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2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和胃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永春东路10号10号楼1707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07641420XG。 法定代表人：郑超营，任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世涛，浙江元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云，女，1980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超，浙江万申佳（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和胃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胃膳公司）、朱云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9）浙1102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和胃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和胃膳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朱云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和胃膳公司从案外人上海若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若兰公司）承租案涉房屋后从事餐饮业，后将该快餐店整体包给卢某经营，实际上快餐店由卢某、周永华、陈俊经营。2018年7月左右，卢某生病无法参与经营，快餐店便由陈俊、朱云接手继续经营，但合同由朱云出面签订，陈俊实际参与经营。通过一审庭审的发问，朱云自认其去案涉快餐店时认识了陈俊，陈俊此前一直在快餐店工作，并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其也知道卢某在经营，然后再签订承包合同（即案涉《房屋租赁合同》），陈俊仍然在快餐店工作。朱云与陈俊于2018年10月摆了婚宴酒席，而且依据派出所相关笔录，报案人均认为二人是夫妻，因此可看出陈俊与朱云对外都是以夫妻相称，且共同经营，从法院调取的公安报案材料便可看出陈俊也是老板之一，另外朱云举证的《告示》中也明确写明快餐店负责人为陈俊和朱云。和胃膳公司认为上述事实能够证明朱云与陈俊的特殊关系，且基于这种特殊关系，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此前的经营状况，和胃膳公司不存在隐瞒任何情况的事实，朱云应当对经营不利的后果承担责任。卢某对于上述事实均清楚，其陈述与本案有重大关联，但因其患肿瘤，曾住院治疗，现尚在康复治疗中，虽病情相对较稳定，意识表达清楚，但因行动不便，不能出庭作证，故和胃膳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向卢某作调查笔录，但一审法院并未作调查笔录，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为即使存在合伙关系与被告朱云也没有直接关联性，该观点是错误的。如果存在合伙关系，则朱云对此前的经营情况是明知或者应知的，和胃膳公司也不存在过错，其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要承担违约责任。二、案涉快餐店无法经营主要是陈俊、朱云的原因导致，况且无论是卢某还是陈俊、朱云的原因导致快餐店无法经营，都与和胃膳公司无关，依据合同相对性，和胃膳公司的损失应由合同相对方朱云来承担。1.从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大团派出所的报案记录以及报案人李某、胡仕全笔录来看，均是向陈俊、朱云讨要货款，并非是向卢某讨要。李某的笔录中提到2018年7月25日至8月21日的货款为28854元，后面又称欠款人是陈俊、朱云，因此可看出陈俊与朱云在2018年7月即开始经营快餐店，这与和胃膳公司主张一致，合同是8月份补签。纵观本案所有证据，并没有任何材料指向是卢某欠付货款。2.一审举证环节，朱云向法庭提供的一份对外张贴的《告示》，该告示中明确表示系因自身经营原因停止营业，然其在庭审中却称是因为卢某原因导致无法经营，自相矛盾，与事实不符。3.本案是合同纠纷，朱云在合同期未到便单方解除合同已经构成违约，若其不能举证是卢某欠付货款导致，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使是卢某所欠债务，对于朱云、陈俊来讲也只是商业风险，并非不可抗力，况且其接手前已经明知。依据合同相对性，朱云也应当向和胃膳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三、一审法院认为朱云与若兰公司构成事实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以及和胃膳公司的损失不能对抗朱云是错误的。1.和胃膳公司与若兰公司之间是房屋租赁关系，和胃膳公司再将案涉快餐店发包给朱云经营是承包关系，双方的合同中约定和胃膳公司应付给若兰公司的租金，由朱云直接支付给若兰公司，该约定应当是快餐店承包款项的支付方式，应当认定为和胃膳公司支付给若兰公司的租金，而非朱云支付给若兰公司的租金，朱云与若兰公司之间并无合同关系。2.本案并非转租的法律关系，和胃膳公司与若兰公司约定的租赁期限是到2021年8月22日止，和胃膳公司与朱云约定的承包期限是到2020年8月21日止，也就意味着承包期限届满后，房屋及快餐店均要返还给和胃膳公司使用，承包期内以及期满后和胃膳公司与若兰公司的房屋租赁协议仍然是有效的。3.假设一审法院的认定正确，则朱云基于事实上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也应当要向若兰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其未承担违约责任，而和胃膳公司代其承担了违约责任，那和胃膳公司诉请的款项也应当要返还给和胃膳公司，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和胃膳公司的诉请也是错误的。因此，和胃膳公司与朱云是承包合同关系，和胃膳公司与若兰公司仍然是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因朱云的违约行为导致和胃膳公司产生的违约损失可以对抗合同相对人朱云，应当由其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和胃膳公司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朱云辩称，一、上诉状当中所称的朱云与陈俊系男女朋友关系就应当知道先前店里的情况，显然与案件的事实以及一审证据反映的客观实际相矛盾。陈俊并不是案涉快餐店经营者，他是厨师，只是普通工作人员，对快餐店的经营情况是无法知晓的。和胃膳公司主张朱云知晓其之前的经营情况，如果朱云知道之前快餐店的情况，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会要求和胃膳公司给予其补办相关证书的时间，不可能从合同签订时就开始经营，由此说明朱云不知情。二、朱云接手之后，因为卢某欠了大量债务，导致债权人上门讨债，无法正常经营，才解除合同。钥匙交付和微信记录都可以说明双方以口头形式解除了合同。三、朱云不继续承包快餐店，快餐店设备都在，和胃膳公司完全有条件、有能力继续经营，和胃膳公司与若兰公司解除合同，是其自身造成的，因此和胃膳公司所主张的损失是由其自身造成的，不能向朱云主张。和胃膳公司隐瞒其与卢某签订的合同未到期、快餐店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应当由和胃膳公司承担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和胃膳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朱云上诉请求：1.改判支持朱云的反诉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和胃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以部分案外人在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大团派出所的报案记录和报案笔录为依据，认定朱云对导致好滋味快餐店无法经营存在一定原因。但事实是，上述报案记录只是当事人陈述，公安机关也没有对内容的真实性作出评价（如果查证属实，公安机关依法应传唤上诉人作进一步调查）。特别是上述报案笔录（即案外人李某、胡仕全的询问笔录），不仅笔录内容存在多处矛盾，被询问人本身也存在与案件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同时被询问人又不能为其陈述内容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实际上，在原承包人卢某拖欠货款后，两个被询问人早已停止向案涉快餐店供应食材，上诉人承包案涉快餐店后，根本没有再向其购买过食材。对此，一审判决也写明“从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大团派出所的报案记录和报案笔录来看，报案人对于谁是老板，谁欠款的事实并不清楚”。因此，一审对于上诉人存在拖欠上述货款的认定，与事实相悖。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朱云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和胃膳公司辩称，一、朱云在接手前对快餐店情况是知情的，和胃膳公司不存在隐瞒情况。卢某和陈俊是合伙关系，陈俊一直在店里经营，陈俊与朱云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基于朱云和陈俊的特殊关系，朱云不可能不知道快餐店的经营情况。二、卢某在7月就已经生病，8月初就到外面就医，7月份卢某将店交给朱云，朱云在签合同之前就已经开始经营。朱云在一审的时候也自认，在卢某走之前到过店里，知道卢某经营快餐店，也知道快餐店的经营情况。三、朱云承包快餐店没做尽职调查，现在把责任推给和胃膳公司是不公平的。如果真的存在朱云主张的事实，朱云也要承担疏忽的后果。和胃膳公司只是提供店面，相当于出租方，不参与快餐店经营。和胃膳公司只是把店装修好再包给卢某，让卢某自己去办理相应的证件，和胃膳公司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知道快餐店的经营情况。朱云要了解快餐店的经营情况，这是商业风险，应当由朱云承担。四、朱云主张是因为卢某欠下大量债务导致快餐店无法经营，朱云对此应举证证明。从证据材料中，看不出卢某欠债的事实，反而证明朱云欠债的事实。五、朱云所主张的损失与和胃膳公司没有因果关系，和胃膳公司不存在欺骗。如果卢某经营期间产生的债务，导致朱云无法经营，朱云可以通过诉讼等其他方式解决。债权人到公安局报案的前提是朱云携款潜逃，在朱云逃走之前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人去闹过。朱云没有付过租金，因为朱云拖欠租金，并将快餐店款项卷走，才导致若兰公司解除合同。和胃膳公司与若兰公司签订的合同也约定，逾期支付租金，若兰公司可以解除合同。 上诉人和胃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返还原告149961.46元款项。 上诉人朱云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被反诉人向反诉人返还租金30000元；2.被反诉人赔偿反诉人损失3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7月3日，原告和胃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超营与案外人若兰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案外人若兰公司将坐落于大团镇永春中路163号房屋租赁给郑超营使用，面积为365平方米。租赁期限为2013年7月10日至2021年8月21日止。租金为175000元，每三年递增5%。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7年8月18日，郑超营与案外人卢某签订《大团和胃膳快餐店承包协议》，约定承包期限为2017年8月19日至2020年8月19日。租金为每年45000元，另押金10000元，合同期满押金退还。协议还约定其他内容。2018年8月22日，和胃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超营及其他股东与被告朱云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和胃膳公司将位于浦东新区快餐店承包给朱云经营，全年租金为400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朱云已支付给原告和胃膳公司40000元。支付给若兰公司的租金由朱云支付，和胃膳公司不承担。2018年9月21日，被告朱云以郑超营的名义支付给若兰公司租金45937.5元。租赁期限为2018年8月22日至2020年8月21日。2018年12月21日，案外人若兰公司与郑超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协议》，约定双方解除租赁合同关系，郑超营需支付房屋租金45937.5元，水电费等费用7555.21元，支付违约金96468.75元，合计149961.46元。合同还约定其他内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案外人陈俊与案外人卢某等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原告提供的案外人卢某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为原告朱云的丈夫陈俊在2015年-2018年8月期间与卢某、周永华合伙经营好滋味餐饮店。首先，被告朱云与陈俊系男女朋友关系，未经民政部门依法登记，并非夫妻关系。其次，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据不符合形式要件，且原告未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对合伙关系予以佐证。故不能认定案外人陈俊与案外人卢某、周永华之间形成合伙关系。退一步，即使存在合伙关系与被告朱云也没有直接关联性。本案的争议焦点二、好滋味快餐店大量债务无法清偿，系谁的原因导致无法经营？从被告提供的《大团和胃膳快餐店承包协议》来看，案外人卢某经营的时间自2017年8月19日起至2018年8月21日。从原告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来看，被告朱云经营的时间为2018年8月22日起至2018年11月27日（被告朱云将钥匙寄交郑超营）。从法院调取的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大团派出所的报案记录及报案人笔录来看，报案人对于谁是老板，谁欠款的事实并不清楚，但从报案人猪肉供应商李某的报案笔录中可以看出2018年7月25日至8月21日欠货款28854元该笔欠款发生在案外人卢某经营期间，2018年9月5日至20日欠款为16117元，2019年11月12日欠货款411元，该两笔欠款发生在被告朱云经营期间。综上导致好滋味快餐店无法经营的主要欠款人应为卢某，朱云亦存在部分欠款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和胃膳公司法定代表人郑超营及其他股东与被告（反诉原告）朱云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其实质为承包经营法律关系，其中明确约定案外人若兰公司租金由朱云支付，且被告（反诉原告）朱云已支付合同签订后一个季度（2018年8月23日至2018年11月22日）的租金45937.5元，可以认定被告（反诉原告）朱云与案外人若兰公司已构成事实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原告（反诉被告）和胃膳公司诉请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朱云赔偿损失149961.46元，其计算损失的依据为其与案外人若兰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协议》所产生的房租费、水电费、违约金，该协议不能对抗本案被告（反诉原告）朱云。故原告（反诉被告）和胃膳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朱云诉请要求原告（反诉被告）和胃膳公司返还承包款30000元及赔偿损失30000元，但朱云在经营好滋味快餐店经营过程中亦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对导致好滋味快餐店无法经营存在一定的原因，故被告（反诉原告）朱云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亦不予支持。为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和胃膳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朱云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99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和胃膳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朱云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和胃膳公司提交了五组证据：1.卢某诊断材料，待证卢某自2018年8月5日就开始进行多次治疗，且住院，8月开始就未参与经营；2.受害者联名状、朱云拖欠款项名单，待证朱云经营期间诱使消费者充值后携款潜逃，充值卡并未消费完；3.李某、王某询问笔录，待证卢某和陈俊系合伙关系，陈俊与朱云以夫妻相称，卢某生病后由陈俊、朱云经营；4.电费发票两张，待证因朱云未缴清2018年10月、11月的电费，上诉人和胃膳公司代为承担了电费共计6414.3元；5.水费发票两张，待证因朱云未缴清2018年10月、11月的水费，上诉人和胃膳公司代为承担了水费共计991.76元。 上诉人朱云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不能证明卢某无法经营，只能说卢某因为紧急情况离开餐饮店；证据2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证人是在打印好的材料上签字，打印内容是谁书写的，是否代表签字人真实意思表示，均存在疑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待证事实均有异议；对证据3的内容的真实性和待证事实均有异议，证人李某、王某均是利害关系人，证言不客观；证据4、5是补开的发票，若兰公司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和水、电表户主，随时可以去补开发票，即便是朱云交纳的电费，若兰公司仍可要求补开发票，故仅凭发票不能证明水电费是上诉人和胃膳公司交纳。 上诉人朱云提交了两组证据，1.支付宝电费缴费凭证一张，待证朱云缴纳快餐店电费的情况；2.支付宝水费缴纳凭证两张，待证朱云缴纳快餐店10月、11月水费的情况。上诉人和胃膳公司质证认为，电费支付凭证没有原件供核对，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而且从中也无法判断缴纳的是不是案涉快餐店的电费、缴纳的是哪几个月的电费、支付主体是谁，故对关联性也有异议；对水费支付凭证真实性没有异议，只能证明朱云在2018年10月20日缴纳两笔水费，但10月20日是不可能支付10月和11月水费的，因为当时10月水费都还没有结算出来。 上诉人和胃膳公司还申请证人卢某出庭作证。卢某作证表示，快餐店在其生病之前，是其和陈俊合伙经营，在合伙经营期间，经营收益每日结清，经营成本在需要支付时再两人分摊，其生病之后，快餐店就给陈俊经营了，两人之间也没有交接，在其经营餐饮店时，无人到店里讨债，一般也不欠钱，就酒水欠一万多，消费充值是其经营的时候也有。对证人卢某的证言，上诉人和胃膳公司质证认为，卢某的陈述能够印证陈俊和卢某是合伙关系，卢某生病以后店里的东西都留给陈俊；可以印证陈俊和朱云是有利害关系的，朱云知道卢某在店里经营；能够印证卢某和陈俊经营期间没有外债，对朱云经营关系不会造成太大影响；能够印证陈俊和朱云对此前的经营情况是清楚知道的，才与和胃膳公司签订协议，大量的债务都是朱云经营期间所欠下的；结合和胃膳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卢某生病后，7月底将快餐店交给陈俊和朱云。上诉人朱云质证认为，卢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在经营快餐店期间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卢某是利害关系人，其证言是有选择性的，而且相互矛盾，在经营过程中不可能日结，卢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和胃膳公司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处理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信；证据2为证人证言，证人虽未出庭作证，但上诉人朱云在庭询谈话时自认其经营期间有消费者预付充值消费，且上诉人朱云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停止经营前已经退还消费者未消费的充值卡余额，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为证人证言，且证人与证明事实有利害关系，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5虽然是事后补开，但上诉人朱云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2018年10月、11月水电费系其支付，上诉人朱云虽然提交了水电费支付凭证待证其已经缴清经营期间产生的水电费，但电费凭证仅为复印件，未载明支付时间，金额亦与2018年10月、11月的电费金额不符，水费支付凭证显示支付时间为2018年10月20日，金额亦与2018年10月、11月的水费金额不符，且按照水费先用后付的交易惯例，2018年10月的水费在10月20日时尚未结算产生，故对上诉人和胃膳公司提交的证据4、5本院予以采信，对上诉人朱云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卢某作证称其与陈俊系合伙关系，但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3日，和胃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超营与案外人若兰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若兰公司将座落于大团镇永春中路163号房屋租赁给郑超营使用，面积为365平方米，租赁期限为2013年7月10日至2021年8月21日止，首年租金为175000元，每三年递增5%，租金按每半年度收取，先付后用，郑超营支付房屋租赁保证金2万元，郑超营在租赁期间中途擅自退租的，应按月租金的6倍支付违约金，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 2017年8月18日，郑超营与案外人卢某签订《大团和胃膳快餐店承包协议》，约定承包期限为2017年8月19日至2020年8月19日。2018年8月初，卢某因患疾病就医。2018年8月22日，和胃膳公司与朱云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一、和胃膳公司将位于浦东新区快餐店承包给朱云经营，全年租金为40000元；二、大房东租金由朱云支付，和胃膳公司不承担；三、租期两年，自2018年8月22日起至2020年8月21日止；四、付款方式为提前一个月付下年租金，如到期没交算自动放弃、违约；五、合同到期时，朱云将外账清理，交结给和胃膳公司使用标的，和胃膳公司不承担一切外账或有关法律责任。合同签订后，朱云于2018年8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给郑超营40000元，于2018年9月21日以郑超营名义支付给若兰公司租金45937.5元。2018年11月中旬，朱云停止经营案涉快餐店；同月26日，郑超营发送手机短信告知朱云收件地址，朱云于次日通过申通快递将案涉快餐店钥匙寄送给郑超营。 2018年11月26日，郑超营单方以书面形式通知若兰公司提前终止合同，并于2018年12月21日与若兰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协议》，约定郑超营支付拖欠的房屋租金45937.5元、水电费等费用7555.21元及违约金96468.75元，郑超营以2万元房屋租赁保证金及快餐店内的全部设备设施抵偿。 另查明，2016年8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大团派出所作出第03-4023716号《上海市消防监督检查意见通知书》，责令和胃膳公司于2016年9月5日前完成消防整改。2018年7月11日，因案涉快餐店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沪监管浦大字（2018）第311028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2018年10月、11月，朱云经营期间产生电费6414.3元、水费991.76元，两项合计7406.06元，已由若兰公司支付。朱云停止经营时，未结清消费者预付式充值卡，并有供货商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大团派出报案称朱云未结清货款。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虽名为房屋租赁关系，但实为承包关系，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系承包经营法律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朱云依约向和胃膳公司支付了第一年的承包款，并向若兰公司支付了三个月的租金，但朱云承包经营不满三个月即于2018年11月中旬停止经营，并于2018年11月27日将案涉快餐店钥匙通过申通快递寄送给郑超营，朱云与和胃膳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至此解除。 朱云主张其停止经营的原因是供货商上门催讨卢某经营期间产生的大量债务对其经营造成影响，但朱云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经营期间有供货商上门催讨卢某的经营债务并对其经营造成影响，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朱云主张快餐店不符合消防规定，但朱云提交的《上海市消防监督检查意见通知书》系2016年8月25日作出，但此后案涉快餐店一直持续经营，故朱云主张因快餐店不符合消防规定导致其经营受到影响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朱云主张案涉快餐店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导致其无法继续经营，但责令改正本身并不是制裁，行政机关并未科以新的义务，而是命令违法行为人履行既有的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因此朱云在发现《责令整改通知书》后，并无权利立即要求解除合同，除非和胃膳公司拒绝办理或因不符合条件未能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朱云方才有权解除合同。现朱云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经营期间已经催告和胃膳公司办理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但和胃膳公司拒绝办理或者未能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故朱云未经催告径行停止经营，擅自解除合同，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因其违约行为给和胃膳公司造成的损失。和胃膳公司作为守约方也负有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扩大的义务，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至于具体损失数额，本院根据剩余承包期限、案涉快餐店是否易于再行承包、朱云的主观过错等本案具体案情，以房屋租金为参考标准，酌定朱云赔偿和胃膳公司三个月的房屋租金即45937.5元。 和胃膳公司主张若兰公司垫付了水电费等7555.21元，但2018年10月、11月水电费合计仅为7406.06元，对其余149.15元，和胃膳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是何费用，故本院对其余149.15元不予认定。对2018年10月、11月的水电费7406.06元，朱云虽然主张其已经缴纳，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故本院认定该7406.06元系若兰公司支付，现和胃膳公司已经代为承担，其要求朱云予以支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朱云要求和胃膳公司返还承包款30000元的诉请虽然不能成立，但该30000元承包款可以认定为和胃膳公司因朱云违约所受利益，依法可以抵扣和胃膳公司的损失。朱云应支付给和胃膳公司53343.56元，扣除30000元后，朱云尚应支付给和胃膳公司23343.56元。 综上，和胃膳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能够成立，对其合理部分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朱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9）浙1102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朱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上诉人上海和胃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23343.56元； 三、驳回上诉人上海和胃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上诉人朱云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599元，由上诉人上海和胃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786元，由上诉人朱云负担181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99元，由上诉人上海和胃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786元，由上诉人朱云负担18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向东 审 判 员 苏伟清 审 判 员 王晓璐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