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7民终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贵忠，男，汉族，1963年11月18日出生，小学文化，农民，住陕西省镇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华，镇巴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喻某某，男，汉族，1966年1月10日出生，小学文化，农民，陕西省镇巴县人，住镇巴县自建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晨，陕西云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虹，陕西云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贵忠因与上诉人喻某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2019）陕0728民初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期间，延长审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贵忠上诉请求：1、对被上诉人所垫支的78323元办案差旅费用，重新认定，予以改判。2、追究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人作伪证的法律责任。二审中，增加了要求撤销一审认定劳务费，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的请求。事实和理由：1、本案上诉人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给付垫支款，代理劳务报酬，应由另一法律关系调整，被上诉人在没有书面提起反诉和交纳反诉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代理劳务费21532元，垫支费用78323元，共计99855元。该判决明显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2、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工伤索赔，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垫支款78323元不是事实，无证据佐证。其中大部份垫支纯属虚构支出。延长县人民法院（2019）陕0621民初30号判决书第三页25项认定为垫支交通、住宿为2326.50元，住宿费420元，镇巴县人民法院（2019）陕0728民初794号判决书第六页14项李某某提供车票7张，金额505.50元，住宿一张，金额180元。这就是交通、住宿所产生的费用。差额巨大，被上诉人没有出示任何能够证明自己所垫支费用的真实证据，凭空编造巨额垫支费用，而一审法院却支持认定，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综上，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进行工伤索赔所垫支金额为78323元，脱离实际，实某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并依法追究提供伪证人员法律责任。喻某某辩称，本案案由错误，不构成不当得利纠纷，双方签的有协议，是由协议约定的，有约定，有依据。本案是按照协议结算的，没有违约行为，不需要提起反诉，实际是委托合同关系，是抗辩。上诉人增加的请求不在二审上诉范围，应依法驳回。喻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实际为委托合同纠纷，而非不当得利纠纷。一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成立了以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作为其代理人处理工伤索赔事宜，并由上诉人垫付前期费用的委托合同，该合同已生效。2017年10月12日，被上诉人因索赔事宜与上诉人以书面协议的形式约定：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负责与被上诉人一起处理工伤索赔事宜。双方还特别约定：被上诉人没有钱，上诉人代理被上诉人处理索赔事宜中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上诉人先行垫付；被上诉人赔偿款要回来后，除去花费之外，余下款项的50%作为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完成委托事务的报酬。双方当事人均在协议最后签字、捺印。双方协议达成后，上诉人便尽心尽力地陪同被上诉人往返延安、镇巴十余次，只为能尽快使被上诉人及时拿到赔偿款，完成被上诉人对自己的所托之事。期间，上诉人全额垫付了索赔的全部开销155196元。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均能独立实施订立委托协议的民事法律行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以书面协议的方式，约定了由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与被上诉人一起处理工伤索赔事宜，属于典型的委托合同。双方约定的委托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遵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并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该委托协议成立并已生效。委托协议成立、生效后，上诉人依照双方之间协议的约定，从镇巴至延安往返十余次陪同被上诉人处理索赔事宜，并垫支开支费用。委托协议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并无任何违约行为，委托事务完成后，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向上诉人支付报酬。因此，上诉人是基于双方之间委托合同的约定，有权从被上诉人获得的赔偿款中减去垫支费用后，分得50%报酬的权利。所以，本案的案由和法律适用应为委托合同纠纷，而非不当得利纠纷。上诉人取得报酬有法律上的原因，即是因双方之间委托协议的约定，而非因“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只能获得因误工等合理的劳务费”，所导致的双方之间的约定“上诉人按索赔金额除去开支费用后分得50%代理费”不合法、无效，所产生的应向被上诉人返还的“不当得利”。二是，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诉讼代理人到延长县法院出庭参加诉讼仅是处理索赔事务中的一个事项，不能因这一次的诉讼代理行为，就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由上诉人按索赔金额除去开支费用后分得50%的费用不合法。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在2017年10月12日就以书面协议的形式约定，由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处理索赔事宜。之后，上诉人陪同被上诉人处理了签订赔偿协议、确认劳动关系仲裁开庭、申请工伤认定、工伤伤残等级鉴定、中途参观延安市枣园、延长县仲裁庭开庭、延长县法院开庭、申请强制执行等一系列事务，历时长达近2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赔偿款除去开支费用上诉人应分得50%的费用，是对上诉人从2017年10月陪同被上诉人协商赔偿到最终赔偿款执行到位后，完成的所有委托事项的报酬分配。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的这些事项，都是与被上诉人工伤索赔的事务有关，其中既包括陪同签订赔偿协议等与法律相关的事务，也包括诸如安排人员吃、住、行等日常事务。在延长县法院开庭时，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仅是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处理索赔事务中的一个事项。双方并未约定仅因这一次的，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行为，就要求上诉人从赔偿款中除去开支费用后，给予上诉人50%代理费。一审法院的此节认定实某某事实认定错误，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最终一审法院根据《民法总则》第122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认为上诉人占有的委托事务报酬无合法根据，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赔偿款71129.01元，实某某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前后矛盾，认定上诉人垫支费用金额78323元有误，上诉人实际共计垫支155196元。一是一审判决认定的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委托费用的约定前后矛盾。在一审判决书第七页认定2017年11月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起到李某某家中，三人约定：上诉人先行垫支索赔费用，除开一切开支后，剩余赔偿金额由上诉人分得20%。但在第11页又认定双方约定的是上诉人按索赔金额除去开支费用后，分得50%。此事实明显前后矛盾，事实认定错误。实际上，在2017年10月1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以书面协议的形式约定：如果赔偿款要回来了，除去花费之外，下余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二人各分半”。一审中，上诉人也提交了双方签字、捺印的协议原件。而在一审判决书第9页却认定被上诉人未签字确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因此，根本不存在李某某一方所言的，三人间关于上诉人先行垫支索赔费用，除开一切开支后，剩余赔偿金额由上诉人分得20%的约定。二是，除去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去延安申请强制执行产生的费用以外，上诉人垫支金额应为103213元。（1）一审判决书中少计算、遗漏计算了上诉人下列垫支：2017年10月，上诉人陪同被上诉人到延安向用人单位广元吉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索赔，共用时18天，垫支费用15182元，而非一审判决书中陈述的9700元；延长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劳动关系开庭，上诉人陪同被上诉人、李某某、黄某某一同前往开庭，共计垫支费用13796元，而非一审判决书中陈述的13000元；延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伤残鉴定，送达伤残鉴定时，上诉人又垫支8847元，一审判决书中遗漏该笔费用；延长县仲裁庭第二次开庭，上诉人又垫支11765元，一审判决书遗漏该笔费用。因此，加上一审判决少予计算和遗漏的垫支费用，除去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去延安申请强制执行垫支的费用以外，上诉人实际垫支103213元。（2）双方对于上诉人实际垫支103213元这一事实，也都是认可的。2019年7月25日委托事务完成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说明垫支开销情况后，特在双方2017年10月12日达成的协议下注明：2017年10月到2019年5月12日，三人去延安26次花费103216元，2019年5月12日至7月25日申请强制执行花费51983元，合计花费155199元。被上诉人也予以签字、捺印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说明垫支开销情况时，被上诉人意识清醒，上诉人也无任何欺骗、隐瞒行为。上诉人说明完毕后，被上诉人在协议上注明的内容下签字、捺印，说明其对于上诉人说明的内容以及协议上注明的内容、金额都是认可的。事后，被上诉人却出尔反尔，不遵守双方之间委托协议约定，否认开支金额，认为对金额存有误解。按照我国《民法总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如认为对协议有误解的，应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协议。而被上诉人既不向法院申请撤销，却又以错误的案由不当得利，要求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一审法院既未向被上诉人释明案由错误，又以被上诉人否认开支金额为由，对上诉人实际垫支的103213元不予认定，实某某事实认定错误。（3）2019年5月12日至7月25日，上诉人代被上诉人申请强制执行时，实际垫支51983元。2019年5月，被上诉人工伤纠纷的判决生效后，上诉人代被上诉人申请强制执行时，为使执行款项顺利到位，上诉人在征得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雇佣5人去延安催款，支付每人每天工资300元，催款17天共计垫支工资25500元，并垫支5人17天生活费、住宿费26483元，合计垫支51983元。2019年7月25日，上诉人在双方2017年10月12日达成的协议下也注明了：2019年5月12日至7月25日申请强制执行花费51983元。被上诉人对此予以认可，并签字、捺印。同时，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五位证人的书面证言。因五位证人均在外地打工，短期内不能到庭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便以五位证人未到庭作证，对五位证人的证言不予采信。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证人确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到庭作证的，可以书面证言的方式对本案事实进行作证。上诉人垫支的51983元，对于上诉人处于镇巴山区这一贫困县的收入来说，金额巨大，涉及的证人人数较多，且一审中证人未能出庭作证有正当理由，一审法院仅以证人未到庭作证，就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有失偏颇。申请强制执行时，上诉人是在征得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才雇佣5人去延安催款。现被上诉人否认这一事实，一审法院以“雇请五人赴延安申请执行未经被上诉人授权，事后亦不追认”为由，对上诉人垫支的51983元不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所以，一审法院最终认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索赔垫支交通、住宿、生活、旅游等费用78323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支的费用总计应为155196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认定的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支的费用金额有误，且适用法律错误，特提起上诉，恳请贵院支持为盼！周贵忠辩称，喻某某上诉不能成立，本案符合不当得利构成条件，一审认定为不当得利纠纷正确。喻某某主张按代理合同纠纷处理属另一法律关系，且喻某某在本案中未反诉，其主张应另行起诉。周贵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17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日，周贵忠在广元吉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所承包的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XX镇李家台蒙华铁路MHJ-7标段项目经理部三工业区XX工地务工，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6年11月24日下午4时许，周贵忠在隧道内从事电锯改木方工作过程中将右手锯伤，被送往延安市博爱医院住院治疗44天，诊断为：1、右示指近节指骨撕脱骨折伴缺损；2、右环指中节指骨基底部骨折伴缺损；3、右示、中、环、小指双侧指固有神经断裂伤；4、右示、中、环、小指双侧指固有动脉断裂伤；5、右示、中、环、小指指深、浅屈肌腱断裂伤；6、右示、中、环指滑车损伤；7、右示、中、环、小指皮肤撕脱伤，花去医疗费等58118.53元，由用人单位支付。于2017年1月17日出院。2017年10月28日第一次周贵忠、喻某某向用人单位广元吉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索赔，双方签订赔偿协议，由用人单位一次性赔偿5000元并支付。共用时14天，垫支费用9700元。周贵忠获赔5000元后，认为赔偿太低，于2017年11月2日喻某某、周贵忠一同到李某某家中，诉说周贵忠工伤索赔一事，口头约定：1、李某某作为周贵忠代理人，按赔偿到位金额20%支付代理费；2、喻某某先行垫支索赔费用，除开一切开支后，剩余赔偿金额由喻某某分得20%。2017年11月4日李某某书写了工伤认定申请书邮送至延安市人力资源和劳动人事保障局，被告知用人主体申请错误，李某某再写第二份工伤认定申请书，以广元吉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又被告知先应作劳动关系认定。2018年1月24日，延长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长劳仲案字（2017）25号裁决书裁决劳动关系存在。李某某作为周贵忠委托代理人出庭，喻某某、周贵忠、黄某某一路到的延长县。第二次由喻某某垫支交通、生活、住宿等费用13000元。第三次2018年2月，李某某与喻某某从镇巴到延安市去申请工伤认定，延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2018）493号工伤认定书，认定工伤，喻某某垫支费用3700元。第四次喻某某与周贵忠、李某某三人到延安市去做工伤伤残等级鉴定，延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作出延劳鉴（2018）697号鉴定，为七级伤残，喻某某垫支6797元，为工伤伤残鉴定喻某某再次到延安垫支2891元。第五次周贵忠、喻某某、李某某到延安市枣园参观垫支4000元。第六次，三人到延长县仲裁委开庭，喻某某垫支6783元。第七次，喻某某应延长县仲裁委要求寻找广元吉宏公司垫支2367元。第八次，延长县仲裁庭第二次开庭，喻某某垫支5781元。第九次，到延长县法院领取传票垫支费用2189元。第十次，三人到延长县法院开庭，其中喻某某、李某某为周贵忠共同代理人，喻某某垫支各种费用12855元。第十一次喻某某到延长县法院领取（2019）陕0621民初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广元吉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赔偿周贵忠工伤损失230800元，垫支费用2000元。第十二次2019年5月判决生效后，周贵忠委托喻某某到延长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递交申请书，喻某某垫支费用6260元，以上十二次共计垫支78323元。2019年7月23日，延长县法院将执行标的款230800元汇入周贵忠的邮政银行卡XXXXXXXXXXXXXXX4148内，该银行卡暂由李某某保管。2019年7月25日，李某某通知喻某某、周贵忠到其家中算账，按口头约定提取20%的代理费，由李某某提取45000元代理费，下余赔偿款185800元，加上银行卡原余额184.01元，合计185984.01元，由周贵忠出具收条，收条内容是：收到李某某同志转交周贵忠邮政储蓄卡一张，卡号XXXXXXXXXXXXXXX4148，卡内有现金185984.01元。见证人喻某某签字。李某某在收条中注明：总计赔偿工伤待遇款230800元，其中支付李某某代理劳务费45000元，下余185800元，因卡内原存有184.01元，现实际卡内余额185984.01元，全部交还周贵忠领取。2019年7月25日，喻某某与周贵忠在喻某某家中补写了一份协议，内容是：1、周贵忠提出让喻某某帮其打受伤索赔官司，但无钱垫底；2、如果打不回来，周贵忠不承担任何责任；3、如果打回来，除去花费之外，下余的周贵忠、喻某某二人各分半。该协议周贵忠未签字确认，另喻某某在同一协议纸上写明：2019年7月25日李某某转交给喻某某现金185894元，从2017年10月到2019年5月12日，三人共去延安26次共花费103216元，2019年5月12日至7月25日申请强制执行花费51983元，合计花费155199元，下余30695元，喻某某、周贵忠各分15347.50元。周贵忠签字捺印。当日，喻某某从周贵忠邮政银行卡账号XXXXXXXXXXXXXXX4148内转账185984.01元汇入自己的邮政银行卡号XXXXXXXXXXXXXXX9547内，于2019年7月26日在柜台上取现金18万元，2019年7月28日从ATM机上两次取现金5900元，喻某某给周贵忠支取赔偿款1.5万元，庭审中，周贵忠同意赔偿款在减去支出项目后下余金额按20%支付给喻某某劳务费。此后，周贵忠多次向喻某某索要下余赔偿款未果，遂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应当返还。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周贵忠与被告喻某某约定的垫支索赔费用以什么根据为准认定。2、双方约定的喻某某劳务费以什么标准确定。现评判如下，针对焦点一，喻某某在垫支周贵忠索赔仲裁、诉讼过程中，仅凭自己事后开支单为据，没有经过原告周贵忠签字认可，且喻某某在每次开支时没有明细记账，导致双方发生争议。2019年7月25日喻某某虽然列明2017年10月至2019年5月12日三人共去延安花费103216元，周贵忠也签字，但周贵忠否认开支金额，认为喻某某对开支没有明细，存有误解，加之无相应证据佐证，故开支103216元的事实不予认定。喻某某提出自2019年5月12日至7月25日因到延长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雇请五个人壮胆，支付五人劳务工资及开支51983元的辩解，并提交五位证人书面证言佐证。经审查，该五位证人未到庭作证，不予采信，且雇请五人赴延安申请执行未经原告授权，事后亦不追认，故此开支51983元不予认定，由被告自行承担责任。由于喻某某对每笔开支没有记账导致垫支金额认定双方说法不一，根据民事案件事实认定高度盖然性原则，结合原告与被告陈述一致的原则，参照证人李某某证言，认定喻某某为周贵忠索赔垫支交通、住宿、生活、旅游等费用78323元。被告喻某某主张垫支155199元，虽然周贵忠签字，但周贵忠对2019年7月25日的喻某某书写的内容有异议，且不能证明每次垫支的金额，无证据支持，且原告事后不予认可，不予认定。针对焦点二，当事人双方约定喻某某作为周贵忠委托诉讼代理人按索赔金额除去开支费用后50%分得代理费，是否合法。双方虽有约定，但喻某某作为公民代理身份，只能获得因误工等合理的劳务费，按50%支付代理费不合法，亦属无效。喻某某应获得的劳务费怎么计算，结合本案实际，根据原告自认按赔偿款下余金额20%支付劳务费的说法计付劳务费，符合自愿原则，据此计算劳务费为21532元（下余赔偿款107661.01元×20%）。原告周贵忠获赔金额230800元，减去李某某代理费45000元，下余185800元，加上周贵忠银行卡原有184.01元，合计185984.01元，支付给喻某某垫支费用78323元，再支付喻某某劳务费21532元，下余86129.01元，系喻某某无合法根据占有，应返还给原告周贵忠。除已给付周贵忠15000元，还应再返还71129.01元，原告要求被告返还17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约定扣除被告垫支费用及劳务费后予以结算，故可部分支持。被告辩称在银行贷款、借款为周贵忠垫支索赔费用的利息要求原告承担，因借款、贷款事实无确凿证据证明，其所提供的银行流水借款时间与被告陈述不符，不予认定，此抗辩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喻某某应返还给原告周贵忠受伤后的赔偿款71129.01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周贵忠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1850元，由原告周贵忠承担1000元，由被告喻某某承担8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周贵忠提交了如下证据：1、从李某某处调取的喻某某所写差旅明细清单及李某某证明、李某某当庭证言，证明喻某某为周贵忠垫付差旅费合计21344元。2、邮政特快专递回执单5份、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证明2017年11月2日-2019年7月25日之间的确认劳动关系申请、工伤认定申请、工伤认定决定书、第一次开庭、第二次开庭传票、判决书等法律文书均是通过邮件寄收，喻某某9次未出面，未垫支相关费用的事实。3、赔偿协议，证明刘明国支付给周贵忠的5000元交由喻某某，应当从总垫付款中扣除。4、光盘，证明喻某某拿走周贵忠邮政卡后，在两个小时内全部转入喻某某卡的事实。5、车票，证明镇巴-西安大巴票价120元，延安-万源火车硬卧票价182元。经质证，上诉人喻某某对2、3、4、5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他去的次数情况；对差旅明细清单及李某某证明及证言不予认可，认为清单不是自己所写，李某某证明及证言与其在一审中调查的证言不符，不予认可。经本院审查，该第1组证据双方有争议，其客观性有待进一步证实；该2、3、5组证据客观真实，且该第1、2、3、5组证据反映的是喻某某履行受托义务花用费用情况，与本案诉争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无直接关联性，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该第4组证据证实的是2019年7月25日在李某某家算账后，李某某将邮政卡交于周贵忠，周贵忠又将该卡交于喻某某的事实。该证据双方认可，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但该证据并未反映转款事实，故周贵忠以此证实喻某某转款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喻某某提交了周贵忠授权委托书一份，以证明周贵忠与喻某某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经质证，周贵忠对该证据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该证据客观真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查明：1、2019年7月25日，上诉人周贵忠、上诉人喻某某共同到李某某家，清结李某某代理费后，李某某将上诉人周贵忠邮政储蓄卡交于上诉人周贵忠。为结算上诉人喻某某垫付费用等，上诉人周贵忠随即将该卡交于上诉人喻某某。当日下午，上诉人周贵忠、上诉人喻某某共同到镇巴县渔渡邮政储蓄所，由上诉人周贵忠经办并签字后将上诉人周贵忠邮政储蓄卡内的185984.01元转入上诉人喻某某银行卡内。后双方一起到上诉人喻某某家，签订了垫付费用协议。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喻某某依协议给上诉人周贵忠返还15000元。2、一审中，上诉人喻某某未就受托垫付费用及代理费用提出反诉。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除喻某某垫付费用及代理费用双方存在争议外，其余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周贵忠向本院提出撤回上诉及起诉的申请，经本院审查，已裁定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是，原审确定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是否正确；上诉人喻某某将上诉人周贵忠邮政卡内的185984.01元转入其卡内的行为是否合法及该款是否均应返还；原判确定由上诉人周贵忠给付喻某某垫支款、代理费是否正确；原审未追究证人作伪证法律责任是否正确。关于原审确定案由是否正确的问题，经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周贵忠作为本案一审原告，以上诉人喻某某无正当理由占有其银行卡存款185984.01元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其返还，从其起诉的事实及主张看，属于不当得利返还之争议，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喻某某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喻某某将上诉人周贵忠邮政卡内的185984.01元转入其卡内的行为是否合法及该款是否均应返还，经本院审查认为，二审中，双方共同确认，上诉人周贵忠邮政卡内的185984.01元转入上诉人喻某某卡内的行为系双方共同前往办理，并经上诉人周贵忠签名同意，说明该款系上诉人周贵忠自愿行为，款项转入上诉人喻某某账户并无不当，也并非上诉人喻某某非法行为或侵权行为。嗣后，上诉人周贵忠与上诉人喻某某达成垫付费用协议，上诉人喻某某依据协议从转入款中扣除垫付费用及代理费用后，将剩余15000元向上诉人周贵忠予以返还。据此，上诉人喻某某的行为符合双方约定，无不当行为。上诉人周贵忠主张的喻某某采用欺骗手段非法将其卡内存款转入喻某某账户的事实缺乏相应证据证实，其以不当得利要求喻某某返还转入其卡内的所有款项缺乏相应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不当得利纠纷的事实不清，混淆了不当得利与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确定由上诉人喻某某返还上诉人周贵忠71129.01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喻某某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判确定由上诉人周贵忠给付喻某某垫支款、代理费是否正确，经本院审查，本案系上诉人周贵忠以上诉人喻某某非法占有其卡内银行存款而提起诉讼，诉讼中，上诉人周贵忠未提出委托合同纠纷诉讼或垫支款、代理费争议诉讼，上诉人喻某某在一审中也未提出反诉，原审对垫支款、代理费的审理超出本案诉争范围，程序违法，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周贵忠认为一审超诉请裁判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双方未提起垫支费、代理费争议诉讼，故对一审认定的垫支款、代理费数额是否正确、采信证据是否正确，本院不予评判。上诉人周贵忠、上诉人喻某某关于一审认定垫支款、代理费数额错误的上诉理由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其上诉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如上诉人周贵忠、上诉人喻某某对垫支款、代理费有争议或对协议有异议，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原审未追究证人作伪证的法律责任是否正确，经本院审查，上诉人周贵忠所主张的证人作伪证的事实无相应证据证实，故追究作伪证的法律责任自无从谈起。上诉人周贵忠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周贵忠、上诉人喻某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2019）陕0728民初79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周贵忠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1850元，由上诉人周贵忠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周贵忠负担2000元，上诉人喻某某负担17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大鹄审 判 员 房建军审 判 员 张 杪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向璟欣书 记 员 张 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