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3号院1号楼15层1822。法定代表人：范琳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欣欣，男，1982年5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宗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生，男，196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永，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剑，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电广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国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6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在线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京电广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宗鹏、被上诉人王国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永均在线参与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京电广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我公司不当得利金额45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我公司与王国生以及案外人梁某签订《协议书》，我公司同意王国生通过领取支票的方式从我公司收回款项，但生效判决未将王国生从我公司领取的450万元涉案款项计算在《协议书》约定的收回款项，故王国生占有涉案45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2.一审法院将本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我公司，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应由王国生举证证明取得涉案450万元存在合法依据，如其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王国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京电广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1.王国生与京电广源公司、梁某为合伙关系，合伙期间发生多笔业务，涉案450万元也发生在合伙期间，属于合伙期间王国生分得的收益，不属于不当得利。2.双方在合伙期间发生的账目、银行转账等材料均由京电广源公司实际控制和管理，王国生领取涉案450万元也需要京电广源公司管理人员签字审批，故京电广源公司更能举证证明涉案450万元的给付目的。3.2013年10月10日双方达成分配协议，双方已就合伙问题产生多起诉讼，且京电广源公司的再审申请已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京电广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国生退还不当得利金额480万元；2.判令王国生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分五笔，其中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以17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以7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以50万元为基数，2013年9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判令王国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3年7月8日，瞿某代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一张限制金额为150万元的支票；2013年8月13日，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一张限制金额为175万元的支票；2013年8月15日，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一张限制金额为75万元的支票；2013年8月23日，瞿某代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一张限制金额为30万元的支票；2013年9月26日，瞿某代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一张限制金额为50万元的支票。2013年10月10日，京电广源公司作为甲方、梁某作为乙方、王国生作为丙方签订了《协议书》，其中载明：乙方是甲方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实际经营人，乙方和丙方长期合伙经营，共同以甲方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经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就丙方退出合伙经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乙方共同给付丙方补偿款，共计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25,000,000.00元）；甲方、乙方对丙方承担共同连带责任。二、甲方、乙方授权丙方以甲方名义催缴下列工程款项，并以实际收回的工程款抵扣第一条约定的补偿款数额，工程款项应以实际结算的金额为准。工程名称：（略）上述工程款项实际收回的金额不足支付丙方补偿款的，甲方、乙方应于2014年6月30日一次性支付剩余部分的补偿款；工程款项实际收回的金额超出支付丙方补偿款的部分，归甲方所有。三、甲方、乙方应协助丙方进行工程款催缴，并提供含合同、授权委托书、发票等相关材料。四、甲、乙、丙三方再无其他争议。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2016年3月23日，王国生作为原告就与梁某、京电广源公司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起诉并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梁某和京电广源公司立即向王国生支付钱款16720673.84元，支付以上述款项为基数自2014年6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梁某和京电广源公司承担。2017年5月19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15民初5114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的审理查明部分就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的款项，确认“梁某和京电公司提交的京电公司支票领用单及银行对账单在《协议书》之后支付的166.8万元都包括在王国生认可从京电公司领取的款项内。关于梁某和京电公司主张王国生在2013年10月10日之前收取的款项也属于《协议书》约定的款项，本院认为不符合《协议书》的约定，对此不予认可”；在该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确认了王国生与梁某之间的合伙关系，“当事人各方应按照《协议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各方的关系也应以《协议书》载明的为依据”。后梁某与京电广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10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2民终943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驳回了梁某与京电广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29日，京电广源公司、梁某因不服（2017）京02民终943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京0115民初5114号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要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对本案提审或指令再审。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立案审查。一审庭审中，京电广源公司向法庭提交2013年6月24日的股东会第二次预备会会议纪要复印件，以证明针对王国生退伙事宜双方进行探讨并形成初步意见，同意王国生收回1500万元；针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王国生均不认可。京电广源公司向法庭提交支票领用单及支票存根，以证明王国生自己或者委托其儿媳瞿某以履行会议决定内容、收回款项为由通过领取支票的方式从京电广源公司分5笔共领取480万元；针对该份证据王国生认可其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这是其作为合伙人的正常收益，基于与梁某的合伙关系从公司领取的钱。京电广源公司向法庭提交2013年10月10日《协议书》复印件，以证明就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的补偿款金额进行了调整，并明确由王国生在一定期限内追讨工程款，以实际收回的工程款抵扣补偿款；针对该份证据王国生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这份协议书是对梁某与王国生多年合伙以来的最终确认，包括双方的关系以及应支付金额，并非是进行的调整。京电广源公司向法庭提交（2016）京0115民初511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及（2017）京02民终943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以证明法院经审理认定发生在2013年10月10日签订《协议书》之前的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的取款，与京电广源公司向王国生支付退伙补偿款无关，故在判决时未将上述款项予以抵扣，故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上述款项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王国生向法庭提交了民事再审申请书、（2019）京民申4102号应诉通知书，以证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京电广源公司就之前双方案件提出的再审申请；对于该份证据，京电广源公司认可真实性，但认为其提出的再审申请并不涉及本案的五笔款项。此外，经法庭询问，双方当事人对2013年7月8日支票领用单用途一栏的“王国生工程款”、2013年8月23日支票领用单用途一栏的“邮局房租”、2013年9月26日支票领用单用途一栏的“王国生工程款”各执一词。京电广源公司认为上述款项均系王国生以领取补偿款的名义领走；王国生则认为“工程款”字样的支票领用单，不排除是王国生通过京电广源公司名义对外揽活领取的应属自己的款项，“邮局房租”字样的支票领用单，系王国生将自家房子租给邮局，邮局将租金以支票形式入到京电广源公司账上，而后又由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处领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其中，没有法律依据是构成不当得利的实质性条件，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王国生取得涉案款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述规定确立了民事诉讼的基本举证责任。不当得利案件的举证责任应遵循此举证规则。在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件中，作为给付钱款的一方，应承担证明接收钱款一方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接受给付一方应对给付人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提供相反的反驳证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王国生通过支票形式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480万元。但对于款项性质存在争议。在王国生与梁某、京电广源公司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经（2017）京02民终943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国生与梁某系合伙关系；双方共同以京电广源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王国生在2013年10月10日之前收取的款项不属于《协议书》约定的款项。但鉴于涉案款项的领取均发生在王国生作为合伙人以京电广源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期间，双方亦认可除本案所涉款项之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且京电广源公司应当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实王国生取得涉案款项没有合法依据，但其未能提供，故王国生领取涉案款项，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京电广源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王国生返还款项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王国生提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申4102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京电广源公司、梁某因不服（2017）京02民终943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京0115民初5114号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现已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对此，京电广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表示认可真实性，但认为上述再审案件与本案无关，两个案件所涉款项并非同一笔，且对再审结果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应由何方承担举证责任以及涉案450万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点：第一，一方取得利益；第二，另一方受损失；第三，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四，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450万元的取得事实没有争议，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第四项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问题，即取得利益是否没有法律根据应由何方承担举证责任。现京电广源公司上诉主张由王国生就取得涉案450万元存在合法依据承担举证责任，而非由其承担举证责任，故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举证规则，现行法律并未对不当得利举证责任的承担作出例外规定，京电广源公司作为主张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应就此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此外，京电广源公司作为导致利益变动的主动方，从常理上更清楚利益转移的原因，亦应更审慎地留存利益转移原因的相关证据。再者，“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依据”虽从文字表达上属于消极事实，但可通过证明与之相联系的积极事实予以证明。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之分配并无不当，本院对京电广源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难以支持。至于涉案45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一节，京电广源公司主张涉案450万元为依据《协议书》支付给王国生的约定款项，但并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与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及本案所查明的事实，认定京电广源公司未完成其举证责任，进而驳回京电广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京电广源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800元，由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侯晨阳审 判 员 魏曙钊审 判 员 郭文彤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毕凤敏书 记 员 **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