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5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周，男，196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慧，河北九州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亚松，男，199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志军，河北紫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彦法，男，197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全学，男，193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 以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跃伟，河北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自良，男，197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光宗，男，197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艳聪，女，197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住所地晋州市工业路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37387094973。 法定代表人：杨艳聪，执行事务合伙人。 原审原告：李会娟，女，196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慧，河北九州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建周因与被上诉人姚亚松、赵光宗、杨艳聪、杨全学、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以下简称旭日厂）、杨彦法、张自良以及原审原告李会娟，上诉人姚亚松与被上诉人李建周、李会娟、原审被告赵光宗、杨艳聪、杨全学、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杨彦法、张自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民初1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李建周及李会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慧、姚亚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志军、杨彦法、杨全学及杨彦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跃伟、张自良到庭参加诉讼。赵光宗、杨艳聪、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建周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各被上诉人互负连带责任，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45万元及利息；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时间为2016年1月14日和2016年1月16日错误。上诉人借款给被上诉人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的时间是2014年，打款日期为2014年3月16日和2014年4月14日（见银行交易记录）。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210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合同法》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那么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借款的时间为2014年3月16日和2014年4月14日。2、被上诉人张自良、杨全学、杨彦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经审理查明，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的工商登记情况，该厂成立于2004年，2007年张自良在工商登记档案中显示退股，但是在工商登记档案中显示，张自良在2014年10月28日，在旭日厂提供的《合伙企业协议》在股东一栏中，均是张自良的签名，说明对外公示的情况是张自良仍然是旭日厂的股东。2014年3月份之后的合伙人分别为赵光宗、张自良、杨全学，2015年1月6日，合伙人为赵光宗、杨彦学，2015年9月28日，合伙人变更为杨艳聪、赵光宗，2017年7月合伙人变更为杨艳聪、姚亚松。企业类型为普通合伙企业。该两笔债务发生在各被上诉人合伙期间，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三条退伙人基于退伙之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各被上诉人应当互负连带责任共同偿还上诉人的借款及利息。 姚亚松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民初1181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三、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中程序违法。本判决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已向法院提交了另案的起诉书和受理案件通知书，要求确认《投资转让协议》无效，且已向法庭提交了中止审理的申请，因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所以本案法官就应该中止审理，等另案的判决结果后再进行审理。但本案法官不顾上诉人的请求，违法审理所以判决结果肯定是错误的违法的。二、认定事实不清，使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法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44条规定，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的责任，入伙协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条法律指的是新入伙的合伙人对入伙前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上诉人并不是新入伙的合伙人，由被上诉人杨艳聪、赵光宗的视频资料，证人证言及法院的判决书的判决可以证实。上诉人有证据证实，不是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的新入合同人，所以就不应该承担入伙前的债务，很显然法官偏袒一方当事人，做出不公正的判决。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周、李会娟与上诉人根本不认识，因上诉人无参加过任何经营活动，李建周、李会娟只是查阅工商资料得知的信息，为此一审二原告起诉上诉人无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对上诉人的请求。 姚亚松针对李建周的上诉答辩称，对二审法院调取的业务凭证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凭证证实经济往来发生于原告杨艳聪之间，与本案被告塑料助剂厂没有关联。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30万元转账业务凭证，可以充分证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错误的。一审原告未能提交足够的证据证实其向被告旭日塑料助剂厂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因此，一审所有被告没有承担还款的义务。 张自良针对李建周的上诉答辩称，一、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借款的真实性。二、2007年11月26日已将股权转让给杨艳华并变更了工商登记，不参与该厂经营。借款时间为2016年，所以与被上诉人张自良无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杨全学、杨彦法针对李建周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调取15万汇款凭证，没有异议，便是他是李会娟和杨艳聪的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合伙企业无关，更与我们无关。 李建周针对姚亚松的上诉答辩称，我方认为姚亚松的上诉不能成立。姚亚松合伙人的身份是经过工商部门公示确认过的，不以姚亚松和杨艳聪、赵光宗的否认为转移的。作为我方来讲，有理由相信姚亚松是助剂厂的合伙人。请求驳回姚亚松的上诉请求。我发现两个问题，一是代理人身份的问题，当时冯律师是杨艳聪和赵光宗的代理人，在那个案件中，今天原审原告的就是姚亚松的代理人，那么本身就有恶意串通的嫌疑。通过判决书他是确认了转让协议无效，即使协议无效。杨晓松是亲自去工商局办理的。表明他认可他自己的合伙人身份。因此他应继续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 李建周、李会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各被告互负连带责任，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5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审理中，原告陈述，利息计算方式：自2014年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结婚证复印件。证实二原告系夫妻关系。2、2016年1月14日借据。内容为：今借李建周现金150000元，双方约定月利率1.5%。借款人：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该借据中加盖被告旭日厂财务专用章、被告赵光宗手章。并记载：2016年8月3号付2万整。3、2016年1月16日借据。内容为：今借李建周现金300000元，双方约定月利率1.5%。借款人：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该借据中加盖被告旭日厂财务专用章、被告赵光宗手章。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州支行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3月16日，从原告李会娟银行卡向对方账号10×××40转款30万元；5、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州支行账户明细。显示：2014年4月14日，从原告李会娟账户向对方账户62×××99转款15万元。6、被告旭日厂工商登记材料。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杨艳聪、赵光宗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自良辩称，被告张自良于2007年11月26日已将股份转让给杨艳法，不再参与该厂的经营。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3月，该笔借款与被告无关，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对被告的诉讼请求，并解除查封冻结的财产。被告张自良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被告旭日厂工商登记材料（变更登记）。杨全学、杨彦法辩称，二被告从未向原告借过款。二原告主张的借款与二被告无关，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杨全学、杨彦法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内部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2、退货协议。姚亚松辩称，答辩人不是被告旭日厂的合伙人，对于本案所涉借款，答辩人根本不知情，也不是借款的借款人和使用人或者担保人。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姚亚松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民事诉状及受理案件通知书。经审理查明，原告李建周与原告李会娟系夫妻关系。被告杨艳聪、杨彦法系被告杨全学的子女。被告杨艳聪与被告赵光宗系夫妻关系。根据原、被告所提交的被告旭日厂营业执照副本，该厂成立于2004年5月27日。系普通合伙企业。根据被告旭日厂工商登记材料记载，2004年5月20日，合伙人张自良、杨全学、赵光宗向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申请书”。申请书载明：张自良以现金实物出资1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杨全学以实物出资1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2.5%；赵光宗以实物出资1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2.5%。2004年5月27日。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营业执照。2007年11月19日，被告张自良、赵光宗、杨全学召开“合伙人会议决议”。内容为：本厂合伙人张自良自愿将其持有本企业35%的合伙份额，以14万元的价格进行转让，本企业其他合伙人表示不行使优先受偿权，不购买张自良所转让份额，全体合伙人同意张自良将其持有本企业35%的份额，以1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彦法。同日，被告张自良与被告杨彦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07年11月20日，被告赵光宗、杨全学、杨彦法召开“合伙人会议决议”。内容为：一、即日起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的合伙人变更为赵光宗、杨全学、杨彦法；二、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撤销张自良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之职；三、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委托赵光宗为本企业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四、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对原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协议书进行相应修改；五、全体合伙人委托赵光宗办理企业变更登记事宜。2007年11月21日，被告赵光宗、杨全学、杨彦法签署“合伙协议书修正案”、“免职文件”、“任职文件”。根据原告提交的“变更后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及“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显示，赵光宗出资13万元、杨全学出资13万元、杨彦法出资14万元。根据被告张自良提交的被告旭日厂工商企业登记资料（变更登记卷）显示：2007年11月26日，被告旭日厂向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合伙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变更：企业名称：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变更为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普通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张自良变更为赵光宗；变更后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赵光宗13万元、杨全学13万元、杨彦法14万元；并提交：1、全体合伙人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托书；2、合伙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审核表；3、2007年11月19日合伙人会议决议；4、2007年合伙人会议决议；5、合伙协议书修正案；6、免职文件；7、任职文件；8、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表；9、股权转让协议。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意见书》、（晋）登记内变字［2017］第013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晋）合伙登记［2007］第19号《准予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登记决定书》。上述变更登记材料显示：被告旭日厂合伙人为赵光宗、杨全学、杨彦法。2007年11月26日，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根据被告杨全学、杨彦法提交的被告旭日厂工商登记材料显示：2015年1月6日，杨全学分别与赵光宗、杨彦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杨全学将其股份中的7万元股份转让给赵光宗，将6万元股份转让给杨彦法。同日，赵光宗、杨彦法签署《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普通合伙）合伙协议》。赵光宗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0%；杨彦法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0%。合伙企业经营期限为2004年5月27日至2024年5月26日。2015年9月28日，杨彦法与杨艳聪签订《出资转让协议》。杨彦法将持有的50%股权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艳聪。同日，赵光宗与杨彦法签订《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普通合伙）合伙协议（股权转让）》。同意杨彦法将持有的50%股权转让给杨艳聪。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被告旭日厂工商登记材料显示：2015年1月6日，赵光宗、杨彦法、杨全学签订《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普通合伙）决议书》。同意杨彦法接收杨全学15%股权；同意赵光宗接收杨全学17.5%股权。同日，赵光宗、杨彦法签订《新合伙人会议决议》。根据原告提交的被告旭日厂工商登记材料显示，2016年1月15日，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营业执照，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普通合伙），合伙期限2004年5月27日至2024年5月26日。2017年7月6日，赵光宗与姚亚松签订《投资转让协议》。赵光宗将持有的50%投资转让给姚亚松。同日，赵光宗与杨艳聪签订《合伙决议（出资转让）》，同意赵光宗将持有的50%出资转让给姚亚松。同日，被告旭日厂出具《出资证明》。姚亚松出资20万元，占出资额的50%；杨艳聪出资20万元，占出资额的50%。根据杨全学、杨彦法提交的被告旭日厂工商登记材料显示：2017年7月6日，经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被告旭日厂合伙人为姚亚松、杨艳聪；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杨艳聪。审理中，原告陈述，被告赵光宗向原告借款。原告李会娟分别于2014年3月16日向账号10×××40转款30万元，于2014年4月14日向账号62×××99转款15万元。被告赵广宗分别向原告出具借据。被告借款后，未能偿还。2016年1月14日，被告赵光宗向原告李建周重新出具15万元借据，并加盖被告旭日厂财务专用章及赵光宗手章。该借据中记载“2016年8月3号，付2万元整”。2016年1月16日，被告赵光宗向原告李建周重新出具30万元借据，并加盖被告旭日厂财务专用章及赵光宗手章。原告陈述，出具新的借据后，原借据被告已收回。审理中，被告姚亚松辩称，被告旭日厂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的姚亚松系合伙人，系受蒙骗、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署，并非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投资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因此，答辩人并非被告旭日厂的实际合伙人。对借款也不知情。并提交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证实已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普通合伙）投资转让协议》无效。并申请中止审理。审理中，原告提交被告旭日厂工商登记材料显示，2014年10月28日，赵光宗、张自良、杨全学签订《合伙企业协议》。内容为：将原合伙协议第四条合伙企业经营期限：2004年5月27日至2014年12月31日，变更为：2004年5月27日至2024年5月26日。对此证据，被告张自良质证认为，2007年工商登记材料显示被告张自良已不是股东，因此2014年的签字即使是本人所签也是无效签字。审理中，因原告所提交的银行转账账号未显示对方户名，被告杨全学、杨彦法否认借款发生在2014年。经本院内网查询，被告杨艳聪在本院涉及多起诉讼及执行案件。根据相关诉讼及执行案件对被执行人杨艳聪个人银行账号查询结果，账号10×××40系被告杨艳聪在中国银行晋州支行的账号。审理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并提交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保函作为担保。本院作出（2019）冀0183民初11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被申请人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杨艳聪、赵光宗、张自良、杨全学、杨彦法、姚亚松的银行存款60万元或其他等价值财产。原告交纳案件申请费3520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原告所提交的借据显示，被告旭日厂向原告借款，并出具的了相关借据。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被告赵光宗、被告旭日厂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实际借款时间；二、被告赵光宗、杨艳聪、杨全学、杨彦法、张自良、姚亚松是否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于第一个焦点，原告李会娟于2014年3月16日向账号10×××40转款30万元，于2014年4月14日向账号62×××99转款15万元。根据本院内网查询结果，账号10×××40系被告杨艳聪在中国银行晋州支行的个人账户。因此，原告李会娟与被告杨艳聪之间曾存在资金往来。根据被告旭日厂、赵光宗出具的两份借据证实，被告旭日厂于2016年1月16日向原告李建周借款30万元、于2016年1月14日向原告李建周借款1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被告旭日厂、杨艳聪、赵光宗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应视为对诉讼权利的放弃。因此，根据现有原告李建周提供的被告旭日厂出具的借款借据，能够证实原告李建周与被告旭日厂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旭日厂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被告旭日厂出具借据载明，借款月利率1.5%，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月利率1.5%计算借款利息，本院应予支持。原告陈述，上述两笔借款系被告旭日厂在2014年3月16日借款30万元及2014年4月14日借款15万元后，被告旭日厂于2016年1月14日及2016年1月16日，重新向原告出具的借款借据。并陈述，原借据已收回。但根据现有证据，自2014年原告李会娟与杨艳聪发生两笔资金往来，如系借款，被告旭日厂是否曾偿还原告借款本息，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按照原告所述，被告旭日厂自2014年借款后，未给付借款利息。但被告旭日厂向原告李建周出具的2016年两份借据中，未载明此前借款利息拖欠情况。与常理不符。因此，根据现有原告所提交的被告旭日厂出具的借据，能够证实被告旭日厂向原告借款时间分别为2016年1月14日借款15万元及2016年1月16日借款30万元。审理中，原告要求被告旭日厂支付借款利息自2014年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因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借款发生在2014年。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旭日厂支付借款利息自2014年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案借款利息：2016年1月16日借款30万元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自2016年1月16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016年1月14日的借款15万元，被告旭日厂借据中载明：2016年8月3日付2万元。因此款项未注明系偿还本金还是利息，应视为偿还借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自2016年1月14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并扣减利息2万元。对于第二个焦点：一、被告张自良、杨全学、杨彦法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原被告所提交的被告旭日厂工商登记材料显示，被告张自良于2007年11月19日将所持有的股份转让杨彦法；被告杨全学于2015年1月6日将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杨彦法、赵光宗；被告杨彦法于2015年9月28日将所持股份转让给杨艳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三条规定，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案中，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原告所诉借款发生在2014年，根据原告所提交的借据，均为2016年出具。而被告张自良、杨全学、杨彦法的退伙均发生在出具借据之前。因此，在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借款实际发生在被告张自良、杨全学、杨彦法退伙之前的情况下，被告张自良、杨全学、杨彦法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张自良、杨全学、杨彦法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如原告有新的证据证实借款实际发生在退伙之前，可另行主张权利。二、被告赵光宗、杨艳聪、姚亚松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四十四条规定，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入伙协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五十三条规定，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据此，被告杨艳聪在被告旭日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被告赵光宗于2017年7月6日将所持股份转让给姚亚松。因此，被告赵光宗、姚亚松在被告旭日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第四十条规定，合伙人由于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清偿数额超过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亏损分担比例的，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因此，被告杨艳聪、赵光宗、姚亚松如果由于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清偿数额超过其亏损分担比例的，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审理中，原告李会娟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息。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虽然原告李会娟与被告杨艳聪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但被告旭日厂出具的借据中载明出借人为李建周。且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借款发生在2014年。因此，原告李会娟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审理中，原告提交被告旭日厂工商登记材料证实被告张自良在2014年10月28日，赵光宗、张自良、杨全学签订《合伙企业协议》。但根据被告张自良所提交的被告旭日厂工商登记材料，被告张自良已于2007年11月19日将所持股份转让给被告杨彦法。虽然原告所提交的被告旭日厂工商登记材料中显示2014年10月28日被告张自良与被告赵光宗、杨全学签订过《合伙企业协议》。但此时被告旭日厂的股东为赵光宗、杨全学、杨彦法。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在2014年10月28日被告张自良签订协议时，被告杨彦法已非被告旭日厂股东，被告张自良重新成为被告旭日厂的股东。因此，对原告所提交的2014年10月28日《合伙企业协议》，本院不予采纳。审理中，被告姚亚松辩称，被告旭日厂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的姚亚松系合伙人，系受蒙骗、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署，并非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投资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因此，答辩人并非被告旭日厂的实际合伙人。对借款也不知情。并提交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证实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普通合伙）投资转让协议》无效。并申请中止审理。中华人民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入伙协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被告姚亚松虽然已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投资转让协议》无效。但被告姚亚松在《投资转让协议》中签字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即使本院确认了该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被告姚亚松在本案中亦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此，被告姚亚松确认转让协议无效案件的审理结果，并非本案审理依据。其要求中止审理的请求，本院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建周2016年1月16日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自2016年1月16日起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建周2016年1月14日借款本金150000元及利息（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自2016年1月14日起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并扣减已付利息20000元。）。三、被告赵光宗、杨艳聪、姚亚松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在被告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李建周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李会娟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另，应李建周的申请，本院到工商银行石家庄分行调取了李建周、李会娟主张的2014年4月14日转款15万元的业务凭证，显示收款账号是62×××99，收款人是杨艳聪。 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民初30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姚亚松与赵光宗签订的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投资转让协议无效”，该判决已生效。姚亚松据此认为，转让协议无效，自己自始不是合伙人，不应承担本案连带还款责任。李建周认为，第一，在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民初3074号案中，冯志军律师是被告赵光宗的代理律师（该案原告是姚亚松），而在密切相关的本案二审中，他却是姚亚松的代理律师，可见姚亚松为逃避本案责任与赵光宗在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民初3074号案中存在恶意串通以达到确定投资转让协议无效的目的的嫌疑；第二，即使姚亚松与赵光宗签订的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投资转让协议被判决认定无效，姚亚松是根据该转让协议亲自到工商管理机构办理的合伙人身份，表明他认可自己是合伙人，因此，姚亚松应承担本案的连带还款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李会娟转账30万元和15万元给杨艳聪的时间分别是2014年3月16日和4月14日，结合旭日厂出具的两份金额对应的借据，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本案旭日厂向李建周借款30万元和15万元的时间分别是2014年3月16日和4月14日。一审庭审中原告主张利息自2014年出借时起算，但未提交从2014年出借至2016年打借条这段时间中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的证据，因此，认定旭日厂应偿还李建周借款本金4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打借条时间的次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在上述借款存续期间，杨艳聪、赵光宗、张自良、杨全学、杨彦法五人都曾是、或至今仍是旭日厂合伙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和第四十四条，这五人应对旭日厂的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姚亚松与赵光宗签订的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投资转让协议被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民初3074号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因此，应认定姚亚松自始不是旭日厂的合伙人，其不应承担旭日厂的上述债务；但姚亚松亲自到工商管理机构办理了旭日厂的合伙人身份，造成一审原告认为他是合伙人而起诉时列他为被告，一审原告对此无过错，姚亚松应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民初1181号民事判决； 二、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李建周借款本金45万元及利息（其中3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6年1月17日起算，另15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6年1月15日起算，均按月利率1.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扣减2016年8月3日已付利息2万元）。 三、杨艳聪、赵光宗、张自良、杨全学、杨彦法对本判决主文第二项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四、驳回李建周、李会娟对姚亚松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诉讼保全费3520元，由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杨艳聪、赵光宗、张自良、杨全学、杨彦法、姚亚松负担。二审李建周所预交的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晋州市旭日塑料助剂厂、杨艳聪、赵光宗、张自良、杨全学、杨彦法、姚亚松负担；姚亚松所预交的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姚亚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易卫军 审判员  张国顺 审判员  史亚宁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法官助理李翔野 书记员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