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9民终5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法定代表人：郭长林，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长河，河南继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氏，女，1965年3月12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水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二成，湖南金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龚寄环，男，197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化县。原审被告：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法定代表人：熊国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涛奇，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薇，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氏、原审被告龚寄环、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路桥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法院（2019）湘0923民初1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长河、被上诉人杨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二成、原审被告龚寄环、原审被告四川路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涛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9）湘0923民初167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杨氏要求国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或将该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仅依据龚寄环单方制作的工资表来认定拖欠18位民工的劳务工资数额，存在错误。按照工资表的制作程序，工资表应有单位负责人、纪检负责人、生产经理、财务审核、农民工管理员等签字认可，而一审中民工方提供的工资表仅有龚寄环的签字，系由龚寄环与民工故意捏造；2.虽然工资表中包含的罗某某、熊某某、赵某某三人与国基公司提交的承诺书中的人员相一致，但这只能说明该三人参加了案涉项目工程的务工，并不能证明工资表中的其他人员均参加了务工；3.工资表显示的工资标准及已付和未付金额无任何依据，国基公司提供的承诺书并未显示民工每月的工资标准，无法证明龚寄环单方制作的工资标准的真实性；4.一审认定李某某、杨某某、杨某某、杨氏、杨某某、龚某、熊某某均在涉案项目工程务工存在错误。上述七人在国基公司没有考勤记录，无法证实其是否在涉案项目工程务工。该七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一审不应认定该七人在案涉工程务工。二、国基公司同龚寄环之间的工程款已结算完毕，国基公司不欠龚寄环任何款项。国基公司在一审提交的终期结算表表明国基公司应付龚寄环1635585元，龚寄环在结算表上已签字认可。国基公司2019年1月30日前已付龚寄环163.52万元，2019年1月30日又付民工工资125500元。国基公司现已多支付122115元，已经不欠龚寄环任何款项。三、关于国基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的直接欠款人为龚寄环，并非国基公司。国基公司将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给了龚寄环，龚寄环以其个人名义雇佣民工进行施工，国基公司和龚寄环之间、龚寄环和民工之间是发包与承包的关系，国基公司和民工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八条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依据上述规定，即便国基公司需承担责任，也只需在欠付龚寄环的款项范围内承担责任。现国基公司已同龚寄环结清工程款，因此，国基公司对龚寄环欠付民工的款项不应承担责任。四、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国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其判决依据为《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国基公司同民工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未对连带责任作出约定。一审法院适用的《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系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范畴。因此，不应在本案中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民事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制定。连带责任属于民事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来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属于法律范畴，应在本案中予以适用。因此，一审法院适用《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系适用法律错误。五、如判定国基公司需承担连带责任，国基公司2019年1月30日直接付给民工的125500元工资应相应抵扣民工诉求的工资。杨氏答辩称：1.杨氏提供的工资表真实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捏造工资表的情况。2019年1月29日，部分民工代表与龚寄环及杨某某前往某县劳动局就本案纠纷进行协商，并将工资表提供给劳动监察大队，国基公司二工区项目负责人杨某某已在劳动局对两份工资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中提交的工资表系在将原件提交劳动局后拍照留存的复印件；2.国基公司将土方护坡工程发包给郑某某，由龚寄环直接雇请民工施工。郑某某已委托国基公司将其承包的护坡工程款17.3万元支付给龚寄环，该金额能与《龚寄环民工班组工资表》上的数额相对应。18位农民工来自于不同地区，彼此之间也可以相互印证；3.对于李某某、杨某某、杨某某、杨氏、杨某某、龚某、熊某某在国基公司没有考勤记录的问题，该七人在国基公司二工区从事土方护坡工作，对此郑某某、杨某某、龚寄环均予以确认；4.本案系农民工追偿工资产生的纠纷，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实际施工人向发包方、分包方主张权利的相关规定；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公路建设必须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建设施工。国基公司将劳务违法分包给龚寄环，其应当对民工工资的支付履行监督管理的义务；6.国基公司2019年1月30日直接付给民工的125500元不应抵扣民工诉求的工资，工资表中欠付的工资数额已经扣除了该笔款项。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龚寄环答辩称：1.同意杨氏的答辩意见。《龚寄环民工班组民工（涵洞队）工资表》系在杨某某承诺支付民工工资125500元后制作而成，2019年1月30日国基公司依承诺支付该笔款项后，民工在工资表上签名并按手印，工资表中欠付的工资数额已经扣除了该笔款项；2.根据龚寄环与国基公司的《终期结算表》，国基公司应支付其190多万工程款，而国基公司仅支付了160多万，双方工程款并未结清。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四川路桥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杨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龚寄环、国基公司、四川路桥公司共同连带支付杨氏劳务工资5000元。一审法院查明：四川路桥公司是“某省某高速某段YLTJ-X标二工区”高速公路的总施工建设单位，2016年四川路桥公司将“某省某高速某段YLTJ-X标二工区的涵洞、通道工程”分包给国基公司。2017年3月，国基公司将该工程的劳务分包给龚寄环，双方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由龚寄环负责涵洞、通道工程施工及缺陷修复。杨氏系龚寄环雇请进行劳务的人员，在该项目组务工，应当给付劳务工资13640元，已经支付8640元，剩余5000元未付清。因拖欠杨氏等民工工资，2019年1月29日，龚寄环与国基公司二工区项目负责人杨某某达成协议，约定：经项目部二工区与龚寄环协商，定于2019年4月25日龚寄环到项目部清算，项目部于2019年5月1日将龚寄环施工工程质保金打入某县劳动监察大队指定账户，龚寄环也于2019年5月1日将其承担的农民工工资打入某县劳动监察大队指定账户。双方资金由某县劳动监察大队监督发放到工人手中。龚寄环现场存放钢筋暂由龚寄环保管，待善后复工后如数交由项目部使用。后国基公司、龚寄环未按照协议履行。国基公司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证书有效期至2021年3月4日。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龚寄环雇佣杨氏从事涉案工程的劳务，经双方结算，拖欠杨氏劳务报酬5000元，龚寄环未及时支付杨氏劳务报酬，违法合同法的规定，应当承担支付劳务报酬的责任。国基公司、四川路桥公司主张杨氏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劳务事实，杨氏与龚寄环之间存在串通的可能，但国基公司、四川路桥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杨氏与龚寄环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龚寄环是雇请杨氏到涉案工程工地进行劳务的直接负责人，对其务工情况清楚，并对拖欠杨氏劳务工资予以认可，故对杨氏主张在涉案工程工地进行务工及所欠的劳务报酬为5000元，予以支持。参照《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的规定，国基公司将涉案工程的劳务违法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个人主体龚寄环，且国基公司与龚寄环之间工程款项并未真正结清，故国基公司应对龚寄环拖欠杨氏的工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国基公司、龚寄环承担连带责任后各自承担的责任可依据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另行处理。四川路桥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具备资质的国基公司，二公司之间的约定，与本案给付劳务工资不关联，故杨氏要求四川路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龚寄环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杨氏劳务工资5000元；二、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龚寄环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杨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龚寄环负担。二审中，国基公司提交了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在类案判决中，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发包方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而不适用《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杨氏提交了《龚寄环民工班组工资表》复印件一份（杨氏陈述该工资表系在将原件提交劳动局后拍照留存的复印件），拟证明龚寄环欠付案涉18名民工工资的事实。龚寄环提交了一份电话录音资料，拟证明罗某某、熊某某、赵某某、李某某、杨某某、杨某某、杨氏、杨某某、龚某、熊某某等11人在国基公司项目二工区做护坡工程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国基公司提交的证据，杨氏、龚寄环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判决书系国基公司在网上直接下载打印，没有加盖法院公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及有效性。该判决中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有较大差别，不能类推适用。四川路桥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针对杨氏提交的证据，国基公司、四川路桥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工资表没有国基公司、劳动局的盖章或签字，亦无法证实工资表中的签名系杨某某等人的亲笔签名，系由龚寄环和民工串通伪造，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龚寄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龚寄环提供的证据，国基公司、四川路桥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郑某某本人未到庭，无法核实通话人是否系郑某某本人，也无法证实龚寄环一审中提交的《龚寄环民工班组民工（涵洞队）工资表》的真实性，不能达到龚寄环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龚寄环未提交证据证明国基公司欠付郑某某款项，郑某某出具的《付款委托书》应认定为无效。杨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录音资料不属于证人证言，无需郑某某本人出庭。该份录音资料能证实郑某某出具的《付款委托书》的真实性。录音中郑某某已明确表示其已委托国基公司将土方护坡工程款17.3万元支付给龚寄环，该数额能与《龚寄环民工班组工资表》上的工资数额相对应，能够证明该工资表的真实性。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对国基公司提交的判决书，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2.对杨氏提交的《龚寄环民工班组工资表》，因该工资表系复印件，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3.对龚寄环提供的证据，该电话记录内容虽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因郑某某本人未出庭，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案涉18位民工一审诉求工资分别如下：杨某某5430元、连某某5200元、罗某某40580元、李某某5870元、熊某某30000元、杨氏5000元、杨某某12200元、龚某27300元、曹某某45100元、杨某某6000元、杨某某7960元、熊某某7100元、陈某某14500元、陈某某50000元、仓某某15400元、赵某某20000元、唐某某50000元、张某某31200元。龚寄环在庭审中对上述民工主张的工资数额均予以认可，并明确表示就案涉项目，只欠付上述18位民工工资。一审中，国基公司提交了《终期结算审批表》，显示案涉工程款共计1973572元，扣掉质量保证金98679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98679元、税金62108元、材料费56821元、机械费21700元后，国基公司需要支付给龚寄环的工程款为1635585元。国基公司已向龚寄环支付了工程款1635200元，另在2019年1月30日向民工直接支付工资125500元，其中支付张某某23000元、5500元两笔款项（该5500元系张某某代替他人收取的工伤费用）、支付熊某某1000元、罗某某1000元、务某某10000元、殷某某10000元、仓某某15000元、连某某15000元、唐某某15000元、陈某某15000元、曹某某15000元。对上述国基公司所称已付金额共计1760700元，龚寄环在庭审中予以认可，但龚寄环主张国基公司不应在工程款中扣除材料费及机械费。杨氏提交了2019年1月24日郑某某出具的《付款委托书》，内容为土方四队施工队负责人郑某某因业务需要委托国基公司支付龚寄环173000元，该笔费用从郑某某作业队工程结算款中予以扣除。《付款委托书》上有国基公司二工区项目负责人杨某某的签名。龚寄环要求国基公司按该委托内容支付其173000元，但国基公司未予支付。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龚寄环是否欠付杨氏5000元；2.国基公司应否对龚寄环欠付杨氏工资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焦点1，杨氏提交的《龚寄环民工班组民工（涵洞队）工资表》及《龚寄环民工班组工资表》，均载明了龚寄环欠付案涉18位民工的具体工资数额。国基公司主张工资表系由龚寄环单方制作，龚寄环与民工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龚寄环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拖欠民工工资的事实及工资表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而国基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龚寄环与民工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故对龚寄环欠付18位民工工资的事实及工资表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二审中，国基公司另主张其于2019年1月30日直接支付给民工的125500元应当抵扣民工方诉求的工资。对此龚寄环及杨氏均予以否认，并陈述工资表中欠付的工资数额已经扣除了该笔款项。根据杨氏提交的《龚寄环民工班组民工（涵洞队）工资表》，龚寄环欠付连某某工资数额为5200元，而2019年1月30日国基公司向连某某支付了工资15000元，有悖于国基公司的主张。故对于国基公司主张已支付125500元抵扣民工方诉求的工资，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定龚寄环欠付杨氏5000元。对于焦点2，为充分保障农民工及时足额获得工资的权益，国务院颁布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于2019年12月30日公布，自2020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相关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本案中，四川路桥公司作为“某省某高速某段YLTJ-X标二工区”高速公路的总施工建设单位，将其涵洞、通道工程分包给了国基公司，国基公司又将该工程的劳务分包给了龚寄环。龚寄环不具备建筑资质条件，也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国基公司将工程劳务分包给龚寄环个人属于违法分包。国基公司未对按时足额支付民工工资履行监督管理的义务，增加了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风险，损害了民工的工资权益，需承担相应清偿责任。一审参照《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判定龚寄环对欠付民工的工资承担直接清偿责任，国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对此龚寄环及杨氏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维持。另外，国基公司主张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国基公司与龚寄环已结清涉案工程款为由对抗杨氏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因双方对涉案工程款的结算及郑某某委托国基公司支付龚寄环护坡工程款的事实均存在争议，国基公司亦未提供充分有效之证据证实双方已结清工程款，故国基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国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崔立和审 判 员 曾艳红审 判 员 彭 青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陈海霞书 记 员 刘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