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4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联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51号。法定代表人：王鹏，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新勇，江苏苏尊容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克宁，男，195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钱桢，江苏苏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联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毛克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2民初7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毛克宁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关于南京联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货代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否定联运公司股权归王鹏所有，与事实相背,也违背裁判伦理。原审判决认为联运公司股权“登记在王鹏名下并不必然表明股权系其个人实际所有”，这一认定含混其事，模棱两可，不符合裁判伦理的基本要求。股权归属，是财产所有权的确认，法院裁判应当明白、确定的认定。在本案没有任何人对联运公司股权归属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不但超出了诉讼请求和裁判应有的范围，而且制造新的矛盾纠纷。二、原审判决未能对王鹏与蚌埠通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成公司）在收购联运公司股权中的法律关系作出明确认定，裁判缺乏法律逻辑。原审判决认定通成公司股东的所作所为对王鹏发生法律效力，但是其并没有明确双方究竟是何法律关系，王鹏是在什么法律关系下对通城公司股东的行为负担有义务的。因此，原审判决王鹏承担责任是缺乏法律逻辑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武断。三、原审判决认定案涉股权转让有效是错误的。上诉人与毛克宁之间不存在任何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股权转让系刘军与毛克宁等人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方式操控形成，损害了王鹏的合法权利，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无效。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之一是必须意思表示真实。本案中，货代公司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不真实，该转让既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是王鹏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刘军、毛克宁等人张冠李戴，将王桂富的承诺强行嫁接到王鹏的头上，并冒用上诉人名义作出的意思表示，因此，该转让行为不具备有效条件。2.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本案中，刘军瞒着真正的权利人王鹏，冒充上诉人的名义，与毛克宁、林合等人通谋，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转让货代公司的股权，实则是为了侵占上诉人的财产，因此，该转让行为无效。3.刘军作为上诉人前总经理，在公司被王鹏收购后实际履行着总经理的职责，处分全资子公司的全部股权显然并非其职权范围的事项。刘军与毛克宁作为上诉人前股东，同时毛克宁又是货代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另案的被告林合是货代公司会计，不可能不知道上诉人的股权已经变更，已经成为王鹏个人所有的一人公司，不可能不知道转让上诉人全资子公司货代公司的全部股权应当征得王鹏的同意，不可能不知道擅自处分损害王鹏的合法权利，因此，其瞒着王鹏，合谋以上诉人名义实施的股权转让，不能对抗真正的权利人王鹏。4.需要强调的是，毛克宁与刘军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与盖章的先后及变更登记过程的陈述，支离反复，矛盾互歧，其所提交工商的文件中，存在先后顺序的文件都是同一日签署盖章，而且直接伪造了上诉人股东决定，还谎称是唐万勤盖的章，遭到同事证人的一致否认。在上诉人起诉后，毛克宁拒不出庭接受质询，另案的被告林合在法庭上称公司多人知晓股权转让，公章是唐万勤所盖，其与刘军在法庭上均否认是其擅自办理的股权转让和变更登记，但刘军在公司党委会上却承认是其擅自办理的，公司其他人均不知道。毛克宁与林合的陈述互相矛盾，足证其股权转让协议是瞒着公司权力机关造假形成,不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作为治理架构完善的公司，刘军更不能也无法代替上诉人作出任何关于处分全资子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径行推定王鹏认可由刘军代表公司从事经营，这完全无视了公司治理的基本规则。且毛克宁在庭审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有行使过优先购买权的主张，原审判决仅结合毛克宁身份、通成公司独家收购等情况，推断毛克宁“在通成公司欲收购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具有高度可能性”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且王桂富出具承诺在收购后将货代公司剥离，这与上诉人企业改制并无任何事实上的关联性，更无法推断出此两项事实与将股权转让给毛克宁有任何事实上的关联性，更不存在原审法院认为的“具有高度可能性”。四、原审判决认定刘军有权处置联运公司持有的股权是错误的。货代公司股权的转让必须要经过王鹏的同意，案涉股权转让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关于上诉人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关于重大资产转让的规定，且王鹏否认承诺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认定错误。1.王鹏受让上诉人的股权在先，货代公司的股权转让在后，货代公司的股权属上诉人所有，因此，转让货代公司的股权，必须要上诉人同意，而上诉人的股权属王鹏所有，王鹏又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即上诉人的意思表示机关就是股东王鹏，因此，无论是从所有权处分角度，还是从法人内部治理机制角度，转让货代公司的股权都必须由王鹏作出意思表示，必须要经过王鹏的同意，否则就是侵害其合法权利。2.由于上诉人为王鹏一人所有，是一人公司，因此，其处分所属子公司货代公司的全部股权时，依法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由王鹏签名置备于公司。因此，毛克宁认为货代公司的股权转让不属重大资产处分因而无须股东决定，认为王鹏以外的其他人有权决定，乃至认为仅凭上诉人盖章股权转让行为即有效的抗辩理由，都与法相悖，不能成立。货代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提交的上诉人股东决定，无王鹏签字，显属伪造。五、王桂富的承诺对王鹏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审判决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王鹏违反诚信原则错误。1.王桂富虽然与王鹏系父子关系，但是双方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独立民事主体，意思自治，责任自负。双方既不存在代理关系，也不存在代表关系。王桂富收购上诉人的股权与王鹏收购上诉人的股权是互相独立的两个不同民事法律行为，许金龙、王桂富收购在先，王鹏收购在后，王鹏是在许金龙、王桂富收购不成的情况下，自己单独进行的收购，二者显然并非共同收购。2.王鹏虽然在价格上参考了许金龙、王桂富的出价，但其取得上诉人的股权是基于其与各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基于许金龙、王桂富等人的意思表示，其也从未表示是承继许金龙、王桂富来收购上诉人。不能因为王桂富与王鹏有父子关系，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能够互相代表对方，这完全缺乏法律依据。即使是父子关系，未经王鹏同意，王桂富也无权给王鹏设定义务，何况王桂富的承诺中并未涉及王鹏。3.王桂富的《承诺书》是其单方意思表示，是以其个人取得上诉人的股权为前提。由于其未能取得上诉人的股权，该承诺在法律和事实上均属不能履行，更不可能约束当时尚未介入股权转让的王鹏。何况，王鹏在受让股权时，根本就不知道有王桂富的承诺存在，毛克宁、刘军也从未告知其有《承诺书》存在，更未将《承诺书》的内容纳入王鹏与各股东的股权转让协议之中。事实上，毛克宁、刘军等人也不认为该《承诺书》可以约束王鹏,否则，作为股权变更的操控者刘军，和作为《承诺书》的相对人毛克宁，明明知道股权受让方已经不是王桂富等人，而是变更为王鹏，而且明明知道有《承诺书》的存在，却既不告知王鹏，也不纳入到自己与王鹏的股权转让协议之中，也未通过任何方式获得王鹏的确认，在与王鹏的股权转让交易中毫无体现，完全不合情理。这只能说明他们并不认为王桂富的《承诺书》可以约束王鹏，所以才弃之不顾。4.再从该《承诺书》的内容来看，首先该《承诺书》并未明确无须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因此，刘军、毛克宁等人关于“两不找”的说法毫无根据。其次，该《承诺书》缺乏合同构成要素，完全没有可实施的约定，只是一个意向，不足以构成法律上的承诺并形成合同。因此，刘军、毛克宁等人将该《承诺书》作为签订货代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依据，完全是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可见，王桂富既不是股权的受让人，也不是王鹏的代理人，毛克宁等人既没有催告王鹏对《承诺书》作出表示，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王桂富有代理权，因此，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王桂富的承诺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意思表示，不能构成王鹏意思表示的组成部分，对王鹏不具有约束力，故原审判决混淆了王桂富与王鹏两人收购的独立关系，王鹏无须遵守王桂富作出的任何承诺，不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六、原审判决将造成一个荒谬的结果。本案存在两份不同的股权转让合同，一份是送交工商变更登记的合同，一份是刘军与毛克宁私下串通签订的合同。前者有对价约定，后者无对价，而王桂富的《承诺书》中并没有表示放弃对价。因此，面对转让价款这一主要条款截然不同的两份合同，原审判决究竟根据哪一份认定案涉股权转让有效，没有作出明确认定。原审判决如果以刘军与毛克宁私下签订的合同为准，就意味着毛克宁等人一分对价不出就可以白白取得货代公司的股权。而原审判决并未对其为什么不用支付对价作出任何解释，也未对这样的判断与王桂富的《承诺书》以及与送交工商登记的转让合同不符作出任何解释。原审判决如果以工商登记的合同为准，那么毛克宁等人理应向联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其至今分文未付，属根本违约，上诉人有权要求收回股权。毛克宁辩称，一审法院紧紧围绕讼争股权转让是否存在无效情形的争议焦点，查清了股权转让的来龙去脉、交易细节、实际情况等，并据此认定讼争股权转让合同真实合法、有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联运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主要理由是：一、联运公司称一审判决否定该公司股权归王鹏所有系误读。一审法院认为“登记在王鹏名下并不必然表明股权系其个人实际所有”，是指存在股权代持的可能，此系从股权交易过程得出的结论，王鹏庭审中对交易细节不知情印证一审法院的此观点并无不当。王桂富是通成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长，与王鹏是父子关系，通成公司是收购联运公司股权的发起方，讼争股权交易在通成公司收购联运公司股权谈判时，已由王桂富与毛克宁达成一致，王桂富出具了《承诺书》。王鹏对交易细节不知情，其接受股权仅系履行接受股权的义务，故本案无需论述王鹏与王桂富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王鹏认为其存在损失，只能向王桂富主张。二、联运公司与毛克宁之间的股权转让意思表示真实，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恶意串通，也未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联运公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独立并区别于王鹏。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联运公司印章即代表了该公司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毛克宁不负有审查联运公司转让股权是否经股东会同意的义务，如果法律允许股东以未经股东会同意而确认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将导致市场交易的混乱，影响诚信体系的建立。通成公司在与联运公司进行收购谈判时，所有决定权在于其大股东、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桂富，至于最后股权登记在谁名下，仅系为了完成收购，即由收购方指定王鹏完成最后的手续办理，有许金龙和刘军的证人证言为证，故联运公司只认可王桂富，毛克宁亦如此，并不知晓王鹏的存在。证人唐某,4、刘某,4的证言也体现了前述事实，即在办理股权转让时并未见王鹏在公司。三、按一般商业逻辑，如果王鹏独立于王桂富或通成公司收购联运公司，其应以自己的名义与联运公司重新谈判并进行尽职调查，但王鹏并没有。即使王鹏对股权转让的细节如股权转让价格等不知情，其也应在完成收购之日全面接管公司，但其时隔两年才接管公司，且其收购的部分款项由通成公司、蚌埠鼎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丰公司）、周婷婷支付，不符合作为实际权利人的常理，印证了一审法院认为登记在王鹏名下的股权不必然系其个人实际所有的观点。联运公司股权收购完成后，沿用联运公司之前的管理模式，由刘军主持工作，许金龙参与监督管理，并向王桂富汇报工作的模式。讼争股权转让完全按照王桂富与毛克宁此前形成的书面约定进行，任何一方未凭空臆造，更不会冒着犯罪风险做没有任何事实基础之事，且恶意串通不能仅凭主观推断。四、公司法第六十一条是针对公司治理和约束公司行为的规定，且并非效力性规定。法律未规定如果一人有限公司未按照公司法第六十一条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对外合同无效，林合在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时，按工商部门规定执行，未伪造任何文件，没有任何程序违法之处。通成公司于2015年左右指派许金龙作为代表与联运公司的代表刘军开展洽谈收购事宜，王桂富于2016年3月18日向毛克宁作出书面承诺，王鹏于2016年4月18日签字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王鹏自称2018年4月25日接管联运公司，毛克宁根据以上事实经过认为王鹏对讼争股权转让没有决定权，在王鹏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时，讼争股权已被王桂富代表通成公司同意转让给毛克宁，故王鹏同意与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王鹏与王桂富以及通成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一审查明的事实已经能够清楚反映王鹏作为王桂富的儿子，其办理股权手续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持股，上诉人一直所澄清的王鹏与王桂富两个独立民事主体与本案的股权转让并没有太多关联。联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2016年5月24日形成于联运公司与毛克宁之间的货代公司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和一份《补充协议》无效；2.毛克宁将160万元出资额对应的80%股权登记回联运公司名下；3.毛克宁负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联运公司成立于1992年9月12日，货代公司成立于2004年9月10日，货代公司系联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毛克宁系货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联运公司的董事。联运公司改制后注册资本为911.2万元，股东有23名自然人，其中毛克宁持有45万元出资，刘军持有50万元出资，唐某,4持有21万元出资，刘某,4持有23.9万元出资。2014年，联运公司（甲方）在王永华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即与通成公司（乙方，法定代表人王桂富，持股68%，许金龙担任董事兼总经理，持股32%）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通成公司拟收购联运公司持股人的股权。2015年刘军担任联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联运公司与通成公司先后签订三份股权转让意向（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逐渐细化。其中两份协议均约定由于本协议的主体原因，甲方系个人持股，乙方系个人收购，双方公司名义签订仅为牵头和推进本项工作。其中2015年9月11日的意向补充协议载明，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将300万元受让股权定金汇入甲方公司账户，且需在2015年12月31日前将甲方股东股权100%转让的对价款全额汇入甲方专项账户中，则300万元定金连同2015年1月16日乙方支付的200万元定金及2015年4月28日乙方支付的500万元定金共计1000万元定金即可冲抵股权转让对价款。2015年1月16日，通成公司向联运公司转账200万元（投资款），联运公司同日出具收据（定金）。2015年4月28日，通成公司向联运公司转账500万元（投资款），联运公司同日出具收据（定金）。2015年9月11日，鼎丰公司向联运公司转账300万元（投资款），联运公司同日出具收据（定金）。2016年3月3日，王鹏向联运公司转账3200万元（投资款）。2016年3月18日，王桂富出具《承诺书》，同意联运公司在货代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毛克宁，同意将联运公司经营的太平北路35号-2号一楼、二楼所属联运公司出租的房产及现货代公司所经营办公房产全部转让给货代公司作为抚养职工，转让后货代公司所有职工与联运公司脱离劳动关系，货代公司的债权债务以及职工备付金由改制后的货代公司承担。2016年4月6日，联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全体原股东一致同意出让本公司注册资金911.2万元，占注册资本100%，转让给新股东王鹏（与王桂富系父子关系），撤销董事会，免去刘军总经理职务，选举王鹏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王桂富为监事。王鹏担任联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并未对联运公司接管，而是继续由刘军主持公司工作，直到2018年4月25日，王鹏接管联运公司财务资料及印章。2016年4月7日，周婷婷向联运公司转账2000万元（投资款）。2016年4月18日，王鹏分别与联运公司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4月22日，周婷婷向联运公司转账1200万元（投资款）。2016年5月17日，联运公司在公司登记部门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登记。其中股东变更登记所附的有关毛克宁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为160万元，对价为160万元，协议生效15日内由受让人向转让人全额支付。2016年5月24日，联运公司、货代公司共同盖章确认：同意股东联运公司向毛克宁转让其持有的货代公司160万元股权，同意股东联运公司向林合转让其持有的货代公司40万元股权。2016年5月24日，联运公司（甲方）与毛克宁、林合（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愿意将其在货代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乙方，其中毛克宁持有80%，林合持有20%，乙方承担甲方对货代公司的债务，乙方无需另外支付转让费。2016年5月24日，联运公司与货代公司盖章确认补充协议，约定联运公司所持有的货代公司股权转让后，货代公司整体从联运公司剥离，所有职工与联运公司脱离劳动关系，转让后，货代公司原有的债权债务以及职工的备付金由改制后的货代公司承担，原联运公司太平北路35-2号一楼和二楼的全部房产转让给货代公司，用以弥补联运公司欠货代公司的债务以及抚养职工。2016年5月31日，货代公司盖章确认的人员清单中包含毛克宁、林合、何美庆等27人，自2016年6月1日起，以上人员与联运公司脱离劳动关系，今后由货代公司自行负责。2016年6月28日，联运公司与货代公司签订房屋交接清单，约定自2016年7月1日起，原太平北路35-2号联运公司出租经营的房屋转让给货代公司经营，2016年6月28日双方在现场进行了交接。联运公司交接人刘某,4、刘辉，货代公司交接人林合、何美庆。联运公司新旧章程均规定，股东会（股东）职权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一审中，王鹏称转让款具体多少不记得，除了1000万元定金是其父亲支付的，其余是其本人支付的，股权受让何时开始也不记得，没有参与过意向协议的谈判，由于通成公司收购失败，改由其本人收购。本案一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联运公司与毛克宁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的情形。理由如下：第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王鹏被登记为联运公司唯一股东、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以及总经理之后，其并未及时接管公司、参与公司经营，而是仍沿用之前的管理模式，继续由刘军主持公司工作，应视为其认可由刘军代表公司从事经营。其主张刘军拒不交出公司管理权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联运公司股权收购完成之后，王桂富担任公司监事能够表明收购系之前收购意向的延续，且意向协议中明确为个人收购，至于股权登记在何人名下系由意向收购方通成公司决定，登记在王鹏名下并不必然表明股权系其个人实际所有。王鹏主张通成公司收购失败改由其个人收购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3）综合毛克宁的身份、通成公司独家收购等事实，毛克宁在通成公司意欲收购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具有高度可能性，另结合联运公司系改制企业的事实，王桂富出具承诺在收购后将货代公司剥离、将相应股权转让给毛克宁具有高度可能性。第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联运公司主张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本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转让重大资产等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董事会应当及时召集股东大会会议，由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上述规定系针对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联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非股份有限公司，故不适用该条规定。即使案涉股权转让需经股东同意，由于收购方在收购前即承诺该项事实，王鹏否认该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第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系联运公司与毛克宁，联运公司并未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其主张刘军与毛克宁恶意串通，由于刘军当时代表联运公司，且并非刘军个人与毛克宁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因此联运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第四，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形式合法，目的是实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的承诺，不存在非法目的，联运公司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第五，联运公司主张的毛克宁存在非善意的情形。善意取得的前提是无权处分，而联运公司在刘军主持工作时与毛克宁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有充分依据，并非无权处分，因此不存在善意与非善意的问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联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联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联营公司负担。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联运公司另主张一审法院遗漏认定讼争股权转让的对价。二审期间，联运公司陈述，讼争股权转让是秘密、私下进行，说明存在恶意串通、敲诈勒索情形；联运公司2017年审计报告显示其对货代公司的股权投资价值200万元，故王鹏不可能想到货代公司的股权已被转让。毛克宁到庭陈述，当初刘军和许金龙一再强调为了稳定形势，《承诺书》要对外保密，王桂富也称如果对外公开，联运公司的下属公司可能都会要股权、房子。本院另查明，2019年4月3日，联运公司以林合为被告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案号为（2019）苏0106民初4623号。在该案一审庭审中，联运公司最初陈述：前期由许金龙代表通成公司与联运公司的刘军协商收购联运公司，后来由于通成公司收购失败，由王鹏接手。后又陈述：关于联运公司股权收购过程，之前确实是由通成公司与联运公司前负责人王永华进行协商，王永华去世后，由通成公司与刘军进行协商，后因种种原因，最后没有由通成公司收购，由王鹏收购；谈判人员均是许金龙，许金龙之前代表通成公司，之后代表王鹏进行谈判。一审庭审结束后，联运公司在提交的代理意见中又陈述：王鹏是在许金龙、王桂富收购不成的情况下，自己单独进行的收购。联运公司最初还陈述：王鹏受让联运公司股权后，虽然免去了刘军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职务，但刘军拒不交出公司经营权，王鹏认为联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收房租，只要账目对，暂时不需要接手公司，故直到2018年4月才接手。后又陈述：王鹏作为联运公司新股东委任新的管理者，由于公司原来的老职工需要刘军去安抚，王鹏信任刘军，故由刘军掌控公司的正常经营，许金龙监督；刘军仅系职业经理人，需要定期向王鹏汇报经营情况，当刘军不汇报时，王鹏向刘军进行了解。对于是谁决定由许金龙监督刘军，联运公司称不清楚。对于太平北路35-2号房产早已交接给了货代公司，租金变更由货代公司收取，王鹏为何没有及时发现的问题，联运公司回复称因刘军没有及时向王鹏汇报，王鹏也没有仔细核对账目。在该案中联运公司明确其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事由为：1.联运公司转让持有的货代公司的股权未经其唯一股东王鹏同意，股权转让不是联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2.股权转让协议违反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转让公司的重大资产未经股东会表决；3.毛克宁、林合与刘军恶意串通，私自使用联运公司印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了联运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4.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协议约定将债务和所有不利因素转给货代公司，用以换取毛克宁和林合无需向联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利益受损的是货代公司，实质是损公为私，侵占联运公司财产；5.林合并非善意第三人。在该案一审庭审中，联运公司提交了印章、介绍信使用审批单，用以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联运公司的印章是毛克宁、林合与刘军恶意串通，私自加盖的。林合质证称，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证明股权转让未经联运公司同意，联运公司存在使用印章不经过备案登记的情况。联运公司提交了合同协议用章审批表，用以证明其印章使用都需要经过审批。林合经质证认为，从审批表上的日期看都是先签合同后补审批表。林合为证明联运公司存在使用印章不经过备案登记的情况，提交了2016年3月25日联运公司与潘祯签订的房屋出租协议、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通知七份。联运公司经质证，承认该组证据中加盖的联运公司的印章真实，但认为不能证明林合取得股权的正当合法性。该案一审中，唐万勤、许金龙、刘军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唐万勤当庭陈述：其自1992年起至今一直在联运公司工作，现任党委书记兼办公室主任；关于货代公司股权转让问题，其在2018年6月才知晓，未参加关于股权转让的任何会议；联运公司的公章管理严格，每次用章必须走流程，只有刘军可以借章出去办事，有时候借用章不办手续；其股权转让给王鹏由股东会决定，是集体转让，股权转让的事宜是许金龙与刘军谈的，其不清楚许金龙是以谁的名义谈股权收购事宜，最后股权转让给了王鹏；其在股权转让前最后一次开股东会时才接触到王鹏，之前没有接触过；2016年4月股权转让给王鹏之后，联运公司原来的领导班子都被股东会免除了职务，后来的领导班子没有任命，按原来的模式运营，公司的运营决策由刘军掌控，王鹏未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不清楚王鹏为何未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不清楚刘军有无向王鹏汇报公司经营情况。许金龙当庭陈述：其于2014年至2017年期间担任通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之后担任董事兼股东，收购联运公司后至2018年四、五月份担任联运公司副总经理；收购联运公司股权是以通成公司名义谈的，协议也是通成公司签的，前期的1000万元由通成公司支付，协议有一条约定为了便于股权收购，以个人名义即王桂富儿子王鹏名义收购；当时许金龙代表通成公司谈收购事宜时，毛克宁提出要么其参与竞争收购，要么把货代公司剥离给其，货代公司的债权债务和人员都由毛克宁带走，许金龙问王桂富这个事是否可以做，王桂富同意了，但提出不要大面积扩散；收购完成后，毛克宁提出剥离货代公司，要求王桂富向其出具书面手续，许金龙因要接小孩放学，就让刘军去蚌埠找王桂富，王桂富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大致内容是把货代公司剥离给毛克宁，两不找；签完《承诺书》后，刘军与联运公司相关部门开始办理货代公司股权过户手续；联运公司股权登记在王鹏名下后，王鹏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由王桂富说了算，王桂富是大老板，来开过会，王桂富口头指派刘军与他管理公司，公司正常经营刘军说了算，许金龙负责监督刘军。刘军当庭陈述：其自1985年起至今一直在联运公司工作；2014年许金龙听说联运公司要转让股权，向刘军引荐了王桂富，刘军将许金龙和王桂富引荐给了公司原董事长，开始谈股权收购事宜，许金龙和王桂富以通成公司名义打了1000万元定金，历经两年多时间，股权收购于2016年4月18日全部结束；收购结束后，股权登记在了王桂富儿子王鹏名下，此由许金龙与王桂富商量决定；当时联运公司股权收购时，毛克宁是货代公司总经理，货代公司是联运公司的下属单位，毛克宁在联运公司的几次会上提出要参与股权收购竞标，刘军向许金龙和王桂富汇报了此情况，并将毛克宁引荐给了许金龙，毛克宁和许金龙谈了三次，最后毛克宁同意不参加竞标，但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股权收购完成之后将货代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毛克宁，并将当时货代公司使用的太平北路35-2号一楼、二楼的房子交给毛克宁，毛克宁把人员、债权债务全带走；谈好后，许金龙于2016年3月18日让刘军到蚌埠找王桂富，称毛克宁怕股权收购完了扯不清，多次要求王桂富写承诺，许金龙让刘军把承诺拿给王桂富签字，王桂富在通成公司的办公室当场签了字，刘军当天把承诺拿回来，隔了两天交给了毛克宁；王鹏成为联运公司股东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王桂富来开了两次会，在2016年8月处长以上办公会上王桂富明确公司由刘军全权负责，王桂富和许金龙监督；刘军参与办理了联运公司持有的货代公司股权转让给毛克宁的手续，由货代公司把合同搞好，刘军修改了一下，在王桂富和许金龙同意的情况下刘军办理了手续；不存在刘军私自在股权转让合同及其他材料上加盖公章的情况，股权变更时货代公司的经办人是林合，联运公司由办公室主任兼党委书记唐万勤负责。上述事实，有（2019）苏0106民初4623号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讼争《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否存在联运公司主张的无效情形。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联运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无效，针对其据以主张无效的五项理由，本院逐一分析如下：一、联运公司认为讼争股权转让未经联运公司唯一自然人股东王鹏同意，不是联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虽然王鹏未在《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等书面文件上签字，但综合在案证据，本院认为讼争股权转让系联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主要理由是：1.讼争三份协议中均加盖联运公司印章，公司印章是公司处理内外部事务的印鉴，交易文本上加盖公司印章便具有推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除非有证据证明印章系脱离公司的控制被他人滥用。联运公司主张讼争股权转让相关文件中的印章系刘军加盖，但王鹏登记为联运公司股东后至2018年4月期间，并未实际接手联运公司，仍沿袭此前由刘军经营管理联运公司的模式，且并未对刘军的权限作出限制，联运公司办公室主任唐万勤也作证称存在刘军借走公司印章办事且不办手续的情况，故不能认定讼争股权转让相关文件中的联运公司印章系被刘军滥用。2.在联运公司股权收购谈判过程中，王桂富出具《承诺书》，同意联运公司将所持货代公司股权转让给毛克宁，结合许金龙的证人证言即“当时他代表通成公司谈收购事宜时，毛克宁提出要么他参与竞争收购，要么把货代公司剥离给他，货代公司的债权债务和人员都由毛克宁带走，他问王桂富这个事是否可以做，王桂富同意了”，及毛克宁、林合均认可讼争20%股权实由毛克宁赠与林合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讼争股权转让是实现收购方在收购联运公司股权过程中的承诺，并无不当。3.鉴于王桂富与王鹏之间的父子关系，及前期股权收购的意向协议均由王桂富代表通成公司签订，且约定由个人收购的情况，毛克宁、林合有理由相信王桂富出具的《承诺书》代表联运公司。综上，联运公司主张讼争股权转让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联运公司另主张其2017年审计报告显示其对货代公司的股权投资价值200万元，故王鹏不可能想到货代公司的股权已被转让，但联运公司的上述审计报告相应内容与货代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不符，且无证据证明编制理由系为欺瞒王鹏，也不足以推翻前述关于讼争股权转让的由来分析。二、联运公司认为讼争股权转让违反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即转让公司重大资产未经股东会表决。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本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转让、受让重大资产或者对外提供担保等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董事会应当及时召集股东大会会议，由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本院认为，该条款规定在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和组织机构一章中，约束的是股份有限公司，联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不适用该规定，故联运公司的此项无效事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三、联运公司认为毛克宁、林合与刘军恶意串通，私自使用联运公司印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侵害联运公司及其股东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联运公司并未就其主张的恶意串通情形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且无证据证明刘军的行为非代表联运公司履行收购方的承诺，故联运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讼争股权转让无效，不能成立。至于联运公司所述讼争股权秘密转让问题，许金龙证言中也提及“王桂富同意了，但提出不要大面积扩散这个事”，毛克宁就此已作出解释，即为防止联运公司当时的其他下属公司提出相同要求，故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向相关主体披露讼争股权转让事宜不足以证明存在恶意串通和违法情形，联运公司据此主张合同无效不能成立。四、联运公司认为讼争股权转让行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即约定将债务和所有不利因素转给货代公司，以换取毛克宁、林合无需向联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损害货代公司利益，侵占联运公司财产。本院认为，联运公司主张零对价的合同是2016年5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毛克宁、林合承担联运公司对货代公司的债务，无需另外支付转让费。根据该约定，毛克宁受让讼争股权并非零对价。《补充协议》约定讼争股权转让后，所有职工与联运公司脱离劳动关系、职工备付金由货代公司承担，同时约定联运公司将太平北路35-2号一楼和二楼的全部房产转让给货代公司用以弥补联运公司欠货代公司的债务及抚养职工，王桂富此前出具的《承诺书》中也承诺将联运公司经营的太平北路35号-2号一楼、二楼所属联运公司出租的房产及现货代公司所经营办公房产全部转让给货代公司作为抚养职工，故货代公司在承担相应责任的同时也存在收益，联运公司主张案涉协议约定债务和所有不利因素转给货代公司，以换取毛克宁、林合无需向联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损害货代公司利益，侵占联运公司财产，与事实不符，其据此主张相应协议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五、联运公司认为林合并非善意第三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无权处分情形，但如前所述，讼争股权转让是履行此前收购承诺的行为，并非无权处分，故本案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且受让人是否非善意也与协议效力无关。此外，联运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究竟根据哪一份股权转让合同认定股权转让有效，没有作出明确认定。联营公司的诉请是“判令2016年5月24日形成于联运公司与毛克宁之间的货代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裁判理由部分已认定“联运公司与毛克宁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故联运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联运公司另主张一审法院未审理讼争股权转让的对价，本案争议焦点是讼争协议的效力问题，不涉及股权转让的对价，故一审法院未就对价进行审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联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联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夏 雷审 判 员  刘阿珍审 判 员  徐岩岩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冯丽源书 记 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