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榆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吉0822行初27号原告：李忠林，男，1926年3月26日生，汉族，农民，现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双，男，1956年9月28日生，汉族，农民，现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郎子君，男，北京市佳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法定代表人：王瑞群，职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勇，男，1971年4月18日生，汉族，通榆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住吉林省通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宇，男，吉林宇中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刘振兴，职务，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清泉，男，1971年8月16日生，汉族，通榆县司法局工作人员，住吉林省通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兵，女，1990年2月1日生，汉族，通榆县司法局工作人员，住吉林省通榆县。原告李忠林因被告通榆县民政局不履行发放低保金、高龄津贴和参战、参试优抚金的法定职责及不服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通政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11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于2020年11月2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忠林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双、郎子君，被告通榆县民政局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勇、王志宇，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清泉、李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通榆县民政局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李忠林低保金及高龄津贴发放的情况说明，告知原告李忠林其请求的低保金及高龄津贴均已发放，且因职权变更，参战、参试情况应另行咨询。原告李忠林不服，向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通政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原告李忠林不符合参战人员补助金发放对象条件且低保金及高龄津贴通榆县民政局已足额发放为由，驳回了原告李忠林的复议申请。原告李忠林诉称，一、依法撤销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通政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确认被告通榆县民政局1991年至2017年没有足额给原告李忠林发放优抚待遇违法。三、确认被告通榆县民政局给原告李忠林发放的农村低保金低于国家规定标准违法。四、责令被告通榆县民政局依法按照《脱贫攻坚最低生活保障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民发【2016】19号）规定足额发放农村低保金。五、判令被告通榆县民政局补齐没有向原告李忠林发放的各项待遇。六、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26日，原告通过号码为XA33620221523的中国邮政挂号邮件向被告通榆县民政局邮寄了申请书，申请事项为：一、依法给原告李忠林发放2007年至2018年的参战、参试人员补助金42770元。二、给原告李忠林补齐至今的全额高龄津贴2400元。三、执行新的标准发放低保补助金，并立即给原告李忠林补齐欠发的6957元低保补助金。2019年5月15日，被告通榆县民政局向原告作出李忠林低保金及高龄津贴发放的情况说明，不予给付上述申请金额。后原告李忠林向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作出通政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仍然没有将原告李忠林应该得到的全部待遇计算清楚并提供原告李忠林领取相关补助金的证据和依据。原告李忠林向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要求足额发放低保金，是根据《脱贫攻坚最低生活保障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有理有据。但至今，原告李忠林并没有如数足额领取应该领取的全部待遇。为此，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维护原告李忠林的合法权益。原告李忠林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李忠林个人信息一份，证明原告系复员军人，应享受参战参试军人相关补助待遇；2、李忠林个人待遇相关文件，证明原告李忠林根据文件规定享受相关待遇，但被告通榆县民政局克扣了发放；3、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及邮件查询记录，证明应该撤销这个决定；4、民意网站上的报道，证明原告李忠林作为91岁高龄的复员军人，没有享受到军人待遇，法律应当保护；5、李忠林优抚金补助表和通榆县民政局出具的低保及高龄津贴发放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李忠林应该享有优抚待遇和低保金以及高龄津贴。被告通榆县民政局辩称，一、通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通政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的通知》（民发【2000】133号）文件规定：“对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优抚对象，其抚恤或补助金，按标准最高的一种发给”。李忠林是解放时期复员军人，自1991年起已享受在乡复员军人定期定量补助，现标准为15382元/年，参战退役人员现标准为7200元/年。另据民发【2007】99号文件明确规定，参战人员为1954年11月1日以后入伍并参加过为抵御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统一的人员，其享受待遇认定的优抚对象中不包括解放时期的复员军人。三、根据《脱贫攻坚最低生活保障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要求，低保金发放采取“补差式救助”方式（农村低保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家庭收入）。原告有四个子女，每人每年应支付给原告600元赡养费，四人共计2400元，应列入家庭收入。故被告通榆县民政局2016-2018年发放给原告李忠林的低保金不存在发放不足情况。四、被告通榆县民政局已向原告李忠林足额发放了2017-2018年的高龄津贴。五、原告的优抚金均按照文件足额发放，且原告的该项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原告李忠林在2017年12月10日要求被告通榆县民政局公开优抚金发放情况，通榆县民政局分别于2018年1月18日、2月5日以邮寄的方式书面告知了原告李忠林1991-2017年优抚金发放情况，根据签收记录显示原告李忠林分别于2018年1月22日、2月10日收到被告通榆县民政局上述邮件。2018年3月26日，被告通榆县民政局再次告知原告李忠林1991-2017年优抚金发放情况。因此，原告李忠林最迟应在2019年3月26日前起诉才不过时效。再则，原告李忠林的该项诉求不应以通榆县民政局为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依据通机改办发【2019】13号文件规定，原通榆县民政局退役军人优抚安置职责划给通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故通榆县民政局职权发生变更后，原告李忠林不应以通榆县民政局为被告。综上，被告通榆县民政局认为原告李忠林的各项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通榆县民政局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通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的《关于李忠林申请发放参战参试人员补助金的情况说明》；2、《关于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金标准的通知》（民发【2000】133号）；3、《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抚恤金补助标准的通知》（民发【2007】99号）。证明原告李忠林不享受参战人员补助金待遇，被告通榆县民政局不应向原告李忠林发放参战人员补助金。第二组：1、《脱贫攻坚最低生活保障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吉民发【2016】19号），证明低保金发放采取“补差式救助”方式（农村低保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家庭收入）；2、《通榆县城乡贫困家庭收入评估测算办法（暂行）》（通政发【2016】5号），证明原告2016-2018年每年应收入赡养费2400元；3、《关于确定2016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的通知》（通政办函【2016】54号），证明2016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2400元/人/年；4、《关于确定2017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的通知》（通政办函【2017】29号），证明201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3200元/人/年；5、《关于确定2018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的通知》（通政办函【2018】27号），证明2018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3600元/人/年。本组证据证明被告通榆县民政局已根据“补差式救助”方式向原告李忠林足额发放了农村低保金，不存在未足额发放的情况。第三组：1、1991-2017年被告通榆县民政局给原告李忠林发放优抚金的19份文件依据，证明原告李忠林每年优抚金的发放标准；2、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具的原告李忠林优抚金发放明细表，证明原告李忠林1991-2017年的优抚金已足额发放；3、原告李忠林于2017年12月10日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表、通榆县民政局于2018年1月18日向原告李忠林邮寄的1998-2017年优抚金发放说明、通榆县民政局于2018年2月5日邮寄给原告李忠林的1991-1997年优抚金发放说明、通榆县民政局于2018年3月26日向原告李忠林告知的1991-2017年优抚金发放说明、2018年1月18日、2018年2月5日挂号信邮寄信封复印件及存根，证明原告关于确认1991-2017年发放优抚金违法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4、通榆县推进党政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通榆县民政局机构编制职责框架》的通知（通机改办发【2019】13号），证明原通榆县民政局的退役军人优抚安置职责划给通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通榆县民政局职权发生变更后，原告李忠林该项诉请不应以通榆县民政局为被告。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李忠林1926年3月26日出生，1949年入伍，属于解放时期复员军人，户籍地为通榆县兴隆山镇东风河村，现居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与儿子李洪双一起生活。李忠林于1991年1月1日被通榆县民政局批准享受在乡复员军人（解放时期）优抚对象待遇。2018年8月标准为15382元/年。从1991-2018年具体每年发放多少由退役军人事务局掌握，因为每年发放额度都是变动的。原告李忠林诉讼请求（二）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没有提出，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没有对该项请求作出过复议决定。二、根据《脱贫攻坚最低生活保障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吉民发【2016】19号）要求，通榆县制定了农村低保标准，2016年为2400元/人/年，2017年为3200元/人/年，2018年为3600元/人/年，按照低保“补差式救助”方式，李忠林2016年发放低保金1580元，2017年发放低保金1638元，2018年发放低保金1798.98元，发放卡号为×××。综上，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通政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准确，应予维持。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吉林省民政厅关于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差式救助的意见》（吉民发【2015】26号）及通榆县社会救助事业中心提供的李忠林低保金发放时间明细，证明通榆县民政局低保金发放合法，通榆县人民政府复议决定合法，不应撤销。经庭审质证，原告李忠林认为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与第三组证据无关联性，并对第二组证据存异，认为其并未全额发放低保金；原告李忠林对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存异，认为与其实际收到的低保金数额有出入。二被告对原告李忠林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问题存异，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其享受参战、参试补助金待遇；二被告认为原告李忠林提交的证据2中的相关文件无文号、无出处，对其真实性存异；二被告认为原告李忠林提交的证据3无关联性，认为原告李忠林提交的证据4无真实性、关联性、客观性；二被告对原告李忠林提交的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认为该份证据足以说明被告通榆县民政局已足额发放了低保金和高龄津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原告李忠林质证后认为无关联性，但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该组证据证明原告李忠林不享受参战、参试人员补助金待遇，与本案原告李忠林诉请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原告李忠林质证后认为低保金未全额发放。因其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3、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原告李忠林质证后认为无关联性，但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该组证据证明原告李忠林优抚金发放标准和已发放金额问题，与本案原告李忠林的诉请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4、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李忠林质证后认为与其实际收到的低保金数额有出入，但未提出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5、原告李忠林提交的李忠林个人信息，二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6、原告李忠林提交的李忠林个人待遇相关文件，二被告质证后对文件的真实性存异，因该两份文件无文号，且原告李忠林不能说清出处，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7、原告李忠林提交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及邮件查询记录，二被告质证后认为无关联性，且该证据对原告李忠林提出的各项诉请无证明力，故本院不予采信；8、原告李忠林提交的民意网站上的报道，二被告质证后认为无真实性、关联性、客观性，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9、原告李忠林提交的李忠林优抚金补助表和通榆县民政局出具的低保及高龄津贴发放的情况说明，二被告质证后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原告李忠林，1926年3月26日出生，1949年入伍，属于解放时期复员军人，户籍地为吉林省××县，现居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与儿子李洪双一起生活。李忠林于1991年1月1日被通榆县民政局批准享受在乡复员军人（解放时期）优抚对象待遇。通榆县民政局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自1991起向原告李忠林发放优抚金。2012年以前，该优抚金由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拨款到乡镇民政办账户后，由乡镇民政办负责发放；2013年1月后，该优抚金实行社会化发放，按季度拨款到原告李忠林的农村信用联社账户中。1991-2017年，被告通榆县民政局共向原告李忠林发放优抚金106515元。2016-2018年，原告李忠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根据“补偿式救助”方式向原告李忠林发放低保金，2016年发放的低保金为1580元，2017年发放的低保金为1638元，2018年发放的低保金为1798.98元，李忠林收款卡号为×××。2017-2018年，原告李忠林享受高龄补贴待遇，被告通榆县民政局于2018年2月5日向原告李忠林发放了2017年度的高龄津贴1200元，于2018年12月18日发放了2018年度的高龄津贴1200元。原告李忠林属于1949年入伍的解放时期复员军人，解放时期复员军人优抚金高于参战、参试人员优抚金，原告李忠林不符合参战、参试人员条件。2019年4月26日，原告李忠林向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提出书面申请，请求被告通榆县民政局依法为其发放2007-2018年的参战、参试人员补助金42770元，补齐2017-2018年的高龄津贴2400元，补齐低保金6957元；2019年5月15日，被告通榆县民政局向原告李忠林作出李忠林低保金及高龄津贴发放的情况说明，对参战、参试待遇问题、高龄津贴及低保金发放情况作出了说明，后原告李忠林向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通政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了原告李忠林的行政复议申请。本院认为，《关于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金标准的通知》（民发【2000】133号）规定：“对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优抚对象，其抚恤或补助金，按标准最高的一种发给。”《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抚恤金补助标准的通知》（民发【2007】99号）规定：“参战人员为1954年11月1日以后入伍并参加过为抵御外来侵略、完成祖国统一、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保卫国家安全而进行的武力打击或抗击敌方的军事行动，迄今已经从军队退役的人员。”原告李忠林作为1949年入伍的解放时期复员军人，其优抚金高于文件规定的参战、参试人员优抚金，且其不符合文件规定的参战、参试人员条件，故通榆县民政局未向其发放参战、参试人员优抚金的行为合法，本院应予支持。《吉林省民政厅关于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差式救助的意见》（吉民发【2015】26号）、《脱贫攻坚最低生活保障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吉民发【2016】19号）中明确规定“补差式救助”方式（农村低保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家庭收入），2016-2018年通榆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为2400元/人/年、3200元/人/年、3600元/人/年，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根据原告李忠林应获取的赡养费等相关因素，酌定2016-2018年分别向其发放1580元、1638元、1798.98元低保金的行为，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2017-2018年的高龄津贴发放情况，原告李忠林存在自认情形，故原告李忠林关于高龄津贴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李忠林1991年被通榆县民政局批准享受在乡复员军人（解放时期）优抚对象待遇，1991-2017年，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根据相关文件标准，已如数发放。原告李忠林认为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未足额发放该项优抚金，却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李忠林关于优抚金的诉请，不予支持。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通政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属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不应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此，原告李忠林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忠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忠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志立审判员  包玉龙审判员  杨 威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孙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