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民终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某。 负责人：王某1，该社社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州区新墩镇白塔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徐某，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甘肃锦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甘肃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1970年7月29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91年8月1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某，甘州区西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甘某（以下简称白塔村一社）、甘州区新墩镇白塔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白塔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8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因“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威胁，本案中止诉讼。现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白塔村一社负责人王某1，白塔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徐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王某2，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白塔村一社、白塔村委会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866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事实认定不清。1.被上诉人李某1刑满释放后在白塔村一社重新落户时已经自愿承诺放弃一切可以享受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现在却提起诉讼要求主张征地补偿款分配，现在要求主张，应当先向人民法院提出合同撤销之诉或无效合同之诉，待其被撤销或被确认为无效后，才有权利再行提起征地补偿款分配之诉。2.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作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错误。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目前我国并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根据相关精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定可由集体组织成员共同依据村规民约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确定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不能简单的以户籍是否在集体组织为依据，而应当以户籍为基础，同时以是否丧失固定的生产、生活为条件，兼顾有否丧失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并充分考虑是否以本农村集体经济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结合本案，首先，李某1出嫁后，户口虽未迁出，但本人跟随丈夫到其他地方生产、生活，婚姻存续期间又因犯罪入狱，在此期间李某1再没有在白塔村生活。虽然李某1出狱后继续将户籍落户在白塔村，但自从李某1出嫁后再没有履行过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义务，也没有享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享有的其他权利，这期间李某1的生活并不依附于白塔村的土地。其次，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经集体组织讨论确定，外嫁女、已死亡人员和户口外迁的原户籍在白塔村一社的男性公民，原分配的土地统一收回重新分配给新增人口，因此自土地二轮承包起，李某1在白塔村一社再没有土地，更加不可能履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履行的承包义务。再次，1991年出生的李某2，出生时户籍并不在白塔村，原不属于白塔村村民，直至200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查出李某2为“黑户”，为解决其户籍问题才将户籍落至白塔村，此时土地二轮承包早已结束，李某2在白塔村没有承包地.并且，自李某2出生后从未在白塔村实际生活过，也没有在白塔村从事生产劳动。因此，李某1自出嫁后再未与白塔村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李某2自出生起就未与白塔村建立持久稳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一审判决仅以李某1、李某2户籍仍在白塔村为由，即认定其为白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过于片面。3.一审认定“白塔村一社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张秀花一人获得承包土地”错误。第一轮承包时，本案被上诉人李某1才12岁尚未成年，白塔村一社在土地承包时按照其母亲张秀花作为户主承包土地，但是被上诉人李某1作为子女按照人口分配有相应承包地份额的，一审判决认定第一轮承包张秀花一人获得承包土地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二轮承包时，其已经出嫁，所以由其母张秀花一人获得承包土地属实。4.一审判决认定白塔村一社每人可分得土地补偿款52938元违反村民自治原则。白塔村一社按照法律规定和村民自治原则，于2018年7月1日通过村民表决通过了本社应参加分配人员302人，外嫁女不参与分配的决议，并于7月4日进行了为期15天的公示。直至8月底，未有人提出异议。故此，上诉人按照《新墩镇白塔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办法》和《白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书》再次确认了征地补偿款分配人员。因此，上诉人确定的分配方案程序合法，方案有效。因二轮土地承包时白塔村一社就外嫁女、已死亡人员和户籍外迁的男性公民调整土地约30余人，李某1在此之列.如果判决李某1、李某2加入分配该社土地补偿款，后续必定引发白塔村与李某1、李某2身份相同的其他人员大规模提起诉讼。如此，类似李某1、李某2等之前没有进入分配该土地补偿款的60余名村民重新加入分配，已生效的分配方案将会因此彻底推翻，致使已经分配到位的前两次征地补偿款也会因此出现诸多矛盾，因此，一审判决既违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定的村民自治原则，也实际侵害了村集体组织其他成员的合法利益。5.多年来，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从未享受过白塔村一社正常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任何待遇和各项分配，其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视而不见，也未作任何陈述和认定。二、法律适用错误。1.土地补偿款是紧紧依附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拥有土地为前置条件，没有土地份额、“空挂户”分配土地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新墩镇白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办法》是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全体村民表决通过的涉及全体村民重大利益事项的村规民约，并不存在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办法应当得到尊重，依照其办法做出的《新墩镇白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书》合法有效完全属于村民自治事务范畴，应当得到司法尊重和认可。一审判决认定其无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3.一审判决引述适用《物权法》第五十九条，但是却作出了与该法条完全相悖的判决。本案中，《新墩镇白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办法》是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全体村民表决通过的，依照其办法做出的《新墩镇白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书》也正是按照《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依照法定程序由本集体成员决定的，但是判决内容又推翻了该集体组织认定。引用《物权法》第五十九条，但是却作出了与该法条完全相悖的判决。完全属于法律适用错误。4.一审判决引述适用《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完全可以明确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并不享有土地，完全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根本不存在其承包地被征收的客观事实。前提不存在，按照该法条所享有的权利当然也并不存在。一审判决适用该条作出判决，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三、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李某1应当先行提起承诺撤销之诉，否则其自愿真实意思未被撤销之前再行主张权利将成为前置重大法律障碍，一审法院直接迳行作出判决程序违法。2.按照《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土地补偿款分配应当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其承包地被依法征收为前置条件。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截止到目前为止并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主张土地补偿款分配权利应当前置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以应当先行提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之诉。一审判决在未确认二被上诉人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前提下，直接作出土地补偿款分配判决程序违法。3、上诉人白塔村一社没有法人资格，也不是可以独立承担责任的法人分支机构或非法人组织，不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格被告。一审法院在未查明被上诉人身份性质情形下，错误的认定上诉人白塔村一社为适格被告，作出错误判决，属于明显程序错误，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李某1、李某2辩称，1.二被上诉人系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征地补偿费分配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李某1出生于白塔村一社，户口亦登记在白塔村一社，因此李某1因出生取得了上诉人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李某1在服刑期间户口被迁出，并非个人意愿，且服刑期满后在征地之前户口又被迁回原籍，因此李某1与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未终止。期间，李某1虽与他人结婚，但户口却未迁至男方户籍所在地，李某1虽为外嫁女，但户口一直未曾迁出，也未在其他地方分配了土地或享受了土地补偿，因此李某1享有征地款分配的民事权利。李某2因出生补报取得白塔村一社户口，且也在征地之前，李某2因出生法定取得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和资格，依法享有参与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权利。同时，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是法定权利，并非约定权利，且是农民生存之基本权利，不得剥夺，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自愿放弃村集体组织成员待遇与法不合。2.上诉人通过村民表决决定本社应参加分配人员302人，外嫁女不参与分配的决议严重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白塔村一社第一轮、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均由张秀花一人获得承包土地，李某1才12岁，尚未成年，且其户口就登记在白塔村一社，既然李某1没有承包地，说明其与母亲张秀花共同依靠张秀花土地生存，其属于家庭承包方式，根据我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外嫁女只要没有将户口迁出，没有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并重新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就有权分得户籍所在地的征地补偿款，而且，外嫁女子女户口在其名下的，被视为村子的一员，同样获的补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三点上诉理由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曲解、滥用《物权法》，被上诉人的权利为法定权利，非约定权利，请求二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李某1、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偿付原告土地补偿款1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某1系被告白塔村一社村民张秀花之女。自1970年7月29日出生以来在白塔村一社登记落户并居住生活。婚后亦未将户口迁出，并于1991年8月10日生育一女，取名李某2。1995年原告李某1因刑事犯罪在监狱服刑，服刑期间将户口迁至服刑地，刑满释放后于2003年3月6日仍将户口迁至白塔村一社。期间李某1离婚，并于2002年1月25日与案外人李延平登记结婚，亦未将户口迁出。2018年12月26日，原告李某1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其户籍仍登记在被告白塔村一社处。原告李某2于1991年8月1日出生后，于2003年8月27日补办了户籍登记手续，落户在被告白塔村一社。 2000年，因张掖市二环道路修建需要，白塔村一社的部分集体土地被政府征用，为此，白塔村一社对土地进行了重新调整，并给张秀花调整了土地。2018年4月，白塔村一社剩余土地被政府全部征用，白塔村一社核定了地价款分配人数，所得土地补偿款按照核定人数平均分配，其中：2018年8月15日每人分得26360元，2019年1月16日每人分得16578元，2019年6月25日每人分得10000元，每人共计获得土地补偿款52938元。但原告李某1、李某2不在分配上述补偿款之列。2019年9月23日，被告白塔村委会依照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新墩镇白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办法》作出了《新墩镇白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书》，认为因原告李某1结婚未迁户，确定其不具备白塔村一社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李某2因其母亲李某1结婚未迁户跟随其母亲落户本村，确定其不具备白塔村一社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2019年5月21日，李某1母亲张秀花就其子女未获得征地补偿款事宜向新墩镇人民政府信访，新墩镇人民政府组织村委会及白塔村一社进行了现场调处，在调处未果的情况下，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关于张秀花信访事项的答复处理意见》，告知张秀花通过法律程序解决。2019年9月16日，张秀花等人就该事项向甘州区信访局信访，甘州区信访局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信访人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另查明，白塔村一社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张秀花一人获得承包土地。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张秀花一人获得承包土地。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问题。庭审中，被告白塔村一社辩称，二原告未经提起确认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诉讼和未经确认集体分配方案是否合法之诉，直接提起请求支持征地补偿款之诉，不属于司法直接审理的对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受理与诉讼主体。第一条、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范围。故对被告白塔村一社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二原告应否获得征地补偿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关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的规定，白塔村一社是否应向原告李某1、李某2发放征地补偿款，取决于李某1、李某2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具备白塔村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指户籍在该集体经济组织，或生活在该组织，而对该组织的土地享有权利，负有义务的人。它可以依法定事件（如出生）而取得，也可以依合法行为（如婚姻迁入）而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应当以该“成员”是否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常住户口为基本判断依据。同时，应避免“两头占”、“两头空”等情形的发生。原告李某1出生于白塔村一社，户口亦登记在白塔一社，因此原告李某1因出生而取得白塔村一社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李某1在服刑期间，其户口被迁出，并非出于个人意愿，而且服刑期满后其户口又被迁回原籍，且在征地之前，其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未终止。期间，李某1虽与他人结婚、离婚、再婚、离婚，但户口均未迁至男方户籍所在地，而且被告也无证据证明李某1在其他地方分配了土地或享受了土地补偿，不能因为原告受到了刑事处罚而剥夺其应该享有的民事权利。故原告李某1应具有白塔村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应该获得征地补偿款。原告李某2因出生补报取得白塔村一社户口，且也在征地之前，原告李某2自出生便法定取得被告白塔村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和资格，依法享有参与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权利。同时，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是法定权利，不是约定权利，且是农民生存之基本权利，不得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了农民集体对农村事务、村民管理依法享有一定的自治，同时对在村民决议中有关程序性、实体性问题给予了明确的规范，但前提是不能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二被告以原告李某1结婚后未将户口迁出，二原告属于“空挂户”为由拒绝向原告分配补偿款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所谓“空挂户”是指出于利益驱动和其他各种原因，规避政策，与集体经济组织达成空挂协议，仅户口登记在集体经济组织，但不在集体经济组织实际生产、生活的人员。原告李某1、李某2自出生以来户口就登记落户于白塔村一社，李某2的户口登记情况从未发生过变动，李某1的户口登记仅因服刑而发生过变动，且其在刑满释放后分配征地补偿款之前又将户口迁至被告白塔一社处，并不存在规避政策，达成空挂协议的情形，故二原告并不属于“空挂户”。关于被告辩称的李某1在白塔村一社无承包地，只有其母亲张秀花一人有承包地，故不应该分的征地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反映的第一轮承包时间为1982年，当时李某1只有12岁，且其户口就登记在白塔村一社，既然李某1没有承包地，说明其与母亲张秀花共同依靠张秀花土地生存，应该属于家庭承包方式，为此，其服刑回来后外出打工赚钱，亦是为了生计，并非脱离了集体经济组织。综上，原告李某1、李某2仍然属于白塔村一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参与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权利。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付征地补偿款160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对此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被告陈述2018年8月15日至2019年6月25日期间，白塔一社三次向村民分配了土地补偿款，每人共计分得52938元，原告对此亦无异议，故二被告应向原告李某1、李某2分别支付征地补偿款52938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被告甘州区新墩镇白塔村民委员会、甘某共同向原告李某1、李某2分别支付征地补偿款52938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1750元，由原告李某1、李某2负担595元，被告甘州区新墩镇白塔村民委员会、甘某负担1155元。原告已交纳，被告负担的部分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一审法院退还原告受理费175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李某1、李某2户籍证明复印件，拟证明李某1于2003年3月6日户籍信息登记移居甘肃省兰州，未登记迁入白塔一社；李某2于2003年8月27日补报出生申报，并不是自出生时就取得白塔村一社户籍。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证明张秀花户口内有两个人，包括张秀花、李某2，李某1因服刑将户籍迁到兰州，所以户口上有两个人。2.白塔村一社于2003年、2018年、2019年1月、2019年6月每次分配时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新墩镇政府对分配方案）批复、领款名单各一份，拟证明2003年至2019年，白塔村委会四次分配征地补偿款时均确定承包户张秀花的家庭成员仅有张秀花1人，且四次分配款张秀花均已全额领取款项。3.白塔村一社2005年至2020年期间，各社员享受（水费、化肥、合作医疗、机井电费、粮食直补）补贴款领取表，拟证明被上诉人在此期间从未享受各项村民权利。4.《新墩镇白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办法》、《新墩镇白塔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第三榜公示表》，拟证明被上诉人不具有白塔村一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5.白塔村一社社员《关于李某1从1990年嫁出去以后再没有在白塔一社生产生活过社员确认签字表》、《关于李某2从1991年8月出生到现在没有在白塔一社生产生活过社员确认签字表》各一份，拟证明李某1自1990年以后、李某2自出生以来从未在白塔村生产、生活。6.《新墩镇白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名单及空挂人员名单》，拟证明像李某1、李某2这样类似的情况共计有15人。7.李某12001年9月28出具的保证书一份，证明李某1向白塔村委会出具承诺，承诺其本人过户至白塔村一社，不享受一切待遇。8.农村户口登记薄一份，证明由村委会手写制作的农村户口登记薄中，张秀花户内长女李某1的户籍有销户登记。被上诉人质证称，对2、3、4、5、6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四次分配时李某1均在服刑，上诉人就没有将被上诉人列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对这些情况也不知道，上诉人剥夺了被上诉人的分配权。对保证书的三性有异议，保证书非李某1签名。对农村户口登记薄无异议。 被上诉人提交：1.张秀花的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张秀花户内应有三个人，在李某1服刑期间，李某1的户口迁至兰州。李某1、李某2具备上诉人的村民资格。2.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字·词·句·篇与达标训练(五年级下册）》一册、张掖四中学生胸牌两个，拟证明李某2在原甘州区西关小学、张掖四中上学，进而证明李某2在白塔村一社生活。上诉人质证称，对户口本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张秀花的户口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享有相应的土地承包权利。对李某2课本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重大异议。如果李某2在西关小学上过学，可以提交学生证、学籍档案，提交的课本不能证明李某2在西关小学上过学，且课本的出版社是延边出版社，张掖的课本采用的人教版或甘肃出版社，不可能采用延边出版社的教育课本。白塔村的干部及村民也证明李某2没有在白塔村一社生活、学习、工作。 对双方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双方提交的李某1与李某2的户籍证明相同，但证明目的不同，因户籍显示，李某1除服刑期间将户口迁出，其余时间户籍均在白塔村，李某2出生后未入户，直到2003年申报入户。李某1除服刑期间将户籍迁出，服刑后已将户籍迁回原籍，故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并不因此而丧失。李某2因出生补报取得白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上诉人提交的2、3、4、6组证据，被上诉人对三性虽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因上述证据均系上诉人单方决定后制作，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不应当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第5组证据，即《关于李某1从1990年嫁出去以后再没有在白塔一社生产生活过社员确认签字表》、《关于李某2从1991年8月出生到现在没有在白塔一社生产生活过社员确认签字表》的三性虽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说明被上诉人仅认可两份签字表真实，由村民签署。因李某2提交的张掖四中学生胸牌可以证明其于2004年起在张掖四中就读，而其当时仍系未成年人，依常理只能依靠父母、亲人生活，而其外婆张秀花就在白塔村一社生活，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李某2在白塔村一社外的其他地方生活，故可以推定李某2未成年前在白塔村一社生活。第二轮承包时，张秀花户内承包地确为1.8亩，但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及政策，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即同一户内人员对承包地有承包经营权，李某1、李某2虽未在白塔村另外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作为张秀花户内家庭成员，对该部分承包地享有承包经营权。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7，即李某1出具的保证书三性均有异议，该保证书签名也明显与李某1在诉讼中文书上的签名明显不同，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农村户口登记薄三性无异议，而在该登记薄中也登记，李某12001年9月被释放入户，李红旗、李红云户籍已注销，故此登记薄无法证明李某1有销户登记。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书本提出异议，该书本也不能证明李某2在原甘州区西关小学上学，本院不予采信。李某2提交的张掖四中学生胸牌，符合本地情况，能证明李某2于2004年起在张掖四中就学，本院予以采信。 另查明，白塔村一社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张秀花户内人口为4人，承包土地为5.1亩，证载承包人口为1人。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张秀花户内为2人，承包土地1.8亩，证载承包人口为1人。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某1因服刑将个人户籍迁出白塔村，并非人个意愿，刑满释放后将户籍迁回原址也符合户籍管理规定。上诉人提交的署名为李某1的保证书，李某1并不认可签名，该签名也明显与李某1在诉讼中文书上的签名不同，上诉人也无证据证实该保证书确系李某1出具。上诉人称李某1在该保证书被撤销或被确认为无效后，才有权利再行提起征地补偿款分配之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以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实质性要件。李某1虽然有结婚经历，但从未将户籍迁出，也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取得其他基本替代性生活保障。而其服刑期间，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将其户口从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迁出，但迁入户口所在地的监狱并不负担其回归社会后的基本生活保障，只能仍以原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李某1作为其母张秀花户内家庭成员，对张秀花户内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在其享有的土地不足以保障基本生活时，也只能外出打工，以维持生存。在此期间，张秀花作为户主，也按村社安排履行义务。而李某2作为李某1女儿，因出生就可以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李某2因母亲李某1的原因，在出生时没有入户，直到2003年才在外婆张秀花户内登记，李某2在落户时仍系未成年人，其生活只能依赖于母亲、外婆，而李某2作为张秀花户内成员，也对张秀花承包的土地享有经营权，而上诉人以其母亲为“外嫁女”为由，也未取得土地，认为李某1、李某2属于“空挂户”，不认可其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错误，故上诉人称“李某1、李某2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一审查明，白塔村一社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张秀花一人获得承包土地”虽有错误，但我国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户内家庭成员，对承包土地共同享有权利，故该错误并不影响案件处理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也就是说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均有权参与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的相应份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召开村民会议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就征地补偿费如何分配进行民主表决，但民主议定也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作出的决议不得与法律相抵触，不得有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内容。本案中，白塔村一社在分配征地补偿费时，认为李某1系外嫁女，决议李某1、李某2不享有分配权，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该村是否还有其他类似情况，是否可能引起诉讼不能做为剥夺被上诉人合法权利的理由，故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白塔村一社每人可分得土地补偿款52938元违反村民自治原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多年来虽未享受过白塔村正常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任何待遇和各项分配，但不能以此认为李某1二人对此无异议，更无法得出李某1不能主张权利的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十七条的有关规定，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承包的基本土地政策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也即承包地的分配对象是农户家庭而非个人，在承包期限内，无论哪一个家庭成员使用的任何部分承包地被征收、征用，除青苗等地上作物的补偿费用归使用者个人外，其他因土地征用而由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分配的各种补偿款项，均由家庭承包户内部成员共同共有。李某1、李某2作为张秀花户内成员，对承包地享有权利。上诉人认为李某1、李某2在白塔村没有土地份额，与法律规定不符。基层组织对自治事宜有权进行民主，但民主议定也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作出的决议不得与法律相抵触，不得有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内容。故上诉人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因为土地征收款的分配是以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前提，而随着利益的增加，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为防止他人加入集体经济组织分割利益，要求个人在集体经济组织入户时出具保证书的情况并不鲜见，保证书是否有效，完全可以在案件审理中予以确定，也没有法律规定应当先行提起承诺撤销之诉，故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在未撤销保证书前直接迳行作出判决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其中“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白塔村一社由村委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等分设，成立合法，有独立的财产，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能力，满足诉讼主体资格。村民小组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可以成为本案的适格被告。故上诉人认为“白塔村一社非适格被告”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白塔村一社、白塔村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18元，由甘某、甘州区新墩镇白塔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斌文 审判员  杨祝续 审判员  宋力国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晓燕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