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1民终37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盛苏波，女，1977年8月5日出生，住镇江市润州区国信宜。委托诉讼代理人：习冬梅，江苏国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军，男，1987年7月31日出生，住镇江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云峰，女，1978年10月5日出生，住镇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冬，江苏学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盛苏波因与被上诉人高军、刘云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2018）苏1102民初40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盛苏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未确认不当得利法律关系。1、一审法院未对争议焦点作出认定。一审法院为该案归纳了争议焦点，上诉人依照一审法院的要求进行了举证。然而一审法院对第二个争议焦点（2017）苏1102民初3651号案件调解协议中有无涉及到555350元的基本事实只字不提，不作任何认定。2、一审法院只确认了基本事实，却对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不予确认。本案之所以会以不当得利纠纷进行诉讼，源自于(2017）苏1102民初3651号案件中刘云峰否认认识被上诉人高军，否认要求上诉人打款至高军的银行账户，致使上诉人向高军银行账户所汇款项未被认定为对被上诉人刘云峰的还款。该案最终处理的调解协议所涉款项并不包含该555350元。上诉人与高军既不相识，也无任何往来，被上诉人刘云峰又否认曾要求上诉人打款至高军的银行账户。那么自被上诉人刘云峰作出否认回答后，上诉人汇至高军账户的555350元，无论是由高军获得还是刘云峰获得，都没有法律根据，而被上诉人获得该款项的结果是使得上诉人遭受损失，自此成立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二、一审法院将同一法律关系刻意划分为两个法律关系，混淆概念，剥夺上诉人诉权。上诉人遭受损失是由于被上诉人刘云峰拒绝承认要求上诉人向高军卡打款，使得原本上诉人汇给高军农行卡的还款未被确认。自被上诉人刘云峰拒绝承认该款项为上诉人对自己的还款时，上诉人打给高军农行卡的款项己丧失了原来的法律关系一借贷关系，而转换为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被上诉人高军与被上诉人刘云峰都是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至于是应该由被上诉人高军负返还义务，还是被上诉人刘云峰负返还义务，这正是本案调查的重点问题，也是法院依职权追加第三人的原因。但是最终无论是谁承担责任，这仅是法律事实的确认问题，而对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确认并无妨碍。而一审法院一方面将被上诉人高军作为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却以高军未取得上诉人的汇款，因此没有理由返还不当得利，驳回上诉人的请求；一方面对被上诉人刘云峰拒不承认还款的行为没有任何评价，无视被上诉人刘云峰因拒绝承认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仍然认为被上诉人刘云峰是另一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要求另案处理，实际上是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云峰在所谓的另一法律关系，已经通过诉讼进行了处理，上诉人与对方当事人已经以调解书的形式确认了债权债务关系。如果再让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刘云峰主张权利，上诉人是不可能另行诉讼的，只能是申请再审。三、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高军承担返还义务并无不当，被上诉人高军应对不当得利负有共同返还义务。四、即使不当得利应由被上诉人刘云峰负责返还，一审法院也应对上诉人行使释明权。一审法院违反了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的规定。高军辩称：一审时，刘云峰已经承认银行卡由她使用的，钱也是她拿的。刘云峰出具的欠条，是上诉人的还款。不当得利要有一方损失一方得利，上诉人没有任何损失。刘云峰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盛苏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高军返还不当得利款555350元及自2014年11月16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按同期银行借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盛苏波与第三人刘云峰系朋友关系。2012年至2016年之间，盛苏波陆续向第三人借款、还款双方存在资金往来。刘生坤系第三人的父亲，与盛苏波不熟识、没有交往。盛苏波与第三人资金往来期间，盛苏波因第三人的要求以“今借到刘生坤”款项的表述方式数次出具借条。2017年10月，第三人代替刘生坤在民事起诉状、授权委托书上签名，以刘生坤为盛苏波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苏1102民初3651号]，主张盛苏波（即本案原告）、陈垒（与盛苏波曾为夫妻关系）归还借款137万元及利息。据以诉讼的主要证据材料为2016年3月16日盛苏波出具的“今借到刘生坤人民币壹佰肆拾伍万元正”的借条和刘云峰与盛苏波之间部分资金往来的凭证。该案审理中，盛苏波主张有部分款项按第三人（刘云峰）指示转入户名为高军（即本案被告）、卡号为62×××71的农行银行卡。2017年11月24日的庭审中刘云峰作为证人到庭。2017年12月11日的庭审中，刘云峰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陈述“尾号1971银行卡是公司的卡，真记不得是什么人对什么人的了”，否认认识高军，否认要求盛苏波打款至高军的银行账户。2018年1月11日盛苏波、陈垒与刘生坤达成调解协议，言明应付借款本息67万元并分期给付。高军与盛苏波、第三人均不相识。第三人的妹妹刘月峰是高军曾经的同事。在同事期间，2011年高军因刘月峰的要求与刘月峰一同至中国农业银行营业网点申请办理了户名为高军、卡号为62×××71的借记卡（以下简称农行借记卡），高军在农行借记卡办妥后即连同密码一并交给了刘月峰。2012年应第三人的需要刘月峰将农行借记卡交给了第三人，由第三人控制、使用。2013年4月11日至2014年11月15日盛苏波按第三人的要求28次向农行借记卡转账、汇款累计555350元。上述（2017）苏1102民初3651号案件审理期间，盛苏波、陈垒曾于2017年11月27日找到高军核实农行借记卡事宜，高军否认认识第三人并否认存在农行借记卡。盛苏波、陈垒离开高军住所的当天，高军联系了刘月峰，经回忆确实存在农行借记卡。后刘月峰与第三人进行了联系。盛苏波于2018年3月以高军为被告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苏1102民初952号]，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审理中，刘云峰作为证人陈述农行借记卡由其实际使用，有关银行往来与高军无关。一审法院认为，他人取得不当得利为受损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法定要件之一。本案中，存在高军同意并与第三人的妹妹共同完成借用高军姓名办理银行卡的行为，该行为显然违反银行卡管理的相关规定。但是从民事权益的角度，高军自办理直至注销没有实际控制或使用其名下的农行借记卡，现有证据足以认定高军并未取得盛苏波诉称的款项。盛苏波在农行借记卡办理的六年后突然问及高军，且在高军与盛苏波、第三人并不相识的情形下，高军对是否办理过农行借记卡作出否定性的回答符合正常情理。盛苏波主张高军返还不当得利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盛苏波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系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依法应另行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盛苏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54元，由盛苏波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云峰使用高军名下的银行卡与上诉人盛苏波发生往来，盛苏波支付到该银行卡上的款项高军没有占用使用，盛苏波主张高军返还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案的款项发生在刘云峰与盛苏波之间，与一审法院（2017）苏1102民初3651号案件具有关联性，案件产生的原因是刘云峰及其父亲刘生坤在（2017）苏1102民初3651号案件中没有如实陈述所导致，盛苏波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盛苏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54元，由上诉人盛苏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冷德华审判员  黄 甦审判员  杨道骏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思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