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6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艳，女，1986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志诚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头工业园裕桥路15号。法定代表人：赵怀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爱芝，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楚青，男，1971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青山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永刚（系楚青妻兄），住山东省荣成市原审第三人：毕监军，男，196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上诉人王艳因与被上诉人威海志诚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诚公司）、楚青、原审第三人毕监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2民初18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志诚公司对王艳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志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第一，王艳与志诚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王艳与楚青系合伙关系，赵怀青通过王艳、楚青购买海参，因支付海参货款不足，采用包装为“荣成信泰饲料有限公司”的饲料抵顶，而非志诚公司生产的饲料。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事实，片面认定王艳购买志诚公司饲料，属认定事实错误。2014年王艳在福建做海参经销认识了楚青，2016年下半年，赵怀青打算以个人名义开办海参店，因王艳可以联系到货源，经楚青介绍，王艳认识了赵怀青。由于赵怀青没有足够资金支付海参进货款，赵怀青作为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可以用饲料抵顶海参款。经三方协商确认，由赵怀青向王艳和楚青购买海参，赵怀青欠付王艳与楚青的海参款以饲料抵顶，王艳负责联系货源，楚青负责与赵怀青联系、收发货、收付款等事宜。自2016年10月左右，经王艳联系，楚青从案外人潘松宜处收取拉缸盐海参4000斤，以每斤280元的价格、共计112万元托运交付赵怀青，赵怀青支付海参款约70万元，余款42万左右以饲料抵顶，因此志诚公司于2016年11月2日、2016年12月6日托运的“荣成信泰”饲料，均系用于抵顶赵怀青欠付王艳和楚青海参款。由于王艳托运交付给赵怀青的海参价值大于赵怀青发给王艳与楚青的饲料价值，三方确认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之后赵怀青多次通过楚青联系王艳购买海参，交易模式同前。因此，志诚公司认可2017年4月10日收到王艳海参456000元、2017年7月21日收到王艳海参30400元以及2018年1月6日收到王艳海参1900元，均为赵怀青通过王艳购买的海参，而非王艳用海参抵顶志诚公司饲料款。另外，志诚公司在一审补充提交的平阳县瑞进包装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营业执照、出库凭证、包装图样等以及给王艳发货所用的包装实物证据，均记载“荣成信泰”“荣成信泰饲料有限公司”字样。经查询，并无关于“荣成信泰饲料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而志诚公司自营品牌为“志诚”，志诚公司在庭审中自称该“荣成信泰”饲料是为给王艳送货而专门设计的包装，由此可见，志诚公司给王艳托运的饲料应为假冒伪劣产品。即使王艳与志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买卖标的物为假冒伪劣产品，合同应为无效，一审法院不应计算假冒伪劣产品价款。第二，一审法院据以认定货物价格的证据存疑，证明力欠缺，达不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志诚公司一审提交其销售进货明细表、货物运输协议、发货单、证人董某证言，以证实其与王艳、楚青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毕监军与志诚公司常年合作货物运输，证人董某又受雇于毕监军，二者与志诚公司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弱，而销售进货明细表系志诚公司单方出具，并没有王艳和楚青签字确认，货运人员亦并非合同当事人，无论毕监军还是驾驶员对托运货物价格的确认均不能对王艳和楚青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因此，志诚公司并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托运货物的价格。一审法院根据志诚公司销售进货明细表直接认定案涉货物价格，属认定事实错误。另志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赵怀青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共计193.4吨，数量巨大，涉嫌构成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应移交公安部门处理。志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王艳与志诚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王艳欠志诚公司货款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志诚公司也认为王艳与楚青系合伙关系，但一审中，王艳与楚青均予以否认，现王艳自认是合伙关系，志诚公司认可该事实。关于王艳主张志诚公司构成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与事实不符。志诚公司是应王艳及楚青要求使用了不同于志诚公司的包装袋，这仅仅是违反了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包装标识必须真实的规定，并不构成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第一，没有假冒的对象；第二，产品是志诚公司的真实产品，质量合格，并非伪劣产品；第三，王艳购买志诚公司产品190多吨，对外销售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综上所述，请法庭在查明楚青与王艳合伙的基础上，维持一审判决，同时改判楚青与王艳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楚青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毕监军述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志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艳、楚青支付志诚公司饲料款621216元，并自2019年7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15日，王艳通过银行、微信共向赵怀青支付货款268000元，以海参抵顶货款488300元，志诚公司自认王艳还向其支付现金14000元，另王艳于2017年11月26日、2018年1月16日向毕监军支付运费9000元、12000元，2017年12月4日向案外人支付运费10000元，以上合计801300元。2017年4月至7月，楚青通过微信向赵怀青转账38150元。本案的争议事实为：第一，志诚公司与王艳、楚青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二，志诚公司发货的货款数额及王艳、楚青已付货款的数额。志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销售进货明细表打印件一份，拟证明自2016年至2018年王艳、楚青向志诚公司购买各种饲料8次，销售货款总额为1434516元；2.烟台凯旋货运有限公司货物托运单一份、志诚公司与毕监军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七份，托运单上注明送货地址为“福建省霞浦县溪南镇”、收货人为“王艳156××××6669、187××××6099、楚青136××××1006”，并注明了货物的袋数、重量、运费价格及付款方式，拟证明志诚公司委托货运单位向王艳、楚青发货的事实。志诚公司认可案涉合同的运费最终由志诚公司负担。3.由货运人员毕监军签字确认的志诚公司发货单七份、鲁Ｋ×××××和鲁Ｋ×××××车辆行驶证照片两份，证明志诚公司已经委托毕监军向王艳、楚青发货，收据载明了货物的数量和价款，总价款为1386276元。4.王艳、楚青微信朋友圈截图七张、视频两个，证明王艳、楚青收到志诚公司的货物并在朋友圈进行宣传。5.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怀青与楚青之间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楚青认可其与王艳欠付志诚公司货款的事实。录音中赵怀青让楚青出面与王艳协商退货和补偿问题，赵怀青问楚青王艳处是否有约20万元的剩余货物，楚青称“应该是吧”，赵怀青认为楚青与王艳系合伙关系，楚青未认可。6.证人董某到庭证实：2016年11月至2018年1月其从志诚公司拉货给王艳、楚青送货，毕监军是其老板，安排其到桥头志诚公司拉货，装完货志诚公司给了装货清单、运输协议等拿着走，其就拉着去给王艳、楚青送货，王艳、楚青照着单子点数，其打电话告诉老板数对了，王艳、楚青支付运费。王艳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有异议，属于志诚公司单方出具，不具有证据效力；对证据2有异议，合同是志诚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真实性不能确定，该协议对王艳没有约束力；对证据3发货收据有异议，货物并非是王艳所收，不能证明王艳欠付货款；对证据4有异议，该微信属于打印件，对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5有异议，该视听资料没有原始载体，且是志诚公司与楚青的谈话录音，对欠款数额的陈述仅是志诚公司自己的意思，楚青并未认可，该录音对王艳不具有约束力，楚青与王艳仅是认识，不存在其他关系；对证据6有异议，王艳没有收到证人送的货，没有见过粉色单子，其收货通常须在物流单上签字，签字确认发货的数量及金额。楚青经质证认为，证据1与其无关，其从来没有收过志诚公司的货，也没有向志诚公司付款；对证据2、3有异议，不应写其名字，其只是介绍人，从未收货，也从未签过字；对证据4中其微信及朋友圈截图没有异议，其与王艳都在南方做业务，有的时候别人的货到了，大家互相转发朋友圈；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是纠纷发生后志诚公司和王艳找其帮忙协商；对证据6有异议，其没有收过证人送的货物，通常收货须在物流单上签字。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王艳提供其与赵怀青之间交易的具体内容及证据，其未提供，并称双方自2017年开始发生业务，货物内容以配合饲料为准，还有大豆蛋白、鳗鱼粉等几种货物，因业务时间较长，市场价格有变化，每次货物也不是完全一致，记不清了。经原、被告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事实，王艳主张其与赵怀青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志诚公司无关，但赵怀青系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怀青认可是代表志诚公司与王艳发生的业务往来，故应当认定志诚公司与王艳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志诚公司主张楚青与王艳之间系合伙关系，楚青及王艳均予以否认，志诚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中楚青对赵怀青的该主张亦未认可，楚青向赵怀青微信转账的证据，也仅能证明双方可能存在其他买卖合同关系，无法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志诚公司主张王艳与楚青系合伙关系、二人共同向志诚公司购买饲料，证据不足，依法不予认定。关于第二个争议事实，志诚公司主张王艳欠付其货款621216元，王艳抗辩称双方的交易已经完成，其并不欠货款，志诚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其实际向王艳交付了其主张数量的货物。本案中，志诚公司不能提供王艳签收货物的单据，但货物承运人毕监军及其司机到庭陈述了送货的过程，与志诚公司提交的运输协议、毕监军签字的发货收据等能够相互印证，且王艳曾多次向毕监军支付运费，该运费数额与货物运输协议上约定的数额一致，可以证明志诚公司在2016年至2018年通过毕监军向王艳发货1386276元的事实，依法予以认定。王艳称其不认识毕监军，其向毕监军支付的运费是毕监军为其运输其他货物产生的，与志诚公司无关，但毕监军称除志诚公司外，其再未受委托向王艳发货。王艳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该抗辩依法不予采信。王艳对志诚公司提交的烟台凯旋货物有限公司货物托运单不认可，志诚公司并未提供其他证据相佐证，故对其关于2016年12月16日委托烟台凯旋货物有限公司向王艳发送5.36吨货物的主张依法不予认定。志诚公司认可每次运费由其负担，故王艳支付的运费应当作为已付货款，故王艳共计支付货款801300元。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楚青支付的货款与本案志诚公司所主张货款具有关联，故对志诚公司主张的楚青支付了案涉价款的事实依法不予认定。志诚公司与楚青之间的合同纠纷应另案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志诚公司与王艳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志诚公司已向王艳发送价款为1386276元的货物，王艳已付货款801300元，尚欠584976元王艳应当支付。志诚公司要求王艳自2019年7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志诚公司无充分证据证明王艳、楚青系合伙关系，其要求楚青承担付款责任，理由不当，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王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威海志诚饲料有限公司货款584976元，并自2019年7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利息；二、驳回威海志诚饲料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07元，由威海志诚饲料有限公司负担292元、王艳负担4715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按照王艳确认的送达地址邮寄送达法庭调查传票均被退回，预留电话亦不能接通。王艳未参加本案二审诉讼。关于王艳上诉主张其与楚青之间系合伙关系，合伙向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怀青个人出售海参，案涉饲料系赵怀青以饲料抵顶欠付王艳及楚青的海参款，而非王艳以海参抵顶欠付赵怀青饲料款的问题，二审中，志诚公司称，在案涉饲料买卖合同关系之前曾通过楚青购买过4000斤海参，价款100万元，并非王艳主张的112万元，其支付部分货款后，剩余海参款26万元在此后的饲料买卖中以饲料抵顶了该部分欠款，而且均系志诚公司与王艳、楚青之间发生。楚青否认与王艳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称其与王艳均在福建经销海参饲料，不销售海参。在志诚公司与王艳发生案涉饲料买卖关系之前，其作为朋友受赵怀青委托确实帮助志诚公司查看了所要购买海参的质量，但其并未参与，系志诚公司与海参养殖户直接交接付款，与其无关。在此之后，经其介绍，志诚公司开始向王艳供应海参饲料。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时，针对志诚公司主张王艳与楚青系合伙关系的问题，王艳与楚青均陈述二人系“朋友关系，没有业务关系”。针对王艳主张的系与赵怀青个人之间的交易，具体交易起止时间、货物内容，王艳称“2017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货物内容以配合饲料为主，还有大豆蛋白、鳗鱼粉等几种货物”；对于购买上述货物的用途，王艳称“对外销售，销售给海参养殖户”；对于与赵怀青如何结算，王艳称“收到他发的货物后，将款项直接汇入赵怀青账户，以货币形式支付，也有以海参抵顶的。原告（志诚公司）提供的还款顶账表当中以海参抵顶的数额是准确的”；对于交易价格，王艳称“因为时间比较长，而且市场价格有变化，每次货物也不是完全一致，因此记不清了”。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王艳与志诚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2.如果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志诚公司供货价格如何认定。关于焦点一，王艳与志诚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问题。王艳主张其与楚青之间系合伙关系，本案系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怀青向王艳及楚青购买海参欠付海参款以饲料予以抵顶，并非其向赵怀青购买饲料，而且其与志诚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关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楚青否认与王艳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王艳在一审时亦称与楚青仅是认识，不存在其他关系，上诉虽主张与楚青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其次，王艳主张与楚青合伙向赵怀青供应海参，楚青对此予以否认，并称经其介绍由志诚公司向王艳供应饲料，其与王艳并不经销海参，而且王艳在一审时就其主张的其与赵怀青之间存在交易情况时亦称，双方自2017年开始发生业务，货物内容以配合饲料为主，还有大豆蛋白、鳗鱼粉等几种货物，其购货后对外销售给海参养殖户，货款以货币形式汇入赵怀青账户，也有以海参抵顶的，并认可志诚公司提供的还款顶账表中以海参抵顶的数额准确，并未主张本案系赵怀青向其购买海参欠款的事实。再次，志诚公司虽认可曾向王艳购买过4000斤海参，并将剩余海参款26万元以此后向王艳供应的饲料抵顶，但否认案涉饲料系因欠付王艳海参款而用以抵顶，楚青二审也陈述，其确实曾受赵怀青委托帮其查看过海参质量，但买卖海参的事实发生在案涉饲料买卖关系之前。而且，从王艳付款的情况看，其以现金、海参抵顶、支付运费等方式共计支付货款801300元，在其主张赵怀青欠付其海参款的情况下，向赵怀青支付金额如此巨大的款项，亦与其主张的系赵怀青以案涉饲料抵顶赵怀青欠付其海参款明显不符。因此，王艳主张其与楚青合伙向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怀青销售海参，案涉饲料系赵怀青抵顶赵怀青欠付其海参款，而非买卖饲料合同关系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赵怀青作为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志诚公司认可其系代表公司与王艳之间发生业务往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志诚公司与王艳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判决王艳向志诚公司支付尚欠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志诚公司供货价格如何认定问题。志诚公司一审时提供了货物运输协议、发货收据及付款凭证等，证实其供货数量及货物价格，货物运输协议当中载明的货物数量、运费，与发货收据中载明的货物数量以及王艳支付运费的金额能够相互对应，而发货收据中明确载明了货物的金额，王艳亦称“市场价格有变化，每次货物也不是完全一致”，具体价格其记不清。其虽否认志诚公司提供的发货收据中载明的供货价格，但并未提供反驳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以发货收据中载明的价款认定志诚公司供货的价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王艳主张志诚公司向其销售的产品为假冒伪劣产品，涉嫌构成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问题，其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仅以志诚公司向其销售的货物包装中记载为“荣成信泰”“荣成信泰饲料有限公司”字样，而且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并无“荣成信泰饲料有限公司”登记注册材料为由，主张志诚公司向其销售的货物为假冒伪劣产品，涉嫌构成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依据不足。综上所述，王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30元，由王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英秋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刘颖霞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