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4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信阳工业城金财招商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易承爽，河南信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希旺，河南问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男，汉族，1973年1月8日生，住信阳市平桥区。委托代理人：张林旭、刘济天，河南文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信阳高新区珍珠路街道办事处袁寨社区居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刘祖建，该居民委员会主任。原审第三人：信阳高新区城东街道办事处航天路社区居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沈富国，该居民委员会主任。上诉人信阳工业城金财招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建及原审第三人信阳高新区珍珠路街道办事处袁寨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袁寨居委会）、原审第三人信阳高新区城东街道办事处航天路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天路居委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19年4月2日作出（2019）豫1503民初968号民事判决，金财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豫15民终17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平桥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9）豫1503民初5510.号民事判决，金财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易承爽、刘希旺，被上诉人杨建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济天，原审第三人袁寨居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刘祖建，原审第三人航天路居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沈富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9）豫1503民初551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手机产业园内HKL场平工程量应当按约定、签证确定；双方未结算，HKL场平预付借款额不能作为最终结算款额；杨建认为预付款额326万为实际工程款额，又主张欠付42万元，但金财公司不仅不欠付且预付超63.804万元，故应统一结算扣减105.804万元（主张欠付42万+预付超63.804万）。另外，应考虑举证规则，被上诉人主张工程量增加导致工程款增加，应举证加以证明，一审不应从HKL预付借款额和时间，倒推HKL工程量，更不应根据证人证言认定HKL工程量。2、《东区图HKL场地平整工程合同》与《东区图HKL场地平整合同工程合同补充协议》是一个合同整体（主合同237745方，8元?方；补充协议60000方，12元?方），一审认为不是同一合同错误。3、手机产业园内先追加的94000方和9500方场平、涵管便道，与后补签的《先义锂电池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94000方）、《恩泽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9500方）《生产基地项目临时便道工程》（含涵管工程）系同一工程，一审认为“情况说明”中的追加的两个场平与后签订的两个合同是各自独立的工程错误。4、一审法院未理清5个场平工程量签证与10个场平合同之间工程量关系，事实上5个场平签证工程量与10个场平合同工程量相互吻合。5、一审认为各个场平工程支付相对独立，不能冲抵错误。手机产业园范围内10个场平作业面（10个场平合同），合同约定待财政评审后结算，被上诉人在原一审、二审也认为双方未最终结算，并将其在手机产业园范围内各个场平一并主张工程款，那么预付款不等于结算款，应当对手机产业园范围内各场平进行统一结算，且财政评审也是采用统一评审。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主张工程量增加的一方，应就增加的工程量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已通过书面证据完成工程量举证责任。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定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已形成签证并经被上诉人确认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主张工程量增加不应当支持，一审法院引用该条司法解释，但错误适用了该条司法解释，导致裁决结果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将预付、预借工程款等同于工程款结算款错误。合同约定财政评审后结算，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为未最终结算，一审法院未根据签证据实结算错误。杨建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认定是正确的。本案案涉合同8份，合同格式条款“根据工程进展情况付工程款，工程进度80%，付工程款的50%，工程完工通过验收后付清全部工程款。”双方合作开始就没有提出进所谓的“统算”，都是先干活后付钱，以合同为结算依据是基本事实，也是双方惯例。从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金财公司的每一笔付款均是在本案合同签订之后。若如金财公司所说预先拨付下一个工程款，那么应在合同未签订之前即拨付，但是从时间上看，每一笔拨款都是对应前面的合同。金财公司所称的“统算”实质是对HKL项目下96万元拨付款无合同对应的疏忽找名目。因为其他8个项目都是没发生“拨款无印证”的情形，于是金财公司将“付下一个工程款”为借口，就将HKL中现在“无合同”的付款抵充其他合同欠债。因此金财公司一直笼统称多付的96万元是预借后面工程的钱，但又不能明确批明是后面哪个具体工程的名称，更没有在后续工程中予以抵冲。金财公司付款的基础事实就是场平活确定干完了。双方从2014年之前就已合作多年，据金财公司统计表显示，没有合同而付款的项目不少于6个，总金额超过617万元。HKL的补充协议也是独立的。HKL已付的96万元实际就是工程款，不可能是预付的其他工程款。另外，本案金财公司产业园区恩泽M是第一个项目，2013年11月26日开始，2014年1月8日金财公司全部付清，双方结算完毕。同一园区有的独立结算，有的统算是站不住脚的。二、关于“情况说明”与“先义锂电池”和“恩泽”是否是同一工程的问题。三者是独立工程，并非同一工程，不存在重复支付工程款的问题。根据吕顺海“关于杨建施工的情况说明”显示，对于追加场平、便道、涵管工程，双方并未签合同，工程总价为120万元（场平80万+涵管40万）。经验收合格后，支付了100万元，尚有20万元未支付。综上，案涉8份合同欠款是明确事实，上诉人提出“统算”非惯例说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袁寨居委会称，本案所涉场平合同杨建签订的合同，与社区没有关系，所有钱都拨在杨建账户上，没有拨在社区上。对其他没有任何意见。原审第三人航天路居委会称，本案所涉合同是金财公司和杨建签订的，航天路居委会就是起到配合的作用，工程款是金财公司和杨建来结算，航天路居委会其他情况也不清楚。杨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欠款人民币2259284元及利息450113.09元，（利息以2054464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2019年9月4日）以上共计2709397.0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被告金财公司系信阳市高新产业集聚区的下属企业。为确保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项目顺利进行，需对该项目土方进行平整。该工程由被告杨建负责实施。原告杨建以信阳工业城城东办事处袁寨村委会的名义承包该土方平整工程，实际施工人和受益人均是原告。原告与被告在2013年11月26日签订了《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恩泽（图M）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该合同价款已全部结清，双方无异议。在该合同之前，原告与被告签订多个施工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原告与被告从2014年3月6日签订的合同后，双方存在分歧意见。具体情况如下：1、2014年3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中区（图C、D、E、F）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土方量为158000立方米，单价每立方米8元，该合同价款126.4万元，2014年3月18日，被告向原告预付工程款80万元，2014年4月8日被告向原告预付工程款35万元，共已支付115万元，现该项目尚欠工程款11.4万元，原告与被告对该事实无异议。对该两笔付款，均由原告出具收款条后，被告单位相关人员在“拨款单”中签字后再向原告付款，原告的收款条和拨款单中均注明为（图C、D、E、F）项目场地平整工程款，被告还注明为预付工程款。2、2014年5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东区（图H、K、L）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以下简称《HKL项目场地平整合同》），合同工程量为297745立方米，单价8元，总工程款为2381960元。2014年5月23日，按照上述审批程序，原告开具收到（图H、K、L）项目工程款的收条后，被告向原告预付工程款100万元，2014年6月13日，被告向原告预付借工程款100万元，2014年7月21日，被告向原告预付工程款60万元，2014年10月17日，被告向原告预付工程款36万元。3、2014年5月26日，由于HKL项目场地施工难度增加及运距增长，考虑施工方费用增加，依据建设、财政、监察等部门到现场查看的情况，经原被告双方协商，原告代表袁寨村委会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被告签订《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东区（图H、K、L）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HKL项目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1）运距增加部分的工程量从2015年5月12日签订的合同约定的工程量中扣除；（2）运距增加部分工程土方的工程量为60000方，运距为1KM以外、2KM以内；（3）运距增加部分的土方量包干价为12元每方，税收乙方负责。针对该补充协议，被告于2014年11月10日向原告预付工程款30万元，被告方的项目现场负责人在拨款单中注明“此工程已竣工验收”，拨款用途为“手机产业园东区（图H、K、L）项目场平补充协议工程款”。原告认为HKL项目因存在返工才重新签订了《HKL项目补充协议》，该合同项下被告金财公司尚欠46万元未支付，被告认为《HKL项目补充协议》与《HKL场地平整合同》系同一合同，《HKL项目补充协议》工程款已经超付。原告为证明HKL项目存在返工的事实，提供证人证言有：（1）原告工地管理人员杨明富出庭作证称，因第一次场平完工后，企业不满意，又重新做一次场平，其后又深挖做一次场平，返工三次。（图H、K、L）项目总共有40多万场平土方量。（2）从事机械作业的个体户张俊出庭作证称，其与原告认识多年，原告有活要干都会通知其去干活。（图H、K、L）项目总工程量40多万方，因场平施工的标高老是在变，中间返工几次，当时施工现场有20辆左右的挖掘机、八轮、铲车同时施工了一个多月。因返工增加的工作量，原告都向其结清了工程款。（3）证人石某出庭作证时称，其个人有八轮机械车队，原告杨建有什么活都与其联系。（图H、K、L）项目地形复杂，施工成本增加，其向杨建反映后，对60000方工程量增加了运费。该项目工程因不符合上级领导的要求，返工干了几次，才达到领导要求。被告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各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4、2014年6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工程量为52000立方米，单价8元，工程款为41.6万元，2014年7月21日，被告向原告预付工程款40万元，现该项目尚欠款1.6万元，该拨款单和收款条中均注明有拨款用于该项目。对该项目合同及借欠款，原告与被告无异议。5、2014年8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西区（图B）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合同工程量80970立方米，单价8元，该合同工程款64.776万元。被告在本合同项目中未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原告与被告对此无异议。6、2014年8月2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中区区域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工程量208000方，单价8元，该合同工程款166.4万元。2014年8月25日，被告向原告预付工程款100万元，2014年10月17日，被告向原告预付工程款64万元，现该项目尚欠工程款2.4万元，对该事实，原告与被告均认可。在两次的拨款单和收款条中均注明用于支付本合同项目款。7、2014年10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西区（图A）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合同工程量100500立方米，单价8元，合同价款80.4万元，2014年11月10日，针对该合同，被告第一次向原告预付工程款50万元，在原告出具的收款条和被告的拨款审批单中均注明拨款用途用在本合同项目。现该项目尚欠工程款30.4万元未付，原告与被告对该事实均认可。8、2014年12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先义锂电池）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挖方量为94000立方米，其中包含水塘清淤5390方，土方单价8元，该合同价款75.2万元，水塘清淤部分单价以财政评审为准。2015年3月16日，被告向原告预付工程款50万元。收款条和拨款单中注明本次拨款用于本合同项目。原告陈述关于水塘清淤的单价一直没有进行财政评审，根据市场行情原告认为水塘清淤应为38元每立方米，因此该合同项下的水塘清淤款项为204820元（5390方×38元每方）。9、2014年12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恩泽）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工程量为9500立方米，单价为8元，合同工程款为7.6万元。10、2014年11月21日，被告的项目管理人吕顺海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关于杨建施工的情况说明（1）因张书记安排两次场平（一个9.4万方，一个0.95万方）无合同，现施工已竣工，约80万元；（2）便道加涵管已竣工，已验收，任务书待下，施工费约40万元（施工方预算64万元）；（3）建议以上三项目予借款，待下任务书签订正式合同后扣除此款。当否，请参考。”2014年11月26日，按照吕顺海出具情况说明，被告向原告预付场平追加工程款100万元（其中包含涵管施工预付25万元）。11、2014年1月7日，被告与案外人吴相国签订《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信得乐、天珑（图B）（图E）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合同工程量105900立方米，单价8元，合同工程款84.72万元，已支付工程款84万元，现尚欠该合同工程款0.72万元未付。被告向本院提供了由原告杨建签字的五份现场签证，分别为：一、2014年4月2日“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项目场地平整746891.9方”（该现场签证上还有吴相国签字）；二、2014年7月9日“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项目场地平整52000方”三、2014年10月15日“信阳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项目（亮剑、展翼）场地平整挖方235166.7方”；四、2014年12月25日“信阳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恩泽）项目场地平整9588方”；五、2015年1月19日“信阳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先义锂）项目场地平整9.4万方、其中水塘清淤5390方”。根据五份现场签证中载明的项目名称和挖方量，可以确认2014年12月25日与2015年1月19日的两份现场签证与2014年12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恩泽）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及2014年12月8日的《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先义锂电池）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相一致，且《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恩泽）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项下的工程量实际增加了88方，即增加了704元工程款。其余三份现场签证的项目名称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合同无法对应。另查明，因羊山高新区区划调整，原信阳市信阳工业城城东办事处袁寨村于2015年6月分设为袁寨社区和航天路社区。沈国富原为袁寨村负责人，袁寨村分设后，其继续担任航天路社区的法定代表人。原告杨建诉讼请求中所涉及的与被告金财公司签订的相关场地平整工程合同中，乙方均加盖有袁寨村村民居委会公章，代表人为：沈国富、杨建。原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多份施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第一，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第二，《HKL场地平整合同》所涉及的工程量是否客观存在增加的问题；第三，吕顺海出具“情况说明”与“先义锂电池”项目（9.4万方）、“恩泽”项目（0.95万）是否存在工程量重复计算的问题；第四，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工程款结算方式是否为统一结算的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依法追加袁寨居委会与航空路居委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袁寨居委会与航空路居委会在参加诉讼时明确表示签订合同时乙方虽然为“袁寨村委会”，但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收益人均为原告杨建，被告金财公司每次结算也是直接和原告杨建对接，被告每次付款也由原告出具收条，第三人并没有实际参与涉案工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作为原告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因此，原告杨建作为实际施工人起诉的诉讼主体适格。由于袁寨居委会与航空路居委会在本案中并没有实际参与工程，与原告杨建、被告金财公司之间也不存在工程款的纠纷，因此袁寨居委会与航空路居委会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即，虽然原告与被告之间有现场签证书面文件，但如果是经被告同意施工导致工程量发生变化的，可以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从原、被告2014年5月26日签订的《HKL项目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图H、K、L）项目场平工程有变更，说明被告对该项目场平工程变更的情况知情并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同意原告施工，此情况也与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相印证，因此可以认定该（图H、K、L）项目场平工程存在多次返工增加工程量的事实。被告辩称原告证人与其有利害关系，但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因此对被告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HKL场地平整合同》所涉及的工程量存在客观增加。正是基于《HKL场地平整合同》所涉及的工程量存在客观增加的情况，原、被告才签订了《HKL项目补充协议》，且根据被告金财公司向原告出具的HKL项目拨款单来看，被告金财公司在拨款时已经明显将“手机产业园东区（图H、K、L）项目场平”与“手机产业园东区（图H、K、L）项目场平补充协议”进行区分，证明被告金财公司有将两个合同分开结算的主观意识，并没有将两个合同混淆，因此《HKL场地平整合同》与《HKL项目补充协议》不是同一合同，被告对《HKL项目补充协议》的工程款只支付了30万元，尚欠原告42万元工程款未支付。庭审中，原告陈述此次诉讼中不包含对《HKL场地平整合同》工程款结算的相关问题，原告提交的被告欠付工程款的清单中也没有包含《HKL场地平整合同》的相关费用，因此若原被告双方对《HKL场地平整合同》工程款结算存疑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被告公司项目现场管理人吕顺海于2014年11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所陈述的增加的两次场平、便道加涵管施工，并没有证据证明是“先义锂电池”项目和“恩泽”项目增加的工程量。且2014年12月8日签订的《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先义锂电池）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与《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恩泽）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中也没有提及2014年11月21日“情况说明”中的内容。结合上述两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5年3月16日向原告支付预付工程款50万元时又特别注明为该合同预付工程款的细节，证明被告有意识地将上述两份合同的工程款与场平追加工程款进行区分，因此，被告辩称该两合同是对吕顺海“情况说明”的补签合同或为同一工程量的答辩意见，不符合逻辑，有违常理，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应当认定“情况说明”中的施工工程与该两合同是各自独立的工程。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被告作为与财政职能相关的国有公司，对原告每一笔拨款的用途范围、项目名称均有明确的区分、注明，原告每次向被告出具收款条时均详细记载用于特指项目收款，被告在对原告收条审查后的对应的拨款审批单中也都特别注明款项用于特指的、每个具体的项目，财务支出记载详细，每个项目付款没有相互冲减情况。该事实还可以从被告向原告的付款记账中可以予以证实。如：1、2014年7月21日，被告在同一天分两笔向原告付款，其中，60万元用于支付《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东区（图H、K、L）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项目款，40万元用于支付《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项目工程款。2、2014年10月17日，被告在同一天又分两笔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其中，36万元用于支付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东区（图H、K、L）项目工程款，64万元用于支付《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中区区域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项目工程款。如果能够相互冲抵，被告没有必要在同一天付款分两次审批和两次付款。3、从被告提供的合同签订的先后时间来看，被告有先拨付后签订合同工程款、后拨付先签订合同工程款情况。如被告辩称各工程项目统一核算工程款的理由成立，那么，在同一天支付100万元工程款，按常理不可能分开支付，出具两个收条，单列两个拨款审批单，同时，先支付后合同工程款和后支付先合同工程款时，没有必要特别注明支付某项目工程款，说明被告对各项目的付款是清楚的。4、从本案原告与被告对项目名称和项目付款和尚欠工程款余款无异议的项目付款看，有前合同尚有欠款的情况下，再支付工程款时特指用于所签合同项目，说明各工程项目拨款是不互相牵扯的。5、如果按照被告辩称部分合同超额付款的答辩理由成立，那么被告可以在其后签订的合同中直接冲抵，但被告依然在每个合同签订后经过严格的财务审批手续在向原告付款，还特别注明拨款用途，被告公司作为国有公司，财务管理合法规范，公司管理行为与其答辩意见相矛盾，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常理解释。综上，原告施工各项目工程款的结算以收条和拨款审批单注明为准，各项目款项单独分别核算。因此，被告辩称的统算工程款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且不符合财务制度和双方实际记载的付款明细。据此可以认定：每个项目支付工程款情况，应当以双方出具证据注明为准。关于工程量单价的认定，一、本案案涉施工工程合同中，合同约定土方单价均为8元每方，对此本院予以认可。二、关于水塘清淤的单价，合同约定需经财政评审，因此原告按照市场行情将水塘清淤单价定为38元每方的诉请与合同约定不符，原告可在财政评审对水塘清淤单价进行确认后另行主张权利。三、“情况说明”中的工程在2014年11月21日前已竣工，其后，被告未与原告补签施工合同，该“情况说明”中确认的工程价款是对原告预算款核减后由被告确认的工程价款，可以认定“情况说明”涉及工程款为120万元。四、原告与被告之间因施工签订多个合同，对每个合同的款项支付原告与被告均有明确、具体的注明，对双方已履行完毕的合同，原告未起诉，被告也没有要求将前期（本案中未提供的合同）原告领取的其他项目的款项与案涉合同工程款相冲抵，更能说明各合同间款项的支付互不冲抵，各个合同工程付款相对独立。《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东区（图H、K、L）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项目经被告公司项目现场管理人和行政领导审批后对本合同项目的特指拨款就是用于本合同项目工程（含返工部分），这与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因此，原告持未付清工程款合同主张权利后，被告没有提供有争议合同价款已履行完毕的证据，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被告辩称的应当以“现场签证”单确认施工量，但被告提供的2014年4月2日、2014年7月9日及2014年10月15日的三份现场签证与本案合同无法对应，该答辩意见不能成立，应当以合同约定为准。五、被告认可2014年12月8日的现场签证，该签证中显示《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恩泽）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项下的工程量实际增加了88方，即增加了704元工程款，此款项也应计算在被告欠付的工程款内。原告诉请数额的计算：1、《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中区（图C、D、E、F）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中拖欠工程款11.4万元；2、《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东区（图H、K、L）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补充协议》中拖欠工程款42万元；3、《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中拖欠工程款1.6万元；4、《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西区（图B）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中拖欠工程款64.776万元；5、《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中区区域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中拖欠工程款2.4万元；6《信阳工业城手机产业园西区（图A）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中拖欠工程款30.4万元；7、《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先义锂电池）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中拖欠工程款25.2万元；8、《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恩泽）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中拖欠工程款76704元（9588方×8元每方）；9、吕顺海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拖欠工程款20万元；以上共计2054464元。被告长期拖欠原告的工程款，给原告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原告的该部分经济损失实际上是利息损失。关于利息的计算，因当事人对最后付款期限没有约定，结合本案，以原告第一次起诉的时间给予宽限履行期限30天，即2019年2月26日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被告信阳工业城金财招商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杨建支付工程款2054464元及利息；（利息以2054464元为本金、自2019年2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30元，由被告信阳工业城金财招商服务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是原审关于工程量的认定是否正确。主要表现：1、手机产业园内HKL场平工程量是否存在工程量增加的问题；2、手机产业园内“情况说明”所称追加的两个场平（94000方、9500方场平+临时便道+涵管）与后补签的《先义锂电池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94000方）、《恩泽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9500方）和《生产基地项目临时便道工程合同》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同一场平工程量，还是各自独立的场平工程量。二是双方付款形式是全部合同一并统算，还是各个合同分别独立计算支付，原审计算的欠付工程款总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二审查明，公司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吕顺海于2014年11月21日出具的“关于杨建施工的情况说明”载明：“1、由张书记安排两次场平（一个9.4万方、一个0.95万方）无合同，现施工已竣工，约80万元。2、便道加涵管已竣工，任务书待下，约40万元左右（施工方预算64万元）。3、建议以上三项目预借款，待下任务书签订正式合同后扣除此款，当否，请参※”。2014年11月26日由吕顺海、杨建、屈带领三个签字《拨款单》载明：“今收到金财公司拨来手机产业园场平追加工程，金额100万元，用途：追加场平9.4万、0.95万方，信得乐便道、涵管已竣工；领导审批：同意吕顺海关于杨建施工情况说明意见，追加场平预借75万元，涵管施工预借25万。”2014年12月8日城建管理局向金财公司下发先义锂电、恩泽两个场平《场地平事任务书》，同日签订《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先义锂电池）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和《信阳智能通信终端手机产业园（恩泽）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及《临时便道工程合同》（合同内容含便道、涵管工程）。《临时便道工程合同》（合同内容含便道、涵管工程）所涉合同款项不包含在本次诉讼中。二审另查明，先义锂电池清淤项目财政评审的该工程量921228.94元（含税3040.59元），上诉人认为应当按评审结论921228.94元（含税3040.59元）计算工程款，但被上诉人杨建认为清淤工程按每方8元计算不可能有人干，该项目结算书没有编制单位、没有编制人、没有审核人、没有审核单位签字，淤泥清理难度也大，市场价格为每方30-60元，按此价计费对被上诉人不合理，要求按每方60元计算。本院认为，合同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本案双方当事人存在多年的合作关系，形成有一定的交易习惯，这些交易习惯应当予以尊重。从本案情况看，双方签订并履行了多份土方的场平合同，在计算工程量和欠付款时存在争议而引起诉讼。从上诉人金财公司与杨建所发生的本案所涉近十个合同履行情况看，有多个合同都是分别结算，分别预付。从杨建给金财公司出具的预借款条据看，也多是根据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出具，条据也分别记载是不同的合同项下的预借款。根据本案施工内容情况和双方合同签订的付款约定，是“根据工程进展情况付工程款，工程进度80%，付工程款的50%，工程完工通过验收后付清全部工程款”。所以，本案的支付工程款应当是根据合同约定按工程进度情况进行的付款。因此，上诉人如存在多付或超付的情况，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按合同约定，应当视付款是按合同进度情况所进行的付款。因此，原审法院对HKL项目场平的工程量和付款情况的处理是正确的。上诉人金财公司认为此项目存在超付63.804万元的意见，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该意见本院不予以采纳。也因此，原审按HKL项目场平补充协议尚欠42万元是有合同依据的。对此问题，金财公司如有证据证明存在多付工程款情况，可以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主张权利。对吕顺海出具的“关于杨建施工的情况说明”所称追加的两个场平（94000方、9500方场平+临时便道+涵管），与后补签的《先义锂电池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94000方）、《恩泽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9500方）和《生产基地项目临时便道工程合同》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情况说明”的内容、时间，与此之后先义锂电池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和恩泽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签订的时间及工程量数额，以及2014年11月26日由吕顺海、杨建、屈带领三个签字《拨款单》载明的内容看，相互之间是存在互相关联性。因此，上诉人金财公司上诉意见称，追加的两个场平（94000方、9500方场平+临时便道+涵管），与后补签的《先义锂电池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94000方）、《恩泽项目场地平整工程合同》（9500方）和《生产基地项目临时便道工程合同》系同一工程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从“情况说明”中也得不出尚欠20万元工程款的结论。因此，原审按被上诉人的计算方式，将两者分别作为独立的工程项目内容对待来计算工程量，认为“情况说明”中欠20万元工程款错误。根据相关证据可以认定，追加的两个场平（94000方、9500方场平+临时便道+涵管）与之后在下达任务书后签订的三份合同之间存在关联性，系同一施工项目内容。但是因《生产基地项目临时便道工程合同》，也就是“情况说明”中的“临时便道+涵管”金财公司尚无财政评审结果，杨建方也没有就此合同主张权利，双方可另行结算处理。据此重新计算如下：1、恩泽、先义锂共计合同金额为752000+76000=828000元；2、金财公司已经拨付给两个工程款为50万+75万=125万元；两者差额可认定超付--42.2万元。3、双方无争议的合同项目欠款114000+16000+647760+24000+304000=1105760元。4、有争议但无证据证明超付的HKL项目场平补充协议420000元。以上四面合计为1103760元。关于5390方淤泥清理的费用问题，根据评审价并参考市场价，本院酌定按每方30元计付，清淤价款为161700元。以上合计后最终数额为126546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金财公司部分上诉意见成立，有证据证明一审存在重计算的工程量应当扣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19）豫1503民初55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内容，即“驳回原告杨建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19）豫1503民初55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为：上诉人信阳工业城金财招商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上诉人杨建支付工程款1265460元及利息（利息以1265460元为本金、自2019年2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230元，上诉人信阳工业城金财招商服务有限公司承担13230元，被上诉人杨建承担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230元，上诉人信阳工业城金财招商服务有限公司承担13230元，被上诉人杨建承担1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杰审判员 李 虎审判员 左立新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彭亚丽书记员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