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9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瑞萍，女，1958年1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君，北京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肇宁，女，1978年8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平，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峰，男，1982年6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诉人赵瑞萍因与被上诉人郭峰、黄肇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17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瑞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赵瑞萍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郭峰、黄肇宁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点[无赠与事实]。在孩子离婚案件中，我没有说过赠与郭峰、黄肇宁任何一方，也没有交过赠与任何一方的资料。这个案件第一次开庭时，我和我的律师才知道他们在诉讼中提过赠与的事情。但是，我是我，我的钱并不是无偿的给到子女，在我们山西晋商地区，出具借条也是二代人家庭中比较常见的处事方法。第二点[提出房屋份额的背景]。在他们离婚案件中，我提交过占有房产份额的出资资料，是因为160多万房款总价，我出资120万，他们前面打离婚官司时，借条也还在山西，当时电话里，孩子说让我来北京带孩子的，还不知道他们离婚，也不想让离婚，我也一直给他们两人做工作，希望小两口能够放下矛盾好好过日子，在那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去要求他们两人去还钱（不然，会更加增加两个人的矛盾），更不可能想到还要通过打官司的方式要他们还钱。跟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说，给我的答复是应当主张份额，于是才有说到我要房屋的份额。第三点[一审判决书断章取义，扭曲事实]。在他们离婚案件中，是在法院“房屋涉及第三人权益另行处理”建议下，郭峰、黄肇宁说“除房屋相关的债权债务外”没有共同债务，不然的话，按判决的认定，房屋的贷款就不用还银行了。这次开庭中，“郭峰说借钱没有与黄肇宁商量”，同样是说的“利息没有商量”。借钱的事，是他们两人都说过的，但是因为儿子儿媳的关系，不可能将所有的事情挑明，都写到白纸黑字上。而且，到这个案件开庭时，问黄肇宁是不是在离婚过程中明确说还借款，郭峰承认，黄肇宁沉默没有否认。第四点[证人证言与借款给付、借条形成时间相符，应当采信]。因为担心两人拿钱做别的事情，接到电话后，也需要筹措资金。这个事情，我一直和郭风岺商量，这件事是我们整个家族大事。陪同我到现场买房、付款和跟郭峰讲借款事项的唯一见证人是郭某。而且，记忆中开庭时，对方并没有对于亲属身份表示过异议，法院主动提及“因为亲戚就不信”不太公正。第五点[黄肇宁主张不知情、赠与法律关系，与给钱的履行过程不符，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买房屋很久以前，黄肇宁和她娘家就说过一分钱不出，问她她说她没有钱，不出钱，也不管。后来国庆节回山西，两人提到想买房子，要借钱，我和我家老头才同意，不然这是我和老头差不多一辈子的积蓄，不可能没有任何说法就给到他们。第六点[黄肇宁明知是借款，是唯合理的判断]。拿钱买房和买车时，两人没有任何的积蓄，两人的经济状况是一清二楚的。钱从哪里来，两人是明确知道的，钱款也确实用于家庭支出。对于借款，黄肇宁不可能不知情。判决对于这个事实的判断，缺少常识性经验。第七点[退一步说，利息的约定，也构成表见代理]。借条当时是按照我上班时的条子格式给到郭峰的，利息约定是也只是防止两人以后分开时的一个约束。即便按郭峰的说法，利息的事情没给黄肇宁说，我作为婆婆也不可能事先去确认，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构成表见代理。而且，考虑到房屋的增值，也并没有损害黄肇宁、郭峰的利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以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逻辑，考虑到社会普通家庭二代人日常生活中无法完全用“两人共同签字确认”的背景，查明事实，维护赵瑞萍一辈子积蓄的合法权益。黄肇宁辩称：不同意赵瑞萍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晋商父子二代借款比较普遍的说法需要提供证据证明，但是赵瑞萍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我方认为不应当认可，其主张份额，把所有责任推给离婚案件中的法官不合理，赵瑞萍应当清楚借条与购房的含义，二者有严格的法律性质的区别，主张是一审法官告知并不能推卸其前后矛盾的陈述。另外，如果郭峰借款时已经和黄肇宁商议，黄肇宁应当在借条上签字予以认可，同时证明其知道借贷事实，但该借条上没有黄肇宁任何签字和认可，不应对借款事实予以确认。黄肇宁通过个人公积金帐户进行出资，房屋贷款来源于黄肇宁个人公积金帐户。赵瑞萍主张黄肇宁没有出资并不真实。另外黄肇宁对钱款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在这个过程中赵瑞萍的出资并非借款，黄肇宁也并非对钱款不知情，而是就借款不知情。赵瑞萍陈述生病、老了等情况完全是为了阻止黄肇宁在离婚后财产分割中应当取得的份额。赵瑞萍一会儿主张赠与、一会儿主张欠款、一会儿又主张房屋份额的陈述明显矛盾，目的就是在阻止黄肇宁取得应有份额。郭峰辩称：同意赵瑞萍的意见，认可欠款，借条都是郭峰写的，不认可黄肇宁的陈述。赵瑞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郭峰、黄肇宁偿还欠款815185元，并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自2010年12月12日至实际还款日的利息；2.判令郭峰、黄肇宁偿还欠款370000元，并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自2011年7月23日至实际还款日的利息；3.判令郭峰、黄肇宁偿还欠款100000元，并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自2014年4月9日至实际还款日的利息；4.诉讼费由郭峰、黄肇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瑞萍与郭峰系母子关系。郭峰与黄肇宁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8年6月6日结婚。2018年9月，郭峰与黄肇宁经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郭峰上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2010年12月5日，赵瑞萍向郭峰转账50000元，2010年12月11日，赵瑞萍刷卡支付765185元，共计815185元，用于购买房山区悦盛路三号院1号1层3单元103的房屋；郭峰、黄肇宁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方式支付房款800000元，该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郭峰。2011年7月22日，赵瑞萍向黄肇宁转账370000元，用于提前归还上述房屋贷款。2014年4月8日，赵瑞萍刷卡支付100000元，用于购买上述房屋所在小区的车位。郭峰曾为赵瑞萍出具三张借条。其中，落款日期为2010年12月12日的借条载明：为购买芭蕾雨住宅房屋，现收到赵瑞萍（身份证号×××）出借的人民币￥815185.00元（人民币捌拾壹万伍仟壹佰捌拾伍元整），其中￥50000.00元（人民币伍万元整），2010年12月5日汇款至郭峰账户，￥765185.00元（人民币柒拾陆万伍仟壹佰捌拾伍元整），于2010年12月11日由赵瑞萍在售楼处刷卡支付。约定借款月利率2%（佰分之贰），自2010年12月12日起计息，郭峰应尽快归还本息。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22日的借条载明：为住房提前还贷，现收到赵瑞萍（身份证号×××）以汇款出借的￥370000.00（人民币叁拾柒万元整），于2011年7月22日汇至贷款还款账户。约定借款月利率2%（佰分之贰），自2011年7月23日起计息，郭峰应尽快归还本息。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8日的借条载明：为购买芭蕾雨配套车位，现收到赵瑞萍（身份证号×××）出借的人民币￥100000.00元（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于2014年4月8日在售楼处刷卡支付。约定借款月利率2%（佰分之贰），自2014年4月9日起计息，郭峰应尽快归还本息。在黄肇宁诉郭峰离婚纠纷案的一审2018年7月27日的庭审中，郭峰主张815185元购房款系赵瑞萍支付，房屋是对郭峰的单方赠与。郭峰提交了赠与合同一份，黄肇宁的质证意见为，该赠与合同系郭峰为争夺夫妻共同财产伪造。后郭峰撤回了该份证据。一审庭审中，郭峰、黄肇宁均称二人没有共同债权债务。在2018年7月27日的庭审后，赵瑞萍曾于2018年8月22日到庭表示，关于上述房屋其出资120万，这120万并不是赠与郭峰的，也不是赠与郭峰和黄肇宁的，而是自己占有房屋份额，房屋属于共有，赵瑞萍主张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此后，在第二次庭审中，郭峰主张房屋为郭峰与赵瑞萍共同所有。在该案第一次庭审中，郭峰先是陈述借款时其对黄肇宁说了借款的事情，但没有说利率标准。此后，针对法庭询问为何黄肇宁没有在借条上签字，郭峰陈述借款时没有跟黄肇宁说。在该案第二次庭审中，赵瑞萍申请证人郭某出庭作证，郭某称赵瑞萍系其嫂子，购房款系赵瑞萍出借给郭峰。至于借款时黄肇宁是否知道借款一事，郭某表示不清楚。该案一审中，赵瑞萍申请鉴定案涉三张借条的形成时间是否为落款所载时间，一审法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经该所对鉴定材料进行审查，该所认为笔迹形成时间鉴定事项超出该所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无法受理该项鉴定。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赵瑞萍对案涉房屋及车位的出资，是否是对郭峰、黄肇宁出借的借款。首先，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在郭峰与黄肇宁离婚案件中，郭峰主张购房款系赵瑞萍对其的单方赠与，并提交了赠与合同作为证据，赵瑞萍主张房屋为其与郭峰共同所有，此后郭峰亦主张房屋为其与赵瑞萍共同所有。在此期间，赵瑞萍与郭峰均未提到赵瑞萍系向郭峰、黄肇宁出借购房款、购车位款，且赵瑞萍与郭峰关于房屋赠与、共同所有的表述，是与借款关系完全不同的表述，该表述前后矛盾。另，在离婚案件庭审中，郭峰、黄肇宁均表示无共同债权债务。故不能仅依借条证明赵瑞萍与郭峰、黄肇宁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证人郭某与赵瑞萍存在亲属关系，郭某的单一证言并不足以证明借贷事实的存在。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此可见，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的，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视为对夫妻双方或出资方子女的赠与。结合前述在郭峰与黄肇宁离婚案件中，赵瑞萍与郭峰均未认为购房款属于借款性质，且赵瑞萍与郭峰系母子关系，在郭峰与黄肇宁离婚的背景下，不能仅依据出资方子女出具的借条而认定赵瑞萍的出资行为即为出借行为。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该案中，借款买房和车位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决定，需要夫妻双方平等协商，而依郭峰陈述，借款时其并未告知黄肇宁借款一事，亦未告知利率标准，在借条约定高额利息的情况下，黄肇宁未参与协商、未对借款及利率标准发表意见，故不能证明赵瑞萍与郭峰、黄肇宁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而赵瑞萍与黄肇宁原为婆媳的关系，对出资购房及车位款项性质的约定，应与黄肇宁协商，赵瑞萍并无理由仅依郭峰签字即相信该借条的出具是郭峰与黄肇宁的共同意思表示。综上，赵瑞萍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郭峰、黄肇宁存在借贷合意，故赵瑞萍依据借贷关系要求郭峰、黄肇宁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判决：驳回赵瑞萍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赵瑞萍向本院提交郭某的视频录像和证人证言作为新证据，证明一审庭审结束后，黄肇宁承诺偿还借款本金和合理利息。黄肇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郭凤芩与赵瑞萍、郭峰及黄肇宁均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郭峰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称其当时虽不在现场，但认为郭某的陈述是真的。黄肇宁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有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在案证据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在郭峰与黄肇宁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赵瑞萍确实提供了部分资金用于郭峰与黄肇宁夫妻购买涉案房屋及车位。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赵瑞萍的出资，是否是对郭峰、黄肇宁的出借。首先，在郭峰与黄肇宁离婚案件中，郭峰主张购房款系赵瑞萍对其的单方赠与，并曾提交赠与合同作为证据；而赵瑞萍主张房屋为其与郭峰共同所有；此后郭峰也主张房屋为其与赵瑞萍共同所有。在此期间，赵瑞萍与郭峰均未提及赵瑞萍在本案中主张的款项系对郭峰、黄肇宁的出借款。由此可见，赵瑞萍的陈述明显前后不一致。其次，在郭峰与黄肇宁离婚案件庭审中，郭峰、黄肇宁均表示无共同债权债务。再次，证人郭某与赵瑞萍、郭峰、黄肇宁之间均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尽管本案存在郭峰出具的借条，但在没有黄肇宁签字确认的情形下，不能仅以此认定赵瑞萍主张的涉案款项为借款性质；证人证言较其他证据而言，证明力本身较弱，在郭凤芩与赵瑞萍、郭峰、黄肇宁均具有明显利害关系的情形下，难以采信。综上，赵瑞萍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郭峰、黄肇宁存在借贷合意，故对赵瑞萍要求郭峰、黄肇宁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赵瑞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67元，由赵瑞萍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判决。审 判 长 种仁辉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付晨晨书 记 员 陈 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