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民申50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成都源隆元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铁佛段1号1栋1单元12层1213号。 法定代表人:李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玥,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平乐大道19号广西建工大厦2号楼第20-23层。 法定代表人:唐农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向阳,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四川玉兴力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南街7号3幢1层附1-2号。 法定代表人:郑明玉。 委托诉讼代理人:**,男,该公司员工。 一审第三人：金牛区东斌建材商贸部,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669号6幢5号。 经营者:廖晓斌，男，198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筱娅,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樱子,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南江道和胜世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南江镇光雾山大道朝阳段金海岸小区。 法定代表人:朱勇,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建安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成都源隆元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隆元公司）及一审第三人四川玉兴力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汇公司）、金牛区东斌建材商贸部（以下简称东斌商贸部）、南江道和胜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8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源隆元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在原审过程中，源隆元公司已举示多份生效判决,均认定案涉工程均是由力汇法定代表人王羽以广西建安公司名义完成施工和对外采购相关施工材料、签订相关合同（如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9民终799号案）。项目业主单位南江道和胜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和公司）对此亦予认可，但二审法院却不予认定。二审判决亦已查明力汇公司与广西建安公司签订有施工合作协议，是力汇公司借用广西建安公司资质进行工程施工。对此，源隆元公司认为：1.力汇公司与广西建安公司之间所建立挂靠、借用资质进行项目施工行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其合同关系不受法律保护。2.力汇公司以广西建安公司名义完成施工的行为表明，广西建安公司已经赋予力汇公司概括性授权，广西建安公司与力汇公司在主体上应为混同关系。而力汇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必然有赖于其法定代表人王羽代为作出。虽然经鉴定案涉合同上加盖的广西建安公司公章并非备案印章，但是该公章的刻制、使用等系广西建安公司内部事务，源隆元公司无法进行审核。并且，钢材是建筑总承包单位为完成施工所必须的建筑主材，且其采购，依法只能由总承包单位广西建安公司完成。因此，本案中王羽的行为本身就是代表关系，其后果依法、依理均应由广西建安公司承担。同理，王羽在案涉项目中以广西建安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购买施工所需材料系该案涉项目的常用交易模式及惯例，源隆元公司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完全有理由相信王羽能够代表广西建安公司。二审法院仅以案涉合同担保方签章不实，错误认定王羽不可能同时代表广西建安公司及玉兴力汇公司履行合同，加重了源隆元公司的注意义务。（二）二审法院认为《付款协议》未生效，广西建安公司支付款项为政府指令行为，不构成对买卖合同的追认，没有依据，适用法律错误。1.在原审中，源隆元公司所举示金川县政法委、南江县维稳办等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足已证明付款协议签订的背景就是为了解决钢材款的支付问题。二审法院完全无视上述《情况说明》，反而主观地认定，协议背景系当年因案涉“道和胜世格林郡”拖欠民工工资造成涉稳事件背景下产生，目的是为处理维稳、解决民工工资纠纷，并非为解决合同履行问题。2.刘国江为广西建安公司的总经济师、安全总监，莫锦锡为广西建安公司财务总监，本来就是应南江县政法委、维稳办等单位召集，受广西建安公司指派参加有关钢材款支付调解事宜，其签订协议属于履行职务，无需对其进行特别授权。3.广西建安公司未在协议上盖章至多可认定为协议未生效。但生效和成立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协议成立，即表明订立协议的双方已就协议内容形成合意；是否生效，只是约定内容是否具备履行条件的前提。而本案中，广西建安公司派出总经济师、安全总监刘国江及财务总监莫锦锡以职务行为对外作出意思表示时，双方对付款协议内容已经形成合意，与其是否实际参与项目施工无关，更何况莫锦锡作为财务总监，在付款协议上的签字行为应当是职务行为。且付款协议成立后，即属于对原有合同关系的追认。因此，王羽代表广西建安公司与源隆元公司订立、履行案涉合同已得到广西建安公司的认可。二审法院混淆了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概念及其法律后果。第四，案涉合同仅为普通民事纠纷，上述党政机关部门无权指令任何民事主体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根据前述，有关部门组织各方钢材款的支付问题并达成一致意见，明确由广西建安公司通过南江县国库中心向源隆元公司支付项目钢材款200万元，剩余款项陆续支付。此后，广西建安公司遂将150万元项目钢材款通过该国库中心支付给源隆元公司，道和公司代广西建安公司通过国库中心向源隆元公司支付50万元，且转款凭证均注明为“材料款”，二者均是履行《付款协议》载明的第一笔200万元钢材货款的支付义务。综上，源隆元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广西建安公司提交意见称，源隆元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羽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及广西建安公司是否已对王羽的行为进行了追认。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合同需满足以下条件：1.行为人并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就与第三人签订了合同。2.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王羽和源隆元公司于2013年9月13日签订《建筑钢材购销合同》（以下简称合同1）时，并未得到广西建安公司的授权。并且，案涉《建筑钢材购销合同》明确载明，供方源隆元公司（乙方）的合同相对人系广西建安公司四川分公司（甲方）。源隆元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委托书》（2014年8月8日）、《付款说明书》（2014年8月13日）的落款均为广西建安公司四川分公司和力汇公司，均加盖了广西建安公司四川分公司与力汇公司的印章。但是，《建筑钢材购销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的印章却是广西建安公司的印章。对比以上三份书证的形成日期先后及加盖的印章可见，落款为2013年9月13日的《建筑钢材购销合同》上加盖广西建安公司印章，明显不合常理。而且上述广西建安公司、广西建安公司四川分公司的印章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均不是同一枚章盖印形成”。结合二审法院查明“一审中源隆元公司陈述合同1由其制定”的事实可见，源隆元公司在《建筑钢材购销合同》中所认可的合同相对人是广西建安公司四川分公司，则在合同载明的相对人名称与加盖的印章不一致的情况下，源隆元公司理应向源隆元公司自己认为的合同相对人，不论是广西建安公司或者广西建安公司四川分公司，核实王羽有无相应的代理权及其权限。据此，《建筑钢材购销合同》上加盖广西建安公司印章的事实并不构成王羽具有代表该公司的权利外观。同时，源隆元公司在其制定的合同中已经提前预设了其合同相对人为“广西建安公司四川分公司”，则不存在源隆元公司对于王羽系代表广西建安公司产生合理信赖的逻辑前提。因此，二审判决认定王羽系无权代理，且不属于表见代理并无不当。源隆元公司认为其有理由相信王羽有权代表广西建安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就源隆元公司举示的有关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院向四川省南江县有关部门调取了2015年2月3日、2月5日“格林郡涉稳问题协调会”的《会议记录》，从该会议的议题来看，确实是为了解决源隆元公司钢材款的支付问题。但在会议全过程中，并没有广西建安公司承认由其承担责任或者由双方在2015年2月6日另行签订《付款协议》的记载。广西建安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向南江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50万元，完全是按上述会议安排所实施的行为，并非是对2015年2月6日《付款协议》的履行。故不构成广西建安公司对案涉《建筑钢材购销合同》的追认。 综上，源隆元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成都源隆元商贸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吉家涛 审判员  钟均成 审判员  刘丽君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何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