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6民终48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时代电子市场未然电子商行，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428号（浙江时代电子市场3层B区675、676）。经营者：汪小竹，女，195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明良，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大磊，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现代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迪荡新城黄金时代大厦3幢1101室。法定代表人：童海兵，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校，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时代电子市场未然电子商行（以下简称未然商行）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现代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7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时代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明良、郑大磊，被上诉人现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校到庭应询。本案因其他原因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诉讼，于2020年4月16日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未然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未然商行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未然商行的注册登记日期晚于送货日期为由，否定未然商行已履行《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交付义务，判决证据不足，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未然商行是否按约履行发货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未然商行已向现代公司履行《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全部供货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现有新证据可以证明履行相应发货义务。1.《产品购销合同》的签订在未然商行供货事实发生之后，其合同中的金额即为实际供货产品货款，具体设备数量和价格已在合同附件清单进行列明。2.未然商行和现代公司签订合同并注明金额这一行为，再与送货单、支付部分货款等证据相结合，足以证明货已发送到案涉新昌美凯龙美丽家项目工地。3.本案有新证据可以证明未然商行向新昌美凯龙美丽家项目工地发货。未然商行向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公司）采购监控设备，并委托发往新昌县泰坦大道85号红星美凯龙项目部。根据到货确认书显示，该批设备已送至涉案项目地且由南宁签收确认收货，对应监控设备的型号和数量均与《产品购销合同》清单相符。二、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是否为未然商行与现代公司。1.针对一审法院认为“未然商行于2017年6月27日成立，而杭州周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安公司）发货时间均在此之前，故其述委托发货事实无法成立。”未然商行在一审庭审中已提交户口本等材料说明未然商行的经营人汪小竹为实际控制人方明良的母亲，周安公司的法人即为方明良，股东为方明良及其妻子张倩，上述两家单位的实际控制人方明良统一负责涉案买卖的签订和发货事宜，属于内部委托关系，未然商行已提交情况说明等证据说明委托事实。2.现代公司称与案外人三俊公司存在分包合同关系，即使该说法成立，该分包合同关系并不能直接否认分包合同中现代公司与供货商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实中存在大量口头订立买卖合同，完成供货结算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是供货事实发生后，未然商行与现代公司以补签合同的形式订立《产品购销合同》，其法律结果就是合同条款直接约束合同相对人。无论之前的法律关系如何，但在南宁去世后，鉴于南宁所购设备是直接用于现代公司的工地，故相关方通过补签订合同的形式确定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未然商行和现代公司之间具有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事实。未然商行提交的《监控系统工程施工合同》，欲证明现代公司在新昌美凯龙项目的负责人为南宁，因该合同未加盖公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现代公司的副总童兵辉确认其在新昌项目中承接并完工了UPS系统和监控系统工程两项工程，故在事实上存在相应《监控系统工程施工合同》。一审法院在法庭调查阶段询问现代公司该合同是否签署以及相应合同中的项目代表身份，现代公司代理人表示庭后核实提交，然一审法院在未收到核实情况下即作出判决。《监控系统工程施工合同》中的项目负责人身份情况对于本案事实认定起到关键作用。若该合同中乙方的项目负责人是南宁，则直接证明买卖双方的相对方是未然商行及现代公司。同时未然商行提交的快递邮寄凭证的收件人也同为现代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则可以证明未然商行已依约履行发货义务。一审法院应在收到现代公司提交的《监控系统工程施工合同》核实情况后结合全案证据予以判决。综上，未然商行在已证明履行供货义务，相应货物送到涉案工地并被用于现代公司所承接项目中的情况下，项目对接人南宁去世后，未然商行与现代公司约定直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证明双方确认买卖合同关系存在双方之间，且一审判决也认定未然商行与现代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代公司应根据合同中记载的金额向未然商行支付货款。现代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未然商行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未然商行未向现代公司履行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发货义务。1.从一审未然商行提交的快递单记载内容判断，发货人不是未然商行，收货人也不是现代公司，且所寄货物不明。2.未然商行与快递单记载的发货人周安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未然商行于2017年6月27日注册登记，周安公司发货时间均在此之前。3.现代公司与快递单上记载的收货人南宁、**炳无雇佣关系，也未授权其接受货物。《监控系统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中现代公司的代表人是公司执行董事童兵辉，而不是未然商行认为的南宁。未然商行在一审中提供了《监控系统工程合同》（复印件），该复印件第5页记载现代公司的代表是南宁与事实（原件）不符，未然商行该份证据是虚假的。二、未然商行与现代公司履行产品购销合同不成立。一审认定未然商行与现代公司履行产品购销合同成立是错误的。双方并无订立产品购销合同的真实意思，未然商行的销售意思不真实，现代公司的购买意思也不真实，该合同不成立。三、南宁（南宁父亲南中兴）与周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未然商行与现代公司直接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未然商行提供的快递单，以及二审提供的购销合同、送货确认单上记载发货人和收货人，说明南宁与周安公司买卖合同关系。2.因南宁突然去世，方明良主动联系南宁的父亲南中兴讨要货款，并表示愿意帮助南中兴完成项目。南中兴还应方明良要求前去杭州与方明良见面，方明良提供货款清单给南中兴，进一步催讨货款。上述事实，由南中兴的证人证言，以及方明良发给南中兴的短信记录可以证明。未然商行于2019年7月3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现代公司支付货款315174元以及违约金（以未付货款金额为基数，利率按日千分之三，自2017年7月1日起计算至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未然商行于2017年6月27日注册登记，其法定代表人为汪小竹，实际控制人为方明良。童兵辉系现代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1月8日，童兵辉通过微信发送给方明良现代公司账号、电话、税号、地址。2018年1月30日15：04，方明良向童兵辉通过微信电脑版发送《产品购销合同》模板，童兵辉收到上述合同后在合同第二页甲方处加盖公章，后同日15：10通过微信发送给了方明良。《产品购销合同》载明：需方为现代公司，供方为未然商行，合同总价427674元。2018年1月30日，未然商行开具了五份购买方为现代公司的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金额共计427674元。2018年1月31日，童兵辉通过微信告知方明良，发票收到了。2018年2月13日，童兵辉通过微信告知方明良“刚才查询过了，有个十五万进账，不过是一个个人名字叫何春莱打过来”。2018年2月22日，方明良通过微信发送一个截图给童兵辉，截图显示2018年2月13日何春莱转入现代公司157966.91元，交易备注显示为“新昌星龙监控工程款”。方明良庭审陈述该截图系南中兴发送给其，其再转发给童兵辉。2018年2月24日，童兵辉回复方明良“15万扣了25%，是112500，这个钱怎么划给你们，你的发票上没有开户行和账户，你发个给我”，方明良于同日将未然商行名称、账户、开户行发送给童兵辉，同日现代公司转账给未然商行112500元。童兵辉庭审陈述该款项系受南中兴指示付款。2019年1月21日，方明良通过微信向童兵辉发送商务函1份，其中载明“兹有贵司因新昌红星美凯龙监控及UPS不间断电源系统工程向本商行采购货物，本商行已于2018年1月30日开具发票号码01183761（金额66702.02元）、01183755（金额86687.5元）、01183756（金额96409元）、01183757（金额85687元）、01183758（金额92218.48元），合计427674元，贵司已向本商行支付货款112500元，尚欠本商行货款315174元未付，望贵司于2019年1月30日前清偿部分欠款102500元（260000*25%+150000*25%）”，余款支付双方另行商议。如贵司2019年1月30日前未支付102500元部分欠款，本商行将向法院提起仲裁或诉讼，追讨全部欠款共计315174元及滞纳金等。”童兵辉回复方明良“这些东西又不是我们问你买的，你也没发货给我，我这边和南宁有合同的，工程包括货物及售后，全是他负责，我们只是收管理费用”，方明良回复童兵辉“因为你们公司是总包，双方有合同，有发票，而且你们已经收入102500。我和你们公司有合同，有发票”。未然商行向该院提交的发货凭证载明，2017年1月6日、2017年1月9日、2017年4月20日、2017年5月16日，杭州周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向南宁发货，收货地址为浙江新昌泰坦大道85号红星美凯龙项目部。2017年2月24日、2017年6月20日、2017年6月23日、2017年6月26日，杭州周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向**炳发货，收货地址为浙江新昌南明街道兴南路一弄八号。2019年7月24日，杭州周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我司受未然商行委托代为向现代公司所承接新昌红星美丽家生活广场项目发送货物”。新昌县星龙置业有限公司与现代公司签订有《UPS系统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称为新昌红星美丽家生活广场（一期）UPS系统工程，工程施工地点为新昌县泰坦大道88号，合同价为50888.75元。工程期限为2016年6月30日前完成安装、调试。2017年6月17日，方明良向南中兴发送短信，其中载明“在哀伤时期，本不应打扰您，但恐新昌美凯龙项目日久生变，且上家催款催得急，情非得已，特向您请示：1、我是南宁新昌美凯龙监控项目监控产品供应商，截至5月底，共欠我货款190010元，本来5月底要收款的，但因为新昌工地未完全完工，所以没有收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未然商行实际控制人方明良于2018年1月30日通过微信向现代公司副总童兵辉发送《产品购销合同》，后现代公司加盖公章后通过微信传给未然商行，故应当认为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已成立。对现代公司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意见，该院认为，未然商行在本案中系以《产品购销合同》而非发货凭证来主张买卖关系的成立，现代公司对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现代公司所述的合同签订目的并不成为合同不成立的要件，故对现代公司前述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法律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根据《产品购销合同》载明，未然商行为涉案合同的供方、现代公司为涉案合同的需方，现未然商行以周安公司向南宁、**炳发货的快递单证实其已向现代公司履行供货义务，并提供了周安公司的情况说明以证实其代为发货的事实，然未然商行于2017年6月27日注册登记，而周安公司发货时间均在此之前，故其所述委托发货事实无法成立。而现代公司否认收到周安公司提供的货物，亦否认南宁、**炳受雇于其或受托收货的事实，故据此并不足以证明未然商行已向现代公司履行《产品购销合同》项下交货义务。未然商行主张《产品购销合同》即双方对于2017年1月至6月期间未然商行向现代公司供货的结算，然买卖合同以先签合同再行发货为惯例，而发货后的结算往往通过结算单、对账单的形式予以确认，故未然商行所述通过补签合同进行结算的解释，并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反而现代公司所述的合同签订系为开具发票向业主方主张货款的意见，结合合同签订、发票开具、112500元付款，在时间节点上分析更为合理。关于未然商行主张的现代公司已支付的112500元，现代公司陈述该款项系受南宁父亲南中兴指示付款，南中兴也予以认可，这一陈述与未然商行方明良所述其向童兵辉发送的付款截图系南中兴发送给其的也可相互印证，故仅凭上述付款凭证也无法证实未然商行已履行发货义务的事实。综上，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未然商行已向现代公司履行《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全部发货义务，其应当据此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未然商行的诉讼请求。二审中，未然商行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方明良与张倩结婚证，拟证明周安公司的股东张倩与法定代表人方明良系夫妻关系，同时结合一审中已提交的周安公司、未然商行、浙江时代电子市场方明良电子商行工商登记信息，方明良与汪小竹户口本，证明周安公司、未然商行、浙江时代电子市场方明良电子商行的实际控制人为方明良。2.《产品购销合同》编号2004437004三页、3.《产品购销合同》编号2003955625三页、4.《产品购销合同》编号2004452153三页、5.到货确认书六页，拟共同证明周安公司向海康威视公司订购监控设备，并发往新昌县泰坦大道85号红星美凯龙项目部，由南宁签收到货的事实。具体清单与未然商行和现代公司之间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附件产品清单一致。6.《证明》及附件2各1页，拟证明《产品购销合同》编号：2004437004、2003955625、2004452153对应产品的序列号与现在使用的一致。7.现场照片共21页，拟证明红星美丽家生活广场现场安装的监控设备与未然商行的供货设备一致。8.证明1份，拟证明未然商行与周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经营者为方明良，两家单位均为方明良所有。现代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与本案无关，未然商行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汪小竹，而周安公司系独立的法人，方明良与张倩是否是夫妻，与未然商行是否完成发货义务无关联性，也无法达到方明良系周安公司、未然商行的实际控制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5，与本案亦无关联性，该材料系周安公司向海康威视公司采购商品的购销合同，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从购销合同内容（第1页第3条）反映，南宁是代表周安公司接收相关商品，而不是代表现代公司。对证据6即海康威视公司出具的证明，系在一审判决之后制作，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周安公司与海康威视公司的购销关系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一组照片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该组照片中相关设备的照片显示的是“海康威视”字样，结合未然商行自己提供的与海康威视公司的购销合同可知，该设备系周安公司购买，并非现代公司购买，也非未然商行购买。其次，无法证明照片中的设备已在红星美丽家生活广场现场，且经现代公司核实，未然商行未到红星美丽家生活广场现场进行拍照，对拍摄地点的真实性不认可。最后，假设未然商行的拍照行为发生在红星美丽家生活广场，在未取得业主同意情况下，私自拍摄行为系违法行为，不是合法证据。此外，案涉《产品购销合同》所附的清单中的设备数量、种类远大于未然商行提交的与海康威视公司购销合同所体现的设备数量，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的设备与未然商行和海康威视公司购销合同中的设备是不同的两批货物，不存在对应关系。对于证据8的形式真实性认可，但记载内容无法判断，周安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是方明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现代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9《监控系统工程施工合同》1份，拟证明未然商行一审中提到的这个合同中现代公司的代表人是南宁，实际上真实的并非南宁，而是现代公司的副总童兵辉。未然商行对真实性无意见，并补充说明未然商行持有的是没有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是南宁在电脑上发给未然商行的。本院认证认为，未然商行在二审中提交的8份证据系为证明方明良为未然商行与周安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安公司向海康威视公司采购的产品已发往新昌县泰坦大道88号并实际用于新昌红星美丽家生活广场及红星美凯龙家居生活广场，上述事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即未然商行与现代公司是否发生买卖关系，未然商行有否向现代公司交付案涉产品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8份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确认。未然商行对现代公司提交的的《监控系统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现代公司与新昌县星龙置业有限公司就新昌红星美丽家生活广场（一期）及红星美凯龙家居生活广场（二期）监控系统工程签订《监控系统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现代公司指派童兵辉为代表，负责合同签订、履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未然商行与现代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可从下列两个角度加以分析：一是现代公司与未然商行之间是否具有达成买卖合同的合意，二是未然商行主张的已向现代公司交货的事实是否成立。未然商行上诉认为，2018年1月30日未然商行与现代公司通过签订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确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对未然商行的供货进行确认。现代公司认为，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系为未然商行向现代公司开具发票所用，现代公司并没有与未然商行达成买卖合意，也没有收到未然商行交付的货物。对此，未然商行方明良与现代公司童兵辉于2018年1月30日通过微信收发电脑版案涉《产品购销合同》，合同总价为427674元，同日，未然商行开具五份购买方为现代公司的通用机打发票，金额共计427674元。同时，未然商行提交了发货时间为2017年1月至2017年5月，发货人为周安公司，收货人为南宁，收货地址为新昌泰坦大道85号红星美凯龙项目部的发货单，以及发货时间为2017年2月至2017年6月，发货人为周安公司，收货人为**炳，收货地址为新昌南明街道兴南路一弄8号的发货单一组，结合双方当事人及相关证人在诉讼中陈述的案涉工程的承、发包及建设过程、欠款催讨经过，以及提供的相关证据，本院认为，现代公司主张的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系为开具发票签订、现代公司与未然商行双方并未达成买卖合意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未然商行提出的双方达成买卖合意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未然商行上诉提出已于2017年通过周安公司发货，并提交了上述发货凭证。对此，上述发货单的收件人为南宁、**炳，现代公司否认南宁、**炳代表其公司签收，未然商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南宁、**炳有权代表现代公司签收货物。现代公司已向一审法院说明其在案涉工程中的代表为童兵辉而非南宁，并在二审中提供了《监控系统工程施工合同》，未然商行亦未予否认。从案涉微信聊天记录和证人证言来看，未然商行系向南宁父亲南中兴催讨欠款，虽然未然商行亦向现代公司主张，但现代公司明确拒绝，据此，未然商行主张通过与现代公司签订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确认双方买卖关系并进行结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鉴于本院对未然商行主张的现代公司已收到案涉货物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故对未然商行是否委托周安公司交货不予评述。综上所述，未然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28元，由上诉人浙江时代电子市场未然电子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伟审判员 陆卫东审判员 **斌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俞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