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2823民初254号原告：黄成茂，男，197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建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厉孝青，巴东县天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向卫红，女，1980年10月28日出生，土家族，农民，住湖北省巴东县，原告黄成茂诉被告向卫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成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厉孝青及被告向卫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成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下欠原告的玉米种子款18083元；2.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按合同约定支付原告赔偿款210000元（300亩×700元/亩）；3.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因合同兑现讨要玉米种子款所花费的交通费等损失5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8日、3月28日，原、被告两次在巴东县野三关镇平坦村签订了《玉米种植合同》，约定甲方（原告）给乙方（被告）垫付玉米种子款60000元，交货时在玉米款中扣除甲方垫付的种子款，乙方需种植玉米“泰甜88”300亩，玉米收购要求玉米棒达到1斤以上，每斤0.6元，1斤以下的拒收，若乙方未经甲方同意将玉米私自采摘出售他人，乙方必须按每亩700元赔偿甲方（甲方垫付款另计）。合同签订后，原告以69元快递费，于2019年4月5日通过快递公司给被告寄送了合同约定种植面积300亩的“泰甜88”玉米种子300包（6件×50包/件）。原告依约履行了合同的全部义务。采摘玉米收购期间，被告却不按合同履行义务，仅供原告拉走3车玉米。原告多次通过电话并到野三关找被告协商解决，要求被告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清算偿还尚欠原告的种子款，均协商无果。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双方订立的合同，已构成违约，并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原告请求被告按合同凭据清算账款并赔偿损失，请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向卫红辩称：一、原告诉称被告下欠种子款18083元不属实，原告在被告处装走甜玉米3车共计56963斤，加材料合计货款43638元，清太坪镇街社区直接装走甜玉米2次，共计22333斤，合计15633元，清太坪镇××村村直接装走甜玉米2次共计45415斤，合计31790元，扣除应付给原告的种子款后，原告实际还欠被告款项共计30679元。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种子款18083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二、原告诉称被告违约不属实，而是原告违约在先。1.合同约定“乙方必须听从甲方技术人员指导”，但原告从未给被告任何技术方面的指导，都是靠被告自我摸索，被告也多次打电话和发信息叫原告过来看看，但原告一直到玉米成熟才到野三关来，因为对甜玉米的种植和管理经验严重缺乏导致农户严重减产减收；2.被告将基地联系方式给原告，并派基地负责人协助收购，履行了合同上的义务，但原告没有把好质量关，让农户采摘了还没有成熟的玉米，以至于基地上46亩因原告的盲目收购导致农户减产减收，不愿意付给被告种子款，被告要求原告承担盲目收购带来的后果；3.合同约定“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概不负责，但乙方必须在采收期间把种子款付给甲方。”在甜玉米种植期间因冰雹和大风天气造成162亩甜玉米颗粒无收，甲乙双方都没办法承担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以至于原告拉走124711斤玉米后再没有甜玉米收购，因此，原告未收到足够产量的玉米是因为以上原因导致产量不足，而不是被告将玉米私自卖给了别人，此外，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把货卖给了其他方，所以，被告不构成违约。即使被告违约，原告要求的违约金过高，以合同法的规定违约金是在损失方的范围内支付，如果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就请原告提供受到损失的证据，被告按照损失给予赔偿。三、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交通费等损失5000元，合同没有约定双方的交通等费用，都是自行承担。以上事实表明原告完全是歪曲事实，牵强附会，恶意诉讼，通过法律手段达到不正当获利的目的，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8日，原告黄成茂（甲方）与被告向卫红（乙方）签订《玉米种植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决定在乙方所在区域发展玉米种植，甲方给乙方垫付玉米种子款60000元，交货时在玉米款中扣除，乙方必须听从甲方技术人员指导，若未听从技术人员指导造成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概不负责，玉米收购要求玉米棒要达到1斤以上，每斤0.6元，乙方必须把玉米送到甲方指定地点装袋过磅上车，甲方不得拖欠玉米款，若乙方未经甲方同意将玉米采摘出售他人，乙方必须按每亩700元赔偿甲方（甲方垫付款另计），若甲方没按时收购玉米，甲方必须按每亩700元赔偿乙方。双方签字后合同生效。双方之后就质量、采摘等进行了补充约定。在本案审理过程，原告黄成茂陈述双方签订合同时预计亩产玉米3000斤，被告向卫红陈述为2500斤。合同签订后，原告黄成茂按约以邮寄的方式给被告向卫红提供了玉米种子，被告向卫红进行了种植，在种植期间双方通过微信沟通了玉米种植情况。2019年8月，原告黄成茂到巴东县野三关镇收购种植的玉米，实际从被告向卫红手中购得3车共计57440斤玉米，并实际按每斤0.7元的价格计算玉米价款。2019年8月18日，经结算，57440斤玉米的价款及冰、袋子、网套的价款，原告黄成茂总计应支付被告向卫红价款43782元，因所购得的玉米未满载装车，被告向卫红将种植的辣椒装车，扣除辣椒款1865元，原告黄成茂应支付向卫红价款41917元，原告黄成茂的委托代理人谢辉与被告向卫红在计算价款的“送（销）货单”上签字确认。2019年8月26日，原、被告在本县野三关镇口头商定被告向卫红支付原告黄成茂补偿款30000元，原告黄成茂对此进行了录音。原告黄成茂返回福建建瓯后在与被告向卫红的电话、微信沟通中对被告向卫红自行处理未收购的玉米予以同意，而双方对补偿款的支付问题产生了争议。2019年10月27日至10月31日，原告黄成茂及谢辉从福建建瓯往返湖北巴东支出交通费1931元。2020年1月15日，原告黄成茂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诉。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玉米种植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应接受合同之约束，按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针对原、被告争执的合同义务的履行及赔偿的焦点分析如下：一、原告黄成茂是否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被告向卫红对原告黄成茂已履行提供价值60000元的玉米种子的义务无异议，其异议在于原告黄成茂未按约提供技术指导导致玉米减产。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原告黄成茂确有提供技术指导的合同义务，但合同中并未明确、刚性地限定原告黄成茂提供技术指导的方式，根据原、被告提交的双方微信沟通记录，原告黄成茂关心询问玉米生长情况，而被告向卫红一直答复生长良好，被告向卫红并未提出存在种植技术的困难及要求原告黄成茂实地提供技术指导的请求，因此，被告向卫红认为原告黄成茂未履行提供技术指导之合同义务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价款的认定。原、被告对于双方约定被告向卫红应付原告黄成茂种子价款60000元、原告黄成茂应付被告向卫红玉米价款41917元以及种子款应从玉米款中扣除的事实无争议，双方争议的事实在于原告黄成茂是否私自从其他种植户直接收购了玉米。本院认为，被告向卫红为证实原告黄成茂从其他种植户直接收购玉米提交的账单并无原告黄成茂及谢辉的签字，而原、被告结算的书面凭证有双方的签字，且原告黄成茂系外省人，在本地仅与被告向卫红签订种植合同，因此，被告向卫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黄成茂私自从其他种植户直接收购玉米而未计入原、被告的账目的事实，应由被告向卫红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被告向卫红抗辩所依据的这一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根据原、被告的合同约定及审查确认的事实，原告黄成茂请求被告向卫红支付价款18083元，本院应予支持。三、损失赔偿的认定。1.原、被告在《玉米种植合同》中明确约定如被告向卫红未经原告黄成茂同意私自采摘玉米出售给他人，被告向卫红则应按每亩700元赔偿原告黄成茂。但，根据原、被告提供的双方微信、电话沟通内容，原告黄成茂同意被告向卫红自行变卖未收购的玉米，因此，原告黄成茂按合同主张每亩700元的赔偿款，不符合双方补充达成的一致意见，本院不予支持。2.当事人订立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外，还可以采用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原、被告口头商定被告向卫红支付原告黄成茂补偿款30000元，对原、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被告向卫红以原、被告系口头约定而拒不支付补偿款的抗辩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即为本案原、被告双方，因此，被告向卫红以事后股东及其丈夫不同意而拒不支付补偿款的抗辩意见，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原告黄成茂提交的双方于2019年8月26日的谈话录音，原、被告仅明确约定补偿30000元，而未就补偿款的性质、补偿的范围予以明确约定，在之后双方的电话通话录音中，原告黄成茂虽有提出30000元的补偿款是用于补偿100余亩的损失，但被告向卫红未予认可，且原告黄成茂在通话中具有明显的诱导性，因此，对原告黄成茂认为双方约定的赔偿款30000元系约定的部分赔偿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向卫红应赔偿原告黄成茂损失30000元，原告黄成茂主张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四、交通费等损失的认定。原、被告在《玉米种植合同》中并未约定原告黄成茂为签订合同、履行合同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及餐饮费应由被告向卫红支付，因此，原告黄成茂请求被告向卫红赔偿2019年3月、8月的交通费支出及2019年8月的餐饮费支出的损失，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原、被告在终止合同履行并达成赔偿协议后，被告向卫红对支付赔偿款反悔，原告黄成茂通过电话沟通等索赔无果，因此，原告黄成茂主张的2019年10月其与谢辉往返巴东支出的交通费1931元，应认定为原告黄成茂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额外支出的合理费用，本院应予支持。原告黄成茂主张的住宿费损失，其提交的住宿费票据时间为2019年11月13日，而原告黄成茂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于该时间段前往本县野三关镇维权的事实，因此，本院无法确认该住宿费票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不予支持。综上，原告黄成茂主张的交通费等损失，本院依法支持1931元，原告黄成茂主张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向卫红支付原告黄成茂价款18083元。二、被告向卫红赔偿原告黄成茂损失30000元。三、被告向卫红赔偿原告黄成茂支出的交通费1931元。四、驳回原告黄成茂其他的诉讼请求。以上一、二、三项均限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95元，减半收取2397.50元，由原告黄成茂负担1877.50元，被告向卫红负担5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3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账号17×××04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之义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员  向子龙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夏津蓉书记员（兼）  夏津蓉附本案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