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33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翔龙建筑幕墙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汉街总部国际C座23楼。诉讼代表人：魏以军，该管理人的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爱国，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溢雄，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青，男，197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富盈，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翔龙建筑幕墙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翔龙公司管理人）因与被上诉人常青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2民初4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翔龙公司管理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翔龙公司对常青的个别清偿行为，由常青向翔龙公司管理人返还400,000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文义，通过司法途径的个别清偿可分为取得生效法律文书后，进入执行程序前的主动履行阶段和进入执行程序之后的被动履行阶段。常青与翔龙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进入执行程序，常青只能通过执行程序获得受偿，或是评估拍卖，或是执行和解，否则不能对抗管理人的破产撤销权。一审法院认为只要债权人取得生效法律文书，债务人个别清偿的，管理人就无权主张撤销，是对《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的误读。常青申请执行案件于2017年12月4日就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而其获得400,000元清偿发生于2018年3月16日，《执行分配协议》并不符合执行和解协议法定构成要件，故常青属于非经执行程序获得的个别清偿。二、常青与翔龙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常青在执行过程中，并未申请人民法院提取、扣留翔龙公司对湖北白云边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边公司）的工程款，而是为了规避翔龙公司破产风险，与翔龙公司恶意串通直接从白云边公司受偿400,000元。翔龙公司另一债权人魏志祥通过诉前保全，首先冻结了翔龙公司在白云边公司的工程款2,180,000元。后常青在执行过程中，申请轮候冻结了翔龙公司在白云边公司的工程款。根据民事调解书，截至2018年3月16日实际分配之日，翔龙公司应付魏志祥借款本息约3,080,000元，完全覆盖了翔龙公司在白云边公司应结工程尾款2,052,680.75元，魏志祥的首封金额2,180,000元亦能完全覆盖。如非恶意串通，按相关法律规定的受偿顺序，常青几乎不可能从白云边公司的工程款中受偿。白云边公司的工程款分配，也并未严格按照《执行分配协议》履行，其中有302,680.75元实际汇入翔龙公司的关联公司武汉瑞兴安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兴安公司），其目的就是通过恶意串通实现个别清偿。综上，常青与翔龙公司恶意串通事实清楚。三、翔龙公司存在依法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据管理人调查，翔龙公司向常青清偿之前，已经存在大量诉讼、执行案件，且2015年开始就发生全面拖欠职工工资情形，早已具有破产原因。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受理翔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翔龙公司于2018午3月16日对常青进行个别清偿，属于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明知具备破产原因，仍然个别清偿的情形。常青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常青与翔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7年6月18日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西湖法院）调解并作出民事调解书，常青于2017年6月22日向东西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由东西湖法院将翔龙公司对白云边公司的债权予以查封。后经双方协商，于2017年11月20日达成《执行分配协议》。2018年3月16日，翔龙公司根据《执行分配协议》向常青支付400,000元，其行为是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的行为。尽管东西湖法院于2017年12月4日终结了民事调解书的本次执行，但执行程序并未终结，在执行程序中，翔龙公司与常青等达成《执行分配协议》，并作出清偿，符合《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的规定。翔龙公司与常青不存在恶意串通，《执行分配协议》是在债权人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的前提下，为解决实现各自债权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目的是为实现债权并解决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翔龙公司管理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翔龙公司对常青还款400,000元的个别清偿行为；2.常青向翔龙公司管理人返还4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常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9日，一审法院受理常青与翔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件审理中，双方自愿达成以下协议：一、武汉翔龙建筑幕墙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之前偿还常青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截至2017年5月2日利息为144,000元，自2017年5月3日起，按本金300,000元、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全部债务清偿时止）；二、常青放弃其他诉讼请求。2017年6月18日，一审法院制作（2017）鄂0112民初2158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协议内容进行确认。因翔龙公司未按调解书所确认的内容履行还款义务，常青于2017年6月2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翔龙公司名下现有财产被多家法院交替查封，无法处置，常青也不能提供翔龙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及财产线索。经常青同意，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2017）鄂0112执117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2017）鄂0112民初2158号民事调解书主文的本次执行程序。2018年2月11日，常青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请求解除对翔龙公司在白云边公司享有债权的保全措施。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12日向白云边公司送达执行裁定书（解冻）、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年3月12日，翔龙公司向白云边公司出具委托付款函，载明：“贵我两司关于湖北白云边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大楼幕墙门窗工程已竣工，应结工程尾款共计2,052,680.75元，因涉及多家法院查封，又需解决工程民工工资问题，经与各查封人协商，就解封后的工程款支付委托如下：……三、收款人：常青，付款金额肆拾万元整（400,000元）……上述款项支付完毕后，我公司予以认可，我司对上述委托付款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8年3月16日，白云边公司向常青转账付款400,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受理申请人湖北柱鹏投资有限公司、吴俊、代鑫文、冯小敏对被申请人翔龙公司破产清算申请。2018年7月26日，一审法院指定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担任翔龙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一审法院还查明，2017年11月20日，魏志祥（甲方）、常青（乙方）、李宏霞（丙方）与翔龙公司（丁方）签订《执行分配协议》，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均系丁方债权人，丁方对白云边公司享有工程款贰佰万左右尚未结算，其中甲方、乙方根据各自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内容，对丁方在白云边公司的工程款进行了查封保全。本协议签订后，丁方立即与白云边公司进行验收结算，对工程款的具体金额和付款时间达成一致。四方一致同意，白云边公司的工程款按下列金额和顺序进行分配，工程验收结算后由白云边公司进行支付：甲方魏志祥收款1,200,000元，乙方常青收款500,000元，剩余款项由丙方李宏霞收款。丁方配合甲方和乙方到执行法院按本协议内容达成执行和解。一审法院认为，常青对翔龙公司的债权已于2017年6月18日经（2017）鄂0112民初215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翔龙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委托第三方白云边公司向常青清偿调解书所确认的到期债务，属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调解书所确认的债权产生时间及调解书生效日期均在一审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一年以前，故上述履行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可予撤销行为。本案中，翔龙公司的实际清偿日期为2018年3月16日，发生于一审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结合前述认定，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的规定，翔龙公司管理人在无证据证明翔龙公司与常青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其主张撤销翔龙公司对常青的清偿行为并要求常青返还400,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依照《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翔龙公司管理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50元（翔龙公司管理人已预交）由翔龙公司管理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翔龙公司管理人提交翔龙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瑞兴安公司企业信息咨询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内容：瑞兴安公司的股东史永进是翔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明目的：翔龙公司与瑞兴安公司系关联公司，翔龙公司为获得部分款项，与常青恶意串通。常青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实翔龙公司与常青恶意串通。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翔龙公司与常青恶意串通。经审查，一审认定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2民初115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了翔龙公司应向魏志祥偿付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魏志祥首先冻结了翔龙公司在白云边公司的应收款，冻结金额2,180,000元。《执行分配协议》第五条载明：“上述款项不能完全解决当事人债务问题，余款在其他项目中继续执行。”本院认为，本案为破产程序中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所涉清偿行为是否属于《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的个别清偿情形；2.是否存在翔龙公司与常青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关于争议焦点一，《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本院认为，该司法解释所涵盖的清偿行为应该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债务人主动履行（包括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后的执行和解）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或仲裁机构的裁决、调解书而形成的个别清偿，二是债务人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形成的个别清偿。理由如下：第一，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是当事人的法定义务，也是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的体现。上述司法解释将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并列，旨在明确对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基于执行行为形成的个别清偿能否撤销的问题，并不是规定生效法律文书必须通过执行程序强制履行。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第八条规定“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可见，强制执行程序启动后，当事人仍可以通过和解方式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第三，执行和解不同于审判阶段的调解，审判中的调解是法官行使职权的行为，是一种审判活动，而执行和解是当事人自行协商行为，执行员并不实际参与主持当事人之间的和解活动。本案中，执行法院没有记录常青与翔龙公司的《执行分配协议》，并不影响双方和解行为的效力。综上，翔龙公司管理人认为本案所涉清偿行为不属于执行和解、不属于《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的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进行的个别清偿，系对执行和解及司法解释的片面理解，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进行的个别清偿行为行使撤销权，除具备破产撤销权一般构成要求外，还须以债务人与债权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为条件。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不同于一般事实证明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一般事实的证明标准为“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为“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可能性排除合理怀疑”相比“高度可能性”拔高了证明标准，其盖然性程度更高，须达到理性人不再怀疑或者看起来其他可能性都被排除的程度。本案中，翔龙公司管理人以《执行分配协议》未严格履行、分配款与债权人财产保全情况存在较大差异、部分款项实际由翔龙公司的关联公司瑞兴安公司获得等事实推定各方当事人在执行和解过程中恶意串通。然而，债权人在实现债权过程中，因遇到强制执行困难，存在自愿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可能性。魏志祥、常青申请解除财产保全，以和解方式实现部分债权，并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清偿情形，不能推定出常青具有损害他人的主观恶意。翔龙公司管理人证明恶意串通的可能性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其关于常青与翔龙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主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翔龙公司管理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武汉翔龙建筑幕墙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臧文颖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曹文兵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郭锐敏书记员张林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