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3民终29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岗，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竹桢，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守洪，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韩橘日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守洪。上诉人杜岗因与被上诉人余守洪、深圳韩橘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橘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3128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杜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被上诉人余守洪、韩橘公司不仅捏造、虚构了杜岗“挪用公司资金1000多万元、已经报了经侦”的事实，还捏造了“杜岗挪用、侵占公司资金已经被经侦立案”等事实，并且除了向王某甲、张某、王某乙等股东散布外，向公司其他员工杜某等人也进行了散布。且杜岗作为股东，其与韩橘公司本就不存在被管理与管理的关系，被侵权时更不存在管理关系。首先，杜岗没有挪用、侵占公司资金，更不涉及刑事责任、经侦部门已经向被上诉人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余守洪、韩橘公司散布的谣言纯属虚构事实。韩橘公司规模小、流水少、财务清晰，且由余守洪一手控制公司财务，余守洪自己在2016年9月份时候指示公司出纳转出涉案的1000多万元资金，且在对公司债务深入了解后与2018年3月份签署股东会决议确认公司所有的对外负债由余守洪个人承担，2018年7月份前后原告从XX公司离职并办理完成交接，如果真的有1000万元资金被挪用，余守洪怎么会没有在签署股东会决议、让原告办理完成交接时提出，更加说明余守洪虚构事实。在2019年8月份开始余守洪出于对上诉人的不满开始虚构事实，恶意散布，主观过错明显。其次，杜岗与韩橘公司并非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杜岗是韩橘公司的股东，是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此外，杜岗系与深圳XX实业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与韩橘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存在被管理的可能。2018年7月份前后，原告已经从XX公司离职，2019年8月份开始余守洪出于对上诉人的不满开始虚构事实，恶意散布，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此外，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杜岗与韩橘公司仓管员通话录音、及王某乙、王某甲的录音作为证据，余守洪除了向王某甲、张某、王某乙等股东散布外，也向公司其他员工杜某等人也进行了散布。上诉人的证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借检举之名对其进行了诽谤，被上诉人行为违法，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名誉。（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未涉及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理结论或者处理决定提起诉讼，很明显是余守洪虚构事实、恶意诽谤上诉人。且杜岗与韩橘公司本就不存在被管理与管理的关系，被侵权时更不存在管理关系，公司股东身份与被上诉人虚构的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散布“挪用公司资金1000多万元、已经报了经侦”、“杜岗挪用、侵占公司资金已经被经侦立案”等虚构的事实，完全不涉及任何所谓的处理结论或者处理决定。上诉人也并非对处理决定提起诉讼，而是对于余守洪及其以公司名义虚构事实，公然丑化上诉人人格而提起诉讼。2019年8月份被侵权时，原告已经从XX公司离职1年多，与韩橘公司也不存在被管理的关系。韩橘公司股东身份与被上诉人虚构的事实没有任何关联，股东更不是被管理关系，不应强行套用司法解释第四条作为裁判依据。而对于余守洪的侵权行为，在散布方式、对象上等等形式及实质上均完全不是所谓公司处理决定，也不是内部管理行为，余守洪通过书面、微信、电话等方式，向公司股东、公司其他员工散布虚构的事实，明显个人的侵权行为，公然丑化上诉人人格、意图降低上诉人的社会评价。此外，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杜岗与韩橘公司仓管员通话录音、及王某乙王某甲的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证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借检举之名对其进行了诽谤。故此，一审法院强行套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对其管理的人员作出的结论或者处理决定，当事人以其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及第五条“公民依法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作出裁决构成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望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杜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守洪、韩橘公司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2、余守洪、韩橘公司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3、余守洪、韩橘公司连带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4、两被告连带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1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余守洪为韩橘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兼董事长，王某甲为韩橘公司股东兼监事，张某为韩橘公司股东，王某乙为韩橘公司股东及董事。2016年12月9日起，杜岗为韩橘公司股东兼副董事长。本案中，原、被告各方均确认，杜岗在韩橘公司从事会计岗位，杜岗在本案中，主张其于2018年7月自韩橘公司离职。2019年8月22日，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八大队对余守洪出具《受案回执》，受理杜岗涉嫌挪用资金一案。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部门作出的结论或者处理决定，当事人以其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五条规定，公民依法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具体到本案中，杜岗主张余守洪、韩橘公司侵犯其名誉权的事实在于：余守洪、韩橘公司捏造其“挪用公司资金1000多万、已经报了经侦”的事实意图使杜岗收到刑事追究，并向王某甲、王某乙、张某等人进行散布，且向张某发送经侦受理回执，借检举、控告之名予以诽谤。但杜岗为韩橘公司的股东，与韩橘公司之间系被管理与管理的关系，韩橘公司对杜岗所作的处理决定或者进展，韩橘公司及法定代表人余守洪向王某甲、张某、王某乙等股东通报处理进展，是公司内部管理行为。另外，公民向公安机关检举、控告他人违法违纪行为是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杜岗亦无证据证实余守洪借检举之名对其进行了侮辱、诽谤，因此，杜岗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杜岗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750元，由一审法院退回原告杜岗。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名誉权纠纷，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审是否应审理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公民依法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借检举、控告之名侮辱、诽谤他人，造成他人名誉损害，当事人以其名誉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根据上述规定，公民和有关单位有权向有关机关检举、控告他人，正当行使权利时，法院不受理该他人提起的侵犯名誉权的诉讼。认定是否正当行使检举、控告他人的权利，应当审查实施检举、控告的公民或者单位是否有必要进行该检举和控告，二是应当审查其是否有不合理地扩散其检举、控告的行为。本案，杜岗曾任职韩橘公司，亦是公司的股东兼副董事长，余守洪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兼董事长，余守洪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内容涉及的是杜岗任职该司时涉嫌挪用资金。余守洪作为法定代表人，行使经营和管理公司职责，防止公司内部可能涉嫌的挪用资金行为属其职责范围，故其检举和控告属合理必要的行为。其次，余守洪向王某甲、王某乙、张某等发送公安机关受理回执，上述人员均为公司的股东或者公司人员，有知悉上述信息的职责和权利。故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以检举、控告之名进行侮辱、诽谤，故一审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杜岗的上诉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审判员  陈俊松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陈 嘉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