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81民初890号 原告：黄中福。 委托代理人：赵爱宝、许国荣，浙江万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丽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陈克平，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中福与被告吴丽云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1月1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中福及其委托代理人赵爱宝、被告吴丽云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克平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较为复杂，于2020年4月7日裁定转为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中福及其委托代理人赵爱宝、被告吴丽云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克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中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吴丽云立即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吴丽云偿还753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753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09年10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10月13日，通过案外人吴晓燕居间介绍，案外人姚生弟向洪永微、洪永娒购买瑞安市安阳镇东山上埠村返回建设土地内的商品房D4地块指标。2009年10月14日，通过吴晓燕的居间，原告与被告吴丽云合伙向姚生弟购买上述指标，总价1452900元，由吴丽云在姚生弟与洪永微、洪永娒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上受买方处补签。同日，被告吴丽云汇入吴晓燕账户35万元。2009年10月22日，被告吴丽云汇入吴晓燕账户349900元；原告汇入吴晓燕账户753000元。2009年10月22日，向上埠村村民委员备案，在《瑞安市东山街道办事处上埠村返回地建设用地分配证》的转让情况页进行背书。此后，原告与吴丽云通过案外人叶国强居间，将D4指标转卖给他人，总价1449000元，2009年10月26日，叶国强汇入被告吴丽云账户50万元，于同年11月2日叶国强汇入吴丽云账户949000元。2009年11月2日向上埠村村民委员备案，并在《瑞安市东山街道办事处上埠村返回地建设用地分配证》的转让情况页进行背书。被告吴丽云在涉案地块转让所得价款，并未返还原告的出资753000元。原告认为，合伙购买的D4地块指标已经出卖，被告应返还原告出资款。至今被告未返还，故提起诉讼。 被告吴丽云辩称，一、1、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不明确。本案的诉状与“前案”〔指（2019）浙0381民初8655号原告黄中福与被告吴丽云、吴晓燕、叶国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黄中福撤诉结案，下同〕诉称事实一致，前案的请求权是不当得利，但本案的请求权的基础不明确。若为合伙协议，应首先请求解除合伙协议。原告未请求解除合伙协议，故，请求权基础不明确。2、双方的合伙关系不明确。若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则应请求偿付结算款。原告请求偿还出资款的，应当予以驳回。若请求偿付结算款的，应在合伙清算和财产分割后进行。在此之前，要求偿付结算款，则于法无据。3、双方不存在合伙协议，更未约定合伙结算时间，故原告请求赔偿利息亦于法无据。二、1、原告有否对涉案的D4地块指标出资、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均系原告主观判断。原告也未对买卖的差价说清楚。2、涉案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属实，但从未有原告的签名。原、被告之间到底有否合伙，事实不清。由于时间久远，被告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被告有买卖D4地块指标是事实，所涉的汇款记录也是事实。3、原告曾起诉“另案”〔指（2018）浙0381民初11454号原告黄中福与被告吴丽云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下同〕关于双方合伙购买E3地块指标的案件中，原告不服判决，曾提起上诉，后撤回上诉。在上诉状中，原告对于涉案的D4地块指标购买过程的事实描述和购买流程，均与本案不同，并且存在着矛盾。故，原告是缠讼，是浪费司法资源，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三、即使原、被告存在着合伙关系，根据原告的陈述，原告是知道双方合伙购买D4地块指标后，于2009年10月26日就卖出了。若被告未返还原告合伙出资款，即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从此时起就应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故，诉讼时效应当从日起计算。无论按原《民法通则》，还是按现《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均已经经过，亦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身份。 证据2，被告的户籍证明，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身份。 证据3，《房地产买卖协议书》，拟证明被告吴丽云买卖涉案的D4地块指标的事实。原告举证时解释称，1、当时，被告吴丽云采取了简便方式买卖D4地块指标，该指标由洪永微、洪永娒出卖给姚生弟；姚生弟再出卖给被告。2、被告购买该指标是双方合伙，以被告的名义购买的。3、被告购买该指标没有与姚生弟另外订立合同，而是在姚生弟购买该指标的原合同上加签名的简易方式进行。 证据4，涉案D4地块指标“红证”，拟证明D4地块指标的交易过程。原告举证时解释称，相关的交易记录有：洪永娒→被告吴丽云→周阿黄。其中，1、洪永娒→被告吴丽云的实际交易过程是：洪永微、洪永娒→姚生弟→被告吴丽云，中间姚生弟的环节被省略。该交易是由“前案”被告吴晓燕中介的。2、被告吴丽云→周阿黄交易的实际购买人是钟开法，周阿黄是名义购买人。该交易是由“前案”被告叶国强中介的。 证据5，叶国强的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在上述被告吴丽云→周阿黄的交易中，钟开法向中介叶国强汇款50万元、叶国强向被告汇款50万元，叶国强又向被告汇款949000元，共计1449000元的事实。 证据6，原告黄中福的银行交易记录，拟证明姚生弟→被告吴丽云的交易过程中，原告向该交易的中介吴晓燕汇款753000元的事实。原告解释称，该753000元就是原告向合伙体的出资。 证据7，“前案”第三次庭审的录音光盘，拟证明：1、被告吴丽云在“前案”庭审过程中，在主审法官一再要求其明确是否与原告存在合伙关系时，采取既不承认，又不否认的态度，应当依法视为承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2、“前案”证人许某（系原告的小舅子）证明其与被告不存在合伙关系。 证据8，“前案”被告吴晓燕的情况说明和相关银行交易记录，拟证明洪永微、洪永娒→姚生弟→被告吴丽云的D4地块指标的交易过程及款项流转过程。原告举证时解释称，具体的交易记录是：1、吴晓燕于2009年10月13日转入洪永娒账户250000元和350000元，共计600000元；吴晓燕于2009年10月22日转入洪永娒账户847000元。该交易记录证明了合伙体于2009年10月22日购买D4地块指标的买入价是1447000元。2、2009年10月26日，钟开法转入叶国强银行账户500000元，叶国强转入被告吴丽云银行账户500000元；2009年11月2日，钟开法转入叶国强银行账户950000元，叶国强转入被告吴丽云银行账户949000元。该交易记录证明了合伙体于2009年10月26日卖出D4地块指标的买出价是1449000元。 证据9，从“前案”调取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拟证明由东山街道上埠村委会证明其真实性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原件，存于“前案”。 证据10，东山街道上埠村委会出具的《关于分配证转让情况说明》，拟证明涉案D4地块指标的流转情况。 证据11，“前案”第三次庭审笔录（开庭录音誊录），拟证明原、被告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 被告吴丽云为反驳和抗辩，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2，原告黄中福在“另案”中，因不服“另案”本院民事判决书而提起上诉的上诉状，拟证明原告黄中福对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作前后不一致的陈述的事实。被告吴丽云解释称，该证据证明本案原告黄中福诉称的事实，是原告拼凑的，并非客观事实。 证据13，“前案”被告吴晓燕的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前案”被告吴晓燕的银行转账记录无规律，且款项走账途径也不明确，进而证明证据8不具有证明效力。 证据14，徐某的转账记录，拟证明原、被告于2009年11月3日委托徐某转账给许某的事实。被告举证时解释称，徐某在“前案”作证时已经证明其与原、被告及许某均没有利害关系。当时尚无现在支付宝、微信等快捷转账手段，故通过徐某的ＰＯＳ机进行转账支付。2009年11月3日，在很短的间隔时间内，被告、原告分别向徐某的ＰＯＳ机转账548625元和51375元，共计600000元，再由徐某的ＰＯＳ机向许某的银行账户转账600000元。该交易记录，加上原告与许某亲戚关系，说明了被告通过徐某向许某转账是受原告的委托，或者该钱实际上就是许某的。 证据15，证人许某在“前案”中出庭作证时的证言，拟证明许某与被告吴丽云不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 证据16，证人徐某在“前案”中出庭作证时的证言，拟证明徐某系接受原、被告的按指示，帮助原、被告完成转账的事实（所涉款项本身均与徐某无关）。 证据17，原告提供的原告的银行交易记录（即证据6）中其与许某的银行交易记录，拟证明原告所请求返还的款项753000元，其中300000元来自许某，进而证明其与许某有经济往来。 证据18，“前案”的起诉状，“前案”诉称的事实与本案诉称的事实一致，拟证明原告对本案的起诉系缠诉行为，不应得到法院支持。 证据19，生效的“另案”民事判决书，拟证明E3地块的款项与本案无关。 证据20，被告吴丽云的银行交易记录，拟证明被告又与2009年11月21日向许某转账56000元的事实。 根据原告黄中福的申请，本院调取了以下证据： 证据21，瑞安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瑞安市公安局经办人员于2014年3月12日与原告黄中福的询问笔录（第2次）。与本案相关的内容有：原告向瑞安市公安局陈述称，2009年期间，其与被告吴丽云合伙购买了一份宅基地指标（原告出资108万元；被告出资36万元）。当时，该份宅基地指标尚未卖出。该份宅基地指标的“红证”登记为被告吴丽云的名字。为卖出该份宅基地指标，分取自己的份额，原告向被告讨要而发生治安纠纷，最终导致原告黄中福被治安拘留。 证据22，瑞安市公安局经办人员于2014年3月3日与原告黄中福的询问笔录（第1次）。与本案相关的内容同上。 证据23，瑞安市公安局经办人员于2014年3月3日与被告吴丽云的询问笔录。与本案相关的内容有：被告吴丽云向瑞安市公安局陈述称，2009年期间，其与原告黄中福及黄中福的小舅子许某合伙购买了一份宅基地指标（原告出资36万元；被告出资36万元；许某出资72万元）。该份宅基地指标的“红证”登记为被告吴丽云的名字。黄中福急用钱，要求将宅基地指标卖出，吴丽云也同意，但没人买。为此，黄中福与许某多次找吴丽云商量此事。最后发生了治安纠纷。 上述证据，均已经庭审出示、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由于时间久远，被告是否有与原告合伙购买Ｄ4地块指标，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存在着合伙关系，理由是：证据3仅有被告签名，无法证明被告所购买的指标系被告为与原告的合伙体购买。证据4仅能证明Ｄ4地块指标由洪永娒→被告吴丽云→周阿黄的转移过程，也不能证明合伙的事实。证据5，钟开法与本案的关系不明确，叶国强汇给吴丽云的949000元的来源也不明确，不能证明该1449000元是出卖Ｄ4地块指标的钱，也不能证明合伙关系的存在。证据6，原告支付给中介吴晓燕的753000元，不能证明合伙关系。证据7、证据11，由于时间久远，被告确实记不清楚与原告之间的买卖Ｄ4地块指标的合伙关系，故不能肯定或者否定回答法庭的问题。证据8，吴晓燕在“前案”中的诉讼地位是被告，故，其所作的说明证明力不强，不能采信。至于交易记录，无法证明吴晓燕汇给姚生弟的款项来自于本案原、被告，故与本案的关系不清。证据9、证据10，均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涉案的Ｄ4指标现在由周阿黄持有，钟开法与周阿黄的关系不清。证据21、证据22，原告为Ｅ3地块指标的合伙而与被告发生了治安纠纷，原告没有一并要求被告返还Ｄ4地块指标的合伙款，是非常不合情理的。由此说明，即使Ｄ4地块指标的合伙关系存在，也已经清结。证据23，证明由于被告吴丽云陈述的真实出资与“另案”的判决结果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本巡查的纠纷。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部分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12，系原告调查不完整时的陈述，有偏差，现以本案诉称的事实为准。证据13，吴晓燕已有书面意见，其余与本案无关的交易记录，不能否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证据14、证据16、证据20，原告没有指示被告将钱转入许某的账户，故转入许某账户的钱与本案无关，也不能因此否定原、被告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证据15，许某确实与原、被告不存在合伙关系，但该证言反过来可以证明原、被告存在着合伙关系。证据17，原告与许某之间的经济关系，与本案无关。证据18，原告已经对“前案”撤诉，本案是“前案”认识深入所作出的法律关系的选择，不能因此否定双方存在的合伙关系。证据19，“另案”中双方的合伙关系，与本案中双方的合伙关系，是互相独立的。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是逐个项目合伙的。因此，“另案”中双方的合伙关系并不排斥本案中双方的合伙关系。本案中双方的合伙关系尚未清结。证据21、证据22，由于原、被告间的合伙是逐个项目的分别合伙，所以，原告没有主张本案的Ｄ4地块指标合伙的争议，而只主张的是Ｅ3地块指标的争议。故，证据21、证据22与本案无关。证据23，可以证明在发生治安纠纷的时候，关于Ｄ4地块指标的合伙纠纷已经不存在。所以，被告没想到，故也没有提及。被告没有提及是非常正常的，表明Ｄ4地块指标的合伙关系已经清结。 综合原、被告诉辩及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能够确认。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具体采纳意见如下:证据3证明被告买入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但由于系借用他人的买卖合同，故买入价及其约定不清。证据4证明被告买卖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的事实，但不涉及具体的约定。证据5，证明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人卖出价为1449900元。证据6结合证据8中吴晓燕的部分证词及被告认可吴晓燕系其买入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的中介的事实，证明涉案的753000元系被告购买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的购买款的一部分。再结合被告对合伙事实是否存在的态度（不否认，但以“时间久远，记不清楚”为由，也不确认），确认原、被告合伙买卖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的事实存在。但是，原、被告间的合伙，是逐个项目分别合伙，还是包括“另案”所涉的Ｅ3地块买卖在内的整体合伙，事实不清。由于Ｅ3地块指标的合伙关系已经由“另案”生效判决确认，故本案只能依分别合伙处理。证据7，涉及“前案”被告吴晓燕、叶国强的陈述、证人许某、徐某的证言及本案当事人在“前案”中的陈述的内容，因“前案”系撤诉结案，并未确认，故本案有确认之必要。首先，“前案”被告吴晓燕、叶国强的陈述，在本案中相当于证人证言。关于吴晓燕的陈述，主要依据其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予以确认。其中，原告主张的被告吴丽云于2009年10月14日汇入吴晓燕账户35万元、于10月22日汇入吴晓燕账户349900元，由于吴晓燕在“前案”中并未提供银行交易记录支持，故不予采信。由于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的买入价不清，故被告对合伙购买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的出资款亦不清。关于叶国强的陈述，也依据其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予以确认，即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由叶国强居中介绍卖出，卖出价为1449000元。关于证人许某的证言，证人许某系原告的小舅子，且按原告所陈述，其已经“破产”。双方当事人均有“趋利避害”的心理，故对其证言应结合其他证明力更强的证据综合采信。本院认为，综合相关证据，不排除许某亦为合伙人之一的可能性。理由是：（1）从证据6、证据17看，原告汇入吴晓燕账户的753000元，该交易记录的上一笔就是许某汇入原告账户300000元；之后，许某又汇入原告账户350000元。不排除该两笔款项系许某对合伙体出资的可能性。（2）证据14证明，原、被告通过证人徐某的账户共同向许某汇款600000元（被告548625元，原告51375元）时，原告在场。在此情况下，不排除这是被告直接向许某返还合伙出资款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存在，那么，被告汇出的548625元的行为，系受原告指示的可能性则更大。（3）证据23证明，在原、被告发生治安纠纷时，被告就指认许某为Ｅ3地块指标买卖的合伙人之一，且指认三方的合伙份额（原、被告各36万元；许某72万元）。当然，被告的指认与本案无关，但是，由此表明，许某系本案合伙人之一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证据8至证据11，与前述证据重复，按前述意见处理。证据12、证据18，系原告在“另案”和“前案”中陈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而非本案中原告陈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不足以直接采信为本案中被告无须举证的事实。但是，该两证据表明，存在着原告为“前案”诉讼而主张“前案”事实；为本案诉讼而主张本案事实的行为，足以说明本案事实本来就不清。证据13，吴晓燕非本案当事人，不予置评。证据14至证据16，与前述证据重复，按前述意见处理。证据19，结合证据12表明，（1）原、被告之间的合伙，是逐个项目的分别合伙，还是包括“另案”的Ｅ3地块指标买卖在内的整体合伙，事实不清。（2）从“另案”判决书看，原告在“另案”一审过程中从未提及本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原因有二：一是没有提及之必要，即原、被告间为逐个项目分别合伙，本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合伙关系已经清结，故没有提及之必要。二是未如实陈述，即原、被告间为整体合伙关系，且不排除许某为合伙人之一，由于许某已经“破产”，如实陈述对原、被告均不利（许某的财产份额将被许某的债权人分享）。证据20，被告与许某的关系，不是本案审理内容，不予置评。证据21、证据22，原告不惜与被告发生治安纠纷仍不主张本案的Ｄ4地块指标纠纷，是非常不合情理的。原告的解释（证据不足，暂未主张）苍白无力。由此表明：本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合伙纠纷已经清结的可能性极大。 经审理，本院认定，2019年10月22日或之前若干日，经吴晓燕的居中介绍，原、被告合伙买入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其中：买入价不清；原告出资753000元（其中，许某在原告出资之前汇入原告账户300000元，之后又汇入350000元）；被告出资不清。同年11月3日，经叶国强居中介绍，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以1449900元卖出。卖出款项1449900元均汇入被告账户。同日，在原、被告同时在场的情况下，被告通过徐某的账户向许某的账户汇款548625元。不久，原、被告又合伙购买了“另案”涉案的Ｅ3地块指标，并登记于被告名下。2014年3月及之前若干日，原告因急需用钱，要求被告将“另案”涉案的Ｅ3地块指标卖出以收回其对Ｅ3地块指标买卖的出资份额款。被告未将“另案”涉案的Ｅ3地块指标卖出而酿成治安纠纷，原告被治安拘留7天。在瑞安市公安局处理原、被告的治安纠纷过程中，原、被告均未向瑞安市公安局提及原、被告购买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的合伙事项，但被告主张许某亦是“另案”涉案的Ｅ3地块指标买卖的合伙人之一。2018年8月，原告向本院提起“另案”诉讼。本院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均未提及本案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合伙。由于“另案”判决对原告不利，原告提起上诉。其在上诉状中首次提及本案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合伙。原告未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而被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另案”判决生效。之后，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向本院提起“前案”诉讼，要求被告返还原告753000元不当得利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等。“前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撤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撤诉之后，原告起诉本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接受本院调查时陈述，当时，原告知道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被被告出卖。但是，原告没有立即向被告讨要自己的份额钱。其原因是该份额钱转成了后续双方合伙买卖Ｅ3地块指标的份额钱。 本院认为，一、原、被告间关于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的合伙关系已经清结是大概率事件，理由如下：1、不排除许某系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的合伙人之一，理由在认证时已述，不赘。鉴于证据不充足，且许某在“前案”作证时否认，本案不予追加。且本案不追加，不影响本案判决，并有利于本案审理。2、原告因急需用钱而于2014年3月及之前若干日，与被告发生治安纠纷。该事实表明，753000元对于原告来讲，是笔大钱。在治安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原告未提及本案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合伙，非常不合情理，最大的可能性是本案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合伙已经清结。3、原告在“另案”本院一审时未提及本案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合伙，表明了本案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合伙本来已经清结。在“另案”判决对其不利上诉时才提及，表明了原告对“另案”判决对其不利时的挽救心态。4、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前案”诉讼，也是原告对“另案”判决对其不利时的挽救心态的继续，并不能证明本案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合伙尚未清结。5、原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作出的关于本案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合伙份额款已经转为“另案”涉案的Ｅ3地块买卖合伙款的陈述，也表明本案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合伙本来已经清结。6、原告对涉案的753000元反复诉讼，除上述的挽救心态外，还表明本案事实本来不清。由于原、被告间关于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的合伙关系已经清结是大概率事件，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予以支持。二、被告主张诉讼时效，其前提是假设原、被告间关于涉案的Ｄ4地块指标买卖的合伙关系尚未清结。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作此假设，并据以抗辩，是正常诉讼行为。由于该假设前提不存在，故对诉讼时效问题不予置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中福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5745元，由原告黄中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李江 人民陪审员  夏瑞弟 人民陪审员  谢美玲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景隆 附文： 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 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 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 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 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 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 二、执行风险告知 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 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 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