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4民终4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九**秋电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城西港区爱民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6MA363W116U。法定代表人：章新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春，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九江市汇泓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路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6MA35GTH79R。法定代表人：姜水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景水平，江苏融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九**秋电路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华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九江市汇泓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汇泓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2019）赣0403民初3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秋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为缴纳工伤保险，属于委托代理关系。本案中，一审法院虽然认为《工伤保险外包协议》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是并没有载明该强制性规定的具体内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工伤保险外包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而非逃避依法应当为职工参加的基本养老保险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因此，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工伤保险外包协议》依法有效。被上诉人未按照协议约定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也未将不能办理工伤保险的政策因素规定告知上诉人，上诉人在吴周贤因公死亡后依法向九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时方才知悉被上诉人没有为吴周贤缴纳工伤保险。被上诉人既没有依法为受害人缴纳工伤保险，也没有按约为受害人购买可以替代工伤保险待遇的商业保险，属于单方违约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商业风险。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不可能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工伤保险标准的赔偿为由，认定《工伤保险外包协议》没有法律效力，不受法律保护，显然缺乏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既没有为受害人缴纳工伤保险，也没有按约为受害人购买可以替代工伤保险待遇的商业保险，其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被上诉人汇泓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工伤保险外包协议》第三条约定中的“如果发生工伤事故赔偿，乙方需按照当地工伤保险理赔标准理赔”条款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理由：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定的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上诉人名下职工的工伤保险费系根据职工工资确定，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9年代办工伤费用汇总表要以看出，答辩人曾于2019年5月份为上诉人的190名职工代缴保险费，均为固定费用33元/人/月，因职工工资存在差异，可确定案涉保险种类为商业险。答辩人于合同签订后陆续为上诉人代为购买相关商业保险，上诉人未提出异议。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再根据该法第六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为本单位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答辩人作为第三方居间公司无权为上诉人代为缴纳，更无权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中的其中一项工伤保险费用，所以双方协议约定的缴纳保险内容并非工伤保险，而系商业保险。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上诉人通过合同形式，向答辩人支付固定对价（33元/人/月）将其应当依法履行的社会保险费缴纳义务或未缴纳社会保险费导致的工伤赔偿责任转移到答辩人名下，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上诉人系通过合同形式掩盖其规避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非法目的，故《工伤保险外包协议》第三条约定中的“如果发生工伤事故赔偿，乙方需按照当地工伤保险理赔标准理赔”条款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华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支付原告赔偿给吴周贤家属的10500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21日，原告华秋公司与被告汇泓公司签订了《工伤保险外包协议》，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因工作需要委托乙方代为购买商业工伤保险事宜，协议有效期自2018年11月21日起至2019年11月20日止；委托代理形式为乙方接受委托以代收代缴形式缴纳商业工伤保险费；代收代缴甲方不用提供相关资质，使用乙方账户按月进行代收代缴。委托代理项目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在江西省九江市代理工伤保险，如遇国家政策因素导致乙方不能单独购买工伤保险，乙方可自主选择商业险替代；如果发生工伤事故赔偿，乙方需按照当地工伤保险理赔标准理赔，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工伤保险标准的赔偿。甲方负责向乙方及时提供代理服务所需有效的信息资料，并按约定时间将委托服务事项的应缴费用付给乙方，否则因此造成代办事项贻误的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甲方应在每月25日之前将下月工伤保险费用以转账结算的方式支付给乙方，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工伤保险费用标准为33元/人/月（含代理费用）。原告在签订《工伤保险外包协议》后，原告于2019年1月12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了2018年12月份工伤保险费1683元，于2019年3月6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了2019年1月份工伤保险费1683元，于2019年3月28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了2019年2月份工伤保险费2640元，于2019年5月3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了2019年3月份工伤保险费5808元，于2019年5月24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了2019年4月份工伤保险费5742元，于2019年6月25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了2019年5月份工伤保险费6270元，于2019年7月25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了2019年6月份工伤保险费6138元。2019年1月22日被告为原告员工吴周贤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和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保险金额分别为150000元和20000元，保费共计为28元；2019年5月5日被告为原告员工吴周贤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和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保险金额分别为50000元和10000元，保费共计为10元；2019年6月2日被告为原告员工吴周贤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和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保险金额分别为50000元和10000元，保费共计为10元。2019年6月28日16时56分许，原告员工吴周贤到维修办公室内寻找螺丝，从梯子上摔下，同事发现后立即拨打120电话，120到达现场抢救于18时10分宣告死亡，九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7月26日认定吴周贤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原告与吴周贤的亲属于2019年7月2日签订了《协议书》（其中乙方：吴从仁系吴周贤的父亲；张金姣系吴周贤的母亲；吴敏慎系吴周贤未成年的儿子，其法定监护人为李慧芳，李妙彤系吴周贤未成年的女儿，其法定监护人为李慧芳），约定：甲方（原告）同意给予乙方（吴周贤家属）1200000元（包括但不限于一次性工亡赔偿金、丧葬补偿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甲方（原告）享有吴周贤因工猝死向汇泓公司及相关保险公司追偿的权利，追偿所得款项归甲方所有，与乙方无关。嗣后，吴周贤的亲属获得了1200000元的赔偿款，其中原告华秋公司给付了1050000元，被告汇泓公司为吴周贤投保的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和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获赔偿50000元，被告汇泓公司给付了100000元。吴周贤在原告华秋公司工作期间，华秋公司未为吴周贤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本单位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原告华秋公司未为吴周贤等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而是与被告汇泓公司签订《工伤保险外包协议》，协议约定华秋公司委托汇泓公司在本市代理工伤保险，如遇国家政策因素导致被告汇泓公司不能单独购买工伤保险，被告汇泓公司可自主选择商业险替代；如果发生工伤事故赔偿，被告汇泓公司需按照当地工伤保险理赔标准理赔，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工伤保险标准的赔偿。华秋公司与汇泓公司均明知华秋公司未为吴周贤等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是不可能单独办理工伤保险的，故在《工伤保险外包协议》中约定如遇国家政策因素导致汇泓公司不能单独购买工伤保险，汇泓公司可自主选择商业险替代，如果发生工伤事故赔偿，汇泓公司需按照当地工伤保险理赔标准理赔，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工伤保险标准的赔偿；而华秋公司支付给汇泓公司的工伤保险费用为33元/人（含代理费用），汇泓公司2019年1月22日为原告员工吴周贤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和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保险金额分别为150000元和20000元，保费共计为28元，因此商业险是不可能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工伤保险标准的赔偿，而《工伤保险外包协议》约定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工伤保险标准的赔偿实质是华秋公司逃避依法应当为吴周贤等职工参加的基本养老保险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由华秋公司支付一定费用给被告汇泓公司，汇泓公司按工伤保险标准承担赔偿责任，该约定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没有法律效力，不受法律保护。汇泓公司虽然明知商业险是不可能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工伤保险标准的赔偿，仍然与华秋公司签订《工伤保险外包协议》，约定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工伤保险标准的赔偿，亦存在一定的过错，但华秋公司赔偿给吴周贤亲属的1200000元并不是双方签订的《工伤保险外包协议》造成的损失，而是华秋公司未依法给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对职工因公死亡应尽的赔偿义务；汇泓公司虽然在2019年6月2日只为原告员工吴周贤投保了10元的商业保险，获得了50000元的保险赔偿，但其已按照投保28元的商业保险的标准赔偿了吴周贤亲属150000元；故汇泓公司不应当再向华秋公司支付赔偿款。综上，华秋公司要求汇泓公司支付其赔偿给吴周贤家属的10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汇泓公司关于其不应当再承担赔偿责任的辩解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驳回华秋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减半收取7800元，由华秋公司承担。被上诉人汇泓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一组保险单（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拟证明被上诉人自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期间按照约定代购了商业险，履行了案涉合同相关义务。上诉人华秋公司对被上诉人汇泓公司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因为被上诉人提交的全部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这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尽到合同义务，按照合同备注条款，在乙方选择商业险替代是要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社保标准的赔偿，从该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选择商业险替代工伤保险，远远没有达到工伤赔偿标准。该组证据证明了上诉人无间断连续性的向被上诉人支付保险费。本院对被上诉人汇泓公司提供证据的认证意见：因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性，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可。上诉人华秋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围绕上诉人华秋公司的上诉请求，双方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华秋公司要求被上诉人汇泓公司支付工亡赔偿费用1050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依据？经查，上诉人华秋公司与被上诉人汇泓公司在《工伤保险外包协议》中约定如遇国家政策因素导致汇泓公司不能单独购买工伤保险，汇泓公司可自主选择商业险替代，如果发生工伤事故赔偿，汇泓公司需按照当地工伤保险理赔标准理赔，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工伤保险标准的赔偿。但双方当事人均明知用人单位未为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是不可能单独办理工伤保险的，且双方在合同中约定33元/人/月（含代理费用）的投保费用，以该标准投保的商业险是不可能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工伤保险标准的赔偿，该协议约定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工伤保险标准的赔偿实质是华秋公司逃避依法应当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该约定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没有法律效力，不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第四十一条“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规定，本案中，华秋公司依据工伤保险待遇向工亡职工家属支付的1200000元工亡赔偿费用并不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工伤保险外包协议》造成的损失，而是华秋公司未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上诉人华秋公司提出的汇泓公司既没有依法为受害人缴纳工伤保险，也没有按约为受害人购买可以替代工伤保险待遇的商业保险，应当承担工亡赔偿费用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汇泓公司明知商业险是不可能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工伤保险标准的赔偿，仍然与华秋公司签订《工伤保险外包协议》，约定确保受害人获得不低于当地工伤保险标准的赔偿，亦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根据已查明的，汇泓公司在工亡事故当月为案涉工亡职工投保了10元的商业保险，已获得了50000元的保险赔偿，另汇泓公司已按照投保28元的商业保险的标准赔偿了工亡职工亲属150000元的事实，做出汇泓公司不再向华秋公司支付赔偿款的处理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华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82.06元，由九**秋电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小江审判员  刘克曙审判员  曹 琛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