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35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奥得斯家具五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冯秀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耀忠，广东德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佩丝，广东德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某，女，1974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宁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某，女，201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宁县。法定代理人：周某(系黄某的母亲)，身份信息同上。上诉人周某、黄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晓东，北京市隆安(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某、黄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隆安(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娣，女，197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宁县。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奥得斯家具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得斯公司）因与上诉人周某、黄某、被上诉人黄海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7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奥得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依法改判为周某、黄某、黄海娣向奥得斯公司连带返还保险金66666.67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从2016年10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判令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周某、黄某、黄海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黄某为李某的继承人，其从未表示放弃继承李某的遗产，应视为接受继承，故黄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周某除应就133333.33元保险金及利息承担返还义务之外，也应就66666.67元保险金及利息向奥得斯公司承担返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黄某为黄某2的女儿，李某为黄某2的母亲，而黄某2于2014年11月3日死亡，李某于2017年3月9日死亡，黄某2先于李某死亡，因此，黄某为李某的继承人。并且，黄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周某在李某死亡后从未表示放弃继承李某的遗产，应视为接受继承。一审法院已认定李某负有向奥得斯公司返还保险金的义务，故李某对奥得斯公司负有66666.67元的债务。在本案中，黄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周某从未就黄某放弃继承李某的遗产及李某的遗产继承情况等进行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周某作为黄某的监护人，对黄某的财产有管理权。因此，周某、黄某负有向奥得斯公司返还涉案20万元保险金的义务。二、黄海娣为李某的继承人，其从未表示放弃继承李某的遗产，应视为接受继承，故黄海娣应就66666.67元保险金及利息向奥得斯公司承担返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黄海娣为李某的女儿，是李某的继承人。在本案中，黄海娣已收到涉案诉讼材料，但并没有出庭应诉，也没有发表答辩意见，更没有表示其放弃继承李某的遗产，应视为接受继承。一审法院已认定李某负有向奥得斯公司返还保险金的义务，故李某对奥得斯公司负有66666.67元的债务。在本案中，黄海娣从未就其放弃继承李某的遗产及李某的遗产继承情况等进行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黄海娣负有向奥得斯公司返还涉案66666.67元保险金的义务。三、李某的继承人应就李某的遗产状况（范围）及继承人的继承情况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归于奥得斯公司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已查明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健康保险公司）向李某转账支付保险金66666.67元的事实，据此，奥得斯公司已完成了举证责任。李某的遗产状况（范围）及继承人的继承情况属于个人隐私及家庭内部信息，不为家庭之外的人得知，奥得斯公司与李某及其继承人不存在特殊关系，更是无从知晓，客观上也不可能获取到李某遗产情况的相关证据。因此，依据公平原则，李某的遗产状况（范围）及继承人继承情况的证明责任应由李某的继承人（即黄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周某、黄海娣）承担，如黄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周某、黄海娣不能对此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归于奥得斯公司，要求奥得斯公司证明李某的遗产范围及继承人继承遗产的情况，属于强人所难，不符合公平原则，依法应予以纠正。四、债务人的继承人怠于或消极行使继承权，从而损害债权人权益的，依法应不予支持，债务人的继承人应清偿债务人的债务。我国为保护债权人权益赋予了债权人代位权、撤销权等权利，并设立了相应的制度与规则。奥得斯公司认为，对债权人的保护也应适用于债务人的遗产继承中。债务人死亡并不能免除债务人的债务，如若债务人的继承人明知债务人债务的存在，而怠于或消极行使继承权，是对债权人债权的损害。参照法律有关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规定，债务人的继承人怠于、消极行使继承权的行为依法应不予支持，债务人的继承人应清偿债务人（被继承人）的债务。五、中国人民银行是自2019年8月20日起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取消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因本案的立案时间为2016年10月18日，主张的计算利息期间前后跨越2019年8月20日。为便于日后执行的顺利进行，请求二审法院明确本案利息计算标准，是否应以2019年8月20日为界线分别采用不同的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忽略黄某的继承人身份、适用法律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支持奥得斯公司的上诉请求。周某、黄某辩称：奥得斯公司的上诉事实和理由没有依据，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项约定是无效的，调解过程存在隐瞒和欺诈的情形，应当依法撤销。周某和黄某并没有继承李某的遗产份额，因此应当驳回奥得斯公司全部上诉请求。黄海娣未发表答辩意见。周某、黄某亦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驳回奥得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决撤销奥得斯公司与周某、黄某签订的编号为2014顺勒民调第2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4.判令奥得斯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存在隐瞒、欺诈应当依法撤销，同时，该条款约定内容不明，且该条款系无效条款。（一）本案中奥得斯公司存在隐瞒事实、欺诈周某、黄某的行为。因为第三条约定在措辞上使用的是“如果甲方有为死者购买保险商业保险的理赔金数额归甲方所有”，按照常理，在奥得斯公司明确告知周某、黄某有为死者购买保险的情况下，措辞上不应该使用“如果”，反而应该写清该条款约定的是为死者购买的哪一份保险、具体的保险金额是多少。因本案的保险在2014年1月份就已经购买了，险种、保险金都是清楚的、确定的，而《人民调解协议书》是2014年12月签订的，为何不写具体的保险情况而是写“如果”，换句话说，假如保险金是100万，做出这样的约定明显是不公平的。所以，从第三条约定的含糊其辞可以看出，奥得斯公司根本不想告知甚至故意隐瞒周某、黄某为死者购买了保险，周某、黄某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时候是受到了奥得斯公司的隐瞒和欺诈的。（二）事实证明周某、黄某确实不知道该保险的存在。涉案保险公司在庭审中确认直到2016年7月才通知周某、黄某去理赔，周某、黄某直到此时才知道该保险的存在，周某、黄某之前一直没有去申请理赔过，保险事故发生在2014年11月，在2016年7月，周某、黄某还不知道该保险的存在，也没有向保险公司理赔，如果周某、黄某确实知道该保险的话，怎么可能这么久都不去理赔，可见周某、黄某确实不知道存在该保险。（三）奥得斯公司存在恶意及故意隐瞒。健康保险公司证实奥得斯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到2016年7月份，一直都是奥得斯公司申请理赔，经过奥得斯公司多次申请，健康保险公司都因为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申请，而不予同意。之后，在健康保险公司的要求下，奥得斯公司才将周某、黄某的联系方式告诉健康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才联系周某、黄某理赔。在此期间，奥得斯公司从未要求周某、黄某去理赔，奥得斯公司就是意图隐瞒保险的事实。（四）债权转让未生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显然属于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形。如果该条款是债权转让的条款，那么连债权是多少都没有约定，都不明确，不能转让。因为周某、黄某连债务人是谁都不知道，根本不知道健康保险公司存在，也没有办法通知保险公司，故该债权转让是没有生效的。（五）《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该保险金请求权依法属于不可转让的性质，应当无效。奥得斯公司为死者购买的保险并没有约定明确的受益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由此可见，本案的保险金只能作为遗产，由法定继承人进行继承。继承权作为一种具有人身性质的财产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七十九条的规定，是不能转让的。因为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时候，继承尚未开始，周某、黄某也不知道有涉案的保险存在。而涉案的20万元保险金作为遗产，直到2016年7月才开始继承，且继承人中黄某系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纯获利性质的财产权不能放弃的，即使是其法定代理人也不能放弃。因此，《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内容是违法的，属无效条款。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的是“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的，……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根据合同性质或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而本案中明显是不可转让的债权，并且奥得斯公司去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不成功的原因就是该保险金请求权是不能转让的。保险公司也未收到债权转让的通知，周某、黄某从没有转让债权的意思表示。此外，奥得斯公司没有约定保险金用于抵扣工伤赔偿，况且如果奥得斯公司用该保险金抵扣工伤赔偿的话，奥得斯公司明显是减轻自己的责任，奥得斯公司是获利的。企业给员工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本意应是给员工多一种保障。员工在企业工作时间发生意外事故导致伤、残、身故，企业本应根据相关法律承担经济赔偿，企业给员工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赔偿金不能用来抵扣企业应支付的赔偿金。企业给员工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赔偿金额多少与企业应支付的赔偿金无关。二、人民调解员根本没有将有保险的事实告诉周某、黄某。一审中，人民调解员在法院的证言完全是虚假的，通过人民调解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到，在调解的笔录中，根本没有提及保险的事情。既然人民调解员根本没有调解保险金的归属，为何可以写入《人民调解协议》中。因此，从调解的笔录里可以看到，关于涉案的保险金从未在调解过程中进行过调解，是人民调解员违法添加的该第三条。三、再根据周某、黄某与奥得斯公司在2014年11月4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看，该调解协议中没有关于保险金归属的条款，其他赔偿款项都是没有变化的，但在12月1日双方没有进行协商，人民调解笔录也没有记载双方对保险金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人民调解协议书》却出现第三条，可见，该第三条根本不是周某、黄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四、一审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的理解错误，对死亡保险金的性质的分析完全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死亡保险金作为遗产不具有人身性，是纯财产性的债权是完全错误的。本案的保险金应当作为遗产继承，在遗产没有开始继承和分割前，继承权可以放弃，但不能转让。因此，本案在2014年12月通过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来转让保险金，是不合法的，无效的，违反了合同法关于人身性的债权不能转让的效力性规定。本案中20万元保险金开始继承是在2016年7月份，因为此时周某、黄某才知道该财产。取得继承财产是在2016年7月13日，只有在该时间后继承人才可以处分自己继承的财产。五、一审法院调取的调解委员会潘某、林某的证言根本不能证明本案的事实，二人未出庭证实其证言，且二人的工作职责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依法不应当采信，且与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档案和调解笔录记载的内容不符。二人的工作职责决定了如果《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条款被撤销，那么二人是要承担工作失职责任的，因此，该二人的证言不应当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错误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导致了错误的判决，严重侵犯了周某、黄某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给予公正审理并重新作出公正判决。周某、黄某在二审中补充：一、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笔录并没有体现《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项。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之前，周某、黄某与奥得斯公司已经签订了2014年11月4日的《调解协议书》，该份协议书约定周某、黄某有权获得保险理赔金。但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过程当中没有任何记录体现有告知购买保险情形，人民调解员的陈述被一审法院采信错误。健康保险公司在一审的时候，明确地向法院陈述最早申请理赔是由奥得斯公司去申请的，因为周某从来不知道有购买保险的存在，在奥得斯公司申请不到保险金的时候，健康保险公司打电话通知周某办理理赔，周某才知道有购买保险。所以周某在2016年7月份之前是根本不知道存在购买保险的情况。这印证了人民调解员对一审法院所作陈述不符事实。奥得斯公司是隐瞒了有购买保险的事实。再结合《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第三项的用语，欺诈隐瞒的故意是非常明显的，该第三条是无效。无效的理由是因为保险金的请求权是不能转让的，属于遗产，这也是奥得斯公司无法在保险公司取得保险金的理由。《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第三项约定实际上是处分了未成年人黄某的继承权。根据法律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纯获利性质的财产权是不能放弃、不能处分或者减少，法定代理人也无权处分。因此《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第三条既是无效的，也是应当被撤销的。二、一审法院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潘某、林某调查所制作的笔录是违法的。一审法院向两位证人同时进行询问，明显违反了向证人取证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奥得斯公司辩称：周某、黄某提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任何法律与事实依据，依法应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一、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不存在可撤销情形，周某、黄某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周某、黄某无论在另案（2016）粤0606民初15973号案，还是在本案中，从未否认其签名的真实性。周某为黄某的法定代理人，且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名确认，证明其是知悉并认可《人民调解协议书》所记载的所有内容的，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不存在隐瞒、欺诈的情形。一审法院依职权向佛山市顺德区某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查，该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潘某、林某陈述称，调解时奥得斯公司的代表冯秀丽当场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询问理赔所需材料和如何办手续，并与周某等人口头约定，待死者家属协助办好收取保险金的手续后再过户房屋。足以证明周某、黄某在签订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时对奥得斯公司为死者购买商业保险的情况是知悉的，奥得斯公司不存在任何故意隐瞒事实进行欺诈的行为。同时，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考察协议书对一方当事人是否明显不公，应结合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是否对等、一方获得利益或另一方所受到损失是否违背法律或交易习惯等方面综合衡量。根据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奥得斯公司向死者黄某2家属周某、李某、黄某支付60万元及坐落于佛山市顺德区某房屋作为死亡赔偿款。该坐落于佛山市顺德区房屋位于某镇镇面，且套内建筑面积达83.86平方米。可见，奥得斯公司支付给死者黄某2家属的赔偿款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当时我国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数额。而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关于保险赔偿金的约定与前面条款联系紧密，不应割裂、孤立理解。综合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整体内容来看，第二条所约定的赔偿款明显是赔偿总额，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保险赔偿金。如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所言，调解时双方已约定，待死者家属协助办好收取保险金的手续后再过户房屋，后来也才会出现（2016）粤0606民初15973号案诉讼。因此，周某、黄某认为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存在显失公平等情形，缺乏事实依据，是其强行割裂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整体内容所得出的谬论。（三）周某、黄某无权行使撤销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约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是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而周某、黄某直至2016年12月20日才提出反诉，请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因此，周某、黄某的撤销权已消灭，其无权要求撤销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周某、黄某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存在可撤销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周某、李某、黄某已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奥得斯公司，该认定正确。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受益人转让全部保险金请求权的行为，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金已转化为单纯的财产利益，不再具有人身专属性，保险金请求权依据合同性质也可转让。保险金请求权转让后，受让人享有保险事故对应的保险金请求权。在本案中，周某、李某、黄某已在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中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奥得斯公司，且在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时，黄某2因意外身故时所产生的保险金额已客观存在。因此，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周某、黄某的主张依法应不予支持。奥得斯公司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目的在于当员工发生意外伤害或死亡时减轻公司的赔偿风险，周某、李某、黄某与奥得斯公司签订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已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奥得斯公司，并收取奥得斯公司支付的赔偿款及房屋，却违反协议约定私自领取保险金，且拒绝依协议约定将保险金返还给奥得斯公司，实属严重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契约精神的行为。因此，周某、黄某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与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依法驳回周某、黄某的全部上诉请求。黄海娣未作答辩。奥得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某、黄某、黄海娣向奥得斯公司返还20万元的保险金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还完毕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周某、黄某、黄海娣承担。周某、黄某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奥得斯公司与周某、李某、黄某签订的编号为2014顺勒民调第2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项约定；2.驳回奥得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本诉和反诉的诉讼费用由奥得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1月9日，奥得斯公司以包括死者黄某2在内的100名员工为被保险人，向健康保险公司投保了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守护专家意外医疗(推广版)团体医疗保险、守护专家住院定额团体医疗保险三类险种，保险期间为2014年1月10日0时起至2015年1月9日24时止，其中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为30000元，“意外身故+意外伤残+意外烧伤”的保险金额为200000元，保险责径条款约定：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之日起180天内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责任条款对保险受益人没有约定。2014年11月3日11时39分，奥得斯公司的员工黄某2在走轨行车进行灯泡更换工作期间，不慎从高处坠下，经抢救无效，2014年11月3日16时55分左右死亡。黄某2的亲属为父亲黄某3(早已先于黄某2死亡)、母亲李某(2017年3月9日死亡)、配偶周某、女儿黄某。2014年12月1日，在佛山市顺德区某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奥得斯公司作为甲方、周某、李某、黄某作为乙方签订编号为(2014)顺勒民调第2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并由佛山市顺德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确认，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奥得斯公司向黄某2的法定继承人支付60万元及将冯秀丽所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某房产作为黄某2的死亡赔偿款，该款项包括丧葬补助金、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人道主义补偿金、火化费、精神损失抚慰金、家属因处理丧葬事宜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等法律上应支付的一切费用；第三项约定：“如果甲方有为死者黄某2购买商业保险的理赔金数额归甲方所有”。2016年6月7日，周某向健康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2016年7月13日，健康保险公司向李某的转账支付保险金66666.67元，向周某转账支付保险金133333.33元。另查，周某、黄某曾就其与奥得斯公司之间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二条所约定的佛山市顺德区某房产过户问题产生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7日依法作出(2016)粤0606民初15973号，认为奥得斯公司在该案中抗辩《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第三项所约定的商业保险理赔金的问题，不属于该案的审查范围，对其抗辩不予采纳。本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职权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查，该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潘某、林某陈述称，调解时奥得斯公司的代表冯秀丽当场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询问理赔所需材料和如何办手续，并与周某等人口头约定，待死者家属协助办好收取保险金的手续后再过户房屋，当时为了快点解决问题，且保险公司需要时间确定保险金额，所以没有确定保险金的具体数额。李某在案件审理期间死亡，一审法院依职权向李某户籍地广宁县*******民委员会调查其法定继承人身份信息，该村委会出具《证明》书面回复“李某育有女儿黄罩娣(无身份信息登记)、黄海娣(公民身份号码441************442)。”李某父母不详，其配偶黄火金及儿子黄某2均先于李某死亡。周某向一审法院提供电话号码“159*****837”，认为该号码机主即为李某除黄海娣外的另一名女儿；一审法院依法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调查该电话号码机主信息，并到机主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台山市公安局白沙派出所调取了机主的户籍信息，但白沙派出所出具的材料不能证明机主与李某具有亲属关系。奥得斯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李某之女黄海娣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为：奥得斯公司起诉请求周某、黄某、黄海娣返还保险金及利息，周某、黄某反诉请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项，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审查焦点在于：一、本案案涉纠纷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还是调解协议纠纷；二、2014年12月14日奥得斯公司与周某及李某签订的编号为(2014)顺勒民调自第2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第三项约定是否具有撤销的依据；三、若调解协议书中第三项约定不具备撤销事由，黄某2各继承人之间就20万元保险金的返还是否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本案案涉纠纷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还是调解协议纠纷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是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及由此致残或者死亡为保险标的，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付保险金的保险合同产生的纠纷。奥得斯公司与死者黄某2之间有劳动关系，其为黄某2投保的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未指定受益人。黄某2发生意外致死后，健康保险公司向黄某2的法定继承人周某、黄某、李某按各自继承比例分别赔付保险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健康保险公司就被保险人为黄某2的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应履行的保险金赔付义务已履行完毕。奥得斯公司与周某、黄某、黄海娣之间对黄某2意外伤害保险所得赔付款项归属产生争议，是基于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议书》第三项约定的效力及履行产生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奥得斯公司就《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项约定的履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应当按照原来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对本案争议进行审理。故本案案由应为调解协议纠纷。二、关于2014年12月1日奥得斯公司与周某及李某签订的编号为(2014)顺勒民调第2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第三项约定是否具有撤销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2016)粤0606民初15973号判决认为，奥得斯公司在该案中抗辩《人民调解协议》中第三项所约定的商业保险理赔金的问题，不属于该案的审查范围，并未就该问题进行审查，故本案周某、黄某抗辩称本案属于重复诉讼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要符合合法、自愿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本案双方发生争议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双方于调解协议，约定奥得斯公司向黄某2的法定继承人支付60万元及将冯秀丽所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某房产作为黄某2的死亡赔偿款，且“如果甲方有为死者黄某2购买商业保险的理赔金数额归甲方所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关于“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签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对黄某2死亡赔付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有双方当事人签章确认、人民调解员签字并加盖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对于周某、黄某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项的约定“如果甲方有为死者购买商业保险的理赔金数额归甲方所有”系奥得斯公司故意隐瞒其为死者购买了保险的事实，属于欺诈行为而主张撤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周某、黄某对此并未提证据证明奥得斯公司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且从佛山市顺德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陈述可知，周某、黄某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对奥得斯公司为死者购买商业保险的情况是知悉的，奥得斯公司并不存在故意隐瞒事实进行欺诈的行为。综上，本案诉争调解协议的第三项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三十一条之规定，且周某、黄某反诉奥得斯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项约定存在撤销情形，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对周某、黄某反诉请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若调解协议书中第三项约定不具备撤销事由，黄某2各继承人之间就20万元保险金的返还是否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受让人，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本案中，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的身体，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在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金请求权属于不确定的期待权，保险事故发生后，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即成为确定性的、纯财产性的债权。《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项约定：“如果甲方有为死者黄某2购买商业保险的理赔金数额归甲方所有”，虽然并未载明购买商业保险的具体内容，但协议签订时黄某2因意外身故时所产生的保险金额已客观存在，周某、李某、黄某作为保险合同的法定受益人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奥得斯公司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周某、黄某抗辩认为保险金作为人身性质的财产权利不得转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周某、李某、黄某在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奥得斯公司后，仍以债权人的身份向债务人即健康保险公司请求并领取了保险金，违反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关于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的约定，奥得斯公司请求周某、黄某、李某返还保险金，并从起诉之日起计付利息的请求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根据健康保险公司提供证据证明，黄某2死亡后健康保险公司向黄某2法定继承人周某、黄某、李某分别履行赔付义务，于2016年7月13日分别向周某、黄某指定的收款账户汇入133333.33元、向李某指定的收款账户汇入66666.67元。本案中，因奥得斯公司为黄某2投保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未指定受益人，黄某2发生事故死亡且未订立遗嘱，该笔20万元保险金作为黄某2的遗产世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的规定，由周某、黄某、李某分别承受其各自应继承份额，即其三人分别继承20万元保险金的三分之一。因此奥得斯公司主张周某、黄某、黄海娣返还保险金的，应在周某、黄某、李某分别收取保险金范围内主张，奥得斯公司提出上述周某、黄某、黄海娣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又李某于2017年3月9日死亡，对于66666.67元保险金的返还，应由李某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本案中，奥得斯公司申请追加李某之女黄海娣为本案被告，请求判令其对上述保险金返还承担责任，奥得斯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某死亡后的遗产范围以及李某的遗产由被告黄海娣继承，对于奥得斯公司请求黄海娣返还保险金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周某、黄某在判决发生效力后五日内向奥得斯公司连带返还保险金133333.33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从2016年10月1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奥得斯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周某、黄某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反诉受理费2150元，合共6450元，由周某、黄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的效力及该条是否应予撤销；奥得斯公司主张周某、黄某、黄海娣向其返还保险金66666.67元的主张是否成立。关于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周某、黄某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存在隐瞒、欺诈情形，应予撤销。首先，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为奥得斯公司与周某、黄某、李某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周某在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签名按捺指印。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有能力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条款进行审阅并理解条款内容。其次，一审法院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潘某及佛山市顺德区*******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林某进行调查，两人均确认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时周某、黄某对奥得斯公司为黄某2投保了商业保险知情。周某、黄某主张一审法院对潘某、林某所作调查不符合向证人取证的程序。经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的规定，一审法院向该两名工作人员的询问为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的调查取证，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在无有效证据推翻上述调查及《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情况下，周某、黄某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为受欺诈所签并要求撤销该协议第三条显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的效力问题。本案中，依奥得斯公司向健康保险公司投保的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守护专家意外医疗（推广版）团体医疗保险、守护专家住院定额团体医疗保险的保险责任条款，约定“意外身故+意外伤残+意外烧伤”的保险金额为200000元可知，在人身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可获得的保险赔偿金为明确及固定的。一旦保险责任确定，该可获得的保险金随即成为被保险人（包括被保险人继承人）或受益人确定的、纯财产性质的权利，相应地保险金请求权不具有人身依附性，与其他普通财产权利的转让并无二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的规定，周某、黄某、李某作为被保险人继承人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奥得斯公司未违反法律规定。周某、黄某以保险金请求权不得转让为由主张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承前述，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三条合法有效，不具有可撤销情形，该协议的约定对协议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奥得斯公司主张周某、黄某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返还已取得的保险赔偿金依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奥得斯公司要求周某、黄某、黄海娣向其返还保险金66666.67元的主张。本案中，李某作为黄某2的法定继承人而获得66666.67元保险金赔偿。该66666.67元保险金已转化为李某的财产，现无证据可证明该66666.67元属于李某的遗产，亦无证据显示周某、黄某、黄海娣继承了李某遗产，故奥得斯公司要求周某、黄某、黄海娣向其返还66666.67元保险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奥得斯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一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15号，2019年8月20日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取代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故周某、黄某向奥得斯公司返还保险金的利息应从2016年10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对于利息的计算标准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奥得斯公司及周某、黄某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74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742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74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周某、黄某于本判决发生效力后十日内向佛山市顺德区奥得斯家具五金有限公司连带返还保险金133333.33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从2016年10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佛山市顺德区奥得斯家具五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反诉受理费2150元，合共6450元，由上诉人周某、黄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766.67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奥得斯家具五金有限公司负担1466.67元，上诉人周某、黄某负担4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儒峰审判员  刘金玲审判员  李 炜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