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20）渝05委赔2号赔偿请求人：刘晓玲，女，汉族，1970年1月31日出生。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委托代理人：邓月立，男，汉族，1970年5月9日出生。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赔偿义务机关：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住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东路66号。法人代表：刘建中，局长。委托代理人：郭威，该局干警。委托代理人：罗万洪，该局干警。赔偿复议机关：重庆市公安局。住址：重庆市渝北区黄泥磅黄龙路555号。法定代表人：邓恢林，局长。委托代理人：屈昌华，该局法制总队民警。赔偿请求人刘晓玲因违法拘留申请赔偿义务机关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简称区公安局）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区公安局作出的永公刑赔决字（2019）5号刑事赔偿决定以及重庆市公安局作出的渝公赔复决字（2019）2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向本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2020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分别于2020年4月3日及4月21日公开进行了庭审质证。赔偿请求人刘晓玲及其委托代理人邓月立，赔偿义务机关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郭威、罗万洪，赔偿复议机关重庆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屈昌华到庭参加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区公安局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永公刑赔决字（2019）5号刑事赔偿决定认为，2016年12月1日上午10时许，刘晓玲到公安机关协助调查核实邓鹏、邓吉入股金山沟煤矿相关情况，12月2日上午9时，因刘晓玲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区局决定对刘晓玲采取刑事拘留，12月3日，对刘晓玲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办案部门向刘晓玲宣布刑事拘留后并未送看守所羁押，实质并未侵犯刘晓玲人身自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决定不予赔偿。刘晓玲不服向重庆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公安局于2020年1月3日作出渝公赔复决字（2019）2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以区公安局作出的刑事拘留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八十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十五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永川区公安局作出的永公刑赔决字（2019）5号刑事赔偿决定。刘晓玲申请称，2016年12月3日区公安局作出的拘留决定违法。首先，邓吉是实际的投资人，赔偿请求人只是向其出借款项，并不涉及犯罪；其次，赔偿请求人只是参与了相关款项的转款，属于民事行为，不是犯罪，同时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5刑初121号刑事判决也明确请求人未参与“共同投资经营”，故赔偿请求人不涉嫌犯罪。如果仅凭一个“嫌疑”公安机关可以拘留一个人，社会尚可理解，那么一旦“嫌疑”被清除，并有法院的法律文书为据来说明，公安机关就应当承认错误。由此，赔偿请求人请求撤销区公安局作出的永公刑赔决字（2019）5号刑事赔偿决定以及重庆市公安局作出的渝公赔复决字（2019）2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并责令其按照国家赔偿标准支付申请人因遭受违法拘留1日所应获得的国家赔偿金315.94元。另，在本院审查期间，赔偿请求人刘晓玲增加赔偿请求，要求区公安局返还扣押的华为手机HUAWEIP9,EVA-AL10琥珀金一台。赔偿请求人刘晓玲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扣押清单复印件及手机型号情况复印件。拟证明区公安局扣押赔偿请求人华为手机一部。区公安局及重庆市公安局对该证据无异议。区公安局辩称，在案件的侦办过程中，有证人证言，证明刘晓玲和邓鹏参与了当时的出资和管理情况。有共同商量商议的过程，根据以上情况邓鹏和刘晓玲有投资入股的嫌疑，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具有重大嫌疑的人员，为了避免毁灭证据，串供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0条第三项、第五项规定在12月2日对刘晓玲采取了拘留措施。区公安局的拘留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晓玲的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赔偿申请人的国家赔偿请求。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呈请拘留报告书；证据2、拘留证；证据3、拘留通知书副本，程序合法；证据4、监视居住报告书，程序合法。证据1-4拟证明作出的拘留决定程序合法。证据5、张敏2016.12.1询问笔录；证据6、蒋文革2016.11.16询问笔录；证据7、刘晓玲2016年11月8日询问笔录；证据8、刘晓玲2016.12.2询问笔录；证据9、康敏2016.11.30询问笔录；证据10、邓月雄2016.12.1询问笔录；证据11、康纪本2016.11.7询问笔录，唐泽琼2016.11.18询问笔录，康晓萍2016.11.18询问笔录，康永玲2016.11.8询问笔录；证据12、邓鹏2016.11.20询问笔录；证据13、蒋文革书写的承诺书；证据14、搜查证、搜查笔录；证据15、搜查扣押的投资协议；证据16、邓鹏的通话记录；证据17、提取笔录提取150万元借条；证据18、书证的87页，判决书上载明：邓鹏为国家工作人员，由邓吉来签订协议，其均是煤矿的股东。邓鹏、邓吉均是金山沟煤矿的股东；证据19、判决书；证据20、解除冻结财产通知书及清单，对刘晓玲、邓鹏、邓洪璐等人财产已解除冻结。证据5-20拟证明区公安局作出的拘留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刘晓玲对区公安局举示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重庆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国家赔偿复议申请书；证据2、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据3、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据1-3拟证明重庆市公安局作出的刑事拘留决定符合法律的规定。刘晓玲对重庆市公安局出示的证据无异议。本赔偿委员会对证据作如下认证：区公安局作出的证据4、证据19、证据20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重庆市公安局举示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刘晓玲举示的证据扣押清单复印件及手机型号情况复印件与本案刑事拘留赔偿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31日，重庆市永川区金山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金山沟煤业公司）经营的金山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区公安局以涉案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侦查。在立案调查中，康敏在调查笔录中陈述邓鹏（刘晓玲的丈夫）是金山沟煤业公司的股东，并陈述邓鹏、邓吉是通过张敏对整个煤矿的生产经营工作进行了解和监督。2016年12月1日，张敏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邓吉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与邓鹏商量过一次“当晚上有邓鹏和他老婆刘晓玲，还有我和我老公邓月雄，在邓吉家里商量。过了几天，.......，邓鹏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如果有人找我调查金山沟煤矿入股的情况，叫我说只有邓吉入股，不要说他入了股”2016年11月7日康纪本的询问笔录显示，刘晓玲以康纪本的名义办理了中国银行卡，该卡康纪本本人没有使用过，由刘晓玲保管使用。康纪本及康永玲交给刘晓玲100万元，通过刘晓玲借给邓吉，利息1分。2016年11月18日康晓萍的询问笔录显示，康晓萍先后转款50万给刘晓玲，刘晓玲告知其是借给邓吉。康晓萍并不认识邓吉。该款项刘晓玲通过什么方式支出，其并不知晓，也没有核实过该款项是否真的借给邓吉。2016年11月8日康永玲的询问笔录显示，其亦是通过将钱转账给刘晓玲的方式借与邓吉。2016年11月20日邓鹏的讯问笔录亦显示，投资金山沟煤矿，邓鹏一直参与，同时有关所谓借款皆是通过刘晓玲转手，出借人并不知晓出借款的具体操作。邓吉与蒋文革签订投资入股协议时，邓鹏与刘晓玲均到场。案发后，邓吉补写了给康纪本、康晓萍的借条，借条留存于刘晓玲处。本国家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第八十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本案中，区公安局在立案调查金山沟煤矿重大责任事故刑事案件中，对具有涉嫌犯罪的人员有先行拘留的法定职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即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包含“投资人”。本案中，公安机关在金山沟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立案调查中，有关涉案人员的调查笔录初步显示，刘晓玲的丈夫邓鹏涉嫌投资入股金山沟煤业公司，涉嫌犯罪，而刘晓玲对邓鹏入股事宜应当清楚，同时刘晓玲亦参与有关投资款项的转账事宜。案发后，刘晓玲处搜查出邓吉补写的借条若干。由此可见，作为具有重大犯罪嫌疑人的邓鹏之妻刘晓玲，当时的证据足以让公安机关作出刘晓玲具有涉案犯罪的重大嫌疑，并可能伪造证据的初步结论。在此情形下，区公安局作出对刘晓玲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行为并无不当。故刘晓玲以事后的涉案刑事判决并未将其纳入犯罪处理为由，认为区公安局的拘留决定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刘晓玲提及的要求返还被扣押的手机问题。属于对物品采取强制措施是否恰当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范畴。综上，刘晓玲的国家赔偿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其赔偿请求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重庆市公安局对区公安局作出的赔偿决定，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亦无不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维持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作出的永公刑赔决字（2019）5号刑事赔偿决定以及重庆市公安局作出的渝公赔复决字（2019）2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