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5民终23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为金，男，196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广银，女，1964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上述两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正林，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甘路，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斌，男，1968年10月6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海，安徽裕安区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六安市新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解放路豪门花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41500000014155。 法定代表人：潘大明，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刘为金、刘广银因与被上诉人程斌、原审被告六安市新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豪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18)皖1503民初2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为金，上诉人刘为金、刘广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正林、甘路，被上诉人程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海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新豪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为金、刘广银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程斌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程斌目前实际占有处分该房，有依据”是罔顾事实，无视法律。《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判断程斌是否享有产权，一要看程斌是否经登记为产权人，二要看程斌的前手朱福元是否是原产权人，本案这两点均不成立。（一）关于朱福元是否是原产权人问题。2008年9月28日，案涉房产办证在新豪公司名下，作为新豪公司自持物业，为该公司固定资产，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时，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朱福元在2004年时系新豪公司的股东，持有新豪公司10%的股权。2004年12月28日，新豪公司股东马广柱、朱福元、王彬、章旭昌、陈国千（以下简称甲方）与罗亦农、陈永玲（以下简称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甲方拥有的新豪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乙方，协议中对新豪公司的资产组成、转让价款和付款方式等进行了约定。根据约定，2005年12月8日，新豪公司与甲方、乙方三方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将新豪公司所拥有的部分商铺、住宅及储藏室销售给甲方。其中，销售给马广柱的商铺面积为4818.3㎡（含本案案涉的商铺）。后期因工程施工费用结算数额与股权转让时约定的数额相差过大，影响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款，新豪公司将交付给马广柱的商铺及储藏室（包括朱福元占有的16-3号商铺）予以销售，遂引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9日作出（2014）皖民二终字第00613号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终审判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纵观《股权转让协议》、《商品房销售合同》等合同订立及履行事实，马广柱与新豪公司之间并非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关系，订立《商品房销售合同》、《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中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问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通知朱福元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朱福元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所有这些说明，朱福元与新豪公司之间，不具有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一审法院以《结存商铺权属界定表》中的备注，认为新豪公司和马广柱均认可朱福元对该房屋的产权，明显是断章取义。该《结存商铺权属界定表》是以上《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其中的权属人只是标注当时16-3号商铺因股权款支付的原因被新豪公司原股东朱福元占有，根本不涉及对房屋产权的认可问题。更何况，房屋的产权，并不依当事人的认可与否而转移。（二）关于程斌是否取得产权问题。一审法院以民事调解书来认定程斌拥有产权，是“毒树之果”、无源之水。首先，民事调解书不合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寿县人民法院（2008）寿民一初字第1137号民事调解书是2008年12月8日作出的，在此之前的2008年9月28日，案涉房屋产权已经被办理在新豪公司名下。即朱福元在2008年12月8日签订民事调解书的时候并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寿县人民法院在房屋产权属于第三人的情况下同意朱福元以房抵债，明显违法办案。其次，民事调解书不具有发生物权变动效力。调解书可以确认债权关系，但以房抵债的内容不具有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程斌未持民事调解书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所以案涉房屋并不发生产权的转移。由此可见，在朱福元根本不是案涉房屋原所有权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径行判决程斌从朱福元手中依民事调解书取得产权，是事实认定错误，是无视物权登记公示基本原则的错误法律判断。二、一审法院以交易中存在5点疑点，否认上诉人善意进而判决双方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完全是无端猜测。该5个疑点，基本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正常内部工作程序及有关核算程序，部分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管理原因造成的，并非上诉人与开发商恶意串通，本案也没有上诉人与开发商恶意串通的任何证据。上诉人正常买房，与开发商也没有恶意串通的必要，一审认定“刘为金、刘广银善意证据不足”，试问本案合同无效的举证责任究竟是归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一审法院颠倒了举证责任。（一）关于第一个疑点“合同文本格式”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购房户的合同文本均是刊刻字体，而自己合同是手写字体。没有法律规定开发商必须使用一种合同文本格式而不准更换，一审认为这是疑点，没有根据。另一方面，合同文本是开发商从房产部门领取的，文本无任何问题，购房合同签订后，开发商后期又凭购房合同到房产备案部门登记备案，办理产权证时，房产产权部门对购房合同、购房发票及其他办证资料进行审核合格后，才给予办理房产证，进一步充分证明房产部门对购房合同文本及合同的填写是认可的，是合法有效的。另外，也有购房户合同文本格式和上诉人一样的，同样也用的手写字体。（二）关于第二个疑点不动产发票开具问题。一审认为“两张发票是同天开具，却从两本税票中开具，且该两本税票新豪公司领用时间不是同天”。开发企业的惯例是销售不动产时开具收款收据，后期统一换取不动产销售发票。因开具不动产发票是换票，销售是在领取发票之前，新豪公司在换票时填写在发票上的时间又是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当年年末最后一天来填写（为了便于销售当年的会计核算及税务汇算清缴需要），所以产生了发票上填写的时间在领发票时间之前的情况。另一方面，开发商的发票是从税务部门领取的，为购房人换票时，开具发票交给购房人，购房人在办理产权证之前，凭此发票及购房合同到税务部门经税务部门审核，交纳契税，进一步充分证明税务部门是认可此发票的开具，无任何问题，没有疑问。（三）关于第三个疑点签字问题。一审认为主合同为代签，补充协议为自己签名而认为是疑点。合同可以多种形式签订，口头合同、委托他人签订合同等都是有效的。《补充协议》反映买卖双方主要权利义务关系，刘为金在《补充协议》上签了字，是购房的真实意思表示。刘为金带着案涉合同，亲自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理过户登记，即使案涉合同不是其本人签字，其本人持合同办证的，并在《六安市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上签字行为，说明刘为金是认可合同有效的，是对合同内容的追认和确认。《补充协议》、《六安市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均为刘为金真实签名，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内容也一致。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本人签名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四）关于第四个疑点合同价款问题。其一，一审认为主合同为一次性付清160万元房款，而补充协议比除房租费40万元后实际购房款为160万元，二者矛盾。实际并不矛盾，两个合同都是160万元，两者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主合同未提房租费的事，而补充协议予以明确。因主合同需要备案，是制式合同，无法任意更改，所以双方才有补充协议进一步明确，实付160万元的金额。其二，一审认为补充协议仅是加盖新豪公司印章，未能反映出新豪公司具体协商的人员。一方面补充协议条款里写明“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即生效”，并未约定需要反映具体经办人或协商人员，另一方面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孙玉好的补充协议和上诉人的一样，也是只有印章，并没有具体协商人员。开发商公章的效力已足以使上诉人信赖是公司行为。（五）关于第五个疑点购房款支付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明确新豪公司的具体经办人员，从而认为是疑点。新豪公司为上诉人开了发票，足以认定上诉人履行了付款义务。让上诉人再举证证明经办人的姓名，不仅仅是强人所难，更明显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综上，上诉人特提起上诉,希望得到公正之裁判。 程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刘为金、刘广银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为金、刘广银在上诉状中，认为一审法院“罔顾事实，无视法律，猜测性判决......”，完全是歪曲解读一审的公正裁判。一、争议的16-3号商铺房产属于程斌，合情、合理、合法。（一）争议的16-3号商铺房产的来源。刘为金、刘广银在一审中举证时，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皖民二终字第00613号民事判决书和相关与该案判决有关资料作为证据举证，其中一份2005年12月8日新豪公司《结存商铺权属界定表》的证据中，第4页编号93栏，载明的非常清楚，该16-3号商铺房产,面积为332.06平方米，总价为664120.00元，属于朱福元购买所有。（二）朱福元于2005年12月8日购买取得16-3号商铺房产，新豪公司于2005年12月8日开具了安徽省六安市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总价为664120元，房屋购买开具税票与分隔时间相同，权属登记总价款与购买开具税票价格总价款相同无误。不仅这样足以证明，此后朱福元还办理了水、电、入户登记。另外，一审中还查明一个事实，朱福元购买16-3号商铺时，已经与程斌发生了借贷关系，朱福元为了让程斌放心，将该商铺委托程斌（兄长代办）对外出租，并有对外出租租赁费纳税证明，在对外出租期间无任何人来索要房屋。（三）因程斌与朱福元的借款，朱福元长时间不能归还，程斌在寿县人民法院对朱福元提起诉讼，并申请寿县人民法院在六安市房地产管理局，查封冻结以上的16-3号商铺房产。后经过寿县人民法院调解，程斌补付给朱福元部分差价后，该16-3号商铺房产属于程斌所有，继续对外出租至今。二、刘为金、刘广银《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虚假无疑，应该无效。（一）刘为金、刘广银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均为2009年8月19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名是他人代签，补充协议签名是刘为金、刘广银自己所签，请问同一天时间“补充协议”签名是刘为金、刘广银自己所签，而《商品房买卖合同》签名是刘为金、刘广银委托别人代签。委托谁？自己不清楚也不知道。从合同的重要性看，《商品房买卖合同》签名非常重要，如果让他人代签，负责房屋销售的人也不会同意，这是最基本常识。同时，任何人购买房屋商铺是不是要实地看看房屋。（二）从刘为金、刘广银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的总价款来阐述，开发商与刘为金、刘广银签订的16-3号商铺合同价格为每平米4818.41元，总价款应该是160万元，那么因房屋不能交付，补充协议约定开发商以房租形式比除40万元，那么总房价是160万元，比除40万元，刘为金、刘广银实际交付房款只需要120万元即可。哪来的所谓160万元购房款。（三）一审中，一审法院要求刘为金、刘广银提供购房资金来源证明，刘为金、刘广银一会说现金，一会说承兑，最后阐明是承兑。既然还说不出承兑是哪个银行的，试问这么大一笔资金，承兑银行也说不清楚，不值得人怀疑吗？（四）一审中查明刘为金、刘广银《商品房买卖合同》无论从印章和格式与当时的其它人购买的合同格式均不相同，足以证明刘为金、刘广银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当时开发商作废的合同。另外，刘为金、刘广银的房产是2008年8月份购买，2011年4月份六安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新豪房地产”信访维稳领导组，也无任何证明刘为金、刘广银要求购买以上争议的商铺信访处理登记。更为严重的是，刘为金、刘广银提供的两张销售发票时间与税务局领出使用时间不相符。是开出时间在先，领出使用时间在后。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程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刘为金、刘广银与新豪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为金、刘广银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2月8日，案外人朱福元与新豪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号：6120704），约定朱福元购买新豪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六安市，建筑面积332.06平方米，计价方式按套计算房屋总价款66.412万元，房屋交付时间为2005年12月10日前。同日，新豪公司向朱福元开具了《安徽省六安市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1张。2007年5月30日，朱福元出具委托书委托程斌的哥哥程群处理包括租、售、过户等事宜。之后该房由程群占用并对外出租。该房水、电户名均为朱福元。 另查明：程斌曾因与朱福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至寿县人民法院。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程斌于2008年7月7日向寿县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2008年7月8日，寿县人民法院作出（2008）寿民一初字第1137-1号民事裁定书，对位于六安市处豪门花园16号楼16-3号铺（1-2层）商铺予以查封，并向六安市房地产管理局送达了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六安市房地产管理局经办人在送达回证上备注“该户无产权登记”。2008年12月8日，寿县人民法院作出（2008）寿民一初字第113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认定的事实如下：2005年8月9日，朱福元立据向程斌借款50万元。约定利息按（月）10‰计算，2006年年底还10万元，2007年底还40万元。由于朱福元未按约定还款，最终形成诉讼。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寿县人民法院确认双方达成的协议：一、朱福元借程斌人民币50万元，截止2008年7月30日利息18万元，合计应归还程斌借款本息人民币68万元；二、双方对朱福元所有的位于六安市.46平方米的房屋协议作价108万元，朱福元自愿将该房屋交付程斌抵偿借款本息；三、程斌找补朱福元房屋总价款与借款本息的差价款40万元，于2008年12月9日交房付款，办证费用由程斌承担；四、双方无其他纠葛。之后该系争房屋一直以程斌的哥哥程群名义对外出租至今，但一直未办理房产权证。 再查明：刘为金、刘广银与新豪公司于2009年8月19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号：6132967）及《补充协议》。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刘为金、刘广银购买新豪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计价方式按建筑面积计算，单价为每平方米4818.41元，总金额160万元，房屋交付时间为2010年12月31日前。同日，新豪公司（甲方）与刘为金、刘广银（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购买甲方“豪门橱卫装饰市场”16号楼16-3号商铺，建筑面积为332.06平方米。甲方承诺于2014年12月31日前给乙方办理该商铺相关产权证。乙方承诺在2014年12月31日前不要求甲方办理该购买商铺的商品房相关产权证。甲方同意一次性从总房款直接比除房租费40万元整（该商铺已对外出租，租期到2015年12月31日，到期后由乙方直接承接该商铺），比除房租费后实际购房款为人民币160万元整。新豪公司向刘为金、刘广银开具了《安徽省六安市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2张，发票显示开票时间为2009年12月31日。该2张发票新豪公司从六安市地税局领取时间分别为2010年3月15日和2010年3月26日。本案审理过程中，刘为金、刘广银自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上买受人签名并非刘为金、刘广银本人所签，但补充协议系本人所签。刘为金、刘广银于2015年8月14日向六安市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并于2015年9月2日取得房地权证。 又查明：2011年4月，为规范新豪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市场行为，妥善处置该地块开发建设及房屋销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六政办秘［2011］43号文，成立“新豪房地产”信访维稳领导组。在此过程中，程斌及刘为金、刘广银未就涉案房屋提出过信访处理。 2016年5月，程斌得知刘为金、刘广银取得系争房屋的房产权证，遂引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经当事人同意，本案争议焦点为：1．程斌的产权问题；2．新豪公司与刘为金、刘广银之间合同效力问题。 关于焦点1，朱福元2005年12月8日从新豪公司取得案涉房屋，并办理该房屋的水、电手续，即新豪公司实际交付该房给朱福元。程斌因朱福元欠其款，通过诉讼调解，朱福元以房抵债，程斌对该房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刘为金、刘广银辩解朱福元未取得该房产权，从刘为金、刘广银提供的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材料看，在马广柱与罗亦农、第三人新豪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的《结存商铺权属界定表》第93栏明确房号16-3，面积332.06平方米，合同号6120704，金额664,120元，权属人朱福元。即新豪公司和马广柱均认可朱福元对该房屋的产权。至于朱福元将该房抵付给程斌的问题，该抵付经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故程斌目前实际占有处分该房，有依据。 关于焦点2，即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从焦点1看，新豪公司将房屋处分给朱福元后，再将该房出售给刘为金，刘广银。本案关键是刘为金、刘广银是否与新豪公司存在真实交易问题，即是否善意的问题。刘为金、刘广银在与新豪公司交易中，存在诸多存疑环节：1．合同文本格式，刘为金、刘广银自己提供的其他购房户的合同文本均为刊刻字体，而自己合同是手写字体；2．购房不动产发票开具问题，刘为金提供的两张发票是同天开具，却从两本税票中开具，且该两本税票新豪公司领用时间不是同天；3．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签字问题，都是2009年8月19日，主合同代签，补充协议刘为金、刘广银自己签名；4．合同价款问题，主合同注明一次性付清160万元房款，而补充协议是比除房租费40万元后实际购房款为160万元，且补充协议仅是加盖新豪公司印章，未能反映出新豪公司具体协商的人员；5．购房款支付问题，刘为金、刘广银陈述该160万元是现金10万元和未到期承兑汇票150万元，但未明确新豪公司的具体经办人员。综上，刘为金、刘广银在举证时均未提供充分证据消弭上述疑问，故认定刘为金、刘广银善意证据不足，依据合同法之规定，新豪公司与刘为金、刘广银之间的交易行为无效。据此，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被告刘为金、刘广银与被告六安市新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六安市解放南路豪门花园16号楼16-3（1-2层）铺《商品房买卖合同》（2009年8月19日）无效。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刘为金、刘广银负担。 二审中，刘为金、刘广银提交以下证据：新豪公司与李欣雨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该购房户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文本格式与上诉人的合同是一样的，且同样也用的手写字体。说明当时开发商使用的合同文本既存在刊印的情况，也存在手写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文本字体不是刊刻字体而存在疑点是不符合事实情况的。 程斌质证认为，合同不是完整的，我方要求庭后提供原件。第一页潘大明写字用的新合同，上诉人合同是作废合同上改的。合同复印不完善，没有签订日期。上诉人的合同可能是作废的情况，完全有可能拿一本新的合同重新填写，签订的合同存在瑕疵。 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刘为金、刘广银的证明目的能否成立以及与本案是否有关联，需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予以综合分析认定。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程斌对案涉16-3号商铺是否享有所有权；二、刘为金、刘广银与新豪公司签订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双方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该合同是否有效。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本案中，根据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08）寿民一初字第113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协议内容，16-3号商铺所有权归程斌所有，该调解书已于2008年发生法律效力，且程斌也实际占有该商铺。故程斌已于2008年取得16-3号商铺的所有权，是否办理不动产登记，是程斌的权利。并无法律规定该权利因未及时办理产权登记或变更登记而丧失。综上，刘为金、刘广银上诉所持程斌对16-3号商铺不享有所有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首先，刘为金、刘广银与新豪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时间为同一天，但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重大矛盾。具体为：（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10年12月31日，《补充协议》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之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价款为160万元，《补充协议》约定的房屋价款为200万元，扣除40万元房租后实际支付160万元；（二）《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中“刘为金、刘广银”的签名非刘为金、刘广银本人所签，而同一天签订的《补充协议》上“刘为金、刘广银”的签名均系刘为金所签。刘为金解释称《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上的“刘为金、刘广银”签名系新豪公司的销售人员代签，因新豪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销售人员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销售人员非同一人，其不愿意代签，故刘为金自己在《补充协议》上签名。在刘为金具备签字能力的情况下，其未在正式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上签名，反而在《补充协议》上签名的行为不合常理。《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补充协议》在同一天签订，刘为金称新豪公司非同一销售人员办理售房业务，不合常理。 其次，16-3号商铺自2005年起一直以程斌的哥哥程群名义对外出租，新豪公司虽于2008年9月28日办理了产权登记，但自2005年起即失去对该房屋的占有、收益的权利。刘为金、刘广银以巨额资金购买该房屋，理应考查该房屋的位置、现状以及是否出租等情况，且房屋是否出租也不影响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但刘为金、刘广银仅凭新豪公司的单方陈述及要求，未向房屋的承租人了解出租价格、租期等相关信息，即与新豪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扣除40万元房租、4年之后办证、5年之后交付房屋等，不符合一般人对风险的防控意识。 最后，关于刘为金、刘广银是否实际支付购房款的问题。因新豪公司系恶意再次转让房屋，其开具购房收据及发票的行为不足以证明刘为金、刘广银实际支付了购房款，故刘为金、刘广银仅提交购房收据及发票尚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向新豪公司交付了160万元购房款，其应当就其已实际支付160万元的事实继续承担补充证明责任。刘为金、刘广银虽陈述向新豪公司现金交付10万元定金，剩余150万元系给付新豪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且购房发票中亦未注明承兑汇票付款字样。在本案一、二审期间，一审法院和本院均要求刘为金对150万元承兑汇票的来源、承兑银行的名称等作出说明，但刘为金均以时间长记不清为由不予说明。 综合以上事实，在新豪公司已与朱福元签订案涉商铺买卖合同，且已向朱福元交付商铺并开具《安徽省六安市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的情况下，新豪公司继续与刘为金、刘广银签订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补充协议》的行为，明显属于一房二卖的恶意行为。现刘为金、刘广银又不能充分证明其实际交付购房款，且《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补充协议》的内容不一致，购房细节等存在诸多矛盾，原审法院在此前提下作出刘为金、刘广银与新豪公司恶意串通购买本案诉争房屋，损害程斌的利益，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的评判，于法有据，应予维持。 综上，刘为金、刘广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刘为金、刘广银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莉 审判员  魏晋 审判员  高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耿广玉 书记员荣元亮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