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624行初134号 原告绍兴创佳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576547420G，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路东村（章岙）。 法定代表人赵列方，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朱怡华，上海金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还珠路2号。 法定代表人朱柏治，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俞炳泉，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金尧坤，浙江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芳芳，浙江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绍兴创佳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创佳”）诉被告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百官街道”）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7月8日向上虞区人民法院起诉，同时申请异地管辖，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受理，7月24日向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浙0624行初7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绍兴创佳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起诉。原告不服该裁定，上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浙06行终635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绍兴创佳的法定代表人赵列方、委托代理人朱怡华、被告百官街道行政负责人俞炳泉、委托代理人陈芳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绍兴创佳诉称：原告法定代表人赵列方于2002年与章岙村经济联合社签订了《租赁协议》，向后者租赁了厂房及场地，其承租后自费新建了厂房用于生产经营。2017年8月14日，被告在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组织力量对原告的厂房进行了强制拆除，造成了原告厂房、设备等财物损毁，极大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生产经营，依据《上虞市城区房屋征迁改造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项规定，认定原告厂房为违章建筑应当经过合法程序，现原告的厂房已被拆除，已无法恢复为拆除前的状况，原告方因此多次向人民政府反映上述情况，并收到被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根据《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请求：要求：1、依法判令确认被告认定原告厂房为违章建筑的行政行为违法。2、依法判令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厂房的行政行为违法。3、依法判令被告因强制拆除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2855362元进行赔偿。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2019年8月27日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2020年1月10日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将第三项诉请变更为依法判令被告因强制拆除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3855362元进行赔偿。 原告绍兴创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租赁协议（2002年），证明涉案厂房及场地最早是由章岙村经济联合社出租而来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协议签订的主体与原告无关。 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合法具有被拆除房屋的所有权益，是本案适格的主体。被告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两家公司为同一法定代表人，且原告未提供权利转让的证据。 村委会证明，证明原告的涉案厂房属于合法建筑，经过村委会确认，生产经营均属合法。被告认为该证据没有经办人员签名，对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被告确认对原告的厂房实施强制拆除的事实。被告对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实施的是帮拆行为，帮拆的系违章建筑本身，且帮拆前已经把屋内物品搬至其他地方，不存在设备损毁的事实。 公证书（复印件），证明被告对原告主体的确认，原告在此拆迁地生产经营的事实，被告在拆迁前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了测量取证。被告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 光盘二张，照片和视频，证明原告厂房被强制拆除，百官街道纪委书记朱立刚领队现场拆除，及拆除的人系被告委托的事实，证明拆除前后的情况，锅炉一经拆除便无法恢复，是直接损失。被告质证认为其实施的是帮拆行为，且照片中未看见设备、产品，屋内物品均已搬离。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拆迁损失清单及明细，证明原告因厂房被拆除、财物损毁、一些设备不可恢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清单系原告单方面制作，视频中未看出原告清单中所列的设备及损毁的事实。 收条，证明原告已经按照租赁协议付清了全部租赁费用。被告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增值税发票，证明上虞市春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所有的业务都由绍兴创佳承接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上虞市春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已被吊销，不存在经营，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利润表，证明因涉诉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拆除之前与拆除之后差额在100万左右。被告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利润表系原告自己制作，不是直接损失。 航拍图。根据上虞区百官街道城中村（A类村）征迁改造政策的相关规定，原告的厂房应作为合法建筑来认定。被告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原告所在的区块并没有拆迁，不适用上述政策的规定，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百官街道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中涉及两个以上行政行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行为一诉”原则，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被告并未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原告因未经环评审批，擅自进行生产被上虞区环保局立案查处，又因环境污染问题被投诉，被告经调查核实了解到原告的厂房系违法建筑，2017年8月在环保整治活动中，原告向被告寻求帮助，提出希望由街道帮助其拆除违法房屋和帮忙寻找新厂房。在征得原告同意后，被告组织人员帮助原告进行搬迁，为确保原告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影响，被告另外委派街道工作人员陪同原告负责人分别去小越街道、梁湖等地的工业园区寻找合适的厂房。因此，被告既未作出强制拆除的决定，也未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三、被告认为原告要求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不存在强拆行为，帮助拆除的也是其未经审批擅自建造的违法建筑，由于违法建筑本身缺乏合法性，不符合国家赔偿的规定。被告在帮拆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将原告所有物件包括机器设备、包装制品等运输至其租赁的位于梁湖的新厂房，不存在损坏其机器设备、包装制品等物品的情形，更没有进行破坏，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破坏其机器设备的情形。2016年8月14日，绍兴市上虞区环境保护局对原告由于未经环评报批擅自开工建设并投产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并作出虞环罚字（2017）1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停止生产等决定。被告认为原告一直在违法建筑内实施违法生产经营活动，其所从事的违法生产活动的机器设备及产品等均不属于合法保护的财产，当然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合法权益范畴，其要求获得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四、原告诉称房屋系违法建筑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章岙村经济联合社与上虞春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签署的《租赁协议》、《租地协议》，原告并非该两份协议的签约主体，其主张租赁场地上的厂房是其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经查核，原告诉称的在上述场地上建造的房屋既无规划主管部门的建房审批许可，也无土管部门的用地审批许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浙江省“三改一拆”行动违法建筑处理实施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诉称的房屋未取得相关规划许可证、非法占用土地建设，系违法建筑的事实清楚。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被告百官街道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绍兴市国土资源局上虞区分局证明，证明原告建筑未经审批系违章建筑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不是行政违法的认定书，未对原告作出，未给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且落款时间为拆除当日，不排除系事后补充。 2、工商主体信息二份，证明原告并非租赁协议的承租主体，不能作为其合法获得房屋进行生产的依据。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租赁协议并未禁止转租，原告系实际经营主体。 3、情况说明二份，证明被告积极帮拆，搬运房屋内的机器设备、包装制品等，协助原告妥善安排厂房解决后续生产活动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证据不符合法定形式。金久公司的情况说明恰能充分说明拆除行为系被告实施。 4、绍兴市上虞区环境保护局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未经环评报批擅自开工建设并投产违法生产经营的行为已被绍兴市上虞区环境保护局查处立案并予以处罚，其在违法建筑内违法生产及生产的设备等均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合法权益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处罚决定书系拆除行为实施后作出，处罚内容主要是停产、罚款，未涉及拆除厂房，且恰能证明厂房的实际经营者为原告。 5、照片一组，证明原告的设备、制品均未受损的事实。原告认为该证据未列明拍摄时间，实际均为拆除前所拍摄，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条；《浙江省“三改一拆”行动违法建筑处理实施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虽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情况说明虽系与原告同一法定代表人的上虞市春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所作，但结合证据1、5，以及被告提交的证据4，本院对原告系涉案被拆建筑物实际所有者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5、6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7，本院认为该损失清单虽系原告单方制作，但所附的合同及发票等材料能证明清单所列物品的原始价值；证据8、11，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9，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10，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系原告单方面制作，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亦无法证明原告实际盈亏，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4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3中被告工作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实质为证人证言，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人证言形式要件的规定，本院不予认定；证据3中绍兴上虞金久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根据庭审陈述及认定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被告百官街道于2017年6月5日向绍兴市上虞公证处申请对原告厂房进行证据保全，于2017年8月14日组织力量拆除原告实际经营的位于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路东村的厂房，并派工作人员到拆除现场。2017年8月23日，绍兴市上虞区环境保护局作出虞环罚字〔2017〕1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原告立即停止生产。2017年10月25日，被告在向赵列方作出的百街访复（2017）第9-2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明确“街道根据区政府和行政综合执法局执法要求，对该企业的违章建筑组织力量实施了拆除”。原告认为被告的拆除行为严重侵害其合法利益，故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被告是否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二是拆除行为合法性问题；三是原告的赔偿请求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行终635号行政裁定书已将被诉拆除行为认定为被告的行政强制行为，对被告主张的系帮拆行为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案中，被告未就其于2017年8月14日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提供有效的证据，强制拆除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即便是对违法建筑物的拆除也应经过法定程序，被告亦未提供相关证据。综上，本院认定被诉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财产权益的，受害人有取得行政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上述规定，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造成受害人合法权益损失的，受害人有权依法就直接损失部分获得行政赔偿。国家赔偿对直接损失予以赔偿。所谓“直接损失”，是指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当事人现实的，以及将来必得的合法利益损失。非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或者将来可得利益损失，均不属于“直接损失”范围，不予赔偿。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厂房内各项设备损失的问题，其中燃气料道、炉子、电器电线、用水管道等因拆除后无法再利用，其本身的材料费用残值属于应予赔偿的合法权益直接损失。由于强拆现场已不存在，不具备估价的条件，本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原告提交的发票、合同等材料和原告已实际使用的年限等情况，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酌情确定赔偿金额；原告主张租赁的液氧设备因厂房拆除导致租赁合同提前终止造成的液氧储罐系统拆运费及租金损失共计75000元中的租金损失60000元系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应认定为直接损失，但拆运费15000元，因租赁合同如期履行同样会产生拆运费，故不应认定为直接损失。本案中，被告违法行使行政强制措施，应以其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为限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原告主观上明知自己的厂房未经有关部门审批，仍投入生产，故应对厂房被强制拆除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过错责任。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应承担的行政赔偿金额为280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制瓶机等其余设备，被告辩称拆除之前已将一部分设备及产品搬至新厂房，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亦承认拆除之前已将一部分设备及产品搬至新厂房，且从原告提交的视频、照片中看到部分设备、产品搬离拆除现场，从拆除过程中及拆除后的视频中未看到清单中的设备被损坏，对该部分的损失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停产停业期间的同期利润等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可以认定为直接损失，但原告未主张也未举证，更何况即使被告不采取强制拆除措施，环保部门也作出了责令原告停止生产的行政处罚，故对该项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撤销，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应当确认违法。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二、被告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赔偿原告绍兴创佳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人民币280000元。 三、驳回原告绍兴创佳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具体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审 判 长  潘旭峰 审 判 员  张兆刚 人民陪审员  吕 富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恩娣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四十七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