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5民初3661号 原告：杭州市拱墅区方铭建筑防水服务部，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沈半路332号1幢1楼106室、107室、108室。 经营者：王铭浩，男，1994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绍康、胡光辉，系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天一五金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沈半路332号。 法定代表人：曹凌鸣，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露妮、倪浩览，系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合茂升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储鑫路17-1号4幢4楼464、465室。 法定代表人：包松钱，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大、赵娟利，系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市拱墅区方铭建筑防水服务部（以下称原告）诉被告杭州天一五金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公司）、被告杭州合茂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茂升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辉，被告天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凌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露妮，被告合茂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大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赔偿损失370000元（详见损失清单）；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等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原告因业务发展需要欲承租沿街店面用于建筑防水服务部使用。被告天一公司称其沿街店面已租给被告合茂升公司，且被告天一公司同意被告合茂升公司转租给原告。为此，原告与被告天一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金为60000元；当日，原告又与被告合茂升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和《转让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租期4年，年租金实际为170000元一年，原告承租被告天一公司所有的位于沈半路332号1幢1楼106、107室、108室三间；原告将租金、店面押金交给被告合茂升公司，随后被告天一公司配合原告办理了营业执照和房屋租赁备案手续。租赁合同约定，在不改变结构的前提下，原告可对租赁物进行装修等。原告租得房屋后，遂采购相关材料和委托专业人士对租赁房屋进行了装修。原告的业绩稳步攀升，订单源源不断。原告依约如期交纳房租和水电费等各类费用。2018年年底，被告以杭州地铁4号线二期长浜廊站就设在沈半路332号上为由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和要求原告立即搬离厂区。此时双方的租赁合同尚未到期，原告理解和支持国家的地铁建设，但搬迁确实会产生搬迁费用和停产停业损失等诸多损失，原告遂与被告多次协商解决此事但未能达成一致，被告明确表示拒绝补偿原告的停产停业损失、临时安置费、过渡费、搬迁费、装修损失和重新办理相关证件及重新制作原告的广告抬头的相关合理费用，故原告无奈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诸贵院，望依法判如诉请。 被告天一公司辩称，本案争议焦点:原告向被告主张装修损失、停产停业损失、搬家费等损失是否有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依据？第一，原告主张所谓的房屋拆迁补偿款无任何的法律依据或合同依据。案涉《拆迁补偿协议》项下拆迁补偿款系被告天一公司所有的房屋被征收后，其基于物权的灭失所获得的货币补偿，该补偿款本质上属于物权转化的债权。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第十七条规定，被补偿安置的对象为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拆迁人给予被征收人的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等。原告只是次承租人，非被征收人，原告主张房屋拆迁补偿款无法律依据。在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承租人之间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承租人能否得到拆迁补偿，应根据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原告从承租人被告合茂升公司处转租了案涉房屋，原告与被告合茂升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被告合茂升公司系该租赁合同的相对万。天一公司同意被告合茂升公司的转租行为，并愿意配合原告办理营业执照等工商登记手续，原告与天一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如国家或其他部门需要拆迁时，本合同自行解除。现房屋被拆迁，按照该条款约定，合同自行解除，对原告在租赁期间的损失不进行任何赔偿。故原告主张没有合同约定的依据。原告罗列了十组证据，主要证明了关于天一公司获得拆迁补偿款的金额及各项补偿款计算标准的依据，但始终末举证证明因天一公司所有的房屋拆迁，天一公司应该向原告支付拆迁补偿的理由或依据。第二，再退一步讲，即便是根据原告与被告合茂升公司之间履行的合同约定：如需要拆迁，合同自行解除，仅对装修款进行赔偿，根据被告合茂升公司提供的与天一公司之间的《补偿协议》可见，被告合茂升公司配合搬迁工作故双方就大楼2-6层共5层（面积共计1700平方米）一致达成一次性补偿30万元，平均每层补偿6万元。原告租赁的房屋面积仅为120平方米，仅占一层房屋面积的八分之三（根据面积换算补偿款仅为22500元）。原告自身提供的其装修费收据总计为79944元，其中还有12000元发生于合同签订之前。但原告却向天一公司主张赔偿其损失37万元，并对天一公司的资金370000元进行了财产保全。原告认为其租赁的120平方米的补偿应该高于1700平方米的补偿，我们认为原告申请诉讼保全存在明显恶意，应当赔偿天一公司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第三，天一公司于2018年6月8日正式发函书面通知被告合茂升公司，因房屋被征迁，需在2018年6月20日前搬迁完毕，并终止租房合同。原告经天一公司、被告合茂升公司通知后仍拒不搬迁，也未支付房屋租金。直至2018年11月30日办理，并自行拆除带走了钢筋、空调等。原告自2018年6月10日一直占有、使用租赁房屋，应当向天一公司支付房屋占用费85000元。该金额己远超过原告的装修损失，故我们认为原告无权再向天一公司主张赔偿。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合茂升公司辩称，一、原告起诉被告合茂升公司，主体资格不适格。1、根据原告的举证，2017年4月17日，与被告合茂升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乙方签字人是章占芳，非原告公司。且从后续的转让补充协议、店面押金等材料来看，与被告合茂升公司发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均为章占芳。原告起诉被告合茂升公司没有法律依据。2、原告虽然大量举证其和章占芳有亲属关系，章占芳与原告是否存在发起人与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关系，但根据民法总则，个体工商户、法人及非法人组织都是民事主体，个体工商户作为自然人与其他主体是并列的，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对于自然人可以适用公司法对于法人的相关规定。故公司法对于设立中公司的相关规定在本案中不存在援引的依据。同时章占芳与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即使存在亲属关系，也没有法律规定亲属之间的关系可以产生一方从事法律行为，另一方可以承继法律后果的相关规定。3、如果可以援引设立中公司的相关规定，则应当是由设立中公司在本案中即章占芳来主张。二、1、关于装修补偿，鉴于被告天一公司和原告已经建立了合同关系，且本案中存在房东和承租人，承租人与次承租人，房东与次承租人等多个合同关系。关于被告天一公司和原告建立的合同关系效力由法院认定。2、根据被告合茂升公司的举证，关于本案三间房屋赔偿问题已经达成补偿协议，由被告天一公司对原告的腾退事宜负责处理，腾退费用由被告天一公司支付。且基于被告天一公司已经拿到相关补偿款的事实，我们认为被告合茂升公司事实上已经退出了原告和被告天一公司的装修补偿的法律关系中。原告基于装修补偿要求被告合茂升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起诉的请求权基础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因为相关补偿款项并未支付给被告合茂升公司，故不当得利的关系也不存在于被告合茂升公司和原告之间，故原告起诉被告合茂升公司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1、原告无权主张搬迁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停产停业损失和腾房奖励补偿费用。原告是承租人，其不是拆迁法律关系主体，无权主张拆迁法律关系中的款项。2、根据被告合茂升公司与章占芳签署的协议，可以赔偿装修款，装修款以拆迁部门核价进行赔偿。同时在被告合茂升公司和被告天一公司签订的协议中对装修款的约定相同。原告可以主张的装修款仅限于拆迁部门核定的装修赔偿款。3、结合合同法第113条约定，原告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已经明确约定了可能发生拆迁的情况，其明知可能拆迁的情况下签订了合同，当拆迁真实发生时应当依据合同法第113条的约定即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为准，即以可预见性规则为准。在租赁活动签订过程中，原告应当可以预见其装修补偿的最大范围就是拆迁部门对装修的核价。所以即使要根据不当得利主张，也只能在192000元的装修补偿中主张，超出部分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192000元中1600元/平方米的标准并非真正的装修赔偿标准，包含了其他法律关系的确认及其他的补偿，所以本案原告应当进一步举证其装修的具体金额，再结合其装修金额确定装修赔偿金额，且支付对象应当是被告天一公司。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一、房屋租赁合同、转让补充协议、店面押金、户口本，以证明租赁合同已合法成立并生效，原告系沈半路332号合法承租人的事实。 二、个体户登记基本情况、回执、营业执照、照片，以证明原告依法设立和在沈半路332号合法经营的事实。 三、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记录、公司登记基本情况、水电费单据，以证明原告完全履行合同即依约支付了租金和水电费的事实。 四、装修收据、公证书及承租店铺的装修现状的视频（附光盘），以证明基于合同约定，原告在未改变房屋结构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装修，被告现要求解除合同理应赔偿原告装修损失。 五、增值税普通发票金税设备资料统计，以证明原告的经营情况，被告应赔偿原告停产停业损失。 六、报告（复印件），以证明被告天一公司向相关部门打报告申请补偿款时其明知原告作为承租人存在停产停业损失和搬迁的其他损失，但被告对于原告即承租人不予以赔偿明显违法和违反相关政策，依法应予以纠正。 七、《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市区工业企业搬迁部分补偿标准的通知》杭政办函（2011）7号文件（电脑打印件），以证明原告作为承租人理应享有该政策规定的搬迁相关补偿和损失补偿。 八、收据、协议和收条，以证明原告配合地铁拆迁搬迁产生的其他合理损失，应由被告予以赔偿。 九、《关于地铁4号线二期工程长浜廊路站涉及征迁事宜的函》、《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杭州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临时安置费和搬迁费标准的通知》杭政函（2018）78号、《杭州地铁三期工程四号线长浜廊路站杭州天一电器有限公司征迁补偿协议》、《杭州地铁三期工程4号线长浜廊路站涉及天一五金征迁补充协议》、《房地产评估报告》，以证明：1、被告天一公司已取得地上附属物及装修补偿、设备设施补偿、搬迁费补偿、临时安置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签约腾房奖励费，上述补偿包含对承租人及原告的相关补偿；2、原告的搬迁费应按每平方米80元的标准再乘以120平方，由被告支付给原告；3、原告临时安置补助费应当按每平方28元的标准乘以4个月再乘以120平方，由被告支付给原告；4、原告的停产停业损失应按每平方28元的标准乘以26个月再乘以120平方，由被告支付给原告；5、原告配合地铁拆迁的腾房奖励应以2152252除以3135.22平方的标准再乘以120平方，由被告支付给原告；6、原告的装修损失应按评估价每平方1600元的标准再乘以120平方，由被告支付给原告。 十、公证服务费发票，以证明原告为防止证据灭失进行了证据保全，原告支付的4500元公证费应由被告承担。 十一、收款收据，以证明原告为修装卷闸门支出2700元的事实。 被告天一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一、房屋租赁合同二份、公司登记基本情况，以证明因系原告欲使用租赁地办理“方铭”、“雨浩”两个名称工商登记需要，故天一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天一公司与原告间无直接关系，原告实际向承租人被告合茂升公司履行义务。另证明原告提交的第一份租赁协议的落款并非曹凌鸣本人签字。 二、通知及回函，以证明被告天一公司于2018年6月8日通知承租人被告合茂升公司搬迁，并终止租房合同。被告合茂升公司已查收该通知的事实。 三、房屋土地交接单，以证明因原告不配合搬迁，被告天一公司直至2018年12月11日才完成房屋及土地交接的事实。 被告合茂升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一、房屋租赁合同（签约时间分别为2015年4月2日即2015年6月9日），以证明原属被告天一公司所有的沈半路332号1幢2-6楼、1幢1楼3间店面（即案涉房产）、库房系由被告合茂升公司向被告天一公司承租，租赁期限均至2021年6月9日。依据洗衣第9条，案涉房屋遇拆迁事由，被告天一公司应赔偿被告合茂升公司装修款，赔偿标准为拆迁部门核价。 二、补偿协议，以证明就案涉房屋腾退事宜，被告天一公司承担相应的腾退费用。 三、收款收据，以证明被告合茂升公司收到被告天一公司支付的搬迁补偿款。 对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供的证据 被告天一公司对证据一中第一份房屋租赁协议下方被告天一公司公章及合同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法定代表人曹凌鸣的签字也不是其本人所签。该原告的公章是事后加盖的。因2017年4月17日时原告尚在筹建并无公章。原告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对证据一中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原告成立时间是2017年6月2日，也就是在合同签订之后。其中照片显示店铺的名称是雨浩，是因为原告想注册雨浩和方铭两家。雨浩是早就设立的，原告可能是想变更到案涉地址来。而方铭则是当时在筹建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恰恰可以证明原告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是被告合茂升公司，与被告天一公司无关。原告是向被告合茂升公司履行了支付租金、交纳水电费的合同义务。对证据四中六份装修收据（合计金额79444元）真实性部分认可。其中第一张收据发生在合同签订之前，与常理不符，原告不予认可，应当剔除。剩余金额是67944元；对公证书三性均不认可，系原告单方委托。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公司开票纳税系其依法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据此不能要求房屋出租方给予赔偿，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六，其证据形式系复印件，对其证据三性均不认可，从复印件上看公章都不是圆形的，应当以向相关部门调取的原件内容为准。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该文件是对杭州市工业企业搬迁部分补偿标准调整，与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无关联，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证明对象。对证据八中收据，其中2017年6月9日的收据，显然不是为了配合地铁拆迁产生的损失；对搬家费的证据三性也不认可。原告未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搬运明细、搬运时间，原告后来是拒不搬迁，其产生的扩大损失和被告天一公司无关。对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对工资收条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原告未提供银行流水或社保证明，仅凭后补的收条，可信度极低。对证据九中的征迁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其主张的证明对象。该函只能证明被告天一公司在2018年2月收到征迁的通知；对78号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其主张的证明对象。该文件是对被征收人补偿标准的调整，原告仅是承租人，与原告是否有权获得拆迁补偿标准毫无关系；对征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补偿款是对房屋所有权人的补偿，与原告无关；对估价报告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每平米1600元的装修补偿标准并不单纯针对装修。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公证系原告单方委托，且是原告因自身举证所花费的，和被告天一公司无关。对证据十一，被告天一公司对其形式真实性未提出异议。 被告合茂升公司对证据一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其中房屋租赁合同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天一公司。原告公司的印章显然是事后加盖的。但该证据可以印证原告和被告天一公司之间事实上也建立租赁关系，被告天一公司对于原告承租人的身份是认可的。对第二份章占芳签订的租赁合同，同我方的答辩意见，本案中与被告合茂升公司发生房屋租赁关系的是章占芳，而不是本案原告。包括后面的补充协议、店面押金、付款凭证全部是章占芳所实施的签约和履行行为，对这样的行为，我国法律未规定本案原告和章占芳可以相互代表，也不存在委托合同直接可以由原告代表章占芳向被告合茂升公司起诉，故对被告合茂升公司原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对证据二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店面照片显示是雨浩。原告的主体身份被其行为搞得很复杂，同时出现了“方铭”和“雨浩”还有章占芳，到底是谁能主张权利请求法庭判决。我方认为应该严守合同相对性原则，谁签订合同谁主张权利，不能相互代表。对证据三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合茂升公司确实收取了租金和水电费，但当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被告合茂升本来是想原告和被告天一公司直接签订合同的，但因为原告和被告天一公司的观点和意见才由被告合茂升公司进行转付。对证据四至证据八，质证意见同被告天一公司。对证据九、证据十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天一公司，但需要补充一点：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和政府拆迁补偿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能直接援引。对证据十一，被告合茂升公司对其形式真实性未提出异议。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四、证据七、证据九-证据十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五、证据八，本院认为两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对证据六，因系复印件亦无相关证据佐证或相关部门盖章确认，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二、被告天一公司提交的证据 原告对证据一中第一份租赁合同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认为恰恰可以证明被告天一公司是同意被告合茂升公司的转租的。该份协议是因为2017年6月需要办理营业执照才签订的，与原告提交的租赁合同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份合同；对第二份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因其主体非本案当事人；对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认可，本案原告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王铭浩与其母亲章占芳都是通过家庭经营的模式来经营店铺的。故本案的主体资格是适格的。对证据二中的证据三性因原告未参与，故由法庭确认。对证据三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核，系被告天一公司制作，接收方身份未明。假定系真实的情况下，可以证明原告是没有违约的。其显示最后的动迁日是2018年12月11日，原告实际最后的腾退日是2018年11月30日即做完公证的第二天。 被告合茂升公司对证据一中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其中第一份合同王铭浩签字处未加盖原告提交的那份合同上的原告印章，由此可以说明原告提交的那份合同上的公章是事后加盖的。对证据二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合茂升公司确实收到被告天一公司发放的通知，且被告合茂升公司也确实与原告进行沟通，但原告基于拆迁补偿款的金额问题一直未搬迁。对证据三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于原告自认在2018年11月30日的搬迁事实我方予以认可。 本院对被告天一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三、被告合茂升公司提交的证据 原告对证据一中第一份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签约主体系杭州合茂升物资有限公司，合同法律效力以法院审核为准，证明对象不予认可。对第二份租赁合同的证据三性认可，可以证明转租也是在租赁期内的，转租系合法有效的。对证据二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认为第二条明确约定大楼壹楼第一间……第六、七、八间的雨浩防水三户是乙方转租的（雨浩防水指的就是本案原告），由甲乙双方共同腾退，所涉腾退费用……原告认为与被告合茂升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仍应当以租赁合同为准。需要向法庭解释：“雨浩”是原告经营防水的牌子。对证据三的证据三性由法庭确认。 被告天一公司对证据一至证据三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补偿协议中的腾退费用仅指房屋的装修款。 本院对被告合茂升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合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被告天一公司系位于沈半路152号（新沈半路332号）、房屋总层数1-6、建筑面积2130.04平方米；房屋总层数1、建筑面积40.04平方米非住宅房屋所有权人。2015年4月2日，被告天一公司（出租方、甲方）与被告合茂升公司（租赁方、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其沈半路332号1幢第2-6楼（其中六楼少一间）租赁给乙方，共计面积1700平方左右，由乙方在该厂房做经营之用；租赁期为6年，自2015年6月10日将出租屋交乙方使用，2021年6月9日收回；第一年租金为48万元（每年递增5%租金）税金均外加，先付后租。双方还约定：房屋租赁期间，乙方可在不改变房屋结构的前提下，对所有房屋进行装修，加固铁支架等工程设施。甲方在租期内要求终止合同，甲方应赔偿乙方房屋的装修款，装修款以双方认同的第三方部门核价进行赔偿，合同期满后除可搬物品外，其余不得拆除。本合同如遇国家或其他部门需要拆迁时，本合同自行解除，甲方应赔偿乙方房屋的装修款，装修款以拆迁部门核价进行赔偿。 同年6月9日，被告天一公司（出租方、甲方）与被告合茂升公司（租赁方、乙方）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其沈半路332号1幢第1楼3间店面和库房租赁给乙方，租赁期为6年，从2015年6月10日将出租房屋交乙方使用，2021年6月9日收回；第一年租金为30万元（每年递增5%租金）；其余的合同条款均与前述合同一致。 2017年4月17日，被告天一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分别与原告作为租赁方（乙方）以及杭州雨浩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浩公司，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各一份，约定：甲方将沈半路332号1幢第1楼第107室、108室分别租赁给原告及雨浩公司；租期均为4年，第一年租金分别为20000元、35000元；且两份合同均备注：此合同仅限用于办理营业执照之用，不做任何商业行为，如遇问题，参照原杭州合茂升商业有限公司合同。有效期限至2019年4月17日。王铭浩作为乙方代表在两份合同的乙方处签字，其中雨浩公司还在乙方处加盖了公章。 2017年4月17日，杭州市拱墅区方铭建筑防水服务部（筹）与（租赁方、乙方）与被告天一公司（出租方、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沈半路332号1幢1楼106室、107室、108室租赁给乙方，共计面积90平方米左右；租赁期为2年，从2017年4月18日将出租房屋交乙方使用2019年4月17日收回；第一年租金为60000元（每年递增5%）税金均外加，先付后租，房租一季一付，提前15天交下次房租；乙方必须付甲方押金5000元，并按实用量承担水电费，按月结算收费。双方还约定：房屋租赁期间，乙方可在不改变房屋结构的前提下，对所有房屋进行装修，加固铁支架等工程设施。乙方如需提前结束租赁期，应在两个月前通知甲方，并赔偿当年房租租金5%给乙方。甲方如需提前结束租赁期，也应提前两个月通知乙方，并赔偿当年房租租金5%给乙方。如国家或其他部门需要拆迁时，本合同自行解除。甲乙双方代表曹凌鸣、王铭浩予以了签字确认，被告天一公司及原告先后加盖了单位公章。同日，被告合茂升公司（出租方、甲方）与章占芳（乙方）也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沈半路332号1幢1楼第106、107、108室租赁给乙方，共计面积120平方米；租赁期为4年，甲方从2017年6月10日将出租屋交乙方使用，2021年6月9日收回；第一年租金170000元（每年递增5%），先付后租，房租一年一付，提前一周付房租；房屋租赁期间，乙方可在不改变房屋结构的前提下，对所用房屋进行装修；乙方必须预付水电押金5000元，并按实用量承担水电费，按月结算收费。如国家或其他部门需要拆迁时，本合同自行解除，甲方应赔偿乙方房屋的装修款，装修款以拆迁部门核价进行赔偿。被告合茂升公司及章占芳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盖章、签字。同日，被告合茂升公司与章占芳又签订《转让补充协议》，称被告合茂升公司将沈半路332号店面106、107、108三间转让，转让协议如下：装修转让费5000元，房租从2017年4月18日到2017年6月9日（共计52天）租金24219元（说明：年租金按17万元计算）。被告合茂升公司、章占芳分别在转让方、承让方处盖章、签字确认。章占芳于签约当日向被告合茂升公司支付水电押金5000元，并约定押金于租期到期水电费结清退还；又向被告合茂升公司股东翁静的个人账号汇款184219元。 2018年2月5日，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向被告天一公司发出《关于地铁4号线二期工程长滨廊路站涉及征迁事宜的函》，称地铁4号线二期工程长滨廊路站涉及拱墅区沈半路332号房屋，涉及土地面积约1480平方米。要求被告天一公司尽快启动和完成上述用地范围内房屋的征迁工作。同年6月8日，被告天一公司书面通知被告合茂升公司需于2018年6月20日前搬迁完毕，并终止租房合同。6月20日，被告合茂升公司回函表示：1、我司已在前做好搬迁的工作；2、天一公司未落实就对我司房屋承租时改造所产生装修款项进行评估及赔偿；3、贵司未落实就对我司搬迁过程中所造成的过渡费、搬迁费等费用。望贵司尽快落实以上工作，落实完成后我司立即搬离。2018年6月25日，被告天一公司（甲方）与被告合茂升公司（乙方）签订《补偿协议》，解除并终止甲乙双方所有租房合同，乙方将房屋腾空，交还甲方。双方具体约定如下：1、将大楼2-6层共5层，大楼后面仓库及空地停车位等搬空交还甲方，一次性补偿全部总金额为300000元。2：大楼1楼第一间（面点），第二间（扶梯）、第六-第八间的雨浩公司三户系乙方转租的。由甲乙双方共同劝退腾房，所涉退房费用：（1）未到期的租金、押金、保证金等由乙方退回给承租户；（2）、腾退费用由甲方支付。但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工作。2018年9月13日，被告合茂升公司收到被告天一公司支付的300000元搬迁补偿款。 2018年8月23日，被告天一公司（乙方）与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以及鉴证方、实施方签订《杭州市地铁三期工程四号线长滨廊路站杭州天一五金电器有限公司征迁补偿协议》一份，约定：杭州地铁三期工程四号线长滨廊路站站点建设，需收购乙方位于沈半路332号房屋3135.22平方米（其中由证房屋面积2170.08平方米，自建房屋面积965.14平方米）、土地1184平方米，房屋用途为非住宅，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补偿费用：1、收购房屋及土地补偿费用6723012元；2、地上附属物及装修评估补偿费用4097232元。其中附属物包括电动卷闸门、外墙砖、铁栅门、广告牌、不锈钢门、彩钢夹心板棚、钢化玻璃雨棚等在内评估183509元，装修价值评估3913723元（其中1-6层办公楼按照1600元/平方米、成新率90%标准补偿）；3、设备设施补偿费用925867元；4、搬迁费补偿：按照80元/平方米计算，合计搬迁费250817.60元；5、临时安置补助费补偿：按照25元/平方米计算，合计临时安置补助费313522元；6、停产停业损失费补偿：按照25元/平方米计算，合计停产停业损失费2037893元；7、签约腾房奖励费2152252元。此外，乙方在2018年6月20日前将腾空后的防雾剂土地移交给鉴证方拆除。2018年12月26日，上述四方又签订了《杭州市地铁三期工程四号线长滨廊路站涉及天一五金征迁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对临时安置补助费及停产停业损失费需按最新标准执行。补偿费用：1、临时安置补助费补偿补差37623元（3元*4月*3135.22平方米）；2、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补差：244547元（3元*26个月*3135.22平方米）。 2018年11月底，位于沈半路332号1幢1楼106室、107室、108室三间案涉房屋腾空。同年12月11日，被告天一公司与上塘街道动迁部签订《房屋土地交接单》一份，载明：被告天一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起将协议规定之沈半路332号房屋以及土地交给上塘街道动迁部。 另认定，原告于2017年6月2日核准成立，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登记经营者为王铭浩。庭审中，王铭浩自认其母亲章占芳系原告的实际经营者。 2015年6月17日，杭州雨浩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住所为杭州市拱墅区，王铭浩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章占芳系该公司监事。 2019年4月4日，原告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将被告天一公司、被告合茂升公司起诉来院。 本院认为，2017年4月17日，就案涉房屋（即位于沈半路332号1幢1楼106室、107室、108室）的租赁事宜，王铭浩以杭州市拱墅区方铭建筑防水服务部（筹）的名义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被告天一公司，以及章占芳与案涉房屋的承租人被告合茂升公司分别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各一份，两份合同对租赁期限（但时间上有重合）、租金标准以及关于拆迁补偿的约定不一。但从被告合茂升公司与章占芳又于同日签订的《转让补充协议》以及章占芳支付租金、缴纳水电费用的情况显示，实际在履行的房屋租赁合同是章占芳与被告合茂升公司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转让补充协议》。该节事实在被告天一公司与被告合茂升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签订的《补偿协议》中亦得到印证：“……2：大楼1楼第一间（面点），第二间（扶梯）、第六-第八间的雨浩公司三户系乙方（即被告合茂升公司）转租的。由甲乙（即两被告）双方共同劝退腾房，所涉退房费用：（1）未到期的租金、押金、保证金等由乙方（被告合茂升公司）退回给承租户；（2）腾退费用由甲方（被告天一公司）支付。但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工作。……”；另从原告提供的现场照片也表明，章占芳从被告合茂升公司转租而来的案涉房屋亦被其所在公司即杭州雨浩防水工程有限公司（章占芳系该公司高管，担任监事一职）实际在使用。综上，本院认为，实际在履行的案涉房屋的租赁合同系由章占芳与被告合茂升公司所签订的房屋转租合同，且转租行为得到房屋所有权人的认可，应属有效。因此，案涉租赁房屋在租赁期间被征收所涉及的补偿事宜应当由租赁双方根据合同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然现原告不是案涉租赁房屋的实际承租人，无权就案涉房屋被征收提出补偿请求。至于王铭浩以筹备中的原告名义与被告天一公司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虽然原告在正式设立后在原合同中加盖了原告公章、予以了确认，但该份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并未实际履行，且已被章占芳与被告合茂升公司所签订的房屋转租合同所取代。鉴于此，现原告提出涉案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市拱墅区方铭建筑防水服务部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8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370元，由原告杭州市拱墅区方铭建筑防水服务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石 红 人民陪审员  胡亦安 人民陪审员  田伟伟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代书 记员  沈紫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