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再3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王巧红，女，1970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申诉人:陈亚东，男，1973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新昌县。 被申诉人:俞丽莉，女，198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新昌县。 以上两被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幸福，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王巧红因与被申诉人陈亚东、俞丽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浙06民终2270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以浙检民（行）监［2019］33000000175号民事抗诉书，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民抗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受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委托，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金湘华出庭。申诉人王巧红、被申诉人俞丽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幸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2018）浙06民终2270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本案中，王巧红和陈亚东、俞丽莉之间转账款项共八笔，陈亚东、俞丽莉对收到的款项无异议，双方均认可其中三笔已经归还，其余五笔涉案款项分别是2013年6月30日5万元、2013年7月1日5万元、2013年8月20日50万元、2014年7月21日4万元、2014年7月22日6万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借款人在出借人仅凭转账凭证主张民间借贷关系的情形下，提出转账系其他债务关系的抗辩，应就其抗辩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本案陈亚东和俞丽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争议款项系替王巧红办事费用的主张。首先，陈亚东和俞丽莉并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案涉款项为办事费用。本案陈亚东和俞丽莉提供的聊天记录中，均未直接提及争议款项系受王巧红委托，替王巧红的办事费用。五笔涉案款项共计70万元，数额较大，且从第一笔转账至今，双方在聊天记录中从未提及办事费用的支出明细、具体用途、剩余数额等，不符合办事费用的使用常理。此外，陈亚东和俞丽莉也未提交充分的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第一，陈亚东和俞丽莉制作的住宿费清单，系案外人潘某1住宿相关费用，在无其他证据印证下，难以认定其关联性。第二，一审中陈亚东、俞丽莉申请多位证人出庭作证，经审查，证人王某、潘某1、朱某、张某1、潘某2证言的具体内容，虽陈述是帮王巧红办事，但基本都未与王巧红有过直接接触，所提到的办事报酬，也是由陈亚东或俞丽莉直接支付。证人王某还提到其到杭州保护王巧红，对此王巧红予以否认。潘某1和潘某2虽然提到陈亚东联系他们帮忙，说要为王巧红办事，但均为听陈亚东转述，即该证言属于传来证据，在无其他证明印证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单独证明陈亚东和俞丽莉去北京及买手表等行为是替王巧红办事。上述证据亦不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涉案款项为王巧红委托陈亚东和俞丽莉办事费用。因此陈亚东和俞丽莉抗辩与王巧红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完成其举证责任。其次，王巧红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王巧红借款给陈亚东和俞丽莉，双方已就借贷关系达成合意。在王巧红与俞丽莉的聊天记录中，其曾经对涉案的五笔款项进行催款，而俞丽莉多次表示会还款，并督促王巧红与陈亚东对账。在王巧红与陈亚东的聊天记录中，王巧红对本案涉案款项及另案中打给朱某的款项进行催款，从王巧红的回复中可以看出，陈亚东曾主张2015年1月29号打给朱某的3万元款项已经由俞丽莉归还，而王巧红对此表示认可，同时亦表明陈亚东对催讨的其他款项予以默认。因为按照常理分析，欠款人如对出借人催讨数额有异议，一般会及时提出异议。就2013年8月20日的50万元款项，王巧红提供了与俞丽莉的通话录音证明其主张。在2018年1月29日通话录音中，王巧红多次要求俞丽莉归还50万元借款，并出具借条。俞丽莉虽拒绝出具借条，但是明确表示有钱后会偿还。此外，陈亚东和俞丽莉所提交的证据可以印证2018年1月29日通话录音中的借款事实，包括2015年7月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卷宗第一卷第40页）及王巧红所制作的款项明细。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俞丽莉自己表示“亚东就是知道当初你给我50万，我买车以后，这两年来我没有问他拿过生活费”、如果该笔款项真如陈亚东和俞丽莉所主张的办事报酬，其将这笔钱私自用于买车的情况告知王巧红不符合常理。而且，王巧红所制作的款项明细中，备注2013年8月20日的50万元，收款人“俞丽莉（去董勇办公室回来）”，还款日期处备注为“援助借贷援借贷”。综合上述证明，可以印证俞丽莉向王巧红借款50万元买车的借款事实。 结合上述分析，王巧红已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应对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予以认定。原审判决就争议的五笔款项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王巧红称，对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无异议，另补充一点，原一审卷宗第39页中的3.8万元应该也为涉案借款。 陈亚东、俞丽莉共同辩称：俞丽莉和王巧红系姐妹关系。王巧红因与董勇的感情纠纷，怀疑董勇妻子和董勇另一个情人要找人杀她，2013年初就找陈亚东帮忙。为了帮王巧红向董勇讨要女儿的生活费，俞丽莉、陈亚东带上其他人，多次陪王巧红到董勇办公室去要钱。为了保护王巧红人身安全，给董勇施加压力，陈亚东找了包括潘某1在内的多人担任王巧红保镖，到北京找人帮王巧红办事。鉴于俞丽莉与王巧红的亲戚关系，再加上对于王巧红的同情，一开始找石海军、老孔等办事支出的费用均是由陈亚东和俞丽莉垫付的。后来2013年6月30日和7月1日王巧红分别汇给俞丽莉5万元，用于支付俞丽莉、陈亚东之前垫付的费用。2013年8月份的某一天，陈亚东、俞丽莉及其父亲等八九个人到杭州董勇办公室，向董勇讨要王巧红女儿的生活费，经过陈亚东、俞丽莉等人的帮忙，董勇同意在年底一次性支付王巧红几百万元生活费。当天王巧红很高兴，从董勇处回来后，即汇给俞丽莉50万元并要俞丽莉换车。虽然王巧红没有明讲这50万元是送给俞丽莉的，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这50万元是送给俞丽莉的费用。所以后来陈亚东多次为王巧红去北京办事的费用开销，也没有要求王巧红支付，除非王巧红自己汇款给俞丽莉。期间，俞丽莉确实有帮别人向王巧红借款，但借款均已还清。 从2013年开始直至2017年，王巧红从来没有明确过汇给俞丽莉的款项是借款。2017年之后，王巧红看到陈亚东找的北京人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就开始在与俞丽莉的微信聊天中，将之前的办事费用说成是借款，变相要求陈亚东、俞丽莉归还。但俞丽莉从未承认过王巧红汇给她的钱是借款。只有王巧红说起陈亚东、俞丽莉的弟弟向她所借款项时，俞丽莉才回复他们有钱一定会还。对于50万元汇款，在王巧红多次变相催讨后，俞丽莉表态大家算下账，如果有得多还给王巧红。王巧红找陈亚东、俞丽莉办事，在事情未办理完毕，没有达到其理想的要求以后，要求两人归还办事支付的费用，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陈亚东与俞丽莉已提供证据证明俞丽莉所收到王巧红的汇款已用于为其办事，并非是两人向王巧红的借款，所以原一、二审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是正确的。综上，王巧红的申诉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王巧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陈亚东、俞丽莉共同归还借款69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王巧红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决陈亚东、俞丽莉共同归还借款72.8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30日、7月1日、8月20日、2014年1月27日、7月8日、7月21日、7月22日、10月19日，王巧红分别转账给俞丽莉5万元、5万元、50万元、15万元、25万元、4万元、6万元、15万元，合计125万元。其中，2014年7月8日的25万元、2014年10月29日的15万元，系案外人向王巧红借款，通过被告俞丽莉账户出借给案外人，且该两笔款项已由案外人归还给王巧红。2014年1月17日的15万元以现金方式归还。现王巧红认为前述八笔转账共计125万元均系陈亚东、俞丽莉向王巧红的借款，但仅归还56万元，要求陈亚东、俞丽莉承担还款责任，致本案纠纷发生。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借款人到期返还借款本息的法律关系。借贷双方通过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条、欠条、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以书面、口头或者其他方式达成借贷合意，自款项实际交付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指定、认可的接收人时民间借贷关系生效，故民间借贷关系生效要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二是贷款人向借款人支付借款的事实。在本案中，陈亚东、俞丽莉对收到王巧红八笔转账共计125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否认与王巧红之间存在借款合意。125万元款项分八次转账给俞丽莉，但庭审中王巧红无法明确并详尽陈述每次借款时与俞丽莉、陈亚东之间的协商过程。其中2014年7月8日的25万元、2014年10月29日的15万元，系案外人向王巧红借款，通过俞丽莉账户出借给案外人，均已由案外人归还给王巧红。王巧红提交了与陈亚东、俞丽莉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但该些聊天未能直接反映出本案相应的款项系陈亚东、俞丽莉向王巧红的借款。陈亚东、俞丽莉辩称剩余六笔款项系王巧红委托两人帮其催讨抚养费、催讨借款及保护其人身安全所花费的费用，庭审中，王巧红对曾委托陈亚东、俞丽莉帮其催讨抚养费、向案外人催讨借款的事实无异议。且从2013年6月30日第一笔转账至今已近五年，从双方所提供的大量的聊天记录中，均未直接提及该些款项系借款。在无直接证据证明王巧红与陈亚东、俞丽莉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王巧红亦未提交充足的间接证据证明转账事实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故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王巧红向俞丽莉转账的行为难以认定为王巧红所主张的其履行双方口头借款协议、向两借款人交付借款的行为。故王巧红主张其与陈亚东、俞丽莉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举证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王巧红所增加的诉讼请求部分系王巧红与案外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王巧红可另行主张，本案不予评判。现王巧红要求陈亚东、俞丽莉偿还所欠借款72.8万元，无充分证据证实，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王巧红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700元，减半收取计53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970元，合计诉讼费9320元，由王巧红负担。 王巧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俞丽莉和陈亚东承担。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双方就涉案款项是否达成借贷合意。俞丽莉及陈亚东在微信聊天或者录音中均未明确承认争议款项为借款性质，俞丽莉在微信聊天中讲到具体要王巧红与陈亚东当面对帐，亦表明双方就款项金额等内容并未确定。至于录音中俞丽莉讲到的50万元一笔是清爽的，以后慢慢还等内容，俞丽莉在一审中也辩称该款项系王巧红支付或预付的办事报酬，到时若有剩余是要还给上诉人的。故仅凭该录音内容，不能确认50万元一笔系借款性质。综上，本案王巧红打款给俞丽莉的事实清楚，但王巧红无法充分举证证实双方就讼争款项已形成借贷合意，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王巧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00元，由王巧红负担。 各方当事人在再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原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王巧红于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间向俞丽莉账户汇入的五笔款项共计69万元，是否系王巧红出借给俞丽莉与陈亚东的借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同时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出借人仅凭转账凭证向借款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在被告举证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后，出借人应当就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合意承担举证责任。原一审法院认定民间借贷关系生效要件包括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和贷款人向借款人交付借款的事实两个方面并无不当。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王巧红已经向俞丽莉转账交付了69万元款项并无异议，但是对这69万元款项是否属于民间借贷的款项性质存在异议。陈亚东、俞丽莉在原一、二审中抗辩涉案借款均系王巧红支付给两人的办事费用，并在一审中提交了俞丽莉与王巧红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光盘，证人王某、潘某1、张某2、潘某2等人证言。证人王某、潘某1、潘某2的证言结合俞丽莉与王巧红2017年3月11日的聊天记录可以印证存在陈亚东、俞丽莉找人帮助王巧红向案外人陈祝伟催讨借款的事实；证人王某、潘某1的证言结合2016年4月12日王巧红在微信中说“所以他就急于要灭我口”、“真的。那次撞车是他干的”，2016年7月7日王巧红在微信中说“我出钱搞他。反而砸了自己的脚……”、“最终亏的就是我的钱吧”，2018年1月10日王巧红在微信中说“月份的当时说北京人都弄了一年了，跑进跑出开销用”、“亚江的北京人，我在14年夏天前，一直说，不相信了。可他就是相信，后来说好已经一年了，就算这次错也就最后一次。所以我打给他”，2018年1月11日王巧红在微信中说“也就是那年年后，我就认为是骗子。然后亚江开始借钱……借钱”及2013年7月17日、8月15日董勇、俞伯江的对话录音，可以证实王巧红因向董勇讨要女儿的抚养费与董勇存在矛盾，并怀疑董勇要杀她灭口，俞伯江、俞丽莉帮助王巧红向董勇讨要抚养费，并通过陈亚东、潘某1去北京找人帮忙的事实。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陈亚东、俞丽莉主张存在为王巧红办事的费用具有事实依据。但是对于2013年8月20日王巧红转给俞丽莉的50万元款项，在2018年1月29日俞丽莉与王巧红的对话中，王巧红问：“你那笔50万元你写张借条给我吗？”俞丽莉回答：“这个钱我知道的。”王巧红追问：“那这笔账什么时候还，怎么还。你借条总要写张过啊……”俞丽莉回答：“这个50万我清爽古……我跟你的账以后慢慢还……以后我还你5万6万你就写已还5万6万还欠多少，这样清爽”，后面又说“我这里的50万元很清楚古，我没钱还的缘故”。根据上述对话内容，俞丽莉认可存在50万元借款，因其没钱所以未归还。故王巧红主张2013年8月20日转给俞丽莉的50万元系借款，具有事实依据。另根据俞丽莉在微信中与王巧红说：“亚东就是知道当初你给我50万，我买车以后，这两年来我没有问他拿过生活费”，可以看出这50万元，俞丽莉用于购买车辆及日常生活开支，该借款系用于俞丽莉与陈亚东的夫妻共同生活，故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于王巧红主张的其余4笔借款，尚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故本院不予支持。另外，王巧红主张案外人潘某1通过陈亚东向其借款，潘某1让陈亚东转交的5万元还款，陈亚东只归还给其1.2万元，尚欠其3.8万元，要求在本案中予以处理。因本案审理的是王巧红与俞丽莉、陈亚东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王巧红主张的上述3.8万元涉及其与案外人潘某1之间借款关系，其认为陈亚东经手的还款少了3.8万元，可以另行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认为王巧红已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应对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予以认定的抗诉意见，部分成立。原一、二审以双方未形成借贷合意为由对全部借款事实予以否定，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8）浙06民终2270号民事判决及新昌县人民法院（2018）浙0624民初1378号民事判决； 二、陈亚东、俞丽莉归还王巧红借款500000元，限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王巧红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陈亚东、俞丽莉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700元，减半收取53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970元，合计诉讼费9320元，由陈亚东、俞丽莉负担6430元，由王巧红负担28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00元，由陈亚东、俞丽莉负担7383元，由王巧红负担331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普庆 审判员  孙志萍 审判员  王常山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陈卓佳 书记员马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