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申26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常某1，男，1954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街道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常某2，男，194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北京轻型汽车有限公司退休工人，住北京市海淀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常某3，女，1963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干部，住北京市海淀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于某1，男，1936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十三陵农场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昌平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于某2，女，197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北大医学部幼儿园职工，住北京市昌平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于某3，女，197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于某4，女，196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中国气象局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某1，男，1967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某2，男，197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外国语大学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常某4，男，194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同力公司退休工人，住北京市海淀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常某5，男，195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委党校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常某6，女，1957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北京大学医院部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常某7，女，195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街道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再审申请人常某1因与被申请人常某2、常某3、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赵某1、赵某2、常某4、常某5、常某6、常某7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5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常某1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再审申请人常某1提供了与董某生前签订的《分家协议》后,调取了董某生前在同城法院参加诉讼的签名和印章,以印证《分家协议》的合法性、有效性。但出于法律规定的因素,不能调取原件,为了能证明《分家协议》处分重大财产的合法性存在,常某1在法庭上多次抗辩,要求调取原件鉴定却未得到法庭重视。法庭只是听信被申请人陈述,表示存疑。（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及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过质证。对于本案当事人众多、又缺乏驾驭法庭能力的法官面前,根本就无从谈起法庭质证。作为常某1,几乎就失去了关键证据的抗辩能力，更无机会陈述抗辩或具备质证条件。（三）在未经常某1充分表达陈述请求的条件下,法院作出的判决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法律事实,失去了公平正义的法律依据。（四）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在一、二审诉讼中,对常某1独资建盖大柳树南村33号房产,其他被申请人均无任何理由提出相反意见,而法庭没有客观对待和分析全案房产的演变过程及历史因素,只是一味强调不动产以登记为准。事实上董某当时根本不具备能力建盖和管理涉案房产,其他家庭成员也并未参与,依照形式上的法律关系强行分割家庭财产,是不公平的。上述事实常某1在法庭上根本没有陈述抗辩的机会,就连被申请人当中为常某1提出的书证也没有机会提供。审理这种诉讼参与人众多、讼争激烈的重大财产分割案件的方式,没有给当事人充分抗辩机会与条件，是违背诉讼程序的。（五）原判决遗漏、超出诉讼请求。被申请人常某3以法定继承纠纷诉至法院,诉讼请求是分割董某的遗产,即28间房屋和两套楼房。就董某所立《分家协议》后所遗留存款只字未提，法庭不询问。事实上，常某1多次交付董某房租和生活费，并与常某4为占地补偿纠纷进行过诉讼，判决得款30万元，法院执行后始终在董某名下。这些法定事实，均应视为董某的财产范围，法庭应该加以询问、核实，但一、二审法院没有作为。该案所涉及的楼房两套,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即使分割也应通过有关部门评估或当庭征求意见,经双方确认后可上线变价或按执行程序处理。而不能以判决方式确定由讼争激烈的常某3自行变价,而后由其分割。在常某3本人没有主张、其他被申请人没有建议该项权利的情况下,两审法院不应该以判决的形式加以确定。法院这样主动作为，不但遗漏，亦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还会引起更加激烈的民事纠纷。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一项之规定，提出再审申请。常某3、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赵某1、赵某2、常某4、常某5、常某6、常某7提交意见称，（一）常某1提交的《分家协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继承人处分遗产的依据。（二）涉案两套楼房和大柳树南村33号院内28间房屋全部登记在董某名下，属于老人的遗产，所有继承人均有权依法继承。（三）常某1提到的昌平南新村二层小楼非董某名下，与本案继承纠纷没有直接关系，其提出的两套楼房的出租收入的分配也与本案继承纠纷没有直接关联，常某1应另案起诉。（四）一审时常某3的诉讼请求中未涉及董某遗留存款的问题，常某1也未向法院提起反诉，且在庭审时各被申请人都认可董某的所有大部分收入大多贴补家用及老人医疗和大柳树的房屋的修缮。另，关于常某1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两套楼房的出租情况说明。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继承纠纷无关联性，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起诉。2.存款凭证。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关于昌平南新村二层小楼的所有权的归属，与本案继承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常某1在原审期间未提起反诉，应另案起诉。3.病历。证明目的不认可，常某1有选择性地提交董某的部分诊断证明，不能作为董某没有精神疾病的证据。4.平面图。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5.民事起诉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6.一份书证（不告了，不告了）。真实性不认可。常某1在一审期间未提交，也未陈述有该份书证存在。上诉时也没有与《分家协议》一起提交该书证，不符合常理。该书证提及的房屋不明确，内容也不明确。书证中只有李明海、杨小江的签名，没有签署日期，没有载明代书人是谁。7.一份书证（经过）。真实性不认可。此书证未签署日期，内容不明确，没有明确“大个和老太太”是谁，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常某1的再申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分家协议》是否有效及董某遗产如何分割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常某1提交的《分家协议》系董某与常某1之间就董某所有的502号房屋、101号房屋及33号院部分房屋作出的处理。该协议落款处有董某名章及手印一枚，另有常某1及证明人李明海、杨小江签字。该协议从形式上来看，仅有董某及常某1签名，并无家庭其他成员签名，不符合传统分家协议的形式要件。该协议落款处加盖的董某个人名章与其此前使用过的个人名章存在明显差异，且证明人李明海就该协议签订的时间所作证明前后矛盾，故该《分家协议》在形式上存在明显法律瑕疵；该协议从内容上来看，与常某1在庭审中曾有的表述相矛盾，且该协议作为关键证据其在第一次诉讼中未提及亦未向法庭出示，不符合常理。故两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对该《分家协议》不予采信，符合法律规定。常某1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的有效形式，证据内容不明确，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瑕疵，不足以证明《分家协议》的真实性，且常某3、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赵某1、赵某2、常某4、常某5、常某6、常某7对常某1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故常某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两审判决对《分家协议》效力的认定，本院不予采纳。故，常某1以此为由申请再审不能成立。根据法律规定，在董某无有效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的情况下，对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两审法院综合考虑各法定继承人对家庭财产形成和保存的贡献程度、对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的情况、房屋的实际状况、便利生产生活需要等因素，对登记在董某名下的502号房屋、101号房屋、经董某申请所建的28间房屋及其他自建房屋，按照继承法的原则，在各继承人之间所作分割，并无不当。关于常某1申请再审主张董某遗产还应包括30万元存款应予分割，原审法院未予处理，存在遗漏诉求的问题。经查，常某3在原审的起诉请求中未包含分割30万元存款的主张，且原审其他各方当事人（包括常某1）亦均未对此提出相关主张。因此，法院根据常某3的诉讼请求作出的相应判决，不违反法律规定。至于是否存在30万元的相关权益问题，可另行解决。综上，常某1申请再审的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一项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常某1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立杰审 判 员 李 林审 判 员 苏 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宋 琛书 记 员 袁 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