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1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锦恒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环城北路禾兴北路交叉口西北侧81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B9R476C。法定代表人：王健，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湖北武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博让善行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办事处大桥村（文化路东）联投广场商业区一期第21幢14层办公16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MA4KWDCW08。法定代表人：刘帅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耀锋，湖北灵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嘉兴锦恒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博让善行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让善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6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案中止审理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锦恒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博让善行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2018年6月12日，本案双方签订劳务外包合同，由博让善行公司安排人员在锦恒公司处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博让善行公司安排的人员经常存在迟到、早退、不打卡情形。锦恒公司也多次要求博让善行公司整改，要求劳务人员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但博让善行公司并未整改。由此导致锦恒公司无法核实实际工时，无法核算相应费用。博让善行公司提供的每月考勤表统计的用工人数与实际工作人数不符。用工工时未剔除早退及中途停工工时。锦恒公司的李某和博让善行公司法人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博让善行公司指派的人员存在迟到、早退、不打卡的情形，双方对工时存在争议。一审法官在庭审中拨通了李某的电话，李某陈述2019年8月12日其签署相关材料前并未核实有关数据，而只是对用工人数无异议，但未核实总工时。二、李某已于2019年6月辞职，并主动在微信上告知博让善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博让善行公司已明确表示知晓该事宜。博让善行公司此后借机多次上门要求李某签字确认与实际费用不符的劳务费汇总表，李某在未经核实的情形下冒然签字。虽然李某在锦恒公司成立初持股10%，为公司股东，但其本人并未实际出资，也未享受股东待遇。李某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提及其并非合伙人，而是打工的，故主动要求辞职。李某辞职后，锦恒公司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李某并非公司股东，充其量仅为代持股人，无权代表锦恒公司行使对账的权利。一审认定李某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博让善行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求驳回锦恒公司的上诉请求。关于李某与一审法官的通话内容，一审已记录在案，李某承认其签名及核对总费用的事实。2019年1月李某为锦恒公司的员工，也是负责博让善行公司与锦恒公司业务的主要人员。其与博让善行公司过对账并确认尚欠290057元未付，该单据已经提交给一审法院。其后，锦恒公司于2019年3月1日支付9万元，故尚欠200057元，这与博让善行公司一审起诉的金额相近，锦恒公司现称李某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冒然签字，与事实不符。博让善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锦恒公司立即向博让善行公司支付服务费用206691.30元；2.锦恒公司赔偿博让善行公司损失4495.53元（从2019年2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暂计至2019年8月13日止，要求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2日，博让善行公司与锦恒公司签订劳务外包合同，主要内容：博让善行公司根据锦恒公司的委托，承包锦恒公司的扫描、揽收、装车劳务项目，并安排人员到锦恒公司指定地点进行生产作业，合同的有效期为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12月31日。双方约定的结算方式为：双方次月20日止，锦恒公司按18.1元/人/小时与博让善行公司结算服务费，结算的周期为贰个自然月，双方次月20日后核算完毕锦恒公司将服务费用支付至博让善行公司账户。合同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相关约定。博让善行公司、锦恒公司间实际发生业务从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间。由博让善行公司招募劳务人员赴锦恒公司指定在武汉工作场所提供劳务活动，博让善行公司派遣的劳务人员服从锦恒公司现场负责管理人李某的安排，从事合同约定的具体劳务工作。李某负责、管理对博让善行公司提供劳务人员的考勤，并按月通过微信向刘帅帅发送考勤表。通过李某与刘帅帅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博让善行公司、锦恒公司间大量的工作事宜沟通是在此两人间发生，以履行双方间的劳务合同，持续到2019年1月某日。期间，锦恒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健与刘帅帅微信聊天内容涉及劳务外包合同项下内容不多，也不具体。锦恒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至2019年3月1日间分七次合计向博让善行公司支付了劳务费855394元。2019年6月，锦恒公司工作人员李某离开锦恒公司。2019年8月12日经博让善行公司要求，博让善行公司与李某对劳务外包合同项下李某曾经管理的工作，总计用工情况及劳务费进行核算，形成博让善行公司在本案中举证的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每月考勤表、劳务费报表，劳务费汇总表。后博让善行公司催讨无果，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博让善行公司、锦恒公司签订劳务外包合同，双方已实际履行完毕，对此当事人间不存在异议。通过证据反映，李某系锦恒公司股东，担任监事，其在博让善行公司、锦恒公司劳务外包合同履行中担任锦恒公司方在武汉工作点的管理负责人，从事对博让善行公司派遣人员的实际管理工作。李某与博让善行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帅帅微信聊天工作内容，均系履行锦恒公司单位授权的职务行为。李某在2019年6月离开锦恒公司，但其仍为锦恒公司股东、监事。李某在2019年8月12日在博让善行公司要求下，对劳务外包合同项下账务进行核算后签名确认的行为仍属锦恒公司授权李某管理职务行为的范畴，无需锦恒公司单位另行专项授权，也符合李某作为锦恒公司单位的股东及监事身份，对锦恒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锦恒公司陈述李某可能与博让善行公司串通损害锦恒公司利益，与现有证据不符，且锦恒公司没有事实证据证明。另外，锦恒公司答辩意见中陈述已向博让善行公司支付完毕服务费，与博让善行公司账务结清，对此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且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博让善行公司诉请锦恒公司从2019年2月13日起由锦恒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一审认为，在账务未结算，未产生应付款金额的情况下，计算滞纳金有悖于法律规定。锦恒公司对此认为，2019年8月12日李某在每月考勤表、劳务费报表，劳务费汇总表签字确认是一个时间点。一审依据劳务外包合同及双方实际履行情况（指结账、转账）以及双方核算劳务费总额时间等因素，综合考虑确认从2019年9月1日起，由锦恒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博让善行公司主要诉讼请求有事实、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锦恒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博让善行公司服务费用206691.3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9年9月1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二、驳回博让善行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34元，由博让善行公司负担34元，由锦恒公司负担2200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中，锦恒公司向本院提供了2018年6月至11月的临时工考勤表一组，证明对于博让善行公司一审提供的每月考勤表、劳务费报表、劳务费用汇总表记载的数据，李某并未核实，实际的总工时及劳务费用应以锦恒公司统计的为准。博让善行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锦恒公司提供的考勤表不完整，与微信中发送的原始文件不相符，有篡改和截取的可能。以此计算出的劳务费用非实际产生的劳务费，且该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锦恒公司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陈述，其曾在锦恒公司工作，职位是驻仓经理，拥有公司10%的股份，该股份实际为管理股；2019年4月中旬其离职，博让善行公司对此知晓；其在公司负责考勤，但只负责统计集合人数，符合用工条件的实际人数以及具体的用工工时，其并不掌握，故用工结束后涉及的应付款项应由博让善行公司与锦恒公司结算。2019年8月12日李某签字确认的汇总表只针对集合人数的确认，应付款项仍应由本案双方另行确定；之所以形成2019年8月12日的《结算明细汇总》，是因为当时博让善行公司的老板找到李某，称尚有款项未付，李某也按照其记录的核对过，确实有部分款项未付，如按照集合人数计算，将近有这么多款项未付。由于李某当时已在他处工作，也比较忙，想了结此事；锦恒公司已与李某结清工资；李某每月通过微信向博让善行公司法定代表人发送考勤表；李某在辞职后与博让善行公司没有往来。对于证人证言，锦恒公司经质证认为，证人并非锦恒公司的投资人，其只是简单地统计人数，无权负责费用结算，也无权签署费用结算单，且2019年4月中旬证人离职时已经明确告知博让善行公司，在证人离职期间签署的结算单没有法律效力。博让善行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李某此前为锦恒公司的员工兼股东，与锦恒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一审已向李某核实，李某对费用并无异议，也认可结算单是自己签名的。证人也陈述其系驻仓经理兼负责人，其陈述其只负责集合人数，与实际情况不符。证人陈述博让善行公司员工有早退情况，但锦恒公司未向博让善行公司下达书面处罚单，即使有偶尔迟到早退，在电子版的表格中也已进行相应扣款，李某负责现场集合人数并记录在纸质材料上，向锦恒公司行政部门反映现场用工及扣罚款，故对此是清楚的。即使李某4月已表明离职，博让善行公司善意地相信其有权继续对外签署结算文件，也可构成表见代理。证人关于人数集合部分的陈述应属实，其陈述应由双方另行核算，与事实不符。本院认证意见：锦恒公司提供的证据，系其单方制作，博让善行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证人李某陈述其所确认的数据仅为集合人数的数据，而非实际用工数及用工工时，与其签署的材料的内容不符，且鉴于其与锦恒公司有利害关系，对其陈述的该部分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博让善行公司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对于博让善行公司已履行劳务外包合同义务并无异议，争议在于锦恒公司是否结欠博让善行公司款项以及具体的款项金额如何确定。从查明的事实看，李某为锦恒公司的股东之一，也是锦恒公司派驻在现场的管理人员，其负责博让善行公司劳务人员的考勤，并按月通过微信向博让善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帅帅发送考勤表。2019年8月12日，李某在每月劳务费总表上签字确认，并与博让善行公司签署《博让善行总费用结算明细汇总》，确定未付总金额为206691.3元。博让善行公司据此主张服务费用，有据可依。锦恒公司认为，李某无权代表其作出结算，且李某未进行核对即在上述汇总材料上签字，汇总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李某不仅系锦恒公司的股东，且系公司授权负责员工考勤的现场管理人员，故其应当掌握当时的用工情况，虽然出具结算材料时其已离职，但所确认的是离职前其经手的内容，应当认定为有权结算，且作为经办人员，其对人数、工时等所确认的内容也能反映当时的实际。锦恒公司在二审中陈述，李某所确认的是集合人数的数据，并非实际用工数、用工工时，但从劳务费总表等的内容看，其上并未体现相关数据是集合人数的数据。相反，劳务费总表清楚记载了每月的人数、工时及单价，锦恒公司的上述意见不能成立。锦恒公司另称，博让善行公司提供的人员存在迟到、早退等情况，但对此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即便其陈述属实，李某每月均会发送考勤表，当时也应当已对这些情况予以考虑。综上，在锦恒公司未举证推翻李某签署的上述材料的情形下，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锦恒公司确存在逾期付款情形，一审结合本案实际酌情确定违约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锦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68元，由上诉人嘉兴锦恒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超审判员 毛 彦审判员 章玉萍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