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4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老马路7号。 负责人：谢川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旭，四川川乐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秀，女，195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四川佛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世兄，男，195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四川佛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苟全龙，男，1993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宝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必强（系苟全龙父亲），住四川省宝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建波，男，199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屹，四川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春秀、姚世兄、苟全龙、罗建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9）川1181民初3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旭，被上诉人姚世兄及姚世兄、王春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被上诉人苟全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必强，被上诉人罗建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承担的赔偿金额为54,981.39元；2.本案二审诉讼费由王春秀、姚世兄、苟全龙、罗建波承担。事实和理由：1.苟全龙醉酒驾驶造成姚某、罗某死亡的交通事故，醉酒驾驶机动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即使投保单不是罗建波本人签字，但酒驾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是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故保险公司不需要对酒驾不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付范围尽到提示义务；2.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无法理基础，若酒驾属于保险公司赔付范围，则必然与法的规范作用中的指引作用相背离，违反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3.一审判决认定姚某的死亡赔偿金以城镇标准计算不当。 王春秀、姚世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苟全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罗建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春秀、姚世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王春秀、姚世兄716,870元，不足部分由另苟全龙、罗建波承担连带赔偿（其中精神抚慰金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2.本案诉讼费由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苟全龙、罗建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17日，峨眉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苟全龙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姚某、罗某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同时载明，无号牌“宗申”电动三轮车，车主系姚某，车辆未投保，经华大科技司法所鉴定，该车属性为机动车。苟全龙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严重超速行驶，未认真观察道路情况是发生此次事故的全部原因等内容。事故发生后，2019年10月12日，苟全龙、罗建波（甲方）与本次交通事故死者姚某亲属姚利平（乙方）签订《丧葬费协议》，约定丧葬费80,000元，此费用在以后的赔偿中不予以抵扣，其中超出国家标准的是甲方自愿补偿给乙方等内容。2019年10月14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川基鉴[2019]病鉴字第194号《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载明姚某死亡原因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2019年11月7日，峨眉山市公安局马路桥派出所出具《证明》，载明姚某2013年4月23日因峨眉山市川主镇顺河村4组征地为城镇居民。庭审中，罗建波向法院提交了案涉肇事车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单及商业保险单，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提交了《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罗建波对投保单有异议，认为上面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称投保时保险公司未向其提供保险条款，亦未告知免赔事项，故请求对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上“罗建波”签名的字迹申请笔迹鉴定。该院依法委托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2月20日作出鼎诚司鉴[2020]文鉴字第00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投保人名称/姓名：罗建波）第2页中“罗建波”签名笔迹与样本“罗建波”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 另查明，苟全龙系肇事车辆川Ｅ×××××小型客车事发时驾驶员，罗建波系肇事车辆车主，事故发生时与苟全龙同乘肇事车辆。该车在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赔偿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四十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为查明本案相关事实，该院依职权调取了公安机关就本次事故分别讯问苟全龙和询问罗建波之后制作的笔录。苟全龙在笔录中陈述：（2019年10月11日笔录）……我昨晚九点钟和罗建波在“音乐派”ＫＴＶ和同事一起唱歌，期间我和罗建波是没有喝酒的，一直唱到23时左右，……罗建波就驾驶川Ｅ×××××小型客车搭载我到了峨眉山市酒吧一条街的酒吧喝酒，……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大概6点钟散场。然后我和罗建波就出来，罗建波用遥控器打开车门，我就坐上驾驶室驾驶车辆离开。……事发时，车上就我和罗建波两个人，他坐在副驾上等内容。2.（2020年2月12日笔录）……出来后，为了找车停在什么位置，就按了车钥匙上的遥控，找到车停的位置，最后就走到车停位置，因为川Ｅ×××××号车是感应门锁，不需要按开，车门就可以自动打开。从酒吧出来后，我和罗建波没有具体说过话，走到车子时，我就坐在了车子的驾驶位置，我没有问过罗建波是否由我来开车，当时我们两个都喝醉了。车钥匙当时在罗建波身上。罗建波当时没有主动口头喊过我驾车或将车钥匙交过给我。在驾驶车辆至发生事故前，我只记得罗建波喊我开慢点，其他的我记不住了。当时罗建波处于醉酒状态，车速快了以后，他坐起不舒适，下意识在嘟囔开慢点。罗建波在车上处于醉酒状态，他知不知道坐的是自己的车我不清楚。从酒吧出来我当时还算清醒，罗建波的状态我不清楚等内容。 罗建波在笔录中陈述：1.（2019年10月11日笔录）……我和苟全龙系同事关系。在出事前，我喝了酒，我觉得不能驾驶，苟全龙觉得他能驾驶，就他开的。……我们在喝酒之前还计划喝完酒打的回家，因为当时我喝醉了，我也不知道苟全龙去开车了。我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案发时，我没有看见三轮车，从酒吧一条街出来因为喝了酒，我就睡着了，听见撞击声我才醒来等内容。2.（2019年11月13日笔录）……苟全龙提出到酒吧一条街喝酒（我没反对），我俩就从“音乐派”ＫＴＶ出来，因为当时苟全龙喝了酒，我就驾驶川Ｅ×××××号车到了酒吧，在酒吧喝酒期间，川Ｅ×××××号车的钥匙在我身上。我的车钥匙是遥控的，车子是一键打火的，只要遥控距车子1-2米远，车门就可以打开，不用按遥控器。我和苟全龙从酒吧走出来以后，我就记得上了一辆车的副驾驶。当时我不知道（我已经喝醉了），我以为是打的车，出了事以后才发现我上的是自己车的副驾驶。我记得当时苟全龙上了驾驶员的位置。从酒吧出来及在酒吧喝酒过程中我没有把川Ｅ×××××号车的遥控器交过给苟全龙。事发后，我下意识去摸我的包，发现出事的这辆车是我的，遥控器在我身上，就把车子遥控器放在了车子中控台上。我们停车的位置距酒吧有200米远的样子。从酒吧出来我和苟全龙是步行，我跟到苟全龙走，但具体走没走到停车的位置我记不到了。我片段中有苟全龙坐进驾驶室开车的这个情节（只是当时我不知道这辆车是谁的），我记不清我当时阻止他没有，但我绝对没有怂恿他去开车等内容。 又查明，姚某于1975年9月5日出生，城镇居民户口，系王春秀、姚世兄儿子，与本次交通事故另一受害人罗某系夫妻关系。此次交通事故还造成另外一名受害人罗某死亡，其赔偿权利人分别以其亲属死亡造成的人身损害为由向该院同时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经该院（2019）川1181民初34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受害人罗某因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739,028.50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丧葬费32,358.50元、死亡赔偿金664,320元、处理交通事故人员误工费1,350元、交通费1,000元）。庭审中，苟全龙和罗建波确认案涉丧葬费共计垫付16万元（姚某、罗某两人亲属各8万），其中苟全龙垫付6万，罗建波垫付10万。同时，罗建波放弃对案涉笔迹鉴定费的赔付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姚某因此次交通事故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王春秀、姚世兄作为死者姚某亲属，有权主张获得相应赔偿。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 一、保险公司主张驾驶员苟全龙醉酒驾驶，因此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事由是否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应当对保险合同的订立及免责条款是否生效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即保险公司一方面应当举证证明保险合同是否系投保人签字或盖章，另一方面应当举证明保险合同的一般条款及免责条款是否生效。本案中，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提交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上罗建波签字经鉴定非本人签署，在合同订立中存在瑕疵，但鉴于罗建波在庭审中提交了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制作的案涉车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单及商业保险单，且保险公司答辩时未否认罗建波已经支付保险费用的事实，故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视为罗建波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但此种追认效力应仅及于保险合同的一般条款，对于免责条款保险公司还必须举证证明其是否已尽提示和说明的义务。从现有的证据仅能反映罗建波有投保的意思表示，并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已尽提示说明义务。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罗建波所有的川Ｅ×××××号小型客车发生交通事故时的驾驶员即苟全龙存在醉酒驾驶的行为，该行为属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苟全龙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应受到相应的处罚，但并不当然对私法上基于意思自治的民事合同产生影响，更不会直接导致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律后果。因此，对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投保人违反禁止性条款将导致保险公司免除或者减轻责任的条款，保险公司仍需进行提示，但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可以适当减轻。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对此种情形可以减轻说明义务，也未免除提示义务。本案中，经鉴定投保单上罗建波签字非本人签字，保险公司对合同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的举证责任明显不足，如对未经投保人签字确认的免责条款效力予以支持，也会造成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真实性及对免责条款提示义务的放任，管理失范，最终也会影响到保险法律所调整的相应秩序。综上所述，该院认为，尽管罗建波所有的川Ｅ×××××号小型客车发生交通事故时的驾驶员苟全龙存在醉酒驾驶的违法行为，但在保险公司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的情况下，不能因此免除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合同法律关系中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故案涉驾驶员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免责条款对罗建波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罗建波和苟全龙两人之间对外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责任划分。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审理查明，苟全龙作为成年人在过量饮酒后，对醉酒驾车可能出现的危险应当提前预知，但其仍然醉酒驾驶川Ｅ×××××号小型客车，且未按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前，罗建波与苟全龙基于同事关系共同在酒吧饮酒，虽然该行为符合生活常理，但共同饮酒人之间因此形成了特定义务关系，即共同饮酒人之间有相互提醒、劝阻、扶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即规定了车辆驾驶人员饮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该规范属于强制性规范，任何人违反该规范即违反法律设定的强制义务，依法应承担法律责任。根据苟全龙和罗建波在公安机关接受讯／询问时所作陈述，虽然苟全龙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不是应罗建波的要求，而是苟全龙的自主行为，但肇事车辆系罗建波实际所有并使用，该车辆的钥匙自两人在酒吧饮酒开始直至事故发生后一直由罗建波保管。罗建波虽辩称二人在酒吧饮酒后本人处于醉酒状态，对苟全龙驾驶自己的车辆并不知情，但对其饮酒后的精神状态并未举证加以证明。同时，结合苟全龙和罗建波两人关于饮酒后如何找车、上车等相关陈述，可以认定罗建波知道或应当知道苟全龙酒后驾驶肇事车辆，且在该种情况下仍共同上车乘坐。因此，罗建波作为肇事车辆所有人、搭乘人和共同饮酒人未履行劝阻、提醒义务，对苟全龙酒后驾驶机动车存在纵容行为，故罗建波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 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罗建波对苟全龙驾驶车辆发生的本次事故造成姚某人身损害，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该责任为按份责任，除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的赔偿，其余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结合各当事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过错责任和程度，该院酌情确定罗建波对本次事故造成姚某人身损害承担40%的赔偿责任，其余60%的赔偿责任由直接侵权人即苟全龙承担。 三、本案王春秀、姚世兄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和各项损失的确定。 一审法院认为，峨眉山市公安局马路桥派出所作为户籍管理法定机构，有权在核实姚某、罗某户籍性质经后出具相应证明，故可据此认定姚某、罗某系城镇居民户口。因此，王春秀、姚世兄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本案受害人姚某的赔偿标准应按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赔偿。 对此次交通事故造成姚某死亡产生的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该院依法确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结合前文分析，该院依法确定该项费用为33,216元/年×20年=664,320元。2.精神抚慰金：本案结合本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以及姚某的死亡给王春秀、姚世兄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等情况，该院酌情确定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0,000元。3.丧葬费：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本案实际，该院确定丧葬费为64,717元/年÷12月×6个月=32,358.50元。 4.参与处理交通事故人员的误工费：结合审理查明，该院依法确定误工费为3人×3次×150元=1,350元。5.交通费：结合审理查明，该院酌情确定该项费用为500元。以上5项合计738,528.50元。 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峨眉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和责任划分均无异议，因此对该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和责任划分该院予以确认。事故中苟全龙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结合前文分析，罗建波作为肇事车辆所有人、搭乘人和共同饮酒人，对苟全龙酒后驾驶机动车辆行为存在过错，应按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因川Ｅ×××××号小型客车在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且事发在保险期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项下11万元）和赔偿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王春秀、姚世兄的损失，仍不足部分由苟全龙、罗建波按照前文分析的责任比例分别予以赔偿。 此次交通事故一次性造成姚某、罗某两名受害人死亡，两人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费用的赔偿损失共计1,477,557元，分别为姚某死亡伤残赔偿费用738,528.50元、罗某死亡伤残赔偿费用739,028.50元，根据《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之规定，该院应按照姚某、罗某死亡的赔偿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因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故应由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中赔偿王春秀、姚世兄54,981.36元（738,528.50元÷1,477,557元×110,000元），同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相关规定，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后享有追偿权；因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限额为100万元，按照姚某、罗某的损失比例确定在商业三者险中赔偿王春秀、姚世兄499,830.80元（738,528.50元÷1,477,557元×1,000,000元），故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王春秀、姚世兄因受害人姚某死亡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554,812.19元（死亡伤残赔偿费用54,981.36元+商业三者险赔偿费用499,830.80元）。除保险公司赔偿之外，本案王春秀、姚世兄应得的赔偿尚有不足部分183,716.31元（738,528.50元-554,812.19元），应由苟全龙、罗建波分别按照60%、40%的责任比例进行赔付。鉴于本案中苟全龙、罗建波分别垫付了丧葬费3万元、5万元，且苟全龙、罗建波与王春秀、姚世兄约定法定标准部分丧葬费应予退还，故苟全龙应赔偿王春秀、姚世兄98,095.35元（183,716.31元×60%-30,000元÷80,000元×32,358.50元），罗建波赔偿王春秀、姚世兄53,262.46元（183,716.31元×40%-50,000元÷80,000元×32,358.50元）。此外，本案诉讼费依法减半收取2,042元，依法应由苟全龙承担1,225元（2,042元×60%），罗建波承担817元（2,042元×40%）。与上述款项品迭后，苟全龙应赔偿王春秀、姚世兄各项损失共计99,320.35元（98,095.35元+1,225元），罗建波应赔偿王春秀、姚世兄各项损失共计54,079.46元（53,262.46元+817元）。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王春秀、姚世兄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姚某死亡各项损失共计554,812.19元；二、苟全龙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王春秀、姚世兄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姚某死亡各项损失共计99,320.35元；三、罗建波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王春秀、姚世兄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姚某死亡各项损失共计54,079.46元；四、驳回王春秀、姚世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2,042元，由苟全龙负担1,225元、罗建波负担817元。 二审中，王春秀、姚世兄向本院提交了《拆迁安置房屋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姚某系征地农转非人员。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质证认为，对《拆迁安置房屋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协议书是房屋拆迁的协议书，与征地无关，不能证实姚某系征地农转非人员。苟全龙、罗建波质证认为，对《拆迁安置房屋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拆迁安置房屋协议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第6页第19行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四十条”更正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部分第二十四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9月11日，四川省峨眉山市国土管理事务所与姚世兄签订《拆迁安置房屋协议书》，约定姚世兄、姚某等人居住的位于四川省峨眉山市川主镇顺河村4组的房屋及其构筑物应于2014年9月18日前拆迁完毕并清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二、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如何确定。 关于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成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需尽到提示义务，该提示不仅要通过字体、符号等特别标识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标识，还应主动向保险人出示该条款，并提醒投保人注意到保险条款中存在着行为人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即提示投保人“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存在关联性。本案中，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将保险合同交付罗建波本人，且保险合同上的签字并非罗建波本人的签字。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未尽到提示义务，保险合同中关于酒驾免责的事由对投保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关于焦点二，四川省峨眉山市公安局马路桥派出所作为户籍管理部门，其出具的证明证实姚某因征地而成为城镇居民。姚世兄、王春秀二审中提交的《拆迁安置房屋协议书》证实，姚某居住的宅基地也一并被纳入拆迁范围,两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姚某的土地及其所居住的房屋均被征地拆迁，姚某因征地而成为城镇居民。一审法院依照城镇标准计算姚某的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人民保险成都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84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乌建英 审 判 员 王 进 审 判 员 李 霞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王 琦 书 记 员 李 波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