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52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贺峰，男，196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京昆文化艺术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104国道瀛海段22号2幢3层8327室。法定代表人：赵羽，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贺峰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京昆文化艺术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昆艺术团）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5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贺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1.京昆艺术团支付周贺峰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12480元；2.京昆艺术团支付周贺峰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898元；3.京昆艺术团支付周贺峰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120元；诉讼费由京昆艺术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周贺峰与京昆艺术团存在劳动关系。周贺峰于2017年6月1日入职，2019年1月1日辞职，双方约定每月2000元工资。周贺峰已提交京昆艺术团从2017年6月至2018年7月向周贺峰支付每月2000元工资的银行记录，银行附言处载明“工资”，由此京昆艺术团向周贺峰支付工资的时间及金额相对固定，符合劳动关系工资特征。周贺峰自入职以来受京昆艺术团指派与多家公司签订代销协议、设备租用合同等，所有收益均汇入京昆艺术团账户，周贺峰完成了京昆艺术团指派的工作，是劳动关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京昆艺术团各场演出对外宣传彩页上均有周贺峰名字，其工作内容也是周贺峰劳动关系中的部分工作。2.周贺峰是受京昆艺术团指派对外代为其表见代理，该工作是周贺峰工作组成部分。一审法院用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只要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劳动模式，并未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就应受到法律保护。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多次使用“哪个”字样，均属于不确定因素，均无事实及法律条款支持。3.京昆艺术团的主张没有书面证据证明足以推翻周贺峰的证据链。京昆艺术团提供的证据均是单位自行制作，可随时变更；其称周贺峰与金瑞公司有关亦系口头主张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京昆艺术团在逃避责任。京昆艺术团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周贺峰的上诉请求。经一审法院查明，周贺峰系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在编人员，其人事档案及社会保险均由该单位保管和正常缴纳，该单位的性质为省级事业单位，故周贺峰与京昆艺术团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京昆艺术团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证明周贺峰系张敬东公司员工；京昆艺术团向周贺峰支付的款项为劳务费，双方不是劳动关系。京昆艺术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不支付周贺峰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12480元；2.判决不支付周贺峰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898元；3.判决不支付周贺峰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合同双倍工资差额6120元；4.本案诉讼费由周贺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30日，周贺峰向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申诉，请求裁决京昆艺术团：1.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工资12000元；2.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6000元；3.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00元；4.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480元。2019年7月30日，大兴仲裁委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19]第4716号裁决书，裁决：1.京昆艺术团支付周贺峰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工资12480元；2.京昆艺术团支付周贺峰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898元；3.京昆艺术团支付周贺峰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120元；4.驳回周贺峰其他的仲裁请求。周贺峰同意上述裁决，京昆艺术团不同意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京昆艺术团主张周贺峰与其艺术团不存在劳动关系，为此提交：1.支出凭证，证明京昆艺术团支付周贺峰劳务费2000元；2.报纸公告，证明京昆艺术团的公章在周贺峰的老板张敬东处；3.律师函、债权转让协议、北京金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瑞公司）企业信息打印件，证明张敬东及其控制的张瑞龄（北京）书法艺术院、金瑞公司与京昆艺术团存在合作关系，双方合作以京昆艺术团名义筹办演出，周贺峰代表张敬东指派公司的人员，周贺峰提起诉讼的原因系双方合作产生款项纠纷造成；4.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证明周贺峰代表张敬东控制的公司到京昆艺术团法定代表人赵羽家中敲诈，已被立案；5.2019年4月2日赵羽与周贺峰、洋桥派出所警官、***、人员A手机录像、周贺峰与李书峰监控录像，证明周贺峰是张敬东控制的公司雇佣的员工，并受张敬东的指派到京昆艺术团法定代表人赵羽家中要账，录音中人员A称周贺峰是张敬东控制的公司的会计；6.“老北京传奇”费用清单，证明周贺峰持此清单向赵羽索要相应款项；7.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考勤表记录，证明周贺峰不是京昆艺术团的员工；8.扣缴个人所得税报表，证明周贺峰领取的是劳务报酬，而正式员工应领取工资薪金。周贺峰对上述证据1、2、7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认可。经法院审查，支出凭单上显示的项目为“2018年12月30日周贺峰京剧晚会劳务费金额2000元”；报纸公告显示京昆艺术团声明营业执照及副本、一枚公章作废；北京企业信息打印件显示周贺峰在2019年5月14日变更前担任金瑞公司董事、张敬东担任监事，2016年7月27日变更前张敬东为董事长、周贺峰变更前后均是董事。2017年4月1日投资人变更为张敬东和北京威尔德广告公司。受案回执和立案告知书显示赵羽被敲诈勒索案已经符合立案条件将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录音中有周贺峰同行者称：“这是我们家会计，我们老板……”及周贺峰称“张敬东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总”、“我这边公司上班拿着人家的钱，老板让我来我就得来，我们这些员工不来就不给发工资，现在这是我们的任务，不来不成”；考勤表上没有周贺峰的名字；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上周贺峰显示报税的是劳务报酬2300元。周贺峰主张与京昆艺术团存在劳动关系，为此提交：1.微信和转账明细；2.演出人员名单；3.赵羽与周贺峰信息记录；4.协议合同；5.演员证；6.北京银行电子回单照片打印件、补充协议打印件。京昆艺术团对证据3、证据6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微信转账和银行转账是个人赵羽和***转给周贺峰的，是个人行为，不是公司行为，演出人员属于众多的经纪公司，演出之后提供劳务费，不能证明劳动关系，演员证是统一制作的，周贺峰的名字是自己写的，协议书是周贺峰所在的公司和京昆艺术团合作，京昆艺术团的公章在周贺峰的手中，该签署协议的行为不是京昆艺术团所为。经法院审查，微信转账中转账方为京昆-赵羽，建设银行的转账方是***，时间分别为2017年10月1日、2017年12月11日、2018年2月5日、2018年4月10日、2018年5月3日、2018年6月5日、2018年7月10日；在演出人员名单中周贺峰为统筹，总策划为赵羽和张敬东；协议合同均是周贺峰代理京昆艺术团对外签署的为演出准备的票务代理、设备租赁和场地租赁等协议；电子银行回单和补充协议显示的是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京昆艺术团投资成本的内容，补足金额是345600元，未显示与周贺峰有关的内容。另根据京昆艺术团的申请，一审法院向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核实，周贺峰系其单位的在编人员，其人事档案及社会保险均由该单位保管和正常缴纳，该单位的性质为省级事业单位。一审法院认为，就周贺峰与京昆艺术团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节，判断劳动关系要综合考虑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该劳动者，劳动者受到哪个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哪个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接受哪个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约束以及提供的劳动是哪个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周贺峰虽主张其与京昆艺术团存在劳动关系，但其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谈话内容无法体现所转款项性质为工资，其虽提交银行交易明细，但综合京昆艺术团提交的支出凭单、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以及周贺峰所述职务等事实，法院亦无法认定转账2000元符合工资特征。周贺峰虽代表京昆艺术团签署部分合同，但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法院无法认定京昆艺术团与周贺峰系管理者及被管理者的关系。综上，周贺峰与京昆艺术团不存在劳动关系，京昆艺术团无需支付周贺峰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12480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898元及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120元。一审法院判决：一、北京市京昆文化艺术团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周贺峰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12480元；二、北京市京昆文化艺术团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周贺峰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898元；三、北京市京昆文化艺术团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周贺峰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120元。二审中，周贺峰补充提交其与京昆艺术团法定代表人赵羽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给周贺峰安排工作并向其发放工资，周贺峰与京昆艺术团存在劳动关系。京昆艺术团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主张周贺峰未出示微信聊天记录原始载体，且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纳；***不参与京昆艺术团管理，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未讨论工作事宜，讨论的是合作事宜；根据京昆艺术团提交的收据、报税证明，支付周贺峰的款项系劳务费，不是工资。京昆艺术团补充提交周贺峰签字的60000元收据及张敬东签字的另案民事起诉状，以证明周贺峰不是京昆艺术团员工，其系张敬东公司员工，由张敬东公司派遣至京昆艺术团负责合作演出事宜。周贺峰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主张签署收据系因其曾在京昆艺术团工作，很多事情均由其经手。另，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周贺峰主张其与京昆艺术团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交转账明细、协议合同、演员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但是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周贺峰稳定地向京昆艺术团提供劳动的具体情况及京昆艺术团对周贺峰进行管理的事实。京昆艺术团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交支出凭证、受案回执、录像及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等证据。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在案证据情况，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周贺峰基于其与京昆艺术团存在劳动关系而要求其单位支付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所作处理适当，本院予以维持。周贺峰坚持其上诉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贺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周贺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管元梓审 判 员 王晓云审 判 员 张 洁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琳琳书 记 员 王铎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