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民终3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军，男，196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淑媛，女，197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朝浪，四川明炬（南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首忠，男，197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金生，南部县陵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王永军、胡淑媛因与被上诉人任首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2019）川1321民初2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王永军、胡淑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任首忠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任首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胡淑媛承担共同偿还义务明显不当。胡淑媛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不承担该合同的义务和享有权利，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一审适用婚姻法律关系的夫妻共同债务不恰当。二、一审认定系任首忠承建整个项目直至竣工不符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事实上任首忠在第三层后就没再参与案涉工程。由于任首忠未按合同约定在2012年12月竣工，故在2013年修建第三层时上诉人就要求了任首忠的劳务承包方苟海全退场，也就意味着任首忠退场。此后，任首忠未再参与工程建设的任何活动，一审法庭询问任首忠时也得到了证实。即上诉人已提供充分证据证实第三层以上所有劳务班组人员、材料采购、财务管理、施工管理均是王永军自己在负责。三、在任首忠退场时，其完成的工程建筑面积为5000平米，由于砖砌、抹灰、外墙未做，故根据合同约定100元平米的利润所得工程价款为45万元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本案应充分关注到合同约定的100元酬金的前提是任首忠的垫资和完成施工，在既无垫资又无施工的情况下，是不应当获得该酬金的。按照任首忠所陈述的总利润为135万元，那么对应完成的工程量则为13500平米，但整个建筑面积为16000余平米，一审采信整个16000余平米系任首忠完成，那对应的酬金则是160万元，而不是135万元。故任首忠所称总利润是135万元明显不客观。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方的合伙人以总利润45万元分别出具欠条的形式完全符合情理，同时已经向被上诉人履行完付款义务。上诉人在2016年10月18向任首忠书写的欠条中便已注明结算未带原件，其中这原件就是当初王永军与何从春、任首忠、蒲桂生共同结算时的利润45万元，该原件一直在何从春手中。由于被上诉人方三人内部没有明确分配方法，故三人分别向上诉人催要，因此上诉人才分别向三人各出具总利润为45万元的条据，原本是想在陆续支付后算总账。因为上诉人陆续支付到46万元后才发现付超了，故未再支付。请二审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任首忠辩称，一、任首忠在一审已举证证明其与第三人已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上诉人虽提出该合同已经终止的抗辩理由，但其无法举证证明任首忠等人没有参与案涉工程第三层以上修建的事实。另，从上诉人出具的结算凭证和欠条时间上看，均形成于工程完全竣工之后，而非施工期间，可推定答辩人的主张完全成立。二、上诉人代为支付工程款项的行为，并非因案涉施工合同终止而产生，仅是上诉人在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一、根据合同约定任首忠方只需垫资修建至第三层，剩余工程垫资均由上诉人自己负担。二、案涉合同第28.1条明确约定，上诉人可代为支付款项，凭据与答辩人方结算。故直接给付行为并不能有效证明案涉合同已终止。三、在第三人以本案相同事由起诉上诉人一案中，双方举证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同样证明了答辩人方参与了三层以上的施工活动。四、被答辩人声称向答辩人方分别出具金额不等的欠款凭证的行为系误解的观点不成立。假如属实，被答辩人应当在其亲笔书写的凭证上载明。同时，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答辩人已多次为答辩人方更新凭证，其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进行纠正或撤销。再者，若利润真为45万元，现答辩人实际支付已超过了45万，明显矛盾。五、一审判令被答辩人胡淑媛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并无不妥。案涉债务发生于二被答辩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胡淑媛处于案涉工程账目的审核和款项支付，足以证明该债务用于了二被答辩人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所需，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公正，完全符合客观事实。被答辩人有故意浪费诉讼自愿、拖延给付时间之嫌。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任首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永军、胡淑媛立即给付任首忠欠款本金341，690元，并从2016年7月31日起按月息两分给付资金利息直至付清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由王永军、任首忠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1年9月18日，王永军将南部县大桥镇农贸市场二期工程2号楼建设工程项目发包给任首忠、何从春承建，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为：“第一部分协议书发包人（全称）：王永军承包人（全称）：何从春、任首忠一、工程名称：南部县大桥镇综合农贸市场2号商住楼二、承包范围：2号商住楼地下两层，地上七层共九层。三、合同工期开工日期：2011年9月26日。竣工日期：2012年12月25日……双方约定工期顺延的其他情况：双方达成一致顺延情况……合同价款及调整23.3本合同价款采用实际建筑面积方式确定。（3）采用成本加酬金合同，有关成本和酬金的约定：按实际建筑成本另加每平方米100元（壹佰元）酬金计算……28.1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的约定：如发包人代承包人支付有合理款项，凭据与承包人结算，从工程价款中扣减……补充条款付款如有争议则以附加协议为准……”。嗣后任首忠、案外人何从春与王永军签订了《大桥农贸市场二号商住楼承包合同附加条款》，内容为：“一、工程款支付方法：地基及负一楼主体工程完工后一周内支付30万元（叁拾万元）；负二楼主体完工后支付已完成工程总价款的50%（注：工程单价约定为800元/㎡）……四、违约如发包方不能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则按18%月利逐月计息。五、结算：工程总价最后以实际造价结算，原约定价格800元/㎡则多退少补。发包方签字：王永军承包方签字：何从春、任首忠”。其后，蒲桂生作为新的合伙人参与案涉工程修建。2014年1月27日，王永军和任首忠、何从春、蒲桂生就案涉工程进行了结算，任首忠、何从春、蒲桂生就案涉工程的垫支款和利润进行分账，由王永军分别向任首忠、何从春、蒲桂生出具了欠条。2016年7月31日，王永军向任首忠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任首中（忠）工程款416，900元，大写肆拾壹万陆仟玖佰元正。”，欠条抬头由王永军备注：“以前帐目已对清”。欠条出具后，王永军陆续支付了75，210元，下欠341，690元尚未支付。 另查明，王永军与胡淑媛系夫妻关系。胡淑媛（胡洁）于2012年8月14日对任首忠及第三人何从春、蒲桂生垫资明细账目进行了审核，并在任首忠方记账的《材料明细账》上备注：“第1至第26项总票据已收，从新核订总价为1796064.00元，大写壹佰柒拾玖万陆仟零陆拾肆元正。胡洁2012年8月14日”。2014年1月27日王永军对任首忠及第三人何从春、蒲桂生垫资明细账目亦进行了审核，并在《材料明细账》上备注：“第二次票据已收，合计880，419元，大写捌拾捌万零壹拾玖元。2014年元月27号。两次合计已交票据2，676，483元，大写贰佰陆拾柒万陆仟肆佰捌拾叁元正。2014年元月27号王永军”。 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关于当事人对结算的利润款是任首忠、何从春、蒲桂生人均45万元还是三人共同45万元的问题。王永军辩称结算的45万元系任首忠、何从春、蒲桂生三人的共同款项，且应扣减其已向何从春、蒲桂生支付的款项，任首忠不予认可。王永军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一审法院举出了其向他人支付劳务费用等的证据，证明自已在履行工地管理，支付材料、工人工资等费用，进而证明三人应共同分得45万元。任首忠对王永军所举的证据质证认为根据合同约定王永军也可以支付相关款项，该证据不能证明后期工程任首忠未参与。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约定即由任首忠垫资三层，此后不再垫资，且《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发包人代承包人支付有合理款项，凭据与承包人结算，从工程总价款中扣减，故王永军作为发包人有权利代为支付合理款项，但却无法据此认定任首忠等人对案涉工程第三层以上的修建再未实际参与，或者双方间已终止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王永军也无书面的终止合同的证据佐证，加之双方之间的结算凭证和《欠条》均系在案涉工程完工之后结算出具的，且王永军对其分别向任首忠、何从春、蒲桂生书立《欠条》的行为所作的解释，不足以达到法官内心的确信度，综上，王永军向任首忠、何从春、蒲桂生分别出具了欠条，并分别向三人实际履行了部分款项，王永军的该项辩称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亦不符合常理，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认为，任首忠与王永军均无建筑资质，双方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其合同价款为建筑成本另加每平方米100元酬金，该每平方米100元酬金属价款的组成部分，现双方已对工程价款进行了结算，并由此向任首忠出具了《欠条》，此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予以确认。案涉工程已竣工交付，任首忠就其欠款向王永军进行催收，王永军未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已属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王永军欠任首忠工程款341，690元的事实，有《欠条》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予以确认。王永军应当向任首忠支付欠付工程款341，690元。当事人对欠付工程款利息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本案中出具《欠条》时未约定利息，故依法从可从任首忠起诉之日起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但在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从2019年8月20日起应以此为基数计算利息。 关于胡淑媛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案涉工程结算第一批账目时，由胡淑嫒审核，且胡淑嫒也通过其账户向任首忠、任首忠的账户转过款项，加之案涉开发的地块本也属王永军享有使用权，因此所产生的债务理应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共同偿还。 综上，对任首忠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王永军、胡淑媛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任首忠支付下欠工程款341，69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341，690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若未按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任首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13元，由王永军、胡淑媛负担。 二审另查明，在（2020）川13民终654号上诉人王永军、胡淑媛与被上诉人何从春、原审第三人任首忠、蒲桂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本案涉及的几方当事人均参与了该案诉讼，该案查明的事实与本案一致。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工程结算的总利润是45万元还是何从春、任首忠、蒲桂生三人分别45万元；二、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承包人的工程承包范围为2号商住楼地下两层、地上七层共计九层，合同价款采用实际建筑面积成本加每平米100元酬金的方式确定，发包人如有代为支付的合理款项，凭据与承包方结算扣减工程价款。因此，该合同的约定是明确的，即工程价款对应的是承包方垫资修建完成的工程量。现王永军主张商住楼第三层后的全部工程系其垫资修建，任首忠一方未参与工程建设的施工管理，则工程总利润（即酬金）应为45万元。然而，无论王永军主张的该事实是否成立，因其在本案诉讼前已对工程价款（含利润）的结算通过出具欠条的形式分别与何从春、任首忠、蒲桂生达成协议，结算的工程总利润为135万元，即何从春、任首忠、蒲桂生三人分别分得45万元利润，该结算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不得无故反悔。上诉人认为其在结算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的意思表示瑕疵，在分别向何从春、任首忠、蒲桂生三人出具的欠条中均包含了45万元总利润，本可依法主张撤销。而王永军从2015年至2016年先后向何从春、任首忠、蒲桂生出具欠条后，陆续支付部分款项，但均未要求该三人在欠条上注明欠条包含45万元总利润款，既未要求重新结算，也未主张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规定，其撤销权早已消灭。故王永军关于案涉工程总利润为45万元的主张本院无法支持，任首忠有权依据王永军向其出具的欠条主张权利。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胡淑媛参与了案涉工程账目的审核管理，并通过其账户向何从春、任首忠等人支付工程款项，由此所产生的工程欠款理应属于因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产生的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胡淑媛上述所称其不是合同的相对人，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26元，由上诉人王永军、胡淑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 莉 审判员 熊 东 审判员 张梓欣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吴俐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