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8民终4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利州东路（通大道汽车市场）。 法定代表人：赵元银，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维宇，四川同方正律师事务所广元分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腾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港保税区国贸路18号403。 法定代表人：刘海鑫，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成琼，四川通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兴安盟龙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北物流园区经五路汽贸城西侧门市。 法定代表人：许萌萌。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光宇，乌兰浩特市和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振山，男，汉族，生于1977年9月14日，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桦，四川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鑫海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开发区洞庭路74号2号楼5门。 法定代表人：陈刚，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乡锐，四川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元市通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东坝金良广场东七号至东十一号。 法定代表人：吴仕斌，系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天津腾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兴安盟龙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振山、天津市鑫海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广元市通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2019）川0802民初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于2020年5月20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元市通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未派员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郭振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桦，其余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金义不承担责任。事实及理由:1、没有证据证明金义收取了郭振山的购车款并办理了汽车上户手续。2、金义为郭振山贷款套开了发票，但提供发票不等于建立了买卖关系。3、郭振山受到的损失为车辆贬值损失。4、各销售主体均不存在销售欺诈的明知，不应适用消法规定判决赔偿。 天津腾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及理由:1、天津腾海与广元通辉、广元金义不是层层销售关系，而只是与四川通化名车形成了代购关系,不是承担连带责任的适格主体。上诉人是在2014年4月8日与四川通化名车签订了《代理购车协议》(经原审法院查明四川通化名车与广元市通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同一公司或关联公司)，约定了案涉车辆代购价款为38万元。上诉人共计收到广元购车方支付的38万元后,向北京一家汽车销售公司支付了374000元。2014年4月9日,案涉汽车由北京安达物流公司承运，2014年4月12日运到四川广元七盘关交付于广元购车方。当案涉车辆在广元七盘关交付给广元购车方后，车辆代购关系就已经终结。此后，汽车如何销售的上诉人公司不知情。上诉人在短短的2天之内,只是代理广元购车方寻找车源，赚取代购费用6000元。原审法院将销售者的定义扩大化,错误的把代购行为认定成销售行为。导致对上诉人公司认定为层层销售模式中的销售方之一。故此,上诉人公司不是承担赔偿责任的适格主体。2、原审法院明显错误的认定了上诉人公司存在销售欺诈。从整个代购流程看,从案涉车辆发货至收货均未经手,上诉人公司一直都是代理广元购车方寻找原装平行进口新车，一直认为案涉车辆是新车，根本不可能存在缺陷甚至大修的情况。在确保外观完好无损的情况下，交付给广元购车方即完全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上诉人公司都对案涉车辆大修完全不知情，何谈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上诉人公司没有任何不诚信的行为，完全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故意告知对方虛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不应当认定为欺诈行为。故此，公司不应当承担双倍赔偿款的连带责任。3、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公司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消费者在购买了不合格商品造成财产损失后,可以选择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主张赔偿权,承担赔偿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提供不合格产品的生产者或其他销售者追偿,而不是生产者或所有销售者共同连带责任。本案原审法院已经查明造成案涉车辆销售欺诈事实的是兴安盟公司。本案中原审原告也是只是向原审被告天津鑫海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广元市通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主张赔偿责任。未向上诉人公司主张赔偿责任,而故意提供不合格产品也并非是上诉人公司。故此,本案应当由直接销售方广元市通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提供不合格产品的兴安盟龙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追偿。 兴安盟龙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支付义务。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兴安盟与郭振山，腾海公司，通辉公司，金义公司间没有买卖合同更不存在买卖关系。兴安盟在向鑫海公司购买涉案车辆后发现该车发动机有故障，故通过正规丰田4S店将该车辆修复后以质损车辆低价出售给了北京的二手车商杨华龙，至于以后杨华龙又把车辆卖给了谁，怎么承诺的就不知道了,虽然该车辆发票一直没开但是该车辆从上诉人卖出去后就一直在转卖。一审判决只是将转卖过程查到了腾海公司，上诉人与腾海公司没有买卖关系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针对另二上诉人的上诉答辩称，涉案车辆是在兴安盟掌控期间维修，通过销售程序我们是不知情的，我们也认可应当由兴安盟承担责任。金义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不应当承担责任，赞同通辉公司作为销售主体，通辉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利向兴安盟追偿。 天津腾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针对另二上诉人的上诉答辩称，兴安盟是通过我们进行销售的这个有异议，不是通过我们进行销售的。其他的观点和内容无异议。兴安盟称是通过正规4S店维修后以止损车辆低价出售，一审的时候他们没有参加诉讼我们也不知情，如果事实存在的话，在这之间不知道还有多少销售商，如果按照一审判决逻辑，兴安盟之后所有经手人都是承担责任的主体话。 兴安盟龙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针对另二上诉人的上诉答辩称，不同意金义公司的上诉请求，金义公司作为直接销售者，应承担责任。腾海公司与兴安盟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也不是销售主体。这之间应该还有一到两名的经销商，收钱的人也是北京的经销商***，我们是以31万的低价出售给杨华龙和***。我们认为兴安盟在修复车辆的过程中是通过正规4S店，没有隐瞒真实过程，而且我们是当二手车卖的，至于之后的销售过程或者承诺与兴安盟无关，所以腾海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郭振山答辩称，金义公司是直接与郭振山建立买卖关系并开具了相应的发票，43万元将车辆卖给了郭振山，他们之间与通辉公司是有买卖关系，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一审是调查清楚了的，这两家公司是直接责任主体。兴安盟和腾海公司，腾海是把车辆运到广元，所以他是买卖主体，至于上诉人所说的代购或者委托购买的关系不成立，兴安盟公司是对涉案车辆买卖后进行了维修，中间缺少环节，是兴安盟公司在直接维修还是鑫海达公司，鑫海达一审的时候认为已经交易给了兴安盟，但是一审证据存在严重瑕疵，从三性上是不具备的，所以鑫海达和兴安盟之间是否构成关系，他们陈述的事实证据不充分，他们之间存在共同故意将有瑕疵车辆进行了隐瞒，涉案的五个当事人在销售过程中均存在共同将维修车辆作为新车交易给了郭振山，在买卖过程中实施了销售欺诈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涉案的五当事人包括鑫海达在最终的确认中给郭振山开具发票的时候应当审查，但未审查导致郭振山受骗。请求二审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做假一赔三判决。 天津市鑫海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答辩称，1、本案中鑫海达公司出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在销售市场模式中由第一手出售人根据交易习惯出具的，根据最高院相关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等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习惯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做出认定。本案鑫海达公司出具发票是与兴安盟签订合同之后的附随义务，与郭振山无关，鑫海达公司不知晓也不可能知晓车辆在兴安盟处的维修过程，鑫海达公司没有与原告签订合同、交付车辆、也没有接收原告的任何车款，所以我方不是合同相对人。2、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在兴安盟公司交付前就存在缺陷，鑫海达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欺诈的客观条件，整个车辆销售过程中，鑫海达并不认识郭振山，也没有通过任何形式向郭振山做出任何承诺，不存在消费欺诈的主观或者客观条件。3、本案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要求驳回对其本身的判决，并没有涉及到要求鑫海达公司承担责任。 广元市通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未派员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郭振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金义公司、鑫海达公司将“霸道2694CC越野车”发动机大修后以“进口新车”销售给原告的行为构成销售欺诈；2、要求被告金义公司、鑫海达公司退车，并赔偿原告三倍购车款129万元以及购车时缴纳的交强险和商业保险费16017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原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追加了天津腾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兴安盟龙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和广元市通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郭振山亦要求共同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2014年4月，原告郭振山在被告金义公司处购买霸道26XXXX越野车一辆。2014年5月4日，被告金义公司向原告交付了车辆并出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号码0168XXXX）一张，该发票显示：购货人郭振山，厂牌型号：霸道26XXXX越野车，产地：日本，发动机号码：2ＴＲ8XXXXXX，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ＪＴＥＢＸ3ＦＪ6ＤＫXXXXXX，进口证明书号：ＸＩＸ3XXXXXXX，商检单号：ＡＡ3XXXXXX，价税合计43万元，销货单位名称：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后，原告向金义公司支付购车款10万元，其余款项通过银行按揭。2014年5月13日，金义公司代原告在广元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理了该车的上户登记手续，登记车牌号码为川Ｈ×××××，注册登记机动车信息栏中载明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该车在广元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号码00XXXXXX）为被告鑫海达公司于2014年4月17日出具，该发票显示的购货人、厂牌型号、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进口证明书号、商检单号均与金义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内容一致，但其载明的价税合计为362000元，销货单位为被告鑫海达公司。原告购得该车后，于2015年4月15日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为该车购买了保险，其中交纳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保险费1100元、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费13567.96元，并交纳车船税1350元。2017年8月，原告通过广元富远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查询得知该车于2014年2月15日在吉林神华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过发动机大修，维修零件明细为：气缸盖分总成，凸轮轴正时齿轮总成，气缸垫片，油封，嵌缝胶，发动机凸轮轴。原告遂于2017年8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同时查明，案涉车辆于2013年12月25日运抵天津海关口岸，2014年1月6日，经天津市揽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按章办结进口手续，天津海关于2014年1月13日出具《货物进口证明书》。 2013年12月24日，被告鑫海达公司与被告兴安盟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兴安盟公司向鑫海达公司购买霸道2700越野车一辆，单价39.9万元，并约定无三包，该车三包服务及责任由兴安盟公司承担。2014年1月10日，兴安盟公司通过其股东突泉县龙翔汽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战鑫宇的账户向鑫海达公司账户转账支付362000元。同日，兴安盟公司委托张杰从鑫海达公司提车，张杰确认车况良好后在车辆交接单上签字确认。 2014年4月8日，被告腾海公司（甲方）与四川通化名车（乙方）签订《代理购车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13中东27白色汽车一台，单价38万元，购车款转师启瑞工行62×××18账户。2014年4月8日、9日，被告通辉公司出纳何芬通过银行分别向师启瑞账户转入定金2万元及购车款36万元，合计38万元。在36万元转款用途上备注：支郭振山霸道2700车款减定金。2014年4月9日，腾海公司通过师启瑞账户向北京工行理财金卡账户62×××97转账2笔，分别为9000元、365000元，共计374000元。2014年4月12日，腾海公司通过北京安达物流有限公司承运，将该车辆运至广元七盘关。 另查明，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兴安盟龙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17日登记成立，公司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二手车交易服务；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汽车维修）；道路救援等。公司股东为许萌萌和突泉县龙翔汽贸有限责任公司。突泉县龙翔汽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战鑫宇，与许萌萌为夫妻关系。广元市通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06年9月14日登记成立，经营范围：机动车辆保险代理服务、吉奥品牌汽车、货车销售等。公司股东为陈建国、吴仕斌。公司分支机构广元市通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货车销售分公司负责人为苏敏。 一审庭审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在吉林市神华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调查了本案所涉车辆的维修情况，根据该公司提供的账务凭证反映，吉林市神华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15日对涉案车辆发动机、气缸进行了维修，马强通过银行转账向该公司支付维修费10000元，维修记录上记载“150058马强”字样，战鑫宇和王强均在转账凭证上签名。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及庭审举证、质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合同相对人的确定。二、本案是否构成销售欺诈以及承担责任的主体是谁？三、原告要求退车并按三倍价款赔偿的主张是否成立。 一、关于合同相对人的确定问题。 首先，根据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8民终1043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的事实：“案涉车辆在银行按揭，与原告郭振山结算费用的是通辉公司，在按揭费用结算表上有郭振山的签字和通辉公司的盖章。”其次，从2014年4月8日《代理购车协议》内容来看，协议的双方是腾海公司和四川通化名车，协议约定将购车款转至师启瑞工行账户。结合被告通辉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可的其公司出纳何芬向腾海公司指定的师启瑞账户上转款38万元的事实，四川通化名车与通辉公司应为同一公司或关联公司。因此，本案中与原告建立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实际相对人应为通辉公司。但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部分购车款又是由金义公司收取，而且金义公司代原告办理了车辆上户手续，并为原告开具套开发票用于银行按揭贷款。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内容显示，金义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敏是通辉公司货车销售分公司的负责人，两家公司具有关联性。故，从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被告金义公司是与原告建立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名义相对人。 本案中，虽然被告鑫海达公司向原告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但因汽车销售市场层层销售模式中由第一手出售人为最终购车方出具发票系交易习惯，故不能仅以发票的出具作为判断合同相对人的依据。而且鑫海达公司既没有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也没有向原告交付案涉车辆，原告也没有向鑫海达公司支付购车款，因此可以确认鑫海达公司与原告之间并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鑫海达公司并非原告买车合同的相对人。 二、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销售欺诈以及承担责任的主体问题。 （一）对于是否构成销售欺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本案中，案涉车辆在原告购买前对发动机、气缸等进行过大修，而被告通辉公司、金义公司作为直接向原告销售车辆的销售者，在为原告订购车辆直至向原告交付车辆的整个过程中，并未告知原告这一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被告通辉公司、金义公司故意隐瞒案涉车辆在原告购买前进行过发动机、气缸大修的事实，导致原告作出购买瑕疵车辆的错误意思表示，其行为已侵害了原告的知情权，构成销售欺诈。 （二）对于承担责任的主体问题。本案中所涉车辆是通过层层销售模式向原告销售，其中应由谁来承担销售欺诈的责任？首先，从车辆的流向时间来看，被告鑫海达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与被告兴安盟公司签订车辆《销售合同》，次日，案涉车辆运抵天津海关，2014年1月6日办结进口手续，2014年1月10日，兴安盟公司通过其股东突泉县龙翔汽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战鑫宇的账户向鑫海达公司账户转账支付362000元，同日，兴安盟公司委托张杰从鑫海达公司提车，张杰确认车况良好后在车辆交接单上签字确认。至此，鑫海达公司与兴安盟公司之间的车辆交付已实际完成。之后，该车于2014年2月15日在吉林市神华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发动机、气缸等进行了维修，从本院在该公司调取的维修记录和转款凭证显示，该车的维修费由王强及兴安盟公司股东突泉县龙翔汽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战鑫宇支付，战鑫宇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行为应代表兴安盟公司，因此本案中可以确认对车辆发动机、气缸等进行维修的是兴安盟公司。由于兴安盟公司维修该车的事实发生在鑫海达公司向其交付车辆完成之后，因此，造成本案所涉车辆销售欺诈的事实主体应是兴安盟公司，其应该承担本案责任。被告鑫海达公司因按合同已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且在本次庭审中也无证据证明该车在向兴安盟公司交付前就存在缺陷，故鑫海达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 其次，从车辆销售的过程和购车款的支付情况来看，被告腾海公司与通辉公司、金义公司之间的代购协议时间也发生在车辆维修时间之后，而且被告腾海公司收取通辉公司的购车款及被告通辉公司收取原告的购车款均高于其和上家销售公司约定的购车款，因此被告腾海公司、通辉公司、金义公司在层层销售过程中存在获利行为，并不是简单的代购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作为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被告腾海公司、通辉公司、金义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均未能保证其销售的车辆不存在缺陷，未尽到质量保证义务。由此造成本案所涉车辆销售欺诈的后果，被告腾海公司、通辉公司、金义公司也应共同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销售者赔偿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商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销售者追偿。”从该规定来看，因商品不合格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商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承担的是连带赔偿责任。而本案中因无证据车辆的生产者有责任，因此涉及应当承担责任的销售者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被告通辉公司、金义公司作为直接销售者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兴安盟公司、腾海公司作为上一级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一方销售者承担责任后若向其他销售者行使追偿权，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三、关于原告要求退车并按三倍价款赔偿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被告兴安盟公司将已进行过维修的车辆对外销售，其行为违反了交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存在销售欺诈。而被告腾海公司、通辉公司、金义公司在逐级销售过程中，不论其是否已知晓该车辆存在的缺陷，但因均未能尽到车辆的质量保证义务，导致原告最终作出购买缺陷车辆的错误意思表示，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买卖合同，因此，原告作为受损害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由于原告在诉讼请求已表明了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车还款并按双倍价款赔偿的请求，予以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的车辆保险费损失16017元中，有1350元的车船税属于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对其余的保险费14667元，因原告为案涉车辆购买保险后，使用车辆享受了保险服务，并已超过保险期限，故该部分费用不应认定为损失，不予赔偿。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郭振山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其所购的霸道26XXXX越野车（发动机号码：2TR8XXXXXX，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JTEBX3FJ6DKXXXXXX）退还给被告广元市通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二、被告广元市通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郭振山购车款430000元，赔偿原告郭振山车船税损失1350元，合计431350元；三、被告广元市通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双倍赔偿原告郭振山购车款860000元；四、被告天津腾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兴安盟龙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二）（三）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原告郭振山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审理时，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时，兴安盟龙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称，从天津鑫海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购车后在运输途中，因天气寒冷机油没换，导致发动机故障。2014年2月15日就在4S店进行维修，支付维修费1万多元。后以质损车出售给了案外人李海丰，案外人李海丰于2014年4月9日4月10日分两笔支付了31万元，但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后广元方要求开发票时，还是以新车发票开的。天津腾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称自己公司没有销售进口车的权利，就只是代购。根据广元通化名车的要求，将购车信息发到“车行168汽车”买卖平台上，后通过平台了解到北京一家公司有售车信息，应该是签了合同的，但工作人员变化后不能提供，只能提供购车款付给一个工行尾号8897的人的证据。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称，发票是因贷款需要应郭振山的要求套开的，套开的是案外人陈文发购买车辆的发票，陈文发的车在2014年3月14日已在车管所上户，而郭振山的车是根据天津鑫海达公司开具的发票上的户。郭振山称，因购买的是新车，所以没有检查车辆使用情况。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否是案涉车辆销售者的问题。虽与郭振山结算费用的是通辉公司，但套开发票的是上诉人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郭振山用上诉人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在银行贷款，正是上诉人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套开发票的行为，案涉汽车买卖得以完成，故一审法院确认其为案涉汽车的销售方是正确的。 案涉三上诉人是否存在销售欺诈的问题。欺诈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这种主观上的故意，既包括明知而希望，也包括明知而放任。上诉人兴安盟龙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与被上诉人天津鑫海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时，放弃对方对三包及责任的承诺；在车辆修理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在出售案涉车辆时，告知了车辆已被修理的情况。在被上诉人郭振山作为消费者购买案涉车辆后，上诉人天津腾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无论作为代理商还是销售商，其在代为购买案涉车辆时，对案涉车辆是否存在已使用或被维修过应当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同样，上诉人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作为销售商，其完全清楚代开发票的后果。三上诉人均清楚郭振山购买的是没有使用过更没有维修过的新车，均负有如实告知车辆状况、保证使用质量的义务。案涉车辆曾在4S店维修，维修信息能够通过网上查阅，作为汽车销售商，三上诉人对案涉车辆存在的质量问题，有能力也有义务如实告知消费者，但三上诉人均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误导郭振山购买案涉车辆，其行为构成欺诈。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确认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是正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266元，由上诉人广元市金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天津腾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兴安盟龙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各负担1642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茂中 审判员  李 林 审判员  吕 晶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汇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