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2民终13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士东，男，1958年5月21日生，汉族，住瓦房店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勇军，男，1962年11月28日生，汉族，住瓦房店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男，1985年5月3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俞长斌，男，1969年8月1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上诉人高士东、刘勇军因与被上诉人俞长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辽0281民初355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俞长斌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9）辽02民终185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瓦房店市人民法院重审。瓦房店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辽0281民初441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高士东、刘勇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士东、刘勇军上诉请求：1、撤销（2019）辽0281民初4416号民事判决；2、维持（2018）辽0281民初3551号民事判决；3、判决被上诉人俞长斌支付上诉人高士东、刘勇军误工费、长途应诉的差旅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10,000元；4、决被上诉人俞长斌偿还高士东、刘勇军曾为其垫付的医疗费用14,003.48元。5、对被上诉人通过虚假民事诉讼的方法，骗取人民法院做出有利于自己判决的行为进行处罚。6、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俞长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并未证明二上诉人为其提供劳务，都是由被上诉人口头表述；二、从证人李某的证言亦可看出，被上诉人与二上诉人在当时均为劳动者，因此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受伤一事无关。三、重审判决并没有查明基本事实，并未考虑二上诉人再提供的证据，而是按照“高度盖然性规则”认定二上诉人是劳务的提供者，有悖法律事实。四、二上诉人递交的俞长斌当时女友的录音，清楚表述了被上诉人起诉二上诉人的原因：1.被上诉人联系不上公司，因此把其劳务受伤一事嫁接到二上诉人身上；2.因三亚地域偏远，联系及诉讼都很不方便。但接受劳务的是三亚航骁海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风公司），与二上诉人根本无关。五、二上诉人曾提供被上诉人签字的工资签收单，其中标注被上诉人受伤一事相关费用由海风公司承担，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也曾承认是其本人签字，但是重审却对该案最基本、最核心的证据不予质证，而是直接采信被上诉人的口头证词。被上诉人也承认医疗费用由二上诉人垫付，垫付与支付是两个概念。六、关于上诉人提供的微信截图，因被上诉人异议，而未被一审法院采信。事实并非如此，证人王鹏虽与上诉人刘勇军存在亲属关系，但同时也系公司的管理人员、项目经理，并不存在利害关系。证人高某也曾证明上诉人曾与被上诉人同为海风公司的劳动者，二上诉人只是协助公司负责管理，重审法院不对证据充分质证和分析，草率认定二上诉人是劳务的接收方错误。七、赴三亚工作之前，二上诉人并不认识被上诉人，之前根本没有商议过工资标准，至于上二诉人发放工资系作为公司的管理人员，要充分了解工人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拨款后代替公司发放工资，完全在情理之中。八、从证据法的角度来看，重审判决的做法是法官积极主动的采用了“自由心证”的做法——用“可能性较大”、“盖然性规则”等取而代之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判决。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法律规则。 俞长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当时找被上诉人干活的就是上诉人高士东，工资等都是与二上诉人商谈，也是由二上诉人发放。 俞长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二被告向原告赔偿1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由二被告承担；第二次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判决二被告向原告赔偿1.医疗费：636.7元+130元=766.7元；2.营养费：100元/天×30天=3,000元；3.误工费：320元/天×90天=28,800元；4.护理费：150元/天×30天=4,500元；5.伤残赔偿金：43,550元/年×20年×10%=87,1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7.被扶养人生活费：29,928元/年×5年×10%÷4×2人=7,482元；8.鉴定费：2,440元；9.交通费：5,347元+55.6元=5,402.6元；10.住宿费1,620元；11.复印费44元。上述共计151,155.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3日，刘勇军、高士东组织包括原告俞长斌在内的木工20余人乘飞机到达海风公司承包的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天涯水泥厂生活区旧城改造项目A地块二期6#楼工地，从事木工装修工作，双方商定工资为320元/天。2018年3月22日，俞长斌在工作中手指受伤。伤后，其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五医院治疗6天，花医疗费14,003.48元，此款已由刘勇军、高士东垫付。出院后，俞长斌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五医院、三亚榆和医院、瓦房店中医医院、瓦房店第三医院、瓦房店轴承医院换药、复查，共计花费医疗费766.7元。在其受伤期间，其与护理人员共花费住宿费1,620元、交通费5,402.6元。经大连科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原告所受伤构成伤残十级，误工时限90天，护理时限30天，营养时限30天，无后续治疗费用。 另查，原告俞长斌系非农业户口。其父亲俞洪福生于1939年12月18日、其母亲尹淑梅生于1941年3月9日，户籍地瓦房店市，均系农业家庭户口，其父母共生育子女4名，分别为长子俞长文、次子俞长武、三子俞长斌、女儿俞长红。 再查，二被告负责向其组织的木工发放工资。2018年4月4日，俞长斌在二被告处领取工资2,400元。2018年4月18日，刘勇军、高士东与海风公司签订了书面木工专业分包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俞长斌与被告刘勇军、高士东之间是否形成劳务关系。本案中，原告俞长斌在工作前与二被告商定工资标准，接受二被告工作安排，并于二被告处领取工资，原告与二被告形成事实的劳务关系。对被告刘勇军、高士东辩称其与原告俞长斌之间并非劳务关系，因二被告与海风公司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时间和二被告与原告俞长斌之间是否形成劳务关系并无关联性，且海风公司代买机票的行为不能证明海风公司与原告俞长斌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同时二被告辩称其系替海风公司发放工资，而实际生活中，劳务人员的工资一般应当由雇主直接支付，而非由其他劳务人员代为雇主支付后，再由代付工资的劳务人员向雇主主张，在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海风公司委托其发放工资的情况下，二被告该辩称不予采纳。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费用。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司法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俞长斌的合理损失为：1.医疗费：14,770.18元（14,003.48元+766.7元）；2.护理费：4,500元（150元/天×30天）；3.营养费：3,000元（100元/天×30天）；4.误工费：10,008元（40,587元÷365天×90天）；5.伤残补偿金：81,174元（40,587元/年×20年×10%）；6.交通费5,402.6元；7.住宿费：1,620元；8.被扶养人生活费：2,592.5元（10,370元/年×5年×10%÷4人×2人）；9.复印费：44元；结合原告的伤残程度、年纪等因素，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精神损害赔偿金为5,000元。被告刘勇军、高士东辩称原告俞长斌受伤自身存在过错，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二被告需赔偿原告俞长斌全部合理损失，因二被告已垫付医疗费14,003.48元，故二被告还需赔偿原告俞长斌各项损失114,107.8元。因原告俞长斌未缴纳增加诉讼请求部分的案件受理费，故对新增加部分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审理，原告俞长斌请求被告刘勇军、高士东赔偿1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勇军、高士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俞长斌人民币1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司法鉴定费2,440元，共计2,490元均由被告刘勇军、高士东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关于二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务关系一节，本院认为，首先，二上诉人组织包括被上诉人在内二十余人于2018年3月13日从大连坐飞机远赴海南三亚从事木工装修工作。二上诉人认可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木工班组工人工资由其进行发放。但二上诉人主张系受公司委托组织工人前往工地并发放工资。因工资发放通常应由接受劳务一方直接支付给劳务提供者，二上诉人主张受公司委托发放工资，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二上诉人先后提交的两份事发当月的出勤工资表均系上诉人自行制作，而声称向公司上报人工费的微信截图显示的是事故发生前一个月的出勤工资表，前后两个月份出勤工人并不相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二上诉人关于将出勤工资表上报给公司、得到公司拨款后再给工人发放工资的主张。二上诉人提交的《木工专业分包合同》签署日期虽在事故发生之后，但是木工班组早在该分包合同签署前即入场施工，并不能排除在分包合同签署之前二上诉人与公司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分包关系。二上诉人提交的去程机票购买事宜的微信聊天记录，因聊天对象身份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因为购买机票时发送的木工人员名单身份信息汇总表即认定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务关系。上述证据不能直接证明被上诉人系受公司所雇。其次，被上诉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身体受到伤害后并未直接与公司沟通。二上诉人主张其支付的医疗费系垫付且公司同意返还垫付医疗费并解决后期赔偿事宜，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二上诉人提交的6号楼木工结算单照片以及自称与公司负责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因对出具人以及微信聊天对象的身份无法核实，无法确认公司同意报销上诉人所支付的医疗费。二上诉人提交的电视台节目录制视频并无公司承认雇佣被上诉人的内容，相反公司人员提到二上诉人为结算工程款提出的协议内容还包括承担被上诉人受伤赔偿事宜。二上诉人提交的在支付工资时由被上诉人签字的书面材料，内容除签名外均由二上诉人书写。其中“俞长斌手伤及其他费用由公司承担”位于横条笔记本纸正常书写范围的上方空白处，而“俞长斌工资贰仟肆佰元已全部付清”从横条笔记本纸的首行顶格开始书写，且两部分笔迹深浅、粗细并不一致。被上诉人称其签名时没有“俞长斌手伤及其他费用由公司承担”内容。从笔迹及书写位置看，并不能排除“俞长斌手伤及其他费用由公司承担”为后填写的可能性，二上诉人对此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加之，该份证据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时即应存在，二上诉人在重审时方予以提供，更增加了对该份证据的两部分内容非一次性形成的合理怀疑。二上诉人在重审时提交的两份录音资料均发生在本案起诉之后，被上诉人朋友在录音中称“公司第一来说我也不是认识他的人啊，他也没出一个啊，是不是大哥（刘勇军）还有高老大（高士东）……他们找的，我只能从头找啦”。被上诉人在录音中称“这把这么个事儿，公司那咱是根本不认识，就靠老高他们”。两人在录音中均表示不认识公司的人，公司并未派人与之直接接触。即使表示通过上诉人向公司催一催，也是为了多渠道解决赔偿事宜，而非认可受公司雇佣。至于二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两名证人，其中证人王鹏与上诉人刘勇军系亲属关系，一审法院对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并无不当；证人高某称木工工资由财务发放，其证言与二上诉人自认工资由其发放不符。另外，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李某也陈述是二上诉人雇佣的木工，且工资由二上诉人发放，并未对二上诉人承包前后的雇佣方式变化做出说明。综上，二上诉人组织被上诉人等木工去海南三亚工作，工资由二上诉人发放，事故发生后医疗费用由二上诉人支付。二上诉人虽主张受公司委托发放工资、垫付医疗费用、处理赔偿事宜，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成立，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劳务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戴手套工作违反木工安全操作规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二上诉人组织木工班组从事装修工作，其提交的木工的安全操作规范中虽提及操作人员在机械运转中禁止戴手套操作，但并无证据表明二上诉人就该规范向被上诉人进行了安全警示教育。且上诉人刘勇军称在事故现场看到被上诉人戴手套进行木工操作，其在明知被上诉人违反安全操作规范的情况下并未加以阻止，缺乏对现场的有效管理和监督，对造成本案损害后果，有较大过错，应当承担70%的责任。被上诉人认可在施工中戴手套作业，但认为系电锯反作用力过大导致受伤。被上诉人受雇从事木工作业，应熟练掌握及操作所使用的机械。被上诉人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其自身有过错，亦应承担相应30%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由二上诉人赔偿全部合理损失不当，本院予以更正。因被上诉人未缴纳增加诉讼请求部分的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仅支持了被上诉人1万元的赔偿请求，该数额并未超过二上诉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勇军、高士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隋广洲 审判员  刘丽媛 审判员  于长江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邵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