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0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888号。 法定代表人：包元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侃洋、潘强，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33号。 法定代表人：袁志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恺、程秋雨，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空港经济区纬七道1号。 法定代表人：陈国雄，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靖忠、黄恺，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公司）与上诉人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发科技公司）、天津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发新材料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各方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1444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经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在审理过程中，经各方当事人申请，本院同意给予庭外和解时间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友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金发新材料公司向友圣公司在4986344.93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给付友圣公司利息损失（自2015年5月29日起以4986344.9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并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金发科技公司、金发新材料公司（以下合称金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的法律条款，判决金发公司仅承担30%的补充损失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适用错误。损失系金发公司与刑事被告人罗建中的共同过错所致，金发公司理应在三友公司损失的范围内承担全部责任。一、一审法院认为金发公司应承担按份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金发公司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一)一审法院关于金发公司与罗建中之间为“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的认定直接导致金发公司仅需承担30%的补充损失赔偿责任，显失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条款仅适用于两个以上侵权人事先无共同过错而因为行为偶然结合致同一受害人遭受同一损害的情形，而本案显然无适用该法条的情形。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金发公司与罗建中属共同加害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二)金发公司与罗建中具有共同过错。因金发公司与罗建中之间没有骗钱而分赃的明确的意思联络，故金发公司未被认定为罗建中刑事犯罪的共犯，但一审法院以此为由认定金发公司与罗建中在民事案件中不构成共同过错于法无据，认定刑事犯罪的故意标准与民事案件故意认定的标准并不一致。根据罗建中相关刑事判决、刑事笔录及本案一审判决，已查明如下事实：金发公司与罗建中共同向三友公司隐瞒罗建中拖欠金发公司27000000元巨额债务无力偿还、无真实货物交易的事实；金发公司与罗建中共同向三友公司陈述金发公司和罗建中关系良好，以上市公司信誉为罗建中作担保；金发公司与罗建中共同要求金发公司不需要参与具体交易过程，以及金发公司积极配合罗建中完成了前两笔交易。另据公安笔录，金发公司在明知闭环贸易钱越滚越少、继续恶意套取资金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私下收紧了付款条件，仅在收到罗建中控制的下游公司支付的全款后，才出具收料单并向上家付款。从金发公司的职务代理人黄少柯“……对罗建中来说主要是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说法来看，金发公司与罗建中存在共同套取资金的恶意。(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与理论观点，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就本案具体阐述如下：1.就加害主体的复数性而言，本案系罗建中与金发公司共同侵权，构成共同侵权的主体复数性。2.就加害行为的协作性而言，本案侵权系罗建中与金发公司之间相互利用、彼此支持的行为分担。本案行为开始，就是金发公司协同罗建中配合，刻意向三友公司隐瞒了交易的真实情况。金发公司与罗建中共同构建了一个虚假的交易模式，罗建中负责前期诱骗三友公司，金发公司在之后的接洽过程中一方面向三友公司展示其作为上市公司的雄厚资金实力，一方面又告知三友公司其与罗建中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诱使三友公司对其产生足够的信任，导致三友公司签订合同产生巨额损失。更恶劣的是在交易的实际履行过程中，金发公司多位工作人员均明确告知三友公司，金发公司与罗建中开展的是有真实货物流转的交易，只是罗建中为减小资金压力才如此操作，进一步蒙骗、麻痹三友公司。3.就主观意思的共同性而言，金发公司与罗建中之间存在必要的共谋，相互之间有明显的意思联络，完全构成民事侵权的共同故意。金发公司知晓案涉交易名为贸易、实为融资的属性，但积极参与到共同侵权行为中。金发公司的信用背书是三友公司参与交易的关键原因，同时金发公司也是交易得以完成的关键。4.就损害结果的统一性而言，金发公司与罗建中系通过相互配合、虚构所谓的三方交易的事实来骗取三友公司的财产。二者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与其主观意思相统一，三友公司目前被侵权的损失亦在金发公司与罗建中共同意思的目的范围之内。因此，本案的侵权系两人以上共同侵权致人损害的，应当由金发公司与罗建中承担连带责任。 二、即使一审法院关于金发公司承担按份责任的认定正确，一审法院认定金发公司仅承担30%的按份责任明显过低。金发公司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存在重大过错，一审判决以是否被定性为刑事犯罪来区分责任比例欠妥当。构成是否刑事犯罪的评判标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而认定侵权责任的多少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三、即使一审法院关于金发公司承担按份责任的认定正确，一审法院在金发公司所需承担的损失金额的计算公式上的认定同样存在错误，不能在认定损失金额后再扣除全额退款金额，这种算法变相降低了三友公司的最终责任承担。金发公司是本案损失产生的直接责任主体，其应在全部损失的范围内按照相应比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以（2019）浙0108民初1440号、1441号、1443号、1444号四案合计损失30572000元为基数，按相应的责任承担比例计算金发公司应赔偿的金额（不含应退还的收益资金10248000元）。一审判决计算金发公司损失的逻辑为前述四案所涉四份合同被骗资金合计36000000元乘以30%的损失承担比例为10800000元，因金发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该10800000元应扣减罗建中支付的1000000元、黄某以物作价代为偿还的4428000元，得出金发公司应赔偿损失5372000元（不含应退还的收益资金10248000元)。而这一计算方式所隐含的逻辑是三友公司通过其他途径所获得的追偿越多，则金发公司的过错程度越小，实际承担的损失赔偿金额越小。这不仅与事实情况完全不符，也对三友公司完全不公平。因此，应当按照（36000000元-1000000元-4428000元)×30%计算损失赔偿金额。 四、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金发公司存在过错且与三友公司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却仅判决金发公司支付起诉后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存在明显矛盾。三友公司的损失自始至终与金发公司的过错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故利息损失应从款项支付之日起计算利息损失。本案损失系金发公司的过错导致，且金发公司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所获收益远胜于上述利息标准，故三友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主张加收50%的罚息完全合情合理。即使本案起诉前的利息不应加收罚息，起诉后金发公司通过各种手段恶意导致支付延迟，故起诉后的利息损失理应加收50%的罚息。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及法律关系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三友公司的上诉请求。 金发科技公司、金发新材料公司共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但却以金发公司存在侵权行为而要求金发公司承担按份赔偿责任及补充赔偿责任，存在严重错误。三友公司在一审中主张合同责任，在二审上诉中主张侵权责任，其提出两个完全不同的诉讼不仅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当事人不得就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分别以不同的诉因提起两个诉讼”的基本规定，也违背了“两审终审制”的内在要求。根据三友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由于一审法院释明案涉合同无效，故三友公司认为金发公司对于合同无效有重大过错责任，应当向三友公司赔偿因合同无效遭受的损失。在一审庭审中，双方争论的焦点始终在于金发公司对于合同无效是否存在过错以及金发公司是否基于无效合同从三友公司处取得财产。一审判决首先认定案涉合同无效，但又认定金发公司作为侵权人应当按照“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承担按份赔偿责任及补充赔偿责任，这一认定与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后的处理原则完全不符。现三友公司顺着一审法院的错误逻辑主张金发公司因共同侵权而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疑是要求二审法院对于未经过一审审理的法律关系在二审中直接作出终审判决，违背两审终审制的要求，对金发公司也极其不公。 二、即使二审法院决定在二审中对金发公司是否应承担因共同侵权行为引起的连带赔偿责任进行审理，金发公司自身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三友公司的损失是由罗建中的单方犯罪行为所致，金发公司对三友公司的损失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一)三友公司与金发公司签订的案涉合同实际根本未履行，三友公司因轻信罗建中伪造的收料凭证而向罗建中控制的广东百万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万公司）支付款项，金发公司在此过程中无任何过错也无任何加害行为，更不可能构成三友公司所主张的共同加害及共同过错。案涉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未有任何履行合同内容的行为，金发公司无任何侵权行为。且根据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本案实际系罗建中伪造金发公司的收料凭证并刻意安排人员冒充金发公司的工作人员，以造成三友公司与金发公司联系并交接案涉收料凭证的假象，从而骗取三友公司的资金。金发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也无法提前阻止罗建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三友公司也未联系金发公司，要求与金发公司核实相关情况，金发公司并非共同加害人。(二)刑事判决仅对罗建中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认定，并未认定金发公司在此过程中有任何故意隐瞒、为罗建中提供担保及积极配合罗建中实施犯罪的行为。1.三友公司明知案涉无实物交易的融资贸易模式。根据生效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三友公司与罗建中约定好融资贸易模式后，由罗建中联系金发公司参与其中完成闭合贸易链，三友公司借此向百万公司收取高额的借款利息，金发公司出具收料凭证只是已设定的交易中的一个步骤安排，三友公司本身对此即已明知。同时，三友公司作为闭环贸易的一方，仅享受固定的高额利润回报、却无须承担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也对大额的货物买卖交易中的货物流转情况毫不知情、也不关心，三友公司在此情况下主张其不知情且因金发公司的恶意隐瞒行为而遭受损失不符合常理。2.三友公司与金发公司之间已履行完毕的两份合同是基于三方之间约定的融资贸易的正常履行，并非金发公司单方配合罗建中先履行部分合同骗取三友公司的信任。2015年3月，根据三方确定的融资贸易模式，三友公司向百万公司提供借款后，罗建中实际控制的下游企业及时回款，金发公司即作为中间环节将款项转付三友公司，三方顺利如约完成了两笔交易。在此过程中，三友公司赚取了年化18%的高额利息，金发公司仅仅收取了数额不高的手续费，根本不存在三友公司所称的金发公司与罗建中配合共同套取资金的情况。3.案涉《采购合同》形式上不具备保证合同成立的要件，且金发公司在签订合同时也未作出任何明确的愿意为罗建中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更何况在已完成的两笔交易中，金发公司均是在收到罗建中控制的下游企业支付的款项后才向友圣公司转付款项。该等转付行为与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人以自身财产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替债务人偿还债务的保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且在案涉《采购合同》项下，金发公司根本未向三友公司出具收料凭证，金发公司在此前已完成的交易中出具的真实收料凭证与案涉合同交易中虚假收料凭证不能混为一谈。(三)金发公司并非加害主体，无任何加害行为，与罗建中之间无任何共同故意，也未给三友公司造成任何损害后果，三友公司主张金发公司与罗建中构成共同侵权且承担连带责任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1.案涉合同签订后根本未履行，金发公司未出具案涉收料凭证，未实施任何加害行为，并非加害主体。2.本案侵权系罗建中单方诈骗行为导致，金发公司未提供任何协助，无任何加害行为。(1)三友公司在实地走访过程中所看到的金发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实力、当时罗建中与金发公司之间仍存在业务往来关系的情况均是事实，金发公司未向三友公司输出任何误导信息。但金发公司并未以自身的资金实力为罗建中提供任何背书担保，反而三友公司作为资金出借方，在未对罗建中的资信进行审查、未取得金发公司出具的任何书面担保文件或承诺兜底的情况下，仅因其对金发公司系上市公司的身份信赖而向罗建中放款，是三友公司自身的过错。(2)金发公司的工作人员从未明确告知过三友公司三方之间为真实的货物流转交易，三友公司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3)根据三方约定的融资贸易模式，该等交易项下并无真实的货物往来，三友公司根据罗建中的安排进行放款、收款，三友公司若未参与交易过程，则闭环交易也无法完成。在此过程中，三友公司与金发公司均是通过罗建中联系，金发公司从未阻止三友公司参与交易过程。且三友公司与金发公司均是平等的商事交易主体，金发公司也无任何能力威胁或控制三友公司以阻止其参与交易过程。3.金发公司与罗建中之间不存在任何共谋或意思联络。(1)名为贸易实为融资的贸易模式本身并不是侵权行为。三友公司之所以被侵权是由于罗建中单方伪造金发公司的收料凭证实施诈骗行为，金发公司在此过程中不知情也无法提前预料并加以阻止，更无三友公司所主张的积极参与行为。(2)金发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是事实，但从未以上市公司的信誉为罗建中提供背书担保或骗取三友公司的信任，三友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金发公司有提供担保的行为。(3)本案的实际情况是，罗建中利用其控制的上下游企业与三友公司达成融资借贷，金发公司应三友公司的要求参与其中，受罗建中指示完成转付款项达成还款的行为。金发公司参与其中并与三友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仅是在该融资借贷关系中充当资金流通之“桥梁”，系三友公司与百万公司之间完善交易的链条，金发公司本身并不承担任何还款或担保义务。(4)金发公司在前两笔已完成交易中的转付行为是三方已确定好的融资贸易的正常履行，并非配合犯罪行为。案涉合同签订后，罗建中单方伪造收料凭证要求三友公司向其付款，金发公司并未配合罗建中实施犯罪。4.金发公司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也未基于案涉合同及交易获得任何收益，三友公司所遭受的损失与金发公司无关。(四)三友公司的损失与金发公司无任何关系，金发公司也无须承担按份责任。本案系罗建中伪造了金发公司的收料凭证、骗取了三友公司的款项而引发。在此过程中，金发公司并未与罗建中有事前的合谋，也无法预见并阻止罗建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三友公司与金发公司签订的案涉合同自始至终都未履行，金发公司无任何侵权行为，与三友公司的损失无任何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依据“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要求金发公司承担按份责任缺乏事实基础，现三友公司主张金发公司承担30%责任过轻更是无稽之谈。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三友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金发科技公司、金发新材料公司共同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三友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三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案涉《采购合同》无效，但却以金发公司存在侵权行为而要求金发公司承担按份赔偿责任及补充赔偿责任，该认定不仅与案件事实不符，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且按份责任、补充赔偿责任是两种责任程度完全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一审法院的判决前后自相矛盾。事实上，金发公司在三友公司与罗建中及其控制的百万公司约定的融资性贸易中未提供任何担保或作出任何付款承诺。三友公司的损失系由罗建中的诈骗行为造成，与金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金发公司也未从中取得任何收益，无须向三友公司退还款项或赔偿任何款项。一、案涉《采购合同》从形式、内容上都不构成《保证合同》，金发公司也未以其他任何方式作出提供保证担保的明确意思表示。金发公司受罗建中指示向三友公司转付款项的行为不能被推定为金发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一审法院认定金发公司为百万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与事实不符。(一)金发公司与三友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中仅存在对采购货品的数量、价格、交付、付款等一般事项的约定，并无任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要求的保证合同的基础条款，且金发公司也未以保证人的身份在三友公司与百万公司签订的相关合同中对保证责任予以确认。(二)金发公司参与其中并与三友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仅是在融资借贷关系中仅充当资金流通之“桥梁”，系三友公司与百万公司之间完善交易的链条，金发公司本身并不承担任何还款义务。(三)《采购合同》形式上不具备保证合同成立的要件，且金发公司在签订《采购合同》时也未作出任何明确的意思表示愿意为罗建中提供担保。更何况在已完成的两笔交易中，金发公司均是在收到罗建中控制的下游企业支付的款项后才向三友公司转付款项，该等转付行为与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人以自身财产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替债务人偿还债务的保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四)一审法院将金发公司在此前已完成的交易中出具的真实收料凭证与案涉合同交易中虚假收料凭证混为一谈。本案系罗建中单方伪造金发公司的收料凭证、从三友公司处骗取资金而引发，案涉合同签订后并未履行，金发公司根本未向三友公司出具收料凭证，也就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所称以收料凭证承诺付款的说法。(五)一审法院以公安笔录中三友公司员工单方陈述的“若无金发公司存在，其自然不会参与交易”的主张认定金发公司以买卖合同形式提供背书担保更是荒谬，起诉一方为减轻或推脱自身责任的一个没有任何实质证据支持的说法竟然作为一审判决认定金发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直接定案依据，显属认定事实不清。(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要求，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要历经严格的内部审批程序且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金发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就对外担保事项保持审慎处理的态度。但一审法院在金发公司未作出明确的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也无任何书面担保文件支持的情况下为金发公司强加了保证担保责任，不仅侵害了金发公司的合法利益，也侵害了上市公司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不利于公开市场的稳定发展。 二、三友公司对于融资贸易模式及金发公司基于此模式需签署无实际货物往来的收料凭证的情况明知，三友公司向罗建中提供借款，其自身应当对罗建中的资信情况及还款能力进行审慎核查，金发公司不存在向三友公司披露的义务，金发公司与三友公司在案涉合同签订过程中也无直接接触，金发公司无任何过错。（一）金发公司出具收料凭证只是已设定的交易中的一个步骤安排，三友公司本身对此即已明知。且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案涉合同系因罗建中的诈骗行为而无效，金发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对于罗建中主观诈骗故意以及合同因此而被认定为无效并不知情也无预见可能性，三友公司自身对于收料凭证的真伪未尽到核实义务，与金发公司无关。（二）金发公司在三友公司与罗建中的融资借贷中并未居间为二者牵线搭桥，也未提供担保意思表示，仅系作为资金“桥梁”完成案涉闭环交易链。金发公司与罗建中过往交易的情况与本案及三友公司无关，金发公司不具有一审判决所述的向三友公司披露信息的义务。且根据生效刑事判决确认的证人三友公司的员工俞某及金士忠的证言，三友公司于一审中提交的关于《采购合同》签订、履行往来邮件，金发公司与三友公司均是通过罗建中及百万公司转交产品调拨单、合同等文件以完成交易，双方之间并无直接联系。金发公司即使想向三友公司披露所掌握的信息，也无从直接联系三友公司，一审判决认定金发公司存在过错错误。（三）三友公司作为资金出借方，其自身对借款主体的资信负有审慎核查的义务，其在赚取罗建中许诺的年化18%利息的同时应当承担相应的交易风险。在此融资贸易链中，金发公司仅仅赚取每吨50元的手续费，远远少于三友公司获取的利息。但一审法院却将三友公司自身应承担的过错及与高收益相对应的高风险转嫁给仅收取少量手续费的金发公司，让金发公司承担数额巨大的民事责任，不仅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也明显违反公平原则。 三、案涉《采购合同》签订后并未履行，三友公司的损失是由罗建中的诈骗行为导致，金发公司在此过程中无任何过错，与三友公司的损失无任何因果关系。(一)三友公司根据罗建中伪造的收料凭证向罗建中支付款项，与金发公司无任何关系。(二)一审法院认为金发公司的办公场地被人利用导致三友公司上当受骗，但需注意的是，罗建中带领三友公司的员工在金发公司门口办理交接，该位置属于金发公司场地之外。一审法院的认定无疑是要求金发公司不仅要对公司场地之内做到管理，甚至对于公司场地之外的来往人员均需盘查过问，无疑加重金发公司的责任，对金发公司极其不公。(三)在全部六次交易过程中，三友公司始终未与金发公司直接接触、联系，其作为商人在案涉上千万货款交易中仅凭罗建中一面之词轻易交付价款，如此草率行为反而被一审法院认定为系对金发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信誉的“合理信赖”，属对金发公司、三友公司之间在交易中的注意义务分配显失公平。在后四笔交易中，三友公司对收料凭证交接场地变更到金发公司门外、交接人员不同、收料凭证上签字人员不同等等异常情况均未发觉，也未主动向金发公司核实真实情况，三友公司自身的过错不应当由毫不知情的金发公司承担。 四、合同无效后过错方应承担的为缔约过失责任，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按份责任及补充赔偿责任。金发公司无侵权行为、也无过错，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一)本案系罗建中伪造了金发公司的收料凭证、骗取了三友公司的款项而引发，金发公司在此过程中无任何侵权行为，一审法院依据“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要求金发公司承担按份责任无任何事实基础。(二)金发公司参与三友公司与罗建中约定的融资贸易仅是受罗建中指示向三友公司转付款项以完善交易链条，而非为罗建中及百万公司提供背书担保，故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金发公司作为担保人存在过错而承担按份责任错误。(三)金发公司不存在侵权行为，对三友公司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三友公司追究金发公司的责任不存在请求权基础。即使三友公司在刑事程序中未能足额赔偿而进一步提出民事赔偿，其对应的民事责任赔偿主体也不应当是金发公司，一审法院认定金发公司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错误。(四)按份责任是责任人为多人时，各责任人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承担自己应承担的一定份额，任一按份责任人清偿不能的风险均由受害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指在直接责任人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其应付的民事责任时，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由补充责任人对不足部分承担补充清偿的民事责任，补充责任范围之内的清偿不能风险由补充责任人承担。由此可见，按份责任与补充赔偿责任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责任承担方式，即使金发公司真的存在侵权行为，针对金发公司的同一个侵权行为，不应当按照两种责任程度完全不等的方式承担责任。 五、金发公司收到罗建中关联公司支付的10248000元与案涉合同及交易无任何关联性，金发公司并未基于案涉合同及交易取得任何收益，无须向三友公司退还任何款项。(一)公安机关“关于36000000元款项的去向说明”仅为公安侦查机关就罗建中犯罪所涉资金去向进行侦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其本身并非生效刑事判决最终认定的直接证据，且未认定罗建中将三友公司交付的承兑汇票贴息套现后支付给金发公司。同时，货币资金属于种类物而非特定物，三友公司将款项汇给罗建中控制的公司后，该款项的所有权即已经转移给该公司，不再属于三友公司所有，故“三友公司汇钱给罗建中控制的公司，而后该公司汇钱给金发公司”的资金流向并不意味着三友公司将款项支付给了金发公司。(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确定的善意取得制度，金发公司与罗建中的关联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欠款事实与关系，且金发公司在收取罗建中支付的款项时并不知也无义务调查罗建中该等款项的来源。金发公司合法善意取得该等款项，一审法院无权要求金发公司退还已收到的10248000元。实际上生效刑事判决也并未认定金发公司收到的前述款项为赃款而责令金发公司退赔取得的不当利益，一审法院认为金发公司只要收到罗建中或其关联公司支付的款项就属于基于三友公司损失而取得的收益与事实不符。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金发科技公司、金发新材料公司的上诉请求。 三友公司辩称，一、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所导致的并不只是互为返还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的调整范围并不冲突及互斥。一审法院已查明并认定金发公司明知罗建中的资信状况出现严重问题仍伙同罗建中进行融资贸易，且不愿意披露此等信息，存在严重过错，三友公司要求金发公司承担责任系合法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均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合同法所规定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过错亦存在侵权之过错，而以合同方式侵权亦可以是侵权形式的一种。金发公司通过合同方式，明知存在严重问题而隐瞒，成为罗建中交易中的重要一环和重要信赖利益来源，从而侵犯了三友公司的合法权益。这是合同行为，也是侵权行为，一审法院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法律作为审判参考无误。 二、一审法院与三友公司均未认定金发公司为罗建中向三友公司提供了狭义概念上的保证担保，而是金发公司的背书行为给三友公司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金发公司此前曾大量参与罗建中的相关交易，金发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明知罗建中的资信状况出现严重问题而向三友公司故意隐瞒，给予罗建中相关行为予以配合。在此过程中，金发公司利用其上市公司背景、资信良好的形象作为最终买方，为罗建中提供信用背书，才会使三友公司愿意参与到相应的交易过程中来。这是一种广义上的承诺担保行为，而非金发公司一味强调的狭义保证合同形式。三友公司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自始至终并不知道实际情况，一直认为是有真实贸易往来的货物买卖。金发公司全程知晓真实交易背景，为牟利而故意对三友公司予以隐瞒。其上市公司背书给三友公司带来巨大的信赖感，而其在此情况下的故意不予披露并积极参与闭环交易运作，侵犯了三友公司的信赖利益和合法权益，这种行为是存在着因果关系的过错行为。 三、罗建中与金发公司合谋的交易模式，三友公司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审查。根据罗建中跟金发公司的约定，由百万公司与金发公司直接办理交货手续，不用三友公司到广东交货。在三友公司到金发公司处，与金发公司确定交易模式时，金发公司提出不需要三友公司直接参与具体交易过程。通过已有证据，也可以证明金发公司方面只认可罗建中。因金发公司只认可罗建中的行为，三友公司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有效审查。且不论金发公司到底有没有披露信息的义务，金发公司隐瞒罗建中拖欠其25000000元的巨额债务无力偿还这一事实，对三友公司予以欺骗，且隐瞒真实情况，向三友公司虚假陈述称是有真实货物的交易。在三友公司前去核实信息时，金发公司还称其与罗建中关系良好，拉三友公司加入采购链，只是帮助罗建中做大生意。金发公司开展此类业务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进行真正的物资交易，而是为了弥补金发公司的自身损失，欺骗三友公司加入采购链，套取三友公司的资金。因此，金发公司具有占有三友公司资金的恶意，有放任罗建中套取款项的恶意，有参与交易、形成闭环中最重要一环的故意，这都是对三友公司的故意行为和侵权行为，这种故意而为之的行为，与是否有披露义务毫无关联。 四、三友公司所受损失与金发公司存在因果关系。罗建中与金发公司此前的交易过程中，金发公司产生了巨额亏损。为填补自己的亏损，金发公司欺骗三友公司，将三友公司加入他们的闭环采购链之中，套取了三友公司的资金以填补金发公司自己的亏空。从现有证据来看，没有金发公司的参与，第一这个交易根本无法进行运作；第二没有金发公司的信赖利益，三友公司根本不会参与到这个闭环交易之中。金发公司一味强调假收料单的因素，但本案系闭环交易，本身就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收料单只是金发公司给三友公司的做账凭证，目的只是为了套取三友公司的资金而非是真正的货物交易。 五、金发公司收取10248000元款项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性，且金发公司不属于善意取得。根据公安机关“关于36000000元款项去向说明”以及银行转账凭证记载，足以证明三友公司的102480000元的款项已进入了金发公司账户。不管是金发公司直接占有资金，还是清偿了罗建中所欠金发公司的债务，金发公司均为受益者。金发公司明知罗建中与其之间存在巨额债务关系，恶意套取三友公司的资金款项，金发公司不构成善意取得，必须返还收益资金。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金发科技公司、金发新材料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三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金发科技公司、金发新材料公司因合同无效赔偿损失7336819.42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费用2080676.15元（自2015年6月18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5月10日止，此后继续以7336819.42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一个合同：2015年3月24日，三友公司（供方）与金发科技公司（需方）签订《采购合同》（编号：20150324）一份，约定：金发科技公司向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公司）采购GPPS等产品，总金额6499000元；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票到30天内付电汇。 第二个合同：2015年3月30日，三友公司（供方）与金发科技公司（需方）签订《采购合同》（编号：20150330）一份，约定：金发科技公司向三友公司采购橡胶等产品，总金额9647275元；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票到30天内付电汇。 上述第一个合同、第二个合同，三友公司收到加盖金发科技公司印章的收料凭证后，向金发科技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发科技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和6月3日将上述合同款项全部支付三友公司。 第三个合同（案号1444号）：2015年5月19日，三友公司（供方）与金发新材料公司（需方）签订《采购合同》（编号：SY-TJ2015-05-19-02）一份，约定：金发新材料公司向三友公司采购GPS、ABS等产品，总金额13290000元；交货时间：2015年7月前；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票到45天内付电汇。 第四个合同（案号1443号）：2015年5月26日，三友公司（供方）与金发科技公司（需方）签订《销售合同》（编号：SY-JF-20150526-1）一份，约定：金发科技公司向三友公司采购低密度聚乙烯，总金额12232500元；交货时间：2015年7月前；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票到45天内付电汇。 上述第三个合同、第四个合同，三友公司收到加盖“金发科技公司”印章的收料凭证后，向金发科技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公安机关“关于3600万元款项去向说明”以及银行转账凭证记载：三友公司于2015年5月30日将共计20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背书交付给百万公司，罗建中通过关联公司贴现后于2015年6月4日将上述款项的10248000元转入金发新材料公司账户。 第五个合同（案号1441号）：2015年6月16日，友圣公司（供方）与金发新材料公司（需方）签订《采购合同》（编号：YS-TJ2015-06-16-01）一份，约定：金发新材料公司向友圣公司采购ABS产品，总金额9534000元；交货时间：2015年8月前；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票到45天内付电汇。 第六个合同（案号1440号）：2015年6月16日，友圣公司（供方）与金发新材料公司（需方）签订《采购合同》（编号：YS-TJ2015-06-16-02）一份，约定：金发新材料公司向友圣公司采购HJPS产品，总金额11286000元；交货时间：2015年8月前；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票到45天内付电汇。 上述第五个合同、第六个合同的款项，友圣公司收到加盖“金发科技公司”印章的收料凭证后，向金发科技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公安机关“关于3600万元款项去向说明”以及银行转账凭证记载：友圣公司于2015年6月8日将共计16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背书交付给百万公司，罗建中通过关联公司贴现后，由百万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转付给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诚公司）12481200元。 2017年7月2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5年初，被告人罗建中因高息借贷而背负巨额债务无力偿还，遂起意通过实际控制的百万公司以融资贸易形式骗取资金，维系资金运转。为此，罗建中通过黄某联系三友公司及子公司友圣公司（这段之后统称三友公司）负责人，双方约定“融资贸易”合作模式为百万公司向三友公司低价供货，三友公司再向金发公司加价供货，并由百万公司直接将货物交付金发公司，而后金发公司贸易部开具收料凭证交三友公司，三友公司据此凭证先行支付80%货款给百万公司，待45日后金发公司将货款全额支付给三友公司，三友公司再将余款支付百万公司。在实际运作中，罗建中控制的百万公司与金发公司并无货物往来，只是三方进行资金流转。2015年3月，罗建中以上述方式进行两次资金流转，其中金发公司贸易部的收料凭证均由罗建中指示百万公司员工制作后交给金发公司，金发公司确认盖章后再经罗建中通知并派员陪三友公司人员前往交接。罗建中以此获得三友公司信任。2015年5月19日至6月18日期间，罗建中以百万公司名义先后与三友公司、金发公司以上述方式分别订立4份购销合同，并伪造对应合同项下的金发公司贸易部收料凭证，随后通知三友公司派员前往广东交接。在交接期间，被告人罗建中指使员工将三友公司交接人员送到金发公司门口而不入，并指使员工在金发公司门口将伪造的4份收料凭证交付给三友公司交接人员，造成从金发公司接收凭证的假象。而后，三友公司据该虚假收料凭证，以承兑汇票形式将合同款项共计36000000元交付罗建中。随后，罗建中将上述承兑汇票贴息套现，汇至百万公司等多家关联公司账户，用于归还前债本息、个人挥霍等花用殆尽。合同账期届满后，友圣公司持虚假收料凭证向金发公司催讨钱款，发觉被骗后遂向罗建中追讨还款。罗建中仅支付友圣公司1000000元，余款无力偿还。至案发，除黄某以物作价代为偿还4428000元外，三友公司实际损失30572000元。据此，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0日作出刑事判决，一、被告人罗建中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罗建中退赔违法所得30572000元。被告人罗建中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浙刑终341号刑事裁定，驳回被告人罗建中的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所涉买卖构成闭环交易。罗建中以百万公司名义向三友公司供货，三友公司向金发公司供货，金发公司向罗建中的关联企业供货；三友公司收到金发公司贸易部开具的收料凭证，以指示交付的形式，由百万公司直接将货物交付金发公司，视为金发公司收到三友公司货物；三友公司根据收料凭证先行支付80%货款给百万公司，待45日后金发公司将货款全额支付给三友公司，三友公司再将余款支付百万公司，最后罗建中通过关联企业将全额货款支付金发公司，上述买卖合同关系、货物流转关系、资金流转关系，形成闭环交易。 二、本案所涉的“融资贸易”，属于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根据（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在实际运作中，罗建中控制的百万公司与金发公司并无货物往来，只是三方进行资金流转。”罗建中为了融资需要，以买卖的形式，引入出资方即为三友公司。货物的加价部分实际为利息，货款的回笼周期，实际为借贷期间。金发公司出具收料凭证，届时承诺付款，实际为“融资贸易”提供保证担保。 三、本案涉及的合同关系均为无效合同。从通谋虚假行为看，虚假的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有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应认定无效。隐藏的融资行为，并非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所指“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之前提情形，而是属于（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所认定的诈骗行为，不符合双方合同所约定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有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规定，亦是无效。 四、金发公司存在过错。罗建中为了解决资金困难，以“融资贸易”形式进行融资，金发公司之前曾参与大量交易。在合作过程中，根据罗建中在公安的询问笔录、金发公司业务主管侯红军、黄少柯在公安的询问笔录，反映罗建中对金发公司形成25000000元或27000000元的负债后，金发公司不再愿意自己垫资，要求罗建中应先结清之前业务。由此可见，罗建中的资信状况出现严重问题。金发公司向三友公司签署无实际货物往来的收料凭证，同时也不愿意披露此等信息，故可认定金发公司存在过错。 五、金发公司的过错与本案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从公安笔录中，三友公司愿意参与罗建中设置的“融资贸易”中出资一方，最重要的是，有上市背景、资信状况良好的金发公司提供背书担保。易言之，三友公司被罗建中设局诈骗，如果没有金发公司以买卖合同形式承诺付款，三友公司自然不会参与交易，就形成不了所谓的闭环交易。本案前两笔交易，三友公司不参与货物流转交接，三友公司是基于金发公司开具的收料凭证向罗建中控制的百万公司付款，回款时间45天届满后，金发公司向三友公司付款。本案后四笔业务，虽然由罗建中等人伪造收料凭证，但也是基于前两笔货款能如期回笼，同时在金发公司办公场地门口交接收料凭证，三友公司对金发公司信赖的情况下，向罗建中控制的百万公司付款。综上，金发公司以买卖合同形式提供背书担保、开具没有货物流转的收料凭证，办公场地的被人利用等，均构成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六、金发公司承担按份责任。根据（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认定，金发公司事先没有共同诈骗，故不构成共同故意承担连带责任，但可以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承担按份责任，也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有关“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合金发公司的过错大小，应当对三友公司的损失承担30%的责任。 七、金发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四笔业务，三友公司向罗建中控制的百万公司付款36000000元，除罗建中支付三友公司1000000元和黄某以物作价代为偿还4428000元外，尚余30572000元，根据（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责令被告人罗建中向三友公司退赔违法所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此法律规则是针对被告人提起民事诉讼问题，其并不排除被害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究其他共同侵权人的责任问题。本案中，三友公司追究金发公司的责任，其请求权基础是金发公司对三友公司所造成的损失存在过错。鉴于刑事案件已经做出责令退赔处理，金发公司应对涉案损失的不足以清偿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谓之补充责任。故本案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做出的民事判决，与刑事追赃程序，不存在冲突，而是责任承担方式的补充。若三友公司依照本判决获得执行款本金后，应当在刑事执行程序中主动申请扣减相应的退赃份额。为此，金发公司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罗建中追偿相应的本金份额。 八、金发公司应退还收益资金。根据公安机关“关于3600万元款项去向说明”以及银行转账凭证记载，三友公司主张认为，于2015年5月30日将共计20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背书交付给百万公司，罗建中通过关联公司贴现后于2015年6月4日将上述款项的10248000元转入金发新材料公司账户；于2015年6月8日将共计16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背书交付给百万公司，罗建中通过关联公司贴现后，由百万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转付给百诚公司12481200元，用于金发公司对百诚公司预付款；金发公司主张认为，金发公司没有占有百万公司资金，涉案资金实际上被罗建中挥霍使用。一审法院认为，对于第一笔款项10248000元，案涉资金的确转入金发公司账户，不管是金发公司直接占有该笔资金，还是清偿罗建中关联公司所欠金发公司债务，均为收益者。三友公司要求金发公司直接退还该笔款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第二笔款项，百万公司转付给百诚公司12481200元，金发公司没有参与其中，金发公司没有因此而收益，三友公司主张百万公司代金发公司清偿债务，缺乏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九、四个案件的损失范围的分配。第三个合同（案号1444号）和第四个合同（案号1443号），涉案合同金额分别为13290000元和12232500元，该两个合同对应的被骗资金为20000000元，按照其所占比例分别为10414340元和9585660元。按照30%比例计算，应付赔偿损失分别为3124302元和2875698元。金发公司应退还收益资金10248000元，按照其所占比例分别为5336308元和4911692元。第三个合同（案号1444号）应付损失和退还资金共计8460610元，扣减刑事案件所归还的5428000元，实际应付3032610元（3124302元+5336308元-5428000元）；第四个合同（案号1443号）实际应付损失和退还资金共计7787390元（2875698元+4911692元）。 第五个合同（案号1441号）和第六个合同（案号1440号），涉案合同金额分别为9534000元和11286000元，该两个合同对应的被骗资金为16000000元，按照其所占比例分别为7326800元和8673200元。按照30%比例计算，第五个合同（案号1441号）实际应付赔偿损失2198040元；第六个合同（案号1440号）实际应付赔偿损失2601960元。 十、关于利息损失计算问题。刑事案件的直接经济损失以本金为准，故在刑事追赃程序中，不再计算利息损失。三友公司于2017年7月5日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若金发公司即时支付相应的本金损失，将不会导致利息损失的扩大。金发公司通过诉讼抗辩导致迟延赔偿，应当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此处计算利息损失与刑事追赃程序中不再计算利息损失，并非同一概念，故不存在冲突问题。利息计算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计算期间从2017年7月5日至实际付清为止。三友公司要求支付起诉前利息及上浮50%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十一、金发科技公司与金发新材料公司存在公司人格混同。除第四个合同（案号1443号）的签约人为金发科技公司外，其他签约人均为金发新材料公司，但收料凭证均由金发科技公司开具。金发新材料公司系金发科技公司独资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金发科技公司应当金发新材料公司所涉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金发新材料公司对（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所确定的罗建中退赔违法所得30572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三友公司在3032610元限额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金发新材料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三友公司利息损失（以3032610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5日至实际付清为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金发科技公司对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三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600元，三友公司负担82539元，金发科技公司、金发新材料公司负担31061元。 本院二审期间，三友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金发科技公司、金发新材料公司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合同编号为TR20150525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份；3.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4.合同编号为ZHJH-TJ2015-05-26-01的《采购合同》一份；5.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补打）一份；6.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证据1-6欲共同证明金发新材料公司分别与珠海横琴新区天润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与珠海冀华物产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三友公司所称金发新材料公司收到的10248000元实际系珠海横琴新区天润实业有限公司支付，金发公司未基于案涉合同从三友公司处取得任何收益。 经质证，三友公司对证据1-6认为均非二审新证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不能证明金发公司善意取得资金，三友公司的庭审陈述、公安机关的侦查事实均未说过钱是罗建中个人账户汇至金发公司的，三友公司于2015年5月30日开具单张金额为5000000元、收款人为百万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4张，百万公司将该4张银行承兑汇票全部背书转让给罗建中控制的茂名市茂港区海源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5年6月3日将4张银行承兑汇票全部贴现，并于当日下午将10248000元打入罗建中控制的珠海横琴新区天润实业公司账户，该公司于次日将款项全部转入金发新材料公司账户，可见恰恰证明金发公司通过虚假买卖合同恶意套取了罗建中通过诈骗三友公司所得而未获得所有权的资金的事实。 本院经审查认为，友圣公司对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金发科技公司、金发新材料公司的待证目的将综合案情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罗建中以百万公司的名义向三友公司供货，继而三友公司向金发公司供货，金发公司再行向罗建中控制的关联公司供货，三方之间构成货物与资金呈反方向流动的闭合型循环采购销售交易行为，且该采购销售交易模式仅有资金流动而无实际货物的交付流转。因此，案涉交易的真实目的系实施资金借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各方之间并无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买卖合同系各方的通谋虚伪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而隐藏的融资行为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诈骗行为，亦属无效。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涉及的合同关系均为无效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一、金发公司是否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以及所承担的责任比例；二、三友公司的实际损失分摊金额的认定。 就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因合同无效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罗建中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金发公司业务主管侯红军、黄少柯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金发公司在明知罗建中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况下，深度参与罗建中实施的闭合循环交易，以向三友公司出具收料凭证的形式为罗建中提供信用担保，金发公司并非单纯的资金通道公司。三友公司基于金发公司的上市公司背景、资信状况而愿意参与该融资交易并为罗建中提供资金，导致罗建中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骗取三友公司的钱款，金发公司对三友公司的损失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综合金发公司的过错大小，酌情认定金发公司应对三友公司的损失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并无明显不当。友圣公司关于金发公司与罗建中存在共同套取资金的恶意、金发公司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意见，与其主张金发公司因合同无效而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相悖，本院不予采信。 就争议焦点二，已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扣除罗建中所付1000000元、黄某以物作价代偿4428000元外，三友公司的实际损失为30572000元。第三个合同（案号1444号）和第四个合同（案号1443号），涉案合同金额分别为13290000元和12232500元，该两份合同对应的实际损失为14572000元（已付20000000元-刑事案件归还的5428000元），按照其所占比例分别为7587888元和6984112元。按照30%比例计算，金发公司应付赔偿损失分别为2276366元和2095234元。第五个合同（案号1441号）和第六个合同（案号1440号），涉案合同金额分别为9534000元和11286000元，该两个合同对应的实际损失为16000000元，按照其所占比例分别为7326801元和8673199元。按照30%比例计算，第五个合同（案号1441号）实际应付赔偿损失2198040元；第六个合同（案号1440号）实际应付赔偿损失2601960元。就三友公司向罗建中控制的百万公司交付的36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已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罗建中将犯罪所得主要用于归还其以其他关联公司名义所负高息前债本息、部分欠款被其个人花用。可见，金发公司于2015年6月4日收到的10248000元并非系基于案涉合同及交易所得，且金发公司已就三友公司的实际损失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故友圣公司主张金发公司返还该笔款项，缺乏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友圣公司关于利息损失应自款项支付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三友公司、金发科技公司、金发新材料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1444号民事判决； 二、天津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对（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所确定的罗建中退赔违法所得3057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2276366元限额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天津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以2276366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此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四、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天津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二项、第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1533元，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9026元，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225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533元，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9026元，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22507元。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46691元，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已预交1136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雪原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周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