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24民初4361号 原告：温州长城拉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嘉县桥头镇桥头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叶加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明，永嘉县双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敏，男，汉族，1986年6月18日出生，系该公司员工。 被告：潍坊市百恒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宫东街5999号舜之都商务公寓楼2162。 法定代表人：郭贞。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强，北京市京师（潍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温州长城拉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潍坊市百恒贸易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于2019年7月18日提出管辖异议。本院审查后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浙0324民初436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其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被告在诉讼中对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上被告的公章印文的形成方式、同一性申请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5日第二次开庭审理。原告温州长城拉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明，被告潍坊市百恒贸易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强到庭参加两次庭审，原告温州长城拉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敏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潍坊市百恒贸易有限公司清偿货款89814.38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系原告合作多年的客户。被告从2013年起至2018年6月陆续向原告赊购拉链。被告在2018年2月9日转账支付原告162531.12元货款，2月10日交付原告三张面额均为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其中一张汇票的到期日为2018年7月，用于支付2017年度的货款312531.12元，余欠2017年度货款9481.2元。2018年上半年，原告与被告继续发生业务往来。2018年8月31日，经原、被告双方结算对账，被告尚欠原告货款89814.38元。被告在对账单上盖章确认，并口头承诺一个月内付清。被告违约至今未支付原告货款89814.38元。原告因此起诉至法院。 被告潍坊市百恒贸易有限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辩称：原、被告双方从2013年起至2018年6月存在拉链定作业务往来。被告在2018年2月分多笔支付原告价款共计312531.12元，包括银行转账162531.12元和银行承兑汇票15万元。这些款项部分用于结清之前交易的欠款，部分用于预付2018年交易价款。2018年的预付款与交易价款相冲抵后，被告已不欠原告价款。原告提供的2018年8月对账单不是被告出具的，上面的印章也不是被告的印章。请求法院对原告伪造被告公司印章的行为进行处罚。 被告潍坊市百恒贸易有限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辩称，被告与原告在2018年未发生任何交易，被告不欠原告货款或加工款。 原告在举证期间向本院提交了证据。被告在举证期间没有提交证据，但申请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含被告公章印文的对账单进行司法鉴定。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对徐长青、陈胜亮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谈话笔录。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对原告提交的电子数据证据生产通知单、销售单、对账单的软件系统以及电子邮件进行查验核对，同时对詹温育进行了询问。对本案证据分析认证如下： 一、谈话笔录 （一）徐长青的谈话笔录。徐长青回答询问概括如下：徐长青是被告的股东和业务员，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郭贞系夫妻关系；徐长青参与了原、被告之间的业务交易，通过微信与原告的业务员徐伟敏、周林霞、苏某某、田某某等人进行业务联系；对于徐长青与原告业务员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法庭询问是否可以出示其与原告业务员微信聊天记录，徐长青以私人微信为由予以拒绝；徐长青不清楚郭贞是否参与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在交易过程中原告与被告有签订合同，具体签了几份合同现已记不清楚了；徐长青从未见过本案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对账单上被告公章的真实性可以鉴定；徐长青不清楚被告怎么向原告下单，货物怎么交给被告；被告在2018年总共付了多少款给原告需要查询财务才知道；徐长青对于2018年6月之后原告有没有联系徐长青或者向被告催讨记不清楚了；被告公司之前的业务员刘雪（后经查实姓名刘雪雪）在2018年之前曾参与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但刘雪在2017年注册了公司，并于2017年底从被告离职，离职后没有以被告业务员身份与原告联系了。 原告认为徐长青的部分陈述真实，比如双方在2018年上半年存在交易，徐长青曾通过微信与原告业务员联系，而关于双方签订书面合同以及刘雪2018年没有作为被告业务员与原告联系的陈述不属实，其他大部分内容均称不清楚，不记得。被告对徐长青的陈述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排除徐长青个人与原告进行交易的可能性。 本院认为徐长青作为被告的股东、原、被告之间交易的直接参与者，他对涉案交易的有关过程陈述不清楚、记不清，有违生活常识。徐长青称交易过程中会签订书面合同，但被告至今未能提供任何一份书面合同。徐长青没有明确否认原告在2018年6月之后曾向他以及被告催讨欠款。 （二）陈胜亮的谈话笔录。陈胜亮回答询问概括如下：永嘉县胜利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物流”）之前的法定代表人为陈胜亮，后来变更为儿子陈哲；陈胜亮对本案所有加盖胜利物流公章的托运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且表示这些托运单是胜利物流的员工收到托运的货物后当场加盖胜利物流的公章，胜利物流没有事后向温州长城拉链集团有限公司补填托运单；胜利物流收到托运单上的货物后统一交给合作单位温州东风物流公司，东风物流公司会将物流信息录进物流软件系统，胜利物流的物流软件系统与东风物流公司的软件系统联网；东风物流公司会在一两天内将货物运输到山东交给收件人，货物收件人签收的单据由东风物流公司保管，一般保留一年时间，如果发生货物丢失、毁损等异常状况，货物收件人会联系托运人，托运人会联系胜利物流要求赔偿。托运人温州长城拉链集团有限公司对这些托运单从未向胜利物流提出过异议。 胜利物流出具了营业执照及证明。证明的内容为陈胜亮系胜利物流的业务主管。 原告对胜利物流陈胜亮的谈话笔录无异议。被告认为胜利物流与原告存在业务合作关系，该谈话笔录内容不可信。 本院认为尚无证据证明本案托运单系伪造、变造。陈胜亮关于托运单在业务过程中形成的陈述合理可信，对此予以采信。 二、微信聊天记录 （一）徐伟敏与徐长青的聊天记录。徐伟敏在2018年2月3日向徐长青催款，要求其在年前及时安排货款，徐长青回复“明白，放心就行”。徐长青在2018年3月16日告知对方被告的联系方式，徐长青为被告的联系人以及联系地址、手机号码、QQ号码、电子邮箱。2018年3月26日徐长青要徐伟敏再发一份价格表给他。2018年4月17日徐长青告知徐伟敏他已经到了原告厂里，要求与徐伟敏见面。4月29日，徐长青询问某个订单的拉链当天能否发货。此外，徐长青多次询问某些型号拉链的报价。2018年5月9日，徐长青提到订单号BHHYFY001的订单，并且表示周林霞知道该订单，同时将该订单单据拍照发给徐伟敏，还提到该订单需要开模，这个拉链已经发了两个颜色的，还有一个没有发，5月9日务必要直接发到工厂。 （二）徐长青与詹温育的聊天记录。2018年5月31日，徐长青问詹温育有没有把4月的对账单寄给徐长青。詹温育表示已经微信截图发给徐长青了，微信发了对账单就不再寄了。同时，詹温育将对账单截图发给徐长青。徐长青表示之前都是寄送对账单，要求詹温育寄送对账单。詹温育回答会将4、5月的对账单一起寄出，徐长青回复“好”。2018年7月9日，詹温育提出要寄送对账单给徐长青，要求发一个地址。徐长青没有回复。7月12日，詹温育向徐长青发了一张图片。 被告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质证认为其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使属实，徐长青也不必然代表被告，徐长青只是向对方询问报价。 本院对徐长青调查时已经核实其微信号。徐长青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徐伟敏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徐长青以被告联系人的名义与原告进行业务联系，故有关的交易相对方为原告和被告；徐伟敏之前已发过价目表给被告；徐长青通过微信向原告询价；徐长青通过微信向原告下单以及询问订单进展。詹温育系原告的财务人员，其聊天内容全部围绕着对账单事宜。该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为原告按月向被告寄送对账单进行对账，詹温育已将2018年4月对账单微信发给徐长青，并且在5月31日表示会将4、5月的对账单像以前一样寄给徐长青，一个月后在7月9日詹温育又向徐长青提出寄送对账单。 三、QQ聊天记录及QQ聊天中电子订单文档 原告提供了QQ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并表示徐长青在第一次庭审后将原告的QQ好友删除，所以无法查看QQ聊天原始数据。QQ聊天截屏中记录了对方问原告业务员型号821的4个款号产品的进展、产品染色情况，并且还记载了名称分别为5.29F835818033xls、821-2000AA款拉链单、821-2001AA款拉链单、821-2007AA款拉链单、821-2010AA款拉链单的电子文档。 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 本院已核对查验该证据中的电子订单文档的文件名称、文档内容、下载路径、修改时间。相应的电子数据记载这些文档下载于QQ聊天，821-2000AA款拉链单、821-2001AA款拉链单、821-2007AA款拉链单、821-2010AA款拉链单的修改时间为均为2018年5月26日，5.29F835818033xls的修改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5.29F835818033xls注明需方单位名称为被告。5.29F835818033xls订单内容与下面证据五中第十二组单据的下单单据完全一致，该组下单单据的色样卡上有徐长青的签名，色样卡标注了相应的产品型号。故本院认定5.29F835818033xls来源于被告。同时，本院对该QQ聊天记录以及相应的电子文档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四、电子购销合同 被告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否认被告在交易过程中曾经使用电子购销合同。 经查验核对，电子购销合同为电子邮件的附件。该邮件的原始发件人姓名备注徐长青，邮箱地址为QQ邮箱，QQ号同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徐长青发送的联系方式QQ号码。购销合同上记载的供方和需方名称分别为原告和被告。因此，该证据可以证实被告向原告发送了该电子邮件，以及被告在交易过程中曾经使用过电子印章或者将被告公章电子化。 五、十二组交易单据、对账单、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其补充意见 十二组交易单据中每组基本上有5种单据（按形成顺序）：下单单据、生产通知单、出库单、托运单或快递单、销售单。原告对上述单据的来源和形成方式说明如下：下单单据一般由被告通过微信、QQ或电话、邮寄等方式向原告发送订单。原告的业务员周林霞之前使用的手机已报废，故微信记录中有关的订单记录已丢失。若被告要提供某订单的色样或样品，被告会将粘贴有色样或样品的单据寄给原告，原告接到订单后将订单信息录入办公电脑的拉链订单管理系统（软件系统英文简称“ERP”），从而生成生产通知单，业务员把生产通知单一式两份打印出来，白单交给相应（如尼龙、树脂、金属）生产车间进行生产，兰联由办公室保管，车间生产后对产品打包，填写出库单（一式三联），联系胜利物流或者快递单位发货，同时将一联出库单放入货物包裹，并产生托运单或快递单。车间将生产通知单、出库单和托运单、快递单交还办公室文员后，办公室在ERP系统中对相应生产通知单操作确认发货，并录入单价信息，从而形成销售单（一式两份，白单和红单），销售单红单有时放入货物包裹随货寄给客户，有时随对账单一并寄给客户或者通过微信发给客户。ERP还有收款子系统和其他费用子系统。原告收到客户付款后，财务部门将收款信息录入收款系统，在销售单的单价或总价有调整或者发生其他费用时录入其他费用子系统。在系统中查找某时间段的对账单，系统会自动提取销售单、付款单、其他费用的电子数据并生成对账单。原告将对账单打印出来同销售单一并交给客户对账。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十二组交易单据均有异议，认为这些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被告对十二组下单单据质证认为：十二组单据中，第一、二组单据的下单单据署名刘雪，被告从来没有名叫刘雪的员工。故该订单系原告与刘雪之间的交易，与被告无关，另外十组单据中的下单单据均没有被告盖章确认，故不认可。部分下单单据中有署名徐长青，被告在庭审当庭质证时称第三、四组的下单单据徐长青签名不是被告的股东徐长青本人的签名，后来法庭逐一询问时又称代理人庭前与被告核对过了，被告对于该组下单单据中徐长青的签名无法确定；第九、十二组中的下单单据徐长青的签名不是被告股东徐长青本人的签名，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而庭审结束时被告代理人提交法庭的书面质证意见对上述第三、四、九、十二组中徐长青的签名均表述为“徐长青的签名真伪不定，徐长青也并不必然代表我公司”。被告认为第六、七、八、十、十一组的下单单据没有任何人的签名，也没有被告的盖章，故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 关于十二组的生产通知单、销售单，被告质证认为：生产通知单和销售单均由原告单方制作，里面的内容原告可以随意编写。销售单也没有被告盖章确认。 关于十二组的出库单，被告质证认为：出库单由原告单方制作，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了货物。 关于十二组的托运单或快递单，被告质证认为：部分组证据中有托运单，但不能体现收货人为被告，收货地址也不是被告的地址。托运单也没有体现托运的物品名称、托运单的物品是否实际寄出，收货人是否实际收到。 本院对上述十二组单据认证如下：关于举证期限问题。本案立案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故延长了举证期限。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这些证据也应当采纳。 对十二组单据审核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这些单据中的交易是否真实。上述已认定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徐长青发给徐伟敏的订单号BHHYFY001订单与第九组下单单据完全一致。故对第九组下单单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第十二组的下单单据上徐长青的署名与第九组徐长青的署名笔迹明显为同一人的笔迹。再结合上述认定的QQ聊天记录，本院对第十一、第十二组下单单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对第三、四组下单单据中徐长青签名的质证意见前后不一致，开始称这两处徐长青的署名不是徐长青本人的签名，后来又称代理人庭前与被告核对过了，被告对于徐长青签名的真伪无法确定。也就是说，被告对第三、四组的下单单据徐长青签名没有明确否认。徐长青承认其为被告业务员与原告进行交易，同时比对其在谈话笔录中的签名笔迹，结合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多次前后不一致陈述，本院对第三、四组的下单单据中徐长青签名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故，本院对第三、四组的下单单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上述认定的第三、四、九、十一、十二组交易单据的生产通知单与下单单据能够相互印证。生产通知单打印件记载的打印时间均在2018年上半年2-6月，无证据证明这些生产通知单电子数据由原告随意编造，故本院认定上述生产通知单是在原告与被告正常业务过程中形成的。故对这几组单据中的生产通知单均予以认定。这几组单据中的快递单由第三方快递单位出具，托运单由胜利物流盖章确认，无证据证明这些托运单、快递单系原告和物流单位、快递单位串通伪造，故对这些快递单、托运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实原告已经将有关订单货物交承运人运输。原告提供了第五、六、七组单据的下单据原件，第八组有托运单，其中第六、七组的下单单据上载明了潍坊百恒。这几组单据中生产通知单和托运单与上述第三、四、九、十一、十二组单据中的生产通知单、托运单形式一致，故对这几组生产通知单、托运单予以认定。 第一、二组交易单据的下单单据署名刘雪。徐长青在本院调查时承认刘雪在2018年之前为被告业务员与原告进行业务联系。第一、二组交易单据中的下单单据落款日期分别为2018年2月27日和2018年3月3日。虽然被告以及徐长青否认刘雪在2018年作为被告的业务员与原告进行业务联系，但被告对于双方在2018年上半年是否存在交易、部分交易订单中徐长青签名的真实性等方面作不实陈述，且无证据证明被告曾告知原告2018年开始刘雪已离职，无权以被告名义与原告进行业务联系。原告在2018年初接到刘雪发来的订单后有理由合理信赖该订单仍为被告的订单。此外，原、被告之间有定期对账的习惯。原告在2018年5月将4月对账单发给徐长青了，该对账单金额包含了这两个订单的金额，徐长青未提出异议。另外，第二组的下单单据手书“年前作的大货拉片有很多毛刺，这款拉片用很多次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下方有一塔形拉头。第四组下单单据中写道“电镀银色塔形拉头，拉头一定注意，不要有毛刺，上次大货扎手，本次先提供成品，再做”。这些字体从外观上看明显为同一人的书写笔迹，这两处文字内容相同。被告拒不提供刘雪雪的劳动合同以及工资发放记录。第一、二组销售单载明的客户为徐长青/潍坊市百恒贸易有限公司。因此，本院认定第一、二组下单单据是被告的订单。 第十组交易单据的下单单据没有提供原件，又无证据证明该货物已交付原告。该组销售单时间在2018年6月，虽然原告称2018年7月12日向徐长青微信发送的图片为6月对账单，但该图片内容现已无法查看。故本院对第十组交易单据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除第十组交易单据不予认定外，对其余十一组交易单据均认定为原、被告之间真实的交易。相应的销售单和出库单也是原告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生产通知单打印件记载了打印时间，销售单也记载了日期。被告对原告订单管理ERP系统中的生产通知单、销售单和对账单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但经本院释明，未申请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本院对这十一组单据中的生产通知单、销售单电子数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同时，故对其余十一组单据中的出库单也予以认定。 原告的证据对账单，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是原告单方出具的，并且否认其中有被告公章印文的对账单由被告出具给原告。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补充意见，原告对鉴定意见和补充意见中“对账单中两枚印文系彩色打印机喷墨打印复制形成，非盖章形成”的意见无异议，但对“两枚印文与同名印文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有异议。被告对鉴定意见及补充意见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上述鉴定意见系有相应资格的鉴定人出具，鉴定程序合法，故对鉴定意见及补充意见予以采信。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有被告公章印文的对账单由被告出具。从上述认定的电子文档购销合同看，被告在交易过程中确有使用电子形式的被告公章。被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对一些关键事实和证据多次作不实的陈述。被告无证据证明该对账单由原告伪造。不能仅凭原告持有该对账单就认定系原告伪造。含被告公章印文的对账单是否被告出具给原告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原告主张该对账单由被告出具，证据不足，故对该事实不予认定。 经本院核对查验，其他几份对账单确实来源于原告的订单管理ERP系统。原告提供的生产通知单、销售单、收款单等电子数据均在原告与被告业务交易过程中形成。对账单在自动提取上述数据后自动生成。双方在2013年至2018年上半年长期交易过程中已形成较为固定的交易模式。双方均认可有定期对账的习惯。从微信聊天记录可得出，原告的财务詹温育已经将2018年4月对账单微信发给徐长青了，徐长青表示原告以前一直寄送对账单，詹温育表示会将4、5月对账单寄给徐长青。原告提出在双方长达5年多的交易时间，原告一直使用ERP系统生成的对账单交给被告对账。该系统生成的对账单在项目、格式方面是固定的。被告可以举出之前收到的对账单，而且，徐长青微信中也有詹温育发送的对账单截图，但被告未能提供任何一份对账单来反驳原告。被告也拒不提供2018年上半年的账簿以便法院审核双方该期间的交易账目。因此，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ERP电子数据，以及双方的陈述对于证明原告一直使用该系统的对账单与被告进行对账的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因此，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对账单电子数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上述对第十组订单的认证意见，2018年6月的对账单数据中应剔除第十组单据的销售单数据。 双方对原、被告的身份证明材料、鉴定费发票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第二次庭审后提供的刘雪雪的聊天截屏未能提供电子数据载体原件，且已过举证期限，故不予认定。 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结合双方的当庭陈述，本院对本案认定以下事实：原告系拉链生产企业。被告系贸易公司，其股东为郭贞和徐长青。原、被告自2013年起至2018年6月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双方的交易习惯为被告通过微信、QQ、电话、电子邮件、邮寄等方式向原告下订单定作拉链，原告进行生产并根据被告的要求将货物交承运人运输交给被告或其指定的收货人。原告的财务人员通过微信和邮寄方式向被告发送对账单。双方会在农历年底进行结算，被告在农历年底支付当年交易的绝大部分欠款。被告在2018年2月向原告转账162531.12元，另交付原告三张面额均为5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其中一张汇票的到期日为2018年7月初。之后，被告继续向原告下单定作拉链直至2018年6月。在2018年上半年交易期间以及交易结束至今，被告没有再支付原告价款。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对账单上的被告公司印文的形成方式以及与被告公司公章印文的同一性申请司法鉴定，并支出鉴定费2400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商事交易、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作为涉案拉链交易的定作人，被告在交易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与原告进行对账，并且按照交易习惯及时结清交易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未遵循诚实信用的诉讼原则，对于案件的事实要么拒绝回答，要么回答不清楚、不知道，要么前后陈述不一致，对于法庭要求其提供相应的书证，也无理拒绝。 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承认双方在2018年3月至6月存在交易往来，被告在2018年2月支付原告30余万元，部分为2018年上半年交易的预付款，预付款与该期间的交易价款正好持平，但在第二次庭审时否认双方在该期间存在交易往来。被告对其不一致的陈述未做出合理的解释。若双方在2018年没有进行任何交易，而被告从未向原告要求退还预付款，显然有悖常理。上述已认定的交易单据、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被告在该期间向原告定作了拉链。因此，本案证据足以证实原告与被告在2018年上半年存在交易往来。 被告辩称原告提供的十二组交易单据，部分没有托运单，即使有托运单和快递单也无被告签字或盖章确认收到订单货物。原、被告之间成立定作合同关系。定作合同关系有别于买卖合同关系。如果买方未支付价款，卖方通常仍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将货物销售给第三方。本案定作合同中，定作的拉链型号、长度、颜色各异，有点甚至标有特定字母，原告对这些拉链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另行销售。对于被告辩称的定做产品交付的问题。在无证据证明双方明确约定如何交付定作的拉链情况下，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关于买卖合同货物交付的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交货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使用下列规定：（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本案托运单、快递单可以证明原告将被告定作的拉链交付第一承运人以运交被告或其指定的收货人。另外，徐长青在微信聊天中对第九组订单要求直接寄给工厂，并且表示部分拉链已发货。被告此后也未对该订单拉链的交付情况提出异议。 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定期对账，即双方是以对账单来确定被告应付原告定作价款的，而不是以原告运输单或被告签收单来确定交易价款。从原告提供的十一组交易单据可以看出，被告每个订单定作的拉链款号、颜色、材质、长度、数量各异。双方若不及时定期对账，将导致双方的交易秩序混乱，双方也难以持续交易5年多时间。因此，双方在长期交易过程中形成了定期的对账习惯，被告也有对账的义务。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及其股东、业务联系人徐长青对于法庭询问下单、交货、对账方式、对账凭据等交易经过一概回答不清楚、记不清。被告多次对交易经过、证据作出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在查验原告的生产通知单、销售单和对账单电子数据，并结合双方的交易情况后，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相关电子数据可以证明双方的交易情况。即，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对账单载明的交易金额，扣减第十组交易价款421.2元后，剩余价款89393.18元均予以认定。 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辩称2018年2月支付原告2018年交易的预付款。被告对该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故对该辩解不予支持。此外，从徐长青与原告业务员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进行了几次对账，但从未提及预付款。因此，本院认定被告未支付2018年上半年的交易价款。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潍坊市百恒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长城拉链集团有限公司定作拉链的价款89393.18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从2019年6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温州长城拉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046元，由原告温州长城拉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50元，被告潍坊市百恒贸易有限公司承担1996元。本案鉴定费2400元，由原告温州长城拉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判决生效后支付给被告潍坊市百恒贸易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熏 良 人民陪审员 唐 松 珍 人民陪审员 黄 正 确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周陈颐瑶 永嘉县人民法院门户网站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