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7808号 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李良平，女，195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席金成，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刘学明，男，1975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系波，四川建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良平因与上诉人刘学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6民初13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良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刘学明赔偿因合同欺诈而给李良平造成的经营性损失2000000元。主要的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撤销《合作协议》以及判决刘学明退还李良平投资款5000000元，并驳回刘学明的反诉请求，应予维持。二、一审判决在确认李良平和刘学明在案涉合同欺诈过程中，主观过错的各自责任和是否由过错方赔偿的问题，一审法院未进行区分。1.根据一审调查，刘学明与李良平的丈夫董玉连既是老乡，董玉连以前又是刘学明的老板，互相了解，李良平作为董玉连的妻子，很清楚此情况，李良平和董玉连主观上有相信刘学明不会骗人的基础。刘学明在2018年5月之前，确实在双流区彭镇卖废钢，且刘学明随身携带成都鑫蓉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蓉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因此，作为老乡又是前员工的刘学明声称经营管理鑫蓉公司，李良平和董玉连没有怀疑的理由。2.本案实质是刘学明用“骗来”的5000000元投资经营其私自注册的鑫鑫永胜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鑫公司），与李良平无关。刘学明在本案中，无授权及假冒鑫蓉公司名义签订合同、收取投资款；刘学明在行政执法大队笔录中认可伪造“租赁合同”并假冒他人签字；刘学明通过伪造租赁合同骗取了鑫鑫公司的营业执照，同时，李良平保全了刘学明场地上的废钢及设备，鑫鑫公司第一时间提出异议，主张系鑫鑫公司的财产。据此，刘学明具有全部主观过错。3.李良平提出赔偿经营性损失，实际是指案涉5000000元是投资款，既然是投资，其目的即为盈利。案涉《合作协议》因刘学明欺诈而被撤销，刘学明除应返还投资款外，还应承担投资经营性损失。刘学明是否盈利，均不影响李良平要求其赔偿经营性损失的权利。损失的计算方式可以按废钢行业的平均利润率40%计算，也可以按照民间借贷2分月息的收益率确定，因此，李良平要求刘学明赔偿2000000元有事实依据。 刘学明辩称：1.李良平关于损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改判支持刘学明的反诉请求。2018年12月初，合伙账目上看来是有利润的，但后来李良平提出查封申请并提起诉讼，查封的场地及地面上的废钢及刘学明个人设备，导致合伙项目不能开展，合伙项目上有20多个员工，员工不能遣散，员工的工资以及平时开支、废钢降价，所以账面上是亏损的。同时，刘学明与李良平协商，愿意以自己的房产置换废钢，但李良平未同意。后刘学明又提出折价销售废钢，李良平仍未同意。所以不存在利润，而是亏损，应由双方按比例承担。2.其他意见以刘学明的上诉意见为准。 刘学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学明的反诉请求。主要的事实和理由：1.双方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李良平的投资行为实际系其丈夫董玉连实际操作，其对于重大投资不可能不进行考察，且刘学明与董玉连相识多年，曾为董玉连在福建的员工。2.鑫蓉公司的注册是对外公开的，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鑫蓉公司的注册信息，且鑫蓉公司与李良平丈夫董玉连开设的四川互联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联港公司）相邻，两家公司均有经营废旧金属回收，是同行，对相关的基本信息不可能不了解。由此可知，刘学明不可能隐瞒李良平。3.鑫蓉公司所在区域未在园区，无相关环评手续，而董玉连开设的互联港公司符合办理环评手续区域的企业，因此，刘学明选择与李良平合作。双方合作不是合作经营鑫蓉公司，而是合作经营鑫蓉公司一直经营的废旧金属收购、销售。案涉《合作协议》系李良平提供，合作场地系李良平丈夫董玉连所开的互联港公司，双方各自均共同出资5000000元，刘学明还提供了生产经营所需的机械设备，因此，刘学明不需要通过虚构事实达到与李良平的合作。且刘学明在一审中举示证据证明双方合作后，到准备生产经营时便委托第三方办理环评手续，但因该地方无经营主体公司，故准备用李良平丈夫董玉连开办的互联港公司进行办理，因双方未达成一致，故新成立了鑫鑫公司。4.刘学明在一审中举示了证据，包括其与案外人张吉共同租赁场地进行废旧金属收购。后张吉注册成立了一人公司，即鑫蓉公司。鑫蓉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都是交给刘学明使用，张吉没有怎么经营公司，与刘学明是合伙关系，由此可以证明刘学明是鑫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5.一审庭审中，通过双方举证和质证可以证明，因李良平及董玉连、互联港公司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且对查封了合作项目的废旧钢材及刘学明自有的设备，导致案涉项目无法继续生产经营，李良平也不同意对保全财产进行置换，造成刘学明重大经济损失，李良平应予赔偿。6.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李良平辩称：1.《合作协议》不具有真实性，系刘学明以欺诈手段骗取李良平签字，应予撤销。2.因《合作协议》应予撤销，则应由过错方赔偿另一方损失，因此，一审判决刘学明支付5000000元正确，本案不存在清算的问题。3.刘学明也承认合作存在利润。因此，不同意刘学明的上诉请求。 李良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撤销刘学明以欺诈手段与李良平签署的合作协议；2.判决刘学明返还李良平投资款5000000元及投资利润损失2000000元。 刘学明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决解除双方于2018年5月2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对李良平、刘学明的合作项目进行盈亏清算；3.判决李良平赔偿刘学明损失600000元（损失指从2018年11月起至《合作协议》解除之日止期间合作项目盈亏清算分摊后应由刘学明承担的直接支出及合作项目正常经营刘学明应享有的利润）；4.判决李良平承担因《合作协议》解除后，撤离刘学明所有的机械设备及恢复承租物所产生的费用1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6日，李良平、刘学明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一、李良平与刘学明共同出资经营鑫蓉公司，股本10000000元，各占50%股份。二、刘学明提供现有设备使用，设备所有权归刘学明，合作中设备不得搬离。合作中由鑫蓉公司从每年利润中提取300000元补贴给原鑫蓉公司刘学明设备使用费。合作中购入的设备归李良平和刘学明共同所有。三、合作中，除不可抗力外不得提终止协议。合作中每月最后一天由财务部门制作提供当月报表给相关股东。鑫蓉公司出纳人员由李良平负责安排，货款收入人员由刘学明负责安排。公司日常经营由刘学明负责管理，会计由李良平负责安排。同日，刘学明作为鑫蓉公司（乙方）代表人与互联港公司（甲方）代表人李良平签订《场地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互联港公司第五车间（废钢跨至西边围墙）场地区域出租给甲乙双方收购废钢使用。二、租赁期限：由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三、租金每年1000000元。四、支付租金方式：租金由2018年6月1日起算，每3个月付一次250000元。六、场地清理，租期结束乙方负责清理租赁期内安装的一切设备设施。 以上协议签订后，李良平、刘学明的现金出资款项均转入刘学明方指定的收款人刘天华处。其中：李良平之夫董玉连通过案外人董庆建于2018年5月20日向刘学明指定的收款人刘天华转款三笔共计802490元、李良平之夫董玉连于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2日、2018年6月6日、2018年6月9日、2018年6月11日、2018年6月12日、2018年6月14日、2018年6月15日、2018年6月17日向刘学明指定的收款人刘天华转款150000元、5846元、123780元、350000元、200000元、300000元、500000元、500000元、200000元、300000元，以上转账共计3432116元。李良平同时又以部分废钢等实物及支出费用折抵作价出资，总计出资额折算为5000000元。刘学明向李良平出具了四张收据载明“收到李良平投资款”共计5000000元，收据上加盖了鑫蓉公司财务专用章，刘天华在出纳处签名，刘学明亦在收据中签字确认。刘学明现金出资亦转入刘天华账户，刘学明以现金加实物出资，作价投入5000000元，刘学明收到五张收据载明“收到刘学明投资款”共计5000000元，刘天华、李良平在收据中签字确认。根据一审庭审中查明的情况，双方合伙期间的资金收入主要由刘学明指定的刘天华负责，合伙的实物为一审法院已查封的废钢。 鑫蓉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均为张吉。2018年10月17日，鑫蓉公司向互联港公司发出《通知》载明：鑫蓉公司收到贵公司反映，刘学明代表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由我公司租用贵公司位于成都市双流区厂房。但我公司对该情况并不知情，我公司没有授权刘学明代表我公司签订过租赁合同，也没有租赁过贵公司的厂房。刘学明是擅自使用乙方公司的公章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实际应是刘学明自己在使用《场地租赁协议》中的厂房。2018年10月19日，互联港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玉连（甲方）与鑫蓉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吉（乙方）签订《协议》约定：鉴于因甲方向乙方反映，刘学明代表乙方与甲方在2018年5月26日签订《场地租赁协议》，甲方向乙方出租位于成都市双流区。乙方已通知甲方，是刘学明擅自使用乙方公章与甲方签订的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1.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场地租赁协议》，乙方协助甲方督促刘学明搬离甲方的厂房、场地；2.乙方未使用过甲方的厂房，双方在《场地租赁协议》解除后，互不追究对方任何法律责任；3.因刘学明擅自使用乙方公章与甲方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给甲、乙双方造成的损失，由甲、乙双方各自向刘学明主张。2018年11月19日，鑫蓉公司再次向李良平发函载明：刘学明使用我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在投资款收据上盖章。但我公司是张吉投资成立的自然人独资的有限公司，刘学明并非我公司工作人员，在收据中签字的刘天华、梁光宁也并非我公司工作人员。我公司未授权也不知情更不认可上述《合作协议》，我公司也从未收取你的投资款，上述《合作协议》和投资款收据是刘学明等人的个人行为，责任由其自负，与鑫蓉公司无关。 刘学明主张其与张吉共同经营鑫蓉公司，故印章由其保管，其代表鑫蓉公司与李良平签订合伙协议，张吉均是清楚、知晓该事实。因张吉后来不愿意与李良平、刘学明合伙，故张吉退出。互联港公司向双流区公安分局举报刘学明涉嫌合同诈骗，双流区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向张吉询问，询问笔录载明：问：讲讲你所知道的情况？答：2017年7月，鑫蓉公司成立后，我和刘学明成为了生意上合作伙伴，开始一起做生意，由于刘学明当时经常到我的公司经营地，我又时常不在铺子上，所以为了方便，我就把鑫蓉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放在了刘学明那里保管。后来在2018年5月份的样子，因为拆迁原因，我就没有做这个生意了，鑫蓉公司实际上就没有任何经营行为了，我也准备在半年后去工商局将鑫蓉公司注销了。在这个期间，我也多次叫刘学明把鑫蓉公司的印章和财务专用章拿给我，但刘学明却以人不在成都或者很忙为由，拒绝将两枚印章归还于我。直到2018年11月份的一天，具体时间我记不住了，我接到一个自称叫董玉连的电话，说他们公司和鑫蓉公司签订了一份厂房租赁合同，合同上还盖上了鑫蓉公司的印章，刘学明还在上面签了名字。当时，我觉得很惊讶，我也完全不知情，于是我马上去找到了董玉连，并且董玉连也把这份合同给我看了，确实是我的鑫蓉公司的印章，于是我请了律师，与董玉连的四川互联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解除合同，以撇清鑫蓉公司以及我的关系，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子的。问：刘学明和鑫蓉公司是什么关系？答：什么关系都没有，就只是以前一起做过生意。问：那你为何要把自己公司的印章和财务专用章放在他那里？答：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想到之前一起做生意。 2018年9月25日，刘学明在成都市双流区行政审批局注册成立鑫鑫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股东为刘学明，注册资本壹仟贰佰万元，住所地为成都市双流区。 刘学明在双流区行政审批局办理鑫鑫公司营业执照时，提供了双流区金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位于茂生街281号”住所（经营场所证明）以及《租赁协议》。金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出具了两份落款时间不同的《情况说明》，其中2019年1月18日的《情况说明》载明：关于互联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在我社区初审办理营业执照一事，互联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到我社区办理场地证明，在当时由刘姓合伙人向我社区提供了与川联钢厂的合作合同，所以按照要求社区为其出具了场地证明。刘学明于2018年11月13日接受双流区市场和监督管理局询问，双流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的询问笔录载明：问：请你介绍一下你去注册鑫鑫公司的《营业执照》时,提供的一份《租赁协议》的相关情况。答：该《租赁协议》是我在2018年5月7日和互联港公司签订的，当时是我承租了互联港公司内约4000平方米的车间场地外加10亩的场地和住房，地址位于成都市双流区，承租的同时和互联港公司签订了该《租赁协议》，租赁日期是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因为互联港公司是该公司的合作方，所以就要求该公司在《租赁协议》上盖该公司的公章，当时是将该《租赁协议》交给互联港公司的办公室，然后给盖的公章，当时办公室有好几个人，具体是哪个人盖的，我不清楚。问：该《租赁协议》上签的“懂庆建”三个字是怎么回事。答：签订了《租赁协议》（已盖公章）后，我就拿这个《租赁协议》去注册公司，行政审批部门审核的工作人员说《租赁协议》上还要有个互联港公司的人的签字才行，然后我就现场打电话给互联港公司办公室主任懂庆建，懂庆建电话里说让我代替他签他的名字就行了，所以“懂庆建”三个字是我代替他签的。问：请你介绍一下鑫蓉公司的情况。答：我之前是鑫蓉公司的股东，当时鑫蓉公司是我们几个人合伙经营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张吉。然后我和互联港公司合作承租场地经营，因为我和互联港公司的老板董玉连大家都是福建老乡，当时该公司说场地承租给公司会好一点，所以当时说的是以鑫蓉公司的名义签订的《租赁协议》,《租赁协议》签的我个人的名字。后来鑫蓉公司快要解体了，我就去注册了鑫鑫公司，然后互联港公司的老板董玉连就不承认了，想把场地收回去留给他自己的亲戚来做，想赶我们走。 一审庭审中刘学明主张自己系鑫蓉公司股东及实际负责人，因张吉不同意与李良平共同经营废钢，故终止了与刘学明的合作，并收回了鑫蓉公司印章等资料，由于不能再使用鑫蓉公司名义经营，刘学明便口头告知李良平需重新成立公司，也就成立了鑫鑫公司。刘学明提交的该《租赁协议》甲方为互联港公司、乙方为刘学明，协议载明：甲方将互联港公司第五车间（废钢跨至西边围墙）场地区域出租给乙方收购使用；二、租赁期限由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三、租金每年300000元；四、支付租金方式租金由2018年6月1日起算，每3个月付一次75000元。该合同甲方加盖了互联港公司合同专用章，未签署甲方代表人姓名。刘学明在甲方处手写“懂庆建”，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7日，一审庭审中刘学明主张该协议系合伙后因与互联港公司协商，变更了租金、租赁范围，所以重新签订的协议，落款时间并非签订合同时间。李良平主张该协议系刘学明私自偷盖互联港公司印章，对该协议李良平与互联港公司均不知情，并对该协议提起了撤销之诉，现正在另案审理中。 一审法院依据李良平的申请，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诉前财产保全裁定书，裁定冻结刘学明名下价值5000000元的银行存款或等额价值的其他财产。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将民事裁定书、查封扣押清单送达刘学明，并查封5台挖掘机、1台破碎机、1台打包机、约3000吨废旧钢材。查封（扣押）笔录载明，查封地点为金桥镇茂生街281号（原川联钢铁厂）刘学明所租车间办公室。笔录载明：执行人员询问：这里的挖掘机、破碎机、打包机等设备以及堆砌在现场的废旧钢铁、铝制品等是否是你所有?刘学明答：是的。鑫鑫公司对查封(扣押)财产清单中的3000吨左右废旧钢材有异议，认为查封的财产所有权人为鑫鑫公司，现已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正在另案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刘学明表示不管是鑫蓉公司，还是鑫鑫公司，均是双方合伙经营的载体，李良平均是知晓，刘学明不存在欺诈行为。李良平主张其合伙的意思表示一直认为是合伙经营鑫蓉公司，但刘学明假借鑫蓉公司之名，套取李良平的投资款项后将合伙财产转入刘学明单独成立的鑫鑫公司，鑫鑫公司与李良平无关，刘学明符合欺诈的民事行为。一审法院组织李良平、刘学明双方对合伙经营的账册进行对账，李良平认为，刘学明通过欺诈的行为使其签订合作协议参与合伙的经营，现主张撤销协议，故没有对账的必要，不同意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 一审法院认为，一、刘学明是否以欺诈手段与李良平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应当撤销还是解除。一审法院认为，欺诈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使对方陷入错误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首先，就刘学明签订《合作协议》时是否虚构其系鑫蓉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的问题。虽然刘学明主张其与鑫蓉公司登记股东张吉系合伙关系，但张吉并不认可。按照常理，作为隐名股东，刘学明与张吉之间应当有就合伙经营鑫蓉公司的相关书面协议或者财务账册，当公司某一合伙人退出应当就合伙期间财产进行清算分割才能支付相应的退伙款项。但刘学明仅提交与张吉之间的一份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刘学明系鑫蓉公司隐名股东，刘学明也未就该转款凭证是张吉退出合伙经营鑫蓉公司后，所支付的退伙款项作出合理、充分的解释并辅助提交相应的依据。故刘学明既未有证据足以证明其系鑫蓉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未事后取得鑫蓉公司追认，即以鑫蓉公司实际控制人名义与李良平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其隐瞒真实情况。其次，关于李良平、刘学明双方实际合伙经营的行为是否属于李良平陷入错误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的问题。结合《合作协议》《场地租赁协议》的约定，李良平的真实意思为在互联港公司将场地租赁给鑫蓉公司经营情况下，由李良平与刘学明共同合伙经营鑫蓉公司。李良平认为刘学明作为鑫蓉公司控制人，刘学明的经营行为代表鑫蓉公司，故李良平、刘学明的合伙经营行为亦在从事鑫蓉公司的经营行为。但综合本案证据显示，刘学明实际经营行为无鑫蓉公司授权，也未取得鑫蓉公司追认，与鑫蓉公司无关，故李良平、刘学明双方实际合伙经营的行为实际与经营鑫蓉公司无关，属于李良平陷入错误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最后，关于刘学明成立鑫鑫公司是否存在欺诈李良平财产的问题。虽然刘学明主张成立鑫鑫公司系因鑫蓉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情形下，为合伙再次成立的公司，李良平系知晓、同意。但结合本案证据显示，第一，刘学明单独成立的鑫鑫公司系其一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双方合伙经营前提下，其重新为合伙成立一人公司既无合伙双方书面协议，也无李良平方明确同意的证据，与常理不符。第二，刘学明成立的鑫鑫公司，提交的《租赁协议》与原签订的协议，对租金约定有了重大变更，刘学明主张系双方的重新约定，但涉及如此大的变更行为，虽加盖互联港公司印章，但并无互联港公司委托经办人员签字，刘学明也不能说明《租赁协议》对租金变更的合理性。第三，虽然刘学明主张不管是鑫蓉公司还是鑫鑫公司都是合伙的载体，一审法院查封的废钢属于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但刘学明一人独资的鑫鑫公司对该批废钢财产所有权提出异议，现尚在另案审理中，李良平为合伙投入的财产，合理怀疑刘学明有侵占李良平财产的故意。综上所述，刘学明既未有证据足以证明系鑫蓉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未事后取得鑫蓉公司追认，即以鑫蓉公司实际控制人名义与李良平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其隐瞒真实情况，刘学明主张为合伙经营成立鑫鑫公司系李良平知晓、同意也不符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学明的行为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案涉《合作协议》应当撤销。鉴于《合作协议》应当撤销，刘学明主张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若协议撤销，李良平主张的返还款项及损失是否应当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合作协议》被撤销，刘学明因该《合作协议》取得的财产应当向李良平返还。李良平的现金出资及实物出资均是由刘学明方负责人员收取，相应实物出资也转为经营过程中的资金或废钢。而资金、实物均由刘学明所掌控，故刘学明应当返还。虽然李良平系以现金、实物方式出资折合总计5000000元，但出资的废钢等实物，双方在合伙时未明确实物明细清单，且合伙期间对废钢等实物有买卖的行为，故已不具备实物一一返还的可能性和操作性，故刘学明应当按李良平总计折合的出资价向其返还财产。关于李良平主张的投资利润损失问题。首先李良平投资的款项及其利润损失金额并无相应证据。其次，涉及行业内经营方式、所处市场环境等主客观多种因素影响，即使刘学明不存在欺诈行为，李良平主张的投资款能否取得利润亦无可参照性，也不具有评估可能。刘学明固然具有过错，但李良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高达5000000元的投资行为时，未尽到审慎注意原则，进行投资前未充分调查了解鑫蓉公司股东情况，就仓促投资，也具有一定过错。因此李良平、刘学明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李良平主张的赔偿损失不予支持。 三、刘学明主张的清算合伙财产及李良平承担损失是否应当支持。因案涉《合作协议》被撤销，刘学明收取的李良平的财产应当返还，故刘学明主张的清算合伙财产，分担债务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学明要求李良平承担损失的问题，刘学明主张因李良平恶意举报，造成经营停滞亏损，故应当由其承担相应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从相关部门调取的笔录，向相关部门提起举报、投诉的主体为李良平之夫董玉连，并非李良平。即使将李良平之夫举报、投诉的行为视为李良平的共同行为，但董玉连向公安主张刘学明犯罪的控告属于行使捍卫其合法权益的方式，因公安未刑事立案故提起民事诉讼。李良平之夫董玉连向其他机关的投诉、举报，尚无直接证据证明举报人存在恶意的诬告行为，也无其他证据证明系举报人的恶意诬告行为造成了刘学明经营上的损失，故对刘学明主张赔偿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刘学明主张的撤离设备等费用并未实际产生，且因系刘学明欺诈导致《合作协议》被撤销，故刘学明主张撤离的相关费用由李良平承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撤销李良平、刘学明于2018年5月2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二、刘学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良平返还因《合作协议》取得的财产5000000元；三、驳回李良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刘学明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60800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合计65800元，由刘学明负担46718元，李良平负担1908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刘学明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李良平提交了《利润表》《资产负债表》《余额表》，拟证明刘学明在合伙期间拿了李良平5000000元，利润达到2000000元，截止到2018年5月，每月利润为400000元，因此，李良平要求刘学明赔偿其损失2000000元具有事实依据。刘学明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系李良平单方制作，不予认可，该份证据对工资、水电等费用未进行计算，不具有真实性。 本院经审查认为，李良平提交的证据，系其单方制作，其并未提供证据佐证表格中载明数据的真实性，因此，李良平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李良平、刘学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李良平与刘学明于2018年5月2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应予撤销或是否应予解除；2.若应撤销，刘学明是否应向李良平返还投资款5000000元及赔偿损失2000000元；3.若应解除，案涉合作项目是否应予清算，李良平是否应赔偿刘学明损失600000元及支付搬离设备、恢复承租物费用100000元。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李良平与刘学明于2018年5月2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应予撤销或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 本案中，李良平以刘学明存在欺诈为由，主张撤销案涉《合作协议》，而刘学明则以李良平存在过错致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案涉《合作协议》。本院认为，首先，刘学明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废钢是非常特殊的行业，必须到公安机关备案，故而才有公司这个载体来进行合法经营的目的”，结合案涉《合作协议》第一条载明“李良平与刘学明共同出资经营鑫蓉公司”，由此可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应为以鑫蓉公司为载体，开展废钢收购的合伙事务。其次，刘学明系以鑫蓉公司实际控制人、合伙人的身份与李良平签订案涉《合作协议》，同时根据刘学明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其系以鑫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互联港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协议》，且刘学明在《场地租赁协议》上加盖了鑫蓉公司公章，此外，刘学明向李良平出具了四张收据载明收到李良平投资款，上述收据均加盖了鑫蓉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则李良平有理由相信双方可以鑫蓉公司为载体开展合伙事务。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刘学明并非鑫蓉公司法定代表人，鑫蓉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吉亦否认鑫蓉公司授权刘学明可以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和租赁厂房。因此，刘学明上述签署协议以及收取李良平投资款的行为，足以使李良平误认为刘学明实际控制鑫蓉公司、双方可以鑫蓉公司为载体开展合伙事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之规定，刘学明在与李良平签订《合作协议》时，故意隐瞒其并非鑫蓉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并无鑫蓉公司授权的事实，致使李良平形成错误的意思表示并与刘学明签订了案涉《合作协议》，故刘学明的前述行为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第三，虽刘学明抗辩认为，其于2018年9月25日成立鑫鑫公司，系因鑫蓉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吉收回公司印章，且鑫蓉公司面临解体，为继续开展合伙事务其设立了新公司，其以口头方式告知了李良平设立鑫鑫公司作为双方合伙的新载体的情况，但刘学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以口头方式告知李良平设立鑫鑫公司的事宜，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鑫鑫公司系履行《合作协议》项下合伙事务的新载体，且双方亦未就此达成书面协议。据此，即便刘学明举示了2018年5月7日加盖有互联港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租赁协议》，但该协议并无互联港公司工作人员签字，亦未得到互联港公司追认。因此，刘学明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李良平知晓鑫鑫公司成立事宜，亦不能证明鑫鑫公司系双方合伙事务新的载体。第四，李良平提起本案诉讼后，申请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3000吨废旧钢材，对此李良平和刘学明在一审庭审中均认可该钢材属于《合作协议》签订后的合伙财产，但鑫鑫公司对一审法院查封该3000吨废旧钢材提出异议，认为该3000吨废旧钢材的所有权属于鑫鑫公司，并就此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据此，即使刘学明在《合作协议》之后，开展了买卖废旧钢材的事务，但结合前述分析，并不能证明其买卖废旧钢材的行为系履行《合作协议》项下的合伙事务。综上，刘学明与李良平签订《合作协议》时，故意与隐瞒了其并非鑫蓉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并无鑫蓉公司授权的事实，致使李良平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签订前述协议，刘学明构成欺诈。故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确认《合作协议》应予撤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基于此，则刘学明关于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并进行合伙财产清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刘学明是否应向李良平返还投资款5000000元及赔偿损失2000000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投资款5000000元的问题。如前所述，案涉《合作协议》应予撤销，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刘学明应向李良平返还因《合作协议》而取得的财产。虽李良平投入的财产包括现金及实物，但李良平投入的现金及实物已由刘学明指定的人员收取，同时刘学明对李良平投入价值5000000元的现金及实物予以了确认，并实际控制。其中，李良平投入的实物基于双方并无相应的实物清单以及《合作协议》签订后存在废钢买卖行为，则一审法院认定实物不具备一一返还的可能性和操作性，符合客观情况。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刘学明应向李良平返还投资款500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损失20000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李良平明确其主张的损失为预期盈利损失，但李良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损失构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基于前述投资行为可获得2000000元的预期盈利，则应由李良平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李良平关于要求刘学明赔偿其2000000元损失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李良平是否应赔偿刘学明损失600000元及支付搬离设备、恢复承租物费用100000元的问题 刘学明上诉认为，李良平及其丈夫董玉连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并申请人民法院查封了合作项目财产及刘学明的个人设备，导致双方合作项目无法开展，造成刘学明经济损失，李良平应予赔偿。本院认为，刘学明并未举证证明其损失的具体构成，而即使李良平及其丈夫存在投诉、举报、申请查封行为，但不能证明造成了刘学明的损失。因此，刘学明关于要求李良平赔偿其损失600000元的上诉请求，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针对刘学明主张的搬离设备、恢复承租物费用100000元的问题，刘学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费用已经产生。因此，刘学明该项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良平、刘学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600元，由李良平负担22800元，由刘学明负担10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苏 展 审判员 冷 雪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姚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