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3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1961年5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1960年10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1991年7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以上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林凤，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1961年5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女，1961年2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男，1987年2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以上二被上诉人马某、刘某3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马某之夫、刘某3之父），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华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9号。法定代表人：张爱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女，华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务。原审第三人：张某，女，1956年2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刘某4，女，1982年1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刘某5，男，1989年2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以上二原审第三人刘某4、刘某5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刘某4、刘某5之母），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王某，女，1949年12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刘某6，男，1978年5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刘某6之母），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刘某7，女，1940年9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静（刘某7之女），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刘某8，男，1950年10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刘某9，男，1952年10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刘某1、李某1、李某2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马某、刘某3及原审第三人华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瀚公司）、张某、刘某4、刘某5、王某、刘某6、刘某7、刘某8、刘某9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43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李某1、李某2（以下简称刘某1等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某1等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某2、马某、刘某3（以下简称刘某2等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房屋系因绿化隔离地区旧村改造项目腾退安置获取，应属被安置人共有财产。北京市朝阳区邱家庄X号院系刘某1等三人与刘某2等三人共同居住，后因绿化隔离地区旧村改造项目被腾退。2007年7月27日，刘某2与华瀚公司签署《旧村改造腾退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被安置人为刘某2、马某、刘某3、刘某1、李某2、李某1。根据该协议共计补偿6位被安置人1665937.59元，华瀚公司共计向6位被安置人提供7套拆迁安置房屋，分别为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某区3号楼3单元1002号房屋（以下简称1002号房屋）、3号楼3单元1003号房屋（以下简称3号楼1003号房屋）、3号楼3单元902号房屋（以下简称902号房屋）、3号楼3单元903号房屋（以下简称903号房屋）、3号楼3单元1105号房屋（以下简称1105号房屋）、14号楼3单元1003号房屋（以下简称14号楼1003号房屋）、3号楼2单元101号房屋（以下简称101号房屋）。刘某2已经与华瀚公司签订了涉案的4套安置房的《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3号楼1003号房屋、1002号房屋、14号楼1003号房屋、101号房屋。在拆迁利益中，各项拆迁补偿补助费用及安置房的确定应根据拆迁协议及拆迁安置方案等予以确认，刘某1等三人作为此次拆迁的被安置人，根据拆迁协议享有应有的安置利益，该安置利益包括拆迁补偿款和安置房屋。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区法院）（2009）民初字第1310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3100号判决）也明确阐明：刘某1等三人系《补偿协议》约定的应安置人口，可按该协议的约定及拆迁安置政策的规定，享有取得拆迁安置房的权利。根据《南磨房乡绿化隔离地区旧村改造房屋腾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腾退办法》）规定：被腾退人自愿在本乡内购买安置楼房的，购买面积在50平方米以内的，享受乡内购买优惠价，同时购房面积的15%免收购房款。本案中，刘某2等三人购买的4套房屋是基于《补偿协议》，而《补偿协议》确认的安置利益应为所有被安置人享有，房屋面积合计348.11平方米，使用了刘某1三人的补偿款、安置指标、优惠购房指标，应认定购买的房屋为家庭共有财产。二、刘某1等三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要求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平均分割。一审法院认定刘某2等三人与华瀚公司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刘某1等三人应依据相关协议及政策主张其余安置房屋属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刘某1等三人曾就其余安置房屋向刘某2及华瀚公司主张权益，亦起诉至法院要求予以确认，法院认定刘某2无法定义务协助刘某1等三人与华瀚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驳回刘某1等三人的诉讼请求，后又以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的订立、合同内容的确定属于合同主体的意思自治范畴，驳回了刘某1等三人请求华瀚公司继续履行《购买认定通知单》和《补偿协议》的义务。时至今日，华瀚公司依然只同意与刘某2签署房屋买卖合同，拒绝刘某1等三人的购房请求。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但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应当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处理。”本案中，邱家庄X号院已腾退完毕，涉案房屋系安置利益，应根据《补偿协议》及腾退政策进行分割。对于同是被安置人的刘某1等三人与刘某2等三人，应享有同等的安置利益，在六被安置人没有内部协议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等份原则处理。涉案的4套房产地理位置相同，总面积348.11平方米，刘某1等三人主张以家庭为单位平均分割，基于房产的性质，仅主张其中的172.34平方米，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并未核实剩余房产的面积、位置，未依据等份处理的原则，直接认定刘某1等三人应当主张其余房产属适用法律错误。最后，刘某2等三人在签署涉案的4套房产的房屋买卖合同时，使用的是《补偿协议》中的货币补偿款及所有被安置人（刘某2、马某、刘某3、刘某1、李某2、李某1）的优惠购房指标，即《腾退办法》规定：被腾退人自愿在本乡内购买安置楼房的，购买面积在50平方米以内的，享受乡内购买优惠价，同时购房面积的15%免收购房款。其余房产不再享受优惠购房价，且剩余补偿款已不足以支付剩余安置房的房款。故此时即便华瀚公司同意刘某1等三人购买其余安置房，也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等份处理原则。刘某1等三人房屋被腾退是在2007年，刘某2等三人也在2007年就已经获取了涉案的4套安置房，分别登记在刘某2、马某、刘某3名下，满足了家庭居住的前提下，还通过出租的形式获取房屋的其他收益，而同为被安置人的刘某1等三人，却一套安置房都没获取。综上所述，涉案房屋系因绿化隔离地区旧村改造项目腾退安置获取，刘某2等三人在购买涉案房产时使用了腾退时货币补偿款及所有被安置人的优惠购房指标，属被安置人共有财产，应当按照等份原则处理。一审判决认定刘某1等三人应主张其余安置房属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刘某1等三人的合法权益。刘某2等三人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某1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刘某2等三人购买的房屋没有侵犯刘某1等三人的权利，现在剩余的3套房屋还是标准价，刘某2等三人购房没有使用刘某1等三人的平米数，拆迁款有刘某2等三人的，也有刘某1等三人的。刘某2等三人用的是自己应得拆迁款部分，原老房屋没有刘某1等三人的房屋，所以没有刘某1等三人的应得拆迁款。华瀚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中华瀚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刘某1等三人要求归其所有的2套房屋，华瀚公司已经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为刘某2等三人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华瀚公司与刘某2等三人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刘某2等三人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本案与华瀚公司无关。张某、刘某4、刘某5、王某、刘某6、刘某7、刘某8、刘某9（以下简称张某等八人）述称，被拆迁房屋是老人遗留下来的，涉案房屋里没有刘某1等三人的份额，刘某1等三人的户口也是后迁进来的。张某等八人只同意拿出一套给刘某1等三人，剩余房屋与刘某1等三人无关。刘某1等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01号房屋以及3号楼1003号房屋归刘某1等三人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1与李某1系夫妻关系，李某2系二人之子。刘某2与刘某1系兄妹关系。刘某2与马某系夫妻关系，刘某3系二人之子。经询，刘某10、谷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子女七人，分别是刘某7、刘某11、刘某8、刘某9、刘某12、刘某2、刘某1；刘某10于1994年去世，谷某于2004年去世，刘某11于1996年去世，刘某12于2014年去世；王某与刘某11系夫妻关系，刘某6系二人之子；张某与刘某12系夫妻关系，刘某4、刘某5系二人之子。2007年7月27日，华瀚公司作为腾退人与刘某2作为被腾退人签署《补偿协议》，约定拆迁腾退范围为邱家庄X号院内居住的房屋，正式房屋为25间，建筑面积374.9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5人，应安置人口5+1人，分别是户主刘某2、之妻马某、之子刘某3、之妹刘某1、之侄子李某2、之妹夫李某1；补偿款共计1657987.59元、补助费共计17950元。经查，《腾退办法》规定：被腾退人自愿在本乡内购买安置楼房的、购房面积在50平方米以内的（超出人均50平方米以外，每一产权人最多不超过10平方米），享受乡内购房优惠价，同时购房面积的15%免收购房款。人均超过50平方米和每一产权人另加10平方米补贴以外的面积，不享受购房优惠价和15%的购房补贴，按当地商品房价格计算。2007年7月27日，华瀚公司根据拆迁政策及《补偿协议》的约定，共提供了7套拆迁安置房屋：分别是1002号房屋、3号楼1003号房屋、902号房屋、903号房屋、1105号房屋、14号楼1003号房屋、101号房屋。此后，刘某2与华瀚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14号楼1003号房屋和101号房屋；马某与华瀚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1002号房屋；刘某3与华瀚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3号楼1003号房屋。现上述4套房屋均已经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其中14号楼1003号房屋的面积为111.67平方米；101号房屋的建筑面积为85.34平方米；1002号房屋的建筑面积为64.1平方米；3号楼1003号房屋的建筑面积为87平方米。一审庭审中，刘某2等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992年3月2日的家庭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经本村委会和刘某10、谷某老人及子刘某11、刘某8、刘某9、刘某12、刘某2共同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老人的住房由兄弟五人承担，吃住由刘某11三月五日开始，每个子女家住叁个月，包括吃住、抚养等一切照顾。二、每年每个子女给老人买衣物及零用钱壹佰元整。三、二位老人有病、照顾、医疗费等由五人平均负担，二位老人去世后，财产平均有份；四、老人死后丧事由兄弟五人平均分摊料理。五、每个子女必须按以上条款执行，不得反悔”。上述协议由刘某11、刘某8、刘某9、刘某12、刘某2签字，并盖有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邱庄村村民委员会印章。刘某1等三人对上述家庭协议的三性均不认可，且认为两位老人的财产应当由其自行分配，不应该由其部分子女签署协议擅自进行分割。张某等八人均认可上述家庭协议。另，刘某2等三人向一审法院视频光盘一份及证明一份，予以证明在拆迁前，全家成员协商决定，从祖产中拿出一套房屋给刘某1，在全家都同意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在原老宅里举办了家庭聚会。刘某1等三人对上述证明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视频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视频内容没有体现家庭会议，更没有对房产问题进行讨论，且原房屋在被拆迁之前已经变更为刘某1和刘某2，且原房屋亦由刘某1出资建设，涉案房屋系拆迁取得，刘某1等三人、刘某2等三人均为被安置人，依法应平均分割，与张某等八人无关，因为其在此次拆迁中均已享受了拆迁政策，在本案中其均无权主张权利。针对证明及视频光盘，张某等八人均予以认可。另查，2009年，刘某1等三人向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案由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要求刘某2协助刘某1等三人与华瀚公司签署剩余3套回迁安置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2009年10月14日，朝阳区法院作出13100号判决，认为刘某1等三人系《补偿协议》约定的应安置人口，可按该协议的约定及拆迁安置政策的规定，享有取得拆迁安置房屋的权利。刘某1确曾委托刘某2办理拆迁相关事宜，但其已向刘某2出具书面通知解除了委托，现刘某2无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协助刘某1等三人与华瀚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刘某1等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驳回了刘某1等三人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2010年，刘某1等三人向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案由为拆迁合同纠纷，要求华瀚公司继续履行《购房认定通知单》和《补偿协议》的义务，按照其与刘某2所签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关于房屋价格的同等条件与其签署902号房屋、903号房屋、1105号房屋的买卖合同。2010年11月，朝阳区法院作出（2010）朝民初字第1512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刘某1等三人的起诉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刘某1等三人起诉要求华瀚公司与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而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的订立、合同内容的确定属于合同主体的意思自治范畴，故刘某1等三人的起诉已超出民事诉讼的受案范畴，故裁定驳回刘某1等三人的起诉。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2013年，刘某1等三人诉至朝阳区法院，要求华瀚公司依据《购房认定通知单》和《补偿协议》对其进行安置。2013年12月20日，朝阳区法院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0263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刘某1等三人于2010年曾将华瀚公司、刘某2起诉至朝阳区法院，要求华瀚公司履行《购房认定通知单》和《补偿协议》的义务，就安置房屋签订买卖合同，对此朝阳区法院于2010年11月作出（2010）朝民初字第13121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已发生效力，现刘某1等三人就同一事实及法律关系再次将华瀚公司起诉至朝阳区法院，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朝阳区法院裁定驳回刘某1等三人的起诉。后刘某1等三人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2014年4月2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4）三中民终字第041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经询，针对尚未分配的3套房屋，华瀚公司表示由于当事人家里内部没有分配好，所有无法办理手续；且华瀚公司是与刘某2签署的腾退协议，故需刘某2指定华瀚公司与谁办理相关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某2等三人依据《补偿协议》及拆迁政策，与华瀚公司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已经取得了4套房屋的房屋产权证，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刘某1等三人亦系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应安置人口，可按该协议的约定及拆迁安置政策的规定，享有相应利益，但其主张的房屋已办至刘某2、刘某3名下，而华瀚公司提供的7套安置房屋中尚有3套房屋未进一步进行安置，刘某1等三人可依据相关协议及政策主张其余安置房屋，现其直接主张已安置给刘某2、刘某3的房屋，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均不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判决如下：驳回刘某1等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查，在已生效的13100号判决中，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7月，华瀚公司因绿化隔离地区旧村改造需要，对位于南磨房乡邱家庄X号院房屋进行拆迁腾退。刘某8、刘某9、刘某12、刘某7、刘某1共同向刘某2出具《委托书》，委托刘某2全权办理邱家庄X号院房屋腾退及购房事宜。2008年4月29日，刘某1向刘某2出具了《解除委托合同通知书》称，902号房屋、903号房屋和1105号房屋，应由刘某1和李某2购买，但是刘某2却拒绝为二人办理购房手续，故刘某1解除对刘某2的委托。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全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诉辩称意见，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101号房屋和3号楼1003号房屋应否归刘某1等三人所有。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刘某1等三人系《补偿协议》中的应安置人口，可依据该协议的约定及拆迁安置政策的规定，享有相应利益，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在涉案拆迁中，刘某1委托刘某2全权办理房屋腾退及购房事宜，刘某2在刘某1委托期间，选定了后续由其购买的涉案4套安置房屋；后刘某1解除了对刘某2的委托，理由为剩余3套安置房屋即902号房屋、903号房屋和1105号房屋应由刘某1和李某2购买，但刘某2拒绝办理购房手续。由此可见，刘某1一方对于刘某2一方所选4套安置房屋并未持异议，只是因剩余3套安置房屋发生争议；且刘某2等三人依据《补偿协议》及拆迁政策，与华瀚公司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并已取得相应房屋产权证，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刘某1等三人主张已安置给刘某2、刘某3并已取得房屋产权证的101号房屋和3号楼1003号房屋归其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某1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刘某1、李某1、李某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张玉娜审 判 员  石 煜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温 迪法官助理  李圆圆法官助理  赵 铭书 记 员  杨艳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