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中羽兴国际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4号。法定代表人：左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隋云鹏，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成，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阿里体育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1436号64幢一层J181室。法定代表人：戴玮，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斌寅，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羽鸿，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中羽兴国际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羽兴中心）因与上诉人阿里体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羽兴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阿里公司向中羽兴中心支付欠付的调研费用人民币50万元；2、依法改判阿里公司向中羽兴中心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费（自2018年1月1日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欠付的2184210．55元为基数，按央行同类贷款利率计）；3、请求法院判令阿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合同为赞助合同，阿里公司应无条件支付承诺款项。如中羽兴中心在一审所述，广发计字〔1992〕271号第二条对赞助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赞助合同的财务换广宣的本质也得以明确。结合案涉合同产生的全民健身的背景，以及阿里公司签约的动机分析，阿里公司通过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以获得市场宣传效果及其他目的，也是可以明确的。因此，案涉合同应属赞助合同。赞助合同虽非有名合同，但习惯亦为法源。当阿里公司通过中羽兴中心基于《全民健身条例》赋权而开展的案涉合同附件一所示各项活动，且已经获得广宣利益后，其支付承诺赞助款，依交易习惯是无条件的。但一审判决没有采纳中羽兴中心的前述观点，也没有就此问题进行分析。二、权责发生制应是判定阿里公司责任的基本原则。一审判决以中羽兴中心未提交相应支付凭证为由驳回中羽兴中心部分诉讼请求，对此中羽兴中心不认可。中羽兴中心已实际支付相关费用，此系因附件一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形所致的不得不提前垫付的行为，此不应成为认定阿里公司是否担责的前提要件。因举办案涉活动，中羽兴中心对外已经产生了相关法律义务，中羽兴中心提交的证据也予以证实。既然义务已经发生，如果不赋予中羽兴中心权利，就无法实现权责衡平，对中羽兴中心显然不公。因此，适用与收付实现制相对应的权责发生制，即，当中羽兴中心对外义务已经发生，阿里公司则应向中羽兴中心承担对等的付款义务，应是更公平的思路。三、阿里公司理应承担中羽兴中心的资金占用损失。案涉合同依年度履行，具有继续性。前一年度履行完毕，该年度最后一日为付款截止日，符合继续性合同的应有之义，否则势必于中羽兴中心不公。至于相关支付通知，中羽兴中心已经履行，但阿里公司拒不理睬，过错在于阿里公司。鉴此，阿里公司由于拖欠给付而产生的损失责任不应豁免。阿里公司辩称，不同意中羽兴中心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第一，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已详细列明合同中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本案合同性质并非赞助合同。事实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阿里体育为中羽兴中心开办并管理线上的乒羽家园系统，并不是单方的根据中羽兴中心的随意要求支付或对任何款项进行报销的赞助方，本案合同性质是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及义务，享有相应权利的合作协议；第二，阿里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并没有采取哪些是实际发生就认定费用的计算逻辑，且一审法院对于中羽兴中心所举证证明是实际发生的款项的相应证据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质证，实际上中羽兴中心主张的若干款项大多数都没有相应地支出凭证，一审法院仅笼统计算了相关费用；第三，本案双方对于阿里公司如何承担合作期间产生的费用有明确约定，体现在合同的相应条款中，也即需要根据双方的确认，由阿里公司行使相应的监督以及共管的权利，而不是按照中羽兴中心单方意思表示来无条件结算费用。阿里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中羽兴中心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中羽兴中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双方具体付款流程认定有误。一审判决在认定双方实际采取什么具体付费方式时，未能依照合同“共管”、“监督”的合作精神，对双方费用支出模式进行正确认定。协议第6．1条清楚写明中羽兴中心负责制定开展全民健身基础性建设、赛事活动、会员服务及运营管理等的相关预算（见附件一），且明确说明“该预算金额仅为参考金额，实际金额应以最终发生的金额为准”。此约定即明确了任何赛事费用需要阿里公司承担都必须经过阿里公司的确认，且承担金额为实际发生费用。阿里公司及中羽兴中心均明确知晓存在需阿里公司“一事一确认”的具体付款流程。如一审时中羽兴中心第二次提供的证据4-8中显示，在相关赛事及活动尚未实际开办前，双方工作人员先通过邮件方式就实际发生的费用进行交涉，中羽兴中心向阿里公司提供支付款项的列表进行说明。待阿里公司确认后，中羽兴中心依据确认的金额开票给阿里公司，阿里公司在收到票据后进行支付。由此可见双方合作过程中存在固定的付款流程，既根据合同约定的“监督”、“共管”精神，以下列方式支出合作费用：中羽兴中心计划举办相关赛事，获得阿里公司确认；中羽兴中心向阿里公司提供相关票据证明实际支付的费用开支，阿里公司对其确认部分进行承担；中羽兴中心通过共管账户对外付款。阿里公司在一审过程中一再强调上述付款流程，但一审判决对此却完全视而不见，不予回应。一审法院的认定完全剥夺了阿里公司“监督”、“共管”的权利，导致阿里公司只能按照中羽兴中心单方的意思表示无条件结算费用，不仅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实际的付费方式，同时也有违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二、一审判决认定协议未于2017年3月解除存在错误。中羽兴中心于一审中提交的回复函已经载明了合同解除的事实，即阿里公司于2017年3月8日派员前往中羽兴中心处协商协议解除事宜，3月22日中羽兴中心即以电话形式正式回复阿里公司。中羽兴中心直至2018年突然追索两年前的款项，且坚持认为当时协议并未解除，阿里公司对此难以认同。相同案情的中乒案中，北京中乒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却并未主张2017年的款项，可见其对协议解除的事实并不持异议。一审判决未充分考量案件客观因素及中乒案的诉请，作出协议未解除的认定，有失公允。三、一审判决刻意降低了中羽兴中心应承担费用的认定审查标准，且大大减轻了中羽兴中心对款项支付应尽的举证义务，极大了损害了阿里公司的利益。依据协议约定的付款流程，根据协议第6．1条的明确约定，阿里公司仅对实际发生的费用负有付款义务。中羽兴中心应举证证明其实际发生的费用。然而，一审庭审过程中，中羽兴中心所提交的票据、凭证，存在无法证明其费用实际发生、缺少支付证明、无法证明关联性等情况。在一审过程中，阿里公司对中羽兴中心实际支付费用的证据进行详细质证，中羽兴中心形式上能够证明对外支付的费用仅为70950．75元。然而一审判决在协议存在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完全忽视双方当事人已构建的付款流程，自行推理出了阿里公司不得无理由拒绝付款、直接以预算费用作为结算依据等不合理的结论。判决结论完全损害了阿里公司的利益，且大大减轻了中羽兴中心对款项支付应尽的举证义务，进而判决阿里公司向中羽兴中心支付1684219．55元，于法无据。阿里公司作为商业主体，与中羽兴中心进行合作，若约定承担中羽兴中心实际发生的费用，不可能在未见实际支付凭证的情况下，仅依据中羽兴中心提出的金额进行支付，这样造成的结果只可能是中羽兴中心虚报情形增多，最后严重损害阿里公司的利益。依据逻辑不难看出，既然阿里公司对中羽兴中心实际发生的费用进行支付，必然存在中羽兴中心向提阿里公司供票据确认实际支付金额的流程。阿里公司仍然坚持认为本案应承担费用必须经由双方认可，并且经过实践的付费模式予以确认和结算，上述费用均为中羽兴中心单方对外支出费用，且中羽兴中心无法证明费用完全发生。中羽兴中心辩称，阿里公司的上诉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第一，阿里公司强调的付款流程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合同约定；第二，阿里公司认为涉案合同于2017年3月份解除，这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合同仍在履行中。中羽兴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阿里公司向中羽兴中心支付欠付的2016年与2017年部分费用共计218．5万元；2．判令阿里公司向中羽兴中心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费，自2018．1．1起计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18．5万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阿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8日，阿里公司由原名称阿里体育（上海）有限公司变更至现名称。2016年，阿里公司作为甲方、北京中乒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乒公司）作为乙方、中羽兴中心作为丙方签订《全民健身战略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如下：1．合作内容三方本着互联网+体育的发展思路，依托甲方的互联网资源以及乙方、丙方分别经中国乒乓球协会、中国羽毛球协会委托所承担的全国乒乓球、羽毛球全民健身相关工作任务共同开发推动乒乓球、羽毛球全民健身活动的可持续性发展并建立与全民健身发展规模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工作“治理”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1三方共同合作，有步骤的推动乒乓球、羽毛球全民健身组织体系、会员服务体系、赛事服务体系和技术培训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并在2017年完成100万、十年之内1000万中国乒乓球、羽毛球协会会员发展数量规模的基本目标。1．2三方共同合作，推动大众乒乓球、羽毛球培训基地、俱乐部、公共场馆和学校的认证与挂牌，力争在协议期内平均每年各完成100个。1．3三方共同搭建乒乓球、羽毛球会员服务管理平台、全民健身赛事体系服务管理平台、全民健身活动全媒体宣传平台和商务金融平台等，完善乒乓球、羽毛球全民健身数据库系统。1．4三方共同制订完善全民健身乒乓球、羽毛球运动员积分、段位等级标准；全民健身赛事注册、认证、评定、授权制度标准；全民健身场地认证、评定制度标准；全民健身技术指导员注册、评定制度标准等。1．5在推动乙、丙双方原有的会员联赛、积分赛、东西南北中赛等传统赛事向品牌化、精品化发展的同时，开发并运营不同类型的乒乓球、羽毛球创新赛事，包括但不限于2016年已经计划的全民健身的各项赛事活动。3．甲方责任：3．1负责与乙方及丙方共同开展全民健身基础建设和赛事活动开展与创新等相关工作。3．2负责利用互联网的背景和资源，进行全民健身工作基础建设和创新赛事的研发，提供软、硬件和互联网大数据的技术支持和后期维护。负责开发手机应用程序，实现各类平台在多种终端数据互联，功能互通。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3．3负责相关平台各类数据的保管、备份和分析等服务，并将更新的数据资料等及时提供给乙方、丙方。3．4负责各类全民健身乒乓球、羽毛球活动的媒体宣传、市场推广、赛事网络直播、包装全民健身赛事明星、全民健身的商业和无形资产开发等。有关商业和无形资产的开发，具体方案应三方协商确认。3．5负责建立专门的工作团队与乙、丙方的团队联合组成项目组进行全民健身基础建设、创新赛事的开发和日常的会员服务、平台运营维护、媒体宣传推广和商业、无形资产开发策划执行等。3．6负责在其淘宝、支付宝的用户中，特别是购买过乒乓球、羽毛球器材的用户中大力推广会员制、积分制以及用户所在周围的赛事。3．7负责承担本协议所涉及的基础建设，创新赛事开发、平台运营维护、日常的会员服务、媒体宣传推广和商业、无形资产开发等全民健身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的相关费用。4．乙、丙双方各自的相应责任：4．1由中国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各自出具委托书，乙方、丙方分别根据委托书内容负责乒乓球、羽毛球全民健身工作的推广和开发，制订相关基础建设的制度、标准并通过实践不断完善。4．2负责自身的组织体系逐层授权开展会员推广、服务和管理：负责全民健身赛事的组织：负责积分制、段位制度的建设发展。4．3负责全国性全民健身赛事报批，并负责相关政府机构、体育部门、教育部门及参赛单位的协调和沟通。4．4负责提供全民健身乒乓球、羽毛球赛事以及相关人员的数据资源。协助甲方做好各类平台日常运营的相关工作。4．5以自身资源为依托，为全民健身乒乓球、羽毛球工作进行大力推广宣传。根据运动员的赛事及训练安排，力争每年分别针对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分别免费提供不少于20人次的世界冠军级明星资源参与全民健身赛事及活动的宣传。6．经费投入和分成：6．1乙、丙双方负责制定开展全民健身基础性建设、赛事活动、会员服务及运营管理等的相关预算（见附件一、二），该预算金额仅为参考金额，实际金额应以最终发生的金额为准。乙方、丙方同时承诺将协议期内全民健身活动赞助费用和国家扶持资金全部投入三方合作的各项赛事活动之中。6．2甲方负责赛事及基础建设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费用和相关平台搭建、运营维护、会员服务、媒体宣传推广和商业、无形资产开发产生的各类费用，并承诺平均每年不少于15%的递增投入并视实际需求进行投入调整。2016年甲方投入总金额为壹仟万元人民币（乒、羽两个项目各伍佰万元人民币）用于2016年乒、羽全民健身相关赛事和乒羽全民健身服务平台制度建设等，相关产生的税费由乙方和丙方承担。6．3甲、乙、丙三方拥有对项目资金使用的共同管理和监督权，任何资金的使用，均需根据附件一、二的预算，甲、乙、丙三方共同确认后方可使用。预算内的项目，如无特殊原因，任何一方不得反对相关经费的开支。6．4甲、乙、丙三方约定在中国银行分别开设以乙方和丙方为户名的第三方全民健身专项管理账户，专项账户专款专用，甲方根据经费需求，在收到乙方开具的真实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后根据经费实际需求分批汇入专项管理账户，划至第四方。2016年甲方投入总计共人民币壹仟万元汇至指定的第三方专项管理账户账号。第三方专项管理账户中的经费应按照附件一、二经费预算的相关约定经甲方、乙方或甲方、丙方双方书面认可后方可支出。每支出一笔费用，乙方、丙方需提供相关实际需求的支出明细及第三方票据。乙方、丙方承诺投入的费用，可存放于乙方、丙方自己的账户，并设专门科目进行全民健身活动相关的会计核算、专款专用，费用支出按照附件一、二经费预算的相关约定经甲方、乙方或甲方、丙方书面认可后方可支出。6．5在本协议规定的范围内，依靠商务开发，经营所得收益在扣除三方投入成本后，三方按乒乓球全民健身收益甲方占50%，乙方占50%，羽毛球全民健身收益甲方占50%，丙方占50%的方式进行分成。7．合作期限：7．1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到2018年12月31日，如无发生重大政策变化，三方确认后继续合作至2020年12月31日）。7．2三方经过2016年一年运营后，若相关条件均已成熟，可由三方在2017年合资协商成立实体股份公司，共同经营管理。7．3在五年合作到期两个月前，即2020年11月1日前，二方如无书面通知对方终止协议，三方合作自动延续5年，至2025年12月31日止。7．4在十年合作到期两个月前，即2025年11月1日前，三方如无重大实质性违约行为，在当时最新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就下一个合作期限的合作内容及期限进行磋商，甲方拥有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续约权。9．1本协议任何一方应对其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给协议对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和相应损失，赔偿条款不受协议期限之限制。根据协议附件二2016年全民健身羽毛球活动经费预算的约定，全年活动预算为650万元，其中包括：4、邀请世界冠军（20人次/年）邀请费5万/人次，食宿差旅费5000元/人次，共计110万元。5、全民健身政策制定、调研活动：50万元。中羽兴中心运营成本：房租、办公费、水电费、差旅食宿费、人员工资福利待遇75万元。2018年8月27日，中羽兴中心向阿里公司发送催款函，要求支付218．5万元，包含以下项目：2016年公司运行费用75万元，调研费用50万元，合计125万元；2017年冠军邀请费用18．5万元，公司运营费用75万元，合计93．5万元。2016年及2017年未支付的费用共计218．5万元。阿里公司认可收到该催款函。中羽兴中心提交了2018年9月12日阿里公司向其出具的回复函，其中载明：“经过协商，我司于2017年3月8日派员前往贵处协商协议解除事宜，随后3月22日我司以电话形式正式回复贵方，同意解除该协议。同时双方亦终止合作。”但中羽兴中心不认可双方协商解除涉案协议。阿里公司自认除了回复函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协商解除协议。庭审中羽兴中心明确其主张的218．5万元具体如下：1、2016年和2017年运营费用共计150万元。根据合作协议附件的约定，中羽兴中心的运营成本为每年75万元包括房租、办公费、水电费、差旅食宿费、人员工资福利待遇。中羽兴中心提交了2016年、2017年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显示2016年的运营成本为1839747．54元，2017年运营成本为1291305．03元，中羽兴中心在本案中就2016年及2017年的运营成本仅主张75万元。另，中羽兴中心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人员工资发放记录予以佐证。2、调研费用50万元。中羽兴中心提交了与北京羽动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签订的《中国羽协全面健身相关市场工作委托协议》，但自认该50万元费用尚未实际支付。3、冠军出场费18．5万元。中羽兴中心提交了银行汇款流水及代发工资通知单，2017年9月至12月向高崚、汪鑫、赵芸蕾共支付奖金加个人所得税共计184210．55元。协议签订后，阿里公司自认未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向专项管理账户汇入1000万元，双方均确认协议签订后阿里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2017年2月10日分别向中羽兴中心名下的共管账户支付120万元、235万元。其中，对应2016年9月23日的120万元的发票由中羽兴中心于2016年11月24日开具的。根据阿里公司提交其内部的业务付款审批表，上述235万元的付款流程于2017年1月19日启动，其时任法定代表人张大钟最终审批通过时间为2017年1月23日。该笔235万元的发票开具时间是2017年2月9日。双方确认上述两笔费用系支付协议约定的201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全国羽毛球业务俱乐部分站赛、全国中老年羽毛球邀请赛的部分比赛、赛事执行及冠军费用。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全民健身战略合作协议书》及附件、审计报告、房屋租赁合同、人员工资发放记录、《中国羽协全面健身相关市场工作委托协议》、银行汇款流水、代发工资通知单、业务审批单、发票、催款函、回复函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阿里公司、中乒公司、中羽兴中心签订的《全民健身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己方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涉案协议书未约定合同解除条款，根据阿里公司出具的回复函亦无法证明双方已经于2017年3月合意解除协议，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阿里公司未按照协议第6．4条的约定向共管账户汇入1000万元，且根据已经支付的355万元的发放流程，双方均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协议6．4条做了事实上的变更。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结合涉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中羽兴中心的核心义务是按照协议附件约定开展相关项目，阿里公司的核心义务是支付相关项目的费用并对费用的支出有监督权，且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支付，且开具发票系附随义务，阿里公司不能以中羽兴中心该附随义务未履行对抗其应当履行的支付费用的主合同义务。对中羽兴中心主张的2016年和2017年的运营成本1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合同条款和附件二内容，其中明确约定中羽兴中心每年运营成本75万元应当由阿里公司支付，中羽兴中心提交了审计报告及相关租房合同、人员工资情况予以佐证，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阿里公司虽然不认可上述费用的支出，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中羽兴中心要求阿里公司支付150万元运营成本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中羽兴中心主张的冠军费用18．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该笔费用属于协议附件二中明确约定的费用支出，中羽兴中心提交银行汇款证明及代发工资单予以佐证，中羽兴中心实际发放184210．55元且不超过协议约定的标准，故一审法院对中羽兴中心要求阿里公司支付184210．55元冠军费用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于中羽兴中心主张的50万元调研费用，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该笔费用并未实际支出，现中羽兴中心主张该笔费用无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中羽兴中心主张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协议未约定付款期限，中羽兴中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才向阿里公司提交了运营成本及冠军费用的相关凭证，故一审法院对中羽兴中心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阿里体育有限公司向北京中羽兴国际体育文化发展中心支付1684210．55元；二、驳回北京中羽兴国际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有三，一是案涉合同是否为赞助合同；二是案涉合同是否于2017年3月解除；三是中羽兴中心要求阿里公司支付的运营费用、冠军费用、调研费和资金占用费的请求应否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案涉合同是否为赞助合同。中羽兴中心上诉主张，赞助合同的本质是以财务换广宣，阿里公司签订案涉合同的动机就是通过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以获得市场宣传的效果，因此案涉合同的性质应当为赞助合同。本院认为合同的性质应当以合同中的约定内容作为判断依据。本案中，阿里公司、中兵公司与中羽兴中心签订的《全民健身战略合作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合同目的、各方的权利义务及收益分配方案，阿里公司在该合同中不仅有支付款项的义务，还承担着利用互联网背景和资源，进行全民健身工作基础建设和创新赛事研发，提供软、硬件和互联网大数据的技术支持、后期维护等责任，并对羽毛球全民健身享有一定比例的收益权，故中羽兴中心认为案涉合同属于赞助合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案涉合同就合作期限进行了约定，各方确认在该协议签署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到2018年12月31日，如无发生重大政策变化，三方确认后继续合作至2020年12月31日），但未约定合同解除条款。现阿里公司主张，其于2017年3月8日派员至中羽兴中心协商协议解除事宜，中羽兴中心于同年3月22日电话回复阿里公司。因阿里公司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前述主张，且基于现有证据亦无法得出三方协议已于2017年3月解除的结论，故一审法院关于案涉合同在2017年3月并未依法解除，各方仍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中羽兴中心与阿里公司均认可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变更了费用支付方式，且依据案涉合同和附件二的相关约定，阿里公司对于预算内项目中的开支，负有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支付的义务，且三方约定预算金额仅为参考金额，实际金额以最终发生的金额为准，依据上述约定，本院就运营费用、冠军出场费和调研费应否由阿里公司支付问题，认定如下：一是运营费用，中羽兴中心为证明其运营费用实际支出情况，向法院提交了该中心2016年和2017年的审计报告及租房合同、人员工资的相关证据，现阿里公司不认可中羽兴中心运营费用的实际支出数额，但其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证据推翻审计报告中实际运营成本的认定，在中羽兴中心主张的金额低于审计报告认定金额的情况下，阿里公司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认为中羽兴中心所主张的运营成本150万元应当由阿里公司支付。二是冠军费用，协议附件二中双方约定冠军邀请费为50000元每人次，现中羽兴中心提交相关凭证证明该中心共支付冠军费用15万元及税款34210．55元。阿里公司认为，协议已明确约定税款应当由中羽兴中心负担，故冠军费用中中羽兴中心支付的个人所得税不应由阿里公司支付。本院认为，个人所得税的缴税主体应当是纳税者本人，中羽兴中心代为缴纳相应税款是履行了代扣代缴义务，且中羽兴中心发放的冠军费用及税款总额未超过附件二约定的标准，故该笔冠军费用应当由阿里公司负担。三是调研费，因三方在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预算金额仅为参考金额，实际金额以最终发生的金额为准，现中羽兴中心认可调研费并未实际支出，故其主张不符合双方约定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的支付条件，对于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中羽兴中心资金占用费的上诉主张，因案涉合同未约定付款期限，故其该项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中羽兴中心和阿里公司的其他上诉意见，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羽兴中心和阿里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280元，由北京中羽兴国际体育文化发展中心负担7284元（已交纳），由阿里体育有限公司负担16996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楠审 判 员  王 朔审 判 员  李 楠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