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文高，男，汉族，1970年5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远发，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地方水利电力建设公司，住所地内江市东兴区东兴镇凤窝街10号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朱江，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内江市东兴区胜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喻泽远，男，汉族，1972年10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上诉人夏文高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地方水利电力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地方水电公司）、喻泽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4民初4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文高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地方水电公司与喻泽远连带偿还借款本金1114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217838.41元，从2018年9月8日起，以借款本金1114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1．地方水电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借条》上的公章系喻泽远私刻。首先，公章是否为他人私刻，应以地方水电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与案涉公章进行比对，在地方水电公司未能证实与他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备案公章的情况下，显然无法作出案涉公章系喻泽远私刻的结论；其次，地方水电公司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与借条印章及地方水电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等出庭文书上加盖的印章各自编号均不一致，因此，在地方水电公司未能提供备案印章的情况下，无法判断案涉公章是否为喻泽远私刻，应由地方水电公司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2．即使案涉公章系喻泽远本人私刻，喻泽远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根据夏文高在一审提供的证据，案涉借款均发生在地方水电公司承揽香格里拉水电改造工程期间，喻泽远持有地方水电公司的公章并当庭承认借条上的公章系其在项目部加盖，其在出具给夏文高的《情况说明》和《还款承诺》里也明确要以项目工程款来偿还借款本息，地方水电公司也当庭承认喻泽远为项目现场协调人员，夏文高足以相信喻泽远在地方水电公司项目部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3．地方水电公司在香格里拉中标了三个水电改造工程项目，且夏文高称在出借款项之前，喻泽远曾将三个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向夏文高出示，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与案涉借条上的公章一致，且合同上有喻泽远的签名，按照公平诚信原则，应由地方水电公司提供其持有的香格里拉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进一步查清本案事实，否则应作出对其不利的推定。 地方水电公司辩称，案涉借款无公司授权，喻泽远非公司负责人，款项也未进入公司账户，2017年5月15日的借条上加盖公章系喻泽远私刻，公司对喻泽远的个人借款不知情，夏文高也从未向公司主张过权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喻泽远未到庭答辩。 夏文高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地方水电公司、喻泽远连带偿还夏文高借款本金1,114,000元，支付2017年6月15日至2018年6月15日之间的利息787,500元，共计1,901,500元，支付从2018年6月15日起至全部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1,114,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2．诉讼费由地方水电公司、喻泽远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5日，喻泽远向夏文高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夏文高现金人民币1,040,000元，借款日期2017年5月15日起。该《借条》为手写《借条》，借款人处有喻泽远签名及捺印，在喻泽远签名捺印处加盖有“四川省地方水利电力建设公司”的印章，印章编号尾号为1315。 2018年3月15日，喻泽远向夏文高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夏文高人民币74,000元，还款时间2018年8月30日。《借条》由喻泽远签名及捺印。 2018年6月15日，喻泽远向夏文高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到夏文高从2017年6月15日到2018年6月15日结息（结账）总金额787,500元，喻泽远承诺南方电网公司维西项目部工程支付。 2018年10月28日，喻泽远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喻泽远欠夏文高借款、欠款共计1,040,000元（本金），利息786,500元，合计1,826,500元。另一张74,000元。喻泽远承诺2018年10月底前偿还所有欠款，但由于工地正在移交资料及扫尾工作，造成拨款未能及时到位，不能按时归还，喻泽远承诺尽快完善资料，争取尽快归还欠款。 2019年2月25日，喻泽远出具《还款承诺》一份，载明：喻泽远从2015年至2018年6月15日止向夏文高借款，至今尚欠1,901,500元，包含银行转账、现金、微信支付及利息，因喻泽远工程款2018年底未到账，没能归还，特此承诺在2019年4月5日前还清。 庭审中，夏文高提交了其建设银行62×××65和农业银行62×××74的银行交易明细，上述款项均支付给喻泽远。其中，建设银行转款4笔，包括2015年11月3日向喻泽远转款30000元、2016年2月4日转款180000元、2016年9月8日转款80000元、2017年3月17日转款100000元，农业银行转款6笔，包括2016年2月17日转款22200元、4月21日转款171200元、5月1日转款20000元、10月14日转款30000元、12月1日转款87000元、2017年1月5日转款60000元。上述转款合计780400元。对于夏文高主张的通过银行转款给案外人的另外两笔款项，喻泽远辩称未指定案外人收款，与本案无关，其中一笔于2015年9月2日通过上述建设银行转款，金额为90000元，另一笔于2016年5月11日通过上述农业银行转款，金额为200000元。 庭审中，喻泽远为证明其还款，提交了其向夏文高转款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存款回单，其中通过工商银行还款8笔共计369,900元，包括2015年12月7日转款200,000元、2016年2月2日转款95,000元、2016年7月4日转款54,400元、2017年6月27日转款5,000元、2017年7月31日转款10,000元、2017年11月8日转款3,000元、2017年12月6日转款1,500元、2018年2月12日转款1,000元，通过农业银行还款9笔共计303,400元，包括2016年3月23日转款10,000元、2016年8月22日转款87,400元、2016年9月30日转款4,000元、2016年11月5日转款10,000元、2016年11月11日转款10,000元、2016年11月29日转款79,000元、2017年2月18日转款30,000元、2018年9月7日转款70,000元、2017年11月20日转款3,000元，通过现金存款方式于2016年12月28日归还400,000元，通过建设银行于2018年8月9日还款5,000元。另当庭主张现金归还5,000元以及委托案外人转款5,000元，但均未提交证据印证，对此夏文高表示对现金交付10,000元记不清楚了。 庭审中，地方水电公司对2017年5月15日《借条》上公司印章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系喻泽远私刻的，并提供了2014年12月18日地方水电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加盖印章与借条印章及地方水电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等出庭文书加盖印章各自编号均不一致。 庭审中，地方水电公司认可其系香格里拉市部分电网线路项目的施工单位，但否认喻泽远系项目负责人，仅认可喻泽远系协调人员。 庭审中，夏文高与喻泽远均一致陈述，案涉借款双方口头约定了利息，夏文高主张利息为月息6%，喻泽远主张月利息为8%-10%。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喻泽远认可与夏文高建立了借款法律关系，而夏文高主张喻泽远加入案涉借款债务，故一审法院对夏文高与喻泽远双方建立借款法律关系予以确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地方水电公司与夏文高是否建立借款法律关系；二是案涉借款尚欠借款本金数额；三是利息的认定。对此，一审法院分述如下： 一、地方水电公司与夏文高是否建立借款法律关系。夏文高主张案涉借款系地方水电公司向其借款，而喻泽远系债务加入。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案涉借款仅发生在夏文高与喻泽远之间，且双方款项往来从2015年便开始，持续至2018年；其次喻泽远多次与夏文高进行借款本息结算，除了其中一份2017年5月15日的《借条》加盖印章外，其他债权凭证均由喻泽远单方出具，地方水电公司并未加盖公司印章；再次关于喻泽远与地方水电公司的关系，地方水电公司否认喻泽远系其员工，仅认可喻泽远系其项目现场协调人，而喻泽远则主张系由其带领员工为地方水电公司提供劳务，与地方水电公司系劳务关系，上述陈述内容均不足以认定喻泽远系地方水电公司的员工甚至负责人，而本案夏文高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喻泽远系地方水电公司的员工或负责人；最后案涉《借条》上加盖的地方水电公司的印章，喻泽远自认系私刻印章，未获地方水电公司授权及认可，本案也无证据证明该《借条》上的印章地方水电公司曾在其经营行为中使用过。一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形认为，现有查明事实不足以认定夏文高与地方水电公司就案涉借款及相应约定内容建立了借款合意，夏文高主张地方水电公司与其建立借款法律关系，不予支持。 二、案涉借款尚欠借款本金数额。关于2017年5月15日出具的借款1,040,000元的《借条》。首先该《借条》金额双方均一致陈述系借款结算而来，虽然喻泽远主张其中包含高息结算，但并未提供具体证据证明具体的结算金额及方式；其次从双方的借款事实来看，夏文高向喻泽远最早一笔转款在2015年11月3日，金额为30,000元，而喻泽远向夏文高最早一笔还款在2015年12月7日，金额为200,000元，由此金额对比可见，若初次出借款本金为30,000元，即便按喻泽远所述双方口头约定月息8%-10%，该期间借款利息合计借款本金也不可能达到200,000元。由此可知，在2015年11月3日该笔出借款之前，夏文高向喻泽远应该还有其他出借款，由此也可印证双方除银行转款外尚有通过其他支付方式支付借款本金；再次从后续出具的债权凭证形式看，关于利息结算系使用《欠条》，且单独载明，并非使用《借条》与本金合并结算；第四在2018年10月2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喻泽远与夏文高亦再次确认尚欠1,040,000元为本金。综合上述情况，本案虽然双方均一致陈述案涉借款口头约定高利率，但考虑到双方借款周期较长，且期间存在现金交付以及互有款项往来，而喻泽远虽辩称案涉1,040,000元的借条中有高额利息，但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中高息结算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也无法核算双方实际借款本金及利息，喻泽远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况支持夏文高就案涉1,040,000元系本金结算的主张。关于2018年3月15日出具的74,000元的《借条》。首先考虑到本案双方存在非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借款，夏文高主张该笔借款系现金交付符合双方的款项往来实际；其次若按喻泽远主张的该金额系高息结算而来，因2017年5月15日至2018年3月15日之间，喻泽远仅还款23,500元，若为高息结算，则尚欠利息应不止74,000元；再次在2018年3月15日之后，双方于2018年6月15日明确进行了利息结算，并出具《欠条》。一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况支持夏文高就案涉74,000元系出借的借款本金的主张。综合上述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尚欠借款本金为1,114,000元。因双方在还款承诺中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2019年4月5日已届满，现夏文高诉请喻泽远归还案涉借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三、利息的认定。夏文高与喻泽远于2018年6月15日对案涉从2017年6月15日的借款利息进行了结算，该结算利息夏文高自认系按月息6%结算，因该利率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其诉请结算利息787,500元不予支持。关于借款利率，因双方一致认可案涉借款约定了利率，且约定利率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现夏文高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起算时间，因双方利息结算时是从2017年6月15日开始计收，故其中1,040,000元应从2017年6月15日起算，而74,000元应从出具借条即2018年3月15日起算。庭审中，喻泽远提交了证据证明其从2015年12月7日开始向夏文高进行转款，并辩称部分款项系其为夏文高垫付的工程费用，但并未提交证据进行证明双方还有其他法律关系，对于上述转款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为还款。考虑到2017年5月15日出具《借条》时，双方已对前期借款进行了结算，故2017年5月15日之前的还款已与本案诉争金额无关，对于2017年5月15日之后至2018年9月7日期间的还款共计98,500元，因上述金额不足以归还同期借款利息，故该部分还款应在利息中抵扣。综上所述，截至2018年9月7日借款利息316,338.41元（1,040,000元×24%/365天×450天＋74,000元×24%/365天×177天），扣除已归还款项98,500元，尚欠借款利息217,838.41元。2018年9月8日起的利息，应以借款本金1,114,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本案夏文高诉请多主张的利息，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夏文高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喻泽远应于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夏文高归还借款本金1,114,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217,838.41元，2018年9月8日起的利息，应以借款本金1,114,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夏文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880元，由喻泽远负担。 二审中，夏文高向本院申请调取地方水电公司与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迪庆供电局签订的三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拟证明2017年5月15日《借条》上加盖的尾号1315公章地方水电公司在其经营过程中使用过。应本院要求，地方水电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该三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时间分别为2014年12月18日、2016年1月10日、2018年1月24日。其中2014年12月18日、2016年1月10日合同加盖公章尾号5117，2018年1月24日合同加盖公章尾号1315。喻泽远在2016年1月10日及2018年1月24日合同中作为地方水电公司的代理人签字。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地方水电公司是否借款人，其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现评析如下： 夏文高主张与地方水电公司建立借贷合意的依据系2017年5月15日喻泽远向夏文高出具的《借条》上加盖有尾号为1315的地方水电公司印章。而喻泽远在一审中陈述借条上加盖尾号1315的公章系由其私刻。夏文高称喻泽远以地方水电公司名义向其借款时不仅加盖了地方水电公司公章还向其出示了喻泽远代表地方水电公司与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迪庆供电局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以即或印章私刻那么喻泽远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何况本案中《借条》上加盖的印章地方水电公司还在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使用过。本院认为，探究公司这一拟制人格的真意表达，应按照代理或代表规则，考察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行为之人有无代理权或代表权。即判断公章之于合同的效力，关键不在于公章的真假，而在于盖章之人有无代理权或代表权。在盖章之人有代理权或代表权的情况下，可认为《借条》系地方水电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如果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且能够证明其在订立协议时有理由相信盖章之人具有相关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也可以约束公司。而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喻泽远对外借款经过了地方水电公司授权，因此喻泽远的盖章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即是本案处理的关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可知表见代理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客观上存在着使相对人确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的某种事由；二是相对人主观上是善意的且无过错。本案中，首先，喻泽远作为项目现场协调人员的身份即或代表水电公司对外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不当然能代表地方水电公司对外借款，其行为还应结合后续行为综合判断；其次，争议《借条》出具时间为2017年5月15日，加盖公章尾号1315，而在借条出具之前产生的两份亦即喻泽远可能向夏文高出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加盖的公章尾号为5117，夏文高若认为喻泽远系代表水电公司借款却未对此提出质疑也显然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而在《借条》出具之后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加盖的印章虽与《借条》加盖的印章尾号一致，但显然其后发生的事实并不足以对之前的事实产生权利外观；第三，从履行行为来看，夏文高系向喻泽远个人交付款项，还款也由喻泽远个人在偿还，除此之外，喻泽远分别于2018年3月15日向夏文高出具《借条》，于2018年6月15日出具《欠条》，于2018年10月28日出具《情况说明》，均表述的系喻泽远欠款，也未加盖地方水电公司公章，说明夏文高一直认可的借款相对方即为喻泽远，故喻泽远的借款行为并不具备表见外观，不能认定地方水电公司向夏文高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 综上，夏文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87元，由夏文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 小 丽 审判员 胡张映雪 审判员 傅  敏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杜 俊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