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4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女，1983年11月29日出生，满族，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高管，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男，198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兴莲，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某因与被上诉人高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4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某、被上诉人高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兴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高某给付我代为清偿共同债务的款项90000元。2、撤销原判第二项。3、支持我要求分割高某名下的银行卡余额及股票账户的诉讼请求，高某支付我77585元。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某承担。事实与理由：1、我在一审庭审中从未自认高某给付我1万元。2、请二审法官考虑整个案件中双方对于未分割的财产部分以及其他证据等进行综合评判。3、离婚时我并不知晓高某银行存款及股票账户余额，高某一直说全部亏损，后来得知其股票账户有余额，高某对于银行存款及股票账户有藏匿的事实。高某辩称：同意原判，不同意赵某的上诉请求。1、我给过赵某1万元用于偿还借款，一审已经查明，所以不同意给付赵某90000元；2、按揭贷款31216.28元是我偿还的，该款本应由赵某偿还，故赵某应将该款返还给我；3、股票账户系我弟弟高峰在使用，与该股票相关的银行账户里的款项也是高峰转入的。赵某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某给付赵某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澜城花园3号楼1单元102号房屋（以下简称永清102室）所卖房款的二分之一（约120000元）；2、分割高某名下的银行卡余额2000元及股票账户100000元给赵某；3、高某给付赵某代为清偿债务的款项90000元（系买房时借亲戚李贵生、赵秀云、何永祥的钱）；4、本案诉讼费用由高某承担。高某向原审法院要求：1、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保险钱的一半4765.75元及离婚后高某支付的全部保险钱4000元，合计8765.75元（在2013年10月3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交了4765.75元，在2014年10月3日交了4765.75元，在2015年9月3日给赵某打款1000元，在2015年9月28日给赵某打款3000元，备注均写了是给孩子上保险的钱，在2015年1月29日离婚，在2015年打款的两笔保险钱均是高某自己的钱，所上保险都被赵某在2016年11月6日给退保了，钱在赵某处）；2、赵某承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的二分之一，金额为77433.88元（在2014年7月29日向邵凤借款100000元，在2014年8月8日向邵凤借款50000元，其中通过银行卡转账35000元左右，其余为现金；双方当事人婚前使用广发银行信用卡借款4867.76元）；3、依法分割赵某名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银行卡中未分割的银行存款（合计9924.65元）的二分之一4962.33元给高某；4、赵某返还高某采育房屋贷款31216.28元（贷款系办在高某名下，按照离婚协议书贷款应由赵某偿还，但赵某未偿还，高某只好进行偿还，自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2月16日共偿还18笔，每月大概偿还2500元左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某、高某于2007年3月12日登记结婚；双方婚后于2007年12月22日生育一女高瑞琪，于2013年8月31日生育一子高一博；因感情不和，双方于2015年1月29日登记离婚（即协议离婚）；在婚姻登记机关存档的“离婚协议书”载明：“一、子女的抚养：婚后生育一儿一女，高瑞琪（女儿），2007年12月22日出生，归女方抚养，由男方支付抚养费2000元/月，直到女儿十岁。高一博（儿子），2013年8月31日出生，归男方抚养，女方无需支付抚养费。双方均有对子女的随时探视权。二、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房产：双方共同财产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里澜城花园三号楼1单元102号房产归儿子高一博继承，男方可自主售卖，所卖钱由儿子所有。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DX10-0001-6006地块二类居住用地4号楼1层二单元103归女儿高瑞琪继承，女方有居住权。三、债权债务：双方因购买住房所欠债务共40万元，其中男方承担9万元，女方归还剩余31万元的房贷”。协议离婚后，在2015年3月3日，双方当事人又签订“离婚补充协议”，约定：“1.双方共有财产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里澜城三号楼1单元102号房产归儿子高一博所有，男方可自主售卖，所卖钱由儿子所有。2.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DX10-0001-6006地块二类居住地4号楼1层二单元103归女儿高瑞琪所有，女方有永久居住权，男方不得干预女方的居住权，并不得对该房产主张任何权利或利益。3.本协议双方可自愿办理公证”。上述“离婚补充协议中”确认归高一博所有的永清102室购买价格为205960元（其中105960元为首付款），系于2011年6月27日与开发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永清102室已由高某在2015年出售（赵某主张出售时间为2015年12月左右，高某主张出售时间为2015年下半年），房款在高某处；对于永清102室，赵某主张售房款为250000元（听高某说的），高某在庭审过程中，曾主张售房款为180000元，后又主张售房款为130000元左右，房屋已经过户了，具体后续房屋情况不清楚。上述“离婚协议书”中所载明“双方因购买住房所欠债务共40万元”系指为购买“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DX10-0001-6006地块二类居住地4号楼1层二单元103”（以下简称采育103室）；采育103室的购买价格为851485元，其中首付款为511485元（分3次POS机刷卡付款，付款金额分别为100000元、295000元、116485元，付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7月28日、2014年8月19日、2014年8月19日，付款账户分别为赵某名下中国银行账户、赵某名下中国银行账户、高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均由高某在持卡人存根上签字确认），按揭贷款为340000元，该房屋系购买于2014年；采育103室在购房时又称为“当代采育满庭春苑4号楼2单元103室”，由高某与开发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对上述“离婚协议书”中所载明“其中男方承担9万元”，赵某主张系向女方亲属所借，即向何永祥借款40000元，向赵秀云借款30000元，向李贵生借款20000元，上述借款合计90000元，本应由高某负责偿还，因高某未偿还，所以赵某已替高某偿还完毕；就其主张，赵某提交赵连来（系赵某之父）、赵秀云（系赵某之大姑）、何永祥（系赵某的老姨夫）、李贵生（系赵某之二姑夫）、陈秀娟（系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的书面证人证言及3张欠条（分别载明向赵秀云借现金30000元，向何永祥借现金40000元，向李贵生借现金20000元，均用于买房）、赵某名下中国银行账户的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在2014年8月18日存现48000元，在2014年8月19日转账汇款10000元，在2014年8月19日存现30000元，合计88000元，然后在2014年8月19日POS机刷卡支付部分首付款295000元）等证据材料，其中赵连来、赵秀云、何永祥已出庭作证；在赵连来的书面证人证言中还提到：“2014年8月10（日）前后，接到女儿电话称房子摇到号要买，但首付款缺十万元左右，因为高某沉迷炒股，他不愿意买，说我女儿能在规定期内借到十万元钱，这房子就买”。在诉讼过程中，庭审时，对高某所提交证据材料，赵某曾质证称：“……高某转到我的卡中，又转到案外人卡中，离婚协议中的90000元债务现在实际欠款80000元。赵某实际偿还了借款债务的80000元”，并在辩论时称：“80000元应该由高某负担。高某当庭认可90000元的共同债务。高某实际履行了还款10000元的约定。还款也是离婚协议中的约定”。关于高某炒股的情况，赵某在庭审中陈述称：“2014年7、8月要买自住商品房，6月的时候高某因炒股和我发生矛盾，要把双方所有的钱用于炒股，我看过高某的盈利本金为150000元，（其中）盈利为20000元。当时高某不同意把炒股的钱用于买房”。对上述“离婚协议书”中所载明“其中男方承担9万元”，高某主张系其为购买采育的商品房所借，其中有50000元系向其母所借（借50000现金，出借人分2次提供，分别为20000元、30000元，未出具借条，之后还未偿还），剩余40000元系刷信用卡支付购房款（之后已偿还广发银行信用卡借款）；但在诉讼过程中，高某又主张其向案外人邵凤借款150000元，并提交2张借条（分别载明高某于2014年7月29日向邵凤借款100000元，于2014年8月18日向邵凤借款50000元，均载明系为购房所借）及转账记录；邵凤未出庭作证。上述“离婚协议书”中“女方归还剩余31万元的房贷”系指由赵某归还采育103室的按揭贷款；高某主张在双方离婚后1年期间双方还是居住在一起，有段时间的房贷系由高某偿还，每月还款2500元至2700元，使用高某的支付宝或银行转账等还款；诉讼过程中，高某明确主张其替赵某偿还了采育103室的按揭贷款31216.28元（自离婚后的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2月16日共偿还18笔，每月大概偿还2500元左右）；高某所提交支付宝电子回单显示上述18笔转账的“摘要”均为“还贷款”等措辞，即在2015年2月13日转账1000元、1161.89元、653.06元，在2015年3月17日转账3000元，在2015年4月14日转账1892.25元，在2015年5月11日转账2000元，在2015年5月18日转账500元，在2015年6月6日转账2000元，在2015年6月7日转账759.08元，在2015年6月28日转账3000元，在2015年7月28日转账3000元，在2015年9月14日转账1000元，在2015年10月17日转账2600元，在2015年11月10日转账3000元，在2015年12月16日转账50元，在2015年12月18日转账800元、2000元，在2016年2月16日转账2800元，以上合计31216.28元，上述款项均转入高某名下的用于扣除按揭贷款的北京银行的账户内。赵某（投保人）在2013年10月3日（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日）为高一博（被保险人）投保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的人身保险合，投保主险为“平安鑫利两全保险（分红型）”；所涉保险单载明生存保险金受益人为高一博，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赵某，投保主险为“鑫利（936）”（保险期间为80年，交费年限为20年，基本保险金额为35000元，保险费为3972.50元），附加长险为“鑫利重疾（939）”（保险期间为80年，交费年限为20年，基本保险金额为35000元，保险费为745.50元）、“豁免重疾C12（1103）”（保险期间为20年，交费年限为19年，保险费为47.75元），同时载明首期保险费（年交）合计4765.75元，以上豁免重疾C12所豁免的保险费为“鑫利”35000元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年交保险费3972.50元。对双方名下的银行存款的余额及交易情况，双方均提交大量银行交易明细，双方均要求分割对方名下的存款等金融资产。原审法院认为，离婚登记系指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按照法律规定解除现存婚姻关系才采取的一种行政行为；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当事人协议离婚时达成了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后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而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据此，离婚财产纠纷可以视为离婚纠纷所涉财产分割内容的延续，类似于离婚纠纷、分家析产纠纷，被告方所提出诉讼请求通常不在于抵消和吞并原告诉讼请求，而是案涉所处理财产范围的扩大，所以一般不构成反诉，而系按照一般诉讼请求处理；具体至本案，双方当事人因履行离婚协议书等事宜发生争议，应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实践中，在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因继续同居等原因，往往达成新的财产分割协议；对上述协议的法律性质，应根据具体案情确定为同居关系析产协议、赠与协议、离婚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等，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至本案，正如赵某所指出，其与高某在2015年1月29日所签订“离婚协议书”中，将2套房屋，即诉争永清102室、采育103室分别确定由儿子高一博、女儿高瑞琪继承，而继承系在离婚的男女双方死亡时才发生，故该财产分割内容存在重大瑕疵，缺乏操作性，之后，在不到2个月的2015年3月3日，双方又签订“离婚补充协议”，将两套房屋的处理方案由归子女继承明确为归子女所有；据此，应认定“离婚补充协议”系对原“离婚协议书”的明确及补充，对于在“离婚补充协议”中有约定的，按“离婚补充协议”处理，对于未约定的，按“离婚协议书”处理。在签订“离婚补充协议”后，高某将永清102室出售；关于赵某所主张要求分割永清102室的售房款的二分之一（约12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离婚补充协议”中对明确约定对永清102室“归儿子高一博所有，男方可自主售卖，”，故高某将上述房屋出售未违反双方约定，因双方在“离婚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所卖钱由儿子所有”，故高某要求分得售房款的二分之一与约定不符；据此，对赵某的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售房款的保管问题与本案离婚后财产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法院亦不作处理。在本案中，对对方名下的存款等金融资产，双方均提出各自请求，即赵某要求分割高某名下的银行卡余额2000元及股票账户100000元，高某要求分割赵某名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银行卡中未分割的银行存款（合计9924.65元）的二分之一4962.33元；就此，法院有以下考虑。第一，对于对方名下有存款等金融资产，双方均知情，正如赵某所陈述，高某系股票经纪人，赵某之父的书面证人证言中也载明高某沉迷炒股，高某亦认可其经常炒股；采育103室的首付款系从赵某的中国银行账户中扣款，高某亦应知道赵某银行账户内有相关存款。第二，虽然“离婚协议书”中未载明对存款等金融资产的处理方案，仅载明对房产的处理方案，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很大程度上存在双方已达成各自名下金融资产归各自所有的合意。第三，即使男女双方在离婚时因负面情绪影响等各种原因未就全部财产处理达成合意，但是在随后的2015年3月，双方对立情绪应已冷静，又签订“离婚补充协议”，在该份文书中仍未载明关于存款等金融资产的分割方案，一般应认定双方已达成各自名下存款等金融资产等各自所有的合意。第四，即使双方未对存款等金额资产处理在离婚时及离婚后达成合意，综合考虑“离婚协议书”及“离婚补充协议”中子女抚养处理事宜及财产分割事宜之约定，法院亦认定双方各自名下存款等金融资产归各自所有。综上所述，对双方当事人所主张分割对方名下存款等金融资产的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关于为购买采育103室所借夫妻共同债务，在“离婚协议书”中已有明确约定，即男方偿还90000元，女方偿还房贷310000元，合计400000元；现高某主张存在为购买采育103室向邵凤借款合计150000元，有悖上述约定，且根据赵某向邵凤所作核实情况，存在重大疑点，故法院不予认定；同理，高某主张双方当事人在离婚前使用广发银行信用卡借款4867.76元，在“离婚协议书”中没有体现，且就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等事实，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法院不予认定；据此，对高某要求赵某承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的二分之一（金额为77433.88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赵某要求高某偿还赵某替高某偿还的共同债务9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对赵某主张该项为购买采育103室所借90000元系向女方亲属所借的事实，赵某提交多份书面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到庭作证，且有银行交易明细予以佐证，其提供证据对待证事实已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第二，对高某所主张为购买采育103室所借90000元系向其母借款50000元及刷卡（透支银行卡）支付40000元购房款的事实，高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第三，在“离婚协议书”中明确载明为购买采育103室借款合计400000元（90000元加上310000元房贷）的情况下，高某先是主张上述90000元系向其母所借和透支信用卡所借，后又主张还向邵凤借款150000元，前后陈述之间存在一定矛盾；第四，现实生活中，虽然存在离婚时约定由男方偿还向男方亲属所借债务，由女方偿还向女方亲属所借债务的情形，但也广泛存在对于向本方亲属所借债务默认由本方偿还，不在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而所约定应偿还借款往往系向对方亲属所借的情况；第四，在诉讼过程中，赵某先是主张其已代高某偿还上述共同债务90000元，后又自认其中的10000元系高某先给付赵某，再由赵某偿还其亲属，故对赵某所垫付款项金额，法院确定为80000元；第五，除上述所偿还10000元款项外，高某还主张给付了赵某其他款项，但即使存在向赵某转账汇款的情况，亦缺乏所涉款项系委托高某偿还共同债务90000元之间的关联性。据此，法院认定高某应向赵某给付代偿债务款项80000元。父母对子女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或人寿保险等，均应视为对自己子女的赠与；具体至本案，双方出资为子女投保商业保险，视为对子女的赠与，后因经济原因，赵某将为高一博投保的分红型等保险退保，退保所涉保险现金价值或保险费较少，后经济改善，赵某又为高一博投保红利型保险；综合考虑上述情况，赵某对该项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合理，其并未恶意侵害子女利益，而系因经济原因作出相应调整，且所退还保险费或保险现金价值亦属子女之财产，不应在离婚男女双方之间进行分配，故对高某所主张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保险钱的一半4765.75元及离婚后高某支付的全部保险钱4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不论采育103室归于何人，按照“离婚协议书”之约定，对于因购买采育103室所欠按揭存贷款310000元应由赵某负责偿还，且按照“离婚协议书”、“离婚补充协议”之约定，赵某对采育103室享有居住权，双方约定由赵某偿还相应贷款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在2015年1月29日离婚，故发生在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2月16日期间的18笔还贷行为，应认定系高某替赵某偿还贷款合计31216.28元；虽然赵某主张存在赠与等可能，但口头赠与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之证明标准；虽然赵某主张其针对上述代为还款曾向高某给付款项，但即使存在资金往来，亦缺乏所涉款项系针对代偿进行还款之间的关联性。据此，赵某应给付高某代为偿还按揭贷款31216.28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一、高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赵某代为清偿共同债务的款项80000元；二、赵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高某代为偿还房屋按揭贷款的款项31216.28元；上述第一、二项金钱给付义务抵付后，高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赵某48783.72元；三、驳回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查明，双方于2015年1月29日协议离婚，2015年2月6日，高某的交通银行账户（账号：6222600910041193333）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业务处理中心转入155169.88元，高某称该股票账户由其弟高峰操作使用炒股，相关的款项也是高峰存入的相关银行账户。经本院告知高某一方高峰要到庭说明情况，但在规定的时间其未能到庭，高某亦未能就该款属高峰所有充分举证。其他事实的认定同原审法院。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原审法院对于赵某代高某清偿共同债务、高某代赵某偿还房屋按揭贷款的款项以及双方的金融资产的处理是否适当。关于赵某代高某清偿共同债务，赵某要求高某给付自己9万元，但其在原审中称其中的1万元系高某先给付自己，再由自己偿还其亲属，故原审法院确定赵某代高某偿还的债务金额为8万元，赵某要求高某给付9万元，因其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高某代赵某偿还的按揭贷款31216.28元，因双方离婚时约定由赵某偿还，因该款系高某实际偿还，故原审法院确定赵某给付高某该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双方在离婚时各自名下的银行存款，赵某多于高某，本院考虑双方的存款余额均不多，且从照顾妇女权益的原则考虑，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不再予以分割。关于双方离婚不久从高某名下的股票账户转入其名下的交通银行款项，系双方的共同财产应予以分割，考虑到该款入账距离双方离婚时间只有短短几天，故该金额可视为离婚时的股票现值。高某称该股票账户系其弟高峰在操作使用、钱款亦归高峰所有，因高峰未能到庭说明情况，且高某对此亦未能充分举证，本院对其所述不予采信。另，关于该股票在离婚协议及补偿协议中均未提及，不能推定为双方对此已达成合意，赵某关于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从高某提交的证据中才得知该款项存在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赵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403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4039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三、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高某给付赵某股票折价款75585元。四、驳回赵某、高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728元，由赵某负担3661元（已交纳350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由高某负担5067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2676元，由赵某负担929元（已交纳），由高某负担1747元（赵某已预交，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高某将该款给付赵某）。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保河审 判 员 李 珊审 判 员 屠 育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史佳伟书 记 员 万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