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5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朗，男，1984年10月6日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胜道，重庆渝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秀琴，女，1983年8月13日生，土家族，户籍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重庆纵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重庆纵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崔朗因与被上诉人杨秀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2民初3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0年5月26日对上诉人崔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胜道，被上诉人杨秀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黄伟进行了询问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朗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渝0242民初3626号民事判决、二、改判支持崔朗的一审诉讼请求；三、由杨秀琴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1-7月涉及的经济往来是投资生意缺乏事实依据。杨秀琴主张共同投资，没有举示投资协议等证据证明。2.一审判决认定崔朗支付的50000.00元购车款系赠与行为不成立。崔朗举示了该笔款项从其绿卡通银行卡支付给买车公司的证据，杨秀琴辩称是之前将购车款交与崔朗，由崔朗代交，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3.一审判决认为2018年9月22日出借给杨秀琴的50000.00元是赔偿损失的费用是错误的。崔朗给杨秀琴造成的财产损失，崔朗已实际购买或者请人安装恢复原状，该笔款项并非赔偿损失。4.杨秀琴认为崔朗刷卡系崔朗套现的理由不成立。5.一审判决将法定之债理解为自然之债是错误的。杨秀琴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崔朗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2018年1-7月之间的经济往来有双方协议确认为经济投资，这是崔朗的自认行为；2.2018年9月13日借条是在崔朗的威胁下写的，不是杨秀琴真实意思表示；3.支付50000.00元购车尾款发生在2018年1-7月之间，双方在协议书中确认再无经济纠葛，杨秀琴不需要就此款事前支付给崔朗的事实举证；2018年9月22日的50000.00元，因崔朗长期损害杨秀琴的财物，崔朗也自认有砸坏杨秀琴财物的事实，杨秀琴也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过，协议书中载明财产损失折价40000.00元，该笔款项是赔偿杨秀琴的财物损失和其他费用；4.信用卡套现的问题包含在协议书中；5.2018年8月21日达成协议书，2018年9月13日杨秀琴出具借条借款260000.00元，前后差距巨大，说明借条内容不真实，借条载明是讨要的分手费，不属于法定之债。崔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杨秀琴偿还崔朗借款479895.71元；2.由杨秀琴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崔朗、杨秀琴于2017年认识并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确立恋爱关系并同居生活，于2018年11月30日登记结婚。同居生活至登记结婚前，崔朗于2018年3月8日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酉阳支行贷款150000.00元，转入杨秀琴银行账户；于2018年2月3日和6日持尾号5668的重庆银行信用卡在酉阳县成都妈儿养生美容生活馆刷卡19999.90元和29598.80元；于2018年3月1日在酉阳县博贸公司支付车辆购买尾款50000.00元；于2018年5月8日持尾号1889交通银行信用卡在重庆卡地亚珠宝旗舰店刷卡16000.00元、在酉阳县洲怡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刷卡13000.00元；于2018年5月9日持尾号9539广发银行信用卡在重庆璞菲珠宝石桥铺老顶坡分店刷卡9999.00元、5月18日在重庆周全福珠宝刷卡12000.00元、5月23日在盐源县卧罗和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刷卡15800.00元、6月3日在酉阳县成都妈儿养生美容生活馆刷卡18000.00元；于2018年8月24日持尾号9304招商银行信用卡于在酉阳县成都妈儿养生美容生活馆刷卡7800.00元；于2018年9月22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尾号4966的银行账户向杨秀琴转账50000.00元（备注：借给杨秀琴的）。以上合计392197.70元。本案诉讼过程中，崔朗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本人尾号1150账户（工资卡）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7月6日的取款凭证，经调取共有7次取款，分别为：2017年12月8日3800.00元取款人签名邹艳红、2018年1月15日3700.00元取款人签名崔朗、2018年2月10日转账15000.00元收款人杨秀琴、2018年4月9日取款7900.00元取款人签名崔朗、2018年5月8日取款8000.00元取款人签名崔朗、2018年6月10日取款4300.00元取款人签名崔朗、2018年7月6日取款4100.00元取款人签名陈琼。以上金额合计46800.00元。2018年8月21日，崔朗、杨秀琴在崔朗单位领导张宗银的见证下达成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为：“2018年8月15日晚21：00，因崔朗对杨秀琴造成的身心伤害、财产损失（金额40000元），有城南派出所鉴定，致使男女双方感情破裂，鉴于双方父母已年迈，经父母要求女方可再给男方1次改正过错的机会，杨秀琴要求崔朗改掉以下所有坏毛病方可继续生活：1.今后本人崔朗滴酒不沾。2.本人崔朗不可无理取闹，不乱发脾气，任何事情都听杨秀琴安排。3.本人崔朗尊重对方的孩子和父母。4.2018年1月-7月双方男女关系存续期间共同投资的生意，全部亏损，今后男方不得以此为由找女方麻烦、吵闹，男女双方自签署协议之日起无任何经济纠纷。5.综上所述，如男方违背协议任何一条，双方立即解除男女关系，女方杨秀琴将追究崔朗一切的相关法律之日。”2018年9月13日，杨秀琴向崔朗出具借条一张，借款金额为260000元，借条内容为：“本人杨秀琴身份证号：XXXX,于2018年1月份--2018年7月份因本人投资需要向崔朗借款人民币260000元，从即日起3个月内还完（2018年12月15日前），现男女双方已和平分手，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找对方麻烦，不得相互纠缠，谋害对方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女方为借款人：杨秀琴”。诉讼过程中，经庭审询问，崔朗表示以上2018年1-7月的金额都包含在260000.00元借款之内，还包括杨秀琴在其工资卡上取款的部分，并认为自己在杨秀琴身上用的钱远远不止这260000.00元，当时是杨秀琴说还其260000.00元就分手。另查明，双方于2018年11月30日登记结婚后对婚后财产没有约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一方婚前的财产，结婚后仍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也即是说结婚不产生债务消灭的法律效果，即使双方已登记结婚，但如果双方婚前确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则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以其个人财产清偿债务，但清偿的前提条件必须要以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并生效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崔朗在本案中举示各大银行的交易明细对账单、信用卡对账单、汽车销售公司收据、取款业务凭条等证据，拟证明向杨秀琴交付借款435196.80元、利息及手续费42735.20元，合计477932.00元。杨秀琴质证认为2018年3月8日重庆银行的交易明细单上转账150000.00元系双方共同投资所用；2018年9月22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明细上的转账50000.00元是崔朗损害杨秀琴财产后给予的赔偿；2018年2月10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个人业务凭条中的转账15000.00元是崔朗居住在其家中共同生活消费以及为崔朗兄弟夫妇生孩子后送礼6000.00元所开支；2018年3月1日汽车销售公司的收条金额50000.00元是杨秀琴将车款交与崔朗，由崔朗去支付的车款；其余信用卡刷卡均为崔朗信用卡套现。崔朗举示的上述证据中，信用卡刷卡部分金额仅仅能够证明信用卡消费情况，但不能证明信用卡系交与杨秀琴持有并消费或者该消费金额与杨秀琴使用有关，故不能达到崔朗的证明目的；三笔转账能够证明杨秀琴收到崔朗的款项合计215000.00元，但以上款项是否为交付的借款还需结合本案其他事实和证据予以认定；崔朗向汽车销售公司支付50000.00元，双方对该事实均认可，只是杨秀琴认为自己事先已经将购车款交与了崔朗，但未举示证据证明，故应当认为双方就该50000.00元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否为民间借贷关系，也需要结合其余证据予以认定。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除了有交付款项的事实，还应当具有借款合意，故需审查双方就上述交付的款项是否存在借款合意。崔朗举示借条一张，拟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杨秀琴质证认为该借条的形成是受崔朗胁迫所写，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其反驳主张，因证人的证实只能证明崔朗曾对其有威胁、骚扰的行为，但并不能证明出具借条时杨秀琴受到错浪胁迫，因此杨秀琴的反驳证据不充分，不能达到其反证目的。但庭审中，崔朗对借条上载明的260000.00元借款金额究竟包含哪几笔款项不能陈述清楚，其认为2018年1-7月的金额（包括贷款、转账、信用卡刷卡、支付购车尾款等）都包含在260000.00元借款之内，还包括杨秀琴在其工资卡上取款的部分，但根据崔朗所列的2018年1-7月的款项及工资卡的取款金额与借条金额相差甚远，说明崔朗举示的上述银行转账及相关费用当初并非是以出借为本意。从杨秀琴为反证借款事实不成立所举示的《协议书》来看，崔朗在协议第4条中承认“2018年1月-7月双方男女关系存续期间共同投资的生意，全部亏损，今后男方不得以此为由找女方麻烦、吵闹，男女双方自签署协议之日起无任何经济纠纷。”该协议条款能够看出双方2018年1-7月所涉及的经济往来事实上是投资生意而非民间借贷。对于1-7月之外的一笔转账，即2018年9月22日杨秀琴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尾号4966的银行账户向杨秀琴转账的50000.00元，备注上记载有借给杨秀琴的字样，因该笔款项的发生在杨秀琴向崔朗出具借条之后，而借条只针对2018年1-7月的款项，因此该笔费用不包含在借条款项范围内。对于当事人通过银行转账完成的资金交付，不能单凭转账凭证上注明的资金用途来判断争议资金的性质，因为备注是资金转出方自行所添加，并非与资金收取方之间形成合意，是否属于借贷仍需要综合本案证据及案件事实进行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杨秀琴在本案中抗辩该笔转账是崔朗损坏其东西进行的赔偿，还称崔朗在2018年9-10月在其开设的美容店投资美容仪器16800.00元，并举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崔朗将其财产损坏后核定损失金额40000.00元，崔朗庭审中表示对杨秀琴的损失进行过赔偿，但没有举示赔偿依据，故杨秀琴的抗辩理由及证据具有一定的优势，崔朗仍应就该笔转账是借款提供证据证明，因崔朗对该笔转账发生的原因、用途未能说明，也未进一步举示证据证明双方系借款关系，仅凭单方备注不能证明与杨秀琴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故崔朗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崔朗为杨秀琴支付的购车款50000.00元，因双方没有说明是借贷关系，二人又处于同居及恋爱期间，不排除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且《协议书》也记载自签署协议起再无其他经济纠纷，故崔朗称该笔款项为借款的法律依据不足，不能确认为民间借贷。另外，从本案借条的形成来看，崔朗在庭审中称，自己在杨秀琴身上用的钱远远不止这260000.00元，当时是杨秀琴说还260000.00元就分手。也即是说，借条的形成是当时双方基于要分手，杨秀琴自愿为崔朗以借款形式写下的债权凭证，属于以情感结束为代价的债权债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关系，只属于自然之债而非法定之债，故崔朗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起民事诉讼，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为了遵守婚姻伦理和诚信道德，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崔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98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4249元，由崔朗承担，退回崔朗案件受理费4249元。二审中，崔朗向本院举示证据如下:1.（2019）渝0242民初4174号民事判决以及该案审理笔录。拟证明崔朗支付50000.00元购车尾款，杨秀琴在该案审理中没有辩称该款是崔朗赠与，也没有辩称该笔款是提前支付给崔朗让崔朗代付车款。2.购机证明、邮政银行信用卡电子对账单、冉静证明等。拟证明崔朗出资8000.00元购洗衣机一台，出资6000.00元购电视机一台，出资1680.00元安装窗户，进一步证明2018年9月22日向杨秀琴转账的50000.00元是借款，不是用于赔偿损失。3.通话录音（当庭播放）。拟证明杨秀琴认可用崔朗信用卡用款17余万元。杨秀琴质证认为，对民事判决书和庭审笔录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买车时的50000.00元是杨秀琴的借款，2018年8月21日的协议书明确之前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对购机证明等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证明形成于2020年5月19日，单位出具证明应有经办人签名；即或购买了，也与赔偿损失无关联性；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证明的2019年5月修理门窗的事，达不到证明目的；购机和修理门窗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混同，不是赔偿。录音形成时间为2019年7月12日，双方感情不和正闹离婚，崔朗要求赔偿是笼统概念，恋爱期间双方对经济往来有明确约定，录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二审中，杨秀琴举示证据如下：1.2019年9月13日借条照片一张，拟证明借条是杨秀琴在受到威胁后书写的，双方并非真正的借贷关系。2.公安机关报案回执5份。拟证明双方婚姻关系恶劣，崔朗有暴力倾向和行为，印证借条是胁迫出具的。3.电子发票2张。形成于2018年9月22日崔朗转账的50000.00元之后，拟证明2018年11月12日、12月12日购买电视机和洗衣机的事实，4.视频2段（当庭播放）。拟证明崔朗损坏财产的状况，崔朗损害财产是经常性的。崔朗质证认为，借条照片与原件不一致；公安机关报案记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018年8月15日之后的报案记录与本案无关联性；发票与本案无关联性，洗衣机、电视机、窗户都是崔朗赔偿安装的。本院审查认为，对于双方举示的证据三性，结合一、二审审理情况在分析评判中予以综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崔朗与杨秀琴之间是否建立民间借贷关系；若建立民间借贷关系，借贷金额的认定。现分析评判如下：民间借贷关系形成包括原始形成和演变形成。原始形成，即是在双方经济往来之初就明确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演变形成，即是经济往来之初不是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通过结算后应当支付金钱的一方因无法及时支付，双方约定将应支付的款项作为应当支付金钱一方的借款，视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崔朗、杨秀琴均有婚史，建立恋爱关系后少了些许初恋的羞涩心理，崔朗即到杨秀琴处同居生活，期间双方有经济往来属于追求以结婚为目的之常情，包含了为了“家庭”共同投资（共同创收）、为了“爱情”情感投资（一方赠与）、也有“互防式”的财产独立等，形式多样。本案中，崔朗主张案涉款项是出借给杨秀琴，系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恋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产生的经济纠纷，认定经济往来的法律关系，不同于一般自然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容易确认，针对恋人这一特殊法律主体之间的经济往来的法律关系确定，应当结合情感经历、社会认知、道德伦理等予以综合判断。崔朗与杨秀琴从同居，到崔朗暴力损害杨秀琴财产，到经崔朗单位领导见证达成协议，到杨秀琴出具借条分手，到登记结婚，到离婚，感情之路坎坷。双方对恋爱期间的经济往来于2018年8月21日在崔朗单位领导见证下达成协议，约定2018年1-7月双方恋爱期间共同投资的生意全部亏损，之后无任何经济纠纷。此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应当予以确认。2018年9月13日，杨秀琴向崔朗出具借条，载明2018年1-7月杨秀琴向崔朗借款260000.00元，改变了2018年8月21日协议书的约定。杨秀琴陈述系崔朗于当日下午到其经营的成都妈儿美容店撵走服务员并泼洒汽油，以同归于尽相威胁的情况下，才向崔朗出具的借条，杨秀琴还申请证人冉某（成都妈儿美容店服务员）出庭作证。虽然冉某被撵走，但看到崔朗提着装有液体的容器并泼洒的液体；虽然崔朗否认泼洒的是汽油，但认可泼洒了其他液体，印证了2019年9月13日下午崔朗确有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可以证明借条是在崔朗的威胁下形成，不具有合法性。其次，该借条是以双方分手为条件，一方向另一方就之前的经济往来在威胁的情况下达成演变为借贷关系的约定，但之后双方又登记结婚，分手条件并未成就，借款支付条件也不成就。再者，一方让另一方身负胁迫之债与之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也有乘人之危之嫌，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观。故对崔朗主张此部分款项为借款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2018年9月22日崔朗向杨秀琴转款50000.00元的问题。2018年9月13日达成以分手为条件的借条后，双方并没有分手，而是奔着结婚组建家庭而去，一方向另一方支付金钱属于正常情况，按常理双方不应有借款的意思合意，转账凭条上载明为借款，是崔朗单方的意思表示，崔朗没有举示证据证明杨秀琴确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因此，该笔款项不宜认定为借款。至于崔朗在婚后购买电视机、洗衣机、安装窗户等，是鉴于之前崔朗有损害杨秀琴婚前个人财产的事实，也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尽之家庭义务。双方虽然现已离婚，相互放下，少些纠缠，才能各自过好未来的生活。综上，上诉人崔朗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予以维持。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98.00元，由上诉人崔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庆华审判员  黄 飞审判员  彭松涛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何杰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