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申28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倪小康，男，1956年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红平（曾用名张红萍），女，195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潮鸣苑16幢东单元。法定代表人朱卫东，局长。倪小康、张红平诉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以下简称下城区住建局）城建行政强制一案，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浙0103行初47行政裁定。倪小康、张红平不服提起上诉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6日作出（2018）浙01行终104号行政裁定。倪小康、张红平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经阅卷，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二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系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巷98－6－306号房屋所有权人。2015年7月22日，杭州市房屋安全鉴定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JD－WF－2015197号的鉴定报告，百井坊巷98号综合评定房屋危险性等级为D级，即承重结构力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建议立即对房屋停止使用，并作排危处理。2015年9月1日，被告作出《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决定》，因原告收到决定书后仍继续使用危险房屋，被告于2015年9月8日依法对其实施了强制迁离。百井坊巷98号随后被拆除。原告认为，前述《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决定》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行终791号判决予以撤销，在强行迁离、处置房屋过程中，有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下城区人民政府）的人员始终在现场，故以下城区人民政府为被告，起诉强拆行为违法，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均认为起诉下城区人民政府强拆房屋没有事实依据而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被告作为危房监管部门，应当对危房处置行为承担责任，其强行实施的危房迁离、处置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决确认被告强制实施的迁离并处置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房屋被拆除，原告曾以下城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这表明原告也明知将原告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和其房屋被拆除是两个不同主体实施的不同行为。原告起诉时，已向其释明，但原告坚持提起本案诉讼。审理中，又向原告释明，原告选择对房屋拆除行为进行诉讼。根据原、被告双方所举证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并未确认拆除行为系被告实施，基于此，再次释明，但原告坚持对被告提起拆除行为的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原告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其起诉应予驳回。庭审即将结束时，原告提出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主张，坚持要求判决确认被告强制实施的迁离并处置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由于一行为一诉是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原告针对被告一并对强制迁离行为和房屋拆除行为提起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亦应驳回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倪小康、张红平的起诉。二审法院确认一审认定的基本案件事实。另查明，2016年3月1日，倪小康、张红平因不服下城区住建局对百井坊巷98-6-306室房屋作出的《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决定》，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两审终审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1日作出（2016）浙01行终791号判决，撤销下城区住建局作出《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决定》的行政行为。2016年5月4日，倪小康、张红平因认为下城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百井坊巷98-6-306室房屋的行为违法，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两审终审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3日作出（2017）浙行终11号行政裁定，驳回倪小康、张红平的起诉。二审法院认为，在危房治理程序中，强制迁离行为和之后的房屋拆除行为属于两个相互独立的行为。针对下城区住建局对涉案房屋所作的《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决定》以及该房屋被拆除的行为，上诉人倪小康、张红平亦曾分别提起过诉讼。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倪小康、张红平再次针对强制迁离和房屋拆除行为提起诉讼，不仅有违一行为一诉的基本原则，其诉讼标的亦已被生效裁判所羁束，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倪小康、张红平申请再审称：一、迁离和拆除房屋的过程是无法分割的连续行为，申请人的诉请没有违反一行为一诉讼原则。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强制迁离及拆除房屋适用的是《杭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危房治理程序。在危房治理程序中，无论是强制迁离还是之后的拆除房屋行为，都属于《杭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行政强制行为。且《杭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涉及“整幢危险”房屋，应当采取“整体拆除”措施。案涉迁离与拆除行为是连续进行的，并不属于两个行政行为。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行终11号行政裁定没有排除被申请人不是强拆申请人房屋的主体。首先，被申请人是否适格被告，应结合原、被告双方所举证据综合认定。申请人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材料，充分证明迁离和拆除行为是连续进行的。其次，上述生效裁定只是认为下城区人民政府没有实施强拆行为，并未认定被申请人没有实施强拆行为。且裁定查明的事实部分仅认定指挥部交给拆除公司拆除，并没有判定指挥部是拆除主体。因此，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下城区住建局答辩称：一、本案已过再审申请期限，且不存在法定申请再审事由。二审法院于2018年2月26日作出行政裁定，截止申请人提起再审申请之日，已经远远超过法定6个月的再审申请期限。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八种情形。二、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行为一诉讼”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基本原则。本案中，申请人所诉强制迁离行为和此后的房屋拆除行为是不同机构实施的可以分割的两个独立行政行为，而非不可分割行为。因此，不属于可以合并审理的案件。申请人在其再审申请书中一再强调对强制迁离行为和房屋拆除行为一并提起诉讼并未违反一行为一诉讼原则，该两个行为系连续进行、不可分割。被申请人认为，强制迁离行为和房屋拆除行为是否属于同一行为、不可分割，以及对其合并诉讼是否违反行政诉讼“一行为一诉讼”原则，应当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对于房屋拆除行为，已经法院审理查明，该行为并非被申请人所为。申请人若认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2017）浙行终11号行政裁定没有排除被申请人不是强拆申请人房屋的主体，且其此前针对案涉房屋的被拆除行为提起诉讼时受案法院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则应对其寻求救济，而不能在诉房屋拆除案件已经审理终结后，又再次将该行为与其他行为混为一体提起诉讼，该做法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综上，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经审查，本院对一、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再审申请人倪小康、张红平针对被申请人下城区住建局提起的城建行政强制诉讼，诉讼请求为判决确认被申请人强制实施的迁离并处置拆除再审申请人房屋的行为违法。依照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对相关房屋住户的迁离、腾退与此后对房屋的拆除行为，分属不同行为事件。且针对案涉房屋的拆除行为，再审申请人已经以下城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7）浙行终11号生效行政裁定就该拆除行为的过程予以认定，即系由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将该案涉房屋交由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予以拆除。由于案涉房屋强制迁离行为与之后的拆除行为属于两个相互独立行为，且根据生效行政裁定认定，该两个行为分属不同主体实施，故不能对该由不同行为主体所实施的不同行为，一并提起行政诉讼。尽管一审法院已经多次释明该一并诉讼事项有违法律规定，但再审申请人仍然坚持该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以违反“一行为一诉讼”原则为由，驳回再审申请人起诉，二审法院据此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并无不当。《杭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2006）第三十条“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责任人对危险房屋拒不治理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有权作出强制治理决定，必要时应当责令停止使用危险房屋。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责任人仍拒绝治理且危及公共安全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应当采取加固、修缮、拆除、改建等治理措施，并可将使用人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相关费用由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责任人承担”规定，系对危险房屋设置的处置方法、治理措施和必要的强制措施。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违反“一行为一诉讼”的行政诉讼原则。况且，案涉房屋的拆除实施主体本院生效裁定已有定论，故仅凭该条例规定亦不能得出被申请人即为适格被告的结论。据此，一、二审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起诉，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审判程序合法。再审申请人于2018年7月30日提出再审申请，符合法定申请期限。综上，再审申请人倪小康、张红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倪小康、张红平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惠忆审判员  黄寒审判员  许勤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