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民终80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51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天津重型机器集团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5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红桥区副食品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成（夫妻关系），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竞争，河北百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4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天津中环电子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竞争，河北百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1976年9月9日出生，汉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竞争，河北百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女，198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老师，住天津市河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竞争，河北百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某3，女，1957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天津利和毛巾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上诉人王某1与被上诉人王某2、刘某1、刘某2、刘某3，原审被告王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6民初6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被上诉人王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成，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竞争，被上诉人刘某3到庭参加诉讼。王某3因身体原因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再进行遗产继承。2．上诉人对诉争房产具有共有份额。3．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我办理拆迁事宜费用和我对遗产管理费用要求各方受益人分担的意见，我认为也是不妥当的。4．被继承人死亡后对这个诉争房屋的维修维护的费用。王某2、刘某1、刘某2、刘某3辩称，我们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理程序合法，法律适用准确，请依法予以维持。王某3辩称，没有意见。王某2、刘某1、刘某2、刘某3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王某2支付继承款项337892元，向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共同支付继承款项337892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被告王某1主张天津市红桥区是一间半房屋，原为一间，面积约9㎡，1971年由王某1出资购买了当时位于该房屋东侧的半间房屋，并出资将其修复和扩建，扩建后面积15.84㎡，王某1又出资盖了门口的小厨房，证载面积15.84㎡虽登记在父亲王宝祥名下，但并不全部属于遗产，其中有属于王某1部分，小厨房应为王某1财产。为证明该事实，被告王某1提交购房收条及王岐书面证言，并申请王岐出庭作证。原告不认可被告王某1出资购房并出资进行扩建，认为王某1当初根本不可能有实力买房，涉案房屋王某1没有实际出资，全部属于被继承人遗产，提交（2015）津北辰证字第4477号公证书复印件及王某11969年-1972年之间写给王砚敏的信件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证意见如下：王某1提交的收条载明“今收到王宝祥同志人民币叁拾元整”，该收条未载明款项的用途，且不能证明系王某1出资，故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王岐的证言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王某1出资购买房屋及出资扩建房屋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该证言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信件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2015）津北辰证字第4477号公证书复印件与被告王某1申请一审法院出具调查令调取的（2015）津北辰证字第4477号公证书内容一致，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该公证书关于天津市红桥区房屋系被继承人王宝祥与诸葛英遗产的查明内容与原、被告签署的家庭协议书及当庭陈述的诉争房屋拆迁前登记情况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原告主张诉争房屋拆迁款应当按照家庭协议书约定由各方共同继承，平均分配，公证文书中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仅作为办理有关拆迁事宜所用，原告提交家庭协议书复印件予以证明。被告王某1不认可原告所述，称家庭协议书内容为同意王某1一人办理一人继承，不影响各方的继承利益，没有约定继承权的问题，各原告及被告王某3于2015年8月7日在北辰公证处做出的放弃王宝祥和诸葛英遗产继承权的书面声明并非家庭协议书要求，王某1依据公证书与拆迁部门签订协商搬迁补偿协议，于2018年1月5日领取房屋价值补偿金，遗产已处理完毕，被告王某1提交声明书、公证书及《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协商拆迁补偿协议》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认证意见如下：原、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经一审法院核实，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被告提交的放弃声明虽为各原告本人做出，系个人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声明系对家庭协议书协议内容的履行，也是被告王某1办理拆迁手续，领取拆迁款项的依据，公证书与家庭协议书不可割裂，被告王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三、被告王某1主张被继承人王宝祥和诸葛英生前与自己一起共同生活，并由其赡养至去世，诸葛英失去供养人后是王某1一人供养。为证明该事实，被告王某1提交西沽街办事处、寺前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两份及李某书面证言，并申请李某出庭作证。原告对被告所述及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证意见如下：两份证明均形成于1997年，可以证明当时二被继承人与被告王某1在清真寺前街共同生活的事实；证人李某系被告王某1巧工里住所邻居，其所作证言结合原、被告所签署的家庭协议内容，可以认定被告王某1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情况。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主要扶助，应当认定王某1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但上述证明及证人证言均不能达到王某1一人供养母亲的证明目的。四、王某1主张其是拆迁部门确认的被安置人，并提交领款通知单予以证明。原告认可该证据真实性，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证意见如下：该领款通知单基于协商搬迁补偿协议产生，王某1作为被安置人领取拆迁款项系履行家庭协议书约定的事项，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五、被告王某1主张自2015年7月22日协议日起至房款分配前办理拆迁事宜期间及领款后向各方通报产生矛盾、解决矛盾期间其付出的费用均属于协议书第四条第3款约定的“在办理此次拆迁事宜中王某1付出的费用”，其中包括：办理各种手续、证明相关部门收取的费用、交通费、餐饮费、劳务费、亲友协助费用、证人费用、调解人费用、诉讼费、律师费、因受侵害安装记录、采集证据的工具设施的费用。被告提交公证费发票、火车票对上述费用予以证明。原告认为协议书约定的费用应限于2015年7月22日至2018年1月5日期间发生的费用，除公证费同意从拆迁款中扣除外对其他费用均不认可。一审法院认证意见如下：对被告王某1提交的公证费票据真实性予以认定，火车票载明的时间均发生于王某1领取拆迁款之后，不能证明系被告王某1办理迁事宜的支出。依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王宝祥与诸葛英系原配夫妻。二人共生育子女四人，分别为长女王砚敏、长子王某1、次女王某2、三女王某3。王宝祥于1997年8月29日去世。据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西沽派出所出具的《死亡登记页》显示诸葛英于2001年2月2日去世。王宝祥去世后诸葛英未再婚。二人长女王砚敏于2006年4月10日去世，其与原告刘某1系原配夫妻，育有二女，即原告刘某2与刘某3。二被继承人遗有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房屋（红房字第××号），登记于王宝祥名下，建筑面积15.84平方米。次查，2015年7月22日，原告王某2、原告刘某1并代表原告刘某2及原告刘某3、被告王某1、被告王某3在王某1住所巧工里3门101室签订《协议书》一份，“原由：原住房坐落在红桥区清真寺前14号。系父母生前所有。此处属于拆迁片。经长子王某1去拆迁办询问得知：政策规定应由姐弟四人继承。鉴于大姐王砚敏已于2006年去世，其份额由大姐夫刘某1及两个女儿刘某2、刘某3代位继承。故由王某1召集大姐夫刘某1及两个外甥女，和二姐王某2，老妹王某3共同商议此事。经协商订立以下协议：一、协议人：王某1、王某2、王某3、刘某1（其两个女儿均因个人事由，不能参加且委托其父全权办理）（并答应出席法律规定不能由别人代理的程序：如签署公证书等……）二、协议地点：王某1的居所：巧工里3门101室。三、协议内容：上述房产的拆迁事宜均由王某1去办理，其他人均应同意公证处要求并声明：由王某1一人继承该房产。且一人办理所有手续。房款下来后，王某1不应耽误，第一时间按各四分之一的数额交给各人。每人应给王某1出具文字收条。各人均表示：虽公证时为王某1一人继承，事实应该是四人合理合法的继承父母遗产。四人均承认的事实是：长子王某1一直和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直至父母亡故。因此王某1持有该房产证处置拆迁中的事宜也是合情合理的。王某1应信守诺言：按四人共同继承父母房产来办事，不得有私心。四、一致同意在房款下来后，四人均分前应予先支出下列款项：1．王某1一人出资，在他人共同配合下，为父母买兰生园墓地，并由原籍杨村迁葬的费用：共计：8186.50元，按8200元支出。（此事先已商定才办的。）2．母亲临终前值班照料。老妹王某3舍己为娘，出勤多。当时大姐王砚敏、哥王某1提出给予补偿，二姐王某2同意。当时各人情况均有实际问题，没有及时给予补偿。现在给予补偿，数额为8000元。房款分到四人后，王某1、刘某1每人再出2000元，共4000元为二人再补偿老妹妹。3．在办理此次拆迁事宜中王某1付出的费用，按实际发生额在房款四人分配前支出。重大款项应事先告知各方。五、一致同意：一人经办，各方支持。需要各方的事各方均应支持。遇到特殊情况王某1有权处置。但应合情合理且第一时间通知各方。六、一致同意：如有安置房，要房者应在新房占用老房款时，提前予付各方的应得款项。办理新房的相关费用要房方全额承担。”该《协议书》由王某1执笔，王某1、刘某1、王某2及王某3均签字并捺印，《协议书》后附“以上协议文本签后复印四份。每方一份。原件由王某1保存。其他办理过程的文字或电子材料。均由王某1保存。各方领款后，五年为文件保留期。期间允许各方查询，不明事项王某1均应尽量解答。不能明了的应提前提供更详答询途径。”2015年8月7日，原告王某2、原告刘某1、原告刘某2、原告刘某3与被告王某3在天津市北辰区公证处签署《声明书》，均表示对王宝祥名下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天津市房产所有证编号红房字第××号砖灰结构建筑面积15.84平方米）自愿放弃继承。2015年8月24日，天津市北辰区公证处作出（2015）津北辰证字第4477号公证书，“兹证明被继承人王宝祥和诸葛英的遗产：王宝祥名下的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的房屋（天津市房产所有权证编号：红房字第××号；砖灰结构；建筑面积15.84平方米）由申请人王某1继承。”再查，2017年12月8日，被告王某1就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产别：私产；房地产权证号28××52；土地证号2××；房屋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5.84平方米）房屋与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约定王某1自愿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天津市红桥房地产开发公司给予王某1被协商搬迁房屋价值补偿金额570240元、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3168元、搬迁补助费1000元、设施设备迁移补助费1000元、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奖励费126720元、特殊困难补助费0元、自行安置奖励费126720元、自行安置补贴427680元、搬迁奖励费95040元，以上各项费用总计1351568元。后上述房屋拆迁，王某1于2018年1月5日领取上述款项。现原、被告因诉争房屋拆迁款的分配事宜不能协商一致，故而成讼。庭审中，被告王某1称从2015年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中可以看出是为了王某1一人办理而协议的。由于许多不定因素不可能提出对遗产的处理或分配。政策前提是给安置房，之所以王某1是被安置人，是拆迁部门核对了王某1提供的相关证件。王某1召集大家通报政策的前提是安置房给王某1，协议的所有条款都是围绕前提所述。协议前两项内容是是否同意办，怎么办理。后面的条款是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来协商怎么处理。第四条主要是解决王某3提出赡养母亲最后阶段的问题，因当时二原告没有提供对父母的赡养及经济扶助，所以王某3提出这个问题。第五条指出给安置房的安置和不给安置房之间的矛盾。第六条无论原告怎么说安置房也是给王某1的，因为是国家政策。协议中写明遇到特殊问题王某1来处理，也是说怎么办理拆迁的内容，不是分配遗产的内容。共有财产中存在的遗产首先要进行分割，现没有分割，说全部财产是遗产是违法的，不能依据违法的协议来分配遗产。王某1主张涉案房屋中有王某1的财产，王某1和父亲的共同财产因特殊性质暂时无法分割。自王某1参加工作，其和父亲共同养家，家庭收入都是王某1及父亲的。姐姐王砚敏早年离家，收入不纳入家庭，仅给母亲一点零花钱。王某2自上班患病，收入自己支配，仅交8.5元生活费。因父亲受文革冲击，工资降低，所以用王某1分红钱扩建房屋。拆迁款不都是遗产。小厨房是王某1盖的，国家政策拆除违章建筑，谁盖属于谁的，对于违章建筑给予的补偿不属于遗产。协议性质就是怎么办理，因他没有对财产进行分割，所以就谈不上遗产分割。公证并不是为了公证协议，因拆迁办说需要将其他人同意王某1一个人办理做公证，这种情况下原、被告做的公证。当时原告并未要求将协议也公证。公证书都是原告自愿做的，发表的声明是放弃的法律行为，自愿放弃且承担法律责任。《协议书》中提到的“房款”指的是《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中房屋价值补偿金，该补偿金并不全部属于遗产，属于王某1的部分应予析出。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3168元、搬迁补助费1000元、设施设备迁移补助费1000元是否属于遗产，王某1不确定。对于遗产的分配，因王某1对父母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本应多分得遗产，现因各原告及被告王某3已在公证处作出放弃继承的声明，同意由王某1一人继承，故遗产应全部归王某1所有。《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中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奖励费126720元，系给予诉争房屋门口小厨房的补偿，应归王某1所有。诉争房屋一直由王某1及父母居住使用，1996年王某1虽与父母迁居巧工里，但诉争房屋的维修都是由王某1办理，王某1是诉争房屋的实际使用人，是被安置人，2015年协议时，拆迁政策是给安置房安置，安置房给王某1不是协议可以改变的，协议书是在给安置房且给王某1的政策条件下形成的，2017年底政策变为货币安置，不给房了，2015年协议无法履行，要履行该协议就应该把2017年因不给安置房而多给的安置方面的补偿和奖励给予被安置人，即《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中自行安置奖励费126720元、自行安置补贴427680元、搬迁奖励费95040元应由王某1作为该房屋的被安置人享有。王某1在管理诉争房屋期间对诉争房屋进行过四次修缮，修缮费用与受委托办理遗产拆迁事宜的费用同属于遗产的管理费用，理应由受益人共同承担。各原告表示不认可王某1所述，《协议书》中的房款并非特指房屋价值补偿金，结合《协议书》中其他条款应为全部拆迁款，在公证处声明放弃遗产是基于2015年7月22日签订《协议书》中第三项的约定，在王某1办理拆迁手续并领取拆迁款后，应按协议约定分给各方1／4的数额，按协议要扣除的费用仅为公证费1354元，其他请法院裁定。被告王某3表示认可王某1所述，并表示愿将拆迁款中自己应享有的部分给予王某1，同时表示自己照顾母亲是应该的，对于《协议书》中约定应当给予自己的补偿也不要了。经一审法院调解，双方各持己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原、被告对于继承人的范围不持异议，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一、诉争房屋是否属于遗产；二、2015年7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性质；三、原告在公证处做出放弃继承权声明后是否应当分得遗产；四、“房款”应当如何分配。一、被告王某1主张诉争房屋有其出资购买并出资扩建的部分，并非全部属于遗产。首先，被告王某1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出资购买并出资扩建的事实；其次，被告王某1称诉争房屋于1985年登记于被继承人李宝祥名下，其主张购买房屋及翻盖房屋的情况均发生于李宝祥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之前，被告王某1对于诉争房屋登记于李宝祥名下并未提出异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王某1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诉争房屋系遗产的事实亦与原、被告签署的《协议书》中记载的“原由”相印证。二、原、被告对于2015年7月22日签订《协议书》真实性均予认可，其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亦不损害第三人利益，一审法院对该协议书的效力予以认定。在被继承人王宝祥及诸葛英去世后，原、被告能够协商处理继承问题，体现了亲人间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该行为应予肯定。《协议书》载明了协商原因、继承人范围、协议人、协议地点、遗产房屋如何办理拆迁事宜、房款分配等事项，特别对于如何办理拆迁事宜及如何分配房款做出了较为详尽的约定，对于分配时应预先支出的款项及如有安置房屋占用老房款时如何处理都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具有可操作性。该协议并非被告王某1所称仅为委托其办理拆迁事宜之目的而订立，其亦体现了当事人对于款项如何处理及分配的意见。三、《协议书》订立于2015年7月22日，第三项协议内容载明：“上述房产的拆迁事宜均由王某1去办理，其他人均应同意公证处要求并声明：由王某1一人继承该房产。且一人办理所有手续。房款下来后，王某1不应耽误，第一时间按各四分之一的数额交给各人。每人应给王某1出具文字收条。各人均表示：虽公证时为王某1一人继承，事实应该是四人合理合法的继承父母遗产。……”2015年8月7日，各原告在北辰公证处签署《声明书》，表示放弃继承。从时间上看，放弃声明与《协议书》具有因果关系，并非原告临时起意决定放弃继承遗产；从内容上看，在公证处做出放弃声明是为了达到由王某1一人继承房产、一人办理拆迁手续的目的，是对《协议书》的履行。原、被告虽未就《协议书》进行公证，但如对《协议书》进行公证仅是对《协议书》效力的补强，《协议书》并不因没有公证而导致无效，《协议书》自签署确认之日起即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原、被告均应自觉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关内容，被告王某1在取得房款后应按各四分之一的数额交付各方。四、解决“房款”应当如何分配，需明确两个问题：1．拆迁所得各项补偿款中是否有给予被告王某1个人的款项；2．《协议书》中“房款”是否代指房屋价值补偿金。首先，被告王某1与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中，约定了给予王某1被协商搬迁房屋价值补偿金额570240元、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3168元、搬迁补助费1000元、设施设备迁移补助费1000元、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奖励费126720元、自行安置奖励费126720元、自行安置补贴427680元、搬迁奖励费95040元。王某1虽作为被协商搬迁人领取上述款项，但其并非房屋的所有权人或承租人，其办理拆迁事宜、签署搬迁补偿协议、领取拆迁款是原、被告共同协商确定的结果，王某1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是拆迁政策所确定的被拆迁人，故上述款项均不能认定为对王某1个人的补偿。关于王某1主张诉争房屋门口小厨房系其出资建造，故拆迁款中，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奖励费应归其所有一节，因其对于出资建造及依据政策应归其所有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不能得到支持。关于王某1主张2015年签订《协议书》时约定安置房归其所有，故因未选择安置房给予的自行安置奖励费、自行安置补贴及搬迁奖励费应归其所有一节。在原、被告签署的《协议书》第六项中对于如有安置房应如何处理做出约定，“一致同意：如有安置房，要房者应在新房占用老房款时，提前予付各方的应得款项。办理新房的相关费用要房方全额承担。”从该内容可以看出，原、被告在签署协议时，并不能确定是否有安置房，也未对如有安置房应归谁所有做出约定。被告王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书》时原、被告均同意安置房归其所有，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协议书》中对于“房款”的含义未作明确说明。被告王某1主张“房款”代指房屋价值补偿金，在签订协议时其已向其他当事人进行了说明，并得到认可，但其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原、被告签署《协议书》时认可房款仅为房屋价值补偿金的相关证据，且在诉争房屋所在片区公布的相关拆迁公告及安置方案中，并未有“房款”的概念及含义的表述，结合《协议书》行文内容，一审法院不能确认“房款”代指房屋价值补偿金。综上，在不能确认拆迁款中有属于被告王某1个人的款项及“房款”代指房屋价值补偿金的情况下，《协议书》中的“房款”应作全部拆迁补偿款理解。关于分配问题。根据相关协商搬迁安置方案，被协商搬迁人应为房屋的产权人及承租人。但在房屋所有权人去世的情况下，拆迁补偿款应如何分配在安置方案中未有体现。在各项补偿款中，房屋价值补偿系被拆迁房屋转化的财产价值，其余款项均非遗产房屋直接转化而来。在房屋所有权人去世后，继承人协商处理遗产房屋转化价值及拆迁给予的补偿款项应如何分配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案中，原、被告就所有拆迁款项一并协商解决，系对自己权利的自主支配，应当得到法律支持。因《协议书》系对遗产及其他补偿款的分配一并处理，故原告诉请中要求被告给付“继承款”的说法欠妥。但考虑原告诉讼本意为解决全部拆迁款分配问题，同时考虑不增加当事人诉累，全部拆迁款项的分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依据《协议书》约定，应预先支付的款项应在拆迁款分割前予以扣除。因被告王某3表示其放弃因照顾母亲应取得的补偿，一审法院对该补偿不再分析。被告王某1为父母购买墓地费用8200元及办理拆迁事宜所付出的费用应当在拆迁款分配前先予扣除。关于王某1主张办理拆迁事宜的各项费用，其中除公证费1354元外，王某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余费用系因办理拆迁事宜产生，但考虑到被告王某1常住北京，回津办理拆迁事宜确会产生一定的实际支出，一审法院酌定给予王某11000元补偿。关于王某1主张维护修缮房屋一节，因其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扣除上述款项后，被告王某1应给付原告王某2335253.5元，给付原告刘某1、原告刘某2及原告刘某3合计335253.5元［（1351568-10554）÷4］。因被告王某3表示愿将拆迁款中自己应享有的部分给予王某1，该意见系对自己权利的合法处置，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不损害第三人利益，一审法院照准。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王某1一次性给付原告王某2拆迁补偿款335253.5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王某1一次性给付原告刘某1、原告刘某2、原告刘某3拆迁补偿款合计335253.5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58元，由原告王某2负担3519元，由原告刘某1、原告刘某2、原告刘某3负担3519元，由被告王某1负担352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诉争房屋的性质问题。首先，王某1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出资购买并出资扩建的事实；其次，王某1称诉争房屋于1985年登记于被继承人李宝祥名下，其主张购买房屋及翻盖房屋的情况均发生于李宝祥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之前，王某1对于诉争房屋登记于李宝祥名下并未提出异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故一审法院对王某1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妥。诉争房屋系遗产的事实亦与《协议书》中记载的“原由”相印证。关于《协议书》效力问题。各方对协议书真实性均予认可，其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亦不损害第三人利益，一审法院对该协议书的效力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关于放弃声明问题。《协议书》订立于2015年7月22日，第三项协议内容载明：“上述房产的拆迁事宜均由王某1去办理，其他人均应同意公证处要求并声明：由王某1一人继承该房产。且一人办理所有手续。房款下来后，王某1不应耽误，第一时间按各四分之一的数额交给各人。每人应给王某1出具文字收条。各人均表示：虽公证时为王某1一人继承，事实应该是四人合理合法的继承父母遗产。……”2015年8月7日，各被上诉人在北辰公证处签署《声明书》，表示放弃继承。从时间上看，放弃声明与《协议书》具有因果关系，并非临时起意决定放弃继承遗产；从内容上看，在公证处做出放弃声明是为了达到由王某1一人继承房产、一人办理拆迁手续的目的，是对《协议书》的履行。各方虽未就《协议书》进行公证，但如对《协议书》进行公证仅是对《协议书》效力的补强，《协议书》并不因没有公证而导致无效，《协议书》自签署确认之日起即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自觉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关内容，王某1在取得房款后应按各四分之一的数额交付各方。关于“房款”应当如何分配问题。王某1与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中，约定了给予王某1被协商搬迁房屋价值补偿金额570240元、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3168元、搬迁补助费1000元、设施设备迁移补助费1000元、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奖励费126720元、自行安置奖励费126720元、自行安置补贴427680元、搬迁奖励费95040元。王某1虽作为被协商搬迁人领取上述款项，但其并非房屋的所有权人或承租人，其办理拆迁事宜、签署搬迁补偿协议、领取拆迁款是各方共同协商确定的结果，王某1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是拆迁政策所确定的被拆迁人，故上述款项均不能认定为对王某1个人的补偿。关于王某1主张诉争房屋门口小厨房系其出资建造，故拆迁款中，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奖励费应归其所有一节，因其对于出资建造及依据政策应归其所有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不能得到支持。关于王某1主张2015年签订《协议书》时约定安置房归其所有，故因未选择安置房给予的自行安置奖励费、自行安置补贴及搬迁奖励费应归其所有一节。在各方签署的《协议书》第六项中对于如有安置房应如何处理做出约定，“一致同意：如有安置房，要房者应在新房占用老房款时，提前予付各方的应得款项。办理新房的相关费用要房方全额承担。”从该内容可以看出，各方在签署协议时，并不能确定是否有安置房，也未对如有安置房应归谁所有做出约定。王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书》时各方均同意安置房归其所有，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协议书》中对于“房款”的含义未作明确说明。王某1主张“房款”代指房屋价值补偿金，在签订协议时其已向其他当事人进行了说明，并得到认可，但其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各方签署《协议书》时认可房款仅为房屋价值补偿金的相关证据，且在诉争房屋所在片区公布的相关拆迁公告及安置方案中，并未有“房款”的概念及含义的表述，结合《协议书》行文内容，一审法院不能确认“房款”代指房屋价值补偿金。综上，在不能确认拆迁款中有属于王某1个人的款项及“房款”代指房屋价值补偿金的情况下，《协议书》中的“房款”应作全部拆迁补偿款理解。关于分配问题。根据相关协商搬迁安置方案，被协商搬迁人应为房屋的产权人及承租人。但在房屋所有权人去世的情况下，拆迁补偿款应如何分配在安置方案中未有体现。在各项补偿款中，房屋价值补偿系被拆迁房屋转化的财产价值，其余款项均非遗产房屋直接转化而来。在房屋所有权人去世后，继承人协商处理遗产房屋转化价值及拆迁给予的补偿款项应如何分配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据《协议书》约定，应预先支付的款项应在拆迁款分割前予以扣除。因王某3表示其放弃因照顾母亲应取得的补偿，一审法院对该补偿不再分析。王某1为父母购买墓地费用8200元及办理拆迁事宜所付出的费用应当在拆迁款分配前先予扣除。关于王某1主张办理拆迁事宜的各项费用，其中除公证费1354元外，王某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余费用系因办理拆迁事宜产生，但考虑到王某1常住北京，回津办理拆迁事宜确会产生一定的实际支出，一审法院酌定给予王某11000元补偿。关于王某1主张维护修缮房屋一节，因其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妥。扣除上述款项后，王某1应给付王某2335253.5元，给付刘某1、刘某2及刘某3合计335253.5元［（1351568-10554）÷4］。因王某3表示愿将拆迁款中自己应享有的部分给予王某1，该意见系对自己权利的合法处置，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不损害第三人利益，一审法院照准亦无不当。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58元，由上诉人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宝莉审判员  刘洪雨审判员  邵 丹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宋丽娜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