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铁路运输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9）宁8601行初608号   原告孔艳，女，汉族，1968年8月22日出生，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代理人宋承远，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炤，北京天驰君泰（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银川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北街177号。   法定代表人沈爱红，局长。   出庭负责人徐万生，该局副调研员。   委托代理人赵强，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721号。   法定代表人赵会勇，区长。   出庭负责人高亮，该区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赵兴荣，宁夏新中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方元文，女，汉族，1961年9月12日出生，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原告孔艳诉被告银川市自然资源局，第三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第三人方元文房屋登记行政管理一案，于2019年12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向被告银川市自然资源局，第三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方元文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孔艳及其委托代理人宋承远、任炤，被告银川市自然资源局副调研员徐万生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强，第三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高亮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兴荣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方元文经依法通知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9月，被告银川市自然资源局为第三人方元文办理了产权证号为宁【2018】金凤区不动产权第XXXX号银川市金凤区XX二期A区11号住宅楼4单元502室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载明产权人为方元文，房屋建筑面积为79.43㎡。   原告孔艳诉称，2019年6月原告去被告银川市自然资源局办理XX二期A区11-4-502室房屋产权证时发现自己的房屋产权证被错误办理至第三人方元文名下。原告遂联系被告及银川市金凤区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金凤区拆迁办）询问情况，了解到2018年2月12日，金凤区拆迁办为XX小区拆迁群众办理房屋产权证时，错误将XX二期A区11-4-502室，面积79.43平方米（实际房主为原告）房屋错办给第三人方元文，而方元文拆迁安置房屋实际为XX小区11-4-502室，面积89.24平方米。因金凤区拆迁办工作人员疏忽，将原告房屋与第三人方元文房屋办理错误。后金凤区拆迁办向被告发出《关于申请对方元文房产证办错纠正的函》寻求妥善处理此事，但被告依然不纠正房产证办理错误的行政行为，导致原告房产证至今无法办理。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作出的银川市金凤区XX二期A区11-4-502室（宁【2018】金凤区不动产权第XXXX号）产权证。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围绕其诉讼请求原告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1-1《银川火车站调向（扩容）改造项目东南角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编号：银土储【2013】12号（火772）；1-2《银川市康居商品房屋合同》合同编号：2019年国有GY57号；1-3《拆迁安置房屋价格核算表》；1-4《安置入住通知单》编号：0001788；1-5《银川市市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缴款通知单》编号：1037017、《银川市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票据（银行代收专用）》编号：0628897；1-6《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编号：01160096；1-7宁夏和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收据》编号：152957、152936。证明目的：1、2013年因实施银川火车站调向（扩容）改造，原告位于银川市金凤区石油家属院2号楼3单元502室（产权证号为金凤区字第163094号）的房屋，被银川市土地储备局依法征收，银川市土地储备局与原告签订《银川火车站调向（扩容）改造项目东南角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编号：银土储【2013】12号（火772），约定：计划将原告产权调换补偿安置于“XX小区11号楼4单元502室，安置面积79.43平方米，其中产权调换面积60.18平方米，超出产权调换面积19.25平方米”的事实，且该协议合法有效。2、银川市土地储备局出具的《拆迁安置房屋价格核算表》《安置入住通知单》编号0001788及原告与银川市土地储备局拆迁安置办公室签订的《银川市康居商品房屋合同》（合同编号：2019年国有GY57号），均证明安置给原告的房屋实为“XX二期A区11号楼4单元502室”，且该协议合法有效；3、原告依法向政府及物业公司缴纳涉案房屋相关房屋差价、购房款、物业费等相关费用，原告已经事实上合法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并实际使用至今。   证据二，2-1《金凤区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关于申请对方元文房产证办错纠正的函》；2-2《金凤区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关于申请对方元文房产证办错解除查封冻结的函》。证明目的：1、原告实际分得的安置房屋为XX二期A区11-4-502室，第三人方元文实际分得的安置房屋为XX小区11-4-502室；2、造成原告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书被登记在方元文名下的原因是：金凤区拆迁办工作人员疏忽没有详细核对方元文提供的拆迁协议和拆迁安置分房一览表，造成错给方元文办理了XX二期A区11-4-502室，面积79.43平方米的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3、方元文持有错误的《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被告银川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依据该错误的《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等材料，在未尽到审慎查验义务的情况下，将原告合法所有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办理在方元文名下，该一系列错误系金凤区拆迁办及银川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导致，并非原告造成；4、涉案房屋2019年4月才符合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前置条件，原告于2019年6月前往被告银川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才发现自己的房屋已经被错办至方元文名下，经多方沟通均无法更正后，遂于2019年12月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编号：01160096），可以证明原告未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   证据三，3-1钥匙一把；3-2物业费、采暖费、水费发票/收据；3-3天然气卡、电卡。证明目的：涉案房屋XX二期A区11-4-502室自安置分配至今一直由原告所有并使用。   针对上述证据，被告发表质证意见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除银川市康居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外其他证据的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从银川市康居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约时间和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开票时间可知，银川市土地储备局在给原告安置涉案房屋时，涉案房屋早已登记在第三人方元文名下。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从涉案房屋在银川市土地储备局拟安置给原告时，已经在2018年9月由方元文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故金凤区拆迁办所出具的两份函所载内容不合法，且与本案无关，且金凤区拆迁办并非涉案房屋的登记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无权对涉案房屋申请办理任何手续。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银川市土地储备局对原告的安置发生在2019年2月份之后，而且居住行为与安置行为无直接关联。   第三人发表质证意见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除银川市康居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外的其他证据合法性无异议。该商品房屋合同签订时间为2019年2月18日，第三人方元文的安置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2月12日，房屋记载为XX二期A区11-4-502室，上述银川市康居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双方（孔艳、银川市土地储备局）均未对房屋的面积以及房屋的名称进行合法性审查。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上述银川市康居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各方及第三人方元文均有对合同的审查义务，原告与银川市土地储备局均应当对合同内容进行核实，被告在进行涉案房屋办理产权登记时应当对房屋的楼号与面积一致性进行核实，金凤区拆迁办出具纠错函也是为了解决涉案房屋的争议问题。对证据三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原告与银川市土地储备局签订安置合同时没有对房屋楼号以及面积进行充分核实，在原告签订该安置合同之前，涉案房屋已经予以安置，因此原告对涉案房屋办理产权证的不利后果应当承担责任。   被告银川市自然资源局辩称，1、查阅档案资料显示，银川市XX二期A区11-4-502室房屋，面积为79.43平方米，登记权利人为第三人方元文。2018年9月13日，方元文委托案外人马某到被告处申请不动产登记。提交了不动产登记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问询事项表、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并提供了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一份。该合同显示，黄河东路街道办事处向方元文安置房屋一套，房屋位于XX二期A区11-4-502室，建筑面积为79.43平方米，且房屋坐落处没有任何改动痕迹。被告依据申请人方元文提交材料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为其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该行为合法有效。2、根据涉案房屋档案记载，涉案房屋权利人为方元文，原告既非房屋权利人，也非利害关系人，故原告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3、涉案房屋登记时间为2018年9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涉案房屋登记时间距离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一年法定期限。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1-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1-2《不动产登记问询事项表》；1-3《委托书》；1-4方元文及马某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1-5《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1-6《税收缴款书》；1-7《银川市市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缴款通知单》；1-8《银川市不动产登记受理凭证》；1-9《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单》。证明目的：1、2018年9月14日，方元文向被告申请对位于金凤区XX二期A区11号楼4单元502室的安置房（建筑面积79.43平方米）进行产权登记。在登记过程中，方元文提交了《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委托书》等资料，并交纳了相关税费。2、在银川市××区办事处与第三人方元文签订的安置合同（035-1）中，载明安置部门为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街道办事处，被安置人为方元文，审核单位为金凤区拆迁办，且该合同第六条安置房屋基本情况中对建筑面积进行了更改，由打印体的89.24平方米更正为书写体的79.43平方米，该更正行为有金凤区拆迁办签章确认。3、税收缴款书中课税数量记载为89.24平方米，该缴款书的出具单位为国税银川税务局。4、银川市市本级缴款通知单中载明的交款义务人为方元文，该内容有签章确认。5、被告经审核后依法为第三人方元文办理了登记证号为宁【2018】金凤区不动产权第XXXX号的产权登记。目前，该房屋处于被查封状态。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提交的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第六条安置房屋基本情况中，安置房屋的建筑面积由原来打印的89.24平方米被手写修改为79.43平方米，且修改处没有加盖指纹或其他对修改的确认签章，被告提交的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单据课税数量一栏中明确写明为89.24平方米，并非原告涉案房屋建筑面积79.43平方米。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方元文签订的安置合同（035-1）第六条载明房屋坐落位置为XX二期A区11-4-502室，房屋面积为89.24平方米，该处记载房屋与面积数不符，税收缴款书中也载明课税数量89.24平方米，被告在办理产权证过程中没有进行核实。   第三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述称，为实施银川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年银川市政府对老火车站周围房屋实施拆迁。XX小区11-4-502室（面积为89.24平方米）系安置给第三人方元文的房屋。XX二期A区11-4-502室（面积79.43平方米）系安置给原告孔艳的房屋。2018年2月12日，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方元文签订了《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约定安置房屋坐落位置为XX二期A区11-4-502室，后方元文办理、取得了XX二期A区11-4-502室房屋产权证，但实际上，XX二期A区11-4-502室房屋一直由原告孔艳实际居住使用。XX小区11-4-502室至今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2019年10月23日，金凤区拆迁办向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出《关于申请对方元文房产证办错纠正的函》，请求对错办房屋产权证予以纠正。第三人方元文在申请办理房屋登记时，向被告提供的房屋安置材料等均系XX小区11-4-502室，仅房屋安置合同中存在上述笔误记载。被告在对XX二期A区11-4-502室房屋进行房屋产权登记时，未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对第三人方元文申请登记的房屋及其提供的相关材料的不动产界址、界限、面积等是否一致进行查验，也未到不动产实地进行查看，未尽到谨慎审查的注意义务即将原告安置房屋登记在方元文名下，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有权要求其撤销该行政行为。   第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1《旧城改造项目征用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安置补偿协议》一份、方元文身份证、户口簿各一份；1-2拆迁安置房屋价格核算表各一份；1-3《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一份；1-4关于申请对方元文房产证办错纠正的函一份。证明目的：第三人方元文拆迁安置的房屋为XX小区11-4-502室（面积89.24平方米），而《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中将安置房屋坐落位置填为XX二期A区11-4-502室，后方元文办理、取得了XX二期A区11-4-502室（面积79.43平方米）房屋产权证。为此，2019年10月23日金凤区拆迁办向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函予以纠正。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实际安置的房屋为XX二期A区11-4-502室的事实；2、安置补偿协议中明确方元文拆迁房屋面积为85.04平方米，与涉案房屋实际面积不一致，且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06年10月22日，证明方元文安置时间与原告房屋安置时间不是一个时间段。   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1的安置补偿协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方元文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本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1-2、1-3、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涉案房屋在2018年9月由方元文申请办理登记时已经提交了相关的申请登记资料，登记申请资料中载明安置房屋的具体坐落为：XX二期A区11-4-502室，面积为79.43平方米，且申请材料中的安置房屋合同第六条明确载明了安置的房屋坐落及面积，并且有金凤区拆迁办的签章确认，涉案房屋的登记行为不存在错误。   本院对各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被告的证据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相关案件事实，本院予以认定。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旧城改造项目征用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安置房屋价格核算表》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原告与被告均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孔艳与银川市土地储备局于2013年1月10日签订了《银川火车站调向（扩容）改造项目东南角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征收原告位于银川市金凤区石油家属院2号楼3单元502室房屋，给予原告现房安置，安置地点位于“XX小区”11号楼4单元502室，安置住宅房屋面积为79.43平方米。2013年2月27日银川市土地储备局拆迁安置办公室出具《拆迁安置房屋价格核算表》，载明被安置人为孔艳，实际安置面积79.43平方米，安置地点为XX二期A区11-4-502室，需补缴46522元安置房差价款。2013年3月1日银川市土地储备中心安置办公室向物业公司出具编号0001788《安置入住通知单》，载明银川市城市建设火车站改造（扩容）项目，拆迁孔艳同志住宅，现依据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安置在XX二期A区11-4-502室。同日，原告孔艳缴纳了安置房差价款和物业费。2018年9月14日，第三人方元文委托案外人马某向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申请办理银川市金凤区XX二期A区11-4-502室房屋的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登记申请表上载明不动产面积为79.43㎡。同时提交了委托书、申请人身份证明、合同编号035/1《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等资料。其中，《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第六条“安置房屋基本情况”载明：“安置房屋坐落位置XX二期A区小区11号楼4单元502室……安置房屋的用途为住宅，安置房屋的建筑面积79.43平方米……”（该合同条款面积处原印刷体为“89.24平方米”书手修改为79.43平方米，修改处有合同审核部门银川市金凤区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盖章确认）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受理后，经审查为方元文办理了银川市金凤区XX二期A区11-4-502室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载明权利人为方元文。2019年2月18日，原告与银川市土地储备局拆迁安置办公室签订2019年国有GY57号《银川市康居商品房屋合同》，明确给原告安置的房屋位置为XX二期A区11号楼4单元502室，建筑面积为79.43平方米。   又查明，2019年10月23日，金凤区拆迁办向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关于申请对方元文房产证办错纠正的函》，载明：“2018年2月12日，我办为XX小区拆迁群众办理房屋产权证时，错误将XX二期A区11-4-502室，面积79.43平方米（实房主为孔艳）错办给方元文，方元文拆迁安置房屋实为XX小区A区11-4-502室，面积89.24平方米。因当时方元文提供的拆迁协议和拆迁安置分房一览表没有标注清楚具体小区名称，在工作人员没有详细核对情况下，为方元文办理了XX二期A区11-4-502室，面积79.43平方米（实房主为孔艳）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方元文本人没有提出异议并签字认可，其后在银川市市民大厅办理了房屋产权证。2019年6月，XX二期A区11-4-502室，面积79.43平方米房主孔艳到银川市不动产中心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证时，发现已错办给方元文，孔艳本人到我单位反映，经我单位核实后，确认为工作人员疏忽，将房主孔艳XX二期A区11-4-502室，79.43平方米房屋错办给方元文，同时，我单位与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联系出具相关证明，望给予纠正办理。目前，贵单位已为方元文办理了XX二期A区11-4-502室，面积79.43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实房主为孔艳），现已被江西抚州人民法院、金凤区人民法院查封冻结，同时造成XX二期A区11-4-502室，面积79.43平方米房主孔艳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多次到各级政府上访，为了尽快解决错办房屋问题，也为原房主能尽快办理房屋产权证，本着有错就改的原则，恳请贵单位尽快给予对错办房屋产权证予以纠正为盼。……”同日，金凤区拆迁办还向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出具了《关于申请对方元文房产证办错解除查封、冻结的函》，要求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对错办产权证的涉案房屋解除查封、冻结。   再查明，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系被告银川市自然资源局下属事业单位，承担具体的不动产登记工作。黄河东路街道办事处经第三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授权与第三人方元文签订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   本院认为，原告孔艳诉请系要求撤销被告银川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银川市金凤区XX二期A区11-4-502室房屋产权证，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作出案涉不动产登记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作为银川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具有对辖区范围内不动产进行登记的法定职责。《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三）相关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文件、不动产权属证书……。第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的，应当按照下列要求进行查验：（一）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材料与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状况是否一致；（二）有关证明材料、文件与申请登记的内容是否一致；（三）登记申请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银川市房屋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申请房屋登记，申请人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构提出，并提交申请登记材料。申请人应当对申请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不得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房屋登记。本案中，第三人方元文于2018年9月14日委托案外人马某向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申请办理银川市金凤区XX二期A区11-4-502室房屋的不动产登记，并提交了申请不动产登记所需要的相关材料，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就其提交的材料进行了审查。鉴于方元文提交的申请表、委托书、编号为035/1的《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等材料中，均显示所申请办理登记的房屋为银川市金凤区XX二期A区11-4-502室，且面积与该房屋实际情况一致，为79.34平方米（虽经手书修改，但有银川市金凤区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盖章确认），故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在履行其审查职责中无过错，其为方元文办理的XX二期A区11-4-502室（宁【2018】金凤区不动产权第XXXX号）不动产权证合法。而银川市金凤区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向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关于申请对方元文房产证办错纠正的函》仅能证明该办认可其工作人员因失误错为方元文办理了XX二期A区11-4-502室，面积79.43平方米的银川市康居安置房屋合同的事实，但该事实不足以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另外，2013年1月10日，原告与银川市土地储备局签订的《银川火车站调向（扩容）改造项目东南角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中约定安置地点位于XX小区11号楼4单元502室。而2019年2月18日，原告与银川市土地储备局签订的《银川市康居商品房屋合同》中约定安置房屋为XX二期A区11号楼4单元502室，而该房屋已于2018年9月登记在方元文名下，即原告与银川市土地储备局签订《银川市康居商品房屋合同》时，方元文已经取得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故原告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孔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孔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朱 武   审判员 胡小兵   审判员 冯桂杰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唯君   书记员 叶 惠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