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41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金莲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建设东路89号。法定代表人：俞素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楚恩新，男，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强，北京市开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程铖，男，196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江苏省淮安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柏玉潭，江苏柏玉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训军，北京市法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易县金台西路180号。法定代表人：邹洪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艳春，河北孙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金莲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莲纸业公司）因与上诉人程铖、原审第三人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水砚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25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莲纸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俞素丽、委托诉讼代理人楚恩新、郝强，上诉人程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训军，原审第三人易水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艳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莲纸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程铖返还金莲纸业公司委托代管款项762．5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程铖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在重审期间，由于程铖怠于提交其收支合同款项银行流水，经金莲纸业公司反复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程铖名下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该流水明细反映出程铖实收合同款2644．5万元，程铖主张的部分工程款不存在，程铖用部分合同款冒充孙文君借款欺骗俞素丽。另，涉案项目自2012年10月2日发包给巴中市广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公司）总包施工，没有其他公司，工程款总额1673万元，广厦公司只收到程铖492万元，其余工程款是金莲纸业公司支付的（包含张淑芬直接打入岳品银行卡的200万元）。五年以来，程铖作为受托人没有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其存在金莲纸业公司认可金额之外的合理支出。程铖曾经伪造合伙协议进行虚假诉讼，被司法鉴定甄别为虚假合同。程铖使用自制虚假开支自行委托审计部分进行审计，故意混淆是非。合理开支需要合同、票据、实物、付款流水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支持，700余万元的工程款开支没有相应的手续和实物，只能说明是程铖凭空杜撰，其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金莲纸业公司除认可程铖付广厦公司492万元、付童天玲500万元、付金莲纸业公司法定代表人890万元以外，对于其他支出均不认可。一审判决在认定双方委托关系和程铖现有银行账户实收涉案款项为2639．5万元的基础上，却以程铖实际工程款支出大于程铖实收涉案款项为由驳回金莲纸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是错误的。程铖辩称，对一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金莲纸业公司的上诉。第一，程铖为涉案项目支出的工程款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进行评估。程铖不认可实际收到合同款2644．5万元，程铖的银行账户流水中有其他人支付的款项。第二，关于孙文君和程铖借款往来过程以及俞素丽、程铖还款过程，与本案无关，程铖不存在欺骗或隐瞒事实。第三，关于涉案工程款，金莲纸业公司与程铖虽然存在一定的委托关系，但不能涵盖双方之间的全部合同内容，因为涉案项目从策划、设计、运作、施工、后期验收、与各个政府部门交涉，全部是程铖完成。涉案工程的建设面积从3000平方米扩大到9000平方米，都是程铖垫资、施工完成。金莲纸业公司从来没有参与。经过初步审计，建设费用已经达到了3193万元，所以一审法院基于该事实驳回金莲纸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程铖上诉请求：1．依法认定程铖实际收到涉案款项为2039．5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金莲纸业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程铖收到涉案款项21笔，总金额2639．5万元的事实认定错误。程铖实际收到涉案款项15笔，收款总金额为2039．5万元。其中，包括收到苗丽芳（代苗宝生）汇款11笔，合计金额1439．5万元，收到张淑芬汇款2笔，合计金额400万元，收到易水砚公司汇款2笔，合计金额200万元。程铖另外收到的6笔汇款，合计金额655万元，不是易水砚公司汇款，此款与金莲纸业公司及易水砚公司无任何关系。6笔汇款具体包括程铖名下工商银行尾号1358银行卡三笔收款（1、2013年1月11日汇款人通过6226310110712245账户汇款100万元；2、2013年2月7日汇款人通过6226310110712245账户汇款100万元；3、2013年2月7日汇款人通过6222080200000865280账户汇款100万元）以及程铖名下农业银行尾号1014银行卡三笔收款（1、2012年12月29日汇款人在银行代码500101910004254号网点汇款300万元；2、2013年1月6日汇款人在银行代码500101910004254号网点汇款15万元；3、2013年4月12日汇款人在银行代码360401910004254号网点汇款40万元）。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述6笔汇款的实际汇款人姓名及汇款人账号，即认定易水砚公司为该6笔汇款的汇款人是错误的。金莲纸业公司辩称，不同意程铖的上诉理由，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程铖收到2639．5万元。易水砚公司陈述称，认可程铖是金莲纸业公司受托人的事实。易水砚公司共向程铖支付工程款2544．5万元，有相应的付款凭证和程铖出具的收条证明。上述款项超过了工程预算，应该有剩余。涉案砚台馆已经与程铖和金莲纸业公司无关，现由易水砚公司经营使用。程铖应当就其收到工程款提供实际花费的票据和实物，不能以程铖单方审计结果为准。希望金莲纸业公司与程铖就工程款问题协商解决。对于金莲纸业公司请求程铖返还762．5万元工程款的问题，具体金额由法院核算。金莲纸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程铖立即退还金莲纸业公司委托代管款项762．5万元；2．程铖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3日，第九届园博会丰台筹备办公室（甲方）与金莲纸业公司（乙方）签订《第九届园博会砚石文化园合作项目框架合作协议书》，主要约定：乙方向甲方赠予巨型砚台并在园博园内永久保留展览；砚石文化园位于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园区B02地块内，具体位置见附件；砚石文化园计划占地面积3000余平米，地上建筑面积约为2500平方米（游廊不算建筑面积），建筑限高原则上不突破9米，局部不突破12米；乙方负责全额投资建设砚石文化园；砚石文化园产权归北京园博园管理中心（为第九届园博会园区管理事业单位）所有，乙方享有第九届园博会闭展后砚石文化园30年的使用权。2012年12月29日，俞素丽代表金莲纸业公司（甲方），张淑芬、苗宝生代表易水砚公司（乙方），程铖（见证人）签订《中华砚台馆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根据第九届园博会场馆招商框架原则，结合中华砚台馆实际情况，甲乙双方就中华砚台馆合作事宜达成以下协议：甲方负责中华砚台馆建设用地（无产权）及30年无偿使用权手续的合法性，负责中华砚台馆设计方案的审批及水、电、路、气、网络电信配套设施到位，负责园博会、政府协调及报建、报验工作和相关费用；甲乙双方各享有50%中华砚台馆建筑物的30年使用权（无产权）；园博会展会期间中华砚台馆无偿对外开放，园博会结束后，甲、乙方共同对外经营；乙方负责中华砚台馆土建工程、简装费用2100万元，超支费用由甲方负担；中华砚台馆土建工程开始以前费用总计人民币195万元，及中华砚台馆的燃气、暖通、电梯、消防、空调、智能化、室内夹层、顶层建筑等工程费用由乙方垫付，乙方垫付此笔费用在中华砚台馆获得首笔盈利中列支；……乙方于2012年12月29日支付人民币800万元到甲方指定账户，于2013年1月18日支付人民币695万元，其余款到工程竣工时结清；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的基础在于甲乙双方对见证人程铖的尊重和信任，甲乙双方同意见证人对工程款支付及工程的监管，乙方所付款均汇入见证人银行账户。……”合同签订后，各方依约履行。如下就合同款支付情况、项目施工及工程款支付情况、其他有关事实进行分述。（一）合同款支付情况合同签订后，易水砚公司陆续通过该公司或张淑芬等账户向程铖账户支付合同款900万元，向施工方岳品账户支付200万元，程铖出具1100万元收条；易水砚公司陆续通过苗丽芳等账户向程铖账户支付1739．5万元，程铖出具1739．5万元收条。以上程铖合计收到易水砚公司支付合同款2639．5万元。2014年2月21日，张淑芬出具证明一份，标题为《2013．1．18-2013．8．月付北京园博园款统计表》，其中表格内容显示：2013年1月18日、2013年3月4日、2013年4月18日，张淑芬向程铖分别汇款600万元、100万元、5万元，小计805万元，2013年4月12日（两次）、2013年5月8日、2013年1月30日、2013年1月18日，苗宝生分5次向程铖分别支付48万元、600万元、166．5万元、30万元、895万元，小计1739．5万元，总计2544．5万元。表格下方手写载明“以上款项中的捌佰零伍万元是我支付给江苏金莲有限公司合同款，程铖是金莲纸业公司的代收人，该款所有权归江苏金莲纸业有限公司。”落款处，张淑芬在证明人处签字，并加盖有易水砚公司公章。同日，苗宝生出具证明一份，标题与表格内容与张淑芬上述证明文件一致，表格下方手写载明“证明以上款项中17395000元是我支付江苏金莲纸业有限公司的合同款，程铖是金莲纸业有限公司的代表人，该款所有权归江苏金莲纸业有限公司。”落款处，苗宝生在证明人处签字捺印。届时，张淑芬是易水砚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与邹洪利系夫妻关系。（二）项目工程施工情况第九届国际园林博览会砚台馆《建设工程设计合同》载明：设计规模：地上约2500平米，地下一层约2300平米，以园博会提供坐标为标准占地约3000平米。《房屋安全鉴定报告》载明：砚台文化园巨砚馆建筑面积：302．40平米。1．广厦公司施工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2012年10月2日，金莲纸业公司（发包方、甲方）与广厦公司签订《第九届园博会中华砚台园工程承包合同》及《第九届园博会中华砚台园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由广厦公司承包建设园博会中华砚台文化园工程，工程内容为：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工程（发包方指定分包项目除外）。工程承包范围地下二层、地上二层共计四层，总建筑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具体详见设计图。承包方式：工料承包。2014年1月16日，俞素丽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金莲纸业公司（甲方）与广厦公司（乙方）签订《结算协议书》，载明：一、双方共同确认乙方承建甲方园博园中华砚台园工程款的总额的工程数额为1673万元。二、甲方已向乙方支付工程款的数额为下列l、2、3项之和。1、甲方己直接向乙方支付工程款数额为160万元。2、乙方认可甲方（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法定代表人俞素丽及工作人员程铖、张淑芬等人）通过银行汇款等形式向岳品支付的工程款金额1064万元。3、甲方认为实际付款的金额超出第1、2项之和，超出的部分为争议数额。争议的数额按本条第4项确定。4、双方同意就第3项争议的部分由岳品与程铖对账，如果经过对账存在差额，那么差额的部分从甲方第二次向乙方付款时扣减。三、甲方欠乙方工程款的数额为第一、二条之差。在争议部分未确定之前，对于甲方欠付乙方工程款的数额，双方同意暂按双方均认可的部分即449万元履行。四、付款时间和方式：（略）。2．其他施工及工程款支付情况沙正洪系金莲纸业公司职员，其对程铖陆续付款情况签字确认合计2502．298万元，其中包括4类：程铖向童天玲付款500万元，向俞素丽付款1100万元，向孙文君付款312万元，支付有关工程建设的款项合计590．298万元（包括支付主馆工程494万元、其他各类工程款96．298万元）。王全蔡、孙取明与俞素丽共同在《中华砚台园工程发包方、承包方授权签字人确认书》下方确认签字，系案涉工程经授权人员。该二人陆续在《北京中华砚台园（砚台馆预结算汇总）》等文件上签字确认程铖支付工程款合计1336130．95元。2014年8月4日，苗宝生对以下文件表示认可：《中华砚台园广厦公司承包工程以外程铖垫支费用结止2013年11月18日（含欠工程、电力、消防、电梯等款项）》，包括：l、主馆顶层结构设计费5000元；2、电梯款185000元；3、电力增容费1350000元（有票认可）；4、厨具款30580元；5、主馆天然气连接费480000元（有票认可）；6、电工张金生工资8000元（1000+2000+5000），合计金额：2058580元。自2011年起，程铖陆续支付各类工程所需费用若干，《北京园博园砚石文化园程铖支付费用及款项往来审计报告》载明：程铖于2011年8月开始启动筹划北京园博园砚石文化园项目，实际执行期为2011年9月至2014年8月30日。项目已于2013年5月初竣工，该项目2013年5月18日部分投入使用。该项目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6536．32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954．5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581．76平方米。该项目为程铖以江苏金莲纸业有限公司名义有偿为北京园博园管理中心代建设的公益性项目，产权属于北京园博园管理中心。程铖是北京园博园砚石文化园创意、规划设计、施工建设、验收报批、资金筹集、费用垫付、运营管理及受益的实际操作人。北京园博园砚石文化园程铖支付费用及款项往来合计人民币金额31939411．00元。其中：2013年儿童节慰问款2139．00元、办公费及办公用品款50778．00元、餐费招待费955195．00元、打字复印图片广告类88471．00元、工程款10225749．00元、工资类1000364．00元、购中华宝砚款200000．00元、购主馆厨具款30580．00元、空调款8500．00、通讯费450000．00元、烟酒类550938．00元、应收往来款16000000．00元（其中：应收俞素丽往来款11000000．00元、应收童天玲往来款5000000．00元）、赞助费100000．00元、租房租车类2269900．00元、证件押金1100．00元、其它类5697．00元。（三）其他有关事实1．童天玲与案涉项目关系审理中，金莲纸业公司、程铖均认可项目初期童天玲意欲与金莲纸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俞素丽合作，其向俞素丽支付500万元，后未合作，程铖以所收委托款向童天玲偿付了该500万元。2．孙文君与案涉项目关系2012年10月31日，程铖（借款人）与孙文君（被借款人）签订《借款凭据》，载明：借款人程铖因筹建中华砚台文化馆需要，向被借款人孙文君借人民币现金12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一年。第一笔借款100万元整，于2012年11月2日到借款人账户（程铖农行卡尾号1014），借款利息按月利率4计算。2012年11月3日，孙文君向程铖账户支付100万元。当日，程铖将100万元支付至俞素丽账户；2012年12月14日，孙文君向程铖账户支付100万元。次日，程铖将100万元支付至俞素丽账户。2012年12月4日至2013年2月25日，俞素丽通过金莲纸业公司、俞素丽个人账户陆续向孙文君账户付款共155万元。审理中，金莲纸业公司主张，因案涉项目初期俞素丽向孙文君借款施工，其自行偿还了该借款。2013年3月7日，程铖向孙文君账户支付208万元，付款凭证载明“还孙文君本金200万元，利息2万元”；2013年3月19日，支付104万元，付款凭证载明“代俞素丽还欠款本息104万”。3．苗宝生、邹洪利发送律师函的情况2016年11月30日，苗宝生、邹洪利委托律师向程铖发送《律师函》，载明：“……苗宝生先生、邹洪利先生、张淑芬女士共向你账号汇入2544．5万元。本律师接受苗宝生先生、邹洪利先生的委托函告如下：限你收到本律师函十个工作日向苗宝生、邹洪利先生报告工程款支付明细，并将相关的支付票证一同移交。逾期苗宝生、邹洪利先生将向公安机关申请立案侦查。”4．关联诉讼情况程铖曾于2014年9月将俞素丽和金莲纸业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俞素丽及金莲纸业公司履行合作协议书，向其交付砚石文化园使用权和经营权30年的65%份额，并提交一份其与俞素丽、金莲纸业公司于2011年9月29日签订的《第九届园博会中华砚石文化园合作协议书》作为证据。该案审理过程中，经鉴定该协议书并非俞素丽本人签字，故一审法院作出（2014）丰民（商）初字第157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程铖的起诉。二审维持原裁定。2017年3月，程铖又将金莲纸业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其享有北京园博园砚石文化园以及北京园博园砚石文化园内建筑物的全部使用权和经营权，后该案撤诉。一审法院认为，金莲纸业公司主张其与程铖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但无书面合同，其据之起诉的主要证据为金莲纸业公司（甲方）、易水砚公司（乙方）、程铖（见证人）三方共同签订的《中华砚台馆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为金莲纸业公司与易水砚公司作为甲乙双方之间对于合作之权利义务的约定，而其中确有载明：“甲乙双方各享有50%中华砚台馆建筑物的30年使用权（无产权）；乙方负责中华砚台馆土建工程、简装费用2100万元，超支费用由甲方负担；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的基础在于甲乙双方对见证人程铖的尊重和信任，甲乙双方同意见证人对工程款支付及工程的监管，乙方所付款均汇入见证人银行账户”，据此可以认定，金莲纸业公司和易水砚公司与程铖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事项为程铖作为受托人，接受及支付工程款，同时监管工程。据此，程铖具有支付工程款的概括性授权，在收取易水砚公司支付至其账户的款项后，有权在必要时本着对工程负责的原则支付工程款项，同时，其还具有对工程的监督管理职责。合同签订后，易水砚公司通过有关主体向程铖支付了合同款。关于金额，金莲纸业公司提交付款人所出具的收条及附有文字说明的统计表等主张案涉款项共计2644．5万元交付给了程铖。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金莲纸业公司主张全部款项系易水砚公司支付，纵观全案，苗宝生、孙淑芬分别于2014年所出具的附有文字说明的统计表和《律师函》所载明的金额均为2544．5万元，结合程铖银行账户明细，其实收金额为2639．5万元，对于汇入案外人岳品账户的款项及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案外人程永盛等款项，其金额不符合案涉合同所约定的“乙方所付款均汇入见证人银行账户”的约定，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在金莲纸业公司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另有委托款交付给程铖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确认案涉款项为2639．5万元。关于支出金额，因广厦公司系项目施工方；童天玲在案涉项目初期向项目出资后撤资；金莲纸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俞素丽有收付工程款的职责和行为，故金莲纸业公司认可程铖支付广厦公司工程款492万元、支付给童天玲500万元、支付给金莲纸业公司法定代表人890万元，一审法院不持异议，除此以外，根据已查明事实，经沙正洪确认，程铖还支付俞素丽210万元（1100万元-890万元）、支付孙文君312万元、除广厦公司以外各类工程款96．298万元、另有支付广厦公司2万元（494万元-492万元）；经王全蔡、孙取明确认，程铖支付工程款133．613095万元；经苗宝生确认，程铖支付工程款205．858万元，故程铖有证据证明其有正当理由支出的工程款部分合计647．769095万元，加之金莲纸业公司自认的1882万元，合计2841．7691万元。故，程铖支付的工程款已经超过金莲纸业公司通过易水砚公司支付给程铖的委托款，现其要求程铖退还款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案涉项目工程的合作方是金莲纸业公司与易水砚公司，但其均无账册，程铖作为见证人，提交大量证据证明其系项目工程的实际经办人员，可见双方对于程铖对项目工程款的支付——诚如合作协议所言——是给予充分信任的，现程铖将易水砚公司交付的款项支付到项目所需，各方应秉持诚信原则，全面履约，承受后果。同时，程铖主张，案涉项目从砚台馆扩大到砚台园，面积从3000平方米左右扩展到9000余平方米，增加的面积所支出的费用都是其垫付，经审计，其费用达3193．9411万元，法庭注意到，这也正是本案纠纷产生的因素之一。应当认为，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非委托合同能够全部概括，各方另有争议，应本着对项目有利的原则，充分磋商，了结纠纷，完善后续工作，尽早开展经营。易水砚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江苏金莲纸业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针对程铖在涉案《中华砚台馆合作协议书》项下收到的工程款数额问题，易水砚公司出示了由程铖出具的9张收条原件，内容分别为：1、2012年12月29日，程铖确认收到中华砚台馆工程款300万元，其中100万元汇入程铖工行卡，200万元汇入岳品工行卡。2、2013年1月18日，程铖确认收到邹洪利中华砚台馆建设费600万元。3、2013年1月18日，程铖确认收到苗宝生中华砚台馆建设费895万元。4、2013年1月30日，程铖确认收到苗宝生中华砚台馆顶层费用30万元。5、2013年4月12日，程铖确认收到苗宝生银行转账48万元（燃气接口费）。6、2013年4月12日，程铖确认收到苗宝生银行转账款600万元（砚台馆工程款）。7、2013年4月25日，程铖确认收到2013年3月4日张淑芬汇款100万元。8、2013年4月25日，程铖确认收2013年4月18日张淑芬汇款100万元。9、2013年5月8日，程铖确认收到工程款66．5万元、电力安装预付款100万元，合计166．5万元。易水砚公司进一步解释称，2013年1月18日程铖确认收到的邹洪利中华砚台馆建设费600万元中，包含2012年12月29日程铖确认收到的工程款300万元以及张淑芬于2013年1月18日向程铖汇款支付的305万元，该收条实际金额为605万元。上述9张收条合计金额2839．5万元，减去重复计算的2012年12月29日收条项下的300万元，再加上2013年1月18日600万元收条中少计入的5万元，易水砚公司实际支付的工程款应为2544．5万元，与2016年11月30日，苗宝生、邹洪利委托律师向程铖发送《律师函》中所主张的付款金额一致。同时，易水砚公司认可，上述2544．5万元工程款中包括直接支付给岳品的200万元，故程铖实际收到的工程款为2344．5万元。程铖对上述9张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其在上述9张收条项下实际收到的工程款为2039．5万元。程铖与易水砚公司所主张的付款金额差额部分在于：第一，程铖主张张淑芬于2013年1月18日支付的305万元中包含有易水砚公司支付给程铖的哥哥程永盛的5万元工资，并且在二审期间申请程永盛出庭作证。易水砚公司对程永盛出具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二，关于2013年1月18日的895万元收条，程铖认可在2012年12月29日收到一笔300万元，但因易水砚公司未提供该笔300万元的付款凭证，程铖表示不能确认该笔款项系由苗宝生或其指定人员支付，故其仅认可在该895万元收条项下收到595万元。针对程铖就其实际收到工程款的数额所提出的异议，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第一，在2014年2月21日由易水砚公司盖章、张淑芬签名出具的《2013．1．18-2013．8．月付北京园博园款统计表》中载明：总计金额为2544．5万元，其中，张淑芬向程铖汇款共计805万元，包括2013年1月18日向程铖汇款600万元、2013年3月4日向程铖汇款100万元、2013年4月18日向程铖汇款100万元，还包括付“程铖哥”5万元。第二，程铖名下尾号1014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2年12月29日该账户收到一笔转存的300万元，2012年12月30日该账户向尾号8512的账户转支300万元。此外，程铖在一审期间提供了其于2012年12月30日向俞素丽尾号8512账户转账300万元的银行业务回单，程铖在该回单上备注“苗宝生汇入300万元转”。针对涉案工程款的支出情况，程铖在一审期间主张由沙正洪签字确认程铖付款的金额为25022980元，其提供的证据均为银行付款凭证，程铖自行在付款凭证上备注了款项的用途，沙正洪在上述付款凭证的复印件上签写“经核对，与原件一致”，同时签名并注明日期为2013年12月6日。二审期间，沙正洪本人出庭陈述称：2013年，其在金莲纸业公司任财务负责人，受法定代表人俞素丽指派到北京与程铖进行对账、核账；当时程铖向其出示了所有的银行汇款凭证原件，银行汇款凭证上有程铖做的备注；其要求程铖提供对应的合同、收据，程铖未能提供；其在复印件上签写了与原件一致，但是程铖并没有让其把复印件拿走。在经沙正洪签名确认“与原件一致”的银行付款凭证中，程铖主张共计向俞素丽支付1100万元，金莲纸业公司仅认可收到其中的890万元，对其余210万元不予认可。双方的分歧在于：第一，程铖主张分别于2012年11月3日和12月14日各向俞素丽转账支付100万元，共计200万元。金莲纸业公司认可收到上述200万元，但主张该200万元系俞素丽个人通过程铖向案外人孙文君所借款项，并且举证证明，2012年12月4日至2013年2月25日，俞素丽通过其个人账户及金莲纸业公司账户陆续向孙文君账户转账还款共计215万元。程铖在二审期间陈述，其向孙文君借款500万元，并将其中的200万元（即上述200万元）出借给了俞素丽，故主张俞素丽应当向其本人偿还200万元借款；其认可俞素丽向孙文君转账215万元，但不认可该215万元系在偿还通过程铖向孙文君所借的200万元。第二，程铖主张于2012年12月29日以现金方式向程永政支付土方款10万元，并且在二审期间申请程永政出庭作证。金莲纸业公司对程永政出具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金莲纸业公司系通过汇款方式向程永政支付挖土方的工程款，没有当面交付过现金，但金莲纸业公司未就其已向程永政支付过挖土方工程款这一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此外，程铖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分别于2013年3月7日、3月19日向孙文君账户转账支付的共计312万元，系用于偿还其本人向孙文君所借的300万元，与本案工程款无关，同时主张因该笔300万元用于中华砚台馆的工程建设，故12万元利息应当从工程款中抵扣，但程铖未就其将300万元借款用于中华砚台馆的工程建设这一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在经沙正洪签名确认“与原件一致”的银行付款凭证中，程铖还主张其支付各类工程款96．298万元，其中包括支付派出所费用、监理费、设计费、厨具费、凉亭栈道款、主馆门款、消防水池款、电缆款、顶层设计费和大砚台款。程铖在一审期间先后三次提交由金莲纸业公司授权人员王全蔡、孙取明签单的工程款明细，第一次提交的工程款明细金额为1336130．95元，第二次提交的工程款明细金额为11982420．95元，第三次于2019年4月16日提交的工程款明细共计29项、金额为17914895．95元。上述三次提交的工程款明细内容有重叠，其中涉及的工程项目主要包括砚台园支护结算、屋顶加层工程预算、砚台馆预结算汇总、凉亭栈道工程款、附属工程结算汇总、防火门、消防工程、大楼工程、大砚台工程费用清单等。二审期间，程铖提供了其第三次提交的工程款明细当中编号为17、18、21、23-29的证据原件，并且当庭明确该组证据当中编号2、3、4并非程铖支付的款项，同时确认其提交的上述工程款明细中由王全蔡、孙取明签单的工程款共计4004895．95元。金莲纸业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仅认可编号18和28项下由王全蔡签名确认的1万元工程应急款以及1014元费用支出；编号17关于凉亭、木栈道的收据，程铖自己注明是经易水砚公司的邹洪利、张淑芬、苗宝生同意的，故与金莲纸业公司无关；编号23-25是编号21程培书施工结算汇总中提及的部分清单，程铖在编号21的结算汇总中注明是按照台湾投资商要求进行的施工，该部分工程与金莲纸业公司与易水砚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无关；关于编号26、27涉及的门窗款项已经包含在金莲纸业公司与广厦公司的结算明细当中，故不应再次扣除；编号29关于施工人员转场到园博园临建房的租金2万元，金莲纸业公司没有联系到王全蔡，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而且广厦公司没有对该笔租金出具收条，故金莲纸业公司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程铖在一审期间还提交了一份《中华砚台园广厦公司承包工程以外程铖垫支费用结止2013年11月18日（含欠工程、电力、消防、电梯等款项）》，合计金额为2058580元。该费用清单上面手写“以上为苗总认可”，注明日期为2014年8月4日。易水砚公司在二审期间认可该份费用清单系易水砚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程铖的，并主张该部分费用支出应当从其支付给程铖的工程款中予以扣减，同时表示对于费用清单中载明的电力增容费、天然气连接费两项支出，需程铖提供相应的发票、收据才能予以认可；对于其他4项费用支出予以认可。程铖在二审期间就电力安装费的支出情况，提交了白中顺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程铖向白中顺转账支付80万元的付款凭证、程永盛向娄建华转账16万元付款凭证以及程铖现金取款76万元、程永盛现金取款4万元的银行回单，主张其已支付电力款176万元。就燃气费的支出情况，程铖提交了一份工程造价为693941．78元的工程概预算书，以及程铖向李业平支付33万元的付款凭证、程铖现金取款15万元的银行回单，主张其已支付燃气安装费48万元。程铖同时解释称，因相关的工程还没有竣工、没有结算，故不能提供电力增容费、天然气连接费两项支出的发票。金莲纸业公司则主张，易水砚公司及苗宝生在2014年2月21日均已确认涉案工程款的所有权归金莲纸业公司，故易水砚公司、苗宝生均无权在2014年8月4日确认上述相关工程款的支出。本院另查明，2013年10月8日，金莲纸业公司作为甲方、苗宝生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与易水砚公司张淑芬、苗宝生签订中华砚台馆合作协议，甲方享有中华砚台馆50%的使用权，使用权为30年，现甲方自愿将中华砚台馆合作协议书的全部权利转让给乙方，并将与园博园组委会的全部权利转让给乙方，转让价1660万元；本协议签订前，甲方与施工方及其他方与中华砚台馆相关的债权债务均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本协议签订后，甲方退出中华砚台馆的全部权利和股份，甲方全部权利和股份由乙方承接。二审期间，金莲纸业公司与易水砚公司均认可，根据双方于2012年12月29日签订的《中华砚台馆合作协议书》以及金莲纸业公司与苗宝生于2013年10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现在易水砚公司和苗宝生各享有中华砚台馆50%的使用权，且金莲纸业公司与易水砚公司、苗宝生转让的是中华砚台园内的所有建筑及附属设施。程铖在诉讼中则主张，中华砚台园是一个整体项目工程，中华砚台馆只是中华砚台园中的一个单体建筑；中华砚台馆主体土建工程以外的顶层加层工程、中华砚台园内的所有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均是由程铖垫资建设；金莲纸业公司与易水砚公司、苗宝生转让的仅是中华砚台馆主体土建建筑物，不包含中华砚台园内的其他建筑物及附属设施；金莲纸业公司与易水砚公司、苗宝生通过签订转让协议侵占了程铖的合法权益。金莲纸业公司与易水砚公司对程铖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另经本院询问，金莲纸业公司表示，对于程铖所提交的证据当中反映出来的与中华砚台园内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有关的项目支出，如果没有包含在金莲纸业公司与广厦公司的结算当中，且施工项目客观存在，则金莲纸业公司对有发票的项目支出予以认可，对没有发票、但是合理的项目支出也予以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金莲纸业公司与易水砚公司就中华砚台馆的合作事宜签订《中华砚台馆合作协议书》，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签订该合作协议的基础在于对见证人程铖的尊重和信任，并且双方同意见证人对工程款支付及工程的监管，易水砚公司所付款均汇入见证人银行账户。程铖作为见证人在该合作协议上签字。上述协议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金莲纸业公司起诉主张，根据上述合作协议的约定，程铖收到易水砚公司应付给金莲纸业公司的2644．5万元，金莲纸业公司已经与中华砚台馆的施工单位广厦公司结算完毕，在扣除程铖代为支付给广厦公司的492万元、程铖支付给童天玲的500万元以及支付给金莲纸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890万元后，要求程铖返还差额部分762．5万元。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款项的收支情况存有较大争议。有关易水砚公司向程铖支付的款项数额问题。易水砚公司在二审期间出示了程铖本人签写的9张借条原件，同时解释称，易水砚公司总计支付工程款2544．5万元，在扣除直接向岳品支付的200万元工程款后，程铖本人实际收到的款项总计2344．5万元。程铖则仅认可收到2039．5万元。双方争议的金额为305万元，涉及两笔款项。第一，张淑芬代表易水砚公司于2013年1月18日向程铖支付的305万元，程铖于同日出具了600万元收条。易水砚公司二审陈述称，该600万元收条中包含了程铖于2012年12月29日出具的300万元收条项下的款项，同时少计入5万元。程铖则主张，该笔5万元系易水砚公司支付给程铖的哥哥程永盛的工资，程永盛在二审期间亦出庭作证。本院注意到，在2014年2月21日由易水砚公司盖章、张淑芬本人签名出具的《2013．1．18-2013．8．月付北京园博园款统计表》中载明，张淑芬于2013年1月18日向程铖汇款600万元，另外还载明付“程铖哥”5万元。本院认为，上述统计表中记载的内容与程铖出具的收条金额及程永盛出具的证人证言相互吻合，故本院对程铖就该笔5万元款项性质的主张予以采信。第二，因易水砚公司在诉讼中未能提供程铖于2013年1月18日出具的895万元收条项下有关300万元的付款凭证，故程铖仅认可在该收条项下收到595万元。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程铖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于2012年12月29日收到一笔转存的300万元，程铖于次日向俞素丽账户转账300万元，同时在相应的银行回单上备注“苗宝生汇入300万元转”。本院认为，程铖本人签名出具了895万元收条，在其已经自认收到苗宝生汇入300万元，且未能就其于2012年12月29日收到的300万元款项性质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程铖已经收到895万元收条项下全部款项。综合上述意见，应当认定易水砚公司在本案合作协议项下共计支付2544．5万元，扣除直接支付给岳品的200万元以及支付给程铖哥哥的5万元，程铖实际收到易水砚公司支付的2339．5万元。本院对金莲纸业公司主张程铖共收到易水砚公司支付的2644．5万元不予采信。关于程铖接受金莲纸业公司和易水砚公司委托后支付工程款的数额问题。从本院确认程铖收到的2339．5万元中扣除金莲纸业公司认可程铖已支付的共计1882万元后，差额部分为457．5万元。程铖在一审期间主张金莲纸业公司的财务人员沙正洪签字确认程铖支付的款项金额为25022980元，并且提供了相应的银行付款凭证。本院认为，沙正洪在上述付款凭证的复印件上签写“与原件一致”，并未明确表示对程铖自行备注的款项用途予以确认。因此，对于程铖主张的该部分付款事实，还应当结合与付款凭证相对应的合同、发票或收据等其他证据加以认定。关于程铖提出的其于2012年11月3日和12月14日向俞素丽转账支付的200万元应当从其收到的工程款中予以扣减的主张。根据程铖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其认可向俞素丽转账支付的上述200万元来源于程铖向案外人孙文君的借款，并非来源于程铖从易水砚公司收取的款项，且金莲纸业公司举证证明其法定代表人俞素丽已经向孙文君账户转账还款共计215万元。因此，如果双方当事人就该笔200万元借款存有争议，可以另行解决。对于程铖提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程铖提出的其于2012年12月29日以现金方式向程永政支付土方款10万元的问题。程永政在二审期间出庭作证，金莲纸业公司亦认可程永政在涉案工程中负责挖土方。金莲纸业公司虽然主张其已通过汇款方式向程永政支付了工程款，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程铖主张的该项支出予以认可。程铖在一审期间主张其代金莲纸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俞素丽向案外人孙文君还款312万元，该笔款项应当从其收到的工程款中予以扣减。二审期间，程铖转而认可该笔款项系用于偿还其本人向孙文君所借的300万元，与本案工程款无关，但同时提出，因其将该笔300万元用于中华砚台馆的工程建设，故12万元利息应当从工程款中扣减。因程铖未举证证明其将300万元个人借款用于中华砚台馆的工程建设，故本院对程铖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程铖主张由王全蔡、孙取明签单的共计4004895．95元的工程款。本院经审查认为，王全蔡、孙取明系中华砚台园工程发包方、承包方授权签字的人员，金莲纸业公司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程铖提交的书面文件上王全蔡、孙取明签字的真实性，且经上述二人签字确认的书面文件中所涉及的工程项目确与中华砚台馆的主体建筑及附属设施有关，程铖亦提交了部分款项支出的银行付款凭证。金莲纸业公司主张其已就涉案中华砚台馆的土建工程与广厦公司进行了结算，但程铖作为本案合作协议项下金莲纸业公司的受托人并未参与上述工程结算，金莲纸业公司在诉讼中既未举证证明其与广厦公司进行的工程结算当中已经包含了上述由王全蔡、孙取明签单确认的全部工程项目，亦未确认该部分证据所涉及的具体工程项目是否客观存在、有无合理支出。在此情况下，金莲纸业公司仅认可该部分证据当中的11014元费用支出，对于其余款项支出均不予认可，本院对金莲纸业公司的主张难以支持。此外，程铖在一审期间还提交了一份经苗宝生认可的中华砚台园广厦公司承包工程以外程铖垫支费用清单，合计金额为2058580元。金莲纸业公司与易水砚公司就该部分项目支出应否从程铖已收到的工程款中予以扣减存有争议。本院认为，金莲纸业公司主张其已将中华砚台园中包括中华砚台馆在内的所有建筑及附属设施转让给了易水砚公司和苗宝生，亦认可易水砚公司和苗宝生向金莲纸业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在此情况下，相关当事人应当进一步明确该部分项目支出的负担主体，再确定程铖主张的该部分费用支出应否从程铖已收到的工程款中予以扣减。综合目前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及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金莲纸业公司要求程铖返还工程款762．5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故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金莲纸业公司、程铖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245元，由金莲纸业公司负担65175元（已交纳）；由程铖负担7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欣审 判 员  孙兆晖审 判 员  韩耀斌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