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81民初2172号 原告：张旭。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为晓、蔡晓洪，浙江蓝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丽水市必升钢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顺昌，经理。 被告：余必星。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旭超，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旭与被告丽水市必升钢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升公司）、余必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3月1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旭及其委托代理人魏为晓、蔡晓洪、被告余必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旭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必升公司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旭诉称：被告余必星与原告父亲系朋友关系，且是被告必升公司的股东。两被告多次向原告采购钢板材料及相关服务。被告下单后原告向其交付约定的钢板材料，结算后被告支付相应的货款，不含税。截至2019年3月份，在与原告对账结算后，被告必升公司结欠原告货款968180元。被告余必星于2019年3月8日向原告出具对账单一份，在对账单中载明截至2019年3月8日止，净欠原告钢板材料款968180元，签字后交原告收执。嗣后，两被告仅支付部分货款，同时又向原告采购钢板材料，2020年1月3日被告必升公司财务与原告联系，要求将往年账目进行对账，微信对账中，被告必升公司对往年账目进行确认。经结算，截至对账确认之日即2020年1月5日，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077545元。经原告多番催讨，两被告均拒绝支付，至今未果，无奈只得诉至贵院。原、被告之间形成的买卖关系真实合法，被告结欠原告货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现被告拒绝支付货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一、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077545元及利息损失暂计12930元（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从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3月14日）；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977545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从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被告必升公司提交书面材料辩称，一、欠款是余必星个人的债务，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并不知情。答辩人对原告不存在欠款，余必星有自己经营的瓯北镇必升模具店，后来开了珍媚钢材经营部。本案的这些欠款是余必星经营部的个人欠款。二、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债务是答辩人的公司所欠。余必星从来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公司，而且其也没有代表公司出具任何债务凭证，所有的凭证都是其个人所签，没有公司印章，并且其他凭证也均非答辩人员工所签。三、余依舞非答辩人公司员工，其也是余必星经营部的员工。综上所述，很显然本案所涉债务非答辩人的债务，答辩人对此不知情也无需承担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余必星辩称，1、答辩人余必星实际上是与原告张旭父亲有生意往来。2、本案总欠款只有690337元，而非1077545元。2020年双方并未结算，原告诉称微信对账结算确认货款1077545元不属实。3、该钱是余必星个人债务，与必升公司无关，余必星经营的是瓯北镇珍媚钢材营业部，经营主体是余必星老婆翁珍媚，欠款实际是余必星个人债务，欠款凭证也是余必星个人所签，其他凭证有些是余必星工人、司机代签的，其中郑琼斌是余必星的工人，在其他案件中也有体现。4、2017年7月20日的欠款凭证已经经过结算了，不能重复计算，应当予以剔除，且2020年1月也有一笔100100元已经支付过，应当从总账中减掉。5、原告主张利息无依据，其中按年利率6%计算，没有法律规定也无双方约定，起算点2020年1月1日也无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请法庭依法公正裁决。 原告补充陈述：1、被告余必星辩称是与原告父亲生意往来，不是事实，之前确实余必星及被告必升公司是与原告父亲联系的，但是最终双方发生交易的是原告本人，根据欠款也可以反映，原告的主体符合法律规定。2、欠款金额并非是69万多元，事实上是我们现在主张的金额，被告提到的2017年7月20日的金额为23万的兼代欠条，是一个笔误，事实上发生时间是2019年的7月20日，因为根据我们出具的发货单据，过磅单可以印证的，另外被告讲到的10万元，经过核对确实有另外收到10万，所以最终欠款金额应当在诉请上的金额减去10万元，现变更诉请。3、关于债务主体，我们认为首先是必升公司的债务，因为双方发生的交易有部分货款是由必升公司支付，且我们开具发票也是给必升公司的，实际货物也发到必升公司，且在之前的交易中，余必星是必升公司的股东，因此我们认为余必星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代表必升公司，首先的债务主体是必升公司，至于将余必星作为债务人，是基于：（1）、余必星出具了欠条，在原告来理解，是债务的加入。（2）、哪怕是代表公司出具的，根据双方交易情况，要求部分发货到丽水、部分到瓯北，且付款余必星本人又有支付货款，余必星作为必升公司股东双方之间的业务存在混同，相关工作人员也存在混同，事实上公司的业务包括经济财产方面都与余必星个人不能完整划分，因此依据公司法规定，余必星个人作为公司股东也应当共同承担对债务的支付责任。 被告余必星补充答辩：关于2017年7月20日的兼代欠条，原告认为日期是笔误，我们认为这时间点笔误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是在2018年初写错月份，倒是有可能，但是把2019年7月写成了2017年7月，几乎是不会发生的。因此我们主张这张欠条已经结算，2018年的对账单是将之前的都结算过，因此原告提供的2017年7月20日这份兼代欠条的数额不应再次计算。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居民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 证据2、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被告必升公司的情况及两被告的关系。 证据3、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余必星的身份情况。 证据4、对账单一份，证明对账后，被告余必星个人出具对账单，表示加入债务的事实。 证据5、钢板结算清单兼代欠条（6份，附过磅单）、对账结算单，证明在2019年3月8日被告出具对账单后又多次向原告采购钢板材料的事实，相应款项计算准确无误。 证据6、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与光盘），证明被告必升公司财务人员经与原告对账结算，明确公司尚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 证据7、必升公司股权变更、股东认缴、实缴情况，证明被告必升公司股权变更的事实，被告余必星将股权转让不是真实的，没有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是为了逃避债务。 证据8、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份。 证据9、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证据10、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四份。 证据8、9、10证明被告必升公司有支付货款、取回发票做账，被告余必星陈述必升公司没有与原告发生买卖的说法是不属实的。 说明：原告之所以说证据5中被告有异议的那份兼代欠条的落款时间是笔误，是因为根据兼代欠条后面的过磅单，是可以反映出来的，过磅单上面的日期是2019年7月20日，车号与兼代欠条上面的车号也是一致的，净重与代欠条上的数量一致，因此代欠条上的2017年是笔误，实际上是2019年发生的交易。 被告余必星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余必星身份信息无异议，但必升公司是无辜的主体。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反映出来2018年3月之前的账已经结算，已经形成对账单。对证据5中其他五份兼代欠条的三性无异议，对其中的一份日期为2017年7月20日的兼代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这张兼代欠条的待证事实有异议，应该是已经结算过的，原告认为过磅单就是兼代欠条形成的依据，不符合事实。过磅单无任何人签字，且把2019年7月20日签成2017年几乎不可能。对证据6，微信聊天双方主体是什么人不清楚，且微信的备注可以自己设置，备注是持有微信的客户端自己设置的，双方是谁并不清楚。证据7与本案无关，本案形成的债务欠条均是余必星和原告形成的，必升公司的股权变更及股东认缴、实缴情况与本案无关，且余必星仅仅是公司的小股东，既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是执行董事，更加不存在为了逃避公司债务故意脱离公司。对证据8、9、10三性均有异议，没有原件核对，且与本案不能形成关联，里面的内容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并无关联。本院对证据1、2、3、4的三性予以确认，但证据4不能证明被告余必星系债务加入的事实。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经庭审中被告余必星确认，其财务人员为余某某，手机号为139××××3532，从微信的搜索框输入该号码，显示的微信用户昵称为“余依舞”加图案，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对方的名称显示一致，微信号为：×××。另经审判人员通过支付宝软件输入手机号进行实名验证，该手机号对应的实名为余义舞，综合上述情况判断，该微信聊天记录具备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9显示的付款人虽为被告必升公司，但收款人或背书人均为上海灼烜实业有限公司，与原告并无关联，故证据8、9不予采用；证据10，载明的销售方为上海灼烜实业有限公司，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用。 两被告均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永嘉县瓯北镇必升五金模具店查询信息（来源于天眼查，因已经注销，没有营业执照原件）。 证据二、珍媚钢材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证明所有债务系余必星个人债务，钢材也是拉到瓯北的。 说明：翁珍媚是余必星的妻子，两个人是夫妻关系，共同经营钢材经营部，注销时间是在2020年1月份。 原告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被告余必星陈述及证据的记载情况来看，两个个体户最迟也是在2013年的时候已经注销，本案发生交易涉及到的是2019年结算之前、之后的交易，被告所称的交易主体已经不存在的，与原告不存在业务往来。翁珍媚的个体工商户看不出注销时间，而且这个是翁珍媚的情况，翁珍媚与被告的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是原告的交易是跟必升公司发生的，我们的货物也是大部分运往丽水，不是都发到瓯北的。本院认为，该两项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被告余必星原系被告必升公司股东，2020年1月20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不再为该公司股东。被告余必星因经营需要多次向原告采购钢板材料。2019年3月8日，被告余必星向原告出具一份《对账单》，载明：截至2019年3月8日止，净欠张旭钢板材料款968180元。《对账单》的下方欠款人一栏由余必星签名。此后，被告余必星继续向原告采购钢板材料，其中：2019年3月17日26.34吨，金额106948元；2019年9月12日34.29吨，金额133731；2019年10月6日40.51吨，金额157989元；2019年11月4日11.18吨，金额42484元；2019年11月10日37.89吨，金额143982元。以上五次货物均有被告余必星或其员工在《钢板结算清单兼代欠条》上签名。此外，另有一份发货日期为2017年7月20日的《钢板结算清单兼代欠条》，但两份称重单上的日期为2019年7月20日，该《钢板结算清单兼代欠条》显示总数量为58.03吨，金额237923元，有被告余必星签名。 2020年1月4日，原告与被告余必星的财务人员余义舞通过微信（余义舞微信号：×××）进行对账，原告并向其发送一份对账结算单，对账结算单上列明：8／3净欠968180；17／3，106948；20／7，237923，12／9，133731；6／10，157989；4／11，42484；10／11，143982，合计金额为1791237元，对账结算单还列明每次付货款的日期、金额，已付款金额为762877元，对账结算单另注明“必星10万未算”。对账结算单另加三笔金额，总计1077545元。次日，余义舞微信回复：“帐对的，跟你差2块钱”。庭审中经原告确认，上述对账结算单中，货款应减去被告余必星已付的1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1、与原告进行钢板买卖的主体；2、发货日期为2017年7月20日的《钢板结算清单兼代欠条》是否已结算。关于焦点一，从《对账单》看，署名的欠款人为余必星；从《钢板结算清单兼代欠条》看，签名的人为被告余必星或其员工；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对象看，余义舞是余必星的财务人员。原告称涉案钢板系被告必升公司向其购买，没有提供任何依据。据此，确认本案与原告发生交易的主体为被告余必星，原告要求被告必升公司承担责任，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首先、按双方交易习惯，已结算的《钢板结算清单兼代欠条》均由原告收回，但该份发货日期为2017年7月20日《钢板结算清单兼代欠条》并未由原告收回；其次，从《钢板结算清单兼代欠条》附后的称重单来看，日期为2019年7月20日；再次，2020年1月4日原告与被告余必星的财务人员通过微信进行核对时，发送的对账结算单图片中，发货日期、金额一项，明确有“20/7，237923”，被告财务人员没有异议。故此，该笔货款尚未结算具有高度盖然性，应确认该笔金额为237923元的货款统计在2019年3月8日被告余必星出具的《对账单》之后。原告与被告余必星之间的钢板买卖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被告余必星欠原告的货款应予偿付。此外，原告诉请从2020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损失，没有事实依据，诉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应从起诉之日开始计算并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必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张旭货款97754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977545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交本院转付； 二、驳回原告张旭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704元，减半收取6852元，由被告余必星负担（被告余必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缴纳，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来本院退回预交的受理费1461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国洲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宋天阳 附件一： 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 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按照要求将指定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 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 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 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 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 附件二： 执行风险告知书 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 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 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