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8民终2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泓名，男，198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新疆同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七个星镇司法所院内。 法定代表人：范文思，系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陶家军，男，195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 上诉人陶泓名与被上诉人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原审第三人陶家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新2826民初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4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陶泓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被上诉人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文思，原审第三人陶家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泓名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新2826民初17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不予执行（2016）新焉安证字第015号执行证书。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没有足额打够款项，而且该笔借款存在旧贷的情况，我对被上诉人给第三人提供的借款时间和数额是存疑的，他们没有在签订借款合同的当日给付借款，而是在第二天打的钱，具体数额我不清楚，我不应该对此承担责任。我认为原审适用案由有误。 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辩称，在借款合同中并没有对借款的还款方式进行强制约定，及打入谁的账户，账户名是谁，在6月3日办理贷款时合同办理完毕时银行已经下班，被告在6月3日当天没有办法完成给付义务，6月4日被告对第三人完成借款给付义务以后，第三人出具的收据明确注明了这2,000,000元借款的详细情况，并且第三人与原告在办理借款当天都到被告的公司对这笔借款业务进行了协商，被告口头对原告和第三人说明了这笔借款的详细情况，而且原告与第三人是父子关系，被告不可能同第三人协商隐瞒欺骗其儿子即原告对其担保。在6月4日被告出具的打款凭证以及第三人在收到借款后出具的收据，可以证明原告已经完成了全部借款的给付依据。 陶家军述称，我这个借款合同有个借款凭证,2013年我们签的协议是我和赵明福在被上诉人父亲办公室签的借款协议，2015年我和赵明福签的协议与2013年签的合同是不一样的，2,000,000元的合同是被上诉人当时说在信用社办理给付，我就把卡给了被上诉人让他进行给付，当时没有短信提示，后来2014年被上诉人起诉我让我还钱，我才想起了钱没有打够，后来我去查了我只收到了最后打的500,000元，前面打的钱我没有收到，当时我没有举报他，我去信用社找人问，说我的账上500,000元以套路贷的手段转走了，2,000,000元中我只收到了500,000元。 陶泓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不予执行（2016）新焉安证字第015号执行证书，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3日，陶家军作为甲方（借款人）与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乙方（贷款人）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数额为2,000,000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5年6月3日至2016年6月2日止，实际借款以借款凭证为准，借款凭证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利息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陶家军在该借款合同中签名捺印予以确认。 2015年6月3日，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乙方（债权人）与甲方（保证人）陶泓名、赵明福、库尔勒顺发建筑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一份《保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陈述与保证：完全了解主合同借款人的借款用途，为主合同借款人提供保证担保完全出于自愿，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意思表示真实；如借款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偿付借款本息和相应费用的义务，乙方可直接向甲方追索，甲方授权乙方扣收甲方开立在银行的所有账户中的资金以抵偿主合同项下的债务；甲方所担保的主债务为2015年6月3日，借款人：陶家军，身份证号码：×××，电话：131XXXXXXXX，住址：库尔勒市××路，与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约定业务所形成的债务，主合同项下约定业务种类为资金周转借款2,000,000元，期限自2015年6月3日至2016年6月2日止；担保范围：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乙方为实现抵押权、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其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保证期间：甲方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欠款所述“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如乙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提前收回贷款的，则保证期间为，自乙方向借款人通知的还款日之次日起两年。陶泓名、赵明福在该合同上签名捺印予以确认，库尔勒顺发建筑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在该合同上盖章予以确认。 2015年6月3日，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甲方（债权人）与陶家军作为乙方（债务人），陶泓名、赵明福、库尔勒顺发建筑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丙方（担保人）对上述《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进行公证，焉耆安诚公证处为此做出（2015）新焉安证字第（66）号公证书，确定：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当乙方不按《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规定履行义务时，甲方可持本公证书向焉耆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5年6月4日陶家军账号为：×××的农村信用社银行卡自当天17时6分36秒至17时12分52秒共发生共计4笔存入、支取业务，分别为：17时6分36秒存入500,000元，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魏秀珍在信用社对客业务凭证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客业务凭证中客户（代理人）签名处签写“魏秀珍”予以确认；17时7分33秒支取300,000元，7时8分15秒支取200,000元，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魏秀珍在信用社对客业务凭证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客业务凭证中客户（代理人）签名处签写“陶家军”；17时12分52秒存入500,000元，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魏秀珍在信用社对客业务凭证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客业务凭证中客户（代理人）签名处签写“陶家军”。 2015年6月4日，陶家军向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公司现金贰佰万元正（注明：其中壹佰万元正是2013年7月15号收到），今收到壹佰万元，总计收取贰佰万元，按季度付息，陶家军2015年6月4日。” 2017年12月4日，我院依法向陶泓名送达（2017）新2826执614号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在收到通知书7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案件款2,424,000元，执行费用26,640元，合计2,450,640元。 2017年5月19日，陶家军、陶泓名与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一份《执行和解协议》，内容为：关于焉耆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2016）新2826执826号案件，经申请人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陶家军、陶泓名、赵明福充分协商，达成执行和解协议：1．被执行人赵明福负责偿还本案的本金2,000,000元，自2017年开始每年向申请人还款400,000元，直至还清全部本金为止；2．申请人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减免利息424,000元；3．被执行人陶家军、陶泓名保证于2017年7月30日前一次性偿还本案的利息400,000元，逾期不还则减免条款无效，申请人有权继续主张已减免的利息。陶家军、陶泓名在该《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名捺印予以确认。赵明福未在该协议上签名确认，该《执行和解协议》实际未履行。另查明，陶泓名与陶家军系父子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2015年6月3日被告贷款公司与第三人陶家军签订的《借款合同》及2015年6月4日第三人陶家军向原告出具的2,000,000元收条，系第三人陶家军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虽然2015年6月4日，账号为：×××的陶家军银行卡账号内在信用社发生与案件有关联的四笔存入、支取账中有三笔款项的“对客业务凭证中客户（代理人）签名处”系被告贷款公司出纳魏秀珍所签，但第三人陶家军2015年6月4日向被告贷款公司出具的收条写明：“今收到焉耆县兴州小贷公司现金贰佰万元正（注明：其中壹佰万元正是2013年7月15号收到），今收到壹佰万元，总计收取贰佰万元，按季度付息。”该收条可以证实2013年1,000,000元借款的真实性及2015年6月4日，第三人陶家军实际收到被告贷款公司向其支付的1,000,000元借款；2017年5月19日，第三人陶家军、原告陶泓名与被告贷款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亦未对借款本金提出异议；给他人转账是只需要对方账号就能完成转账，这是基本常识，如果只是接收贷款公司的借款，第三人陶家军没有理由给贷款公司提供其自有的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及银行卡密码，贷款公司也没有理由向第三人陶家军索取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及银行卡密码。第三人陶家军在庭审中陈述：因为信任贷款公司所以将其身份证、银行卡及银行卡密码给了贷款公司，当天取钱的时候陶家军不在场，陶家军没有取过钱，因为其手机和银行开没有绑定在一起，所以陶家军在执行阶段才发现被告贷款公司实际给陶家军打款500,000元的意见明显有悖常理。故一审法院对被告贷款公司于2015年6月4日向第三人陶家军账号为：×××的账户内支付借款1,000,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原告陶泓名诉称，2015年6月4日被告贷款公司只向陶家军支付借款500,000元，其只承担500,000元借款担保责任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9条的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原告陶泓名提出涉案的2,000,000元借款中的2013年的1,000,000元是原来的借款，其不知道这个情况，这属于上述《解释》第39条所规定：“以新贷偿还旧贷”，其作为担保人不知道这个情况，其不应当对该1,000,000元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在本案中，2,000,000元借款系2013年7月15日的1,000,000元借款及2015年6月4日被告贷款公司向陶家军支付的1,000,000元借款组成，形成一份新的《借款合同》，本案涉及的借款不构成《解释》第39条的规定的：“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的情形，故原告陶泓名诉称本案2,000,000元借款中存在“以新贷偿还旧贷”的情形，其对该情况不知情，其不应当对上述1,000,000元承担担保责任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陶泓名要求不予执行（2016）新焉安证字第015号执行证书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陶泓名要求不予执行（2016）新焉安证字第015号执行证书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主要焦点为：1.上诉人主张的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借款数额与第三人实际借款不符的理由是否成立。2.原审适用案由是否有误。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借款数额与第三人实际借款不符的理由是否成立。对此上诉人一方负有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销、免除等原因全部或者部分消灭。上诉人的主张即属于上述（一）项规定的情形。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3日与第三人陶家军签订的《借款合同》及2015年6月4日第三人陶家军向被上诉人出具的2,000,000元收条，系第三人陶家军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陶家军2015年6月4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写明：“今收到焉耆县兴州小贷公司现金贰佰万元整（注明：其中壹佰万元正是2013年7月15号收到），今收到壹佰万元，总计收取贰佰万元，按季度付息。”该收条可以证实2013年1,000,000元借款的真实性，以及2015年6月4日第三人陶家军实际收到被上诉人向其支付的1,000,000元借款；且第三人陶家军、上诉人陶泓名于2017年5月19日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亦未对借款本金提出异议。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实被上诉曾经向第三人陶家军索取过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及银行卡密码。第三人陶家军在庭审中陈述：因为信任贷款公司所以将其身份证、银行卡及银行卡密码给了贷款公司，当天取钱的时候陶家军不在场，陶家军没有取过钱，因为其手机和银行卡没有绑定在一起，所以陶家军在执行阶段才发现被告贷款公司实际给陶家军打款500,000元的意见明显有悖常理，是不能成立的。故，上诉人一方主张的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借款数额与第三人实际借款不符的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债务人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理由成立的，判决不予执行或者部分不予执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案由是否有误。本案系第三人向被上诉人焉耆县兴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形成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陶泓名系该借款合同的担保人，故，原审法院确定该案案由为借款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陶泓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00元，由陶泓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杰 审判员 阿勒腾格日力 审判员 杨    娜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夏  依  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