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5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王牌路39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2876229817。诉讼代表人：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破产案件财产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慧娟，重庆新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浩，男，1997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伟，男，197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岐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云，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庆利，男，198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岐山县。上诉人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万建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红伟、崔庆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1民初9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渝万建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刘红伟要求确认在渝万建司享有债权本金60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对刘红伟未向渝万建司在公告期内申报债权的事实予以确认。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权人新提起的要求债务人清偿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同时告知债权人应当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后有异议的，可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提起债权确认之诉。申报是前置程序，故一审法院应驳回刘红伟的起诉；2.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崔庆利在庭审中陈述其并不认识刘红伟，在借款协议书上签字时也没有刘红伟的名字。一审法院认定刘红伟善意且无过失没有根据。案涉借款本金系案外人刘宗录之妻直接汇入王明科、张文涛的账户，并非是刘红伟直接汇入王明科、张文涛账户，故一审法院认定刘红伟是出借人属认定事实不清。协议上加盖的章系崔庆利私刻，借条及还款计划也只有崔庆利的签名。故渝万建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3.崔庆利也未构成表见代理，刘红伟应当知晓崔庆利没有代理渝万建司的权限。刘红伟辩称，1.一审程序没有违法之处，刘红伟是在2017年向岐山县人民法院针对涉案债权进行主张，渝万建司从2017年应诉至本案一审审理，从未向刘红伟告知申报债权。刘红伟在一审时得知渝万建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在重整阶段，因此将诉请变为确认之诉，申报不是确认之诉的前置必须程序，而且刘红伟一直向渝万公司主张债权，因此一审判决程序合法；2.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崔庆利在本案中构成表见代理。渝万建司任命崔庆利为该项目的经理，该借款由项目部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崔庆利出具的借条，而且协议和借条对于借款的金额，借款利息的约定均一致，已经形成证据链。并且加上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崔庆利当庭也承认本案的款项是转到项目部的负责人员以及财务人员的账户，而且该款项用于该项目的平时支出；3.本案的原被告主体适格。崔庆利未参加本案二审审理，其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崔庆利在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身份正确。崔庆利的确不认识刘红伟，但崔庆利负责的工程实际使用了该笔借款，全部用于案涉工程；2.崔庆利承包了渝万建司中标的项目工程，自筹资金进行施工，因渝万建司属实际的中标人，且在未经崔庆利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领走工程款千万余元，故渝万建司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刘红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渝万建司的财产管理人应将刘红伟借款600000元和从2013年11月14日起至借款清偿为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以及诉讼费列入破产债权，并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予以清结；2.崔庆利对上列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宗录原为陕西鼎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正项目公司）的主管，2013年4月鼎正项目公司借用渝万建司的名义，中标“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项目。2013年6月8日，渝万建司与刘宗录签订《项目管理责任书》约定，刘宗录以内部承包的方式具体负责该项工程的施工任务，并由刘宗录对工程实行独立核算、承担自负盈亏的责任；渝万建司设立“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由刘宗录担任项目部负责人；刘宗录应在与业主方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时，向渝万建司交纳工程履约保证金400000元、民工保证金及安全保证金600000元；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及班子主要领导应处理好与该项目有关的外部关系，未经渝万建司授权，项目部具体负责签署材料物资采购、建筑设备租赁、人员聘用合同的经济责任应由责任人负责。经渝万建司审批签订的上述协议或合同，项目部负责人应负责支付和清偿相应费用。若造成损失，项目部负责人承担其相应的全部连带责任，所有合同交渝万建司备案。2013年6月2日，刘宗录以“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凌段2#橡胶坝项目部”的名义与崔庆利签订《承包协议》约定，刘宗录将“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全部转包给崔庆利施工，崔庆利并按最终决算价款的20%支付费用；项目部派驻到施工现场的代表、项目负责人、技术总工的吃住费用、工资由崔庆利负责。同年7月2日，渝万建司以渝建集发[2012]45号文件的形式，发布《关于设立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的通知》，决定设立“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该项目部实行承包责任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刻制“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和“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印章各一枚。以上印章仅用于现场资料的完善和与业主方往来函的报告之用。同时，该文件所附的项目部人员名单中显示，刘宗录为项目负责人，崔庆利为项目经理，王明科为生产经理。渝万建司印章管理员文勇于次日刻制了上述两枚印章，留存印模后由其保管。之后，分别于2014年8月、2015年2月将印章交由渝万建司指派的印章管理员盛心彪、凌某保管。2013年11月25日，渝万建司向刘宗录出具《项目经理授权委托任命书》载明：“因我公司承接杨凌示范区综合办公室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为便于该工程的施工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及安全生产。经公司研究，决定成立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任命刘宗录为本项目部负责人，以公司名义负责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的项目工作和行使项目负责人职责。代理人无权转委托”。崔庆利在承包期间，因涉及建筑资料和领取工程款之需，未按渝万建司的印章刻制和使用管理要求，擅自私刻、伪造“渝万集团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和“渝万集团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资料章”各一枚。又因工程业主要求税务发票需要加盖财务章，私刻“渝万集团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财务专用章”一枚，伪造“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两枚。案外人刘宗录之妻孙发翠与刘红伟同村同组居住，双方关系较好。刘宗录在承包工程期间因需要资金，刘宗录、孙发翠曾向刘红伟借款300000元。崔庆利在承包案涉工程期间因急需资金，便向孙发翠提出要求其帮忙在外筹借资金。这样，孙发翠便找到刘红伟，其愿意向崔庆利借款，并同意刘宗录、孙发翠偿还其的借款300000元出借给崔庆利，且直接汇入崔庆利雇请的案涉工程生产经理王明科的银行账户。次日，刘红伟向孙发翠的银行账户汇款300000元，其于即日将该款汇入崔庆利雇请的案涉工程财务人员张文涛的银行账户。张文涛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认可为崔庆利雇请的财务管理人员，为其经手案涉工程的财务管理工作。2013年11月13日，崔庆利与刘红伟签订《协议书》，载明刘红伟为贷款方，渝万建司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和崔庆利为借款方，经友好共同协商，贷款方同意借给崔庆利所需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部分资金，借款方也同意按每100000元月利息3000元的付给贷款方；本协议是以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施工方（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承包人崔庆利）为借款方。由于该工程为（BT）项目，即政府工程，故前期建设资金周转资金量大，愿向社会、民间借贷部分资金作为周转，以更好地完成施工计划。因此，双方达成以下协议：1.借款日期以贷款方资金到达借款方账户后日期为准；2.借款方提供账号，转账或者支付现金均可；3.该工程竣工后，甲方支付款时一次性付清；4.该工程竣工后，甲方支付款时，借款方必须还款，且不得推后。如若推后，贷款方将要求借款方必须向贷款方支付贷款数额和利息之和的违约金，违约金按1.5%支付；5.借款方的借款必须由该项目授权人担保；6.借款方有义务必须带领领贷款方去其项目现场考察了解，并证实该借款方的真实性，贷款方有权向该项目授权人和项目经理及项目部人员了解情况。刘红伟在协议中的贷款方栏签字。借款方由崔庆利在借款人栏签上“重庆渝万杨凌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的内容，并由其加盖“渝万集团渭河杨凌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的印章，且崔庆利又单独在借款人栏签上其姓名。同时，刘宗录以担保人名义签名。刘红伟与崔庆利签订《协议书》的当日，崔庆利给刘红伟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刘红伟借款600000元，约定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每月利息18000元。崔庆利单独在借款人栏签名其并捺指纹。2014年10月20日，崔庆利给刘红伟出具《还款计划》载明：“我项目部向刘红伟借款现金60万元，未能按协议约定时间归还违约，现计划2014年底还现金10万元，剩余款项在2015年底付清，利息违约金按协议约定执行，若不能归还可由甲方代付”。崔庆利在借款人栏签上“杨凌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的内容，并在该内容的下方签上崔庆利的姓名，且捺其指纹。同时，刘宗录以担保人名义签名。2016年11月2日，崔庆利在该还款计划上签注“由于2015甲方未付款，所以支付一切费用，按协议执行”。崔庆利在借款人栏签上“杨凌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的内容，并在该内容的下方签上崔庆利的姓名，且捺其指纹。同时，刘宗录仍作为担保人在其上签名。2018年3月23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崔庆利伪造公司印章罪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崔庆利在与刘红伟签订的《协议书》上的印章亦为崔庆利伪造，遂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一审法院（2018）渝0101刑初272号《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4月10日，崔庆利曾将渝万建司、中建鼎正项目管理公司、杨凌示范区水务局作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述三被告支付其工程款6500000元，并曾追加刘宗录作为该案当事人，但后于2019年7月22日申请撤回该案的起诉，一审法院裁定准予其撤诉。刘红伟因讼争借款向陕西省岐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渝万建司申请破产重整，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30日已裁定受理其申请，该院遂将本案移送本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按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破产财产分配前债权人可向财产管理人申报债权，财产管理人负责审查申报的债权，并由人民法院审查确定。对于企业破产重整期间，经法院裁定破产重整的，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债权人在企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未申报债权的，只是不能行使债权人的权利和求偿权利，但并未丧失其要求偿债的实体权利，其仍有权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本案中，渝万建司只是申请的破产重整，刘红伟未申报债权，只是不能在重整期间行使债权人的权利和求偿权，即刘红伟有权起诉，并有权请求法院确认其对渝万建司享有债权。反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七条所规定的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只是可以申报债权，但并未规定其应当申报债权。故渝万建司的财产管理人抗辩刘红伟无起诉权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崔庆利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尽管系渝万建司任命的项目部经理，而整个工程的人员聘用、施工管理、资金筹措、材料采购、接受业主支付的工程款均为崔庆利独立实施，相关的收益亦归其所有。但是，刘红伟与崔庆利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出借用于案涉工程，而且除有崔庆利个人的签名外，尚加盖项目部印章，即产生了崔庆利有权代理的表象。尽管渝万建司在承包案涉工程中发生崔庆利私刻印章行为，并被一审法院认定为犯罪，但对于相对人刘红伟不知情,其善意且无过失地认为崔庆利系有权代表渝万建司对外借款，且刘红伟亦系直接将出借款汇入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崔庆利雇请的现场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银行账户。同时，刘宗录与刘红伟之间相识，其作为案涉工程负责人担保人的事实，则进一步增强刘红伟确信崔庆利有对外借款的代理权限，故崔庆利在案涉借款协议上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崔庆利直接在《协议书》《借条》和《还款计划》中单独签名的事实和行为表明，崔庆利同时以个人身份和项目部的名义共同向刘红伟借款。反之，崔庆利作为实际施工人在享受业主或者渝万建司等支付的工程款权利后，不承担偿付借款本息，则有悖于法律规定和公平原则，故渝万建司、崔庆利应共同对诉争借款向刘红伟承担偿还责任。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即刘红伟向渝万建司主张的利息，只应从借款之日2013年11月14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本院2018年8月30日一审法院受理渝万建司重整申请之时为止，其之后所产生的利息则为除斥债权，应由崔庆利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崔庆利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刘红伟借款600000元，并从2013年11月14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时为止；确认刘红伟在渝万建司享有债权本金款600000元及其利息（从2013年11月14日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按年利率24%计算）；驳回刘红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崔庆利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2元，由崔庆利负担。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针对渝万建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刘红伟、崔庆利的答辩请求及理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评析如下：本院认为，崔庆利无权以渝万建司案涉项目部的名义签订《协议书》，崔庆利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一、代理分为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委托代理人只能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虽然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代理人只能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本案来看，案外人刘宗录借用渝万建司的资质承建案涉工程并支付资质交换利用的对价，刘宗录与渝万建司之间系挂靠法律关系。渝万建司在其发布的《关于设立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渭河杨凌段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的通知》中，明确约定了项目部印章和项目部资料章的使用范围，并在给刘宗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明确了刘宗录作为代理人无权转委托。崔庆利与刘宗录签订《承包协议》后，崔庆利对案涉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各方当事人在合同及授权委托书中均没有对是否有权以渝万建司的名义向外借款的事宜进行书面的约定和授权，故应当认定崔庆利无权以渝万建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崔庆利以案涉工程渝万建司项目部的名义与刘红伟签订《协议书》为无权代理。二、崔庆利以案涉渝万建司项目部的名义签订《协议书》并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崔庆利不具有以渝万建司项目部名义对外签订《协议书》代理权的外观。虽然崔庆利通过与刘宗录签订《承包协议》的方式取得了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权，但渝万建司并没有书面或口头委托崔庆利可以对外签订借款合同，崔庆利在与刘红伟补签《协议书》时也没有向刘红伟出示其具有代理权的任何证明文件，崔庆利也并非渝万建司的在册项目经理，且崔庆利在合同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系其私刻，故不能当然的认定崔庆利具有以渝万建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代理权的外观表现。2.刘红伟对崔庆利代理权的信赖是不合理的。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2013年11月13日崔庆利向刘红伟借款签订《协议书》时，崔庆利方已收到案外人孙发翠的款项，而根据《协议书》第6条关于“借款方有义务必须带领贷款方去其项目现场考察了解，并证实该借款方的真实性，贷款方有权向该项目授权人和项目经理及项目部人员了解情况”的内容来看，刘红伟作为款项出借方，已注意到其要在出借款项时对借款人等信息尽到审查义务。而刘红伟在明知其应核实借款真实性、确认项目经理身份或授权的情况下，却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审查崔庆利是否系受到渝万建司的任命或委托，未审查崔庆利在案涉工程中的具体身份，也未审查项目部印章的具体使用范围，更未审查崔庆利是否有权代表渝万建司对外借款。刘红伟作为相对人并未能举证证明其在签订案涉《协议书》时，属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在审查崔庆利身份时不存在疏忽或懈怠地相信崔庆利有权代表渝万建司的事实成立，刘红伟的行为不符合一般人通常的判断能力及判断标准，主观上存在过失。故刘红伟对崔庆利代理权的信赖是不合理的。3.渝万建司对崔庆利与刘红伟签订《协议书》不具有可归责性。虽然案涉借款《协议书》借款方载明了重庆渝万杨凌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并加盖了印章，但渝万建司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否认委托过崔庆利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结合崔庆利在案涉《协议书》上加盖的“渝万集团渭河杨凌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印章系其私刻的事实，应当认定渝万建司对崔庆利与刘红伟签订借款《协议书》没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由于崔庆利以“重庆渝万公司杨凌2#橡胶坝工程项目部”名义与刘红伟签订《协议书》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故崔庆利的代理行为无效。崔庆利在借条上明确了借款人的身份，又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应当承担向刘红伟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综上所述，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1民初92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1民初92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判决驳回刘红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崔庆利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2元，由崔庆利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417元，由刘红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柯 言审 判 员  李 斌审 判 员  胡玉婷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  陈俊颖书 记 员  唐 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