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42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永木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蒋国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雪冬，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阳市南马雍裕堂红木家具厂(经营者张利斌)，经营场所浙江省。诉讼代表人：张利斌，厂长。上诉人上海永木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阳市南马雍裕堂红木家具厂(以下简称“红木家具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永木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红木家具厂该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关于交易方式以及付款的约定：红木家具厂应当于合同签订的当天即需支付定金,永木公司接受定金后30天安排货物上船出提单确认文件,结合国际木材交易的惯例交易确认文件就是指提单交付说明本案合同是以永木公司收到定金后合同才生效。故红木家具厂支付定金行为是合同生效的要件,该定金性质明显为成约定金。双方在合同中也未进一步约定适用定金罚则,而仅仅约定了违约金承担,说明双方本意未将成约定金转为违约定金。故成约定金在本案合同生效后已经转为货款,并不具有定金担保的效力，不应适用定金罚则。2、本案合同系双方协商解除,永木公司无法交货系意外事件所致不存在严重违约行为。一审法院简单套用定金罚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红木家具厂未作答辩。红木家具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红木家具厂、永木公司在2019年2月21日签订的《高棉花梨方料销售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于2019年6月14日解除；2.永木公司返还红木家具厂定金201,6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21日，红木家具厂、永木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其中红木家具厂为买方，永木公司为卖方，载明：货物品名为高棉花梨方料，数量为10个40尺柜子(每柜预计为28吨以上，不低于26吨，总数量以实际发货为准)，单价为3,600元/吨，总金额为1,008,000元(实际结算金额以货物实际重量为准)；在合同签订当天买方向卖方支付定金，每个柜子4万，总计400,000元；卖方收到定金三十天内安排货物上船出提单确认件；实际结算金额按实际发货量计算；如果卖方收到款项45天后未能发货出提单，应退还全部已收货款并罚息4万元等等。同日，红木家具厂向永木公司方人员转账40万元，永木公司亦确认收到该款。嗣后，永木公司向红木家具厂交付一个柜子的高棉花梨方料，货款金额为88,000元。此后，由于永木公司迟迟不能交付剩余的货物，永木公司委托案外人蒋某某(永木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国伟之子)分别于2019年6月14日、7月9日、7月22日向红木家具厂经营者张利斌各转账10万元、10万元、112,000元，其中6月14日转账凭证上附言一栏载明：高棉退款，永木公司确认收到上述三笔退款共计312,000元。此外，红木家具厂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红木家具厂经营者张利斌(本段以下简称张)与案外人蒋某某(本段以下简称蒋)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2月21日，张：已转40万，收到说一下……蒋：收到40万木材定金。永木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上述两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7月23日，张：那我们合同上写的违约金怎么弄？蒋：到时候多发几条柜子，算便宜点好了。张：我看了下你要给我违约金4万。蒋：你看都是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封关这件事也是不可抗因素对吧，和船期一样。月底发货补偿下，你这边解决了，我这边还没解决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好。永木公司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微信公众号“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于2019年9月21日发布的新闻，其中载明：自2019年4月初以来，纳米比亚暂停了采伐和运输木材任务。禁令使许多已经砍伐或收获木材，并主要向中国买家出售的当地农民无法再这样做……一审法院认为：红木家具厂、永木公司对于案涉《销售合同》已于2019年6月14日解除均无异议，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综合红木家具厂、永木公司的诉、辩称意见，本案主要争议在于：一、案涉40万元款项的性质；二、《销售合同》项下永木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形式。关于争议一，红木家具厂主张该笔40万元款项中201,600元为定金，198,400元为预付货款，永木公司则主张40万元均为预付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永木公司作为商事交易主体，应当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在订立合同时也应当较一般民事主体尽到更高的谨慎注意义务。本案中，《销售合同》中明确载明：“定金支付：在合同签订当天买方向卖方支付定金，每个柜子4万，总计400,000元”、“卖方收到定金，三十天内安排货物上船……”，永木公司人员亦于微信中回复“收到40万木材定金”，无论是合同还是微信聊天记录，均将40万元款项性质明确表述为定金，因此在合同文本文义明确，且永木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该笔款项性质存在其他约定的情况下，应以文义确定涉案款项性质，对于永木公司误用词汇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红木家具厂主张40万元款项中201,600元为定金、198,400元为预付货款，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关于争议二，一审法院认为，作为法定的免责事由，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本案中，双方一致确认并未对木材来源或产地做出限定，即双方并未就合同标的物木材的产地特定为纳米比亚。因此即便如永木公司所述纳米比亚政府于2019年4月初暂停采伐和运输木材，亦不影响永木公司从其他国家购买并向红木家具厂履行交付义务，并非不可克服之情形，也不能认定合同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永木公司作为长期从事进口木材交易的公司，对该行业政策变化并非完全不可预见。其也表示非洲地区会有类似封关情况发生，为避免此种情况才选择从纳米比亚出货，更证明永木公司对于当地木材出口政策的变化有预见能力，也有所预见。因此，对于永木公司以不可抗力导致无法交货并要求免责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销售合同》项下永木公司仅交付一个柜子的木材，未按期足额交货，构成根本性违约，永木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红木家具厂已免除其违约责任，故永木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形式，红木家具厂虽曾向永木公司主张过违约金4万元，但因遭永木公司拒绝而终止，现红木家具厂有权选择适用定金罚则，要求永木公司双倍返还定金。《销售合同》项下，扣除永木公司已履行货款金额88,000元，永木公司已返还红木家具厂剩余预付货款110,400元及一倍定金201,600元，还应返还的定金金额应以永木公司未履约比例进行计算。考虑到《销售合同》中双方约定按照货物实际重量结算，故应以重量标准来确定永木公司未履约比例为妥，经计算，永木公司未履约比例确定为90.60%，故永木公司还应返还红木家具厂定金182,649.60元。综上，一审法院将判决支持红木家具厂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及第二项诉讼请求的部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红木家具厂与永木公司在2019年2月21日签订的《高棉花梨方料销售合同》于2019年6月14日解除；二、永木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红木家具厂定金182,649.60元。负有给付义务的一方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24元，减半收取为2,162元，由红木家具厂负担203.23元，由永木公司负担1,958.77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定金是以合同订立或在履行之前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担保的担保方式，其中成约定金是指以交付事实作为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之证明的定金，需当事人明确该定金的交付构成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要件。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已签订书面《销售合同》，定金的约定亦在合同第四部分“交易方式及付款”项下，并无“该定金的交付构成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要件”之约定，因此永木公司所持案涉定金系成约定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合同法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因此红木家具厂选择适用定金罚则要求永木公司双倍返还定金于法有据，可予支持。永木公司上诉又提出其无法交货是意外事件所致，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已做阐述，理由完整正确，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永木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52.99元，由上诉人上海永木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岳 菁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婷婷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