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85民初7030号 原告：太仓市源泉奶牛场，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璜泾镇孟河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074673136U。 投资人：周根发，厂长。 诉讼代表人：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系原告管理人。 负责人赵胜，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钰炅，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江川，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 被告：李廷武，男，汉族，1989年5月1日生，户籍地广东省信宜县，现暂住江苏省太仓市。 原告太仓市源泉奶牛场与被告李廷武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颖瑛独任审理。原告太仓市源泉奶牛场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钰炅、马江川，被告李廷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太仓市源泉奶牛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无需支付被告工资差额531978.49元；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付的款项1631886.51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3年9月进入原告处工作。期间，原告聘请被告为管理层，也支付了相应的工资、生活费。2018年10月中旬，原告因经营不善关闭，并于2018年10月25日对被告工资进行结算确认：1.拆迁补偿每年一个月工资作为补偿金；2.工资2017年至2018年按每年20万结算。但因被告在经营期间通过第三方刘某某的工资卡收取684700元，故双方在2018年10月26日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该协议书在原告结清工资的前提下，达成了尚欠被告的经济补偿金33000元，并约定双方之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已经处理完毕，今后不再有任何争议。如有权利互相放弃，如有义务互不承担。但被告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通过原告基本账户转走的款项中未明确用途的金额为742530元；在原告关闭期间利用自己的管理职权变卖、处置原告的设备，扣除应当支付的费用后余款174340元在被告处；被告处置淘汰牛的款项也有1043250元；上述合计1960120元。根据原告负责人女儿周某某的陈述，原告欠付被告2014年至2018年10月26日期间的工资528233.49元，扣除2019年7月26日周某某支付的20万元，两项相抵后，被告应返还原告1631886.51元。 被告李廷武辩称：原告尚欠被告2015年前的工资20255元未发放，2015年起被告先后领取生活费156000元；被告于2016年10月起全面负责原告的生产经营，并认可原告主张的基本户转款金额、处置设备余款以及处置淘汰牛款项的金额，但上述款项部分通过现金或转账的方式给了原告负责人周根发，部分用于奶牛场的日常经营开销，如支付工人工资、肥料农药款、水电费、运费及基建改造；周根发承诺2016年起工资调整为年薪20万元，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只是对经济补偿金达成的协议，除吴某某外其他员工的工资都是被告进行结算确认的；被告申请劳动仲裁主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因原告不出面对账，故未扣除已经领取的生活费。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太仓市源泉奶牛场系周根发于2013年7月25日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经营期间，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支付的方式不定期向员工预付部分工资作生活费。 2013年9月，被告李廷武入职原告处从事饲养员工作。被告与同在原告处工作的吕庆识共同确认两人系同居关系，并确认工作期间共同领取的生活费在李廷武应得工资中扣除。截至2014年底，原告尚欠被告工资20255元未付。2015年起至2016年10月21日期间，原告通过转账至吕庆识尾号为1739的银行账户或现金交付的方式向被告支付生活费，共计156000元。 2016年10月起，原告的生产经营由被告全面负责管理。2016年11月22日，经被告操作，原告账户以“货款”名义向吕庆识的上述账户转账10万元，其中30036.32元用于原告向供电公司交纳费用，其余整数取现。在被告管理原告经营期间，原告处另一员工刘某某名下尾号为6679的银行账户亦由被告使用。2017年2月17日至2018年10月5日期间，经被告操作，原告账户以“货款”名义向刘某某的上述账户累计转账6848627元，其中部分用于原告向供电公司交纳费用，其余用于其他消费或整数取现。被告主张2016年10月22日之后其未再领取生活费，吕庆识和刘某某的银行账户均用于为原告支付各项日常开销费用，相应支付均有记录。截至2018年10月1日，被告出售原告的淘汰牛共计得款1043250元，根据被告提交给原告的收支记录本的记载，相应款项用于原告支付费用或转交周根发等。 2018年10月25日，原告的投资人周根发向被告出具便笺，内容为“李廷武工资：①拆迁补加每年1个月工资，②2017-2018年度每年20万元”。后被告将便笺上的“2017”涂改为“2016”。 同年10月26日，原告与包括被告在内的多名员工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约定劳动关系于2018年10月解除，由原告支付工人经济补偿金并为其办理相关退工手续及失业保险待遇，协议未对劳动报酬的结算作出约定，但载明“双方确认在本协议签订后双方之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已经处理完毕，今后双方不再有任何争议。如有权利互相放弃，如有义务互不承担”。被告签字的协议书载明经济补偿金为33000元。协议书签订的同时，被告作为原告的实际经营管理者还与其他员工就原告拖欠的工资总额进行了结算。 2018年11月，原告处多名员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支付拖欠的工资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原告提交的明细表载明拖欠的工资数额和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其中被告的经济补偿金为33000元，工资金额为空白。被告对此解释称其作为管理人员与其他员工结算了拖欠的工资，但原告未与其核算拖欠工资。后经太仓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组织调解，双方达成支付工资差额和经济补偿金的协议。 2019年7月24日，周根发的女儿周某某微信联系被告，要求被告将原告的货款及其他记录的资料转交给她。同年7月26日，被告应周某某要求提供了银行账号，并称“我给你的工资是算到一八年，一九年的工资送奶的车子还有我手上的伤都没有算在内，我都不知道最后会是这样的结尾”，周某某回复“我们会优先偿还我爸欠你的，不过你也尽快为将来计划打算起来”，后向被告提供的银行账户汇款20万元。同年8月20日，周根发短信联系被告，让其去申请劳动仲裁。同年8月25日，被告微信联系周根发，问其什么时候对账，并应周根发要求发送了处置设备的收支清单。清单显示被告出售原告的设备共计得款277340元，用于支付相关费用后尚余174340元。被告确认余款在其手中，但主张余款系原告答应给付的工伤赔偿。原告否认有此约定，但同意将该款作为工资的一部分进行结算。 2019年9月，被告向太仓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拖欠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共计813600元。该委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太劳人仲案字[2019]第112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13年9月1日至2018年10月26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31978.49元（仅扣除周某某支付的20万元）。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本院。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作出（2020）苏0585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施某某对原告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当日指定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担任原告的管理人。 关于欠付工资金额问题，原告陈述：截至2014年底结欠20255元，2015年和2016年按月薪6000元计算合计144000元，2017年至2018年10月26日按年薪20万元计算合计363978.49元，故截至2018年10月26日，被告的工资差额为528233.49元。被告则主张其自2016年起即调整为年薪20万元，同时确认在其接管原告期间的所有员工的平均工资在6000元左右。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仲裁裁决书、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仲裁申请书、仲裁调解书及明细、银行账户对账单、工资支付汇总表、微信聊天记录、工资便笺、生活费收款明细、账户交易明细对账单、手账本摘页，被告提供的短信及微信聊天记录、视频、电费缴纳清单、账户交易明细对账单，本院调取的民事裁定书、决定书以及本院制作的开庭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在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时，原告确认给予被告“每年1个月工资”补偿，并确认了原告的年薪标准。后原告与被告等员工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确定经济补偿金数额，同时被告还代表原告就拖欠其他员工的工资一并进行了结算。此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有效。达成相关协议后，原告按约履行了义务，如在仲裁委的调解下同意支付拖欠其他员工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关于是否拖欠被告工资，结合双方举证及庭审陈述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与被告等员工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除经济补偿金数额外，其余内容基本一致，均未涉及拖欠工资，但原告事后在仲裁委的调解下支付了拖欠工资，故协议书约定“双方之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已经处理完毕”，不仅包括该协议载明的经济补偿金，还包括拖欠未付的工资；2.原告主张协议书面约定双方不再有任何争议系因被告获取的款项已远超其应得工资，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协议签订时其与被告进行过结算，故被告有无通过其他方式补足工资差额在协议签订时并不确定，但从原告事后又向被告另行支付20万元的事实看，原告确实存在未足额支付被告工资的事实，被告亦未放弃工资差额；3.根据原告投资人周根发出具的工资便笺，原告确认被告2017年、2018年年薪20万元，按此标准核算，原告应支付被告2014年工资差额20255元、2015年工资72000元、2016年工资72000元、2017年工资20万元、2018年工资163978.49元（200000÷12×9+200000÷12÷31×26），上述合计528233.49元。扣除被告确认的已经领取的生活费156000元及其处理原告设备后剩余款项174340元，原告尚欠被告工资197893.49元，该金额与被告在2019年7月26日向原告核算的工资差额基本一致。至于被告主张2016年工资亦为年薪20万元的意见，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在周根发签字后将便笺上的“2017”涂改为“2016”征得了原告的同意，该主张既与其所述全面负责原告处生产经营的时间节点不一致，也与其事后核算并向原告主张的工资差额不一致。综上，本院确认原告在另行支付20万元后不存在拖欠被告工资未付的情形。 关于原告提出多付的款项应予抵扣的意见，从双方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和被告已经提交给原告的收支记录本可知，原告账户在2016年11月起多次以“货款”名义向吕庆识、刘某某的账户转款，款项用于交纳电费或其他消费以及取现，而被告亦在收支记录本上记载了其管理原告日常经营期间的相应收支情况。原告主张存在超付情况，但双方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并不完整，无法确定具体金额及相关用途。原告可持相应证据另案主张，本案不予处理。 关于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提出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的应当按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原、被告在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时就经济补偿金的数额达成一致，即按月工资6000元、工作年限5.5年计算33000元，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理应按约履行付款义务。现原告已经进入破产程序，被告所享有的上述债权应得到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李廷武对原告太仓市源泉奶牛场享有如下债权：经济补偿金33000元。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太仓市源泉奶牛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判员  王颖瑛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单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