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2民初386号原告：宜昌市同升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伍家岗区伍临路38-26号。法定代表人：郭铁祥，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山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山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湖南清源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晚报大道267号晚报大厦2108室。负责人：沈晖。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永清，湖南清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宜昌市同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同升公司）与被告湖南清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清源律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郭铁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永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升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同升公司与被告清源律所2015年10月20日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2.判令被告清源律所返还原告法律服务费30万元；3.判令被告清源律所承担本案法律服务费2万元及30万元借款的利息损失（月息2分，从2015年11月开始计算，暂计27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20日，原告同升公司与被告清源律所签订了一份《法律服务协议》，约定：在该合同签订后清源律所向同升公司收取30万元律师服务费用，然后清源律所指派叶格秀律师等对邬险峰涉嫌诈骗犯罪立案侦查工作，起草报案材料、收集证据、协助提出控告，办理立案手续，如邬险峰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则再收取30万元律师费（刑事案件立案不成的话，后续30万元不再支付）。该委托协议中，清源律所同时指定叶格秀、宋欢欢律师承办该刑事诉讼案件。在承接案件时，叶格秀律师等向原告工作人员承诺了能够达到刑事案件的侦查立案结果。随后被告安排原告签订了一份违法的风险代理模式的法律服务协议。因被告工作人员当时承诺了能够实现刑事案件立案的结果，所以原告去借钱筹款支付律师费。2015年10月31日原告从其他公司借款后安排公司员工黎青用本人和郭铁祥账户向清源律所账户分别转入25万元和5万元，合计支付了上述首期30万元律师费。但此后被告清源律所却迟迟没有按照接案时的承诺将邬险峰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完成刑事立案工作，也没有看到提供什么律师服务。同时，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30万元律师费后，也一直没有出具过收费发票给原告。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解决律师服务承诺不兑现、律师服务严重不规范、违法乱收费和退费等事宜，但被告迟迟没有依法解决。原告被迫在2017年和2019年向长沙市律协投诉亦无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只得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请。清源律所辩称，本案原、被告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合法有效，且该协议在湖北省宜昌市公安机关通知对邬险锋不予立案时已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的问题，亦不存在返还费用的问题；被告收取的30万元法律服务费用是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是符合规定的市场调节价，并非政府指导价，更不是原告诉称的违法的风险代理模式收费。被告在签订合同时也未向原告承诺法律服务的结果。被告收费后未出具发票及原告诉称由被告承担原告所交法律服务费的利息问题，均与本案无关。原告还请求由被告承担本案原告聘请法律工作者费用的主张，因原告未出示正确的收费发票且双方无合同约定，被告不予认可和承担。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结合双方的陈述和本院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0月20日，同升公司（甲方）因李军被邬险锋诈骗一案委托清源律所（乙方）指派叶格秀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原告（甲方）法定代表人郭铁祥妻子黎青在被告清源律所（乙方）办公室与被告签订了一份《法律服务协议》，约定:1.委托事项，根据甲方陈述，2013年6月18日，邬险锋假冒甲方法人代表名义，虚构用于该公司项目需要的用途，利用私刻的公章与李军签订借款协议，借款本金3100万元至今未还，现甲方委托乙方指派叶格秀律师为控告邬险锋涉嫌诈骗犯罪提供法律服务，包括提供法律咨询、代为起草报案材料、协助甲方配合公安机关的立案、搜集证据等；2.法律服务费用，服务费用共计60万元整。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支付乙方30万元，如邬险锋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则甲方于立案之日起向乙方支付剩余费用30万元，如邬险锋不涉嫌犯罪未被立案，则剩余费用给予减免，甲方不再另行支付；3.双方权利义务，甲方应向乙方及委托律师如实陈述案情，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乙方应根据甲方陈述及所提供材料代为起草报案文书、协助甲方提出控告、办理立案手续等，甲方不得隐瞒、虚构事实或伪造证据，乙方指派律师应恪守职业道德、遵守职业规范，不得故意损害甲方权益；4.委托期限从即日起至邬险锋被立案之日止，如甲方需委托乙方代为追回损失，需双方另行签订协议。上述协议，黎青和宋欢欢律师分别代表甲、乙方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公章。2015年10月31日，同升公司分别自郭铁祥和黎青的银行账户向清源律所转账25万元和5万元，共计30万元。协议签订后，清源律所指派叶格秀律师和宋欢欢律师共同承办此案。两人于2015年11月3日到达了宜昌市为同升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具体工作如下：询问同升公司有关人员并对其所提法律问题进行解答，搜集相关证据、起草报案材料并向宜昌市公安机关递交《关于邬险锋涉嫌诈骗犯罪的控告材料》。因宜昌市公安机关只口头答复不予立案但迟迟不予书面回复，两人又于2016年1月20日向宜昌市公安局法制办递交《请求彻查伍家岗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办案程序的报告》。为推动该案刑事立案，同年3月，两人又两次到湖北省公安厅，递交了《关于请求省公安厅督促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公安分局依法对邬险锋涉嫌犯罪依法立案侦查的报告》。被告还建议原告到宜昌市政法委等反映情况，但均未获得让原告满意的答复。宜昌市公安机关至今未对邬险锋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2016年上半年，黎青口头告知清源律所宋欢欢律师，郭铁祥即将被释放，考虑到邬险锋与郭铁祥均为同升公司股东，为公司利益考虑，决定不再就邬险锋涉嫌犯罪的行为进行控告。宋欢欢报告叶格秀律师后，对黎青表达了对剩余30万元法律服务费用减免的意见。2016年12月，郭铁祥被释放后以被告清源律所服务承诺不兑现、律师服务严重不规范、违法乱收费和退费等事宜聘请长沙市岳麓区方正法律服务所维权，花代理费2万元。原告还到长沙市律师协会投诉被告但无果，遂起诉至本院。以上事实，有原告的当庭陈述及被告起草的《法律服务协议》、《关于邬险锋涉嫌诈骗犯罪的控告材料》、《关于请求省公安厅督促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公安分局依法对邬险锋涉嫌犯罪依法立案侦查的报告》，宋欢欢出具的《关于办理同升置业有限公司委托的法律服务事项的情况说明》并当庭作证且接受了询问、增值税普通发票、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微信截图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经综合审查后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就达成的律师、律师事务所等法律专业人员和机构接受当事人委托，为当事人提供非诉法律服务的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以上两类合同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区别，服务合同是为服务对象的特定事项提供服务，合同的名称中一般含有“服务”二字。而委托合同的名称一般为甲方委托乙方处理事项。两类合同的收费标准也不相同。根据本案当事人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中的委托事项，明确了被告的工作是为原告提供法律服务，不包括诉讼事宜。因此，本案是一起法律服务合同纠纷而不是委托合同纠纷，原告关于本案合同性质为委托代理合同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上述《法律服务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委托事项明确记载被告为原告提供法律咨询、起草报案文书、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搜集证据、立案等事项，并未赋予被告代行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职权，未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如果是无效合同，则依法自始无效，根本就无须解除。因此，原告诉称上述协议是无效合同的意见，既与事实不符也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解除《法律服务协议》，法律规定解除合同有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形式。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原、被告从未协商过解除上述协议，在协议中也未约定解除条件，因此约定解除不成立。再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查明的事实是经被告多方努力，但宜昌市公安机关并未对原告的控告对象立案侦查。从结果上看，确未实现原告目的，但被告已履行了其应尽的义务，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因此，原告主张解除《法律服务协议》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实际上，本案《法律服务协议》第二条和第四条关于协议的履行期限问题的约定有冲突，根据第二条和第四条约定，协议的履行有两种可能的期限，第一种期限即公安机关对原告的控告对象予以刑事立案，则本协议在原告交纳剩余的30万元法律服务费用后终止，原告若要追讨损失，需要另立协议。第二种期限即公安机关不予刑事立案时，原告后续费用不须交纳，协议终止。而据第四条则有可能无终止期限，明显不合常理。因此，第四条关于期限的约定是无效约定。本协议的委托期限应该是刑事案件立案或通知不予立案之日。本案在原告通知被告不再控告邬险锋时被告的义务已履行完毕，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终止，不存在另行解除的问题。既然《法律服务协议》已履行完毕，被告也就无须退还原告已付的30万元法律服务费用。关于收费问题，2014年12月1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律师服务（刑事案件辩护和部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代理除外）。除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包括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提供的下列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1.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2、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抚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设计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3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本案被告提供的法律服务收费属于可按市场调节价收取的范围，而按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律师服务收费，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本案的收费标准就是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并未违法。至于被告收费后未开具发票，确实违反了税法的相关规定，但与本案的诉讼请求无关。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30万元借款的利息损失问题，与本案无关。本案原告聘请的法律工作者李东来自于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山法律服务所，但出示的发票纳税人却是长沙市岳麓区方正法律服务所，名不符实。因此，原告主张由被告承担30万元借款利息损失和2万元法律服务费的诉讼请求，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认为被告承诺了能够实现刑事案件立案结果的意见，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宜昌市同升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700元，减半收取4850元，由原告宜昌市同升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潘道福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刘万友书记员黄威附：判决书引用法律条文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