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9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朗建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乐余镇东兴村。法定代表人：刘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燕，张家港市乐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昌，男，196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家豪，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龙，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苏州朗建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玉昌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12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朗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其一，陈玉昌在朗建公司卸树脂粉，但该工种不是朗建公司业务组成部分。陈玉昌并非朗建公司聘用的员工，也不受朗建公司用工管理，朗建公司亦不向陈玉昌支付报酬。陈玉昌除在朗建公司卸货外，还在其他不特定的单位从事卸货工作。陈玉昌曾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明显起诉时并不认为是劳动关系。其二，朗建公司将卸货业务承包给案外人刘某，双方签订有合同，朗建公司还为刘某及其工友投保，朗建公司从未想过规避责任。但刘某擅自转包了装卸任务，并未告知朗建公司，也未征得朗建公司同意，朗建公司也无法为陈玉昌投保，相关责任理应由刘某承担。陈玉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玉昌在朗建公司处为朗建公司卸货，相关装卸工作属于朗建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陈玉昌与朗建公司是事实劳动关系。朗建公司将装卸业务包给无用工主体资质的自然人刘某，陈玉昌起诉前并不知情。朗建公司行为规避其用工主体责任，陈玉昌是为朗建公司工作，并在工作中受伤，应确认双方劳动关系。陈玉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确认陈玉昌与朗建公司之间于2018年7月21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7月21日，陈玉昌在朗建公司厂区内为朗建公司卸货时受伤。2018年10月12日，一审法院受理陈玉昌与朗建公司、刘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陈玉昌要求朗建公司、刘某赔偿相关损失，后陈玉昌于2019年3月13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8）苏0582民初12512号之一民事裁决书，裁定：准许陈玉昌撤回起诉。在该案庭审中，案外人刘某陈述，其在朗建公司做过装卸，2018年5月转手给王某能，装卸的工钱是朗建公司先转给刘某，然后再由其转给王某能。王某能作为证人在庭审中陈述，除了朗建公司这个工作外还有其他的工作，没有固定单位，工作频率为“以前两三天去一次，上个月去了十几次，一般有活会打电话给我们，一般刘某打电话给我们，厂里打过两次”。朗建公司厂长张来华作为证人在庭审中陈述确认从监控中看到陈玉昌在朗建公司单位卸货时发生受伤。嗣后，陈玉昌至仲裁委申诉，要求确认其与朗建公司于2018年7月21日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8月23日，仲裁委作出张劳人仲案字〔2019〕第52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因证据不足，无法确认陈玉昌与朗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陈玉昌不服该裁决，来院起诉。审理中，因双方意见不一，调解未成。仲裁庭审中，陈玉昌自述，其在朗建公司的工作系经刘某介绍，2018年4月刘某联系了其老乡王某能，2018年5月1日王某能带着其一起进入朗建公司工作，具体工作内容为货物装卸；其的工资系按装卸量结算，由刘某支付给王某能，再由王某能转付给其本人。朗建公司提供了一份与刘某个人签订的《装卸承包合同》，合同自2018年5月27日生效，约定服务期限为2018年5月27日至2019年5月26日。证人刘某出庭(男，1969年11月2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周寨镇周平庄庄联村周庄001)，陈述其为“友邦公司”职工，朗建公司刚开业之初即开始利用“友邦公司”下班后的空闲时间到朗建公司打零工干卸货，同时还会与“友邦公司”的工友一同去朗建公司做装卸的零工，装卸的工钱会由朗建公司发放给他后，再由他分配给其他工友。后来友邦公司的工作忙了没有时间，即找了王某能来朗建公司接替装卸工作，朗建公司处结算的装卸工费会先发给证人，证人留下个人部分后再微信转账给王某能；证人刘某自述曾多次与朗建公司签订装卸协议，庭审中朗建公司提供的装卸协议为双方签订的最近一份协议；证人刘某还陈述，陈玉昌是跟着王某能干活的，以前在朗建公司见过陈玉昌。证人王某能(男，1968年10月3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矾山镇东明村纠树村民组)陈述，其与陈主昌系老乡，两人一起打零工十几年了，2018年4月28日朗建公司委托其与刘某去卸货，5月1日之后只要陈玉昌有时间都是与其一同去朗建公司单位卸货，朗建公司处卸货时间并不固定，多数时间是刘某通知证人去卸货，朗建公司会告诉其来了多少吨货，由其判断需要多少人，就带多少人去卸货，工人的工资会由朗建公司转给刘某，再由刘某转给其，其去银行提现后转发给其他的装卸人员。一审另查明，朗建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塑料制品的研发、制造、加工、销售；机械设备、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的购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一审审理中，双方认可刘某系自然人，无用工主体资质。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所谓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根据该规定，建立劳动关系的唯一标准是实际提供劳动。本案中，诉讼双方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相左。陈玉昌在朗建公司厂区内为朗建公司卸货，属于其主营业务的延伸，陈玉昌从事的装卸工作属于朗建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朗建公司将该经营业务承包给无用工主体资质的自然人，属规避用工责任的行为，在此种情况下，不确认劳动关系对工作中受伤的劳动者明显不公平。陈玉昌要求确认与朗建公司于受伤之日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判决：确认陈玉昌与苏州朗建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1日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一审法院予以免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后，应更严格要求从书面上确认劳动关系的存在，对于没有书面劳动合同的能否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要限定在符合劳动关系基本特征的范围内，不能随意扩大劳动关系的认定。事实劳动关系是否构成，应从劳动者是否与用人单位达成用工意向、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用工管理及是否从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等方面综合考虑。关于陈玉昌与朗建公司是否达成用工意向。首先，陈玉昌在一审中陈述其由刘某介绍至朗建公司卸货，而刘某则在一审中表示陈玉昌是跟着王某能提供劳务，结合陈玉昌“打零工”之情形，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表明朗建公司对陈玉昌个人具有招聘使用与用工管理的意愿，事实上，朗建公司对陈玉昌这一用工对象并无主观认知，客观上对陈玉昌也无法表达不用工意愿并据此行使解雇权。其次，陈玉昌是源于朗建公司同刘某之间的装卸承包合同，辗转介绍至朗建公司提供劳务的，故无论受雇于刘某还是王某能，刘某、王某能招募劳务人员的行为，亦非法律后果归属于朗建公司的职务行为或代表、代理行为，因此陈玉昌不可能基于合同以外的另一种法律关系另行与朗建公司直接建立联系。从朗建公司经营范围看，卸货明显并不具有公司主营业务特征，作为非核心、简单的人工劳务以民事合同方式交由第三方完成，此并不为劳动法所禁止，亦符合辅助事务社会化趋势。再次，陈玉昌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追究民事赔偿责任而非确认劳动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朗建公司用工意向是否存在具有自我认知，日常不会认为与朗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出了事故反而主张认定存在劳动关系，法理不通。关于陈玉昌是否接受朗建公司的用工管理。首先，陈玉昌在朗建公司卸货时间并不固定。其在一审中认可在朗建公司有卸货需求时，其才从其他人处得知并跟随进入朗建公司提供劳务，且卸货完毕后其即可离开朗建公司。现有证据反映，朗建公司对陈玉昌本人并无日常用工监管措施或计划安排；其二，陈玉昌并非只为朗建公司卸货。其在一、二审中均表示同时在朗建公司以外的地方干装卸活。亦未有证据表明陈玉昌本人受到朗建公司的工作指挥与任务指派；其三，朗建公司与陈玉昌均就陈玉昌跟随王某能进入朗建公司以及卸货时仅需王某能在门卫处签名登记的事实不持异议。陈玉昌进出无需登记，存在较大的自主性，尚无证据表明陈玉昌本人曾受朗建公司劳动规章制度的约束、限制。关于陈玉昌是否从朗建公司领取劳动报酬。陈玉昌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工钱由王某能现金方式支付，且其在仲裁时自述，报酬按装卸量结算，由刘某支付给王某能，再由王某能转付。表明朗建公司与陈玉昌之间并无用工结算，且其自述的计酬方式符合劳务合同，与工资结算明显有别，认定陈玉昌从朗建公司处领取劳动报酬缺乏依据。综上所述，陈玉昌在提供劳务活动中受到伤害，应当通过合法、正确的途径主张损害赔偿。陈玉昌与朗建公司之间的关系明显不具备劳动关系基本特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缺乏法律依据与法理根据，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1252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玉昌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陈玉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岑审 判 员  朱 立审 判 员  锁文举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  梁 田书 记 员  杨乐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