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10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作军，男，1971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文，甘肃荣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孔德林，男，1965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文，甘肃荣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晨皓，女，196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安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媛，甘肃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晓磊，甘肃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作军、孔德林因与被上诉人闫晨皓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4民初2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作军、孔德林的诉讼代理人朱丽文，被上诉人闫晨皓的诉讼代理人胡小媛、万晓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作军、孔德林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4民初2321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闫晨皓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闫晨皓承担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1.一审法院认定闫晨皓对涉案车位享有受法律保护的使用权是认定事实错误。一是在《地下车位出售协议》签订前，梁作军是涉案车位的真正业主，通过原始购买合法取得该车位的使用权。二是在《地下车位出售协议》签订后，孔德林向梁作军支付了购车位款30万元，并办理了业主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合法有效取得该车位的使用权。三是自2013年至2019年4月12日前，涉案车位由闫晨皓违法侵权使用，闫晨皓并不因违法侵权使用车位便当然变成此车位的业主并拥有车位使用权。2.一审法院在证据的采信中认定事实错误。梁作军与孔德林举证形成证据链的相关证据，证明闫晨皓2013年以来占有使用车位的行为属于无权占用情形下的侵权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二人未举证证明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孔德林先向梁作军支付5万元定金后，两个多月后又经‘巨信房屋’居间介绍，与梁作军签订了车位转让协议”是“严重违背人之常情，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一方面因两人没有文化不会拟定合同条款，另一方面也是让居间方作个证明。一审法院还以“本案是闫晨皓提起的要求确认梁作军与孔德林签订的车位转让协议无效,不是梁作军与闫晨皓之间的房屋权属纠纷”而对梁作军与孔德林提交的购房发票、收据等证据以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是认证错误。一审法官采信了闫晨皓提供的没有原件的有关房屋纠纷的（2019）甘0104号民初920号案件调解笔录，却对梁作军与孔德林提供的同样的有关房屋纠纷的购房发票、收据等证据以缺乏关联性，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有违公正。3.一审法院认为“梁作军在闫晨皓因离婚后财产纠纷将其诉至人民法院以后，即与孔德林恶意串通，将该财产权利转让给孔德林”是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2019年4月闫晨皓向法院提起（2019）甘0104号民初920号案件离婚后财产纠纷，诉求是“确认房屋所有权并配合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并无提及任何有关车位之事。一审法院将“房屋所有权的确认并过户”与“车位的买卖”混同为同一财产权利，是严重的认定事实不清。涉案房屋与车位是两个独立的不动产，分别在不同时间点以不同协议购买取得，且二者不能形成主物与从物的关系，车位并非房屋的附属物。梁作军与闫晨皓的离婚协议中未约定此车位归属，更不能错误的以此认为梁作军的转让行为侵犯了闫晨皓的权利。4.一审法院认定“孔德林未向梁作军支付车位款”是认定事实错误。孔德林、梁作军通过自己妻子的账户收支款项和向第三人支付就是付车位款,孔德林向梁作军出具的欠条，正是佐证孔德林已向梁作军支付了大部分（30万元）车位款。在变更业主登记后，因闫晨皓的违法侵占，使得孔德林才至今没有向梁作军支付剩余尾款。5.一审法院认定“孔德林主张黄河家园有住房，但未向法庭提交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孔德林“表示王章强并不想使用该车位，亦只‘为了卖好价钱’”及其后“孔德林所述诚属虚妄”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6.一审法院认定“梁作军与孔德林恶意串通，损害了闫晨皓的合法利益”是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涉案车位闫晨皓无合法利益，梁作军与孔德林无恶意串通。孔德林正是尽到买卖中的谨慎的前合同义务，查看了梁作军的原始购车位协议及单据，到专业的居间机构咨询签订了购买协议，并及时到物业部门办理了业主更名相关手续，并签订了服务协议，交纳了物业管理费，在考察出让方权利主体资格、践行合同约定的转让方式等方面尽了谨慎交易的义务，且其受让价格并未构成明显低价，故在该转让过程中，孔德林并无过错。此车位为梁作军离婚后的个人财产，本案中没有损害第三人利益。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闫晨皓对涉案的车位没有受法律保护的合法的权利，梁作军与孔德林也并没有恶意串通行为，闫晨皓属恶意诉讼，一审法院却错误的应用此条款，支持闫晨皓的诉讼请求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2.《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孔德林合法购买取得停车位的使用权，应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闫晨皓对孔德林的车位侵占并恶意诉讼的行为，是严重的侵权，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认定闫晨皓对涉案车位有合法权利，并据此认为梁作军与孔德林签订的《地下车位出售协议》合同无效，属认定错误。3.闫晨皓在离婚后一直违法侵占使用涉案车位，梁作军并没有隐瞒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后的两年的有效诉讼时效内，闫晨皓也没有提出分割财产的诉讼请求。因此，离婚后此车位的使用权为梁作军合法拥有。一审法院认定闫晨皓对涉案车位有使用权，显然是适用《婚姻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错误。4.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件事实可完全归入闫晨皓的请求权基础中”是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本案的事实及证据已足以说明，闫晨皓对涉案的车位并不享有使用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纠正。被上诉人闫晨皓答辩意见：1.一审法院根据涉案车位的出资、占有和使用情况认定闫晨皓对涉案车位享有受法律保护的使用权，认定事实清楚。涉案黄河家园B区112号车位于2009年购得，当时的价款是12.8万元，其中10.5万元由闫晨皓刷卡支付。自2013年闫晨皓与梁作军离婚后，涉案车位一直由闫晨皓占有使用、缴纳车位物业费。2.梁作军与孔德林之间的地下车位出售协议，其唯一目的就是阻碍闫晨皓对涉案车位的正常使用，一审法院认定该地下车位出售协议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无效，适用法律正确。梁作军与孔德林为多年好友，但是双方之间涉及地下车位出售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却充满了不合理之处。第一，二人首先在2019年2月2日发生了一笔5万元的银行转账，然后在2019年4月12日出具了收条，在出具收条的同一天由巨信房屋对该笔交易进行居间，也就是先发生交易，两个月之后再找中介促成交易成立。第二，梁作军出示的2019年5月6日的交易明细和2019年5月22日的交易明细，交易双方为樊军与赵建设，且两次的交易明细分别为4.2万元和8万元，但梁作军却不能说明收款人与其有任何关系。第三，地下车位出售协议签订于2019年4月12日，正是闫晨皓起诉梁作军要求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后的第三天，2019年5月28日，孔德林与物业公司签订地下停车位物业管理服务协议，正是在闫晨皓与梁作军达成调解协议等待一审法院制作调解书的期间，而2019年6月12日，闫晨皓将户口从梁作军户口簿上迁出。次日也就是2019年6月13日，孔德林才第一次要求闫晨皓将车辆从涉案车位移走。这也充分说明孔德林的目的不是要使用涉案车位。第四，地下车位出售协议签订后，孔德林实际未能占有涉案车位，但是其并未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向梁作军要求承担责任，却在2019年7月10日向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闫晨皓停止侵害，正可见其与梁作军相互串通的恶意。第五，孔德林在黄河家园并无住房，其名下亦无车辆，其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一会儿说是要给其老板停车，一会儿说是要出售房屋和车位以卖个好价钱。综上，闫晨皓对涉案车位有合法的使用权，梁作军与孔德林恶意串通意图损害闫晨皓对涉案车位的正常使用，其所签订的地下车位出售协议存在无效情形，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该地下车位出售协议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闫晨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梁作军与孔德林于2019年4月12日签订的《地下车位出售协议》无效；2.案件受理费由梁作军、孔德林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孔德林与梁作军是多年好友，与闫晨皓亦相熟。闫晨皓与梁作军于1993年登记结婚，于2013年协议离婚。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兰州市安宁区房屋即各方当事人所称的黄河家园房屋，并出资取得了黄河家园Ｂ区112号地下停车位使用权。二人离婚后，黄河家园的房屋一直由闫晨皓居住，地下车位亦一直由闫晨皓使用。2016年3月3日，闫晨皓至精诚物业公司在《黄河家园业主更名内部通知单》上将业主姓名由梁作军变更为闫晨皓。二人离婚后因故未及时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2019年4月9日，闫晨皓提起（2019）甘0104民初920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一审法院立案当日向梁作军送达民事起诉状。2019年5月22日，经法院主持调解，闫晨皓与梁作军达成调解协议，同年5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甘0104民初920号民事调解书。其后，梁作军配合闫晨皓将黄河家园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闫晨皓名下。（2019）甘0104民初920号案件审理期间，梁作军与孔德林于2019年4月12日签订《地下车位出售协议》，将黄河家园Ｂ区112号车位使用权让与孔德林。《地下车位出售协议》载车位款总价为36万元，孔德林应在合同签订当日支付定金6万元，并载“甲（梁作军）乙（孔德林）双方各执一份，居间方（巨信房屋）一份”。2019年5月28日，孔德林与精诚物业公司签订《地下停车位物业管理服务协议》。2019年6月13日，物业公司应孔德林的请求，通知闫晨皓挪移车辆。2019年11月8日，孔德林向精诚物业公司交纳了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涉案车位物业管理费720元。一审另查明孔德林在黄河家园无住房，孔德林名下无机动车辆。孔德林称其购买车位是为停放甘Ａ×××××车辆，但该车辆登记在案外人王章强名下。一审法院认为，闫晨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之规定作为请求权基础提起本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梁作军与孔德林在签订《地下车位出售协议》时是否有恶意串通之情形。关于梁作军与孔德林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闫晨皓举证证明孔德林与梁作军是多年的好友，其与孔德林夫妻亦相熟。则孔德林对闫晨皓与梁作军结婚20年后离婚的事实应知悉。在闫晨皓于2019年4月9日向人民法院提起（2019）甘0104民初920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后，梁作军与孔德林于同年4月12日签订《地下车位出售协议》，约定将黄河家园Ｂ区112号车位使用权转让给孔德林，但孔德林未向梁作军支付车位款。梁作军与孔德林当庭提交的付款证据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梁作军与孔德林上述行为反映出主观恶意，可认定二人有恶意串通情形。关于梁作军与孔德林恶意串通后是否损害了闫晨皓利益的问题。涉案车位自2013年后一直由闫晨皓占用使用并交纳车位物业管理费，梁作军、孔德林所提闫晨皓存在侵权行为但未举证证明，可认定闫晨皓对涉案车位享有受法律保护的使用权。梁作军与孔德林恶意串通将车位使用权合同中的权利人变更为孔德林，孔德林据此要求闫晨皓挪移车辆，且并请求物业公司清理，精诚物业公司向闫晨皓发出挪移车辆的通知。可见，闫晨皓对车位的使用权遭到侵犯，其利益受到了侵害。可认定梁作军与孔德林恶意串通损害了闫晨皓的合法利益。关于《地下车位出售协议》的效力问题。梁作军与孔德林确恶意串通签订《地下车位出售协议》，且损害了闫晨皓的利益，故《地下车位出售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另，孔德林在庭审中称自己在黄河家园有住房，但在举证不应有困难的情形下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该事实，之后又称其购买该车位用于停放老板王章强名下甘Ａ×××××的车辆，闫晨皓当庭提出王章强名下该车辆已在黄河家园登记了其他地下车位后，孔德林又称其购置该车位用于投资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梁作军与孔德林于2019年4月12日签订的《地下车位出售协议》无效。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梁作军负担50元，由孔德林负担5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并依法进行质证。上诉人梁作军、孔德林提交了一审已出示复印件的结婚证、收条、银行对账单、欠条、工商银行存款凭条、购房发票、收据、完税凭证等的原件。被上诉人闫晨皓提交了特约商户签购单，付款收据，兰州黄河永通房产租赁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股东决定和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经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因当事人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正当行使各自举证权利，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对双方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均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遵循诚信原则，在追求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闫晨皓、梁作军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购入黄河家园房屋，取得黄河家园B区112号地下停车位使用权的事实，及二人离婚并对共同财产已进行过分割的事实，双方均不持异议。现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涉案车位的权利人如何认定；2.《地下车位出售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关于涉案车位权利人的确定。首先，涉案车位系闫晨皓与梁作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婚内二人并未书面约定所得财产归属，车位登记在一方名下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次，二人离婚时在离婚协议中虽未明确约定涉案车位权利归属，但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拥有车辆，日常便停放在涉案车位，2013年双方离婚时梁作军对此明知且未提出异议或主张分割。再次，在离婚协议中将黄河家园房屋分割并归于闫晨皓，离婚后梁作军并未在黄河家园小区居住，直至2019年梁作军与孔德林签订《地下车位出售协议》前，在长达6年多时间里梁作军明知涉案车位一直由闫晨皓占有使用，既未对车位提出相关权利主张，也未缴纳车位管理费等；在离婚后一年内梁作军亦未对财产分割问题反悔，结合其未主张车位权利的时间跨度，反映出其对车位归闫晨皓占有使用的认可。综上，能够认定梁作军在与闫晨皓离婚时即有将涉案车位归于黄河家园房屋一并分割给闫晨皓的意思表示，并已形成既成事实，一审法院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并认定闫晨皓对涉案车位享有使用权的事实依据充分，本院予以肯定。关于《地下车位出售协议》效力问题。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对于梁作军与孔德林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从卖方梁作军来看，首先，2019年4月9日闫晨皓因黄河家园房屋过户事项将梁作军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调解后于同年5月29日作出（2019）甘0104民初920号民事调解书并送达生效。梁如对车位归属有异议，本可在该诉讼中提出并在调解时一并协商处理，但其并未提出车位相关事项，而是在该案送达应诉法律文书后调解前的4月12日与孔德林签订《地下车位出售协议》，在时间节点上即反映出其恶意。其次，依正常交易习惯，卖方应保证出卖物上无权利瑕疵，清除出卖物上的交易障碍，使出卖物处于干净的交易状态。梁作军作为卖方却对其没有实际管理、占有、使用的车位直接进行交易，且在交易前未主动清除车位上停放的闫晨皓车辆，明显违反交易习惯。最后，从主观动机看，梁作军在未与车位占有使用人闫晨皓进行沟通交涉的情况下，即与孔德林签订该协议，其出卖行为难归善意。而买方孔德林作为梁作军多年朋友且与闫晨皓相熟，对二人婚姻财产情况有一定了解，在签订《地下车位出售协议》时应更有能力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以避免使自己处于不必要的纠纷之中，但其行为表现却并不符合常态。一是孔德林在明知二人离婚时黄河家园房屋归属于闫晨皓并由其居住的情形下，签订《地下车位出售协议》时并未向闫晨皓核实车位权利人情况。二是孔德林并非黄河家园小区业主，也并未居住于该小区，对购买车位使用权的目的所做各种解释均不尽合理。三是孔德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支付了车位购买款。四是孔德林在签订《地下车位出售协议》后发现闫晨皓在车位上停放车辆，本应向合同相对方梁作军主张清除车位上的车辆以交付使用，而其却要求闫晨皓挪移车辆，并请求物业公司清理车位上的车辆等。综合孔德林系列行为表现，可见其签订《地下车位出售协议》亦难归善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梁作军与孔德林恶意串通的事实依据充分。二人在物业公司变更涉案车位备案信息，将业主变更为孔德林，并阻止闫晨皓正常使用车位，损害其合法权益。一审判决认定梁作军、孔德林签订的《地下车位出售协议》无效正确，二人所提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梁作军、孔德林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梁作军、孔德林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建华审判员邱彬审判员宋晓锐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刘以轩书记员施艳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