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9民终6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向东，男，196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文锋，男，198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上述两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仁和，益阳市高新区正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光辉，男，196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益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益阳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阳烨，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花，湖南激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严梦蛟，男，195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上诉人陈向东、贺文锋、上诉人邹光辉与被上诉人益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阳农商银行）及原审被告严梦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陈向东、贺文锋、上诉人邹光辉均不服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2019）湘0902民初2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向东、贺文锋及两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仁和，上诉人邹光辉及被上诉人益阳农商银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向东、贺文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免除陈向东、贺文锋的担保责任，驳回益阳农商银行的诉讼请求；2.由益阳农商银行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借款人严梦蛟要求陈向东、贺文锋担保时隐瞒了事实真相。严梦蛟找陈向东、贺文锋担保时未将其已破产的情况予以告知，并说担保只是走过场，其不会要求陈向东、贺文锋承担实质性责任。二、益阳农商银行信贷员与借款人严梦蛟串通作局，坑害担保人陈向东、贺文锋。在办理手续过程中，信贷员说担保只是形式，不要履行实际义务，其未审查陈向东、贺文锋的担保能力、担保责任和担保风险，也未当面警示担保合同条文，而是任由借款人严梦蛟一手办理。三、益阳农商银行信贷员与借款人严梦蛟利益勾兑。严梦蛟有多项长时间的不良贷款纪录，信誉极差，益阳农商银行却仍然贷款给严梦蛟，且涉案贷款属循环贷款，该笔贷款应该在每年年底全额还款后才能再贷出来，益阳农商银行未遵守该规则。四、严梦蛟贷款全部用于沅江采矿洗砂等经营活动，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益阳农商银行为其提供贷款，属于协同作案，涉案贷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基于主合同无效，陈向东、贺文锋所签订的担保合同自然也就没有法律支撑。 益阳农商银行答辩称：贺向东、贺文锋所述说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贺向东、贺文锋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邹光辉答辩称：同意贺向东、贺文锋的上诉意见。 严梦蛟未作答辩。 邹光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益阳农商银行对邹光辉的诉讼请求；2.由益阳农商银行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邹光辉未与益阳农商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益阳农商银行向法院提供的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仅最后一页上有邹光辉的签名，且该页内容并没有任何关于本案担保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借款人严梦蛟的签名，邹光辉对涉案担保合同的“三性”均有异议。邹光辉不是本案担保人，邹光辉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二、一审判决程序错误。1.一审法院无管辖权。合同约定了由贷款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贷款人住所地在益阳市高新区，本案应由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管辖。2.一审法院送达程序不合法。邹光辉经常居住地在益阳市赫山区，与户籍地不一致，但一审法院将诉讼文书寄送至邹光辉户籍地，导致邹光辉在一审开庭宣判后才收到诉讼文书，而未能参加诉讼，剥夺了邹光辉的诉讼权利。 益阳农商银行辩称：邹光辉在本案担保合同上签字，真实有效，依法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邹光辉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陈向东、贺文锋辩称：认可邹光辉的上诉意见。 严梦蛟未作答辩。 益阳农商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严梦蛟偿还益阳农商银行借款本金999150元及利息（至2019年7月10日为35469.32元，之后的利息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判令陈向东、贺文锋、邹光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由严梦蛟、陈向东、贺文锋、邹光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梦蛟与邹光辉系合伙关系，陈向东系严梦蛟妻子的兄弟，贺文锋系严梦蛟的女婿。2015年7月8日，严梦蛟向益阳农商银行申请借款，担保人陈向东、贺文锋签字表示同意担保，并签订个人贷款面谈面签记录。《最高额借款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5年7月29日，借款金额分别为1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7月29日起至2018年7月22日止，逾期在原利率基础上加收30%；在此期限和额度内，可不再逐笔签订借款合同，每笔贷款的金额、用途、期限、利率、还款方式均以借款借据为准。同日，陈向东、贺文锋与益阳农商银行分别签订《保证合同》，其为上述相应主合同中的所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为主合同债务期届满之日起两年；邹光辉与益阳农商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为上述相应主合同中的所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为主合同债务期届满之日起两年。2015年7月29日，益阳农商银行向严梦蛟放款100万元，确定借款月利率为9.5‰，借款到期日为2018年7月22日。至2019年7月10日，严梦蛟欠益阳农商银行借款本金999150元及利息35469.32元。 一审法院认为：益阳农商银行分别与严梦蛟、陈向东、贺文锋、邹光辉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借款到期后，严梦蛟应按约偿还借款本息，故对益阳农商银行要求严梦蛟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支持。双方约定的罚息比例未违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贷款罚息的规定，故益阳农商银行的该部分请求，应予以支持。陈向东、贺文锋、邹光辉担保属实，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保证。严梦蛟辩称其借款已进行展期，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意见，应不予采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银发（2003）251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由严梦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益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99150元及利息（含罚息）［至2019年7月10日的利息为35469.32元，之后按月利率12.35‰（9.5‰×130%）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陈向东、贺文锋、邹光辉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055.7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2055.79元，由严梦蛟、陈向东、贺文锋、邹光辉共同负担。 二审中，陈向东、贺文锋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1.严梦蛟出具的《关于在羊角农商行贷款100万元的情况说明》，欲证明陈向东、贺文锋的担保不是其自身真实意思表示；证据2.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2019）湘0981刑初30号《刑事判决书》，欲证明涉案贷款用于了非法经营。益阳农商银行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应以严梦蛟在一审中的陈述为准，该份证据不能达到陈向东、贺文锋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涉案借款发生在2015年，而该刑事判决书所描述的事实发生在2017年，故不能达到陈向东、贺文锋的证明目的。邹光辉对上述两份证据无异议。严梦蛟未予质证。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经审查认为：对证据1，严梦蛟在一审庭审中对益阳农商银行提交的2份《保证合同》质证时表示无异议，而严梦蛟的上述情况说明陈述的内容与其一审质证意见相矛盾，故该份证据不能达到陈向东、贺文锋的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证据2，涉案借款发生在2015年，上述刑事判决书所描述的事实发生在2017年，两者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贺向东、贺文锋的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陈向东、贺文锋在本案中的担保责任是否应予免除；邹光辉与益阳农商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真实有效，邹光辉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本案是否存在送达程序不合法的问题。 关于陈向东、贺文锋在本案中的担保责任是否应予免除的问题。本案中，严梦蛟在一审庭审质证中，对益阳农商银行向法院提交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无异议，故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陈向东、贺文锋上诉提出该借款主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从而担保从合同无法律支撑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陈向东、贺文锋上诉主张应免除其担保责任，陈向东、贺文锋对该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陈向东、贺文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主合同当事人即益阳农商银行与严梦蛟存在上述法条规定的情形，陈向东、贺文锋应承担不利后果。陈向东、贺文锋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签订担保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知道，该两人在涉案担保合同尾部“保证人”处签名和按手印，且涉案担保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该担保行为系陈向东、贺文锋真实意思表示，涉案担保合同合法有效，陈向冬、贺文锋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维持。陈向东、贺文锋上诉提出应免除其担保责任，驳回益阳农商银行的诉讼请求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邹光辉与益阳农商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真实有效，邹光辉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问题。本案中，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最后一页“保证人”签名或按手印处的上方，有三行黑体字载明：“本合同系各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依法协商签订，所有条款均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债权人已经提请保证人注意对本合同所有条款作全面、准确的理解，并应保证人的要求作了相应的说明。签约各方对本合同的含义认识一致。”邹光辉在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最后一页“保证人”处签名并按手印，邹光辉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黑体字载明的内容应当能够理解，其对签订担保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当知道，且该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该担保行为系邹光辉真实意思表示，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邹光辉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邹光辉上诉提出其不是本案担保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主张，因不能提供反驳证据推翻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名，故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存在送达程序不合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经人民法院告知后仍不提供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无法获悉邹光辉送达地址后，将本案民事诉讼文书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至邹光辉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符合上述规定，且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上留有邹光辉本人的电话号码，邹光辉母亲于2019年11月13日签收了一审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即为送达。邹光辉上诉以其母亲没有及时传达，耽误2019年11月19日一审开庭为由，提出本案一审送达程序不合法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此外，本案系城区金融机构的金融类诉讼案件，经上级法院统一指定益阳市资阳区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邹光辉对管辖权有异议，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但邹光辉一审未提出而上诉主张本案应由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管辖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向东、贺文锋与邹光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224元，由上诉人陈向东、贺文锋负担14112元，上诉人邹光辉负担1411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 蓉 审 判 员  陆康彪 审 判 员  黎 娜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刘艳芝 书 记 员  曹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