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3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H某(中文名:贺某3),女,1985年4月19日出生,澳大利亚籍,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女,196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列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北京市京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登俊，男，1992年2月4日出生，北京市京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某1,女,1954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某,女,194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某2,女,1980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某,女,195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列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南征,北京东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H某(中文名:贺某3)、宋某与被上诉人贺某1、肖某、贺某2、潘某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12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H某(中文名:贺某3)、宋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及第四项;2、依法改判或者裁定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连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不当,本案《遗嘱》中关于被继承人贺某4财产部分无效,其名下财产应以法定继承的方式在所有法定继承人中依法分割;宋某具有第一顺序继承人资格;贺某4的死亡抚恤金应平均分割,丧葬补助费应按实际支出情况予以分配。第一,贺某1等一审提交的《遗嘱》不符合遗嘱形式要件,不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遗嘱,其中关于被继承人贺某4财产部分的内容应为无效,贺某4名下财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第二,贺某4并非于2011年10月10日在《遗嘱》中签字,签字系贺某4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受贺某1等诱导方才形成。基于此,《遗嘱》中关于被继承人贺某4财产部分的内容也应被认定为无效。第三,宋某作为丧偶儿媳,对贺某4和肖某1已经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有权在按法定继承方式继承贺某4和肖某1的遗产时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继承。一审判决关于宋某“承认”只是探望二位老人的表述系断章取义,并非宋某的真实意识表示,更是与实际情况严重背离。第四,一审判决未考虑实际情况,任意分配贺某4的死亡抚恤金和丧葬补助费错误,贺某4的死亡抚侐金应平均分割,丧葬补助费应按实际支出情况予以分配。宋某和贺某3在日常生活和老人生病住院期间对二位老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关心、照顾、赡养无不尽心尽力,不能仅因贺某4和肖某1系与贺某1共同居住就判定死亡抚恤金和丧葬补助费的一半均归贺某1所有。另外,顾名思义,丧葬补助费系对死者进行安葬所产生的丧葬费用支出的补助,用于减轻死者家属安葬死者在费用方面的负担。因此,丧葬补助费应当先按照丧葬费的实际支出情况进行分配,多余部分再按共同财产依法分割。贺某1、肖某、贺某2、潘某辩称，对方主张的遗嘱问题不成立，其主张纯属主观臆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宋某在一审就主张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公婆尽了较多赡养义务。一审判决公平公正，应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贺某1、肖某、贺某2、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贺某1依照遗嘱继承父亲贺某4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东路某号某幢某门某层某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2、请求法院判令依法定继承肖某1名下的存款42000元及华夏回报混合基金的份额10121.77份；3、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事实与理由：贺某4、肖某1夫妇生前共育有四名子女，分别是长女肖某（曾用名贺某）、次女贺某1、长子贺某5（曾用名贺某5）、次子贺某6。贺某5于2015年5月25日去世，留有独生之女贺某2；贺某6于1995年5月28日去世，留有独生之女贺某3。母亲肖某1于2014年4月19日去世，父亲贺某4于2018年9月1日去世，二人生前立有共同遗嘱，将登记于贺某4名下的涉案房屋的夫妻共有遗产留给贺某1继承。故提起本诉，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贺某3、宋某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对方的诉讼请求，对于遗嘱中贺某4的签字真实性有异议，且贺某4的遗嘱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既不是自书遗嘱也不是代书遗嘱，所以我方不认可。对于第二项诉讼请求我方没有异议。宋某系贺某4和肖某1的儿媳，尽到了较多的赡养义务，也应当分得财产。另我们希望对贺某4去世后的抚恤金和丧葬费和补助等费用一并处理，并依法分割贺某4名下夫妻共同存款18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贺某4与肖某1系夫妻关系，共育有四名子女分别是：长女肖某（曾用名贺某）、次女贺某1、长子贺某5（曾用名贺某5）、次子贺某6。贺某5与潘某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女贺某2。贺某5于2015年5月25日去世。贺某6与宋某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女贺某3。贺某6于1995年5月28日去世。肖某1于2014年4月19日去世，贺某4于2018年9月1日去世。涉案房屋登记于贺某4名下，双方均认可系夫妻共同财产。2011年10月10日，贺某4与肖某1留有共同遗嘱一份：“我俩都是十四、五岁参加革命入伍，东奔西走。1953年10月回到北京才安了家，住军队分配的公房。……1997年12月军队将此房卖给我们，孩子们也相继买房。我们都给予万元至数万元补助。日常生活中，孩子们遇到大事如：生病住院，出国等也及时在经济上给予帮助。我们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这套房。我们两人意见一致，待我俩都过世后，将此房（海淀区某东路某号某区某楼某号房产）留给二女儿贺某1所有。……理由如下：1、1992年10月我们搬家时，贺某1（户口）随迁至此，她离婚后，这是她的家，就来此长住，她单位年年发东西都拿回家用。2、1997年12月买此房时，她负（付）了几千元购房款。3、十多年来她一直陪伴照顾我们，看病、取药、天天摆药、量血压，试体温等等。都有她承担，起到保健医生作用。4、此房是私有财产，但又属军队管理，暂不能出卖，其它家俱（具）、电器随房走，由贺某1决定。衣服、书籍随意处理。我们的丧事从简不留骨灰。孩子们工作后，他（她）们的工资我们分文未要过，全由他（她）们自理。他（她）们偶而（尔）回到这个家，都免费用餐。愿孩子们自强、自立、诚信、团结、互助，努力为人民、为祖国多做奉献。特立此遗嘱。”该遗嘱由肖某1书写，肖某1与贺某4分别签名。贺某3和宋某对贺某4的签字不予认可，经其申请，法院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对2011年10月10日落款处“贺某4”签字是否为其书写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检材中‘贺某4’签名与样本中的‘贺某4’签名字迹为同一人书写”。双方对鉴定结果均不持异议。中国农业银行贺某4名下账号为×××的账户内有存款1329073元；北京银行贺某4名下账号为×××的账户内有存款318211元；中国工商银行贺某4名下账号为×××的账户内有余额为239787元。中国农业银行肖某1账号为×××的账户内有存款20000元，账号为×××的账户内有存款22000元。肖某1名下华夏基金账户内有“华夏回报混合前收费”份额10121.77份。双方确认上述财产均为贺某4与肖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另双方于庭审中协商一致，肖某1名下华夏基金账户内有“华夏回报混合前收费”份额10121.77份由宋某取得，法院对此不持异议。贺某1处保存有其领取的贺某4抚恤金593272元，丧葬费251736元。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法院做如下认定：1、贺某4立遗嘱时是否神志清醒。宋某向法院提交贺某42018年药疗单，推断认为贺某4患有痴呆症，不具备立遗嘱的行为能力。贺某1等人认为该药疗单为2018年形成，而立遗嘱的时间为2011年，不能证明贺某4当时不具备立遗嘱的行为能力。法院认为因该药疗单与立遗嘱的时间相距7年，故法院采信贺某1等人的质证意见。2、宋某是否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宋某与贺某6原系夫妻关系，贺某6去世后，1997年宋某再婚，2005年离异。贺某6去世后，2002年至2011年10月，宋某陪伴贺某3在澳大利亚读书，回国时会与贺某3去探视贺某4和肖某1。肖某1生病期间，宋某与肖某1的子女一起陪护。贺某4住院期间，宋某亦会去探视。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依法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肖某1与贺某4所立的遗嘱为夫妻共同订立，处理的系其夫妻共同财产，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虽贺某3认为贺某4订立遗嘱时不具有清醒意识，但其提供的证据为2018年，与订立遗嘱时间相去甚远，故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法院不予采信，故肖某1与贺某4之遗嘱合法有效，根据二人的遗嘱，涉案房屋由贺某1继承。关于肖某1与贺某4之存款，因其未留有遗嘱，故应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处理，由肖某1、贺某4之法定继承人继承。因贺某6去世的时间早于肖某1与贺某4，故由贺某3作为贺某6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贺某5晚于肖某1先于贺某4去世，故肖某1的遗产中应由贺某5继承的部分由潘某和贺某2转继承。贺某4之遗产中应由贺某5继承的部分由贺某2代位继承。关于宋某是否可以做为法定继承人继承肖某1和贺某4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根据肖某1、贺某4的遗嘱，贺某1长年与其共同生活，且宋某亦自述在贺某6去世后，其只是去探望肖某1和贺某4，且在其配偶去世后，宋某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在国内生活，仅在肖某1和贺某4生病时前往探望，故其要求继承遗产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贺某4的抚恤金和丧葬费，该部分财产不同于遗产，是属于其近亲属的财产，分割时应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序及生活来源等因素进行适当分割。贺某4的近亲属为其子女，故该部分财产应在肖某、贺某1、贺某2、贺某3之间分配，因贺某1与贺某4长期生活在一起，较多的照顾贺某4，故适当予以多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东路某号某幢某门某层某号房屋由贺某1继承所有；二、中国农业银行贺某4名下账号为×××内存款1329073元；北京银行贺某4名下账号为×××内存款318211元；中国工商银行贺某4名下账号为×××内存款239787元；中国农业银行肖某1账号为×××内存款20000元，账号为×××内存款22000元；上述存款分别由肖某、贺某1、贺某3各继承1/4，潘某和贺某2继承1/4；三、肖某1名下华夏基金账户内“华夏回报混合前收费”份额10121.77份由宋某所有；四、在贺某1处的贺某4抚恤金593272元和丧葬费251736元，其中贺某1分得422504元，肖某分得281670元，贺某2、贺某3分别分得70417元，贺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分别向肖某、贺某2、贺某3支付上述款项。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肖某1与贺某4所立的遗嘱为夫妻共同订立，处理的系其夫妻共同财产，且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H某(中文名:贺某3)、宋某关于贺某4签字系在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受贺某1等诱导形成的主张并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贺某4的抚恤金和丧葬费，该部分财产属于其近亲属的财产，应在肖某、贺某1、贺某2、贺某3之间分配，因贺某1与贺某4长期生活在一起，照顾贺某4较多，一审适当予以多分，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H某(中文名:贺某3)、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72元，由H某(中文名:贺某3)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福春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