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23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元富。原审被告：吴玉军。原审被告：黄钢川。原审被告：黄莹。上诉人王伟因与被上诉人刘元富、原审被告吴玉军、黄钢川、黄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民初1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伟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元富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刘元富承担。事实和理由：1.刘元富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诉讼主体应该是相城区元和刘元富蔬果店，案涉房屋租赁合同中是相城区元和刘元富蔬果店加盖的公章，而不是刘元富，根据法律规定，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而不能以经营者为当事人。2.王伟没有恶意注销公司的意图，并非想逃避责任，而是在公司自身对外确实没有任何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合法注销。3.吴玉军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公司授权，不构成表见代理。朱明康明知吴玉军的行为存在重大权利外观瑕疵，仍与吴玉军合作，法院认为这些店铺行为没有任何过错是不合理的。至少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朱明康也存在过错，但法院将过错归咎于股东，结果让人难以信服。4.吴玉军是否是公司员工的问题，一审从公司名称相似、账户交易来认定，王伟不认可。5.如果公章是真实的，公司确实存在一定的疏漏，结合本案情况，就这种过错导致公司股东全部承担责任是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请求二审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吴玉军二审辩称，融会通贯机电有限公司与融会通贯贸易有限公司是关联公司，两家公司从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股东、财务人员、办公场所、员工都是一样的，对外是两块牌子，吴玉军一直在为两家公司开展业务，提供劳务，从来没区分过两家公司。融会通贯贸易有限公司未与吴玉军签订合同，也没有交社保，是因为融会通贯机电有限公司与吴玉军签订合同并交了社保，两家公司的董事长都是黄超，吴玉军是听从黄超的指示和安排进行了工作。一审认定事实正确。王伟事实上对公司的经营是参与和知情的，本案中王伟和包括黄超在内的其他股东在开会讨论出租会所的相关事宜，出租会所给刘元富的行为是公司的经营行为。黄钢川二审辩称，融会通贯贸易有限公司没有实际性经营，公司账目上的几笔都是实际控制人黄超需要在公司过下账，公司经营类似情况很常见。公司注销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实际经营，工商局屡次通知对这种不运行的公司要尽快注销。对于公司对外欠债股东完全不知情，收到法院材料后，黄钢川联系了其他股东，了解了前面的事，公司出现这么多欠债，包括股东、法定代表人都是不知情的。公司公章不在公司控制，而是由实际控制人进行控制。作为股东，我们从未分到过任何钱，个人认为应当由实际控制人黄超和吴玉军来承担。刘元富、黄莹二审未作答辩。刘元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刘元富与苏州融会通贯贸易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2.吴玉军、王伟、黄钢川、黄莹退还刘元富11个月房屋租金59583元，违约金10833元，押金10000元，物业费2558元，合计8297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吴玉军、王伟、黄钢川、黄莹承担。经一审审理查明，刘元富向一审法院提交两份《房屋租赁合同》、一份收据。其中，两份合同均显示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为甲方、出租方，刘元富为乙方、承租方，约定的租赁期分别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前一份合同中还约定了“押金为人民币(大写)壹万圆整(￥10000元)”。除上述租期及押金的约定不同外，两份《房屋租赁合同》的其他条款基本一致，均约定：“甲方同意将坐落在苏州市相城区元和镇水漾花城花苑14幢113号的房屋(以下称“该房屋”，面积：95㎡)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己对该房屋作了充分的了解并实地看房，对房屋现状无异议，自愿承租，乙方向甲方承诺承租该房屋仅作为蔬果店所用。2、该房屋租金为人民币陆万伍仟圆整(￥65000元)。租金每年支付一次，下一年起的租金须于该年度开始前，提前30天一次性支付。乙方应承担基于使用该房屋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水费、电费（注：该条为选项性条款，物业管理费及公共能耗费项目未打钩），租房押金作为对房租、滞纳金、附属设施设备及室内物品的担保，存放于甲方账户，于解除或终止合同时，经结算后无息退还。甲方在收到第一年的租金+押金+进场费后，在3日内将该房屋交付乙方使用。如出现：如因甲方原因造成本合同提前终止的，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甲方提前终止本合同，应按二个月租金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房租按日计算并退回剩余租金”。双方还作了其他约定，两份合同落款的甲方处加盖了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刘元富在乙方处签名，签订日期分别为2017年10月1日、2018年10月1日。收据显示刘元富于2018年7月5日现金交款65000元，收款事由处记载“水漾花城会所平价菜店2018年房租”，并加盖了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上述两份合同及收据中的公章均不带编码。2018年11月6日，苏州市相城区水漾花城花苑（1、2、3期）业主委员会向刘元富发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通知函》，主要内容为：“水漾花城花苑(1、2、3期)14栋会所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鉴于你方与苏州市融会通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会通贯”)签订租赁合同后一直使用水漾花城花苑14-11商铺至今，现我方现向你方致函如下事项：我小区的前期物业服务公司北京市均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均豪物业”)此前曾与融会通贯签订合作协议，将14栋会所出租给融会通贯使用，融会通贯进而将会所分割出租。但我方已于2018年4月30日解聘均豪物业，且均豪物业与融会通贯之间的合作协议已经于2018年10月30日到期，故你方与融会通贯之间的租赁协议也已经终止，现在我方有权收回会所。鉴于我方已聘任江苏苏南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称“万科物业”)提供物业服务，若你方需继续使用租赁房屋，请在接到本通知函五个工作日内与其签订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一年，租金标准为60元/平方米/月，物业管理费标准：4.5元/平方米/月)，并向其支付自2018年5月1日以来的房屋使用费及物业管理费”。另查，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于2015年7月29日开业，股东为王伟、黄钢川、黄莹。该公司章程中约定该三人分别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6万、6万、8万元，出资时间为2030年6月30日。该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成立由王伟、黄钢川、黄莹为成员的清算组。其后，于2019年3月14日在《扬子晚报》中刊登了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注销公告。2019年5月6日，融会通贯贸易公司递交的清算报告显示公司库存资金、收回债权、偿还债务、剩余净资产等金额均为0。2019年5月24日，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注销登记。融会通贯机电公司于2014年4月2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伟，股东为王伟、黄莹。2018年9月30日，该公司进行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变更登记，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为房爱军，股东为房爱军、赵文文。2019年7月9日，该公司注销。审理中，刘元富明确其在租赁案涉房屋期间只与吴玉军联系过，认为吴玉军不仅仅是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员工，吴玉军能够掌握公司公章，他们之间应该还存在合作关系，故主张吴玉军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关于三名股东，其一，认为该三人出资均未实际到位就将公司注销；其二，该三名股东作为清算组成员未依法依规履行清算义务，损害刘元富作为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债权人的权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伟述称，2016年4月14日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办理“三证合一”时公章已经更换过了，更换为有编号的公章，上述合同中加盖的是旧的公章；其不清楚旧的公章是否需要回收及处理。黄超是融会通贯机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不是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玉军是融会通贯机电公司的员工，但不是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员工。融会通贯贸易公司未开展任何业务，不存在债权人或债务人，所以在清算过程中没有通知债权人。审理中，吴玉军确认两份《房屋租赁合同》系其代表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与刘元富签订，两份合同及65000元收据中的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系其加盖，但签订合同均经过公司允许；刘元富2018年7月5日支付的租金65000元是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房屋租金，且租金中已包含物业费，65000元已全部收到。审理中，本案承办人于2019年4月9日电话联系王伟，告知其本院受理多件起诉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房屋租赁案件，并要求其提供公司或其本人的联系地址以便送达。以上事实，有刘元富、吴玉军、王伟举证的身份证复印件、工商内档查询资料、《房屋租赁合同》、收据、《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通知函》、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附卷作证。刘元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另外举证：证据1、北京市均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甲方）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乙方）签订的《会所合作协议》拍照打印件1份，该协议显示：“甲方同意将水漾花城1-3期的会所由乙方经营使用，合作期自2015年10月30日至2018年10月30日”。证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自2018年10月30日已无转租涉案房屋的权利，本案《房屋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应承担违约责任。证据2、收据2张，证明我方向苏州苏南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交纳了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物业费5117.04元，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房屋租金34113.6元。证明由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原因导致我方与新的物业公司订立租赁合同，并支付了从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物业费，该期间的物业费已向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交纳过，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租金中已包含物业费。证据3、微信支付记录，证明我方于2018年6月9日通过微信向吴玉军转账支付10000元租金。刘元富另述称，剩余55000元租金系现金支付给吴玉军的。庭后刘元富另补充举证收据两份，显示于2016年7月9日、2017年6月30日分别支付租金75000元、68000元，对应的租赁期间分别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29日、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王伟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会所合作协议》的签订完全不知情，其上加盖的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公章没有编号。刘元富未举证转账凭证、合同，无法证明其已支付上述费用。对证据3不清楚。吴玉军质证后认为，《会所合作协议》不是我负责签订的，应该是黄超签订的。租赁水漾花城的会所是事实，我也是在签订这份协议之后才拿到了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开展出租事宜。认可刘元富向融会通贯贸易公司支付的房租中已经包含了物业费。2018年10月底之后，我听黄超说一直在为续约的事情洽谈，谈的差不多了。微信转账属实情况，55000元是否全部现金不记得了；认可刘元富支付的租金65000元及押金10000元均没有退还过。王伟为反驳刘元富的主张，另外举证：证据1、清税证明一份，证明公司在2017年12月1日税务结清，当时就打算注销公司的，因故没有及时办理注销。证据2、2019年3月12日公章的备案证明一份，证明在接到法院通知后，查找公司资料时发现公司的公章不见了，所以我申请补刻了。证据3、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对公账户的流水明细一份，证明公司自开业过后全部明细情况，其中没有收到过任何的房租。根据该份明细，显示该账户共发生19笔交易，其中收款3笔（含1笔开户存款100元，其余2笔均为上海程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汇款收入），合计534676元，向户名为黄超的尾号8289的账户转账7笔，合计533700元。王伟另解释称，这些流水并非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经营行为，都是黄超个人要求从我公司账户上过账，具体过什么账我不清楚，对此无法提供相应的依据。刘元富质证后认为，证据1，既然王伟早在2017年就已经知晓公司欲清算注销，但迟迟到2019年才完成后续手续。这说明双方间的租赁关系尚未履行完毕，证据2，王伟在刘元富起诉之后才去补刻公章，注销公司其行为，恰恰说明知晓租赁事实，且规避刘元富的债权债务关系。证据3，该证据反映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事实上发生了业务关系，黄超在公司账面上支取了钱款，并非如王伟所称没有任何业务关系。吴玉军质证后认为，关于证据3，是黄超与这家上海程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商铺租赁的流水，这个账户是专门做这间商铺的业务的，合作模式类似于本案的商铺经营。其余证据我不清楚由法院审核。吴玉军为反驳刘元富的主张，举证其名下尾号8493的中国银行卡网银截屏打印件一组、苏州银行流水明细一份，这些流水均反映的是案涉商铺所在的水漾花城会所商铺通过银行转账收取的租金，我收款后又支付给黄超。由于笔数较多，我记不清哪一笔是跟本案有关。其中苏州银行流水明细显示吴玉军于2016年6月21日收到13万元后即分三次将13万元全数转给黄超，并均备注“水漾超市房租”。吴玉军另于庭后另补充了个人参保情况证明、参保缴费明细查询打印件，显示吴玉军2014年7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社保由融会通贯机电公司缴纳，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刘元富质证后认为，流水显示吴玉军仅将收到的少部分租金转给了黄超，不能以此说明其是公司的员工代收租金，未向公司支付的其他租金是基于吴玉军与公司之间内部的合作约定予以扣留。刘元富于2018年7月5日向其交付65000元的租金，而上述流水中2018年7月5日之后并未再向黄超转账。王伟质证后认为，流水中的转账系黄超、吴玉军的个人行为，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无关。审理中，各方均明确表示对于各方庭后补充的证据无需质证，直接由法院依法审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是否对原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发生效力。首先，虽然该份合同中加盖的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的确没有编码信息，表示该枚公章并未经过公安部门备案，但王伟确认系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旧公章，而使用未经备案的公章并不影响本案合同的生效。其次，刘元富与吴玉军均确认合同中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系吴玉军加盖，王伟则主张吴玉军并非公司员工，无权代表公司签订该份合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吴玉军举证的个人参保情况证明及缴费记录，可以证明其与融会通贯机电公司之间应当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王伟虽否认吴玉军系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员工，也否认黄超系实际控制人，但其认可黄超、吴玉军分别系融会通贯机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员工。第二，根据王伟提供的融会通贯贸易公司账户流水，显示该账户中几乎所有的收入均直接转入黄超的个人账户。吴玉军的流水中亦多次反映在收款后将全部或大部分金额转账给黄超。第三，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与融会通贯机电公司，无论是公司名称上还是原股东、法定代表人的组成上，均保持高度一致，基于以上情况一审法院均有理由相信该两公司系关联企业。王伟曾任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辩称对水漾花城会所的合作经营及商铺出租事宜、旧公章的处置及使用等均毫不知情，不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吴玉军系代表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与刘元富订立《房屋租赁合同》。退一步说，即使王伟对于案涉商铺事宜的确不知情，吴玉军持有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并在数年间负责案涉商铺的租赁事宜，刘元富有充分理由相信吴玉军已取得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授权。综上，无论基于以上何种情况，本案《房屋租赁合同》均对原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至于王伟辩称刘元富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认为刘元富系以个人名义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订立合同，现其作为原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其主体资格适格。关于刘元富主张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及返还租金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仅有权出租案涉商铺至2018年10月30日，但却于2018年10月1日与刘元富订立了期限至2019年9月30日的租赁合同，且收取了全部租金65000元及押金10000元。刘元富主张该《房屋租赁合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于2019年10月30日解除，并主张退还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房屋租金59583元以及押金1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物业费2558元，刘元富明确系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的物业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刘元富举证的收据，其已向新的物业方交纳自2018年5月1日起一年的物业费合计5117.04元。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以及当事人陈述，证明刘元富作为承租人，无须另外承担物业费，故刘元富每期支付的租金中实际已包括相应租赁期间的物业费。因此，前述一审法院认定应退还租金中已包含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物业费。刘元富另主张退还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的物业费2558元，未超过法律允许范围，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违约金10833元。一审法院认为，《房屋租赁合同》因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原因导致提前终止，虽然合同约定应支付两个月租金的违约金，但法院考虑到违约金的主要目的在于弥补守约方的损失，而非惩罚违约方，且王伟也提出违约金过高应予调低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刘元富的主要损失在于上述租金、押金及物业费合计72141元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酌情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调整为按72141元为基准，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关于上述租金、押金、物业费及违约金责任的承担。一审法院认为，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已于2019年5月24日注销。在该公司注销前，其股东王伟、黄钢川及黄莹作为公司清算组成员应当依法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申请债权。然而，王伟表示其并未通知过任何债权人。并且，在本案传票等诉讼材料送达期间，在一审法院明确告知其公司涉诉的情况之下，王伟仍然注销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伟、黄钢川及黄莹作为清算组成员存在故意及重大过失，已对债权人刘元富造成损失，应当承担刘元富的上述租金、押金、物业费及违约金损失的赔偿责任。经法院合法传唤，黄钢川及黄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负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刘元富另主张吴玉军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在本案中也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房屋租赁合同》系刘元富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签订，吴玉军并非合同相对人，也不是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股东或清算组成员。刘元富主张吴玉军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之间存在内部协议、合作关系等，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一审法院碍难采信，故对其主张吴玉军承担上述款项的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刘元富与苏州融会通贯贸易有限公司于在2018年10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8年10月30日解除。二、王伟、黄钢川及黄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元富的房屋租金59583元、押金10000元、物业费2558元以及违约金损失（违约金以72141元为基准，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驳回刘元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收取为1874元，公告费900元，合计2774元，由王伟、黄钢川及黄莹共同负担。二审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中，吴玉军主张其受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实际控制人黄超的授权负责与承租户签订合同、收取租金，王伟则主张吴玉军并非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员工，没有取得相应的授权，不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吴玉军系代表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与刘元富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理由如下：1.吴玉军与融会通贯机电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虽王伟否认吴玉军系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员工，但对于吴玉军系融会通贯机电公司的员工没有异议，并且认可黄超系融会通贯机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王伟提供的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流水，该公司账户上绝大部分的收入均直接转给黄超，吴玉军举证的流水中也证明其多次在收款后将全部或部分金额分几次转账给黄超，结合融会通贯机电公司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在公司名称、原股东、法定代表人组成上均高度一致的情况，本院有理由相信融会通贯机电公司、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系关联公司，可以认定吴玉军系代表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与刘元富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2.吴玉军持有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数年间一直负责商铺的租赁事宜，融会通贯贸易公司未提出过异议，刘元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吴玉军已经取得了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授权，因此王伟主张对于吴玉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刘元富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上诉人王伟主张刘元富诉讼主体不适格，本院认为，案涉租赁合同是刘元富以个人名义签订，刘元富作为承租人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刘元富是本案适格主体。《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满后刘元富又向吴玉军支付了部分租金，可以视为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刘元富成立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因融会通贯贸易公司自2018年10月30日已经无转租案涉房屋的权利，刘元富主张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其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于法有据，刘元富主张退还多预付的租金、押金、物业费及违约金损失应予支持。关于王伟、黄钢川、黄莹的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王伟、黄钢川、黄莹作为公司清算组成员，没有按照公司法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义务，对于债权人刘元富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伟上诉主张其没有恶意注销公司，对此本院认为，王伟在本院明确告知其公司涉诉的情况下仍然注销了公司，其存在着故意和重大过失，一审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74元、公告费300元，合计2174元，由上诉人王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稚群审 判 员 郑 雄审 判 员 黄学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柳 璐书 记 员 陈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