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6民初2029号 原告：张灵明，男，198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原告:张玲珠，女，198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告：张珍珍，女，198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原告：张治顺，男，195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灵明，系张治顺儿子，身份同上。 被告：浙江医院，住所地杭州市灵隐路12号。 法定代表人：洪朝阳，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满、吴旻，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灵明、张玲珠、张珍珍、张治顺与被告浙江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张灵明、张玲珠、张珍珍及张治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浙江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满、吴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灵明、张玲珠、张珍珍、张治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580000元（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500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受害人郑连素，女，1962年2月6日出生，于2020年2月26日住院接受治疗，住院护理等级为一级护理。既然双方建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被告有责任尽职尽责做好医疗护理工作，保障患者的安全。受害人于2020年3月21日早上6:52分离开病房，其经过护士台时行动比较迟缓，步履蹒跚，值班护士并未进行任何询问及阻止等行为。早上7:25分离开医院北大门，并最终溺亡，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陪护人张治顺（受害人配偶），早上7:21分发现受害人未在病房，早上7:27分第一次到护士台询问受害人去向，但值班护士未予理睬；无奈张治顺自行寻找，未果，于早上7：44分第二次到护士台询问受害人去向，但值班护士仍未理睬。原告张灵明无奈，于早上8:53分报警。从7点21到8点40分在张治顺（受害人配偶）多次询问护士及护士长，都没有引起护士及管理者的重视。直到派出所上门，医院方才开始查找，直接导致了受害人溺亡，延误救治时间。值班护士于早上6:33分第一次巡视查房后，至原告张灵明报警期间，无任何护理查房及询问行为。受害人家属陆海伟（原告张珍珍配偶）在事发地址西湖区墩池路南港桥河段找到受害人后，于早上10：40分联系120急救，通话时间4分钟；10：44分接到值班护士长电话，她要求取消120并由她联系浙江医院派车；10:45分陆海伟取消了急救请求。11点10分左右120车辆到达事发现场。原告认为：1、医护人员明知被害人身患重症，且明知被害人经过护士台外出，却置之不理，未能尽到医护人员的职责，故直接导致本次惨剧的发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被告未履行被害人一级护理的护理要求。事发当天早上6:33分第一次巡视病房至早上8:53原告张灵明报警，期间浙江医院完全消失，导致病人家属失去寻找受害人的黄金时间。对此浙江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受害人溺亡事发地离浙江医院三墩院区仅约560米，因值班护士长不可理解地错误要求受害人家属取消120急救请求，导致急救车辆约25分钟后才到达现场，失去了对受害人生命最后挽救的可能。对此浙江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条、第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医疗服务合同纠份》第二条，第四十六条，被告应当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咨询题的解释》的规定，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500000元、精神赔偿金50000元、丧葬费30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580000元。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答辩称，一、本院医护人员并不明知患者私自外出，且医护人员对患者无监护义务，更无限制患者人身自由的权利。患者并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医院也非监护人，医院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二、本院对此次惨剧的发生并无过错，对患者的悲剧结果并无因果关系。医院已经履行了一级护理的护理要求。患者对其自己的行为有判断能力和选择权利。事发时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患者入院时医院有提示患者及患者家属“离开病区应获得护士的许可”、“离床活动应有陪护”，且患者事发场所是医院外而并非医院能有效控制的地域范围。三、护士长并未要求患者家属取消120急救请求，对于患者需要急救的事实，患者家属也没有第一时间告知本院医护人员。得知此事后，护士长告知其马上联系120急救。11时14分我院车辆与120急救车辆先后到达现场。故本院医护人员对患者家属取消急救车辆并无责任。综上所述，患者在住院期间，医院已经尽到了一个善良管理人的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此次悲剧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患者家属取消救护车完全是其个人之选择，本院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起诉状中相关表述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户口簿，证明患者家庭的身份信息。 2、公民死亡证明书，证明患者的死亡时间。 3、浙江医院住院预缴单据，证明医患关系。 4、浙江医院就诊卡，证明患者的治疗就诊情况。 5、通话详单，证明报警的时间。 6、费用清单，证明被告多收费，管理上有漏洞。 7、医院记录，证明记载的内容与发生的事实存在出入。 8、光盘，证明一级护理。 9、电话详情，证明原被告之间往来的通话记录。与光盘中的通话印证。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浙江医院三墩院区住院须知，证明病人擅自离开病房的后果应由病人及其家属承担。 2、浙江医院三墩院区预防病员坠床、跌倒告知书，证明病人离开病房外出应当由病人及其家属负责。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4、7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原告提交的证据应该是超过举证期限，原则上不予质证,如果要进行质证，我方对通话详情证明报警的事实没有异议;对证据6，这些费用并非是最终结算的费用，并没有收取双倍的费用,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从播放情况看，无法分辨各发言人的主体身份,对原告证明的三个目的，一级护理没有异议；取消120的行为，并没有哪句话或者谁的陈述要求取消120，具体情况是报警后寻找后，护士长多次主动拨打原告的电话，通话记录有体现，当护士长拨通电话回复人已找到的时候，原告并没有明确告知患者需要急救。根据惯例，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拨打120，由120急救车派送附近的医院，护士长考虑到患者是本院的病患接受治疗，考虑到原告希望医院派车，故主动拨打电话医院派车,医院派车即便写了120，与120急救中心派车性质是不一样的，医院派车是有个流程的。医院是没有义务的；派车慢耽误救治，护士长从头至尾并没有得知患者需要急救，不存在派车慢耽误救治的主管过错。对电话详情，只是说证明原被告之间往来的通话记录。对该事实没有异议，真实性没有异议,至于与光盘中的通话印证，从单子本身，只能证明双方有通话。 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对证据1，有异议。没有病人本人签字，却在证据2出现了签字，存在矛盾。故不予认可，护士有看守的责任和义务;对证据2，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原告方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虽有异议，但对证据2无异议，因该两份证据相互映证，本院认可其真实性。 综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郑连素（死者）于2020年2月26日入住被告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护理等级为一级护理。2020年3月21日郑连素早上6:52分自己穿便服离开病房，早上7:25分离开医院北大门，陪护人张治顺（死者配偶），发现受害人未在病房，自行寻找，未果，早上8:53分报警。陆海伟（死者女婿，原告张珍珍配偶）在上午10：40左右在事发地址西湖区墩池路南港桥河段找到死者，陆海伟联系120急救，又和值班护士长电话联系派车，11点10分左右院车和120车辆到达事发现场，郑连素已溺水而亡。 本院认为，原告方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起诉被告，要求被告赔偿，在这起不幸事件中，被告在医疗服务过错中有没有过错？如果有，被告的医疗过错是否导致住院病人郑连素死亡，或者说，被告的行为与死者死亡有因果关系。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和陈述看，死者身患绝症并长期治疗，既花费大量资金，又痛苦又无治愈希望，在溺亡当天，郑连素显然早有准备，趁在其丈夫不在身边陪同，未穿病号服，而是穿上自己的便装，径直从医院大门走出，在离医院大门500-600米“墩池路南港桥河段”溺水身亡。对于此次不幸，对家属医院都是不愿发生的，对于郑连素溺亡，非医疗服务导致，这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从报警到找到死者，中间间隔时间将近2小时，从死者走出医院北大门3个多小时。死者作为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加之死者走出医院是着便装，医院不易察觉，而死者陪护人员对其可能发生不测重视不够。因此，对郑连素溺亡，不能认定是被告医疗服务导致最终后果，也与医疗服务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方诉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张灵明、张玲珠、张珍珍、张治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800元，由张灵明、张玲珠、张珍珍、张治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钱让发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俞建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