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16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海英，男，198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贵州商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郴，贵州商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德华，男，195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海院，男，197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世贤，男，197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银文，男，197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秀琴，女，1975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云富，男，197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发强，贵阳市白云区白云法律服务所工作者。原审第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路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300178861211B。法定代表人：杨兵，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林，湖北经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渝黔铁路土建11标项目经理部，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牛场，负责人：甘传伟。原审第三人：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黄官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黄官村。法定代表人：李学全，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郭海英因与被上诉人黄德华、郭海院、郭世贤、郭银文、郭秀琴、郭云富及原审第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一局二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渝黔铁路土建11标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黄官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官村委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3民初4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海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虽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与被上诉人签订《土地治理协议》、《土地归还协议》、支付耕种损失费（临时征地款）均是分别进行的，可知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一审认定双方是合伙关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共同流转郭昌荣土地的事宜，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仅仅是共同流转郭昌荣的土地，而根据《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关于口头合伙的规定，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如出资物（出资款）、利润分配比例等，也无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的证明，不能认定双方系合伙关系。二、一审认定《黄官村黄家山弃土场补充协议》产生的880482元是对案涉土地的货币补偿款并以此进分割系错误的，该协议实际是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将案涉土地平整复垦事宜委托发包给上诉人，因此向上诉人支付880482元并非已替代为对案涉土地的货币补偿款，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委托的土地平整复垦事宜包括：A、对案涉土地进行平整复垦;B、平整复垦完成出现土地不足的情况按照《土地治理协议》的标准向相应的土地承包人予以补偿。且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为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与郭海英，并非被上诉人，根据合同相对性，该协议仅系约定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与郭海英之间的权利义务。再者，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分别签订土地治理协议，故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当然知晓如不平整复垦土地需整体补偿时应分别签订补偿合同，但其却仅与郭海英签订协议，可知该协议并非是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货币补偿，补充协议中“弃土场复垦后，土地中的石头与甲方无关，所有事项全部归属于乙方”的表述明确了案涉土地需要实际进行平整和复垦，即不存在货币补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应得的临时征地费等款项早在签订土地治理协议时就由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分别支付，不可能再次产生及支付，补充协议中临时征地费（7.47亩）、青苗补偿费（6亩）的面积与案涉土地面积明显不符，因此，该两笔费用是对案涉土地以外的其他土地进行临时征地所产生的费用，土地补差费必须是在案涉土地进行平整复垦后，发现案涉土地存在缺失的部分才进行补偿，那么可知，应由上诉人对案涉土地进行平整复垦，即并非对案涉土地的货币补偿。三、上诉人基于补充协议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使用挖机、推土机、汽车等机械设备及人工人力将案涉土地平整复垦完毕，存在土地不足部分的土地差价也支付完毕，已完成该协议所约定的义务，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在（2018）黔0113民初5775号一案中向法院举证，其证明目的及答辩均称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将案涉土地的平整复垦义务由郭海英承担，且土地恢复已经完成，可知补充协议并非替代为对案涉土地的货币补偿，而是将案涉土地的平整复垦事宜委托发包给上诉人，因此，补充协议产生的880482元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无权要求分割。黄德华、郭海院、郭世贤、郭银文、郭秀琴、郭云富共同辩称：1、本案中上诉人称双方不是合伙关系明显是推脱责任，本案争议的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向案外人员流转了部分土地及被上诉人自己部分土地使用，本案上诉人根本就没有承包的土地在里面，而是从他人处流转的，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且在一审以及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均可以证实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在本案中与除黄德华之外系同胞姐妹，与中铁十一局二公司签订的合同系被上诉人共同推荐的代表，而不是上诉人与中铁十一局二公司的个人行为。2、在庭审中一审查明的事实部分可以体现中铁十一局二公司知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的行为代表了被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共同推荐的代表。3、上诉状中上诉人称土地已经复耕，但是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出土地至今不能耕种，一审考虑了上诉人使用了机械复耕扣除相应的费用，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中铁十一局二公司述称：1、已生效的（2018）黔0113民初5775号民事判决去人了以下事实：案涉土地使用完毕后，案涉土地的出租人黄德华、郭海院、郭世贤、郭银文、郭秀琴等推荐代表人郭海英与我公司项目部签订了《弃土场补充协议》，并委托郭海英领取了《弃土场补充协议》约定的款项。2、《弃土场补充协议》费用880482元明确包括：临时征地费、平整费、土地补偿费、清除弃土转运费、清除石头费、平整费。而非单指土地平整费。3、郭海英作为黄德华、郭海院、郭世贤、郭银文、郭秀琴等推荐的代表人在我公司足额领取了协议约定的880482元。综上，上诉人上诉称我公司支付的880482元并非土地补偿款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未到庭述称，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黄官村委会未到庭述称，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黄德华、郭海院、郭世贤、郭银文、郭秀琴、郭云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郭秀琴2800元，支付原告郭世贤191485.69元，支付原告郭银文12720元、支付原告黄德华397175.7元、支付原告郭海院90991.4元、支付原告郭云富46327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六原告、被告郭海英均系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黄官村的村民，且原告郭世贤、郭银文、郭秀琴、郭海院、郭海英、郭云富系兄弟姐妹关系。2014年，渝黔铁路动工建设，第三人中铁十一局二公司作为承建方成立了渝黔铁路土建11标项目经理部，该项目位于黄官村，因该公司需要土地来堆放铁路路基开挖产生的渣土，故第三人中铁十一局二公司与第三人黄官村委会进行洽谈，请求村委会提供临时场地。为支持铁路建设，原告郭世贤、郭银文、郭秀琴、郭海院、黄德华提供其土地给第三人中铁十一局二公司作为弃土用地。2014年9月18日，原告郭世贤、郭海院、郭云富、黄德华及被告郭海英、案外人郭某与郭昌荣、龙现英签订《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郭昌荣、龙现英夫妇将其黄家山4.73亩土地经营使用权永久转让给原告郭世贤、郭海院、郭云富、黄德华及被告郭海英、案外人郭某，由上述6人平均经营使用，按国家征地补偿标准每亩69800元补偿标准计算支付给郭昌荣、龙现英，金额为330154元，该款已支付完毕。2014年8月30日，原告黄德华、郭世贤、郭银文、郭秀琴、郭海院分别与第三人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签订《土地治理协议》，约定上述五原告自愿将其土地用于弃土，弃土完成后由被告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对土地进行平整和治理，第三人给原告每亩耕种损失费3万元，治理完成后，如土地面积不足，由第三人以货币的形式补足，补偿标准为每亩69940元。同时，给种有庄稼的农户给予2500元的青苗补助费，没有种庄稼的不补。其中，原告郭世贤土地7.2亩（包括从郭昌荣处流转的4.73亩）、原告郭银文土地6.36亩、原告黄德华土地5.97亩、原告郭海院土地0.76亩、原告郭秀琴土地1.4亩，（没有郭云富？？）共计21.69亩土地。签订上述协议后，原告将上述土地交付给第三人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使用，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已按照每亩3万元的标准向原告分别支付了临时用地使用费。2017年3月18日，土地使用完毕，第三人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甲方）分别与五原告（乙方）签订《土地返还协议》，将土地归还给五原告。在该协议中，被告郭海英作为代表签字。第三人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甲方）与被告郭海英（乙方）签订《弃土场补充协议》，约定弃土场由被告郭海英负责租赁机械进行平整和复垦，一次性支付机械费用10万元，支付转运弃土费用80000元、临时征地费用224000元（7.47亩×3000元／亩）、青苗补偿费用15000元（6亩×2500元／亩）、清除石头费用44640元（22.32亩×2000元／亩）、土地补差金额416842元（5.96亩×69940元／亩），共计880482元。协议签订后，被告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向被告郭海英支付了该款。另查明，黄官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因中铁十一局修建渝黔高铁需要倒土场，郭世贤、郭海院、黄德华、郭云富、郭海英、郭某在自己土地基础上，合伙将郭昌荣黄家山的土地4.73亩，每亩以69800元的补偿费一次性永久流转给上述六人，作为中铁十一局的倒土场。黄官村委员出具证明，载明我村郭世贤、郭海院、黄德华、郭云富、郭海英、郭某六人在我村黄家山合伙租地经营弃土一事，已报备村委会，当时这个项目由我村与中铁十一局接洽，谈好相关事宜后交由郭海英带头实施，其他人参与股份经营。另外，经一审法院向郭某询问，其表示涉案款项与其无关，不申请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但原告自愿为郭某预留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款项的性质及该款如何分配。第三人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与原告黄德华、郭世贤、郭银文、郭秀琴、郭海院签订《土地治理协议》，原告黄德华、郭世贤、郭银文、郭秀琴、郭海院将其土地交付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用于弃土场，原告郭世贤、郭海院、黄德华、郭云富与被告郭海英、案外人郭某合伙转让郭昌荣、龙现英的土地用于弃土场，黄官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黄官村委员出具的证明均载明郭世贤、郭海院、黄德华、郭云富、郭海英、郭某系合伙将土地交付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用于弃土场，虽黄官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黄官村委员出具的证明未显示郭银文、郭秀琴是否参与合伙，但原告郭世贤、郭海院、黄德华、郭云富认可郭银文、郭秀琴参与合伙，且中铁十一局二公司、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也对此予以认可，同时，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陈述在土地使用完毕后，被告郭海英系作为合伙代表与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签订《弃土场补充协议》，相关款项共计880482元由被告郭海英代为领取。被告郭海英辩解其与原告并非合伙关系，且其从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处领取的880482元系工程款，非合伙经营弃土场的收入，对此，被告郭海英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存在工程承包关系，且中铁十一局二公司、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也予以否认，故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原告郭世贤、郭海院、黄德华、郭云富、郭银文、郭秀琴、被告郭海英、案外人郭某系合伙经营弃土场将土地交付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使用，为此获得的款项也应由上述人员共同分配享有。《弃土场补充协议》约定弃土场由被告郭海英负责租赁机械进行平整和复垦，一次性支付机械费用10万元、转运弃土费用8万元，庭审中，被告郭海英陈述其使用机械进行了土地平整和复垦工作，但原告认为被告郭海英仅进行了部分平整及运土工作，并未完成，从原告提供的现场图片看，土地至今仍然凹凸不平无法耕种，被告郭海英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故一审法院酌情判决郭海英享有5万元的机械及转运弃土费用，剩余款项应由参与合伙人员共同分配。原告郭银文、郭秀琴自愿主张仅分配清理石头的费用，一审法院从其自愿，金额为6.36亩×2000元／亩＝12720元、1.4亩×2000元／亩＝2800元。剩余款项814962元（880482元-5万元-15520元）按照土地面积（自有土地加上转让土地）进行分配，转让土地由六人平均分配，原告郭世贤土地2.47亩、原告黄德华土地5.97亩、原告郭海院土地0.76亩、转让土地4.73亩，共计13.93亩土地，每亩土地的金额为814962元÷13.93亩＝58504.09元。原告黄德华应获得58504.09元×（5.97亩＋4.73亩÷6）＝395390.14元、原告郭世贤应获得58504.09元×（2.47亩＋4.73亩÷6）＝190625.83元、原告郭海院应获得58504.09元×（0.76亩＋4.73亩÷6）＝90583.83元、郭某、原告郭云富分别获得58504.09元×（4.73亩÷6）＝46120.72元，被告郭海英应获得58504.09元×（4.73亩÷6）＋5万元＝96120.72元。郭某虽未参与本案款项分配，但原告自愿为郭某预留款项，一审法院从原告自愿，为郭某预留46120.72元，郭某是否向被告郭海英主张支付该款从其个人自愿。第三人黄官村委会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郭海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郭秀琴2800元，支付原告郭银文12720元，支付原告郭世贤190625.83元，支付原告黄德华395390.14元，支付原告郭海院90583.83元，支付原告郭云富46120.72元；二、驳回原告郭世贤、黄德华、郭海院、郭云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604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郭海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8年2月1日黄官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1、被上诉人六人共同流转郭昌荣的土地事宜，且六人已将流转的土地平均分配并分别租给中铁十一局第二工程公司用作倒土场；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合伙关系。黄官村录像、录音各一份。拟证明黄官村委会、调解委员会为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及《情况说明》，仅依据郭世贤的口述，并未依据客观事实。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2018年2月1日《情况说明》真实性认可，恰好能证明双方确系合伙关系，共同流转了土地用于中铁十一局第二工程公司用于弃土场。对录音的三性不予认可，本案在2019年已经起诉，录音是2018年，与起诉之后的情况向左，该录音系上诉人偷拍偷录，如果上诉人认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系单方面陈述应由村委会另外出具证明或出庭证明，该录音录像是否存在剪辑的行为不知道，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该组证据中的情况说明，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因流转土地并未平均分配后各自出租，故但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录音录像无法确认真实性，且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第二组证据：1、黄官村黄家山弃土场补充协议一份。拟证明：（1）协议由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与上诉人郭海英个人签订，协议仅约束中铁十一局第二工程公司项目部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关。（2）协议中“弃土场中有石头，石头需全部清除”、“弃土场复垦后，土地中的石头与甲方无关，所有事项全部归属于乙方”等表述，均表明需由上诉人郭海英实际履行平整和复垦义务。（3）由此产生的案涉款项880482元属于郭海英个人所有，与被上诉人无关。2、郭海英的微信朋友圈发布视频一份。拟证明：（1）郭海英使用机械设备实际实施了土地的平整复垦。（2）《弃土场补充协议》仅约束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与郭海英，与被上诉人无关。3、收条五份。拟证明：（1）郭海英租赁推土机、挖机及聘请车辆运送弃土产生费用共计74860元，其中被上诉人郭海院为郭海英运送弃土产生运费1万元，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2）郭海英按照《弃土场补充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平整复垦义务。（3）弃土场补充协议仅约束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与郭海英，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1、对补充协议的三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虽然该协议系上诉人与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签订，但是在一审庭审中第三人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陈述上诉人系被上诉人推荐的代表，代表与中铁十一局二公司签订协议，该赔偿款因属整个合伙成员。2、上诉人称其对涉案土地进行了复耕，但是一审查明的内容均可以看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的土地及流转的土地到现在仍无法耕种。对视频的三性不认可，视频无法证明具体的工程量，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确定地点是否是本案的土地。3、从土地的现状看，无法体现上诉人已经对土地进行了复耕，即便有，一审法院已经予以扣除，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收条：有两张收条均体现收到郭老五款，正好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如果不是合伙关系，不可能支付车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黄官村还有另外一个工程，挖机的租金是否是本案涉案土地的租金无法区别，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收条的真实性确实是其签字，但是并不是本案的工程。对于该组证据中的《弃土场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视频，无法确认挖机在案涉土地上工作，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对于收条，无法证明与案涉土地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第三组证据：土地归还协议六份。拟证明：1、甲方按照乙方的要求将弃土场平整完成，并分别与被上诉人签字确认；2、上诉人作为甲方代表签字，充分证明郭海英按《弃土场补充协议》约定已完成了土地的平整复垦，同时可证明该协议是由郭海英履行且该协议仅约束第三人与郭海英，与被上诉人无关；3、郭海英并没有作为乙方代表签字，也可知晓郭海英不能代表被上诉人，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合伙关系。银行流水一份。拟证明：1、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将案涉费用在郭海英平整复垦完毕后才支付，证明郭海英已实际履行完毕平整复垦义务；2、归还郭云富土地时，对其土地不足部分已向其支付补偿款项。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土地归还协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协议系上诉人主动找到本案的被上诉人，陈述要求签订该协议之后中铁十一局二公司才打款给上诉人，再由上诉人分配款项，因此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上诉人的银行流水：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就该银行流水上诉人曾以民间借贷的名义起诉，均被驳回，因此其以该银行流水证明本案的法律关系达不到证明目的。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提交弃土场复垦前的土地照片一张（郭秀琴与郭英文）。拟证明对案涉土地进行了复垦。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复垦之后的照片现场还是这个样子，是郭金银的，被上诉人是六姊妹，土地是没有界限的，前后照片并非是同一块土地，该照片显示郭金银的土地，并非是郭英文及郭秀琴的。对于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第五组证据：上诉人申请证人常某、郭某出庭作证，拟证明：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合伙关系；2、土地补充协议仅约束的是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与郭海英，与被上诉人无关；3、郭海英实际履行完毕了平整复垦义务；4、案涉款项属于郭海英个人所有；5、郭海英签订土地补充协议后再次临时征地，其中部分为郭某的土地，另一部分为郭海英自己的土地，新征郭某土地部分的费用包括临时征地费和青苗费已由郭海英全部支付完毕。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不认可郭某的证言，本案的证人郭某与被上诉人郭世贤之间存在矛盾，双方因纠纷吵打经过法院判决人身损害赔偿。2、从证人的证言看与实际的情况是相左的，其说的土地复垦恰好印证上诉人提供照片的土地系证人自己复垦的，被上诉人的土地并未复垦，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证人常某的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首先，本案从询问可以看出其知晓上诉人、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但是不知晓双方的出资及分配，不知晓怎么分配土地流转款的，说不存在合伙关系没有依据。其次，其自认是中铁十一局的退休职工，但中铁十一局二公司一审到庭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证人的证词与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经理的陈述是矛盾的，达不到证明目的。对于该组证据，因郭某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不予不予确认。证人常某的证言与中铁十一局一审答辩意见矛盾，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5日，郭某（甲方）与郭某、郭海院、郭世贤、黄德华、郭海英、郭云富（乙方）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约定，郭某将其耕地0.02亩流转给乙方用于修建乡村耕地道路。同日，郭云富（甲方）与郭云富、郭某、郭海院、郭世贤、黄德华、郭海英（乙方）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约定，郭云富将其0.863亩土地流转给乙方用于修建乡村耕地道路。郭秀琴与郭银文并未与郭海院等六人一起与郭昌荣、龙现英签订4.73亩的土地转让协议。2014年8月30日郭云富、郭海英并未分别与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签订《土地治理协议》。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甲方）与郭海英（乙方）签订的《弃土场补充协议》约定，因铁路建设需要，甲方征收乙方原有的低洼山坳地（位于渝黔铁路Ｄ2Ｋ324＋300~360右侧），作为甲方路基的弃土场。该协议第八条约定，以上款项甲方支付给乙方后，弃土场以后所有复垦，土地划分等相关事宜，由乙方负责，如甲方未及时支付上述款项，所造成的堵工等事宜有乙方负责。第九条约定，如乙方内部土地划分协商不好，导致堵工，所发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第十条约定，待上述款项付清后，此补充合同及原征地合同全部终止。黄官村委会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2018年，黄德华、郭海院、郭世贤、郭银文、郭秀琴作为原告，以中铁十一局二公司、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郭海英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对五原告的土地进行平整和治理，恢复土地原状。一审法院作出（2018）黔0113民初57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五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依法仅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关于郭海英与被上诉人的关系问题。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对此，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出资并共同与郭昌荣、龙现英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流转郭昌荣夫妇4.73亩土地经营使用权出租给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用于弃土场的事实来看，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虽然合伙流转的4.73亩土地系以郭世贤的名义与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签订土地治理协议，但该流转土地对外使用产生的权利应属于全体合伙人共同享有。故本院对上诉人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弃土场补充协议》约定的880482元款项的性质问题。上诉人主张一审认定《弃土场补充协议》产生的880482元是对案涉土地的货币补偿款并以此进分割系错误的，该协议实际是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将案涉土地平整复垦事宜委托发包给上诉人，因此向上诉人支付880482元并非已替代为对案涉土地的货币补偿款。对此，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与郭海英签订的《弃土场补充协议》开篇约定，因铁路建设需要，甲方征收乙方原有的低洼山坳地（位于渝黔铁路Ｄ2Ｋ324＋300~360右侧），作为甲方路基的弃土场。该协议第八条约定，以上款项甲方支付给乙方后，弃土场以后所有复垦，土地划分等相关事宜，由乙方负责，如甲方未及时支付上述款项，所造成的堵工等事宜有乙方负责。第九条约定，如乙方内部土地划分协商不好，导致堵工，所发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第十条约定，待上述款项付清后，此补充合同及原征地合同全部终止。从该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虽有郭海英的土地被征用，但从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郭海英并未将其土地提供给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用于弃土。该协议约定郭海英对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租用土地负有支付款项、划分土地等义务，而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支付完毕上述款项后，原征地合同全部终止。现中铁十一局已经支付完毕上述款项，且已生效的（2018）黔0113民初5775号民事判决也认定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与郭海英签订的《弃土场补充协议》系货币补偿，由出租方自行处理。且作为《弃土场补充协议》见证人的黄官村委会出具证明说明洽谈好相关事宜后交由郭海英带头实施。故根据以上证据及事实足以认定郭海英系代表案涉土地出租方与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签订《弃土场补充协议》，现案涉被上诉人对郭海英签订的《弃土场补充协议》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以及案外人郭某系合伙经营弃土场将土地交付中铁十一局二公司项目部使用，为此获得的款项也应由上述人员共同分配享有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上诉人还主张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将涉案土地平整复垦完毕，协议约定的义务已履行完毕。对此，《弃土场补充协议》的确约定弃土场由郭海英负责租赁机械进行平整和复垦，从本案的证据来看，郭海英仅进行了部分平整及运土工作，案涉土地至今仍然凹凸不平、乱石纵横、无法耕种，且郭海英得到案涉款项后并未向土地出租人支付相关款项，故本院对郭海英关于其已经履行完毕补充协议约定义务的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鉴于郭海英履行部分义务，一审酌情判决郭海英享有5万元的机械及转运弃土费用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郭海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04元，由上诉人郭海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俊审判员 颜 云审判员 姜彦宏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