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0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尹大良，男，196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洞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广东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炜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路307号C栋1104房。法定代表人：陈婵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财，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尹大良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炜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5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尹大良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上诉人应得的加班工资47314.52元，被上诉人分文未付。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计算上诉人的加班工资为47314.52元，无异议，但对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已支付29801.16元，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从未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的工资为广州市最低工资1895元，口说无凭。2.被上诉人提供的《工资表》上没有上诉人的签名，且其中加班工资的金额有问题，显然是被上诉人伪造的证据。3.上诉人的工资为3282.06元/月，有上诉人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足以证明。4.上诉人就是因为被上诉人不给买社保，3年不给加班工资，才要求辞职的。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未超过仲裁时效。一审认为上诉人要求支付2016年2月21日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额外一倍工资超过时效，不予保护，适用法律不当。从2016年1月21日起直至2019年1月26日，双方一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被上诉人额外支付一倍工资的时效，应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上诉人2019年1月31日申请仲裁，未超过特别时效。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l.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加班工资47314.52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六项，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额外一倍工资36102.66元；4.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广州炜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答辩称，被上诉人认可原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其余的答辩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上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21日至2019年1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二、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额外一倍工资39050元；三、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休息日（即周日）的加班工资38720元；四、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637.5元（2015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26日）；五、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的律师费4000元，鉴定费3600元；六、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6年至2018年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5093.02元；七、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的《保安证》。原审法院查明，上诉人主张其于2015年11月1日入职被上诉人处，任职保安，每月工资3550元，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此，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22日向被上诉人发出的《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通知书》（其中内容为：您的劳动合同原本于2019年2月28日到期，劳动合同到期后，公司不再与您续签劳动合同。），拟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被上诉人分别向上诉人支付工资3279.92元、3382.74元、2808.91元、3232.39元、3124.39元、3232.39元、3122.65元、3122.3元、2038.3元、4608.51元、3522.3元、3522.3元），拟证明被上诉人支付工资给上诉人；3.信函（内容为：邓经理：你1月9日下午就叫我不要求来上班了，我要求公司补发我3年的加班费3万元，公司这几天再不补发给我，下星期我就不来上班了。），拟证明上诉人被迫辞工；4.工作证，拟证明上诉人做保安工作；5.申请书，拟证明上诉人在仲裁时申请调取证据。6.广东义法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1月30日开具的发票（显示律师费4000元），拟证明上诉人聘请律师的费用；7.病历及医疗费票据（2016年2月27日至2018年12月8日，其中2018年3月19日后产生的医疗费金额合计5093.02元），拟证明因被上诉人没有为上诉人购买社保，上诉人就诊是自费的；8.司法鉴定意见书、发票（金额3600元）；9.护卫巡查登记表，拟证明上诉人在2016年的周日也有加班。对此，被上诉人质证表示：对证据1、2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其公司并未收到该信件；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并非其公司发放的工作证；对证据5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三性不予认可，该病历并未提供全部原件，且没有药品清单，仅有发票原件；对证据8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9的三性不予认可，该上班巡查记录未能完整体现被上诉人加班情况，根据排班，保安的休息并非固定在周六日，该资料为公司管理资料，上诉人私自盗取，因此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被上诉人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员工资料表》（其中记载填表日期为2016年1月21日），拟证明上诉人入职时间为2016年1月21日；2.劳动合同，拟证明劳动合同期为2016年1月21日至2019年2月28日，合同约定上诉人月工资为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3.《承诺及确认函》（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21日），拟证明上诉人入职被上诉人公司前已与其他单位解除劳动关系；4.《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代发代扣流水查询》，拟证明被上诉人发放上诉人第一个月工资的时间为2016年2月22日，被上诉人从2016年1月21日才与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5.工资明细表（显示上诉人的工资由“本薪”+“加班工资”+“增减调整”等组成，“本薪”均为广州市同期最低工资标准，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已支付加班工资共29801.16元，2018年1月至12月期间应发工资分别为3308元、3474元、2834.52元、3258元、3150元、3258元、3150元、3150元、2066元（未满勤，请事假5天）、4636.21元、3550元、3550元，合共39384.73元），拟证明被上诉人有支付加班费。上诉人质证表示：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该登记表的签名不是上诉人所签，是被上诉人伪造的；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认可，经鉴定，该劳动合同上的签名不是上诉人所签，是被上诉人伪造的；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的签名不是上诉人所签，是被上诉人伪造的；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2016年1月双方已经建立劳动关系，但不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是从这时才建立；对证据5，确认被上诉人在2017年2月至2019年1月支付的工资数额，但不认可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了加班工资及有为上诉人购买社保，故上诉人认为工资表是被上诉人伪造的，被上诉人在2016年-2019年没有向上诉人支付加班工资及为上诉人购买社保。另，2019年1月31日，上诉人作为申请人，以被上诉人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提出以下仲裁请求：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5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额外一倍工资39050元；三、被申请人支付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休息日（即周六）加班工资38720元；四、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8637.50元；五、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的律师费。2019年3月18日，上诉人变更原仲裁请求第三项为：被申请人支付2015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休息日（即周日）加班工资38720元；增加仲裁请求：一、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的《保安证》；二、被申请人支付2016年至2018年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15298.89元。同年7月30日，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越劳人仲案[2019]164号仲裁裁决，裁决：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16年1月21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17年3月19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休息日（周日）加班工资差额共17513.36元；三、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11487.21元；四、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18年7月28日、10月13日、10月15日、12月8日的医疗费用共5093.02元；五、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六、鉴定费3600元，由被申请人承担。上诉人不服该裁决，遂提起本案诉讼。在仲裁程序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确认被上诉人每月1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上月工资；被上诉人以打卡的方式进行考勤，且安排上诉人每天工作11小时，每周上班6天（周六休息、周日上班）。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劳动合同》，该合同记载合同期限为2016年1月21日至2019年2月28日，合同最后一页“乙方（签名）”处有“尹大良”的签名字样。上诉人不确认该合同的真实性，对落款处“尹大良”的签名有异议。后经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该合同中“尹大良”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出具中广测[2019]文鉴字第01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固定期限：从16年1月21日至19年2月28日止的《劳动合同》上落款乙方处的“尹大良”签名不是上诉人本人所写。双方对上述鉴定结论均予以认可。上诉人为此支付鉴定费3600元。本案原审庭审中，上诉人表示认可被上诉人主张的其入职时间为2016年1月21日；也认可仲裁裁决确定的医疗费5093.02元，不持异议。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双方在2016年1月21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未签劳动合同的额外一倍工资。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从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上诉人则主张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并提供了合同期限为2016年1月2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但上诉人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经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该合同落款处“尹大良”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该合同落款乙方处的“尹大良”签名不是上诉人本人所写。双方当事人对上述的鉴定结论均予以认可。故原审法院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由此采纳上诉人的主张，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基于上诉人于2016年1月21日入职，被上诉人应当在2016年2月20日（含该日）前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现被上诉人未尽此法定义务，本应按规定，支付上诉人2016年2月21日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额外一倍工资。但上诉人于2019年1月31日才就此诉求提起仲裁请求，故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2017年1月30日前（含该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额外一倍工资已超过法定保护时效，依法不予保护。关于休息日加班工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确认上诉人每天工作11小时，每周上班6天（周六休息、周日上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从未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被上诉人则主张其公司已按月支付上诉人在职期间的加班工资，并提供了工资表为证。上诉人对该工资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驳斥。且经核对，该工资表显示的每月实发工资数额与上诉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每月获得的工资数额一致。故原审法院对该工资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上诉人于2019年3月18日才就休息日（周日）加班工资提起仲裁申请，其提出2017年3月18日前休息日加班工资的仲裁请求已超过两年的法定保护时效，依法不予保护。现被上诉人未提供上诉人的考勤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日历天数统计，2017年3月19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正常工作日共324天、休息日（周日）上班共66天，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正常工作日共141天（剔除2018年9月事假5天）、休息日（周日）上班共30天。关于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可依工资表中载明的“本薪”，即同期广州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1895元/月（折算为10.89元/小时）及2100元/月（折算为12.07元/小时）为准。综上，依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上诉人在2017年3月19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应得加班工资31689.90元（324天×3小时×10.89元/小时×150%+66天×11小时×10.89元/小时×200%),在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应得加班工资15624.62元（141天×3小时×12.07元/小时×150%+30天×11小时×12.07元/小时×200%),以上加班工资合计47314.52元。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支付上述期间加班工资共29801.16元，故被上诉人还应向上诉人支付2017年3月19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休息日（周日）加班工资差额17513.36元（47314.52元-29801.16元）。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上诉人主张由于被上诉人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以及长期拖欠其加班工资、不报销医药费，故被迫于2019年1月26日解除劳动关系。而被上诉人则主张上诉人是自行离职。现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就各自的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对双方各自的主张均不予采信。因上诉人自2019年1月27日起没有回被上诉人处上班，现无证据显示被上诉人有敦促上诉人返岗上班或对上诉人没有上班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理，故双方劳动关系可视为由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同意，双方经协商一致解除，故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根据上诉人离职前12个月获得的应发工资总额，计算出其离职前12个月的月均工资为3282.06元（39384.73元÷12个月）,故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的经济补偿金为11487.21元（3282.06元×3.5个月）。关于医疗费。上诉人在本案中表示对仲裁裁决确定的医疗费用数额5093.02元不持异议，而被上诉人亦没有对此提起诉讼，视为其对该项裁决无异议，故原审法院予以照准。上诉人提出律师费及返还《保安证》的诉请，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故本案不作调处。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尹大良与广州炜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在2016年1月21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广州炜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尹大良支付2017年3月19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休息日（周日）加班工资差额共17513.36元。三、广州炜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尹大良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1487.21元。四、广州炜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尹大良支付2018年7月28日、10月13日、10月15日、12月8日的医疗费用共5093.02元。五、广州炜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尹大良支付鉴定费3600元。六、驳回尹大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尹大良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于2016年1月21日入职，被上诉人未在上诉人入职后的一个月内与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则被上诉人应依法向上诉人支付2016年2月21日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但该二倍工资差额是法律对被上诉人不依法履行与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义务，而给予被上诉人的惩罚，不是上诉人以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动为对价而获取的劳动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上诉人于2019年1月31日才就此项请求提起劳动仲裁申请，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因此，上诉人上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确认，上诉人自入职开始就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小时，月平均工资为3282.06元。上诉人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职期间曾经对被上诉人发放的工资提出异议，由此可见，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制定的工资制度以及工资的计算方式。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工资表，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加班工资共计29801.16元，原审法院以工资表中记载的“本薪”，即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计算被上诉人2017年3月19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工作日及休息日（周日）的加班工资，并在扣除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的29801.16元后，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加班工资差额17513.36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尹大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彭泽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