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20）渝03委赔1号赔偿请求人：陆天明，男，1971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武隆区。赔偿义务机关：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住所地重庆市武隆区凤山街道南滨路1号。法定代表人：罗建国，局长。委托代理人：倪登虎，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法制支队政委。委托代理人：曾光，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法制支队副队长。复议机关：重庆市公安局，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黄泥磅黄龙路5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00927610XB。法定代表人：邓恢林，局长。委托代理人：谭政，重庆市公安局法制总队民警。赔偿请求人陆天明申请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武隆区公安局）违法刑事拘留国家赔偿一案，不服武隆区公安局武隆公刑赔驳字〔2019〕1号《刑事赔偿申请驳回决定书》和重庆市公安局渝公赔复决字〔2019〕15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于2020年1月13日受理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6月16日，陆天明以武隆区公安局对其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为由，向武隆区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武隆区公安局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审查认为陆天明提出的刑事赔偿申请超过请求时效且无正当理由，不符合申请条件，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第二款的规定，于2019年8月6日作出武隆公刑赔驳字〔2019〕1号《刑事赔偿申请驳回决定书》，决定驳回申请。陆天明不服，于2019年8月29日向重庆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重庆市公安局受理后，复议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陆天明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时间应当从武隆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之日即2014年1月21日起算。赔偿请求人陆天明于2019年6月18日向武隆区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该申请已经超过国家赔偿请求时效。”，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和《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渝公赔复决字〔2019〕15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武隆区公安局作出的武隆公刑赔驳字〔2019〕1号刑事赔偿申请驳回决定。赔偿请求人陆天明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的请求事项和理由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2004）28号第十五条规定，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不落实的不得强行使用土地。《土地公告办法》（2001年10月22日）国土资源部令10号第14条规定，未依法进行征地公告的未依法进行征地补偿和安置补助的，有权拒绝办理征地手续、交出土地。陆天明认为武隆区政府违法不对移民进行补偿补助，而使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便和其他移民一道，自2011年起多次向市区移民局、市区政府申请解决征地补偿问题。在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其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于2012年5月17日去阻止大唐公司施工。在当场得到政府领导承诺解决问题后，移民就撤出了现场。并且承诺期限还未到的时候，政府即答复解决了搬家费、养老保险金等问题。但武隆区公安局不在2012年5月17日阻止施工的现场抓人，却于2012年7月6日以其阻止工地施工为由，对其实施刑事拘留和逮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对于其提起的国家赔偿申请，武隆区公安局以超过请求时效为由予以驳回，违反了中央办公厅〔1986〕8号文件规定。根据中央办公厅〔1986〕8号文件规定，现行赔偿法关于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期为二年，以及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请求必须由赔偿义务机关书面确认的规定被取消，只要有冤案事实，无论何时都可以提出国家赔偿。而重庆市公安局以超过请求时效为由作出的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同样违反了中央办公厅〔1986〕8号文件规定。因此，请求赔偿委员会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作出赔偿决定，由武隆区公安局赔偿其拘留期所遭受的损失92000元。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12日至同月26日，陆天明、杨文华、罗淑云（后二人另案处理）伙同武隆区江口镇花园村村民廖华均、周春梅等300余人到江口银盘电站，采取人站在公路中间、把板凳放到公路中间、在公路中间打牌、将摩托车横在公路中间等方式，堵断江口银盘电站施工现场的公路，阻扰施工车辆正常进出，造成江口银盘电站无法正常施工。2012年7月7日，武隆区公安局（原武隆县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为由，决定对陆天明刑事拘留三日。同月10日，武隆区公安局决定对陆天明延长拘留期至三十日（2012年7月11日至8月6日）。同月31日，武隆区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罗淑云、杨文华、陆天明，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作出武公刑提捕字〔2012〕163号《提请批准逮捕书》。同年8月13日，武隆区公安局以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需要继续侦查为由，作出武公刑保字〔2012〕263号《取保候审决定书》，决定对陆天明取保候审，并将《取保候审决定书》送达给陆天明。同日，武隆区公安局以对陆天明不应当逮捕为由，通知看守所将陆天明释放。武隆区公安局对陆天明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侦查终结后，于同年10月11日向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检察院（原武隆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武隆区检察院）移送起诉。2013年11月11日，因陆天明取保候审到期，武隆区公安局批准同意解除对陆天明的取保候审措施。2014年1月21日，武隆区检察院作出武检刑不诉〔2014〕4号《不起诉决定书》，认为：陆天明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但仅是积极参加者，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陆天明不起诉。2019年7月24日，武隆区检察院将武检刑不诉〔2014〕4号《不起诉决定书》送达给陆天明。上述事实，有陆天明《刑事赔偿申请书》、武隆县人民检察院武检刑不诉〔2014〕4号《不起诉决定书》及其《送达回证》、武隆县公安局《呈请拘留报告书》《拘留证》《呈请延长拘留期限报告书》《提请批准逮捕书》《取保候审决定书》《释放通知书》《呈请解除取保候审报告书》、武隆公刑赔驳字〔2019〕1号《刑事赔偿申请驳回决定书》、重庆市公安局渝公赔复决字〔2019〕15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等材料在案为凭，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确认。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第二十一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中，武隆区公安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陆天明于2012年7月7日被武隆区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其后于2014年1月21日被武隆区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事实成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陆天明有权向武隆区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请求，符合赔偿请求人资格条件。武隆区公安局是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关于赔偿请求人陆天明申请国家赔偿是否超过请求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本案中，武隆区公安局接到陆天明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后，没有查明陆天明赔偿请求时效方面的事实即认定其请求超过时效，并以此为由作出了驳回申请的决定。而重庆市公安局在复议审查程序中，认定陆天明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时间应从武隆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之日即2014年1月21日起算，陆天明于2019年6月18日提出赔偿申请已经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但根据武隆区公安局在本院赔偿委员会审理中，提供的武隆区检察院关于送达武检刑不诉〔2014〕4号《不起诉决定书》的《送达回证》，显示武隆区检察院于2019年7月24日即是在陆天明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后，才将该《不起诉决定书》是送达给陆天明。同时武隆区公安局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陆天明在2019年7月24日之前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人身权受到武隆区公安局刑事拘留行为的侵犯。依据上述国家赔偿法关于赔偿请求时效的规定，赔偿请求人陆天明向武隆区公安局请求国家赔偿，没有超过时效。武隆区公安局、重庆市公安局认定陆天明申请国家赔偿超过时效缺乏事实根据，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武隆区公安局作出的武隆公刑赔驳字〔2019〕1号刑事赔偿驳回申请决定和重庆市公安局作出的渝公赔复决字〔2019〕15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存在程序性审查错误，应予纠正。关于赔偿义务机关武隆区公安局是否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问题。经查，赔偿请求人陆天明于2012年5月12日至同月26日与杨文华、罗淑云，伙同武隆区江口镇花园村村民廖华均、周春梅等300余人到江口银盘电站，堵断江口银盘电站施工现场的公路，阻扰施工车辆正常进出，致使江口银盘电站无法正常施工的事实，已经武隆区检察院在陆天明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的审查起诉中，予以确认。同时，武隆区检察院还认为，陆天明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但鉴于陆天明仅是积极参加者，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根据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陆天明不起诉。由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之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武隆区公安局在本案中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赔偿请求人陆天明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国家赔偿申请，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予以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项，《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如下：一、撤销赔偿义务机关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作出的武隆公刑赔驳字〔2019〕1号《刑事赔偿申请驳回决定书》。二、撤销复议机关重庆市公安局作出的渝公赔复决字〔2019〕15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三、驳回陆天明关于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的国家赔偿申请。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