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井泉，男，1962年10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学，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荣梅，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康成人工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南湖东园122楼北区1701室。法定代表人：王井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学，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荣梅，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加和，男，1972年2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世民，江苏沃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峪崎，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佳成兴业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京加路18号。法定代表人：何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明军，男，1977年12月6日出生，北京佳成兴业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王井泉、北京康成人工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加和、原审第三人北京佳成兴业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1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井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依法改判驳回刘加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王井泉的名章不论真实与否，鉴于其并非本人加盖且未授权、不知情名章使用情况，《确认协议书》上的名章不能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王井泉并未就以房抵债事宜与刘加和达成合意。（一）《确认协议书》签署时王井泉并不在北京，并不掌控名章。相反，有证据证明当时名章在刘加和证人杨某的控制之下。（二）王井泉本人既未在《确认协议书》加盖名章，亦没有委托或同意他人加盖名章，对名章使用情况根本不知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民提字第178号案件中确立的“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的裁判规则，王井泉的印章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对协议承担任何责任。（三）刘加和提供的2013年、2014年的录音证据不能证明2010年12月15日《确认协议书》记载的2005年以房抵债约定的真实性。事实上，2009年王井泉还曾委托中介对涉案房屋进行价格评估拟出售，刘加和完全知情并配合评估，不存在2005年就对以房抵债达成一致的情况。二、《确认协议书》错漏百出且毫无任何其他旁证予以印证，一审法院不顾王井泉充分确凿的反驳证据，径行认定《确认协议书》合法有效，更以其为基准辨别其他证据真伪，明显经不起推敲检验。（一）《确认协议书》中的“丙方刘加和”以自身名义签署《确认协议书》与其它《付款申请》、记账凭证中以单位名义签署、申请不同，实际施工人直接结算不符合惯常操作方式，刘加和也未提供任何以其为主体直接结算的文件作为例证。（二）在先的《确认协议书》认定已扣除“以房充抵部分劳务费”200万主张欠款183.5752万，然而在其后签署的《付款申请》中并未扣除充抵费用，仍然主张383.5752万，前后矛盾。（三）2005年11月28日作为所谓“工程结算”、约定“作价200万充抵部分劳务费”的关键节点，并无任何工程结算和作价约定的其它证据佐证。（四）《确认协议书》记载的工程结算时间早于工程合同、工程验收档案记载时间，《付款申请》中欠款数额与事实不符，均不符合工程建设的惯例和逻辑，不能作为证据采信。1、《确认协议书》称甲丙双方于2005年11月28日工程结算，但工程实际竣工结算时间在12月份，结算日期更是远晚于2015年12月。2、2005年11月28日《确认协议书》与2011年1月20日《付款申请》中的欠款均为383.5752万，但在2006年后，有确凿证据显示刘加和陆续收到工程款项120万，因此《确认协议书》《付款申请》所称数额不属实。刘加和针对王井泉的上诉意见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井泉的上诉意见。佳成公司针对王井泉的上诉意见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井泉的上诉意见。康成公司针对王井泉的上诉意见述称，同意王井泉的上诉意见。康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刘加和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涉及康成公司债务的核心证据——《确认协议书》未做内容实质审查，完全无视其中的错漏矛盾，更忽略该证据并无任何其他旁证予以印证，不顾康成公司充分确凿的反驳证据，径行认定“孤证”《确认协议书》合法有效，明显经不起推敲检验，于法无据有失公正，应当依法改判驳回刘加和的诉讼请求。一、《确认协议书》中的“丙方刘加和”以自身名义签署《确认协议书》与其它《付款申请》、记账凭证中以单位名义签署、申请不同，实际施工人直接结算不符合惯常操作方式，刘加和也未提供任何以其为主体直接结算的文件作为例证。二、在先的《确认协议书》认定已扣除“以房充抵部分劳务费”200万主张欠款183.5752万，然而在其后签署的《付款申请》中并未扣除充抵费用，仍然主张383.5752万，前后矛盾。三、2005年11月28日作为所谓“工程结算”、约定“作价200万充抵部分劳务费”的关键节点，并无任何工程结算和作价约定的其它证据佐证。四、《确认协议书》记载的工程结算时间早于工程合同、工程验收档案记载时间，《付款申请》中欠款数额与事实不符，均不符合工程建设的惯例和逻辑，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一）《确认协议书》称甲丙双方于2005年11月28日工程结算，但工程实际竣工结算时间在12月份，结算日期更是远晚于2015年12月。（二）2005年11月28日《确认协议书》与2011年1月20日《付款申请》中的欠款均为383.5752万，但在2006年后，有确凿证据显示刘加和陆续收到工程款项120万，因此《确认协议书》、《付款申请》所称数额不属实。刘加和针对康成公司的上诉意见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康成公司的上诉意见。佳成公司针对康成公司的上诉意见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康成公司的上诉意见。王井泉针对康成公司的上诉意见述称，同意康成公司的上诉意见。刘加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康成公司支付违约赔偿金1562427元，王井泉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王井泉将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佳成公司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康成公司系以建筑服务管理系统，环保设备安装工程，空气净化产品、水处理产品的技术开发，节能技术应用，销售机电产品等为经营范围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00年7月17日注册成立。成立时，康成公司的股东为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四公司）、王井泉、杨某、赵海龙、邵鹏飞、陈浩、俞华，其中中建一局四公司持股比例为35%。2003年8月14日，康成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将中建一局四公司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35%分别转让给王井泉、杨某、邵鹏飞、俞华。康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03年8月变更为王井泉，于2010年12月28日变更为杨某，于2012年7月27日变更为王井泉。北京中建康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1998年3月25日注册成立，成立时的股东为王井泉、杨某、张伟、赵海龙，于2003年更名为北京博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后又更名为博朗公司现名称。涉诉房屋系于1999年6月25日由王井泉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北京九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公司）签订《北京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契约》购买，约定的购房款总价为2158302元。2001年11月2日，涉诉房屋登记至王井泉名下。2005年，王井泉将涉诉房屋交付刘加和使用。2006年，刘加和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入住，该房屋至今一直由刘加和居住、使用，并由刘加和交纳物业相关费用。关于刘加和入住涉诉房屋的原因，刘加和表示该房屋系康成公司、王井泉为冲抵劳务费而向其交付，王井泉则表示因其与刘加和系朋友关系，故将涉诉房屋无偿借给刘加和使用。庭审中，刘加和提交落款时间为2010年12月15日的《确认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甲方为康成公司、乙方为王井泉、丙方为刘加和，协议载明“因甲方拖欠丙方劳务费事宜，甲乙丙三方经多次友好协商，达成如下确认协议：1、甲丙双方2005年11月28日工程结算，甲方除以房冲抵部分劳务费后尚欠丙方劳务费1835752元，甲方至今未按约定给付，现甲乙双方同意按原约定的日万分之五违约责任给付丙方违约赔偿金1703578元（违约期间计算至2010年12月31日）。甲方承诺上述欠款及违约金在2012年12月30日前付清，此期间的违约金仍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乙方对上述欠款及违约金向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三方曾于2005年11月28日约定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房屋作价200万元冲抵部分劳务费，甲方已将该房屋交与丙方，但一直未能办理该房屋权属过户手续。因该房屋系该楼盘建设方抵给甲方用于清偿欠付甲方的工程款，甲方将该房屋登记在其法定代表人王井泉的名下，乙方王井泉同意尽快配合甲方将该房屋权属过户至丙方或丙方指定的单位或个人名下，过户涉及到的税费由甲方承担。非丙方原因致房屋权属过户不能，甲乙双方需共同承担丙方的经济损失，丙方的经济损失以该事由发生时该房屋市场评估价值确定。”落款处，“甲方”加盖了康成公司公章，“乙方”加盖了王井泉人名章，“丙方”有刘加和签字。经询，刘加和表示其在《确认协议书》上签名后将《确认协议书》给了康成公司职工，后康成公司职工将加盖了康成公司公章和王井泉人名章的《确认协议书》返还给了刘加和。原审一审中，康成公司、王井泉认可《确认协议书》中康成公司公章和王井泉人名章的真实性。重审期间，康成公司、王井泉认可《确认协议书》中康成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但表示因王井泉的人名章未经公权力机关备案，故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康成公司、王井泉认为《确认协议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并非康成公司、王井泉真实意思表示，王井泉在康成公司的人名章由公司财务人员保管，只有在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需要签字或盖章的情况下使用，而涉诉房屋是王井泉个人财产，其在《确认协议书》中系以个人身份出现，相应的意思表示应由王井泉个人签字确认，而非加盖人名章。2013年12月15日，刘加和委托孙世民律师向康成公司、王井泉以国内挂号信的方式寄送了《律师函》，上载“……据刘加和向本律师陈述：贵司和刘加和就万科幼儿园、通用五期、五居路、中西医结合医院、中科院、蓝旗营及海南三亚休闲会馆等后续工程达成施工协议，工程固定总价为3835752元。工程完工后，贵司和刘加和于2005年11月28日达成协议，贵司董事长王井泉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室房屋折价人民币200万给刘加和，抵充200万元的工程款，剩余工程款1835752元在2005年年底前结清。2010年12月15日，贵司和刘加和再次签署协议，约定由于贵司迟迟未能支付工程款1835752元，贵司同意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2005年12月1日计算至2010年12月31日的违约金为1703578元。但令人遗憾的是，上述协议签署后，贵司董事长王井泉虽然将房屋交付给刘加和，但迟迟未办理房屋权属过户手续……现本律师郑重通告，希贵方收到本律师函后及时与刘加和办理房屋权属过户手续，并立即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703578元。”2014年9月17日，刘加和委托孙世民律师再次向康成公司、王井泉以国内挂号信的方式寄送了《律师函》，再次要求康成公司、王井泉将涉诉房屋过户至刘加和或刘加和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并由康成公司、王井泉支付违约金1703578元。刘加和表示《确认协议书》中“甲丙双方2005年11月28日工程结算”所针对的是万科幼儿园、通用二期、五路居、中西医结合医院、中科院、蓝旗营及海南三亚休闲会馆七个工程，《律师函》中所载“通用五期”“五居路”系笔误。康成公司认可收到了上述两份《律师函》，但不认可函件内容，并表示因康成公司股东内部发生纠纷，王井泉于2012年7月重新控制康成公司的运营后，发现有大量债权人向康成公司主张权利，故康成公司虽然收到了《律师函》，但因该债务产生于杨某实际控制康成公司期间，康成公司无法解决该问题。王井泉表示未收到两份《律师函》。为证明王井泉认可涉诉房屋作价折抵刘加和劳务费之事实，刘加和提交了2013年12月12日刘加和配偶习某与王井泉的通话录音以及2014年7月10日刘加和与王井泉及康成公司员工张某、李某在高尔夫球场的谈话录音。其中，在习某与王井泉的通话录音中，习某称“王总，有个小事想和您说，刘加和不好意思和您说，就是世纪宝鼎B座504室房子过户的事情，他也和我说过这件事，经常为这件事苦恼，所以我也冒昧地和您说”，王井泉称“哦，这事过来聊吧”，习某称“他说当时是200万元高于市场价抵充工程款的，你也知道的，06年就装修住进去了，您看到现在产权手续也没有办理，所以他住在那里也不踏实，您要是方便的话，今年抽个时间把这件事给办了，时间长了也是有问题的”，王井泉称“这个事情我们见面再说”，习某称“行，麻烦您考虑考虑，给您添麻烦了”，王井泉称“行，我考虑一下，这事大家见面再聊吧，这事因为后来我们公司发生很大的变革”，习某称“是的，他也和我说了，公司去年发生一些事，您让他再等等，到年底他也不好意思和您说，但老拖着时间也太长了”，王井泉称“行，我们见面再聊”。王井泉认可该段录音的真实性，但表示当时因无法确认通话对方是否是刘加和的配偶，因此表示“过来聊”。在刘加和与王井泉、张伟、李文的谈话录音中，刘加和称“我是真诚地来面对康成公司这件事，另外就是我房子的事情，就这两件事，很简单”，张伟称“上回我们和王总在您那喝酒的时候，老板也认可这个事的”，刘加和称“我将来能够带给康成公司可不是这套房子的价值啊，主要是我老婆一直催着我办，我相信老板，您看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拿您为难过”，王井泉称“其实这点事算个球啊，有些事情一直没有处理好，我一直没有精力来处理这点事”，刘加和称“当然康成公司我也可以接手商谈，落实到合同中去，但首先那套房子怎么说”，李文称“我们上次和老板议了一下，您看这是否合适，康成公司您接手，对您有个考核，三年完成考核或者您一年就完成考核目标值了房子给您过户”，刘加和则称“房子和接手公司是两回事，您承认不承认，老板您承认不承认”，王井泉称“呵呵，承认”。王井泉认可录音的真实性，但表示从未认可将涉诉房屋抵偿刘加和，录音存在断章取义，不认可刘加和的证明目的。关于涉诉房屋的来源，刘加和表示该房屋是开发商九鼎公司抵账给康成公司的，因王井泉是康成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将涉诉房屋的权属登记在王井泉名下。为此，刘加和申请调取下列证据：1.向九鼎公司调查核实涉诉房屋的购买情况及材料。九鼎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向法院出具《回复函》，载明“王井泉在世纪宝鼎公寓B座504房号房屋的合同信息无法核实，由于时间久远合同资料及付款记录已查找不到。康成公司与我司是否有以房抵工程款的协议或约定，因时间久远无法查证到相关资料，当时的具体负责人早已离职也无法核实。关于世纪宝鼎公寓在建设时是否与康成公司有工程上的合作或实际施工，因项目峻工多年，各种工程图纸己移交给物业公司，工程合同档案也已超过保存年限，大部分在搬家多次后丢失或是销毁处理，因此无法确定是否有工程上的合作。”刘加和认可《回复函》真实性，但认为即便无法查到工程款抵账资料，但房屋首付款的支付情况应能够核实，九鼎公司此项回复与常理相悖。康成公司、王井泉认可《回复函》真实性，认为此证据无法证明涉诉房屋系九鼎公司向康成公司抵账而来，刘加和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2.向中国建设银行调取涉诉房屋还贷记录。中国建设银行出具了涉诉房屋还贷期间的部分存款凭条，其中“存款人确认签字”处签名均为“王井泉”。刘加和认可存款凭条真实性，并认为存款凭条中“王井泉”的签字与王井泉本人签字存在明显区别，且还款均以现金方式存入，能够印证其主张的贷款并非王井泉本人偿还。康成公司、王井泉认可存款凭条真实性，认为无法证明刘加和主张的还贷系康成公司财务人员存入。关于存款凭条中签字人员的身份，王井泉表示时间太长，无法核实具体情况，因其工作忙，不排除委托家人、亲友代为存款还贷的情况。经询，王井泉表示涉诉房屋系于1999年6月25日在九鼎公司售楼处签订的购房合同，并支付了定金及首付款，剩余房款系贷款支付。关于定金及首付款的具体金额、支付方式，王井泉表示无法核实，亦无法提供付款凭证。关于刘加和诉称的万科幼儿园、通用二期、五路居、中西医结合医院、中科院、蓝旗营及海南三亚休闲会馆七个工程，康成公司、王井泉表示：1.万科幼儿园项目，康成公司参与了建设，并将劳务部分转包给江都市建设劳务合作有限公司，其余情况因时间太久，无法核实；2.通用二期项目，发包人是北京通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包人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康成公司分包了该项目中的部分工程，并将劳务部分分包给了博朗公司；3.五路居项目，发包方是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承包方是中建一局四公司，因该工程与康成公司无关，不了解其他情况；4.中西医结合医院项目，康成公司是工程分包方，并将其中的劳务部分转包给了博朗公司，其余情况无法核实；5.中科院项目，康成公司参与了建设，并将劳务部分分包给博朗公司，其余情况无法核实；6.蓝旗营项目，康成公司参与了建设，并将劳务部分分包给江都市建设劳务合作有限公司，其余情况无法核实；7.海南三亚休闲会馆项目，系博朗公司施工，与康成公司无关，不了解具体情况。刘加和表示其系就上述七个工程为王井泉提供劳务，王井泉是以哪个公司名义承接工程，其并不清楚。康成公司、王井泉认可刘加和在万科幼儿园、通用二期、中西医结合医院、中科院、蓝旗营项目中提供了劳务。针对五路居项目，康成公司提交《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其未参与该工程施工。《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发包方为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承包方为中建一局四公司，发包方提供图纸日期为1997年2月31日，承包方驻工地代表为杨某。合同落款处，中建一局四公司在“承包方”盖章，“委托代理人”显示为王井泉，“经办人”显示为杨某。刘加和认可合同真实性，但表示康成公司成立时中建一局四公司是法人股东，且合同中显示委托代理人是王井泉，经办人是杨某，能够证明此项目与康成公司息息相关，且刘加和系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针对海南三亚休闲会馆项目，康成公司提交工程结算书复印件，证明其未参与该工程施工。工程结算书显示的总包单位为北京光大建筑工程承包公司三亚休闲会馆项目部，分包单位为北京中建康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时间为2002年7月10日。刘加和认可证据真实性，并表示北京中建康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即博朗公司，系康成公司及王井泉的关联公司，其系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针对中西医结合医院项目，康成公司、王井泉提交付款申请单及记账凭证，证明与刘加和的结算付款系通过博朗公司进行，《确认协议书》由刘加和与康成公司、王井泉直接签署与常理不符。刘加和认可证据真实性，但表示博朗公司系康成公司的关联公司，康成公司虽以博朗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并有部分款项通过博朗公司支付，但不妨碍康成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其结算。就通用二期项目，康成公司、王井泉提交：1.《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签订日期为2005年4月8日，承包人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分包人为康成公司，约定的开工时间为2004年11月15日，竣工日期为2005年12月1日，合同价款为44394253元；2.《建设工程劳务合同补充协议》，发包方为康成公司，承包方为博朗公司，约定的开工日期为2004年11月15日，竣工日期为2006年1月14日，合同价款为4274991元；3.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显示开工时间为2004年4月5日，竣工验收时间为2005年12月27日。康成公司、王井泉主张合同约定及实际竣工时间均晚于《确认协议书》记载的2005年11月28日结算日期，故《确认协议书》的内容虚假。刘加和认可证据真实性，但表示其仅完成部分劳务分包，而针对劳务费用的确认和付款先于整个工程竣工验收时间完成是很正常的。原审一审期间，康成公司表示该公司已于2011年1月24日向刘加和支付了劳务费1976903元，尚欠1000000元未支付。为此，康成公司、王井泉提交刘加和施工队以北京盛益嘉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康成公司于2011年1月19日签订《劳务分包协议》以及刘加和于当日向康成公司递交的《付款申请》，用以证明刘加和在2011年1月19日自认的是万科幼儿园、通用二期、中西医结合医院、中科院及蓝旗营五个工程，总工程款为2976903元。刘加和认可证据真实性，但表示《确认协议书》中载明的劳务费3835752元还包括了康成公司、王井泉的关联公司拖欠的五路居、海南三亚休闲会馆项目的劳务费，并不仅仅是康成公司拖欠上述五个工程的劳务费。重审期间，康成公司、王井泉提交了2006年1月至2007年2月期间的付款凭证，证明此期间通过博朗公司累计向刘加和付款1200000元，因此即便有3835752元的欠款，此1200000元也应在之后结算时予以扣除，但《确认协议书》显示是2010年12月15日签署，却未扣除此1200000元，故《确认协议书》的内容不属实。刘加和认可证据真实性，但表示此1200000元并非《确认协议书》中确认的工程尾款，而是康成公司支付的所欠的工程中期款及前期款，是由于康成公司、王井泉的拖延才导致此早应支付的款项到了尾款确认之后才支付。经询，各方均认可康成公司于2011年1月24日向刘加和支付了1976903元。为进一步证明其主张，刘加和申请康成公司股东即前法定代表人杨某出庭作证，杨某称：“1.中建一局四公司康成安装经理部是中建一局四公司再下一级的二级公司，在2001年改制为康成公司。康成公司注册之初是由中建一局四公司占百分之三十几的股份，剩余股份是由康成安装经理部的员工高管持有，此后就中建一局四公司所持股份由其他股东进行了回购，将公司变为纯民企。2.涉诉房屋所在的世纪宝鼎小区的地下车库、排风排烟、中央空调等工程是康成安装经理部做的，涉诉房屋及同小区内另一套房屋的首付款均是房屋开发商九鼎公司抵账给康成安装经理部的。当时王井泉是康成安装经理部的经理，而康成安装经理部属于国企分公司，不能以公司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因此是以王井泉的名义签订的购房合同，房屋贷款也是以王井泉名义办理的。两套房屋的贷款，在康成公司成立前是由康成安装经理部的出纳从公司取现后拿着现金存入还贷账户内，成立康成公司成立后，则是由康成公司的财务人员从公司取现后以现金存入还贷账户。3.康成安装经理部改制前未完成的工程，相关权利义务均由康成公司承受。4.刘加和诉称的万科幼儿园、通用二期、五路居、中西医结合医院、中科院、蓝旗营及海南三亚休闲会馆工程印象中是由康成公司承接的，如果工程时间早于康成公司成立，则应是以康成安装经理部的名义承接的，刘加和在这些工程中以劳务公司的名义进行了劳务分包。5.印象中就上述工程在2009年、2010年左右与刘加和进行过结算，当时确定了一个未付款的金额，其中将王井泉名下从九鼎公司抵账来的面积大一点的房屋抵给刘加和，抵价2000000元，剩余款项继续支付给刘加和。我见过刘加和和康成公司的结算协议，里面还约定了利息、违约金。”作证过程中，康成公司、王井泉询问“劳务分包合同是康成公司与博朗公司签订，为何康成公司会与刘加和进行结算”，杨某称“博朗公司成立前，劳务分包是由康成公司与具体劳务分包公司签订合同，在博朗公司成立后，则大多由康成公司与博朗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以博朗公司名义承包劳务部分，但实际的施工还是刘加和等实际施工人来负责，因为博朗公司只有招牌没有实际的工人。结算时，有时通过博朗公司，由博朗公司收取管理费后再与实际施工人进行结算和付款，有时是由康成公司直接和实际施工人进行结算和付款。”刘加和认可证人证言。康成公司、王井泉不认可证人证言，并认为：1.杨某与王井泉在康成公司经营期间发生矛盾并进行诉讼，二人存在利害关系，不排除杨某与刘加和串通的可能；2.杨某一直系康成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管理和财务负责人的任命，《确认协议书》中王井泉的人名章是在杨某控制下进行的加盖具有高度盖然性。为此，王井泉提交（2011）朝民初字第7027号民事判决书和（2012）二中民终字第0036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杨某与王井泉就公司经营存在纠纷。刘加和认可证据真实性，但认为系康成公司内部纠纷，与其无关。关于刘加和主张的将涉诉房屋转移登记至佳成公司名下，佳成公司表示其公司具备北京市购房资质，并同意刘加和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据合同信守原则，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而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确认协议书》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由刘加和签字并加盖了康成公司公章及王井泉的人名章，应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均应依照履行。王井泉在原一审中认可《确认协议书》中人名章的真实性，重审期间，其改称无法确认该人名章真实性，但未能提交充分反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康成公司辩称《确认协议书》是在王井泉与杨某就公司经营发生纠纷期间签订，王井泉在当时对公司失去控制，故《确认协议书》并非康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确认协议书》系王井泉担任康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出具，并加盖了康成公司的真实公章，对外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康成公司承担，至于杨某是否损害了康成公司的利益，则属于杨某与康成公司内部纠纷，康成公司不应以此对抗外部债权人。关于王井泉所持涉诉房屋系其个人财产，且其作为个人未在《确认协议书》上签字，故《确认协议书》中约定对王井泉不产生法律效力之抗辩，一审法院认为，《确认协议书》明确载明涉诉房屋系该楼盘建设方抵给康成公司用于清偿欠付康成公司的工程款，康成公司、王井泉虽主张房屋系王井泉个人财产，但其与开发商九鼎公司均未能举证首付款支付情况，且就房屋还贷的金额、人员等具体情况，王井泉亦未作出明确回复，明显不合常理。同时，王井泉于2005年即将涉诉房屋交付给刘加和居住、使用，至今已有十年的时间，据王井泉所述，涉诉房屋系其无偿出借给刘加和居住，但根据刘加和提供的录音，刘加和明确提出要求王井泉协助办理涉诉房屋过户手续一事，如王井泉所述属实，其应对借住房屋之人要求房主协助过户一事产生疑问，但王井泉在录音中仅表示“过来聊”，亦与常理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一审法院认为，王井泉对以涉诉房屋折抵刘加和劳务费之事是知情的，一审法院对王井泉的此项抗辩不予采信。康成公司、王井泉抗辩与刘加和并无合同关系，康成公司没有义务与刘加和直接结算，但康成公司、王井泉自认康成公司承包了万科幼儿园、通用二期、中西医结合医院、中科院、蓝旗营五个项目中的工程，刘加和在其中提供建筑劳务，故双方虽无书面合同关系，但康成公司作为工程承包方与实际施工人刘加和进行结算具有一定事实依据。康成公司、王井泉虽抗辩康成公司未参与五路居及海南三亚休闲会馆工程的施工，但其提交的证据显示此二工程项目的承包人为中建一局四公司及博朗公司，而根据工商登记材料，在股东出资、人员构成等方面，康成公司与中建一局四公司、博朗公司间均存在关联，故康成公司就涉诉七个工程项目一起与刘加和结算并无明显不合常理之处。康成公司、王井泉抗辩《确认协议书》中载明的康成公司与刘加和于2005年11月28日共同结算与事实不符，但根据康成公司、王井泉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就通用二期项目，康成公司系分包了部分工程，并将其分包工程中的一部分再分包给博朗公司，而刘加和系在博朗公司分包范围内提供劳务。虽然，该项目整体竣工验收时间为2005年12月27日，但因刘加和仅针对部分工程提供劳务，故与其结算时间早于整体工程竣工验收时间并无明显不合常理之处。重审期间，康成公司、王井泉举证于2006年1月至2007年2月期间向刘加和支付了1200000元，但康成公司、王井泉在原审一审期间并未提及此款项，因此付款时间早于《确认协议书》签订时间，而根据《确认协议书》所载内容，各方确认截至《确认协议书》签订时即2010年12月15日，康成公司、王井泉并未支付过以涉诉房屋冲抵后的所欠劳务费1835752元及违约赔偿金1703578元，因此能够认定上述1200000元并非针对的《确认协议书》中确认的欠款，康成公司、王井泉此项抗辩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据此，刘加和现依据《确认协议书》要求康成公司立即支付违约赔偿金1562427元，王井泉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要求王井泉将涉诉房屋过户至佳成公司名下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如下：一、北京康成人工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加和违约赔偿金1562427元；二、王井泉对于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王井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将北京市朝阳区××504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北京佳成兴业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名下。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王井泉对一审查明事实部分意见如下：第七页第二段第四行不认可，一审时提到了两次王井泉人名章的真实性，有一次是认可真实性，有一次是不认可真实性，并不是重审时与原一审时意见不一致，王井泉的人名章就是放在公司，没有经过公安机关许可，所以我方无法核实人名章的真实性。第九页第二段内容是摘抄的原一审判决书，原一审判决书是依据刘加和一审时提交的录音文字摘抄记录，录音也是截取的，并不能真实反映录音全过程。第十页第二段不认可，这些内容也是根据刘加和提交的文字摘录，该段倒数第四行中“呵呵，承认。”并不是王井泉所说，应当是李文陈述的，即使这句话是王井泉所说，那承认的也是房子和接手公司是两回事，不能证明刘加和的证明目的。第十一页最后一段不认可，王井泉在庭审时明确表示房屋定金是6万元，首付款588302元，贷款151万元，当时定金是现金支付，首付款是刷卡支付的，数额并不是无法核实。第十七页第三段不认可，应当查明第三人是否具备北京市购房资质，一审多次要求第三人提供，但是第三人最终也没有提交，一审以第三人表示就认定其有购房资质是错误的。康成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的意见同王井泉的意见一致，另外补充：判决书第十六页第一段倒数第一行有遗漏，根据康成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显示刘加和从没有以个人名义与康成公司进行过任何结算，康成公司与实际施工人直接结算不符合惯常的操作方式。在刘加和及其证人均陈述有过直接结算协议后，法院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查明事实，并没有要求刘加和提供相关合同结算文件、竣工验收文件等等予以佐证。刘加和称，针对确认协议书中公章和人名章的问题，原一审时王井泉、康成公司确实表示过公章和人名章是真实的，在重审期间他们表示无法确认是谁盖的，并没有经过备案，所以刘加和认为一审记载的事实是正确的。对于两个录音的内容是刘加和提交的，并没有记错和漏记，一审质证时王井泉、康成公司也没有提出有遗漏的记录。王井泉关于付款凭证签字人身份的说法，就是王井泉本人的陈述。对于购买房屋的首付款并没有提供支付凭证，所以刘加和认为并不是正常交易买卖，是抵账的。杨某陈述的内容就是法院如实记载的。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确认协议书》仅加盖王井泉的人名章是否代表王井泉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康成公司、王井泉与刘加和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三方结算是否属实。关于争议焦点一，《确认协议书》仅加盖王井泉的人名章是否代表王井泉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康成公司、王井泉在原一审中认可人名章，但后又改称无法确认该人名章真实性，虽其提出《确认协议书》签订当时其不在北京，当时名章在刘加和证人杨某的控制之下，但其未能就此提供证据，且本庭询问其人名章使用是否有管理规章等，其无法提出确切回答。其次，王井泉于2005年即长期将涉诉房屋交付给刘加和居住、使用，据王井泉所述，涉诉房屋系其无偿出借给刘加和居住，但根据刘加和提供的录音，刘加和明确提出要求王井泉协助办理涉诉房屋过户手续一事，王井泉并未明确做出否认表示。再次，《确认协议书》系王井泉担任康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出具，并加盖了康成公司的真实公章，对外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康成公司承担，至于杨某是否损害了康成公司的利益，则属于杨某与康成公司内部纠纷，康成公司不应以此对抗外部债权人。最后，《确认协议书》明确载明涉诉房屋系该楼盘建设方抵给康成公司，且康成公司签章认可的用于清偿欠付康成公司的工程款，现反称该房屋为王井泉个人财产前后矛盾。故一审法院综合上述事实认为，王井泉对以涉诉房屋折抵刘加和劳务费之事是知情的。王井泉上诉提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民提字第178号案件中确立的“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的裁判规则，其意义在于，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协议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关于本案王井泉人名章对于《确认协议书》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证明效力，王井泉虽提出一些疑点，但综合考虑本案其他证据及事实，却不足以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的真实性，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康成公司、王井泉与刘加和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三方结算是否属实。康成公司、王井泉自认康成公司承包了万科幼儿园、通用二期、中西医结合医院、中科院、蓝旗营五个项目中的工程，刘加和在其中提供建筑劳务，故双方虽无书面合同关系，但康成公司作为工程承包方与实际施工人刘加和进行结算具有一定事实依据。康成公司、王井泉虽抗辩康成公司未参与五路居及海南三亚休闲会馆工程的施工，但其提交的证据显示此二工程项目的承包人为中建一局四公司及博朗公司，而根据工商登记材料，在股东出资、人员构成等方面，康成公司与中建一局四公司、博朗公司间均存在关联，故康成公司就涉诉七个工程项目一起与刘加和结算并无明显不合常理之处。康成公司、王井泉抗辩《确认协议书》中载明的康成公司与刘加和于2005年11月28日共同结算与事实不符，但根据康成公司、王井泉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就通用二期项目，康成公司系分包了部分工程，并将其分包工程中的一部分再分包给博朗公司，而刘加和系在博朗公司分包范围内提供劳务。虽然，该项目整体竣工验收时间为2005年12月27日，但因刘加和仅针对部分工程提供劳务，故与其结算时间早于整体工程竣工验收时间并无明显不合常理之处。重审期间，康成公司、王井泉举证于2006年1月至2007年2月期间向刘加和支付了1200000元，但康成公司、王井泉在原审一审期间并未提及此款项，因该付款时间早于《确认协议书》签订时间，而根据《确认协议书》所载内容，各方确认截至《确认协议书》签订时即2010年12月15日，康成公司、王井泉并未支付过以涉诉房屋冲抵后的所欠劳务费1835752元及违约赔偿金1703578元，因此能够认定上述1200000元并非针对的《确认协议书》中确认的欠款。据此，刘加和现依据《确认协议书》要求康成公司立即支付违约赔偿金1562427元，王井泉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要求王井泉将涉诉房屋过户至佳成公司名下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井泉、康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299元，由王井泉、北京康成人工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淑敏审 判 员 付 辉审 判 员 楚 静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玮玮书 记 员 王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