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4民初5901号 原告张晓蕾，女，198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方华、赵嘉琦，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市民街98号尊宝大厦金尊一层、六至十六层。 代表人丛军，行长。 委托代理人苗静，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晓蕾为与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2019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晓蕾及委托代理人方华，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委托代理人苗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晓蕾诉称：原告张晓蕾于2012年4月入职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从事运营支持岗位，年薪18万元，发放方式为按月发放。原告第一次生育时间2015年1月9日，第二次生育时间2016年7月30日，原告笫一次生育后，休息时间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4日。原告第二次生育后，休息时间从2016年7月25日至2016年11月30日。在两次产假期间，被告向原告发放产假工资0元，原告休完产假后，被告单位向社会保险机构申请生育津贴，后社会保险机构核发给单位生育津贴，社会保险机构2015年6月第一次核发生育津贴为86652.40元，2017年3月第二次生育津贴为61776.30元，2018年7月又根据《杭社发2018年13号文》补发了30天生育奖励假生育津贴18604.99元，共计167033.69元。原告一直不知情。原告仅在2015年7月与2017年4月分别收到被告以“医疗费用报销”科目发放的生育津贴，数额分别为38824.08元、27375.53元。 原告于2018年8月2日通过“杭州19楼论坛”了解到其他银行的产妇发现单位侵占了生育津贴不发放的纠纷，原告才至社保机构查询，得知自己的生育津贴数额，第一次生育津贴86652.40元，第二次生育津贴61776.30元，补发30天生育奖励假生育津贴18604.99元，共计167033.69元。被告单位核发给原告的数额与社会保险部门的实际核发数额相差100834.08元。得知实情后，原告于2018年8月与被告单位人力部门通话电话联系，被告单位表示社保机构补发的30天生育奖励假生育津贴18604.99元将于近期核发给原告，其他生育津贴未收到行里的核发通知。后原告于2018年8月24日，收到被告单位补发款18604.99元。但是至今仍然有合计82229.09元生育津贴尚未核发。这些生育津贴属于原告产妇所有，但被告单位一直未支付给原告，导致原告在产假期间，扣除了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外，每月的工资数为零，也就是银行卡内没有工资打入。 原告于2018年3月离职，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诉请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由社会保险局打入被告账户属于原告所有的生育津贴80229.09元以及生育医疗费2000元。 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辩称：（一）本案案由错误，应属劳动争议案件中的生育保险待遇纠纷。本案原告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属于法律关系定性错误。 (1)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的案件范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了六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其中第（四）点“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明确了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 (2)本案应当定性为“生育保险待遇纠纷”。本案的诉讼客体是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生育津贴是生育保险待遇的一部分，按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2011年）的划分，与生育津贴有关的争议纠纷应当属于第六部分的“劳动争议、人事争议”中二级案由“劳动争议”下的三级案由“社会保险纠纷”中的一种，即“生育保险待遇纠纷”。 (3)本案适用的法律均以劳动法律关系为基础。处理生育保险待遇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劳动法》第62条、73条及《社会保险法》等，这些法律调整的法律关系主体为用人单位一方和劳动者一方，也就是劳动法律关系。原告虽然已经离职，但其主张的生育津贴及生育医疗费是基于其在职时双方的劳动法律关系产生的，因此本案以原告与被告曾经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为基础，应当适用劳动争议纠纷。 (4)司法判例均认定与“生育津贴”有关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通过查阅大量司法判例可以发现，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在有关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的纠纷中，最终都是按照劳动争议纠纷进行裁判的。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等法律工具查询，从2013年有裁判文书记录至今，全国范围内涉及“生育津贴”的案件约1885件均为劳动争议纠纷，浙江省范围内与“生育津贴”有关的案件约37件，无一例外也全部都是劳动争议纠纷。本案原告虽然提出杭州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不予处理但不代表法院不可以适用劳动争议纠纷案由。因为劳动仲裁委对自己受理案件的范围有特别的规定。案件虽没有列入仲裁委的受理范围，但不等于案件就不是劳动争议案件，更不等于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是劳动纠纷。根据法〔2011〕4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法院应当依职权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劳动争议纠纷。 （二）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原告已丧失胜诉权。 原告于2015年7月24日收到第一笔生育津贴，于2017年4月21日收到第二笔生育津贴，原告收到这两笔款项的时间应视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但本案中原告对这两笔款项的诉讼都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虽然此案目前是在人民法院阶段，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时效就是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同样应当适用劳动仲裁申请的时效制度。即毫无疑问，本案的劳动仲裁时效为一年。目前原告向被告主张生育津贴事宜早已过了时效。 原告第一次生育时间是2015年1月9日，此次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被告已经于2015年7月24日发放至原告工资卡；原告第二次生育时间为2016年7月30日，此次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被告已经于2017年4月21日发放至原告工资卡内。如果原告认为被告支付的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不足，导致自己权益受损，那么诉讼时效应当从原告收到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时开始计算，即第一笔生育津贴的诉讼时效自2015年7月24日开始计算，第二笔生育津贴的诉讼时效自2017年4月21日开始计算。但原告无论是收到第一笔生育津贴还是第二笔生育津贴后，一直没有主张自己的权利。且原告在收到两笔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后，并无妨碍原告行使权利的“客观妨碍”，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一年仲裁时效内向被告主张权利，同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的仲裁时效存在中断、中止的法定情形，故原告现在才向被告主张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事宜早己过了诉讼时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因此，本案原告超出诉讼时效提起诉讼，目前也无法定的中止、中断及延长事由。法律不应保护任何一个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本案原告己丧失了胜诉权，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原告无权以不知情、不懂法为由主张本案未过时效。 (1)原告无权以自己不知道生育津贴的发放数额作为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事实上原告随时都可以了解到自己的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的数额情况。原告在收到被告支付的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的款项后，如果有疑问完全可以通过如下多种途径进行查询：l、电话查询：拨打12333，提供身份证号和社保卡号进行人工查询。2、社保局查询：参保人员可到自己参保所在地的社保局大厅进行业务查询。3、在线查询：参保人员可登陆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网站，输入信息登录即可查询本人的生育津贴发放情况。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中的《杭州市职工生育保险费用支付结算表》也是原告自己调取的，也印证了原告有权利自行了解自己的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数额情况。也就是说原告在拿到被告发放的生育津贴后可以立马核对生育津贴的详细情况，但原告却在第一笔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发放3年之后，第二笔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发放近2年之后才主张自己并不知道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的发放数额，这种情况系原告自身造成的。原告现以此作为其未过时效的抗辩，不应当被法院采纳。 (2)原告无权以“不懂法”“不知法”作为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我国的法律是公开的，所有公民都可以查询、学习，法律自公布之日起就推定每个公民都已经知道并且必须遵守。诉讼时效制度中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以一般普通公众的认知作为判断标准，只需具有以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条件，一般普通公众都能认识到自己权利受到了侵害。所谓“应当知道”是一种法律推定，应指基于客观之情况及根据权利人的知识经验而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如因其自身过失而未知情，在该情形下，法律应推定权利人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在本案中，原告具备普通公众应当具备的素质条件，应当了解与自身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不能以“不懂法”“不知法”作为其可以免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抗辩理由。 综上，从生育津贴（含生育医药费）发放之日起原告就“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原告所述的“不知情”、“不懂法”“不知法”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己过诉讼时效。 （四）30天奖励假津贴的发放不能视为时效的中断。有关于原告提交的被告于2018年8月24日支付的30天奖励假津贴，我们认为补发的该30天奖励假金与生育津贴性质完全不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将其作为诉讼时效的中断的抗辩。 1、适用法律依据不同。生育津贴的发放依据是《社会保险法》、《浙江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浙江省生育保险暂行规定》中的规定；而30天奖励假津贴是根据《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相关规定，以及浙人大常法函〔2016〕39号《关于规定的三十天奖励假定性的复函》、浙人大常法复〔2018〕1号《关于明确女职工产假享受生育津贴执行日期的复函》要求，对于2016年1月1日以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法定产假期满后，享受三十天的奖励假。 2、支付目的不同。生育津贴的支付目的是为了维护企业女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对女职工在生育期间必要的经济补偿，以维持女职工在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30天奖励假津贴是在国家实施新的人口政策的大背景下，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女职工给予的奖励。 3、发放的时间不同。生育津贴是由用人单位在职工生产后的一定时间（18个月）内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而补发的30天奖励假津贴并非是在女职工生育后发放，而是在杭社险发〔2018〕13号《关于补发女职工生育奖励假生育津贴待遇的通知》文件出台后，针对符合条件的生育女职工进行的统一补发。 4、本案中30天奖励假津贴的发放并不是经过原告催讨的而取得的，也不是被告主动补发的，这是国家政策调整后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女职工进行的统一发放。因此，本案中30天奖励假津贴的发放不能导致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告的诉请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五）原告已经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中确认其自劳动合同关系解除后双方不存在任何纠纷。2018年2月22日原告因个人原因向被告提出辞职申请。被告经审批同意了原告的离职申请，并于2018年3月23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根据《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告已经承诺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原告现又提出生育津贴事宜，已经违反了意思自治和诚实守信原则，其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六）被告发放给原告的生育津贴数额合法。根据浙江省适用的地方性规章《浙江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按生育女职工本缴费工资计发”及《浙江省生育保险暂行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女职工生育津贴以本人生产或者流产上月养老保险月缴费工资为基数计发。”根据上述规定，在原告产假期间，被告按照原告原来的工资标准向原告发放了工资，并按照其本人实际工资数额补偿其生育津贴，并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情形。目前这些地方性规章仍在有效期内。另外，有关生育津贴差额部分的处理意见是于2017年6月的《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中才予以明确，而本案原告的生育时间是在2015年1月9日及2016年7月30日，远远早于该《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的颁布时间。换句话说，对于生育津贴差额部分的处理意见是到2017年才逐渐确定的。因此，被告按照原告的实际工资标准向其发放生育津贴并没有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丧失胜诉权，原告在离职时已经确认双方不存在任何纠纷，且被告发放给原告的生育津贴数额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上，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2011年4月，原告张晓蕾入职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杭州私人银行部业务支持岗等工作。2018年2月22日，原告张晓蕾申请离职，经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审批同意，2018年3月23日解除劳动合同。 原告张晓蕾工作期间，分别于2015年1月9日、2016年7月30日生育。在原告张晓蕾第一次生育后，经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以被告单位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原告张晓蕾享受生育津贴天数98天，向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发放了原告张晓蕾名下的生育津贴人民币85652.4元,生育医疗费人民币1000元。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按照原告张晓蕾的实际工资为基数向原告张晓蕾发放生育津贴，于2015年7月24日以报销费用-医药费的科目发放了生育津贴38824.08元。在原告张晓蕾第二次生育后，经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以被告单位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原告张晓蕾享受生育津贴天数98天，向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分别发放了原告张晓蕾名下的生育津贴人民币60776.3元、18604.99元,生育医疗费人民币1000元。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按照原告张晓蕾的实际工资为基数向原告张晓蕾发放生育津贴，于2017年4月21日以报销费用-医药费的科目发放了生育津贴27375.53元，于2018年8月24日以报销费用-医药费的科目发放了生育津贴18604.99元。 2019年6月10日，原告张晓蕾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6月10日，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 上述事实，有原告张晓蕾提交的杭州市职工生育保险费用支付结算表、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浙杭劳人仲不（2019）35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提交的离职审批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及本案庭审记录证实。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生育津贴纠纷发生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关系的双方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关系，并非平等的民事主体，应纳入公法即劳动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原告张晓蕾系劳动者，其以不当得利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向用人单位即被告民生银行主张权利欠缺法律依据。再者，不当得利系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表现为取得利益时没有合法根据而非法占有利益，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作为原告张晓蕾的用人单位，根据社保政策取得原告张晓蕾名下的生育津贴，取得时具有合法根据，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告张晓蕾以不当得利向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主张权利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晓蕾诉讼请求。 按规定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8元，由原告张晓蕾负担，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韩 涛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沈肖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