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31民再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喜会，女，196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新疆喀什市，公民身份号码：×××X。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吉祥，新疆京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汤菊英，女，196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新疆喀什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秀钧，新疆耀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伟堂，男，1967年8月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喀什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安辉，新疆耀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喜会因与被申请人汤菊英、吴伟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31民终256号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7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新民申73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喜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吉祥、被申请人汤菊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秀钧、被申请人吴伟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安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喜会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31民终256号民事判决，维持喀什市人民法院（2017）新3101民初8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改判由被申请人支付再审申请人利息544000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3月6日的转款凭证可以证实汤菊英收到776000元款项，吴伟堂于2014年3月6日以汤菊英的名义出具借条，与上述转款凭证能够证实借贷法律关系。该借条虽然汤菊英不认可，但该证据已经由吴伟堂证实是由其书写形成，虽然吴伟堂在法庭上辩驳该借条系按照刘喜会要求书写形成，但并没有相应证据来证实，故其真实性应当得到确认。刘喜会提供的转账凭证及吴伟堂出具借条能够相互印证本案借款事实。二审法院因对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规定理解错误，导致举证责任分配错误。2013年11月18日、2013年12月3日、2014年1月2日汤菊英累计向刘喜会银行账户转款542000元，汤菊英用来证明776000元是双方生意往来款，但汤菊英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来证实是生意往来款。刘喜会在二审开庭时，提供2013年7月31日转款给汤菊英700000元证据，刘喜会认为上述汤菊英转账542000元就是偿还此笔借款。故刘喜会对此542000元（此款发生在700000转款之后，776000元转款之前）的主张提供相应证据来反驳系偿还之前相应借款，刘喜会举证已完毕。二审法院对此事实不予认定，反而以双方存在多次银行转账为由，以致分配举证责任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二审法院对吴伟堂代理行为效力的认定不符合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刘喜会与汤菊英、吴伟堂之间系朋友关系，吴伟堂不以汤菊英名义出具借条，吴伟堂不向刘喜会提供汤菊英银行卡，刘喜会怎么可能将776000元汇入汤菊英银行卡中。刘喜会基于对吴伟堂出具借条及三人之间朋友关系信任，转入汤菊英银行卡大额资金事实，可以看出刘喜会就是善意相对人，故汤菊英、吴伟堂应该偿还借款。退一步讲，吴伟堂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以致刘喜会基于该代理行为出具借条而转出的776000元，无法以借条的法律关系收回。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无权代理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规定，吴伟堂也应当偿还776000元的债务及利息。故二审法院只适用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而不适用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明显偏袒对方，导致判决错误。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再审，改判支持刘喜会的诉讼请求。被申请人汤菊英辩称，1、2013年8月2日，刘喜会将第一笔700000元转入汤菊英银行卡之后，汤菊英当天就把其中679000元转给新疆锦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周鑫，21000元转给刘喜会作为月利三分的利息。该证据完全能够证实汤菊英与刘喜会在本案涉案争议的776000元非民间借贷其他法律关系发生之前，曾经产生过一笔700000元“非民间借贷的其他债权债务和法律关系”，且刘喜会对700000元“非民间借贷的其他债权债务和法律关系”无异议。2、2014年3月6日，刘喜会向汤菊英银行卡转入776000元款项之后，汤菊英当天就将776000元加上汤菊英本人119000元，全部转入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星鑫银行账户上。刘喜会委托汤菊英将776000元款项，作为刘喜会向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投资款，目的是为了获得月息高达三分利息。《借条》上注：第壹月利息付￥24000，大写贰万肆仟元整，在2014年的喀什，只有向担保公司存款才会有月息三分利率。3、2014年5月20日，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向汤菊英出具《承诺书》、以公司名义向汤菊英出具《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陈星鑫向汤菊英出具15000000元《借条》六份、证人谭凤霞证言，环环相扣佐证并印证汤菊英与刘喜会之间涉案争议776000元转款系“非民间借贷的其他债权债务和法律关系”，即776000元是刘喜会委托汤菊英投放到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投资理财款项。4、依据“谁主张、谁举证”证据规则，刘喜会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与汤菊英之间具有借贷的合意和借贷关系。“借贷的合意”和“借贷关系的成立”法定举证证明责任依法属于提出民间借贷诉讼请求的原告一方，在本案中依法由刘喜会承担举证责任。二审判决以刘喜会与汤菊英之间没有“借贷的合意”而判决驳回刘喜会的诉讼请求正确合法。5、刘喜会在打款之后，由无权代理人吴伟堂出具《借条》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13条所规定的“善意”的法定构成要件：即“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二审判决认定刘喜会不属于善意相对人，吴伟堂的行为对刘喜会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正确。6、涉案《借条》系由无权代理人吴伟堂，在刘喜会以非民间借贷的其他关系向汤菊英转款之后于2015年5月才出具，依法对汤菊英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并依法维持”规定，请求维持二审判决，即驳回刘喜会的诉讼请求。被申请人吴伟堂辩称，1、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规定，债权凭证是证明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本案中刘喜会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明本案存在转款的事实，无法证明刘喜会与吴伟堂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事实。吴伟堂也没有收到刘喜会所交付的涉案776000元借款，不存在借贷事实。2、退一步说，吴伟堂只是一个无权代理人，吴伟堂是按照刘喜会的意思出具借条。出具借条时，并不清楚汤菊英是否向刘喜会借款，也不清楚所谓借款数额及其用途。吴伟堂并非借款人也非担保人，是受到刘喜会诱骗而出具的借条，是无权代理人，依法应不承担还款责任。3、一审判决吴伟堂向刘喜会支付欠款776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刘喜会不属于民商法意义上的“善意相对人”，本案涉嫌以捏造事实提起虚假民事诉讼。二审判决驳回刘喜会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再审驳回刘喜会再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刘喜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800000元，并支付利息544000元；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3月6日，被告汤菊英向原告借款800000元，由被告吴伟堂出具借条一张。借款期限届满，两被告未向原告偿还，故原告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6日，被告吴伟堂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载明“由汤菊英（被告）借刘喜慧（会）（原告）人民币800000元。注：第一月利息付24000元”，被告吴伟堂在借条上“代理人”处签字。同日，原告向被告汤菊英卡中转入776000元。以上事实，有借条、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在案佐证，该院予以确认。被告汤菊英虽对借条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真实性认可，但称其并未委托被告吴伟堂出具借条，原告向其转款的776000元是双方生意往来资金，为此，被告汤菊英向该院提交其与原告间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资金往来明细及被告吴伟堂向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银行明细分别为：2013年11月18日、2013年12月3日被告汤菊英从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卡中各转款21000元流水记录、2014年1月2日被告汤菊英从中国银行向原告卡中转款500000元业务交易单。流水记录及业务交易单虽能反映原告与被告汤菊英间有资金往来，但无法证实原告2014年3月6日向被告汤菊英卡中转款的776000元系属双方生意往来款，被告汤菊英也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该款性质，故该院对被告汤菊英提交的流水记录及业务交易单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因被告吴伟堂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该院对其向被告汤菊英出具情况说明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被告吴伟堂虽对借条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真实性认可，但称其出具借条是受原告欺骗，且其并不清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的转款是何款项。对此，庭审中经与原、被告核实，原、被告三人间原系朋友关系，被告吴伟堂虽称其是为收取好处费而应原告要求出具的借条，但借条落款的同日，即2014年3月6日，原告确将776000元款项打入被告汤菊英卡中，借条内容及原告向被告汤菊英卡中打款的记录能够相互印证借贷关系成立。一审法院判决：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汤菊英虽未直接向原告出具借条，但确于2014年3月6日收到原告转款的776000元，根据法律规定：“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汤菊英虽称该款系生意往来款，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据此该款应认定为借款，被告汤菊英应承担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因被告汤菊英称其并未委托被告吴伟堂出具借条，被告吴伟堂亦称未受被告汤菊英委托，但被告吴伟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以被告汤菊英代理人的身份出具借条并签名产生的法律后果，故其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对于借款金额，借条中金额虽为800000元，但原告转款时已扣除第一月利息24000元，根据法律规定，借款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故对借款本金本院认定为776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因借条中仅写明24000元为第一月利息，并未明确约定利息计付方式，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另，原、被告在借条中未写明借款期限，应视为未约定借款期限。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两被告偿还借款800000元的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利息5440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汤菊英、被告吴伟堂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刘喜会支付欠款776000元；二、驳回原告刘喜会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896元，减半收取计8448元，由原告刘喜会负担3570元，被告汤菊英、被告吴伟堂负担4878元。上诉人刘喜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吴伟堂出具的借条明确写明第一个月的利息是24000元，并预先予以扣除，这表明双方之间的借贷是有利息约定的，汤菊英也收到了上诉人的借款，但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没有约定利息计算方式属认定事实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两被上诉人支付利息544000元。上诉人汤菊英上诉请求：上诉人汤菊英与刘喜会系经济伙伴，双方银行账户有资金往来属正常现象。本案刘喜会仅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和吴伟堂代写的借条，但吴伟堂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对汤菊英不发生效力，上诉人汤菊英与刘喜会之间没有借款关系，一审法院仅以转账凭条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显属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吴伟堂上诉请求：本案的借条是其按照刘喜会的意思并承诺事后有好处才写的，其并不知道汤菊英是否借款。上诉人虽然出具了借条，但仅注明是代理人，吴伟堂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不应当承担借款的偿还责任。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喜会提供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证明2013年7月31日向汤菊英转款700000元，并主张汤菊英2014年1月2日支付500000元是偿还该笔款项，汤菊英质证认为该700000元不属于借款，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汤菊英二审期间提供2014年3月6日的银行转账单，证实其本身有大额存款，并无向刘喜会借钱的动机，因该凭证系复印件，且刘喜会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吴伟堂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否经过汤菊英授权，法律后果应否由汤菊英承担；2、汤菊英与刘喜会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3、汤菊英是否拖欠刘喜会款项，应否向刘喜会支付利息；4、吴伟堂应否向刘喜会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一吴伟堂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否经过汤菊英授权，法律后果应否由汤菊英承担的问题。吴伟堂向刘喜会出具借条，借条中虽载明吴伟堂系汤菊英的代理人，但汤菊英本人否认授权吴伟堂出具借条，刘喜会也未提供汤菊英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故吴伟堂系无权代理，且吴伟堂本人也承认不知道汤菊英是否欠刘喜会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因此，吴伟堂书写借条的行为对汤菊英不发生法律效力。另外，吴伟堂出具借条的行为对刘喜会也构不成表见代理，适用表见代理必须同时符合两项要件：（一）权利外观要件，即行为人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本案中，刘喜会仅声称吴伟堂是汤菊英的司机，且汤菊英、吴伟堂均否认存在该关系，而司机并不必然具有出具欠条的代理权，故刘喜会未提供吴伟堂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的证据。（二）主观因素要件，即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该要件要求作为相对人的刘喜会必须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但刘喜会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在收取借条时对吴伟堂的代理权限进行了审核，故其不属于善意相对人。因此，吴伟堂的行为对刘喜会而言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关于焦点二汤菊英与刘喜会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刘喜会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合同的成立。刘喜会虽提供了2014年3月6日转款776000元的银行转款凭证，但该银行凭证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能证实刘喜会向汤菊英付款的事实，无法证明汤菊英与刘喜会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不能证实双方借贷合同的成立。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汤菊英主张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而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并且提供了双方之间的银行转账往来明细，证实在收取涉案款项之前，双方仍存在多笔银行转账，因此，刘喜会仍应就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刘喜会仅有转账凭证证明款项的交付，但并无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了借贷的合意，故其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无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仅凭银行转款凭证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关于焦点三汤菊英是否拖欠刘喜会款项，应否向刘喜会支付利息的问题。因刘喜会无法证明与汤菊英存在借贷关系，因此，其主张汤菊英拖欠款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令汤菊英支付刘喜会欠款于法无据，本院予以纠正。刘喜会上诉请求判令汤菊英支付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吴伟堂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吴伟堂并非汤菊英的代理人，其代汤菊英向刘喜会出具欠条，并未经汤菊英授权，且刘喜会无有效证据证明与汤菊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判令吴伟堂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二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刘喜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汤菊英、吴伟堂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喀什市人民法院(2017)新3101民初85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喜会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896元，减半收取8448元，由上诉人刘喜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2360元，由上诉人刘喜会负担。本院再审过程中，被申请人汤菊英提交新证据如下，1、2014年3月6日，汤菊英向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星鑫银行卡转款895000元转账业务回单；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工商注册信息，证明陈星鑫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3月6日，汤菊英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复印件4页，其中第3页为776000元打款交易明细，证明刘喜会打款776000元给汤菊英之后，汤菊英当天转给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星鑫银行账户上。根据上述证据被申请人汤菊英认为，涉案争议776000元不是属于借款，而是刘喜会委托汤菊英投资到担保公司的委托投资款，双方属于非民间借贷的其他法律关系。经质证，再审申请人刘喜会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在原一审中被申请人汤菊英抗辩系双方生意往来款，再审又说是委托投资款，其陈述相互矛盾。再审申请人刘喜会对汤菊英与陈星鑫之间关系以及业务往来都不清楚，故对被申请人汤菊英证明问题不认可。被申请人吴伟堂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2014年5月20日，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星鑫向被申请人汤菊英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今本人及本公司郑重承诺，如果本人及本公司如有任何变故或不良，首先偿还汤菊英及汤菊英朋友所有投资及借款，并付一切法律责任。保证汤菊英及汤菊英朋友所有资金的安全和合法”。用于证明刘喜会在转款776000元给汤菊英之后，汤菊英当日将该笔款转给陈星鑫，证明陈星鑫已收到涉案776000元，并且陈星鑫认可776000元属于汤菊英朋友刘喜会的委托投资款。经质证，再审申请人刘喜会不予认可，认为该承诺书从证据角度来说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陈星鑫应当到庭接受我方质询，现无法核实该承诺书上签名及公章真伪。另该证据也无法证明汤菊英需要待证的事实。被申请人吴伟堂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认可。本院对此不予以认定。3、2013年8月2日银行卡取款凭条打印件三份，金额分别是700000元、21000元、679000元。用于证明2013年8月2日，刘喜会给汤菊英银行卡转款700000元，当天汤菊英又将21000元作为利息转给刘喜会，之后汤菊英把679000元转给新疆锦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周鑫，所以这700000元是刘喜会委托汤菊英放到新疆锦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投资款。证明刘喜会与汤菊英在涉案争议的776000元转款之前有非民间借贷的其他经济往来。经质证，再审申请人刘喜会认为，对其中700000元刘喜会给汤菊英转账事实认可，但是对汤菊英与周鑫之间的往来不知情。经质证，被申请人吴伟堂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证明问题均予以认可，认为是刘喜会和汤菊英之间的关系，与本人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4、2013年10月10日、2013年12月3日，汤菊英转给刘喜会共计42000元利息转账凭证二份。用于证明2013年8月2日刘喜会转给汤菊英700000元是放到投资担保公司放款赚取利息的款项，汤菊英和刘喜会之间不存在借款。经质证，再审申请人刘喜会对汤菊英转款的事实认可，对该转账凭证真实性认可，确实收到汤菊英转的42000元，但不是委托投资放款的利息，故对汤菊英所述转款的性质不予认可。认为汤菊英在原一审陈述是生意往来款，二审陈述是其他经济往来款，再审陈述是委托投资款，陈述相互矛盾。被申请人吴伟堂对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5、2014年5月至2014年9月之间，陈星鑫给汤菊英出具的借条六份，金额分别为2430000元、4370000元、500000元、1500000元、4500000元、1700000元，共计15000000元。用于证明这15000000元中就包括刘喜会委托汤菊英放款的776000元。经质证，再审申请刘喜会认为，汤菊英提交的以上六份证据不能够证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不能证实其所证明的问题。被申请人吴伟堂对以上证据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不予以认定。6、《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因受托人在我公司担保下投资放款一事，现委托汤菊英代表我公司以取借款，代为以取借款数额贰仟万元（20000000元人民币）。委托人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加盖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陈星鑫个人签名”。用于证明涉案争议的776000元，连同汤菊英自己家人亲戚朋友的委托投资款全部投放在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所以2014年5月20日，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星鑫才给汤菊英出具了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也给汤菊英出具了六份借条共计15000000元，目的是对汤菊英的家人、亲戚、朋友委托汤菊英投放到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投资款及借款合法进行确认，承认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都收到了这些款项，并保证担保公司优先偿还汤菊英亲戚、朋友的借款。经质证，再审申请人刘喜会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授权委托书上面没有授权委托的时间。刘喜会从来没有委托汤菊英在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放款。授权委托、承诺书、借条等证据，都是汤菊英与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与刘喜会无关。被申请人吴伟堂对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认可汤菊英陈述和证明的问题。本院对此不予以认定。7、证人证言。证人谭凤霞出庭证实2014年3月初，具体时间记不起来，到底转了多少款不知道，只知道刘喜会将款转给了汤菊英，叫汤菊英将这笔钱转到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陈星鑫的卡里面。经质证，再审申请人刘喜会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陈述不符合情理和客观事实，证人与汤菊英系好朋友，两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被申请人吴伟堂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不予以认定。本院再审查明，2013年7月31日，刘喜会向汤菊英账号为×××的账户转账700000元；2014年3月6日，刘喜会向汤菊英账号为×××的账户转账776000元，共计1476000元。2014年1月2日，汤菊英向刘喜会账号为×××的账户转账500000元；2013年8月2日、2013年10月10日、2013年11月18日、2013年12月3日汤菊英向刘喜会银行账户转款4次，每次分别为21000元共计84000元，合计584000元。上述事实有刘喜会×××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刘喜会×××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汤菊英×××中国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单、汤菊英×××、×××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及个人账户交易明细表等证据在案佐证，刘喜会和汤菊英对以上事实均认可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2013年7月31日刘喜会转给汤菊英700000元。刘喜会认为是汤菊英向其借的借款，汤菊英认为2013年8月2日，其收到刘喜会转款700000元；2014年1月2日其向刘喜会转款500000元是归还700000元的款项，剩余200000元是过了几天之后，其让新疆锦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是别的担保公司打给刘喜会，时间长了记不清楚，也提交不了200000元打款凭证。因双方对700000元款项转款及已归还完毕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再审申请人刘喜会与被申请人汤菊英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再审申请人刘喜会要求被申请人汤菊英、吴伟汤偿还借款800000元、利息544000元的主张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再审申请人刘喜会与被申请人汤菊英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刘喜会向一审喀什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返还借款，向法院提交2014年3月6日刘喜会向汤菊英银行账户转账776000元转账凭证；吴伟堂向刘喜会出具的800000元借条等证据。汤菊英辩称与刘喜会之间是“非民间借贷的其他债权债务和法律关系”，即776000元是刘喜会委托汤菊英投放到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投资理财款项。并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2014年3月6日，汤菊英向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星鑫银行卡转款895000元转账业务回单；2、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工商注册信息；3、2014年3月6日，汤菊英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其中第3页为776000元打款交易明细；4、2014年5月20日，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星鑫向汤菊英出具《承诺书》；5、2013年8月2日银行卡取款凭条，金额分别是700000元、21000元、679000元；6、2013年10月10日、2013年12月3日，汤菊英转给刘喜会共计42000元利息转账凭证；7、2014年5月至2014年9月之间，陈星鑫给汤菊英出具的借条六份，金额分别为2430000元、4370000元、500000元、1500000元、4500000元、1700000元，共计15000000元；8、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陈星鑫给汤菊英出具《授权委托书》；9、证人谭凤霞证言等证实其主张。刘喜会对汤菊英所称双方是委托投资理财关系不予认可，认为其没有委托汤菊英向新疆锦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理财。经审查，从汤菊英提交的账号为×××中国农业银行卡取款凭条及取款业务回单来看，2013年8月2日，汤菊英向周鑫转账679000元；2014年3月6日，汤菊英向陈星鑫转账895000元。以上款项都是由汤菊英通过个人银行账户以转账方式向新疆锦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周鑫、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陈星鑫个人银行账户转的款。在刘喜会不予认可其委托汤菊英在以上两家公司投资理财，且汤菊英无法提供相关委托手续的情况下，汤菊英主张其与刘喜会之间是委托理财的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从汤菊英向本院提交的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陈星鑫出具的《承诺书》、六份《借条》、《授权委托书》等证据来看，以上证据均能证明汤菊英与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放款关系。2016年11月17日，喀什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新3101刑初5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星鑫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70000元。证人谭凤霞出庭作证欲证实2014年3月初，刘喜会将款转给汤菊英，叫汤菊英将款转到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陈星鑫卡里。因刘喜会对此事实不予认可，本院无法认定776000元是刘喜会委托汤菊英在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放款的款项。在本院查明刘喜会与投资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放款关系，而汤菊英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刘喜会之间还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汤菊英辩称其从未向刘喜会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刘喜会提供的向汤菊英转账776000元银行凭证，结合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应认定汤菊英与刘喜会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刘喜会与汤菊英、吴伟堂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二审以双方之间的银行转账往来明细，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认定事实亦有误，判决撤销喀什市人民法院(2017)新3101民初856号民事判决，驳回刘喜会的诉讼请求处理错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关于再审申请人刘喜会要求被申请人汤菊英、吴伟堂偿还借款800000元、利息544000元的主张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经查，2014年3月6日刘喜会向汤菊英账号为×××的账户转账776000元，汤菊英自认收到776000元后，当天就将776000元加上本人的119000元，合计895000元全部转入喀什亨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星鑫银行账户上，并向本院提交895000元银行转账业务回单。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刘喜会转给汤菊英的借款776000元是由汤菊英本人使用，吴伟堂并未使用，从吴伟堂出具借条内容即：“由汤菊英借刘喜慧人民币￥800000元，大写捌拾万元整。注第壹月利息付￥24000元，大写贰万肆仟元整。代理人吴伟堂”来看，吴伟堂出具借条的行为是为了证明汤菊英借刘喜会借款，吴伟堂与刘喜会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判令吴伟堂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无据。吴伟堂辩称其并非借款人也非担保人，依法应不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刘喜会主张要求归还借款，汤菊英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向刘喜会归还借款，汤菊英应承担向刘喜会偿还借款776000的民事责任，故刘喜会主张要求汤菊英、吴伟堂共同向其偿还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规定，故刘喜会主张要求汤菊英支付利息544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刘喜会的再审申请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处理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新31民终256号民事判决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人民法院（2017）新3101民初856号民事判决；二、被申请人汤菊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再审申请人刘喜会偿还借款776000元；三、驳回再审申请人刘喜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896元，减半收取8448元（刘喜会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2360元（刘喜会预交9240元、汤菊英预交11560元、吴伟堂预交11560元），合计40808元。由再审申请人刘喜会负担17246.24元，由被申请人汤菊英负担23561.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胥   英审  判  员   阿依先木古审  判  员   古丽巴哈尔二 ○ 二 ○ 年 五 月 十 一 日书  记  员   李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