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某2，男，1978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某，女，1979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俊哲，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闵行区实验小学，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莘沥路203号。法定代表人：何学锋，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茂，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翁越华，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某2、倪某因与被上诉人闵行区实验小学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30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邵某2、倪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1、法律明确规定，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致使未成年人受到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如果逝者资料袋遗失系因同班同学恶作剧所致，被上诉人显然未尽到教育职责；如果逝者资料袋遗失系因同班同学捡到而学校未明确告知学生捡到东西该放置何处，被上诉人则未尽到管理职责。此外，被上诉人未按教育部规定设置心理辅导室，未按规定对学生进行成长记录、伦理辅导、危机干预等有效防范措施，故一审认定学校不存在过错显属错判。2、双方共同确认的事实是：逝者在坠亡前均正常生活学习，家庭环境是比较宽松的。如果仅是资料袋遗失是不会让逝者选择绝路的。一是因遗失时间临近考试，第二天交不出作业将承受巨大压力；二是逝者感觉到不是单纯遗失，而是同学针对性的恶作剧所为；三是因逝者在过去几年中一直遭受同学的“冷嘲热讽”，甚至受到欺凌后，学校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教育。因此本质上的诱因系学校久而久之对于“校园霸凌”的姑息纵容，故被上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3、当天放学后至坠亡前，逝者与其奶奶先后三次来到学校教室寻找，资料袋的遗失与上诉人之子坠亡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袒护被上诉人，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闵行区实验小学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管理上过错，致使事故发生。孩子坠亡事件发生在家里，其监护人负有全部责任。邵某2、倪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闵行区实验小学向邵某2、倪某书面赔礼道歉；2.判令闵行区实验小学向邵某2、倪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某2、倪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之子邵某1（2007年11月29日出生）生前系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五（5）班学生。2019年4月11日，邵某1在校正常上学。当日放学后，邵某1奶奶接其回家。后邵某1发现其资料袋遗失，遂与奶奶多次返回学校寻找，但未找到。邵某1在同学微信群中询问，倪某也致电部分家长，但均无结果。当晚，邵某1支开其奶奶独自在家做作业。其在作业本上留下“这个世界黑洞洞的我很害怕-邵某1”后，从家中坠楼而亡。之后，邵某2、倪某与闵行区实验小学协商处理本起坠亡事件。2019年4月25日，闵行区实验小学向邵某2、倪某出具《致邵某1家长的情况说明》：“……现说明如下:1.主动倾听,多次沟通。事发当日9点多,学校何校长、康书记、张校长、顾老师、孙老师等就赶到现场,并从家长处初步了解情况。4月14日(周日)和17日(周三),学校校长、书记、老师、教育局相关领导等两次和家长及部分家属面对面沟通交流,诚意听取家长的诉说。2.谨慎了解资料袋情况。关于孩子“遗失”的资料袋,4月12日(周五)一早由学校康书记和校区执行校长在班级讲台内找到,班级学生反映知道这是邵某1的袋子,因为前一晚邵某1在同学之间的微信群内（该群无教师）进行了询问。根据邵某1家长提供的信息,校方通过电话询问家长、查看视频录像监控等,基本排除了该生(家长怀疑的学生)恶作剧的可能。对于资料袋如何在讲台内,在没有其他有力证据的情况下,综合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学校已无法对“资料袋事件”展开进一步了解。所以,校方建议通过第三方即司法途径进行调查。3.跟进调查。张校长、学生管理部顾老师等在4月12日上午又向班主任和当天任课老师了解当天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据各科老师反映,当天孩子在校学习情况正常,尤其上午体育课和下午最后一节教育戏剧课上表现活跃;未得到与其他学生发生不愉快的信息反馈。4.及时地慰问,诚恳地哀悼。4月12日(周五)傍晚顾老师又和班主任孙老师、英语、数学老师到家进行慰问。4月15日(周一)张校长、顾老师、班主任孙老师,以及其他3位教过邵某1、并深受邵某1喜爱的学科老师共同参加了邵某1的追悼会,并送上了老师最诚挚的哀悼。班级家委会也发动部分家长到现场送邵某1最后一程。下午,班主任老师在班内为邵某1组织了追悼祈福,也向孩子们进行了爱的教育。目前现有的条件下,学校无法提供更多的调查线索,没有权力、也没有技术能力做进一步的调查,诚挚地希望得到家长的谅解。”该份情况说明邵某2、倪某于2019年5月23日签收。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邵某2、倪某应当举证证明闵行区实验小学存在过错和违法行为、邵某2、倪某存在损害事实以及该损害与闵行区实验小学的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中，邵某2、倪某未提供证据证明闵行区实验小学对邵某2、倪某之子资料袋的遗失存在过错，也无证据证明该资料袋遗失系“校园霸凌”所致且闵行区实验小学对此存在过失。即使闵行区实验小学对该资料袋遗失存在过失，因资料袋遗失仅系邵某2、倪某之子在家坠楼而亡的诱因之一，且该原因与邵某2、倪某之子坠亡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邵某2、倪某要求闵行区实验小学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邵某2、倪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25元，由邵某2、倪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邵某1同学群的微信聊天记录，时间在事发当晚7点08分。邵某1在群里询问有人拿了我的文件夹吗？有的话拿给我，但没有人回应。证明邵某1坠楼和资料袋丢失有关系。2、孩子母亲倪某和邵某1同学星某母亲的聊天记录，证明上诉人怀疑的孩子经常欺负上诉人之子。当天上诉人怀疑的孩子和上诉人之子发生过争吵。学校的这个班级存在长期校园欺凌的现象，而上诉人之子是受害者，学校却未对此进行管制。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供的不是新证据。同学群的聊天记录，群里没有老师，事发在同学吃晚饭时，没有人回应也属正常。无法看出孩子坠楼和资料袋丢失有直接因果关系。对上述两项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可以证明资料袋“遗失”是邵某1坠楼的诱因。而证据2为上诉人倪某与邵某1同学母亲的聊天记录，无法证明邵某1生前在校园内受到了欺凌，故对此项证据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在邵某1坠楼事故中有无过错。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邵某1坠楼的诱因是资料袋“遗失”。事发当天，邵某1在放学后同其奶奶先后三次回教室寻找资料袋未果，事发次日校方于教室讲台内找到了该资料袋。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得出是其他同学恶作剧将资料袋藏到讲台内的结论。且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在教室内没有安装摄像装置的情况下，也没有能力调查清楚实际情况，故无法强求学校因未调查清楚何人将资料袋放入讲台而承担不利后果。在没有事实基础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资料袋遗失系因同班同学恶作剧所致，被上诉人未尽到教育职责的主张并不成立。上诉人另提出邵某1生前在学校受到欺凌，亦是其坠楼的原因，但上诉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邵某1生前在学校遭到校园欺凌，故对上诉人的此项主张亦难以采信。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学校的教育和管理职责应在一定限度内的，本案中资料袋“遗失”仅为邵某1坠楼的诱因而非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坠楼事件也发生于放学后且不在校园内，若无证据显示在学校内针对邵某1存在诸如恶作剧等校园欺凌行为，便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在邵某1坠楼事故中存有过错。故上诉人提出的若资料袋系由同班同学捡到并放入讲台，则学校未明确告知学生捡到东西该放置何处，也属于未尽到管理职责的主张亦不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邵某2、倪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难以支持；一审综合本案事实，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0元，由上诉人邵某2、倪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孔美君审判员  单文林审判员  朱雁军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家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