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8民终5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宏太（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石狮市鸿山镇伍保科技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007573693369。 法定代表人：林清雄，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银渠，上海柏年（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金塔，上海柏年（泉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企（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武平县平川街道百斤税联发花园8#楼一层店面5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03508245747148469。 法定代表人:王志翔，总经理。 诉讼代表人：中企公司破产管理人福建至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负责人：苏天云，福建至信律师事务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啟顺，福建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林光祥，男，195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经商，住福建省长汀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添禄，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志翔，男，1969年5月3日出生，汉族，经商，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基仁，福建天衡联合（龙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娟，福建天衡联合（龙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蔡第乐，男，198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经商，住福建省石狮市。 上诉人宏太（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企（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公司”）、林光祥、王志翔、蔡第乐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2019）闽0824民初2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宏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银渠、邱金塔，被上诉人中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啟顺，被上诉人林光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以及被上诉人王志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基仁、罗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蔡第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宏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2019）闽0824民初205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直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 一、原审法院对案涉900万元款项性质的认定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原审法院将案涉900万元认定为林清雄（林诗体）作为股东向中企公司投入的投资款，不是中企公司向宏太公司的借款，其理由有三：其一，管理人对林诗体曾作3份询问笔录，笔录“证实”案涉900万元的款项是林诗体作为股东向被上诉人中企公司投入的投资款，不是借款；其二，宏太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款项为借贷款项；其三，案涉900万元款项不符合借贷的交易习惯。原审法院上述认定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其理由完全是避重就轻。 首先，原审法院据以支撑判决的管理人对林诗体所作的3份询问笔录，其中第一份笔录是2018年3月13日所作，在该份笔录中，林诗体详细说明了其入股被上诉人中企公司以来股东的变更及出资情况。林诗体全部的股权出资/投资早已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完成（工商登记时间为2014年6月30日，而原审中，第三人所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于2014年6月11日，协议内容更是明确说明股权投资早已完成），而本案涉及的900万元款项，其借据签署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款项划付时间为2015年9月份，二者之间相差一年有余的时间，且被上诉人中企公司出具了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借据，而股权投资早已完成，案涉款项怎么可能是所谓的“股权投资款”。而林诗体在该笔录中更是明确提出：“因为当时中企公司经营困难，我为中企公司能继续经营下去，就分别向佘小平、宏太公司、厦门市龙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石狮市鑫鹏服饰织造有限公司、林清雄（我移民到菲律宾，是我在菲律宾的名字）等借款，金额大概几千万元，具体见他们的债权申报表。”因此，案涉款项系林诗体为使中企公司继续经营而让中企公司向上诉人借款，其性质清楚无疑。第二份笔录是2018年3月19日所作，第三份笔录是2018年5月11日所作，该两份笔录均有一段关于《股权重组框架协议》表2中林诗体投资款明细的问答，该段问答的具体内容为：“问：那这份协议里“表2中林诗体投资款明细（目标公司不再返还该款项）”，请你做个说明”。“答：这个是说我本人的投资款是45129185元加上向龙汇公司、佘小平、鑫鹏服饰、林清雄等人的借款、实收资本1360000元，扣除我向中企公司的借款15379918元（含本金和利息）后合计82829267元，再加上“表3王志翔投资款明细（目标公司不再返还该款项）（18193000元）”总的作价2000万元卖给贯中房地产，中企公司的其他欠款由贯中房地产负责偿还，我向龙汇公司、佘小平、鑫鹏服饰、林清雄等人的借款由我来偿还。”该段问答的内容恰恰与原审中第三人所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的内容相印证，即，林诗体本人的投资款为4500万左右。然而，原审判决却错误地认定林诗体的投资款包含了向上诉人、林清雄等人的借款等款项，与事实不符。 其次，就案涉的900万元款项，上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均已出具了明确的说明，对款项的来源、性质、划付情况均作了明确的说明。关于被上诉人主张该款项为投资款项，其举证责任依法应归属被上诉人，然而，本案原审中，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支持其主张。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举证不利的情况下仍驳回上诉人的原审主张，完全是混淆了举证责任的归属。 再者，原审判决认定案涉900万元款项不符合借贷的交易习惯，理由为上诉人未要求偿还借款利息、未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上诉人未计入企业财务账户、被上诉人中企公司记账未直接写明应付上诉人。原审法院前述认定根本毫无依据，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与被上诉人中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同一人，在明知被上诉人中企公司已经陷入企业运营困境的情况下，其出于帮助被上诉人中企公司走出困境的初衷，出借了案涉款项，借款期间，上诉人明知被上诉人中企公司运营困难的情况下，未以书面形式向被上诉人中企公司催讨借款完全合情合理。而上诉人如何记账，完全是上诉人依据企业资金周转的需要所做的企业内部决策，更不能用以认定案涉款项的性质。至于被上诉人中企公司如何记录案涉款项的性质，则完全是原审法院选择性忽略证据的结果，在原审中，上诉人在第二次开庭中，当庭提交了一份记账凭证，该记账凭证的原件就在管理人处保管，该记账凭证明确将案涉900万元列入“贷方金额”一栏，最为重要的是，在案涉款项的银行回单后，中企公司财务人员明确将借据附在回单后，并且在抬头“借据”处书写“已转柒佰万元整，余叁佰万元整”。 二、关于《股权重组框架协议》的认定问题。原审判决据以支撑的重要证据之一为被上诉人提供的一份《股权重组框架协议》，然而，原审法院对该协议的内容没有细究考虑合同签订背景、合同当事方以及合同内容。 1．在案涉管理人于2018年3月19日对林诗体的询问笔录中，林诗体明确说明了《股权重组框架协议》的签署背景：“这个是因为整个中企公司要打包卖给贯中房地产，贯中房地产为了避免以后有什么财务纠纷，所以要求这样写。这个协议里的内容和中企前期的投资没有任何关系”。关于这一点，细究《股权重组框架协议》的内容即可印证，比如，在《股权重组框架协议》的第二条表3“王志翔投资款明细”的第四行中明确列明：“工程款未能结算暂定”，金额为850万。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中，上诉人曾就该工程款结算的问题向被上诉人王志翔发问，而王志翔回复为：“工程款的性质是会转变的，王志翔本人将工程款债权作为投资款入股”。从这一解释完全确认了这一债权的性质就是工程款，可以看出，所谓的投资款明细表格完全是将中企公司的债权债务列入表格共同处理，以实现贯中房地产公司接手中企公司的目的。根据中企公司的工商信息显示，王志翔投资入股中企公司的时间为2014年6月30日，试问王志翔怎么会在2017年2月转变工程款变成所谓“投资款”。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王志翔的工程款债权不可能是个人施工，必然是以企业名义（挂靠）与中企公司签署合同施工的，该债权的债权人为企业主体，那么，该施工企业难道也投资了中企公司吗？否则该项债权为何会被列入投资款明细的表格中。此外，该工程款债权，王志翔难道可以自行决定作为投资款吗？很明显，这是一次中企公司为了企业重组而进行的债权债务处置磋商，基于该工程款债权确实是与王志翔有关，所以才将该工程款债权列入王志翔的投资明细中，由王志翔负责清理该债务。而上诉人的债权被列入投资明细表格也是同样的道理。 2．上诉人及《股权重组框架协议》的签署当事方林诗体是属于完全独立的主体，林诗体是该框架协议的当事方，但上诉人不是。几个与上诉人完全不同的主体所签署的框架协议，将上诉人的借贷债权纳入到协议中，未经上诉人做过任何确认，原审法院据此否认案涉款项的借贷债权性质，于事实及法律均无依据。此外，《股权重组框架协议》第九条第3款明确约定：“若本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各方未再签署具体的重组协议，本框架协议自动解除。”而框架协议各方后续根本没有继续签署任何重组协议，因此，《股权重组框架协议》已然解除，一份解除了的协议，如何约束上诉人借贷债权的性质？即使退一万步，协议未解除，其未经上诉人确认的内容根本无法改变案涉借贷债权的性质。 3．从框架协议关于该表格的第二条大标题“主要资产及债权债务”也可看出。协议内容多处提及债权债务问题，却根本没有提过所谓投资款的内容，足见被上诉人根本就是刻意歪曲框架协议的内容。案涉的借贷资金跟所谓的“投资款”没有任何关系。 三、本案最大的不合理在于被上诉人声称案涉款项系属投资款，却无法提供任何关于该项投资的股东会决议及投资协议。 1．本案中，被上诉人均声称案涉款项系属投资款，包括原审法院受理的另一起佘小平诉中企公司的案件涉及的2452万元资金，总额达到3300余万，然而，这样巨额的投资，股东竟然没有出具任何股东会决议？竟然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协议？上诉人作为一个运营多年的企业，根本不可能放任资金如此投资，完全不约定具体投资内容、方式、回报。而中企公司作为一个大型企业，有成熟的内控制度，怎么可能接受3300余万的投资而不出具相关决议及投资协议？更为重要的是，既然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系属林诗体的投资款项，那么，该项投资的回报方式呢？关于这一点，原审法院没有任何核实，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举证，而原审法院却做出如此判决。 2．原审法院用以认定案涉款项为投资款的《股权重组框架协议》的签署时间是2017年2月23日，而本案借贷债权发生的时间是2015年9月10日，二者相差时间达到一年五个月有余。试问，若本案的借贷债权真是投资款的话，那么，为何自2015年起到现在却没有任何一份关于该900万元资金的投资协议，反而拿出一份2017年的，并且上诉人根本没有签署的所谓框架协议。这就是本案最大的不合理，然而，原审法院忽略这一点，反而质疑上诉人借贷债权的真实性，认定案涉款项为林诗体作为股东向中企公司投资的投资款。 综上，一审存在对案涉资金性质根本性的认知错误，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直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中企公司辩称： 一、一审法院判决未予认定案涉900万元为借款，认定事实清楚。一审已经查明，案涉的900万元系从林清雄（即林诗体）个人账户转入中企公司，而并非由上诉人的银行账户转给中企公司的。由于民间借贷为实践合同，因此，在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曾经委托林清雄代为交付借款的情况下，仅凭《借条》不能证明上诉人已经履行借款的交付义务。此外，依《借条》所示：案涉9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但事实上从中企公司的财务账簿上看，中企公司从未支付上诉人利息，且借款到期后上诉人亦未向中企公司提出权利主张，直至法院裁定中企公司破产重整后，上诉人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明显有悖民间借贷的司法实践。所以，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上诉人与中企公司之间存在90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是符合客观事实与法律规定的。 二、林诗体系中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将案涉900万元款项认定为林诗体的投资款，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管理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已经证实林诗体（即林清雄）以蔡第乐名义隐名持有中企公司68%的股权份额，其系中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对于从林清雄账户转入中企公司的900万元款项性质，林诗体在所签署的《股权重组框架协议》中，已经明确定义为“林诗体投资款”，这一定义与林诗体面对管理人询问时所作回答一致。因此，一审法院将案涉900万元认定为林诗体对中企公司的投资款，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 三、股东超出注册资本对公司的投入，并不必然为民间借贷。股东超出认缴额的实际投入，属增资性投资款。众所周知，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房地产公司的注册资金并不高，通常也就一、二千万，但事实是这点资金连拿地的钱都不够。所以，通常的做法是，各股东先约定在公司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由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向公司提供款项，如此操作不但可以做高开发成本，而且可以通过支付“利息”的方式，将公司的利润变相套出，从而起到避税的目的。由于中企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一千万元，所以林诗体等股东才会在确认总投额为9850万元的基础上，约定由各股东按股权比例向中企公司提供追加性的款项，也即增资性投资。 因此，尽管中企公司由于操作不规范的原因，未就实际增资形成书面决议，但也不能以没有书面股东会决议或者股东实际投入超过注册资本金为由，否认中企公司实际存在增资性投资的事实。所以，上诉人以没有书面投资协议为由否认900万元系林诗体的增资性投资款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四、案涉《股权重组框架协议》系由具有资金所有者与实际控制人双重身份的林诗体所签署的，因此该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无论是中企公司的财务账簿，还是《股权重组框架协议》，都没有体现上诉人的名称。依上所述，900万元资金系由林诗体转入中企公司的，因此林诗体作为资金所有者，当然有权对资金作出相应处分，并以资金所有者和中企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双重身份签署《股权重组框架协议》。林诗体在《股权重组框架协议》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将“以林清雄名义汇入中企公司的900万元纳入不再返还的投资款”范畴。因此，即便《股权重组框架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也不影响协议本身对“基本事实”与“款项性质”的确认。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林光祥辩称： 一、宏太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中企公司提供了900万元借款。 1．宏太公司提供的《借据》，所载明的借款交付方式是将借款汇至中企公司的银行账户，宏太公司也陈述款项是转账支付的。因此，仅凭《借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宏太公司已经向中企公司交付了900万元的借款。宏太公司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经向中企公司交付了900万元借款的事实。 2．本案中，案外人林清雄于2015年9月10日、2015年9月21日分别向中企公司银行账户汇入的700万元和200万元，合计900万元款项，其款项性质和用途是林清雄个人汇入中企公司的投资款，并非宏太公司出借给中企公司的借款。理由如下： 首先，作为案涉900万元款项的直接来源者和提供者的林清雄，在其签署的《股权重组框架协议》中，已经明确自认该900万元款项属于其向中企公司的投资款且中企公司不再返还。不仅如此，林清雄在接受中企公司破产管理人多次询问过程中，反复多次陈述该900万元款项包含在其向中企公司的投资总额里面。据此，足以认定该900万元款项的性质属于林清雄个人对中企公司的投资款。同一笔款项只能有一种用途，不可能有两种用途。既然林清雄已经确认该900万元款项的用途是他对中企公司的投资款，就不可能同时成为宏太公司交付给中企公司的借款。林清雄向中企公司汇款900万元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不是接受宏太公司委托的代付款行为。 其次，从中企公司的财务账簿记载内容来看，中企公司始终将该笔900万元款项登记在林清雄名下，从未记载于宏太公司名下，而且款项的用途记载为往来款，而非借款。如果该笔900万元款项确实与宏太公司有关联，则中企公司的财务账簿上应当记载有宏太公司的名称，但事实上却没有任何记载。而且，宏太公司本身的财务账簿上也从未记载有该笔900万元的借款。该笔款项金额达900万元，是一笔巨额款项，宏太公司的财务账簿上没有任何记载显然违背常理。由此可见，该笔900万元款项与宏太公司无关。 再次，林清雄作为宏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在面临中企公司即将被收购重组的情况下，若宏太公司对中企公司有高达900万元的借款尚未收回，理应及时向中企公司主张债权，以充分维护宏太公司的合法权益，但是林清雄非但没有代表宏太公司向中企公司主张债权，反而在签署《股权重组框架协议》时未将宏太公司列为债权人，且整份框架协议从未记载宏太公司任何一分钱债权。这充分反映了宏太公司并非中企公司债权人的客观事实。 二、宏太公司主张借款给中企公司900万元，不符合正常的借贷情形，存在许多违背常理之处。 宏太公司主张其出借给中企公司900万元，月利率为2%，借款期限至2016年9月9日。如果借款属实，按常理宏太公司应当及时向中企公司要求支付利息，并在借款到期之后及时要求中企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但是，中企公司却从未向宏太公司支付过利息，宏太公司也从未向中企公司要求支付利息。而且，在借款期限届满之后直至2018年1月8日开始申报破产债权的1年4个月期间内宏太公司从未要求中企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也未要求保证人王志翔、蔡第乐承担保证责任。这些情形均明显违背常理，不符合正常借贷情形。从侧面更能反映出宏太公司与中企公司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借贷关系。如果借款属实，鉴于该借款金额巨大，宏太公司应当在提供借款之后及时打印保留银行汇款凭证，并且将该笔支出计入财务会计账簿。但是，宏太公司却直至2017年12月21日法院裁定中企公司破产之后才去银行打印汇款回单，且其公司财务账簿内从未记载该笔支出，也明显违背常理。 三、本案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股权重组框架协议、询问笔录、财务凭证、建设用地拍卖成交确认书、中企公司股东账目结算单、股份转让协议等）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足以证明案涉900万元属于林诗体（林清雄）对中企公司的投资款，而非宏太公司出借给中企公司的款项。人民法院应当采信各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应采信宏太公司的证据。 1．作为中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林诗体（曾用名林清雄），与中企公司的登记股东蔡第乐、王志翔三方在武平县建设局的见证下、在《股权重组框架协议》中已经确认林清雄汇入的900万元属于林诗体的投资款，是林诗体借用林清雄的名义汇入中企公司的投资款项。三方在《股权重组框架协议》中所列明的债权人并未包含宏太公司。三方还共同保证除了《股权重组框架协议》中所列明的债权人之外，再无其他债权人。也就是说，林诗体（林清雄）、蔡第乐、王志翔在此次申报破产债权之前，已经确认宏太公司不是中企公司的债权人。而且，林诗体在接受中企公司破产管理人多次询问时，多次表示案涉900万元是他对中企公司投资款的一部分。 2．林光祥提交的建设用地拍卖成交确认书、中企公司股东账目结算单（原件）、股份转让协议（原件），结合中企公司提交的询问笔录、中企公司的整体存量资产状况，可以证实林诗体（林清雄）依约应当投入中企公司的投资总额为8200万元左右，林诗体的投资义务为8200万元左右，林诗体将案涉900万元作为其对中企公司的投资款，并未超出其8200万元的投资义务范畴。而且，迄今为止，中企公司注册资本金中属于林诗体认缴的部分还未缴足，林诗体还对中企公司负有未清偿的几千万元债务，进一步印证了林诗体关于该900万元是其对中企公司投资款的陈述的合理性。 3．无论是中企公司还是宏太公司，均未在财务账簿上记载宏太公司对中企公司拥有案涉900万元债权。作为宏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林清雄，也没有将宏太公司作为债权人列入《股权重组框架协议》之中。 以上证据材料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足以证明案涉900万元属于林诗体（林清雄）对中企公司的投资款，而非宏太公司出借给中企公司的价款。 4．宏太公司虽然辩称其授权林清雄将案涉900万元款项支付给中企公司。但是，既然是授权，宏太公司却未提交授权委托书，也未在授权的同时将900万元款项交付给林清雄，也从未向中企公司出具过授权委托手续，完全不符合授权委托的正常情形。宏太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案涉900万元款项直接来源于宏太公司，不能直接证明案涉900万元款项属于宏太公司的自有资金。宏太公司起诉时主张林清雄转账900万元属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第二次庭审时却改口称是一种授权委托行为，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不足为信。虽然林清雄在第一次庭审之后出具了一份声明辩称是受宏太公司委托转账。但是，林清雄系宏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宏太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其在第一次庭审之后才出具的声明，很明显是为了达到诉讼目的而刻意炮制的，不足为信，而且与本案其他证据（股权重组框架协议、询问笔录）中林清雄自己的自认事实相矛盾。因此，林清雄出具的声明不应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宏太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中企公司提供了900万元借款，且其主张中企公司向其借款900万元，也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明显违背常理和正常借贷交易习惯，依法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据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志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讼争的9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林诗体个人投入中企公司的投资款，而非上诉人宏太公司向被上诉人中企公司提供的借款。理由如下： 一、原审法院已查明中企公司的各个股东实际投资总额为一亿元左右，上诉人宏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诗体应投资8000多万元，而非按工商登记的认缴金额出资，林诗体并未完成其对中企公司的投资义务，故案涉900万元系林诗体投入中企公司的投资款。 二、上诉人中企公司在上诉状中引用的林诗体在管理人处做的《询问笔录》也载明：“我（林诗体）向龙汇公司、佘小平、鑫鹏服饰、林清雄等人的借款由我来偿还”，因此，即使本案款项性质为借款，也是林诗体个人借款，而非被上诉人中企公司借款。 三、就举证责任来说，上诉人宏太公司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已经将《借据》所涉的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中企公司。民间借贷合同作为实践性合同，必须由出借人举证证明达成了借贷合意、已将借款实际交付给借款人。而本案中，上诉人宏太公司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与中企公司达成了借贷合意，未能证明已将借款交付给中企公司。在中企公司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应由出借人宏太公司补强证据证明其交付了借款。宏太公司一审提供的林诗体出具的《声明》，虽然陈述案涉款项系代宏太公司支付给中企公司的借款，但与林诗体在此前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内容相矛盾，依法不应采信。宏太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未达到证明其已将借款交付给中企公司的证明目的，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四、假设是因为宏太公司与中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林诗体，所以宏太公司未向中企公司催收借款，但中企公司的记账凭证中载明的是“收往来其他应付款林清雄贷方金额900万元”，而不是按正常的借款交易列为“其他应付款宏太公司（借款）”，此点也足以说明案涉款项的所有人是林清雄（林诗体）个人，而非上诉人宏太公司。 五、被上诉人王志翔一审提交的《股权重组框架协议》也可证实案涉900万元系林诗体投入到中企公司的投资款，而非宏太公司提供给中企公司的借款。林诗体作为宏太公司和中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完全有权利对案涉900万元款项的性质在框架协议中作出认定。被上诉人王志翔的工程款850万元是作为投资款，所以列在表3“王志翔投资款明细（目标公司不再返还该款项）”。若案涉900万元款项如上诉人所言是中企公司欠宏太公司的借款，为何不像其他债权债务一样单列在表一内？框架协议中体现的也是林清雄900万元，而非宏太公司900万元。 综上所述，本案讼争款项系林诗体个人投入到中企公司的投资款，而非宏太公司出借给中企公司的借款，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宏太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蔡第乐未作答辩。 宏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宏太（中国）有限公司享有因借贷所产生的债权本金2452万元及利息646.4万元（利息自2014年7月8日款项出借至破产申请受理日2017年11月21日）；2．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等）均由中企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5年9月10日，中企公司向宏太公司出具《借据》一张，载明：因经营需要，今向宏太公司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9月10日至2016年9月9日，月利率为2%（月利率按30天计息），借款人逾期偿还借款款项的，应当向出借人支付每日2%的违约金。借款人指定出借人借款汇至：账户名称中企公司；开户行建行武平县支行；账号35×××13；借款人栏盖有中企公司公章及王志翔签字；王志翔、蔡第乐在《借据》保证人栏上签字；备注：签订时间及地点2015年9月10日于石狮；借款人在本合同上签名、盖章，即为借款人已收到借款等内容。 2015年9月10日、同年9月21日，林清雄分两次从其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冈黄州支行账户（账号62×××06）转入中企公司账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平支行、账号35×××13）700万元、200万元，合计900万元。 2015年9月30日，中企公司的财务记账凭证显示：收往来（2015年9月10日）其他应付款林清雄贷方金额700万元；收往来（2015年9月21日）其他应付款林清雄贷方金额200万元。 2011年6月2日，武平县建设用地拍卖成交确认书中确认：中企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拍卖成交价为7520万元。中企公司股东账目结算单（未写明时间）中写明：原股东林光祥、林诗体、王条文、蔡添明共同约定以9850万元为基数确定各自应当投资的金额。其中林诗体（林清雄）当时持股27.5%，应当投入资金2720.8万元。 2012年10月16日，林诗体借取中企公司所取得的工商银行岩城支行2900万元贷款中的1500万元。2013年，林诗体借取中企公司所取得的工商银行岩城支行2600万元贷款中的546万元。 2014年6月11日，作为出让方的林诗体（甲方）、王条文（乙方）、林光祥（丙方）与作为受让方的王志翔（丁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现甲、乙、丙方经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将各自所占中企公司的股权及投资开发的“金港新城”商住项目全部转让给丁方；截至2014年4月，林诗体实际持有中企公司45%的股份，投资款计4567.9185万元，占用公司资金1368.5903万元，实际剩余3199.328万元……；转让价款由转让方林诗体、王条文和林光祥三个股东注入中企公司资金人民币壹亿零壹佰伍拾万玖仟叁佰元整（10150.93万元）和中企公司截至2014年5月1日前所有的债务构成……。 2017年2月23日，由林诗体、蔡第乐、王志翔三人作为甲方，福建贯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在武平县城乡规划建设局监督方的见证下，签订《股权重组框架协议》一份。载明：林诗体承诺并保证其作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主要资产及债权债务表2：林诗体投资款明细（目标公司不再返还该款项）；科目其他应付款汇入人名称林清雄金额900万元）。特别约定：原股东林诗体及现股东王志翔、蔡第乐以借款或者股金或以其他名义或其他形式约1亿元投入目标公司或以其他形式投入目标的款项，均为其投资款，目标公司不再承担任何偿还义务。 2017年10月20日，因中企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无力经营房地产项目，吴明新向武平县人民法院申请对中企公司进行重整，武平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2017）闽0824破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吴明新对被申请人中企公司的重整申请。2017年12月6日，武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824破2号之一《决定书》，指定福建至信律师事务所担任中企公司管理人。案涉900万元债权在中企公司破产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被确认为宏太公司对中企公司的普通债权，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被维持为普通债权。 2018年4月19日，林光祥（中企公司的股东之一）向中企公司管理人提交已申报债权的核查意见一份，载明：要求中企公司管理人调查落实宏太公司申报的债权900万元实为林诗体的投资款或者偿还中企公司的款项，不应认定为中企公司的普通债权。之后，案涉900万元债权在中企公司破产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仍被维持确认为宏太公司对中企公司的普通债权。2018年8月12日，林光祥又向中企公司管理人提交《债权异议书》，载明：要求中企公司管理人根据客观事实，对宏太公司申报的债权900万元、利息468万元，认定为不属中企公司普通债权等内容。 宏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清雄与中企公司的股东原法定代表人林诗体系同一人。 2018年3月13日，中企公司管理人对蔡第乐作了询问笔录一份，蔡第乐称：我占中企公司70%的股份，是帮林诗体代持的股份。具体出资注册资金多少，我不清楚。据林诗体说，已实际出资一个亿。具体事项都是由林诗体自己处理，有关事宜以林诗体自己的陈述为准……。 2018年3月13日，中企公司管理人对林诗体作了询问笔录一份，林诗体称：我的出资好像是27%还是28%，按投资1个亿，我的出资金额是2700万元左右；后来原股东蔡添明将其股权转让给林光祥、王条文和我，我是法人代表。出资比例大概是45%。后来我和王志翔把林光祥、王条文的股权买回来，我占68%（由我的亲戚蔡第乐代持）、王志翔占32%……;王条文找龙岩工行，抵押贷了两三千万。因为工程款付不了这么多，我就向中企公司借了900万元，后来我有还本金和利息。因为当时中企公司经营困难，我为中企公司能继续经营下去，就分别向佘小平、宏太公司、厦门市龙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石狮市鑫鹏服饰织造有限公司、林清雄（我移民到菲律宾，是我在菲律宾的名字）等借款，金额大概几千万元，具体见他们的债权申报表……。 2018年3月19日，中企公司管理人对林诗体作了询问笔录一份，笔录体现：问：《股权重组框架协议》里“表2中林诗体投资明细（目标公司不再返还该款项）”，请你做个说明。林诗体答：这个是说我本人的投资款是45129185元加上向龙汇公司、佘小平、鑫鹏服饰、林清雄等人的借款、实收资本1360000元，扣除我向中企公司的借款15379918元（含本金和利息）后合计82829267元再加上“表3王志翔投资款明细（目标公司不再返还该款项）（18193000元）”总的作价2000万元卖给贯中房地产，中企公司的其他欠款由贯中房地产负责偿还，我向龙汇公司、佘小平、鑫鹏服饰、林清雄等人的借款由我来偿还……。 2018年5月11日，中企公司管理人对林诗体作了询问笔录一份，林诗体称：……，后来中企公司的股份结构如下：我占68%（由我亲戚蔡第乐代持）、王志翔占32%。我本人的投资款是45129185元加上向龙汇公司、佘小平、鑫鹏服饰、林清雄等人的借款、实收资本1360000元，扣除我向中企公司的借款15379918元（含本金和利息）后合计82829267元再加上“表3王志翔投资款明细（目标公司不再返还该款项）（18193000元）”总的作价2000万元卖给贯中房地产，中企公司的其他欠款由贯中房地产负责偿还，我向龙汇公司、佘小平、鑫鹏服饰、林清雄等人的借款由我来偿还……。 2019年6月24日，中企公司管理人向宏太公司发出《债权不予确认通知书》，载明：将原先在债权人会议被确认的涉案900万元、利息468万元的普通债权不予认定，并告知如宏太公司有异议，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900万元款项的性质，即案涉900万元是中企公司向宏太公司的借款还是林诗体作为中企公司的股东向中企公司投入的投资款？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900万元不是中企公司向宏太公司的借款，而是林清雄（林诗体）作为股东向中企公司投入的投资款。理由：1．中企公司对林诗体曾作3份询问笔录：2018年3月13日的林诗体笔录中林诗体提到：林诗体分别向佘小平、宏太公司、林清雄等借款，林清雄是林诗体在菲律宾的名字（同一人）。同年3月19日林诗体笔录中林诗体对《股权重组框架协议》表2作了说明，陈述其在中企公司投资款为82829267元中，向林清雄等人的借款，应由林诗体本人偿还。同年5月11日林诗体笔录林诗体提到：林诗体在中企公司的投资款为82829267元中，向林清雄等人的借款，应由林诗体本人偿还。该3份询问笔录相互印证已共同证实：林诗体向林清雄、宏太公司等人的借款由林诗体偿还。林诗体在上述3份笔录中的陈述也与《股权重组框架协议》附表2中显示：林诗体投入中企公司的投资款包含案涉林清雄转入中企公司的900万元，该款项目标公司不再返还；特别约定中写明：原股东林诗体及现股东王志翔、蔡第乐以借款或者股金或以其他名义或其他形式约1亿元投入目标公司或以其他形式投入目标的款项，均为其投资款，目标公司不再承担任何偿还义务的内容等相互印证，共同证实案涉900万元不是借款而是投资款。《股权重组框架协议》、林诗体的询问笔录多次自认案涉900万元是林诗体作为股东向中企公司投入的投资款这与《股份转让协议》各股东各占股份金额、中企公司对蔡第乐的询问笔录、中企公司财务《记账凭证》中把案涉款项900万元只列收往来（2015年9月10日）其他应付款林清雄贷方金额700万元；收往来（2015年9月21日）其他应付款林清雄贷方金额200万元等内容相互印证。上述证据结合各方无异议的陈述，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共同证实案涉900万元是林诗体作为股东向中企公司投入的投资款，不是借款。2．宏太公司主张案涉900万元由其借给中企公司，对此宏太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中，宏太公司虽提供涉案《借据》,约定借款交付方式是将借款汇至中企公司银行账户；在本合同上签名、盖章即为借款人已收到借款等内容，但民间借贷合同，仅凭《借据》不能直接证明宏太公司已经履行借款交付义务。宏太公司提供的林清雄转入中企公司的900万元银行回单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宏太公司提供了案涉《借据》中的借款900万元给中企公司，只能证明林清雄有转入中企公司账户900万元的事实。3．宏太公司主张案涉900万元由宏太公司借给中企公司，不符合常理。首先，如借款属实，则按当地交易习惯，宏太公司应要求中企公司支付借款利息等，但借款到期后，中企公司从未支付宏太公司分文利息也从未被要求支付利息，宏太公司也从未要求连带责任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与正常的借款交易习惯不符，与常理也不符。其次，宏太公司也未将案涉数额巨大的900万元的“借款”计入宏大公司财务账户，这也与正常的财务建账制度规则相违背，不合常理。另外，从中企公司财务《记账凭证》中把案涉款项900万元只列为：收往来其他应付款林清雄贷方金额900万元，而不是按正常的借款交易列为“其他应付款宏太公司（借款）”的内容，结合其他相关证据，也可以印证案涉900万元不属中企公司向宏太公司的借款性质。 综上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借款的实际支付，借贷双方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这样借款人收到借款之日生效。案涉《借据》中虽有约定“在本合同上签名、盖章即为借款人已收到借款”的内容，但这约定违背交易习惯，且在案涉借款未实际支付情况下是无效的。本案中企公司、林光祥、王志翔抗辩宏太公司与中企公司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已提供较为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和作出了合理说明，一审法院结合案涉借款金额、款项交付、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宏太公司主张的宏太公司与中企公司借贷事实确实没有发生，并认定案涉900万元款项为林清雄（林诗体）作为股东向中企公司投入的投资款。现宏太公司要求法院确认宏太公司对中企公司享有因借贷所产生的债权本金900万元及利息468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与客观事实不符，不符合法律规定。中企公司在破产重整后，武平县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中企公司管理人将宏太公司原先在第一、二次债权人会议上被确认的案涉900万元普通债权作出不予认定的决定，与客观实际相符，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中企公司管理人在中企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有权代表中企公司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对中企公司管理人、林光祥、王志翔主张的案涉900万元不是中企公司向宏太公司的借款，而是林清雄（林诗体）作为中企公司的股东向中企公司投入的投资款，宏太公司与中企公司不存在案涉900万元借贷事实等合理的辩解意见，予以采纳。蔡第乐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愿放弃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宏太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六条规定，判决：驳回宏太（中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880元，由宏太（中国）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宏太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中企公司、林光祥、王志翔、蔡第乐没有提交新证据。 宏太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其证明内容有： 1．2019年11月29日王志翔的询问笔录、2019年12月11日林光祥的询问笔录、2019年12月12日王条文的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案涉《股权重组框架协议》表2、表3虽然标题为“投资款明细”，但该列表中的各科目，其性质均为相关方对中企公司的债权。比如表3的850万工程款。因此，该债权如非经过债权方本人同意，不得转为投资款。《股权重组框架协议》关于列表中投资款明细的表述，系属各方为了重组中企公司而作出的妥协性表述。不能以妥协性并且未经过债权人确认的约定认定款项的性质。本案一审被告及第三人声称案涉款项系林诗体本人的投资款，然而，三份询问笔录已可证实，林诗体以及中企公司其他股东的全部股权投资资金已于中企公司成立时全部到位，结合中企公司历年的审计报告，完全可以证实林诗体的全部股权投资资金已经全部到位。案涉款项的性质系属借贷资金无疑，所谓“林诗体个人投资”毫无事实依据。 2．中企公司章程、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各1份，证明中企公司股东变更情况。 中企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三份询问笔录证实了林诗体是中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超出注册资本对公司的投入在司法实践中是存在的，不能据此认定为民间借贷。对证据2无异议。 林光祥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达到宏太公司所证明的内容，三份笔录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无异议。 王志翔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三份笔录更能证实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对证据2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宏太公司提交的证据1中的三份询问笔录，中企公司、林光祥、王志翔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其证明内容应结合其他证据及案件情况综合认定；对证据2予以认定。 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宏太公司对有关事实的描述本身无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的分析认定有异议，且一审法院遗漏认定以下事实：记账凭证中记载案涉900万款项的部分附有两张借据作为记账凭证附件，该两张借据就是本案的借据。这两张借据的页码顺序，第一张借据是放在第一笔700万元的电子回单后，附件借据的抬头写着“本次已转柒佰万元整，余叁佰万元整”。第二笔200万元的电子回单后，附件借据的抬头写着“转贰佰万元整，余壹佰万元整”。该笔迹系案涉借款发生时，中企公司的财务梁桂莲书写。该记账凭证完全可以印证上诉人的主张。本案借款900万元，中企公司已完全收到，否则不会在案涉款项划付的回单后附上案涉借据，并书写完全对应的内容。 中企公司、林光祥、王志翔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林清雄转账给中企公司的900万元能否认定为宏太公司出借给中企公司的借款？ 本院认为，宏太公司为证明中企公司向其借款900万元的事实，提交了中企公司向宏太公司出具的《借据》、林清雄的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以及宏太公司出具的《说明》和林清雄的《声明》等一系列证据。宏太公司主张中企公司向其出具1000万元的借据后，由其公司出纳蔡燕瑜及相关人员张斌将款项汇入林清雄账户，再由林清雄分两笔于2015年9月10日汇入中企公司700万元，于2015年9月21日汇入中企公司200万元，由此合计900万元即为宏太公司出借给中企公司的款项。中企公司、林光祥、王志翔抗辩认为，林清雄向中企公司汇款900万元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并非其作为宏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其个人汇款行为与宏太公司无关，且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武平县建设用地拍卖成交确认书、《股权重组框架协议》以及中企公司管理人对蔡第乐、林诗体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显示，涉案900万元款项系中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林诗体（曾用名林清雄）对中企公司的投资款，并非是宏太公司出借给中企公司的款项。 对此双方争议，本院分析认为，中企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向宏太公司出具的《借据》中载明借款金额10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宏太公司主张其未通过宏太公司的对公账户将款项支付至中企公司账户，而是通过其公司财务及相关人员将款项汇入其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清雄的账户，再由林清雄通过该账户于2015年9月10日汇入中企公司的700万元、于2015年9月21日汇入中企公司200万元，合计900万元。宏太公司为此提供了一份《说明》，表示通过林清雄账户转账至中企公司的900万元款项系来源于宏太公司。林清雄本人对此亦出具了一份《声明》，表示其实施的该项转账行为系受宏太公司的委托授权。但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林清雄系宏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亦为中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实施该转账行为时已兼具双重身份，所实施的该行为已涉及到与其具有利害关系的两家公司即宏太公司和中企公司之不同利益，故对林清雄所实施的该转账行为之性质及其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断。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股权重组框架协议》载明“林诗体承诺并保证其作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且该份协议将“汇入人名称为林清雄、金额900万元”的款项明确列入“林诗体投资款明细（目标公司不再返还该款项）”之列表中。该900万元款项在中企公司的记账凭证中也明确记载为“其他应付款→林清雄”。结合中企公司管理人对蔡第乐、林诗体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其他相关证据，被上诉人关于该款系林诗体对中企公司的投资款，不属于中企公司向宏太公司借款的抗辩，已足以使宏太公司所主张的900万元之借款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在此基础上，负有举证义务的宏太公司应就被上诉人提出的抗辩在其初步证明责任的基础上再行提供足够有效的证据予以补强证明其所主张的借款事实的存在。然宏太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及林清雄转入中企公司的900万元款项之来源说明以及其委托授权林清雄向中企公司实施转账行为的解释并不能有效推翻被上诉人提出的抗辩，亦无法使其提出的该款系属于中企公司向其借款之事实达到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高度盖然性判断标准，故对于宏太公司关于该款属于借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的主张之抗辩理由成立，上诉人宏太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及其作出的解释说明未能有效推翻被上诉人关于该款不属于借款的抗辩，故对于宏太公司提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宏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蔡第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880元，由宏太（中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煌忠 审判员  张婷婷 审判员  范文祥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林凤兰 书记员蓝佳梦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