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6行终1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光平，男，197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鹿山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嵊州市鹿山街道富豪路202号。 法定代表人单祖华，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支东元，副职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李淑芳，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光平因诉嵊州市鹿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鹿山街道办”）行政强制一案，不服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4行初12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光平，被上诉人鹿山街道办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支东元及该单位委托代理人李淑芳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光平于一审时起诉称：1.原告系嵊州市鹿山街道捣臼爿村村民，拥有捣臼爿东路147、143号二处房产，总面积约540平方，对此原告的岳父史禄夫已多次在拆迁洽谈中为原告证明，并多次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承认和确认。由于本次拆迁非法，无公告、无公示、无评估、无拆迁合法手续，无拆迁合法文件、无拆迁许可证、无项目立项报批、无联审、无确权等法律书面文件，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行初47号行政裁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终1328号行政判决书已判拆迁非法，原告一直没签拆迁协议，2016年11月21日下午1点多，原告被强行带离房屋后，由于被告的原因，已经无法举证，家中的财产，特别是门口的摄像机（可提供真实的拆迁现场的暴力场景），也都不翼而飞，至今，合法财产仍下落不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强拆是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执行的。请法庭确认事实，依法宣判被告非法强拆，原告后续才能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2.嵊州市人民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合法的证据、资料，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行初47号行政裁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浙行终1328号已判嵊州市人民政府拆迁行为违法，鹿山街道办作为暴力强拆的实施机关理所当然违法。3.根据行政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故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于2016年10月21日强制拆除位于嵊州市鹿山街道××村××东路××、××号两处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根据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行初121号行政判决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终1328号行政判决查明，案外人史海燕父亲史禄夫代表该户成员就嵊州市鹿山街道捣臼爿村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事宜与嵊州市鹿山街道办事处、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李光平、史海燕系协议约定的户内安置人员。另查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13日，协议内容约定货币（现金支付）补偿总额为3103008元，房票安置总额为1837080元。《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20日，约定资产评估一次性补助6465元。2016年10月31日，史禄夫在《房屋腾空证明单》上签字。2016年11月21日，史禄夫领取上述补偿款共计3109473元，同日，被告拆除涉案房屋。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本案中，史禄夫于2016年10月13日签署《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于2016年10月20日签署《补充协议》，于2016年10月31日签署了《房屋腾空证明单》，将房屋交付被告拆除，故原告诉称被告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没有事实根据。对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上诉人李光平上诉称：1.一审法院未就各方证据三性进行审查，违反法定程序，其所作裁定结果没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2.一审裁定片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无法提供更多证据系因被上诉人突然暴力违法强拆造成。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清楚表明上诉人家中安装了摄像头，但在被上诉人强拆中随上诉人其他合法财产一同灭失。一审裁定忽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违反了法律规定。本案应根据（2017）豫行终1455号裁判文书中“但由于涉案的强拆行为是在未被告知、被强拆人未作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进行的,此时要求被强拆人履行完善的举证责任不具有合理性,被强拆人只需穷尽举证义务,即应视为完成了举证责任,导致举证责任转移的后果,不必要求其所举证据无遗漏地再现既往的事实”的认定作出裁判。3.一审裁定认定“于2016年10月31日签署了房屋腾空证明单，将房屋交付被告拆除”，属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提供的多项证据清楚表明被上诉人步步相逼的违法过程，且上诉人从未将房屋交付被上诉人拆除。根据证据，上诉人家中11月份还晾晒着衣服，在强拆前一天，上诉人还在大门上贴抗议书。4.上诉人一审起诉时诉讼请求有六项，但在开庭时变成两项，一审法院及被上诉人清楚该原因。5.上诉人不知道《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且对协议真实性提出异议，协议上的签名是“史绿夫”，与一审裁定中的“史禄夫”不符。一审如认可该证据真实性，则也应认可上诉人提交的史禄夫的证明。上诉人所在户现为人口4人，户主史海燕，拥有捣臼爿东路147号房产、143号房产总计面积540平方，而史禄夫所在户现为人口3人，户主史禄夫。关于该两户两宅的事实，史禄夫在拆迁过程中也多次为上诉人证明。6.生效判决已确认案涉房屋征收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征收违法。因此本案所涉协议也不具有合法性，且与本案无关联，不能以史禄夫签订的协议约束上诉人。7.嵊州市鹿山街道捣臼爿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房屋腾空证明单不具有法律上的证明效力。但该居委会出具的另一份证明可证明被上诉人强拆上诉人房屋的事实。史禄夫的房屋其实为捣臼爿东路147号的一、二楼，而三楼、四楼系上诉人所有房屋，房屋腾空证明单仅指史禄夫所有的一、二楼已腾空。被上诉人明知该事实，故意借机强拆包括捣臼爿东路143号五层300平方米的房屋。综上，一审裁定有违行政诉讼约束公权力滥用的本质，鼓励行政机关违法强拆，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或发回人民法院重审。 被上诉人鹿山街道办答辩称：1.上诉人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上诉人诉称其房屋于2016年11月21日被答辩人拆除，其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也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一年最长起诉期限。2.答辩人不存在强拆上诉人房屋之行为。在上诉人所在户代表史禄夫与答辩人委托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签约服务单位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该户领取了协议书约定的全部安置补偿款并将房屋腾空交付答辩人后，答辩人才实施拆除行为，故不属于暴力强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之一。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关于案涉房屋，存在编号为92-94的土地使用权证，权利人为史禄夫，上诉人主张同时存在编号为92-92的土地使用权证，权利人为上诉人前妻的爷爷，且地上房屋已归上诉人所有，但未就此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史禄夫（丙方）已就案涉房屋与鹿山街道办（甲方）、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李光平为安置人口之一，该事实经（2018）浙06行初121号、（2018）浙行终132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所作相关事实认定正确，结合《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联审确权表》上记载内容，可认定上诉人主张的143号房屋、147号房屋第三、第四层楼均已包含在前述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房屋建筑面积788.13平方米内。此外，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房屋腾空证明单（结算联）》载明“兹由捣臼爿村史禄夫的房屋，已腾空完毕。该户同意拆除，经验收，符合实施情况”，证明单上有交房人史禄夫、两名验收人签字以及嵊州市鹿山街道捣臼爿社区居民委员会签章。综上，被上诉人系基于协议约定实施拆除，房屋价值已转变为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并由史禄夫于拆除当天作为该户代表领取安置补偿款，且拆除前已由史禄夫签字确认房屋腾空并同意拆除，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拆除行为对其造成了其他财产权、人身权损害。故上诉人关于被诉拆除行为系行政强制行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结论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