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4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818号。负责人：樊冬青，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勤，北京市华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提富，北京市华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勇（刘某之法定代理人），男，1977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城建福安楼寓物业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艳（刘某之法定代理人），女，197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200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学生，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大凤，女，195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四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代星，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羊坊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26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羊坊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将刘勇、王春艳、刘某列为被安置人，但审计过程中发现三人不符合安置政策，不应该享有安置人的权利。羊坊村委会拒绝给刘勇、王春艳、刘某发放周转费及办理选房手续是在纠正安置错误问题，等于是在行使撤销权。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羊坊村委会经过入户调查，确认刘勇、王春艳、刘某为被安置人，而且双方签署了《安置协议》，应履行合同义务。2019年5月，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羊坊村委会为刘勇、王春艳、刘某办理144平方米的回购房安置手续，即羊坊村委会为刘勇、王春艳、刘某办理回购房选房手续；2．判令羊坊村委会向刘某、刘勇、王春艳支付周转补助费196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勇与王春艳系夫妻，刘某系二人之子，聂大凤系刘勇之母。2014年11月21日，羊坊村委会与聂大凤签订《安置协议》，约定聂大凤腾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73号的所有房屋，产权人为聂大凤，刘勇、刘某、王春艳等为应安置人口，腾退房屋补偿款合计3011182元。周转补助费为1500元/人/月，先期支付一年。回迁安置预扣指标购楼款合计1651200元：在册应安置人口4人，优惠购楼指标每人48平方米，回购指标共计192平方米，回购单价4300元/平方米，购楼款825600元；未在册安置人口4人，优惠购楼指标每人48平方米，回购指标共计192平方米，回购楼单价4300元/平方米，购楼款825600元。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出示2014年12月11日《个人汇款委托书》和账户交易流水，聂大凤向北京亚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汇款1651200元，据此述称羊坊村委会已经按照《安置协议》扣除了安置房款，对此，羊坊村委会认可已经扣除购房款且三刘勇、王春艳、刘某的购楼指标款包含在内，但认为所扣房款是指从拆迁补偿款中直接抵扣购房款，而非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直接交纳购房款。现羊坊村委会认可未向刘勇、刘某、王春艳交付安置房，已经扣除的房款也未退还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2016年5月18日，北京亚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羊坊村回迁安置房选房细则（暂定）》，其中载明：“一、被安置人员回迁指标的核定：（一）本细则所指的被安置人员须具备如下条件：1、《丰台区花乡羊坊村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腾退协议》”）及《羊坊村新增人口补充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载明的“应安置人口（以下简称“被安置人员”）；2、被安置人员已通过了回迁购房指标的审核。3、户籍在北京市但不在羊坊村的户籍人员，应出具户籍所在地相关部门开具的《未在当地享受拆迁安置指标证明》，才能享受购买本次安置用房被安置人员回迁指标；4、从北京市其他地区迁入羊坊村的户籍人员，应出具原户籍所在地相关部门开具的《未在当地享受拆迁安置指标证明》，才能享受购买本次安置用房被安置人员回迁指标。5、腾退时提供重大疾病证明并领取了大病补助的，经审计不符合规定的人员，只有在按照要求完成退款工作后，才能参与后续选房、签约工作。同时符合上述条件的被安置人员所享有的回迁指标，方可视为购买本次安置用房有效的被安置人员回迁指标。（二）其他未在《腾退协议》及《补充协议》中载明的应安置人员，均不得视为本次被安置人员，不享有本细则规定的权利。”2016年8月8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向北京亚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花乡羊坊村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开发成本阶段性审核意见》（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其中第十三项审核意见为：“聂大凤：2014年11月21日羊坊村委会与聂大凤签署了《安置协议》，被腾退人聂大凤的房屋为羊坊村73号……被安置人刘勇、刘某、王春艳三人，资料显示刘勇为聂大凤之子，户籍在丰台区文体路38号院4楼102号，刘某为聂大凤之孙，户籍在丰台区文体路38号院4楼102号，王春艳为刘勇之妻，户籍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克山镇鹏程社区三小区2组。以上三人户籍均不在羊坊村，不符合《实施细则》第四章第七条中关于安置人口认定的规定，故刘勇、刘某、王春艳不符合安置条件。羊坊村委会、亚雄房地产公司应就上述不符合安置条件人员涉及的补偿款项及购楼款进行重新计算，多退少补。”同年9月12日，羊坊村委会形成《会议纪要》，载明对审计报告审出的不符合安置办法安置的人员收回不应安置人口的安置指标等整改意见。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对《审核意见》、《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审核意见》是羊坊村委会在双方签订完安置协议后单方出具的，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不知情，且损害了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的安置利益。《会议纪要》系安置协议签订后羊坊村委会自己出具的，对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不具有约束力，事后羊坊村委会单方出具的决议违反双方契约精神。庭审中，羊坊村委会主张刘勇、王春艳、刘某户籍不在羊坊村，未通过审计，不符合安置条件，刘勇于1987年11月20日户口迁至丰台镇文体路48号，刘勇于2005年1月20日户口迁至丰台区文体路38号院4楼102号，刘某户口位于丰台区文体路38号院4楼102号，王春艳户口位于黑龙江省克山县。刘勇称我实际居住在羊坊村，从80年就居住在那，是常住人口，我是当时上学才将户口迁至文体路，结婚后孩子也落户文体路。刘勇、王春艳、刘某在户籍所在地均未享受过拆迁安置。庭审中，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向一审法院提交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证明刘勇、王春艳、刘某名下均无房产，羊坊村委会称三人无房不是能够被安置的理由。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提交由克山县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出具的《证明》，载明“兹证明王春艳，性别女，身份证号×××,户口所在地址：黑龙江省克山县克山镇鹏程社区三小区2组，在克山县无登记房屋，户口所在地无拆迁记录，未享受过福利分房和房屋拆迁安置相关政策。”克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中心产权认证单，显示王春艳房屋登记情况为“无”。羊坊村委会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王春艳户籍不在羊坊村，故不符合安置人口的认定。经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申请，一审法院就刘勇、王春艳、刘某是否在丰台区文体路48号享受过安置问题向北京丰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去函，该公司向一审法院邮寄了丰台区文体路48号拆迁安置的档案材料，其中《丰台镇文体路改造开发建设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中载明住址丰台文体路48号，应安置人口七人，其中并无刘勇、刘某、王春艳三人。羊坊村委会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称刘勇、刘某、王春艳三人没有享受拆迁安置亦不能证明其就符合羊坊村的拆迁安置政策，认定安置人口应当按照安置细则中关于安置人口的规定进行认定。羊坊村委会称聂大凤户包括聂大凤在内的其余5人已经选房完毕，故属于双方对原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的变更。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对此不予认可，聂大凤亦表示未和村里签署过变更协议。庭审中，羊坊村委会称一期安置房已经安置完毕，现二期房屋正在建设，二期符合安置条件的，现在可以安排选房，选一居室、二居室，但是房号、面积定不了。庭审中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主张，刘勇、王春艳、刘某的周转补助费仅发放至2016年6月30日，聂大凤等人已经选取安置房的周转补助费发放至2016年12月底，但是没有选房的一直发放至今，故刘勇、王春艳、刘某主张羊坊村委会向三人支付从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的周转补助费，其中周转补助费从2017年4月1日变更为每人每月2000元。羊坊村委会认可周转费从2017年4月1日变更为每人每月2000元，刘勇、王春艳、刘某的周转补助费发放至2016年6月30日，但认为周转补助费只发放给聂大凤。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同意该费用发放给聂大凤，再由聂大凤内部分配。另查，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于2016年10月将羊坊村委会、北京亚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羊坊村委会依法向刘勇、王春艳、刘某交付安置房144平方米，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06民初2206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本案原告聂大凤与羊坊村委会签订了《安置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该协议已确认刘勇、王春艳、刘某为被安置人，该三人应享有相应的安置利益。虽然二被告已扣除相应安置指标的购房款，但因二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回迁安置房认购协议确认安置指标相对应的安置房屋，且原告主张二被告交付安置房144平米指向不明，该项诉讼请求在客观上无法履行，经本院释明后，原告仍坚持要求二被告交付安置房144平方米的诉讼请求，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判决驳回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的诉讼请求，后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提起上诉，2019年4月11日，本院作出（2019）京02民终300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聂大凤与羊坊村委会签订了《安置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该协议已确认刘勇、王春艳、刘某为被安置人，优惠购楼指标为每人48平方米，该三人应享有相应的安置利益，故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要求羊坊村委会为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办理安置房选房手续，于法有据，法院对此予以支持。羊坊村委会称双方已经变更了安置协议，聂大凤对此不予认可，羊坊村委会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变更协议内容已达成合意，故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主张羊坊村委会为其发放周转补助费，亦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29日判决：一、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为刘勇、王春艳、刘某办理回购房选房手续；二、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聂大凤支付刘勇、王春艳、刘某三人从2016年7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的周转补助费1965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勇、王春艳、刘某是否享有安置权利；一审法院处理是否正确。关于焦点一，刘勇、王春艳、刘某享有安置权利。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羊坊村委会自愿与聂大凤签订《安置协议》，该协议将刘勇、王春艳、刘某等确定为被安置人。羊坊村委会对刘勇、王春艳、刘某的情况并非不知情，其以事后审计认定三人不符合安置条件来拒绝履行安置义务，依据不足。关于焦点二，一审法院就周转补助费处理正确，就回购选房手续处理应予调整。关于周转补助费部分，刘勇、王春艳、刘某享有安置权利，羊坊村委会未对其进行安置时理应向三人支付周转补助费。聂大凤作为《安置协议》的合同主体同意刘勇、王春艳、刘某的诉讼请求，故一审判决判令羊坊村委会支付周转补助费，处理正确。关于回购选房手续部分，刘勇、王春艳、刘某享有权利层面上要求配合办理手续的权利，但羊坊村委会不同意时，无法强制其与刘勇、王春艳、刘某达成缔约合意。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一审法院基于《安置协议》约定判令羊坊村委会配合刘勇、王春艳、刘某办理回购选房手续，如羊坊村委会不上诉，回购选房手续顺利办理指日可待。但直到本院审理中，羊坊村委会仍然表示刘勇、王春艳、刘某不符合安置政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同意就选房与刘勇、王春艳、刘某达成具体约定的合意，故此，基于该情况，本院对一审法院该部分处理结果予以调整，驳回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要求办理回购选房手续的诉讼请求。刘勇、王春艳、刘某仍可与羊坊村委会协商具体处理方式，协商不成时可就其安置权利无法实现要求赔偿。综上所述，羊坊村委会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269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269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驳回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负担70元（已交纳），由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村民委员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勇、王春艳各负担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村民委员会负担423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霍翠玲审 判 员 王金龙审 判 员 姚 颖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高 磊书 记 员 李 丽书 记 员 宋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