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27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某，女，197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天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逸，四川兴睿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某，男，1975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承凤，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天翔，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某因与上诉人冯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8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冯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石某支付股票折价款9519940.7元。事实与理由：基于冯某存在隐瞒夫妻共同财产的主观恶意，请求法庭酌定增加石某10％的分配份额；一审法院对冯某支付石某的股票折价款金额的计算方式不符合公平原则，石某还应当分割的股票总价值13814201元；一审法院认定冯某不存在隐瞒夫妻共同财产的故意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冯某应支付石某股票折价款9519940.7元。 冯某辩称，1.不认可一审法院和石某对三泰控股股票的计算方式；2.冯某在本案中仅是代持股票，故不存在另行补足差价的问题；3.案涉三类股票已进行了处理，且双方离婚协议的兜底条款约定“其余财产归冯某所有”；4.一审判决第7页并未对石某主张隐瞒夫妻共同财产的基础事实进行举证、查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石某的上诉请求。 冯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判决驳回石某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冯某为罗某代持三泰控股股权的相关事实系认定错误。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中并未对“股票代持”进行约定，足以说明石某知晓代持股的事实，且其对于代持股情况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证明，完成了举证责任。 石某辩称：1.冯某没有证据证明其代持股的事实；2.在离婚时，石某基于信任才签订了离婚协议；3.冯某与罗某无书面代持协议，无法认定其代持行为的真实与合理。请求法院驳回冯某的上诉请求。 石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冯某向石某支付夫妻共同财产款项118095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年××月××日，石某与冯某登记结婚。2015年5月19日，双方在成都市金牛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并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达成离婚协议。在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项下列明了房屋情况，并注明：其余财产双方已协商分配。在财产分配协议附件中载明：“冯某、石某共同财产清单如下：1.房子两套；2.三泰电子180000股股票，现值11500000元；3.现金冯某处1800000元，石某处300000元；4.冯某三泰电子期权21000股。财产分配：1.×××房产归石某所有，×××冯某所有；2.冯某补石某5800000元，如股价有大幅变化，据公平原则协商，在一周内打给石某；3.期权实现后，按实际折现收入平均分配；4.车子Ｘ3ｍｉｎｉ归石某所有；5.其余财产归冯某所有。” 一审法院另查明，1.冯某2015年4月29日持有三泰控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249800股，于5月19日卖出50000股，于5月21日卖出199800股。 2.冯某2015年1月13日持有三泰控股“股权激励限售股”股票202686股。2015年4月14日，三泰控股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年6月1日分红152014股，零碎股到账1股，共计持有354701股。2015年6月8日，该354701股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后冯某分别于2015年6月10日、2015年6月19日、2015年6月23日、2015年6月29日、2015年6月30日、2015年8月20日、2015年9月29日卖出25400股、50000股、170000股、50000股、110000股、60000股、140950股，卖出价值分别为1397000元（25400股×55元／股）、2690000元（50000股×53.8元／股）、8160000元（170000股×48元／股）、1787500元（50000股×35.75元／股）、3413300元（110000股×31.03元／股）、1702800元（60000股×28.38元／股）、3001908.5元【（44050股×21.25元／股）＋（50000股×21.3元／股）＋（46900股×21.34元／股）】，上述卖出股票中含354701股，扣除相应股票交易手续费28800.61元后股票变现实际获利22123707.89元。石某陈述冯某仅分配给自己100000元，冯某提供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12月27日，冯某通过账号为73×××53的银行卡向石某62×××92账户转账150000元。 3.冯某2015年5月19日前持有海航投资（亿城投资）股票50000股。 4.冯某2015年5月19日前持有信邦制药股票6400股。 5.冯某2015年5月19日前持有金贵银业股票2100股。 冯某2015年2月签署《员工成长互助基金认购书》，自愿认购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成长互助基金”。2018年6月6日，贺丹出具《互助基金缴纳证明》，冯某于2015年7月20日根据与公司签订的《员工成长互助基金认购书》，缴纳了公司互助基金929256.75元。 2018年4月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实冯某参与了股权激励计划，其中在2015年实现股权激励计划，应纳税税额为3285201.29元。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地方税务局在该证明上签署意见“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有：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及财产分配协议附件、证券信息、公证书、银行明细单、《证明》、《员工成长互助基金认购书》、《互助基金缴纳证明》、当事人一致陈述以及庭审笔录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1.冯某提出的代罗某、李毅持股的主张是否成立；2.2015年5月19日前冯某持有的海航投资（亿城投资）、信邦制药、金贵银业股票及其后分红，是否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3.2015年6月1日基于三泰控股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获得的对应分红股是否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4.冯某是否存在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故意。对于双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冯某提出的代刘禾、张凌、李毅、罗某持股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冯某主张2015年5月19日，三泰控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176400股为其所有，“股权激励限售股”股票33600股为其所有，另1086股按实际持股人比例分配。冯某提供其银行流水显示，刘禾、张凌、李毅与冯某通过银行转款方式存在多笔资金往来，与冯某主张代其持有股票初次购买、中途配股、解禁卖出的时间和金额都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冯某代刘禾、张凌、李毅持股的事实存在。关于李毅退出后，转由刘圉萍、陈丽慧享有相应股权的事实，有刘圉萍、陈丽慧与冯某之间转款明细能够予以印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对冯某主张代刘禾、张凌、李毅持股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冯某提出的其代罗某持有三泰控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和“股权激励限售股”股票的主张，一方面，冯某未提供双方之间存在代持协议的充足证明，另一方面，从其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看，冯某与罗某之间在2011年9月29日、2011年10月12日、2014年2月12日、2015年5月22日，分别发生6笔转账交易，从冯某账户分别向罗某账户转账2000元、4元、2元、1000元、8803元、1100000元。2016年5月26日，罗某分三次分别向冯某转账1000元、1099000元、20000000元，共计31000000元。从双方资金来往情况看，罗某在事前未就冯某代其持有股票实际支付相应对价，事后的转款的具体时间及金额也无法证实与冯某代其持股票的主张存在关联性。冯某提出的其以向罗某提供借款的方式代罗某持有股票的主张，违背正常交易习惯，甚至也与本案中认定的另三名被代持人所依据的证据存在明显差异，在缺乏足够的客观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对于冯某代罗某持有股票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据此，截止2015年5月19日，冯某所持有的三泰控股“无限售流通股”249800股及“股权激励限售股”86400股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 2.关于2015年5月19日前冯某持有的海航投资（亿城投资）、信邦制药、金贵银业股票及其后分红，是否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石某与冯某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及财产分配协议附件，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对双方具有拘束力。按照双方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其余财产双方已协商分配”，财产分配协议附件第5条已约定：“其余财产归冯某所有”，因此，离婚前冯某持有的案涉海航投资（亿城投资）、信邦制药、金贵银业股票，以及离婚后基于上述股票获得的股票分红，应视为已经过双方协商处理，应归冯某所有。 3.关于2015年6月1日基于三泰控股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获得的对应分红股是否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的问题。按照双方离婚协议附件中提到的“期权实现后，按实际折现收入平均分配”的约定，基于三泰控股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所获得的对应分红应视为能够预估之期权，因此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而对于冯某主张缴纳的员工成长互助基金929256.75元、2015年应纳税税额3285201.29元，有认购书、证人证言、互助基金缴纳证明、加盖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地方税务局印章的证明等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2015年6月8日，冯某所持有的“股权激励限售股”股票354701股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而其缴纳的员工成长互助基金、2015年应纳税税额均系基于“股权激励限售股”股票354701股产生，故应在该股票价值范围内予以扣除。冯某按照财产分配协议附件中提到的“期权实现后，按实际折现收入平均分配”的约定，向石某转账150000元，并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作为证据，对此应在双方分割财产时予以抵扣。 4.关于冯某是否存在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故意。一审法院认为，石某与冯某在离婚财产分配协议中已对绝大部分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而冯某基于其主观认识上的出入，对于股票代持、转增股未到账、以及股票期权能否行权、行权多寡等存在不确定性因素的财产，未主动提起纳入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而石某也未充分举证证明冯某存在隐匿财产的主观恶意，故对石某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双方基于三泰控股“股权激励限售股”股票应分割的价值为3740567.66元｛【计股数354701股÷卖出股总数606350股（25400股＋50000股＋170000股＋50000股＋110000股＋60000股＋140950股）×卖出股总价值22123707.89元（1397000元＋2690000元＋8160000元＋1787500元＋3413300元＋1702800元＋3001908.5元-28800.61元）-缴纳的员工成长互助基金929256.75元-应纳税税额3285201.29元】×冯某自有股票比例42.86%【86400股÷（96000股＋52800股＋14400股＋4800股＋33600股）】｝。在双方签订的离婚财产协议中已经对三泰控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249800股中的180000股进行了分割处理，剩余69800股仍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根据交易记录显示，冯某于2015年5月19日、2015年5月21日分别以74.33元／股、77.15元／股、78.22元／股的价格售出50000股、15513股、184287股，扣除交易费25127.77元后，共获资19303129.32元，每股平均售出获利为77.27元，除去已分割的180000股，剩余69800股总价5393446元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配。2015年5月19日，冯某与石某协议离婚，其当日自有的三泰控股“股权激励限售股”股票及该股票2015年6月1日基于三泰控股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获得的对应分红股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关于上述股票的价值，由于冯某分多次卖出，价格相差较大，从公平角度考虑，一审法院以分次出卖的价格为参考值计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之规定，酌定石某分得60%，冯某分得40%，扣除冯某已支付给石某的150000元，冯某还应向石某支付财产折价款5330408.20元（2244340.60元＋3236067.60元-150000元）。 据此，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冯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石某支付股票折价款5330408.20元；二、驳回石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在本案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采信证据与原审认定的事实和采信证据一致，本院依法应予确认。 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议如下： （一）关于冯某是否为罗某代为持有“三泰控股”无限售流通股和股权激励限售股。冯某上诉认为，双方所签订《财产分配协议附件》已经明确完整的记载了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未载明代持股份是因为石某对此是清楚明白的。罗某与冯某之间没有股份代持协议，《财产分配协议附件》上所载明的“现金冯某处180万元整”，实际上就是借款给罗某购买相应股份的钱款。罗某和冯某之间有资金往来款项，也有相应的股票交易记录、证人证言能够与该资金往来印证一致，足以证实冯某为罗某代持股份的事实。本院认为，冯某主张为罗某代持相应股份，应当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在本案中，冯某所提出的直接证据是与冯某与罗某的转账记录，时间分别在2015年5月22日和2016年5月26日。本院认为，虽然冯某与罗某存在转款记录，但是并无其他直接证据证实该两笔转款的性质和内容。冯某所提交的股票交易记录也不能直接认定该股票交易记录与罗某转款存在直接的关联性，更不能直接证实转款的性质。虽然在一审中冯某申请了证人罗某、李某、伍某等人出庭作证，但均系间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冯某在本案中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冯某与罗某存在股份代持的行为，对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对一审法院认定截止2015年5月19日，冯某所持有的三泰控股“无限售流通股”249800股以及“股权激励限售股”86400股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二）关于一审法院对冯某名下所持有三泰控股“无限售流通股”、“股权激励限售股”股票的价值计算方式是否准确。 石某上诉认为，冯某实际交易的“股权激励限售股”总数为606350股，交易的时间分布在2015年6月8日至同年9月29日期间，其每次的交易价格并不一致。因此，其先行售出的股票应当认定为冯某与石某共有的股票份额，一审法院拉通计算降低了双方共同财产的价值不当。此外，一审法院认定冯某自有股票数量为86400股不当，遗漏计算1086股，应当纳入其中一并计算。本院认为，冯某在解禁后出卖其所持有的“股权激励限售股”，是通过多次、多笔交易完成的。股票为种类物，并不能与其实际持有主体一一对应。石某也不能举证证实冯某前后出卖股票所持有主体的差异。因此，对石某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应当认定出卖在先的股票为石某和冯某共有的股票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是否遗漏1086股的问题，经查，冯某所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在2013年7月5日每10股转增10.1078股，增加148584股，转增后实际股份数为295584股，实际计算为29400股，少计1584股；在2014年6月12日因完成目标限售股解禁行权，实际减少126679股，实际计算为126000股，多计679股；2015年1月13日因2014年10月9日每10股配2股的配股方案实施，其股份增加33781股，实际计算为33600股，少计181股。综上，股份应计算数与实际计算数之间存在多计1086股（1584-679＋181），并非遗漏，也未发生注销。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但计算结果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石某上诉认为，冯某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已经分割的180000股，在计算每股单价时为63.88元／股，其价值远低于实际价值，也低于一审法院所确定的77.27元／股，因此应当按照77.27元／股的基准价格计算180000股的价值。本院认为，该180000股的价格，双方已经结合签订《财产分配协议附件》时证券交易市场的行情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并不严重偏离其价值，与一审法院所确定的单价差异也无大幅变化。因此，对石某的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冯某于2015年5月19日所持有的海航投资、信邦药业、金贵银业股票是否属于尚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石某上诉认为，该三支股票的价值较大，石某在签订《财产分配协议附件》时并不知晓冯某对该三只股票的持有情况，属于漏分的夫妻共同财产。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在《离婚协议》以及《财产分配协议附件》并未明确约定该三支股票的分割情况，但是双方已经在上述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其余财产双方已协商分配”以及“其余财产归冯某所有”。上述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石某和冯某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石某并未举证证实其所主张的三支股票系该约定之外的其他财产，本院对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四）一审法院对双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比例是否恰当。石某上诉认为，冯某隐匿财产，应当在一审所确定的分割比例基础上再对其少分财产，即按照石某分得70%，冯某分得30%的比例进行分割。本院认为，石某主张冯某应当少分，其依据是冯某隐匿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并未举证证实。因此，其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石某、冯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426元，由石某负担40316元，由冯某负担491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臧 永 审判员 周 岷 审判员 胡炀威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任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