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34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建英，女，汉族，1946年11月10日出生，住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娟，山东齐鲁（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萌，山东齐鲁（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14、15、16、37、41、44、45、46层。 法定代表人：丁新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胜，山东荣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建英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2民初8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建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6年3月14日《平安鑫利两全（分红型）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根本不存在“故意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情形，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于2016年3月14日订立《平安鑫利两全（分红型）保险合同》，合同订立时，投保人袁滨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已经如实告知，并签署了《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并且原一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平安鑫利两全（分红型）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有任何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之行为，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平安鑫利两全（分红型）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根本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因此，《平安鑫利两全（分红型）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应支付保险金。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二、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复效时投保人存在“故意未对患有疾病的情况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也未证明“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而达成解除合同条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首先，根据原审已查明的事实，《平安鑫利两全（分红型）保险合同》系投资分红型保险合同，根据合同条款约定，投保人生存期越长获得生存金及分红越多，对投保人越有利。同时，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投保人袁滨2019年3月1日在青岛市立医院全腹部CT平扫、颅脑CT平扫均显示未见异常，虽标明“必要时”进一步MRT检查、“必要时”建议肠道准备后CT增强检查。但鉴于上述检查情况并无异常，而投保人袁滨后退烧并康复，医生未再建议进一步检查，投保人也未再感到身体任何不适。投保人作为非专业医疗人员，在身体无异常的情况下，根本不认为其有任何疾病，因此，投保人根本不存在“故意未对患有疾病的情况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其次，投保人系正常死亡，在原审中，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投保人死亡的原因与投保前投保人所做的上述检查报告结果中诊断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平安鑫利两全（分红型）保险合同》约定解除条款实际系概括性条款且未发生效力，而被上诉人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投保人上述检查报告结果的事实系“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而达成解除合同条件的，《平安鑫利两全（分红型）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三、《平安鑫利两全（分红型）保险合同》复效格式条款系属于概括性条款，被上诉人仅据此主张投保人在复效时违反了告知事项所列概括性条款的如实告知义务而请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有举证责任。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了对投保单询问表中所列概括性条款的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原审查明事实，2019年6月24日，投保人在对《平安鑫利两全（分红型）保险合同》复效时，系通过电子网络方式系统生成的格式条款内容，而询问内容均为概括性条款，如“原保单生效日起至今是否去医院进行过门诊的检查、服药、手术或其他治疗？”、“原保单生效日起至今是否曾有医学检查结果异常？”、“原保单生效日起至今是否曾患有以下疾病？脑、神经系统或精神方面的疾病、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骨骼肌肉结缔组织的疾病、内分泌血液系统疾病、五官科疾病、以上未提及的肿瘤和癌症”……但被上诉人对上述告知事项当中的何种情形属于“门诊检查、服药、手术”、何种情形属于“医学检查结果”、何种情形属于“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内分泌血液系统疾病”等并未进行具体限定说明，足以导致投保人对其含义产生不同理解或理解不明确。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根本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对其要求投保人告知范围有明确限定。因此，上述复效格式条款的询问内容根本不具体不明确，系属于概括性条款。被上诉人仅据此主张投保人在复效时违反了告知事项所列概括性条款的如实告知义务而请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四、《平安鑫利两全（分红型）保险合同》复效条款系网页电子格式条款，被上诉人免除责任解除合同的条款并未向保险人做提示说明及解释，该条款不发生效力。根据原审已查明，2019年6月24日，投保人袁滨系通过登陆“金管家”，电子网页方式选择保单复效业务，该方式完全系采用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因此，根据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袁滨解释说明条款内容，且对于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办理复效业务时应在电子页面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对相关条款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保险人未就格式条款内容作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而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复效资料明确显示，被上诉人提供复效资料时，并未对相关格式条款的内容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标注作出提示。同时，法庭调查被上诉人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在通过电子网页指导投保人操作复效业务时，已经就格式条款充分向保险人予以解释说明。五、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根据合同约定向投保人支付生存保险金及分红。在原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根据合同约定向投保人支付了2019年7月20日之前的生存保险金及分红，且被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2019年6月26日前剩余保单红利为多少、该保单红利是否与保单贷款有关等，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2019年3月1日，被保险人袁滨在青岛市立医院进行检查，身体存在严重问题。 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青岛市立医院检验报告单、医学影像诊断报告单、就诊记录，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袁滨在涉案保险合同复效之前多项检查指标存在异常，患有癫痫、脂肪肝、胆结石、胆囊炎、肠炎、胃炎等多种疾病，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在涉案保险复效之前，袁滨存在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根据市立医院医生所述，袁滨到医院就诊时为手写病例，医院没有留存，病例为患者持有。在袁滨去世后，关于袁滨的就诊病例应为袁滨家属所持有，该病例记载了袁滨就诊的真实情况，但面对一审法官的询问时，上诉人却以找不到为由拒绝向法庭提交，结合袁滨在医院的检查事项，以及社区医生的陈述，说明病例中记载的内容并非上诉人所说的因发烧进行的就诊，病例内容对上诉人不利，否则上诉人定会向法庭提交。二、复效时，袁滨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鑫利（P110000014199013）复效告知事项“06原保单生效日期至今是否去医院进行过门诊的检查、服药、手术或其他治疗？”、“07原保单生效日期至今是否曾有医学检查（包括健康体检）结果指标异常）。”询问事项具体明确，并不属于概括性询问事项。袁滨在接受询问时，均给出否定性回答。袁滨在明知自己检查指标存在异常，患有多种疾病的情况下，投保时依然未如实告知，属于故意未如实告知。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故意未如实告知时，未告知事项不需要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三、本案不涉及责任免除。免责条款是指免除保险人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的条款。免责的前提是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然后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免除了保险人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根据该条规定，对被保险人的状况进行询问属于保险法赋予保险人的权利，如实回答属于投保人的义务。上诉人以书面形式进行询问，是行使保险法赋予的权利，并非属于免责条款。四、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已经支付了年金和红利。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保全凭证以及袁滨工行和建行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袁滨已经收到了年金和红利；证明袁滨在在上诉人处办理了保单贷款。袁滨于2019年3月1日、3月2日在青岛市立医院就诊，多种指标存在异常，并且患有多种疾病，患有癫痫。检查之后于2019年4月18，在上诉人处投保金鑫盛保险及附加定期寿险；2019年4月18日，在中信保诚投保定期寿险，保额60万元；2019年4月26日在太平洋人寿投保爱相守定期寿险7份；2019年6月，在上述人处办理了涉案保险合同的复效；2019年6月27日在华夏人寿投保两全保险。所投保险种以定期寿险和两全保险为主，与一般人的投保明显不一样。袁滨仅仅过了一个半月就向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投保大额保险并办理了涉案保险合同的复效，逆向选择的意图非常明显。根据被上诉人提交金鑫盛保险的回访录音，袁滨说保费是上诉人所出，与其个人无关，对保费的情况不了解。结合被上诉人对张珊珊的询问笔录，金鑫盛保险合同为袁滨妹妹袁静主动联系张珊珊让袁滨投保。种种迹象表明，袁滨家属在得知袁滨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由袁滨家属出保费以袁滨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投保，办理涉案保险合同的复效，目的就是在袁滨去世后获得保险金。任何人不应通过不诚信的行为获取利益，因袁滨故意未如实告知，被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就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证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应当驳回其上诉。 郭建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平安人寿赔付郭建英保险金6万元、生存保险金2100元及相应保单红利，并支付以上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赔付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袁滨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于2016年3月14日在平安人寿处投保主险：平安鑫利两全保险，保险合同号码：P110000014199013，身故保险受益人法定，保险期间40年，交费年限15年，基本保险金额3万元，红利选择累积生息。被保险人于本主险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2周年时仍生存，我们按基本保险金额的7%给付“生存保险金”。主保险合同由红利分配，红利将于保险周年日分配。累积生息为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利率储存生息，并于您申请或本主险合同终止时给付。在保单年度中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会将上一红利派发日至合同终止日期间的红利以现金的形式分配给您。9.4未还款项，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保单红利、退换现金价值或返还保险费时，如果您有欠交的保险费或其他应还款项，我们会在扣除上述欠款及应付利息后给付。 袁滨签署《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并手写字体抄写“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袁滨在投保人处签名。在平安人寿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健康告知栏中对于询问事项一栏，投保人、被保险人均勾选了“否”。 后涉案保险合同中止，袁滨于2019年6月24日向平安人寿申请复效。袁滨通过登录“金管家”，选择保单复效业务，拍摄证件及人脸头像，录入健康财务告知，然后补费银行账户。在告知事项中被告询问“原保单生效日起至今是否去医院进行过门诊的检查、服药、手术或其他治疗？”“原保单生效日期至今是否曾有医学检查结果异常？”袁滨均勾选“否”，并在投保人声明处签字。 2、投保人（被保险人）袁滨于2019年3月1日在青岛市立医院本部接受全腹部CT平扫、颅脑CT平扫和血液检查（检验目的：血常规+CRP、血氨（急）、脂肪酶测定、血淀粉酶（急）、心肌），CT检查结果：颅脑CT平扫未见明显异常，必要时MRI进一步检查、脂肪肝、胆囊结石、胆囊炎、前列腺钙化、必要时建议肠道准备后CT增强检查；血液检验报告单显示多项指标明显异常。 3、2019年7月20日，被保险人袁滨于家中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死亡原因栏为“纳差”。 4．后郭建英向平安人寿提出保险理赔。2019年9月5日，平安人寿向郭建英出具了理赔决定通知书，解除P110000014199013号保险合同并不予退还保险费，原因是被保险人投保前存在疾病病史，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严重影响了本公司的承保决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费》第十六条作出上述决定。 5.2018年3月13日，平安人寿向袁滨支付了生存保险金2100元；2019年6月27日，平安人寿向袁滨工商银行账号支付保单累积红利341.05元；2019年6月28日，袁滨向平安人寿申请了保单贷款，贷款金额5000元；2019年7月4日，增加贷款后累计贷款金额5701.37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平安人寿是否应当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平安人寿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明知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属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内容”；二、2019年3月1日被保险人袁滨在医院进行了全腹部CT平扫、颅脑CT平扫和血液检查，且CT检查结果提示被保险人患有脂肪肝、胆囊结石、胆囊炎、前列腺钙化，血液检验报告单亦显示多项指标明显异常。对上述检查以及检查结果，被保险人袁滨是明知的。但被保险人袁滨在2019年6月24日对保险合同申请复效时，对健康告知栏中的询问事项均作出“否”的意思表示，并签字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被保险人袁滨在投保时未对患有疾病的情况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平安人寿有权解除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郭建英要求平安人寿给付保险金6万元及相应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对于郭建英主张的生存保险金2100元及相应保单红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生存保险金每满2周年时仍生存才给付，平安人寿已经向袁滨支付了2018年度的生存保险金2100元，袁滨于2019年去世，郭建英要求平安人寿向其支付2100元生存保险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平安人寿已经向袁滨支付了截止至2019年6月26日的保单红利，自次日起至袁滨去世之日的保单红利尚未支付。袁滨于2019年7月20日去世，去世前向平安人寿申请了保单贷款尚未还清，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袁滨尚欠平安人寿贷款的情况下，郭建英无权向平安人寿主张剩余保单红利，对于郭建英主张的保单红利，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郭建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3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76.5元，由郭建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中平安人寿提交的就诊记录载明袁滨经过2019年3月2日复诊，诊断为症状性癫痫。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本案中，2019年3月1日被保险人袁滨在医院进行了全腹部CT平扫、颅脑CT平扫和血液检查，CT检查结果提示被保险人患有脂肪肝、胆囊结石、胆囊炎、前列腺钙化，血液检验报告单亦显示多项指标明显异常，3月2日袁滨复诊，诊断为症状性癫痫。对上述事项被保险人袁滨明知，但在2019年6月24日对涉案保险合同申请复效时，其对健康告知栏中的询问事项均作出“否”的意思表示，袁滨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因此，平安人寿有权依法解除合同，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对于生存保险金2100元，平安人寿提交的袁滨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以证明平安人寿已向袁滨支付了2018年度的生存保险金，袁滨于2019年7月死亡，郭建英要求再支付生存保险金21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保单红利，依据平安鑫利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约定，“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保单红利、退换现金价值或返还保险费时，如果您有欠交的保险费或其他应还款项，我们会在扣除上述欠款及应付利息后给付”，因袁滨在平安人寿尚有保单贷款未还清，故对郭建英主张支付保单红利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郭建英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53元，由上诉人郭建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立杰 审判员  张仁珑 审判员  张馨月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冯耀辉 书记员赵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