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71行初3号原告孔维英，女，汉族，1975年11月13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委托代理人王新芳、易晓珊，云南天外天（玉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昆明市东川区市府街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113015131097T。法定代表人陈江，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陈文东，昆明市东川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杨松，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工作人员。第三人孔维龙，男，汉族，1979年11月30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原告孔维英不服被告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川区政府）土地行政登记行为，于2020年1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追加了第三人孔维龙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孔维英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新芳，被告东川区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副区长翁磊、委托代理人陈文东、杨松，第三人孔维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川区政府于2019年2月20日向孔维龙颁发“滇（2019）东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33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其中地块名称为“文庙田”0.78亩土地进行了行政登记，孔维英为此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孔维英诉称，1982年以其父孔德明为户主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为3.62亩，2018年土地确权实际土地面积确定为9.8亩。1999年12月28日，以孔德云组长为代表发包给孔德明户的承包土地，承包期于2000年起至2029年止，当时家庭共有人员为：孔德明、雷学芬、孔维英、孔维龙、孔维梅共五人。孔维英1997年婚嫁到昆明市东川区铜都街道办事处糯谷田社区居民委员会糯谷田村五组（以下简称糯谷田村五组），2000年其父母将“文庙田”0.78亩土地划分给孔维英经营至今20年。2018年被告进行土地确权，在孔维英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户主孔德明变更为孔维龙，并将属于孔维英的“文庙田”0.78亩土地确权登记在孔维龙的土地确权证书上。现以被告确权登记有误为由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颁发给孔维龙的“滇（2019）东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334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本案诉讼费依法由被告承担。孔维英提交了以下证据：1.孔维英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孔维英主体身份情况；2.1999年12月28日糯谷田村公所第八合作社土地登记信息（复印件），欲证明承包期为2000年至2029年的土地承包主体为其父母、孔维英、孔维龙、孔维梅五人；3.糯谷田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欲证实“文庙田”0.78亩土地从2000年1月起一直由孔维英管理；4.糯谷田村五组组长及居民出具“证明”，欲证明孔维英在糯谷田村五组没有分到土地，家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虽登记为共有人，但承包地只有其丈夫李兴鹏一人的承包地。东川区政府辩称，1.涉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日期为2019年2月20日，孔维英起诉时间为2019年12月26日，已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东川区政府向孔维龙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主体适格、程序合法、颁证依据充分。2017年东川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对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工作的进一步完善。3.孔维英对被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登记的集体土地没有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的发包方一直是以组为单位。根据《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和流转工作政策百问》（云农确办〔2015〕号）第39问的规定，出嫁女只能在嫁出地或嫁入地的一方选择登记共有人，不得重复登记。孔维英1997年嫁入糯谷田村五组，户口已迁出嫁出地昆明市东川区铜都街道办事处糯谷田社区居民委员会糯谷田村八组（以下简称糯谷田村八组），孔维英已取得糯谷田村五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并登记为以其丈夫李兴鹏为户主的家庭承包共有人。4.孔维英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孔维英虽参加了嫁出地第一轮土地承包，但未参与农村土地二轮承包。二轮土地承包为一个新承包期，孔维英未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与被诉颁证行为无利害关系，不享有本案诉权。5.孔维英请求撤销孔维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东川区政府向孔维龙颁发的涉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有效，不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形，请求法院驳回孔维英的诉讼请求。东川区政府提供了以下四组证据：第一组:1.东川区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该组证据欲证明被告身份的基本情况。第二组：3.东川区政府文件东政发〔2007〕22号《关于东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补换发工作方案的通知》（复印件）；4.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云农确办〔2015〕2号《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技术细则和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和流转工作政策百问的通知》（复印件）；5.中共昆明市委文件昆发〔2015〕9号《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确权登记颁证实施意见》（复印件）；6.东川区政府办公室文件东政办发〔2007〕11号《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实施意见的通知》（复印件）。该组证据欲证明2007年东川区政府在辖区对1999年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开展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延包及经营权证书补换发工作的政策依据。第三组：7.2007年7月6日东川区政府制作孔德明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复印件）；8.2007年7月6日孔德明户与发包方糯谷田村八组签订《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副本）》（复印件）9.2007年7月6日东川区政府制作李兴鹏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复印件）；10.2007年7月6日李兴鹏户与发包方糯谷田村五组签订《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副本）》（复印件）。该组证据欲证明东川区政府2007年分别对1999年孔德明户、李兴鹏户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延包补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事实。第四组：11.孔维龙、孔德明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12.NO：0027《东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出席指界通知书存根》（复印件）；13.《孔维龙一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复印件）；14.2018年10月12日孔维龙户与发包方糯谷田村八组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复印件）；15.2019年1月15日东川区政府制作的孔维龙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复印件）；16.李兴鹏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17.NO：0021《东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出席指界通知书（存根）》（复印件）；18.《李兴鹏一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复印件）；19.2018年10月12日李兴鹏户与发包方糯谷田村五组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复印件）；20.2019年1月15日东川区政府制作的李兴鹏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复印件）。该组证据欲证明东川区政府按照合同及登记薄记载的内容，并经过调查指界、公示等程序后，依法分别向孔维龙户、李兴鹏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事实。第三人孔维龙述称，其与孔维英系姐弟。孔维英1997年出嫁到糯谷田村五组李兴鹏家，1998年户口迁到李兴鹏家。2000年，因孔维英家庭困难，经与全家商量后同意暂时将“文庙田”0.78亩土地无偿提供给孔维英、李兴鹏耕种。孔维龙外出打工至2017年回家盖房子，因没有耕地种菜，经全家人商量决定收回“文庙田”土地。孔维英不满土地被收回提起本案诉讼。孔维英是糯谷田村五组成员，并在该组已有土地，“文庙田”0.87亩土地是糯谷田村八组的土地，一直为孔维龙户所承包的土地。请求认定东川区政府向孔维龙颁发的涉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有效。孔维龙提交以下证据：1.昆明市东川区铜都街道糯谷田社区居民委员会村主任孙阳奎出具“证明”，欲证实在孔维龙名下承包的土地没有孔维英的，李兴鹏名下承包的土地有孔维英的事实；2.糯谷田村八组原组长张洪能出具的“证明”，欲证实张洪能之前出具的证明内容没有经核实，以现在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准的事实；3.其父孔德明出具“情况说明”，欲证实涉案地块是因孔维英家庭困难借给其耕种的事实。各方提交的证据经过庭审质证，东川区政府针对孔维英所举证据的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认为旧的土地登记已被新的取代，失去了法律效力；证据3、4，不符合证据“三性”的规定，不认可。孔维龙对孔维英提供的证据的意见为：与上述东川区政府发表的意见一致。孔维英对东川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发表的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无意见；对第二组证据3-6认可证据“三性”，但不认可证明的目的；对第三组证据7、8涉及孔德明户的合同及登记簿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登记薄中记载的共有人错误，且没有记载涉案的土地，证据9、10涉及李兴鹏户的证据“三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孔维英作为家庭成员登记在李兴鹏户，而土地实际只有李兴鹏的，孔维英在糯谷田村五组没有土地；对第四组证据11-15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承包方由孔德明变成孔维龙，承包共有人和土地面积的变更没有合理理由，程序不合法，证据16-20，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目的，孔维英登记为共有人，实际没有土地。孔维龙对东川区政府提供的证据表示无异议。孔维英对孔维龙提交证据发表的意见为：证人证言需要证人出庭，在证人未出庭的情况下，对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东川区政府对孔维龙出具的证据均表示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无异议且符合证据“三性”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孔维英对东川区政府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否能够证明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及事实在下文一并评述；对孔维英、孔维龙提交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不符合规定，本院均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孔维英与孔维龙系姐弟。孔维英婚前系糯谷田村八组的村民，婚后于2005年1月将其户口迁移至糯谷田村五组。第一轮土地承包及2007年对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延包补换发证时，涉案“文庙田”0.78亩土地均未登记在以其父亲孔德明为户主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中，但该土地一直由孔德明户使用，至2000年后交与孔维英使用至今。2017年东川区政府在辖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8年10月12日，糯谷田村八组与孔维龙户（家庭成员包括孔德明、雷学芬、孔维龙、王琼、孔垂锦、孔垂媛5人）签订了编码为530113001021080027J的《（家庭承包方式）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内含15块地块承包地共计9.75亩，涉案“文庙田”0.87亩土地是其中1块。东川区政府于2019年2月20日就上述15块地块9.75亩向孔维龙户颁发了“滇（2019）东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334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9年10月，孔维龙为要回涉案“文庙田”土地与孔维英发生纠纷，孔维英为此诉至本院，请求撤销涉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院认为，本案是孔维英不服东川区政府对孔维龙“文庙田”0.87亩土地的行政登记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孔维英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2.孔维英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3.东川区政府作出涉案的行政登记是否合法。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据此，东川区政府具有向本行政辖区内农村土地承包方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定职权，本案以东川区政府为被告，主体适格。关于孔维英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案中，孔维龙所持有的涉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包含了孔维英实际使用的“文庙田”土地，根据上述规定，孔维英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原告条件，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故东川区政府关于孔维英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孔维英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东川区政府主张涉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2019年2月20日颁发，而孔维英于2019年12月26日提起诉讼，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孔维英主张孔维龙于2019年10月向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其返还涉案“文庙田”土地时才知晓被诉登记行为，其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本院认为，孔维英并非被诉登记行为的相对人，东川区政府不会将涉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送达给孔维英，且东川区政府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孔维英在2019年2月就已知道被诉登记行为，本案应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一年起诉期限。故东川区政府的上述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东川区政府作出的被诉登记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只要承包合同依法成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上述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前提条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登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承包方根据承包合同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等登记材料，系证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的依据，构成了行政登记机关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基础。因此，评判行政登记机关颁证行为是否合法的主要标准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否按照村、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材料载明的事实予以登记确认。本案中，孔维龙与糯谷田村八组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包含涉案“文庙田”土地在内的15块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东川区政府在依法履行了调查指界、公示审核等程序后，按照上述承包合同和东川区农业局制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底册记载的内容，向孔维龙颁发了“滇（2019）东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334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诉登记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无程序违法，东川区政府颁证行为合法。孔维英未提交其与发包方签订过涉案“文庙田”地块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相关材料，且其在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在未被依法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径行起诉要求撤销东川区政府于2019年2月20日登记颁发给孔维龙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孔维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孔维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云斌审判员  李 宴审判员  王 佳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