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405刑初55号 公诉机关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包伟（化名包安琪）,男,1987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邻水县,住所地四川省邻水县。2019年7月17日，被告人包伟因网上追逃在四川省邻水县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9年7月1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抢劫罪、非法拘禁罪被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8月16日，经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衡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鲁春勇，四川欣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马柳颖，湖南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公诉机关以珠检公诉刑诉〔2020〕2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包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抢劫罪、非法拘禁罪，于2020年3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指派检察员谢小芸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包伟及其辩护人鲁春勇、马柳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以来,以廖某（已判决）,闫某（已起诉）为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被告人包伟和同案人覃某、党某、赵某（三人均已判决）等人较为固定,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了抢劫、非法拘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三次以上犯罪活动，形成了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恶势力犯罪组织。具体事实如下: 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被告人包伟系以销售化妆品为名的传销组织的管理人员，该传销组织对外宣称为天津天某生物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天某),但实际上该“公司”系挂名“公司”,未经注册登记,没有产品和实际正当业务。人员分ABCDE五个等级:A级最高;E级最低;A、B级称为老总;C级称领导,C级又可以按贡献大小分为大C、中C、小C,C级可以领导一至几个窝点;D、E级称老板,负责每个窝点的具体事务,D级是管家,负责控制新进人员的上课、管理钥匙,E级是普通老板;新进人员被称为帅哥、美女,属于被管理者。该传销组织没有实际销售,要求新进人员缴纳高额费用购买所谓的产品,设立了直销奖、能力差别奖、辅导奖、福利奖等,以拉人头作为计酬、返利的依据,宣称该行业很好,可以挣大钱,通过拉人头晋级,加入的人越多晋级越快,提成越多,到了A、B级别可以获得月薪上万、甚至十几万的丰厚回报，引诱他人加入该组织。 2012年被告人包伟加入天津天某,在湖南邵阳逐步晋级为Ｂ级管理者,负责管理Ｃ级别的廖某、闫某、黄1（未到案）等窝点领导。传销组织在邵阳发展期间,作为Ｂ级别老总包伟听取廖某、闫某等窝点领导关于传销团伙运作情况汇报,指挥、安排发展下线,骗取钱财;并管理整个团队的资金,收取下线缴纳的费用,支配生活、租房等开支,掌控利益分配。 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期间,包伟通过银行转账收取廖某、闫某、黄1等下线上缴的费用共计人民币67万余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16年前后,被告人包伟组织管理的下线成员超过70人。 二、抢劫罪、非法拘禁罪 2017年年初,在被告人包伟的授意安排下,该传销组织在廖某、闫某的带领下离开邵阳,来到衡阳继续从事非法活动。期间,包伟转给廖某3-4万元,廖某将这笔钱用于团伙租房、生活等开支。到衡阳以后，廖某、闫某先后升为Ｂ级别老总,共同管理了覃某、党某、赵某等Ｃ级别领导。 该犯罪组织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作案模式:先由组织成员以找工作、谈恋爱为由诱骗被害人至衡阳市,将被害人接至窝点后,组织成员罗某、陈某某、黄某某（均已判决）等人,对进入该犯罪组织窝点的被害人采取反锁房门,拿走手机等方式,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劝说其交钱加入组织，对不愿加入组织的被害人,由一名成员唱黑脸,实施殴打和辱骂等威胁行为;另一名成员唱白脸,进行劝说。在被害人因被殴打、辱骂或其他威胁行为陷入恐惧心理后,组织内成员安排被害人编造理由向亲友骗取财物，被害人亲友汇款后,该组织成员则将被害人账户上的钱财劫走,层层上交。该组织成员对被害人声称该财物是用于购买该组织的产品,但实际上并无真实的产品。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对不愿意加入该组织的被害人胡某1、岑某、林某、钟某,进行贴身看守、限制进出、持续劝说、恐吓等方式长时间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并使用暴力劫取胡某1人民币1.2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7年12月18日24时许,被害人胡某1被罗某以谈恋爱为由骗至衡阳市雁峰区某宾馆对面的赵某管理窝点内。赵某、党某、覃某层层汇报至廖某,得到廖某指示后,覃某安排党某采取惯常手段要胡某1交钱加入该组织,因胡某1不愿意,党某对胡某1实施了踢打、辱骂、泼水等行为。同月22日左右,赵某、党某迫使胡某1向其父亲胡某2谎称骑车撞伤孕妇需要赔偿1.2万元。胡某2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方式共计转给胡某1人民币1.2万元,党某、赵某立即迫使胡某1交出支付密码,将1.2万元转走交给了覃某;覃某再将1.2万元转给廖某,并汇报胡某1已经加入衡阳天津天某。被迫交出财物以后,胡某1仍然被限制人身自由。2018年1月,胡某1被转移至衡阳市火车站附近窝点,同月26日,胡某1趁再次转移窝点之际逃出并报警,前后共被限制人身自由达39日。 2、2018年1月27日,被害人岑某被黄某某以共同回贵州老家为由骗至衡阳。赵某安排黄某某将岑某接至罗某管理的衡阳市珠晖区某路1号1栋1单元801窝点内。在赵某的安排下,黄某某以充电为由将岑某的手机骗走并交给赵某,罗某、黄某某等人采取贴身看守、扣押手机、限制进出等手段将岑某限制人身自由在该窝点内。同年2月8日,岑某趁看守人员睡觉之际从八楼窗户逃出后报警,前后被限制人身自由达11日。 3、2018年2月4日,被害人林某被陈某某以游玩为名骗至珠晖区窝点内。在赵某的安排下,陈某某将林某手机骗走,黄某某、陈某某等人采取贴身看守、扣押手机、限制进出等手段,将林某控制在该窝点内直至被公安机关解救，林某被限制人身自由达4日之久。 4、2018年2月8日2时许,被害人钟某被黄某某以谈恋爱为由骗至珠晖区东风北路窝点内。在赵某的安排下,黄某某、陈某等人采取贴身看守、扣押手机、限制进出等手段,将钟某限制人身自由在该窝点内10余小时。同日中午,公安机关根据举报查获该窝点,将钟某、林某解救。 2019年7月17日,经过网上追逃，被告人包伟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包伟与他人纠合一起，假借天津天某的名义,以卖产品为幌子,要求参加者购买产品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的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发展传销人员活动过程中,通过暴力、威胁等方式,劫取被害人财物;还采取贴身看守、限制进出等手段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非法拘禁罪。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抢劫罪、非法拘禁罪追究被告人包伟的刑事责任，依法提请法院依法判处。公诉机关建议对被告人包伟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以抢劫罪在有期徒刑四年至五年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以非法拘禁罪在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幅度内量刑。因被告人包伟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包伟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请求从轻处罚。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抢劫罪、非法拘禁罪的犯罪事实有异议，辩解自己在2016年年底已离开邵阳天津天某传销组织，廖某、闫某等人到衡阳发展天津天某传销组织与自己无关，自己不认识胡某1、岑某、林某、钟某等人，未指示、安排廖某、闫某对上述被害人实施抢劫、非法拘禁行为，并且未收取廖某、闫某在衡阳发展天津天某传销组织所获得的利益。 被告人的辩护人鲁春勇、马柳颖提出：1.公诉机关指控包伟犯抢劫罪、非法拘禁罪罪名不成立，被告人包伟主观上没有与廖某、闫某领导的衡阳天津天某犯罪集团实施抢劫罪、非法拘禁罪的共同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在衡阳对被害人胡某1、岑某、林某、钟某实施抢劫与非法拘禁的犯罪行为。廖某和闫某实施的抢劫、非法拘禁行为均发生在衡阳市，而廖某和闫某到衡阳后，包伟已离开邵阳天津天某，不再指挥、管理廖某和闫某在衡阳成立的天津天某组织。被告人包伟既不认识抢劫、非法拘禁的被害人，也未指示廖某和闫某实施抢劫、非法拘禁行为。被告人包伟无抢劫、非法拘禁的犯罪故意，亦未实施抢劫、非法拘禁的行为。2.公诉机关指控包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证据不足，理由是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包伟在邵阳管理团队的具体人数、名字及层级，另外廖某和闫某到衡阳后，包伟已离开邵阳天津天某，不再指挥、管理廖某和闫某在衡阳发展的天津天某组织，且未收取廖某和闫某在衡阳地区从下线获取的财物。3.被告人包伟不是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成员，理由是被告人包伟在湖南邵阳的传销活动是较为温和的，不具有暴力性、胁迫性的情形，故不符合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恶势力特征，依法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 经审理查明，2013年被告人包伟被他人骗至河南省南阳市天津天某传销组织，2014年该团队转移到湖南省邵阳市，之后被告人包伟晋升为B级别管理者。天津天某传销组织对外宣称为天津天某生物发展有限公司，系挂名“公司”，未经注册登记,没有产品和实际正当业务,实际上是以销售化妆品为名的传销组织。该组织人员分ABCDE五个等级，A级最高，E级最低。A、B级称呼为老总，C级称呼为领导,C级又可以按贡献大小分为大C、中C、小C,C级可以领导一至几个窝点。D、E级称呼为老板,负责每个窝点的具体事务,D级是管家,负责控制新进人员的上课、管理钥匙,E级是普通老板。新进人员被称为帅哥、美女,属于被管理者。该传销组织没有实际产品销售,要求新进人员缴纳费用购买所谓的产品（3900元/套）后加入组织,设立了直销奖、能力差别奖、辅导奖、福利奖等,以拉人头作为计酬、返利的依据。宣称该行业很好,可以挣大钱,通过拉人头晋级,加入的人越多晋级越快,提成越多,到了A、B级别可以获得月薪上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丰厚回报，引诱他人加入该组织。该组织在邵阳发展期间由组织成员以找工作、谈恋爱为由诱骗被害人至邵阳市,将被害人接至窝点后，然后安排人给新人上课，劝说其交钱加入组织。当被害人同意交钱加入组织后，组织成员则将被害人钱财层层上交至B级别领导。新人的财物上交至B级别后，B级别领导再返利给新人。 闫某（已判决）于2015年被骗进入该组织，交了三套产品的钱11700元后成为该组织成员，2016年夏天在邵阳晋升为Ｃ级别管理者。2015年廖某（已判决）被闫某骗入该组织，交了9套产品近3万元后成为该组织成员，在邵阳晋升为Ｃ级管理者。党某（已判决）于2015年3月份被骗入该组织，在交了3900元后成为该组织的成员。赵某（已判决）于2015年11月被骗入该组织，廖某安排人对其上课洗脑，其交纳了21000元后成为该组织成员。2016年覃某（已判决）被骗入该组织，交纳了23000元后成为该传销组织的成员。 该组织在邵阳发展期间，被告人包伟是Ｂ级别管理者，管理廖某、闫某、黄1（未到案）三个Ｃ级别成员，廖某、闫某、黄1又分别管理一个团队。Ｃ级别领导管理的每个窝点固定有8至12人左右，每个团队前后陆续发展约20人，至2016年年底前后,包伟组织管理的下线成员达70人，层级超过三级，被传销人员包括邹某（未到案）、谢1（未到案）、廖某、覃某、党某、赵某、罗某（已判决）等人。 该传销组织在邵阳发展期间,作为Ｂ级别老总包伟现场或电话听取廖某、闫某等窝点领导关于传销团伙运作情况汇报,并指挥、安排下级成员发展下线,骗取钱财。包伟还管理整个团队的资金,收取下线缴纳的费用,支配生活、租房等开支,掌控利益分配。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期间,包伟通过银行转账收取廖某、闫某、黄1等下线上缴的费用共计67万余元。 2016年，因不服包伟的管理，黄1管理的团队离开邵阳市。之后闫某团队也不服从包伟的管理，部分人员也离开了团队。包伟安排廖某、闫某在邵东县发展期间，窝点经常被搅扰，包伟遂给廖某三、四万元，让其散伙，包伟亦离开邵阳市。2017年年初,闫某、廖某带领团队先后离开邵阳到衡阳继续从事非法活动。 另查明，廖某到衡阳升为Ｂ级别，随后廖某将闫某升为Ｂ级别老总,共同管理覃某、党某、赵某等Ｃ级别领导。衡阳天津天某由廖某、闫某共同管理，到衡阳后该犯罪组织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作案模式:先由组织成员以找工作、谈恋爱为由诱骗被害人至衡阳市,将被害人接至窝点后,组织成员对进入该犯罪组织窝点的被害人采取反锁房门,拿走手机等方式,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劝说其交钱加入组织，对不愿加入组织的被害人,由一名成员唱黑脸,实施殴打和辱骂等威胁行为;另一名成员唱白脸,进行劝说。部分被害人因被殴打、辱骂或其他威胁行为陷入恐惧心理后会主动交钱，对于没钱的被害人，组织成员会安排被害人编造理由向亲友骗取财物，被害人亲友汇款后,该组织成员则将被害人账户上的钱财劫走,层层上交。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廖某、闫某等人对不愿意加入该组织的被害人胡某1、岑某、林某、钟某,进行贴身看守、限制进出、持续劝说、恐吓等方式长时间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并使用暴力劫取胡某1人民币1.2万元。廖某在衡阳实施的上述犯罪行为被本院以抢劫罪、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该案判决已生效。在案证据显示包伟对廖某、闫某领导的衡阳天津天某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不知情，包伟不是幕后指挥者和操纵者。衡阳天津天某犯罪集团的犯罪所得被廖某和闫某平分了，包伟没有收过衡阳天津天某的犯罪所得。没有证据证实廖某、闫某领导的衡阳天津天某犯罪组织的作案模式与包伟在邵阳领导的天津天某作案模式一致。 又查明，2019年7月17日，经过网上追逃，被告人包伟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查证属实的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廖某的证言，证明（1）邵阳天津天某的情况。2015年自己被骗入邵阳天津天某传销组织，进入传销窝点后一直被洗脑上课，在上课的期间，组织成员没有对自己使用暴力，第九天左右花了3万元左右购买9套产品加入组织。该组织分为ＡＢＣＤＥ五个等级，Ａ级别最高，Ｅ级别最低，其中ＡＢ级别称老总，Ｃ级别称呼为领导，Ｄ、Ｅ级别称呼为老板。每套产品3900元，至少要购买一套产品才能取得加入资格，但是实际上没有产品。工资模式为：直销奖525元／套，给骗人进来并购买产品的那个人（拉人入组织的人）；能力奖大概100元每套产品，奖金给拉其入伙的关联人（拉其入伙的人）；辅导奖为80元／套产品，奖金给Ｃ级别的领导；福利奖属于Ａ、Ｂ级别所有。其在邵阳与闫某为Ｃ级别，受Ｂ级别包伟管理，在邵阳，所收取的钱全部交给了包伟，包伟负责整个团队的管理。（2）衡阳天津天某情况。2017年，包伟安排我去衡阳发展，说衡阳有合作的老总，带领团队从邵阳来到衡阳，在衡阳是闫某接待的，随后与闫某的团队合成一个团队。2017年2月升为Ｂ级别，随后将闫某升为Ｂ级别，两人共同管理衡阳团队，管理覃某、党某、赵某等大Ｃ级别领导。衡阳天津天某是以谈恋爱、找工作和邀请被害人至衡阳游玩为由，骗取被害人至衡阳，然后通过语言及行为暴力逼迫组织成员购买产品的犯罪组织,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产品。我们的报酬是根据级别不同和业绩高低按一定比例拿钱。天津天某的盈利模式是以语言及行为暴力逼迫新人交钱买产品，如果被害人没钱，那就以一些借口从被害人亲戚朋友那里借钱交给自己。2017年3月份至2018年2月份期间，从下面收上来的钱就没有交给过包安琪（包伟），除去开支剩下的钱自己和闫某平分了。自己管理衡阳天津天某是通过电话联系或到各窝点巡视的方式，听取下线人员的情况汇报，协调各窝点人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及指示各窝点人员对新进人员的处置。并通过下线成员覃某开立的银行账户，收取所获取的资金，实施统一支配管理； （2证人闫某的证言，证明：（1）关于邵阳天津天某的情况。2015年被人以找工作名义骗入传销组织，交了三套产品的钱11700元成为天津天某传销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分为ＡＢＣＤＥ五个等级，Ａ级别最高，Ｅ级别最低，其中ＡＢ级别称老总，Ｃ级别称呼为领导，Ｄ、Ｅ级别称呼为老板。每套产品3900元，至少要购买一套产品才能取得加入资格。组织奖金分为直销奖（如Ｅ级别发展一个人进公司可以提成15%）、差额奖（按级别提成）、辅导奖、福利奖，按发展人头计酬和奖励，但实际上没有按宣传的内容去实施。2016年夏天被包伟升为Ｃ级别领导，管理一个团队。自己的上级是包伟，自己和廖某是同级别。在邵阳其所在团队有二十多个人，后来走了一些人，只有十多个人，包伟在邵阳管理廖某团队。在邵阳所收的钱均交给了包伟。（2）关于衡阳天津天某的情况。2016年下半年，因为团队出现矛盾，不服包伟管，很多Ｃ级别领导带着成员离开了包伟的团队。2016年底的时候，自己的团队只有党某一个小Ｃ级别成员，共10多个人的样子。2017年1月自己带领团队人员来到衡阳，来衡阳的车费和生活费是由我负担的。在衡阳接待了廖某团队，到衡阳以后，自己和廖某两个团队合成一个团队，由廖某负责管理，没有看到包伟到过衡阳。廖某先升为Ｂ级别，廖某不在衡阳，衡阳团队的一切事情由自己负责，具体管理覃某、党某、赵某三个小Ｃ级别，有4个窝点，共30多个人的样子。2017年2月份，廖某在衡阳当着组织成员的面升自己为Ｂ级别老总，升为Ｂ级别以后自己可以自由地出入衡阳团队，不需要总待在这里，自己和廖某轮流来衡阳看情况。在衡阳收上来的钱都交给了廖某，廖某管理衡阳团队的钱。2017年3月5日至2018年1月22日期间，廖某通过银行及其他方式向其转款22万余元。 3、证人覃某的证言，证明（1）邵阳天津天某情况。2016年自己被骗到湖南邵阳天津天某，在该组织上了10天左右的课，后来感觉不交钱不可能出去，遂想先配合他们，便交了23000元购买产品加入组织，但后来自己有了自由也没有离开，因为想在该组织里将被骗的钱赚回来，在上课期间没有遭遇暴力，只是有人贴身看守。包伟是Ｂ级别老总，自己受廖某管理。（2）衡阳天津天某情况。2017年1月，廖某带领我们团队成员赵某、黄2、余某某、张某、谢2、王某等人转移到衡阳，到衡阳后是闫某接待我们，在衡阳没有见过包伟。在衡阳廖某宣布自己成为Ｃ级别领导，自己主要负责收钱。自己的上级是Ｂ级别老总廖某，2017年9月份自己成为大Ｃ级领导，领导四个窝点，成为Ｃ级领导后可以自由出入各窝点。2017年12月底成为Ｂ级别领导，赵某和党某是自己的下线，他们是Ｃ级别。天津天某的盈利模式是以语言及行为暴力逼迫新人交钱买产品，如果被害人没钱，那就以一些借口从被害人亲戚朋友那里借钱交给自己。 4、证人党某的证言，证明（1）邵阳天津天某的情况。2015年4月左右自己被骗入湖南邵阳天津天某，该组织分为ＡＢＣＤＥ五个等级，Ａ级别最高，Ｅ级别最低，其中ＡＢ级别称老总，Ｃ级别称呼为领导，Ｄ、Ｅ级别称呼为老板。每套产品3900元，至少要购买一套产品才能取得加入资格。之后组织内成员天天对自己洗脑上课，并禁止自己离开，一个礼拜后，自己想先配合加入，再想办法逃离组织，遂向亲友借款6万元购买虚拟的产品，随即加入组织，再过三、四个月自己虽然有点自由，但因为相信该组织，便没有离开。在邵阳的时候自己的上级是闫某。（2）衡阳天津天某情况。在闫某的安排下，我带着几个业务员坐着小货车来到衡阳，来衡阳是覃某接待。自己的上级是覃某，覃某的上级是廖某，自己下线是赵某、罗某等人，我们都是每天将团队的事逐级汇报给上级，然后上级吩咐我们做事，生活费也是由上级给我们统一分配的。自己是大Ｃ级别，成为Ｃ级领导后可以自由出入各窝点。在衡阳只见过廖某和闫某两个Ｂ级别领导，没有见过包伟。 5、证人赵某的证言，证明（1）邵阳天津天某情况。2015年11月份，自己被骗入天津天某传销组织，在该组织里没有受到暴力，只是一直被人控制、监禁，后来才从家人那里骗了21000元购买产品加入该组织。该组织分为ＡＢＣＤＥ五个等级，Ａ级别最高，Ｅ级别最低，其中ＡＢ级别称老总，Ｃ级别称呼为领导，Ｄ、Ｅ级别称呼为老板。每套产品3900元，至少要购买一套产品才能取得加入资格。（2）衡阳天津天某情况。2017年1月份，廖某带着我们从邵阳转移到衡阳，在衡阳来接我们的是闫某。到衡阳后廖某升为Ｂ级别老总，廖某又当众宣布闫某为Ｂ级别老总，廖某、闫某管理我们在衡阳，自己管理衡阳市珠晖区三个窝点，骗岑某、林某、胡某1至衡阳，并实施非法拘禁的过程及分工，自己和党某、徐某某逼迫胡某1骗亲戚要钱的过程，自己骂过胡某1、用水泼过胡某1，但没有殴打过胡某1，从胡某1处骗到的钱和手机均在党某处。 6、证人罗某的证言，证明自己首先被骗入邵阳天津天某传销组织，成为该组织成员。2017年与赵某等人一起转移到衡阳，在衡阳其上级为赵某，Ｂ级别的老总是廖某，其中衡阳天津天某骗了钟某、林某、岑某三人。 7、被害人胡某1的陈述，证明2017年12月18日自己被罗某以谈恋爱为名骗至衡阳市石鼓区某影城天津天某的窝点，当晚手机被罗某拿走，并被十名陌生男子控制住，不允许外出。该组织是以谈恋爱、找工作和邀请被害人至衡阳游玩为由，骗取被害人至衡阳，然后通过语言或行为暴力逼迫组织成员购买产品，一套产品3900元,实际上没有产品。该组织人员分Ａ至Ｅ五个等级：Ａ级最高，Ｅ级最低；Ａ、Ｂ级是老总；Ｃ级称领导，Ｃ级是家里的负责人；Ｄ、Ｅ级称老板，负责每个窝点的具体事务，Ｄ级是管家，负责控制新进人员的上课、管理钥匙，Ｅ级是普通老板。该组织宣称以拉人头作为计酬、返利的依据，通过拉人头晋级，加入的人越多晋级越快，提成越多，但实际上没有计酬和返利；被控制后党某以自己不配合为由，用脚踢自己十次左右，用手揪头发，用开水泼，并将自己的衣服脱的只剩下内裤，之后党某看到自己掉落的钱包，遂将钱包拿走。另外党某还用语言威胁自己称：“现在就是把你弄死，用麻袋将你装好丢到垃圾堆也没有人发现”，并说“下次如果还是看不懂行业，就不会是这样打了”。赵某也向自己泼过开水，整个过程持续7、8分钟。被控制的第七天左右，赵某、党某和其他几位领导要求自己编造谎言，称在西安撞到孕妇，骗取父亲胡某2向自己转款，当晚父亲胡某2向自己转账两次，共计12000元，该钱全部被赵某转到其手机里去。另外钱包中的600元现金，一部ｖｉｖｏＹ661手机被赵某、党某等人抢走。 8、被害人钟某的陈述，证明自己于2018年2月8日凌晨2时被王某某（具体身份不详，未抓获）以谈恋爱为名骗到衡阳市珠晖区的窝点，当时窝点里有几人堵住自己阻止自己离开，直到当日下午4时许被公安机关解救。自己的一部ＯＰＰＯＲ11ＳＰＬＵＳ手机和一部ＯＰＰＯｍｉｎｉ手机被抢走。 9、被害人林某的陈述，证明2018年2月3日自己被陈某某（已判决）以约到衡阳市游玩为名骗至衡阳市珠晖区某小区22栋1单元7楼的天津天某窝点里，进入房间后黄某某（已判决）将自己的手机骗走，后黄某某、陈某某、罗某以各种方式阻拦自己离开。晚上睡觉时被黄某某、罗某等人贴身看守。自己的手机由罗某等人控制。直到2018年2月8日中午被公安机关解救出来，自己共被非法拘禁11日。 10、证人岑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1月27日，黄某某以邀请自己共同回贵州老家为由，和赵某一起将自己骗至衡阳市珠晖区某路1号1栋801户的窝点。之后黄某某让自己参考一个项目，自己怀疑是传销便表示要离开，但是赵某等人阻拦自己离开，黄某某还以给手机充电为由没收自己的手机。之后赵某安排黄某某、罗某等人轮流看守自己，晚上睡觉时由黄某某、罗某贴身看守。直到2018年2月8日中午被公安机关解救出来，自己共被非法拘禁11日。 11、被告人包伟的供述与辩解，自己于2013年被人骗到河南南阳的天津天某传销组织。2014年，该组织从河南转移到了湖南邵阳市，之后自己逐渐升为B级别老总。天津天某生物发展有限公司系一个挂名“公司”,未经注册登记,没有产品和实际正当业务。人员分ABCDE五个等级:A级最高;E级最低;A、B级称为老总;C级称领导,C级又可以按贡献大小分为大C、中C、小C,C级可以领导一至几个窝点;D、E级称老板,负责每个窝点的具体事务,D级是管家,负责控制新进人员的上课、管理钥匙,E级是普通老板;新进人员被称为帅哥、美女,属于被管理者。该组织没有实际销售,要求新进人员缴纳高额费用购买所谓的产品,设立了直销奖、能力差别奖、辅导奖、福利奖等,以拉人头作为计酬、返利的依据,宣称该行业很好,可以挣大钱,通过拉人头晋级,加入的人越多晋级越快,提成越多,到了A、B级别可以获得月薪上万、甚至十几万的丰厚回报。每个月A级别安排B级别发工资时，会将DE级别的直销奖发到每个人手里，但同时又将这个钱收回来，重新交给A级别，跟下面的人说是帮他们保管起来，并从中扣除一部分作为他们的生活费用。 该公司以谈恋爱、找工作方法将被害人骗入传销组织，然后通过上课洗脑及谈心等方式诱骗他人购买3900元/套产品取得加入资格,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产品。该组织不允许下面的成员随意出入窝点，会安排人跟着新来的帅哥并跟他聊天，安排几个人跟他打牌，让他待在窝点里，让他安心听课，七八天以后如果新来的帅哥实在要走会让他走。 在邵阳的时候，自己主要管理团队的大Ｃ级别领导，让大Ｃ级别领导每天打电话将团队的情况告诉自己，自己再具体安排Ｃ级别做事。自己在邵阳管理廖某、闫某、黄1三个大Ｃ级别，他们再管理下面的人员，每个团队有二十来个人，总共有70人左右，自己管理整个团队的资金，包括生活、租房等开支，以及从下面发展的下线成员处收上来的钱。后来因为黄1、邹某、谢1团队不服自己的管理，就离开了团队，团队的人也散了一大半，廖某、闫某两个团队的人也走了大半。2016年左右，自己安排廖某、闫某去邵东县，但是因为在邵东县他们经常被人找麻烦。自己遂跟上级说不做了，让他们散了，于是自己给了廖某三、四万块钱，一部分给廖某团队租房，其余是给下面的老板回家的路费。2017年廖某、闫某将团队转移到衡阳，不是自己安排的，他们衡阳发展传销团伙的时候，没有将团队的情况向自己汇报，也没有将下线款打给自己。2015年自己因为找朋友到过衡阳，之后再也没有去过衡阳。 在邵阳的时候，廖某给自己打了10万元左右的下线款，闫某给自己打了5万元左右的下线款。廖某、闫某一般是将钱存到自己提供给他们的银行卡，然后自己再打电话向上级甘某某汇报，或者直接将钱给上级甘某某，自己当Ｂ级别期间，共计拿了4万块钱左右，这些钱都花光了。 12、抓获经过，证明被告人包伟被网上追逃，2019年7月17日在四川省邻水县被邻水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抓获归案，系被动归案。 13、辨认笔录，证明被告人包伟从公安机关提供的十二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中，辨认出廖某。廖某从公安机关提供的十二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中，辨认出包伟。被告人包伟从公安机关提供的十二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中，辨认出闫某。闫某从公安机关提供的十二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中，辨认出廖某。闫某从机关提供的十二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中，辨认出包伟。覃某从公安机关提供的十二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中，辨认出包伟。赵某从公安机关提供的十二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中，辨认出包伟。 14、刑事判决书，证明赵某、覃某、党某、廖某等人在衡阳实施了抢劫与非法拘禁犯罪行为的判决情况。 15、情况说明、银行流水、银行流水光盘，证明（1）廖某、黄1向包伟转账的情况，其中显示2016年6月26日至2016年8月7日廖某向包伟分别转账100元、35000元、3700元、8075元，2016年黄1向包伟转账10000元。2015年12月至2016年6 月期间，包伟通过银行转账收取廖某、闫某、黄1等下线上缴的费用67万余元。（2）2016年11月之后，被告人包伟与廖某、闫某等人无交易流水。 16、户籍资料，证明被告人包伟的身份情况，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 对于控辩双方的意见，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关于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包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问题。 经查，（1）被告人包伟对其在邵阳期间组织、管理的天津天某传销组织中所从事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行为认罪认罚。（2）廖某、闫某、覃某、党某、赵某等人的证言可以证实被告人包伟所管理的邵阳天津天某传销组织实施了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购买3900元／套产品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ＡＢＣＤＥ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骗取他人财物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综上，被告人包伟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关于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抢劫罪、非法拘禁罪的问题。 经查，（1）2017年廖某、闫某离开邵阳来到衡阳以后，合并组建的衡阳天津天某犯罪组织并实施犯罪，没有证据显示包伟知情。（2）该团队在衡阳发展期间没有人见过包伟，也没有证据证明包伟对衡阳的天津天某犯罪组织进行了管理及幕后指挥。（3）廖某、闫某领导的衡阳天津天某犯罪组织的犯罪所得没有交给包伟，由他们二人平分了。（4）2017年以后，没有证据显示被告人包伟来过衡阳，也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包伟与廖某和闫某之间有通话记录、转账记录等。（5）廖某供述其是受包伟安排来衡阳，衡阳有合作的老总（行话应为Ｂ级以上人物）。但如何安排、合作老总是谁、联系电话、住宿地方等廖某均没有供述，相反其到衡阳是闫某（Ｃ级别）接待的，而闫某团队是不服包伟管理而有人先离开邵阳的。且没有其他证据与受包伟安排的供述相印证，故廖某供述其是受包伟安排来衡阳发展事实不能认定。（6）该案暂时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包伟在邵阳管理天津天某组织中有实施抢劫与非法拘禁违法犯罪行为。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包伟犯抢劫罪、非法拘禁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 关于被告人包伟是否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重要成员的问题。 经查，（1）被告人包伟在邵阳所从事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手段较为温和，主要是骗取他人财物，没有证据显示该传销组织有使用暴力、威胁手段，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包伟在邵阳领导的传销组织有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的情况。（2）廖某、闫某组织、领导的衡阳天津天某恶势力犯罪组织所从事犯罪活动，被告人包伟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被告人包伟也没有组织、指挥过廖某与闫某领导的衡阳天津天某犯罪集团活动。综上，被告人包伟不是恶势力犯罪组织的重要成员。 关于被告人包伟供述其上线甘某某是否构成立功的问题。 被告人包伟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应当包括供述同案人的名称及犯罪事实，且其供述的上线甘某某（甘春梅）公安机关没有查实，因此，被告人供述其上线甘某某的行为不是立功情节。 本院认为，被告人包伟在邵阳打着“天津天某生物发展有限公司”的幌子，以推销商品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3900元／套商品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ＡＢＣＤＥ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包伟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包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廖某、闫某组织、管理的衡阳天津天某组织所实施的抢劫与非法拘禁犯罪行为与被告人包伟无关。因为既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包伟参与管理衡阳天津天某犯罪组织，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包伟对该犯罪组织进行幕后指挥与控制；衡阳天津天某犯罪集团的犯罪所得没有交给包伟，由廖某与闫某两人平分了；被告人包伟既不认识胡某1等被害人，也未指使他人对胡某1等被害人实施抢劫、非法拘禁犯罪行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包伟犯抢劫罪、非法拘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包伟犯抢劫罪、非法拘禁罪的罪名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包伟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行为就指控证据来看不符合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不宜认定为恶势力犯罪。被告人包伟在邵阳天津天某传销组织中是Ｂ级别管理者，是该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且下线成员多达70余人，收取了违法所得67万余元，是主犯。被告人包伟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且在庭审过程中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对包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量刑意见适当，本院予以采纳。对于控辩双方有争议的问题，本院已在事实部分作了综合认定，故对被告人包伟及其辩护人所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相符的予以采纳，与查明事实不相符的不予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本案的证据及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包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7月17日起至2023年1月16日止。罚金已缴纳。） 二、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六十七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审 判 长  谢椿岚 审 判 员  蒋才茂 审 判 员  朱灿灿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胡洪葵 代理书记员  段佳丽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一、关于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的认定问题 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单个或者多个组织中的层级已达三级以上的，可将在各个组织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 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后，继续从原传销组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的，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 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的，可以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 二、关于传销活动有关人员的认定和处理问题 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一）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 （二）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 （三）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 （四）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 （五）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 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三、关于“骗取财物”的认定问题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实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行为，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骗取财物。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不影响骗取财物的认定。 五、关于“团队计酬”行为的处理问题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或者领导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传销活动的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 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形式上采取“团队计酬”方式，但实质上属于“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传销活动，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