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昊汽车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法定代表人：马利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永国，河北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彤，河北盈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庆，男，196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军，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昊汽车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玉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287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京0108民初2878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李玉庆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玉庆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款项已经实际出借，属于事实不清，应依法予以纠正。1.华昊公司、李玉庆签订《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办理抵押登记的事实，不能因此降低李玉庆对实际出借款项的举证责任或者推定借款已经实际发生。2.《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中手写部分的形成时间，杨维华与李玉庆的关系，15万元现金来源以及交付的时间、地点、交接人等重要事实，一审法院均未查明。3.除《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外，李玉庆与华昊公司未签署借款借据等文件，就借款事实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4.李玉庆在长达8年的时间中，始终处于被动和不积极主张权利的状态，华昊公司有理由相信本案债权是虚假债权，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二、一审判决认定原股东杨维华的行为对华昊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在公司就登记事项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后，对外就会产生公示效力和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公司无明确授权的情况下，相关行为人的行为不能代表公司，其行为后果及效力不及于公司。原股东杨维华、杨德川于2015年3月24日将名下股权全部转让，华昊公司法定代表人亦进行了变更，杨维华不能再代表华昊公司。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软件，均可查询企业登记信息，本案债务即便真实存在，也已经过8年时间，李玉庆不能形成有理由相信原股东杨维华仍为华昊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的内心确信。一审判决把公司未将法定代表人变更通知或者告知潜在债权人作为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系对表见代理制度的错误理解，加重了新股东的注意义务，不利于交易安全。三、李玉庆未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主张债权及行使抵押权，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债权诉讼时效尚未经过，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诉争债务的借款期限为2010年12月3日至2011年2月2日，李玉庆在诉讼时效期间怠于行使权利，既没有向华昊公司主张过债权，也没有合法行使抵押权，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向华昊公司直接进行过催收等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延长的情形。2.一审法院认定李玉庆的朋友张某于2016年3月5日向原股东杨维华催要款项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但对于发短信的手机号码是否属于原股东杨维华所有，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因杨维华早已经不是华昊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只能代表其个人，不能代表华昊公司，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李玉庆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1.双方当事人签订了《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并办理了车辆抵押登记，借款关系合法有效。华昊公司从未向李玉庆主张注销抵押登记，表明借款事实真实存在。2.如果华昊公司认为原股东杨维华隐瞒借款事实，其行为损害了华昊公司的合法权益，可以向股权转让人主张权利。2015年3月至11月期间，华昊公司三次转让股权，李玉庆有理由相信上述转让股权行为目的就是为了逃避债务。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曾就华昊公司起诉郝爱坡返还原物一案[（2016）京0109民初3682号]作出判决，判令原股东郝爱坡向华昊公司交付案涉车辆登记证，李玉庆要求华昊公司调取该案全部卷宗资料，但华昊公司拒绝提供。根据该案事实，华昊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车辆早已抵押给李玉庆的事实，但故意隐瞒了该事实。4.华昊公司认为李玉庆可通过APP软件查询企业信息，是将查询义务强加于债权人，李玉庆认为华昊公司有义务将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及时通知债权人。李玉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昊公司向李玉庆偿还欠款15万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1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6年6月1日起支付至实际还款之日，暂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为1.8万元，计算公式15万元×6％/年×2年=1.8万元（以上两项金额合计16.8万元）；2.如华昊公司不能偿还欠款，对华昊公司名下帕萨特牌小型轿车（车牌号×××）进行拍卖变卖，李玉庆对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华昊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3日，北京市首宏海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宏公司）（甲方）与李玉庆（乙方）签订《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载明甲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乙方借款15万元，期限二个月，自2010年12月3日起至2011年2月2日止。甲方同意将帕萨特型公司车（车牌号×××，车架号：LSVET69F69262××××，发动机号：0428××）作为抵押物对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等，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届满还清为止。抵押合同签订后，甲方应该把该车的相关手续，如购车发票、行驶证、税讫证明等交给乙方。甲方必须于2011年2月2日前将15万元人民币交予乙方。首宏公司盖章确认，李玉庆签字确认。同日，李玉庆与首宏公司的代理人杨维华签署《机动车抵押登记/质押备案申请表》，载明号牌种类为小型轿车，号牌号码×××，申请事项为抵押登记，机动车所有人姓名北京市首宏海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机动车所有人的代理人杨维华，抵押权人李玉庆。杨维华与李玉庆分别在机动车所有人的代理人处、抵押权人处签字。同日，李玉庆办理了×××的车辆抵押登记，机动车登记证书载明机动车所有人为首宏公司，抵押权人为李玉庆。一审诉讼中，李玉庆称15万元系其于2010年12月3日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给杨维华。一审诉讼中，李玉庆提交了其留存的《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内容与车管所备案的《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基本一致，该合同书最后手写注明：由于资金周转未及时还款，之前向李玉庆借款延期至2011年9月2日。保证人杨维华。杨维华签字捺印，首宏公司盖章确认，李玉庆签字确认。李玉庆称杨维华出具的承诺代表华昊公司，并非杨维华作为保证人出具。华昊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表示不对杨维华的签字及首宏公司公章的真实性申请鉴定。一审诉讼中，李玉庆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明李玉庆向华昊公司出借15万元，张某帮李玉庆向华昊公司催款。张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杨维华的短信往来记录，短信记录载明：2016年3月26日，杨维华称：“给我一星期的时间我就把车解出来”“妹子你看不行我把李的本金给你，你们商量商量咱们哥们以后还得打交道”“妹子你跟李总商量一下，我到月底把钱还他就行了……”。对张某出示的短信记录，华昊公司称不清楚该手机号码是否是杨维华的手机号码。华昊公司提交的《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载明，2015年5月15日，杨维华将其持有的首宏公司的98％股权转让给郝爱坡。另查，2015年3月24日，首宏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维华变更为郝爱坡，2015年7月9日由郝爱坡变更为马利强。2015年7月9日，首宏公司名称变更为华昊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李玉庆与华昊公司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该法律关系反映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关于涉案款项是否实际出借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双方签订《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并办理了车辆抵押登记，杨维华在合同中表明因资金周转未及时还款承诺将借款延期至2011年9月2日，结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15万元已经实际出借。关于涉案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杨维华在《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中承诺延期至2011年9月2日偿还，故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1年9月3日起计算。李玉庆主张其于2016年3月5日向杨维华催要款项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华昊公司辩称杨维华已于2015年3月24日不再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也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李玉庆向杨维华的催款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出庭作证证明其于2016年3月至5月帮助李玉庆向杨维华催要款项，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杨维华的短信往来，结合短信中有关车辆抵押及承诺向李玉庆还款内容的表述，一审法院对张某的证人证言及其提交的短信往来予以采信。虽然在催要款项时杨维华已不是华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李玉庆对杨维华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并不知晓，且华昊公司亦未进行过告知，故李玉庆有理由相信杨维华可以代表华昊公司，杨维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李玉庆向杨维华主张权利，可以视为向华昊公司主张相应权利。杨维华在2016年3月26日短信中承诺偿还相应债务，故李玉庆对华昊公司相应权利的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至民法总则施行之日即2017年10月1日，李玉庆的诉讼时效期间尚不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李玉庆于2018年5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主张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李玉庆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尚未经过。华昊公司仍应承担相应的款项偿还义务。故对李玉庆主张华昊公司偿还借款15万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就逾期利息一节，李玉庆通过张某的最后一次催款时间为2016年3月26日，李玉庆主张自2016年6月1日按照年利率6％起算，一审法院不持异议，予以支持。就优先受偿权一节，为担保本案债务的履行，李玉庆与华昊公司签订了《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并对车牌号为×××的车辆进行了抵押登记，抵押权成立，李玉庆作为抵押权人有权就该车辆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对李玉庆主张对×××的机动车进行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1.华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李玉庆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6年6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李玉庆就上述第1项债权有权以拍卖、变卖华昊公司名下的帕萨特汽车（车牌号：×××，车架号：LSVET69F69262××××，发动机号：0428××）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华昊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证据1.股东会决议，杨维华、杨德川、郝爱坡、于来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以上证据证明2015年5月6日杨维华将所持华昊公司98％股权转让给郝爱坡，杨德川将所持华昊公司2％股转让给于来水；2015年3月23日公司免去杨维华执行董事、杨德川监事职务，杨维华、杨德川退出华昊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华昊公司债务是由杨维华、杨德川承担。证据2.郝爱坡、于来水分别与华昊贸易（北京）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华昊贸易（北京）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证明2015年7月6日郝爱坡将所持华昊公司98％股权、于来水将所持华昊公司2％股权均转让给华昊贸易（北京）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前华昊公司债务由郝爱坡、于来水承担。证据3.华昊公司企业信用报告，证明系列股权变更和法定代表人、监事变更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登记，杨维华自2015年3月24日起不再担任华昊公司法定代表人。经质证，李玉庆认可证据1-3的形式真实性，但对华昊公司登记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李玉庆电话核实上述登记信息中预留的杨维华电话139XXXXXXXX，接听人称不是杨维华本人。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1-3均来源于工商管理部门及税务部门登记资料，本院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明内容，本院将结合案涉其他证据在裁判论理部分一并予以论述。李玉庆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证据1.李玉庆与张忠（手机号码为159XXXXXXXX）的通话录音及通话详单，证明张忠认可157XXXXXXXX的手机号实际使用人是杨维华。证据2.（2019）京0102民初2704号判决书、生效裁判证明，证明与本案情况类似的案件获得了人民法院的支持。证据3.（2014）安开民初字第0081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应以高度盖然性标准支持李玉庆的主张。经质证，华昊公司认可证据1中通话详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并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通话人的身份，且录音中“张忠”陈述的杨维华使用该号码的时间为“两三年前”，从时间上推算不包含本案手机号码接收短信的时间即2016年3月26日；认可证据2、3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另，经本院询问，李玉庆表示其无法通知张忠到庭接受询问。本院经审查认为，李玉庆未能通知张忠到庭接受询问，本院无法核实通话录音中相对人的身份和录音内容的真实性，且仅凭张忠陈述，亦无法直接认定157XXXXXXXX是否为杨维华实际使用，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证据2系李玉庆与其他案外人之间的纠纷，证据3系其他案外人之间的纠纷，均与本案均缺乏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信。二审期间，李玉庆向本院提出以下调取证据申请：1.向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调取手机号码157XXXXXXXX在2016年1月至5月期间的机主、使用人信息、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联系方式等，证明手机号码157XXXXXXXX在2016年1月至5月期间实际使用人是杨维华。本院根据李玉庆上述调取证据申请，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法务部发送协助调查函，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向本院复函称，手机号码157XXXXXXXX在2016年1月至5月期间登记的机主信息为：机主姓名张忠，证件号码110107195202202419，联系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现代建材公司小区5楼4门402号。2.向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调取手机号码159XXXXXXXX的机主姓名、证件号码、联系地址、联系电话，证明159XXXXXXXX的登记机主为张忠，李玉庆提交的证据1中通话对方为张忠，且李玉庆便于通过该调查取证申请获得张忠的地址以进一步取证；3.向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调取手机号码157XXXXXXXX的开通时间、停机时间，证明李玉庆提交的证据1能够证明2016年3月26日杨维华是该手机号码的实际使用人。本院经审查认为，李玉庆上述调查取证内容所要证实的核心和焦点问题是157XXXXXXXX是否为杨维华实际使用，对于该事实的认定，无法仅仅通过他人的说明和陈述予以确认，即便张忠、李玉庆均主张杨维华曾使用该手机号码，但在杨维华未能到庭说明并确认的情况下，亦无法直接认定157XXXXXXXX系杨维华实际使用并向杨爱军作出还款意思表示，上述调查取证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无调查取证的必要性，故本院不予准许。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3月26日，张某发送催收短信的手机号码为157XXXXXXXX，该手机号码机主为张忠。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华昊公司与李玉庆签订的《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是李玉庆是否依《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约定交付了15万元借款，以及李玉庆本案诉讼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关于款项交付问题。华昊公司上诉主张李玉庆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实际交付全部款项，李玉庆主张于签订《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当日以现金形式交付给华昊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杨维华。对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载明借款金额、还款时间，借款到期后在合同尾部手写注明还款延期事项，杨维华、华昊公司均签章进行了确认，表明各方确认借款事实；另，在《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签署当日，双方就合同中约定的车辆抵押事项办理了抵押登记，华昊公司在登记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未对抵押登记提出异议，进一步佐证华昊公司认可抵押借款事实。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玉庆已实际出借款项并无不当，本院对华昊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李玉庆本案诉讼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机动车抵押借款合同书》中约定还款期限延期至2011年9月2日，故诉讼时效应自2011年9月3日起算，应于2013年9月2日届满，李玉庆于2018年5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李玉庆主张，张某替其于2016年3月26日向杨维华催款，向手机号码为157XXXXXXXX的手机发送短信，杨维华表示还款，故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对此本院认为，经本案调查核实查明，手机号码157XXXXXXXX在2016年1月至5月期间登记的机主姓名为张忠，并非杨维华，在杨维华未能作出确认的情况下，本院无法确定2016年3月26日张某向手机号码157XXXXXXXX发送短信的接收主体为杨维华，且系杨维华本人作出同意还款的意思表示；故在李玉庆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杨维华或者华昊公司作出同意还款的意思表示，或者存在其他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情形的情况下，本院对华昊公司关于李玉庆诉讼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意见予以采信。一审法院仅依据未经核实机主身份的短信记录，即认定李玉庆向华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维华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另，因李玉庆诉讼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华昊公司有权拒绝偿还借款，在主债务已过诉讼时效、不能获得人民法院支持的情况下，抵押担保作从权利，亦不具有单独存在的前提，故本院对于李玉庆关于以华昊公司名下的帕萨特汽车（车牌号：×××，车架号：LSVET69F69262××××，发动机号：0428××）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亦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华昊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因二审期间本院查明新事实导致一审法院对于诉讼时效是否届满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2878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玉庆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60元，由李玉庆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660元，由李玉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刘海云审 判 员 甄洁莹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