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终5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奉前爱，女，1974年4月20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春燕，女，199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石家乡东边村83号，现住湖南省**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1，男，2016年4月19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2，男，2018年10月02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瑶族自治县。 以上二上诉人法定代理人：杨春燕，女，199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石家乡东边村83号，现住湖南省**瑶族自治县，系黄某1、黄某2之母。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广西君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新友，广西君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住所地：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凤凰路117号。 负责人：蒋彪，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钧，广西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绍福，男，1973年8月25日出生，瑶族，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现被羁押于富川瑶族自治县看守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雪花，女，1972年10月4日出生，瑶族，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新华乡新华街二区186号，现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天红，广西众望（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家旭，广西众望（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以下简称：富川财保公司）与被上诉人何绍福、唐雪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123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关于死亡赔偿金的判决内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赔偿即按广东省中山市标准的841320元赔偿请求；改判被上诉人唐雪花对何绍福的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最终判决时可扣除的先行支付款应纠正为42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同一事故另一诉讼案件的受害人黄费胜在事故发生前的经常居住地为广东中山古镇，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广东中山市的标准赔偿，即42066元*20年=841320元，依据为同一事故中的死亡赔偿金一致。具体理由与同一事故另一诉讼案件（2019）桂1123民初1006号案的上诉人理由一致。二、被上诉人唐雪花对何绍福的责任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唐雪花是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与何绍福是夫妻关系，将车辆交由酒后的何绍福使用，因此应承担连带责任。三、何绍福负事故全部责任，其支付的黄某3医疗费也不在上诉人诉讼标的范围，故不应从其应付赔偿款中扣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富川财保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在交强险110000元范围内承担被上诉人奉前爱等人损失，在商业险限额内不承担责任。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奉前爱等人诉求上诉人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被上诉人奉前爱等人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无法律依据。根据上诉人与唐雪花在商业险合同中约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何绍福遗弃被保险车辆逃逸属保险公司在商业险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的免赔事由。在庭审中，唐雪花代理人亦代唐雪花表述只要确认是何绍福代签的，唐雪花均予以认可。上诉人认为保险合同至始至终均由何绍福代为购买，作为夫妻之间的特殊关系，保险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何绍福的投保行为是表见代理，保险合同条款均对何绍福、唐雪花有约束力。二、商业险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唐雪花基于平等主体间所达成的合意条款，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上诉人已经在何绍福购买交强险及商业险时履行了告知义务，明确保险合同条款的免责事由及事项。对于交通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何绍福遗弃保险车辆逃逸，经交警部门最终核实确认被上诉人何绍福在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的事实，依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已就免赔或不予赔偿的情形的合同免责条款以加粗字体的形式进行标识，并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进行详细解释说明，投保人也明确对包括驾车逃逸在内的不予赔偿的免责条款在内的全部合同条款已充分理解，并签字确认，商业险合同关于驾车逃逸不予赔偿的条款合法有效，上诉人无需在商业险限额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奉前爱等人的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被上诉人奉前爱等人所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应当由何绍福及唐雪花个人承担。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奉前爱等人并未提供医疗费用及财产损失等证据材料，而一审法院直接按照交强险122000元进行均分，实属错误。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死亡赔偿金项下110000元内承担责任。 针对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的上诉，富川财保公司答辩称：上诉人奉前爱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受害人应当适用广东城镇居民赔偿标准，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无误，所以请二审法院对计算方式及赔偿数额予以维持。 针对富川财保公司的上诉，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答辩称：一审认定保险公司没有尽到说明告知义务是正确的。案涉投保单上投保人的签名存在涂改，根据涂改前的签名痕迹看，是业务员莫孝科的签名，因此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说明告知义务，也可以证明保险条款并未送达，全部保险资料里唐雪花的签名都没有办法认定。因此，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 针对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的上诉，何绍福、唐雪花答辩称：答辩人唐雪花虽然是车主，但何绍福本身有驾照，对于何绍福的个人行为造成的后果应当由其自己承担，答辩人唐雪花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富川财保公司的上诉，何绍福、唐雪花答辩称：一审中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投保时唐雪花亲笔签名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投保人唐雪花填写保单的时候保险公司已经尽到说明的义务，特别条款应当做出特别说明，如没有特别说明，应当作出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 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方赔偿原告方共计1029270元，该款先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由被告何绍福、唐雪花连带承担；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10日，被告何绍福驾驶桂Ｊ×××××号小型轿车沿县道X715由富川福利镇方向往富川县城方向行驶，当日16时19分行驶至县道715线（富阳——福利）3KM+200M路段时，遇黄费胜驾驶湘Ｍ×××××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搭着黄某3由对向驶来。两车会车时，何绍福驾驶桂Ｊ×××××号小型轿车越过道路中心线与黄费胜驾驶的湘Ｍ×××××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黄费胜当场死亡，黄某3、何绍福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何绍福弃车逃逸，黄某3经送富川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19时死亡。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19年9月24日作出第45112312019000004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何绍福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黄费胜、黄某3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被告何绍福驾驶的桂Ｊ×××××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富川财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22000元）（以下简称：交强险）及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责任限额为500000元）（以下简称：商业险）。桂Ｊ×××××号小型轿车所有人为被告唐雪花。死者黄某3的直系亲属有：母亲奉前爱、妻子杨春燕、儿子黄某1、黄某2。长子黄某12016年4月19日出生，次子黄某22018年10月2日出生。黄某3生前居住于湖南省**县，系湖南省农村居民。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何绍福支付黄某3预付赔偿款人民币44000元、支付黄某3医疗费人民币2443.66元。 原审法院认为，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应按过错比例分担责任。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后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对本起交通事故的形成原因、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及责任等综合的分析与认定，客观合法，该院予以采信。在该事故中，被告何绍福承担全部责任，黄费胜、黄某3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次事故致黄某3死亡，四原告系黄某3近亲属，四原告主体适格。被告唐雪花虽为桂Ｊ×××××号小型轿车车主，但对本次事故导致的损害后果无过错，不承担事故赔偿责任。桂Ｊ×××××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富川财保公司投有交强险一份，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故其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超出赔偿限额以外的损失由被告何绍福按事故责任比例承担。关于本案争议的被告何绍福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有弃车逃逸行为，富川财保公司是否应该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的问题，因被告富川财保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唐雪花签名系其亲笔书写，亦未在举证期限内举证证明其在要求投保人唐雪花填写投保单时，已就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予以明确说明，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出具保险单时，已就该特别约定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被告何绍福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主动预付赔偿原告损失，其主观上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也没有影响交警部门查清事故的原因，更没有因此行为而扩大事故损失，加大保险公司的理赔风险，因此，被告富川财保公司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该院对原告方的各项损失审核确定如下：一、死亡赔偿金：应按死者黄某3系湖南省农村人口性质计算，故应为：14093元/年（上一年度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281860元；二、丧葬费：6129元/月×6月=36774元；三、被抚养人生活费：12721元/年（上一年度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5+17）年÷2=203536元；四、精神抚慰金：鉴于原告亲属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给原告精神及心理上造成了一定伤害，该院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五、处理交通事故、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按照3人3天计算为48166元÷365天×3人×3天＝1187.64元，处理交通事故事宜需要交通费用，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实际花费数额，该院酌情确定处理交通事故的费用为800元，合计为1987.64元。综上，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导致其亲属黄某3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合计为人民币554157.64，对原告诉请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上述损失由被告富川财保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22000元）中先行赔偿，因本次交通事故中还造成另一受害人黄费胜死亡，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22000元）赔偿额中为其预留50%为宜，故本案中被告富川财保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22000元）中先行赔偿61000元。超出交强险赔偿范围的损失493157.64元，对该部分赔偿应由被告富川财保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赔付，因本次交通事故中还造成另一受害人黄费胜死亡，应在商业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责任限额为500000元）赔偿额中为其预留50%为宜，故本案中被告富川财保公司在商业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责任限额为500000元）中赔偿原告250000元，余下243157.64元由被告何绍福赔付，扣除其已支付的46443.66元，尚应赔偿196713.98元。综上所述，原告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部分无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其亲属黄某3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交通事故费用等损失人民币61000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其亲属黄某3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交通事故费用等损失人民币250000元；三、被告何绍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其亲属黄某3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交通事故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人民币196713.98元（该款已扣除先行支付的46443.66元）；四、驳回原告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有新证据。 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被上诉人何绍福支付受害人黄某3家属预付赔偿款为42000元。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123刑初198号刑事判决书以及该案件卷宗中公安机关对何绍福的四份讯问笔录、司法鉴定意见书。 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由法院认定。 上诉人富川财保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被上诉人何绍福、唐雪花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何绍福酒精测值没有达到20毫克，不应当认定为酒后驾驶。 本院认为，根据（2019）桂1123刑初19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可以认定被上诉人何绍福系酒后驾车发生事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除认定被上诉人何绍福支付受害人黄某3预付赔偿款44000元有误，应为42000元之外，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何绍福系酒后驾车发生事故。 本院认为，关于受害人黄某3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问题。受害人黄某3生前居住于湖南省**县，系湖南省农村居民。而本案另一受害人死亡赔偿金也是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因此，对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提出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应按广东省中山市居民标准计算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唐雪花存在明知何绍福饮酒还让其酒后驾车上路的事实，对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要求唐雪花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受害人黄某3的医疗费，被上诉人何绍福已支付且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在本案中并未提出主张，一审判决将该费用在赔偿总数中扣除无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上诉人富川财保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的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肇事逃逸作为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情形，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履行的是提示义务。其次，上诉人富川财保公司在商业险合同免责条款中，已用黑体字对“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作为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被上诉人唐雪花亦认可收到了投保单，其理应知晓上述提示内容。再次，被上诉人何绍福认可“投保人声明”上面“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内容及签名系其所书写，基于被上诉人唐雪花与被上诉人何绍福之间系夫妻关系，可认定上述家事代理行为成立。从被上诉人何绍福书写的内容看，富川财保公司也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富川财保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可对被上诉人何绍福发生交通事故及之后逃逸所造成的损失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同时，被上诉人何绍福系酒后驾驶，其行为显然会扩大事故发生的风险。因此，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富川财保公司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被上诉人何绍福逃逸行为没有加大保险公司的理赔风险为由，判决上诉人富川财保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一审判决认定的各项赔偿金额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因本次交通事故中还造成另一受害人黄费胜死亡，对于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的损失554157.64元，上诉人富川财保公司应当先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项目限额内赔偿55000元（另案预留55000元），剩余499157.64元，由被上诉人何绍福承担。扣除被上诉人何绍福已支付的42000元，被上诉人何绍福还需赔偿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457157.64元。 综上分析，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富川财保公司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123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项目限额内赔偿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其亲属黄某3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交通事故费用等损失人民币55000元； 三、被上诉人何绍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其亲属黄某3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交通事故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人民币457157.64元； 四、驳回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6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31元（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已预交2897元，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已预交2334元），合计7856元，由上诉人奉前爱、杨春燕、黄某1、黄某2负担2897元，被上诉人何绍福负担495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雳峰 审 判 员 陈小坤 审 判 员 周成才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常国慧 书 记 员 曾俊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