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民终10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永宁路128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初，上海前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恒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九龙路甲64号。 法定代表人：刘祖延，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珊，山东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金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板桥东路777号。 法定代表人：李百生，董事长。 上诉人上海浦东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威海恒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峰公司）、上海金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瑞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0民初20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伟业公司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0民初203号民事裁定书。2.裁定发回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4）威民一初字第48号民事裁定书，违法剥夺伟业公司上诉权。伟业公司诉恒峰公司、金瑞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经审查立案并历时1年半审理后，一审法院以涉案2012年8月8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012年8月9日的收款收据中加盖的恒峰公司公章，2012年8月8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加盖的刘祖延私章，经鉴定与威海市公安机关备案及样本的印章不一致涉嫌伪造、涉案款项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以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裁定驳回伟业公司的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对于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驳回起诉作出的三项裁定，依法可以上诉。但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未向伟业公司告知上诉期限及上诉法院，以裁定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为由结案，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驳回起诉裁定依法可以上诉的规定，违法剥夺伟业公司的上诉权。对于该违法裁定，请二审法院在本案上诉审查时一并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在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2014）威民一初字第48号民事裁定书后，未依法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违法剥夺伟业公司实体权利。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2014）威民一初字第48号驳回起诉民事裁定书后，本应及时向伟业公司送达，但直至2016年5月27日才将裁定书送达给伟业公司时任律师张锦忠，长达近半年的送达时间，令人匪夷所思。基于一审法院在该驳回起诉裁定中释明将有关资料移送给公安部门，伟业公司一直等待受移送公安机关的查证，但始终未得到任何结果的反馈。2019年6月24日，伟业公司委托律师至一审法院档案室查阅并复制了全部审判卷宗材料。伟业公司的本意是通过查阅审判卷宗材料，知悉一审法院将案件有关资料移送至哪个公安机关侦查，并向受移送公安机关了解刑事立案和侦查情况，以便伟业公司根据侦查结果选择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途径。若受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认为不构成刑事犯罪，伟业公司有权向一审法院再次起诉维权。但伟业公司查阅了律师复制的本案全部审判卷宗材料后，发现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驳回起诉裁定后，没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将本案有关资料移送给公安机关侦查，致使伟业公司民事起诉被一审法院驳回后又得不到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救助，违法剥夺了伟业公司的实体权利。三、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再次审查受理本案后，又于2020年1月17日以“无证据证实公安部门就涉案款项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的行为作出已过追诉时效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认定，也无证据证实公安部门就涉案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行为已作销案处理或在侦查终结后作出不予追究的处理”为由，作出（2019）鲁10民初203号驳回起诉民事裁定书，再次违法剥夺伟业公司的实体权利。2019年8月1日，伟业公司向一审法院院长、审判监督庭等多部门寄送了《关于请求作出再审决定的情况汇报》，要求再审撤销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4）威民一初字第48号民事裁定书及依法保障伟业公司诉权的请求。后伟业公司又派员和委托律师至该院信访部门反映，原案审判长于大海法官接待后答复同意受理伟业公司再次起诉。为解决伟业公司再次起诉的诉权问题，于大海法官于2019年9月19日让书记员通过微信向伟业公司代理律师发送了一份威海市公安局出具的说明，主要内容是威海市公安局于2018年3月6日收到一审法院移送的线索，经查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发生在2012年8月，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而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威海市公安局在这份说明中所称于2018年3月6日收到移送线索的说法，伟业公司对此表示强烈的质疑，一审法院为何在作出驳回起诉裁定长达两年多后才向威海市公安局移送线索，又基于于大海法官在让书记员发送这份威海市公安局的说明给伟业公司委托律师时故意隐去了落款的时间，伟业公司确信在伟业公司于2019年8月1日向一审法院院长及审判监督庭等部门反映情况前，一审法院根本就没有将案件相关资料移送给威海市公安局，威海市公安局根本就没有收到移送的线索并对此展开过侦查，威海市公安局之所以出具该说明，极可能是私下协调的结果。伟业公司本不想再究根问底，也不想再究问一审法院从伟业公司2014年7月第一次起诉至今的种种违法问题，只要最终能给伟业公司基本诉权就算了。但一审法院再次违法驳回伟业公司起诉，伟业公司不得不诘问：1.在一审法院第一次驳回伟业公司起诉后，是否确实依法将该院认为涉嫌犯罪的资料移送给威海市公安局？若移送，能否告知何时移送及能够证明履行了移送义务的证据？2.威海市公安局是否确实收到了移送的资料，能否提供威海市公安局受理移送线索的登记并对此展开过侦查的相关证据？3.若一审法院的确如威海市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所述于2018年3月6日向威海市公安局移送线索资料，能否提供移送的证据及受理移送的登记证据？是否能对为何移送时间距驳回起诉长达两年多的时间有合理解释？又为何故意隐去威海市公安局说明的落款时间，能否提供该说明原件以核查？4.若威海市公安局根本未收到涉案款项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的移送，又何来本案驳回起诉裁定中所谓公安部门对涉嫌合同诈骗行为作已过追诉时效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认定、对涉嫌合同诈骗行为作销案处理或在侦查终结后作出不予追究的处理？5.伟业公司第一次起诉被驳回后，第二次起诉所依据的威海市公安局出具的说明是一审法院提供给伟业公司的，该证据并非由伟业公司提供、伟业公司也无能力要求威海市公安局提供。一审法院既然有能力要求威海市公安局出具涉嫌伪造印章的处理结果，为何又无能力要求威海市公安局出具涉嫌合同诈骗的处理结果？6.本案自2014年7月至今已历经长达5年半的时间，现再次起诉经审查受理，且已经过两次庭审质证，现又被裁定驳回，难道当事人的诉累是法院追求的结果？四、一审法院（2019）鲁10民初203号民事裁定书违法，应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根据上述规定，涉及依职权终结诉讼的，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终结诉讼的证据。本案涉案款项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的行为、公安部门是否作出已过追诉时效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认定，涉案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的行为、公安部门是否已作销案处理或在侦查终结后作出不予追究的处理，应当依法由一审法院向威海市公安局调查收集。现一审法院在未向威海市公安局调查取证的情况下，以“无证据”为由驳回起诉、终结诉讼，显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应当予以撤销。综上，一审法院第一次驳回起诉裁定违法，未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资料违法，现又在未依法依职权向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再次以驳回起诉的方式终结诉讼又违法。一审法院一而再、再而三的违法行为完全不能理解，提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作出实体审理。 恒峰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金瑞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伟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峰公司、金瑞公司共同向伟业公司偿还借款2000万元；2.恒峰公司、金瑞公司共同向伟业公司支付以20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现暂计至2019年10月8日，利息为1720万元）；3.案件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由恒峰公司、金瑞公司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2014）威民一初字第48号民事裁定以案涉款项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为由驳回伟业公司起诉。现伟业公司虽主张公安部门“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并无证据证实公安部门就案涉款项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的行为亦作出已过追诉时效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认定，也无证据证实公安部门就案涉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行为已作销案处理或在侦查终结后作出不予追究的处理。故在公安部门尚未就此作出处理之前，伟业公司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驳回上海浦东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2015年12月30日，一审法院以本案存在涉嫌伪造公章及合同诈骗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裁定驳回伟业公司起诉，并将该案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时隔四年之久后，伟业公司再次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现以“伟业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公安部门就案涉款项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的行为亦作出已过追诉时效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认定，也无证据证实公安部门就案涉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行为已作销案处理或在侦查终结后作出不予追究的处理”为由再次裁定驳回其起诉。本院认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在一审法院已就公安机关对本案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犯罪行为的处理情况依职权进行查明的情况下，亦应就本案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处理情况一并予以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对本案依法予以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0民初203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 浩 审判员 陈东强 审判员 王海娜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马抒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