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3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英华，女，198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丰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明杰，上海嘉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中山西路1600号1层01-03室、6、7层01-09室。负责人：何兰燕，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江江，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英华与上诉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6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英华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撤销第三项，改判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袁英华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185,610.10元；对于2018年袁英华休产假期间劳动节、端午节的福利费共计2,100元的诉讼请求服从一审判决，二审不再主张。事实与理由：袁英华休产假归来后，从未收到任何关于变更工作岗位的文件，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相关文件已经放在内网，未提供充分证据。本案中仅有杨浦支行行长刘某曾口头向袁英华告知可能要转岗。袁英华产假归来后，依然从事行政财务等工作，袁英华没有渠道得知是否已经转岗。而从工作内容来看，袁英华从事的还是原来的工作，直到2018年8月袁英华薪酬突然减少，向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人事询问才得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已单方面调岗，袁英华明确向人事部门以及行长表示其不愿意调岗。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变更劳动者岗位未通知劳动者本人，而采用公告、暗示等方法变相增加劳动者获取关于调岗信息的复杂程度，不符合常理。而且，袁英华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经济压力大，如果明知调岗会降薪无论如何不会同意，除非单位故意隐瞒调岗会降薪的事实。所以袁英华认为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的单方面调岗行为不成立，应支付袁英华工资差额及2018年年终奖差额。关于赔偿金和补偿金的问题，袁英华在一审答辩词中曾明确表示如法庭认为本案不适用赔偿金的，为节约诉讼资源，法庭可直接判决赔偿经济补偿金差额（每个月应得工资+2018.8-2019.2工资差额+年终奖+生育津贴）÷12×6.5-21,802.1=66,741.86元。上诉人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不同意上诉人袁英华的上诉请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第二项，维持第三项，改判驳回袁英华一审所有诉讼请求，即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不支付袁英华:1、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713元；2、2018年年终奖15,333.33元。事实与理由：1、本案调岗实施前袁英华已签署报名表，承诺愿意服从行里根据竞聘结果做出的岗位调整。调岗后袁英华以营销经理名义多次参加行里组织的培训，并向上级汇报工作，说明其对调岗没有异议。袁英华多次提到生活压力大，对其职位及薪酬应会非常关注，而非如袁英华所称不知道调岗结果。2、袁英华从行政岗调整到营销经理以后，薪酬考核指标福利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合理的范畴。袁英华休产假回来以后直到2019年2月13日，才对薪酬提出异议，距离调岗薪酬变动已经超过了一年。行里的营销制度文件以及对营销经理的考核标准都在内网进行了公示，袁英华也承诺每天查阅两次，不能因为袁英华没有按照承诺及时查阅就否认这些制度文件的存在。基于保护员工隐私、防止员工相互攀比的考虑，稠州银行上海分行采取薪酬保密制度，不公布营销经理的薪酬具有合理性。3、本案中袁英华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工作表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根据单位的规章制度以及员工手册对员工当年的工作表现进行考核，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一部分，在袁英华没有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予以采信。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历年年终奖考核表发放情况能够与个人提交的工资明细、银行流水相互印证。个人在微信工作群发布的工作日志也表明她的工作表现非常差，达不到足额发放年终奖的标准。原审判决参照行政岗位年薪11.5万元的20%计算年终奖，是推定员工考核达标。在袁英华自证工作表现比较差的情况下，这样计算有失公平。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员工的年终核算是基于总行给分行的各项指标，分行完成的基础上计算的基数，在这个基数上基于员工的工作表现发放年终奖。所以即便是按照11.5万元乘以20%，个人担任行政岗时的年终奖金额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袁英华在2005年、2006年考核达标但年终奖反而比2007年考核不达标时少的原因。袁英华在本案劳动仲裁和一审阶段，诉讼请求都是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现在又要求经济补偿金差额，该请求未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请求法庭不予处理。袁英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1、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185,610.10元；2、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713元、2018年年终奖23,200元、2018年袁英华休产假期间劳动节、端午节的福利费共计2,1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英华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了期限自2012年11月22日至2015年11月21日的《劳动合同》及《岗位协议书》，约定袁英华从事风险岗位工作。2015年11月21日，双方签订第二份期限自2015年11月21日至2018年11月20日的《劳动合同》及《岗位协议书》，岗位变更为行政。《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劳动合同管理办法（2.0版，2015年）》，相关内容显示为：“第二十条在合同履行期间，涉及劳动合同约定内容发生变化的，如员工岗位异动等重要事项，应签订相应的书面补充文本作为双方劳动合同文本的补充或变更记录。”“第二十二条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记载变更的内容，注明变更日期，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成立。”“第二十四条劳动合同期满后，用人单位应对员工合同期内工作能力、业务水平和综合表现进行评价，并根据工作岗位需要，决定是否与员工续签劳动合同。”2017年1月13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发布《关于重新印发的通知》，对原期薪管理办法进行重新修订。《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期薪管理办法（4.0版，2017年）》相关内容显示为：“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期薪是指绩效奖金的延期支付部分。”“第十二条期限视考核情况于扣缴期后三年均等支付，支付时间原则上为每年年末与年终奖统一核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请休假及劳动纪律管理办法（2.0版，2018年）》，相关内容显示为：“第二十二条……产假期间基本工资、职级工资照发，月度绩效和其他补贴停发，福利照发……产假、护理假、婚假、丧假、病假期间，年终绩效奖金按实际占用上班天数扣除。”2018年1月2日，袁英华在《上海分行岗位竞聘报名表》上签名，报名表相关内容显示：报名岗位为“法律合规部风险资产处置岗”、现工作岗位为“办公室综合岗”、是否接受调剂选择“是”。报名表下方显示有上海分行员工岗位竞聘报名声明：本人自愿参加分行相关岗位竞聘活动，愿意服从银行根据竞聘结果而对本人作出的工作岗位调整。2018年1月10日，袁英华签署《承诺书》，相关内容显示为：“本人于2018年1月10日收到《浙江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员工管理手册》，对内容已知晓并同意遵守。上海分行员工管理制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手册所规定内容，分行内网http://www.XX.com/shfh/index.html中的其他相关制度……分行内网及内网邮箱是分行制度发布、信息告知的正式渠道，要求每位员工每个工作日必须保证一天上班下班时间至少两次查看，以确保信息及时掌握。”袁英华于2018年3月29日在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产，哺乳期至2019年3月28日。2018年8月7日至2019年3月26日，袁英华与杨浦支行行长刘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袁英华在回岗工作后仍接受刘某的指示从事相关的财务、征信、报销等工作。2018年8月16日，袁英华向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谭某、副主任夏某等发送电子邮件，相关内容显示：“不管是什么理由，没有人事事先通知我，我也未同意降薪。我和分行签订的合同是行政岗位，我怀孕期间人事说岗位变动，要求我们适应新的岗位也从未提及要降薪，如果是为了降薪换岗，我是否可以认为这是逼迫我们老员工自己离职？”2018年10月30日，谭某向袁英华发送电子邮件，相关内容显示：“你于2015年11月21日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将于2018年11月20日到期，因你目前尚在哺乳期（哺乳期至2019年3月28日届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将顺延至你的哺乳期结束。”2018年11月2日，袁英华通过电子邮件回复：“您好，您发的通知书我今天已收到……由于我已经跟分行签订过2次3年的合同，这次应该按照我的原合同跟我重新签订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照我国劳动法规定在我11月合同到期前跟我按原合同重新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9年2月13日，袁英华向支行副行长朱某发送电子邮件，内容显示：“这次事情起因是在去年我产后回归岗位，随即被人事告知我原有岗位已撤销，已将我变更为营销岗位……但这次换岗人力资源并未与我达成一致……在我均未同意的情况下，人力就默认我降薪换岗了。从2018年8月开始我每个月被多扣工资1,000元，截止今日被扣工资、产假福利及合同年终部分累计30,123.15元（参照2017年度）……在此，我向各位行领导提出我的合理正当诉求：1、请将2018年1月-2019年1月所扣除的薪资28,123.15元、产假福利2,000元，共计30,123.15元（参照2017年）在本月月底前给与补发。”2019年2月26日，谭某向袁英华发送电子邮件，相关内容显示：“你与公司2015年11月2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11月20日届满，因你目前尚在哺乳期（哺乳期至2019年3月28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将顺延至你的哺乳期结束（2019年3月28日）。公司经研究决定，你的哺乳期结束后，公司不再与你续签劳动合同，双方终止劳动关系，请你接到本通知后，按照公司规定及时办理工作交接等相关手续。”该邮件同时附与上述内容相同的加盖公章的《通知书》。袁英华2017年1月至2019年2月工资明细表显示基本工资情况为：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金额均为7,667元（除3月3,354元。10月7,917元）、2018年4月2,252.58元、5月2,271.34元、6月2,152.55元、7月2,259.82元、8月至2019年2月均为6,708元。袁英华名下稠州银行2014年1月28日至2019年4月1日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1月28日发放年终奖8,769.75元、2015年2月15日发放年终奖28,479.90元、2016年2月5日发放年终奖20,830.81元、2017年1月25日发放年终奖20,929.98元、2018年2月13日发放年终奖21,788.19元、2019年2月1日交易金额52.04元。袁英华名下兴业银行账户显示2018年4月26日收入生育津贴64,360.70元。2019年4月15日，袁英华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公司：1、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3个月工资185,610.14元；2、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工资差额6,713元；3、支付2018年年终奖23,200元；4、支付2018年劳动节、端午节福利费2,100元。2019年6月10日，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劳人仲（2019）办字第1426号仲裁裁决：对袁英华的全部请求均不予支持。袁英华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至一审法院，即为本案。一审庭审中,袁英华主张《上海分行岗位竞聘报名表》确实系本人所签,但签字时没有仔细看,并不清楚关于是否接受调剂选择以及声明的内容。另，关于营销岗的工资情况，袁英华并不知晓，亦不知道关于营销岗的年终奖为年薪30%的说法，也从未看到过关于每个岗位对应工资标准的规章制度。袁英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2018年1月9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计财应某的RTX（公司内部聊天软件腾讯通）聊天记录，以及2018年1月19日至2019年2月11日期间与计财沈敏、徐倩的聊天记录，证明袁英华休完产假之后回岗的工作内容还是行政。稠州银行确认上述证据中聊天对象的身份，对其中袁英华与应某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他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聊天内容可以随意删减、更改，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特别指出，其中2018年1月23日，袁英华与应某的内容显示，袁英华自认“这个月我要把我手上的财务所有工作交给客户经理吴某，以后财务这块就全部由她来做了！我四月份预产期，产假回来后就做业务了，财务这块工作就全部交出去了”，证明袁英华对竞聘结果及岗位调整是知悉并同意的，这与次日即2018年1月24日公司在内网公布竞聘结果及后续转岗安排的时间节点相符。对此，袁英华表示回岗后自己还是从事原岗位工作，此前支行行长刘某只是在2018年春节前后口头告知其休完产假后要做业务。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8年1月24日发布的《关于普通员工选聘结果及后续转岗的通知》，相关内容显示为：“一、选聘结果：经过公开报名、资格审查、班子讨论，并报经总行审核同意，分行最终确定聘任人员47人（详见附件），待岗人员5人。”“二、转岗安排（一）待岗截止时间为1月29日，自1月30日正式转岗。原则上原经营单位内部安排营销岗位，原经营单位有异议的，由分行统一分配。（二）转岗人员于1月29日至分行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书。（三）转岗后薪酬、保护期等按照总行《关于转岗人员保护期有关事项的补充说明》等规定执行。”后附“上海分行普通员工聘用情况汇总表”上无袁英华姓名，主张该竞聘结果在公司内网上公示，所有员工都可查看，竞聘失败的员工统一分配至营销岗。袁英华竞聘失败，故至此转入营销岗。2、《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营销部门与营销人员管理办法》、《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应向序列人员绩效考核办法（1.0版）2017年》、《袁英华营销经理岗位工作鉴定（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关于转岗人员保护期间有关事项的补充说明》等，证明虽然根据绩效考核办法，袁英华2018年综合鉴定未达到考核标准，根据规定应当按照每月1,500元的工资标准发放，且转岗人员有6个月的保护期，保护期内年薪标准为6万元，但因袁英华是老员工且处于三期，故公司为照顾她，实际仍按原月工资7,667元即年薪115,000元的标准发放。3、2019年3月28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向袁英华转账支付21,802.10元的业务回单。证明公司已按月收入3,354.17元的标准向袁英华支付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2018年2月袁英华与夏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为：袁英华：“夏主任，打你电话，你没接，我今年的年终奖只有52.04元，你是不是算错了？”。5、2016年、2017年上海分行部室员工年度考核排名（办公行政组），以及2015年至2017年袁英华年终奖考核表，显示2015年至2016年，年终绩效均为23,000元，扣税后实发金额分别为20,830.81元、20,919.98元；2017年年终绩效为22,123.55元，实发数为21,788.19元。主张2015年至2016年袁英华年终考核正常，年终奖均按115,000元的20%扣税后发放。2017年因袁英华年终考核倒数第二，故打9.5%后并扣税后发放。6、2018年3月6日袁英华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相关内容显示为：袁英华“这个月开始我在陆续交接财务工作给芳芳……我这个月28号开始申请休产假。7月底回来，好好向领导和各位同事做业务。多赚点钱。”结合上述袁英华自行提供的其与应某的聊天记录，证明袁英华对竞聘失败后的调岗系明知。7、《2018年第三次上海分行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安排表》，相关内容显示袁英华以销售经理的岗位参加了小微客户经理考试，上有袁英华的签字；以及袁英华于2018年8月至9月期间发送给刘某的电子邮件、杨浦支行17个人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证明袁英华在与刘某及微信工作群中汇报或发布的工作内容及工作日期，均显示其工作内容包括贷款管理、贷款营销、尽职调查等营销经理工作。袁英华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选聘结果没有袁英华的签字，且评议随意，袁英华也从未收到过选聘结果。袁英华的基本工资一直为7,667元，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关于1,500元的主张自相矛盾。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在庭后表示因上述证据只能在办公场所登陆使用，无法当庭演示。袁英华对上述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已经收到上述21,802.10元及52.04元，但坚持认为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应当按月收入14,277.70元的标准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以及年终奖23,000元，同意在诉请中扣除上述已经收到的钱款。袁英华对上述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自行制作，无法证明年终奖与考核挂钩。袁英华对上述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行政综合岗亦有营销业务指标，袁英华亦可以通过业务赚取绩效奖金。袁英华对上述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自己并非营销经理，只能证明其在行政综合岗上从事了一些营销方面的工作，说明袁英华工作态度积极。对袁英华的岗位认定应当以书面的劳动合同或补充、变更材料为准。对袁英华提供的上述证据，法院采证如下：袁英华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计财应某的RTX（公司内部聊天软件腾讯通）聊天记录，因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对其他聊天记录，因袁英华未能当庭演示，不予采纳。对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上述证据，采证如下：对证据1《关于普通员工选聘结果及后续转岗的通知》、以及证据2《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营销部门与营销人员管理办法》、《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应向序列人员绩效考核办法（1.0版）2017年》、以及《袁英华营销经理岗位工作鉴定（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关于转岗人员保护期间有关事项的补充说明》因袁英华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稠州银行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已将上述文件公示于公司内网，对此难以采信。对证据3稠州银行向袁英华转账支付经济补偿金21,802.10元的业务回单以及证据4袁英华与夏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因袁英华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对于证据5稠州银行2016年、2017年上海分行部室员工年度考核排名（办公行政组），以及2015年至2017年袁英华年终奖考核表，因袁英华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些证据系稠州银行自行制作，对此不予采信。对于证据6袁英华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稠州银行2018年第三次上海分行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安排表》，以及袁英华于2018年8月至9月期间发送给刘某的电子邮件、杨浦支行17个人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因袁英华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此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袁英华的第一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185,610.14元。根据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发出的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显示，袁英华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的劳动关系在2018年11月20日届满并顺延至2019年3月28日哺乳期结束后不再续签。根据相关规定，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情形而续订合同的，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情形指的是双方均有再次续订劳动合同的合意的情况下，则必须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倘若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无续订意愿，则不适用该情形。本案中，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在2019年2月26日通知书中已明确告知袁英华合同到期不再续签，即无续签意愿，不符合上述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况。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终止双方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袁英华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85,610.14元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袁英华的第二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713元、2018年年终奖23,000元以及2018年休产假期间的劳动节、端午节的福利费2,100元。关于工资差额，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是否对袁英华进行了调岗，及如果进行了调岗，袁英华的薪资随岗位变动是否有事实、合同及法律依据。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主张，袁英华在2018年1月参加公司岗位竞聘时承诺愿意服从银行根据竞聘结果而作出的工作岗位调整，袁英华竞聘失败，公司将袁英华于2018年1月30日后转至营销岗，故公司在袁英华2018年8月休完产假回岗工作后根据岗位调整后的薪资支付工资符合相关规定，无需支付差额。袁英华表示调岗系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擅自单方行为，且未以书面方式进行变更，对此不予认可。根据袁英华于2018年1月与公司财计应某表示“这个月我要把我手上的财务所有工作交给客户经理吴某……我四月份预产期，产假回来后就做业务了”，以及于2018年3月与支行行长刘某表示“这个月开始我在陆续交接财务工作给芳芳……我这个月28号开始申请休产假。7月底回来，好好向领导和各位同事做业务。”这些聊天记录可见，袁英华对自己将之前的工作移交，并在休完产假后回公司从事业务工作的事实是明知的。同时结合袁英华确认其参加了稠州银行上海分行2018年第三次上海分行销售经理小微客户经理岗位任职资格考试、以及此后与刘某的工作汇报及工作群聊可见，其亦以实际行动正式接受参与并开始了营销岗的业务工作。虽然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1月袁英华在岗位竞聘失败后是否已将公示内容上网并告知员工，但上述证据证明袁英华在开始生育之前就已经明知自己即将调岗。袁英华主张因工资于2018年8月发生变化后才知道被调岗，显然不符合事实。虽然双方并未以书面方式变更劳动合同，但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双方关于工作岗位的原有约定，袁英华在2018年1月即已知晓岗位变动情况并配合办理工作交接，其也承认当时支行行长刘某已口头告知其调岗从事业务工作，在2018年8月返岗后实际参加新岗位考试并从事业务工作，这些行为均表明其对岗位调整的认可。综上，法院采纳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关于2018年1月已对袁英华进行调岗的主张。关于薪资随岗位变动的争议，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主张其工资调整系因岗位变化基于预留考核指标的不同而产生，主张行政岗按年薪20%的比例预留年底发放、营销岗则按30%的比例预留发放，但均未能就此举证证明薪资变动的具体依据。同时，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主张转岗后有六个月的保护期，保护期内按年薪6万元的标准发放薪酬，但同前论证部分所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未能就此提供证据证明相关制度已通过公示的方式告知员工。更何况，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实际仍按原工资标准向袁英华支付工资直至2018年8月。因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8月之后将袁英华的月基本工资由7,667元调整至6,708元具有合理合法的规章制度依据或合同依据，也未能对袁英华在从事营销岗工作后的考核情况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关于袁英华薪资变动的主张不予采信，袁英华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工资差额6,713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2018年度年终奖，双方一致确认袁英华在行政岗的年薪为115,000元，同时，根据袁英华2015年至2017年期间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上述期间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均按年薪115,000元的20%标准向袁英华支付年终奖。同前所述，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袁英华在2018年岗位调整后薪酬发生变化具有合理合法的规章制度依据或合同依据，故仍应按调整前的年薪标准向袁英华支付2018年的年终奖。同时，根据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请休假及劳动纪律管理办法（2.0版，2018年）》中关于“产假、护理假、婚假、丧假、病假期间，年终绩效奖金按实际占用上班天数扣除。”的规定，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应向袁英华支付2018年年终奖15,333.33元（115,000元×20%/12个月×8个月）。关于2018年劳动节、端午节的福利费，因袁英华未能举证证明存在上述福利费，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对此亦予以否认，对此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判决：一、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袁英华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713元；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袁英华2018年年终奖15,333.33元；三、驳回袁英华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对原审查明事实提出一项异议：2019年2月1日的交易金额52.04元应为年终奖。对此袁英华予以认可。鉴于当事人双方对此节事实均予认可，本院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2019年2月1日交易金额52.04元”应为“2019年2月1日发放年终奖52.04元”外，其它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袁英华补充事实称：1、关于印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营销部门与营销人员管理办法》是在2018年4月24日发送的，当时个人在休产假。对此，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予以认可。2、《关于各分行部门组织架构、岗位梳理及人员选聘工作的通知》是2017年的版本。对此，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予以认可，并称调岗是从2017年年末开始的。3、《关于转岗人员保护期间有关事项的补充说明》是2018年1月2日发的。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称庭后核实，但是，庭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就此项事实未向法庭明确答复。4、个人签订的承诺书是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此前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未对员工做强制个人每天上内网查看文件的规定。对此，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称认可承诺书是2018年1月10日前签订的，但是此前也有对个人做强制每天上内网查看文件的规定，就此，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未提供相关依据。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补充事实称：1、袁英华在杨浦支行微信工作群每天发布的工作日志里显示：袁英华自称每天发生流入是0元，流出也是0元，今日余额50万元，远远达不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对营销经理的考核要求。对此，袁英华予以认可。2、袁英华的直属上司刘某提交的袁英华营销经理岗位鉴定表显示，个人的岗位调整为营销经理后各方面表现都很差，单位对她的考核要求一向达不到，所以年终奖金额比较低。袁英华则称一审时对该份证据已经质证，其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所补充的相关事实也不认可。本院另查明，袁英华在一审代理词中表示，如法庭认为本案不适用赔偿金的，为节约诉讼资源，法庭可直接判决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经济补偿。二审中，袁英华表示，愿意返还稠州银行上海分行2019年2月1日支付的2018年年终奖52.04元。此由代理词及本院二审审理笔录予以佐证。本院还查明，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袁英华实得收入（包含社保费缴纳个人承担部分）为77,058.74元。此由袁英华一审审理中提供的2017年1月至2019年2月袁英华工资明细表予以佐证。本院认为，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均按年薪115,000元的20%标准向袁英华支付年终奖，且未提供袁英华在2018年岗位调整后薪酬发生变化的依据，故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仍应按调整前的年薪标准向袁英华支付2018年的年终奖。原审法院按照115,000元×20%/12个月×8个月计算认定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应向袁英华支付2018年年终奖15,333.33元，并无不妥。袁英华在审理中自愿返还稠州银行上海分行2019年2月1日已支付的2018年年终奖52.04元，本院予以增判。原审法院在判决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袁英华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时，已经详尽地阐明了判决理由，该理由正确，据此所作的判决亦无不当。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上诉认为其不应支付袁英华该笔款项，未提出新的事实与理由加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袁英华在一审代理词中表示，如法庭认为本案不适用赔偿金的，为节约诉讼资源，法庭可直接判决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经济补偿。本院经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应支付袁英华经济补偿金差额为（77,058元+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工资差额6,713元+年终奖15,281.29元+生育津贴64,360.70元）÷12×6.5-21,802.1元=66,741.86元，本院予以增判。增判后，一审判决第三项不再包含袁英华关于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袁英华上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增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690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袁英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上诉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已支付的2018年年终奖52.04元；三、上诉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上诉人袁英华经济补偿金差额66,741.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袁英华与上诉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建辉审判员  徐 焰审判员  韩东红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张明媚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