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26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1972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启超，北京律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栋，北京律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2，女，1977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女，195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男，196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上诉人陈某1、陈某2因与被上诉人郑某第三人撤销之诉（离婚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9民撤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52号宅院（以下简称52号院）内全部房屋归陈某1所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房屋赠与协议书》中房屋四至与52号院一致，并有赵某出庭作证和郑某当庭自认，陈某1为52号院的所有权人。二、陈某无权处分赵某的房产，陈某遗嘱中该部分的表述应为无效，（2017）京0119民初8852号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以多份遗嘱、房屋买卖合同、决定书、协议书等存在矛盾冲突认定陈某1证据不足，理由不够充分。四、多份遗嘱相互矛盾时应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在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前，陈某可以撤销赠与。陈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应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最后一份遗嘱载明，西头三间由陈某2继承。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52号院内房屋应系陈某与郑某婚前所建。郑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陈某1、陈某2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陈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第三项；2、确认52号院内所有房屋归陈某1所有。事实和理由：陈某1与陈某是父子关系。2009年8月7日，陈某、赵某夫妇共同出资购买了52号院宅院，院内有北房4.5间，东耳房1间。2012年11月14日，陈某、赵某与陈某1签订协议，由陈某1对陈某、赵某尽赡养义务，陈某、赵某将北房4.5间赠与陈某1，村委会作为见证在协议上签字。后陈某1与陈某、赵某一起在52号院内居住。2013年2月，陈某、赵某二人离婚，陈某和陈某1共同出资增建北房1.5间，后陈某与郑某再婚。2017年4月25日，陈某将增建部分卖与陈某1，2019年2月陈某去世。此后陈某1准备将52号宅院另作他用，却发现东侧北房3间已经被延庆区人民法院以（2017）京0119民初8852号判决归郑某所有。陈某1认为该判决侵害了其对52号院宅院房屋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郑某在一审法院辩称，一、（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准确无误，无论是诉讼程序还是实体法的适用都不存在任何瑕疵，依法不能撤销。其一、开庭时，陈某不但亲自出庭还聘请了熟知法律的耿某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而且陈某1到庭参加了旁听。据此，陈某1是知道郑某与陈某在（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案开庭诉讼中对涉案52号院内的房产分割之事的。其二、在（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案的两次开庭时，陈某和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某均认可2016年2月23日陈某亲笔自愿书写的《遗嘱》事实，在该《遗嘱》中，诉争房屋所有者自愿将涉案52号院内所有房屋都给郑某所有。其三、陈某已经在2016年2月23日的《遗嘱》中表明：“我与郑某相识结婚后，将原有房子加以精心改造为六间北房，通过当时的双方协议，夫妻二人每人三间，各有一半。”由此可证，是陈某于2013年4月1日找人拆了0.5间北房，然后又独自出资接了2间北房形成了现在的6间北房的事实。陈某虽然已经去世，但其《遗嘱》是真实的，而且陈某已经在（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案庭审笔录中认可此事实。其四、在2008年10月23日，陈某与陈某1签订了1份《协议书》，该《协议书》证实了：涉案的52号院“房产、财产与陈某1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实。2016年7月22日，陈某在《本人陈某的终生决定书》中又言明：“自我有病以来，陈某1和陈某2向来没有给半点赡养费，更谈不上米和面。特别是陈某120多年来没有为家花过壹分钱，买房全部是我出钱，但是事到如今还想侵占我的房产，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该两份证据充分证明了陈某与陈某1父子关系一直也没有真正和好过，陈某也根本不存在把涉案52号院房产赠与给陈某1的任何真实意愿的事实。二、陈某1持有的2012年11月14日与陈某签订的《房产赠与协议书》的第1条明确标明：“赠与的房产位于44号院的房屋和院落”，而陈某在（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案开庭笔录的第5页中明确言明：“该44号宅院已经被我卖了”。（2017）京0119民初8852号判决书分割的是位于52号院的房屋和院落，据此可知，陈某1持有的《房产赠与协议书》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三、如果陈某1早在陈某与郑某婚姻存续期间的2017年4月25日就真正持有与陈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那么为什么陈某1在2017年11月21日亲自参加（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案的第二次开庭时，却拿不出来2017年4月25日与陈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这有悖常理。陈某自2017年2月3日就起诉和郑某离婚，相隔仅仅81天，陈某1于2017年4月25日就与陈某炮制出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据此，即使陈某1手中真正持有该《房屋买卖合同》，依据常理，应属陈某1与陈某恶意串通并转移夫妻共同房产之违法行为，依法应属于无效民事行为，该《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合同。陈某1既然亲自参与了（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案的庭审旁听，且其也明知陈某身患癌症属于不治之症，陈某1为什么不在陈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时提出维权？陈某自2017年2月3日就起诉和郑某离婚，经过了两次诉讼，基本都是由陈某1进行接送和庭审旁听，从起诉离婚到判决历时1年有余，离婚本就意味着要分割夫妻房产，这是个基本常识，陈某1在庭审旁听后不可能不懂。为什么陈某1非要等到陈某去世、不能说话时才主张自己的权利？陈某与郑某离婚之后又活了1年多才去世，为什么陈某1也不主张自己的权利，而是非要等到陈某去世之后才主张自己的权利？纵观陈某遗留下的2份《遗嘱》，1份《本人陈某的终生决定书》，1份陈某与陈某1断绝父子关系的《协议书》，陈某1非要等到陈某去世之后才主张自己的权利，就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害怕陈某活着的时候，能够向法庭言明没有把房产卖给陈某1，害怕陈某活着的时候，能够向法庭言明陈某1持有的2017年4月25日与陈某所签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假的。四、陈某1所述已经远远超过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定期限，应该驳回原告的起诉及诉求。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三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此规定所设期限是不变期间，不适用延长、中止、中断的规定。对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界限，是以第三人知悉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民事权益事实为标准，超过六个月期间，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在（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民事判决书的第3页本院认为部分，亦明确了房屋分割的根据和判决理由，而且当时无论是陈某，还是陈某1对此都没有异议。陈某既没有对该判决提起上诉，陈某1也没有在6个月之内动员陈某对该案提起再审，陈某1更没有在6个月之内对该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民事判决书于法有据，于实有据，陈某1所诉缺乏事实依据和事实依据，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时效期。据此，请求依法驳回陈某1的诉讼请求。陈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具体的事情其不清楚，听从法院判决，如果涉案财产有陈某2的份额，就要属于陈某2的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某与郑某于2013年6月17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陈某1、陈某2系陈某子女。陈某于2009年8月17日在本村村民梁某处购买52号院，该宅院四至为：西至河套，东至土坡，南至梁某1后山墙，北至梁某2前院墙。当时内有北房4.5间，后该半间北房被拆除，又建造了2间北房，6间小西房，现该院内共有6间北房，6间西房。陈某诉郑某离婚诉讼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许陈某与郑某离婚；二、位于52号宅院内房屋，其中北房6间中西侧3间及小西房大小6间归陈某所有、北房中6间中东侧3间归郑某所有；三、位于52号宅院街门，由原告陈某、被告郑某伙走；四、驳回原告陈某、被告郑某的其他诉讼请求。”2008年10月23日，陈某与陈某1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2.把陈某的房产证送还给本人。房产财产与陈某1没有任何关系……”2012年11月14日，陈某、赵某与陈某1签订《房产赠与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陈某、赵某两人现有产权属自己的房屋一套，位于本村河套东坎，该房屋四至：西至河套，东至土坡，南至梁某1后山墙，北至梁某2前院墙，此院北房四间半，东耳房一间。欲赠与给儿子陈某1，特订立如下赠与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愿表达：1.赠与房产为坐落在44号房屋及院落。2.本赠与只赠与给儿子陈某1一人，与其他人无关。3.协议签订后，履行赡养父母义务。4.本赠与行为自赠与协议书双方签字后生效”。赵某系陈某时任妻子，现仍在世,其到庭作证其买了52号院的第二年将房屋赠与给陈某1，经质证，郑某不认可该证人证言；陈某2表示不清楚赵某说的证人证言。2016年2月23日，陈某立有一份《遗嘱》，该《遗嘱》载明：“我是井庄镇村民陈某，现居住在本村河套东。旧宅四间半是08年买的，买房时没有任何人帮我出资，全靠一人辛苦操作。2013年我与郑某相识结婚后，将原有的房子加以精心改造为六间北房。通过当时的双方协商，夫妻二人每人三间，各有一半……特别是入秋时她又找人盖起西配房六间和水井移位工程和北房的装修……本人陈某决定在有生之年决定把我的那三间房子全部归让给我妻子郑某永远所有，并包括西配房所有的房子。为了保护她的合法权益，特立此遗嘱为永远有效。并且废除以前2015年12月30日的不合法遗嘱。不管何时政策有什么变化，本书为最千真万确的壹份。包括以后任何人在合手出的类似证据都是假的……”2016年2月27日，陈某又立有一份《遗嘱》，内容和2016年2月23日的遗嘱一致，再次表明将其所有房产全部赠与给郑某。2016年7月22日，陈某书写了一份《本人陈某的终生决定书》，该《本人陈某的终生决定书》载明：“……从我有病以来，陈某1和陈某2（陈某2）向来没有给半点赡养费，更谈不上米和面。特别是陈某120多年来没有为家花过壹分钱，买房全部是我出钱，但是事到如今还想侵占我的房产，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决定：万一我不好先走一步的话，我所有的房产及财物全部都（由）我妻郑某进行一切安排，任何人不得干涉和打扰……”2017年2月3日，陈某立有一份《遗嘱》，该遗嘱载明：“我在延庆区有处房产，该房产是2009年8月17日我从本村梁某手中购买的，当时由四间半北房，一间东耳房，2013年4月份我把半间北房、一间东房拆除，建造两间北房。我去世后，上述六间北房的东头三间由我儿子陈某1继承，西头三间由我女儿陈某2（陈某2）继承，其他人不得继承。”该遗嘱有立遗嘱人陈某、代书人张某和见证人李某签字。2017年4月25日，陈某与陈某1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该买卖合同载明：“甲方（陈某）所售的房屋院落类别为住宅，位于本村东坎，该房四至：西至河套，东至土坡，南至梁某1后山墙，北至梁某2前院墙和土坡，此院落北房小六间，西耳房四小间，以及四周所有树木10棵，转让价款总计壹万伍仟整。付款日期：于2017年4月25日全部付清。双方权利义务：1.甲方保证所卖房屋享有的所有权。2.甲方保证在具备办理房照时无条件配合办理。3.自签字之日起，房屋归乙方所有，无论遇到拆迁或征用都与甲方无关……”该买卖合同并加盖有村民委员会的公章。2017年6月15日，陈某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陈某1购房款贰万元整。”2017年3月14日，一审法院就陈某诉郑某离婚纠纷曾作出（2017）京0119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陈某的离婚诉讼请求。（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案件共开过两次庭，在第一庭审中，郑某出具一份遗嘱，证明涉案房屋北房改造及分割情况，每人三间，该遗嘱是陈某写的，名也是陈某签的；陈某称该证据属实。在第二次庭审中的庭审笔录中写明：旁听人数1人。郑某称该1人系陈某1，陈某1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调取（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案件的卷宗，未发现有相关的庭审刻录光盘。2019年9月5日，一审法院就郑某诉陈某1相邻关系纠纷一案作出（2019）京0119民初64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郑某从52号宅院西侧的街门通行，陈某1不得通行（于判决生效后履行）。后陈某1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我院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9）京01民终99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2019）京0119民初6440号案的开庭笔录中，陈某1称，2019年2月陈某去世的，2019年2月以后其隐隐约约知道陈某与郑某离婚的事，以前不知道。另查，陈某在曾有44号宅院一处，已卖与他人。诉讼中，陈某1称其只参加了（2017）京0119民初1380号案件的庭审，该判决驳回陈某离婚的诉讼请求。（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案件陈某1没有参与，其到2019年6月4日才知道该案件的判决。诉讼中，陈某1、陈某2均称对陈某尽到赡养义务；陈某1、郑某均称对2间北房和6间西房进行相应翻建和装修。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郑某辩称陈某1已超过六个月的诉讼时效，但陈某1称其于2019年6月4日庭审中才知道（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调取了（2019）京0119民初6440号案的开庭笔录中，陈某1称其2019年2月以后其隐隐约约知道他们离婚的事，陈某1起诉的时间为2019年8月2日，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难以认定陈某1起诉超过六个月的时间，也难以认定陈某1在六个月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故一审法院对郑某关于陈某1起诉超过六个月的诉讼时效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陈某生前出具多份遗嘱，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最后一份遗嘱立于2017年2月3日，但并不能当然地认为陈某之前给郑某出具的遗嘱作废或撤销。理由如下：婚内夫妻之间的赠与不同于合同法中的赠与，有别于单纯的赠与行为，是夫妻双方就婚姻关系、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的合意，该赠与具有强烈的人身关系属性及道德性质，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允许一方任意撤销行为，会给善意一方造成物质和精神损害。陈某在给郑某出具遗嘱带有财产分割和婚内财产约定的性质，在没有证据显示陈某在给郑某出具遗嘱是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不宜简单认定该遗嘱无效。2012年11月14日，陈某、赵某与陈某1签订的《房产赠与协议书》，明确将44号院的房屋及院落赠与给陈某1一人，与其他人无关。但《房产赠与协议书》所列的房屋四至为52号院的房屋四至，《房产赠与协议书》对标的物认识存在重大瑕疵问题，仅有赵某的证人证言，法院难以认定《房产赠与协议书》所处理的房产就是52号院。而（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民事判决书处理的是52号院房屋，故法院对陈某1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来看，陈某签订的多份遗嘱、房屋买卖合同、决定书、协议书、庭审笔录来看，其前后所述多有矛盾不一、反复变化并相互冲突之处，现陈某已经去世，他人很难探究其内心心思。但52号院六间西配房、两间北房的建造和装修发生在郑某与陈某婚姻存续期间，应该说，郑某为家庭作出了一定贡献，本着照顾妇女权益的原则，（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52号院北房中6间中东侧3间归郑某所有，并无不妥。况且，该案宣判后，陈某并未上诉，视为其内心接受并认可该判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设立的目的来看，这一制度赋予案外第三人对错误生效裁判的自我救济程序和途径，对于维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就其本质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是法律在追求司法权威性以及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与追求实质正义的这两种冲突的价值理念下权衡抉择的产物。但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同于普通诉讼，是针对生效裁判提起的诉讼，可能会颠覆生效的裁判，司法裁判要采取较为严格的证据标准。现陈某1请求法院依判令撤销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第三项，确认52号宅院内所有房屋归陈某1所有的理由不充分，请求不成立，对陈某1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三百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根据双方庭审陈述及已有证据，本院补充查明如下事实：2012年11月14日，陈某、赵某与陈某1签订《房产赠与协议书》载明：“陈某、赵某两人现有产权属自己的房屋一套，位于本村河套东坎，该房屋四至：西至河套，东至土坡，南至梁某1后山墙，北至梁某2前院墙，此院北房四间半……”该协议书载明的院落四至与52号院一致。2017年4月25日，陈某与陈某1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载明：“甲方（陈某）所售的房屋院落类别为住宅，位于本村东坎，该房四至：西至河套，东至土坡，南至梁某1后山墙，北至梁某2前院墙和土坡，此院落北房小六间，西耳房四小间，……”该买卖合同并加盖有村民委员会的公章。该房屋买卖合同载明的院落四至与52号院一致。除上述事实外，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陈某1是否具备对（2017）京0119民初8852号生效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及起诉条件，在此基础上审查（2017）京0119民初8852号生效判决是否损害了陈某1及陈某2的民事权益。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所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本案的审理分为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本院分述于下：一、（2017）京0119民初8852号生效判决是否损害了陈某1及陈某2的民事权益。本院认为，2012年11月14日，陈某、赵某与陈某1签订的《房产赠与协议书》中载明陈某、赵某两人将现有产权属自己的房屋一套赠与给陈某1。虽然上述协议书载明的房屋为44号房屋及院落，但根据该房屋及院落的四至表述，应认定《房产赠与协议书》所处理的房产即为52号院。该份协议签订后，上述房产并未交付陈某1实际使用或控制，且双方均认可52号院此后进行了翻扩建，赠与协议签订时的院落房屋状态已发生变化，陈某1现以该赠与协议为由主张对52号院上房屋享有相关权益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陈某先后立有多份遗嘱，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2017年2月3日所立遗嘱中陈某将52号院内房屋分配给陈某1与陈某2，但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在陈某去世之前与郑某的离婚诉讼中已对52号院内的房屋进行了分割，2017年12月8日一审判决后，陈某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认可判决结果，故陈某于生前对上述遗嘱的内容已作出变更。陈某1、陈某2现以该遗嘱为由主张对52号院内房屋享有权益，本院不予支持。陈某1另主张2017年4月25日，陈某与陈某1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中载明的房屋院落四至亦与52号院一致，买卖合同并加盖有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且陈某出具收到陈某1购房款贰万元整的收条，故52号院内房屋应归其所有。结合陈某生前出具多份遗嘱，双方庭审中均认可系陈某本人书写，故遗嘱内容应视为陈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在2016年2月23日、2016年2月27日的遗嘱中均有郑某参与建设52号院的明确表示，（2017）京0119民初8852号判决处分52号院内房屋，将其中北房中6间中东侧3间归郑某所有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而陈某与陈某1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涉及无权处分部分，陈某1据此要求取得52号院内全部房屋的所有权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二、陈某1是否符合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本院认为，能够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具体而言就是对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虽无独立请求权，但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应依申请或法院通知参与到原案审理中的第三人。（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某与郑某离婚并对52号宅院内房屋进行了分割。该案属离婚纠纷，诉讼主体为缔结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根据查明事实及上述分析，可认定陈某1与上述案件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符合作为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综合上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2017）京0119民初8852号民事判决的内容损害了陈某1、陈某2的民事权益，陈某1、陈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陈某1、陈某2各负担3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吴扬新审 判 员  刘福春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方 硕书 记 员  柳惠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