方此后又发生的一笔10万元的相互转账，与该60万元拆借的性质也无法印证。因此，李伟对2017年发生的往来金额解释与账目所体现出来的情况较为不符。其次，杨玲燕在电话录音中向李伟索要30万元还款，与杨玲燕诉称李伟为其保管50万元，仅归还了20万元尚欠30万元，在金额上能够形成印证。而李伟在电话中对将要还款和金额有过承认，没有明确提出异议。虽然李伟对通话存有一定的警惕，但是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李伟是在具有欺诈、胁迫等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做出的承认。最后，李伟辩称双方自2016年12月25日至2019年2月2日的资金往来基本持平，证明李伟并不欠杨玲燕钱款。但是双方存在情人关系和资金往来的时间早于2016年，李伟提供的并不是双方资金往来的全面情况。而且因为双方存在长期的情人关系，并非普通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所以也不能依据资金往来持平就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债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杨玲燕依据50万元转账凭证、电话录音、对双方资金往来的解释所主张的李伟代为保管的事实，证明力大于李伟辩称的转账系杨玲燕为了结双方感情的还款。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存在50万元的保管关系予以确认。现李伟仅向杨玲燕返还了20万元的代保管财产，还应当向杨玲燕返还30万元代保管财产。虽然杨玲燕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保管时间、保管方式等，但在杨玲燕起诉向李伟主张返还保管财产时，李伟应当及时归。因为李伟未及时还款，杨玲燕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主张逾期还款的利息，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李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杨玲燕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审中，李伟陈述，一审判决没有完整记载杨玲燕提交的录音内容，只是选择了一些对杨玲燕有利的内容。在该录音结束前，李伟提出要跟杨玲燕加微信想看看杨玲燕在哪里，然后再和杨玲燕说话。因此，李伟的上述表达实际否认了其之前的通话内容。李伟向本院提交了两份银行转账明细以及建设银行信用卡照片及刷卡记录，以证明：1.李伟在2016年之前即2014年9月6日及2014年11月17日，共向杨玲燕转账1万元。2015年7月17日至2016年1月22日，李伟向杨玲燕转账23800元；2.2018年11月11日李伟在商场刷卡购买17000元的项链，该笔费用杨玲燕至今未归还。上述证据证明李伟不欠杨玲燕钱。对此，杨玲燕质证称，1.对李伟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李伟与杨玲燕之前系恋人关系，双方存在账目往来属于正常情况。而且，李伟多次以做生意缺钱为由，要求杨玲燕转账或者贷款，杨玲燕也多次从自己银行账户提取现金交给李伟；2.对于信用卡照片及刷卡明细真实性不予认可，从该证据无法看出李伟刷卡为杨玲燕购买项链。即使该事实存在，由于杨玲燕与李伟当时系恋人关系，购买项链也是恋人之间为了维系感情的赠与行为，不存在返还的说法。综上，上述证据不能达到李伟的证明目的。二审中，杨玲燕提交了一份银行明细，以证明杨玲燕在2016年之前存在多次提取现金交给李伟的行为，因此双方恋人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多次账目往来。李伟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仅能证明杨玲燕在不同时间提取现金，不能证明李玲燕将现金交给了李伟。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杨玲燕请求李伟返还30万元欠款是否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杨玲燕提交了转账凭证、电话录音等证据，以证明其委托王浩铸分别在2018年9月21日、9月28日及10月7日，共向实际收款人为李伟的陈琳账户转款50万元，交由李伟保管。李伟认可收到上述50万元，但是抗辩该50万元其已基本归还，并提交了2014年9月6日至2019年2月2日双方账目往来明细。根据杨玲燕与李伟各自提交的账目往来明细，杨玲燕在给付李伟涉案50万款项之后，李伟仅向杨玲燕转账或归还款项共计20万元。在杨玲燕给付上述50万之前即2018年9月21日之前，双方之前存在多笔账目往来。但是大额款项往来基本持平，即使存在小额款项差额，鉴于李伟与杨玲燕原系情人关系，双方自2014年底认识以来一直互有钱款往来，李伟以涉案款项发生之前的账目抵销本案款项缺乏依据。李伟抗辩杨玲燕一审中提交的电话录音系受恐吓作出的，但是从通话内容来看，未见杨玲燕恐吓或者胁迫李伟的话语。李伟二审中提交的信用卡刷卡记录，无法看出其刷卡为杨玲燕购买17000元的项链。即使李伟为杨玲燕购买过17000元的项链，也系两人之间的馈赠行为，与本案保管合同无涉。综上，杨玲燕请求李伟返还其代为保管的30万元于法有据，李伟上诉主张该款项已经归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此后关于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本院二审对利息计算标准予以调整。综上所述，李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贷款市场利率政策变化，本院对利息计算标准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变更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4民初3080号民事判决为，李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杨玲燕30万元及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分段计算，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均由李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 霞审判员 王剑飞审判员 钱发洪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