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0104行赔初3号 原告傅永泉，男，汉族，1937年11月21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周宁泽，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红兴，男，汉族，1971年7月2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系原告女婿。 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机场路391号。 法定代表人万志勇，主任。 出庭负责人刘红，区域与发展治理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晟，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傅永泉因与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房屋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9日、2020年5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傅永泉的委托代理人周宁泽、朱红兴，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的出庭负责人王永良及委托代理人李晟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傅永泉的委托代理人朱红兴，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的出庭负责人刘红，委托代理人李晟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傅永泉诉称，原告的房屋被被告强拆，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经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行政复议确认违法。原告依法申请国家赔偿，由于该案被告在法庭上提出要求原告就国家赔偿的具体要求并列明赔偿详细清单后再向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本案经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行赔初6号行政裁定，原告先撤回2017年6月6日提起的国家赔偿行政起诉案，再重新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2018年4月13日原告再次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被告至今未依法履行行政赔偿，也未作出任何处理意见。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一、判决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申请的国家赔偿事项未予以赔偿行政不作为违法；二、判决被告承担行政违法责任履行行政赔偿义务，按下列要求赔偿原告：（一）赔偿不动产损失：位于杭州市××区笕桥镇××组71的房屋恢复原状或者提供同样土地面积同样房屋样式同样建筑面积同样新旧程度同样地理位置同样市场价值同样装修标准的房屋；或者异地（附近）提供同样面积的土地，由被申请人按照原来样貌、样式、标准、面积进行建造和进行装修。（二）赔偿动产损失：2110800元（详见清单）；（三）赔偿其他损失，精神赔偿1000元，被关押7天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6000元，并公开向申请人赔礼道歉。 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国家赔偿申请书以及证据资料、邮寄凭证、单位签收单，拟证明原告提出赔偿申请的事实。 2、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行赔初6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再次提起诉讼的事实。 3、照片，拟证明房屋被强拆，家庭人员被关押的事实。 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辩称： 一、程序上来看，本案存在着以下两点问题。 （一）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已过法定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上述法条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两年时效是指行政相对人单独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要求的时效，赔偿请求必须经行政机关先行处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先行处理行为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即对行政机关的答复结果或者消极不作为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赔偿争议，应适用三个月起诉期限的规定。 首先，从原告第一次起诉时间上看，原告曾于2016年10月25日向被告提出书面申请赔偿，但因原告在申请书中并未明确具体的赔偿数额和范围，致使被告无法答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在两个月的法定期限内未回复的，原告应当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原告直至2017年6月才向法院起诉，已远超法定起诉期限且并无正当理由，故对原告于2017年6月的起诉理应依法予以驳回，虽原告于2018年4月12日撤回起诉，但不能改变其首次起诉已过法定期限的事实。 其次，从原告基于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申请并提起诉讼。从其两次的赔偿申请书具体内容来看，并没有超过第一次即于2016年10月25日提出的赔偿请求，故原告第二次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仅属于重复申请的行为，则起诉期限仍应根据第一次提出赔偿申请的时间起算。故本案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时间己过法定期限，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二）原告傅永泉本次起诉属于“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之行为，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七项规定裁定驳回起诉。 2017年6月6日，原告傅永泉以被告为被告向贵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被告依法履行国家赔偿义务，其在行政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写到：“…被告收到国家赔偿申请书后至今没有做出赔偿决定，其行为违法…故原告向贵法院提起诉讼维护权益…”该案经贵院依法受理，案号为(2017)浙0104行赔初6号，并于2018年4月12日开庭审理，审理过程中原告傅永泉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贵院于2018年4月12日下达准予原告傅永泉撤回起诉的裁定。 本次起诉，原告傅永泉向贵院再次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诉讼请求相较于2017年起诉除同样要求原告履行国家赔偿义务之外，增加一项为要求判决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未对其赔偿申请予以赔偿之行政不作为违法。纵观两次起诉虽然从表面上看诉讼请求并不一致，但原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本质上是一致的，具体表现在： 1、基于同一事实：两次起诉中原告提出诉讼请求所基于的事实都是2016年9月1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所作出的认定被告对原告位于杭州市××区笕桥街道××组××号房屋组织实施强拆行为违法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从两次起诉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均有江政复［2016］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便可证明两次起诉的事实根本没有变化。 2、基于同一理由：两次起诉中原告均认为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其赔偿申请予以赔偿之行为违法，只不过2017年的起诉中并未要求对该行为确认违法，本次诉讼中虽增加此项诉请，但属于“换汤不换药”，其目的正是在于妄图以表面上不同的诉讼请求来规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七项之规定。 3、赔偿请求并无本质区别：原告在2017年提起的赔偿申请中便要求被告对其房屋恢复原状并进行精神赔偿及赔礼道歉，本次起诉中，除对房屋物品损失量化出具体数额外，并无本质区别。事实上对于赔偿申请的金额、范围、具体请求这一问题被告早在2007年诉讼的庭审中已经提出答辩意见，原告明明可以在2007年诉讼中对赔偿的具体事项予以明确，却自行申请撤诉，而今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起诉，实为对诉权之滥用，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二、从实体角度来看，被告将针对原告的诉请一一予以答辩。 （一）关于第一个诉情要求判决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予以赔偿属于行政不作为违法”。 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按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 原告2018年4月13日提供的《国家赔偿申请书》提出了三个请求： 原告要求将房屋恢复原状或者被告提供同样土地面积同样房屋样式同样建筑面积同样新旧程度同样地理位置同样市场价值同样装修标准的房屋，或者异地（附近）提供同样面积的土地，由原告按照原来样貌、样式、标准、面积进行建造和进行装修。该赔偿申请显然无法实现。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目前，杭州市国土资源局针对原告之情况己做出杭土资（江）房补决字(2016)第010号征地房屋补偿决定书，原告基于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财产权益可以通过上述补偿决定书得到保障，现案涉房屋土地已经合法程序收归国有，且在案涉房屋已经被拆除的情况下，客观上无法恢复原状及重新建造完全同等条件的房屋。原告提出上述请求缺乏事实依据。 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因被告之具体行政行为而造成原告物品经济损失2110800元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原告所提交的物品损失清单系原告单方制作，并未附有任何收据、发票等单据凭证予以佐证，亦未提供案涉房屋被拆除时清单中的物品存在于房屋内的任何证据，无法证明因被告的具体行为致使原告确实遭受到上述金额的物品损失，应认定原告未对其主张的物品经济损失提供相关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据此无法作出认定。 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1000元并公开向申请人赔礼道歉的赔偿申请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的规定情形，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1000元并公开向申请人赔礼道歉的赔偿申请无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认定其主张不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的赔偿申请归根结底，仍是关于案涉杭土资（江）房补决字(2016)第010号《征地房屋补偿决定书》的项下之相关补偿方案问题。该征地补偿决定书的内容正是原告在申请国家赔偿中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内容。傅永泉在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时，正在向杭州市人民政府就该份决定书申请行政复议，该复议的结果与本次赔偿的方案存在着关联关系。在相关部门未作出最终裁决之前，被告无法就上述赔偿事宜作出决定。值得一提的是，本案此前亦因傅永泉向杭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而中止，直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裁判。人民法院亦因两案之间的关联关系作出了中止审理的裁定，也正好证明了被告未在上述期限作出补偿决定属于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行为。 （二）关于第二个诉情，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 现原告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诉讼请求仅为要求被告履行国家赔偿义务，未在诉状中提请具体的、明确的诉讼请求，未提出要求被告赔偿的具体数额，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六十八条“当事人单独或者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补偿诉讼的，应当有具体的赔偿、补偿事项以及数额”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十一）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因此，恳请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三、案涉房屋违法建筑部分，不属于合法权益的范畴，原告无权请求被告予以赔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此，合法权益是法律保护的正当范畴，仅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侵犯，才能就其损失取得国家赔偿。案涉原告提交的《江干区村（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中，申请修建并经依法批准的房屋楼层为3层，根据《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黎明村傅永泉户房屋补偿评估报告书》案涉房屋住房建筑面积318平方米，共3层，附房建筑面积70平方米，共1层。故案涉房屋的附房建筑部分未经审批，不属于合法权益的范畴，被告对该部分建筑部分进行拆除，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就案涉房屋违法建筑部分原告无权请求被告予以赔偿。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提起的诉讼、不符合法定形式、法定期限，具体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之规定，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傅永泉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行政起诉状》副本材料、《行政裁定书》，拟证明原告傅永泉曾以相同事实及理由于2017年6月6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后于2018年4月12日撤回起诉的事实。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拟证明案涉房屋已纳入征收拆迁范围的事实。 3、杭土资（江）房补决字(2016)第010号《征地房屋补偿决定书》，拟证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已对案涉房屋做出补偿决定书的事实。 4、《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黎明村傅永泉户房屋补偿评估报告书》，拟证明案涉房屋附房建筑部分未经建设批准，系违法建筑的事实。 5、杭州中意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钱紫瑞、周梁燎二人房地产估价师资格证书，拟证明证据3是经合法房地产评估机构及房地产估价师出具的事实。 经庭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中国家赔偿申请书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即具体的请求事项，被告已经在答辩意见中进行了相应的反驳。对证据1中村民建房用地呈报表，该证据三性无异议，但需要在证明对象上指出被告索赔的应当是合法的建筑面积，超出部分的、违章的不应当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对证据1中的财产清单三性不予认可，该清单仅是单方面制作的一个表格，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实际发生的损失以及对应的价值。对证据1中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该份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该证据也确认了这次拆迁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对证据1中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13日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没有收到。对证据1中邮寄凭证、单位签收单、照片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认为房屋被拆迁以后，政府部门所提供的临时过渡的房间供原告及家人使用，并不能直接证明被告对原告存在人身羁押的行为。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证明目的不认可，土地为属于原有的所有者，对证据2中《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因为没有原件不能体现合法性，对三性都有异议。对证据3合法性有异议，对评估行为不认可，评估机构也不合法。涉及到原告的补偿问题，被告在强拆之前都没有来进行沟通，补偿决定书中所说的原告拒绝行为是不认可的。《征地房屋补偿决定书》中缺少了原告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利益。证据4评估报告不合法。对证据5评估委托手续不合法。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财产清单系其单方制作，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其他证据及证据2、3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提供的证据1、2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5能够证明涉案房屋的补偿决定及评估情况，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11月24日批准通过《笕桥单元（ＪＧ07）Ｒ21-12地块黎明社区农转非居民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明确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为案涉项目补偿人、杭州中意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为评估服务机构、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为动迁实施机构。傅永泉（户）位于杭州市××区笕桥街道××社区××组××号房屋座落在案涉项目范围内。该房屋批建面积为279平方米。因补偿双方无法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经补偿人申请，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杭土资（江）房补决字（2016）第010号《征地房屋补偿决定书》，决定：一、傅永泉户的房屋补偿金额暂定140万元，实际补偿金额须对住宅房屋丈量评估后确定；涉及补贴、奖励等费用，补偿人应根据相关方案执行；二、因傅永泉户未在规定期限内选择货币化安置，故安置方式为调产安置，安置地点为黎明社区农转居安置房区块内（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地字第330100201400004号），安置人口暂定6（5＋1）人，分别为户主傅永泉、妻子金杏花、儿子傅国平、儿媳陈雪娟、孙子傅程杰（独生子女），安置用房面积暂定330平方米（55平方米／人×6人＝330平方米）（高层或小高层）。安置房价格按照江政办发［2005］97号《江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农居建管中心关于江干区2005-2006年农居多（高）层公寓安置价格标准的通知》规定的标准执行，最终安置人口和安置用房面积在正式安置时按有关规定核定；三、傅永泉户须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完成搬迁，并自行过渡，过渡期限为搬迁之日起24个月（从被申请人搬迁并腾交房屋之月起计算）；被申请人户内过渡人数为5人，过渡期限内的临时过渡费为每人每月600元，超过过渡期限的，自逾期之月起，临时过渡费按照2倍标准计发，为每人每月1200元；搬家补贴费标准为每户1200元，按两次发放。 2016年6月6日，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书面催促傅永泉户尽快完成搬迁。2016年6月23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组织相关部门对江干区笕桥街道黎明社区2组71号傅永泉户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杭州中意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的评估人员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清点物品的同时对该房屋进行了测量、勘查，后出具评估报告，将案涉房屋补偿总金额确定为1400000元。2016年9月1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作出杭政复[2016]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于2016年6月23日对傅永泉户位于江干区笕桥街道黎明社区2组71号房屋组织实施强拆的行为违法。2016年10月25日，傅永泉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申请行政赔偿，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未作答复。傅永泉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4月12日，傅永泉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同日本院予以准许。2018年4月13日，傅永泉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申请行政赔偿，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未作答复。傅永泉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傅永泉不服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的杭土资(江)房补决字(2016)第010号《征地房屋补偿决定书》，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2月24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杭政复[2016]2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市国土局作出的杭土资（江）房补决字（2016）第010号《征地房屋补偿决定书》。傅永泉不服该复议决定，向杭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杭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9）浙8601行初19号行政判决，驳回傅永泉的诉讼请求。傅永泉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浙01行终683号终审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就傅永泉主张确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对国家赔偿申请事项未予以回复违法一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本案中，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但其是否作出赔偿决定并非行政赔偿案件司法审查的对象，不属于人民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对于傅永泉该节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傅永泉主张的财产损害赔偿，本案中，傅永泉系基于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于2016年6月23日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被确认违法而提起的单独赔偿诉讼，其赔偿请求均应基于该强拆行为而提出，故其要求赔偿“被关押7天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对于傅永泉主张的与房屋本身直接相关的赔偿，因涉案房屋已被列入征收并作出补偿决定，房屋征收的补偿、安置、过渡等问题均已确定并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羁束，故与房屋本身直接相关的赔偿请求（恢复原状等）均不予支持。 对于房屋内物品的损失，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屋内确实存在若干物品，傅永泉未提交足够证据佐证其所列清单的物品的存在及价值，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未提供现场录像、清点清单等反映拆除物品状况的证据，由于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屋内物品因强拆造成的具体损失，本院根据生活经验和常理，酌定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赔偿傅永泉屋内物品损失50000元。 对于傅永泉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及赔礼道歉，因房屋强拆只是涉及财产损害，不涉及人身损害，故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笕桥街道办事处赔偿原告傅永泉物品损失50000元； 二、驳回原告傅永泉的其他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 涛 人民陪审员  徐忠德 人民陪审员  吴芳芳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代书 记员  来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