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2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延安路9号20层A、B、C、D、E号21层C号。负责人：梁晓，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男，汉族，1972年3月13日出生，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衡逸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新港小学。法定代表人：琚德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辽宁骁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靖宗，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连泽新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富乐园3号1-7-6号。法定代表人：于俊杰，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王洋，男，汉族，1972年9月30日出生，住址：北京市丰台区。（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奇全，辽宁哲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海，男，汉族，1970年10月29日出生，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奇全，辽宁哲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俊杰，男，1964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蓉花山镇德兴村蔬菜屯1-1号。上诉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简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大连衡逸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衡逸公司），原审被告大连宏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大连泽新物资有限公司（简称泽新公司）、于俊杰、王洋、王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15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7日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衡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靖宗，原审被告王洋、王海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奇全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泽新公司立即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偿还全部剩余贷款本金19500000元人民币及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欠付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6年11月20日的利息为711291.25元、罚息为4322175元、复利为630866元）；2.确认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抵押权合法有效，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有权以衡逸公司的全部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3.判令于俊杰、王洋、王海对泽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判令于俊杰、王洋、王海、泽新公司、衡逸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公告费。事实和理由：2014年6月30日，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包括泽新公司在内的6户企业签订了一份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授字第0056号《授信额度协议》，约定总授信额度108500000元，授信期限2014年6月30日至2015年6月29日。同日，衡逸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了一份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最高额抵押字第002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衡逸公司同意以其所有的位于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共计十七处公建，为包括泽新公司在内的6户企业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同日，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衡逸公司办理了抵押登记并取得《房屋他项权证》。2014年7月1日，泽新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借款字第0198号《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泽新公司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借款19500000元人民币，借款用途为采购原材料，借款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5年1月9日止，借款年利率7.8%（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且在本合同签订日使用的年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同日，于俊杰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30号《保证合同》，为泽新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授字第0056号《授信额度协议》及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借款字第0198号《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6月30日，王洋、王海分别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31、0232号《保证合同》两份。前述保证合同均约定为泽新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授字第0056号《授信额度协议》及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借款字第0198号《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7月1日，泽新公司授权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将19500000元款项划入其在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账户，并按照双方签订的支付委托书中的约定转付其交易对家，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已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义务。泽新公司自2015年1月9日发生本息逾期，虽经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催要，仍未归还。截至2016年11月20日，泽新公司欠贷款本金19500000元，产生利息711291.25元、罚息4322175元、复利630866元、总计25164332.25元人民币。所以依据所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的约定，请求法院支持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全部的诉讼请求。衡逸公司原审辩称：不同意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诉讼请求。1.衡逸公司并不是真实的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而是基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请求为配合其解决不良贷款完善手续而借用房屋，该行为不符合担保行为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担保成立的主观条件。2.基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承诺函，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应该在2014年12月31日前解除衡逸公司提供的房产抵押并归还抵押物，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未按其承诺履行义务，故应按衡逸公司提供房屋所抵押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作为房屋价款，将该款项支付给衡逸公司，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要求衡逸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成立。王洋原审辩称：不同意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诉讼请求，虽然王洋在保证合同中签字，但是当时是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带着一份空白合同让王洋签字的，王洋当时也不了解情况就签字了，根据该银行的管理规定，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应当对签订合同的过程进行录音、拍照视频资料进行留存，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应当提供全部的签字现场相关留存证据，以证明合同当时签订的时候是否空白，如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不能提供，应视为举证不能，该保证合同应当无效。泽新公司、于俊杰、王海原审未向原审法院提交答辩意见。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6月30日，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包括泽新公司在内的6家企业签订了一份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授字第0056号《授信额度协议》，约定总授信额度为108500000元，授信期限自2014年6月30日至2015年6月29日；本协议属于担保人衡逸公司与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最高额抵押字第002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主合同，由其提供最高额担保。同日，衡逸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一份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最高额抵押字第002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衡逸公司同意以其所有的位于大连长兴岛经济区；雁归路301号、307号、329号、331号、339号、361号、363号、367号；星岛路514号、516号；锦城路255号、257号共计十七处公建（权证号分别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20××42号、20××44号、20××47号、20××46号、20××79号、20××82号、20××01号、20××02号、20××88号、20××09号、20××10号、20××12号、20××16号、20××17号、20××76号、20××77号），为包括泽新公司在内的6家企业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4年6月30日至2015年6月29日期间抵押权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依据与泽新公司等六户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等其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额为217332200元；在本合同确定的主债权期间届满之日内发生的最高额债务之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在担保责任发生后，抵押权人有权与抵押人协议将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清偿主债权；主债权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抵押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抵押人不得以此抗辩抵押权人；本合同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主合同无效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如果主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则抵押人对于借款人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债务仍然承担担保责任；抵押人声明与承诺：抵押人完全了解主合同的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系基于抵押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已经按照其章程或者其它内部管理文件的要求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权；抵押人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及时履行担保责任、抵押人在本合同所做的声明不真实或违反其在本合同中所做的承诺、抵押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本合同等即构成违约；等等。上述合同中约定的抵押物于同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收到了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长兴岛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2014年7月1日，泽新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借款字第0198号《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泽新公司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借款1950万元人民币，借款用途为采购原材料，借款的支付方式为贷款人受托支付；借款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1月9日，还款方式为约定的到期日一次还本；借款年利率为7.8%（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且在本合同签订日适用的年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按月结息，每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以借款利率为基础上浮50%；对借款人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贷款到期日（含当日）前按照借款利率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本合同签订后，如遇人民银行调整上述基准利率，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利率不随之调整；本合同属于担保人衡逸公司与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最高额抵押字第002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主合同、属于担保人于俊杰、王海、王洋与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30、0231、0232号《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对贷款人的清偿义务即构成违约；等等。同日，于俊杰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30号《保证合同》；2014年6月30日，王洋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31号《保证合同》、王海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保字第0232号《保证合同》。前述三份《保证合同》内容基本一致，主要约定：为保证泽新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小企业借款字第0198号《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及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授字第0056号《授信额度协议》（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保证人于俊杰、王海、王洋愿意向债权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提供保证，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保证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保证人不得以此抗辩债权人；债权人即可以就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本合同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及时承担保证责任或违反本合同中关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其他规定等均构成违约；于俊杰、王海、王洋均在保证合同尾部保证人处签字确认并按手印。2014年7月1日，泽新公司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流动资金贷款提款通知书》和《支付委托书》，请求提取借款1950万元，划入其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账户（账户名称：大连泽新物资有限公司；账号10×××21）；根据借款合同和支付委托书的约定，该笔借款采取贷款受托支付，在划入泽新公司账户后，支付给大连通发塑胶工业有限公司（账号34×××05，工行庄河支行）。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于2014年7月1日依约将借款1950万元如数划入泽新公司账户后，以电汇方式受托支付到大连通发塑胶工业有限公司指定账户。泽新公司自2014年8月21日开始欠息未还，至2015年1月9日借款到期，亦未按期清偿本息。截至2016年11月20日，泽新公司欠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贷款本金1950万元、欠付利息711291.25元、罚息4322175元、复利630866元。另查，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曾向衡逸公司出具一份承诺函，该承诺函上加盖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公章及其原法定代表人梁岩个人印章，但并未填写出具日期，内容为：“贵公司将位于长兴岛经济区的自有房产（明细详见附件）借给我行用于第三人在我行的借款抵押担保，我行与贵公司所签订的抵押合同已在房屋登记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我行承诺于2014年12月31日前一周内与贵公司共同到抵押部门办理撤销抵押登记手续，并保证在撤销抵押登记后一周内将全部房屋所有权证返还给贵公司。我行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则我行将按房屋抵押担保债权本息额为成交价，从贵公司处购买上述房产”。该份承诺函所附的抵押物明细中记载的房产即衡逸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订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2014年最高额抵押字第002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约定的衡逸公司用以提供抵押的上述十七处公建。梁岩于2017年2月13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并在原审法院（2017）辽02民初18号案件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上述承诺函的内容予以确认并进一步说明抵押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借用，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在2014年6月因业务需要向衡逸公司借用17套房产，衡逸公司为配合该行，应该行要求签订了担保合同。衡逸公司基于上述承诺函于2016年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依据承诺函向该公司支付房屋买卖价款112731500元，并赔偿该公司逾期付款损失（自2015年1月1日起，以1127315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原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衡逸公司购房款112731500元；二、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衡逸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以1127315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同期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给付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确定的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衡逸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衡逸公司和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均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辽民终3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衡逸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以1127315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同期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给付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原审法院认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泽新公司签订的案涉《授信额度协议》和《小企业人民币借款合同》，与于俊杰、王洋、王海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所涉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述协议及合同均合法有效，对签约各方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遵照履行。泽新公司在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依约向其履行放款义务后，没有按约偿还借款本息，于俊杰、王洋、王海亦未按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均系违约行为，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要求泽新公司偿还借款本息、要求于俊杰、王洋、王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王洋辩称其是在空白的保证合同上签字，保证合同应当无效。原审法院认为，王洋对其主张的前述事实未能举证证明，即使确如其所述，其作为正常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空白合同上签字，意味着其对合同中填写的任何内容的认可，该情形并非认定保证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原审法院对其相应抗辩不予采纳。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能否对衡逸公司提供抵押的案涉十七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从衡逸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向该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可以看出，提供抵押担保并非衡逸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衡逸公司系将其所有的案涉十七处房产借给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用于第三人泽新公司在该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以达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开展业务需求的目的，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承诺于2014年12月31日前一周内办理撤销抵押登记手续，并保证将全部房屋所有权证返还给衡逸公司，若未履行承诺则从衡逸公司购买上述房产。该承诺函中并未含有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时由衡逸公司履行偿还义务或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原法定代表人梁岩也出庭作证，说明抵押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借用，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是衡逸公司为配合该行办理借款需要而签订。衡逸公司基于对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承诺的信赖向该行提供了房屋相关手续并配合办理了抵押登记备案，其行为并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或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衡逸公司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的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据此办理的抵押登记均系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据此主张对案涉十七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辽民终315号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上述承诺函的法律效力，判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给付衡逸公司案涉十七处房产的购房款1127315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根据上述判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已成为案涉十七处房产的所有权人，其要求对自已所有的房产享有抵押优先受偿权亦缺乏法律依据。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经原审法院依法行使释明权后，未变更对衡逸公司的诉讼请求，故对该行针对衡逸公司的相应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泽新公司、于俊杰、王海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在本案中的抗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泽新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9500000.00元人民币；二、泽新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偿还因上述借款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截至2016年11月20日，欠付利息为711291.25元、罚息为4322175.00元、复利为630866.00元；自2016年11月2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7.8%上浮50%的标准计付罚息、复利）；三、于俊杰、王洋、王海对泽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向泽新公司追偿；四、驳回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对衡逸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67622元、公告费1680元，合计169302（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已预交），由泽新公司、于俊杰、王洋、王海共同负担（由泽新公司、于俊杰、王洋、王海在给付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宣判后，吉林银行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衡逸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虚伪意思表示或者隐藏的意思表示。《承诺函》内容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承诺的内容是“2014年12月31日前办理撤销抵押登记”。从时间顺序来说，2014年12月31日前，《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据此办理的抵押登记系有效法律行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衡逸公司之间并无虚伪或者隐藏的意思表示，双方的法律关系就是真实的抵押关系。倘若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在2014年12月31日前撤销了抵押，则撤销抵押之前的抵押登记为合法有效的抵押登记，当且仅当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未能在2014年12月31日前办理撤销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双方的法律关系方存在转化为买卖关系的可能。而对抵押关系的认定，应当以2014年6月30日双方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时间节点，考察2014年6月30日当时双方抵押关系是否为真实关系，而不能以事后的行为判断之前的法律关系。即便双方法律关系存在转化或者混同，也是2014年12月31日之后才发生的，不能据此认定2014年6月30日的行为的无效性。即便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转化或者混同，那么转化或者混同前的两个法律关系一定是有效的法律关系。在抵押法律关系成立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未能撤销抵押，抵押关系才转化或者被买卖关系吸收。但是按照一审的裁判观点，抵押关系无效，即前面的法律关系无效，而后面的买卖关系又是基于前面行为混同或者转化而来，显然买卖关系不能从一个无效的法律关系混同或者转化而来。按照一审法院裁判观点，双方抵押关系无效，而无效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法律效力。该判决意味着双方之间《最高额抵押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而《承诺函》作出的前提是抵押有效，只有抵押有效且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未能撤销抵押的情况下，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才购买衡逸公司房屋。若抵押关系无效，意味着基于抵押合同而作出的《承诺函》无效。再则，若抵押权未能生效，其法律后果意味着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衡逸公司未能形成抵押关系，但《承诺函》约定的购买衡逸公司房屋的前提是抵押的目的己经实现。在双方未建立起抵押关系的情况下，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购买衡逸公司房屋就失去了目的性。而这又与（2019)辽民终315号判决相矛盾。另外，梁岩为衡逸公司出具《承诺函》未得到吉林银行总公司的授权，属于梁岩的个人行为，该证据并不能影响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抵押权的效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抵押权合法有效，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有权以衡逸公司全部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上诉费用由衡逸公司承担。衡逸公司二审答辩称：1.衡逸公司并不认识各借款人，与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衡逸公司的内心意思并不是用案涉房屋为本案的借款人提供抵押担保。吉林银行出具的《承诺函》及吉林银行时任法定代表人梁岩出具的《情况说明》，都可以看出，衡逸公司的真实意思是将17套案涉房屋借给吉林银行，用于吉林银行发放贷款的业务需要，并不包含为借款人担保这一目的意思，也不包括设立抵押权这一效果意思，因此，由目的意思和效果意思所构成的衡逸公司的内心意思，与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这一客观表示并不一致，衡逸公司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同理，吉林银行的真实意思也是借用，而非抵押，意思表示亦不真实。因此，根据民法总则第143条的规定，双方签订抵押合同的行为，因不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这一要件，应属无效法律行为。2.双方签订抵押合同的行为应属民法总则第146条规定的无效伪装行为。3.《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与《承诺函》及《情况说明》证明的不是同一事实，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以《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否定《承诺函》及《情况说明》证明效力。综上，请法院驳回吉林银行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审判。原审被告王洋、王海二审述称：鉴于上诉状上诉内容与我方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发表意见。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要求泽新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罚息、复利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并要求于俊杰、王洋、王海、衡逸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产生的纠纷，故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结合各方的诉辩主张，原判认定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是否妥当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和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民事主体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影响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衡逸公司就涉案17套房产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亦就涉案17套房产向衡逸公司出具了《承诺函》及《情况说明》，《承诺函》明确记载涉案17套房产系衡逸公司借给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用于第三人在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借款抵押担保，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衡逸公司所签订的抵押合同已在房产登记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情况说明》对《承诺函》的内容予以确认并进一步说明抵押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借用，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在2014年6月因业务需要向衡逸公司借用17套房产，衡逸公司为配合该行，应该行要求签订了担保合同。基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衡逸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履行《承诺函》中约定的“衡逸公司将案涉17套房产借给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用于第三人在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借款抵押担保”事宜，即衡逸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之间的真实意思为借用案涉17套房产，并非以17套房产进行抵押担保。故原判认定衡逸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之间并不存在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其之间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相应的抵押登记不具有约束力并无不当。至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上诉所提，其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转化或混同，转化或者混同前的两个法律关系是有效的法律关系；梁岩为衡逸公司出具《承诺函》未得到吉林银行总公司的授权，属于梁岩的个人行为，该证据并不能影响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抵押权的效力的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即使案涉《承诺函》为梁岩个人行为，在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无证据证明梁岩与衡逸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承诺函》依然对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发生法律效力，故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无权以梁岩为衡逸公司出具《承诺函》未得到吉林银行总公司的授权主张《承诺函》无效。另外，《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签订系履行《承诺函》中的借用事宜，并非履行抵押事宜，其双方并不存在抵押约定，故衡逸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之间只存在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即借用的意思表示，其之间也只存在一个有效的法律关系，即借用法律关系。虽然《承诺函》中约定“2014年12月31日前一周内与贵公司共同到抵押部门办理撤销抵押登记手续，并保证在撤销抵押登记后一周内将全部房屋所有权证返还给贵公司，否则我行将按房屋抵押担保债权本息额为成交价，从贵公司处购买上述房产”，但该约定也是借用法律关系与买卖法律关系的转换或变更，并不存在抵押法律关系与买卖法律关系的转换，故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622元，由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善超审判员  贺立春审判员  张岩松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冯万平书记员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