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901民初177号   原告：雷加福，男，196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清，新疆同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琴（系原告雷加福之女），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被告：吴雪峰，男，199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东，新疆姑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邬喜林，男，196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被告：阿克苏新得利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阿克苏市阿塔公路54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麻淑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亢金州，男，该公司厂长。   第三人：邬喜冬，男，197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强，新疆和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雷加福与被告吴雪峰、邬喜林、阿克苏新得利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得利公司）、第三人邬喜冬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加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清、雷琴及被告吴雪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东、邬喜林、新得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亢金州和第三人邬喜冬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在诉讼中，本院依职权追加邬喜冬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原告雷加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65,735.5元（1、医疗费2,201.1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4,800元（120元×40天）；3、误工费56,700元；4、护理费18,900元（210元×90天）；5、营养费2,700元（30元×90天）；6、伤残赔偿金共计159,454.4元（34,664元×20年×23%）；7、鉴定费4,980元；8、后期医疗费5,000元；9、交通费1,000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二、案件受理费等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15日，被告吴雪峰因需在新得利公司处购买棉包，遂雇佣原告为其装货。在装货过程中，被告邬喜林在驾驶叉车过程中违规操作撞倒棉包，原告被棉包砸中后从货车上摔倒在地，后被掉落的棉包再次砸中，致使原告身受重伤，被告将原告送往农一师医院救治并入院治疗40天。2019年4月16日，经新疆安宁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鉴定：医学诊断结果为器质性人格改变，与2018年8月15日颅脑损伤有直接因果关系。2019年5月10日，经新疆振兴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中度受限的后遗症评定为9级伤残；12根以上的肋骨骨折的后遗症评定为9级伤残；据此产生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56,995.5元。原告受伤后，被告吴雪峰与被告邬喜林陆续支付了医疗费，再未支付任何费用。原告多次找上述被告要求赔偿并解决此事，但被告以各种理由及借口拖延不予解决，原告无奈，故诉至法院。   原告在庭审中增加诉讼标的8,740元，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65,735.5元。   被告吴雪峰辩称，一、答辩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答辩人并非原告所说的在被告新得利公司处购买棉包，并且没有雇佣原告为其装货；二、原告的受伤与答辩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原告受伤的原因是被告邬喜林违规操作叉车，撞倒棉包，致使原告从货车上跌落后又被棉包砸伤，是被告邬喜林的侵权行为造成的，被告新得利公司将装货业务承包给了被告邬喜林的弟弟邬喜冬，邬喜冬雇佣被告邬喜林开叉车，邬喜冬与被告新得利公司之间是劳务承包关系，与被告邬喜林之间是雇佣关系，应当由被告邬喜林、被告新得利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新得利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邬喜冬与被告邬喜林追偿，综上，答辩人对于原告的人身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邬喜林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诉状中说我违规操作，撞到棉包与实际不符，我所驾驶的车辆前面的夹具最长为1.2米，加上夹具厚度是1.4米，而当时所装的车辆为16.5米长，宽2.8米的平板车，原告所处位置在1.4米以外的棉包上，原告脚下的棉包重量至少在上吨以上，而叉车的夹具处于平板车20厘米处，在这种情况下，叉车不可能轻易将棉包推倒。所以，我认为原告诉状中的事实与实际事实不符，故我不应当承担责任。在装车过程中，是左右两面装的，我装左面的时候，原告并不在棉包上，而我装右面已经装了三分之二时，突然有人喊人掉下来了，若原告要到车上去，必须要给我说一声吧，最起码让我知道后引起注意吧，但是原告没有这样做，而叉车上加上棉包是看不见对面的，还有夹包机装车是从前往后，十分有规律的，一排一排必须整齐，原告很清楚该装哪个部位，另外夹包机加一次包，至少要六七分钟，而原告即便上了车，他为什么不在车头装好的部位作业，而偏偏在他知道我要装的那个部位，原告当时是站在高处，不可能看不见夹包机，当时夹包机的宽度也是1.4米，原告往前一步，或者是往后一步，都可以避免此次事故的发生。原告就是不躲，哪怕是喊一声，这样都可以避免此次事故的发生，原告又不吭声。故原告本人也有过错。   被告新得利公司辩称，原告起诉新得利棉业不成立。一、本案中涉及到货物不是新得利棉业的，是吴雪峰被告人临时存放在新得利的，放几天就拿走；二、本案中装运货物的平板车，包括开车的司机及原告、还有叉车司机均不是新得利棉业的工人，也不是新得利棉业雇佣的，与新得利棉业，没有雇佣关系，并且新得利棉业不认识这些人；第三、以上人员在装货时，新得利棉业人员均不在场，只有保安在，故原告起诉新得利棉业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新得利棉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邬喜冬辩称，一、原告称“被告邬喜林在驾驶叉车过程中违规操作撞到棉包致其伤害”与本案事实上不符。2018年8月13日，被告吴雪峰电话联系答辩人，需要雇佣答辩人叉车为其装卸棉包，价格为一装一卸500元。2018年8月14日答辩人安排邬喜林给吴雪峰卸车，当天卸完后又安排邬喜林给吴雪峰装车，邬喜林在操作时由吴雪峰及另一人指挥，不存在违规操作，也没有将棉包撞到原告。二、邬喜林不应当承担责任。答辩人受吴雪峰雇佣为其装棉包，原告整理棉包受吴雪峰指挥操作，所以答辩人不应承担责任。三、答辩人在原告受伤后给其支付98,000元，应由本案的责任主体退回。   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实：证据1、阿克苏市喀拉塔派出所2018年8月17日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证明：经警务人员核查，原告受雇于第一被告，及原告被第二被告所驾驶车辆撞倒在地受伤之事实。证据2、（一）2018年8月15日的入院通知单一份；（二）2018年9月24日的出院证一份；（三）2019年4月10日诊断证明书一份：证明：原告系高处坠落伤及后期伤情情况之事实。证据3、出示一组医疗票据：第一张：2018年8月15日金额为11,221.85元；第二张：2018年10月15日金额为160,000元；第三张：2018年8月18日金额为400元；第四张：2018年8月18日金额为500元；第五张：2019年3月21日金额为200元；第六张：2019年5月20日金额为181.1元；第七张：2018年8月20日金额为920元：证明：原告受伤为此支出的治疗费用。证据4、（一）2019年4月16日新疆安宁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原件一份；证明：医学诊断为器质性人格改变与2018年8月15日的颅脑损伤有直接因果关系；（二）2019年5月10日新疆振兴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所受损伤的后遗症评定为两个九级伤残，后期医疗费5,000元、误工期27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90日之事实。（三）2019年4月12日由新疆安宁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费发票2,800元及2019年4月30日由新疆振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费发票2,180元；证明：原告所受伤残等级及三期后续治疗、治疗费及支出鉴定费之事实。   经质证被告吴雪峰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于关联性与证明观点部分有异议，认为从内容来看，不能证明第一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是能够证明原告是被第二被告驾驶叉车撞倒棉包后，原告被棉包砸伤。对证据2的三性予以认可，但是与第一被告无关。对于证据3中原告所出示的第二张、第一张票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是这两张票据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关；对于原告出示的第七张票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于原告出示的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通过建行卡往医院充值的票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于原告提交的第六张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是不能够反映出是谁购买的药品、购买药品的用途是什么，购买药需要有药店出具的正式发票。对于证据4中对证据（一）（三）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是与第一被告无关；证据（二）（四）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是对后续的医疗费5,000元不予以认可，因为还未实际产生后续治疗费用，与第一被告无关。   经质证被告邬喜林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认可，对于原告的证明观点不予认可，我没有撞倒棉包，至于棉包从上面掉下来和撞倒是两个概念。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意见与被告吴雪峰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4中（一）（二）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   经质证被告新得利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认为派出所确实是去了，但是是派出所与原告、吴雪峰、邬喜林之间处理的，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观点不认可，因为与我方无关，因为原告与第一被告。第二被告这些人员，新得利棉业不认识，所有人员与我公司无雇佣关系。对于证据2的三性予以认可，与第三被告无关。对证据3的意见与被告吴雪峰的质证意见一致，但是认为与我们无关。对证据4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是与第三被告无关。   经质证第三人邬喜冬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中的接处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原告证明的第一个观点没有意见，对于原告证明的第二个观点不予认可，邬喜林不存在违规操作的问题，原告如何掉下车辆摔伤，邬喜林不知情，不存在叉车将棉包撞到的事实。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中的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9月24日金额为154,722.07元的票据三性无异议；对2018年8月20日输血费用920元的票据三性无异议；2019年5月21日（庭审时根据原告陈述日期为2018年8月15日）的票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票据不能显示原告支付的费用和本案有因果关系；对四份银行分别为：2018年8月18日金额为400元、2018年8月18日金额为500元、2019年3月21日金额为200元、2019年5月20日金额为181.1元的票据不予认可，这四份银行交费流水不能证明系原告受伤所支出的医疗费，医疗费应当由医院出具正规的票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2019年5月10日新疆振兴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后期医疗费约需5,000元不予认可，其他内容没有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中证据1、2、3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证据4中后期治疗费不予认可。   被告吴雪峰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实：证据1、照片九张；证明：原告被撞倒之后被高处坠落的棉包砸伤之事实。证据2、2018年8月15日第三人邬喜冬分两次分别向邬喜林转账10,000元，共计20,000元的转账凭证；证明：证明原告受伤与第三人是有关系的。证据3、（一）2018年8月13日的被告新得利棉业与迦南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二）2018年12月10日由第三被告新得利棉业给迦南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一张；证明：货主实际为阿克苏迦南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约定厂内交货，运费由需方承担，说明装货的义务由第三被告承担，证明吴雪峰既不是货主也不是雇主。   经质证原告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予以认可，同时也从侧面证明事发时具体的现场情况及侵权的存在。对证据2予以认可。对证据3无异议。   经质证被告邬喜林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上述照片我不予认可，这些照片是不是当时事发的时候拍的。对证据2、3予以认可。   经质证被告新得利公司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中的照片来看，确实是事发的地点，但是我们新得利的人不在现场。对证据2、3予以认可。   经质证第三人邬喜冬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组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照片可以证明以下问题，邬喜林装车的规律，首先是将板车左方的棉包装好，然后装右侧的棉包，根据照片，可以显示当时棉包是掉落了两包，而两包棉包中间还间隔一个未掉落的棉包，邬喜林驾驶的叉车，只有1米4宽，如果发生撞落棉包的事实，不可能将两个不相邻的棉包同时撞落，该组照片可以证明邬喜林不存在违规操作，将棉包撞落的事实。对证据2予以认可，是转账给第三人母亲，用于支付原告医疗费用。对证据3认为不知道第三被告是否签订了该合同，无法判断，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被告邬喜林无证据出示。   被告新得利公司无证据出示。   第三人邬喜冬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证据1、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9月22日共计转账11笔，金额为88,000元，这两笔是有两笔转给第一被告的母亲，剩余四笔是转账支付给农一师医院，还有五笔是直接转到给原告女儿雷琴名下，现金向医院支付了10,000元，以上合计98,000元；证明；在原告受伤以后第三人垫付了98,000元的医疗费。   经质证，原告、被告吴雪峰、被告邬喜林、被告新得利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本院通过对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分析、认证后，确定以下案件事实：   2018年8月13日的被告新得利棉业与迦南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将其所属的一片短绒卖给迦南商贸有限公司。迦南商贸有限公司又将该批货卖给潘晓平。2018年8月14日潘晓平遂委托吴雪峰将该批短绒装车，吴雪峰于2018年8月14日、15日2天将原告带至被告新得利公司将该批短绒进行装车。2018年8月15日上午12时许，原告站在平板车已抹至第五层棉包指挥、摆放棉包时，被邬喜林驾驶叉车向上装车推倒棉包后，致使原告从车上摔下，棉包又砸在其身上，使原告受伤，遂去农一师医院治疗。出院伤残鉴定后遂诉至法院。   第三人邬喜冬承包了新得利公司每年2月至10月得装车劳务工作。邬喜林是邬喜冬雇佣冬叉车司机，工资为一装一卸500元。事故发生以后，邬喜冬共给原告支付医疗费和现金共计98,000元。事故发生后，潘晓平将63,800元交与吴雪峰，由吴雪峰向农一师医院支付医疗费63,800元。   原告于2018年8月15日在农一师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9月24日出院。伤情诊断为中型颅骨损伤，多发脑挫裂伤，左侧颞顶枕叶硬膜下出血等。原告共花费医疗费166,863.92元（住院费154,722.07元＋输血费920元，加上2019年5月21日原告又在农一师医院门诊检查花费11,221.85元）。原告出院后向新疆安宁法医司法鉴定所申请精神状态及外伤的因果关系鉴定，2019年4月16日新疆安宁法医司法鉴定所做出新安司鉴字（2019）第054号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医学诊断：器质性人格改变；2、本症与2018年8月15日颅脑损伤有直接因果关系。花费鉴定费2,800元。随后原告又向新疆振兴司法鉴定所申请鉴定，2019年5月10日新疆振兴司法鉴定所做出新振兴（2019）法临鉴字第0305号鉴定意见书，综合评定为：（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中度受限）该损伤的后遗症评定为IX（9）级伤残。（12根以上肋骨骨折）该损伤后遗症评定为IX（9）级伤残；后期医疗费需人民币5,000元：该损伤的务工期综合评定为270日，护理期综合评定为90日，营养期综合评定为90日。花费鉴定费2,180元。   原告要求被告在本案中支付医疗费2,201.1元，其中包括三张住院充值费用共计1,100元（2018年8月18日2张，金额分别为400元、500元，2019年3月21日1张，金额为200元），上述票价为充值票，原告未出具相关医疗发票；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5月20日原告又在温宿县益安堂药房购药181.1元，但未出具医疗机构要求购药医嘱及正式发票；要求被告支付后期医疗费5,000元，虽出具鉴定意见书，但未出具医疗机构要求后续治疗及后续治疗费用为5,000元的相关证据。   被告邬喜林认为原告受伤与其无关，但2017年8月17日由办案民警徐义民、艾尼瓦尔、亚森·阿吾力木签字的市公安局哈拉塔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处警情况显示“经了解现场雷加福在货车上摆放棉包时，被叉车司机邬喜林的叉车推倒棉花包后，被棉花包砸击后，摔倒后受伤，现场调取了监控”。邬喜林未出具其与原告受伤无关的反驳直接证据。   第三人邬喜冬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医疗费中，2019年5月21日医疗费花费11,221.85元，认为不能显示原告支付的费用与本案有因果关系；但该发票为医疗机构的正式发票，且根据项目来分析，主要是检查费用和医药费用，第三人未出具该费用与原告病情无关的直接证据。   在诉讼中，原告及被告吴雪峰均要求调取公安机关的处警谈话记录及当时监控，经本院实地调取，上述证据已无法获得。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的赔偿主体如何确定、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二、原告的赔偿费用的问题。   一、本案的赔偿主体如何确定、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是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被告邬喜林系第三人邬喜冬的雇员，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原告损伤，其应当向原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交通费和精神抚慰金等费用。鉴于原告方在本次事故中有过错，应适当减轻被告邬喜林赔偿责任，其承担责任定为70%较为妥当。作为雇主的邬喜林依法理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对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原告在本次事故中应当预见到自己站在平板车已装四层的棉包上存在危险，仍然置之不理，继续指挥装棉包，其自身有过错，应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承担份额定位30%较为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对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被告邬喜林认为原告受伤与其无关，但2017年8月17日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处警情况显示“原告是被叉车司机邬喜林的叉车推倒棉花包后，被棉花包砸击后，摔倒后受伤”，并且“现场调取了监控”结合被告吴雪峰提供的现场的照片，足以认定被告邬喜林的侵权的事实，且其也未提供任何反驳的证据，故对邬喜林的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因本案的事故发生是由被告邬喜林造成的，作为被告吴雪峰、新得利公司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原告的赔偿费用的问题。因被告邬喜林在雇佣活动中致伤原告，因向原告赔偿因致伤产生的各项费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要求被告在本案中支付医疗费中包括三张住院充值费用共计1,100元，因上述票据为充值票，原告未出具相关医疗发票；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5月20日原告又在温宿县益安堂药房购药181.1元，但未出具医疗机构要求购药医嘱及正式发票；要求被告支付后期医疗费5,000元，虽出具鉴定意见书，因该损失未实际发生，故本院不予处理，原告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故对上述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邬喜冬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医疗费中，2019年5月21日医疗费花费11,221.85元，认为不能显示原告支付的费用与本案有因果关系；但该发票为医疗机构的正式发票，且根据项目来分析，主要是检查费用和医药费用，第三人未出具该费用与原告病情无关的直接证据，故该费用应认定为原告的医疗费。原告要求赔偿的残疾赔偿金比例和精神抚慰金应按相关规定计算。交通费应合理计算。本案第三人邬喜冬及被告吴雪峰代他人向原告缴纳的医疗等费用在本案赔偿费用中应予扣除，第三人邬喜冬及被告吴雪峰的委托付款人享有追偿的权利。   原告在本案中应获得赔偿的费用为125,251.18元｛1、医疗费166,863.92元（154,722.07元+11,221.85元+92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4,800元（120元×40天=4,800元）；3、误工费56,743.2元（210.16元/天×270天=56,743.2元）；4、护理费18,914.4元；（210.16元/天×90天=18,914.4元）；5、营养费2,700元（30元/天×90天=2,700元）；6、伤残赔偿金152,521.60元（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性收入34,664元，20年×22%×34,664元/年=152,521.60元）7、鉴定费4,980元（2,800元+2,180元=4,980元）；8、交通费35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元），（166,863.92元+4,800元+56,743.2元+18,914.4元+2,700元+152,521.60元+4,980元+350元+2,200元=410,073.12元），410,073.12元×70%=287,051.18元，扣除潘小平和邬喜冬已支付的费用161,800元（98,000元+63,800元=161,800元），共计125,251.18元（287,051.18元-98,000元-63,800元=125,251.18元）｝   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的主张，本院按照法律规定核算后，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邬喜林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雷加福各项损失共计125,251.18元；   二、第三人邬喜冬对被告邬喜林应赔偿原告雷加福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雷加福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79元，减半收取789元，由原告雷加福负担413元，被告邬喜林负担37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蒲春雷   二 〇 二 〇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书  记  员   焦雅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