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6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卓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二街8号院1号楼6层604室。法定代表人：梁均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占荣，北京国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洲阳，男，199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华，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鹏，男，1988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上诉人北京卓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洲阳、被上诉人邹鹏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9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卓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占荣，被上诉人李洲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邹鹏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卓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京0105民初5965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卓胜公司无需支付李洲阳70000元或发回重审；2.判令李洲阳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关于本案的70000元款项，实际收款人为邹鹏，在《服务协议》签订后，卓胜公司并未收到该笔款项，而且卓胜公司是在两天后才得知李洲阳将该笔款项分批转给了邹鹏，卓胜公司并未授权邹鹏收取该笔款项。至于邹鹏与李洲阳私下如何商定交款事宜，卓胜公司并不知情。对于卓胜公司开具收据一事，是由于李洲阳母亲百般要求，其称去银行转账然后回来再开收据流程比较麻烦，希望卓胜公司先开收据，卓胜公司出于对李洲阳母亲茅春英的信任才为其开了收据。其次，卓胜公司在一审阶段从未认可邹鹏是卓胜公司员工，也没有授权邹鹏代为签订《服务协议》，其只是作为朋友提供协助工作，这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表见代理。70000元服务费是邹鹏以个人名义收取，且该笔款项并不是《服务协议》项下约定的款项，故邹鹏才是本案的实际还款责任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卓胜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洲阳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邹鹏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卓胜公司应当承担返还义务。邹鹏未答辩。李洲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卓胜公司和邹鹏退还李洲阳服务费70000元；2.卓胜公司和邹鹏自2018年2月23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洲阳于2017年1月4日与卓胜公司签订《服务协议》，载明：项目总费用为135000元；李洲阳在双方正式签订协议后向卓胜公司支付首笔款项70000元；卓胜公司在2018年2月20日前协调好张家口二级商业银行直签工作问题；如果在2018年2月20日前没有协调成功张家口二级商业银行直签工作问题，卓胜公司在3日之内退款给李洲阳；如在中间过程中出现派遣李洲阳意向中断，则扣除实收款项20000元，退还剩余款项，后期可协调大数据方向的学习及工作安排。李洲阳于2017年1月5日向邹鹏账户分两笔转账17000元及50000元。卓胜公司于2017年1月4日向李洲阳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李洲阳咨询服务费人民币柒万元整”。李洲阳主张其与其母亲茅春英，经邹鹏介绍于2017年1月4日与卓胜公司签订了《服务协议》，协议签订时，邹鹏、卓胜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均海及卓胜公司的出纳都在场，协议签订后经卓胜公司、邹鹏商定，其将首笔款项70000元支付到邹鹏的账户，卓胜公司给其开具了收据，但卓胜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在2018年2月20日前协调成功其在张家口二级商业银行的工作事宜，并且距今已有一年多时间；另李洲阳主张虽然其支付的款项确系邹鹏收取，但其不清楚邹鹏与卓胜公司之间的具体关系，其认为邹鹏是代表卓胜公司与其进行协商，签订《服务协议》及转账均是邹鹏代表卓胜公司作出的行为，故邹鹏构成了职务行为，其要求卓胜公司与邹鹏共同退还其缴纳的服务费。另，李洲阳称其母茅春英的一个朋友把邹鹏介绍给茅春英，签订《服务协议》时，梁均海也在场，故其以为邹鹏与卓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存在合作关系。卓胜公司对李洲阳主张的协议签订情况予以认可，但主张邹鹏并非其员工，并称其法定代表人梁均海与邹鹏系朋友关系，邹鹏也是基于这个朋友关系为卓胜公司招揽业务，事后卓胜公司也会给邹鹏支付相应的好处费。卓胜公司主张因邹鹏并未将服务费支付于其，故其认为服务协议并未开始履行。李洲阳主张服务协议并未载明终止时间，但其认为如果在2018年2月20日之前，卓胜公司未履行完成合同义务，则该协议就应当终止。另，在一审庭前调解阶段，邹鹏到庭称其认可收到了李洲阳支付的服务费70000元，并称其办了事，前期系其协调工作，其给李洲阳找了银行对其培训，并在平安银行就职一年半的时间，住宿系其安排，但李洲阳一直想回张家口，并且觉得平安银行的岗位不适合自己，就把平安银行的工作辞了，其又和张家口的银行联系，但后来茅春英说哪都不去了，要求退款，因其协商过退款事宜，办事也花了不少钱，所以最后商量退李洲阳50000元，因其资金紧张就一直没退。另邹鹏称其与卓胜公司系合作关系，卓胜公司没有给其发放过工资，其认为李洲阳支付的70000元应该是卓胜公司的款，但一直没入卓胜公司的账，其不记得为何没入账。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李洲阳与卓胜公司签订了《服务协议》，该协议约定了李洲阳于协议签订当日向卓胜公司支付首笔款项70000元，卓胜公司应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应义务，后李洲阳向邹鹏支付了70000元，卓胜公司亦向李洲阳开具了收款70000元的收据，卓胜公司称邹鹏未将该70000元款项支付于其，邹鹏认可上述事实。卓胜公司虽称该款项在邹鹏处，故协议并未履行，但根据双方的协议签订过程，李洲阳有理由相信邹鹏系代卓胜公司收款，且卓胜公司向李洲阳开具了收款70000元的收据，故卓胜公司与邹鹏之间的款项收支情况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现根据协议约定，卓胜公司未在2018年2月20日前履行相应的义务，其应向李洲阳退还服务费70000元，因邹鹏占有上述款项，故李洲阳要求卓胜公司与邹鹏共同返还服务费70000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另，李洲阳与卓胜公司对于协议履行及李洲阳所付款项由谁占有存在争议，故一审法院认为不宜要求卓胜公司与邹鹏向李洲阳支付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卓胜公司与邹鹏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李洲阳服务费70000元；二、驳回李洲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卓胜公司申请证人吕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邹鹏不是卓胜公司员工，卓胜公司也未授权邹鹏代理任何事项，邹鹏只是为卓胜公司介绍业务，卓胜公司未收到李洲阳的合同款项，案涉《服务协议》并未履行，故卓胜公司没有返还义务。吕某称：案涉《服务协议》签订时，其系卓胜公司人事经理，邹鹏系卓胜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均海的朋友，邹鹏领着李洲阳及其家长来公司签订《服务协议》，该协议签订后公司为其开具了收据，然后邹鹏带着李洲阳等人去转账支付合同款项，但该笔款项未进入公司或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案涉《服务协议》没有履行。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洲阳认为吕某的证言属于逾期提交证据，且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李洲阳不认识吕某。本院认为，吕某原系卓胜公司员工，仅凭其证言不足以证明案涉《服务协议》没有履行，故本院对卓胜公司的该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卓胜公司是否应承担返还案涉款项的责任。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从合同的签订过程来看，李洲阳和卓胜公司均认可案涉《服务协议》系在卓胜公司的办公场所签订，签订该合同时李洲阳、邹鹏、卓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均海等人均在场。其次，从合同的内容来看，明确约定被委托人为卓胜公司，卓胜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在该《服务协议》上分别盖章、签字，且卓胜公司为李洲阳出具了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再次，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卓胜公司称邹鹏与其法定代表人系朋友关系，邹鹏为卓胜公司招揽业务，卓胜公司给付邹鹏好处费；邹鹏亦称其与卓胜公司合作，案涉70000元应该是卓胜公司的。基于上述情况，可以认定《服务协议》的签订主体系李洲阳和卓胜公司，李洲阳已经支付了《服务协议》项下的70000元费用，且李洲阳有理由相信邹鹏系代卓胜公司收款，故卓胜公司与邹鹏之间的款项收支情况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卓胜公司主张案涉70000元款项不是《服务协议》项下约定的款项，且邹鹏以个人名义收取，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服务协议》约定，卓胜公司未在2018年2月20日前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故其应依约向李洲阳退还70000元。因邹鹏占有上述款项，且邹鹏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故一审判决邹鹏与卓胜公司返还李洲阳服务费7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卓胜公司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卓胜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北京卓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巴晶焱审 判 员 蒋 巍审 判 员 曹 炜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田子阳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