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43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聚仕人才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程乾平，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小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周渝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元灼，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昌畔，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聚仕人才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小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牛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4民初21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聚仕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小牛公司支付第二期服务费人民币17.6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明案外人王某某的离职原因。根据聚仕公司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及聚仕公司工作人员赵基丹与小牛公司工作人员焦明迪之间的往来邮件，结合王某某的录音视听资料等证据，可以认定王某某离职的真实原因是“被小牛公司以公司业务调整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而不是“基于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试用期绩效与初期目标存在差异且无提升迹象，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原因辞退的。二、王某某离职是否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裁员”事实的问题。不管是小牛公司主动辞退王某某，还是与其协商解除劳动合同，都应当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因经营方针变化或者经营状况变化导致的裁员”行为。聚仕公司系从事猎头服务的公司，并不能准确区分“裁员”、“辞退”、“解除”、“解雇”、“开除”等专业词汇，因此“裁员”应当等同于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或劳动关系。且王某某在录音中也认可了小牛公司的“裁员”行为，故应当适用保证期排除事项规定，认定第二期服务费17.6万元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小牛公司答辩称，一、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聚仕公司向小牛公司推荐的候选人王某某2019年4月1日入职，2019年5月31日即离职，仅工作了两个月时间，未通过3个月保证期，因此聚仕公司的“保证期服务”并未完成，第二期服务费的支付条件未成立。二、在明知候选人王某某未通过保证期的情况下，聚仕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继续推荐的义务，亦不应获得第二期服务费。三、聚仕公司主张小牛公司“裁员”并无事实依据。事实上，基于候选人王某某在上岗后表现不佳，无法满足小牛公司的用人要求，经小牛公司与王某某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合同，这与“裁员”在法律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且聚仕公司提供的电话录音证据未经公证程序，亦未当庭出示录音原始载体，无法证明通话对方是王某某本人，小牛公司不认可聚仕公司提交的所谓王某某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四、从公平原则讲，猎头服务合同的目的并未实现，聚仕公司要求小牛公司支付第二期高昂的服务费不合理。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聚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小牛公司支付第二期服务费17.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4日，聚仕公司、小牛公司签订《聚仕猎头服务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小牛公司)委托乙方(聚仕公司)寻猎所需人才，服务费为税前年薪的22%；人才上岗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的50%，人才在甲方工作通过保证期后的7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50%的服务费；协议所称服务包含两个项目：一是乙方向甲方推荐的候选人至甲方处上岗，简称“上岗服务”，二是乙方所推荐的人选上岗之日起三个月试用期保证，简称“保证期服务”；上述“上岗服务”和“保证期服务”两者不能等同且相互独立，乙方为甲方完成上述猎头服务的一项或两项的，视为该项服务已经完成，并不影响其他服务项目完成，甲方应按本协议约定进行独立付款；若候选人在保证期内离职(包括主动离职和辞退)，甲方应在候选人离职后七日内将载有候选人签字的离职材料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告知乙方，并说明原因；乙方对其推荐的人才实行三个月试用期保证，若候选人在保证期内离职的，在甲方按照本协议第1.2条约定支付第一期服务费的前提下，乙方应继续为甲方推荐该职位人才，如乙方继续推荐候选人不成功的，甲方无需按本协议第1.2条支付第二期服务费，但甲方已按照本协议第1.2条约定支付的第一期付款无需退还。本保证范围不包括：a、在保证期内，若因甲方未能有效履行与推荐人选所签订的聘用合同或者未按约定支付薪酬等情形，导致推荐人选离职的。b、甲方因经营方针变化或者经营状况变化导致的裁员，或者甲方违反本协议第4.6条规定聘用乙方推荐的人才的。c、合作过程中，甲方有不诚信、不守约行为的，包括但不限于拖欠乙方服务费、向乙方谎报所录用候选人的职务/薪资、录用后未通知乙方等情况。合同签订后，聚仕公司向小牛公司推荐人选王某某。小牛公司于2019年4月1日录用王某某，担任公司金融科技事业部副经理职务，年薪税后160万元。2019年4月4日，聚仕公司向小牛公司发送付款通知，列明服务费总计35.2万元，第一期服务费17.6万元。小牛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向聚仕公司支付第一期服务费17.6万元。2019年5月23日，小牛公司与王某某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劳动合同关系自2019年5月31日起解除。2019年6月6日，小牛公司向聚仕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告知已与王某某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小牛公司在电子邮件中称，王某某辞退原因主要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试用期绩效与初期目标存在差异，且无提升迹象，不符合录用条件。此后，聚仕公司向小牛公司催讨第二期服务费但遭到拒绝。为此，聚仕公司提起本案诉请。一审法院认为，聚仕公司、小牛公司签订的《聚仕猎头服务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小牛公司录用聚仕公司推荐的人选王某某后，已向聚仕公司支付第一期服务费17.6万元，但王某某在小牛公司处工作未满3个月即离职，而聚仕公司在收到小牛公司关于王某某离职的通知后亦未成功向小牛公司推荐王某某的替代人选，故第二期服务费的支付条件并未成就。一审中聚仕公司提供了其工作人员与王某某的通话录音，以证明王某某的离职系因小牛公司业务调整原因，且小牛公司存在不诚信行为，根据协议第5.3条第2款b、c两项约定，属于保证期排除适用情形。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即便聚仕公司提供的通话录音中的相对方确系王某某，仅凭该通话录音也尚不足以证明王某某与小牛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因小牛公司经营方针或经营状况变化所致，也无法证明小牛公司存在不守信、不守约的情形。其次，协议第5.3条第2款b项的表述为：“甲方因经营方针变化或者经营状况变化导致的裁员”，本案所涉合同系在猎头服务公司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合同双方应当知晓“裁员”具有相应的法律含义，综合合同文意及订立目的，此处的“裁员”不宜如聚仕公司所称解释为“辞退”或“解除劳动关系”，因此本案王某某离职不属于保证期的排除情形。综上，一审法院对聚仕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如下：驳回聚仕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20元，减半收取1,910元，由聚仕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其主张负举证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小牛公司在试用保证期内与王某某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存在阻却第二期服务费付款条件成就的恶意，或双方约定的属于因经营方针变化或经营状况变化导致裁员的排除情形。对此，聚仕公司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现聚仕公司虽然提供了所谓王某某电话录音等相关证据，但因王某某已在试用期内离职，其与小牛公司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故不能仅由此单一证据就得出王某某离职是因小牛公司存在上述恶意而非因其不符合小牛公司的录用条件及小牛公司确因经营方针及经营状况发生变化进行了裁员。相反，从小牛公司已支付第一期17.6万元的服务费及双方相关邮件往来看，其与王某某解除劳动关系仅仅为了逃避支付第二笔服务费显然不合常理。聚仕公司在收到小牛公司的告知通知后，未依约继续推荐合适人选，又未提供小牛公司该招聘岗位已实际不存在且不需要继续进行推荐的相关证据，故在此情况下其主张第二期服务费缺乏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付款条件未成就并驳回其诉请当属正确。综上所述，聚仕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20元，由上诉人上海聚仕人才咨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沈 俊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夏秋凤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