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中乒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4号。法定代表人：石坚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隋云鹏，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成，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阿里体育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1436号64幢一层J181室。法定代表人：戴玮，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斌寅，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羽鸿，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中乒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乒公司）因与上诉人阿里体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乒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阿里公司向中乒公司支付欠付的积分赛、会员服务中心服务费和赛事宣传费共计人民币859332．4元；2．改判阿里公司向中乒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费（自2017年1月1日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欠付的193．24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阿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合同为赞助合同，阿里公司应无条件支付承诺款项。如中乒公司在一审所述，广发计字〔1992〕271号第二条对赞助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赞助合同的财务换广宣的本质也得以明确。结合案涉合同产生的全民健身的背景，以及阿里公司签约的动机分析，阿里公司通过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以获得市场宣传效果及其他目的，也是可以明确的。因此，案涉合同应属赞助合同。赞助合同虽非有名合同，但习惯亦为法源。当阿里公司通过中乒公司基于《全民健身条例》赋权而开展的，案涉合同附件一所示各项活动已经获得广宣利益后，其支付承诺赞助款，依交易习惯是无条件的。但一审判决没有采纳中乒公司的前述观点，也没有就此问题进行分析。二、权责发生制应是判定阿里公司责任的基本原则。一审判决以未提交相应支付凭证而驳回中乒公司部分诉讼请求，贴近会计学的收付实现制的思路。以收付实现制考量阿里公司的法律责任有无，对此中乒公司不认可。一审判决对于案涉合同相关条款真意的认定原则的分析，精道透彻，中乒公司认可。但中乒公司的已支付行为，是因附件一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形所致的不得不提前的垫付动作，其不应成为认定阿里公司是否担责的前提要件。因举办案涉活动，中乒公司对外已经产生了相关法律义务，中乒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予以证实。既然义务已经发生，如果不赋予中乒公司权利，就无法实现权责衡平，对中乒公司显然不公。因此，适用与收付实现制相对应的权责发生制，即，当中乒公司对外义务已经发生，阿里公司则应向中乒公司承担对等的付款义务，应是更公平的思路。三、阿里公司理应承担中乒公司的资金占用损失。案涉合同依年度履行，具有继续性。前一年度履行完毕，该年度最后一日为付款截止日，符合继续性合同的应有之义，否则势必于中乒公司不公。至于相关支付通知，中乒公司已经履行，但阿里公司拒不理睬，过错在于阿里公司。鉴此，由于拖欠给付而产生的损失责任不应豁免。四、关于税费承担问题。诚然，案涉合同6．2条约定了税费由中乒公司承担，但附件一又有相反的意思表示。通常理解，附件是作为主合同在部分内容约定不够或不便精细情况下的进一步延展和说明，其与主合同应为特殊与一般关系。依特殊优先，理应判令阿里公司承担税费。五、积分赛部分款项已付。案涉30场积分赛，其中六场费用中乒公司已付，共计6万元。就此问题，中乒公司一审期间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希冀二审予以纠错机会。阿里公司辩称，不同意中乒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阿里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乒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中乒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正确认定双方变更了费用支付方式，但对具体付款流程却存在严重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实质性变更了“预付-扣除”的付费模式，阿里公司对此表示赞同，但对认定双方实际采取什么具体付费方式时，一审法院未能根据双方依照合同“共管”、“监督”的合作精神，所实际合作支出117．7万元合同费用事实所采取的模式。任何合同费用的支出均应当事先告知阿里公司，在征得阿里公司同意后通过共管账户支出。协议第6．1条清楚写明中乒公司负责制定开展全民健身基础性建设、赛事活动、会员服务及运营管理等的相关预算（见附件一），且明确说明“该预算金额仅为参考金额，实际金额应以最终发生的金额为准”。此约定即明确了任何赛事费用需要阿里公司承担都必须经过阿里公司的确认，且承担金额为实际发生费用。联系双方实际履行的方式，阿里公司及中乒公司均明确知晓存在需阿里公司“一事一确认”的具体付款流程。如一审时中乒公司第二次提供的证据2、3、4中可以见得，在相关赛事及活动尚未实际开办前，双方工作人员先通过邮件方式就实际发生的费用进行交涉，中乒公司向阿里公司提供支付款项的列表进行说明。待阿里公司确认后，中乒公司依据确认的金额开票给阿里公司，阿里公司在收到票据后进行支付。由此可见双方合作过程中存在固定的付款流程，既根据合同约定的“监督”、“共管”精神，以下列方式支出合作费用：中乒公司计划举办相关赛事，获得阿里公司确认；中乒公司向阿里公司提供相关票据证明实际支付的费用开支，阿里公司对其确认部分进行承担；中乒公司通过共管账户对外付款。阿里公司在一审过程中一再强调上述付款流程，但一审判决对此却完全视而不见，不予回应。一审法院的认定完全剥夺了阿里公司“监督”、“共管”的权利，导致阿里公司只能按照中乒公司单方的意思表示无条件结算费用，不仅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实际的付费方式，同时也有违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二、一审判决刻意降低了中乒公司应承担费用的认定审查标准，且大大减轻了中乒公司对款项支付应尽的举证义务，极大了损害了阿里公司的利益。依据协议约定的付款流程，根据协议第6．1条的明确约定，阿里公司仅对实际发生的费用负有付款义务。即撇开双方实际操作的付款模式不论，中乒公司也应当在庭审中尽到其举证义务，以证明其实际发生的费用。然而，实际上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中乒公司对举证的票据、凭证存在大量无法证明其实际发生、缺少支付证明、无法证明关联性等未尽举证义务的情况。在一审过程中，阿里公司耗费大量精力对中乒公司实际支付费用的证据进行详细质证，中乒公司形式上能够证明对外支付的费用仅为人民币329244．31元。然而一审判决在协议存在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完全忽视其已构建的付款流程，自行推理出了阿里公司不得无理由拒绝付款、直接以预算费用作为结算依据等不合理的结论。判决结论完全损害了阿里公司的利益，且大大减轻了阿里公司对款项支付应尽的举证义务，进而判决阿里公司向中乒公司支付1073067．6元，于法无据、于情无理。从理性人角度而言，阿里公司作为商业主体，与中乒公司进行合作，若约定承担中乒公司实际发生的费用，不可能在未见实际支付凭证的情况下，仅依据中乒公司提出的金额进行支付，这样造成的结果只可能是中乒公司虚报情形增多，最后严重损害阿里公司的利益。依据逻辑不难看出，既然阿里公司对中乒公司实际发生的费用进行支付，必然存在中乒公司提供阿里公司票据确认实际支付金额的流程。阿里公司仍然坚持认为本案应承担费用必须经由双方认可，并且经过实践的付费模式予以确认和结算，上述费用均为中乒公司单方对外支出费用，且无法证明完全发生。中乒公司辩称，阿里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理由，应当驳回。中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阿里公司向中乒公司支付欠付的2016年部分费用共计193．24万元；2．判令阿里公司向中乒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费，自2017．1．1起计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93．24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阿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8日，阿里公司由原名称阿里体育（上海）有限公司变更至现名称。2016年，阿里公司（甲方）、中乒公司（乙方）、中羽兴公司（丙方）签订《全民健身战略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如下：1．合作内容三方本着互联网+体育的发展思路，依托甲方的互联网资源以及乙方、丙方分别经中国乒乓球协会、中国羽毛球协会委托所承担的全国乒乓球、羽毛球全民健身相关工作任务共同开发推动乒乓球、羽毛球全民健身活动的可持续性发展并建立与全民健身发展规模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工作“治理”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1三方共同合作，有步骤的推动乒乓球、羽毛球全民健身组织体系、会员服务体系、赛事服务体系和技术培训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并在2017年完成100万、十年之内1000万中国乒乓球、羽毛球协会会员发展数量规模的基本目标。1．2三方共同合作，推动大众乒乓球、羽毛球培训基地、俱乐部、公共场馆和学校的认证与挂牌，力争在协议期内平均每年各完成100个。1．3三方共同搭建乒乓球、羽毛球会员服务管理平台、全民健身赛事体系服务管理平台、全民健身活动全媒体宣传平台和商务金融平台等，完善乒乓球、羽毛球全民健身数据库系统。1．4三方共同制订完善全民健身乒乓球、羽毛球运动员积分、段位等级标准：全民健身赛事注册、认证、评定、授权制度标准：全民健身场地认证、评定制度标准：全民健身技术指导员注册、评定制度标准等。1．5在推动乙、丙双方原有的会员联赛、积分赛、东西南北中赛等传统赛事向品牌化、精品化发展的同时，开发并运营不同类型的乒乓球、羽毛球创新赛事，包括但不限于2016年已经计划的全民健身的各项赛事活动。3．甲方责任：3．1负责与乙方及丙方共同开展全民健身基础建设和赛事活动开展与创新等相关工作。3．2负责利用互联网的背景和资源，进行全民健身工作基础建设和创新赛事的研发，提供软、硬件和互联网大数据的技术支持和后期维护。负责开发手机应用程序，实现各类平台在多种终端数据互联，功能互通。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3．3负责相关平台各类数据的保管、备份和分析等服务，并将更新的数据资料等及时提供给乙方、丙方。3．4负责各类全民健身乒乓球、羽毛球活动的媒体宣传、市场推广、赛事网络直播、包装全民健身赛事明星、全民健身的商业和无形资产开发等。有关商业和无形资产的开发，具体方案应三方协商确认。3．5负责建立专门的工作团队与乙、丙方的团队联合组成项目组进行全民健身基础建设、创新赛事的开发和日常的会员服务、平台运营维护、媒体宣传推广和商业、无形资产开发策划执行等。3．6负责在其淘宝、支付宝的用户中，特别是购买过乒乓球、羽毛球器材的用户中大力推广会员制、积分制以及用户所在周围的赛事。3．7负责承担本协议所涉及的基础建设，创新赛事开发、平台运营维护、日常的会员服务、媒体宣传推广和商业、无形资产开发等全民健身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的相关费用。4．乙、丙双方各自的相应责任：4．1由中国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各自出具委托书，乙方、丙方分别根据委托书内容负责乒乓球、羽毛球全民健身工作的推广和开发，制订相关基础建设的制度、标准并通过实践不断完善。4．2负责自身的组织体系逐层授权开展会员推广、服务和管理：负责全民健身赛事的组织：负责积分制、段位制度的建设发展。4．3负责全国性全民健身赛事报批，并负责相关政府机构、体育部门、教育部门及参赛单位的协调和沟通。4．4负责提供全民健身乒乓球、羽毛球赛事以及相关人员的数据资源。协助甲方做好各类平台日常运营的相关工作。4．5以自身资源为依托，为全民健身乒乓球、羽毛球工作进行大力推广宣传。根据运动员的赛事及训练安排，力争每年分别针对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分别免费提供不少于20人次的世界冠军级明星资源参与全民健身赛事及活动的宣传。6．经费投入和分成：6．1乙、丙双方负责制定开展全民健身基础性建设、赛事活动、会员服务及运营管理等的相关预算（见附件一、二)，该预算金额仅为参考金额，实际金额应以最终发生的金额为准。乙方、丙方同时承诺将协议期内全民健身活动赞助费用和国家扶持资金全部投入三方合作的各项赛事活动之中。6．2甲方负责赛事及基础建设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费用和相关平台搭建、运营维护、会员服务、媒体宣传推广和商业、无形资产开发产生的各类费用，并承诺平均每年不少于15%的递增投入并视实际需求进行投入调整。2016年甲方投入总金额为壹仟万元人民币（乒、羽两个项目各伍佰万元人民币）用于2016年乒、羽全民健身相关赛事和乒羽全民健身服务平台制度建设等，相关产生的税费由乙方和丙方承担。6．3甲、乙、丙三方拥有对项目资金使用的共同管理和监督权，任何资金的使用，均需根据附件一、二的预算，甲、乙、丙三方共同确认后方可使用。预算内的项目，如无特殊原因，任何一方不得反对相关经费的开支。6．4甲、乙、丙三方约定在中国银行分别开设以乙方和丙方为户名的第三方全民健身专项管理账户，专项账户专款专用，甲方根据经费需求，在收到乙方开具的真实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后根据经费实际需求分批汇入专项管理账户，划至第四方。2016年甲方投入总计共人民币壹仟万元汇至指定的第三方专项管理账户账号。第三方专项管理账户中的经费应按照附件一、二经费预算的相关约定经甲方、乙方或甲方、丙方双方书面认可后方可支出。每支出一笔费用，乙方、丙方需提供相关实际需求的支出明细及第三方票据。乙方、丙方承诺投入的费用，可存放于乙方、丙方自己的账户，并设专门科目进行全民健身活动相关的会计核算、专款专用，费用支出按照附件一、二经费预算的相关约定经甲方、乙方或甲方、丙方书面认可后方可支出。6．5在本协议规定的范围内，依靠商务开发，经营所得收益在扣除三方投入成本后，三方按乒乓球全民健身收益甲方占50%，乙方占50%，羽毛球全民健身收益甲方占50%，丙方占50%的方式进行分成。7．合作期限：7．1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到2018年12月31日，如无发生重大政策变化，三方确认后继续合作至2020年12月31日）。7．2三方经过2016年一年运营后，若相关条件均已成熟，可由三方在2017年合资协商成立实体股份公司，共同经营管理。7．3在五年合作到期两个月前，即2020年11月1日前，二方如无书面通知对方终止协议，三方合作自动延续5年，至2025年12月31日止。7．4在十年合作到期两个月前，即2025年11月1日前，三方如无重大实质性违约行为，在当时最新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就下一个合作期限的合作内容及期限进行磋商，甲方拥有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续约权。9．1本协议任何一方应对其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给协议对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和相应损失，赔偿条款不受协议期限之限制。根据协议附件一2016年全民健身乒乓球活动经费预算的约定，全年活动预算为931万元，其中包括：积分制认证包括积分制的调研、考察、评价、试行工作20万元；会员服务中心服务费20万元；乒乓球协会会员C级积分赛50站，每站1万元；段位制认证20万元；赛事宣传费35万元；奖牌、证书、资料制作费用10万元；项目运营成本135万元；税费28万元。2018年8月29日，中乒公司向阿里公司发送催款函，其中载明按照涉案协议阿里公司未向中乒公司支付的款项包含以下项目：积分制认证经费、中国乒乓球协会会员积分赛办赛经费、会员服务中心服务费、段位制认证经费、赛事宣传费、奖牌、证书、资料制作费、项目运营成本及税费，共计193．24万元。阿里公司认可收到该催款函。2018年9月12日，阿里公司回复称因涉案协议已经解除，故不同意支付上述催款函提及的款项。庭审中中乒公司明确其主张的193．24万元具体如下：1、积分制认证3．6万元，并提供了积分制试行研讨会住宿费发票3．6万元。2、中国乒乓球协会会员积分赛30场，共计30万元。中乒公司提供积分赛合作协议及比赛照片。3、会员服务中心服务费20万元，并提供会员服务中心照片。4、段位制认证5．74万元，中乒公司提供了相关劳务费、餐费、差旅费发票共计57434．4元。5、赛事宣传费25万元，中乒公司提供了媒体服务协议，协议中约定费用为25万元。6、奖牌、证书、资料制作费用7．97万元，中乒公司提供7．96676万元发票予以佐证。7、项目运营成本90万元，中乒公司提供了审计报告及房租、工资支出、办公费等记账凭证佐证。8、税费10．93万元。协议签订后，阿里公司自认未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向专项管理账户汇入1000万元，双方均确认协议签订后阿里公司于2016年8月31日、2016年10月26日、2016年11月8日分别向中乒公司名下的共管账户支付80万元、30万元、77000元。针对上述款项中乒公司分别于2016年8月29日、2016年10月20日、2016年11月1日开具了相应发票。双方确认上述三笔款项系支付合同附件一约定的乒乓嘉年华、一带一路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乒乓球赛及会员联赛、业余锦标赛总决赛宣传费四个项目产生的费用。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全民健身战略合作协议书》及附件、审计报告、房屋租赁合同、人员工资发放记录、银行汇款流水、代发工资通知单、发票、照片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阿里公司、中乒公司、中羽兴中心签订的《全民健身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己方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涉案协议书未约定合同解除条款，根据阿里公司出具的回复函亦无法证明双方已经于2017年3月合意解除协议，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阿里公司未按照协议第6．4条的约定向共管账户汇入1000万元，且根据已经支付的117．7万元的发放流程，双方均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协议6．4条做了事实上的变更。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结合涉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中乒公司的核心义务是按照协议附件约定开展相关项目，阿里公司的核心义务是支付相关项目的费用并对费用的支出有监督权，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支付，且开具发票系附随义务，阿里公司不能以原告该附随义务未履行对抗其应当履行的支付费用的主合同义务。对中乒公司的主张的193．24万，关于其中10．93万元的税费，因合同第6．2条明确约定相关活动产生的税费由原告中乒公司承担，故原告主张的该项费用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费用支出，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合同条款和附件一内容，其中明确约定阿里公司负责赛事及基础建设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费用和相关平台搭建、运营维护、会员服务、媒体宣传推广和商业、无形资产开发产生的各类费用，且附件中对各个项目所需经费的明细和支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约定，双方在合同签订时均对此予以认可，现中乒公司主张的积分制认证、段位制认证、奖牌、证书、资料制作费用，项目运营成本的支出金额未超出协议附件的约定，且提交了支出凭证、审计报告、记账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阿里公司虽然不认可上述费用的支出，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中乒公司要求阿里公司支付上述积分制认证、段位制认证、项目运营成本共计9934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奖牌、证书、资料制作费用7．97万元，中乒公司提交了79667．6元的记账凭证和发票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中乒公司要求阿里公司支付79667．6元费用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中乒公司主张的积分赛30万元、会员服务中心服务费20万元、赛事宣传费25万元，因未提交相应的支出凭证，故对中乒公司要求阿里公司支付上述7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中乒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协议未约定付款期限，中乒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才向阿里公司提交相关费用的支出凭证，故一审法院对中乒公司要求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阿里体育有限公司向北京中乒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支付1073067．6元；二、驳回北京中乒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中乒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6年中国乒乓球协会会员积分赛授权合作协议》，拟证明中乒公司授权河北省昌力乒乓球俱乐部组织积分赛；2．《记账凭单》、《北京银行客户回单》、《北京中乒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汇款申请单》、《河北增值税普通发票》各一份，拟证明中乒公司共支付6场积分赛费用，共计6万元。阿里公司质证称，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清楚积分赛的具体情况，且中乒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流程支付，故不同意中乒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有二，一是案涉合同是否为赞助合同；二是中乒公司要求阿里公司支付的运营成本费、奖牌证书材料制作费、积分赛承办费、积分制认证费、段位制认证费、会员服务中心服务费、赛事宣传费、税费和资金占用费等费用的请求应否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案涉合同是否为赞助合同。中乒公司上诉主张，赞助合同的本质是以财务换广宣，阿里公司签订合同的动机就是通过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以获得市场宣传的效果，因此案涉合同性质应当为赞助合同。本院认为合同的性质应当以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作为判断依据。本案中，阿里公司、中兵公司与中羽兴中心签订的《全民健身战略合作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合同目的、各方的权利义务及收益分配方案，阿里公司在该合同中不仅有支付款项的义务，还承担着利用互联网背景和资源，进行全民健身工作基础建设和创新赛事研发，提供软、硬件和互联网大数据的技术支持、后期维护等责任，并对乒乓球全民健身享有一定比例的收益权，故中乒公司认为案涉合同属于赞助合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中乒公司与阿里公司均认可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变更了费用支付方式，且依据案涉合同和附件二的相关约定，阿里公司对于预算内项目中的开支，负有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支付的义务，且三方约定预算金额仅为参考金额，实际金额以最终发生的金额为准。依据上述约定，本院就运营成本费、奖牌证书材料制作费、积分赛承办费、积分制认证费、段位制认证费、会员服务中心服务费、赛事宣传费、税费应否由阿里公司支付问题，认定如下：一是运营费用，中乒公司为证明其运营费用实际支出情况，向法院提交了该公司2016年的审计报告等相关证据，现阿里公司不认可中乒公司运营费用的实际支出数额，但其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证据推翻审计报告中关于实际运营成本的认定，在中乒公司主张的金额低于审计报告认定金额的情况下，阿里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认为中乒公司主张运营成本90万元应当由阿里公司支付。二是奖牌、证书、材料制作费，因双方在附件一中约定奖牌、证书、材料制作费为10万元，现中乒公司提交支出79667．6元奖牌、证书、材料制作费用的记账凭证和发票作为证据，在阿里公司认可合同约定，但未提交证据反驳该笔款项支出事实，且该笔款项未超出合同约定数额的情况下，本院对于中乒公司的支付请求予以支持；三是积分赛承办费，中乒公司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提交了其支付6场积分赛承办费的相关证据，且双方在附件一中对于积分赛承办费有具体约定，故本院认为中乒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应当予以支持。因为新证据的出现，故一审法院对该项支出未予支持的判断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更正；四是积分制认证费和段位制认证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中乒公司为证明其存在积分制认证费和段位制认证费支出，向法院提交了记账凭证、银行回单、报销单、发票和照片等证据，但以上证据均不能证明相应支出与积分制认证、段位制认证具有关联性，在中乒公司不能补充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积分制认证费用和段位制认证费用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阿里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中乒公司已尽到举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更正。五是会员服务中心服务费和赛事宣传费，因双方在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预算金额仅为参考金额，实际金额以最终发生的金额为准，现中乒公司未提交会员服务中心服务费和赛事宣传费实际支出的凭证，故其主张该项费用无事实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六是税费，依据案涉合同约定，相关活动产生的税费由中乒公司承担，现中乒公司主张双方在附件一约定了税费，故在不超过约定范围的相关税费应当由阿里公司承担。依据已查明事实，中乒公司与阿里公司在附件一中并未明确约定税费由阿里公司负担，而双方在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因相关活动产生的税费由中乒公司承担，故在附件一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合同中的明确约定，故中乒公司要求阿里公司承担税费支付义务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中乒公司资金占用费的上诉主张，因案涉合同未约定付款期限，故其该项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中乒公司和阿里公司的其他上诉意见，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乒公司关于阿里公司应当支付积分赛承办费60000元的上诉请求和阿里公司关于积分制认证费、段位制认证费不应支付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中乒公司和阿里公司的其他上诉意见，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848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阿里体育有限公司向北京中乒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应付1039667．6元；三、驳回北京中乒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096元，由北京中乒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896元（已交纳），由阿里体育有限公司负担6200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2192元，由北京中乒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1096元（已交纳），由阿里体育有限公司负担11096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楠审 判 员  王 朔审 判 员  李 楠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