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承江，男，1956年7月2日生，汉族，系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经理，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施风琴，女，1966年6月26日生，汉族，系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监事，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太平街道办事处庙山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82550642745K。法定代表人：徐承江，该公司经理。以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井泉，辽宁邦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峰，男，1978年1月7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桥，辽宁莲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金生，男，1964年1月29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普兰店区。上诉人徐承江、施风琴、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峰、原审被告金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4民初4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承江、施风琴、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做出的（2019）辽0214民初412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体现在一、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一）种种事实证明，本案中出借给被告徐承江案涉款项的真实出借人是案外人丑勇，而不是原告高峰。1.被告在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从未见过原告高峰，与被告洽谈借款事宜的恰恰是案外人丑勇。案涉协议是在长春银行丑勇的办公室签的，原告高峰根本没在场，被告也根本都不认识高峰。因此，被告有充分理由相信，案外人丑勇是案涉借款的真实出借人，原告高峰身份只是代理人。2.本案借款的发生过程是保证人金生介绍被告到丑勇处借款，而不是介绍被告到原告高峰处借款，其目的无非是掩盖真实出借人丑勇的身份。3.基于上述理由，我方有理由相信，原告高峰案涉出借资金的来源就是案外人丑勇，希望法院能查清此事实。（二）除本案外，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还有另外两起类似的案件（被告分别为于世胜、李永庆，还有一借款人惠兆勃未被起诉），这两起案件均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告均为高峰，保证人均为金生，真实出借人均为丑勇。这一现象足以表明，高峰、金生、丑勇三方恶意串通，违法进行套路贷的事实。（三）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要远远超出正常的利息规定，且在借款期限为零，也就是说只要签了合同、借了款就处于违约状态，就要支付违约金。这完全符合套路贷的条件。（四）丑勇作为长春银行行长，利用职务便利，违法从事套路贷，对此违法行为法院不应予以支持。二、徐承江借款是用于偿还公司贷款。2000年，普湾新区共有煤炭经营资质的企业30多家，经当时的大连煤炭协会组织，每五家企业连保大连民生银行小微企业个人授信贷款，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参加了五家连保贷款业务，贷款金额200万元，用做公司业务周转。2014年12月15日为还民生银行贷款，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以法定代表人徐承江名义，通过担保人金生、案外人丑勇，向高峰借款30万元，用于还公司向银行的贷款。对上述事实无论担保人金生，还是案外人丑勇、原告高峰均知晓。因此，在本案中，向原告高峰借款的是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而非徐承江个人。三、施风琴对此事自始至终不知情。1.施风琴虽是公司股东，但这只是为了公司经营的方便，施风琴对公司的任何事情均不参与，其只是挂名股东。2.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其财产是独立的，其经营是独立的，其盈利或亏损与股东个人无任何关系。因此，公司的独立经营行为不能认定为股东的共同经营，不能认定为徐承江与施风琴作为夫妻关系的共同经营。因此，徐承江为公司还贷款的行为不能认定是为了夫妻共同经营。3.公司对外贷款属公司自身的独立经营行为，与股东个人无关，与施风琴个人无关。徐承江为公司借款还公司贷款的行为，其目的也是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股东个人的利益。四、无论是借款之初，还是在《展期协议》中，保证人金生均已明确承诺全部责任由其承担，与徐承江已无关系。因此，本案应由金生个人承担还款责任，不应由徐承江承担还款责任。五、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根据《借款合同》及《展期协议》约定，2017年1月14日以后为展期，此前为正常借款期。但双方对正常借款期间的利息并没有明确的约定，故从2014年12月15日至2016年12月14日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而自2016年12月15日起则应按约定的合法利息计算。在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是违约金，但明显过高，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限额。首先，违约期间应从2016年12月15日起算。其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违约金最高不能超过24%。因此，2014年12月15日至2016年12月14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6年12月15日起则不应超过24%。综上，请求撤销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9年9月23日做出的（2019）辽0214民初412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指令重审。被上诉人高峰辩称，不同意上诉人意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主张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主体适格，案涉款项全部从高峰账户汇入徐承江，案涉合同主体也显示出借人高峰，上诉人答辩时也承认为了偿还公司贷款向高峰借款30万，上诉人主张案外人丑勇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主张案涉借款的出借主体并非高峰，于法无据。高利贷不等于套路贷，套路贷是出借人为诈骗借款人钱财实施犯罪行为，详见原审判决论述，本案借款合同已对借款具体数额利息违约责任进行明确约定，证明案涉借款是在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上形成的正常民事法律关系。案涉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关于套路贷主张于法无据，是为了逃避债务违背诚信。上诉人夫妻均为案涉公司的股东，有工商登记为证，上诉人是否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不能改变案涉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及二人获取日常家庭收入的事实。婚姻法17条明确规定生产经营所得为夫妻共同财产。公司经营负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施风琴不认可借款，但认可案涉借款用于东阳公司所需，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特征。二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公司收入和夫妻二人作为股东无关。应该承担责任。金生在本案是保证人，不是债务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借款合同约定违约金，上诉人借款后一直未还一分钱，展期也负有条件，上诉人借款后一直违反合同约定，也违反展期约定，不享有展期利益。我们主张违约金年利率24%符合最高院司法解释规定。原审被告金生述称，我就是保证人，我不应该还款。高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徐承江、施风琴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00000元、违约金324000元及自2019年6月16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违约金；2.被告东阳公司、金生对第1项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7日，被告徐承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人民广场支行贷款2000000元，到期日为2014年12月15日。当日，为偿还贷款，被告徐承江向原告高峰借款300000元，期限一天，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自借款到账之日起，按实际占用天数计算利息。如需展期，须征得出借人同意；展期部分在原利率基础上每日加收千分之二罚息。如未按期还款，按日千分之二承担违约金。被告金生在担保人处签名，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当日10时22分，原告高峰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徐承江账户（62×××15，余额203032.82元）汇入300000元，附言为借款。同日10时41分，被告徐承江将500000元转账至其在民生银行的账户（62×××83），附言还款。该行出具的还款明细及交易流水显示2014年12月15日9时58分之后，该账户共存入1700000元，20时06分归还本金扣款1699752.38元。被告徐承江偿还完贷款后，未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原告高峰还款，被告金生也未承担保证责任。2017年4月11日，三人又签订了《展期协议》，约定延长借款期限，展期8个月还款，展期金额为300000元，展期到期日为2017年8月14日；约定被告徐承江于2017年5月14日、6月14日、7月14日分别偿还本金100000元；被告金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展期后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后2年。还约定，本协议生效后，原借款合同仍然有效，有关权利义务仍按原借款合同执行，但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被告金生在担保方处签名，并手写“担保方承诺一年内还款”，庭审中，被告徐承江对此手写内容解释为被告金生承诺全部债务由其偿还，与自己无关；被告金生对此解释为因徐承江承诺一年内还款，其才承诺一年内还款。另查，被告徐承江、施风琴系夫妻关系（自1989年5月24日登记结婚至今）。被告东阳公司于2010年4月20日成立，被告徐承江持股60%为法定代表人，被告施风琴持股40%为公司监事。截止庭审之时，二人持股份额及职务不曾变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四点：1.案涉借款是否是“套路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之规定，“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套路贷”与平等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而形成的民事借贷关系存在本质区别，民间借贷的出借人是为了到期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收回本金并获取利息，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不会在签订、履行借贷协议过程中实施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行为。被告徐承江辩称案涉借款是“套路贷”，庭审中，其自认由于东阳公司需偿还银行贷款，请被告金生帮忙联系借款。签订借款协议当天，原告高峰通过名下银行账户向被告徐承江名下账户转账300000元，徐承江当天即把300000元偿还给贷款银行，由此可知，案涉借款系被告徐承江真实意思表示，300000元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符合平等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而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徐承江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等情形，仅以存在类案为由主张高峰、金生、丑勇三方恶意串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徐承江以此逃避违约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纳。2.被告徐承江、东阳公司、金生承担的责任。被告东阳公司、徐承江均自认借款用途是偿还东阳公司在民生银行的2000000元贷款，被告徐承江提供的民生银行贷款还款明细上记载的贷款品种为小微企业个人授信贷款；被告金生庭审前出具的情况说明写明东阳公司为还贷款，徐承江找其帮忙筹款。原告高峰在庭审时得知借款用途后表示追加东阳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要求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徐承江作为被告东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被告东阳公司应与被告徐承江一起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金生在2014年1月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作为担保人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展期协议》中，其又自愿作为担保人对案涉债务继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约定保证期限为借款到期之日（2017年8月14日）后2年，现原告高峰起诉时未超过被告金生的保证期限，故被告金生应对被告徐承江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被告施风琴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案涉借款行为发生在徐承江与施风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施风琴辩称对借款行为不知情，但认可案涉借款全部用于东阳公司经营所需。根据被告东阳公司的工商登记表记载，被告施风琴系该公司的股东及监事。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徐承江、施风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享有东阳公司股权而获得的财产收益，满足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条件。且施风琴的身份能够证明东阳公司系二人共同经营亦满足共同生产经营的条件。故此，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债务，被告施风琴需承担与徐承江共同还款责任。4.借款本金及违约金的数额。被告徐承江、施风琴、东阳公司共同辩称被告金生曾向原告高峰偿还欠款50000元，因被告金生、原告高峰当庭予以否认，被告徐承江、施风琴、东阳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徐承江、施风琴、东阳公司此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借款本金为300000元。至于原告主张从2014年12月15日至2019年6月15日，共54个月的违约金，按年利率24%计算，数额为324000元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如未按期还款需按日千分之二承担违约金，现原告高峰主张的违约金自动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而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展期协议》中约定展期8个月，展期内并未约定利息或违约金，故展期8个月应在违约金计算时间中扣除，截至2019年6月15日违约金金额应为276000元。剩余违约金应自2019年6月16日至被告还清借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承江、施风琴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高峰偿还借款300000元、违约金276000元（2014年12月16日至2019年6月15日）及剩余违约金（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6月16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二、被告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金生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借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金生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徐承江、施风琴追偿；三、驳回原告高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40元，减半收取计5020元，保全费3640元，共计8660元，由原告高峰负担240元，由被告徐承江、施风琴、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金生共同负担842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徐承江、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1.本案《借款合同》签署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徐承江之间，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亦由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徐承江，因此从借贷的形式要件以及实质要件两方面来看，被上诉人是出借人，上诉人徐承江是借款人，故借贷关系成立于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徐承江之间，上诉人上诉称案外人丑勇为款项实际出借人无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2．上诉人提及的原审法院处理的其他案件以及丑勇涉嫌违法的事实，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上诉人可以依法申请有关部门处理。3.上诉人徐承江以个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其款项用于上诉人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偿还银行贷款。上诉人徐承江又系上诉人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徐承江共同承担责任，本院予以支持。4.原审被告金生在《借款合同》和《展期协议》中均作为担保人并在担保人处签字，其应当承担的是担保责任，不因其在《展期协议》中加注“担保方承诺一年内还款”的字样而改变了其担保人的地位，故上诉人主张借款应由原审被告金生偿还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5.上诉人徐承江、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均认可所借款项用于偿还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所欠银行借款，而上诉人徐承江于2014年12月15日向被上诉人借款后至今既没有偿还本金亦未支付利息，只是在2017年间签订了《展期协议》，因此上诉人仅因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主张被上诉人为“套路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6.关于上诉人施风琴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节，因上诉人施风琴与上诉人徐承江系夫妻关系，且均系上诉人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的股东，案涉借款亦用于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上诉人施风琴应当与徐承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7.关于违约金数额一节，《借款合同》中约定：自借款到账之日起，按实际占用天数计算利息。如需展期，须征得出借人同意；展期部分在原利率基础上每日加收千分之二罚息。如未按期还款，按日千分之二承担违约金。因此，原审以《展期协议》中未约定展期内的利息或者违约金而未支付展期期间的利息不当，但鉴于被上诉人未提出上诉，本院不予处理。原审关于其他利息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违约金数额过高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徐承江、施风琴、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6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徐承江、施风琴、大连东阳物资经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 丽审判员 王良家审判员 李 军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 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