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4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翁钟红，女，1960年1月2日生，汉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都匀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桂英，女，1961年7月24日生，仡佬族，贵州省平塘县人，住贵州省平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锡庆，男，与安桂英系夫妻关系，住贵州省平塘县。 上诉人翁钟红与被上诉人安桂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黔2701民初4216号民事判决后，翁钟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翁钟红上诉请求：1.判令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卡号为62×××37的邮政银行工资卡一张；2.确认被上诉人取走上诉人工资卡内的96800元是用于归还本案借款本金；3.确认上诉人还支付了25000元的利息；4.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被上诉人已经在一审起诉状中自认了被上诉人将工资卡作为抵押，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拿了上诉人的工资卡并于第二个月就归还了，后又反悔不认可，还说上诉人将工资卡抵押给了其他人。因被上诉人一直未归还上诉人的工资卡，并通过柜员机取款取走了上诉人的工资合计96800元，一审判决遗漏这一重要事实，并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不妥，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归还了银行卡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说上诉人以房产证抵押也是其在撒谎，有农商银行的证明足以证实上诉人不可能以房产证抵押给被上诉人，仅是双方为了保险才在借条上写的，因此，以房产证抵押是假，以工资卡抵押才是真。2.被上诉人用上诉人的工资卡取款未写收条，2018年归还的25000元也未写收条，上诉人多次催被上诉人写收条，被上诉人以工资卡取款有柜员机证明，归还款有银行打款依据，上诉人就没索要收条了。而利息是上诉人以现金交付，因此被上诉人每次均打有收条，且被上诉人每次都在上诉人提供的本子上写有收据。因此，利息收据共计22张，减去两张砍头息的收据，实际计算20张，合计支付利息85000元，而一审判决少判了上诉人支付的25000元。 安桂英二审辩称：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自认用工资卡抵偿借款，纯属断章取义，被上诉人只是陈述其用工资卡作为幌子，骗取借款，并没有把工资卡交给被上诉人实际占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未收到上诉人用工资偿还借款96800元的事实是正确的。且上诉人于2016年1月在案外人赵金花处借款5万元就将工资卡拿给赵金花抵押借款，在2017年6月份把赵金花的借款归还3万元之后就把工资卡归还上诉人，因此，上诉人不可能用两张卡来抵债。从双方的借款交易过程来看，每笔借款及借款的依据、利息支付方式都是双方签字认可，并向对方出具相关的依据，如果上诉人把退休金工资卡从2017年1月11日就交给被上诉人抵债，从双方的交易习惯看就应该会完善相应的手续，由此便推出其并未将工资卡抵押给被上诉人抵债。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请求二审法院更正一审判决少计算的25000元利息，首先，上诉人计算错误，其次，上诉人应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利息应为84000元，而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共计利息62000元，其余的转款作为扣押本金是错误的。但考虑到上诉人的偿还能力，被上诉人就没有上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依法应予维持。 安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62000元；2.判令被告按照民间借款月利率2%承担自2019年1月起到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借款利息（其中自2019年1月起至2019年7月起诉利息，按时计算为月利率2%×162000元×7个月=22680元，2019年8月之后的利息按实际还款计算清偿）；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1日，被告翁钟红向原告安桂英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安桂英现金伍万元正。利息每月付壹仟伍佰元正，如急需用钱，提前两个月打招呼。借款人：翁钟红，2017.1.11，转入农行卡：6228481198239245971”，同日，原告通过农业银行转账47000元到被告账户。2017年5月3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安桂英现金伍万元正，利息每月按壹仟伍佰元支付。借款人：翁钟红，5227011960××××××××，2017.5.31”，同日，原告在都匀农商行小十字支行取款70000元，并将其中50000元出借给被告，同日，原告出具收条，收到被告5月31日至7月11日利息2000元，原告实际出借48000元。2018年1月1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安桂英现金叁万元正小写利息2000元。借款人：翁钟红，2018.元.11”，该《借条》上备注“2018年11月12日已归还5000元”，同日，原告通过ＰＯＳ机刷卡消费方式向被告出借30000元，同日，原告出具收条，收到被告2018年1月11日至2月11日利息3000元，另付1000元，共计4000元，原告实际出借26000元。2018年10月2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安桂英现金人民币肆万元整，借款人：翁钟红，2018.10.23日”，同日，原告通过ＰＯＳ机刷卡消费方式向被告出借40000元。另查明，原告于2017年3月11日至2017年12月11日间向被告出具收条八张，共收到被告利息27000元；2018年2月12日，被告通过建设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利息6000元，于6月12日、11月12日通过建设银行转账分三次向原告偿还借款5000元、20000元、5000元；2018年1月11日、4月12日、5月13日、6月12日、7月11日、8月19日，被告通过农业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利息4000元、6000元、4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7月11日，被告通过农业银行转账向原告偿还借款4000元；2018年2月6日至12月24日间，被告分6次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偿还借款585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关于借款本金。本案中，原告安桂英主张共计借款162000元给被告翁钟红，但原告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即2017年1月11日实际出借本金47000元，2017年5月31日实际出借本金48000元，2018年1月11日实际出借本金26000元，2018年10月23日实际出借本金40000元。另，2017年1月11日至5月11日期间，原告多收取被告的利息360元（超出年利率36%），此款应抵扣本金。对原告抗辩部分还款系被告偿还其他借款和微信转账系被告偿还原告代购买物品的主张，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不予采纳。二、关于约定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安桂英提供的证据（借条）中2017年1月11日实际出借本金47000元和2017年5月31日实际出借本金48000元约定利息每月1500元即年利率36%，2018年1月11日实际出借本金26000元约定利息2000元，2018年10月23日实际出借本金40000元未约定利息，故对原告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按照年利率24%支付借款本金为26000元和40000元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借款本金为26000元的利息为2000元，借款本金为40000元的不计算利息。三、关于已付利息及还款金额。被告提交证据收条、微信转账记录和银行转账记录证明于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12月24日期间向原告支付利息62000元，向原告还款39850元，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能够充分证明案件事实，予以认定。对原告抗辩支付的部分利息系被告支付其他借款利息的主张，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不予采纳。四、关于邮政银行（工资卡）款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告主张原告将工资卡交由原告保管，原告支取了工资卡内资金86800元，但被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事实，对被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被告可收集证据后另行向人民法院起诉。综上，截止2018年12月24日，原告向被告出借借款本金共计16100元，被告向原告已还借款39850元，再减去原告多收取被告的利息360元，被告尚欠原告借款120790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利息67163元，被告已向原告支付利息62000元，被告尚欠原告利息5163元，但原告诉讼请求主张自2019年1月起到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借款利息，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20790元及利息，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翁钟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安桂英借款本金120790元，并从2019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安桂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31元，由原告安桂英负担531元，被告翁钟红负担1500元。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安桂英是否用上诉人翁钟红的工资卡取走96800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翁钟红主张其工资卡交付给被上诉人安桂英后被私自取走96800元，该款应当用于抵扣借款本金，但上诉人翁钟红并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主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故对其该项主张应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翁钟红提出的要求被上诉人安桂英归还工资卡的诉请，因上诉人翁钟红一审时未提出反诉，本院不予审理。 关于利息支付的问题。一审法院曾于2019年11月21日组织本案双方对借款本金及利息支付情况进行对账，上诉人翁钟红陈述“其提供的收条系被上诉人安桂英支付的利息，这些收条与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流水相对应”，被上诉人安桂英对此表示认可，并表示2017年1月11日至12月11日期间的利息是现金支付的，2018年1月起以后的利息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经审查，上诉人翁钟红提供的银行转账流水证实了2018年1月起的利息均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这与双方在对账时所述一致，且符合双方2018年1月起之后的利息支付习惯。故，一审法院据此确认截止2018年11月24日上诉人翁钟红共支付被上诉人安桂英借款利息62000元有事实依据，应予确认。上诉人翁钟红主张其还多支付了25000元的利息理由不成立，应不予支持。 据此，上诉人翁钟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36元，由上诉人翁钟红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云飞 审判员  石明锋 审判员  朱代昀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肖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