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25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潜晓，男，1963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兴龙，北京东卫（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金晨，北京东卫（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陈立明，男，197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浙江海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舟山震洋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食品厂路78号（二楼西）。法定代表人：贺剑英，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宓琪力，系该公司副总经理。上诉人潜晓、上诉人陈立明因与被上诉人舟山震洋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洋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1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各方当事人同意，通过移动微法院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潜晓的委托代理人楼兴龙、宋金晨，上诉人陈立明的委托代理人陈波，被上诉人震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宓琪力参加了本院于同年4月14日组织的微法院视频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潜晓于2019年7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潜晓与陈立明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于2019年3月15日解除；2.判令陈立明返还定金400万元，震洋公司对该款承担连带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陈立明、震洋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25日，潜晓与陈立明、震洋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由潜晓向陈立明购买“震远805”“震远806”“震远809”“震远810”四船，买价为1000万元/艘，总计4000万元。上述船舶均挂靠在震洋公司名下，由陈立明经营。合同签订后，潜晓向震洋公司账户汇入400万元。后因潜晓在吉布提共和国的渔业项目一直未能落实，根据合同第八条约定，如潜晓在2017年3月15日前在吉布提共和国的渔业项目无法落实，本合同解除，同时陈立明将400万元定金退还；若陈立明未退还定金，震洋公司无需陈立明授权直接向潜晓退还。经各方协商无果，遂诉至法院。陈立明一审答辩称：潜晓未向其发出解除案涉合同的通知，故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合同约定解除权行使后定金仅返还100万元。请求驳回潜晓的诉讼请求。震洋公司的答辩意见与陈立明一致。陈立明亦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2.判令潜晓赔偿陈立明各类损失80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25日，潜晓、陈立明和震洋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潜晓向陈立明汇款400万元但未按约支付后续购船款。同年4月25日，潜晓向陈立明寄送工作联系单，重申“合同继续履行，相关款项及手续在最快时间内完成”。为此，陈立明继续等待交付船舶。2019年3月30日，潜晓向陈立明、震洋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潜晓的行为给陈立明造成了巨额损失，因船舶滞港导致的船员工资支出、柴油补贴、船舶折旧等损失每艘超过200万元，应由潜晓承担赔偿责任。针对陈立明的反诉，潜晓一审答辩称：1.双方之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船舶买卖关系，而是陈立明为了参与潜晓在吉布提共和国的项目而同意将船舶转至潜晓名下；2.案涉合同为附条件合同，现合同所约定的解除条件已成就；3.合同解除未造成陈立明损失，即使产生一定损失，根据合同约定也不作为违约论处。且陈立明的船舶一直正常生产经营。请求驳回陈立明的反诉请求。震洋公司对陈立明的反诉请求无异议。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震远渔805”“震远渔806”“震远渔809”“震远渔810”四船系专业远洋渔船，登记为震洋公司所有，实际所有权人为陈立明，挂靠在震洋公司名下经营。2017年1月25日，潜晓、陈立明、震洋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约定陈立明（甲方）将其所有的上述四船出卖给潜晓（乙方），卖价为每艘1000万元，共计4000万元。关于支付方式约定如下：签订后3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400万元，作为本次船舶买卖的定金。2017年3月31日之前，乙方应向甲方支付2400万元购买款，其中400万元由前款定金冲抵，其余2000万元，甲方用于清偿银行贷款本息。2017年12月30日之前，乙方向甲方支付余款1600万元。关于违约责任约定如下：除本合同第八条的特别约定外，乙方未按约定支付购船款的，自逾期之日起支付应付未付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二计算违约金直至付清，逾期付款超过30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按总价款的10%支付违约金；任何一方无本合同约定或双方协商一致，单方解除合同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本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关于第八条特别约定如下：鉴于乙方吉布提共和国渔业项目的特殊性，甲方同意如乙方在2017年3月15日甲方在吉布提共和国的渔业项目无法落实，本合同解除，同时甲方将乙方支付的100万元定金悉数退还（不计息），若甲方未归还乙方100万元定金，丙方（震洋公司）承诺甲方油补到账后由丙方直接归还乙方定金（一经乙方书面向丙方提出请求，即无需甲方另行授权），并不作乙方违约论处。合同签订后，潜晓向震洋公司支付购船定金400万元。2017年4月25日，潜晓向陈立明及震洋公司发送工作联系函一份，主要内容为：由于潜晓在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公司（浙江坤辰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注册登记直到2017年3月底才完成，现正向浙江省海洋渔业局及国家农业部申报远洋渔业资质，且吉布提共和国及邦特兰共和国的渔业协定需重新签订等具体原因，潜晓未按约将应付款项2000万元支付给震洋公司，为此致函向陈立明致歉，并期望继续履行三方于2017年1月18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应当支付的款项及船舶转让过户手续，将在最快时间内完成。2017年6月15日，震洋公司向潜晓发送回复函一份，主要内容有：鉴于潜晓在工作联系函中表达了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建议其与陈立明商定船舶买卖合同具体事宜，消除不必要误会，鉴于潜晓已逾期付款二个月，请潜晓与陈立明自行商定赔偿金额，以弥补陈立明的经济损失。鉴于潜晓在工作联系单中提及吉布提共和国项目未出现合同约定的项目地无法落实情形，震洋公司也未收到潜晓关于此事项的任何函件，基于此，船舶买卖合同第八条特别约定将不再予以执行。2019年3月20日，楼兴龙作为潜晓的委托代理人向陈立明、震洋公司发送律师函一份，陈述由于吉布提共和国的渔业项目，因非潜晓的个人原因，至今无法落实和实际启动，致案涉三方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该合同第八条的约定，潜晓无需再征得陈立明和震洋公司的同意，即可解除合同。合同即时解除后，按该合同第八条的约定，陈立明应立即归还400万元定金，同时，潜晓有权要求震洋公司承担400万元定金的归还责任。本律师函兼作船舶买卖合同的解除通知及请求震洋公司归还400万元定金的报告。震洋公司2017年6月15日回复函中关于“船舶买卖合同第八条特别约定将不再予以执行”的描述，不符合三方订立的合同的约定，系单方行为，不能生效。2019年3月28日，陈立明向潜晓发送回复函，主要内容有：潜晓于2017年4月25日向其致函希望继续履行船舶买卖合同，并承诺及时付清应付款项，故潜晓已丧失船舶买卖合同第八条约定的解除权。在此情形下，潜晓再依据该条款要求单方解除合同已无合同依据，如坚持要求解除合同，则依据合同和法律规定，其可没收定金。船舶买卖合同系充分协商而订立的合同，其本人一直为继续履行合同而作相应的准备。现时隔两年潜晓才告知要求解除合同，其本人为准备履行合同因此造成的船期、经营损失已远超定金，保留继续追索的权利。同日，震洋公司也向潜晓发送回函，内容大致与陈立明一致。另查明：2017年度，案涉四船的补助有效天数分别为222天、219天、219天、218天。2018年度四船的补助有效天数分别为173天、172天、171天、172天。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船舶买卖合同的效力；二、潜晓主张返还400万元定金是否合法有理；三、陈立明主张800万元损失赔偿是否合法有理。一、案涉船舶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关于合同效力，案涉船舶买卖合同经各方协商后签字确认，在潜晓不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该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有效成立并生效，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合同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同时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案涉合同第八条特别约定第1款载明：鉴于乙方（潜晓）吉布提共和国渔业项目的特殊性，甲方（陈立明）同意如乙方在2017年3月15日前甲方在吉布提共和国的渔业项目无法落实，本合同解除。故案涉合同系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双方对该解除权特别约定的内容本身均无异议，分歧点在于解除权的行使问题。从合同约定看，各方约定了“2017年3月15日前”这个时间点，但这个点仅是解除条件成就的时间点，而非解除权行使的时间点。按潜晓理解，只要“2017年3月15日前项目不能落实”的解除条件达成，不论什么时候通知对方，都可以导致合同解除，故其主张2019年3月20日通知陈立明合同解除，效力可以往回溯及至2017年3月15日。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也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行使其权利。单方解除权是合同的特殊约定，也可视为合同签订中单方权利的赋予，由于单方解除权的存在使得合同处于效力随时可能终止的状态，这种状态显然不会是各方签订合同时所追求的状态，因此对引发这种状态的事由予以公平合理的约束符合平等主体签订合同的初衷。如果允许潜晓在明知“2017年3月15日前项目不能落实”这个解除条件已达成的事实后，可以不受期间限制的随时行使单方解除权，这对合同相对方而言不公平。故潜晓在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后所享有的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间应当是有约束、有期限的，潜晓理应在明知“2017年3月15日前项目不能落实”的事实后在相对合理的期间内行使其解除权。结合合同将第二笔2000万元船款支付的时间定为2017年3月31日的约定，应将潜晓解除权行使时间认定为此前较为适宜。但本案中，潜晓在已确认项目无法在2017年3月15日前落实的情况下，不仅未在第二期付款期限之前行使解除权，反而还在2017年4月25日向陈立明及震洋公司发送工作联系函，明确表达了对未支付2000万元船款的歉意，以及期望继续履行船舶买卖合同的意愿。该函件中潜晓并未提及合同解除，而着重于对2000万元船款支付义务及继续履行合同的解释。故该函件也难以理解为是潜晓有迟延行使解除权期限的意思表示。退一步讲，即使潜晓4月25日工作联系函有迟延行使解除权期限的内在意思，但是该意思表示充其量也仅能视作潜晓变更合同的新要约，在获得陈立明承诺前，对陈立明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对该工作联系函陈立明未回函，震洋公司2017年6月15日的回函，则明确了潜晓逾期付款责任和特别约定不再执行两个方面的内容。该回函与船舶买卖合同的内容能相互呼应，也反映了合同签订各方对合同内容的理解。故该工作联系函不能产生变更1月25日船舶买卖合同内容的法律后果和效力。综上，潜晓关于2017年3月15日解除合同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潜晓至今一直未支付剩余船款，双方都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现陈立明认可潜晓起诉时合同解除，故该院认定各方于2017年1月25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自潜晓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10日解除。二、400万元定金返还是否合法有理的问题首先，关于退还定金100万元还是400万元的问题。虽然根据合同表述，如合同解除，陈立明应将潜晓支付的100万元定金悉数退还。但是潜晓支付的定金系每船100万元，4艘船共计支付了400万元，且从该特别约定的目的看，主要是为赋予潜晓特殊条件下的单方合同解除权，在条款的最后一句也明确表明，如果符合解除条件的合同解除，并不作潜晓违约论处，故从上下文联系、词义解读看，如定金退还应理解为每船100万元，即应认定为定金400万元悉数退还。其次，关于陈立明是否应退还400万元定金的问题。潜晓在“2017年3月15日前渔业项目不能落实”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后，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权，其已丧失单方合同解除权，即意味着其丧失了合同约定的不作违约论处，要求返还400万元定金的请求权。故对潜晓的该诉请不予支持。三、800万元损失赔偿是否合法有理的问题潜晓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购船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双方均不要求继续履行，也无采取补救措施的意愿，陈立明要求潜晓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实际情况。对于如何赔偿损失，案涉合同既约定有违约金条款，也约定有定金条款，陈立明选择适用违约金条款。经审查，案涉合同在第七条关于违约责任有3款对违约金作了约定，虽然在第八条中也同时有关于定金的约定，但从该特别约定的目的看，主要是针对合同解除条件下不以潜晓违约论处时对退还定金所作的约定，故在潜晓构成违约，且陈立明选择适用违约条款的情况下，更适宜适用案涉合同第七条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但案涉合同第七条中分别有第1款和第3款对违约金设定了不同的计算方法。其中第1款载明：除本合同第八条的特别约定外，乙方（潜晓）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购船款的，自逾期之日起支付应付未付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二计算的违约金，直至付清，逾期付款超过30日，甲方（陈立明）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按总价款的10%支付违约金。第3款载明：任何一方无本合同约定或双方协商一致，单方解除合同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本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如按第1款，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总价款的10%，即400万元；如按第3款，约定的违约金则是总价款的20%，即800万元。陈立明也正是按第3款主张其损失赔偿。该院认为，从潜晓的违约情况看，其逾期付款至今，亦无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构成根本性违约，应适用该第3款规定。鉴于潜晓对此持否定意见，陈立明也不能提供船舶营运期间盈利的证据来证明其损失，仅以船员工资支出、柴油补贴损失、船只折旧损失为依据主张滞港期间的损失金额，其损失依据不足；且根据合同约定，陈立明本有权在潜晓逾期付款超过30日解除合同，以防止其损失扩大，但自合同签订的2017年1月至潜晓起诉的2019年7月近两年半时间，陈立明一直未对此采取措施，故对于损失的持续扩大，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再结合关于定金条款的约定，对潜晓应承担的违约金予以调整，酌定为400万元。综上，潜晓要求陈立明、震洋公司返还400万元定金的诉请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对陈立明要求潜晓赔偿损失800万元反诉诉请中的400万元部分，予以支持。因陈立明已收取潜晓定金400万元，与潜晓应向陈立明支付的400万元损失，可相互抵消。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9年12月20日判决：一、确认潜晓、陈立明、震洋公司2017年1月25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于2019年7月10日解除；二、驳回潜晓的本诉诉讼请求；三、潜晓应向陈立明赔偿损失400万元，与陈立明已收取的400万元定金相互抵消；四、驳回陈立明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潜晓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潜晓、陈立明各负担19400元。潜晓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合同系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合同即解除，故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而非第九十三条、九十五条的规定，潜晓无须履行通知解除合同的义务。二、原判错误认定潜晓构成根本违约且陈立明无须返还定金。案涉合同已于2017年3月15日解除，合同解除后潜晓不再继续付款有相应依据，不存在违约。根据案涉合同第八条，陈立明和震洋公司应当返还400万元定金。三、因合同已经解除，故潜晓于2017年4月25日寄送的《工作联系函》所表达的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并非变更合同的新要约，而是希望继续完成原合同的单方意思表示，但陈立明并未给出正式回应，双方也未就此签订新合同。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陈立明答辩称：一、案涉船舶买卖合同第八条属于“解除权”的规定，并非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原判对此认定正确。且潜晓于2017年4月25日寄送的《工作联系函》并未涉及解除合同，而是提出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故其丧失了解除权。二、原判对潜晓构成根本违约的事实认定正确。潜晓于2019年3月20日才提出解除合同，而且至今没有提交其具有合同解除权的证据，其违约的事实清楚，定金不应返还。请求驳回潜晓的上诉。陈立明亦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对案涉船舶滞港期间的损失认定不当，陈立明已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船舶的实际损失。二、原判认为陈立明存在扩大损失不当。陈立明安排案涉船舶进行渔业作业已经属于减少损失的举措，没有导致损失扩大。原判酌定潜晓承担400万元违约责任与陈立明的实际损失相差甚远。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第四项，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潜晓答辩称：案涉船舶并未因本案买卖合同而停止作业，陈立明主张案涉船舶为履行合同而滞港等待并非事实，合同解除并未造成陈立明的任何损失。请求驳回陈立明的上诉。针对双方的上诉意见，震洋公司均答辩称与其无关。二审中，潜晓提供了一份新的证据材料，即潜晓与陈立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案涉船舶一直在正常作业，并未对陈立明造成任何影响，且陈立明同意退还400万元定金。陈立明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上述聊天记录不完整，没有全面反映事实。震洋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本院经审核认为，对于潜晓二审提供的新证据，陈立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故对其证据资格予以认定；上述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潜晓于2007年2月13日告知陈立明项目要延后，建议陈立明做两手准备。但对于双方是否同意解除合同，因通话记录并不完整，仅有2017年6月26日陈立明单方的三段语音记录，故无法达到潜晓的证明目的。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2月13日，潜晓通过微信告知陈立明，其公司的项目要延后，建议陈立明考虑延续原来的渔业项目，做两手准备。陈立明对此回复称如果两个月之内或者两个月零几天，其不打算做两手准备；如果确定要有三个月以上时间，其才会考虑到朝鲜去生产一段时间；潜晓什么时候可以转，其就转过去。根据各方二审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船舶买卖合同解除的时间如何确定；二、合同解除后违约责任的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船舶买卖合同第八条约定，鉴于乙方（潜晓）吉布提共和国渔业项目的特殊性，甲方（陈立明）同意如乙方在2017年3月15日甲方在吉布提共和国的渔业项目无法落实，本合同解除。双方争议的是上述条款属于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还是属于合同约定的解除权。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特别约定一定条件，以条件是否成就来决定合同效力消灭的合同，即《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即《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如享有解除权的一方不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本身并不能自动解除，即需要行使通知义务。本院认为，我国合同法规定了两种不同的合同解除方式，依据何种事实和理由行使合同解除权，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案涉条款使用的是“陈立明同意……合同解除”，而非“合同自动解除”，故原判根据合同文意将上述条款的性质认定为“约定解除权”有相应依据。合同解除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对合同效力状态的根本性改变，合同的解除须由当事人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意图即在于使各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状态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能够有明确的认识。即使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也并不意味着该条件成就时，合同可以不经通知对方即告解除。本案中，潜晓对于合同解除条件即吉布提共和国的渔业项目有无落实并未举证证明，其在2017年4月25日的《工作联系函》中也未要求解约，而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承诺尽快支付后续船款，故应当认定其放弃了行使合同解除权。其主张案涉合同已于2017年3月15日自动解除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潜晓关于本案合同已于2017年3月15日自动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双方当事人均已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故原判认定案涉船舶买卖合同于双方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10日解除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即违约责任问题。因潜晓未按时支付后续款项，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陈立明主张其实际损失高于400万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理由；且根据潜晓二审提供的证据，潜晓已事先告知陈立明应做两手准备以减少损失，但陈立明未尽减损义务，对于损失的扩大部分应自行承担责任。故一审确定400万元损失并无明显不当。综上，潜晓、陈立明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600元，由潜晓、陈立明各负担3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裘剑锋审判员  黄 青审判员  吴云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