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04民初878号原告：王某1，女，汉族，1964年3月23日出生，无职业，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滨鸿（原告之女），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告：张某，女，汉族，1948年2月7日出生，无职业，住辽宁省北票市。被告：王某2，男，汉族，1975年6月29日出生，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部门经理，住沈阳市大东区。被告：王某3，男，汉族，1978年6月5日出生，无职业，住辽宁省北票市。被告：王某4，女，汉族，1953年11月25日出生，无职业，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被告：王某5，男，汉族，1956年3月29日出生，无职业，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被告：王某6，男，汉族，1959年2月25日出生，无职业，住大连市甘井子区。被告：杨某1，男，汉族，1940年3月4日出生，无职业，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杨某2，男，汉族，1972年9月16日出生，无职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八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1与被告张某、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杨某1、杨某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滨鸿、被告张某、王某3及八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对应拆迁安置补偿权及27.2万元拆迁款（从2014年10月-2019年8月），要求全部归原告所有。事实与理由：遗嘱人邵长英生前立有多份遗嘱。被告张某有一份2010年9月26日的遗嘱。我有一份2011年6月18日邵长英自书遗嘱，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后，是邵长英本人所写。遗嘱人邵长英最后一份遗嘱是2011年7月6日所写。她愿意将她所有的房产即沙河口区集贤街x号以及回迁房屋增加20平方给我本人，与他人无关。这份遗嘱是邵长英本人所写。邵长英生前经历两次拆迁房屋。第一次拆迁，是我给她安置房屋，我对邵长英尽了赡养义务。其他兄弟、姐妹有困难我也帮助过。他们拆迁房屋都是我在尽力帮助解决住房。王新成曾在我家住了近一年时间，管吃管住，安排他工作。邵长英生前明确表示将她的房屋遗留给我。根据继承法第二十条，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互抵触的，以最后遗嘱为准。故提出如上诉请。被告张某、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杨某1、杨某2辩称，首先，原告要求继承的沙河口区集贤街x号房屋已被拆迁，物权已经消灭，原告要求继承物权已经消灭的房屋，不应被支持；其次，邵长英在去世前，办理过两次公证遗嘱及一份代书遗嘱，均明确表示案涉房屋由长子王新成继承，如果房屋拆迁，回迁后仍由王新成继承，因邵长英不会书写也不识字，原告提供的自书遗嘱不能代表邵长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邵长英生前一直与张某家人共同居住，张某无微不至的照顾邵长英的日常起居生活，过渡安置费是给原房屋居住人的补偿，所以应归张某所有。拆迁奖励费是支付给邵长英本人，至其死亡之前该笔费用已经不存在，所以原告无权要求分割。最后，如果案涉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权或过渡安置费适用法定继承，则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杨某1、杨某2自愿将自己应继承的份额赠与张某。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提供的户籍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遗嘱、被告提供的公证书、银行交易流水、遗嘱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邵长英与王在宝系夫妻关系，王在宝于1984年4月7日死亡，邵长英于2014年9月24日死亡。邵长英与王在宝共育有六名子女，分别为长子王新成、长女王桂兰、次女王某4、次子王某5、三子王新有、三女王某1。王新成与被告张某系夫妻关系，其二人育有二子，即被告王某2、王某3。王新成于2017年3月4日死亡。王桂兰与杨某1系夫妻关系，其二人育有一子即被告杨某2。王桂兰于2017年4月24日死亡。2000年7月8日，邵长英通过购买房改房的方式取得了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的产权。2010年10月14日，邵长英与大连市沙河口区城区改造管理办公室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由大连市沙河口区城区改造管理办公室对案涉房屋拆迁，邵长英选择产权调换的拆迁安置补偿方式。双方约定大连市沙河口区城区改造管理办公室给付邵长英搬迁奖励费30000元、搬迁补助费800元、电话迁移费200元和网络迁移费50元。过渡期内，大连市沙河口区城区改造管理办公室按照每房证户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邵长英过渡安置费，过渡安置费首次发放自2010年10月10日起算六个月。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在本案庭审中，原、被告各方均认可过渡安置费自2014年10月起每月为4000元，给付至2019年10月后停止给付。该费用一直由被告张某保管、使用。邵长英生前与被告张某一起居住、生活。2010年9月26日，邵长英曾立代书遗嘱一份，载明“我叫邵长英，老伴王在宝于1984年春天去世，至今未再婚，根据现行房改政策我购买了大连市沙河口区集贤街x的房屋，产权面积为50.08平方米，房屋的产权归我个人所有。现我与长子王新成及家人共同生活已十年，在我过世之后，我的房屋产权由长子王新成继承，他人无权干涉。如果房屋拆迁，回迁后仍由长子王新成继承。”2011年7月6日，邵长英自书遗嘱一份，载明“遗嘱人邵长英，女，88岁，身份证2102041923××××××××，我立遗嘱处理我的财产，我自愿把我的房子（沙区集贤街x号面积50.08平方米）遗留给王某1个人。根据拆迁政策，回迁原址我房子增加20平方米遗留给王某1个人。”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有权立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案涉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是被继承人邵长英的个人财产，其有权订立遗嘱进行处置。邵长英于2010年9月26日留有代书遗嘱将案涉房屋指定由王新成继承，但其于2011年7月6日又自书遗嘱指定由王某1继承其房屋，立遗嘱人两份遗嘱内容冲突，其在后一份遗嘱应视为是对在先遗嘱的撤销，应以其最后一份遗嘱为准。虽然各被告提出邵长英本人没有读书写字的能力，最后一份自书遗嘱不是邵长英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最后一份遗嘱非系邵长英本人书写，故对各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案涉集贤街房屋已被拆迁，该房屋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权利应由原告王某1继承。关于原告主张的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应归其所有一节，本院认为，邵长英在与拆迁人签署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其领取的搬家奖励费、其在生前领取的拆迁人给付的过渡安置费，虽然是邵长英的个人财产，但该款项主要是用于对拆迁被安置对象的安置，如该款项在邵长英死亡时有剩余，则应属于邵长英的遗产，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至邵长英死亡时该部分款项仍存在，故该部分款项已无余额可供分割，对原告分割该部分款项的要求，本院不予支持。邵长英死亡后，因案涉房屋对应的拆迁安置房屋未办理回迁手续，拆迁人继续按照每月4000元的标准支付过渡安置费至2019年10月，经计算该部分款项为244000元（2014年10月至2019年10月，5年零1个月），该部分的款项虽然给付至邵长英的银行账户，但该过渡安置费是按照产证户给付的用于被安置对象在拆迁人未交付安置房屋之前过渡安置使用，并不等同于邵长英的遗产，王新成、被告张某在邵长英生前一直与邵长英共同生活在集贤街的房屋内，在房屋拆迁后仍与邵长英共同生活，故王新成、张某亦是拆迁房屋的被安置对象，在邵长英、王新成死亡后，该款项应归张某所有，用于其拆迁过渡安置。邵长英将其所有的房屋通过遗嘱指定给原告继承，因案涉房屋已经被拆迁而转化为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故本院仅对该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进行处理，原告基于对被拆迁房屋的继承而取得该房屋对应的拆迁安置权利，该权利应为被拆迁的集贤街房屋回迁之后的对应的安置房屋、与该房屋相关的基于拆迁政策增加的面积及优惠政策购买回迁房屋面积的权利。同时在回迁安置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亦应由原告自行负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由原告王某1享有；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3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莹人民陪审员  许爱秋人民陪审员  刘 虹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张彦勃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