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44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吉安达开关控制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山东庄镇小北关村。法定代表人：杨连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殿江，北京策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广璐，男，1976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特雷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张湾村东区29号楼171室。法定代表人：殷顺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联城（北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座）。法定代表人：李光。上诉人北京吉安达开关控制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安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联城（北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城公司）、北京特雷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雷斯公司）、林广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7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安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联城公司、特雷斯公司、林广璐共同赔偿吉安达公司损失207206.01元；2.判联城公司、特雷斯公司、林广璐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林广璐是联城公司业务员，联城公司为逃税，使用特雷斯公司名义签订合同，虚开增值税发票，给吉安达公司造成损失，故林广璐、联城公司、特雷斯公司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首先，根据一审期间吉安达公司提交的童话录音，林广璐认可其是联城公司业务员，并明确“北京特雷斯科技有限公司因为逃税给查了，我们和他们还得打官司呢”；第二，根据一审法院调查的林广璐的社保缴费记录，显示联城公司曾为其缴纳过社保，且并无特雷斯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记录；第三，根据合同，联城公司应当向特雷斯公司供货，再由特雷斯公司出卖给吉安达公司。而林广璐提供的特雷斯公司发票被认定为虚开，林广璐、联城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联城公司实际向特雷斯公司供货，证明特雷斯公司与吉安达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联城公司这一运作的目的是逃税。林广璐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吉安达公司的上诉意见。联城公司、特雷斯公司未出庭、未答辩。吉安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联城公司、特雷斯公司与林广璐共同赔偿吉安达公司损失207206.01元；2．诉讼费用由联城公司、特雷斯公司与林广璐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3日，吉安达公司（需方）与特雷斯公司（供方）签订合同，约定特雷斯公司为吉安达公司IDC项目供应剩余电流互感器、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金额共计101017元，总货款下浮至40406.8元。2015年12月11日，特雷斯公司向吉安达公司开具金额为40406.8元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2015年12月24日，吉安达公司（需方）与特雷斯公司（供方）签订合同，约定特雷斯公司为吉安达公司IDC项目供应剩余电流互感器、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等货物，金额共计60192元，总货款下浮至24076.8元。2016年1月7日，特雷斯公司向吉安达公司开具金额为24076.8元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2016年2月1日，吉安达公司（需方）与特雷斯公司（供方）签订合同，约定特雷斯公司向吉安达公司IDC项目供应剩余电流互感器、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等货物，金额共计999193元，总货款下浮至399677.2元。2016年2月19日，特雷斯公司向吉安达公司开具金额共计15万元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2016年7月7日，特雷斯公司向吉安达公司开具金额共计249677.2元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上述三份合同落款供方处均加盖特雷斯公司合同专用章，经办人处由林广璐的签字，需方处加盖吉安达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一审法院调取的林广璐社保缴纳记录显示：自2009年5月1日至2012年8月1日林广璐缴纳社会保险的单位为联城公司，2012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缴纳社会保险的单位为北京三科泰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林广璐并未通过特雷斯公司缴纳社会保险。2018年2月5日，平谷国税局出具平国税稽处[2018]1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上述7张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要求吉安达公司补缴增值税67442.15元、企业所得税99179.66元，并且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照万分之五的标准缴纳滞纳金。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6月6日，吉安达公司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共计207206.01元。吉安达公司认为林广璐与联城公司均表示林广璐系联城公司业务员，且根据平谷国税局的核查，特雷斯公司只有销项没有进项，林广璐和联城公司实际以特雷斯公司的名义向吉安达公司销售产品，以逃避税款的交纳，故要求联城公司、特雷斯公司与林广璐共同赔偿其税款损失207206.01元。吉安达公司称其承包的IDC项目甲方指定使用联城公司生产的产品，吉安达公司从联城公司官网查询联系方式与联城公司联系，联城公司客服要求吉安达公司与联城公司业务员林广璐联系，并且提供了林广璐的联系方式；林广璐以联城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吉安达公司洽谈业务，林广璐将加盖特雷斯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合同传真给吉安达公司，吉安达公司盖章后传真给林广璐；吉安达公司不清楚林广璐为什么以特雷斯公司的名义与吉安达公司签订合同，也没有询问过林广璐；三份合同约定的货物吉安达公司已经收到，确实为联城公司的产品，全部货款已经支付至特雷斯公司账户，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认证并抵扣税款。林广璐称其自2009年至2012年就职联城公司，2012年8月份离职，2015年初至2016年底在特雷斯公司担任业务员，但其并未与特雷斯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特雷斯公司只向林广璐支付业务提成，于2017年2月份左右离职；特雷斯公司系联城公司的经销商，林广璐之所以在通话录音中称其为联城公司业务员是因为联城公司的所有的销售业务均通过分销商进行，分销商进行销售时需到联城公司进行备案，备案时需要登记负责人员的联系方式，故林广璐被登记在联城公司业务员名单中，对外处理业务时统一称联城公司业务员；与吉安达公司的合同由林广璐负责，林广璐负责签订合同、供货、催要货款，签订合同时吉安达公司询问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林广璐亦告知吉安达公司系与特雷斯公司签订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联城公司、特雷斯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举证质证的权利。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吉安达公司与特雷斯公司签订三份《产品采购合同》，约定特雷斯公司向吉安达公司供应剩余电流互感器、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等货物，吉安达公司向特雷斯公司支付货款。吉安达公司与特雷斯公司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上述三份合同签订后，吉安达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特雷斯公司亦履行了供货义务，并且向吉安达公司开具了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7张。上述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平谷国税局认定为虚开，并且要求吉安达公司补缴税款。特雷斯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及法律规定，导致吉安达公司补缴税款并交纳滞纳金共计207206.01元。特雷斯公司的行为给吉安达公司造成了损失，故一审法院对于吉安达公司要求特雷斯公司赔偿损失207206.01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联城公司和林广璐的责任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具有相对性，本案诉争三份合同系吉安达公司与特雷斯公司签订，合同的履行包括货款的支付、货物的交付、发票的开具均发生在吉安达公司与特雷斯公司之间，与联城公司无关。林广璐在三份合同落款经办人处签字，应视为其履行职务行为，责任应当由特雷斯公司承担。现吉安达公司要求联城公司、林广璐对于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特雷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吉安达公司损失207206.01元；二、驳回吉安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交充分证据佐证，未能提交或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本院查明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吉安达公司是否有权要求林广璐、联城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吉安达公司上诉主张，虽然合同主体名义上系吉安达公司与特雷斯公司缔结，但实际合同履行对方为联城公司，且根据录音证据及社保缴纳记录，林广璐系代表的联城公司而非特雷斯公司，林广璐与联城公司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吉安达公司与特雷斯公司签订《产品采购合同》，约定特雷斯公司向吉安达公司供应货物，吉安达公司向特雷斯公司支付货款，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吉安达公司与特雷斯公司均履行了各自合同义务，特雷斯公司向吉安达公司开具了北京增值税发票7张，即诉争合同的签订以及货物交付、货款支付等合同的履行均发生在吉安达公司与特雷斯公司之间。因前述发票被国税局认定为虚开并要求吉安达公司补缴税款，特雷斯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行为违法法律规定并导致吉安达公司补缴税款及交纳滞纳金207206.01元，特雷斯公司应当对吉安达公司以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吉安达公司虽主张林广璐实际代表联城公司与其签订合同，且林广璐在通话录音中认可自己是联城公司员工，联城公司亦为林广璐交纳过社保。但本案中，林广璐在三分合同中均系作为特雷斯公司经办人签字，本案审理期间，林广璐亦自述其在签订及履行诉争合同时系代表特雷斯公司，吉安达公司既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林广璐在签订、履行合同中代表系代表联城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或联城公司对林广璐行为予以追认，亦未能证明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履行主体进行变更。吉安达公司虽上诉认为合同实际履行主体为联城公司，但因其未能对此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结合各方诉辩主张及客观证据，认定特雷斯公司应向吉安达公司赔偿损失及损失金额均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吉安达公司关于林广璐实际代表联城公司，联城公司系诉争采购合同一方主体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林广璐的责任问题，其在三份合同落款经办人处签字应视为履行职务之行为，吉安达公司要求林广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北京吉安达开关控制设备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08元，由北京吉安达开关控制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 璐审 判 员  刘 茵审 判 员  张丽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郭欣欣书 记 员  崔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