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15民终14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锋，男，1984年2月4日生，汉族，个体户，住河南省郸城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军建，男，1972年2月23日生，汉族，个体户，住河南省许昌县。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辉，山东莘莘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庚，山东莘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广超，男，1988年4月1日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德臣，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银松，女，1958年11月14日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俊旭，男，1980年9月1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莘县，系黄银松之子。上诉人黄锋、陈军建因与被上诉人李广超、黄银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2民初943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锋、陈军建的诉讼代理人马军辉，被上诉人李广超的诉讼代理人杜德臣，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黄银松经本院传票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黄锋、陈军建的诉讼代理人连庚，被上诉人黄银松的诉讼代理人范俊旭，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锋、陈军建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于黄锋、陈军建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认定错误。1.本案曾因同一事实在2018年6月份向莘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时是以“黄锋”名义作为原告起诉，主要原因是：第一，鉴于黄锋、陈军建内部系合伙关系；第二，所有款项是经黄锋账户向黄银松账户转账。基于买卖合同中买受人的主要权利义务是付款义务，且在外观上黄锋更具有合同相对性特征（即付款人），因此以黄锋名义提起诉讼。后莘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1522民初2830号民事裁定，驳回了黄锋的起诉，理由是“黄锋亦认可其委托陈军建办理了买卖豆粕事宜，但是并未出具委托手续。综上可知，黄锋并非涉案大豆粕买卖合同的主体，故原告属主体错误，不符合起诉条件，对其起诉应裁定予以驳回”。2.基于黄锋、陈军建系合伙关系和向莘县人民法院第一次起诉被驳回的实际情况，按照案件发展的实情，陈军建负责和李广超商谈业务，黄锋负责向黄银松打款，本次起诉时黄锋、陈军建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无论是从陈军建负责和李广超商谈业务，还是从黄锋负责向黄银松打款的事实，均能说明二人直接参与了买卖豆粕的全过程。另外，从黄锋、陈军建在一审中提交的找李广超要求解决不能发货和退货款的录音更加能够证实，当时也是黄锋和陈军建共同前往的，充分说明黄锋、陈军建系合伙关系。3.退一步讲，假设黄锋和陈军建二人不是合伙关系，但二人中总有一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但本案一审裁定的结论是无法确定黄锋、陈军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且一并否认了黄锋、陈军建的原告主体资格，存在不当。二、关于黄银松的被告主体资格问题。1.黄锋和陈军建交易过程中，黄银松自始至终以个人名义收款，黄锋和陈军建在一审中提交了黄锋和黄银松的全部银行交易记录予以证明。黄锋没有一笔货款是汇到山东九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都公司）。2.在一审中，黄银松自始至终未有证据证明自己收款后，将所收款项转交给九都公司，而其在答辩状中称“收到的钱也都按照公司要求转给其他人买豆粕了”，亦未有证据证明。3.综合以上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黄锋、陈军建提交了买卖合同中黄锋和黄银松的全部银行交易记录予以证明，是黄银松以自己名义收取豆粕货款。另一方面，黄银松未有证据证明自己将所收款项转交给九都公司。但一审裁定的结论却是“原告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黄银松系豆粕基差合同相对方，故本案李广超、黄银松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故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接受货款的一方属于合同相对方，在黄银松对其辩称没有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属于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三、关于李广超被告主体资格问题。1.黄锋、陈军建在一审中分别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①九都公司的企业信息一份，证明九都公司成立日期为2017年9月1日，在此日期之前不可能有九都公司；②电话录音光盘一份（含录音文件2段）、电话录音文字整理一份，证明黄锋、陈军建所购买的豆粕是从李广超处购买，李广超承诺应该由自己向黄锋、陈军建履行合同义务，在出现违约后李广超承诺由自己向黄锋、陈军建承担返还货款的义务。2.关于代理权的问题。一审认为李广超属于代理人，是九都公司委托李广超进行豆粕买卖，但该公司成立日期是2017年9月1日，合同签订日期是2017年7月28日，在合同签订时，九都公司并未成立（和公章是否“非备案公章或合法公章”无关系)，既然公司都未成立，委托人都不存在，便不存在代理权或代表权的问题。黄锋、陈军建提交的陈军建和李广超的录音中，充分证明了在缔约时李广超并未说自己是九都公司的职工或受该公司的委托，而是一再强调自己个人的实力。陈军建根本没有认为李广超是受代理经销，而是一再强调李广超本人是不是具有履行远期豆粕交易的实力。李广超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锋、陈军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黄锋曾于2018年6月份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向莘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再次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予驳回。黄银松未答辩。黄锋、陈军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李广超、黄银松返还定金及货款411766.28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黄锋、陈军建主张系与李广超个人进行商定、签订及履行合同，对此李广超不予认可，并辩称其系九都公司员工、合同系陈军建与九都公司签订。首先，《豆粕买卖合同（基差）》合同加盖有九都公司公章，虽然基差合同签订于2017年7月28日，而九都公司工商登记核准成立于2017年9月1日，但当事人加盖的非备案公章或合法公章并不必然否定合同之效力，而应从签约人是否存在代理权或代表权综合考量，本案李广超、黄银松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可以证实李广超与陈军建商定买卖合同时存在代理权限，及陈军建曾与九都公司内勤微信商定合同的事实。其次，本案陈军建曾于2017年9月13日、10月14日即九都公司成立后与九都公司签订两份点价补充协议且转汇定金，本案黄锋、陈军建虽称该协议并非陈军建签字捺印，但综合双方商定及签署豆粕买卖合同及基差合同的过程，无法支持该项主张。再次，黄锋、陈军建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黄银松系豆粕基差合同相对方。故本案李广超、黄银松并非本案适格被告，黄锋、陈军建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黄锋、陈军建有权持相关证据向义务人另案主张权利。关于黄锋、陈军建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黄锋、陈军建在立案时提交了陈军建书写的证明复印件一份，但黄锋、陈军建方庭审时明确表示不再作为证据提交原件，综合该证明内容及上次诉讼卷宗材料考量，无法查明黄锋、陈军建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即无法认定黄锋、陈军建何人为涉案豆粕基差合同的买受人，故关于原告诉讼主体问题，亦应裁定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黄锋、陈军建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裁定：驳回黄锋、陈军建的起诉。本院二审查明，九都公司成立于2017年9月1日，法定代表人为范俊燕，股东为聊城市亚格商贸有限公司。本案李广超曾为九都公司监事，黄银松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范俊燕的母亲。2015年11月12日，李广超、季广景、范俊燕作为共同原告，以三人为合伙人的身份，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刘秋兰、郑建坤、郑其洋返还豆粕远期合同所涉货款。2017年6月5日，陈军建和李广超就合同订立问题进行了通话，通话内容如下：陈：喂，你好，李：哎，哥。陈：你那个邦基的合同是自己的合同还是走人家的合同，李：自己的合同，你放心就行了。陈：你是在工厂自己做的合同吗，李：我在别人那里和别人一起定的，你放心就行了，我肯定一手货交你，另外一个不会出现违约，如果出现违约我个人全部承担，不会出现扯皮的事。陈：是这样的，到时间……因为这个事情，有时候远期合同你要是买别人的，别人不给你交货了……，李：你放心，哥，我给你签（合同），我个人全部都是担保的，我给你说你买我的货，是咱们两者之间，跟我的上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可以在市场上打听打听，去年我的上家给我违约了，我自己一两百万牵进去，我自己全部都给客户交完了，我现在在市场上谁的一吨货我都不欠，所以出现违约的话，是咱们哥俩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跟第三者绝对没有关系，我绝对不会说我的上家怎么着……意思是到我这就为止啦……。本院认为，关于李广超、黄银松是否具备被告诉讼主体资格，通过本案查明事实，陈军建与李广超通过微信、电话等远程交流方式达成本案豆粕买卖。黄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使用个人银行账户先后四次向黄银松个人银行账户转账25万元、34600元、56000元、71000元，用于本案豆粕买卖。首先，合同订立方面，陈军建和李广超通过微信达成买卖合同，虽然合同相对方分别为陈军建和九都公司，但是陈军建在商定缔结合同时即对合同主体问题提出疑义，李广超以违约自负责任的个人承诺方式打消其顾虑，陈军建基于对李广超个人的信任达成买卖合意。其次，合同履行方面，黄锋将大额货款转账到黄银松银行账户，用于豆粕交易，豆粕交易的实际收款账户是黄银松的个人账户。因卖方未按期发货，陈军建、黄锋向李广超索要退还款项，李广超通过个人微信退还给陈军建10000元。收款主体和退款主体均系个人，且订立合同时九都公司尚未成立，未有证据证明黄银松收取的上述货款转到九都公司。第三，达成买卖合意的双方和收付货款的双方主体虽不同一，但所涉法律关系同一。本案现有证据能够显示李广超、黄银松与豆粕买卖具有利害关系，至于其二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应属于实体审理范围，一审认定李广超、黄银松被告主体不适格，存在不当。关于黄锋、陈军建是否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应是与纠纷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豆粕交易中，陈军建与卖方直接联系、协商买卖业务、作出成交决定，黄锋使用个人银行账户向卖方转账，支付交易所需货款。陈军建、黄锋均表示二人之间是合伙关系，共同经营豆粕买卖，在卖方出现不予发货的违约情形后，二人共同积极向卖方催要退还货款，与本案买卖存在利益相关关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一审认定原告主体不适格，亦存在不当。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2民初943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家勇审判员  闫 红审判员  刘 颖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唐端阳书记员石瑞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