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324民初469号   原告:高峰，男，1967年4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卫方，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跃革，男，196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卫方，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鉴雄，男，196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卫方，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尚吉，男，197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建江，玛纳斯县金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高峰、杨跃革、李鉴雄与被告刘尚吉农机作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峰、杨跃革、李鉴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卫方，被告刘尚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建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峰、杨跃革、李鉴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采棉费29850元；2.判令被告支付利息1701元；3.判令被告从2019年11月2日起按月息4.75‰计算至采棉费付清为止；4.本案的送达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2日，原告给被告种植的199亩地棉花进行机械采摘，双方口头约定采一遍每亩采棉费10月之前140元，10月之后150元，进行复采的，10月份之前每亩采摘费为190元,10月份之后210元，原告在给被告采摘时，采棉机上有GPS，棉花采摘后，经原、被告确认，被告在原告的彩棉登记本上签字确定采摘的亩数。原告给被告进行了正采。根据约定，被告共计欠原告采棉费29850元。原告按照约定完成采摘任务，但被告未给付原告采棉费，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但被告都以各种理由推诿至今，故原告诉至法院，望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刘尚吉辩称，被告不欠原告的采棉费。2018年10月2日，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口头签订农机作业服务协议，被告与赵建军口头约定了农机作业服务合协议，赵建军与原告是合伙关系。2018年10月15日，被告依约通过玛纳斯县兰州湾信用社向赵建军转账支付采摘费29850元。因此，被告与赵建军之间的农机作业服务合同已履行完毕。原告作为赵建军的合伙人，理应按照他们之间的合伙协议，向合伙人赵建军索要，不应当向被告索要，所以，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8年10月初，村民赵建军（下桥子三队）联系采棉机为被告刘尚吉采摘棉花，给被告种植的199亩地棉花进行了机械采棉。2018年10月15日，被告通过玛纳斯县兰州湾信用社代办点向村民赵建军转账支付采摘费29850元，村民赵建军向被告出具了收条。2018年12月初，村民赵建军去逝。   另查，原告高峰、杨跃革、李鉴雄提供的农机采摘作业明细表记录：给下桥子村刘尚吉采收棉花199亩，被告在明细表上签名确认。为被告机械采棉的采棉机为原告高峰、杨跃革、李鉴雄三人共同经营，原、被告之间并未明确约定由被告直接向原告支付采摘费，也未书面签订农机服务合同，因村民赵建军已收取了被告刘尚吉的采摘费，原、被告双方对采摘费的支付存在争议，原告遂诉至本院。   针对辩称，被告申请证人郭红兵出庭作证。证人郭红兵出庭作证称：我与被告是同村的村民。2018年9月20日，同学赵建军带高峰到我门上，让高峰给我采棉花，每亩地正采150元，复采根据情况打电话联系，棉花采完付费，10月1日就给我机采了棉花，然后给被告机采了棉花，采完以后高峰带着赵建军来我们家收钱，我们经过高峰同意，把机采费转给赵建军了，当时高峰也在场。赵建军是本村的，高峰提供采棉机，赵建军联系农户，然后赵建军抽20元钱，具体他们怎么说的我不清楚。当时转钱的时候，我们要向高峰付钱，但是高峰说让我们给赵建军。我们通过村上代办点Pos机转给赵建军的。原告给我机采了43亩地棉花，钱我转给了赵建军。我们和高峰有农机作业服务关系，赵建军是联系人。经质证，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原告不认可，被告认可。本案结合其它证据，对证人证言证实原告给被告机械采棉，赵建军是联系人的事实予以确认。   针对辩称，被告申请证人叶成祥出庭作证，证人叶成祥出庭作证称：我与原告是同村的村民。我要证实彩棉机老板高峰指定让我们将钱转给赵建军，高峰给我采棉花了，我是通过银行转账，在代办点转给赵建军的。我村是2016年开始是机械采棉的。2018年队上的棉花是采棉机采的，是赵建军带过来的采棉机，当时联系业务是郭红军领过来的，彩棉费支付时，高峰在场，赵建军、郭红军也在场，高峰让我们转到赵建军的卡上，在村上农村信用社代办点转的。被告转了没有，我不知道，因为不是一天转的。赵建军是2018年12月份去世的。原告的机子给我采了34亩，一共5100元，我转给赵建军了。被告支付彩棉款，我不在场。截止到今天高峰没有向我要过彩棉费。经质证，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原告不认可，被告认可，本案结合其他证据，对证人证言证实赵建军联系采棉机为农户机械采棉并向赵建军转账支付采棉费的事实予以确认。   针对辩称，被告申请证人郭保山出庭作证，证人郭保山出庭作证称：我与被告是同村的村民。我也是同一个彩棉机给我机采的棉花，是通过信用社代办点转的账，已经将采棉费全部付给赵建军了。当时我和高峰不认识，赵建军是旁边村的。采棉机是赵建军领来的，当时定的一亩地150元，采完他们问我们要钱，郭红兵领着高峰和赵建军来要钱，给我介绍高峰是采棉机机主，我当时问高峰要卡号，但是高峰说让我把钱打给赵建军卡上。原告给我采了58亩地棉花，采摘费8500元，我给赵建军了。被告转账的时候，我不在场。本村像这种情况有12-13个人左右，有银行转账的，也有给付现金的。经质证，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原告不认可，被告认可，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证人证言证实赵建军联系采棉机为农户机械采棉并向赵建军转账支付采棉费的事实予以确认。   针对辩称，被告申请证人张文林出庭作证，张文林作证称：我与被告是同村的村民。我们村上采棉机是郭红兵联系的，他带来的高峰，还有一个赵建军，赵建军是下桥子三队，郭红兵是二队，他们是同学关系。赵建军对我们村不熟悉，所以由郭红兵领过来的。当时付采摘费时候，郭红军，高峰还有赵建军都在场，经过高峰同意，采摘费转给赵建军的，我和被告一起转钱，我们一起在代办点转的钱。高峰的机子给我采了45亩，每亩150元，郭红兵领过来时，高峰也在场，把采棉费付给赵建军了，被告付款的时候我在场。经质证，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原告不认可，被告认可，本案结合其他证据，对证人证言证实赵建军联系采棉机为农户机械采棉，被告的采摘费已向赵建军转账支付的事实予以确认。   针对辩称，被告提交银行转账存根三张，金额合计29850元，拟证实被告已向赵建军支付采棉费的事实。同时，被告提出申请，请求法院被告转入账户为赵建军的账户的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经本院查询，玛纳斯县农村信用社营业部对本院查询函回执，确认：2018年10月15日，被告转账转入卡号为×××，存款姓名赵建军。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银行三张转账存根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对本院查询结果真实性原告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被告对真实性及关联性均认可。本案结合其他证据，对被告于2018年10月15日已向赵建军转账支付采棉费2985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依据查明事实，原告采棉机为被告采摘了棉花，但对付款主体双方约定不明确。依据证人郭红兵、叶成祥、郭保山、张文林证言及被告转账支付凭证，原告通过赵建军联系介绍，在××县采摘棉花，包括为被告采摘棉花，而被告的采摘费及相同农户的采摘费已直接向赵建军转账支付，被告支付时，经过原告与赵建军同意（张文林证言），该证言与被告提交的转账支付凭证能够相互印证。本案中，由于双方对支付方式及主体约定不明确，赵建军已收取了被告应付的采摘费，本案不能排除原告与赵建军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因被告只认可与赵建军之间存在农机服务合同关系，且采摘费被告已向赵建军付清，原告仅凭农机采棉作业亩数明细记录主张权利，不能证明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也不能证明被告应直接向原告支付采摘费，因此，原告提交证据的证明力要小于被告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本案不能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直接的农机作业服务合同关系，原告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与赵建军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利害关系人可另行主张。   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峰、杨跃革、李鉴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8元，减半收取294元，由原告高峰、杨跃革、李鉴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 科     二 〇 二 〇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书  记  员   徐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