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991民初1017号原告：于海川，男，1955年7月9日生，汉族，住阜宁县。原告：于永川，男，1968年9月15日生，汉族，住阜宁县。原告：赵月秀，女，1967年9月17日生，汉族，住阜宁县。原告：赵红梅，女，1970年1月27日生，汉族，住阜宁县。原告：张玉鸽，男，1959年12月28日生，汉族，住阜宁县。以上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加超，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盐城市城南新区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原大丰市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盐城市城南新区黄海街道钱江财富广场1幢2-1901室。法定代表人：吴红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涂正隆，江苏展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沈延龄，该公司员工。第三人：廖远海，男，1968年7月20日生，汉族，住阜宁县。委托代理人：李加超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新华，男，1965年2月24日生，汉族，住盐城市亭湖区。委托代理人：涂正隆，江苏展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诉被告盐城市城南新区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第三人廖远海、张新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2017）苏0991民初1116号民事判决。后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盐城市城南新区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8）苏09民终5092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苏0991民初1116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5月30日重新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海川以及原告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加超，被告盐城市城南新区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融公司）暨第三人张新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正隆，第三人张新华，第三人廖远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加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诉称：2012年12月21日，阜宁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宁交投公司）以代偿廖远海所欠债务为由向被告海融公司账户汇款1850万元，而廖远海实际差欠海融公司债务300万元，该款冲抵300万借款本息后，尚有1533.6万元余款在海融公司账户。由于廖远海在承包204国道改建阜宁段FN6标工程中，欠原告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等人合计1500万元，尚未偿还，故廖远海将该债权转让给原告，并将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给被告，被告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并未向原告偿还欠款本息，请求法院判决：1.被告偿还原告欠款1533.6万元及自2012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和律师费由被告负担。被告海融公司辩称：（一）从程序而言，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1.原告主张债权主体不适格，在本案的原二审庭审过程中，原告方清楚地表明1850万元的款项不属于廖远海，而是属于阜宁交投公司。既然如此，廖远海也就不存在债权转让的问题，作为本案的原告于海川等主张权利也就失去了前提。2.基础债权已过法律的诉讼时效。2012年12月21日，汇付给被告公司1850万元，廖远海在之前的庭审中多次表明该笔款项应该在几天之后汇回。二审中廖远海等表明2013年2、3月份向被告主张退还款项，时效应从2013年的4月起算。无论从哪一种情况考虑，结合本案是2017年7月提起诉讼，均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3.转让债权无法查清，案涉债权转让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直至目前，多次庭审中原告以及廖远海、被告及张新华均对借款以及还款情况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本案不应当进一步审理作为基础法律关系的借贷问题，因为债权转让的审理是立足于无争议的转让债权。基于上述三种情形的任意一种情形，被告方认为本案不应当作进一步的实质性审理，仅从程序法的角度而言，就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二）从实质而言，原告的诉请也不应得到支持。2012年12月的《廖总借款明细》真实可信，应作为裁定本案事实的最基本的依据。1.历次庭审中，廖远海都表明自2009年承接204国道工程后，即多次向被告及张新华个人借款；2.《廖总借款明细》中所涉及的结账金额为1873万余元，后来双方实际确定偿还1850万元，1850万元汇还后利息上又作了一些调减，因此该明细中显示退还利息，其金额与银行汇款记录完全吻合。3.廖远海曾在庭审中表明，阜宁交投公司与被告订立4000万元借款合同是因为自身与张新华（当时为被告公司职业经理人）为朋友，是廖远海从中牵线搭桥才发生的。其中第8条明确借款发放后，代廖远海代偿1850万元，该代偿内容之约定已被两家法院两个不同案件的生效判决所确认。4.廖远海亲自办理相关手续，并在收款人为被告、金额为1850万元、用途为还借款的银行转账支票上签名，以实际行为表明对差欠1850万元的确认，至此形成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客观事实。5.本次庭审中廖远海对银行转账支票中的“还借款”提出异议不能成立。在此前的历次庭审中不仅没有提出，反而予以认可。6.被告方庭审中一再表明，如对该书面手续持有异议，恳请法庭对条据的形成时间等进行必要的鉴定。（三）关于对原告主张的支持程度。首先，原告意图推翻既成事实，则负有法定的举证责任。廖远海与被告海融公司及张新华之间发生过多次借款，后经结算确认1850万元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才在40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确认这一金额，此后，廖远海对1850万元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予以兑付，至此双方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客观事实。原告现认为多还1533万余元，不仅违背情理，同时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及相关法律规定，如不能举证证明，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客观事实是原告及廖远海未能提供完整的证据予以否定。其次，鉴于2012年12月《廖总借款明细》的下半部分载明的24.05万元是款项汇付后，经廖远海要求，我方同意调减部分利息，该款项已支付廖远海，但现无法举证，故对此24.05万元我方负有举证义务，如不能举证则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换言之，在原告不能举证推翻1850万元为偿付款，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同意调减的利息已支付的情况下，被告方应退还24.05万元。其三，至于海融公司收到1850万元后与张新华之间如何划分，何时划分，只要双方之间无异议，都与廖远海无关，对此不应要求海融公司举证证明何时将款项支付给张新华。何况被告在本次庭审中已向法庭提交了海融公司向张新华划款的银行凭证。基于以上情形，就事实层面而言，被告方至多退还24.05万元。（四）关于几笔款项的答辩意见。1.关于海融公司200万元借款。对该200万元借款的发生原告及廖远海均没有异议。原告认为已清偿，则对清偿负有举证义务，但原告方没有提交已清偿的任何证据。2.关于300万元借款。其款项发放构成为：85万元、550665元及1599335元，合计300万元，85万元为廖远海历次开庭中自认已收取，550665元为廖远海向海融公司200万元及300万元借款自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的利息（月息分别为20‰及17.5‰），1599335元为廖远海向张新华的还款（廖远海对2009年承接工程之后多次向张新华借款及其一直差欠张新华的款项是认可的），两笔合计215万元（已提交了划款凭证）。对上述款项的安排有廖远海出具的300万元的收条可予以确认。300万元款项的支付去向进一步证明，原告及廖远海所谓的300万元用于偿还200万元不成立。3.关于550665元的说明。（1）550665元并非为预扣利息，是按廖远海要求汇入沈延龄公务卡用于代还200万元及300万元借款的利息；（2）构成：162666元用于归还200万元自2012年7月20日至2012年10月20日欠息；196833元用于支付200万元及300万元自2012年10月20日至2012年12月20日的利息；191166元为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2月20日的利息。之所以200万元及300万元的利息算至2013年2月20日，是因为与阜宁交投的4000万元借款的原计划借款期限至2013年2月份，故廖远海委托沈延龄代还利息算至2013年2月，后4000万元实际还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0日，故退还了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2月20日的利息191166元（2012年12月20日《廖总借款明细》显示扣除91166元、8万元），即从550665元中实际为廖远海列支利息359499元。委托支付利息的构成也进一步表明廖远海向海融公司的借款是200万元及300万元，合计本金500万元。综上，被告认为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张新华述称：除被告公司答辩意见之外，需要说明的是，被告公司已将自身借款本息之外的部分支付给我，所以原告认为我方没有收到款项是错误的，其诉求不应得到支持，如果我方与被告公司之间账目未有结算清楚，也同廖远海以及原告无关，属于我与被告之间的问题。第三人廖远海述称：（一）汇给被告公司的1850万元原来是由交投公司汇过去的，交投公司汇款的人叫我签字的，被告公司和交投公司借款合同中约定，代为偿还廖远海1850万元的债务，这个合同我不知晓，不应当牵连我个人，除非要我签字认可。我也从未委托被告公司代为支付任何款项，被告公司也未找我确认过这些事情。我借海融公司200万元是汇到我个人卡上的，到期后没有钱还，后又从海融公司借款300万元，用于还以前这个200万元的借款以及部分利息，300万元的剩余部分是分开打给我的，一个60万元一个25万元，这两笔是打到我个人卡上的。廖远海通过立据办理300万元借款手续的方式偿还海融公司200万元借贷事实应予认定。1.海融公司提供的廖远海为本笔借款出具的收条上明确注明阜宁县中行的收款卡号，事实上进入该卡号的款项只有廖远海主张的85万元；其余215万元，除200万元偿还本金外，由于廖远海在海融公司贷款200万元已结息至2012年6月底，到2012年10月16日办理第二笔贷款300万元时，此间未还贷款利息期间为3个月16天，又扣还利息15万元。这就是300万元的组成情况。2.海融公司关于300万元借款本金组成的陈述及举证前后矛盾且无证据证实。本金部分矛盾，60万元和25万元，海融公司提交的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中，明确列为廖远海差欠张新华个人欠款的本金，因此再将60万元作为海融公司300万元贷款本金矛盾；利息部分矛盾，廖远海在海融公司贷款200万元已结息后尚余利息仅为15万元；300万元借款部分，确定利息算至2013年2月份的利息依据不清楚。委托沈延龄付息550665元的事实如果存在，海融公司作为国有公司提交证据不应有任何障碍，其未能提供应反证该事实不存在。特别重要的是，海融公司坚称委托沈延龄付息至2013年2月，但在2012年12月21日记账凭证上又列利息收入273332元并扣收，故其陈述和举证相矛盾。另外，无论是委托支付利息550665元还是委托支付款项1849335元，该款项均来源自张靓的银行卡，张靓在海融公司的身份也应当予以说明。（二）海融公司主张支付给张新华1322余万元的事实不成立。1.海融公司作为国有公司，为廖远海代偿债务，应当事先取得廖远海的委托或事后的确认，否则系无权处分，对廖远海不产生法律效力。2.现有证据证实廖远海、张新华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尚未确认，不具有代偿的前提。廖远海、张新华之间的债务应由两第三人自行解决。（1)张新华的陈述不可信，其陈述：2012年12月20日前，廖远海和我多次口头对账，最终确定目前只能归还1850万元。口头协议须得到两个无利害关系证言证实，因上述陈述得不到证据证实，同时也与常理不符，如确实对账，张新新华作为权利人，有能力也有必要保留和取得书面手续；（2）2014年9月22日证据清单，不能作为2012年12月21日付款的依据。首先，根据张新华陈述：“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系事后完善形成，因此如果双方真的谈好以1850万元冲抵账务，张新华理应让廖远海在该清单上对还款进行确认；其次，廖远海于2014年9月22日在该清单上签署了“以上金额是张新华借给我本金、其中含金钥匙150万元本金在内，具体金额以本人在2014年10月底和张新华最后对账为准，此账仅作证明”。故在廖远海和张新华的账目还需到2014年10月底对账才能确定时，海融公司却称早在款到当日即向张新华付款13226668元是不真实的（3）2012年12月的“廖总借款明细”是张新华单方形成的，不能作为双方结账的依据。张新华方陈述，该明细经张新华和廖远海多次对账形成于2012年12月19日交投和海融公司签订4000万元借款合同之前，但明细根本未得到廖远海确认。（4）证据清单、廖总借款明细本身相互矛盾，与海融公司的主张也不一致，海融公司所举证据前后矛盾，不能证明已经代偿。海融公司提交了2012年12月21日记账凭证及其附件，记账凭证摘要中明确于2012年12月21日以其他应付款方式支付张新华13226668元，附件中有张新华的收条。后海融公司又提交了2013年1月15日和7月17日分别由沈延龄转至张新华银行卡中850万元和650万元。对于上述两组证据，自身存在如下矛盾：记账凭证本身不真实，交投公司汇回的1850万元，据了解直接背书给富建集团，根本不可能入账，也不存在支款给张新华的事实，而且海融公司的200万元已经收回，海融公司事实上也没放300万元，因此扣收本息事实不成立；银行汇款个人业务交易单两份，只能证实沈延龄转款给张新华的事实，但不能证明沈延龄代表海融公司支款给张新华的事实，而且转账时间、金额全部不能对应。相互之间的矛盾，一是无法体现海融公司支款，二是时间不符，作为国有公司付款，必须要有支付明细作为入账凭证。（三）廖远海在交投公司办理还借款1850万元的手续具有合理性，不能据此推定此1850万元均为廖远海还款，更推定不出廖远海同意海融公司代其向张新华还款，海融公司应当提供具体账目，予以证明自己的主张。1.廖远海的陈述具有合理性。廖远海陈述从海融公司协调借款4000万元后，交通局领导同意其中2000万元以打借条形式给廖远海使用，海融公司与交通局协商由于部分款项向他人筹措，临近月底，急于回头，回头后几天再打回来，故交投公司让廖远海办理了借款手续并转至海融公司。尽管廖远海也到海融公司主张权利，但海融公司未按约定回款给交投也未支付给廖远海。后来由于廖远海被追究刑事责任，金湖公司与交投公司就1850万元款项性质进行民事诉讼，最终盐城中院确定该1850万元仍属交投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廖远海即将债权转让给原告，由原告主张权利。上述陈述解释了办理1850万元至海融公司是应交投公司要求，在交投公司发现金湖公司不认可该笔款项后即向海融公司要求作为还款，廖远海未能及时主张权利是由于刑事责任、金湖公司、交投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交投公司、海融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所导致的，不是其不主张权利。2.海融公司仅能根据合同相对性扣收300万元的借款本息。廖远海和交投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2000万元给廖远海使用。交投公司与海融公司之间借款合同有“借款人在4000万元借款到账后，代为偿还廖远海1850万元的债务”的约定。上述都是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均应严守合同相对性。首先，2000万元借款由廖远海使用，确实以借款的形式冲抵了交投公司应付的工程款；其次，交投公司与海融公司之间的约定，结合廖远海存根上的签字，仅在三方产生约束力，即交投公司依约将1850万元转回代还廖远海债务，海融公司收到该款后多退少补，廖远海签字仅是办理还款手续，无法得出同意海融公司代为偿还张新华个人债务的意思表示。（四）海融公司应以借贷给廖远海的月息1.5%的标准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海融公司作为小贷公司，以借贷为常业，其出借资金给廖远海的最低利率标准为月息1.5%，按照公平原则，其占用廖远海的资金，也应按此标准承担利息。（五）原告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涉案款项于2012年12月21日汇至海融公司账户，廖远海挂靠的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对该1850万元不认可为工程付款，于2014年3月10日在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阜宁县交通局和廖远海，该院于2015年7月判决此款抵算工程进度款。2017年6月18日廖远海与原告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17年6月20日和7月13日两次特快专递通知了海融公司。故原告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第三人廖远海请求法庭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辩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将在裁判说理中予以详细阐述。根据本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09年廖远海挂靠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承接阜宁交通局发包的“204国道改扩建工程阜宁段道路桥梁FN6合同段的工程”。后廖远海组织人员及设备进行了施工。2012年7月工程竣工验收。2012年12月，廖远海私刻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公章，以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乙方）名义与阜宁交投公司（甲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承建的204国道改扩建工程FN6标，于2011年6月交付通车，现因阜宁县交通运输局资金困难，未能拨付工程款，加之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工程款、机械租金、农民工工资以及部分贷款到期，急需资金，乙方施工负责人廖远海通过多方沟通和大丰市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系本案被告海融公司的前身，下简称大丰海融公司）协调，为甲方贷款4000万元，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借款合同：1.甲方将此笔贷款中2000万元借于乙方使用，使用时间和大丰海融公司发放贷款日期同步，放贷时间1年；2.大丰海融公司4000万元放贷年利率18%，甲方承担2000万元年利率13.5%及（注：应为即）270万元，乙方因资金需要，为甲方支付2000万元年利率（贴息）4.5%及（注：应为即）90万元，甲方在借给乙方借款中直接扣除，乙方承担借用的2000万元年利率18%及（注：应为即）360万元，乙方直接向大丰海融公司按甲方贷款合同支付利息，大丰海融公司出具不向甲方收取乙方2000万元利息的书面文件；3.乙方借用甲方2000万元贷款本金由甲方在应付给乙方的工程款中扣除，乙方开具工程款对应税票，剩余工程款按规定拨付给乙方；4.未尽事宜双方协调解决，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和大丰海融公司各执一份。2012年11月19日，阜宁交投公司（借款人）与大丰海融公司（贷款人）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摘要）：贷款人同意向借款人发放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肆仟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2年11月19日至2013年11月18日，合同项下借款月利率为15‰，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该合同中的其他事项约定：借款人在4000万元借款到账后，代为偿还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廖远海1850万元债务。2012年12月21日，大丰海融公司向阜宁交投公司转账4000万元。同日，廖远海向阜宁交通局出具一份借条，言明：借到交通局现金贰仟万元整，¥20000000元。当日，该局副局长钮彬春审批意见“经会办同意借款，请蔡局长审批后扣利差90万元，税金60万元”。该局局长蔡跃虎签批“会计扣壹佰伍拾万元，此款在204国道工程款中扣偿”。当日，阜宁交通局开具银行转账支票一份，载明：开票日期2012年12月21日，收款人：大丰海融公司，金额1850万元，用途：还借款。廖远海在该转账支票存根上签名确认。同日，阜宁交投公司第0000888000号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载明：付款单位交投公司，收款项目代付G204工程6标工程款，金额为18500000元。当日，张新华出具收条一份：今收到大丰海融小贷公司代为廖远海偿还债务壹仟叁佰贰拾贰万陆仟陆佰陆拾捌元整，¥13226668.00。大丰海融公司将上述款项入账并以记账凭证记载：2012年12月21日入账的1850万元记为阜宁交投公司代偿廖远海债务，具体科目为短期借款500万元，利息收入273332元，其他应付款为13226668元。2013年1月15日，大丰海融公司的工作人员沈延龄通过其账号为55×××84的中国银行账户向张新华497559910246的银行账户转账850万元。7月17日，沈延龄再次通过55×××84的中国银行账户向张新华497559910245的银行账户转账650万元。2017年6月18日，廖远海（甲方）与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摘要）：因甲方拖欠乙方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1500万元（截止2017年6月20日）不能偿还，现甲方自愿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大丰海融公司1533.6万元本金和利息的债权转让予乙方冲抵上述借款本息，经过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标的债权数额，甲方对大丰市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为人民币1533.6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二、债权转让对价：乙方同意以甲方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作为受让甲方上述债权的对价；三、债权转移：1.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即将其享有的本协议第一条所有全部债权、利息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取代甲方从而成为本协议第一条所列债务人新的债权人。2.债权转让通知：甲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乙方协助甲方将本协议约定的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债权转让后依法冲抵乙方的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六、乙方的权利义务：受让债权后同意冲抵甲方所欠借款本金和利息。于海川、于永川、赵红梅、赵月秀、张玉鸽与廖远海在“债权转让金额明细”上签字确认，该债权转让金额明细载明：1.于海川：本金104万元，利息145.6万元，合计249.6万元；2.于永川：本金315万元，利息423.4万元，合计738.4万元；3.赵月秀：本金50万元，利息78万元，合计128万元；4.赵红梅：本金80万元，利息115.2万元，合计195.2万元；5.张玉鸽：本金245.1万元，利息319.4万元，合计564.5万元。6月20日、7月13日，廖远海两次向大丰海融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红才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根据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盐民初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及贵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记账凭证反应：2012年12月21日阜宁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代为偿还廖远海所欠贵公司债务，已向贵公司账户汇入1850万元，因该汇款冲抵廖远海300万元借款本息后，尚有1533.6万元余款在贵公司一直未支付廖远海，由于廖远海在承包204国道改扩建阜宁段FN6标工程中，尚欠债权受让人于海川、于永川、张玉鸽、赵月秀、赵红梅亲友欠款1500万元未偿还，故债权转让人廖远海将贵公司所欠其1533.6万元欠款本息债权转让给债权受让人于海川、于永川、张玉鸽、赵月秀、赵红梅，债权转让后由债权受让人于海川、于永川、张玉鸽、赵月秀、赵红梅行使债权人的权利，廖远海不再行使债权人权利。后于海川、于永川、赵月秀、赵红梅、张玉鸽与大丰海融公司、张新华就履行还款责任发生争议，遂于2017年7月诉至本院。原审第一次庭审中，大丰海融公司提供一份《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该清单载明了17笔借款发生时间、借款金额（万元），部分借款后备注“代还”字样，小计为1130.435万元。廖远海在该清单下方写明：以上金额是张新华借给我本金，其中含金钥匙壹佰伍拾伍万元本金在内，具体金额以本人在2014年10月底和张新华最后对账为准，此账仅作证明（注：壹仟壹佰叁拾万元），2014.9.22。大丰海融公司提供的证人张凯林作证称：我收到张新华给我的15万元款项，因为廖远海差欠我款项三、四十万元，张新华仅代廖远海还了15万元而已，张新华代廖远海还款事先得到了廖远海的口头同意。原审第二次庭审张凯林再次作证称：我与廖远海在阜宁法院有民事调解书，上次庭审中虽然作证我与廖远海的借款往来已经由张新华代还，但我与廖远海（往来）有借款、有担保的，张新华仅代还了15万元，这15万元与我在阜宁县法院起诉的34万元款项没有关联，15万元的条子已经被我撕了，我在阜宁县法院起诉的都是有条子的，除了34万元外我与廖远海还有其他都是口头的往来，没有结清。另查明：1.2011年10月16日，大丰海融公司向廖远海账号为62×××50的账户转账200万元。10月18日，廖远海、于春燕夫妇与大丰海融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载明：借款用途为道路施工，借款金额为贰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1年10月18日至2012年9月17日，借款月利率20‰，每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同日，廖远海出具收条一份：今收到大丰市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详情见相关《借款合同》。2012年10月16日，廖远海、于春燕夫妇再次与大丰海融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载明：借款金额为叁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2年10月16日至2013年4月16日，合同项下借款月利率17.5‰，按月结息，结息日每月20日。同日，廖远海、于春燕出具收条一份：今收到大丰市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300万元整，详情见相关《借款合同》。海融公司向廖远海的卡号分两笔汇款合计85万元、通过其工作人员张靓的公务卡向沈延龄的卡号汇款550665元，向张新华的卡号汇款18499335元（含海融公司和张新华其他账务往来250000元）。2.2014年3月10日，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阜宁交通运输局为被告、廖远海为第三人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工程款1711.7128万元及逾期利息。该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7月作出（2014）盐民初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1）阜宁交投公司与大丰海融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与第三人廖远海向阜宁交通局出具的2000万元借条及廖远海签字的付款凭证相印证，能够证明阜宁交通局向案外人大丰海融公司融资4000万元后，将其中的1850万元代廖远海偿还大丰海融公司借款债务的事实；（2）凭廖远海出具的且已签注审批意见的借条，阜宁交通局通过阜宁交投公司开具了现金转账支票，廖远海对已经注明：“收款人：大丰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金额1850万元，用途：还借款”的现金转账支票予以了签收，并办理了转账手续，说明其对该款的去向即收款主体是认可的，同时对阜宁交通局向其出借2000万元款项过程中扣除利差及税金的行为也未持异议，至于廖远海与案外人大丰海融公司之间的借贷及账务问题，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不予理涉。遂判决：驳回原告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3.2015年11月17日，大丰海融公司以阜宁交投公司、阜宁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阜宁县财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阜宁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阜宁交投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000万元及其利息，阜宁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阜宁县财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阜宁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5月作出（2015）大商初字第0058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阜宁交投公司偿还大丰海融公司借款本金4000万元及自2012年12月21日起至2013年1月20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自2013年1月21日起至12月20日止按月利率15.015‰计算的利息、自2013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赔偿律师代理费138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被告阜宁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阜宁县财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阜宁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现已生效。再查明，2018年1月31日，大丰市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盐城市城南新区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1850万元在廖远海与被告海融公司及张新华之间是否构成债务委托代偿？二、本案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三、还款责任主体如何认定？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1850万元在廖远海与被告海融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债务委托代偿？首先，2012年12月5日廖远海以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名义和阜宁交投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4000万元借款中有2000万元给廖远海使用，并由廖远海直接向被告海融公司支付借款的利息；12月19日，海融公司与阜宁交投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了4000万元借款到账后其中1850万元代为偿还廖远海的债务；12月21日，交投公司向海融公司开具银行转账支票，廖远海在该转账支票存根上签字“还借款”；同时，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2014）盐民初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廖远海对已经注明“收款人：大丰海融公司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金额1850万元，用途‘还借款’”的现金转账支票予以签收并办理转账手续，说明廖远海对1850万元款项的去向以及收款主体是认可的，“还借款”三字表明，廖远海对该款的用途系偿还其个人债务为明知。另外，廖远海拖欠被告及张新华等人借款亦属事实。结合廖远海多年来未对该1850万元提出异议，可以确认廖远海在汇付款项的当时是同意以该笔款项偿还自己与被告及张新华等人的借款往来的。廖远海现在虽然述称不存在授权被告将阜宁交投公司汇付给被告的1850万元用于代偿自己拖欠借款往来的事实，但就为何是用廖远海本人对阜宁交投公司享有的1850万元款项汇付给被告，以作为被告贷给阜宁交投公司的4000万元借款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始终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如果按照廖远海的陈述，其仅差欠被告300万元借款本息，不存在差欠张新华等人债务的事实，但其也未对为何向阜宁交投公司申请汇付2000万元（实际汇付1850万元）给被告作出合理解释。廖远海作为具有相当社会阅历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汇付行为及汇付金额、用途应为明知，即廖远海与被告之间就通过阜宁交投公司将1850万元汇到被告公司的账上是双方约定好的处理方式，该款系用于偿还廖远海拖欠的被告及张新华人等人的债务往来。因此，廖远海委托被告代偿债务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其次，廖远海自认向大丰海融公司第一笔借款200万元，但认为第二笔借款300万元系用其中的215万元偿还第一笔借款本息，剩余的85万元分60万元、25万元汇到廖远海指定的阜宁中行账户中。被告海融公司辩称，20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300万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廖远海认可的85万元，二是扣收的第一笔及第二笔借款的利息55.0665万元，其余款项用于支付廖远海差欠第三方借款本息。对比双方的陈述本院认为，第一，若如廖远海所述已用300万元中的215万元偿还了200万元借款及其利息，则廖远海与被告应就该笔200万元借款出具债权债务已经消灭的凭证；第二，届时200万元的借款利息也非廖远海所称的15万元（下文将就利息部分的计算做详细阐述）；第三，当双方对200万元款项的出借均不持异议时，则该款已归还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廖远海来承担，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反观海融公司作为出借人，不但仍然持有200万元借款存在的相关凭证，还提供了300万元借款发放当天，其将款项分别汇给廖远海、沈延龄和张新华的证据，结合廖远海、于春燕夫妻当日出具的收到300万元借款收条的事实，应视为300万元借款廖远海已全部收到。因此，廖远海关于其与被告之间仅存在300万元借款往来的理由不能成立。再者，关于被告与第三人廖远海争议的1850万元，除偿还廖远海拖欠被告的借款本息外，其余是否全部代偿了廖拖欠张新华及他人的债务。基于上述分析，廖远海与海融公司之间500万元借款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廖远海称1850万元经被告背书转借给富建集团的事实，被告与张新华均予认可，并表示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只是在被告公司账目上做了记载。海融公司出具的记账凭证中载明500万元短期借款利息收入273332元。余款在富建集团还款后，被告、第三人张新华根据廖远海的授权，已全部用于代偿廖远海拖欠张新华及他人的债务。对此，从被告海融公司通过其工作人员沈延龄的公务卡，分别于2013年1月、7月向张新华汇款650万元和850万元合计1500万元（含利息）的事实中得以印证。虽然廖远海在《清单》上注明“具体金额以在10月底和张新华最后对账为准”，但也注明了“此账仅作证明”；其单方注明要求“10月底最后对账为准”并未得到张新华及其他债权人的确认，而此后实际再未重新对账也是事实；廖远海述称该《清单》为当日的实时对账结果，进一步表明截止2014年9月22日廖远海确实拖欠张新华及他人债务达到《清单》所载数额。关于廖远海述称，从2011年2月-2012年7月已经偿还给张新华414.73万元，但上述款项还款时间均在《清单》出具之前，若廖远海所述属实，廖远海在清单中应加以扣除，否则亦属与常理不合。加之目前廖远海关于2014年9月22日之后是否另有向张新华及他人的还款无充分证据证实，且廖远海述称，《清单》当中的2011年1月29日拖欠张新华、金钥匙公司的就是638万元(日期误作20日)，确认了该笔债务的真实性，加上《清单》上其他列明的往来，已经足以证明廖远海所欠张新华及他人的债务截止2014年9月24日至少为1130.435万元；廖远海又述称，《清单》上注明的“其中含金钥匙本金155万元”在张新华离开金钥匙公司时已通过过桥资金还了，但廖远海在《清单》中写明“其中含金钥匙本金155万元”的字样，对拖欠金钥匙155万元又予以确认，可见，廖远海的述称与其在《清单》上写明的内容存在矛盾之处。若按廖远海所述，该笔借款在张新华离开金钥匙公司时就已经偿还，清单中却不加以扣除，对于如此巨大的款项而言显然有悖逻辑。因此，廖远海关于该清单所载金额不确实的理由不能成立。综合之后数年，张新华未曾向廖远海主张还款的事实来看，1850万元除偿还廖远海差欠被告的借款本息外，剩余款项1322.6668万元用于偿还张新华借款及委托其代偿债务具有高度盖然性，应当予以认定，但其中的部分款项应当予以剔除。第一、如上所述，1850万元中除偿还被告本息外，尚余款项1322.6668万元，被告张新华提供的2014年9月22日《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载明：借款金额小计1130.435万元。即被告仅举证证明了廖远海拖欠张新华及他人债务截止2014年9月22日为1130.435万元，但除此以外代偿的债务及其利息具体计算方式、数额等事实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应就此承担不利后果。结合上文已经认定的廖远海与被告存在代偿债务的关系，上述余款1322.6668万元扣除被告举证证明的代偿款项1130.435万元后，尚余款项为1922318元。第二、关于300万元借款本息的计算。1.至2012年10月16日200万元借款欠息为：2012年7月40000元、8月41333元、9月41333元、10月34667元（止10月16日），合计：157333元。2.2012年10月16日汇入沈延龄卡：550665元，冲至即日200万元欠息后余额为：393332元；3.约定的300万元实际放款为：300万—393332=2606668元；4.2606668元自放款2012年10月16日至2012年12月21日还款1850万元扣收时为65天，息为：2606668*17.5‰÷30*65天=98836元；5.至2012年12月21日还1850万元时，合同约定的300万元借款，实际欠本、息之和为：2606668+98836元=2705504元；6.至2012年12月21日还1850万元时，200万元借款，实际息为5333元（2012年10月16日至20日4天）、11月41333元、12月40000元，合计86666元；7.至2012年12月21日还1850万元时，200万元借款合计欠本息：2086666元；8.至2012年12月21日还1850万元时，200万元及合同约定的300万元本息总合计为：2705504+2086666元=4792170元；（前述5、7之和）；9.2012年12月21日还1850万元汇付海融公司时其记载扣收本500万元、息273332元；综上，应退还本息：5273332—4792170=481162元。第三、根据被告庭审中自认，在其制作2012年12月《廖总借款明细》中，调减了24.05万元的利息，虽已支付给廖远海，但因无证据证实，故自愿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自认原则该24.05万元，也应当予以返还。以上三部分款项合计2643980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本院认为，围绕待证事实举证、质证的举证责任分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根据证明对象由相应当事人分担，当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应由承担举证责任方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因举证责任的分配各执一词，双方的争议发生在八年乃至更久之前，很多事实早已模糊，证据难以采集，此时举证责任的分配直接关系到判决结果，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原告作为债权受让人，与转让人廖远海应当承担转让债权即诉讼款项存在的举证责任，当其提供转账给被告1850万元的支票时，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此时被告就其收取的该1850万元的合法性应当予以证明，被告提供了500万元的借款证明，以及廖远海签字认可的差欠张新华的《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结合廖远海签名的支票上注明“还借款”的字样，双方此时的证据已形成对抗，双方应进一步举证。其次，针对廖远海于2014年9月21日签名认可的载有1130.435万元金额的《清单》，廖远海对该数额无论在《清单》上的签字记载，还是在庭审中的陈述，均认可系收到张新华的借款。换言之，在出具《清单》时其已收到张新华的借款为1130.435万元，如廖远海欲否认该借款，应承担该笔款项已经偿还的举证责任。而廖远海仅证明了已归还的400余万元均发生在2011年2月至2012年7月之间，远在《清单》出具之前，依照常理，该款应在逐一列项的《清单》中载明，最起码也应当在《清单》上注明已还款项。但事实上，双方在《清单》上对这400余万元只字未提，足以推定该款在之前的往来账中已经予以冲减。虽然在《清单》下方还记载以最后结账为准的字样，但双方之后也未有再行结账，这就意味着廖远海不能提供足以推翻上述其本人签字认可的证据，故对认定该款是否存在这一事实，应当由廖远海承担不利后果。再者，廖远海提出张新华应当举证证明该1130.435万元的组成及每笔还款的去向，对此张新华称，很多条据在账目结清后已经被收回或销毁。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款项均系个人间的债权债务往来，且发生在数年之前，当张新华持有2014年廖远海签字认可的概括性证据《廖远海借款证据清单》后，再要求其保留数份具体条据，客观上难以企及，也违背常理。并且，在张新华收到案涉款项后，其与廖远海相关的绝大多数债权债务已经消灭，这是不争的事实。故张新华的述称更符合情理。最后，被告公司多年前账目较为混乱，不能完整地提供与本案相关的账目，系其内部管理的失误，可受其主管部门管束或处罚，同时受会计法、税务法等法律的调整，但并不能因此就当然免除原告及廖远海在本次民事诉讼中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换言之，对方管理上的漏洞不能成为己方不讲诚信的理由。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还款责任主体如何认定？责任主体应当依法确定或依合同约定确定。如前所述，可认定廖远海与海融公司及张新华之间，除还款之外，还达成了委托收付款的合意，除归还其所欠海融公司的借款本息外，还委托其代偿所欠张新华的债务。而廖远海将1850万元的转账支票一次性给付海融公司，海融公司对该笔款项应当全权负责，负有对自身应收取借款的本息、以及所代偿债务的具体金额进行审核的责任，多退少补。故本院依法查明海融公司和张新华分别多收取的廖远海的款项应当由海融公司予以返还，其返还后可另行向张新华追偿。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从以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为前提，该“知道”是指基于客观之情事以及根据权利人智识经验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权利人应当根据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判断标准来知悉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还要兼顾衡平各方的利益，以更好地构建诚信社会。结合本案，涉案款项于2012年12月21日汇至海融公司账户，廖远海挂靠的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10日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阜宁县交通局索要工程款，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3日依法作出（2014）盐民初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1850万元系代廖远海偿还借款，廖远海辩称此时方知权利受损，诉讼时效应当自2015年7月23日起计算。2017年6月18日廖远海与原告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17年6月20日和7月13日两次特快专递通知了海融公司。海融公司辩称，两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建筑施工合同纠纷案不应构成本案的诉讼时效中断。本院认为，廖远海当初借款也为该工程所用，案涉的1850万元，系在工程的发包方即阜宁交通局和本案的被告海融公司之间发生的流转，故两案有一定的牵连性，因此，廖远海的理由更符合法理，本院予以采纳。故廖远海于2017年6月将债权转让给原告并通知了被告，原告于2017年7月诉至本院要求海融公司偿还相关债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第三人廖远海与被告海融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及债务代偿关系，本案的诉讼时效亦未届满。本次诉讼中，被告自认第三人廖远海多还款24.05万元，另外经本院核实300万元借款中，预扣利息39.3332万元，实际出借本金为260.6668万元，故该部分多出的本息合计48.1162万元应当予以扣减，返还给原告。即1850万元-（527.3332万元-48.1162万元）-(1130.435万元-24.05万元)=264.398万元。关于利息的起算点，廖远海自2012年签字转账支票1850万元给海融公司后，一直未主张权利，故在向本院提起主张之前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盐城市城南新区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于海川、于永川、张玉鸽、赵月秀、赵红梅人民币2643980元，并承担自2017年7月24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于海川、于永川、张玉鸽、赵月秀、赵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5016元，由原告于海川、于永川、张玉鸽、赵月秀、赵红梅负担95186元，被告盐城市城南新区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1982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八份，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许成华审 判 员  周琳苒人民陪审员  胡品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邵志东附录有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