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6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1，男，195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2，男，1947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40年4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3，男，1957年5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4，男，196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5，女，196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女，1973年5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6，男，1965年4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济南市历下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7，女，1976年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济南市历下区。上诉人郭某1因与被上诉人郭某2、张某、郭某4、郭某5、郭某7、郭某6、赵某、郭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25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某1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对郭某1辩诉提出的应当有可以适当分得被继承人郭某8遗产的权利(或在本案中应当认定为合法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诉求没有给予裁定。请求判定郭某1应当有可以适当分得被继承人郭某8遗产的权利(或在本案中有合法第一顺位继承被继承人郭某8遗产份额之权利)；2、一审判决对郭某1辩诉提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第五十八条款之相关法律条文,应当判定郭某2与郭某9的分房“协议书”无效的诉求没有给予裁定。请求判定郭某2与郭某9关于分房的“协议书”无效；3、撤销一审法院将“北京市海淀区某村某-某号某号楼某门某1号房屋（以下简称某1号房屋）由郭某2继承所有”的判决；4、依据郭某1提供的证据证明位于某村某号院某号楼某门某2号房屋（以下简称某2号房屋）与某1号房屋有直接的关联关系,应当认定某1号房屋是被继承人郭某8赠与郭某1的事实是存在的；5、一审判决认定郭某2所出示的银行存折支出款26676.30元记录是购买某1号房屋的证据认定是错误的。撤销一审法院的这项判决裁定；6、案件受理费用由郭某1与郭某2各负担50%。事实和理由：郭某1与被继承人郭某8共同在一起生活了40多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对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司法解释第30项: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1956年被继承人郭某8调到北京某会工作,并于1958年将郭某1从山东省曹县的农村带到了北京抚养长大,郭某1与郭某8共同生活了40多年,1983年郭某870岁办了离休,郭某1与夫人共同生活后,遵循社会的公序良俗,就开始完全照顾郭某8的一切生活,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全部的扶助。在这40多年的时间中郭某8对郭某1尽了主要抚养义务,郭某1对郭某8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并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完全的扶助。而郭某2是郭某8的儿子却没有承担郭某8任何抚养以及劳务方面的义务。郭某2在明知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村某-某号某宿舍某门某3号（以下简称某3号房屋）这套房产是郭某1在1993年所支付1万余元全额房款所购买的,在没有告知并与郭某1商议情况下,还要与其兄郭某9签定所谓的分房“协议书”,这种民事行为严重损害了郭某1的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中关于“第四章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第五十八条:(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法律条款,上诉人郭某1请求贵院法庭依据《民法通则》之五十八条款第四项,应当判定:郭某2与郭某9双方签署分房“协议书”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认定损害了郭某1的利益。在一审中郭某2诉称被继承人郭某8、郝某在北京的遗产是有两套房产,他应当与兄长郭某9分配这两套房产。但是一审法院审理时听取了郭某1的辩诉,做出了其中一套房产(某3号房)属于“合同纠纷”另案处理的裁定,并且这套房产的“合同纠纷”一案正在审理中,还没有定论是否属于被继承人郭某8的遗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将某1号房产判决给了郭某2继承,这样的判决损害了其他被继承人权益,是显失公平原则的判决。本案中所指的某1号房是由某2号房置换而来的。而某2号房是因为1988年郭某1夫妻生了孩子,户口上增加了人口之后,郭某8因人口增加而向单位申请分得了一套房子就是某2号房,那年还没有进行公房改革,郭某8就把房子给了郭某1夫妻。1993年进行公房改革后,郭某1与郭某8共同出资7500余元全款购买了某2号房产,郭某1出资了4000元,郭某8出资了3500余元。1993年购房郭某2没有出钱。五年之后房产主管单位将我们的某2号房调整到了某1号房,用某2号房产的房款抵扣了某1号房产的部分房款。购得某1号房产后,郭某8就多次说过这套房子给予郭某1,并把《房屋调配单》给了郭某1让他们夫妻把户口落到了这套房产中,上诉人郭某1是户主。有《房屋调配单》和本人户口本上的地址变更记录为证。在那个年代房屋属于谁,谁才能落上户口。请求贵院法庭依据郭某1陈述以及提供的证据证明某2号房与某1号房有直接的关联关系,应当认定某1号房是郭某8赠与郭某1的事实是存在的。关于郭某2在一审法院所出示的存折支出26676.30元的事情,郭某1并没有认可这26676.30元的支出是用于购买某1号房了,也没有证据(收据)证明这26676.30元是用于购买某1号房了。如果全款是3.8万余元的话,那么购买某2号房的抵扣房款哪里去了?1998年公有住房的购买价格依据的是《(94)京房改办字第054号文件》和《（97）京房改办第016号文件》,所以一审法院的认定其所付房款的真实性是错误的,请求贵院法庭撤销这项裁定。郭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郭某8购买两套房改房时，郭某1只是存在部分出资行为，并没有任何郭某1借用郭某8的名义买房和赠与的约定，郭某1诉讼请求确认某1号房是郭某8赠与郭某1的和某3号房屋借名买房，归其所有，都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郭某3在二审提交书面意见称，其不要北京房产，希望郭某2与郭某1调解解决。郭某6、赵某、张某、郭某4、郭某5、郭某7未作答辩。郭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郭某8、郝某在北京的两处房产，分别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村某-某号某宿舍某门某3号和北京市海淀区某村某-某号某号楼某门某1号，其中某1号房屋由郭某2继承所有，某3号房屋由郭某9的全部继承人继承所有；2、依法判令按继承遗产的比例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郭某8于2002年12月15日死亡、郝某于2006年10月25日死亡。被继承人生前育有两子。我是郭某8的小儿子，大儿子郭某9于2014年5月10日死亡。张某是被继承人的大儿媳，即郭某9的妻子：郭某3、郭某1、郭某4、郭某6、郭某5、赵某（曾用名：郭某10）、郭某7是被继承人的孙子女，是郭某9的子女。我和郭某9按照母亲郝某的意思于2006年10月6日分割了上述房产：某3号房屋归郭某9所有，某1号房屋归郭某2所有。郭某9死亡后，我们就房产的分割产生纠纷，故诉至贵院。郭某1在一审法院辩称，郭某8、郝某是我的爷爷奶奶，我爷爷2002年12月在山东老家去世，奶奶2006年10月在山东老家去世。郭某2是郭某8的大儿子，我父亲是郭某9，也是郭某8的儿子。1958年郭某8、郝某将郭某1带到北京生活至今。郭某1的父亲的儿子女儿共计七人，张某是郭某1的继母，是郭某9去世前的妻子，他们是1960年代结婚的。郭某4、郭某5、赵某、郭某6、郭某7是张某与郭某9所生子女。郭某1和郭某3是我父亲与前妻所生子女。郭某1和郭某2一起共同生活了二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从1958年开始至1968年郭某2去延安插队，郭某1和爷爷奶奶下放到河南省。第二个十年是1992年郭某2回到北京，当时他是知青，但是需要有一个接收单位，他就一直拜托郭某1帮他找接收单位，郭某1满城跑给他找单位，找到了国家检测所，就在1992年8月把他调到了该单位。他们一家三口回了北京，本应当与爷爷住在一起，因为爷爷的房屋比较大，有60平米。因为郭某1结婚生子后户籍变为了五人，我爷爷就申请了一个30多平米的房屋给了郭某1，位于某村某号院某号楼某门某2号，与郭某2主张的房屋在同一栋楼，是由郭某1和爱人一起居住的。当时孩子上初中压力大，郭某1需要打工，就想让郭某2回来照顾爷爷，但是郭某2回来后家人不同意他与爷爷住在一起，郭某1就以爷爷的名义购买了某1号房屋，这个是50年代的老房子，当时我们协商一致，郭某2有了工作后就把某2号房屋还给郭某1。1993年公房改革，我爷爷的工龄可以再多分一小间房屋，就分了某1号房屋中的一间房屋，该房屋是并户房屋，但是合住的另一家人不同意合住，要求爷爷必须把某2号房屋交出来，经过调解，爷爷就把某2号房屋给了对方，把某1号房屋全部转移到郭某1名下，郭某2就搬到了某1号房屋中，当时购买某1号房屋花了不到8000元。但是某1号房屋郭某2还在住着，他在1993年分得了一套湾子的房屋，郭某1就以为郭某2可以搬走，把某1号房屋还给郭某1，但是他不搬。我们在1998年10月与郭某2开始产生矛盾，爷爷把我与郭某2叫到某1号房屋进行了商议，爷爷说把某1号房屋给郭某1，某3号房屋给郭某2，这样就不再需要补差价了，但是某3号房屋太老，是50年代建的，很多的老年人都不愿意购买，租金也不贵，郭某1就和爷爷说，郭某1担心爷爷去世后单位不再把某3号房屋续租给郭某1，郭某1就出资全款买购买了某3号房屋，郭某1给了爷爷8000多元，后来又给了3000多元的公共维修基金。爷爷说郭某2与他爱人在某1号房屋居住上班近，就想让他在某1房屋中先住着，等郭某2退休后让我再搬回来，郭某1就同意了。郭某1对郭某9与郭某2签订的协议书有疑问，时间地点要求郭某2说明，郭某1问了其他的家人，包括哥哥妹妹都不知道这件事。奶奶是2006年10月25日左右去世的，爷爷去世后的二三年里奶奶的身体很不好，基本没有认知能力。不同意郭某2的诉讼请求，郭某2称在起诉状中称这是奶奶的意思，但是奶奶1983年离开北京，后来就一直没有回到北京，当时没有某路，奶奶都不知道有某1号房屋，因此这不是奶奶的真实意思。某3号房屋是郭某1购买的，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文件，属于借名买房，按照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双方的民事行为不得损害第三人利益，郭某2明知郭某1在该房屋中花费了巨额资金，该协议书对我的利益有重大损害，应属无效。而且郭某9一生都在山东农村生活，他不知道北京二套房屋的来源，他对这两套房屋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他不知道我出了钱买房，如果他知道起码会和我商量，二套房屋房龄相差30年，某3号房屋经过唐山大地震已经是危房了，协议却将该房屋给了郭某1的父亲，因此郭某2没有将这套房屋的真实情况告知郭某9。郭某1不同意协议书的内容，现要求对郭某8的房屋进行析产，之后再进行分割。按照继承法第十四条，郭某1和爷爷共同生活四十多年，前十九年爷爷对郭某1尽了完全抚养义务，郭某1工作后的二十多年郭某1和爱人完全照顾我爷爷，父亲与郭某2在外地都没有照顾，因此郭某8的房屋我应当有一定份额，某3号房屋是郭某1的个人财产，不是遗产，某1号房屋是我用某2号房屋置换而来的，其中也有郭某1的份额。郭某6、赵某、郭某3在一审法院辩称，我们的意见与郭某1的意见一致。张某、郭某4、郭某5、郭某7在一审法院未作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某8和郝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二子，即长子郭某9、次子郭某2。郭某9于1951年与沈氏结婚，婚后育有二子，即郭某3、郭某1。后郭某9于1959年与沈氏离婚，于1960年与张某结婚，婚后育有子女五人，即郭某4、郭某6、郭某5、赵某、郭某7。郭某8于2002年12月15日去世，郝某于2006年10月25日去世，二人于2013年4月2日注销户口。郭某9于2014年5月去世。郭某8于1999年5月24日取得某3号房屋的所有权证书，于2008年1月31日取得某1号房屋的所有权证书。关于某3号房屋与某1号房屋的购房出资情况，郭某8于1998年12月分得某1号房屋，并交纳了30%的购房款共计11432.7元。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两套房屋的购房款中郭某2共计出资5000元，郭某1出资13432.7多元，剩余款项28595元为郭某8出资。但郭某2主张该数额仅仅为购房的预交款，其于2005年补交了某1号房屋的剩余70%购房款26676.3元，并称在补交该部分房款后才能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书，为此提交其个人银行存折，显示其存折于2005年9月6日支取26676.3元。郭某1对上述存折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二套房屋剩余的购房款为郭某8交纳。郭某1主张某1号房屋中的部分房间系于1993年房改时由某2号房屋置换而来，而某2号房屋系郭某8赠与给其的房产，故其在某1号房屋中应当占有相应所有权份额，为此提交了购房款发票，显示郭某8于1993年交纳某2号房屋购房款并于1996年、2000年补交了剩余购房款，但就其他事实均未举证。郭某1主张某3号房屋系其全资以郭某8名义购买，该房屋应为其个人财产，不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郭某2对上述说法均不予认可。庭审后，郭某1另就某3号房屋在法院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郭某2，法院现已立案受理。郭某2主张其与郭某9已经就某1号房屋与某3号房屋的分割达成协议，提交《协议书》一份，落款日期为2006年10月6日，载明：“兄（郭某9）弟（郭某2）经协商，达成下列协议：父（郭某8）母（郝某）在北京市内有两套住房；一套位于海淀区某村某-某号某宿舍某门某3户（海淀区某路某号院某宿舍楼某门某3户）归属兄（郭某9）所有，另一套位于海淀区某路某号院某号楼某门某1号归属弟（郭某2）所有。”《协议书》落款处有“郭某9”与“郭某2”签字。郭某1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协议书不是2006年10月所写，且某3号房屋系其个人财产，郭某9无权进行分配。郭某1另提交《北京遗留房产分割继承全权委托书》一份，落款日期2009年10月22日上午，载明：“我的父亲与母亲过世后，在北京遗留有两套房产，我此前从未与我的弟弟郭某2正式签署相关的分割与继承协议文件，由于我的年纪大了，不能前往北京处理遗留财产分割的事情，因我的二儿子郭某1在北京居住，我就全权委托郭某1与我的弟弟郭某2协商处理房屋产权的分割继承问题。”委托人处有“郭某9”签字，受托人处有“郭某1”签字。对此，郭某1称郭某9认为郭某2与他签订的协议并非正式的房屋分割协议，正式的房屋分割协议并未签署，郭某9在签订上述协议书时亦不清楚某3号房屋系郭某1出资购买。郭某2表示该委托书是否为郭某9所写无法确认，不认可其内容。另，郭某1主张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郭某8名下仍留有存款及大额存单，但未举证。郭某2对此不予认可，表示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中郭某8的存款均已花费，用于办理郭某8、郝某的医疗、丧葬事宜。法院依据郭某8的身份证号在上述两家银行亦未查询到存款信息。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本案中，某1号房屋系郭某8与郝某婚后购买，登记在郭某8名下，该房屋应为郭某8与郝某的共同财产。郭某1和郭某2为该套房屋支付的购房款应属郭某8对二人的借款，不能改变房屋的权属性质。郭某1主张某1号房屋中的部分房间系于1993年房改时由某2号房屋置换而来，而某2号房屋系郭某8赠与给其的房产，未能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法院不予采信。郭某8与郝某去世后，某1号房屋应属二人的遗产，在二人未留有遗嘱的情况下，对该套房屋的分割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由郭某9、郭某2继承。郭某9去世后，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即郭某1、郭某6、赵某、郭某3、张某、郭某4、郭某5、郭某7。郭某8去世后，郭某9与郭某2就郭某8、郝某的遗产分配达成了书面协议，二人均签字确认，郭某1虽不认可该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但未提出反证，且其认可该协议书为郭某9所签。郭某1辩称该协议侵犯了其在涉案房屋中的权利，法院认为郭某9、郭某2才是郭某8与郝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对郭某8与郝某遗留的财产有合法的处置权利。同时，郭某9作为郭某1的父亲，理应对郭某1与郭某8与郝某的关系及财产情况较为了解。在此情况下，郭某9仍与郭某2签署协议书，该协议应为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遵照履行。关于郭某1提交的委托书，郭某2对此不予认可。郭某9虽然在委托书中表示此前从未与郭某2正式签署相关的分割与继承协议文件，但协议书中并未提及该协议并非正式文本。现郭某1不同意按照协议约定内容履行,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某1号房屋应由郭某2继承所有。就某3号房屋，鉴于郭某1已经另行起诉，法院已另案受理，故对于该房屋的分割事宜本案中暂不予处理。郭某1主张分割郭某8名下的银行存款，但未提交相应证据，法院对此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郭某8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村某-某号某号楼某门某1号房屋由郭某2继承所有；二、驳回郭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诉争某1号房屋系郭某8与郝某婚后购买，并登记在郭某8名下，该房屋应为郭某8与郝某的共同财产。郭某1称其支付该房屋购房款的主张，不能改变房屋的权属属性。郭某1主张其对郭某8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该适当分得遗产份额，但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根据郭某8的收入情况，其收入可以覆盖其生活，并不需要他人为其生活提供主要经济来源，故本院对郭某1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28元，由郭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福春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