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5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成，男，汉族，1976年5月1日出生，住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胜利，甘肃和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怡，甘肃和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代玉红，女，汉族，1976年10月24日出生，住甘肃省住兰州市红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胜利，甘肃和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怡，甘肃和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西苑物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大通路333号。法定代表人：王建明，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已故)。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桂珍，系该公司监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某，女，汉族，197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原审第三人：王某，女，汉族，2002年10月1日出生，住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法定代理人：钟某，女，汉族，1977年7月12日出生，住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原审第三人：苏生花，女，汉族，1952年8月3日出生，住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原审第三人：于桂珍，女，汉族，1962年11月9日出生，住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上诉人王成、代玉红因与被上诉人兰州西苑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苑公司）、被上诉人钟某、原审第三人王某、原审第三人苏生花、原审第三人于桂珍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甘0111民初1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成、代玉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9)甘0111民初150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上诉人王成、代玉红要求确认享有西苑公司45.5%股权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仅凭工商档案进行判决不当。工商档案不是确认股权或股东权益的唯一证据材料。由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等的规定可以得知，隐名股东要确认公司股权的，一般应当满足以下条件：（1)隐名股东有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实际出资或认缴出资；（2)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所以，对公司股权确认，不能简单机械地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资料，要充分考虑实际出资人的权益，一般来说，谁实际出资，谁就拥有最终的股权。本案上诉人王成系继承取得西苑公司股权，且王万有生前已经足额出资，上诉人王成继承实际出资完成的股权。故上诉人王成是西苑公司隐名股东，而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是一种委托关系，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债权债务关系，现上诉人王成委托代管股权的受托人王建明过世，上诉人有权要求由隐名股东变更为显名股东。由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书面证据、第三人苏生花（王万有的前妻）的陈述、于桂珍代表西苑公司的陈述和证人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得出上诉人王成的隐名股东的身份，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之间相互吻合，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实王成2017年的转股行为只是形式上由显名转变为隐名股东，但其并没有真实退出其股权，现因王建明过世，上诉人王成要求由隐名变更为显名股东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李玉玲、王建明股权转让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王建明用西苑公司的资金支付给李玉玲股权转让对价款，李玉玲获得的股权转让对价款并非王建明个人款项予以支付，所以不能因李玉玲的股权转让合同由王建明、李玉玲签订就认定王建明受让李玉玲的股权，事实是李玉玲、王成、王建明共同继承西苑公司股权后，王成、李玉玲推举王建明管理西苑公司，王建明系西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建明购买李玉玲股权的行为应为西苑公司收购股权的行为，对收购回来的股权，应当在王建明、王成股东之间进行再分配。故本案上诉人王成、代玉红要求确认享有西苑公司45.5%股权证据充分。2、本案上诉人王成要求确认享有西苑公司45.5%股权，也就是要求由西苑公司隐名股东变更为显名股东，该要求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首先，上诉人王成让其兄王建明代持其享有的西苑公司20%股权，由于桂珍代持其享有的西苑公司5%股权，对此，西苑公司、王建明、公司监事于桂珍都是知晓的，就此于桂珍在一审庭审中出庭作证，证明王建明代持王成公司股权的事实及原因，且于桂珍系办理李玉玲、王成股权变更手续的经办人，其应该是最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其次，苏生花作为西苑公司的代理人也表示，西苑公司认可和知晓王建明代持王成股权一事，苏生花系王建明、王成的母亲，王建明与王成在其母亲家当着其母亲的面就股权代持之事商量了好几次，达成了口头协议，王建明还让其母亲作为证人，由于西苑公司是家族企业，苏生花作为王建明、王成的母亲，其见证哥俩商量的整个过程，其证言应该是最有力的证据，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吻合，形成证据链条。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认定代玉红请求确认其在西苑公司的持股比例，属主体资格不当，代玉红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在上诉人代玉红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时，一审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而不是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上诉人王成、代玉红继承西苑公司股权，其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股权的，继承行为本身并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由上述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是隐名股东显名条件，这主要是针对公司其他股东不知道隐名股东存在的情形，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征之一就是人和性，因此隐名股东显名要经过半数的其他股东同意。但是，如果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委托关系，公司及其他股东都知道这一事实，则无需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公司允许隐名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在公司担任职务、隐名股东以自己名义参加股东会并行使相应表决权、公司直接向隐名股东分配红利等等，更何况本案涉及的西苑公司自李玉玲、王建明、王成继承公司股份以来就从未分配过红利；也没有开过股东会行使相应表决权，王建明处理公司事务后会告知王成。所以本案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只看到条款之一，没有理解上述条款的法律之实质精神所在，导致本案错误判决。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导致错误判决，上诉人依法提出上诉，请求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西苑公司辩称，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钟某和原审第三人王某共同辩称，一、被答辩人王成主张其“因继承取得西苑公司股权，故上诉人王成是西苑公司隐名股东”，与事实不符。被答辩人王成于2012年4月19日因继承取得西苑公司25%的股权，在《公司章程修正案》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内资企业基本信息》中可以看出，王成2012年4月19日至2017年6月5日是公司股东，而非隐名股东。2017年6月6日王成与王建明亲笔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载明“将王成其下的25%股权转给王建明，王成依法退出公司股东，不再享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该协议中无王成是隐名股东的内容，也无王成委托王建明代持股权的内容，王成也未与王建明签订代持股权的协议。因此，自2017年6月6日以后，王成已不再是公司股东。王成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都只是在证明其在2012年4月19日至2017年6月5日是公司股东，但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自2017年6月6日至今为公司隐名股东。二、被答辩人王成主张“李玉玲、王建明股权转让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王建明用西苑公司的资金支付给李玉玲股权转让对价款。对收购回来的股权，应当在王建明、王成股东之间进行再分配”，与事实不符。王建明支付李玉玲股权转让对价款是通过银行柜台转账，从其兰州银行个人账户转出，而非西苑公司账户。2017年7月10日，是西苑公司申请股权变更后，工商行政管理局给公司下发《内资公司变更通知书》的时间，如果这一时间是李玉玲、王建明股权转让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那么王成、王建明股权转让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也是这一时间，王建明同时收购王成、李玉玲的股权，王成已不再是公司股东，因此不可能对王成再分配股权。三、被答辩人王成主张其“让王建明代持其享有西苑公司20%股权，由于桂珍代持其享有西苑公司5%的股权”，与事实不符。王成转股20%给王建明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转股5%给于桂珍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但王成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签字。这两份协议又与王成、王建明亲笔签署的转股25%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相矛盾。出现相互矛盾的协议书的缘由是前两份协议书不是真实的，是西苑公司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时，由于王建明名下已有一家一人有限公司（兰州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法》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王建明为了顺利完成股权变更手续，让于桂珍挂名，给了她5%的空股，虚拟了王成转股20%给王建明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转股5%给于桂珍的《股权转让协议》，王成并没有参与，因此这两份协议是虚假的。而王成、王建明签署的转股25%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本人亲笔签字，是真实有效的，应受到法律保护，于桂珍只是挂名股东，并不实际持有5%的股权。四、被答辩人代玉红的诉讼主体资格没有法律依据。王成于2012年4月因继承其父王万有的遗产而取得西苑公司25%的股权，其是王万有的法定继承人之一，而代玉红并非王万有的法定继承人之一，并不能因继承王万有的遗产而取得西苑公司的股权，公司其他股东也从未赠与或转让股权给代玉红。王成在2012年4月19日至2017年6月5日期间有的25%的股权并非夫妻共同持有，因此代玉红无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五、答辩人对本案中由于桂珍做西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有异议。一审庭审前法官就“谁做公司委托代理人”协商过，公司股东、法定继承人未达成共识，最后商议由于桂珍、苏生花、钟某、王某共同作为公司代理人分别发言。而在庭审中，法官仅提问、记录了于桂珍作为公司代理人的发言内容，而遗漏了苏生花、钟某、王某作为公司代理人的发言。由于王建明突然离世，目前答辩人与苏生花、于桂珍之间矛盾冲突很大，而于桂珍名义上仅持有公司5%的股权，苏生花也仅可继承王建明遗产的三分之一，约公司16%的股权。答辩人和女儿将会分割、继承绝大部分公司股份，因此让有矛盾冲突的小股东做公司代理人，将会严重损害答辩人和女儿的合法权益。而目前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营业执照又全部由于桂珍和王成强行持有，盖有公司公章的委托代理书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其法定继承人的共同意思表示。于桂珍提交的王建明生前委托其管理公司的委托书，答辩人对其真实性和代理权限表示质疑。王建明自2014年办理病退后就一直亲自管理经营西苑公司，王建明去世后，于桂珍多次打电话给答辩人去公司处理公事务，苏生花也明确告诉答辩人，同意答辩人经营公司。因此自王建明去世后至2019年7月，公司一直是答辩人在负责。而于桂珍在王建明去世后至2019年7月与答辩人发生矛盾冲突前从未向答辩人出示过王建明的委托书。再者，即使该委托书是王建明生前亲自签署的，在其去世后，由于法定继承人不予认可，也已不具有法律效力。六、最后还需向法庭陈述一点：王建明于2011年检查出“扩张性心肌炎”，病情严重，医生多次告诫“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每年都要去北京看病三四次，2014年因身体原因在单位办理了病退。一审中，被答辩人已提交过王建明的病退材料，苏生花、王成、于桂珍均知晓这一情况。如果王建明代持王成股权或王成是隐名股东，理应有书面协议。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持，主张与事实不符，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第三人苏生花辩称，公司是王万有的，公司的股份给两个儿子了，王建明口头说过这个事情。虽然没有书面协议，但是我能证明这个事情。第三人于桂珍辩称，公司转股的时候说明了公司是王成、王建明两人的。上诉人王成、代玉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恢复原告王成、代玉红在被告西苑公司股东地位和持股比例为45.5%；2.依法确认原告王成、代玉红享有其在被告西苑公司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3.依法对被告西苑公司进行外部审计及清算；4.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钟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1.关于原告王成诉请其应持有45.5%的股份的依据问题。原告王成和被告钟某向法庭提供了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分别是2017年6月6日王成与于桂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王成将其名下5%的股权转让给于桂珍；2017年6月6日王成与王建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王成将其名下20%的股权转让给王建明；2017年6月16日李玉玲与王建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李玉玲将其名下45%的股权转让给王建明。西苑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2017年7月10日，投资人信息由王建明、李玉玲、王成变更为于桂珍和王建明。原告王成称李玉玲与王建明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事后补交的，其与李玉玲、王建明三人于2017年6月6日办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手续，李玉玲股权转让的生效时间应为2017年6月6日，但其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李玉玲与王建明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事后补交。即便原告王成与李玉玲均为2017年6月6日转让股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和西苑公司股东会决议，李玉玲名下45%的股权转让对象为王建明，原告王成无权要求分得李玉玲所转让的股权。2.关于原告王成是否为西苑公司隐名股东的问题。股权代持是公司运营实践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成为工商登记上的名义股东，并由该他人根据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一种持股方式。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法律限制了部分主体成为公司股东的资格，如我国有关政策、法律禁止党政机关法人，公务员等自然人成为公司股东，这是产生股权代持现象的出现主要原因之一。原告王成是财政供养人员，在接到2017年5月25日中共兰州市纪委办公厅文件兰纪办发【2017】25号《关于对全市违规经商办企业公职人员进行处理的通知》后，于2017年6月6日将自己名下25%的股权转让给王建明和于桂珍。对此，原告认为其是被迫退出公司经营，转让股权也非真正转让，而是由王建明代持其股权，至今其仍是西苑公司的隐名股东。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原告王成与王建明订立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就外在形式而言股权转让已经完成。此次股权转让是否仅为代持,应从双方缔约的真实意思表示及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情况综合分析。原告王成主张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将其名下股权交由王建明代持，基于隐名投资的特殊风险性，依照常理，王成应当采用书面协议明确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争取与其他股东以及公司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各方对股权代持的知悉和同意，同时应当积极参与公司管理，充分行使股东权利。但原告王成并未提交其与王建明之间关于股权代持的相关协议，也不能提供公司经营管理、运营过程中的其他重要文件如股东会会议记录、股息或红利的领取单据等证明其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同时王成也没有在公司章程、股东协议中明确界定自己的隐名股东地位，仅凭原告王成所称其与王建明口头约定其股权由王建明代持，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代持股权的股权信托关系或者委托代理关系，应当推定公司股东名册载明的当事人王建明和于桂珍享有股东资格。即便其隐名股东身份成立，原告王成也应当根据协议约定向显名股东主张其投资权益，而非向西苑公司主张财产权益。3.关于原告王成将股份转让给王建明之后是否获得了相应对价的问题。原告王成称其并未将股权实际转让给王建明，自然也并未取得股权转让价款；被告钟某称王建明经常进行大额现金交易，但并不知晓王建明是否向王成支付了股权对价款。股权转让协议显示原告王成已将其名下20%的股权转让给王建明，王建明应当按照协议向王成支付股权对价。4.关于代玉红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本案案由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西苑公司自2003年6月26日设立至今股东几经变更，代玉红都不曾任该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也是由王成签订，代玉红请求确认其在西苑公司的持股比例，属主体资格不当，代玉红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中共兰州市纪委办公厅发文要求财政供养人员不得违规经商办企业，原告王成作为财政供养人员，需要在经商和工作中作出选择。在此背景下，原告王成最终决定将其名下的股份转让给王建明和于桂珍二人。本案各方对于股权转让协议形式上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可以进一步印证订立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属真实有效的协议，应当受法律保护。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对于认定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并无直接关联性，但股权的挂靠或代持行为，需要实际出资人和挂名持有人双方充分重视相关协议的签订及履行，且隐名投资者和显名股东之间的协议只在双方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不能满足“与其他股东达成设立公司或继续经营公司的合意”的实质要件。因此，即使有隐名投资者和显名股东之间的协议，也通常不能产生确认隐名投资者享有股权的法律效果。从上述条件来看，原告王成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具备西苑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并应当继续享有股东权利。对于一方原本就是法人股的所有人，对方则是通过有偿转让的方式取得法人股的所有权，双方所签订的是法人股转让协议，协议中确定了所有权的转移问题的，不属于股权的代持或挂靠，可以认定双方是通过出售方式转移法人股的所有权，即使受让方没有支付过任何对价，出让方也已丧失了对法人股的所有权，而只能根据转让协议主张相应的债权。原告王成与王建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明确约定王成依法退出西苑公司股东，同时不再享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原告王成也配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原告王成只能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向王建明和于桂珍主张相应的债权。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原告王成享有2017年6月6日前西苑公司25%的股份，但原告王成要求确认其在被告西苑公司的持股比例为45.5%的请求，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王成针对己方的主张,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现原告王成仅凭其所称的口头协议即要求确认其在西苑公司的隐名股东地位，依据不足，原告代玉红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地位，故原告王成、代玉红主张其二人在西苑公司的持股比例为45.5%的诉请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关于原告王成、代玉红请求确认二人享有在西苑公司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和对西苑公司进行外部审计及清算的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成、代玉红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25元，减半收取4063元，由原告王成、代玉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王成、代玉红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其二人享有西苑公司股权应为40.5%。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股东身份的确认，对内应以股东名册为准，对外应以登记机关的登记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王成分别与王建明、于桂珍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于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应当受法律保护。上诉人王成、代玉红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所转让股权系委托王建明和于桂珍代持，上诉人王成、代玉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二人具有西苑公司的股东身份，故不能恢复其二人在西苑公司的股东地位，而上诉人王成、代玉红请求确认享有西苑公司40.5%的股权、主张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对被上诉人西苑公司进行外部审计及清算的诉请均须以其二人具有股东身份为前提，故上述诉请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成、代玉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25元，由王成、代玉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雷明审判员苏兵审判员赵瑞霞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张义敏书记员宁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