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申28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俞民，男，196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通讯地址杭州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潮鸣苑16幢东单元。法定代表人朱卫东，局长。黄俞民诉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以下简称下城区住建局）城建行政强制一案，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日作出（2017）浙0103行初46号行政裁定。黄俞民不服提起上诉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9日作出（2018）浙01行终128号行政裁定。黄俞民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经阅卷，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系杭州市下城区房屋所有权人。2015年7月29日，杭州市房屋安全鉴定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ＪＤ－ＷＦ－2015207号的鉴定报告，百井坊巷78号综合评定房屋危险性等级为Ｄ级，即承重结构力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建议立即对房屋停止使用，并作排危处理。2015年9月1日，被告作出《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决定》，因原告收到决定书后仍继续使用危险房屋，被告于2015年9月16日依法对其实施了强制迁离。百井坊巷78号随后被拆除。原告认为，前述《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决定》经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予以撤销，在强行迁离、处置房屋过程中，有下城区人民政府的人员始终在现场，故以下城区人民政府为被告，起诉强拆行为违法，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均认为起诉下城区人民政府强拆房屋没有事实依据而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据此认为，被告作为危房监管部门，应当对危房处置行为承担责任，其强行实施的危房迁离、处置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决确认被告强制实施的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一审法院认为，被告2015年9月16日实施了针对原告户的强制迁离措施，后案涉房屋被拆除，原告认为拆除行为亦由被告实施。然就百井坊巷78号房屋被强行拆除一事，原告已经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出过行政诉讼。两级法院经审理均认为，百井坊指挥部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案涉房屋拆除系由百井坊指挥部委托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实施。同时，现有证据只能表明被告下城区住建局采取了强制迁离行为，并不能证明被告实施了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经法庭反复释明，原告仍坚持要求确认被告下城区住建局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其起诉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黄俞民的起诉。二审法院确认一审认定的基本案件事实。另查明，2017年2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行终1405号行政裁定，该裁定确认如下事实：2009年10月28日，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因百井坊地块政府储备土地出让前期准备项目建设需要，向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领取了杭房拆许字（2009）第02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在许可范围内实施拆迁，登记于吴金翠名下的杭州市下城区的房屋，建筑面积52.42平方米，被列入拆迁范围。拆迁过程中，吴金翠于2012年9月25日去世，生前未就拆迁补偿安置事宜与拆迁人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达成一致意见。此后，拆迁人与吴金翠的法定继承人黄俞民等亦未能对拆迁补偿安置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杭房拆裁下字（2015）第13号拆迁纠纷裁决。黄俞民不服，经诉讼，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下行初字第00098号行政判决，驳回黄俞民的诉讼请求。黄俞民不服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4日作出（2016）浙01行终386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9月1日，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作出《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决定书》，决定将吴金翠的法定继承人黄俞民等强制迁离百井坊巷78号2单元504室危险房屋。2015年9月16日，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组织将黄俞民户强制迁离百井坊巷78号2单元504室房屋，之后，该房屋的拆迁人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将该房屋交付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拆除。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黄俞民提起本案诉讼的标的是：下城区住建局强制拆除杭州市下城区房屋的行为，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6）浙行终1405号行政裁定确认，该房屋的拆除行为是由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交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根据前述分析，上诉人称下城区住建局强制拆除杭州市下城区房屋，缺乏事实根据，其提起的诉讼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据此，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存在不当，但结论正确。综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黄俞民申请再审称：被申请人作为危房管理部门应对危房处置行为负责，其对迁离、拆除均参与实施，申请人的起诉符合相关规定。首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的（2016）浙行终1405号裁定，只是认为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案涉房屋拆除系由该指挥部委托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实施，并没有认定被申请人没有实施强拆行为。而且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充分证明了被申请人实施参与了强拆行为。其次，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强制迁离及房屋的拆除适用的是《杭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危房治理程序。在危房治理程序中，无论是强制迁离还是拆除案涉房屋，都属于该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对拒不治理该危房的房屋所有权人进行的行政强制行为。迁离及拆除案涉房屋系危房治理工作的组成部分，被申请人作为危房管理实施部门，应对危房处置及后续拆除行为承担相应责任。特提起再审申请，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下城区住建局答辩称：一、本案已过再审申请期限，且不存在法定申请再审事由。二审法院于2018年2月26日作出行政裁定，截止申请人提起再审申请之日，已经远远超过法定6个月的再审申请期限。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八种情形。二、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也实际参与了拆除房屋行为，且生效的（2016）浙行终1405号行政裁定虽认定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委托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实施了案涉房屋的拆除，但并未判定该指挥部是拆迁主体。被申请人认为，拆除案涉房屋的实施主体，（2016）浙行终1405号生效行政裁定已经作出认定，即系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所为。在此情况下，申请人仍坚持以被申请人为被告提起诉讼，缺乏事实根据。故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经审查，本院对一、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再审申请人黄俞民针对被申请人下城区住建局提起的城建行政强制诉讼，诉讼请求为判决确认被申请人拆除其案涉房屋行为违法。依照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对相关房屋住户的迁离、腾退与此后对房屋的拆除行为，分属不同行为事件。且针对案涉房屋的拆除行为，再审申请人已经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6）浙行终1405号生效行政裁定已就该拆除行为主体作出认定。即：2015年9月16日，下城区住建局组织将再审申请人户强制迁离案涉房屋，之后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将该房屋交由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拆除。因此，再审申请人再以被申请人为拆除房屋行为的被告提起本案诉讼，显然与该生效裁定认定的事实相冲突，故对该诉讼主张不予采信。《杭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2006）第三十条“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责任人对危险房屋拒不治理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有权作出强制治理决定，必要时应当责令停止使用危险房屋。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责任人仍拒绝治理且危及公共安全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应当采取加固、修缮、拆除、改建等治理措施，并可将使用人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相关费用由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责任人承担”规定，系对危险房屋设置的处置方法、治理措施和必要的强制措施。而本案既涉及对危险房屋的强制措施，亦涉及对该危险房屋的拆迁许可，故仅凭该条例规定尚不能得出被申请人即为适格被告的结论。一、二审法院据此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审判程序合法。再审申请人于2018年7月30日提出再审申请，符合法定申请期限。综上，再审申请人黄俞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黄俞民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惠忆审判员  黄寒审判员  许勤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