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民终2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婷婷，女，1986年8月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蒙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勤，广西益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芙楠，女，1977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蒙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新学，广西中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桂华，广西中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蒙山县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蒙山县蒙山镇湄江中路西1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423MA5L38H877。 法定代表人：罗凤。 原审第三人：何家芮，男，1996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西蒙山县，现住广西蒙山县。 上诉人邓婷婷因与被上诉人刘芙楠、原审第三人蒙山县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公司）、何家芮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0423民初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婷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勤，被上诉人刘芙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新学、邹桂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金盛公司、何家芮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邓婷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2019年7月1日后，上诉人并没有接受金盛公司的财物，更没有以金盛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实际经营的是与被上诉人无关（无股份）的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这个事实有营业执照、纳税情况和与客户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予以证实。金盛公司代理的品牌售后维修，上诉人没有利用任何客户资源。上诉人在原金盛公司的销售大厅开展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业务，是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占金盛公司的50%股份，由于双方之前已存在矛盾，且无法达成股份转让的合意后，被上诉人声明不再承担2019年7月1日后的租金，金盛公司已处于瘫痪状态，上诉人为了避免双方的租金损失，主动承担使用2019年7月1日后金盛公司承租空置的场地，向出租方缴纳租金，开展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经营业务，并不是受让被上诉人在金盛公司的50%的股份。上诉人是出于善意，这样既减少了上诉人50%租金的损失，也避免了被上诉人50%租金的损失，且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9年7月10日的通话记录可以证实，上诉人不接受被上诉人以200000元转让其股份，坚持以公司资产评估后，以实际价格决定是否受让，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在金盛公司的股份已受让的事实并不存在。（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15日签订的《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与2019年6月1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不矛盾，两份协议所转让的50%股份指向的是原审第三人何家芮，并非被上诉人刘芙楠。首先，第一份协议签订的目的是上诉人为了受让原审第三人何家芮在金盛公司50%的股份，所以上诉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向何家芮支付合同对价，该协议中之所以转让人是被上诉人签字，是因为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何家芮都没有向上诉人表明何家芮在金盛公司持有50%股权，工商登记亦未体现，从法律角度看，何家芮持有的金盛公司50%的股份还挂靠在被上诉人刘芙楠名下，被上诉人刘芙楠在协议上不作为转让方，上诉人出资受让何家芮在金盛公司50%的股份在法律上无法得到体现。该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其与何家芮签订的协议，证实金盛公司不是被上诉人拥有100%的股份。在此情况下，应该根据金盛公司股份的实际情况由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何家芮重新签订三方作为合同主体的且已经实际履行的股份转让协议，把2019年4月1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作废。（三）被上诉人刘芙楠向法庭提供了多份其在2019年4月15日向公安机关做的询问笔录，想证实上诉人在2018年年底受让了何家芮在金盛公司50%股份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伙经营中因金盛公司的开支情况意见不一而被上诉人的老公殴打的事实。但直至2019年7月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此期间都是以各占50%的股份共同经营金盛公司。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1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成立，上诉人从2019年4月15日开始受让被上诉人在金盛公司50%的股份，则被上诉人在金盛公司已经没有股份，已没有义务承担转让后的经营风险，根本无需再参与合伙结算，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二、上诉人用金盛公司的场地开展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业务，并不是上诉人强占金盛公司的场地。2019年4月15日后，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矛盾激化，金盛公司的业务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无法开展业务。2019年7月8日，上诉人致函被上诉人商量重新开业等事宜，被上诉人虽答复可以协商，但没有实际行动，且声明不承担2019年7月1日后的租金，上诉人在此情况下才表示承担租金、单独经营，上诉人并不是继续经营金盛公司，而是为避免金盛公司损失的善意行为。如果上诉人是继续个人经营金盛公司，则应由金盛公司交付租金，继续代理“北京”牌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业务上以金盛公司的名义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以金盛公司的名义向税务机关缴纳税费。金盛公司不开展业务后，上诉人明确表示被上诉人有权也随时可以和上诉人协商处置金盛公司的设备，没有拒绝被上诉人行使金盛公司股东权利的任何行为。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已受让被上诉人在金盛公司的股份，该判决妨害了上诉人行使民事权利。被上诉人在2019年5月13日把金盛公司价值数万的配件私下处理，收取款项并占用，若一审判决生效，则被上诉人的行为已涉嫌盗窃罪，这对被上诉人不公平，因为被上诉人至今确实未转让其股份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只需支付上诉人一半的款项，上诉人是享受了权利，而不是承担刑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刘芙楠辩称，一、上诉人主张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一）被上诉人于2016年2月开始经营金盛公司，2016年7月，被上诉人因资金问题与何家芮共同合作经营。2018年11月14日，被上诉人与何家芮签订《共同投资合作章程》，各投资350000元。2019年1月1日，何家芮与上诉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拥有的50%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2019年6月19日补签协议）。2019年4月1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1日），约定被上诉人将金盛公司50%的股份（包括售后修理厂）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应于当天一次性将转让款支付给被上诉人。（二）由于上诉人没有将转让款支付给被上诉人，至2019年7月6日，双方就合伙期间的利润进行了核算。2019年7月1日之后由上诉人单独经营。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上诉人一直没有将原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款支付给被上诉人，为此造成被上诉人在公司被上诉人殴打。（三）协议签订后，上诉人一直用金盛公司原来的场地、维修车间、设备、工具，现上诉人用的是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也是被上诉人与何家芮合伙时一起注册办理的另一个营业执照，公司的地址写的是被上诉人家的住址及电话，至今未更改，在工商登记信息上是有记录的。二、被上诉人之所以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5日还要参与经营，是因为双方事实上还属于合伙经营关系。之后上诉人也要求被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她，价格均为250000元，到了2019年4月1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经营期间的款项产生矛盾，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的丈夫殴打，之后被上诉人用微信转了20000元给被上诉人，事态才平息。之后双方就股权转让之间协商一致，被上诉人同意以250000元将金盛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将其打印好的股权转让协议给双方签字，为便于统一，故仍然将时间写成2019年1月1日。上述事实证明了双方对股权转让的协商及签订协议的过程。因此双方签订的《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由于第三人何家芮转让的价格是250000元，被上诉人转让给上诉人的价格也是250000元，且协议是上诉人事前拟定好的，证明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只是双方合伙的时间是2019年1月1日至6月30日，7月1日之后为上诉人单独经营时间，在其他核算单上均有反映。三、由于金盛公司有营业执照、场地、设备、机械、配件等，从2019年4月15日之后一直由上诉人进行实际经营，且一直用原来公司的场地、设备、工具、修理车间等，属于对股权进行了事实的接管，履行了转让协议的内容，上诉人在合同中约定分三笔款转给被上诉人，但始终没有转过。从以上事实及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仅协商一致，且已经将公司的经营权、场地、设备、修理车间、工具、配件等全部交给了上诉人，上诉人也事实上接管和经营了，其享受了转让后的全部东西，故上诉人称其没有接受是不能成立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金盛公司、何家芮没有进行答辩。 刘芙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邓婷婷履行给付义务，给付刘芙楠股份转让款250000元；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邓婷婷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4月18日，刘芙楠以罗凤为法定代表人成立蒙山县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汽车、汽车配件、汽车饰品销售、汽车维修等。2018年11月14日，刘芙楠与原审第三人何家芮签订《共同投资合作章程》，约定双方合作经营蒙山县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各出资350000元为经营流动资金及经营汽车品牌抵押，双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利润均分、共负盈亏。2018年12月，原审第三人何家芮与邓婷婷协商，转让何家芮在金盛公司的股份给邓婷婷。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2月4日期间，邓婷婷共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00元给原审第三人何家芮。2019年1月，邓婷婷参与金盛公司的经营管理。2019年4月15日，因经营问题，原、邓婷婷发生争执，邓婷婷与其丈夫周密殴打刘芙楠，致刘芙楠受伤。同日，刘芙楠与邓婷婷签订《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1日），约定刘芙楠将其在金盛公司的50%股份（包含售后修理厂）转让给邓婷婷，转让价格250000元，邓婷婷已于2019年1月1日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刘芙楠（分三笔转完）。2019年6月19日，原审第三人何家芮（甲方）、邓婷婷（乙方）、刘芙楠（丙方）补充签订《合伙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金盛公司的实际投资持股人是甲方和丙方，甲、丙双方各占50%股份，从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将其所占的50%股份作价250000元转让给乙方，金盛公司由乙方和丙方各占50%股份。乙方已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间转账给甲方的300000元，扣除股权转让款后，余下50,000元由甲方退还给乙方。协议书附注乙方从2019年1月1日正式和丙方合作经营，房屋合同到期后，乙丙共同享有优先续租权。2019年7月6日，邓婷婷出具收据收到刘芙楠应退给合伙经营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利润、亏损费用27182元。刘芙楠、邓婷婷在该收据下方签字确认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合伙期间的人工费、保险费、索赔费、配件费、水电费、房租费已全部结清，2019年7月1日后发生的一切费用与刘芙楠没有关系。之后，刘芙楠请求邓婷婷支付股权转让款250,000元未果，为此向一审法院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原审第三人金盛公司虽登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但自原审第三人何家芮参与经营后，该公司实际已变更为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入伙、退伙，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进行。邓婷婷从2019年1月1日实际参与金盛公司的经营，至2019年6月19日与刘芙楠及原审第三人何家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从法律上取得金盛公司50%的股权，金盛公司的股东已变更为刘芙楠和邓婷婷两人，对此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芙楠是否已转让其股权给邓婷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企业法》第三十三条“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的规定，2019年7月6日，刘芙楠、邓婷婷对双方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合伙数目进行了清算，并注明自2019年7月1日开始发生的费用与刘芙楠无关，说明双方同意自2019年7月1日起，刘芙楠退出合伙，不再参与金盛公司的经营及分配盈利、负担亏损，金盛公司由邓婷婷一人经营。结合刘芙楠、邓婷婷于2019年4月15日签订《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证明双方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刘芙楠没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双方于2019年4月15日签订的《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说明刘芙楠同意接受该协议的约束。在该协议中，双方没有约定股权的具体移交时间，股权的转移以刘芙楠实际退出合伙的2019年7月1日予以确定。邓婷婷辩解其与刘芙楠于2019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指向的股权，实际是原审第三人何家芮转让给其的股权，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1.邓婷婷于2019年1月1日开始参与金盛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邓婷婷从原审第三人何家芮处受让取得金盛公司50%的股权的事实，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2.若《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中指向的股权是原审第三人何家芮转让给邓婷婷的股权，与刘芙楠、邓婷婷及原审第三人于2019年6月19日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相悖，也与邓婷婷从2019年7月1日起独自经营金盛公司的事实相矛盾。3.邓婷婷于2019年7月1日个人经营金盛公司后，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芙楠原在金盛公司50%股份的持有人并非邓婷婷。刘芙楠、邓婷婷双方在《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格为250000元，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现刘芙楠请求邓婷婷支付股权转让款250,0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邓婷婷辩解其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给刘芙楠，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到庭佐证，对其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邓婷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股权转让款250000元给刘芙楠。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邓婷婷负担。 上诉人邓婷婷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电话录音，拟证明2019年7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还就被上诉人实际拥有的50%股份转让价格进行协商，双方没有达成共识，上诉人没有购买被上诉人实际拥有的50%股份，金盛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经营； 《合作协议书》《商品车管理程序》、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拟证明上诉人因经营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而使用原金盛公司租赁的位于蒙山飞达针织厂的场地并交纳相应的租金，不存在上诉人独资经营金盛公司的事实； 广西蒙山飞达针织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金盛公司租赁的位于蒙山飞达针织厂的场地于2019年7月开始由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租赁使用； 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仍然合作经营金盛公司，不存在上诉人独自经营金盛公司的事实，2019年7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还就被上诉人实际拥有的50%股份转让价格进行协商，双方没有达成共识，上诉人没有购买被上诉人实际拥有的50%股份； 《事故车辆维修服务合同》，拟证明上诉人于2019年8月因经营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而使用原金盛公司租赁的位于蒙山飞达针织厂的场地，不存在上诉人独自经营金盛公司的事实； 照片，拟证明上诉人因经营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而使用原金盛公司租赁的位于蒙山飞达针织厂的场地，金盛公司至今仍然在其他门面由被上诉人管理并代理销售北京汽车品牌。 被上诉人刘芙楠经质证认为：对上诉人邓婷婷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只能证明双方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还在共同经营，但2019年4月15日达成的协议写成2019年1月1日，但双方还对合伙期间进行清算，之后需要明确从2019年7月1日之后与被上诉人无关；证据2的《合作协议书》只能证明被上诉人交租金至2017年6月30日，7月1日之后是上诉人交纳的；对于证据3，场地由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使用也就是上诉人在使用，至于是什么公司在使用与本案无关，且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也是被上诉人与何家芮合伙开办的；证据4的聊天记录在6月还没有达成，但签了协议之后还有部分合作期间的账要清算，且合作的转让款也没有支付；证据5中，上诉人在2019年8月用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名义租用原金盛公司场地，只是换用了另一家公司承租，实际上也是上诉人经营的；证据6中，原金盛公司的场地包括门面场地、修理车间、喷漆间、设备工具、配件，并非只是单纯的场地，被上诉人经营的北京汽车并不是金盛公司专营，也不是在金盛公司的经营场所。 原审第三人金盛公司、何家芮对上诉人邓婷婷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没有发表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刘芙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何家芮于2019年11月20日向蒙山县人民法院出具的《声明》，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15日与上诉人签订的《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其与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之后签订的，何家芮转让给上诉人的股份是与被上诉人合伙时拥有的50%股权，另一半属于被上诉人的，《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与《合伙股权转让协议》是两个协议； 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被上诉人刘芙楠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2018年5月开办的，法定代表人当时是何家芮，上诉人还不是合伙人、股东，该公司的注册地址就是被上诉人的商品房住址，且电话也是留被上诉人一直在使用的电话，可以证明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被上诉人与何家芮开办的； 2020年1月21日签订的《蒙山县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预订协议》，拟证明金盛公司在2019年7月1日由上诉人独资经营后，由上诉人使用金盛公司的名义在经营、收取客户的预订金； 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开设账户的证明，拟证明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地址与被上诉人住所的地址一致，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被上诉人与何家芮合伙开办的； 《准予设立/变更登记通知书》《电子税务局办税用户注册凭证》，拟证明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被上诉人与何家芮合伙开办的； 何家芮于2019年3月20日出具的《说明》，拟证明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被上诉人与何家芮共同经营的，各占百分之五十股份。 上诉人邓婷婷经质证认为：证据1至3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何家芮2019年10月20日出具给蒙山县人民法院的声明，被上诉人对此应该是知情的，何家芮在公安机关的两份笔录的内容与该证据相矛盾，《合伙股权转让协议》其实是对何家芮与上诉人的股权转让进行确认，是由被上诉人要求其认可、同意何家芮将其50%股份转让给上诉人，协议第2条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都已支付完毕，与股权转让的事实是吻合的；对于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2019年7月1日是在涉案有关的地点进行经营生产，一审认为是上诉人独自经营蒙山县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是事实；议定的协议是草稿，真正的合同已改成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上诉人有修正的合同，所以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原件；何家芮的说明与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是不一致的，现在的股东是上诉人，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地与本案无关；蒙山县鸿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开设账户的证明亦与本案无关。 原审第三人何家芮二审过程中向本院出具一份《说明》，内容为：“刘芙楠与邓婷婷合作纠纷一案中，我作为本案的第三人，本人追求实事求是，并无偏袒任何一方。在2019年4月15日刘芙楠与邓婷婷签订的《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此前我已收到，本人转让给邓婷婷金盛车行的50%股份总价25万于2019年1月1日前分三笔到账。在双方签订《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已共同经营金盛车行，此前因本人作为金盛隐形股东未能与邓婷婷签转让合同，所以刘芙楠与邓婷婷签订《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实则指向是双方各占金盛车行50%股份，邓婷婷受让的50%股份是本人持有的金盛股份，本人当时未在蒙山由家父何兴国签著见证人。” 上诉人邓婷婷对原审第三人何家芮在二审出具的《说明》无异议。 被上诉人刘芙楠对原审第三人何家芮在二审出具的《说明》不予认可。 原审第三人金盛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证据。 原审第三人金盛公司对上诉人邓婷婷、被上诉人刘芙楠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及原审第三人何家芮在二审出具的《说明》没有发表质证意见。 原审第三人何家芮对上诉人邓婷婷、被上诉人刘芙楠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没有发表质证意见。 对于上诉人邓婷婷、被上诉人刘芙楠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原审第三人何家芮所出具的《说明》，本院认证认为：被上诉人刘芙楠虽对上诉人邓婷婷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上诉人邓婷婷提交的证据2、3、5、6与本案的争议焦点关联性不大，故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使用，证据1、4与被上诉人刘芙楠是否已转让股权具有一定关联性，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并根据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取舍；对于被上诉人刘芙楠提供的证据1何家芮出具的《声明》，与何家芮在二审期间向本院出具的《说明》内容不一致，何家芮本人又未到庭陈述，故对以上两份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刘芙楠提供的证据2、3没有提供证据原件予以核对，故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刘芙楠提供的证据4、5、6，与本案的争议焦点具有一定关联性，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并根据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取舍。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在2019年4月15日公安机关向刘芙楠询问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公安人员问：“你因何事被人殴打致伤的？”刘芙楠答:“因为是关于北京汽车行合作协议的事情被打的。”公安人员问：“在上述笔录你提供合作协议，请你讲一下签订合作协议的原由？”刘芙楠答:“是这样，我之前跟何老板共同经营北京汽车行。2018年12月份，何老板讲他在北京汽车行的股份未经我的同意转让给邓婷婷。后来，何老板跟我说，他在北京汽车行的股份已经转让给邓婷婷了。我得知这件事情后，不同意何老板的做法。之后就发生了今天我被邓婷婷等人殴打及逼迫我与他们签订合作协议的事情。” 在2019年4月21日公安机关向刘芙楠询问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刘芙楠陈述到：“我认为周密、邓婷婷两夫妻在当日用殴打他人手段胁迫我在合同上签字是无效的，这种手段相当恶劣，我要求公安机关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在2019年5月6日公安机关向刘芙楠询问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公安人员问：“你跟谁一起开卖汽车店？”刘芙楠答:“我现在跟邓婷婷一起开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前我跟何兴国一起合作开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至2019年1月份何兴国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将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给了邓婷婷。”公安人员问：“当时是否有人逼你签合同呢？”刘芙楠答:“有人逼我签合同。” 在2019年5月6日公安机关向刘芙楠询问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刘芙楠陈述到：“报案后我就到县人民医院验伤，然后就办了住院手续。我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时我丈夫罗成亮就打电话给覃霞，（邓婷婷）叫覃霞转达给我33万元转让费到底转不转呢。当时觉得对方给的价格太低了还不想转，后来我想想对方那么厉害于是我同意33万元转出去给对方。后来我丈夫又打电话来说对方不愿意33万元转让费。我就跟罗成亮说算了。” 在2019年5月8日公安机关向刘芙楠询问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公安人员问：“你默认邓婷婷以股东身份进驻你公司参与经营后，你们双方是否订有协议？”刘芙楠答:“我们双方都没签过什么协议，就是邓婷婷进驻前我怎么做她进驻后我还是怎么做，何家芮之前怎么做邓婷婷进驻后她接何家芮的手就怎么做。”公安人员问：“你还有什么补充吗？”刘芙楠答:“今年三月份邓婷婷跟我说过要同我签订一份确认她在我公司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方面的合同，我对她说可以啊，然后她说她要请律师还帮起草。说了这件事后不久何国兴又来问我要钱，我就要求邓婷婷同何国兴两方把股份的事搞清楚后再签她在我公司有百分之五十股份方面的合同，所以这个合同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签，也因为这方面的原因三月份的分红钱还没有分。” 在2019年4月16日公安机关向邓婷婷询问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公安人员问：“你因何事到蒙山镇派出所？”邓婷婷答:“因为我丈夫周密昨天在广西蒙山县北京汽车车行殴打他人，我现在过来说明情况”、“在2019年4月15日10时许，我在车行上班，看到刘芙楠也在车行，就叫刘芙楠把之前算好的27000元利润给我，她就说不给，没钱，因为我很多次问她，她都是这样态度，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上去拉扯她头发，然后她拉我衣服和头发，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我老公就从办公室里面出来打她，打了有几分钟，就有人过来拉住他们，拉开之后，我就和刘芙楠说把钱给我，我要结货款，然后她就同意先给20000元通过支付宝给我，然后我们就开始谈协议问题，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公安人员问：“你讲一下你上述所说到的协议？”邓婷婷答:“是股份转让合作协议，原来股份是何兴国和刘芙楠夫妇的，后面何兴国不做了，就把股份转让给我了，我把钱转给何兴国和他儿子，现在这份协议一直都没有签，在昨天我们就和刘芙楠补签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后面我们叫何兴国过来签见证人，后面我们就坐下来聊天，后面刘芙楠的丈夫就说他在14日晚上把刘芙楠打了一顿。” 在2019年5月13日公安机关向邓婷婷询问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公安人员问：“刘芙楠被殴打后你是否去看望过刘芙楠本人？”邓婷婷答:“她被打后在人民医院住院的第二天我和周密都到过医院看望过她，当时我们当场在她夫妻面前说她住院期间的所有医疗费用我们承担，当时她是等她好转再谈住院费用的事，直接想跟我们谈清楚车行事情，她当时提出以33万元的价格转让她所持有的金盛汽车销售公司的股份，当时我就想以接收何兴国25万元的价格接收她转让的股份，要是她不愿意也可以按当时我接收何兴国的价格收取我的股份，当时她也没有应承我，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从此再过两天我和我老公找了个中间人亮亮再次到达人民医院想找刘芙楠的时候想帮我们调和此事，刘芙楠当日跟亮亮应承我们说可以调解这件事，可是到晚上亮亮跟我说刘芙楠告知她不谈这件事先。” 2019年6月27日，刘芙楠与邓婷婷通过微信交谈，刘芙楠说：“车行的数肯定会搞清楚，不会拖很久，车行都不做了，我们也不合作了，这个其实你早就有打算了，几时说都可以说明白的，你做的话就直接说可以了，不然的话整天这样交房租我是亏不起的，而且整天不开门，对房东也有影响。”邓婷婷说：“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刘芙楠说：“大家好聚好散，没有必要一直僵在这里，你说对吧，你做的话可以快点开门营业，不做的话好好协商一下了，希望你理解下。”邓婷婷说：“把钱转我了，做是要做的，就是差点钱，所以叫你把钱打过来了，希望你理解下资金有点紧张，那你还想做吗？”刘芙楠说：“我家里都不同意我们合作了，你做的话就确定下，你接车行的话其实可以多退少补这样的，你说对吧。我做了这样多年了，我也累了，想好好休息段时间，你需要我帮你的话，可以帮你。”邓婷婷说：“一码归一码，先清理完之前的数再协商处理，主要是你想不想接呢？”刘芙楠说：“我没有钱接，有钱的话何老板不做的时候我就接了。”邓婷婷说：“你想转多少呢？”刘芙楠说：“你说吧，你觉得多少合适的话就直接说，我也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大家都退一步，海阔天空。”邓婷婷说：“我不知道。”刘芙楠说：“我之前在车行说过的，你懂的，你还个价多少，大家觉得合适就算了，没有必要再这样下去了。”2019年7月8日，邓婷婷通过微信向刘芙楠发送信息“协商通知函刘芙楠股东鉴于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及汽车售后修理厂目前处于停业状况。公司已经亏损，严重影响了股东的经济利益。为了避免继续亏损，挽回股东的利益，本股东决定与你协商重新开业，或处置公司资产，按股份注资，经营管理等事宜。请你接到本通知五个工作日内与本股东当面协商或提出书面意见。否则本股东单方注入资金经营管理，单方享有经营收益，承担经营风险。特此协商通知股东邓婷婷2019年7月8日”，刘芙楠回复信息：“收到，确定好时间回复你，应该会在明天和你协商。” 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邓婷婷与被上诉人刘芙楠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刘芙楠请求上诉人邓婷婷按照2019年4月15日的《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250000元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原审第三人金盛公司是被上诉人刘芙楠以罗凤为法定代表人所成立的一人公司，2018年11月14日，原审第三人何家芮与被上诉人刘芙楠签订《共同投资合作章程》，约定双方各出资350000元共同合作经营金盛公司。2018年12月，原审第三人何家芮将其在金盛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上诉人邓婷婷，但未签订协议，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2月4日期间，上诉人邓婷婷共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00元给原审第三人何家芮，上诉人邓婷婷自2019年1月起参与金盛公司的经营管理。2019年4月15日，上诉人邓婷婷与被上诉人刘芙楠因合作及经营问题发生争执，被上诉人刘芙楠被殴打致伤。同日，被上诉人刘芙楠与上诉人邓婷婷签订《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1日）。2019年4月15日，被上诉人刘芙楠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因为北京汽车行合作协议的事情被打，被上诉人刘芙楠向公安机关陈述到，其不同意何老板北京汽车行的股份已经转让给邓婷婷，于是发生其被邓婷婷等人殴打及逼迫其与他们签订合作协议的事情。上诉人邓婷婷与被上诉人刘芙楠双方确认，在上诉人邓婷婷受让原审第三人何家芮的股份进入金盛公司之前，上诉人邓婷婷与被上诉人刘芙楠双方并不认识。上诉人邓婷婷认为，被上诉人刘芙楠因不同意其进入金盛公司及经营分红等问题，双方发生纠纷，于是发生2019年4月15日的殴打事件，2019年4月15日的《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确认上诉人邓婷婷已取得原审第三人何家芮在金盛公司50%的股份而签订，并不涉及被上诉人刘芙楠的股份问题。被上诉人刘芙楠则认为，上诉人邓婷婷在受让原审第三人何家芮的股份后，还想强制收购其在金盛公司50%的股份，故发生2019年4月15日的殴打事件并签订《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强迫其转让股份。2019年4月15日后，上诉人邓婷婷与被上诉人刘芙楠一直协商转让被上诉人刘芙楠在金盛公司50%股份问题，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上诉人刘芙楠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上诉人邓婷婷按照2019年4月15日的《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250000元。对于被上诉人刘芙楠的诉请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现作分析如下： 第一，在案证据及事实不足以证明2019年4月15日的《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转让的股份是明确指向被上诉人刘芙楠的金盛公司50%的股份。 首先，从2019年4月15日被上诉人刘芙楠被殴打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记录及被上诉人刘芙楠与上诉人邓婷婷双方向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来看，2019年4月15日前，上诉人邓婷婷、被上诉人刘芙楠与原审第三人何家芮，各方主要对被上诉人刘芙楠不同意原审第三人何家芮将其在金盛公司50%的股份转让给上诉人邓婷婷及上诉人邓婷婷进入金盛公司经营而发生纠纷，被上诉人刘芙楠因对上诉人邓婷婷进入金盛公司有异议而未及时将经营分红支付给上诉人邓婷婷，直接导致了2019年4月15日被上诉人刘芙楠被殴打及被迫签订涉案《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刘芙楠在公安机关向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我之前跟何老板共同经营北京汽车行。2018年12月份，何老板讲他在北京汽车行的股份未经我的同意转让给邓婷婷。后来，何老板跟我说，他在北京汽车行的股份已经转让给邓婷婷了。我得知这件事情后，不同意何老板的做法。之后就发生了今天（2019年4月15日）我被邓婷婷等人殴打及逼迫我与他们签订合作协议的事情”、“今年（2019年）三月份邓婷婷跟我说过要同我签订一份确认她在我公司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方面的合同，我对她说可以啊，然后她说她要请律师还帮起草。说了这件事后不久何国兴又来问我要钱，我就要求邓婷婷同何国兴两方把股份的事搞清楚后再签她在我公司有百分之五十股份方面的合同，所以这个合同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签，也因为这方面的原因三月份的分红钱还没有分。”从以上被上诉人刘芙楠当时向公安机关的陈述情况来看，上诉人邓婷婷是为了确认其在金盛公司的股份而发生2019年4月15日的殴打及逼迫签协议事件。 其次，《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本身，也不足以证明该协议所约定转让的股份是明确指向被上诉人刘芙楠在金盛公司50%的股份。《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协议生效之后，甲（刘芙楠）乙（邓婷婷）双方将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债权债务共同承担责任、义务”，若《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是被上诉人刘芙楠50%的股份，则协议生效后被上诉人刘芙楠在金盛公司已不再拥有股份，但该《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第3条仍约定转让股份后上诉人邓婷婷与被上诉人刘芙楠共同经营，显然，根据《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所指，转让的并非是被上诉人刘芙楠的股份而是原审第三人何家芮的股份。对于《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中为何表述为“甲方（刘芙楠）同意将其在公司所持股份，即公司注册资本的50%转让给乙方（邓婷婷）”，上诉人邓婷婷解释为：因金盛公司是登记在被上诉人刘芙楠女儿罗凤一人名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故才在协议中表述为将被上诉人刘芙楠的50%股份转让。同时，《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第二点注明“乙方已经于2019年1月1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将上述款项支付给甲方（分三笔转完）”，但被上诉人刘芙楠自身确认一直没有收到转让款，相反，转让协议关于款项支付情况的约定与签订协议时上诉人邓婷婷已将股权转让转款分三期支付给原审第三人何家芮的事实相吻合。 再次，上诉人邓婷婷与被上诉人刘芙楠于2019年4月15日签订《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后至2019年6、7月，双方仍一直协商转让被上诉人刘芙楠50%的股份事宜，刘芙楠在2019年5月6日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其被打住院期间上诉人邓婷婷委托中间人与其商谈接收其股份事宜，但最终因价格未谈妥而不了了之。在2019年6月27日上诉人邓婷婷与被上诉人刘芙楠双方的微信交谈记录中，刘芙楠说：“我家里都不同意我们合作了，你做的话就确定下，你接车行的话其实可以多退少补这样的，你说对吧。我做了这样多年了，我也累了，想好好休息段时间，你需要我帮你的话，可以帮你。”邓婷婷说：“一码归一码，先清理完之前的数再协商处理，主要是你想不想接呢？”刘芙楠说：“我没有钱接，有钱的话何老板不做的时候我就接了。”邓婷婷说：“你想转多少呢？”刘芙楠说：“你说吧，你觉得多少合适的话就直接说，我也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大家都退一步，海阔天空。”邓婷婷说：“我不知道。”刘芙楠说：“我之前在车行说过的，你懂的，你还个价多少，大家觉得合适就算了，没有必要再这样下去了。”以上微信记录显示，双方在2019年6、7月对转让被上诉人刘芙楠股权问题仍不断协商，被上诉人刘芙楠在本案中主张双方已于2019年4月15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显然与以上事实不符。事实上，上诉人邓婷婷于2019年7月8日向被上诉人刘芙楠发送的微信及被上诉人刘芙楠的回复，仍然确认当时被上诉人刘芙楠为金盛公司的股东身份。2019年7月8日，上诉人邓婷婷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刘芙楠发送信息“协商通知函刘芙楠股东鉴于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及汽车售后修理厂目前处于停业状况。公司已经亏损，严重影响了股东的经济利益。为了避免继续亏损，挽回股东的利益，本股东决定与你协商重新开业，或处置公司资产，按股份注资，经营管理等事宜。请你接到本通知五个工作日内与本股东当面协商或提出书面意见。否则本股东单方注入资金经营管理，单方享有经营收益，承担经营风险。特此协商通知股东邓婷婷2019年7月8日”，被上诉人刘芙楠回复信息“收到，确定好时间回复你，应该会在明天和你协商”。同时，被上诉人刘芙楠主张其2019年4月15日已将股权转让给上诉人邓婷婷，但2019年6月19日被上诉人刘芙楠与上诉人邓婷婷、原审第三人何家芮签订《合伙股权转让协议》时，仅明确原审第三人何家芮将其所占的50%股份作价250000元转让给上诉人邓婷婷，该《合伙股权转让协议》不仅对转让被上诉人刘芙楠股份部分未作任何陈述，甚至还在协议中确认金盛公司由邓婷婷和刘芙楠各占50%股份，上诉人邓婷婷从2019年1月1日正式和被上诉人刘芙楠合作经营，房屋合同到期后，上诉人邓婷婷与被上诉人刘芙楠共同享有优先续租权。上诉人邓婷婷与被上诉人刘芙楠在发生2019年4月15日事件后已不再具有合作意向，故双方此后一直协商股份转让事宜，但始终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鉴于双方已无法共同经营，遂于2019年6月、7月对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合伙经营期间的利润、亏损进行了清算，但没有证据显示该清算包含了股份转让事宜。综上，在案证据及事实，不足以证明2019年4月15日的《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转让的股份是明确指向被上诉人刘芙楠在金盛公司50%的股份。 第二，本案中亦缺乏证据证明上诉人邓婷婷与被上诉人刘芙楠就转让被上诉人刘芙楠在金盛公司50%的股份的转让价款为250000元经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如前所述，在案证据及事实不足以证明2019年4月15日的《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转让的股份是明确指向被上诉人刘芙楠在金盛公司50%的股份，而2019年4月15日之后，亦没有证据显示上诉人邓婷婷与被上诉人刘芙楠双方就转让被上诉人刘芙楠在金盛公司50%的股份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时，根据被上诉人刘芙楠在本案所主张的事实，2019年4月15日的《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受到胁迫签订的。被上诉人刘芙楠2019年4月15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邓婷婷等人殴打及逼迫签订合作协议，2019年4月21日，被上诉人刘芙楠向公安机关陈述到：“我认为周密、邓婷婷两夫妻在当日用殴打他人手段胁迫我在合同上签字是无效的，这种手段相当恶劣，我要求公安机关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可见，即使被上诉人刘芙楠主张《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是转让其股份，但被上诉人刘芙楠在被迫签订协议后向公安机关的报案陈述，已明确表达了其对该份协议效力不予认可的意思表示。且双方于2019年4月15日后就股权转让款不断协商的行为，表明双方事实上已通过对股权转让价款作出新的意思表示而形成新的协商行为。被上诉人刘芙楠在向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报案后我就到县人民医院验伤，然后就办了住院手续。我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时我丈夫罗成亮就打电话给覃霞，（邓婷婷）叫覃霞转达给我33万元转让费到底转不转呢。当时觉得对方给的价格太低了还不想转，后来我想想对方那么厉害于是我同意33万元转出去给对方。后来我丈夫又打电话来说对方不愿意33万元转让费。我就跟罗成亮说算了。”上诉人邓婷婷在2019年5月13日向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她被打后在人民医院住院的第二天我和周密都到过医院看望过她……她当时提出以33万元的价格转让她所持有的金盛汽车销售公司的股份。”现因双方此后对股权转让价款协商不成，被上诉人刘芙楠又提出对《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250000元转让价款予以追认，并主张双方已对股权转让款为250000元达成一致意见，显然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在本案证据及事实不足以认定《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转让的股份是明确指向被上诉人刘芙楠的金盛公司的50%股份，且上诉人邓婷婷与被上诉人刘芙楠双方对股权转让价款未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刘芙楠请求上诉人邓婷婷按照《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50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0423民初693号民事判决； 驳回被上诉人刘芙楠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上诉人邓婷婷已预交），合计10100元，由被上诉人刘芙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卓慧 审 判 员 莫 芮 审 判 员 黄 俊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郭 琪 书 记 员 钟海婷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