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9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昌建佳盛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建材城西路87号3号楼2层212。法定代表人：向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丹，北京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启东市人民中路683号。法定代表人：杨晓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向东，北京汉卓（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联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启东市近海镇居委会四组。法定代表人：杨传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义，山东荣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建，男，1972年12月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辉，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昌建佳盛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建劳务公司）、上诉人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二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联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二建东联公司）、汪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4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昌建劳务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南通二建公司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19年1月21日止，以欠付保证金为基数，按月息1％的标准向昌建劳务公司支付利息564165元，并自2019年1月22日起至南通二建公司实际返还保证金之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的标准向昌建劳务公司支付利息，以上暂计564165元。2.案件受理费由南通二建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关于本案保证金的利息计算标准问题，一审法院对于利息计算标准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南通二建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向昌建劳务公司出具了《北京通州区0603板块工程项目的承诺函》，该函中南通二建公司明确向昌建劳务公司承诺，如2016年10月昌建劳务公司不能进场施工，保证金自2016年3月1日开始计算按照月息1%连本带息一并退还昌建劳务公司，因此昌建劳务公司主张按照欠款月息1%计算保证金利息于法有据。南通二建东联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25日、2017年1月5日、2017年1月14日、2017年1月21日，四次逾期向昌建劳务公司返还保证金400000元、900000元、400000元、300000元，共计2000000元。据此，南通二建公司应当按照其承诺向昌建劳务公司支付保证金的利息，计算方法为以3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从2016年3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24日止，计298000元；以26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从2016年12月26日起至2017年1月4日止，计7800元；以17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从2017年1月6日起至2017年1月13日止，计3966元；以13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从2017年1月15日起至2017年1月20日止，计6066元；以1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从2017年1月22日起至2019年1月21日止，计248333元；以1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从2019年1月22日起至南通二建公司实际返还保证金之日止。南通二建公司针对昌建劳务公司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昌建劳务公司上诉意见，其所主张的各项利益应当向汪建进行主张，不应由南通二建公司承担，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其所主张的金额过高，假定法院支持其主张，也应当按照一审判决处理。南通二建东联公司针对昌建劳务公司上诉请求辩称，同意南通二建公司的答辩意见，承诺函加盖的公章并非南通二建公司的公章，对其真实性不认可，是伪造的。汪建针对昌建劳务公司上诉请求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昌建劳务公司的上诉请求。南通二建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昌建劳务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昌建劳务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合同签订的主体、程序、效力等基本内容未予查明，对合同签订中要约邀请、要约、承诺等重要细节也不闻不问，更是将职务、签章、付款等关键事实认定错误，不仅没有遵照法律的基本逻辑，甚至存在证据材料的事实也认定错误，完全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一）昌建劳务公司并未将款项支付给南通二建公司或者南通二建东联公司，并没有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李伟收款行为也是个人行为，与南通二建公司、南通二建东联公司无关。（二）南通二建公司、南通二建东联公司与昌建劳务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没有向长江公司返还款项的义务，更没有向其返还200万的事实，该事实错误认定。（三）收款用章并非南通二建东联公司财务专用章，李伟所收款项也未转移占有至南通二建公司、南通二建东联公司名下，收条上所加盖的专用章与实际用章并不一致，由李伟个人私刻伪造形成的，该事实表明收款并非南通二建公司、南通二建东联公司的行为。（四）南通二建公司不曾全权委托汪建负责涉案项目，也并未对往来邮件内容予以认可，庭审所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为2018年其他项目的代理文件，一审法院以此得出汪建行为系职务行为无比荒谬。（五）本案焦点不在于合同应当如何履行，而在于合同是否成立，合同主体是谁等基本问题，要约承诺过程是否满足合同签订的要求，以及汪建签约、李伟收款是否具备代表南通二建公司、南通二建东联公司的权利外观，昌建劳务公司是否尽到注意义务都对权利义务的确认至关重要，但一审法院对签订合同时昌建劳务公司是否满足表见代理的主、客观要件视而不见，不仅没有审查这些合同成立基本要求，也没有区分涉案项目与职务范围的差异，导致整个判决缺乏事实依据。1.合同主体并非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汪建所用项目用章不是独立民事权利主体，更不能对外代表南通二建公司，明确显示没有授权文件和权利外观的情况下，昌建劳务公司与汪建签订合同，并将款项支付到合同约定以外的个人账户，各自均应对其行为及相应后果负责，而不应是从未有过意思表示的南通二建公司、南通二建东联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所作判决违反了民法总则、合同法对表见代理外观主义的基本要求，也违反了九民会议纪要的基本精神。2.昌建劳务公司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未能达到公司进行一般商业活动的注意标准，没有尽到基本的形式审查和注意义务，不符合表见代理中善意无过失相对人的主观要件，无法构成表见代理的基本形式。（六）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合同签订时的具体情况，拒绝调取与本案有关联的（2016）京0102刑初413号《刑事判决书》案件的卷宗。二、结合案件所有证据材料，汪建作为签约一方根本不具备代表南通二建公司的权利外观，没有遵照公司规定行事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昌建劳务公司对合同签约、付款过程中反常行为不加理会，任由风险扩大成为损失，无法证明其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在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昌建劳务公司针对南通二建公司上诉请求辩称，涉案项目真实存在，并非汪建虚构，对此南通二建公司是完全知情。汪建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南通二建公司应对《框架协议》承担法律责任。李伟收取昌建劳务公司的保证金并出具收据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南通二建公司承担。张庆代表南通二建东联公司向昌建劳务公司返还保证金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证明南通二建东联公司此前已实际收到昌建劳务公司支付的300万元保证金。依据三中院已生效判决，应认定汪建与李伟系职务行为，南通二建公司应承担向昌建劳务公司返还保证金及相应利息的法律责任。综上，从本案《框架协议》的签订到收取保证金，再到返还部分保证金，均属于汪建、李伟、张庆为确保南通二建公司的利益而履行的职务行为，一切法律后果应由南通二建公司承担，南通二建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南通二建东联公司针对南通二建公司上诉请求辩称，同意南通二建公司的上诉意见。汪建针对南通二建公司上诉请求辩称，一、签订《框架协议》是南通二建公司完成潞城景苑项目工程的一部分工作，汪建是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一）南通二建公司知道并由汪建具体负责执行该项目，该项目并非汪建虚构或者汪建个人的项目。1.南通二建公司为该项目向北京政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兴公司）提交了《通州新城0603街区政兴地产项目资格预审文件》，并附授权委托书授权副总经理汪建作为代理人投标。2.南通二建公司与政兴公司签订了两份《施工总承包框架合同书》。3.2015年11月27日，南通二建东联公司向南通二建公司发送《承诺书》，承诺委派马亮亮办理就该项目与北京水木华城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签订咨询协议书，说明南通二建公司为该项目还有其他工作，而非不知情。4.潞城景苑项目两个合同金额达到30亿元，比较重大，领导非常重视，汪建多次向公司领导汇报项目的合同、进展等有关情况，包括签订本案《框架协议》均得到了领导的支持。5.《框架协议》上载明了南通二建东联公司的账号，该账号长期在农行使用，均是使用同一个财务章，农行有大量关于该财务章的材料，说明该财务章是南通二建东联公司正常使用的财务章。6.财务人员出具了盖有南通二建东联公司财务章的收据，财务部是公司的部门，不是项目下属部门，财务人员由财务部垂直管理，其行为代表公司。7.（2016）京0102刑初413号案件中，法院已经认定李伟挪用南通二建公司的资金（即本案中收取的保证金）网上购买彩票。8.财务人员李伟从被刑事拘留到被判几年都没有上班，公司人事部门和财务部门不可能对此不知情。（二）汪建不仅是右安门项目部经理，还是南通二建公司的副总经理、北京地区负责人，本案的潞城景苑项目在其职责范围内。2015年12月16日《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组织机构的通知》载明“汪建经理具体负责北京地区的管理工作”，汪建有经营权和管理权，工作范围包括涉案的潞城景苑项目，与昌建劳务公司达成意向在其职责范围内。（三）签订《框架协议》是以南通二建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解决公司问题的管理工作，是合作意向，不是正式合同。1.因发包人政兴公司要求支付保证金，南通二建公司领导同意向劳务公司收取保证金用来支付给发包人，其中包括本案的保证金300万元和另案劳务公司的保证金300万元，事实上也已将最先受到昌建劳务公司的200万元保证金支付给了发包人，从发包人处退回的200万元返还给昌建劳务公司，其余保证金还没来得及支付给发包人就因财务人员李伟购买网络彩票输掉而未能支付。2.按照《框架协议》，南通二建公司不需要从自有资金支付保证金，这样节省了项目成本，涉案项目的一部分工作，也是汪建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一部分，汪建代表公司签订《框架协议》不需要单独的授权。3.《框架协议》的名称及载明的“以上内容为框架合作内容，最终以双方签订正式合同为准”表明，《框架协议》是框架协议、合作意向，不是正式合同，汪建有权代表公司签订意向性文件。二、《框架协议》的当事人是南通二建公司，不是汪建个人，汪建不应作为本案一审被告。（一）从项目情况看，南通二建公司已经与政兴公司签订了2个总包框架协议，涉案劳务就是这2个项目的劳务，项目和当事人不可能是汪建个人。（二）从《框架协议》内容及履行看，当事人是南通二建公司。昌建劳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昌建劳务公司与南通二建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2.南通二建公司、南通二建东联公司立即向昌建劳务公司返还保证金1000000元，并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19年1月21日止，按欠付款项的月息1％向昌建劳务公司支付利息564165元，并自2019年1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的标准向昌建劳务公司支付利息；3.汪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南通二建公司、南通二建东联公司、汪建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26日，昌建劳务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我司现委托吴静珍作为我单位委托代理人，授权其代表我司就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的潞城景苑工程项目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协议》，并代表我司向南通二建公司或南通二建东联公司指定的单位交纳工程项目保证金。该代理人在上述委托事宜中的一切行为均代表本单位，与本单位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单位将承担该代理人代理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2015年12月26日，汪建以南通二建集团公司（发包方、甲方）的名义与昌建劳务公司（承包方、乙方）签订《框架协议》，约定：“工程名称及地点：北京通州区潞城景苑工程，通州区潞城镇。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合作内容：乙方承接本工程一次结构的扩大劳务，甲方只负责供应钢筋主材、混凝土材料、防水工程，除此之外的一切工作内容均由乙方负责，包含人、机、材等一切工作内容，临时设施按照产值扣除，水电费按照总价的1.5％扣除，一级箱以后的设施，综合单价460元／㎡（445＋15元）；水电暖安装按定额计价总价下浮18％（16＋2％），质量地方奖项、安全标化工地，工程进度款付款方式：按照月进度60％付款，封顶75％，暂定土建施工面积约计10万平方米，进场时间约计2016年4月初（以甲方具体通知为准），签订协议后乙方需交纳保证金300万元整，保证金正负零无息退还。乙方如未按时交纳保证金本协议自动失效。如超过2016年5月1日进场，甲方按照同期银行利息支付乙方。以上内容均为框架合作内容，最终以双方签订正式合同为准。甲方户名：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联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账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里仁街支行。”《框架协议》底部甲方处有汪建签字，并加盖字样为“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右安门项目部技术、签证专用”的印章，乙方由吴静珍、李向辉签字，并加盖昌建劳务公司印章。2015年12月30日，昌建劳务公司通过吴静珍个人账户向李伟的银行账户转入1940000元，2016年1月6日，昌建劳务公司向李伟账户转入950000元，上述两笔款项共计2890000元。庭审中，昌建公司提交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显示户名为李伟的账户，于2016年1月6日存入现金50000元。昌建公司称该证据用于证明昌建劳务公司在该日向李伟支付现金50000元，同日李伟将该笔现金存入其账户，并将存款凭条的原件交付昌建劳务公司。庭审中，昌建劳务公司业务员吕林栋表示，2015年12月30日支付李伟现金60000元，作为定金，但未留书面凭证。上述款项共计300万元，昌建公司表示南通二建公司、南通二建东联公司已退还200万元。同时，昌建劳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李伟与南通二建公司的《劳动合同书》、李伟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李伟系南通二建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审庭审过程中，昌建劳务公司提交2016年1月6日南通二建东联公司出具的收据（编号：×××），用以证明南通二建东联公司收到了昌建劳务公司交纳的保证金，该收据载明“今收到北京昌建佳盛劳务有限公司交来保证金人民币三百万元整”，收款单位公章处盖有南通二建东联公司财务专用章。南通二建公司与南通二建东联公司认为收据上的财务专用章不是南通二建东联公司一直使用且备案的财务专用章，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汪建对收据的真实性认可，称上述收据上的印章系公司日常在银行合法使用的印章，并不存在南通二建公司、南通二建东联公司所称的不一致的情况，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收据的出具，更说明收款行为是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框架协议》签订后，昌建劳务公司未能按照框架协议约定的时间进场。另查，《框架协议》签订时，汪建向昌建劳务公司提供的名片显示其为南通二建公司及该公司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南通二建公司提交的汪建与南通二建公司的《劳动合同书》显示，汪建为南通二建公司右安门项目部项目经理。再查一，2016年8月26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2刑初41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伟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数额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公司资金的使用权、已构成挪用资金罪，判决李伟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将在案扣押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两张、中国工商银行卡一张卡内余额发放给南通二建公司；责令李伟退赔人民币3663703.43元，发还给南通二建公司。再查二，一审庭审过程中，汪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法人授权委托书、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组织机构的通知，用以证明其签署涉案《框架协议》是职务行为，同时提交了电子邮件及《通州新城0603政兴地产项目资格预审文件》，用以证明其多次向公司领导汇报涉及本案有关项目“潞城景苑项目”的进展，公司曾授权其全权负责该项目，汪建有权负责该项目。南通二建公司、南通二建东联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汪建为南通二建公司员工，对外以南通二建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与昌建劳务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综合本案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汪建签署《框架协议》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南通二建公司理应依据汪建签署的《框架协议》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框架协议》中约定昌建劳务公司将保证金300万元转入南通二建东联公司账号，属于约定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昌建劳务公司向南通二建公司财务工作人员李伟的个人账号转入钱款共289万元，支付现金11万元，同时收到南通二建东联公司出具的收到保证金300万元的收据。据此，昌建劳务公司已经履行己方义务。现《框架协议》约定的工程无法进场施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对昌建劳务公司要求解除《框架协议》的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时间为起诉状副本送达南通二建公司之日即2019年3月4日。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如超过2016年5月1日进场，甲方按照同期银行利息支付乙方”，现昌建劳务公司根据该约定起诉要求返还保证金100万元并支付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关于利息计算标准，昌建劳务公司主张按照欠款月息的1％计算，缺乏合同依据，应按《框架协议》约定的银行同期利息计算。另外，返还保证金及支付利息的主体应为南通二建公司。昌建劳务公司以南通二建东联公司与南通二建公司为关联公司为由要求南通二建东联公司承担连带返还保证金及支付利息的义务，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昌建劳务公司要求汪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南通二建公司辩称，针对涉案《框架协议》，其并未实际收到保证金，未向汪建出具任何授权，未委托任何人对涉案项目进行接洽，因此与昌建劳务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框架协议》的签署完全系汪建个人行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2刑初413号刑事判决书，可以看出，就涉案款项的性质，已经做出认定，李伟犯挪用资金罪，认定资金的权属主体是南通二建公司；第二、通过汪建提交的证据，汪建针对“潞城景苑项目”，向公司进行了汇报，且南通二建公司也实际与案外人接洽了该项目，并签署了相关合同。而汪建系南通二建公司副总经理，汪建代表公司签署的是《框架协议》，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最终以双方签订正式合同为准”，所以从《框架协议》的内容及性质来看，属于洽商性质的文件，汪建作为该项目相关事宜的执行人，应该有权签署类似文件，其签署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判决：一、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返还北京昌建佳盛劳务有限公司保证金10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二、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向北京昌建佳盛劳务有限公司支付逾期返还上述第一项保证金的利息（计算方式：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5月1日起计算至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实际返还保证金之日止）；三、驳回北京昌建佳盛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南通二建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南通二建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其作为（2016）京0102刑初413号案件（以下简称413号案件）的受害人未参与该案审理，也未出具过任何证明、说明，413号案件所认定的事实缺乏有效支撑。证据2.北京市法院诉讼材料收据，证明其已于2020年1月2日向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申诉，要求撤销413号案件并重新审理，一审法院所依据的事实将发生变化。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关于南通二建公司提交证据，昌建劳务公司认为已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一，认为系南通二建公司单方出具，也无证据显示南通二建公司向西城法院或其他部门提交了该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从收据内容看，不知道是针对哪一个案件进行的申诉。南通二建东联公司认可南通二建公司提交的证据及认可其证明目的。汪建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系南通二建公司单方出具。对证据二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南通二建公司到法院递交了材料。本院经审查认为，南通二建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仅能证明其对413号刑事判决书有异议，在该案判决已生效，未被依法撤销前，无法证明413号案件程序违法及判决结果错误；南通二建公司提交的北京市法院诉讼材料收据，从该收据所载内容无法达到南通二建公司所主张的对413号案件申请再审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南通二建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采信。关于南通二建东联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法院调取413号案件卷宗，对此本院不予准许，理由是：413号案件判决已生效，认定李伟构成挪用资金罪，责令李伟退赔款项发还给南通二建公司，该事实一审法院已予以查明，不属于二审法院应予调取证据的范围。本院另查明：南通二建公司为取得涉案潞城景苑项目曾向政兴公司提交《通州新城0603街区政兴地产项目资格预审文件》，其中包括南通二建公司给汪建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载明：“杨晓东系南通二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南通二建公司的汪建为我公司办理本工程的投标相关事宜，……我承认代理人全权代表我所签署的本工程投标文件的内容”。2015年12月11日，政兴公司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南通二建公司签订《通州新城0603潞城景苑一期回迁楼工程施工总承包框架合同书》、《通州新城0603潞城景苑二期工程施工总承包框架合同书》。汪建提交了盖有政兴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开票日期2015年12月16日），载明：“今收到南通二建集团公司交来工程费200万元”。汪建另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1日、盖有政兴公司公章的《政兴地产关于0603地块工程项目承诺函》复印件，该函载明：政兴公司开发的通州新城0603地块项目总承包工程，将此地块部分项目发包给南通二建公司，双方于2015年12月11日签订施工总承包框架合同后政兴公司收取了南通二建公司工程保证金。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南通二建公司是否应返还昌建劳务公司《框架协议》项下的保证金。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汪建的职务，南通二建公司主张签订《框架协议》时汪建为南通二建公司右安门项目部经理；汪建则称其是南通二建公司及该公司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同时也任右安门项目部经理。根据汪建提交的《通州新城0603街区政兴地产项目资格预审文件》（含《授权委托书》）、《通州新城0603潞城景苑一期回迁楼工程施工总承包框架合同书》、《通州新城0603潞城景苑二期工程施工总承包框架合同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可以证明南通二建公司为投标政兴公司开发的潞城景苑工程项目曾委托汪建为其办理该工程的投标相关事宜，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汪建在签订案涉《框架协议》时系代理南通二建公司，且系有权代理，故《框架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应归属于南通二建公司。其次，汪建基于授权负责办理南通二建公司潞城景苑工程的投标相关事宜，其以南通二建公司的名义与昌建劳务公司就潞城景苑项目的部分劳务工程签订《框架协议》系履行职务行为，故南通二建公司应依据汪建签署的《框架协议》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南通二建公司上诉主张其不是《框架协议》的合同主体，与昌建劳务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从《框架协议》的内容及性质来看，属于洽商性质的文件，汪建作为南通二建公司代理人以及潞城景苑项目相关事宜的执行人，应该有权签署类似文件；第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413号刑事判决书就涉案款项的性质已经做出认定，李伟构成挪用资金罪，认定资金的权属主体是南通二建公司。因此，南通二建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根据汪建及昌建劳务公司的陈述，汪建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向昌建劳务公司出示了其名片、《通州新城0603潞城景苑一期回迁楼工程施工总承包框架合同书》、《通州新城0603潞城景苑二期工程施工总承包框架合同书》等材料，故昌建劳务公司有理由相信汪建是代表南通二建公司与其签订《框架协议》。南通二建公司主张昌建劳务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未尽到善意且无过失的注意义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最后，《框架协议》约定昌建劳务公司将保证金300万元转入南通二建东联公司账号，属于约定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根据昌建劳务公司和汪建的陈述，昌建劳务公司根据汪建的指示向南通二建公司员工李伟的个人账号转入300万元，并收到南通二建东联公司出具收到保证金300万元的收据。据此，昌建劳务公司已经按照《框架协议》约定履行己方义务。现《框架协议》约定的工程无法进场施工，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如超过2016年5月1日进场，甲方按照同期银行利息支付乙方”，昌建劳务公司起诉要求返还保证金并支付利息，具有合同依据。另，41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李伟退赔相关款项并发还给南通二建公司等，且该判决已生效。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南通二建公司向昌建劳务公司返还保证金并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南通二建公司主张案涉保证金交给李伟，其不具备返还义务，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昌建劳务公司有关返还利息的上诉意见，对此本院认为，因本案认定南通二建公司与昌建劳务公司之间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系汪建签署《框架协议》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南通二建公司依据《框架协议》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故一审法院依据《框架协议》作为南通二建公司应返还利息的依据并无不当，本院对昌建劳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昌建劳务公司、南通二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3800元（已交纳），由北京昌建佳盛劳务有限公司负担9442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放审 判 员  贾 旭审 判 员  张 慧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思齐法官助理  向 玗书 记 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