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0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大夫，男，196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志明，男，196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光，浙江浙杭（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大夫因与被上诉人杜志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11210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大夫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税管费和发票税额共计8370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垫付的工程款水电费1860元。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工程合作伙伴，2014年上诉人将半岛花园绿化工程交由被上诉人承包，双方于2014年8月1日签订承包协议一份，约定工程包工包料，工程款450万元，此价格为固定单价一次性包干价，全款在绿化质保修剪期满时（验收合格后两年）付清。同时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按此价上缴税管费12%，施工水电费3%，并承诺今后决算总价按同比例上缴税管费等。工程结束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10月20日进行了结算，上诉人应付397.77万元，己支付376.6万元，还应支付21.17万元，此款待养护期满与物业交接后付清，被上诉人出具结账凭证一份给上诉人。2018年8月起，被上诉人认为工程承包结算款过低，多次要求上诉人给予工程承包款补助，上诉人考虑双方交情，又有同事说情，同意给被上诉人补助承包款40.83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5日订立补充《协议书》一份，商定上诉人补贴被上诉人工程款40.83万元加上前期未付工程款21.17万元，合计62万元，并约定了付款时间、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协议有二位见证人签字。上诉人已于2019年1月11日向被上诉人汇款32万元，2019年5月31日，扣除被上诉人应付的税管费12%和开票费1.5%(因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发票）后，汇款21.63万元。被上诉人以工程款税管费和开票费应由上诉人支付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涉案协议书约定62万元款项以银行转账为依据，且对62万元分为两期支付的付款期限作出明确约定”为由作出本案判决，属主观臆断。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系双方签订承包合同的同日由被上诉人亲笔书写。《承诺书》上载明：工程款税管费按12%上缴，并承诺今后决算按同比例上缴税管费等。此证据是“62万元工程款税管费由谁交纳”的关键有力证据。《承诺书》符合法律对于证据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的规定，一审法院未予采信，显属错误。62万元的工程款结算协议是前期2017年10月20日结算凭证的补充，62万元中尚包含了前期“待养护期满与物业交接后应付清”的剩余承包款21.17万元，两次的工程款结算关联在一起不可分割，被上诉人在诉讼中亦认可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将工程款视为不明款项来评判并分割两次协议的关联性，显失公正。工程承包者向国家交纳税费是承包人应尽的义务，也是行业的潜规则，没有任何工程结算款的税管费由发包人交纳的道理，更何况承包人己书面承诺在前。 被上诉人杜志明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8月1日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将半岛所有景观绿化施工图内的绿化工程交由被上诉人承包施工，具体约定了相关的事项。2019年1月5日双方对工程事项最后签订了一份协议，以此确认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该协议约定由上诉人一次性补助被上诉人62万元，其余有关工程的其他事项再无任何纠纷，原有的本项目所有相关账目全部作废。该份协议中约定由上诉人一次性补助被上诉人62万元，并且注明了款项支付的时间，因此这份协议非常清楚的表明了上诉人应当承担的义务。上诉人在一审的庭审中包括二审的上诉中提出所谓税管费和其他的一些费用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杜志明一审起诉请求：一、被告立即支付工程款83700元以及违约金（时间从2019年5月31日起，按2000元/天的标准计算至工程款付清之日）；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7月，被告王大夫从案外人处承接半岛花园绿化工程。2014年8月1日，原告杜志明与被告王大夫签订《双方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将半岛花园所有景观绿化施工图内的全部绿化草皮盆景等绿化工程交由原告工料承包；开工日期约定为2014年8月至2014年12月，具体按开工报告及硬质场外景观同步展开；工程价款经商定为450万元。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因对工程决算有异议，原告杜志明（乙方）与被告王大夫（甲方）于2019年1月5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所有工程款项甲方一次性补助乙方62万元整，有关本工程其他事情从此再无任何纠纷，原有本项目所有相关账目全部作废，以本协议为最后依据；甲方在2019年1月12日前，支付给乙方32万元，其余款项30万元在2019年5月30日前给乙方付清；62万元款项银行转账为依据，甲方如有拖欠，每日支付乙方2000元/天作为违约金。协议书签订后，被告于2019年1月11日支付32万元；于2019年5月31日支付2163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协议书中的62万元是否包含税管费的问题。对此，该院评析如下：一、案涉协议书系双方因对之前的决算有异议，重新达成的协议，且双方约定以案涉协议为最后依据，原有所有相关账目全部作废。而案涉协议书中并未对款项涉及税管费作出明确约定。二、案涉协议书约定62万元款项银行转账为依据，且对62万元分两期支付的付款期限作出了明确约定。若该62万元包含有应扣除的税管费，那么该62万元就无法以银行转账为依据，与双方约定明显不符。综上，该院认为案涉62万元不包含有税管费，被告尚应支付给原告83700元。原告主张的每日2000元违约金明显过高，该院调整为自2019年5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2019年8月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大夫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杜志明人民币83700元，及以837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2019年8月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杜志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47元，由原告杜志明负担405元，由被告王大夫负担942元，被告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交纳。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收条四份、结账凭证一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前就工程款的结算均扣除了12%的税管费，被上诉人亦承诺税管费最后扣除。为达到上述证明目的，上诉人亦申请唐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被上诉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收条与结账凭证均形成于2019年1月5日之前，并不能推翻双方于2019年1月5日签订的协议，证人唐某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税管费的约定不能作出具体详实的陈述，仅凭其现有陈述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审理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承诺书》中承诺，工程款税管费按12%上缴，今后决算总价按报价同比例上缴税管费。然承诺书的出具日期为2014年8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所有工程款甲方一次性补助乙方62万元整，有关本工程其他事情从此再无任何纠纷，原有本项目所有相关账目全部作废，以本协议为最后依据”，该协议中并未就税管费的承担作出约定，上诉人主张该协议系对2017年10月20日的结算凭证的补充，亦与该协议约定不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另明确约定“甲方在2019年1月12号前支付给乙方32万元，其余款项30万在2019年5月30日前给乙方付清。”、“62万元款项银行转账为依据”，现上诉人主张协议约定的62万元中应扣除相应的税管费与发票税额，显然与协议约定不符，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上诉人作为一审被告在二审中提出要求被上诉人向其支付其垫付的工程款水电费1860元的诉讼请求，该诉请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内，上诉人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大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92.5元，由上诉人王大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 玮 审判员 姚 瑶 审判员 茹赵鑫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余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