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0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朋，男，1979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松，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至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庄河市城关街道新华路216号。法定代表人：杨君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帅，辽宁环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骏捷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庄河市桂云花乡桂云花村（政府办公楼108室）。法定代表人：董士歧，总经理。原审第三人：白连强，男，满族，1979年11月7日出生，住辽宁省庄河市。上诉人王海朋与上诉人大连至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诚公司）、原审第三人大连骏捷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捷公司）、原审第三人白连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3民初4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海朋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至诚公司给付王海朋轮胎货款616,29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所返轮胎与王海朋所主张轮胎款无关联性，假如至诚公司欲主张权利，可以进行另诉，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处理。王海朋自2016年起向至诚公司供轮胎，一直合作到2017年11月，期间王海朋供至诚公司数百条轮胎。而案涉所返轮胎系上诉人2016年所供轮胎，与上诉人所主张2017年轮胎款无关。双方对于2016年所供轮胎货款己经结算清楚，不存在争议，假如至诚公司认为王海朋所供轮胎存在问题，可进行另诉，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处理。二、假设法院认定案涉所返轮胎与王海朋所主张轮胎款存在关联性，一审法院以轮胎原价作为故障胎赔付价格也无事实依据。(一）案涉所返轮胎系至诚公司使用不当所造成的故障胎，不是买卖时质量就存在问题的质量胎，更不是未经使用的轮胎。至诚公司确曾返还过王海朋轮胎，但案涉所返轮胎既不是至诚公司未使用新轮胎，又不是至诚公司接收后就发现质量问题的轮胎，而是由至诚公司车队使用数万公里后单方认为质量存在问题的轮胎。在本案中，至诚公司在收到王海朋轮胎后未对轮胎质量提出异议，在使用过程中未对轮胎质量提出异议，在返还轮胎时也未对轮胎质量提出异议，直到王海朋向至诚公司索要轮胎款时才提出轮胎质量存在问题，且在本案中至诚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王海朋所供轮胎质量存在问题，至诚公司此说法显然为了逃避其支付义务，是不能成立的。（二）假设至诚公司所返案涉轮胎可以赔付，其赔付价格也很低，不应以轮胎原价计算。轮胎本属消耗品，而案涉所返轮胎并不是未经使用新轮胎，而是超出正常使用强度、磨损巨大的轮胎，因此案涉所返轮胎根本无法作为正常轮胎进行使用和赔付，只能作为废品进行处理，毫无价值可言。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海朋所售轮胎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却以轮胎原价来作为案涉所返轮胎抵顶价格显然有悖常理。三、假设法院认定案涉所返轮胎与上诉人所主张轮胎款存在关联性，一审法院以轮胎原价作为故障胎赔付价格也无法律依据。(一）双方并未约定故障胎应以轮胎原始售价进行赔付。在本案中，双方未约定案涉所返轮胎抵顶价格，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对于案涉所返轮胎抵顶价格也存在巨大分歧、未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却认定双方确认了退货轮胎单价显属认定错误，于法无据。(二）根据轮胎行业标准，案涉所返轮胎不应予以赔付。至诚公司案涉所返轮胎系经高强度使用、磨损巨大的轮胎，根据轮胎行业相关标准，案涉所返轮胎属使用后期的轮胎，属不理赔范围，一审法院却认定案涉所返轮胎应予赔付显属认定错误，于法无据。四、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所返轮胎数目为64条显属不当。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所返轮胎数目为64条，事实上，上诉人所收轮胎数目仅为43条，剩余21条上诉人未收到，一审法院如此认定显属不当。至诚公司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王海朋上诉请求。其主要答辩观点为：一、至诚公司退给王海朋的有质量问题的轮胎均为在本案所涉期间至诚公司所购轮胎中产生的。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至诚公司主张扣除有质量问题的轮胎货款，法院一并处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二、对退回的轮胎王海朋均向至诚公司出具了收据，收据上载明为“问题胎”、“返厂故障胎”，这说明退回的轮胎均系有质量问题的轮胎。对于有质量问题的轮胎，依法要么退还货款、要么更换新胎。据此，原审以轮胎原价扣除货款并无不当。至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至诚公司给付王海朋轮胎货款13,343.75元。事实和理由：一、至诚公司通过白连强购买的轮胎，至诚公司在收货后均在“欠据”上加盖公章或由经理杨世俊签字确认。至诚公司通过白连强共购买轮胎三次，货值为263,600元。除此之外，在王海朋主张的购货期间内，至诚公司未再向王海朋购买过轮胎，也未再委托白连强购买轮胎。因此，原审认定王海朋主张的货值为616,290元的轮胎均为至诚公司购买，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对该节事实的认定错误。二、对于至诚公司实际购买王海朋轮胎的263,600元货款，至诚公司己于2017年9月12日将其所有的在大连富民水泥制造有限公司的374.75吨水泥提货卡转给王海朋，抵顶了轮胎货款103,056.25元。对于抵顶后的余额轮胎货款160,543.75元，因王海朋出售给至诚公司的轮胎存有质量问题，王海朋己将64条故障轮胎收回，王海朋收回的故障轮胎价值为147,200元，抵顶后仍欠货款13,343.75元，对该13,343.75元至诚公司同意给付。三、白连强在原一审开庭时曾到庭作证，明确其是骏捷公司员工，而非至诚公司员工。对此，无证据证明白连强陈述不实，故应根据白连强的陈述认定其身份。原审判决以白连强被列为原审第三人后未到庭参加诉讼违反程序法为由，对其作为证人时某陈述不予认可，没有法律依据。四、未加盖至诚公司公章或未经杨世俊签字的单据上的轮胎均为骏捷公司实际购买。对于至诚公司不予认可的单据上的轮胎，至诚公司未授权白连强购买，事后也未追认。这些单据仅由白连强作为欠款人或经手人签字，而白连强对至诚公司既无代理权，也无相应职权，更不构成表见代理，故其行为对至诚公司没有法律效力。对于至诚公司不予认可的单据上的轮胎，至诚公司并未实际收到，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至诚公司实际收到轮胎。王海朋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至诚公司上诉请求。其主要答辩观点为：至诚公司所说白连强身份问题，白连强出庭作证时仅自称其是骏捷公司员工，而未提供任何证据。其后在骏捷公司参与的庭审中，骏捷公司对白连强身份予以否认。同时，王海朋在一审时调取白连强在至诚公司的涉税证明，可以认定白连强是至诚公司员工。在多份欠据上既有白连强的签字，又加盖至诚公司的公章，因此白连强代为购买轮胎的行为就是为至诚公司购买，而非骏捷公司。骏捷公司、白连强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述称意见。王海朋起诉请求：至诚公司立即给付货款616,290元及利息1,500元。一审法院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1、王海朋持有的其余27张欠据。上述证据均由白连强在欠款单位或经手人等处签名或签注“代石某”、或标明车号（如XX车）、单位或位置（如某院里、某物流等）。证据真实性因各方均未提出异议，予以认可。但是，证据所能证实事实需结合其他案情及证据综合判断。王海朋有关对方仅认可盖单位公章的收据、在之后庭审中被迫改为亦承认经理签字、可以表明其之前的辩解均虚假、因此前述欠据所涉货款均应认定系至诚公司购买一节，因至诚公司在原一审第二次开庭时虽承认统计购货次数有误，但其在原一审首次开庭及开庭前提交的答辩状中均已确认，至诚公司购货均加盖公章或由经理杨某签字，可以表明王海朋前述论证逻辑缺乏基本事实依据，不予采纳。王海朋有关其与至诚公司之间存在交易习惯，即收货欠据上均只须白连强签字、可以不加盖公章一节，按法律规定其应负举证责任证实双方之间存在这一交易习惯，而非仅口头主张。其未直接提供证据证实，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关于至诚公司是否接受过王海朋未经己公司盖章或经理签字的欠据或收据，须结合其他案情或证据判断。至诚公司有关前述白连强签收的欠据中除有“代石某”收之外，还有“代陈某”的情况，以此直接证实收货人为其他单位或个人的主张，王海朋表示经核实确与至诚公司无关，已经另行起诉。相关证据形式如果相同或相似，但当事人主张的合同关系却截然相反；如无其他情形存在，有可能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但是双方均未提供上述欠据，相关情况一审法院不能判明，至诚公司相关辩解，事实依据不足，不予采纳。2、关于白连强的身份、是至诚公司员工或是骏捷公司员工一节，原一审时白连强虽到庭作证，承认是骏捷公司员工、行为与至诚公司无关，但在本次重审中依法律规定和一审法院举证要求，白连强作为原审第三人仍须本人到庭陈述、对质，未到庭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对其之前陈述，骏捷公司否认，王海朋亦以税务登记为证予以驳斥，因此白连强之前的陈述，因违反程序法有关规定、且缺少其他有力证明，不予采信。王海朋有关至诚公司税务登记代扣（企业员工）个人所得税报告表中（仅2017年9月）有白连强记录、可以证实在此前后白连强均为至诚公司员工的主张一节，分析如下：首先，至诚公司有关白连强仅是在报税为公司利益需要、临时从外单位“借来”、“虚增”的人员、所增人员自己不需要承担税款、公司也不需要增加税费的辩解，虽然前述报告确如至诚公司所述，白连强免交所得税，但至诚公司前述理由及其作法是否“合理”、真实仍须至诚公司举证证实，至诚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其辩解不能确信。其次，关于王海朋的主张，因王海朋同时主张董士歧、于双均被至诚公司雇佣、是企业员工，但在税务登记中均无相关记载；并且，双方交易历时数年、案涉争议亦涉及半年左右的交易行为，均涉及白连强“职务行为”的期限，但该期限与税务登记记载中的“一整月”有明显区别。因此，仅凭税务登记，不足以确认白连强身份，尤其是在全部案涉争议期间的职务或身份。另外，白连强身份是否与案件处理有直接关联，依民法总则等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等，才由公司等承担责任，如：1、公司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后果由公司承担；2、执行公司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公司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公司发生效力；3、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等等。依双方确认，白连强仅系某公司汽车维修工。但影响本案处理的却是，其是否有相应职权而执行工作任务、或者是否有相应授权并以公司名义实施；即为至诚公司购买轮胎。仅争议、确定其系某公司职工（即使确定），而不涉及其职权或授权，不足以产生前述法律效果。至于白连强是否代表至诚公司收货、收取的轮胎是否用于至诚公司车辆或交至诚公司指定场所存放，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及交易形式中，则可能涉及多重合同关系或法律关系；王海朋在其中仅主张双方之间直接存在、单一（买卖）合同关系，则需排除其他可能性。在白连强无代理权或无相应职权的情况下，是否具备“表见代理”的情况，即其作为行为人，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职务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按法律规定，代理行为须在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相对人是善意并且在严格意义上讲是没有过错的。依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要求，通常会涉及查验对方当事人是否有加盖公章、合同章的空白合同、业务介绍信、授权委托书等。而依王海朋前述陈述及举证情况，前述情形不能满足。3、骏捷公司与至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挂靠一节，相关合同的真实性，因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至诚公司有关合同仅签订未履行一节，因合同自身记载，部分款项已经给付，即合同已经处在履行状态，与至诚公司前述辩解相左，其辩解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另外，挂靠合同履行一节，在王海朋提供的其与杨君仁、董士歧的谈话录音内容中亦有相应程度体现。但是，依合同约定，骏捷公司车辆挂靠至诚公司运营并以收入偿还对至诚公司的欠款、驾驶员及相关人员由至诚公司统一管理，车辆日常维护、维修和保养等费用由骏捷公司自行承担。因此，在存有多重疑点的情况下（1、骏捷公司的行为及债务能否跨越前述合同关系及双方而直接由至诚公司对外承担；2、在案涉轮胎直接或最终用于前述挂靠车辆；3、相关人员原属骏捷公司但在案涉交易时由至诚公司统一管理等事实尚未证实），仅凭前述挂靠合同，不足以支持骏捷公司案涉交易发生在王海朋和至诚公司之间、或者案涉钱款应由至诚公司承担的主张。骏捷公司虽提供本公司部分车辆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交付至诚公司抵偿债务的执行裁定书，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裁定内容与双方协议及车辆挂靠不同，待证事实与证据内容脱节，不予采信。4、关于货款数目，经各方当事人当庭核实并确认无误（实低于一审法院计算结果），不违反法律有关当事人处分权的规定，予以确认。5、关于退货、水泥抵顶货款一节，王海朋虽主张退回轮胎是帮助至诚公司处理、前述轮胎是至诚公司错误使用造成、不属于退货范围一节，因相关证据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其记载为“问题胎”、“返厂故障胎”，依证据记载内容及轮胎被收回的行为外观，有理由认定系买卖合同关系中有关质量不符合约定而更换、退货等情形。王海朋主张另有原因及约定，需举证证实，仅凭口头辩解，不足以反驳前述证据和事实的证明力。关于退货轮胎单价，争议双方均确认每条市场价格2,300元，与双方无异议的欠据（或收据）以及争议单据体现的价格基本一致，予以确认。轮胎退回之前发生的实际使用费用，目前无据可证。因此是否发生实际使用费用，不能认定。至诚公司有关前述退货仅系无异议单据中的轮胎的陈述，以及双方无异议部分抵顶水泥款亦仅针对前述单据中的货款主张，虽轮胎数目、价款接近，部分品牌有重合，但双方交付、退回时单据中记载货物的方式不统一，轮胎品牌、规格不详或不对应，在供货日期、退货日期等方面亦无法印证，因此至诚公司前述辩解，无据证实，不予采信。王海朋有关退货针对之用已经结算和付款的轮胎一节，按照合同法有关债务抵销和行使的规定，当事人双方互负到期债务，并且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在本案中，诉讼双方亦是各年度交易双方，双方因轮胎出售、退回发生钱款给付义务；双方虽未约定付款期限，但按合同法相关规定，可以随时要求对方履行；王海朋无证据证实前述退货依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不应抵顶，或者钱款已经或者或可以另行结算。因此，案涉情形符合债务抵销的规定，王海朋辩解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王海朋有关水泥抵顶货款对应的是已经结算付款的2016年及2017年初的货款、不包括在本次诉讼所涉货物当中的辩解，因依其自述2016年及2017年5月13日之前的货物已经结算付款（对方认可，且有其自己提供的欠据照片证实。照片显示，2017年5月13日在接收对方价值34万元的水泥，之后反欠至诚公司钱款。与前述争议的抵顶水泥价值、时间不同）；而依其自己书写的争议水泥的抵款收据，收取日期为2017年9月。如果其辩解成立，则出现相应货款实际付清在先、但部分付款手段（前述争议水泥的抵顶）又发生在后的矛盾现象，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悖。该辩解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对前述反欠款项，至诚公司对证据的否认意见，亦带有对自身权利处分的效果，予以尊重，无职权主动处理。6、王海朋向至诚公司打欠条一节，其仅提供2017年5月13日书写的欠条照片一张，其中记载截至当日（案涉交易发生之前）至诚公司欠米其林轮胎价款31万余元、收对方水泥价值34万余元，抵顶之后米其林欠至诚公司2.7万余元。王海朋以此主张买卖关系存在，其虽陈述欠条由对方保管，但未举证证实照片来源，包括欠条确由对方保管，因此不能依法推定欠条在至诚公司处，进而证实其他事实。但是，王海朋有关欠条内容的陈述及提供的照片，属于对事实的自认，其亦受其陈述内容约束。7、关于录音的真实性一节，为案涉争议，王海朋提供其与杨君仁、董士歧多次谈话录音，涉及杨君仁承认轮胎（部分或全部不详）车队用了，白连强仅是修理工无权签字、拿轮胎，董士歧要带走车队，要查车队账、要核实收取的轮胎车队是否实际使用等的陈述，结合前述挂靠协议等，可以证实杨君仁、董士歧和白连强彼此认知、存在一定关联，但是涉及轮胎使用，是否如王海朋如述，其与至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白连强是至诚公司员工、并负责采购轮胎，录音内容不能直接证实。8、关于王海朋有关前述退货的收货人冯某，是其雇佣的工作人员、或者二人是合伙关系，又或者是合作关系一节，其中合伙涉及冯某是否属于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尤其是共同原告一节，因各方当事人对仅王海朋一人作为原告一节均无异议，且在合伙关系中各合伙人均有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综合案涉争议诉讼历程，一审法院不再追加或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王海朋有关系其个人供货、自己无单位、也不是代单位销售的主张，其提供的欠条照片虽有“货主是米其林、此处米其林系单位而非品牌”的可能，但因无其他明显相反的事实或证据，因此依法推定其所述属实。如果王海朋与其他单位或个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关系，可依法另行处理。9、案涉轮胎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至诚公司否认与王海朋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但其有关白连强的陈述矛盾且较为模糊，原一审时陈述，系王海朋卖给骏捷公司、骏捷公司再出售给至诚公司；本次审理则强调，白连强是中间人、联系人，帮助购买，是居间，但不是中间商。但居间本身意味着居间人之外还存在买卖合同双方。又如前述无异议的证据所示，在至诚公司确认的欠据（或收据）中，白连强均为经手人，而非交货单位或收款单位；在至诚公司提供的其向外抵顶水泥的收据以及退货收据当中，收款单位经手人处由王海朋签字，或者付款单位为王海朋一方的冯某，而不是白连强或其他单位。依已经证实的行为外观判断，在至诚公司认可的单据所涉交易中，直接排除了白连强或其他单位是买卖合同的出卖人的可能，白连强或其他单位不是买卖合同中的交易对象，王海朋有可能确系案涉合同一方。再者，双方对2016年交易已经结算、款项已经付清一节，均无异议，王海朋主张该年度交付至诚公司的欠据，至诚公司有加盖公章的，也有未盖公章的（之前主张当年均加盖公章、之后改口），自己保管了相应的手记账本，要求双方均出示。相关要求，法院准许，并且要求双方提供案涉交易期间内的轮胎购买记录、账册及单据。在法院指定期限内，王海朋提供了2016年及案涉交易年度的账本，至诚公司未到场、未提供相应账册及单据。因此结合前述已认定事实和证据，有理由推定，王海朋主张的事实成立，即2016年欠据及案涉交易形成的单据或交易记录，在至诚公司账目中均有体现，可以证实案涉交易的买卖双方是诉讼双方。进而,不能排除以下事实存在的可能，在前述交易当中，维修工白连强签收货物，取得至诚公司相应授权，但授权范围包括全部案涉交易、或者授权在期限、具体某节或若干节事务中有不明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海朋2017年5月15日至11月4日之间通过白连强等人向客户供应轮胎，收货后形成的欠据均由白连强签收。上述货物共计价值616,290元。至诚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以水泥抵顶货款的方式给付王海朋103,056.25元。至诚公司在2017年10月10日、12月8日先后退给王海朋轮胎共计64条，价值共计147,200元。经查，上述货物均由至诚公司购买、使用。收货价值与付款、退货两相折抵，至诚公司欠付王海朋货款366,033.75元。一审法院认为，王海朋与至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买卖合同关系形成的债务，受法律保护。王海朋有关给付全部货款的请求，因对方有据可证，部分货款已经支付，另有部分货物依合同法规定已经退货，价款应自货款中扣除，因此王海朋主张应付货款中经查实的部分，依法应予支持。王海朋有关自欠款之日起给付利息的要求，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按合同法有关规定，可以随时向对方主张，但应给予对方必要准备期限，因此其有关给付利息的要求，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应予支持，但应自起诉之日起计算，且不超过其在诉讼中请求的具体金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第一款、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大连至诚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海朋货款366,033.75元；二、大连至诚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海朋前述货款的利息，自2018年6月8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同期同类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但该部分利息累计金额不超过1,5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王海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12元、财产保全费3,120元，合计13,232元，其中8,900元由大连至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4,332元由王海朋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王海朋提交《轮胎理赔技术规范》，拟证明轮胎业中理赔的标准。上诉人至诚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是行业标准，与本案没有关联，有质量问题的轮胎对方已经全部收回，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于质量轮胎要么退货要么换新货，按照原价抵付货款是符合规定的。经审查，该《轮胎理赔技术规范》系国内贸易行业标准，并非可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本院对其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其一，至诚公司是否应对其不予认可的27张欠据所载货物承担付款责任；其二，至诚公司向王海朋退回轮胎数量、价格及能否抵销案涉货款。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关于白连强的身份问题，白连强原一审出庭作证时虽自认是骏捷公司员工，但无相关证据佐证，本次一审、二审时其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与骏捷公司对质，故一审法院认定白连强所作证言的证明力不足有据。王海朋提交的至诚公司税务登记代扣（企业员工）个人所得税报告表中有白连强的记录，至诚公司对此不能进行合理解释；至诚公司认可的加盖印章的三张欠据上有白连强作为经手人签字；骏捷公司与至诚公司签订挂靠协议，该协议内容包括“驾驶员及相关人员由至诚公司统一管理”的内容，在王海朋提交的2018年5月24日录音证据中，杨君仁称“这个车队是我打官司打来的，全部交给董老三来管理”，在王海朋提交的2018年5月26日录音证据中，杨君仁称“白连强他没资格（签字）也不是俺家采买，他就是修车的”、董仕岐应在单子上签字及“这是俺家里事”，综合上述情况，王海朋所举证明白连强受至诚公司管理，至诚公司应受白连强职务行为约束的证据优势于至诚公司所举证据。其次，至诚公司认可的三张欠据上白连强作为经手人签字后，至诚公司加盖了印章，至诚公司亦认可2017年10月10日及2017年12月8日退换轮胎时也是通过白连强办理。在2018年5月26日王海朋向至诚公司主张货款的录音中，杨君仁说：“他（白连强）不是，他没有权利，你这个权利不在他……你这账得印一份给我，我还得查啦，这些东西，我家里进没进账，哪去了，对不对？”王海朋说：“对对，这就是个内部管理的一个问题。”杨君仁也说：“这和你没什么关系，两个问题。”由此可见，在双方此前的沟通中，至诚公司也认为白连强的签字行为代表至诚公司，则王海朋有理由相信白连强在其他欠据上的签字亦代表至诚公司。再次，至诚公司仅认可三张欠据所载116条轮胎，对其他欠据所载轮胎不予认可，并主张至诚公司退给王海朋的有质量问题的轮胎均在本案至诚公司所购轮胎中，但其退货轮胎数为64条，其主张的有质量问题的轮胎数与其认可的已购轮胎数的比例明显不合常理。最后，一审法院要求双方提供案涉交易期间轮胎购买记录、账册及单据，在法院指定期限内，至诚公司未到场、未提供相应账册及单据。结合杨君仁在2018年5月26日录音中的陈述内容，即杨君仁说：“于德全得把他那个什么给我，于德全是个统计，哪个月谁的车上了多少胎，他那个东西得拿出来”。董仕岐说：“U盘”。杨君仁说：“那个U盘得拿来，于双的U盘得给，你不给这玩意我就查不动了，那不就打糊涂账了”，至诚公司应持有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一审法院认定王海朋主张的事实成立有据。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首先，关于退回轮胎数量问题，2017年10月10日及2017年12月8日收条均由“冯志强”签收，王海朋虽不认可10月10日收条，但称其已向冯志强核实，冯志强认可已收到该21条轮胎，则一审法院认定退回轮胎的数量为64条并无不当。其次，关于以双方确认的轮胎市场单价认定退回轮胎价格是否有据的问题，案涉收条记载为“质量胎”、“返厂故障胎”，则有理由认定系买卖关系中有关质量不符合约定而更换、退货的轮胎；王海朋主张该部分轮胎为“至诚公司使用数万公里后单方认为质量存在问题的轮胎”，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按照王海朋主张，其接收至诚公司退回轮胎系帮助至诚公司协调厂家赔偿，但其亦未能提交其已协调厂家、厂家按照轮胎状况赔付、其已就结算款与至诚公司结算等方面的证据，故对王海朋的此项主张亦不能采纳。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以双方确认的轮胎市场单价认定退回轮胎价格有据。最后，关于能否抵销案涉货款的问题，根据收条本身无法得出王海朋提出的所返轮胎均系其2016年所供轮胎之主张，即使该轮胎全系或部分系2016年所供轮胎，王海朋接收至诚公司退回轮胎亦在王海朋与至诚公司之间形成债务债权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至诚公司有权主张抵销。综上，上诉人王海朋、至诚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24元（上诉人王海朋、上诉人至诚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王海朋、上诉人至诚公司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川审判员 赵 虹审判员 盛韵同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