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6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负责人：王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北京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爱尔斯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志新路27号1号楼409室。法定代表人：武学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庆，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宗玲，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为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爱尔斯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尔斯环境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18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爱尔斯环境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爱尔斯环境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严格依照保险条款的约定，廖立波的死亡不属于被保险人为爱尔斯环境公司的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但又判决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在雇主责任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并支付利息损失，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有违公平原则。一、死者廖立波在溺水事故发生时，不是爱尔斯环境公司的雇员，不属于爱尔斯环境公司投保的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一审法院判决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对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事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其认定和判决结果相互矛盾，是错误的。二、死者廖立波在溺水事故发生时，是北京中建华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的雇员。华夏公司作为雇主和投保人，在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已经依法向华夏公司进行了赔付，承担了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和《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第三条关于保险责任的约定、第六条第（四）款关于承包商所雇佣员工的规定、条款释义中关于“雇员”的约定等，我国现行法律遵循的是“单一劳动关系”原则，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已经排除同一“雇员”在发生事故时同时受两家及两家以上雇主雇佣的情形。在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已经承担雇主责任险保险责任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判决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针对同一死者、同一事故，向另一“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明显不当。三、一审法院基于爱尔斯环境公司、华夏公司投保的雇主责任险的保单，除被保险人信息以外的全部内容均完全相同，从而认定“在事实上变更了相应《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中关于保险责任和雇员定义的约定”，并判决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对两份雇主责任险承担赔偿责任是明显错误。1.同为雇主责任险的保单，不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其保单内容如雇员人数等相同，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制单员相同，这是正常和普遍的。在雇主责任险中，作为计算保费的依据，雇员人数和每人赔偿限额是确定的。但人员名单是雇主自行提供并可以变更的，保险公司在承保时并不审核人员名单，在整个保险期间内，人员名单可随时变更，特别是聘用农民工的企业，在承保人数范围内减员增员非常频繁。保险公司业务员在承保时，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一一审核名单中的人员，投保时的名单对保险责任的确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只有在发生事故后，需要投保人、被保险人提供与伤亡人员存在雇佣关系的相关证据、从而确定是否属于被保险人的雇员以及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两份雇主责任险保单都是依法订立的，虽然是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但也不是必然要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还要具体审核保险事故的性质、保险责任范围等。一审法院认为死者廖立波是记载在两份保单的人员名单中的，所以判决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对同一死者承担两份保险责任是不公平的。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条、《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第三十四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协商变更合同内容，变更保险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保险合同变更有严格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签署了两份保单，在事实上变更了相应《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中关于保险责任和雇员定义的内容，这种认定违反法律规定，也违反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保险责任范围和雇员的含义，应当严格按照条款的约定确定，特别是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提交了投保单，爱尔斯环境公司对条款内容全部认可。3.爱尔斯环境公司、华夏公司作为两家企业雇主，分别投保了雇主责任险、签署投保单、确定雇员人数、保险金额等，并分别缴纳了保费，每份保单的雇员人数限定在110人，每名雇员的赔偿限额是50万元，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整个保险期间内，对两家雇主分别承担保险责任，不能因为两家公司提供了相同的人员名单就视为每人的赔偿限额变成了100万元。四、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判决不当。本案中，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的拒赔理由充分，特别是一审法院也认定依据条款约定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不属于恶意拒赔，并不构成违约。接到报案后，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立即进行理赔调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出具结果，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积极赔付，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立即发出拒赔通知，没有拖延情形。所以，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并不存在未及时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形。爱尔斯环境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先行赔付，且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不应获得利息赔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爱尔斯环境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在投保初期，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告知爱尔斯环境公司可以与华夏公司分别投保50万元的雇主责任险，并且表示如果出险均可以得到理赔。爱尔斯环境公司、华夏公司向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投保，两份保险单的销售人员、核保人员均一致，且在投保过程中人员清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签发保险合同时，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有义务、而且有能力发现名单一致。爱尔斯环境公司所投保险为商业性质保险，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同意承保实际是对免责条款作出了实际的变更，在收取两份保费的同时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关于利息，保险理赔是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的义务，在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出具拒赔通知后，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利息的责任。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驳回。爱尔斯环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向爱尔斯环境公司支付保险金50万元；2.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0日起支付至保险金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3.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保险合同的缔约。2018年，爱尔斯环境公司向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投保雇主责任保险，并填写《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投保单》。该投保单尾部载明，业务员为赵豆豆，主介绍人为张俸君。2018年9月5日，爱尔斯环境公司以公司账户汇款的方式交纳了保险费82500元。2018年9月6日，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出具雇主责任险保险单。该保险单载明，签发日期为2018年9月6日，签单公司地址为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路127号，被保险人为爱尔斯环境公司，行业类型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环境管理业、环境治理、水污染治理，保险期间为2018年9月8日至2019年9月7日，投保员工人数为110人，水面、河道作业工人每人死亡赔偿限额为50万元；每人保费为750元；每次事故医疗费用绝对免赔额为300元；总保费为82500元。该保险单上手写有“赵豆”两字。该保险单附有人员清单明细，列明了投保的110名员工的姓名、身份证号，廖立波在该名单中。2018年9月6日，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出具了另一份被保险人为华夏公司的雇主责任险保险单。该保险单的内容以及所附的人员清单明细与被保险人为爱尔斯环境公司的保险单均一致。该保险单上也手写有“赵豆”，廖立波亦出现在该保险单所附的人员清单明细中。爱尔斯环境公司与华夏公司所投保的平安雇主责任险保险A条款载明了如下内容：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保险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致伤、残、死亡，可认定为工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负责赔偿，具体包括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用等；被保险人对其承包商所雇佣的员工的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赔偿限额包括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每次事故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投保人应在投保时列明被保险人雇员名单，对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列入名单的雇员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雇员是指与被保险人签订有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接受被保险人给付薪金、工资的人员，包括正式在册职工、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等，但因委托代理、行纪、居间等其他合同为被保险人提供服务或工作的人员不属于本保险合同所称的雇员。二、关于事故的发生以及爱尔斯环境公司进行的赔偿。2018年3月，廖立波与华夏公司签订《农民工劳动合同》。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华夏公司向廖立波发放了工资。2018年10月22日，廖立波在爱尔斯环境公司承包、华夏公司分包的沈阳市运河水系综合治理工程清淤工程项目进行水面清理工作时溺水身亡。2018年10月25日，爱尔斯环境公司、华夏公司与廖立波的妻子白桂元、独生子廖闯签订《赔偿协议书》，约定爱尔斯环境公司、华夏公司共同向白桂元、廖闯赔偿100万元，该笔赔偿金包含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亲属抚恤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所有费用。2018年10月28日，爱尔斯环境公司、华夏公司以现金方式向白桂元、廖闯支付了85万元。对支付过程，爱尔斯环境公司、华夏公司拍摄了视频进行记录，同时，白桂元、廖闯签写了收条。2018年11月8日，爱尔斯环境公司分三笔向廖闯支付了15万元。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爱尔斯环境公司陈述，爱尔斯环境公司、华夏公司赔偿的100万元，均为爱尔斯环境公司垫付。三、关于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的拒赔。2018年11月，爱尔斯环境公司向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申请理赔。2018年11月20日，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出具《拒赔通知书》，载明：“死者廖立波与爱尔斯环境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承包合同显示，出险时该员工为签订劳动合同单位工作，故与爱尔斯环境公司无劳动关系，不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本次事故保险责任不成立，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无法赔付。”2018年12月17日，华夏公司向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申请理赔。2018年12月26日，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向华夏公司赔付499700元。华夏公司收到保险赔偿金后，于2018年12月28日向爱尔斯环境公司转账499700元。一审法院认为：爱尔斯环境公司与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对保险合同的订立、保险事故的发生、爱尔斯环境公司与华夏公司对死者家属的赔付、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向华夏公司的赔付均没有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爱尔斯环境公司因廖立波死亡而进行的赔偿，是否属于被保险人为爱尔斯环境公司的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为爱尔斯环境公司签发的雇主责任险保险单所附的《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将保险责任的范围限定为“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被保险人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致死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并明确“被保险人对其承包商所雇佣的员工的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同时还明确定义“雇员”为“与被保险人签订有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接受被保险人给付薪金、工资的人员”。根据爱尔斯环境公司的庭审陈述，爱尔斯环境公司将工程项目中的劳务部分分包给了华夏公司，而保险事故中的死者廖立波系与华夏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廖立波并未与爱尔斯环境公司产生有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据此，若严格依照保险条款的约定，廖立波的死亡应不属于被保险人为爱尔斯环境公司的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但是，探究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合同对当事人发生何种法律效力，除应参照合同条款内容外，还应结合合同订立的背景、合同签订的经办人员、合同表现的形式、合同具体的履行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进行判断。本案中，爱尔斯环境公司与华夏公司于同一日期在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同一保险代理机构办理雇主责任险，两份保险均由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的销售人员张俸君办理，两份保险单均手写有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员工“赵豆”的姓名，同时，两份保险单除被保险人信息以外的全部内容均完全相同，均注明雇员总人数为110，附带的两份人员清单明细亦完全相同。据此，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核保并签发保险单时，有能力也有义务发现，两份雇主责任险的内容一致、承保的雇员名单一致。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属于商业性的保险公司，其应当意识到，从事商业活动，必然会面临商业风险。因此，在核保时，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应当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预期，即若对两份雇主责任险均同意承保，收取了两份保险费，在可能赚取更多利润的同时，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则需对同一批雇员承担双份的保险责任。如不愿意承担该种经营风险，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应只承保华夏公司投保的保险。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收取了分别来自爱尔斯环境公司与华夏公司的双份保险费后，即选择了承担相应的商业风险。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为爱尔斯环境公司与华夏公司分别出具雇主责任险保险单的行为，在事实上变更了相应《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中关于保险责任和雇员定义的约定。现记载于两份保险单所附的人员明细清单之中的雇员死亡，在两份雇主责任险的保险合同项下，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均应进行赔付。综上所述，关于爱尔斯环境公司要求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支付保险金并支付自拒保之日起计算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保险单“免赔说明”处的绝对免赔额300元，为医疗费用的绝对免赔额，而爱尔斯环境公司主张的保险金，为死亡赔偿金，因此，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应支付的保险金，为保险单记载的“每人死亡赔偿限额”50万元。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利率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一审法院对爱尔斯环境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进行相应调整。据此，判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北京爱尔斯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保险金50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实际未付款项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如果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为爱尔斯环境公司签发的雇主责任险保险单所附的《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中列明如下内容：“投保人应在投保时列明被保险人雇员名单，对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列入名单的雇员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被保险人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致死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对其承包商所雇佣的员工的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及“雇员”定义等。即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对发生保险事故是否能够进行理赔以雇员名单为依据，而判断雇员身份的依据为是否签订有劳动合同并判断是否属于被保险人的承包商所雇佣人员。由此可见，上述将可获赔人员限定于特定范围的理赔条件，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初既已明确，在约束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同时，保险人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亦受到约束并理应在决定是否承保之时以此为依据。现廖立波出现在爱尔斯环境公司投保时的雇员名单中，且涉及爱尔斯环境公司、案外人华夏公司两份保险的保险公司办理人员为同一人，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对廖立波亦出现在案外人华夏公司投保的雇员名单的情况完全知悉且并无异议。因此，应视为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已同意将廖立波纳入所承保涉案保险的人员范围。故一审法院认定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事实上变更了相应《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中关于保险责任和雇员定义的约定，并无不当。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上诉提出投保人投保时只固定人数，保险公司核保时并不审核人员名单的理由，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故一审判决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对爱尔斯环境公司进行赔付，处理正确。关于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上诉提出的其不应支付自拒保之日起计算的利息的主张，根据本院上述认定，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拒赔保险金的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故一审判决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应向爱尔斯环境公司支付利息损失，处理正确。综上所述，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珊审 判 员 李丽审 判 员 郭菁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姜源书 记 员 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