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04民初6411号 原告：阮燊俤，男，1970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斐、潘坚心，福建福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玉英，女，196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锦、林明昭，福建亚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善钦，男，196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原告阮燊俤与被告郑玉英、林善钦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阮燊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斐、被告郑玉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锦、被告林善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阮燊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许可对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房产（以下简称“案涉房产”）的执行；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郑玉英、林善钦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30日，贵院作出（2018）闽0104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判决林善钦偿还阮燊俤借款本金645500元及利息。2019年5月27日，阮燊俤申请执行该判决。2019年8月20日郑玉英对执行标的案涉房产提出书面异议。贵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0104执异109号执行裁定：中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阮燊俤认为，首先，林善钦系案涉房产物权登记的所有权人。林善钦与郑玉英虽签订有《离婚协议书》，但《离婚协议书》作为债权并不能对抗《物权法》第九条和第十四条规定，房产权利人要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记载的被征收人林善钦为准。其次，郑玉英因自身过错原因，在签订《离婚协议书》后未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存在明显过错，其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四项规定。再次，案涉房产在阮燊俤查封前郑玉英并未合法实际占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最后，《离婚协议书》中林善钦仅将洪塘上镜3号194.59平方米归郑玉英，房屋拆迁后林善钦取得240平方米房屋（105平方米+90平方米+45平方米），增加的45.41平方米应属于林善钦个人财产。（2019）闽0104执异109号执行裁定仅依据林善钦与郑玉英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排除阮燊俤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明显有误。 郑玉英辩称，一、郑玉英与林善钦对案涉房产的处分合法、有效，林善钦已丧失对案涉房产的共有权，案涉房产应当归郑玉英所有。郑玉英与林善钦于2008年2月1日办理离婚登记，根据双方签订的并经福州市仓山区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书》约定：案涉房产归女方郑玉英所有。该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阮燊俤对林善钦的债权发生于2017年6月15日之后，与郑玉英、林善钦离婚时隔近10年，不具备可预见性，不存在郑玉英与林善钦为逃避债务恶意转移房产的可能性，故而郑玉英及林善钦对旧房产的处分合法、有效，签订《离婚协议书》后，林善钦即丧失对旧房产的物权共有权，旧房产便归郑玉英一人所有。基于上述约定，郑玉英在离婚后便实际管理、使用旧房产，之后旧房产于2011年被拆迁征收，并通过产权置换的方式取得三套房产（含案涉房产），故而郑玉英基于《离婚协议书》对旧房产享有的所有权即转化为对包含案涉房产在内三套房产的所有权。实践中物权登记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况并不少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郑玉英与林善钦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经民政局备案，系合法、有效，结合郑玉英提交的证据收款收据、排房单足以认定郑玉英系拆迁征收补偿权益的实际权利人、义务履行方。案涉房产属于拆迁征收补偿权益一部分，亦应当归郑玉英所有，阮燊俤关于“林善钦系实际权利人”的主张缺乏事实、法律依据。二、退一步而言，郑玉英对案涉房产的物权请求权即请求林善钦协助郑玉英办理所有权变更手续的权利较阮燊俤的债权请求权更具备优先性，足以排除阮燊俤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体现如下：从形成时间来看，郑玉英与阮燊俤签订《离婚协议书》时间为2008年2月1日，远远早于阮燊俤债权产生时间即2017年6月15日，故郑玉英的请求权应当优先于阮燊俤的请求权；从性质上来看，阮燊俤的债权属于一般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财产，而郑玉英的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系针对于案涉房产，故郑玉英的请求权较阮燊俤而言具备优先性。此外，林善钦签订《离婚协议书》后，案涉房产即归郑玉英所有，其就丧失了对案涉房产的共有权，案涉房产不再属于林善钦的责任财产，同时阮燊俤的债权产生于郑玉英与林善钦离婚后，属于林善钦的个人债务，与郑玉英无关，故不能据此来执行案涉房产；从发生根源及功能上来看，案涉房产来源于郑玉英与林善钦的共同财产，在郑玉英与林善钦解除婚姻关系时约定归郑玉英所有，该房产具有为郑玉英提供日后生活保障的功能，且离婚行为属于不可逆转的，从保护弱势女性的角度出发，较阮燊俤的金钱债权相比，郑玉英享有的物权请求权也应当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足以排除本案执行；从主观上来看，郑玉英离婚时间远远早于阮燊俤的债权产生时间，不具备可预见性，不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可能性，属于善意的。相反的，根据郑玉英提交的证据（2018）闽01民终8009号《民事判决书》可以显示阮燊俤对郑玉英与林善钦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的内容是知悉的（记载于判决书第十页倒数第十行），对此，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闽01民终8009号一案中也作出认定“阮燊俤于一审庭审中自认曾见过林善钦与郑玉英的离婚协议书，故其请求权并非基于对案涉房产公示的信赖而产生”，既然阮燊俤于2017年6月3日签订的《拆迁安置房转让协议》都并非基于房产公示信赖，那么其对案涉房产的保全、执行（保全时间为2018年4月25日、执行时间为2019年之后）更不属于对房产公示的信赖。因此，阮燊俤在明知案涉房产已经归属于郑玉英，林善钦丧失对案涉房产物权共有的情况下仍然向贵院申请保全、强制执行案涉房产，其存在明显主观恶意，故郑玉英的物权请求权应当优先与阮燊俤的债权请求权。三、阮燊俤适用法律错误，其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首先，阮燊俤主张郑玉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不足以排除执行，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见，该条款是针对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异议申请的审查，而本案中郑玉英系基于《离婚协议书》对案涉房产享有的物权请求权，故不能适用该条款，阮燊俤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其次，《执行异议规定》前言中已经明确“为了规范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以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一般应当就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权利、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权利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进行判断”，可见，《执行异议规定》是对当事人提出的执行异议及复议程序性审查的规定，而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系对郑玉英的权利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进行审查，属于实体性审查，应当根据郑玉英权利的根源、性质、时间进行综合判断，不能适用《执行异议规定》。四、郑玉英与林善钦在《离婚协议书》中已对旧房产（坐落于仓山区洪塘上境3号）的归属作出整体处分，阮燊俤主张二人仅就部分房屋面积作出处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从《离婚协议书》的财产债务处理内容上来看，双方已明确约定了“住房地址在仓山区建筑面积166.30平方米，还有郊区建新镇洪塘上境3号194.59平方米，家中电器都归女方所有”，根据该约定郑玉英与林善钦离婚时已经对全部共同财产进行处分，约定两处房产及家中电器都归女方所有，那么效力自然涵盖于整座房屋，阮燊俤主张郑玉英及林善钦仅就部分房屋进行处分，明显与事实相驳，理由如下：首先旧房产系独栋房屋，无产权面积部分亦属于整座房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自然不存在将其中的小部分面积独立出来分别处分的可能性。其次，无产权面积部分属于郑玉英与林善钦婚后搭建，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但从《离婚协议书》的共同财产处分部分的内容上来看，双方仅约定该坐落的房屋归女方所有，没有另行约定或者备注，这也恰恰印证了郑玉英与林善钦已经对旧房产作出了整体处分的事实，已对该部分进行了处分。综上，郑玉英对案涉房产享有合法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阮燊俤对于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阮燊俤的诉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林善钦未作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阮燊俤、郑玉英分别提交的《离婚协议书》，其真实性，因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明2008年2月1日郑玉英、林善钦在福州市仓山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住房地址在仓山区建筑面积166.3平方米，还有郊区建新镇洪塘上境3号194.59平方米，家中电器都归女方所有，双方无债权债务”。上述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 ２.阮燊俤提交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郑玉英提交的收款收据、房屋排房单，其真实性，因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证明2011年6月10日林善钦与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福州金山房屋拆迁工程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登记在林善钦名下坐落于建新镇洪塘上境3号房屋总建筑面积224.64平方米，其中产权面积194.59平方米、无产权面积22平方米、附属房及违章建筑面积8.05平方米，该房屋拆迁后共安置105平方米、90平方米、45平方米三套房产，共计240平方米，增加面积部分的购房款由郑玉英缴纳，案涉房产是上述105平方米安置房。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 ３.阮燊俤提交的林善钦中国农业银行卡号62×××75与郑玉英交易明细、林善钦中国建设银行卡号62×××00与郑玉英交易明细、林善钦中国建设银行卡号62×××10与郑玉英交易明细，其真实性，因林善钦、郑玉英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上述证据只能证明林善钦与郑玉英之间有经济往来，不能证明双方仍然共同生活系假离婚，以及林善钦与郑玉英恶意配合诉讼侵害原告权利，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4.阮燊俤提交的其与林善钦的微信聊天记录，其真实性，因林善钦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不能证明阮燊俤于2017年11月才知道林善钦与郑玉英签订有《离婚协议书》，故本院不予采纳。 5.阮燊俤提交的其与林善钦、郑玉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庭审笔录第14页（复印件），因阮燊俤未提交原件核对，其真实性不能认定，本院不予采纳。 6.郑玉英提交的（2018）闽01民终8009号《民事判决书》，系针对阮燊俤与林善钦因转让案涉房产之外的其中一套安置房而产生纠纷所作的判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7.郑玉英提交的借条3张，其记载的是林善钦与郑玉英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林善钦与郑玉英于1990年1月5日登记结婚，2008年2月1日在福州市仓山区民政局登记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住房地址在仓山区建筑面积166.3平方米，还有郊区建新镇洪塘上境3号194.59平方米，家中电器都归女方所有，双方无债权债务”。上述郊区（今为仓山区）建新镇洪塘上境3号住房是一座混合构的三层楼房，其所有权登记在林善钦名下，该楼房于2011年被拆迁。同年6月10日，林善钦与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福州金山房屋拆迁工程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载明该楼房总建筑面积为224.64平方米，其中产权面积194.59平方米、无产权面积22平方米、附属房及违章建筑面积8.05平方米。该座三屋楼房拆迁后共安置105平方米、90平方米、45平方米三套房产，共计240平方米，增加面积部分的购房款由郑玉英缴纳。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的案涉房产是上述105平方米的安置房，至今未办理产权证。 阮燊俤就其与林善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曾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鼓楼法院”）起诉，鼓楼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查封了案涉房产。之后，鼓楼法院将该案移送至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闽0104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7年6月至８月间林善钦向阮燊俤出具十份借条，并判决林善钦应偿还阮燊俤645500元及利息。阮燊俤依据上述判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在执行期间，郑玉英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认为其系案涉房产的权利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请求中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并解除对该房产的查封、冻结。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闽0104执异109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案涉房产的权利义务应由异议人郑玉英享有并承担，对郑玉英的异议请求予以支持，并裁定中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阮燊俤不服裁定，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郑玉英与林善钦在《离婚协议书》中是否已对旧房产（坐落于仓山区洪塘上境3号）整体的归属作出处分，郑玉英对旧房产拆迁后的安置房之一即案涉房产是否享有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二）郑玉英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一）关于郑玉英与林善钦在《离婚协议书》中是否已对旧房产[坐落于仓山区洪塘上境3号]整体的归属作出处分，郑玉英对旧房产拆迁后的安置房之一即案涉房产是否享有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本院认为，从《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载明的内容可见，旧房产总建筑面积有224.64平方米，除了有产权部分（面积194.59平方米）外，还包括无产权（面积22平方米）、附属房及违章建筑（面积8.05平方米）部分。林善钦与郑玉英于2008年2月1日协议离婚时，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的分割，约定为：“住房地址在仓山区建筑面积166.30平方米，还有郊区建新镇洪塘上境3号194.59平方米，家中电器都归女方所有”，该约定经过了民政部门的备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该约定意指两处房产的整体及家中电器都归女方（即郑玉英）所有，不存在理解上的歧义。因此，林善钦与郑玉英在离婚时已对旧房产（坐落于仓山区洪塘上境3号）整体[除了有产权部分（面积194.59平方米）外，还包括无产权（面积22平方米）、附属房及违章建筑（面积8.05平方米）部分]的归属作出处分，阮燊俤主张林善钦仅将洪塘上镜3号194.59平方米归郑玉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旧房产拆迁后共安置了包括案涉房产在内的三套房产，郑玉英基于《离婚协议书》对旧房产享有的所有权即转化为对上述三套房产的所有权。但鉴于离婚后郑玉英未将旧房产的产权变更至其名下，按照惯例，安置房的产权需先登记在旧房产原产权人林善钦名下（目前尚未登记），之后再变更至郑玉英名下，故郑玉英对案涉房产享有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 （二）关于郑玉英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认为，郑玉英对案涉房产享有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是基于2008年其与林善钦签订离婚协议产生，而阮燊俤对案涉房产的请求权是基于2017年林善钦出具的借条产生，两种请求权在若干方面存在不同。其一，从产生的时间来看，郑玉英的请求权成立在前，其与林善钦不存在通过离婚协议预定转移、逃避此后林善钦可能发生的借款债务。阮燊俤的请求权与郑玉英的请求权相比较，在时间上不具有优先性；其二，从性质和内容来看，郑玉英享有的是针对案涉房产要求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而阮燊俤享有的是针对林善钦的一般金钱债权，该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案涉房产公示的信赖而产生。具体而言，林善钦向阮燊俤借款时，未将案涉房产设定为抵押物，阮燊俤亦并非基于林善钦名下登记有旧房产而同意借款给林善钦。因而，阮燊俤的金钱债权请求权与郑玉英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权比较，在性质和内容上亦不具有优先性。故郑玉英对案涉房产享有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可以排除人民法院根据阮燊俤的申请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郑玉英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就郑玉英对案涉房产提出书面异议作出（2019）闽0104执异10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作为案外人的郑玉英就执行标的（即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应判决驳回申请执行人阮燊俤的诉讼请求（即诉请判令许可对案涉房产即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房产的执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阮燊俤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653元，由阮燊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文玲 人民陪审员  张 虹 人民陪审员  王传城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宋一旻 书记员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