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谈慧涛，男，198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河沿镇谈家庄西区97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封宇翔，河北秋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河北秋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隆方北方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5号楼9层919室。法定代表人：沈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珍，男，北京隆方北方贸易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谈慧涛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隆方北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方北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0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谈慧涛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2.一审诉讼费及二审上诉费由隆方北方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第二、三、四份合同货物单价为5600元/吨是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在（2018）京0106民初220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隆方北方公司提交证据《谈慧涛发货回款明细》及《北京隆方北方供货清单》，上述证据载明2014年第二、三、四份合同货物实际单价为5550元/吨，并非是合同载明的单价5600元/吨，对此事实隆方北方公司是自认的。但在发回一审后，隆方北方公司违反“禁反言”的诚实信用原则，主张按合同标明单价5600元/吨计算货款，否定原一审中自认的事实。而一审法院未予查明上述事实，将2014年第二、三、四份合同单价认定为5600元/吨，是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谈慧涛认为：2014年第二、三、四份合同单价应按实际单价5550元/吨计算，货款为5550元×321.395吨=1783742.25元。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未对谈慧涛抗辩扣减发票金额情况一并裁判，应予纠正。2014年四份合同中双方约定：货款单价含税，税率为17%，隆方北方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对该事实隆方北方公司在发回重审一审庭审及曹珍手机短信内容中予以认可，且在一审庭审后提交其已开具发票复印件。隆方北方公司已开具七家公司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1877394.48元。本案中谈慧涛已将2014年四份合同的价税款全部给付隆方北方公司，而隆方北方公司尚有2065105.75-1877394.48=187711.27元的货物未开具增值税发票。隆方北方公司的行为是严重违约的行为，且违反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试行）》第三条规定的法定义务。谈慧涛认为，隆方北方公司应开具2014年四份合同中价税总额为187711.27元的增值税发票，若隆方北方公司不能开具前述发票，则一审法院应扣减未开具发票给谈慧涛造成的税款损失27274.28元（税款损失计算公式如下：未开具发票的货款金额为187711.27元，税点为17%，即谈慧涛已多支付税款为187711.27元/1.17×0.17=27274.28元）。三、一审法院认定隆方北方公司与谈慧涛在履行完毕2014年四份合同后，又向谈慧涛指定的收货人交付了纸张，双方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且按照单价5600元/吨*后续五份出库通知单所载重量计算后续货物金额，是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1.对后续五份出库通知单（单号：0009349、0001393、0023153、0023154、0020071），谈慧涛是不予认可的，且即便按照上述五份出库单计算货物数量，也并非隆方北方公司主张的148.0107吨，而是145.4079吨。在发回重审的一审笔录中，隆方北方公司自认如下事实：“是这样的，合同书、短信中要求的纸制品的品质是65克重的纸，约定标准70克重量，这样显得纸张的品质好，我交货时，如第一个合同，第一批交付的65克重的纸，第二、三批次，因我工厂无65克纸，但有67克纸，故以67克纸交付，我自愿放弃其中的差值利益”。可见，双方一直是按照65克纸重量计算吨位，对比如下：1.单号为0009349的单据，隆方北方公司主张36.5472吨，65克纸为36.5472吨；2.单号为0001393的单据，隆方北方公司主张30.7897吨，65克纸为28.5899吨（出库单载明重量为“21令×59件=1239令”，令与吨数的换算公式：一令纸500张，令数×克重（65克）×0.71×1×500再除以1000×1000=吨数，根据上述公式，该出库单吨数应按65克纸计算为1239令×65克×0.71×1×500再除以1000×1000=28.5899吨）；3.单号为0023153的单据，隆方北方公司主张33.6862吨，65克纸为33.6862吨；4.单号为0023154的单据，隆方北方公司主张33.5016吨，65克纸为33.5016吨；5.单号为0020071的单据，隆方北方公司主张13.486吨，65克纸为13.083吨（出库单载明重量为“27件×20令/件+13令+14令=567令”，依据换算公式，该出库单吨数应按65克纸计算为567令×65克×0.71×1×500再除以1000×1000=13.083吨）。2.一审法院依据交易习惯按5600元/吨计算单价是错误的。正如本上诉状第一条所阐述的理由，2014年第二、三、四份合同货物实际单价为5550元/吨，并非是合同载明的单价5600元/吨，即使依据交易习惯，后续五份出库通知单的单价也应是5550元/吨。隆方北方公司辩称，不同意谈慧涛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同意一审判决。隆方北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谈慧涛支付纸张货款795583.42元；2.判令谈慧涛支付逾期违约金（以795583.42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计算）；3.判令谈慧涛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6日，谈慧涛向隆方北方公司职员曹珍发送短信，订购纸张：“岳阳65克轻型710×1000的2000令，每吨5500元，货到后月结60天，结支票或现金。”2014年9月27日，谈慧涛借用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富泰公司）（买方）的名义，与隆方北方公司（卖方）签订《北京隆方北方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主要约定：谈慧涛向隆方北方公司购买纸张，产品名称：65g岳阳轻型，规格型号：710×1000，数量（吨）：1217令、1000令，价格：均为5500/T，金额（元）：154452.25元、126912.5元，合计281364.75元。运输方式：汽运到厂。付款期限：货到后月结60天，以支票或现金方式结算。2014年9月28日谈慧涛所发短信显示：“贴70克标”“1000令，早立印刷”。2014年9月29日《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出库通知单》载明：规格“710×1000”，件数61，重量28.6822，司机姓名“栗奇胜”，收货单位保管员签收处显示：“华业印刷厂，李润永”。2014年10月17日《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出库通知单》载明：规格“710×1000”，件数40，重量19.028，总数800令，每件20令，司机姓名“王利扬”，收货单位保管员签收处显示：“赵”；次日通知单载明：规格“710×1000”，件数10，重量4.757，总计200令，司机姓名“崔某某”，收货单位保管人签字处显示：“早立印刷厂，田某某”。2014年9月30日，隆方北方公司职员曹珍向谈慧涛发送短信，内容为：“栗师父电话18238550598”，2014年10月18日，短信内容为：“15831963268王”。此后，2014年10月21日、2014年11月16日、2014年12月22日，谈慧涛借用德富泰公司的名义，再行与隆方北方公司签订了三份买卖合同，购买纸张，其交易过程与上述交易方式一致，均为谈慧涛向隆方北方公司职员曹珍发送短信订货并告知签收人信息，双方签订合同，曹珍发送司机信息，有关人员在载有司机信息的出库通知单上签收。其中，2014年10月21日合同金额为516880元；2014年11月16日合同金额为775320元；2014年12月22日合同金额为516880元。以上四份书面合同总金额合计2090444.75元。一审审理中，隆方北方公司自愿放弃克重导致的差值利益，认可其总额为2081175.5元。期间，双方还通过短信相互告知发票开票信息及收款账户信息等。其后，隆方北方公司又向谈慧涛发送了部分纸张，其公司员工曹珍通过短信与谈慧涛沟通了相关情况。具体情况为：2015年3月9日，《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出库通知单》载明：70克轻型纸，710×1000，件数72，重量36.5472，司机李某某，收货单位保管员签收处显示：华晨实收36件，李建兵，并加盖“华晨印务有限公司材料验收专用章”；华业收36件，张英，并加盖“三河市场庄镇华业装订厂”印章。2015年3月18日，《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出库通知单》载明：70克轻型纸，710×1000，件数1239，重量30.7897，21令×59件=1239令，司机张连才，收货单位保管员签收处显示：张英，并加盖“三河市场庄镇华业装订厂”印章。2015年4月23日，《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出库通知单》载明：70克轻型纸，710×1000，件数67，重量33.6862，司机李某某，收货单位保管员签收处显示：朱某某，并加盖“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代收纸专用章”。2015年4月23日，《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出库通知单》载明：70克轻型纸，710×1000，件数66，重量33.5016，司机王某某，收货单位保管员签收处显示：李建兵，并加盖“华晨印务有限公司材料验收专用章”。2015年9月27日，《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出库通知单》载明：70克轻型纸，710×1000，件数29，重量13.486，司机张某某，收货单位保管员签收处显示：张英，注明：华业收27件×20令/件+13令+14令=567令，并加盖“三河市场庄镇华业装订厂”印章。期间，谈慧涛于2015年3月19日发送短信称：“怎么安排的？到现在还没装车呢？到底有能力吗？”；2015年4月23日发送德富泰公司名称、地址、税号、收款行及账号；2015年4月29日收到电话号码后回复“不对”；2015年4月30日发送“收了”，当日回复“十万元钱能办吗？”的短信时称“不好意思，不太好办，我回去后立马给你办”。谈慧涛付款情况为：2014年11月27日、2014年12月31日，谈慧涛分别向顾海燕账户转账支付154452元、180000元，顾海燕均于当日支付至隆方北方公司账户；2015年1月30日至2015年7月31日谈慧涛分十二次向隆方北方公司账户转账支付合计1750000元；2015年9月30日，谈慧涛向曹珍账户转账支付30000元，以上共计2114452元。2015年12月26日，因隆方北方公司职员曹珍到谈慧涛之父家向其催要货款，案外人北京青年报物流有限公司员工赵某等人前来核实该债务是否存在，各方发生纠纷，衡水市公安局桃城分局主持调解，治安调解协议书载明，各方对所造成的伤害互不追究，各自负担治疗费用；曹珍与谈慧涛之间经济纠纷需相互协商，或通过正当法律途径解决。现隆方北方公司认为谈慧涛未足额支付剩余货款，故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隆方北方公司与谈慧涛履行完毕四份书面合同后，又向谈慧涛指定的收货人交付了纸张，双方已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关于谈慧涛否认双方之间后续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本案中，谈慧涛与隆方北方公司职员曹珍之间采用短信订货、签订合同书、短信指定收货人及告知送货人、发货签收的交易模式订立并履行买卖合同，该交易流程构成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后续事实合同的缔结和履行中，除欠缺签订合同书一环外，双方依然按照该交易习惯实施法律行为，在隆方北方公司发送货物后，有关主体签收货物，应认定为按照交易习惯做出了接受的意思表示。此外，谈慧涛还在前序书面合同履行完毕后，询问发货情况、发送公司税号等信息、确认送货人信息、确认收货、承诺安排支付款项，并再行有所付款且其金额已经超过四份合同书总价，该等行为亦表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对于谈慧涛否认事实合同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货款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首先，后续五份出库通知单载明的品名为“70克轻型纸”，虽与前序合同书所载不同，但与前序合同的出库通知单所载品名相同，结合谈慧涛在订立第一份合同的短信中指明“贴70克标”，可知后续供货与前序供货为同一种货物，其价格等可以参考前序合同确定。其次，按照前序合同，第一份合同载明单价为5500元/吨,第二、三、四份合同单价均已涨价至5600元/吨，现隆方北方公司按照5600元/吨主张，具有事实依据。据此，一审法院按照后续五份出库通知单所载重量计算，其货款金额合计为828859.92元。加之前四份合同书总价2081175.5元，货款总计2910035.42元。扣除谈慧涛已付的2114452元，尚欠货款金额为795583.42元。关于谈慧涛抗辩应扣减发票金额。首先，诉争款项为依据事实合同关系主张，双方并无以开具发票作为付款条件的约定。其次，开具发票系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法定义务，谈慧涛可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另行主张。关于诉讼时效。隆方北方公司于2015年12月27日向其主张货款，双方形成纠纷，可知隆方北方公司一直在主张权利，该公司于2017年12月5日书写诉状诉至一审法院，不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隆方北方公司要求谈慧涛支付剩余货款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要求谈慧涛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因诉争事实合同中双方未约定违约金，故其性质应为逾期付款损失，一审法院结合案件事实，按照法律规定酌情确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谈慧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北京隆方北方贸易有限公司货款795583.42元；二、谈慧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北京隆方北方贸易有限公司逾期付款损失（以795583.4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一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北京隆方北方贸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审理期间的争议焦点是：一、双方在履行完四份书面买卖合同之后，是否存在后续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的货物单价和重量是否有误；三、应否从货款中扣减发票金额。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可知，双方当事人基本上形成了谈慧涛与隆方北方公司职员曹珍之间采用短信订货、签订合同书、短信指定收货人及告知送货人、发货签收的交易模式，上述交易流程构成了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后续双方针对隆方北方公司的供货虽未再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依然按照该交易习惯实施法律行为。且从谈慧涛在前序书面合同履行完毕后，仍然询问发货情况、发送公司税号等信息、确认送货人信息、确认收货、承诺安排支付款项，及支付款项金额已经超过四份书面买卖合同总价的行为来看，亦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后续的买卖货物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履行完四份书面买卖合同之后，还存在后续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处理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谈慧涛在二审审理期间，提出隆方北方公司曾自认第二、三、四份合同的单价为5550元/吨，后续五份出库通知书上记载的吨数有误。隆方北方公司对其陈述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在合同履行中曾就变更合同价格达成一致意见，谈慧涛所主张的货物重量计算方法亦缺乏依据，故一审法院根据后续五份出库通知单载明的货物名称，认定后续供货与前序供货为同一种货物，并参考合同价格和出库通知单记载的重量，最终确认隆方北方公司总共提供了价值2910035.42元的货物，扣除谈慧涛已付货款2114452元后，谈慧涛尚欠货款金额为795583.42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问题。双方并未约定开具发票作为付款的前提条件，且开具发票系合同的附随性义务，不能对抗付款义务的履行。谈慧涛在一审审理中针对开具发票问题未提出反诉请求，其在二审审理中要求在货款中扣除发票金额，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双方如针对开具发票存在争议，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综上所述，谈慧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04元，由谈慧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周 维审 判 员  石 东审 判 员  孙 盈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笑文书 记 员  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