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终2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良立，男，汉族，1979年10月13日出生，住贺州市八步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学，男，汉族，1981年12月16日出生，住贺州市八步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针，男，汉族，1962年6月7日出生，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莲，女，汉族，1976年5月16日出生，住贺州市平桂区。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广西安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达坤，广西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柏洪，男，汉族，1960年6月15日出生，住贺州市八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垚锜，贺州市八步区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良立、刘学、黄针、张秀莲因与被上诉人刘柏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2民初3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良立、刘学、黄针、张秀莲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桂1102民初326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遗漏案件关键当事人，导致案件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应发回重审。一审中，上诉人指出2018年5月22日转款给汤达云的9万元是本案争议借款预先扣除的一个月的利息，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上诉人提出接收本案还款的“赵启阳”“汤达云”“汤丽丽”都与几个借款人没有生意经济往来，他们三人与上诉人的银行账户之间只有收款，没有支出，且被上诉人也认可了上诉人打款到这三人的银行账户的款项是本案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利息。所以，2018年5月22日的90000元款项性质一审判决没有查清。上诉人刘良立、刘学、黄针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5月23日支付给案外人汤丽丽的款项为192200元，一审判决认定这三笔款项为92200元是如何确认的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法院应当追加他们三人为本案第三人，当庭对质才能查清案件。上诉人一审提出申请追加汤达云、汤丽丽、赵启阳为本案当事人，一审判决没有答复。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5月23日，被告人通过转账方式向原告指定的案外人汤丽丽账户分3笔共计支付92200元。”是错误的，从上诉人刘良立、刘学、黄针提交的证据证实上诉人刘良立、刘学、黄针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5月23日支付给案外人汤丽丽的款项为192200元，不是92200元。第二，2018年5月22日转账给汤达云的90000元是借款人刘柏洪事先扣除的本案借款一个月的利息。上诉人与“汤达云”没有任何生意经济往来，上诉人是按照被上诉人指示必须先支付一个月的利息到汤达云账户，才不得不先支付90000元利息到汤达云账户。被上诉人实际借款291万元。三、被上诉人刘柏洪是职业放贷人，本案民间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刘柏洪与接收上诉人200万元还款的赵启阳是关联原告，他们同为职业放贷人。赵启阳、刘柏洪未经有权机关批准，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借着贺州市鑫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平台，以个人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并赚取高额利息，是职业放贷人。二人收取利息模式、使用借款合同的模板都是一样的，说明赵启阳、刘柏洪、汤达云等人属于一个共同借款给他人收取高额利息的职业放贷人团体。被上诉人实际借款291万元，月利率9万元，个人非法放贷数额累计在200万元以上，实际年利率超过36%，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刘良立、刘学、黄针与刘柏洪借款合同违法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本案应按照年息6%计算利息。 被上诉人刘柏洪答辩称：上诉人认为答辩人是职业放贷人没有事实和证据，其理由都是主观意志推测的，没有相关证据证实。上诉人在上诉状提到的2019年4月支付的利息是192200元实际上该三笔利息有10万是支付上诉人与案外人赵启阳100万借款的利息，其所提供的回执单在该案件中已经作为利息予以扣减，该判决书中也陈述已经扣减了相应的10万元利息。上诉人在本案又将上述10万元作为归还本案利息没有事实依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 刘柏洪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良立、刘学、黄针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20000元及利息（从2019年6月8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2.判令被告张秀莲对上述第一项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四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24日，被告刘良立、刘学、黄针向原告刘柏洪借款并出具借条交原告收执，约定借款300万元，每月利息3%，借期6个月，即2018年11月23日还清，约定共同借款人与担保人均对本笔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张秀莲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2018年5月25日，原告通过转账形式将300万元转到被告指定的张秀莲账户。款项出借后，被告于2018年6月25日通过转账方式向原告指定的案外人汤达云账户支付90000元，于2018年7月27日至2019年1月23日，被告通过转账方式向原告指定的案外人汤丽丽账户分10笔共计支付540000元。2019年2月3日被告通过转账方式向原告指定的案外人赵启阳支付2000000元。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5月23日，被告通过转账方式向原告指定的案外人汤丽丽账户分3笔共计支付92200元。2019年9月10日，被告通过转账方式向原告刘柏洪支付122400元。此后，被告未再向原告支付款项。 另查明，2018年5月22日，被告刘良立向案外人汤达云账户转账9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之规定，原告对除被告所主张的2018年5月22日被告刘良立向案外人汤达云账户转账90000元系垫付一个月借款利息持有异议外，对该院事实认定中被告的其他还款行为未持异议，该2018年5月22日的转账行为系发生于本案借款行为之前，被告所主张的案外人汤达云、汤丽丽、赵启阳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未有充分依据，且原告不同意被告申请追加第三人，故对被告申请追加汤达云、汤丽丽、赵启阳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如果被告认为与汤达云、汤丽丽、赵启阳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可另行主张。根据《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八条：“本意见自2019年10月21日起施行。对于本意见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2011〕155号）的规定办理。”之规定，该《意见》对意见施行前的行为不具有溯及力，本案借款产生于2018年5月24日，被告以该《意见》第二条规定为由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无效，该院不予支持。该院认可原被告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被告辩称2018年5月22日被告刘良立向案外人汤达云账户转账90000元系预先垫付一个月利息，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该院认可原被告之间的借款本金为300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原被告约定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2018年5月24日至2019年2月2日，被告应付利息为750000元，实付利息为630000元，未有证据体现原被告对2019年2月3日被告支付的2000000元是否系归还借款本金作出约定，故原告主张该2000000元中1980000元系归还本金，20000元系归还借款利息，该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债务应当清偿”，被告刘良立、刘学、黄针应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20000元。被告借款后向原告支付利息共计864600元（90000+540000+20000+92200+122400=864600）。2018年5月24日至2019年2月2日以本金3000000元为基数，2019年2月3日以后以本金102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付，864600元为2018年5月24日至2019年5月25日的应付利息。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刘良立、刘学、黄针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20000元及利息（从2019年6月8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未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被告张秀莲应在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判令被告刘良立、刘学、黄针偿还原告刘柏洪借款本金102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02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8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二、判令被告张秀莲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企业信息报告，拟证明刘柏洪、赵启阳都是贺州市鑫誉小额贷款公司的核心人员（赵启阳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柏洪为公司监事），他们是关联原告； 证据二：借款合同，拟证明刘柏洪与赵启阳都是使用统一格式的合同，他们是关联原告； 证据三：还款凭证，拟证明刘柏洪、赵启阳借出借款后，都是指定“汤达云”“汤丽丽”等人收取利息，他们是关联原告，是职业放贷人； 证据四：（2019）桂1102民初277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赵启阳与刘柏洪都是指定同样的第三人收款收利息，他们是关联原告。 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联性。但证据三、证据四可以证明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5月23日上诉人支付给案外人汤丽丽的款项为192200元中的10万已经在（2019）桂1102民初2772号案件中作为该案赵启阳出借的100万元的利息予以扣减，上诉人在本案又主张归还本案利息属于重复主张。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柏洪与赵启阳系案涉借款的共同出借人，亦不足以证明刘柏洪系职业放贷人，其与赵启阳等人构成职业放贷团体。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是否应当追加案外人汤达云、汤丽丽、赵启阳参加本案诉讼问题。上诉人主张本案事实不清，主要是认为一审判决对2018年5月22日上诉人刘良立向案外人汤达云账户转账90000元系垫付一个月借款利息的事实未作认定。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就其足额支付上诉人300万元借款本金的事实，已经提供了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其并未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上诉人刘良立向案外人汤达云账户转账的90000元发生在借款发生之前，系上诉人刘良立与案外人汤达云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上诉人可另寻途径解决，并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故一审法院未追加案外人汤达云参加本案诉讼并无不当。至于案外人汤丽丽、赵启阳，因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亦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一审法院不予追加符合法律规定。对于上诉人提出本案遗漏案件关键当事人，认定事实不清，应发回重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2019年2月3日支付的200万元款项性质问题。截至2019年2月2日，上诉人应付利息为75万元，实付利息为63万元。因上诉人支付的200万元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就支付款项性质有过约定，故一审法院根据法定的款项清偿顺序以及被上诉人自认的上述款项198万为本金、2万为利息的事实对款项性质作出认定并无不当。对上诉人提出其支付的200万元全部为本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借款合同是否有效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为职业放贷人，本案借款合同应当无效。但从现有证据及本院对本院及辖区法院案件的查询情况看，被上诉人并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特征。对上诉人提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分析，上诉人刘良立、刘学、黄针、张秀莲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8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刘良立、刘学、黄针、张秀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雳峰 审 判 员 陈小坤 审 判 员 周成才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常国慧 书 记 员 曾俊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