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3民初33018号原告：刘俊勇，男，汉族，1963年4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大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婷，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711884648。被告：黄汉昌，男，汉族，1967年6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霍静，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0611841687。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玮，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811026164。第三人：王振明，女，汉族，1962年11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第三人：王健，男，汉族，1986年4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明，女，汉族，1962年11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系王健的母亲。上列原告与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俊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婷，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霍静、张倩玮，第三人王振明（同时作为第三人王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俊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880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因资金周转困难，被告于2012年9月18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万元（以下均为人民币）。原告按照约定将该200万元借款转账至被告的收款账户。2019年7月21日，被告重新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并确认当时已全部收到该笔借款。此后，原告多次提醒被告归还借款，但被告以资金困难等借口为由拒绝还款。此款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仅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12万元，余款至今仍未向原告偿还完毕。原告特诉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黄汉昌答辩称：一、原告转款的200万元是原告因承接工程而向项目方交纳的款项，并非是原告向被告出借的款项，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1年11月27日，被告黄汉昌与被告王振明、案外人赖晓峰就合作开发位于深圳市××街道××（西侧）与观光路(南侧)交汇处约7600平方米土地一事签订《股东协议》(下称“该项目”)，三方合作开发明成澜苑房地产项目。2012年9月，该项目的大股东王振明与原告协商一致，原告同意交纳250万元到项目上，王振明会将该项目的部分工程交由原告承接，整个协商过程被告完全没有参与，更不知情。其后，王振明安排原告向被告账户转款200万元，向王振明的儿子王健转款50万元。2012年9月18日，项目方向刘俊勇出具了《收款收据》，其中200万元的收据上清楚注明该笔款项为“刘俊勇明成澜苑压桩款”，并非借款。故，原告是因承接工程而向项目方交纳了250万元，其与项目方形成建设工程合同关系，而非与被告存在借款关系。二、2019年7月21日签署的《借条》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条》掩盖了200万元款项的真实性质，混淆法律关系，且多处与事实不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应予撤销。被告于2019年7月21日签署的《借条》是由原告提前打印好，让被告签名，其中内容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意图通过《借条》混淆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借条》的内容多处与事实不符，其中记载被告借款金额250万元，事实上原告向被告的银行转账仅为200万元:《借条》中还记载“此借款之前已向刘俊勇出具两张借条:一张是2012年9月份写的借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贰佰万元整；一张是2012年10月份写的借条”，而事实上被告从未在2012年9月和10月向原告出具过借条，被告仅在2012年9月向原告出具了200万关于压桩款的《收款收据》上签名，而2012年10月50万的《收据》是王振明出具的，其中收款人单位处的签名也不是被告签的，对该份《收据》被告完全不知情。故，涉案《借条》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被告是因重大误解才签署的，且借条内容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三、原告向被告转入的200万元的收取及支出均是项目方行为，与被告个人无关。2012年9月18日，被告代表项目方收到原告转入的200万元以后，在200万的《收款收据》上签名，均是代表项目方的职务行为，与其个人无关。被告收到原告转入的200万元后，根据王振明的要求，在2012年10月-12月期间向项目之前的施工方支付工程款，其中向彭必高支付170万元，以及分别向彭必高指定的收款人陈木金支付70万元、陈吕蓉支付70万元、陈惠文支付20万元，并向刘曼生支付20万元。可见，被告收取的该笔款项金部按照王振明的安排用于项目支出，因项目支出缺乏资金，被告还以自有资金向项目施工方支付工程款。故，原告向被告转入的200万元的收取及支出均是项目方行为，与被告个人无关。四、2019年8月22日被告转款12万给原告，是出借款项给原告，并非还款。因原告称自己资金紧张，向被告借款周转，于是2019年8月22日被告出借12万元给原告，转款时已备注该笔款项用途为“借款”，并非还款。被告出借给原告的12万元，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原告主张的200万的借款关系。综上，原告因承接工程向项目方交纳200万元款项，与项目方之间形成建设工程合同关系，被告与原告个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涉案《借条》在法律关系、款项性质、款项数额、行为主体各方面均与事实不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依法应予以撤销。请贵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王振明、王健共同陈述称：原告起诉状所述属实，被告答辩状有部分属实。原告的陈述以及被告答辩是否有道理由法院认定，我仅对我方提交的证据补充如下：我方递交的股东协议是2012年5月12日重新签订的一份股东协议，因为加入了新的股东，这份协议证明原告不是我们的股东；第二份财务转账的流水，因为财务有股东签名，财务上写的是景澜都。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2012年9月1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1张，载明：“品名或项目：刘俊勇明成澜苑压桩款；金额；人民币200万元”。被告在该《收款收据》尾部“收款单位”处签名。2012年10月，原告收到《收据》1张，载明“收到刘建新人民币50万元”。该《收据》尾部“收款单位”处显示有被告的手写签名，同时该《收据》尾部还有手写“王振明代开”的字体。2019年7月21日，被告在打印好的1张《借条》尾部“借款人”处签名并捺指印。该《借条》打印好的内容为“本人借到刘俊勇先生人民币250万元整。备注：此借款之前已向刘俊勇出具2张借条：一张是2012年9月份写的借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整；一张是2012年10月份写的借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万元整。借款人确认当时已经全部收到上述人民币250万元借款”。第三人王振明在该《借条》尾部手写签名备注“该笔款投资收据已经开给黄汉昌，本人王振明确认已经收到借款人民币50万元，该笔50万元已指定刘俊勇转给本人的儿子王健。”二、2012年9月18日、19日、19日，原告分别向被告名下账户转账支付90万元、85万元、25万元。2019年8月22日，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12万元，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该笔款项为“借款。”三、2012年5月12日，王振明作为甲方1、黄汉昌作为甲方2、陈利平作为乙方，三方签订《股东协议》1份，约定：三方合作出资的方式进行合作开发一块位于深圳市××街道××（西侧）与观光路（南侧）交汇处约8800平方米（以实际面积计）土地，……；三方就合作兴建商住小区明成澜苑（小产权）项目一事，达成以下协议：三方合作项目的土地来源于合作方甲方从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桔岭新村转让所得……。王振明提交的《景澜都财物总账概况》（2012年2月至2016年1月）中“投资款项明细”部分载明：“陈利平投资款……；黄汉昌投资款12450260，利息600000（用于支付严泽彬投资800万利息）（2015.12.14－2016.3.13）；申箭峰投资款……；王振明投资款：4377211.94元”。王振明、黄汉昌、陈利平均于2016年3月21日在该《景澜都财物总账概况》（2012年2月至2016年1月）的每页尾部签名。王振明庭审中称：1、原告不是明成澜苑（小产权）项目即景澜都项目的股东，被告才是涉案项目的股东；2、上述《景澜都财物总账概况》（2012年2月至2016年1月）中“投资款项明细”部分载明的被告的投资款数额中，就包括了被告从原告处借来的200万元；3、涉案这笔被告从原告处借来的200万元借款，被告投资到明成澜苑（小产权）项目即景澜都项目里，并且王振明已经给被告开具了投资款收据，后该笔款项先后用于向案外人支付了涉案项目的压桩款等用途。王振明还提交1张《借条》复印件，载明：2015年11月27日，被告作为借款人手写签名确认“今借到刘俊勇先生人民币250万元整。”该《借条》尾部有打印好的内容“备注：此借款有两张借款，一张是2012年9月份写的借条，人民币为200万元整，一张是2012年10月份写的借条，人民币为50万元整，二张借条合计借款为250万元整。”本院认为，原告选择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认为其于2019年7月21日签署的《借条》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条》掩盖了200万元款项的真实性质、混淆法律关系，且多处与事实不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应予撤销。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被告作为正常的成年人，理应理解该《借条》内容表明的款项性质系被告（作为借款人）向原告（出借人）的借款并明知签署该《借条》的法律后果，但被告仍然在该《借条》尾部签名，说明被告签署该《借条》时对款项的法律性质系明知的；第二，被告自认其在2012年9月18日向原告出具的金额为200万元、“品名或项目”为“刘俊勇明成澜苑压桩款”的《收款收据》尾部签名捺指印，退一步讲，即使2012年9月18日该《收款收据》签订时，针对该200万元款项到底是原告出借给被告的款项、还是原告出借给明成澜苑项目方的款项、或是原告为达成与项目方的建设工程合同而投入的款项，各方当事人对此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因之前2012年5月12日被告就已经成为明成澜苑项目的投资股东，尤其是之后被告于2016年3月21日在《景澜都财物总账概况》（2012年2月至2016年1月）的每页尾部都签了名，而该《景澜都财物总账概况》（2012年2月至2016年1月）中记载的被告投资金额中就包含了本案争议的200万元，这说明被告在2016年3月21日仍对本案争议的200万元视为被告向明成澜苑项目的投资款这一事实予以认可，且被告至今既未采取诉讼等措施也无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对其向明成澜苑项目的投资款数额存在异议；第三，涉案款项是从原告名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账至被告名下账户内，原告作为合同当事人认为涉案200万元借款的合同相对人及借款人均系被告而非项目方；同时被告并无其他充分有效证据推翻其于2019年7月21日签署的《借条》内容的真实性。综上，即使2012年9月18日签订涉案《收款收据》时各方当事人对涉案200万元款项的法律性质和合同双方到底是谁均有待进一步确认，但因之后被告已于2016年3月13日通过签署《景澜都财物总账概况》（2012年2月至2016年1月）、继而又于2019年7月21日通过签署涉案《借条》的形式，对涉案200万元款项系原告出借给被告的借款且该2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是原告、借款人是被告进行了最后的确认。故，被告于2019年7月21日签署的《借条》，应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认为该《借条》因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而应予撤销的抗辩，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抗辩称其系代理项目方的职务行为、涉案200万元借款的合同相对人系原告和项目方等抗辩，因王振明作为合作项目的提供土地来源方，且王振明提交的《景澜都财物总账概况》（2012年2月至2016年1月）载明的内容与王振明庭审中陈述的涉案200万元款项是被告作为出借人向原告所借的款项、其后被告又将该200万元用于涉案项目的投资款的事实互相吻合，而被告并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推翻王振明该陈述，故被告该项抗辩，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已经按约履行了支付出借款项的合同义务，虽然借条并未约定期限，但被告在原告起诉后至今仍拒绝偿还借款，被告的行为仍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自认2019年8月22日被告已经向原告转账偿还了12万元，而被告则认为该笔款项是原告要求被告出借给原告的款项，被告该抗辩与被告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的该笔款项为“借款”的记载能够互相印证，但鉴于原告该项自认属于对原告自身不利的民事行为，为减少讼累，本院对原告该项自认予以确认，并酌定将该笔12万元款项作为被告已经偿还给原告的借款来处理。据此，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88万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由于双方未对借款期限和利息事宜进行约定，原告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处理，即被告应从起诉日2019年11月7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88万元以及利息（利息以本金188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9年11月7日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2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负担（该款原告已经预付本院，本院不退，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负担之数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春华审 判 员  夏 璐人民陪审员  邹 悦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左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