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4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秋丽，女，195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梅，泰安泰山岱庙法律服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伟，男，1957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淑娟，女，1982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系徐伟儿媳。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雷，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陆娜，女，198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上诉人高秋丽因与被上诉人徐伟及原审被告陆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5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秋丽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没有证据予以证实。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陆静远签订《楼房购买合同》己经实际履行，被上诉人已经支付购房款3万元，陆静远己经实际交付房屋”，该认定被上诉人除了持有《楼房购买合同》之外，其余均无有效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仅凭推测作出事实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签订后，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楼房购买合同》第一条的约定，被上诉人是应当向合同当事人陆静远履行支付义务。但本案在原审及发回重审期间，被上诉人均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己经履行了支付3万元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该规定，被上诉人对于《楼房购买合同》的生效及履行均具有举证责任，如果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己经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从《楼房购买合同》签订的是时间为2003年，根据当时的人民币价值3万元不是一笔普通金额，金额较大，且当时交易的房产还处于出租和没有产权状态，合同约定的房产买卖是当时根本不能马上办理产权手续的，这一点双方均是汽运公司的职工，均明白这点，故被上诉人向陆静远支付3万元，没有收到购房款的任何手续，单凭这点就明显不符合老百姓交易的常理。再者，2003年的3万元的现金不是一笔小数目，被上诉人主张现金支付，应当有现金的来源证据，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被上诉人所称的现金3万元来源，也未查明交付的具体情况及交付的时间、地点及交付情况。2、一审法院认定“陆静远已经实际交付房屋”，一审院作出该认定同样没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从证人的一句话及上诉人长期不主张权利进行主观臆想的推断是没有依据的。纵观本案，2003年涉案房产的情况非常特殊，涉案房产系公租房，根据政策规定，该房不允许对外出租，陆静远却将涉案房产一直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还作出一系列不合法的行为，而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妻子与陆静远均系同事，双方关系密切，双方为了掩盖不合法的行为，而签订一份《楼房买卖合同》，2013年被上诉人未经允许私自装修，当时陆静远己经患病，后查出是患上肺癌，上诉人及家人一直忙于给陆静远治病，没有顾及涉案房产状况，陆静远去世后，被上诉人用其持有的陆静远签字的这份合同，以假乱真主张权利，强行占有涉案房产，双方一直因涉案房广事宜存在纠纷未解决，上诉人本意是等待涉案房产产权办理完毕后处理，产权办理完毕后，上诉人主张权利时双方再次发生纠纷并报警处理。被上诉人虽然持有合同，但对其合同履行却不能自圆其说。假设，涉案房产是被上诉人购买，购买后及交付使用，但是当时该房产为公租房，是要向汽运公司每月支付租金的，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支付过涉案房产的租金。相反，大约在1988年汽运公司将涉案房产租给上诉人使用，上诉人从1988年到2018年7月30日止期间的全部租金是由上诉人交纳的，在租赁的31年里，全部租金均是上诉人交纳的，被上诉人主张涉案房产己交付使用，但从未向单位交纳过涉案房产的租金，这与常理不相符，根据《楼房购买合同》第二条第2项约定，由被上诉人向汽运公司一次性交纳涉案房产买断的费用，被上诉人也是汽运公司的职工，自称己经购买占有使用涉案房产，但是涉案房产办理的房改手续，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汽运公司交纳购房款，这一行为同样不符合常理。二、被上诉人所持有的《楼房购买合同》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上诉人没有协助过户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出具涉案房产的所有权的相关证据，完全可以证实本案中的涉案房产的产权是属于上诉人的，涉案房产的产权是在陆静远去世后，上诉人经过单位房改，并于2018年6月19日交纳购房款24096.38元后取得的涉案房产产权，涉案房产产权档案中，明确了是上诉人个人的工龄及上诉人个人支付的房款而取得的产权，与陆静远没有任何的关系，而陆静远与被上诉人签订《楼房购买合同》时，涉案房产的产权人是汽运公司而不是陆静远的，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认定被上诉人持有的《楼房购买合同》有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003年陆静远与被上诉人签订《楼房购买合同》，涉案房产陆静远没有无权处分，被上诉人起诉时，涉案房产仍然不是陆静远的，陆静远仍然对涉案房产不具备处分权，故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是错误的。相反，根据该条的规定，陆静远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楼房购买合同》系无效协议。被上诉人出具《楼房购买合同》明显出现诸多不合理和涂改的地方。在合同第一条，明显的没有“乙方”的名字，也就是没有被上诉人名字。合同第二条，在第几宿舍处为空白，在“二”号楼的头上添加了一横，成“三”号楼，在第二条第一项上也有同样的涂改，在涂改处没有任何手印，几号楼是涂改的，几单元是手写的，其他均是打印的，合同首部的乙方还没有名字，在2003年用3万元购买一套房产，是一个家庭、是老百姓一生的大事，签订合同的草率程度和种种错误，支付房款没有收条，没有公租房租金条，明显不符合正常的房产交易和老百姓的常理，这些均可以说明了陆静远签字的这份协议不是正真的房产交易。上诉人没有协助过户的义务。被上诉人如果因《楼房购买合同》造成损失，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另行主张权利。三、关于“保证书”的性质。本案中，被上诉人出具“保证书”并非是《楼房购买合同》的补充协议或合同附件，《楼房购买合同》是买卖合同关系，保证书指向的是租赁关系，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故保证书与《楼房购买合同》不具备同一性。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对于合同的履行及效力负有举证义务，被上诉人无有效证据履行合同义务及合同效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被上诉人持有的《楼房购买合同》系无效合同，法院应当保护合法财产人的权益。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公正裁决。当庭申请证人出庭是因为疫情期间是特殊时期，上诉人寻找证人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在特殊时期，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庭前申请证人出庭是合法的。本案虽然不是继承纠纷，但是被上诉人主张的买卖合同权利义务人已经死亡，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也是按照继承的相关规定起诉的两个被告，如本案不追加其他继承人参与诉讼，将损害其他继承人的相关权利。 徐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对上诉人补充的意见答辩如下：原审程序适当不存在违法问题，反而今天庭审上诉人当庭申请证人作证，违反了法庭举证通知书的第12项的规定，上诉人当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超出了举证期限，对此提出异议，本案不是继承纠纷，不存在遗漏主体。 陆娜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关于对方说的保证书，保证书只是对外租赁的保证，没有涉及到买卖，且保证书中写的是让给朋友居住，不是让给了徐伟居住。我们认为就是我父亲被逼迫的，我父亲亲口和我说是被逼迫的让其长期居住，撵不出去。 徐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两被告协助徐伟办理房产证手续（迎胜小区3号楼1单元102室）；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高秋丽与陆静远原系夫妻关系，陆静远于2014年1月20日因病去世，被告陆娜系陆静远与被告高秋丽之女。2003年4月12日，陆静远（甲方）与原告徐伟（乙方）签订《楼房购买合同》一份，约定：经双方协商同意，本着友好自愿的原则，甲方将原汽运总公司宿舍三号楼1单元，产权100%一次性转卖给乙方，经双方协商签订如下合同：1、甲方原住三号楼一楼两室一厅、院落，自愿转卖给乙方，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现金30000元，100%产权归乙方所有。2、房改政策规定的楼房买断一切费用由乙方一次性支付给汽运总公司房管部门。3、房改后，房产证归乙方所有。陆静远与被告高秋丽、陆娜出具保证书一份，内容为：经本人全家三口共同协商，现同意将迎胜小区3号楼1单元中户两室一厅住房自愿让给朋友永久性居住，在此期间双方应共同保密，而且本人保证绝对不会收回房子，并不会对任何人再提起此事，本人家人或对方如出现任何违约事件，后查自负。原告主张该保证书系2003年其与陆静远签订《楼房购买合同》时，由陆静远及两被告出具。两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陆娜称称该保证书2013年出具的，由其书写，是其父亲陆静远称房子给渔友住，具体是谁不清楚。 庭审时，原告称：2003年4月12日，其与陆静远签订涉案楼房购买合同,原告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陆静远购房款30000元。当时涉案房产正对外出租，双方签订合同后，由陆静远收取房租后交给原告。两被告则称，陆静远生前掌管家里经济事宜，两被告未听陆静远提起过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的事情，也未听陆静远说原告支付购房款的事情。2003年下半年被告一家搬离涉案房产。对于保证书，原告称系与陆静远签订涉案买卖合同时被告一家出具的，由陆静远交付给原告的。两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该保证书是2013年出具，当时陆静远称其渔友要住房子，让两被告出具的该保证书。另查明，陆静远及原告徐伟、被告高秋丽均系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涉案房产原登记在山东省泰安汽车运输总公司名下，系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分配给陆静远、高秋丽的公租房。2014年1月20日陆静远去世时，涉案房产未参加房改。2018年，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通知被告高秋丽参加涉案房产房改。2018年6月29日的《购房职工住房资金补偿申请审批表》载明：高秋丽住房资金补偿总额为6967.62元，配偶姓名空白，配偶住房资金补偿总额为零，应付购房总价款34064元，应实付购房款金额24096.38元。2018年7月11日，被告高秋丽与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泰安市城区公有住房买卖契约》，约定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将涉案房屋产权出售给被告高秋丽，房屋价款31064元。后被告高秋丽交纳24096.38元，于2018年7月27日取得涉案房产不动产权证书。庭审时，被告向本院提交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统一收据一宗，欲证实涉案房产一直由陆静远及被告方向交纳房租（管理费、水电费）。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收据无异议，但称与陆静远楼房购买合同签订后，其通过陆静远向单位交纳涉案房产房租，陆静远去世后，原告儿媳去公司交纳公司没有收取。关于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情况，原告称：原告与陆静远于2003年4月份签订楼房买卖合同时，涉案房产处于出外出租状态，与陆静远签订楼房买卖合同后，涉案房产仍继续对外出租，至2013年9月，由陆静远协助，原告收回涉案房产，并进行了装修，自行使用一段时间后继续对外出租，现涉案房产由原告对外出租给案外人李敏使用。被告称：被告一家在涉案房产居住至2003年7月份左右，后出租给案外人刘某、龚某至2013年9月，后陆静远将涉案房屋出租给其渔友。对于上述租赁情况，两被告主张陆静远生前掌握家中经济及其他家庭事宜，两被告并不完全知情，只是听说房子对外出租，租金一直由陆静远收取，两被告并不知情。原审庭审后，由好心邻居帮助，找到当时的租赁人刘某、龚某。陆静远去世后，被告才知涉案房屋由原告占有，因涉案房子是租赁的所以未向原告主张权利。证人刘某证实其于2003年9月份至2005年9月份租赁涉案房产经营水果；证人龚某证实其自2005年9月至2013年9月租赁涉案房产经营水果，2013年9月，陆静远与原告儿媳高淑娟与龚某谈交接事宜。该俩位证人证实其承租涉案房屋期间，房租交给陆静远，原告称自与陆静远签订合同起至2013年11月20日原告收回涉案房产期间，涉案房产一直对外出租，共有三个承租方，一个是易初莲花员工、一个是巩姓卖水果的、另一个是第二个租房介绍过来的也是巩姓卖水果的，期间一直由陆静远收取房租后转交给原告，向交运集团交纳的房租也是由原告支付给陆静远后由陆静远交纳。原告为证实其主张，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并提交装修时的收款收据、照片、自来水证、电力客户卡等证据，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证据均有异议，主张无法证实原告与陆静远存在房屋买卖合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徐伟与陆静远签订的《楼房购买合同》是否履行的问题。原告与陆静远签订《楼房购买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主张已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陆静远购房款30000元，且自合同签订后即交付了涉案房屋，因当时涉案房屋出外出租，由陆静远收取房租后交给原告，原告于2013年11月份收回房子，占有使用至今。两被告对此虽不予认可，但根据两被告所述，陆静远生前掌管家中事宜，两被告对涉案房屋的对外出租情况不知情，证人龚某庭审时认可2013年9月陆静远带原告儿媳高淑娟去谈房屋交接事宜等，能够印证原告所述的事实。被告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未对该房及房款主张过权利，且即便如两被告所述自陆静远去世后才知涉案房产由原告占有，至原告起诉也已五年多，两被告亦未向原告主张过权利。结合两被告及陆静远出具的保证书“保证绝对不收回房子，并不会对任何人再提起此事”、“在此期间双方应共同保密”、“永久性居住”等内容，应当认定双方签订的《楼房购买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原告徐伟已支付购房款三万元，陆静远亦实际向原告交付了房屋。关于原告徐伟与陆静远签订的《楼房购买合同》的效力问题。陆静远与被告高秋丽是夫妻关系，且均为山东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2003年4月12日，原告与陆静远签订涉案房产的楼房购买合同时，涉案房产系山东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租赁给陆静远与高秋丽的公租房，陆静远、高秋丽对涉案房产享有居住的权利。陆静远与原告签订的《楼房购买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该合同应认定为是合法有效的合同。被告高秋丽、陆娜以陆静远无权处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采纳。被告高秋丽与被告陆静远是夫妻关系，且陆静远去世前与两被告一直共同生活，在陆静远去世前，被告高秋丽、陆娜出具保证书，明确载明了“本人全家三口共同协商”，将涉案房产“自愿让给朋友永久性居住”，并且“在此期间双方应共同保密”，承诺“本人保证绝对不会收回房子，并不会对任何人再提起此事，本人家人或对方如出现任何违约事件，后果自负”，该保证书系两被告及陆静远出具，结合原告、陆静远及被告高秋丽均系山东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事实及保证书载明的“让给朋友永久性居住”、“双方共同保密”、“保证绝对不会收回房子”等内容，能够证实被告高秋丽、陆娜对陆静远将涉案房产出售给原告是明知的，同时也是同意的，另外，根据保证书载明“本人家人或对方如出现任何违约事件，后果自负”的内容，能够认定被告高秋丽、陆娜认可涉案房屋的买卖与原告有过约定。现原告提交了其与陆静远签订的《楼房购买合同》及两被告与陆静远出具的保证书，足以证实两被告认可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原告的事实及陆静远与原告签订的《楼房购买合同》，原被告之间系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原告支付了合同约定的价款，陆静远将涉案房产交付给了原告，原告现实际占有使用该房产。2018年被告高秋丽通过房产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具备了办理过户登记的客观条件，徐伟作为买受人，其目的在于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其履行合同义务的对价亦在于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因此高秋丽协助办理过户登记也是其应履行的主要义务。因此徐伟要求高秋丽协助办理过户登记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徐伟要求陆娜协助办理房产手续的诉求，由于该房屋未登记在陆娜名下，该诉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庭审时，被告主张由被告向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交纳涉案房屋的房租，原告认可陆静远去世后被告向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交纳房租的事实。庭审时，原告亦认可涉案房产房改时被告高秋丽支付了购房款24096.38元。对陆静远去世后被告向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涉案房产的房租及房改时被告高秋丽支付购房款24096.38元，被告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高秋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徐伟办理位于泰安市中户（权证号：鲁（2018）泰安市不动产权第××号）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二、驳回徐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共计3520元，由原告徐伟负担1760元，被告高秋丽负担1760元。 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一、2011年11月18日收条一份、证据二、2012年8月份、2013年8月份两张电费单据、证据一、二来源于一审中证人龚某，证据一、二共同证明：龚某在租赁期间是将租赁费直接交付给陆静远，同时证实了2010年11月18日在被上诉人与陆静远签订买卖合同后的第七年房产仍然是由陆静远出租，这一行为可以说明涉案房产并没有交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签订买卖合同后没有实际占有。2013年8月房产仍然由其租赁，说明了这期间房产仍然是由陆静远占有，而非被上诉人。证据三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杨某系涉案房产楼长，也是陆静远的邻居，对于陆静远的房产情况比较知情，证明：涉案房产并没有买卖关系。被上诉人徐伟质证认为，对证据一有异议，首先从记载内容来看没有说明是哪个房屋产生的租赁费，收款人也没有署名，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有异议，被上诉人确认龚某承租过这一事实，该证据结合本案在2018鲁0902民初3407号案件中提交的2013年10月11日电费发票一张以及2013年10月的天然气发票一张，另结合2019鲁0902民初5397号案件龚某出庭作证的事实，在2013年9月之前涉案房屋是由被上诉人委托陆静远对外出租，由陆静远收取租金后转交给被上诉人。2013年9月陆静远与原告儿媳高淑娟跟龚某交谈过交接事宜，交接完成后由被上诉人方缴纳相应电费、燃气费、水费等相应支出，至于交给汽运集团的租金是由被上诉人交给陆静远，由陆静远代缴。对证据三杨某证人证言有异议，证人证言是选择性记忆的方式，其从未见过徐伟、徐雷或高淑娟与陆静远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或房屋租赁合同，其仅是靠自己的主观认知认为公租房不应当出售、买卖，正是因为公租房的特殊性质，在高秋丽、陆娜、陆静远三人出具的保证书中才采用了永久性居住、共同保密、不对任何人提起此事的字眼，来掩盖买卖合同的真相，另外，其对涉案房屋的龚某介绍人一事也与龚某证词不一致，其证言内容不可信，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方说在2003年4月份是空置房，在前几次的庭审过程中陆娜曾说过他们是在2013年的下半年搬离该涉案房产，与目前的证言不一致，说明陆娜对该房屋的出租情况不了解，我们在上次庭审时提供了2003年至2013年详细的出租情况，与对方提供的证言一致，如果我们没有买卖此房屋，不可能掌握如此详细的信息。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至三被上诉人虽有异议，但承租人龚某、楼长杨某出庭作证并提供支付生活费单据，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至三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陆静远和楼长杨某说，让杨某通知涉案房屋的租赁户龚某，不租给他了，要收回租给朋友，害怕朋友不给租赁费，杨某后来知道徐雷及其妻子装修涉案房屋。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03年4月12日签订《楼房购买合同》时涉案房屋的登记在山东省泰安汽车运输总公司名下，系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分配给陆静远、高秋丽的公租房，陆静远与被上诉人徐伟均是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职工，对公租房禁止买卖是明知的，2014年1月20日陆静远去世时，涉案房产未参加房改，2018年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通知被告高秋丽参加涉案房产房改，后被告高秋丽交纳24096.38元，于2018年7月27日取得涉案房产不动产权证书，《楼房购买合同》中的涉案房产至2014年1月20日陆静远去世时未取得涉案房屋的处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涉案房产于2018年由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通知上诉人高秋丽参加房改，后高秋丽于2018年7月27日取得涉案房产不动产权证书，上诉人高秋丽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涉案房产是陆静远与被上诉人徐伟签订《楼房购买合同》，上诉人高秋丽并未在《楼房购买合同》出卖人处签名确认，上诉人高秋丽也不认可该楼房购买合同。本案的《楼房购买合同》签订于2003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是2012年7月1日颁布，按照法溯不及既往原则，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应当适应合同法的规定，因此，陆静远与被上诉人徐伟签订的《楼房购买合同》无效，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高秋丽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539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徐伟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共计3520元由徐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徐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明娜 审判员  王 芳 审判员  李 莹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赵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