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浙0104行赔初7号原告汪玉芬，女，汉族，1965年11月18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委托代理人崔克海，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景芳路63号。法定代表人田国刚，局长。出庭负责人陆乐，履行审批职责的副职负责人。委托代理人何海丰，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原告汪玉芬因与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违法行政拘留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1月11日向本院邮寄了行政赔偿起诉状。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汪玉芬及其委托代理人崔克海、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党委委员、履行审批职责的副职负责人陆乐、委托代理人何海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汪玉芬诉称，原告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被告却在没有任何客观证据的情况下，2018年3月12日将原告从天津强制押送到杭州南庄兜附近，随后又强行将原告押送到四季青派出所，并于2018年3月14日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六日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处罚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失。直至2018年3月19日原告被非法拘留6日，随后3月20日早上7点左右四季青派出所人员将原告强行押送到临安碧海宾馆强制关押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直至2018年3月23日才让原告回家。综上，原告不服，故依法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3日作出江政复[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作出的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8]116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第三十三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依据上述规定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被告作出江公行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仅仅支持部分赔偿金额，对于其他赔偿请求未予支持。原告不服，故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3791.28元；2.将江政复[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在杭州日报、杭州市公安局官方网站公示，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3.在杭州日报、杭州市公安局官方网站上向原告赔礼道歉；4.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精神损失8000元。原告汪玉芬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江政复[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拘留决定被区政府撤销的事实。2.被告作出的江公行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拟证明被告没有依照国家法的规定对原告进行合法赔偿。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辩称，一、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2019年08月16日，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请求1、向赔偿请求人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1895.64元；2、将江政复[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在杭州日报、杭州市公安局官方网站公示，为申请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3、在杭州日报、杭州市公安局官方网站上向申请人赔礼道歉；4、赔偿给申请人造成的精神损失8000元。被告于当日受理,并于10月15日作出了杭江公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726.44元，对于原告2、3、4项请求不予支持，并告知了原告的诉讼权利，并依法送达，上述程序符合《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被诉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2018年3月14日，原告被被告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六日，3月20日执行完毕。原告不服，向江干区人民政府复议，同年7月3日，复议机关作出江政复[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证据不足，撤销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8]116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告违法行政拘留六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和国家统计局2018年5月15日公布数据，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额为74318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计算日平均工资为287.74元等规定，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726.44元，符合法律规定。经查，被告所属四季青派出所并未在行政拘留执行完毕后继续对原告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主张，且在原告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时亦未提出该主张，上述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请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原告未向被告提供其造成精神损害相关证明材料或其他证据，被告对于原告提出的精神赔偿费用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的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及消除影响这一请求予以支持，被告也将在被诉决定书诉讼期满后（原告未提起诉讼前提下）依法以其他适当的方式履行上述请求，但对于相关报刊和网站上履行的方式不予支持，故被告在行政赔偿决定书中不予支持原告的该请求，并无不当，综上，被告认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国家赔偿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决定。2.国家赔偿案件审批表，拟证明依法履行决定审批程序。3.送达回执，拟证明将国家赔偿决定书依法送达原告。4.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以寻衅滋事对原告处于行政拘留6日，后以证据不足被复议机关撤销。5.原告申请材料，拟证明原告提交的材料。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4，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3、5，三性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三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均能证明原告要待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5，均能证明被告要待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14日，被告作出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8]116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认为，原告汪玉芬为实现其获得拆迁安置补偿等目的，于2016年3月、2016年12月、2017年1月、2017年2月、2017年6月、2017年7月、2017年9月、2017年12月多次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重复登记上访，国家信访局均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汪玉芬在国家信访局不予受理的情况下仍然于2018年3月7日全国“两会”期间，到国家信访局重复登记上访，意图以此形式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汪玉芬行政拘留六日的行政处罚，并予以实施。原告对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7月3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作出江政复[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议决定认为，被告认定原告到国家信访局重复登记信访，意图以此形式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六日的行政处罚，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告主观上意图以此形式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客观上有不按法定途径、法定程序、法定方式信访，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认定寻衅滋事依据不足。故被告认定原告存在寻衅滋事行为并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六日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决定撤销被告作出的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8]116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年8月16日，被告收到原告以被告作出的行政拘留六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已被复议机关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予以撤销为由，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被告：1、向原告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1895.64元；2、将江政复[2018]《行政复议决定书》在杭州日报、杭州市公安局官方网站公示，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3、在杭州日报、杭州市公安局官方网站上向原告赔礼道歉；4、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精神损失8000元。2019年10月15日，被告作出江公行赔决字[2018]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726.44元，对于原告提出的2、3、4项请求不予支持。另庭审中查明，2020年5月11日原告收到被告于2020年5月7日作出的书面道歉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本案中，被告对原告作出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8]11605号行政处罚决定，并实际拘留六日，后该处罚决定被撤销，故对原告实施的六日行政拘留失去了合法性基础，应当对此予以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原告于2019年8月16日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经审查，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案涉行政赔偿决定，决定赔偿原告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1726.44元。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为315.94元，被告应以此标准×6天，赔偿原告人民币1895.64元。故被告作出赔偿决定关于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的数额计算错误，应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赔礼道歉应当及于造成影响之范围，因本案处罚未在媒体、网站公开，产生的实际影响应当涉及原告居住地周边范围，原告提出的第2、3项请求，在杭州日报、杭州市公安局官方网站向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显然不当。被告在作出赔偿决定时，未考量消除对原告居住地周边产生的相应影响，明显不当。2020年5月7日被告向原告作出书面道歉，并将于10内向原告住所地街道、社区说明情况，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失8000元，因支付精神抚慰金需以造成严重后果为前提，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情况，并未发生足以导致精神损害赔偿之条件，故被告作出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赔偿原告汪玉芬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1895.64元；二、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汪玉芬住所地街道、社区说明情况，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三、驳回原告汪玉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佩林人民 陪 审员 施雪婷人民 陪 审员 朱振军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代）书记员 戚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