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4民终2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永修县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新城永昌大道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5159620148B。法定代表人：聂丰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思毓，江西明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永修县城南钢管租赁站，地址：永修县新城城南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60425MA36M8974H。经营者：李文胜，男，196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永修县人，住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京平，毕庆奎，永修县永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永修县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永修县城南钢管租赁站（以下简称城南租赁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永修县人民法院（2019）赣0425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航运公司法定代表人聂丰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思毓，被上诉人城南租赁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京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航运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受理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双方之间事实上没有发生过租赁关系。1.一审笔录中，被上诉人承认之前一直与案外人聂春苟发生租赁关系，是被上诉人要求聂春苟借用一家公司名义与其签合同，后才形成案涉的（2016）租字2016号《租赁合同》。2.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上诉人运送钢管、扣减等租赁材料。3.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出具过关于聂春苟的任何授权，聂春苟在2016年2月1日租赁合同手写的落款为2018年4月1日条款，属于新的租赁合同，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没有签章且完全不知情。4.上诉人持有的2016年2月1日租赁合同中，没有聂春苟2018年4月1日手写部分，按该租赁合同第九条约定的租赁期限于2018年3月31日届满，被上诉人结算单显示该时间租金已结清。5.一审法院（2019）赣0425民初786号民事调解书中已明确聂春苟为实际承租人，一审法院不顾该事实，强行认定上诉人为实际承租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聂春苟与上诉人之间并不形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主张表见代理，要承担举证责任，并且要证明自己善意无过失。三、一审法院应追加聂春苟为第三人，因未追加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明知聂春苟为本案租赁关系的实际履行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在上诉人申请追加聂春苟为第三人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未追加的程序违法。城南租赁站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1.上诉人为适格被告，双方签订《租赁合同》中承租方为上诉人，且在合同承租方处由上诉人加盖公章，上诉人也认可该公章属实和代理人聂春苟签名。答辩人依约履行出借钢管、扣件等租赁物义务，上诉人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租赁费，租赁费以结算单为凭。2.一审法院（2019）赣0425民初786号民事调解书为上诉人与答辩人共同签署，双方一致认可租赁合同自2019年3月31日解除，上诉人对2018年4月1日其代理人聂春苟继续履行合同、调价的行为进行了追认。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聂春苟与上诉人之间形成表见代理，从上诉人签署（2019）赣0425民初786号民事调解书，同意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租赁合同自2019年3月31日解除这一行为，即是对聂春苟之前所有行为的追认。三、一审法院程序合法。本案租赁合同关系发生在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聂春苟只是上诉人的代理人，一审法院未追加聂春苟为被告，程序合法。城南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租金272,967元（暂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诉请标的变更为272,024.8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1日，原、被告签订了编号为（2016）租字2016号《租赁合同》，合同对租赁钢管、扣件的种类、数量、价格、租赁期限、租赁费支付以及违约责任等作出约定，合同还约定承租方未返还或只返还部分租赁物，或继续承租租赁物，该合同顺延有效。该合同尾部承租方处盖有被告公司的印章和聂春苟的签名。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出借钢管、扣件等租赁物的义务。2018年4月1日，聂春苟与原告方协商对该合同的部分费用进行了调整，双方在合同的其他约定处手写了调整后的收费标准，聂春苟在承租方确认处签名。2019年1月12日，聂春苟在城南租赁站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租金为272,024.87元。另查明，2019年5月14日原告依据本案涉案的《租赁合同》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返还钢管、扣件等租赁材料款179,435.10元。该案以调解方式结案。调解内容为：一、原、被告一致同意2016年2月1日签订的编号为（2016）租字2016号《租赁合同》自2019年3月31日起解除，之后不再产生任何租金及违约金；二、聂春苟同意在2019年6月13日返还原告钢管、扣件等租赁材料作价款133,000元（已当庭给付）。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系原、被告自愿签订，合法有效，应全面履行。本案中，原告已履行出借钢管、扣件的义务，被告就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租赁费。至于所欠租赁费的数额，有结算单为凭，可以确认。对于被告辩称2018年4月1日就租赁物所进行的调价内容仅有聂春苟的签字，并无被告公司的盖章，对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认可聂春苟以其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租期虽已届满，但合同约定了承租方未返还或只返还部分租赁物，或继续承租租赁物，该合同顺延有效，聂春苟与原告就租赁物费用进行调整的行为应视为该合同的延续，原告有理由相信聂春苟在与原告协商调价时能够代表被告方，聂春苟的确认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被告公司有效，另结合（2019）赣0425民初786号民事调解书可知，原、被告已确认涉案《租赁合同》自2019年3月31日起才解除，应视为被告对租赁合同中2018年4月1日的调价内容的认可，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辩称意见不予支持。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判决：被告永修县航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永修县城南钢管租赁站租金款272,024.87元（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5,395元、保全费1,921元由被告永修县航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航运公司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钢管外脚手架合同书、脚手架分项工程承包合同及建筑工程施工（架子工劳务）承包合同，用以证明案外人聂春苟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对外承接钢管脚手架承包工程，向城南租赁站承租钢管；第二组证据为2019年2月4日46,000元微信转账记录，2019年3月1日4,000元微信转账记录及案外人徐政微信信息，用以证明聂春苟与城南钢管站实际发生租赁关系，租赁款项由聂春苟支付，2019年2月至3月，聂春苟向城南租赁站股东徐政支付5万元。航运公司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核实。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合法性无异议，聂春苟只是上诉人代理人，不是承租人。本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应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关于案涉租赁合同相关事宜，航运公司对案外人聂春苟存在实际授权行为。城南租赁站与航运公司各自持有一份合同编号为（2016）租字2016号的租赁合同，两份租赁合同中的承租方处均有航运公司加盖公司、联系人聂春苟签名及电话，不同之处在于城南租赁站持有的租赁合同第十三条其他约定处有聂春苟与城南租赁站于2018年4月1日共同确认的承租物调价条款。航运公司提出的2018年4月1日的调价条款无该公司签章与该公司无关的上诉请求，从该上诉请求内容可知，航运公司对其在租赁合同承租人处加盖公司以及联系人为聂春苟的事实未提出异议。该租赁合同存在代理权授予的外观，即从聂春苟以航运公司联系人身份签名及留其联系电话的代理行为，外在表现上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聂春苟在合同签订后代表航运公司领取、返还租赁物和支付2018年3月31日之前的相关租金，以及一审法院（2019）赣0425民初786号民事调解书中的本案当事人一致同意解除案涉租赁合同，并由聂春苟支付租赁物作价款的事实，均具有使合同相对人对聂春苟有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合同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是对相对人订立合同时主观形式的判断，至于相对人于代理行为完成后，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人欠缺代理权，不影响其订立协议时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的认定。有鉴于此，聂春苟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航运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其与合同相对人城南租赁站之间的民事责任。被代理人航运公司承担表见代理后果后，对于其因此遭受的损失有权向表见代理人聂春苟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航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95元，由上诉人永修县航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炜审判员 顾佰成审判员 熊 涛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 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