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4行终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枣庄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枣庄市市中区振兴北路440号。 法定代表人徐夏青，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继新，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任为先，山东明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管爱莲，女，197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薛城区。 原审第三人枣庄市留庄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滕州市级索镇。 法定代表人刘玺君，矿长。 上诉人枣庄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中区人社局）因与被上诉人管爱莲，原审第三人枣庄市留庄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留庄煤业公司）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一案，不服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402行初6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管爱莲的丈夫郭延峰生前系留庄煤业公司职工，从事保卫工作。2016年6月3日下午4时许木厂职工发现郭延峰躺在矿内沙场东边，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及110报警电话。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经检查，郭某无生命体征，确认死亡。公安机关出警后对现场进行了勘验，并对现场进行拍照。2016年6月23日留庄煤业公司向市中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书，2016年6月27日，该局向留庄煤业公司送达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告知书，认为申请的材料缺少：1、医疗机构的证明（出诊医师签字、死亡原因）；2、公安机关出警报告、音像图片（出警人签字、死亡原因）；3、详细叙述事情的全部经过细节明确到人，要求该公司进行补正。留庄煤业公司将补正材料说明提交后，2017年4月20日市中人社局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滕州市工人医院于2016年6月24日出具的《居民死亡殡葬证》、《居民死亡医学诊断书》记载死亡原因为猝死（死因不明）。市中人社局调取了滕州市公安局提供的现场照片、滕州市工人医院郭某的《枣庄市120院前急救病例》。滕州市公安局提供的现场照片显示，死者郭某身旁有敌敌畏瓶碎片、右手腕有外伤、死者瞳孔缩小、鼻腔泡沫；滕州市工人医院出具的郭某的《枣庄市120院前急救病例》记载：“主诉：农药中毒；现病史：农药中毒6小时，死亡；病因：自杀。”2017年6月1日市中人社局作出市中人社工字[2017]1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郭延峰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属于不得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管爱莲不服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2017）鲁0402行初32号行政判决，该判决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的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留庄煤业公司职工发现郭某躺在矿内沙场旁时拨打了110报警电话、120急救电话，接警后公安人员以及医疗人员均到达了现场，滕州市工人医院的120院前急救病例上载有“主诉：农药中毒；现病史：农药中毒6小时，死亡；病因：自杀”，××因的认定并非有权机关的结论性意见。滕州市工人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殡葬证》、《居民死亡医学诊断书》均记载死亡原因为猝死（死因不明）。滕州市公安局对郭某死亡原因没有出具认定报告。在郭某死亡原因的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的情况下，市中人社局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对郭某的死亡原因进行认定。其依据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认定郭某的死亡属于自杀，证据不足，判令：一、撤销枣庄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6月1日作出的市中人社工字[2017]1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枣庄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对枣庄市留庄煤业有限公司递交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认定。 判决生效后，2017年11月16日市中人社局对滕州市工人医院闫旭进行了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闫旭自认滕州市工人医院的120院前急救病例是其制作，《居民死亡殡葬证》是其出具的。市中人社局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市中人社工字[2017]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郭延峰的死亡系自杀，属于不得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管爱莲不服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鲁0402行初16号行政判决，该判决认为：市中人社局重新作出的市中人社工字[2017]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基本一致，依法应予撤销，判令：一、撤销枣庄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的市中人社工字[2017]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枣庄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对第三人枣庄市留庄煤业有限公司递交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认定。 判决生效后，2018年6月21日市中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并送达。同日，该局作出《工伤认定需要补正材料一次性告知书》并送达。2019年4月8日，管爱莲向市中人社局出具《关于郭延峰死亡情况的说明》，2019年5月5日，滕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向市中人社局出具《关于郭延峰死亡现场勘验情况的说明》。该局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市中人社工字[2019]3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郭延峰服农药中毒自杀死亡，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管爱莲不服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提交答辩状。……”。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市中人社局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及应诉材料之日起15日内提交答辩状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本案中，市中人社局开庭时提交《关于郭延峰死亡情况的说明》、《关于郭延峰死亡现场勘验情况的说明》已超过15日的法定举证期限，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正当事由，属于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情形，故关于该两份证据应视为无相关证据。且《关于郭延峰死亡现场勘验情况的说明》仅对郭延峰死亡现场情况进行了说明，不足以推断出郭延峰死亡原因。市中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新的证据，且该证据不足以认定郭某的死亡属于自杀，其他证据与原行政行为一致的情况下，市中人社局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的市中人社工字[2019]3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与其2017年11月21日作出的市中人社工字[2017]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一致。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规定。综上，市中人社局重新作出的市中人社工字[2019]3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与原行政行为相同，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基本一致，依法应予以撤销。管爱莲所诉理由成立，对其诉请依法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枣庄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的市中人社工字[2019]3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枣庄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对枣庄市留庄煤业有限公司递交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认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枣庄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上诉人市中区人社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认定“郭延峰系因中毒而导致猝死，原因为服毒自杀”的事实是清楚的。首先，上诉人依据其向原审第三人保卫人员彭传启、张厚峰的《调查笔录》记载与向滕州市公安局调取的《“2016.6.3”级索镇留庄煤矿郭延峰死亡事件现场照片》反映郭延峰死亡案发现场，死者身旁有敌敌畏瓶碎片且死者具有“瞳孔缩小、鼻腔泡沫、中毒征象”，该两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郭延峰系服农药“敌敌畏”而死亡的迹象客观存在。其次，上诉人依据滕州市工人医院于2016年6月3日出具的《枣庄市120院前急救病历》记载“主诉：农药中毒；现病史：农药中毒6小时，死亡；病因：自杀”，能够证明：郭延峰在医院抢救时被上诉人陈述“郭延峰是服农药中毒、自杀死亡的”，这是被上诉人当时向滕州市工人医院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表明被上诉人当时是承认郭延峰是服毒自杀的。现被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称是××，抢救无效死亡”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答辩人当初的陈述是合法有效的，勿容推翻。2、上诉人作为法定的工伤认定行政机关，不是必须“以有权机关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进行工伤认定，而是有权直接进行认定。结合本案具体情况，理由如下：首先，依据滕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于2019年5月5日出具的《关于郭延峰死亡现场勘验情况的说明》记载：“未发现明显外伤，排除刑事案件。由于死者亲属不要求验尸，故未对郭延峰尸体进行尸体检验，无法对其死亡原因出具鉴定意见”，能够证明：本案不属于刑事案件；死者亲属因不法利益故意规避法律、拒绝尸检，从而导致公安机关无法出具鉴定意见。其次，滕州市工人医院作为诊断、××的法定单位，其于2016年6月3日出具的《枣庄市120院前急救病历》证明“郭延峰是服农药中毒、自杀死亡的”，就是结论性意见。还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表明，答辩人作为法定的工伤认定行政机关在没有“有权机关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进行工伤认定，但“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是“应当”审查，而不是“必须”审查，而且是“依法”审查。3、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延峰是非服毒自杀死亡的。原审第三人提交的滕州市工人医院《居民死亡殡葬证》。首先，该证不是居民死亡诊断证明，而是死者家属到殡仪馆办理尸体火化的手续。其次，死于非救治机构的应由公安派出所的盖章方可有效，该证明没有派出所盖章。还有，该《居民死亡殡葬证》载明“死亡原因不明”，不能证明不是“农药中毒、自杀死亡的”。同时，滕州市工人医院于2016年6月3日出具的《枣庄市120院前急救病历》对该《居民死亡殡葬证》进行了补充，证明“农药中毒6小时，死亡；病因：自杀”。因此，上诉人认定系服毒自杀死亡并无不当，认定事实是清楚的。4、滕州市工人医院于2016年6月3日出具的《枣庄市120院前急救病历》记载“主诉：农药中毒；现病史：农药中毒6小时，死亡；病因：自杀”，证明“郭延峰农药中毒，自杀死亡”是被上诉人当时自己向滕州市工人医院救治时陈述的事实，不是上诉人主观推断的事实。5、上诉人不存在“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做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上诉人在法院撤销原《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重新作出后，答辩人首先通知被答辩人限期重新举证；其次，在被上诉人未能举证的情况下，答辩人重新向有关部门调取了新的证据，即分别为《枣庄市120院前急救病历》及滕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关于郭延峰死亡现场勘验情况的说明》，上诉人是“以新的事实和理由再次做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不存在“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做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二、上诉人虽于开庭时提供滕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关于郭延峰死亡现场勘验情况的说明》这一证据，但其他主要证据系在法定期间内提供的，不能表明上诉人是“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七条显属不当或不准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行政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管爱莲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被答辩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被答辩人认定“郭延峰系因中毒而导致猝死，原因为服毒自杀”缺乏合法依据，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首先，从被答辩人对原审第三人的保卫人员彭传启、张厚峰所作的《调查笔录》以及向滕州市公安局调取的《“2016.6.3”级索镇留庄煤矿郭延峰死亡事件现场照片》来看，该两组证据不能证明郭延峰为“服毒自杀”。因为，两份调查笔录所记载的内容，只能证明被调查人当时寻找郭延峰的经过以及发现郭延峰死亡后予以报警和通知郭延峰亲属的事实，并不能证明郭延峰的具体死亡原因。而郭延峰死亡事件现场照片同样只能证明郭延峰死亡的事实，并不能证明郭延峰的死亡原因。死亡原因的确定应由有权机构尸检作出，仅凭照片无法判断真实的死亡原因。其次，《枣庄市120院前急诊病历》所记载的“主诉：农药中毒”；现病史：“农药中毒6小时，死亡”；病因：“自杀”等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因为，其一、120院前急诊病历中所记载的“主诉：农药中毒”并非答辩人陈述，因为郭延峰在2016年6月3日下午16时36分许120医护人员到达现场时就已经死亡，而答辩人是在事发当天的晚上19点多才到达滕州市工人医院，当时120医护人员根本没有询问过答辩人有关郭延峰死亡原因的事情，该主诉内容不是答辩人陈述，因此120院前急诊病历中所记载的“主诉：农药中毒”不具有真实性；其二、120医护人员到达现场时郭延峰已经死亡，滕州市工人医院的医护人员没有对郭延峰实施任何诊断和治疗措施，120院前急珍病历记载的“现病史：农药中毒6小时，死亡”明显缺乏合理的科学依据，该记载内容显然不具有真实性；其三、120院前急珍病历中所记载的“病因：自杀”不具有合法性。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而滕州市工人医院不属于出具“自杀”结论性意见的有权机构，公民是否属于自杀一般应由公安机关出具结论性意见。所以120院前急珍病历所记载的“病因：自杀”不具有合法性。2、被答辩人作为法定的工伤认定行政机关，虽然对是否构成工伤的相关事实可以作出认定，但人民法院有权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首先，滕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2019年5月5日出具的《关于郭延峰死亡现场勘验情况的说明》，被答辩人在开庭时才提交法庭，已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且无合法正当理由，因此一审视为被答辩人未提供相关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再者，从《关于郭延峰死亡现场勘验情况的说明》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该说明只能证明两个事实，其一、郭延峰的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其二、死者亲属只是不要求尸检，并非公安机关要求对郭延峰进行尸检而死者亲属拒绝尸检。是否利用尸检的方式来查明死者的死亡原因是公安机关的义务，而并非死者亲属的义务，在公安机关不要求尸检的情况下，死者亲属即答辩人没有义务要求尸检。因此，被答辩人以“本案不属于刑事案件；死者亲属因不法利益故意规避法律、拒绝尸检，从而导致公安机关无法出具鉴定意见”的上诉理由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明显不成立。其次，滕州市工人医院只是医疗单位，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出具结论性意见的有权机构，其于2016年6月3日出具的《枣庄市120院前急诊病历》所记载的内容不属于有权机构作出的结论性意见。再次，一审对被答辩人就郭延峰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伤的事实认定进行审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而且“应当”审查与“必须”审查没有本质的区别。3、现有证据能够证实郭延峰系因病死亡。从原审第三人提交的滕州市工人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殡葬证》和答辩人一审提交的滕州市工人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诊断的内容能够证实，郭延峰死亡的原因为：猝死。虽然猝死的原因不明，但根据医学上的解释，××引起的突然死亡。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对猝死下的定义是：“平素身体健康或貌似健康的患者，在出乎意料的短时间内，因自然疾病而突然死亡即为猝死。”从上述对猝死的解释和定义不难看出，××引起。因此，从滕州市工人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殡葬证》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能够证实郭延峰系因病死亡。4、滕州市工人医院于2016年6月3日出具的《枣庄市120院前急诊病历》记载“主诉：农药中毒”；现病史：“农药中毒6小时，死亡”；病因：“自杀”，不能证明“郭延峰农药中毒，自杀死亡”是答辩人当时自己向滕州市工人医院救治时的陈述。因为，从被答辩人2017年11月16日对120急诊医生闫旭所作的《询问笔录》来看，《枣庄120院前急诊病历》是由120急诊医生闫旭根据现场情况记录的纸制表而在事后输入电脑形成的，可答辩人在事发当日就根本没有去过郭延峰死亡现场，答辩人不可能向120急诊医生闫旭主诉郭延峰死亡原因。因此，《枣庄市120院前急诊病历》中的主诉内容不是答辩人的陈述，被答辩人主张“郭延峰农药中毒，自杀死亡”系答辩人当时自己向滕州市工人医院救治时的陈述，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纯属被答辩人主观推断的事实。5、被答辩人的行为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做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首先，《枣庄市120院前急诊病历》已经在2017年11月21日作出的市中人社工字[2017]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作伪证使用，该病历不属于新证据；其次，滕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的《关于郭延峰死亡现场勘验情况的说明》，由于被答辩人没有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法庭，一审认定被答辩人无相关证据，该认定合法有据。再者，该说明所记载的内容，无法推断出郭延峰的死亡原因。显然被答辩人是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重新作出了市中人社工字[2019]3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被答辩人的行为完全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做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在一审时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新证据，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被答辩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理由不成立。因此，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留庄煤业公司未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上诉人市中区人社局在本案一审开庭时当庭提交了《关于郭延峰死亡现场勘验情况的说明》，但该“说明”仅对郭延峰死亡现场情况进行了说明，并不足以推断出郭延峰死亡原因，因此，上诉人市中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主要事实或主要理由并未改变，原审法院对该被诉决定予以撤销，并责令上诉人市中区人社局对案涉工伤申请予以重新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市中区人社局的上诉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枣庄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中海 审判员  徐宝芬 审判员  张昌民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赵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