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8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登先，女，194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建设委员会退休职工，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久林，北京腾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武兴路6号。法定代表人：张旭辉，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超，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土储通州区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53号。法定代表人：姚海彬，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北京市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陶跃荣，男，1966年7月17日出生，汉族，法美高新气体（北京）有限公司职工，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邹登先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潞城镇政府）、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以下简称土储通州分中心）、陶跃荣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22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邹登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久林，被上诉人潞城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超，被上诉人土储通州分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被上诉人陶跃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登先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被拆迁人陶跃荣、邹登先（原产权人陶智成，已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档案编号：554）不成立；2.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陶跃荣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本案是签约权纠纷，其焦点是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应当与邹登先签订拆迁补偿手续，而不应与陶跃荣签订拆迁补偿手续。一审判决故意回避本案的焦点，所问非所答，是极不公正的判决。一、据以拆迁的《通州运河核心区3号地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方案（修改版-1）》第七条规定：“红本”或“建房许可证”上标明的使用人已故，且有多位子女享有继承权的，由其共同委托一人办理该宗宅基地的拆迁补偿手续。在同位继承权人不能全部到场的情况下，由现宅基地使用者做出相关法律承诺后，方可办理拆迁补偿手续，拆迁人应及时在市级媒体上公布相关信息。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没有按此规定办理拆迁补偿手续依法不能成立。二、邹登先于1991年与陶智成登记结婚，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陶智成名下。邹登先自1991年起一直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生活，陶跃荣根本没在此房居住过。依据《通州运河核心区3号地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方案（修改版-1）》第七条规定，具有签约权的人只能是邹登先，没想到在邹登先不知情的情况下，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与陶跃荣签订了《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档案编号：554）。为了掩人耳目，把邹登先的名字虚列其上。三、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陶跃荣一直隐瞒违法签约的事实，邹登先在本案之前，提起了拆迁赔偿诉讼，邹登先申请法院调取拆迁协议，法官要求邹登先举证。无奈之下，邹登先到拆迁部门调取拆迁协议，拆迁部门以各种理由搪塞。在邹登先强硬压力之下，当地政府给了邹登先一份复印件，这时邹登先才知道签约人是陶跃荣，邹登先的签约权被违法剥夺。此过程证明，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陶跃荣之间存在不正当的违法关系。四、一审法院没有公正审理本案。1.因为签约主体已经被调包，本案的证据原件（拆迁相关协议）在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手中掌握。因此，为查明本案事实，法官应当责令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出示相关拆迁文书的原件，或者依职权调取拆迁补偿手续。2.一审法院为了达到不公正审理案件目的，用《安置协议》说事，明显偏袒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陶跃荣。邹登先未见到《安置协议》原件，无论《安置协议》是否真实存在，均与邹登先主张的签约权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本案中，并没有邹登先同意由陶跃荣签约或授权的相关手续，更没有书面的承诺文书。五、本案还存在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陶跃荣之间违反规定伪造变造相关文书等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邹登先的上诉请求。潞城镇政府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邹登先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邹登先的上诉请求。土储通州分中心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邹登先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邹登先的上诉请求。陶跃荣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邹登先的上诉请求。邹登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拆迁人邹登先（原产权人陶智成，已故）、陶跃荣《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档案编号：554）不成立；2.诉讼费由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邹登先与陶跃荣及案外人陶亚荣因法定继承纠纷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8年6月6日作出（2008）通民初字第41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坐落在北京市×号楼房归陶跃荣、陶亚荣所有；二、陶跃荣、陶亚荣给付邹登先房屋折价款8万元；三、坐落于北京市××归陶跃荣、陶亚荣所有；四、坐落于北京市××归邹登先所有。2013年7月11日，北京金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北京市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估价结果通知单》，该通知单载明：项目名称为通州区运河核心区3号地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被拆迁人陶智成（已故），房屋坐落为北京市××××号，合法宅基地认定面积193.95平方米，宅基地审批时间为1983年12月31日前，宅基地补偿面积267平方米，宅基地标准控制面积267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为57152元，1幢54.39平方米，房价32832元，2幢33.34平方米，房价15628元，3幢9.29平方米，房价4514元，4幢10.97平方米，房价4178元。该通知单上未记载邹登先陈述的房屋。后潞城镇政府（甲方）及土储通州分中心（甲方）作为拆迁人与陶跃荣（乙方）签订档案编号为554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被拆迁人为陶跃荣、邹登先（原产权人陶智成，已故），一、拆迁房屋情况，甲方因运河核心区3号地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杨坨村271号的宅基地上所有房屋及其附属物。乙方合法宅基地认定面积193.95平方米，合法宅基地范围内首层正式房屋建筑面积107.99平方米。甲方安置乙方人口共计6人，非在册人口1人，安置面积约为318.48平方米，安置户型为一居室壹套，二居室叁套，安置人员分别是陶跃荣、陶宇（陶跃荣之女）、陶亚荣（陶跃荣之姐姐）、遆红（陶跃荣之妻）、饶丹（陶跃荣之外甥女）、邹登先（陶跃荣之后母）。拆迁补偿款、移机费、补助费、奖励费总额合计1925863元。此外，协议还签订了其他条款。该协议陶跃荣签署的时间为2013年7月28日。土储通州分中心签署的时间为2019年6月27日，潞城镇政府签署的时间为2019年6月12日。2013年7月28日，陶亚荣与陶跃荣出具承诺书，承诺：××××号，原房屋所有权人陶智成与我是父女父子关系，已于2007年12月22日去世，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号为：通集建（）字第266号。本房屋坐落于“运河核心区3号地项目”拆迁范围，本人经与其他继承人邹登先（陶智成后妻，见通州区法院通民初字第4187号民事判决书）未达成沟通委托一人办理该宗宅基地的拆迁补偿安置手续；现在同位继承人不能全部到场的情况下，本人作为现宅基地的使用者作出承诺：今后我与其他继承人之间产生的任何纠纷及引发的相关争议，均与拆迁人及拆迁主管部门及拆迁工作人员无关，由我本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退还拆迁已支付的拆迁补偿补助款、腾退安置房并按补偿补助总款的5％向拆迁单位支付违约金，赔偿第三方及拆迁单位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现涉案房屋已被拆除。再查，邹登先及陶跃荣曾与北京新城基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基业公司）签订《安置协议》，约定新城基业公司（甲方）为邹登先（乙方）及陶跃荣（乙方）安置房屋。现邹登先承认为其安置北京市通州区×××××号周转房一套。新城基业公司向一审法院陈述，其系拆迁安置房的建设方，拆迁主体为政府，《安置协议》是潞城镇政府与其协调后，新城基业公司加盖的公章。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潞城镇政府及土储通州分中心与陶跃荣签订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标明了邹登先所属房屋的具体坐落，潞城镇政府及土储通州分中心在处分房屋过程中虽未与邹登先达成一致意见即进行了拆除，但邹登先与新城基业公司签订了《安置协议》，而该协议系潞城镇政府及土储通州分中心与新城基业公司协商确定的，故应系潞城镇政府及土储通州分中心对邹登先进行了拆迁安置，且邹登先接受了该安置房屋，故邹登先要求确认被拆迁人邹登先（原产权人陶智成，已故）、陶跃荣《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档案编号：554）不成立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邹登先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邹登先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3年7月27日陶跃荣等人的《申请书》，用以证明陶跃荣认可邹登先与陶智成是夫妻关系且陶跃荣与邹登先未达成一致意见，陶跃荣不是宅基地的实际使用人，潞城镇政府及土储通州分中心与陶跃荣签订拆迁协议不符合拆迁政策，是违法的，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档案编号：554）不成立。2.2013年通民初字第12928号卷宗中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上没有潞城镇政府及土储通州分中心的公章，且与本案中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不是同一版本（此协议第2页上面缺少一行），用以证明邹登先与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弄虚作假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事实存在。3.2013年通民初字第12928号案件2013年8月28日的开庭笔录，用以证明陶跃荣在该案开庭中认可没有签《安置协议》，而本案《安置协议》的时间是2013年7月28日，故本案中的《安置协议》是伪造的。4.2013年通民初字第12928号案件2013年12月14日的开庭笔录，陶跃荣当庭回答还没签《安置协议》，用以证明《安置协议》是伪造的。5.2013年12与9日的协助调查函，用以证明当时没有《安置协议》，一审法院以邹登先不认可的《安置协议》否定邹登先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潞城镇政府对邹登先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邹登先提交的证据1是复印件且形成于一审之前，故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邹登先提交的证据2无法证明证据来源且内容模糊，故不认可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邹登先提交的证据3、4，潞城镇政府不是该案当事人，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认可证明目的，《安置协议》上的条形码仅能证明其与拆迁补偿协议的对应关系，不能证明《安置协议》的签订时间；对邹登先提交的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不是新证据，不认可邹登先的证明目的，《安置协议》很可能是2013年通民初字第12928号案件两次开庭后签订的。土储通州分中心对邹登先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邹登先提交的证据1是复印件且形成于一审之前，故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邹登先提交的证据2无法证明证据来源且内容模糊，故不认可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邹登先提交的证据3、4，储通州分中心不是该案当事人，故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认可证明目的，《安置协议》上的条形码仅能证明其与拆迁补偿协议的对应关系，不能证明《安置协议》的签订时间，实际上邹登先已经入住安置房屋；对邹登先提交的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不是新证据，不认可邹登先的证明目的，《安置协议》很可能是2013年通民初字第12928号案件两次开庭后签订的。陶跃荣对邹登先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邹登先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邹登先提交的证据2无法证明证据来源且内容模糊，故不认可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邹登先提交的证据3、4，陶跃荣确实在宋庄法庭开过庭，笔录内容看不清，但上述笔录与本案无关；对邹登先提交的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不是新证据，不认可邹登先的证明目的，《安置协议》很可能是2013年通民初字第12928号案件两次开庭后签订的。本院认为，结合案件事实和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邹登先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其证明力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邹登先向本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27日、申请人为“陶跃荣、陶亚荣（饶丹、遆红、陶宇）”的《申请书》，主要内容包括：父亲陶智成与邹登先于1999年2月11日登记结婚，在陶智成去世后，与邹登先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在2008年6月6日经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予以判决，对涉及到的×××××271号宅基地上的房屋进行了分割。现运河核心区3号地项目拆迁涉及到上述271号宅基地上的房屋，依据此次拆迁政策，陶跃荣、陶亚荣与邹登先关于办理该宗宅基地上的拆迁补偿安置手续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为了保护该宗宅基地上所有安置人员享受的拆迁奖励期内补偿、补助、奖励金等权益和利益不受损害，以及根据上述民事判决分割的房屋状况，我们作为271号合法宅基地认定面积内的房屋及附属物的所有权人，郑重要求与拆迁人先行签订拆迁补偿和安置手续并同意拆迁人将我二人所有的房屋及附属物予以拆除。并同意拆迁人在扣除相关安置房购房款后对剩余的拆迁补偿和补助款予以封存，暂时不予支付，等待我们与邹登先之间的纠纷处理完成后再视结果予以分配，并在属于邹登先的新北房三间合法拆除后结清款项等。经询，潞城镇政府和陶跃荣称案涉《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的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尚未发放，陶跃荣在一审中称“人头补偿费还有无违建奖励，有邹登先的，其他的没有”。2013年8月，邹登先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将陶跃荣、陶亚荣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案号：2013年通民初字第12928号）。该案2013年8月28日开庭笔录记载：法官问：“原告，271号院整个院子都拆了吗？”邹登先答：“后面的拆了，判给我的房子没有拆除。”法官问：“被告，除了这个钱你们有拆迁安置房屋吗？”陶跃荣答：“有，整座宅基地一共安置了三套两居，一套一居，我们已经选好了三套两居室，还有一套一居室没有选门牌号，但是这房屋的安置协议没有签。”邹登先答：“选房的时候说没有我，后来又说有我的一居室，让我选号，我认为不应该只有我一个一居室。”该案2013年12月14日开庭笔录记载：法庭向双方出示从拆迁单位调取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拆迁估价结果通知单一份、房屋平面图一份、拆迁测绘表一份以及法院的工作说明，法官问：“被告你们选房了吗？”陶跃荣答：“选房了，但是没有跟我们签安置协议，现在选了三套两居室。”另，邹登先向本院提交了该案中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复印件），该协议落款处无潞城镇政府和土储通州分中心的签字、盖章，但该协议内容与本案中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合同内容一致。一审中，潞城镇政府提交了一份甲方为新城基业公司、乙方为邹登先、陶跃荣的《安置协议》（档案编号：554），该协议首页右上方有条形码2013-07-28-295，落款时间为空白，乙方处有邹登先、陶跃荣的签名及手印。一审中，邹登先不认可上述协议中其签名，但不申请鉴定。潞城镇政府在一审中还提交了《拆迁测绘表》和《房地平面图》，陶跃荣称归邹登先所有的新北房3间系《房地平面图》中最南边的房屋（建筑面积57.75平方米），邹登先认可最南边的57.75平方米院落应该是她的。另，潞城镇政府在一审中提交了《通州区运河核心区3号地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方案（修改版-1）》，其中第七条规定：“红本”或“建房许可证”上标明的使用人已故且有多位子女享有继承权的，由其共同委托一人办理该宗宅基地的拆迁补偿手续；在同位继承权人不能全部到场的情况下，由现宅基地使用者做出相关法律承诺后，方可办理拆迁补偿手续，拆迁人应及时在市级媒体上公布相关信息。邹登先主张《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档案编号：554）不成立的依据为上述条款。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邹登先主张依据《通州区运河核心区3号地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方案（修改版-1）》第七条之规定案涉《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不成立，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根据（2008）通民初字第4187号民事判决书，杨坨村271号院内旧北房3间、东厢房3间、后背房3间、避风棚1间归陶跃荣、陶亚荣所有，新北房3间归邹登先所有，现邹登先主张依据上述第七条之规定具有签约权的人只能是邹登先，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虽然潞城镇政府及土储通州分中心在处分房屋过程中未与邹登先达成一致意见即进行了拆除，但根据潞城镇政府提供的《安置协议》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证明潞城镇政府及土储通州分中心对邹登先进行了拆迁安置且邹登先接受了该安置房屋。邹登先虽主张《安置协议》并非其本人签名，但未申请鉴定且实际接受了安置房屋，故一审法院认定邹登先与新城基业公司签订了《安置协议》并无不当。案涉《安置协议》并无落款时间，其首页右上方的条形码并不能证明其实际签订时间，故邹登先提交的2013年通民初字第12928号案件开庭笔录等亦不能证明《安置协议》是伪造的。另，邹登先主张北京市通州区×××××号并非安置房屋，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最后，邹登先主张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和陶跃荣存在不正当的违法关系，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潞城镇政府签署案涉《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时间为2019年6月12日，土储通州分中心签署该协议的时间为2019年6月27日，2013年通民初字第12928号案件审理时潞城镇政府和土储通州分中心尚未在案涉《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上签字、盖章，且2013年通民初字第12928号案件中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与本案中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内容并无不同，故邹登先主张潞城镇政府、土储通州分中心和陶跃荣伪造、变造《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等，证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综合上述情况，邹登先要求确认被拆迁人陶跃荣、邹登先（原产权人陶智成，已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档案编号：554）不成立，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补偿款的分配等问题，各方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邹登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邹登先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巴晶焱审 判 员 蒋 巍审 判 员 曹 炜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田子阳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