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湘行赔终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中告，男，194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祁阳县人，住湖南省祁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海军，男，1974年9月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祁阳县人，住湖南省祁阳县。系原告江中告之子委托代理人：潘星如，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沈春，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祁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祁阳县金盆西路2号。法定代表人：陈小平，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李娟，该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紫妍，该县司法局工作人员。上诉人江中告、江海军与被上诉人祁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祁阳县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江中告、江海军不服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1行初180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查明，1993年4月15日，原告江中告取得了祁集建（93）字第004323号建设用地使用证、祁集建临（93）字第0181822号临时土地使用证，土地位于，分别用于建设住房和杂房（厕所）；1997年7月18日，原告江中告又取得了祁集建（97）字第970718号建设用地使用证，用于建设住房。1999年，因祁阳县城大井北路建设规划，需征收的部分集体土地。1999年12月10日，原县城指挥部与签订了《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土地的范围包括了原告江中告在所建房屋和杂房的土地。2004年10月14日，原县城指挥部（甲方）与原告江中告、江海军（乙方）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一、甲方拆除乙方正房436.44Ｍ2，杂房14.35Ｍ2，按规定应补偿乙方拆迁补偿费34794.42元，以及搬家费260元，过渡房租金160元，其他项目872.88元。其款在通过甲方验收后，按规定付款。二、乙方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应拆除的建筑物全部拆迁完，提前拆迁完的，按甲方所规定的奖金标准给予奖励，逾期不拆或未拆迁完的建筑物，甲方有权强行拆除，乙方不得干涉。三、乙方是全拆户，拆迁后其安置建房用地必须按照规划设计的要求，甲方所指定的地点和划分的面积建房，不得自超面积和违章乱建。……五、甲方已付给了乙方房屋周围的果木、杂树补偿款已包括土地补偿款在内，其土地所有权属甲方……七、甲方给予乙方各种赔损补偿共计人民币36087.3元”。另《拆迁安置结算方案》中明确“户主：江中告、江海军，职业居民，家庭人口4人，户数1户；被拆正房：砖混结构，面积436.44Ｍ2；被拆杂房：简易砖木结构，面积14.35Ｍ2；新安置情况：土地安置4宗，建筑用地19.2×4.2×4；应交基础设施费、土地出让金合计19104.29元；房屋赔损36087.3元”。同日，原县城指挥部向江中告、江海军下达了《限期拆迁通知书》，限江中告、江海军在2004年12月31日前自行拆除。2009年1月7日，江中告、周华英从祁阳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被告祁阳县政府成立的国有控股公司，承继原县城指挥部的权利义务，以下简称城建投公司）领取房屋赔损款19104.29元，用于抵扣安置土地应交基础设施费、土地出让金。2010年2月22日，被告祁阳县政府依《补偿安置协议》将祁阳县城民生北路1宗土地80.64M2、祁山路2宗土地161.28M2、市场路1宗土地80.64M2，共4宗322.56M2国有土地划拨给原告江中告，并颁发了相应的土地使用证。江中告同时将祁集建（93）字第004323号建设用地使用证、祁集建临（93）字第0181822号临时土地使用证、祁集建（97）字第970718号建设用地使用证全部上交。2010年3月19日，江中告将取得的祁山路2宗土地161.28M2、市场路1宗土地80.64M2赠予其子江海军，2010年4月22日，又将其取得的民生北路1宗土地80.64M2赠予其女**。4宗土地原告均已建房居住。因涉案房屋所处地段必须畅通，2018年11月28日，城建投公司向原告江中告、江海军下达了《搬迁拆房腾地通知书》，限江中告、江海军在2018年11月28日下午自行搬迁腾地，并到城建投公司办理结算手续，房屋拆迁补偿结算金额为122449元，其中2004年补偿结余16983元，正房按150元每平方米补偿两处，面积分别为311.4Ｍ2、125.04Ｍ2，补偿金额分别为46710元、18756元，基础超深补偿江中告、江海军各20000元。江中告、江海军当日未自行拆除。2018年11月29日，城建投公司拆除了江中告、江海军在的房屋。2019年1月14日，原告江中告、江海军诉至该院，请求确认被告祁阳县政府、祁阳县龙山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11月29日对原告房屋强行拆除的行为违法。在诉讼过程中，2019年3月26日城建投公司制作了拆迁补偿赔损结算明细表，并与江中告协商，城建投公司愿支付2004年《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补偿款结余16983元，另增加补偿：1、正房436.44平方米，按150元每平方米计算为65466元；2、基础超深补偿江中告、江海军共40000元；3、桔子树2430元、菜地1300元、门窗1750元、简易棚600元、挖机拆房3000元、棺材搬迁1500元，上述合计133029元，江中告在拆迁补偿赔损结算明细表及领条上签了名，但未领款。2019年4月29日，该院作出（2019）湘11行初24号行政判决，以祁阳县政府虽依2004年《补偿安置协议》给付了江中告、江海军房屋赔损款19104.29元，并安置国有划拨土地4宗，但仍有房屋赔损款16983元未予补偿到位。即祁阳县政府对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行为并未完成。在此情形下，祁阳县政府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法定程序拆除房屋，其行为应认定为征收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过程中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遂判决：（一）确认被告祁阳县政府于2018年11月29日对原告江中告、江海军位于的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江中告、江海军对被告祁阳县龙山街道办事处的起诉。原告江中告、江海军于2019年6月17日向被告祁阳县政府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祁阳县政府于2019年8月6日作出《1号不予赔偿决定》，认为2004年《补偿安置协议》是原告与原县城指挥部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原告迟迟未领取剩余房屋补偿款16983元，责任在原告，不在被告。原告未按协议自行拆除涉案房屋，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在涉案房屋被征收过程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补偿和安置。被告对涉案房屋的拆除并未对原告造成实际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决定对江中告、江海军不予国家赔偿。江中告、江海军遂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祁阳县政府赔偿原告人民币1606203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赔偿款利息（从2018年11月29日起直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认为，该院（2019）湘11行初24号行政判决已确认被告祁阳县政府于2018年11月29日对原告江中告、江海军位于的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和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此强制拆除行为给原告江中告、江海军造成的直接损失，祁阳县政府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应予赔偿。该案审查的焦点是原告江中告、江海军提出的赔偿请求能否成立，是否有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现具体分析如下：一、涉案房屋征收过程中，二原告与征收实施单位原县城指挥部于2004年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已就涉案正房、杂房拆迁补偿费、搬家费、过渡房租金、其他项目、土地安置、房屋周围的果木和杂树补偿款等进行了明确约定。该《补偿安置协议》是对涉案房屋、地上附着物等权利的处分，其权利义务已经确定，其中，协议确定的房屋补偿款36087.3元，二原告已领取19104.29元，用于抵扣安置土地应交基础设施费、土地出让金；协议确定安置国有划拨土地4宗，被告也已经全部安置到位并为二原告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二原告已在其中3处安置土地上建房居住多年。对于《补偿安置协议》未支付的16983元，实质属于协议履行范畴，而非被告祁阳县政府违法拆除涉案房屋的损害赔偿范畴。若二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按协议履行补偿安置义务，可以另行协商或另案提起诉讼。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第一，该案中，因被告在强制拆除二原告涉案房屋过程中，被告没有对二原告的室内物品进行登记造册、没有移交清单，该院酌情参照二原告提交的赔偿明细单中的物品，即单口锅1个、空调1台、水表1个、电表1套进行判处，上述物品损失合计3870元，被告应支付给二原告。第二，2019年3月26日拆迁补偿赔损结算明细表和领条，原告江中告已签字，表明原告江中告对拆除涉案房屋后的相关损失项目予以认可，即正房补偿65466元、基础超深40000元、桔子树2430元、菜地1300元、门窗1750元、简易棚600元、挖机拆房3000元、棺材搬迁1500元，共计116046元，上述损失可视为二原告的直接损失，由被告祁阳县政府赔偿给二原告。第三，二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已包含在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的补偿范围内，二原告仍主张赔偿损失及利息，于法无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判决被告祁阳县政府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江中告、江海军损失119，916元。上诉人江中告、江海军向本院上诉称：1、案涉房屋于2018年11月29日被强拆，但适用的却是2004年的补偿标准，2004年到2018年案涉房屋周边房价及生活成本增长很多，按照2004年标准补偿原告不能保障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合理合法的标准对上诉人作出补偿;2、参照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以及《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的规定，没有进行征收土地公告，也没有进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的，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拒绝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也有权拒绝办理征地补偿、安置手续，因此，上诉人也有权拒绝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和征地补偿、安置手续。3、一审法院酌情参照上诉人提交的赔偿明细单中的物品判处物品损失合计3870元没有任何依据，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损失119916元也没有说明依据什么标准，更是与上诉人实际1606203元的损失差额巨大，不能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撤销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1行初180号行政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求。祁阳县政府答辩称：1、案涉房屋早在2004年即已被征收，被答辩人在案涉房屋被征收过程中已得到充分的补偿和安置，被答辩人诉请要求按照2018年的征收补偿标准对案涉房屋进行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被答辩人现在提出进行征收土地公告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的理由与本案无关，不应支持;3、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损失金额正当合理，应予维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在原审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和询问双方当事人，上述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规定，本案中，生效的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1行初24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被上诉人祁阳县政府于2018年11月29日是对上诉人江中告、江海军位于的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故江中告、江海军取得了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因被上诉人在强制拆除上诉人案涉房屋过程中，没有对上诉人的室内物品进行登记造册、没有移交清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酌情参照上诉人提交的赔偿明细单中的物品判处直接损失合计3870元并无不当。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本案中，案涉房屋被强拆后，城建投公司与江中告进行了协商，并约定增加了补偿。江中告也在2019年3月26日的拆迁补偿赔损结算明细表上签字，表明上诉人江中告对拆除涉案房屋后的相关损失项目予以认可，即正房补偿65466元、基础超深40000元、桔子树2430元、菜地1300元、门窗1750元、简易棚600元、挖机拆房3000元、棺材搬迁1500元、2004年补偿结余16983元，共计133029元。该补偿可以视为上诉人的直接损失。因此，应由被上诉人予以赔偿。但其中2004年补偿结余16983元，系祁阳县政府延期支付的款项，祁阳县政府应当支付该款自2004年10月14日起至本判决之日止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第四，关于上诉人提出“案涉房屋于2018年11月29日被强拆，应当适用2018年而非2004年的补偿标准”的问题。经查，在案涉房屋征收过程中，上诉人与征收实施单位原县城指挥部于2004年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已就案涉正房、杂房拆迁补偿费、搬家费、过渡房租金、其他项目、土地安置、房屋周围的果木和杂树补偿款等进行了明确约定。该《补偿安置协议》是对案涉房屋、地上附着物等权利的处分，其权利义务已经确定。案涉房屋虽于2018年11月29日才被强拆，但并未超出上诉人与征收实施单位原县城指挥部于2004年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范围。因此，该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1行初180号行政赔偿判决;二、被上诉人祁阳县人民政府赔偿上诉人江中告、江海军因违法强制拆除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136899元;三、被上诉人祁阳县人民政府赔偿上诉人江中告、江海军的结余款16983元自2004年10月14日起至本判决之日止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小纯审判员  李隽明审判员  彭斌韬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刘思源书记员沈亮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