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9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潇，男，1982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艳燕，女，1983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隆侃，湖南隆言宏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任敏，男，197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隆侃，湖南隆言宏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潇与上诉人孙艳燕、任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9）湘0105民初10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1）计息方式改判按照一审原告诉讼请求的先息后本的计息方式；（2）计息时间改判为付款当日；（3）计息标准改判为按约定日期开始日息万分之六；（4）改判补偿金为违约金。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孙艳燕、任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法院在未经方潇同意的情况下，变更诉讼请求。方潇的诉讼请求中所提到的2019年10月24日不是付款日期，将计息结束日期定为2019年10月24日并无依据。二、一审判决标准不一致。一审判决关于利息计算的前提条件是先本后息，而方潇诉讼请求中利息计算前提是先息后本，既然一审不支持先息后本，诉讼请求的利息数额也必须重新计算。三、一审判决关于利息时间计算错误。判决第10页中关于利息的计算，除第13项的计息时间正确之外，其余18项的计息时间都少算了一天。四、一审判决关于债权金额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1.手机微信能够明确当事人之间交易目的及其权利义务的内容，属于电子合同的范畴，理应受合同法保护。2.任敏在本案中并非单纯的经办人，其在公司是由孙艳燕代持股份，协议本身也是由任敏安排孙艳燕签署，转让过程是由任敏全程操作和安排，孙艳燕在整个过程中仅仅只负责协议签字和转账付款。3.关于“孙艳燕对任敏的回复内容不予追认”的认定存在错误。实际上孙艳燕本人在沟通中明确表达了对此次转让并无实际的处理权，只是一个跑腿办事的。4.所有收条中注明的股权转让款，都未明确说明是股权转让款本金还是利息，并且方潇所出具的收条是在商定调整付款顺序和利息之前发生的事情，不能作为商定调整后的证据，孙艳燕的转账附言属于单方行为并无法律效力，方潇从未确认款项只是本金。5.微信谈判过程中，明确的补偿金事实上是违约金，因多次违约才协商要进行补偿，这是对原有协议的补充，是对长时间多次违约的赔偿，利息是弥补资金占用造成的损失。一审判决对违约方较为宽容，减轻了违约方的责任，恳请二审作出合理裁判。孙艳燕、任敏针对方潇的上诉请求辩称：一、一审法院确认的“先本后息”的计算方式没有问题，其在一审判决书第9页倒数第一段中已做详细解释说明，结合双方多笔转账记录的备注情况和方潇出具的收条进行认定，符合双方证据所体现的客观情况和交易习惯。二、因借款当天不满24小时，在所有金融机构的借款业务中，均是期限起始的次日开始完整的计算利息。同时，参考《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三、针对利息计算标准是按万分之五还是万分之六的争议，孙艳燕、任敏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反复阐明：方潇的诉请没有依据并与事实不符。依照双方合同第6.4条约定，对于合同条款的变更，必须是“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书面文件方可予以修改或补充”。本案中，双方本人或授权代表并未就利息标准调整重新达成书面文件。因此，一审法院针对利息标准的认定部分，并无不当。四、对于方潇提出的“改判补偿金为违约金”的上诉请求指向对象不明，一审法院裁判项中并未出现支付“补偿金”的判项。五、诉讼费用的承担比例，请求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分配。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方潇的上诉请求。孙艳燕、任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三、四判项，依法改判驳回方潇本诉部分的全部诉讼请求，并依法支持孙艳燕一审反诉的全部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二判项，并依法改判驳回方潇对任敏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方潇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不予解除的认定上，存在对案件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错误。协议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第2.2条第（2）款中约定了明确的合同解除的方法，目的就是防范投资方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留给双方一个退出机制，这种退出机制的设定是带有强制性和单方性的。本案当事人双方协定的是一种“约定解除”，只要约定条件成就，且单方解除合同后，能够按照约定弥补对方损失，不会造成利益失衡或显示公平的情况，就可以单方解除合同。至于“合同目的能否实现”是作为法定解除的考量因素，不应当在约定解除时予以适用。合同解除后，由于股份并未办理变更，因此，相关股份仍由方潇享有和行权，亦可与其他方再次转让交易，因此不管从转让的可能性、持有股份比例等角度来看，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均不会造成公司治理僵局。一审裁判中认为“可能出现僵局”属于主观的臆断，并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对一审第三人任敏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认定存在错误。首先，一审文书中认定任敏承担担保责任的主要依据来源于微信聊天记录。然而，依据《担保法》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保证法律关系的确立应当以书面合同形式。本案中，仅以聊天记录作为担保责任承担的依据，是不明确和不规范的。微信聊天记录明显缺乏担保意思表示的明确性和唯一性。其次，本案方潇向第三人任敏主张担保责任，其明显超过了法定的保证期间，任敏亦无需为此承担担保责任。方潇针对孙艳燕、任敏的上诉请求辩称：1.方潇曾明确说不同意其中协议内容；2.任敏的担保责任超过6个月法定期限，但是方潇在2018年6月3日提出担保，2018年12月份又强烈要求任敏履行担保责任；3.很多判例中书面的聊天可以作为证据；4.计息方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中间并不是按照多一天或者少一天来计算的。方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孙艳燕支付股权转让剩余款693511元、2019年10月24日前利息135948元以及违约金160000元；2.任敏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付款责任；3.孙艳燕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孙艳燕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7年3月15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2.方潇向孙艳燕退还（扣除应付解约利息后）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95004.41元；3.孙艳燕承担本案反诉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湖南百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博公司）于2010年8月23日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陈立波，股东为孙艳燕、方潇、沈自力等五人。2017年3月15日，孙艳燕（受让方、甲方）与方潇（出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将其持有的百博公司9.77%股份全部转让给甲方，转让价为80万元，甲方通过引入新的投资方式支付本资金，甲方确保用于支付本协议约定资金的来源合法，因资金来源不合法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第2.1条约定：（1）本协议签署之日支付28070元；（2）2017年3月15日前支付533333元；（3）2017年5月1日前支付238597元；第2.2条约定：甲方按约定完成第2.1条第（2）款所列款项支付，且乙方收到甲方所付款项共计561403元，从此日起15日内乙方应当转让所持有的全部股份给甲方，甲方向工商行政机关提交修改后的公司合同与章程，并提交公司股权变更所需的各项文件，乙方应当配合完成股权变更等系列手续；甲方未能按时完成第2.1条第（2）款所列款项支付时，按照第2.4条处置，逾期超过120日后，甲乙双方均可要求解除本协议，但甲方无权收回第2.1条第（1）款所列款项，并需支付第2.1条第（2）款所列款项产生的利息，依照本条合同解除后，2.1（2）、（3）约定的款项甲方不再支付；第2.4条第（1）款约定：甲方未按第2.1条约定时间付款，且不存在第2.3条第（4）款所列例外情况（工商办理迟延、不可抗力）时，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资金利息，资金初始基数为第2.1条各款约定日期为止时的应付未付款项数额，资金利率为万分之五每日（即日息万分之五），利息在每月最后一天结算，由甲方支付给乙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均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后签署书面文件才正式生效，并应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协议内容以变更后的内容为准。该转让协议由孙艳燕、方潇签名。协议签订后，方潇收到款项共计416000元，款项明细为：2017年3月27日20000元、5月27日92000元；8月24日18000元、10月15日20000元、12月1日30000元及6000元；2018年3月2日30000元、6月13日10000元、7月24日24000元、7月31日18000元、9月4日18000元；2019年3月27日10000元、3月28日20000元、4月23日20000元、5月23日20000元、6月23日30000元、7月23日15000元、7月31日15000元。2017年5月27日，方潇出具收到孙艳燕股份转让款112000元的收条，包括2017年3月27日2万元和5月27日92000元。2017年8月24日，方潇出具收到孙艳燕股权转让款18000元的收条。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方潇在微信中出具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收条三张，分别是20000元，落款时间2017年10月15日；36000元，落款时间2017年12月1日；30000元，落款时间2018年3月2日。孙艳燕在银行转账中未注明附言的款项为：2017年5月27日92000元（有收条）、12月1日6000元（有微信收条），2018年7月24日24000元、7月31日18000元，其他款项的银行转账均注明附言是股权/股份/股东转让款。方潇、任敏、沈洋在微信群中进行股权转让的日常沟通，任敏受孙艳燕委托进行日常协调工作。2018年3月1日，方潇问：“啥时候能有个准确的时间？”任敏分别三次回答：“明天对付”、“五月底确定全部对付”、“我做担保”。方潇问：“怎么担保？”任敏答：“五月底之前，陈总即使钱没到齐，剩下的我来补！”2018年6月，任敏陈述：“我准备给陈总探讨一下，从什么时间开始提息，提到万六”。2018年12月，方潇要求延期补偿金13.5万元，2019年1月任敏陈述：“陈基本同意支付补偿金”。“陈”、“陈总”是陈建军，其与百博公司的投资有关。目前，方潇是百博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2019年10月24日，方潇提起诉讼，诉请孙艳燕继续履行付款义务、任敏承担担保责任。孙艳燕提起反诉，诉请解除转让协议、退款（扣除解约利息）。方潇认为转让股份是由于经营理念分歧，协议后未参与公司经营，对公司状况不知情，同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不同意解除转让协议。孙艳燕认为其主观上没有恶意拖欠的故意，欠款是因为案外人投资资金未到位，主张按合同条款解除转让协议。任敏认为其聊天记录并无担保意思，担保范围、金额不清晰，不同意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一、协议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协议约定：孙艳燕未能完成第2.1条第（2）款所列款项支付时，按照第2.4条处置，逾期超过120日后，双方均可要求解除本协议。现在孙艳燕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协议，方潇不同意解除，无法协商解除。本案争议焦点是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能否成立的问题。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协议约定违约方有解除权，但守约方不同意解除，此时应着重审查合同目的能否实现。协议名称、内容均是股权转让，守约方同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即股权转让的目的可以实现。协议约定引入新的投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此系资金来源问题，并未明确是唯一筹款方式和转让的前提条件，亦未明确协议目的是新投资者收购股权、新投资者是实际受让方，因此即便外来资金出现障碍，也不必然导致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从合同履行情况看，微信群一直是涉及付款问题，孙艳燕并未在合理期限内要求解除合同，相反在逾期120日后有多次继续履行的行为，以2019年为例，2019年3月至7月付款就有7笔，金额共计13万元。另外，方潇已两年多未至百博公司，目前面临诉讼，方潇与孙艳燕等股东的人合性大大削弱，如解除协议，方潇继续作为股东，可能会出现僵局，不利于公司治理。综上，孙艳燕行使合同解除权不能成立，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二、债权金额。在付款金额不足以清偿到期全部本金和利息时，协议没有明确本金、利息的先后付款顺序。方潇主张以微信群内容确定先息后本的付款顺序、利息调至日利率万分之六以及补偿金等，但任敏表述是有关案外人陈建军，孙艳燕对任敏的回复内容不予追认，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任何变更均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后签署书面文件才正式生效，方潇的上述主张不符合约定，不予采纳。事实上，方潇出具了纸质和微信收条五张，明确是股权转让款共计216000元。孙艳燕在四笔银行转账中未注明附言，剔除纸质和微信收条涉及的两笔，剩余仅两笔未注明附言，分别是2018年7月24日24000元和7月31日18000元，金额共计42000元，其他均有股权/股份转让款的附言或者收条，即374000元明确是股权转让款，占据付款总额的绝大部分，其中216000元方潇出具收条确认。现方潇诉称以先息后本的方式计算付款，不符合上述交易习惯，不予采纳。因此，本案根据实际履行情况，按先付转让款的顺序计算剩余本息。协议约定利息计算的资金初始基数为第2.1条各款约定日期为止时的应付未付款项数额，利率为日息万分之五。因协议第2.1条各款约定的付款日期不同，履行中存在陆续付款，故应以不同基数按日万分之五分段计算如下：1、协议约定签署之日（2017年3月15日）支付28070元，3月15日前支付533333元，利息应从2017年3月16日起算至2017年3月27日，以561403元（28070元+533333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3087.72元；2、协议约定2017年5月1日前支付238597元，从2017年3月28日至5月1日，以541403元（561403元-20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9203.85元；3、从2017年5月2日至5月27日，以780000元（541403元+238597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9750元；4、从2017年5月28日至8月24日，以688000元（780000元-92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30272元；5、从2017年8月25日至10月15日，以670000元（688000元-18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17085元；6、从2017年10月16日至12月1日，以650000元（670000元-20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14950元；7、从2017年12月2日至2018年3月2日，以614000元（650000元-36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27630元；8、从2018年3月3日至6月13日，以584000元（614000元-30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29784元；9、从2018年6月14日至7月24日，以574000元（584000元-10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11480元；10、从2018年7月25日至7月31日，以550000元（574000元-24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1650元；11、从2018年8月1日至9月4日，以532000元（550000元-18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9044元；12、从2018年9月5日至2019年3月27日，以514000元（532000元-18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52171元；13、2019年3月28日以504000元（514000元-10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252元；14、从2019年3月29日至4月23日，以484000元（504000元-20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6050元；15、从2019年4月24日至5月23日，以464000元（484000元-20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6728元；16、从2019年5月24日至6月23日，以444000元（464000元-20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6660元；17、从2019年6月24日至7月23日，以414000元（444000元-30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6003元；18、从2019年7月24日至7月31日，以399000元（414000元-15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1396.5元；19、从2019年8月1日至10月24日，以384000元（399000元-15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16128元。上述利息共计259325.07元。孙艳燕应向方潇支付股权转让余款38.4万元（80万元-41.6万元）。方潇诉请截至2019年10月24日的利息为135948元，未超过上述利息总额，予以支持；违约金缺少协议依据，不予支持。方潇应按协议约定配合孙艳燕办妥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三、担保责任。任敏在2018年3月1日微信群中回答：“我做担保”；对”怎么担保”回答：“五月底之前，陈总即使钱没到齐，剩下的我来补！”该微信群是进行股权转让的日常沟通，任敏受孙艳燕委托进行日常协调工作。任敏回答：“陈总即使钱没到齐”，应是指协议约定引入新的投资款项未到齐，“剩下的我来补”应是指剩下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由其补足，此是就方潇提问“怎么担保”的答复，较为具体明确，符合担保的意思表示，因此任敏否定担保的主张不成立。2018年3月1日未涉及利息和补偿金问题，任敏回答“剩下的补足”，应是剩下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部分，与连带责任保证有所区别，可按一般保证处理，由任敏对孙艳燕不能清偿股权转让款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孙艳燕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方潇支付股权转让余款384000元以及截至2019年10月24日的利息135948元；二、任敏对孙艳燕上述股权转让余款384000元的给付义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任敏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孙艳燕追偿；三、驳回方潇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孙艳燕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1369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847元，由方潇负担3247元，孙艳燕负担3600元；反诉受理费2862元，由孙艳燕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二、任敏应否为剩余股权转让款承担保证责任？三、一审法院关于利息的计算是否正确？关于焦点一，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方潇与孙艳燕同为湖南百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方潇将上述公司9.77%的股份作价80万元转让给孙艳燕，该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2.2条第（2）款约定，若孙艳燕未在2017年3月15日前支付第二笔转让款，则应依约支付相应利息，逾期超过120日后，双方均可要求解除协议。事实上协议签订后孙艳燕并未依约足额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但其并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约定解除权，相反在逾期120日后有多次继续向方潇转款并出具“股权转让款”收条的行为，应视为其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对约定解除权进行了放弃。孙艳燕在方潇诉请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时才基于合同约定提起反诉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已付股权转让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孙艳燕已经支付了超过一半的股权转让款，合同也并不存在法定解除的情形，一审对孙艳燕解除合同返还转让款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孙艳燕、任敏主张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应予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二，任敏应否为剩余股权转让款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本案中，任敏受孙艳燕委托协调股权转让工作，并在本案股权转让日常沟通的微信群中明确表示“我做担保”，“五月底之前，陈总即使钱没到齐，剩下的我来补”，上述表述较为具体明确，符合担保的意思表示，应对孙艳燕不能清偿股权转让款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因本案中保证期限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依法应认定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方潇于2019年10月24日向法院起诉请求任敏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任敏不能免除保证责任。孙艳燕、任敏主张任敏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于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一审法院关于利息的计算是否正确的问题。本案中方潇共收到孙艳燕转款416000元，其中374000元明确是股权转让款，占转款数额的绝大部分。一审法院结合上述实际履行情况，按先付转让款的顺序计算剩余本息于理有据。至于计息天数以及利息标准的认定，一审法院计算也亦无不当。方潇主张一审利息计算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方潇和孙艳燕、任敏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7292元，由方潇承担3762元，孙艳燕、任敏共同承担35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龙付送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徐琳琳书记员何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