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54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嘉鸿，男，1975年9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广西洵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现峰，男，1974年8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现住广西省南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占林，广东宸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刚，广东宸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嘉鸿因与被上诉人周现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8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嘉鸿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周现峰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讼争双方不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本案真实情况是：梁嘉鸿向案外人王某借款20万元，陆续还款后，尚欠本金12万元。2016年9月12日，周现峰纠集两名案外人到王某居所，强迫王某书写借款50万元的借条，王某不从并报警，警察到场后，以民事纠纷不属公安机关管辖为由未作处理。之后周现峰等人一直尾随王某，遇梁嘉鸿约王某吃饭，故在吃饭地点，王某在周现峰的胁迫下，不得以叫梁嘉鸿书写了本案以周现峰为出借人的《借条》，实际上周现峰与梁嘉鸿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调取的出警记录（情况说明）和询问笔录等证据已充分证明本案《借条》是王某受周现峰胁迫而要求梁嘉鸿出具的，一审法院仅凭《借条》认定本案双方借贷关系成立是错误的。2.本案《借条》出具后，周现峰未向梁嘉鸿交付分文借款。讼争双方既非朋友，也不认识，2016年9月12日晚才第一次见面，没有任何信任基础，周现峰舍弃方便快捷的转账方式而采用现金方式交付款项，是极不正常的。并且，梁嘉鸿已于2016年9月13日一早乘坐高铁返回广州，不存在当天与周现峰一起去银行取款的客观条件。3.周现峰涉嫌虚假诉讼，应依法予以制裁。经一审查实，周现峰在2016年9月13日取款当天，又从其本人其他银行账户分三笔转回12万元到其取款账户，这从侧面证实了周现峰并未实际交付借款，而是恶意伪造交付凭证，虚构借款事实进而提起虚假诉讼。周现峰辩称，不同意梁嘉鸿的上诉请求。2016年9月12日王某报警后，警察已经出警处置，如果存在周现峰胁迫王某书写借条的情况，警察不可能置之不理，梁嘉鸿所述不可信。梁嘉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不知道出具借条的后果，而此后不但没有采取报警等任何措施，相反还偿还了几千元，直至周现峰提起本案诉讼才又否认借款，明显不合常理，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周现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梁嘉鸿偿还借款12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9月13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至全部借款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3日，梁嘉鸿出具《借条》，内容为“本人梁嘉鸿（身份证）440106197509040919借到周现峰人民币共壹拾贰万元整（￥120000元）于2017年5月12日前一次性还清（或分批次还清）特立此据。注：因本人梁嘉鸿急需用现金，本借款以现金交付。借款人：梁嘉鸿2016年9月13日”。该借条由梁嘉鸿签名及按捺指模。同日，周现峰从中国建设银行提款12万元交付梁嘉鸿。梁嘉鸿分别于2017年1月18日、4月30日、5月6日、6月28日、8月17日通过支付宝向周现峰银行账户转账2000元、1000元、1000元、500元、500元，共计5000元。周现峰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借条》、中国建设银行取款凭条、账户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周现峰表示：其是广西南宁的邯郸商会会长，与王某是老乡，两人认识，2015年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梁嘉鸿；其在广西南宁做便捷酒店生意，年收入几十万元；2016年9月13日中午，梁嘉鸿来到其在南宁的办公室，说他要与学校搞关系送钱，向其借12万元，约定几个月就可以还款，最迟2017年5月还清，月利率3%；其听说梁嘉鸿曾经向王某借钱，还钱比较快，所以就同意借钱给梁嘉鸿；因梁嘉鸿借钱比较急，其与银行比较熟悉，所以当天与梁嘉鸿开车直接去银行，其在银行柜台取现后，在车上将钱交给梁嘉鸿，梁嘉鸿在车上向其出具了借条；2016年9月13日，其从银行账户提现12万元后，同一天又从本人其他银行账户转回三笔共计12万元回到该账户，原因是该账户本来有30多万元是用于买房支付首付款的，提现给梁嘉鸿后，当天其让妻子从其本人其他账户转回12万元补上这笔钱，后来其因为政策原因没有购房；利率是双方口头约定的，其不知道要写在《借条》上；确认梁嘉鸿共归还5000元利息。经质证，梁嘉鸿确认《借条》是其所写，但不认可中国建设银行取款凭条、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表示：周现峰称其送钱给学校不属实；2015年其与周现峰不认识，其是2016年9月12日晚第一次见周现峰，2019年5月7日开庭时才第二次见周现峰；其是做学校饭堂厨房设备生意的，因为做工程不够钱，曾经根据工程进度向王某借款共计20万元，已经分期归还了部分借款，本案12万元是其向王某借款还款后的余款；2016年9月12日其在南宁找王某吃饭，当晚找到王某时看到周现峰等人，期间王某叫其写《借条》给周现峰，其才写了《借条》，周现峰叫其将落款时间写成9月13日，还注明是用现金支付；其在9月13日中午从南宁市火车站乘坐高铁回广州，周现峰当天取款凭条提现的钱不是给其的，其没有收到周现峰12万元；后来周现峰打电话对其进行恐吓，要求还款，其当时又联系不上王某，所以还过几千元给周现峰，其没有与周现峰约定利息，其还的钱是还12万元的钱，不是利息，之后王某说钱要还给他，其就没有再还钱给周现峰。梁嘉鸿提供了其通过支付宝购买火车票的截图，并当庭演示，拟证明2016年9月13日13时许其从南宁市乘坐高铁回广州，目前不能提供当天火车票。该截图显示，梁嘉鸿于2016年9月13日7：45以169元的价格购买火车票。周现峰经质证，不确认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认为截图没有显示周现峰的姓名以及火车的出发站和到达站，没有具体车次和乘车时间，不能证明梁嘉鸿的主张。经一审法院依法通知，证人王某没有到庭出庭作证。对于证人王某不到庭的原因，梁嘉鸿在2019年5月7日庭审表示，王某没有时间，所以当天没有到庭；后在2019年5月13日庭询时表示，其实2019年5月7日当天王某已经来到法院，但见到周现峰后，不敢进法院。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沙井派出所调取了证人王某2016年9月12日的报警回执、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情况说明。经质证，周现峰表示，上述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2016年9月12日任凯强找王某要钱，叫上其一起过去帮忙协调纠纷，后来协调不成，王某报警，任凯强与王某的债务纠纷与其无关，当天梁嘉鸿也不在场。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关于周现峰的诉讼请求和梁嘉鸿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综合评析如下：一、关于借款事实的认定。经查，周现峰提供的《借条》、中国建设银行取款凭条、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能够证明梁嘉鸿向周现峰借款12万元，后梁嘉鸿向周现峰还款5000元；梁嘉鸿虽否认向周现峰借款，但其确认《借条》是其本人所写，且其提供的通过支付宝购买火车票的截图没有反映乘车人员、火车出发及到达站点、出发时间等关键信息，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梁嘉鸿提供的证据不能推翻周现峰的主张；梁嘉鸿主张其向王某借款，在王某要求下才向周现峰出具《借条》，但经一审法院依法通知，王某未能出庭作证，且梁嘉鸿对于王某不到庭作证的解释前后矛盾；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王某于2016年9月12日报案的卷宗材料，经审查，未能证明与本案有关。综合现有证据，本案应认定梁嘉鸿向周现峰借款12万元后，仅归还了5000元，未按照约定归还全部欠款的事实。讼争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梁嘉鸿借款后未依约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二、关于利息问题。经查，《借条》未记载借款利率或者利息，梁嘉鸿否认双方约定利率或者利息，故周现峰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要求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三、关于梁嘉鸿已经归还5000元性质的认定。经查，如前所述，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息，所以梁嘉鸿于2017年1月18日、4月30日、5月6日分别支付的2000元、1000元、1000元，共计4000元，应认定为归还借款本金；梁嘉鸿于2017年6月28日、8月17日分别支付的500元、500元，共计1000元，应认定为归还逾期利息。据此，认定梁嘉鸿应向周现峰偿还借款本金116000元（12万元-4000元），以及以本金116000元为基数，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梁嘉鸿已经支付的1000元利息予以从中扣减。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梁嘉鸿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周现峰偿还借款116000元及利息（以116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3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梁嘉鸿已经支付的1000元利息予以扣除）；二、驳回周现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60元，由周现峰负担120元，梁嘉鸿负担3440元。本院二审庭询时，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无新证据提交。二审庭询结束后，梁嘉鸿又自行向本院提交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案外人任凯强与王某、苏巧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的（2019）桂01民再19号民事判决书，拟以此证明本案借条系案外人王某在被周现峰尾随、胁迫的情况下，不得以要求梁嘉鸿书写的；王某与周现峰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故此也不存在王某将其对梁嘉鸿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周现峰的情形。鉴于该判决书系周现峰在本案举证期限届满后自行提交，判决中并未体现该案所涉借贷纠纷与本案借款及当事人周现峰、梁嘉鸿有关，与梁嘉鸿主张的以上待证事实不存在关联性，经合议庭评议，本院依法不作为二审新证据采纳。本案二审庭询时，梁嘉鸿当庭书面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鉴于梁嘉鸿的该项申请已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且证人王某一审开庭时经人民法院通知仍不出庭作证，梁嘉鸿对其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又先后作出相互矛盾的解释，而根据梁嘉鸿的陈述，王某与本案的处理结果亦存在利害关系，为此，经合议庭评议，对梁嘉鸿的以上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经二审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梁嘉鸿二审庭询时确认，一审法院调取的出警记录（情况说明）和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并未直接反映本案借条出具时的情况，而只反映了借条出具前的背景，并确认其本人在出具本案借条时并没有受到胁迫，而是其拖欠王某的借款，王某受胁迫让其向周现峰写借条；其当时觉得王某很恐慌，脸上也有伤，至于周现峰具体如何胁迫王某，其表示不清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二审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讼争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12万元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周现峰为证明其已交付借款的事实，提交了梁嘉鸿亲笔书写的《借条》，中国建设银行取款凭条以及账户交易明细，梁嘉鸿在该借条中确认因其急需现金，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已经“借到”；该借条的出具时间及金额与取款凭条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的取款时间及金额相符；账户交易明细并显示，梁嘉鸿在出具《借条》后四个多月，又分别于2017年1月18日、4月30日、5月6日、6月28日、8月17日通过支付宝转账陆续还款共计5000元。可见，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已可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佐证周现峰的主张。梁嘉鸿上诉称，是其拖欠王某借款12万元，而王某又受到了周现峰等人的胁迫，其实际上是为了帮王某解围，才应王某要求出具了本案《借条》，并主张一审法院调取的出警记录（情况说明）和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可以证实。但是，根据梁嘉鸿的上诉状所述，本案《借条》是在公安机关处警结束之后才出具的，前述出警记录和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均只反映了《借条》出具前的背景，并未直接反映《借条》出具时的情况，且其中并未显示周现峰等人有对王某实施胁迫或导致王某受伤的情形，而梁嘉鸿二审亦确认，其本人在出具《借条》时并没有受到胁迫，其对于周现峰具体如何胁迫王某也表示不清楚。故此，梁嘉鸿关于《借条》是受胁迫出具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再者，如若《借条》是受胁迫出具，梁嘉鸿在出具《借条》四个多月后，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本人或者王某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或者受到威胁、恐吓的情况下，既不报警也不起诉请求撤销《借条》，反而向周现峰陆续还款共计5000元，还款时间跨度长达半年多，亦明显不合常理。此外，梁嘉鸿上诉主张其在2016年9月13日一早就已乘坐高铁从南宁返回广州，故不存在与周现峰一起到银行取款的客观条件，但梁嘉鸿为此提供的火车票购票截图因未反映乘车人、车辆出发时间及站点等关键信息，而无法佐证梁嘉鸿的主张，其所述乘车时间为当天“一早”，亦明显与一审陈述的乘车时间“13时许”存在较大出入，不足为信。综上所述，梁嘉鸿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40元，由上诉人梁嘉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筱锴审判员  邹迎晖审判员  吴晓炜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徐施阮王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