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2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治江，男，198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甦，重庆华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阿波罗港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港城工业园区港城中路3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784236483B。法定代表人：舒晓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滕言平，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敏，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重庆耕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鱼洞佛耳岩，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686237693J。法定代表人：易钱，执行董事。上诉人余治江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阿波罗港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波罗公司）、原审被告重庆耕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耕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5民初13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余治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甦，阿波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治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阿波罗公司对余治江的诉讼请求；2.、本案第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阿波罗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本案涉及两个买卖合同关系，阿波罗公司应当择一起诉，一审不应合并审理。阿波罗公司与耕辉公司对2017年2月《供货合同》未进行结算。余治江仅对第一个《供货合同》产生的债务提供担保，余治江对阿波罗公司的付款行为是履行第一个供货合同的担保义务。对2017年2月《供货合同》，余治江不是保证人。重庆锭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锭升公司）受余治江委托向阿波罗公司付款也是履行第一个合同产生的担保义务。阿波罗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是证明同一事实，构成同一法律关系，可在同一诉讼处理。付款承诺书第2条双方确认了后续合作事宜，本案实质为同一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余治江对付款承诺书确认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而阿波罗公司后续的还款涉及是否冲抵部分该担保款项金额，只有在同一诉讼中才能查明事实。余治江所付款项及案外人锭升公司所付款项系代表耕辉公司支付，非余治江履行担保义务。余治江在2014年3月31日至2018年3月7日期间系耕辉公司法定代表人，本身就代表耕辉公司，《付款承诺书》耕辉公司做出意思表示时也是法定代表人签字，双方都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代表履行义务的交易习惯，且余治江一审抗辩表示担保无效不该承担担保责任，故余治江也不可能主动履行担保义务，余治江之前所付款项只能作为耕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向阿波罗公司支付货款，否则陈述前后矛盾。另，一审庭审中耕辉公司、余治江的代理人共同举示了耕辉公司的付款明细，证明耕辉公司及案外人锭升公司及余治江共同代表耕辉公司合计付款88万多，且在该货款明细中案外人锭升公司支付货款的备注部分明确注明是代耕辉公司付款，非代表余治江履行个人担保义务。阿波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耕辉公司立即支付阿波罗公司货款1372404.65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1372404.65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2.余治江对前述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31日至2018年3月7日期间，余治江系耕辉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1月17日，余治江作为耕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耕辉公司与阿波罗公司法定代表人舒晓凤签订《付款承诺书》，主要内容为耕辉公司到2017年1月31日止共欠阿波罗公司货款1370304元，经双方法人代表共同协商，耕辉公司法人代表承诺按以下方式付款：1.从2017年1月起每月付货款40000元给阿波罗公司，全年支付总额470000元，余额900000元到2017年12月30日前协商解决付款事宜；2.每月合作供货，按当月挂账次月20日前付清全额货款；3.按以上协商条款执行，如其中一条未执行，此承诺书无效，按《合同法》追收货款。同日，阿波罗公司（甲方、债权人）与余治江（乙方、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主要约定：为确保甲方与债务人耕辉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签订的付款协议（以下称主合同）的履行，乙方愿意为债务人耕辉公司按月向甲方支付主合同项下全部款项等义务提供担保；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耕辉公司在主合同项下向甲方支付的全部货款、资金占用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费）；乙方承担保证责任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附加协议部分约定在耕辉公司正常经营期间，阿波罗公司不能起诉余治江追讨欠款。2017年2月21日，阿波罗公司（供方）与耕辉公司（需方）签订《供货合同》，主要约定阿波罗公司向耕辉公司供应“定转子”等货物，并约定了供货范围及单价，供方需送货到需方库房，运输费用由供方自负，供货时间及数量按需方传真或邮件计划为准，结算方式为每月按送货量挂账，次月15日付全额货款。嗣后，阿波罗公司收到重庆锭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锭升公司）转账支付的款项208300元，具体支付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7年3月8日68300元、2017年5月26日40000元、2017年7月21日20000元、2017年8月7日40000元、2017年9月1日20000元、2017年9月21日20000元；此外，阿波罗公司法定代表人舒晓凤收到耕辉公司于2017年4月1日转账支付的30000元，并收到余治江转账支付的款项650000元，该650000元的具体支付时间及金额为：2017年4月1日70000元、2017年5月25日100000元、2017年7月4日100000元、2017年7月11日100000元、2017年7月20日80000元、2017年8月7日100000元、2017年11月28日10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888300元，阿波罗公司、耕辉公司及余治江均确认上述款项系耕辉公司支付阿波罗公司的货款。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阿波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向重庆市巴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查熊李琳2016-2018年度社会保险参保记录，重庆市巴南区社会保险局单位参保科回复称“经查询，未查询耕辉公司参保情况”。庭审中，阿波罗公司为证明在《付款承诺书》签订后继续向耕辉公司提供了价值890400.65元的货物，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间内举示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8日至2017年11月28日期间的挂账表9张和废品挂账表4张、2016年挂账单多份，并申请其员工李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挂账表上载明了挂账期间、送货配件名称、机型、送货数量、单价、金额、扣退货金额、扣搬运费金额、实际挂账金额等信息，其中2017年的9张挂账表对应的挂账月分别为2017年2月至9月、11月，各表中的扣退货金额与废品挂账表中退货挂账金额一致，9张挂账表均有熊李琳签名，每月对应的挂账货款金额分别为60914.40元、96748.86元、108152.85元、127475.91元、98230.80元、39350.63元、181430.81元、77793.14元、100303.25元，共计金额890400.65元，其中7张挂账表有李某在厂家签字处签名，2016年的挂账表中部分有熊李琳签字；阿波罗公司陈述熊李琳系耕辉公司财务人员，按照《供货合同》约定，每月挂账均由熊李琳出具并与阿波罗公司财务李某核对，证人李某也出庭作证证实上述陈述。耕辉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耕辉公司并无名为熊李琳的员工。一审法院认为，耕辉公司与阿波罗公司签订的《付款承诺书》《供货合同》及余治江与阿波罗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其主要条款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付款承诺书》载明“按以上协商条款执行，如其中一条未执行，此承诺书无效，按《合同法》追收货款”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该条款所约定的“此承诺书无效”并非指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也不产生合同无效后的相关法律后果，而应理解为双方达成的还款方式和合作方式两项约定中任何一项未得到执行，阿波罗公司即可不受《付款承诺书》关于付款时间、金额等内容的约束，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直接向耕辉公司追讨全部尚欠货款。同时，虽然《保证合同》约定在耕辉公司正常经营期间，阿波罗公司不能起诉余治江追讨欠款，但耕辉公司未按照《付款承诺书》的约定及时支付货款，已经损害了阿波罗公司的合法权益，耕辉公司未按约定付款的违约行为，不能称之为正常经营，故阿波罗公司起诉耕辉公司和余治江追讨货款，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于法有据。耕辉公司及余治江关于《付款承诺书》及《保证合同》均无效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阿波罗公司在签订《付款承诺书》后是否存在继续供货的问题。阿波罗公司举示的2017年期间的挂账表载明的尚欠货款总额为890400.65元，耕辉公司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阿波罗公司和耕辉公司签订《付款承诺书》对截至2017年1月的货款的结算，即表明双方在该日期之前确定存在供货关系，阿波罗公司举示了2016年的挂账表，部分挂账表上有熊李琳的签字，拟证明双方在2016年期间的交易方式、结算方式及耕辉公司的对账签字人为熊李琳。虽然耕辉公司否认其真实性，亦不认可熊李琳系其工作人员，却既不能提供送货单、挂账表或其他财务凭证证明其持有《付款承诺书》所确定款项的原始结算凭证以推翻阿波罗公司的主张，故应当认定熊李琳有权代表耕辉公司与阿波罗公司进行结算；阿波罗公司与耕辉公司于2017年2月签订的《供货合同》明确约定结算方式为每月按送货量挂账，次月15日付全额货款，即合同有关于结算方式明确约定；阿波罗公司举示了2017年期间的挂账表，符合《供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且挂账表上仍有熊李琳的签字，而耕辉公司未举示双方存在变更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的证据；综上，阿波罗公司举示的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当认定阿波罗公司与耕辉公司在《付款承诺书》签订后，仍存在货物交易行为，并通过挂账表的形式确认实际挂账金额890400.65元，对上述货款，耕辉公司负有支付义务。对耕辉公司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耕辉公司尚欠货款金额的问题。耕辉公司在2017年1月17日的《付款承诺书》中认可欠付阿波罗公司货款1370304元，此后，耕辉公司与阿波罗公司继续进行货物交易，经双方挂账核对新增货款为890400.65元，两者合计2260704.65元；现阿波罗公司认可收到耕辉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支付的货款888300元，因此，耕辉公司尚欠货款金额为1372404.65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付款承诺书》及《供货合同》的约定，上述欠付货款支付期限均已届满，故对阿波罗公司要求耕辉公司支付货款1372404.65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耕辉公司认为应退货金额为220750元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退货统计表系耕辉公司自行制作且统计期间为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系在《付款承诺书》签订之前，耕辉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在签订《付款承诺书》进行结算时未将上述款项纳入处理，故对耕辉公司要求在货款中予以扣减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资金占用损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中，耕辉公司未按《付款承诺书》约定付款，则阿波罗公司可依照合同法相关规定要求耕辉公司支付承诺书所载明的尚欠货款；对于此后挂账表上的货款，《付款承诺书》约定“按当月挂账次月20日前付清全额货款”，《供货合同》约定应于挂账次月15日付全额货款，最后一笔挂账表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28日；现耕辉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货款，应承担因逾期付款给阿波罗公司造成的损失，阿波罗公司要求耕辉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1372404.65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余治江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了余治江应当对耕辉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约定了保证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数笔相同种类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余治江签订《保证合同》时，耕辉公司确定的尚欠货款金额为1370304元，对于《付款承诺书》约定的第二项，仅系双方关于继续合作的约定，签订合同时该条约定的供货并未实际产生且货款金额不能确定，故余治江仅对2017年1月17日《付款承诺书》中的1370304元货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债权人阿波罗公司与债务人耕辉公司对于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并无约定，故根据《供货合同》中关于结算的约定，结合各挂账表出具时间和耕辉公司付款时间及金额，并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抵充，经计算，耕辉公司累计支付的888300元，应抵充《付款承诺书》中债务货款256777.18元，抵充挂账表金额631522.82元，冲抵后，《付款承诺书》确定的货款尚欠金额为1113526.82元（1370304元-256777.18元），因此余治江应在货款1113526.82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1113526.82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的范围内向阿波罗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耕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阿波罗公司货款1372404.65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1372404.65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二、余治江对前述第一项债务在货款1113526.82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1113526.82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的范围内向阿波罗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阿波罗公司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830.16元，由耕辉公司负担，余治江对其中14466.84元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二审中，余治江举示耕辉公司、锭升公司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作为新证据，拟证明锭升公司向阿波罗公司支付的208300元货款系受余治江的指示，系余治江履行担保责任所支付的货款，而非耕辉公司支付的货款，该款应在1370304元中抵扣。阿波罗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记载内容。通过余治江账户向阿波罗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支付的款项总计没有888300元。在货款明细中关于案外人支付的部分已经明确备注是代耕辉公司付款，余治江在一审中不认可该承担担保责任，更不可能履行担保义务。作为当事人应对自己言辞负责，不得随意否认先前陈述，余治江已经违反禁止反言的原则。余治江具有双重身份，除了自然人外，仍是耕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一审余治江、耕辉公司的举证及陈述，足以说明余治江从未以担保人身份向阿波罗公司支付任何款项。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仅凭该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具体于后详述，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耕辉公司与阿波罗公司签订的《付款承诺书》、《供货合同》及余治江与阿波罗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额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关于余治江抗辩案涉两个合同关系不应合并审理的问题，本院认为，《付款承诺书》《保证合同》与2017年2月21《供货合同》涉及的买卖合同当事人相同、且时间间隔较近，且《付款承诺书》也载明了“每月合作供货，按当月挂账次月20日前付清全部货款”等后续供货、付款等约定，表明前后的供货行为具有连续性，因此，一审对前后的供货关系一并审理并无不当。关于余治江认为通过余治江转账支付的650000元以及通过锭升公司转账支付的208300元，均系余治江履行担保责任支付的货款，而非耕辉公司支付的货款，余治江还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应当扣除以上金额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余治江通过账户付款期间系耕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治江一审二审期间均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付款行为系履行《保证合同》的付款，故本院认为，余治江在其任职期间的付款行为，应系履行职务行为，通过其账户所支付的650000元货款系耕辉公司履行的支付货款义务。另锭升公司代为支付的208300元，在一审时耕辉公司已明确系耕辉公司支付的货款，且余治江并未提出异议。现二审期间，余治江虽然举示了耕辉公司以及锭升公司关于该208300元付款的情况说明，但本院认为仅凭该情况说明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亦无法推翻其一审的陈述。其次，在一审中，余治江明确否认《保证合同》的效力，认为该合同无效，余治江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余治江现上诉理由与一审时的抗辩明显不一致，且其上诉的理由与一审时耕辉公司所认可的耕辉公司付款888300元的事实相互矛盾，对此余治江未作出合理的解释，亦未举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所述，余治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66.84元，由上诉人余治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汪 骞审 判 员  章兴东审 判 员  向 川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 迁书 记 员  文 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