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再22号 再审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蕾，女，1985年7月21日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何洋子，女，1991年1月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进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婕，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保平，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688号保利国际广场30-33层。 法定代表人：宋广菊，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昌勇，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子毅，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吴迪，男，1987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上诉人王蕾与再审被上诉人范何洋子、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原审第三人吴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范何洋子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终2577号民事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2018）赣民申135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9）赣民再59号民事裁定，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终2577号民事判决及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2017）赣0124民初48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重审。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赣0124民再5号民事判决，王蕾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上诉人王蕾和原审第三人吴迪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再审被上诉人范何洋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保平、刘平婕，再审被上诉人保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昌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蕾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2019）赣0124民再5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王蕾在原审一审阶段所主张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范何洋子、保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赣0124民再5号民事判决中明显未结合全案证据对事实进行认定。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本次重审所谓的“查明事实”并未实际结合全案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认定。第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再59号民事裁定书的“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与该裁定中认定王蕾与范何洋子存在合伙关系、不存在借贷关系相互矛盾。第三，对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归纳的第1个争议焦点应该改为“案涉款项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产生？是借贷关系还是合伙关系？”双方存在何种关系并不能直接认定案涉款项属于何种性质。第四，（2019）赣民再59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王蕾关于与范何洋子构成雇佣关系，不予支持，明显是错误的。首先，范何洋子在原审一审阶段庭审时已明确陈述过，双方直接的拍照费用已结清，这难道还不能认定其自认是存在雇佣关系吗？其次，对于王蕾已向范何洋子支付的拍照费用明显在范何洋子提交的银行流水中可以体现，完全可以认定双方存在雇佣关系，且相关酬金已结清。第五，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五点理由与事实不符。对于其第一点理由，范何洋子能提交的王蕾店铺的调拨单即销售单，完全是基于其在店铺穿板拍照及销售的工作，而吴小英/许影华的证词则存在很多主观上意见，不能类推到王蕾与范何洋子存在合伙关系。对于第二点理由，范何洋子提交的银行流水，王蕾已向法院作出了合理解释，王蕾帮助范何洋子做大银行流水，以便于其申请贷款。对于第三点理由，根据王蕾及其代理人在庭审上的陈述，王蕾将9楼档口转租给吴小英的情况，王蕾8楼的档口与吴小英、范何洋子两人9楼的档口存在货品代卖的情况，同时吴小英、范何洋子两人9楼的档口存在向王蕾服装厂拿货或加工的情况，所以吴小英的银行流水/支付宝/微信转账与王蕾相关的款项，都是用于对上述情况的结算，凭该转账记录就认定王蕾、吴小英、范何洋子存在合伙是错误的。对于第四点理由，仅有证言证词，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推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不合理。对于第五点理由，就本案而言，证明合伙关系的举证责任在于范何洋子。第六、（2019）赣民再59号民事裁定书中不予支持王蕾主张案涉款项属于借贷关系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对于第一点理由，王蕾在多次庭审中已反复陈述，这是因为基于对范何洋子的信任及其还继续在为店铺创造利益，才没有签订书面债权凭证。对于第二点理由，垫付案涉款项后，还有向范何洋子支付劳务报酬，是因为范何洋子作为店铺的模特后给王蕾生意有较大收益，为了稳住其继续为王蕾创收。对于第三点理由，高院裁定书直接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无依据。对于第四点理由，高院裁定中认为范何洋子将其本人及亲属相关证件用以请求王蕾垫付案涉款项的抵押物，虽说在法律上该类抵押证件与债权能否得到保障无必然关系，但是现实的民间借贷实务中却屡见不鲜，符合常理。对于第五点理由，高院对于王蕾再审期间提交的手机短信记录不予认可属于有证不认。王蕾提交的该份手机短信信息属于原始载体，既然范何洋子认为该份手机短信是虚假，其完全可以提供她本人的手机，王蕾已提供的客观物证作为本案关键证据，再结合王蕾原审一审已提供的相应付款凭证、原审二审提供的范何洋子提供抵押的相关证件，可以证实双方之间的案涉款项明显是属于借贷款项。二、涉案款项明显属于王蕾与范何洋子存在借贷关系所产生的，第一，根据王蕾原审一审阶段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范何洋子一审阶段提供的认购书、刷卡单、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票收据等对照可知，范何洋子需支付的购房款等款项是由王蕾及吴迪的银行卡转出，第三人吴迪已明确是王蕾找其过去代付部分款项，且范何洋子在原审二审庭询中也确认是由王蕾找第三人吴迪来代付部分款项。第二，根据范何洋子在原审一审、二审庭审过程中的陈述，也已确认王蕾为范何洋子支付购房款等款项的事实。第三，根据王蕾在原审二审阶段提交的证据三更能证明范何洋子为了让王蕾愿意垫付购房款等款项，才把该组证据中的原件抵押在王蕾手中。第四，王蕾在本案再审审查立案阶段找到的短信记录，且范何洋子在再审审查立案阶段的询问中也已确认该手机短信信息是由其本人发出，根据短信内容：“王蕾.请你以后不要再来联系我.明天我会去保利把房子退掉.就把钱还你.请你以后不要再以任何方式出现在我以及我家人面前”可知，王蕾为范何洋子垫付诉争款项的行为，明显属于借贷行为，否则，范何洋子也不会作出“明天我会去保利把房子退掉.就把钱还你.”这样的承诺。三、王蕾与范何洋子不存在任何合伙关系，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范何洋子主张存在合伙关系，但根本未能提供任何合伙协议及出资凭证等相关证据。第二，范何洋子一再强调存在合伙关系，但不存在范何洋子任何出资痕迹。第三，范何洋子在原审二审庭审过程中已明确表示“没有现金或实物投入”、“曾要求出资，却遭到王蕾拒绝”证明范何洋子与王蕾自始至终都没有存在过合伙关系。最后，范何洋子在原审一审、二审庭审过程中均陈述在其所谓的“合伙期间”（即2014年8月至2016年3月）内，双方合伙盈利高达600万元，但王蕾是在2015年的4、5、6月就垫付诉争款项（即210多万元），也即是说王蕾在还未清楚未来盈利的情况下就愿意预先给范何洋子发放分红，不符合逻辑。第四，范何洋子在再审阶段庭审中却又说在其所谓的“合伙期间”内的盈利为1000多万元，这明显与之前原审一审、二审的陈述相矛盾。综上，王蕾与范何洋子之间根本不存在合伙关系，涉案款项是基于是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产生，故（2019）赣0124民再5号民事判决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再59号民事裁定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现提起上诉，请求贵院结合全案证据，查明本案全部事实，依法改判，支持王蕾在原审一审所主张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王蕾的合法权益！ 范何洋子辩称，一、（2019）赣0124民再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应驳回王蕾的上诉请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本案事实认定清楚，且王蕾在一审时未提供证据足以推翻江西省高院的认定的事实，所以，一审查明的事实与江西省人民高级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符合法律规定。涉案款项明显属于范何洋子与王蕾存在合伙期间的利润分红。首先，（2019）赣0124民再5号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了范何洋子与王蕾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王蕾也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其次，既然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合伙关系，而且范何洋子在再审阶段提供了合伙期间的利润分红情况说明，说明范何洋子在合伙期间可分得合伙利润为1083.745万元。综上所述，请求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裁定驳回王蕾的上诉请求，以维护范何洋子的合法权益。 保利公司辩称，保利公司仅与范何洋子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与王蕾和范何洋子之间的纠纷并无关联，因此保利公司不应当是本案的适格诉讼参加人。 原审第三人吴迪答辩意见与王蕾一致。 王蕾向原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何洋子返还王蕾垫付的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等，共计2123308.62元。2、判令保利公司协助返还上述王蕾已垫付的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等。3、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范何洋子、保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王蕾与其妹妹王静在广州从事服装生意，吴迪系王静的丈夫、王蕾的妹夫。王蕾认可范何洋子一是朋友关系，二是雇主与雇佣的关系，是其长期聘请的服装模特，范何洋子则认为其与王蕾及王蕾的妹妹王静系合伙关系。2015年4月范何洋子与保利公司签订了保利江岸花园认购书，购买位于白云区1层101房的房屋，该认购书载明范何洋子的住址为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大埔九社十七幢六楼大洋服饰。2015年4月11日、2015年5月19日王蕾与范何洋子一同到保利公司售楼部，王蕾通过ＰＯＳ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分别支付了200000元、800000元购房款，共计1000000元。2015年6月16日王蕾、吴迪与范何洋子一同到保利公司，吴迪通过ＰＯＳ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了剩余的首期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共计1123308.62元。2015年6月16日范何洋子与保利公司网签了位于白云区1层101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016年7月王蕾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并提出前列诉讼请求，在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之前，王蕾才向吴迪出具书面转款委托书，委托书载明的内容：因本人需为朋友范何洋子垫付购买位于白云区房屋的款项，且本人因资金不足，特委托吴迪帮忙垫付购买上述房屋款项1123308.62元。而委托书的载明日期为2015年6月16日。在审理过程中，范何洋子向海珠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辖终33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移送一审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原审认为，王蕾以其帮助范何洋子垫付首期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为由，要求返还所垫付的款项，本案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王蕾虽有其本人及第三人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款项的明细，但范何洋子对王蕾主张为垫付不予认可，认为是其与王蕾及吴迪的妻子合伙从事服装生意应分得的款项。至于双方借款关系能否实际成立，王蕾诉请能否得到支持，兹述理由如下：1、2015年4月11日、2015年5月19日，王蕾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分别支付了200000元、800000元购房款。2015年6月16日吴迪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了剩余的首期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共计1123308.62元。前后时间有二个多月，转款次数有三次之多，转款金额较大，而范何洋子未向王蕾及吴迪出具任何书面凭证，双方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约定，与常理不符。2、王蕾应就其主张的本案款项为垫付、口头约定的内容、向范何洋子主张还款的证据承担与其主体地位相应的举证责任。负有举证责任的王蕾及吴迪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而其委托代理人对借款的原因、达成借款合意的时间及借款条件、借款的性质等案件主要事实陈述不清，导致一审法院对案件的主要事实难于查清。在王蕾向法院起诉之前，时间长达一年多，争议金额二百多万元，而王蕾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通过短信、微信、律师函、证人见证等任何方式催收该借款的证据，亦与常理不符。3、范何洋子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虽难以认定与王蕾及王蕾的妹妹王静存在合伙关系，但王蕾认可范何洋子是其长期聘请的服装模特，那么范何洋子的工资报酬应是由王蕾发放，发放工资报酬的证据也是由王蕾保管，但王蕾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在此王蕾与范何洋子的举证责任应合理分配，这就不排除双方存在其它约定的可能性和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4、2015年6月16日，王蕾、吴迪与范何洋子一同到保利公司，当时王蕾并未向第三人出具转款委托书，属事后补写，倒签日期，范何洋子也未在转款委托书签名确认。该转款委托书存在严重瑕疵，一审法院不认可其证明效力。因此王蕾代第三人吴迪主张权利不适格。5、本案案涉款项虽由保利公司直接收取，但这是基于其与范何洋子的房屋买卖合同而收取的购房款，王蕾并非保利公司与范何洋子买卖合同中的相对人，保利公司也非本案王蕾与范何洋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合同相对人，故保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王蕾要求其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王蕾仅有POS机刷卡支付这一单一的事实，在范何洋子不予认可的情况下，王蕾应就其诉请的主要事实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王蕾主张为垫付、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不充分，王蕾代第三人吴迪主张权利不适格，保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786元由王蕾承担。 原二审期间王蕾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王蕾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范何洋子、保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有证不认，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一审认定王蕾主张返还的垫付款项，不能证明为垫付错误，王蕾是垫付购房款；王蕾提供的转款委托书不予以采信，不认可其证明力错误，吴迪是受王蕾委托转款；案涉垫付款项认定为贷款，借贷关系成立。一审认定保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错误，范何洋子、保利公司之间虽属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但案涉购房款系王蕾及委托转款人转至保利公司，且因购房资格等问题，应解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保利公司应在扣除违约金后原路退还王蕾垫付的款项。二、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根据举证责任原则，完全可以证明王蕾为范何洋子垫付购房款的事实；如果本案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那么就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范何洋子一直强调其与王蕾存在其他债务关系，就应提供证据证明；范何洋子没提供任何足以推翻王蕾主张的相反证据，在适用法律上，范何洋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原二审期间范何洋子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王蕾提出“一审判决有证不认，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本案的证据只能证明王蕾支付了购房款，但不能证明“垫付”性质。王蕾与范何洋子系合伙关系，其支付购房款不是“垫付”，而是“代付”，是范何洋子合伙应得的分红，且支付房款的票据在范何洋子处，可见不是垫付。转款委托书是案后才补的。一审法院认定返还垫付款的性质实际是借款关系是正确的。本案实际是借贷关系，与保利公司无关。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王蕾提出“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3、一审法院程序正当，判决公平公正4、由于该案的付款是银行转账方式付款，王蕾所谓的返还原物就是该笔款项，而这笔款项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物，所以这笔款项是无法返还的，法院应当判定驳回诉请。王蕾认为范何洋子没有购房资格，自然范何洋子与保利公司的购房行为就不成立，但是双方购房行为是合同关系，不存在返还的情形。 原二审期间保利公司辩称：同意原审判决的查明事实及理由，本案是王蕾与范何洋子之间的经济纠纷，与保利公司没有关系。保利公司与王蕾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保利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与范何洋子签订了购房合同，并且范何洋子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首付款，范何洋子和保利公司是正常的房屋买卖关系，该合同关系与王蕾无关，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保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 原二审期间吴迪答辩与王蕾意见一致。 本院原二审认定事实：对原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行查明，王蕾持有范何洋子的离婚证、范何洋子父母的结婚证书、户口本原件。 本院原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范何洋子是否应当返还2123308.62元给王蕾，保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协助返还义务。关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本院认为，王蕾诉请返还原物，并主张诉争款项系由其“垫付”，其主张实为借贷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正确，二审中，王蕾对此亦不持异议。关于范何洋子是否应当返还2123308.62元给王蕾。本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对王蕾以范何洋子的名义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分别支付了共计100万元购房款，吴迪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了剩余的首期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共1123308.62元均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范何洋子辩称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以及诉争款项为合伙分红，对此，本院认为，范何洋子提供的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双方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范何洋子自述“没有现金或实物投入”、“曾多次要求分配应得利润，均因意见不一未果”，故现范何洋子主张诉争款项为合伙期间的分红，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王蕾委托吴迪支付款项，王蕾能否向范何洋子主张吴迪支付的款项的问题，二审中，吴迪本人亦到庭，对于王蕾主张均予认可，故王蕾请求判令范何洋子返还垫付的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等共2123308.62元的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保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协助返还义务，本院认为，保利公司是基于房屋买卖合同收取范何洋子的购房款，保利公司与王蕾和吴迪之间并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保利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正确，故王蕾要求保利公司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进贤县人民法院（2017)赣0124民初486号民事判决；二、范何洋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王蕾人民币2123308.62元；三、驳回王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7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786元，共计47572元，由范何洋子负担40000元，由王蕾负担7572元。 范何洋子不服上述二审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中，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一审、二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行查明，原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更名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暨再审本案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范何洋子与王蕾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伙关系。2、范何洋子是否应当返还2123308.62元给王蕾。首先，王蕾方认可未提供过向范何洋子支付报酬的证据。原二审中王蕾提交的《王蕾转账给范何洋子明细及说明》不足以证明其向范何洋子支付拍照费用及提成的事实，王蕾关于与范何洋子之间构成雇佣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而范何洋子提供的相应证据较为充分，且与吴小英、陈迪辉、许影华三位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其与王蕾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王蕾诉请范何洋子应返还其垫付的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2123308.62元，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存在无借据等书面债权凭证、王蕾在所谓出借款项之后仍向范何洋子支付了大量劳务报酬等多处不符常理的情形，王蕾所举证据证明力较弱，其主张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王蕾和范何洋子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合伙关系。诉讼中，范何洋子主张案涉款项是与王蕾合伙期间的利润且利润共为1083.745万元，并主张进行合伙清算，分配合伙利润。案涉2123308.62元是否为范何洋子应分得的利润，应由合伙协议纠纷案件进行审理和查明。原一、二审法院对王蕾和范何洋子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定性错误，未按照合伙关系进行审理，并由此导致对合伙利润等基本事实未予审理，存在错误，应予纠正。考虑到范何洋子在再审审理中主张进行合伙清算，分配合伙利润，应将本案发回重审，由重审法院对范何洋子进行释明，告知其可提出反诉，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判。据此，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将本案发回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再审查明的事实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并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经庭审举证、质证的相关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王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主张范何洋子返还其垫付的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共计人民币2123308.62元，但范何洋子对王蕾主张的垫付不予认可，认为是其与王蕾及吴迪的妻子王静合伙从事服装经营期间理应分得的分红款，并提出其与王蕾合伙经营期间的利润为1083.745万元。本案中王蕾与范何洋子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为合伙关系，王蕾一方既无新证据以推翻省高院对此所作出的认定，又不能举证证明范何洋子已足额得到了合伙利润分红、诉争款项与合伙分红无关属其另行出借给范何洋子的款项，在王蕾、范何洋子等人之间的合伙期间的收支等项未经清算的前提下，王蕾以诉争款项实际系其出借给范何洋子的款项，主张范何洋子返还并要求同其不发生商品房买卖关系或借贷、担保关系的保利公司承担协助返还义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请及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范何洋子的再审请求及主张、保利公司的抗辩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三款，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蕾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7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786元，共计人民币47572元，均由王蕾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王蕾与范何洋子之间就诉争款项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王蕾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范何洋子抗辩诉争款项系基于双方存在的合伙关系而产生的合同之债并对其主张提供了证据，范何洋子提交的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明细清单、经营YOKO、DoubleZ服饰的调拨单和销售单和吴小英的农业银行流水明细、支付宝和微信转账记录，证人证言，能够反映范何洋子与王蕾一起合伙经营的部分情况，故此时应由王蕾继续对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王蕾在再审期间提交了短信记录，但其自认该记录存在删减、不能提供完整内容，因而无法认定短信内容中所述的“钱”是否与诉争款项相关。综上，王蕾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鉴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认定双方基础法律关系系合伙关系，当事人可据此另行主张权利。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786元，由上诉人王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江川 审 判 员 熊义元 审 判 员 张美燕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章 立 书 记 员 杨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