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02行终1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德远，男，1951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街130号。负责人张利星，局长。委托代理人任皓皓，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韩业超，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5号。负责人郭树清，主席。委托代理人李筱琛，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兰领，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71号1层、6层。负责人石德山，行长。委托代理人解丽颖，该分行保全部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骞予，该分行保全部工作人员。上诉人陈德远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以下简称大连银保监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及被上诉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2行初5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互联网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德远，被上诉人大连银保监局的委托代理人韩业超、任皓皓，被上诉人中国银保监会的委托代理人李筱琛，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东港支行）的委托代理人解丽颖、张骞予通过互联网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8日，原告陈德远在第三人中信银行大连分行的账户(账号：62×××96)向北京永安财富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账户转账人民币100万元。2016年7月11日，原告陈德远在第三人中信银行大连分行的账户向北京永安财富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账户转账人民币10000元，项目备注为“陈德远永安文化认购费”。2016年7月14日，北京永安财富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给原告出具一份《永安文化产业一号专项投资基金认购确认函》，其主要内容为：“基金名称：永安文化产业一号专项投资基金；基金成立日期：2016年7月14日；基金管理人：北京永安财富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认购人证件号：210202195106060710；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认购基金份额：壹百万份；基金类别：A类型基金份额；产品期限：24个月，可能提前结束；受益人账户户名：陈德远；账号：62×××96；开户行：中信银行大连东港支行。特此确认!请您妥善保管相关确认函及认购合同。”。自2017年10月31日起，北京永安财富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原告的账户转入不同数额的“文化一号收益分配”款项。2018年10月23日，原告向中国银保监会递交信访材料，反映原中信银行大连东港支行理财经理孙延春做“飞单”一事。当日，中国银保监会将该信访案件移交大连银保监局处理。2018年10月31日，大连银保监局工作人员约见陈德远了解相关情况，接待后征求其是否需要对举报事项作出书面回复时，其称不用回复。2018年12月7日，原告书面要求被告大连银保监局对原告的信访举报处理结果予以书面回复。2018年12月20日，大连银保监局向原告出具《信访事项处理告知书》(大银保监信〔2018〕1号)，告知对其信访举报予以受理等相关情况。自2018年11月13日始，被告大连银保监局先后开展了对中信银行大连分行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约谈，审查中信银行大连分行提交的调查、排查报告及相关证据材料，调取该分行理财业务产品相关账户资金流水记录、支付凭证，核查原告陈德远提交的谈话录音等工作，并向中信银行大连分行行长等管理人员提出督导和防范业务风险管理意见。2019年2月18日，被告大连银保监局向原告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保监信〔2019〕6号)并邮寄送达原告。该答复意见书的主要内容为：1.两笔款项分别是通过网银和手机银行转账，而你提供的支付凭证不是中信银行柜面转账凭证，未加盖中信银行印章，无法看出该产品是否是在中信银行大连分行的营业场所购买。转账发生在2016年，当时理财经理室未设置录音录像系统，且该支行其他监控录像已超过保存期无法提取。2.调查组于2018年11月14日约谈孙延春，其表示“未向客户推介过相关产品、未见过该笔合同、也未经手过该笔合同、未收过相关回佣，汇款操作由客户本人操作，无第三人在场”。对此，中信银行大连分行表示，你所购买的该产品不是中信银行的代销产品，现有证据无法核实系由其员工推荐。3.结合你2018年9月3日写给孙延春的材料、《认购确认函》以及录音资料等相关情况，未发现有证据表明该基金认购合同是在中信银行大连东港支行签署。原告对该答复意见不服，向中国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4月8日，中国银保监会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并对复议材料进行审查。2019年4月9日，中国银保监会向大连银保监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以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和相关材料。2019年5月30日，中国银保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19〕75号)并寄送给原告。该行政复议决定认为：被告大连银保监局于2018年10月23日收到原告信访材料，又于2018年11月2日收到新的补充材料，根据《中国银监会信访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办理期限内针对已经受理的同一信访事项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需要查证的，可以合并处理，信访办理期限自收到新材料之日起重新计算，并书面告知信访人”，可以重新起算受理期限；根据《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1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向信访人发出《信访事项告知书》，书面告知信访人受理情况”，被告大连银保监局应于2018年11月17日前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告知书；并根据《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应自受理信访件之日起60日内办结”，即至迟应于2019年1月16日前作出信访答复。被告大连银保监局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信访事项处理告知书》，受理信访事项，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意见书》答复申请人，违反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应予确认违法。但被告大连银保监局作出的《意见书》相关答复内容并无不当，原告提出的撤销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决定：确认被告大连银保监局作出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超期违法，但鉴于答复内容并无不当，不再责令重作。另查，孙延春原系中信银行大连分行东港支行理财经理，于2018年6月30日合同期满离职。原告陈德远提供的2018年9月3日给孙延春的信中记载：“2016年7月8日，是由你在你的办公室电脑操作将我账户下100万划走”“2016年7月8日，晚上我回家后发现，此交易并没有给中信银行，而是给了北京一个基金，我感觉有问题。2016年7月9日(周六)，我在单位就将事情经过记录下来了。你问过我，我没见到合同怎么打了100万？此合同是2016年7月11日，你和小关还有刘丹在我办公室(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小关)，我还询问是否有风险，你和小关都讲没风险，后来你们又说得交1万元的费用，随后从我手机网银上划走1万元，说是认购基金费用。2016年7月13日，小关将合同文本在我办公室内给我的”。中信银行大连支行调查组于2018年11月14日调查孙延春的记录中记载：“客户本人意愿转账，密码、网银客户自己保管，汇款操作也是客户本人操作，无第三人在场”“客户从关春耒处了解产品，客户意愿很强，转出100万，1万元手续费为客户在本人办公室转出，产品最终购买成功需要手续费上交”“孙延春没见过合同，也未曾经手过合同，未收过相关回佣”。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大连银保监局具有对所辖区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具有受理并处理原告所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的职责。综合审查目前本案中被告大连银保监局作出被诉答复意见的证据和原告提供的诉讼证据，原告购买的“永安文化产业一号专项投资基金”不是中信银行的代销产品，其交易是通过个人网银和手机银行完成，且合同签署地点和交易确认完成地点均不在中信银行大连分行所属网点，在缺乏网点监控录像还原事实以及孙延春与原告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大连银保监局根据调查的事实，以核查未发现有证据证明孙延春存在在营业场所销售“永安文化产业一号专项投资基金”的行为，所作出的被诉答复意见并无不当。大连银保监局收到原告陈德远的举报材料后，进行调查核实，提出督导意见，并根据调查结果作出被诉答复意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等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职责和程序，但办理期限超期，属于程序违法。被告中国银保监会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确认被告大连银保监局作出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超期违法，但鉴于答复内容并无不当，不再责令重作，程序合法，于法有据。综上，原告陈德远要求撤销二被告被诉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德远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陈德远上诉称，请求:1.撤销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19年12月9日作出的(2019)辽0212行初50号行政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中国银保监会作出的银保监行复决字[2019]7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被上诉人大连银保监局2019年2月18日作出的大银保监信[2019]《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主要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原审法院对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大连银保监局出具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行政程序超时违法行为没有予以认定，对该行政程序违法问题没有作出裁决。行政机关作出的法律文书程序违法后，不应认定法律文书的有效性。其内容再正确也不具有法律的约束性。2.大连银保监局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十四条“(一）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二）询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做出说明。(三）查阅、复制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损毁的文件、资料予以封存。（四）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运用计算机管理业务数据系统。”的规定程序履行法定职责，原审法院袒护行政监管部门。3.对上诉人出示的证据没有相反证据否定其真实性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加以认定有失公平，有袒护一方当事人之嫌。4.作为本案一重要当事人法庭没有传唤孙延春出庭是法庭的失误，使该案的裁判缺乏事实依据，没有穷尽所有证据，要求二审法院传唤孙延春出庭作证。5.由于本案案情复杂，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被上诉人中国银保监会应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召开听证会，中国银保监会并未召开与本案相关的听证会，原审法院却未对此提出异议。二、本案存在处罚不公的情况。上诉人陈德远在原审期间，2019年7月4日向原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2019年7月24日再次向原审法院提交调查申请书（向原审法院申请调查原审第三人工作电脑数据和大连银保监局核查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的要求，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业务数据的系统。在上诉人提出申请后，法院与被上诉人都未在判决书上给予答复。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大连银保监局在作出行政行为时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大连银保监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中国银保监会辩称，坚持原审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述称，坚持原审答辩意见。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要理由如下：针对上诉人的投诉举报事项，被上诉人大连银保监局已经进行调查核实，并作出案涉《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该答复意见书中载明，“经约谈原理财经理孙延春，‘其表示未向客户推介过相关产品、未见过该笔合同、也未经手过该笔合同、未收到过相关回佣，汇款操作由客户本人操作，无第三人在场’，现有证据无法核实系由其员工推荐……综上，核查未发现有证据证明中信银行大连东港支行原理财经理孙延春存在向你销售北京永安财富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永安文化产品一号”专项投资基金的行为……”,该答复意见中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未予以调查核实。而在原审诉讼中，上诉人已经提交该份录音资料，拟证明孙延春认可为上诉人操作购买投资基金，本院认为，该证据系上诉人提供的反驳证据，被上诉人不认可其真实性，原审法院应当向上诉人释明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同一性进行申请鉴定。原审法院对录音资料认为“原告证据8的录音是事隔两年后形成，该录音的真实性未经谈话人确认，且谈话人对相关内容前后表述不一致，亦无证据佐证其内容的真实性，不具有证据可采性”而未予采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故应将本案发回重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2行初50号行政判决；二、本案发回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审判长 刘 杰审判员 胡俊杰审判员 张国华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周 丹附：本裁定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