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2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明，女，1967年5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燊，内蒙古吉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洪军，北京市绅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国，男，1974年8月21日出生，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唐山市玉田县杨家套清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晓红，女，1966年8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国（袁晓红之夫），1974年8月21日出生，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上诉人李晓明因与被上诉人刘春国、袁晓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90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晓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燊、曹洪军，被上诉人刘春国兼袁晓红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刘春国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晓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晓明偿还刘春国、袁晓红1449500元，驳回刘春国、袁晓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不应将向宋某转账50万元认定为栗某与李晓明向刘春国、袁晓红的借款。李晓明并未向宋磊贷款，刘春国、袁晓红主张的王小雪向宋某转账50万元与李晓明无关。刘春国、袁晓红未提交证据证明李晓明让刘春国、袁晓红替其还款。刘春国、袁晓红提交的银行明细没有加盖银行印章，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法确认，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微信记录中李晓明并未对刘春国、袁晓红予以回复，仅属刘春国、袁晓红自己阐述，不能证明李晓明认可刘春国、袁晓红向宋某转账50万元系借款。二、刘春国、袁晓红与栗某是合作关系。刘春国、袁晓红在起诉状中自认因工程急需用钱，结合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涉案1449500是投资款项，刘春国、袁晓红与栗某是合作关系并非借贷关系。三、李晓明不应支付利息。借条中没有对计息本金、利率进行明确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李晓明不应支付利息。庭审中，李晓明明确表示对1449500元不提出上诉，仅对涉案50万元及全部利息有异议。刘春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李晓明的上诉请求。袁晓红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晓明的上诉请求。刘春国、袁晓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李晓明偿还借款本金276.1万元；2.要求李晓明支付利息101.7万（以30万元为基数，自出借之日即2013年12月15日至到期之日2015年12月30日止，按照月息2.5%计算；以120万元为基数，自出借之日即2014年4月23日至到期之日2015年12月30日止，按照月息2.5%计算；以50万元为基数，自出借之日即2014年10月28日至到期之日2015年12月30日止；按照月息3%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晓明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5日，栗某向刘春国出具借条，内容为：截止到2015年8月15日共欠刘春国本息人民币365万元，利息计算到2015年12月30日。2013年12月15日，北京市京玉盛发建材商店（以下简称京玉盛发商店）向李晓明转账249500元，刘春国系京玉盛发商店的经营者，其称是通过京玉盛发商店账户向李晓明转账；2014年4月23日，刘春国向李晓明转账120万元。刘春国、袁晓红称：“除了上述款项，我方还在2013年12月15日通过ATM机向李晓明账户存款5万元，但转账记录找不到了，以上金额共计149.95万元。除此以外，我方还让朋友王小雪在2014年10月24日向案外人宋某转账50万元，宋某的儿子宋磊是经营小额贷款公司的，栗某和李晓明向宋磊公司贷款后，让我们替其偿还贷款。2015年4月20日，我方通过建设银行向刘春国指定的收款人田某某转账10万元，该笔款项无银行明细。2015年5月1日，李晓明用我车牌购买了一辆宝马X1，首付款18.6万元是我出的，但车辆一直李晓明在使用，且贷款由我偿还，贷款金额共计12.8万元，车辆总费用31.4万元。2015年6月3日，刘春国将建设银行卡交给栗某，当时卡中有25万元，2015年8月栗某才将该卡还给我，卡中只剩3000元。栗某称买材料用钱，就当借给他的。我方现在不记得卡号，且已经注销。另外10万元是栗某唐山做项目，让刘春国当司机，并承诺支付年薪40万元，10万元是在2014年4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刘春国与栗某自北京往返曹妃甸的费用，均是刘春国出的。”李晓明称：“不认识宋某，我没有欠过宋某钱，栗某是否欠过宋某钱我方不清楚。”一审另查，刘春国与袁晓红系夫妻关系，栗某系神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栗某与李晓明于2004年5月19日登记结婚，栗某于2016年3月27日去世。一审庭审中，刘春国、袁晓红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8月6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刘春国在此期间一直向李晓明主张权利，且该借款李晓明知晓且认可，系其与栗某的夫妻共同债务。李晓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双方是投资合作关系，且神通公司也抵押给刘春国10套房产，但均登记在刘春国找的案外人名下。2.连锁酒店押金单，证明李晓明一直参与栗某公司经营，且知晓栗某欠款之事，朱光是栗某找的关于宁夏工程的工程师。”李晓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这只是李晓明住酒店的押金单，不能证明李晓明参与了栗某公司经营。3.机动车登记证书，证明该车系分期购买，我方于2016年5月17日还清贷款，但该车刘晓明在使用。李晓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4.《抵顶房屋协议》、欠条、借条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栗某折抵给我方的房产，但又被栗某出售了，栗某为了补偿我，将借条及2张欠条中的65万元（包括水泥款29万元，钢材款24万元）及另外的水泥款26万元，向我出具的《抵顶房屋协议》，抵消上述65万元、26万元及相应利息，与本案无关。欠条中提及的骆志兵是我的合作伙伴。李晓明对《抵顶房屋协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余证据无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并称刘春国、袁晓红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神通公司折抵给二人的十套房屋中的其中一套。刘春国、袁晓红和栗某的投资款项，栗某已通过折抵房屋的方式结清。5.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8月6日刘春国与李晓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刘春国向李晓明催要365万元借款，李晓明对该笔债务知情并认可，只是双方针对还款未达成一致意见。李晓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从微信记录可以看出刘春国、袁晓红是投资身份。李晓明提交了以下证据：1.李晓明与刘春国的微信记录，证明刘春国亦自认是投资款。刘春国、袁晓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2.李晓明与刘春国之间及李晓明与神通公司工作人员苏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刘春国将其朋友和家人的身份证照片发给李晓明，李晓明将该身份证照片发给神通公司工作人员苏某，用于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刘春国、袁晓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该微信记录没有语音内容，不能体现完整的事实，不能达到李晓明主张用10套房屋折抵借款的情况，只能证明双方生活中有往来，恰恰证明李晓明参与栗某公司经营，对欠款事实知情，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双方对真实性予以认可的证据，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对于双方有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将在论述部分予以综合评断。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虽然李晓明对刘春国、袁晓红提交的微信记录存在质疑，但其在庭审中认可过该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且与李晓明提交的微信记录可以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认可该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从微信记录的内容可知，双方一直协商还款事宜，说明李晓明知晓借款事宜并愿意承担还款责任，且其中1449500元系刘春国及其作为经营者的北京市京玉盛发建材商店转至李晓明账户。而李晓明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投资合作款，故一审法院对李晓明称栗某与刘春国系投资合作关系，并非借款，且其不知晓此事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另，微信记录中刘春国有提及借高利贷替栗某和李晓明偿还宋某，李晓明对此并未予以否认，亦能够与银行明细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认可向宋某转账的50万元系栗某与李晓明向刘春国、袁晓红的借款。关于刘春国、袁晓红主张2014年4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栗某借款10万元用于唐山做项目，虽然刘春国、袁晓红称该10万元包含在借条中，但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出借款项情况，一审法院无法采纳。关于刘春国、袁晓红所称购买刘春国名下车辆款系栗某向其借款，因车辆登记在刘春国名下，且双方针对该车辆未签订相应协议，亦无法看出该笔款项包含在借条中，故一审法院无法采纳。关于刘春国、袁晓红主张的2013年12月15日的5万元和2015年4月20日的10万元及2015年6月3日的24.1万元，因其未提供相应转账记录，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另，刘春国、袁晓红称《抵顶房屋协议》与本案无关，而李晓明称刘春国、袁晓红和栗某的款项已通过折抵房屋方式结清。但根据微信记录显示，刘春国与李晓明就此并未达成一致，且针对用房屋抵顶借款事宜，仅有《抵顶房屋协议》，并未约定抵顶借款金额，亦无已履行该协议的相关手续，无法看出与涉案借款的关联性。综上，一审法院对刘春国、袁晓红要求李晓明偿还借款本金19495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利息，虽然借条中约定了本息合计金额，但借条中约定的本息合计金额及刘春国、袁晓红主张的利息标准超过了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予调整。故一审法院对刘春国、袁晓红要求李晓明支付利息（以2495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15日至2015年12月30日止；以1200000为基数，自2014年4月23日至2015年12月30日止；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28日至2015年12月30日止，均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晓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刘春国、袁晓红借款本金1949500元；二、李晓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刘春国、袁晓红支付利息（以2495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15日至2015年12月30日止；以1200000为基数，自2014年4月23日至2015年12月30日止；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28日至2015年12月30日止，均按照月利率2%计算）；三、驳回刘春国、袁晓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刘春国、袁晓红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河支行业务凭证，用以证明尾号2511的农业银行卡户名为王小雪；证据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客户首付款通知，用以证明王小雪在2014年10月14日向宋某转账50万元；证据3.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用以证明刘春国在2015年3月24日向黄立强转账41万元系为偿还王小雪借款；证据4.出生证明和王小雪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王小雪的身份信息及王小雪和黄立强是夫妻关系。李晓明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3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表示不认识王小雪。李晓明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将结合案情对上述证据综合予以认定。二审庭审中，王小雪出庭说明情况，表示其向宋某转账50万元属于刘春国、袁晓红对李晓明出借的款项。王小雪表示，不认识宋某，其向宋某转账50万元是按照刘春国指示帮刘春国的朋友栗某偿还贷款，刘春国承诺向王小雪支付利息，后刘春国向王小雪丈夫黄立强转账41万元并向王小雪支付现金9万元已经偿还上述50万元本金，刘春国尚欠王小雪该笔借款的利息未付，王小雪对宋某不享有债权亦不会对宋某主张涉案50万元债权。二审庭审中，刘春国、袁晓红明确王小雪向案外人宋某转账50万元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4日，其提交的转账凭证亦显示转账时间为2014年10月14日。二审中，李晓明称宋某与栗某之间没有纠纷，宋某的儿子宋磊曾经在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起诉过李晓明，李晓明与宋某之间只有一个涉诉案件，案件标的额为7万元，除此之外，无其他债务关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王小雪于2014年10月14日向案外人宋某转账50万元是否属于刘春国、袁晓红向李晓明、栗某出借的款项；二、李晓明是否应向刘春国、袁晓红支付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刘春国、袁晓红主张王小雪于2014年向案外人宋某转账50万元系刘春国、袁晓红替栗某、李晓明偿还贷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刘春国、袁晓红提交了其与李晓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提到“借的高利贷给你们还宋某的，现在还欠着人家利息几十万没还呢”，李晓明未对此明确提出异议。其次，二审庭审中，王小雪出庭述称其向宋某转账50万元系按照刘春国指示帮刘春国的朋友栗某偿还贷款，并表示其对宋某不享有债权，将来亦不会向宋某主张涉案50万元债权；关于王小雪向宋某转账的50万元，刘春国表示其已经向王小雪偿还全部本金，王小雪对此表示认可。庭审中，李晓明亦表示其与宋某及其儿子宋磊之间不存在涉案50万元的纠纷。综上，关于涉案50万元，能够认定刘春国、袁晓红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其主张予以证明，本院有理由认定王小雪于2014年10月14日向案外人宋某转账50万元属于刘春国、袁晓红向李晓明、栗某出借的款项。李晓明上诉提出刘春国、袁晓红与栗某是合作关系，案涉款项为投资款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栗某于2015年8月15日向刘春国出具的借条中明确载明了借款本息，刘春国与李晓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亦多次提到月息二分五，可以认定双方之间针对涉案借款约定了利息。李晓明应向刘春国、袁晓红支付借款利息。一审法院对利息标准予以调整并根据实际借款时间认定利息计算期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晓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李晓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胡新华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夏海曼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