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民终6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军，男，196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淑媛，女，197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朝浪，四川明炬（南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从春，男，197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金生，南部县陵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任首忠，男，197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金生，南部县陵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蒲桂生，男，196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上诉人王永军、胡淑媛因与被上诉人何从春、原审第三人任首忠、蒲桂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2019）川1321民初4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王永军、胡淑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何从春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何从春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胡淑媛承担共同偿还义务明显不当。胡淑媛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不承担该合同的义务和享有权利，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一审适用婚姻法律关系的夫妻共同债务不恰当。二、一审认定系何从春承建整个项目直至竣工不符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事实上何从春在第三层后就没再参与案涉工程。由于何从春未按合同约定在2012年12月竣工，故在2013年修建第三层时王永军就要求何从春的劳务承包方敬海全退场，也就意味着何从春退场。此后，何从春未再参与工程建设的任何活动，一审法庭询问何从春时也得到了证实。即上诉人已提供充分证据证实第三层以上所有劳务班组人员、材料采购、财务管理、施工管理均是王永军自己在负责。三、在何从春退场时，其完成的工程建筑面积为5000平米，由于砖砌、抹灰、外墙未做，故根据合同约定100元每平米的利润所得工程价款为45万元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本案应充分关注到合同约定的100元酬金的前提是何从春的垫资和完成施工，在既无垫资又无施工的情况下，是不应当获得该酬金的。按照何从春所陈述的总利润为135万元，那么对应完成的工程量则为13500平米，但整个建筑面积为16000余平米，一审采信整个16000余平米系何从春完成，那对应的酬金则是160万元，而不是135万元。故何从春所称总利润是135万元明显不客观。四、王永军向被上诉人方的合伙人以总利润45万元分别出具欠条的形式完全符合情理，同时已经向被上诉人履行完付款义务。王永军在2016年10月18向何从春书写的欠条中便已注明结算未带原件，其中这原件就是当初王永军与何从春、任首忠、蒲桂生共同结算时的利润45万元，该原件一直在何从春手中。由于被上诉人方三人内部没有明确分配方法，故三人分别向王永军催要，因此王永军才分别向三人各出具总利润为45万元的条据，原本是想在陆续支付后算总账。因为王永军陆续支付到46万元后才发现付超了，故未再支付。请二审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何从春辩称，一、何从春在一审已举证证明其与任首忠、蒲桂生已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上诉人虽提出该合同已经终止的抗辩理由，但其无法举证证明何从春等人没有参与案涉工程第三层以上修建的事实。另，从上诉人出具的结算凭证和欠条时间上看，均形成于工程完全竣工之后，而非施工期间，可推定答辩人的主张完全成立。二、上诉人代为支付工程款项的行为，并非因案涉施工合同终止而产生，仅是上诉人在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首先，根据合同约定何从春方只需垫资修建至第三层，剩余工程垫资均由上诉人自己负担。其次，案涉合同第28.1条明确约定，上诉人可代为支付款项，凭据与答辩人方结算。故直接给付行为并不能有效证明案涉合同已终止。三、在任首忠以本案相同事由起诉上诉人一案中，双方举证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同样证明了被上诉人方参与了三层以上的施工活动。四、上诉人声称向被上诉人方分别出具金额不等的欠款凭证的行为系误解的观点不成立。假如属实，上诉人应当在其亲笔书写的凭证上载明。同时，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已多次为被上诉人方更新凭证，其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进行纠正或撤销。再者，若利润真为45万元，现上诉人实际支付已超过了45万，明显矛盾。五、一审判令胡淑媛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并无不妥。案涉债务发生于二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胡淑媛参与案涉工程账目的审核和款项支付，足以证明该债务用于了二上诉人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所需，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公正，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有故意浪费诉讼资源、拖延给付时间之嫌。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任首忠的陈述意见与何从春的答辩意见一致。 蒲桂生述称，我们写的是４5万的利润分配，是每人都让了几万元，还有2000平米是没有计算面积，其他意见同意何从春与任首忠的意见。我有一张原始的欠条在一审法院已经出示过。 何从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永军、胡淑媛立即给付欠款本金345260元，并从2016年10月18日起，按月息两分给付资金利息直至付清为止。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1、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为，2011年9月15日，王永军将大桥镇农贸市场二期工程2号楼建设工程项目发包给何从春、任首忠承建，并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为：“第一部分协议书发包人（全称）：王永军承包人（全称）：何从春、任首忠······工程名称：南部县大桥镇综合农贸市场2号商住楼······承包范围：2号商住楼地下两层，地上七层共九层。三、合同工期开工日期：2011年9月26日。竣工日期：2012年12月25日······双方约定工期顺延的其他情况：双方达成一致顺延情况······合同价款及调整23.3本合同价款采用实际建筑面积方式确定。（3）采用成本加酬金合同，有关成本和酬金的约定：按实际建筑成本另加每平方米100元（壹佰元）酬金计算······28.1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的约定：如发包人代承包人支付有合理款项，凭据与承包人结算，从工程价款中扣减······补充条款付款如有争议则以附加协议为准······”。嗣后何从春、任首忠与王永军签订了《大桥农贸市场二号商住楼承包合同附加条款》，内容为：“一、工程款支付方法：地基及负一楼主体工程完工后一周内支付30万元（叁拾万元）；负二楼主体完工后支付已完成工程总价款的50%（注：工程单价约定为800元/㎡）······四、违约。如发包方不能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则按18%月利逐月计息。五、结算：工程总价最后以实际造价结算，原约定价格800元/㎡则多退少补。发包方签字：王永军承包方签字：何从春、任首忠”。其后，蒲桂生作为新的合伙人参与案涉工程修建。何从春与任首忠、蒲桂生共同垫资修建了案涉工程的负1、2层及1-3层。2016年10月18日，王永军向何从春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欠条今欠到何从春名下395260元正，大写叁拾玖万伍仟贰佰陆拾元正。（具体欠款结算时间如下：2015年12月28日决算，本金5260元大写伍仟贰佰陆拾元正，利润450000元正合计455260元正。大写肆拾伍万伍仟贰佰陆拾元正。2015年年底腊月29转账40000元、大写肆万元正、2016年5月份胡洁转账20000元，大写贰万元正）有付款未减，再从欠款中减去再支付。备注：这次结算未带原件，今后支付欠款附上以前结账原件此欠条生效。欠款人：王永军2016年10月18日”。欠条出具后，王永军于2017年1月26日向何从春转款2万元，2018年2月15日胡淑媛向何从春转款3万元。2016年7月31日，王永军向任首忠出具了金额为416900元的《欠条》一份，2015年1月16日，王永军向蒲桂生出具金额为481950元的《欠条》一份。 另查明，王永军与胡淑媛系夫妻关系。胡淑媛于2012年8月14日对何从春及任首忠、蒲桂生垫资明细账目进行了审核，并在何从春方记账的《材料明细账》上备注：“第1至第26项总票据已收，从新核订总价为1796064.00元，大写壹佰柒拾玖万陆仟零陆拾肆元正。胡洁2012年8月14日”。2014年1月27日王永军对何从春及任首忠、蒲桂生垫资明细账目亦进行了审核，并在《材料明细账》上备注：“第二次票据已收，合计880419元，大写捌拾捌万零壹拾玖元。2014年元月27号。两次合计已交票据2676483元，大写贰佰陆拾柒万陆仟肆佰捌拾叁元正。2014年元月27号王永军”。 2、当事人对结算的利润款是人均45万元还是共同45万元的事实产生了争议。对此何从春举出了“结算凭证”、“承包劳务合同”“再次劳务补充协议书”、“劳务承包协议”、“大桥镇农贸市场综合楼外架搭建合同”、“材料明细账”、“南部县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各一份，用于证明何从春与任首忠、蒲桂生完成了建工施工后，按照合同约定的酬金100元/㎡，并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何从春及任首忠、蒲桂生每人均应得利润为45万元。任首忠、蒲桂生对此组证据无异议。 王永军、胡淑媛的质证意见为：1、“结算凭证”真实性不认可，内容基本系何从春本人书写，无王永军的签字确认。2、“承包劳务合同”真实性认可，且实际就是因为合同签订人敬海全施工缓慢导致王永军自己找人施工，2013年时施工进度才到正3楼。3、“再次劳务补充协议书”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但其签订时，工程是停工状态。4、“劳务承包协议”、“大桥镇农贸市场综合楼外架搭建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协议实际上是王永军在履行，何从春只是签订了合同，没有实际履行。5、“庭审笔录”何从春想证明有条据原件，与本案没有关系，王永军向何从春借款3万元与本案也没有关系。为此王永军提供了“收条/收据”32份、“大桥镇页岩机砖厂发货单”123份、“起诉状”、“情况说明”、“工程平面图”、“罗加文调查笔录”、“南部县人民法院调查笔录”、“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各一份，用于证明何从春及任首忠、蒲桂生仅承包修建到案涉房屋的第三层，三层以上系王永军自行找人修建，其完成的施工建筑总面积为4500平米，因此何从春及任首忠、蒲桂生的总利润款只应为45万元。何从春对此质证意见为：1、“收条/收据”真实性认可，但王永军有权利代何从春支付合理款项，不能证明双方施工合同解除的事实。2、“大桥镇页岩机砖厂发货单”不能证明其用于几号工地。3、“起诉状”三性均认可。4、“情况说明”真实性与关联性有异议，其证明内容没有依据，不予认可，与敬海全发生纠纷是因为王永军没有按约支付工程款导致春节期间工人领取不到工资。5、“工程平面图”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建筑房屋总面积无异议，但其不仅仅是商住2号楼，还包括有附楼，同时可看出其1-7层只有11000平米，加上地下两层的面积即与我方计算15000平米基本吻合。6、“罗家文调查笔录”罗家文的身份是王永军的现场管理人员，其工资待遇本应由王永军支付，与何从春没有关系。7、“南部县人民法院调查笔录”三性均不持异议，但不认可王永军的举证目的。8、“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三性不持异议，但不能达到王永军的证明目的，通过该笔录证明在2013年3月11日签订合同后，工程项目具体经办人是蒲桂生，财务是任首忠在负责。 一审法院综合认证：王永军、胡淑媛对何从春举证的“承包劳务合同”、“再次劳务补充协议书”、“劳务承包协议”、“大桥镇农贸市场综合楼外架搭建合同”，以及何从春对王永军、胡淑媛所举的“收据”、“收条”、“大桥镇页岩机砖厂发货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王永军、胡淑媛虽称何从春所提交的合同，何从春未实际履行工地管理、付款等义务，系自已在履行工地管理，支付材料、工人工资等费用。但双方约定有由何从春垫资三层，此后不再垫资，且《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发包人代承包人支付有合理款项，凭据与承包人结算，从工程总价款中扣减”，故王永军作为发包人有权利代为支付合理款项，但却无法据此认定何从春及任首忠、蒲桂生对案涉工程第三层以上的修建再未实际参与，或者双方间已终止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王永军在庭审中对其向何从春、任首忠、蒲桂生书立《欠条》中为何分别含有利润45万元所作的解释，即“总利润仅45万元，因垫资金额不一样，加之何从春在牵头，故分别出具”，不足以达到法官内心的确信度。书证以其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首先《欠条》、“结算凭证”是真实的，且在案涉工程完工之后结算出具的，此其一；其二，王永军对任首忠出具的《欠条》内容直接表明的工程款，给蒲桂生出具的《欠条》内容表明有利润45万元；其三，案涉“结算凭证”中，王永军在文字中间备注：“含利润450000元和本金5260元。下欠455260元大写肆拾伍万伍仟贰佰陆拾元王永军2015年12月28日”，与案涉《欠条》相互印证。因此，王永军就此所作的解释是不能对抗《欠条》、“结算凭证”所反映的案件事实。综合前述认证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对结算的利润款是人均4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何从春无建筑资质，其与王永军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其合同价款为建筑成本另加每平方米100元酬金，该每平方米100元酬金属价款的组成部分，现双方已对工程价款进行了结算，并由此向何从春出具了《欠条》，此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予以确认。案涉工程已竣工交付，何从春就其欠款向王永军进行催收，王永军理应积极的履行付款义务，迄今都未履行的行为已属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何从春请求王永军支付工程欠款34526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当事人对欠付工程款利息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息。本案出具《欠条》时未约定利息，故依法从可从何从春起诉之日起计算资金利息。但在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从2019年8月20日起应以此为基数计算利息。案涉工程结算第一批账目时，由胡淑媛审核，且胡淑媛也通过其账户向何从春、任首忠的账户转过款项，加之案涉开发的地块本也属王永军享有使用权，因此所产生的欠款理应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欠债，属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偿还。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之规定，判决：一、王永军、胡淑媛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何从春支付工程款人民币34526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345260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若未按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前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何从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39元，由王永军、胡淑媛负担。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工程结算的总利润是45万元还是何从春、任首忠、蒲桂生三人分别45万元；二、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承包人的工程承包范围为2号商住楼地下两层、地上七层共计九层，合同价款采用实际建筑面积成本加每平米100元酬金的方式确定，发包人如有代为支付的合理款项，凭据与承包方结算扣减工程价款。因此，该合同的约定是明确的，即工程价款对应的是承包方垫资修建完成的工程量，并非一审认定的合同约定何从春一方只需垫资修建至第三层。现王永军主张商住楼第三层后的全部工程系其垫资修建，何从春一方未参与工程建设的施工管理，则工程总利润（即酬金）应为45万元。然而，无论王永军主张的该事实是否成立，因其在本案诉讼前已对工程价款（含利润）的结算通过出具欠条的形式分别与何从春、任首忠、蒲桂生达成协议，结算的工程总利润为135万元，即何从春、任首忠、蒲桂生三人分别45万元利润，该结算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不得无故反悔。上诉人认为其在结算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的意思表示瑕疵，在分别向何从春、任首忠、蒲桂生三人出具的欠条中均包含了45万元总利润，本可依法主张撤销。而王永军从2015年至2016年先后向何从春、任首忠、蒲桂生出具欠条后，陆续支付部分款项，但均未要求该三人在欠条上注明欠条包含45万元总利润款，既未要求重新结算，也未主张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规定，其撤销权早已消灭。故王永军关于案涉工程总利润为45万元的主张本院无法支持，何从春有权依据王永军向其出具的欠条主张权利。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胡淑媛参与了案涉工程账目的审核管理，并通过其账户向何从春、任首忠等人支付工程款项，由此所产生的工程欠款理应属于因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产生的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胡淑媛上述所称其不是合同的相对人，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王永军、胡淑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39元，由上诉人王永军、胡淑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 莉 审判员 熊 东 审判员 张梓欣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吴俐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