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02民初991号 原告：盛月香，女，195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婺城区。 原告：邵建伟，男，198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婺城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妍，浙江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金华市婺城区莘畈乡人民政府，住所地：金华市婺城区莘畈乡祝村。 法定代表人：杨素娟，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军政，副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茜茜，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盛益根，男，196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通、朱恺，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盛月香、邵建伟与被告金华市婺城区莘畈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莘畈乡政府）、第三人盛益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20日、5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盛月香、邵建伟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妍，被告莘畈乡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军政、鲍茜茜，第三人盛益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通、朱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盛月香、邵建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邵水富死亡各项费用计956259.50元（其中死亡赔偿金45840元／年×18年﹦825120元；丧葬费3054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救护车费用59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20年1月8日，被告莘畈乡政府的副乡长章军政打电话给第三人，让第三人叫几个人将山上的枯死松木清理一下，第三人就叫了9个人，连同第三人本人一共10人，于2020年1月12日开始在山上清理松木。并由莘畈乡副乡长章军政及工作人员到场监督。2020年1月13日下午两点，邵水富在装车过程中被滚落的松木压倒，造成邵水富当场死亡。邵水富系为被告进行枯死松木的清理工作，被告应对本次邵水富意外事故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莘畈乡政府辩称，对两原告在本次事故中遭受失亲之痛深表同情和诚挚慰问，原告理应得到合理赔偿，但我方与死者非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我方与第三人盛益根系承揽关系，而死者邵水富与第三人盛益根系雇佣关系。根据我方提供的招标公告、2019年我方与第三人签订的《枯死松树清理承包合同》，结合盛益根、丁佰新、盛某1等人的询问笔录可知，案涉清理项目经过两次招标后均流标，最后与第三人达成口头合意，决定与以前的合作方式一样由第三人承包案涉项目，由其组织人员施工并自行提供劳动工具，自主砍伐清理枯死松树，根据自身经验、知识、技能独立完成符合清理标准的特定工作并装车运送至指定地点处理，整个过程完全不受我方的指挥和支配，我方只关心特定劳动成果，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人身依附性。而包括死者在内的其余人员正是第三人雇佣的人员，工资也是直接与第三人结算，并非与我方结算。由此可见，虽然我方与第三人未签订书面承揽合同，但第三人以完成约定清理工作并交付特定清理成果为目的，以提供相关劳务作为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承揽合同关系，故我方与死者并非雇佣关系；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案涉清理项目经两次招投标并由政府相关招投标平台公示，第三人两次均参与了投标，但因未满足最低有效参加单位而流标，我方考虑到第三人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并且之前合作较顺利，最终确定由第三人承包，程序合法，且案涉清理项目对承揽人没有相关从业资质要求，故我方不存在选任过失，不存在定作、指示过失；三、邵水富对事故发生存在一定过错。邵水富从业经验丰富，但在搬运中未尽充分安全注意义务，存在过失，应对事故承担一定的责任；四、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过高。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侵权人过错程度、侵害手段、场合、行为等因素确定，且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故原告主张1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过高。综上，被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盛益根辩称，对邵水富的死亡向原告表示深切慰问。我方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认可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邵水富和第三人从事的案涉清理树木劳务是为被告进行的，是被告叫我们做的；被告认为其与第三人系承揽关系，但未提供本次事故发生的砍伐树木为承揽关系的证据；通过本案证据可以反映被告在本次砍伐中派了监工和记工人员即护林员张有富，参与监督和计工；被告称清理砍伐是按招投标文件进行，被告与我虽然以前签有形式上的承包合同，但以前的合同并非按招投标文件的内容执行，因为招投标文件中是以担为单位投标，最高投标价不能超过42元一担，最后结算都是按每人每天多少钱结算，不符合承揽合同的结算方式；证人证明雇佣关系发生在原、被告之间。被告称以前几次砍伐树木都与第三人签订了承包合同都是承揽关系，所以认为本次也是承揽关系，需注意的是，以前的合同是和盛益根开办的金华市婺城区盛益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部（以下简称服务部）签订的合同，并不是和我方个人签订，故以前的合同和本次砍伐清理劳务不能相提并论。我方不应承担责任，请求依法判决。 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婺城区莘畈乡大立元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死者邵水富父母已经过世事实；3.现场照片一份，证明事发现场状况；4.死亡证明书一份，证明邵水富死亡的事实；5.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塔石派出所笔录一份26页，证明邵水富是为被告工作，死亡赔偿责任应由被告承担的事实；6.救护车费用票据一份，证明抢救的费用；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12月16日首次招标公告一份、婺城区莘畈乡乡域山场枯死松树清理项目报名表一份、招投标介绍信一份、服务部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第三人首次投标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投标文件接收登记表一份，2019年12月25日第二次招标公告一份、第三人第二次投标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浙江永安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公司）出具的《关于婺城区莘畈乡乡域山场枯死松树清理项目招标代理工作总结》一份，证明两次招标均明确了案涉清理项目的清理面积、清理标准、砍伐价格以及工期，说明案涉项目有明确的要求，需要按照要求交付特定的工作成果，而非单纯提供劳务，符合承揽合同的相关要件；案涉项目经过两次招标，第三人两次均参与投标，并提交了相关招标介绍信和身份信息，虽然两次均流标，但说明第三人有意参加并清楚涉案项目的相关要求并受其约束；2.2019年1月10日和2019年3月15日签订的《枯死松树清理承包合同》两份，证明我方以前与第三人签订的两份合同均明确双方是承包关系，双方对具体的清理标准、安全责任承担主体等作了明确约定，而且根据第三人在2020年1月14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可知，此次清理项目与往年的要求相同，说明双方以承包关系作为合作方式已经形成惯例；承包合同约定确认为不合格工程的不支付费用，说明被告支付清理费用的前提是需要对方提供符合标准的劳动成果，而非单纯的提供劳务；3.永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说明被告已经与该公司及第三人约定好在事发当日签订合同，第三人未来签订；4.2020年1月8日班子会议记录一份、1月12号上午莘畈乡班子成员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证明2020年1月8日案涉项目经过班子会议讨论通过，决定同意由盛益根承包；因该内容未记入当天会议记录中，1月12日上午副乡长章军政在微信群中要求将案涉工程发包给第三人的内容写入1月8日会议记录中。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护林员张有富记工清单照片打印件一份2页，证明第三人及邵水富砍伐枯木按点工计算工资，被告派人监工、记工，包括第三人、邵水富及其他人员均受雇于被告；2.第三人与张有富的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一份3页，证明被告指派监工、计工，所有劳务人员均按点工由被告结算工资的事实；3.第三人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和副书记等人的谈话录音光盘和文字整理材料一份，证明事故发生后，被告要求与第三人补签合同逃避责任，被告认为其是委托第三人砍树，认为自己应承担责任，认为之前砍树与本次砍树均以重量为计价单位等事实；4.证人盛某1、盛某2、刘某1出庭作证证言各一份，证明被告雇佣人员砍伐清理树木的事实。证人盛某1称：被告打电话给第三人，叫第三人找几个人去砍树，我当时与第三人在一起，我听到了电话的内容；工资如何结算我不知道，但应是被告结算的；没有确定多少钱一天；事故当天上午有护林员在现场，监督我们并记工，被告工作人员也来过。证人盛某2称：被告打电话给第三人，第三人叫我去砍树的，工资200元一天，成本扣除后与第三人的工资差不多；事发当天被告人员来过现场；护林员张有富在现场看管、记工并拍照；我在派出所的笔录均属实；以前与第三人一起为被告和开发区的汤溪镇砍伐过树木，被告是将工资支付给第三人，第三人再支付给我，开发区汤溪镇是将工资直接支付到我的账户上。证人刘某1称：被告打电话给第三人说要清理枯木，我当时在场；我不知道工资结算方式；从2020年1月12日开始砍树，护林员张有富在现场记工时；工资应由被告付给我们；我们不属于第三人雇佣；我在派出所的笔录均是属实的；我去年也清理过树木，去年清理树木的工资是被告支付给我的，200元一天；本次清理树木的工资没有协商过，也没有领过。 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组织到庭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了举证并当庭质证。根据质证意见及证据审核认定的有关规定，本院认证如下： 对原告证据1、2、3、4、6，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确认其证明力；对证据5，被告提出：对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应对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清理松木工程确是被告的工程，但原、被间并非雇佣关系，被告已将项目发包给第三人，邵水富是第三人雇佣的；其中第三人在两次笔录中分别称“干活的工人和车子等具体事项都是我组织安排的，工具是工人自己带来的”、“2019年我们也做过同类的清理项目”；证人盛某1称“盛益根雇佣我们给乡政府砍树，并运出去集中销毁”；证人丁某称“盛益根叫我运的，我到时候肯定是找盛益根结算运费的”；证人刘某2称“是盛益根联系我们做的…我们都是找盛益根结算工资的”；第三人在笔录中称看到过招标文件上的价格，清楚此次价格是按重量来计算，无非是对价格有异议；张有富笔录中称“副乡长章军政叫我去监管一下”，并未让其去记工；询问笔录中每个人均提到由第三人自己独立完成，并非受被告指挥。第三人提出：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公安机关在事发后均是围绕本次雇主问题进行调查，意识到如果认定被告是雇主，被告要承担责任；这些笔录不能仅看其中某一句话，盛某1系农民，无法说清楚雇佣的关系；第三人询问笔录称“被告副乡长章军政叫我找几个人去清理枯死松树…章军政安排护林员到现场进行监管…我想运输费用总要莘畈乡政府支付的…往年是莘畈乡政府按照每个人头点工240元一天…”；张有富在笔录中称“2020年1月13日早上我也记了一个工时…”。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警方对突发性死亡事件进行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符合法律规定。综合全部调查笔录及结合其他相关证据，该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原、被告间存在雇佣的法律关系，故对其证明力予以部分确认。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和第三人提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招标公告两次均流标，被告并未与竞标人达成协议，故与本案无关；招标公告中载明清理砍伐价为42元每担，但证人均称案涉劳务是以点工结算，并非按招标公告中方式结算。本院认为，双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结合其他证据，原告及第三人异议不成立，本院确认其证明力。对证据2，原告及第三人提出：对真实性无异议，两份合同均反映以前的情况，与本案无关；该合同名为承包，实为雇佣合同。本院认为，双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此应予确认；其次，两份合同虽系被告与第三人在2019年发生的发、承包关系，但在本案所涉项目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该两份合同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要求下对本案事实的推定具有一定关联性；两份合同符合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非雇佣合同；原告及第三人异议不成立，综合本案其他证据，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对证据3，原告及第三人提出：对真实性有异议，无法核对真实情况；招标总结里称本次代理工作完结，但又称要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不合常理，流标以后签订合同并非代理公司的工作。本院认为，仅凭该份情况说明，不能证明其内容真实性，原告及第三人异议成立，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对证据4，原告提出：对班子会议记录的三性有异议，被告为什么在第一次庭审中没有提交这份证据，这份证据有第一次庭审后补做的嫌疑；会议记录中称“经过两次流标以后，指定一名招标人清理乡枯死松树”，第三人没有表态过同意承包松树清理项目；对微信群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班子会议记录是补记的，2020年1月8日并没有对第三人承包这一事项进行班子会议表决，没有开过正式会议。第三人提出：对班子会议记录的三性有异议，第三人只花了300元买了标书，没有投标报名；会议记录中称“在报名参加的人中，愿意承接区里定价42元一担运到蒋堂的，只有盛益根一个人”，这一内容与事实不符，第三人未报名过，且第三人不仅认为42元一担的价格无法做，他还向其他投标人宣传，故会议记录中的相关内容虚假；会议记录只是被告单方的意思表示，双方未达成合意过；对微信群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被告不断的补救证据来逃避承担本案责任；微信内容和会议记录的并不一致，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是经主要领导同意由第三人去做，不是由班子成员讨论通过，在该内容下有5人回复收到，未表明同意，故没有证据证明全体班子成员一致同意。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对微信群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就班子会议记录中关于案涉项目发包给第三人相关内容的客观真实性而言，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副乡长章军政要求将案涉项目发包给第三人的提议提交班子并记入1月8日班子会内容会议记录中时，案涉事故尚未发生，故可以认定在案涉事故发生前被告班子曾讨论过案涉项目的发包事宜，并补写入会议记录。补写行为本身与补写的内容真实与否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因为补写可能是对真实情况的补写，也可能是虚构事实进行补写，从本案被告分管案涉项目的副乡长在案涉事故发生前要求补写的事实分析，该补写应是对真实情况的补写。至于被告形成的案涉项目决议是否符合决议程序，系被告内部决策机制问题，不影响被告和第三人形成的外部法律关系。综上，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2，原告均无异议。被告提出：对证据1、2真实性有异议；记工是张有富自发行为，与被告无关。本院认为，结合张有富在塔石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及庭审调查的情况，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查实，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对证据3，原告无异议。被告提出：真实性无异议，但乡长录音中所称的委托关系并非法律上的委托责任。本院认为，综合全部谈话内容，被告法定代表人亦称双方为承包关系，故不能就此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关系。对其证明力予以部分确认。对证据4，原告无异议，被告提出异议：证言中与塔石派出所询问笔录不一致的，应以询问笔录为准；证人盛某1称是和被告结算工资，多少钱一天没讲过。本院认为，证人在塔石派出所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系其真实表述，本院确认上述证言的部分证明力。 根据本院确认证明力的上述证据及到庭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原告盛月香、邵建伟系邵水富（1958年1月11日出生）的妻子和儿子。邵水富的父母已先于其去世。第三人盛益根开办有个体工商户性质的金华市婺城区盛益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部，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林业剩余物回收等。2019年1月10日及同年3月15日，被告两次与该服务部签订《枯死松树清理承包合同》，该服务部分别承包了被告辖区内的方家村和井下村范围内的所有枯死松树的清理工作。两份合同主要内容基本相同，约定具体要求为直径大于1厘米枝桠、树干必须全部清理，可采取就近集中安全烧毁或运到定点加工企业进行安全利用；清理后伐桩高度必须小于5厘米，并对伐桩进行剥皮处理；枯死松木的运输工具由服务部确定，并告知被告；不得采伐除松材线虫病枯死松树外的其他树木；服务部须确保安全施工，注意人身安全，应为其执行合同所雇用的全部人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应注意用火安全，一切施工安全责任概由服务部负责；验收方式为清理队自查、被告组织验收、上级组织抽查验收；验收方法为抽样比例验收，并对如何选择抽样地点、抽样伐桩个数、扣分标准、整改范围、不合格认定标准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清理质量合格标准为90分及以上；清理费用的支付为清理工作结束且验收合格后，按点工240元每天计算；合同还约定了违约责任及其他权利义务。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第三人组织了包括邵水富、证人盛某2、刘某1在内的人员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清理树木工作。双方认可在履行中，被告派有护林员现场记录清理人数及名单，第三人也记录有名单，清理工作结束、两份名单核对一致后再按照240元每人每天进行结算。清理费用全部支付给第三人，第三人再根据其组织的具体人员工作情况的不同以每人每天180元或200元每天等的不同标准支付。第三人称，因邵水富带有电锯，所以我支付给其的工资均是按240元每天计算的。 2019年12月16日，被告委托永安公司对其范围内约8万亩山场林地死、枯树及松材线虫病害树木的砍伐清理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清理要求与前述两份合同相同；清理砍伐价最高限价42元／担；工期为90日历天；具有相应实施能力和资金实力的法人、其他组织（含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可参与本项目。2019年12月20日包括第三人开办的服务部在内的四家公司或个人报名参与竞标，后因只有两家公司递交了投标文件，不符合开标条件而流标。2015年12月25日永安公司对案涉清理工程再次进行公开招标，条件与第一次相同。包括第三人在内的四家公司或个人有意参与竞标，后除第三人外其他三家单位或个人现场勘查后认为清理范围广、运输较困难等原因放弃参加投标。因投标数不符合开标条件，故第二次招标再次流标。被告称两次流标后经集体研究决定交由第三人承包，分管工作的副乡长章军政询问第三人是否愿意按招标公告的条件承包清理工作，第三人于2020年1月9日回复愿意承包，并约定于1月13日签订书面合同，因当天发生案涉事故，第三人拒绝签订书面合同；第三人称，被告副乡长章军政于2020年1月9日打电话要求第三人找人赶紧将病枯树清理掉，也未协商如何结算费用，我同意后于1月12日召集了包括邵水富、原告盛月香、证人盛某1、盛某2、刘某1等共10人上山清理树木，由丁某负责运输。被告提供的2020年1月8日班子会记录内容显示，案涉清理树木项目两次公开招标而流标后，因在报名参加过招投标的人中，愿意承担区里定价42元一担运到指定地点蒋堂的，只有第三人一人；经讨论一致同意由第三人承包枯死松树清理项目。被告提供的2020年1月12日的班子成员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该日上午11时，副乡长章军政在微信群中称：案涉清理树木项目两次公开招标而流标后，指定一名投标人清理树木，现愿意承接按区里定价42元一担运到指定地点蒋堂，只有第三人一人，现提交班子，由于时间紧，经主要领导同意，记入上星期四晚班子会内容。 2020年1月13日上午，护林员张有富对上山清理人员进行了记工，被告副乡长章军政及农林工作人员到清理现场查看了清理情况。当日下午14时许，邵水富在肩扛一长约1.5米、直径50公分左右重量较大的树木，在经过由数根木头固定捆绑在一起作为地面与运输车厢的连接桥时，不慎滑倒落地，被其肩扛的树木压倒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塔石派出所对包括第三人在内的在场参与清理树木的人员进行了询问，上述人员认可均是第三人召集其来清理树木或负责运输的，工资和费用应该与第三人结算，因以前第三人曾召集上述人员清理树木并约定了工资，故本次劳务均未商定工资或费用，认为应该按以前的标准计算。事发后被告要求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第三人拒绝签订。 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向原告释明，原告称不要求第三人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只要求被告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邵水富在案涉事故中意外受伤、去世，令人惋惜。原告作为邵水富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权要求责任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邵水富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雇佣的法律关系；2.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承揽合同法律关系，第三人是否仅为提供劳务的召集人；3.邵水富与第三人间是否存在雇佣的法律关系；4.被告和第三人对案涉事故造成的原告损失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承担责任，各方承担责任比例大小。 本院认为，一、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分析，尚不能认定邵水富与被告间存在雇佣的法律关系。首先，邵水富及其他劳务人员未直接与被告形成提供劳务的合意。原告、第三人和其他劳务人员均认可是在第三人的组织下从事案涉劳务，且认为劳务费用的结算应当与2019年从事相同清理树木的劳务一样，应与第三人结算，并非与被告直接结算。而在2019年为被告辖区内的方家村和井下村进行枯死树木的清理工作中，上述人员并未与被告产生雇佣关系，而是由被告与第三人开办的个体性质的服务部签订《枯死松树清理承包合同》后，由服务部或第三人雇佣他人履行承包合同，第三人与被告结算费用后，再由第三人与提供劳务人员根据具体人员的分工不同进行相应的结算。故从上述事实中无法认定原、被告之间形成雇佣的合意。 二、案涉劳务开始前，被告曾组织两次招标，第三人均以服务部名义报名参与或有意参与竞标，后因有效投标单位不足3家而流标，公开招标活动于2020年1月8日终结。被告与第三人认可双方于2020年1月9日联系，被告称第三人同意按公开招标中的每担42元的价格承包；第三人则称被告仅是要求其找人抓紧将枯死树木砍掉，具体如何结算没有协商过，第三人仅是召集人。综合本案全部案情、相关证据及事故发生前已清理好的树木被运送至蒋堂称重，票据由第三人收取等情形，特别是案涉劳务曾两次招投标流标后于2020年1月8日终结招标程序，第三人于2019年1月9日开始组织人员清理树木的事实，被告的主张更具合理性和可能性，其证据的证明力优于相对方，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案涉劳务的承揽合同关系。需注意的是，即使护理员张有富在案涉劳务中有记工行为，也不能就此认为被告与邵水富或第三人间存在雇佣关系，因为在2019年的承包关系中亦有护理员的记工行为。另外，双方结算是按人工每天计算还是按重量计算，仅是费用计算的不同方法，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案涉劳务应是按重量结算。 三、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雇佣的法律关系。首先，邵水富从事案涉劳务是第三人通知参加的。在2020年3月29日的第一次庭审中，第三人承认是其打电话通知邵水富及其他劳务人员从事案涉劳务。此亦与其在塔石派出所的笔录中陈述一致。但在2020年5月9日第二次开庭过程中，第三人予以否认，称被告副乡长章军政打来电话时，其正与邵水富及其他劳务人员一起，因其接听电话时一般均用免提，故邵水富及其他劳务人员都知晓了要清理树木的工作，并非其通知邵水富。第三人的陈述与常理不符，且在两次庭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以自己记忆错误为由的解释不能成立，故应当认定是第三人通知邵水富从事案涉劳务。其次，邵水富及其他劳务人员的劳务费用均是与第三人结算。本案的其他劳务人员均称案涉劳务的费用多少、结算方式事先均未与第三人协商，按惯例应按2019年的方式进行，故案涉事故中邵水富的劳务费用应是与第三人结算。虽然第三人称在2019年从事相同清理树木的劳务中，第三人从被告处结算的劳务费用与其支付给邵水富的劳务费用一致，均为240元每天，但2019年清理树木劳务关系中第三人系雇主，邵水富提供的劳务系第三人承包劳务中的组成部分，受第三人支配、管理并结算，雇员收取劳务费用的多少体现的是雇主对其劳务价值的认可度，并不能改变双方雇佣的法律关系。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间存在雇佣的法律关系。 四、关于被告和第三人对案涉事故造成的原告损失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承担责任，各方承担责任比例大小问题。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承担雇主赔偿责任，因无法确认原、被告间存在雇佣的法律关系，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难以支持。根据上述本院认定的事实，第三人作为雇主，应当对雇员邵水富在案涉事故中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邵水富具有一定的清理病枯树木的从业经验，在清理过程中，在肩扛一较重树木的搬运过程中因不慎滑倒而发生意外，其自身未尽到充分安全注意的义务，对损害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此外，被告作为发包方和清理树木的受益方，在未签订书面承揽合同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未确认劳务人员是否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的情况下，即指示第三人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存在一定危险性的清理树木工作，对纠纷的产生和原告遭受的损失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综合各方过错责任大小，本院酌定原告自担30%的责任，被告承担30%的责任，第三人承担40%的责任。因在本案中原告不主张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故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部分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解决。因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在2020年5月1日以后，故赔偿数额应参照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赔偿标准计算，原告的合理损失应为：死亡赔偿金49899元/年×18年﹦898182元，丧葬费33216元，医药费59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共计981988元，被告承担30%即294596.4元。 综上所述，对原告诉讼请求及被告抗辩、第三人陈述中合法有据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依据不充分部分，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金华市婺城区莘畈乡人民政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盛月香、邵建伟294596.40元； 二、驳回原告盛月香、邵建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591元（适用简易程序，已减半收取，两原告已预交），由两原告共同承担1791元，由被告承担800元（本判决生效之日即向本院交纳，或在履行时加付此款给两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章永伟 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金轶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