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9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21号。 法定代表人：王善波。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小放，浙江甬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卢江丽，浙江和义观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泛海国际中心1幢3204室-3。 法定代表人:金跃阳。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徐建忠，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天城路6号天城银座3幢5层502室、504室、506室、508室。 负责人：陈旭。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小放、陈乐，浙江甬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昌公司），原审被告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市政杭州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7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市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宏昌公司 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钢材购销合同》真实性错误。宏昌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钢材购销合同》二份，其中一份复制于2011年宏昌公司以与本案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在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起诉市政公司案件的证据材料中。宏昌公司在2011年案起诉立案时，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交的《钢材购销合同》，甲方处仅有杜正洪签名而并未加盖项目部章。因此，市政公司庭审答辩为“虽然涉案合同最后一页设计了双方单位盖章及代表人签字栏，但被告并未盖章、签字人是杜正洪，其并不是答辩人的授权代表”。市政公司认为，虽然宏昌公司在2011年案庭审过程中，又当庭补充提交了《钢材购销合同》“原件”，就此市政公司再次提出，“《购销合同》的章是起诉以后后补的，复印件上根本没有这个章”。对市政公司的以上二次针对购销合同真伪的明确表示，宏昌公司均未作出任何反驳。结合以上记录在案的庭审事实，有充分理由相信，宏昌公司提交的《钢材购销合同》明显为伪造、变造。因为，假若宏昌公司在2011年案起诉时即持有加盖有项目部章的《钢材购销合同》原件，则宏昌公司在起诉立案时就应当提交加盖有项目部章的《钢材购销合同》作为证据。然而宏昌公司在2011年案起诉立案时，《钢材购销合同》并未盖有项目部章，且故意未提交《钢材购销合同》第4页。而该页第十二条约定“可向乙方（宏昌公司）所在地法院起诉”。宏昌公司故意“忽视”合同约定的对其有利的管辖条款，舍近求远，跑到海曙法院起诉，目的明显是为了掩盖该页第十三条“合同正本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的“约定”。因为宏昌公司在2011年案起诉立案时，仅持有一份未加盖项目部章的《钢材购销合同》。宏昌公司在本案原审中提交的来源于刑事案件的《钢材购销合同》，虽加盖有项目部章，但显然也是因2017年3月向下城公安立案需要而变造提供的。在海曙法院庭审当天，又当庭提交了加盖了杜正洪私刻项目章后伪造的《函》。该《函》在海曙法院起诉立案时，并不存在。市政公司认为，如该“函”合法有效存在，则证明力远远大于仅有邵高亭个人签字的对账单、送货单。“函”作为本案基础证据，本应在立案时即提交。因此可以确信，宏昌公司为诉讼需要，伙同杜正洪在诉讼过程中私刻了项目部章，并同时在《钢材购销合同》及随伪造的“函”中加盖后，一并在庭审中当庭提交。原审法院虽将争议焦点确定为“《钢材购销合同》是否对市政杭州分公司、市政公司具有约束力”，但又未先对《钢材购销合同》的效力作出认定。审理合同纠纷案件，首先应对合同的效力作出认定，在对合同效力都未作出认定前提下，原审法院不能依效力未定的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履行事实。原审未查明宏昌公司持有的二份《钢材购销合同》为何一份未加盖项目部章而一份加盖，也未通过全案证据分析审查另一份《钢材购销合同》上的项目部章是何时加盖，即认定《钢材购销合同》的真实性，系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宏昌公司已按《钢材购销合同》约定供应钢材错误。首先如前所述，《钢材购销合同》并非真实存在，而是宏昌公司伪造、变造的，故不存在按照《钢材购销合同》约定供货的事实。其次，原审认定宏昌公司据以证明“供货事实”的证据为：《发货单》（仅有部分原件）、《函》（在2011年案中系当庭提供，且无法说清函的来源）、《对账单》（仅有杜正洪在公安笔录中自述在作黄砂业务中认识的邵高亭的签字）、《利息清单》（宏昌公司单方制作）、《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经侦大队的笔录》、《通话录音》（杜正洪未到庭，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也未作出认定）。市政公司认为，该些证据无法证明宏昌公司供货的事实。对于《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经侦大队的笔录》，该证据不能因为是公安机关制作，就具有当然的证明力。市政公司认为，笔录属于证人证言，应由笔录的陈述人出庭作证，并对出庭人员的证言进行质证，经对证言查证属实，与在笔录中的陈述不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才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杜正洪、邵高亭作为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员，仅凭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不能证明宏昌公司供货至工地，并由邵高亭签收结算的事实。但是，既然宏昌公司将笔录作为证据提交，就应视为宏昌公司认可笔录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因此其中对宏昌公司“不利”的内容，也应依法视为宏昌公司的“自认”。根据笔录可以证明，《钢材购销合同》上的项目章是杜正洪私刻、且不是杜正洪加盖的；邵高亭不是市政公司的工作人员，而是其在向工地送砂石、水泥过程中与杜正洪认识的。因此，《发货单》、《对账单》、《利息清单》上邵高亭签字不能代表市政公司、《函》上项目章并非市政公司真实项目章也不能代表市政公司。杜正洪《通话录音》真实性根本无法确认，原审法院对该份证据的三性未作出过认定，却将其作为证明供货事实的证据系违法。况且市政公司在原审中已提交《工程停工报告》、《工程复工报告》（效力已生效原审认定），证明了在2009年4月16日至2011年7月29日，该工程项目处于停工状态，故不需要使用钢材。故宏昌公司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已按《钢材购销合同》“约定”向市政公司供应了钢材。3.原审在市政公司明确否认向宏昌公司支付过分文货款前提下，却判决认定宏昌公司已收取市政公司巨额货款8462977.68元错误。理由是：（1）宏昌公司称已收到的巨额货款部分是杜正洪转账的，部分是邵高亭转账的，部分是现金。而其在2011年案海曙区法院庭审中，在回答审判员：“原告，你自认所付的款项都是以谁的名义支付的”问题时，作出了如下陈述：“除了我提供的4张付款凭证外（注：该4张凭证金额仅11万余元，且系与本案无关的温州工程）以项目部名义付的，都是以转帐形式支付的”。但此陈述既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在下城区法院及海曙区法院庭审中的关键陈述前后矛盾，也与《钢材购销合同》第六条第6款约定的付款方式不符。又无任何证据证明，市政公司在宏昌公司起诉前，知晓《钢材购销合同》的存在，追认或实际履行了《钢材购销合同》。（2）市政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8份发票作为证据。证据来源于宏昌公司在2011年案中，向海曙区法院提交的8份总额为470多万，抬头为市政公司的发票。其中4张总计102多万的发票是在立案时提交，另4张总计367万多是在开庭前一天“突击”连号开具后，在庭审时当庭提交。宏昌公司至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市政公司收到了前述发票。即便宏昌公司在海曙区法院庭审中所述开票情况属实，也不可能存在市政公司仅收到470多万发票的情况下，却支付840多万货款的“事实”存在。因此，宏昌公司所述付款及开票情况既与商业交易习惯不符，也与《钢材购销合同》第六条第4款“在收到发票后付款”的“约定”不符。（3）宏昌公司在2011年案中，起诉的欠款本金是3767297.73元，在2011年案及本案中提交的邵高亭签字的《对账单》“显示”欠款金额为3767297.73元。但宏昌公司在本案起诉的诉请及起诉事实与理由中却表述市政公司尚欠货款本金2767297.73元，整整少了100万元，原审未予审查。宏昌公司陈述的尚欠款项与已付款项也明显不符，显然处处显露出造假的痕迹。（4）全部涉案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造价为61777413元，合同最终履行后的工程造价为100163660元。而原告提交的所谓《钢材购销合同》中标的物钢材价格为7000万元。由此可知，在全部工程中，仅按《钢材购销合同》的单项钢材材料总价就超过了工程的合同造价，且钢材材料价款占了全部工程实际造价的70%。因此，明显可知，《购销合同》为虚假的事实。综上，所有证据及事实只能证明本案是宏昌公司通过伪造、变造证据，虚构事实而发生的一起虚假诉讼。（5）本案的主审法官在宏昌公司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起诉市政公司的（2017）浙0103民初4785号案件审理中，已作出《钢材购销合同》涉嫌伪造的认定。而本案发回重审后原审判决却无视本案宏昌公司提交证据及庭审陈述存在的重大疑点，未将《钢材购销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列为争议焦点分析论证，也未对前已认定的《钢材购销合同》涉嫌伪造作出新的认定并说明理由，而仅以宏昌公司提交的《钢材购销合同》系原件（原件并非认定合同真实有效的法定条件），且与《发货单》、《函》、《对账单》等证据能“相互印证”为由，直接认定了《钢材购销合同》的真实性，进而作出杜正洪以市政公司标）工程项目部名义与宏昌公司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宏昌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宏昌公司已收到了该合同项下的部分货款，市政公司尚欠宏昌公司货款的认定显系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的严重错误。还需指出的是：公安撤案的理由仅为“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杜正洪追究刑事责任”，但并未对《钢材购销合同》的需方主体、形成过程、印章真伪作出认定。也就是说公安的刑案并未涉及民事的争议。“不应追究”也并不代表未涉嫌犯罪。二、原审判决认定，《钢材购销合同》对市政公司有约束力错误。市政公司认为，即便认定《钢材购销合同》真实存在，在2011年海曙区法院审理的案件之前即加盖有项目部章，且宏昌公司确已履行了供货义务，《钢材购销合同》对市政公司也没有约束力，理由是：首先，原审已认定，《钢材购销合同》上项目章并非市政公司真实的项目章而是杜正洪私刻，杜正洪在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时不是市政公司工作人员而是恒东公司法定代表人。邵高亭也不是市政公司的工作人员，而是其在向工地运送砂石、水泥过程中与杜正洪认识的，且宏昌公司在（2017）浙0103民初4785号案上诉状中，也自认杜正洪无权代表市政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而主张表见代理。故应认定，杜正洪无权代表市政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其次，杜正洪以市政公司项目部名义，与宏昌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不构成表见代理。其一、双方系初次交易，约定价款高达7000万元的合同，宏昌公司应当尽到高度的谨慎注意义务。宏昌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应当注意到《钢材购销合同》上仅加盖有项目专用章而未加盖市政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事实上仅有杜正洪签字，而未有项目专用章，杜正洪在公安笔录中也供述，“未加盖过章，如有也不会这么不清楚”。）合同抬头也非市政公司而为市政公司项目部，明显有违常理，且与商业惯例不符。其二、宏昌公司庭审主张的，在签订合同时便知道杜正洪是项目负责人，工地项目牌上有杜正洪的名字，均是其一面之词，无任何证据证明。宏昌公司关于杜正洪为项目承包人的证据，包括《项目工程承包经济合同》、《备忘录》、《施工应急预案》等，均非其签订及履行合同中获得，而是在本案起诉之后才获得。至于宏昌公司所称，因为货是直接送到项目工地，所以相信是同市政公司建立买卖关系也与事实不符。《钢材购销合同》明确约定交货方法为市政公司自提，公安机关对邵高亭的笔录中，邵高亭也陈述“是他自己联系物流公司拉货，而不是宏昌公司送货到工地的”。因此，宏昌公司签订合同后根本无从得知货物的去向。其三，对宏昌公司自认的已收840余万元货款，向原审陈述为均系他人转账或现金支付，而非市政公司付款。原审仅听其单方陈述而未要求其举证并进行调查，且该付款方式既不符合常理及商业惯例。也与《钢材购销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的“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所有款项应为电汇或汇票形式”不符，反而符合最高院关于审查虚假诉讼是否成立的关键要素之一。其四，按宏昌公司陈述的开票及付款情况，与《钢材购销合同》第六条“甲方必须在收到发票七日内向乙方付清所有款项”的约定不符。若宏昌公司的交易相对方真是市政公司，市政公司怎么可能在宏昌公司未足额开具发票的情况下，就支付巨额货款其五，宏昌公司在合同签订时，既没有向市政公司核实情况。在市政公司“欠款”期间，也从没有向市政公司催讨。而假若宏昌公司能在合同签订及履行中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初次签订金额高达7000万的合同，理应到市政公司进行核实。而只要稍加核实，即可辨识出其合同签订方实际上并非市政公司。以上均构不成表见代理，应具备的事先知道、有理由相信及无过错的构成要件。最后，原审判决认为，市政公司知道恒东公司或杜正洪只能以市政公司名义购买建材，以及“市政杭州分公司、市政公司未向恒东公司提供标）工程建设所需钢材时，恒东公司或杜正洪必然以项目部的名8义对外采购。在杜正洪为采购钢材签订购销合同时未申请使用标）工程项目部章时，市政杭州分公司及市政公司应当知道杜正洪已私刻项且认可”，的推定错误。不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系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理由是：首先，市政公司在否定涉案工地钢材来源于宏昌公司的前提下，提供了生效《判决书》、《付款明细表》、《钢材用量汇总表》、《工程停工报告》、《工程复工报告》环环相扣的证据，涉案工程自2009年4月16日起，已被工程指挥部确认停工，直至2011年7月29日复工。而上海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市政公司截止2008年10月18日，向上海冉兴钢材公司购买的用于工程的钢材款已达890余万元，加之在后又支付的2912000元及尚欠的1133657元，购买的钢材量约1200万元。而在复工后，市政公司即于2012年3月起向杭州权航公司购买钢材用于达3232吨，价款1276万元。故原审法院作出的“市政杭州分公司、市政公司未向恒东公司提供标）工程建设所需钢材”的认定，因与事实及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不符而错误。其次，市政公司虽将涉案工程整体转包给恒东公司，但并不意味着其只能以市政公司名义购买钢材；相反，根据市政杭州分公司同恒东公司签订的《项目工程承包经济合同》第五条乙方权利义务“约定”及第七条第3款“约定”，“若因工程需要购钢材，应以恒东公司名义进行”。综上，市政公司作出以上陈述及原审的认定均受制于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即市政公司第一次知晓有《钢材购销合回》存在的事实，发生在2011年5月宏昌公司向宁波法院起诉时提交的证据。综上，原审法院作出“市政杭州分公司及市政公司应当知道杜正洪已私刻项目部章，但未收缴杜正洪私刻的项目部章，应视为对杜正洪私刻项目章行为的认可；还作出“宏昌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在杜正洪签约时加盖标工程项目部章的情况下，亦有理由相信杜正洪有权代表项目部对外签订合同”的认定，系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三、原审判决认为宏昌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错误。首先，原审判决14页认定“2012年11月21日，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根据宏昌公司的举报，对杜正洪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错误。因为在庭审中，虽经市政公司多次要求并向主审法官提出，要求宏昌公司就该主张举证，但宏昌公司根本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宏昌公司在2011年4月25日即起诉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在庭审答辩中明确表示不应承担付款责任，后宏昌公司在2011年8月提出撤诉，撤诉理由为纠纷已经得到解决。宏昌公司在撤诉后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未以任何方式向市政公司及市政杭州分公司主张过权利。根据宏昌公司提交的证据（询问笔录）显示，其在2017年3月才向公安机关报案，故在2017年6月22日再次起诉，早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继续计算的事由。四、假如认定《钢材购销合同》对市政公司有约束力，市政公司需承担付款责任，原审判决对市政公司的付款责任的判定也有错误，理由是：第一，宏昌公司在2011年案件中，于2011年8月25日向海曙法院递交《撤诉报告》，称“现本公司已与项目部达成和解协议，纠纷已得到解决......特申请撤回起诉”口故宏昌公司因本案欠款纠纷已得到解决，故不应再起诉市政公司。即便纠纷尚未解决，宏昌公司也应按其所称的“和解协议”去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宏昌公司若主张本案权利，应提交其所称的“和解协议”。第二、宏昌公司主张违约金100万元是依据《钢材购销合同》第二条第1款约定的，市政公司从其他渠道采购钢材。然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并未对市政公司从其他渠道采购钢材的事实作出认定。对市政公司提交的用以证明涉案工地钢材从其他渠道采购的证据原审也未予认定。故判令市政公司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无事实依据。即便市政公司从其他渠道采购钢材，因该行为并未给宏昌公司造成损失，原审在支持宏昌公司主张的欠款利息的情况下，已足以弥补宏昌公司的损失，也不应再支持宏昌公司要求给付100万元违约金的主张。宏昌公司也没有主张利息，一审判决不应判决利息。综上，因原审判决未能查明本案事实及认定本案是宏昌公司提起的虚假诉讼，故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特提出上诉，请求支持上诉。 被上诉人宏昌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是正确的。本案宏昌公司自2010年1月份开始向市政公司的“标工程项目部”实际供应1223余万元钢材，后于2011年向宁波海曙法院第一次起诉开始维权，2012年又向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分局报案，公安机关于当年11月21日立案侦查，于2017年4月撤销案件，宏昌公司又于当年6月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下城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本案一审判决，整个维权过程已然有8年之久，而本案案件事实简单清晰、供货事实客观真实，相关的合同及供货过程等均经公安机关查证，法律关系更是清晰明确。一审法院在多次庭审后，据此作出的本次判决是客观、公正的！二、一审判决作出，杜正洪以市政公司标）工程项目部名义与宏昌公司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宏昌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宏昌公司已收到了该合同项下的部分货款，市政公司尚欠宏昌公司货款的认定是客观、正确的。1.一审判决对《钢材购销合同》真实性认定是正确的。首先，案涉证据《钢材购销合同》，系市政公司“标”工程项目部的现场负责人杜正洪以项目部名义与答辩人签订的，合同的甲方即“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标工程项目部”。对于《钢材购销合同》上盖有“标工程项目部”等细节，公安机关已然查实。因在海曙区法院诉讼中市政公司否认该项目部章的真实性，宏昌公司立即向下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案，公安于2012年11月对“杜正洪涉嫌合同诈骗进行立案”，后经查明杜正洪系标工程项目部的实际承包人，杜正洪可随时用章的权限系经过市政杭州分公司负责人同意的，即便杜正洪在本案《钢材购销合同》上所盖的项目部章系他另外刻制的，因项目部章非公章且货物实际用在标工程中等事实，2017年4月5日下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作出了撤销案件决定书【杭公（下）撤案字2017第1001号】。其次，案涉证据《钢材购销合同》系在2011年向宁波市海曙区法院第一次起诉时就已提交过的证据，本案不存在宏昌公司事后伪造合同的行为。市政公司在海曙法院2011年6月8日的第一次开庭质证中出示的该证据原件系盖有项目部章的，且本案一审庭审中，宏昌公司找到并递交了另外一份加盖有市政公司标项目部章的《钢材购销合同》原件，印证了合同第十三条“合同正本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的约定，即作为合同乙方的宏昌公司持有2份合同原件。同时更加可以说明，该《钢材购销合同》系真实的，不存在“伪造”的说法。2.一审判决认定宏昌公司已按《钢材购销合同》约定供应钢材是基本事实，没有错误。首先，案涉的《钢材购销合同》系在市政公司“标工程项目部所签”，签约之后，宏昌公司送货均直接送至标项目建设工地上，钢材全部使用在标工程建设项目中，每月的对账宏昌公司员工也会去项目部工地上进行，而市政公司亦安排人员对钢材的质量、规格、用量等进行管理。此事实，宏昌公司不仅已提供有《钢材购销合同》、《发货单》、《对账单》、《函》、《利息清单》等证据证实，更可以公安机关对胡太岳笔录“因为这个工程主要是地下通道和打桩，所以钢材消耗量是很大的”“但对他（杜正洪）购买钢材的质量和规格我们事要把关的”“钢材是直接进工地里的”和邵高亭笔录“由宏昌发到我们标工程工地上”及杜正洪笔录相互印证。其次，宏昌公司依约供货的事实及市政公司标项目工程使用宏昌公司全部钢材的事实是业经公安机关查证的事实，据此公安机关才作出对杜正洪刑事撤案决定的主要依据。宏昌公司于2012年11月向公安机关报案，对于本案涉及的相关签约、订货、送货、钢材使用等合同履行各细节均在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杜正洪、邵高亭、胡太岳等人的《询问笔录》中都已经查清。若供货虚假，公安机关进行如此巨额的合同诈骗的刑事立案，岂不存在诬告陷害？杜正洪面临十几年刑期会无动于衷？显然，市政公司否认送货事实及用货事实没有客观的逻辑，其狡辩和推卸合同责任没有尊重客观事实！3.一审判决认定：“2010年10月12日，邵高亭签字确认宏昌公司向标）工程供应钢材共计2967.80吨，价款共计12230275.41元，已向宏昌公司支付货款8462977.68元”的事实也是客观事实。首先，宏昌公司根据《钢材购销合同》向市政公司的“标）工程项目部”供应钢材之后，均有指定人员邵高亭进行签收，每次的《发货单》及每个月的《对账单》、《利息清单》也均有邵高亭确认，总共送货钢材金额有1223余万元。而不论是《对账单》还是《利息清单》中，对每笔的送货日期、钢材数量、金额及项目部的已付款金额、日期等均记载清晰。上述事实，均有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录音等证据予以证实。其次，市政公司提出异议的8份发票也可以印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项目部支付货款及相关合同履行的事实。其中4份发票在2010年供货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应项目部要求开具的，发票上的购货单位均为市政公司，供货及付款的对象均是市政公司。而该发票系市政公司举报投诉之后，税务部门查实宏昌公司不存在虚假开票，是客观真实的合同履约过程的交易细节。再次，根据标工程的《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造价协审结果表》，该工程实际造价1个多亿元，宏昌公司于2010年实际供货1223万余元是真实的供货金额，根据胡太岳、杜正洪等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知，涉案工程主要是地下通道和打桩，钢材消耗量大，本案宏昌公司供应1223万元钢材不存在合理性反常的问题。反之，根据市政公司的多次庭审陈述，对标）工程钢材的用量和来源，存在多个版本且自相矛盾。第一次，其代理人庭审回答：“标工程项目2010年至2011年的钢材是由上海的钢材公司和其自己的物资公司所供”，第二次又举证上海冉兴钢材公司供应。事实上，上海冉兴钢材公司在2008年至2009年初期间向标工程项目供应钢材的，2010年双方已经发生纠纷，不可能按市政公司陈述的2010至2011年期间项目工地钢材仍由上海公司供应。第三次，更是提供所谓杭州权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钢筋付款说明，事实上，项目早于2012年左右验收通车，不存在2012年或之后还有大量使用钢材用于下穿隧道的主体工程的需要的说法。市政公司关于钢材用量或者钢材来源说法并非客观事实，且在故意混淆视听，逃避付款责任。三、一审判决认定《钢材购销合同》对市政公司有约束力是正确的。市政公司认为，即便认定《钢材购销合同》真实存在，且宏昌公司确已履行了供货义务，《钢材购销合同》对市政公司没有约束力的理由是不成立的。首先，市政公司将中标承建的项目整体转包给杜正洪的恒东公司系违法转包，属于无效合同，亦不能对抗第三人。且在标）工程施工期间，市政公司任命杜正洪为项目技术负责人，应急小组副组长，并委派杜正洪参加业主单位等相关协调会议。在施工期间，杜正洪作为标工程项目的实际承包人，在项目部工地上，以宁波市政标工程项目部名义与宏昌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并盖章、宏昌公司货物均直接送至项目建设工地等行为，足以使宏昌公司有理由相信是与市政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杜正洪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市政公司应对《钢材购销合同》承担责任。其次，宏昌公司主观上并无过错，且已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宏昌公司根据到标工程项目签订合同、并由项目部人员联系发货、宏昌公司每次均直接发货并实际使用到项目部工地、每月对账均到项目部工地进行对账，已有理由相信“杜正洪代表标项目部”，其权限是得到市政公司授权及确认的。从下城经侦大队对宁波市政杭州分公司原负责人胡太岳、杜正洪、邵高亭的《询问笔录》内容及在西湖法院审理的2012杭西商初字第273号（苏德祥主张柴油款案）和2013杭西泗商初字第196号（泰佳物资公司主张钢材款案）两个案件材料和处理结果（两个案件宁波市政公司均调解付款结案）均可以证实：市政公司对杜正洪在2009年至2011期间以标工程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对外采购柴油、钢材等行为不仅明知默许，且对行为产生的后果事后均确认付款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杜正洪以宁波市政公司标工程项目部的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市政公司承担。再次，至于“宁波市政公司标工程项目部章”具体的刻制、加盖问题对本案并无实质性影响。市政公司主张曾向宁波海曙区公安局举报杜正洪私刻项目部章，但并无立案，即便杜正洪涉嫌存在上述行为，也系市政公司与杜正洪之间的内部追责问题，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项目部印章并非公司公章、财务章等有备案可查，宏昌公司在签合同前，对于项目部印章系方系圆均不知情，也无从查知。客观上，杜正洪用该项目部印章还与上海长凯岩土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西湖区人民法院2011杭西泗民初字第309号】，也可以证实杜正洪于2009年开始不仅以项目部的名义对外签订《施工合同》，并且持有和使用“标工程项目部章”。作为项目实际负责人签字盖项目部章，宏昌公司即有理由相信交易对象为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在应当知道杜正洪已持有项目部章但却未收缴其私刻的项目部章，应视为对杜正洪私刻项目部章的行为的认可。四、本案宏昌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正确。本案宏昌公司于2011年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起诉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因市政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否认杜正洪的代理行为，对宏昌公司行使请求权造成障碍，导致宏昌公司产生杜正洪涉嫌合同诈骗的错觉而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12年11月21日报案进行立案侦查（宏昌公司已提供下城公安分局的立案证明附卷），在公安机关于2017年4月5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后六个月内，宏昌公司于2017年6月22日再次向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五、市政公司认为：“假如认定《钢材购销合同》对市政公司有约束力，市政公司需承担付款责任，一审判决对市政公司的付款责任的判定错误”的理由是不成立的。首先，该撤诉报告的申请仅是海曙区法院结案的程序性材料，不是实体处理材料。且双方纠纷并未得以解决，才有在2012年的宏昌公司报案及本案的诉讼。市政公司主张纠纷得以解决存在理解的错误。其次，一审判决市政公司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双方《钢材购销合同》约定“合同生效后甲方不再从其他渠道采购钢材（甲方每次提货后一个月内，未向乙方发出再次要货或者全面结束要货的书面通知，即视为甲方从其他渠道采购钢材），否则，视为甲方违约，应承担违约金100万元”。从本案的供货日期来看，甲方（市政公司）提货后一个月内未向乙方（宏昌公司）发出再次要货的书面通知，存在约定的视为甲方违约的情形；从西湖法院审理并结案的（2013）杭西泗商初字第196号（泰佳物资公司主张钢材款案）一二审查明事实来看，甲方（市政公司）更是客观存在从其他渠道采购钢材的违约情形。而市政公司从其他渠道采购钢材，势必给宏昌公司造成损失，且达不到双方《钢材购销合同》的宏昌公司的主要目的给宏昌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一审审理中，市政公司均未提起违约金调整的要求，二审中提出的理由和请求应当是针对原审法院对其一审中的诉讼理由和主张没有采纳或者予以驳回的那一部分。在一审中没有提出的问题应认定为当事人市政公司已经自认，不宜作为二审应当审理的问题。市政公司现再提出调整没有法律依据。关于相关利息。首先，双方合同是有垫资利息的约定，且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的利息对账单等均宏昌公司均主张的利息，利息的计算约定是清晰明确的。在一审起诉过程中相应的诉请也提出了利息计算的标准。一审法院支持判决利息的主张有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市政公司作为标工程的中标承包人，将项目违法转包给杜正洪，而又以默许同意的方式，实际授权杜正洪以“标工程项目部”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施工管理等，最后在对外承担责任中故意以其不知晓等理由逃避其责任承担，而最终获取整个项目工程的经济收益。市政公司的行为与做法有违于诚信原则、公平公正原则。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市政杭州分公司的意见和市政公司意见一致。 宏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市政公司、市政杭州分公司支付货款2767297.73元及利息2864153.15元（按月利率1.5%计算暂从2011年9月6日至2017年5月6日，主张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市政公司、市政杭州分公司承担违约金1000000元；3、市政公司、市政杭州分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标）工程由市政公司中标承建，2007年9月26日，市政杭州分公司与恒东公司签订《项目工程承包经济合同》，约定市政杭州分公司将标）工程转包给恒东公司施工。杜正洪作为恒东公司代表在该合同上签字。2010年1月29日，杜正洪以市政公司标）工程项目部（甲方）的名义与宏昌公司（乙方）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约定由宏昌公司向标）工程供应建筑用钢材；甲方承诺本项目所有钢材均应由乙方供应，甲方不得再从其他渠道采购钢材，否则视为甲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交货方法甲方自提，甲方授权邵高亭负责提货并代表甲方签收相关单据；乙方给甲方垫资钢材共计2000吨，垫资期间利息按月息1.5%计息等内容。该合同由杜正洪作为甲方代表签字，并加盖杜正洪私刻的标工程项目部章。2010年10月12日，邵高亭签字确认宏昌公司向标）工程供应钢材共计2967.80吨，价款共计12230275.41元，已向宏昌公司支付货款8462977.68元。另查明，宏昌公司因未足额收回货款，宏昌公司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市政公司支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市政公司在该案中辩称其未与宏昌公司签订合同，宏昌公司从未向其提供合同项下货物，其亦从未向宏昌公司支付货款，宏昌公司应向杜正洪主张权利。后宏昌公司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该院于2011年9月6日裁定准许宏昌公司撤回起诉。2012年11月21日，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根据宏昌公司的举报，对杜正洪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2017年4月5日，该局发现不应对杜正洪追究刑事责任，决定撤销此案。再查明，标）工程施工期间，市政公司任命杜正洪为项目技术负责人，应急小组副组长，并委派杜正洪参加相关协调会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杜正洪以标）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与宏昌公司签订的《刚辞购销合同》是否对市政杭州分公司、市政公司具有约束力。法院认为，市政杭州分公司将市政公司中标承建的项目整体转包给恒东公司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市政公司委派杜正洪作为其代表参加项目协调会议的行为表明其知道恒东公司或杜正洪只能以市政公司的名义管理项目、购买建材并进行施工。该节事实从市政杭州分公司原负责人胡太岳在公安机关调查时，有关杜正洪可以使用标）工程项目部章的陈述也能得到印证。市政杭州分公司、市政公司未向恒东公司提供标）工程建设所需钢材时，恒东公司或杜正洪必然以项目部的名义对外采购。在杜正洪为采购钢材签订购销合同时未申请使用标）工程项目部章时，市政杭州分公司及市政公司应当知道杜正洪已私刻项目部章，但未收缴杜正洪私刻的项目部章，应视为对杜正洪私刻项目部章的行为予以认可。宏昌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在杜正洪签约时加盖标工程项目部章的情况下，亦有理由相信杜正洪有权代表项目部对外签订合同。故市政杭州分公司、市政公司辩称其未与宏昌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杜正洪无权代表标）工程项目部对外签订合同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市政杭州分公司、市政公司主张宏昌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宏昌公司于2011年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起诉时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因市政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否认杜正洪的代理行为，对宏昌公司行使请求权造成障碍，导致宏昌公司产生杜正洪涉嫌合同诈骗的错觉而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于2017年4月5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后六个月内，宏昌公司于2017年6月22日再次向本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市政杭州分公司、市政公司的抗辩意见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宏昌公司要求市政公司承担《钢材购销合同》项下债务并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但市政杭州分公司系市政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且非《钢材购销合同》当事人，宏昌公司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货款2767297.73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11年9月6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履行日）；二、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违约金1000000元；三、驳回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22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市政公司申请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并提交的证据有：1.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局立案决定书、询问笔录，证明宏昌公司承认已收到956万元，宏昌公司在本案中陈述已付款为8462977.68元，一审判决认定已付款8462977.68元事实认定错误。且宏昌公司承认杜正洪海签订了还款担保书以及股权转让书，宁波市政公司有理由认为案涉货款已经由杜正洪通过股权转让等形式还清。宏昌公司承认项目部章是杜正洪私刻的，承认钢材没有用于项目，宏昌公司陈述杜正洪不是宁波市政项目部工作人员。宏昌公司承认钢材是杜正洪自提的。宏昌公司承认不清楚货物运到何处。宏昌公司承认合同是在下城区签订的，宏昌公司承认合同签订之前没有到宁波市政去了解过，宏昌公司承认合同签约代表是卢已平，宏昌公司承认2011.8.18杜正洪出具了确认书，该确认书的内容为杜正洪承认公章是私刻的，并确认钢材没有用到项目上。说明宏昌公司并非善意无过失，而是有重大过错。2.（2013）浙刑二终字第6号刑事裁定书，证明本案杜正洪伪造印章与宏昌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且当时宏昌公司的经办人也是宏昌公司的副总卢已平，且合同又是在宏昌公司签署的，货物也都是杜正洪自提的，从这些情节来看，本案具有合同诈骗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嫌疑，宏昌公司并非善意无过失，而是有重大过错。3.《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发生情况报告表》，证明宏昌公司在2012年9月24日报案时，自认杜正洪已付货款956万元，自认购买的钢材没有用于市政公司项目，案件发生地点为杭州市下城区，并非涉案工程所在地江干区，一审认定的钢材供应量和货款与宏昌公司自认的不符。4.蒋丁立的询问笔录，证明宏昌公司前法定代表人蒋丁立主动到公安机关陈述案情，陈述涉案合同上的项目部印章在签订合同时是没有的，是宏昌公司起诉后补盖的，足以印证补盖印章时，宏昌公司已经知道杜正洪不能代表市政公司，不该项目章的动机是为了打赢诉讼，转嫁债务。也印证杜正洪自述其章应该不是他盖的是真实可信的。宏昌公司在宁波海曙区人民法院起诉时，提交的购销合同上没有项目部章，足以印证该项目部印章是在宏昌公司起诉后补盖的。但宏昌公司在法院称提交证据时已经盖有印章，只是在复印件上未显示，该陈述明显虚假陈述。5.《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证明宏昌公司与杜正洪在2011年8月18日达成协议，确认杜正洪是项目的承包方，是钢材的采购方，确认杜正洪欠款3767297.73苑，协议约定杜正洪支付100万元后生效，因杜正洪在协议签订后支付了100万元，故宏昌公司的起诉金额是2767297.73苑，该协议已经生效。协议是在宏昌公司向宁波海曙区人民法院撤诉前形成的，因协议已经载明“乙方作为承包方尚欠甲方钢材款”，故宏昌公司在签订协议时，也已确认应由杜正洪个人偿还债务，故宏昌公司不能再向市政公司主张所谓的债权，否则其同杜正洪签订这份协议的目的何在？蒋丁立与杜正洪各自向公安机关所作陈述中，关于购销合同上印章形成的过程高度一致，从而证明宏昌公司在几次诉讼中，均存在隐瞒重要事实真相的行为，表明宏昌公司与杜正洪恶意串通的事实。也说明宏昌公司直到2018年6月才起诉市政公司的真正理由是因为早已放弃对市政公司的追索，市政公司也不是刑事案件被诉对象，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早就届满。6.确认书，证明杜正洪承认私刻了项目部印章，承认钢材大部分未用于项目。 宏昌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询问笔录和立案决定书据不是二审的新证据。根据该询问笔录，更加可以证明或者可以印证宏昌公司自始至终认为是与市政公司进行买卖合同交易、供货及报案，也是因市政公司在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开庭之后，否认了相关的客观事实，给宏昌公司造成的错觉而报案。关于送货以及合同签订等等细节被询问人王淑洁并非是经办人，其对于客观细节不清楚。对于这个合同的签约供货以及送货。在邵高亭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更能清晰体现整个送货以及送货的一个过程。包括邵高亭在公安机关笔录中均提到，他是有一个物流公司王师傅的号码放在项目部，每次要货都是通过物流公司王姓师傅联系以后送到项目部的。整个细节，从邵高亭、杜正洪两人的笔录中，更加能够全面和清晰的印证。证据2也不是新证据。对证据3、对该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的目的有异议。首先，登记表和报告表的时间是2012年的9月24号，是在宁波海曙法院第一次起诉之后，因市政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隐瞒项目非法转包的行为，否认杜正洪的代理行为导致宏昌公司产生杜正洪涉嫌合同诈骗的错觉，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该登记表及报告表并非一个客观事实。其次，基于上述登记表和报告内容均系宏昌公司的错觉。且经公安机关查明后撤案决定已纠正该登记表和报告表，不具备法律效力，合法性有异议。据此，宏昌公司才基于查明的客观事实提起了本案诉讼，再次原审认定标工程累计供应钢材2967.8吨。即市政公司向宏昌公司支付货款8462997.68元的。这个与宏昌公司自认已付956万元没有矛盾。原审认定市政公司已付金额虽然少于宏昌公司自认金额，但是一审判决的结果是按宏昌公司自认已付金额作出的判决结果。对证据4，对询问笔录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蒋丁力原在宏昌公司系一般员工，是码头仓库收发货人员，其工作职责和范围仅能接触了解到的是，刚才如何发货送货的过程，且在2011年就已经离开宏昌公司。该员工的在工作中不可能接触到宏昌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等等细节。据对宏昌公司起诉市政公司的事情，蒋丁力在笔录中同样明确表示不清楚。其次，纵观蒋丁力的笔录同样提到钢材是发到标工程的工地，定期到标工程工地上去对账，关于钢材如何送达送到，才是蒋丁力岗位所能了解到的一个实际情况。若市政公司对该证据进行举证，则市政公司自认的一标工程是由宏昌公司送达的证明目的。再次，钢材购销合同的洽谈签订签署均是在项目部完成。杜正洪在2017年3月20号向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其中第5页同时说明该章是他刻的，并且是在项目部及项目部为了采购材料所盖该章和刻章的过程。杜正洪均已解释和交待清楚。宏昌公司在中院裁定发回重审的过程中，因搬离办公室整理材料才发现同样一份刚才购销合同原件，且也盖有项目部章。若宏昌公司与杜正洪串通加盖项目部章，不必多此一举。对证据5，2011年8月18日的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和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组证据同样形成于宁波海曙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庭审之后第一次开庭时间是2011年的6月8号。因市政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隐瞒了非法转包以及否认了杜正洪的代理行为，导致宏昌公司产生了杜正洪涉嫌合同诈骗的错觉。而找到作为行为人的杜正洪寻找权利救济，同样该协议系在市政公司恶意隐瞒之下做出的。且市政公司经公安机关查明后提起，且宏昌公司在公安机关查明后提起本案的诉讼，该协议自始归于无效。其次，该协议是市政公司隐瞒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宏昌公司在错觉情况下做出。即便如此，该内容仅系行为人作为债务人的债务加入，即第三人担保。宏昌公司在债务而在协议中并未免除和放弃市政公司的权益，且经公安机关查明相关事实之后，已于六个月内提起了本案的相关诉讼，也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证据6、2011年8月18号的确认书，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杜正洪同样在2017年3月20号公安机关第二次的询问笔录中已向公安机关交代清楚该确认函系杜正洪在项目部里盖了本案钢材购销合同的项目部章，而市政公司否认其行为后，其是基于害怕不想坐牢。没有看过确认书内容就签字系无效的相关过程和事实。杜正洪均已交代清楚。对于钢材均运到项目部工地上。从杜正洪第一次就是2017年3月30号的询问笔录中均已交代相关细节。同时，该笔钢材用于标工程，与邵高亭胡太岳的笔录是相互印证的。其次，根据杜正洪向公安机关的两份询问笔录，均可以得知标工程项目部系经市政公司市政杭州分公司原领导胡太岳同意后刻制的，都是在项目部对外采购钢材，而该案涉钢材采购合同系在项目部盖，涉及的全部钢材也均直接运到项目部工地上，由项目部工作人员进行清点。每个月宏昌公司都会到项目部进行账目核对。对于后4份证据，证明的目的是断章取义，更没有相关的逻辑。本案市政公司将标工程整体违法转包给杜正洪，又委派其参加项目协调会等等，以市政公司名义购买钢材等应视为对杜正洪相关行为的一个确认。在一审中，宏昌公司的举证已充分的说明证据完整。 宏昌公司二审期间提交证据有：1.照片一组，证明项目监理公司存档材料中，杜正洪作为涉案项目的负责人参会，证明市政公司认可杜正洪以市政公司名义在协调及管理标项目事宜。同时，部分签到表中还有胡太岳、邵高亭等人的代表市政公司参会，印证钢材由市政公司员工签收及队长。结合其他案件，可以证明涉案项目在2010年期间均由组织相应施工。结合询问笔录，可以证明杜正洪作为涉案项目负责人身份管理项目，购买建材并施工等系市政公司认可的。 市政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照片并没有提供监理公司中铁四院集团的盖章确认以及对证明内容的说明。该组证据三性都不符合民诉法的相关规定。而且证明的目的也与事实不符。 市政杭州分公司的意见和市政公司一致。市政杭州分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评判如下：结合证据来源及现有证据，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本案所涉纠纷经过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诉讼、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立案侦查及本案诉讼，相关当事人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职能部门的问询陈述前后不一，本院将依法对相关证据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进而对于相关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作出认定并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 本院查明：2011年8月18日，宏昌公司（甲方）和杜正洪（乙方）、杭州东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丙方）、常山奥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丁方）签订《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该协议记载：乙方作为承包方，在承建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标工程项目时，向甲方购买钢材2967.80吨，截止2011年4月19日尚欠甲方钢材款人民币3767297.73元，逾期付款违约金82306.36苑。现甲乙丙丁经充分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愿达成协议如下：一、乙方尚欠甲方钢材款人民币3767297.73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82306.36元，该债务由乙方负责偿还给甲方。二、自2011年4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时止，以尚欠的货款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由乙方承担违约金支付责任。三、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二日内偿还甲方货款本金100万元，其余货款本金及应付违约金（包括自2011年4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时止的违约金）在2011年10月15日之前一次性付清。四、丙方、丁方共同对乙方偿还甲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互负连带责任。本协议经甲乙丙丁四方盖章、签字，并经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将100万元货款汇入甲方账户后生效。 同日，杜正洪出具《确认书》给宏昌公司，记载：我确认，在我承包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标工程项目期间，我以标工程项目部的名义和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29日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上所盖的项目部工作，是我为工作需要私刻的。另外，根据《钢材购销合同》，从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获取的螺纹钢等钢材合计2967.80吨，其中大部分未用于标工程项目，但尚欠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的货款及立下了，我会按“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的约定如期偿还。后杜正洪向宏昌公司支付了100万元。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市政公司、市政杭州分公司就涉案货款是否要向宏昌公司承担付款责任。首先，《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的签订，《确认书》的出具并无证据证明存在法定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应认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由此表明，在《钢材购销合同》订立及涉案钢材送货完毕之后，宏昌公司和杜正洪就涉案钢材的购买人、大部分钢材未用于标工程项目、《钢材购销合同》上项目部章的由来，涉案货款的责任承担主体均达成了一致。宏昌公司和杜正洪及相应保证人就涉案货款对应的债务处理达成书面协议，宏昌公司也接受了杜正洪实际按此支付的部分款项，《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业已生效。可见宏昌公司对于其涉案货款对应的交易对象及责任承担主体系杜正洪是知晓且认可的；其次，市政公司、市政杭州分公司对于杜正洪签订《钢材购销合同》至今未认可，且没有市政公司或市政杭州分公司直接收货及付款的凭证，市政公司、市政杭州分公司就涉案工程的钢材另有来源亦举证说明，结合如上分析，难以认定宏昌公司有理由相信杜正洪代表市政公司或市政杭州分公司签订履行《钢材购销合同》，杜正洪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钢材购销合同》对市政公司、市政杭州分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再次，《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确认书》系就涉案债务处理迄今为止最终的书面约定，在上述协议及确认书未被认定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下，就涉案债务的处理，宏昌公司和杜正洪及相应保证人均应按上述约定履行。宏昌公司现就同一债务向市政公司、市政杭州分公司主张与上述约定及已履行情况不符，缺乏依据。综上，市政公司、市政杭州分公司就涉案货款对宏昌公司不承担相应付款责任。本案因新的证据以致事实认定发生变化而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7117号民事判决； 驳回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822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220元，由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魁 审判员 张  蕊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张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