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6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一，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二，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三，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四，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上述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五。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一，男。上诉人孙某因与被上诉人孙某一、孙某五、孙某二、孙某三、孙某四、吴某、吴某一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28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我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我是被拆迁的102号承租人孙某六的女儿，户口也登记在该房屋中，是拆迁的被安置人。拆迁安置协议一直由孙某五保管，他拒绝提供，应该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即我为被安置人事实的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我是房改售房时诉争房屋的共居人，但却认定我对该房屋没有居住使用权利是错误的。诉争房屋不仅是承租公房也是拆迁安置房屋，我为拆迁的被安置人，也是房屋的共居人，没有表示放弃对房屋享有的权利，法院应支持我的诉讼请求。孙某五、孙某二、孙某三、孙某四共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拆迁前孙某已经出嫁，她不是拆迁的被安置人，也不是父母的共居人。诉争房屋的承租人和产权人都是我们的父亲，孙某并未与父母同住。父母生前曾召开家庭会议，表示诉争房屋由孙某五和孙某二继承，其他人都没有异议，后父母就此办理公证遗嘱。孙某在母亲去世后拒绝执行遗嘱，以各种理由起诉均败诉，也伤害了亲人的感情。我们不同意她的上诉请求。吴某一辩称，同意孙某五的意见。吴某未向二审法院陈述其答辩意见。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确认我对位于822号房屋有权居住使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某六与丛某生有四女二子，即孙某、孙某七、孙某一、孙某四、孙某五、孙某二。孙某六与前妻（姓名不详）生有一女孙某三。孙某七与吴某生有一子吴某一。孙某六于2004年1月20日去世，丛某于2018年1月2日去世，孙某七于2013年8月6日去世。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市第二建筑公司分配给孙某六位于102号房屋，即XXX102号（以下简称：102号房屋）。该房屋为公租房，承租人为孙某六。后102号房屋被拆迁。1990年8月16日，孙某六取得XXX822号房屋的《准住证》，准住证上载明姓名：孙某六；间数：2；人口：3。同日，孙某六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房屋租赁契约》，约定自1990年9月起，由孙某六承租XXX822号房屋，月租金六元零五分。1998年5月19日，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德外管理所（出租方甲方）与孙某六（承租方乙方）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由孙某六承租XXX822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1998年6月1日，孙某六、丛某、孙某的户口自102号房屋迁入诉争房屋。1999年1月28日，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卖方甲方）与孙某六（买方乙方）签订《优惠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约定由孙某六购买诉争房屋。2000年8月4日，孙某六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书。2003年4月9日，孙某六在北京市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一份，将诉争房屋中属于其所有的份额由孙某五和孙某二继承。2018年9月28日，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德胜管理所出具《证明》一份，其内容为：“XXX822号房屋属我单位直管公房，承租人孙某六，于1999年购买了此房产权，原产权单位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孙某六签订的租赁合同地址为XXX822号房屋，上述两处地址属同一地址。2018年，孙某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依法分割诉争房屋。2018年11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8号311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孙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查明丛某去世前留有公证遗嘱。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即使如孙某所述其是被拆迁安置人，其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之一，有购买的权利，其户籍在涉案房屋内，但由于拆迁时安置的房屋是公租房，孙某取得的也仅是公租房的共居权利及购买资格，而不能基于上述情况取得涉案房屋的共有权利。”后孙某不服，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案审理期间，孙某申请撤回上诉。2019年1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民终字3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孙某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该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孙某一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现为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与孙某六签订的《优惠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无效。2019年6月13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02民初84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孙某的诉讼请求。后孙某不服，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8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2民终96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某为证明在1998年孙某六购房时，其为诉争房屋的共居人口，提交《现住房共居人口认定表》一份，其上显示共居人口为四人，分别是丛某、孙某、刘某、王某。孙某为举证证明其为诉争房屋的被安置人，申请法院至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中心德胜管理所调取1988年中共中央编译局与孙某六签订的涉及102号房屋的拆迁安置协议及拆迁政策，但上述单位均未存有孙某所述的上述拆迁协议及拆迁政策。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孙某主张其对诉争房屋有权居住使用基于两个理由，第一，102号房屋拆迁时孙某系被安置人，拆迁时诉争房屋考虑了孙某的面积；第二，孙某六购买诉争房屋时孙某系共居人。孙某虽提交了诉争房屋的《准住证》，但准住证上仅写明“人口：3”，并未写明准住人口姓名。孙某虽陈述拆迁时其户口在102号房屋内，但在孙某未能提交102号房屋的拆迁协议的情况下，仅依据准住证及户籍登记情况，法院无法确认孙某系102号房屋拆迁时的被安置人。孙某虽陈述根据《北京市住宅楼房出售试点办法》，孙某六夫妇仅能购买60平米的房屋。而诉争房屋的面积为62.8平米，因此诉争房屋在拆迁时考虑了孙某的因素。但该办法系房改售房的政策，不能因房改售房政策倒推出拆迁时孙某系被安置人。且诉争房屋的面积并未显著超出60平米，在孙某未能提交拆迁安置协议的情况下，仅依据诉争房屋的面积，法院无法认定孙某为诉争房屋拆迁时的被安置人。孙某六购买诉争房屋时孙某虽系其共居人，但并无相关法律规定在产权人死亡后其原共居亲属对于产权人名下的房屋必然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2018）京0108民初31189号民事判决书也并未明确认定孙某对诉争房屋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综上，原告孙某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吴某、吴某一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按时到庭，法院视为其放弃质证及答辩的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某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另，本院审理期间，孙某提出要求法院调取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申请，由于无法确定该协议书在哪一部门留存，本院对其申请难以准许。本院认为，孙某是否具有拆迁被安置人的身份应以拆迁协议或拆迁档案之记载、拆迁单位或有关部门的认定为依据，法院不能通过其他证据材料或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对该事实予以推定，故在无法取得上述材料的情况下，本院对孙某基于其为拆迁被安置人的身份要求确认对安置所得诉争房屋有权居住使用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孙某是否为孙某六购买诉争房屋时的共居人，与其是否有权对该房屋居住使用之间没有关联性。综上所述，孙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孙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丽杰审判员  王 佳审判员  陈雨菡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黑梦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