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民终1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黎建金，男，196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起裔，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广西梧州中外运仓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梧州市西江四路李家庄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400199148319N。 法定代表人：张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丽滢，广西益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原审被告）：梧州市长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梧州市石鼓路1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4030973470184。 法定代表人：严秀华，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欣，广西正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宁，广西正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黎建金因与被上诉人广西梧州中外运仓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公司）、梧州市长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盈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19）桂0403民初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黎建金，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丽滢，被上诉人长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黎建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于2014年8月中旬见到长盈公司张贴的招工广告后便报名，后经录取入职，长盈公司安排上诉人从事保安工作，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值勤是两人一岗，工作内容是维护厂区安全，对集装箱柜号、出货物单出入进行核查，灯光开关管理。月工资1500元，两年后调为1600元。2018年7月11日，同岗的周木林调岗后，其工作内容由上诉人承担完成，上诉人在职期间长盈公司没有为上诉人缴纳社保。长盈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违法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八条、第七十二条、桂政发（2018)6号《最低工资规定》第三条等规定，公司应赔偿、补偿上诉人104340元，欠缴的社保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及社保缴纳标准为上诉人补缴。上诉人在仲裁庭及一审的两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有长盈公司制作的上岗工作证、上岗记录表11张（其中上诉人签名的有10张）、饭卡、工作服两套、由被上诉人掌握管理控制属于上诉人的报名入职登记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建立的保安职工花名册、签名领取工资发放表、保安上岗记录表、在F2、3区安装的录像头、长盈公司依据承包保安业务合同给中外运公司报送保安资质名册等六项证据，以及列明在上诉人入职后，保安人员有何碧强、张树林、罗木生、李伟雄、周金德、叶国兴、罗日生、陈斯华等18人，后七人在上诉人被解除前一直在职，后二人前三人是三班倒班长，先后与罗木生、于荫波、吴朝志、周木林同岗，这与长盈公司黄某在仲裁庭的举证也基本一致。以上的事实和证据都是真实的，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形成合法的证据链，不容抗辩。被上诉人辩称从不认识上诉人，上诉人从未到被上诉人处工作，没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拒绝提供上述证据，曲解证据是上诉人伪造的。其实，工作证是长盈公司制作的，上诉人只是交相片给长盈公司，变动痕迹是长盈公司操作所为，故上诉人没有异议，但中外运公司却曲解是上诉人所为。长盈公司提交的王玉来、罗木生、黄树养两张上岗记录表和六张工资发放表，才是伪造。长盈公司没有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黄某在仲裁时也证实了，工资支付凭证也没有发放。因员工也是受被上诉人控制，故在仲裁庭和一审也不敢出庭作证。饭卡的确是周木林的，他不敢出庭或书面作证，怕被被上诉人解雇，但其出于正义，给上诉人作为入职证据，被上诉人只是有异议但无证据推翻，又不组织周木林出庭，则无疑是真实的。长盈公司提交的12张工资发放表，6张有印章，6张没有，且不是原件，没有折痕，装订痕、纸质、油墨是新的，签名的笔形、字体特征可以认定是同一人手写的，且一直在职的李伟雄、周金德、叶国兴、吴朝志和证人黄某，给饭卡的周木林没有名字，已去世的吴矩均、已离职的何碧强以及周木石都有名字，上诉人却没有名字，这才真正是伪造假证。一审对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与提交的证据均根据被上诉人所说的予以否认，司法鉴定所认定的变造并不是上诉人所为。其实，上诉人工作证内的“长盈公司黎建金保安”与长盈公司提供罗木生、孔荣新工作证内的“长盈罗木生孔荣新保安”是同一人书写的，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不全面审查认证。既然一审法院根据鉴定结论也无法核实真实性，一审法院应传鉴定人出庭接受提问或再指定鉴定机构重新鉴定，而不应主观轻率裁判是上诉人举证不能。其实只要责令被上诉人出示其发给保安的工作服予以辨认就可以真相大白。被上诉人掌握管理控制上诉人的六项证据，被上诉人拒不提供，上诉人申请仲裁委及一审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供或依职权提取，但仲裁委和一审法院也不履职，对于长盈公司提供的12张工资发放表、12张保安上岗记录表，也不组织举证、质证和认证，对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和长盈公司证人黄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也不作回应，属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断章取义，是错误的。本条有两项规定，前项是当事人对自己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未能举证则承担不利后果，后项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是劳动争议，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是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的情形，被上诉人拒不提供证据，应是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对于长盈公司、中外运公司的关系，依据签订的《保安服务外包协议》，两公司是承包合同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应互负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查明两公司之间是劳务派遣，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辩称，一、确认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应由申请确认的一方即上诉人承担。（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规定，劳动者主张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即属于权利发生规范，应对产生该劳动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进行举证。同时，根据一般的逻辑规律，在争议双方对同一待证事实持不同主张的时候，主张事实存在的一方应负举证责任，因为事实不存在是无法通过客观证据反映的。因此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逻辑规律，在查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举证责任应由主张确认劳动关系存在的一方即上诉人承担。（二）确认劳动关系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不能机械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上述规定对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并不包括确认劳动关系而发生纠纷的情形。二、上诉人未能提供客观真实的证据证实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工作证经鉴定系变造形成，且其提交的交接班记录表上没有中外运公司的盖章，也没有中外运公司单位工作人员签字，真实性明显存疑。上诉人提供的工作服没有中外运公司的标识，上诉人也承认就餐卡并非其本人所有。在上诉人没有提交其他如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凭证、其他劳动者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仅凭上诉人提交的变造的工作证以及伪造的交接班记录表，无法证实上诉人在中外运公司的码头工作过，也无法证实中外运公司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上，上诉人从未入职中外运公司，也未在中外运公司的码头提供过服务，故中外运公司根本无法提供其入职登记表、上岗记录表等材料。如单凭上诉人提交的工作证、交接班记录表就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中外运公司明显不公平，也会造成一系列恶劣的社会影响。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长盈公司辩称，一、长盈公司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首先，长盈公司从未招聘过上诉人，更没有安排其工作，上诉人根本不是长盈公司的员工，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提交的工作证明显是虚假的，是其将自己名字粘贴到他人的证件上复印而成的，中外运公司在一审期间对该工作证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该工作证是变造而成，上诉人提供的是虚假证据。二、长盈公司不应向上诉人支付赔偿金、补偿金。基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长盈公司更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故不应向上诉人支付赔偿金或补偿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中外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中外运公司与黎建金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中外运公司无需向黎建金支付2018年2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最低工资差额72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黎建金承担。 黎建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维持梧劳人仲案字[2019]第90号仲裁裁决第一项，撤销梧劳人仲案字[2019]第90号仲裁裁决第二、第三项，并判令中外运公司及长盈公司共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补偿14100元，入职后未签订劳动合同补偿85680元，黎建金做的两人工作适当工资补贴2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外运公司（甲方）与长盈公司（乙方）先后于2014年7月31日、2015年7月31日、2016年7月31日、2017年7月31日、2018年7月31日签订了期限均为一年的《保安服务外包协议》，约定甲方将单位内的保安服务业务发包给乙方承包管理。合同期限内，长盈公司依约为中外运公司经营的码头提供保安服务，中外运公司则依约向长盈公司支付保安劳务费。保安人员的工资则由长盈公司具体发放。2019年2月14日，黎建金就案涉争议向梧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同年3月27日作出梧劳人仲案字[2019]第90号仲裁裁决。中外运公司、黎建金均不服该仲裁裁决，先后起诉至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中外运公司及长盈公司均主张其与黎建金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不应向黎建金支付赔偿金及补偿金。黎建金则主张其系于2014年8月中旬入职长盈公司在中外运公司的码头从事保安工作，长盈公司与中外运公司应对其诉请的赔偿金及补偿金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并提供了工作证、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员工就餐卡、工作服拟证明其主张。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中外运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对黎建金提供的姓名为“黎建金”工作证是否经过变造及该工作证上“黎建金”三字的贴纸覆盖内容进行辨别，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0月17日作出编号为桂公众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1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姓名为“黎建金”工作证是变造形成。（二）姓名为“黎建金”工作证上的“黎建金”纸片下方的内容为“欧柱坚”。中外运公司为此花费鉴定费2400元。另查明，长盈公司不具备劳务派遣资质。上述事实有五份《保安服务外包协议》复印件，资金结算专用凭证及发票复印件，梧劳人仲案字[2019]第90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桂公众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1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件，长盈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股东会决议、税务登记表、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两次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黎建金主张其与中外运公司或长盈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已实际发生用工事实以及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从黎建金提供的证据来看，工作证经鉴定系变造形成，工作服并无中外运公司或长盈公司的标识，员工就餐卡经庭审查实并非黎建金本人的餐卡，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上未加盖有中外运公司或长盈公司的公章，因此，在中外运公司及长盈公司均对黎建金所举的上述证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核实黎建金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故对黎建金就该些证据所主张的证明内容，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黎建金未能举证证实其与中外运公司或长盈公司之间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及已实际发生用工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黎建金主张其与中外运公司或长盈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进而对黎建金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对中外运公司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广西梧州中外运仓码有限公司与黎建金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广西梧州中外运仓码有限公司无需向黎建金支付2018年2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最低工资差额720元；三、驳回黎建金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鉴定费2400元，合计2410元，由黎建金负担。 上诉人黎建金在二审期间申请证人黎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其受雇于被上诉人在码头从事保安工作。 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长盈公司对黎某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对于黎某的证人证言，虽然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长盈公司不予认可，但黎某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方式的陈述，与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将结合其与在案其他证据的关联性予以取舍。 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长盈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黎建金在起诉状中陈述，其于2014年8月报名入职，入职时的保安人员有何碧强、张树林、罗木生、李伟雄、周金德、叶国兴、罗日生、陈斯华等18人，工作方式是三班倒，二人一岗，2018年7月10日前，其与周木林同岗班工作，11日周木林调岗，从2018年7月11日至10月26日，原二人做的职责即由其完成。在梧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制作的2019年3月5日庭审笔录中，仲裁员问：“工作交接表平时是谁保管的？”黎建金答：“平时放在保安室，谁上班谁签，原件我是从长盈公司保安室拿出来的。”仲裁员问：“请问申请人（黎建金）请求支付2018年7月至10月四个月补贴工资的理由？”黎建金的代理人答：“三个人的工作量两个人做。”仲裁员问：“请问两个人值班和三个人值班工作时间是一样吗？”黎建金答：“工作时间一样。工作地点不同，要走两个保安亭之间值班。”仲裁员问：“（黎建金）是谁招聘的，办理入职的？如何上班？”黎建金答：“我是在8路车站看到招聘广告，我打电话应聘，当时是赵翠萍帮理的，是三班倒，我跟罗木生、吴朝志、于荫波在2区上班。” 在一审法院制作的2019年5月28日庭审笔录中，被上诉人长盈公司的代理人陈述道：“工作证下面覆盖的是欧柱坚，查询后得知他的工作时间是2016年3月1日至3月5日，只做了几天，工资没有领，工作服也没有退就走了。”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在仲裁庭审中确认罗木生、于荫波是其公司员工，被上诉人长盈公司的保安管理人员黄某在仲裁庭审中确认F2区的保安有罗木生、吴朝志、于荫波，F3区的保安有黄崇南、邱应雄、周木林，保安班长是李伟雄、周金德、张树林。 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在二审中确认，其公司保安人员的工作服并无公司标识，与上诉人黎建金出示的工作服样式也大致相同。 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黎建金与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长盈公司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黎建金与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长盈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黎建金请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14100元、2014年8月15日至2018年10月26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63200元、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10月27日的工资补贴2000元、2018年2月至2018年10月最低工资差额800元及逾期未付最低工资差额的100%赔偿金800元，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一、关于上诉人黎建金与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上诉人黎建金主张其2014年8月至2018年10月在码头内做保安工作，在案证据显示2014年7月至2019年，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与被上诉人长盈公司签订了多份《保安服务外包协议》，约定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将其经营的码头内的保安服务业务发包给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承包管理，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向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支付保安劳务费，保安人员的工资则由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具体发放，因此，上诉人黎建金与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黎建金关于其与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上诉人黎建金与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同时参照劳动和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上诉人黎建金主张与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黎建金应提供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其他劳动者证言等基础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则应当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的“登记表”或“报名表”、考勤记录等证据。 本案中，上诉人黎建金对其主张提供了工作证、《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工作服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第一，关于工作证。虽然上诉人黎建金提供的工作证是在欧柱坚的工作证的基础上变造而来，即在白色胶布上书写黎建金的名字，贴在欧柱坚的姓名上。对此，上诉人黎建金认为，其入职时只是根据公司要求提供照片制作工作证，工作证是由公司制作，至于工作证为何是在欧柱坚的工作证上变造，其不清楚，但工作证上手写的“黎建金”与“长盈公司”、“保安”这几个明显是同一人书写，应该均是公司工作人员所写。被上诉人长盈公司虽然不认可上诉人黎建金的工作证是由其制作，但被上诉人长盈公司确认欧柱坚确实是其公司员工，工作证上“长盈公司”、“保安”这几个字确实是长盈公司的员工所写，并认为欧柱坚在2016年3月仅工作了几天后便不做了，只是当时没有收回欧柱坚的工作证。上诉人黎建金与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对以上各自的主张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但从上诉人黎建金提供的工作证来看，该工作上所书写的“黎建金”字体与“长盈公司”、“保安”的字体，从肉眼判断确实具有较大相似性。第二，关于工作服。虽然上诉人黎建金提供的工作服并无被上诉人长盈公司的标识，但是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在二审中确认，其公司保安人员的工作服也并无公司标识，且与上诉人黎建金出示的工作服样式也大致相同。第三，关于《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上诉人黎建金主张2018年10月26日被上诉人长盈公司的主管口头通知其不需要再上班后，其趁主管不留意而从保安岗亭取出《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上诉人黎建金提供的《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所记录的日期是2018年10月9日至2018年10月27日，记录表上记载罗木生、吴朝志、于荫波、黎建金四人按日班（8：00至16：00）、中班（16：00至23：00）、零时班（23：00至次日8：00）轮流值班，并有四人签名。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长盈公司虽然也提供了《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但日期是2018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17日，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并未能提供2018年10月9日至2018年10月27日期间的《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对此被上诉人长盈公司解释为因管理不善而无法提供。从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提供的《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来看，表格的制作形式及内容与上诉人黎建金提供的记录表大致相同，均有保安人员罗木生的签名。同时，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在仲裁庭审中确认罗木生、于荫波是其公司员工，被上诉人长盈公司的保安管理人员黄某在仲裁庭审中确认F2区的保安有罗木生、吴朝志、于荫波，F3区的保安有黄崇南、邱应雄、周木林。即上诉人黎建金提供的《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所记载的四名保安人员，除黎建金外，对其余三人罗木生、吴朝志、于荫波，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及其保安管理人员均确认是其公司员工。本案中，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又无法提供2018年10月9日至2018年10月27日期间的《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对上诉人黎建金提供的《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予以推翻。第四，关于其他劳动者的陈述。上诉人黎建金在起诉状中陈述，其于2014年8月报名入职，入职时的保安人员有何碧强、张树林、罗木生、李伟雄、周金德、叶国兴、罗日生、陈斯华等18人。被上诉人长盈公司的保安管理人员黄某在仲裁庭审中确认的保安人员有罗木生、吴朝志、于荫波、黄崇南、邱应雄、周木林、李伟雄、周金德、张树林。上诉人黎建金和其他劳动者的陈述与被上诉人长盈公司管理人员的陈述及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提供《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所记载的保安人员，基本能相互印证。综上，上诉人黎建金所提供的工作证、工作服、《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上诉人黎建金对其主张的劳动关系存在已提供了基础证据。 被上诉人长盈公司主张与上诉人黎建金不存在劳动关系，为此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提供了《工资发放表》《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等证据。《工资发放表》上虽然没有上诉人黎建金的名字，但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提供的《工资发放表》并不完整，对于被上诉人长盈公司的保安管理人员黄某在仲裁庭审中确认的保安人员周金德，亦没有出现在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提供的《工资发放表》中；而对于《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被上诉人长盈公司仅能提供2018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17日的记录表，对于其他时间的记录表，被上诉人长盈公司以管理不善为由无法提供。因此，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所提供的《工资发放表》《保安员工作情况及交接班记录表》，均为不完整的资料，无法证明被上诉人长盈公司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上诉人黎建金对其主张的劳动关系已提供了基础证据，作为用人单位的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未能提供由其掌握、管理的与争议事项有关的完整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予以反驳上诉人黎建金的主张，也未能有效推翻上诉人黎建金在本案中所提供的证据。因此，应认定上诉人黎建金与被上诉人长盈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被上诉人长盈公司辩称与上诉人黎建金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上诉人黎建金的各项诉请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被上诉人长盈公司作为劳动关系中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一方，未对上诉人黎建金的入职与离职时间、工资标准及工资发放情况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于上诉人黎建金的主张予以采信，认定上诉人黎建金于2014年8月中旬开始受雇于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在码头从事保安工作，工资为1500元/月，从2016年8月起工资为1600元/月。上诉人黎建金主张2018年10月26日被上诉人长盈公司的管理人员口头通知其不用来上班，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但上诉人黎建金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故对上诉人黎建金请求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用工满一个月，即应当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否则，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上诉人黎建金自2014年8月中旬开始在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处工作，双方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劳动仲裁及一审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长盈公司从未对诉讼时效提出过抗辩，故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应向上诉人黎建金支付2014年月至2015年5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6500元（1500元/月×11个月），对上诉人黎建金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黎建金主张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10月27日在两个岗亭之间值班故请求支付工资补贴2000元，但上诉人黎建金对该事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对上诉人黎建金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桂政发[2018]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从2018年2月1日起梧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680元/月，上诉人黎建金主张从2016年8月起工资为1600元/月，未达最低工资标准，故上诉人黎建金请求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支付2018年2月至2018年10月最低工资标准差额720元[（1680元/月－1600元/月）×9个月]，理据充分，应予支持。关于上诉人黎建金主张的加倍赔偿金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的，应先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的才需向劳动者支付加倍赔偿金。本案中，上诉人黎建金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长盈公司存在经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而逾期不支付的情形，故对上诉人黎建金请求的加倍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黎建金请求补缴社会保险的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故本院不予处理。上诉人黎建金与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长盈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情形，上诉人黎建金请求被上诉人中外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黎建金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对其上诉请求不成立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19）桂0403民初6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19）桂0403民初65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被上诉人梧州长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应向上诉人黎建金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6500元； 四、被上诉人梧州长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应向上诉人黎建金支付2018年2月至2018年10月的最低工资标准差额720元； 五、驳回上诉人黎建金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权利人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期限为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广西梧州中外运仓码有限公司已预交5元、黎建金已预交5元），由上诉人黎建金负担8元，由被上诉人梧州长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元；一审鉴定费2400元，由被上诉人梧州长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上诉人黎建金已预交），由上诉人黎建金负担8元，由被上诉人梧州长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卓慧 审 判 员 李庆春 审 判 员 莫 芮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郭 琪 书 记 员 钟海婷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