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26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盛昌达策划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国贸中心17幢2327室。法定代表人:罗琪，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天亮，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宪铎，男，1999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上诉人苏州盛昌达策划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昌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宪铎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13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昌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盛昌达公司的一审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以及一审保全费由王宪铎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4日王宪铎签署了重庆蔻语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蔻语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与案外人肖秋丽作为发起人成立该公司，后在未出资的情形下将股权转让出去。王宪铎及其姐夫与盛昌达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朋友关系，共同投资创业，关系较为紧密，其姐夫安排王宪铎来上班，王宪铎并非普通员工。并且盛昌达公司与蔻语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王宪铎又是前股东，所以盛昌达公司与王宪铎之间不应适用劳动合同法，盛昌达公司无须支付王宪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及赔偿金。王宪铎未作答辩。盛昌达公司向一审起诉请求：1.判决盛昌达公司无需向王宪铎支付二倍工资44000元、赔偿金差额9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王宪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7月31日，王宪铎向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盛昌达公司支付其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44000元、经济补偿金9000元。仲裁庭审中，王宪铎明确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为：4500元×1.5月×2-已支付的4500元。2019年9月10日，仲裁委裁决盛昌达公司支付王宪铎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44000元、赔偿金差额9000元，共计53000元。盛昌达公司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盛昌达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登记成立，住所在苏州市吴江区国贸中心17幢2327室，经营范围包括市场营销策划、房地产经纪、房地产营销策划等，法定代表人为罗琪。2018年2月10日及3月10日，罗琪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王宪铎1月份工资3700元及2月份工资3230元，2018年4月10日、5月10日、6月12日、7月10日、8月10日、9月10日，罗琪通过支付宝向王宪铎转账支付3月至8月工资，每月4000元，共计24000元；2018年10月10日至2019年7月10日，盛昌达公司账户及罗琪个人银行账户向王宪铎转账共计14笔，备注内容包括工资、提成、薪金等，金额总计78672.51元；2019年6月11日，盛昌达公司向王宪铎转账支付辞退补偿金4215.7元。2019年6月10日，盛昌达公司向王宪铎发出一份辞退通知书，内容为：我公司与你于2018年1月1日订立了劳动合同，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但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公司发现你不能胜任本职工作，本公司决定将你辞退，终止与你的劳动关系。请你接到本辞退通知后，到公司相关部门办理离职手续，本公司将依照劳动法的规定，给予你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2018年7月4日王宪铎签署了蔻语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作出与肖秋丽共同出资设立该公司的决定，王宪铎为该公司监事，该公司于2018年7月9日登记核准成立。蔻语公司的住所地在重庆市，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地产经纪、市场营销策划服务、房地产营销。经查询，2019年7月3日，蔻语公司的股东由肖秋丽、王宪铎变更为肖秋丽、何亮。一审庭审中，盛昌达公司陈述称：盛昌达公司与蔻语公司系关联公司，王宪铎与案外人发起设立了蔻语公司，从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角度来看是关联关系；罗琪与王宪铎的姐夫相当于是合作关系，王宪铎的姐夫安排王宪铎入职盛昌达公司的。一审庭审中，王宪铎陈述称：其想找工作，就找到了杨庆辉，然后面试入职盛昌达公司，工资是由罗琪发放；从2018年1月1日入职后，其的工作内容及工作地点都没有变更过，一直在国贸中心售楼处做销售，受罗琪管理，工作时间为每天早上8:00至晚上10:00，每天通过考勤机打卡，公司要求打卡时间为早上9:00至下午5:30；蔻语公司设立时，签署股东会决议是罗琪叫其带身份证去重庆让其签字。上述事实，由盛昌达公司提交的仲裁裁决书、快递查询记，王宪铎提交的仲裁裁决书、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银行账户流水、辞退通知书，一审法院调取的仲裁卷宗及查询信息，以及双方的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双方是否系因案外第三人蔻语公司的设立产生纠纷，蔻语公司于2018年7月9日核准成立时王宪铎系股东，即使该公司与盛昌达公司系关联公司，两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但盛昌达公司向王宪铎出具的《辞退通知书》中明确双方之间属劳动关系，且盛昌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亦按月向王宪铎发放了工资，双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而盛昌达公司也未提供证据材料证明王宪铎与盛昌达公司之间存在不适用劳动合同法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为王宪铎与盛昌达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第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支付劳动者双倍工资。虽然盛昌达公司在辞退通知书中载明双方于2018年1月1日订立劳动合同，但盛昌达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的劳动合同，盛昌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2019年2月10日开始向王宪铎发放1月份的工资，但盛昌达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登记成立，故在此之前盛昌达公司不具备与王宪铎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主体资格，而在盛昌达公司设立之后应及时与王宪铎订立劳动合同，仲裁裁决盛昌达公司需支付王宪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起始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并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为2019年6月10日，王宪铎未就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起诉，视为认可，故一审法院亦确认盛昌达公司向王宪铎支付二倍工资的起止时间亦为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6月10日，又因在此期间盛昌达公司向王宪铎支付的劳动报酬数额超过王宪铎要求的二倍工资数额44000元，故一审法院对王宪铎的主张予以支持，确认盛昌达公司应向王宪铎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44000元。第三，用人单位单方解除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应对其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时主张的理由客观存在并具有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盛昌达公司以王宪铎不能胜任本职工作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但盛昌达公司未对此举证证明，亦未通知工会，系违法解除，应支付王宪铎经济赔偿金。关于王宪铎的工作年限，虽然盛昌达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成立，但王宪铎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期间的工作内容与盛昌达公司成立之后的工作内容一致，均取得劳动报酬，且受盛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罗琪的管理，劳动关系具有延续性，且盛昌达公司出具的《辞退通知书》亦记载双方于2018年1月1日建立了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则赔偿金的支付标准应为1.5个月工资的二倍。盛昌达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先行支付的辞退补偿金为4215.7元，并未达到1.5个月工资二倍的标准，王宪铎要求补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核算，王宪铎要求的赔偿金差额9000元属合理范围，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判决：盛昌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宪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44000元、经济赔偿金差额9000元，共计53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保全费550元，合计555元，由盛昌达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在确认劳动关系争议案件中，基于用人单位的管理优势地位，劳动者仅需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即可。本案中，盛昌达公司在2019年6月10日向王宪铎发出的《辞退通知书》中明确了双方已建立劳动关系，其法定代表人罗琪也按时向王宪铎转账支付工资，可视为王宪铎已完成其初步举证责任。现盛昌达公司并无充分证据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其主张双方之间不应适用《劳动合同法》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盛昌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盛昌达公司以王宪铎不能胜任本职工作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但并未举证证明存在可归责于客观原因造成王宪铎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形。故王宪铎主张盛昌达公司应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和赔偿金，本院予以支持。由于王宪铎在盛昌达公司成立前已至公司工作，所以王宪铎的工作年限应当从实际用工之日起计算。一审法院以此计算赔偿金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盛昌达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苏州盛昌达策划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蔡燕芳审 判 员 蒋毅颖审 判 员 林李金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志国书 记 员 张 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