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04行初26号 原告唐伟娟，女，196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360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平，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叶利杰，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陶林峰、朱平，该局工作人员。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西大街33号。 法定代表人陈如根，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王逸豪，杭州市余杭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原告唐伟娟不服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于2020年5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唐伟娟，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的副职负责人叶利杰及委托代理人陶林峰、朱平，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逸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余公（余）不罚决字[2019]5012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唐伟娟不予行政处罚。原告唐伟娟不服，向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余政复决[2019]3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的余公（余）不罚决字[2019]5012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唐伟娟诉称，一、原告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根据所谓报案人刘祖顺的报案对原告立案调查，无事实依据，也无任何法律依据。首先，报案人刘祖顺声称其所谓隐私权受到侵犯的行为是，原告的丈夫谢志民将刘祖顺由于故意毁坏东方苑招牌而被公安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含个人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在东方苑小区业主群内进行发布。可见，刘祖顺本人非法侵犯东方苑业主财产权益在先。而原告认为，原告丈夫将该处罚决定书在东方苑业主群内进行发布，并不违法，也不侵权。因此，在谢志民发布前，向谢志民提供过个人意见。具体意见是认为，谢志民取得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来源合法，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的违法行为损害的是东方苑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而刘祖顺违法毁坏东方苑财物在先，谢志民作为业主代表在收到处罚决定书后，有义务向东方苑业主进行公示。谢志民在东方苑业主群内发布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前，原告实施的行为只是向谢志民提供了自己的个人意见，最后竟遭受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的立案调查，并接受至今都令原告感到难受和耻辱的检查和询问。 二、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行政处罚的程序违法，而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认为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程序合法，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投案人，并说明理由。原告认为本案报案人刘祖顺违法侵权在先，谢志民将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东方苑业主群内进行公布并无不当。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理当适用该条，决定不予立案并向报案人说明理由。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在程序方面，列举了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职责、管辖权、职权范围，原告也认同公安机关有这些职责和职权。但这些列举的规定和条款均不是排除条款，既无法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七十八条规定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重要条款，也是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中必须执行和遵守的条款。这个条款区别于其他条款的关键点在于：经过调查，有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就适用七十八条之规定。再次，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六项关于对侵犯他人隐私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该规定处罚的是用非法手段如偷窥、偷拍等手段获悉他人隐私，或非法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而无论是谢志民在业主微信群中公布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为，还是原告向谢志民提供个人意见，均显然不属于规定的违法行为。本案中东方苑业主通过行政处罚决定书最多也只是获悉侵权人刘祖顺的个人身份信息而已，且该信息通过户籍信息查询即可得知，显然不属于不可告人，或如果被他人得知会影响刘祖顺的个人认知或社会评价的个人隐私。而这些都是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只要进行简单的调查了解即可获悉的基本事实，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原告立案调查，明显不符合立案程序启动的条件。第三，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送达原告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左下角写有“将此联交违法行为人”，原告认为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将原告列为违法行为人的程序和依据都是错误的，是对原告的一种羞辱，是以文字形式侮辱原告。而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在答辩中认为“将此联交违法行为人”仅是一种表述。这样的表述是根据公安部统一规范的公安行政法律文书样式制作。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则认为“将此联交违法行为人”的表述系根据《公安部关于印发》式样二十制作的格式文本内容。而从《公安部关于印发》式样二十制作的格式，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正规式样开头就是标明违法行为人，是对违法行为人因为达成调解协议或明显轻微不予处罚的格式样本。这个样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七十八条之规定很好地统一了起来。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原告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公安部的格式样本进行了篡改，将原样本中的违法行为人改为行为人，这一改前后矛盾颠倒。公安部颁发的《公安部关于印发》明确规定：以前制发的公安行政法律文书与《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式样）》不一致的，以《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式样）》为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过程中需要的其他法律文书，公安部尚未制定统一式样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可以自行制定。这个规定说明公安法律文书都要按照公安部制发的执行，公安部没有制发的，授权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可以自行制定。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执行的是公安部的格式样本，又岂能允许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修改里面这么重要的内容，又没得到公安部的授权，也非浙江省公安厅的自行制作。那么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出示的这个样本，是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自行创新的文本，而非公安部制作的统一样式。对行政机关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是依法行政的前提，行政机关必须遵守。被告的行为是乱作为，是违法的，其努力的程度正好与党和国家的要求及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原告爱党爱国，遵守法律，注重自己的操行。而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认为把原告称为违法行为人，不对外公开，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而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认为该表述虽不实际影响原告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但属于瑕疵。原告认为，两被告作为一级政府，还把遵纪守法的老百姓当人不？骂了你，侮辱了你，认为没人听到，就得要原告受着，还大言不惭地说不实际影响原告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法律上最大的权利义务是什么？是生命权、健康权。原告视自己的清誉为生命，拿到这份文书，当即夜不能寐，极度气愤和悲悯。 三、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在实体上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应当予以纠正。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为，关于案件实体应当适用《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并且认为《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在互联网上公开行政处罚结果信息时，应当隐去下列内容:（一）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信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帐号、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以及被处罚人以外的自然人姓名”。而原告在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在没有隐去刘祖顺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将决定书发送至东方苑业主微信群中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的该认定，违反起码的法律常识，与其作为法定复议机构应当履行的职责严重不相匹配,望法院予以严肃指出并进行纠正。 《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是浙江省人民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第一条：“为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省各级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工作，适用本办法。”显然，《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只适用于行政执法机关在网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原告无论如何都不属于《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的调整对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将《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作为本案的实体法律进行适用，显然错误，其完全混淆了行政行为——法无授权不可行，与自然人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本质区别，只是不知道这种混淆是出于有意，还是出于无知！ 综上，原告自认一直是守法公民，在小区、社区乃至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需要帮助的情况下，都尽可能给予帮助和配合，现却受到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不公平合理的对待，难以平静，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审查，支持原告的诉请。 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的余公（余）不罚决字[2019]5012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2.撤销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余政复决[2019]3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唐伟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公安部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式样二十，拟证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篡改和创新了公安部制作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2.杭州第七医院各项检测指标，拟证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原告造成身体伤害 3.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提起行政复议。 4.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告驳回原告复议请求。 5.电话录音，拟证明保安队长确实和唐伟娟说过笔录中的那段话，即刘祖顺欲花钱对业主代表进行报复。这个录音当时也以U盘形式交给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但是在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提交的证据中并没有这个录音。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辩称，一、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所作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合理。2019年7月26日,余杭派出所接刘祖顺报案称：公安机关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有其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信息）被人××余杭区××街道东方苑小区的业主群内，已侵犯其个人隐私。余杭派出所接到报案后，依法受案调查。经调查查明：2019年6月24日晚，余杭区余杭街道东方苑小区业主谢志民将从公安机关签收的对刘祖顺因故意损坏东方苑小区业主集资制作的“东方苑”招牌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通过妻子唐伟娟的手机微信发送到“东方苑顺风车”业主微信群内，告知东方苑小区业主案件处理结果。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认为，唐伟娟的行为因证据不足，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本案中，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在调查过程中，谢志民、唐伟娟均曾陈述系唐伟娟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发布到微信中，且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系使用唐伟娟的手机微信所发，唐伟娟有明显的违法嫌疑。经调查，谢志明陈述系其本人使用唐伟娟手机所发，且其主观上系为了将处罚结果告知其他业主，唐伟娟也称系谢志明用其手机微信所发，认定唐伟娟违法的证据不足，违法事实不能成立，对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办案过程中，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依法履行了受案、传唤、调查、告知、送达等法定程序，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程序合法。 二、原告的起诉理由不成立。（一）关于受理案件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本案中，刘祖顺于2019年7月26日向余杭派出所报案，称包含其个人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等身份信息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发布到业主群中，其被侵犯隐私。报案人报称的侵犯隐私属公安机关管辖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依法受案调查。此外，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虽属依法可以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的政府信息范围，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在互联网上公开行政处罚结果信息时，应当隐去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信方式、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而刘祖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未经任何处理直接被发布到互联网微信群中，且被多次转发并被无关人员获取，事实上其个人隐私已经受到侵犯，余杭派出所理应受案调查。（二）关于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表述问题。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所制作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系根据公安部统一规范的公安行政法律文书样式制作，在法律文书的正文中，已明确认定原告违法事实不成立，且送达原告联的文书只送达其一人，并不对外公开，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 综上所述，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认为，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的余公（余）不罚决字[2019]5012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余公（余）不罚决字[2019]5012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以违法事实不成立于2019年9月24日对唐伟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2.送达回执，拟证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以直接送达方式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刘祖顺。 3.不予行政处罚审批表，拟证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唐伟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经法制审核、分局负责人审批的事实。 4.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拟证明刘祖顺于2019年7月26日向余杭派出所报案后，余杭派出所依法对刘祖顺被侵犯隐私案件受案登记，并向报案人开具受案回执的事实。 5.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拟证明办案部门依法将办案期限报公安分局审批同意延长30日。 6.查获经过，拟证明唐伟娟的到案经过。 7.传唤证、传唤审批，拟证明唐伟娟、谢志民因涉嫌侵犯隐私于2019年9月19日和9月20日被余杭派出所开具传唤证传唤的事实。 8.询问笔录（唐伟娟）、饮食和必要休息时间权利保障书及身份信息，拟证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唐伟娟依法传唤并制作询问笔录，唐伟娟陈述其丈夫谢志民为了将处罚结果告知其他业主，将刘祖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通过其手机微信，发到了“东方苑顺风车”的业主微信群内的事实，传唤期间已保障其饮食和休息的权利以及唐伟娟的身份情况。 9.询问笔录（谢志民）、饮食和必要休息时间权利保障书及身份信息，拟证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谢志民依法传唤并制作询问笔录，谢志民陈述其为了将刘祖顺被处罚的结果告知其他业主，将刘祖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通过其妻子唐伟娟的手机微信，发到了“东方苑顺风车”的业主微信群内的事实，传唤期间已保障其饮食和休息的权利以及谢志民的身份情况。 10.询问笔录（董校源）、饮食和必要休息时间权利保障书及身份信息，拟证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董校源依法传唤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董校源陈述其看到“二姐”（唐伟娟的微信）把刘祖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发到“东方苑顺风车”微信群里，后其转发的事实，依法保障董校源饮食和休息的权利以及董校源的身份情况。 11.询问笔录（卢嫣然）及身份信息，拟证明卢嫣然陈述其从“桃源武林上车时间群”看到刘祖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又转发到“绿城桃源小镇芳菲郡业主群”，从而证明包含刘祖顺相关信息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经多次转发后已被转发到非业主群中的事实以及卢嫣然的身份情况。 12.询问笔录（刘祖成）及身份信息，拟证明证人刘祖成陈述其看到刘祖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截图转发到“芳菲郡”业主群中，并告知其弟弟刘祖顺的事实以及刘祖成的身份情况。 13.询问笔录（熊雷）及身份信息，拟证明证人熊雷陈述刘祖成看到的在芳菲郡业主里的这张截图系其转发的事实以及熊雷身份情况。 14.询问笔录（洪某）及身份信息，拟证明证人洪某陈述在“东方苑3号楼”的微信群里看到“＠2”发的截图后转发给熊雷的事实以及洪某的身份情况。 15.询问笔录（齐某）及身份信息，拟证明证人齐某陈述其在“东方苑3号楼”的微信群里看到“＠2”发的截图的事实以及齐某的身份情况。 16.询问笔录（郝某）及身份信息，拟证明证人郝某陈述其在“东方苑3号楼”的微信群里看到过“3-2-3002奋斗哥”发截图的事实以及郝某的身份情况。 17.询问笔录（刘祖顺）及身份信息，拟证明2019年7月26日刘祖顺向余杭派出所报案称，有人将包含其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发布到微信新群里侵犯其个人隐私，并陈述其对案件处理的意见的事实。 18.行政提取笔录（唐伟娟）及照片，拟证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依法对唐伟娟的手机提取相关证据，证明其微信昵称、微信号及相关微信群情况。 19.行政提取笔录（董校源）及照片，拟证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董校源的手机提取相关证据，证明其微信昵称、微信号及相关微信群情况。 20.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刘祖顺）及聊天记录，拟证明包含刘祖顺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转发到微信群中，其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事实。 21.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刘祖成）及聊天记录，拟证明刘组成向公安机关提供其在微信群中看到的相关聊天记录情况，相关记录包含刘祖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 22.接受证据材料清单（熊雷）及聊天记录，拟证明熊雷提供的相关聊天记录内容。 23.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洪某）及聊天记录，拟证明洪某提供的相关聊天记录内容。 24.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卢嫣然）及聊天记录，拟证明卢嫣然提供的相关聊天记录内容。 25.接受证据材料清单（齐某）及聊天记录，拟证明齐某提供的其看到的截图内容的事实。 26.余公（余）行罚决字[2019]537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拟证明2019年6月24日刘祖顺被公安机关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及唐伟娟签收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 27.办案区使用情况登记表，拟证明对唐伟娟依法进行人身安全检查的事实。 28.2019年9月18日民警到谢志民家走访的视频，拟证明2019年9月18日民警到谢志民家走访时，谢志民说是唐伟娟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发到微信群，唐伟娟称是自己发到微信群的事实。 29.余公（余）不罚决字[2019]5012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本案关联人员谢志民被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决定不予行政处罚的事实。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余公（余）不罚决字[2019]5012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合法性。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认为，关于职权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之规定，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为违法行为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依法具有管理余杭区治安管理工作的职责。关于程序方面，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2019年7月26日,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接到报案后进行了受案登记。后经依法审批，于2019年8月23日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并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案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针对原告认为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不应当立案或立案后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告知报案人的观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七十七条，因刘祖顺报称的侵犯隐私行为依法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在接到报案后依法受理、进行登记,并立即展开调查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且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关于实体方面，依据《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第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2019年6月24日，原告丈夫谢志民领取余公（余）行罚决字[2019]537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在没有隐去刘祖顺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通过原告的手机将决定书发送至名为“东方苑顺风车”的东方苑业主微信群中，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和申辩以及谢志民的陈述和申辩证实，二者相互印证。后经查明当事人无违法行为，即原先涉嫌违法的事实不成立。因此，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依据上述规定作出案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针对原告认为“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将原告在案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界定为违法行为人违法”的观点，事实上案涉余公（余）不罚决字[2019]5012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主体中已明确表述原告为“行为人”，认定其并非违法行为人，而文末“此联交违法行为人”的表述系根据《公安部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二条“确保法律文书内容完整、准确，格式统一、规范……”之规定，案涉决定书中的表述虽不实际影响原告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但属于瑕疵，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已予以指正。综上，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的余公（余）不罚决字[2019]5012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二、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行为的合法性。2019年10月9日，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收到原告和其丈夫谢志民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确认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的余公（余）不罚决字[2019]50120、5012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2019年10月15日，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作出补正通知书，原告于2019年10月23日补正了行政复议申请材料。2019年10月28日，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对该案予以受理并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20日决定延长复议审理期限三十日。2020年1月20日，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并向原告、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邮寄送达了余政复决[2019]3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因此，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针对原告认为“行政复议决定书实体部分适用法律错误”的观点。行政复议决定书是一个整体，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已在程序部分对刘祖顺举报的原告案涉行为有清晰界定，即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六）项，“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之行为，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在实体部分援引、参考《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是为了明确原告在微信群公开公安机关所作法律文书中的何者信息可能对他人隐私权造成损害，从而进一步证明原告在客观上存在侵犯刘祖顺的隐私权之行为，因此原告的观点系断章取义。 综上所述，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所作的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原则、程序作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请求驳回原告的行政诉讼请求。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所附材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内容。 2.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补正通知书并向当事人告知的事实。 3.行政复议补正材料邮寄凭证，拟证明原告提交补正材料的日期。 4.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法定期限内受理并向当事人告知的事实。 5.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答复通知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依法延期并向当事人告知的事实。 6.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行政复议证据清单，拟证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行政复议答复的具体内容。 7.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向当事人告知的事实。 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经庭审质证，原告唐伟娟对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提供的证据1-8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证据9-17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8、19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0-2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6、27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证据28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9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认为适用法律错误。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原告唐伟娟提交的证据1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病历与行政行为无关，传唤过程合法合规，证据3、4三性无异议，证据5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与本案审查内容无关；对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7均无异议。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对原告唐伟娟提交的证据1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病历与行政行为无关，传唤过程合法合规，证据3、4三性无异议，证据5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与本案审查内容无关；对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提供的证据1-29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唐伟娟提交的证据1-3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4系本案诉争的行政行为，证据5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诉争的行政行为，证据2-29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6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证据7系本案诉争的行政行为。 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24日，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余公（余）行罚决字［2019］537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决定给予刘祖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原告唐伟娟的丈夫谢志民作为受送达人于同日签收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年7月26日，刘祖顺向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所属余杭派出所报警称，其发现前述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面写有其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信息）被余杭区××街道东方苑小区的业主在业主群内散布，侵犯其个人隐私。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所属余杭派出所于同日予以受案登记，并随即展开调查。后因案情复杂，于2019年8月23日经审批延长办案期限30日。2019年9月19日，余杭派出所经审批后制作余公（余）行传字［2019］54075号《传唤证》，传唤原告唐伟娟到所接受询问。在对原告唐伟娟以及谢志民、董校源、卢嫣然、熊雷、洪某、齐某、郝某等人调查询问，并提取收集相关人员手机内微信聊天记录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认为原告唐伟娟没有违法事实，故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余公（余）不罚决字［2019］5012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9年6月24日晚，余杭区余杭街道东方苑小区业主谢志民将从公安机关签收的对刘祖顺因故意损坏东方苑小区业主集资制作的“东方苑”招牌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通过妻子唐伟娟的手机微信发送到“东方苑顺风车”业主微信群内，告知东方苑小区业主处理结果，经查证，唐伟娟没有违法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并送达原告及报案人。 原告唐伟娟对此不服，于2019年10月9日向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补正通知，要求原告对复议申请材料予以补正。收到原告提交的补正材料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28日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并分别向唐伟娟和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发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因案情复杂，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并送达唐伟娟、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2020年1月20日，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作出余政复决[2019]3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的余公（余）不罚决字[2019]5012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对此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制定本法。该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该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该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投案人，并说明理由。 本案中，报案人刘祖顺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包含有涉及其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个人信息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微信群内散布，其个人隐私遭受侵犯。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所属余杭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认为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依法予以受案登记，并随即展开调查，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本案中，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所属余杭派出所于2019年7月26日予以受案登记，后经审批延长办案期限30日，并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案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 本案中，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经调查、询问、取证等程序后，认为原告唐伟娟没有违法事实，故依法作出案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作出余政复决[2019]3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的案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对于原告唐伟娟认为公安机关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告知报案人即可，不需作出案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主张。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告知报案人并说明理由的情形，系针对报案人所报称的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行政管理的行为。本案中，包含刘祖顺的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被散布在网络传播，其合法权益显然正在遭受侵犯，而该散布刘祖顺个人隐私信息的行为亦显然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故公安机关予以受案登记后，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唐伟娟要求确认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的余公（余）不罚决字[2019]5012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以及撤销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余政复决[2019]3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唐伟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唐伟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收到缴纳上诉费用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易 欣 人民陪审员  吴芳芳 人民陪审员  张惠娣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郑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