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5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文明，男，198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吉旭，男，198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民，男，198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通江县，系张吉旭姐夫。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成都市鹏泰肉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镇双柏村5组。 法定代表人：聂彩红，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山东太合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沂南县城澳柯玛大道工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张棋欣，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高文明因与被上诉人张吉旭、成都市鹏泰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泰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山东太合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合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3民初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文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高文明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吉旭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张吉旭以个人名义向高文明出具了尚欠货款193366元的欠条，其并未向高文明出示其为鹏泰公司员工的相关证明，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否定了高文明欠付货款的事实毫无法律依据。诉讼中张吉旭提供的与鹏泰公司的劳动合同与本案没有没有直接联系，不符合证据的关联性标准；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驳回高文明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且对证据的审核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张吉旭没有直接证据否定欠款的事实，也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已经清偿了高文明的货款，所以应该承担不能证明的后果；3.张吉旭与鹏泰公司恶意串通。鹏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聂彩红是张吉旭的继父，双方存在利害关系。 张吉旭辩称，1.根据张吉旭提供的所有证据显示张吉旭只是鹏泰公司的送货司机。高文明提交的送货单载明的客户是李林，所以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应为鹏泰公司及太合公司。2.张吉旭与鹏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聂彩红之间并无亲属关系，高文明陈述的关于张吉旭与聂彩红之间的亲属关系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鹏泰公司、太合公司经传唤未到庭进行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高文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张吉旭支付货款193366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高文明主张其与张吉旭双方口头约定，张吉旭向其购买太合鸡胸、太合鸡中翅、太合鸡中根等食品。2017年6月6日张吉旭出具欠条确认欠款275836元，后张吉旭继续向高文明购买了价值117530元前述食品，现张吉旭欠高文明货款的金额为193366元。高文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欠条及2017年2月3日至2017年6月2日期间的太合食品销售单。其中欠条载明“今欠高文明货款（275836）时间6月6日张吉旭”；2017年2月3日至2017年6月2日期间的太合食品销售单载明客户名称为李林，同时载明了货物名称、数量单价等，该部分销售单载明的货款总金额为275836元。高文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8月4日期间的太合食品销售单，该部分销售单载明的客户名称为李林，同时载明了货物名称、数量单价等，销售单中备注处有张吉旭签名。一审审理过程中，高文明认可张吉旭分两笔付款200000元，并提交了增值税发票、银行电子回单予以佐证。增值税发票载明的购买方为鹏泰公司、销售方为太合公司；银行回单载明的付款方为鹏泰公司、收款方为太合公司。一审审理中，高文明陈述其曾代理包括太合公司在内的几家公司销售货物，张吉旭找到高文明购买货物，说事后由鹏泰公司付款，高文明让把货款直接付给太合公司。张吉旭向一审法庭提交了其与鹏泰公司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其中，劳动合同载明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鹏泰公司安排张吉旭的工作岗位为送货司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载明因劳动合同到期于2017年11月30日解除。张吉旭向一审法庭提交了鹏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张吉旭系鹏泰公司的送货司机，在职期间主要负责从太合公司购进货物并配送至成都好家乡超市有限公司；向太合公司的采购由李林负责，成都好家乡超市有限公司的销售由聂彩红负责，张吉旭只负责在公司指定地点拉货并配送至超市各门店；鹏泰公司与太合公司的商品交易行为与张吉旭无关，张吉旭只是经手人。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张吉旭是否应当支付案涉货款。通过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看，高文明提供的欠条载明了截止6月6日的欠款金额，但该欠条并非最终结算，出具欠条后高文明还在继续供货，而高文明提供出具欠条前后的货物销售单载明客户名称均为李林，高文明陈述李林系张吉旭的司机，为了拉货方便把销售单中的客户写成李林，但未提供证据佐证，且按照正常的交易逻辑，如果高文明是向张吉旭供货，高文明制作的销售单载明的客户名称应为张吉旭，而非李林；高文明认可张吉旭付款200000元，但从高文明提供的证据来看付款主体为鹏泰公司，而从张吉旭提交的劳动合同及鹏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张吉旭是鹏泰公司的送货司机，在职期间负责在公司指定地点拉货并配送，负责采购货物的为李林。综上，高文明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是张吉旭向其购买了案涉货物，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高文明要求张吉旭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文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68元，由高文明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买卖交易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经本院审查，高文明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依据为张吉旭出具的《欠条》。而《欠条》的表述内容并不明确、具体，落款处也仅有“时间6月6日”字样。同时，高文明自述在欠条形成以后，还存在继续供货及后续支付货款的情况，其主张的货款数额与欠条载明的数字也并不一致。因此《欠条》并不是买卖双方的最终结算凭证，不能单独作为本案的认定欠付货款金额的定案证据。其次，高文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太合食品销售单”用于证明送货的事实。从该履行凭证载明的客户名称来看，需货人为“李林”，而并非张吉旭。从前期付款情况来看，本案所涉交易的付款方为鹏泰公司，收款方为太合公司，且鹏泰公司向太合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鹏泰公司与张吉旭签订的《劳动合同》亦显示张吉旭的劳动岗位为送货司机。从上述证据来看，张吉旭关于其作为鹏泰公司的送货司机，在高文明的要求下书写欠条确认拉货数量的陈述与在案证据显示的情况较为相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之规定，本院认为高文明主张张吉旭为买卖合同相对方，欠付货款193366元的证据不足，对其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高文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68元，由高文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冷 雪 审判员 苏 展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明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