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11民终4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家瑶，女，1985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旭日,浙江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旭光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旭光村。 法定代表人：谢孝云，村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莉，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勇，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家瑶因与被上诉人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旭光村村民委员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9）浙1102民初749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家瑶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裁定；2.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事实和理由：同年同村同案不同判，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程序，严重侵犯和剥夺上诉人依法举证的诉讼权利。本案2020年2月21日开庭审理，但是上诉人早在举证期间的2020年2月3日就向法庭提交证明被上诉人隐藏证据材料的书证《南明山街道办事处对旭光行政村赵永秀、林琳等人申请公开事项的反馈》，其中第二条“公开莲都区水阁镇旭光村农村经济合作社股权证保管单位反馈”如下：旭光村股权证于2016年发放到村。二、原审裁定违背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原审法院在本案开庭前明知全体村民股权证由被上诉人持有，却违背规则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三、违反法理审理案件。丽政复[2018]75号行政复议决定已经生效，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在各自法律文书中的表述都认为行政相对人提起复议的前提是具有主体资格，同本案审查主体资格一致。四、（2009）丽莲民初字第735号案件原告方是上诉人母亲，（2019）浙1102民初2913号案件原告方是上诉人同村，都支持原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自出生起即落户于被上诉人所在村，属该村第二村民小组成员，原审提交的证据3户口登记上诉人为户主，户号“007004621”，户口性质为“农业家庭户”，户口登记机关为“水阁派出所”。特别是从南明山街道办事处给上诉人等十人出具的《南明山街道办事处对旭光行政村赵永秀、林琳等人申请公开事项的反馈》证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制作的股权证由被上诉人保管，2016年就已经交给被上诉人，不应该扣压和隐瞒。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第二生产组户口有疑问人员”是由被上诉人于2013年2月3日制作，其中发放数额为2700元，理由是“农嫁农，享受10%”，由此证明被上诉人当年没有否认上诉人主体资格。这些内容都确定无疑证明上诉人属于本村村民，与丽水市政府作出的生效行政复议决定内容相符。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起诉主体不适格，其推理不符合法律逻辑，不具有社会公义性，让社会公众费解。综上，上诉人不服原审裁定，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纠正错误裁定。 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旭光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裁定合法。一、答辩人并非适格的主体。首先，做出征地补偿方案的是村民小组而非答辩人。答辩人系由六个自然村组成的行政村，六个自然村又分为十六个村民小组。本案件系一个系列性案件，各个被答辩人起诉的征地补偿方案是由所属的村民小组自行商议决定，答辩人仅仅有监督的权利，并没有决定权。因此，即使存在侵权，侵权人也并非是答辩人。其次，答辩人的村里面已经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和《浙江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五款有关“尚未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暂由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成员行使”的规定，适格的被告是经济合作社而不是答辩人。二、被答辩人并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具有村民资格，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被答辩人起诉状中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作为依据。但是根据该条规定：取得征地补偿款的主体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但是纵观本案的被答辩人，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具有村民资格。被答辩人所提供的户口本仅仅是一种户籍管理方式，并不能证明被答辩人具有村民资格。被答辩人在村里只是一个空挂户，并没有参与村里的生产经营活动。根据现有的规定村民资格应当经村民小组、村委会及乡镇三级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确认，被答辩人未经确认无法证明其具有请求征地补偿款的资格。并且，从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可知，其在村里的身份本身具有疑问，被答辩人明知道这个问题存在而不作处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并且对于答辩人而言，被答辩人长期不在村里居住，没有固定的住所，也没有参与集体生产，其并没有以土地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与周边的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形成紧密的联系，对于村里的经济没有任何的贡献，最重要的是最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也对其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进行否认。因此，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不具有村民资格，不具有征地补偿款的请求权。最后，被答辩人所提供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对于被答辩人的村民资格并未进行确认，仅仅是认为莲都区政府在未对被答辩人身份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做出认定的行为是不妥当的，但是对于被答辩人是否具有村民资格的问题并没有最后评论。被答辩人认为其具有村民资格的讲法是断章取义的错误认识。因此，被答辩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具有村民资格，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被答辩人诉请中含有无权主张的部分，起诉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答辩人在诉请中提出其应当取得两个份额的征地补偿款。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未成年人是具有民事诉讼的权利的，如果其民事权利受损应当作为案件的原告进行诉讼，法定代理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本案被答辩人明显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此诉请不能得到支持。其次，被答辩人的子女是不具有村民资格的，因此也不具有征地补偿款的请求权。综上，被答辩人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赵家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立即向原告户发放征地补偿分配款人民币54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体不适格，应予驳回。首先，原告以其系旭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诉请被告支付案涉款项，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具备旭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对原告诉称的行政复议决定所涉内容，该院认为复议决定仅是认为被申请复议机关未经调查核实便作出相关认定的行为不能认为已履行了法定职责，但并未就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作出认定，故原告援引该复议决定内容不足以证明原告具备旭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此外，原告诉请该户的分配款，理应以权利人为原告起诉，其以本人为原告起诉主张，亦属原告主体不适格。其次，一审辩论终结后，原告申请调取股权证，因股权证系旭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相关凭证，经查，旭光村确已成立有股份经济合作社。根据《浙江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是指《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规定的村经济合作社及其社员，以及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造后成立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及其社员股东。”本案中旭光村既已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这一集体经济组织，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和《浙江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五款有关“尚未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暂由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成员行使。”的规定可知，本案适格的被告应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而非村民委员会，原告以村民委员会为被告起诉，系被告主体不适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裁决：驳回原告赵家瑶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是否可以享受其诉请的土地补偿款的前提在于，其是否具有旭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现双方对于上诉人是否具有旭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存在争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情况复杂，事关广大农民的基本民事权利，但现有法律对于认定主体及界定标准均无明确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其法律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对此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2013年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3220号建议的答复》中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可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根据本地、本村实际情况，由所在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定程序予以认定。浙江省农业厅《关于社员资格认定问题的复函》（浙农经发〔2011〕18号）中明确：关于村经济合作社社员资格，应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第十七、十八、十九条规定，由村经济合作社认定。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成员资格不予认定，亦不予认可，在相关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前，上诉人可向当地人民政府或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反映解决。上诉人提供的行政复议决定未对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作为认定，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经相关部门或组织的认定，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主张周子瑄的相应权利，亦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上诉人赵家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毛向东 审 判 员 苏伟清 审 判 员 王晓璐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应煜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