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隆福，男，197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冯淼，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世纪富士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祥符镇方家塘村。 法定代表人：宋江成。 上诉人范隆福为与被上诉人浙江世纪富士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浙0191民初2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隆福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富士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富士通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错误判决。一、本案所涉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范隆福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不应作为裁判的依据。一审认定事实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本案的事实是富士通公司诉请的57000元应收款并非范隆福所欠，该款项系富士通公司与案外人的纠纷。2016年1月，富士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江成故意捏造范隆福偷盗富士通公司电脑的事实向杭州市滨江区高新派出所报案，2016年1月22日派出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违规以刑事手段插手干预经济纠纷，传唤范隆福到派出所，又以将对范隆福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威胁，强迫范隆福与宋江成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2019年12月6日补充提交的证据“报案书”可以证实。富士通公司一审所依据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范隆福在人身自由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从该协议书的内容来看也不符合正常逻辑，如果范隆福不是受到胁迫，其也不会将不属于自己的债务揽到自己身上。本案所涉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时，与富士通公司存在款项纠纷的公司系正常经营的，富士通公司能找到该公司，其不去向该公司主张权利，而是利用公安机关以刑事手段强迫范隆福签订违背其真实意愿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其行为也不符合常理。二、一审认定“应视为原告主张权利的文书已有效送达至被告的，诉讼时效于2018年7月20日中断，并应重新计算”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富士通公司起诉要求范隆福支付案涉债务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富士通公司在人民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向范隆福催讨案涉债务的书面文件。在庭审过程中范隆福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富士通公司才提出其曾于2018年7月19日向范隆福快递过一份律师函催讨案涉债务。富士通公司在一审人民法院规定的举证期满后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了“报案书”、“律师函、ＥＭＳ凭单、ＥＭＳ单号查询网页截图”、“杭州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网页查询截图”、“劳动仲裁申请书”等证据。对富士通公司提供的上述补充证据，范隆福认为超过一审人民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不同意质证，不应当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同时，即使一审人民法院认为可以采纳富士通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范隆福认为从上述证据本身也不能得出富士通公司主张权利的文书已有效送达至范隆福的结论。首先，从富士通公司提供的“报案书”来看，该份报案书是富士通公司单方做出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将该份“报案书”提交给了杭州市滨江区高新派出所。同时其系刑事报案，也并非因本案的民事纠纷主张权利。其次，从富士通公司提供的“律师函、ＥＭＳ凭单、ＥＭＳ单号查询网页截图”来看，其“律师函”的主要内容是要求范隆福支付占有的工程款105150元，并非本案中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诉请的57000元应收款。从该律师函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其催收款项的数额及请求权依据均与本案无关，不能视为是对案涉债务的催讨。其“ＥＭＳ凭单”中所留的范隆福的联系电话“186××××0338”在2017年6月6日就已经销号不再使用。同时富士通公司邮寄的收件地址为盛泰时代山1幢808室，该地址范隆福早已没有居住，该地址所涉房屋范隆福已经于2017年6月7日出租给肖云泉使用，肖云泉实际使用该房屋至2018年8月底。2019年9月3日该房屋又出租给了宋虓。快递的送达流程是将快递送到快递单上所写明的地址，再根据快递单上所留的联系电话通知收件人收取快递。本案中，范隆福有证据证明自己于2016年2月20日开始与家人在海宁市租房居住。2017年1月20日开始又在该小区江月居84幢3单元租房居住，确实不在“盛泰时代山1幢808室”居住。同时，富士通公司在快递上所留的范隆福的联系电话“186××××0338”于2017年6月6日就已经销号不再使用，快递人员也无法通过该联系电话通知范隆福取件，因此富士通公司所寄送的“律师函”客观上确实无法送达给范隆福，范隆福也确实没有收到。富士通公司提供的“ＥＭＳ单号查询网页截图”上记载的该快递的签收人为“他人幢808收，友邦管家”，并非范隆福本人签收，而友邦管家也并非法定的或授权可以代范隆福收取快递的主体，该份证据也更加充分证实了范隆福没有收到该快递的事实。再次，从富士通公司提供的“杭州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网页查询截图”、“劳动仲裁申请书”来看，该两份证据最多只能证明盛泰时代山1幢808室房屋系范隆福所有并曾经居住过，而不能证明富士通公司在2018年7月19日快递寄送“律师函”时范隆福应当收到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富士通公司在2018年7月19日快递寄送“律师函”已有效送达范隆福的主要理由是范隆福于2016年11月申请劳动仲裁时及本次诉讼中提供的送达地址均为盛泰时代山1幢808室。范隆福认为一审法院完全属于主观臆断、歪曲事实、强词夺理了。首先，范隆福在2016年仲裁申请书中写的居住地址不是送达地址，同时2016年居住在该地址不代表范隆福在2018年富士通公司快递寄送“律师函”时还必须居住在该地址等着收该份快递。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逻辑。至于范隆福在本案中确认送达地址为盛泰时代山1幢808室，不能溯及到2018年富士通公司快递寄送“律师函”的时候，范隆福与富士通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于送达的约定。同时，本案中富士通公司在诉状中所留的范隆福的联系电话仍然是早已销号的“186××××0338”，说明富士通公司诉称的多次催讨是虚假陈述，本案的客观事实是富士通公司没有联系过范隆福催讨债务，不然也不会将已经是空号的联系电话在其快递寄送“律师函”及本案起诉的诉状中作为范隆福的联系电话继续提交。由于富士通公司所提交的范隆福联系电话错误，导致一审人民法院无法按该联系电话联系到范隆福。本案诉状副本送达过程中，一审法院也是先电话联系到范隆福妻子再联系到范隆福的。在一审法院问范隆福法律文书是送到杭州市江干区还是盛泰时代山1幢808室时，范隆福才确认盛泰时代山1幢808室为送达地址的。一审人民法院也应该在送达的过程中就知道通过富士通公司留的联系电话“186××××0338”是无法联系到范隆福共送达的客观事实的。如果一审法院认为范隆福在2016年仲裁申请书中写的居住地址必然是范隆福的送达地址的逻辑成立的话，也就不必要求范隆福确认送达地址了，只需要把本案法律文书直接送达到该地址就可以了。范隆福确认盛泰时代山1幢808室可以收到一审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是因为通过法院的通知，其知道有法院的文书要送达，同时也告诉了一审法院范隆福的实际使用的联系电话。在有地址及可以联系的电话的情况下，范隆福在自己不居住在该地址的情况下可以收到法院的法律文书。但不能因此就想当然的得出范隆福即使不居住在该地址，富士通公司也没有留范隆福有效联系电话的情况下也可以收到富士通公司快递寄送的“律师函”的结论。范隆福能在该地址收到快递的充分条件是“正确的地址及联系电话”，本案中，富士通公司快递寄送“律师函”时在“ＥＭＳ凭单”上所留的联系电话是已经销号的联系电话，完全联系不上已不实际居住在该地址的范隆福。因此一审关于富士通公司主张权利的文书即“律师函”已有效送达至范隆福，并进而认定本案富士通公司要求范隆福支付案涉债务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结论，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证据可以充分证实富士通公司2018年7月19日快递寄送的主张权利的文书是不能有效送达范隆福的。因此，即使本案富士通公司主张债权所依据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按其约定范隆福在2016年1月30日前结清应收款57000元，而富士通公司起诉的时间为2019年9月15日，已超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富士通公司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富士通公司答辩称，该案件证据充分，上诉提出的诉讼时效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一审判决是清楚的，请求维持原判。 富士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隆福返还富士通公司57000元应收款，并支付逾期利息9814元（自2016年1月31日起暂计至2019年9月15日，之后以年利率4.75%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判令范隆福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2日，宋江成与范隆福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达成如下协议：1.范隆福于协议达成之日返还富士通公司惠普L15笔记本电脑一台；2.范隆福在2016年1月30日前向范隆福结清应收款57000元；3.范隆福在2016年1月30日前返还宋江成面额为20000元借条合计两张；4.今后双方无其他纠葛，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宋江成系富士通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8年7月19日，富士通公司向范隆福寄送了律师函，向富士通公司催讨案涉债务，送达地址为下沙盛泰时代山1幢808室。经查询，该快递于2018年7月20日被签收。上述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张桂芳及范隆福。 一审法院认为，宋江成与范隆福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协议约定，范隆福应于2016年1月30日前支付富士通公司57000元。范隆福至今未付上述款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富士通公司要求范隆福支付案涉债务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因案涉债务付款期限为2016年1月30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即2017年10月1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两年，故富士通公司应在2016年1月30日后三年内向范隆福主张权利，即应在2019年1月30日前向富士通公司主张权利。现富士通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曾于2018年7月19日向范隆福寄送快递催讨案涉债务，送达地址为盛泰时代山1幢808室，快递于2018年7月20日被签收。范隆福辩称其未收到快递，但根据快递查询记录，该快递已被签收，即使范隆福已将上述房屋出租，但范隆福于2016年11月申请劳动仲裁时及本次诉讼中提供的送达地址均为盛泰时代山1幢808室，故应视为富士通公司主张权利的文书已有效送达至范隆福，诉讼时效于2018年7月20日中断，并应重新计算，故富士通公司要求范隆福支付案涉债务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富士通公司要求范隆福支付应收款57000元的诉请，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富士通公司要求范隆福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请，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定按年利率4.35%计算逾期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判决：一、范隆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世纪富士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应收款57000元；二、范隆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世纪富士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逾期利息9112.16元（暂计至2019年9月15日，之后以未付应收款为基数按年利率4.35%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浙江世纪富士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0，减半收取735元，由范隆福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范隆福提交的证据有：1.中国联通移动电话号码销号业务查询单，证明富士通公司寄送律师函时所留的电话号码186××××0338在2017年6月6日就已经销号不再使用，该份快递无法通知范隆福领取的事实；2.房屋租赁合同、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证明盛泰时代山1幢808室已经出租给他人使用；3.房屋租赁合同及数字电视业务受理单，证明范隆福在其他地方租房居住，富士通公司快递寄送律师函时不在盛山时代山1幢808室居住，无法收到快递。 富士通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也无法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和本案也无关联性，无法否定范隆福应承担债务的事实。 富士通公司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认为：上述证据涉及对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且部分证据一审中已经提交，范隆福在其他地方实际居住及有关电话号码销号，并不能当然导致按照其所有房屋地址送达的材料及相关信息必然无法知晓，本院将在本院认为中就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一并阐述分析。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现争议焦点为，调解协议的效力及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首先，涉案调解协议书是在有关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签订的，该调解书除争议双方签名外，另有相应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签章，并注明人民调解员、记录人。该调解书明确记载本案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范隆福现于签订调解协议书超过三年后、富士通公司主张相应付款责任时称受胁迫出具缺乏依据，该抗辩不能成立，调解协议书应认定有效；其次，有证据表明，范隆福在申请劳动仲裁及本案诉讼中，提供的送达地址与富士通公司寄送催讨涉案债务的快递地址一致，且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也显示按照上述地址送达的一审开庭传票被记载为范隆福姓名的人员签收，范隆福也实际到庭参加了一审庭审，说明上述地址是范隆富能接收到信息的有效送达地址。因此，应视为富士通公司就涉案债务向范隆富进行了有效主张，涉案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因富士通公司向范隆福提出履行请求而中断，本案富士通公司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范隆福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元，由范隆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魁 审判员 张  蕊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书记员 张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