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湘10民终11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根华，女，197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文辉，男，198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如新，女，198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被上诉人何如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辉，男，198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系何如新之夫。上诉人何根华因与被上诉人曹文辉、何如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20）湘1026民初11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何根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民事裁定，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二、由被上诉人返还两台挖机，并支付两台挖机9个月、按每月8000元租赁费计算即72,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何根华与两被上诉人于2017年2月12日签订《挖机转让协议》，两被上诉人将两台挖机以150,000元价格卖给何根华。同日双方又签订《租赁合同》，约定何根华将两台挖机租赁给被上诉人，每月租金8000元，租期6个月。租赁到期后，又续签了6个月。被上诉人只支付何根华一年租赁费，且挖机也没有返还给何根华。何根华多次向被上诉人催讨，但均无结果。曹文辉、何如新辩称，曹文辉、何如新是借了何根华150,000元，所以才产生租赁合同这些事。曹文辉、何如新还了何根华约200,000元。双方签订的合同没有履行，签订的《挖机转让协议》和《租赁合同》是虚拟合同，根本没有履行。何根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双方解除租赁合同；2.判令曹文辉、何如新返还属于何根华的两台挖机；3.判令曹文辉、何如新支付何根华挖机租赁费（占用费）九个月共计72,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曹文辉、何如新负担。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同日内，何根华与曹文辉、何如新签订《挖机转让协议》、《租赁合同》，曹文辉、何如新将自己所有的小松牌PC200－7型液压挖掘机、卡特200B型号挖掘机卖给何根华，同时与何根华签订租赁合同，再将该两台挖掘机回租使用，双方的行为属于售后回租情形，即在回租的情况下，曹文辉、何如新即是出卖人同时也是承租人，何根华是买受人同时也是出租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售后回租属于融资租赁合同的一种形式，所谓“售后回租式融资租赁合同”，就是承租人先将自己所有的租赁物卖出给出租人，然后又向出租人租赁并购买回来的合同，实际上包含两个合同，一个是租赁物的买卖合同，一个是租赁物的租赁合同，不应单纯地将两个合同分开独立看待，而应当作为一个整体行为进行处理。本案中，何根华与曹文辉、何如新行为符合融资租赁的情形，但双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关系，评析如下：确定双方是否为融资租赁关系，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与其他类似合同相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通常涉及到三方合同主体（即出租人、承租人、出卖人，有时出卖人与承租人为同一人，买受人与出租人为同一人）并由两个合同构成（即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以及出租人与出卖人就租赁物签订的买卖合同）；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和租赁物的选择购买租赁物；三是租赁物的所有权在租赁期间归出租人享有，租赁物起物权担保作用；四是租金的构成不仅包括租赁物的购买价格，还包括出租人的资金成本、必要费用和合理利润；五是租赁期满后租赁物的所有权从当事人约定。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融资租赁交易具有融资和融物的双重属性，缺一不可。本案是否存在“融资和融物”双重属性？首先从标的物的性质分析，庭审调查中，何根华陈述：“我与被告一直认识，也清楚被告有挖机，被告向我借过钱，我不肯借，被告说他工地急需要钱，被告说他有两台挖机，被告的挖机是其夫妻两人的，我要求被告把这两台挖机以15万元卖给我，半年后被告可以赎回去。”曹文辉亦陈述系向何根华借款15万元，并且，何根华与曹文辉、何如新在《挖机转让协议》中约定了半年后曹文辉、何如新可原价回购的条款，该期限与《租赁合同》约定的挖机租赁期限为半年相一致，这一期限内涉案挖机一直由曹文辉占有，并不实际交付给何根华，也即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发生租赁物的交付和所有权的转移，不存在“融物”的属性。其次从挖机的价格上分析，何根华陈述何如新从他人购买的小松牌PC200－7型液压挖掘机大概10多万，卡特200B型号挖掘机因转让协议遗失不清楚转让时价格，而曹文辉陈述小松牌PC200－7型液压挖掘机以18万的价格购得，卡特200B型号挖掘机以15万价格购得，何根华要求曹文辉以15万元转让两台挖机，出让价格远远低于挖机的实际价格，曹文辉以该价格出让两台挖机明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从以上两个方面分析，本案中，涉案租赁物所有权未从出卖人（曹文辉、何如新）处转移至出租人（何根华），并且涉案租赁物的价值明显偏低，并非出卖人（曹文辉）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融资租赁行为没有融物属性，仅有资金空转，系以融资租赁之名行借贷之实，本案应属借贷关系。自2017年11月8日至2020年1月8日，何根华三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在起诉状、庭审陈述及所附证据材料中，均系以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为由进行主张。一审法院基于审理查明的事实认为，何根华诉请主张的“租赁合同关系”不能成立，多次向何根华行使释明权，告知其变更诉讼请求，但何根华拒绝对诉讼请求予以变更。由于何根华主张的法律关系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不一致，经释明，何根华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不便对何根华未予以主张的法律关系进行裁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何根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600元，退还原告何根华。”本院认为，本案何根华与曹文辉、何如新签订的《挖机转让协议》和《租赁合同》是否履行，以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名为租赁合同关系实为民间借贷关系。其一，涉案的小松牌PC200－7型液压挖掘机和卡特200B型号挖掘机本身系曹文辉、何如新所有的财产，按照常理曹文辉、何如新无需采取融资租赁方式回租该两台挖机。其二，在双方签订该两份合同后，曹文辉、何如新并未交付该两台挖机给何根华，且其一直占有和使用涉案两台挖机，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何根华亦未取得两台挖机的相关权利，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特征。其三，涉案两台挖机未进行评估作价，根据双方签订《挖机转让协议》之前约6个月，何如新购买涉案的小松牌PC200－7型液压挖掘机价格为180,000元，及曹文辉陈述购买的卡特200B型号挖掘机价格为150,000元，而何根华与曹文辉、何如新协议中约定两台挖机的转让价格为150,000元亦不符合常理。其四，双方均未提供有关资金支付和两台挖机的收条等凭证，以证明是否履行了《挖机转让协议》和《租赁合同》，且何根华在本案起诉前已经两次以租赁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但均撤回起诉，亦更说明缺乏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何根华与曹文辉、何如新系以融资租赁之名行借贷之实，本案应属借贷关系，且在多次向何根华释明变更诉讼请求遭拒绝后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何根华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何根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戴陈峰审 判 员 李气春审 判 员 孟晋忠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肖露华书 记 员 梁 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