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1，女，1934年7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1，男，1958年1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2，女，1963年12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54年10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3，女，1980年12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民，北京策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2，男，1963年11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马某2之妻），女，1962年11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北京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3，女，1966年4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马某3之夫），男，1964年12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北京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51年8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某1，女，2011年10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理人：丁某2，男，1980年6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丁某1之外祖母），女，1951年8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因与被上诉人马某2、马某3、王某、丁某1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64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位于××号院内房屋已于1976年灭失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之母马某4对××号房屋只是进行过翻修，从未翻建。二、一审法院以证人未到庭为由不予采信证人证言真实性与法律不符。证人年事已高，不便行走，属于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一审法院并未示明证人必须到庭。三、马某2、马某3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证明均系伪造。四、共有物权分割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另，继承诉讼的时效是三年，2016年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才得知马某2、马某3未经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同意私自在××号院内建房。马某2、马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的上诉请求。王某、丁某1辩称：与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的意见一致。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继承分割位于×××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内房屋，具体分配方案为：马某1继承三分之一份额，袁某1与袁某2各继承十二分之一份额，李某、袁某3、王某与丁某1各继承二十四分之一份额，马某2、马某3继承剩余的三分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某5（曾用名马某6）与刘某1（曾用名刘某2）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马某7（曾用名马某8）、马某1、马某4三个女儿。经查询1975年3月14日公安局户口登记显示，马某5因死亡注销户口。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与马某2、马某3均表示，刘某1于1980年死亡，但未提交相关证明。马某7于2012年9月2日因死亡注销户口。马某7与袁某3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袁某4、袁某5、袁某1、袁某2四个子女。袁某3于2000年4月14日死亡。袁某4于2010年3月11日死亡。袁某4与李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袁某3一女。袁某5于2014年3月13日死亡。袁某5与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袁某6一女。袁某6于2016年2月20日死亡，其与丁某2原系夫妻关系，后于2015年12月30日离婚，二人婚内生有丁某1一女。马某4于1997年8月8日死亡。马某4与刘某3原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马某2与马某3二个子女。马某4后与刘某3离婚。1979年7月23日，马某4与韩某再婚。关于要求继承的遗产范围，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在2019年8月7日的庭审中表示要求继承××号院内的全部房屋，房屋共五间，分别为北房三间、东厢房两间，并主张该五间房屋属于马某5与刘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遗产继承。为证明其主张，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提交如下证据：1．从朝阳区档案馆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显示土地位于第十区××，户主为马某5，人口共计五口，房屋共两间，用以证明要求继承房屋存在的事实。马某2、马某3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称该土地证于1984年已经作废。关于《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作出时间，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表示不清楚，马某2、马某3称系1951年。2．北京市公安局东风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载有“××12号现为××号”。3．案外人马克勤、赵灼惠、马克利于2017年5月5日出具的《证明》，载有“对马某5坐落在朝阳区，×原12号现××号院内的房产三间的事实确认无误，故此，马某5的三间北房，由三个女儿（马某7、马某1、马某4）应共同所有”。4．案外人武某于2017年5月5日出具的《证明》，所载内容同上。对证据3与4，马某2、马某3不认可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并称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关于××号院房屋现状，马某2、马某3称××号院内现有十五间房屋，分别为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南房两间及院内五间小房，并主张该十五间房屋系马某2、马某3于1994年前后重新翻建的，归马某2、马某3所有。为证明其主张，马某2、马某3提交如下证据：1．北京市朝阳区××村民委员会、北京市朝阳区××生产队于2000年4月联合出具的书面材料，内载有“兹有××生产队居民马某497年8月因病已故，子女马某2到豆各庄大队办理：92年4月份老房翻建手续，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南房二间，当时，生产队同意，生产队特此证明”。2．北京市朝阳区××村村民委员会、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规划办公室于2000年9月联合出具的证明，载有“今有我村××队原村民刘某2于1980年去逝，临终前将土地证交给外孙子马某2同志。马某2在1993年将土地上房屋进行了翻建，正房五间，南房二间，东厢房三间，其产权属马某2所有”。3．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于2000年颁发的《房屋租赁许可证》及北京市公安局于2000年11月10日颁发的《房屋租赁安全合格证》，所载内容均包括“房屋坐落朝阳区××乡××村××号内1号”“出租人马某2”“房屋间数肆间”“使用面积40㎡”“准住人口13人”。对此，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不认可证据1和2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仅证明马某2的翻建手续是合法的，但是不能证明××号院内房屋的所有权人系马某2。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但称有权出租无法证明享有所有权。关于××号院内房屋的历史建造情况。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主张，马某5与刘某1在建国前共同建造北房两间，后马某5、刘某1及马某7、马某1、马某4于1969年共同对房屋进行翻修，马某5与刘某1去世后，马某7、马某1、马某4及其三人的子女于1994年共同出资对院房屋进行翻修，对此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马某2、马某3主张，马某5与刘某1建造的三间房屋在1976年的地震中全部灭失，此时刘某1、马某4、马某2与马某3共同居住于此，房屋灭失后马某4就在原房屋四周建造了北房五间，后马某2、马某3于1994年又建造东厢房三间、南房两间并对原北房五间进行翻建，后于2008年5月新建五间小房，并维持现状至今。马某2、马某3表示1976年重新盖房时并未使用原房屋的材料。关于××号院居住使用情况，马某2、马某3表示××号院现由其二人使用；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表示马某5、刘某1死亡后由马某4使用，马某4死亡后用于出租。经询，马某5与刘某1死亡前均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二人死亡后未进行过分家析产与继承。另询，马某2、马某3称马某4去世后韩某即搬离××号院，现已无法联系，亦无法提供韩某的相关身份信息。一审法院向北京市朝阳区档案馆调取韩某的身份信息，经查未果。鉴于此，如韩某在本案中享有继承份额，一审法院将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另，马某2、马某3提交了韩某（甲方）与其二人（乙方）于2008年2月15日共同签署的《家庭分居纪要（××村××#）》，大致内容为：一、甲方继承祖业，在原宅基地于1994年翻建房屋共7间，甲妻病故后，作为继承人占有房共五间，乙方各一间。二、马某2以四万元补偿甲方，接收甲房产四间，北房自西向东三间与南房自西向东两间为马某2个人所有，其中有一间继承，不在补偿之列。三、……四、马某3除继承一间外，甲方另一间以一万元补偿甲方，北房自东向西共两间为马某3个人所有。东房自南向北三间于1992年自建，甲方当时赞同。五、宅基地使用划分为由东向西各占一半，设备允许使用，管理由马某2负责，资金马某3负担一半。六、甲方另有住所，自愿放弃××××财产。关于××号院的在户人口，马某2与马某3的户籍分别位于朝阳区××××号内1号、朝阳区××××号，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马某7的户口于1947年迁出××号院；马某1的户口于1953年迁出××号院。另，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提交了向北京市档案馆调取的“北平市政府警察局郊一分局户口调查表”，住址为××12号，表内载有“户主马某5（52岁），妻刘氏（48岁），女某某（19岁），次女某某（14岁），三女某某（8岁），子某（2岁）”，称其中女某某即指马某7、次女某某即指马某1、三女某某即指马某4，表中记载的年龄与各方可以一一对应。关于“文某”，各方均表示不认识也不清楚“文某”的身份情况，并称马某5与刘某1仅有三个女儿。经释明，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明确表示本案系基于对马某5与刘某1的遗产继承主张分割××号院内房屋。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号院内房屋的权属性质，是否属于马某5与刘某1的遗产。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虽主张××号院内北房三间、东厢房两间属于马某5与刘某1二人的遗产，但就此仅提交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及案外个人的《证明》予以佐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继承分割的房屋系马某5、刘某1生前所有的遗产。首先，《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作出年代不详，所记载的宅基地面积、房屋数也均与××号院现状及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陈述的情况不符，不足以证明与现××号院内房屋具有对应关系；其次，三位案外人提交的《证明》在证据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但三位案外人均未出庭，无法核实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且《证明》中也仅表述马某5享有××号院内的三间房产，并未说明所指房产与现××号院内房屋的关系；再次，根据各方的表述，马某5于1972年死亡、刘某1于1980年死亡，即便依据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的表述，1969年对老房进行过翻修，距今也近50年之久远，房屋是否尚存确实存疑。马某2、马某3主张原××号院内房屋已于1976年倒塌灭失，现××号院内房屋系此后由其二人翻建的，归其二人所有，并提交了朝阳区××人民政府规划办公室及××村村民委员会、××生产队出具的证明、房屋租赁许可证等予以佐证，另结合马某2、马某3的户口仍在××号院内、马某2、马某3一直居住在××号院内的事实，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亦陈述在1994年对老房进行了必要的修缮和翻建，综合上述事实，马某2、马某3关于××号院内原马某5与刘某1所有的房屋已灭失的辩称，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虽主张在马某5、刘某1死亡后的1994年对老房进行翻修翻建的行为不改变房屋归属与性质，但这与我国物权制度以及遗产范围的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鉴于继承的标的物已灭失，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基于继承主张分割××号院内现有房屋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便马某5与刘某1建造所有的房屋仍保留至今，现马某2、马某3以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主张继承已超过了自继承开始之日起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为由提出抗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应依法驳回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如下：驳回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019年12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规划办出具的关于申请核实××号房屋相关证据的回复，回复称“未找到我科2000年用章记录的存档资料”，证明规划办在2000年时未出示过证明，所以一审中马某军、马某3提交的2000年的翻建证明是虚假的，一审法院根据该证据材料驳回我方主张。证据2.北京市朝阳区××村委会在2019年11月19日出具的证明，证明称“档案室未查到2000年4月2日及2000年9月11日开具的两份房屋翻建证明”，证明马某2、马某3在一审中提交的翻建证明是虚假的。马某2、马某3质证称我方未收到这两份证据，无法核实真实性，没有出具记录不代表我方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是虚假的，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第二份证据，是否存档应由证据出具方证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翻建证明是虚假的。王某、丁文茜质证称：对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提交的两份证据认可。对上述证据本院将综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一审案件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号院内房屋是否属于马某5与刘某1的遗产。根据各方的表述，马某5于1972年死亡、刘某1于1980年死亡。马某2、马某3主张原××号院内房屋已于1976年倒塌灭失，现××号院内房屋系此后由其二人翻建的，归其二人所有，并提交了朝阳区××人民政府规划办公室及豆各庄村村民委员会、××生产队出具的证明、房屋租赁许可证等予以佐证，二审中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提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规划办出具的关于申请核实××号房屋相关证据的回复，北京市朝阳区××村委会证明，内容仅涉及无法查询到档案及用章记录，无法直接证明马某2、马某3提交证据虚假的事实。另结合马某2、马某3的户口仍在××号院内、马某2、马某3一直居住在××号院内的事实，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亦陈述在1994年对老房进行了必要的修缮和翻建，综合上述事实，马某2、马某3关于××号院内原马某5与刘某1所有的房屋已灭失的辩称，具有高度盖然性。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及案外个人的《证明》，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继承分割的房屋系马某5、刘某1生前所有的遗产。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要求分割的遗产自继承发生时起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之久，且继承的标的物已灭失，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王某、丁某1基于继承主张分割××号院内现有房屋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马某1、袁某1、袁某2、李某、袁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马某1负担2900元（已交纳），袁某1负担725元（已交纳），袁慧娟负担725元（已交纳），李某负担362.5元（已交纳），袁某3负担362.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淑敏审 判 员 付 辉审 判 员 楚 静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玮玮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