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4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姜国利，男，1964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威，吉林圣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吉林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栾国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浦克，吉林白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国利与上诉人吉林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逸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0202民初2253号民事判决，姜国利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吉02民终2867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作出（2019）吉0202民初786号民事判决，姜国利、海逸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姜国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威，上诉人海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浦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国利上诉请求：1.撤销（2019）吉0202民初7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海逸公司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由海逸公司承担；3.将本案及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事实与理由：一、2013年11月1日，姜国利与海逸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海逸公司开发的逸海花园XX房屋，面积192.112平方米，每方米2,500元，总价480,280元。价款支付方式为：签订合同前姜国利支付购房款人民币20万元；合同签订后，姜国利先后以汇款和替海逸公司交纳税款、偿还欠款、交易手续费等方式，支付了全部价款。2013年12月12日，姜国利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吉林市房权证昌字第XX号）。2013年11月1日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据当时房产现状和实际价值确定了交易价格，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时至2018年7月15日，已经超过法定的撤销期限和诉讼时效。二、栾国光于2018年7月15日逼迫姜国利签署《协议书》，该协议书并不是姜国利真实意思表示。同时2018年7月15日签署的《协议书》是栾国光的个人行为，海逸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身份，且该协议对姜国利而言显示公平。三、本案系栾国光等人为侵占姜国利合法财产，假借海逸公司名义提起的的虚假诉讼案件。海逸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遗漏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11月1日《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没有实际意义。海逸公司并未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相反，海逸公司是在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础上与姜国利签订2018年7月15日《协议书》。三、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非姜国利真实意思表示，系受胁迫签署错误。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2013年11月1日已经明确房价且更名过户，2018年7月15日签订协议变更房价不符合常理”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7月15日协议书书写潦草，不符合正常交易的书写习惯及内容”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7月15日《协议书》不成立是错误的。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50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受胁迫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不是不成立的合同。所以，假使存在胁迫情形，也是认定《协议书》无效的证据和事实，而不是认定合同没有成立的事实和证据。五、一审判决计算姜国利给付房款数额错误，应以《协议书》约定的70万元为依据计算房款。海逸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吉0202民初78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内容；2.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海逸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遗漏事实。姜国利2018年7月15日作出的“一周之内结对账，确定余额。姜国利一周不来，房产返回开发商。因欠房款，开发商可将此房查封”“欠款约30万元（叁拾万元）以实际对账为准”的陈述，一审未予认定。二、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11月1日《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没有实际意义。海逸公司并未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相反，海逸公司是在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础上与姜国利签订2018年7月15日《协议书》。三、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非姜国利真实意思表示，系受胁迫签署错误。该认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规定。四、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11月1日已经明确房价且更名过户，2018年7月15日签订协议变更房价不符合常理”是错误的。1.双方当事人可以对先前已经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进行变更或解除，这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符合法律规定的必然符合常理。2.2013年的房价是明显低于当时同小区的房价，再次协商并变更房价属于情理之中。五、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7月15日协议书书写潦草，不符合正常交易的书写习惯及内容”错误。六、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7月15日《协议书》不成立是错误的。该协议书具备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成立。七、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受胁迫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不是不成立的合同。所以，假使存在胁迫情形，也是认定《协议书》无效的证据和事实，而不是认定合同没有成立的事实和证据。八、一审判决计算姜国利给付房款数额错误，应以《协议书》约定的的70万元为依据计算房款，因为海逸公司并未提交这15万元的交付证据，一审判决以海逸公司自认收到15万元为依据确认房款错误。姜国利辩称，原审查明的事实当中，除2013年11月1日姜国利实际向海逸公司交付人民币20万元以外，其他事实均正确。一、姜国利与海逸公司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姜国利已经实际履行支付房款的义务，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证，合同双方均已经全部履行协议相关内容，不应再有权利义务纠纷。二、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房屋价款的约定，由于该房屋存在产权瑕疵等问题，导致无法高价出售，合同约定480,280元价格并没有背离实际价值，属于合理售价。三、原审法院认定姜国利与栾国光2018年7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不能成立正确。海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双方于2018年7月15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二、确认房屋所有权属于海逸公司；三、姜国利将房屋返还给海逸公司；四、姜国利协助海逸公司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且产生的相关税费由姜国利承担；五、诉讼费用由姜国利承担。本案发回重审后，海逸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一、确认双方于2018年7月15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二、判令姜国利给付尚欠的购房款人民币49.6万元；三、判令姜国利支付以49.6万元为基数，以贷款年利率为标准，自2013年8月至全部房款给付完毕时止的利息（现暂定截止为2019年10月19日）208,320元（34,720元*6年）；四、诉讼费由姜国利承担。姜国利提出反诉请求：一、撤销2018年7月15日姜国利与栾国光所签订协议书；二、撤销“一周之内结对账”及“同意开发商查封”等文字；三、诉讼费由海逸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日海逸公司作为出卖人与姜国利作为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案涉土地使用权。出卖人经批准，在上述地块上建设商品房，现定名逸海花园。姜国利购买逸海花园XX房，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为192.112平方米，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2,500元，总金额480,280元。海逸公司于2013年11月11日为姜国利出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发票合计金额为480,280元。2013年11月11日姜国利替海逸公司缴纳税费72,041.96元。2013年12月13日姜国利交纳更名过户手续费490元。2013年12月5日姜国利向吉林市房政房地产置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缴纳27,630.25元，现金存款单上载明款项来源为海逸欠款（张志文），交款人为姜国利。2014年2月8日姜国利通过孙好卡号为9558800802110930962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分三次向尾号为4012的卡转账共计13万元，海逸公司承认已经收到该13万元购房款。2014年3月3日姜国利通过其所有的卡号为XX的中信银行卡向海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栾国光转账5万元，海逸公司承认已经收到该5万元购房款。2018年7月15日栾国光与姜国利签订协议书，载明：“经双方协商购房款70万，房号逸海花园小区3单元2楼39号，面积192平方米，扣除以前所交房款和各项税费外，余款一月内补齐。交齐后，房屋可转卖。”一审法院另查明，涉诉房屋于2013年12月12日登记在姜国利名下。海逸公司2018年7月12日书写的保全申请书中载明：“申请人共三次收到姜国利15万元现金”、2018年7月13日书写的民事起诉状中载明：“2013年里，海逸公司因用钱三次共收到姜国利15万元现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2018年7月15日的协议书是否有效、姜国利共交付的购房款具体数额。2013年11月1日姜国利与海逸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有效合同。海逸公司主张2013年11月1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减少税款才写明480,280元，对该主张海逸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2018年7月15日栾国光与姜国利签订协议书，栾国光系海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海逸公司签订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但该协议书签订后几天姜国利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表明签订协议书时受到胁迫，并非姜国利的真实意思表示。海逸公司与姜国利于2013年11月1日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价款明确，且已经更名过户，双方于2018年7月15日再次签订协议书，对房屋价款进行变更，不符合常理。另，2018年7月15日的协议书书写潦草，不符合正常交易的书写习惯及内容，综合判断，该协议书并非姜国利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协议书不成立，不予确认。双方应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涉诉房屋现已经登记在姜国利名下，姜国利应按照合同约定给付相应的购房款。海逸公司2018年7月12日书写的保全申请书中载明：“申请人共三次收到姜国利15万元现金”2018年7月13日书写的民事起诉状中载明：“2013年里，原告因用钱三收共到原告15万元现金”姜国利称其于2013年11月1日现金交付20万元，结合双方陈述，可以认定海逸公司收到15万元现金；姜国利通过孙好向海逸公司支付购房款13万元，其向栾国光支付购房款5万元，对该18万元海逸公司予以认可，予以确认；姜国利主张2013年11月11日替海逸公司向税务局缴纳税费共计72,041.96元，海逸公司承认该笔费用理应由海逸公司负担，但实际上由姜国利缴纳，故姜国利主张用该笔税费72,041.96元抵顶购房款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姜国利主张其交纳490元更名费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未约定更名过户费用应由谁负担，现姜国利主张用更名过户费用抵顶购房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姜国利主张其向吉林市房政房地产置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缴纳27,630.25元，此款应抵顶购房款。海逸公司称该费用确由姜国利支付，但之后姜国利可以向吉林市房政地产置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主张返还，故不能抵顶购房款；一审法院认为，该交费票据上载明款项来源为海逸欠款（张志文），故该笔费用应由海逸公司负担，现姜国利替海逸公司向吉林市房政房地产置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交付欠款，姜国利主张抵顶购房款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姜国利共计缴纳购房款429,672.21元，尚欠购房款50,607.79元。关于利息，海逸公司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未约定房款交付时间，姜国利应自海逸公司起诉之日2019年3月26日起按照年利6%支付利息。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2018年7月15日栾国光与姜国利签订的协议书不成立；二、姜国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海逸公司支付购房款50,607.79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以50,607.7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3月26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三、驳回海逸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姜国利的反诉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姜国利提交吉林瑞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为：吉瑞光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78号），用以证明海逸公司提出保全异议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上姜国利的签名不是其本人书写，授权委托书、证明中的签名均为伪造。海逸公司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并没有成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认为，该鉴定意见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海逸公司提供录像视频一份，证明2018年7月15日姜国利在海逸公司法定代表人家中商谈并签订协议的实际情况。姜国利质证称如该录像真实完整，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的问题不认可。本院经审核认为，因姜国利未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完全予以确认，而海逸公司对真实性并未进一步进行举证，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海逸公司与姜国利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姜国利名下，姜国利对涉案房屋业已居住使用多年。2018年7月15日双方又签订协议书，从协议书签订的形式、内容及签订后姜国利去公安机关报案，并综合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情况来看，将房屋价款提高至70万元并非是基于姜国利自愿，存在高度可能性。一审判决认为2018年7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并非姜国利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但从上述事实可推断出因双方当事人存在抵账、代为缴费等情况未经过对账，姜国利未支付全部购房款，一审判决对于双方的账目进行了梳理并作出姜国利仍欠付海逸公司购房款50,607.79元，存在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姜国利、吉林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姜国利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22元，由姜国利负担；吉林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314元，由吉林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忠华审判员  赵 靖审判员  王 东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周双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