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初194号 原告：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黄山路28号四层。 法定代表人：周泽荣,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楠楠，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青口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周晓光，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良涛，管理人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厉阳平，管理人工作人员。 被告：刘寿培，男，1948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小珍，上海广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银行）与被告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集团）、刘寿培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受理后，根据原告的申请，裁定查封、冻结、扣押被告新光集团、刘寿培可供共保全的财产，财产保全的价值以631018150.69元为限。后该案移送至本院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长徐晋、审判员金莹、人民陪审员张德伟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6日、2020年4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华兴银行的委托代理人王静和刘信超、被告新光集团的委托代理人姜良涛和厉阳平、被告刘寿培的委托代理人徐小珍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华兴银行的委托代理人王静和陈楠楠，被告新光集团的委托代理人厉阳平、被告刘寿培的委托代理人徐小珍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兴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新光集团无条件受让原告持有的《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号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合同项下信托受益权，并向原告支付转让价款922931506.85元（暂计至2018年11月9日）及逾期支付违约金8086643.84元（以每日万分之五计，自2018年10月16日暂计至2018年11月9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合计931018150.69元（暂计至2018年11月9日）；二、判令被告刘寿培对第一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三、判令被告刘寿培在华兴银行广州分行存入的3亿元保证金作为赔偿金赔偿原告的损失；四、判令被告新光集团、刘寿培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暂计100000元（此为前期律师律师费，总费用待定）；五、本案诉讼费、诉讼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新光集团、刘寿培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请为：判令被告新光集团无条件受让原告持有的《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号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合同项下信托受益权，并确认原告对被告新光集团享有1037602000元债权（含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947490410.96元，违约金90011589.04元，律师费100000元），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至2019年4月24日）。后原告明确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律师费为10万元，其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其余律师费保留向两被告主张的权利。 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原告与被告新光集团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的背景及合同架构。2017年原告与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信托）签订编号为117026048的《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号单一资金信托-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天津信托为原告设立了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号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优选定增24号信托)，原告出资人民币9亿元，享有《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项下信托受益权（以下简称标的受益权)。其后，天津信托与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诚基金）于2017年12月5日签订编号为1117926048的《信诚基金定众1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定众1号资管合同》)，将《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项下信托资金9亿元认购信诚基金设立的信诚基金定众1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定众1号资管计划）份额。该资管计划认购新光圆成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股票)。 二、原告与被告新光集团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约定被告新光集团对原告负有差额补足义务及被告新光集团在特定情况下应无条件受让原告持有的标的受益权，并向原告按照《差额补足协议》约定的价款支付转让价款。被告新光集团为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圆成）的控股股东，原告与被告新光集团于2017年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约定被告新光集团对原告通过优选定增24号信托认购的定众1号资管计划的收益实现负有差额补足义务，被告新光集团承诺保障原告单一资金信托（即优选定增24号信托）资产本金及6%/年的固定收益实现，保障期限为自单一资金信托交付信托资金之日（含该日）起至原告单一资金信托委托资产本金及6%/年的固定收益全部实现为止。同时，双方在《差额补足协议》5.5条中约定，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新光集团按照本条所规定的受让价款和履行方式受让标的受益权：（1）出现明显降低基础资产价值或者影响在单一资金信托到期日前进行变现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出现新光圆成资信状况恶化，清偿能力（包括或有负债）明显减弱、新光圆成停牌（包括产品到期前15个交易日仍未复牌的、公司因重大负面影响停牌的、新光圆成出现违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处罚等情形；被告新光集团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陈述与保证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和责任,或被告新光集团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3）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或监管规定变化等原因导致原告持有标的受益权不符合规定；（4）其他可能损害原告或受托人利益的行为或情形。发生上述任一情形，被告新光集团应自收到原告发出的书面通知后（通知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传真、邮寄、专人送达等任一方式）五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受让标的受益权并向原告指定账户支付转让价款。原告与被告新光集团约定的转让价款=委托人总本金+∑Pi*6%*Ti/365-原告从信托计划中累计获得的现金资产总额（含提前归还的委托本金）-被告新光集团向原告已差额补足总金额（如有）。其中Pi为各期委托本金余额，i=0、1、2…N，其中PO为委托本金，P1为第一次提前还款后委托本金余额，以此类推。Ti为各期本金余额，Pi对应实际存续天数，i=0、1、2…N，其中T0为初始委托本金PO至委托本金余额降为当日（不含当日）期间实际存续天数，以此类推。 三、被告新光集团的情形已触发其与原告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中关于被告新光集团无条件受让原告持有的标的受益权及向原告支付转让价款的条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官网关于新光圆成的公告《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105）(以下简称105号公告)，被告新光集团及其关联人在未履行正常审批决策程序的情况下，在担保函、保证合同等法律文件上加盖了新光圆成公章，主债务人主要为被告新光集团及其子公司新光饰品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晓光、虞云新。且被告新光集团未履行相应内部审批决策程序，以新光圆成名义对外借款并被新光集团占用。经初步统计，截至2018年10月30日，实际被新光集团占用的资金结余总额为66000.00万元（不含利息），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95%。2018年5月4日，按新光圆成总裁的指令，新光圆成将临时借款本金66000万元、利息1522.78万元，本息合计共67522.78万元汇入被告新光集团指定账户。2018年10月16日，新光圆成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发现上述资金中20000万元因逾期未还，新光圆成已被债权人起诉。发现截止2018年9月30日，上述借款本金61500万元、利息901.44万元合计62401.44万元，被告新光集团尚未归还借款人。该资金占用对新光圆成已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根据深交所官网关于新光圆成的公告《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3）（以下简称103号公告)，被告新光集团累计持有新光圆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新光圆成股份总数的62.0455%，现已累计质押其中的98.2951%，且其持有新光圆成100%股份已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根据新光圆成在深交所官网的公告《新光圆成股份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债券未按期兑付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5）（以下简称95号公告），被告新光集团有两笔债券到期未能兑付，分别为【15新光01】发行金额20亿，以及【17新光集团CP001】发行金额10亿元。截止到起诉之日，原告得知被告新光集团仍未兑付上述债券。且根据上海清算所官网公开信息《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公开信息《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半年度报告》（2018年上半年）可知，截至2018年3月末，被告新光集团有如下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新光集团债务快速扩张，截至2018年3月末，新光集团总负债为453.83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7.53%；有息债务达到337.64亿元，占负债总额的74.4%，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光集团资金压力巨大；新光集团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价值为240.10亿元，占新光集团资产总额的30.44%，新光集团资产流动性大幅下降；新光集团对外担保总额达到33.47亿元，存在较大或有负债风险。故根据上述情况，原告有充分理由相信，被告新光集团目前的情况已属于《差额补足协议》5.5条规定的“出现明显降低基础资产价值或者影响在单一资金信托到期日前进行变现的情形”、“清偿能力（包括或有负债）明显减弱”、“新光集团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陈述与保证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和责任，或新光集团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等情形，被告新光集团有义务按照原告的要求无条件受让标的受益权并向原告支付转让价款。 四、被告新光集团的违约行为同样触发了《差额补足协议》中关于被告新光集团应按照原告的要求无条件受让标的受益权及支付转让价款的约定。《差额补足协议》第六条约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视为已发生违约事件：6.1乙方（新光集团）违反本协议规定的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乙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6.2乙方发生自身经济情况恶化（包括但不限于失业、单位破产或个人财产、个人身体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等可能影响履行本协议能力的事项，甲方（华兴银行）认为已经或者可能危及本协议项下债权实现的；6.5乙方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被依法采取其他强制措施或被有关机关采取了限制其某项权利的措施，甲方认为已经或者可能危及本协议项下债权实现的；6.6与乙方相关的其他危及或可能危及本协议项下债权实现的情形。”原告认为被告新光集团目前的情形已经符合《差额补足协议》第六条约定的违约事件，且被告新光集团目前的情形已经严重危害了甲方的利益，根据双方在《差额补足协议》5.5条的约定“5.5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条所规定的受让价款和履行方式受让标的受益权：……（2）乙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陈述与保证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和责任,或乙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4）其他可能损害甲方或受托人利益的行为或情形。”可见，被告新光集团的情形与违约的行为同样触发了《差额补足协议》中关于被告新光集团应按照原告的要求无条件受让标的受益权及支付转让价款的约定。且原告于2018年10月10日向被告新光集团邮寄送达《关于提前受让信托受益权的通知函》，截止起诉之日，被告新光集团未履行相关义务，未受让原告持有的标的受益权，也未向原告支付转让价款，同样符合《差额补足协议》6.1条中的约定，应视为已发生违约事件，已触发《差额补足协议》中关于被告新光集团应无条件受让标的受益权及支付转让价款的约定。 五、被告新光集团已构成违约，未履行《差额补足协议》中的义务，应向原告支付逾期支付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等。根据前述可知，被告新光集团已发生《差额补足协议》第六款约定的违约事件，已构成违约。《差额补足协议》第七条约定“……守约方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发生本协议第六款所述违约事件时，甲方有权采取下列措施：自违约之日起，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每日应付未付款项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直至协议约定的义务履行完毕。”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新光集团支付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用等，还有权要求被告新光集团支付自2018年10月16日起（原告向被告新光集团发出《关于提前受让信托受益权通知函》5个工作日后）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支付违约金。 六、被告刘寿培与信诚基金签订《定众1号资管合同》，表明其已知晓资管计划的规划和风险。且为保证原告《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合同项下利益及相关投资利益实现，被告刘寿培与天津信托于2017年12月4日签订《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号单一资金信托追加补足合同》（以下筒称《追加补足合同》）约定，对信托财产造成的全部损失，由被告刘寿培承担，并且信托委托人（华兴银行)有权向被告刘寿培追索其赔偿责任。《追加补足合同》第五条约定，“5.1任何一方违约，该方均应向另外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另一方或信托财产因此遭受损失的，该违约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5.2……由于乙方（刘寿培）未按本合同和或信托合同的约定按期足额追加任何一笔增强信托资金或补足资金导致本信托财产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前述损失的全额赔偿责任，甲方（天津信托）和/或信托委托人（华兴银行）有权向乙方追索其赔偿责任”。可见被告刘寿培如不履行《追加补足合同》中的义务，导致优选定增24号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其应当对损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天津信托于2018年11月2日向被告刘寿培发函称优选定增24号信托在2018年11月2日的预估单位净值为0.8983元，预估单位净值小于预警线，要求被告刘寿培向天津信托指定账户追加资金不少于4650万。被告刘寿培未予答复。天津信托于2018年11月5日向被告刘寿培发函称优选定增24号信托2018年11月5日的预估净值为0.8060元，预估单位净值小于止损线，要求被告刘寿培于2018年11月6日13:00前向天津信托指定账户追加资金不少于12956.4万元，使信托单位净值大于0.95元。被告刘寿培未予答复。以上事实可见，由于被告刘寿培未按《追加补足合同》和/或《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的约定按期足额追加任何一笔增强信托资金或补足资金导致原告信托财产产生损失，其应当向原告承担前述信托财产损失的全额赔偿责任。 七、为保证原告《差额补足合同》、《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合同项下利益及相关投资利益实现，被告刘寿培与原告及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华兴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保证金监管协议》，约定由刘寿培向华兴银行广州分行指定账户支付保证金3亿元。上述保证金3亿元因触发《保证金监管协议》第四条，于2018年10月17日被划至原告指定的银行账户。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该3亿元保证金作为赔偿金赔偿原告的损失。 综上，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新光集团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新光集团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严重损害了原告的经济利益。被告刘寿培与天津信托签订的《追加补足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刘寿培不履行合同约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根据《追加补足合同》的约定，原告有权向被告刘寿培追索全部损失。 被告新光集团答辩称：被告新光集团已经于2019年4月25日申请破产重整，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债权人应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或者不申报的将承担不利后果。因此，管理人建议原告通过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来主张和维护权利。具体针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原告要求被告新光集团承担差额补足义务不成立。理由如下:《差额补足协议》属于无名合同，其责任实质是一种保证责任，应当参照保证合同的规定进行认定和处理。《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原告与被告新光集团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是《差额补足协议》，但该协议并没有经过被告新光集团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原告作为专门的金融机构，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关于违约金的问题，《差额补足协议》第6.2条规定，构成违约的原因是新光集团发生破产，被告新光集团重整受理之日是2019年4月25日，因此违约之日应为是2019年4月25日，故应当从该时间计算违约金。而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因此，原告诉请被告新光集团承担违约金不能成立。针对第四项诉请，无相关凭证予以证明，证据不足，该项诉请不能成立。针对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刘寿培在签订《追加补足合同》时，原告并未明确告知刘寿培有关法律责任，故应当减轻刘寿培的赔偿责任。针对第三项诉讼请求。既原告已经将刘寿培保证金账户内的3亿元进行扣划，故原告向被告新光集团主张信托收益权转让价款中应当扣除该3亿元。 被告刘寿培答辩称：1、涉案的9亿资金操作违反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已经由证监会另案调查，我方也收到了通知，该操作本身是违规违法的行为。2、9亿元信托资产没有任何损失发生，信托资金由原告付给天津信托再由天津信托付给信诚基金，信诚基金并没有购买新光圆成的原始股票，所以信托资产没有受到任何损失。3、刘寿培所签的《追加补足合同》是未成立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该合同第4条规定，是法人的行为，而且依法要通过董事会决议通过以后担保才能成立，而刘寿培是自然人，所以刘寿培不是合同第4条适格主体。关于第7条规定，合同明确规定本合同与乙方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公章后成立生效，刘寿培没有任何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资格，也没有公章。所以《追加补足协议》是不成立、不生效的合同，对刘寿培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对刘寿培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另外，刘寿培也没有根据合同5.2条与信托公司签过合同，原告所述刘寿培曾经于2018年6月支付了2000多万所谓的补仓款项，实际也是新光集团支付的，刘寿培只是把账户给新光集团用于走账。4、关于3亿元保证金，该3亿元虽然是在华兴银行刘寿培名下出现的，但银行卡和密码都在新光集团，这3亿元不是刘寿培的，刘寿培没有处分权和确认权。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刘寿培的诉讼请求。 原告华兴银行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号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一份。证明目的：原告与天津信托签订《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天津信托为原告设立优选定增24号信托，原告出资9亿元，享有《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项下信托受益权。 2、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份。证明目的：原告依《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向天津信托转账9亿元。 3、《信诚基金定众1号·资金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各一份。证明目的：天津信托与信诚基金于2017年12月5日签订《定众1号资管合同》，天津信托将《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项下委托资金9亿元认购信诚基金设立的定众1号资管计划份额。该资管计划认购新光圆成（002147.SZ）非公开发行股票。 4、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中国工商银行企业存款对账单各一份。证明目的：天津信托依据《定众1号资管合同》向信诚基金转账9亿元。 5、《信诚基金定众1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一份。证明目的：原告作为资产委托人、信诚基金作为资产管理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托管人于2017年12月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将信诚基金定众1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转型为定众1号资管计划。 6、原告与被告新光集团于2017年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一份。证明目的：（1）、被告新光集团在《差额补足协议》中同意其作为差额补足义务人，认可并充分知晓原告投资所涉及的全部交易背景，交易结构、交易合同；被告新光集团承诺保障原告优选定增24号信托委托资金本金及6%/年的固定收益实现，保障期限为自优选定增24号信托交付信托资金之日（含该日）起至原告优选定增24号信托委托资金本金及6%/年的固定收益全部实现之日止。（2）、《差额补足协议》5.5条约定，被告新光集团在“出现明显降低基础资产价值或者影响在单一资金委托到期日前进行变形的情形”、“清偿能力（包括或有负债）明显减弱”、“被告新光集团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陈述与保证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和责任，或被告新光集团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任何义务”等情形时，有义务无条件受让标的的受益权并向原告指定账户支付转让价款，同时支付诉讼费、律师费、逾期支付违约金等。（3）、《差额补足协议》第六条约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视为已发生违约事件：6.1乙方（新光集团）违反本协议规定的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乙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6.2乙方发生自身经济情况恶化（包括但不限于失业、单位破产或个人财产、个人身体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等可能影响履行本协议能力的事项，甲方（华兴英航）认为已经或者可能危及本协议项下债权实现的；6.5乙方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被依法采取其他强制措施或被有关机关采取了限制其某项权利的措施，甲方认为已经或者可能危及本协议项下债权实现的；6.6与乙方相关的其他危及本协议项下债权实现的情形。 7、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份。证明目的：根据《差额补足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认购的单一资金信托成立之日起每半年对日甲方如未能足额获得按6%年标准计算的期间收益，乙方或者乙方指定第三人应于收到甲方的书面通知之日两个银行工作日下午17：00之前无条件向甲方指定账户补足差额款项。”其后，被告新光集团指定被告刘寿培于2018年6月20日向原告指定账户补足收益差额款项（2017年12月7日至2018年6月6日的期间收益）26926027.4元。 8、（1）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债券未按期兑付的公告》各一份，（2）上海清算所官网《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一份，（3）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券半年度报告》一份（2018年上半年），（4）《关于提前受让信托受益权的通知函》一份，（5）《顺丰运单详情单》（显示已寄出的截图）一份，（6）电子邮件截图（向被告新光集团告知函件已寄出及函件内容）一份。证明目的：1、公开信息显示，被告新光集团目前之情形已触发《差额补足协议》5.5条约定，被告新光集团有义务无条件受让标的受益权及向原告支付转让价款；2、公开信息显示，被告新光集团的行为与情形已符合《差额补足协议》第六条约定的违约情形，被告新光集团已发生违约事件，同样触发了《差额补足协议》中关于被告新光集团应按照原告的要求无条件受让标的受益权及支付转让价款的约定；3、由于被告新光集团的违约行为，被告新光集团应按《差额补足协议》的约定支付逾期支付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诉讼保全费等；4、被告新光集团已收到原告通知函要求其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但其置之不理，不履行相关合同义务。 9、（1）被告刘寿培与信诚基金签署的《信诚基金定众1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一份，（2）被告刘寿培与天津信托签署的《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号单一资金信托追加补足合同》一份，（3）天津信托于2018年11月2日、2018年11月5日分别向被告刘寿培发出的《关于追加资金的通知》各一份，（4）微信内容两页、运单信息一页，（5）微信内容一页、运单详情及签收底单各一页，（6）电子邮件发送内容及手机拨打情况记录各一份。证明目的：（1）、被告刘寿培签订《定众1号资管合同》，其已知晓资管计划的规划和风险。（2）、《追加补足合同》约定，刘寿培承诺其为优选定增24号信托补仓义务人，无条件向天津信托指定的信托银行专用账户的内增强信托资金及补足资金。被告刘寿培交付的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不享有优先定增24号信托的任何收益，不因此视为被告刘寿培认购了优选定增24号信托项下的信托单位，且天津信托无需向被告刘寿培分配任何信托利益。（3）、《追加补足合同》1.3.1约定，“如信托单位净值于T日收益后跌破止损线（即小于等于止损线）时，甲方（即天津信托）应于T日以电话录音或传真、电子邮箱一方式通知乙方（即被告刘寿培），乙方应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于T+1日13：00前向本信托追加增强信托资金至信托财产专户，并使追加资金后的该日信托单位净值恢复至0.95以上水平。”（4）、《追加补足合同》第五条约定：“5.1任何一方违约，该方均应向另外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另一方或信托财产因此遭受损失的，该违约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5.2……由于乙方（刘寿培）未按合同和/或信托合同的约定按期足额追加任何一笔增强信托资金或补足资金导致本信托财产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前述损失的金额赔偿责任，甲方和/或信托委托人（华兴银行）有权向乙方追索其赔偿责任”。（5）、天津信托于2018年11月2日向被告刘寿培发函称优选定增24号信托2018年11月2日的预告净值为0.8983元，预告单位净值小于预警线，要求被告刘寿培向天津信托指定账户追加不少于4650元。被告刘寿培未予答复。（6）、天津信托于2018年11月5日被告刘寿培发函称优选定增24号信托2018年11月5日的预告净值为0.8060元，预告单位净值小于止损线，要求被告刘寿培于2018年11月6日13：00前向天津信托指定账户追加不少于12956.4万元，使得信托单位净值大于0.95元。被告刘寿培未予答复。 10、（1）原告与被告刘寿培及华兴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保证金监管协议》一份，（2）保证金监管账户开立回单一份，（3）《保证金转账开子户》一份，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份。证明目的：（1）、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刘寿培、丙方为华兴银行广州分行三方签订《保证金监管协议》，为保证《差额补足协议》、《补足合同》的有效履行及原告在上述两份合同项下各项权利的实现，被告刘寿培承诺追加保证金以保证原告在上述两份合同项下各项权利的实现。被告刘寿培将3亿元整作为保证金支付至监管协议指定的账户，由华兴银行广州分行进行监管。（2）、《保证金监管协议》约定当《差额补足协议》和《补足合同》的乙方（新光集团或刘寿培）未履行合同义务，原告有权从保证账户中划取款以保证原告在《差额补足协议》及《补足合同》项下各项权利的实现。鉴于被告新光集团未履行合同义务，华兴银行广州分行按照原告出具的指令于2018年10月17日划付前述保证金3亿元至华兴银行理财托管账户。 11、《委托诉讼/仲裁协议》及律师代理费的汇款凭证各一份。证明目的：原告与广东承诺诺臣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诉讼/仲裁协议》，委托该所指派律师作为原告本案代理人以及原告与该所约定的律师费计费标准。 12、上海清算所：2018年11月14日《新光集团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告》、2019年1月7日《新光集团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告》、2019年1月18日《新光集团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告》、2019年1月25日《新光集团2017年第一期、2017年度第二期和2018年度第二期和2018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违约后续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2019年1月25日《主承销商关于新光集团2017年度第一期、2017年度第二期、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违约后续短期融资券违约后续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2019年3月8日《新光集团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告》、2019年3月22日《新光集团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告》、2019年4月29日《新光集团“16新控03”未能按时兑付本金及利息的公告》各一份。证明目的：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新光集团到期未清偿债务已逾百亿元人民币。新光集团经济情况严重恶化，已陷入严重债务危机。新光集团的上述情况已符合《差额补足协议》6.2条的约定“乙方发生自身经济情况恶化……”已出发《差额补足协议》5.5条之信托受益权转让条款。 13、上海清算所：2018年9月25日《大公下调新光集团主体信用等级至C》、2018年10月30日《大公下调新光集团“17新光集团CP002”信用登记至D》各一份。证明目的：评级机构将新光集团主体信用调整至C，将“17新光集团CP001”信用等级调整至D，将“17新光集团CP001”信用登记调整为D。经第三方评级机构认定，新光集团及其债券信用等级大幅下降。新光集团上述情形已符合《差额补足协议》6.6条所约定的“与乙方相关的其他危机或可能危机本协议项下债权实现的情形。”已触发《差额补足协议》5.5条之信托受益权转让条款。 14、上海清算所：2018年12月6日《新光集团、下属子公司新光圆成及相关人员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一份。证明目的：作为上市公司新光圆成控股股东的新光集团，其在新光圆成未履行内部相关审议程序的情况下，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新光圆成资金（涉及金额14.35亿元）及新光圆成违规为新光集团及关联方提供对外担保（涉及金额20.55亿元）的违规事项，被证监部门实施监管措施。即新光集团及新光圆成出现违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上述情形符合《差额补足协议》5.5条第一款“新光圆成出现违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处罚等情形。”已触发《差额补足协议》5.5条之信托受益权转让条款。 15、上海清算所：《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3家子公司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2019.04.03和《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三家子公司重整及指定管理人的公告》2019.04.29各一份。证明目的：因不能化解债务危机，新光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重整。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新光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已根据法律程序指定管理人。新光集团在《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3家子公司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中承认“2018年9月底，新光集团发生债务危机以来……新光集团自身经济情况恶化，自2018年9月陷入债务危机。”新光集团上述情况已符合《差额补足协议》5.5条之信托受益权转让条款。 16、上海清算所：2018年10月30日-2019年4月26日《新光集团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共12份。证明目的：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新光集团涉案标的金额不少于八十亿元，新光集团已陷入严重债务危机，新光集团上述情况已符合《差额补足协议》6.2条约定的情形，已触发《差额补足协议》5.5条之信托受益权转让条款。 17、深圳证券交易所：2018年10月23日《新光圆成关于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2018年11月2日《新光圆成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及部分房产被查封的公告》、2018年11月2日《新光圆成关于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2018年11月27日《新光圆成关于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末的公告》、2018年12月21日《新光圆成关于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2019年3月19日《新光圆成关于子公司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2019年4月3日《新光圆成关于新增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被轮候冻结及部分房产被查封的公告》各一份。证明目的：新光圆成及其控股子公司、股东因涉诉，其股份、银行账户、房产等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新光圆成资信情况严重恶化，清偿能力明显减弱。上述情况已符合《差额补足协议》5.5条第一款“…….包括但不限于出现新光圆成资信状况恶化，清偿能力（包括或有负债）明显减弱……”的情形，已触发《差额补足协议》5.5条之信托受益转让条款。 18、深圳证券交易所：2018年12月6日《新光圆成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2019年3月29日《新光圆成关于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2019年4月8日《新光圆成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各一份。证明目的：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新光圆成及其控股子公司目前涉诉金额不少于二十亿元人民币；新光圆成涉诉众多，诉讼标的金额巨大，资信情况恶化。上述情况已经符合《差额补足协议》第5.5条第一款“….包括但不限于出现新光圆成资信状况恶化，清偿能力（包括或有负债）明显减弱……”的情形，已触发《差额补足协议》5.5条之信托受益权转让条款。 19、深圳证券交易所：2019年1月4日《新光圆成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一份。证明目的：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新光圆成及其全资子公司债务逾期金额不少于二十亿元人民币。新光圆成上述情况已符合《差额补足协议》5.5条第一款“……包括不限于出现新光圆成资信状况恶化，清偿能力（包括或有负债）明显减弱…….”的情形，已触发《差额补足协议》5.5条之信托受益权转让条款。 20、深圳证券交易所：2018年11月15日《上海丰进立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光圆成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的法律意见书》、《新光圆成关于深交所关注函的说明公告》、2018年12月3日《新光圆成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资金占用的进展公告》各一份。证明目的：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新光集团违规占用新光圆成资金不少于十四亿元人民币，新光集团违规使用新光圆成公章进行担保不少于二十亿元；新光圆成违反上市公司章程及深交所规则违规为新光集团担保及新光集团违规占用新光圆成资金。上述情形符合《差额补足协议》5.5条4款约定的“其他可能损害甲方或受托人利益的行为或情形。”已触发《差额补足协议》5.5条之信托受益权转让条款。 21、深圳证券交易所：2018年11月30日《新光圆成关于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2019年4月22日《新光圆成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公告》各一份。证明目的：1、深圳证券交易所自2018年12月4日起对于新光圆成股票实行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新光圆成”变更为“ST新光”。2、新光圆成于2019年4月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新光圆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进行处分的决定。新光圆成资信状况恶化，出现违规情况被交所处罚。新光圆成上述情况已符合《差额补足协议》5.5条第一款、第四款、已触发《差额补足协议》5.5条之信托受益权转让条款。 22、深圳证券交易所：2019年3月29日《新光圆成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一份。证明目的：新光圆成于2019年3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新光圆成立案调查的通知，上述情形已符合《差额补足协议》5.5条第一款“…新光圆成出现违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处罚等情形。”已触发《差额补足协议》第5.5条之信托受益权转让条款。 23、《关于提前受让信托受益权的通知函》电子邮件截图一份。证明目的：原告华兴银行于2018年10月10日向被告新光集团发送电子邮件，要求新光集团向华兴银行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通知函已寄出，顺丰寄件单号为（071228010670）。 24、天津信托出具的《关于“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号单一资金信托”相关情况的说明》一份。证明目的：该信托合同的签订情况；信托合同是否履行以及终止和解除的情况，该合同正在履行，没有终止；信托合同没有向原告分配收益；信托财产截至说明出具之日未进行清算；天津信托对原告向被告新光集团转让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受益权没有异议。 25、天津信托要求刘寿培履行《追加补足合同》项下义务的视频光盘一份。证明目的：佐证原告提供的证据9中（3）、（4）、（5）、（6）证据的真实性。 对原告华兴银行提供的证据，被告新光集团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资管计划认购新光圆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合同里面看不出该内容；对证据4、5，没有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意见，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差额补足协议》5.5条的内容更符合担保合同形式，在没有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原告方存在重大过错，同时根据该协议当中第5.3.1、5.3.2条约定，原告应当指令资产管理人变现所有非现金类资产减少股票仓类，直止平仓完成变现过程不可逆。按照该条款的约定原告方没有止损而扩大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该协议第6.2条，可以明确单位破产的情况下视为已发生违约事件。因此，即便有违约金产生也应当从破产受理日开始计算。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并非指定账户补足收益差额款项，因为26926027.40元款项实际按照9亿本金从2017年12月7日计算到2018年6月2日期间的收益，并非是补足收益的款项。对证据8，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只有在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新光集团破产重整才可以确定视为违约事件。对证据9，系原告与被告刘寿培签订，以被告刘寿培的质证意见为准。对证据10，同证据9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缺少相应的代理费发票。对证据12至22，均系打印件，应当以新光圆成对外公示为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应当以法院受理破产重整才视为实质性违约。对证据23，没有异议。对证据24，该证据属于天津信托提供的证人证言，天津信托应派员出庭进行说明，且天津信托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该证明的效力不应认可。对证据25，新光集团并非视频中的当事人，也非短信收发件人，故对该组视频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短信是否送达也无法确认。 被告刘寿培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合同无效。根据信托合同第11条、第16.2条，信托合同项下的风险由信托财产和信托公司承担。对证据2，华兴银行向天津信托汇款9亿，汇款内容是投资款，没有具体的指向，不能证明华兴银行向天津信托履行了信托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对证据3，天津信托不是适格的主体，合同第23条第4款很明确，不是单一基金合同，必须两个人以上，少于两个人合同必须终止，不存在华兴银行所解释的信托只有定众1号。对证据4，银行票据是天津信托开到信诚基金的，但信诚基金2017年12月7日收到资金并没有购买新光圆成的原始股票，故合同没有履行。对证据5，信托合同第二十四条明确写明合同终止要进行清算，清算才能知道资产如何处理。在合同风险第（五）条明确华兴银行同意以自己投资的资产进行承担风险。对证据6，该合同系原告与被告新光集团签订，由新光集团陈述质证意见。对证据7，通过刘寿培的银行账户所汇的款项是6%的收益，与刘寿培本人没有关系，因为刘寿培的银行卡包括密钥都是交给新光集团的。对证据8，与刘寿培没有任何关联，不予质证。对证据9，刘寿培与信诚基金签订的《定众1号资管合同》效力认可。刘寿培是1期基金劣后级3亿转化为2期的平层B类3亿投资人，法律地位是确定的，2期基金是经过证监会认可的。华兴银行称刘寿培知道要承担差别的风险是不存在的，歪曲了合同本身。《追加补足合同》没有成立，根据合同第7条合同不成立、不生效。对证据10，真实性没有异议，保证金不是刘寿培转账的，款项来源也不是刘寿培的，合同没有履行过。对证据11，律师费的问题，本案不一定需要委托律师，关于刘寿培的诉请也没有主张的必要。证据12至23，与刘寿培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信托合同是虚假的，该信托合同及合同项下的优选定增24号信托产品经公示查询没有登记，优选定增24号信托产品虚假不真实，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12月17日向新光集团出具的《处罚事先告知书》的认定，定众1号基金权益人自始至终是刘寿培3亿元、华兴银行6亿，并非天津信托所称其持有优选定增24号信托产品的基金权益，且也未在证监会基金协会登记公示。天津信托关于履约的陈述也是虚假的。而且，天津信托不是本案当事人，如该证据系作为证人证言，证人应到庭陈述，天津信托与华兴银行的诉请也无任何关联。对证据25，对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天津信托未收购定众1号资管计划，信托合同没有履行，不发生基金损益，故信托无损失可言，要求补仓不真实。被担保补仓的优选定增24号信托产品因未收购定众1号资管计划，不具备信托产品设定的成立要件，要求对子虚乌有的优选定增24号信托损失补仓，有违法律，有失公平公正。 被告新光集团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民事裁定书和决定书各一份。证明目的：新光集团破产重整申请已于2019年4月25日由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并同时指定了管理人的事实。 对被告新光集团提供的证据，原告和被告刘寿培均无异议。 被告刘寿培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检查通知书》一份。证明目的：涉案9亿元《定众1号资管合同》项下操作涉嫌违规；监察官员告知，经调查刘寿培是涉案证券金融违规盘中一个空挂名头；涉案3亿元刘寿培户名的资金最初来源是哈尔滨的李志坚的汇款。 2、请求出具证监会备案的《信诚基金定众1号清算报告》打印件一份。证明目的：涉案基金资产委托人刘寿培根据合同仅以委托财产为限承担损失风险；天津信托与刘寿培系平层投资人，任何一方不享有基金保本及最低收益特权；在基金项下的清算报告未提交证监会备案前，原告的诉讼不具备诉请的前置条件；请求法院在《清算报告》证监会备案前暂时中止本案的审理。 3、户名为刘寿培的华兴银行《保证金转账开子户》通用凭证一份（复印件）。证明目的：涉案保证金3亿元由案外人汇入刘寿培账户，刘寿培不是涉案保证金3亿元的合法所有人，刘寿培对该3亿元无处分权。 4、新光集团财务及高层管理人与刘寿培的微信记录一组（打印件）。证明目的：刘寿培是因新光集团董事长要求参与涉案基金充当空挂名头；刘寿培在20分钟内被要求签多份合同，且专业性很高、内容多，刘寿培为古稀之年的老人没有这么快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签合同的地点在上海凯宾斯基酒店，而合同相对方是三家不同省市的公司，均由华兴银行代办，因无各家委托书，除了各家互相串通外，很难证明是各家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基金项下刘寿培户名的浦发银行卡和华兴银行卡及U盾自开户至今均由新光集团指定人保管，账户项下进出账均与刘寿培无关。 5、《保证与担保函》一份。证明目的：新光集团及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个人对涉案事件可能造成刘寿培损害后果愿意承担保证责任，证明刘寿培在涉案事件中因善意遭受不测。 6、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一份。证明目的：刘寿培不是涉案信诚基金的事实投资人，只是新光集团用来挂名的空头股东，该空头挂名属违法行为，是无效的。刘寿培名下涉案定众1号资管产品的资金投入、设立及运作均是由新光集团员工与原告华兴银行共同操作，被告刘寿培仅提供身份证并未参与过。原告诉请的基金损失赔偿与刘寿培无事实和法律关联。 7、《新光圆成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相关人员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一份。证明目的：新光圆成在接到安徽证监局的处罚决定后对外发布公告，确认刘寿培不是涉案信诚基金的事实投资人，只是新光集团用来挂名的空头股东。该公告确认了刘寿培名下定众1号资管产品的资金投入、设立及运作均由新光集团员工与原告华兴银行共同操作，被告刘寿培仅提供身份证并未参与过。原告诉请的基金损失赔偿与刘寿培无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 8、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目的：持有新光圆成股权的《定众1号资管计划》自设立、转型一直到目前，在证监会基金业合法登记备案的基金权益人始终都是刘寿培3亿元、华兴银行6亿元。鉴于《定众1号资管计划》批准设立的总额就是9亿，且该基金认购新光圆成的股权总额也是9亿，而在证监会基金业备案登记的《定众1号资管计划》的权益人刘寿培与华兴银行已持有9亿，可见《定众1号资管计划》已无余额可供天津信托收购。从而证明天津信托与信诚基金签署的《定众1号资管合同》虚假，天津信托与信诚基金签署该合同主体不合法。《定众1号资管合同》是无效的，也未获证监会相关部门确认，依法不具备生效条件。天津信托未实际履行收购定众1号基金权益，故信托合同项下的定增24号信托产品未成立。 9、查封清单一份。证明目的：定众1号基金的有效备案权益人是刘寿培及华兴银行，并非天津信托，刘寿培持有的定众1号基金权益是真实的，法院根据华兴银行的申请已经对该基金份额进行查封。 10、中国信托业协会网页截屏一页。证明目的：信托协会发布的信托登记公示中无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号信托产品，信托合同项下设定收购的定众1号基金法定登记中也无天津信托为权益人的合法备案，证明优选定增24号信托产品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天津信托并未实际履行《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优选定增24号信托产品未依法成立。 11、华兴银行作为债权人向新光集团管理人提交的《债权申报单》一份。证明目的：华兴银行以天津信托权益人在新光集团破产重整案中已经进行债权申报。由于优选定增24号信托产品不真实，故华兴银行的债权申报要么无效，要么应该以自身持有的定众1号基金权益人进行申报。鉴于华兴银行已申报债权，参与新光集团破产程序的财产分配，其理应撤诉，否则一案两诉有失程序公平。 12、《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号单一资金信托追加补足合同》一份。证明目的：《追加补足合同》是担保合同，是主合同《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的从合同；担保人刘寿培补仓担保的债务是优选定增24号信托产品所购买的定众1号资管计划的现金价值，由于天津信托没有实际履行定众1号资管计划的权益收购，故刘寿培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也无义务对天津信托莫须有的不真实基金损失承担补仓。 13、《保证金监管协议》一份。证明目的：由于主合同信托合同项下的优选定增24号信托产品没有成立，故被担保权利丧失，担保人不发生担保责任，该保证金3亿元理应归还原实际出资人。 对刘寿培提供的证据，原告华兴银行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通知书仅能说明中国证监会向刘寿培了解相关情况，无法证明该相关情况与本案的关联。对证据2，三性均不予认可，系打印件，无法看出邮寄至哪里，也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恰好证明刘寿培将3亿元作为保证金履行了《保证金监管协议》，原告作为善意相对人不负有审核刘寿培账户资金合法的义务，且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刘寿培非3亿元资金的合法所有人以及其对该3亿元无处分权的事实。对证据4，三性均不予认可。首先，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出现的人物以及聊天记录的真实性难以确认；其次，即便能够确认聊天记录中出现的人物及内容的真实性，该微信聊天记录所反映的内容也与其证明内容无关。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函是新光集团、刘寿培和周晓光三方签订，原告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函只在新光集团、刘寿培、周晓光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行政处罚事先通知书》证明被告新光集团未主动告知新光圆成其与三只资管产品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导致新光圆成2016年-2018年期间有关定期报告未能如实披露上述一致行动关系及合并持股情况，未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应受相应行政处罚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联。被告刘寿培与天津信托签署《追加补足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已依法成立并生效，刘寿培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相应义务，如违约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公告》证明被告新光集团未主动告知新光圆成其与三只资管产品为一致行动人关系，未依法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因而受到相应行政处罚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联。相反，该《公告》从侧面证明刘寿培在知悉定众1号资管计划的相关背景情况下，与签署《追加补足合同》，并基于《追加补足合同》对新光集团基于《差额补足协议》所产生的对原告华兴银行的债务形成并存的债务承担。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首先，刘寿培在本案第一次庭审时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1中均明确刘寿培不是涉案3亿元保证金的合法所有人，第二次庭审中又提供证据称刘寿培是涉案3亿元保证金的所有权人，刘寿培的证明内容前后矛盾，不具有可信性；其次，天津信托与信诚基金于2017年12月5日签署的《定众1号资管合同》第二十七条约定：.....本合同于资产管理计划备案手续办理完毕，获基金业协会确认之日起生效”，该资管计划已于2016年6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确认，后该产品于2017年12月份进行了转型，由信诚基金定众1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转型为信诚基金定众1号资产管理计划，相关转型材料已于2017年12月份上传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因此，“信诚基金定众1号资产管理计划”已完成了备案手续且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确认，《定众1号资管合同》已依法成立并生效。另，该合同约定由天津信托将《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项下原告委托资金9亿元认购信诚基金设立的信诚基金定众1号资管计划份额，天津信托依约已于2017年12月7日将信托资金9亿元转入信诚基金，该资管计划认购新光圆成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光圆成已公告，非刘寿培所说为收购合同。天津信托作为原告委托的资金托管人，用托管资金认购资管计划，由信诚基金担任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原告与天津信托、天津信托与信诚基金分别签署《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定众1号资管合同》，两份合同主体合法、各为独立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最后，天津信托作为《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所设立信托的资金托管人，其与信诚基金签署《定众1号资管合同》的受益人为原告华兴银行，不存在刘寿培所说的天津信托未实际履行收购定众1号基金权益的情形。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天津信托是本案优选定增24号信托的资金托管人，天津信托的身份性质不影响本次原告追加财产保全事宜，且与原告根据《追加补足协议》诉请刘寿培承担相应责任无关。对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原告依约向天津信托转账9亿元并与天津信托签署《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的行为，已构成事实上的信托法律行为，且该信托为单一资金信托，依法不需要在中国信托业协会网站进行公示，已依法于2017年12月26日在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初始登记（编号：C201712220005)，原告和天津信托之间的信托合同关系已于2017年12月7日依法成立并生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没有关于单一资金信托产品应在信托业协会进行公示的相关规定，刘寿培的证明目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原告基于与被告新光集团签署的《差额补足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七条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向被告新光集团管理人申报债权，因该债权涉及本案诉讼，申报债权的确认需以本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诉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刘寿培所主张的有失程序公平的问题。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追加补足合同》的性质不属于保证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保证合同构成要件。根据《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覆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之规定，保证合同作为一个从合同，其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明确具体的主合同，而《追加补足合同》并未有一个明确具体的主合同、主债权。《追加补足合同》的乙方刘寿培及《差额补足协议》的乙方新光集团均具有对原告基于涉案《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项下约定权益无法实现时进行补足的义务，且刘寿培的债务加入并不免除新光集团基于《差额补足协议》具有的对华兴银行的债务，刘寿培和新光集团对华兴银行的债务是同时并列存在的，刘寿培和新光集团对华兴银行负有共同清偿的债务。对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华兴银行与刘寿培、华兴银行广州分行于2017年12月7日签署的《保证金监管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因刘寿培未履行基于《追加补足合同》的补仓义务，造成了华兴银行合法权益的损失，且损失已超出保证金数额3亿元，因此华兴银行有权依据《保证金监管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划扣3亿元保证金。 被告新光集团对被告刘寿培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证据形式真实性没有意见，对内容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笔款项经管理人核查无法确定由谁汇入刘寿培账户。对证据4，经核实，对新光集团财务及高层管理人员与刘寿培之间的微信记录真实性无异议，签订合同过程基本属实。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6、7，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以证监局认定为准。对证据8、9、11，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10，该证据为电子证据，没有公证机构公证书等形式进行佐证，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12，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13，提交材料中无该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就被告刘寿培抗辩提出的案涉9亿元信托资金用于认购《定众1号资管计划》用于购买新光圆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以及刘寿培持有定众1号资管计划份额的情况向信诚基金进行了函询，信诚基金向本院出具书面回复函，基本内容为：一、定众1号资管计划的成立及运作。2016年6月，信诚基金、华兴银行（优先级委托人）、刘寿培（一般级委托人）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托管人）共同签署《定众1号资管计划》（以下简称原资管计划），该合同签署后，原资管计划于2016年6月13日完成认购，其中华兴银行认购资金6亿元，刘寿培认购资金3亿元，合计9亿元，并于2016年6月4日取得基金业协会备案证明。产品备案成立后，信诚基金于2016年6月14日参与新光圆成定增项目报价，最终获配58593700股，占新光圆成总股本比例4.17%。二、原资管计划转型。原资管合同约定的存续期限为18个月，至2017年12月13日，到期前，原资管计划当事人协商进行转型，并签订《定众1号资管合同之补充合同》和《定众1号资管合同》，将“定众1号分级资管计划”转型为“定众1号资管计划”（以下简称新资管计划），即将分级结构转型为平层结构运作，取消原优先级和一般级的设置。2017年12月7日为转型选择期，在转型选择期内资产委托人进行了参与和退出。华兴银行申请赎回了全部6亿元优先级份额，合计赎回6亿元，之后华兴银行不再直接持有原资管计划份额。刘寿培赎回236201860份一般级份额，合计赎回299999982.39元，之后仍持有新资管计划份额63798140份。转型完成后，新合同于2017年12月7日生效，到期日为2018年12月7日，新资管计划的委托人变更为天津信托和刘寿培，其中天津信托持有新资管计划份额708605621.60份，占新资管计划份额91.74%，份额登记在天津信托代“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号单一资金信托”名下。刘寿培持有新资管计划份额63798140份，占新资管计划总份额8.26%。三、转型后产品运作及终止。新资管合同生效后，新资管计划依然持有原资管计划所投资的新光圆成股票。信诚基金已于2018年11月19日在公司网站上发布《关于形成基金定众1号资产管理计划即将终止的提示性公告》，终止之后，信诚基金成立了专门的清算小组，目前该资管计划的清算工作仍在进行中，未进行过任何资金划付。 对信诚基金向本院出具的回复函，原告无异议；被告新光集团认为由法院依法予以认定；被告刘寿培认为该回复函的内容不真实、不合法，也与本案无关联。 对以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24，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据25，该组证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9中的（3）、（4）、（5）、（6）能够相互对应，且快递运单显示的送达地址与刘寿培在《追加补足合同》中确认的通讯地址一致，能够证明天津信托曾通知刘寿培履行追加补足义务的事实。对被告新光集团提供的证据，两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刘寿培提供的证据，证据1结合证据6、7，可以认定中国证监会经调查认为新光集团参与认购定众1号资管计划的行为涉嫌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信息披露违法情形，故决定给予新光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周晓光责令改正、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证据2，系刘寿培单方制作的打印件，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告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该款项系在刘寿培的银行账户内，且与刘寿培和原告及华兴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保证金监管协议》的内容相吻合，现刘寿培主张其不是该款项的合法所有人，不能成立；证据4，该证据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一并分析认定；证据5，该《保证与担保函》系刘寿培与新光集团、周晓光签订，原告及天津信托均非该协议的当事人，故该《保证与担保函》对原告和天津信托不产生约束力，如刘寿培与新光集团、周晓光之间另存在保证关系，刘寿培可另行主张；证据8、9、10、12、13，就案涉《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及《定众1号资管计划》的履行情况，天津信托和信诚基金分别向本院出具了书面材料予以说明，信诚基金出具的回复函中详细说明了《定众1号资管计划》成立和运作、转型以及转型后产品运作及终止情况，故刘寿培提供的该几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11，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对原告起诉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告华兴银行与天津信托于2017年12月7日签订的《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所附《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号单一资金信托说明书》（以下简称《优选定增24号信托说明书》）第一条释义，明确信托计划是指由天津信托设立的优选定增24号信托，追加补足合同指天津信托与刘寿培签署的编号为1117026048-2的《追加补足合同》，资管计划是指天津信托作为资产委托人以本信托计划资金委托信诚基金设立的定众1号资管计划，资管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是指天津信托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诚基金签署的《定众1号资管合同》，补仓义务人指《追加补足合同》中约定的增强信托资金及补足租金的补仓义务人刘寿培；第十九条信托收益权的转让和继承约定，在信托计划存续期内，信托受益人可与受让方通过签订《信托收益权转让合同》的方式转让其拥有的信托收益权，受益人持有的信托收益权可向其他投资者转让。2017年12月7日，原告华兴银行将9亿元信托资金转账给天津信托，当日，天津信托向信诚基金转账交付9亿元，用途载明“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原告华兴银行（甲方）与被告新光集团（乙方）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第二条信托存续期间收益分配时的差额补足义务约定，乙方承诺，如甲方认购的单一资金信托成立之日起每半年对日甲方未能足额获得按6%/年标准计算的期间收益，乙方或乙方指定第三方应于收到甲方的书面通知之后两个银行工作日下午17:00点之前无条件向甲方指定账户补足差额款项。天津信托（甲方）与被告刘寿培（乙方）签订的《追加补足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乙方系本信托项下委托人（华兴银行）指定的补仓义务人，无条件同意信托合同及本合同的约定，向甲方指定的信托银行专用账户内追加增强信托资金及补足资金；本信托存续期间及本信托终止后，当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不足以支付任何一笔信托费用、税费以及其他负债，或者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支付完毕信托费用、税费和负债后的余额不足以向受益人分配按6%计算的受益人当期信托利益时，甲方应当以电话、电子邮件或者传真等任一方式通知乙方进行追加补足，乙方应当在上述信托费用、信托收益、信托利益应付之日，立即无条件、不可抗辩地以货币资金形式予以追加补足资金，应追加的补足资金净额即为当期信托应付未付的信托费用、税费、其他负债按6%计算的受益人当期信托利益，受益人当期信托利益计算公式如下：受益人当期信托利益=初始信托本金+初始信托本金*6%/365*信托实际存续天数；如乙方未按照本合同和信托合同的约定按期足额追加任何一笔增强信托资金或补足资金的，则自其违约之日起按其应付未付金额的每日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归本信托的委托人华兴银行所有。原告华兴银行（甲方）与被告刘寿培（乙方）及华兴银行广州分行（丙方）签订的《保证金监管协议》约定，乙方将3亿元作为保证金支付至本协议指定的账户，甲方委托丙方对指定账户进行监管；当《差额补足协议》及《追加补足合同》的乙方未履行合同义务，甲方有权从上述保证金账户子账户中划收款项以保证甲方在主合同项下各项权利的实现。2019年4月25日，本院受理了被告新光集团申请破产重整一案，并依法指定了管理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天津信托就原告华兴银行委托其设立优选定增24号信托的相关事实于2020年3月16日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天津信托就优选定增24号信托签订的信托文件包括：《优选定增24号信托说明书》、《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信托受益权放弃及变更协议》、《追加补足合同》、《资金信托保管协议》、《定众1号资管合同》；天津信托于2017年12月7日收到华兴银行划付的信托资金9亿元后，通过信诚基金定众1号资管计划投资新光圆成股票，优选定增24号信托计划已根据《优选定增24号信托说明书》的约定自动延期，优选定增24号信托处于存续期间，未终止或解除；优选定增24号信托计划尚未向华兴银行分配信托利益；优选定增24号信托投资的定众1号资管计划已于2018年12月7日终止，定众1号资管计划仍在清算过程中，尚未出具清算报告，优选定增24号信托尚未收到定众1号资管计划的分配款项，优选定增24号信托财产未进行清算；天津信托对华兴银行起诉要求新光集团受让案涉信托合同项下的受益权无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华兴银行与天津信托签订的《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天津信托与信诚基金签订的《定众1号资管合同》、原告华兴银行与被告新光集团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被告刘寿培与天津信托签订的《追加补足合同》以及被告刘寿培与原告及华兴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保证金监管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被告新光集团参与认购案涉定众1号资管计划的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而决定给予新光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周晓光责令改正、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系因新光集团的行为违反《证券法》的管理性规定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部门规章）的规定，故该行政处罚结果不影响案涉上述合同的效力。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被告新光集团和新光圆成涉及大金额诉讼案件，新光集团持有的大量新光圆成股份被法院冻结、新光集团的公开发行债券未能按期兑付以及新光集团未能按约履行资金补足义务等一系列行为，已经构成《差额补足协议》5.5条约定的违约情形：“（1）出现明显降低基础资产价值或者影响在单一资金信托到期日前进行变现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出现新光圆成资信状况恶化，清偿能力（包括或有负债）明显减弱、新光圆成停牌（包括产品到期前15个交易日仍未复牌的、公司因重大负面影响停牌的新光圆成出现违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处罚等情形；（2）乙方（新光集团）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陈述与保证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和责任,或乙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以及6.1条约定的违约情形：“6.1乙方（新光集团）违反本协议规定的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乙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6.2乙方发生自身经济情况恶化（包括但不限于失业、单位破产或个人财产、个人身体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等可能影响履行本协议能力的事项，甲方（即原告）认为已经或者可能危及本协议项下债权实现的。”故原告华兴银行有权要求被告新光集团承担违约责任，即按照《差额补足协议》约定的受让价款和履行方式受让原告持有的《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受益权。对此，天津信托也出具书面说明明确表示无异议。《差额补足协议》还约定，发生协议约定的第六条约定的违约事件时，被告新光集团应按应付未付款项的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故原告另要求被告新光集团自2018年10月16日（被告新光集团收到原告发送的《关于提前受让信托受益权通知函》的五日后）起按照上述约定支付违约金，亦有合理依据。但因本院已于2019年4月25日受理新光集团破产重整申请，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之规定，新光集团就本案债务应承担的信托收益权转让价款中按年利率6%计算的收益部分以及违约金，均应计算至2019年4月24日止，但该停止计息的效力并不及于被告刘寿培。案涉9亿元信托资金在性质上属于融资资金，故原告主张的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中包含的按年利率6%计算的收益以及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的总和不得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标准。另因原告已根据其与华兴银行广州分行及被告刘寿培签订的《保证金监管协议》之约定，于2019年10月17日扣划刘寿培保证金监管账户内的3亿元，故原告主张的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中应减去该3亿元。因该3亿元早已被原告扣划，已不在刘寿培的账户内，故原告再要求法院判令刘寿培保证金账户内的3亿元作为赔偿金赔偿原告的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主张的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和违约金，以9亿元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12月7日起开始按照年利率6%计算收益，并自2018年10月15日开始计算违约金（自2018年10月15日开始收益和违约金之和以年利率24%为限），扣除2018年6月20日刘寿培补足的收益款26926027.4元和2018年10月17日原告已经从刘寿培保证金账户扣划的3亿元后，截止2018年10月17日，未付款金额为621073972.6元。此后以该未付款金额为基数，收益和违约金之和以年利率24%为限计算至2019年4月24日止，得出被告新光集团对原告负有的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和违约金总额为698915243.83元。另，根据《差额补足协议》的约定，守约方因事先债权所发生的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故原告要求被告新光集团承担其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0万元，亦应予以支持。因此，截止2019年4月24日，原告华兴银行对被告新光集团享有的债权金额为698915243.83元+100000元=699015243.83元（包括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违约金及律师代理费）。被告刘寿培与天津信托签订的《追加补足合同》约定，如刘寿培未按照本合同和信托合同的约定按期足额追加任何一笔增强信托资金或补足资金的，则自其违约之日起按其应付未付金额的每日0.5‰向天津信托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归本信托的委托人华兴银行所有；且由于刘寿培未按本合同和或信托合同的约定按期足额追加任何一笔增强信托资金或补足资金导致本信托财产造成损失的，由刘寿培承担前述损失的全额赔偿责任，天津信托和/或信托委托人有权向刘寿培追索其赔偿责任。现刘寿培未按照《追加补足合同》之约定履行资金补足义务已构成违约，故刘寿培应按照约定对被告新光集团应承担的信托收益权转让价款、违约金、律师代理费共计699015243.83元元以及自法院受理新光集团破产重整申请之日即2019年4月25日起至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实际履行之日止的收益和违约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期间的收益和违约金之和仍以年利率24%为限）。被告新光集团抗辩提出，《差额补足协议》属于保证合同，而案涉保证未经股东会决议，故《差额补足协议》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从《差额补足协议》的签订主体及责任内容来看，《差额补足协议》与《优选定增24号信托合同》、《定众1号资管合同》、《资金补足合同》合同之间均不存在保证合同与主合同的从属对应关系，被告新光集团根据《差额补足协议》承担的差额补足责任具有独立性，故《差额补足协议》在性质上不应认定为保证合同，新光集团以《差额补足协议》属于保证合同且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主张该协议无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刘寿培抗辩提出，其只是出借账户给新光集团用于走账，且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追加补足合同》和《保证金监管协议》，并以此为由主张上述合同无效且无需对本案款项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刘寿培自认退休前是上海某国企的负责人，故其在合同中签字时对可能要承担的责任和后果应当是知晓的，现其自愿在《追加补足合同》和《保证金监管协议》中签字，上述合同也不存在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刘寿培以其不知晓合同具体内容以及出借账户为由抗辩称其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刘寿培主张《追加补足协议》不成立、不生效等理由，亦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被告刘寿培抗辩提出其与新光集团及新光集团法定代表人周晓光另签订有《保证与担保函》，约定由新光集团和周晓光就刘寿培因《追加补足合同》和《保证金监管协议》产生的损失承担保证责任，对此刘寿培可另行主张。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有据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4号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合同项下的信托受益权由被告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享有，并确认原告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享有债权699015243.83元（包括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违约金及律师代理费，信托受益权和违约金计算至2019年4月24日止）； 二、被告刘寿培对上述判决第一项确认的被告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负的债务以及自2019年4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部分和违约金（自2019年4月25日起的信托受益权价款部分和违约金的总和，以621073972.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刘寿培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69739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160514元；由被告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541876元，刘寿培负连带赔偿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 晋 审 判 员  金 莹 人民陪审员  张德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张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