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04民初2785号 原告：上海炼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忠阳，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博一流体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闵思婕，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溪源，安徽远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炼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炼豪公司）诉被告安徽博一流体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炼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忠阳、被告博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溪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炼豪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编号*《产品购销合同》及编号*《产品购销合同》；2.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542300.78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因生产需要向原告采购配件材料（国外生产加工），原告根据被告指定的品牌和规格型号进行供货。原告指定员工陈**作为代理人，被告指定员工何**作为代理人，由该二人通过微信负责买卖合同的订立和履行等相关事宜，每次采购合同由被告方制作完成后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原告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供货义务，被告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2018年5月12日，被告代理人何**通过微信向原告代理人陈**发送编号*《产品购销合同》，向原告采购价值238302.69元的货物。原告方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并开具了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也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2018年6月22日，被告代理人何**通过微信向原告代理人陈**发送编号*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价值297620.68元的货物；货期2.5-3个月；货款合同签订后预付30%，发货前付尾款70%。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在货期内备足全部货物，被告因资金紧张向原告沟通延迟付款和分批提货。原告于2018年9月14日至2018年12月10日通过物流向被告发送了价值21912.14元货物，此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付款提货，被告均未办理，考虑到2019年4月1日后税率调整，原告于2019年3月20日将已交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并提供给了被告，被告至今未付款。2018年8月24日，被告代理人何**通过微信向原告代理人陈**发送编号*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价值279529元的货物；货期2.5-3个月交货1/3，后间隔一个月分批提货，分批付款分批提货；货款合同签订后预付10%，预付款计入最后一批货款。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在货期内备足全部货物，被告于2018年10月30日支付了该合同预付款27952.90元，此后一直未进行付款和提货。因被告采购的货物系特定的规格型号和品牌，原告备货后无法另行处理。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履行付款义务并安排提货，被告始终不予理睬，原告代理人陈**多次到被告公司协商此事也未有结果。原告于2019年11月18日向被告发函，要求在2019年12月20日前安排付款提货，被告也未给与任何回复。陈正台同时和被告公司的李**和黄**沟通协商此事，该二人均推诿不予解决，李**还建议原告将货物另行处理，言外之意已经表达出被告不愿意再履行合同，原告代理人也明确告知了该批产品是按照被告需求准备的，无法另行处理。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尤其是被告所需产品系特定品牌和规格，如被告毁约必然导致原告产生巨大损失。合同明确约定了先付款再提货，原告已按照约定时间进行备货，被告应当依约履行付款义务。现双方通过协商已经无法解决相关纠纷，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判如诉请。 被告博一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全部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原告没有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的依据，被告也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一）事实陈述。2020年4月，被告收到法院的诉讼文书后对案涉情况非常诧异，曾经负责联系案涉事项的工作人员早已离职，公司为核查案涉的相关情况，特查询原被告之间的全部交易信息，发现原被告之间存在一笔货款为238302.69元的购销交易，双方签有购销合同，并且原告向被告交付了全部的货物，被告也按约支付了全部的货款，应该说，双方对该笔合同的履行状况还是良好的。经被告现工作人员核实，在上述合同履行完毕之后，我方又收到了原告寄送的货物，但奇怪的是，我方人员并没有找到双方对该笔货物的购销合同，被告也没有对此支付任何款项，更没有确认收货的相关单据，被告认为该笔发货错误，没有任何依据，据工作人员核实，当时被告的工作人员向原告打过电话让他们取回货物，但一直没有人来，那么如果原告仍不取回货物的话，我方将强行寄回，并收取相关的仓储费用。我方现工作人员还核实到一个情况，2018年10月30日我方向原告支付了一笔预付款准备向原告继续订购货物，但之后双方就再没任何动静了，针对这笔预付款，我方也没有找到与之对应的购销合同，被告根本就没有向原告发送订单，双方也没有对购买货物的相关事项有其他的约定，当然，被告没有收到任何货物，就此不了了之，对此，我方保留收回预付款的权利。综上，原、被告之间仅存在238302.60元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履行完毕后，原告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单方向被告发货，被告将予以退回。而后，被告向原告支付预付款准备购买原告货物的行为，因双方对此没有进一步的约定，包括货物的型号、数量、期限、费用、交付等具体内容，合同尚未成立，那么原告现占有被告支付的费用属于不当得利，被告有权要求原告予以返还。那么，被告对双方存在的交易合同已履行完毕，原告诉请的另外两份合同关系没有依据，故不能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和支付货款。原告提供的材料不能作为诉请的依据。（二）原告诉请主要依据三份没有加盖公章的合同及微信聊天记录，就此认为双方存在三份买卖合同关系显然是错误的。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要有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包括货物型号、数量、期限、交付、费用等等，约定方式包括双方确认的书面约定，或双方确认的其他约定形式。首先，原告方没有提供加盖双方公章的书面合同，原告方预想通过提供微信聊天来表达双方一直是通过微信的方式确定权利义务的，但双方履行完毕的那份合同是有书面合同的，是由原告盖完章扫描发送给我方，我方在扫面件上加盖公章后再送给原告，这才是双方真正的交易模式，而不是原告说的通过微信订立和履行合同，更重要的是，我们先不讨论该微信聊天的真实性，就内容而言，聊天记录里并没有对双方关于买卖合同具体内容的确认，只是简单的沟通一些货物的型号、数量等，而且都是双方已履行完毕的内容，原告虽在微信里提到第二份合同，但是我方根本没有确认，更不存在第三份合同的情况了。根据双方均认可第一份合同及原告单方认可的第二、三份合同的第八条均明确约定，联系人或其他工作人员仅负责协调工作，无权单独向供应方单独下发工作联系单、任务单，无权与对方签署签单证、结算书或其他界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件，需要被告承担费用的任何文件单据都必须经公司加盖公章才能生效，没有加盖公章的，仅有个人签字，均不能作为供应商向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由此，如果原告不能提供加盖双方公章的书面文件，是不能仅依据一个微信聊天记录来主张权利的。很显然，原告方诉请的依据不充分。（三）即使假设第二、三份合同是真实存在的，现双方也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先看原告自己提供的第二份合同，第四条约定，预付30%，发货前付尾款70%，也就是等到被告款清了才能发货，那么在被告未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原告向被告单方发送货物很显然是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而且发送的货物数量和金额也不符合原告自己提供的合同内容，原告自己一开始就不按照约定来履行义务，被告让原告取回未按约发送的货物，原告一直也不予处理，导致合同的履行期限已过，合同第3条约定，交货期为合同签订后2.5—3个月，也就是该合同的履行期为2018年9月6日—2018年9月21日，很显然，现早已过了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目的也不能再实现。再看原告自己提供的第三份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支付10%的预付款，原告于合同签订后2.5—3个月交付1/3的货物，后间隔一个月分批供货，同时第一条约定，供货方将货物送到合肥蜀山区*仓库，既然原告认为我方支付的预付款就是第三份合同的预付款，那为什么至今都不将货物送至我方仓库？如果原告方依据该合同让我方继续履行，是否意味着我方可以依据合同第5条日1%的违约金主张被告延迟供货的违约责任？到目前为止，原告提供的合同中关于货物交付方式的约定都是由供方送至我方仓库，可是原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送货上门且遭到被告的拒收，原告一直在强调我们不予提货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不履行送货义务寻找借口。因此，即使假设原告诉请的二、三合同存在，那也早就过了履行期限，并且，如果让被告现在接受货物，那么案涉产品对被告来说无异就是一堆废品，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也是在增加被告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浪费社会资源的行为！另外，案涉货物不是原告所说的特定品牌和规格的产品，不是根据被告需求的特殊定制物，就是日常流通的种类物，根本不影响原告的二次销售，如果强行的继续履行合同，对双方的业务发展都不是最佳选择。综上，请综合原告方的举证、现实履行不能的状况以及继续履行合同不利的后果，驳回原告的诉请。 当事人围绕各自诉讼请求和辩称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庭审举证质证，结合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对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一、原告炼豪公司提供的编号*《产品购销合同》、付款凭证、发票，及被告博一公司提供的合同编号*《产品购销合同》，两份合同内容是一致的，但原告炼豪公司提供的合同无任何签字盖章，被告博一公司提供的合同有双方加盖公章，故本院对被告博一公司提供的合同予以确认。原告炼豪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向被告博一公司供货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博一公司也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上述合同双方已履行完毕，对此双方均没有异议。 二、本案争议焦点，2018年6月22日和2018年8月21日原告炼豪公司与被告博一公司是否存在《产品购销合同》？ 1、原告炼豪公司提供的签订日期2018年6月22日，合同编号*，签订地点合肥，内容全部为打印的《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供方为原告炼豪公司，需方为被告博一公司，产品名称、规格、单位、数量作了具体约定，合计人民币297620.68元；供方送到合肥蜀山区*仓库；交货期，合同签订后2.5-3个月；结算方式及期限，合同签订后预付30%，发货前付尾款70%；合同第八条，负责合同的履行及相关协调工作，无权改变合同约定，无权单独向供应方单独下发工作联系单、任务单，无权与对方签署签单证、结算单或其他界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件。需要本公司承担费用的任何单据都必须经公司加盖公章才能生效；没有加盖公司公章，仅有联系人或任何其他工作人员签字的文件，均不能作为供应商向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合同还对验收标准、方法、违约责任等作了具体约定。合同落款处内容亦全部为打印，供方原告炼豪公司，代理人陈**；需方被告博一公司，法人代表闵**，代理人何**，该合同均没有任何人签名或盖章。同时原告炼豪公司提供了2018年9月14日、9月28日、11月1日和12月10日其单方制作的出库单，只有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数量，没有单价和总价，原告炼豪公司将产品邮寄给了被告博一公司，并于2019年3月20日开具21912.1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服务清单。该出库单、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服务清单均无被告博一公司签字或盖章。原告炼豪公司以此证明：双方于2018年6月22日订立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采购价值297620.68元的货物；原告于2018年9月14日至2018年12月10日通过物流向被告发送了价值21912.14元的货物；并于2019年3月20日将已交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并提供给了被告，被告至今未付款。 被告博一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第二份合同没有双方确认的签章，出库单、服务清单也是单方制作，甚至连原告自己的签章都没有，而且原告自己提供的合同里的产品型号与原告自制的发货单据的型号也有出入，合同中没有骨架油封55*75*10型号产品的约定，但却在发货单中有，原告根本没有提供有效的发货及被告签字确认签收的证据，全部都是原告的单方制作，被告不知道原告的发货依据是什么，也没有核实收到的货物是否与原告自己统计的一致，根据原告自己统计的发货金额是21912.14元，被告看不出来该笔货物与原告自己提供的第二份合同存在什么关联性，被告要求原告将该笔货物取走。发票的真实性认可，但原告单方向被告开具发票并不是向被告索要货款的依据，并且根据原告提供的合同可以看出，至少原告单方认可款到发货的约定，那么为什么在被告没有支付任何货款的情况下，原告却向被告发货了呢？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原告的第二组证据没有有效的合同，被告的收货单据，仅凭一张单方开具的发票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原告主张的第二份合同关系。同时被告提供光盘一张，证明原告无依据向其发送货物，至今占用其仓库的事实。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炼豪公司提供的2018年6月22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产品购销合同》，按该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预付30%，发货前付尾款70%。原告炼豪公司在被告博一公司未支付预付款的情况下，即向被告博一公司发货，且无任何被告博一公司签收的证据，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该份合同注明签订地点合肥，且合同第八条明确约定“没有加盖公司公章，仅有联系人或任何其他工作人员签字的文件，均不能作为供应商向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但合同上却无被告博一公司签字或盖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该份合同未成立。虽然原告炼豪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至2018年12月10日通过物流向被告博一公司发送货物，并开具了价值21912.1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被告博一公司，但无法证实上述合同成立。 2、原告炼豪公司提供的签订日期2018年8月21日，合同编号*，签订地点合肥，内容全部为打印的《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供方为原告炼豪公司，需方为被告博一公司，产品名称、规格、单位、数量作了具体约定，合计人民币279529元；供方送到合肥蜀山区*仓库；交货期，合同签订后2.5-3个月交货1∕3，后间隔一个月分批提货，分批付款分批提货；结算方式及期限，合同签订后预付10%（￥27952.9元），预付款计入最后一批货款（现金、承兑）；合同第八条，负责合同的履行及相关协调工作，无权改变合同约定，无权单独向供应方单独下发工作联系单、任务单，无权与对方签署签单证、结算单或其他界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件。需要本公司承担费用的任何单据都必须经公司加盖公章才能生效；没有加盖公司公章，仅有联系人或任何其他工作人员签字的文件，均不能作为供应商向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合同还对验收标准、方法、违约责任等作了具体约定。合同落款处内容亦全部为打印，供方原告炼豪公司，代理人陈**；需方被告博一公司，法人代表闵**，代理人何**，均没有任何人签名或盖章。同时原告炼豪公司提供2018年10月30日被告博一公司支付原告炼豪公司27952.90元的付款凭证，该凭证上注明预付百分之十货款。原告炼豪公司以此证明：1、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6月22日订立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采购价值279529元的货物；2、被告于2018年10月30日支付了该合同预付款27952.90元，此后一直未进行付款和提货。 被告博一公司质证意见为：对合同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同样，原告提供的仍然是没有双方签章确认的合同，无法证实双方存在第三份合同关系。而被告给原告的转款系被告准备向原告订货的预付款，双方还未对购物的相关事项进行约定，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所诉的第三份合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后因为公司人员变动，经办人员辞职，被告采购项目停滞，此事就不了了之了，我方保留收回预付款的权利（可能正是因为被告标注了10%的预付款，才造就了原告的第三份合同）。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炼豪公司提供的2018年8月21日签订的合同编号*，签订地点合肥，内容全部为打印的《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第八条明确约定“没有加盖公司公章，仅有联系人或任何其他工作人员签字的文件，均不能作为供应商向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该份合同亦无原告炼豪公司或被告博一公司签名或盖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该份合同亦未成立。虽然原告炼豪公司提供被告博一公司预付27952.90元的凭证，但无法证实与上述合同的关联性。 3、原告炼豪公司提供的陈**与何**微信记录，证明目的：1、陈**系原告方代理人，何**系被告方代理人，该二人通过微信负责原被告间买卖合同的订立和履行等相关事宜；2、采购合同由被告方制作完成后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方，原告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供货义务，被告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结合双方2018年5月12日第一次订立合同的履行情况，通过微信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系原被告双方特定的交易习惯；3、原告方依约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备货，因被告方未付款导致合同履行发生障碍，原告方多次催促被告方处理未果。原告炼豪公司提供的陈**与李**、黄**微信记录；证明目的：1、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履行付款义务并安排提货，被告不予理睬，原告代理人陈**多次到被告公司协商此事未果；2、陈**和被告公司的李**、黄**沟通协商此事，该二人均推诿不予解决，李**建议原告将货物另行处理，言外之意已经表达出被告不愿意再履行合同；3、陈正台明确告知了该批产品是按照被告需求准备的，无法另行处理。 被告博一公司质证认为，对陈**与何**微信记录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微信聊天记录无法打开，该聊天记录的主体根本无法确认，不能根据原告的备注来认定聊天的就是何**本人，何**早已从被告处离职，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假设聊天的是其本人，也不能说明任何情况。首先，合同的第八条明确约定，联系人或其他工作人员无权单独向供应方单独下发工作联系单、任务单，无权与对方签署签单证、结算书或其他界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件，需要被告承担费用的任何文件单据都必须经公司加盖公章才能生效，没有加盖公章的，仅有个人签字，均不能作为供应商向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故任何个人发送或确认的信息均不能作为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的依据。既然原告认可第一份合同，就认可了何**不能代表公司订立、履行、结算等事实，更不能将与何**的聊天记录作为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其次，代理人仔细看了一下聊天记录，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部分聊天内容与合同内容无法对应，最基本的产品型号和数量就对不上，最重要的是，双方根本没有通过微信的方式确认合同的内容，双方已履约完成的依据是双方加盖公章签订的书面合同，加盖公章的书面合同才是双方的交易形式和习惯。对陈**与李**、黄**微信记录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聊天记录的主体根本无法确认，不能根据原告的备注来认定聊天的就是他们本人，两人也早已从被告处离职，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假设聊天的是他们本人，该聊天内容也均是原告的单方说辞，主要问被告什么时候提货，可是双方根本不存在原告诉请的第二、三份合同关系，被告并不认可需要提货的事实。原告向被告提供的货物也不是特制的，不存在影响原告二次出售的问题。 本院对原告炼豪公司提供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采纳被告博一公司的质证意见，不予确认。但从原告炼豪公司提供的陈**与何**微信记录中也可以看出合同需要盖章确认。如陈**2018年5月12日发的微信：何经理，你发的合同我周一再盖章扫描给你，我已从公司回住处。何**2018年5月15日发的微信：之前那个合同，我把最后一项编码3055写成3005了，合同需要重新盖章。陈**2018年6月22日发微信：好的，我盖章回传与你，我同时做个大合同给你备案，谢谢！后何**多次提到请盖章或重新盖章。 4、原告炼豪公司提供的2019年11月18日致被告博一公司公函，内容为：“贵司于2018年6月22日及2018年8月21日与我公司订购的两批NOK密封件。1、2018年6月22日合同号*我公司已于2018年9月将货备齐到位，贵公司于2018年11月提走部分货物，其余的至今未提，该合同余下的部分按13％的增值税折合，计货款297620.68元（件附表）。2、2018年8月21日合同号*我公司已于2018年11月将货备齐到位，贵公司至今未提，该合同按13％的增值税折合272633元，减去预付款27952.90元，计货款244680.10元（见附表）。这两批货已到货一年，现通知贵公司尽快提货，两合同于12月20日前提走。逾期我公司将视贵公司的行为为违约行为，我司将按有关规定（或约定）向贵司追究货款及利息，甚至采取相关法律措施，届时，贵司可能要承担诉讼而带来的更大损失。希望贵公司审慎对待此函，妥善与我司协商处理。原告炼豪公司为此证明其于2019年11月18日向被告发函，要求在前安排付款提货，被告未给与任何回复。 被告博一公司质证认为，三性均有异议。对于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原告函件的内容我方不认可。被告收到原告函件后还特地去寻查了相关材料，仅能找到双方合作的*《产品购销合同》，在原告不能提供双方加盖公章书面合同的情况下，该函不能成为本案的依据。 本院对该份公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博一公司收到后未予答复，原告炼豪公司因而提起诉讼。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炼豪公司请求继续履行与被告博一公司签订的编号*《产品购销合同》及编号*《产品购销合同》，被告博一公司对该两份合同不予认可，因该两份合同无任何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因而上述两份合同均未成立。故原告炼豪公司的相关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炼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9223元，减半收取4611.50元，由原告上海炼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沈 惠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彭丹丹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