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55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艳萍，女，汉族，1965年3月10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宛生，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航，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永建，男，汉族，1970年12月29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飞，河南都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艳萍因与被上诉人徐永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初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艳萍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徐永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永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魏艳萍与徐永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徐永建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徐永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一审认定徐永建实际交付给魏艳萍30万元现金错误，2015年12月23日徐永建与魏艳萍根本没有见过面，徐永建没有也不可能向魏艳萍交付现金。2015年12月23日之前，魏艳萍既不认识徐永建，也不认识贺某，魏艳萍没有通过贺某向徐永建借款，双方不存在借款的基础，除了借条之外的其他证据均系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一审庭审中，对涉案当事人及证人身份进行了确认，证人贺某与案外人贺梅荣系亲姐妹,徐永建与贺梅荣系夫妻，证人贺瑞红主张其与贺梅荣系好朋友，案外人贺广洋系贺梅荣的侄子。贺某与徐永建的妻子贺梅荣系直系亲属关系，其证言证明2015年12月23日见证了徐永建向魏艳萍交付30万元现金，不应被采信。贺瑞红与徐永建的妻子贺梅荣系好朋友，其所作的证言不具有合理性，其称交付给徐永建30万元现金，也没有任何书面凭证相佐证，且贺瑞红所主张的取款时间和徐永建所诉的借款时间相差近一个月,一审判决将贺瑞红所取30万元现金认定为徐永建出借款来源错误。贺广洋与徐永建的妻子具有亲属关系，且魏艳萍一审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涉案借条所列的30万元实际是贺广洋出借给魏艳萍150万元借款中的一部分，贺广洋使用徐永建的银行卡刷卡交付给了魏艳萍。原审对贺广洋所做笔录不能作为认定徐永建实际交付30万元现金给魏艳萍的证据。二、本案借条是魏艳萍向贺广洋出具的，不是向徐永建出具的。实际情况是2015年12月23日，魏艳萍通过案外人朱登顺向贺广洋借款，魏艳萍、朱登顺及贺广洋三人在场的情况下，贺广洋称其可以用徐永建的银行卡刷卡，但需要魏艳萍先出具一份出借人为徐永建的借条。2015年12月24日，贺广洋使用徐永建的银行卡，通过pos机刷卡30万元。魏艳萍向贺广洋出具了本案中徐永建提交的借条，收到贺广洋出借的150万元多日后，又在贺广洋的要求下，补签了一张150万元的借条。之后贺广洋提交该150万元借条，将魏艳萍诉至金水区法院，在魏艳萍还未接到金水区法院（2018）豫0105民初14101号案件起诉书时，已经部分还款，接到起诉书之后，又向贺广洋偿还了全部本息，贺广洋在该案庭审后笔录中称，其已经将该30万元返还给了徐永建。贺广洋该案撤诉后并未将该150万元借条和之前的30万元借条返还给魏艳萍。三、徐永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魏艳萍之间存在着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上述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而在本案中，徐永建除了提交借条之外，没有任何转账记录、借款合同等书面凭证，也没有任何向魏艳萍追讨借款等能证明借款存在的通话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四、本案系徐永建利用魏艳萍向案外人出具的借条提起的虚假诉讼。2018年6月14日，贺梅荣向金水区法院起诉魏艳萍，主张2015年11月4日，魏艳萍从贺梅荣处借款30万元，一直催要未果成诉。2018年11月30日，该案被金水区法院裁定驳回起诉，郑州市中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徐永建与贺梅荣系夫妻关系，按照一般常理，如果本案借款真实发生，“两笔”借款发生时间分别是2015年11月4日和2015年12月23日，贺梅荣真的一直向魏艳萍“催要还款”未果，那么在贺梅荣起诉时，徐永建也应一并起诉，而不是在贺梅荣起诉被驳回一年之后，才提起本案诉讼。另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错误，即使按照贺某一审庭审所做证言，2019年春节还去魏艳萍家里和厂里要钱，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徐永建答辩称，1、关于借款的交付，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正确。本案借款系现金交付，现金的来源是贺瑞红2015年11月29日取款交给徐永建。魏艳萍通过贺某认识徐永建，2015年12月23日与贺某一起将现金交付魏艳萍。借款来源、交付过程，贺瑞红、贺某都已经出庭如实向法庭陈述。2、贺广洋诉魏艳萍的150万元与本案没有关联，不包括本案的30万元。贺广洋出借给魏艳萍的150万元，其中有30万元系2015年12月24日通过徐永建的卡刷给魏艳萍，但这与2015年12月23日的现金借款并不是同一笔钱。魏艳萍自己开有公司，作为生意人在钱没有出借、借款人都不知道是谁的情况下，就应别人的要求随意出具借条，不合情理。本案借条明确写明是现金，与魏艳萍所称的2015年12月24日pos机刷卡不是同一笔款。3、贺梅荣起诉魏艳萍30万元一案的裁定已经查明，贺梅荣所起诉的30万元系2015年11月3日转给朱登顺，之后朱登顺又转账给魏艳萍，从时间点来看，这与本案2015年12月23日的借款不可能是同一笔钱。反而从该案内容可知，魏艳萍2015年下半年多次对外借款。本案30万元是通过贺某出借给魏艳萍的，2018年贺某一直配合徐永建找魏艳萍要钱，并且贺某承诺她会负责到底，所以就没有和贺梅荣的这一笔30万元一同起诉，但是2019年贺某经济上出现问题，她说不会替魏艳萍还这笔钱，徐永建没有办法才起诉。4、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借款后徐永建、贺某多次向魏艳萍要钱，魏艳萍一直不给。借条上也没有记载还款时间，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徐永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魏艳萍偿还徐永建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魏艳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23日，魏艳萍向徐永建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徐永建现金叁拾万元整，￥（300000）。徐永建称，该30万元为现金交付，并提交了案外人贺瑞红于2015年11月29日取现30万元的交易明细。贺瑞红出庭接受询问，证明其将30万元现金于2015年11月29日交付给徐永建。案外人贺某出庭接受询问，证明其与徐永建一起将现金于2015年12月23日交给了魏艳萍，贺某一直帮着徐永建向魏艳萍催要欠款，2019年春节还到魏艳萍厂里和家里要钱。庭审后，一审法院通知贺广洋到庭接受询问。贺广洋称，魏艳萍所述的“按照贺广洋的要求，出具了刷卡账户户名为徐永建的30万元借条，又向贺广洋出具了150万元的借条”不属实；贺广洋出借给魏艳萍150万元，其中一笔是通过徐永建的卡刷了30万元给魏艳萍，魏艳萍给贺广洋出具了一个条是150万元的；贺广洋已将30万元偿给徐永建；对于魏艳萍出具给徐永建的30万元借条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审法院认为，徐永建主张魏艳萍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提交了魏艳萍出具的借条，又就现金来源、交付方式和细节等进行了举证，可以证明徐永建、魏艳萍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魏艳萍答辩称“在收取借款之前，按照贺广洋的要求，出具了刷卡账户户名为徐永建的30万元借条，又向贺广洋出具了150万元的借条”，贺广洋对于该陈述予以否认，魏艳萍的答辩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魏艳萍所称的诉讼时效，徐永建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其已对上述借款进行了催要，向魏艳萍提出了履行请求，故徐永建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徐永建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魏艳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徐永建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20年1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900元，由魏艳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魏艳萍提交证据一、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23日，借款人为魏艳萍、李福海，没有利息约定的借条一份；证据二、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23日，借款人为魏艳萍、李福海，并加盖郑州引领科技有限公司公章，有利息约定的借条一份。证明事项：1、魏艳萍向出借人出具借条，书写内容均为今借某某人人民币现金多少元，一审中徐永建出具的借条不能证明魏艳萍实际收到其交付的30万元现金。2、以上两张借条均为借款人贺广洋实际出借款项后，因一直未足额还款，在案外人朱登顺和贺广洋的要求下，由魏艳萍事后补写，并有魏艳萍丈夫李福海签名。首次补写的借条并没有利息的书面约定，没有加盖郑州引领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之后在朱登顺的要求下，才添加上利息的书面约定，加盖了郑州引领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证据三、贺广洋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历史交易明细单一份；证据四、徐永建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历史交易明细单一份；证据五、贺梅荣银行流水一份。证明事项：1、魏艳萍从贺广洋处所借的150万元，虽然魏艳萍所补签的借条为今借人民币现金多少元，但实际上在魏艳萍向贺广洋、朱登顺出具补签借条之前，贺广洋均以转账或银行卡刷pos机方式，向魏艳萍交付出借款项。2、贺广洋出借给魏艳萍的款项中，其中一笔12万元是由贺广洋的姐姐贺梅荣转账支付给魏艳萍的，而该笔12万元，从银行流水充分证明，恰恰是一审证人贺某在2015年12月23日转账给贺梅荣之后，以贺广洋的名义，实际由贺梅荣再转账交付给魏艳萍的。3、贺某与徐永建的妻子贺梅荣系姐妹关系，与贺广洋也是亲属关系，其与贺梅荣之间有频繁的资金互相往来，且其资金与贺广洋出借给魏艳萍的出借款有直接利害关系，与徐永建所主张的本案也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所出具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不应被采信。4、以贺广洋的名义，实际由贺广洋所持有的徐永建银行卡，通过pos机转账至案外人杨志刚所持有的pos机30万元后，视为魏艳萍实际收到贺广洋150万元出借款中的30万元。5、2015年12月23日当天，徐永建农信社账户有40多万余额，从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方式为大额现金均由转账交付，其主张交付30万元现金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证据六、2018年1月19日民生银行支付业务回单两份；证据七、贺广洋身份证及2018年1月19日收条（××）一份。证明事项：1、魏艳萍与贺广洋在2015年12月23日之前并不认识，与贺广洋的借款是通过朱登顺介绍的，还款也是经朱登顺确认的。2、魏艳萍在资金往来过程中，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完成的，没有现金交付的情况。证据八、贺梅荣诉魏艳萍（2018）豫0105民初25457号卷宗材料；证明事项：1、本案一审庭审之前，魏艳萍并不知晓贺梅荣与徐永建系夫妻关系。2、贺梅荣诉魏艳萍30万元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两审法院均以裁定方式驳回。3、徐永建与贺梅荣系夫妻关系，在2019年1月贺梅荣起诉魏艳萍30万元被法院驳回一年之后，徐永建才以通过不正当手段从贺广洋处获取的魏艳萍出具的借条，并伪造证人证言，向魏艳萍提起虚假诉讼，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已超过诉讼时效。4、贺梅荣主张其债权发生时间为2015年11月，是通过朱登顺认识并通过朱登顺出借的款项。这与本案一审中贺梅荣的妹妹贺某所出具证言明显相悖，不符合常理。既然在2015年11月魏艳萍已经通过朱登顺从徐永建的妻子贺梅荣处有过借款，在2015年12月23日，根本不需要再经由魏艳萍的同乡贺某介绍魏艳萍与徐永建认识，并由贺某介绍出借给魏艳萍30万元。5、2015年11月、12月之前，魏艳萍并不认识徐永建、贺梅荣夫妇，也不认识贺广洋，贺广洋的借款是通过朱登顺介绍，根本没有从徐永建、贺梅荣处借款。证据九、赵金钟证人证言1份；证明事项：1、2015年12月23日当天，魏艳萍因其所在的郑州引领科技有限公司在24时之前必须偿还完毕一笔银行贷款，下午两点左右之前一直在单位；下午六点左右之前，其本人一直在郑州××办公区协调还款事宜；六点左右之后，与朱登顺一起先开车去新郑，后返回郑州；在国基路某咖啡厅一直到晚上九点多十点左右，到家已经是2015年12月24日凌晨。2、魏艳萍在2015年12月23日当天，没有去过徐永建、贺某所住小区。3、2015年12月23日当天，魏艳萍没有时间与徐永建见面，不可能接收徐永建现金交付的30万元。证据十、魏春霞证人证言1份；证明1、魏艳萍与朱登顺从新郑返回郑州后，在国基路某咖啡厅见到贺广洋，2015年12月23日当天根本没有见过徐永建本人。2、在郑州引领科技有限公司还贷日即2015年12月23日，魏春霞作为该公司财务负责人，没有收到任何现金。3、pos机收款人将30万元转账至魏春霞账户，魏春霞将该30万元转账至郑州引领科技有限公司账户，用于偿还贷款。4、贺广洋用徐永建的银行卡pos机刷卡30万元后，要求魏艳萍出具出借人为银行卡户主徐永建的借条，魏艳萍按照贺广洋的要求出具了借条并交付给贺广洋本人。证据十一、杨志刚证人证言1份；证明事项：1、2015年12月23日当天晚上，贺广洋持卡刷卡30万元。2、虽然刷卡是2015年12月23日当天，但pos机到账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次日，即2015年12月24日。3、杨志刚确认其pos机刷卡30万元后，在尚未到账时，即将款项转账至魏艳萍指定的魏春霞账户。4、因时间久远，贺广洋忽略了其实际持徐永建卡刷卡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仅凭其打印的徐永建农信社银行流水显示时间2015年12月24日，即与徐永建相互串通，于一审庭审之后在金水法院做虚假陈述笔录，且未经质证，一审法院以该笔录认定魏艳萍与徐永建之间存在30万元借贷事实错误。证据十二、郑州引领科技有限公司郑州银行流水一份；证据十三、魏春霞银行回单一份；证明事项：1、该公司有一笔300万元贷款，2015年12月23日是最后还款日。2、魏艳萍收到贺广洋出借的150万元中，由贺广洋账户转账的103万元、由贺梅荣账户转账的12万元、由贺某账户转账的5万元后，随即转入该公司账户用于偿还贷款。3、魏艳萍收到贺广洋出借的150万元中，由贺广洋持徐永建银行卡刷杨志刚pos机30万元，再由杨志刚转账至魏艳萍指定的魏春霞账户后，魏春霞随即将该款转入该公司账户用于还贷。4、贺广洋刷pos机交付的30万元到账时间较晚，魏艳萍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再见到徐永建本人，徐永建更不可能交付现金30万元给魏艳萍。5、魏艳萍收到贺广洋出借的150万元后，已经不再有迫切资金需求，没有任何必要再从徐永建处借款。徐永建质证称，证据一至七，实际上均是魏艳萍向贺广洋借款的150万元。从借款的形成以及借款的支付情况，该案件已经结案，并且贺广洋也在本案的一审庭审后向法官说明了相关的情况，其借款和本案的现金借款不是一回事，没有任何关联。证据八，贺梅荣诉魏艳萍的案件，是贺梅荣将款项转给朱登顺之后朱登顺又转给魏艳萍，当时贺梅荣以转账流水进行起诉，法院没有认可。但是从内容上来看，贺梅荣的借款与本案的借款从时间点上错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不是一回事。本案的30万借款是通过贺某借给魏艳萍的，2018年贺某一直配合徐永建积极找魏艳萍索要借款，当时贺某说这个事情会负责到底所以并没有起诉，但是2019年之后，贺某经济上也出现了困难，说不会替魏艳萍偿还，徐永建出于无奈才提起了诉讼。证据十二、十三与本案没有关联。至于上面所显示的余额及后来用到哪，不清楚。本案借款的30万元，作为借款人收到了款项，至于款项用途，该证据是显示不出来的。对于证据九至十一，证人均出庭作证，赵金钟的证人证言不可信，关于时间的问题，一开始说的都不对，而是在魏艳萍的提示下才说出准确的时间。因此其证言不应当被采信。魏春霞是魏艳萍公司的财务人员，与魏艳萍关系密切，其所作的证言不客观真实，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对于杨志刚的证言，魏艳萍在上诉状中称是贺广洋拿着徐永建的卡去刷的。但杨志刚却称持卡人就不在现场，此证言与本案也无关联。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徐永建主张魏艳萍拖欠借款，提供魏艳萍出具的借条，借条上明确载明出借人为徐永建，借款为现金，原审中徐永建并就现金来源及交付予以举证证明。魏艳萍上诉称与徐永建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涉案借条系魏艳萍向贺广洋借款150万元时向贺广洋出具并交与贺广洋持有。但原审中贺广洋接受法院调查时称与魏艳萍之间的借款150万元，魏艳萍出具有150万元的借条，双方之间债务已经结清，对本案徐永建提交的借条不知情。故魏艳萍主张与徐永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缺乏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定。魏艳萍上诉称本案诉讼时效已超过，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魏艳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魏艳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 赞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黄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