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8民终3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松炫，男，198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龙岩市新罗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锦鸿，男，199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龙岩市新罗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谢长健，福建瀛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林光柏，男，1962年6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龙岩市新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盘，福建津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松炫、杨锦鸿因与被上诉人林光柏物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19）闽0802民初36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松炫、杨锦鸿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19）闽0802民初36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林光柏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林光柏承担。事实和理由：涉案猪场系由于被上诉人自身原因而拆除的，不是被政府强制拆除。一审判决讼争的115302元拆除补助款归被上诉人林光柏所有，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一、涉案猪场处在限养区，而不是禁养区，在达到环保要求的情况下是可以继续养殖的，不属于必须拆除的情况。新罗区人民政府发布的龙新政宗（2015）283号《关于印发养猪业污染第二阶段综合治理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将大池镇被列入生猪养殖污染防治范围，整治任务为2015年9月2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完成整治范围内抢扩建及复建养猪场、禁养区所有养猪场、限养区内存栏250头以上环保“三同时”，验收不合格养猪场的拆除关闭工作。涉案猪场面积为1312.98㎡，存栏生猪数量在250头以上，位于，属于限养区，而非禁养区，只要环保达标就不属于需要被强制拆除的对象。 二、涉案猪场被被上诉人自行拆除是因为被上诉人自己不想继续养猪，而不是像被上诉人所称的相响应政府号召而停止养猪。新罗区的养猪业水污染问题早在2000年起就已经引起政府的重视，此后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问题之一。自被上诉人租用上诉人的养猪场以来，被上诉人一直都需要根据政府要求对养猪场进行环保设施的投入及改造，以便排放的污水达到政府的要求，才能继续养殖。这一情况不是在2018年8月被上诉人自行拆除猪场时才出现的。为了符合前述文件要求，不被列入拆除对象，被上诉人于2016年7月和其他养殖户一起与龙岩城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新罗区、西洋村、雅金村、秀东村养殖业废水集中治理试点项目建设运营服务合同》。该项目是由被上诉人等养殖户共同出资，由龙岩城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运营集中治理废水的环保设施，确保养猪业废水治理达标排放。但是，该项目实施后，排出的废水最终未能达到环保要求，于2017年下半年终止了。之后，许多养殖户通过购买立业增氧设备，保证了排污达标，直到现在仍然还在养猪，其中就包括涉案猪场周边的几家养殖户。但是，被上诉人却没有购买立业增氧设备，没有进行环保改造。之所以2018年8月被上诉人要主动拆除涉案猪场，那是因为被上诉人考虑到购买立业增氧设备又需要投入几万元钱，当时生猪价格又相对低迷，继续投入的话，可能最终会亏损，以其亏损还不如自行拆除还能获取补助。所以说，上诉人将涉案猪场自行拆除主要是被上诉人自己不想继续养猪了，而非被政府强制拆除。如果涉案猪场能够盈利的话，谁愿意主动拆除。 三、讼争的115302元拆除补助款应归上诉人所有。首先，基于前述两点的分析，涉案猪场不是被政府强制拆除，也不是被征用，故不适用《协议书》第5条之约定。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租赁的期限为20年，自2006年8月22日起到2026年8月21日止；租金为每年1万元（直到2017年7月之后才变更成每年2万元）。出租时的猪场有2幢猪舍，加上空地的话，占地面积超过1300㎡。换算一下，每平方米每月租金才0.6元多一点。为什么租金如此便宜。那是因为协议书第3条约定被上诉人须在2009年8月21日前另外再建三幢猪舍，同时协议书第7条约定协议期满后所有猪场固定设施归上诉人所有，也就是说上诉人通过降低租金来换取被上诉人对猪场固定资产的投入，从而在协议期满时能够取得被上诉人投资建设的三幢猪舍。因此，从协议书的约定来看，被上诉人对其所投资兴建的三幢猪舍享有的是附条件的所有权。该三幢猪场不是被上诉人想拆就能随便拆的。被上诉人擅自拆除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同时也损害了上诉人的期待利益。再次，《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根据该规定，被上诉人自行将猪场进行拆除，使得上诉人无法在租赁期满时取得被上诉人投资兴建的三幢猪场的所有权，被上诉人不正当的阻止条件成就，故应当视为条件已经成就即上诉人已经取得被上诉人兴建的三幢猪场的所有权，故本案讼争的115302元补偿款应当全部归上诉人所有。基于被上诉人实施的违约行为，上诉人保留另行追究其违约责任的权利。 林光柏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答辩人先后投资拾多万元新建塔式发酵池、干湿分离池、沉淀池，对涉案猪场应政府环保要求逐一进行排污整治。符合当时的环保要求。后来，环保部门又要求“刮粪及废水集中处理”，答辩人又投入8万元上了“刮粪项目”，后又与城投环保公司签订合同，由该公司统一进行环保升级改造。在此期间，大池镇人民政府进行生猪养猪业污染治理第二轮拆除行动，涉案猪场列入拆除名单。可见，答辩人是根据政府环保要求，及时跟进环保治理升级要求的。只是当地政府要求禁养而未待城投公司环保设施改造升级完成即下令拆除的。2.如果答辩人不想继续养猪，那为何还要投入巨资委托城投公司进行环保升级改造；如果不是政府未待环保升级而责令禁养，为何在期限内拆除，加入城投环保公司建设费可以足额退还。可见，本猪场被要求拆除，完全是地方政府的环保政策要求所致，并非答辩人不投入环保设施建设、升级所致。 二、答辩人并非为了获得政府拆除补助款而拆除自己投资建造的猪舍。1.答辩人投资建造猪场的目的，就是为了养猪，而不是为了获取征迁补偿而投资。上诉人凭什么说答辩人自己不想继续养猪？不想继养猪，为何还要与城投公司签订合同，投入巨资进行废水集中治理。这也只有上诉人才说得出如此违背常理的歪理邪说。2.涉案猪场猪舍的建造，每平方米超过500元，现在拆每平方补助款仅150元。只有上诉人才说得出，为了150元/m²的补助而拆掉造价500元/㎡的猪舍。3.上诉人是大池镇本土本地人，上诉人却早于答辩拆除其父自建的二幢猪舍。可见，涉案猪场的拆除，是政府要求，上诉人与答辩人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绝不是为了150元／㎡的拆除补助款而拆除。 三、讼争猪场拆除补偿款应归答辩人所有，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根据《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协议期满后，所有猪场固定设施归甲方拥有，乙方不得私自拆除。”依据该条约定，在协议期满前承租方投资建造的猪舍，管理房等不动产固定设施，属于承租人即答辩人所有。因《协议书》未对环保禁养情形作出约定，根据公平原则，一审依据《合同法》第五条规定，确认涉案猪场拆迁补助款依法应为归答辩人所有是正确的。2.前面已述，涉案猪场，是当地政府要求限期拆除，并非答辩人无故自行拆除。根本与《协议书》第5条、《合同法》第四十五条无任何关联。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经对本案进行审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理无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林光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位于龙岩市林光柏猪场里属林光柏投资建造的猪舍988.32㎡、管理房等建筑物107.12㎡的拆迁补助款（约计164316元）归林光柏所有。 杨锦鸿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林光柏立即支付杨锦鸿2017年租金1万元和2018年租金2万元，合计3万元；2.判令林光柏立即清理私自拆除猪舍后的建造垃圾。 一审法院查明：2006年8月22日，杨金星（甲方）与林光柏（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甲方现拥有猪场贰幢，空场地若干，经协商同意租赁给乙方；一、租赁期限二十年，从2006年8月22日至2026年8月21日；二、乙方于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一次性付租金壹万给甲方；三、乙方在签订协议起三年内必须另外基建猪场三幢，租金不变；四、租赁期内甲方必须出面协助理顺猪场有关纠纷，包括水源、电源、路段等；五、租赁期内若遇国家或地方单位征用猪场，赔款应分原有场地和二幢猪场归甲方所有，其它赔款归乙方所有，同时终止本协议；六、有效期内乙方不能另外转包其它业主，如需变动，应征求甲方同意；七、协议期满后，所有猪场固定设施归甲方拥有，乙方不得私自拆除，如有意项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可优先继续租赁；等等。协议签订后，林光柏依约在租赁的猪场空地修建了三幢猪舍，另外还修建了配套使用的管理房。 杨金星于2017年7月1日去世，林光柏与杨松炫、杨锦鸿于2017年11月在杨金星与林光柏签订《协议书》的基础上重新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仅将租金由每年1万元变更为2万元，其它协议内容未予变更。2017年5月3日，新罗区大池镇人民政府组织龙岩市中正测绘有限公司对“林光柏猪场”进行测绘，并形成养殖场所测量平面图。该平面图显示涉案猪场的三处管理房，面积分别为174.91㎡、4.36㎡、17.68㎡，管理房面积合计为196.95㎡；涉案猪场有四幢猪舍，面积分别为350.55㎡、284.03㎡（157.04㎡＋126.99㎡）、242.59㎡、238.86㎡，猪舍面积合计为1116.03㎡（均为砖木结构）。上述平面图中，面积为350.55㎡、238.86㎡的猪舍，以及面积为174.91㎡、4.36㎡管理房系林光柏在租赁后所建。2018年8月22日，林光柏将其自行所建的上述猪舍及管理房的顶棚拆除并清栏。2019年9月13日，林光柏在拆除猪场时，杨锦鸿曾向大池派出所报案。2018年9月18日前，林光柏将上述猪舍及管理房完全拆除，拆除后林光柏未对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清理。杨松炫、杨锦鸿于2018年9月中旬雇人将原由其父亲杨金星所建的两幢猪舍拆除。林光柏提供了加盖龙岩市新罗区大池镇人民政府财务专用章的“林光柏养殖场所测量平面图”，该测量平面上备注“1312.98-544.3=768.68㎡×150=115302元（未补）情况属实。” 另查明，2015年10月14日，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政府发布龙新政综（2015）283号《关于印发养猪业污染第二阶段综合治理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该通知将大池镇列入生猪养殖污染防治范围内，整治任务为2015年9月2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完成整治范围内抢扩建及复建养猪场、禁养区所有养猪场、限养区内存栏250头以上环保“三同时”，验收不合格养猪场的拆除关闭工作，完成限养区内养猪场的全过程综合治理；规定砖木结构的猪舍和管理房按每平方米150元标准给予补助，本次猪场拆除属于环保整治范畴，不涉及土地征用，因此只对猪舍和管理房进行补助，不补助其它设施。2018年7月16日，新罗区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役指挥部发布龙新生态办（2018）22号《关于开展申请涉证养猪场拆除奖励的通知》，该通知对于符合环保相关规定的养猪场，且愿意拆除的，开展估算奖励工作。根据大池镇限养区250头以上养猪场干部挂钩汇总表显示，林光柏猪场在该汇总表中有列明，改造情况为“刮粪、城投环保”，后续处理模式为“城投集中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杨松炫、杨锦鸿与林光柏重新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五条约定“租赁期内若遇国家或地方单位征用猪场，赔款应分原有场地和二幢猪场归甲方所有，其它赔款归乙方所有，同时终止本协议”，该条款表述前提条件为“国家或地方单位征用”，所谓“征用”应该是指国家运用其行政权力把农民集体土地转化为国家所有的行为。在本案中，涉案猪场的拆除，是因地方政府的环保政策要求导致的，不属于上述合同约定的“国家或地方单位征用”这种情形；同时林光柏所主张的拆迁补助款系其租赁杨金星的猪场后自行修建的猪舍和管理房拆除后政府部门补助的，并非主张原杨金星所建猪舍及管理房拆除后产生的补助款。即林光柏与杨松炫、杨锦鸿签订的协议书中并未对因政府环保政策原因导致无法养殖后，林光柏自行所建的猪舍及管理房的相应赔偿款的归属进行明确约定，因此涉案拆迁补助款的归属不应适用《协议书》的第五条约定来判定。鉴于“本次猪场拆除属于环保整治范畴，不涉及土地征用，因此只对猪舍和管理房进行补助，不补助其它设施”，从公平的角度，林光柏系对其所投资修建的猪舍及管理房拆迁后产生的补助款提出主张，且杨松炫、杨锦鸿并未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系因林光柏怠于对猪场进行环保改造最终导致猪场被拆除的，因此该补助款应归投资修建人即林光柏所有。林光柏诉请法院判令位于龙岩市“林光柏猪场”中属林光柏投资建造的猪舍及管理房768.68㎡的拆迁补助款115302元归其所有的诉请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诉讼中，杨锦鸿提起反诉要求林光柏支付2017年租金1万元和2018年租金2万元，同时要求林光柏立即清理私自拆除猪舍后产生的建筑垃圾。杨松炫明确表示同意由杨锦鸿单独提起诉讼，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林光柏辩称2017年的租金已于双方重新签订《协议书》时即2017年11月以现金方式支付完毕，杨松炫、杨锦鸿予以否认，而林光柏并未提交杨松炫、杨锦鸿出具的收条等支付凭证为证，对其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林光柏应支付杨锦鸿2017年的租金1万元。林光柏辩称2018年8月22日（农历7月12日）林光柏应政府要求已将猪场拆除，协议自行终止，此后租金无需支付。因猪场已经拆除，租赁合同无法实际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2018年的租金无需支付，林光柏的上述抗辩有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林光柏还辩称在协议中并未约定拆除后建筑垃圾应由其清理，因此要求法院驳回杨锦鸿该项反诉请求。根据公平原则，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既然一审法院判定林光柏所建猪舍及管理房拆除后产生的补助款由其享有，那么拆除猪舍后产生的建筑垃圾的清理责任也应由权益享用者林光柏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一条第（七）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龙岩市“林光柏猪场”中属林光柏投资建造的猪舍及管理房768.68㎡拆除后产生的拆迁补助款115302元归林光柏所有。二、林光柏应于本判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杨锦鸿2017年的租金10000元。三、林光柏应于本判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将位于龙岩市“林光柏猪场”中属林光柏投资建造的猪舍及管理房拆除后产生的建筑垃圾清除完毕。四、驳回杨锦鸿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本诉案件受理费3586元，由杨松炫、杨锦鸿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50元，由林光柏负担250元，由杨锦鸿负担3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杨松炫、杨锦鸿，被上诉人林光柏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基于本案查明的事实，为加强生猪养殖污染防治工作，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10月14日发布了龙新政综（2015）283号《关于印发养猪业污染第二阶段综合治理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该通知将大池镇列入生猪养殖污染防治范围内，整治任务为2015年9月2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完成整治范围内抢扩建及复建养猪场、禁养区所有养猪场、限养区内存栏250头以上环保“三同时”，验收不合格养猪场的拆除关闭工作，完成限养区内养猪场的全过程综合治理；规定砖木结构的猪舍和管理房按每平方米150元标准给予补助，本次猪场拆除属于环保整治范畴，不涉及土地征用，因此只对猪舍和管理房进行补助，不补助其它设施。2018年7月16日，新罗区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役指挥部发布龙新生态办（2018）22号《关于开展申请涉证养猪场拆除奖励的通知》，该通知对于符合环保相关规定的养猪场，且愿意拆除的，开展估算奖励工作。根据大池镇限养区250头以上养猪场干部挂钩汇总表显示，林光柏猪场在该汇总表中有列明，改造情况为“刮粪、城投环保”，后续处理模式为“城投集中处理”。2017年5月3日，新罗区大池镇人民政府组织龙岩市中正测绘有限公司对“林光柏猪场”进行测绘，并形成养殖场所测量平面图。2018年9月18日前，林光柏将其自行所建的猪舍及管理房完全拆除。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猪场的拆除是因地方政府的环保政策要求导致的，不属于《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国家或地方单位征用”情形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杨松炫、杨锦鸿主张猪场是林光柏主动拆除的，不是因为环保整治被政府强制拆除的，依据《协议书》的有关约定，讼争的拆迁补助款应为杨松炫、杨锦鸿所有，但杨松炫、杨锦鸿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基于上述情况，一审法院综合猪场拆除的原因、《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及公平原则，认定位于龙岩市“林光柏猪场”中属林光柏投资建造的猪舍及管理房768.68㎡的拆迁补助款115302元归林光柏所有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杨松炫、杨锦鸿主张上述拆迁补助款115302元应为他们所有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松炫、杨锦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06元，由上诉人杨松炫、杨锦鸿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吕 敏 审判员 谢 勇 审判员 刘彬辉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陈其溢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