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8民终3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贤英，女，195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易特，上海市徐易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升强，上海市徐易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煌盛铂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宾港中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贾庆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斌，北京以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贤英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煌盛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煌盛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803民初252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贤英上诉请求：1.撤销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803民初2524号民事裁定，直接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或者指令其他法院继续审理本案；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情况下，变更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但违反“一事不得二理”原则，还严重违反民事诉讼程序。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之后，原审法院曾以上诉人起诉时不具备股东资格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提出上诉之后，二审法院作出（2019）浙08民终437号民事裁定，认定王贤英起诉时具备股东资格，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一审法院再次做出的裁定书，变更了（2019）浙08民终437号民事裁定认定的事实，违反民事诉讼程序规则。二、王贤英在起诉时具备股东资格。1.本案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诉讼，并非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交割日不能适用于本案诉讼。2.被上诉人浙江煌盛公司一直未提供将王贤英除名的股东名册，且在本案诉讼之后仍然两次通知王贤英参加股东会议，应当认定王贤英具备股东资格。3.基于股东权责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在合同当事人对股权转让纠纷尚无定论前，王贤英不仅依法须承担股东的法定义务，也应享有股东的法定权利。4.王贤英在起诉时具备股东资格的事实，已经二审法院裁定书确认。三、一审裁定关于“王贤英自始至终参与股权对赌案的诉讼活动，人民法院已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王贤英的诉讼权益，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审计或鉴定报告对股东持股期间的合法权益是否损害已有定论”的认定错误。1.“股权对赌案”审计涉及的仅是2014年9月之后的公司损益，本案中王贤英提出股东权益受损是针对2014年8月之前的涉公司大股东干方良与其女儿干盈之间4700万元的关联交易，时间段并不重合。2.“股权对赌案”是否充分保障王贤英的诉讼权益，不能代替本次股东知情权案件，两次诉讼所涉的争议事实和知情权的行使范围、方式并不相同。3.该4700万元关联交易双方并非“股权对赌案”的当事人，王贤英无法在“股权对赌案”中提出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查。四、被上诉人未依法进行关联交易披露，损害了上诉人王贤英的合法权益。2015年1月的审计报告对该笔4700万元关联交易的披露，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的要求。仅凭审计报告的表述，王贤英无法知晓该交易属于关联交易，该未依法披露的行为已经损害了王贤英的“被主动告知权”，该权利属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合法权益。 浙江煌盛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王贤英在起诉时不具有股东资格正确。1.根据“股权对赌案”已被生效判决、最高院裁定认定的事实，王贤英最晚应于2016年4月25日就应完成剩余股权的过户，即王贤英最晚于该日就丧失了浙江煌盛公司的股东资格。王贤英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进行过户，被温州中院、浙江高院、最高院均认定构成违约。2.原二审裁定仅是程序性的裁定，裁定的结果是让该案从一审程序重新启动，故原二审裁定不属于“经生效裁判确认的基本事实”，对一审法院无强制拘束力。本案只涉及一个诉讼，只是诉讼程序从一审程序重新开始，并非两个诉讼，无适用“一事不再理”的前提。3.股权转让是股东资格丧失的方式之一，且是主要的方式，被上诉人以王贤英因其与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在起诉前已丧失股东资格进行抗辩，不存在混淆不同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问题。4.本案中王贤英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是股东与公司内部关系认定问题，不涉及公司以外的不特定主体，故不存在对世问题，且浙江煌盛公司并未置备股东名册，也无提交将王贤英除名的股东名册的可能。5.浙江煌盛公司在王贤英提起本案诉讼之后，始终答辩认为王贤英已丧失股东资格，监事向王贤英两次寄送临时股东会议通知，是为了满足工商登记机关对公司变更登记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的需要，不能由此认定王贤英具有股东资格。对于身份关系的事实，不适用自认规则。二、一审法院认定王贤英无证据证明其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损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1.2015年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双方股权转让纠纷的重要证据，而王贤英在该案的历次诉讼程序中均未提出该笔交易损害其合法权益，王贤英在温州中院委托的温天原会所鉴（2017）3-020号鉴定报告中也未指出该笔关联交易存在问题。2.王贤英所主张的“关联交易被主动告知权”没有法律依据，民事权利应该通过法律创设，《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是规范会计行为的部门规章，《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是适用于上市公司的规范性文件，被上诉人并非上市公司，王贤英依据该两份文件提出其享有“关联交易被主动告知权”，是臆造的权利，其也无证据证明其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王贤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浙江煌盛公司提供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1日止的所有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及审计报告（含审计报告相关资料）供其查阅、复制，查阅、复制时间不少于十五个工作日；2.判令浙江煌盛公司向其提供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1日止的全部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报表及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相关资料）供王贤英和王贤英委托的注册会计师、律师查阅，查阅时间不少于十五个工作日；3.诉讼费由浙江煌盛公司承担。2019年9月3日，王贤英将第1、2项诉讼请求查阅复制材料起止日期变更为2002年3月4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规定，王贤英行使股东知情权的前提条件是2017年2月23日起诉时具有浙江煌盛公司股东资格或者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浙江煌盛公司原股东王贤英与另一股东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2015年1月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王贤英等三人持有的浙江煌盛公司股权转让给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该协议中就股权转让款支付事宜约定了对赌条款，其中之一为若浙江煌盛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负数，则包括王贤英在内的转让方应将其持有的浙江煌盛公司全部股权无偿赠送给受让方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且包括王贤英在内的转让方应在201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履行无偿转让股权义务。浙江煌盛公司2015年经营情况经北京华成合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于2016年3月11日出具浙江煌盛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书，显示浙江煌盛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负数。已生效的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初37号民事判决确认如下事实：1.《股权转让协议》有效；2.认定温天原会所鉴（2017）3-020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未改变北京华成合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浙江煌盛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负数的结论）；3.《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对赌条件已成就，据此判决王贤英无偿将其持有的浙江煌盛公司11%股权过户给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约束并促成王贤英股权过户条件成就的法律事实是落款日期2016年3月11日的浙江煌盛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书，根据生效（2017）浙03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股权转让协议》推算，浙江煌盛公司认为王贤英最晚于2016年4月25日应履行无偿过户剩余股权义务即最晚自该日起王贤英已不具备浙江煌盛公司股东资格的抗辩意见，该院予以采纳，王贤英2017年2月23日起诉时已不具有浙江煌盛公司股东资格。（2017）浙03民初37号股权转让纠纷案，作为被告（反诉原告）的王贤英自始至终参与诉讼活动，人民法院已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王贤英的诉讼权益，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审计或鉴定报告对股东持股期间的合法权益是否损害已有定论，故王贤英以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为由提起知情权诉讼也与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相悖。 综上所述，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初37号股权转让纠纷案民事判决书业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此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王贤英的再审申请，王贤英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故王贤英2017年2月23日起诉时已不具有浙江煌盛公司股东资格，也无查阅或复制其持股期间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情形，依法应驳回其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王贤英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王贤英在提起本案股东知情权诉讼时，是否仍具有浙江煌盛公司的股东资格。根据王贤英与浙江煌盛公司另一股东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股权转让纠纷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王贤英无偿将剩余11%股权赠送给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的对赌条件已经成就，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王贤英履行过户义务。王贤英主张其股东资格的丧失，应自该股权转让纠纷二审判决生效之日确定；浙江煌盛公司主张应自王贤英与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移转条件成就之日确定。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系引起股权变更的原因行为，股权移转是导致股东资格丧失的法律后果，两者存在区分，但就本案而言，王贤英股权的移转应自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条件成就之日确定，理由如下：其一，王贤英提起本案股东知情权诉讼，处理的是股东与公司内部的关系，并不涉及不特定第三方主体，其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应当根据查明的实际权属情况予以确认，而不应仅以公司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为准；且根据浙江煌盛公司陈述，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上诉人王贤英以其未被公司股东名册除名、公司仍通知其参加股东会为由主张其具有股东资格不能成立；其二，民事法律行为是导致民事法律关系变更的主要方式，王贤英股东身份变更的原因行为系对赌协议所约定的股权移转条件成就，王贤英与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股权转让纠纷生效判决仅是对股权移转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实体裁判，确认双方约定的对赌条件成就且王贤英应当履行股权过户义务，该生效判决并非引起股权变更的原因法律行为，故王贤英主张以判决生效之日作为股权移转之日于法无据；其三，王贤英与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涉及的是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对赌和转让行为，股权移转并不存在法律障碍和限制，不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或者存在需要办理许可、登记方能生效之情形，在该种情形之下，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且转让条件成就就应对各方产生拘束力，就导致股权移转的后果；其四，因王贤英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未及时移交股权导致诉讼，其名下股权实际变更登记时间晚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移转时间，若认定上述迟延期间王贤英仍具有股东资格，意味着其可获取包括该期间公司利润在内的各项权益，违反诚实和公平原则。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王贤英其在起诉时仍具有股东身份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在王贤英起诉时已不具备股东资格的前提下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王贤英应当举证证明其在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根据王贤英的上诉理由，其认为受到损害的事实在于浙江煌盛公司在审计报告中未对大股东干方良与其女儿干盈之间4700万元的关联交易进行充分披露和告知。本院认为，其一，涉及该笔4700万交易的审计报告系王贤英与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在无相反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应当推定王贤英对该笔交易的存在已充分认知；其二，王贤英的主张实则是认为审计报告的披露不符合会计准则要求，但王贤英应当举证证明的是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结果事实，无论该审计报告形式是否规范，披露形式与合法权益受损的结果之间无必然联系，其仅以未被主动告知关联交易的存在为由主张合法权益受损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另外，本案纠纷虽经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指令继续审理，仅在程序上作了审理，没有对实体内容进行评判，实质上仍属于一个诉讼，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且原二审裁定对王贤英起诉时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评判系法律适用问题，并非被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王贤英主张其股东资格已被生效裁判确认无法成立。综上，上诉人王贤英的各项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其在起诉时已不具备股东资格，又无法举证证明其持股期间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并无不当。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汪 佳 审判员 骆忠新 审判员 姜秀莲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倪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