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2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包小波，男，196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遂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遂昌县大柘镇新旦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遂昌县大柘镇新旦村。 法定代表人：叶卫平，系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仙余，男，196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遂昌县。系该村党支部书记。 上诉人包小波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省遂昌县大柘镇新旦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旦村委会）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遂昌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3民初2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包小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9）浙1123民初252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承包案涉山场合同合法有效，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两份证据《公益林小班一览表》及《关于要求界定公益林的申请》上的签字捺印非本人所为，上诉人在2016年10月24日才发现所承包的山场已被申报为公益林。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知情协商的情况下，违反合同约定，擅自违法变更山场林木用途。双方发生争议后，被被上诉人已明确出具一份证明写明：“2016年至2018年公益林补助款由包小波领取”、“2018年度后补助款由村委会与承包人协商后待定领取”。被上诉人无视自己出具的证明，拖延推诿与上诉人协商解决纠纷至今。二、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八条第六款领取国家生态公益林补助款5285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新旦村委会已支付2016年至2018年的公益林补助款作为补偿”是错误的。案涉山场并非活立木经营承包，而是荒山造林承包，植树造林周期长见效慢，应该根据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上诉人要求延长林地承包期限的诉请予以支持。 被上诉人新旦村委会未发表答辩意见。 上诉人包小波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9000元或者延长包小波对案涉山林承包期限30年。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3月15日，大柘镇后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后村村委会）为甲方，案外人周建明为乙方，签订《合同》一份，约定：“一、甲方有坐落土名岭脚至方山殿茶坪集体统管山一块，面积伍佰柒拾亩，其四至：东至岭脚吃水坑直上坞龙头章洪玉米岗以路转入方山殿横路第二小安直上兰美新郎房出岗；南至夹隆儿路内转曹碓洋凸直下坑为界；西至曹碓洋坑直上罗西坞凹直上大岗；北至大岗住龙村山为界，全面承包给乙方经营管理。二、承包期限为20年，即从一九九八年公历三月十五日至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止，在该承包期内均由乙方全权经营管理，甲方不得干涉。三、承包上交办法，即按乙方标数叁万伍仟肆佰元整，一次性交清为据。四、在承包期限内，乙方采伐等情况，需要甲方应办的有关手续，甲方必须争取力度，尽力任务。但需用的资金和开支费用均由乙方自负，甲方不给予负担。五、如在承包期限内每换届村法定代表人和两委会组织必须遵守以上各项条款，否则视为违约，并负担违约责任。甲方应负担赔偿乙方承包期内经济损失，如乙方推翻合同甲方不退还任何经济损失。六、在该山范围内承包期如发现村民上山乱伐现象，乙方采取处理措施，甲方必须支持协助解决。七、承包期满，乙方交还甲方，必须保持该山基本绿色，不能拾荒，重新由甲方绿化封山。……”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并经遂昌县公证处进行公证。之后周建明进行了部分采伐。 2003年11月7日，周建明由其父经手，将其承包的案涉山场转让给原告包小波承包经营。《转让承包协议》上的转让款为7000元，后村村委会对原告与周正元的《转让承包协议》表示同意，合同内容仍以后村村委会与周建明签订的合同条款为准。 2014年11月13日，案涉山场的承包合同甲方主体由后村村委会变更为新旦村委会，但承包合同的内容并没有变动，仍是1998年3月15日后村村委会与周建明签订的合同内容。 2015年3月10日，被告新旦村委会向大柘镇人民政府提交申请表，申请将坐落于茶坪等山场的森林、林地增划为省级公益林，原告包小波作为户主和经营者在《公益林小班一览表》及《关于要求界定为公益林的申请》上分别签字捺印（原告包小波否认是其签字捺印）。2015年3月，大柘镇人民政府将被告新旦村委会所有的581亩面积的林地区划界定位省级公益林。由于原告包小波对案涉山林的承包期限尚未到期，双方约定2016年至2018年公益林补助款由原告领取，之后的公益林补助款双方协商好待定领取。 该院另查明，2018年林业主管部门对案涉的山场面积进行重新确认后的面积为509亩，原告包小波实际领取3年的公益林补助款共计52850元。原告包小波自承包案涉山林后，并未向林业部门申请采伐承包林地上的林木。2018年3月15日，原告包小波与被告新旦村委会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已经到期。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规定，补偿性支出用于因认定为公益林，禁止商业性采伐而造成公益林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收益损失的经济补偿。因案涉林地被划界定为公益林，造成原告包小波在承包期内限制采伐强度的损失，被告新旦村委会已支付2016年至2018年的公益林补助款作为补偿。原告主张其损失为509000元，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诉请，不予支持。2018年3月15日，案涉山林承包合同已经期满，原告请求延长承包期限30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包小波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委托书和一份笔迹鉴定申请书，委托书拟证明案涉山场是种过树的，并且原告作为被委托的护林员已经于1999年进行护林。鉴定申请书拟证明《关于要求界定为公益林的申请》和《公益林小班一览表》上的签字和捺印非本人所为。 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委托书，被上诉人新旦村委会质证认为委托书所表述的事项，被上诉人不清楚是否真实。对于上诉人提交申请要求对签字和捺印进行鉴定，被上诉人认为没有必要，签字为包小波本人所签。 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委托书，本院认证认为，委托书是1999年委托人周正元与上诉人包小波之间签订的护林协议，而包小波承包经营案涉林场是从2003年开始的，故该委托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上诉人提交的鉴定申请书，本院认为，《公益林小班一览表》和《关于要求界定为公益林的申请》上“包小波”三字非本人所写，并不能因此就推定包小波对案涉山场划为公益林不知晓，对于包小波是否知晓或者是否应当知晓划入公益林之事，应该综合本案事实和相关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故没有鉴定的必要。 被上诉人新旦村委会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公益林小班一览表》和《关于要求接到那个为公益林的申请》上“包小波”三字是否包小波本人所签，不影响包小波知晓其承包经营的山场划入公益林的事实。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包小波常年在本村务农，案涉承包经营的山场对其本人来说是一个重要财产经营项目，办理省级公益林划入程序需要申请、公示、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等多个程序，对于是否要划入公益林这么一个对农民家庭重大财产项目的处置问题，上诉人包小波主张其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况且包小波在上诉状中称其在2016年10月24日才知道所承包的山场已被申报为公益林，但在一审中包小波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在2016年10月17日即向新旦村委会提交申请要求延长承包期限，包小波在上诉状中的陈述与其本人提交的证据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补偿性支出用于因认定为公益林，禁止商业性采伐而造成公益林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收益损失的经济补偿。上诉人包小波已经领取了2016年至2018年的公益林补助款，故因禁止商业性采伐而造成的损失已经得到了补偿，不应再另外主张财产损失赔偿。综上所述，对于上诉状包小波认为村委会擅自违法变更山场林木的用途，侵犯其承包经营权，要求赔偿财产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上诉人包小波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延长承包期限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农村土地的承包方式有家庭承包、公开招标、拍卖以及公开协商等方式。从本案双方签订合同的过程、签订合同的双方主体、合同的具体约定来看，案涉山场的承包方式不是家庭承包，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规定的“其他方式承包”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的规定，本案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20年，符合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包小波要求延长承包期限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包小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事实存在不妥之处，但不影响双方的权利义务，本院已经在认定事实部分予以纠正。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上诉人包小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建勇 审 判 员 单欣欣 审 判 员 聂伟杰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杨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