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24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佳余，女，1981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晓勇，男，197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卞亚琴，女，195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慧，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之行，女，1981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慧，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佳余、刘晓勇因与被上诉人卞亚琴及原审第三人王之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4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韩佳余和刘晓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返还股权转让款或由第三人返还，或发回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系第三人的代理人，并非真正的股权购买方。第三人王之行与上诉人签署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仍然有效，应继续履行。上诉人不存在违约情形，一审判决承担自2018年11月1日起的资金占用损失有误。被上诉人卞亚琴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王之行述称，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卞亚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卞亚琴与韩佳余、刘晓勇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2.韩佳余、刘晓勇共同归还股权转让款38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韩佳余、刘晓勇支付律师费损失1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5日，韩佳余与王之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韩佳余将其持有的A公司10%股权及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10%的股权以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之行；王之行在2018年3月19日前向韩佳余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定金100万元，韩佳余收到定金后合同生效；王之行应在2018年4月30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5月31日前支付100万元，6月30日前支付100万元，7月31日前支付100万元；韩佳余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后十个工作日内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协议签订后，王之行于2018年3月29日支付给韩佳余100万元。2018年5月30日，韩佳余与王之行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韩佳余将其持有的A公司10%股权及B公司10%的股权以3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之行；王之行在2018年5月31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6月10日前支付70万元，剩余的股权转让款190万元在6月30日前付清；韩佳余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后第二天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2018年7月10日，韩佳余、刘晓勇与王之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书》1份，约定：根据2018年3月27日韩佳余与王之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王之行仅支付了100万元，剩余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未按约支付，给A公司和B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双方自愿继续履行该《股权转让协议》，王之行继续履行支付剩余400万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并自愿支付120万元违约金作为赔偿；王之行自愿将名下房产上海市XX路XX号XX室委托刘晓勇全权处置及变卖，并由刘晓勇代为收款，房款高于520万元的部分归王之行，不足部分由王之行补足差额。2018年9月20日，卞亚琴与韩佳余、刘晓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1份，约定：卞亚琴受让韩佳余在A公司所持有的20%股权，总价款为380万元；至协议签订之日，卞亚琴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80万元；双方应在2018年10月5日前向目标公司的原审批机关申请办理目标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目标公司其他股东未出具本次股权转让放弃优先购买权申明的，卞亚琴有权解除本协议；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使守约方遭受的所有损失、支出、负债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和支出以及法律许可的合理的律师费）；等等。同日，卞亚琴与韩佳余、刘晓勇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B公司）》1份，约定：卞亚琴受让韩佳余在B公司所持有的20%股权，总价款为380万元；其余条款内容与《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基本一致。2018年11月4日，王之行与刘晓勇、韩佳余签订《借款协议》1份，主要内容为：王之行与刘晓勇、韩佳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分别以380万元的价格购买韩佳余持有的A公司20%股份和B公司20%股份，并支付了76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经各方协议一致，刘晓勇、韩佳余与王之行母亲卞亚琴于2018年9月20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于2018年10月15日前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现因故无法变更，经友好协商一致，王之行同意以个人借款的方式将760万元借款给刘晓勇；三方之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以及卞亚琴与刘晓勇、韩佳余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全部解除；王之行自愿同意终止本次股权转让，王之行及其母亲卞亚琴向刘晓勇、韩佳余支付的全部款项760万元转为王之行对刘晓勇的借款；借款期限为24个月，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开始计算，刘晓勇同意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向王之行支付借款利息，于借款到期日一次性支付本金及利息；本协议签订后，如卞亚琴女士以其与刘晓勇、韩佳余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其代王之行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等事宜向刘晓勇、韩佳余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赔偿、要求转让股权等），均由王之行全权处理及承担一切责任；本协议各方签字生效后，刘晓勇自愿独自承担全部还款责任，王之行放弃对韩佳余的全部权利，此次股权转让及后续事宜与韩佳余再无任何关联，韩佳余对王之行及卞亚琴不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等等。王之行与刘晓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于2018年11月4日中午约在本市某酒店见面，并签署《借款协议》。次日上午，双方往来聊天中王之行表示“我妈要是约你的话你跟她约晚一点，不要上午。有些事我要跟你先说一下。”“早上跟爸妈都聊了一下。结论：麻麻一定不会主动去搞你，但是要她签借款协议恐怕难度很大。……”刘晓勇称与卞亚琴约好下午2点见面，并询问王之行的意见，王之行提出“你是否愿意下午去的时候把之前我和你签过的所有合同原件带去交给我妈？”“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我妈说，她签了借款协议就等于得罪了其他所有股东。”刘晓勇与卞亚琴见面后发消息称“搞不定你妈妈”。卞亚琴与刘晓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9月25日，卞亚琴提出第二天的股东会叫上王之行参加，并表示自己只是无奈帮王之行挂挂名，后续工作需要她完成。刘晓勇回复“阿姨：之前我们协商确定，王之行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谢谢遵守承诺及体谅”，卞亚琴又表示“我们家的情况你是再清楚，到底谁是股东，我要做什么股东”，刘晓勇回复“您坚持这样，我也不反对了”。同年9月28日，卞亚琴发信息给刘晓勇“小刘早上好：我们银行催我要变更资料，我怎么回答。……”“银行那边资料都做好了，就等你东西拿来。”同年10月11日，双方发生如下对话：刘晓勇问“那阿姨您答应我的借款什么时候能给我？”卞亚琴回复“抵押变更什么时候能拿去？”刘晓勇又问“阿姨：是要等股份变更后对吗？”卞亚琴回“表都填好了，股份抵押贷款”“小刘：你大约忙昏头了吧！说到现在我的股份拿去做抵押贷款。”2019年6月5日，韩佳余归还王之行100万元。一审中，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本案系争《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项下全部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完毕。一审法院另查明，为提起本案诉讼，卞亚琴与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并支出律师费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王之行与刘晓勇、韩佳余签订的《借款协议》是否有效并导致系争《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终止？2.如果《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未终止，卞亚琴是否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刘晓勇、韩佳余返还股权转让款；3.卞亚琴主张的律师费是否过高？针对第1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股权转让事宜虽由王之行与刘晓勇、韩佳余协商并签订书面协议开始，但此后在卞亚琴支付了大部分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由卞亚琴与刘晓勇、韩佳余重新签订了系争《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故实际股权受让人已经变更为卞亚琴。从各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在王之行与卞亚琴两人中对股权转让及其他重大事宜具有决定权的是卞亚琴，刘晓勇对此亦明确知晓。在此情况下，刘晓勇明知卞亚琴事先不知情，仍要求王之行签署《借款协议》，并在《借款协议》中约定卞亚琴基于股权转让事宜向刘晓勇、韩佳余主张任何权利均由王之行承担责任，事后亦未获得卞亚琴的同意，显然损害了卞亚琴的合法权益，故《借款协议》应为无效，更不能导致《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终止的法律后果。针对第2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明确约定双方应在2018年10月5日前申请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同时约定在目标公司其他股东未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的情况下，卞亚琴有权解除合同。但直至本案开庭，刘晓勇、韩佳余仍未能提供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目标公司股权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故合同解除的条件已经成就。基于刘晓勇、韩佳余确认刘晓勇系部分股权的实际持股人，且两人均有收取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故卞亚琴要求两人共同归还股权转让款于法有据。关于韩佳余返还给王之行的100万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是归还本案系争合同项下的款项，卞亚琴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案中不作处理。对于卞亚琴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并由刘晓勇、韩佳余共同归还股权转让款38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的解除系刘晓勇、韩佳余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给卞亚琴造成了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故卞亚琴要求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支付利息，亦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针对第3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系争股权转让款为380万元，卞亚琴支付的律师费10万元约为标的额的2.63%，未高于上海律师服务收费的政府指导价标准，属于《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明确约定的合理损失，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一、卞亚琴与韩佳余、刘晓勇于2018年9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海A有限公司）》予以解除；二、韩佳余、刘晓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卞亚琴股权转让款380万元；三、韩佳余、刘晓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卞亚琴以38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算至判决生效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违约损失；四、韩佳余、刘晓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卞亚琴律师费损失10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9,0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用24,000元，由韩佳余、刘晓勇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韩佳余、刘晓勇针对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七页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以证明王之行与卞亚琴均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被上诉人卞亚琴和第三人王之行质证认为，该证据材料不属于新证据，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经审核，本院认为，上诉人韩佳余、刘晓勇提供的证据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亦无法确认真实性，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故对上述材料不予采纳。除此之外，双方均未提供其他新的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韩佳余、刘晓勇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股权转让协议应当继续履行，款项应由第三人返还。对此，本院认为，韩佳余、刘晓勇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其需承担举证责任的不利后果。首先，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从协议内容看，双方并未约定卞亚琴系代王之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且从时间上看，涉案协议签署在后，卞亚琴作为协议一方，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其次，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合同解除的情形，韩佳余、刘晓勇未举证证明在约定的日期履行了合同义务，卞亚琴享有约定解除权，要求解除合同。再次，本案系争股权转让款为380万元，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王之行明确表示不再依据《借款协议》向韩佳余、刘晓勇主张借款，此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最后，当事人主张合同解除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卞亚琴要求韩佳余、刘晓勇支付合同解除后的资金占用损失，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进行判决，并无不当。故韩佳余、刘晓勇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可。综上，上诉人韩佳余、刘晓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000元，由上诉人韩佳余、刘晓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建审判员 韩朝炜审判员 潘俊秀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赵雅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