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5民初7453号 原告：张庭胤，男，198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綦江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苏华，浙江东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蒋璐，男，1987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金锋、董文亮，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浙江中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法定代表人：张庭胤。 原告张庭胤为与被告蒋璐、第三人浙江中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政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9年7月2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代理人王苏华、被告蒋璐及其代理人徐金锋、董文亮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中政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庭胤的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并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逾期付款利息（以100万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6年12月28日起，暂计至2019年7月26日，共940天，合计154520元），本息共计115452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6年12月27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中政公司10%的100万元股权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款为100万元，交割方式为货币，交割日期为2016年12月27日。同日中政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2017年1月4日，原告按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被告正式成为中政公司的注册股东。但被告至今仍未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蒋璐辩称：一、原告起诉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不存在。被告的10%股权是通过接受赠与获得，要实现被告获赠干股，不论是大股东赠与股份或者公司赠与股份，在本案中都只能通过大股东向员工转让股权的方式来实现，股权转让只是完成赠与的形式，不存在实际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被告于2015年6月正式入职中政公司，2016年1月21日获赠干股股份10%，2016年12月27日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仅为了获得股东身份，不具有用100万元购买10%公司股份的真实意愿，且之后近三年从未有人向被告主张过100万转让款。二、原告诉请的付款义务即使存在，被告的10%股权已经在公司解散清算时交还出去，也跟被告无关。《股份证明》和《协议书》是公司、股东内部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合同，股权转让是为了规避税收完成赠与的形式。股份赠与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原告本人赠送股份给被告并过户；第二种，公司赠送。现原告认为他是转让而不是赠送股份，则原告作为中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在签发《股份证明》和股权过户时明知公司需要赠送干股10%给被告的情况下，仍然将该股份转让给被告，应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付款义务与本案被告无关。而且，在2019年6月5日公司解散时被告签署了《协议书》，各方进行了最终结算，被告退出公司股份，由第三人中政公司办理退股章程事宜，所有债务由第三人承担，该项有关股权的结算中包括了有关股份从获得到退出的一切权利义务关系，被告退股后只需要配合原告及第三人完成工商变更即可，不存有关股权的其他义务。三、原告起诉被告支付所谓的股权转让款涉嫌虚假诉讼。原告以不具有真实法律关系的股权转让协议起诉被告，属于“采取虚假陈述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虚假诉讼行为。被告在开庭前已经向拱墅区人民法院、拱墅区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有关材料，检察院也做了口头答复，视案件判决结果再来决定是否介入。建议原告方再仔细研究一下法律关系，是不是弄错被告了。同时，原告仅仅因为被告带头去申请劳动仲裁而用这种方式报复被告，毫无道理、更无诚信。综上，原告所称完全不符合本案客观事实，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另外，根据原告的诉称及答复，被告仅持有中政公司10%的股权也即本案诉争股权。 第三人中政公司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视为放弃答辩、举证和质证权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对于原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及修正案，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认可协议中的签字，但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具有真实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只是为了兑现公司赠与干股的承诺，办理被告入章程手续。这套文本是一份标准的快速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文件，所有的落款日期都是同一天，所有的落款日期都是同一个人填写的，不是被告本人填写的。这套材料事实上并没有以股东会会议的形式来签约，最后一方签字的是周勋，他人在广州。原章程第四章规定和章程修正案都规定了同样的内容，原告及另一初始股东周勋应当在2016年12月21日前出资到位1000万元，这一项在章程修正案里面非常明确的，出资义务在两位初始股东。这一股权转让文本所体现的法律事实与形式法定的股权转让程序是不相符的。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实质真实性及证明目的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2、对于被告提交的《股份证明》（蒋璐），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仅凭该股份证明无法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若为股权激励，应当还需要股东会决议或者转股股东的签字认可。且该证明文末写到要更换正式版本，但是被告未提供正式版本。该股份证明中的干股两个字是因为当时项目开始有起色，被告想入股确认股东身份，但又不愿意出资怕有风险，因此公司协商出具了股份证明，仅仅是给被告预留了股东身份，但是因为没有出资所以备注了干股。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3、对于被告提交的蒋璐与中政公司之间的《协议书》，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认为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协议书中第一点的前提是被告要将手中股份转出给第三人或者内部股东，那么公司可以配合，这是公司应尽的义务，但是截至目前，被告仍未转让手中股份。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4、对于被告提交的2019年6月18日公司解散现场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该组证据与被告是否要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关联。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5、对于被告提交的蒋璐浙江省社会保险历年参保证明、浙江中政教育员工未发费用统计表、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合作办班协议书、情况说明、股份证明（叶某）、协议书（叶某与中政公司）、浙江省社会保险历年参保证明（叶某），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其该组证据与案涉争议事实无关联。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6、对于被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叶某的证人证言，原告认为该证人证言不应采纳。证人与被告相识六年多，且都是同事关系，且证人离职后一同与被告起诉公司要求支付工资。证人是在与公司明确约定了工资支付期限的情况下提前提起劳动仲裁。该证人不诚实。该股份证明在离职时或离职前证人一直说是丢了的，相关说明庭后提交法庭。证人与原告之间有借款纠纷，原告手中有借条，是原告借给证人5万元，庭后原告也会将书面材料提交法庭。就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事情，证人的回答都清楚明了，仿佛一同经历，原告认为证言是经过提前准备的。证人说原告在2015年8月跟他说将股权无偿赠与被告，但是股权赠与发生在2016年，故证言可信度较低，不应被法庭采纳。被告认为证人的身份不存在利益冲突，双方都是股东和同事。证人与被告都属于中政公司员工，都属于相同政策的员工持股，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显名一个隐名，这个在劳动监察部门的询问笔录里面原告也是承认的。故可以证明只要持有股份证明就是公司的股东。证人不仅仅提供了证人证言，他还提供了其他书证相互印证，可信度是非常高的。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及以上有效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蒋璐入职中政公司，主要从事市场推广工作。2016年1月21日，中政公司出具《股份证明》一份，载明：经研究，将蒋璐，男，汉，身份证号码3306821987××××××××新增为浙江中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占公司10%股份（干股），本证明将于2016年7月31日前统一更换为正式协议版本。嗣后，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需要，张庭胤（出让方）与蒋璐（受让方）于2016年12月2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其拥有的浙江中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10%的100万元股权转让给受让方，价款为100万元，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为货币，在2016年12月27日前交割。同日，中政公司股东会作出《关于同意转让股权的决定》和《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定》，同意张庭胤将拥有的公司10%的100万元股权转让给蒋璐并同意修改公司章程中第四章股东的名称（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等内容。2019年6月5日，中政公司（甲方）与蒋璐（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2019年6月30日前，甲方完成乙方股份退出章程事宜，公司所有债务均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乙方工资及补贴共计151066元，最迟于2021年6月4日之前结清等事宜，张庭胤亦在该协议书的甲方落款处签字。2019年6月18日，中政公司召开员工会议，张庭胤在会上讲到：中政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正式停业，蒋璐股份的事情，按照原计划6月20日前，最迟6月底前把它解决好。嗣后，因中政公司未能向蒋璐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蒋璐遂至杭州市西湖区投诉，张庭胤在接受调查中陈述：蒋璐、叶某均为中政公司股东，蒋璐系股东在工商注册中就有，叶某虽在注册信息中没有，但他持有公司干股6%。 另查明，中政公司于2016年6月23日出具《股份证明》一份，载明：经研究，将叶某，男，汉，身份证号码3410211982××××××××新增为浙江中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占公司6%股份（干股），本证明将于2016年7月31日前统一更换为正式协议版本。2019年6月12日，中政公司（甲方）与叶某（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2019年6月30日前，甲方完成乙方股份退出章程事宜，公司所有债务均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乙方工资及补贴（含法人借款）等共计128150元，最迟于2021年6月4日之前结清等等。 另查明，中政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12日，原始股东为张庭胤、周勋，其中张庭胤持股比例为80%，周勋持股比例为20%，张庭胤系中政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后，中政公司于2017年1月4日变更股东为张庭胤、周勋、蒋璐、陆井泉。中政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向蒋璐出具的股份证明由张庭胤拟定并盖章后交给蒋璐。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为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是否需要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原告于2015年6月入职中政公司，2015年12月由中政公司为被告缴纳社保。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为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政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向被告出具的《股份证明》上所载明的内容，被告新增为中政公司股东，其占有的10%股份为干股。对于“干股”一词，虽并非法律术语，但根据惯例及一般人的理解，干股为无需持股人实际出资的股份。因此，根据该《股份证明》，被告获得该10%股份时无需实际支付所对应的出资额。在中政公司并未增资的情形下，其要赠与被告干股，只能通过调减原有股东的持股比例来实现。而根据原告的陈述，该《股份证明》由原告与周勋沟通后拟出，并加盖公章后交由被告，说明原告作为中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对此是知情并予以认可的。且中政公司与被告于2019年6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2019年6月30日前，中政公司完成被告的股份退出章程事宜，公司所有债务均由中政公司负责，与被告无关。原告亦在该协议书上签名。进一步印证了在中政公司内部而言，被告所持股份为干股，无需支付对价，也无需承担公司债务。因此，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为中政公司为了完成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事宜而签订，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无效的法律行为。因此，原告据此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张庭胤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596元，申请费5000元，以上费用共计12596元，由被告张庭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曾碧莲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 法官助理邓然 代书记员项鸿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