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终100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棣仪，男，1942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光燕，广东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祉谊，广东铭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龙塘村第七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龙塘村。负责人：张展鸿，社长。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农业农村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238号。负责人：曹镜溪。上诉人龙棣仪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龙塘村第七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白云农业局）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761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叶建伟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提起诉讼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原审原告龙棣仪与农业办公室生产综合科签订《合作协议》，协议主文虽表达为农业办公室生产综合科委托龙棣仪对果园进行经营管理，但内容上载明农业办公室生产综合科负责合作期间从2000年3月至2007年9月的租金及前四年每年向龙棣仪提供了2万元的资金支持，其他资金由龙棣仪负责投入，并约定合作期间收益分配。除此，协议的内容未涉及承包权流转，可见，协议是龙棣仪与农业办公室生产综合科就果园在经营、管理、投入及收益达成的合作经营意思表示。2008年12月2日，龙棣仪以农业办公室生产综合科名义与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签订《补充协议》进一步证实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与农业办公室生产综合科签订的《承包协议》仍在履行。虽从2007年9月起，由龙棣仪向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支付承包费，但这仅为龙棣仪履行《合作协议》的义务，不能证明承包权发生流转。龙棣仪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情况，龙棣仪以此依据主张青苗补偿费，不存在事实基础。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与白云农业局《承包协议》仍在履行，如各方因国家征收补偿的青苗补偿费归属产生争议，应当由第三人白云农业局进行主张，之后再由龙棣仪根据与第三人白云农业局签订的《合作协议》主张其相应的利益。龙棣仪与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主体地位不适格，一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龙棣仪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如下:驳回龙棣仪的起诉。上诉人龙棣仪不服原审裁定，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上诉主要理由：一审法院以我的主体地位不适格为由驳回起诉是错误的。一、一审法院以合同纠纷的案由来审理此案，首先是方向性选择有误。我与白云农业局于2000年2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我与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于2008年12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以及白云农业局与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1997年9月11日签订的《承包协议》。我与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及白云农业局之间，对上述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都不存在争议，也就是说，诉讼的各方当事人只是对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国家依法征收后，因青苗补偿费的分配问题而发生的争议。因此，一审法院不应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而应确定为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中的小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审法院案由确定有误，导致审理方向的偏离，从而作出错误的裁定；二、一审法院规避了我与白云农业局2000年2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对该《合作协议》的性质未进行分析认定，简单认为白云农业局与我之间不存在承包权的流转。我认为，分析并确认该《合作协议》的性质，是本案审理的关键。首先，该《合作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没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其次，该《合作协议》的内容清晰显示，约定的承包期限、承包地的地点地名、承包地的面积、承包费的数额、承包费的缴纳方式、承包期内的权利义务等约定，与白云农业局和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之间的《承包协议》的约定基本一致。这就表明，白云农业局通过与我签订《合作协议》，将白云农业局承包的土地转包给了我。我依据该《合作协议》的约定取得了白云农业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然后我依《合作协议》负责投入，改造旧果园所需资金，包括承包费、固定设施、生产资金等，并全权处理果园的栽培、品种的改良等经营管理工作。而且我依约向白云农业局按销售收入的20％支付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价款。至此，白云农业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己转包至我名下。显然，《合作协议》的性质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合同。该《合作协议》之后的履行过程也证明了白云农业局签订了《合作协议》以后，不再过问我的所有经营管理工作，一直由我独立行使承包经营管理工作至今；三、我依约向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缴纳的承包费和2008年12月2日我与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更进一步证明了我在行使承包经营权的过程中与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就承包地面积和承包期内生产内容、生产设施和果树的砍伐等生产具体事项作了细化的约定，进一步固化了我作为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实际投入人的地位；四、一审法院的裁定，导致当事人的利益无法平衡，造成合法利益受损失的我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反而未受损失的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取得不当的利益。一审驳回我的起诉，必然造成我的利益损失无法救济，作为政府部门的白云农业局，至今未向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作过任何权利主张。按照一审法院的裁定逻辑，我可向白云农业局主张权利。可事实上白云农业局一审庭审时向法庭明确表达称其没有收到任何补偿款，那就必然造成了我即使勉强主张也无法兑现其权利，等于堵死了我主张权利的渠道。而且此等裁判逻辑还会导致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没有合法依据而非法占有青苗补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青苗补偿款应由土地承包权人或实际投入人依法占有。法律之所以作如此的规定，是基于“谁投入谁付出谁就有权取得”的原则。现一审裁定竟然违反上诉法条的规定，保护完全没有任何投入，没有任何付出的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占有青苗补偿款。可见，一审裁定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完全相悖。被上诉人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辩称，同意一审裁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白云农业局没有提出答辩意见。本院认为，首先，龙棣仪起诉诉因并非因其与白云农业局履行《合作协议》发生争议而主张违约或赔偿之诉，其认为己方为承包经营者而要求对青苗补偿费取得相应份额，故其诉因属主张对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本案案由应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其次，关于承包经营权之流转。白云农业局与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于1997年9月11日签订《承包协议》，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白云农业局于2000年2月28日与龙棣仪签订《合作协议》，将上述承包合同项下的土地交由龙棣仪占用使用，后龙棣仪从2007年9月起至2019年征地时止一直代白云农业局向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交纳70亩的承包费（收据收费项目备注为“田租”），且龙棣仪于2008年12月2日与龙塘第七经济合作社签订两份《协议书》，分别代为核准实际承包经营土地的面积及利用果园空间搭棚养殖蘑菇，龙棣仪另外支付占用土地养殖蘑菇的补偿费。根据上述事实，白云农业局实际已退出该土地的经营管理，而改由龙棣仪占有使用并向龙塘第七经济合作交纳承包费用，因此，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发生流转，龙棣仪对本案征地补偿费用享有利害关系，享有诉权。最后，除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而发生承包方的主体变更外，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出租等流转方式并不变更原承包合同的主体，故一审裁定以原承包合同主体未变更而认为承包经营权没有发生流转，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该承包经营权流转属何种类型，如何确定被征收的青苗补偿费归属，一审法院可以实体审理后据实作出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7614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蔡奕坚书记员张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