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3行终40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某1，男，198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甜水园东里甲1号。法定代表人李靓，主任。委托代理人徐果，男，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委托代理人王磊，北京市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70号。法定代表人雷海潮，主任。委托代理人郭林，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龙琍，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1因诉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称朝阳区卫健委）履行法定职责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称市卫健委）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行初45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某1，被上诉人朝阳区卫健委的委托代理人徐果、王磊，被上诉人市卫健委的委托代理人郭林、龙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于2016年11月29日向原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原朝阳区卫计委）递交《投诉举报书》，原朝阳区卫计委最终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关于刘某12016年11月29日举报投诉答复书》（以下称被诉《答复书》），针对刘某1提出的7项诉求逐一答复如下：一、关于诉求1，请求确认中日友好医院（以下简称中日医院）未履行医疗质量安全报告规定并下达处罚。原朝阳区卫计委查明，患者刘某2死亡后，中日医院认为患者的死亡是正常疾病过程，不涉及诊疗过错、医药产品缺陷等原因，不符合《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报告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定义。后因患者家属起诉，符合前述规定第九条第（二）项所规定应上报的情形，中日医院于2016年10月31日对刘某2诊疗情况在“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系统”进行上报。该委认为中日医院已履行了报告职责，且《报告规定》为原卫生部下发的规范性文件，不得设置行政处罚。同时该规定中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非处罚种类条款，因此以该规定下达行政处罚无法律依据。二、关于诉求2，请求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对中日医院现行医疗质量安全问题进行处罚。原朝阳区卫计委查明，中日医院对刘某2诊疗情况进行了上报，根据中日医院提供的系统截图显示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2月6日有4例事件上报，而《医疗质量管理办法》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综合调查情况和法律规定，不能认定中日医院存在违反《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三、关于诉求3，请求确认中日医院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原朝阳区卫计委查明，医师张某承认2015年7月1日晚6时后下班。中日医院为患者刘某2开具“病重通知单”显示通知时间为2015年7月1日16时56分17秒，医师签名为张某。调取医院“医生交接班表”显示有“记录时间2015-07-0117:57:06”张某签字的患者刘某2病情交接班记录。患者病历显示2015年7月1日22时6分的抢救记录签字及7月2日6时24分病程记录签名为黄某。在抢救记录中明确了参加抢救过程的人员情况。该委认定张某、黄某已按要求履行了对危重患者进行交接班及抢救职责。至于住院患者发生危重情况后，经治医师是否要返岗参加救治无法律法规依据。四、关于诉求4，请求认定中日医院使用修正诊断的表格病历违法。原朝阳区卫计委查明，该委已对医院病历书写不规范的问题下达过监督意见书。关于病历中是否允许使用“修正诊断”的问题，刘某1通过向原国家卫计委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已获知病历内使用“修正诊断”的规章制度不存在。综上，该委认为法律、法规、规章中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中日医院可以自行约定来确定病历的内容和形式。同时，《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第12部分：入院记录》5.2.1入院记录子集中，有“修正诊断”数据元专用属性的描述。因此，医院使用修正诊断未违反现有法律法规及规章。五、关于诉求5，反映中日医院工作人员常年不佩戴胸牌或不正确佩戴胸牌问题。原朝阳区卫计委经现场检查，未发现医务人员有未佩戴胸牌上岗现象。六、关于诉求6，请求确认应由谁追究中日医院2014年10月30日前违规开展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业检查项目的问题。原朝阳区卫计委查明中日医院于2014年10月30日取得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业二级科目检查资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七、关于诉求7，投诉中日医院《放射诊疗许可证》方面的问题。中日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3年校验一次，根据《北京市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程序》第十八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应在《放射诊疗许可证》规定的校验月份内，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校验申请。原朝阳区卫计委查明中日医院根据《放射诊疗许可证》上载明的校验记录月份进行申请校验，项目含CT。刘某1不服上述答复向原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称原市卫计委）申请行政复议。原市卫计委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京卫计复字[2018]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称被诉《复议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确认原朝阳区卫计委已依法履行职责并维持了该委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的被诉《答复书》。刘某1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撤销原朝阳区卫计委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的被诉《答复书》的一、二、三、四项;2.撤销原市卫计委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3.判令朝阳区卫健委、市卫健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某1之父刘某2于2015年6月5日入中日医院治疗，2015年7月2日在该院去世。2016年11月29日，刘某1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原朝阳区卫计委发出《投诉举报书》，提出如下七项投诉请求：1.确认中日医院未履行医疗质量安全报告规定，下达处罚；2.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对中日医院现行医疗质量安全问题进行处罚；3.确认中日医院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4.认定中日医院使用修正诊断的表格病历违法；5.医院工作人员常年不佩戴胸牌或不正确佩戴胸牌；6.确认应由谁追究中日医院2014年10月30日前违规开展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业检查项目的问题；7.投诉中日医院《放射诊疗许可证》方面问题。原朝阳区卫计委接收刘某1的投诉材料后，于2016年12月5日赴中日医院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情况记录为：1.在血液科医生办公室见穿白衣人员6人，护士站见护士2人，佩戴胸牌上岗；2.在护士站见口服药记录，护士交接班记录；3.在医生办公室见医生交接班记录。本次检查未发现违法行为。此后，原朝阳区卫计委对中日医院相关负责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被询问人员分别包括医患办公室的负责人钟某、刘某2的主管医师血液科医生张某、负责血液科全面工作的主任马某、血液科护士长邵某、血液科护士李某。其中先后对钟某进行了两次询问，时间分别为2016年12月5日和15日。询问中，原朝阳区卫计委结合刘某1投诉的问题，围绕中日医院“是否建立医师查房、分级护理及会诊管理、值班和交接班制度”“2015年7月1日晚值班人员情况”“病历书写和医嘱签字”“是否建立急危重患者抢救报告制度”“住院患者在主管医师下班或休息时发生急危情况，是否要求主管医师必须返岗”“是否建立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相关制度”以及“刘某2病历是否符合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核实。对医生张某先后询问两次，时间分别为2016年12月15日和21日。其间就刘某2的诊疗情况、输血情况、病历书写情况、抢救情况等进行了核实。对马某询问一次，时间为2016年12月15日，主要就医院建立的“医师交班和值班制度”、“2015年6月和7月的医师交班记录本”、“在非工作时间患者出现病情加重后是否要通知经治医师返岗”、“患者出院或死亡后病历归档要求”、“病历书写情况”等事项进行了核实。对邵某询问一次，时间为2016年12月21日。询问中，原朝阳区卫计委就该院“分级护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具体医嘱的执行情况”、“血液和其他药物是否同通道输注”等情况进行核实。对李某进行询问一次，时间为2017年1月4日，主要就刘某2病历中医嘱的签字情况和执行情况进行了核实。调查期间，原朝阳区卫计委还调取了刘某2于2015年6月5日至7月2日的病历记录，查询了“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系统”，系统显示“刘某2医疗损害争议”一事的上报时间为2016年10月31日；调取了该委于2016年4月12日向张某和中日医院作出的《监督意见书》，该委要求张某严格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进行病历书写及保管；要求中日医院加强对病历的管理，严格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进行病历书写及保管，同时加强对医务人员病历书写的培训。最终，原朝阳区卫计委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被诉《答复书》，针对刘某1提出的7项诉求逐一进行了答复。刘某1不服上述答复向原市卫计委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2月28日，原市卫计委收到刘某1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原市卫计委于2018年3月1日作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向原朝阳区卫计委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该委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被申请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相关材料。原朝阳区卫计委于2018年3月9日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依据。2018年4月25日，原市卫计委作出《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告知刘某1因案件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延长案件审理期限30日。2018年5月23日，原市卫计委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的《答复书》。另查明，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被诉《答复书》前已经前后两次作出答复，但均被原市卫计委以复议决定撤销，要求该委重新答复。再查，2018年11月，北京市组建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接了原市卫计委的行政职能，2019年3月，朝阳区组建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接了原区卫计委的行政职能。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分别由原市卫计委和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故此，作为分别承接了原市卫计委和原朝阳区卫计委行政职能的市卫健委和朝阳区卫健委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系刘某1作为患者刘某2家属就中日医院的诊疗行为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投诉引发的行政争议。原朝阳区卫计委作为中日医院所在地对医疗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有接收患者投诉、调查并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相应处理的职责。原市卫计委作为朝阳区卫计委的上一级主管部门，也具有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受理刘某1提出的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根据刘某1、朝阳区卫健委和市卫健委陈述的诉讼理由，本案审查的核心在于原朝阳区卫计委受理刘某1的投诉后是否依法全面履行了调查处理职责，针对刘某1所作的回复结论是否正确，依据是否充分。刘某1在投诉时共提出七项诉求，原朝阳区卫计委逐项给予了回复。鉴于刘某1在本次诉讼中仅对被诉答复中的四项回复内容提出部分撤销的请求，故一审法院结合刘某1的诉讼理由及原朝阳区卫计委所作的答复逐一分析如下：一、关于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工作的调查。为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保障医疗安全，原卫生部制发了《报告规定》，以建立健全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制度，指导该项工作的开展并提升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按照该规定要求，原卫生部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系统，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在各自权限范围内设立、管理相应的信息系统。该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一条分别从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概念、上报时限、上报原则、卫生行政部门的查处职责方面做了明确规定。综合上述规定可以认定：第一、甄别是否属于应上报的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是医疗机构履行上报义务的前提。《报告规定》中明确，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由于诊疗过错、医药产品缺陷等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等明显人身损害的事件。但对于是否构成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医疗机构和患者或患者家属从各自的立场、利益角度出发，由于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和认知水平的差异有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判断结论。第二、医疗机构上报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应遵循时限要求，起算点以其发现事件时为准。发现是知晓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仍然需以主观认识判断为依据。第三、该规定第九条确立了“逢疑必报”的原则，即存在可能构成医疗质量安全可能性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就应当启动报告程序。《报告规定》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获知可能为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五种途径，可分为医疗机构在日常管理中主动发现和因患者启动诉讼、医疗鉴定、调解、投诉等程序的被动获知两类。第四、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执行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制度的情况负有监管职责。医疗机构存在“瞒报”“漏报”“谎报”“缓报”情形的，均属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监管范围。具体到本案而言，刘某1的父亲入中日医院救治后不治身亡。该事件是否属于应当上报的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刘某1和中日医院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中日医院认为患者死亡属于正常疾病过程，不涉及诊疗过错、医药产品缺陷等问题，故不符合《报告规定》，故未在患者死亡后将该事件作为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送实属正常，并未违反前述规定。但根据前述规定确立的“逢疑必报”的原则，即便中日医院自认为该事件不属于需上报的情形，在患者投诉或者提起民事诉讼后，也应遵循该原则启动报送程序。根据原朝阳区卫计委调取的证据可以证实，中日医院于2016年10月31日即获知刘某1提起医疗损害责任民事诉讼后，在“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系统”对刘某2诊疗情况按照一般医疗安全事件进行了上报，因此可以认定该医院不属于未履行医疗质量安全报告规定的情形。尽管医疗机构是否缓报也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范围，但根据该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如医疗机构缓报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或对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处理相关责任人，并予以通报。可见，卫生行政部门追究医疗机构违反规定执行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上报制度的相关责任以损害后果为构成要件。本案中，原朝阳区卫计委调取的证据显示，并无明显损害后果发生，因此，原朝阳区卫计委针对刘某1要求该委给予中日医院处罚所作的回复并无不当。二、关于能否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规定进行处罚的调查。刘某1在投诉请求第二项明确要求原朝阳区卫计委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中日医院存在的消极对待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行为进行处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尽管刘某1在投诉举报书中称中日医院普遍存在消极对待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问题，但基于目前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刘某1作为患者家属仅能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事项提起行政诉讼，因此，一审法院仅就涉及刘某1父亲刘某2治疗行为引发的疑似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上报事项，原朝阳区卫计委能否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相应处罚进行评价。鉴于患者刘某2死亡时间为2015年7月2日，且中日医院于2016年10月31日完成了在“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系统”中对刘某2诊疗情况按照一般医疗安全事件进行上报的工作。而《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的施行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尽管刘某1举报的时间在该办法实施之后，但由于刘某1举报的事项涉及法律适用的实体问题，应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有效实施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因此，根据法律适用“不溯及既往”的基本适用原则，针对刘某1的举报事项，《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并不具有适用性。原朝阳区卫计委所作的该项答复内容并无不当。三、关于中日医院对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是否存在不负责任延误的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由于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应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处罚。因此，刘某1提出的中日医院涉嫌存在上述问题的请求事项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范围。围绕刘某1诉求和理由，原朝阳区卫计委采取调取患者刘某2的病历和询问包括刘某2的主管大夫、参与救治的大夫和护士以及中日医院医患办、血液科负责人的方式，调查了医院对患者刘某2实施救治的情况。上述材料基本能够反映出患者刘某2的病程发展过程及在其出现危重情况后，中日医院对患者采取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在此情况下，原朝阳区卫计委根据病历记载的时间、抢救过程及参与人员，综合调查情况作出了中日医院已按要求履行对危重患者进行交接班及抢救职责的认定，该结论的作出有基本的事实依据且不存在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及诊疗操作规程要求之处，故一审法院在对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的司法审查中应予尊重。一审法院认为，对于不负责任延误治疗行为的认定，无论在卫生行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责还是司法审查程序中，行政机关和法院均不应也无法介入对诊疗手段和方式合理性、适当性的专业判定，而仅能从行为表现上判定医护人员主观态度的违法性。不负责任延误救治在行为表现方式上应指医护人员违背职业道德和操守，在急危患者的救治中主观态度上不积极，拖延实施救治行为，从而对患者造成损害的行为。而原朝阳区卫计委调取的患者刘某2的病历材料，不能认定中日医院医护人员的救治行为符合不负责任延误救治的行为表现方式。刘某1主张的“主治医师未履行好交接班制度”“未在患者出现病危情况后立即返岗”“会诊人员未按规定10分钟到岗”“未加急配送血小板”等事项，在有证据证明相关医护人员已对患者实施抢救，履行了救治职责的情况下，不能构成认定医护人员不负责任延误救治的事由。四、关于中日医院使用“修正诊断”的表格病历的调查。根据原朝阳区卫计委的调查，中日医院在患者刘某2住院记录的病历书写中使用了“修正诊断”的表述内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发的《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明确规定，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包括门（急）诊病历和住院病历。病历归档以后形成病案。按照病历记录形式不同，可区分为纸质病历和电子病历。电子病历与纸质病历具有同等效力。医务人员应当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要求书写病历。本案中，中日医院制作的患者刘某2的病历从记录形式上看只是采取电子录入方式制作的病历，并非属于前述规范中规定的严格意义上的电子病历范畴。关于刘某1投诉反映的病历中使用“修正诊断”表述问题，在《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中并无禁止性规定，医疗机构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对病历的书写形式和内容自行提出要求并不构成违法。同时，经查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ws445.12-2014)《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第12部分：入院记录》中数据元名称中有“修正诊断”的表述，可见“修正诊断”在医疗诊断中使用是有一定专业依据的。据此，原朝阳区卫计委认为中日医院使用“修正诊断”并未违反现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答复并无不当。另，原市卫计委在接收刘某1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履行了受理、通知被复议机关答复、依法延期等程序，依据复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双方陈述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结论正确、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亦予以认可。综上，刘某1提出要求撤销朝阳区卫健委作出的被诉《答复书》和市卫健委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刘某1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并支持刘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针对判决书第16页最后一句的争议。被诉《答复书》未全面答复,朝阳区卫健委对简单清晰可认定对医院不利的事实采取不答复的冷处理,应被纠正。上诉人认为国家卫健委对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有约束,“急会诊人员未按规定10分钟到岗”“未加急配送血小板”等事项主要涉及会诊制度、急危重患者抢救制度,医院未执行相关制度造成临床诊断及治疗过程中的医疗照顾程度不达标,监督检查医院执行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的情况是朝阳卫健委法定职责,并不涉及医疗专业性判断,医院虽履行救治职责但未执行相关制度的行为应被确认并责令改正。综上,一审法院混淆了“医疗质量制度的执行”与“医疗专业性判断”,朝阳区卫健委确实未履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法定职责。二、针对投诉请求4，朝阳区卫健委以“法律、法规、规章中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医院可以自行约定来确定病历的内容和形式,医院未违反现有法律法规及规章。”答复,一审法院认为该答复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以下异议。1.根据《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前期调查中中日医院及朝阳区卫健委均表明修正诊断属于表格病历。原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于2010年9月出版的《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病历书写制度6明确了对医院自行编制的表格病历格式,需报经市卫健委批准方能使用,证据显示市卫健委并未批准。2.本投诉涉及的是住院记录(入院记录),按《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十七条规定,入院记录应入院后24小时内完成。结合本案入院记录应2015年6月6日完成,但入院记录出现了6月23日、7月2日、7月7日修正诊断再次签名的情况。可推断出入院记录存在多个版本,初次的入院记录已经经鉴定查明于6月5日完成并打印,中日医院在入院记录使用修正诊断的行为显然违反《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三条、第三十三条,《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等禁止性条款。3.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朝阳区卫健委未履行法定职责。三、关于一审判决书第13页分析如下“一”的争议。朝阳区卫健委证据3马某询问笔录第四页中间，表明原朝阳区卫计委调查中已经发现中日医院使用不合法医疗器械行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朝阳区卫健委发现中日医院使用不合法医疗器械后，未依据职权及时通报移送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朝阳区食药局），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应被认定行政不作为。四、关于一审判决书第16页分析如下“三”的争议。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意见可明确中日医院病历存在超时限创建、超时限完成、违规修改、多次打印销毁既往病历等严重病历违法违规行为，病历不具合法性。患者死亡过程直接相关的抢救记录、输血治疗记录、死亡记录等均不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章及《卫生部关于卫生行政部门是否有权直接判定医疗事故的批复》（卫政法发〔2007〕135号）、《卫生部关于朱伯梅与重庆市中山医院医疗事故争议处理问题的批复》（卫政法发〔2006〕321号）、（卫医发〔2004〕65号）七、（卫政法发〔2005〕28号）一、（卫医发〔2005〕496号）三、（卫政法函〔2009〕54号）等文件，朝阳区卫健委应做出认定病历不合法、医院发生一级甲等医疗事故的法定职责。特强调，未按《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书写及保管病历属于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行为，是对医务人员主观态度上不积极发生的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后，采取的不合法不合规对抗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朝阳区卫健委履行了监管职责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八十九条应被纠正的行为。中日医院在入院记录书写“修正诊断”的行为，朝阳区卫健委在其他程序中虽然有了新的处理结果（非本案答复的处理结果），但仍然被确认行政不作为。五、现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并无人民陪审员丁京莉、赵向东的资格公示，请二审法院确认丁京莉、赵向东陪审员资格或取消时间是否对一审判决产生影响。朝阳区卫健委、市卫健委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朝阳区卫健委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一）作出被诉《答复书》的证据：1.邮寄单详情，证明该委对案件调查后依法回复刘某1；2.2016年12月5日制作的《现场笔录》，证明该委对刘某1所反映的内容依职权进行现场检查；3.《询问笔录》，被询问人分别为钟某、张某、马某、邵雪艳、李某，证明对刘某1反映的内容，该委对相关责任人、管理人员依职权进行调查；4.患者刘某2病历，证明该委对刘某1所反映的内容依职权进行调查；5.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系统截屏打印件，证明该委对刘某1所反映的内容已依职权履责；6.《监督意见书》2份，证明对刘某1反映的内容，该委依职权进行了纠正处理；7.原市卫计委作出的京卫计委复字[2017]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该委按照原市卫计委复议决定的要求依法作出答复。（二）作出被诉《答复书》的依据：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3.《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4.《报告规定》；5.《医疗质量管理办法》；6.《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7.《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管理办法》。市卫健委在指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和法律依据：（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材料及邮寄凭证，证明该委于2018年2月28日收到刘某1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邮寄凭证；3.《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2、3用以证明2018年3月1日，该委依法受理刘某1行政复议并通知原朝阳区卫计委答复。2018年3月9日，原朝阳卫计委依法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被诉《答复书》的证据和法律依据；4.《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因案件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该委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延期决定，依法延期30日，并于次日送达双方当事人；5.被诉《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证明经审查，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的被诉《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该委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朝阳区卫计委的被诉《答复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双方当事人。（二）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的法律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刘某1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刘某1于2015年7月13日向中日医院提交的《患者投诉登记表》，证明刘某1于当时向医院提出投诉，但中日医院未及时将情况向上级汇报。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认证意见：朝阳区卫健委、市卫健委提交的证据具有与本案的关联性、调取手段的合法性和形式的真实性，分别能够证明原朝阳区卫计委接受刘某1投诉并履行调查程序作出被诉《答复书》和原市卫计委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基本情况；刘某1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于2015年7月13日向中日医院提交了《患者投诉登记表》，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纳。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核实，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二审庭审过程中，刘某1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附件，证明中日医院病历广泛性不具有真实合法性；2.朝阳区食药局认定中日医院使用违规医疗器械汇总，证明中日医院使用无证医疗器械；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朝政复字[2020]9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撤销了朝阳区卫健委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的《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反映中日友好医院伪造篡改病历、相关电子病历及使用无证器械问题的行政事项处理意见书》，说明朝阳区卫健委持续不作为，该复议决定书查明的事实与本案有广泛的关联性。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认证意见：刘某1提交的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附件不足以证明中日医院病历不具有真实合法性，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刘某1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朝阳区卫计委作为本市朝阳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其所辖区域内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原市卫计委具有接收、审查涉案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市卫健委和朝阳区卫健委分别承接了原市卫计委和原朝阳区卫计委的行政职能，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对其投诉作出的处理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该投诉处理行为“可诉”需要以当事人已就投诉事项向行政机关提出履责申请且投诉目的在于维护投诉人自身的合法权益为条件。本案中，刘某1作为患者刘某2的近亲属有权起起本案诉讼，但其针对被诉投诉处理行为提出的诉讼主张应基于其投诉请求以及中日医院对刘某2的诊疗行为等相关事实。针对刘某1要求确认中日医院未履行医疗质量安全报告规定，下达处罚的投诉请求，原朝阳区卫计委经调查认定涉案事项符合《报告规定》第九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应上报情形，中日医院于2016年10月31日对刘某2诊疗情况在“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系统”进行上报。在无明显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形下，该委认定中日医院已履行了报告职责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刘某1投诉要求原朝阳区卫计委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对中日医院现行医疗质量安全问题进行处罚以及确认中日医院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等请求，原朝阳区卫计委综合调查情况和法律规定，得出“不能认定中日医院存在违反《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的结论符合本案的事实情况以及“不溯及既往”的法律适用原则。同时，在案证据已证明医护人员对患者实施抢救，履行了救治职责的情况下，原朝阳区卫计委认定相关医护人员不构成不负责任延误救治的情形具备相应事实依据。刘某1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中日医院未执行相关医疗质量制度，其针对上述三项投诉答复事项提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关于刘某1投诉中日医院使用修正诊断的表格病历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在《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第12部分：入院记录》中存在“修正诊断”数据元专用属性的描述的情况下，中日医院在诊断活动中使用“修正诊断”具有专业依据。原朝阳区卫计委经调查认为中日医院在医疗诊断中使用“修正诊断”未违反现有法律法规及规章并无不当。刘某1所称的需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使用的“表格病历”系指简明扼要以表格形式记录医疗信息的病历表格，但涉案病历系以电子录入方式制作的病历，从病历内容及形式上看并不属于上述需要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使用的病历表格，刘某1针对该事项提出的相应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市卫计委在复议程序中履行了受理、通知被复议机关答复、依法延期等程序，复议结果正确、程序合法，本院对此亦予以认可。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巍审 判 员  杨 旸审 判 员  胡林强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曹明洋法官助理  任丹阳法官助理  武文慧书 记 员  刘琪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