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7民终4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兆洪，男，汉族，1961年11月08日出生，住城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惠明，陕西时代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军，男，汉族，1968年07月11日出生，住城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勤，女，汉族，1970年6月3日出生，住城固县，系王永军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贵宣，城固县许家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杨兆洪因与被上诉人王永军财产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2019）陕0722民初2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兆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全部支持杨兆洪的主张。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对杨兆洪举证的王永军向刘某乙出具的“欠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属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中，当庭查明该欠据出示日期为2001年腊月25号，公历应为2002年1月26日；而该案保证书为公历2002年1月16日，农历2001年腊月初四。双方对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这说明，王永军在双方签保证书后仍向刘某乙支付工资。王永军将刘某乙领回家干活的目的明确。2.一审判决认定“刘某乙在王永军家共同生活十多年，给刘某乙提供稳定的居住和生活条件……”的事实错误。一审查明，刘某乙死亡时王永军夫妇在外打工，王永军也当庭承认其夫妇在外长期打工。刘某乙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劳动能力，其去给黄某某帮忙干活必然是受王永军安排，这从王永军给黄某某打的欠条上也能证实（王永军欠黄某某债务，王永军安排刘某乙为其干活抵债）。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王永军接纳刘某乙的目的是为给自己增设劳动力，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善待刘某乙。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适用《民法总则》第六条无法律根据。依照民法基本法理，《民法总则》第六条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活动的原则，并不是调整人身关系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适用法律基本原则是在法院穷尽法律具体规定时才能适用。2.本案的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本案中双方争议的是刘某乙的死亡赔偿金分割，这属于有关身份关系的案件。根据本案的事实，该死亡赔偿金来自于黄某某交通肇事罪对刘某乙死亡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提出附带民事赔偿的权利人是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而这里的近亲属的范围在也有明确规定，“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其次，王永军出具的保证书不能证明刘某乙系被其收养，因其不具备收养的法定条件和形式要件。最后，一审判决混淆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退一步讲即使被告方有善待刘某乙的事实，具有道德层面的善举，但因其不具备领取死亡赔偿金的法定资格或条件，其诉求不能得到法律支持。王永军辩称，一、杨兆洪认为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关于王永军领养刘某乙的具体时间，虽然一审中王永军的证据没有得到法庭认可，在审理当中关于刘某乙具体到王永军家中生活的时间点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两种说法都得到了双方的认可，综合全案事实以及杨兆洪在一审中提交的王永军向刘某丙出具的欠条的情况，刘某乙于2002年1月16日到王永军家生活的说法应当是准确的。关于刘某乙是王永军雇佣还是作为王永军的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问题，杨兆洪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保证书足以证明刘某乙到王永军家中是作为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王永军对刘某乙生养死葬，这在保证书中记载非常明确，且在实际当中王永军也是按照保证书的承诺对刘某乙在履行扶养责任的。对此，西宫村村委会是认可的，周围群众也是有目共睹的。杨兆洪以2001年腊月的工资欠条来否定王永军与刘某乙的扶养关系是混淆黑白。二、在法律适用方面，司法实践中关于死亡赔偿金如何分割，在法条上没有任何明确规定。一审办案法官在没有具体法条规定的情形下，依据自己的司法良知和朴素的公序良俗观念，依照《民法总则》第六条的规定来分割处理并无不当，根本不存在杨兆洪所说的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本案是财产分割问题，杨兆洪非要以人身关系来定论，是牵强附会。三、在实体处理上，一审法官基本遵循公平原则，但是王永军认为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和稀泥”的做法，杨兆洪对刘某乙是赤裸裸的遗弃行为，其对刘某乙也有义务进行扶养，但是杨兆洪拒不履行，在刘某乙意外死亡之后却跳出来要求以亲属的名义获得赔偿金，这在社会公众心中是无法容忍的，王永军认为该案的赔偿金应该全部归王永军所有，杨兆洪无权分割。杨兆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刘某乙死亡赔偿金76000归杨兆洪所有；2.诉讼费由王永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兆洪是死者刘某乙同母异父的弟弟。刘某乙生于1955年12月30日，其生前智力低下、腿有残疾、是聋哑人，但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1960年，刘某乙之母王某某改嫁，与杨兆洪之父结婚，之后生育了杨兆洪。刘某乙7岁时其亲生父亲因犯罪被判刑入狱服刑，刘某乙及其姐姐随其大伯生活。刘某乙16岁时其姐姐刘某甲出嫁与刘某丙结婚，刘某乙随其姐姐一起到刘某丙家生活。刘某乙17岁时其生父去世。2000年刘某乙的姐姐刘某甲死亡，之后因刘某乙与其姐夫刘某丙相处的关系不融洽，刘某丙与王永军协商由王永军扶养刘某乙，王永军负责刘某乙的活养死葬。2002年1月，王永军向刘某乙所在的双溪镇西宫河村村委会出具书面保证，承诺由自己对刘某乙活养死葬，并且一定善待刘某乙。刘某乙的母亲王某某、刘某乙的姐夫刘某丙及刘某乙同母异父的弟弟杨兆洪在王永军出具的保证书上签字表示同意。王永军随后将刘某乙接到自己家中生活，并将刘某乙的户籍迁入到自己户下，一直到2014年4月2日刘某乙在为他人帮工的途中因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害经医治无效死亡。刘某乙死亡后，肇事人向死者亲属赔偿了死亡赔偿金76000元。现该笔赔偿款保管于双溪镇司法所。另查明，死者刘某乙母亲王某某已于2013年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因死者非正常死亡对其家庭未来收入减少所造成损失的赔偿，并非死者的遗产。死亡赔偿金应当在与死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之间分割，分割时应当根据各民事主体与死者之间的亲疏远近以及在生活上的紧密程度和依赖程度进行分割。刘某乙系一名残疾人，在他的其他近亲属去世之后，杨兆洪作为刘某乙唯一的近亲属有义务也有能力照顾扶养刘某乙，但杨兆洪未履行其义务，在王永军向双溪镇西宫河村村委会作出保证时杨兆洪在保证书上签字同意，表明其通过这一方式逃避了自己的义务。相反，王永军虽不是刘某乙的近亲属，但其主动接纳了刘某乙，让刘某乙到自己家里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给刘某乙提供了稳定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无论王永军当初接纳刘某乙的动机是什么，王永军的行为比起杨兆洪的行为来看都更加具有人性化，更加能够让刘某乙感受到善意和温暖。如果支持杨兆洪要求的死亡赔偿金全部归其所有的主张，显然不利维护社会正义，也会背离了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这一根本宗旨。故综合本案实际情况，酌定由杨兆洪分得死亡赔偿金的30%，王永军分得死亡赔偿金的7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该死亡赔偿金由杨兆洪分得22800元，王永军分得53200元。案件受理费1700元，减半收取850元，由杨兆洪承担595元，王永军承担25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某乙因交通事故去世后留下的死亡赔偿金如何分配的问题。杨兆洪认为“一审法院对2001年腊月25号王永军书写的欠条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王永军接纳刘某乙的目的是为自己增设劳动力而非善待刘某乙”的上诉理由，经查，2001年腊月25号王永军书写的欠条仅能证明2001年下欠刘某乙全年劳动报酬5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杨兆洪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刘某乙系智力低下、腿有残疾的聋哑人，仅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在刘某乙的其他近亲属相继离世后，杨兆洪作为有能力对刘某乙扶养的近亲属在王永军出具的《保证书》上签字，之后未对刘某乙进行扶养。王永军虽然与刘某乙无任何血缘关系，却自2002年写下保证书后至刘某乙身故的这十几年，履行了自己对刘某乙生养死葬的扶养承诺，这正是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具体体现，应予肯定，王永军亦有权取得与其付出相一致的权利，本案参与分配刘某乙死亡赔偿金亦符合法律原则精神。杨兆洪认为王永军并非刘某乙的近亲属而否定王永军分配死亡赔偿金权利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对该笔款项进行分割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杨兆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0元，由上诉人杨兆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王永吉审判员曹建祥审判员李俊霞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王建芬书记员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