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9民终7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1，女，195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2，女，1954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3，女，1959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196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女，196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上述五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素雅，浙江泽大（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4，男，194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5，男，195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海光，系余某5之子。 上诉人余某1、余某2、余某3、张某1、张某2（以下简称余某1等五人）与上诉人余某4、余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2民初242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余某1等五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各当事人对坐落于舟山市定海区千岛街道胜山小区Ｂ-12幢201室房屋（以下简称案涉安置房屋）享有同等比例的继承份额。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余某4、余某5享有60%的继承份额显失公平。首先，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余某4、余某5结婚时已各分得一处房屋；后在母亲苗信花生被拆迁房屋74.46平方米中又各得31.17平方米，母亲苗信花仅以12.13平方米予以安置。母亲去世后案涉安置房屋一直由该两人占用并出租。2.母亲生前自己有积蓄，医疗费用自理；去世后，余某1等五人也出钱出力操持母亲丧葬事宜；即便余某4、余某5相对多负担了母亲丧葬费用支出，但这与其多享受的两处房屋的价值相比远不能及。其次，一审证据采信不当。一审错误采信余某4、余某5抗辩而未顾余某1等五人证据。第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继承法》明确规定继承时男女平等、同一顺序继承人一般应均等享有继承份额。余某1等五人在母亲生前并未比余某4、余某5少尽赡养义务，自然有权均等继承母亲遗产。 余某4、余某5辩称，1.拆迁前74.46平方米的房屋其中一间为母亲苗信花妹妹所有。2.两人系案涉安置房屋的共有产权人，其中50%的份额应先作为两人共有份额析出，余50%作为母亲苗信花遗产进行继承，两人基于多尽赡养义务可分得母亲遗产的40%，即两人至少应享有案涉安置房屋70%的产权份额。 上诉人余某4、余某5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按照两人对案涉房屋出资额确定共有份额，或将出资款及增值利益折价款返还给两人；3.两人对属于母亲苗信花的遗产予以多分。事实与理由：1.根据父母房屋传给儿子、儿子负责父母养老送终的农村风俗，两人作为儿子支付安置房屋差价款10万元系对房屋的出资，并非对父母的赠与，两人与母亲苗信花同为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同时，两人负责操持母亲赡养送终事宜。2.拆迁时母亲苗信花为实现家庭拆迁利益最大化，根据当时拆迁政策，在保留自己可以获得一套安置房屋的最少面积情况下，将被拆迁房屋其余面积通过分家析产平均分配到两人户头名下进行安置，这种操作方式在当时普遍存在。综上，应先将案涉房屋析出50%给两人，剩余部分作为母亲苗信花遗产进行法定继承，两人基于多尽赡养义务至少继承其中40%。两人合计应至少总共享受案涉房屋70%的产权份额。 余某1等五人辩称，1.案涉安置房屋是母亲苗信花一人所有，余某4、余某5出资10万元是对母亲苗信花的赠与，不存在共有，不涉及析产。2.余某4、余某5关于74.46平方米房屋拆迁前有一间属母亲苗信花妹妹所有的主张，一审从未提出；即便存在在拆迁手续中也应该有所体现。3.各当事人应均等份额继承母亲案涉安置房屋。 余某1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各当事人对案涉安置房屋享有同等份额继承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舟山市定海区村民苗信花与余庆哉（音译）生育五个子女，包括余某1、余某2、余某3与余某4、余某5。1960年左右，余庆哉去世。苗信花后与张仕兴（音译）生育两个子女，包括张某1与张某2。1999年左右，张仕兴去世。2014年1月，苗信花去世。苗信花原有坐落于舟山市定海区厂里房屋两大间一小间，原房建筑面积74.46平方米。拆迁之前，原房屋一直由苗信花居住。拆迁时，苗信花割让原房屋中的62.33平方米面积，各半交由余某4、余某5拆迁安置。 2004年12月18日，苗信花（乙方）与舟山市临城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一份《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约定：乙方同意将坐落于胜山村厂里房屋（原房屋建筑面积12.13平方米），甲方将坐落于胜山小区Ｂ-12幢201室房屋作为安置房屋，该房屋为期房，建筑面积73.48平方米，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等补偿与安置房屋差价款为104064.82元，上述差价由乙方支付对方，待甲、乙双方结清差价款后，方可领取新房钥匙，产权归乙方所有。2006年3月20日，苗信花（乙方）与舟山市临城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一份《拆迁住宅房补充协议》，约定：根据甲、乙双方2004年12月18日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安置房屋胜山小区Ｂ-12幢201室，建筑面积约73.48平方米现已竣工，安置房屋经房管处核定，实际交付建筑面积为77.13平方米，比原协议增加3.65平方米，增加面积部分房款计算3572.8元，原安置地址现经地名办统一编号为绿岛新村Ｂ区12幢一单元201室。2006年3月20日，余某4与余某5共同向舟山市临城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支付安置房屋差价款99208.5元与车棚款4645元，合计103853.5元。苗信花取得上述安置房屋后一直居住，但未办理产权初始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余某1等五人主张案涉房屋属于苗信花死亡时遗留的遗产，各子女享有平等继承权。余某4、余某5抗辩案涉房屋系苗信花以原房12.13平方米面积结合其自身按照拆迁政策所享有的户头利益，该两人出资补差价103853.5元，以产权调换形式取得，在确认遗产范围时应首先分割出其二人出资103853.5元按照本地区当时同类房地产市场价值所对应的份额，对剩余部分属于遗产范围，再考虑其二人对苗信花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应当多分。案件争议焦点之一即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也即本案案由是继承纠纷还是分家析产、继承纠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如何看待余某4、余某5出资行为的性质。共有还是赠与？经审理查明，余某4、余某5均已与苗信花分户。在拆迁时，苗信花将所拥有的原房中62.33平方米面积赠与给该两人，由该两人进行拆迁安置。虽然该赠与行为系苗信花真实意思表示下对自身财产的合理处分，但对该赠与行为不能孤立看待，而应当与后续两人为苗信花支付安置房屋差价款行为联系起来，如果没有苗信花赠与原房面积，在后续其个人安置时，就自始不需要支付价款，即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通过时任村长的证人余某6证言也能够反映出，由于两人各自名下的原房面积不够，苗信花与两人商量后进行了调剂。而这种调剂方式在本地区农村房屋拆迁中较为普遍。对原房面积进行调剂，本质上就是一次分家析产过程，两人后续出资行为应视为对苗信花之前调剂原房面积的补偿，该种补偿应当认定为子女对父母的赠与。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即余某4、余某5是否对苗信花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可以多分遗产。根据审理查明事实，其结论是肯定的。根据证人证言、余某4、余某5陈述以及余某3、张某2陈述，苗信花生前住在案涉房屋后生活尚能自理。死亡前一年，由余某4、余某5负责日常饮食。生病住院后，大部分医疗花销均以自有存款支付，不足部分由余某4、余某5支付，在医院住院期间护理系余某3负责，但需向余某3每月支付护理费4000余元，而且后期系余某4、余某5支付给余某3每月护理费4000余元。丧事料理过程，主要由余某4、余某5负责开支。根据以上事实，应当认定该两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对遗产可以多分。综上，依照《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案涉安置房屋（含车棚间）属于被继承人苗信花的遗产，由余某1、余某2、余某3、张某1、张某2各自享有8%份额，由余某4、余某5各自享有30%份额；二、驳回余某1、余某2、余某3、张某1、张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余某1、余某2、余某3、张某1、张某2负担2360元，由余某4、余某5负担3540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另查明，一审中关于房屋拆迁时苗信花向子女如何交代的问题，余某4陈述“我母亲说十二平方她自己要拿去，自己拿房子住，剩下的给我们两个儿子（余某4、余某5）分，我们两个儿子拿的房屋面积是一样的。”其余当事人对该陈述表示认可。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苗信花死亡围绕案涉安置房屋引发的继承纠纷，根据诉辩意见，案件争议焦点涉及两个问题：一、苗信花的遗产范围；二、各当事人的继承份额。 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安置房屋是否应全部列入苗信花遗产范围。余某1等五人主张母亲苗信花系案涉安置房屋的所有权人，该房屋属母亲遗留的遗产；余某5、余某4则主张两人和母亲苗信花同是该房屋的共有权人，继承开始后应先析出该二人份额，余下部分才属母亲遗产范围。经查，苗信花作为被拆迁人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载明，案涉安置房屋的拆迁方式为产权调换,系将苗信花原有的胜山村厂里74.46平方米房屋中的12.13平方米拆迁后安置所得，该安置房屋所有权应属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苗信花所有。虽然余某5、余某4认为该两人在拆迁时缴纳的被拆迁房屋和案涉安置房屋差价款99208.5元以及车棚款4645元（合计103853.5元），系其作为案涉安置房屋共有产权人的出资款，但在一、二审中其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与苗信花关于拆迁房屋向子女所作的交代不符，故对其抗辩不予采信。另外，对余某5、余某4缴纳103853.5元款项的行为定性应结合当时背景予以评判：因拆迁时母亲苗信花将其原有房屋割让62.33平方米面积各半交由该两人进行安置，该二人也认可由此获得了相应的安置利益，故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该两人缴纳103853.5元应视为对母亲苗信花割让房屋行为的补偿。余某1等五人主张系赠与，因赠与需基于合意，是受赠人和赠与人双方的法律行为，现无证据证明余某4、余某5与母亲苗信花曾达成过赠与之合意，故对赠与的抗辩不予支持。一审对此认定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对遗产分配的比例是否妥当。因苗信花生前无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继承开始后,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又因本案各当事人均系被继承人苗信花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一般应均等继承其遗产。但《继承法》同时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可予多分。根据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余某4、余某5较余某1等五人在母亲苗信花年老病衰及后事料理阶段承担义务相对较多，一审认定该二人尽了更多赡养义务符合客观事实，在此基础上，一审酌情认定各当事人的继承份额不存在明显失当，属自由裁量权范畴，本院对此予以尊重，不再调整。至于余某1等五人提出案涉安置房屋的出租收入问题，因在一审时未予主张，本院二审不予理论。 综上所述，余某1、余某2、余某3、张某1、张某2、余某4、余某5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余某1、余某2、余某3、张某1、张某2负担3250元，由余某4、余某5负担1800元。 审 判 长 陈立东 审 判 员 袁志雄 审 判 员 方 燕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牟聪 代书记员 毛 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