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炜，男，1985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原住广东省仁化县****，现服刑于广东省从化监狱。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彦杰，广东一粤（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曼，女，198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成新农场洪都监狱干工宿舍一区27栋一单元102。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润婷，广东绿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伟炜因与被上诉人张曼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民初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伟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彦杰、被上诉人张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润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伟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曼向刘伟炜偿还借款（购房款转化）本金727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7年1月10日起，暂计至2019年3月8日止为381432.67元，利息计付至张曼付清本息之日止）；2.改判张曼向刘伟炜赔偿律师费50000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张曼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对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未予查明。本案中，张曼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合同，第一份是张曼与中国农业银行于2016年ll月23日签订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第二份是双方于2016年11月25日在广州市增城区房管局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该两份合同中，第一份合同显示双方的房屋交易价格为123万元；而第二份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为72.7万元，本案显然存在阴阳合同的问题，且该两份合同均由张曼提交，即张曼已自认本案确实存在几份不同交易价格的合同。而且，张曼与中国农业银行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在前，与刘伟炜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在后，根据《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的内容，张曼在签订该合同之前必须向银行提交《房屋买卖合同》，故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时间必然早于2016年11月23日。实际上，双方于2016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才是真正履行的合同，且该份《房屋买卖合同》是在中介方的促成下签订的。由于刘伟炜在监狱服刑，其家人一直未能找到该合同，直至一审判决后才找到。2016年8月11日的《房屋买卖合同》证实双方约定的交易价格为l30万元，税费由买方（张曼）承担。付款方式为按揭付款，合同约定签订合同之日起付5万定金，在房管部门出具成功受理本次交易的递件回执当天支付首期款34万元，剩余91万元以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但由于刘伟炜急需卖房，便同意张曼先欠着定金款和首期款，甚至连过户的税费和张曼的前两期房贷款都是刘伟炜借给张曼的。即，张曼除了银行发放的79万元贷款，其余购房款均未付给刘伟炜。至于在后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只是为了配合张曼避税而签订，并非双方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银行所放贷款超过《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价款。由于银行发放的房贷款只有79万元，低于双方合同约定的贷款数91万元，且张曼并未支付过其余购房款，经双方对张曼所欠的房款和垫付的税款及其他款项作出结算，而签订了涉案借款合同。对此，双方也均确认《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系由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转化而来。由此可见，在本案的买卖房屋过程中确实存在数份不同的合同，因此，要查清借款合同的真实数额，就必须先查清双方在数份不同的房屋交易合同中实际履行的合同，即首先应根据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辨明哪份合同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就是所谓的阳合同，其目的并不是在于更改最初达成的房屋成交价，而是为了达到避税的目的，但实际执行的一直都是双方于2016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而且该合同中第8条明确约定，买卖双方签订的《广东省房地产买卖合同》以及在房管局二手网签系统中签订的网签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不一致时以本合同为准。但一审法院无视张曼所提出的证据的矛盾之处，在未查清双方实际履行的房屋买卖合同之情况下，直接驳回刘伟炜的诉讼请求，明显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2.一审法院未查清《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中所涉72.7万元的组成结构。实际上，该72.7万元款项部分是由欠付购房款，即130万元扣除已支付的79万元，尚欠51万元，加上过户的税费及交通费等9万元，以及张曼同意支付的利息及刘伟炜垫付的其他款项（包括出借给张曼的两个月房贷款7900元）组成。银行贷款发放后，因张曼无钱缴纳房贷分期款，刘伟炜还借钱给张曼支付房贷，故刘伟炜于2017年1月10日和2月16日转钱给张曼，转账款项当日就被划扣还贷。由于刘伟炜在监狱服刑，无法及时和代理人进行沟通，因此，一审庭审时才未能及时解释为何刘伟炜还要向张曼转账支付款项。3.张曼在一审时的陈述漏洞百出，一审法院却未查清张曼陈述的矛盾之处。本案成立基础法律关系的合同存在“阴阳合同”问题，“阳合同”是为了逃避缴纳税费而签订的，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以房屋买卖为目的签订的“阴合同”。现张曼为了逃避支付所欠购房款的义务，便主张合同交易价为72.7万元，明显与事实不符。虽然刘伟炜与张曼在2016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刘伟炜一方在一审判决后才找到，但即使该证据没有出现，张曼的陈述仍漏洞百出。首先，张曼主张交易方式为银行按揭的说法与其提交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并不相符。张曼在答辩状中陈述房屋交易总价为727000元，交易方式为按揭，但其提交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第三条中约定的是按照一次性付款方式按期付款，而实际上又向银行申请了按揭贷款，充分说明双方实际履行的并不是《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即便张曼所述属实，双方实际是以按揭方式交易，则肯定存在首付款的问题。但在本案中，除银行发放的按揭贷款外，张曼根本未向刘伟炜支付过其他任何款项，可见张曼所述明显与事实不符。张曼显然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但是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而根据刘伟炜在一审判决后找到的其与张曼于2016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张曼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显然存在虚假陈述。其次，银行按揭贷款的金额79万元与张曼所主张的交易价格72.7万元亦有矛盾。如果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仅为72.7万元，而银行发放的贷款却是79万元，则张曼将构成贷款诈骗罪，其显然是在说谎，一审法院仍对此视而不见。再次，张曼不支付首付款便取得房产的行为不符合银行的规定和交易惯例。本案中，张曼购买刘伟炜的房产，除了银行代为支付的79万元外，张曼并无另行支付过的其他购房款，即零首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银发[2010]275号《关于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对贷款购买商品住房，首付款比例调整到30％及以上，所以银行在核发贷款的时候也不允许零首付的情况出现。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年出台的《关于规范住房金融业务的通知》第二条，甚至明令严禁发放“零首付”的个人住房贷款，因为这样的行为既是在套取银行资金，又是在冲击金融秩序，同时还可能构成犯罪。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出售房屋也不可能出现零首付的情况，因此，零首付可能出现的情况几乎等于零。所以，张曼所称的全款由银行支付的说法明显不能成立，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也不符合交易的习惯。顺次，张曼提出《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是附条件的合同的说法也不能成立。第一，张曼该陈述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张曼认为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原因是因为刘伟炜担心银行不放款，则张曼应当就此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第二，《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7年1月10日，而银行放款的时间是2016年12月16日，即在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时银行发放的贷款已经到账，刘伟炜并不存在担心银行不放款的可能性。第三，张曼明知《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是将购房款转借款而签订的合同，如果该合同是刘伟炜存在欺诈而签订，张曼完全可以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申请撤销该合同。第四，银行按揭贷款79万元汇至刘伟炜账户不足一个月，双方便立即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说明双方已经对房屋款项及后续问题进行了结算，并作出了新的意思表示。最后，张曼陈述“刘伟炜在2017年1月10日和2月16日分别向其账户转入4000元和3900元是刘伟炜为了隐瞒银行贷款已发放的事实遂代其归还房贷款”，明显也与事实不符。如果银行还未发放贷款，张曼根本无需清偿房贷，只有在银行发放贷款后，张曼才有可能缴纳房贷。在银行已经要求张曼支付房贷，且开始从张曼的账号中扣款的情况下，张曼应当已经知道其申请的贷款已经向刘伟炜发放了。且银行也会通过短信的方式告知张曼，甚至会提醒张曼在账户中要预留足额的款项用以缴纳住房贷款。但张曼却称“向其账户转入4000元和3900元是刘伟炜为了隐瞒银行贷款已发放的事实遂代其归还房贷款”，显然与事实不符。所幸在一审判决后，刘伟炜的家人找到了双方于2016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该证据的出现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真相，也印证了张曼在说谎的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双方都承认《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是由所欠房款转化而来，则一审法院应先行以基础法律关系查清购房款数额，再查明欠付购房款的金额，最后审查《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合法性。但一审法院既认定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真实意图是将所欠房款转化为借款为有效，又未对基础法律关系中房屋买卖合同的数份合同进行审查，也未对所欠房款的具体数额进行审查，就直接以不合常理来否定欠房款的事实。而且，本案所涉的借款合同是双方对房屋买卖合同中张曼总计欠付刘伟炜购房款及垫付款的一个结算，该结算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依法予以保护。张曼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本案中，刘伟炜与张曼之间约定的案涉房屋的真实交易价格为72.7万元。首先，2016年刘伟炜因资金紧张，向张曼主动提出其有一套房屋位于增城市新塘镇，且房屋价格低，询问张曼是否有兴趣购买。因张曼当时仅为韶关一沐足城的按摩师，根本没有钱购买房屋，且房屋位于增城市新塘镇，并非其生活或工作的地方，因此无意购买。后来刘伟炜又多次以“增城市新塘镇的房屋现在价格低，投资空间大，刘伟炜可以帮张曼做到零首付购房”为由吸引张曼购房。因此张曼正是在“零首付”购房的前提下与刘伟炜达成房屋买卖合意并最终定下72.7万元的房屋交易价格。否则，张曼基于其经济基础是不会也不可能会向刘伟炜买房，更何况案涉房屋是在增城市新塘镇，一个张曼在购买案涉房屋前从未到过的地方。其次，刘伟炜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就房屋价格作出多次前后矛盾的陈述。刘伟炜先是诉称案涉房屋真实交易价格为l36万元，其后在庭审过后又向一审法院变更陈述案涉房屋交易价格实际为123万元，但到了上诉阶段，刘伟炜又再次变更陈述房屋真实交易价格为130万元。刘伟炜在诉称房屋交易价格为l36万元时，根本未提交任何显示房屋交易价格的证据材料，而后，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发现张曼提交的张曼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增城支行的《借款合同》载明交易价格为123万元后又变更陈述房屋实际交易价格为l23万元。之后，刘伟炜找到其与张曼为超额贷款而签订的13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后又再一次变更陈述房屋交易价格为l30万元。可见，刘伟炜对于房屋真实交易价格的陈述是在根据呈现的资料经过权衡后从最有利于其诉求的前提下不断变更的，其并非诚信的诉讼参与方。如果房屋真实交易价格确实为130万元，刘伟炜不会一次又一次做出不一样的陈述。相反，与之相对应的是，张曼以事实为依据由始至终均坚持主张房屋的真实交易价格为72.7万元。再者，假设房屋真实价格为130万元，那么按照该份合同约定按揭贷款金额应当为91万元，则刘伟炜与张曼向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增城支行申请按揭贷款时不应提交l23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申请的贷款金额也不应为86万元。最后，退一万步而言，假如房屋真实交易价格为130万元，那么扣除按揭贷款79万后，两者差额为人民币51万元，与刘伟炜起诉的欠款72.7万也不一致。就算加上刘伟炜所称的税费、交通费等9万元以及2个月的月供款共0.79万元，合计60.79万元也与刘伟炜诉称欠款72.7万元相差ll.91万元之多。刘伟炜根本无法解释清楚，反过来质疑一审法院未查清刘伟炜所称72.7万元欠款本金的组成。一审法院在庭审结束后已经给予刘伟炜充分的时间去核实情况，但时至二审上诉，刘伟炜仍无法说清其诉称的72.7万元的组成。二、案涉房屋交易过程中确实存在多份房屋买卖合同，但除网签合同外，其余均是为了做到“零首付”而作出的虚假意思表示。本案中，除了刘伟炜上诉时所提交的l30万的房屋买卖合同外，刘伟炜与张曼还签订了一份交易价格为123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而该交易价格为123万元的合同也是张曼成功向中国农业银行按揭贷款所提交给银行的交易合同。即，涉案房屋交易过程中，有3份价格不一致的合同。这也印证了张曼所说的本案真实交易是以“零首付”为前提的。案涉房屋交易时，张曼根本不熟悉房屋交易以及按揭流程，对增城市新塘镇也并不熟悉，整个交易过程都是由刘伟炜主导的。签订l3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因为张曼当时经济情况并不富裕，希望能够多贷款项，超出部分可以用来支付交易税费，并希望还有剩余部分用于前期供楼。因此，刘伟炜建议先签订一份l30万元的合同，以期多贷款项，以便刘伟炜收到购房款72.7万元，而张曼又能保证前期供楼款。后经了解，130万元已经严重超出当时增城市新塘镇的房屋交易平均价格，提交l30万元的合同会导致银行怀疑交易的真实性。后来，刘伟炜提出经过沟通，最高可以以123万元的价格申请按揭贷款，故刘伟炜与张曼又以l23万元的价格签订第二份交易合同，并以该合同向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增城支行申请按揭贷款86万元并最终获得按揭贷款79万元。因张曼购买房屋时提出的是能够做到“零首付”才买，故在未确定能否做到“零首付”之前，并未就双方真实交易价格与刘伟炜签订真实的交易合同。其后，因按揭贷款79万元获批且张曼于2016年ll月23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增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张曼确认确实可以做到“零首付”，才于2016年11月25日与刘伟炜签订真实的交易合同，即交易价格为72.7万元的合同。正是由于刘伟炜与张曼之间的“零首付”购房约定，才导致案涉房屋交易存在3份交易价格不一致的房屋买卖合同，这也是刘伟炜愿意在分文未收的前提下将案涉房屋过户给张曼的原因。三、关于张曼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由于银行按揭贷款79万元是直接支付至刘伟炜账户的，在刘伟炜坚称贷款仍未到账且案涉贷款确实为超贷，而案涉房屋又已经过户至自身名下的前提下，张曼基于对刘伟炜的信任，才同意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真实意思是如果银行不发放贷款才按照《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执行。而关于刘伟炜支付的两期供楼款合计0.79万元，张曼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明确表示其在本案发生且去银行打印流水前，根本不知道刘伟炜自行转款到张曼的供款银行卡，并帮张曼供了两个月按揭贷款。对张曼而言，其认为其于2016年3月16日才进行了第一期供款，这印证了刘伟炜是为了隐瞒银行已经放款的事实才偷偷帮张曼供了两期房款。综上，刘伟炜一直主张《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是张曼拖欠其购房款转变而来的，但至今其仍无法说明该欠款本金72.7万元的组成，且其对案涉房屋真实交易价格的陈述一再变更，其行为已经导致其主张真伪不明，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应当予以维持。刘伟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曼偿还借款本金727000元及利息（按本金年利率24%从2017年1月10日至偿还之日止计算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3月8日利息为381432.67元），本息共1108432.67元；2.判令张曼支付律师费50000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张曼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伟炜、张曼是朋友关系。刘伟炜、张曼于2016年11月25日签订一份《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6110501872号），约定刘伟炜将其名下位于广州市增城区******11*（广荔大厦）1807房出售给张曼，建筑面积181.85平方米，售价727000元，付款方式为2016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张曼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签订了一份《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张曼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借款790000元用于购买广州市增城区*********（广荔大厦）1807房，并以该房屋作为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关于抵押物信息记载为“购房合同编号：16100487284，购房总价1230000元，房产评估值1229306元”。2016年12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放款790000元至刘伟炜的账号。2016年11月25日，增城区地方税务局出具了增地税房通（2016）14652号《存量房交易价格计税核定通知书》，对刘伟炜、张曼转让交易的广州市增城区******11*（广荔大厦）1807房核定为815255元作为计税依据。2017年1月10日，刘伟炜（甲方、出借人）与张曼（借款人）签订一份《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张曼向刘伟炜借款727000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从2017年1月10日至2017年2月9日止，借款利息按月息2%计算，张曼则以广州市增城区*********（广荔大厦）1807房作为抵押，但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第四条第5点约定如因乙方违反本合同之约定而产生诉讼，乙方同意全额支付甲方因解决纠纷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诉讼代理费、调查费、差旅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同日，张曼还出具了一份《借款借据》给刘伟炜收执，确认收到727000元。此后，刘伟炜认为张曼未按约定偿还上述借款，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决。刘伟炜在一审开庭后陈述案涉房屋的真实交易价格为123万元，加上过户的税费，实际共计134万元。刘伟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则表示双方有另外签订真实出售价格的合同，但目前无法找到。因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故除去张曼已支付的79万元外，尚欠的72.7万元由张曼出具了案涉的借款合同及借据给刘伟炜收执，将购房款转为了借款，刘伟炜为此在本案中坚持以民间借贷关系为由要求张曼还款。张曼对刘伟炜的主张不予认可，称案涉房屋的总价即是72.7万元，因不知道银行已在2016年12月16日放款79万元，所以才与刘伟炜签订上述借款合同及借据，作为给刘伟炜的保障。再查明，刘伟炜曾于2017年1月10日、2月16日向张曼的账户分别汇入4000元、3900元，上述款项在当日即被分别划扣3847.11元。张曼陈述该款项是刘伟炜为了隐瞒银行贷款已发放的事实遂代其归还的房贷款。刘伟炜则对上述两笔款项的性质未作解释。因张曼未能按期归还贷款，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在2018年1月向广州市增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曼偿还借款本金779914.43元及相应利息等【案号为（2018）粤0118民初1221号】，该案现已判决生效。而案涉房屋，张曼现已转让给他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刘伟炜以《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双方均确认上述借款凭证是因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转为而来，张曼抗辩称房款已全部足额支付完毕，故不存在欠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虽然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在签订上述借款合同及借据时的真实意图是将所欠房款转化为借款，属于当事人之间基于债务所作出的合理安排，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故该院认为本案仍应按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处理。结合刘伟炜的诉求、张曼的抗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张曼是否仍应向刘伟炜偿还所涉借款。该院对此分析认为，刘伟炜主张案涉房屋真实的交易价格为123万元，但是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购房合同加以证明其主张。且假如按刘伟炜陈述的真实交易价格，现银行放贷的金额为79万元元，加上本案所主张的72.7万元，共计为151.7万，明显高于刘伟炜自述的房产价格，存在不符合常理之处。且根据银行流水，刘伟炜还存在向张曼账户转款用于归还房款的事实，刘伟炜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另外，刘伟炜对其所称双方之前还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该院对刘伟炜所陈述的房屋交易价格为123万元的陈述，不予采信。而张曼提供了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银行转款记录予以反驳，备案合同的数额与本案债权数额一致，而银行放款的价格已经高于双方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故张曼提供的证据已使刘伟炜的主张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其已完成了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刘伟炜现有的证据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其对张曼仍欠72.7万元的事实仍应负有进一步的举证证明的责任，但刘伟炜在本案中无法进一步举证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为此，该院对刘伟炜要求张曼支付72.7万元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基于对刘伟炜前述请求的不予支持，刘伟炜主张律师费亦于法无据，该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粤0203民初738号民事判决：驳回刘伟炜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225.8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0225.89元，由刘伟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经本院释明，刘伟炜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判令张曼向刘伟炜支付剩余的购房款及刘伟炜垫付的税费以及利息共计1108432.67元；2.判令张曼向刘伟炜支付律师费50000元。对此，张曼表示同意二审就刘伟炜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一并审理并进行处理，同时，在刘伟炜没有新的事实理由以及未提交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张曼表示不需要另行指定答辩期及举证期限，除坚持其原已陈述过的答辩意见外，张曼对其答辩意见补充如下：首先，刘伟炜与张曼之间因案涉房屋交易至少签订了3份《房屋买卖合同》。同时，有别于张曼在多次庭审中均主张案涉房屋真实交易价格为72.7万元，刘伟炜对案涉房屋交易价格的主张却是不断变化的，从最开始的l36万元，而后变更为123万元，到最后主张的130万元，由此可见，刘伟炜对案涉房屋交易价格的主张并非按照事实陈述。因交易事实是既定的，其交易价格也是已经明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刘伟炜对该价格的主张却是不断变化的，可见刘伟炜对案涉房屋交易价格的主张是不真实的。退一万步，假设房屋真实交易价格是130万元，扣除张曼已支付的72.7万元，剩余款项也与刘伟炜所主张的数额不一致，且刘伟炜无法解释说明。其次，在变更诉讼请求后，刘伟炜关于利息以及律师费的主张也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刘伟炜的主张处于真假不明的状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伟炜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伟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刘伟炜（卖方）与张曼（买方）于2016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编号000898），拟证明涉案房屋真实的交易价格为130万元；2.广东一粤（始兴）律师事务所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收费发票，拟证明刘伟炜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5万元。张曼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房屋买卖合同》是为了达到零首付的目的，为超额贷款而与刘伟炜签订的虚假合同，不足以证实真实的交易价格，且刘伟炜提交该证据材料的时间已超过举证期限；对证据2所证实的委托关系予以认可，代理费是否违反律师收费规定由法院依法确认。对于刘伟炜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因张曼对刘伟炜向本院提交的上述两组证据证据材料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两组证据材料与刘伟炜的诉请及本案事实均具备关联性，故本院均予以采纳。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双方举证情况，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述。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2018年1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向广州市增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曼偿还借款本金779914.43元及相应利息等【案号为（2018）粤0118民初1221号】，该案现已判决生效。前述生效裁判中，审理法院已查明张曼于2016年11月4日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提交一份《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申请贷款86万元用于购买涉案房产。还载明，张曼从2017年10月开始未按期足额偿还借款利息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在该案中向审理法院申请查封了张曼的涉案房产等事实。另查明，二审询问期间，刘伟炜解释其向张曼的还款账户转账两笔款项，是由于张曼向其借款用于偿还房贷款；张曼则坚持认为刘伟炜系为隐瞒银行已经发放贷款的事实而偷偷代张曼偿还贷款。此外，张曼述称其在2019年3、4月份已将涉案房产以130万元的价款出售给案外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将围绕刘伟炜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本案的案由应如何确定。二、刘伟炜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一、关于本案的案由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刘伟炜依照其与张曼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及张曼向其出具的《借款借据》，以双方经对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进行结算后约定以借款的方式确认张曼所欠购房款及相关税费为由，向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张曼虽然对涉案《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其并不认可刘伟炜所主张的双方经结算已达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并主张张曼系受欺诈而签订上述债务凭证；其次，涉案《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均无法反映系双方对房屋买卖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结算的结果，而刘伟炜亦认可其并未实际出借前述债权债务凭证约定的借款给张曼，借款合同实际并未履行；最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系在双方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但双方对前述债权债务凭证产生的原因各执一词，且对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本身仍存有巨大争议。综上，在刘伟炜主张涉案《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系双方对基础法律关系进行结算后形成的纯粹的债权债务凭证依据不足的情况下，本案仍应按照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即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进行审理，故，本案应当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经释明，刘伟炜在二审期间亦已按照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相应地变更了其诉讼请求，因张曼同意二审直接审理刘伟炜在二审阶段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且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二审诉讼过程中，实际上均已围绕涉案房屋的真实交易价格这一争议焦点问题进行了举证、质证及辩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之规定，为避免诉累，本院将继续就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进行审理。二、关于刘伟炜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对此，本院分析及认定如下：（一）关于张曼是否仍有购房款欠款应支付给刘伟炜的问题。本案中，涉及刘伟炜与张曼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现有3份不同的合同，按签订时间顺序依次分别为：2016年8月11日签订的有中介方署名的《房屋买卖合同》、2016年11月23日张曼签订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中反映出的张曼申请贷款时向银行提供的合同编号为16100487284的购房合同（以下称《购房合同》）以及2016年11月25日签订的备案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局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编号：16110501872）（以下简称《存量房买卖合同》）。刘伟炜最终主张双方实际履行的是《房屋买卖合同》，涉案房屋的真实交易价格为130万元；张曼则认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存量房买卖合同》，真实交易价格为72.7万元。本院对此认为，首先，根据现已查明的双方实际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张曼并未按照《房屋买卖合同》向刘伟炜支付定金及首期楼款；亦未按照《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向刘伟炜支付购房定金；更不认可《购房合同》所反映出的123万元的购房总价；而刘伟炜又在收到张曼支付的第一笔款项（银行发放的房贷款）之前就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张曼名下，可见，刘伟炜与张曼的履约行为均不完全符合上述3份合同中的任何一份。鉴于刘伟炜作为卖方已经将其应交付合同标的房屋给买方张曼的主要合同义务履行完毕，且双方现有争议的事实仅限于真实约定的交易价格以及张曼是否已足额付清购房款，而双方主张的真实的交易价格又均包含在现有的3份合同之内，故就涉案房屋真实交易价格而言，仍应根据上述现有的3份合同结合双方的履约情况予以认定；其次，根据张曼的主张及现已查明的事实。其一，《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中的抵押物清单载明涉案房产评估价值为1229306元，购房总价为123万元，且张曼向银行申请贷款的金额为86万元，按照银行实际发放的贷款比例推算，则购房总价将超过133万元。此后，张曼又得以在房屋已被法院查封，涉案房产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以130万元的价格向案外人出售了涉案房产；其二，张曼主张交易价格为72.7万元，却以贷款的方式支付给刘伟炜79万元，甚至在其被生效裁判判决其应偿还房贷借款本金779914.43元及相应利息的情况下，至今从未向刘伟炜主张退回多付的购房款，与常理不符；其三，张曼主张双方约定以零首付的方式购房，除其单方陈述以外更无任何证据材料予以佐证；综上，张曼主张交易价格为《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72.7万元，远远低于涉案房产的评估价值，甚至低于增城区地方税务局在《存量房交易价格计税核定通知书》中核定的计税依据815255元，即便刘伟炜系急于套现才出售房产，张曼所主张的如此低的交易价格也与常理不符；最后，根据刘伟炜的主张及现已查明的事实。刘伟炜主张张曼因欠付购房款项才向其出具《借款借据》并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在贷款银行已于2016年12月16日将79万元贷款支付给刘伟炜的情况下，即在张曼已经超额付清其所主张的购房款金额的情况下，张曼不仅未要求刘伟炜返还多付购房款，反而在2017年1月10日还配合刘伟炜以出具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的方式造成张曼表面上对刘伟炜仍有欠款并将自己陷入承担大额债务的不利状况，且事后又从未主张撤销借款合同，张曼主张其已付清购房款并不符合常理；同时，即便张曼辩称其对刘伟炜分别于2017年1月10日、2月16日向张曼的账户分别汇入4000元、3900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不知情的情况属实，张曼辩称其对银行已经依其申请向指定账户发放贷款及从张曼本人账户划扣还贷款的情况不知情，其该主张亦不符合常理；而刘伟炜主张涉案房屋真实的交易价格为130万元，提供了《房屋买卖合同》予以证实。从多份涉案合同签订的时间及目的分析，该《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于2016年8月11日，远早于2016年11月底分别签订的其他合同；现有证据并未反映出该合同的签订存在受欺诈、受胁迫或其他可撤销或无效的情形；同时，有别于向贷款银行及备案机关出示的合同，双方当事人最早在中介的见证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显然并无以虚高的交易价格向中介作虚假意思表示的需要，故该合同所反映的交易价格应当最为接近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刘伟炜关于真实交易价格为130万元的主张予以采信。综上，综合涉案多份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足以认定张曼在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时仍有欠付的购房款项未支付给刘伟炜的事实。（二）关于刘伟炜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如前所述，涉案房屋的真实交易价格应当认定为130万元，现除银行发放的购房贷款79万元外，张曼并未支付其余购房款给刘伟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剩余购房款51万元，张曼仍应向刘伟炜支付。此外，刘伟炜为张曼垫付的还贷款项0.79万元，同属双方在履行房屋买卖合同中所产生的费用，张曼应一并支付给刘伟炜。至于刘伟炜主张的其他税费的问题，因刘伟炜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代张曼支付其他税费的具体金额，故本院对刘伟炜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中并未无关于律师费的约定，故刘伟炜关于律师费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本院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利息问题，虽然在涉案的多份房屋买卖合同中，张曼与刘伟炜均约定了有关逾期付款及违约方面的条款，但如前所述，双方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对于付款方式、时间等，均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且该不按约定履行的情况为双方共同知晓且非因任何一方单独过错造成，刘伟炜主张按《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利息，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认可。本院确定利息应当按照张曼实际欠付购房款数额51.79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8日（刘伟炜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张曼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刘伟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民初738号民事判决；二、张曼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刘伟炜支付51.79万元及利息，利息以实际欠付购房款金额51.79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8日（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张曼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刘伟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225.8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0225.89元，由张曼负担14400.89元，由刘伟炜负担58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225.89元，由张曼负担10845元，由刘伟炜负担4380.89元。刘伟炜已向本院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5225.89元，刘伟炜多预交的10845元由本院予以退回。张曼应向本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8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茜审 判 员  李 罡审 判 员  梁晓芳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  何海祥书 记 员  陈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