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34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临安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孙春桂，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明，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舜玥，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临安市经济开发区（石泉村）。 法定代表人：沈国品，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国品，男，196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帅，北京庞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杏美，女，1965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 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书安，浙江高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孙春桂，男，195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上诉人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韵轶公司）、沈国品、刘杏美、原审原告孙春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8）浙0282民初6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希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希博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以鉴定意见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依据，存在重大逻辑错误。韵轶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同意确认书完全推翻了之前双方签订的文件，因此该同意确认书的来源及真实性系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但事实上，该份同意确认书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亦缺乏逻辑性。（一）希博公司从未出具亦从未授权他人出具、也完全不知晓该份文件的存在，沈国品称该文件系其被起诉之后才从韵轶公司的离职员工付青余（音译，下同）处获得，那么导致该文件产生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沈国品制造了假章；二是真章被第三人盗盖，或者第三人被胁迫后出于非真实意思表示加盖。虽鉴定意见排除了上述第一种原因，但并未排除第二种原因。（二）涉案同意确认书与希博公司在一审提交的有关短信内容的公证书中的表述是完全相反的，韵轶公司、沈国品对于出现的矛盾无法进行合理解释，且前后陈述矛盾，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审查，以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二、涉案鉴定意见存在鉴定程序及鉴定意见错误，本案属于疑难复杂案件，仅有两名鉴定人参与鉴定，不符合文书鉴定通用规范的规定，应重新鉴定。 韵轶公司、沈国品及刘杏美共同辩称：一、本案是民事纠纷案件，适用的证据标准是优势证据原则，即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不存在希博公司强调的接近于刑事案件排除合理怀疑的较高的标准。针对涉案同意确认书的真假问题，希博公司提出该文件产生的两种原因，随后又排除了上述两种原因，其没有办法提出有效的论证来推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二、关于鉴定程序问题。韵轶公司、沈国品及刘杏美认为案涉鉴定程序合法，没有违反文书鉴定通用规范中的相关内容，希博公司罗列引述的相关条文断章取义，并没有明确规定来印证对方单方认为的属于疑难案件的程序；三、孙春桂是希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对外作出意思表示也是其作为法定代表人职责范围内的行为，孙春桂没有提起上诉，说明其对一审法院判决并无异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春桂未作陈述。 希博公司、孙春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韵轶公司、沈国品立即支付希博公司2900000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1375700元（暂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1日起继续以29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刘杏美对韵轶公司、沈国品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诉讼费由韵轶公司、沈国品、刘杏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31日，希博公司、孙春桂作为甲方，韵轶公司、沈国品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乙方同意以人民币1500万元受让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的整体100%股权（该股权转让价格系甲方的净得价）。协议价格仅指目前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临安经济技术开发区10234平方米土地及2797.56平方（米）房产及该地块上包括315ＫＶＡ变压器、办公用品、围墙及所有附属设施的价格，不包括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现有的内外债权、债务、在途产品、库存物资及所有动产。”该协议另就股权转让手续、款项支付时间等作了约定。2014年11月4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刘杏美作为保证人签字，主要内容为：“根据2013年7月31日甲方（出让方）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孙春桂与乙方（受让方）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沈国品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现甲、乙双方确定就合同条款中未能实际履行的情况进行修正及补充，以便双方遵照执行：乙方同意以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该价格系甲方的净得价）支付价获得位于临安经济技术开发区10234平方米土地及2797.56平方米房产及该地块上包括315ＫＶＡ变压器、办公用品、围墙及所有附属设施，不包括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现有的内外债务、债权、在途产品、库存物资及所有动产。乙方已经于2013年7月31日支付甲方定金200万元（由沈国品银行卡汇入孙春桂银行卡）。在通过股权转让及直接交易的方式无法实现过户的情况下，甲、乙双方确定通过第三方起诉并申请执行第一条土地、房产，由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报名参加拍卖的方式将第一条土地、房产过户到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保证人对乙方支付甲方转让款800万元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协议另就款项支付时间、费用负担等作出约定。2016年9月20日，双方又签订确认书一份，主要内容为：“根据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孙春桂与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沈国品于2014年11月4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双方确认原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的房屋、土地及相应附属用房及附属设施已变更至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现双方就部分条款的履行进行变更。2016年8月29日前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沈国品已支付款项为800万元，剩余应付款项为700万元。鉴于目前的市场行情及经济形势，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孙春桂同意减免110万元。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沈国品尚应支付590万元。款项于11月1日前支付。”2015年12月14日，韵轶公司与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一份，确认韵轶公司于2015年12月4日通过淘宝网司法网络拍卖平台以最高价竞得位于临安市的工业厂房，成交价为4551900元。2016年11月30日，希博公司向韵轶公司、沈国品出具同意确认书一份，主要内容为：“根据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与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014年11月4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及2016年9月20日签订了确认书。根据以上股权转让合同及协议等，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还应支付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款项590万元。经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多次要求，原签订的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与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虽经协商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及确认书，但是（1）没有达到股权转让合同目的，（2）因经过拍卖程序，所以经过评估机构评估市值800万元左右，远达不到价值1500万元，故要求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再次减免290万元。鉴于以上原因及实际情况，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同意再次为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减免290万元；要求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在2017年3月31日前支付完毕，否则按确定日期应支付金额的3%每月承担利率，款项付清后双方无涉。”一审审理过程中，希博公司申请对2016年11月30日的同意确认书的印章、印文进行司法鉴定，其庭审中陈述若经鉴定同意确认书真实，希博公司即认可。鉴定机构就涉案同意确认书出具鉴定意见如下：1.送检的同意确认书上的“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1-9［股权转让合同、租赁协议、补充协议书、确认书2份、民事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表、授权委托书］上的“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该同意确认书上的打印文字、书写文字形成时间在先，所盖“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印文形成时间在后；3.无法判断该同意确认书上所盖“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印文与打印文字、书写文字的形成时间是否同时形成；4.同意确认书中的主文打印文字与落款处的“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打印文字是同一台机具一次打印形成。 一审另认定，韵轶公司、沈国品在2016年9月20日前已经向希博公司支付800万元，2017年3月15日再支付300万元，合计共支付1100万元。2018年12月5日，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书面回复希博公司称：“（2014）甬北执民字第670号案件，申请人为宁波日日升工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日升公司）、你司为被执行人，日日升公司对你司的债权经过（2014）甬北商初字第38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基础法律关系存在，并无虚假情形。你司位于临安市地产经司法拍卖后，所得款项使得日日升公司足额受偿，故（2014）甬北执民字第670号案件已然执行完毕。你司反映的虚假租赁协议事宜，经查，从2010年至2018年10月底，你司在全省范围内均无其他被诉案件，即便你司的财产被低价处分，并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你司与韵轶公司的行为侵害的是国家税收利益，我局考虑向相关税务机关发送司法建议，由实际受损机关处理。综上，（2014）甬北执民字第670号民事裁定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仍属于生效法律文书。你司与韵轶公司关于讼争房地产的价格约定及相关处分，是对自身权利的正常处分和真实约定，属于其他民事纠纷，应当自行理直。”此外，希博公司提供的公证信息显示孙春桂、案外人包亚芬与沈国品之间就涉案款项的催讨在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间有多次信息往来。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涉案2014年11月4日补充协议书系在无法履行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基础上签订，该份协议主要内容系韵轶公司以1500万元价格取得涉案房地产及附属设施等产权，该协议约定在无法直接过户情况下，最终通过执行程序实现房地产的过户，而客观上韵轶公司也是通过参与执行程序中公开拍卖、变卖方式取得涉案房地产的产权，且执行法院的执行局已经书面回复希博公司，其出具的执行裁定合法、有效，据此，双方在补充协议书中约定以特定价格转让涉案房地产及附属设施的产权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其次，至于2016年11月30日同意确认书的问题，经鉴定机构鉴定该份同意确认书中的印章与起诉状、授权委托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股权转让合同等文书中希博公司加盖的印章是同一枚印章，且打印文字、书写文字在先、盖章在后，以上鉴定意见足以认定该份同意确认书的真实性，希博公司在庭审中亦认可若经过鉴定确认该同意确认书的真实性，则希博公司也予以认可。第三，希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经过对鉴定意见的质证后提出对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其怀疑印章形成时间在2014年5月前，一审法院审查认为，该份同意确认书的内容已经记载了已付款800万元、前次减免110万元以及再次减免的理由，同时记载减免290万元后的余款在2017年3月31日前支付完毕，客观上韵轶公司、沈国品已在2017年3月15日支付了300万元，基于以上事实，该同意确认书的内容形成应介于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3月15日之间，同时根据已有的鉴定意见，系先有打印文字的形成，再有公章印文的加盖，因此可以排除公章形成于2014年5月之前的情形，故对希博公司提出的再次鉴定印章形成时间的请求不予准许。综上，涉案补充协议书约定转让价款为1500万元，韵轶公司、沈国品已经实际支付1100万元，而希博公司两次确认分别减免韵轶公司、沈国品110万元、290万元，故韵轶公司、沈国品已经不再欠付希博公司款项。综上，希博公司诉请韵轶公司、沈国品支付290万元款项的请求，一审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希博公司、孙春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00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29340元，均由希博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韵轶公司、沈国品、刘杏美、孙春桂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希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包志勤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并申请包志勤作证。根据证人包志勤陈述，韵轶公司、沈国品在股权转让款未付清之前提出要先行办理水、电过户手续，并要求希博公司将公章交予韵轶公司，由韵轶公司自行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当时包志勤系希博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希博公司公章的临时保管者，其在征得孙春桂的同意之下将公章交给了韵轶公司的付青余，但韵轶公司办理好水、电过户手续之后未及时将公章归还，包志勤多次催讨无果，向孙春桂的妻子包亚芬汇报了情况，后来包亚芬会同案外人楼家胜一起从付青余处将希博公司的公章取回。上述证人证言及情况说明经质证，韵轶公司、沈国品及刘杏美发表意见如下：1.请求核实包志勤的身份，如果包志勤是希博公司的员工，则其与希博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以采信；2.包志勤的陈述与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不一致，假设希博公司的公章曾经失控一段时间，为何希博公司在一审第三次庭审时才提及此事，就算因为水电过户手续需要公章，希博公司亦不可能把公章交予韵轶公司掌控，而不办理任何的书面交接手续；3.包志勤的证言不能作为二审的新证据，既然希博公司在一审时申请鉴定公章的真伪，这就是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后的选择，在公章的真实性被确认之后，希博公司又提出公章失控，显然前后矛盾。按包志勤的说法，希博公司的公章管理手续并不完备，但希博公司关于其公章被韵轶公司偷盖的说法，完全属于主观上的推测而非合理的怀疑。应韵轶公司请求，本院要求希博公司提供有关包志勤身份情况的补充材料。希博公司于二审询问后向本院提交了银行流水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一组（原件），根据该些材料显示，2011年10月至2013年7月期间希博公司按月向包志勤发放工资，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期间，包亚芬按月向包志勤银行账户中汇入款项，故结合包志勤的陈述，本院对包志勤曾是希博公司员工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查认为，包志勤曾系希博公司的员工，亦是当时希博公司与韵轶公司发生股权转让交易的亲历者，结合希博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有关孙春桂、包亚芬与沈国品手机短信的两份公证书，以及涉案同意确认书中希博公司的印章已被鉴定机构确认为真实的事实，本院经综合论证后，对希博公司有关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曾发生“人章分离”情形的陈述，予以采信。另，希博公司虽向本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根据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 据上，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且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以下事实：根据（2018）浙甬永证民字第3196号公证书显示，自2017年1月23日起，希博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春桂的妻子包亚芬多次向韵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国品发送手机短信向沈国品催讨欠款，其中2017年4月24日，包亚芬向沈国品发送信息“沈总：您好！4月底请您确保还款100万元，力争200万元，以解我燃眉之急，我等待您的回复。谢谢！包亚芬”，沈国品随后回复“估计没办法”；2017年9月14日包亚芬发送信息“沈总：首先祝你身体健康，其次请你把欠款给我们先安排一些过来，前天我是被要债的逼得走投无路，这几天给你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想方设法再筹钱……”，沈国品回复“老板娘谢谢！我在上海，过二天回来了，真不好意思今年实在紧张，贷款也贷不下来”；另根据（2018）浙甬永证民字第3195号公证书显示，2017年5月3日，孙春桂向沈国品发送信息“沈总上午好！你购买的临安土地厂房，按照协议约定至今还欠我本金290万元，现在临安的土地已涨价，请你抓紧时间付清余款，我也不希望大家搞得不愉快，沈总也是企业家，请一定要遵守诺言。谢谢！等你回音！”沈国品当天回复“我在外地出差，现真心实意没有办法，上半年税票出问题罚了很多税，贷款又贷不来，你的290万元加入我杭州公司的股份吧，你看这么样？”孙春桂回复“沈总，因最近我急着用钱，你杭州公司的股份我是不要的……我的钱已经给你用了这么长时间，上几年我们代你多付了二年土地税和转让税，而且还给你减了110万元本金，利息至今一分未收，你在宁波签协议书时都承诺很好，你应该不会忘记吧……”；2017年7月31日，孙春桂又向沈国品发送信息“沈总好！你应付的本金290万元，近期请你无论如何安排付清，我司目前实在急着用钱……”。此后，孙春桂继续间隔一段时间就给沈国品发送催讨短信，沈国品偶有回复。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希博公司是否向韵轶公司作出过免除290万元债务的意思表示。本案中，韵轶公司辩称涉案290万元债务已被免除的唯一依据系一份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30日的同意确认书，但综合考量涉案有效证据，本院难以认定希博公司已经对韵轶公司免除了涉案290万元债务的事实。理由详述如下：首先，韵轶公司陈述在涉案2016年11月30日同意确认书上加盖印章的行为人系具有希博公司代表权限的案外人顾德年，并指出付青余和顾德年共同参与了该同意确认书的形成过程，但因顾德年已经过世，韵轶公司亦未向本院提供己方代表付青余的联系方式，以致本院无法对此进行核实，故涉案同意确认书盖章行为人的身份及该行为是否具有代理权限，尚属待证事实；其次，因双方一致确认除讼争290万元之外，并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本院确认包亚芬、孙春桂在手机短信中主张的290万元债权即为涉案290万元。但面对包亚芬、孙春桂的多次催讨，沈国品的回应是以“债转股”的方式代替清偿，而对于涉案2016年11月30日同意确认书却只字未提。尽管沈国品解释因付青余为了邀功而私下藏匿了该同意确认书，但该解释实属牵强，亦无证据印证。若韵轶公司关于该份同意确认书系事后取得的辩解成立，按此说法，可推知在该同意确认书出具之时，韵轶公司并不知情，进而推知韵轶公司在当时并无要求减免290万元债务的意思表示，更勿论其因债务减免需求而与希博公司达成合意。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撤回意思表示。撤回意思表示的通知应当在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前或者与意思表示同时到达相对人”，即使涉案2016年11月30日同意确认书系希博公司单方作出的免除表示，但从包亚芬、孙春桂自2017年后的催讨短信内容可以看出，希博公司已无免除债务的意思表示。换言之，若将涉案2016年11月30日同意确认书视为希博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而根据韵轶公司、沈国品的陈述，沈国品在回复催讨短信之时尚不知晓该同意确认书的存在，亦即该“意思表示”的通知尚未到达韵轶公司，则希博公司在韵轶公司收到该“意思表示”通知之前依法享有撤回权。退言之，即使涉案同意确认书系希博公司及韵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因包亚芬、孙春桂在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不断向韵轶公司、沈国品主张权利，沈国品亦同意归还欠款，应视为双方又达成了新的合意，该合意即为由韵轶公司支付剩余290万元股权转让款；再次，从希博公司与韵轶公司此前签署的协议格式来看，不论是2013年7月31日租赁协议、股权转让合同，还是2014年11月4日补充协议书、2016年9月20日确认书，除均加盖了公司印章之外还有行为人署名，可见两家公司的一贯协议模式为“公章+签字”，此意味着两家公司在整个股权转让过程中一直秉持着双方协商原则，且对双方合意的展现方式历来慎重。而涉案2016年11月30日同意确认书并未在内容上体现出双方的协商过程，落款处仅加盖了希博公司的印章而无行为人的署名，在格式上显然亦与此前双方订立的其他协议不同。但减免290万元债务并非小事，按照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常理，若减免110万元债务尚需严谨的协议格式，则在减免数额更大的债务（290万元）之时，双方理应更为审慎。故此，希博公司否认其出具过涉案2016年11月30日同意确认书，并主张该同意确认书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具有较高合理性；最后，希博公司在一审中申请公章鉴定之后，才提出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曾发生过“人章分离”情形，并不矛盾。因希博公司始终自信其并未出具过涉案同意确认书这一事实，故而其忽视了人章不一致情形带来的后果，亦属合理。希博公司一审代理人在一审中有关“若经鉴定真实，原告方即认可”的表述，其指向内容并不明确，且包亚芬作为孙春桂的一审诉讼代理人，其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对此作出了不同的陈述。故，虽经鉴定，涉案2016年11月30日同意确认书中落款处希博公司的印章真实，然，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形成行为是双方合意行为的反映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一般可推定合意形成真实，虽然涉案同意确认书加盖的印章为真实，但在有证据否认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该同意确认书的真实性。亦即，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基于以上分析，本院认为，韵轶公司关于涉案290万元债务已被免除的辩解不能成立，其仍应按2016年9月20日确认书的约定履行向希博公司支付290万元本金以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月利率2%计算）的义务。 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起算点，因2016年9月20日确认书约定韵轶公司、沈国品应于2016年11月1日前支付590万元，而沈国品仅于2017年3月15日向孙春桂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300万元，此后再无付款行为。故根据希博公司的利息主张，本院经核算后认定，自2016年11月2日起至2017年3月15日止以59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算得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为52.31万元，自2017年3月16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以29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算得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为85.26万元，此后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应以29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8年6月1日起算至实际付清日止。 因涉案股权转让交易的主体系希博公司和韵轶公司，孙春桂、沈国品分别系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沈国品在交易过程中签署各类协议以及回复催债短信的行为，应视为其行使韵轶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的职务行为，故希博公司要求沈国品向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关于刘杏美应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我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在2014年11月4日补充协议书中，刘杏美曾作为保证人签字，对该协议涉及的800万元转让款进行担保。但在之后形成的2016年9月20日确认书中，并未出现刘杏美的签名。鉴于2016年9月20日确认书明确载明“现双方就部分条款的履行进行变更”，且该合同写明韵轶公司、沈国品已于2016年8月29日前支付了800万元，剩余700万元尚未支付。故根据上述法条规定，刘杏美不应再对剩余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本院对希博公司的该项诉请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8）浙0282民初612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上诉人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290万元、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37.57万元（暂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此后利息以29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8年6月1日起算至实际付清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100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6元，均由被上诉人杭州韵轶机械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29340元，由上诉人杭州希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梅亚琴 审判员  徐梦梦 审判员  徐京波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