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23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绿地融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路南二段18号管理服务中心办公楼476室。法定代表人：黄薪，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雄，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权，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市雨花区湘盈建材经营部，经营场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湘浩1号门面。经营者：李立纯，女，1968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兴旺，湖南湘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马谦谦，湖南湘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二段308号华盛世纪新城一期商业4栋N单元601号。法定代表人：李建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礼，男，1982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系公司员工。上诉人长沙绿地融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区湘盈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湘盈经营部）、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6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绿地公司上诉请求：一、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湘盈经营部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湘盈经营部对绿地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三方协议书》依法不具备约束力。《钢材买卖合同》系唐治群以项目部名义签订,加盖了项目部印章(下称印章1)后来,华盛公司为防止唐治群以项目部名义对外借贷、签约、担保,遂将印章1收回,重新刻制一枚注明“对外借贷、签约、担保无效”的印章(下称印章2)交给唐治群,唐治群在《三方协议书》加盖的即为印章2。《三方协议书》同时加盖了上诉人下属工程管理部的部门印章。上诉人认为,《三方协议书》依法不具备约束力。首先,华盛公司收回印章1、刻制印章2的行为,清楚表明其反对唐治群以项目部名义对外签约;且印章2的内容,也直接否定项目部对外签约的效力。至于上诉人下属工程管理部门作为内设部门，其职能是主管工程质量、进度，工程款的支付则由财务部和成本部主管。且无论是工程管理部，还是财务部、成本部，均不能代表上诉人对外签约，其部门印章仅供内部使用。湘盈建材作为一家设立已久，长期向各项目供应钢材的供应商，理应对上述情况十分清楚。其次，《钢材买卖合同》虽提及唐治群可行使甲方权利，但该甲方仅为项目部，而非华盛公司。且《钢材买卖合同》所称甲方权利，仅为与钢材买卖相关的权利，不包括对华盛公司工程款的处分权。《三方协议书》约定将华盛公司的部分工程款支付给湘盈建材，本质上是对华盛公司的该财产行使处分权，该处分行为必须取得华盛公司委托授权，或者事后追认。本案中，该处分行为既未取得华盛公司委托授权，且华盛公司事后拒绝追认。二、如《三方协议书》具备约束力，湘盈建材继续供货是上诉人承担代扣代付责任的前提。《三方协议书》的签约背景是湘盈建材断供钢材，导致5#栋施工停顿，影响到5#栋的房屋竣工及交付。为保证项目顺利进行，在作为唯一钢材供应商的湘盈建材保证及时供货的前提下，《三方协议书》得以签署。上诉人下属工程管理部之所以介入原本与其无关的钢材买卖，并承担监管支付责任，完全取决于其信赖湘盈建材的该项保证会兑现，信赖该项保证将帮助项目顺利进行。根据《三方协议书》的具体内容，可见保证及时供货是乙方的合同义务，协议约定简洁清晰、通俗易懂，并无歧义。一审错误认定湘盈建材继续履行供货义务，不是上诉人承担代扣代付责任的前提，实为否定《三方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否定湘盈建材的合同义务。三、如《三方协议书》具备约束力，且湘盈建材履行了继续供货义务，上诉人监管责任也依赖于湘盈建材反馈信息即提出代扣代付要求。根据《三方协议书》，自2017年4月1日起，工程管理部每向项目部支付一笔款项，项目部在到账后7天内将20%支付给湘盈建材，如项目部未支付，工程管理部在后续进度款中代为支付。可见付款义务人首先是项目部，项目部拒不支付款项（湘盈建材未收到款项）的事实发生后，工程管理部才代为支付。工程管理部代为支付必须以知晓该事实为前提。在项目部未告知该事实的情形下，湘盈建材及时告知该事实并提出代扣代付要求，是上诉人实现代扣代付的唯一可靠途径。若湘盈建材对自身利益尚且漠不关心，如何强求别人必须实现其利益。四、本案的资金占用费不应判决,高额律师代理费也不应判决。《钢材买卖合同》约定每月2%的资金占用费,实为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合同法规定,违约金以弥补损失为原则。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判处违约金不应超过损失的130%。一审时,湘盈建材未提供任何一份证据,以证明其损失存在和损失的具体金额,上诉人也提出了违约金过高的抗辩,此种情形之下,本案资金占用费不应判决。另,湘盈建材虽称其支出459370元代理费,但鉴于其不能提供代理费发票和转账付款凭证(仅提供虚假的《收款收据》),故应认定其未支出任何代理费,同时认定其提供伪证,此种情形之下,本案的高额代理费也不应判决。湘盈经营部辩称，一、《三方协议书》合法有效。《三方协议书》虽加盖的华盛公司长沙绿地新都会项目部（对外借贷、签约、担保无效）印章，但其中有唐治群的签名。《钢材买卖合同》约定“唐治群为项目负责人，行使甲方与乙方签订、履行本合同相关的全部权利，包括结算、指定收货人、合同结算人、变更合同等”，故即使上述印章存在瑕疵，唐治群在《三方协议书》中的签名也对华盛公司具有约束力。上诉人绿地公司在《三方协议书》中加盖的虽系“工程管理部”印章，但该“工程管理部”系绿地公司为长沙新都会项目部而设立，且绿地公司并未否认该印章的真实性，其项目负责人朱文祥也在《三方协议书》中签字确认，故可视为绿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绿地公司也应受《三方协议书》的约束。二、在签订《三方协议书》后，项目已经做完，湘盈经营部无需供货，同时绿地公司并未提供湘盈经营部如不供货而其不得不从其他公司进货的证据。三、《三方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绿地公司有监管支付责任，所谓监管支付就是绿地公司每付出一笔款项，其均应主动监督支付给湘盈经营部。监管支付责任是绿地公司在华盛公司付款后即应主动对其应支付给湘盈经营部20%货款进行监管，其监管责任并不依赖于湘盈经营部反馈信息及提出代扣代付的要求。另从内容看，也无法得出绿地公司承担代扣代付责任的前提是湘盈经营部继续履行供货义务。故在湘盈经营部未收到任何款项的情况下，绿地公司应按《三方协议书》的约定承担相应责任。四、湘盈经营部要求支付资金占用费是根据《钢材买卖合同》的约定，《钢材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双方均应受该合同的约束，并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华盛公司辩称，上诉人第一项上诉请求的答辩意见，华盛公司同意上诉人第一项上诉观点和理由。对于第二项上诉请求及理由因为并非针对华盛公司，华盛公司不发表意见。湘盈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华盛公司向湘盈经营部支付货款8203033.31元及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的资金占有费984364元，后续资金占有费以货款8203033.31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货款之日止；二、判令绿地公司在第一项诉讼请求范围内承担代为偿还责任，如不能偿还，则承担赔偿责任；三、判令华盛公司、绿地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459370元；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由华盛公司、绿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6日，湘盈经营部（乙方）与长沙绿地新都会工程项目部（甲方）签订《钢材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因承建长沙绿地新都会5＃楼和地下室连接工程项目向乙方购买建筑用钢材，工地现场位于万家丽南路与振华路，所需钢材总量约3000吨，预计合同总额为人民币700万元。本合同项下所有钢材单价均以送货当日‘天贸钢材钢铁网”长沙市场价格行情报价为基准价，螺纹钢、圆钢按送货当日基准价下浮80元／吨计算，型材、板材、线材按送货当日基准价计算，所有欠款自送货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资金占有费。本合同约定的价格均为不含税价。甲方授权本公司工作人员魏立军、刘玉军为收货人、合同结算人，负责收货并代表甲方签署送货单、对账单，上述任一收货人对于送货单或对账单的签署视为甲方收货且对包括钢材数量、货款、运费、装卸费金额等送货单、对账单内容的确认。送货单和对账单均可作为双方结算依据。双方同意采取垫资销售模式。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合同款项的，甲方应以欠付金额为基数自逾期付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每日1%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任何一方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律师费、差旅费、鉴定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甲方确认本合同委托代理人唐治群为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号码：4323221961××××××××）。项目负责人的权限为：行使甲方与乙方签订、履行本合同相关的全部权利，包括结算、指定收货人、合同结算人、变更合同等。上述合同加盖有长沙绿地新都会工程项目部公章，并由唐治群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确认。合同签订后，湘盈经营部按约向涉案工地供应了螺纹钢等货物，具体如下：2016年4月8日供货114036元，2016年4月11日供货227422元，2016年4月12日供货313307元，2016年4月15日供货105720元，2016年5月11日供货98352元，2016年5月13日供货249669.2元，2016年6月13日供货103699.3元，2016年6月17日供货77015元，2016年6月20日供货79565元，2016年6月23日供货114452元，2016年6月28日供货79095元，2016年7月12日供货75118元，2016年8月1日供货111293元，2016年8月2日供货84074元，2016年8月5日供货105882元，2016年8月9日供货78959元，2016年8月15日供货131711元，2016年8月19日供货101059元，2016年8月26日供货148621元，2016年8月29日供货79271元，2016年8月30日供货139109元，2016年9月5日供货78170元，2016年9月6日供货108409元，2016年9月8日供货80579元，2016年9月23日供货177823元，2016年9月28日供货147507元，2016年9月30日供货89768元，2016年10月10日供货69817元，2016年10月11日供货105784元，2016年10月12日供货113687元，2016年10月19日供货79310元，2016年10月22日供货91150元，2016年10月27日供货98624元，2016年11月9日供货111803元，2016年11月11日供货141721元，2016年11月29日供货96587元，2016年12月2日供货180026元，2016年12月17日供货115742元，2016年12月19日供货106734元，2016年12月29日供货59948元，以上共计4670618.5元。湘盈经营部履行上述供货义务后，华盛公司未支付任何款项。2017年3月31日，湘盈经营部（乙方）、华盛公司长沙绿地新都会项目部（甲方）、绿地公司新都会项目部（丙方）签订《三方协议书》，约定：鉴于甲方与乙方2016年4月6日签订了《钢材买卖合同》，为保证项目顺利进行，三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与乙方经对账确认，从2016年4月6日至2017年3月31日止，甲方共计欠乙方货款伍佰肆拾贰万伍仟肆佰捌拾伍元叁角伍分（5425485.35元）。2、丙方同意对甲方与乙方于2016年4月6日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中甲方所欠乙方的所有货款和财务补偿金全部承担监管支付责任。3、自2017年4月1日起，丙方每向甲方支付一笔工程款，甲方承诺在该笔工程款到账后7天内将该笔工程款的20%支付给乙方货款，至付清为止。乙方保证及时供货，如甲方未按合同按期足额支付货款给乙方，则视同丙方可并应当代为支付，丙方承诺在后续支付甲方进度款时按甲乙双方约定比例从支付给甲方的进度款中代甲方直接向乙方支付货款（乙方收到货款后，甲方承认视同收到丙方同额进度款，乙方需配合丙方完善财务手续）。4、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三方签字生效。本协议与甲乙双方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发生纠纷任何一方可向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律师费、诉讼费等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负担。因之后湘盈经营部仍未收到任何货款，2019年7月2日，湘盈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湘盈经营部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数份加盖有华盛公司长沙绿地新都会工程项目部公章或唐治群签名确认的《往来对账单》，拟证明双方就华盛公司的欠付货款进行了数次对账，其中最后的对账金额为8203033.31元。华盛公司不予认可，并称在2018年11月12日及2018年12月31日的《往来对账单》中，华盛公司均明确提出湘盈经营部之前所提供的对账数额均为按月利率2%的标准重复计算利息所得，且并未对湘盈经营部所主张的金额予以确认。绿地公司称，因其与华盛公司尚未进行结算，故是否还有工程款未支付尚不清楚。另查明，1、绿地公司自认，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8日期间，绿地公司已向华盛公司支付工程款31513157元。2、湘盈经营部为实现本案债权而与湖南湘鼎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湖南湘鼎律师事务所为此向湘盈经营部出具了加盖有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拟证明湘盈经营部为本案需支付律师费459370元。一审法院认为，湘盈经营部与华盛公司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双方均应受该合同的约束，并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货款本金及资金占用费。本案中，湘盈经营部虽提交了《往来对账单》，但因华盛公司在《往来对账单》中并未对湘盈经营部所主张的货款金额予以确认，且对账单中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后，又以上述货款本息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再次计算违约金的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湘盈经营部所主张的《往来对账单》中的最终对账金额不能视为华盛公司的欠款金额。根据送货单显示，湘盈经营部向华盛公司供应了价值4670618.5元的钢材，因该送货单均由合同约定的华盛公司收货人员签字确认，故予以采信。《钢材买卖合同》约定“所有欠款自送货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资金占有费”，因华盛公司就涉案合同并未支付任何货款，故按照湘盈经营部提交的送货单上所载明的送货时间及金额，截止至2019年6月30日，华盛公司尚欠湘盈经营部资金占用费3272140.95元，2019年7月1日起的资金占用费以4670618.5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关于绿地公司是否应就华盛公司的上述欠款承担责任。2017年3月31日的《三方协议书》虽加盖的系华盛公司长沙绿地新都会项目部（对外借贷、签约、担保无效）印章，但其中有唐治群的签名。《钢材买卖合同》约定“唐治群为项目负责人,行使甲方与乙方签订、履行本合同相关的全部权利，包括结算、指定收货人、合同结算人、变更合同等”,故即算上述印章存在瑕疵，唐治群在《三方协议书》中的签名也对华盛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绿地公司在《三方协议书》中加盖的虽系“工程管理部”印章，但该“工程管理部”系绿地公司为长沙绿地新都会项目而设立，且绿地公司并未否认该印章的真实性，其工程管理部工作人员朱文祥也在《三方协议书》中签字确认，故可视为绿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绿地公司应受该《三方协议书》的约束。《三方协议书》约定，绿地公司同意对华盛公司截止至2017年3月31日欠付的全部货款及资金占用费承担监管支付责任，华盛公司应将收到绿地公司支付的每笔款项的20%作为货款支付给湘盈经营部，如华盛公司未按协议书约定向湘盈经营部支付货款，则绿地公司可并应当代为支付，绿地公司承诺在后续支付进度款时按20%的比例代华盛公司向湘盈经营部支付货款。绿地公司在《三方协议书》签订后已向华盛公司支付工程款31513157元，但湘盈经营部并未从上述付款中收到任何款项，故基于上述约定，绿地公司应在2017年3月31日后其向华盛公司付款金额20%的范围内对华盛公司欠付湘盈经营部的货款及资金占用费承担代付责任。因此，绿地公司基于其已付工程款应承担的代付金额为6302631.4元（31513157元×20%）。湘盈经营部诉请的其余部分，绿地公司虽未与华盛公司最终结算，但如存在还欠付工程款的事实，仍应由绿地公司按照《三方协议书》的约定比例直接向湘盈经营部履行付款义务。绿地公司辩称该协议得以履行的前提是湘盈经营部要继续履行供货义务，但湘盈经营部在协议签订后未再供货，故无权根据该协议向绿地公司主张权利，此外，在华盛公司未付款的情况下，湘盈经营部未将相关信息反馈给绿地公司，也未向绿地公司提出代扣代付的要求，故绿地公司无须向湘盈经营部承担代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三方协议书》约定监管支付责任是指绿地公司在向华盛公司付款后即应主动对其应支付给湘盈经营部的20%货款进行监管，其监管责任并不依赖于湘盈经营部反馈信息及提出代扣代付的要求。另从内容来看，也无法得出绿地公司承担代扣代付责任的前提是湘盈经营部继续履行供货义务。故在湘盈经营部未收到任何款项的情况下，绿地公司应按《三方协议书》的约定承担相应责任。综上，对绿地公司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湘盈经营部主张的律师费。双方在《钢材买卖合同》中对此有约定，湘盈经营部也提交了加盖有湖南湘鼎律师事务所合同专用章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加盖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予以佐证，其虽未提交转账支付凭证，但该费用属于必然发生的费用，且金额亦符合《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中关于律师代理费的收费标准，予以支持。但湘盈经营部要求绿地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长沙市雨花区湘盈建材经营部钢材款4670618.5元及截止至2019年6月30日的资金占用费3272140.95元，2019年7月1日起的资金占用费以4670618.5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长沙绿地融城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在其已付工程款范围内代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向长沙市雨花区湘盈建材经营部支付6302631.4元，并在如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下按照20%的比例直接向长沙市雨花区湘盈建材经营部履行付款义务；三、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长沙市雨花区湘盈建材经营部律师费459370元；四、驳回长沙市雨花区湘盈建材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932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9663.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4663.5元，由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有庭审笔录在卷为凭，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湘盈经营部提交的证据一、照片复印件九张，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认可。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长沙绿地新都会项目部系由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设立，长沙绿地融城置业有限公司（绿地新都会项目部）系由长沙绿地融城置业有限公司设立，长沙绿地融城置业有限公司系涉案项目的建设方，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系涉案项目的施工方，涉案绿地新都会佳苑5#栋的竣工验收牌载明建设单位长沙绿地融城置业有限公司的责任人为朱文祥。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三方协议书》是否对华盛公司、绿地公司具有约束力；二、若《三方协议书》具备约束力，绿地公司如何承担责任；三、湘盈经营部所主张资金占用费的问题；四、湘盈经营部所主张律师费如何认定。一、《三方协议书》是否对华盛公司、绿地公司具有约束力。关于华盛公司。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6日湘盈经营部（乙方）与长沙绿地新都会工程项目部（甲方）签订《钢材买卖合同》，该合同11.1中约定，甲方确认本合同委托代理人唐治群为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号码：4323221961××××××××）。项目负责人的权限为：行使甲方与乙方签订、履行本合同相关的全部权利，包括结算、指定收货人、合同结算人、变更合同等。上述合同加盖有长沙绿地新都会工程项目部公章，并由唐治群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确认。现华盛公司未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及效力提出异议，因此，虽然《三方协议书》加盖的系华盛公司长沙绿地新都会项目部（对外借贷、签约、担保无效）印章，但在《钢材买卖合同》已经明确唐治群为项目负责人,并概括性的约定唐治群行使与湘盈经营部签订、履行本合同相关的全部权利，同时详细列举了上述权利包括结算、指定收货人、合同结算人、变更合同等数项具体事务，且华盛公司未向湘盈经营部明示已经收回或解除上述对唐治群的授权的情况下，《三方协议书》并未改变《钢材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华盛公司和湘盈经营部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因而，唐治群参与《三方协议书》的签订，属于有权代理，该《三方协议书》合同直接约束华盛公司，且华盛公司并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对相应判决内容的认可。关于绿地公司。经审理查明，长沙绿地融城置业有限公司系涉案项目的建设方，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系涉案项目的施工方。因此，《三方协议书》中加盖的虽系“长沙绿地融城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的印章，但绿地公司确系涉案项目的建设方，绿地公司并未否认该印章的真实性，且涉案绿地新都会佳苑5#栋的竣工验收牌亦载明建设单位长沙绿地融城置业有限公司的责任人为朱文祥，绿地公司亦未对朱文祥的身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因此，朱文祥在《三方协议书》中签字且《三方协议书》加盖了长沙绿地融城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的印章，可视为绿地公司对《三方协议书》所约定权利、义务内容的确认，该《三方协议书》合同直接约束绿地公司。二、若《三方协议书》具备约束力，绿地公司如何承担责任。《三方协议书》既有湘盈经营部、华盛公司之间《钢材买卖合同》履行情况即货款确认的内容，也有绿地公司对《钢材买卖合同》中华盛公司支付义务的监管支付责任的内容，因此，《三方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无名合同，该《三方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因此，绿地公司作为《三方协议书》的当事人之一，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绿地公司主张如《三方协议书》具备约束力，湘盈经营部继续供货是绿地公司承担代扣代付责任的前提，且即使湘盈经营部履行了继续供货义务，绿地公司的监管责任也依赖于湘盈经营部反馈信息即提出代扣代付的要求。对此，本院认为，《三方协议书》中确实约定了湘盈经营部保证及时供货，但并未载明华盛公司履行货款支付义务以及绿地公司履行货款的监管支付责任，须以湘盈经营部继续及时供货为前提，《三方协议书》本身也不涉及湘盈经营部供应钢材的时间、期限、数量的内容，《三方协议书》亦无湘盈经营部的反馈信息或通知义务，并且，对于绿地公司向华盛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时间、金额，并无证据表明绿地公司已经向湘盈经营部进行了告知或通知，无证据表明湘盈经营部已经清楚地知晓上述信息，因此，绿地公司的上述主张均无法成立。三、湘盈经营部所主张资金占用费的问题。本案中，湘盈经营部、华盛公司在《钢材买卖合同》中约定资金占用费按照月利率2%计算，实际系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的约定，双方约定不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系意思自治的体现，属于合理范畴。华盛公司作为违约一方，虽在一审中主张此资金占用费约定过高请求予以酌减，应先由其对于违约金约定过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在其未就上述事实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守约方湘盈经营部自然无需再就违约金约定合理加以举证，就此一审法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予以确定并无不当，并且，华盛公司并未就此提起上诉，应视为其对相应判决内容的认可。综上，绿地公司的相应上诉主张不成立。四、湘盈经营部所主张律师费如何认定。《钢材买卖合同》中第10条中约定，任何一方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律师费、差旅费、鉴定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因而华盛公司、湘盈经营部之间对于律师费用的负担存在明确的约定。虽然湘盈经营部提交了加盖有湖南湘鼎律师事务所合同专用章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加盖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拟证实其主张，同时，对于其所主张律师费的构成，湘盈经营部二审当庭陈述其中部分为银行转账支付、部分为现金支付，然而，对于如此大笔金额的律师费用即459370元，湘盈经营部并未提交任何银行转账凭证予以佐证，也未提供充分的理由就现金支付的细节予以解释或说明，因此，湘盈经营部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上述费用已经实际发生，故对其相应请求暂不予支持。对于绿地公司的相应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绿地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634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6341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三、驳回长沙市雨花区湘盈建材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932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9663.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4663.5元，由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0000元，由长沙市雨花区湘盈建材经营部负担466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399元，由长沙绿地融城置业有限公司负担63000元，由长沙市雨花区湘盈建材经营部负担439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曾 明审判员  赵康宁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