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5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健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基汝，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丽彩棉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钟有莲。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凤怡，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敬维，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潘健儿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丽彩棉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彩棉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9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健儿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潘健儿与丽彩棉公司从2007年10月5日至2018年11月2日存在劳动关系；2.丽彩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向潘健儿支付赔偿金356389元（月工资16199.5元×11×2）；3.丽彩棉公司向潘健儿支付2018年9月和10月的业绩提成奖金26436元；4.丽彩棉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018年10月期间广州嘉美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公司）曾为潘健儿缴纳社保。潘健儿主张其与丽彩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提交了：1.印有“Recoton丽彩棉”潘健儿营销经理的名片、中国移动业务受理单、销售细码单，拟证明潘健儿是丽彩棉公司员工，手机号码134××××1020是潘健儿代表丽彩棉公司与客户联系、开展业务的联系电话。2.供应商结算账户证明、面料议价单、面料采购订单、申通快递单、电话录音（妥投），拟证明潘健儿代表丽彩棉公司，与客户卓尚服饰（杭州）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3.送货细码单、客户付款回单、发票、顺丰快递单（签收），拟证明潘健儿代表丽彩棉公司，与客户上海肯大纺织品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4.面料订购合同（复印件），拟证明潘健儿代表丽彩棉公司，与客户宁波科西嘉服饰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丽彩棉公司对客户使用简称“丽彩棉”，丽彩棉公司的地址为广州海珠区新港西路国际轻纺城F1069。5.两份工作联系函及附件，拟证明潘健儿是丽彩棉公司的员工，潘健儿代表丽彩棉公司与大量客户联系业务，丽彩棉公司妨害司法公平、公正，以威胁客户的方式阻止客户向潘健儿提供合同等原始证据。6.顺丰快递单及查询结果，拟证明客户在收到丽彩棉公司寄出的《工作联系函》后将其转寄给潘健儿。7.经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查询支付宝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光盘（浏览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潘健儿是丽彩棉公司的员工，接受丽彩棉公司的劳动管理，为丽彩棉公司提供劳动，并把劳动成果（货款）上交给丽彩棉公司。潘健儿代表丽彩棉公司与客户宁波科西嘉服饰有限公司签订的《面料订购合同》原件在丽彩棉公司控制下。对此，丽彩棉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潘健儿主张事实。丽彩棉公司为反驳潘健儿主张事实，提交证据如下：1.《员工离职申请表》、《员工劳动关系解除/终止确认书》、《离职声明》。对此，潘健儿表示有异议，认为：1.潘健儿不是嘉美公司的员工，没有与嘉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嘉美公司提供任何劳动，嘉美公司没有对潘健儿进行过任何的劳动管理。嘉美公司与丽彩棉公司是关联公司，其原法定代表人曾某燕是丽彩棉公司实际负责人梁广权的前妻，曾某燕曾担任丽彩棉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该份社保系嘉美公司为丽彩棉公司的员工代缴。2.上述文件系丽彩棉公司以非法手段获得。丽彩棉公司先以结算工资为由骗取签字，事后不但拒发工资，而且纠集多人强迫潘健儿逐字照抄丽彩棉公司负责人梁广权亲笔手写的《确认书》（欠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潘健儿、丽彩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潘健儿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印有“丽彩棉”字样名片、客户业务往来资料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意见是：即使潘健儿有代表丽彩棉公司对外发生业务关系，也不能仅凭此判断潘健儿、丽彩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本案中，潘健儿、丽彩棉公司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潘健儿在2014年12月-2018年10月期间社保均由嘉美公司缴纳，没有证据显示潘健儿的工资由丽彩棉公司发放。因此，潘健儿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丽彩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潘健儿据此为由提起本案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潘健儿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1530元（其中受理费10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由潘健儿负担。判后，潘健儿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确认潘健儿与丽彩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丽彩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向潘健儿支付赔偿金380465.36元（17293.88元/月×11×2）；3.丽彩棉公司向潘健儿支付2018年9月和10月的业绩提成奖金31635.34元；4.丽彩棉公司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查明潘健儿的社会保险缴纳情况，并未查明潘健儿是否为丽彩棉公司提供劳动、是否接受丽彩棉公司的劳动管理，工资是否由丽彩棉公司发放等事实，仅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罗列，没有就上述案件基本事实及双方争议焦点作出明确认定。二、潘健儿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潘健儿为丽彩棉公司提供劳动，接受丽彩棉公司劳动管理并获得相应劳动报酬。具体如下：（一）潘健儿提交的《工作联系函》否定丽彩棉公司提交的《社保费申报缴款个人明细》。丽彩棉公司确认《工作联系函》的真实性，该函为丽彩棉公司在潘健儿不知情的情况下寄给客户的，因此丽彩棉公司在函中所述潘健儿“留存过往与贵司进行业务往来的各种文件”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潘健儿提交的证据《送货细码单》即丽彩棉公司所称上述文件之一，该证据来源于潘健儿已经公证过的实名认证手机中和客户肯大公司联系业务时所形成的聊天记录，且与《工作联系函》相互印证，共同证明了潘健儿是丽彩棉公司员工，为丽彩棉公司提供劳动。（二）公证书与《面料订购合同》。《面料订购合同》真实存在。“丽彩棉”是丽彩棉公司的简称，丽彩棉公司在合同落款处对客户自称“丽彩棉”，故潘健儿为丽彩棉公司提供劳动。（三）注册商标与潘健儿名片。丽彩棉公司没有授权案外人嘉美公司使用商标。潘健儿名片上的商标权利人为丽彩棉公司。丽彩棉公司在劳动仲裁庭审中确认名片真实性，但在一审时否认该名片的真实性，应承担不实陈述的后果，故潘健儿是丽彩棉公司的员工。（四）证据优势原则。潘健儿的证据证明力远远大于丽彩棉公司的证据证明力。丽彩棉公司的证据系证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形式要件。潘健儿的证据系证明是否提供劳动、接受劳动管理的实质要件。无论在劳动仲裁程序还是在本案一审程序，丽彩棉公司均未提供任何能够证明潘健儿为案外人嘉美公司提供劳动的直接证据。社保缴费记录及曾某燕的银行流水只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文件中“可以”而非“应当”参考的形式要件，其证明效力已被丽彩棉公司的《工作联系函》原件否定。潘健儿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原件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从认定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层面证明了潘健儿一直为丽彩棉公司提供劳动，接受丽彩棉公司劳动管理。丽彩棉公司负责人梁广权与案外人嘉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某燕原系夫妻关系，丽彩棉公司委托嘉美公司为潘健儿购买社保的行为应认定为代缴社保，属于代理关系。丽彩棉公司负责人梁广权委托曾某燕代为向潘健儿转账工资亦属代理关系。潘健儿从未在嘉美公司上过班，从未受过嘉美公司的劳动管理，更未代表嘉美公司做过任何业务。（五）丽彩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支付宝转账记录证明潘健儿已全部上交货款。丽彩棉公司没有相反证据推翻。丽彩棉公司及案外人嘉美公司提供不出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潘健儿参与了侵占货款。嘉美公司仅凭非法获得的孤证《确认书》另案起诉潘健儿。嘉美公司单方自制的《单据恢复明细》中所列的销售单不真实、不存在。丽彩棉公司以结算工资为由骗取潘健儿签署离职文件，又以恐吓、威胁、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潘健儿逐字照抄其事先拟好的《确认书》（欠条）。丽彩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向潘健儿支付赔偿金，并支付拖欠的提成奖金。丽彩棉公司与嘉美公司同属梁广权负责，丽彩棉公司代理律师同时代理本案以及嘉美公司另案起诉潘健儿的案件。丽彩棉公司掌握着关于潘健儿在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纸质单据、电子数据等原始资料，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潘健儿恳请法庭责令丽彩棉公司提供上述原始资料，并责令丽彩棉公司与潘健儿就《单据恢复明细》和《确认书》所述欠款的原始财务记账凭证进行全面核对质证。如丽彩棉公司拒不提供上述原始资料和记账凭证，且对潘健儿已经全部上交货款的反证无法推翻，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丽彩棉公司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潘健儿的上诉请求。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询时，双方对于潘健儿的工作地点即广州国际轻纺城F1069号店铺（以下简称F1069号店）照片进行了质证，该店面有“丽彩棉”的商标，并且在门口上方有“嘉美纺织”字样。又查明，二审庭询时丽彩棉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潘健儿与嘉美公司另案（2019）粤0105民初667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海珠区人民法院已经查明潘健儿是嘉美公司员工，并确认潘健儿具有侵占公司财产行为。2.潘健儿在另案中提交的关于（2019）粤0105民初6671号案的上诉状，拟证明潘健儿在该案中又全部否认与丽彩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主张与曾某燕经营的个体工商户F1069号店存在雇佣关系。潘健儿在该案与本案中对劳动关系陈述前后不一致，相互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潘健儿在嘉美公司购买社保、嘉美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广权发放工资以及离职文件上均是嘉美公司的名称。上述事实可以证实潘健儿与丽彩棉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是与嘉美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潘健儿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并主张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丽彩棉公司的拟证明内容。证据1是未生效的判决，所以不能否定潘健儿与丽彩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实际情况是潘健儿与曾某燕、丽彩棉公司之间同时存在两种关系，因为曾某燕是个体工商户，潘健儿与曾某燕是雇佣关系，但与丽彩棉公司是劳动关系，曾某燕与丽彩棉公司的股东梁广权曾经是夫妻关系。从丽彩棉公司设立至今，公司股东一个是梁广权的母亲钟有莲，还有一个是梁广权。曾某燕也是嘉美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丽彩棉公司、嘉美公司以及曾某燕的个体工商户F1069号店都是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经营的。再查明，一审时，潘健儿提交了名片，该名片有“丽彩棉”的商标，地址写着F1069号店，潘健儿主张F1069号店实际是个体工商户曾某燕的经营地址；此外，潘健儿还提交了业务受理单、快递单、工作联系函、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拟证明潘健儿代表丽彩棉公司对外与客户进行联系。其中，部分业务受理单显示有“丽彩棉”商标，联系地址为F1069号店，快递单地址亦显示收货地为F1069号店，部分合同盖有丽彩棉公司合同专用章。丽彩棉公司出具的工作联系函显示，丽彩棉公司向客户陈述潘健儿与丽彩棉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经广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已经驳回潘健儿的仲裁请求，请相关客户不要泄露业务文件。丽彩棉公司发表意见称：“丽彩棉”是2005年注册成立的商标，丽彩棉公司是“丽彩棉”商标的所有人，授权嘉美公司销售“丽彩棉”品牌，嘉美公司的营业地址为F1069号店，由于“丽彩棉”商标在业内有较高的知名度，所以部分客户在签合同的时候是主动提出要与丽彩棉公司签订合同，嘉美公司作为小规模的纳税人，在业务的开展中，比如开发票的时候不能满足大额客户的需求，所以经股东决定，有部分的业务由丽彩棉公司签订合同，但这并不影响潘健儿与嘉美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且这些业务是极少发生的。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潘健儿与丽彩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从工作地址来看，潘健儿的工作地址为广州国际轻纺城自编F1069号店，但该地址并非是丽彩棉公司的营业地址，且在该店的店面门口上方有“嘉美纺织”字样，可以证实潘健儿在嘉美公司的营业地址工作。其次，从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来看，潘健儿的社会保险由嘉美公司购买，而非丽彩棉公司购买。第三，从工资发放情况来看，潘健儿原由嘉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某燕为其发放工资，嘉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曾某燕变更为梁广权后，潘健儿工资亦相应变更为由梁广权发放，由此可见潘健儿的工资也一直由嘉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发放。最后，虽然潘健儿主张丽彩棉公司与嘉美公司为关联公司，其曾处理丽彩棉公司部分合同事项，但是因丽彩棉公司系“丽彩棉”商标的所有人，嘉美公司销售“丽彩棉”品牌产品，两公司必然存在业务交往，故关联公司之间存在业务交往不能直接证明潘健儿与所有的关联公司之间均存在劳动关系，而仍应考察劳动者与其用工单位之间身份关系以及具体用工过程的密切联系程度。故，从上文所述的工作地点、社会保险缴纳、工资发放等情况来看，潘健儿与嘉美公司具有更密切的联系。而且，在另案诉讼中潘健儿明确主张其为嘉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某燕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所雇佣，在本案中又主张其与丽彩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前后陈述不一致，故综合本案的证据，本院对潘健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潘健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小迪审判员  乔 营审判员  康玉衡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威淞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