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琼民终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文昌威达铝箔纸有限公司。住所地：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路71号。 法定代表人：傅某1，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某，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口银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15号（中投证券一楼）。 法定代表人：张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某2，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某，海南问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裕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琼山区凤翔北侧绿色佳园15栋B503室。 法定代表人：邢某，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诚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路凤翔山庄B座503号。 法定代表人：陈某，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海南文昌威达铝箔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公司）与被上诉人海口银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融公司）、海南裕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昌公司）和海南诚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海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3日作出（2016）琼01民初26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威达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因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追加借款合同》已由海南省海口市琼州公证处（以下简称琼州公证处）出具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故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依法作出（2018）琼民终52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二审裁定），驳回银融公司的诉讼请求。银融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且在再审阶段提交了琼州公证处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的“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再150号民事裁定书，指定本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威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傅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某，被上诉人银融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某2、曾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裕昌公司、诚海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事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因本院之前的二审裁定并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故本案依据二审程序重新审理，本院开庭时已对审理程序进行说明，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因受疫情影响，本案依法延长审限2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威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三项和第四项，驳回银融公司一审阶段的第七项和第八项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由裕昌公司等三个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之间是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而非典当合同关系。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本案中，裕昌公司并未将自有动产或者房产作为当物抵押给银融公司，取得当金，而是与银融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取得借款，这是典型的借款合同关系。 二、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威达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后，银融公司并未向裕昌公司支付3000万元借款。张某支付给赵青利的2000万元以及邢某的1000万元，无充足的证据证明是银融公司支付给裕昌公司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等条款均要求原告就借贷事实和具体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否则人民法院应不予认可。本案银融公司虽与裕昌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但银融公司并未向裕昌公司支付3000万元，裕昌公司也未收到银融公司的款项。虽然裕昌公司于2012年11月8日、2013年1月30日分别出具了两份委托书，委托银融公司将3000万元支付到赵青利的帐户，然而银融公司并未依据指示支付赵青利3000万元，而是由张某分别向赵青利支付了2000万元，向邢某支付了1000万元。银融公司并未向张某出具付款委托书，无法认定银融公司委托张某代银融公司付款。而且本案也无张某认可其代银融公司付款的证据，无法认定张某是代银融公司付款。虽然裕昌公司确认收到了银融公司3000万元借款，但事实上这3000万元并未进入到裕昌公司帐户，裕昌公司出具的《收到借款确认书》是虚假的，法庭不应当采信。如果银融公司确实委托张某支付裕昌公司3000万元借款，根据会计准则，银融公司的会计帐册中应当记载：应付张某3000万元，应收裕昌公司3000万元；裕昌公司的会计凭据中应当记载：收到银融公司3000万元。然而，银融公司、裕昌公司未向法庭提交相关的会计凭据。如果银融公司确实履行了涉案借款合同，按借款合同约定，裕昌公司每个季度需要支付银融公司费用和利息。银融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裕昌公司已经支付了2015年10月28日之前的综合费用和利息，但银融公司和裕昌公司并未提交利息支付的会计凭据。此外，银融公司并不能说明款项为什么不从公司账户支出、为什么将款项支付至赵青利个人账户，赵青利为什么收到钱后又转给了欧佩华、张淑玲的帐户，欧佩华、张淑玲与本案当事人有何种关系等问题。可见，银融公司及裕昌公司根本未尽到举证责任，不能证明银融公司已经实际支付裕昌公司3000万元借款。综上所述，银融公司、裕昌公司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张某支付给赵青利的2000万元以及邢某的1000万元就是银融公司支付裕昌公司的3000万元借款。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威达公司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三、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是2012年11月8日，签订《补充合同》的日期是2013年1月30日，根据当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合同是无效合同。1996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二十一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银融公司属于特殊行业企业主体，根据2005年的《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其不得发放信用贷款。1998年3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对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庭的回函《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借贷问题的答复》中明确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禁止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借贷属于金融业务，因此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不得相互借贷”、“企业间订立的所谓借贷合同(或借款合同)是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应认定无效”。199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还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之前的许多判决案例均认定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无效合同。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发生在2013年1月31日之前，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上述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于2015年6月23公布，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对本案无溯及力，应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认定案涉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 四、即使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案涉借款合同也是无效合同。该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法院分管民事审判工作的杜万华专委在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答记者问中进一步解释：“根据这一条规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的有效是要限定这个合同是为生产和经营需要而订立的借款合同。如果作为一个生产经营性企业不搞生产经营，变成一个专业放贷人，把钱拿去放贷，甚至从银行套取现金再去放贷，是不行的。司法解释规定这样的合同就会认定为无效。同时在解释中还规定了如果企业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从本单位职工集资，本来是为本单位的生产经营需要，但却没有投入企业经营，而去放贷，这也要认定为无效”。第一，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订立的《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目的并非生产经营，因此是无效合同。2012年11月8日和2013年1月30日，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订立了《借款合同》及《追加借款合同》，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出具两份《委托付款证明》，委托银融公司将2000万元、1000万元支付到赵青利的个人帐户。银融公司接受了裕昌公司的委托，将两笔贷款分别支付到赵青利和邢某个人帐户。可见，《委托付款证明》是《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虽然《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人保证上述借款用于合法的经营活动”，但裕昌公司却委托银融公司将贷款支付到赵青利个人的帐户。张某明知赵青利是自然人，仍然将2000万元支付给赵青利。赵青利当天就将2000万元转付到欧佩华和张淑玲的个人帐户。欧佩华，张淑玲是香港居民，这2000万元完全可能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了境外。另外1000万元，张某未支付给赵青利，而是支付到邢某帐户。邢某收到款项后于2013年2月5日转给邢益锐500万元，于2013年2月25日转给自己的女儿邢静媚420万元。邢益锐是澳门人，这500万元被邢益锐转到澳门用于赌博。可见，裕昌公司借款3000万元的真实目的并非用于生产经营，而是用于非法目的。第二，张某支付给裕昌公司的3000万元并非银融公司的自有资金，是否是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或为非法集资资金，有待进一步查证。《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本案银融公司支付给赵青利、邢某的3000万元是从张某个人帐户中支付的。威达公司已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查明张某的资金来源以及是否存在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以及非法集资等情形。如果张某的3000万元是向他人的借款或者非法集资，那么根据上述司法解释，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 五、借款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从形式上看是合法的，但实质目的是为了赵青利、邢某挪用公司资金、利用职务侵占公司财产、是为了将逃避国家外汇管理、是为了赌博，目的是非法的。（一）以借款的合法形式掩盖挪用资金的非法目的。邢某是裕昌公司的法宝代表人，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所借的3000万元，财产权利属于裕昌公司。裕昌公司就委托银融公司将2000万元支付到赵青利个人帐户，赵青利于同一天将2000万元转付到欧佩华和张淑玲的个人帐户各1000万元。邢某是裕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邢某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赵青利的帐户，挪用裕昌公司的资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赵青利、欧佩华、张淑玲、邢某挪用裕昌公司2000万元，至今未还，均涉嫌构成挪用资金罪。（二）裕昌公司以企业借款的合法形式掩盖邢某职务侵占公司财产的非法目的。1000万元追加借款，裕昌公司委托银融公司支付到赵青利帐户，银融公司将款项支付到邢某个人帐户。邢某将其中500万元转入澳门人邢益锐帐户，将其中420万元转入其女儿邢静媚帐户。上述行为是邢某非法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构成犯罪，涉案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三)以借款的合法形式掩盖偷逃外汇的非法行为。欧佩华，张淑玲是香港居民，邢益锐是澳门居民。赵青利将2000万元转给欧佩华、张淑玲。邢某将500万元转给邢益锐后，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了境外，涉嫌偷逃国家外汇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条的规定，亦应追究刑事责任。 六、邢某与张某恶意串通，签订借款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借款合同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无效合同。本案的借款合同及其抵押担保合同，明显是银融公司和裕昌公司恶意串通，利用威达法宝代表人的善良之心，骗取威达公司担保、损害威达公司的利益。首先，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邢某通过签订《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获取巨额利益。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利息及费用高达3.2%/月，年合计费用高达38.4%，违约金每日万分之三高达10.9%/年。利息、费用、违约金合计高达49.3%/年。裕昌公司之所以愿意支付如此高额费用，是因为裕昌公司根本就没有想要还这笔借款，其目的是让威达公司还款。如无威达公司提供房产抵押担保，银融公司不可能将款项借给裕昌公司。银融公司为了获取高额利息，裕昌公司为了无偿使用款项，双方进行恶意串通，骗取威达公司的财产，是典型的“套路贷”。第二，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就恶意将3000万元支付到个人帐户，损害担保人威达公司的利益。涉案借款合同签订时，裕昌公司委托银融公司将款项支付到赵青利个人账户。银融公司未告知、更未取得威达公司的同意，完全按照裕昌公司的委托，通过张某将2000万元支付到赵青利帐户，将1000万元支付到邢某个人帐户。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恶意串通将款项支付到个人帐户，不仅损害了裕昌公司的利益，而且因裕昌公司未收到款项，减少了偿债能力，明显加重了威达公司的债务负担，损害了威达公司的利益。第三，为了逃避银行监管，张某、邢某恶意串通，通过张某个人帐户将案涉借款转入赵青利、邢某个人帐户。按一般情况，企业之间借款，所借资金只能支付到企业结算帐户。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第四十条规定，单位从其银行结算账户支付给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款项，每笔超过5万元的，应向其开户银行提供完税证明等款项合法证明。如果银融公司将3000万元贷款从银融公司的帐户转入裕昌公司的帐户，赵青利、邢某就不可能挪用、侵占裕昌公司的资金，欧佩华也不可能得到2000万元并转出境外。邢某为了挪用、侵占款项，向银融公司出具《委托付款证明》，而银融公司明知企业结算帐户向个人帐户转入巨额现金是违法的，仍然按照裕昌公司的要求，逃避国家监管，将巨额资金通过张某个人帐户转入裕昌公司指定的个人帐户，这是典型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威达公司的利益的行为。第四，正是由于银融公司从张某个人的银行帐户将3000万元转入赵青利、邢某的个人帐户，为赵青利、邢某挪用、侵占裕昌公司的资金打开了方便之门，致使裕昌公司实际上没有收到这3000万元，裕昌公司无力偿还银融公司的借款。综上，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一开始就设计好了套路：由威达公司提供房地产抵押，承担清偿全部债务的担保责任，损害威达公司的利益。 七、借款合同无效，抵押担保合同也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本案中，银融公司与威达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是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借款合同》无效，从合同无效。借款合同无效完全是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违反法律法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造成的，威达公司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八、退一步讲，即使《借款合同》有效，由于银融公司改变了借款合同的付款方式，威达公司也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威达公司担保的是涉案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借款人是裕昌公司，借款资金应支付到裕昌公司帐户，然而涉案款项支付到赵青利和邢某个人帐户，裕昌公司并未收到借款资金，银融公司、裕昌公司的上述行为实质上已改变了《借款合同》的内容，改变了借款的支付方式和实际借款人。这个改变，银融公司及裕昌公司未告诉威达公司，威达公司根本不知情。更重要的是，这个改变致使裕昌公司未收到借款，减小了还债能力，加重了威达公司的负担，损害了威达公司的利益。威达公司不应当对已经改变了的借款合同承担担保责任。 九、原审判决对本案最主要的事实没有调查清楚，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以下事实。第一，张某支付给赵青利的2000万元、支付给邢某的1000万元的资金来源；第二，赵青利收到2000万元后的资金去向和用途以及赵青利的身份；第三，欧佩华，张淑玲收到赵青利1000万元的资金去向和用途以及欧佩华，张淑玲的身份；第四，邢某收到1000万元的资金去向和用途；第五、邢益锐、邢静媚的身份。以上事实对于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至关重要，应当调查清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指出人民法院“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中，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在违法犯罪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本案中张某的3000万元资金来源以及借款用途及去向，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调查取证，查明事实。威达公司已向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二审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 综上所述，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威达公司不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威达公司的上诉请求。 银融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之间属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案裕昌公司并未将自有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自有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银融公司，而是由威达公司将其所有的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向银融公司借款。可见，银融公司的企业性质虽属于典当行，但其在本案中发放借款的行为不符合《典当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典当特征，属于“名为典当，实为借贷”的民间借贷合同。同时，由于双方当事人签订《借款合同》、《追加借款合同》及《补充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综合费、违约金等对利息标准的约定超出《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年利率的24%，因而无效外，其余合同条款未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规定，《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施行前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而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有效的，应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本案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同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施行（施行时间为2015年9月1日）前签订涉案借款合，本案一审是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施行后受理（2016年8月15日法院受理一审案件），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效力应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予以认定。根据该解释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同时，即便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违反了《贷款通则》、《典当管理办法》等部门行政规章，也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故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 三、银融公司和裕昌公司的借款行为不存在违反《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和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银融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提交了经公证的《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股东会决议》、《追加借款合同》、房屋他项权证、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借条》、《收到借款确认书》、当票、续当凭证、《欠款确认书》、《补充合同》等证据原件，充分证明了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威达公司及诚海公司之间存在担保借款合意，并且担保借款关系已实际履行。威达公司作为涉案借款关系的抵押人，应当知晓在上述法律文件上盖章确认的法律后果。银融公司还提供了张某向裕昌公司支付借款的银行转款凭据，证明银融公司已经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对此，作为付款受托人的张某和借款人裕昌公司均不持异议。银融公司根据裕昌公司付款委托将3000万元借款付至委托收款人赵青利、邢某账户，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且委托付款行为在公司经营中经常发生，委托付款仅是付款方式和行为，《委托付款证明》并非《借款合同》、《追加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合同效力无任何影响。《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关于公司为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借贷的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排除《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至于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及按何种方式经营，是公司的自主经营权，由公司自行决定，公司对借款如何使用，公权力不会干涉，法律也予以保障。因此，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借款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司的经营需要，至于裕昌公司如何使用借款是裕昌公司按其实际经营状况自由决定，《借款合同》、《追加借款合同》不因裕昌公司如何使用借款而无效，只要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合同即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银融公司根据裕昌公司的指示付款，在上述3000万元借款到达赵青利、邢某账户后当日，威达公司立即与裕昌公司、诚海公司一同向银融公司出具的2份《借条》，分别载明：“今借到海口银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贰仟万元整”、“今借到海口银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壹仟万元整”。该两份《借条》作为收款凭证，其内容可直接证明：1.裕昌公司在当日已收到银融公司支付3000万元借款的事实；2.威达公司当时完全知悉裕昌公司指定赵青利、邢某收款及收到银融公司支付3000万元借款的事实，并且不持任何异议。同时，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后续签订的《追加借款合同》以及银融公司与威达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也证明威达公司对裕昌公司收到银融公司3000万元借款事实完全清楚。在2013年1月30日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的《追加借款合同》第二条中明确：“原借款金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借款人确认已于2012年11月8日收到贷款人支付的上述全部借款”，在2013年1月30日银融公司与威达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鉴于部分：“…追借字第20130130号的《追加借款合同》（以下均称主合同），为确保主合同履行，保障抵押权人债权，抵押人愿意以自有财产对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向抵押权人提供抵押担保…”,故威达公司作为抵押人在办理裕昌公司1000万元追加借款抵押担保时，已知悉裕昌公司已收到抵押担保主合同中载明的2000万元借款的事实。此外，在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所借3000万元借款到期当日，即2013年7月30日，贷款人银融公司、借款人裕昌公司、抵押人威达公司、保证人诚海公司共同签署了《当票》，此后又陆续签署多份《续当凭证》，四方均在该《当票》和《续当凭证》上签字盖章，将30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3年7月30日延期至2016年8月8日，表明威达公司反复确认银融公司已向裕昌公司支付了3000万元借款，裕昌公司已收到该借款。因此，威达公司在本案中称裕昌公司未收到银融公司3000万元借款，与事实不符。《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五种情形，是对该解释第十一条的细化和补充。威达公司称案外人欧佩华、张淑玲、邢益锐、邢静媚四人涉嫌犯罪，即为第十四条第三款：“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借贷合同无效情形。威达公司作为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的借款担保人，在担保借款时应当知道裕昌公司借款用途，否则不会提供担保。在本案原审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威达公司一直认可裕昌公司借款用途合法，从未向法院提出过裕昌公司借款用途不合法的异议。威达公司在此次庭审中提出此问题，银融公司明确，从张某账户支付至裕昌公司的3000万元借款，是银融公司的自有资金。本案发回重审后，威达公司突然称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欧佩华、张淑玲、邢益锐、邢静媚四人涉嫌逃汇、赌博，裕昌公司借款是出于非法目的，所以合同无效，无任何证据支持。案外人的身份、国籍、银行账户资金流向，与本案借贷纠纷审理无任何关联，威达公司的目的是为了逃避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将与案件审理无关的情况变成审查重点，将审判机关变成公安侦查机关，徒增法院审判成本耗费审判时间。法院的职责是审判不是侦查，如威达公司认为有案外人涉嫌犯罪，可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查处，不应在民事审判中向法官提出查明犯罪事实的要求，故请法院对威达公司的调取证据申请不予采纳。 退一步讲，假设案外人涉嫌逃汇、赌博，按《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三款：“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的规定，借贷合同无效的重要条件是：出借人银融公司对借款人裕昌公司违法使用借款，事先知情。如前所述，裕昌公司本就是正当合法借款，银融公司在签订《借款合同》、《追加借款合同》时还特别约定：“借款人保证上述借款用于合法的经营活动”，证明银融公司出借款项前就明确要求裕昌公司合法使用款项，假设存在案外人涉嫌逃汇、赌博的情况，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合同支付借款时也不知情，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综上，案涉《借款合同》、《追加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四、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的借款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威达公司所称挪用资金、职务侵占、损害威达公司利益的情况毫无依据。作为财产权利人的裕昌公司从不认为存在案外人挪用其公司资金、侵占其公司财产的行为，威达公司完全是凭空猜测，是其逃避责任的借口。威达公司先后在2份《借条》中确认裕昌公司收到了银融公司支付的3000万元借款的事实，《追加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及在借款到期之后签署的《当票》及《续当凭证》也证明其清楚裕昌公司收到银融公司借款的事实，现为了逃避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才拒绝承认裕昌公司收到借款事实。银融公司借给裕昌公司的款项从银融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支付至裕昌公司指定收款人账户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是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银融公司按裕昌公司要求向其指定收款人支付借款后，无义务也无能力去约束裕昌公司对借款的使用。同时，威达公司所称案外人赵青利、邢某构成挪用资金、职务侵占、偷逃外汇等犯罪的说法无任何证据证明。故本案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 五、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的借款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双方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应同时具备两个要件，即当事人主观上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串通的行为。主张合同因此而无效的当事人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对于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作了特别规定。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民事案件构成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即要求当事人对其提出的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主张，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否则，其主张的恶意串通的待证事实便无法认定。本案借款合同的出借主体和借款主体分别是银融公司和裕昌公司，如前所述，张某代银融公司向裕昌公司指定收款人支付借款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银融公司作为一家典当公司，在与裕昌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时，严格按《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约定了0.5%的月利息、2.7%的月综合费，合计月利费3.2%，在《追加借款合同》中约定月利息0.5%，月综合费2.0%，合计月利费2.5%，该月利费约定符合《典当管理办法》规定的月利费标准，不存在通过签订借款合同获取巨额利益的情形。更重要的是，在借款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从未按月利费3.2%约定实际收取和支付过利费，银融公司仅按月利息及综合费2.5%的标准收取了裕昌公司2个月的利息，之后的利息都是按月利息2%进行计算，故裕昌公司支付利息的标准也是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合法范围之内的，以上约定及实际收取、计算利息的事实，证明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不存在签订借款合同获取巨额利益的情形。威达公司先后与银融公司签订两份抵押合同，自愿为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借款合计30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后续行为也证明其清楚裕昌公司收到银融公司借款的事实，现又把银融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张某将借款支付裕昌公司指定收款人的合法民事行为称为“恶意将3000万元支付至个人账户”，其前后不一的言行，真实目的是逃避抵押担保责任。同时，如无威达公司自愿为裕昌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银融公司也不会与裕昌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支付巨额款项，导致银融公司无法收回借款造成严重损失，直至今日的诉累。因此，如存在恶意串通，那也应该是裕昌公司与威达公司相互串通损害银融公司的合法权益。 六、银融公司按照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约定，在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出具《委托付款证明》的情况下，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张某账户向裕昌公司指定收款人支付借款的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银融公司已依约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不存在威达公司所述“改变了《借款合同》内容”情形，威达公司理应按照抵押合同约定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综上，威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均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银融公司一审起诉请求：1.裕昌公司立即向银融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000万元；2.裕昌公司立即向银融公司偿还截止到2016年8月8日前的利息及综合费用共计700万元；3.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支付自2016年8月9日起至2016年8月15日期间的利息及综合费用175000元，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按每月2.5%计算；4.裕昌公司自2016年8月16起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按每月2.5%计算，向银融公司支付利息及综合费用，至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清偿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综合费及违约金之日止；5.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支付自2016年8月9日起至2016年8月15日期间的违约金63000元，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6.裕昌公司自2016年8月16日起，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向银融公司支付违约金，至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清偿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综合费之日止；7.威达公司对裕昌公司所欠银融公司的全部借款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借款利息、典当综合费用、违约金及诉讼费）以其提供的抵押担保财产承担抵押担保责任；8.确认银融公司就上述第1-6项诉讼请求所确定的债权对威达公司抵押给银融公司的涉案土地及房产的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9.诚海公司对以上1-6项诉讼请求中裕昌公司所欠银融公司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借款利息、典当综合费用、违约金及诉讼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10.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11月8日，裕昌公司、诚海公司、威达公司分别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借款2000万元及将该款付至赵青利名下，同意诚海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意威达公司为裕昌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同日，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11月8日至2013年5月8日；借款利息及综合费用：月利息0.5%，月综合费用2.7%，合计月利费3.2%；借款期限内及借款期限届满后5日内，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续当，届时双方另行签署《当票》或《补充合同》或《续当凭证》，借款期限及借款展期期限以《当票》或《补充合同》或《续当凭证》上双方约定的期限为准；借款人如未按约定支付利息或综合费用超过5日，或借款期限届满超过5日仍不履行债务时，即构成违约，借款人除应按约定支付利息和综合费用外，每逾期一日，则按借款本金总额的日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合同还对其他条款作了约定。同日,银融公司与诚海公司签订一份《保证合同》，约定诚海公司对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综合费用、可能发生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其他应付费用。”琼州公证处为上述《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进行公正，并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同日，银融公司与威达公司签订一份《抵押合同》，约定：威达公司以其位于文昌市××镇的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文国用（2005）第W0102951号、土地使用权面积：9787.91㎡]及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路城南开发区第一幢1号、第三幢3号、第五幢5号、第八幢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第10834、10832、10833、10831号，建筑面积合计：4815.62㎡]，为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银融公司同时出具了一份《当票》，裕昌公司、威达公司和诚海公司均在《当票》上加盖了公章。合同签订当日，银融公司通过张某的银行账户向裕昌公司指定的收款人赵青利转账2000万元，裕昌公司收款后向银融公司出具《借条》和《收到借款确认书》，确认收到借款2000万元，威达公司、诚海公司在《借条》上对其所承担的抵押担保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进行了盖章确认。2012年11月9日，威达公司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房屋他项权证》。 2013年1月30日,裕昌公司、诚海公司、威达公司分别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追加借款1000万元及将该款付至赵青利名下，同意诚海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意威达公司为裕昌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同日，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一份《追加借款合同》，约定：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追加借款1000万元，两次共计3000万元；借款利息及综合费用：月利息0.5%，月综合费用2.0%，合计月利费2.5%；借款期限为2013年1月30日至2013年7月30日,同意将双方于2012年11月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由原2012年11月8日至2013年5月8日变更为2012年11月8日至2013年7月30日；借款期限内及借款期限届满后5日内，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续当，届时双方另行签署《当票》或《补充合同》或《续当凭证》，借款期限及借款展期期限以《当票》或《补充合同》或《续当凭证》上双方约定的期限为准；借款人如未按约定支付利息或综合费用超过5日，或借款期限届满超过5日仍不履行债务时，即构成违约，借款人除应按约定支付利息和综合费用外，每逾期一日，则按借款本金总额的日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合同还对其他条款作了约定。同日,银融公司与诚海公司签订一份《保证合同》，约定诚海公司对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追加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综合费用、可能发生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其他应付费用。”琼州公证处为上述《追加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进行公证，并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同日，银融公司与威达公司签订一份《抵押合同》，约定：威达公司以其位于文昌市××镇的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文国用（2005）第W0102951号、土地使用权面积：9787.91㎡]及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路城南开发区第一幢1号、第三幢3号、第五幢5号、第八幢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第10834、10832、10833、10831号，建筑面积合计：4815.62㎡]，为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追加的100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合同签订当日，银融公司通过张某的银行账户向裕昌公司指定的收款人邢某转账1000万元，裕昌公司收款后向银融公司出具《借条》和《收到借款确认书》，确认收到借款1000万元，威达公司与诚海公司在《借条》上对其所承担的抵押担保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进行了盖章确认。银融公司同时出具了一份1000万元借款的《当票》和2000万元借款的《续当凭证》，《续当凭证》载明了续当期限和综合费用金额，裕昌公司、威达公司和诚海公司均在《当票》和《续当凭证》上加盖了公章。2013年1月31日，威达公司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房屋他项权证》。 2013年7月30日，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威达公司、诚海公司签订一份《补充合同》，约定：将裕昌公司的借款期限变更为自2012年11月8日起至2016年8月8日止；原《借款合同》《追加借款合同》约定的条款不变，《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对各方继续有效。银融公司先后出具了3000万元借款的《当票》和多份《续当凭证》，续当凭证载明了借款期限和续当综合费用金额,裕昌公司、威达公司和诚海公司均在《当票》和《续当凭证》上加盖了公章。 2015年6月26日,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出具一份《欠款确认书》，确认尚欠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截止到2015年6月26日的综合费用、利息60万元，共计3060万元。2016年8月8日，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出具一份《欠款确认书》，确认尚欠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截止到2016年8月8日的综合费用、利息700万元，共计3700万元。 威达公司于2016年9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鉴定：1.2013年7月30日银融公司、裕昌公司、威达公司、诚海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期限变更为自2012年11月8日至2016年8月8日止”的时间笔迹落成形成时间与申请方在2013年7月30日的落款签章形成时间是否相符；2.2013年7月30日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威达公司、诚海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和《续当凭证》的申请方落款签章是覆盖在字迹上，还是字迹覆盖在各方的落款签章上。一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1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不能确定送检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30日”的《补充合同》第二条中的“2016年8月8日”填写字迹的形成时间与“傅某1”署名字迹、“威达公司”印文的形成时间是否一致；2.不能确定送检的《续当凭证》第二联原件上的填写字迹、裕昌公司印文的形成时间及朱墨时序。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之间是典当关系还是借贷关系，是否有效;2.威达公司应否对裕昌公司的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银融公司对威达公司抵押的位于文昌市××镇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路城南开发区第1幢1号、3幢3号、5幢5号、第8幢的房地产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3.银融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一、关于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之间是典当关系还是借贷关系，是否有效的问题。《典当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本案中，裕昌公司并未将自有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自有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银融公司，而是由威达公司将其所有的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向银融公司借款。可见，银融公司的企业性质虽属于典当行，但其在本案中发放借款的行为不符合《典当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典当特征，属于“名为典当，实为借贷”的民间借贷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合同》《追加借款合同》及《补充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中除双方所约定的综合费用和违约金属于对借款利息标准的约定，且所约定的标准超出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年利率的24%，因而无效外，其余条款未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威达公司抗辩主张本案借款合同违反了《典当管理办法》《贷款通则》的规定，属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的规定，《典当管理办法》和《贷款通则》，属于部门行政规章，因此，仅依据该部门规章确认本案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不足，故威达公司的该抗辩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借款合同》《追加借款合同》签订后，银融公司从其法定代表人张某的账户向裕昌公司指定的收款人先后付款2000万元和1000万元，共计3000万元，裕昌公司对此也无异议，这说明银融公司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本案中，银融公司未将借款直接付给裕昌公司，而是付给了裕昌公司指定的收款人，银融公司的付款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裕昌公司收款后未依约还款，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裕昌公司应向银融公司偿还所欠借款3000万元，并按年利率的24%支付利息。但鉴于裕昌公司向银融公司出具了《欠款确认书》，确认自2012年11月8日至2016年8月8日的利息为700万元，银融公司起诉请求也为700万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银融公司请求按每月2.5%的标准向其支付利息和综合费用，并按日万分之三计算违约金，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不予支持。 二、关于威达公司是否应对裕昌公司的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银融公司对威达公司所抵押的位于文昌市××镇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路城南开发区第1幢1号、3幢3号、5幢5号、第8幢的房地产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威达公司与银融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办理了他项权利抵押登记。因此，该抵押合同属有效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威达公司应依照合同的约定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当裕昌公司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时，银融公司对威达公司所抵押的房地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威达公司抗辩主张其在签订抵押担保合同时，向银融公司及裕昌公司明示担保期限为6个月，故在行政机关所登记的期限显示为6个月，根据约定威达公司已超过担保期限，其担保责任理应解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裕昌公司收款后虽未依约还款，但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威达公司、诚海公司在2013年7月30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中约定将裕昌公司的借款期限变更为自2012年11月8日起至2016年8月8日止，原《借款合同》《追加借款合同》约定的条款不变，《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对各方继续有效。可见，威达公司一直同意对裕昌公司所欠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威达公司主张其除了签订《担保合同》外，从未签订过其他展期的书面材料，除《担保合同》外的其他书面材料均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但威达公司并未主张加盖在《补充合同》等材料上的公章系他人伪造，故威达公司的上述主张，因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 银融公司与诚海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合同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依法应予保护。当裕昌公司未能依约偿还所欠借款的情况下，诚海公司应当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此，诚海公司已无异议，因此，银融公司请求诚海公司对裕昌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三、关于银融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6个月，但双方在追加《借款合同》及《补充合同》中对借款期限进行了变更，同意将借款期限延期至2016年8月8日，威达公司和诚海公司均在《补充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因此，银融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威达公司有关银融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银融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判决：1.限裕昌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银融公司偿还所欠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自2012年11月8日起至2016年8月8日止的利息为700万元；自2016年8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300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2.诚海公司对裕昌公司所欠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威达公司对裕昌公司所欠上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银融公司对威达公司所抵押的位于文昌市××镇的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文国用（2005）第W0102951号、土地使用权面积：9787.91㎡]及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路城南开发区第一幢1号、第三幢3号、第五幢5号、第八幢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第10834、10832、10833、10831号，建筑面积合计：4815.62㎡]的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诚海公司、威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裕昌公司追偿；5.驳回银融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7990元，由裕昌公司、诚海公司、威达公司负担。 二审阶段，威达公司向本院申请调查以下事项：1.张某3000万元资金来源情况，以查明本案出借人是否存在套取银行资金或个人非法集资用于转贷的行为；2.赵青利收到张某2000万元的款项后的资金走向；3.欧佩华收到赵青利1000万元后的资金走向；4.张淑玲收到赵青利1000万元后的资金走向；5.邢益锐收到邢某500万元后的资金走向；6.邢静媚收到邢某420万元后的资金走向；7.欧佩华、张淑玲、邢益锐、邢静媚四人的身份、国籍，以及与裕昌公司的关系。2-7项申请，主要是为了查明裕昌公司所借款项是否用于生产经营。 在二审庭审中，银融公司称出借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最高法院第九次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2条要求，民间借贷案件要注意审查资金来源，以防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扰乱金融秩序。因此，本院准许对张某资金来源的调查取证申请。第2项请求系调查赵青利的资金走向，威达公司在一审阶段已申请法院调查，已经查明赵青利各向欧佩华和张淑玲转款1000万元，无需重复调查。至于第3-7项关于案外人的调查申请，张某并非直接向欧佩华、张淑玲、邢益锐、邢静媚等人转款，此四人的款项走向以及此四人与裕昌公司的关系，和本案缺乏直接关联；且法律明确规定民间借贷行为无效的情形是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以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根据借款款项实际使用情况认定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向中国工商银行海口金贸支行营业部调查张某账户（卡号为：×××）2012年11月8日支付给赵青利2000万元款项的来源。该行出具的资料显示：2012年11月8日14时54分，陈嘉新从其中国银行账户（卡号为：×××）向张某上述账户转账2000万元。2012年11月8日16时24分，张某从其账户向赵青利账户（卡号为：×××）转款2000万元。 本院向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国贸支行营业部调查张某账户（卡号为：×××）2013年1月31日支付给邢某1000万元款项的来源。该行出具的资料显示：2013年1月31日13点17分，陈嘉新从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为：×××）向张某上述账户转账1000万元。张某于同日13点24分，将款项转至邢某的账户（卡号为：×××）。 威达公司发表的证据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证明张某支付的3000万元不是银融公司的自有资金，也并非张某的自有资金。张某以非自有资金出借给赵青利，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借款行为无效。上述3000万元跟银融公司无任何关系，也并非银融公司的自有资金。因此银融公司和裕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威达公司作为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 银融公司发表的证据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陈嘉新与银融公司存在借贷关系，陈嘉新通过个人账户向张某转款3000万元系偿还债务行为。张某支付的3000万元是银融公司的自有资金。同时也证明银融公司日常经营中都是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张某的账户收付款的。 裕昌公司、诚海公司未发表证据意见。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上述证据显示，从张某账户支出的涉案款项来源于陈嘉新。 针对本院的调查取证，银融公司补充提交了五份证据：证据1工商银行转款凭证。证据2《借条》。两份证据共同证明：陈嘉新是银融公司股东海南嘉新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新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12年10月30日银融公司借给陈嘉新3200万元，该借款从张某账户支付至陈嘉新指定的收款人朱树林账户。2012年11月8日及2013年1月31日，从陈嘉新账户支付至张某账户的2000万及1000万元款项，是陈嘉新偿还银融公司的借款，故涉案借款来源于银融公司的自有资金。本案不存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二）项所述银融公司“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同时，也证明银融公司日常经营中都是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张某账户收付款的。证据3《情况说明》，证明银融公司、银融公司的股东嘉新公司和海南博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张某均明确，银融公司通过张某账户分别于2012年11月8日借给裕昌公司的2000万元及2013年1月31日借给裕昌公司的1000万元，是银融公司的自有资金，张某的转款行为是代表银融公司履行职务行为。证据4为银融公司于2020年5月18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打印的《企业信用报告》，证明银融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向任何金融机构贷款，不存在“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情形。证据5为琼州公证处作出的（2020）琼州证字第1591号《公证书》，其内容为“情况说明”，即主要说明陈嘉新于2012年10月30向银融公司借款3200万元，款项支付至朱树林账户，陈嘉新于2012年11月8日和2013年1月31日分别向张某转款2000万元和1000万元，是偿还债务的行为；本案所涉的《借条》原件，银融公司已返还陈嘉新，陈嘉新在收到《借条》后已当场撕毁。 威达公司质证意见为：证据1银行转款凭证的真实性不认可，张某转款给朱树林与本案无关联。证据2《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联，是银融公司与朱树林之间的借款，再次证明银融公司就是套路贷、职业贷。证据3《情况说明》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达到银融公司的证明目的：1.相关公司的公章和张某的签名不真实，《情况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2.所涉主体都是本案的利益相关方，分别为银融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代表银融公司的利益，他们所出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证据；3.《情况说明》不是2012年和2013年签订借款合同的时候银融公司出具的借款委托书，而是在诉讼中补的情况说明；4.张某支付涉案款项之时，无证据证明银融公司委托张某支付款项，即张某支付的3000万元与银融公司没有关联；5.《情况说明》的内容是虚假的，无证据证明张某转款3000万元是履行职务行为；6.涉案款项都应向裕昌公司转款，而非向赵青利转款。证据4《企业信用报告》只能证明2020年5月打印该报告时银融公司信用情况，不能证明2012年与2013年签订借款合同时银融公司无未还清的银行贷款。证据5《公证书》是2020年5月20日作出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能证明陈嘉新与银融公司存在借款等事实。 裕昌公司、诚海公司未发表证据意见。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证据1银行转款凭证有银行的盖章，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借条》银融公司并未出具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无法确认银行单所记载的银融公司向案外人朱树林转款3200万元的行为，系银融公司与陈嘉新发生借贷关系的事实。证据3情况说明系银融公司及其股东、法定代表人共同作出的说明，系银融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内部行为效力的确认，与其他涉案证据能相互印证，故对张某代银融公司支付涉案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有关款项是否为自有资金，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认定。证据4《企业信用报告》系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打印，文件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确定信用报告记载内容的完整性，需结合其他证据认定。证据5《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公证书已经载明：“本公证书只证明申请人（陈嘉新）的签字行为，对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不做证明”，故公证书中陈嘉新陈述的具体内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 威达公司向本院提交（2014）民一终字第10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陈嘉新及陈冰将其名下的上述92套房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作为抵押贷款，各自从两银行分别贷出5000万元和2000万元。该1.4亿元贷款本息陈嘉新及陈冰已于2013年12月向两银行清偿完毕。”威达公司拟以此证明陈嘉新支付给张某用于本案借款的3000万元来源于银行贷款，存在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用于高利转贷的事实。 为查明上述裁判所记载的事实，本院调取了（2013）琼民一初字第3号案[系（2014）民一终字第107号案的一审案号]的卷宗。该案系原告海南嘉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公司）与被告陈嘉新、韩秀环、第三人朱树林、张晗民间借贷纠纷。嘉华公司在该案中提交了证据19《客户存款对账单》，拟证明陈嘉新利用嘉华公司开立账户，并将1.4亿元融资贷款和1.235亿元购房款转移。陈嘉新在该案中认可证据的真实性。该证据显示，陈嘉新和陈冰1.4亿元的融资行为发生在2012年6月，账户中的1.4亿元融资款以及其他款项于2012年6月支付给王天久、顾雨岚、海南华盛源实业有限公司等个人及公司，至2012年6月26日，该账户款项余额为1402.20元。 结合上述两份证据，威达公司发表的证据意见为：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客户存款对账单》表明陈嘉新利用嘉华公司开设账户转走1.4亿元融资贷款以及1.3亿元购房款的事实。银行借款时间发生于本案借款合同签订之前，且借款合同签订时，陈嘉新的银行借款尚未还清，应推断为陈嘉新支付给张某的款项系套取银行贷款，故涉案借款合同无效。 银融公司发表的证据意见为：该证据的真伪无法认定，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2年6月底，嘉华公司的账户余额仅1402元，因此，不可能存在从银行借款中再借给裕昌公司的事实。而且，上述对账单是关于嘉华公司的收付款信息，与本案银融公司、裕昌公司没有关联。 裕昌公司、诚海公司未发表证据意见。 本院认证意见为，《客户存款对账单》在另案中已经质证，具有真实性。该证据说明陈嘉新、陈冰的1.4亿元融资款在2012年6月已经支付给了相关单位和个人，无法证明上述款项与陈嘉新于2012年11月8日和2013年1月31日向张某转款共计3000万元之间存在关联。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张某于2012年11月8日支付给赵青利2000万元款项以及2013年1月31日支付给邢某1000万元款项均来源于陈嘉新的个人账户。银融公司的股东为嘉新公司（持股50.1%）和海南博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49.9%）。嘉新公司的股东为陈嘉新（持股55.89%）和陈冰（持股44.11%）。 本院认为，涉案合同并非典当关系，而是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各方当事人对此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亦已做了充分的论述，本院对此不再赘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合同是否已经实际履行；二、涉案合同是否无效；三、威达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 一、有关涉案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本案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相继签订了《借款合同》和《追加借款合同》，约定的借贷双方为银融公司和裕昌公司。本案的合同履行情况为：张某于2012年11月8日和2013年1月31日分别向赵青利和邢某转款2000万元和1000万元。因款项并未直接在银融公司和威达公司之间流转，威达公司主张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而且合同主体发生了变更，威达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本院认为，首先，在张某支付款项后，裕昌公司分两次出具《借条》确认已经收到款项，威达公司在《借条》上对其所承担的抵押担保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进行了盖章确认。其次，在借款合同到期后，各方同意延长借款期限，并以《当票》、《续当凭证》等形式对借款事实进行了多次确认，威达公司亦签章确认。再次，银融公司和张某均确认，张某的转账行为是履行涉案合同的行为。因此，本案款项支出和收取人与合同约定虽不一致，但借款人和收款人均予以认可，且委托收付款是民间借贷的常见行为，法律并未禁止，故本院对威达公司主张合同未实际履行以及合同履行主体发生变更的主张不予采纳。 二、有关涉案合同的效力问题。涉案借贷行为发生在2012年11月和2013年1月，各方将合同延期至2016年8月，银融公司于2016年8月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二）项“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的规定，本案审理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企业之间的借贷，第一条将其纳入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威达公司主张涉案合同无效，需证明本案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该解释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情形。 （一）本案是否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典当管理办法》和《贷款通则》，属于部门行政规章，威达公司据此请求确认本案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在民间借贷中，并无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将借贷款项实际用途作为合同是否有效的认定条件。裕昌公司以生产经营需求为名与银融公司签订《借款合同》，银融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已经对款项的使用目的做了形式审查，其主要义务是提供借贷资金，很难对裕昌公司款项使用行为进行实质监控和管理。裕昌公司如未将款项用作生产经营，其单方违约行为并不导致合同失效。事实上，裕昌公司也从未否定合同的效力。本案无证据证明银融公司存在明知裕昌公司从事违法活动而提供款项之情形，因此涉案合同不因款项的真实使用情况而导致无效。威达公司主张裕昌公司与银融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本院认为，裕昌公司作为借款人，威达公司作为抵押担保人，其利益趋向一致，均需向借款人银融公司承担偿本付息的法律义务，且威达公司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裕昌公司追偿，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恶意串通，故本院对威达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涉案借款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 （二）本案是否属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情形。威达公司主张涉案借款合同无效，主要理由是认为银融公司套取信贷资金用于本案贷款。本案无证据证明银融公司在借贷期间存在尚欠银行贷款的事实。经查明，银融公司涉案款项来源于陈嘉新的个人账户转款。在涉案借款合同签订期间，陈嘉新虽有未付清的银行贷款，但从现有证据看，陈嘉新银行贷款的款项使用情况与本案并无关联，无法认定陈嘉新给张某转账的款项来源于银行贷款。因此，本案不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有关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用于转贷之情形，同时也无证据证明本案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之其他情形。 综上所述，银融公司与裕昌公司签订的涉案借款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之合同。 三、威达公司应否承担涉案担保责任的问题。威达公司与银融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已办理他项权利抵押登记。涉案抵押合同属有效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威达公司主张涉案借款合同无效，因此《抵押合同》亦应无效。如上所述，威达公司有关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涉案借款合同已经到期，裕昌公司未依约偿还借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规定，银融公司对威达公司所抵押的房地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准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7990元，由上诉人海南文昌威达铝箔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 达 审 判 员  梁永新 审 判 员  王芸芸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吴 菲 书 记 员  周小玲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