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0703民初973号 原告：盐亭县梓岩大豆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10723MA698X2H1G，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安家镇梓盐村3组。 法定代表人：何文琼，该合作社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翔，四川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路莎，四川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市涪城区正兴种子经营部，经营场所绵阳市涪城区城郊乡戈家庙村2组，注册号510703600015136。 经营者：赵林，男，1965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振华，涪城区城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彬，涪城区城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绵阳市天昊园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2307888941XW，住所地盐亭县林农镇天宝村。 法定代表人：敬志军，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盐亭县梓岩大豆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梓岩合作社）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正兴种子经营部（以下简称正兴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进行审理。2020年3月30日，应原告梓岩合作社的申请，本院依法通知绵阳市天昊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昊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梓岩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翔、路莎，被告正兴经营部的经营者赵林及其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毛振华，第三人天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敬志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梓岩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种植案涉大豆种子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5334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25日，原告为生产经营、种植的需要在被告处购买了6000斤“开育12号”大豆种子，于2019年6月2日开始分别播种在、梓盐村、三台县龙树镇梓江村，播种面积共计566亩，6月中旬播种完毕，期间原告进行了规范的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但该品种在生长过程的后期豆子还未饱米时出现大面积萎缩、干枯，导致大豆大面积绝收，损失惨重。2019年9月16日原告向盐亭县农业农村工作局种子管理站、县农资执法大队进行了投诉，盐亭县农业农村工作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于9月17日进行了田间现场调查，由盐亭县种子质量管理站出具了田间调查意见。被告将未经国审、川审的大豆种子直接销售给原告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种子法的相关规定，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原告现起诉望支持诉请。 正兴经营部辩称：1.本案并非原告起诉，请求法院依法追究原告及第三人虚假诉讼的责任；2.原告从未在被告处购买过任何种子，也未种植诉状上所称的大豆，是第三人为了骗取国家农业补助款，在被告处购买试种品种，而非为了收取大豆，事后发动、收买老百姓向农业局举报，在农业局的组织调解下，在被告处获得了55000元的补偿款，也获得了政府的政策性扶持。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天昊公司述称：1.被告所述的不是事实，第三人是为了增加群众收入，经村委会引进组建了合作社，以公司加农户加合作社加党支部的形式进行合作；2.被告所述骗取国家补助款不是事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25日，第三人天昊公司法定代表人敬志军前往被告正兴经营部购买黄豆种子，正兴经营部出具《正兴销售单》一份，载明客户为天昊公司、商品名称为铁丰29黄豆、数量5000斤、单价为4元、金额20000元，付款方式注明款已付，经办人为焦小燕。后敬志军等人前往正兴经营部处运输种子时，双方协商同意将品种更换为“开育12号”，并由正兴经营部另行出具一份编号为0075591的《收款收据》，载明日期为2019年5月25日、户名为盐亭县合作社龚爱民、规格品名为大豆种子款（开育12）、数量为6000斤、单价为4元，金额为24000元。2019年9月16日，张反修、何文琼、赵伟、赵维斗和龚爱民五人向盐亭县农业农村工作局、农资执法大队投诉，称5月25日在正兴经营部处购买6000斤开育12号黄豆种，分别播种在梓流村2、3、9社，梓岩村3、4、5社（梓江村3、4、5社），合计播种面积达650亩左右，成立了种植合作社，实行统一供种、统一技术、统一规格播种，6月1日开始播种15日播种完毕，该品种在生长过程中后期豆子还未饱米时出现大面积萎缩、干枯，该品种明显不适合我地气候生长，要求严厉打击、惩处正兴经营部。2019年9月17日，盐亭县种子质量管理站作出《关于安家镇种植“开育12号”大豆品种的田间调查意见》，载明：1.据了解，该品种是由梓流村大豆种植专业合作社从正兴经营部引进的“开育12号”大豆种，该品种未经国审和川审；2.该品种田间表现为植株结荚少、早衰严重，成片枯萎，大部分植株已停止生长；3.经现场了解，栽培管理正常，在初花期对病虫进行了防治，属一般栽培管理水平；4.该品种在我县适应性差，特别是对高温天气适应性差，今年8月遇连续高温天气，导致植株萎缩，生长发育不正常。2019年9月25日，正兴经营部的经营者赵林、陈波、胡守林，盐亭县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信访股工作人员任重远、廖树齐、刘跃富、胥勋勇、蒲丽君，敬志军、大豆合作社龚爱民，安家农技站刘果等人在安家镇政府会议室就大豆种植减产情况调查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敬志军称“村社群众要求赔偿，大概500亩，诉求250.00元／亩”“再回去协调，意见反馈回执法大队”。2019年10月30日，在盐亭县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信访股工作人员任重远的主持下，敬志军、赵林、涂伟、陈波、赵勇、蒲丽君、刘跃富、廖树齐参加调解，敬志军与赵林于同日达成盐农调字﹝2019﹞第01号《行政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1.纠纷概况为2019年5月25日，敬志军在正兴经营部处购买“开育12号”大豆种6000斤，因受高温和绵雨影响，造成大部分绝收；2.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由正兴经营部补偿敬志军55000元；3.履行协议的方式、地点、期限为正兴经营部现金转账至盐亭县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信访股蒲丽君处代付。2019年10月31日，敬志军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从蒲丽君处收到正兴经营部的补偿款55000元，并注明“到此对绵阳正兴种子经营部有关大豆种事情，不再提出其它诉求”。该调解协议中附有2019年9月16日由敬志军提供的编号为0075591的《收款收据》。现原告梓岩合作社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1.梓岩合作社于2019年11月25日核准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何文琼，成员有赵伟、薛正福、赵维斗、何文琼、薛秀英、张反修。2.2018年11月1日，四川文化艺术学院作为甲方、第三人天昊公司作为乙方、四川梓江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甲方提供在景区的龙树镇、安家镇流转的土地给乙方用于种植果树、中药村、花卉，合作期限为十年，从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8年10月31日。 庭审中，梓岩合作社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编号为0075591的《收款收据》和2020年3月28日长寿村党总支及龚爱民出具的《情况说明》；2.《投诉书》；3.《田间调查意见》；4.“开育12号”大豆种子包装袋；5.2019年5月10日梓岩合作社与天昊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6.化肥、农药、人工除草费、机械费、施地费的票据、领条23张，合计263644元；7.由盐亭县村民委员会、三台县龙树镇梓江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8.开育12号的选育报告；9.大豆价格走势图。 正兴经营部为证明其辩解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对原告法定代表人何文琼的调查笔录和录音；2.梓岩合作社的企业公示信息；3.盐亭县农业农村局的行政调解协议书、调解笔录、收条、2019扩种大豆大户补贴申报表、第三人与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的合作协议、敬志军的身份证复印件、敬志军的银行卡复印件、第三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天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敬志军当庭陈述：1.买种子的钱是由我垫付，票是按我的要求开的，当时不清楚合作社核准什么名字，所以开的是梓流村合作社，龚爱民是我给被告说的，他是梓流村的支部书记；2.因为钱是我垫付的，发票就在我手里，我参加了调解并领取了调解款，现在钱还在我手里，还没有与原告进行结算；3.因为农民工工资应由我支付，我给不出来，我要主张权利，但票开的是原告的名称，所以我就将发票给了原告来起诉。4.何文琼是三社的社长，我种大豆的土地就是我与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签订合作协议的那块地，我与原告的合作协议是为了方便组织人工、机械和产品销售。同时，天昊公司为证明其陈述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大豆损失程度的照片7张；2.原告给第三人出具的委托书；3.2019年5月25日正兴经营部出具的铁丰29号黄豆的《正兴销售单》。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在庭后依职权询问了梓岩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何文琼，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听取了双方当事人意见。何文琼陈述：1.我任梓岩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不是选举的，是村支部书记龚爱民决定的，合作社的成员为几个社的社长，我是原梓流村（现长寿村）三社的社长；2.合作社是2019年11月25日注册的，是敬志军拿我的身份证帮忙去办的，成立合作社是为了方便卖产品，有国家补助，利润我们二八分成，在产品出售后敬志军与我们进行结算，结算时种子钱由我们出，买是由敬志军买，钱由他先出；3.合作社成立后因我没有时间，请敬志军帮忙刻的章，章当时在敬志军处，两个调查人员2020年3月17日调查后的第二天我才把章拿回来的；4.土地是敬志军从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包来的，敬志军看到豆子价格高，就与梓流村的六个社合作，敬志军出土地和所有费用，请我们做人工、机械，给我们开工资，与天昊公司的合作协议在合作社组建的时候就签了，章是刻了后补盖的；5.敬志军与正兴经营部调解是因为敬志军买的种子，应当由他负责，情况我们是知道的，敬志军回来给我们说了调解的情况，补偿款55000元在敬志军处，我们还没有结算；6.因为敬志军没有给我们付人工、机械费用，钱拿不到，损失大，我们就来起诉，收款收据是问敬志军要的，起诉的手续是委托敬志军办理的，起诉书上的章是敬志军盖的，当时章在他那里，敬志军带我到的律师事务所，证据是让敬志军代交的，我只见过一次代理人，有事情敬志军就给我们打电话，诉讼费、律师费是由敬志军垫付的，说官司打赢了之后，按照二八分成来结算。 本院认为，结合在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与正兴经营部建立案涉黄豆种子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否为梓岩合作社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本院认为梓岩合作社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梓岩合作社与正兴经营部建立了案涉黄豆种子的买卖合同关系，即不足以证明其为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适格原告。理由如下：1.从梓岩合作社成立的时间来看，其核准、成立日期均为2019年11月25日，而案涉种子的买卖时间为2019年5月25日。2.从与正兴经营部进行种子买卖的人来看，结合天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敬志军提交的2019年5月25日《正兴销售单》载明客户为天昊公司、梓岩合作社提交的编号为0075591的《收款收据》及敬志军的当庭陈述，证实与正兴经营部洽谈种子买卖的人为敬志军、最初的购种单位是天昊公司、支付购种款的人为敬志军、编号为0075591的《收款收据》系按敬志军要求开具户名等事实。3.从敬志军与正兴经营部经营者赵林在有关部门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来看，结合梓岩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何文琼的陈述及正兴经营部提交的行政调解协议书、调解笔录、收条等证据，证实梓岩合作社认为种子是敬志军购买的，应由敬志军负责；合作社是知道敬志军参与调解的情况，补偿款在敬志军处，双方在利润分成时对购种款、补偿款进行结算；同时，证实敬志军与正兴经营部的经营者赵林经过调解达成了行政调解协议，敬志军在调解时出示了编号为0075591的《收款收据》，其参与调解是基于持有该原始票据；另该行政调解协议目前未被撤销或变更，具有证明力，敬志军亦认可领取了补偿款55000元、补偿款尚在其处、尚未与梓岩合作社进行结算。4.从梓岩合作社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5月10日其与天昊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来看，该协议肉眼可见甲方（梓岩合作社）处是先加盖了梓岩合作社的印章、后才由何文琼在印章上签名，该事实与何文琼“与天昊公司的合作协议在合作社组建的时候就签了，章是刻了后补盖的”的陈述、梓岩合作社成立于2019年11月25日自相矛盾，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同时，即使该协议内容为真，结合何文琼的陈述及敬志军的当庭陈述，亦证实双方要在产品销售后利润分成时才对种子款进行品迭，属于双方利润分成时对种子款由谁承担的约定，不足以证明梓岩合作社与正兴经营部建立了案涉种子的买卖合同关系。5.从本案诉讼起源来看，综合敬志军的当庭陈述及何文琼的陈述，证实敬志军在与正兴经营部经营者赵林调解后，因其损失过大，无法发放农民工工资，敬志军欲起诉主张权利，但认为编号为0075591的《收款收据》载明的户名为梓流村合作社，存在法律障碍，才将该《收款收据》交由梓岩合作社来起诉，敬志军从起诉、委托代理人、证据准备、交纳相关费用上积极协助。6.从梓岩合作社提交的其他证据来看，均不足以证明与正兴经营部建立案涉种子买受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为梓岩合作社，亦不足以推翻敬志军与正兴经营部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规定，梓岩合作社作为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原告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应予裁定驳回。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盐亭县梓岩大豆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4567元，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在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海泉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罗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