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27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国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6号甲1814户。 法定代表人：王加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然，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乾龙，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兰，女，197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晓，贵州新瑞林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学利，男，197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晓，贵州新瑞林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欣，女，196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现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上诉人国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公司）与上诉人李兰、李学利、被上诉人李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8）鲁0202民初2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盛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国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二、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国盛公司与李欣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李欣应当承担还款义务，原审认定部分事实及法律关系错误。一、案涉借款由李欣实际收取并使用，国盛公司与李欣形成事实上的借贷关系。二、李兰、李学利系案涉借款的介绍人和经办人，并非借款人。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42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李兰、李学利出具借条系履行《合作协议书》中的相应内容，并非与王加波之间真实发生借款。李兰、李学利否认其借款人身份，认为国盛公司只能依据《合作协议书》主张债权。李欣称其与李兰存在借贷关系，与国盛公司不存在借贷关系，割裂了真实借贷关系。李兰仅为居间人身份，不能简单地凭借李兰经手还款就认定李兰与李欣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即便二者存在借条凭证，李兰仅是履行经办人的职责，而非实际由其向李欣出借款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356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内容，涉案借款并非李兰、李学利借款，从国盛公司、李兰等股东共同签署的《情况说明》可以看出，国盛公司同意向李欣借款，李兰以自己的名义经手借款，李欣借到该款项，鉴于此，国盛公司作为股东已经与实际借款人存在共同的借贷合意，应认定国盛公司与李欣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四、原审在未认定李欣承担主债务的前提下，判决李兰、李学利承担担保责任，裁判逻辑矛盾，且堵塞了国盛公司的维权途径。国盛公司面临着向李欣诉请无果的情况下无法向李兰、李学利主张主债权的窘境。 李欣辩称，国盛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其起诉。一、李欣与国盛公司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借贷关系，国盛公司借款给筹备中的鑫国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国诚公司)为企业间的拆借资金，系第一层借贷关系，与李欣无关；筹备中的鑫国诚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是第二层法律关系，与李欣无关；李兰、李学利与李欣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为第三层法律关系，系李欣与李兰、李学利之间的法律关系，与鑫国诚公司及其股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二、国盛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李欣之间存在任何联系，没有起诉李欣的事实和理由。三、国盛公司偷换概念假冒鑫国诚公司进行上诉，并主张与李欣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借贷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国盛公司系独立企业法人，王加波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虽然，王加波系国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王加波不等于国盛公司，因此，王加波系鑫国诚公司的股东，不等于国盛公司就是鑫国诚公司的股东。国盛公司可以混淆事实，将自己描绘成鑫国诚公司的股东，自相矛盾地声称自己借钱给自己，证明了其所主张的事实及理由的虚假。四、国盛公司对李欣的起诉已经严重超过诉讼时效，应承担败诉的后果。国盛公司与李欣没有任何联系，国盛公司在一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从国盛公司所陈述的事实发生的时间为2013年4月23日，至其起诉时2018年4月25日，时间长达5年，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其应承担败诉的后果。 国盛公司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有违反事实作出虚假证明的情况，所以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国盛公司在王加波和李兰的诉讼中，曾经书面证明400万元是王加波个人借款，和国盛公司无关，该事实认定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425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我取得的400万元，国盛公司已在贵州高院425号判决书中提出与其公司无关，陈述事实不一致，因此，国盛公司对400万元的诉权已消失。在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56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鑫国诚公司的股东是王加波、李学利、李兰、徐洪斌、陈建超，国盛公司不是鑫国诚公司的股东。 李兰、李学利辩称，一、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425号民事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民申356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均已确认国盛公司与李兰、李学利之间是合作关系，没有借贷关系，更没有担保关系。国盛公司请求李兰、李学利为李欣之间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即便法院认定国盛公司和李欣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李兰和李学利均不应为李欣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三、即便法院认定李兰、李学利基于《合作协议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其担保的保证期间早已经过。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担保责任的法律基础，李兰、李学利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只是到2015年2月11日，其保证期间为6个月，在此过程中，国盛公司并未向李兰、李学利主张过保证权利，因此，保证期间已经经过。同时，王加波虽然是国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国盛公司和王加波在法律上是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人格的主体，王加波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为其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公司的行为，不能达到主张权利的法律后果，也不能导致保证期间的中止或中断。同时，王加波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是以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为由提起的诉讼，诉请是要求李兰、李学利向其归还借款，而未以任何形式向李兰、李学利提出过任何保证责任的主张。同时，王加波在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情况下，故意不提交合作协议，不依据合作协议主张权利，意图让李兰、李学利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存在主观恶意，因此，导致李兰、李学利保证期间经过，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四、根据国盛公司的诉请金额与欠款的数额不符。根据我方的银行流水记录，李兰、李学利共向国盛公司支付了142万元。该款项为李兰、李学利作为公司股东履行义务的30%的款项。根据《合作协议书》第4条的约定，上述2000万元的借款，如果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则由国盛公司、徐洪斌、陈建超、李兰，按股权比例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李兰、李学利的还款时间是2013年5月30日到2014年8月12日，共计9次支付了142万元，该款项李兰、李学利无须再向国盛公司偿还款项。 李兰、李学利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二、依法改判驳回国盛公司对李兰、李学利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国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法律适用和法律关系认定错误，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根据一审判决显示，本案的案由为民间借贷保证担保纠纷，但是根据审理和最终判决结论看，不是民间借货保证担保合同纠纷，而应当是合作协议纠纷，与国盛公司的主张不符，其并未主张合作协议纠纷。二、一审法院基础法律关系未作出认定，直接要求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是错误的。本案中，从国盛公司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看，国盛公司是将与李欣之间的借款合同作为主合同，但是一审法院在排除该主合同的情况下，判决李兰、李学利承担担保责任，超出了国盛公司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如果一审法院将《合作协议书》认定为主合同，就应当产格按照主合同约定，各自承担的股东责任来进行适用和判决。三、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425号民事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56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均确认李兰、李学利、国盛公司之间系合作关系，没有借贷关系。关于李兰、李学利归还的款项金额和性质认定上也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已核实了李兰、李学利支付给国盛公司的金额为122万元，但是将该金额全额认定为是利息，与事实不符。2.《合作协议书》系2013年4月17日签订，李兰于2013年4月23日与李欣签订《借款协议》，并将400万元出借给李欣，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利息为月利息2％即8万元，122万元已相当于16个月的利息，即使按一审法院的推理判决，利息时间也应当是从2014年8月23日才能开始计算利息。3.在李兰、李学利提交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对该证据作出任何核实的情况下，直接以口头陈述作出判决，属于未以事实为依据的判决。4.国盛公司的陈述明显矛盾。从判决书中认定事实部分“原告认可被告李兰汇入赵克燕的122万元中的102万元系本案借款的利息……。”这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内容相矛盾。5.一审法院的认定部分事实和说理自相矛盾的。一审法院驳回保证期间抗辩的认定上，认定上诉人在2014年8、9月仍在还款（但是最终在金额认为又未认定还款行为），但是判决结论又只认定还款行为是2014年5月22日止。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加波曾经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2015）筑民二（商）字第397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视为是国盛公司主张权利，因此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王加波虽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国盛公司和王加波在法律上是具有完全独立法律人格的法人主体和自然人主体，王加波个人主张权利不能等同于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法人主体主张权利；2.保证期间是除斥期间，不同于诉讼时效，不发生任何形式的中断或延长。国盛公司或王加波是否曾经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均不能达到中断保证期间或延长法律期间的法律效果；3.王加波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2015）筑民二（商）字第397号诉讼，是以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由提起的诉讼，诉请是要求李兰、李学利向其归还借款而未以任何形式主张保证责任。因此当然不能从任何层面理解为国盛公司已经向李兰、李学利以任何形式主张过连带保证责任。王加波是在明知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情况下，故意不提交《合作协议书》、不依据《合作协议书》内容主张权利而意图让李兰、李学利承担全部基于借贷关系产生的还款责任，因为国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恶意，才导致本案出现对李兰、李学利严重不利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四、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结论看，是以《合作协议书》为双方法律关系进行的判决，从而判决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认为该判决也是严重与协议约定不符。根据《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上述2000万元的借款如果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则由国盛、徐洪斌、陈建超、李兰（李学利）按股权比例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该约定属于约定不明，存在下列两种可能性：一是该笔资金出借后即向李欣出借，未能按时收回的，李兰、李学利作为股东应当按照自己持有的比例承担保证责任。二是该笔资金就是出借给各股东的，各股东应当对全部资金按比例承担保证责任。从国盛公司起诉的内容和案件查明的事实，均能肯定，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借款不能按时归还”系指出借第三方的债权债务人不能归还的情况下，才由股东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承担责任，国盛公司起诉也是该意思，但一审法院却认定不是。五、一审法院保证期间认定上错误，本案保证期间不适用两年，而是只有6个月，即使认定上诉人确实应当承担责任，上诉人承担的保证责任期间已过。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证据为《合作协议书》，但是《合作协议书》未约定保证期间，从证据看，该债权包含下列时间:1.400万元实际出借时间为2013年4月23日，《合作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13年4月17日；2.到期日为6个月即2013年10月23日；3.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最后还清款项日期为2014年8月；4.被上诉人自认即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最后还款期限为2014年5月22日；5.本案中可能存在的保证期间到期日为2013年10月17日或2014年11月22日或为2014年4月23日、2015年2月。综上，国盛公司主张的权利已超过保证期间。即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王加波2015年7月2日的起诉视为是本案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行为，2015年7月2日也是超过了保证期间。六、本案中李兰、李学利已经全额履行完毕了自己作为股东的30％的责任。已归还了142万元。在本案中，国盛公司已认可该款项系李兰、李学利归还的款项，因此，该款项已经归还完毕，并且还超过应当归还的金额。七、即使最终对账核算后，认定还存在未还清款项的，本案借款造成损失不是李兰、李学利原因造成的，而是《合作协议书》各股东不作为，特别是国盛公司的不作为和故意行为，而造成的损失或扩大了损失，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责任。八、本案遗漏必须参加的当事人参与诉讼，应当依法追加徐洪斌和陈建超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九、李学利不应当是本案被告，虽然李学利在《合作协议书》中有签名，但是其不是以主体名义签名，同时，该400万元出借给李欣时，李学利也未在“情况说明”上签名同意出借款项，相反，国盛公司签名同意出借了该款项，因此，李学利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十、一审未通知李兰、李学利的情况下就开庭审理，从一审法院核实的身份信息看，明显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中载明的李学利住址不一致，同时，李兰、李学利长期居住贵阳，并且住址固定，却未见一审法院通知开庭通知等应诉材料。 国盛公司辩称，一、本案存在事实上的借贷关系。本案的借款系李欣实际接收并使用，其资金来源是国盛公司指定的委托账户，并直接支付至李欣账户，国盛公司与李欣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借贷关系。且李欣当庭陈述“经朋友介绍，李兰等人筹备设立鑫国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在公司尚未设立的情况下为使公司资金不至于闲置，将该款项借予李欣”的事实，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567号民事裁定书所确认的事实和一审向法院提交的借条、情况说明等证据，均能证明国盛公司和李欣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二、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李兰作为本案借款的经办人和知情人，其对李欣的债权的主张应视为债权人“国盛公司”对李欣债权的主张，且李欣在答辩状中承认李兰向向其主张过权利，李兰亦予以作证。李兰、李学利在2014年8月或9月仍在履行还款义务，王加波于2015年7月2日就本案款项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2015）筑民二（商）字第397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就该款项已经主张过权利，因此本案李兰、李学利的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国盛公司”与李欣的债权债务也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国盛公司作为事实关系借款的主体，与小贷公司的成立和六个股东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股东与本案无关。四、本案借款不符合《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条件，没有经过全体股东的同意，也不符合合作协议设定的抵押担保的条件，因此，本案借贷不应以《合作协议书》作为基础和依据。五、李兰、李学利在本案的事实借款关系的地位是介绍人和经办人，借款主体是国盛公司和李欣之间。本案的资金来源是国盛公司，整个资金的操作、划转都是国盛公司操作的。六、国盛公司主张李兰、李学利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依据的是《合作协议书》的担保责任。主张李欣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事实上成立的借贷关系。 李欣述称，同意李兰、李学利的上诉意见。 国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李欣偿还国盛公司借款本金4000000元及自2014年5月23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按照年息24%计算的利息；二、判令李兰、李学利对上述借款本息的30%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公告费等所有费用由李兰、李学利、李欣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7日，国盛公司与李兰、李学利、案外人陈建超、案外人徐洪斌签订《合作协议书》，载明为设立贵阳市南明区鑫国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名称工商部门已核准）和担保公司以及与之业务有关的其他公司（以下简称“小贷、担保及其他公司”），法人国盛公司及自然人徐洪斌、陈建超、李兰（李学利）达成一致意见，签订如下合作协议，一、股东一致同意……股东所占小贷、担保及其他公司股权比例为国盛占25%、陈建超占30%、徐洪斌占15%、李兰（李学利）占30%……；三、国盛通过赵克燕账户（华夏银行青岛山东路支行，62×××61）于2013年4月17日借给贵阳市南明区鑫国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指定的陈洋中信银行卡62×××45账户20000000元，作为周转资金，期限为六个月，利息为月息2%，于每月30号之前支付本月的利息到上述赵克燕账户。超过6个月后，如果公司正常运行，经国盛公司同意，可以延期，但延期后的利息按月息3%计算。陈洋中信卡账户由国盛公司指派的陈洋和股东李兰、陈建超三方共同监管。四、上述20000000元的借款如果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则由国盛公司、徐洪斌、陈建超、李兰（李学利）按股权比例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五、为了保证上述20000000元的借款资金使用安全和责任共担，该笔资金外借或公司自用，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书面通过方可；六、初步确定资金外借原则为必须提供不动产抵押担保，否则必须经过全部股东一致书面通过，月息不低于4%，如果有某股东具体负责的借款利息超过4%，则超过部分按50%给予奖励。同日，通过赵克燕名下华夏银行62×××61账户向陈洋名下中信银行62×××45账户转账20000000元。赵克燕出具《情况说明》，认可上述款项系受国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加波的指示将公司资金20000000元汇入上述账户。2013年4月23日，通过陈洋名下上述中信银行账户向李欣名下中国工商银行62×××53账户4000000元。陈洋出具《情况说明》认可其收到赵克燕转账支付的国盛公司资金20000000元，上述4000000元系受国盛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王加波的指示转给李欣。2013年4月23日，李兰、李学利向王加波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王加波9000000元，该笔款由李兰出借给李欣和易颖，款项由陈洋中信卡直接打给李欣、易颖（其中打给李欣工行安华支行62×××53账户4000000元整，打给易颖工行贵阳文化路支行62×××19账户5000000元整），该笔借款最迟不超过2013年9月23日归还到陈洋打款的中信账户，否则可以采取任何方式进行追讨借款，利息及服务费按约定月2.5%支付给指定账户。陈洋在借条中载明“情况属实”。 2015年7月2日，国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加波曾就本案款项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2015）筑民二（商）字第397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要求李兰、李学利偿还本金4000000元及利息，后李兰、李学利不服（2015）筑民二（商）字第397号民事判决书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425号案件质证时，李兰、李学利的代理人认为涉案款项的资金来源系国盛公司，双方确认鑫国诚公司并未成立。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425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李兰、李学利于2013年4月23日向王加波出具的《借条》中“月2.5%”系王加波事后添加上去的，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涉案的4000000元系为了履行上述《合作协议书》的借款而非李兰、李学利与王加波之间的纯粹个人借款；对于李兰、李学利辩称支付至赵克燕账户的1220000元是承担李欣不能还款而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而承担30%保证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并判决驳回王加波的诉讼请求。 王加波因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425号民事判决书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567号民事裁定书经审查认为，当时筹备中的贵阳市南明区鑫国诚小额贷款公司向王加波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国盛公司借款20000000元作为周转资金，之后归还了11000000元，余下的9000000元，根据国盛公司、王加波、李兰、陈建超签字的《情况说明》，是经鑫国诚公司股东同意分别出借给李欣和易颖，因鑫国诚公司尚未成立，故以李兰、李学利的名义打了借条，本案所涉的借款实际是为了履行《合作协议书》的借款而非李学利、李兰与王加波之间的个人借款，王加波诉请李学利、李兰归还借款，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李欣提交其向李兰转账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一宗，经计算金额为1960000元，欲证明李欣已向李兰还清本案4000000元借款。庭审后，李兰对该证据提出质证意见，认可该款项中的1400000余元系偿还本案4000000元借款的部分违约金，其余款项系替他人代收，李兰转给赵克燕账户1220000元，剩余的是应给李兰的相关费用，借款本金未还。经询问，李兰陈述其转给赵克燕的最后一笔资金系在2014年8月或9月。 经询问，国盛公司认可李兰汇入赵克燕账户的1220000元中的1020000元是本案借款的利息，200000元是易颖借款的利息，因上述《合作协议书》中已约定借款利息为月2%，故国盛公司主张自2014年5月23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年息24%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425号民事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567号民事裁定书已认定涉案4000000元是为了履行上述《合作协议书》的借款而非王加波与李兰、李学利的之间的个人借款，该款项的资金来源虽然是国盛公司，但该款项系经由李兰、李学利出借给李欣，李欣向李兰、李学利出具了借条，借款利息或违约金亦由李欣支付至李兰后由李兰汇入上述《合作协议书》指定的还款账户，因此，李欣与国盛公司之间并无直接的借贷关系，国盛公司要求李欣向其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李兰、李学利的还款责任，因上述《合作协议书》已约定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则由国盛公司、徐洪斌、陈建超、李兰（李学利）按股权比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保证期间，李兰、李学利在借款到期后的2014年8月或9月仍在履行还款义务，国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加波亦于2015年7月2日就本案款项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2015）筑民二（商）字第397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就本案款项向李兰、李学利主张过权利，因此，李兰、李学利的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国盛公司要求李兰、李学利按照股权比例承担30%的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利息，因经由李兰、李学利出借的款项包括本案4000000元及案外人的5000000元，李兰汇入赵克燕账户的款项不仅是本案借款的利息，国盛公司自认李兰已支付至2014年5月22日的利息，且上述《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出借的款项按月息2%计算利息，故李兰、李学利应对上述借款本金4000000元及该款项自2014年5月23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年息24%计算的利息的30%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李兰、李学利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李兰、李学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国盛公司借款本金4000000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4000000元为基数，按年息24%计算自2014年5月23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30%；二、驳回国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判决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李兰、李学利、李欣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260元，由国盛公司负担46382元，由李兰、李学利负担19878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900元，由李兰、李学利负担。 二审中，李兰、李学利提交李兰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流水一宗。证明：李兰自2013年5月30日至2014年8月12日，分9笔向国盛公司财务人员赵克燕华夏银行账户共计转账142万元，用于归还李兰、李学利应承担的30%股东责任。国盛公司质证称：对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李兰转账的122万元系偿还的是2014年5月23日（贵州案件起诉前）的借款利息，并非是承担本案担保责任的款项，剩余20万元款项经当庭核实后，也是上述借款利息。李兰、李学利承担的担保责任是尚未偿还的30%。李欣质证称：银行流水与我无关，不予以质证。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欣是否应当向国盛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二、李兰、李学利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三、保证期间及诉讼时效如何确定；四、李兰、李学利是否已经履行完毕自己作为股东的30％的责任。 关于焦点一，国盛公司主张其与李欣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依据为李欣系款项的实际收款人和使用人，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借贷关系，但国盛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与李欣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本案中，李欣主张其系从李兰处借款，且李兰、李欣均认可李兰、李欣之间签订了借款合同，李欣也一直向李兰账户归还相应款项。由此可见，国盛公司主张李欣与其存在事实上的借贷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李兰、李学利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依据为涉案《合作协议书》，该协议载明：“……三、国盛通过赵克燕账户（华夏银行青岛山东路支行，62×××61）于2013年4月17日借给贵阳市南明区鑫国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指定的陈洋中信银行卡62×××45账户20000000元，作为周转资金，期限为六个月，利息为月息2%，于每月30号之前支付本月的利息到上述赵克燕账户。超过6个月后，如果公司正常运行，经国盛公司同意，可以延期，但延期后的利息按月息3%计算。陈洋中信卡账户由国盛公司指派的陈洋和股东李兰、陈建超三方共同监管。四、上述20000000元的借款如果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则由国盛公司、徐洪斌、陈建超、李兰（李学利）按股权比例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上述约定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均应当依约履行。上述约定明确所涉2000万元系国盛公司出借给鑫国诚公司（筹建中），借款期限为6个月，期内利息为月息2%，延期后利息为月息3%。上述2000万元的借款如果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则由国盛公司、徐洪斌、陈建超、李兰（李学利）按股权比例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涉案400万元系上述2000万元的组成部分，原审判决李兰、李学利对相应借款本息在30%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三，根据《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涉案借款期限为六个月，即自2013年4月17日至2013年10月17日，后各方未明确约定延长借款期限，在未明确约定保证期间的情况下，债权人应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即保证期间至2014年4月17日。本案中，2014年1月10日，李兰向赵克燕账户转账40万元，可见，李兰在保证期间内主动履行还款义务，应视为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应当依法自此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关于国盛公司起诉时是否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国盛公司与李兰、李学利等股东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后，李兰、李学利为履行《合作协议书》又向作为国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加波出具了借条。其次，2015年7月2日，国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加波依据该借条向李兰、李学利主张还款责任，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425号二审民事判决书驳回王加波的诉请，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56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王加波的再审申请，上述裁判文书均认定王加波主张的款项系为履行《合作协议书》的借款而非王加波个人借款。再次，鉴于上述借条系李兰、李学利履行《合作协议书》的一种证明形式，借条涉及的权利义务与本案保证责任具有同一性，王加波又系国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综上，本院认定本案国盛公司起诉李兰、李学利未过诉讼时效。 关于焦点四，李兰主张其自2013年5月30日至2014年8月12日，分9笔向国盛公司财务人员赵克燕账户转账142万元，用于归还李兰、李学利应承担的30%股东责任。国盛公司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称系归还利息。关于利息问题，上述9笔转账明细中前6笔为：2013年5月30日一笔还款36万元、2013年7月4日一笔还款18万元、2013年9月28日四笔还款共计18万元，上述还款日期和金额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与李兰、李学利向王加波出具的900万元借条的本金金额以及《合作协议书》中关于借期内月息2%的约定具有一致性，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李兰汇入赵克燕账户的款项不仅仅是本案借款的利息，并无不当。此外，原审庭审后李兰认可李欣向其转账的款项中140余万元系偿还本案借款的部分违约金，借款本金尚未偿还。国盛公司自认李兰已支付利息至2014年5月22日，结合李兰、李学利为履行《合作协议书》向王加波出具的900万元借条金额及出借日期，根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借款利率计算利息，上述款项并未超出应支付利息。综上，李兰、李学利主张上述142万元系其已经全额履行完毕了自己作为股东的30％的责任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此外，李兰、李学利主张追加徐洪斌、陈建超参加诉讼。根据涉案《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各股东之间按照股权比例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因此，追加徐洪斌、陈建超参加本案诉讼并无法律及合同依据，本院不予准许。另，原审法院对李兰、李学利依法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李兰、李学利上诉称一审未通知其开庭的主张不成立。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国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预交66260元，由上诉人国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李兰、李学利预交66260元，由上诉人李兰、李学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超 审判员 冷 杰 审判员 阚红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赵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