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6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三明市星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经济开发区小蕉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0784514287L。法定代表人：刘黎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川江，浙江三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燕，浙江三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佰润电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永胜路3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1059590025C。法定代表人：章四荣。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峰,浙江甚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桂林，男，196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上诉人三明市星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星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佰润电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润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黄桂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18）浙0421民初4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星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星诚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佰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15日“星诚公司对账单”与2017年3月11日“欠条”存在内在联系，然而，一审在认定事实中却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双方之间的交易并非第一次，仅在2015年6月至10月就有十一次，且每次电镀介质原料都是送到佰润公司的生产场所；况且，星诚公司开具给佰润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均由佰润公司入账抵扣。另外，2016年4月15日的对账单也显示交易相对方为佰润公司第七分公司，即佰润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佰润公司在一审时也承认了黄桂林在此期间承包了其车间。基于以上事实，完全可以认定黄桂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最终的后果应当由佰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发票抵扣与认定交易对象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前提是，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存疑，本案中，根据送货单的记载，星诚公司的货确实是送到了佰润公司工厂的第八栋厂房。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不当。佰润公司辩称，星诚公司的主张不符合事实，星诚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及欠条明确指明的客户是黄桂林，并非是佰润公司。佰润公司与黄桂林是2016年1月1日发生的租赁关系，送货单、欠条等上显示的都是2016年前的货款，甚至是2015年5月11日之前的货款也在这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桂林未作陈述。星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佰润公司立即支付货款155800元，佰润公司应向星诚公司支付利息损失（自星诚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之日起算，至法院作出判决给付日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佰润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至10月，星诚公司向佰润公司第七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七份，合计金额163360元；2017年3月11日，第三人黄桂林向星诚公司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黄桂林欠星诚公司化工原料款人民币壹拾陆万零捌佰元整，160800元整。欠条“欠款人”栏处由黄桂林签字并捺印；2017年6月6日，黄桂林向星诚公司支付了5000元；佰润公司自认已对上述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且与黄桂林有部分业务存在承包关系。另查明，2015年5月11日，佰润公司第七分公司成立；2016年1月1日，佰润公司第七分公司与第三人黄桂林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即佰润公司第七分公司）将座落在嘉善县惠民街道永胜38号8号楼2楼和底楼的一半厂房全部出租给乙方（即黄桂林），年租金为750000元，租期从2016年1月1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佰润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货款155800元的支付义务。星诚公司以对账单、欠条、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佰润公司与黄桂林有内部承包关系主张佰润公司支付尚欠货款155800元，佰润公司则辩称并未收到发票项下货物，欠条系黄桂林个人出具，与佰润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星诚公司以上述证据要求佰润公司支付货款155800元依据不足，理由如下：一是庭审中星诚公司陈述2016年4月15日对账后，双方就再无买卖往来，佰润公司也仅是支付了部分货款，所以双方于2017年3月11日再次进行结算，由黄桂林代表佰润公司出具了欠条。一审法院认为，该对账单上明确载明截至2015年3月22日结欠的货款金额已是105185元，新增加的货款亦是在2015年6月至10月期间产生，而佰润公司第七分公司的成立时间系2015年5月11日，与黄桂林的租赁关系亦是从2016年1月1日开始，虽佰润公司自认与黄桂林之间的部分业务承包关系发生在租赁之后，但星诚公司并未就本案货款产生期间佰润公司与黄桂林已存在承包关系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所以从时间上判断星诚公司主张对账单项下的货物交易相对方均为佰润公司第七分公司的事实明显不符合常理；二是星诚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只列明收货厂商为佰润公司第七分公司，客户栏明确列明客户为黄桂林，该对账单并无佰润公司盖章，且嗣后佰润公司未予以追认，故星诚公司以此证明交易相对方系佰润公司，亦明显依据不足；三是星诚公司提交的欠条载明“今黄桂林欠三明市星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原料款人民币壹拾陆万零捌百元整，160800元整”，明确欠款主体系黄桂林而非佰润公司第七分公司，该欠条“欠款人”栏处只有黄桂林的签字捺印，并无佰润公司盖章及嗣后追认。同时欠条系2017年3月11日由黄桂林向星诚公司出具，现星诚公司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就欠条内容提出过异议，由此星诚公司与黄桂林在2017年3月11日就所欠货款160800元的付款义务对象应当是明确的，即由黄桂林承担上述的付款义务，且出具欠条后亦是黄桂林向星诚公司支付货款5000元。星诚公司虽主张佰润公司曾以承兑汇票形式向其支付过部分货款，但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项主张依法不予采纳；四是星诚公司以佰润公司才具有从事电镀加工行业的经营资格为由，认定本案交易相对方定是佰润公司，要求佰润公司支付货款，一审法院认为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纳；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根据该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不能作为认定货物交付的直接证据、唯一证据。本案中，在星诚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欠条均无法有效证明其案涉买卖交易相对方为佰润公司的情况下，星诚公司仅凭开具给佰润公司第七分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信息亦难以证明其已向佰润公司履行发票金额对应的货物交付义务，故对佰润公司该抗辩主张依法予以采纳。综上，星诚公司要求佰润公司支付货款155800元及利息损失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黄桂林经法院合法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对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黄桂林自行承担。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星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416元，由星诚公司负担。二审中，星诚公司提供送货单一组，用以证明，案涉货物送到了佰润公司的第八栋厂房中，本案交易对象确实为佰润公司。佰润公司经质证认为，部分送货单上的签字与黄桂林不一样，送货单是星诚公司的单方证据，均不能证明是受佰润公司委托，只能证明交易相对方是黄桂林，与佰润公司无关。黄桂林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审查认证为，星诚公司所举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佰润公司、黄桂林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星诚公司是否可以佰润公司为交易对象并主张案涉货款。星诚公司认为，案涉货物系送至佰润公司厂房内，且交易发生后由其开具给佰润公司的发票均已被抵扣，黄桂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由佰润公司承担欠款的支付义务。对此，本院认为，自案涉交易发生前直至现在，星诚公司与佰润公司甚至佰润公司第七分公司之间均不存在任何书面的买卖合同。虽佰润公司抵扣了星诚公司开具的发票，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星诚公司仅依据佰润公司将其开具的发票抵扣即认为其已履行了向佰润公司的供货义务，显然不能成立。反观本案的交易情况，星诚公司一直是与黄桂林联系，而黄桂林仅系佰润公司厂房的承租方，并非佰润公司或其第七分公司的员工或其授权的收货人员，并且，与星诚公司对账、出具案涉欠条甚至支付部分货款5000元的均是黄桂林本人，整个交易过程中没有任何地方可使作为一般交易相对方的星诚公司相信黄桂林可以代表佰润公司进行交易；星诚公司有关黄桂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主要是依据其在相关证据中自行注明交易相对方为佰润公司，故星诚公司要求佰润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星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6元，由上诉人三明市星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建龙审判员  黄 阁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谢蔚然书记员吴跇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