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25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健敏，男，1961年12月8日生，汉族，户籍地本市黄浦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永琴，女，1963年1月19日生，汉族，户籍地本市黄浦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慰，女，1988年1月31日生，汉族，户籍地本市黄浦区。上列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渊民，上海市君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褚桂芳，女，1958年10月4日生，汉族，户籍地本市黄浦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丽华，女，1983年9月23日生，汉族，户籍地本市黄浦区。上列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友宝，上海嘉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侃，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健敏、夏永琴、朱慰因与被上诉人褚桂芳、朱丽华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1民初16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健敏、夏永琴、朱慰上诉请求：一、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1民初16893号民事判决，改判动迁安置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390,000元的50%归朱健敏、夏永琴、朱慰共有。二、二审诉讼费按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朱某1、朱健敏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因解困增配住房而否定其效力。本市黄浦区大兴街XXX弄XXX号四层402一室、402二室、灶间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系朱某1、朱健敏之父的原承租房,因其父母增配其他房屋,遂将涉案房屋留给朱某1、朱健敏居住,朱某1居住东间,朱健敏居住西间。1994年12月17日在父母的主持下,朱某1、朱健敏携其妻共同签署《协议》,明确：“因朱某1是长子,故承租人以朱某1为主。租赁人虽是朱某1；但住房的权利和利益兄弟二家是均等的。”该份协议既是其父母的嘱咐,同时也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愿的表示，表明朱某1、朱健敏二家对涉案房屋享有均等的居住权及由此而产生利益的均等分配权,这是前提和基础。一审法院则因1999年单位为朱健敏解困增配了住房而无端否认《协议》效力,剥夺朱健敏一方既得利益的分配权。二、朱健敏一家三口在涉案房屋内具有独立的户籍,始终拥有独立的居室,符合同住人的条件。朱健敏于1983年部队复员迁回涉案房屋,夏永琴因结婚于1988年迁入,朱慰于1988年随夏永琴一并迁入,涉案房屋在册户籍5人,1994年分户为两本户口本。因该房使用面积仅有23.1平方米,为合用且狭小的煤卫间经常产生磨擦。为能缓和矛盾,1998年3月朱某1以兄弟两家居住23.4平方米,共住大小6人,并混居一室,属于市政府规定的人均不足4平方米特困户为由,向其单位申请解困。后经多次协商沟通,以“解困增配”方式,增配本市中山南一路XXX弄XXX号XXX室20.6平方米住房(以下简称“中山南一路房屋”),以解决两家居住特困。并由朱某1单位(上海龙虾片厂)补贴459,800元、朱健敏单位(南上海公司)补贴230,000元,夏永琴单位补贴5,000元、朱健敏个人出资64,326元,购买了使用权,既解决了二家居住特困,又缓解了妯娌之间的矛盾,但朱健敏一家三口的西间仍归其占有使用,并各自支付租金至动迁。在本次动迁过程中,两家一同与动迁机构商谈动迁补偿办法,最终一同签署动迁协议。根据上海市高院的相关解答：“同住人是指在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在被拆迁居住房屋处有本市常住户口,已实际居住一年以上,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房但居住困难的人。”其中“无其他住房”具有专门的含意和界定,朱健敏不属解答中规定的他处有房,完全符合同住人的条件,应认定为同住人。二、依据规定,单位的解困“增配”用房,不属于他处有房的范围。根据上海市高院相关研讨会综述“在涉及公房拆迁中的共同居住人认定时,对他处有房的解释,限定为福利性分房(增配除外),虽然公房居住权与公房拆迁补偿纠纷不同,但两者在本质上都涉及福利政策享受的限制标准问题,根据同类问题同样对待的原则,在公房居住权认定时,他处有房应仅指福利分房。”本案中,在增配住房四联单的分配理由一栏中清晰的记载,中山南一路住房为“解困增配”,因此不属于他处有房的概念。关于一审判决书中认定：朱健敏、夏永琴、朱慰受配的中山南一路房屋,价款为135,000元,单位补贴款已超过购房款的一半以上,故不属于涉案房屋的同住人。对此,上海市高院的相关解答中明确指出：“所述他处有住房的性质,仅限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包括房款的一半以上系用单位的补贴所购买的商品房。”而这里所指的用单位补贴购置的是“商品房”,而不是本案中用于解困增配的使用权公租房。四、中山南一路房屋系赠配性质(详见住房调配单),为弟兄两户人家共同的解困,资金来源亦是两户家庭主要成员各自单位部分补贴购房款,剩余部分原先约定由两兄弟共同承担,后因朱某1夫妇拖延未付,另当别论，因而增配的中山南一路房屋明显具有共有属性。1995年7月25日[沪房地改(1995)415号]由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与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共同发布的“关于《共有住房出售后再套增配的若干规定》的问题解答”第8条规定：职工购房时,家庭中确定“购房人”或使用“职级”(职称)条件或“工龄”条件为二对夫妇交叉使用,怎样规定“已购公有住房职工家庭?答：“这二对夫妇分别都作“已购公有住房职工家庭”,今后不论哪一对夫妇增配可售公房,原已购与新配公有住房的建筑面积均需合并计算”，上述政策法规完全适用于本案。不仅明确了本案增配房屋的共有性质,而且也解释了增配房屋的特殊性。另,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不属于居住困难”与事实不符。前述解答已经明确了房屋建筑面积计算的共有性,即考虑二户人家的总人口情况,因而单独计算朱健敏、夏永琴、朱慰人口是错误的；即使对中山南一路住房单独计算,则“人均居住面积”也不包括厨房、卫生间、阳台等,因此实际使用面积应为20.6㎡(小于21㎡),即小于目前政策认定困难户标准人均7平方米居住面积。五、应按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均分动迁利益。首先，根据物权法定原则,虽然公房居住权不属于物权的范畴,但按照我国现时政策,公房承租人及同住人对公房共同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有限处分等权益。因而朱某1、朱健敏于1994年12月17日签订的《协议》具有分家析产性质,双方均签字认可,形式及内容合法有效,应该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其次，增配房屋后(指中山南一路房屋)并未改变双方权利义务均等的情况。如果增配房屋后,双方签订新的协议,那么可以认为改变了原来协议的内容。但本案中由于朱建强并未支付应由其承担的27,000元份额,单方面撕毁了承诺,造成购买中山南一路使用权房款项,除45,980元由朱某1所在单位支付外,其余由朱健敏一方的单位和自身筹措,因而不存在改变原来《协议》约定的情况。而且事实上,朱健敏一家为了遵循四方单位调解的意见,减少争执,虽未正常居住,但家具等使用物品一直放置在涉案房屋内。始终对原来所居住的老屋(小间)拥有占有、使用权,协议约定的内容并未事实上改变。再次，按照《协议》均分动迁利益符合协议的本意。根据上海市高院相关解答的规定：“相关利害人在户籍入籍被拆迁公有居住房屋时或入住被拆迁房屋时就房屋居住或拆迁补偿等作出承诺的,或者同住人与承租人在拆迁时就补偿达成协议的,如果相关承诺或者协议系一方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既不违法,也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应认可该承诺或协议的效力。”本案《协议》约定：“租赁人虽是朱某1,但住房的权利和利益,兄弟二家是均等的。”表明：一是对均等居住权的约定;二是对因该房获得利益均等分配的约定；一审法院没有理由否认《协议》的效力。根据政策和法规,确认双方都属“已购共有住房职工家庭”,法律上处于相同地位,故应按《协议》均等分割动迁利益。褚桂芳、朱丽华辩称：不同意朱健敏、夏永琴、朱慰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事实与理由：一、朱健敏、夏永琴、朱慰称其一家三口在涉案房屋内始终具有独立的居室，与事实不符。在一审庭审笔录当中，关于朱健敏、夏永琴、朱慰搬离涉案房屋的时间，朱健敏、夏永琴、朱慰共有三次描述。第一次称其在1999年在外面寻找住房，第二次称2003年为了配合拆迁搬离，第三次称因孩子大了，2001年搬至中山南一路房屋，1999年至2001年居住在娘家，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在涉案房屋中有独立的居室。虽然朱健敏、夏永琴、朱慰在一审庭审中阐述了三个搬离的时间，但也证明了朱健敏、夏永琴、朱慰在20年前就早已搬离了涉案房屋，也没有独立的居室，不实际占有涉案房屋。二、针对朱健敏、夏永琴、朱慰上诉所称其占有涉案房屋西间，并各自支付租金至动迁为止，与一审中朱健敏、夏永琴、朱慰自认也不相符。在一审庭审笔录中记载，朱健敏、夏永琴、朱慰的代理人称近几年的租金都是由褚桂芳、朱丽华支付，朱健敏、夏永琴、朱慰支付到2001年。而褚桂芳、朱丽华称朱健敏、夏永琴、朱慰于1999年搬离，租金支付到1999年。三、1、朱健敏、夏永琴、朱慰非系争房屋的同住人，属于他处有房，属于单位出资一半以上购买房屋。2、中山南一路房屋使用面积为29.1平方米，已超过现人均使用面积高于7平方米的标准，也远远超过1999年的解困面积。朱健敏、夏永琴、朱慰所称的上海高院有关研讨会中所称的内容，该研讨会并非法律渊源，只是发表了个人观点，不能作为审判的依据，不能对抗2004年高院的文件。至于1995年上海房管局的文件只是明确了公有住房出售的相关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褚桂芳、朱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3,642,056元归褚桂芳、朱丽华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系公房，原承租人为案外人朱某1(2005年11月11日报死亡)，其与褚桂芳系夫妻，朱丽华系两人之女。朱健敏、夏永琴系夫妻，朱慰系两人之女。朱某1与朱健敏系兄弟。朱某1报死亡后，该房未变更承租人。1999年起，该房由褚桂芳、朱丽华居住直至征收，朱某1生前亦居住在内。2016年9月23日，涉案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当时户籍在册人员为当事人5人：褚桂芳和朱丽华(均于1985年8月6日由零陵路XXX弄XXX号XXX室迁入)，朱健敏、夏永琴和朱慰(因1994年3月29日同号分户，单列一本户口簿,朱健敏于1983年11月3日由江苏徐州83231部队迁入，夏永琴和朱慰于1988年8月24日由大林路12/4迁入)。2018年7月11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沪黄府房征补[2018]250号)：“房屋征收部门因与公有房屋承租人褚桂芳、朱丽华、朱健敏等户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故报请本机关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本机关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公有房屋承租人褚桂芳、朱丽华、朱健敏等(原公有房屋承租人朱某1于2005年11月11日报死亡)，……该户在册人口5人(即户主：褚桂芳，女：朱丽华，户主：朱健敏，妻：夏永琴，女：朱慰)，其中朱健敏、夏永琴、朱慰系本市中山南一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受配人。公有房屋承租人褚桂芳、朱丽华、朱健敏等户未提出居住困难审核申请。……”2019年3月15日，褚桂芳、夏永琴作为朱某1(亡)的代理人(乙方)与征收单位(甲方)签订征收协议，约定：涉案房屋性质公房，用途居住，公房租赁凭证记载居住面积23.1㎡，认定建筑面积44.814㎡；房屋价值补偿款为2,776,270.35元；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户条件；装潢补偿22,407元；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1,592,442.35元(包括签约奖励费209,442元、签约速度奖9万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000元、搬迁费2,151.07元、建筑面积补贴224,070元、无搭建补贴10万元、购房定向补贴一159,574.92元、购房定向补贴二8万元、临时安置费7万元、购房剩余补贴655,204.36元)，上述款项合计4,391,119.7元；乙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甲方提供给乙方的产权调换房屋为：奉贤区奉贤南桥14-14A-01A地块7#栋/幢西单元603室(设计建筑面积76.99㎡,总价1,063,832.8元,下称603室房屋，预计交房日期为2019年12月30日，当事人确认产权人为褚桂芳)；第十八条其他约定……。结算单另有额外增加发放费用314,769元(包括独用灶间楼梯间走道面积补贴199,955元、签约比例奖5万元、搬迁奖励费99,814元、期房临时安置费补差-3.5万元)。扣除安置房价款外，征收补偿款为3,642,056元。一审法院再查明，1982年10月9日，涉案房屋承租人为案外人朱某2(朱某1、朱健敏之父)。1994年12月17日，朱某2作为原户主，与朱某1、褚桂芳、朱健敏、夏永琴签订《协议》：“大兴街XXX弄XXX号XXX室原是我父母所居住。由于父母单位另增配房屋解决了他们的居住住房。现在父母决定把大兴街XXX弄XXX号XXX室转让给我们兄弟两家(朱某1、朱健敏)居住。因朱某1是长子，故租赁人以朱某1为主。租赁人虽是朱某1，但住房的权利和利益兄弟两家是均等的。今后我们兄弟两家一定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对该协议的效力，褚桂芳、朱丽华认为，朱健敏、夏永琴、朱慰他处有房，因解困增配公房，房款总计100,800元，其自筹30,000，其余均由其单位及朱某1夫妻帮助解决，朱某2代朱某1支付的款项27,000元由朱某1于2002年归还，故该协议已终止。朱健敏、夏永琴、朱慰认为，中山南一路房屋的取得来源并不是完全福利性质的分房，单位仅是部分出资，故该协议继续有效。2016年12月14日，案外人上海南房(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关于对夏永琴同志来访的答复》：“……由于褚桂芳在更户申请中存在隐瞒多本户口簿未征得其他同住人同意的事实并拒绝调解，我集团已决定撤销褚桂芳租赁户名，恢复原租赁户名朱某1，并要求褚桂芳交还褚桂芳户名租赁凭证，由于其拒绝，已通知其租赁凭证作废。”一审法院另查明，1998年3月1日，朱某1向其工作单位晨光食品龙虾片有限公司提交《申请住房报告》：“……工龄已有20年，由于兄弟两家住在一起23.4㎡，共住大小6人，并混居一室，是属于市政府实事解决4㎡(之内)困难户对象。当时，我向厂领导提出过申请结婚无房、住房困难已有十多年，领导对我说，因户主不是我的，暂无法解决，必须把户主改为我朱某1才可作不到4㎡困难户解决。现在户主改为我朱某1已有三年多了，领导派张经理到我家了解我住房困难，其他领导也都是知道的，情况属实。到目前为止，市政府已全部解决4㎡以下的困难户，而我的住房困难仍未解决。……研究解决我的住房困难，谢谢。”同年8月31日，朱某1向上海市晨光虾片食品有限公司(下称晨光公司)提交《请求转划资金报告》：“……对我和弟朱健敏两家6口合住大兴街XXX弄XXX号XXX室23㎡混室内的困难在经济上资助购房资金以解决住房困难。……我弟单位南上海房产有限公司……愿意协助共同解决。经讨论决定，二室一厅房源由他们领导设法解决，并要求我们公司将购房资金划到南上海房产有限公司，这样可以避免资金重复划来划去。双方单位提供资金购房后余缺的经费由我们兄弟承担，并由南上海房产有限公司与我们结算，请领导审批解决。二室一厅房属本人使用权房，以此解决我4㎡以下的特困户，不胜感谢。”上海南上海商业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南上海公司)确认情况属实，在该报告上盖章。1999年4月15日，南上海公司(甲方)、朱某1(乙方)签订《协议书》：“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乙方付给甲方14.2万元，由甲方通过置换形式负责安置乙方至瞿溪路XXX弄XXX号XXX室，甲方为乙方办出房屋使用凭证。(一)房屋性质：使用权。(二)交房日期：1-2月。(三)付款形式(乙方向甲方支付)：(1)签约前付房屋定金1万元；(2)签约后3天内预付房款10万元；(3)甲方为乙方取得房屋使用凭证后即付4万元整；(4)乙方预留2,000元在甲乙双方交接进房钥匙时全部付清给甲方。……(六)其他：13.5+11.8+灶2.8+卫1.7，建筑面积52㎡左右。”同年5月4日，晨光公司(甲方)、朱某1(乙方)签订《人均四平方米以下购房补贴解困协议》：“甲、乙双方本着共同做好人均四平方米以下解困工作，协商一致的原则，达成协议如下：一、经单位研究，同意乙方要求，按本单位规定一次性最高补贴(含解困办补贴款)4.598万元，由乙方自行购房解困；二、甲方在收到购房协议后，将购房补贴款的支票支付给乙方购房的房屋出售单位；三、乙方购得的房屋瞿溪路XXX弄XXX号XXX室，须在购房协议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将产权证(房屋租赁证)拿到公司进行登记，如不登记，公司将有权在乙方的工资中扣还购房补贴款；四、乙方自购得房屋之日起，必须为公司继续服务5年，工作每满一年，减免赔偿购房补贴款的20%，服务期满不赔偿。”该协议下方书写“备注：实际购买本市中山南一路XXX弄XXX号XXX室。”同年5月6日，晨光公司支付南上海公司朱某1房款45,980元。同年6月15日，案外人胡某某(甲方)、南上海公司经营分公司(乙方)、朱健敏(丙方)签订《协议书》：“经甲、乙、丙三方协商，甲方通过乙方同意将中山南一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置换给丙方，总房价为13.5万元。乙方为甲、丙方办理房屋置换手续。(一)产权性质：使用权。(二)交房日期：(空白)。(三)付款日期：第一次为99年6月20日8万元。第二次为1999年7月2日55,000元。……(五)其他：(1)乙方为甲、丙方在房屋置换过程中提供咨询、劳务等服务。甲方应付1,000元给乙方，丙方应付1,000元给乙方。……”。同日，南上海公司出具收据：“今收到朱某2代朱某1付购房款贰万柒仟元整。”同年7月，南上海公司作为调配单位，新配房地址为中山南一路房屋(公房，二室户，面积13.6㎡+7.2㎡)，新配房人员为朱健敏(承租人)、夏永琴、朱慰，调配类型为“拥挤困难”，调配原因为“解困增配”，原住房地址为涉案房屋，原住房人员为朱某1(承租人)、褚桂芳、朱丽华、朱健敏、夏永琴、朱慰。后中山南一路房屋租赁凭证记载：承租人为朱健敏，独用租赁部位为三层301南间12.6㎡，北间(附储藏室一只)8㎡，灶间3.8㎡，阳台3.2㎡，卫生间1.5㎡，合计29.1㎡。同年8月16日，南上海公司出具收据：收取中山南一路房屋房款现金5,000元。夏永琴在该收据背面书写：“房屋款135,000元，其中：朱某145,800元，夏单(指夏永琴单位)5,000元，朱单(指朱健敏单位)2.3万元，朱父(指朱某2)(后还)27,000元,合计100,800元，135,000元-108,000元=34,200元(朱付)(指朱健敏付)。夏(指夏永琴)出(5,000元请客吃饭，3,000元建造阳台费+1,600元房债)。”2002年3月17日，案外人朱某2、柳芳娣书写收条：“今收到朱某1送来转交朱健敏房屋款人民币贰万柒仟元整。”同年9月30日，朱某1签《收回条》：“在02年3月17日我和妻褚桂芳二人委托父母转交给朱健敏、夏永琴让出大兴街小间住房房款27,000元。由于朱健敏拒收让房款，现收回。父母代收27,000元前所出的收据作废无效。”以上事实，由褚桂芳、朱丽华提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户口簿及户籍摘抄、征收协议、结算单、房屋征收选购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申请住房报告、请求转划资金报告、人均四平方米以下购房补贴解困协议、协议书、转账支票、征收补偿决定书、收条，朱健敏、夏永琴、朱慰提供的协议、租用公房凭证、关于夏永琴同志来访的答复、协议书、收据、收条、发票、租用公房凭证、户籍摘抄、征收决定，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规定，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时，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涉案房屋承租人系褚桂芳之夫、朱丽华之父朱某1，其于2005年11月11日报死亡后，该房承租人未作变更。该房征收时，当事人5人户籍均在内。褚桂芳、朱丽华居住在内一年以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在本市有其他福利性住房，故褚桂芳、朱丽华属于涉案房屋同住人。朱健敏、夏永琴、朱慰受配中山南一路房屋，该房系公房，价款为135,000元，购房款中包含朱某1工作单位补贴朱某1的住房解困款45,980元、夏永琴单位补贴的5,000元、朱健敏单位补贴的23,000元，上述单位补贴款已超过购房款的一半以上，属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且该房独用租赁部位面积合计29.1平方米，不属于居住困难，故朱健敏、夏永琴、朱慰不属于涉案房屋同住人。朱健敏、夏永琴、朱慰称13,000元由朱健敏单位从其工资中扣除，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关于1994年12月17日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因1999年朱某1的住房解困款45,980元用于支付中山南一路房屋购房款，该“住房解困”系对朱某1、褚桂芳、朱丽华、朱健敏、夏永琴、朱慰共同解困，而非只解朱健敏、夏永琴、朱慰之困，且朱健敏、夏永琴、朱慰称朱某1、褚桂芳、朱丽华对中山南一路房屋无任何权利，故朱健敏、夏永琴、朱慰亦无权分割涉案房屋征收利益。因此，褚桂芳、朱丽华要求扣除安置房价款外的征收补偿款3,642,056元归其所有的诉请，予以支持。因安置房系期房，朱健敏、夏永琴、朱慰不属于涉案房屋同住人，故对其提出的一并处理安置房的要求，不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确认本市黄浦区大兴街XXX弄XXX号四层402一室、402二室、灶间房屋征收补偿款3,642,056元(不含安置房价款1,063,832.8元)归褚桂芳、朱丽华所有。案件受理费35,937元，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7,968.5元，由朱健敏、夏永琴、朱慰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朱健敏、夏永琴、朱慰表示是于1999年搬离涉案房屋，但是物品家具仍放在内，房租付至2001年，其放在涉案房屋的物品在2005年的时候被褚桂芳、朱丽华丢弃，2005年以后房屋由褚桂芳、朱丽华使用。中山南一路房屋从2016年起出租，租金由朱健敏、夏永琴、朱慰收取。褚桂芳、朱丽华认为从1999年起涉案房屋就由褚桂芳、朱丽华和朱建强(在世)居住至被征收止。有关朱某2代朱某1支付的27,000元,朱健敏、夏永琴、朱慰认为该笔钱款应于1999年给付，但朱某1于2002年3月17日才交到朱某2，当时是因为要动迁所以才支付的，因此拒收。因为27,000元一直没付，房屋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没有把户口迁走。褚桂芳、朱丽华表示，对2002年9月30日朱建强签的《收回条》既不知情也不认可。即使该《收回条》是真实的，也表明已支付该笔钱款，是朱健敏等拒收，因此变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涉案房屋的征收没有关联。本院认为，朱某1、褚桂芳、朱健敏、夏永琴虽于1994年12月17日签订《协议》，约定涉案房屋的权利和利益兄弟两家是均等的，但朱健敏、夏永琴、朱慰于1999年受配了中山南一路房屋，该公房大部分的购房款由单位出资补贴，属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且不属于居住困难，嗣后朱健敏、夏永琴、朱慰亦长期未居住涉案房屋。一审法院认定朱健敏、夏永琴、朱慰不属于涉案房屋同住人，并无不当。朱健敏、夏永琴、朱慰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937元，由朱健敏、夏永琴、朱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建颖审判员  高 胤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闵嘉阳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