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1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刚建，男，1979年2月2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艳红，女，1967年3月2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红（杜艳红之夫），1967年3月2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英，北京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5号楼17层。负责人：胡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婵，女，1981年6月6日出生。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负责人：王兵，总经理。上诉人唐刚建因与被上诉人杜艳红、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财保公司）、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8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网络庭审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刚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由我承担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共计5706元的内容，改判我不承担上述费用。上诉主要理由：杜艳红诉讼目的是谋求不正当利益而非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我只是在应诉过程中进行了合理答辩，杜艳红申请复议撤销原责任认定书到发起本次诉讼的一系列行为均是无理取闹，就双方责任认定为平等责任的结论来看，一审判决应属杜艳红败诉，诉讼费应由杜艳红负担。鉴定非我主动申请，且我与鉴定结论无利害关系，一审判决由我承担部分鉴定费于法无据，于理不通。杜艳红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唐建刚仅针对诉讼费和鉴定费上诉，而该费用均应系依法负担。其明显属于滥用诉权。华安财保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平安财保公司寄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我公司已按照一审判决向杜艳红履行完毕。杜艳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唐刚建、华安财保公司、平安财保公司赔偿杜艳红医疗费21668.69元、营养费3600元、护理费8100元、误工费21196元、残疾赔偿金151719.54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5739.54元）、鉴定费4350元、财产损失3000元、交通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226634.2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唐刚建、华安财保公司、平安财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9月6日18时30分许，在北京市大兴区金西路与槐房西路路口北100米，唐刚建驾驶×××中型普通客车由南向北停放，适有杜艳红驾驶电动两轮车由南向北直行，与唐刚建车辆的后部相接触，造成两车受损，杜艳红受伤；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交通支队旧宫中队（以下简称旧宫交通中队）在事故当日当场作出简易程序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唐刚建违章停车，杜艳红违规驶入机动车道为由，认定唐刚建为同等责任，杜艳红为同等责任；杜艳红不服上述事故认定书，提出复核申请；大兴交通支队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确认申请的理由为：“申请人以人行道上停满了社会车辆，实在是无法驶入或驶出，驶入机动车道实属无奈为由，认为事故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旧宫交通中队作出的[2018]第111505500000313920号认定书”，复核结论为：“经审查，原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及认定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责令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交通支队旧宫中队重新调查、认定”；《道路故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程序合法的，应当作出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复核结论。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调查及认定程序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在责令原办案单位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后，可以作出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复核结论。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责令原办案单位重新调查、认定的复核结论：（一）事实不清的；（二）主要证据不足的；（三）适用法律错误的；（四）责任划分不公正的；（五）调查及认定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旧宫交通中队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经查明，唐刚建的准建车型为B1，驾驶证状态为正常，交通方式为×××中型普通客车，车辆已按规定期限进行检验，杜艳红的交通方式为电动自行车，事故现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槐房西路与金西路丁字交叉口北100米，系南北走向道路，沥青路面，道路设有中心隔离护栏，上下行各设4条机动车道1条非机动车道，两侧有机非隔离护栏，事故发生时为白天，天气晴，视线良好，唐刚建将×××中型普通客车在上述地点由南向北停放，适有杜艳红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后方驶来，电动自行车前部与中型普通客车左后部相撞，造成杜艳红受伤，车辆损坏；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还载明，在原认定书撤销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制作路况图、路况照片、调查取证等工作，经查证，唐刚建存在驾驶机动车未按规定临时停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交通事故成因及责任为：“经工作：此事故现场为路段，因无法查证事发时现场非机动车道是否受阻，导致事故成因无法查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道路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并告知申请复核、调解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期限。’的规定将此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分别送达当事各方”。在公安机关制作的交通事故卷宗中，存档有大兴交通支队民警在2018年9月25日对唐刚建、杜艳红分别制作的询问笔录，对唐刚建在当日15时10分至15时50分作出的询问笔录载明：“问：你把当时的情况说下。答：2018年9月6日下午，我车停在槐房西路外侧机动车道内接听电话，后发现有车追尾撞到我车，我下车查看，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地，一女驾驶员在一旁坐着，我目测她没有外伤，于是准备沟通。沟通过程当中我打122报警，她开始打电话叫人，一会后来了一车四五个人，一自称其老公的人抢夺我的车钥匙，至今未还。外勤民警到达现场勘查确定事故责任为双方同等责任。警察没到之前他们就打了120,120急救车在民警处理完事故后将女驾驶员及其家属带走，之后我拨打110报警，因为我的车钥匙被人抢走。此时现场只有我一人，等110出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女驾驶员的儿媳出现在现场，110民警要求双方协商解决，此时民警也记录了现场情况包括女驾驶员的儿媳电话。警察走后，女驾驶员的儿媳推走了电动车，之后我叫开锁公司，开锁公司技术人员到现场也电话沟通还钥匙未果，然后开锁，之后我把车开走。问：你与对方车辆在路面什么位置接触？答：在最外侧机动车道。因为最外侧机动车道停了一路机动车，我紧挨着最外侧机动车停着。当时路上车流量非常少。问：你的车与对方车辆的接触部位？答：我下车查看，她撞了我车左后侧，很轻微的擦伤。问：现场道路车道划分情况？答：事发路段应该全是机动车道，因为非机动车道在隔离带外侧。问：当时是否留意过非机动车道情况？答：没有。问：事发时天气情况？答：天气晴好。问：这起事故造成的后果？答：我的车轻微受损，不严重，其实我没想追究她的责任，但是她还想讹钱……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答：当天天气很好，视野很开阔，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撞到我的车，我不知道她是故意还是失误，因为当时路况不复杂”；在当日12时10分至12时40分对杜艳红制作的询问笔录载明：“问：你把当时的情况说下。答：2018年9月6日下午，我驾驶电动自行车从新三余村出来要（到）京良路物美超市上班，在通过事故地点南侧路口后，因为路边车道内有停放的机动车，我就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跟前方的车辆撞上了，后来我有点晕，对方把我叫醒后，对方就报警了，我叫了急救车，民警到现场后，问你和对方司机怎么出的事，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出的事，后来急救车来了我就跟着去了医院。问：你与对方车辆在路面什么位置接触？答：机动车道内接触。问：你的车与对方车辆的接触部位？答：我车的前部与对方车辆左后部接触的。问：现场道路车道划分情况？答：现场道路有机动车道及非机动车道。问：你为什么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答：因为事发时非机动车道内停放着车辆，我没办法骑车通过，就想在机动车道内通行。问：非机动车道内还有什么障碍物影响通行吗？答：不知道。问：事发时天气情况？答：天气晴。问：这起事故造成的后果？答：我受伤了，车辆损坏。问：你的电动自行车现在在哪？答：事发后一直就没有看到，可能是在现场被人推走了”；但是在当日上午10时50分所制作询问笔录中，杜艳红对事发经过的描述与下午所制作笔录中的描述并非完全一致，上午制作的询问笔录载明：“问：当时事故情况描述一下？答：我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南往北行驶。前往机动车过红绿灯后往右侧停靠，我也往右侧转向，刚开始前车在我的前方缓慢行驶，后来在边上停住，我就撞上了他的左后方……问：事发后你如何跟前车驾驶员交流的？答：我问他为什么停这，他说接个电话。他问有没有事，没事我就走了。我说先等会，后来就感觉头昏，让对方报警。后警察到现场处理。警察让我到救护车上。问：电动自行车情况？答：有脚蹬子。两三年前新发地京良路购买。我儿子（王鹏宇）购买，无发票，无照片。问：现在自行车在何处？答：不知道，家人都未处理自行车”。在事故卷宗中存档的由杜艳红在2018年9月27日出具的“事故经过叙述及诉求理由”中载明：“……因天色以晚，导致我没看清路口处长时间停放的机动车，唐刚建驾驶的中型客车（×××）由南向被停放的车辆相撞，致使我的头部和眼睛受伤，视物不清”，即杜艳红在此时将×××中型普通客车描述为长时间停放，而不是之前笔录中的缓慢行驶后又靠边停车；事故卷宗中所存档杜艳红所拍摄的现场照片中，分隔机非车道的隔离护栏扭曲变形，直抵人行便道，无法通行（即虽然在照片中位置非机动车无法通行，但如果机动车在照片中位置停车，将面临无法驶出的困境）；事故卷宗中所存档民警拍摄照片可见，事发现场非机动车道内通畅；事故卷宗中所存档“出警经过”载明：“我了解完小客司机的描述后，走到两轮电动车骑车人处，让两轮电动车骑车人描述一下事故当时的情况，她说：当时看见小客路边停车了，自己躲闪不及撞到了小客尾部。听完双方当事人的描述后，我在发生事故的地点四周观察了一下，发现这是一条单向5车道的道路，机动车道4条，非机动车道1条，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用护栏隔开，在机动车道最外侧停靠了一排机动车，占用了最外侧机动车道，事故发生在从最外侧车道往中间车道数的第二条机动车道上，我观察了非机动车道，没有任何阻碍物，两轮电动车可以通行。在我观察非机动车道时，我看到一辆电动三轮车从非机动车道内通过，这更说明了电动两轮车可以在非机动车道通行”。唐刚建系×××中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其为该车辆在华安财保公司投保交强险（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保险期间自2018年3月26日14时至2019年3月26日23时59分，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其为该车辆在平安财保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300000元，订立不计免赔率附加险，保险期间自2018年3月27日0时至2019年3月26日24时，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本案各名被告未垫付赔偿款。事故发生后，杜艳红被送往北京市仁和医院就诊，其伤情经诊断为：“多处软组织损伤，头外伤后神经反应”、“右眼钝挫伤”；当日医嘱建议杜艳红休息3日，局部冷敷，对症治疗，避免剧烈运动，休息、观察，复诊等；上述医疗机构于2018年9月10日出具诊断证明书，诊断及建议为：“眼球挫伤”、“右眼钝挫伤、右眼睑皮下淤血”等，并建议休息3日；上述医疗机构于2018年9月17日出具诊断证明书，对杜艳红的诊断及建议为：“右眼钝挫伤，右眼睑皮下淤血，右眼视神经损伤？”，并建议休息1周；上述医疗机构于2018年9月25日出具诊断证明书，对杜艳红的诊断及建议为：“右眼球钝挫伤；右眼视力下降待查”，并建议休息1周；上述医疗机构于2018年10月2日出具诊断证明书，对杜艳红的诊断及建议为：“右眼钝挫伤，右眼视力下降原因待查”，建议休息1周；上述医疗机构于2018年10月22日出具诊断证明书，对杜艳红的诊断及建议为：“右眼眼球挫伤，右视神经损伤”，并建议继续用药，休息1周，复查随诊；上述医疗机构于2018年10月30日、2018年11月8日、2018年11月14日、2018年11月21日为杜艳红出具4份诊断证明故书，均建议杜艳红休息1周；北京同仁医院于2018年10月9日为杜艳红出具诊断证明书，诊断及建议为：“右眼视神经损伤？右眼眶头部钝挫伤后”，并建议全休2周；2018年11月6日、2018年11月10日，北京同仁医院为杜艳红出具2份诊断证明书，诊断其病情为：“右眼视神经损伤，右眼眶头部钝挫伤后”；2019年2月16日，北京市仁和医院为杜艳红出具诊断证明书，诊断及建议为：“右眼视神经挫伤，双眼睑痉挛？右侧大脑脚小腔隙灶”，并建议注意休息，神经内科就诊；北京市仁和医院在2019年2月16日制作的门诊病历中载明杜艳红的现病史为：“患者于半年余前车祸之后出现右眼视力下降，给予药物治疗后无明显好转，2月前患者出现双眼睁眼困难，曾于协和医院及同仁医院眼科、神经内科就诊，考虑‘右眼视神经挫伤眼睑痉挛，双眼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予以‘巴氯芬、盐酸司兰吉兰’对症治疗，效果不佳，今患者为行眼底检查来诊”，体格检查为：“视力：右眼0.1左眼0.25眼压：右眼14.5mmHg左眼13mmHg……”；在上述医疗机构于2019年7月25日所制作门诊病历中，现病史及体格检查的记载与2019年2月16日所制作门诊病历基本一致。杜艳红所提交门诊病历、诊断证明书显示，为治疗眼部伤情，其主要是在北京市仁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经审核杜艳红所提交医疗费票据，对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所出具全部的北京市门诊收费票据，因没有任何门诊病历、诊断证明、医嘱、处方笺等可以佐证与本案交通事故所受伤害之间的关联性，故法院均不予采信；同理，对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金星卫生院、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医院、北京丰台广济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京天坛医院所出具北京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法院不予采信（比如说，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金星卫生院于2018年10月29日出具北京市门诊收费票据中，有中成药“养阴清肺口服液”、“口炎清颗粒（无蔗糖）”，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医院于2019年1月8日开具票据中有碳酸钙片，在北京丰台广济中西医结合医院于2019年1月11日开具票据中有治疗咽炎等疾病的天蚕胶囊，不能建立起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关联性）；对于北京市仁和医院于2019年2月13日开具的2张北京市门诊收费票据（其一为医事服务费票据，另一为西药费票据），因所开具西药为复方盐酸伪麻黄碱缓释胶囊、头孢克肟胶囊，一般系治疗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等疾病，所开具盐酸舍曲林片主治失眠抑郁等，无法建立起与交通事故所受伤害之间的关联性，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北京市仁和医院于2019年2月26日、2019年2月12日、2019年7月15日开具的6张北京市门诊收费票据（3张为医事服务费票据，3张为药费票据），因所涉主要药物氯硝西泮片（系药效较好安眠药，常替代安定片）、盐酸舍曲林片（治疗失眠抑郁）、脑安滴丸均系主治失眠药物，无法建立起与交通事故所受伤害之间的关联性，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北京市仁和医院于2018年12月12日开具的1张北京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部分药品无本案无关，如感冒清热颗粒（无蔗糖）、日夜百服咛、肺力咳合剂与眼伤治疗无关，应予剔除，但对甲钴胺片（可疗养视神经，金额为27.12元）、羟苯磺酸钙胶囊（可治疗视网膜病，金额为34.59元）、复方樟柳碱注射液（可治疗视网膜病，金额为179.70元），与治疗眼伤有关，应予核算，金额为241.41元；对于北京同仁医院在2018年9月14日开具的“丢失医疗费用票据核对证明”（载明患者杜艳红于2018年9月12日因眼科疾病，在该院就医，共发生医疗费用，即西药259.12元，特此证明），因杜艳红已提交了上述医疗机构在2018年9月12日出具的金额为384.28元的北京市门诊收费票据，即票据并非丢失，且该收费票据中的西药玻璃酸钠滴眼液（113.32元）、溴芬酸钠滴眼液（104.76元）、复方右旋糖酐滴眼液（41.04元）的总金额为259.12元，与上述“丢失医疗费用票据核对证明”中载明的金额一致，故对此不应重复计算；对于杜艳红提交的由北京市仁和医院出具的“门诊费用查询打印明细”（收费时间为2018年9月6日，金额为556.04元，发票号为54020356636629），因该明细所载明收费情况与杜艳红所提交其他医疗费票据均不相同，且杜艳红确已实际支出，故应予以核算；据此，经法院核算，在剔除与交通事故后治疗外伤及眼病无关的费用后，杜艳红向医疗机构交纳各项医疗费用合计14637.92元（已含上文的241.41元、556.04元）。2019年3月30日，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杜艳红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杜艳红因2018年9月6日18时30分交通事故中受伤，请假误工累计120日（2018年9月6日至2019年1月30日）；2019年3月20日，北京物业综合超市有限公司为杜艳红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杜艳红因2018年9月6日18时30分交通事故中受伤，请假误工累计120日（2018年9月7日至2019年1月30日）；就在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收入情况，杜艳红提交工商银行的工资明细清单；就在北京物业综合超市有限公司的兼职收入情况，杜艳红提交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等；杜艳红的居民户口簿的户别为“居民家庭户口”，户籍住址为河南省太康县常营镇常南行政村常南村；杜艳红之父为杜正言（1941年7月18日出生），其母为安翠英（1944年4月2日出生）；杜正言、安翠应夫妇共生育3名子女；太康县清集镇东扶行政村村委会（以下简称东扶村委会）在2019年3月18日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杜正言、安翠英夫妇共生育杜艳红、杜晓红、杜春霞3名子女，现两位老人年事已高，无劳动能力及经济来源，完全依靠3名子女赡养；杜正言、安翠英的户籍住址亦为河南省太康县清集乡东扶行政村东扶村；2018年12月，东扶村委会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王连红、杜艳红夫妇在2003年度到北京打工至今，因家中土地流转，无其他经济收入；为证明在北京市工作生活多年，有固定工资收入，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杜艳红还提交“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参保人姓名为杜艳红，单位名称为无锡安井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缴费起始年月为2015年7月，截止年月为2017年3月，实际缴费月数为21个月）、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账户缴费情况表（载明参加工作时间为2015年7月1日，到达退休年龄日期为2017年3月）、杜艳红与王连红的北京市暂住证、杜艳红的北京市居住登记卡、北京市居住证等。2019年2月25日，受大兴交通支队委托，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过程”部分载明：“……（三）法医临床学查体：被鉴定人杜艳红于2018年12月12日在本所接受检查，自诉目前右眼视力下降。查体：步行入室，申请语利，查体合作。头面部外观（-），双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余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四）北京市仁和医院视力检查：右眼矫正视力：0.1。视觉诱发：右眼未见明显P100，左侧VEP波形分化可，重复性可，左侧P100潜伏期未见异常”，“分析说明”部分载明：“根据现有的病历材料、我所检查及阅片所见，分析如下：（一）被鉴定人杜艳红于2018年9月6日受到损伤。（二）被鉴定人杜艳红于伤后住院治疗，明确损伤为：多处软组织损伤，头外伤后神经反应，右眼钝挫伤，右眼视神经损伤。经医院行相关治疗，目前上述损伤基本稳定。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之第5.10.2.15）条规定，被鉴定人杜艳红的伤残程度属十级（致残率10%）。（三）根据杜艳红的损伤情况并结合其治疗恢复情况，依据《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GA/T1193-2014）》之第5.1.1条、第5.1.11条规定，被鉴定人杜艳红的误工期限可考虑为90-120日，护理期限可考虑为30-45日，营养期限可考虑为30-45日”，认定：“（一）被鉴定人杜艳红的伤残程度属十级（致残率10%）。（二）被鉴定人杜艳红的误工期限可考虑为90-120日。（三）被鉴定人杜艳红的护理期限可考虑为30-45日。（四）被鉴定人杜艳红的营养期限可考虑为30-45日”；杜艳红支出鉴定费4350元。《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之第5.10.2.15）规定：“一眼中度视力损害”构成十级伤残。本案审理过程中，平安财保公司不认可上述鉴定意见书，并申请对杜艳红的伤残等级及营养期、护理期、误工期申请重新鉴定，法院予以准许；经随机抽取，法院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进行该鉴定；2019年9月4日，上述鉴定机构向本院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本院：“经审查，该案委托要求根据移交材料分析，超出我中心鉴定业务范围。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心决定不予受理。并退还相关鉴定材料”；上述鉴定机构具有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文书鉴定的相关资质。之后，法院又确定由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本案鉴定；2019年11月12日，该鉴定机构向法院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法院：“经审查，被鉴定人伤情复杂，依据现有材料难以对其进行准确评价，此案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五款之规定，我所决定不予受理”；上述鉴定机构具有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物证鉴定等鉴定的相关资质。就上述2家鉴定机构退回鉴定的原因，杜艳红陈述称：“我方认可交通支队委托的中正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在法大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之后，按照法定的要求接受各项检查，法大说的是伤情严重，杜艳红的视力现在是0.1，不到0.3，就应该是十级伤残，可能作出的伤残等级要比中正的还要高，眼伤恢复的比较慢，且告知在两次鉴定之间，杜艳红视力下滑了很多，不排除和杜艳红的心情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现在不适宜、不方便作出鉴定，对于是否没有因果关系，我们不认可，且鉴定机构没有向杜艳红提出因果关系的问题。天平机构是不具备视力伤残鉴定的资质”；平安财保公司则陈述称：“根据法大的意见，杜艳红无法证明伤残与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已经确定由上述2家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后均不予受理，故对平安财保公司的的重新鉴定申请，法院未再受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华安财保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在庭审中的陈述、质证和辩论等诉讼权利。参照公安部《道路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事故双方的责任持有异议，而当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先是作出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又撤销该认定书，重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故法院将参照上述部门规章之规定考量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就此，法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杜艳红有权进入机动车道行驶的合法原因为非机动车道停有机动车，以致杜艳红需借用机动车道，就此，大兴交通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表示无法查明事故发生一刻非机动车道内是否停有车辆，就此调查结论，法院予以尊重；但是，需要指出，即使非机动车道停有机动车，杜艳红有权借用机动车道，此仅涉及后方机动车辆应避让杜艳红所驾驶电动自行车的问题，而本案系发生在机动车道内的前车违章停车及后车追尾事故，杜艳红系后车，故杜艳红是否有权借用机动车道涉及其是否存在交通违法行为的问题，但该问题不构成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力；据此，对该项争议事实，法院既无法查清，也无需查清，其不影响事故责任认定。第二，唐刚建在机动车道内停车（区别于仅是缓行），且系在最外侧机动车道已经有车辆违停的情况下，又在第2条机动车道内违停，且未打双闪，该交通违法行为对于本案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第三，杜艳红在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陈述及提交书面材料时前后不一（先是说看到对方缓行后停车，然后自己撞上，后又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撞上了，然后又说对方长时间违章停车,导致自己撞上），试图逃避责任，违背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按照其在2018年9月25日上午10时50分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我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南往北行驶。前往机动车过红绿灯后往右侧停靠，我也往右侧转向，刚开始前车在我的前方缓慢行驶，后来在边上停住，我就撞上了他的左后方”，可以认定杜艳红在机动车道内行车时未注意安全车距，以致追尾，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综上所述，综合考虑本案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法院确定杜艳红负同等责任，唐刚建负同等责任。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平安财保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仍有不足的，由唐刚建承担50%的赔偿责任。本案另一争议焦点为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是否应予采信；就此，法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区别于由杜艳红个人委托，本次鉴定委托系由大兴交通支队作出，在委托程序上较严谨；第二，虽然司法鉴定意见书存有笔误，如“被鉴定人杜艳红于伤后住院治疗”，现有证据材料未见杜艳红住院治疗，但不存在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第三，杜艳红在伤后持续就医，诊疗记录连贯，外伤及视力损害的事实相对明确；第四，就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异议方未提出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第五，视力损害往往会不断加重，再重新作出鉴定意见不排除相应结论会高于上述鉴定结论。综上所述，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法院予以采信，杜艳红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伤残赔偿指数为10%；综合考虑杜艳红的伤情具体情况，对三期法院酌定取中间值，即误工期为105日，护理期为38日，营养期为38日。关于鉴定费用4350元的负担问题，因三期鉴定属非必要鉴定，本可通过医嘱等予以证明，且系在诉讼前委托，故该部分费用2100元应由杜艳红自担；对于伤残鉴定费2250元，则由赔偿义务人负担。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经审核，杜艳红的合理损失中医疗费为14637.92元（剔除与本案交通事故无关的医疗费支出后金额），营养费为3040元（综合考虑杜艳红之伤情，其主张营养费为每日80元并无不当，再结合营养期为38日），护理费为4560元（综合考虑本地护工平均收费水平等因素，其主张护理费为每日180元过高，法院酌情确定为每日120元，再结合护理期为38日），误工费为18546.50元（根据杜艳红所提交收入证明及发放工资材料，其主张月收入为5299元并无不当，再结合误工期为105日），财产损失为500元（根据杜艳红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所驾驶电动车已使用多年，又考虑到其未提交支付凭证，但车辆确在事故中损坏，法院酌情确定损失金额），交通费为2000元（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根据杜艳红的就医复查情况法院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杜艳红的伤残等级为10级，根据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虽然杜艳红的户籍住址为农村，但其长期在北京市城镇生活、工作，且从事非农产业，并缴纳社会保险，故其主张残疾赔偿金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90元计算并无不当，其要求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2926元计算亦无不当；对杜艳红的残疾赔偿金，以每年67990元乘以20年（定残时未满60周岁），再乘以伤残赔偿指数10%，结果为135980元；对被扶养人杜正言的生活费，以每年42926元乘以5年（至杜艳红定残时为77周岁，应计算5年），再乘以伤残赔偿指数10%，结果除以3（3名赡养义务人），金额为7154.33元；对被扶养人安翠英的生活费，以每年42926元乘以6年（至杜艳红定残时为74周岁），再乘以伤残赔偿指数10%，结果除以3（3名赡养义务人），金额为8585.20元；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总的残疾赔偿金为151719.53元。综上所述，杜艳红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用损失17677.92元（含医疗费14637.92元、营养费3040元）、死亡伤残损失181826.03元（含护理费4560元、误工费18546.50元、残疾赔偿金151719.53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财产损失500元，合计200003.95元；对上述损失，先由华安财保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医疗费用赔偿金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金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金500元，合计120500元；不足部分79503.95元，由平安财保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39751.98元。判决：一、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杜艳红医疗费用赔偿金10000元（即医疗费）、死亡伤残赔偿金1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残疾赔偿金105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金500元，合计120500元；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杜艳红医疗费2318.96元、营养费1520元、护理费2280元、误工费9273.25元、残疾赔偿金23359.77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39751.98元；三、驳回杜艳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焦点为唐建刚应否负担案件受理费和鉴定费。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中，杜艳红起诉唐刚建要求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经审理，一审法院认定杜艳红与唐刚建对交通事故负同等责任，据此判决唐刚建对杜艳红主张的合理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对杜艳红主张中的不合理部分未予支持。显而易见，一审判决支持了杜艳红部分诉讼请求，裁判结果明确，对案件受理费的负担应当按照前述规定予以考虑。关于唐刚建认为杜艳红一审系败诉方的上诉主张，显与事实不符，本院无法采信。一审法院依法酌情确定一审案件受理费由杜艳红负担1244元，由唐刚建负担3456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一审鉴定程序虽非唐刚建提出申请而启动，但该程序系为依法做出适当的裁判结果而服务，从鉴定结论及一审法院的认证结果均可见，鉴定结论和裁判结果中的损失认定及赔偿范围存在紧密联系。对于判断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全部支持亦具有较强的证明效力。故唐刚建应按照责任比例负担部分鉴定费。经核，本案中鉴定费4350元，一审法院认定由唐刚建负担鉴定费225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唐刚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唐刚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洋审 判 员  魏曙钊审 判 员  侯晨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毕凤敏书 记 员  刘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