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1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明，男，197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超，山东圣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亦伟，男，196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涛，山东勤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韩明与上诉人于亦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1民初1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明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2019）鲁0321民初179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告于亦伟支付原告自2015年7月1日起至起诉之日的利息162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以借款本金225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2.一审和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依法认定上诉人韩明提交的“借据”，同时也未按照“借据”约定的利息标准（月利率1.5%）支持上诉人韩明的借款利息，是依据其对案外人田龙制作的一份调查笔录。而对于一审法院直接采纳认定自身制作的无特殊原因不出庭证人的调查笔录，存在程序违法。第一，且不说这并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畴，单就该证据而言，本质属于证人证言，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由证人出庭接受质询，只有证人需出庭接受询问才能更好的辨认其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调查笔录的形成是以调查人员询问、证人陈述所形成的笔录，其依然摆脱不了前述失真的可能。且由于其在庭审之外形成，不仅缺乏程序公开性，而且缺少当事人交叉询问的规制，助长证人在笔录过程中无压力的恣意。证人作伪证也并不会因调查者是司法工作人员而有所改变。其次，法院直接单独采纳其自行制作的调查笔录等于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辩论权。调查笔录这一书面证言，使得当事人无法通过交叉询问证人完成诉讼质证，使当事人陷入被动不利境地，辩论权的行使大大受限，不利于正确分析判断证人证言的真伪，不利于确定证据的可靠性和证明力，不利于发现案件真实。（二）上诉人韩明提交的“借据”与另一份已经由被上诉人于亦伟认可并经法院认定的“韩明东厂区投资车间折价明细表”相互印证，可证实“借据”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在“韩明东厂区投资车间折价明细表”中的九栏费用明细，实为两大项，一项为被上诉人于亦伟欠上诉人韩明的设备折价款77.5万元（已另案主张），一项为被上诉人于亦伟欠上诉人韩明的借款22.5万元即案涉借款，两部分费用共计100万元，此为借据的由来。案外人田龙并未出借给被上诉人于亦伟100万元。假设案外人田龙出借给被上诉人于亦伟100万元，案外人田龙便绝对不会如其所称将100万元借据因为上诉人韩明欲起诉而出借给上诉人韩明，要知道把至关重要的证据给了上诉人韩明，意味着案外人田龙将无法或者很难再主张其出借给被上诉人于亦伟的100万元，这是正常人都明白的道理。假设借条是在案外人田龙处，在案外人田龙没有出借给被上诉人于亦伟100万元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于亦伟绝对要收回借条，这也是正常的逻辑思维，但被上诉人于亦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借条自始至终就是在上诉人韩明处，是因其欠上诉人韩明100万元而出具的借条。 于亦伟辩称，韩明主张利息计算方式的依据是其持有的借据，在一审中已经查实该份借据是向第三人田龙出示，该借据的约定不能约束本案双方当事人，同时于亦伟已经全部归还了22.5万元，双方不再存在借贷关系。 于亦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所依据的《明细表》是双方基于欲解除租赁关系对租赁添附物和转租收益的处理而形成，其基础法律关系为租赁关系，而非借贷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根据查清的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双方的争议，仅凭被上诉人陈述，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明细表》系双方欲解除2009年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而形成。《明细表》中的价款是双方对《租赁合同》解除后租赁添附物及被上诉人的转租收益等折价补偿的约定，其中22.5万元并非基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产生，而是对被上诉人转租收益的租金补偿。据此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仍为租赁关系，并非借贷关系。且《明细表》形成后双方并未解除租赁合同，被上诉人仍实际占有厂房及《明细表》中的设备对外转租收取的租金收益。二、一审判决认定《明细表》中载明“欠韩明债务22.5万元”具有债权凭证性质，必然以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为前提，但一审法院并未对借款金额、借款交付等事实进行查实，仅通过推定方式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显然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款未发生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及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对争议事实进行如下举证：1.上诉人提供2012年银行转账业务回单2份，证明已全部偿还并结清了双方的借款，之后双方再未发生过其他借贷；2.被上诉人主张双方存在多笔借款，但被上诉人主张因对账已将之前的借据销毁，仅出示了一份2013年6月27日的借条复印件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未提供能够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其他任何证据。按照第十六条规定，在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归还借款并对《明细表》表述的22.5万元是基于解除租赁关系的租金补偿进行了说明，一审法院应当就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款项交付等事实继续进行查实。不能简单仅以主观推定该明细表具有债权凭证确认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与十六条规定的立法精神相违背，也必然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韩明辩称，一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但是没有对利息的约定作出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支持韩明的利息请求。 韩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于亦伟偿还借款225000元，支付自2015年7月1日起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162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于亦伟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韩明和于亦伟系朋友关系。2009年4月29日，韩明和于亦伟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韩明承租于亦伟位于桓台县新城镇毛家村西、寿济路北的场地、车间及办公室等。2015年7月1日，韩明和于亦伟欲解除2009年4月29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双方形成了《韩明东厂区投资车间折价明细表》一份，该明细表其中一栏载明“我于亦伟本人所欠韩明债务22.5万元”，明细表由韩明和于亦伟签字确认。关于该债务，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约定归还期限。 庭审中，韩明与于亦伟就是否存在涉案借贷关系存在争议。韩明提交2015年7月1日借款人为于亦伟的借据一份，主张双方在借据出具前存在多笔借贷业务，2015年7月1日双方就之前发生的所有借贷业务进行综合对账并结合双方对相关物品的折价，由于亦伟为其出具了借款1000000元的借条，该借条中包括涉案的225000元。经质证，于亦伟对借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该借据系其对案外人田龙出具，其与韩明之间曾发生过借贷业务，但借款已于2012年5月17日偿还200000元、8月6日偿还100000元，已经全部归还完毕，之后双方再没有发生过借贷业务。 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对案外人田龙进行了调查核实。田龙陈述：韩明欠其1000000元，于亦伟欠韩明款项。所以，其作为贷款人，于亦伟作为借款人，淄博众联机械厂（经营人为韩明）作为担保人，三方于2015年6月28日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由于亦伟对其还款，韩明以厂房作抵押。合同签订后，于亦伟没有对其还款，《抵押借款合同》并未履行。2015年7月1日的借据是于亦伟对其出具，和《抵押借款合同》是一体的。因于亦伟没有还钱，其跟韩明要钱，韩明表示要起诉于亦伟，其就把借据给了韩明。借据中的“按合同”是指按《抵押借款合同》。经质证，韩明认为田龙的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其陈述可以看出，于亦伟欠韩明款项最起码是1000000元，否则三方不可能对等将债务进行抵销，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于亦伟认为田龙的陈述可以证实韩明据以起诉的借据是其对案外人田龙出具，韩明在起诉时向田龙借取了该借据。实际情况是其与韩明在2015年欲解除《厂房租赁合同》而形成了明细表，并且为支付该款项，经韩明联系由其向案外人田龙借款，才形成了本案所涉的《抵押借款合同》和借据。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韩明和于亦伟进行对账结算后于2015年7月1日形成的明细表明确载明“我于亦伟本人所欠韩明债务22.5万元”，并由韩明和于亦伟在明细表上签字确认，因此，该明细表具有债权凭证的性质，是当事人就双方债权债务的重新确定。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截至2015年7月1日，于亦伟尚欠韩明225000元。双方当事人就涉案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借款经韩明多次催要，于亦伟均拒绝归还。现韩明依据明细表诉求于亦伟偿还借款225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于亦伟关于该款项系其给予韩明下年度租金补偿的抗辩主张，无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经庭审查实，2015年7月1日的借据系于亦伟对案外人田龙出具，故，韩明依据该借据中约定的利率标准诉求于亦伟支付利息，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就涉案借款未约定利息，故自借款之日至韩明起诉之日，该期间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同时，因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还款期限，故韩明起诉之日应视为逾期之日。韩明主张的逾期利息实为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因双方未约定逾期利率，故，韩明主张的逾期利息应以22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于亦伟偿还原告韩明借款225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于亦伟以22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支付原告韩明逾期利息；三、驳回原告韩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53元，由韩明负担1492元，由被告于亦伟负担2061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案涉《韩明东厂区投资车间折价明细表》有韩明、于亦伟的签字确认，在该明细表中明确列明“我于亦伟本人所欠韩明债务22.5万元”，即于亦伟认可其应向韩明履行债务22.5万元。于亦伟上诉称该明细表是双方基于欲解除租赁关系对租赁添附物和转租收益的处理而形成，基础法律关系为租赁关系，该22.5万元系其对韩明的租金补偿，对此，于亦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明细表中载明的其欠韩明22.5万元债务的性质为租金补偿，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于亦伟主张在2012年已经结清双方借款，但该明细表形成于2015年，其在明细表中明确签字确认尚欠韩明债务22.5万元，故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一审认定案涉明细表具有债权凭证性质，系双方对债权债务的确认，据此认定于亦伟尚欠韩明22.5万元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案涉《韩明东厂区投资车间折价明细表》系在双方协商解除租赁合同时签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即便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为租赁关系，但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书面形式对债权债务进行了确认，一审法院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无不当。综上，于亦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韩明要求于亦伟偿还案涉款项，提交于亦伟出具的借据一份，于亦伟虽对借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抗辩称该借据系其作为借款人向田龙出具，并提交抵押借款合同予以佐证，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对田龙进行了调查，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调查笔录进行了质证，一审法院已经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韩明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经审查，案涉借据与案涉抵押借款合同在借款日期、还款日期、借款金额、借款利率等约定上完全一致，抵押借款合同中同时对利息结算进行了约定，该约定亦与借据中写明的“利息结算方式：按合同”相呼应，结合一审法院对田龙的调查，一审认定案涉借据系于亦伟向田龙出具、对韩明依据借据约定的利率标准诉求的利息未予支持亦无不当。综上，韩明的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韩明、于亦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75元，由上诉人韩明负担2000元，上诉人于亦伟负担26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兴民 审判员  李灵福 审判员  王 娜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徐 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