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5民初6912号 原告：张群红，男，汉族，1980年9月26日出生，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达刚、杨春飞，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满红，男，汉族，1979年5月16日出生，住浙江省东阳市，现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文俊，浙江士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群红诉被告王满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群红的诉讼代理人马达刚和被告王满红的诉讼代理人夏文俊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裁定转为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于2020年5月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群红的诉讼代理人马达刚和被告王满红的诉讼代理人夏文俊到庭参加了诉讼。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群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的委托合同；2、判令被告归还原告17万元；3、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自2011年5月7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3月20日止的占用资金利息80314.62元（以年利率6%计算）及直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委托被告购买塔吊一台，并于2011年5月7日按被告指示汇款17万元至王江红账户，但被告迟迟未将塔吊交付给原告。后被告谎称已代原告向案外人浙江省建设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建机公司）支付塔吊费用，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支付23万元代付款及相关费用，该案经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判决，原告张群红败诉。后原告另行起诉第三人省建机公司，通过诉讼取得相关新证据后，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105民初701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满红的诉讼请求。再审判决确认，被告王满红实际并未代原告张群红向省建机公司支付塔吊费用23万元。原告认为，被告王满红未履行代原告张群红支付23万元塔吊款的义务，已属违约。被告先行恶意诉讼，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原被告间代为购买塔吊的合同已不存在继续履行的意义。被告先行收取的17万元应当返还，并向原告支付占用资金利息。据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王满红辩称，一、本案答辩人提交的《情况说明》真实有效，具有证明力。补充说明一点，该鉴定文书中送检单位即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大关派出所提供的2010年5月4日、2012年5月9日两份《证明》系公安自行去市建委调取的证明，并非答辩人提供，具体该情况是可以向公安了解的，由于购买吊机是需要市建委备案的，故这样的《证明》是大量存在的。至于样本004是省建机公司现在使用的印章，根据时间来看，2010年至2012年期间至今更换过印章或者存在多枚印章都是存在可能性的，但是从市建委调取的备案的公章至少说明当时是省建机公司使用过的印章。我方认为该证据真实性通过公安鉴定文书是可以确定的，但若法庭认为如有必要，亦可通过民事程序再进行鉴定，该证据原件目前仍在大关派出所保存，答辩人可申请取回。二、本案中张群红与答辩人王满红之间不存在委托购买案涉吊机的委托关系且答辩人王满红从未占有17万元款项。先从法律关系看，首先是张群红与省建机公司存在一个买卖合同关系，这是由多方面证据佐证的：1、杭州中院再审认定事实(判决书第5页)“王满红提交的《产品销售合同》真实性可以认可。”下一段另查明“2010年5月18日，张群红与省建机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张群红向省建机公司购买塔式起重机2台……”2、张群红另案起诉省建机公司的诉讼中，张群红诉请系“解除原告(张群红)与被告(省建机公司)约定的原告向被告购买塔吊的买卖合同，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塔吊款40万元”，事实与理由中均是围绕这一观点表述，该案张群红虽然撤诉，但十分明确，系张群红向省建机公司购买塔吊的事实是存在的。3、王满红诉张群红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的笔录载明被告本人陈述：“省建机公司出售塔吊是可以办理类似按揭的手续的，在支付首付款之后，剩余的款项可以通过塔吊出租收入来支付。当时王江红是经营一家塔吊租赁公司的，我的塔吊放在他的公司租赁，所以承租方租了我的塔吊之后是把租金支付给王江红的公司的，由王江红的公司负责支付尾款给省建机公司。”我方对其陈述事实中张群红其自认支付首付款后，其自称是其自己的塔吊，故其与省建机公司之间是存在买卖案涉塔吊的事宜这一事实我方是认可的。当然这并不意味我方认可其放在王江红处租赁的事实，因为王江红系案外人，答辩人并不清楚具体情况。4、由张群红签名确认的“证明”明确载明张群红向省建机公司购买案涉塔吊3225#，已付17万，还欠23万由答辩人代付。这里要解释一下，中院再审驳回答辩人诉请仅仅是因为答辩人证据不足以证明已经支付23万，并非直接否定23万代付的事实，更加没有对17万已付事实以及张群红向省建机公司购买案涉塔吊的事实予以否认。故结合该证明虽然目前来说不能直接反映王满红是否代张群红支付了23万，但是仍旧可以证明张群红向省建机公司购买案涉塔吊。5、本案中答辩人提交的《情况说明》就算抛开代付事实，依然在开头就载明“2010年5月18日，张群红因业务需要向我公司购买塔吊，并签订了《产品销售合同》…”以上这么多事实从高度盖然性的原则可以印证一点，案涉塔吊系张群红自己以其名义向省建机公司购买，并非委托答辩人进行购买。目前来讲，原告张群红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与王满红之间存在委托代买案涉塔吊的意思表示。故双方不成立委托购买的基础事实。本案原告提交的生效判决仅仅证明答辩人王满红代为支付23万元的事实尚未成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王满红已代张群红向省建机公司支付23万元，而再审论述时认定：“原审判决张群红支付王满红代付塔吊款，系因张群红在原审中未提供有效证据反驳王满红的证据，不属于原判本身错误”，那么即使再审认为王满红代为支付23万元尚未成立，并非认定王满红与张群红因此就产生了一个代购塔吊的委托关系，更加未对17万元款项进行认定为王满红收取。另一方面，答辩人认为到底是否支付了23万元在本案中可以不予评述，因为该事实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至于原告要求返还17万的理由系王满红先行收取17万元显然是不成立的。先从主体上来看，该17万是王满红打给王江红，王江红支付至省建机公司，虽然王满红、王江红系兄弟关系，但在法律意义上仍为独立的法律主体，生效裁判均是围绕“王满红是否代付案涉塔吊剩余的23万”的问题，而对本案原告主张与王满红存在委托购买塔吊是没有认定的，事实上亦不存在这样的委托关系。就算要根据王江红代付17万款项来推定，那么王江红是否与张群红存在代购塔吊的约定，王满红也不发表意见的，因为对答辩人来讲，并非同一个法律关系。再从事实来看，若17万未支付至省建机公司，那么省建机公司不可能发货，案涉塔吊目前发货的事实是可以确认的，无非是对发给谁了有疑问，但是求同存异，首付款肯定是支付给省建机公司的，那么已经支付至省建机公司的款项，现张群红要求王满红进行退款，显然是没有法律以及事实依据的。故本案中，原告以委托合同起诉，其主张委托的内容是张群红委托王满红购买案涉塔吊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亦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三、原告在未收到塔吊的情况下，长期不行使其解除权不符合常理，进而佐证其主张与事实有悖。先捋一下本案的时间线：2010年5月18日张群红与省建机公司签订买卖合同，2011年5月张群红向王江红支付17万元首付款，2014年2月张群红出具《证明》，2016年1月王满红向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24万代付款，2017年10月张群红起诉省建机公司，后撤诉，2018年8月中院提审本案后改判，2019年4月19日，张群红提起本案要求解除委托。那么，购买塔吊实际上是2011年5月份的事情，根据交易习惯，省建机公司在支付首付款后发货的，说明2011年5月张群红理应知道发货没发货的事实，那这里暂时不论是省建机公司不发货还是王江红收到货物不交付，假设双方存在委托购买塔吊的关系前提下，此时原告支付了17万却没有收到塔吊，已经具备主张违约或返还塔吊的条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了2年多时间，原告从未要求王满红或王江红交付塔吊(至少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出具了《证明》，该证明仍然未提及王满红尚未发货或者省建机公司尚未发货，恰恰是同意支付代付款的。时间又继续经过将近两年，直到2016年初答辩人先起诉了原告，这时候从笔录可以看到原告首次提出未收到塔吊。那么，2011年5月至2016年1月，长达将近5年的时间，根据原告的陈述是从未收到塔吊，还支付了17万元，那么为何从来不向答辩人主张，难道答辩人不起诉张群红代付的款项，张群红就不要那17万了吗!(且本案原告提起诉请系解除合同，合同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依照法律或者合同约定，当事人经其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合同权利归于消灭，从而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解除权人长期拥有解除权，但其既不行使也不放弃，则合同有随时被解除的可能，这将使得合同当事人的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与《合同法》的维护交易稳定以及社会经济秩序的立法目的相悖。假设张群红与王满红或王江红之间存在委托代购塔吊的法律关系，2011年5月支付首付款后未收到塔吊，那么合同解除条件已具备，但是张群红并未行使该解除权，反而在2014年2月继续确认了代付行为，其以实际行为放弃了解除权，本案属于法律未有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亦未约定，那么何为“合理期限”，应当由人民法院结合具体案情予以认定。原告长达将近5年未曾主张解除委托，至本案提起诉讼更是长达将近8年时间，应当属于超过合理期限。当然答辩人王满红至始至终不认为双方存在委托购买塔吊的事实，仅仅委托代付23万元款项的事实。)四、本案也涉及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2011年5月支付的款项，根据交易习惯也是可以认定收到首付款应当发货，原告现在主张当时就未收到货物，假设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从2011年开始计算，至2019年已经经过长达将近8年之久，诉讼时效早已超过。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对原告张群红提交的转账凭条，被告王满红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其收到该17万元是用于帮原告向省建机公司代交塔吊款的，且其已向省建机公司转交塔吊款，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对原告张群红提交的（2016）浙0105民初70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王满红对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但该民事判决已被生效判决撤销，已不具有法律效力。3、对原告张群红提交的（2018）浙01民再38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被告王满红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已完成委托付款，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4、对被告王满红提交的《产品销售合同》，原告张群红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其确实签过该合同，但该合同未实际履行，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5、对被告王满红提交的《情况说明》，原告张群红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无原件，且无落款日期，无说明人，无经办人和负责人签字，该《情况说明》与省建机公司在下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的陈述相悖，被告在之前的案件诉讼过程中也一直未提供该《情况说明》。本院认为，该《情况说明》出具时间不明，且无出具该《情况说明》的经办人和单位负责人签字，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上所加盖的“省建机公司”的印章的真实性，故本院依法应不予认定。6、对被告王满红提交的《证明》，原告张群红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当时协商原告付完钱后，被告交付塔吊两台，其中一台让原告用几年，但事实上被告并未向省建机公司垫付23万元。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根据生效判决，被告并未向省建机公司垫付塔吊款23万元。7、对被告王满红提交的杭州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文书》，原告张群红认为，该鉴定文书载明的案情摘要为租借塔吊，而本案是委托购买塔吊，省建机公司法务非常明确《情况说明》不是省建机公司出具的。本院认为，根据该《鉴定文书》，检材和样本均为送检单位提供，也即作为比对检验的样本的来源也是由送检单位提供，但该样本是否来源于省建机公司并不明确，结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对该《鉴定文书》不予认定具有证据效力。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5月7日，张群红向王满红指定的王江红银行账户转账17万元，用于向省建机公司购买塔式起重机。 2014年2月28日，张群红向王满红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张权红向省建机公司购买的塔吊出厂编号3225#，产权编号：浙AD-T00970，塔吊出厂价40万元，已付17万元，还欠厂家23万元，由王满红帮张权红代付给厂家23万元，张权红在2014年12月31日一次性归还王满红23万元。”本院于2016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原告王满红诉被告张群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7日作出（2016）浙0105民初701号民事判决：一、张群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满红代付的塔吊款23万元，并赔偿王满红利息损失12817.70元（该利息损失自2015年1月1日暂算至2016年1月11日，从2016年1月12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所欠塔吊款本金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另行计付）；二、驳回王满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022元（已减半），由王满红负担551元，张群红负担2471元。后张群红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中，王满红主张其与张群红之间为委托付款关系，应由王满红举证证明其已代张群红向省建机公司支付了张群红购买3225#塔式起重机的剩余价款。虽王满红提交的张群红出具的证明、信用卡交易明细及产品销售合同，但证明中塔吊的数量、价格及付款情况与产品销售合同中塔式起重机的数量、价格及付款方式不一致。而张群红提交的证据及再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3225#塔式起重机并非张群红向省建机公司购买，王满红所提交的信用卡交易明细中的款项，也均被省建机公司记账为其他人购买其他产品的付款。综合全案情况，再审法院认为王满红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了证明中记载的代张群红支付3225#塔吊剩余23万元款项的义务。王满红要求张群红付款，没有事实依据。并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浙01民再3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105民初70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满红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6044元，减半收取3022元，由王满红负担；再审案件受理费6044元，由张群红负担。 本院认为，张群红于2011年5月7日向王江红转账17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予以认定。在本案第一次庭审过程中，王满红认可收到该17万元，并表示王江红的账户系其指定，收取该17万元系帮张群红向省建机公司代付塔吊款。但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王满红又否认该节事实，有违禁止反言原则，结合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及张群红2014年2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上“已付17万元，还欠厂家23万元，由王满红帮张权红代付给厂家23万元”的记载，本院认定张群红已支付给王满红17万元。并且，根据该17万元需先由张群红支付给王满红，再由王满红支付给省建机公司，而不是由张群红直接支付给省建机公司或张群红无需先行支付的事实，结合王满红有关该17万元系帮张群红向省建机公司代付塔吊款的陈述，也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口头委托购买塔吊的合同关系。张群红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省建机公司请求解除买卖合同，与其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解除委托合同，并不矛盾，不足以据此否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对相关事实作出认定，且该判决书的证明效力显然大于王满红所提交的《鉴定文书》及《情况说明》，故该《情况说明》所记载的相关事实不能认定。因王满红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完成委托事项将该17万元支付给了省建机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已向张群红交付受托购买的塔吊，故，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尚未履行完毕，张群红作为委托人具有任意解除权。王满红有关张群红的解除权已消灭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此，张群红诉请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并请求返还该17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张群红出具《证明》的事实表明在该时其尚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后在双方诉讼过程中张群红在答辩时也已提出相关权利主张。且至张群红提起本案诉讼时，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也尚未履行完毕。故王满红有关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张群红请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亦应予支持，但利息起算时间及计算标准均有所不当，本院酌定利息自其起诉之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17万元款项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张群红与王满红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 二、王满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群红委托购买塔吊款项17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6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17万元款项返还之日止的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三、驳回张群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56元，由原告张群红负担1622元，被告王满红负担3434元。 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诉讼费；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姜新农 人民陪审员  张更泗 人民陪审员  胡 敏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贾昱泓 代书 记员  陈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