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男，195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195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某1，男，196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某2，男，1962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某，男，195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艳，广东广信君达（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女，194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艳萍，广东许铭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因与被上诉人吴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60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继承广州市芳村区xx大街34、36号房屋（以下简称34、36号房屋）的产权，各自继承的产权份额具体为：周某、陈某1、莫某1继承、莫某2各继承八分之一，蒋某继承四分之一。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吴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查明被继承人吴某2的法定继承人范围。1.吴某2于1947年从海外回芳村定居，并于1947年-1948年建成34、36号房屋。吴某2于1948年死亡，与妻子川某（于1938年死亡）育有吴某图（又名吴景桃，于1961年死亡）、吴某廉（于2010年5月16日死亡）、吴某霞（于1999年10月30日死亡）。吴某2与妻林某容（于1945年死亡）育有吴某梅（于1993年8月24日死亡，不婚不育）、吴某玲（于2007年1月8日死亡，不婚不育）、吴某芬（于2013年11月14日死亡）。2.吴某并非吴某图的亲生女儿，是翁某改嫁时带过来的，吴某图无其他子女。3.吴某霞与陈某昌（于1998年1月31日死亡）育有周某、陈某1、陈某江及陈某嘉。陈某江于2017年11月23日病亡，与配偶温某桃生育陈某2、陈某3，温某桃、陈某2、陈某3，陈某江的配偶及子女均放弃继承34、36号房屋。陈某嘉于2015年5月1日死亡，丈夫关某财于2010年1月28日死亡，两人生育了关某1、关某2，关某1、关某2均放弃继承34、36号房屋。4.吴某芬与莫某安（于1992年3月7日死亡）生育莫某1、莫某2。5.吴某廉与蒋某（于2005年4月4日死亡）生育蒋某、蒋某健、蒋某勳，蒋某健、蒋某勳放弃继承34、36号房屋。二、根据《办理继承公证通知单》、《公证书》和《广州市房屋估价答复书》可知，34、36号房屋原产权人是吴某2，属于吴某2的遗产，吴某以继承吴某2的遗产为由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的规定，34、36号房屋在吴某2去世时即由吴某图、吴某廉、吴某霞、吴某梅、吴某玲、吴某芬等人继承，但上述法定继承人在分割34、36号房屋时均已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的规定，吴某图、吴某廉、吴某霞、吴某芬的份额（包括吴某梅、吴某玲放弃继承的份额）已转由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继承。三、吴某捏造其为被继承人吴某2唯一法定继承人的事实，以欺骗手段继承了34、36号房屋，并恶意隐瞒了继承人的情况，将34、36号房屋登记在其名下，侵犯了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的物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34、36号房屋属于双方当事人共同共有的财产，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有权主张确认继承份额，且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四、吴某是通过办理（2005）穗芳证字第674号、3743号公证书继承34、36号房屋，现该两份公证书已被撤销，故34、36号房屋的产权证书也将被撤销，二审法院应当按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主张的产权份额确认各方的继承份额。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应首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认定34、36号房屋的原始权属人是被继承人吴某2。一审法院以34、36号房屋现权属登记人并非吴某2为由，认定该房屋并非吴某2的遗产，将物权法公示原则绝对化，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相悖。六、本案程序违法。本案审理期限早已超过了简易程序规定的期限，应变更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上诉人吴某答辩称：1.34、36号房屋现登记在吴某名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2.关于继承诉讼时效问题。34、36号房屋在2005年有登报公告，应从2005年4月1日起算一般诉讼时效。吴某2于1948年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自继承开始之日（即吴某2死亡时）起算最长诉讼时效20年。3.在吴某2死亡后，吴某廉、吴某梅、吴某芬、吴某霞、吴某玲均通过书信方式表示同意由吴某继承34、36号房屋。4.34、36号房屋一直由吴某及其母亲翁某使用，且34号房屋发生过产权转移，经过征询购买人的意见，吴某出资5万元将34号房屋赎回，即34号房屋是由吴某出资购买的，由吴某取得房屋产权证，不应当视为吴某2的遗产。2019年7月19日，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继承吴某2的遗产，即34、36号房屋的产权，各自的继承份额具体为：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各继承八分之一，蒋某继承四分之一；2.本案诉讼费由吴某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吴某2与妻子川某均于解放前死亡，其子吴某图、媳翁某分别于1961年及1985年间死亡。吴某是吴某图、翁某的女儿。原鹤洞大街旧门牌××、24号房屋新编为鹤洞大街34、36号房屋。2005年2月2日，芳村区公证处出具（2005）穗芳证字第674号继承权公证书，内容包括：查被继承人吴景桃、翁某夫妇分别于1961年7月、1985年间死亡，遗下坐落芳村区鹤洞大街22号、24号房屋两间。上述房屋于1958年由国家经租，吴景桃的女儿吴某要求落实政策发还产权，有芳村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05年核发的《办理继承公证通知单》为凭；上述房屋应为吴景桃、翁某夫妻的共有遗产；吴景桃、翁某均无遗嘱，其父母已死亡，吴景桃、翁某婚育女儿吴某一人，无收养子女，根据规定吴景桃、翁某的上述房屋遗产应由吴某继承。2005年7月20日，芳村区公证处另出具（2005）穗芳证字第3743号公证书，内容包括：查被继承人吴某2、川某夫妇分别于1947年、1946年间死亡，遗下坐落芳村区鹤洞大街34号、36号房屋两间。上述房屋于1958年由国家经租，吴某2的孙女吴某要求落实政策发还产权，有芳村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05年7月14日核发的《办理继承公证通知单》为凭；上述房屋应为吴某2、川某夫妻的共有遗产；吴某2、川某均无遗嘱，其父母已死亡；吴某2与川某夫妇只生育吴景桃一人，无收养子女，吴景桃于1961年7月死亡，其妻翁某于1985年间死亡，吴景桃、翁某婚育女儿吴某一人，无收养子女，根据规定吴某2、川某的上述房屋遗产应由其孙女吴某一人继承。2006年11月20日，34、36号两房屋办理了产权登记，权属人均为吴某，占有份额为全部，所有权来源为继承。诉讼期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人力资源处出具证明，反映吴某廉是其退休已故职工，其档案记载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为：丈夫蒋某；子女蒋某健、蒋某、蒋亮勲；姐吴某梅、吴某霞、吴某玲、吴某芬，哥吴某图；另有记录父吴某2（又名吴福庭）、母两人，亲生母是日本人，1938年病死，另一母林某容。海珠区卫生健康局出具证明，反映退休已故职工吴某芬的档案记载亲属关系为：配偶莫某安；子莫某1、莫某2；姐吴某梅、吴某霞、吴某玲；兄吴某图；妹吴某廉。江门市中心医院人力资源科出具证明，反映吴某玲是其退休已故职工，其档案记载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为：姐吴某梅、吴某霞；妹吴某芬、吴某廉；哥吴某图；另有记录父吴福廷，1948年死亡；母林某容，1945年死亡。顺德乐从镇葛岸村民委员会出具两份证明，反映陈某昌与吴某霞夫妇分别于1998年1月31日及1999年10月30日死亡；陈某昌、吴某霞与周某、陈某1是父子、母子关系；反映村民陈某江于2017年11月23日病亡，与其配偶温某桃育有陈某2、陈某3两女。顺德乐从镇乐从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反映居民关某财于2010年1月28日死亡，其配偶陈某嘉于2015年5月1日死亡，二人育有关某1、关某2两子。另查，吴某梅于1993年8月2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吴某玲于××××年××月××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查无吴某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莫某安、吴某芬夫妇分别于1992年3月7日及2013年11月14日死亡。蒋某、吴某廉夫妇分别于2005年4月3日及2010年5月17日报死亡。目前未发现本案已死亡人员留有处分34、36号房屋的遗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继承纠纷诉讼，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要求吴某2的34、36号房屋遗产由其与吴某共同继承。对于其诉求，前提条件是34、36号房屋全部或部分属于吴某2所有。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现权属证书反映34、36号房屋权属人是吴某，吴某2并未占有任何产权份额。即使吴某2是34、36号房屋的原登记权属人，其原有权利已通过产权变更登记而消灭，34、36号房屋已非吴某2的遗产，故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的相关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吴某取得34、36号房屋产权是否侵害了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的权利，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对此不作处理，权利人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900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负担。本院查明：一、二审期间，周某、陈某1、莫某2、莫某1、蒋某提交如下证据：1.葛岸村委会于2019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吴某霞与陈某昌（于1998年1月31日死亡）生育了周某、陈某1、陈某江和陈某嘉。2.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出具的《关于撤销（2005）穗芳证字第3743号的决定》，拟证明2019年10月18日，吴某到该公证处承认其父亲吴景桃并非吴某2的唯一子女，表明吴某取得34、36号房屋产权的基础法律事实已被撤销。吴某质证称：1.对吴某霞的生育情况没有异议，但对吴某霞夫妻的具体死亡情况不清楚。2.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现正准备针对该决定书提起诉讼。二、吴某2（于1948年死亡）与妻子川某（于1938年死亡）生育了吴某图（又名吴景桃，于1961年死亡）、吴某霞（于1999年死亡）、吴某廉（于2010年死亡）。吴某2与妻子林某容（于1945年死亡）生育了吴某梅（于1993年死亡）、吴某玲（于2007年死亡）、吴某芬（于2013年死亡）。吴某梅、吴某玲未婚未育。吴某芬与其丈夫莫某安（于1992年死亡）生育了莫某1与莫某2。吴某图与妻子翁某（于1985年死亡）生育了吴某。吴某霞与丈夫陈某昌（于1998年死亡）生育了周某、陈某1、陈某江（于2017年死亡）、陈某嘉（于2015年死亡）。吴某廉与丈夫蒋某（于2005年死亡）生育了蒋某健、蒋某、蒋某勳。陈某江与妻子温敬某生育了陈某2、陈某3。陈某嘉与丈夫关某财（于2010年死亡）生育了关某1、关某2。蒋某健、蒋某勳、温某桃、陈某3、陈某2、关某2、关某1均表示放弃继承34、36号房屋。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继承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和案件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34、36号房屋的继承问题，本院对此分析如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1.34、36号房屋的产权登记记载“房屋所有权来源继承”。2.广州市芳村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05年7月14日核发的《办理继承公证通知单》记载“34、36号房屋原产权登记人：吴某2……”。3.根据吴某本人的陈述及其在广州市芳村区公证处的谈话笔录，34、36号房屋是吴某2名下房产。4.广州市房屋估价答复书记载34、36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吴某2。5.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已作出《关于撤销（2005）穗芳证字第3743号的决定》，即吴某继承取得34、36号房屋的法律依据已经被撤销。简而言之，34、36号房屋的产权人由吴某2变更登记为吴某，属错误之举。综上，虽然34、36号房屋现登记在吴某名下，但是上述证据足以充分证明34、35号房屋的产权登记记载与房屋的真实权利状态不符，34、36房屋实应属吴某2的遗产。二、周某、陈某1、莫某2、莫某1、蒋某作为吴某2的法定继承人，属于34、35号房屋“物权的真实权利人”，在吴某2本人已无法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其请求确认享有34、35号房屋物权，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吴某取得34、36号房屋产权是否构成侵权，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对此不作处理，权利人可另行解决”，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固然属继承纠纷，而在继承纠纷中厘清争讼标的的权属，从而明确当事人的继承范围，应为继承诉讼的应有之义，应属继承案件的处理范围（如侵权人为法定继承人之外的第三人，则另当别论）。要求当事人另案提起侵权诉讼，有违继承案件处理的正当程序，事实上亦增加当事人的讼累。因此，一审判决上述观点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三、吴某2及其子女等人生前均未订立遗嘱或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故本案应按法定继承方式处理34、36号房屋。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上诉要求按法定继承方式处理34、36号房屋，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1.吴某2于1948年死亡，吴某梅、吴某玲、吴某芬、吴某图、吴某霞、吴某廉各继承34、36号房屋1/6产权份额。2.吴某图于1960年死亡，其1/6产权份额由吴某继承。3.吴某梅于1993年死亡，因吴某梅晚于吴某2、林某容死亡，且未婚未育，故其1/6产权份额由第二顺位继承人吴某玲、吴某芬、吴某霞、吴某廉均等继承，即各继承1/24产权份额。此时，吴某玲、吴某芬、吴某霞、吴某廉各继承了34、36号房屋5/24产权份额。4.吴某霞于1999年死亡，其5/24产权份额由子女周某、陈某1、陈某江、陈某嘉均等继承，即各继承5/96产权份额。5.吴某玲于2007年死亡，其晚于吴某2、林某容死亡，且未婚未育，故其5/24产权份额由第二顺位继承人吴某芬、吴某廉均等继承，各继承10/96产权份额。此时，吴某芬、吴某廉各继承了34、36号房屋30/96产权份额。6.吴某廉于2010年死亡，其30/96产权份额由子女蒋某健、蒋某、蒋某勳继均等承，因蒋某健、蒋某勳放弃继承，故吴某廉30/96产权份额由蒋某单独继承。7.吴某芬于2013年死亡，其30/96产权份额由子女莫某1、莫某2均等继承，即各继承15/96产权份额。8.陈某嘉于2015年死亡，其晚于父母及丈夫死亡，子女关某1、关某2放弃继承；陈某江于2017年死亡，亦晚于其父母死亡，且妻子温某桃、子女陈某2、陈某3均放弃继承，故吴某霞的5/24产权份额由第一顺位继承人周某、陈某1均等继承，即各继承10/96产权份额。9.综上，各继承人对34、36号房屋最后的继承份额为：吴某16/96，周某、陈某1各10/96，蒋某30/96，莫某1、莫某2各15/96。根据前述计算结果，莫某1、莫某2、蒋某最后实际可继承份额已超过其诉讼请求（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上诉要求各继承34、36号房屋1/8产权份额，蒋某上诉要求继承1/4产权份额），但是因其明确要求本案适用法定继承方式，其错误应属于理解和计算方面的错误，故最后各人应继份额仍以法定继承方式计算的结果为准。关于34号房屋的出让和回购问题。吴某答辩提出，34、36号房屋一直由吴某及母亲翁某使用，其中34号房屋发生过产权转移，后由吴某出资5万元将34号房屋赎回，即34号房屋是由吴某出资购买，不应当视为吴某2的遗产，对此本院认为：一、吴某对34号房屋曾经发生的出让和回购事实，未能举证证实。二、吴某陈述，34号房屋当初是由母亲翁某转让给案外人，并收取了转让款1700元，可见，即使34号房屋曾发生过产权转移，后由吴某出资5万元将之回购，但当初出让之利益是由其享有，故其后出资回购亦属其应尽之义务。对吴某该节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法理上，诉讼时效一般适用于基于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等产生的债权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本案中，周某、陈某1、蒋某、莫某1、莫某2主张确认其继承34、36号房屋的产权份额，所主张的应属物权，故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吴某答辩称周某、陈某1、蒋某、莫某1、莫某2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不予采纳。吴某其余答辩意见理由不足，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周某、陈某1、莫某1、莫某2、蒋某的上诉请求基本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6041号民事判决。二、广州市芳村区鹤大街34号房屋由吴某继承16/96产权份额，周某、陈某1各继承10/96产权份额，蒋某继承30/96产权份额，莫某1、莫某2各继承15/96产权份额。三、广州市芳村区鹤洞大街36号房屋由吴某继承16/96产权份额，周某、陈某1各继承10/96产权份额，蒋某继承30/96产权份额，莫某1、莫某2各继承15/96产权份额。本案一审受理费6900元，由周某、陈某1各负担718.75元，蒋某负担2156.25元，莫某1、莫某2各负担1078.13元，吴某负担11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周某、陈某1、蒋某、莫某1、莫某2负担。二审受理费13800元，由周某、陈某1各负担1437.5元，蒋某负担4312.5元，莫某1、莫某2各负担2156.25元，吴某负担2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文劲审判员  沙向红审判员  苗玉红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蔡晓静张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