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9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俊，男，1972年11月2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治国，北京市瑞晶朋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洪福睿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二区25号楼一层首层商业1-01。法定代表人：付连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绍华，女，北京洪福睿商贸有限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睿，男，1984年7月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颖，北京市普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俊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洪福睿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福睿公司）、洪睿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5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治国、被上诉人洪福睿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绍华、洪睿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洪睿对洪福睿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一审法院应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洪福睿公司的成立是为了签合同、开收据，但却不让任何一笔资金进入洪福睿公司的银行账户，而是全部归总于洪睿的个人账户，待需退款时，该公司却没有资金支付退款，这一情形符合合同诈骗罪之规定，依法一审法院应将犯罪嫌疑线索及相关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查处，但一审法院视而不见，作出不利于我方的民事判决，使得我方的利益得不到法律的公正维护；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付连春与江绍华已离婚；第二，一审法院没有证据显示喜龙商贸公司交付场地的时间及交接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洪福睿公司对场地进行了装修；第三，一审法院认定《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是错误的。我方认为该租赁合同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第四，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将合同约定的两项违约金一并予以酌定是错误的，双方签署的《租赁合同》约定了洪福睿公司的违约责任，14.2.1约定了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14.2.2为我方单方解除合同后洪福睿公司对我方押金的赔偿约定，二者性质不同，不应一并予以酌定；且一审法院在没有确定合同解除之日，从而导致我方无法计算违约金，因此也不存在违约金约定过高的情形；第五，一审法院对未添付于租赁场地的损失不予支持是错误的。我方在租赁场地投入的设施设备是按照租赁场地尺寸标准定制定做的，移除之后无法正常在其他地方使用，该设施设备的资金支出为我方的实际损失；三、一审法院认定洪睿对洪福睿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洪睿与其他人的资金往来为借款、代理行为，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也未得到王亚萍的认可，也没有洪福睿公司的代理手续予以证明；第二，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均可以证明洪睿自始至终参与并操控着整个事件过程，特别是王德利、江绍华对洪睿为实际老板的陈述，以上事实均可以证实洪睿为洪福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应与洪福睿公司共同承担债务偿还和违约责任；第三，我方从未在诉讼中主张洪睿构成表见代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法院判如所请。洪福睿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洪睿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李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2.判令洪福睿公司、洪睿向李俊退还摊位租金25200元、押金10000元、入场费5000元、支付押金违约赔偿金20000元、合同违约金9800元；3.洪福睿公司、洪睿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付连春与江绍华为夫妻关系，洪睿为付连春与江绍华之女婿。洪福睿公司2019年2月28日成立，工商企业登记信息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付连春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发起人）、执行董事、经理，江绍华为该公司监事。2019年1月6日，江绍华代表宏南园商场与喜龙商贸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宏南园商场承租喜龙商贸公司25号楼一层房屋。2019年2月28日，洪福睿公司成立时住所地登记为上述地址。喜龙商贸公司将租赁场地交付后，洪福睿公司将25号楼一层装修改造为百姓生活服务中心，加装实体隔断墙，并将租赁场地分别出租于商户六十余人。2019年5月28日，李俊（乙方）与洪福睿公司（甲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1.1租赁物业坐落于25号楼一层整体作为便民超市。1.2租赁摊位位于租赁区域内首层场地。2.2甲方同意乙方将该租赁摊位用于经营水果。3.1租赁期限：自2019年4月26日至2020年4月25日，共计壹年。3.2甲方应于2019年4月11日前将租赁摊位交付乙方，乙方应向甲方出具交接单。4.1.1租金每月4200元。4.2租金支付方式：为每半年支付一次，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首次租金；剩余租金为每半年到期月末15日前支付下半年租金。4.3.1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的押金10000元。4.4.1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支付甲方入场费5000元。13.2经双方协议一致，本合同可解除。13.4在租赁期限内，归于甲方原因，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提前3日单方书面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要求甲方返还押金。13.4.2甲方未能在本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交付该租赁摊位或该租赁摊位未达到约定的交付条件，逾期超过180天的。13.4.3因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或其他原因，甲方不再享有本租赁区域的所有权或出租权的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14.1任何一方因另一方违约行为而引起的所有费用和开支，均由违约方承担，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追讨该等费用、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催要违约金的花费等费用）。14.2甲方违约责任：14.2.1因甲方原因，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期限交付该租赁区域，每逾期一日，按日租金数额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14.2.2因甲方违约，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单方面解除本合同的，甲方应双倍返还押金作为赔偿。2019年5月28日，李俊向洪福睿公司缴纳入场费5000元、押金10000元、半年租金25200元。洪福睿公司为李俊出具收据，收款人处盖有洪福睿公司财务专用章。2019年7月17日，因租赁场地无法开业，江绍华作为洪福睿公司的代表人与61名商户（包括本案李俊）签订《退款协议》，约定：“西罗园百姓服务中心（洪福睿公司）因多种原因，造成无法继续经营，现决定退还所有商户交来的入场费、押金、租金，钱款还完，原合同解除。承诺退还入场费、押金、租金办法如下：第一次，2019年7月31日前，退还80万元整。第二次，2019年8月31日前，退还100万元整。第三次，2019年10月10日前，退还剩余全部款项。”《退款协议》签订后，洪福睿公司未依约向李俊退还款项。另查，王德利为洪福睿公司招商经理、王亚萍为洪福睿公司会计。王德利在本院向其调查情况时称，江绍华找他作为洪福睿公司的招商经理，并称洪睿为公司老板，招商的前两三天，洪睿均在现场，王德利告知商户洪睿为洪福睿公司老板。王亚萍在法院向其调查情况时称，招商时洪福睿公司还没有对公账户，故收款主要使用王亚萍个人账户和付连春账户，个别商户将钱款直接交给洪睿，王亚萍收到的钱款主要用于缴纳租赁场地房屋租金以及装修费，与洪睿之间有几笔账目往来，具体转款都是听江绍华的指示。李俊提交银行明细一张、洪福睿公司财务会计凭单照片一张、转账记录一份，证明：洪睿向喜龙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武树荣转账460000元；洪睿向洪福睿公司会计王亚萍转账，再由王亚萍转给喜龙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武树荣；洪睿通过转账收取商户租金及其他费用。李俊认为以上证据表明洪睿系洪福睿公司实际控制人。洪福睿公司、洪睿质证表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洪睿仅是在王亚萍因转账限额无法转账的情况下代理洪福睿公司转账及接受转账，洪福睿公司为个人独资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一说。李俊提交录音三份，证明在产生纠纷后，洪睿直接参与与商户协商退赔事宜，江绍华在街道办事处曾明确表示洪睿为洪福睿公司实际投资人。洪福睿公司、洪睿质证表示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虽有洪睿与多名商户的谈话录音，但录音音质嘈杂，不能排除后期剪辑的可能；关联性不予认可，录音系发生纠纷后，多名商户以主张权利为目的找到洪睿，要求其承担责任，洪睿并未参与洪福睿公司的经营以及租赁合同的履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洪睿在谈话过程中多次反映，其并非洪福睿公司股东，只是帮忙，并未牟利，且录音中商户多次认可江绍华管理、控制公司。洪福睿公司提交公司会计凭证，证明洪福睿公司账目情况。洪睿质证表示没有参与公司经营，对洪福睿公司的账目情况不清楚。李俊质证表示，4月洪福睿公司向王德利支付工资的凭单日期有涂改，实际情况为洪睿于2019年3月15日向王德利转账2万元。4月的多张凭单及收据显示的各项金额及转给武树荣的46万元房租均从洪睿账户转出，否定了因王亚萍账户无法大额转款的解释。且凭单中注明一直变动的账户余额，说明洪睿的账户一直在使用，而不是借用。2019年5月付连春与洪睿之间的转账20万元、10万元，会计科目载明存款，而非洪睿主张的借款及还款。2019年7月4日凭单显示，退还李帅租金3万元，由洪睿支付，与洪睿陈述系偿还借款相矛盾。综上，李俊认为洪睿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控制洪福睿公司收取李俊租金费用、支付房东租金等财务手段直接支配洪福睿公司的财务收支，洪睿为洪福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李俊申请，法院调取洪睿银行账户明细、洪福睿公司会计王亚萍银行账户明细，经查，洪睿与本案有关的账目往来情况如下：2019年3月11日，商户缴纳的现金36万元存入洪睿账户，商户刘红昌的65000元转入洪睿账户；3月14日，洪睿转给王亚萍40万元，同日王亚萍转给喜龙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武树荣40万元；3月29日，王亚萍转给洪睿20万元；3月30日，洪睿转给王亚萍20万元；4月2日，洪睿转给王亚萍7万元；4月24日，付连春、王亚萍分别转给洪睿26万元、17万元；同日洪睿转给喜龙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武树荣46万元；5月6日，付连春转给洪睿20万元；5月10日，洪睿转给王亚萍10万元，王亚萍转给洪睿10万元，洪睿转给付连春10万元；5月21日，付连春转给洪睿10万元；7月2日，洪睿转给王亚萍3万元。7月27日，付连春转给洪睿4.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李俊与洪福睿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现洪福睿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向李俊交付租赁摊位，并保证租赁摊位可以合法使用经营，构成根本违约，李俊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洪福睿公司虽对解除合同表示认可，但主张李俊与洪福睿公司签订《退款协议》即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租赁合同》于当日已经解除。法院认为，双方在《退款协议》中约定“钱款还完，原合同解除”，但实际退款并未履行，洪福睿公司主张合同已解除，法院不予采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李俊要求洪福睿公司退还租金、押金、入场费，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李俊主张的押金违约金、合同违约金均指向洪福睿公司迟延交付摊位导致合同解除这同一违约行为，洪福睿公司主张违约金过高，法院综合考虑洪福睿公司违约情形以及李俊损失情况，对两项违约金一并予以酌定。关于李俊要求洪睿对洪福睿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认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租赁合同》为李俊与洪福睿公司签订，收据为洪福睿公司出具，洪睿并非租赁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李俊无权要求洪睿承担合同义务。二、洪福睿公司为自然人独资企业，洪睿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股东，根据工商登记无法确定洪睿与洪福睿公司有实际联系。三、洪福睿公司的实际运营均为江绍华负责，洪睿与洪福睿公司等相关人员有多笔资金往来，但不足以证明洪睿为洪福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四、李俊提交的录音证据声音嘈杂，法院无法确认声音来源，洪睿参与纠纷的解决不足以证明其与洪福睿公司存在实际控制关系。五、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租赁合同》为洪福睿公司签订，收据为洪福睿公司出具，并未以洪睿的名义出具过任何手续，李俊主张构成表见代理，不能成立。综上，李俊要求洪睿承担连带责任，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李俊与北京洪福睿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二、北京洪福睿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李俊租金25200元、押金10000元、入场费5000元；三、北京洪福睿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李俊违约金10000元；四、驳回李俊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本院补充查明，付连春与江绍华于2017年7月13日离婚。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李俊与洪福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洪福睿公司未依约向李俊提供租赁摊位，构成根本违约，李俊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合同解除后，洪福睿公司应当退还收取的租金、押金、入场费，并赔偿违约金。李俊上诉要求洪睿对洪福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点责任。因《租赁合同》系李俊与洪福睿公司签订，收据由洪福睿公司出具，洪睿亦非洪福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根据合同相对性，相关法律责任不应由洪睿承担。李俊主张洪睿系洪福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虽然洪睿与洪福睿公司等相关人员有多笔资金往来，亦不足以证明洪睿为洪福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对于李俊要求洪睿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李俊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胤晨审 判 员 孟 龙审 判 员 刘苑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徐维眷书 记 员 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