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3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华才，男，195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开兵，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慎，广东方则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建新，男，196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昌，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景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蓝天路澳城花园C栋1-04-A室。法定代表人：范家杰。原审第三人：澳达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以东澳城花园（南区）澳城花园G栋15-01至15-08。法定代表人：张庆生。上诉人李华才因与被上诉人陈建新、原审被告深圳市景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辉公司）、原审第三人澳达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0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李华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开兵、黄慎，陈建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华才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陈建新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陈建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李华才与陈建新之间根本不存在共同以景辉公司名义承接澳城花园工程、双方对获取的工程款按比例进行利润分成的合作关系。李华才与陈建新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协议书》中载明：“李华才、陈建新二人合作为了工程结算顺利进行”，这明确表明该合作仅系工程结算亦即工程款结算的合作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在工程过程中的合作，协议内容处处围绕工程款的结算进行约定也明确证明了这一事实。事实上，自2009年景辉公司成立始至2014年8月，陈建新曾系景辉公司挂名股东，从未参加景辉公司的经营管理。该期间，陈建新仅系代李华才持有景辉公司30％股份，该3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为李华才，该股份实为李华才依法所有，陈建新并未实际出资，并不实际享有景辉公司股东权利，亦从未履行景辉公司股东义务，陈建新仅系作为景辉公司聘用的职员履行职责。因李华才于2014年8月份退出景辉公司而将该股份转让给案外人，陈建新亦于当时配合李华才股份转让而不再挂名。李华才提供的证据如汇款单等、景辉公司及第三人澳达公司的答辩陈述等均足以证明陈建新仅仅系代李华才挂名持有景辉公司股份、从未曾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而陈建新于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尤其是其关于景辉公司股份出资及其转让前后相互矛盾的陈述更加证明前述事实：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时，陈建新陈述其从未实际出资并于2014年无偿转让其名下景辉公司股份，本案一审第二次庭审时陈建新则改口声称其已实际出资并于2014年以人民币15万元将股份转让与李华才指定的第三人但未收到转让款。一审判决对于诉讼双方讼争的前述关键事实在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部分不作认定，而在“本院认为”部分变相认定“李华才与陈建新存在合作关系，共同以景辉公司名义承接澳城花园工程，双方对获取的工程款按比例进行利润分成”，显属事实认定错误。（二）李华才与陈建新之间的涉案协议依法均属无效且陈建新从未依据协议履行结算义务，陈建新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协议有效并支持其相关诉讼请求显属法律适用错误。1.陈建新与李华才之间的涉案协议依法均属无效。本案涉案协议的主体均为陈建新和李华才，客体内容则均系涉案工程款的结算及分配。事实上，涉案工程施工方为景辉公司，涉案工程款依法属于景辉公司所有，涉案协议约定的工程款的结算及分配等权利依法均归属于景辉公司。李华才系受景辉公司指派委托与澳达公司进行工程款的结算。本案中，涉案协议事先均未得到景辉公司许可确认、事后亦未得到景辉公司追认，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涉案协议依法归属无效。而陈建新在明知李华才无转委托权限的情况下仍与其签订涉案协议，陈建新显然存在明显故意过错，依法应自行承担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无权依据涉案协议向李华才及景辉公司主张任何权利。2.抛开涉案协议无效性不谈，陈建新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任何结算义务，亦根本无权依据协议向李华才主张任何权利。(1)尽管涉案协议依法归属无效，涉案协议签订后，陈建新亦未负责涉案协议中约定由其负责的结算工作。本案中，基于陈建新承诺保证景辉公司在原已收到工程进度款43901530元的基础上再收到澳达公司结算工程款800万元以上(即涉案工程款最终结算金额在51901530元以上)、李华才可尽力促成景辉公司支付陈建新奖励的前提，李华才与陈建新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协议书，明确约定了陈建新应负责的结算义务。因陈建新未能履行义务，双方于2016年1月29日再次签订了协议。陈建新在自身仍未履行结算义务的情况，胁迫李华才于2018年1月27日第三次签订了协议。事实上，根据协议约定，陈建新负责结算的义务包括①协助景辉公司编制符合合同履行事实且为澳达公司认可的竣工结算书、②向澳达公司催请按期付款并保证景辉公司在原已收到工程进度款43901530元的基础上再收到澳达公司结算工程款800万元以上并③按期收回工程款，尤其是保证景辉公司在原已收到工程进度款43901530元的基础上再收到澳达公司结算工程款800万元以上并按期收回工程款最为重要，本案证据已充分证明了前述事实。本案中，涉案工程款的竣工结算书系由本案证人罗某存独立完成再经景辉公司确认后报送澳达公司进行审核，再达成工程双方一致认可的工程结算书，涉案工程款项支付请求亦由景辉公司直接向澳达公司发出，涉案工程款最终核算总金额为48918181元，比景辉公司原已收到的工程款仅多出5016651元，亦即陈建新并未兑现景辉公司在原已收43901530元的基础上再收到澳达公司结算工程款800万元以上的承诺，景辉公司与澳达公司的相关答辩陈述及证据均己对此予以充分证明。试想，从一开始李华才就清楚涉案工程竣工结算书系由本案证人罗某存编制，除了负责景辉公司在原己收到工程进度款43901530元的基础上再收到澳达公司结算工程款800万元以上、向澳达公司催请按期付款并实现景辉公司按期收回工程款，协议约定的陈建新负责结算的义务内容又能是什么。陈建新又履行了哪些结算义务。(2)景辉公司与澳达公司之间的涉案工程款至今仍未结算完毕。涉案工程结算书仅为景辉公司与澳达公司之间对于涉案工程款的审核确认，并非涉案工程款项的结算完毕依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涉案工程款结算完毕的证据。景辉公司与澳达公司的答辩陈述及证据已充分证明涉案工程款尚有3806437.74元至今未结算完毕。也就是说，陈建新未履行协议约定的负责结算义务，无权向李华才主张任何权利。综合上述，陈建新在本案中恶意隐瞒其为景辉公司员工和挂名股东的客观真实身份，捏造其为景辉公司实际股东的虚假身份，妄图以诉讼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陈建新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审认定讼争双方协议有效并以种种理由为陈建新未履行结算义务进行开脱且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判决显属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补充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澳城花园项目是澳达与景辉公司之间的工程项目，陈建新与李华才之间没有书面的合作协议、且李华才对合作的事实予以明确否认，陈建新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李华才之间的项目合作证据。退一步说，假设陈建新是景辉公司的股东，就能必然证明其与李华才之间的项目合作关系，这显然是很滑稽的。其次，获取的工程款属于景辉公司的公司财产，如果认可本案对工程款进行分成，是对景辉公司财产的侵害。第三，一审认定《协议》是对利润进行分成，只是陈建新的单方诉请、且没有证据证实，没有事实基础。根据双方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合作只是“为了工程结算”，也不存在对工程款或者利润进行分成的约定。（二）对于2018年1月27日约定中的“（最迟6月1日前）”的认定，一审判决同样作出了错误的认定。一审认定为“该承诺应理解为无论是否结算完毕，最迟都应在6月1日前付清100万元”，是毫无依据地偏帮陈建新。2018年1月27日的约定双方从来没有明确6月1日是付款时间。相反，双方只约定了付款条件，即“结算后一个月内”。李华才在一审时反复强调，陈建新要获取100万元，除了需要景辉公司在2015年5月28日协议书签订后，再收到澳达公司支付的800万元工程款之外，陈建新还需有与100万元形成对价的结算行为，即结算完毕之后。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无论工程是否结算完毕、无论陈建新是不是按照约定进行结算，都必须获取100万元的酬劳，那是不公平的。一审判决将6月1日理解为付款的最后期限，除了陈建新的诉请之外，事实依据何在。（三）一审判决将陈建新提供竣工图纸或者单据认定为其已经履行了结算义务、继而有权获取100万元酬劳，亦属事实查明不清。证人证言已经证实，陈建新只是在前期通过电子邮件发过竣工图纸给他。发几封电子邮件就可以获取100万元的报酬，这明显有违常理。且证人证言同时指出，“结算是双方对质的过程”，这里指的双方是发包方和承包方，“争议肯定有”；还要涉及很多的结算标准，需要与甲方进行充分的沟通，证言中称“我发现其中有一个依据错误向景辉公司提出，这个可以争取更高一点的结算费用”，由此可见，结算的过程是一个角力的过程，结算费用的高低需要去尽力争取才能实现，而不仅仅是发几封电子邮件。证人已经证实陈建新只是“前期有提供一些材料，但是竣工结算书是我经手的，陈建新没有参与”。这与李华才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但是一审判决却对证人证言中涉案关键的事实均刻意忽视，做出来错误的认定。（四）李华才认为本案的付款条件从未成就，且陈建新从未提出证据证实李华才实施了“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行为，何来成就。陈建新辩称，（一）1.双方的合作关系一审已经查实，依据是三份协议及证人证言，但其实本案的其他证据均可以证明双方的合作关系。包括：两份录音，李华才多次向陈建新提及300多万的提成，若没有合作关系是不可能分成该款项的。且2015年11月2日转账了30万元，这是第一份协议签订后。2016年2月1日、3日总计转账30万，这是第二份协议签订后。这与李华才否认合作关系是完全不符的。2.在2019年9月24日李慧贤在南山区法院的询问笔录中指出，景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李华才与陈建新，其虽然是法定代表人，但也是听从李华才与陈建新的工作安排。3.李华才一直都是景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2015年10月15日付款申请书的审批是李华才，以及李慧贤的询问笔录中也确认李华才在签字时仍是景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景辉公司与澳达公司的结算书的负责人签名也是李华才。这与李华才表述其在2014年就退出景辉公司的管理是与事实不符的。（二）三份协议的内容，在后协议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付款金额及付款条件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更。2016年1月29日双方约定的是总计价款130万元。并且明确以前签的协议已经全部作废。2015年5月28日所约定的按结算金额支付款项的支付条件已经变更，2018年1月27日因为实际拖延太久，实际上对付款条件又再一次变更，明确李华才应当在2018年6月1日前付款。同时，2015年5月28日中约定的陈建新的结算义务仅是负责对数跟踪。根据证人证言，陈建新向其提交了相关结算资料，实际上双方对工程量不存在争议。陈建新至此已经完成了相关的举证义务。根据证人证言，证人罗某存是李华才聘请的2013年起就开始负责制作结算报告书等内容。同时根据李慧贤的证言，罗某存是景辉公司的员工，景辉公司与罗某存的关系已经紧密到使用罗某存的账户为景辉公司的提钱账户，李华才作为景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对罗某存的工作是十分清楚的，其在一审庭审中也确认罗湖存的费用是由其支付的。故陈建新的义务自始至终都不包含制作结算书等内容。请法庭注意根据2015年5月28日的协议，对澳达公司的收款义务是由李华才承担的。澳达公司的工程结算已经在2018年完成。其怠于催收款项的责任应当由其自己承担。2018年1月27日的内容已经明确了付款时间为2018年6月1日及不管景辉公司是否收到工程款，李华才均应履行付款义务。请法庭驳回李华才的上诉请求。景辉公司未到庭答辩。澳达公司未到庭答辩。陈建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华才、景辉公司共同连带向陈建新支付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6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李华才、景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景辉公司于2009年7月27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范家杰，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室内外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不含特种设备）、金属门窗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清洁服务、绿化养护、弱电工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2014年9月30日，景辉公司发生股权变更登记：原股东钟志荣、出资额35万、出资比例70%，原股东陈建新、出资额15万、出资比例30%，变更为股东钟志荣、出资额35万元、出资比例70%，股东陈钜、出资额15万、出资比例30%；2017年12月15日，景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慧贤变更为范家杰。2015年5月28日，李华才与陈建新签订《协议书》，载明：“李华才、陈建新二人合作为了工程结算顺利进行，双方责任协商如下：1、从2015年6月1号开始，澳城花园（北区）室内、外装修工程，石材幕墙工程相关结算的款项由陈建新负责进行同建设方澳达实业（深圳）发展有限公司对数结算跟踪；2、韶关荷花园酒店工程结算由陈建新进行对数跟踪；3、工程结算单据建设方澳达实业（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确认签证后由李华才负责跟踪收款；4、李华才负责督促建设方澳达实业（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进行对工程款项尽快落实结算时间；5、结算方式，结算约人民币800万元，李华才先支付结算款项约人民币100万元给陈建新，待结算签证400万元以上金额双方结算方式为李华才占金额四分之三，陈建新占金额四分之一进行分成，结算期间的费用及工程维修、工程尾数、工程保修金等款项由李华才承担，其他按进度比例支付。”下方有陈建新、李华才签名。2015年11月2日，李慧贤向陈建新转账30万元。2016年1月29日，陈建新与李华才签订《协议书》，载明：“关于澳城花园北区电梯前厅公共区域装修工程及石材幕墙工程结算一事，李华才、陈建新双方友好协商如下：订于2015年春节前，李华才支付现金人民币30万元给陈建新。陈建新负责将澳城花园北区所有经手的工程项目结算，结算完毕后李华才一次性支付陈建新100万元整。以前李华才、陈建新双方签字的所有协议取消作废，付完陈建新100万元后，李华才所有结算的工程款与陈建新无关。”下方有陈建新、李华才签名。2016年2月1日，李慧贤向陈建新转账10万元。2016年2月3日，李慧贤向陈建新转账20万元。2018年1月27日，陈建新与李华才在上述《协议书》下方注明如下：“经双方，陈建新、李华才与甲方确定时间，2018年5月1日前结算完毕，结算后一个月内付清陈建新款项（最迟6月1日前）。”下方有陈建新、李华才签名。一审庭审中，陈建新表示其与李华才从2008年开始合作，合作成立景辉公司，陈建新持股30%、李华才持股70%，李华才的股权系钟志荣代持，双方合作期间以景辉公司名义与澳达公司签订合同，自2012年开始承接涉案澳城花园项目，陈建新负责工程施工及工程管理，李华才负责承接业务、垫资和收款，双方根据收到的工程款进行分配，分配款由李华才的女儿李慧贤转入；2014年9月，因双方发生分歧，李华才要求陈建新将股份无偿转让给陈钜，并承诺会按照30%的比例支付工程分红款，陈建新同意后将股权转让给李华才指定的陈钜，但因澳城花园工程还未结算完毕，陈建新仍未退出景辉公司相关项目的经营管理，2015年5月28日双方签订协议书，此时澳城花园工程已基本完工，双方本应按30%、70%进行结算，但李华才表示结算期间的相关费用及工程的其他费用都是他出，故只能分给陈建新25%，陈建新同意；在2015年11月，支付30万元后，李华才表示不要按照25%计算，直接给陈建新130万元，由李华才自负工程盈亏，陈建新同意后双方遂在2016年1月29日签订《协议书》并由双方的朋友作为见证人签名，其后李华才向陈建新支付了30万元，剩余100万元一直未支付；在陈建新多次催促下，2018年1月27日，双方再次补充约定，截止2018年6月1日，不管是否有结算到款项，李华才都要向陈建新支付100万元，付款期限届满，李华才仍未支付，陈建新遂诉至法院。李华才对陈建新的上述陈述不予确认，李华才表示其与陈建新系朋友关系，陈建新持有的景辉公司的股权系代李华才持有，李华才是景辉公司的隐名股东，但双方并未签订代持协议，因李华才在2014年要退出景辉公司，所以要求股份代持人陈建新将股权转让给陈钜；景辉公司曾聘请陈建新做项目经理，负责工程结算，李华才确认其女儿李慧贤曾是景辉公司的法定代表，李华才在2014年之前确有参与景辉公司承接的澳城花园项目，在2014年退出后不再参与景辉公司的经营管理，但仍代表景辉公司参与澳城花园项目的结算，陈建新仅负责部分工程施工，不负责经营管理，在2015年5月之前，景辉公司已经收到了澳达公司支付的工程款43901530.16元，双方约定若景辉公司能再收到800万元工程款，则向陈建新分配，但分配的前提是陈建新负责做好结算工作并最终使得工程结算达到该金额，就可以想办法说服景辉公司同意向陈建新支付该25%的款项，由于陈建新并未履行该协议约定的义务，双方遂在2016年1月29日再次签订协议书，约定陈建新负责整个澳城花园北区所有经手工程项目的结算，结算完毕后才支付剩余100万元，所谓“结算完毕”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竣工结算即制作竣工结算时，但实际由景辉公司与澳达公司进行结算，陈建新并未参与，也未进行核对，二是指工程结算，即出具工程结算书，签字确认无误后确认工程结算金额，三是指工程款项结算完毕，但陈建新从未履行该结算义务，故李华才认为双方之间的协议都已作废，直至2018年1月27日，陈建新约李华才吃饭，并与他人一起限制李华才人身自由，李华才的朋友报警，双方到达广园派出所，李华才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书写该协议；由于澳城花园工程款必须要澳达公司确认同意结算书后才能确认结算金额，而在澳达公司未确认该结算书之前，陈建新的义务仍然存在，必须根据陈建新的履行情况再支付款项，而不是直接给予其100万元；李华才本人从未从景辉公司、澳达公司项目中获取分成，因为李华才与景辉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结算的金额越高，李华才越有可能说服景辉公司支付款项，李华才认为先与陈建新签订该协议，再与景辉公司谈，但景辉公司不同意，而且协议签订至今利润根本达不到双方约定的800万元，也不可能向陈建新支付100万元。李华才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工程竣工结算书，其中澳城花园（北区）公共区域装饰工程竣工结算书载明发包人为澳达公司，承包人为景辉公司，编制日期2018年5月8日，结算价为31871553.8元，景辉公司法定表人或授权人处有李华才签名；澳城花园北区裙楼石材幕墙工程竣工结算书载明发包人为澳达公司，承包人为景辉公司，编制日期为2017年10月7日，结算价为29966797.32元，景辉公司法定表人或授权人处有李华才签名；澳城花园（北区）公共区域装饰工程竣工结算书载明发包人为澳达公司，承包人为景辉公司，编制日期2019年1月10日，报送金额为31871553.8元，审核金额为22363019.4元，景辉公司法定表人或授权人处有李华才签名；澳城花园北区裙楼石材幕墙工程竣工结算书载明发包人为澳达公司，承包人为景辉公司，编制日期为2018年1月29日，报送金额为29966797.32元，审核金额为26555161.54元，景辉公司法定表人或授权人处有李华才签名。李华才表示陈建新并未参与上述工程的结算义务，该结算书的制作是由李华才垫资，最终由景辉公司报销。经质证，陈建新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陈建新表示其负责施工，施工的具体资料由陈建新保管，由李华才签名确认，之后陈建新将该资料交给了李华才，由结算专员负责制作结算书，李华才负责后续的对数跟踪并收取工程款，由于工程已结束，涉及的后续维修和结算会产生一些费用，当时约定李华才承担该费用，陈建新少拿一些分成；结算书中代表澳达公司签名的李华龙是李华才的堂弟，而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华栋是李华才的弟弟，李华才以结算为由一直拖着陈建新的100万元不予支付，但根据2018年1月27日的补充约定，无论澳达公司是否付清所有工程款，李华才都应在2018年6月1日支付该100万元。2.证人证言，证人罗某存到庭表示其负责涉案工程的结算，结算书制作完成后已发送至澳达公司和景辉公司，其早期见过陈建新，陈建新向其提供了电子资料，主要是竣工类图纸，后期就没有接触，该工程结算金额澳达公司和景辉公司有争议，第一次报送的时间是2013年底至2014年年初，由于金额差距过大重新送审，第二次报送时间是2018年，其确认作出2018年1月29日及10月18日两份工程结算书，但2019年1月10日的工程结算书没有见过，其后没有再参与结算工作，其结算工作已完成并已收到报酬。李华才表示该证人证言证明陈建新并未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履行其负责结算的根本义务，其提供图纸、单据等并非结算行为，而是因其作为项目经理履行其职责。陈建新表示证人证言足以证实其已履行相关结算义务。3.结算书邮件发送记录，显示证人罗某存在2017年10月7日、2018年5月8日发送相关审核意见。经质证，陈建新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另，陈建新表示李华才是景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领取的款项均为利润分红款，陈建新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付款申请书及电子银行回单，显示陈建新在2013年2月2日申请5000元做家用，李华才予以同意，李慧贤遂在当日向陈建新转账50000元。经质证，李华才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2.录音音频及文字整理材料，其中2018年1月18日的通话记录为陈建新与李华才的通话录音，2018年11月14日系陈建新、李华才与案外人张国栋的现场录音。陈建新表示在该录音中，李华才从未否认给钱，但表示没有钱给，且李华才也表示自己要与李华龙结算，从来没有要求陈建新负责。经质证，李华才对2018年11月14日录音证据不予确认，该录音与本案无关；对2018年1月18日的录音证据，因陈建新无法提供通话记录，故对其三性不予确认，但不提起音频鉴定，就该录音的文字整理材料可以看出，李华才是受景辉公司的委托负责结算工作，并非景辉公司实际控制人，该录音大部分内容围绕项目能够最终结算的总额确定，李华才在录音中也明确要达到总结算金额5000万以上才可能收回800万，即支付100万的条件。以上事实有协议书、工程结算书、工商登记内档、银行明细、录音音频、证人证言、邮件发送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就本案的具体问题分析如下：一、陈建新与李华才、景辉公司的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陈建新主张与李华才存在合作关系，共同以景辉公司的名义承接澳城花园工程，双方对获取的工程款按比例进行利润分成，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理由如下：首先，陈建新曾为景辉公司的记名股东，陈建新的股权是否为代持并非本案审查的范畴，但可以认定陈建新作为景辉公司股东确曾参与景辉公司的经营管理，结合本案证人陈述陈建新曾将项目竣工图等相关资料向其交付，可以认定陈建新对景辉公司对外承接的澳城花园项目知悉并参与了该工程的实施；其次，陈建新在2014年9月将其持有的景辉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但就李华才与陈建新在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可以看到，该协议书抬头确认系“李华才、陈建新二人合作”，澳城花园工程的结算款项“由陈建新负责同澳达公司对数结算跟踪”，“李华才负责督促建设方澳达公司进行对工程款项尽快落实结算时间”，结算方式为按比例分成，尾款由李华才承担，可见在此时，双方对于合作关系无异议，李华才明确知悉陈建新在该项目工程中负责的具体内容，且明确约定了工程款的分配方案；第三，2016年1月29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继续明确陈建新负责的内容，但此时双方已经取消按比例分配的方案，结算方式为“2015年春节前李华才支付现金30万元给陈建新”，“结算完毕后由李华才一次性支付陈建新100万元”，“李华才所有结算的工程款与陈建新无关”，该协议签订后，景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李华才女儿李慧贤即在2016年2月1日、2月3日向陈建新转账支付30万元，李华才及景辉公司均抗辩称景辉公司不知悉陈建新与李华才之间的协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由李慧贤的转账行为可知，景辉公司知悉该协议且对该协议的履行无异议；第三，在2018年1月27日的补充约定中，明确记载“陈建新、李华才与甲方确定时间”，即陈建新、李华才系作为共同的乙方与甲方（澳达公司）确定结算时间，此时，李华才对于陈建新的身份并无异议，并承诺结算后一个月内付清陈建新款项，本案中，李华才虽一直表示其系代表景辉公司签订该协议，对景辉公司的工程款并无处分权，其只是在签订该协议后去说服景辉公司向陈建新支付款项，纵观本案的三份协议，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无论是约定工程款分成亦或约定结算后一次性付清款项，李华才始终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其本人在涉案协议中一直作为独立的主体作出支付款项的承诺，结合李华才、景辉公司提供的竣工结算书可以看到，李华才系作为景辉公司的代表一直参与澳城花园项目的结算，可见李华才明确知悉其对涉案澳城花园项目的结算工程款具有一定的处分权，其在此情况下做出支付款项的承诺亦符合常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合上述分析，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证据均未达到使合议庭对双方陈述的待证事实在（陈建新、李华才的法律关系）确信只能如此的程度，但已经达到相信存在极大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程度，故一审法院认定，陈建新、李华才之间成立合作关系，双方曾就澳城花园工程进行合作，景辉公司对此知悉。二、陈建新与李华才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及其约束主体。就2015年5月28日、2016年1月29日、2018年1月27日三份协议约定的内容而言，均涉及澳城花园项目工程款的分配问题，景辉公司明确表示该协议分配的款项系景辉公司的财产，陈建新、李华才对此并无分配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陈建新与李华才的通话录音，李华才明确知悉其可具体结算的金额，2016年1月29日的付款承诺是由李华才付给陈建新30万元后再一次性支付100万元，系李华才个人作出的单方承诺，在陈建新获取该100万元后，李华才具体结算的工程款均与陈建新无关，即陈建新并不知悉具体结算的数额；第二，李华才系代表景辉公司与澳达公司进行结算并签订结算报告，李华才对于具体结算后的工程款金额清楚知悉，陈建新作为李华才的合作方，其理应就其在工程中履行的内容获得相应的分成或报酬，而李华才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在签订相关文书时应对该文书载明的内容进行了解，也应知悉其签名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在理性分析判断后再在相关文书上签名，李华才在2016年1月29日、2018年1月27日作出的付款承诺，应是其在综合分析双方的责任承担、利润分配、可得利益损失后作出的付款承诺，李华才所述其是在“签订该协议书后再在获取利润超过800万元的基础上努力说服景辉公司同意支付该款项”明显不符合协议约定且不符合常理；第三，李华才陈述其是在派出所在被陈建新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签订2018年1月27日的补充约定，该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无证据证实李华才在签订该补充约定时存在被胁迫、欺诈的情形，亦无证据证实李华才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对该协议载明的内容提出异议，从2018年1月27日开始，李华才也未采取任何措施维护自身权益，直至陈建新提起本案诉讼李华才才提出上述抗辩意见，李华才的行为明显违反常理也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第四，李华才与陈建新签订涉案协议并作出该付款承诺，是基于其在综合分析本人工程结算后可获得的利润收入而作出的承诺，该承诺系其对自身权益的处分，并不对景辉公司产生约束力，该承诺并不损害景辉公司的利益，至于陈建新主张要求景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陈建新明确知悉其合作相对方为李华才，李华才的承诺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景辉公司亦无需对该付款承诺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2月28日、2016年1月29日、2018年1月27日的协议系陈建新、李华才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三、李华才是否应向陈建新支付款项，付款条件是否成就。首先，李华才表示陈建新未履行其结算义务，结算义务包括跟进结算过程并负责结算完毕，且后期结算利润应超过800万元，但就本案的证据而言，该800万元仅在2015年5月28日的协议中出现，且约定是按结算金额进行分成，其后在2016年1月29日的协议书中已不再提及800万元，明确约定了由李华才支付130万元，所有结算款均与陈建新无关，即无论结算金额是否超过800万元，均与付款行为无关，结算金额超过800万元并非付款的条件；第二，就证人的证言而言，陈建新已向结算公司交付了结算所需的所有材料，此后陈建新已退出工程管理，在2016年1月29日的协议中确实约定陈建新负责项目结算，而相关结算报告在2017年、2018年已经作出，此后因澳达公司审核的原因直至2019年1月才最终作出结算报告，但就该协议可以看出，陈建新并非专业的结算公司，其所谓的结算义务一直是负责对数跟踪，而结算期间的费用亦在2015年5月28日约定由李华才承担，可见陈建新的结算义务并不包括制作结算报告等内容；第三，至于李华才陈述要收到全部工程款后才可能具备付款条件，2016年1月29日、2018年1月27日的协议书均约定系结算完毕后支付款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使该款项的支付条件“结算完毕”包括李华才陈述的收取全部工程款，但李华才在明知结算公司正在制作结算报告的情况下，仍承诺“最迟6月1日前”，结合文义，该承诺应理解为无论是否“结算完毕”，最迟都应在6月1日前付清100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现付款期限届满，李华才应向陈建新支付该款项，退一步讲，若确如李华才所言必须收取全部工程款才能结算，即该协议系附条件的合同，澳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表示其确有3806437.74元尚未与景辉公司结算完毕，但在陈建新已经退出景辉公司且退出该项目之后，其显然不具有促成付款条件成就的可能性，其也不负有促成付款条件成就的义务，而李华才作为结算代表，其显然更清楚知悉澳达公司的付款时间及未付款的原因，涉案工程结算书已经制定完毕并审核确认，从2018年1月27日至今，澳达公司至今仍未足额付清工程款，该付款条件未成就的责任不应由陈建新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案涉100万元款项付款条件已成就。综上，李华才应向陈建新支付100万元，李华才至今未向陈建新支付款项，其行为构成违约，陈建新主张逾期付款利息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应从2018年6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景辉公司、澳达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于2019年10月25日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李华才向陈建新支付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6月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陈建新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800元，由李华才负担。该费用陈建新已预交，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李华才将其应承担的受理费直接向陈建新支付。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建新提交了证据：1.询问笔录，拟证实李华才、陈建新是景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由李华才、陈建新进行管理、截止至2015年11月，李华才仍是景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华才在庭审作虚假陈述。景辉公司的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财务管理混乱，账簿未真实记载公司财务状况。罗某存是景辉公司的员工，景辉公司使用罗某存的账户进行日常开支，与罗某存的证人证言不符。2.法庭笔录，拟证实景辉公司的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财务管理混乱，账簿未真实记载公司财务状况。李华才滥用景辉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的有限责任，景辉公司与李华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景辉公司自认李华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华才质证称，该证据是二审阅卷期间收到的，我方认为不属于新证据，我方不予质证。即便是法院认为属于新证据需要质证，我方认为两份笔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只是复印件。笔录的时间是2019年9月24日，两份笔录在同一时间同样的人员对不同的两个人进行了询问，而且签名日期与记录的询问日期不符。还有一份2018年10月23日的笔录，签字时间是2019年10月23日。一审判决是2019年9月25日作出的。这使我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产生质疑。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华才拒绝向陈建新支付款项100万元及利息的理据是否充分。首先，关于2016年1月29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该《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李华才主张该协议处分了景辉公司的工程款而无效，对此，该协议内容仅明确了付款义务人是李华才，并未对景辉公司设定付款义务，李华才关于协议无效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付款条件是否已经成就的问题，李华才在上诉中提出的具体结算内容并未在协议中予以明确约定，而陈建新已经提交证据证实其实际参与了结算工作。另外，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最迟6月1日前”，一审法院将该时间认定为应当付清款项的时间与协议文意相符，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即便是李华才抗辩称协议约定的结算尚未完成，也应按照协议在2018年6月1日前付清款项100万元。最后，李华才抗辩称陈建新不具有景辉公司的股东身份和股东权利，对此，本院认为，李华才应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至于陈建新是否具备股东身份对李华才的付款义务并无实质影响，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李华才应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向陈建新支付款项100万元，逾期还应支付相应的利息。李华才拒绝支付款项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李华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贷款利率计算标准的变化，本院对一审判决进行调整。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01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01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李华才向陈建新支付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均由李华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艳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李 爽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沙宇航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