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13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正贵，男,汉族,1958年7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林，绵阳市游仙区新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和平路303号。 法定代表人：胡子良，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存堂，该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罗正贵因与被上诉人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2019)冀0402民初3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正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林、被上诉人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存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正贵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由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向罗正贵返还工程保证金115,979.73元，并以115,979.73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率向罗正贵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或将该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罗正贵诉讼产生的差旅费由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根据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庭审抗辩，其并不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工程履约保证金退还债权、债务，就算有，也应由其成都工程处独自承担责任。而成都工程处不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其民事法律责任依法应由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承担责任。其次，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更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事实上，该公司成都工程处因违法经营由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市场监督机关作出（金牛）市场监吊处字(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吊销经营资格，才导致罗正贵无法、也没有渠道向该公司成都工程处要求退还履约保证金，该公司成都工程处自受到行政吊销经营资格后，其经营者为逃避包括罗正贵在内的多方债务履行故意失联。罗正贵的本案陈述，与(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时间完全相印证，罗正贵是在已穷尽一切方式主张自身权益后，无奈才向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通过公证书送达《关于退付“园艺街（圆通路）道路改造工程履约保证金”的函》，直接向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即该公司成都工程处的设立法人要求退还本案所主张的工程履约保证金。因此，无论从事实基本逻辑和生活常识，罗正贵是在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被行政强制取缔后，才知道自身应收取的履约保证金可能被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无理、非法占有。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2017年该公司成都工程处因违法经营被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作出（金牛）市场监吊处字(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之日算起。根据我国法律对诉讼时效立法本意，是基于权利人在正当程序的自我责任原则，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必须充分考虑对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同时应当兼顾合法性、善意性理由，不能使违法者基于非法事由而获得不正当收益。而本案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在一审中，先是不承认罗正贵所主张的履约保证金退还，后又用诉讼时效作抗辩，显然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客观性及善意性条件，仅仅就是出于妄想从诉讼时抗辩中获取非正当利益，非法侵占罗正贵财产权利。因而，罗正贵作为本案权利人，唯有其主观上惰于行使权利，放任自身损失的情形，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起算事由。根据合法、公序、公平原则，诉讼时效应适用的正当性和良序性、善意性基础。依法构成诉讼时效的基础条件应该是，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损害事实已实际产生，并且还要能够找到权利主张的对象。正如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在一审中陈述，其成都工程处系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主体，其属开办机构。罗正贵是在2017年才知晓因行政处罚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解散，在此之前，罗正贵一直在与该公司成都工程处经营负责人沟通和索取本案主张的履约金退还。这是法律事实和事由，无论出于合法性，还是公序性及客观性理由，诉讼时效起算点均应在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作出（金牛）市场监吊处字(2017)6号处罚决定之时。因此，罗正贵向人民法院诉讼要求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承担其成都工程处应承担债务，并未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罗正贵不应丧失本案胜诉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所作判决有失公平、正义，应当被依法撤销。1.一审判决书中第6页“本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认定中认定“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于2011年8月4日向罗正贵退还部分履约保证金，此后未再退还剩余履约保证金，在事后两年内罗正贵未向人民法院起诉，……中断、中止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将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认定在2011年8月4日，并且确定诉讼时效适用两年。一审法院就诉讼时效的认定，存在事实和法律的错误。根据[2018]1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结合本案应当适用三年诉讼时效，而非两年。一审法院按两年计算本案诉讼时效，系适用法律错误。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在一审中自2011年8月4日起算以两年诉讼时效作出的抗辩，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和事实，客观逻辑不应被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罗正贵在2011年8月4日取得部分退还履约保证金后，在此后的若干时期内，罗正贵与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之间一直有业务来往，该公司成都工程处也并未拒绝或表示不予退还罗正贵剩余履约金。直到2017年，该公司成都工程处被监督机构依法吊销后，罗正贵才知道自己的履约保证金存在不能退还的风险，这是生活哲理和逻辑才能作出的认知。但是，一审法院却将本案诉讼时效确定为两年，且自2011年8月4日就是罗正贵收到第一笔退款时起。罗正贵在庭审中，出示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工商信息的证明目的本是为了证明该公司成都工程处系在2017年被吊销经营资格后，才是导致罗正贵无法查找该公司成都工程处，进而产生不能回收履约保证金的不利事由。一审法院对罗正贵的证据不经审查，即否定了国家市场监管机构公示信息的证明力，显然构成失职、失察、事实不清和程序违法。三、由于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开设成都工程处在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吊销经营资格，导致其成都工程处经营者和经营场所无法查找失踪和隐匿。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及其工程处的行为，本身就是有天然的非法性和故意性及主观过错。因此，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及其设立机构因非法性和故意的主观过错而获得罗正贵合法财产权益的占有行为得到支持，显然不符合法治的目的和建立良性市场诚实信用秩序，更违背了诚实信用民事活动原则和公平、公正、良序的法治原则。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据本案客观事实，特依向二审法院提请上诉，望予依法支持罗正贵的上诉请求。 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辩称，就本案而言，2010年罗正贵与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下属企业一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经四川绵阳尚高公司介绍将园艺街圆通路改造工程与罗正贵发生业务关系，罗正贵于2010年9月8日经过农村合作银行向成都工程处转款449,062.62元，又于2010年9月9日经过农村合作银行向工程处转款15万元，两次转款共计599,062.41元。之后因工程其他原因无法履行，罗正贵要求返还599,062.41元，为此成都工程处于2011年8月向罗正贵所指定的银行账户转款483,082.68元，剩余115,979.73元。成都工程处因其他原因无法全部返还，可是罗正贵从2011年8月至今没有向成都工程处和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主张余款返还。为此一审法院驳回罗正贵于2019年8月7日要求返还115,979.73元诉讼请求是依法有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民事诉讼时效为两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三年。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无论诉讼时效是两年或三年，罗正贵提起本案诉讼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罗正贵的上诉请求。 罗正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返还罗正贵保证金115,979.73元，并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1年8月4日起至款项全部返还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暂按照年息6%计算到2018年11月8日，约50,450元），合计166,429.73元；2.由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及相应的交通差旅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正贵于2010年8月挂靠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参与绵阳市重点工程指挥部投标园艺圆通路改造工程，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中标该工程，中标金额为6742278元。按中标通知书要求及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规定，罗正贵于2010年9月8日从普明信用社向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账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抚琴西路支行，账号：44×××07）电汇该工程履约保证金449062.41元，2010年9月9日再从普明信用社通过前述账户向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汇入履约保证金15万元，两笔共计599062.41元。由于该工程合同签订后，发包人停建该工程，合同无法履行而解除。为此，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于2011年8月4日向罗正贵本人账户退还该项目履约保证金483082.68元，剩余115979.73元未退还罗正贵。罗正贵称为退还剩余履约保证金事宜多次与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协商未果，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则称罗正贵从未找公司协商此事。2018年9月27日，罗正贵到四川省绵阳市国证公证处申请对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邮寄《关于退付园艺街（圆通路）道路改造工程履约保证金的函》（含附件）的内容及过程进行证据保全，该公证处于28日作出（2018）川绵国内证字第2358号公证书。2018年11月16日，罗正贵将本案纠纷诉至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该院作出不予受理起诉的（2018）川0703民初8198号民事裁定书。罗正贵不服，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2018）川07民终4号民事裁定书。后罗正贵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如前。 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于2011年8月4日向罗正贵退还部分履约保证金，此后未再退还剩余履约保证金，在事后两年内罗正贵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发生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况，仅在2018年9月27日向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发函催要及2018年11月1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自2011年8月5日到2018年9月27日罗正贵未有证据证明向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及其成都工程处催要该款，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事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罗正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29元，减半收取计1814.50元，由罗正贵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罗正贵向本院提交2017年6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作出的（金牛）市场监吊处字(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诉讼时效应从依法吊销之日起计算；被上诉人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质证称，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但不影响罗正贵主张权利，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与本案无关。 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罗正贵主张本案诉讼时效未超，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之日起开始计算，而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是否被行政处罚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既不影响罗正贵作为权利人主张其民事权益，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罗正贵称自2011年到2017年一直与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电话联系并到该工程处找过，但亦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印证；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处自2011年8月4日向罗正贵退还部分履约保证金，此后未再退还剩余履约保证金，此时罗正贵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其又未能提交诉讼期间中断的相应证据，至2018年9月27日才向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发函催要，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驳回罗正贵的诉求并无不当。故罗正贵上诉主张诉讼时效未超过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罗正贵上诉称邯郸市市政工程公司应承担未能及时清算的民事责任等主张，因本案已超诉讼时效，故对罗正贵其他上诉主张，本院不再作出评判。 综上所述，上诉人罗正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20元，由上诉人罗正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琪 审判员 贾梅录 审判员 孙 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李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