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1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桂芬，女，1956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红梅，北京高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宝财，男，195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文武，北京斌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桂芬因与被上诉人崔宝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3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桂芬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崔宝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崔宝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崔宝财及证人马某就借款原因及借款经过向法庭做了虚假陈述,一审判决未对该事实予以查明。二、一审判决认定崔宝财没有借款给周明光的意思表示,周明光没有从崔宝财借款的意思表示,该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对证据的认定存在诸多错误。1．借据和收条不具有证明力。借据不是借款协议,只需借款人单方出具就产生法律效力,不需要出借人在借据上签字确认,但一审判决以借据上并无出借人崔宝财签字确认为由得出崔宝财未认可该借据内容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认定。2．周明光的陈述不具有真实性。一审判决依照周明光的陈述认定周明光没有从崔宝财处借款的意思表示系认定事实错误。3.（2017)京03刑初93号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认定周明光未从崔宝财处借款的依据。胡桂芬作为崔宝财等9位受害者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刑事判决书里，不能作为认定周明光未从崔宝财处借款的依据。4．胡桂芬替周明光向崔宝财归还借款的行为是否与经手人的地位不符,违背了生活常识、交易习惯。一审判决用交易习惯、生活常识及经手人的地位来评判胡桂芬的还款行为,显然是将周明光的集资诈骗犯罪行为视为了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行为,那么据此作出的评判结果必然不正确。5．根据张馥光的电话陈述无法得出胡桂芬更换借据的结论。张馥光在接受法庭电话询问时称,胡桂芬曾将其手中的原借条收回,换成了周明光出具的借条。张馥光的这一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退一步讲,即便该陈述真实,也不能据此得出崔宝财的借据也更换过的结论。崔宝财对胡桂芬的上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法院认定胡桂芬为50万元的借款人论述的四点理由严谨。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崔宝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胡桂芬立即偿还崔宝财借款30万元。事实与理由：崔宝财、胡桂芬于2013年因保险业务相识。2015年11月，胡桂芬称自己在平谷区官庄道口处买房，向崔宝财借款50万元，并称过几个月就还。崔宝财通过银行转账、现金的方式借给胡桂芬50万元，胡桂芬为崔宝财出具了借条。后胡桂芬迟迟不偿还借款，崔宝财多次催促，经史某调解双方达成口头协议，胡桂芬每年偿还崔宝财10万元，到2020年还清。协议达成后，胡桂芬于2016年12月、2017年12月偿还了崔宝财20万元。到2018年12月，胡桂芬明确表示不再偿还借款，故崔宝财诉至法院，请支持崔宝财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3日，崔宝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笔共计汇入胡桂芬名下尾号XXX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46万元，同时又给付胡桂芬现金4万元。崔宝财主张上述共计50万元是胡桂芬以买房为由从其处的借款，当时胡桂芬曾向其出具过借条，后来胡桂芬以出具一个正式的借条为由把之前的借条收回，2015年12月份，胡桂芬交给其一张借款人为周明光的借条，其开始不同意并要报警，但在二人共同好友史某的说和下没有报警。为证明其主张，崔宝财申请证人马某、史某出庭作证。证人马某称：“胡桂芬是从崔宝财处借钱。我跟崔宝财因为业务上认识，借款那天我开车带崔宝财到农业银行转账，胡桂芬当时也在银行。然后我又开车带二人去了其他银行。在车上的时候，胡桂芬跟崔宝财聊天，说她买房钱不够，借这五十万，太及时了，两三个月贷款下来之后就能还给崔宝财。当时胡桂芬还给崔宝财打了个欠条，是我提供的纸和笔，用的还是我跑业务记事的本。内容类似于今借到崔宝财人民币50万元整，还有日期。事情大概是2015年11月左右。”证人史某称：“我跟崔宝财、胡桂芬关系都不错，我跟崔宝财是同行，都是养猪的。跟胡桂芬有业务往来，关系也挺好。他俩因为借钱的事一起来找我调解。当时说啥记不清了，但是没有达成调解。我印象中是胡桂芬欠崔宝财的钱，但是谁说的我记不清了。他俩走了之后我分头劝他俩，胡桂芬通过电话跟我说一年给崔宝财十万，我就作为传话的跟崔宝财说了。崔宝财就同意了。我没有见过欠条。我听胡桂芬说崔宝财的钱放周明光那里了，没放多久就没了，胡桂芬怕崔宝财生气，让我劝劝崔宝财。他俩之前的事情我不清楚。我听说过周明光这个人，但不记得是怎么听说的了，不记得两个人当时有没有提到过周明光。”对于马某和史某的证言，胡桂芬均不认可。胡桂芬称马某和崔宝财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客观，且马某多处陈述相互矛盾，写欠条的经过也前后不一致，与史某的证言也有矛盾。胡桂芬称史某跟崔宝财的关系比跟自己的关系好，史某陈述不客观，且前后矛盾。胡桂芬认可收到了崔宝财支付的50万元，但主张借款人是周明光，自己只是经手人。胡桂芬称，当时其告诉崔宝财，周明光那里存款月息2．5%，崔宝财觉得挺好，后来周明光还约崔宝财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吃饭。之所以钱先汇入自己账户是因为之前自己在周明光那里存钱，业务熟练，而且万一周明光不承认，通过自己的账户也能作证。胡桂芬称收到崔宝财给的50万元后按周明光的指示汇给了案外人陈颖，并提交《借据》、转账记录、还款收条两张予以证明。《借据》内容为：“今从崔宝财手中借现金伍拾万元整（50万元）。月息2．5%。借期6个月，到期归还本金。借款人：周明光经手人：胡桂芬2015年11月3日”。上述内容除了借款人签名、经手人签名以及日期处是手写外，其余均是打印。转账记录显示胡桂芬名下尾号为6838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于2015年11月3日分别进账32万元、14万元，现存4万元，当日，胡桂芬将上述50万元转账给陈颖。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3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胡桂芬替周明光还款壹拾万元，时间：2017年1月3日上午。还款方式：农行转账。注：两张卡转，各转50000元。收款人：崔宝财”；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2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胡桂芬替周明光还款拾万元整，胡桂芬给二哥写的关于周明光借款的一封信已被胡桂芬收回。收款人：崔保财”。对于借款人为周明光的《借据》，崔宝财称该《借据》原件确实在自己处，是2015年12月初胡桂芬给的，其虽接受了但不认可；对于还款收条两张，崔宝财称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3日的收条落款收款人处的“崔宝财”非其本人所写，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2日的收条落款处的两处“崔保财”是其本人所写。崔宝财称收条中的内容均是胡桂芬所写，并非自己的真实意思，当时也是在史某的说和下，胡桂芬同意每年向自己还款10万元，自己之所以会在2018年1月2日的收条收款人处签字，是因为如果不签字胡桂芬就不还钱，胡桂芬认可上述两张收条中的内容是其本人所写，但主张签字均是崔宝财所签，之所以替周明光还钱是因为听说周明光自首了，崔宝财一直给自己打电话，自己怕崔宝财出事，从良心上过不去。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向现羁押于北京女子监狱服刑的周明光就本案进行核实。周明光表示：“我只认识胡桂芬，没有要求胡桂芬帮我介绍人来借钱。《借据》是胡桂芬写好的，然后拿给我让我签字，何时写的我也不记得了。‘经手人’的意思是胡桂芬告诉我这个钱是崔宝财的，但我不认识崔宝财，我直接向胡桂芬借钱，按照月息4%支付利息，除了这个借条还有其他的，都是胡桂芬自己写好让我签字，这些欠条应该已经被认定是诈骗的金额了。”崔宝财认可周明光的陈述，认可与周明光没有借贷关系。胡桂芬认可《借据》格式及内容是其制作好拿给周明光签字，但不认可周明光按照月息4%向其支付利息，并主张周明光在《借据》上签字就应当知道后果，周明光说不认识崔宝财与崔宝财自己陈述矛盾。胡桂芬称曾告诉过周明光涉案的50万元是崔宝财的。另，庭审中，一审法院电话联系了另一名转钱给胡桂芬的汇款人张馥光，询问其是否曾借钱给胡桂芬或周明光，张馥光称借给过胡桂芬钱，胡桂芬当时以自己的名义出具了借条，但周明光出事后，胡桂芬就把之前的借条收走，换成了借款人是周明光的借条，因借钱当时胡桂芬说钱要投到周明光处，所以其同意把借条换成周明光的。对于张馥光的陈述，崔宝财称可以显示胡桂芬换过借条，但胡桂芬从张馥光处借钱时就说钱是给周明光的，与胡桂芬以买房为由从崔宝财处借钱不同，胡桂芬没有跟其说过钱是借给周明光的。胡桂芬称不认可之前曾给张馥光出具过借条，只是张馥光单方陈述，即使真的出具过借条，他们也是同意换借条的，收了换的借条也证明认可借款人是周明光，不然不会收下周明光作为借款人的借条。再，已经生效的（2017）京03刑初9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周明光犯集资诈骗罪，并责令其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其中崔宝财未被列为被害人，胡桂芬被列为被害人，损失金额925．12万元。经与检察机关核实，受害者名单仅包括直接向周明光及周明光指定账户汇款的人员。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询问笔录、《借据》、《收条》、（2017）京03刑初93号刑事判决书、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胡桂芬认可崔宝财于2015年11月3日支付给其50万元，一审法院不持异议。该案争议焦点为，胡桂芬是否为该50万元的借款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意思表示是判断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胡桂芬为涉案50万元的借款人，理由如下：第一，仅依据《借据》和收条不足以证明崔宝财有借款给周明光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崔宝财将50万元直接支付给了胡桂芬，胡桂芬应对其主张的该笔款项是周明光所借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胡桂芬提交的借款人为周明光的《借据》中并无崔宝财的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崔宝财认可该《借据》的内容；胡桂芬提交的收条内容是其自行书写，崔宝财称在收条上签字是为了拿到还款并不违反生活常识，不能以此认定崔宝财认可借款人是周明光。故胡桂芬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崔宝财有借款给周明光的意思表示。第二，周明光没有从崔宝财处借款的意思表示。根据周明光不认识崔宝财、否认从崔宝财处借款，而称是从胡桂芬处借款且《借据》均是胡桂芬打好让其签字等陈述，结合生效的（2017）京03刑初93号刑事判决书也已将本案所涉的50万元作为胡桂芬被骗金额的一部分，显然，借款发生当时，周明光也没有从崔宝财处借款的意思表示。第三，胡桂芬虽主张自己仅是介绍人、经手人，但其不仅直接从崔宝财处收取该50万元，且在周明光未偿还借款的情况下，自愿“替周明光”向崔宝财还款20万元，上述行为与经手人的地位不符，与生活常识相违，与交易习惯相悖。第四，案外人张馥光也称胡桂芬曾以自己的名义出具借条，但在周明光出事之后将原借条收回，换成了周明光为借款人的借条，也间接佐证崔宝财所称的胡桂芬开始以自己名义出具借条，但之后又提出换借条的情况。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胡桂芬为涉案50万元的借款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因胡桂芬仅给付了崔宝财20万元，且明确表示不再给付，现崔宝财要求胡桂芬偿还剩余借款30万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胡桂芬偿还崔宝财借款3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焦点仍然是胡桂芬是否为案涉50万元的借款人。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意思表示是判断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从当事人陈述的借款过程及《借据》、《收条》出具的过程来看，案涉款项系崔宝财向胡桂芬直接交付，并未支付给周明光，《借据》、《收条》是胡桂芬直接向崔宝财交付，《借据》、《收条》涉及的名义交易相对人崔宝财与周明光并未直接进行交易行为，现崔宝财与周明光均否认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意思表示，而胡桂芬认可《收条》中的内容为其本人书写，在胡桂芬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受崔宝财、周明光委托完成借贷行为情形下，胡桂芬仅凭《借据》、《收条》证明崔宝财与周明光存在案涉50万元借贷关系，依据并不充分。此外，在周明光刑事判决书中明确确认了胡桂芬是刑事案件受害人之一，崔宝财并未被列为受害人，经询问，胡桂芬认可本案50万元为生效的（2017）京03刑初93号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被骗金额的组成部分，而刑事判决书明确判决责令被告人周明光退赔包括胡桂芬在内的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胡桂芬为案涉50万元的借款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胡桂芬主张其支付崔宝财11250元利息一节，因前述已经对借贷主体进行了确认，鉴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崔宝财与周明光之间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故胡桂芬向崔宝财支付利息的行为并不能推导出系代周明光向崔宝财支付。一审判决未支付崔宝财利息的诉讼请求，崔宝财亦未对此提起上诉，故，本院不再对利息审理审处。综上所述，胡桂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胡桂芬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承松审 判 员 李 坤审 判 员 杜丽霞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闫韦韦法官助理 高恒阳书 记 员 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