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民终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高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浦汇塘路158号5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570834138C。 法定代表人：俞金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丹荔，上海沪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利君，男，197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靓、黄宏杰，江苏新天伦（常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晖，男，197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金娟，女，197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惠忠，系唐金娟丈夫。 上诉人上海高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利君、王晖、唐金娟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402民初7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3月9日，本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20年4月27日，本案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姚利君、王晖、唐金娟赔偿高见公司损失100万元并支付利息。事实与理由：一、高见公司与嘉兴市恒荣无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荣公司）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1.2014年11月初，姚利君打电话给王晖，称恒荣公司需要一笔周转资金用来偿还外债，希望向王晖借款100万元。姚利君与王晖系多年合作伙伴，两人除2013年出资设立恒荣公司外，还曾于2011年11月共同出资设立常熟市常皓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皓公司）。公司经营过程中暂需资金周转是正常的事情，且双方长期合作，当时非常信赖，王晖当即表示手头没有这么多现金，但高见公司还有贷款额度未使用，可以由高见公司借款给恒荣公司。因王晖曾是高见公司的大股东，同时基于王晖与姚利君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有一定的信任背书，该笔借款各方未签订借款协议。2014年11月5日、6日，高见公司向恒荣公司汇款两笔各50万元。其中一笔50万元，来自于高见公司向宁波银行的贷款，另一笔来自于高见公司。2015年2月，姚利君向王晖表示，其计划将恒荣公司的业务和公司设备等迁移至常皓公司。2015年8月，常皓公司的会计钱美娟向王晖发送信息，称确认截止2015年7月底恒荣公司尚欠高见公司90万元。2015年10月28日，王晖告知姚利君下周银行贷款到期需要还款，姚利君称恒荣公司账上钱不够，需要先收回其他款项，但后没有再回复。2016年，王晖与姚利君沟通恒荣公司、常皓公司与高见公司之间签订债务转移三方协议，但最终未签成。2017年8月，恒荣公司有债务被债权人追讨，王晖作为股东被起诉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至此才发觉恒荣公司已经注销，通过向工商部门调取材料发现，公司办理清算的股东会决议及清算报告上的王晖签名均系伪造，王晖本人毫不知情。因发现恒荣公司虚假清算事实，各方之间丧失了信赖基础，高见公司作为债权人向法院提起本案起诉。2.高见公司与恒荣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不频繁、不大额，远远不到100万元的数额。双方共有三笔业务往来：（1）2014年8月7日，高见公司向恒荣公司购入超柔棉，恒荣公司开具了三张增值税发票，发票总金额为247755.34元。高见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7日、22日向恒荣公司付清全部金额。（2）2014年10月20日，高见公司向恒荣公司支付货款27611.38元。（3）2015年4月，高见公司向恒荣公司购入9800米超柔棉。2015年4月22日、24日，恒荣公司开具三张发票，总金额220589.74元。高见公司因恒荣公司一直未归还借款，故该笔货款未结清，还余10万元未付。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常皓公司会计钱美娟与王晖确认公司欠高见公司90万元。综上，姚利君称高见公司向恒荣公司支付一笔100万元整的货款，事实上根本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在高见公司提供了转账凭证的情形下，应由姚利君、王晖、唐金娟举证证明该笔转账系偿还其货款，然而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举证责任仍然在于姚利君、王晖、唐金娟，一审法院认定举证责任在于高见公司，显然错误适用了法律。 姚利君辩称，一、高见公司与恒荣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高见公司称其支付的100万元中有50万元系向银行贷款所得，但其提供的银行贷款凭证明确了支付至恒荣公司的款项用途是货款。结合双方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高见公司与恒荣公司存在大量的业务往来，高见公司付款时也没有备注借款字样，显然不合常理。二、王晖作为恒荣公司的股东，对于恒荣公司清算时的债权债务情况是清楚的。高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王晖，王晖自己起诉自己，要求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也违背股东清算责任的立法本意。姚利君已就恒荣公司清算时的剩余资产及债权债务与王晖达成调解协议，一次性处理完毕，再无纠葛。高见公司作为王晖实际控制的企业，也无权就任何债权债务向姚利君提起诉讼。即便存在恒荣公司向高见公司的借款，也不应由姚利君承担责任，而应由唐金娟承担责任。姚利君也就恒荣公司清算时的剩余资产及债权债务与唐金娟经判决处理完毕，如果本案判决姚利君承担责任的，那么上述两案均应被推翻，恒荣公司清算时的剩余资产相应减少。三、高见公司及王晖存在明显的不诚信诉讼行为。高见公司起诉金额100万元，但根据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其又自认金额变更为90万元。王晖在一审中否认与高见公司之间的控制关系，二审中又提供证据证明了其是实际控制人。四、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精神，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清算责任不应被无限制扩大。高见公司与恒荣公司本身就有大量业务往来，双方还是股东间的关联公司，现恒荣公司各股东之间又有大量的矛盾，高见公司不应再以此追究股东的赔偿责任。综上，请求驳回高见公司对姚利君的上诉请求。 王晖辩称，同意高见公司的意见。 唐金娟辩称，尊重一审法院的意见。 高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姚利君、王晖、唐金娟立即赔偿高见公司损失1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姚利君、王晖、唐金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5日、11月6日，高见公司向恒荣公司汇款各50万元，共计100万元。款项汇入恒荣公司当日即均转出至姚利君账户（备注为还款）。恒荣公司股东为姚利君、王晖、唐金娟，并于2015年11月注销。工商部门备案的清算报告显示，恒荣公司清算结束后尚有剩余净资产2054709.06元，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王晖否认在清算报告及相应股东会决议上签名。高见公司与恒荣公司之间存在较多的业务往来和资金往来。王晖原为高见公司大股东（持股80%）、监事，2012年9月王晖将股权全部转让给王冬铭，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清算责任纠纷。高见公司以债权人身份要求已注销的恒荣公司的股东对清算时未处理的债权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高见公司对恒荣公司的100万元借款债权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故从举证责任角度来说，高见公司应对其向恒荣公司出借100万元承担证明义务。但目前高见公司的举证，仅能证明其向恒荣公司汇款100万元的事实，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系借款关系。首先，高见公司与恒荣公司之间的借款合意无法证明。恒荣公司的股东姚利君、唐金娟均否认借款事实，王晖虽认可借款事实，但其与高见公司大股东王冬铭之间存在股权交易，是否有利益关联不能排除，两公司也未就借款签订合同或以任何其他书面形式加以确认。其次，高见公司与恒荣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和资金往来，在案涉汇款的前后时间段，双方均存在较为频繁和大额的交易往来，款项汇入当日又转入姚利君个人账户，故该100万元款项的性质具有多种可能性，无法确认为借款。再次，高见公司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在双方具有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向恒荣公司出借100万元而不办理任何手续，不太符合常理。综上，高见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所主张的100万元借款债权不能成立，其要求股东赔偿债权损失没有基础。因此，高见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见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00元，由高见公司负担（已交纳）。 二审中，高见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1.常皓公司工商登记信息1份，证明在成立恒荣公司之前，姚利君与王晖于2011年11月出资设立常皓公司，两人是合作伙伴，存在长期合作关系，有信赖基础。 2.常皓公司章程1份，证明钱美娟系常皓公司财务。 3.宁波银行借款借据及附件贷款开户通知书各1份。 4.宁波银行受托支付信息确认单1份。 证据3、4证明高见公司支付给恒荣公司的100万元中有50万元来自高见公司向银行的贷款。 5.公证书（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明2015年8月13日，常皓公司财务钱美娟发信息给王晖，确认恒荣公司结欠高见公司90万元；2015年10月28日王晖发信息给姚利君，称下周贷款到期，何时还款。 6.（2017）沪0101民初20432号民事调解书1份，证明2017年8月，恒荣公司有未清偿债务被债权人追讨，王晖等人作为恒荣公司股东被起诉至法院，王晖才知道恒荣公司已被注销。 7.（2017）苏0581民初13253号民事调解书及审判笔录各1份，证明2017年12月王晖因恒荣公司虚假清算注销一事起诉姚利君。 证据6、7还证明因恒荣公司虚假清算一事，王晖与姚利君之间产生矛盾，信赖基础丧失。 8.（2016）浙0402民初168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常皓公司称，2015年8月其与恒荣公司合并，恒荣公司将对另一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常皓公司，常皓公司依此提起诉讼向债务人追讨。佐证了姚利君陆续将恒荣公司的业务与债权债务关系转移至常皓公司的说法，与2015年8月常皓公司财务和王晖确认恒荣公司借款的事实相互印证。 9.2014年至2015年间往来明细分类账4份。 10.业务往来明细1份。 11.增值税发票3份。 12.银行凭证3份。 13.记账凭证3份。 证据9-13证明高见公司与恒荣公司之间业务来往不频繁且金额不大，截止2015年12月高见公司应付恒荣公司10万元未付，恒荣公司100万元借款未归还。 14.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明2016年8月2日，王晖与钱美娟联系通过邮件发送对账单以及债务转让协议事宜，后钱美娟回复称姚利君没让盖章。 15.邮件往来及附件各1份，证明高见公司的财务于2016年8月2日将有关对账单以及债务转让协议通过邮件发送给钱美娟，要求对账。 16.情况说明1份，证明案外人冯某与王晖同往常皓公司沟通恒荣公司欠款事宜。 姚利君质证认为，证据1、2，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4，对真实性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在借款借据中业务类型可以看出，高见公司向银行借款一般有供货合同，高见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说明借款用途。证据5，对公证书没有异议，其中与姚利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高见公司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没有体现任何恒荣公司向高见公司借款的内容，王晖与姚利君也是常皓公司的股东，双方有其他利益关系。对与钱美娟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予认可，该聊天记录即使真实，也无法达到证明目的，与高见公司一审起诉的100万元无法对应。钱美娟并非是恒荣公司的财务，无法进行对账。且从2016年8月的微信聊天记录看，钱美娟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对账。证据6-8，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达到证明目的。王晖称清算协议上的签字系伪造，但没有申请鉴定。唐金娟（肖惠忠）起诉恒荣公司各股东的清算案件，该案经判决，不存在恒荣公司虚假清算和王晖签名系伪造的情形。证据9-13，对发票、银行回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达到高见公司的证明目的。明细账是高见公司自行制作的，对真实性存在异议。证据14、15，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也无法达到证明目的。钱美娟是常皓公司的财务，其对恒荣公司的债权债务不知情。证据16，真实性不予以认可，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情况说明中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冯某作为王晖朋友，有利害关系。 王晖质证认为，对高见公司的证据没有意见，其于2017年才得知恒荣公司被解散，之前只知道公司搬迁。 唐金娟质证认为，对高见公司的证据没有意见，一审判决已经很清楚了，100万元借款和恒荣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是高见公司和常皓公司的关系。 姚利君提供了钱美娟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1.姚利君及常皓公司从未就恒荣公司与高见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任何的对账或债权转让。2.高见公司、常皓公司及恒荣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的业务往来和债权债务，高见公司目前仍结欠常皓公司款项，至于恒荣公司与高见公司之间的具体业务金额，钱美娟本人不知情。 高见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不认可，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钱美娟应当出庭接受质询。高见公司是否结欠常皓公司款项和本案无关。关于对账，从高见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清晰地得知钱美娟系经手人，故情况说明不符合事实。 王晖质证认为，不清楚钱美娟是在什么情况下提供的情况说明，王晖和她的沟通情况并非如此。 唐金娟质证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其对此不清楚。 高见公司还申请证人冯某出庭作证，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对冯某的证言，高见公司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真实可靠，可以达到高见公司的证明目的。姚利君质证认为，同证据16质证意见一致。王晖质证认为，证人所述情况属实。唐金娟质证认为，这笔钱是常皓公司、王晖、姚利君之间的款项往来，恒荣公司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本院认证意见：高见公司提供的证据1、2，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的处理没有关联性。证据3、4，真实性予以认定，但高见公司支付给恒荣公司的款项来源，与高见公司与恒荣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无关。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无恒荣公司向高见公司借款的内容，且钱美娟并非恒荣公司的员工，无权确认恒荣公司欠款情况；王晖向姚利君发微信称“下周就还贷款了，50万何时到账”也不足以认定系向恒荣公司催讨借款。证据6-8，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认定案涉100万元是否属于恒荣公司的借款无关。证据9，系高见公司单方制作的明细账，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0-13，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本案并非高见公司与恒荣公司的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无法证明本案款项为恒荣公司向高见公司的借款。证据14、15，真实性无法认定，即便真实，从内容来看，钱美娟也未确认债务转让事宜。证据16及证人冯某的证言，其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不能证明本案款项性质。姚利君提供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故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高见公司主张其于2014年11月5日、6日向恒荣公司转账支付的合计100万元为借款，但并未提供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高见公司在转账时也未注明款项性质为借款，故高见公司主张100万元为恒荣公司的借款缺乏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恒荣公司的三股东姚利君、王晖、唐金娟在本案中提出不同的答辩意见，姚利君辩称，高见公司与恒荣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该100万元属应付款；王晖认可恒荣公司向高见公司借款100万元；唐金娟辩称，恒荣公司没有借款，100万元是姚利君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利用公司账户走账。对此，王晖原系高见公司的股东，之后将股份又转让给了其父亲王冬铭，故其与高见公司之间有利害关系，不能仅依据王晖的自认认定本案借款成立。对于姚利君及唐金娟的答辩，姚利君提供的出库单、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可以证明高见公司与恒荣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其他交易往来，唐金娟提供的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可以证明恒荣公司在收到案涉100万元后的当日就将款项全部转账至姚利君账户，故一审法院认为该100万元款项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并无不当，本案无法认定恒荣公司向高见公司借款100万元的事实。综上，高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海高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蕾 审判员 褚 翔 审判员 王 浩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