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28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莉，女，197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莹，北京方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嘉婕，北京方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红蕾，女，197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刘莉与被上诉人赵红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46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裁定驳回赵红蕾的起诉；3.本案上诉费由赵红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事实是赵红蕾的委托人（已另案起诉赵红蕾）委托赵红蕾，赵红蕾委托刘莉向案外人购买加油卡，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赵红蕾从刘莉处购买加油卡，赵红蕾与刘莉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买卖合同关系。由于赵红蕾和刘莉主要通过微信交流，双方为证明案件的客观事实，在一审过程中均提交了微信记录作为证据，但赵红蕾提交的微信记录是断续的、不完整的，无法反映客观事实；而刘莉提交的微信证据是完整的，可以反映双方真实法律关系的全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仅截取了部分微信记录，并未完整阅读、理解双方全部沟通过程，曲解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事实存在错误。通过刘莉与赵红蕾之间的微信记录，可以确认以下几个事实：1、自2018年1月起，在涉案争议发生前，赵红蕾已多次委托刘莉向他人购卡，其对于刘莉并非售卡人一事明知。双方沟通的过程中虽未直接出现“委托”这一字眼，但是赵红蕾多次提到“帮我订”“给我买了多少”，此类语言体现的都是委托的意思。2、由于担心有风险，赵红蕾和刘莉也曾经商量过让实际购卡人与实际供货人直接交易，但后来还是决定通过二人作为中间环节购买加油卡。3、通过委托购卡，赵红蕾获取了报酬，并主动提出要分给刘莉。4、2018年3月案涉争议发生前，赵红蕾和刘莉明确了“咱们这好几趟线对吧，就不光是咱俩的事儿”，赵红蕾明确告知过刘莉其“下线”的意图，并且直述“让刘莉从中为难”，说明两人都是购卡的中间环节。上述事实表明，赵红蕾确属按照案外人的指示，再指示刘莉向案外人购买加油卡，双方均从各自的委托事务中抽取折扣作为报酬，符合委托合同的构成要件。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前提是一方有卖的意思表示，另一方有买的意思表示。具体到本案，加油卡并非刘莉所有，刘莉不可能将不是自己所有的标的物卖给他人，刘莉不具备出售加油卡的基础条件，也没有自己出售的意思表示。赵红蕾多次提到是帮她的下家购买，之所以转款给刘莉并非赵红蕾自己要购买加油卡，而是想从整个交易中抽取折扣费，即报酬。可见，赵红蕾和刘莉只是交易过程中的节点，二人并不单独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二、在案涉加油卡的最终供货人袁某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刑事案件中，金某被列为了被害人，刘莉、赵红蕾虽未被列为被害人，但根据（2019）京03刑初44号刑事判决书中金某的陈述，金某替朋友刘莉用165.3万元购买了面值190万元的加油卡，该190万元加油卡与本案所涉加油卡系同一标的物，正因为袁某的合同诈骗行为，才导致本案的双方当事人以及涉案关联方连环转款购卡，本案纠纷归根结底与袁某涉嫌的刑事犯罪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是一个连贯的、整体的过程，只有由有权机关一并处理，才能保证这一整体中各个环节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均得到保护。三、从相关案件的实质来看，赵红蕾、刘莉其实均为袁某涉嫌合同诈骗罪的被害人，如果将前述整体的每一环节都作为单独的民事案件处理，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赵红蕾、刘莉等人均承担返还合同价款的责任，价款金额对于几方来说都不是小数目，如果相关判决生效，几方很可能均无力偿还而成为被执行人。这样不仅不能使实际购卡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对赵红蕾、刘莉等人来说显失公允，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赵红蕾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红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赵红蕾与刘莉的买卖合同关系；2.刘莉返还赵红蕾货款1724250元；3.本案诉讼费由刘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起，刘莉在其微信朋友圈发信息，表明其可以提供有折扣的加油卡。2018年3月23日，赵红蕾共计向刘莉转账1724250元，用于购买面值为190万元的中石化加油卡。但刘莉至今未向赵红蕾交付任何加油卡。一审庭审中刘莉陈述，其并不能直接供货，需要找上家金某订货；金某需要找其上家袁某订货，袁某是最终的供货人。刘莉提交的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其于2018年3月23日向金某转账共计1653000元，交易摘要备注为“购买190万中石化加油卡”。刘莉主张其系受赵红蕾的委托，代其向金某订货，双方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刘莉从中收取差价，实为收取报酬。赵红蕾对刘莉的主张不予认可，称其从未委托刘莉向金某订货，其是直接向刘莉订货。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月13日双方有如下对话：赵红蕾：这卡打几折？刘莉：9.5折。赵红蕾：不是9折吗？刘莉：那我不能白折腾啊，对外就是9.5，利太少，没辙。赵红蕾：你就9折拿吗？刘莉：对的，还可以开发票。2018年3月23日，刘莉给赵红蕾发信息：买多少？赵红蕾回复：总计190万元的卡，不是给你汇190万元。刘莉回复：金额正确，190万的中石化加油卡。另，庭审中刘莉明确陈述，其收取赵红蕾的款项后扣除71250元，将其余1653000元转给金某购卡，就其扣除的差额，其并未告知过赵红蕾。另查，刘莉向案外人金某订卡，金某再向袁某购卡。袁某因涉嫌合同诈骗（其谎称能低于市场价购买京东E卡、中石化加油卡、商通卡、手机、平板电脑等物品），于2018年4月24日被民警查获归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京三分检经检刑诉[2019]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袁某犯合同诈骗罪，于2019年4月23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袁某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将金某列为被害人，刘莉、赵红蕾均未被列入被害人名单。一审法院认为：刘莉主张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虽然案涉加油卡的最终供货人为袁某，袁某涉嫌以低价购加油卡等为由进行合同诈骗，但在袁某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并未将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列为被害人，即袁某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与本案并无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刘莉主张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刘莉抗辩称其与赵红蕾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但依据其举证，双方在微信沟通订货的过程中，从未提及委托一词。相反，刘莉所表述的语言，如“那我不能白折腾啊，对外就是9.5，利太少，没辙”，“买多少”等，均符合买卖合同的磋商特征。再有，刘莉收取赵红蕾的订货款后，径行扣除71250元据为己有，并未就此与赵红蕾进行协商，该行为亦符合通过转卖赚取差价的买卖合同交易特征。故刘莉主张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不能成立。本案中，双方明确约定，订购的标的物为面值190万元的中石化加油卡，交易金额总计1724250元，合同要件完备，形成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赵红蕾交付合同价款后，刘莉至今未能向赵红蕾供货，致使赵红蕾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赵红蕾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刘莉亦应当向赵红蕾返还全部款项。一审法院对赵红蕾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赵红蕾与刘莉之间关于190万元面值中石化加油卡的买卖合同关系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刘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赵红蕾已支付的价款172425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袁某合同诈骗罪一案，2019年12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2019）京刑终14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袁某的上诉，维持原判。依据该裁定，被告人袁某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案扣押的从被告人袁某处起获的款物（附清单）变价后按比例退赔被害人，不足部分，继续责令被告人袁某予以退赔；在案冻结的加油充值卡及京东礼品卡退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上述事实，有（2019）京刑终147号刑事裁定书、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如下方面，兹分别予以评析。关于刘莉和赵红蕾之间的法律关系，通观一审中当事人提交的所有微信记录，赵红蕾和刘莉之间的交流中的确有“帮我订”之类的语言。但是，从赵红蕾和刘莉之间关于加油卡所形成的合意来看，赵红蕾同意向刘莉支付涉案款项以获得涉案加油卡，而刘莉则同意交付涉案加油卡以获取涉案款项并赚取差价作为对价。尽管从整个交易关系格局中看，赵红蕾有上家，刘莉有下家，但赵红蕾和刘莉其实是整个加油卡连环买卖交易中的一个环节，二者之间独立地成立买卖关系，并分别与其上家和下家相承接，形成整体的交易链条。即使交易当时刘莉并没有实际拥有加油卡，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不能因此否认买卖合同的效力。所以，一审法院将赵红蕾和刘莉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关于最终供货人袁某的刑事犯罪是否影响本案处理的问题。袁某涉合同诈骗罪已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因此刘莉认为应等待刑事判决、由有关机关一并处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2019）京刑终147号刑事裁定书，袁某应向金某退赔。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刘莉可依据合同关系向金某主张相关权利。至于刘莉上诉所主张的判决生效后几方很可能均无力偿还等情事，并非正当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莉的上诉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318元，由刘莉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宇翔审 判 员 阴 虹审 判 员 邵 普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曹明哲书 记 员 康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