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2923号 原告：钱卫芬，女，198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新臣，浙江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晓佳，浙江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一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27622388R，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心北路210号。 法定代表人：姚兴友，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绍康，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辉，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钱卫芬诉被告杭州一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方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孙立军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卫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新臣、陶晓佳，被告一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卫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钱卫芬与一方公司签订的《大成名座车位买卖协议》；2.一方公司返还钱卫芬车位价款155000元；3.一方公司支付钱卫芬车以155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事实与理由：2018年7月7日，钱卫芬向一方公司订购位于萧山区“大成名座”地下停车位，车位号为地下二层Ｋ1-6（以下简称“案涉车位”），车位价款为155000元。钱卫芬付清全部车位价款后，双方于2018年7月24日签订了《大成名座车位买卖协议》，一方公司于当日将自制《车位证》交付交付给钱卫芬。近期，钱卫芬了解到案涉车位属于人防工程的一部分，人防工程属于国家所有，依法不得出售、转让。一方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向钱卫芬如实告知案涉车位系人防工程的事实，导致钱卫芬在签订合同时对车位的性质产生了重大误解。为此钱卫芬起诉来院。 一方公司辩称：一、钱卫芬诉称其与一方公司签订《大成名座车位买卖协议》与事实不符。2018年4月15日，一方公司与案外人张锦宏、蒋卫强、钱静和尉藕英四人签订《大成名座车位销售协议》，约定一方公司将525个车位出让给上述四买受人。上述协议生效后，一方公司不再对外出租、出让车位及车位使用权，一方公司仅有配合四买受人办理更名手续的义务。协议签订后，四买受人按照协议约定向一方公司支付了首付款15000000元，一方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将525个车位交付给四买受人。二、本案应通知张锦宏、蒋卫强、钱静和尉藕英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从钱卫芬提交的证据可知，钱卫芬将款项155000元直接汇款给张锦宏私人账户。一方公司并没有“杭州一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部”的印章，该印章属于张锦宏等人私自刻制，私刻企业印章的行为明显违法。三、本案不存在重大误解，钱卫芬撤销权早已消灭，应驳回钱卫芬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据《防空法》的相关规定，一方公司对其投资建设的人防车位，有权通过出租或出让车位使用权方式进行收益，钱卫芬并非本小区业主，系专业投资者，具有专业的投资知识，其在签订协议前对案涉车位是人防车位是明知的。一方公司从未授权张锦宏承诺车位不涨价或跌价时，使用权人可将车位退回，亦未授权张锦宏向使用权人返租车位并支付每月租金500元。假定钱卫芬能通过举证证明本案存在重大误解，钱卫芬也应当在知道存在撤销事由的三个月内行使撤销权。钱卫芬在2018年7月至8月期间取得大成名座车位证时，就已知晓案涉车位是人防车位，撤销权早已过行使期限。 钱卫芬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授权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一方公司委托张锦宏对外销售大成名座车位的事实；2.支付宝转账截图打印件一页、网银转账凭证打印件一页、收款收据一份，欲证明钱卫芬向张锦宏支付合计155000元的车位款；3.《大成名座车位买卖协议》及《车位证》各一份，欲证明钱卫芬与一方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签订车位买卖协议，一方公司向钱卫芬交付自制《车位证》的事实；4.照片打印件四份，欲证明钱卫芬委托律师于2019年11月20日至车位现场拍摄照片，并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防空办公室进行核实，案涉车位确系人防工程的事实。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一方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一方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已将所有车位交付给张锦宏等四人。对证据2中支付宝转账截图、网银转账凭证要求法院对其真实性进行核实；对收款收据有异议，一方公司并没有“杭州一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部”这一企业印章。对证据3中《车位买卖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要求法院审查确认，认为一方公司不存在销售部印章，结合钱卫芬提交的转账凭证，可证实钱卫芬系向张锦宏购买车位的事实；对《车位证》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车位证》明确案涉车位属于人防规划区域，若发生战争应无条件符合国家防空需求，钱卫芬拿到《车位证》时就已明知案涉车位系人防车位，不存在重大误解。对证据4无异议，案涉车位确系人防车位。本院审查后认为：证据1、2、3、4是客观、真实的，且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一方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大成名座车位销售协议》、业务回单、移交清册一组，欲证明2018年4月15日一方公司与张锦宏、蒋卫强、钱静、尉藕英签订了车位销售协议，约定一方公司将525个车位出售给上述四买受人，四买受人在2018年就支付了首期款15000000元，该销售协议已生效，一方公司无权出售出租车位或者出让车位使用权的事实。2.《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登记表》一份，欲证明案涉车位系由一方公司建设，并于2010年竣工验收时已办理人防工程使用登记。上述证据经质证，钱卫芬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钱卫芬于2018年7月通过一方公司代理人张锦宏购买案涉车位，张锦宏向钱卫芬出示的授权书能够证实一方公司与张锦宏系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故车位销售的法律后果应由一方公司承担。《车位销售协议》第3.2条也载明车位证系由一方公司提供给张锦宏；第5.1.1条载明一方公司积极配合车位的更名手续，安排人员负责审定车位协议签约、收款，办理交车位、第三方车位转让协议同意盖章等手续；第5.2.1条载明，在一方公司收到第一笔首期款后，无偿提供现有售楼处，给买受人作为车位销售接待中心使用；第5.2.3条载明，买受人必须在一方公司出具授权书的前提下进行车位销售。对证据2的真实性要求由法院核实认定，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是客观、真实的，且与本案事实有关联，但证据1无法证实一方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对证据2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8年4月15日，一方公司向案外人张锦宏出具《授权书》一份，授权书载明一方公司授权张锦宏担任一方公司旗下大成名座项目所有剩余车位的销售代理，全面负责大成名座剩余525个车位的销售及售后服务业务，授权期限自2018年4月16日至所有车位销售完毕，授权书于2018年4月15日签字生效。《授权书》加盖一方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姚兴友印章。同年7月，钱卫芬欲取得案涉大成名座地下二层K1-6号车位使用权，分别于同年7月7日、7月24日合计向张锦宏汇款155000元。同年7月24日，张锦宏以“杭州一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部”的名义在大成名座售楼处与钱卫芬签订《大成名座车位买卖协议》。该协议约定，钱卫芬于签约当天付清车位全款155000元至销售部指定的张锦宏在中国工商银行众安支行的个人银行账户，钱卫芬付清款项后当天发放“大成名座车位证”，编号为K1区6号车位证。另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个月后、16个月内，若车位在本协议基础上不涨价或跌价，钱卫芬可在期间将车位原样退还，并交还车位所有相关证件，经销售部验收无误后，于7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车位转让款；钱卫芬同意将车位返租给销售部，起始返租在3个月以后，返租期为12个月，销售部在返租期间内每月向钱卫芬支付租金500元，返租期内，该车位归销售部或销售部指定的第三方使用。返租期满后，双方有意继续返租的，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同日，钱卫芬取得加盖有“杭州一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部”印章的收款收据一份。上述协议签订后钱卫芬收到了一方公司自制的《车位证》，《车位证》加盖一方公司公章和法人章，备注一栏载明“1.本证所属车位、系地下（含地下一层、地下二层）车位，依照杭州市规划及国土等相关部门现行规定，不得办理所有权证，本证用以证明使用权人对该车位享有专属使用权，使用年限与大成名座《商品房买卖合同》所载等同。2.《车位证》经开发商盖章有效，作为购买人购买车位的有效凭证，与车位购买协议具有同等效力，购买人凭《车位证》即可到物业公司办理相关车位使用权手续。如有转让，在《车位证》中使用权变更登记栏内双方签字生效，并告知物业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手续。3.该车位属于人防规划区域，若发生战争应无条件服从国家防空需要。” 另查明：大成名座人防工程系由一方公司承建，已经杭州市萧山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备案登记。2018年4月15日，一方公司与张锦宏、蒋卫强、钱静、尉藕英签订《大成名座车位销售协议》，约定一方公司将大成名座项目剩余车位共计525个出让给上述四买受人，转让价款48990000元；一方公司在约定的首付款支付后3个工作日内将车位交予买受人并可投入使用，一方公司提供买受人协议项下所有车位对应一对一的车位证（一方公司自制并盖章）；协议生效后，一方公司不再对外出售、出租车位，一方公司应当配合买受人办理更名手续，安排人员负责审定车位协议签约、收款，办理交车位、第三方车位转让协议同意盖章等手续；在一方公司收到第一笔首期款后，无偿提供现有售楼处给四买受人作为车位销售接待中心使用。四买受人必须在一方公司出具授权书的前提下进行车位销售等。协议签订后，四买受人按照协议约定向一方公司支付了首付款15000000元，一方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将525个车位交付给买受人。案涉车位系一方公司与四买受人签订《大成名座车位销售协议》约定转让的车位之一。 本院认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中，一方公司在2018年4月15日已与张锦宏、蒋卫强、钱静、尉藕英签订《大成名座车位销售协议》，在转让案涉车位在内的525个车位的同时，又根据《大成名座车位销售协议》约定，向张锦宏出具《授权书》，授权张锦宏使用大成名座售楼处代理一方公司销售大成名座的车位，使得张锦宏对案涉车位的有权处分行表现为一方公司代理人行使代理权的行为。致使钱卫芬在内的买受人认为系与大成名座地下车位的投资、开发、建设者即一方公司进行车位买卖。本院根据缔约时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所确认的合同当事人、代理人，认定张锦宏为一方公司代理人的身份成立，张锦宏以一方公司销售部名义与钱卫芬所签订的《大成名座车位买卖协议》直接约束一方公司，合同法律后果应由一方公司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投资进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本案中，一方公司依法投资建设大成名座地下防空设施，其对该地下防空设施依法享有使用管理及获取收益的权利。虽然一方公司与钱卫芬签订《大成名座车位买卖协议》约定的转让标的为车位，但在《车位证》中明确车位不得办理所有权证，使用人对车位享有专属使用权。故应当认定协议双方约定转让标的是车位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作为人防工程设施的使用权禁止转让，故一方公司转让车位使用权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院认定一方公司与钱卫芬签订《大成名座车位买卖协议》成立并合法有效。 现钱卫芬认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因一方公司未告知所购车位系人防车位性质，导致其产生重大误解，故要求撤销《大成名座车位买卖协议》。本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虽然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张锦宏作为代理人在与钱卫芬签订合同时，明确告知案涉车位为人防车位，但钱卫芬在2018年7月24日《大成名座车位买卖协议》订立当日就取得了《车位证》，《车位证》备注栏明确载明了人防车位的性质，此时钱卫芬已应当知晓案涉车位为人防车位，而钱卫芬直至2020年3月18日才以重大误解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行使撤销权，已超过三个月法定期限，故本院对其要求撤销《大成名座车位买卖协议》，返还车位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请均不予支持。现钱卫芬依据合同相对性向一方公司主张行使撤销权，本院围绕钱卫芬主张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现查明，钱卫芬行使撤销权的理由不成立，裁判结果未对张锦宏、蒋卫强、钱静、尉藕英四人设置消极负担，故本院对一方公司请求追加该四人为第三人的请求不予准许。即便钱卫芬主张的撤销权法定事由成立，钱卫芬因《大成名座车位买卖协议》取得车位使用权，合同被撤销后，也应依据合同相对性向一方公司履行案涉车位的返义务，张锦宏、蒋卫强、钱静、尉藕英四人与该撤销结果不具有利害关系，亦无需追加该四人为本案第三人。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钱卫芬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00元，减半收取1700元，由钱卫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立军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董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