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11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涛，男，198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临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帅超，河南中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保定市富润滋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户木乡安庄村。 法定代表人：张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广宇，保定市徐水区人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韩涛因与被上诉人保定市富润滋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富润滋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9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互联网在线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帅超、被上诉人保定富润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广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涛上诉请求：撤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9民初1151号判决，改判驳回保定富润滋公司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作为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原审做出让韩涛给付饲料款的判决无论从事实上还是法律上均没有任何依据。首先，本案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韩涛没有从保定富润滋公司处拉走饲料进行销售，保定富润滋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韩涛从保定富润滋公司处拉走料销售。根据法律规定，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村料是买卖合同，或者是结合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及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可惯等其他证据做出的认定，而在本案中上述村料均无。根据原审査明的事实，韩涛在回河南富润滋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富润滋公司）任职法定代表人之前系保定富润滋公司的总经理，韩涛个人不可能从保定富润滋公司处拉货销售。保定富润滋公司诉称韩涛在其处拉货销售，但并不能说清楚具体拉的时间、地点、货物类型及数量规格，付款情况等，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其次，原审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在原审中，韩涛认为借款已经还清，并提交了汇款单、河南富润滋公司的情况说明及劳动合同等证据。对于转账情况，保定富润滋公司是认可的，但辩称是河南富润滋公司支付其镇平县的货款，但是对其辩称并未提交其与河南富润滋公司的买卖合同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根据法规定，其应属于无效抗辩。但是，原审判决居然认为“保定富润滋公司对于韩涛辩称转账系河南富润滋饲料有限公司向保定富润滋公司支行的货教这一说法没有提供反驳证据”，对于此种举证责任分配，上诉人觉得匪夷所思。第一，对于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关系是保定富润滋公司的举证责任，保定富润滋公司没有完成举证；第二，对于保定富润滋公司称汇款系河南富润滋公司支付的货款，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但居然要求韩涛对保定富润滋公司的辩称提交反驳证据。原审如此分配举证责任完全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 保定富润滋公司辩称，上诉主张不成立。韩涛否认从保定富润滋公司处拉货销售，却对保定富润滋公司一审提供的多达几十次的银行转账明细没有异议，那么也就是对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这一事实没有异议，否则没有买卖关系却多次向保定富润滋公司转账与常理不符。韩涛单单指明2018年6月29日和7月4日两笔转账是张志超代韩涛偿还保定富润滋公司的款项，那么举证责任应当在韩涛一方。韩涛应当举证证明该两笔款与其他多次转账的行为有何不同，也就是说韩涛未完成举证责任。退一步讲，即使在全案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充分确凿的情况下，我方提供了转账明细单、公司记账凭证、韩涛给保定富润滋公司书写的欠款证明，已经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对该事实应予以认定。 保定富润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韩涛给付饲料款95250元；2.诉讼费由韩涛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保定富润滋公司主张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韩涛于2018年之前分几次从保定富润滋公司购买饲料。2018年1月5日，双方经核算确认欠货款95250元，韩涛当日出具《借条》2份。保定富润滋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提供借条2份，分别载明：“借条今借到保定富润滋现金87800元捌万柒仟捌佰元整欠款人：韩涛如发生纠纷由徐水法院裁决2018.1.15”、“借条今借保定富润滋现金7450元（柒仟肆佰伍拾元整）欠款人：韩涛刘二伟如发生纠纷由徐水法院裁决2018.1.15”。关于韩涛出具的金额为7450元借条中书写刘二伟的原因，保定富润滋公司称，韩涛说他和刘二伟有其他联系，为了和刘二伟弄清账目，韩涛才将刘二伟的名字写上的，刘二伟与保定富润滋公司无任何关系。韩涛质证称，对保定富润滋公司提供的《借条》2份真实性无异议，上面的文字包括刘二伟的名字均为韩涛书写，但双方为借贷关系，不是买卖关系。只署名韩涛的《借条》是当时临近春节，韩涛任法定代表人的河南富润滋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富润滋公司）资金紧张，向保定富润滋公司的借款，保定富润滋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的。韩涛在河南富润滋公司成立前系保定富润滋公司的经理。另一张署名韩涛和刘二伟的《借条》实际是刘二伟的欠款，刘二伟曾在保定富润滋公司任业务员。河南富润滋公司的财务人员张志超分别于2018年6月29日、7月4日向保定富润滋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军银行账户转款61284元、3万元，合计91284元，再扣除保定富润滋公司所欠刘二伟的工资，两笔款项均已还清。韩涛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河南富润滋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韩涛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河南富润滋公司出具的证明（记载：我公司财务人员张志超分别于2018年6月29日、2018年7月4日向保定市富润滋饲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军转款61284元和30000元，该两笔款项系替韩涛偿还2018年1月15日向保定市富润滋饲料有限公司的借款）、张志超与河南富润滋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借记卡产品资料查询单、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记载：张志超分别于2018年6月29日、7月4日向张军转款61284元、3万元）。保定富润滋公司质证称，对韩涛出具的河南富润滋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证明无异议；对河南富润滋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不认可，对借记卡产品资料查询单、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无异议，但张志超向张军转账的两笔款项是河南富润滋公司支付给保定富润滋公司的其他饲料款，从2017年至2019年保定富润滋公司与河南富润滋公司存在数十笔转账记录，包含有张志超向张军转款，因此，张志超向张军的转款并非偿还的韩涛欠款。保定富润滋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单1部（记载自2017年4月12日至2018年7月31日韩涛、张志超均多次向张军账户转款）。韩涛质证称，对该银行流水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未显示韩涛提交的两笔转款的具体原因，故对关联性不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韩涛对保定富润滋公司提供的《借条》、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单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保定富润滋公司对韩涛提供的河南富润滋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张志超与河南富润滋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借记卡产品资料查询单、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保定富润滋公司提供的2017年4月12日至2018年7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单记载此期间韩涛、张志超均多次向张军账户转款，其中包括韩涛主张的2018年6月29日、7月4日转款61284元、3万元。保定富润滋公司主张上述转款交易均为其向河南富润滋公司出售饲料，河南富润滋公司所支付的货款，韩涛对此未提供反驳证据，故对韩涛提供的河南富润滋公司出具的证明，不予以认定。对韩涛主张的借条中的款项系河南富润滋公司的借款和张二伟的欠款，并已经还清，不予采信。对保定富润滋公司提出的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韩涛欠保定富润滋公司饲料款95250元的主张，予以认定。 保定富润滋公司与韩涛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韩涛从保定富润滋公司购买饲料后，经催要应当及时给付饲料款。保定富润滋公司要求韩涛给付所欠饲料款95250元，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判决：“被告韩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保定市富润滋饲料有限公司饲料款952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81元，由韩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保定富润滋公司提交向河南富润滋公司等供货的供货记录记账凭证两册，第一册起止时间是2018年6月27日至2018年6月30日，第二册是起止时间是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9日。第一册中00164号凭证记载2018年6月29日镇平富润滋应收账款为61284元，同日收镇平富润滋货款61284元。第二册中00018号凭证记载2018年7月4日应收沈阳富润滋账款为39990元，同日收沈阳富润滋货款30000元及9990元。用以证明上述61284元及30000元是收取镇平富润滋、沈阳富润滋的货款，并非是韩涛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偿还案涉欠条的款项。镇平富润滋、沈阳富润滋系河南富润滋公司的销售处。韩涛质证称，对上述证据不认可。河南富润滋公司从未收到过保定富润滋公司提交证据中所涉案的这两笔供货。镇平富润滋、沈阳富润滋与河南富润滋公司没有隶属关系，而且镇平富润滋是在2016年成立，河南富润滋公司是在2018年成立，这两个富润滋之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因韩涛未能提交可以反驳该记账凭证的证据，且记账凭证中争议款项的汇款日期及金额与张志超向刘军转款的记录一致，可以相互印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但对于镇平富润滋、沈阳富润滋与河南富润滋公司之间的关系，本院不予认定。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韩涛欠保定富润滋公司95250元并出具《借条》两张。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保定富润滋公司提交的由韩涛出具的两张《借条》，均显示是韩涛向保定富润滋公司借款。韩涛在本案庭审中亦主张是向保定富润滋公司借款并认可已经收到相关款项。保定富润滋公司依据上述《借条》向韩涛主张偿还欠款，理据充分。至于金额为7450元《借条》中出现的“刘二伟”的签字，韩涛认可系其所签，故应由韩涛偿还该笔欠款。保定富润滋公司在起诉时主张案涉欠款系由韩涛所欠货款转化而来，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实。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应予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述条款是对当事人之间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本案中，保定富润滋公司为证明债权关系存在，提交了由韩涛出具的两张《借条》，且韩涛对真实性及收款数额均无异议，因此保定富润滋公司已经履行了证实债权关系存在的证明责任。而韩涛作为欠款方，应当对债权关系的消灭承担本证的证明责任。为此，韩涛提交了2018年6月29日、7月4日河南富润滋公司财务人员张志超汇款给张军的汇款单及河南富润滋公司的证明，称已经偿还保定富润滋公司欠款61284元及30000元。根据一审中保定富润滋公司提交的张军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交易资料显示，张志超曾经在2018年6月至7月间，向张军累计转款10笔。韩涛主张其中6月29日的61284元及7月4日的30000元是偿还的案涉欠款。但案涉《借条》的债权人是保定富润滋公司而非张军，且两笔转款数额之和91284元与《借条》中载明的欠款数额之和95250元并不一致。在河南富润滋公司与保定富润滋公司存在多笔交易且多次由张志超汇款给张军的情况下，韩涛将上述汇款中的两笔转款作为其个人偿还保定富润滋公司的还款，足以令人产生合理怀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韩涛所提交的证据未达到本证所要求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足以充分证明其还款主张，本院对其相应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保定富润滋公司主张91284元转款均为其向河南富润滋公司的销售处镇平富润滋、沈阳富润滋出售饲料，并由河南富润滋公司所支付的货款。一审法院以韩涛对此未提供反驳证据为由，对韩涛提供的河南富润滋公司出具的证明不予认定，属于对举证责任分配有误，应由保定富润滋公司对韩涛的主张承担反证的证明责任。在二审中，保定富润滋公司所提交的记账凭证显示韩涛所主张的两笔付款系收取镇平富润滋、沈阳富润滋的货款，上述记账凭证的记载内容与河南富润滋公司所出具证明中的证明事实不一致，导致韩涛所主张的已经偿还保定富润滋公司91284元欠款这一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未予认定韩涛已经偿还案涉欠款，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韩涛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偿还案涉欠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判决韩涛向保定富润滋公司偿还欠款，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一审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和分配证明责任方面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韩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81元，由上诉人韩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 月 审判员 郑金梁 审判员 陈 宁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佟锡尧 书记员王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