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1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明，男，1968年8月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旭涛，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贾丽超，女，1987年9月15日出生。上诉人李国明因与被上诉人贾丽超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87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适用独任制，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国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旭涛，被上诉人贾丽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国明的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贾丽超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李国明委托贾丽超购买车辆，并将购车款分次转账给贾丽超，一审中也申请证人杨某等人出庭作证，贾丽超否认转账款项性质为购车款，但没有提出证据予以反驳，且贾丽超是在收到上述转帐款后购买的车辆，可以认定贾丽超是使用李国明的资金支付的车辆款；其次，购买车辆时，贾丽超的银行账户余额不足万元，说明贾丽超并不具备自己购买车辆的资金能力，贾丽超在没有自有资金的情况下购买价值30多万元的车辆，明显不符合常理；最后，自2008年其涉案车牌就属于李国明，李国明想以旧换新才委托贾丽超购买新车，一审法院认定贾丽超借用李国明的购车指标，且未约定费用，该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贾丽超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李国明的诉讼请求。关于购车款来源，贾丽超称9月13日其银行账户已经有38万余元，足以支付购车款，民生银行账户虽然只有1万多元，但其他款项都在理财账户中，不能说明贾丽超没有购车能力。李国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贾丽超返还李国明车牌号为×××的奔驰汽车一辆；2、判令贾丽超返还李国明购车款5.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国明与贾丽超系朋友关系。牌号为×××的奔驰牌汽车于2018年9月19日登记至李国明名下。该车辆系2018年9月13日从北京百得利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购车款327979元系2018年9月14日从贾丽超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3343的账户支付。该车辆购买后由贾丽超实际使用至今，车辆的登记证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发票、车辆销售确认单、车辆延伸服务协议、保险单等材料均由贾丽超掌握。对于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李国明称贾丽超系受其委托于2018年9月13日购买上述×××的奔驰牌汽车，双方约定车辆购买后由贾丽超暂时使用一年，作为贾丽超购买车辆的酬谢，李国明共计转给贾丽超42万元，后贾丽超以36.5万元购买了该车辆。贾丽超称其借用李国明的购车指标购买诉争车辆，购车款全部系其自己出资，其不认可李国明向其转账42万元，李国明也未给过其购车款。针对各自陈述，双方分别提交了证据。李国明提交如下证据：1、证人冯某于2019年10月5日书写的“说明”一份，内容为其受李国明委托向贾丽超通过银行转账9万元和微信转账3万元，均为购车款。2、冯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冯某与贾丽超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以佐证上述“说明”的内容。该银行明细显示冯某于2018年9月3日向贾丽超尾号3343的账户转账5万元，于2018年9月14日向贾丽超尾号3343的账户转账4万元，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其在2018年9月22日分三笔向“沐芝”转账共计3万元。3、杨某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其受李国明委托向贾丽超支付购车款30万元，情况属实。该“证明”未署日期。4、案外人黄某于2018年8月16日向贾丽超尾号3343的账户分别转账20万元和10万元的汇款明细。该两份汇款明细的汇款人附言均显示为“文化开发启动资金”。5、李国明申请冯某出庭作证，作证内容：李国明从2017年开始雇佣我当司机，李国明提交给法院的“说明”是我本人书写的，2018年8月至2018年9月，李国明跟我说想买车，我和贾丽超一起去了两家4S店看车，我给贾丽超转账的12万元是李国明给我的，李国明的钱都在我这里，买车之后所有手续都给贾丽超了，包括李国明的身份证，李国明曾承诺买车后给贾丽超用一年。6、李国明申请杨某出庭作证，作证内容：我和李国明是朋友关系，我们合作搞文化项目，李国明提交给法院的“证明”是我2017年年底写的，其中提到的受李国明委托向贾丽超支付购车款30万元，是因为我欠李国明的钱，就把自己在广州的车位卖了，委托车位的买受人黄某将钱转到贾丽超的账户，是李国明让我转到贾丽超账户上的，汇款时间是在2018年8月份，买车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我和贾丽超也认识，贾丽超曾帮我找专家看过病，帮我开过药，每次开药我都把钱给贾丽超了，还给过她其他费用。对于上述证据，贾丽超对证据2冯某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及双方的微信交易记录真实性认可，认可收到冯某转账的12万元，但认为这些钱不是李国明转给贾丽超的购车款，而是杨某委托冯某转给自己的酬劳，因为杨某欲聘请贾丽超做其私人医生，并委托贾丽超给他在北京各大医院挂号，并且2018年9月22日车辆已经买完了，所以李国明的陈述不成立。对于证据4，贾丽超认可收到黄某转账的30万元，但认为这是杨某从其手中购买吴某、张某字画的钱，通过黄某向贾丽超支付的购买款，黄某的汇款明细附言写的也是文化开发启动资金。对于证据1和5，贾丽超认为冯某是李国明的司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于证据3和证据6，贾丽超认为证人称出具“证明”的时间是2017年底，而其给贾丽超打款是2018年8月，买车是2018年9月，证人陈述其与李国明之间的借款也未提交证据，杨某与李国明合伙做生意，他们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所以其证言不具备可信度。贾丽超提交由其签字的车辆财务信息表、车辆销售确认单、车辆延伸服务协议、2018年和2019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和商业保险保险单、车辆服务费和车辆设备的发票，以及贾丽超名下兴业银行和尾号3343的建设银行账户明细，用以证明诉争车辆购买的各项事宜都是其自己去办理的，购车款及购置税、保险费等都是其自己支付的，其自己有购车的经济能力，只是没有购车指标。李国明认为车辆销售确认单、车辆延伸服务协议中显示的买方都是李国明，贾丽超仅仅是联系人，或是作为李国明的代表签字，购买车辆的发票和其他费用的发票也都是开给李国明的，这些单据所载明的信息都显示李国明是车辆的所有人，贾丽超仅是联系人，贾丽超提交的兴业银行交易明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贾丽超具备购车能力，诉争车辆是李国明委托他人向贾丽超尾号3343的账户转账42万元，贾丽超也在2018年9月14日使用该账户内的42万元向4S店支付的购车款，也说明购车款的来源和支出是可以一一对应的，这些款项不属于贾丽超所有;从贾丽超名尾号3343的建设银行账户明细中可以看出，在贾丽超收到李国明通过黄某转入的30万元之前贾丽超该账户内仅有4万余元,购车当日先从冯某处收到汇款4万元，后贾丽超用收到李国明汇款后的钱款支付涉案车辆的购车款，说明涉案车辆购车的款项全部由李国明所出，涉案车辆所有权应归李国明所有，贾丽超应当返还购车后剩余的款项。经询，贾丽超称其与李国明之间没有关于其借用李国明购车指标购买诉争车辆的书面协议，买车前只是通过杨某跟李国明说借用李国明指标，当时约定借用2年，双方没有约定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机动车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诉争车辆的实际购买人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国明主张贾丽超系受其委托于2018年9月14日购买诉争车辆，双方约定车辆购买后由贾丽超暂用一年，作为贾丽超购买车辆的酬谢，并主张其共计转给贾丽超42万元，后贾丽超以其中的36.5万元购买了诉争车辆。贾丽超称其仅是借用李国明的购车指标购买诉争车辆，购车款全部系其自己出资。李国明为此提交了冯某和黄某向贾丽超转账的记录，并申请冯某和杨某出庭作证；贾丽超提供了由其签字的车辆财务信息表、车辆销售确认单、车辆延伸服务协议、2018年和2019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和商业保险保险单、车辆服务费和车辆设备的发票、支付购车款的刷卡凭条等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李国明主张其委托贾丽超购买诉争车辆，应当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以及购车款由其实际支付这两个事实。根据李国明提交的现有证据，并结合贾丽超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仅能认定冯某在诉争车辆购买前后转给贾丽超12万元，但冯某的证言及有关转账记录并不足以证明冯某所转的款项系购车款，故一审法院对冯某有关证言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关于黄某转给贾丽超的30万元，李国明虽申请杨某出庭作证以证明系杨某受李国明委托转给贾丽超的购车款，但该款项并非杨某本人转账，杨某对其有关作证内容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对其有关证言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李国明的现有举证不能证明其关于双方之间就诉争车辆的购买存在委托关系以及购车款由其实际支付这两项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有关事实不予认定。贾丽超主张其借用李国明的购车指标购买诉争车辆，双方约定指标借用期限2年，未约定借用费用。贾丽超对该主张虽未提交直接的证据证明，但结合购车款项系从贾丽超账户直接支付给出卖人，诉争车辆购买后由贾丽超实际使用至今，车辆的登记证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发票、车辆销售确认单、车辆延伸服务协议等材料均由贾丽超掌握，车辆的保险单显示的被保险人均为贾丽超等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贾丽超主张的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因此对贾丽超的有关主张予以采信。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李国明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有关事实，其仅依据诉争车辆登记在其名下这一事实主张贾丽超向其返还车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国明要求贾丽超返还款项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判决：驳回李国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李国明提交黄某书写的汇款说明一份，证明黄某受杨某委托于2020年3月12日向贾丽超汇款30万元，用于文化开发启动资金。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贾丽超认可李国明提交的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黄某书写的汇款说明与汇款凭证记载的内容一致，且贾丽超认可上述证据，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贾丽超二审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国明与贾丽超之间是否存在委托购车的法律关系。李国明主张其委托贾丽超购买涉案车辆，购车款是李国明支付，但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对李国明的该项主张难以采信，理由如下：首先，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李国明亦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贾丽超亦对委托关系予以否认，并抗辩只是借用李国明购车指标，贾丽超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了车辆销售确认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和商业保险保险单、车辆服务费和车辆设备的发票、支付购车款的刷卡凭条等证据，结合车辆现由贾丽超实际使用的事实，贾丽超的上述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其次，李国明称是委托贾丽超购买车辆，但就具体购买车辆的型号及价格却并不清楚，车辆购买后亦未及时取回车辆相关手续，李国明的上述行为不符合正常的委托购车习惯。最后，关于李国明是否实际支付购车款的问题。从转账金额以及款项性质看，李国明转给贾丽超的款项金额与购车款并不一致，其中黄某转给贾丽超的30万元汇款人附言显示为“文化开发启动资金”，与李国明主张并不一致，杨某虽出庭陈述上述款项是购车款，但该证人证言与汇款附言记载内容不同，汇款附言具有客观性，因言词证据的证明力低于书面证据，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杨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关于李国明上诉主张贾丽超不具备购车的资金能力的意见，因贾丽超是否具备购车的资金能力，不影响本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综上，李国明现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对于购买车辆存在委托的意思表示，亦未证明转给贾丽超的款项性质属于购车款，一审法院对李国明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国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国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沈 放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向 玗法官助理  张思齐法官助理  黄晓宇书 记 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