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2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嘉雄，男，1981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超龙，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显彬，男，197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渠，男，198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华，广东青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珍，广东青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冯家庆，男，1987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曾嘉雄因与被上诉人冯显彬、陈国渠、原审被告冯家庆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3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曾嘉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超龙，被上诉人冯显彬、陈国渠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华、钟丽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嘉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冯显彬、陈国渠的全部诉讼请求。（一）、《项目转让协议》于2018年4月26日订立。协议订立后，各方并没有按照《项目转让协议》履行。曾嘉雄与冯显彬、陈国渠及案外人张国英均一直共同参与涉案青萝市场项目升级改造工作，并共同经营广州市雄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晋公司”），不存在所谓交接。各方均未退出涉案项目及公司经营。曾嘉雄与冯显彬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曾嘉雄与冯显彬于2018年7月25日仍对青萝市场项目升级改造产生重大影响的《番禺区农村肉菜市场优化升级建设会审联席会议工作方案》进行过讨论。曾嘉雄与张国英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曾嘉雄于2018年6月28日仍与张国英沟通青萝市场报销事宜。青萝市场财务审批群反映，项目的每一笔开支均需要经过曾嘉雄、张国英同意财务才能支付。雄晋公司财务群于2018年8月28日、2018年9月5日的聊天记录反映，曾嘉雄与陈国渠、案外人张国英就雄晋公司有关会所建设和装修项目结算问题进行沟通。涉案项目及公司资料未移交给曾嘉雄。冯显彬、陈国渠称所谓交接的事实，除了杨某的证言之外，没有证据与之印证。而证人杨某是直接听命于陈国渠的，其证言并不足以采信。其次，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王颖仪、米建聪代表曾嘉雄与冯显彬、陈国渠进行交接。如果说存在所谓的交接，作为合同履行完成的重要节点，各方理应签订书面协议对交接完成的事实予以书面确认，然而，各方并未确认。相反，在所谓交接完成后，各方还在就项目及公司经营进行沟通，实际并未退出。最后，用曾嘉雄名下账号接收青萝市场剩余应转金额，并不能证明青萝市场的实际经营者发生了改变。这与青萝市场项目的公共账户自2017年9月开始，从植丽梅（张国英妻子）名下调整至陈国渠名下是一样的道理，项目的实际经营者并未因此发生改变。综上，因各方均没有履行《项目转让协议》，曾嘉雄也并未基于《项目转让协议》受让涉案青萝市场项目，要求其支付相应转让款没有事实依据。（二）、青萝市场项目所涉系无产权物业，在使用期内所有建设或改建均有被责令拆除的风险。除按月（期）支付使用费之外，还需投入大量升级改造资金。冯显彬、陈国渠在不愿继续投资的情况下，利用曾嘉雄希望继续经营投入的心理，将项目按现状作价1280万元转让，脱离客观实际，显失公平。1.曾嘉雄有权依法撤销显失公平的《项目转让协议》。冯显彬、陈国渠一方面利用了其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还利用了曾嘉雄希望尽力推进项目、不影响其社会声誉的心理，违背了曾嘉雄共同投资的真实意愿，签署了《项目转让合同》。冯显彬、陈国渠的优势地位体现在涉案项目及公司资金均是由张国英、陈国渠控制，先是使用植丽梅（张国英妻子）个人帐户，后来使用陈国渠个人账户作为项目及公司的账户，并安排植丽梅担任出纳，杨某担任公司财务的方法，全面控制项目及公司收支。因此，相对于冯显彬、陈国渠及案外人张国英而言，曾嘉雄对项目的实际把控和预估能力是较弱的。然而，曾嘉雄同时又是最希望项目成功推进的。⒉《项目转让协议》客观上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首先，从各方的投入来看。各方于2017年5月27日承租青萝市场。按照张国英出资95万元，曾嘉雄出资87.5万元，冯显彬出资37.5万元，陈国渠出资30万元的出资比例，各方合计出资250万元。其中，160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80万元作为升级改造项目保证金，剩余1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进行投入，投资总额并不大。然而，一年后，在曾嘉雄没有实际受让项目、项目也已经被收回的情况下，要曾嘉雄向冯显彬支付192万元，向陈国渠支付153.6万元转让款，转让款总额达到345.6万元是没有依据的。其次，从项目的成本费用来看。一是使用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按月支付的使用费，2017年7月-2020年6月按月支付67750元；另一部分是按期支付的使用费，2017年9月-2019年8月每两年支付313.66万元。二是人工费、水费、电费、电话费、网络费、治安费、卫生清洁费、垃圾清运费、租赁税等政府相关部门的税费。上述费用均由涉案项目承担。除上述费用以外，实际经营者还需投资市场的升级改造。再次，从项目的收入来看。项目收入来源于档口的租金和管理费。截止2018年6月11日，从陈国渠账户转入曾嘉雄账户有关青萝市场剩余金额为116403.37元。单就固定档口押金总数就应当是259560元。可见，涉案项目是入不敷出的，需要占用固定档口押金。最后，从项目的风险来看。《“沙湾古镇东入口青萝市场3#、4#场升级改造项目”场地使用协议》第三条升级改造方案明确约定，乙方必须在2017年12月30日前完成对现有的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为与沙湾镇建筑风格相协调的仿古风格的农贸市场，在经营门类上引进更丰富多样的农贸经营种类。但各方没有再追加资金，导致青萝市场升级改造项目迟迟未能启动，已经严重违反场地使用协议的约定。场地使用协议第十条违约责任第(二)项约定，“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因乙方资金不到位而导致项目无法继续运作时，甲方有权收回该项目，并保留向乙方要求追诉相关赔偿的权利，同时本协议自行终止。”可见，本项目升级改造期限已经届满，项目随时有被收回的风险，并极有可能损失240万元保证金。综上，青萝市场项目在一年之内没有进行升级改造，从250万元升值至1280万元，一年后的价值是一年前价值的5.12倍，其估值严重脱离客观实际，如继续履行将导致极不公平合理的结果。3.曾嘉雄行使撤销权的方式有法律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42.【撤销权的行使】撤销权应当由当事人行使。当事人未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依职权撤销合同。一方请求另一方履行合同，另一方以合同具有可撤销事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合同是否具有可撤销事由以及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等事实的基础上，对合同是否可撤销作出判断，不能仅以当事人未提起诉讼或者反诉为由不予审查或者不予支持。”因此，曾嘉雄有权以提出抗辩的方式行使撤销权。（三）、案涉青萝市场项目目前应经由新的经营方接手进行升级改造，新的经营方已经入场，《项目转让协议》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曾嘉雄于2018年7月25日通过微信发给冯显彬《番禺区农村肉菜市场优化升级建设会审联席会议工作方案》。方案明确“优化升级的农村肉菜市场的投资主体或者持有人必须是农村集体，收益归所在村集体所有，对外出租的必须通过区三资平台进行公开招投标，鼓励村集体用自由资金进行本村肉菜市场的优化升级，禁止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优化升级工作”“禁止以任何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农村肉菜市场建设，一经发现，有关部门应按照违法建筑立即进行拆除，所需费用由所在村承担。”因此，退一步而言，即使认为曾嘉雄受让了青萝市场项目，曾嘉雄于2018年7月25日知道上述工作方案，上述方案以及从项目最终的结局来看，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曾嘉雄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援引有关情势变更的规定变更或解除《项目转让协议》，方才能真正公平保护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根据2019年12月13日发布的《番禺区沙湾镇沙东村沙湾古镇东入口青萝市场片区升级改造项目中标公告》，涉案项目已经由广州市豪顶物业有限公司竞得212550元/宗/月的交易底价竞得。因此，退一步而言，根据诚实信用、公平、等价有偿等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曾嘉雄没有受让项目的情况下，向冯显彬、陈国渠支付项目转让款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充分。冯显彬、陈国渠共同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项目转让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冯显彬、陈国渠已转让涉案项目权益，曾嘉雄应当履行付款义务。冯显彬、陈国渠不存在欺诈行为，各方在签订协议时地位平等，曾嘉雄已经实际接收涉案市场项目。冯家庆是曾嘉雄指定的雄晋公司股份代持人，其并非真实的受让方。原审被告冯家庆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冯显彬、陈国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曾嘉雄、冯家庆立即向冯显彬、陈国渠支付项目股权转让款345.6万元，并以345.6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5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止）；2.曾嘉雄、冯家庆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认定的事实：雄晋公司原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27日，原股东有冯显彬、陈国渠、曾嘉雄、张国英四人，曾嘉雄任法定代表人。2017年5月27日，雄晋公司作为乙方与广州市番禺区荷景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沙湾古镇东入口青萝市场3#、4#场升级改造项目场地使用协议》，约定对“沙湾古镇东入口青萝市场3#、4#场升级改造”，乙方采用使用费包干的方式使用该场地。乙方必须在2017年12月30日前完成对现有的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为与沙湾古镇建筑风格相协调的仿古风格的农贸市场，在经营门类上引进更丰富的农贸经营种类。使用期限为12年零6个月，即2017年7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协议签订当日，乙方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160万元，协议期满，如无违约，在付清该市场应由乙方承担的一切费用和将场地清洁干净，并将该市场交还甲方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将保证金无息退回。协议还对使用费、付款方式、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2018年4月26日，冯显彬、陈国渠与案外人张国英作为转让方即甲方与曾嘉雄作为受让方即乙方签订《项目转让协议》，一致确认，2017年5月27日因承租位于番禺区××经××市场××＃、××＃场面积约12亩建筑物，委托雄晋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与广州市番禺区荷景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沙湾古镇东入口青萝市场3#、4#场升级改造项目场地使用协议》。甲乙双方一致确认该协议的全部权利、义务实际所有权为甲乙双方，具体享有权益比例为张国英占38%、冯显彬占15%、陈国渠占12%，曾嘉雄占35%。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本项目按现状作价人民币1280万元，现甲方基于自身考虑，自愿退出本项目的合作经营，一方表示同意承接甲方所有权益。甲方将其持有本项目65%的权益作价人民币832万元转让给乙方，转让完成后，乙方占本项目100%权益，知悉该项目在过去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债权及债务并自愿承接。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按本协议规定的转让款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协议还约定了其他相关内容。同日，张国英、冯显彬、陈国渠、曾嘉雄作为转让方即甲方与冯家庆作为受让方即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于2016年7月27日成立雄晋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中张国英占股40%、曾嘉雄占股30%、冯显彬占股20%、陈国渠占股10%。甲方同意将其在该公司所持合共100%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同意转让而乙方同意受让的股权，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利，一切债权及债务，但以雄晋公司名义于2017年5月27日与广州市番禺区荷景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沙湾古镇东入口青萝市场3#、4#场升级改造项目场地使用协议》所涉及的青萝市场项目不包含在本次股权转让内，雄晋公司不享有青萝市场项目的全部权利义务，该项目的实际权利人为甲方，甲方对青萝市场项目在股权转让后所涉及的权益分配问题另行签订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对本次股权转让不作价处理，甲方于签订本协议并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正式退出雄晋公司的经营管理，不再享有该公司任何权利及不承担任何义务（青萝市场项目除外）。乙方受让后，占有该公司100%股权，知悉该公司在过去经营过程中已发生的一切债权及债务并自愿承接。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日内前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协议还约定了其他相关内容。协议落款处，甲方由曾嘉雄、冯显彬、陈国渠签名，张国英没有签名。乙方由冯家庆签名。冯显彬、陈国渠称双方签署协议签订后，2018年5月2日至2018年6月7日期间，其工作人员杨某已经将持有的有关青萝市场的所有单据、文件、合同等资料移交给曾嘉雄的工作人员王颖仪，并制作了《交接表》、《青萝市场室内固定档押金单交接表》、《青萝市场临时档票交接表》、《雄晋公司、青萝市场项目资金交接清单》等。冯显彬、陈国渠称，在签署前述《项目转让协议》后，冯显彬、陈国渠及张国英就退出了雄晋公司，并按照曾嘉雄的指示配合曾嘉雄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冯家庆名下。但是曾嘉雄未按照约定向其支付转让款，按照股权比例及《项目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冯显彬、陈国渠应得的转让款是345.6万元。冯显彬、陈国渠催收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曾嘉雄对前述《项目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曾嘉雄称其签署前述《项目转让协议》之后，与冯家庆谈及此事，冯家庆告诉曾嘉雄，冯显彬、陈国渠及张国英已与冯家庆谈好了转让股份的事宜，但转让价并不是1280万元，而是他们协商好为了止损，张国英、冯显彬、陈国渠三人愿意将雄晋公司65%的股权转让给冯家庆，而冯家庆只需要将三人原来投入的履约保证金和装修保证金等费用返还给其三人，返还时间是在三年内或者是市场升级改造完成的时候，以时间先到达为准。知道此情况之后，曾嘉雄质问张国英、冯显彬、陈国渠三人，此三人承认了与冯家庆协商的事宜，曾嘉雄非常生气，当时就提出不再购买此三人持有的雄晋公司65%股权，连同曾嘉雄本人持有的35%的股权也一并转让给冯家庆，并由冯家庆按照同等条件返还被告投入的款项。张国英、冯显彬、陈国渠当时也同意了这一做法。当天，张国英、冯显彬、陈国渠、曾嘉雄四人即与冯家庆到工商部门办理了雄晋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将雄晋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冯家庆，为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张国英、冯显彬、陈国渠、曾嘉雄与冯家庆在工商登记部门签署了一份转让金额为0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曾嘉雄出示了该份《股权转让协议》，该份协议签订时间是2018年4月26日，张国英、冯显彬、陈国渠、曾嘉雄作为转让方，冯家庆作为受让方，双方约定就转让方在雄晋公司的出资转让事宜达成如下约定：股东张国英原出资20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股东冯显彬原出资10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股东陈国渠原出资5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股东曾嘉雄原出资15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前述四股东均将其全部股份以0元价格转让给冯家庆，至该日止，公司债权债务已经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从该日起冯家庆成为本公司股东，享受股东权益，承担股东责任。公司红利的收益按本合同签订之日计算，转让方享有转让前的红利，受让方享转让后的红利。雄晋公司股东自转让之日起，张国英、冯显彬、陈国渠、曾嘉雄不再是公司股东，不得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其他相关内容。协议落款处，转让方有张国英、冯显彬、陈国渠、曾嘉雄的签名，受让方有冯家庆的签名。冯家庆对于曾嘉雄的前述主张予以确认，并确认其已经实际接手了雄晋公司及涉案青萝市场项目。但冯家庆未向冯显彬、陈国渠支付过任何款项。冯显彬、陈国渠对曾嘉雄提交的前述转让价格为0元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该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当时按照曾嘉雄的指示配合曾嘉雄将雄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冯家庆名下而签订的，不包含前述“青萝市场项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项目转让协议》为准。审理过程中，各方确认张国英现在已经去世。另查明，2018年4月27日，经相关行政部门核准，雄晋公司股东变更为冯家庆一人，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冯家庆，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再查明，冯显彬、陈国渠提交案外人植丽梅尾号为0594的中国银行账户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6月1日，曾嘉雄向该账户转账支付875000元，并附言“青萝市场集资”；陈国渠向该账户转账支付30万元，并附言“青萝市场投资款”；另有2017年6月2日，案外人谢淑贞账户向该账户转账支付375000元、2017年6月5日，曾嘉雄向该账户转账支付25万元，附言“代洪集资”、2017年6月5日，案外人黄建向该账户转账支付100万元。冯显彬、陈国渠主张前述款项共计250万元，是四股东就青萝项目投入的集资款，即张国英出资95万元、曾嘉雄出资875000元、风险便出自375000元、陈国渠出资30万元。曾嘉雄仅确认其向青萝市场项目投资875000元，其他款项请求以法庭审查为准。冯家庆对前述四人的出资予以确认。2017年6月5日，该账户向广州市番禺区荷景综合服务有限公司转账支出160万元，并附言“承包保证金（雄晋实业有限公司）”。冯显彬、陈国渠主张该款项是应广州市番禺区荷景综合服务有限公司要求支付的履约保证金，曾嘉雄对此予以确认，除此之外，曾嘉雄还确认雄晋公司已向广州市番禺区荷景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支付装修保证金（即升级改造保证金）8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沙湾古镇东入口青萝市场3#、4#场升级改造项目场地使用协议》的签约主体虽是雄晋公司与广州市番禺区荷景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雄晋公司当时的股东，冯显彬、陈国渠、曾嘉雄、张国英四人对于前述协议对应的青萝市场项目情况有清晰明确的了解。庭审中及冯显彬、陈国渠提交的植丽梅的银行流水也显示此四人就涉案青萝市场项目进行了单独出资，四人于2018年4月26日签订的《项目转让协议》中已经明确前述协议对应的青萝市场项目的全部权利、义务实际所有权为其四人，与雄晋公司无关，且明确了各自在该项目中的股权份额，是冯显彬、陈国渠、曾嘉雄、张国英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或者雄晋公司利益的情形，故一审法院确认案涉《沙湾古镇东入口青萝市场3#、4#场升级改造项目场地使用协议》对应的青萝市场项目的相关权益实际归冯显彬、陈国渠、曾嘉雄、张国英享有。作为涉案青萝市场项目的实际经营者，冯显彬、陈国渠、张国英与曾嘉雄对于该项目的实际情况、项目价值等是非常清楚的，《项目转让协议》约定青萝市场项目现状作价1280万元，以及曾嘉雄以832万元价格受让冯显彬、陈国渠和张国英持有的前述青萝市场项目65%的股权，是此四人在对项目全面评估后协商确定的，是此四人的真实、自由的意思表示，符合此四人项目实际经营者的身份及基于对该项目的实际、全面的掌握而对该项目价值进行的估计。《项目转让协议》同时约定冯显彬、陈国渠和张国英退出雄晋公司。冯显彬、陈国渠出示的同日冯显彬、陈国渠、张国英、曾嘉雄与冯家庆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此四人将其持有的雄晋公司全部的股权转让给冯家庆，但前述青萝市场项目不包含在本次股权转让内，雄晋公司不享有青萝市场项目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协议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不作价处理，与《项目转让协议》的前述约定一致。而曾嘉雄出示的同日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为0元，按照常理来说，除去青萝市场项目，雄晋公司的股权肯定存在价值，以0元价格转让全部股权给冯家庆，不符合一般市场交易常情。退一步讲，即使如曾嘉雄及冯家庆所述，曾嘉雄出示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取代了前述《项目转让协议》及冯显彬、陈国渠出示的《股权转让协议》，冯家庆实际以支付冯显彬、陈国渠、张国英、曾嘉雄投入青萝市场项目的出资为对价受让包括青萝市场项目在内的雄晋公司的全部资产，但该转让对价与前述《项目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对价相差甚远，且是属对于合同事项的重大变更，双方当事人理应以书面方式进行明确，但是曾嘉雄出示的《股权转让协议》对此却只字未提，曾嘉雄、冯家庆仅是以口头约定作为抗辩，明显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对曾嘉雄、冯家庆的抗辩不予采信，确认前述《项目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前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是为了配合曾嘉雄将雄晋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冯家庆名下所签。现在冯显彬、陈国渠已经配合曾嘉雄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曾嘉雄理应支付相应对价，按照《项目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格及持股比例，即曾嘉雄应向冯显彬支付转让款192万元、向陈国渠支付153.6万元。另冯显彬、陈国渠主张以前述款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8年5月26日起要求曾嘉雄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冯家庆并非前述《项目转让协议》的相对方，冯显彬、陈国渠系按照曾嘉雄的指示配合曾嘉雄将持有雄晋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冯家庆名下，冯显彬、陈国渠要求冯家庆对前述转让款承担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曾嘉雄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冯显彬支付转让款192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9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8年5月26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曾嘉雄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陈国渠支付转让款153.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53.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8年5月26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冯显彬、陈国渠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448元，由曾嘉雄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曾嘉雄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2020）粤广南沙第7976号公证书，《工作方案》及微信语音整理文字，拟共同证明在2018年7月25日微信聊天中，曾嘉雄有将《番禺区农村肉菜市场优化升级建设会审联席会议工作方案》发送给冯显彬，两人进行过讨论。该方案明确，优化升级的农村肉菜市场的投资主体或者持有人必须是农村集体，对外出租的必须通过区三资平台进行公开招投标，禁止以任何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农村肉菜市场建设。2.（2020）粤广南沙第7977号、7979号公证书及与张国英语音聊天整理的文字，拟共同证明，曾嘉雄与张国英共同审批涉案市场费用支出，且在“雄晋公司财务群”2018年8月28日、9月5日聊天中，曾嘉雄与陈国渠、张国英就雄晋公司有关会所建设和装修项目结算问题进行沟通，冯显彬、陈国渠并未退出涉案市场项目。3.（2020）粤广南沙第4048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涉案市场改造项目已经由案外人竞价取得，涉案《项目转让协议》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基础。经质证，冯显彬、陈国渠对上述证据拟证实的内容不予确认，认为：1.关于财务报销的相关问题，仅是曾嘉雄与张国英的单方沟通，并无冯显彬和陈国渠的参与。而据两人了解，是因为项目转让协议签订后，张国英与曾嘉雄重新达成了协商，涉案项目由其共同经营；2.因项目交接需要时间，各方最后完成资金交接是在2018年9月17日。在交接期间，曾嘉雄在2018年7月25日就项目出现的问题向冯显彬请教，属于正常，也是冯显彬对曾经的合作伙伴负责人的态度；3.曾嘉雄提到的“雄晋公司财务群”的相关聊天，是双方就合作的案外会所项目展开的磋商。各方有多个共同合作的项目，该微信聊天并不涉及涉案市场改造项目。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曾嘉雄应否向冯显彬、陈国渠支付涉案项目权益转让款？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各方就涉案项目权益转让及雄晋公司股权转让，先后签订三份书面文件。《项目转让协议》及冯显彬、陈国渠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能够对冯显彬、陈国渠为何同意以0元向冯家庆转让其持有的雄晋公司股份作出合理解释，即其拟获得的股权转让对价已在《项目转让协议》中实现。冯显彬、陈国渠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虽无张国英签名，但曾嘉雄对该协议真实性并无异议。因此，《项目转让协议》及冯显彬、陈国渠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作为上述三方履约规范的合同依据。第二，曾嘉雄称各方在履行《项目转让协议》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解除了该协议，且冯显彬、陈国渠仍在继续参与涉案项目经营，故无权要求按照《项目转让协议》约定主张转让款。曾嘉雄对其该项主张，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但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1.曾嘉雄提交的其与张国英关于费用报销的聊天记录，并无涉及冯显彬、陈国渠。该证据仅能证实张国英有继续参与涉案市场项目经营，于冯显彬、陈国渠而言，并无直接证明效力。曾嘉雄称因该两人是小股东，故授权张国英负责相关财务工作，但并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2.曾嘉雄与冯显彬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在曾嘉雄知悉涉案市场改造的相关会议精神后，有向冯显彬告知。冯显彬作为曾嘉雄的朋友及曾经的合作方，给出自己的建议或理解并无不当。从聊天中，并不能直接证实冯显彬是以合作方的身份，就项目的后续经营给出意见。相反，在曾嘉雄已明知涉案项目因政策变化可能无法完成的情况下，其既未就《项目转让协议》的履行提出异议，也未在此后就项目不能进行情况下如何解决与各方沟通，显然不合常理；3.曾嘉雄提交的“雄晋公司财务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是各方就其他合作项目的清算工作进行协商，并非案涉市场改造项目。曾嘉雄在聊天中所称“未计青萝市场代垫及9.8万茅台”，也仅能证实双方就涉案市场项目存在未结费用，但不能证明《项目转让协议》签订后，冯显彬、陈国渠继续参与经营。综上，冯显彬、陈国渠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在《项目转让协议》签订后，其与曾嘉雄进行了项目资金和资料的交接工作。而曾嘉雄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够证实双方在履行过程中，以实际行动变更了《项目转让协议》的约定。曾嘉雄以此为由拒付项目转让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曾嘉雄所持雄晋公司股份及涉案项目权益的份额，相较于冯显彬和陈国渠个人，均处于优势地位，并无证据证实在《项目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曾嘉雄处于弱势地位或危困状态。而在《项目转让协议》签订前，曾嘉雄一直有参与涉案项目的经营，其对项目现状及发展，应当有清楚的了解和认识。《项目转让协议》约定的1280万元价格，系各方对项目现状价值达成的合意，而非改造完成后的价值预估，该转让对价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至于涉案项目之后所发生的变化，系曾嘉雄受让项目权益后应当自行承担的经营风险。曾嘉雄二审提交的涉案项目竞投结果公示，仅能证实项目现在由案外主体经营。但曾嘉雄是否因此承受巨额损失，从现有证据来看，并不能证实。曾嘉雄以显失公平为由，并以撤销权的行使对抗冯显彬、陈国渠履行《项目转让协议》及付款的请求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曾嘉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相应的利率标准应当予以调整。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340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34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曾嘉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上诉人冯显彬支付转让款192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9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8年5月26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92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款项之日止）；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34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曾嘉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上诉人陈国渠支付转让款153.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53.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8年5月26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53.6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款项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34448元，由上诉人曾嘉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