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3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男，1965年12月10日生，彝族，住元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继红，云南信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平，男，1957年7月16日生，汉族，住元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沙运福，男，1963年7月17日生，汉族，住元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发有，男，1966年1月17日生，汉族，住元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男，1963年9月10日生，汉族，住元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从林，男，1965年10月15日生，傣族，住元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涛，男，1969年7月29日生，彝族，住元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智华，男，1959年1月14日生，彝族，住元阳县。原审被告：李焰，女，1968年8月15日生，彝族，住蒙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继红，云南信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个旧市红宝生物糖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个旧市保和乡木花果村。法定代表人：李勇，职务：执行董事。上诉人李勇因与被上诉人张家平、沙运福、沈发有、***、白从林、王涛、李智华及原审第三人个旧市红宝生物糖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李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法院(2019)云2528民初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七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七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李智华、王涛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是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李智华、王涛不是第三人公司股东，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和身份，不具有主体资格。一审判决书认为“李智华、王涛的技术服务不能以货币估价，故本院认定该技术服务股不是合法的出资方式”，但却又认为“由资本公积转增资本而来，其中就包括了李智华、王涛的技术服务股”，存在明显的矛盾，是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认为，“股东会决议以资本公积转增后的实收资本为该四人出资”没有证据证实。一审原告、被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没有证实股东会有此决议，一审法院也没有依职权调取任何证据证实股东会有此决议的事实。在没有股东会决议的前提下，是不能以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否则，将有违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红河大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7年6月15日作出红成会所验报字（2007）145号验资报告新增注册资本780万元是错误的。因为《资产负债表》中记载的“资本公积”仅为“6970000.00元”，全部转增为资本后也只应当为7970000.00元，不是8800000元。一审认为股东会决议以资本公积转增后的实收资本为该四人出资，应认定为全体股东对该四人的赠与，是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本案没有证据证实有赠与合同，原告、被告在一审中从未主张过用资本公积赠与李智华、王涛，没有证据证实存在着要约、承诺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实这是一个赠与行为。一审时，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供了《公司章程》和股东交投资款的“收据”，用以证实股东是以现金出资的事实，只有持有公司出具认缴出资的证明的才为公司股东的事实，即股东资格的认定要以持有公司出具认缴出资的证明的“人”才能认定为公司股东。投资款“收据”中没有李智华、王涛的现金出资的“收据”，李智华、王涛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他们持有公司出具认缴出资的证明。故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李智华、王涛就不是公司股东，不具备本案的适格主体。二、一审认为上诉人“因受让七原告股权而获得的所有者权益增加数额为2973381.62元”，从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从而判决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是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第一，若一审认定的2973381.62元是所有者权益增加数额，那也是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的增加数，这不是上诉人的所有者权益增加数，法律没有规定上诉人有“所有者权益”。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已经“取得不当利益”的情况下，却错误地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根据《公司章程》和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支付股东红利的主体是公司，不是上诉人。公司有利润可供分配并不意味着股东就能获得股利，只有经过法定决策程序，形成利润分配决议后，利润才能转化为股利。一审却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公司已经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决议，并将利润分配给上诉人的情况下，却错误适用法律超越司法权认定上诉人已经取得不当利益，判决上诉人予以返还，这明显是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每年6%的利息，事实认定错误。若本案存在着分配公司红利的情形，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公积金。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案件受理费34512元是错误的法律适用。请求依法撤销一审的错误判决，依法给予改判。张家平、沙运福、沈发有、***、白从林、王涛、李智华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被答辩人李勇颠倒事实、黑白不分，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个旧市红宝生物糖业有限公司、李焰以与李勇意见一致作了陈述。张家平、沙运福、沈发有、***、白从林、王涛、李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项第2小条的约定和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25民初25号民事调解书第三条的约定支付七原告应得的3028362.15元并支付因违约而产生的利息499679.75元（按银行同期贷款6%的年利率计算，从2016年9月3日起暂计至2019年6月3日，共33个月），合计请求支付人民币3528041.90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系由原告张家平、沈发有、被告李勇及案外人王怀良四人共同出资100万元组建的公司，于2006年7月3日取得营业执照；其中李勇出资30万元，持股30%；王怀良出资25万元，持股25%；张家平出资25万元，持股25%；沈发有出资20万元，持股20%。第三人股东于2007年5月18日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增加实收资本。红河大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7年6月15日作出红成会所验报字（2007）145号验资报告，该报告载明：第三人原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实收资本100万元，根据第三人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规定，第三人申请增加注册资本780万元，由资本公积转增资本，转增基准日期为2007年6月9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880万元；经该公司审验，截至2007年6月9日，第三人已将资本公积780万元转增资本。转增后，各股东实收资本为：1、李勇实收资本总额200万元，其中170万元以资本公积转增；2、王怀良实收资本150万元，其中125万元以资本公积转增；3、张家平实收资本200万元，其中175万元以资本公积转增；4、沈发有实收资本100万元，其中80万元以资本公积转增；5、沙运福实收资本50万元，全部以资本公积转增；6、冯飞实收资本66万元，全部以资本公积转增；7、***实收资本30万元，全部以资本公积转增；8、白从林实收资本20万元，全部以资本公积转增；9、李智华实收资本24万元，全部以资本公积转增；10、陈祥实收资本24万元，全部以资本公积转增；11、王涛实收资本16万元，全部以资本公积转增。后王怀良将其15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被告李勇持有。冯飞于2011年9月25日与第三人签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三人以98.6万元的价格回购冯飞50万元的股权，同日，冯飞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了该98.6万元。2012年5月7日，陈祥出具《承诺书》，承诺原属于第三人的位于元阳县交通局的住宅已变更到陈祥名下，若该房产归陈祥所有，再由第三人补偿15.80万元后，同意将其持有的24万元股权收归第三人所有，陈祥于同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了该15.8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冯飞、陈祥均未办理变更股权的工商登记。七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李勇作为乙方于2014年11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在第三人处持有合法的440万元（含技术服务股40万元）作价1180万元转让给被告李勇，于协议签订之日支付100万元定金，尾款于协议生效之日起120日内支付剩余的1080万元；还约定该价款不包括这些股权在第三人处于转让之前所产生的利益；协议还约定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的时限及违约条款。协议签订后，在办理工商登记过程中，因被告李勇要求将原来由冯飞持有的66万元股权及由陈祥持有的24万元股权一并变更登记到李勇名下，冯飞称其仅转让了50万元的股权给第三人，自己尚持有16万元的股权，故不同意到个旧市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的签名手续，致使股权变更登记被搁置。因股权未能按时变更登记被告李勇名下，李勇便拒绝支付剩余1080万元转让款，双方由此产生纠纷。七原告诉至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红河中院）要求解决，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该院于2016年7月26日作出（2016）云25民初25号民事调解书，约定七原告配合李勇于该调解书生效之日起7日将七原告持有的第三人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到李勇名下；李勇于工商登记完毕后90日内支付500万元，60日后再支付580万元；双方共同确认在七原告股权转让前第三人经营产生的可分配利润为5446694.52元，双方同意在变更登记后10日内按照2016年7月11日达成的《个旧市红宝生物糖业有限公司财务结算报告》的约定对该利润进行分配；冯飞、陈祥退出后仍登记在二人名下的股权无偿变更登记到李勇名下，但从未分配利润中留出20万元解决冯飞另外16万元股权的问题，若该20万元有剩余，双方按比例分配，不足则按比例分担。该民事调解书送达后，七原告依约定配合李勇办理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应李勇要求，在变更时有11.36%的股权直接变更到了李焰名下。因李勇未按约定付款，七原告向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在执行过程中，于2017年2月8日以（2016）云25执297号执行裁定为依据扣划了李勇的307万元存款，用于履行前述调解书中七原告应分得的利润；李勇不服，于2017年3月2日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该307万元实际上属于第三人财产，李智华系空股，不能参与分配，且七原告主张分配的利润3033602元未提取法定公积金；该院经审查认为，李勇提出的异议属于对生效民事调解书提出的异议，不属于执行异议，故于2017年3月10日作出（2017）云25执异6号执行裁定，驳回了李勇的执行异议请求。李勇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该院经审查认为，李勇并非应分配利润的义务主体，第三人才是利润分配的主体，而第三人却不是调解书的当事人，红河中院直接执行李勇的财产，依据不足，故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2017）云执复38号执行裁定，裁定撤销原裁定，发回红河中院重新审查。红河中院重新受理后，经审查认为，双方同意按结算报告分配利润，但结算报告并未明确各自应分得的具体数额，故扣划李勇存款307万元不当，应予撤销；李勇主张被扣划款账号属于第三人使用账号、李智华为空股不能按同一比例分配等异议是针对生效民事调解提出的异议，不属执行异议，故不予审查；据此，该院于2017年8月24日作出（2017）云25执异21号执行裁定，撤销了对李勇307万元的扣划。此后，原、被告双方因利润分配问题多次协商未果，七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解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2.原告李智华、王涛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3.被告李焰是否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4.李勇受益总额应当如何确定；5.七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具体数额应当如何计算。关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主持调解的过程，实质为双方当事人处分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过程，故在调解过程中原告当然可以放弃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调解协议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部分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此先行确认并制作调解书。”调解还可以超出诉讼请求、超出案件当事人、仅对部分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因此，民事调解书不应当存在因遗漏诉讼请求而被认定为错案之可能，只要调解书中未有“原告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或者“双方之间的纠纷因本次达成调解协议而视为全部处理完毕”等终结全部纠纷的约定内容，应视为双方可就民事调解书中的未尽事宜、争议、纠纷另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另行起诉。具体到本案，双方虽然在民事调解书中对可分配利润进行了约定，但未对七原告应得数额进行约定，最终未能执行，应视为该纠纷未解决，双方已多次协商，均未重新补充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七原告另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合法。关于争议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冯飞、陈祥、李智华、王涛的技术服务不能以货币估价，故一审法院认定该技术服务股不是合法的出资方式。但法律并未禁止股东用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资本后所增加的股权或者公司向股东回购股权后，奖励（赠与）给公司高管、技术人员，现实中，这种情形亦大量存在。具体到本案，红河大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7年6月15日作出红成会所验报字（2007）145号验资报告显示，第三人880万元注册资本中，有780万元由资本公积转增资本而来，其中就包括了冯飞、陈祥、李智华、王涛的技术服务股；资本公积属于所有者权益，利益归属于全体股东，股东会决议以资本公积转增后的实收资本为该四人出资，应认定为全体股东对该四人的赠与，该四人接受并经国家机关工商登记确认，该四人亦享受了转让股权所得的利益，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股权赠与合同是所涉全体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完毕，当事人的合同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据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原告李智华、王涛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关于争议焦点3，本案系因履行七原告与被告李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产生的纠纷，虽然李焰也是第三人现在的股东，但却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且李勇现实际持有的股权也多于七原告出让的股权，故七原告要求被告李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认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4，《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为股东权益。”股东在公司的权益称为所有者权益，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四个大的会计科目及若干小会计科目。股权转让有平价转让（等于注册资本原价）、溢价转让（高于注册资本原价）和折价转让（低于注册资本原价）三种，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属于溢价转让，正常情况下，应当将可分配利润计算在溢价中一并处理，这更有利于一次性解决并简化纠纷；但本案的特殊性就在于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明确约定转让溢价不包括可分配利润，而七原告现已丧失作为第三人股东的身份，已经无权再要求第三人向其分配利润，这一未分配利润就成为了现行股东李勇在第三人中的股东权益的一部分，故只能通过李勇在第三人权益中的增加值来核算；至于李勇是否要求第三人向其分配利润及是否已经分得了利润，七原告及一审法院无权干涉，故当然不应作为影响本案裁判的因素。七原告授权委托人沙运福与被告李勇、见证人肖某、第三人于2016年7月11日共同签署《财务结算报告》确认2014年11月13日第三人可分配利润总额为5446694.52元，该数额获红河中院作出的（2016）云25民初25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该民事调解未进一步明确七原告应分得的数额，一审法院现依法另行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依照该规定，在提取公积金和弥补亏损前，的确不能进行利润分配，故被告李勇的答辩具一定合理性。但如前所述，公积金亦属于所有者权益的一部分，提取之会导致未分配利润的减少，但同样会导致公积金的增加，增减数额相同、相抵的结果是所有者权益总额不变。因此，是否应当提取、是否已经提取公积金，均不影响李勇受让七原告股权后所获得的利益。经一审法院向个旧市税务局调查，第三人至今未有欠缴企业所得税之情形，故一审法院对被告所述还应补缴企业所得税之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第六款规定：“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具体到本案，在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于2014年11月3日签订之前，陈祥的24万元及冯飞的50万元股权已由公司回购，尽管这种回购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之规定，涉嫌抽逃出资；但该法条的立法目的，旨在当公司财产不足以全部清偿公司债务并退还股东出资的情况下，优先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当这种“抽逃出资”不会损害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将不会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回购陈祥、冯飞股权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且这部分股权现在又登记到了李勇名下，可视为恢复出资；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这些回购股权的行为不构成违法。但截至2014年11月3日，第三人从冯飞、陈祥回购的共计74万元股权，应视为处于由公司持有状态，不应参与利润分配，故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权总额为806万元（880万元-74万元）；其中七原告股权合计440万元，占54.59%（440万元÷806万元×100%）。据此，李勇因受让七原告股权而获得的所有者权益增加数额为2973381.62元（5446694.52元×54.5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照该规定，一审法院对七原告要求被告李勇返还因受让股权而获得的不当利益2973381.62元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之规定，七原告主张利息，实际上属于孳息，从《股权转让协议书》、《财务结算报告》等证据看，截至2014年11月13日，七原告就已退出公司管理，不再参与利润分配，故应认定李勇自该日起就已取得受让股权及该股权所代表的所有者权益，即该日即为不当得利之日，但七原告仅要求自2016年9月3日起计算，仅计算至2019年6月3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之规定，起止时间均系七原告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尊重并准予；七原告要求按年利率6%计算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经核算，利息为490608元（2973381.62元×6%÷12×33个月），以上共计3463989.62元。对于与冯飞16万元股权有关的问题，不在本案处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作处理。对七原告超出此数额的不当得利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5024元，七原告当庭表示愿意由其负担，然后由二被告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之规定，系七原告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尊重并准予。经核算，其中34512元属于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要求被告李勇赔偿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其余部分应由七原告自行负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张家平、沙运福、沈发有、***、白从林、王涛、李智华因受让股权所获得的不当得利及其孳息共计3463989.62元，并赔偿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案件受理费34512元）。二、驳回原告张家平、沙运福、沈发有、***、白从林、王涛、李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李勇提交了红河大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红成会所验报字[2007]145号《验资报告》一份，欲证明李智智华、王涛不是公司股东。被上诉人质证认为验资报告真实。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验资报告记载了李智华、王涛的股东身份及股权构成，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客观真实，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的除外。”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分配；......”被上诉人张家平、沙运福、沈发有、***、白从林、王涛、李智华作为个旧市红宝生物糖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盈余享有分配的权利。2014年11月3日，上诉人李勇与被上诉人张家平、沙运福、沈发有、***、白从林、王涛、李智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张家平等七人将其在个旧市红宝生物糖业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李勇的同时，约定“甲方同意转让乙方同意受让的股权不包括公司在转让之前所产生的利益，甲方的股权在转让之前所产生的利益公司应当在二0一四年十一月十日前清算完之前的债权债务后，所剩利益按实际比例如实分配。”2016年7月11日，李勇、沙运福等人签字确认的《个旧市红宝生物糖业有限公司财务结算报告》载明公司从成立之日至2014年11月13日期间结余金额（可分配余额）为5446694.52元。本院（2016）云25民初25号民事调解书第三项“双方共同确认原告张家平、沙运福、沈发有、***、白从林、王涛、李智华股权转让前，个旧市红宝生物糖业有限公司经营产生的可分配利润为5446694.52元。双方同意在前述第一项中的股权工商登记变更之日起10日内按照2016年7月11日达成的《个旧市红宝生物糖业有限公司财务结算报告》的约定对该利润进行分配；”被上诉人张家平等人虽然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李勇，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个旧市红宝生物糖业有限公司财务结算报告》、（2016）云25民初25号民事调解书均证实，股权转让价款并不包含公司在转让之前产生的利润及张家平等人对股权转让之前公司利益5446694.52元享有分配权利。根据股红随股走的原则，李勇受让张家平等人的股权后，相应的股红也归李勇享有，李勇占有了应分配给张家平等七人的股权红利，损害张家平等人作为公司股东的资产收益权，李勇应将张家平等七人的股份440万元所对应的红利返还张家平等七人。股权的取得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李智华、王涛认缴出资，其股东身份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均作了记载，李智华、王涛是公司的股东。张家平、李智华、王涛等七人作为甲方将其持有的440万元作价1180万元转让给李勇，七人与李勇之间的权利义务具有一致性，李智华、王涛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李智华、王涛虽然未实际出资，但全体股权均认可李智华、王涛的股权身份及持股份额，李智华、王涛的股权已经依法转让给李勇，李智华、王涛是股权红利的享有者，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本公积金是公司为增强自身财产能力，扩大生产经营和预防意外亏损，依法从公司利润中提取的一种款项，是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公司分配利润时应依法提取资本公积金，履行股东对公司经营的一种义务。但本案的分红是股权转让时对利润的分配，张家平等人股权转让后，与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终结，在股权转让的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应提取资本公积金的情形下，李勇主张扣减资本公积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李勇未按约定的时间支付张家平等人分红款，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李勇主张不应支付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对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方式表述不正确，但并不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512元，由上诉人李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彦斌审判员  佘华锋审判员  焦 艳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陈昆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