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26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明荣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龙西路166号1号楼2楼。负责人：赵永明，该律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锡荣，该律所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喜，江苏紫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港市绿色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金港镇德积新套村。法定代表人：邓昌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正荣，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心玲，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江苏明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明荣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市绿色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12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明荣律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绿色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222337.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由绿色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双方订立的《聘请律师合同》对涉案标的、代理服务内容、收费方式等均作了约定，明荣律所指派万锡荣津师承办绿色公司的上诉案。为确保递交上诉状不逾期而丧失上诉权，万律师连夜审核相关证据材料、书写了上诉状，整整四页，全面分析了一审判决存在的问题，上诉状的内容及观点得至绿色公司的认可。二审期间，万律师参与绿色公司与案外人凯达药业公司的调解，出现僵局时，万律师用该案上诉状中的观点说服对方。最终案外人不再要求绿色公司按一审判决确定的金额支付货款和违约金，滅至只支付400万元即了结双方纠纷。《和解协议》签订后，承办律师以绿色公司代理人的名义向苏州中院申请撤回上诉，明荣律所已经按照《聘请律师合同》的约定履行完毕自己应尽的代理义务，而绿色公司亦应按该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一审法院将代理合同中的“结案”理解为开庭审理并裁决，以结案方式否定明荣律所的诉讼请求是理解错误。双方《聘请律师合同》第四条约定上诉案件标的为6223374元，根据江苏省司法厅《律师业务收费标准》，一次性收费为192367元至262001元。绿色公司一审败诉不能确定二审能否胜诉，故没有收取20余万元律师费。先约定支付6万元，然后按减少的应支付金额的10%支付律师费，这是公平合理的。绿色公司辩称，二审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应该维持原判。明荣律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绿色公司立即支付律师代理费222337.4元及自起诉之日起直至结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绿色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绿色公司与案外人亳州市凯达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6日作出（2018）苏0582民初13556号民事判决，判决绿色公司给付案外人亳州市凯达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货款5204816及相应违约金，诉讼费用60377元由绿色公司负担。绿色公司不服该判决，拟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3月20日，明荣律所（应聘方、乙方）与绿色公司（聘请方、甲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合同主要约定：一、乙方指派律师万锡荣至苏州市中级人法院担任亳州市凯达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诉绿色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甲方）的代理人；四、按江苏省司法厅《律师业务收费标准》，本案标的为6223374元，经甲乙双方协商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5000元，办案费55000元，合计60000元，于本合同订立后三日内支付；七、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均不得解除本合同。如乙方无故解除本合同的，则乙方所收的律师费应全部退还，如甲方无故解除本合同，或非因乙方的原因而中止办案和庭外达成和解协议或撤诉的，甲方已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乙方不予退还；八、其他事项，代理费经协商由甲方先行支付60000元，结案后按实际减少的金额乙方再另行支付10%的办案费用。《聘请律师合同》签订后，绿色公司向明荣律所支付了6万元律师代理费，明荣律所并向绿色公司开具了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年4月1日，绿色公司与案外人亳州市凯达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协议主要约定，绿色公司向亳州市凯达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400万元了结双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同日，绿色公司还就法定代表人的股权转让及相关客户往来款分别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和《往来款处理协议》。在绿色公司与亳州市凯达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后，明荣律所万锡荣以绿色公司代理人名义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一审中，双方确认，相关《和解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往来款处理协议》均是绿色公司的何厂长负责起草，由邹修桂书记负责协调，由于张家港距离苏州路途较远，绿色公司何厂长将三份协议稿通过微信传给明荣律所万锡荣，由万锡荣进行把关。但是，关于2019年4月1日的谈判，明荣律所认为，万锡荣在2019年4月1日参与了协商谈判，绿色公司认为，三份协议，万锡荣律师没有起到作用，起草人不是他，调解人也不是他，谈判人员也不是他，签字人也没有他，他就在旁边吃饭，绿色公司实际付出了570万元和100多万元的债权才签订了该三份协议，并不是明荣律所所说的400万元。另外，关于双方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明荣律所认为系风险代理，绿色公司认为不是风险代理。审理中，法庭要求双方庭后各自提交相应有效的江苏省律师代理收费规定供法庭核对，但是，明荣律所仅提交了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并没有提交江苏省律师服务风险代理收费规则，绿色公司提交了依据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相应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制定的适用地区不明的律师代理费收费标准，也未对此予以任何说明。一审法院认为：明荣律所接受绿色公司的委托，为绿色中药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双方存在法律服务合同，绿色公司应当向明荣律所支付服务代理费，但明荣律所的收费应当符合相应的收费规定以及双方的约定。根据双方约定，绿色公司已向明荣律所支付了律师代理费60000元，后由于绿色公司与案外人达成和解而撤回上诉，双方所指向的案件并未经过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裁决，结合双方约定的“非因乙方的原因而中止办案和庭外达成和解协议或撤诉的，甲方已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乙方不予退还”，并且，明荣律所提交的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中有“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合同约定不明确或者显失公平的，按照有利于委托人的解释”等规定，因此，双方约定的“代理费经协商由甲方先行支付60000元，结案后按实际减少的金额乙方再另行支付10%的办案费用”该条款中的“结案”，应当按照通常意义理解为经过人民法院的开庭审理并据此作出裁决进行结案，而对于明荣律所主张的审核协议等工作，绿色公司已支付了相应的律师费用，故明荣律所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至于绿色公司代理人在庭审中所抗辩的合同第八条约定“乙方再另行支付10%”，故应由明荣律所再另行支付，与绿色公司无关等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聘请律师合同的本质内容就是绿色公司委托明荣律所提供法律服务并向明荣律所支付费用，明荣律所亦表示系疏漏，应系“向乙方再另行支付10%”，绿色公司代理人的抗辩不尊重基本事实，实属无理抗辩，不能成立，不予采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江苏明荣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318元、保全费1670元，合计3988元，由明荣律所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聘请律师合同》系绿色公司与明荣律所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合同约定基础代理费用6万元，此外还约定结案后按实际减少的金额再另行支付10%的办案费用。律师代理合同属于委托合同，根据法律规定，该合同中受托人的义务在于完成委托事项，委托人则应按约支付报酬。而相关法律中并未约定律师除代理费还可收取“办案费用”，故该条款应当视为关于风险代理的律师费的约定。同时，该条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委托明荣律所，由其在诉讼中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代为参与诉讼，并以其观点为人民法院接受，从未在实体认定中得到支持。上述目的满足，则绿色公司应当按减少金额的10%作为风险代理的律师费支付给明荣律所。但该案实际上系在明荣律所主办律师的帮助下，绿色公司与案外人达成了和解，其结果是双方自愿让步的结果。虽然在和解过程中，主办律师亦作出努力，但其已经取得的律师费与实际工作量相当。况且，和解过程中还对《股权转让协议》、《往来款处理协议》进行约定，虽然明荣律所否认其关联性，但通过条款内容可知绿色公司与案外人的和解与股权转让和往来款项的处置不可分割。而明荣律所尚无确切的证据证明与股权转让和往来款统算后，绿色公司是否实际减少了支付义务。综上，明荣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36元，由江苏明荣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诚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殷姿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