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4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新良，男，197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丽萍，女，197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岳金发，浙江中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伟光，浙江中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忠芳，男，1969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洪富，桐乡市周全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掌泉，桐乡市正泰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审第三人：王炳初，男，196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霞静，浙江正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新良、金丽萍因与被上诉人吴忠芳、原审第三人王炳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6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上诉人陈新良、金丽萍及被上诉人吴忠芳共同申请，且经原审第三人王炳初同意，依法扣除庭外和解期间3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新良、金丽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吴忠芳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忠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无视合同相对性原则，违背法律规定。1.陈新良、金丽萍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庭审录音录像等证据，可证明所有羊毛衫业务均是与王炳初联系的，包括原料确认、打样、大货确认、发货款号及数量、催货、对账、付款、退货等，特别是2018年8月19日微信语音中王炳初明确告知由吴忠芳送货的事实。2.陈新良、金丽萍从来没有与吴忠芳联系过羊毛衫加工业务，在（2018）浙0483民初4374号案件庭审中吴忠芳也承认与陈新良、金丽萍没有联系过，都是王炳初联系的，生产地点也是王炳初家。3.王炳初送货单货号与吴忠芳持有的送货单货号、款式完全一致，王炳初送货在前，吴忠芳经手在后，而且送货单是整本书写且连号，所有送货单也是王炳初夫妻书写后随货同行。4.陈新良、金丽萍受王炳初指示付款符合交易习惯。王炳初先将收款人账号通过微信发给陈新良、金丽萍，陈新良、金丽萍按王炳初指示支付款项，其中2018年9月28日支付纱厂100000元，2018年11月21日微信转账支付王炳初10000元，2018年12月11日支付纱厂50000元，2019年2月2日王炳初电话指示陈新良、金丽萍支付吴忠芳120000元。王炳初指示付款给吴忠芳的目的显然是清偿其与吴忠芳之前的部分债务。综上，虽然陈新良、金丽萍与王炳初就羊毛衫加工业务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的微信聊天语音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更能证明合同相对人是王炳初。一审认定合同相对人为吴忠芳，但在当今大数据环境下，发生业务却没有微信、短信或电话联系，违背常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二、吴忠芳与王炳初之间有重大利害关系。吴忠芳曾在（2018）浙0483民初4374号案件中陈述，王炳初欠吴忠芳货款24万余元，所有业务是王炳初与陈新良、金丽萍联系，所有送货单是王炳初夫妻出具给陈新良、金丽萍。由于吴忠芳与王炳初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就案涉合同已经是吴忠芳第二次起诉。陈新良、金丽萍一直强调并已证明合同相对人是王炳初，吴忠芳仅是代王炳初送货，但一审未履行审慎审查义务。吴忠芳与王炳初的陈述自相矛盾，没有真实反映案件客观情况，而一审法院怠于审查和认定。三、关于货值，一审认定错误。吴忠芳提交了101份送货单，其作为经手人签字的有92份，另9份经手人一栏无人签字，实际上是王炳初及其亲友送货。经统计，吴忠芳经手送货总值为【527840元-71505元（9份）-退货差额10590元（陈新良、金丽萍退货值58830元-吴忠芳退货值48240元）】=445745元，因此，就算按吴忠芳提供的证据计算，陈新良、金丽萍应付货款为445745元-280000元-图片费1440元=164305元，当然，该货款吴忠芳是无权主张的。吴忠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炳初述称，一审判决贯彻合同相对性原则，送货单都是吴忠芳签字，也是吴忠芳送货，付款方式也是由王炳初向陈新良、金丽萍提供吴忠芳的账户且陈新良、金丽萍未提出异议，直接进行付款。可以认定陈新良、金丽萍与吴忠芳之间的买卖关系。陈新良、金丽萍所称的吴忠芳和王炳初的利害关系不影响本案毛纱货款的支付，吴忠芳给王炳初发放工资的行为证明吴忠芳雇佣王炳初，双方之间的数起诉讼中，吴忠芳和王炳初的陈述都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此节事实已经充分审查认定。陈新良、金丽萍提到的货款问题，双方一审中已经核对，王炳初并不清楚，与王炳初也无关。吴忠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新良、金丽萍共同支付货款257840元；2.陈新良、金丽萍承担自起诉日起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以25784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3.诉讼费用由陈新良、金丽萍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忠芳从事羊毛衫成衣加工业务，通过购进毛纱，外包加工成衣后对外销售。2018年下半年开始，王炳初除自己对外销售成衣外，还为吴忠芳进行收货、成衣检验、洽谈业务等工作，案涉交易从样品确认、发送订单等全部事宜均由王炳初与陈新良、金丽萍沟通。2018年12月10日、12月26日，吴忠芳通过微信向王炳初转账共计26000元。2018年6月27日至2019年1月26日间，案涉交易中，有陈新良、金丽萍分别签字的送货单总计106份，其中王炳初作为送货人签字送货单5份，共计送货金额29650元。送货单位处无人签字送货单10份（其中一份仅退货），共计送货金额71505元。送货单位处有吴忠芳签字的送货单91份，共计送货金额504575元。涉案交易总计退货金额58080元。陈新良、金丽萍垫付拍照费用1440元。已付款为280000元，其中2018年9月28日、12月11日，陈新良分别向王炳初提供的毛纱公司账户汇款100000元、50000元，2019年2月2日、2月3日、2月5日，陈新良分别向吴忠芳汇款50000元、50000元、20000元。2019年11月21日，陈新良向王炳初微信支付10000元，同日，王炳初将8940元通过微信转账给吴忠芳。2019年6月13日，吴忠芳曾以同一事实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新良、金丽萍支付货款271850元，2019年8月27日吴忠芳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涉案交易过程中，陈新良、金丽萍是否知晓实际的供货方为吴忠芳。首先，从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涉案羊毛衫系吴忠芳出资购买毛纱委托加工；其次，王炳初及吴忠芳均已确认已向陈新良、金丽萍告知吴忠芳为实际的供货人，且关于货款支付的事宜均由吴忠芳和陈新良、金丽萍直接联系，仅通过王炳初微信负责发送收款账户，而2019年2月2日，王炳初向陈新良发送吴忠芳的银行卡账户时，仅发送银行卡照片及“吴忠芳”三个字，未作其他说明，而陈新良、金丽萍未对该付款账户非王炳初个人账户提出异议，而是直接转账付款，可以印证吴忠芳与王炳初的说法。最后，绝大部分送货均由吴忠芳完成，如果陈新良、金丽萍认为吴忠芳仅是为王炳初打工，那么货款直接支付到员工账户更不合理，且吴忠芳及陈新良、金丽萍均陈述王炳初尚欠他们款项，陈新良、金丽萍应当知晓王炳初的经济实力无法负担购买毛纱制作成衣销售的业务。综上，吴忠芳与王炳初的说法较为合理，陈新良、金丽萍应当知晓案涉交易实际供货人为吴忠芳。关于应付金额，因吴忠芳自愿放弃对王炳初签字的5份送货单金额进行主张，故案涉101份送货单实际送货金额为576080元，陈新良、金丽萍虽主张吴忠芳未签字的9份送货单应予扣除，但自认该9份送货单货物均已收到，故该金额不予扣除。退货部分除9840元吴忠芳有异议外，其余退货金额双方均无异议，因王炳初确认已经由妻子陈爱芬代为签收，故对此部分退货予以确认，退货总金额确认为58080元。关于1440元的拍照垫付款，因王炳初自认系陈新良、金丽萍替吴忠芳衣服拍照垫付，对此部分，确认在货款中予以扣除。最后，已付款280000元双方均无异议，故陈新良、金丽萍应支付吴忠芳的款项应为236560元（576080元-280000元-58080元-1440元）。至于吴忠芳的利息主张，未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陈新良、金丽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忠芳货款23656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3656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9月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吴忠芳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68元，减半收取计2584元，由吴忠芳负担128元，由陈新良、金丽萍负担2456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买卖合同的供方是吴忠芳还是王炳初；二、一审判决确定的应付货款金额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当事人之间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现吴忠芳提交送货单证明其与陈新良、金丽萍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案涉送货单明确载明送货单位及经手人为吴忠芳，由陈新良、金丽萍签收，约定了交货时间、货物品名、数量、单价等信息，可证明吴忠芳已将案涉货物交付给了陈新良、金丽萍，系双方合同已经履行且为相对人所接收的证据。同时，吴忠芳亦举证证明其出资向毛纱原料方购进原料并委托加工的事实，进一步印证其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实际供方。陈新良、金丽萍虽辩称案涉合同相对方为王炳初，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称一直与王炳初洽谈业务，并不知合同实际供方为吴忠芳的上诉意见，亦与王炳初的陈述相矛盾。陈新良、金丽萍签收的送货单、退货单大部分系由吴忠芳送货，其也数次向吴忠芳个人账户支付货款，向王炳初微信转账的货款当日即被王炳初转账给吴忠芳。结合前述事实，吴忠芳为案涉买卖合同的供方，其有权向陈新良、金丽萍主张货款。关于争议焦点二。二审中，陈新良、金丽萍明确其对一审判决确定的货款金额所持异议为应扣掉经手人一栏无人签名的9张送货单所计货款71505元。前述9张送货单虽然供货方无人签字，但金丽萍、陈新良已在收货人处签名，亦确认已经收到送货单载明的货物。在吴忠芳持有该9张送货单的情况下，陈新良、金丽萍仅以供货方未签字为由要求扣减相应货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陈新良、金丽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12元，由上诉人陈新良、金丽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蕾审判员 褚 翔审判员 舒珊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