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026刑初15号   公诉机关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昭苏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裴某，男，1959年4月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昭苏县胡松图哈儿逊蒙古民族乡，住昭苏县南城A区5号楼2单元201室。因涉嫌本案，于2018年6月22日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昭苏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7月6日被昭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8月12日被昭苏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永浩，新疆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昭苏县人民检察院以昭检公诉刑诉（2019）9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裴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于2020年1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公益诉讼起诉人昭苏县人民检察院同日又以昭检刑附民公诉〔2019〕65402600007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向本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经查，昭苏县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4月22日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昭苏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莉、于婷、图力格尔出庭履行职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裴某及其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新疆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钱永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昭苏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年4月3日，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蒙古族乡牧民达乌列提·开力地与被告人裴某签订草场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将其家庭联产承包的的位××县的375亩草场以人民币30，000元的价格转包于被告人裴某，期限从2007年4月3日至2046至11月1日止。转包时，草场中的275亩草场已被开垦为熟地。此后，被告人裴某每年都在开垦的草场上种植农作物。2015年4月17日，昭苏县人民政府下发《昭苏县非法开垦草场植被恢复方案》的通知。同年4月，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乡人民政府、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乡人民政府阔斯托别村、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乡管理监理站三方共同与被告人裴某签订了《关于牧民种草责任合同》，明确被告人裴某非法开垦草场300亩，要求其按照计划在三年内进行植被恢复。至2017年合同期限止，被告人裴某仍然未对非法开垦的250亩草场进行植被恢复。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被告人裴某所开垦250亩草场等级为二等二级，草原生态环境破坏价值共计37,000元，2017年种植作物效益价值112，613元。至2018年4月，被告人裴某已对非法开垦的250亩草场进行植被恢复。2018年7月3日，被告人裴某向昭苏县公安局缴纳2017年种植作物效益价值112，613元。公诉机关认为，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1、证人裴某、迪力曼·马达丽等人的证言；2、被告人裴某的供述与辩解；3、鉴定意见：草原等级鉴定书及鉴定人员资质证明、新农林牧鉴字[2018]第0142号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意见通知书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裴某明知围栏草场的使用权限及性质，但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无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擅自改变草场使用用途，将承包的围栏草场中的250亩非法开垦种植油菜等农作物，对我县的草原生态环境及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昭苏县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裴某立即停止在其承包草场非法种植农作物的行为；2、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裴某在2021年7月1日前，按照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制定的草原环境修复方案，对被破坏的草场进行草原生态环境修复，期限届满没有修复的，由被告裴某承担每次每亩148元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由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代为补种；3、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裴某承担相应的鉴定费用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事实与公诉机关公诉指控一致。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裴某在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在胡松图哈尔逊乡牧民围栏草场中非法开垦种植农作物的行为，违反了国家土地和草原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其非法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大、持续时间较长，致使原始草场大量被毁，严重破坏了我县草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造成草原生态环境破坏价值112，613元，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四十六条、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五）、（六）项的规定，被告裴某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因被告裴某的上述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以昭检公诉刑诉(2019)96号起诉书向你院提起公诉。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依法裁判。   公益诉讼起诉人就其请求向本院提供了昭苏县公安局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昭苏县畜牧兽医局案件移送书、昭苏县人民政府昭政办发[2015]19号文件、草场承包使用合同、被告裴某的供述、草原等级鉴定书及新农林牧鉴字[2018]第01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昭苏县草原监理所2017年非法种植农作物现场调查表等证据。   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裴某自行辩解称，对起诉书指控有异议，亩数不对，2015年恢复了50多亩，2016年恢复了63.5亩，2017年种了50亩，至2018年我全部恢复完毕，草原站工作人员全程监督播种。鉴定书在起诉时才知道，并没有人通知本人去鉴定现场，且也没有在鉴定书上签字。在公安局和检察院时本人也多次要求去实地考察，不清楚为何起诉时是250亩地，认可2017年非法种植油菜130亩，对指控的罪名我不清楚。   辩护人暨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一、起诉书指控涉案草场认定为250亩的事实不正确。理由：1、起诉书第一项事实已经查明的事实部分说明裴某承包375亩，其中275亩系已经被开垦为熟地。按照昭政办法【2015】19号文件及相关规定，可以种5O亩饲料地，因此，就算是一分地没有恢复，也仅只有225亩。但是被告在2015年撂荒自然恢复了50亩，当年己登记验收，剩余应当恢复的只有175亩。2、2016年播草63.5亩，草原站派人全程跟着监督播种，已经恢复，剩余应当恢复的只有110多亩。3、非法种植草场植被恢复整改通知书、昭草监2017告07号《昭苏县草原监理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可以证实截至到2017年7月6日，被告没有恢复的草场仅仅为130亩，与指控的250亩没有恢复存在巨大差异。二、起诉书指控被告涉案草场在2017年没有恢复草场的事实也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被告儿子裴某的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如下问题：2017年10月从别克吐鲁逊初购买的草种并支付草种款4600元，2017年10月22号支付别克吐鲁逊播草机耕费播种126亩，支付机耕费2400元。2、起诉书已经证实，2017年10月从别克吐鲁逊初购买的草种并支付草种款4600元，2017年10月22号支付别克吐鲁逊播草机耕费播种126亩机耕费2400元属实。3、上述1、2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在2017年10月之前已经恢复种草，符合按照昭政办法【2015】19号文件精神，《关于印发昭苏县非法开垦草场植被恢复工作方案的通知》中要求三年内恢复种草的计划，最后一年为2017年，但日期没有具体规定，应当理解为2017年12月31日前即可。三、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构成要件方面，1、本案被告是以合法手段通过草场流转合同依法取得，该流转合同经过草原监理所同意并备案，经过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合同有效。2、被告在同过合法手段取得该草场时，草场已经是被开垦过的，系熟地，并且也一直种植农作物；3、被告没有开垦草场，在已经被破坏的草场上继续种植农作物，是否够成对象不能犯问题。4、被告将草场流转后也在该熟地上一直种植农作物，在2015年昭苏县政府下达恢复种草之前，没有国家机关及个人进行禁止及宣传。5、公诉机关是以被告没有按期恢复种草任务作为定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违背罪行法定原则。6、在合法流转的草场熟地上种植农作物在昭苏县全县非常普遍，按公诉机关的观点及法律规定，只要满足20亩以上没有恢复就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很明显昭苏县存在大量的犯罪没有被追诉，这对被告人是否不公平的问题。7、对被告人追究责任不符合罪行法定原则，在2009年8月27日修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228条、342条、410条的解释》中：刑法228条、342条、410条规定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构成本罪客观上应同时具备四大要件：一是违反了国家土地管理法规；二是非法占用草场、改变土地用途；三是占用数量较大；四是造成草场严重毁坏。（1）非法占用草场问题。被告人不存在非法占用草场，因为有转包合同，且经过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确认，草场转让合同合法有效。（2）关于改变用途问题。将该草场流转到被告裴某时就已经是熟地，在种植农作物，同时在2015年以前国家机关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通知，该地不能种植粮食作物，存在认识错误。将草场开垦耕地在昭苏是由根据的，从昭苏历史渊源来讲，昭苏就是牧区，都是草场，根据法律规定，都应当是草原，不应当有耕地。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是一直存在着矛盾关系，因此生态文明经济化经济建设生态化系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自然环境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对土地的有极强的依赖性，在国家缺衣少粮的时代，国家是提倡开垦草原变良田的，于是才有了草原与土地的认为划分，根据《草原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国务院批准规划范围内实施退耕还草的农牧民，按照国家规定给予粮食、现金、草种费补助。退耕还草完成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核实登记，依法履行土地用途变更手续，发放草原权属证书。从这条规定来看，退耕还草在以前肯定是允许的，这在当时就鼓励，其发布的政策文件均是合法的。这从侧面也可以证明早期的开垦草场的行为是合法的，而且是被国家所提倡的。在昭苏生活的农牧民都知道，以前将草场开垦成耕地是政府鼓励的，从昭政办法【2015】19号文件附件可以证实，每个乡都存在将草场开垦成耕地，并且以前对种粮大户宣传报道过，这也是不挣的事实。那么现在落实草原法后再开垦肯定违法。(3)、造成严重破坏的理解。根据《草原法》中第四十六条规定：禁止开垦草原。对水土流失严重、有沙化趋势、需要改善生态环境的已垦草原，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草；已造成沙化、盐碱化、石漠化的，应当限期治理。从该条理解，造成破坏的标准就是：已造成沙化、盐碱化、石漠化。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来看，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将自己转包的375亩草场造成沙化、盐碱化、石漠化，造成草场严重毁坏的条件也不存在。其事实恰恰相反，该草场经过改造后，土壤肥力，结构等更优质。从现场照片证明，被平整的土地已长处茂盛的杂草，该宗土地并未出现土地板结、沙化、盐渍化、水土严重流失、土壤肥力消失等导致土地被严重毁坏，无法种植饲草料的现象。对于，公诉机关提出土地毁坏后果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变现出来的，需要草类多样性等，仅仅是对全国草原、区域草场的总体要求，对被告裴某占有的草场面积而言，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无论被占用的土地呈现遭毁坏结果的周期是否是长期的，毁坏程度是否是根本性的，都不应以主观推断来判断其是否遭到严重毁坏，都必须由专业机构重新作出专业鉴定报告予以证明，但公诉机关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四、证据方面，对本案中公诉机关所出示的《鉴定意见书》，鉴定人并不具备司法鉴定的合法要件，其内容中也没有对所鉴定土地位置面积关系进行科学的说明，辩护认为鉴定报告系本案的主要证据，但告鉴定报告程序违法，鉴定人员没有司法鉴定资质，鉴定依据不客观不真实，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司发通（2015）117号）】及司法部和环境保护部联系发布的《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司发通（2015）118号】、《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办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司发通(2016)101号】文件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第四款，环境损害类的司法鉴定应统一登记，本案中的鉴定机构并没有提供符合上述文件的鉴定资质证明，并不符合规定，非适当的鉴定机构。2、《司法鉴定文书规范》中第七条规定，司法鉴定文书正文应当符合下列规范和要求：（七）分析说明：写明根据鉴定材料和检验结果形成鉴定意见的分析、鉴别和判断的过程。引用的资料应当注明出处；（九）落款：由司法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并写明司法鉴定人的执业证号，同时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并注明文书制作日期等。第十二条规定司法鉴定文书应当同时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红印和钢印两种印模。司法鉴定文书正文标题下方编号处应当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钢印；司法鉴定文书各页之间应当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红印，作为骑缝章；司法鉴定文书制作日期处应当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红印。本案中鉴定报告不符合上述对内容及形式的要求。等级鉴定一个人签字，没有司法鉴定资质。3、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人员没有到达现场，涉案当时人没有得到通知，也没有到达现场，鉴定人员参照的鉴定材料系昭苏县草原监理所的调查报告，其结论无法反应客观性、真实性。此报告存在多处瑕疵，此份报告并不能正确反应客观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五、《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刑法修正案(二)》将《刑法》第342条规定的“非法占用耕地罪”变更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为适应新情况下惩治犯罪目的，保护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未对本罪定义所指的“数量较大”作出明确规定。各地审判机关在审判实践中，均按照之前最高院公布的两个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数量，作为新罪名的数量较大的判断依据，即2000年6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上述解释针对被破坏的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其他林地的数量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上述解释对于不同用途的土地、林地数量分别进行不同量的规定。可见，立法者根据不同种类的土地存在用途上的不同和稀缺程度不同，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的差异，体现在刑法的保护力度也就不同。例如，破坏基本农田达到五亩，即构成本罪;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达到十亩，才构成本罪。因此，不同种类的农用地应适用不同的数量，进行定罪。综上，被告人裴某的行为依法不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告存在违法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不以犯罪处理更为恰当。   经审理查明：1、2007年4月3日，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蒙古族乡牧民达乌列提·开力地与被告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裴某签订草场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将其家庭联产承包的的位××县的375亩草场以人民币3万元的价格转包于被告人裴某，期限从2007年4月3日至2046至11月1日止。转包时，草场中有部分草场已被开垦。此后，被告人裴某每年都在开垦的草场上种植农作物。2015年4月17日，昭苏县人民政府下发《昭苏县非法开垦草场植被恢复方案》的通知。同年4月，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乡人民政府、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乡人民政府阔斯托别村、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乡管理监理站三方共同与被告人裴某签订了《关于牧民种草责任合同》，明确被告人裴某非法开垦草场300亩，要求其按照计划在三年内进行植被恢复。至2017年合同期限止，被告人裴某仍然未对非法开垦的250亩草场进行植被恢复。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被告人裴某所开垦250亩草场等级为二等二级，种植农作物为油菜，草原生态环境破坏价值37，000元，2017年种植作物效益价值112,613元，每亩的效益价值为450.45元（112,613÷250）。   2、2018年10月18日，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出具的草场恢复情况的证明，内容为：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裴某在案件审理期间积极恢复被毁坏的草场，在被毁坏的草场已播种草种，地貌已初步得到恢复。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昭苏县人民检察院对此事实无异议。   3、2019年12月20日，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制定涉案方案，内容为：草场植被恢复每亩播种3公斤混播草种，分别为苜蓿、红豆草、鸭茅、批碱草等草种，播种方式为免耕，严禁套播农作物，需经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验收合格，若期满后经验收不合格的草场，由被告人裴某按每亩148元的价格承担草场修复费用。案件受理后，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向本院出具补充说明方案，内容为：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愿意承担修复草原的监督管理和验收职责，如被告人没有履行修复草场的法律义务，由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代为修复，修复的费用按每亩148元由被告人承担。经质证，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双方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4、2018年7月3日，被告人裴某上缴违法所得38，112.5元。   5、庭审中，本院依职权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释明，可就涉案草场服务功能损失提起诉讼请求，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昭苏县人民检察院因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涉案草场明显的服务功能损失而对此未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昭苏县畜牧兽医局昭牧字［2017］19号案件移送书及昭牧字［2017］67号关于胡松图哈尔逊蒙古民族乡裴某草原违法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决定，证实2017年9月18日，经昭苏县畜牧兽医局研究决定，将裴某草原违法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事实。   2、昭公（刑）受案字［2017］614号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证实2017年11月8日，昭苏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昭苏县草原监理所移交案件称：裴某未经任何部门批准，在××县非法开垦草场250亩情况属实。   3、昭公（刑）立字［2018］159号立案决定书及立案告知书，证实本案的案件来源及立案时间。   4、昭公（刑）拘字（2018）57号拘留证、昭公（刑）拘通字（2018）57号拘留通知书及昭公（刑）变字（2018）52号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证实2018年6月22日，昭苏县公安局对被告人裴某决定刑事拘留，后又延长羁押期限至2018年6月29日的事实。   5、昭检侦监批捕（2018）267号批准逮捕决定书、昭公（刑）捕字（2018）41号逮捕证及昭公（刑）捕通字（2018）41号逮捕通知书，证实2018年7月6日，昭苏县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裴某批准逮捕，当日，昭苏县公安局对其执行逮捕并于次日通知其家属的事实。   6、取保候审申请书、昭检执检羁审建（2018）3号对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书及昭公（刑）取保字（2018）99号取保候审决定书，证实经被告人裴某家属申请及昭苏县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裴某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2018年8月12日，昭苏县公安局对被告人裴某决定取保候审的事实。   7、户籍证明、被告人斐海奇的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   证实被告人裴某在案发时处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事实。   8、编号为9-9-1-120的草场承包合同书复印件，证实合同书中的草场地理位置及达乌列提·开力地享有合同中所列草场地合法承包经营权的事实。   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10）伊州民二终字第247号民事判决书及昭苏县人民法院（2010）昭民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实2010年，达乌列提·开力地与裴某就2007年4月30日所签订草场流转承包合同中的草场亩数认定发生纠纷，后经昭苏县、伊犁州两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该合同中超出375亩地界以外部分无效的事实。   10、昭苏县草原监理所出具的《关于裴某非法开垦草场情况的调查报告》，证实2017年9月15日，昭苏县草原监理所执法人员对裴某非法开垦草场250亩的情况进行调查后，认定其涉嫌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事实。   11、昭草监2017立［19］号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及案件处理意见书，证实昭苏县草原监理所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裴某没有经过任何部门允许，在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蒙古族乡阔斯托别村围栏草场内擅自非法开垦草场250亩，涉嫌犯罪，遂于2017年9月19日决定对其立案调查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事实。   12、询问笔录，证实2015年，被告人裴某签订了《非法开垦草场植被恢复责任书》，但2017年未履行恢复草场义务的事实。   13、证明，证实其与裴某的父子关系，及其能够代表裴某签字的事实。   14、非法种植草场植被恢复整改通知书复印件，证实2017年5月18日，胡松图哈尔逊乡人民政府、乡草原管理监理站、乡阿克塔斯村委会三方联合向裴某发出《非法种植草场植被恢复整改通知书》，认定其未恢复非法开垦草场植被面积130亩，责令其在2017年5月19日前整改完毕的事实。   15、昭苏县草原监理所昭草监2017告07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复印件，证实2017年7月6日，昭苏县草原监理所经调查认定裴某非法改变草场用途130亩，拟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实。   16、昭苏县草原监理站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照片1张及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证实2017年9月，裴某非法开垦草场250亩的事实。   17、2017年胡松图哈尔逊蒙古民族乡牧区非法开垦草场植被恢复验收表（阔斯托别牧业村），证实2017年10月22日、2018年4月25日，被告人裴某分别恢复草场植被100亩、150亩，共计250亩的事实。   18、胡松图哈尔逊乡草原站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证实至2018年6月底，经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乡草原站实地调查，被告人裴某已对其非法开垦的250亩草场进行恢复的事实。   19、胡松图哈尔逊蒙古民族乡非法开垦草场植被恢复责任书，证实2017年10月5日，胡松图哈尔逊乡人民政府、乡草原管理监理站、牧业村村委会三方共同与被告人裴某签订《非法开垦草场植被恢复责任书》，明确被告人裴某非法开垦草场面积为250亩，要求其在2017年10月15日之前完成非法开垦草场植被恢复任务的事实。   20、证明，证实被告人裴某非法开垦250亩草场的植被已恢复的事实。   21、昭政办发（2015）19号《关于印发〈昭苏县非法开垦草场植被恢复工作方案〉的通知》及关于牧民种草责任合同复印件，证实2015年4月17日，昭苏县人民政府下发文件，对全县非法开垦草场工作做出安排部署，要求各乡镇及时开展非法草场植被恢复工作。同年，被告人裴某与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蒙古族乡人民政府、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蒙古族乡阔斯托别村及乡草原监理管理站签订《关于牧民种草责任合同》，合同中明确裴某非法开垦草场300亩，要求其在三年内进行植被恢复的事实。   22、昭检民（行）行政违监（2017）65402600009号检察建议书，证实2017年8月30日，昭苏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昭苏县畜牧兽医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对裴某非法开垦草原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相应行政处理的事实。   23、昭苏县公安局昭公（刑）缴字［2018］08号追缴物品清单及缴款票据复印件，证实2018年7月3日，被告人裴某将其2017年种植作物效益人民币112,613元交至昭苏县公安局指定账户的事实。   24、调查表1份，证明裴某在2017年有250亩地尚未恢复。   25、裴某证言，证实2015年至2017年间，被告人裴某的非法开垦草场情况，同时证实其只认可被告人裴某非法开垦草场130亩的事实。   26、迪力曼·马达丽证言，证实被告人裴某非法占用农用地的亩数为250亩，至2018年4月，其已将250亩非法开垦草场全部恢复植被的事实。   27、迪力曼·马达丽的证言，证实胡松图哈尔逊蒙古族乡草原站向裴某出具的部分文书写明非法占用农用地亩数为130亩的原因，认定裴某非法占用农用地的实际亩数为250亩的事实。   28、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5年4月17日昭苏县人民政府下发《昭苏县非法开垦草场植被恢复工作方案》，同年，被告人裴某与乡人民政府、村委会及草原监管部门共同签订了《关于牧民种草责任合同》，被告人裴某于2016年主动恢复草场63.5亩后，2017年未对合同约定本应恢复的草场进行恢复，且其对破坏草场亩数、草场等级、草原生态环境破坏价值及2017年种植农作物效益价值等鉴定结论不予认可的事实。   29、鉴定意见   （1）草原等级鉴定书及人员职称复印件，证实2017年，裴某所开垦的250亩草场等级为二等二级，牧草产值为148元/亩的事实。   （2）昭公（刑）鉴聘字［2017］110号鉴定聘请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新农林牧鉴字［2018］第01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昭公（刑）鉴通字［2018］203号鉴定意见通知书，证实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确定了被告人裴某非法占用农用地的位置、面积、2017年种植农作物种类、草场等级、草原生态环境破坏价值及2017年种植作物效益价值等。   30、昭苏县农业农村局证明一份，证实2017年度昭苏县县域内小麦每亩地的物化成本为491元，油菜物化成本为298元。   31、昭苏县普通增值税发票，证实昭苏县公安局支付鉴定费总计10万元，鉴定亩数6700余亩，每亩鉴定费为15元的事实。   32、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修复方案一份，证实2019年12月20日，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制定的草原环境修复方案。   33、2019年12月20日，昭苏县林草局向本院出具说明，证实自愿承担涉案草场的修复监督管理和验收职责，如被告人未按期修复，自愿承担修复责任(被告承担每次每亩148元的修复费用)。   本院认为，被告人裴某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规，在有关部门通知限期恢复草场植被后，被告人裴某仍然继续改变承包的250亩草场土地用途，种植农作物，数量较大，造成草场等农用地大量毁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被告人裴某及辩护人关于2017年非法种植的亩数为130亩的辩解意见，经查，虽然，昭苏县草原监理所昭草监2017告07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其非法种植为130亩，但时间为2017年7月；2017年胡松图哈尔逊蒙古民族乡牧区非法开垦草场植被恢复验收表可以证实，2018年4月25日，被告人裴某分别恢复草场植被100亩、150亩，共计250亩的事实；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乡草原站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可以证实被告人裴某已对其非法改变草场使用性质的250亩进行恢复的事实；同时，昭苏县公安局的鉴定意见书也可证实被告人裴某非法改变草场使用性质的为250亩；昭苏县胡松图哈尔逊蒙古民族乡非法开垦草场植被恢复责任书，证实2017年被告人裴某非法开垦草场面积为250亩，要求其在2017年10月15日之前完成非法开垦草场植被恢复任务的事实。故对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关于本案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违反草原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2009修正）制定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效法律公布日期2009.08.27时效已被修改等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处罚。第二条规定：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在二十亩以上的，或者曾因非法占用草原受过行政处罚，在三年内又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在十亩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数量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一）开垦草原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木的；…。本案中，被告人裴某明知涉案土地为草场，仍然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种植农作物，且数量较大，犯罪的要件成立，其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辩护人关于鉴定人并不具备司法鉴定合法要件的问题，本院认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中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司发通（2015）117号】及司法部和环境保护部联系发布的《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司发通（2015）118号】、《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办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司发通(2016)101号】文件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第四款，环境损害类的司法鉴定应统一登记，上述规定均是环境损害类鉴定的特殊规定，本案的司法鉴定经本院审查，昭苏县公安局鉴定机构及鉴定人有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故对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辩护人关于鉴定意见书签名盖章存在签名或盖章不全等问题，本院审查认为，签名盖章不全属于瑕疵问题，并不影响其效力。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未到现场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均对鉴定意见无异议，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又未申请重新鉴定、勘验。故对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被告人裴某改变草场用途种植农作物的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其本人的犯罪行为，不仅破坏了草地管理制度，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相应的损害，在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承担生态环境修复的相关责任，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昭苏县人民检察院已经诉前公示，符合案件受理条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服务功能损失，经本院在庭审中释明，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因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涉案草场明显的服务功能损失而对此未提起诉讼，对此部分本院不作审理。经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认定，被告裴某已对涉案草场停止侵害，公诉机关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昭苏县人民检察院对此事实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因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已履行停止侵害的义务，故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本院不再另行判决。对于限期修复的诉讼请求，本院审查认为，草场的修复不是简单的停止侵害，而是恢复到草场的原有的状态，昭苏县林草局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的修复方案，经本院审查认为，该方案系有权机关作出，内容具有可操作性，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对此无异议；同时，案件审理中，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向本院出具说明，自愿行使其应尽的监督、验收草场恢复的法定义务，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鉴定费的诉讼请求，本院审查认为，该鉴定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根据、有必要的鉴定，是明确权利与责任的鉴定，其鉴定结果与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由此鉴定费用理应由加害人（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裴某）承担。同时，我国《刑法》规定，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应当予以收缴。本案中，被告人裴某改变草场用途后种植农作物所获得的全部非法收益属于违法所得，应当依法予以收缴。因公诉机关未提供证据证明2017年以前被告人种植农作物非法收益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被告人裴某2017年改变草草场使用性质的非法收益38，112.5元（450.45-298）×250，依法予以收缴。被告人裴某在案件审理期间积极恢复被毁坏的草场，经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证实被毁坏的草场已播种草种、地貌初步得到恢复，且主动缴纳违法所得，真诚悔罪，酌定从轻处罚。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裴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0元，被告人裴某种植农作物的违法所得38，112.5元（450.45-298）×250（已缴纳）及草场补贴375元；   （缓刑考验期，从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   二、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裴某于2021年7月1日前，按照昭苏县林业和草原局制定的草原环境修复方案进行修复，如逾期未完成修复任务，需按照修复程度及未完成比例承担相应的修复费用；   三、驳回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昭苏县人民检察院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费753元，鉴定费用3750元（250×15），共计4503元，由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裴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出上诉。   审  判  长   杨 晓 强   审  判  员   特   布   审  判  员   古丽孜那提   人民 陪 审员   艾克 热米   人民 陪 审员   高 传 英   人民 陪 审员   董 爱 云   人民 陪 审员   张 远 江   二 〇 二 〇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书  记  员   王 晓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