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4民特9号申请人：叶国富，男，1977年11月11日出生，名创优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薇，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鑫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王志涵，男，1976年9月11日出生，光大中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三影，北京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叶国富与被申请人王志涵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叶国富称，请求法院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2330号裁决。事实与理由：一、仲裁庭审理范围及仲裁事项超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对无管辖权的案外《企业管理咨询协议》的订立、履行、效力及双方在该协议下的权利义务等，作出了全面地审理及认定，对双方在《企业管理咨询协议》项下的实体权益作出了处理，超出了《合作协议》的范围，应予撤销。2015年12月30日，叶国富与王志涵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王志涵促成叶国富与浙江光大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光大公司）在北京成立合资公司，服务费用总计人民币1000万元，相关争议将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2016年1月12日，浙江光大公司与叶国富指定公司合资成立了光大国富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国富公司），叶国富向王志涵支付了合作协议项下的服务费1000万元。但叶国富发现浙江光大公司无法为其企业信誉带来提升，相反，浙江光大公司同时、广泛与多家网络金融平台进行类似合作，且浙江光大公司的母公司中国光大旅游总公司自2010年10月12日起一直处于吊销营业执照状态，公司状态不稳定。王志涵还骗得叶国富多支付了600万元服务费。王志涵基于合作协议在北京仲裁委员会向叶国富提起仲裁，要求叶国富支付剩余居间费400万元、支付违约金20万元。叶国富提起反仲裁请求，要求王志涵返还欺诈费用1000万元。王志涵称该1000万元的支付系基于一个案外协议《企业管理咨询协议》。假如存在该《企业管理咨询协议》，则《企业管理咨询协议》不受《合作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的约束，不属于该案中仲裁协议范围，仲裁庭对《企业管理咨询协议》无管辖权，但仲裁庭认定双方另行口头达成了《企业管理咨询协议》，叶国富向王志涵支付的1000万元服务费为《企业管理服务协议》项下的款项。叶国富已就该咨询协议向泰州市海陵区法院进行起诉，法院以仲裁庭审理并作出裁决为由驳回叶国富起诉，叶国富的相关权利现已无其他救济途径。二、仲裁庭的组成违反法定程序。仲裁员魏现州与王志涵的委托人杨逢柱同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8级博士生，二者为同学关系，魏现洲未主动披露上述情形并进行隐瞒，属于仲裁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仲裁员与本案的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仲裁”的情形。王志涵称，一、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无超裁行为。首先，仲裁庭裁决中为查明或论证案情涉及对相关争议和事实的认定，不属于超裁，仲裁裁决对《企业管理咨询协议》的认定是为了确认1000万元的事实和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对事实论证过程，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其次，仲裁裁决项也未超出仲裁请求范围。二、仲裁庭的组成并未违反法定程序。魏现州与杨逢柱不存在同学关系。杨逢柱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定向培养的博士，系在职博士生，与魏现州在生活、学习方面无任何交际。仲裁员不存在任何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事由。经本院审查查明，2015年12月30日，王志涵与叶国富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王志涵即日起居间促成叶国富与浙江光大发展总公司在北京成立合资公司，浙江光大发展总公司认缴注册资本5%，叶国富支付给王志涵居间服务费用1000万元整，即日起两月内若未能促成此合资公司成立，则王志涵退还叶国富支付的款项，即日起两月截止时间为2016年2月29日；双方就本协议下的任何争议，友好协商解决，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的，双方均同意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按照仲裁规则仲裁。2017年1月9日，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王志涵向该会提交的仲裁申请以及王志涵与叶国富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受理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因上述合同产生的争议仲裁案。该案编号为（2017）京仲案字第0037号。该案适用自2015年4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中普通仲裁程序的规定。双方未能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根据仲裁规则指定傅郁林担任首席仲裁员，与王志涵指定的仲裁员魏现州、叶国富指定的仲裁员宋连斌组成仲裁庭。王志涵提出的仲裁请求：1、叶国富向王志涵支付剩余居间费4000000元；2、叶国富向王志涵支付违约金200000元；3、叶国富承担本案仲裁费。叶国富提出仲裁反请求：1、王志涵退还欺诈费用10000000元；王志涵承担全部仲裁费用。王志涵针对叶国富的仲裁反请求，提出的答辩意见之一为，双方之间发生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关系、居间服务合同关系、股权转让民事行为在内的三类民事法律关系，叶国富主张的欺诈费用10000000元并非本案居间合同所涉及的10000000元，而是指向广东分利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是本案居间合同项下的事项。在仲裁案审理过程中，叶国富主张已经向王志涵支付了10000000元居间服务费；王志涵则主张，叶国富主张返还的10000000元是企业管理咨询费，2015年12月25日，双方口头确定《企业管理咨询协议》服务事项，约定事项为一个月内（自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1月25日），咨询事项主要是关于叶国富一些融资事项的金融产品结构设计，约定协议总金额10000000元，2016年1月21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事项完毕，双方签署了《确认协议》，叶国富支付完毕10000000元企业管理咨询费。2019年9月18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京仲裁字第2330号裁决书，仲裁庭认为，叶国富主张已履行了本案合同约定的款项支付义务，系主张债务消灭的事实，应当就该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叶国富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叶国富先后于2015年12月30日、2016年1月21日共向王志涵支付过10000000元的事实，但无信息表明该款项系清偿本案争议的居间服务费，除非叶国富能够排除其与王志涵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否则，仍需证明该款项的支付目的。仲裁庭认为，王志涵提供的证据及其以表格方式进行的清晰说明，已足以表明双方在本案系争的居间合同关系之外还存在其他交易关系，且基于其他交易关系也会产生叶国富向王志涵支付10000000元款项的义务及事实。而且，王志涵提供的证据和说明还提供了更多的事实信息。（1）双方签订的《企业管理咨询协议》虽为口头协议，但已被书面的《确认协议》确认，且成为确认协议的基础协议，该协议主要是专业性设计方案和咨询方案等服务，与本案合同约定的促成第三方合作的居间事项乃至背后的目的没有显而易见的重合性，显然不能从这些咨询协议中推定本案合同未该系列《企业管理咨询协议》的一部分，本案合同也未提及王志涵在本案合同项下承担的居间义务系因《企业管理咨询协议》产生或构成该咨询服务的一部分；（2）……王志涵提供的其已完成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的证据表明，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已于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1月21日完成……一方面，由于《确认协议》明确确认，截至2016年1月21日，企业管理咨询费已全部付清，而根据目前查明的事实，除了2015年12月30日支付的6000000元大致可以确认系用于支付咨询费之外，《确认协议》确认已清偿的10000000元尚有4000000元缺口，因此这笔于2016年1月21日支付的用途不明的4000000元，可能用于填补这个缺口……由于2016年1月21日叶国富向王志涵支付的4000000元确认的收款卡号为企业管理咨询费打款卡号，因此，进一步增加了4000000元系用于支付咨询费的盖然性至少高于51%……换言之，尽管10000000元咨询费的具体构成及支付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但如果能够证明10000000元咨询费已经在排除争议中的4000000元的情况下获得了《确认协议》所确认的全部清偿，则足以构成对本案争议中4000000元用途的间接证明或事实推定的基础。然而，直到本案辩论程序结束，这一事实并未获得证明，因此，仲裁庭认为，争议中的这4000000元用于支付咨询费的可能性，略高于用于支付本案合同项下的居间费的可能性。仲裁庭裁决：（一）叶国富向王志涵支付居间费4000000元；（二）驳回王志涵的其他仲裁请求；（三）驳回叶国富的全部仲裁反请求。（四）本案鉴定费共计26100元（已由叶国富预交），全部由叶国富承担；（五）本案本请求仲裁费56950元（已由王志涵全额预交），全部由叶国富承担，叶国富直接向王志涵支付王志涵代其垫付的仲裁费56950元。本案反请求仲裁费92550元（已由叶国富全部预交），全部由叶国富自行承担。另查，魏现州系中国人民大学2008级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经济法，杨逢柱系中国人民大学2008级在职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国际经济法。本案审理过程中，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情况说明，内容主要为，该会针对叶国富所提出的魏现州与杨逢柱系同学关系的问题，向魏现州进行询问，魏现州回复，魏现州不知道其与杨逢柱存在中国人民大学同一年级校友关系，中国人民大学2008级博士生共有800多名，法学院各个专业的博士生也有150多名，魏现州的博士专业为经济法学，读博时因家在北京未住校，与同级但不同专业的杨逢柱并不熟悉，不知道其与杨逢柱存在同级博士校友关系，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庭尊重并给予双方当事人应当享有的一切仲裁权利，本人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或不当行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本院认为，本案是当事人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上述规定是人民法院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本院根据上述规定，对叶国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分别论述意见如下：一、叶国富主张仲裁庭审理范围及仲裁事项超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对无管辖权的案外《企业管理咨询协议》的订立、履行、效力及双方在该协议下的权利义务等，作出了全面地审理及认定，对双方在《企业管理咨询协议》项下的实体权益作出了处理，超出了《合作协议》的范围。本院认为，仲裁庭在审理查明中对《企业管理咨询协议》履行情况的论述，系为了查明或论证本案案情所必需，且仲裁裁决项并未涉及到《企业管理咨询协议》，叶国富以此为由请求撤销仲裁裁决，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仲裁规则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仲裁员知悉与案件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可能导致当事人对其独立性、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形的，应当书面披露。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的“其他关系”主要指以下几种情况：是当事人的朋友、亲戚、同学、同事等，或者曾经与当事人有过恩怨、与当事人有其他往来等。“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是“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而应当回避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在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情况下，才适用回避。仲裁员应当披露的事项，应为仲裁员知悉存在可能导致当事人对其独立性、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事项，如果不主动披露，当事人就可能无法及时知晓。对于是否属于应当披露的事项，以及是否可能导致当事人产生合理怀疑，人民法院在对仲裁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应当把握合理的判断标准。本院认为，因工作、生活、学习等社会活动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可避免，仲裁员在工作、生活、学习中都会与人接触、交往，也会与人产生同单位、同校的关系，上述情况的存在并不一定构成回避规则中规定的利害关系或其他影响公正仲裁的关系。在仲裁司法审查中，对于利害关系认定的关键在于仲裁员是否知悉可能导致当事人对其独立性、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以及仲裁员是否有意不主动披露上述相关情况。本案中，仲裁员魏现州与杨逢柱虽均系中国人民大学2008级博士生，但考虑到双方各自所读的专业不同、研究生的类型不同，仅凭上述情况，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熟识或有其他交往关系，更不能推断出魏现州足以知悉其与杨逢柱的同级校友关系。本案不存在仲裁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仲裁程序违法的情形。综上，叶国富的申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叶国富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叶国富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于颖颖审 判 员 贾丽英审 判 员 朱秋菱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 鹏书 记 员 高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