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2民终11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郝桂清，女，194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大连花园口经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焦秀德，男，1927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大连花园口经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日敏，男，1971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花园口经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日发，男，197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大连花园口经济区。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矛翀，男，1966年1月24日出生，汉族，辽宁省合同法研究会法律部副主任，住普兰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丽丽，女，198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大连花园口经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梅，内蒙古天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572号26层2号。 负责人：胡广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姬，辽宁健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焦日敏、郝桂清、焦秀德、焦日发因与被上诉人于丽丽、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庄河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7日作出（2018）辽0283民初783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焦日敏、郝桂清、焦秀德、焦日发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9）辽02民终4703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庄河市人民法院重审。庄河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2019）辽0283民初621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焦日敏、郝桂清、焦秀德、焦日发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焦日敏、郝桂清、焦秀德、焦日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四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案经鉴定，证明焦某系机动车辆肇事致颅脑损伤死亡。后经报案人，也是本案的证人在庭审中陈述系被上诉人突然别焦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致使焦某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三轮车翻车，焦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据此，大连市公安局花园口交通巡警大队，对本案作出了事故证明。一审法院因为该路段没有视频和监控，无法认定事故的责任，就驳回了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一审中本案证人出庭证实，被上诉人于丽丽也自认转弯时看见上诉人的丈夫焦某驾驶的三轮车翻车的事实。 于丽丽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被上诉人于丽丽驾驶的辽Ｂ×××××号轿车经检验各项性能均完整，制动系、转向性均完好，且经过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排除辽Ｂ×××××小型轿车与无号牌电动三轮车发生过碰撞的可能性，焦某驾驶车辆发生事故是个人驾驶失误导致的，与被上诉人无因果关系；假使有关，被上诉人也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赔偿主体也应该是保险公司，而不是被上诉人于丽丽。2.大连市公安局花园口公安分局交巡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也未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对焦某的交通事故死亡有因果关系，故于丽丽不应承担责任。3.证人刘某证实，看到一台白色小型客车由东向西行驶，三轮车也是沿鹤大线由东向西行驶，小轿车一直匀速跟随焦某驾驶的三轮车，未有超车行为，两车行驶到三岔路口时，被上诉人从焦某车辆后方空出的空隙右转弯，焦某车辆仍保持直行状态。焦某的车辆侧翻及死亡与被上诉人没有因果关系，故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4.上诉人陈述是被上诉人的超车行为导致焦某死亡没有书面证据证实，而现场唯一的目击证人证实被上诉人一直均速跟随，从未有超车行为，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 保险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主张因发生了别车行为，受害人紧急避险导致受害，但根据证人出庭作证受害人始终在被上诉人前方行驶，被上诉人在后方进行了右拐，不可能存在别车行为，因此上诉人主张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根据商业三者险的规定被上诉人于丽丽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离开现场，即使被上诉人对事故承担责任商业险也是免责的。 焦日敏、郝桂清、焦秀德、焦日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2736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22日，大连市公安局花园口公安分局交巡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内容为：事故时间：2018年9月18日上午9时15分。调查交通事故得到的事实：于丽丽驾驶辽Ｂ×××××号轿车沿鹤大线由东向西行驶距离明阳高速公路口（1635公里+700米）前超越前方焦某无证驾驶的无牌三轮电动车向右并道减速向右转弯后，焦某驾驶的无牌三轮电动车侧翻，焦某受伤，于事故当日入庄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9月22日死亡。于丽丽自称向右转弯没有发现异常，就驾车驶离现场直接至明阳高速公路收费站上班，事发路口有一名证人发现后，就跑步到明阳高速公路收费站把于丽丽叫到现场，证人陈述当时路口只有于丽丽驾驶辽Ｂ×××××号轿车与焦某驾驶的三轮轻便摩托车，于丽丽驾车向右转弯后，焦某驾驶的三轮轻便摩托车就翻车了，所以就感觉是于丽丽驾驶的辽Ｂ×××××号轿车的前头与焦某驾驶的无牌三轮轻便摩托车的尾部接触后，三轮轻便摩托车才翻车的，所以才跑到明阳高速公路收费站把于丽丽叫到现场，但没有看到是否两车接触，经过现场勘查没有发现两车有接触的痕迹，后经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辽学鉴[2018]车鉴字第407号意见书结果为：可以排除辽Ｂ×××××小型轿车与无号牌三轮车发生过碰撞的可能性。由于发生交通事故后，于丽丽离开现场，经勘查及鉴定没有发现三轮轻便摩托车与轿车有接触，现场也没有发现可以监控到现场的视频，于丽丽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没有工作，证人的笔录与现场也不符，故无法查清事故成因。 另查明，大连市公安局花园口分局交巡警大队于2018年9月19日委托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分别对1、辽Ｂ×××××号小型轿车唯一性、转向、制动、照明、信号装置进行检验；2、无号牌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若属于机动车，对唯一性、转向、制动、照明、信号装置进行检验；3、辽Ｂ×××××小型轿车与无号牌电动三轮车是否接触进行鉴定。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0月15日分别作出辽学鉴[2018]车检字第（J690）号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在检验状态下，辽Ｂ×××××号轿车转向有效，行车制动效能有效、照明、信号装置均齐全有效；辽学鉴[2018]车检字第（J691）号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该无号牌三轮车是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在检验状态下，该车转向有效，制动效能有效、照明、信号装置均齐全有效；辽学鉴[2018]车鉴字第40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根据检验所见，电动车左侧车身所检见痕迹符合与路面接触后形成的痕迹特征，电动车右侧车身所检见痕迹与轿车所检见在痕迹形成机理方面不存在对应关系，轿车右侧车身所检痕迹为陈旧性痕迹，因此电动车车身所检见痕迹与轿车车身所检见痕迹，在痕迹高度、形态、形成机理方面不存在对应关系，综上可以排除辽Ｂ×××××小型轿车与无号牌电动三轮车发生过碰撞的可能性。 又查，辽Ｂ×××××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原告郝桂清、焦秀德、焦日敏、焦日发分别为焦某的妻子、父亲、长子、次子。焦某于1949年6月2日出生。 再查，大连市公安局花园口分局交巡警大队于2018年9月18日对被告于丽丽作了询问笔录，于丽丽称其驾驶辽Ｂ×××××号小型轿车在鹤大线明阳高速公路路口向东的第一条人行横道位置（距离路口估计有200米左右）时，超过三轮车。此时三轮车在中心线北侧非机动车道的分线附近行驶，超越三轮车时，其左侧车轮需要进入对向车道，此时轿车车速为60公里小时左右。于丽丽到单位后，有人到单位找她并告诉她后面的三轮车侧翻了，其驾车到现场后，发现三轮车侧翻在路口中间。但是于丽丽并未感觉到轿车与三轮车接触。同日，大连市公安局花园口分局交巡警大队对在现场的证人刘某作了询问笔录，刘某称其是该事故的报案人，当时他站在路口西南角的位置打电话，看到一台白色小型客车由东向西行驶，三轮车也是沿鹤大线由东向西行驶，当行驶至明阳高速公路路口时，他感觉小型客车与三轮车平行时，小型客车向右转弯，接着三轮车就倒了，小型客车顿了一下没有停车，他就跑着去追小型客车，到明阳高速公路站里追上小型客车。刘某当时的车停在路口西南角的位置，因当时车是灭火状态，车里的行车记录仪不工作，在询问中他称没有看到小型客车与三轮车接触，但当时其认为是小型客车撞三轮车的右后位置了，所以去追小型客车。 诉讼中，四原告申请证人刘某出庭，刘某陈述，当天我上明阳办事，当时我的车停在高速口对面，几乎正对收费路口略往西一点。我看到被告于丽丽车辆在后，焦某的三轮车在前，两车相距20、30米，于丽丽的车一直跟着焦某车后面匀速行驶，快到拐弯处，于丽丽摁喇叭可能想要叫焦某快走让路，也没超车继续匀速跟随焦某车辆，到了三岔路口，三轮车空出一个可以拐弯的位置，于丽丽可能认为他可以拐过去，就在三轮车后面拐弯，三轮车始终一直直行，两车相距应该是2、3米，三轮车翻了，车翻到道路中间，两车同向，从我的视线看两车重叠于丽丽车司机方向左后座部分与三轮车的刮了。 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当自然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向侵权人主张权利。被侵权人应当举证证明损害事实客观存在及侵权行为与其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系焦某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与于丽丽驾车行为有无因果关系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原告方认为被告于丽丽的行为与焦某发生事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并要求被告方赔偿相关损失。根据辽学鉴[2018]车鉴字第40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内容：“可以排除辽Ｂ×××××小型轿车与无号牌电动三轮车发生过碰撞的可能性”，结合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及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可知，被告于丽丽车辆与焦某车辆间未发生碰撞。原告方主张被告于丽丽超越前方焦某车辆而后急刹车别焦某车辆至无法掌握方向翻车，申请证人刘某出庭，根据证人陈述，当日被告于丽丽车辆在后，一直匀速跟随焦某车辆，未有超车行为，两车行驶到三岔路口时于丽丽从焦某车辆后方空出的空隙右转弯，焦某车辆仍保持直行状态，于丽丽及焦某的上述驾车行为并不会对焦某产生别车行为，四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本案无法认定被告于丽丽的行为与焦某发生事故造成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原告要求被告于丽丽及保险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焦日敏、焦日发、焦秀德、郝桂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28元，由原告焦日敏、焦日发、焦秀德、郝桂清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焦某因所驾驶车辆侧翻致死与于丽丽的驾车行为有无因果关系。上诉人主张于丽丽超车后急刹车别让致焦某无法掌握方向而翻车，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焦某驾驶车辆侧翻事故发生后，因本案证人刘某在事故现场报警，交警部门介入后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并于同日分别对于丽丽及刘某进行了询问。于丽丽接受询问时称在距离高速路口200米左右超过焦某驾驶的三轮车后右转弯。超车时时速为60公里/小时。对于超车时采取措施的回答为“当我超三轮车时，我就打右转向灯，超过三轮车后向前行驶了一段距离后，减速向右转弯”。“我向右转弯时，我通过右侧倒车镜向后面瞭望了，没有发现三轮车，及其他车辆，所以就向右转弯了”。证人刘某在接受交警部门询问以及作为上诉人一方证人在一审出庭作证时均称事故发生时，三轮车（焦某驾驶）在小型客车（于丽丽驾驶）的前面，小型客车在三轮车的右后侧右转弯，证人认为小型客车撞了三轮车的右后位置。于丽丽与证人关于事故发生时两车位置的描述并不一致。而现场勘查未发现两车有接触的痕迹，也未发现可以监控到现场的视频。经交警部门委托鉴定，事故发生时，两车的转向有效、制动效能有效，照明、信号装置均齐全，且排除了两车发生过碰撞的可能性。交警部门最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结论为无法查清事故成因。证人刘某的作为上诉人一方申请作证的证人其证言与上诉人主张的于丽丽存在超车后急刹车的行为不符，与两车无接触的事故鉴定结论亦不相符。于丽丽虽自认存在超车行为但同时陈述超车后采取了减速行驶、瞭望后右转弯等措施。于丽丽在交警部门的陈述亦不能作出其存在超车后急刹车别车驾驶行为的论断。交警部门在综合考虑现场勘验、鉴定以及对于丽丽、刘某的询问情况，最终也做出了无法查清事故成因的结论。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因果关系成立，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综上所述，郝桂清、焦秀德、焦日敏、焦日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28元，由上诉人郝桂清、焦秀德、焦日敏、焦日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隋广洲 审判员  刘丽媛 审判员  于长江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邵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