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61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健，男，1974年4月26日出生，现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华忠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大道139号汉商大厦写字楼1616室。法定代表人：黄志国，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东平，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健因与被上诉人湖北华忠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忠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85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健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华忠所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华忠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未审理我提出的管辖异议，口头驳回我的管辖异议且未给我上诉期，径直开庭进行实体审理，违反法定程序。我与肖东平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仅代理房屋买卖合同案的一审程序，且付款条件为通过一审判决我取得房屋权属证书。我通过委托其他律师代理二审程序取得胜诉判决取得房产证书，《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支付条件并未成就，我无须支付后续律师费。一审判决未查明我与肖东平已就律师费另行达成协议，将尾款变更为5万元，且直接向肖东平个人支付即完成付款义务。我依约履约后，肖东平违反双方约定转让债权，华忠所重新主张45万元律师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华忠所辩称，不同意高健的上诉请求，双方的仲裁管辖约定不明，高健关于管辖权的异议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处理正确。合同约定高健取得诉争房屋的房产证后付款，是对于付款期限的约定，高健取得了房产证后应该按约定付款。华忠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健支付华忠所一审代理费45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8月30日，高健作为甲方与乙方德津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载明：甲方因与樊兴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委派律师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所代理案件的对方当事人为樊兴龙，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审理机关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级为一审；乙方委派肖东平、庞丽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中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50万元人民币，自甲方取得×号房屋权属证书后支付，若法院确认被告支付违约金的，按甲方取得违约赔偿金额的20％给予奖励；本合同终止后或提前解除的，应当由双方书面确认并结清有关费用；甲方不得以如下非正当理由要求乙方退费或不付代理费余额，非正当理由包括1）甲方单方面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的，2）乙方完成委托代理事项后，甲方以乙方收费过高为由要求退费的，3）甲方作为被告时，乙方律师已为出庭做好准确，而原告方撤诉的，4）其他非因乙方或者乙方律师的原因，甲方无故终止合同的；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至一审终结（撤诉、调解和解）止。2015年6月1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高健与樊兴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3356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33567号判决），判决载明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理所）的律师侯锦荣及德津所的律师肖东平为高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到庭参加了诉讼，判决高健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被告樊兴龙购房款40万元，樊兴龙于收到该款项之日起三日内协助办理将×号房屋过户至高健名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樊兴龙不服上述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提起上诉。2015年11月17日，三中院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1319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3192号判决），载明安理所的律师侯锦荣及德津所的律师肖东平为高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到庭参加了诉讼，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2月21日，高健向肖东平个人账户转款支付5万元，附言为律师费。2017年12月16日，德津所作为债权转让方与债权受让方华忠所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鉴于高健（下称债务人）于2014年8月30日与德津所（下称“债权人或转让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转让方代理其与樊兴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在债权人已完成委托事务的情况下，债务人高健未依约支付律师费用；债权人决定依合同法第80条之规定，将此债权及相关债权全部转让给华忠所，由华忠所行使；双方在平等、自愿、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转让方同意将相关债权转让给受让人，受让方同意受让；转让费用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华忠所通过微信向高健发出《债权转移通知及催告履行义务函》，内容为：2014年8月30日，德津所与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指派肖东平律师代理您与樊兴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德津所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而您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用；德津所已经将您代理合同的债权转移给华忠所；现在，华忠所通知您对我所履行合同义务，尽快支付律师费用。庭审中，华忠所称高健与樊兴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理所的律师侯锦荣是高健的亲戚，其与高健并未签订合同，系义务服务；德津所代理了高健与樊兴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二审阶段，超出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规定的德津所的义务。庭审中，高健称其与安理所的律师侯锦荣有代理合同。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高健与德津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德津所与华忠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依法履行各自义务。33567号判决及13192号判决均载明德津所的律师肖东平为高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到庭参加了诉讼，且高健自认其已在高健与樊兴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二审阶段后取得了×号房屋的产权，《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成就，德津所有权要求高健支付代理费。德津所已将其对高健的债权转让给华忠所，且华忠所已通过微信方式告知高健，故华忠所有权要求高健支付代理费。关于代理费金额，《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费为50万元，高健已支付5万元，故华忠所主张代理费45万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委托代理事项的审级为一审问题，德津所委派律师肖东平代理高健进行二审诉讼中，高健并未提出异议，德津所与高健就代理二审阶段形成了事实委托代理关系，高健以签订代理合同是一审的代理合同，房产证是二审取得为由进行抗辩，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委托代理人员。高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为律师侯锦荣和肖东平，且高健自认其与侯锦荣有委托代理关系。《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规定，高健不得以如下非正当理由要求德津所退费或不付代理费余额，非正当理由包括高健单方面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的。据此，高健虽自认其与安理所的律师侯锦荣有委托代理关系，且侯锦荣确代理了高健与樊兴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一、二审阶段，但高健不得以此为由不付代理费余额。判决如下：高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湖北华忠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45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高健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双方对一审查明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诉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约定，双方如发生争议，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本院认为，高健所提一审法院未就管辖权异议进行审理，程序违法问题。经查其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时已经超过了答辩期，且其所提管辖异议实为主管异议，即认为本案应由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而诉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对于仲裁机构的约定不明，一审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一审法院在当庭释明高健后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高健亦进行了实体答辩，审理程序不存在违法之处。关于诉争45万元代理费用应否支付问题。诉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双方协商同意，甲方（高健）向乙方（德津所）支付律师代理费50万元，自甲方取得×号房屋权属证书后支付，若法院确认被告支付违约金的，按甲方取得违约赔偿金额的20％给予奖励”，上述合同虽约定审级为一审，但德津所肖东平律师实际代理了高健与樊兴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的一、二审程序阶段，且该案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结果，高健亦依生效判决取得了×号房屋的产权证书，故其应依据上述合同约定支付代理费用。高健所提其在二审阶段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一节，并不构成其拒绝支付诉争代理费的合法抗辩事由。高健所提仅在一审判决作出即生效，其依据一审判决取得诉争房屋权属证书时，方支付50万元代理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高健提出双方口头约定变更代理费用为5万元，华忠所对此不予认可，高健亦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一审依据诉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在扣除已支付5万元费用外，要求高健向华忠所支付剩余代理费45万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高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高健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存义审 判 员 赵 霞审 判 员 薛 妍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杨俊逸法官助理 曾琪惠书 记 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