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26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住所地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2811号上东街区40号楼。负责人：杨万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芦伟东，吉林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伦，男，1960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和龙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家明，男，194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涛，男，1972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宽城区，系王家明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国，男，197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宽城区，系王家明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利涛，男，1972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宽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利国，男，197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宽城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越，吉林金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苗雨，男，196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宽城区14号。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家明、王利涛、王利国、王伦、苗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3民初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改判平安保险公司不承担死亡赔偿金37240.8元、丧葬费853.3元、律师费8400元（12000元×70％）、诉讼费2955元，上述合计49449.1元；二、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应适用公平原则，事故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1.交警部门作为专业划分交通事故责任的单位，尚无法划分本次事故责任，仅以“事实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断”为由出具事故证明书。一审法院在无新证据的情况下，将责任明确划分出主次，依据不足。2.若一审法院认定主次责任，责任人已造成一人死亡，该责任人构成交通肇事罪，本案变为刑事案件，应当中止民事诉讼，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审直接下判属于程序违法。二、诉讼费、律师费不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本案投保人是用手机通过网络投保，平安保险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是投保人投保时网页显示内容，投保人不确认已经阅读并理解，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且只有投保人声明其对免责条款已经阅读并理解并签名确认后，保险合同才能订立。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和保险条款第26条第7款约定，一审认定免责条款无效，判决平安保险公司承担律师费、诉讼费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金额存在错误。死亡赔偿金应当为211204元，一审是按221204元判决。经计算，一审法院多判决死亡赔偿金37240.8元（161204×70％-151204×50％），多判决丧葬费853.3元（4266.5×20％）。四、一审遗漏诉讼请求。一审原告主张丧葬费34266.5元，包含了王伦垫付的丧葬费30000元。经计算，平安保险公司应返还王伦15000元（30000元×50％），但王伦实际垫付了30000元。因此，一审应将王伦垫付款在本案一并处理，避免诉累。综上，请求二审支持上诉请求。王家明、王利涛、王利国共同辩称：1.一审认定王伦承担本次事故主要责任正确。交警部门虽然未对本起交通事故作出责任划分，但本起交通事故发生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与王家明驾驶的非机动车相比，王伦驾驶的重型货车在道路运行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更应该注意控制风险的发生，且导致本次事故的根本原因是王伦在明知黄标车不允许在长春市内通行的情况下未遵守相关规定，又未做到注意安全和谨慎驾驶，故一审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认定王伦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正确，据此计算各项赔偿数额正确。2.一审认定律师费、诉讼费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正确。一审中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投保人声明中，签订日期是空白的，且签字不确定是投保人亲笔，无法确定该声明形成时间以及真实性，平安保险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是通过网络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一审认定免责条款无效正确，一审依据保险法第六十六条认定律师费、诉讼费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正确。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王伦辩称，一审判决我承担70%责任我有异议，当时修桥，交警提示走长新街和一匡街，我当时起车的时候和王家明相撞的，我驾驶黄标车上路确实是有责任的，但事故发生时我是正常行驶，我不应该承担70%的责任，应该承担50%的责任。苗雨在二审中未作答辩。王家明、王利涛、王利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王伦立即赔偿死亡赔偿金211204元、丧葬费34266.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律师费12000元，共计人民币307470.5元；苗雨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判令平安保险公司在保险理赔限额内承担上述赔偿责任；三、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0日10时5分，王伦驾驶车牌号为×××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号重型普通半挂车（以下简称“肇事车辆”），沿长新街机动车慢速车道由西向东行驶，行至团山街路口西侧停车等待交通信号，其车起车行驶时，遇王家明驾驶的二轮电动自行车（载乘董某）接触碰撞，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董某当场死亡（另案处理），王家明受伤（另案处理）。2019年11月7日，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宽城区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此道路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了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宽城区大队2019004769号卷宗，该卷宗王伦的询问笔录中王伦自认“我车有观察车辆前方盲区的观察镜”，“我起车的时候没有看这个观察镜”，“我起车的时候瞭望不够，应该瞭望的观察镜没有看，没有看到电动车，当时就顾着看前边的信号灯了，不应该二挡起车”。王家明9月23日自认“我和老伴董某是9月10日上午9店左右从家出来，到长新街扶贫市场买鸡蛋，由于太贵了，我俩没有买就回来了。我是沿着长新街右侧的自行车道骑的，骑到团山街路口的时候，看到路口东侧是红灯，我就直接左转弯了，我刚拐过来就发现一辆大货车过来了，撞到我车上，之后就被卷到货车车下，之后我就不知道了。”办案警察问王家明“你行至路口是红灯，你采取什么措施”回答“我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直接左转弯了，我转过弯大货车就过来了”，“我知道当时路口东侧是红灯，我应该在路口等红灯，不应该在路口西侧斑马线直接左转弯”，“我以为前边是红灯，南北向是绿灯可以拐，我就直接拐了”2019年9月16日，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宽城区大队委托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驾驶的车辆类型、王伦驾驶的车辆与王家明驾驶的车辆接触形态、王伦驾驶的车辆与王家明驾驶的车辆碰撞点位置、两车通过事故现场路口停止线时的信号灯状态、王伦驾驶的案涉车辆的车速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10月17日出具鉴定意见认为：1.王家明驾驶的两轮车为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2.王伦驾驶的案涉车辆与王家明接触碰撞后，两车分离后自停定于最终停定位置；3.无法确定两车的碰撞点位置；4.无法确定两车通过事故现场路口停止线时信号灯的状态；5.王伦驾驶的案涉车辆位于轮胎痕迹起始位置的车速为32km／h。另查明，王伦驾驶的案涉车辆所有人为苗雨，王伦为其雇佣人员，该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50万元）。事故发生后，王伦垫付丧葬费30000元。审理中，平安保险公司主张律师代理费等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并提供签名为“苗雨”保险单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投保人声明予以证明。但原告认为上述证据没有签订日期，无法证明其形成时间及是否为苗雨本人签字，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王伦驾驶机动车与王家明驾驶的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根据《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黄标车”限行范围和时间的通告》第二条“自2015年12月15日起，将现行的四环路以内6时至20时，禁止‘黄标车’通行的规定，调整为绕城高速公路合围区域以内全天禁止‘黄标车’通行。任何个人不得驾驶‘黄标车’在调整后的限行范围内通行”的规定，王伦违反上述规定，是导致本次事故的根本原因。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王伦在停车起车时未能按操作规范驾驶且疏忽大意，导致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王伦应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家明作为成年人，尊法守法观念淡薄，安全意识不够，没有采取避让而抢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王家明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对原告发生的死亡赔偿金211204元、丧葬费4266.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律师代理费12000元，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鉴于王伦驾驶的案涉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首先由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死亡赔偿金6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10000元；其次，死亡赔偿金161204元、丧葬费4266.50元、律师代理费12000元，合计177407.50元，由平安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70％即124229.35元，其余部分由原告可以向王家明主张权利；虽原告主张丧葬费34266.50元，但王伦已在事故发生后垫付丧葬费30000元，应予扣除。虽平安保险公司主张事故责任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断，无法确定事故真实性，不同意赔偿的抗辩主张有悖法律规定，不予采信；另外，平安保险公司主张律师代理费等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不同意赔偿，虽提供了保险单及投保人声明予以证明，但原告不予认可，且其提供的“投保人声明”签订日期处为空白，致使该证据存在瑕疵，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一款“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的规定，平安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为维护公民、法人合法的民事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王家明、王利涛、王利国死亡赔偿金6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10000元；二、平安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王家明、王利涛、王利国，死亡赔偿金161204元、丧葬费4266.50元、律师代理费12000元，合计177407.50元的70％即124229.35元；三、驳回王家明、王利涛、王利国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一审案件受理费5910元，减半收取2955元，由平安保险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虽然交警部门未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但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王伦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王家明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并据此按照7:3确定责任比例承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平安保险公司上诉主张不应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一节，平安保险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投保人声明”签订日期处为空白，无法确定平安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提示说明的时间，而根据王伦的陈述，投保人此前也在平安保险公司进行过投保，故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投保人此次投保时尽到了提示与说明义务，平安保险公司应当赔偿诉讼费和律师费。关于平安保险公司应当赔偿的数额问题。经一审确认，因董某的死亡所造成的各项损失数额为：死亡赔偿金211204元、丧葬费34266.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律师费12000元。对上述损失，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死亡赔偿金6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10000元；剩余死亡赔偿金151204元、丧葬费34266.50元、律师代理费12000元，合计197470.50元，由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70%即138229.35元。因王伦已在事故发生后垫付丧葬费30000元，各方均同意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故平安保险公司应向王家明、王利涛、王利国赔偿108229.35元，剩余30000元直接支付给苗雨。综上，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3民初20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3民初20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王家明、王利涛、王利国108229.35元，返还苗雨3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10元，减半收取2955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负担2385.65元，王家明负担569.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36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负担889元，王家明负担14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吕玉玉审 判 员 高云燕审 判 员 肖 瑶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高 源书 记 员 邢艺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