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01民初3372号原告：陈某，男，198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广东省蕉岭县人，住蕉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媛媛，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曹某，男，197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人，住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镇，贵州万木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王某某，男，1980年1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原告陈某诉被告曹某、王某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赵媛媛、被告曹某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张成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某某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某请求依法判决：1、确认被告曹某与被告王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被告王某某与案外人杨军系黔东南州鑫盛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盛龙公司）的股东，其中，王某某占有52.8%的股份，杨军占有47.2%的股份。2018年3月9日，我与案外人杨军签订了一份《黔东南州鑫盛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依约受让杨军在鑫盛龙公司享有的47.2%股权，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和股东变更登记手续。2020年3月，鑫盛龙公司的工作人员通知我代表公司到法院应诉时，才得知在我未参与股东会的情况下，曹某将杨军已经转让给我的47.2%股权中的17.29%转让给王某某，并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我认为二被告转让股权的行为系恶意串通，既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也侵害了公司的合法财产。为了维护我的股权利益不受侵害，特诉至法院。原告陈某为证明诉请理由成立，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拟证明陈某的基本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2、二被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1页，拟证明曹某、王某某的基本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3、2018年3月9日的《黔东南州鑫盛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2页、黔东南州鑫盛龙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公告》打印件一份5页、《黔东南州鑫盛龙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章程》复印件一份9页，拟证明（1）股东杨军已将其在鑫盛龙公司的47.2%股权全部转让给陈某的事实；（2）鑫盛龙公司已对股东进行变更登记，确认陈某为公司股东，占47.2%股份的事实。4、（2020）黔2601民初2051号的《应诉通知书》复印件一份2页、2018年12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2页，拟证明（1）陈某在2020年3月中上旬才知道二被告私自转让自己（陈某）持有股份的事实；（2）曹某与王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8年12月12日，且损害了陈某合法权益的事实。5、2020年1月8日曹某的《民事起诉状》及《证据清单》复印件一份共4页，拟证明曹某在起诉王某某及鑫盛龙公司支付尚欠股权转让款一案中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8年12月12日的事实。被告曹某辩称：第一、我与被告王某某及案外人方建凯均系鑫盛龙公司的原始股东，根据2017年3月26日的代持公司股份协议的约定，我三人将持有鑫盛龙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交由杨军代持。其中我的股份为17.40%，方建凯的股份为15.26%，王某某的股份为16.34%，共计47.2%。2018年2月12日，我与王某某就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我将实际享有鑫盛龙公司17.29%的股权转让给王某某，转让款为150万元。事后，经王某某授意或者委托，杨军于2018年3月12日将其代持鑫盛龙公司47.2%的股份转让给原告陈某，并变更登记到陈某名下。因方建凯也与王某某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故我与方建凯对杨军转让股权和公司变更登记股东的行为没有异议。从王某某与鑫盛龙公司2019年2月13日共同出具的《欠款证明》来看，不仅说明王某某和鑫盛龙公司拖欠我的股权转让款，而且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8年2月12日”的事实。第二、根据我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和独立性。原告既不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也未与我建立任何的合同关系，其在我与王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不承担义务，该协议更不可能损害其任何合法权益。第三、从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付款内容来看，三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均在2018年12月12日前；从人们做事的惯例和生活常识来看，合同往往约定以后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再约定。故股权转让协议落款的时间系笔误，应为“2018年2月12日”。第四、我与王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先于原告与案外人杨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为案外人杨军代持鑫盛龙公司的股份中有王某某的份额，没有王某某的签字同意，工商管理部门不可能为其变更股东和股权登记。综上所述，原告陈某在本案中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我与王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损害其任何合法权益，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实际上，陈某在帮助王某某和鑫盛龙公司逃避债务，并通过诉讼来损害我的合法利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曹某为证明答辩理由成立，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被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拟证明曹某的基本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2、鑫盛龙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一份5页，拟证明（1）曹某原系鑫盛龙公司的股东，曾占股47.2%的事实；（2）曹某将自己持有的股份交由杨军代持的事实；（3）杨军将其代持鑫盛龙公司的股权转让并变更登记到陈某名下的事实。3、2017年3月26日的《代持公司股份协议》复印件一份3页，拟证明（1）曹某、王某某、方建凯将享有鑫盛龙公司的股份交由杨军代持的事实；（2）杨军代持鑫盛龙公司的股份为47.2%，其中曹某的为17.4%、方建凯的为15.26%、王某某的为16.34%的事实。4、2018年12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2页、2019年2月13日的《欠款证明》复印件一份1页，拟证明（1）曹某与王某某实为2018年2月12日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2）陈某不是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事实。5、2017年10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2页，拟证明王某某与方建凯也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被告王某某既没有递交书面答辩状，也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为查明案件的基本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鑫盛龙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一份14页、（2020）黔2601民初2051号《法庭笔录》复印件一份12页，并责成曹某的诉讼代理人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取案外人杨军分别与陈某、王某某2020年4月14签订的《黔东南州鑫盛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各一份共4页。经审理查明：被告曹某与王某某原系鑫盛龙公司的显名股东，王某某享有67.35%的股份，曹某享有32.66%的股份。其中，曹某享有的股份中隐名股东方建凯占15.26%。2017年3月26日，曹某、王某某以及案外人方建凯、杨军共同签订了一份《代持公司股份协议》，约定：由杨军代持鑫盛龙公司49%的股份，具体由王某某将持有鑫盛龙公司16.34%的股权在形式上转让给杨军；曹某将持有鑫盛龙公司32.66%的股权在形式上转让给杨军（曹某实际享有17.40%、方建凯享有15.26%）。股权转让后，王某某持有鑫盛龙公司股权51%，杨军持有鑫盛龙公司股权49%。2017年10月9日、2018年2月12日，王某某与方建凯、曹某分别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1）方建凯将持有鑫盛龙公司15.26%（投入资金150万元）的股权作价130万元转让给王某某享有；转让款分四次支付，第一次为2017年10月30日支付35万元，第二次为2017年11月30日支付25万元，第三次为2017年12月30日支付50万元，第四次为2018年1月30日支付20万元；逾期不能付清转让款则以总投入的15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分计付利息。（2）曹某将持有鑫盛龙公司17.29%（投入资金170万元）的股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王某某享有；转让款分三次支付，第一次为2018年2月15日支付50万元，第二次为2018年4月30日支付50万元，第三次为2018年6月30日支付50万元；逾期不能给付转让款则余款按月息3分计付利息。因王某某未能全额支付曹某的股权转让款，鑫盛龙公司于2019年2月13日向曹某出具一份《欠款证明》，内容为：“我公司为黔东南州鑫盛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法人王某某与股东曹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应退还曹某股金150万元整，截止2019年2月13日；我公司已退还130万本金，根据转让协议我公司现差曹某股金20万及利息109000元，合计309000元。”2018年3月9日，以杨军为转让方（甲方）、陈某为受让方（乙方）就持有鑫盛龙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一份《黔东南州鑫盛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1）杨军将持有鑫盛龙公司47.2%的股权作价490.88万元转让给陈某；（2）股权转让后，甲方转让的股权所代表的股东权利、义务也随之转让，乙方则在受让股权范围内承担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义务。（3）甲方保证对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转让的股权既没有设定质押，也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协议签订后，鑫盛龙公司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公司股东为王某某和陈某，二人各占公司股权比例为52.8%、47.2%。曹某在向王某某多次催收尚欠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未果的情况下于2020年3月3日将王某某和鑫盛龙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陈某代表鑫盛龙公司参加诉讼后，便以曹某与王某某私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于2020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因本案系确认之诉，加之被告王某某未到庭参加诉讼，故本院未主持到庭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另查明：本案诉讼中，原告陈某于2020年4月14日将原从案外人杨军处受让鑫盛龙公司47.2%的股权作价1888万元又转让给杨军。同日，王某某也以2112万元的价款将所持鑫盛龙公司52.8%的股权转让给杨军。同时查明：鑫盛龙公司已于2020年4月14日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鑫盛龙公司的股东现仅为杨军，所持股份为100%。上述事实，有原告陈某的民事起诉状、被告曹某的民事答辩状以及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材料和庭审记录等在卷佐证，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依法审查，可以认定。本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予以保护。本案曹某与王某某原系鑫盛龙公司的股东，曹某在陈某成为公司股东（显名股东）前将自己持有的股份转让给王某某并无不当。虽然股权转让协议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12日”是事实，但从协议表述支付转让股金款的时间来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应为2018年2月12日。结合曹某的诉讼代理人在（2020）黔2601民初2051号《法庭笔录》中的申明，根据证据的盖然性足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落款时间系笔误。从陈某的诉请及事实理由来看，其行使的是公司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所谓公司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是指当公司拒绝或者怠于通过诉讼追究公司治理机构成员或者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对公司所负有的义务或者责任时，具备法定资格的公司股东依据法定程序以自己的名义，但系出于维护公司利益而提起诉讼的权利。当公司股东认为自身利益受到直接侵害而提起诉讼保护自己的权利时，法律上并无主体资格的限制，故曹某对陈某提起本案诉讼时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答辩意见于法无据，理由不能成立。我国之所以对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不作持股数量的过高限制，是因大股东占有绝对多数股份的情况较为普遍，也有利于小股东保护自己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以具备股东资格是股东代表诉讼的必要条件，股东是否向公司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不是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必要条件，也不应成为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的基础，也就是说股东对其成为公司股东之前他人侵犯公司的行为不能提起代表诉讼。鉴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订立的时间在前，陈某成为鑫盛龙公司登记注册的股东在后，其无权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鉴于陈某在本案庭审结束前，已将原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他人，不再拥有鑫盛龙公司股东身份，故其原享有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相应丧失。从股东利益是否受损的角度来看，陈某受让案外人杨军转让的股权作价490.88万元，在不增加投资和股权份额不变的情况下，再次作价1888万元转让给杨军，足以说明陈某在鑫盛龙公司的权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得已大幅度提升。综上所述，原告陈某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且有悖于法律规定，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曹某的答辩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被告王某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既可视为放弃自己的抗辩权利，也可认为是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辩及所举证据的默认，本院依法予以缺席审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由原告陈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在上诉期限内直接向上诉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彭春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刘春香书记员雷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