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2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顺平，男，196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罗山县。委托代理人：张葛，河南以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大军，男，196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罗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敬洲，男，196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罗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利，男，197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罗山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董大磊、董家庆（实习），河南涵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顺平因与被上诉人董大军、刘敬洲、杨利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1民初2911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顺平的委托代理人张葛，被上诉人董大军、刘敬洲、杨利及其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董大磊、董家庆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顺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认定167500元的收条是对2017年1月6日收款200000元的确认，该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纯属一审判决主观臆断，随意揣测，属于运用已经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认定本案事实错误，从而导致一审判决出现严重错误。具体理由：首先，本案是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因超领劳务费而发生的不当得利纠纷，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多份书面证据证实被上诉人超领劳务费共计人民币206500元，对这些证据的来源、形成过程和证明目的均作了说明。这些证据也经过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只是口头抗辩167500元的收条是对收款20000元而出具的手续。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印证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其次，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出具167500元的收条是扣除砂石材料款32500元而形成的，被上诉人有何证据证实上诉人欠其沙石材料款人民币32500元，虽然上诉人都是与董大军及时结清，材料款根本不欠，否则双方都有交易手续，又怎能证明有扣款32500元之事实。另外，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向法庭陈述167500元的收条的形成过程，该陈述事实清楚，合情合理，但是一审判决竟然认为该陈述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理由是“2016年2月6日起至结算日2016年12月22日止，该期间三被告是否从原告处领取过工程款，诉讼中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完毕，咋还能出现领款事实。再次，民事诉讼中对运用高度盖然性来认定事实和判决案件时有严格限制的，现有规定已经被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所删除、废除。现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所修改废除。在本案中，一审判决不是运用现代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特别运用高度盖然性规则来认定事实和判决本案，纯属主观臆断，属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判决错误。2、一审判决审判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采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发现问题，就不能继续采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应改为普通程序审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三被上诉人董大军、刘敬洲、杨利答辩称：1、一审适用证据规则正确无误，认定事实清楚。对于双方争议的证据予以确认，证明事实清晰明确。双方经对账，均认可涉案工程人工费共计43300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刘敬州于2016年2月4日从上诉人处支取的60000元工程款、2014年9月至2016年2月陆续支取的130000元工程款，杨利于2016年2月5日从上诉人处支取的40000元工程款，上诉人提供有支款条原件，刘敬州、杨利无异议，一审法院对这三笔款予以确认；2、对于一方举证不能的情形，一审法院未予认可其提出的主张。董大军主张其于2015年10月13日从上诉人处支取的42000元工程款，非此次纠纷所涉款项，因仅有当事人陈述，根据证据规则，一审法院未予采纳。3、对于同一事实，双方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原告主张其2016年1月6日开具领款条、注明转给答辩人二刘敬州作为民工工资的200000元和2016年1月9日刘敬州、杨利签名收取的167500元系两笔款项，均已被三答辩人实际支取，三答辩人则举证这两笔款为同一笔，167500元系200000元到账后扣除材料费32500元所得。但双方均未能提供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一审法院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确认证明力较高的一方的证据，合理合法。故一审法院认定三答辩人实际支取230000元、42000元、167500元共计439500元，适用证据规则准确，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告陈顺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退还多领取的工程劳务费人民币206500元，并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银行利息（从原告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开始计算）；2、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查明，2014年9月份，原告陈顺平以罗山县永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中标位于罗山县铁××镇何××乡村××标段建设工程。2014年10月8日，原告陈顺平（甲方）将其中标的三标段工程转包给被告董大军、刘敬洲、杨利三人（乙方）合伙承建，双方签订了《三标段工程承包费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1、本工程包工不包料，所有材料由甲方采购并运送到施工现场，工具和一切电动机械均由乙方自理；2、施工内容及计价方式；3、付款方式及施工要求；4、工期为120天5、安全责任；6、未尽事宜在施工中协商解决；7、施工中，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止协议，如一方违约，违约方听从另一方结算方式。该协议甲方签字处有陈顺平的签名，乙方签字处有董大军、杨利、刘敬洲签字。同年10月14日，陈顺平（甲方）又与董大军、刘敬洲二人（乙方）签订了《材料供应合同》，主要内容：1、乙方所供应材料必须到甲方施工现场指定地点（运输车辆能够到达地方）；2、乙方在供应材料中不能发生供应不足而延误工程施工的情况；3、甲方必须提前通知乙方工程施工所需材料；4、付款方式，所供应材料累计金额到拾万元付款60%，如此类推，所有工程完工时余款全部付清；5、双方所协商供料价格在全部工程施工期间不得变动。该协议甲方签字处有陈顺平签字，乙方签字处有刘敬洲签字。《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竣工验收表》载明：三标段工程开工日期为2014年10月，竣工日期为2015年5月，三标段工程复验日期为2016年12月14日。2016年12月22日，原、被告双方经结算，原告应支付三被告何家冲三标段工程人工费433000元。同年12月23日，原告陈顺平给三被告出具一份结算单证明，内容为：“三标段何家冲美丽乡村建设人工费结算总款肆拾叁万叁仟元（433000元），双方均已认可，待陈顺平拿出支款单，按总款中扣除余款写出欠条（除暂留质保金贰万元，其他全部付清）办手续”。2017年1月6日，经原告陈顺平同意，罗山县永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将陈顺平在其公司享有的工程款从公司账户内直接转账200000元到被告刘敬洲个人账户。同年1月9日，刘敬洲、杨利二人共同给原告陈顺平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收到美丽乡村三标段陈顺平工程款壹拾陆万柒仟伍佰元整（167500.00元）2017年1月9日刘敬洲杨利”。庭审中，原、被告就167500元的收条的形成经过陈述各异，原告陈述，三被告在承建涉案工程期间，多次从原告处预支过工程款，三被告每次支款时均给其出具有支款条，其中部分支款条由其老婆带走了，导致2016年12月22日其与被告结算时，无法拿出全部支款条，这也是其于2017年1月6日同意通过罗山县永兴建筑安装公司再支付三被告200000元的原因，直至2017年1月9日，其拿到其他的支款条后，与三被告一起进行了汇总，汇总后被告刘敬洲、杨利共同出具了一张167500元的总支款条，汇总后刘敬洲将小支款条收回了，因此，2017年1月6日被告刘敬洲收到的200000元，与2017年1月9日的汇总的167500元是两笔账。三被告陈述，其承建三标段工程期间，除了提供人工外，还为原告的工程提供有建筑材料，原告需另行支付建筑材料款，2017年1月6日领款200000元时，因原告不同意从该200000元中扣除材料款等原因，导致当时其没有给原告出具收款条，直至2017年1月9日，原告同意从200000元中扣除32500元材料时，其才给原告补了一张167500元的收到条，因此167500元的收条并不是原告所称的支款汇总条，而是2017年1月6日收到200000元的补充收条。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所供应的建筑材料极少，其在材料送到后，及时将材料款付给了被告或供货商本人，故其不欠被告的材料款，被告刘敬洲陈述，工地上缺材料时，是其和董大军联系供货商送材料，其中有些材料款是原告自己支付的，也有一部分是其二人垫付的，对于其二人垫付的材料款，尚有部分款项原告至今未支付。另查明，三被告在承建涉案工程期间，均从原告陈顺平处预支过工程款。从原告提供的支款条显示：2015年10月13日被告董大军从原告处支款42000元，2016年2月5日被告杨利从原告处支款40000元，2016年2月4日被告刘敬洲从原告处支款60000元。另外刘敬洲于2016年2月4日支款60000元时，另外给原告出具一张130000元（2014年9月-2016年2月）的支款条。庭审中被告董大军陈述其于2015年10月13日从原告处领取的42000元属于陈顺平应当支付给其个人的款项，与合伙无关，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原审认为，原告陈顺平将其中标的何家冲三标段工程转包给三被告合伙承建，工程完后双方于2016年12月22日进行了结算，经结算，原告陈顺平应当支付三被告人工劳务费433000元，该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17年1月9日被告刘敬洲、杨利向原告出具收款条中的167500元是否属于结算前三被告部分支款的汇总。庭审中，原告提供的支款条载明：被告董大军于2015年10月13日从原告处支款42000元，被告杨利于2016年2月5日从原告处支款40000元，被告刘敬洲于2016年2月4日从原告处支款60000元，另外刘敬洲于2016年2月4日支款60000元时，另给原告出具一张130000元（2014年9月-2016年2月）的支款条。从以上支款条注明的时间及内容来看，原告陈顺平已与被告刘敬洲就2016年2月4日之前的支款情况进行了汇总，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截止2016年2月5日，三被告共计从原告处领取工程款272000元。庭审中被告董大军陈述其于2015年10月13日从原告处领取的42000元属于陈顺平应当支付给其个人的款项，与合伙无关，其辩解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2016年2月6日起至结算日即2016年12月22日止，该期间三被告是否从原告处领取过工程款，诉讼中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综上，原告陈述被告刘敬洲、杨利于2017年1月9日出具的167500元的收条，是对结算前三被告部分支款的汇总，该陈述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综合全案证据，本院认为167500元的收条是对2017年1月6日收款200000元的确认，该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扣除原告应当支付的材料款32500元后，三被告从原告处共领取了人工劳务费439500元，而双方结算的人工费为433000元，故三被告应将多领的人工费6500元退还给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被告董大军、刘敬洲、杨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陈顺平工程人工费6500元。二、驳回原告陈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99元，原告负担2130元，被告董大军、刘敬洲、杨利共同负担69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供证人杨某、陈某到庭作证，证明双方在新万盛酒店结账时争吵及打条子的情况。二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7年1月6日陈顺平出具的领到条上记载的刘敬洲书写的个人银行账号上收到的200000元，与2017年1月9日刘敬洲、杨利共同出具的收到167500元条据，这两笔款的关系问题原审认定是否正确。上诉人诉称不当得利款的总计为206500元，二审能否支持。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关于两张条据款项的关系问题。上诉人认为2017年1月9日刘敬洲、杨利共同出具的收到167500元条据是之前多次领取劳务费的汇总，并提供两个证人出庭作证。但从2017年1月6日陈顺平出具的领到条上记载着刘敬洲书写的个人银行账号的情况看，此条据主要内容是陈顺平出具的收到20万元的收条，而不是刘敬洲收到20万元的收条，刘敬洲只是备注了自己的银行账号，刘敬洲也认可银行账号上收到了此20万元，但刘敬洲称2017年1月9日刘敬洲、杨利共同出具的收到167500元条据，就是在同意扣减32500元材料款后，其才给上诉人补了一张167500元的收到条。从各方当事人就167500元的收条的形成经过陈述情况看，双方陈述各异。上诉人陈述是三被上诉人在承建涉案工程期间，多次从上诉人处预支过工程款，三被上诉人每次支款时均给其出具有支款条，其中因部分支款条让上诉人的老婆带走了，导致2016年12月22日其与被上诉人结算时，无法拿出全部支款条，这是其于2017年1月6日同意通过罗山县永兴建筑安装公司再支付三被告200000元的原因。直至2017年1月9日，其拿到其他的支款条后，与三被上诉人一起进行了汇总，汇总后被上诉人刘敬洲、杨利共同出具了一张167500元的总支款条，汇总后刘敬洲将小支款条收回了。因此，上诉人认为2017年1月6日被上诉人刘敬洲收到的200000元，与2017年1月9日的汇总的167500元是两笔账，应分别计算，从而多支出了2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而三被上诉人陈述，其承建三标段工程期间，除了提供人工外，还为上诉人的工程提供有建筑材料，上诉人还需另行支付建筑材料款。2017年1月6日领款200000元时，因上诉人不同意从该20万元中扣除材料款等原因，导致当时其没有给上诉人出具20万元的收条。直至2017年1月9日，上诉人同意从200000元中扣除32500元材料时，被上诉人才给上诉人补出具了一张167500元的收到条。被上诉人认为167500元的收条并不是上诉人所称的支款汇总条，而是2017年1月6日收到200000元的补充收条。以上双方各执一词，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从双方之间关系看，被上诉人一审也提供了部分供应材料的相关凭证，也有供料事实存在。因此，双方的陈述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存在。从证据上看，上诉人认为刘敬洲银行账户上收到的20万元是不当得利，该结论并不具有唯一性。从双方工程款总数额看，总计为43万余元，上诉人认为多付了20多万元工程款，即使存在多支付的问题，上诉人自己也是有一定过错的。但从其提供的证据看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二审也不能支持20万元为不当得利。其可待有新证据后再另行主张权利，或在与被上诉人供材料款结算时一并结算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2199元，由上诉人陈顺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杰审判员 李 虎审判员 左立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彭亚丽书记员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