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赣1121民申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谢雪梅，女，汉族，1966年10月12日生，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朱琴英，女，汉族，1975年10月3日生，住江西省横峰县。再审申请人谢雪梅因与被申请人朱琴英建筑物、构筑物倒塌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赣1121民初6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谢雪梅申请再审称，不服法院2019年4月1日作出的（2019）赣1121民初68号民事判决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第（六）项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提出再审。再审理由和请求如下：一、涉及案件余斌死亡原因该认定的基本事实有；1、有关人员之间的基本关系：死者余斌与张运辉、徐岳飞、饶本成系同学关系，余学文是死者的堂哥（判决书上已认定）；徐岳飞、饶本成是朋友关系（余学文笔录）。徐岳飞和死者还是同事关系，而余学文在死者的手下做事（张运辉笔录）。谢雪梅是房东，与马骏是母子关系（马骏笔录），与诸葛胤和徐岳飞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2、死者摔倒楼下的时间应该在2018年9月10日接近18时，张运辉说是18点左右（张运辉笔录），饶本成说是18时许（饶本成笔录）；马骏说18时许接到出事电话（马骏笔录）；另有监控视频显示四个现场见证人已在17时58分在楼下出现（见视频）。3、死者摔到地面后的状态是：脸朝下侧向一边的趴卧状，然后嘴巴开始大量流血。①张运辉笔录说：“我当时看到余斌脸是朝下的，有点像趴着的感觉，当时余斌的头上就一直流血。”②徐岳飞笔录上说：“我们立马下楼，看到余斌躺在地上，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流血的，过了几秒后看到余斌嘴巴上慢慢留出大量鲜血。”③证人杨某在法庭上作证时说：“我住在，与被告谢雪梅系邻居，谢雪梅住在我家前面一排，中间隔了四米的通道。我家的房子三层，加一个尖顶，尖顶是隔热的，我们那边规定不能做四层的，不能超高的。那天傍晚我听到‘哦’的一声，从家里出来听到有人说有人摔下来了，出来就看到有一个男孩子趴在地上，嘴巴在出血，摔下来之后，楼上跑下来三四个人，大家都不敢去扶他，都说等医生来，那几个人就一直在打电话，我只听到和他一起的男孩子叫他挺住、挺住，120马上来了。男孩子趴在地上的现场，就是谢雪梅家与隔壁家两栋房子之间的两米通道上，通道是水泥地面，边上（掉下）有几块砖头，大概两三块、三四块。我在现场最多待了一两分钟就回家了，因为那个场面太血腥了，血流了一地，之后就听到说120来拉走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摔下来的，也没有听说。”④又有死者去了医院后拍的一张死之现场照片相互印证一致，杨某的证词和照片法院该认定是真实可靠的，同样可以作为判别其他证据，证言是否真实可靠的依据，是查明余斌死之原因的第一手真实材料。二、在场四人张运辉、徐岳飞、饶本成、余学文在公安机关所做笔录的分析和说明（结合出事平台的现场照片）：四人到公安机关做笔录的时间在事发当日的22时至24时（判决书上的已注明）；离事发时间18时已过去了四个小时。鉴于他们的关系，由于事情过于重大，他们会有推卸责任而权衡利弊统一口径进行串供的可能，所以对他们笔录内容必须仔细甄别认定。从笔录上看，有关余斌从楼上摔落情况的描述比较简单而一致；余斌是在17:50左右到18:00之间，突然从平台围栏内向外仰摔下楼的。从四份笔录可以推断：1、事发前余斌和现场另外四人出现在事发四楼平台先后次序应为：开始事发当日17:30余斌一个人在四楼房间（余学文笔录），17:40不到，张运辉就到了房间和余斌在一起，17:40分许，徐岳飞到了，然后三人就来到了事发平台（徐岳飞笔录），17:50许，饶本成和余学文也到了平台（饶本成笔录）。2、在平台上各人的位置及变化（余斌的位置有争议，暂不推断）：余学文和饶本成刚到平台时，两人在进门处（张运辉笔录），徐岳飞坐在平台的台阶上（饶本成、张运辉笔录），张运辉站靠在门对面的围栏边（张运辉自己笔录）；事发时的位置：徐岳飞正走到了门口处背对着其他人（徐岳飞自己笔录），饶本成和余学文站在靠近木头板处的平台中间（饶本成自己笔录），张运辉在原位没动，当时张运辉离死者最近，只有1—2米，而其他人离余斌有2—3米（张运辉自己笔录）。提供的现场照片和法庭上采用的照片是一致的，现场图片显示护栏倒塌处缺口上宽下窄，大致呈倒三角形形状，红砖散落在平台和飘沿处（判决书上的对平台倒塌处的描述）。而照片上有大量砖块多数呈两两重合状，显然是人为拆除后的状态。被告谢雪梅已对事发当日19:20左右和原告母亲朱琴英一起来的现场取证拍照的刑警做了解释：当时心里过于紧张，看见围栏表面的砖头有松动状，只考虑了下面来往做事的人的安全而自行拆除的。给公安机关查证余斌死亡原因造成了一定困难，自己深表悔恨。根据这个实情，法院应对照片辩证采用，照片中围栏倒塌状在围栏内部分不应认同，但围栏外飘沿处可以认定是事发后的原状。飘沿处散落有四块砖头（飘沿处图片）是事实。三、造成余斌摔下楼真正原因的论证：由飘沿处散落的砖头结合当时平台的整体图片可以判断：如果余斌在平台内，他应该站在竹躺椅靠近张运辉的一侧。由基本事实3（地面图片）和飘沿处的图片结合起来看，可以推断出围栏在事发当时只向外掉了六、七块砖，围栏有84厘米高，而一个健壮的成年小伙站靠在围栏因为掉了六、七块砖造成的缺口而摔到外面，显然不太可能；并且就算有这种危险，鉴于他们当时在一起聊天，张运辉离余斌只有1—2米，饶本成和余学文也只有2—3米远，他们都完全有能力对余斌展开救援而不至于摔出围栏。再者，从摔落地的现场图片看，因为死者的主要出血处是头部的嘴巴，而靠近此处留有3块砖头。仔细看，其实是两块砖头，一块是整块的，另一块摔成了两截。这两块砖头明显落在靠近隔壁邻居一侧（有邻居的墙体和衣架作参照），而两墙之间相距有两米，这和砖头由被告平台自然掉落的情形明显不符。只有死者的双手才有可能把它们带到这里，这个位置根据出血处在头部，正应该是死者双手所在处。另外，掉落处平台离地面约10米（判决书上已显示），由此可推断出从楼上摔到楼下地面只需1.5秒（Ｓ＝2／1ｇｔ2，ｔ为时间，ｓ为距离，ｇ为重力加速度），而笔录上一致显示余斌是仰摔下楼的，这么短的时间很难改变体状，按常理该是后脑勺先着地，这也与事实3（地面图片）不符。因此可以断定四人在做笔录前进行了串供，隐瞒了关键事实。余斌手中抓着被告谢雪梅家围栏上的两块砖头摔下楼的情形又和两个录音中所说余斌的死因相符，可以认定被告所提供的录音可以作为佐证材料采用。这边与张运辉笔录中说：“余斌是从楼下（上）失足掉落”相一致。再者，徐岳飞在法庭上作证时说：“等他回过头，只看了余斌的一个头，并做了一个头的长度的手势这也和余斌在围栏外失足掉落的情形相符。”综上推理，外面的传言，该是真实可信的。尤其是（青云姨夫）邓春明的录音内容应该判定是真实的。那么和余斌的打赌的人是四人当中的哪一个？根据四人的询问笔录对照看，串供的主谋应该是张运辉。理由是：1、只有他把事发现场余斌出现的时间完全颠倒了，他一到就和余斌在一起了，居然在笔录中说余斌最后才到，有意给人造成余斌和其他人交集的时间很短，从而证明余斌不是因为他们而非正常死亡的假象。2、询问记录叙述事发经过的时间过于紧凑，从开始到出事的人物、事件、时间顺序井然有序、严丝合缝，好像在看着时间在等人，借此来证明自己对这件事是认真、清白的，却显示了张运辉本人过于心计，肯定是想有所隐瞒。3、最有可能对余斌出现的危险有所作为的他在询问笔录中仅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余斌就往后仰摔下了楼。”而无所作为不相符，这也和开始说的：“我的同学余斌从楼下失足掉落”相矛盾，他的笔录和事实出入最大、最多。4、由于出事时，余学文和饶本成刚上来，而徐岳飞已走到了回房间的门口，可以排除他们三人和余斌打赌的可能性。综上四个事实，可以认定和余斌打赌跨越相邻两平台的肯定是张运辉。于是鉴于包括余斌堂哥余学文在内，在场四人都知道这个真正让余斌由于和张运辉打赌跨越两相邻平台的危险行为，在跃回被告平台时失足跌落摔死的事实，使得张运辉不得不先行对死者母亲进行了赔偿，这和录音内容相符。在法庭上，被告谢雪梅强调两录音内容说余斌是自己打赌在围栏间跳跃才跌落的，原告沉默了，并没有反驳（法庭录音，录像可以作证），也可以佐证。至此，余斌死亡的原因已然可以推断为：开始张运辉、余斌、徐岳飞一起在被告平台上聊天，由于被告谢雪梅的平台和邻居的在同一高度，又过于接近（实际有两米），余斌和张运辉两人中便有人想要过去试试的冲动，便开始了两人之间的打赌跨越两平台的危险游戏。跨越期间，饶本成和余学文也到了。张运辉首先完成了上述动作，轮到余斌做同样的行为而在跳回途中，这时徐岳飞是看得心里担心出事而避嫌，还是真有其他要紧事，准备一个人回房间。刚走到平台门口，就出现了余斌失足却抓住了被告平台围栏上的两块砖头，由于两块砖头不堪其重量以及强大的救命抓力而摔下楼，造成余斌由于内脏严重摔伤，大量失血而死的严重后果。基于以上事实，被告谢雪梅在法律上暂保留提出赔偿的权利。（2019）赣1121民初68号关于原告朱琴英诉被告谢雪梅生命权纠纷的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原上饶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作出完全倾向于原告的与事实真相相去甚远的判定依据及裁决。本人认为，审判法官既不尊重死者，也放纵了涉事见证人的不法行为，冤枉了被告谢雪梅，也亵渎了法律的威严，是对被告的严重不公，对社会良好风气的树立起了反面引导作用。鉴于此事，涉及余斌为不正常死亡，也为尽快消除初审判决对被告谢雪梅家庭因此而背负的精神压力，恳请上级法院尽快通过认真复查审核，改判或重审该案件，还被告谢雪梅于清白。朱琴英提交意见称，1、申请人在（2019）赣1121民初68号民事判决作出以后，没有提起上诉，也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再审，现已超过申请人提出再审申请时效，依法应当不予受理；2、申请人提出的生命权案由，经一审法院庭审查明并已作出更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由为建筑物、构筑物倒塌损害责任纠纷，且被申请人儿子余斌的死亡原因，在一审也已查明，不存在死亡不明的情形；3、申请人提出的新的证据不属实：（1）关于饶本成的录音，他没有说任何话能证明事发当初有人在楼顶上跳来跳去，反而是申请人在通话中不停地提出这个论点，试图引诱饶本成围绕这个中心发表相关言论。本案一审庭审中，饶本成作为案发时在场人员，已经出庭接受双方及法官询问，对事发时的情况也作出了清楚的说明，具体可以查阅庭审笔录及现场录像；（2）对李主任和春明姨夫（一审称呼为青云姨夫）的录音在一审庭审时，申请人已经提出过此证据，本次再审提供的录音材料是同一段录音的不同节选段，此录音已经双方质证完成，法官也对李主任和春明姨夫的身份及对其录音中如此称述的消息来源进行了询问，申请人不能提供李主任和春明姨夫的任何身份证明文件，两人也未出庭接受讯问，更不是事发在场目击者，作出录音中陈述的信息来源不详，一审判决作出录音中的陈述法庭依法不予采信是完全正确的；（3）本次提供的李主任和春明姨夫的录音申请人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依法不能认定为新证据。综上所述，申请人提出再审超过时效，且没有任何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上和法律适用上的错误，依法应当驳回其再审请求。2020年5月15日，本院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再审申请人称，提供一张照片，属于新的证据，能证明死者系从对面房屋的楼顶跳到申请人房屋的楼顶，跳空后摔下导致死亡的事实。2018年9月10日事发后一个小时左右，其儿子马骏拍摄了一张现场照片。直到2019年11月中旬经申请人妹夫提醒说要找到原始证据，才从手机上翻到该照片。申请人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事情发生的实际情况，故以此为新证据向法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向法院提交其儿子在死者死亡后一小时左右拍摄的照片，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事情发生的实际情况，并以此为新证据向法院申请再审。本院认为，该照片系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客观存在，并非因客观原因而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只是因申请人自身主观原因怠于向法庭举证才逾期提交了该证据。且从该照片上看，也无法当然推理出死者的死因系从对面房屋的楼顶跳到申请人房屋的楼顶，跳空后摔下致死的结论。故申请人提交的照片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新证据，不符合再审的情形，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谢雪梅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陈红霞审 判 员 蔡 军审 判 员 王 婧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代书记员 芦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