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民终4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盛世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荆，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汉京琳，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毅。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某。上诉人上海盛世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船代）因与被上诉人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富集团）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9）沪72民初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盛世船代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荆、汉京琳，被上诉人浙富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世船代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对于李某在涉案海上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关系订立、履行过程中的身份和行为性质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二、根据（2018）浙0122刑初8号刑事案件所查明的事实，杭州易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出公司）完全是李某为了在浙富集团的对外付款环节侵占公司财产而设立的“空壳公司”和“犯罪工具”。盛世船代系因李某谎称浙富集团“付款流程需要”而在事后与易出公司补签“合同”。该行为属于“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无效行为，不影响盛世船代与浙富集团之间真实的海上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关系;三、在案证据表明，盛世船代一直在向浙富集团催讨涉案欠款。李某的复杂身份不影响盛世船代对浙富集团诉讼时效的中断;四、有关证据表明，李某通过设立易出公司套取的是浙富集团的款项，浙富集团是否将业务分包给其全资子公司也是浙富集团内部法律关系，均与盛世船代无关，无需由盛世船代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浙0122刑初8号中未对本案所涉款项一并认定为李某职务侵占犯罪的赃款不影响浙富集团对盛世船代应当承担的债务。综上，盛世船代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盛世船代的一审诉讼请求。浙富控股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盛世船代认为一审法院对于李某在涉案海上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关系订立、履行过程中的身份和行为性质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没有任何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盛世船代与易出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货物运输服务合同关系，盛世船代认为该行为属于“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无效行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盛世船代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就涉案业务曾向浙富集团或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富水电）主张过，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四、本案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与李某职务侵占罪涉及的俄罗斯扎拉吉日项目货物运输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盛世船代自愿与易出公司签订合同，应当自行承担相应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恳请二审法院驳回盛世船代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盛世船代在一审中诉称，2015年5月初，浙富集团委托其代为安排一批水轮发电机组零部件自中国上海港至格鲁吉亚波季（POTI）港的海上运输。浙富集团的经办人系其国际物流部的李某。盛世船代接受委托后，向承运人办理订舱手续并安排了涉案货物的报关，共产生运杂费190,502.32美元。涉案货物于2015年5月18日在上海港出运，船名航次为M.V.XXXXXAVIVA轮V.01502航次。货物出运后，李某以财务安排为由要求盛世船代将运杂费发票开具给案外人易出公司，并要求盛世船代与易出公司补签了《物流服务合同》。其后，盛世船代向易出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190,502.32美元的代理海运费发票，根据发票上载明的汇率，折合人民币1,184,714.88元。经盛世船代反复催讨，李某于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间陆续向盛世船代的法定代表人陆华支付了人民币450,000元。2017年5月8日，李某向盛世船代出具付款保函，承诺将于2017年5月18日前支付人民币200,000元，6月30日前支付人民币200,000元，7月30日支付人民币300,000元。2017年9月4日，李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依法逮捕。2018年1月16日，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桐庐法院）作出（2018）浙0122刑初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某构成职务侵占罪。经调取该案证据材料，易出公司系李某以其妻子名义设立的一人公司，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职务便利将浙富集团应付给盛世船代的资金套出，李某亦承认货物其实是直接交给盛世船代承运，运杂费被其套出后用于归还个人债务。盛世船代认为，其与浙富集团之间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盛世船代为浙富集团办理了海运订舱出运、报关、垫付海运费等受托事宜，浙富集团理应按约支付相应费用。据此，盛世船代请求判令浙富集团向其支付运杂费人民币734,714.88元（总费用人民币1,184,714.88元扣除李某已支付的人民币450,000元）及该款项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9月16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并由浙富集团承担案件受理费。浙富集团辩称，其并非涉案业务的托运人，李某也不是其公司经办人。涉案业务其已分包给浙富水电，虽以浙富集团名义报关，但设备运输、安装、款项支付等都是浙富水电负责，李某系该公司员工；盛世船代系接受易出公司委托，李某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盛世船代接受李某的付款保函表明其认可付款责任由易出公司或者李某承担，故即使其有部分运杂费没有收到，也应当向易出公司或者李某主张；2017年8月盛世船代与浙富水电就案外项目进行了结算，如果该项目如盛世船代所称与涉案业务是类似的法律关系，就应当一并结算，当时没有一并进行结算亦可证明盛世船代认可涉案业务系存在于其与易出公司之间，故盛世船代应向易出公司主张；李某职务侵占罪涉及的项目是俄罗斯项目，该项目是浙富水电直接委托给盛世船代的，易出公司与浙富水电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与涉案业务不同，且公安机关和桐庐法院均认为本案不涉及刑事犯罪，故上述刑事案件将本案业务排除在外；涉案业务于2015年5月出运，距盛世船代提起本案诉讼已近四年，在此期间盛世船代与浙富集团和浙富水电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及结算，但盛世船代从未提及涉案的运杂费，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故即使盛世船代有权向浙富集团主张该笔费用，也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丧失了胜诉权。据此，请求驳回盛世船代的全部诉讼请求。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8日对李某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李某对其身份、涉案业务的合同签订、付款情况等具体操作细节做了陈述。盛世船代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李某的陈述不实，在涉案业务中李某应系代表浙富集团，易出公司仅系李某为套取资金而设立。浙富集团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该笔录系法院对李某进行询问时制作，其效力应予确认，可以证明李某就涉案相关事实所作陈述的内容。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月1日，浙富集团与浙富水电签订《合同协议书》，由浙富集团将包括涉案项目在内的15个项目分包给浙富水电，并约定了相应分包价格。2015年2月16日，双方签订《关于15个项目合同补充协议书》，对涉案项目的分包价格进行了调整。为涉案货物运输，盛世船代方的王某与李某进行沟通。盛世船代与易出公司签订了编号为YCSS20150506的《物流服务合同》，合同上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15年5月6日，合同的甲方为易出公司，乙方为盛世船代，双方约定由盛世船代为易出公司提供2015年5月从中国发运货物的物流服务，包括报关报检、装箱、短倒、装船、捆扎、起运港至卸货港的海洋运输、卸货港卸货、目的港集装箱堆场至施工现场的陆路运输等除目的地清关之外的所有物流环节，起运港为中国上海港，卸货港为格鲁吉亚波季港，付款期限为出口货物安全及时到达目的地，经收货人确认无误且在发货清单上签字，按实际货量于30天内一次性付清该批货物所有费用。浙富集团陈述，涉案货物应于2015年7月22日运抵收货人工地并卸货。涉案货物出口报关单显示，收发货人和生产销售单位均为浙富集团，出口日期为2015年5月18日，运抵国为格鲁吉亚，商品名称为水轮发电机组的零部件。运输完成后，易出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向浙富水电开具了两张金额分别为人民币804,856元和人民币434,520元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浙富水电分别于2015年7月1日和9月1日向易出公司支付了人民币804,856.06元和人民币433,660.90元。浙富集团表示发票金额与实际支付金额不一致系因浙富水电的付款是基于李某请款的金额，而不是根据发票金额。2015年9月16日，盛世船代向易出公司开具了两张金额均为人民币592,357.44元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2017年5月8日，李某向盛世船代出具付款保函称，基于易出公司尚欠盛世船代运输费用款项，其承诺于2017年5月18日前支付人民币200,000元，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人民币200,000元，2017年7月30日支付人民币300,000元。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此前李某分别于2016年9月20日、12月8日、2017年2月27日向盛世船代法定代表人陆华的个人账户支付了人民币100,000元、人民币200,000元、人民币150,000元。2017年8月23日，浙富水电与盛世船代签订平账协议，双方就编号为ZFYS-2014-004的《俄罗斯扎拉吉日水电站工程国际综合物流合同》项下运输费用的支付达成一致。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浙富集团表示涉案业务系其与另外一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作为承包商与外国业主签订的合同，故出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载的收发货人和生产销售单位为浙富集团，但涉案业务系浙富水电委托易出公司，然后易出公司转委托盛世船代进行操作。盛世船代表示，其与易出公司之间的《物流服务合同》系应李某要求，在运输完成后补签。盛世船代和浙富集团均确认，涉案业务均系李某和王某联系进行。2019年8月28日，上海海事法院就涉案业务情况向李某进行询问，李某确认其在涉案业务进行期间系浙富水电的员工，涉案业务其系与盛世船代方的王某具体联系；易出公司系其成立，就涉案业务易出公司与盛世船代签订过合同，合同签订时间与涉案业务时间相近，易出公司已通过李某个人账户向盛世船代支付了涉案业务的部分费用，盛世船代知悉易出公司系李某设立；涉案业务的托运人是浙富水电，易出公司与浙富水电亦就涉案业务签订过合同，浙富水电已将涉案业务的所有费用支付给易出公司；就涉案业务费用盛世船代一直向李某个人催讨，从未向浙富集团催讨过。另查明：浙富集团成立于2004年3月26日，原名“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2007年8月更名为“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2月变更为现名称。浙富水电成立于2011年1月12日，系浙富集团全资子公司，原名“桐庐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2013年12月变更为现名称。易出公司系李某以其妻子名义注册成立。根据浙江省桐庐县社会保险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李某的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单上的记录，在涉案业务进行时，李某的相关保险系由浙富水电缴纳。一审法院认为：就涉案运输而言，盛世船代提供的是报关、订舱等物流服务，其仅负责转递提单而未从事运输，故其身份应被认定为货运代理人。盛世船代提起本案诉讼系为了追讨货运代理费用，故本案纠纷应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盛世船代和浙富集团的诉辩意见及庭审情况，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就涉案业务盛世船代与浙富集团之间是否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浙富集团应否向盛世船代支付涉案业务的相关费用；二、盛世船代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关于就涉案业务盛世船代与浙富集团之间是否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浙富集团应否向盛世船代支付涉案业务的相关费用的问题。盛世船代认为，涉案业务系由浙富集团委托盛世船代，故涉案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成立于盛世船代与浙富集团之间。浙富集团认为，其与盛世船代直接没有直接合同关系，就涉案业务与盛世船代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应为易出公司。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李某与浙富水电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及李某的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单，李某在涉案业务进行过程中应为浙富水电的员工，盛世船代主张李某系浙富集团的员工未提供相应依据。其次，李某虽为浙富水电公司员工，但其行为并不必然代表浙富水电。就涉案业务而言，联系双方为李某和王某，盛世船代确认王某系代表其公司与李某开展业务，在李某向盛世船代提供了易出公司的《物流服务合同》要求盛世船代签署时，李某的行为应视为代表易出公司进行。即使李某系代表浙富水电，因上述《物流服务合同》的签署双方是易出公司和盛世船代，无论易出公司成立的动机为何，其与浙富集团或浙富水电系完全独立的不同法人，盛世船代对此应当清楚，其基于商业考量自愿签署该合同，将易出公司作为涉案货运代理合同的相对方，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盛世船代虽主张根据其提供的刑事判决书，易出公司系李某为套取资金而设立，但该刑事判决书并非针对涉案业务，盛世船代亦未就涉案业务至公安机关报案，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同时，在案证据显示，浙富集团将涉案业务分包给浙富水电，而李某在涉案业务进行过程中亦系浙富水电的员工，故即使如盛世船代所述其与易出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无效，其主张权利的相对方也应为浙富水电，而非浙富集团。第三，涉案运输完成后，盛世船代向易出公司开具了发票，且李某在向盛世船代出具的付款保函中明确写明系对易出公司欠盛世船代的运输费用进行保证，盛世船代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或要求李某以浙富集团或浙富水电的身份出具保函，也可证明其认为的合同相对方应为易出公司。第四，涉案业务发生后，盛世船代仅向李某个人进行催讨，没有证据显示其向浙富集团或浙富水电催讨过涉案费用，而李某虽为浙富水电员工，但其也是易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涉案合同签订于盛世船代和易出公司的情况下，盛世船代催讨的指向方应当为易出公司而非浙富水电或浙富集团。而且，在案并无证据证明在2017年盛世船代与浙富水电协商案外业务费用时，曾一并向浙富水电主张过涉案业务费用，而此时该费用的产生已经超过二年，其并未一并催讨亦不符常理。据此，一审法院认为，盛世船代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浙富集团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相反在案却存在其与易出公司签订的《物流服务合同》以及盛世船代开具给易出公司的发票、李某向盛世船代出具的付款保函等证据，故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浙富集团需向盛世船代支付涉案业务的相关费用，一审法院对盛世船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盛世船代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浙富集团陈述涉案货物应于2015年7月22日运抵收货人工地，从该日至盛世船代提起本案诉讼向浙富集团主张权利之日的2019年2月25日，相距三年零七个月的时间。事实表明，在此期间，盛世船代仅向易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某进行过催讨，目前尚无有效证据显示盛世船代曾向浙富集团或浙富水电提出主张。虽然李某的身份同时也是浙富水电的员工，即使由此认定其可以代表浙富水电或浙富集团，但在涉案货运代理合同签订于盛世船代与易出公司的情况下，李某具有多重身份，向其催款不能等同于向浙富水电或浙富集团催款，不能构成对浙富集团或浙富水电主张权利时效的中止或中断。据此，即使盛世船代有权向浙富集团主张欠款，其提起本案诉讼也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对盛世船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147元，由盛世船代负担。盛世船代在二审中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浙富集团子公司浙富水电在（2018）沪72民初2994号案中提供的民事诉讼证据清单,用以证明在盛世船代的关联公司上海盛世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物流）诉浙富集团的子公司浙富水电的（2018）沪72民初2994号案中，浙富水电提供的证据2显示，盛世船代曾于2016年6月20日派人前往浙富集团处催讨账款，催讨账款的对象既包括浙富集团，也包括浙富集团的子公司浙富水电（因浙富集团的业务也常由浙富水电付款，要求盛世船代及盛世船代的关联公司将发票开给浙富水电）；2.公司账户声明及委托书，用以证明盛世船代特别向浙富集团及其子公司声明，盛世船代只有一个收款账户，从不授权第三方代收款项。盛世船代仅授权朱爱国代表盛世船代向浙富集团及浙富水电办理结算手续；3.李某QQ资料,用以证明李某工作QQ名为“浙富控股-李某”，盛世船代工作人员王某始终通过浙富集团工作人员李某与浙富集团联系货运代理业务、开票及催款等事宜，直至李某因被捕而失去联系；盛世船代通过向李某催讨费用即应视为对浙富集团进行过催讨；4.“浙富控股-李某”与盛世船代工作人员王某2015年4月、5月、7月27日至8月、9月以及2015年12月至2017年4月的QQ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就涉案业务王某与李某进行沟通的过程和内容；5.付款保函，用以证明李某系浙富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浙富水电负责物流业务的工作人员，实际业务联系过程中浙富集团和浙富水电不作明确区分，都是李某一个人负责，出口的货物都是浙富集团的货物；6.（2018）沪72民初2994号民事判决书、（2018）沪0115民初37958号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7151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2018）沪72民初2994号案和（2018）沪0115民初37958号中浙富水电的代理人与本案浙富集团的代理人相同，均为吕某某；李某与吕某某一样，既是浙富水电的员工又是浙富集团的员工，根据需要兼有双重身份；浙富水电与浙富集团人格混同，盛世船代只知道李某是浙富集团物流部门的负责人，而浙富水电是浙富集团的全资子公司；（2018）沪72民初2994号案和（2018）沪0115民初37958号中，之所以以盛世物流为原告，以浙富水电为被告，一方面是因为空运和集装箱货运代理业务是盛世物流的业务，都是由王某操作；另一方面是王某在催讨运杂费的过程中，李某于2017年2月3日以浙富水电的名义出具过一份“付款保函”，明确承认有关运杂费是该公司的债务；本案以盛世船代为原告，以浙富集团为被告是因为散货业务是王某以盛世船代的名义与李某进行订舱代理业务的接洽，盛世船代（王某）只知道李某是浙富集团物流部门的负责人，且在该业务中李某从未提及浙富集团的子公司浙富水电，故盛世船代向浙富集团主张债权；7.盛世物流电子账册（2008年8月至2019年6月、2009年1月至2018年6月）和上海卓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悦物流）电子账册（2016年7月至2019年7月）以及盛世物流收款明细（2011年11月至2016年7月、2011年9月至2018年8月）和卓悦物流收款明细（2016年7月至8月），用以证明盛世船代与浙富集团之间自2008年起即开始有业务往来，浙富集团当时的名称为“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王某所代表的盛世船代一方涉及三家关联企业。其中，盛世船代主要从事干散货海运方面的货运代理业务，盛世物流从事海运集装箱货物方面的货运代理业务，有部分业务通过卓悦物流处理；2008年8月至2011年1月期间，与盛世船代发生业务的均为浙富集团（此时浙富集团全资子公司“桐庐富春江水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尚未成立）；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根据银行的入账凭证显示付款人均为“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即浙富集团当时的名称），盛世船代的电子账册中记载的客户名称亦为“ZJFCJ浙江富春江”；2013年12月，浙富集团更名为“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富集团的业务依旧由李某以浙富集团的名义联系委托，所涉货物均以浙富集团为报关单上的出口经营单位/发货单位，商业发票和装箱单均显示卖方为浙富集团。因此，在盛世船代的电子账册中记载的客户名称依旧是“ZJFCJ浙江富春江”；浙富集团指定其子公司浙富水电向盛世船代履行浙富集团的付款义务不改变盛世船代与浙富集团之间的合同关系；8.一组订舱委托书，分别为2013年8月至2014年12月、2015年、2016年“订舱委托书”，用以证明在此期间，浙富集团以李某为经办人委托盛世船代订舱出运货物；“订舱委托书”上记载的联系人为李某，落款均为浙富集团的原名“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9.（2018）沪72民初2994号案质证笔录，用以证明浙富集团全资子公司浙富水电在（2018）沪72民初2994号案中亦承认协议所涉“俄罗斯扎拉吉日项目”业务系浙富集团委托盛世船代订舱出运的（详见笔录最后一页第4行）。浙富集团发表质证意见认为，盛世船代提交的二审证据材料均为一审庭审结束后向一审法院提交未被认定的证据材料，并非二审新证据。该九组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1.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盛世船代就涉案业务曾向浙富集团或浙富集团的子公司浙富水电进行过催讨的事实，（2018）沪72民初2994号案件证据材料《付款保函》所列的14项运费并不包含本案业务。2.QQ资料由于无法证明聊天人真实身份，故对证据3QQ资料证明目的不认可。由于李某有多重身份，在聊天记录中无法区分，故对证据4聊天记录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关于聊天记录，浙富集团认为，第一，该组证据材料第198-199页，催讨没有明确针对涉案业务，无法确认催讨的是哪笔钱，所以无法证明盛世船代向浙富集团催讨过涉案款项;第二，就算聊天记录中所指的合同就是2015年5月6日盛世船代与易出公司签订的那份《物流服务合同》，说明李某之前就已经将合同电子版发给王某，双方之前对签订的主体以及合同具体条款至少有过初步的沟通，这与李某陈述的“签过合同，签署日期记不清了，和涉案业务时间差不多，货物出运前就已经和盛世公司确认的”相互印证;第三，就算是合同倒签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以及众多司法判例，倒签日期的合同只要是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3.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付款保函记录清楚，盛世船代和浙富水电进行过运费核对，但是无涉案业务费用，说明盛世船代就涉案业务费用没有向浙富集团催讨过，因为本案费用是和易出公司发生。4.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吕某某的代理有明确授权，作为集团法务对下属公司案件代理是合理的。浙富集团未明确授权李某可以代表浙富集团对外办理业务。浙富集团不是本案适格被告。5.对证据7中的电子账册的真实性有异议，电子账册系盛世船代及关联公司单方面制作，浙富集团对真实性无法核实。卓悦物流电子账册与本案无关联性。收款明细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卓悦物流收款明细与本案无关联性。该组证据无法证明李某以浙富集团名义联系委托事宜，从2014年开始，所有货代业务的付款单位均是浙富水电，盛世船代应当知晓此时货运代理合同的相对人已经变更为浙富水电。在没有委托付款约定的情况下，盛世船代还认为其与浙富集团建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没有任何依据。6.对证据8“订舱委托书”的真实性有异议，除了第55页的“订舱委托书”委托人处有“浙富水电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的盖章，其余都无公司盖章，且都是从盛世船代员工的电脑上下载，无法证明系原始没有经过更改的版本。7.对证据9质证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俄罗斯扎拉吉日项目的承运方根据双方的平账协议以及开票付款情况，委托人系浙富水电。盛世船代在该案中明确主张双方多票业务均是浙富水电委托，李某系浙富水电的员工，该证据材料与盛世船代在本案所提主张自相矛盾。本院对盛世船代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鉴于浙富集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仅是在他案中提供的民事诉讼证据清单，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盛世船代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证据2，鉴于浙富集团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证据3，鉴于QQ资料上聊天人的身份无法确认，盛世船代又未提供其他证据资料予以佐证，所以该证据不能达到盛世船代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证据4，该聊天记录仅能反映王某与李某曾就涉案业务进行过沟通，但是该聊天记录中的相关内容在未有其他证据材料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份证据不能达到盛世船代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证据5，鉴于浙富集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由于浙富集团与浙富水电都是独立的法人主体，李某与代表盛世船代的王某对账，在李某未获浙富集团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该付款保函上加盖的是浙富水电的公章，不能当然认为李某的行为即代表浙富集团。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对证据6，鉴于浙富集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鉴于浙富集团从未明确授权李某可以代表其对外办理业务，所以该份证据不能达到盛世船代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证据7，鉴于浙富集团对该证据中的电子账册的真实性有异议，盛世船代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浙富集团认为卓悦物流的电子账册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收款明细，浙富集团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卓悦物流的收款明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根据该份材料仅能证明收款明细上的付款单位为浙富水电，在盛世船代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浙富集团委托浙富水电付款的情况下，该份证据不能达到盛世船代想要证明其与浙富集团建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证据8，鉴于浙富集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盛世船代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对该份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证据9，鉴于浙富集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凭该份材料不能达到盛世船代想要证明的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浙富集团在二审中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李某书面陈述和欠款条2。用以证明根据李某的陈述，一审中盛世船代提供的欠款条内容系李某按照盛世船代要求照抄的，因此欠款条上李某声明是浙富集团员工其实是盛世船代单方面这么认为而已，而且该份欠款条针对的是俄罗斯扎拉吉日项目货款，与本案无关；就涉案业务而言，李某的身份一直是易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盛世船代催讨的对象也一直是易出公司和李某，从未向浙富集团主张过。2.应收款（按结算对象），为原件。用以证明2017年6月13日盛世船代曾向浙富集团子公司浙富水电主张结算截止该日期浙富水电尚未支付的运费款项，但不包含本案业务费用的事实；根据多年的交易习惯，多票运费的委托人虽然是浙富控股，但实际开票付款均是浙富水电，是根据开票付款来确定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事实。盛世船代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中李某书面陈述真实性无法确认，内容针对盛世船代提供的证据，不能确认落款日期是否当时形成。且李某就本案所作陈述有利益冲突，系为逃避刑事责任。对证据1中欠款条2的真实性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但不能证明浙富集团所希望证明的事项。相反，该证据反而能证明浙富集团向盛世船代托运/订舱的惯例、浙富集团指定其全资子公司浙富水电为浙富集团的业务接受发票和付款的惯例以及盛世船代通过书面方式向浙富集团催款的惯例。本院对浙富集团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鉴于盛世船代对该证据中李某书面陈述的真实性有异议，在浙富集团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书面陈述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对于欠款条2，鉴于盛世船代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欠款条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证据2，鉴于盛世船代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李某于2017年1月16日出具欠款条，明确易出公司尚欠盛世船代运输费用总计美元143,316.53。还款计划，李某本人承诺，将在2017年2月28日前还款20万元，剩余80万元将在2017年7月31日前还清。两份盖有盛世船代公章的应收款（按结算对象）,截止2017年6月13日，帐单抬头为浙富水电尚未支付的运费款项为USD523,487.79及RMB399,950，但未包含涉案业务费用。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有证据佐证，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涉案业务盛世船代与浙富集团之间是否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2.浙富集团应否向盛世船代支付涉案业务货运代理费用;3.本案盛世船代提起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涉案业务盛世船代与浙富集团之间是否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本院认为，首先，盛世船代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就涉案业务与浙富集团之间存在书面货运代理合同；其次，就涉案业务盛世船代与易出公司订立《物流服务合同》，该份合同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也不属于盛世船代主张的“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无效行为；第三，对李某设立易出公司并提出与盛世船代签订《物流服务合同》，根据相关证据材料，盛世船代知情，其作为从事多年货运代理业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事主体，基于商业考量自愿签署该《物流服务合同》，应自行承担其中的商业风险及相应法律后果。在（2018）浙0122刑初8号李某职务侵占一案刑事判决书中，公诉机关未将李某主动交待的该行为作为犯罪提起公诉，而盛世船代迄今为止亦未以受害人身份就李某的该行为至公安机关报案。综上，在盛世船代就涉案业务与易出公司订立《物流服务合同》，而该《物流服务合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况下，也即该《物流服务合同》应为有效，盛世船代将易出公司作为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的合同相对方，就涉案业务费用结算主张的对象应是易出公司。盛世船代上诉主张就涉案业务与浙富集团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浙富集团应否向盛世船代支付涉案业务货运代理费用本院认为，首先，在案并无证据表明浙富集团与盛世船代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业务系浙富水电委托易出公司，浙富水电与易出公司签订过合同，然后易出公司转委托盛世船代进行操作，易出公司与盛世船代订立《物流服务合同》；其次，涉案业务运输完成后，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易出公司向浙富水电开具发票请款，浙富水电向易出公司支付了人民币804,856.06元和人民币433,660.90元。其后，盛世船代向易出公司开具发票请款；第三，就涉案业务货运代理费用，李某已向盛世船代支付人民币450，000元，就尚欠金额李某于2017年1月16日出具欠款条，明确易出公司尚欠盛世船代运输费用美元143,316.53,还有李某作为本人承诺的还款计划。此后，李某于2017年5月8日又出具付款保函,亦明确易出公司尚欠盛世船代运输费款项；第四，根据盛世船代与浙富水电对账记录来看，就涉案业务货运代理费用盛世船代从未向浙富集团或浙富水电主张过。1.2017年2月3日，李某就浙富水电所欠盛世船代的运费向盛世船代出具付款保函，该付款保函上盖有浙富水电公章，在该付款保函上并没有涉案业务费用；2.二审中浙富集团提供了两份盖有盛世船代公章的应收款（按结算对象）,证明2017年6月13日盛世船代曾向浙富集团子公司浙富水电主张结算截止该日期浙富水电尚未支付的运费款项，但未包含涉案业务费用；3.在案并无证据证明2017年盛世船代与浙富水电曾就俄罗斯扎拉吉日项目款项进行协商并签订平账协议时，曾一并向浙富集团或浙富水电主张过涉案业务费用，而此时涉案业务费用的产生已经超过二年，其并未一并催要涉案业务费用不符常理。综上，本院认为，盛世船代未提供证据证明就涉案货物运输其与浙富集团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相反从盛世船代与易出公司签订的《物流服务合同》以及盛世船代开具给易出公司的发票、李某出具的欠款条和付款保函明确易出公司欠盛世船代款项、盛世船代与浙富水电对账记录等证据来看，浙富集团不应向盛世船代支付涉案业务货运代理费用。盛世船代上诉要求浙富集团向其支付涉案业务货运代理费用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本案盛世船代提起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首先，从盛世船代与易出公司签订的《物流服务合同》约定来看，付款时间应当是业主签收后30日，本案业主签收时间是2015年7月22日，从该日起算至盛世船代于2019年2月2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向浙富集团主张权利，已有三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其次，本案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2015年至今，盛世船代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浙富集团或浙富水电主张涉案业务费用。现盛世船代主张其向李某主张，李某的身份代表浙富集团，故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本院认为，盛世船代曾向李某进行催款，但在涉案货运代理合同签订于盛世船代与易出公司的情况下，李某具有多重身份，李某也是易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盛世船代向李某催款，不能等同于向浙富集团或浙富水电催款，不能构成盛世船代对浙富集团或浙富水电主张权利诉讼时效的中止或中断。综上，即使盛世船代有权向浙富集团主张欠款，本案盛世船代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盛世船代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147元，由上诉人上海盛世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敏审 判 员  胡海龙审 判 员  高明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凯悦书 记 员  朱静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