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2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志土，男，196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武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吕伟雄，男，197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顶军，缙云县政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志土因与被上诉人吕伟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2民初3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志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一审反诉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10万元的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此，上诉人认为不符合事实。上诉人持有瑞金市鑫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公司”）全部的股权，该公司总投资为人民币2000万元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于2016年7月18日签订了《矿山股份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明确约定，上诉人转让其所持有公司10%的股权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支付人民币200万元整。由于被上诉人资金不足，仅投资50万元(50万元包括本案10万元在内)，其中双方还约定将上诉人的儿子李彬借款30万元也作投资款里面，共计80万元，计4%股份。为了工商变更登记，双方临时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诉人从童春法手里转过来就是按2000万元计算，上诉人转给孙丽萍5%，也是100万元。鑫达公司原约定转给被上诉人10%，计200万元，由于被上诉人资金不够，总共80万元，所以按4%转让。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返还股权转让款完全错误，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在证据采信与事实认定方面明显存在矛盾。二、由于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严重错误，导致在计算方法和适用法律方面也存在错误。既然矿山总价为2000万元，转给被上诉人4%就应该是80万元，而不是40万元。根据《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7月18日签订《矿山股份转让协议》时，双方约定转让10%股权，按200万元计算。后来由于被上诉人未凑足资金，只转了50万元，加上借给上诉人儿子的借款30万元，共80万元，所以只转让了4%的股权。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上诉人后来把借给上诉人儿子李彬的30万元又作为民间借贷起诉，那么在该股权转让中就应补足30万元。根据常理，矿山总价值和注册资金是不相符的，所以根据注册资金提供给工商登记部门的协议，并不是对前面协议的变更。根据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不应由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10万元转让款，而应该由被上诉人补交30万元转让款。一审法院根据注册资金来计算转让价格显然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错误，导致在计算方法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为此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吕伟雄辩称，一、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上诉人认为一审错误的理由是其对前后二份协议各取所需歪曲事实所得出的结果。前一协议签订时间是2016年7月18日，该协议载明公司总投资2000万元，转股额为10%，即乙方(吕伟雄)支付人民币200万元。后一协议签订时间是2017年6月22日，该协议载明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转股额为4%，即以人民币40万元转给乙方(吕伟雄)。上诉人将前一协议的2000万元总资产与后一协议转让4%的股权牵扯在一起，从而得出“转让款应该是80万元”的结论，这种做法明显不能成立。第一，后一协议已变更了前一协议。前协议签订后，答辩人发现上诉人转给张建平10%的股权，只付了50万元。答辩人因此对作价提出了异议，2017年6月22日对转股问题重新进行了确定，即总投资从原来协议中的2000万元确定为1000万元，转让股份从原来的10%确定为4%。因此，由于作价及转让比例的变更重新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后协议对前协议的作价和转让股份比例均作了变更。第二，前后二协议系同一次转让，不是二次不同的转让。而一次转让的二份不同协议，不可能各取二份协议中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进行适用，二份协议要么适用前一份，要么适用后一份，不可能是二份协议中各取部分所需的内容。本案中因情况发生变化，后一协议已取代了前一协议。第三，前一协议中所称的“公司总投资二仟万元”其实本来就不存在。其一，公司的总投资根本没有2000万元，登记的注册资金是1000万元，公司始终没有增资过。其二，后一协议已得到了各股东的认可，并进行了转让变更登记。工商登记记录的股权构成与2017年6月22日的后一协议相一致，也与同一天所签订的公司章程相一致。根据上诉人自己的出资及占有实际股份的实际情况足以说明公司总投资是1000万元，并非上诉人所称的2000万元。且后一协议和章程中载明的公司注册资本也都是1000万元。后一协议股权转让对公司注册资金、股权转让占比、转让数额与五位股东签字的公司章程的股权构成完全相一致，表明公司全体股东均同意按此后一协议的内容落实。其三，正是前一协议中公司总投资2000万元不实，在答辩人发现后重新签订了不同价格、不同股份的后一协议。后一协议已变更、取代了前一协议，应以后一协议为准。(二)上诉人称“双方还约定将上诉人儿子李彬的借款30万元也作投资款”，这更加不符合事实。答辩人需要指出的是，股权转让前一协议于2016年7月18日签订，而李彬该笔借款时间是2016年8月10日。其借款时，转让协议已经签订，假如如上诉人所称系算作投资，那么，为何在转让协议已签订情况下，还会出具借条，显然不符合常理。况且在后一协议签订时，其儿子借条尚在答辩人处，没有作为股权转让投资款进行抵扣处理。这就充分表明，上诉人所说“将儿子李彬30万元借款当作转让股权的投资”是不诚实的。也充分说明，2016年7月18日前一协议达成，但答辩人于同年9月1日和28日打款40万元和10万元后因变更而于2017年6月22日重新签订了后一协议，因此，上诉人以40万元将公司的4%股权转让给答辩人的事实非常清楚。二、上诉人的第二个上诉理由是认为“一审判决在计算方法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首先，关于计算方法问题。上诉人是根据股权转让前后二份协议的不同内容各取所需得出的错误结论。对此，答辩人在前面已说得很清楚，不再重复。其次，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对这一点，上诉人并没有说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所在，在此，答辩人也就不再赘述。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吕伟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李志土归还借款100000元，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到实际归还日止。后变更为要求被告李志土返还多支付的10万元股权转让款。 李志土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吕伟雄补交30万元投资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8日，原、被告签订《矿山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鑫达公司总投资为2000万元，被告将鑫达公司40%股权中的10%转让给原告，原告将支付200万元。同年9月1日、28日，原告将40万元和10万元汇入被告账户。2017年6月22日，原、被告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被告将鑫达公司4%的股权以40万元转让给原告，约定30日内以银行转账一次性支付。同日，原、被告及鑫达公司其他股东均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章程载明各股东认缴出资额和比例，其中原、被告分别为40万元、4%和360万元、36%。另查明，鑫达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由童春法、童春林出资设立，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被告于2015年4月6日成为公司的股东。后公司股东多次变更，现鑫达公司股东为刘时国、赖国平、张建平、吕伟雄。又查明，2019年6月13日，原告以被告儿子李彬于2016年8月10日出具借条向其借款30万元未还要求李彬归还借款诉至法院，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2019）浙1122民初22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彬归还原告借款3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16年7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原告于同年9月1日和28日汇款40万元和10万元给被告，原告无证据证明其中10万元是借款给被告，且被告否认双方有借款，承认5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应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案由应从民间借贷纠纷变更为股权转让纠纷。原、被告纠纷的争议焦点是4%的股权转让款是多少？对于2016年7月18日和2017年6月22日二份股权转让协议，原、被告均予认可，但约定的转让股权和转让款不一致，双方均承认实际转让的股权是4%。前份协议仅是部分履行即原告支付被告50万元后未再履行，而后份协议已履行完毕，且进行了经有关部门的变更登记，可认定后份协议已对前份协议进行了变更，故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是被告以40万元将鑫达公司的4%股权转让给原告。被告以后份协议的转让股权4%和前份协议的转让价格来计算确定转让款80万元，是不符合逻辑的，也与事实不符的。被告陈述在2016年7月18日转让时以其子李彬向原告的30万借款转为原告支付给其的股权转让款，但李彬仍于2016年8月10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到2017年6月22日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借条尚在原告处，仍未进行抵扣。被告以按2000万元计算4%股权转让款依据不足，其要求原告支付30万元转让款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10万的请求，合法有据，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志土于判决生效之日即返还原告吕伟雄股权转让款100000元；二、驳回原告吕伟雄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李志土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均由被告李志土负担。该费用限判决生效日即向法院缴纳，逾期法院将强制执行。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四张照片，待证：10万元不是借款，是矿山投资款，系吕伟雄自己送过去的，作为矿山的过路费。被上诉人吕伟雄质证认为，对照片的情况不清楚，该笔钱是打给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吕伟雄一起从银行取出的，该笔款项用于支付过路费，该10万元和40万元都是吕伟雄的投资，用于投资矿山的股权转让。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上诉人所要待证的事实，故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吕伟雄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浙江稠州商业银行的业务回单，待证：上诉人儿子李彬向被上诉人是借款，并非股权转让款。2.嵊州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待证：上诉人36%股权拍卖出来220万元。上诉人李志土质证认为，对证据1，钱打到上诉人儿子卡里是事实，但该笔款项系股权转让款，并非借款。当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催讨借条，但被上诉人称借条已经丢失。对证据2，这只是股权拍卖，矿山和股权不是一个概念，矿山价值与股权价值不一样。本院认为，对证据1，该待证事实一审法院已作认定，无须再行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2，该组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故本院亦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志土主张原审法院认定其返还股权转让款10万元错误，被上诉人吕伟雄应当向上诉人再支付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就该上诉理由，首先，双方当事人先后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7月18日签订的协议约定转让股权10%，支付对价200万元；2017年6月22日签订的协议约定转让股权4%，支付对价40万元。前后两份协议对转让的股权数额和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格约定均不相同，双方当事人对此也存在争议，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前面签订的协议计算股权单价，后面所签协议系工商部门备案的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认为后面所签协议系对前面协议的变更，应当按照后面所签协议履行。本院认为，在前后两份协议内容存在冲突的情形下，应当结合合同履行情况来分析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实际转让的股权份额为4%，并非10%，并就4%的股权办理了相应的过户登记手续，且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先后支付了40万元和10万元款项后，并未支付过其他款项。结合案涉公司章程载明被上诉人认缴出资额和出资比例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后面所签协议系对前面协议的变更并无不当，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吕伟雄再支付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并无依据。其次，上诉人在二审中主张该笔10万元款项系被上诉人吕伟雄对公司矿山的投资款，但该主张与其一审的反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均相悖，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40万元款项系股权转让款，该笔10万元与40万元款项均转账到上诉人本人的同一账户，故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志土以40万元将鑫达公司的4%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应当返还被上诉人吕伟雄10万元款项并无不当。 综上，李志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李志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婷 审 判 员  陈俊明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陈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