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4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永胜，男，1966年2月3日出生，汉族，个体，住黑龙江省肇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绪良，黑龙江四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艳娟，女，197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个体，住黑龙江省肇源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黑龙江杨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永胜因与被上诉人薛艳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2民初3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永胜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绪良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薛艳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后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永胜上诉请求：1.撤销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2民初3653号民事判决并改判确认《合伙解除协议书》无效;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薛艳娟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魏永胜与薛艳娟的客观事实是民间借贷关系，并由薛艳娟收取了商利贷和复利，应追究薛艳娟涉嫌“套路贷”的法律责任。原市却以所谓的“合法”的形式掩盖了非法的目的，错误的认定为“合伙”关系。实际上锦绣江畔龙栖湾三期铝塑窗工程由魏永胜单独承包，因缺少资金向薛艳娟借款100万元，薛艳娟为了保证借款安全要求魏永胜签订了“合伙协议”，因此魏永胜与薛艳娟表面上是合伙关系，实质上是隐藏着“套路贷”的借贷关系。二、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魏永胜的诉讼请求，属于违法且证据不足。1.魏永胜与薛艳娟签订的《合伙解除协议书》系薛艳娟的欺诈和“套路贷”的一贯手段。在本案中，魏永胜与薛艳娟虽然签订《合伙合同》或《合伙解除协议书》，但事实魏永胜与薛艳娟之间是用此保护借贷资金的安全，并且存在《合伙解除协议书》的签字方的明显不一致。因所拨的工程款直接进入某公司银行账号，所以该款将由李某江负责拨付到薛艳娟指定的账户中。薛艳娟持有的《合伙解除协议书》有李某江的签字，而魏永胜持有的《合饮解除协议书》则没有李某江的签字，明显薛艳娟存在欺诈的事实。2.薛艳娟故意使魏永胜陷入错误的认识和用钱经营的危难之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一方以欺诈、胁道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3.魏永胜与薛艳娟履行借款过程中或合伙协议过程中出现了情势变更。魏永胜先还给薛艳娟155万元本息，也就是说薛艳娟出借100万元后在不到4个月时间内，薛艳娟就获得了55万元的利息。双方虽然签订了合同解除协议，但实际上该工程系亏损工程，至今既没有结算：也没有利润可得：且没有拨付工程利润的款项。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该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一审法院并没有看到和审查薛艳娟提交的工程决算书及利润超出100万元的客观事实，更没有结合实际情况认定合同是否发生了“情势变更”，而是片面的、违背审判规则的盲从的审理往来的事实。彻底的避开确认合同效力之诉与实体权利及义务之诉的本质区别。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收取诉讼费4,400元，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魏永胜的诉讼请求并没有涉及到任何财产数额，更没有对《合伙解除协议书》中的标的额存在质疑，魏永胜的请求是：请法院审查并撤销该《合伙解除协议书》。根据《人民法院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十三条“债权人撤销之诉应当按其他非财产案件处理，每件收诉讼费50至100元。”因此一审法院收取魏永胜案件受理费8,800元或减半4,400元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收费，并加大了魏永胜的经济负担，敬请二审依法纠正并及时返还给魏永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无论程序和实体均存在严重的错误。存在主观腔断及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薛艳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魏永胜的上诉请求。魏永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魏永胜给付工程款（直接费用）412,885元;2.一审案件受理费由魏永胜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05月11日，魏永胜（甲方）与薛艳娟（乙方）签订《合伙承包工程协议》，约定：1.合伙项目以松原市盛恒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上海居然工贸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合同确认的项目内容及范围为准；2.本合同与2017年05月26日签订的松原市宁江区锦绣江畔龙栖湾三期铝塑窗户工程合同，具有同样法律效应；3.甲、乙双方合伙承包的项目，以魏永胜名字出现；4.合伙期限至合伙施工的项目完工，各方结算完毕为止；5.出资额、方式及盈余分配：甲方出资额以材料进入现场票据为准；工地预付款项不含甲方出资额内；乙方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出资100万元，投资方式以工地实际材料需要陆续进场；如工地后续用款不足，将由甲、乙双方共同出资50%；盈余分配，无论甲、乙双方实际出资比例双方平均，利润分配都按5:5平均分配；合伙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放弃此工程，否则后果自负；6.权利与义务：甲方为合伙期间的财务负责人，工程拨款将进入甲、乙方共同指定魏永胜账户，乙方负责保管该项目相关合同原件，合伙项目的一切财务收入、支出均需经甲、乙双方同意签字生效方可支出与进账；甲方负责项目的工程管理及当地社会关系的协调。甲、乙双方共同参与该项目日常管理。2018年09月20日，魏永胜（甲方）与薛艳娟（乙方）签订《合伙解除协议书》，约定：1.自签订之日起，乙方将撤出锦绣江畔龙栖湾三期铝塑门窗工程任何事宜。所涉及签署协议、债权、债务及任何事情，也将与乙方无任何责任；2.经尚居铝塑门窗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春江同意，乙方负责到总公司撤出先前二方约定支付方案协议书，不参与该工程款以后支付事宜；3.撤出条件：甲方同意共计付给乙方人民币50万元。付款方式：自2018年09月20日后，龙栖湾工地拨付第一笔工程款，一次性付给乙方。因所拨工程款直接进入尚居铝塑门窗制造有限公司银行账号，所以该款将由该公司董事长李春江按协议约定时间，负责拨付到乙方指定账户中。双方提交的《合同解除协议书》内容一致，唯一区别：薛艳娟提交的李春江在“董事长”处签名，并填写日期，魏永胜提交的无李春江签名，也未填写日期。庭审过程中，魏永胜承认薛艳娟转入其本人及李春江银行卡内人民币152.565万元，其中，2018年05月11日，13万元、同月12日，15.8058万元、0.582万元、15日，5万元、24日，20万元、13.9795万元、同年06月06日，20万元、10日，20万元、21日，26.6137万元、同年09月05日，17.584万元。2018年08月29日、31日，李春江分别转入薛艳娟银行卡内100万元、55万元，合计155万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合伙承包工程协议》、《合同解除协议书》、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相对无效的合同，又称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由于特殊事由，对已经成立的合同享有撤销权或变更权的合同。主要发生在的情形：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2.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重大误解是指合同当事人对于合同的性质、内容等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认识上的错误，致使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与其内心的真实意思不一致，并因此遭受较大损失或者达不到订立合同的目的。本案中，原告魏永胜与被告薛艳娟签订的《合伙承包工程协议》、《合同解除协议书》均是双方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并成立的合同，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禁止性、效力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虽然合伙承包协议约定：“合伙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放弃此工程，否则后果自负。”但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书》，是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并签订的有效合同，是对合伙承包工程协议相关内容的变更和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合同解除协议书》是在双方认可的情况下订立的，系对《合伙承包工程协议》的合法有效变更，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之间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魏永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订立《合同解除协议书》的过程中，薛艳娟存在欺诈行为；且该《合同解除协议书》约定权利、义务等内容较为明晰、完整，由魏永胜负责工程、财务管理等事宜，就其所主张的内容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双方在订立《合同解除协议书》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综上所述，因原告魏永胜未能证实其与薛艳娟订立的合同解除协议显失公平、薛艳娟存在欺诈行为，或者证实可撤销上述协议书的其他法定情形，故其主张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魏永胜的诉讼请求。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如何认定《合伙承包工程协议》的性质；2.《合伙解除协议书》的签订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及效力问题。关于如何认定《合伙承包工程协议》的性质。合伙协议与借款合同在法律构成及表现形式上均存在较大差别。个人合伙是指两个及其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自愿联合。而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双方于2018年9月20日签订的《合伙承包工程协议》，其中详细约定了工程地点、合伙时间、出资额及方式、利润分配以及其他权利义务。而在2018年5月11日至9月5日薛艳娟陆续向魏永胜和案外人李春江转账15,256,50元。在2018年8月29日及31日，从李春江账户分别转入薛艳娟账户100万元、55万元共计155万元，且薛艳娟在此期间参与了工程的日常经营。以上数额和事实魏永胜一审时均予以认可。综上，可认定薛艳娟对案涉工程提供了资金并参与经营管理，案涉二人的资金往来也符合合伙期间的一般习惯，因此本案中魏永胜和薛艳娟签订的《合伙承包工程协议》应认定为合伙协议而非借款合同，二人在本案中的法律关系亦应认定为个人合伙。关于《合伙解除协议书》的签订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及效力问题。在魏永胜与薛艳娟签订《合伙承包工程协议》后，双方又就案涉工程签订《合伙解除协议书》旨在解除二人的合伙，且双方在庭审时分别提交的《合伙解除协议书》上均有二人签字。魏永胜主张薛艳娟故意使自己陷入错误认识并利用自己资金周转困难而与自己签订案涉两份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的可撤销的情形。但在本案中案涉双方在签订合伙协议后欲解除合伙关系，魏永胜亦在《合伙解除协议书》上签字，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单独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有能力也有义务知晓并承担自己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魏永胜在本案中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对方有欺诈、胁迫或趁人之危等相关行为，其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因举证不能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因此本案中双方签订《合伙解除协议书》的行为应当认定均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另，依据《合伙解除协议书》约定内容可知，魏永胜与薛艳娟就本案工程退出事宜互负主要义务，而李春江在该协议中仅承担部分协助义务。而案涉两份《合同解除协议书》唯一区别是：薛艳娟提交的协议董事长签字处有李春江字样的签字，而魏永胜提交的协议该处为空白，且双方对两份协议甲乙方签字均认可。一审时法庭已告知魏永胜如对薛艳娟提交协议中李春江的签字有异议，需在庭后及时提交鉴定申请并缴纳鉴定费，但魏永胜在规定期限内并未提交申请，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当认定李春江对《合同解除协议书》进行签字确认并已依约履行部分义务。故魏永胜关于确认《合同解除协议书》因无李春江签字而不生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魏永胜请求改判《合伙解除协议书》无效并予以撤销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魏永胜负担100元，其余4300元予以退回；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魏永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广彬审判员  袁力民审判员  范继超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法官助理刘晓航书记员李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1）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