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5民终5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祥，男，1962年7月19日生，汉族，农民，住通化县。诉讼代理人：聂邦成，吉林智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通化县快大茂镇太安村村民委员会。住所：通化县。法定代表人：王桂成，村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通化县快大茂镇太安村第六村民小组，住所：通化县。负责人：刘福仁，组长。上诉人刘爱祥因与被上诉人通化县快大茂镇太安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太安村）、通化县快大茂镇太安村第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太安村六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通化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的（2020）吉0521民初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审原告刘爱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太安村及太安村六组赔偿原告落叶松林木损失款33,07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78年春，原告与父亲刘志春（已故）在本组门家沟沃子栽植落叶松树苗2亩。2017年，原告发现太安村六组将原告所有的落叶松林卖给康利，并被康利砍伐。经原告对被砍伐的根茎检尺并计算被砍伐的92株落叶松林木蓄积为42.469㎥，按95%出材率计算，出木材40.34㎥，并按市场价每平方米820元计算，损失价值为33,078元。原审被告太安村辩称，1.1978年的时候土地承包之前栽的树，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文件规定栽的树归个人所有；2.原告没有办理林照，没有林照就不能证明这个林子归他；3.原告于2019年11月在中院起诉行政撤销林权证案（后原告撤诉），太安村接到传票我就给六组代表打电话，我说你组织开个社员会，刘爱祥起诉咱们村委会和六组林木的事开会研究一下是去应诉还是给林子，我和会计也一起参会，当时也就5、6个人，我一看人不够，那我也得说这个事实，我说接到传票了，你们是应诉还是给林子，当时有一个社员说那点林子给他得了，剩余这几个村民不同意，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同意，你们那个证明上都是你们签的字按的手印为什么不给人家林子，当时社员说只证明那块林子地是他的没看到他栽树，所以这个理由他们不同意；4.我接到六组社员给我打过电话，卖这块林子是刘爱祥三哥刘爱玉1998年卖的，那个时候他三哥是六组组长，卖了这么多年了刘爱祥不找，老康家2017年办的林照砍的林子刘爱祥还不找，往外拉木头你也不去堵，老康家把林子都卖了，你这会找六组要林子，这个事是不合理的。原审被告太安村六组辩称，六组同意太安村的答辩意见，要补充的是这个林子是原告三哥卖的，他三哥不可能是卖个人的，只能卖集体的，他作为村民代表找过原告三哥两次，他说当时他和老康家也没说清楚，六组村民不同意原告的主张，老康家砍伐之前都办的林照和砍伐证，不然林业部门也不可能给审批，原告如果想要赔偿损失应该找老康家，不应该找村里。原审法院查明，2000年11月27日，太安村六组与康利就大肚子沟东道岭、樊家东沟和门家沟三块的落叶松木达成买卖契约，载明三块落叶松面积为38亩，总计1.7万元，后由于村民上访经通化县快大茂镇林业站实地测量林地面积为98亩。2004年11月20日，太安村与康利达成协议，经镇党委会研究同意，并经农经管理站备案，将原价格17,000元调整为49,100元，该协议书对三块林地的四至进一步做了明确。康利按协议书补交了32,100元差价款。通化县人民法院及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二审生效判决确认该协议书合法有效。2017年康利采伐上述林地林木。刘爱祥没有其主张的林木林权证。原审法院认为，刘爱祥主张的争议林地上的林木包含在上述争议的林地林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所称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是指因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而产生的争议。处理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以下简称林权争议），必须遵守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刘爱祥提供的村民证明不能证明其拥有争议林地林木所有权，且太安村及太安村六组不认可争议林地林木为刘爱祥所有，刘爱祥未能提供林权证，因此，该院无法确定本案争议林地林木的权属，无法判定被告是否侵权及是否应赔偿损失。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爱祥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其未能提供其他相关有效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诉请该院无法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刘爱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6元减半收取313元，由刘爱祥负担。上诉人刘爱祥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上诉请求是，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判令太安村及太安村六组赔偿给上诉人落叶松林木损失款33,07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978年春，刘爱祥与父亲刘志春（已故）在本组门家沟沃子栽植落叶松树苗2亩。2000年11月27日，被上诉人将太安村六组大肚子沟东道岭，樊家东沟和门家沟三块的落叶松林卖给了案外人康利，亩数为38亩，价款为17,000元。六组村民因为卖的价格低不合理进行上访。2004年11月20日太安村与康利达成协议，该协议将其所买林地及四至进行明确，将原约定的出卖亩数38亩，改为按实地丈量的98亩，其中含上诉人的2亩林木。并将原价格17,000元调整为49,100元，康利按协议款补交给被上诉人32,100元差价款，太安村六组仍认为价格不合理，诉至通化县人民法院和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太安村与康利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康利依据生效判决办理了林权证。2017年，康利将其所购买的林木进行采伐，嗣后上诉人得知上诉人的2亩林木被二被上诉人卖给康利并被其采伐，上诉人找二被上诉人交涉无果。2019年9月，刘爱祥为原告将二被上诉人列为被告向通化县人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通化县法院立案庭不予立案，让上诉人先提起行政诉讼，撤销通化县政府发给康利的林权证之后再进行民事诉讼。2019年10月15日，根据通化县法院的意见，上诉人将通化县政府列为被告，将太安村民委员会及六组、康利列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诉请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刘爱祥的2亩林木所有权并确认太安村与康利签订的买卖刘爱祥林木合同无效，并判决撤销通化县政府通县林证字（2016）第16×××73号林木所有权证中刘爱祥所有的2亩林权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受案后释明，争议的2亩林木已经两级法院生效判决给康利并已被康利采伐完毕，被确认的林木已经灭失。该案不属于行政案件审理范围，要求上诉人撤回诉讼请求，另行主张权利。上诉人撤回了诉求。本案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根据《森林法》及相关规定，结合原审庭审实际和上诉人所举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争议的林木为上诉人栽植并所有，二被上诉人不具有争议林木的所有权，即无权处分上诉人的林木，二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林木出售给康利的行为，侵害上诉人的财产权，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太安村、太安村六组辩称，一审判决正确，没有意见。不同意刘爱祥所说的赔偿。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刘爱祥请求判令太安村及太安村六组赔偿损失。其请求是否能得到支持，取决于能否证明对其主张的林木享有所有权。其可以从以下多方面来证明，其对林地有承包经营权、能够证明林木所有权的林照、或者在1978年时国家允许其栽种的政策文件、或者与集体经济组织有协议约定、或者在村集体林地台账上有记载、或者在林政部门有登记、或者能够提供当年栽种树木的事实等等。一二审中，刘爱祥没有提供充分翔实的证据证明其对主张的林地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对主张的林木享有所有权等事实，即刘爱祥请求赔偿的权利基础不充分。综上，刘爱祥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7元，由上诉人刘爱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兴 彦审判员 王 立 武审判员 修  勇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刘瑄子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