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4221民初2136号 原告：额敏县新华丰农资经销部，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 经营者：刘华，女，1975年4月28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启丰小区2号楼1单元202室，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 原告：刘俊杰，男，1981年1月14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 被告：吕建新，男，1972年7月1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国土资源局高层二单元1001室，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 被告：伍光华，女，1972年8月5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 被告：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 法定代表人：吕建新，系该合作社理事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廷贵，系新疆扬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董利明，女，197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系某公司职员，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吉也克齐乡天康汇通农业有限公司，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 原告额敏县新华丰农资经销部、刘俊杰与被告吕建新、伍光华、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三人董利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新4221民初814号民事判决，被告吕建新、伍光华、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服一审判决，向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2019）新42民终39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额敏县新华丰农资经销部的经营者刘华、原告刘俊杰，被告吕建新、伍光华，被告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吕建新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廷贵，第三人董利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额敏县新华丰农资经销部、刘俊杰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货款2396653元，支付利息165858元（207万元×1%×8个月），共计2562511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至2016年，被告先后从原告处购买农资，价款共计3613435.50元。此期间被告给付原告农资款1469800元。剩余货款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以种种理由推托至今未付款。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吕建新、伍光华答辩称，原告存在虚假诉讼，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2015年至2016年被告收到货款，共计1817970.8元。被告确实欠原告的货款，但要通过算账来算。对董利明签字的单据有异议，存放在董利明处的货物是原告的，是原告在裕民县设立的销售点，董利明不干了以后也是和原告做的交接工作，当时有出库单和入库单，故该部分的货款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与被告无关。董利明签字的收据中我们只认可2015年6月17日的收据中的280袋史丹利滴灌肥卸到我们库房的，其他的都不认可。廖耀蒙、罗伟、赵学文、张玉玲、赵荣利、于涛等人的签字都认可。我们和原告在2016年9月18日进行了清算，2015年的货款，尚欠515574元，当时在欠条下方备注扣除给孟建江支付的21660元，又给原告支付过10000元，还有原告刘俊杰当时借的2000元现金，还有扣除赠送的价值20621元除草剂，实际剩余461293元，此款不包含董利明签收的货物。2016年的货款，之前出具了一份363565元的欠条，核算后还欠193595元没有打条子，所以被告于当日出具了欠条。原告将2015年、2016年已经包含在欠条中的货物，又以收条和收款收据的形式重复计算，向被告主张，存在虚假诉讼。原告提供的收条和收款收据中的货物在原告当时提供的两份核算清单上都有。当时因给原告退货的单据不全，当时扣减了多少，被告也记不清了，被告现在提供的退货条都是当时没有退减的。原告只认可被告支付了1469800元的货款，实际原告自行在明细单上的记录和被告的转账记录相加后，被告实际支付了160多万元的货款，算账的时候有16万多没有扣减，在出具欠条后，被告又向原告支付了30多万元的货款，扣减完退货的35万余元，被告实际只欠原告十几万元货款没有付。 被告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答辩称，原告和被告吕建新个人存在买卖关系，与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无关，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承担本案民事责任。 第三人董利明辩称，原告刘俊杰和被告吕建新是合伙关系，库房是吕建新找的，货是原告的，我是经被告吕建新介绍，与原告刘俊杰一起谈的管理库房的事情，因为我们家就在库房附近，我只负责发货，不收货款，平时库房门是锁着的，有要货的时候我才开门去发货。工资当时口头协商一个月2000多元，货物一般都是被告吕建新让发的，原告有时候也从我这往别的地方调货。我从2015年5月份，干到2015年7月份，就不干了，农资那时候也基本不用了。我不干的时候，是和原告刘俊杰一起盘点的货，当时库房还剩一些没卖掉的货，盘点完，我就把库房钥匙交给刘俊杰了。我从库房也拿了一些农资自己用，原告刘俊杰和被告吕建新都知道。我的工资他们也没给我付，我在被告吕建新的烘干厂烘干的玉米，当时还有一些玉米款，吕建新没有给我付完，我找司法所的人问吕建新要过，没给我付，我想着我拿的有农资，就冲抵工资和剩余玉米款了。这些货款和我没有关系。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于2011年在托里县工商局注册登记设立，股东为吕建新、伍光华、伍光泽。被告吕建新为理事长。2015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刘俊杰与被告吕建新达成农资买卖协议，被告吕建新多次购买原告的农资产品，期间被告也陆续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收到货物后，向原告出具收条或欠条。2016年5月15日，双方对2016年的货款核算后，被告吕建新向原告出具了欠条一份。载明：被告欠原告现金363565元。2016年9月18日，双方对2015年及2016年的货款进行核算，被告吕建新分别出具了欠条，一份欠条载明被告吕建新欠原告刘俊杰515574元。另一份欠条，扣除已打条的363565元后，被告吕建新向原告刘俊杰出具了193595元的欠条。期间被告将未使用的农资退还给原告刘俊杰，另有部分货物是原告从被告吕建新处调取发往别处的，原告刘俊杰及拉货的驾驶员向被告出具了收条。其中2015年4月12日，原告刘俊杰出具两份收条，载明收到被告吕建新退货，价值合计34140元（17140元+17000元）；2015年4月13日，原告刘俊杰收到退货4216元；2015年4月16日，原告派往被告吕建新处拉货的驾驶员王四化收到货物价值6120元；2015年5月28日，原告派往被告吕建新处拉货的驾驶员李元兴收到货物价值9750元；2015年5月20日，康瑞（原告的亲戚）收到退货29250元；2015年5月29日，原告刘俊杰收到退货29896元；2015年7月14日，康瑞收到退货11700元；2016年4月17日，原告派往被告吕建新处拉货的驾驶员王四化收到货物价值47600元，载明：今拉刘俊杰锌动力14吨（350袋）。经原告刘俊杰签字及驾驶员确认的上述退货价值合计172672元。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原告自认收到被告吕建新支付的货款1469800元。原告自行记录的付款时间及金额与被告吕建新提供的两份《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中的付款一致，其中2015年销售明细中的6月1日的30000元及2016年销售明细中2016年2月26日的20000元不在原告自行记录的账目内。被告吕建新提供的转账记录金额为1405800元（不含向孟建江支付的21660元）与原告记录的金额及时间有明显出入，其中2015年的付款，只有7月9日的70万元，双方均有记录，剩余原告自认的2015年9月的40000元、90000元，2015年12月的50000元，被告均无转账记录，被告仅提供三笔转账记录为：2015年8月12日两笔5000元，合计10000元，2015年9月27日的50000元，2015年11月17日的1000元。针对2016年的付款，其中2月26日的20000元仅在被告提供的《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中有记载，原告的记账明细及被告的转账记录中均无该笔款项。另被告提供的转账记录中，2016年4月20日的三笔合计100000元，2016年8月28日的5000元，原告均无记录。原告自行记录的2016年11月50000元，被告无转账记录。其余2016年的付款时间及金额均能对应。2017年的付款时间，双方均无异议。 另原告刘俊杰与被告吕建新在2015年时协议，在裕民县设立销售点，由原告提供货物，被告吕建新提供库房，和联系客户，销售农资。后二人雇佣第三人董利明作为库管，负责发货。2015年5月至7月期间，原告刘俊杰向该库房陆续发货，货款合计30余万元。期间经被告吕建新介绍的客户拿走的农资，由吕建新在收取客户玉米，付款时进行扣除。2015年7月14日，最后一批货物入库后，原告未再发货。后第三人董利明辞职时，与原告刘俊杰办理了交接手续，将发货单和入库单一并交给了原告刘俊杰。期间第三人董利明个人也使用了部分农资，第三人陈述，因吕建新的烘干厂拖欠其部分玉米款未支付，另外其从事库管期间的工资也未支付，使用农资折抵后，基本持平。因原告刘俊杰与被告吕建新未办理交接手续，致使无法确认已售出货物价值，双方为此产生争议。剩余货款，被告亦未给付原告，原告故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吕建新口头达成农资买卖协议并实际履行，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吕建新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的时间、数额支付价款。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未付货款如何认定？二、第三人董利明签收的货物款项应当由谁支付？三、被告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承担付款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被告吕建新欠原告货款未付清是事实，有被告吕建新向原告出具的欠条予以证实，被告吕建新亦认可货款未付清，但其抗辩没有欠条中载明的那么多，其出具欠条后，又向原告陆续支付了部分款项，应当重新核算和扣减。经查，原告自2015年2月起自2016年6月底，多次向被告吕建新供货，双方均认可2016年9月18日出具的两份欠条是对所欠货款核算后，出具的欠条。被告吕建新提供的2015年及2016年销售明细汇总表，原告虽不予认可，但该表中记载的货物与原告主张的货物数量一致，原告提供的收条中的货物均在表中有记载，收款金额及时间也与原告自行记录的一致，且2016年销售明细中记载的“以上打过条363565”与被告吕建新向原告出具的欠条中的363565元金额相吻合，且剩余部分的款项金额193595元，与2016年9月18日，被告吕建新向原告出具的金额为193595元的欠条相吻合，未打条部分的销售单编号与原告主张的收款收据中的单据编号也一致，虽然2015年销售明细表上未计算出最终的欠款数额，但可以确定双方在2016年9月18日对2015年及2016年所欠货款进行了算账，并出具了欠条。由此可以认定，原告在主张欠条中的金额后，又将收条中的货物及收款收据中的货物重复计算。故本院确认2016年所欠货款应为557160元（363565元+193595元）。关于2015年所欠货款，原告主张的2015年2月15日欠条、2015年3月28日的欠条、2015年4月10日的欠条中的货物均在被告吕建新提供的2015年销售货物清单明细中，据该明细表可以看出，双方对货款、已付款、减去退货以及原告拉走的部分农资进行了核算，后被告吕建新出具了515574元的欠条。故对2015年所欠货款，应当以该欠条载明的金额予以认定。原告陈述该515574元的欠条是用另外的收条更换的，不包括其此次主张提供的收条。经查，原告提供的收条时间均为2015年出具，均出具在515574元的欠条之前，无法证实该欠条中的款项与收条中的款项不是同一笔款。故原告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另被告吕建新提供的2016年9月18日出具的515574元欠条复印件下方冲减了三笔金额，分别为10000元、21660元、2000元和20621元除草剂，其中21660元系原告让被告吕建新支付给付孟建江的款项，冲减后金额为461293元。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与原告提供的原件中的内容、笔迹、落款位置均一致，该证据原件系被告吕建新出具给原告刘俊杰的，出具后，交由原告刘俊杰，被告吕建新无法再出具一份一模一样的，且原告提供的该欠条为半张纸，下半部分被撕掉，该证据存在瑕疵。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对被告吕建新提供的复印件予以确认，故对2015年所欠货款确认为461293元。综上，截至2016年9月16日，双方所欠货款为1018453元（461293元+557160元）。 本案中，因原告自认的1469800元已付货款，系其自行记录，没有具体日期，只有年月，与被告吕建新、伍光华提供的转账记录不符，其中有许多大额账目有出入。双方均认可，货款全部为转账和刷poss机方式支付，但其中部分款项又无转账记录，本院无法核实双方实际已付款数额。但被告于2016年9月18日向原告出具两份欠条时，系依据销售货物清单核算账目后出具，被告吕建新认可不含董利明签收的货物。据被告提供的两份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复印件记载，有扣减已付款，其中2015年的货款，扣除双方有争议部分的董利明签收的货物516189元（555389元-39200元，被告认可2015年6月17日董利明签收的卸到吕建新库房的280袋史丹利滴灌肥39200元）以及当时确认的退货27600元及已付款910000元，后还余589952.8元，另外还有不确定的刘俊杰出具的欠条（被告也记不清当时扣减了多少），与当时被告吕建新出具的还欠515574元货款的欠条基本吻合。2016年销售明细汇总表中的货款与欠条吻合，该两份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中扣减的已付款时间截至到2016年6月20日。但据原告自行记录的2015年的付款与被告提供的转账记录明显不一致，被告伍光华辩称有部分转账记录系通过其弟弟的账户转账，但未提供转账记录。2016年的转账记录与原告自行记录的大部分一致。原告陈述收款账目不准确，系其根据收款大概记录的，未按照转账记录记载，可能存在误差。故2015年的付款账目本院无法确认。被告提供的2015年的转账记录明显少于原告自行记录的货款，故被告在2015年支付的货款与原告不一致的部分，本院也不再予以冲减。结合被告提供的转账凭证，在2016年6月以后支付的货款应当予以冲减。另2016年4月20日三笔付款转账记录合计100000元，2016年8月28日转账记录5000元，均未在2016年算账时冲减，故该部分货款应当予以冲减。原告自行记录的2016年11月收款50000元，但被告无转账记录印证，故该笔金额不予冲减。被告如能提供转账记录，可与原告协商冲减货款。2016年6月20日之后，被告吕建新又向原告支付货款339800元（分别为2016年12月21日9800元+2017年3月16日100000元+2017年4月8日80000元+2017年6月7日150000元），应当予以冲减。综上，被告吕建新已付货款还应冲减444800元。 关于被告吕建新提供的退货收条及原告从被告处调货的收条。经查，原审时原告刘俊杰对其本人和康瑞出具的收条无异议，被告提供的2015年销售明细汇总表中，因当时原告刘俊杰拉走的货物收条无法确定，对该部分退货也未记载，被告吕建新也无法陈述是如何计算得出的515574元。且当时算账时如冲减了退货收条，收条也应在原告处。由此可以确认，被告吕建新提供的收条在2016年算账时并未冲减，故该部分费用应当在所欠货款中冲减。其中原告刘俊杰及康瑞收到的货物为109202元（29896元+29250元+11700元+17140元+17000元+4216元），应当予以冲减。另被告伍光华提供的与驾驶员王四化及李元兴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四化于2015年4月16日出具的收条中的6120元货物及李元兴于2015年5月28日出具的欠条中的9750元货物均是从被告处拉往原告刘俊杰处，该两笔货款应当予以冲减。另被告在原一审时提供的王四化于2016年4月17日出具的证明中，载明：“今拉刘俊杰（新动力）14吨（350代），拉货人王四化，车号×××”，该证明系同一驾驶员出具，且写明拉刘俊杰货物，故该证明中的货物也应予以冲减，按照双方约定，该证明中的货物价值47600元。其余驾驶员出具的收条，原告不予认可，被告亦无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退货部分款项，本院认定为172672元（109202元+6120元+9750元+47600元）。 综上，被告吕建新还应给付原告货款400981元（1018453元-已付款444800元-退货款172672元）。原告将原一审判决的逾期利息323424元计入货款本金后主张货款本金2396653元，属重复计算，且无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将利息作为货款主张，也不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被告吕建新与被告伍光华系夫妻关系，被告吕建新购买的农资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支出，且大部分货款均系被告伍光华支付，故所欠货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伍光华应与被告吕建新共同支付所欠货款，并互付连带责任。 关于原告主张增加逾期给付利息165858元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据此规定，双方自2015年起至2016年6月，多次买卖农资，并未约定农资的给付时间，被告也在陆续向原告付款，双方买卖合同关系自2016年6月终止后，双方通过核算，被告于2016年9月18日向原告出具欠条，被告认可与原告口头约定于2016年收割完玉米后付款，视为双方达成了还款期限。双方对欠款虽有争议，但被告至今未按照欠条约定付清货款，显然构成违约。被告应当向原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原告主张自2016年12月起的逾期付款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但原告主张的数额及罚息利率有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7年-2018年度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年至五年）为年利率4.75%，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逾期罚息利率计算方法为在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加收30%-50%。本院综合全案确认罚息利率为年利率6.65%（4.75%+4.75%×40%）。本院按照未付款400981元，确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的逾期付款损失为88857元[计算方法：400981元×月息5.54‰（年罚息6.65%）×40个月=88857元，自2016年12月-2020年4月]。 关于争议焦点二，第三人董利明签收的货物款项应当由谁支付？经查，因被告吕建新经营农民合作社，有一定客源，原告刘俊杰与被告吕建新于2015年时口头协议，在裕民县设立销售点。由原告提供货物，被告吕建新提供库房和联系客户，销售农资。后二人雇佣第三人董利明作为库管，负责发货。据第三人董利明陈述，大部分货物系被告吕建新电话通知董利明，由农户到董利明所在的库房拿货，但不支付货款，因被告吕建新经营的合作社有烘干厂，农户将农产品交到合作社时，再折抵农资款。原告刘俊杰有时也从库房调货发往其他地方。2015年7月份，停用农资后，库房还剩余少量农资，第三人董利明与原告刘俊杰办理了交接手续。期间，董利明个人也使用了部分农资。原告陈述，该农资系全部出售给被告吕建新，被告吕建新不予认可。因双方有单独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只需将货物出售给被告即可，不需要与被告一起找第三人作为库管，并与第三人办理交接手续。由此可以确认，该部分农资系原告刘俊杰与被告吕建新合作经营。与本案的买卖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可按照合作协议，另行协商解决。其中经董利明签收的280袋史丹利9-30-15型号滴灌肥卸到了被告吕建新的库房，被告认可，该部分货款价值39200元已计算至2015年货款内。在双方对董利明签收的货物清算时，应扣除该部分货款。 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承担付款责任？经查，本案中，双方的买卖合同虽然是原告刘俊杰与被告吕建新口头协商，双方出具的收条、欠条也系个人出具，但被告吕建新购买的农资并非被告吕建新个人使用，其中经于涛、罗伟、赵学文、赵荣利等人签收的货物，被告均认可，这些人有些是被告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工人，且有部分农户从被告吕建新经营的合作社内的烘干厂购买农资，农资款从交给烘干厂的农作物中进行扣除。被告吕建新购买的大量农资，有部分是以合作社的名义向农户销售，后从农户交到烘干厂内的农作物中进行扣除。该合作社主要由被告吕建新、伍光华夫妇经营，被告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原告之间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故被告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与被告吕建新、伍光华共同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被告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辩称与原告之间不具有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吕建新、伍光华、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给付原告额敏县新华丰农资经销部、刘俊杰货款人民币400981元、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人民币88857元，合计人民币489838元； 二、驳回原告额敏县新华丰农资经销部、刘俊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争议标的金额2796375.45元，案件受理费14586元，投递费150元，共计14736元（原告额敏县新华丰农资经销部、刘俊杰已预交），由原告额敏县新华丰农资经销部、刘俊杰共同负担12155元，被告吕建新、伍光华、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同负担2581元（此费用于给付货款时一并给付原告额敏县新华丰农资经销部、刘俊杰）。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宝珠 人民陪审员  杜玉斌 人民陪审员  刘增飞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孙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