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22民终3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嘉和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陶海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之谦，197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股东，住江苏省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内蒙古有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天宇，男，1990年9月1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轶兵，内蒙古奥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内蒙古嘉和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天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2019）内2201民初3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和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2019)内2201民初3974号判决书；2.请求依法判令确认姚金兔代表嘉和葆公司与高天宇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高天宇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与判决自相矛盾，原审法院判决是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就是将《关于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嘉和新城房产销售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如发生争议由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变更为由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诉讼……原告主张后续的协作签署根据《合作协议》应该是由有销售资格的销售公司。因《补充协议》未有包销人销售房屋方面的约定,故对原告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是错误的，《补充协议》除了变更《合作协议》的争议解决地外,还有高天宇向嘉和葆公司索要售楼手续费，而因《合作协议》实际为合作意向的框架协议，高天宇只是协议的中间人，并不是房屋包销协议的当事人即实际履行人，高天宇也没有包销资格，并且原《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因此，高天宇无权签署该《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应自始无效。二、原审判决认定“……且有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内22民终1422号民事裁定书已对《补充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定……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证据不足……另即使合同无效……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为此也不影响管辖权的确定”是错误的，并且与嘉和葆公司的请求不符。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内22民终1422号民事裁定书只是对管辖权进行的形式审查，只是针对管辖权异议做出的裁定，而不是对《补充协议》实质内容的审查,而嘉和葆公司的诉讼请求确认《补充协议》无效而非确认管辖权，乌兰浩特市法院以兴安盟法院（2018）内22民终1422号民事裁定书为由认定《补充协议》有效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2019)内2201民初3974号判决书，支持嘉和葆公司的诉讼请求，确认《补充协议》无效。高天宇辩称，高天宇与嘉和葆公司及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姚金兔签订《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并进行结算，嘉和葆公司尚未全部支付高天宇费用。《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系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的法定无效的情形，嘉和葆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嘉和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贵院判令确认姚金兔代表嘉和葆公司与高天宇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高天宇承担嘉和葆公司为本案支出的全部诉讼费用以及律师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5日，嘉和葆公司与高天宇、张萍（担保方）、高杰（担保方）签订关于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嘉和新城房产销售的《合作协议》，协议第八条第6款约定：在履约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该会仲裁规则，在北京市进行仲裁。2016年1月，高天宇就相关纠纷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16年4月高天宇撤回仲裁请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终止仲裁程序。2017年5月，高天宇与姚金兔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8年7月，高天宇根据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向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嘉和葆公司支付推销楼房的服务费。嘉和葆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本案应按《合作协议》协议第八条第6款约定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管辖，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以高天宇应向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为由，出具（2018）内2201民初354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高天宇的起诉。高天宇、嘉和葆公司均上诉到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以姚金兔以法人身份与高天宇签订的《关于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新城房产销售的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出具（2018）内22民终1422号民事裁定书，一、撤销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2018）内2201民初3540号民事裁定书；二、指令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审理。2019年7月嘉和葆公司起诉高天宇，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是虚假的，姚金兔已被罢免，无权签订补充协议，与高天宇恶意串通且该补充协议内容与合作协议无关为由，要求确认嘉和葆公司与高天宇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另查明，2018年9月19日兴安盟中院出具（2017）内22行终45号行政判决书记载：2017年2月23日，乌兰浩特市工商局行政管理局收到申请人嘉和葆股东芙蓉泉公司及股东叶伟申请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相关材料。乌兰浩特市工商局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乌）登记内不予受理字[2017]第0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兴安盟工商局决定要求市工商局受理并作出变更登记并无不当，属其职权范围，并未超越职权。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审查，2017年5月18日嘉和葆公司与高天宇签订的《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就是将《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如发生争议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变更为协商不成可向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对于嘉和葆公司主张后续的协作签署根据《合作协议》应该是由有销售资格的销售公司，不是高天宇，高天宇不具有签订《补充协议》资格，因《补充协议》未有包销人销售房屋方面的约定，故对嘉和葆公司主张不予支持。现嘉和葆公司主张公司原法人姚金兔在被罢免期间与高天宇恶意串通签订《补充协议》应属无效，但变更法人生效的法律文书是在2018年9月出具的，虽公章与合作协议公章不一致，但原法定代表人姚金兔签字系真实的，且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内22民终1422号民事裁定书，已对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定，该裁定书属于生效裁判文书，现嘉和葆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补充协议》无效，依据不足。另即使合同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为此也不影响双方管辖权的约定。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嘉和葆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姚金兔代表嘉和葆公司与高天宇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涉案《补充协议》只有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无效。经查，涉案《补充协议》是基于《合作协议》产生，《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均为嘉和葆公司和高天宇；嘉和葆公司主张《合作协议》未履行，但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而高天宇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合作协议》已实际履行，故其该理由不能成立；在双方就结算服务费发生争议后，高天宇与嘉和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姚金兔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中明确写明是基于《合作协议》解决部分问题产生，应认定为是对《合作协议》的补充，高天宇作为《合作协议》的相对方签订《补充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嘉和葆公司主张于2017年2月23日罢免姚金兔法定代表人资格，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补充协议》时高天宇知晓姚金兔已被罢免，且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法定代表人未变更，而变更法定代表人生效的法律文书是在2018年9月作出，故高天宇有理由相信姚金兔能够代表嘉和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嘉和葆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补充协议》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关于《补充协议》无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嘉和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内蒙古嘉和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延红审判员 高 岩审判员 高铁英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