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1民终1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西藏兴丰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羊达乡。法定代表人：陈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平措旺杰，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法定代表人：王体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炜，西藏博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缘，西藏博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亚波，男，196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经商，现住拉萨市。上诉人西藏兴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丰商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林建设公司）、李亚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9）藏0102民初18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兴丰商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平措旺杰，兴林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缘，李亚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丰商贸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藏0102民初189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兴丰商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兴林建设公司和李亚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在未查清本案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做出了错误的判决。1.本案的基本案情如下：2017年5月10日，兴林建设公司负责材料采购事宜的工作人员李亚波找到兴丰商贸公司要求以兴林建设公司名义与兴丰商贸公司签订合同赊购钢材，在对价格、付款时间等协商一致后形成了《材料购销合同》。兴丰商贸公司在《材料购销合同》上签字盖章后将两份《材料购销合同》原件交给李亚波，李亚波在签字后提出要拿到兴林建设公司盖章，后据李亚波称己将《材料购销合同》交给了兴林建设公司在拉萨办公场所的工作人员，兴林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提出要将《材料购销合同》原件寄回该公司盖章后，才能将一份《材料购销合同》原件交给兴丰商贸公司。此后，李亚波称因兴林建设公司建设需要就从5月10日开始陆续从兴丰商贸公司处赊购各型钢材。截至2017年6月底兴丰商贸公司共计向兴林建设公司供应了总价值为3518995.25元的各型钢材。2017年6月25日，兴林建设公司退货84159元的钢材；2017年6月26日兴林建设公司又退货14836.5元的钢材。2017年7月28日，兴林建设公司向兴丰商贸公司支付了货款1169999.75元。2017年12月30日，兴丰商贸公司在与兴林建设公司工地材料负责人李亚波共同对供货和付款情况进行核对后，形成了《付款协议》，其中对欠款金额、付款时间、违约责任、管辖法院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2018年2月13日，兴林建设公司又向兴丰商贸公司支付了货款400000元。兴丰商贸公司从总供货金额中扣除退货金额以及兴林建设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后，兴林建设公司实际拖欠兴丰商贸公司的货款为1850000元。2.经兴林建设公司申请并由西藏雪鹰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材料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兴林建设公司的公章系伪造的依据。首先，在本案法庭调查过程中，兴林建设公司和李亚波均认可李亚波是兴林建设公司在该工程的材料采购负责人，而且李亚波在法庭上也明确确认兴林建设公司承建项目的所有钢材均是从兴丰商贸公司赊购。李亚波同时也确认当时是其将《材料购销合同》交给了兴林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兴林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告知其要将《材料购销合同》寄回兴林建设公司盖章，盖好章后再交给兴丰商贸公司。因此，如果出现印章不一致的问题，这也是兴林建设公司自己的问题（兴林建设公司可能有不止一枚公章），不能由此否认《材料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在本案一审过程中李亚波对《材料购销合同》的三性均予以确认。李亚波作为《材料购销合同》兴林建设公司一方的经办人，确认《材料购销合同》的三性恰恰说明了《材料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其次，西藏雪鹰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虽然作出了《材料购销合同》上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与《钢材买卖合同》上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不一致的鉴定意见，但不能直接证明《材料购销合同》上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就是虚假的。如果仅仅以不一致就确定《材料购销合同》上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就是虚假的，那么反过来看这是否能证明《钢材买卖合同》上的印章是虚假的呢！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充分证明的情况下，不能简单通过《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材料购销合同》上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是虚假的。再次，如果真有人私刻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并以兴林建设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作为被侵害的受害人兴林建设公司为什么不向公安机关报案呢！如果兴林建设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这个问题是很容易查清楚的（合同上有李亚波签字）。兴林建设公司放着这么简单的方法不做，相反却花费鉴定费申请鉴定，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兴林建设公司这么做的目的。因为如果有人私刻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也是在该公司默许下刻制，所以兴林建设公司没有办法向公安机关举报。3.假设《材料购销合同》上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是虚假的，这也不能推翻兴林建设公司拖欠兴丰商贸公司货款的事实。首先，如前所述，兴林建设公司和李亚波在一审庭审中均认可李亚波是兴林建设公司在该工程的钢材和木材采购事宜的负责人，而且李亚波也证实该工地所有的钢材均是从兴丰商贸公司赊购，因此，兴丰商贸公司自然有理由相信李亚波能够代表兴林建设公司与兴丰商贸公司签订合同并进行结算，即签订2017年12月30日的《付款协议》。在《付款协议》中明确了拖欠兴丰商贸公司货款的数额，同时，兴林建设公司在2018年2月13日还支付了400000元货款。这充分说明，兴林建设公司对于李亚波以该公司名义签订《付款协议》是认可的，否则兴林建设公司怎么可能支付货款呢！其次，兴林建设公司提交的2018年1月12日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仅仅是兴丰商贸公司向兴林建设公司开具发票需要而签订的合同，这不是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李亚波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明确说明兴林建设公司的工程主体在2017年10月已完工。一个工程在主体完工的情况下不可能再去赊购钢材，也是不再需要钢材的。另外，西藏每年的11月15日至次年的3月15日期间是停工期，在停工期是不可能施工的，更不可能采购钢材。因此，该份《钢材买卖合同》仅仅是用于兴丰商贸公司向兴林建设公司开具发票使用。《钢材买卖合同》不能证明双方之间买卖钢材的金额。最后，兴林建设公司在法庭调查过程中也明确承认还拖欠兴丰商贸公司货款667783.76元。虽然这不是实际拖欠兴丰商贸公司货款的数额，但一审法院连兴林建设公司自认的拖欠货款数额也不予认定，反而驳回了兴丰商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4.兴丰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能够成立。首先，如前所述，李亚波有权代表兴林建设公司与兴丰商贸公司签订《付款协议》。退一步讲，即便李亚波不能代表兴林建设公司签订该《付款协议》，兴丰商贸公司也有理由相信李亚波有权代表兴林建设公司签订该《付款协议》，即李亚波的行为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因此，李亚波与兴丰商贸公司签订的《付款协议》应由兴林建设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其次，在《付款协议》中对于付款时间有明确约定即2018年5月5日前，但兴林建设公司仅在2018年2月13日支付了400000元货款，余下的货款至今未付。兴林建设公司理应承担《付款协议》约定的支付余下货款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再次，在本案中有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兴林建设公司拖欠了兴丰商贸公司的货款1850000元。如果李亚波不能代表兴林建设公司与兴丰商贸公司签订《付款协议》，那么作为赊购钢材的另一方李亚波也应当承担赊购钢材后支付货款等相应责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兴丰商贸公司在起诉时将李亚波列为被告而非第三人。一审法院明知兴林建设公司拖欠兴丰商贸公司货款的情况下，却想当然的驳回兴丰商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与案件事实不符。综上，兴丰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且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而一审法院仅仅凭借一个不能直接认定公章系伪造的鉴定结论，简单粗暴的驳回兴丰商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既与本案的事实不符也是不客观公正的。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兴丰商贸公司的上诉请求。兴林建设公司辩称，1.兴林建设公司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付款协议》的欠款人处未加盖兴林建设公司的公章，对此也不知情，李亚波无权代兴林建设公司进行结算。兴林建设公司未签订2017年5月20日的《材料购销合同》，在一审中经对《材料购销合同》的印章进行鉴定，与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不一致，该合同的格式与兴林建设公司常用的合同格式也不一致。2.兴丰商贸公司关于兴林建设公司与李亚波均认可李亚波是采购负责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兴林建设公司从未认可李亚波是负责人，李亚波自认是兴林建设公司工地的工人，不是负责人。李亚波也不是兴林建设公司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无权代理兴林建设公司签订合同并进行结算。兴丰商贸公司即使要进行结算也应当是与兴林建设公司，而非李亚波。3.兴丰商贸公司关于李亚波构成表见代理的陈述意见不成立，且与前面的说法相矛盾。4.兴丰商贸公司关于发票不能证明金额系不实陈述。兴林建设公司提交的《钢材买卖合同》和发票以及付款金额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兴丰商贸公司仅凭借李亚波签订的合同，不能证明货款金额，其主张无事实依据。5.从交易习惯和举证责任看，兴丰商贸公司以无兴林建设公司盖章的《付款协议》和《材料购销合同》主张货款，应当举证其是如何履行的，但未尽到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6.兴丰商贸公司提出兴林建设公司默认私刻公章是对兴林建设公司的污蔑，将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李亚波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兴林建设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其只是兴林建设公司工地的项目班组长，是公司让其签订合同。第一份合同，即1169999.7元的合同是其签订，该合同的格式与兴林建设公司举出的1169999.7元的合同格式不一致，与兴丰商贸公司举出的《材料购销合同》的格式一致，但金额不一致。兴丰商贸公司与兴林建设公司后面的合同其不知情。兴丰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兴林建设公司、李亚波支付拖欠兴丰商贸公司的材料款1850000元、违约金555000元、律师费55500元，合计2460500元；2.由兴林建设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兴丰商贸公司与兴林建设公司签订了一份《钢材买卖合同》，约定货物总价为1169999.7元、质量标准、验收及异议处理、价格和结算、违约责任等，合同项下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合同落款处有兴丰商贸公司和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2017年7月14日，兴丰商贸公司出具了一份发票联，价税合计为1169999.7元。2017年7月26日，兴林建设公司向兴丰商贸公司银行转账1169999.75元。2018年1月12日，兴丰商贸公司与兴林建设公司签订了一份《钢材买卖合同》，约定货物总价为1067783.76元、质量标准、验收及异议处理、价格和结算、违约责任等，合同项下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合同落款处有兴丰商贸公司和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2018年1月22日，兴丰商贸公司出具了一份发票联，价税合计为1067783.76元。2017年12月30日，李亚波以兴林建设公司的名义向兴丰商贸公司出具一份《付款协议》。2018年2月13日，兴林建设公司向兴丰商贸公司银行转账400000元。兴林建设公司对兴丰商贸公司提交的《材料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的真实性不认可，并于2019年9月2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公章鉴定。一审法院受理该申请后，依法委托至本院司法技术辅助办公室对本案中兴丰商贸公司所申请的鉴定事项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司法技术辅助办公室委托西藏雪鹰司法鉴定所进行了司法鉴定，该所经鉴定出具藏雪鹰司鉴【2019】文鉴字第16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检验结果：《材料购销合同》（2017年5月20日）上所加盖的“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钢材买卖合同》上加盖的“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付款协议》能否作为案涉买卖关系的结算依据。兴丰商贸公司与兴林建设公司就双方形成买卖关系均无异议。兴丰商贸公司认为李亚波代表兴林建设公司向其出具《付款协议》，兴林建设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支付责任，并提交了《材料购销合同》和《付款协议》。兴林建设公司对《材料购销合同》上该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鉴定与样本印文不一致，兴丰商贸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兴林建设公司除样本印章外，对外使用其他印章的证据。兴丰商贸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李亚波与兴林建设公司之间的关系即李亚波有权代表兴林建设公司或获得该公司授权，兴林建设公司亦予以否认。《材料购销合同》和《付款协议》对兴林建设公司不受约束，合同不成立。故上述《付款协议》不能作为兴丰商贸公司与兴林建设公司之间的结算依据，兴林建设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支付责任。兴丰商贸公司以李亚波为兴林建设公司的委托代表人向其出具《付款协议》为由要求李亚波承担支付责任，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兴丰商贸公司要求兴林建设公司支付拖欠兴丰商贸公司的材料款1850000元、违约金555000元、律师费55500元，合计2460500元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兴丰商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484元，依法减半收取13242元，由兴丰商贸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在庭审结束后，仍要求兴丰商贸公司和兴林建设公司进一步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各自在一审中提交的合同是如何履行的。兴丰商贸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出库单（第三联回单）原件十五张和《西藏增值税专用发票》打印件一张，出库单用以证明兴丰商贸公司与兴林建设公司实际履行的是《材料购销合同》，仅出库单上的材料款就达到2985062.71元和垫付的运费40436元，共计3025498.71元，且供货期限截止于2017年10月份，而非2018年1月，与李亚波关于兴林建设公司的工程主体于2017年底完工的陈述相互印证；《西藏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证明兴林建设公司提交的1169999.7元发票的构成以及无日期的《钢材买卖合同》是在2017年7月14日之前签订，兴林建设公司提交的两份合同均是为开具发票以及兴林建设公司向业主方申请拨款而签订。兴林建设公司对出库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提出出库单上的杨洋并非兴林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李亚波也没有任何权利代兴林建设公司签收货物，其仅系兴林建设公司工地上的一名工人，出库单上也无兴林建设公司的公章或负责人的签字，该出库单与兴林建设公司无关联；出库单和《材料购销合同》的金额不相符，也与诉请的金额不相符，不能做到单据与《材料购销合同》及诉讼请求相一致，且庭审结束后才提交，兴林建设公司有理由怀疑系兴丰商贸公司为了支撑其举出盖有兴林建设公司虚假印章的合同伪造出库单；所有钢材均是兴林建设公司自提，因此对出库单中的运费不予认可。兴林建设公司对《西藏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提出该发票与兴林建设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一致，因两份《钢材买卖合同》是真实履行的，兴林建设公司为此发票支付了相应的货款，能够相互印证双方履行的是《钢材买卖合同》。李亚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提出出库单与其在庭审中关于兴丰商贸公司与兴林建设公司自2017年5月至9月期间有三次供货的陈述一致，杨洋系兴林建设公司的材料员，第一次所供的1169999.7元的钢材是兴丰商贸公司送的货，运费已包含在其中，后面的钢材是自提还是送货其不清楚。本院认为，除第一张出库单外其他出库单的单价均与《材料购销合同》的约定不符，其中有关垫付运费的内容也与《材料购销合同》中运费包括在单价中的约定不符，故本院对出库单与《材料购销合同》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兴丰商贸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西藏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兴林建设公司提交的《西藏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致，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结合兴林建设公司提交的《西藏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钢材买卖合同》，本院对兴丰商贸公司关于无日期的《钢材买卖合同》的形成时间早于2017年7月14日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本案中兴丰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该公司（乙方）与兴林建设公司（甲方）于2017年5月20日签订的《材料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由兴丰商贸公司向兴林建设公司供应钢材，产品名称和单价分别为螺纹钢18-25，单价为4300元/吨，螺纹钢15-14单价为4500元/吨，线材6.5单价为4430元/吨，盘螺8-10单价为4500元/吨，供货数量为205吨，合计价款为898150元，并约定以实际供货数量为准。另在合同第一条中载明“本单价为材料送到工地的到场价格，包括：运费及装卸费；本单价为固定价格，无论市场价格如何变化，国家政策如何调整，本单价均不作调整。”第七条计量方式（结算依据）中载明“以运至甲方工地，甲方实际验收合格的数量为准，甲方提供1.检斤（过磅）2.检尺计量方式。最终结果以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确认为准。”双方在该合同项下还约定了其他事项。该合同最后一页，除加盖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和兴丰商贸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在双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人和电话处分别由李亚波和陈娜签字，并填写了电话号码，兴丰商贸公司还填写了该公司的开户银行和账号以及签订合同的日期外，无其他内容。在一审过程中经兴林建设公司申请，本院司法技术辅助办公室委托西藏雪鹰司法鉴定所对《材料购销合同》上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作出“《材料购销合同》（2017年5月20日）上所加盖的‘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钢材买卖合同》上加盖的‘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的鉴定意见。兴丰商贸公司在二审中认可兴林建设公司提交的两份《钢材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无签订日期的《钢材买卖合同》约定，货物名称为螺纹钢，规格型号12的单价为4500元/吨，规格型号为16、18、20、22、25的单价均为4300元/吨，并约定先货后款，结算数量以库房实际发出数量为准，卖方应当于当月向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还在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中载明“（一）卖方有下列违反合同约定情形的，应当向买方支付3‰的违约金，同时买方有权要求卖方依约继续履行并赔偿因此给买方造成的经济损失；1.不能交货、交货迟延、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合约定的；2.交货不足或者超过约定数量10%的，买方不同意变更合同数量；3.买方向第三人销售本合同的货物时，因卖方原因致使买方被第三人的追索而遭受损失的；（二）买方有下列违反合同约定情形的，卖方有权要求买方继续履行并赔偿损失：1.买方无故拒收货物的；2.买方逾期付款的；”2018年1月12日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约定，货物名称为螺纹钢，规格型号为16-25，单价为3880元/吨，关于货款的支付及结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违约责任的约定与无日期的《钢材买卖合同》一致。兴林建设公司在一审中自认在2018年1月12日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中该公司尚欠兴丰商贸公司667783.76元材料款未付。另，兴丰商贸公司和兴林建设公司均认可双方产生案涉买卖关系是由李亚波引荐。本院经审理认定的其他事实及所依据的证据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兴丰商贸公司与兴林建设公司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但兴丰商贸公司主张双方签订的两份《钢材买卖合同》是为了开具发票和兴林建设公司向业主方申请拨款而签订，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7年5月20日签订的《材料购销合同》，且双方已签订了《付款协议》，兴林建设公司应当按照《付款协议》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兴丰商贸公司提交了《材料购销合同》和《付款协议》用以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材料购销合同》。兴林建设公司抗辩，该公司并未与兴丰商贸公司签订《材料购销合同》，该合同上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与《钢材买卖合同》中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不一致，该公司也未授权李亚波签订《材料购销合同》和《付款协议》，双方实际履行的是两份《钢材买卖合同》。兴林建设公司提交了《钢材买卖合同》、西藏增值税专用发票联、《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各两份，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履行的是两份《钢材买卖合同》。基于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兴丰商贸公司与兴林建设公司履行的是哪份合同的问题，以及2017年12月30日李亚波以兴林建设公司名义与兴丰商贸公司签订的《付款协议》能否约束兴林建设公司的问题。本院评析如下：一、兴丰商贸公司与兴林建设公司履行的是哪份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结合本案，就《材料购销合同》而言，兴丰商贸公司应当对双方是基于该合同产生买卖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材料购销合同》的最后一页除李亚波、陈娜的签字和双方公司印章、电话，以及兴丰商贸公司的开户银行信息和账户外，无其他内容，且兴林建设公司不认可该《材料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并经西藏雪鹰司法鉴定所鉴定，《材料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与双方均认可真实性的《钢材买卖合同》的印章印文不一致。加之李亚波在一、二审中对该合同的质证意见不一致，即在一审中认可该合同的三性，在二审中又提出其与兴丰商贸公司签订的是金额为1169999.7元的合同，但格式与该合同的格式一致，而《材料购销合同》涉及的金额为898150元。现除双方公司均认可李亚波是双方产生案涉买卖关系的引荐人和兴林建设公司认可李亚波系该公司工人的身份外，兴丰商贸公司无证据证明李亚波有权代表兴林建设公司签订《材料购销合同》和《付款协议》，且《付款协议》上除李亚波的签字外，无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经本院要求，兴丰商贸公司提交了自2017年5月25日至2017年10月2日期间的出库单，以进一步证明双方履行的是《材料购销合同》。本院认为，《材料购销合同》中约定，兴丰商贸公司所供应钢材的单价为4300元至4500元之间，且该单价为固定价格，不做调整。而兴丰商贸公司举出的出库单中，仅第一张出库单中各型钢材的单价为4300元至4500元外，其他十张出库单中各型钢材的单价均高于4500元，部分钢材的单价甚至达到5380元，与《材料购销合同》的约定不符，也与兴林建设公司提交的两份《钢材买卖合同》中的单价不一致。另有四张记载垫付运费的出库单与《材料购销合同》中“本单价为材料送到工地的到场价格，包括：运费及装卸费”的约定不符，故该组出库单不足以证明双方履行的是《材料购销合同》。在《材料购销合同》中兴林建设公司的印章存在瑕疵，其中约定的供货量及价款与兴丰商贸公司主张的供货量和价款相差较大，且《付款协议》中未载明兴丰商贸公司已供货物的数量、价款及兴林建设公司已付货款的金额，加之《付款协议》上无兴林建设公司印章，与《材料购销合同》第七条中“最终结果以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确认为准”的约定不符。故兴丰商贸公司举出的《材料购销合同》《付款协议》、出库单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履行了《材料购销合同》。就两份《钢材买卖合同》而言，兴林建设公司应当对双方是基于该两份合同产生买卖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经本院要求，兴林建设公司虽未提交其他证据进一步证明双方履行的是两份《钢材买卖合同》，但该公司除提交两份《钢材买卖合同》外，还提交了与此相对应的由兴丰商贸公司出具的西藏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兴林建设公司向兴丰商贸公司支付货款的凭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该两份《钢材买卖合同》得到了履行。即无签订日期的《钢材买卖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与兴林建设公司向兴丰商贸公司支付的钢材款金额一致，也与兴丰商贸公司出具的发票金额一致，能够证明该合同已履行完毕。2018年1月12日的《钢材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虽然在冬季停工期间，但兴丰商贸公司于2018年1月22日出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兴林建设公司也于2018年2月13日向兴丰商贸公司支付了400000元材料款，与双方在该《钢材买卖合同》中“先货后款”“卖方应当于当月向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约定相符。在兴丰商贸公司对兴林建设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又无其他证据证明系双方为开具发票和兴林建设公司向业主方申请拨款而签订的情况下，本院对兴丰商贸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兴林建设公司的抗辩理由予以采信。二、2017年12月30日李亚波以兴林建设公司名义与兴丰商贸公司签订的《付款协议》能否约束兴林建设公司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认定，签订《付款协议》的基础，即《材料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兴林建设公司仅认可李亚波系该公司工人和双方公司产生买卖关系的引荐人身份，对于李亚波是否取得兴林建设公司的授权签订《付款协议》，兴丰商贸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现兴林建设公司对该《付款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李亚波也陈述其是根据兴丰商贸公司蒋德罕的要求签订《付款协议》，其不知道其中的结算金额是如何计算的，其签订《付款协议》未获得兴林建设公司的授权，未征得兴林建设公司同意，也未向兴林建设公司告知签订了《付款协议》。因此，该《付款协议》不能作为兴丰商贸公司与兴林建设公司的结算依据，也不能以此约束兴林建设公司。三、兴丰商贸公司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上述认定，兴丰商贸公司举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兴林建设公司拖欠该公司1850000元材料款，但根据兴林建设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该公司在一审中的自认，兴林建设公司就双方于2018年1月12日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尚欠兴丰商贸公司667783.76元材料款未付。因此，兴林建设公司应当向兴丰商贸公司支付该款。对于兴林建设公司在二审中双方对此未进行结算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李亚波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认定，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亚波是经兴林建设公司的授权签订《材料购销合同》和《付款协议》，也不足以证明对于兴丰商贸公司而言李亚波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另，根据兴丰商贸公司的陈述，其合同相对方为兴林建设公司，因此李亚波虽签订了《付款协议》，但仅凭此协议要求李亚波承担支付1850000元的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李亚波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责任。对于兴丰商贸公司主张的违约金555000元及律师费55500元，无签订日期的《钢材买卖合同》双方已履行完毕，不涉及违约的问题。双方于2018年1月12日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约定兴林建设公司逾期付款时，兴丰商贸公司有权要求兴林建设公司继续履行并赔偿损失。经本院核对，两份《钢材买卖合同》的格式以及内容基本相同。结合二审中兴林建设公司关于《材料购销合同》的格式与该公司常用的合同格式不一致的陈述内容，本院认为，《钢材买卖合同》系兴林建设公司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且其中有关违约责任的内容明显加重对方的责任，减轻己方的责任。故本院参照《钢材买卖合同》中兴丰商贸公司违约时应当向兴林建设公司支付3‰违约金的约定，计算兴林建设公司应当向兴丰商贸公司支付违约金2003.35元（667783.76元×3‰），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在《钢材买卖合同》中未约定律师费，故本院对兴丰商贸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兴丰商贸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9）藏0102民初1890号民事判决；二、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西藏兴丰商贸有限公司支付材料款667783.76元，违约金2003.35元，共计669787.11元；三、驳回西藏兴丰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484元（西藏兴丰商贸有限公司已预交），减半收取13242元，由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604.68元，由西藏兴丰商贸有限公司负担9637.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484元（西藏兴丰商贸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209.36元，由西藏兴丰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9274.6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索朗卓嘎审 判 员 永青措姆审 判 员 白 央 啦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 扎  宗书 记 员 郑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