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40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经营场所：成都市武侯区老马路7号。 负责人：谢川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道德，四川华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利，女，198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绍友（刘晓利之夫），男，198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明，四川权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才学，男，196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明，四川权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崇川，男，199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井研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肖，女，199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白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崇川（卢肖之夫），男，199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井研县。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晓利、刘才学、周崇川、卢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4民初9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上诉请求：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4民初9721号民事判决，依法重新划分事故责任，重新核定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车辆损失后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并未划分黄琼基与周崇川在本次事故中的事故责任。一审法院判定黄琼基驾驶的车辆为非机动车，并判定周崇川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黄琼基家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4000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车辆损失1000元。但人民保险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黄琼基无驾驶证，驾驶属于机动车范畴的套牌电动二轮自行车上路行驶，应当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至少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如果周崇川通过是黄灯，那么黄琼基通行时可能是红灯或者黄灯，那么黄琼基可能存在抢黄灯或闯红灯，因此，黄琼基也应当承担本次事故责任。退一步讲，即便认定黄琼基驾驶的系非机动车，但黄琼基也违反了机动车通过路口应当走人行横道、下车推行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周崇川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明显不合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重新对本次事故责任进行划分核定损失，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刘晓利、刘才学辩称，周崇川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周崇川存在闯红灯的情况。通过当事人询问笔录，通过路口的时候是黄灯闪烁，而周崇川在通过黄灯时却加速抢行通过。周崇川驾驶车辆过程中存在不当的情况，其驾驶经验不到一年，在事故现场并无刹车痕迹。根据过错推定原则，也应当由周崇川承担全部责任。黄琼基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任何过错，电动自行车并不在机动车目录内，其本身行驶速度也不快。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驾驶电瓶车需要驾驶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周崇川、卢肖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上诉人刘晓利、刘才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周崇川、卢肖、人民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刘晓利、刘才学760366元（其中1.死亡赔偿金33216元/年×20年=664320元；2.精神抚慰金50000元；3.丧葬费64717元/年÷2=32358元；4.交通费3000元；5.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64717元/年÷365天/年×7人×7天=8688元；6.电动车损失费2000元；2.周崇川、卢肖、人民保险公司共同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16日早晨，周崇川驾驶川Ａ×××××号“大众”牌小型汽车沿新都区金芙蓉大道由青白江向成都方向行驶，7时40分许，车行至金芙蓉大道通站路路口时，遇黄琼基驾驶的悬挂川Ａ×××××号电动二轮车由右至左通过路口，两车发生碰撞，致黄琼基当场死亡，两车受损。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第510114120190000177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证明已查清的事实：周崇川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黄基琼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第十九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规定。未查明的事实：依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事故双方进入路口时的信号灯控制情况，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能根据周崇川、黄琼基的行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周崇川、黄琼基的责任。四川西华交通司法鉴定中心认定黄琼基驾驶的电动二轮车属于机动车范畴的摩托车。 发生本次交通事故致黄琼基死亡时其56周岁，其户籍为成都市新都区新桥村6组。刘才学为黄琼基丈夫，刘晓利为黄琼基女儿。黄琼基有且只有刘晓利、刘才学两名第一顺位继承人。 一审庭审中，刘晓利、刘才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新桥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9月25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兹有新都区新都街道新桥村6组村民刘才学，身份证号码：5101251963××××××××黄琼基，身份证号码：5101251964××××××××刘晓利，身份证号码：5101251988××××××××，舒正皓，身份证号码：5101142013××××××××四人将承包的土地于2013年全部流转给成都市方华园农业专业合作社，合计4.16亩，租用期限2013年6月至2027年。其中黄琼基常年在城镇务工，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黄琼基的务工收入。”、新都区顺心日杂店的经营者黄某一审出庭作证称，其和黄琼基是姊妹，黄琼基在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前一直在其经营的新都区顺心日杂店工作，大多数工资是2000元／月，生意好的时候加提成就是2500元-3000元。证人钟凤莲一审出庭作证称，其和黄琼基都在新都区顺心日杂店工作，其称2008年她就知道黄琼基在这个店工作了。 案涉川Ａ×××××号“大众”牌小型轿车登记在卢肖名下，该车在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含不计免赔，其中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1000000元。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周崇川已支付了刘晓利、刘才学30000元丧葬费。周崇川、卢肖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周崇川在2019年8月16日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大概7点40分许，当我驾车行驶至时，就与一辆由我车行方向从右往左过路口的两轮电动车发生了碰撞。发生碰撞的瞬间我就马上踩刹车并往左边打方向盘，然后车子就撞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就停下来。我就马上下车，我就看到当时骑电动车的人躺在我车子的右前方，头部在流血，我就马上先打了120，随后又打了报警电话，然后就在现场等待你们的到来。”、“你当时过路口的时候，路口是否有交通信号灯并正常工作？路口有信号灯而且是正常亮起的。你当时经过路口的时候是什么信号灯？我当时经过路口的时候是黄灯在闪烁。当时黄灯闪烁后是什么信号灯？黄灯闪烁后就变成了红灯了……当时你与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前你有没有发现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前没有看到，都是快要撞到的时候才看到的……。”“你的车与两轮电动车在道路什么位置发生的碰撞？好像是我车行方向第二道斑马线前一点发生碰撞的。”。 一审法院再查明，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四川省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216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事故责任划分问题，二是黄琼基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计算。 确定各方责任首先需明确黄琼基所驾驶车辆的性质。虽然四川西华交通司法鉴定中心认定黄琼基驾驶的电动二轮车属于机动车范畴的摩托车，但并无证据显示黄琼基驾驶的电动二轮车被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动车名录，而在实践中电动二轮车也不可能像机动车一样登记上牌、领取驾驶证、投保交强险，故不能依据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当然认定电动二轮车属于机动车。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二轮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并以此为基础划分各方责任。 关于各方责任应如何划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表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主要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即发生损害后，首先推定机动车驾驶人有过错，同时给予其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以及受害方有过错的机会，如果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受害方有过错甚至故意的，可以减轻甚至免除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本案中，一、周崇川不能证明自己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交警大队无法确定周崇川是否系闯红灯通过路口，本案各方也确认并没有事故相关视频资料能直接反映周崇川是否系闯红灯通过路口。在此前提下，应当由周崇川通过其他形式的证据来证明其并没有闯红灯通过路口且其尽到了过路口时减速观察、谨慎驾驶等义务。但截至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周崇川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能证明其并没有闯红灯通过路口。另外，即使周崇川确实没有闯红灯通过路口，但至少其属于抢黄闪通过路口，结合周崇川在接受交警队询问时的陈述（周崇川陈述其发生碰撞前没有看到黄琼基，都是快要撞到的时候才看到黄琼基的）及视频反映的周崇川的行驶状况（视频里可以明显看出周崇川的车速仍然很快且并未减速），应当认定周崇川过路口时并未尽到减速观察、谨慎驾驶的高度注意义务，即周崇川未能证明自己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二、周崇川不能证明黄琼基存在过错。周崇川在接受交警大队调查时陈述黄琼基系在其车行方向从右往左过路口，两车碰撞地点在斑马线前面一点点。周崇川的陈述可以说明，黄琼基系驾驶非机动车正常通过人行横道，且黄琼基通过人行横道时控制人行横道的信号灯已转为绿色（因周崇川车辆还未到达碰撞地点之前，控制黄琼基车行驶方向的人行道信号灯就已转为绿色，此结论是根据刘晓利、刘才学所举证的与黄琼基车行驶方向人行横道同路口且垂直的人行横道控制信号灯的变化情况推断），并无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情形，并无过错。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虽载明黄琼基无驾驶证、未登记、人民保险公司主张黄琼基未佩戴头盔存在过错，但因如前已论述黄琼基驾驶的电动二轮车应认定为非机动车，而非机动车不能像机动车一样严格，故前述无驾驶证、未登记、未佩戴头盔等行为均不能被认定为违反法律法规且前述行为均不是发生本次事故的原因。故周崇川不能证明黄琼基存在过错。三、周崇川不能证明黄琼基系故意碰撞事故车辆。综合以上三点可知，周崇川既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也不能证明黄琼基存在过错或者故意，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周崇川应对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关于黄琼基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计算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证人黄某及证人钟凤莲的证言与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新桥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能相互印证，故黄琼基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前系在城镇务工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前述规定，一审法院对黄琼基的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进行确认，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 对于卢肖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虽然川Ａ×××××号“大众”牌小型轿车登记在卢肖名下，刘晓利、刘才学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卢肖在本案中存在过错，但周崇川与卢肖系夫妻关系，故对于刘晓利、刘才学要求卢肖与周崇川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有关本案赔偿费用分述如下： 1.关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如前已述黄琼基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为33216元/年×20年=664320元；丧葬费为32358元； 2.关于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刘晓利、刘才学的亲属黄琼基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死亡，其亲人为处理丧葬事宜及交通事故，必然发生一定的误工费，对刘晓利、刘才学主张的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4000元； 3.关于交通费。刘晓利、刘才学的亲属黄琼基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死亡，其亲人为处理丧葬事宜及交通事故，必然发生一定的交通费，对刘晓利、刘才学主张的交通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2000元； 4.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范畴。刘晓利、刘才学的亲人黄琼基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后死亡，对其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0000元； 5.关于电动车损失费。虽然刘晓利、刘才学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黄琼基所骑电动自行车的实际损失，但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该电动二轮自行车受损，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黄琼基所骑电动自行车损失费为1000元。 综合以上论述，刘晓利、刘才学因黄琼基发生本次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664320元；2.丧葬费32358元；3.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4000元；4.交通费2000元；5.精神抚慰金40000元；6.电动车损失费1000元，合计743678元，由人民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承担110000元，在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承担1000元，余款632678元由人民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支付。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人民保险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赔偿刘晓利、刘才学因黄琼基发生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713678元；二、人民保险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支付周崇川30×××××元；三、驳回刘晓利、刘才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02元（已减半收取），由周崇川、卢肖共同负担5618元（此款刘晓利、刘才学已垫付，执行时一并执行），由刘晓利、刘才学自行负担84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以及被上诉人刘晓利、刘才学、周崇川、卢肖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本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比例；精神抚慰金是否过高，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车辆损失费是否应当得到支持。针对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关于本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比例的问题。人民保险公司主张黄琼基应当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周崇川在发生事故后在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验照片》等证据，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发生的事实、过错程度、损害后果，认定由周崇川承担全部责任并无不当。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精神抚慰金是否过高的问题。人民保险公司主张精神抚慰金过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之规定，由于本次道路交通事故导致黄琼基死亡，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受到的精神打击，并结合过错方的过错程度，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0000元并无不当。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车辆损失费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人民保险公司主张处理黄琼基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车辆损失费没有事实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本次道路交通事故导致黄琼基死亡，黄琼基的近亲属处理其丧葬事宜必然产生误工费、交通费，一审法院根据酌定支付刘晓利、刘才学误工费4000元、交通费2000元并无不当。根据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的事实，黄琼基驾驶的二轮电动自行车受损，一审法院酌定损失1000元并无不当。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37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滕洁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