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3行终39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强，男，1986年11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甜水园东里甲1号。法定代表人李靓，主任。委托代理人徐果，男，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委托代理人王磊，北京市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70号。法定代表人雷海潮，主任。委托代理人郭林，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龙琍，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强因诉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称朝阳区卫健委）履行法定职责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称市卫健委）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行初45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强，被上诉人朝阳区卫健委委托代理人徐果、王磊和市卫健委委托代理人郭林、龙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强于2016年12月2日向原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原朝阳区卫计委）递交《投诉举报书》，原朝阳区卫计委最终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关于刘强2016年12月2日举报投诉重新答复书》（以下称被诉《重新答复书》），针对刘强提出的2项投诉事项逐一答复如下：一、诉求1：中日友好医院未执行《急危重患者抢救及报告制度（试行）》。经调查，该医院建立有《危重患者管理制度》、《医师值班与交接班制度》。《危重患者管理制度》中医疗流程第三项规定：“值班医师应密切观察危重患者，一旦出现病情变化及时处理并做好记录，必要时向上级医师请示诊疗意见……”；《医师值班与交接班制度》中值班工作要求第五项“……对不能解决的医疗问题必须及时报告上级医师或主任”。综合调查情况，该委认定张某1、黄某在刘某发生病重后进行了交接班工作并记录，已按该院制度要求履行了对危重患者进行交接班及抢救职责。至于住院患者发生危重情况后，经治医生是否要返岗参加救治无法律法规依据。二、诉求2：未制定急危重患者用血预案或未执行预案，违反《临床输血技术规范》。经查该医院建立有《输血严重危害管理办法》《突发事件应急用血预案》等输血管理相关制度。该委认为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医院在为患者输血时与其他药物同通道输入，关于输血后出现意识丧失等症状，是否为输血不良反应属于医学专业范畴，建议进行相关鉴定。刘强不服上述答复向原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称原市卫计委）申请行政复议。原市卫计委于2018年5月23日作出京卫计复字[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称被诉《复议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原朝阳区卫计委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的被诉《重新答复书》。刘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原市卫计委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2.撤销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的被诉《重新答复书》；3.朝阳区卫健委及市卫健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强之父刘某于2015年6月5日入中日友好医院治疗，2015年7月2日在该院去世。2016年12月2日，刘强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原朝阳区卫计委发出《投诉举报书》，提出两项投诉请求：1.确认中日友好医院未执行《急危重患者抢救及报告制度（试行）》。其父刘某入院后于7月1日处在重大合并症状态，符合前述制度第1条的规定，但医院没有叫回主管医师，当晚只有一名值班护士，应认定为未履行相关制度，严重不负责；2.未制定急危重症患者用血预案或未执行预案，违反《临床输血技术规范》。患者输血时与其他药物同通道滴注；患者输血后短时间出现严重不良反应，院方未作出应急处理及记录；患者病重病危后未要求加急配送血小板，同样属于未履行相关制度，严重不负责。原朝阳区卫计委接收刘强的投诉材料后，于2016年12月5日赴中日友好医院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情况记录为：1.在血液科医生办公室见穿白衣人员6人，护士站见护士2人，佩戴胸牌上岗；2.在护士站见口服药记录，护士交接班记录；3.在医生办公室见医生交接班记录。本次检查未发现违法行为。此后，原朝阳区卫计委对中日友好医院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被询问人员分别包括医患办公室的负责人钟某、刘某的主管医师血液科医生张某1、负责血液科全面工作的主任马某、血液科护士长邵某。在2016年12月5日对钟某进行的询问中，原朝阳区卫计委围绕中日友好医院“是否建立医师查房、分级护理及会诊管理、值班和交接班制度”、“2015年7月1日晚值班人员情况”等问题进行了核实。钟某表示该院建立有医师查房和分级护理、会诊、值班和交接班等制度，2015年7月1日晚该院值班表记载值班医生为黄某和张某2，患者刘某的病历记载其入院的首诊医师应该是李某和张某1，卫计委没有关于非工作时间有急诊病人经治医生必须返岗的规定。在2016年12月15日和21日对医生张某1的两次询问中，原朝阳区卫计委就刘某的诊疗情况、输血情况、病历书写情况、抢救情况等进行了核实。张某1自述2015年7月1日晚6点多下班，次日7点多上班，7月1日晚并未来院参加患者刘某的抢救工作；患者刘某输血后并未出现不良反应，在同一时间内输血和用药肯定不是同一通路；患者刘某于2015年7月1日10时38分出现血小板低，该院已经向血站申请血小板，常规血小板需提前一天向血站预定，由于患者刘某死亡，故取消了申请。当时的情况并不属于加急，因为当天下午复查血小板还有升高。在2016年12月15日对马某的询问中，原朝阳区卫计委主要就医院建立“医师查房制度”“医师交班和值班制度”执行情况、“2015年7月1日晚值班人员”、“在非工作时间患者出现病情加重后是否要通知经治医师返岗”、“患者出院或死亡后病历归档要求”、“病历书写情况”等事项进行了核实。马某陈述该院有三线值班要求，一线包括规培、硕士研究生还有该院的住院医师，二线是全院的住院总医师，三线是主治医师以上大夫。值班一般都是由三线医生带一线医生同时值班，三线医生如果不了解会打电话询问主管医生，个别情况需要返岗，但无必须返岗的要求。在2016年12月21日对邵某的询问中，原朝阳区卫计委就该院“分级护理查房制度的执行情况”、“具体医嘱的执行情况”、“血液和其他药物是否同通道输注”等情况进行核实。关于2015年7月1日晚患者刘某输血的情况，邵某自述医嘱的时间是20时05分，两名护士为患者输血，另一名护士于20时09分进行护理记录，但是患者于20时出现体温高，所以护士遵医嘱优先使用赖氨匹林降体温，又进行冲管和输血前的预处理，故实际输血时间为20时40分，也在输血记录单上进行了记录，不可能出现血液与其他药物同时进行输注的情况。调查期间，原朝阳区卫计委还调取了刘某于2015年6月5日至7月2日的病历记录、医生交接班记录；调取了该委于2016年4月12日向张某1和中日友好医院作出的《监督意见书》，该委要求张某1严格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进行病历书写及保管；要求中日友好医院加强对病历的管理，严格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进行病历书写及保管，同时加强对医务人员病历书写的培训。最终，原朝阳区卫计委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被诉《重新答复书》，针对刘强提出的两项诉求进行了答复。刘强不服上述答复向原市卫计委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2月28日，原市卫计委收到刘强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原市卫计委于2018年3月1日作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向原朝阳区卫计委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该委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被申请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相关材料。原朝阳区卫计委于2018年3月9日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依据。2018年4月25日，原市卫计委作出《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告知因案件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延长案件审理期限30日。并于次日向刘强、原朝阳区卫计委分别邮寄送达该延期通知。2018年5月23日，原市卫计委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的被诉《重新答复书》并向双方分别送达。另查明，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被诉《重新答复书》前已经前后两次作出答复，但均被原市卫计委以复议决定撤销，要求该委重新答复。再查，2018年11月，北京市组建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接了原市卫计委的行政职能，2019年3月，朝阳区组建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接了原朝阳区卫计委的行政职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分别由原市卫计委和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故此，作为分别承接了原市卫计委和原朝阳区卫计委行政职能的市卫健委和朝阳区卫健委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系刘强作为患者刘某家属就中日友好医院的诊疗行为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投诉引发的行政争议。原朝阳区卫计委作为中日友好医院所在地对医疗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有接收患者投诉、调查并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相应处理的职责。原市卫计委作为原朝阳区卫计委的上一级主管部门，也具有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受理刘强提出的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根据刘强、朝阳区卫健委及市卫健委陈述的诉讼理由，本案审查的核心在于原朝阳区卫计委受理刘强的投诉后是否依法全面履行了调查处理职责，针对刘强所作的回复结论是否正确，依据是否充分。一审法院结合刘强的诉讼理由及原朝阳区卫计委所作的答复逐一分析如下：一、关于中日友好医院未执行《急危重患者抢救及报告制度（试行）》投诉的回复。原朝阳区卫计委调取的证据可以证实中日友好医院建立了《危重患者管理制度》《医师值班与交接班制度》，上述制度属于医疗机构根据法律法规及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诊疗技术规范等规范性文件制定的，该院从事医疗诊疗活动的人员均应遵守。上述规定中明确，在职医师、进修医师和在读研究生等人员具有值班医师资质；值班工作执行三线值班要求，一线值班医师原则上由住院医师担任，值班期间必须坚守岗位，履行职责，不得同时兼做其他任何工作，二线值班医师由住院总医师或主治医师（含）以上职称的医师担任，二线医师值班可兼急诊及院内会诊等诊疗工作，科室根据本专业工作需要安排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担任三线值班；前一班医师在下班前应写好交班记录；值班医师在下班前应认真完成书面交接班记录。对于危重患者的诊疗，主管医师下班前须以书面及床旁两种形式向值班医师交班，并做好交接班记录；值班医师应密切观察危重患者，一旦出现病情变化应及时处理并做好记录，必要时向上级医师请示诊疗意见，并及时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本案中，于2015年7月1日对患者刘某实施抢救系值班医师黄某，其为副主任医师，具有值班医师资质，且履行了救治职责。2015年7月1日和7月2日的医生交接班表中有医师张某1和黄某的交接班记录，二人均执行了该院的《医师值班和交接班制度》。因此，原朝阳区卫计委认定值班医师已按中日友好医院的制度履行了对危重患者的交接班及抢救职责有事实依据。刘强投诉时主张，根据原卫生部制定的《危急重患者抢救及报告制度（试行）》的规定，值班医师遇危重患者应及时上报主管医师，主管医师返岗；急危重患者的抢救，各主管医师必须报告科主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综合考察刘强主张的规定，其一是该制度并非诊疗规程的强制性规范；其二是值班医师遇危急重患者出现危急情况时应当及时上报医师处理并通知经治医师的要求应与不同医院建立的具体值班制度结合执行。中日友好医院执行三线值班制度，作为具有诊疗资质、处置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值班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根据患者的病情确定诊疗方案、进行处置并非对原卫生部制定制度的违反，在司法审查中应给予专业性尊重；其三是对规定的理解适用应符合诊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救治紧迫性的要求；其四是该制度中也没有主管医师必须返岗的强制性要求。综上，刘强的投诉理由不能成立，原朝阳区卫计委针对该项投诉所作的回复并无不当。二、关于中日友好医院未制定急危重症患者用血预案或未执行预案，违反《临床输血技术规范》投诉的回复。首先，原朝阳区卫计委调取的证据可以证实，中日友好医院制定有《输血严重危害管理办法》和《突发事件应急用血预案》等制度，并非刘强主张的未制定。其次，根据原朝阳区卫计委调取的护理记录、病程记录及输血记录并结合对护理护士的调查询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中日友好医院存在刘强主张的同通道输注问题。第三，关于刘强主张的患者刘某输血后出现不良反应应做紧急处理及记录，以及是否需要血小板加急配送一节，一审法院认为涉及救治医生在救治患者过程中根据患者的病情，依据其掌握的医疗专业技能所做的专业性判断是否准确、救治方案是否适当，并非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在对医疗机构进行监管和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可以迳行判断的事项。综上，原朝阳区卫计委在进行必要的调查后根据调取的证据和有关制度规定对刘强作出的回复亦无不当。另，原市卫计委在接收刘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履行了受理、通知被复议机关答复、依法延期等程序，依据复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双方陈述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结论正确、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亦予以认可。综上，刘强提出要求撤销朝阳区卫健委、市卫健委分别作出的被诉《重新答复书》和《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强的全部诉讼请求。刘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一、针对一审判决书第13页倒数第二段“其次部分”，上诉人认为，第一，护理记录、病程记录、输血记录均被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司鉴院[2019]数鉴字第317号)鉴定出未按规范书写，且存在多次修改及打印，应认定病历不具合法性；第二，朝阳区卫健委提供的证据是邵某笔录，邵某并非患者病情危重后的治疗护士，其笔录可证实；第三，上诉人历次救济途径中及庭审中均表示医嘱单及收费明细均表明仅开了两个通道，一个输入常规治疗液体，一个输入多巴胺，血液只能同通道输入，一审庭审中原、被告对输液三通阀的争论可明确事实，医护人员当然会极力否认医疗差错，现有证据可推断出同通道输入。二、针对一审判决书第13页倒数第二段第三部分，上诉人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卫生行政部门无法对医疗行为专业性正确与否进行判断的论述，但强调监督检查医院是否履行了相关规章制度是朝阳区卫健委的法定职责，此职责不涉及医疗专业性判断，并无证据证明朝阳区卫健委履行了《临床输血技术规范》、《输血严重危害管理办法》、《突发事件应急用血预案》等制度的调查处理职责。临床输血记录单显示20:40输入，病程记录第7页显示20:50出现不良反应，医院未执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条规定是显而易见的；对比病历亦可发现医院制定的相关制度未执行。综上，朝阳区卫健委未履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第七十二条监督检查医院执行规章制度情况的法定职责，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确有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朝阳区卫健委、市卫健委均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刘强在指定期限内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明朝阳区卫健委、市卫健委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朝阳区卫健委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和依据：（一）作出被诉《重新答复书》的证据：1.邮寄单详情，证明该委对案件调查后依法回复刘强；2.该委调取的患者刘某病历，证明该委履行职责对刘强投诉的问题进行调查；3.该委于2016年12月5日制作的《现场笔录》，证明对刘强所反映的内容，该委依职权进行现场检查；4.《询问笔录》，被询问人分别为钟某、张某1、马某、邵某，证明对刘强反映的内容，该委对相关责任人、管理人员依职权进行调查；5.医生交接班记录，证明该委对医生交接班情况进行调查；6.《监督意见书》2份，证明对刘强反映的内容，该委依职权进行了纠正处理；7.原市卫计委作出的京卫计委复字[2017]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该委按照原市卫计委复议决定的要求依法作出被诉答复。（二）作出被诉《重新答复书》的依据：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49号）；2.《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决定修改）；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7年修正）。经一审法院准许，朝阳区卫健委在庭审中补充出示了该委在行政调查程序中已调取的《中日友好医院医疗管理规章制度》（2013版），证明该医院已经建立了《医师值班与交接班制度》、《危重患者管理制度》、《输血严重危害管理办法》、《突发事件应急用血预案》等管理制度。市卫健委认可朝阳区卫健委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作出被诉《重新答复书》依据的证据且不再重复提交。在法定期限内，该委提交了如下证明履行复议程序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材料及邮寄凭证，证明该委于2018年2月28日收到刘强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2.京卫计复字[2018]14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相应邮寄凭证、《送达回证》；3.《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2、3用以证明2018年3月1日，该委依法受理刘强行政复议申请并通知原朝阳区卫计委答复。2018年3月9日，原朝阳区卫计委依法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该答复的证据和法律依据；4.京卫计复字[2018]14号《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因案件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该委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延期决定，依法延期30日，并于次日送达双方当事人；5.被诉《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证明经审查，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的被诉《重新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该委于2018年5月23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朝阳区卫计委的被诉《重新答复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双方当事人。原市卫计委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的法律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朝阳区卫健委、市卫健委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具有与本案的关联性、调取手段的合法性和形式的真实性，分别能够证明原朝阳区卫计委接收刘强投诉并履行调查程序作出被诉《重新答复书》和原市卫计委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基本情况；关于朝阳区卫健委在一审诉讼中补充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从证据的形式上看，《中日友好医院医疗管理规章制度》（2013版）系该医院医疗管理制度的汇编，形成的时间系在刘强提起本次投诉之前。尽管朝阳区卫健委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该组证据，但考虑到证据形成时间的客观性即并非在行政诉讼程序中补充制作，并出于行政争议实质解决的需要，一审法院准予该委补充提交。该组证据可以证明中日友好医院建立有相应医疗管理制度。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并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刘强提交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附件电子版，证明朝阳区卫健委不履行法定职责，中日友好医院病历不合法。本院经审查认为，刘强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证据，属于二审新证据，但该证据形成于被诉《重新答复书》及《复议决定书》之后，且欲证明事实超出刘强向朝阳区卫健委投诉的范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原朝阳区卫计委作为中日友好医院所在地对医疗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有接收患者投诉、调查并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相应处理的职责。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市卫计委作为原朝阳区卫计委的上一级主管部门，也具有受理刘强提出的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朝阳区卫健委和市卫健委承接了原朝阳区卫计委和原市卫计委的行政职能，系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系刘强作为患者刘某家属就中日友好医院的诊疗行为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投诉引发的行政争议。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朝阳区卫计委受理刘强的投诉后是否依法全面履行了调查处理职责，针对刘强所作的回复结论是否正确，依据是否充分。一、关于中日友好医院未执行《急危重患者抢救及报告制度（试行）》投诉的回复。原朝阳区卫计委调取的证据可以证实中日友好医院建立了《危重患者管理制度》、《医师值班与交接班制度》，上述制度属于医疗机构根据法律法规及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诊疗技术规范等规范性文件制定的，该院从事医疗诊疗活动的人员均应遵守。上述规定中明确，在职医师、进修医师和在读研究生等人员具有值班医师资质；值班工作执行三线值班要求，一线值班医师原则上由住院医师担任，值班期间必须坚守岗位，履行职责，不得同时兼做其他任何工作，二线值班医师由住院总医师或主治医师（含）以上职称的医师担任，二线医师值班可兼急诊及院内会诊等诊疗工作，科室根据本专业工作需要安排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担任三线值班；前一班医师在下班前应写好交班记录；值班医师在下班前应认真完成书面交接班记录。对于危重患者的诊疗，主管医师下班前须以书面及床旁两种形式向值班医师交班，并做好交接班记录；值班医师应密切观察危重患者，一旦出现病情变化应及时处理并做好记录，必要时向上级医师请示诊疗意见，并及时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本案中，于2015年7月1日对患者刘某实施抢救系值班医师黄某，其为副主任医师，具有值班医师资质，且履行了救治职责。2015年7月1日和7月2日的医生交接班表中有医师张某1和黄某的交接班记录，二人均执行了该院的《医师值班和交接班制度》。因此，原朝阳区卫计委认定值班医师已按中日友好医院的制度履行了对危重患者的交接班及抢救职责有事实依据。刘强投诉时主张，根据原卫生部制定的《危急重患者抢救及报告制度（试行）》的规定，值班医师遇危重患者应及时上报主管医师，主管医师返岗；急危重患者的抢救，各主管医师必须报告科主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制度并非诊疗规程的强制性规范，相关要求应与医院建立的具体值班制度结合执行，对规定的理解适用应符合诊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救治紧迫性的要求。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意见。二、关于中日友好医院未制定急危重症患者用血预案或未执行预案，违反《临床输血技术规范》投诉的回复。首先，原朝阳区卫计委调取的证据可以证实，中日友好医院制定有《输血严重危害管理办法》和《突发事件应急用血预案》等制度，并非刘强主张的未制定。其次，根据原朝阳区卫计委调取的护理记录、病程记录及输血记录并结合对护理护士的调查询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中日友好医院存在刘强主张的同通道输注问题。第三，关于刘强主张的患者刘某输血后出现不良反应应做紧急处理及记录以及是否需要血小板加急配送的问题，因涉及专业性判断是否准确、救治方案是否适当，非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在对医疗机构进行监管和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可以判断的事项。综上，原朝阳区卫计委在进行必要的调查后，根据调取的证据和有关制度规定对刘强作出的回复并无不当。原市卫计委在接收刘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履行了受理、通知被复议机关答复、依法延期等程序，依据复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双方陈述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结论正确、程序合法。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强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刘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巍审 判 员  胡林强审 判 员  杨 旸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林淡萍法官助理  李露希书 记 员  刘琪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