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17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利芬，女，196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亚静，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崇迪，男，195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芳，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利芬因与被上诉人林崇迪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4民初6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因没有应该开庭审理的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故不予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利芬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吴利芬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双方于2012年5月24日对婚后居住的涉案房屋重建后办理产权登记，登记的权利人为吴利芬和林崇迪。后因感情问题，吴利芬于2017年7月愿意以放弃上述房屋份额为条件协议离婚，双方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双方名下的共同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以及没有登记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全部归男方所有。在本协议生效前女方要协助男方办理好房地产转移登记”，并于同年8月25日签订《夫妻房产约定书》，约定涉案房屋归林崇迪单独所有，8月28日办理转移登记。可见，吴利芬的放弃夫妻共有房屋份额得行为属附义务的赠与行为，并非无条件的夫妻间财产赠与。2.本案并未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之规定，《夫妻房产约定书》系附义务的赠与行为，所附义务即林崇迪同意与吴利芬协议离婚，后双方因其他财产分割问题，一直未达成离婚协议。2018年12月21日经法院调解下，林崇迪主动承认错误并出具《承诺书》，吴利芬才撤回离婚诉讼。2019年初，吴利芬向林崇迪提出返还财产要求，但林崇迪既不同意返还又不同意协议离婚，吴利芬的权益受到损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作为赠与人的吴利芬有权请求撤销该赠与行为，并要求林崇迪返还赠与的财产，故本案并未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限，原判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之规定是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而本案所涉房屋赠与属附义务的赠与行为，应当适用该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和第一百九十四条等规定，故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林崇迪辩称，1.《夫妻房产约定书》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而非附离婚义务的财产赠予协议。从《夫妻房产约定书》内容来看，双方只字未提“离婚”，反而明确双方属于夫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离婚进行财产分割，而是在婚姻关系存续基础上对财产进行分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夫妻房产约定书》是不以离婚为目的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进行分割，应认定为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另，双方均未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故自始未成立，也未生效。且该协议书晚于《夫妻房产约定书》，更晚于房产变更登记，故吴利芬主张《夫妻房产约定书》是附离婚义务的财产赠与协议，与常理不符。2.涉案房屋为林崇迪的婚前个人财产，《夫妻房产约定书》及随后的物权变更登记，只是明确了该房屋归其个人财产。即使涉案房屋此前为双方共同所有，吴利芬任意撤销权也已消灭。因《夫妻房产约定书》约定涉案房屋归林崇迪单独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的规定，吴利芬有权在房产变更登记之前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主张撤销赠与，而涉案房屋于2017年8月28日办理变更登记，吴利芬的任意撤销权已消灭。且《夫妻房产约定书》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而非附离婚义务的财产赠与协议，故吴利芬不享有该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法定撤销权。3.即使认定《夫妻房产约定书》为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进而认定吴利芬享有法定撤销权，该撤销权也因权利存续期间届满而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为撤销权的存续期间，属于除斥期间，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终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便消灭。即使将《夫妻房产约定书》认定为附离婚义务的财产赠与协议，吴利芬也应在2017年8月29日即双方未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林崇迪未履行《夫妻房产约定书》附带的离婚义务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权利，现已超过法定的权利行使期间，其法定撤销权已消灭。吴利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撤销2017年8月25日双方签订的《夫妻房产约定书》；2.判决确认坐落于永嘉县房屋归双方共有所有〔权证号：浙（2017）永嘉县不动产权第0010777号〕；3.判决林崇迪限期内配合吴利芬办理上述不动产转移登记，将原属于吴利芬的共有份额返还登记至吴利芬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崇迪与吴利芬于1997年11月18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均系再婚，且前婚均育有子女。陈崇强系吴利芬与前夫生育的儿子；林吉系林崇迪与前妻生育的儿子；吴利芬、林崇迪双方生育一女林真真，现已成年。1983年1月，林崇迪向原清水埠（镇）公社花岙大队申请建房用地0.18亩，申请表载明全家成员为林崇迪父母及三个妹妹，后经批准建房三间。1994年，上述三间房屋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该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使用者林崇迪，通讯地址清花西路86弄3号，土地证号03××38，建筑占地面积108.5㎡。1994年12月23日，林崇迪再次向瓯北镇花岙村申请建房用地32.9㎡，申请表载明家庭成员为林崇迪前妻及林崇迪与前妻生育的三个子女、林崇迪母亲、林崇迪妹一人，建房用地坐落在上述三间房屋的东面，后经批准建房。林崇迪先后共计建成四间二层房屋，地址为瓯北镇花岙村清花西路86弄3号。2010年12月3日，经永嘉县房屋安全鉴定所鉴定，上述四间房屋为整体危房，建议给予拆建处理。2011年7月22日，林崇迪申请危房拆建，户内成员为林崇迪、吴利芬、林吉、林真真，申请建设用地140.4㎡。后建成三间三层房屋（即涉案房屋）。2012年5月24日，上述涉案房屋登记为吴利芬、林崇迪共同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温房权证永嘉字第××号、温房权证永嘉字第××号。2017年7月，吴利芬、林崇迪开始协商协议离婚。2017年8月25日，吴利芬、林崇迪双方签订一份《夫妻房产约定书》，载明：坐落于建筑面积309.12平方米的房屋（即涉案房屋）约定为林崇迪单独所有。吴利芬、林崇迪分别在该份协议书的协议人处签名按指印。同年8月28日，涉案房屋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涉案房屋权利人登记为林崇迪。同年8月29日，吴利芬、林崇迪双方到民政部门准备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并各自签署了《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后因故未办成离婚登记手续。现吴利芬以《夫妻房产约定书》系附义务的赠与合同、现双方没有协议离婚、吴利芬有权撤销赠与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1.2018年3月7日，吴利芬提起离婚诉讼，后于同年3月26日撤诉。2018年10月16日，吴利芬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审理过程中，林崇迪于同年12月21日出具一份承诺书，同日吴利芬申请撤诉，但事后吴利芬、林崇迪仍分居生活。2.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30日的《自愿离婚协议书》载明涉案房屋归林崇迪所有，但吴利芬、林崇迪双方均未在该份协议书上签名。吴利芬认为当时系林崇迪反悔不同意离婚，后来自己也反悔，财产分割一直在和林崇迪协商，但没协商好；林崇迪称自己当时不签字是因为不同意离婚。一审法院认为，吴利芬、林崇迪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林崇迪的婚前财产进行了拆建，建成三间三层房屋（即涉案房屋），后涉案房屋登记为吴利芬、林崇迪共同共有，2017年8月吴利芬、林崇迪签订《夫妻房产约定书》，约定涉案房屋归林崇迪单独所有，应认定为夫妻之间的财产赠与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吴利芬、林崇迪在签订《夫妻房产约定书》后，已于2017年8月28日依法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现涉案房屋登记为林崇迪单独所有，可见赠与财产的权利已发生转移。另，吴利芬在2017年8月底就已知道林崇迪不同意协议离婚，故其应在知道撤销事由即林崇迪不同意离婚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林崇迪亦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现吴利芬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行使撤销权的诉讼时效，其撤销权消灭。综上，对吴利芬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吴利芬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300元，由吴利芬负担。二审期间，吴利芬提供证据1微信聊天截图，证据2微信聊天语音，共同证明林崇迪提出离婚后办理过户手续麻烦，建议先将房屋过户给林崇迪再办离婚手续，吴利芬为了离婚才同意将涉案房屋和公司股份等转让，该转让行为系附义务的赠予，并非无条件的赠予，且双方此后一直在协商财产分割问题，吴利芬的撤销权并未超过行使期限。林崇迪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确定是双方的聊天记录，且微信聊天记录可删除、编辑，其完整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性、关联性得到确认，也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双方的微信聊天，其真实性应予确认，但不是形成于一审判决之后，且聊天时间为2017年6月、9月，并不影响案件的处理，故不予认定。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吴利芬的撤销权是否消灭。一方面，从双方约定及涉案房屋权属变更来看。双方于2017年8月25日签订的《夫妻房产约定书》约定坐落于建筑面积309.12平方米的房屋为林崇迪单独所有，并于2017年8月28日依约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吴利芬并未在转让之前主张撤销。另一方面，从权利行使来看。吴利芬以双方一直协议离婚为由主张《夫妻房产约定书》为附离婚条件的约定，但该约定书并未明确双方离婚之意愿及林崇迪个人享有涉案房屋所应履行的义务，且双方2017年8月29日各自在《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上签字但没有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即使《夫妻房产约定书》系附条件的赠予行为，吴利芬主张撤销也应当在法定的期间内行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之规定，吴利芬自此时起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直至2019年9月6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行使期间，故原判未予支持吴利芬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审予以维持。吴利芬主张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吴利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吴利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元华审判员  刘伟达审判员  郑文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戚彬滨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