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1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女，1927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珍（系孙某1女儿），196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翔，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某，女，195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1，女，199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上诉人姜某、郭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海，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2，男，1982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瑛，大连市中山区辽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孙某1、姜某、郭某1、郭某2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7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1上诉请求：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全部归孙某1所有。事实和理由：孙某1是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回迁前房屋的共同承租人，郭林私自将该房屋变更至其名下。郭林临终前留有遗言，将该房屋交给孙某1，由孙某1随意处置养老。故该房屋应归孙某1所有。姜某、郭某1辩称，不同意孙某1的上诉请求。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是动迁所得，该房屋原承租人为郭林，孙某1仅是共同居住人。后郭林和姜某夫妻共同出资购买的产权，故该房屋是郭林和姜某夫妻共同财产。郭林遗嘱无效。郭某2辩称，不同意孙某1的上诉请求。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是房改房，根据相关规定，该房屋应属家庭共同居住人所有，不是郭林个人财产，郭某2应当分得三分之一份额。姜某、郭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山区的房屋归姜某和郭某1所有；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姜某享有八分之五份额，郭某1、孙某1、郭某2各享有八分之一份额。事实和理由：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系动迁安置所得，动迁户郭林所在单位为其交纳了代建费。从房产档案来看，该房屋为郭林承租的公房，1998年购买产权，郭林于2002年去世，故该房屋为郭林和姜某夫妻共同财产，郭林的遗嘱无效；中山区房屋，从房产档案来看，系姜某承租的公房，共同居住人为姜某和郭某1，孙某1和郭某2从未在该房屋居住。姜某于2005年用自己的工龄购买产权，郭林是于2002年去世，故该房屋为姜某个人财产，不属于郭林遗产，不应分割。孙某1辩称，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原承租人为郭新政，后变更为孙某1。1998年房改时，郭林自行以其名义办理房改手续。关于该房屋的其他意见同上诉理由。关于中山区的房屋，该房屋动迁时，是郭林和姜某共同出资12多万元投资增建的，且郭林和姜某共同在该房屋居住，属婚内共同财产。郭某2辩称，关于中山区的房屋，我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姜某和郭某1的上诉请求。关于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根据本案证据，我和孙某1是共同居住人，该房屋不属于郭林个人财产，应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郭林的遗嘱无效，是郭林不清醒的情况下书写的。该遗嘱实际是授权书。郭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郭某2是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的共有人和共同居住人，应对郭某2按共有人份额给予补偿；该房屋所有权人去世后，郭某2享有八分之一的份额。事实和理由：关于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郭某2在动迁前的房屋居住，郭某2是该房屋的共有人和共同居住人。虽郭林取得该房屋所有权，但作为共同居住人，郭某2对该房屋的使用权仍然得以延续，郭某2未放弃居住权。郭林遗嘱无效，遗嘱处分的房屋不是其个人财产，属无效处分。且该遗嘱是郭林头脑不清的状态下书写的一份授权书，不是遗嘱。遗嘱的证人是假的。遗嘱内容含糊不清，对房屋处理方式不明确，故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孙某1辩称，关于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郭某2系由孙某1及其女儿抚养，其长大后自行离开该房居住，无人让其离开，其对该房屋不享有权利。关于遗嘱，郭林在订立遗嘱时，病志显示，其意识和反应清晰，故遗嘱有效，不同意郭某2关于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的上诉意见。姜某、郭某1辩称，不同意郭某2的上诉请求。关于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孙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告依法划分继承其子郭林死后郭林与其妻子姜某共同拥有的大连市中山区房产，原告享有八分之一的房产份额；2.判令其子郭林名下房屋大连市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归原告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郭林是原告孙某1的长子。郭林1982年有一子郭某2。后郭林与被告姜某××××年××月××日结婚。1990年郭林与被告姜某领养养女郭某1。2002年12月24日郭林因病去世。郭林与被告姜某××××年××月××日结婚后居住在中山区20平方米公有住房。该房1997年11月29日动迁取得大连市中山区房产共77.48平方米，原建筑面积20平方米，标准内增加22平方米二夫妻支付13200元，标准外增加面积35.48平方米二夫妻支付投资代建款102892元。2002年12月24日郭林因病去世。2004年对大连市中山区房产进行房改，认定房改面积为42平方米，个人面积为夫妻投资代建的35.48平方米，标内付款13200元直接冲抵房改款。故该房的35.48平方米及标内付款13200元应认定为郭林与被告姜某的夫妻共有财产。郭林去世后应依法予以划分继承。郭林名下房屋大连市中山区，70.41平方米，1998年房改。大连市中山区，前身为大连市中山区学士街89号该房原共有承租人为原告孙某1，1994年孙某1的大连市中山区学士街89号房屋动迁，拆迁回迁为大连市中山区房屋。郭林因为是长子一直照顾母亲孙某1并负责处理母亲房产事务。2002年郭林突发重病，向家庭说明自己私自将母亲的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变更到自己名下。因担心其去世后母亲无法生活，临终前将大连市中山区房产权证交付母亲孙某1，并留遗言将大连市中山区房产交还母亲孙某1，由其随意处置养老。原告孙某1的大连市中山区学士街89号及后来的大连市中山区房屋一直是孙某1独自居住占有使用，郭林及其儿子郭某2只是户籍在该房并未在该房居住。随着原告孙某1年事已高无法独立在大连市中山区生活，且老人也无其他生活来源。原告孙某1的女儿将其接回家照顾，孙某1居住的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对外出租获得租金赡养老人。郭林的妻子被告姜某得知老人不在该房居住，不顾其丈夫郭林临终遗言，想私自独占老人房产，故不断到该房驱赶承租人，使原告孙某1老人无法出租房产致使原告孙某1无生活来源，无法生活。被告姜某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孙某1老人的合法权益，致使原告孙某1老人无生活来源，无法生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无奈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被继承人郭林因患脑瘤医治无效于2002年12月24日死亡，原告孙某1系郭林的母亲，郭林的父亲郭新正已于1993年6月24日死亡。被告姜某系郭林的第二任妻子，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姻关系一直存续至郭林死亡；被告姜某提交的《出生证明》证实其系郭某1的生母，但姜某与郭某1的户口本中载明郭某1系姜某的养女。被告郭某2系郭林与前妻杨桂兰1982年1月4日所生。2.姜某系大连电子工业供销公司员工。郭林生前与其父郭新正生前均系大连中转货运公司的员工，两人分属不同的分公司。1997年11月29日被告姜某作为被拆迁户与建设单位荣发公司签订《被拆迁户增加住房面积投资代建议定书》，载明：原住址中山区回迁安置住房2间，建筑面积77.48平方米，比原住房增加建筑面积57.48平方米。增加住房面积由被拆迁户所在单位负担代建费119092元整。《被拆迁户增加住房面积代建费核算表》载明：原住房间数1间，建筑面积20平方米；新分房间数2间，建筑面积77.48平方米；代建费标内22平方米13200元，标外35.48平方米10289元，合计119092元，另气源费3000元。1998年1月9日、1月15日姜某分别交纳代建费5万元和69092元，合计119092元。2004年5月26日姜某填写《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申请书》，自愿以成本价购买位于中山区住房一套。2005年4月8日的《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审核表》载明：个人投资面积为35.48平方米、公有住房面积为42平方米。2005年4月28日的《出售公有住房审批书》（编号：2005048746）载明：买卖双方分别为姜某与大连振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坐落于中山区，建筑面积77.48平方米，建成年份1997年。《公有住房买卖合同》载明：卖方将中山区房屋按2000年度成本价1320元／平方米出售给买方，售房价款为34632元。按照该房职工连续工龄23年享受的折扣优惠价格，个人款13200元可冲抵购房价款13200元，个人款102892元可冲抵购房面积35.48平方米。3.1997年12月1日郭林填写《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申请书》，自愿以成本价购买位于中山区学士街1门洞3楼2号住房一套，《住房共居人口认定单》载明的共居人口为其母孙某1和其子郭某2。《出售公有住房审批书》载明：买卖双方分别为郭林与中山房地产管理处，交预付款时间1997年12月1日，建筑面积70.41平方米，建成年份1995年。1997年12月1日签订的《公有住房买卖合同》载明：卖方将中山区学士街43号1门洞3楼2号房屋（总建筑面积70.41平方米）按1997年度成本价1170元／平方米出售给买方，售房价款为64050.48元。该住房职工连续工龄为19年，按房价的22.8%给予折扣优惠。个人投资房款29364元可冲抵购房价款，买方应向卖方付款12875元。郭林于1997年12月1日交付了预付款1万元，于1998年8月31日交纳产权补偿费7745元、购房总价款33086元。1998年8月26日郭林取得所购公房的产权证，产权证附记记载：购房房改房，交预付款时间：1997年12月1日。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自行向大连市中山区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调取了案涉房屋的档案情况，该公司在《律师调查令》回执中载明：大连市中山区学士街89号房屋（房主：郭新正）已动迁；大连市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主孙某1）于1998年1月买产权停租。对于上述情况，经一审法院向该公司调取档案核实：案涉争议的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系房改房，拆迁之前登记为中山区学士街89号，《房地产管理分户卡片》上登记的承租人姓名为郭林的父亲郭新正，郭新正去世后房改房的《私有房管理卡片》上登记的产权人为（郭林）孙某1。按照大房委发［2000］1号《关于2000年度出售公有住房成本价及有关政策的通知》第三条之规定，大连市市内四区2000年度出售的公有住的出售对象不再含有与其共同居住两年以上的成年人，仅限于具有市内四区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合法承租人及其配偶。4.案涉争议的学士街房屋动迁前系学士街89号房屋，被告提交了1998年8月26日的《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审核表》、以及2015年10月份的《动迁户增加住房面积代建议定书》、职工动迁表、调查报告和代建费交纳单据。《代建议定书》载明：动迁户系郭林，原住址学士街回迁安置住房2间，增加住房面积由被拆迁户所在单位负担代建费57420元整。《被拆迁户增加住房面积代建费核算表》载明：原住房间数1间，居住面积19.06平方米，新分房2间，居住面积79.46平方米；代建费标内50.94平方米30564元，标外7.49平方米26964元，合计57528元。郭林所在单位出具的《调查报告》和动迁表上载明的原居住面积为19.06平方米，投资款57528元由郭林个人承担39364元、郭林所在单位承担28164元。1995年10月31日的代建费发票载明：交款人为大连市中转货运公司，金额为57528元。被告提交的学士街房屋的《出售公有住房审批书》、《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申请书》、《住房共居人口认定单》、《公有住房买卖合同》及相关的交款票据，均与原告提交的内容相一致。另被告提交的1998年3月25日的《购房职工一九九三年前工龄认证单》未载明职工姓名，参加工作时间显示为1974年，1993年前连续工龄显示为19年。被告提交的郭林的身份证载明其出生于1954年10月17日。5.学士街45号房屋在建成前和出资购买前，均由原告孙某1和被告郭某2实际居住；被继承人郭林与被告姜某婚后仅居住数月，即搬至荣泰街房屋内居住。对于郭林购买学士街45号房屋的过程，三被告均表示家庭成员当时是知情并同意的，原告和郭某2未出资购买系出于经济原因。原告主张其自郭林死亡时才知道郭林以自己的名义购买房屋的事实，相关证件亦由郭林进行保管，且其从未在案涉《住房共居人口认定单》上签字，郭林本人的签字亦不是本人所签。6.郭林因病于2002年11月25日入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医院安排2002年12月3日进行手术。郭林于2002年12月2日书写一份遗言，内容为：“本人房产权证件，归我母亲孙某1所有，任何人不得干扰，随意委托他人监护和授权他人转借买卖”。该遗言有二名无利害关系人张喜志、孙某2做了现场证明，并在遗言后附有两人的证明，内容为：“本人证明，郭林二00二年十二月二日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神经外科病房（病重期间）自愿写授权书，把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的房产归还给母亲孙某1，在我们面前写此授权书并签字。特此证明”，证明人签名按印。证明人张喜志已于2012年6月病故，证明人孙某2作为原告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证实案涉书证确系郭林本人书写，并且当时郭林意识清醒，意思表示真实。7.原告提交了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的租赁合同，以及通话、微信聊天记录和告知单，拟证明原告孙某1已90余岁高龄，因无法独立生活而在女儿家居住，将案涉房屋对外出租以获得租金养老。被告姜某和女儿等人在得知情况后到案涉房屋驱赶承租人，在门上张贴告示不允许继续承租，妄想独占房产，断绝原告生活来源。原告无奈之下在门上张贴告知书，告知房客原告有权出租，并告知被告停止骚扰。被告对原告的该项诉讼主张其证据均未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大连市中山区房产如何定性，应否作为郭林的遗产进行处理；2.大连市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产如何定性，应否作为郭林的遗产处理。根据本案的案情及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如下判定：1.案涉中山区房屋系原中山区拆迁后的回迁住房。从该房屋的产权取得过程分析，原中山区系被告姜某婚前自其单位承租的公房，1997年中山区房屋建成后由被告姜某继续承租，并于2004年提出了购买公房的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条之规定，夫妻共同居住的公房，在下述情况下，离婚双方均可承租：（一）婚前一方承租的公房，婚姻关系存续五年以上的；（五）婚前一方承租的公房，婚后因该承租房屋拆迁而取得房屋承租权的。根据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被告姜某婚前自其所在单位承租了原中山区公房，婚后因该公房被拆迁而取得中山区房屋的承租权。按照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被继承人郭林作为夫妻一方，至少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已取得了案涉荣泰街房屋的同等承租权。对于原、被告婚后均有承租权的房屋，在婚后虽然由夫妻一方申请购买，但买房的出资款实质上仍来源于被告姜某与郭林的婚后共同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之规定，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结合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应认定案涉中山区房屋为被告姜某与被继承人郭林的夫妻共有财产。郭林死亡前对该房产的继承问题未留遗嘱，依法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理。即该房应析出二分之一的份额作为被告姜某的夫妻共有财产，另外二分之一作为郭林的遗产由其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郭林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母亲、配偶及子女，即本案原告及三被告共计四人，故中山区房屋依法应由原告孙某1、被告姜某、被告郭某1、被告郭某2各继承1／8的份额。被告姜某享有的份额合计5／8。2.案涉大连市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系原中山区学士街89号拆迁后的回迁住房。从该房屋的产权取得过程分析，原中山区学士街89号房屋系郭林的父亲郭新正依法承租的公房，郭新正死亡后该房的承租人登记在其配偶孙某1名下。后该公房被拆迁，于1995年建成案涉争议房屋，此时郭新正已去世，房屋由其配偶即原告孙某1继续承租。1997年12月，郭林以自己的名义申请，购买了案涉争议房屋，后将产权证办理在自己名下。虽然原告主张该房屋应归其个人所有，但缺少法律依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之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有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有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案涉争议房屋虽然拆迁前的承租人系郭林的父亲郭新正，回迁后的承租人系郭林的母亲孙某1，并且一直由孙某1居住使用。但房屋在进行公房购买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按照郭林的工龄（19年）折算的购买价格，并且产权亦未登记其父亲或母亲的名下。因此，案涉争议房屋并不符合上述《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二条应当适用的情形。故而考虑到案涉学士街45号房屋系来源于此前学士街89号的公租房，虽然按照当时公房购买政策，具有市内四区常住城市户口的公有住房合法承租人及其配偶，以及共同居住两年以上的成年人均具备公有住房的购买资格，但能够以工龄优惠政策购房的主体实质上仅有郭新正、孙某1和郭林三人。根据案涉房屋取得的实际情况分析，郭林与其父亲生前作为同一公司的员工，其父母在房屋档案中曾被记载为公房承租人。郭林之所以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购买案涉房屋，一方面是基于公房共同居住人的身份，另一方面是基于所在单位的认可。鉴于在郭林购买案涉公房的过程中，郭新正已死亡，原告孙某1客观上有权利以郭新正配偶的身份，按照郭新正的工龄购买公房，但原告并未行使该权利，并且对于郭林以自己的名义买房亦未表示反对，在共同居住人郭某2实质上放弃了购买权的情况下，应认定学士街45号房屋系郭林与孙某1两人的家庭共有财产，并在此基础上依法进行析产和分割。郭林和孙某1应各享有二分之一的房产份额，并且郭林的房产份额系婚后取得，应认定为其与姜某的夫妻共有财产，即被告姜某应当享有1／4的份额。虽然被继承人郭林生前留有遗言，将案涉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的房屋全部留给母亲孙某1一人继承，但该遗言客观上处分了配偶的财产份额，应属部分无效；但其对自己应有份额的处分应为有效。因此，原告孙某1根据郭林的遗言继承郭林名下1／4的房产份额，实际享有房产份额3／4（1／2+1／4）；剩余1／4的房产份额应由被告姜某实际享有。综上所述，原告孙某1的诉求部分予以支持；三被告的辩称意见部分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位于中山区的房屋由原告孙某1、被告郭某1、被告郭某2各继承1／8的份额；被告姜某享有5／8的份额；二、确认位于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由原告孙某1享有3／4的份额，被告姜某享有1／4的份额；三、驳回原告孙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负担7730元、被告姜某负担8170元、被告郭某1、被告郭某2各负担1200元。二审中，孙某1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网络平台发布的《光明路延伸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用以证明针对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的所有权房屋价值和使用权房屋价值的差异仅1000多元。姜某、郭某1、郭某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信。姜某和郭某1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中山区荣泰街21号房屋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用以证明房屋产权人是姜某原来的工作单位，承租方的共同居住人是姜某及其母亲、郭某1，与孙某1、郭某2没有任何关系。孙某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姜某庭审中已确认其与郭林结婚后，二人居住在该房屋，该房屋被动迁时的增建费是以夫妻共同财产支付的，故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郭某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房屋为姜某夫妻婚后取得，应当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本院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该房屋房改前的承租人及登记的共同居住人情况，不能证明该房屋实际居住人情况及房改后房屋权属问题，故不予采信。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大连市中山区房屋权属如何确认，应否作为郭林的遗产进行处理；2.大连市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权属如何确认，应否作为郭林的遗产处理。关于焦点1，大连市中山区房屋承租权虽系由姜某婚前承租的公有房屋中山区房屋动迁后安置取得，但系在姜某与郭林婚后取得，并已进行房改，产权人登记为姜某。虽房改时郭林已去世，但购房款实质上仍是来源于姜某与郭林的婚后共同财产，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的规定，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属于姜某与郭林共同财产，一审在郭林对该房屋未留有遗嘱的情况下，按照法定继承对该房屋进行处理正确；关于焦点2，大连市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承租权系由原中山区学士街89号房屋动迁后安置取得，中山区学士街89号房屋原承租权人为郭林父亲郭新正，郭新正去世后，承租权人变更为孙某1。1997年12月，该房屋房改时，郭林以自己名义购买了该房屋，产权人登记为郭林。因该房屋系郭林婚后购买，故应认定为郭林与姜某婚后共同财产。孙某1虽主张郭林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将该房屋变更至郭林名下，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郭林在办理房改手续时，已提供孙某1身份证等证件，故不能认定孙某1对房改一事不知晓。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虽该房屋房改前，孙某1和郭某2均在此房屋居住，但因房改后，房屋产权性质已变为私有，产权人登记为郭林，故孙某1和郭某2在房改前是否在该房屋居住均不影响对房屋权属的认定。因郭林生前留有遗言，在场证人孙某2出庭证实，当时郭林意识清醒。故其在遗言中对自己享有的1/2份额的处分有效，对姜某享有的1/2份额处分无效。故孙某1和姜某对大连市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各享有1/2份额。综上，上诉人孙某1、郭某2、郭某1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姜某的部分上诉请求有理，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76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76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确认大连市中山区学士街45号1单元3层2号房屋由孙某1和姜某各享有1/2的份额；四、驳回孙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郭某2、郭某1的上诉请求；六、驳回姜某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孙某1负担5970元、姜某负担9930元、郭某1、郭某2各负担1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孙某1已预交7730元，姜某、郭某1已预交9370元，郭某2已预交1200元），由孙某1负担7730元，姜某、郭某1共同负担9370元，郭某2负担1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姝丽审判员  张 颖审判员  张萍萍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罗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