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8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刚，男，198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煜文，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蝶，天津金诺（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旭，男，198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昌锁，北京权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刚因与被上诉人康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6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刚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并无借贷合意是错误。首先，李刚自始知晓借款人为康旭，且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康旭支付了借款，康旭也认可其自始知晓转账人为李刚。其次，康旭本人书写的《借款合同》中已载明李刚是出借人，并认可在收到李刚的借款后，通过手机转账的方式，将款项用于偿还对孙莉莉的欠款。并且，李刚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三，证明借款前后李刚与康旭之间存在沟通。因此，双方自始认可借款关系，一审法院关于双方无借款意思表示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认定“李刚所述借款过程事实上系孙莉莉利用李刚账户、康旭的账户转账的行为”是错误的。首先，李刚的银行账户自始是其本人进行操作，不存在被孙莉莉利用的情形。其次，康旭在2019年10月23日的庭审中认可，收到李刚出借的款项后，将款项汇至孙国新、付营账户用以偿还对孙莉莉的欠款是本人操作。因此，本案中李刚出借款项、康旭收到款项并使用的行为，均是基于借贷法律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产生的合法行为。一审中康旭为拒绝还款虽口头主张不认识李刚，并企图将借新还旧中，李刚、康旭“新债”的借贷关系，与康旭、孙莉莉“旧债”的借贷关系，混作一谈。但康旭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孙莉莉利用两个账户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关于孙莉莉借用账户的事实认定，与事实不符。三、一审法院认定“李刚与康旭之间借款合同不成立”是错误的。首先，康旭自始认可《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从未就《借款合同》的成立提出过异议。其次，《借款合同》已载明出借人、借款人、借款数额等借贷关系的核心要素，李刚通过出借款项，已实际履行《借款合同》项下款项出借的义务，康旭通过收受并使用款项，已达到《借款合同》载明的资金周转的目的。因此，李刚与康旭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且生效。四、一审法院认定“李刚要求康旭偿还借款本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是错误的。首先，李刚已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李刚也是基于此向康旭支付的45万元款项，现李刚要求康旭返还款项并支付利息于法有据。然而，一审法院不顾康旭签署的《借款合同》与李刚已支付款项的事实，仅凭康旭口头主张，认定《借款合同》不成立，并不顾在借贷法律关系缺失的情况下，康旭收受45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却径直认定李刚要求康旭偿还款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显然于法无据。康旭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综合了双方提交的证据、一审陈述以及证人证言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李刚并未提供完整的转账记录，只是截取了其中一部分，不符合事实。双方之间并无借款合意，一审李刚陈述并没有承认是康旭向其借款，而是康旭向孙莉莉出具借条，《借款合同》中出借人处也是空白的。结合整个借款出借资金的链条来看，是孙莉莉将其自有资金通过李刚向康旭进行转账，最后再回转到孙莉莉账户上的。李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旭归还借款本金45万元；2．判令康旭支付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从2019年8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3．判令康旭支付保函费3000元及诉前财产保全费2770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康旭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康旭主张其在澳门赌博期间认识孙莉莉、孙国新，孙莉莉与孙国新系朋友，其向孙莉莉借款作为赌资，孙莉莉、孙国新对其赌博收入进行“抽水”。孙莉莉作为证人一审出庭称其认可在澳门向康旭出借款项，但不清楚其借款用途，未进行抽水，孙国新一审出庭作证称知道康旭借款系用于赌博。康旭、孙莉莉均确认康旭向孙莉莉出具了三张借条，其中2019年4月17日《借款协议》载明借款金额为437000元，还款日期为2019年5月10日；2019年4月19日《借款协议》载明借款金额为262500元，还款日期为2019年5月10日；2019年4月27日《借款协议》载明借款金额为30万元，还款日期为2019年5月10日还清。孙莉莉提供的相关转账凭证载明其向康旭账户转入了前述借款。康旭称其后为偿还前述借款，双方协商同意通过康旭的母亲实际偿还60万了结所有的借贷关系，2019年8月24日，孙莉莉到康旭家里，在康旭母亲的同意下，将50万直接转给孙莉莉，康旭于2019年8月27日转给孙莉莉5万，实际偿还55万后，孙莉莉和孙国新将100万的借条和收条交还给康旭的母亲。康旭主张至此其与孙莉莉债务全部结清，孙莉莉不予认可。后孙莉莉继续要求康旭偿还剩余45万元，2019年8月21日，孙国新打电话给李刚指示其出借款项给康旭，孙莉莉向李刚账户转款40万元，李刚将该款项转入康旭账户，康旭按照孙莉莉的指示将该40万元转入孙国新账户20万元，付营（孙莉莉朋友）账户20万元；2019年8月26日，孙莉莉再次要求李刚向康旭出借款项，同样由孙莉莉转给李刚10万元，李刚将该10万元转给康旭，康旭按照孙莉莉的指示当即将该笔款项转给了孙国新。后孙莉莉确认，因康旭实际欠付其款项为45万元，故要求康旭向李刚出具一份借款金额为45万元的《借款合同》。孙莉莉同时明确现康旭不再欠付其款项，仅欠付李刚款项。李刚向法院提交了该份《借款合同》，记载的借款日期为2019年8月26日，借款人为康旭，出借人为李刚，《借款合同》内容约定：用于资金周转，出借方于2019年8月21日转给康旭40万元，2019年8月26日转给康旭5万元，共计45万元。由转账方式转入借款人康旭指定收款银行中信银行账户。康旭主张该《借款合同》系其按照孙莉莉的要求书写的，系后补的，其此前并不认识李刚，亦不清楚孙莉莉让谁给他转钱，没有向李刚借款的意思表示，且孙莉莉、孙国新、李刚均系职业放贷人。一审庭审中，李刚明确其与孙莉莉、孙国新系朋友关系，此前见过康旭一面，并不熟悉，2019年8月21日和2019年8月26日其均是按照孙莉莉、孙国新的指示向康旭转款。2019年8月26日《借款合同》系孙莉莉、孙国新给的，转账及签署《借款合同》时其并未与康旭在一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借款合同关系的成立亦需要有借贷双方的合意为构成要件，也即出借人有出借的意思表示，借款人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在本案中，李刚向康旭转账及康旭出具《借款合同》的行为，从表象上看具有民间借贷的形式外表，但根据双方当事人一审庭审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均证明，李刚所述的借款过程事实上系孙莉莉利用李刚、康旭的账户转账的行为，资金自孙莉莉账户进入李刚账户，再由李刚账户转入康旭账户，再转入孙莉莉指定人员账户。康旭没有向李刚借款的意思表示，李刚亦没有向康旭出借款项的意思表示。故法院认定李刚与康旭之间《借款合同》不成立。李刚要求康旭偿还借款本息及承担保全费用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刚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李刚提交证据一，康旭于2019年8月21日、8月26日签署的借款金额分别为40万元、10万元的《借款合同》两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二，李刚与康旭于2019年8月26日的通话详单，证明李刚、康旭与孙莉莉协商确定由康旭向李刚还款。康旭对证据一中其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刚与康旭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刚上诉主张其与康旭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其亦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康旭支付了借款，故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李刚虽然持有康旭出具的《借款合同》并提供转账凭证，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孙莉莉与孙国新在一审中的证人证言及其他证据，可以看出，李刚与康旭之间的借款经过及款项流转过程均系依据孙莉莉的指示完成的，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实际上系孙莉莉利用李刚账户接收并转出款项，李刚与康旭之间并无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成立，并无不当。李刚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李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李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光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种仁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付天缘书 记 员  陈 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