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民终3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桂莲，女，194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祥智，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文军，男，1972年7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系上诉人孙桂莲之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清，男，197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海军，女，1979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系被上诉人杨文清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芳，山东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兴龙，山东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桂莲、杨文军因与被上诉人杨文清、张海军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3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孙桂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认定被上诉人杨文清、张海军与杨文军之间房屋买卖属于恶意取得，应认定无效；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或依法发回重审；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法院在认定了“原告与第三人杨文军为母子关系，与被告杨文清系婶侄关系，被告杨文清与被告张海军系夫妻关系”的同时，同样应当认定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都存在非常亲密的亲属关系，杨文清与张海军就无可厚非的清楚该房屋为孙桂莲所有。二、一审法院认定聊城市东昌府区民委员会集体宅基地使用记录记载贾集村编号为“101”的权利人为“文军”是错误的。首先，一审庭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的“集体宅基地使用记录”，张海军提供证据，其中确有“101”后面“文军”字样的书面证据，但是，该证据没有办法证明出处，更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证据是贾集村民委员会出具，既没有盖章，也没有经手人签字。其次，该证据属于复印件，而上诉人在庭审中已经非常明确的提出异议，该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提供证据原件，不能提供原件的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既然连作为有效证据都不允许，那么该证据证明的事实法院又通过什么证据来认定的？三、一审法院认定“在杨文军的配合下，双方共同到该村委会就杨文清拆除购买的旧房并新建房屋事宜告知了村委、同时村委会将该宅基地使用权划至被告杨文清名下”是错误的。杨文军与杨文清确实曾经到村委会找大队书记杨宪智，但是并非是去告知购买旧房并新建房屋，而是去告知杨文军要翻盖老宅，由杨文清配合翻盖新房，村委得到的消息是杨文军要翻盖房屋给上诉人养老用，才同意此事。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录音录像证据，证明不只是村委会以为是杨文军要翻盖房屋，而且周围邻居得到的消息也是杨文军要为母亲翻盖房屋，这也足以认定杨文军及杨文清并没有将购买房屋的事实告知村委及邻居。该宅基地使用并非是划至杨文清名下，没有事实证据证明2016年10月前该宅基地划至杨文清名下。在第一次庭审时，张海军提供户口页复印件，并明确告知法院及上诉人，该宅基地证是2011年5月27日划归杨文清所有，并有户口页证明此事，第二次庭审时又声称该户口页错误，应为2016年户口迁移至涉案房屋。那么就存在疑问就是，户口页可能出现错误，但是迁移户口这么大的事情，当事人也会记不清楚么，记忆偏差了五年之久，这说明法院认定同时该宅基地使用权划至杨文清是错误的，至少张海军当庭的陈述就与法院认定不同，也能说明张海军要么提供了虚假的证据，要么提供了虚假的陈述，无论属于哪种情形都能说明被上诉人（张海军）并不是诚实守信之人，其在法庭做出的陈述法院应当重点核实。四、一审法院认定“部分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如果第三人善意、有偿、合法取得，第三人不负偿还义务”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并非是善意取得，杨文清与杨文军采取以为上诉人翻盖房屋的名义取得村委同意，并让邻居也认为是杨文军为上诉人翻盖房屋，如果是正常的房屋买卖，完全没有必要采取欺骗手段。被上诉人都非常清楚该房屋为孙桂莲所有，但是都未征求上诉人意见，并采取恶意欺瞒的手段完成了房屋买卖，这本身就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定要件。上诉人曾经非常清晰告知村委，除非是征求到她本人的同意，否则谁动她的房屋都不可以，此事村委及被上诉人也都知悉，房屋买卖未征求上诉人同意，也不符合房屋买卖的要求，所以该房屋买卖属于恶意取得，非法取得，被上诉人应负偿还义务。五、一审法院认定“杨文清、张海军为购得该三间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房屋支付了对价7万元，亦属合理”是错误的。如果单纯从该房屋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造来讲，七万块钱似乎非常合理，但如果杨文清、张海军知道该房屋将要拆迁，那么该对价就属于明显的不合理。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孙桂莲与房屋出卖人杨文军系母子关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原告一家人搬出该村后，原告自述前期其一直与杨文军共同生活，杨文军在第一次给出房屋价格后，称要回去商量一下，几天后双方才最终以七万元价格成交，二被告在交易过程中支付了合理对价、尽到了审查义务”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了上诉人与杨文军前期共同生活的事实，也就是说同时认定了上诉人与杨文军后期没有共同生活的事实，上诉人也确实与杨文军分开居住达十几年之久，这从双方身份户籍地址不同也可以看出来。双方不再一起居住，那么法院以什么证据和事实来认定的杨文军说的回去商量一下是与上诉人商量，庭审中，杨文军也明确解释回去商量商量是找人去问一下价格是不是合理合适，并不是说是跟上诉人商量。而杨文清与张海军的父母亲借住在上诉人房屋十几年之久，杨文清、张海军又是上诉人非常密切的亲属，他们是知悉该房屋是上诉人及其丈夫建造，那么在买卖房屋的事情上，通知上诉人并征得上诉人意见是非常简单的事情都不做，只能说明杨文清、张海军本身就有意规避上诉人，根本就没有尽到审查义务。以上事实皆有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原审法院在证据不充足的情况下，仅以被上诉人的辩解意见和口述事实就认定事实，且完全不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意见，上诉人认为判决存在偏颇性。所以上诉人提出上诉请求前，经走访村民、村委及相关知情人员后，能够提供新的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杨文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认定杨文清、张海军与杨文军之间房屋买卖属于恶意串通欺骗行为，依法认定无效或发回重审；2.判令被告承担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自述前期与杨文军共同生活，具体时间却一字未提，实际为2012年前共同生活，2012年后已分户生活；一审法院认定杨文军在给出房屋价格后，称要回去商量下，与事实不符，法庭在对张茂龙进行询问时将笔录记载为称要和母亲商量下，张茂龙在审阅笔录时发现错误后不予认可，并将和母亲商量几字删除后在此处重新加盖手印。这说明证人并不认可杨文军要与母亲商量的事实。二、杨文军向法庭简要陈述了与杨文清之间的串通、欺骗行为，并要求对杨文玉、杨继科夫妇、杨继考夫妇、杨宪智六人进行庭审质证，在杨文清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在不组织庭审质证的情况下，将此行为认定为帮助行为。三、“在杨文军的配合下，双方共同到该村委会就杨文清拆除购买的旧房并新建房屋事宜告知了村委、同时村委会将该宅基地使用权划至被告杨文清名下”，此处村委不予认可，与事实不符，此次庭审，村委成员出庭作证。四、在孙桂莲明确表示，未经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能动我的房子的情况下，村委书记杨宪智在拆迁消息已属实，未询问孙桂莲、杨文军的情况下，仅凭杨文清口述，就于2017年7月11日开具的分户证明，此事杨文军在庭审后才发现此事，杨文军特申请村委书记杨宪智出庭解释。五、所谓的宅基地使用记录，杨文军101号依据是什么，杨文军多次到派出所、村委查询，却找不到四邻签字的平面图，且与村委书记杨宪智多次陈述的宅基地2016年10月前就是孙桂莲的相互矛盾。六、我和杨文清之间的交易行为，没有丝毫符合正常交易习惯，善意取得性质之一为第三人不知道或根本不可能知道有共有人的购买行为。为了不让孙桂莲知情，杨文清和上诉人共同采取了欺骗方式不让相关村民、村组织知情，无法向孙桂莲透漏买卖信息的情况下才完成了交易，杨文清和村委也采取了不让孙桂莲、杨文军知情的方式完成了分户。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杨文清、张海军辩称：一、上诉人孙桂莲及杨文军二人均不是东昌府区侯营镇贾集村村集体组织成员，既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也不享有房屋所有权，答辩人在自己合法所有的宅基地上建房，没有妨害包括孙桂莲及杨文军在内的任何人的权利，上诉人没有要求排除妨害的权利和事实基础。宅基地使用权是经依法审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其成员用于建造住宅的没有使用期限限制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具有无偿性和福利性。宅基地使用权的一大特征是：使用主体特定，即宅基地仅限本集体经济组织特定的成员享有使用权。因孙桂莲、杨文军二人均不具备贾集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根本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孙桂莲、杨文军于上世纪80年代即迁出贾集村，并在城市落户，随着其二人迁出贾集村事实的发生，同时丧失了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而答辩人系合法由村集体分配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上诉人孙桂莲无法基于宅基地使用权要求排除妨害。二、本案属于宅基地使用权的争议，依法应当先由人民政府处理，在人民政府处理之前，法院不应受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争议，如当事人协商不成的，应当由人民政府先行处理，对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才能起诉至法院。鉴于本案原、被告对于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的争议较大，而原告的一系列主张均是源于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应先由人民政府先行处理二者之间的宅基地使用权属纠纷。原告未经政府处理即诉至法院，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应予驳回。三、上诉人陈述于1975年所建的房屋已被拆除，房屋所有权已灭失，上诉人不但无法对建造的事实及所有权归属提供充分有利的证据更无法再基于房屋所有权要求排除妨害；其次，因为财产已灭失，恢复原状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上诉人诉求无法实现。四、答辩人在向第三人杨文军购买涉案房屋时，已进行了充分的权属核实，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一审法院依申请对贾集村村委进行调查，在贾集村村委会留存的关于村集体宅基地使用情况记录中显示“文军101”，其中“101”就是指的涉案宅基地编号，2016年之后已由答辩人迁至该宅基地落户。因贾集村未颁发宅基证，关于宅基地的使用权应根据现实情况及村委会书面记录确定。该证据系法院依法调取，不是单方当事人提交，虽然没有村委盖章，依然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据此可以确认在上诉人迁至该宅基地落户之前，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为第三人杨文军，而非上诉人孙桂莲（上诉人孙桂莲明确承认其已于上世纪80年代迁出贾集村）。我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规定的非常严苛，如在他人宅基地上建房，因宅基地使用权不易转让，因此对于房屋所有权的归属都是跟随宅基地使用权而定，即由宅基地使用权人享有房屋的所有权。具体到本案中，因有证可查的唯一记录中显示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为杨文军，因此答辩人合理的认为涉案房屋归杨文军所有，在购买房屋之前已对权属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调查，已尽到了合理审查的义务。如果再要求答辩人知悉上诉人家庭内部的情况是不合理的。五、答辩人已通过买卖行为合法有效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的拆除、新建，属于对自己财产的自由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保护。首先，2016年10月12日第三人杨文军通过中间人张茂龙将涉案房屋以70000元的对价卖给杨文清、张海军。关于该事实，作为中间人的张茂龙及贾集村村书记等人均可证明。通过该买卖行为，答辩人已实际享有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可以自由处分。上诉人声称杨文军跟答辩人一起到村委只是说明了杨文军要翻盖新房，杨文清配合翻盖新房的说法明显是虚假陈述，如果只是告诉了村委杨文军要翻盖新房为上诉人养老，村委也不会将答辩人的宅基地划至涉案土地上。上诉人孙桂莲及杨文军在聊城市内有两套房屋，也明显不存在靠翻盖房屋养老的必要。其次，即便按照上诉人的说法，涉案房屋归上诉人所有，上诉声称对于该买卖行为不知情的说法，答辩人不予认可。在房屋买卖的过程中，杨文军明确告诉答辩人要回家将该买卖事宜和家人商议，之后便决定将该房屋以70000元的对价卖给答辩人。因杨文军的父亲去世很早，杨文军作为上诉人的唯一儿子，一直照顾着上诉人的日常生活。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说辞，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为上诉人，那么处分该房产时，杨文军在声称要和家人商议的情况下，回到家中却不向母亲提起此事，于情理不符。六、退一步讲，即便涉案房屋属于上诉人且上诉人对于该买卖行为不知情，杨文军属于无权处分，答辩人亦构成善意取得。在整个买卖行为过程中杨文军本人积极找中间人与答辩人协商，并主动带着答辩人前去找到村委大队书记声明已自愿将房屋转让给答辩人并同意拆除，且答辩人已为该1975年所建、迄今40多年房龄的三间房屋支付了相应对价70000元。鉴于杨文军与孙桂莲母子关系且共同生活的事实，如果苛求答辩人知晓上诉人家庭内部对涉案房屋的真实分配情况的话，无疑是对答辩人审查义务的不适当加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答辩人已善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有权进行拆除、新建。如果认定买卖合同无效，不但在客观上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更助长了见利忘义的不诚信行为，不利于构建稳定有序的经济秩序。上诉人诉讼请求中主张答辩人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不仅在法律上没有依据，且在事实上无法实现。孙桂莲、杨文军在聊城市政府通知对东昌府区侯营镇贾集村片区进行征收拆迁时方提起本次诉讼，意欲推翻已履行完毕的房屋买卖关系，其见利忘义、索取更多补偿款的意图明显，法律应严惩该种不诚信行为。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孙桂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排除妨害，恢复原状；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孙桂莲与其丈夫杨继文于1972年7月9日育有一子杨文军，于1975年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建造一处房屋。原告孙桂莲的丈夫杨继文于1995年初去世，第三人杨文军因继承成为该房屋的部分所有权人。原告与第三人杨文军系母子关系，与被告杨文清系婶侄关系，被告杨文清与被告张海军系夫妻关系。原告与第三人杨文军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离开东昌府区侯营镇贾集村，后没再回该村居住。被告杨文清、张海军的户籍所在地均为聊城市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民委员会集体宅基地使用记录记载贾集村编号为“101”的权利人为“文军”。2016年10月，通过张茂龙（第三人杨文军的战友，被告张海军的同学）杨文军与杨文清、张海军达成了房屋买卖协议，并在中间人张茂龙在场见证的情况下，被告杨文清、张海军将7万元的房款交付给了杨文军，在杨文军的配合下，双方共同到该村委会就杨文清拆除购买的旧房并新建房屋事宜告知了村委，同时村委会将该宅基使用权划至被告杨文清名下。杨文清夫妇在房屋买卖交易完成后的2016年10月即对旧房进行了拆除，同时另行建造新的房屋。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部分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如果第三人善意、有偿、合法取得，第三人不负有偿还义务。本案中第三人杨文军作为案涉房屋的部分财产共有人与杨文清、张海军达成了旧房买卖协议，杨文清、张海军为购得该三间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房屋支付了对价7万元，亦属合理。二被告于2016年10月份购买该房屋后即对旧房进行了拆除，在该址上重新建造了新房。原告孙桂莲与房屋出卖人杨文军系母子关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原告一家人搬出该村后，原告自述前期其一直与其子杨文军共同生活。杨文军在第一次给出房屋价格后，称要回去商量一下，几天后双方才最终以7万元的价格成交。二被告在交易过程中支付了合理对价，尽到了审查义务。原告诉请要求恢复原状的房屋现已灭失，无法予以恢复，故原告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驳回原告孙桂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孙桂莲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杨文军提交七份录音、七份录像及书面整理材料，拟证明杨文清、张海军非常清楚房屋是孙桂莲的，其是恶意取得房屋。被上诉人杨文清、张海军质证意见是：第一，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按照民诉法相关规定，二审不应采纳。其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根据民诉法规定，该录音中的证人应出庭作证，否则其证明材料不具有证明效力。同时该录音内容可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完成了买卖涉案房屋的行为，且被上诉人已完成了在涉案宅基落户的行为，涉案买卖合同及行为均已生效，应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孙桂莲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该组证据能体现我方上诉请求所描述的事实，也能得出以下几个事实：1.该房屋是孙桂莲的，是村委及被上诉人明确知悉的，村委与被上诉人联合以杨文军作为房屋买卖突破口，是因为村委也明确承认孙桂莲曾经向村委表述如没有她本人的亲口认可，该房屋谁也不能动，而村委告知杨文清的是，孙桂莲不会将该房屋卖掉；2.在所谓的买卖过程中，杨文军与被上诉人并未告知任何人他们进行的是买卖，而被上诉人与杨文军向村委描述的是为孙桂莲养老而翻建房屋，而该行为也能表明被上诉人与杨文军联合起来共同欺瞒孙桂莲，不想让买卖房屋的事实让孙桂莲知道，而村委也明确表示孙桂莲绝对不会买卖该房屋；3.上诉人孙桂莲与被上诉人、杨文军是非常亲密的亲属关系，而如果被上诉人不知道房屋为孙桂莲所有是不可能，尤其是上诉人家曾居住在该房屋中，长达数年之久；4.被上诉人与杨文军也不想让该买卖事实让村里的人知道，所以盖房一直打的是为孙桂莲养老所建，也能表明被上诉人从一开始不具备善意取得的可能性，其一开始的行为归纳为被上诉人找到村委表达想购买该房屋，村委明确表示孙桂莲不会同意卖掉，村委与被上诉人采用了串通、欺骗的行为，在明知该房屋应征求孙桂莲同意的情况下，但没有征求孙桂莲的意见，且想方设法欺瞒。根据物权法第95条规定，共有人处置房屋的应征求该房屋三分之二共有权人的同意，结合以上事实，能认定被上诉人取得该房屋的形式和想法有恶意。二审中，上诉人杨文军申请证人武某出庭作证。武某，男，198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育新街1号内育新苑小区C枢1号楼3单元205室。武某陈述：“我参加了2019年7月7日在孙书平家和村书记杨宪智的对话，参加了2020年4月4日贾集村杨某家村委书记杨宪智核对录音证据的事。杨宪智看录音材料时对照着录音一页一页仔细看的，当时他说有两份，他留一份，给杨文清一份。（查看录音材料）属实。杨宪智认可录音材料里面的内容。我与杨文军是战友，我不认识杨文清，当时杨文军让我开车拉着去的，他们之间的事情，我不了解。”上诉人杨文军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认为武某陈述属实。上诉人孙桂莲质证意见是：“证人表述能证明在本案中杨文军提供的与杨宪智间的录音材料都是杨宪智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应予认可”。被上诉人杨文清、张海军质证意见是：武某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不应作为证据，因杨文军提交的杨宪智录音是出于让杨宪智作证的目的，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其本人应出庭，否则其证言不应作为证据采纳。二审中，上诉人杨文军还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杨某，男，195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杨某陈述：“我参加了2019年7月7日、7月23日在孙书平家对杨宪智的对话，参加了2020年4月4日在我家杨宪智审查录音证据，对录音中杨宪智的陈述认可，他说录音是真的，他承认。我是杨文军、杨文清的亲叔叔，对涉案房屋清楚，涉案房屋以前是孙桂莲的。我当时有病，杨文军说翻建房子，我治不了，让杨文清看着翻建的。我与两个侄子都不孬。清明节杨文清进我家门就骂，我让他出去”。上诉人孙桂莲、杨文军对杨某的证人证言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杨文清、张海军质证意见是：有异议，杨某与杨文军关系较好，与杨文清一直存在矛盾，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该证人证言并非新证据，杨文军必须证明其不知道该证人在一审中存在，该证人证言才能作为新证据采纳。显然杨某作为证人不符合新证据的认定，二审法院不应采纳。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构成善意取得需要具有三个要件，即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在本案中，孙桂莲与杨文军系母子关系，二人均对涉案房屋具有所有权，杨文清有理由相信杨文军有出卖该处房屋的权利，应当认定杨文清受让该不动产时是善意的；杨文清就涉案房屋向杨文军支付了7万元，涉案房屋建设于1975年，该7万元的对价亦属合理；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已经划至杨文清名下。通过以上情况，可以认定杨文清夫妇就涉案房屋构成了善意取得，孙桂莲无权要求杨文清夫妇将涉案房屋恢复原状。另外，原房屋已被杨文清夫妇拆除，另行建造了新的房屋，恢复原状已不具备可能性。一审判决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如孙桂莲认为杨文军的卖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利，其可向杨文军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孙桂莲、杨文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孙桂莲、杨文军各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 鑫审判员 孙久强审判员 孔繁奎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刘豪书记员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