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5民终6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玲，女，198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蓄，男，198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国贤，女，生于1974年9月30日，汉族，住四川省叙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胜岗，四川精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玲、韩蓄因与被上诉人文国贤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法院(2019)川0524民初2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罗玲、韩蓄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被上诉人文国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胜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玲、韩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求或发回重审。其主要上诉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未查清双方是什么样的经济往来，该事实关于文国贤要求罗玲出具承诺书是否合法。文国贤的嫂嫂胡铁蓉在罗玲不愿意打条子时用开水泼罗玲，在派出所时，文国贤哥哥对罗玲言语恐吓。罗玲离开派出所，文国贤一行就尾随。韩蓄到达派出所后拒绝签字，但在其妻子罗玲受到长时间的威胁、精神状态崩溃情况下，才在承诺书上签字。一审判决没有引用实体法进行判决，其判决内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未在法庭上播放西城派出所的执法记录仪录音录像，程序违法。一审判决逻辑混乱，文书中多处存在错别字，影响上诉人对判决的理解和解读。 被上诉人文国贤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是撤销权纠纷，承诺书所载明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在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没有支持其请求符合举证规则。关于执法记录仪的录音录像，真实性答辩人无异议，而且上诉人将该录音录像转化为文字向法庭提交，一审已经质证，程序并不违法。一审文书的笔误法院已经补正，不存在影响判决认定。 罗玲、韩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撤销罗玲、韩蓄于2019年3月10日向文国贤出具的《承诺书》。 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罗玲与原告韩蓄系夫妻关系，原告罗玲与被告文国贤曾系同事关系。原告罗玲与被告文国贤因有经济往来，被告尚有部分款项未收回。2019年3月10日，二原告从贵州催收债务回来泸州途径叙永时，二原告到叙永与被告文国贤协商双方的经济事务，因双方经济往来期间，被告尚有部分款项未收回，原被告双方就该款如何收回，由谁承担责任发生分歧，被告便电话联系其亲属，其亲属便从泸州赶来叙永，在被告的办公室，被告文国贤的嫂嫂与原告罗玲因款项的收回发生纠纷，被告文国贤的嫂嫂将茶水撒泼到原告罗玲的脸上，被告文国贤的哥哥见状以原告罗玲涉嫌诈骗报警，叙永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接警后出警，经了解双方系经济纠纷引起后，并将双方召集到叙永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的调解室调解，告知双方通过司法途径处理，被告要求原告罗玲将尚未收回的款项写个字据便于到法院处理，但原告罗玲对写字据的事“无动于衷”，双方在派出所调解室僵持许久后，原告罗玲向被告文国贤出具《承诺书》，原告韩蓄也在承诺书上签名，《承诺书》其内容为：罗玲、韩蓄于2018年4月起与文国贤有经济往来，收到文国贤人民币100万元整，截止19年2月已将35万元转入文国贤指定账户，现将65万元现作以下承诺：1.2019年4月4日前，支付文国贤10万元；2.2019年5月10日前，支付文国贤10万元；3.剩余45万元于2019年12月30日前支付文国贤。如未按照以上承诺内容执行，每月按未按要求支付部分支付利息2%／月，直到付清为止。承诺人：罗玲、韩蓄，5224271982××××××××。承诺书出具后，原被告双方各自离开。2019年4月4日，被告罗玲向原告支付利息2300元。2019年5月2日，被告罗玲向原告支付利息4000元。因原告未按《承诺书》履行，被告于2019年6月向叙永县人民法院诉讼请求原告按《承诺书》履行债务。 一审法院认为，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是每个公民参与民事活动的法定义务。原告罗玲与被告文国贤因曾有经济往来，被告文国贤尚有部分款项未收回，双方经派出所调解后，被告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后，被告要求原告对未收回的款项出具“字据”便于到人民法院处理的行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而原告罗玲采取拖延的方式不给原告出具“字据”才导致双方在派出所调解室滞留许久，因此，被告不存在非法拘禁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行为。经庭审查明事实，被告及其亲属在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书》的整过中，未存在使用暴力或威胁的方法危害原告及其家人健康，迫使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在原告到叙永找被告协商处理经济事务前，不存在被告及其亲属入侵原告住宅或骚扰原告正常生活的行为，因此，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并非处于被告及其亲属的迫使和威胁下作出，而是双方对尚欠款项的结算与履行方式的承诺。如果原告向被告出具的《承诺书》系受被告的迫使和威胁，被告离开派出所后，原告具有即时向派出所报案、反悔的时间和空间，但事实是原告向被告且出具《承诺书》后已向被告支付了部分款项，后因无力履行被被告按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后，原告才“恍然醒悟”《承诺书》系受被告迫使作出有违常理，原告对《承诺书》的反悔，其目的是通过撤销《承诺书》的诉讼行为，企图改变责任的承担方式，其行为是一种不诚信行为，不仅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还具有恶意诉讼之嫌，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才出具《承诺书》系受到被告的胁迫，因此，对原告请求撤销《承诺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罗玲、韩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罗玲、韩蓄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罗玲、韩蓄举示韩蓄2016-2017年的建设银行和农商行银行明细四页，拟证明上诉人与文国贤多年前就存在合作转贷关系，本案承诺书所涉转款不是借款，文国贤回避双方多年来的口头协议合作情况。被上诉人文国贤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上诉人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之前是否有经济往来记不清了，该银行明细与本案无关联性。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性可以确认，但与本案承诺书无直接关联，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罗玲、韩蓄主张撤销其作出的承诺书，理由是受到胁迫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经审查，从承诺书形成地点看，在案承诺书是在公安派出所调解室形成，韩蓄是后到公安派出所调解室签字，若受到胁迫，则可当场在公安派出所报警。且双方之前在文国贤办公室发生争执已经报警，双方各自向警察陈述了相关事实，派出所依法予以处理，足见双方对自身权利的保护意识。从承诺书的内容看，根据当事人陈述至少更改过两次，在案承诺书的责任较更改前更轻，足以说明双方有协商过程，且罗玲在承诺书出具后也支付过款项，故罗玲、韩蓄主张受到胁迫的证据不充分。上诉人罗玲、韩蓄也并不否认与文国贤之间的转款事实，其辩称双方系合伙做过桥贷款关系，但并未提交合伙协议或其他证据证明，而上诉人收取了文国贤款项后转贷给案外第三人的事实客观存在。综上，上诉人举证不足以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本院对撤销承诺书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罗玲、韩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罗玲、韩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怀武 审判员  李 霞 审判员  黄 霞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黄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