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2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77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汉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北京市赢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男，196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北京护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楠，北京护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2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董伟独任审理。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对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二、判决刘某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事实认定方面。一审法院对于2012年7月23日自刘某账户转入祁某账户2万元的事实认定错误，应该是刘某的账户注销了，刘某的账户给祁某退了2万元。一审法院只认定了刘某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没有认定李某向刘某返还125万元房屋租金的时间，对125万元房屋租金的起止时间认定不清。二、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本案诉讼时效的起始日期不应该从2015年10月1日开始计算，应该从2018年12月开始起算。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相关案件涉及四套房屋，离婚时两套房屋归李某、一套房屋归刘某，刘某名下房屋的租金由李某收取，李某名下两套房屋的租金由刘某收取。李某收取的刘某房租总额是125万元，刘某收取的李某房租总额是40万元左右。李某收取的租金比刘某收取的多，所以当时李某不认为刘某侵犯了其权利。刘某起诉李某后，要求李某返还房屋租金，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的生效判决，判令李某返还刘某18万余元房屋租金，再加上判决书的送达期间，所以应从2018年12月份开始计算本案的诉讼时效。刘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事实和理由：李某称2012年7月23日转款的2万元是由于刘某账户注销，缺乏证据支持。祁某和刘某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在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的（2017）京0108民初53451号（以下简称53451号）民事判决中载明李某在该案中有过诉讼时效抗辩，一审判决引用该判决仅是为了说明李某在该案中有过诉讼时效抗辩。但刘某认为上述抗辩并不成立，因为生效的法律文书才可以引用，但53451号判决已经被撤销了。刘某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诉讼时效也不认可，因为53451号案件根本不涉及本案两套房子的事，但由于未影响本案判决结果，刘某并未提起上诉。李某一审诉讼请求：1、刘某给付李某房屋租金328600元；2、刘某给付李某租金占用利息损失（其中253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自2016年8月1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444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自2016年7月15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诉讼费由刘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011年7月8日李某与刘某达成了《离婚协议书》并在海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书约定四季青房屋归刘某所有，A-0143商住房和A-0323商住房归李某所有。后A-0143商住房和A-0323商住房于2016年6月15日登记在李某名下。李某主张刘某将A-0143商住房和A-0323商住房出租并收取租金，对此其提交了以下证据：（1）显示为刘某与黄品澄于2014年3月2日签订的《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及祁某代刘某与张京臣于2015年4月1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标的均为A-0323商住房，租赁期限分别为2014年3月2日至2015年3月1日、2015年4月15日至2016年4月15日，租金标准分别为每半年15600元和未载明租金；（2）刘某与祁某分别于2011年8月9日、2012年9月18日、2013年9月23日、2014年8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四份，租赁标的A-0143商住房，分别约定租赁期间为2012年8月1日至2013年8月1日，年租金4万元，租赁期间为2012年8月1日至2013年8月1日，年租金45000元，租赁期间为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8月1日，年租金48000元，租赁期限自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1日，年租金6万元，暂定每年递增7%房租，另如市场房价波动较大时，随市场增减；（3）张京臣与祁某签名的两份《房屋缴付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张京臣称其承租A-0323商住房，2015年4月15日至2016年4月15日租金28800元，2016年4月15日至2016年7月15日租金15600元，每年分四次，以转账或现金的方式交付刘某，2016年10月15日至2017年4月15日租金交付李某，祁某称其承租A-0143商住房，2010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期间的房租每年分两次以转账或现金的方式支付给刘某，其中2010至2011年为38000元，2012年4万元，2013年45000元，2014年5万元，2015年55000元，2016年3万元，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1日，房租每年6万元分两次支付予李某。（4）刘某于2017年12月13日向李某发送的短信记录，载明“关于茶贸两间房租金的事，你不要打官司，你找老林和0323的租户姓张的，叫他们打出打款凭证，多少钱我承认，你拿着单子我看后签字承认…；（5）祁某名下尾号4384银行账户自2012年1月12日至2015年3月12日的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分别于2014年9月24日及2015年3月11日向刘某转账支付备注有租金的款项31040元和6630元，此外该账户于2012年1月20日向刘某账户转账25000元，于2012年7月14日向刘某账户转账20000元，于2012年7月23日自刘某账户转入20000元，2012年7月24日又向刘某账户转账20000元，于2013年9月23日向刘某账户转账15270元，上述交易均未显示对应内容；（6）祁某开具出货单，李某表示刘某会从祁某处购买相应商品，刘某应支付的货款自祁某应付房租中进行了抵扣，祁某所称的现金方式支付的租金包括出货单载明的货款金额。刘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表示双方离婚后只收到过张京臣就A-0323商住房支付的租金五、六千元。祁某及张京臣均未就其签名确认的《房屋缴付情况说明》出庭作证。李某表示其诉请的328600元的构成为两份《房屋缴付情况说明》载明的金额302400元和刘某与黄品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数额31200元。李某表示双方离婚时其已知晓A-0143商住房和A-0323商住房由刘某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刘某曾于2017年10月23日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将李某诉至一审法院，以李某收取了双方离婚约定的归其所有的四季青房屋租金为据，诉请李某返还125万元及利息。就刘某所提诉讼时效的抗辩，李某表示其在上述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曾抗辩称刘某收取了A-0143商住房和A-0323商住房的租金302400元租金，应自刘某诉请返还的四季青房屋租金125万元中予以抵扣。李某就此提交了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的53451号判决书为证，该判决载明：“李某辩称：…双方离婚时处分了4套房子，2套归我…归我的2套房屋的租金由我收取了302400元。”李某表示“归我的2套房屋的租金由我收取了302400元”系笔误，实际应为“归我的2套房屋的租金由刘某收取了302400元。”刘某对该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表示2017年之前李某并未向其主张过A-0143商住房和A-0323商住房租金。另查，53451号判决书驳回了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2018）京01民终72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53451号判决，李某返还刘某186530元。另，李某提起本案诉讼的起诉书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2日。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本案中，首先，综合双方陈述和举证情况，可以确认确实存在刘某在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后仍收取A-0323商住房和A-0143商住房租金的事实，但就具体金额，祁某、张京臣虽在《房屋缴付情况说明》签名确认，但未出庭作证，仅据李某提交的显示为刘某与祁某、张京臣、黄品澄之间的租赁合同，无法证明上述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以及具体的履行情况，李某就其主张的刘某共计收取328600元的租金，举证不足，一审法院对此无法采信。其次，李某自述在2011年7月8日双方离婚时即知晓刘某将A-0143商住房和A-0323商住房出租并收取租金，上述两套房屋于2016年6月15日登记至其名下，此后张京臣、祁某此后开始将租金支付予其，故一审法院认定，对于此前刘某收取的租金，李某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自刘某实际收取租金之日起算，然就刘某收取的相应租金，有证据证实的系李某至早于2017年10月23日之后在53451号案件中通过抗辩形式提出过权利主张，依据该案诉讼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对于2015年10月1日前刘某实际收取的租金，李某明显怠于行使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合上述情况，本案中李某所提诉请，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刘某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李某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林雨儒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1页。用以证明刘某把本案涉案房屋的租金收齐了。二审中，李某申请证人祁某出庭作证，经本院准许，证人祁某在二审庭审中作证，其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其于2011年至2017年承租了马连道30多平米的商铺，在2016年前将全部房屋租金交给了刘某，并与刘某签订了多份租房合同。2011年时以现金的方式交房租比较多，后期基本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交房租。刘某经常向祁某买茶，每一年都会买，从2012年到2018年间，刘某买茶的费用近10万元。对于刘某的茶款，祁某会记账，有时候刘某会在账本上签字，有时不会签字。祁某会先核对一下茶款，再抵扣房租。一审中李某提交的《房屋缴付情况说明》上的签字，是祁某所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某认为证人祁某的证言真实合法有效，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刘某收取了涉案房租。刘某质证称：认可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微信内容不能证明涉案房租已付，也没有相关的银行凭证予以佐证。对于证人祁某的证言，证人作为承租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认可证言的真实性，现金的方式交纳房租，但没有收据证明，也没有证据证明刘某向祁某购茶。祁某的银行转账记录里有两笔是标注了房租，但其与刘某之间有很多其他经济往来，难以证明其他款项是房租。茶款、租金与银行转账记录的总数不相吻合。对于李某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李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的聊天内容中，并未显示刘某认可了其收取了房租，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对于证人祁某的证言，本院认为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该证言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证明祁某向刘某交纳了涉案房屋的租金。具体理由本院将在论理部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论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李某的上诉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李某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53451号民事判决的记载，李某自述在2011年7月8日是便已知晓刘某将A-0143商住房和A-0323商住房出租并收取租金，因此李某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自刘某实际收取租金之日起算。但是根据在案证据，李某至早于2017年10月23日之后在53451号案件中通过抗辩形式提出过权利主张，因此对于2015年10月1日前刘某实际收取的租金，李某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二、刘某是否收取了2010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期间A-0143商住房的租金、2015年4月15日至2016年7月15日期间A-0323商住房的租金就祁某向刘某开具的购茶出货单而言，虽然部分出货单上没有刘某的签字，但考虑到熟人之间多次、小额购买茶叶行为的随意性、零散性等特性，在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上述出货单可予以采信。就祁某向刘某的银行转账记录而言，时间跨度和租赁期间基本相符，其上部分记录还备注有房租信息，虽然两人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但刘某仅否认收取了房租，未对自己的主张提交任何证据，故其主张难以采信，上述银行转账记录可予以采信。就祁某与刘某签订的租赁合同而言，其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而且其上有刘某的签字，刘某虽然对此予以否认，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亦未申请鉴定，故上述租赁合同可予以采信。就祁某的证人证言而言，虽然其作为承租人，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其证言与其他证据基本能够相互印证，可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刘某收取了2010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期间A-0143商住房的租金。但是，如上所述，由于2015年10月1日前刘某实际收取的租金，李某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本案中李某仅能要求刘某返还2015年10月2日至2016年8月1日期间A-0143商住房的租金。根据祁某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缴付情况说明》、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在案其他证据，本院认定刘某收取的2015年10月2日至2016年8月1日期间A-0143商住房的租金50000元，应予返还给李某。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本案中，刘某在返还不当得利的同时应依法向李某支付相应利息，但李某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不当，本院对此进行调整后酌情予以判定。因此李某的相关上诉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有误，本院对其相应部分予以改判。另一租户张京臣并未出庭作证，亦未有银行转账记录、现金收据等证据予以证明，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某收取了2015年4月15日至2016年7月15日期间A-0323商住房的租金。一审法院对于李某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某的部分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部分基本事实的认定不清，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2322号民事判决；二、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李某不当得利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自2016年8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刘某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14元，由李某负担2647元（已交纳），由刘某负担46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228元，由李某负担5294元（已交纳），由刘某负担93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董 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胡保峰书 记 员  张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