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9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国强，男，1964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平，浙江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飞飞，浙江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学，男，1976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国平，男，197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德清县。上诉人沈国强因与被上诉人李建学、高国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1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国强上诉请求：撤销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1942号民事判决，径行判决支持沈国强一审诉讼请求。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建学、高国平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颠倒举证责任，作出判决错误。本案的事实清楚。李建学于2018年1月15日因急需资金，向沈国强借款50万元，沈国强当天汇款50万元给李建学，李建学当庭亦承认。但李建学提出2019年2月3日未实际拿到借款。对此，沈国强提供了2018年1月15日汇款证据，因双方系朋友，当时沈国强并未要求李建学出具借条，但李建学未按约定归还，沈国强多次催讨后，李建学才出具写明归还日期的借条。实际上，李建学在2019年2月3日的借条，是对2018年1月15日借款的追认。在沈国强另行起诉的（2019）浙0483民初4914号（以下简称4914号）案件中，沈国强并未将本案的50万元借款计算其中，因为4914号案件的主体只有李建学，而本案的诉讼主体除李建学外还有担保人，故将本案的50万元借款单独起诉。李建学应提供50万元借款已包含在4914号案件的证据。但是，一审判决在李建学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仅以“被告李建学称，原告于2018年1月15日转给他的500000元与案涉借条无关，应包含在（2019）浙0483民初4914号案的6200000元借款中”为由，认定沈国强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并驳回其诉讼请求，颠倒了举证责任，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无视案件事实，作出错误判决。事实上，4914号案件的证据材料系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但沈国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注明本案涉及的50万元借款不包含在该案的金额之中。在法院庭审及向沈国强询问中，沈国强多次陈述上述事实，并详细地陈述了4914号案件中与李建学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但是一审判决以“依据不足”为由作出驳回沈国强诉讼请求的判决，实属无理判决。三、一审审理程序严重不当。一审法院自2019年6月6日至2019年7月29日曾三次向沈国强发出书面开庭传票，沈国强每次均按时到达传票指定法庭，但是，一审法院每次均以“被告没有通知到”为由宣布取消开庭，请二审法院在审理时一并予以审查。李建学辩称：没有收到2019年2月3日借条上的50万元。2018年1月15日收到的50万元借款，与2019年2月3日的借条无关，是包含在桐乡市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4914号案件中。高国平未作答辩。沈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建学立即归还借款50万元，利息1万元；2.由李建学、高国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建学、高国平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3日，李建学向沈国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因生意需要资金投资，今向沈国强借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500000元），月息2分，借款期限为2019年2月3日至2019年3月5日。高国平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另查明，2013年至2018年间，沈国强、李建学因投资及借款发生大量的资金往来，且金额巨大。其中，2018年1月15日，沈国强转款给李建学500000元。又查明，2019年7月5日，桐乡市人民法院受理了沈国强诉李建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浙0483民初4914号】，目前此案尚在审理之中。该案中，沈国强诉请李建学归还借款620万元，并称其中200万元系借款，420万元系投资款转为借款，且在“事实与理由”部分作了如下陈述：“李建学自2013年5月始，因投资需要陆续向沈国强借款，至2018年1月，李建学共向沈国强借款12120000元，李建学在此期间亦陆续归还沈国强借款7930000元”；“2018年7月，沈国强、李建学经对账，最后确认李建学共欠沈国强借款2500000元”；“李建学向沈国强的借款2500000元，李建学当时承诺即时归还沈国强500000元，另2000000元请沈国强假以时日慢慢归还，沈国强同意李建学要求，李建学当时出具给沈国强2000000元的借条”；“但在对账后，李建学未按其承诺即时归还沈国强500000元借款，在沈国强的多次催讨下，李建学于2019年2月3日再次写下向沈国强借款500000元的借条一张，承诺在2019年3月5日前归还，高国平为此借款作担保”；“但借款到期后，李建学又分文未还，沈国强遂向桐乡市人民法院就李建学的二笔借款分别提起民事诉讼，其中500000元的借款案尚在审理之中，2000000元的借款案桐乡市人民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予以驳回。今沈国强据以新的证据连同原有证据就李建学向沈国强借款4200000元、2000000元，合计6200000元的事实提起诉讼”等。上述事实有借条、转款凭证（2018年1月15日）、微信截图及4914号诉状材料等证据以及沈国强、李建学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审理中，沈国强与李建学对2019年2月3日借条的真实性及2018年1月15日转款500000元的事实并无争议，但对两者的关联性存在争议。李建学称，沈国强于2018年1月15日转给他的500000元与案涉借条无关，应包含在4914号案的6200000元借款中，并否认收到案涉借款。对此，沈国强虽作出了解释，但其解释的借款时间及借款经过与其起诉陈述不一致，且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同时，鉴于沈国强与李建学2013年至2018年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且案涉500000元的转款时间又发生在沈国强4914号案中所述的“2018年7月双方对账并形成2000000元借条”之前。故沈国强主张案涉借条与转款凭证之间存在关联性，依据不足，不予认定。基于此，沈国强关于担保人高国平的主张也不能成立。审理中，高国平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权利，相应后果自负。据此，依法判决驳回沈国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财产保全费3070元，合计11970元，由沈国强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2019年2月3日借条是否对2018年1月15日50万元借款的追认。即2019年2月3日借条与2018年1月15日50万元借款事实是否存在关联性。综合分析在案证据，2019年2月3日借条与2018年1月15日借款关联性难以认定。理由如下：首先，从借条及起诉状看，借条载明：今向沈国强借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500000元），月息2分，借款期限为2019年2月3日至2019年3月5日。借条的内容与起诉状上陈述的事实一致。证实借款时间是2019年2月3日且由高国平担保。但借条本身并未体现是对2018年1月15日50万元借款的追认及重新约定借款期限，也没有明确约定担保人高国平对借款人李建学以前的50万元借款同意担保，上述事实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同时沈国强关于借条系对2018年1月15日50万元借款追认的主张与4914号案件诉状中沈国强主张的，借条系对2018年7月结欠沈国强250万元借款中的50万元出具借条的事实主张不相一致，因此，认定借条与2018年1月15日借款存在关联关系的证据不充分。其次，从当事人之间资金往来看，2013年至2018年间，当事人之间发生了大量的资金往来，并曾对双方资金往来进行对账，其中包括2018年1月15日李建学向沈国强借款50万元。对此，沈国强已提起4914号诉讼。至于对账后，李建学是否结欠250万元，沈国强在本案中未提供证据，有待另案查清。因此，不能完全排除本案争议50万元包含4914号案件争议事实中的可能性，且单独抽取其中一笔资金进行诉讼不利查清事实。最后，从证明标准来看，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证明标准要求达到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程度，而反驳的一方当事人证明标准只要求达到使待证事实存在真伪不明状态。在本案中，沈国强主张借条是对以前借款的追认，但借条本身也无法确切证明沈国强的上述事实主张，李建学也否认沈国强以上述借条为依据主张以前借款，鉴于双方曾经有大量资金往来并就此另案正进行诉讼情况下，不排除案涉50万元包含4914号诉讼中的可能性，目前，李建学的反驳已使沈国强主张的事实存在真伪不明，沈国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妥。另外，关于一审审理程序严重不当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无法有效送达其中一方当事人开庭传票后进行公告，未及时通知已送达传票的当事人变更开庭时间的情况，工作中虽存在不当，但程序上没有影响当事人实体和程序上的权利。综上所述，沈国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沈国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李忠平审判员  褚 翔审判员  舒珊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杨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