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1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诸卫祖，男，197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慧慧，浙江宝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建海，男，1968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根，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邬建红，男，197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庆，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诸卫祖因与被上诉人蒋建海、邬建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8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诸卫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慧慧、被上诉人蒋建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根、被上诉人邬建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庆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诸卫祖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诸卫祖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1.诸卫祖的1100万元债权系案外人徐伟良在2013年11月所谓的“转账”之前所欠的债务，并非一审认定的2013年11月“转账”而产生的债权债务。2.2013年11月14日和2013年11月15日的“转账”是经徐伟良和蒋建海、邬建红协商并自愿确定的行为，目的是在徐伟良和蒋建海、邬建红之间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即蒋建海、邬建红以诸卫祖支付给其的款项付给绍兴市金丰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公司）的租金，金丰公司代徐伟良清偿诸卫祖的债务，诸卫祖与徐伟良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消灭。3.蒋建海、邬建红明知在该“转账”后已付给金丰公司1100万元的租金，金丰公司已开具给其收据，其实际应支付给金丰公司的1100万元租金应当支付给诸卫祖，因此，诸卫祖与蒋建海、邬建红之间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事实清楚，蒋建海、邬建红在明知1100万元的租金应当支付给诸卫祖的情况下再将租金支付给金丰公司而拒不支付给诸卫祖的行为，不但是违约行为，而且构成欺诈，依法应对诸卫祖承担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均不予认定。4.金丰公司将1100万元的租金收据交给诸卫祖，并由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伟良口头通知了蒋建海、邬建红，诸卫祖已依法取得该债权，一审认定没有通知，与事实不符。二、退一步讲，本案的债权转让不成立，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法院查明的不一致，一审法院应依法行使释明权，但一审法院没有行使释明权，置诸卫祖与蒋建海、邬建红实际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不顾，实属程序违法。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转账”行为是经徐伟良和诸卫祖、蒋建海、邬建红自愿协商的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故一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143条、146条进行判决，实体驳回诸卫祖的全部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在庭询中补充认为，本案事实是徐伟良欠诸卫祖1100万元，金丰公司愿意代徐伟良偿还，蒋建海、邬建红将租金支付给金丰公司，由金丰公司还给诸卫祖，因蒋建海、邬建红无法支付租金，故由诸卫祖转账给蒋建海、邬建红，蒋建海、邬建红支付给金丰公司后，再由金丰公司代为偿还给诸卫祖，转账是分六次支付，金丰公司支付款项后，诸卫祖与蒋建海、邬建红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虽转账是同一笔金额转账，但钱转给诸卫祖时都是金丰公司代徐伟良支付款项，诸卫祖累计转给蒋建海、邬建红的钱应该是1100万元，金丰公司代偿金额应该也是1100万元。 蒋建海未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询中答辩称，1.对于诸卫祖主张的涉案1100万元系其与案外人徐伟良之间以前的债权债务，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已作了认定，该认定正确。2.诸卫祖以200万元经多次转账后最终又回到了诸卫祖的手中，是虚拟转账，一审法院已认定2013年11月14日、15日的转账是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行为，并不产生法律后果，因此，对于诸卫祖主张2013年11月14、15日1100万元的转账产生其与蒋建海、邬建红之间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成立。3.根据前二点理由，诸卫祖与蒋建海、邬建红之间在本案中根本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产生，并无合同上的权利义务，诸卫祖主张蒋建海、邬建红构成违约与欺诈都不能成立。4.诸卫祖主张已由案外人徐伟良口头通知蒋建海、邬建红将1100万元的租金交付给诸卫祖，其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蒋建海、邬建红亦不予认可。5.本案诸卫祖起诉的基础事实是债权转让，一审判决驳回诸卫祖的诉讼请求是认为诸卫祖主张的债权转让关系提供的依据不足，而并不是说双方之间虽不是债权转让关系，而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无须行使释明权，并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6.债权转让的出让人必须是权利主体，本案权利主体应该是金丰公司，而诸卫祖主张欠款主体系案外人徐伟良，虽然徐伟良是金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法律上并不能代表公司，案外人徐伟良是无权转让的，而且债权转让是有法定程序要求的，真正的债权转让对债务人来讲发生效力的是接到通知，但金丰公司并没有通知，且在起诉之时通知，债权债务关系早已履行完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邬建红未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询中答辩称，同意蒋建海的答辩意见，另外补充：1.诸卫祖主张的债权转让事实并不存在，诸卫祖从一审至今既未能提供诸卫祖与徐伟良存在着确切债权的事实，也未能提供债权转让协议等相关依据来证明债权转让事实，而且邬建红从未听说过金丰公司有债权转让给诸卫祖的事实或收到过任何债权转让通知，诸卫祖提供的证据仅是诸卫祖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后形成的三份笔录，对该三份笔录有效性、合法性存疑，公安机关的笔录是基于刑事诉讼而形成，刑事案件最终不了了之，说明刑事案件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因此三份笔录是无效的、违法的；2.诸卫祖在上诉状中认为通过走账形式与蒋建海、邬建红之间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成立，所谓走账是诸卫祖把自己的钱循环走账后所有钱又回到诸卫祖自己手中，即诸卫祖根本没有支出任何款项，诸卫祖与案外人徐伟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走账，双方是恶意串通，损害金丰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是无效的违法行为，并不能够产生像诸卫祖所说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对于诸卫祖认为金丰公司将租金收据交给诸卫祖并由金丰公司通知蒋建海、邬建红取得债权，这也不是事实。公安机关笔录只能证明诸卫祖要求徐伟良通过租金抵冲他的债务，但该查明事实不属于债权转让关系，所以诸卫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 诸卫祖于2019年9月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蒋建海、邬建红立即支付给诸卫祖款项1100万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诸卫祖于2016年11月6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协议没有签的，但蒋建海、徐伟良、我都同意的，当时为了留下依据，大家商定账目走一下，蒋建海方打钱给徐伟良方，然后徐伟良方打钱给我，我再打给蒋建海方（1100万元数目太大，一笔走账没这么多钱，所以分多次走账的），走完账后，金丰公司出具代徐伟良偿还我钱的证明，同时出具已收到蒋建海二车间租金预付款的收据，这些收据实际由我保管，因为我要凭收据找蒋建海要钱的。” 案外人徐伟良于2016年11月7日在绍兴市看守所所作的讯问笔录中陈述:“我与诸卫祖说过把金丰公司二车间的租金先抵消蒋建海的300万元，剩下的用来抵消诸卫祖的债务，双方有协议的。” 蒋建海于2016年12月4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徐伟良以前欠我300万元，后来用房租抵消了，在2014年之前抵消了；2013年底，我与徐伟良还有诸卫祖在一起，在徐伟良的办公室里，徐伟良告诉我，用我在金丰公司二车间的租金抵消他欠诸卫祖的债务，他们之间有协议的；诸卫祖告诉过我把房租交给他，但是我没有给他，我也知道徐伟良要把房租的钱交给诸卫祖，但我是按照程序来的，应该是我把钱给金丰公司，然后再由金丰公司把钱给诸卫祖。” 2013年11月14日，诸卫祖二次向蒋建海、邬建红的财务叶柯转账200万元，合计400万元；2013年11月15日，诸卫祖向蒋建海、邬建红的财务叶柯分别转账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合计700万元。2013年11月14日16时25分、42分、17时，吴洪锋三次向诸卫祖转账200万元，合计600万元；2013年11月15日14时44分、15时05分、16分，吴洪锋分别向诸卫祖转账2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合计500万元。诸卫祖陈述上述1100万元系“走账”行为，即诸卫祖将款项打给蒋建海、邬建红的财务叶柯，叶柯再打给金丰公司会计吴洪锋，吴洪锋再全部打还给诸卫祖。另根据诸卫祖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可以认定以上1100万元并非足额1100万元，系通过部分款项循环转账实现。 “走账”后，金丰公司出具《自愿代为还款说明》二份，说明上述1100万元系金丰公司自愿代徐伟良偿还给诸卫祖的借款。金丰公司还开出收据5份，日期为“2014年1月13日”，金额分别为2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合计1100万元，摘要为“预收2014年度-2019年度房租费”。该五份收据均由诸卫祖持有。 2013年5月6日、10月10日、10月14日、12月31日、2014年1月6日、4月22日、7月8日、7月8日、2015年5月23日、2016年9月21日，蒋建海、邬建红分别向金丰公司支付房租390万元、10万元、65万元、10万元、13万元、18万元、1117343.48元、922656.52元、400万元、3902656元，合计15002656元（其中2013年11月14日之后为10352656元）。 另查明，2012年4月7日，蒋建海、邬建红及案外人余坚祥与金丰公司签订《承包协议》1份，约定蒋建海、邬建红及余坚祥共同承包金丰公司名下车间，承包期限为2012年3月15日至2016年5月7日，诸卫祖在甲方处签字。金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伟良，股东为徐伟良、徐五八、徐锦泉。 一审法院认为，诸卫祖诉请的理由为债权转让，即金丰公司将其对蒋建海、邬建红的车间承包款转让给诸卫祖并经蒋建海、邬建红确认同意。对此该院分析如下：首先，诸卫祖未能提供其和金丰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诸卫祖亦未证明其和金丰公司之间存在合理的债权债务关系，故仅凭案外人徐伟良的口头表示并不能当然代表金丰公司做出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该行为可能损害金丰公司其他两位股东的利益）；诸卫祖还未能证明其和徐伟良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使其提供的借条复印件是真实的，其替徐伟良担保的200万元及出借给徐伟良的125万元之和也远远小于其诉称的1100万元，通过询（讯）问笔录也无法认定债权转让的金额和内容。其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虽然根据蒋建海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徐伟良曾告诉过其要将其应付的金丰公司车间承包款代徐伟良个人偿还所欠诸卫祖的借款，但该笔录并未明确徐伟良要求其将以后的承包款直接支付给诸卫祖，蒋建海、邬建红对此亦予以否认，故无法认定金丰公司已将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通知了蒋建海、邬建红；起诉可以认定为对债务人的通知，但本案起诉时蒋建海、邬建红已经完成了承包款的支付义务，金丰公司的债权已消灭。再次，诸卫祖自认的三方合意的“走账”行为从逻辑上并无法产生其诉称的债权转让的法律后果，诸卫祖实际也未足额支出1100万元（系通过部分款项循环转账实现），该“走账”款项最终也被转回给诸卫祖，该行为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应认定无效，不产生法律后果。综上，该院对诸卫祖诉称的“债权转让”不予确认，诸卫祖的诉请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诸卫祖称可能被徐伟良和蒋建海合伙诈骗、销毁借条，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诸卫祖可自行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诸卫祖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二审中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诸卫祖主张其与金丰公司之间存在债权转让关系是否成立；二、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关于焦点一，诸卫祖主张其与金丰公司之间存在债权转让关系，但其并未能提供其与金丰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诸卫祖虽称已将其与金丰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经由案外人徐伟良口头通知过蒋建海，系三方合意，但蒋建海并不认可。蒋建海在公安询问笔录虽认可徐伟良曾告诉过其要将其应付金丰公司的租金代徐伟良偿还欠诸卫祖的借款，但蒋建海并未认可徐伟良要求将应付款项直接交付给诸卫祖，因蒋建海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其要将租金交付给金丰公司，即蒋建海对诸卫祖所主张的债权转让并不予认可。现诸卫祖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存在债权转让之事实及已将该债权转让关系已通知过蒋建海等的相关证据。更何况，在本案诉讼前，蒋建海、邬建红已经将应付金丰公司的租金如数交付给了金丰公司，金丰公司也予以收取。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诸卫祖认为其与金丰公司之间存在债权转让关系不予确认，本院予以认同。 关于焦点二，诸卫祖以与金丰公司存在债权转让关系而起诉要求由蒋建海、邬建红支付110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诸卫祖主张的债权转让关系提供的依据不足，未予支持，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何种法律关系，不属于一审法院在本案中的审查范围，诸卫祖以一审法院未对此行使释明权而认为违反法定程序，于法无据。 至于诸卫祖在二审中提出经三方合意的“走账”，其与蒋建海、邬建红之间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主张系借款关系，对此，蒋建海、邬建红明确予以否认。对于案涉的“走账”行为，一审判决已认定该款项循环转账行为系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依法认定无效，不产生法律后果，本院予以认同。 综上所述，诸卫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上诉人诸卫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王安洁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冯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