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205民初8号原告：包钢万开综合厂。法定代表人：王海平。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增，内蒙古加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包头市祥顺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宋玉林。第三人：刘凤鸣（曾用名刘玉峰），男，1963年11月17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建东，内蒙古东方玉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姝洁，内蒙古东方玉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志纲，男，1980年3月8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原告包钢万开综合厂（以下简称万开综合厂）与被告包头市祥顺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顺达公司）、第三人刘凤鸣、第三人张志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2020年4月15日，本院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2020年4月22日，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开综合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明、孟祥增，被告祥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玉林、第三人刘凤鸣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姝洁和第三人张志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万开综合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祥顺达公司给付货款本金812636.2元；2.判决被告祥顺达公司给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以812636.2元为基数，按中国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月1日起算，暂计算至2019年11月30日的逾期付款利息151123元，后续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祥顺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5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原告万开综合厂向被告祥顺达公司供应脱硫石膏共计19751.26吨，合计货款本金812636.2元。原告万开综合厂已实际履行了交货义务，被告祥顺达公司也已将货物验收后入库，但被告祥顺达公司始终未支付相应货款，2015年12月，原告万开综合厂最后一次向被告祥顺达公司供货后，上述欠款的延期付款利息截止至2019年11月30日，欠款的本息已达963759元。经多次催要无果，被告祥顺达公司总用“已向经办人支付了货款”的理由拒绝向原告万开综合厂支付货款。第三人刘凤鸣、张志纲二人作为脱硫石膏买卖行为的经办人，亲历了上述买卖行为的全过程，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且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故原告万开综合厂诉至法院。证据交换中，万开综合厂认为其提交的证据均能够证实在万开综合厂实际经营过程中，第三人刘凤鸣能够实际代表万开综合厂开展一切业务，适用于合同法规定的表见代理，其效果直接影响万开综合厂和祥顺达公司，两者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万开综合厂还认为，第一，共11组《入库单》及1份《脱硫石膏送货明细表》能够证明万开综合厂向祥顺达公司完成了供货义务；第二，《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与刘凤鸣合作项目资产评估报告》能够证明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关资产占有方是刘凤鸣，因资产委托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处有刘凤鸣签字；第三，《万开综合厂内部算账明细》、2份《万开综合厂会议纪要》和4张《刘凤鸣付款收据》能够证明刘凤鸣对外开展业务所有的款项从来没有进入万开综合厂的公司账目，刘凤鸣是以万开综合厂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第四，《脱硫石膏项目协议》《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能够证明第三人刘凤鸣、张志纲作为万开综合厂实际控制人，与本案买卖关系具有直接关联，刘凤鸣在转让股份后，仍直接控制和经营万开综合厂，对外开展业务。经释明，原告万开综合厂同意就主张的利息计算的基本标准改为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庭审中原告万开综合厂认为，第一，对于张志纲，万开综合厂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第三人张志纲在案涉买卖合同中办理了具体的业务，对于刘凤鸣，是以提交的现有证据为据来证明刘凤鸣在案涉买卖合同中办理了具体的业务；第二，第三人刘凤鸣是直接参与并控制万开综合厂的实际经营者，甚至参与了工人工资的发放，刘凤鸣在万开综合厂财务账务中的会计主管处签字即表明其作为直接控制人和经营者有权对外代表万开综合厂开展业务，对案涉买卖合同业务办理中的能够证明刘凤鸣职务授权的具体权限情况的证据，万开综合厂当庭表示没有证据提交；第三，原告万开综合厂与被告祥顺达公司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万开综合厂就案涉的供应脱硫石膏买卖合同并未出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买卖双方也无付款的具体约定，当庭，万开综合厂无相应证据提交；第四，对内对外两方面，刘凤鸣都能够表现出其职务行为的外观表现，刘凤鸣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被告祥顺达公司辩称，案涉买卖合同中刘凤鸣的供货行为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万开综合厂，本案立案前，刘凤鸣还尚欠祥顺达公司1555767.8元。刘凤鸣向祥顺达公司供应脱硫石膏的买卖合同业务与原告万开综合厂无关联。刘凤鸣从2014年开始向祥顺达公司供应脱硫石膏，并于2015年1月27日，双方签订了《易货贸易协议书》，至2015年12月底，在双方发生业务期间石膏业务的供货结算一直是刘凤鸣与祥顺达公司直接进行业务对接，祥顺达公司未与万开综合厂销售或负责人员有过任何口头和书面的业务接洽。在业务实施过程中，刘凤鸣已受领了祥顺达公司给付现金、房产和车辆等财产，并承诺以石膏供货、以易货方式结清账务，至2015年12月底，因刘凤鸣供货出现问题，实际形成倒欠祥顺达公司1555767.8元的事实。双方于2018年10月16日签订了石膏业务对账确认函，因刘凤鸣超额获取的现金、房产和车辆等财产一直不能退回，祥顺达公司于2020年3月份起诉了刘凤鸣。而自2014年至2019年11月份期间，万开综合厂与祥顺达公司从未有过实际的业务发生，万开综合厂也没有工作人员同祥顺达公司联系过石膏买卖的任何业务事宜。2019年12月份，万开综合厂以欠石膏款为由起诉了祥顺达公司，祥顺达公司因与万开综合厂没有合同，票据结算等任何实质性业务发生，故要求对万开综合厂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庭审中被告祥顺达公司认为，第一，万开综合厂起诉的欠款主体错误。原、被告双方从未签订过石膏的供货合同，也未有过任何口头形式的供货约定；第二，案涉供货业务是被告祥顺达公司与刘凤鸣个人之间发生的业务。双方有业务发生后的对账确认函，被告祥顺达公司也有已支付刘凤鸣的各种石膏的款物凭证。现案涉买卖合同的石膏款项被告祥顺达公司也已全部付清，刘凤鸣也无异议；第三，针对万开综合厂出具的过磅单和入库单，因原告万开综合厂是生产制造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源头单位，出具含有“万开”字样的提货单很正常，刘凤鸣个人作为经销商拉运万开综合厂的石膏后，万开综合厂与刘凤鸣之间必然要用祥顺达公司签字或盖章的接收单据作为双方核实数量的结算依据。祥顺达公司签字盖章的磅单、入库单只能证明货物的流转途径和目的地，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有直接的实质性的石膏买卖业务关系；第四，在万开综合厂出具的录音材料中，祥顺达公司的工作人员已明确表态，祥顺达公司是和刘凤鸣发生的业务，不针对万开综合厂，且相应的款项已付清，该录音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有直接的买卖关系；第五，在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中，也能证明祥顺达公司表达过上述意见，且王某从未见证过原、被告之间有直接签署书面合同和付款的事实，该证言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有直接的买卖关系；第六，万开综合厂出具给祥顺达公司的催款函回执签名无效，刘凤鸣所供的石膏，祥顺达公司用于水泥生产使用，签名人仅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且已经离职，并不知道石膏的具体业务由来；第七，针对万开综合厂出具的一系列与刘凤鸣之间的合作材料，祥顺达公司不予认可。这些合作材料，被告祥顺达公司均不知情，也不了解，也无祥顺达公司的盖章或者签字的痕迹，祥顺达公司认为，该部分证明材料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本案原告万开综合厂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被告祥顺达公司请求依法驳回原告万开综合厂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刘凤鸣述称，刘凤鸣与祥顺达公司于2011年开始合作，双方生意往来时间长，项目业务多，本案的万开综合厂确实没有与祥顺达公司有过合作。案涉买卖合同是刘凤鸣与祥顺达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与万开综合厂没有任何关系。第一，本案万开综合厂与祥顺达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其无权要求祥顺达公司支付货款。原、被告双方从未签订过买卖合同，也从未以任何形式达成货物买卖合意，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本案中，被告祥顺达公司与第三人刘凤鸣签订了买卖合同，并约定由刘凤鸣向被告祥顺达公司提供脱硫石膏，被告祥顺达公司向刘凤鸣支付货款。双方的合同签订后，刘凤鸣依约向被告祥顺达公司提供了合同标的物，双方也对货款进行了对账和结算。由此可见，被告祥顺达公司与第三人刘凤鸣之间成立了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而合同主体并非是原告万开综合厂，原告万开综合厂仅是标的物的生产者，不能以此为据与标的物的使用者随意确立民事法律关系并突破合同的相对性。第二，第三人刘凤鸣与被告祥顺达公司是多年的生意合作伙伴，从未也无必要以原告万开综合厂的名义与被告祥顺达公司开展业务、订立合同，原告万开综合厂的诉请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刘凤鸣在与原告万开综合厂形成合作关系之前，就已与被告祥顺达公司形成了多年的生意合作关系，双方合作的范围广、种类多，脱硫石膏业务仅是其中一种。自双方开始合作至今，刘凤鸣均是以个人名义与被告祥顺达公司开展业务，从未代表过其他人，且其作为货物买卖的“中间商”，赚取的就是货物“一进一出”的差价，并非是生产企业所支付的“酬金”，所以，刘凤鸣反而不可能因代表生产企业而损失掉自己的利润。本案中，被告祥顺达公司否认其与原告万开综合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原告万开综合厂认为刘凤鸣系以原告万开综合厂名义与被告祥顺达公司缔结买卖合同关系，这仅是以与本案无关的证据进行的类推和关联，并无任何直接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事实上，原告万开综合厂与刘凤鸣的合作关系、刘凤鸣与被告祥顺达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这两个法律关系并无交集，因此，原告万开综合厂以其与刘凤鸣的合作关系而要求被告祥顺达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诉请，于法无据、与理不通。第三，刘凤鸣与被告祥顺达公司关于脱硫石膏的买卖合同纠纷已通过诉讼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双方已对买卖合同的履行达成合意，由此也可再次确认，刘凤鸣与被告祥顺达公司系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并不存在刘凤鸣代表原告万开综合厂的情形。原告万开综合厂的诉请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另外，本案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和法律特征。原告万开综合厂也没有完成相应的举证以证明其与被告祥顺达公司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案涉买卖合同与第三人张志纲无关，张志纲没有参与。第三人张志纲述称，对本案的案涉买卖合同的具体情况不知情，对刘凤鸣与万开综合厂是什么关系的情况具体不知情。原告万开综合厂在本案中起诉的是祥顺达公司，张志纲与祥顺达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原告万开综合厂与被告祥顺达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与张志纲无关，请驳回原告万开综合厂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万开综合厂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1989年4月18日成立，营业执照载明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海平。当庭，原告万开综合厂出示《入库单》共11组及《脱硫石膏送货明细表》《脱硫石膏项目协议》等书证，原告万开综合厂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万开综合厂实际完成了向被告祥顺达公司的供货义务，被告祥顺达公司如实收货并入库，原告万开综合厂与被告祥顺达公司在事实上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祥顺达公司应当履行付款义务。被告祥顺达公司认为，祥顺达公司是与刘凤鸣之间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因原告万开综合厂是脱硫石膏生产厂家，故相应的《入库单》上载明的“万开公司”字样只能证明货物流通关系，不能证明经济关系，该书证只是起到过磅单的作用，该实际入库账挂到了刘凤鸣名下，上盖有祥顺达公司磅房专用章，只是确认过磅数量，不能证明与原告万开综合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交换过程中，原告万开综合厂并未提交其与被告祥顺达公司签订或履行买卖合同关系的直接证据。而《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与刘凤鸣合作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万开综合厂内部算账明细》《脱硫石膏项目协议》《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和《万开综合厂会议纪要》等书证中并未有确认被告祥顺达公司为买卖合同关系主体的明确表述，也未有被告祥顺达公司的签章确认，仅为原告万开综合厂内部单据或与其他主体之间签订的协议。另查明，被告祥顺达公司提交的《易货贸易协议书》《对账确认函》和《民事调解书》（被告祥顺达公司与第三人刘凤鸣于2020年3月19日达成的调解协议后由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等书证中均有被告祥顺达公司与第三人刘凤鸣双方签章确认的买卖合同的相应事实，其中，相关各批次案涉买卖合同标的物的单价、数量、交付、结算情况与原告万开综合厂的提交的证据没有对应关系，本院无法核实。被告祥顺达公司和第三人刘凤鸣均自认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然而，对以《易货贸易协议书》中“被告祥顺达公司给付房产等财产抵购案涉标的物”的具体履行情况，因没有相应的价格评估报告、各批次货物明细等证据佐证，本院也无法核实。又查明，原告万开综合厂申请出庭的证人王某于2013年3月至2014年4月期间担任万开综合厂项目部部长的职务，其出庭主要证明：“王某在任职期间与董某、高某去过祥顺达公司，祥顺达公司告知：祥顺达公司针对的合同相对人是刘凤鸣，就相关的业务情况需要同刘凤鸣核实。刘凤鸣并非万开综合厂的员工，不从万开综合厂领取工资……脱硫石膏货物的销售过程是：祥顺达公司向刘凤鸣报需求，之后刘凤鸣安排装车，因原告万开综合厂没有磅房，故货物会运到祥顺达公司过磅，祥顺达公司出具的磅单和小票会通过司机转送给原告万开综合厂。至于购买货物的货款出自于哪方主体，王某不知情，王某未在现场见证过祥顺达公司与万开综合厂签订业务合同和付款的事实”。上述事实，有《入库单》11份、《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与刘凤鸣合作项目资产评估报告》1份、《万开综合厂内部算账明细》1份、《万开综合厂会议纪要》2份、《催款函》及《签收回执》《脱硫石膏项目协议》1份、《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1份、《易货贸易协议书》1份、《对账确认函》1份、《民事调解书》[（2020）内0202民初488号]1份、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身份证明和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万开综合厂与被告祥顺达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原告万开综合厂一方以《入库单》等书证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还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才能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交易方式”是指某一类买卖合同缔结与履行所通行的共同方式。原告万开综合厂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过对账确认的事实和相关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而《入库单》等交货凭证不能独立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只可以证明相对人收到货物的事实，且仅有此类书证，不能排除送货人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或者事实接收货物的可能。原告万开综合厂提交的其他书证未有被告祥顺达公司的签章确认，仅为原告万开综合厂内部单据或与其他主体之间签订的协议，不具有对外法律效力，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原告万开综合厂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就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买受人签收各批次买卖合同标的物、其所称有3年时间跨度中运送各批次货物的运单及与购货方的各批次货物的交接手续等能够与《入库单》等交货凭证在时间、标的物名称及数量等方面能够相互印证的事实，故本院无法核实原告诉称的买卖合同标的物的具体交付情况，也无法认定原告万开综合厂与被告祥顺达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成立及履行的法律事实，原告万开综合厂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次，现有的直接证据也不能证明刘凤鸣是以万开综合厂工作人员的身份或以万开综合厂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并与祥顺达公司进行买卖合同的磋商与签约，在案涉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的各类文件材料的署名上，刘凤鸣均以个人名义作为合同相对方签字捺印予以确认，在祥顺达公司提交的《对账确认函》《易货贸易协议书》和（2020）内0202民初488号的《民事调解书》等证据能够证明刘凤鸣也均以个人名义向祥顺达公司供应案涉合同的标的物，并领受了相应的对价财物。万开综合厂不仅未能举证证明其所称刘凤鸣代理行为存在的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也不能证明刘凤鸣具备能够让合同相对人相信刘凤鸣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故刘凤鸣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最后，就原告万开综合厂诉称的事实，因其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刘凤鸣具备万开综合厂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并对外以万开综合厂的名义签订相应合同的事实，且万开综合厂与祥顺达公司未曾发生过相应的结算行为和款项给付行为，故案涉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无法认定是万开综合厂与祥顺达公司。综上所述，原告万开综合厂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包钢万开综合厂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18.8元，由原告包钢万开综合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治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乌日娜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